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91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1952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大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29年7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48年1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2，男，1950年7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3，女，1954年11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4，女，1960年8月13日出生。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某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4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马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争议拆迁安置所得某安置房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号）实际属于马某所有是明确的事实。1977年分家单已经明确争议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村某号院宅基地及房屋归马某所有。2015年张某签署声明书，是对某号房屋物权归属的明确确认。张某的代理人在一审对房屋测绘示意图和房屋权属指认书质证环节，明确表明65.34平米确实不是张某实际所有，结合分家单和声明，该65.34平米是马某所有。本案涉及的声明和家庭协议均是由张某1和蔡某为中间人，他们的证明力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就家庭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家庭协议一部分是就张某的赡养作出安排，另一部分是就拆迁所得的房屋和补偿作出安排，一审法院认为该家庭协议的性质就是分家析产协议，这是明显错误。被拆迁房屋是属于马某所有，该协议是属于赠与协议的性质，而不是分家析产协议的性质。
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双方于2016年1月10日达成的《家庭协议》的第一条、第七条；2、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和马某5共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长子马某1、次子马某2、三子马某、长女马某3、次女马某4。1977年11月10日，因家中子女不和，在证明人胡某、陈某、朱某、李某、蔡某1的见证下，张某、马某5、马某1、马某2、马某签订《分家单》，确定老房子三间石板房及相应宅基地归马某所有，马某1、马某2另行建造房屋，并分得木料、水泥、白灰等，马某支付房屋折价款给马某1、马某2。张某和马某5在此次分家中没有保留房屋和宅基地，在分家完毕后，选择和马某一起居住生活。2009年9月，马某5去世。1979-2012年，马某陆续将自己分得的房屋石景山区某村某号原北房石板房三间重建，又新建、扩建东房、西房、后院房屋等，共计形成15间房屋。2015年9月，石景山区某村某号遇国家征收。根据当时的规定，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每个被征收人按人头享有最少10万元搬迁奖励。自分家以来，马某和张某一起生活，一家人生活的并不富裕。为了合理利用征收政策，使张某晚年生活的条件更好一些，马某与张某商定：马某将自己所有的房屋一部分（65.15平方米）使用张某的名义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期合理增加征收奖励费10万元。为了明确此一安排下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及签订协议后获得的房屋补偿、货币补偿归属，张某特意于2015年11月3日签署《声明书》，确认“此次拆迁所得的房屋置换补偿、货币补偿，均归三子马某所有，与其（他）人无关”。2015年11月4日，马某代表张某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编号为某的《某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获得置换性房屋一套，即某号，获得补偿款若干，获得奖励费10万元。后征收完成，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项下奖励费增加至30万元。2016年1月7日春节前，张某提出想回其侄子家走亲戚，马某遂将张某送至其侄子张某3处，即石景山某宿舍锅炉房院内。张某于此时提出，用其名义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项下房屋补偿和货币补偿都归张某，不然不回马某处了。张某的这一要求让马某感到很突然，因为近40年来，张某和马某一起生活，感情一直很好。马某感觉虽然兄弟姐妹间素有不和，张某作为母亲可能有其他考虑，但此一要求实在不能认同。因此时临近春节，张某又是87岁高龄，其外甥女蔡某、侄子张某1、张某4、张某3作为中间人多次找马某商量如何解决老人的关注，让老人尽快回家过年。2016年1月10日，张某通过中间人承诺说，只要马某签署《家庭协议》，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项下房屋补偿和奖励款都归张某，张某再以遗嘱的形式确认百年后，房屋和款项留给马某，这样让马某没有损失。《家庭协议》不能体现遗嘱的安排，因为怕其他子女不愿意签了，遗嘱可待《家庭协议》签署后，再安排签署。马某考虑到张某已是87岁高龄，最好能尽快解决，别让老人身体出现问题，况且，又快春节了，张某在别人家里，也是给人添麻烦，就同意了中间人的安排。2016年1月10日，在石景山某宿舍锅炉房院内，马某、马某1、马某2、马某4、张某在中间人蔡某起草的《家庭协议》上签字，证明人为蔡某、张某1，当时还有张某3、张某4在场。