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15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景旺，男，1938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坚，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第一机床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王玮，厂长。
委托代理人庄思墨，女，1983年4月2日出生，北京第一机床厂人力资源部员工关系主管。
委托代理人时永禄，男，1954年1月15日出生，北京第一机床厂退休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杨景旺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第一机床厂（以下简称机床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9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2日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峙担任审判长，法官王天水、法官田璐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景旺在一审中起诉称：杨景旺原是机床厂加工车间四段（轴段）职工，家住机床厂家属宿舍。1965年10月，杨景旺从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和机床厂车工（方启蜓）对调，分配到加工车间（轴段）。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景旺被机床厂里的造反派打成“5.16”分子、富农狗崽子，被遣送回老家，但并没有和机床厂解除劳动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景旺多次找机床厂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机床厂离退休办公室主管时永禄对杨景旺讲，“厂里7000多人，你的个人档案没有找到，对你的事情厂里需研究后给你答复”。但在杨景旺60岁退休前，尽管杨景旺十余次找机床厂交涉，机床厂均没有给杨景旺恢复工作，也没有给杨景旺办理退休手续。60岁之后至今，杨景旺仍旧不放弃希望，不厌其烦的找机床厂解决此事，机床厂虽然也多次找劳动局协商解决杨景旺的问题，但至今仍没有解决。杨景旺本是机床厂的正式职工，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诬陷为“5.16”遣送回乡，但机床厂并未与杨景旺解除劳动关系，机床厂以杨景旺档案丢失为由拒绝给为杨景旺恢复工作，不给杨景旺办理退休手续，致使杨景旺在身患残疾的情况下，70多岁的人至今没有生活着落，仅靠儿子接济度日。杨景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2014年6月30日将机床厂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劳动仲裁委）。当日，朝阳劳动仲裁委向杨景旺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为了维护杨景旺的合法权益，杨景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杨景旺与机床厂在1965年10月至1998年6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机床厂为杨景旺恢复职工人事档案；3.机床厂为杨景旺办理退休手续，保险手续；4.诉讼费由机床厂承担。
机床厂在一审中答辩称：杨景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此外，杨景旺的第2、3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机床厂已经与杨景旺于1968年解除了劳动关系，此后，杨景旺亦未向机床厂提供过劳动，也未到机床厂处询问过档案的事情和主张过权利，杨景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杨景旺称在2014年之前找过机床厂要求解决工作等问题，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机床厂只认可双方于1965年10月至1968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杨景旺系北京市城镇居民。机床厂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杨景旺于1965年10月通过工作调动方式从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调入机床厂加工车间工作。1968年5月，机床厂将杨景旺遣返回原籍。1968年5月后，杨景旺未再为机床厂提供劳动，机床厂亦未向杨景旺支付劳动报酬。
一审庭审中，杨景旺向该院提交了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12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与仲裁申请书。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杨景旺还向该院提交了机床厂于2014年3月10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欲证明：1.杨景旺与机床厂有劳动人事关系；2.1968年杨景旺被机床厂遣返还乡的事实；3.机床厂在“迁返”杨景旺后并没有与杨景旺解除劳动关系；4.杨景旺到机床厂处找过档案的事实。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证据上写有“原我厂职工杨景旺”的字样，说明当时机床厂出具证明的时候杨景旺与机床厂已经没有劳动关系了，杨景旺与机床厂的劳动关系终止于1968年5月，此外，该证据无法反映出杨景旺曾经与机床厂多次联系的情况。杨景旺为了证明：1.杨景旺生活困难，没有生活来源，到街道申请过低保；2.由于机床厂没有提供个人档案，无法办理低保的事实，向该院提交了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科学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学园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5月29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另，杨景旺为了证明机床厂协助过杨景旺办理低保手续，但是因为机床厂说档案找不到所以没办成低保的事实，向该院提供了科学园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该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当时双方都在场，科学园社区居委会并没有提供低保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也未提供接下来的处理意见。杨景旺还向该院提交了杨景旺的残疾人证复印件，欲证明杨景旺属于肢体残疾四级。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并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杨景旺为了证明杨景旺在机床厂有工作人事关系，同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返的事实，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杨景旺与机床厂协商解决未果的情况，向该院提交了潘×的书面证言复印件。机床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另外，杨景旺证人潘×到庭，欲证明杨景旺在机床厂处工作的事实以及其与杨景旺系同事，也是邻居，杨景旺在问题处理过程中，找了机床厂很多次，杨景旺说与时永禄主任多次交涉，其就是在杨景旺与机床厂之间负责联系、处理相关事务。当时机床厂的时主任曾说杨景旺的档案问题无法解决，机床厂去北京市劳动局多次都无法办理档案问题。时主任当时称：“杨景旺年纪大，别主动说，等他主动问。”大概2014年3月份或4月份，杨景旺询问事情的解决情况，其告诉杨景旺：“情况不乐观，时主任年岁也大了，去了劳动局跑了三趟也没办下来。”此后，杨景旺仍然找个人档案，但是仍然不能解决。杨景旺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认可，并称证人所述与事实相符，与书面证言也一致，证明了机床厂一直在处理此事，从侧面证明了杨景旺与机床厂之间是有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是在1995年实施的，杨景旺1995年之前与机床厂之间是在特殊年代下存在的劳动关系。机床厂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并称正因为杨景旺是机床厂以前的员工，所以才处理其遗留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现在是机床厂的职工才处理的，1968年后杨景旺与机床厂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了。
