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56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仕生，男，195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庄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仕忱，男，195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庄河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盛，辽宁赢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军，男，195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庄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作斌，男，197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庄河市。上诉人张仕生、张仕忱因与被上诉人杨德军、邵作斌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3民初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仕生、张仕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盛、被上诉人杨德军、邵作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仕生、张仕忱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是对庄河市人民法院（2014）庄民初字第2325号生效判决的否定，庄河市人民法院（2014）庄民初字第2325号生效判决明确判决上诉人与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于2002年5月21日订立的关于承包案涉争议的林业果园地承包合同有效，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已经自动终止，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可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将案涉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对村委会收回土地提出异议，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将土地违法发包给被上诉人后，多次与该村委会沟通，并为此于2014年向庄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上诉人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有效，庄河市人民法院就此判决该合同有效。同时，原审法院（2017）辽0283民初446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了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是强行将上诉人承包的土地收回另行承包的事实，足以证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将案涉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是非法的，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上述四个法条均体现了要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依据该上述法条应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依法成立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承包合同。而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法条保护非法签订的承包合同，令人费解。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权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二）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该规定，即使被上诉人与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有效，也应该认定上诉人取得案涉争议土地的承包权，因为上诉人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早于被上诉人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合同。被上诉人邵作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案涉土地是2009年4月25日我与村里签订了承包合同，我也缴纳了承包金36000元，我在该土地上栽树700棵左右，并进行了相应的管理，还花了一万多远打了井，上诉人应找村委会而不应该找我们。被上诉人杨德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我承包的合同是从四门孙村民委员会承包的合同，我承包的时候一切手续均有，上诉人也在场，也同意，我也给他钱了。我建棚的时候，上诉人还帮我干过活，现在履行已经十多年了，我的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我建了两个鸡棚还盖了两个房子。张仕生、张仕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张仕生、张仕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腾退非法占用的我们承包的果园；2.赔偿我们土地翻新及恢复原合同约定的桃李园所需费用5万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张仕生、张仕忱（二原告）曾于2014年将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被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4）庄民初字第23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原、被告的诉辩主张为：”二原告诉称，二原告与被告于2002年5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7年。其后，二原告在承包土地上栽种果树并以此维持生计。2004年二原告栽种了18000棵槐树。2009年前后，被告以二原告栽种树木成活率不高为由，强行将二原告所承包的土地收回，交由邵作斌使用，后邵作斌将二原告栽种的树木全部损毁，并将土地用于养殖家禽。二原告被非法剥夺土地后不断向被告主张权利，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被告的行为使二原告遭受到严重损失。故二原告诉讼至法院，要求确认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有效，被告赔偿二原告18000棵槐树的损失。被告辩称，2002年5月21日，我村委会与二原告签订了果园承包合同，合同条款约定，限期在2003年全部栽满桃李两个品种果树。直到2003年末，二原告没有栽植一棵果树，仅这一条就应该说二原告已经违约了。