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再14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
负责人：曹宏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春美，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临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迎春，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山东银座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临港经济开发区南区。
法定代表人：刘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迎春，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洪波，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座汽贸公司）、原审原告山东银座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座汽车俱乐部）、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终字第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作出（2016）鲁民再14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春美、被申请人银座汽贸公司与原审原告银座汽车俱乐部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到庭诉讼。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订立的《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在代理期间持续具备保险兼业代理资格。银座汽贸公司庭审中提交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颁发时间为2008年4月10日，而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仅能够证明2003年至2006年间，银座汽贸公司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而本案争议的时间在2006年至2008年，在此期间银座汽贸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因此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之间订立的涉案合同因银座汽贸公司的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丧失而无效。原审判决依据《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认定2006年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应向银座汽贸公司支付保险代理费没有合同依据。2.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共同确认的明细表与实际履行情况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中，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曾向法院提交收据、发票、退保凭证等一宗证据证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共同确认的明细表中错误的将部分退保费计入了投保明细中，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共同确认的明细表与实际履行情况明显不符，根本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3.对于银座汽贸公司认可的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保险代理费的数额外，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给银座汽贸公司的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二审时，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法院提交数张银行凭证，该银行凭证并不包含在银座汽贸公司所谓的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的保险代理费之内。二审法院也已查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之间并无其他任何经济往来。法院应当将该银行凭证计入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已支付的银座汽贸公司保险代理费限额之内。4.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无违约行为，不拖欠银座汽贸公司任何保险代理费。根据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2006年对账，2004、2005年业务合作中，有200万保费银座汽贸公司并未支付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只有在银座汽贸公司支付了保险费后才有权向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要求支付保险代理费。（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作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且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参加涉案合同的订立，并非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综上，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商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依法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终字第7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3.依法驳回银座汽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4.依法判令银座汽贸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银座汽贸公司辩称，（一）《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定，合法有效。2006至2008年间银座汽贸公司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二）银座汽贸公司一审中提交的明细表应当作为结算费用的依据。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所谓收据、发票、退保凭证等与本案无关。（三）银座汽贸公司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合法有据。按照公司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责任最终由总公司承担。最高院民诉意见中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规定是基于便民诉讼的原则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而非对银座汽贸公司的权利加以限制。原一、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再审法院依法维持。
银座汽贸公司与银座汽车俱乐部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3年11月，银座汽贸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同时银座汽贸公司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了《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银座汽贸公司指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为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山东商业集团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山东分行等职工所购车辆唯一保险人。由银座汽贸公司代理销售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保险单，代缴保险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同意给予银座汽贸公司保单保费优惠50%，其中8%代理费，保单保费的42%用于银座汽贸公司支付房租、工资、通讯等费用。另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承诺对投保车辆按私家车理赔方式现金支付赔款。其后，经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同意，银座汽车俱乐部协助银座汽贸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在银座汽贸公司履行了约定义务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代理手续费并处理相关保险理赔案件，严重侵害了银座汽贸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1.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与银座汽车俱乐部车辆保险手续费827966.96元；2.按照协议约定处理未结积压理赔案件，支付理赔款48086.83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22日，银座汽贸公司（甲方）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乙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三方约定，甲方为乙方购车员工提供大众品牌汽车价格优惠，乙方员工申请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的，由甲方代理在丙方投保汽车保险。另银座汽贸公司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了《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为：由银座汽贸公司指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为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山东商业集团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等职工所购车辆的唯一保险人。