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3民终5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朝均，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旁。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志美，女，1947年3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现桐梓县楼。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朝玉，女，196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朝荣，男，197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厂。周朝玉、周朝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敏琴，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安山，女，1953年6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学勇，桐梓县楚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齐跃，男，1975年5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齐佳，男，1980年2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房。刘齐跃、刘齐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安山，被上诉人之一。原审第三人：周朝芬，女，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贵阳市南明区号。原审第三人：周朝敏，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桐梓县号。上诉人周朝均、谢志美、周朝玉、周朝荣因与被上诉人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原审第三人周朝芬、周朝敏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朝均、谢志美、周朝玉、周朝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原“方方利”瓜子厂厂房系周圣伦生前于上世纪80年代自行修建，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与刘志军合伙投资修建；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城郊村委2015年12月28日的《证明》及7月2日的《调解协议书》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上述调解书或者证明均是城郊村村委会主任汪发祥出具，但是汪发祥出具上述材料并非在调解之前知晓该事件，而是基于上述调解协议和调解记录而作出。故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周圣伦在村委会调解之前就患有“脑萎缩”疾病，头脑意识处于不清楚状态，对于周圣伦所陈述的事实不能简单作为定案证据；4、原审判决在“方方利”瓜子厂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判决其属刘志军与周圣伦共有错误；5、原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原审诉求，属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位娄山关镇官渡河原方方利瓜子厂的厂房属于刘志军和周圣伦共有”。首先，其没有提瓜子厂的面积，其次，被上诉人要求确认的是瓜子厂的共有权，一审判决确认的是“共有财产”，二者系不同的法律概念。被上诉人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原审第三人周朝芬、周朝敏二审期间未作书面答辩。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原审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位娄山关镇官渡河原方方利瓜子厂的厂房属于刘志军和周圣伦共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诉讼中，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说明其诉讼请求是为确认位娄山关镇官渡河原方方利瓜子厂的厂房属于刘志军和周圣伦的法定继承人共有。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涉案方方利瓜子厂已被新中成公司拆迁，拆迁时厂房面积是否283.84㎡。对此争议，原告举出了周圣伦与新中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新中成公司的《证明》；被告方及第三人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只认为实际拆迁面积不是283.84㎡；对新中成公司的《证明》有异议，认为无经办人签名和落款时间。对此，本院认为，新中成公司的《证明》虽存在无证明经办人签名和出具证明时间的暇疵，但该《证明》确系新中成公司加盖印章出具，且其内容与被告方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能够相互印证，故均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用。基于前述证据，本院认定涉案方方利瓜子厂283.84㎡的厂房已由新中成公司拆迁。2、涉案方方利瓜子厂是否系均已去世的刘志军、周圣伦合伙投资修建问题，原告举出了城郊村委2015年12月18日《证明》以及从该村委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的2015年7月2日《城郊村委会调解协议书》（以下称“《调解协议书》”）、《城郊村为周圣伦与汪安山双方之纠纷调解记录》（以下称“《调解记录》”）及调解时所摄照片，署名甲方刘志军、周朝均和乙方周厚国的2012年3月1日《租房协议》复印件为凭。质证中，被告方及第三人对城郊村委《证明》、《调解协议书》以及《调解记录》、《租房协议》均不认可，认为《证明》没有经办人签名，内容也不真实；《调解协议书》以及《调解记录》应当是一份调解笔录，并没有周圣伦与汪安山的签名，同时通过笔录能够得知村委主任是第一次听说，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租房协议》是复印件，其是2012年签订的，此时周圣伦尚健在，应有周圣伦的签名。