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1民终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友良，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宝国，湖北法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亮，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湖北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骆骥，男，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上诉人陈友良因与被上诉人李亮、骆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穴市人民法院（2015）鄂武穴民初字第0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友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宝国及被上诉人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骆骥经本院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友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李亮与骆骥于2011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李亮善意取得骆骥的股权错误。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6条和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李亮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取得。1、李亮与骆骥进行股权转让前就知道骆骥是挂名股东，李亮不是善意取得。2、在股权转让时，李亮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时公司的资产多达几千万元，公司的年收益也颇丰，骆骥因是挂名股东，自公司发起至今从未参与公司任何活动，更不知公司资产和经营情况。李亮以区区200万元而获得公司20%股权显属不对价，在公司向法院起诉李亮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判决李亮任总经理的某公司（也是公司股东之一）赔偿公司本息近三千万元就是证明。3、骆骥以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的方式，将本是上诉人的股权恢复到上诉人名下，这已得到了公司的盖章确认（实为公司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上诉人已完成了公司内部的股权变更记载，而李亮却未完成公司内部的股权变更记载。李亮受让股权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理说完成公司内部股权变更记载和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是容易之事，但因为他明知骆骥是公司挂名股东，上诉人才是真正股东，所以他不敢去办理。上诉人在李亮于2015年11月起诉公司时，才知他和骆骥转让股权一事。因此，李亮和骆骥转让的股权的行为是无效的。二、原判程序违法。原审承办法官用其在另案中违法向骆骥调查的证言交由李亮举证是违法的，该证据因违法应不予采信。原审认定上诉人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骆骥的证言因骆骥未到庭而不予采信，但原审却在同样的情况下又认定李亮与骆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如此判案，无法令人信服。三、原判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更是离奇的错误，该条仅适用公司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之间的纠纷。被上诉人李亮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骆骥的股份于2011年10月29日就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亮，双方已经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李亮于10月31日将款支付给了骆骥。该合同已经履行，但是公司没有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李亮名下。二、陈友良与骆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无偿转让给陈友良。该转让在我方合同签订之后，且对方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转让过程，故李亮与骆骥股权转让有效，陈友良与骆骥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三、一审程序合法，并无程序违法问题。一审依职权对骆骥进行调查，程序合法。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友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李亮和骆骥于2011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4日，湖北迅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万元、陈友良出资38.5万元、李亮出资31.5万元、骆骥出资20万元、李龙章出资5万元共同成立了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五名股东分别持有公司股权的5%、38.5%、31.5%、20%、5%。2011年10月29日，骆骥与李亮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亮，10月31日，李亮通过银行将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转至骆骥名下。但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未将该2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李亮名下。2012年3月25日，骆骥与陈友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骆骥将其在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的20%股权无偿转让至陈友良名下，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2015年11月5日，李亮提起诉讼要求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将骆骥2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李亮的名下。2015年11月18日，骆骥签署了一份《关于骆骥持有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20%股权的情况说明》，载明：“1、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化公司）成立之初，我并未出资，是陈友良借我的名字去登记，我仅是挂名股东。2、2011年10月29日我将挂在我名下的医化公司20%股权转让给李亮一事，事先并未告知陈友良，陈友良对此事并不知情。3、因我是挂名股东，所以我从未参与过医化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任何事情，故凡是与医化公司有关的事，均由陈友良自己全权处理”。陈友良依据该《情况说明》及与骆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认为李亮与骆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一、李亮、骆骥同属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的股东，其相互之间转让股权符合法律规定，李亮已按合同约定向骆骥支付了相应的转让价款，属于善意取得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的股权，双方之间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二、骆骥已将持有的20%的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李亮，再与陈友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三、即使骆骥是武穴市迅达医化公司的名义股东，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李亮，侵犯了实际出资人陈友良的权利，陈友良也只能依照法律规定向骆骥主张权利，而不能向善意取得股权的第三人李亮主张权利，故陈友良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遂判决：驳回陈友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陈友良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陈友良认为骆骥是挂名股东，但其不能提交双方之间签订的书面协议以及陈友良出资的相关证据，且陈友良与骆骥于2012年3月25日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骆骥将股权无偿转让给陈友良，该协议并未确认骆骥在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的20%股权事实上是陈友良的。虽然骆骥于2015年11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陈述其仅是挂名股东，该情况说明与2012年3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相矛盾，且该说明是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出具，此时李亮已经起诉要求变更股权。故陈友良认为自己是实际出资人，骆骥是挂名股东的证据不充足。且即使骆骥是挂名股东，骆骥将股权转让给李亮时，并未告知李亮其是挂名股东，陈友良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李亮知晓该事实，李亮也不认可该事实。故李亮与骆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导致合同无效情形，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至于陈友良提出股权转让对价不合理，因骆骥2009年出资20万元，2011年将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李亮，李亮已实际支付。公司起诉李亮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二审已予以改判，在本案中证明不了对价不合理。另陈友良与骆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有公司加盖印章，但公司并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记载于股东名册，更未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其并没有优先于李亮的权利。陈友良还认为骆骥与李亮转让股权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证据不充足。故陈友良要求确认李亮和骆骥于2011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李亮将一审法官在另案中的送达笔录作为证据，在本案中提交，并未违反相关规定。一审认为陈友良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情况说明，与法院所作的送达笔录相矛盾，因骆骥未到庭作出说明，故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一审虽在证据认定中未采信股权转让协议及情况说明，但在查明事实时予以确认，虽有矛盾之处，但并未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另原审适用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但其错误写为“第二十五条”，应予纠正。综上，对于陈友良上诉理由，本院均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友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贵芳审判员  周扬洲审判员  郑 蕾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胡晨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