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62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旗新皮具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负责人：亓佩刚，该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奇，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颖湘，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投资人：朱海洋，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媚，该厂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海洋，男，197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媚，系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芝，女，197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媚，系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职员。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旗新皮具厂（以下简称旗新皮具厂）、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以下简称迅步鞋厂）、朱海洋因与被上诉人陈小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旗新皮具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奇、钟颖湘、上诉人迅步鞋厂、朱海洋、被上诉人陈小芝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小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迅步鞋厂、朱海洋上诉请求：1.驳回旗新皮具厂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旗新皮具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自2014年3月1日起，为合作关系。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于2013年11月起有生意往来，2014年3月1日，迅步鞋厂应旗新皮具厂之约与其签订《迅步合作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一审庭审中，旗新皮具厂己承认《迅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也认为迅步鞋厂是该协议约定的“甲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投资人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方式进行出资，并且该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从其约定。协议约定：由旗新皮具厂提供货物，迅步鞋厂提供买卖场地进行出卖，所得利润按各50％进行分配等内容，已证明双方通过各自方式进行出资。一审法院以迅步鞋厂未提供任何与旗新皮具厂之间各自按照50％的成本进行出资的凭证，就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二）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自2013起长期存在经济往来，难以区分每笔资金为结算哪一时段的货款，因此，本案应从双方有经济往来之日起至合作关系结束之日止进行全面审查。迅步鞋厂虽确认陈小芝2014年10月出具的《还款计划》，但并不承认现仍拖欠旗新皮具厂947190.24元，在此之后，双方仍持续合作，迅步鞋厂也陆续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支付部分货款。根据陈小芝2015年2月7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中载明，“迅步鞋厂在2015年2月14日前付给旗新皮革厂皮料货款70万元”(此处应包括之前确认的货款947190.24元)，并且迅步鞋厂也提供了《14年10月一15年7月已付款明细表》，能够明确列明每一笔支付款项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应全面审查本案，不应简单地从时间段为界限区分处理。（三）迅步鞋厂已依约履行《迅步合作协议》，并已将出售的货物货款全额支付给旗新皮具厂，但旗新皮具厂未按协议约定提供优质货物及分配利润。在迅步鞋厂当铺仍存约价值84万元货物未出售(包括协议约定前期铺垫2万英尺货物和部分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结合现存货物及迅步鞋厂已付货款，迅步鞋厂并没有拖欠旗新皮具厂任何款项。因双方合作至今，旗新皮具厂仍未向迅步鞋厂分配利润，并且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迅步鞋厂保留向旗新皮具厂追诉的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改判，驳回旗新皮具厂全部诉讼请求。旗新皮具厂辩称，双方的合作关系事实上是买卖合同关系。由旗新皮具厂将货物出售给迅步鞋厂、朱海洋，并由其销售。旗新皮具厂起诉的时候的截止时间是2015年2月7日，其后双方还有经济往来，对方在该时间内也有付款，但都是付该时间段交易的款项，与本案无关。陈小芝辩称，同意迅步鞋厂、朱海洋的上诉意见。旗新皮具厂上诉请求：1.迅步鞋厂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947190．24元及相应利息57115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0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10月19日，共57115元，实际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迅步鞋厂支付违约金229194元(违约金以947190．2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l0月16日起，暂时计算至2015午10月19日，共229194元)；3.