由银座汽贸公司代理销售天安保险的保险单，代缴保险费，保单及保险费发票由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提供。保费结算方式：保费按月结算，银座汽贸公司应建立代理业务台账，按月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核对代理业务明细，并于当月24日一次性全额交清保险费。代理费结算：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在收银座汽贸公司代理保险费后次月20日前向银座汽贸公司支付代理业务手续费，支付标准按其实收代理保险费8%执行，并建立代理费台账。协议有效期为五年。执行中需要变更或终止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对保单保费优惠50%（含代理费8%），保单保费的42%用于银座汽贸公司支付房租、工资、通讯等费用以保障双方及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所签署合作协议的执行，该两项费用一并于次月20日之前支付。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按私家车理赔方式处理所有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等单位职工购车保险，索赔相关材料经×××个人签字认可，明确赔款的唯一受领人为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等单位职工，由其现金支付赔款。
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为证明代为销售车辆保险手续费的主张向法院提交“天安保险公司2006-2007年度联通、工行商业险及交强险保费明细表”四份，分别载明“保险费499110元（商业险447660元，交强险51450元），已于2006年12月5日前全部结清”；“保险费373393元（商业险346081元，交强险27312元），已于2006年12月31日前全部结清”；“保险费314299元（商业险282724元，交强险31575元），已于2007年3月31日前全部结清”；“保险费188724元（商业险164574元，交强险24150元），已于2006年12月31日前全部结清”。提交“2007年12月18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90517元（商业险87787元，交强险1890元，车船税840元），已于2007年12月18日全部结清”；“2007年12月28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107433元（商业险104283元，交强险1890元，车船税1260元），已于2007年12月28日全部结清”；“2008年1月8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25264元（商业险25264元，交强险0元，车船税0元），已于2008年1月8日全部结清”；“2008年1月30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35526元（商业险35526元），已于2008年1月30日全部结清”；“2008年2月14日、27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10218元（商业险10218元），已于对应保费支付日期全部结清”；“2008年3月12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34939元（商业险34939元，交强险0元），已于2008年3月12日全部结清”；“2008年3月28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5279元（商业险5279元），已于2008年3月28日全部结清”；“2008年3月31日、4月1日、4月11日出单客户保险费用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19928元（商业险18218元，交强险1710元），已于对应保费支付日期全部结清”；“2008年4-6月银座保险费支付天安信息明细表”一份，载明“保险费22452元（商业险18842元，交强险3610元），已于对应保费支付日期全部结清”。银座汽车俱乐部、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均在上述明细表上加盖了公章。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提交2006年4月6日收据一份、2006年4月11日银行进账单一份；2006年4月30日收据一份、2006年4月30日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缴款人为银座汽车俱乐部，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按照50%的比例支付的代理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对银座汽车俱乐部协助银座汽贸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是认可的。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提交2006年7月7日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在2006年7月份最后一次向银座汽贸公司支付代理费。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为证明垫付的赔付款48086.83元的主张，向法院提交“天安保险公司赔案交接表”复印件，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认为系复印件，不予认可。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为证明其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提交“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一份，发证日期分别为2008年4月1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于2013年7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03年至2006年期间，银座汽贸公司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为证明其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提交2006年10月10日银座汽贸公司“关于敦请贵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的函”及2006年10月16日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回复，两信件内容均未提及关于诉讼请求的内容。2008年8月18日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的委托代理人杜迎春向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寄出律师函一份，要求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返还银座汽贸公司代理业务手续费及相关费用，该函加盖山东嘉孚律师事务所公章。
另查明，2004年9月27日，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变更登记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银座汽贸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银座汽贸公司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的《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且系自愿签订，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银座汽车俱乐部非合同的当事人，要求按合同约定主张业务代理手续费及垫付的赔付款，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故对其起诉予以驳回。银座汽车俱乐部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结算保险费的行为，系银座汽贸公司认可的代理行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银座汽贸公司履行的代理保险业务。银座汽贸公司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依据合同约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在收到银座汽贸公司结算的保险费后次月20日前支付代理业务手续费，据此银座汽贸公司主张业务代理手续费及相关费用合法有据。从银座汽贸公司提交的商业险及交强险保费明细表看，结算保险费时间分别为2006年12月5日、2006年12月31日、2007年3月31日、2006年12月31日、2007年12月18日、2007年12月28日、2008年1月8日、2008年1月30日、2008年2月、2008年3月、2008年4月、200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银座汽贸公司出示律师函证明其于2008年8月18日向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请求履行合同义务，应为诉讼时效中断，于2010年6月30日向法院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提交的2006年7月7日银行进账单不能确认为系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的代理费。银座汽贸公司交付的上述保险费共计1721372元（商业险1581395元，交强险139977元），其中商业险1581395元，按照50%返还为790697.5元，由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其支付，对于其过高主张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交强险的保险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辩称所签订的协议中未有书面约定，2006年7月1日后实施的交强险，该险费不应按比例返还。该院认为，交强险也是车辆保险中的险种之一，双方对交强险保险费的代理收取及返还未有约定，且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已将收取的交强险保险费交付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现银座汽贸公司主张按照4%返还，法院应予支持。银座汽贸公司主张垫付的赔付款，其提交的“天安保险公司赔案交接表”系复印件，交接表上没有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章，且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不予认可，法院无法确认，对于银座汽贸公司的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系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对其分公司的经营活动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一、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代为销售车辆保险费用790697.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代为销售车辆保险费用5599.0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三、驳回银座汽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银座汽车俱乐部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480元，由银座汽贸公司负担1480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负担11000元。
