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1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卢苇，男，196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峰，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男，196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盛，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卢苇与上诉人赵伟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缙云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苇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高观贞和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各自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当，应予纠正。（一）赵伟福与卢苇之间所谓1000000元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作出前述认定缺乏依据。首先，赵伟福及卢苇在本案案发之前均不认可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的借贷关系，而仅是以卢苇委托赵伟福借款1000000元的委托关系。尽管从形式上，卢苇确曾于2007年3月23日、2010年12月13日两次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但根据赵伟福（2013�6月23日）、卢苇在萧山公安机关调查期间的笔录可以证实，上述《借条》均是因卢苇委托赵伟福向高观贞借款而出具，本质上仅是为明确对高观贞的还款责任应由卢苇实际承担，且该笔借款款项由高观贞直接支付给卢苇，利息亦由卢苇直接向高观贞支付，故卢、赵双方间仍是委托关系。其次，双方在2013年5月31日的《欠款核对》（一审已认定，但未评析待证事实）中进一步明确了前述委托借款关系，明确卢苇系“向高观贞借款1600000元（其中600000元利息）”，赵伟福仅是转交款项之职，这是双方在案发前最后一次书面合意，具有较为可信的真实性，能够充分证实上述两份《借条》的本意并非形成赵、卢之间新的借贷关系。其三，上述《欠款核对》明确的所谓利息系以赵伟福已向高观贞转交2011年底前利息，且2012年利息已由赵伟福垫付为前提，同时，卢苇同意继续向高观贞（而非赵伟福）支付利息的另一前提是其误认为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后仍需支付2分利息，而实际情况是，赵伟福隐瞒了早在2011年已归还高观贞该笔借款且未付利息的真相，因此，卢苇上述意思表示显然均非其真实意愿，一审判决回避这一客观事实，作出双方间“自愿”形成“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明显不当。其四，上述一系列事实，卢苇是在萧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之后才得知真相，故而有权在刑事案件终结后提起本案民事主张。（二）一审判决将卢苇在受欺骗情况下针对高观贞利息承诺等同于赵伟福的所谓债权权利，显然是错误的。退一步而言，即使可以认定赵伟福与卢苇间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否认《欠款核对》的效力，则双方也不存在利息之约定，简而言之，上诉人从未承诺应支付赵伟福（作为委托借款人）高额利息，无论是2010年12月13日折算本金的60万元利息及之后的2分利息均系针对高观贞而言，故上诉人已支付的款项均应认定为归还本金。（三）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实质上支持了赵伟福通过欺骗方式获取不当利益，不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诚信、公平原则。实际上，被上诉人在2013年6月23日萧山公安笔录中已经承认了利用高观贞借款骗取上诉人支付所谓“利息”的动机、过程，而如此行径人民法院如仍予以支持，则无异于鼓励欺骗。综上，被上诉人赵伟福以代付高观贞利息为名取得的上诉人全部款项亦属不当得利，理应返还并赔偿损失。二、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显失公平。从客观事实而论，赵伟福直至2010年12月之后才归还了高观贞1000000元本金且从未支付利息。鉴�此，即使退一步而言，上诉人与赵伟福之间可认定存在独立借贷关系，在赵伟福无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下，也不应存在向上诉人计算利息的问题，一审判决却从2007年3月起计付利息（且60万利息重复计付本金），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有误，实体处理不公，应予纠正，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赵伟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高观贞与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各自存在1000000元债权债务关系正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2007年3月23日的两份借条。首先第一份2007年3月23日答辩人向高观贞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了答辩人向高观贞借款1000000元人民币，借条出具后，高观贞向答辩人支付了1000000元款项，借款合同成立并且生效。另外第二份，也就是2007年3月23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1000000元，借条出具后，答辩人也向被答辩人交付了1000000元款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该债权债务经高观贞主张，杭州萧山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因此，高观贞交付的1000000元应为答辩人所有。2007年3月23日的两笔款项，应当为相互独立的两笔债务，而被答辩人所谓的委托关系，显然不能成立。根据最初款项交付时形成的两份借条，意思非常明确，均是各方向各自借款1000000元，形成独立的两笔债权债务，不存在任何委托借款，如果是一个委托关系，被答辩人无须向答辩人出具借条。而且，根据高观贞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也非常明确，是不相信被答辩人的信用，其意思是出借给答辩人而非被答辩人，而且在2013年11月26日的公安笔录中，被答辩人也明确是由其出具借条给赵伟福，所以这1000000元的借款借条就变为其向赵伟福借款1000000元，所以1000000元是向答辩人借，而非是向高观贞借。