朱海洋、陈小芝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全部由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迅步鞋厂所欠货款947190.24元及相应利息应由其另行向旗新皮具厂支付，不能将陈小芝已向旗新皮具厂支付的48万元抵扣该货款。一审法院已查明，迅步鞋厂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期间，累计拖欠旗新皮具厂货款947190.24元，该期间的全部货款迅步鞋厂全部均未支付。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迅步鞋厂又向旗新皮具厂购买皮革制品。根据一审期间旗新皮具厂补充提交的证据，初步证实该期间所发生的交易额达1124908.92元。但双方对此还没有进行最终的对账结算。鉴于旗新皮具厂在本案中尚未就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发生的交易主张权利，旗新皮具厂支付的48万元亦发生在2014年l0月至2015年1月期间，且旗新皮具厂已声明迅步鞋厂所付的款项是用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货款，在将来的结算当中，该款用于该期间发生的货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在2014午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交易额这一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自作主张，将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未经结算前提下所付款项，用以偿还此前交易阶段中已经确认的欠款，显然认定事实错误，违背旗新皮具厂的意愿，损害旗新皮具厂的利益。恳请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二）迅步鞋厂所欠货款的利息属于法定的违约责任，而违约金则是迅步鞋厂自愿承担的具有惩罚性款项，二者不存在重复主张，旗新皮具厂向迅步鞋厂主张所欠贷款的相应利息及违约金均应获得法院支持。迅步鞋厂未及时支付货款，依法应向旗新皮具厂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旗新皮具厂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至于违约金，陈小芝在《还款计划》中，自愿承担“逾期未还，按1％每日罚收利息”的惩罚性款项，是迅步鞋厂为了表示其按期还款而许下的承诺，是迅步鞋厂真实的意思表示。鉴于我国法律不支持超过年利率24％的违约金，旗新皮具厂自愿将违约金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旗新皮具厂向迅步鞋厂所主张的欠款利息及违约金均应当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三）朱海洋、陈小芝是夫妻关系，陈小芝是迅步鞋厂的实际经营着，二人应共同对迅步鞋厂所欠付旗新皮具厂的货款及其相应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已查明，迅步鞋厂为朱海洋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朱海洋应以其个人财产对迅步鞋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陈小芝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1.陈小芝与朱海洋为夫妻关系。2.现已查明，陈小芝是迅步鞋厂的原投资人，其于2013年9月13日将迅步鞋厂转让给朱海洋。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陈小芝是迅步鞋厂的实际经营者。陈小芝在实际经营迅步鞋厂的过程中，对外代表迅步鞋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根据送货单显示，绝大部分的送货单是由陈小芝签字收货的，证实其实际参与了涉案的货物交易；3.根据银行转账显示，旗新皮具厂已收到的48万元货款，全部都是由陈小芝个人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付至旗新皮具厂法定代表人亓佩刚的银行账户；4.根据还款计划、付款计划显示，陈小芝独立以其自己名义对旗新皮具厂做出限期还款的承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还款计划”和“付款计划”均为陈小芝亲笔书写，并非仅仅签名，而且实际上旗新皮具厂所收到的货款全部是陈小芝所支付，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陈小芝对旗新皮具厂作出了代迅步鞋厂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5.从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支付货款的情况来看，相关的货款基本上都是由陈小芝直接从自己的个人账户上支付给旗新皮具厂。迅步鞋厂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迅步鞋厂的财产与朱海洋、陈小芝的财产高度混合，迅步鞋厂对外所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应当由朱海洋、陈小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此可见：陈小芝与迅步鞋厂的投资人朱海洋为夫妻关系，陈小芝是迅步鞋厂的实际经营者，应当对迅步鞋厂在本案中所欠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支持旗新皮具厂的全部上诉请求。迅步鞋厂、朱海洋辩称，不同意旗新皮具厂的上诉请求。陈小芝同意迅步鞋厂、朱海洋的意见。旗新皮具厂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迅步鞋厂支付货款947190.24元及相应利息57115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0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10月19日，共57115元，实际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2.迅步鞋厂支付违约金229194元（违约金以947190.2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4年10月16日起，暂时计算至2015年10月19日，共229194元）；3.朱海洋、陈小芝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日，迅步皮行作为甲方，旗新皮具厂作为乙方签订《迅步合作协议》，约定：1.甲方自愿经销乙方的皮革制品，乙方须按照双方协议好的质量标准及价格，按时按量供给甲方；2.