一审庭审期间，机床厂向该院提交了离厂人员名册，欲证明杨景旺已于1968年5月因“迁返”离厂，1968年5月之后至今没有与机床厂联系，也没有给机床厂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劳动。1968年5月之后杨景旺与机床厂不存在任何关系。杨景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称当时杨景旺确实是被“迁返”了，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景旺与机床厂之间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且当时这种“遣返”是不合法的，从劳动法上来讲，双方也并没有解除劳动关系，而且该证据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材料，是非法的，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同时，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杨景旺没有和机床厂联系过，以及无法证明杨景旺没有给机床厂提供过劳动，杨景旺曾经多次找机床厂。机床厂还提交了杨景旺向机床厂提交的情况说明，欲证明杨景旺已于1968年5月“迁返”离厂，1968年5月之后至今没有与机床厂联系，也没有给机床厂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劳动，而杨景旺一直从事报刊亭工作。杨景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2013年机床厂让杨景旺书写一份情况说明，杨景旺从1979年就一直联系机床厂，直到2013年机床厂让杨景旺写了一份说明。机床厂还向该院提供了科学园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3月17日出具的证明，欲证明杨景旺2014年3月才向机床厂主张查询档案材料的情况，杨景旺的诉讼请求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杨景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2014年3月其主张的是办理退休手续，而不是查找档案，并不是档案纠纷问题，但是后来单位解决退休问题的时候说通过办理低保解决，办理低保就涉及到档案问题。
另查，杨景旺于2014年6月30日将机床厂申诉至朝阳劳动仲裁委，要求：确认杨景旺与机床厂存在劳动关系，即1965年10月入厂至1998年6月19日退休；机床厂为杨景旺恢复职工人事档案，办理退休手续，保险手续，补发1998年以后的退休工资，按1998年退休至今共计288000元；诉讼费由机床厂承担。当日，朝阳劳动仲裁委向杨景旺出具了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12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杨景旺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杨景旺主张其于1965年10月通过工作调动方式从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调入机床厂加工车间工作。1968年5月，机床厂将杨景旺遣返回原籍。机床厂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并认可在1965年10月至1968年5月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该院对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另，因历史原因，自1968年5月后，杨景旺未再为机床厂提供劳动，机床厂亦未向杨景旺支付劳动报酬。根据上述事实，该院认为，杨景旺与机床厂在1968年5月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现杨景旺要求确认杨景旺与机床厂在1968年6月至1998年6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因依据不足，故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杨景旺要求机床厂为其恢复职工人事档案以及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保险手续的诉讼请求，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该院对杨景旺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景旺与北京第一机床厂于1965年10月至1968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杨景旺的其他诉讼请求。
杨景旺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杨景旺与机床厂自1965年10月至1998年6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责令由机床厂承担诉讼费。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杨景旺与机床厂的劳动关系未经合法解除，不应认定双方在1968年6月以后不存在劳动关系。杨景旺是在1965年10月从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与机床厂职工对调后，进入到机床厂加工车间工作，双方由此建立了劳动关系，在当时杨景旺与机床厂之间的劳动关系没有固定期限，劳动者只要不违法违纪，企业就不能单方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虽然杨景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强行剥夺了在厂里劳动的权利，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和无效的，更不能作为机床厂与杨景旺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2.1968年6月之后直至本案起诉前，杨景旺一直在找机床厂协商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回厂里上班。但机床厂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不恢复与杨景旺之间的劳动关系，对此杨景旺在一审开庭时已向法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请二审法院予以明查。3.杨景旺自1968年6月起至1998年6月止，虽然没有在机床厂处上班，主要系因机床厂拖延阻挠所致，杨景旺本人并无过错。在杨景旺多年与机床厂的交涉、协调过程中，机床厂一直不表态是否同意与杨景旺恢复中断的劳动关系，致使此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综上所述，杨景旺认为其与机床厂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经过合法的手续解除，只是中断，中断的原因系由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原因所致，机床厂一直故意拖延恢复与杨景旺中断的劳动关系，是造成杨景旺目前76岁高龄却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及生活来源的主要原因。杨景旺系残疾人，陷入困境后无力自扶，只能寻求法律给予帮助，故请二审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机床厂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杨景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发表答辩意见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杨景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京朝劳仲不字（2014）第0123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明、残疾人证、离厂人员名册、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杨景旺与机床厂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机床厂认可其与杨景旺在1965年10月至1968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予以确认。关于杨景旺要求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至1998年6月19日的主张，因基于历史原因，自1968年5月，杨景旺未再向机床厂提供劳动，机床厂亦未向杨景旺支付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1968年5月之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因此，对于杨景旺要求确认在其与机床厂于1968年6月至1998年6月1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市第一机床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景旺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峙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代理审判员 田 璐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唐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