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均由银座汽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银座汽贸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虽然与银座汽贸公司签订了《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但是两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银座汽贸公司并未根据协议履行租赁房屋、招聘员工等开展具体的保险代理业务，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也没有给银座汽贸公司出具保险代理授权书。上述协议不仅没有履行，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还认为该两份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银座汽车俱乐部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结算保险费的行为，系银座汽贸公司认可的代理行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银座汽贸公司履行的代理保险业务。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明显错误，本案争议焦点是银座汽贸公司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的《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以及双方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银座汽车俱乐部属于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银座汽车俱乐部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之间结算保险费的行为，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签订的《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具有相对性，只能约束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和银座汽贸公司，不能约束任何第三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车俱乐部之结算保险费的行为，属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车俱乐部之间的法律关系，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无须向银座汽贸公司表示异议。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存在上述错误的基础上，其适用法律自然失去了合法的前提，银座汽贸公司起诉状中列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纯属增加诉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涉及的相关合同也是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所签，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在一审中亦积极应诉，不应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列主本案被告。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在2003年11月22日，甲方银座汽贸公司与乙方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丙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三方明确约定：甲方为乙方购车员工提供大众品牌汽车价格优惠，乙方员工申请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的，由甲方代理丙方投保汽车保险。甲方银座汽贸公司与乙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签订的《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第一条第3项约定甲方指定乙方为上述单位职工所购车辆的唯一保险人，甲方代理销售乙方保险单，代缴保险费。《补充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甲方即银座汽贸公司应按照乙方即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有关要求出具相应手续及单证，具体如下：保单及批改申请盖章；收到保费及其它费用后出据盖章收据。上述三份协议中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均以协议方的身份加盖其公司公章。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二审期间，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提交银座汽车俱乐部出具的收据、发票、银行凭证、退保凭证及其单方出具的对银座汽贸公司的回复等证据一宗，欲证明原审判决其应支付给银座汽贸公司的代为销售车辆保险费用数额不对，其与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并未最终结算，银座汽贸公司及银座汽车俱乐部经庭后核实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所主张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应支付的保险代理费依据的是双方加盖公章共同确认的明细表，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现提交的该宗证据均系发生于双方对账日期前，且提交的大宗发票复印件均没有加盖银座汽贸公司或银座汽车俱乐部的公章，与本案并无关联，故认定数额应以双方共同盖章确认的明细表为准。3.原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2004年9月27日变更名称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后又于2013年3月8日，变更名称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焦点问题系三份涉案协议的效力以及该三份涉案协议的履行主体和履行情况。
关于涉案协议效力的问题，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主张因银座汽贸公司不具有代为销售其公司保险的授权委托书、不能提交签订合同期间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兼营代理许可证、其工商登记的公司经营范围中未增设保险兼营代理业务，其在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兼营代理保险业务的特许资质，故涉案的三份协议均无效。对此，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的三份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对银座汽贸代为销售其公司保险的事宜，其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虽未向银座汽贸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但亦未提交能推翻与其协议书中约定授权事宜相反驳或其已收回授权委托的相关证据，在此种情况下，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未依据协议约定向银座汽贸公司颁发授权委托书应视为其未遵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行为，并不能证明银座汽贸公司不具备代其销售保险的授权。关于银座汽贸公司是否具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兼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问题，为证明上述情况，银座汽贸公司已提交2008年4月1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并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调查相关情况，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相关说明，证明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银座汽贸公司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抗辩因其未提交与该情况说明相对应的登记备案记录，故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二审认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作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其向法院出具的有关保险代理资质的情况说明，具有证明力，应当予以采信。银座汽贸公司是否将增加兼营保险代理业务的经营范围及时作出工商登记增设变更，并不构成涉案协议无效的理由。其次，涉案的三份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具备无效合同的法定要素，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主张涉案三份协议无效所依据的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并不属于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依此作为判定涉案协议效力的法律依据，故二审法院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协议是否履行及履行主体的问题。