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初字第5199号
原告麦安杰（GlenKelvinMcAnulty），新西兰国籍，男，1970年3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朱涛，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博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8号院1幢104室。
法定代表人陈德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康明，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雷潇，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盛风尚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39号1号楼B1层BSB—2号。
法定代表人张冬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康明，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雷潇，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麦安杰与被告北京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盛公司）、被告国盛风尚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麦安杰之委托代理人李博雅，被告江盛公司、国盛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雷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麦安杰诉称，2012年1月3日，原告入职被告江盛公司任职公司总经理，江盛公司为原告办理了外国人就业证，并从当月开始为原告交纳各项社会保险，并由被告江盛公司向原告支付工资和住房补贴，工资标准人民币156450元/月，住房补贴为人民币45000元人民币/月。
双方劳动关系建立后，被告江盛公司未与原告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在为原告办理外国人就业证之前，原告曾通过邮件的形式向新加坡国浩公司人事总监要求确认与被告江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与并办理外国人就业证，之后被告江盛公司仅为原告办理了外国人就业证，但未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原告担任的职务是被告江盛公司的总经理，但具体工作内容涉及了两个被告公司的业务。
2012年5月，原告通过被告江盛公司向新加坡国浩公司提出了休假的申请。对此，新加坡国浩公司以邮件的形式回复原告表示如果两个被告公司没有其它重大工作的安排，原告的休假申请是被允许的，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
2012年6月29日，原告收到了新加坡国浩公司发送的关于与原告劳动关系解除的邮件通知。2012年8月7日，新加坡国浩公司再次向原告发送邮件就原告就离职结算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具体包括原告离职后的返程路费、个人物品托运、子女学费、医疗保险、年假工资（72207.69元）、2012年6月份的工资、个人所得税、未报销费用（193716.03元）、中国签证文件等事项。
原告对于上述新加坡国浩公司要求原告2012年6月29日解除劳动关系的邮件虽然存有异议，但由于没有有效的救济方式，只能被动的认可。原告按照新加坡国浩公司邮件的要求实际工作到2012年7月。
截止到2012年6月29日，被告江盛公司始终未按照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要求与原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所以应当向原告支付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原告的住房补贴和工资标准虽是原告与新加坡国浩公司在海外的合同中约定的，但实际在中国境内均由被告江盛公司支付。
在原告在担任被告江盛公司总经理期间，又被江盛公司安排到被告国盛公司处工作，且在此期间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都是由被告国盛公司实际报销，这些费用已经得到了新加坡国浩公司的确认，故此部分仍应由被告国盛公司予以报销。
原告曾就上述事实、理由以二被告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但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了原告的申请，现原告对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
1、被告江盛公司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
2、被告江盛公司支付原告2012年5月至6月住房津贴90000元（2012年5月、6月45000元*2，与江盛公司约定的基数，且前四个月按照此基数支付）；
3、被告江盛公司支付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原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72207.69元（新加坡国浩公司向原告发送邮件确定了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原告虽工作不满一年，但休假的权利系新加坡总公司给付原告，曾经休过3日，公司确认还有7日未休）；
