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民终8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金国，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湖北云开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丽，女，197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玮，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世春，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曹世春，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审被告：刘淑清，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原审被告：黄木祥，男，195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原审被告：孝感市中宝百鑫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森林广场。法定代表人：刘淑清。原审第三人：湖北省鸿昌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昌县丰山镇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黄金国。原审第三人：武汉创一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华路100号。法定代表人：黄金国。上诉人黄金国因与被上诉人张丽、被上诉人曹世春、原审被告刘淑清、原审被告黄木祥、原审被告孝感市中宝百鑫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宝公司）、原审第三人湖北省鸿昌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创一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一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1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金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判令张丽、曹世春返还黄金国的人民币372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张丽、曹世春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张丽提出的反诉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条件。反诉只能对本诉原告提起，张丽对第三人提起反诉是错误的；加之案由不同，本诉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反诉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另外，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没有牵连性。因此，反诉条件不符，应予驳回起诉。反诉人只有张丽，原判决认定“对于张丽、曹世春提出的反诉、本院予以准许”是错误的。原审准许反诉，并支持部分反诉请求在程序上是错误的。2、原审未依法调查收集证据，2016年5月17日，上诉人申请法院在金融机构调取张丽、曹世春的个人信用报告。该证据涉及到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至关重要，按民诉法第64条之规定。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但原审法院置之不理。3、曹世春不应为张丽的诉讼委托代理人。曹世春虽为执业律师，但在本案中系共同被告之一，既然系本案的当事人，就不应成为本案其他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原审对代理人的资格未能审查。曹世春属于执业律师，但案件中没有审理这个和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属于事实不清。且曹世春利用职务之便转嫁自己的债务风险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曹世春这种做法属于违反律师法的行为，合同应无效。4、本案不应为“缺席审理”。第三人鸿昌公司、创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金国出庭参与了诉讼，他可直接代表公司应诉，何以缺席？总之，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判决结论错误。二、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黄金国的诉求为确认借款担保保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返还人民币372万元。原审审理中之重点也是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原审确定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是错误的。三、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1、从借款日与刘淑清被拘留日相隔时间之短即可看出借款之时刘淑清已构成犯罪，在向张丽借款之时，主观上已是故意，是以借款之名，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实。是典型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按照《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应为无效。2、套取资金高利转贷致合同无效。曹世春的个人信用报告证实，确有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借给刘淑清的行为，按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四、借款本金实为450万元。刘淑清证明，借款当天就向张丽支付了利息25万元，8月17日支付又支付了25万，曹世春当庭也承认收到了50万元。这实际上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利息”。原审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450万元认定为本金。原审认定借款本金500万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张丽、曹世春则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被上诉人曹世春向本院提交了原审被告刘淑清的答辩意见：1、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没有意见；2、对于黄金国的上诉不发表意见；3、本案借款和担保合同有效。原审被告黄木祥答辩：借款当天就扣除了25万元的利息，借款担保合同上的利息约定并非月息5分，实际是按照5分利息支付。原审被告中宝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原审第三人鸿昌公司、原审第三人创一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黄金国的上诉意见相同。上诉人黄金国在一审本诉请求：1、确认张丽与刘淑清、中宝公司及黄金国、黄木祥、鸿昌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及张丽、曹世春与黄金国、创一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2、张丽、曹世春向黄金国返还3,72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淑清、张丽、曹世春承担。