被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还款核对及上面第一行虽然写了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0000元，但是后面所写跟双方出具的两个借条反而是相互矛盾的，反映了一个客观真实情况，而且该借款核对是由被答辩人书写，由答辩人一方签字，落款的时间是2013年5月31日，答辩人涉嫌诈骗，报案的时间是2013年6月9日，该份欠款核对实际上是设了一个圈套由答辩人进行签字，答辩人的真实意思并非是确认卢苇向高观贞借款。据此，案涉两笔借款相互独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1000000元借款约定为月利率2%清楚明确，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2010年12月13日借条，经过双方确认，该借条是2007年3月23日�答辩人出具的1000000元借条上重新出具的，其中1000000元是借款本金，600000元是利息写入本金，由此可以非常明确，该1000000元的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利息，那么，被答辩人在2010年12月13日支付款项不可能就本金加利息而写入了借条。而且，从欠款核对所载内容也可以看出，在2009年1月25日前，双方就有了利息核对，被答辩人支付的利息恰恰就是利息的金额，据此，该1000000元利息约定为月利率2%清楚明确。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支持答辩人的请求。
赵伟福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一审本诉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赵伟福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从卢苇处取得的款项其并无合法占有的依据，且其取得的不当得利导致卢苇受损，故此款项赵伟福应当返还给卢苇。该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上诉人已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徐益龙将其对被上诉人的借款债权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将其对徐益龙所负的债务转移给上诉人，三人对此予以认可。案涉徐益龙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债务纠纷，因三人的行为，转变成徐益龙与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相互独立的两笔债权债务。（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2007年8月1日《借条》证实，2007年8月1日，被上诉人向徐益龙借款1000000元，并向刘治强（徐益龙的代理人）出具《借条》，该借款由上诉人提供担保，借款本金1000000元由徐益龙指示刘治强汇付给被上诉人。案涉借款680000元实际就是上述1000000元未归还的部分。被上诉人诉称或报案所称其另向徐益龙借款680000元，680000元�1000000元系两笔借款，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上诉人就案涉680000元款项事宜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报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上诉人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后又向法院申请撤诉。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进行的报案显属诬告陷害，且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已据此作出刑事案件赔偿决定书。被上诉人在2013年6月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作的笔录称：2007年9月28日被上诉人向徐益龙借款680000元。但徐益龙无法提供680000元汇款凭证及借条原件，徐益龙系职业放高利贷者，与被上诉人并无交情，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不可能将68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此前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也是要求上诉人提供担保。其次，被上诉人和徐益龙均无法提供1000000元已还清的凭据。根据刘治强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上述1000000元在借款期限届满（2007年9月3日）并未清偿，�治强在2010年或者2011年才将1000000元《借条》原件还给赵伟福。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称在2007年已现金归还1000000元与事实不符，现金还款不取回借条原件，也不要求徐益龙出具收据；被上诉人未还清1000000元，徐益龙再以现金的方式将680000元交付给被上诉人，不合常理常规。再次，徐益龙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与上诉人通话录音载明：徐益龙说“卢苇欠我钱，已经五到六年了，现在都已经是13年的六月份了，我都没跟你，跟卢苇，打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向你们要过一分钱。”如1000000元已还清，上诉人则不再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所谓的680000元与上诉人无关，那么徐益龙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上诉人还款。据此，案涉680000元就是2007年8月1日上诉人担保的1000000元借款中被上诉人未归还的部分。（2）上诉人向徐益龙出具700000元《借条》承担被上诉人应付徐益龙的欠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800000元《借条》对债务转移及由其向上诉人还款进行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合法债权，其从被上诉人处取得的款项具有合法依据。借款到期后，因被上诉人未依约归还上述借款，且为了躲债务，不接徐益龙电话。徐益龙找不到被上诉人，就带人向上诉人追讨逼债，称被上诉人尚欠本金680000元及利息，并以上诉人当时在萧山读书的十岁女儿的人身安全相威胁，逼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被逼无奈，打电话与被上诉人协商后，三方同意由上诉人就680000元借款本息向徐益龙出具700000元《借条》，（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3），将被上诉人所欠徐益龙的债务转移给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700000元《借条》，确认该款项直接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为此，2008年1月25日分别出具了上述两份《借条》。