甲方在天富鞋材市场开一间档口，专业经营乙方产品，并不再代理经销其他厂家及客户的产品，甲方同时将乙方产品销到一些品牌鞋贸易公司；3.乙方根据市场情况，先期在甲方档口内投放两万平方英尺的货物，甲方销售后付清货款，甲方以后提货，均需以现金付清货款，由特殊情况需乙方同意，可延迟三天付款；4.针对鞋贸易公司，双方统一计算成本，利润按各50%分配，资金双方各出50%；5.乙方须保证货物质量及分级标准，如有质量问题，甲方7天内可提出异议或退回货物；……。朱海洋、陈小芝作为代表人分别在上述协议中签字。庭审中，迅步鞋厂、朱海洋对《迅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旗新皮具厂签订《迅步合作协议》的相对方是迅步皮行、朱海洋及陈小芝，迅步鞋厂并非合同相对方。迅步皮行是朱海洋的女儿朱帅丹开设的个体经营户，与迅步鞋厂并非同一主体。根据迅步鞋厂、朱海洋提供的《营业执照》记载，朱帅丹在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89号后座一层A15号进行个体经营，但该个体工商户并未起字号。旗新皮具厂确认《迅步合作协议》是其与朱海洋、陈小芝签订，迅步鞋厂并未在《迅步合作协议》中盖章，交易中虽然朱海洋、陈小芝使用的是“迅步皮行送货单”，但实际与其发生交易的是朱海洋、陈小芝共同经营的迅步鞋厂，其与朱帅丹及“迅步皮行”之间并未发生过交易往来。庭审中，迅步鞋厂、朱海洋主张其与旗新皮具厂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代销合作关系，由旗新皮具厂提供货物，其提供买卖场地并进行出卖，所得利润按各50%分配，但未约定利润分配时间及分配方式，在本案中保留要求旗新皮具厂分配利润的权利。旗新皮具厂否认其与迅步鞋厂为代销合作关系，《迅步合作协议》第一至三条约定的是迅步鞋厂向其拿货并支付货款后自行销售，至于第四条关于“对鞋贸易公司双方统一计算成本利润各按50%分配，资金双方各出50%”的内容，是由于迅步鞋厂曾经提出认识百丽等大型的品牌鞋贸易公司，能够拿到这些公司的大订单，怕到时候资金不够，因此双方在协议中专门针对大型鞋贸易公司的订单如何处理进行约定，即双方各出资50%的成本，利润也各按50%分配，但协议履行过程中迅步鞋厂并未接到大型订单，因此双方从未共同出资，亦未进行过利润分配，一直都是按照旗新皮具厂供货、迅步鞋厂拿货销售并支付货款的模式在履行协议。在《迅步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协议双方通过“旗新皮具厂送货单”（用于送货）及“迅步皮行送货单”（用于退货）记录交易明细。经对旗新皮具厂提供的“旗新皮具厂送货单”的审查，该送货单中客户签收处有朱海洋、陈小芝、蒋茂、朱卫然等人的签名。旗新皮具厂主张涉案货款发生于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双方于2014年9月30日进行对账，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确认截止至2014年9月30日，其应付未付货款为947190.24元，但双方当时并未形成完整的对账单，只是由旗新皮具厂的财务人员在自行制作的2014年9月销售明细表中进行记载备注。后陈小芝向其出具《还款计划》，载明：“迅步鞋厂承诺于2014年10月15日前归还旗新皮具厂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余额2014年10月30日前结清，逾期未还，按1%每日罚收利息（以2014年9月30日已对账金额为准）。”该《还款计划》中盖有不能辨认字体的圆形公章一个。2015年2月7日，陈小芝又向旗新皮具厂出具《付款计划》，载明：“迅步鞋厂在2015年2月14日前付给旗新皮革厂皮料货款70万元，余额在4月份结清。”旗新皮具厂陈述在第一份《还款计划》出具后，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未按约定支付款项，在其催讨下陈小芝又出具了第二份《付款计划》，重新承诺还款时间，但仍未能按时支付。迅步鞋厂、朱海洋于庭审中确认其与旗新皮具厂曾于2014年9月30日进行对账，确认截止至2014年9月30日的未付货款为947190.24元，但该947190.24元包含了2014年9月30日前的铺垫货物价值52万元，该52万元不属于货款，真正的货款应该是947190.24元减去52万元，该52万元货物中已销售了大概11万元左右的货物，剩余41万元货物由于质量问题目前还存放在其仓库中，且旗新皮具厂在2014年11月19日向其发送的《催款联络函》中亦自认2014年10月28日前尚欠的货款为390076.61元。还款计划出具后，其已陆续通过银行转账及公账收付的方式向旗新皮具厂支付了全部货款（包括截止至2014年9月30日的涉案货款及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的货款）合计2305060元。为证明其付款情况，迅步鞋厂、朱海洋在庭审中提供了中国民生银行转账凭证及由其单方制作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的已付款明细表，经对证据的审查，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均是陈小芝个人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62×××81）与旗新皮具厂的法定代表人卞佩的记录，但存在重复提供的情况，经核实后发现，银行转账情况为：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间，合计转账285760元，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合计转账480000元。迅步鞋厂、朱海洋提供的由其单方制作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的已付款明细表记载，还包括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现金及公账方式进行付款。关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现金的支付情况，迅步鞋厂、朱海洋在本案中并未提供相关的支付凭据；关于公账收付，迅步鞋厂、朱海洋在庭审中解释为由第三方客户到其档口购买货物后，再直接由第三方客户直接将货款汇入旗新皮具厂的公司账户中，但由于其无法查询旗新皮具厂的公司账户明细，故不能提供凭证。旗新皮具厂对迅步鞋厂、朱海洋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转账凭证、由其单方制作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的已付款明细表、催款联络函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2014年9月30日双方对账确认当时的未付货款为947190.24元后，双方又继续发生交易至2015年4月，而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迅步鞋厂尚欠的未货款已达到1124908.92元（并不包括2014年9月30日前所欠的货款），虽然陈小芝在2014年10月之后陆续向其支付过部分款项，但该部分款项均是用于支付2014年10月之后交易的货款，且其支付的数额本来已不足以清偿2014年10月之后发生的货款，更不足以支付涉案的947190.24元的货款；2.