被上诉人张丽、曹世春在一审的反诉请求：1、确认张丽与黄金国、刘淑清、中宝公司、黄木祥、鸿昌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2、确认张丽、曹世春与黄金国、创一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有效；3、黄金国、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向张丽、曹世春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从2014年1月28日按月息1.5%计算延期还款利息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月17日利息为17.75万元）；4、黄金国、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向张丽、曹世春支付追索债权费用30,000元；5、黄金国、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对第三项、第四项债务互负连带责任；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金国、刘淑清、中宝公司、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丽、曹世春系夫妻关系。2013年7月17日，张丽（甲方）与刘淑清（乙方）、中宝公司（乙方）、黄金国（丙方）、鸿昌公司（丙方）、黄木祥（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因经营需要临时向甲方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1个月，月利息2%，按月付息；乙方相互之间为本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丙方自愿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如乙方不能按时还款，甲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等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当日，曹世春向刘淑清、中宝公司交付借款5,000,000元。同时，刘淑清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张丽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借款日期2013年7月17日，还款时间2013年8月16日”。其后，案外人李青向曹世春转账950,000元。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刘淑清、中宝公司按照月利率5%的标准向张丽、曹世春支付借款合同期限内的利息250,000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刘淑清、中宝公司未依约偿还借款本金。2013年9月10日因刘淑清、中宝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淑清被孝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依法逮捕。2013年9月23日，张丽（甲方）与黄金国（乙方）、创一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因刘淑清无力偿还借款，黄金国同意在2013年10月25日前代偿一百万元；2013年11月25日前代偿二百万元；2013年12月25日前代偿一百万元；此肆佰万元借款从2013年9月17日按月息1.5%计息。黄金国妻子李青通过张丽借给刘淑清一百万元由黄金国负责向刘淑清追偿；在黄金国代偿400万元本息后，张丽将该5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黄金国享有。黄金国在起诉过程中，张丽、曹世春无偿配合，并同意黄金国以张丽名义提起诉讼。同时，以张丽名义起诉实现债权在扣除本协议400万元本息后，多余款项归黄金国所有；丙方为黄金国履行本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如乙方不按照协议付款，甲方可立即按原协议起诉乙方及担保人归还400万元本息。本协议与原借款担保协议一并使用才具有法律效力等内容。协议签订后，黄金国以本人及他人名义向张丽或曹世春转款九次，分别为2013年10月25日付款60,000元、2013年11月12日付款500,000元、2013年11月15日付款1,250,000元；2013年12月11日付款1,280,000元、2014年1月3日付款90,000元、2014年1月28日付款50,000元、2014年1月30日付款30,000元、2014年3月10日付款450,000元、2014年4月15日付款10,000元，共计付款3,720,000元。其中2014年1月3日付款90,000元、2014年1月28日付款50,000元、2014年4月15日付款10,000元三笔款项回款备注中载明为利息或还息。2015年5月28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孝南刑二初字第0003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淑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30万元；中宝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100万元。本案所涉案件借款金额包含于刘淑清、中宝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数额中，并未退赔或追赃。一审法院审理后对本案的认定：一、本案案由认定。本案中黄金国诉刘淑清、中宝公司、张丽、曹世春、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在立案阶段被认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由于黄金国在诉请中并不仅单就合同效力提出了请求，同时黄金国还诉求张丽、曹世春返还其因对《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中承担保证责任而代偿的款项。根据黄金国的诉请主张，结合法庭采信的法律事实和合同类型，确定本案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二、关于《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法院认为：本案中关于《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各方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构成犯罪，前述合同是否必然无效；2、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而导致合同无效；3、贷款人是否套用金融资金的贷款转贷借款从而导致前述合同无效；4、《补充协议书》是否系胁迫签订以及胁迫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对于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构成犯罪，是否必然导致《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无效。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依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因借贷人的借贷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其合同效力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予以认定。对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特别指向为贷款人与借款人是否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的目的和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法院认为，首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缔约目的和内容上是非法的。同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该是合同当事人共同的目的，而非单方的目的。