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民终16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凌莹，女，194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解放西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冰清，湖南八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友谊，衡阳市中恒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敏，女，1979年12月5出生，汉族，住衡阳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佘珍君，湖南金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庙生，男，195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天马山。
上诉人凌莹因与被上诉人王敏及原审第三人王庙生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6）湘0408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凌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友谊、谢冰清、被上诉人王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佘珍君、原审第三人王庙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凌莹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王敏将衡阳市高新区17号7栋402号住房及110号杂房返还给上诉人；2、王敏支付房屋占用费15.6万元给上诉人（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按每月1000元计算）；3、王敏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将案由定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不妥，且认定凌莹委托王庙生处理房屋指标转让事宜与事实不符。1、王庙生与凌莹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清楚。如是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王庙生概括转移的权利义务应是其在委托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即受委托出售房屋的权利和将售房款交给委托人的义务，但按照原审判决的分析，王庙生转移给王敏的权利义务并非如此，王敏主张的权利亦非其概括受让的权利。如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不存在买卖事实，并未有证据证明凌莹与王庙生之间存在买卖协议。本案无法确定凌莹与王庙生之间存在房屋指标转让合同，而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合法有效的双务合同，故本案不存在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事实。2、王敏非本案适格原告。如上所述，不能确定凌莹与王庙生之间存在集资房指标买卖关系，故不能得出作为王庙生“下家”的王敏受让了涉案集资房指标。同时，即使凌莹与王庙生之间是委托关系，王敏自王庙生处受让的仅是出售房屋的权利和向凌莹交付售房款的义务，其无权要求确认为涉案集资房的所有权人。综上，王敏非本案适格当事人。3、凌莹与王庙生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凌莹交了第一笔集资款1万元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缴清后续集资款98086元，王庙生知道上述情况后，主动向凌莹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凌莹予以接受并承诺房屋转让后，除偿还借款本金外，还从房屋增值中给予王庙生部分利润，故双方为自然人间借款合同法律关系。
王敏辩称,1、本案诉争的债权债务概括转移，是指凌莹将其与其单位的集资建房合同关系转移给王敏，王庙生只是凌莹的受托人，其与凌莹之间不存在集资房指标转让合同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事实的认定。2、涉案购房款系由王敏委托王庙生代交，所有的购房款收据均由王敏保管，且涉案集资房王敏自2003年装修完毕后居住至今，故王敏是本案适格原告。3、王庙生与凌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庙生从未向凌莹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其系受王敏委托转交购房款而非向凌莹提供借款。同时，其与杨高宇在2000年-2004年亦不存在借款关系，其向杨高宇转款系受王敏委托向凌莹支付集资房指标转让费。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庙生述称,凌莹委托我转让涉案集资房指标，我将该指标转让给了王敏，同时，受王敏委托，我代其以凌莹的名义支付了所有的购房款，后凌莹将涉案集资房相关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钥匙交付给了我，我再转交给王敏。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王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坐落在衡阳市高新区17号街区7栋402住房及110仓储房（产权证号为：衡房权证高新区字第080623**号）的所有权归王敏所有；二、判令凌莹立即协助王敏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三、由凌莹承担案件受理费。