对迅步鞋厂、朱海洋自行制作的已付款明细表亦不予确认，对所谓的公账付款方式，其述称从未有第三方客户直接向其支付过货款，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现金的记载情况亦不予确认；3.对《催款联络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称《催款联络函》中并无其公司盖章，其从未向迅步鞋厂发送过《催款联络函》，亦未自认2014年10月28日前迅步鞋厂尚欠的货款为390076.61元。旗新皮具厂提供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送货单显示，该期间双方继续使用“旗新皮具厂送货单”及“迅步皮行送货单”进行交易，送货单中客户签收处亦有朱海洋、陈小芝、蒋茂等人的签名。经对该部分送货单的审查，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双方发生的交易总金额已超过100万元。迅步鞋厂对旗新皮具厂提供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期间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金额不予以认可，认为旗新皮具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当中涉及退货，且部分货物已支付过现金。庭审中，旗新皮具厂自述陈小芝已在《还款计划》中作出如在2014年10月30日前不能结清货款，则按1%每日支付利息，虽然朱海洋并未在《还款计划》中签字，但朱海洋、陈小芝系夫妻关系，迅步鞋厂实际上是由朱海洋、陈小芝共同经营，陈小芝作出的还款承诺可以代表迅步鞋厂及朱海洋的意思表示，同时，由于《还款计划》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过高，其自愿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并请求自2014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迅步鞋厂、朱海洋认为旗新皮具厂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亦属过高，且其并未拖欠货款，故无需支付违约金。另查明，迅步鞋厂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原投资人为陈小芝，2013年9月13日，陈小芝将迅步鞋厂的所有财产及债权债务全部转让给朱海洋，并办理了变更备案登记，现迅步鞋厂工商登记的投资人为朱海洋。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旗新皮具厂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901-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价值共1000000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迅步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在违约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迅步鞋厂是否为《迅步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否本案适格被告；二、旗新皮具厂与迅步鞋厂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三、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是否需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947190.24元及利息，并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迅步鞋厂、朱海洋认为涉案《迅步合作协议》的甲方应为迅步皮行，迅步鞋厂并非合作协议相对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迅步皮行为个体工商户，未起字号，登记的经营者为朱帅丹，经营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89号后座一层A15号，经营范围为批发业，迅步鞋厂为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的投资人为朱海洋，经营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大岗村上石工业区389号，经营范围为加工、制造：鞋类。迅步鞋厂、迅步皮行无论是企业类型、登记的经营者或投资人、经营场所、经营范围均不一致，《迅步合作协议》虽然打印记载的甲方为迅步皮行，但当中并无加盖迅步皮行的公章，亦无朱帅丹的签名，涉案送货单中亦从未出现朱帅丹的签名，反而客户签收处多次出现朱海洋的签名，涉案《还款计划》中亦明确支付货款的义务人为迅步鞋厂，上述情况足以反映与旗新皮具厂发生交易的经营实体是迅步鞋厂，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作协议中的相对方为迅步鞋厂，迅步鞋厂是本案适格被告。迅步鞋厂的前述辩解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均主张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之间是代销合作关系，并非买卖关系，双方约定按照50%的成本出资，并按照50%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并未提供任何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之间已各自按照50%的成本进行出资的凭证，无法印证存在共同出资的事实，双方交易自2013年11月起持续至2015年4月结束，期间双方非但从未对利润进行分配，反而由陈小芝陆续不断向旗新皮具厂支付款项，结合涉案送货单及《还款计划》《付款计划》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迅步鞋厂、朱海洋、陈小芝主张迅步鞋厂与旗新皮具厂之间为代销合作关系，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迅步鞋厂、朱海洋承认双方在2014年9月30日对账时的金额为947190.24元，但其后其已支付了部分货款，认为旗新皮具厂在2014年11月19日向其发送的《催款联络函》中亦自认2014年10月28日前尚欠的货款为390076.61元，且2014年10月之后其亦