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9民终6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登伟，男，195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万年，男，195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伟平，男，196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代理人贺和平（系贺伟平哥哥），男，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飞，女，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上诉人朱登伟因与被上诉人俞万年、贺伟平、王国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5）舟定商初字第1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4月6日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朱登伟、被上诉人俞万年、被上诉人贺伟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和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王国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朱登伟、被上诉人贺伟平到庭接受本院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登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俞万年对其诉讼请求或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俞万年多次以短信形式向朱登伟催讨，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俞万年分两次提供的短信�上诉人实际上并未收到。经上诉人了解短信作假容易，原审应依职权向通讯公司咨询或调取原始记录。被上诉人贺伟平支付利息至2011年9月18日，被上诉人俞万年于2011年3月20日开始发短信催讨与常理不符，因此被上诉人俞万年提供的短信肯定系虚假的，请求二审法院查证。二、上诉人应免除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俞万年一直在收利息，未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短信是虚假的，所以其才会涂改借条上的期限。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间进行了变更，未经保证人同意，保证期间仍为原来的期间，现俞万年主张权利已过保证期间，上诉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俞万年辩称:一、上诉人多次以短信形式向朱登伟进行催讨，朱登伟收到短信后一般都会打电话与本人联系。答辩人去朱登伟办公室或家里催讨比较多。在原审中答辩人当场拿出手机交给朱登伟以鉴定确认短信，庭审后还让朱登伟操作以鉴定确认所发短信的真实性，未发现短信虚假的情况。俞万年本人不懂计算机，也不是专业人员，不存在虚构短信的可能。二、上诉人朱登伟不能免除保证责任。因为借款时是朱登伟带着贺伟平来借款，朱登伟作为保证人签名。借款届满日为2011年3月17日，俞万年当时就以电话及时与贺伟平、朱登伟联系，要求其还款，又在2011年3月20日、2011年9月20日发短信给朱登伟，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而贺伟平钱还不出，朱登伟也没有还钱，所以答辩人只好同意利息继续支付，在此期间俞万年经常电话向朱登伟催讨或去其办公室催讨。贺伟平出走后，答辩人一直以电话、短信以及直接去朱登伟办公室或家里催讨。2012年9月，因二人长期未付息还款，答辩人生活困难，朱登伟召集贺伟平与答辩人，在定海金海滩酒店大堂协商变更借款期限，由�伟平将期限三个月改为一年三个月，原2011年改为2012年，并在修改处盖手印。然后一算时间不对，最后改成2015年，整个过程三方均在场。2011年9月后，贺伟平和朱登伟均未还款付息，俞万年多次电话短信向二人催讨，并多次上门催讨，2014年8月30日俞万年等几人到朱登伟家催讨并发生争吵。2015年9月6日的短信是俞万年妻子发给贺伟平的。故答辩人向朱登伟主张权利并未过担保期限，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贺伟平辩称:俞万年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三方未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俞万年提供的短信系虚假信息，证据为2015年9月6日发给贺伟平手机信息中，其中一个电话号码0实际是o，当天也应为周日，而俞万年手机信息复印件显示为周五，此信息应为伪造，由此可认定其他短信也系伪造。
被上诉人王国飞虽未到庭，但庭前提供书面答辩状�称:一、俞万年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三方未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俞万年提供的短信系虚假信息，证据为2015年9月6日发给贺伟平手机信息中，其中一个电话号码0实际是o，当天也应为周日，而俞万年手机信息复印件显示为周五，此信息应为伪造，由此可认定其他短信也系伪造。二、王国飞无需承担还款付息责任。根据俞万年起诉所称，300万元系出借给贺伟平用于开发房产，属于贺伟平个人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国飞本人无利益所得，2011年6月与贺伟平离婚后现在才知道有此笔借款。根据贺伟平银行明细，该笔款项贺伟平转给他人。
俞万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贺伟平、王国飞共同归还借款300万元，并自2011年9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4.5%支付利息；要求朱登伟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12月18日，贺伟平向俞万年借款300万元，由朱登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当日俞万年向贺伟平账户转账250万元，存款50万元，计300万元。贺伟平出具借条，载明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从2010年12月18日起至2011年3月17日止，逾期按每天9000元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债权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等），每月18日支付俞万年13.5万元。