同日，被上�人与上诉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该协议一直未履行，其实际系以缙云县壶镇镇高潮新村88号房屋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负的债务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据此，上诉人向徐益龙出具《借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并提供房产担保，上诉人和徐益龙、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形成两笔独立的债权债务。此后的2010年9月25日，经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在上述700000元基础上由被上诉人出具800000元《借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同时上诉人将700000元的借条归还给了被上诉人。该《借条》中800000元的形成：700000元的借款本金加上利息100000元（2007年-2008年结算得出利息为330000元，再扣减2009年1月24日支付的230000元），欠付的金额为800000元，此后每年度被上诉人分别支付当年利息19.2万元。恰恰印证了800000元系在700000元的基础上形成的。被上诉人出具800000元《借条》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述债权债务的转移和因债务转移形成其与上诉人之间独立的债务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还款承诺书》），也印证前述债务转移的事实。该承诺书意思非常明确，由上诉人出面向卢设林出具借条，该款用于归还徐益龙的借款。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明确表示该款由上诉人归还，虽然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未能向卢设林借到款项，但不能以此否定在2008年1月25日三方债权债务已经形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债权债务的事实。而且，上述徐益龙提供给公安机关的录音以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短信截图）证实，徐益龙认定的借款债务主体为上诉人。2015年3月上诉人被无罪释放后，徐益龙仍通过短信向上诉人要求还款。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徐益龙否认该事实矛盾，应当以徐益龙此前的陈述为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徐益龙之间，因债权债务转移形成了两�相互独立债权债务。据此，无论上诉人是否支付给徐益龙款项，均不影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的合法债权。事实上，因上诉人在缙云帮徐益龙处理好了一宗债务，徐益龙主动免除了该700000元的债务，并将涉及相关债务的借条原件等凭证交还给上诉人。2、关于700000元的利息问题：因债权债务转移发生在2008年1月25日，当时计算至2008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330000元，可以得出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法定年利率36%。700000元自2008年1月25日至2009年1月24日按月利率3%计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应付利息为25.2万元，而被上诉人在2009年1月24日实际支付230000元，尚欠利息2.20000元。根据《还款账目核对》，2009年以后约定的月利率调整为2%，在该材料上所载的2010年底前和2012年底前各还款19.2万元，该两笔款项上诉人实际并未收到，而是写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另外的借款中。据此，2009年1月25日至2009年12月31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78800元，被上诉人2009年底支付19.2万元，超付利息13200元，抵扣本金后本金余额为686800元。本金686800元利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按月利率2%计算，应付利息为329664元。被上诉人2011年底支付19.2万元，尚欠利息137664元。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的利息为206040元，扣减2013年4月被上诉人支付80000元，截止2013年3月31日共欠利息263704元。综上，被上诉人欠付借款本金686800元以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012年4月1日前的利息263704元。二、一审判决认定高观贞与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正确，但是抵扣款项存在错误。1、如前所述，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680000元借款本息的合法债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款本息，上诉人无须返还，107.8万元（实�收到69.4万元）的利息不应纳入抵扣款项。2、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扣减本金逐步抵扣借款本息适用的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1条的规定。但适用该抵扣的前提为当事人支付的款项明确系用于归还相应借款。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还款账目核对、欠款）可以明确，被上诉人支付69.4万元款项显然不系用于归还高观贞的1000000元借款。而为了避免诉累，即使该69.4万元用于抵扣借款本息，抵扣款项的时间应在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主张返还该款项时，而非款项支付时。据此，关于1000000元款项的问题：根据一审判决认定，1000000元自2008年11月2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再加上400000元利息。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欠款核对）载明的款项支付情况，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扣减本金的方式逐步�减1000000元借款本金，得出截止2012年1月1日，被上诉人就该1000000元借款本息尚欠借款本金518552元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综上，被上诉人应归还上诉人的款项为：1、借款本金686800元以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012年4月1日前的利息263704元；2、借款本金518552元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计算的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为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卢苇辩称：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对原来的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对原来的事实主张，上诉人赵伟福本身存在一审和二审上诉期间的不一致性。