4、被告江盛公司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31588.64元（该请求应为156450元的月薪*5个月，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原告在仲裁时多请求了一个月，在中国境内无书面合同约定，但有协商邮件确认）；
5、被告国盛公司为原告报销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工作中发生的电话费、差旅费80372.02元（报销的依据为江盛公司将原告派到国盛公司工作，原告认为江盛和国盛为关联公司，应理解为原告在海外与国浩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国浩公司以派遣函的形式将原告派往国内的江盛公司工作，但对此派遣原告并未与国浩公司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亦未在派遣函上签字表示接受，后原告前往江盛公司入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江盛公司为原告办理了外籍人员就业证明，并向办理机关提供了不真实的劳动合同。双方也就劳动报酬进行了约定，并达成一致意见。且由江盛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但一开始原告在江盛公司便被指派到被告国盛公司工作，直至原告与江盛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所有的工资由江盛公司支付，住房津贴亦由江盛公司支付，国盛公司仅承担报销工作费用的义务，且只支付了一部分，以上情况原告认为其与江盛公司系存在中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范畴内的劳动关系，国盛公司仅系实际用工单位，此工作状态以及情况，系海外总公司分别与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6、诉讼费二被告公司负担。
被告江盛公司辩称，2011年12月7日，新加坡国浩公司向原告发出《任命函》，任命其为国浩公司首席执行官，原告于2011年12月13日签署了该《任命函》。双方约定，原告将于2012年1月3日开始工作，并将立即被派遣到中国；原告每月基本工资为人民币223500元，试用期为6个月，该函件适用新加坡法律。
2012年1月3日，新加坡国浩公司向原告发出《派遣函》，将原告派遣到第二被告国盛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该函件主要内容与《任命函》一致：约定原告的派遣期限自2012年1月3日起；原告的月薪工资由新加坡国浩公司每月支付67050元，由被告国盛公司支付156450元，该函件亦适用新加坡法律。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需要办理《外国人就业证》。为了给原告办理在中国境内的就业证，新加坡国浩公司安排其在中国境内的关联企业即第一被告江盛公司为原告准备了日期为2012年1月3日的劳动合同文本即江盛公司的《劳动合同书》，原告当时未在该合同文本上签字，而是江盛公司人事部门在《劳动合同书》中标注了原告姓名后送交相关部门审批。后，原告获得了相应就业证。
原告自2012年1月3日起至2012年6月29日期间，依照《任命函》和《派遣函》的约定，担任新加坡国浩公司首席执行官，并被借调到被告国盛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原告的工资由新加坡国浩公司与被告江盛公司按照约定发放，其中被告江盛公司应支付部分也需要上报至国浩公司审批，并实际由国浩公司承担。
2011年12月21日及2012年4月1日，新加坡国浩公司分别向原告一次性发放了全年度的医疗保险费及子女学费津贴合计429600.03元。
2012年6月29日，因为原告在6个月试用期内的表现不符合岗位要求和录用条件,新加坡国浩公司因此依据《任命函》的相关约定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在中国的派驻也因此终止。
对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1、被告江盛公司认为其与原告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江盛公司无需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
首先，如上所述，原告于2011年12月13日签署了《任命函》，与新加坡国浩公司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任命函》及《派遣函》的约定，原告的职务为新加坡国浩公司首席执行官，后被借调到中国工作。原告的工资依据上述函件的约定发放，原告的其他权利义务也均符合该等函件的内容。因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是新加坡国浩公司，任何有关此劳动合同的争议应当按照《任命函》和《派遣函》的约定，在新加坡适用新加坡法律来解决。
其次，即便是按照相应的中国法律法规来看，原告与被告江盛公司也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所称其与江盛公司的劳动关系也并不符合上述第二、三项的规定。原告并不受被告江盛公司的劳动管理，根据《任命函》及《派遣函》的约定，原告负责国浩公司不定期向其分配的工作，并汇报给国浩公司；事实上，原告并未在江盛公司担任任何的职务或从事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江盛公司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公司，而原告在国盛公司的工作则以零售贸易为主，因此原告并没有提供“构成江盛业务组成部分”的服务。
第三，原告在中国曾有多年工作经验，其对于中国有关外国人就业管理的规定是明知的，尤其是有关就业证问题，因此，原告对于江盛公司《劳动合同书》只是形式文件这一点是清楚的。在原告2011年12月7日致国浩中国(总部)人力资源总经理TommyNgYewChy先生的邮件中，原告明确承认“关于我在中国工作一事,我认为我们可以办理一份可获得就业证的在中国的劳动合同，或者一份没有就业证但有90天签证有效期的顾问协议。这两种方式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们需要确定哪个更好。”而新加坡国浩公司也正是根据原告的建议，才指令国浩公司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江盛公司用“劳动合同”的形式为原告办理了就业证。