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第三方客户直接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的方式付清全部货款，故双方权利义务已全部结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货款947190.24元发生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双方对截止至2014年9月30日的未付货款金额947190.24元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9月30日双方对账后，陈小芝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合计向旗新皮具厂的法定代表人转账了480000元，迅步鞋厂主张其还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现金、公账付款等方式支付了全部货款2305060元,但由于其并未提供与上述支付方式相对应的支付凭证，旗新皮具厂亦不予确认，故对其已支付2305060元货款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旗新皮具厂认为陈小芝支付的前述480000元是用于支付双方于2014年10月之后交易的货款，但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双方在本案中并未对2014年10月之后的交易情况进行对账，且迅步鞋厂对2014年10月之后发生的交易提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尚未处理，故在双方于2014年10月之后发生的交易情况未明确之前，陈小芝于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1月9日所支付的货款480000元，应用于抵扣已经双方确认的涉案货款947190.24元。至于双方于2014年10月之后发生的交易，因旗新皮具厂已明确不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权利，故对双方因该部分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所述，迅步鞋厂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2014年9月30日对账后，其向旗新皮具厂支付了480000元，但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全部货款，故迅步鞋厂还应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467190.24元。关于利息及违约金。迅步鞋厂迟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涉案《还款计划》约定迅步鞋厂于2014年10月30日前结清全部货款，逾期按1%每日罚收利息，该内容应视为旗新皮具厂与迅步鞋厂关于逾期付款时应承担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的具体约定，现旗新皮具厂自愿将违约金计算方式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予以准照，同时，由于迅步鞋厂承诺于2014年10月30日结清货款，故违约金应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计算，旗新皮具厂请求从2014年10月16日开始计算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至于利息，迅步鞋厂迟延支付货款，给旗新皮具厂造成的应为利息损失，该部分损失已在前述违约金中得到弥补，旗新皮具厂同时要求迅步鞋厂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属于重复主张，故对旗新皮具厂要求迅步鞋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迅步鞋厂系朱海洋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朱海洋应以其个人财产对迅步鞋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另，陈小芝虽然在送货单及《还款计划》《付款计划》中签字，但并未作出代迅步鞋厂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涉案货款发生期间其亦并非迅步鞋厂的投资人，旗新皮具厂诉请陈小芝对迅步鞋厂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旗新皮具厂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陈小芝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迅步鞋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467190.24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货款本金467190.24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旗新皮具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902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902元，由旗新皮具厂负担9102元，迅步鞋厂、朱海洋承担11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迅步鞋厂在2014年9月30日之后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向旗新皮具厂转账7笔，分别是2014年11月3日70000元、2014年11月11日66000元、2014年12月5日50000元、2014年12月5日76000元、2014年12月29日70000元、2015年1月15日53000元、2015年6月11日40000元。陈小芝在2014年9月30日之后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亓佩刚转账10笔，分别是2014年10月13日100000元、2014年10月14日50000元、2014年10月15日100000元、2014年10月16日50000元、2014年11月14日20000元、2014年11月15日30000元、2014年11月24日20000元、2014年11月26日50000元、2014年12月21日10000元、2015年1月9日50000元。以上17笔转账合计905000元。