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民申22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丽娟，女，197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华刚，江苏新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洲新世界支行，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世界花苑4—20、21、22号。
负责人：徐月媛，该支行行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涛，男，197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春芳，女，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再审申请人姚丽娟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洲新世界支行、何涛、沈春芳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商终字第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姚丽娟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款合同关系发生在姚丽娟与原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青山桥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青山桥支行）之间。1.《转贷借款协议》系证明姚丽娟与中行青山桥支行之间存在借款法律关系的直接依据。2.姚丽娟与中行青山桥支行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姚丽娟自2008年起即与何涛所在的中国银行签订借款协议，多年来的借款事实与本案《转贷借款协议》的签订均直接证明姚丽娟与中行青山桥支行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借款业务都发生在何涛担任中国银行相关支行负责人期间，何涛也是以银行行长名义代表银行向姚丽娟借款的。姚丽娟始终认为是与中国银行发生借款关系，而非何涛个人。3.姚丽娟已按《转贷借款协议》约定向中行青山桥支行交付了相应款项。姚丽娟汇款与《转贷借款协议》签订为同一日，《转贷借款协议》签订后，何涛即代表银行要求姚丽娟向指定账户汇入约定款�。款项虽未进入中国银行开设的账户而汇入其他银行账户，但这仅是款项交付的一种方式，不能否认姚丽娟向银行交付款项的事实。4.何涛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裁判确认为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属于职务犯罪行为，本案借款的使用人为中行青山桥支行，据此姚丽娟与中行青山桥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二）《借款协议补充说明》确认何涛系债务加入人。1.《借款协议补充说明》与《转贷借款协议》约束的主体完全不同，是两份完全独立的协议，《借款协议补充说明》没有否认《转贷借款协议》的法律效力。2.《借款协议补充说明》证明何涛加入中行青山桥支行欠付姚丽娟的债务。3.中行青山桥支行的还款义务不能免除。（三）中行青山桥支行对本案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1.中行青山桥支行对本案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表现在：首先，加盖�行业务专用章是本案最为关键的事实，银行应对加盖印章承担全部责任。其次，银行在内部管理中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本案发生的原因。体现在：一是人员选任的过错；二是业务管理的过错。中国银行是一家国有独资大银行，没有向社会个人借款的业务范围，即便如此，仍被其工作人员利用开展借款业务，银行显然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三是经营管理的过错，主要体现在对印章使用管理不严。第三，何涛犯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说明银行在客户财产受到银行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犯罪侵害时，在履行职责方面存在严重过错。2.中行青山桥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中行青山桥支行对于本案的发生有直接重大过错，且其过错导致姚丽娟出借的巨额资金无法收回，过错与损失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银行作为侵权人应对受害人损失进行赔偿。其次，由于单位的行为和意�表示是通过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作出，故单位负责人的行为即为单位的法律行为。第三，姚丽娟对本案的发生没有过错。虽然姚丽娟出借资金不符合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或进行同业拆借的规定，但姚丽娟得到时任银行负责人何涛一再承诺和确认后才确信这是银行开展的一项业务。姚丽娟出借款项时已尽到普通投资者的注意义务，不能以金融专业人士的注意义务要求普通投资者。姚丽娟与何涛签订《借款协议补充说明》的主观目的是何涛当时已离开中国银行，因担心出借资金出现风险，因而要求何涛个人出具承诺。姚丽娟主观上是善意的，没有任何过错。第四，由银行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后，中行青山桥支行不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综上，姚丽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据此，相关人员越权订立的合同只有在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存在超越权限的情况下，该代表行为方为有效，即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善意无过失。本案中，何涛在任中行青山桥支行行长期间，加盖中行青山桥支行业务专用章，以中行青山桥支行名义�姚丽娟于2012年7月13日签订案涉《转贷借款协议》，虽然形式上在中行青山桥支行与姚丽娟之间成立合同关系，但该转贷借款行为不属于银行的业务范围，何涛代表中行青山桥支行与姚丽娟签订案涉《转贷借款协议》的行为超越其权限范围，属于越权代表行为。姚丽娟作为合同相对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何涛存在越权行为，姚丽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姚丽娟出借资金并非日常消费行为，而是投资行为，姚丽娟在涉案交易中与相对方均为商事主体，双方在进行大额资金交易过程中，均应作为商事主体尽到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第二，姚丽娟在再审申请书中一再表示中国银行作为国有独资大银行，没有向社会个人借款的业务范围，以及姚丽娟出借资金不符合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或进行同业拆借的规定等，足以表明其明知案涉所谓转贷借款业务并非中国银行�业务范围；第三，姚丽娟等人自2008年始即向何涛出借款项，将款项汇入何涛指定账户，并自其他个人账户收取利息。虽然何涛每年均以银行名义与姚丽娟等人签订一份《转贷借款协议》，但多年来姚丽娟从未将出借款项付至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也从未向其开立正规银行业务单据，也从未向其支付过利息，明显违反一般银行业务规范。第四，姚丽娟与何涛在《转贷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高达18%，违约责任则达到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远超过社会一般人对银行存、贷款业务以及理财产品回报率的理性认知。据此，足以认定姚丽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何涛代表行为越权，姚丽娟未能尽到相对人应尽的基本的审慎义务，其主张其善意无过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何涛以中行青山桥支行名义与姚丽娟签订案涉《转贷借款协议》的行为超越其代表权限，姚丽娟�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越权，则该越权行为对中行青山桥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2013年5月19日，何涛又与姚丽娟、冯华签署案涉《借款协议补充说明》，明确约定“2012年7月1日由冯华和姚丽娟分别借人民币叁佰万元整及叁拾万元整给何涛”，并对款项系“从冯华中国银行卡上汇给何涛指定人沈俊豪”，该说明是对借款协议的补充说明，及何涛的还款期限、利率、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诉讼中，姚丽娟认可《借款协议补充说明》与《转贷借款协议》所涉为同一笔资金。据此，姚丽娟与何涛在《借款协议补充说明》中表意明确，即便不考虑《转贷借款协议》的定性，双方也已以签订补充说明的形式确认案涉“从冯华中国银行卡上汇给何涛指定人沈俊豪”的款项系实际出借给何涛，而非借款协议形式上的合同主体中行青山桥支行。姚丽娟主张《借款协议补充说明》系何涛债务加入，但该补充说明文义明确，并无何涛债务加入之意，姚丽娟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中行青山桥支行应否对何涛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何涛案涉行为虽被刑事裁判认定为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但仅表明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行为，不能据此认定其行为得到中行青山桥支行授权，也不能免除姚丽娟作为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中行青山桥支行的民事责任应依法认定。故而姚丽娟据何涛行为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即主张案涉借款使用人为中行青山桥支行，缺乏法律依据。在姚丽娟并非善意无过失相对人的情形下，一、二审判决认定中行青山桥支行不对姚丽娟承担责任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第四，至于中行青山桥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姚丽娟系依据违约责任提起诉讼，现又以中行青山桥支行的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由申请再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姚丽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姚丽娟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 杰
审判员 罗荣辉
�判员蒋蕾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