2、被告江盛公司不向原告支付房屋租赁补贴
根据《任命函》附件B第1条的约定，在派驻中国期间，新加坡国浩公司应当每月向原告支付45000元人民币的房屋租赁补贴。事实上，国浩公司的确安排被告江盛向原告支付了2012年1月至4月的房租租赁补贴，而5月至6月共计90000元人民币的补贴尚未专门支付。但是，国浩公司已于2011年12月21日及2012年4月1日分别向原告一次性支付了一年期的医疗保险费及子女学费津贴共计共429600.03元，而原告只实际为国浩公司工作了6个月，故此部分津贴的一半即214800.02元原告应当返还给国浩公司，原告主张的5月和6月的房屋租赁补贴应当从该津贴余款中抵扣。
3、被告江盛公司不同意向原告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如上所述，原告与新加坡国浩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受新加坡法律管辖，任何与之有关的争议都应该在新加坡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解决，人民法院对本案争议没有管辖权，原告也不应该按照中国劳动法中关于未休年假的相关规定来主张。
4、被告江盛公司不同意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如上所述，原告与新加坡国浩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江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被告江盛公司无须与原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无须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即便法庭认为被告江盛公司应当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原告的请求数额也存在计算错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因此，应当计算期间未2012年2月4日起至2012年6月29日为止，具体数额为766605元。(以上分析仅是假设前提并不代表被告认可原告的主张)。
5、被告江盛公司不同意负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也丧失了事实基础，原告应自行承担该费用。
被告国盛公司辩称，事实部分同被告江盛公司答辩意见，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意见为：
1、被告国盛公司不同意支付原告报销费用。
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国盛公司曾就相应报销费用对原告作出过承诺；事实上，国盛公司也从未就上述报销费用向原告作出过任何支付的承诺。同时，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明明确该等报销费用明细。因此，被告国盛公司无法发表具体的答辩意见。
此外，根据《任命函》附件“商务费用报销”的约定，新加坡国浩公司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批准原告提交的任何被视作不合理的费用或并非为了促进公司的业务和利益而发生的费用；并且，所有报销需要事先经过部门主管的批准。因此，是否批准报销费用属于新加坡国浩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国浩公司及其他有报销费用批准权限的部门有权依据公司的相关规定决定是否批准报销费用的请求。更重要的是，报销费用并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所以，原告的这项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被告国盛公司不同意负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也丧失了事实基础，原告应自行承担该费用。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7日，新加坡丰隆集团成员企业新加坡国浩房地产零售管理有限公司为原告出具《关于任命您为国浩房地产零售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函》，为原告提供了新加坡国浩房地产零售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SM4级），每月基本薪水223500元，试用期6个月。该函件第12条海外派遣载明“您立即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被海外派遣至中国，为避免歧义，本劳动协议下的所有条款均适用新加坡法律。2011年12月13日，国浩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QUEKCHEEHOON和原告在上述函件上签字。
同日，原告还在上述函件的附件A与附件B上签字确认。附件A内容为医疗和健康保险、年度体检、团体定期人寿与团体个人意外保险、年假、培训资助、商务费用补贴、媒体关系、电子邮箱政策、利益相关声明。附件B内容为房租租赁补贴（每月45000元）、汽车/司机、家庭旅行、私人物品的递送、个人税收所得、子女教育（2名子女教育费34万每年）、社会保险。