其次，单个民间借贷行为仅仅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事实，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是一定数量具体借贷活动聚集的结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资金融通并未被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基于以上理由，本案中张丽与刘淑清、中宝公司之间的单个借贷行为与刘淑清、中宝公司向社会不特定人借款行为之间并不等价，单个借贷行为并不侵犯刑事法律规范，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时，刘淑清、中宝公司的犯罪行为系刘淑清、中宝公司实施的单方行为，非本案所涉借贷双方的共同行为，双方亦无共同缔约目的，故《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于贷款人是否套用金融机构的资金转贷借款从而导致合同无效。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黄金国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张丽借款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同时亦无证据证实张丽、曹世春向刘淑清、中宝公司发放贷款时，刘淑清、中宝公司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贷款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故本案不适用前述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对于《补充协议书》是否系曹世春胁迫黄金国所签订以及一方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下签订的合同，是否属于无效的合同，法院认为，首先，黄金国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补充协议书》系曹世春胁迫黄金国所签订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黄金国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根据前述法律规定，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而不属于无效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在被撤销以前，属于有效的合同。对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效力，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里签字盖章的效力是表明合同内容为签字或盖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据此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本案中各当事人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应当认定为各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本案中反诉主体和对象。关于反诉主体和对象，法院认为，我国民事程序中的反诉，旨在通过反诉，抵销或者吞并本诉的请求，或者使本诉的诉讼请求失去意义，同时提高诉讼效率及避免因分别审理而造成的裁判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该解释条文说明：反诉、本诉的当事人应相同，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反诉只能由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不能涉及第三人。因张丽、曹世春在黄金国诉刘淑清、中宝公司、张丽、曹世春、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中提起反诉。张丽、曹世春的反诉请求与黄金国的本诉请求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反诉与本诉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对于张丽、曹世春提出的反诉，法院予以准许。但张丽、曹世春在本案提起反诉中将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列为反诉被告，其后又将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变更为反诉第三人，并追加刘淑清、中宝公司、黄木祥为反诉第三人，且要求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与黄金国共同向张丽、曹世春承担保证责任的反诉主张超出反诉的范畴，不应在本案反诉中一并处理，张丽、曹世春对黄木祥、鸿昌公司、创一公司的诉讼主张，应由张丽、曹世春另行起诉。四、黄金国已支付的款项是否返还，黄金国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及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和具体数额的认定。法院认为，由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刘淑清、中宝公司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黄金国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对于黄金国提出张丽、曹世春返还已支付款项372万元的本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在刘淑清、中宝公司未按时偿还借款本息时，张丽、曹世春可以依约要求连带保证人黄金国承担保证责任。对于黄金国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法院认为，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即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不应超过债务人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刘淑清、中宝公司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在收到贷款当天，刘淑清已向张丽支付了部分利息。据此，黄金国认为，刘淑清、中宝公司与张丽之间借贷关系中存在借款人在本金中变相预扣利息的情形，应当以张丽实际借款数额475万元计算本金及利息，但刘淑清、中宝公司与黄金国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事实。同时，在刘淑清、中宝公司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向张丽偿还借款本息，各保证人未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下，张丽又与黄金国，创一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黄金国向张丽代偿《借款合同》中的400万元，并从2013年9月17日按月息1.5%计息。前述约定保证责任的范围并未超过黄金国在《借款合同》中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亦未超过黄金国提出“以张丽实际借款数额475万元计算本金及利息”的主张。由于张丽与曹世春系夫妻关系，通过出借款项的交付和利息的收取，均涉及曹世春，在无相反证据证实和张丽未提出异议的情形下，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综上，黄金国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张丽、曹世春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对于具体的数额认定，法院认为，在《补充协议书》签订后，黄金国自行或通过第三人向张丽或曹世春转款九次，累计支付金额为3,720,000元，除三笔款项备注中载明为利息或还息外，其余款项并未载明用途。