本院认为，涉案《租房协议》复印件，虽原告声称其原件保留在周朝均处，但未举证证明，且也未向本院提供该租房协议乙方周厚国的详细信息以供本院核实，该《租房协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故本案中不予采用。原告提交的城郊村委《证明》、《调解协议书》以及《调解记录》，经本院核实，《证明》确系城郊村委副主任汪发祥经办出具；《调解协议书》、《调解记录》来源于该村委调委会，其来源真实；《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来源于《调解记录》，并有调解人员徐昌勇、郭先明、李国芳以及参加调解的当事人汪安山、周圣伦等签名确认，还加盖有该村委调委会印章，其内容也具备真实性，故均应作为本案证据采用。城郊村委《证明》载明了“兹证明我村集体土地上修建的方方利瓜子厂房在八十年代由周圣伦和刘志军共同出资修建的，2000年前的土地租金由周圣伦和刘志军共同负责，由周圣伦个人向村委完善租金交付手续。”。2015年7月2日的《调解协议书》由调解人员徐昌勇和郭先明，记录人李国芳，当事人周圣伦、汪安山分别签名确认，其诉讼请求栏载明“周圣伦与刘志军（现已死亡）于八十年代时共同承包城郊村集体土地方方利、共同建房用于经营瓜子厂，双方共同合资建房时，刘志军出资8000.00元，周圣伦出资8000.00元，现刘志军已死亡，其家属汪安山因瓜子厂还房拆迁要求周圣伦让利一部分还房居住，周圣伦不同意，双方发生资产纠纷。”，事实及理由栏载明“附：调解记录，双方都无当时合资修建厂房所投资的相关票据及投资协议，无法举证。”，达成协议条款栏载明“未达成协议”。《调解记录》中记载周圣伦的陈述为“瓜子厂问题，2000年后村委就没有收我的租金，是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女儿的土地没有改给我，村委就把我承包的土地改给我的，当时我和刘志军买房是在夏一和那里买过来的，花钱五万一千元，买过来建厂房，共花三千元就修了，2002年后，我们就没有炒瓜子了，按道理瓜子厂是二人合伙修建的，应该一人一半，但刘志军把两把称和电动买了，刘志军有没告知我，我就将这个帐和修房子的三千元就抵除了，瓜子厂的房子你凭什么要，办不到。”。前述证据的内容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能证明涉案方方利瓜子厂厂房系周圣伦与刘志军于八十年代合伙投资租赁城郊村委位于官渡河处的集体土地后兴建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据查明事实，涉案原方方利瓜子厂厂房系刘志军、周圣伦生前于80年代合伙投资租赁土地后修建，并延续到2015年5月由新中成公司以周圣伦名义进行拆迁并安置还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的规定，该厂房应属刘志军、周圣伦生前的合伙共有财产。被告及第三人未举出证据证明涉案瓜子厂厂房属其亲属周圣伦生前独自修建的事实成立，故其所持涉案瓜子厂厂房属其亲属周圣伦生前独自修建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及第三人现没有证据证明刘志军、周圣伦二人在生前已对该合伙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确定了该合伙共有财产的权属，现该合伙共有财产的权属利害关系人，即本案原被告和第三人又为该合伙共有财产发生物权转移后取得的安置房之分割发生纠纷，原告因此而诉请本院确认该已被拆迁的瓜子厂厂房属其亲属刘志军与被告及第三人之亲属周圣伦生前共有的合伙财产，虽原财产共有人已相继去世，且已被拆迁，但其影响到原被告及第三人今后对涉案瓜子厂厂房经拆迁安置所取得的安置还房的权属认定和分割，故本院根据查明事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辩解涉案瓜子厂厂房经拆迁，其物权已消失的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周圣伦在《调解协议书》及《调解记录》中陈述其与刘志军合伙修建涉案瓜子厂厂房的事实能否可作本案根据问题，因《调解协议书》及《调解记录》系当地基层调委会在本案诉前对涉案纠纷进行调解时根据参加调解的汪安山以及周圣伦的陈述所作，周圣伦在该次调解中只是陈述了涉案瓜子厂土地、厂房的来源以及其认为刘志军已不再是涉案瓜子厂合伙人的理由，其并非周圣伦于诉讼中为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故被告及第三人所持周圣伦在《调解协议书》及《调解记录》中陈述其与刘志军合伙修建涉案瓜子厂厂房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根据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朝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位桐梓县××街道道官渡河处已被拆迁的283.84㎡的原“方方利瓜子厂”厂房属原告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之亲属刘志军生前和被告谢志美、周朝均、周朝玉、周朝荣及第三人周朝芬、周朝敏之亲属周圣伦生前共有的合伙财产。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共同负担30元，被告谢志美、周朝均、周朝玉、周朝荣和第三人周朝芬、周朝敏共同负担30元。二审中，周朝玉、周朝荣向本院提交三份新证据：1、汪发祥申明一份，证明其并未出具过一审中城郊村村委会的证明材料；2、李国芳申明一份，证明城郊村村委未出过本案证明，也没有盖章；3、夏一和证明一份，证明夏一和的房子与瓜子厂无关。被上诉人对上述三份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本院依职权主动调取了3份证据并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1、城郊村村委会主任徐昌勇的证词。徐昌勇陈述，2015年7月2日，由其主持周圣伦与汪安山参与调解，调解过程村委会拍摄有相关照片佐证，同时村委会制作有调解记录并交由双方在调解协议书封面上签字，调解记录真实；2、城郊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国芳的证词。其证实：二审中的申明确实是其书写，但申明内容不属实。一审中城郊村出具的证明是其本人盖章，并陈述其是根据原调解记录的内容出具的《证明》；3、夏一和的证词。夏一和陈述，其老房子1991年出售给周圣伦，但其后续听说是由周圣伦与刘志军共同购买，且其出售的房屋离原“方方利”瓜子厂还有四五十米距离，二者系独立的房产，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此次争论的原“方方利”瓜子厂无关。