2012年1月3日（文件日期笔误写为2011年1月3日），国浩集团向原告再次发出函件，通知原告被派驻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国盛风尚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为国盛（北京）位于北京的办公室或国浩公司在派驻国有业务营运的地点。派驻期为2012年1月3日至2014年1月2日。职位是国盛公司总经理，薪酬同2011年12月7日的约定，每月由国盛（北京）公司支付156450元、新加坡国浩公司支付67050元，海外派驻条件同2011年12月7日附件A与附件B内容一致。该函件第15条完整协议载明“本协议书包含了公司与你之间关于派驻达成的完整协议，取代之前公司与你达成的所有一致意见和共识，除非有经公司和你适当授权的代表的书面指示，本协议不得更改。；第16条合同（第三方的权利）法案载明”不是本协议书的当事人和个人无权享有合同（第三方的权利）法案，新加坡第35B章确保本协议条款的效力；第17条适用法律载明“本协议书应当接受新加坡法律的管辖、指导并符合新加坡法律。国浩集团主席、首席执行官QUEKCHEEHOON在函件上签字，但原告未在接受及确认理解本协议书列示的所有上述条件和条款处签字。
对于没有签订2012年1月3日函件的情况，原告表示其虽然接受国浩集团的任命及派遣前往中国北京工作，但并未就入职国盛（北京）公司与国浩公司达成一致协议，随后国浩公司又派遣原告入职北京江盛公司。原告在入职江盛公司后，江盛公司又安排原告到国盛公司工作。二被告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根据原告从事零售业的从业经历，国浩公司不可能将其派至从事房地产的北京江盛公司工作，坚持认为虽然原告并未在2012年1月3日函件上签字，但其按照国浩公司的要求来到中国北京，并在北京实际入职国盛（北京）公司。
诉讼中，二被告公司提交了2012年1月3日江盛公司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该合同性质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1月3日起算，约定原告担任江盛公司商业总监，岗位级别为SM4。该合同落款处加盖了江盛公司的公章，并有原告姓名（英文）字样的签字。对此，二被告公司表示此劳动合同不是江盛公司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为原告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的申报材料，同时二被告公司认可该合同上原告姓名（英文）字样的签字不是原告本人书写。对此，原告认为这份不真实的劳动合同正好反映了原告在江盛公司任职，但双方并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的事实。
另查，二被告公司提交了国浩集团人力总监TommyNgYewChye2011年12月7日向原告发送的邮件，内容为“你好，GLEN你将被借调到中国并不像你受一家新加坡公司雇佣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利用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公司来为你申请工作许可。我们内部目前正在研究细节问题，并尽快回复你。收到上述邮件后，原告即回复了邮件，内容为“好的，谢谢，请告诉我你想在中国采用的构架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办理一份可获得就业许可证的在中国的劳动合同，或者一份没有就业证但有90天签证有效期的顾问协议。这两种方式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求确认哪一种更好。”对此，二被告公司认为原告知晓外国人在中国工作需要取得就业许可证，且对此有熟悉的认识，进而证明原告认可以江盛公司名义为其办理就业许可证以使其顺利的在国盛公司任职，江盛版的劳动合同只是办理就业证的程序性文件。对此，原告对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表示利用什么形式办理就业许可证与和履行法定义签订劳动合同并不相关。
诉讼中，原告提交了本人的外籍人员就业许可证，该证件有效期自2011年11月14日至2012年11月14日，并显示原告工作单位为被告江盛公司，职务为商业总监。
又查，原告称被告江盛公司向原告支付了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的工资与2012年1月至2012年4月租房补贴，具体工资数额为：2012年1月149338.64元、2012年2月至2012年6月156450元/月；具体租房补贴数额为：45000元/月。对此，被告江盛公司对向原告付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这些付款行为实际上是由新加坡国浩公司通过江盛公司向原告支付的双方在新加坡建立的劳动关系项下的工资和租房补贴，并提交了国浩公司内部工资审批手续加以证明。除此之外被告江盛公司还提交了国浩公司《工资付款凭证》，证明除上述以被告江盛公司支付的工资外，国浩公司还在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向原告支付了双方在新加坡建立的劳动关系项下工资的剩余部分，既67050元/月。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表示与本案无关。被告江盛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的社会保险。
再查，原告提交了2012年5月、6月的租房发票以及未报销的差旅费、电话费票据，上述票据均已经过新加坡国浩集团首席执行官QUEKCHEEHOON签字确认。对此，二被告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此费用的争议应在新加坡适用新加坡法律处理。