2003年12月7日，四门孙村与原德胜村合并，杜洪阳当选为总支书记兼村主任。在2004年3月份，原告张仕生向被告提出要求，说他和张仕忱承包的果园没栽果树，发展果树也不挣钱，过去两年张仕忱种地也没收入，不如你帮我办退耕还林还能弄几个钱。被告法定代表人说你两年没栽果树，按合同规定你已经违约了，村可以终止你与村签订的合同。要是办退耕还林，国家补助金也不能全给你，我个人意见是4、6分成，退耕还林补助金和将来卖成材树木都按你收60%，村里收40%。原告说同意村里的意见，但是需要村里动用帮原告栽上，槐树苗由原告自己解决。被告同意，待村法定代表人和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后，再和镇林业站长时洪财商量一下，是否同意退耕还林。之后，经村两委会讨论和时站长同意，村调义务工将树苗载上（槐树），约3000株，栽树时间是2004年4月份。实际上这已经是双方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2004年大营镇林业站发放退耕还林款（证据见2004年5月24日造林面积测量统计表，四门孙小刘沟东坡退耕17亩刺槐树GPS号04-05-8-01），统计表中已清楚写明退耕还林地点和原告张仕生名字。2004年退耕还林补助款，被告经村委会研究，没按此比例分配，全给原告抵顶退回已交原合同款。2005年12月30日发放的退耕还林面积是23.5亩，每亩110元，全额2585元，按4:6分成，原告领取1551元，村收1034元（有据为凭）。2007年2月2日发放2006年退耕还林款，原告领取1551元，村收1034元（有据为凭）。2007年，经大营镇林业站到现场查看，因管理不当，栽植刺槐树苗大部分死亡，林业站停止了退耕还林待遇。此后，二原告中张仕忱在此地块中耕种了一部分玉米，大部分扔荒。2009年4月5日，村委会与邵作斌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邵作斌在合同区域内建立两个肉鸡养殖大棚。综上所述，被告认为，二原告没按原合同规定两年内载果树已经违约。2004年双方协商同意退耕还林，实际原合同已经解除，且二原告已经领取了3年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后因二原告管理不当，被林业部门停止补助资金。二原告自2004年退耕还林后一直到2013年10年期间没有向被告诉求原合同一事，二原告张仕忱长久居住在原合同区域附近，从没有一次向村提出不同意见。直到2013年末，二原告中张仕生在外打工回老家后，才向被告提出要求给予适当补偿。经被告解释后，二原告也表示不走法律程序。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可以说向法院隐瞒了真实情况。二原告提出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该判决查明的事实为：”2002年5月21日，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甲方）与二原告（乙方）签订合同，内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原林业果园地18亩，由乙方更新改造栽植桃、李两个品种。限期在2003年全部栽满，承包期为27年，即到2028年12月31日，交给村一个桃、李的果园。其条款如下：一、承包费每年180元，即4860元，定合同之日交3000元，余款在2016年1月份交清。二、税金到2009年上缴：按产量产值计算税款。三、四至：东至刺槐围障、西至车道、南至车道、北至孙冰茔盘”。合同签订后，二原告即交纳了约定的承包金3000元，案涉果园交付给二原告后，二原告并未栽种桃树和李树。2004年，二原告经被告同意将案涉果园退耕还林，栽种了刺槐树。二原告认为2004年在案涉果园退耕还林的事实，系双方商议一致，对果园承包合同进行了变更。被告认为因二原告退耕还林，双方的果园承包合同已经解除，重新订立了新的合同。但被告并未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2004年退耕还林款2585元（110元每亩×23.5亩），由二原告全额领取。2005年及2006年案涉果园的退耕还林款，二原告领取了总额的60%，即分别领取了2005年、2006年退耕还林款1551元，另外退耕还林款的40%由被告领取。被告陈述双方改种刺槐树时已协商退耕还林款按照二原告60%、被告40%的比例进行分配，因为土地是属于村集体的，村集体也投入义务工去栽植，所以被告享有40%的份额。2004年应由村委会分得的1034元（2585元×40%）退耕还林款给付二原告，是作为收取二原告的果园承包金退换给二原告，差额不补。二原告陈述被告享有40%退耕还林款的原因是村里说不能帮着白忙活，所以村里就留了40%。二原告全额领取2004年退耕还林款的原因是树木本就是二原告的，所以全部领取是正常的。二原告在诉状中陈述，2009年前后被告强行将所承包土地收回。另查明，2014年9月1日，庄河市大营镇林业水利站出具《关于大营镇四门孙村元顺屯张仕生市级退耕还林有关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为：”大营镇四门孙村元顺屯张仕生，于2004年4月自愿将个人承包的四门孙村老林业沟果园23.5亩栽植刺槐退耕还林，经我站工作人员检查、测量按规定上报为大连市级退耕还林。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兑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每年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是23.5亩乘110元，由村里领取并付给张仕生。2007年我站工作人员到该地块检查，发现该地块刺槐因放牧、复耕毁坏严重，未达到国家退耕还林标准保存率85%，当年按不合格上报且停发市级退耕还林补助资金。”2007之后的退耕还林款不再发放。2009年4月5日，被告将案涉土地中的12亩土地发包给邵作斌，由邵作斌从事经营。2011年1月27日，被告向原告张仕忱支付了林业沟平整土地占青苗款2000元，该款由原告张仕忱领取，上述现金付出凭证上亦注明：”邵作斌承包建鸡棚，村赔偿张仕忱占用青苗款。审批人：杜洪阳”。被告陈述原告张仕忱领取上述款项的原因是，2010年村里将原果园地块重新包给邵作斌养鸡，养鸡建棚时，原告张仕忱在案涉土地上种地，当时4亩玉米苗已经长高了，张仕忱要求给付青苗补偿费，经村里研究，给了2000元青苗补助费。当时包给养鸡户时，张仕忱在案涉现场，表示同意，并且领取了青苗补偿。二原告的意见是，被告所述属实，但是我们实际经营23.5亩地，被告发包给我们18亩地，领取的4亩青苗补偿费不包括在18亩土地中。再查明，二原告起诉状中要求被告赔偿损毁二原告栽种的18000棵3年生刺槐树的经济损失，后于第二次庭审中因提供的证人证明其二人栽种的刺槐树为8400棵，所以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因毁损二原告栽种的8400棵5年生刺槐树的经济损失。证人唐某在发包土地时担任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支部书记兼村长，其证明二原告于2003时经村里同意改种刺槐树，唐某找林业站站长落实此事，但后因其落选，具体是否栽了、栽了多少棵，其不清楚。证人张某证明，因其与二原告关系不错，帮忙二原告栽种刺槐树，当时栽了8400棵，可能不足两年生，当时保质保量，但是后来是死是活就不清楚了。诉讼中，二原告申请对8400棵刺槐树（品种为开白花；产地为辽宁省庄河市大营子镇林业站育苗区；栽时2年生，被毁时共7年；直径7-8公分）的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辽宁冠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本次鉴定，该公司出具了辽冠宇评鉴报【2015】012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原告申请评估8400棵5年生槐树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52000元。”