另外，迅步鞋厂主张还通过现金和委托第三方付款的方式支付了本案货款，对于现金付款，迅步鞋厂没有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或旗新皮具厂的收款收据等证实该主张；对于委托第三方付款，迅步鞋厂没有提供第三方的付款说明、付款凭证等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迅步鞋厂还提交了2014年9月30日之前的转账凭证以证实支付本案货款的情况，本院认为，迅步鞋厂陈小芝确认欠款情况是截至2014年9月30日，那么2014年9月30日以前的付款则已经通过对账结算，不应视为支付2014年9月30日确认的欠款。迅步鞋厂还提交了2014年9月27日编号为0002914号、2014年10月8日编号为0002977号的两张送货单，拟证实已经付款19030元和19433.2元，对此，本院认为，该两张送货单记载货款为已付清，并注明金额，反映出其上付款是支付该送货单的货款，而不是支付本案2014年9月30日对账确认的货款，迅步鞋厂要求计入本案货款本院不予采纳。迅步鞋厂主张陈小芝于2015年3月23日通过中国银行向亓佩忠转账150000元支付本案货款，旗新皮具厂不予确认，迅步鞋厂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旗新皮具厂指示迅步鞋厂向亓佩忠支付货款；迅步鞋厂提交的“旗新帐号”的传真件亦难以确认是旗新皮具厂向迅步鞋厂发送，故本院对于亓佩忠代旗新皮具厂收款的主张不予采信。2015年2月7日，陈小芝向旗新皮具厂出具《付款计划》，载明“迅步鞋厂在二0一五年二月十四日前付给旗新皮具厂皮料货款人民币700000元正。注：余额在4月份结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旗新皮具厂与迅步鞋厂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如何认定货款金额。迅步鞋厂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合作合同关系，提交了《迅步合作协议》。但是，旗新皮具厂并非依据该合作协议提起本案诉讼，而是以2014年9月30日迅步鞋厂陈小芝出具的《还款计划》、2015年2月7日陈小芝出具的《付款计划》及送货单作为主张货款的依据，因此，旗新皮具厂与迅步鞋厂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双方在买卖合同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商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畴，迅步鞋厂可另循途径解决。至于货款金额，迅步鞋厂在2014年9月30日签下《还款计划》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旗新皮具厂或其法定代表人亓佩刚付款。但从迅步鞋厂提交的2014年10月8日的送货单，可以反映出双方在2014年9月30日对账后还有交易往来，再结合2015年2月7日迅步鞋厂陈小芝向旗新皮具厂出具《付款计划》，该计划反映出截至2015年2月7日，迅步鞋厂至少还欠旗新皮具厂货款700000元。由于迅步鞋厂在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2月7日期间支付货款已经超出了200000元，可以推算出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2月7日之间的付款除了支付2014年9月30日《还款计划》的部分货款外，还支付了其他货款。由于2015年2月7日的《付款计划》出具时间在后，本院以此作为认定欠付货款的依据。《付款计划》出具后，迅步鞋厂在2015年6月11日通过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付旗新皮具厂40000元。对于迅步鞋厂主张的现金、委托第三方付款、送货单记载付款、2015年2月7日之前的转账或向亓佩忠转账，如前所述，不计入本案已付货款范围。故迅步鞋厂还应向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660000元（700000-40000=660000元），并从《付款计划》承诺的还款日2015年2月24日开始分段计付违约金（包含了未按时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至于旗新皮具厂与迅步鞋厂在2014年9月30日之后另外发生的交易往来，超出了旗新皮具厂主张的范畴，本院不予审查，旗新皮具厂可另循途径解决。由于迅步鞋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之规定，投资人朱海洋应对迅步鞋厂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陈小芝虽然与朱海洋存在夫妻关系，但其并非迅步鞋厂的投资人，也没有作出代迅步鞋厂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故旗新皮具厂要求陈小芝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迅步鞋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旗新皮具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9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9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朱海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旗新皮具厂支付货款66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从2015年2月24日起计至2015年6月10日止，以7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6月11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以660000元为本金，均按年利率24%计付）”二、驳回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旗新皮具厂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902元，分别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朱海洋负担11080元，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旗新皮具厂负担4822元；一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迅步鞋厂、朱海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罗澜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