该《家庭协议》第一条、第七条约定，某项目安置房某单元某号房屋归张某所有。《家庭协议》签订后，张某和马某回到马某家。2016年2月底3月初，马某按照与张某的约定，委托蔡某找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安排张某签署遗嘱事宜，张某一开始表示同意，但居委会工作人员联系完毕后，又突然拒绝。蔡某和张某1等反复找张某做工作，要求按约履行，均遭拒绝。2016年4月初，马某1将张某接走，安排到石景山区海特花园某楼某室居住。马某认为，《某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指被征收的某村某号65.15建筑平方米房屋明确是马某所有的房屋，虽然用张某名义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但该协议下所得征收补偿，包括房屋和货币均应为马某所有，对此与张某有约定在先。虽签订《家庭协议》确定安置房归张某所有，但该约定属于赠与性质，马某作为赠与人有权在赠与完成前撤销赠与。且该《家庭协议》中的相关条款系在张某欺诈下签署，非马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家庭协议》第一条、第七条若得到实施会侵害马某的根本利益，显失公平。故请求撤销该约定。
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3、马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不认可马某的诉讼请求。涉案房屋属于张某所有，也是张某签订的拆迁协议，协议上被征收人明确标注为张某。家庭协议是分家析产协议，非马某所说的赠与协议。声明是遗嘱，非马某所称的确权行为。1977年分家单第一条北石板房三间是分给马某的，本案拆迁的是西房2间和其他房屋，这些房屋是由张某出资建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与马某5（2009年死亡）系夫妻关系。马某1、马某2、马某、马某3、马某4系二人之子女。依据1972年的户籍登记，上述人员的户籍登记地址为石景山区某村某号。
1977年11月10日，马某5、张某、马某1、马某、马某2签订《分家单》，其中载明：兹因马某5家中不和，经多次家庭会议研究，决定分家。现有石板房三间，盖房木料等及其家俱一致决定分清：北房（石板房）三间作价壹仟伍佰元。盖房木料、水泥、白灰等共柒佰零柒元，共计贰仟贰佰零柒元正。马某5有子三个，按三份分家如下：（一）北石板房三间归马某房基包括后院，由金边往南留八米宽为院地。（二）马某2在马某八米以外盖房，南墙石灰归马某2用，分得木料、水泥、白灰、土共计叁佰玖拾玖元正，折去木料等款，马某应给马某2叁佰叁拾陆元。（三）马某1与生产队要房基地盖房，散石头、方砖归马某1用，分得木料、白灰等共计叁佰零捌元，扣去木料等款，马某应给马某1肆佰贰拾柒元。现有财产（桌椅、自行车等）谁屋的东西全部归谁所有。家俱分配：马某1分得连三贵一个，一条木凳，西屋小棚子二间，马某2盖房时拆除。马某2分得条案一个，木凳一只，后院西棚一间盖好房后拆除。马某分得混漆条案一个，木凳一只。还有小东屋两间，木料财产等物归老家处理。由于盖房经济困难，决定从八一年开始，马某1、马某2、马某每月交抚养费伍元，父母六十岁，每月交抚养费拾元。马某结婚，由马某1、马某2各拿壹佰伍拾元给老家办事。以上经马某5、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一致决定，决不反悔。
2015年11月3日张某签署的《声明》载明：本人张某，女，身份证×××，现居住于石景山区某村某号院。现居住地由政府进行土地征收，此次房屋拆迁本人所得的房屋置换补偿和货币补偿，均归三子马某所有，与其人无关。前提条件是保证本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居。特此声明。张某1、蔡某作为证明人在《声明》上签字。
2015年11月4日，张某（马某代）签署《房屋权属指认书》载明：石景山区某村某号，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65.15㎡，占地面积65.34㎡，因历史原因，未办理权属登记，现对本院落内的房屋权属指认如下：本院测绘图标明的第1-2,7号房屋，建筑面积65.15㎡，为张某（×××）所有。上述人员承诺本院房屋权属指认真实、有效，未遗漏其他任何权利人，且无房屋权属争议，并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015年11月4日，甲方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与乙方张某（马某代）签订《某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其中载明：被征收房屋位于石景山区某村某号，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65.15平方米，占地面积65.34平方米，其中被征收人张某，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1人，分别为户主马某5，之妻张某。乙方选定的产权调换房屋位于某安置房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应付购房款共计121768元，乙方同意甲方从乙方应得的补偿补助总款和提前搬迁奖励费中直接扣除。
《分家单》签订后至征收前，张某以及马某5生前均与马某共同居住生活在石景山区某村某号。
2016年1月10日，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马某4签订《家庭协议》：一、位于某项目安置房某单元某号面积（79.03平方米）属于张某所有。二、拆迁补偿款，租房费，归马某支配。三、张某愿意与马某共同生活，马某保障张某每月贰千（仟）元人民币零用钱。四、张某提前搬家奖叁拾万元整，大队资产处置费十七万人民币，存款四千元人民币，邮局存款三万元，归哥仨（马某1、马某2、马某）共同监管，由马某记账，（马某1、马某2、马某）每月给张某生活费贰佰元人民币。五、张某看病等一切费用，都用老人的钱，老人钱不够，归哥仨出（马某1、马某2、马某）担负。六、如果老人不满意，随时解除此协议，老人有病随时通知，随时去。七、以上房子及存款全部归张某个人所有，张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其它五个子女（马某1、马某2、马某、马某3、马某4）不得干涉。蔡某、张某1亦在《家庭协议》上签字。马某3称《家庭协议》签订时其不在场，故没有签字，并明确表示认可《家庭协议》的内容。
