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6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贵兴，男，1983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富廷，广东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科创橡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
法定代表人：万国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洁，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贵红，女，汉族，1982年8月15日出生，住鹤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古劳镇博达伞蓬厂，住所地：鹤山市古劳镇。
经营者：杨贵红。
杨贵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科创公司对杨贵兴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科创公司、杨贵红、博达伞蓬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除销售合同有众诚五金厂的印章之外，协商买卖、交货、收货、付款等一切交由都是科创公司与博达伞蓬厂（杨贵红）进行并完成，科创公司完全清楚且有理由相信是和博达伞蓬厂（杨贵红）进行交易，因此明显不构成表见代理。1、科创公司是与杨贵红本人协商买卖事宜。根据(2015)362号案庭审笔录可知，科创公司是与杨贵红本人协商买卖，并不是和众诚五金厂（杨贵兴）协商谈判买卖事宜。根据科创公司的自认，其协商谈判买卖的对象就是杨贵红。2、科创公司交货给博达伞蓬厂，该厂经营者是杨贵红。根据(2015)362号案庭审笔录可知，科创公司将货物送到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工业区二区33号。这个地址就是博达伞蓬厂的注册地址，经营者为杨贵红。因此，科创公司交货给了博达伞蓬厂。3、博达伞蓬厂收取了科创公司交付的货物，博达伞蓬厂（杨贵红）是收货人，也是受益人。根据送货单和易制毒化学品单位相关人员信息采集表等两份证据可知，由博达伞蓬厂的仓管人员温婉颜等人接收了科创公司交付的货物。因此，博达伞蓬厂（杨贵红）是收货人，也是受益人。4、博达伞蓬厂支付了第一单、第二单货款，承担买卖付款义务的是博达伞蓬厂。根据(2015)362号案庭审笔录可知，第一单货款由博达伞蓬厂在2013年12月份支付，第二单货款由杨贵红丈夫冯耀权在2014年11月份支付，又由于博达伞蓬厂系杨贵红个体经营，即第二单货款依法可以视为博达伞蓬厂支付。因此，付款方为博达伞蓬厂。综上可知，除销售合同有众诚五金厂的印章之外，协商买卖、交货、收货、付款等一切交由都是科创公司与博达伞蓬厂（杨贵红）进行并完成，科创�司完全清楚且有理由相信是和博达伞蓬厂（杨贵红）进行交易，并不是与众诚五金厂（杨贵兴）进行交易。一审仅凭销售合同认定交易事实，以合同推断全部交易，错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二、除合同有众诚五金厂印章之外，众诚五金厂（杨贵兴）不仅没有任何交易行为，也没有任何授权或指示行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构成表见代理，那么表见代理只能认定到合同有效为止，即使科创公司有理由相信杨贵红代表众诚五金厂签订合同，并不能等同科创公司有理由相信是众诚公司收货和付款。从本上诉状第一点来看，科创公司完全清楚也有理由相信是博达伞蓬厂收货和付款。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认定合同有效，也不妨碍科创公司与博达伞蓬厂（杨贵红）发生了实际交易，双方建立了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完成了交易过程。合同有效不代表已履行，即使《销售结算合同》有效，不代表按该合同实际已经履行，不代表不可以重新建立新的买卖关系，成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一定要签订合同。当科创公司把货物交给杨贵红经营的博达伞蓬厂并收取了博达伞蓬厂货款，双方建立了实际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成了交易。四、一审判决纠结于《销售结算合同》是否有效，推理断案，认定杨贵红签约行为视为众诚五金厂（杨贵兴）行为，然后继续推理把收货、付款等都视为众诚五金厂（杨贵兴）行为。一审判决完全不考虑事实证据对比分析，导致其最后作出了错误的判决。1、诉辩双方事实证据对比如下：除合同上有众诚五金厂盖章之外，众诚五金厂（杨贵兴）没有任何交易行为或授权行为。反观之，博达伞蓬厂（杨贵红）与科创公司完成了协商买卖、交货、收货、付款等一切交易过程。2、法律是严谨的，应该运用证据�案而不是运用推理断案：一审判决根据表见代理认定杨贵红签约行为视为众诚五金厂（杨贵兴）行为，进而推理杨贵红有权指示收货，再推理是众诚五金厂（杨贵兴）收取了货物，再推理博达伞蓬厂（杨贵红）代付了款项，通过上述诉辩双方事实证据对比，一审判决并无具体依据。3、交易过程中的签约、收货、付款等等都是独立的权利或行为。即使认定杨贵红签约有效，不代表也不能视为杨贵红具有收货或指示收货的权利。杨贵红指示收货的行为明显不能视为众诚五金厂（杨贵兴）的行为。一审判决的逻辑显然是签订合同之人可以指示收货，有权处理整个交易。这种逻辑推理是多么可怕。简单举个例子，某公司委托甲去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签订之后，甲本人是不能随意指示出卖方把货物运送给其他人的。本案基本事实是科创公司已经交货和收款，实际交易双�显然就是科创公司与博达伞蓬厂。一审法院却判决众诚五金厂（杨贵兴）承担交易的付款责任，完全背离了交易的实质，已经丧失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法律判断。
科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坚持一审的庭审意见。
科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立即向科创公司支付货款87528元及违约金6549.52元（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从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3日，杨贵红以鹤山市沙坪镇众诚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众诚五金厂）（需方）的名义与科创公司（供方）签订一份《销售结算合同》，约定众诚五金厂向科创公司购买货物，具体以送货单上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为准；供方自费发送货至需方；需方应在供方的送货单上签名，盖章确认；供需双方于每月的5至10日进行对账确认；月结60天，若需方逾期付款（最长不超过60天），则按逾期支付货款总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滞纳金等。众诚五金厂在需方栏盖章。
合同签订后，科创公司根据杨贵红的指示将货物送至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工业区二区33号，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写明众诚五金厂，杨贵文、温婉颜等人在送货单上签收货物，温婉颜为博达伞蓬厂的员工。科创公司送货金额共计115632元，其中博达伞蓬厂支付13956元，冯耀权支付14148元，至今尚有货款87528元未结清。
另查明：众诚五金厂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贵兴，该厂已于2015年4月16日注销。
博达伞蓬厂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贵红。