在一审期间强调的是2400000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诉人赵伟福利用一些客观因素，隐瞒真相，欺骗两头债权债务关系，用以牟利，徐益龙与双方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不�成立。实际上，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以及新的受让人之间的三方达成合意，债权转让才能依法成立。赵伟福对这次债权没有付出合理的对价，徐益龙是一个职业放贷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债权无偿转让给赵伟福，赵伟福利用编造的谎言，要求芦苇房屋抵押，卢设林根本没有借钱给他，这些都是编造的事实，这个情况下赵伟福所称的为了归还徐益龙债权这些事实不存在。由于上诉人和芦苇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关系，在高度信任基础上，芦苇出具给赵伟福很多借条，2013年5月为了明确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进行核对，形成了2013年5月31日账目核对，一笔徐益龙，一笔高观贞，赵伟福出具情况说明。被答辩人行为没有以诈骗罪论处，并不表示无需向芦苇返还相应的不当得利，不构成刑事诈骗，不等于不构成民事欺诈，赵伟福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二审的诉请。
卢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伟福立即返还人民币1614000元，并从实际付款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
赵伟福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卢苇立即归还赵伟福借款本金240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金800000元从2013年1月1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月2%计息；本金1600000元从2012年11月23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月2%计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卢苇于2007年曾向徐益龙借款，至2008年底尚欠徐益龙68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以由其出面协调还款更合适为由要求卢苇不要和徐益龙联系，卢苇予以答应。2009年1月份，赵伟福以徐益龙向其催讨借款为由要求卢苇还款，并告知卢苇其已和徐益龙进�协商，徐益龙同意2007-2008年的利息按月3%，利息为350000元，之后利息按月2%计算。因卢苇无力支付350000元利息，其和赵伟福约定将利息120000元计入本金，共计欠款800000元，并于2009年1月24日向赵伟福付款230000元。后经赵伟福催讨，卢苇分别于2009年-2012年的每年年底各向赵伟福付款192000元。卢苇、卢竹荷（卢苇妻子）于2010年9月25日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为凭，载明：今向赵伟福借到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元），月利贰分（按月16000元支付利息），借期壹年归还。2013年4月份，赵伟福又向卢苇催讨欠款，因卢苇无力归还，双方约定由赵伟福代卢苇向卢设林借款800000元用于还款，后卢设林没有将800000元款项借给赵伟福，但卢苇却向赵伟福支付“利息”80000元。2013年5月2日，卢苇与赵伟福就涉徐益龙债务还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向卢苇出具还款�目核对一份。综上，卢苇因涉徐益龙的债务共向赵伟福付款1078000元，上述款项赵伟福并未转交给徐益龙。2007年3月23日赵伟福代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0000元，双方约定借期三个月，赵伟福向高观贞出具借条为凭，卢苇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为凭。赵伟福于2008年12月份与卢苇就此借款进行结算，双方约定2007年3月23日至2008年11月22日间的利息按月3%计算，所欠利息600000元计入本金，之后利息按月2%计算。后卢苇、卢竹荷（卢苇妻子）于2010年12月13日向赵伟福重新出具借条为凭，载明：“今向赵伟福借到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元）月利贰分，按每月叁万贰千元支付利息，借期壹年归还”。经赵伟福催讨，卢苇于2009年1月25日前支付384000元，又于2009年-2011年的每年年底各向赵伟福支付384000元，共计付款1536000元。2013年5月31日，卢苇与赵伟福就�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向卢苇出具欠款核对一份。另查明，因赵伟福未按期归还借款，高观贞于2010年11月12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作出（2010）杭萧商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判决要求赵伟福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高观贞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07年6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后赵伟福于2011年3、4月份归还高观贞1000000元。又查明，因本案涉案款项事宜，卢苇于2013年6月9日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报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2月17日以赵伟福涉嫌诈骗罪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其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2014）杭萧刑初字第301号刑事裁定，准许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赵伟福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数额应如何认定；二、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是否应当返还给卢苇；三、赵伟福与卢苇之间是否存在借款1000000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四、卢苇、卢竹荷于2010年12月13日出具给赵伟福的借款数额为1600000元的借条的效力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卢苇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其于2009年1月份起至2013年4月止分多次向赵伟福支付款项共计为1078000元，该事实赵伟福在公安侦查阶段的笔录中均予以认可；其次，赵伟福与卢苇于2013年5月2日还就涉及徐益龙借款的还款情况进行核对�赵伟福对收取款项情况也予签字确认。