该判决认为：”二原告与被告于2002年5月21日订立的关于承包原林业果园地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后二原告将案涉果园退耕还林，亦经被告同意，系双方对原合同内容的变更，并继续履行。对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毁损其二人所有的8400棵5年生刺槐树的经济损失，并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其主张，其中唐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具体栽种树木的数量，张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当时栽种了8400棵刺槐，树龄可能不足两年。但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告毁损二原告所有8400棵刺槐树的事实。被告亦提供了庄河市大营镇林业水利站出具的情况，证明案涉地块放牧、复耕毁坏严重，未达到国家退耕还林标准，所以当年已经停发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可以证明刺槐树于2007年已经有损坏的事实。所以二原告要求被告按其主张赔偿损失的依据不足。且二原告陈述已于2009年知晓刺槐树被毁损，但其二人于2014年4月22日提起诉讼，被告亦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判决：一、原告张仕生、张仕忱与被告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于2002年5月21日订立的关于承包原林业果园地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张仕生、张仕忱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查明的事实与该案一致。再查，四门孙村委会于2009年4月5日分别与被告邵作斌、杨德军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将案涉地块中的12亩土地发包给被告邵作斌，6亩土地发包给被告杨德军。签订合同后，二被告从事经营至今。二原告于诉讼中向本院提交由四门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于2009年4月5日与我村村民邵作斌、杨德军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共二份，涉及地块是四门孙林业沟果园共18亩，实属我村已在2002年5月21日已经将此地块发包给我村村民张仕生、张仕忱承包期至2028年。情况属实，特此证明。2016年10月10日”，该证明上盖有四门孙村委会的印章，但无出具证明的上述单位经手人签名，证明的出具时原告张仕生时任四门孙村委会主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14）庄民初字第2325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诉称，”......2009年前后，被告（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以二原告栽种树木成活率不高为由，强行将二原告所承包的土地收回，交由邵作斌使用......”，由此说明，2009年前后，二原告认可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已经将发包给其二人的案涉土地收回，其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且二原告在2009年前后对收回土地一事是知情的，现没有证据证明其二人在当时对村委会收回土地提出异议，故可以认定二原告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间的承包合同已经于2009年终止。因此，二原告无权要求二被告腾退案涉土地并赔偿损失，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仕忱、张仕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二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此条依据来源于生效裁判的拘束力，即凡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可以免除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已经生效的庄河市人民法院（2014）庄民初字第232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是：2002年5月21日二上诉人与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果园承包合同。2004年双方变更了合同协商一致将案涉果园退耕还林；2009年案涉土地的12亩由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发包给被上诉人邵作斌；2011年上诉人张仕忱领取了邵作斌给付的青苗补偿款2000元；上诉人张仕忱对果园发包给邵作斌的事实是知晓的。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以上事实原一审法院对此已经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其他事实的认定并不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悖，上诉人提出的原审判决否定生效判决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虽然生效的判决已经认定二上诉人与庄河市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2002年5月21日签订的原林业果园承包合同有效，但是该判决亦明确认定二上诉人与村委会已合意对该合同进行了变更，上诉人对村委会2009年将果园另行发包给二被上诉人的事实是知晓的，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放弃了对2002年签订的合同的履行的主张。原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二上诉人与大营镇四门孙村民委员会间的合同已于2009年终止，适用法律正确。即使二上诉人与村委会未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解除2002年签订的承包合同，2002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已经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基础。故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与二上诉人在原审时主张的待证事实（2002年合同有效并仍在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没有事实上的关联性和法律推理上的因果性。况且二上诉人至起诉之日主张权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原审法院驳回二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二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姜开伦审判员张劲代理审判员郭志瑞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唐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