被上诉人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上诉人周朝玉、周朝荣、谢志美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三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2015年7月2日，《城郊村村委会调解协议书》中的“调解内容”记载，周圣伦自述“当时我和刘志军买房是在夏一和那里买来的，花钱五万一千元，买过来建厂房，共花费三千元就修了。2002年后，我们就没有炒瓜子了。按道理，瓜子厂是2人合伙修建的，应该一人一半，但是刘志军把两把称和电动买了，刘志军没有告诉我……”周圣伦与汪安山均在调解协议书封面上签字；2、2015年5月6日，周圣伦与贵州省遵义市新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记载，被拆除房屋面积为283.84㎡，“等面积”记载244.20㎡，备注一栏记载“优惠39.64㎡，不补差价。村面积调剂优惠”，同时该协议书约定了按244.20㎡面积计算相关过渡费及搬家补助费等费用，汪安山、刘齐跃、刘齐佳对该事实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法确认案涉原“方方利”瓜子厂面积实际为244.20㎡。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原“方方利”瓜子厂是否为周圣伦与刘志军合伙兴办的实体；2、在原“方方利”瓜子厂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将其厂房确认为刘志军和周圣伦生前的合伙财产是否恰当；3、原审判决有无超出被上诉人原审诉求。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城郊村村委会盖章的调解协议书内容来看，虽然双方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但该调解协议书记载的由周圣伦本人签字确认的发言内容能够充分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即厂房系由其与刘志军共同出资51000元向夏一和购买而来，结合城郊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二者能够相互印证原“方方利”瓜子厂系周圣伦与刘志军合伙投资兴办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周圣伦参与调解过程中患有“脑萎缩”疾病，无法正确表达意志。首先，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周圣伦的疾病已经严重到影响其正确表达意志的地步；其次从周圣伦调解过程中发言来看，其陈述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并未出现不能表达意志的情况，结合周圣伦的发言上下文可知，周圣伦并不否认刘志军原系合伙人身份，只是其辩解“刘志军已不再是瓜子厂合伙人”。因此周圣伦的陈述不属于诉讼中为与对方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相关事实的情形，上诉人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正如前述，因原“方方利”瓜子厂系周圣伦与刘志军的合伙财产，故2015年5月6日，周圣伦以个人名义与贵州省遵义新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原“方方利”瓜子厂拆迁后，周圣伦可得到的3套安置房及相关费用，亦为合伙收益而非周圣伦个人财产。刘志军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对其合伙财产进行确权及分配之权利。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有无超越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的问题。汪安山等三人原审诉讼请求经一审庭审明确为“判决确认位娄山关镇官渡河原方方利瓜子厂的厂房属于刘志军和周圣伦法定继承人共有”。关于面积问题，虽然汪安山等三人原审诉讼请求并无要求确认面积，但明确标的物面积，是确定合伙财产中不动产范围的应有之义，一审在判决主文中对案涉房屋面积进行描述说明具有必要性，并未超越被上诉人原审诉求；关于共有权与共有财产的问题，共有是指当事人基于特定身份而对目标财产共同享有物权。显而易见，权利本源与共有财产皆为共有这一法律概念的内涵组成部分。本案中，案涉房产正是基于周圣伦与刘志军之间的合伙关系而成为彼此法定继承人共享权利的共同财产，据此，原审法院并未超越被上诉人原审诉求进行裁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在二审还诉称案涉厂房面积实际只有244.20㎡，有39.64㎡的面积是周圣伦找开发商协调争取的利益，因合伙人为合伙事务谋取的利益应属全体合伙人所有，故该39.64㎡的面积及由此产生的收益仍应归属周圣伦及刘志军的法定继承人共有。综上所述，周朝均、谢志美、周朝玉、周朝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周朝均、谢志美、周朝玉、周朝荣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玉                                                             振审 判 员 罗                                                             小                                                             龙代理审判员 唐                                                                                                                          川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王                                                                                                                          伟书 记 员 苟勇[$自合同生效时设立、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证书的法定义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登记簿的管理、林权证、生效要件不同、登记对抗主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登记推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