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主张其与银座汽贸公司签订的三份涉案协议均未实际履行，且银座汽贸公司提交的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业务往来单据均系银座汽车俱乐部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业务往来，与本案并无关联，银座汽贸公司与银座汽车俱乐部对此均不予认可，且银座汽车俱乐部在本案中明确主张其是代银座汽贸公司履行的涉案合同义务，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银座汽车俱乐部存在其它业务关系，因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亦不能提交能够证明自己主张的相关证据，故二审法院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另，关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在二审中主张一审判决认定其尚未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保险费用的数额错误，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因银座汽贸公司、银座汽车俱乐部不予认可，且其该项主张及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推翻双方加盖公章确认的计算明细，故二审法院对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以采信。
关于一审中是否应列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法律规定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作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鉴于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对此上诉，故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主文第四项“驳回原告山东银座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表述不当，二审法院予以变更。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商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商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三、驳回银座汽车俱乐部的起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2480元，由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负担。
再审中，依据银座汽贸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到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调取银座汽贸公司2006年至2008年3月期间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备案信息。2006年8月15日，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出具《关于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情况的说明》载明：“山东银座汽车贸易公司在2006年1月至2008年3月期间具备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对该份说明无异议。
再审中，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证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汇款或者转账给银座汽贸公司的款项金额为226万元，已经超过银座汽贸公司提交的明细表总额，不拖欠保险代理费。其中，在2006年12月26日后共有三笔付款。2006年12月26日，银座汽车俱乐部向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出具发票，付款事由为保险中介服务费，金额为255517.1元，2006年12月27日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车俱乐部汇款255517.1元。2007年1月9日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车俱乐部转账1038元，摘要为退保费。2007年2月13日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车俱乐部转账975元，摘要为退保费。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之间签订《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2.对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应当支付给银座汽贸公司的保险代理费的数额应如何认定。
关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之间签订《职工团体购车业务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上述协议签订及履行期间，银座汽贸公司均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因此上述两份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应当支付给银座汽贸公司的保险代理费的数额问题。首先，对于银座汽贸公司提交的保费明细表的效力问题。再审中，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主张，该明细表与实际履行情况不符。但针对该主张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并未提交明确的证据证实，且无法推翻双方加盖公章确认这一事实，因此，对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主张明细表不能作为确定案件的证据使用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保险代理费的数额问题。本案中，银座汽贸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保费明细单中，最早的一份明细单确认日期为2006年12月26日，根据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看，该日期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车俱乐部共付款三笔，其中2006年12月27日汇款255517.1元摘要为手续费。2007年1月9日向银座汽车俱乐部转账1038元，2007年2月13日向银座汽车俱乐部转账975元，摘要均为退保费。本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27日汇款的255517.1元，银座汽贸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系支付此前应当支付的保险代理费且该笔款项的数额大于2006年12月26日对账明细表中已经结清保费的50%，但是因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与银座汽贸公司未对此前支付的保险代理费进行对账，且从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看，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支付保险代理费并非严格依据双方共同确认的明细表进行支付。银座汽贸公司主张该笔费用系支付之前结清的保险费的代理费证据不足。鉴于该笔款项发生于2006年12月26日对账之后，汇款项目明确记载为手续费，同时银座汽车俱乐部向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出具发票上记载的付款事由为保险中介服务费，因此该笔付款应当视为2006年12月26日保费明细表出具之后，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贸公司支付保险代理费，原审法院对该数额未予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向银座汽贸公司支付的保险代理费应当为790697.5元-255517.1元=535180.4元。对于2007年1月9日及2007年2月13日的两笔付款，付款项目载明系退保费，因此，对于该两笔付款，不能认定为支付的保险代理费。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天安财保山东分公司部分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终字第72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商终字第7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维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商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四、变更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商初字第9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支付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代为销售车辆保险费用535180.4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480元，由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705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担7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480元，由山东银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705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担77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爱云
审 判 员 滕建国
代理审判员 苏 瑁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权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