曹世春主张其中2014年12月11日支付的128万元的款项中有3万元的款项系黄金国支付曹世春代为收款的费用，由于曹世春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同时黄金国亦不认可，且其主张代收费用与本案之间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由曹世春另案主张，对张丽、曹世春此项反诉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由于《补充协议书》中仅约定利息计息起始时间和利率标准，并未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利息支付时间和本息冲抵顺序，对于从《补充协议书》约定计算起始时间至最后一笔款项支付之日的利息，以实际欠付金额为基数按照《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利率标准分段计息；对于黄金国支付款项中未载明款项用途的六笔付款采取先扣息再抵本的方法予以冲抵；对载明为利息的三笔付款，直至冲抵最后一笔还款日之前所孳生利息后，再冲抵本金（详见：附表）。综上，从2013年9月17日起至2014年4月14日，黄金国的付款在冲抵利息、本金后，尚欠484,581元未支付，黄金国应当向张丽、曹世春予以支付。同时，黄金国应承担从2014年4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484,581元为基数，按照《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五、张丽、曹世春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法院认为，《借款合同》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作为借款保证人的黄金国与债权人张丽之间就保证责任的范围及如何履行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补充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律师费用由谁负担，张丽、曹世春主张此项费用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同时，张丽、曹世春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项费用属于必要、合理性支出，故张丽、曹世春此项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金国与张丽、刘淑清、孝感市中宝百鑫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黄木祥、湖北省鸿昌能源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二、黄金国与张丽、武汉创一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有效；三、黄金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丽曹世春偿还本息人民币484,581元，从2014年4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484,581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四、驳回黄金国的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张丽、曹世春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果黄金国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8,280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5,438元，共计人民币23,718元，由黄金国负担。因反诉受理费人民币5,438元张丽已先行垫付，黄金国将此款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给付张丽。二审审理中，黄金国向本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所函》、《授权委托书》、《武房权证》，拟证明本案借款发生在曹世春为黄金国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收取代理费6万元，违反律师法的规定。曹世春扣押《武房权证》以此胁迫签订《补充协议》。曹世春质证认为，上述委托代理行为发生在本案借款行为之后，且与本案的借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律师法并不禁止律师的借款行为；《武房权证》并不能证明《补充协议》系胁迫签订。本院认为，黄金国委托曹世春作为其代理人，为其经营的企业进行诉讼服务，曹世春收取律师费用的行为与本案中黄金国为借款进行担保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黄金国认为曹世春的借款行为违反律师法的规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定。黄金国提交的《武房权证》亦不能达到其证明其受胁迫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综上，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诉辩各方的理由以及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本院对此评判如下：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黄金国上诉认为，反诉只能对本诉原告提起，张丽对第三人提起反诉是错误的。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张丽对第三人提起的反诉并未支持，对于张丽对本诉原告提起的反诉一审法院予以受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黄金国上诉称，反诉人只有张丽，原判决认定“对于张丽、曹世春提出的反诉、本院予以准许”是错误的。本院经审查，张丽提出反诉后，曹世春因与张丽系夫妻关系，申请作为共同的反诉原告参加诉讼，即是曹世春也提出了反诉，故一审法院“对于张丽、曹世春提出的反诉、本院予以准许”并无不当。黄金国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即使存在本案借款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的事实，亦无证据证实张丽、曹世春向刘淑清、中宝公司发放贷款时，刘淑清、中宝公司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贷款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本案借款资金是否来源于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的证据属于无调查收集必要的范畴，原审法院不予调查取证程序合法。关于曹世春是否能作为张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曹世春具有律师资格且是张丽的配偶，担任张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法律上并无禁止性规定，黄金国认为曹世春代理张丽参加诉讼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鸿昌公司、创一公司是否缺席审理的问题，一审开庭审理中，黄金国到庭参加了诉讼，但是未代表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发表意见，一审庭审记录中载明：鸿昌公司、创一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黄金国签字确认。庭后鸿昌公司、创一公司提交了书面意见，一审判决书中均有陈述。故一审判决中陈述鸿昌公司、创一公司开庭中缺席审理无误。综上，黄金国上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判决认定有理有据，已经详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金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560元，由上诉人黄金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文莉审判员  徐子岑审判员  曹文兵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