诉讼中原告称，2012年5月其向新加坡国浩公司发送邮件申请休假，新加坡国浩公司回复如果二被告公司没有重大工作安排，原告的休假申请是被告允许的，但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但2012年6月29日，新加坡国浩公司却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邮件。对此，原告表示由于没有救济的方式，所以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2012年8月7日，国浩公司再次向原告发出邮件，确认原告工作的截止日期为2012年6月29日，并就路费、个人物品托运、子女学费、医疗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团体定期人寿保险、年假、2012年6月工资、个人所得税、未报销费用、中国签证文件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说明。该邮件结尾部分表述为“你应该返还公司的子女学费及医疗保险费共计219495.1元。请与CAROLYN联系，并于2012年8月22日前返还。只有你清偿所有债务后，公司才会支付给你年假期间的折算工资，未报销费用、离职路费及个人物品托运费用。对此事实，二被告公司表示认可，且表示与上述邮件确认内容相关的争议，均应按照原告与国浩公司劳动合同的约定，在新加坡适用新加坡法律进行解决，原告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且原告关于租房补贴、休假工资的主张应在原告向国浩公司返还子女教育费、保险费后提出或与国浩公司应支付款项中抵消。对此，原告认可上述邮件的真实性，但表示与本案无关。
还查，原告曾以二被告公司为被申请人、第三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申请请求与本案一致。2013年2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仲字（2012）第3589号裁决书，认定原告与江盛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原告的申请请求。裁决后，原告不服，向本院起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确认原告是否享有合法的用工及诉讼主体资格，本院函至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征询发证机关对被告江盛公司以非原告本人签字的《劳动合同书》为原告办理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的效力及相关问题。对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派北京市外国专家与外国人就业事务中心回函表示，江盛公司2012年1月31日为麦安杰办理变更单位申请，其中劳动合同上有原告的签字，申请材料符合要求，属于正常业务受理，就业证有效。但江盛公司在上述过程中提供的劳动合同非麦安杰本人书写，属于提交虚假资料的违规行为，麦安杰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失效，北京市外国专家与外国人就业事务中心将予收回并对江盛公司作出相应处罚。外国人不得在其工作证件标注的单位以外的地点工作，麦安杰与江盛公司、国盛公司均涉嫌违规。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作出处理。
上述事实，有2011年12月7日《任命函》、2012年1月3日《派遣函》、江盛版《劳动合同书》、外国人就业证、原告社会保险缴纳查询单、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2012年1月至6月国浩公司《工资付款凭证》、《外籍人员工资明细表》、租房发票、查旅费发票、电话费票据、原告与国浩公司往来邮件、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京西劳仲字（2012）第3589号裁决书、北京市外国专家与外国人就业事务中心“关于麦安杰劳动争议一案的复函”谈话笔录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须为该外国人申请就业许可，经获准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下简称许可证书）后方可聘用。”外国人在发证机关规定的区域内变更用人单位但仍从事原职业的，须经发证机关批准，并办理就业证变更手续。外国人离开发证机关规定的区域就业或在原规定的区域内变更用人单位且从事不同职业的，须重新办理就业许可手续。”
本案中，首先，原告被新加坡国浩公司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作，履行的是其与新加坡国浩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系依据新加坡法律签订，并有明确约定按照新加坡法律解决、处理争议；其次，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职期间实际工作处所为被告国盛公司，与被告江盛公司为其办理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变更登记服务处所记载不符，原告与二被告公司均涉嫌违规；第三、被告江盛公司在为原告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单位变更申请中，向审批机关提供了非原告本人签字的虚假劳动合同，属于违规行为，原告就业许可证失效，审批机关将于收回。根据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因原告持有的就业许可证在办理变更申请过程中存在提交虚假材料、登记与实际服务处所不一致等多项违规行为，导致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新加坡国浩公司劳动合同期间未取得合法的主体资格，不能与二被告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故对其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在本案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麦安杰（GlenKelvinMcAnulty）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麦安杰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肖成效
代理审判员 吴正坤
人民陪审员 周建祯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曹巧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