马某称《分家单》签订后，其自1979年至2012年陆续在院内翻扩建共计15间房屋，由本人和马某4、女儿、前妻、张某作为被征收人共签订4份征收补偿协议。其中，本案涉及的《征收补偿协议》系马某使用张某的名义所签，目的是多获得30万元搬迁奖励。庭审中，马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分家单》和《家庭协议》的签订情况，进而证明安置房屋归其所有。李某、蔡某1的证言如下：证人分别系《分家单》的执笔人和证明人，签订《分家单》时，没有提及张某夫妻应分得房屋，二者没有保留自己的房屋。张某1的证言如下：证人系张某的侄子，根据征收政策，张某能多占一户，马某就可以多分点奖励，签订《家庭协议》是为了防止家庭矛盾，张某说所有东西都归马某，将房子归马某的附加条件是孝顺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张某4的证言如下：证人系张某的侄子。2016年1月，张某去证人家住，张某称房子和钱在马某那里，要自己拿着，让子女赡养她，张某称房子本来就是马某的，在百年之后留给马某。蔡某的证言如下：证人系张某的外甥女，房子是以张某的名义要的，为的是跟国家多要补偿，实际上是归马某，签订《家庭协议》是希望其他子女照顾，百年之后房屋归马某，实际上没有遗嘱。房子归马某的条件是保障张某老有所养。
马某称《家庭协议》除了第一条和第七条，其他都已履行。主张撤销第一条、第七条的理由如下：1、张某签订《家庭协议》时表示要立遗嘱将安置房屋给马某，但并未订立遗嘱，故《家庭协议》有张某欺诈的成分。2、《分家单》中并没有张某夫妻的份额，被征收房屋系由马某出资建设，相应的安置房屋也归马某所有，《家庭协议》属于马某对张某的赠与行为，在实际赠与前，马某有权撤销。3、张某与马某共同居住多年，尽了很大赡养义务，若将安置房屋归张某，显失公平。
马某1认为，《分家单》签订后，张某与马某共同居住在后院，后院比前院大，没有写明的，都是父母的；马某4认为，张某居住在后院后，对马某分得的北石板房三间进行翻建，并出资建设其他房屋。故安置房屋属于张某。
上述事实，有证明信、《分家单》、《声明》、《房屋权属指认书》、《征收补偿协议》、《家庭协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本案中，马某以显失公平、欺诈、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为由请求撤销《家庭协议》第一条、第七条，其应举证证明该条款存在上述得以撤销的情形。首先，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征收房屋位于石景山区某村某号。尽管《分家单》约定北石板房三间归马某房基包括后院，但自1977年签订《分家单》至2015年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张某与马某共同居住在此，张某配偶马某5生前亦在此共同居住。《征收补偿协议》和《家庭协议》均明确安置房屋属于张某所有，张某出具的《声明》亦载明其本人所得的房屋置换补偿和货币补偿均归马某所有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本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居。其次，《家庭协议》约定了安置房屋的归属、补偿款和存款等款项的支配和使用以及张某生活费、医疗费负担等内容，该协议系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马某4、马某3等家庭成员间的分家析产协议，并非马某与张某之间的赠与协议。再次，马某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某订立遗嘱系《家庭协议》的生效条件，且依据马某的陈述，《家庭协议》除了其主张撤销的第一条和第七条外，其他都已经履行，故《家庭协议》已经生效。最后，依据马某的陈述，其于1979年至2012年在院落内陆续建设的15间房屋在征收时共签订4份征收补偿协议。马某主张涉案的被征收房屋系其所有故相应的安置房屋亦归其所有，但就此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全案证据，法院无法认定安置房屋属于马某对张某的赠与，《家庭协议》并不存在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马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人胡某，证明1977年分家三间北房分给马某；证人董某，证明其帮助马某盖西房；证人马某6，证明马某6向其借钱盖西房；证人杨某，证明马某盖房是其施工。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4、马某3认为上述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4、马某3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意见是：马某提交的证人证言，其证明目的是诉争院落内房屋的建设情况，无法达到本案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审查。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家庭协议》系张某、马某1、马某2、马某、马某4、马某3等家庭成员间的分家析产协议，且各方均已按照该协议开始履行，故该《家庭协议》合法有效。《家庭协议》中除对相关财产作出处分外，还对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查，且马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某订立遗嘱系该协议的生效条件，故马某要求撤销部分协议内容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马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福春
审 判 员 牛旭云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