凌莹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王敏将衡阳市高新区17号7栋402号住房及110号杂房返还给凌莹；2、王敏支付房屋占用费15.6万元给凌莹（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按每月1000元计算）；3、王敏承担案件受理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凌莹与王庙生两家在此次纠纷发生之前关系较好。2000年，凌莹的工作单位衡阳市审计局集资建房，凌莹的房号确定为7栋402住房及110仓储杂房。由于凌莹的丈夫过世，家里经济困难，凌莹在向单位交纳了第一笔集资款10000元后，无钱交其余的集资款，遂与王庙生协商，口头全权委托由王庙生联系将该房屋卖掉。此时，王庙生的女儿即王敏因准备结婚亦需买房。2000年2月(春节)，王庙生与凌莹及凌莹儿子陈勇三人在衡阳市解放西路28号（原审计局家属院）1栋601房共同协商，将房屋卖给王敏，协商指标转让金为20000元。之后，王庙生经手以凌莹的名义于2000年8月23日交60000元、2000年8月24日交10000元、2002年2月25日交28086元到衡阳市审计局专用帐户，共计98086元。2002年2月8日，通过银行电汇付给凌莹指标转让金5000元。2002年4月10日，衡阳市审计局为该房屋办理了房产证及国土使用证，所有权人为凌莹，衡阳市审计局并规定5年内不得办理变更登记。2003年，王敏在持有该房屋房产证及国土使用证原件的情况下，将该房屋装修并入住该房屋。由于凌莹长期住在（深圳）女儿、女婿家里，根据凌莹的指定，王庙生即于2004年9月14日经手向凌莹女婿杨高宇7200089980100503701帐户转帐15000元。之后，王敏多次找凌莹办理房产证变更登记未果。2010年9月19日，凌莹谎称房产证遗失而向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另行补办了一本房产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定为所有权确认纠纷，经过审理，该院认为本案案由应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本案中，凌莹在其单位衡阳市审计局集资建房的过程中即委托王庙生将所确定的房屋卖掉，此时凌莹并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而是取得该房屋的集资指标购买权，指标购买权属民事可期待物权，依法可以转让。因此，凌莹委托王庙生将所确定的房屋（指标）卖掉的处分行为，属权利义务概括性转让，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同时，凌莹委托王庙生全权处理此事，故王庙生将该房屋集资指标购买权转让给其女儿王敏的行为亦为有效。且王敏交清了所有集资款项，并在2003年将房屋装修入住该房屋，至今长达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凌莹从未主张相关权利。因此，该院认为，凌莹、王敏关于房屋集资指标购买权的转让行为成立并已实际履行，故对王敏请求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诉请依法应予支持，凌莹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凌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坐落在衡阳市高新区17号街区7栋402住房及110仓储杂房（产权证号为：衡房权高新区字第08062386号）的产权协助变更登记至王敏名下；二、驳回王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凌莹的全部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8598元、反诉费1710元，合计10308元，由凌莹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凌莹否认其与王敏达成包括王敏支付集资房建房款及2万元购房指标转让费等内容的集资房指标转让口头约定，但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本院对王敏与凌莹存在集资房指标转让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具体理由如下：1、王敏支付了集资建房款。王敏主张其支付了集资建房款并提供了集资建房款收据原件予以证明，凌莹对此提出相反主张并陈述集资建房款来源于王庙生，然王庙生否认向凌莹提供借款，并陈述系为王敏具体经办付款事宜，而凌莹除其本人陈述外既未能提供欠条等其他证据佐证，亦不能合理解释为何集资建房款收据原件在王敏处，另凌莹陈述自今未归还借款，而王庙生从未主张权利，亦与常理不符。故凌莹主张其与王庙生之间系自然人借款合同关系既无证据证明又不符合常理。2、王敏合法占有案涉集资房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证件原件及使用案涉集资房。凌莹主张其委托王庙生领取并保管案涉集资房房屋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证件原件，而王庙生拒不归还，王敏系非法占有案涉集资房，但结合证据“大套名单”上凌莹的签名及凌莹单位5年内不得办理变更登记的规定来看，系凌莹亲自领取案涉集资房相关产权证及钥匙后交付给王庙生，而且凌莹明知王敏占有案涉集资房相关产权证原件及使用案涉集资房，其既不报警，又不向法院起诉，却以房屋产权证原件丢失为由补办及在王敏起诉要求办证后才提起反诉，与常理不符。另从凌莹提供的2005年5月15日报警案件登记表来看，系王庙生妻子主动找凌莹要求解决案涉集资房相关问题，且当时出警民警表示不予立案并建议双方通过法院处理矛盾，但凌莹仍未主动提起诉讼。故凌莹主张王敏非法占有案涉集资房亦无证据支持且不符常理。3、王敏向凌莹支付了2万元集资房指标转让费。王敏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手续费邮电费收费凭证、中国建设银行速汇通业务凭证及手续费凭证与其及王庙生的陈述相互佐证，能够证实其委托王庙生依约向凌莹支付了2万元集资房指标转让费。凌莹主张王庙生的转款并非集资房指标转让费，而是王庙生对其女儿、女婿的借款，并提供借条、中国农业银行计收利息清单及贷款收回凭证、申明等证据，但该借条时间为1999年10月1日、借款金额为3万元，与王庙生的转款时间及金额均不能对应；其提供的申明系证人证言，然该证人既未出庭作证，又与凌莹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计收利息清单及贷款收回凭证等证据上记载的时间及金额与王庙生转款时间及金额亦不能对应，故凌莹关于王庙生的转款非指标转让费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王庙生受凌莹委托寻找案涉集资房指标受让人，在确认王敏为受让人完成凌莹委托事宜后，王庙生又受王敏委托以王敏名义与凌莹具体协商该集资房指标转让事宜，其行为不构成数方代理，合法有效。同时，王庙生与王敏之间亦不是转委托关系，王敏作为被代理人，受王庙生实施的上述民事法律行为的约束，即在受让凌莹购买该集资房权利的同时亦需承担支付集资购房款的义务，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纠纷并无不当，而且，王敏作为案涉集资房指标受让人，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故凌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0元，由凌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雪峰
审判员 吴 敏
审判员 邓婕晖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陈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