杨贵红与杨贵兴为姐弟关系。杨贵兴认为由于众诚五金厂经营情况不好，故将众诚五金厂的公章交给杨贵红办理工商注销手续，但杨贵红一直没有办理，后来杨贵兴又委托杨贵文去办理注销手续，所以对于与科创公司签订合同是不清楚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之间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科创公司是否将货物交付给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是否拖欠科创公司货款及拖欠的数额？三、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科创公司与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杨贵红以众诚五金厂的名义与科创公司签订《销售结算合同》，合同的需方为众诚五金厂，并加盖了众诚五金厂的公章，上述行为足以使科创公司相信杨贵红是代表众诚五金厂签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销售结算合同》应认定为科创公司与众诚五金厂签订，杨贵红与博达伞蓬厂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杨贵兴认为本案合同实际交易的双方是科创公司与杨贵红及其经营的博达伞蓬厂，杨贵兴不是合同实际交易的相对方的抗辩主张，理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
二、科创公司是否将货物交付给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是否拖欠科创公司货款及拖欠的数额的问题。由上所述，科创公司有理由相信杨贵红是代表众诚五金厂签订合同，其根据杨贵红的指示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并由相关人员签收，可视为众诚五金厂已收取了相关货物。杨贵兴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众诚五金厂的付款情况，根据科创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以及对付款情况的陈述，一审确认众诚五金厂尚有87528元货款未支付给科创公司。
三、关于科创公司与杨贵兴、杨贵红、博达伞蓬厂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众诚五金厂收货后，应按合同约定向科创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现众诚五金厂仍拖欠货款87528元未付清，由此引起纠纷，众诚五金厂应负全责，所欠货款87528元及违约金应支付给科创公司。众诚五金厂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贵兴，该厂已于2015年4月16日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的规定，杨贵兴应对众诚五金厂所欠原告货款87528元及违约金承担清偿责任。杨贵兴认为科创公司主张其承担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的抗辩主张，理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
《销售结算合同》约定月结60天，若需方（即众诚五金厂）逾期付款（最长不超过60天），则按逾期支付货款总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滞纳金，科创公司主张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是对其权利的合法处分，一审予以支持。科创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最后一次向众诚五金厂供货，故本案的违约金应以87528元为基数，从2014年8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科创公司主张博达伞蓬厂、杨贵红承担清偿责任，因杨贵红与博达伞蓬厂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故科创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
博达伞蓬厂、杨贵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
一、杨贵兴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人民币87528元及违约金（以87528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日止）给科创公司；
二、驳回科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152元，由杨贵兴负担。此款科创公司已预交，杨贵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2152元给科创公司。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证据。
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众诚五金厂与创科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科创公司根据杨贵红指示交付的货物是否应认定为已向众诚五金厂交付。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杨贵红以众诚五金厂的名义与科创公司协商订立买卖合同并在《销售结算合同》加盖众诚五金厂的公章，该订约行为应认定为众诚五金厂的行为。因无证据证明科创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杨贵红持有众诚五金厂公章的原因，即使杨贵红未得到众诚五金厂的授权对外订约，该行为足以使科创公司有理由相信杨贵红已得到相应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亦应认定众诚五金厂与科创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本案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销售结算合同》订立后，科创公司根据杨贵红的指示向博达伞蓬厂交付货物，送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及对账单记载的购货单位均为众诚五金厂，可见科创公司系为履行《销售结算合同》而向博达伞蓬厂供货的。虽然科创公司在合同履行阶段并未得到众诚五金厂盖章确认其供货行为，但因《销售结算合同》中并未约定送货地点�科创公司据订约经办人的指示送货，亦同样有合理理由相信属众诚五金厂的意思表示。部分货款虽由博达伞蓬厂及经营者杨贵红的丈夫支付，但科创公司其主观上是收取《销售结算合同》的货款而非认可博达伞蓬厂为其交易的相对方，该收付款行为不应认定科创公司与博达伞蓬厂之间就货物买卖达成合意，故杨贵兴主张科创公司并未履行供货义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认定众诚五金厂尚欠科创公司货款87528元，并根据《销售结算合同》的约定结合科创公司诉求和众诚五金厂已注销的情况，判令其经营者杨贵兴向科创公司清偿货款并从2014年8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贵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52元，由上诉人杨贵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春梅
审 判 员 黎景欣
审 判 员 刘邦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亚龙
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