综上，结合该院全部证据材料，足以认定赵伟福以徐益龙名义从卢苇处收取的款项为107800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虽然赵伟福提出因为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其经徐益龙要求同意替卢苇承担还款责任，后因其曾帮助徐益龙解决事情而导致徐益龙免除其对案涉债务还款责任的意见，但徐益龙对此说法予以否认，且赵伟福也未向该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该意见；其次，即使徐益龙免除了赵伟福对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那也不等于徐益龙将案涉债务的债权全部赠与给赵伟福，卢苇仍应就案涉债务向徐益龙承担还款责任，赵伟福并无依据获取该债权；第三，因为赵伟福的隐瞒真相行为导致卢苇夫妇向赵伟福出具了数额为800000元的借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赵伟福至始至终未替卢苇就案涉债务实际承担过还款责任，�该借条因赵伟福未实际交付款项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赵伟福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从卢苇处取得的款项其并无合法占有的根据，且其取得的不当利益已导致卢苇受损，故此款项赵伟福应当返还给卢苇。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高观贞认为其于2007年3月23日交付的1000000元款项是出借给赵伟福的，赵伟福也认为案涉的1000000元款项系其从高观贞处借到后，再转借给卢苇的，且赵伟福还向高观贞出具借条为凭，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可以认定高观贞与赵伟福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已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的（2010）杭萧商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其次，在赵伟福向高观贞出具借条的同时，卢苇也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款1000000元的借条，虽然赵伟福向高观贞所借到的款项实际交给卢苇使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卢苇与高观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只能证实赵伟福向高观贞借款的目的是代卢苇借款，故根据三方各自的借条出具情况及结合本案事实，应当认定高观贞与赵伟福、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各自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该院认定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存在借款1000000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争议焦点四，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本案赵伟福与卢苇于2008年12月对借款1000000元进行结算，双方同意将2007年3月23日起至2008年11月22日间的利息600000元（月3%计算）计入本金，之后按1600000元本金每月2%计付利息，后卢苇、卢竹荷于2010年12月13日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款1600000元的借条，该借条系赵伟福与卢苇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双方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因赵伟福与卢苇约定的按月3%计息已超过年利率24%，故对于超过部分的利息200000元不能计入后期本金，该借条的本金应认定为1400000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借款本金1400000元中�利息计入本金部分（400000元）不得再行计收利息，从2008年11月23日起至款还清日止只能按月2%计付本金1000000元的利息。综上所述，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卢苇虽然于2009年1月24日起至2013年4月份分多次向赵伟福支付款项共计为2614000元，但因其与赵伟福之间存在借款1000000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系，故其所交付的2614000元款项应按具体的付款时间，按照先支付利息再扣减本金的方式逐步抵扣赵伟福的借款本息。根据付款的具体数额和时间，至2010年年底卢苇向赵伟福支付576000元（已共计付款1766000元）时，其所支付的款项已超过应当归还赵伟福1000000元借款的本息总额，赵伟福已应返还其款项33535元；之后卢苇分别于2011年底、2012年底、2013年4月份支付给赵�福的576000元、192000元、80000元，赵伟福均应当返还给卢苇，故赵伟福共计应向卢苇返还款项为881535元。因原告卢苇未向该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有向被告赵伟福主张权利，故卢苇向公安机关对赵伟福提出控告之日可视为其向赵伟福主张权利之日，其可从控告之日（即2013年6月9日）起要求赵伟福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故对于原告卢苇合法有据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赵伟福的诉讼请求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赵伟福于判决生效之日即返还原告卢苇计人民币881535元，并从2013年6月9日起至款还清日止另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赔偿881535元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卢苇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赵伟福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5658元，减半收取1282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卢苇负担7010元，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负担58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763元，减半收取22881.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赵伟福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赵伟福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待证卢苇向徐益龙借款并由赵伟福担保的1000000元并非由卢苇自己还清，而系赵伟福为其承担欠款，且由刘治强向赵伟福归还了1000000元借条；徐益龙已将承担债务的700000元借条归还给赵伟福，免除了赵伟福700000元借款。卢苇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1.案外人徐益龙对卢苇的债权有无转让给赵伟福，赵伟福从卢苇处取得的款项是否应当返还；2.赵伟福与卢苇之间是否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如存在，该债务的性质如何；一审就该笔款项作出的抵扣及利息计算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1，赵伟福主张徐益龙已将对卢苇的债权转让给赵伟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依照该规定，徐益龙如将债权转让给赵伟福，其应通知卢苇，否则该转让对卢苇不发生效力。而从本院现查明的事实来看，徐益龙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问中均否认债权转让的事实，且确认该笔债权应由其自行享有。赵伟福在庭审中认可徐益龙将其债务免除后，赵伟福既未告知卢苇债务免除的事实，也未告知卢苇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赵伟福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承认未将卢苇交给他的利息按照卢苇的意见支付给徐益龙，该陈述否定了债权债务转让事实的存在。故本院无法认定赵伟福已从徐益龙处受让债权。赵伟福以2010年9月25日卢苇出具的80万元借条为据，主张卢苇归还借款本息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徐益龙与卢苇之间的债务纠纷，赵伟福从卢苇处收取1078000元没有合法根据，其应当返还给卢苇，并应支付利息损失。二审庭审中，卢苇认可利息自一审起诉之日起至款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赵伟福与卢苇之间存在10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该债权债务关系自赵伟福向案外人高观贞承担还款之日方才成立。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赵伟福应卢苇要求出面向高观贞借款1000000元，并在收款当日将该款汇给了卢苇。当日，赵伟福也向高观贞出具了1000000元的借条。2011年3月，因高观贞起诉，赵伟福在法院强制执行之下履行了1000000元，在此期间赵伟福并未向高观贞支付过利息。赵伟福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卢苇于2013年5月31日签字确认的《欠款核对》上明确载明：“原卢苇向高观贞借款100万（本人担保赵伟福），因卢苇一直出门在外，故卢苇委托本人（赵伟福）与高观贞协商解决，经由本人（赵伟福）和高观贞协商处理后达成如下还款意见……2012年384000元（三�八万四千元）利息卢苇未付已由本人（赵伟福）垫付给高观贞……以上付款数字全部是由卢苇以现金和汇款的方式交给本人（赵伟福），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现卢苇欠高观贞的款项仍为1600000元，卢苇的后续还款继续由本人（赵伟福）转交给高观贞。”上述系列事实可以认定，赵伟福系接受卢苇的委托向高观贞借款，虽然卢苇向赵伟福出具了借条，但双方当时并不存在借贷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赵伟福作为受托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卢苇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高观贞订立合同。卢苇虽然向赵伟福出具借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借款实际提供者系高观贞，故卢苇与赵伟福之间的借款合同未生效，由此计算利息后产生的160万元借条也未生效。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赵伟福向高观贞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视为其代卢苇还款行为，卢苇应归还赵伟福该笔代付款项。从双方在2013年5月31日核对情况来看，至2011年3月底前（赵伟福代为还款之日），就高观贞、赵伟福、卢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卢苇共支付给赵伟福的款项已远远超过借款本金1000000元，对超过部分及之后卢苇支付给赵伟福款项合计536000元，赵伟福应返还给卢苇，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方法同上）。
综上所述，上诉人卢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赵伟福共应返还卢苇人民币1614000元及利息。上诉人赵伟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但对个别借条的认定存在不当，导致�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2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
二、赵伟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卢苇人民币1614000元及利息（其利息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卢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赵伟福的反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565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763元，均由赵伟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918元，由赵伟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海燕
审 判 员 丁悦琛
审 判 员 陈俊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徐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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