现俞万年提供的借条上将借款期限叁个月的“叁”划掉，将借款届满期“2011年”涂改成“2015年”。借款后贺伟平按每月13.5万元支付了九个月计121.5万元，之后贺伟平出走，未再付息，也未归还借款本金。2014年8月30日俞万年和梅学农等几人到朱登伟家催讨还款，并发生争吵。另查明：贺伟平与王国飞于1993年10月5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6月3日登记离婚。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俞万年提供的借条上对借款期限的涂改是否系�万年、贺伟平、朱登伟三方的合意。俞万年主张2012年9月份，朱登伟召集俞万年和贺伟平三方在定海的金海滩饭店协商变更借款期限，由贺伟平将期限2011年改为2013年，并加盖指印确认，后贺伟平又将2013年改为2015年。贺伟平、朱登伟否认在2012年9月份三方曾有过会面，更否认三方对借款期限有过变更并涂改借条。该院认为，如俞万年在2012年9月份同意延长借款期限至2015年，而之后又多次以短信方式向贺伟平、朱登伟催讨还款，甚至上门催讨并发生争吵，则与常理不符。现俞万年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条上“2011年”涂改成“2015年”系贺伟平所为。故该院对俞万年提出的三方协商一致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的主张不予采信。
本案争议焦点二、俞万年短信催讨是否合法。俞万年以保存在手机内的短信证明曾以短信方式向贺伟平和朱登伟进行催讨。贺伟平、朱登�抗辩称短信虚假，必须提供移动公司的通话记录和短信发送记录方能证明存在催讨事实。因手机所保存的短信原始记录并不易作假，贺伟平、朱登伟虽不予认同，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短信系俞万年事后虚设。故俞万年提供的短信记录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可确认俞万年于2012年1月1日、3月1日，2013年2月1日、2月6日、9月10日，2014年的1月8日、3月18日、9月12日和2015年1月5日、3月10日、8月8日通过短信向贺伟平催讨还款，短信发送成功，贺伟平未予回复。俞万年于2011年3月20日、9月10日、11月10日，2012年3月1日，2013年1月6日、8月10日，2014年1月8日，2015年1月12日和2016年1月19日通过短信向朱登伟催讨，短信发送成功，朱登伟未予回复。
争议焦点三、借款有无约定利息。借条上约定“每月18日支付俞万年13.5万元”，俞万年诉称月利率4.5%，借款后贺伟平按该利率即每月13.5万元支付了九个月利息。贺伟平和朱登伟在答辩状中均否认利息的约定，认为该九个月支付的是本金。然贺伟平的代理人贺和平在接受法庭询问时已明确承认利息付了九个月，按四分半付的，且朱登伟在第一次庭审中也陈述利息每月13.5万元，支付了十个月左右。故该院对借条上的该约定每月支付13.5万元确认为系对利息的约定即月利率4.5%。
一审法院认为：俞万年和贺伟平之间的借贷关系由借条为凭，该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贺伟平应及时还款。因借款发生在贺伟平和王国飞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借款发生时贺伟平确有经营行为，使俞万年有理由相信被告贺伟平系家庭经营所需向外举债，现王国飞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系被告贺伟平个人债务，故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贺伟平和王国飞共同承担还款义务。贺伟平从2011年9月份出走，客观上造成了俞万年催讨的困难，俞万年在诉讼时效内以短信方式向贺伟平进行催讨主张权利，导致了诉讼时效中断。现俞万年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贺伟平和王国飞就诉讼时效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就担保责任一节，借款时三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朱登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届满日2011年3月17日起的六个月保证期间内俞万年两次通过短信方式向保证人朱登伟主张权利，然保证人未承担保证责任，俞万年得知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计算二年的诉讼时效，又因俞万年在诉讼时效内也以短信方式向保证人朱登伟进行催讨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现俞万年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朱登伟主张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已过，保证责任免除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俞万年虽自认收取贺伟平九个月利息，但在借款人未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债权人收取利息并不证明约定的借款期限发生了变更，且借条上的借款期限涂改经审查认定并不是三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故对朱登伟主张的借款期限变更未征得其同意而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就利息一节，俞万年主张按约定月利率4.5%予以付息，然其利息主张已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该院对年利率24%以内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已实际支付的九个月利息，就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予以抵扣本金，经核算（详见利息抵扣清单），现剩余借款本金2542840.20元，利息付至2011年9月17日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贺伟平、王国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归还俞万年借款2542840.20元，并自2011年9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二、朱登伟对上述第一项所确定的贺伟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俞万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俞万年负担5133元，贺伟平、王国飞、朱登伟共同负担25667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贺伟平向本院提交了《合作协议》、《洽谈纪要》和证书，拟证明俞万年已同意债转股，贺伟平在履行债转股的义务，在为项目做准备，其已取得相应的证书。被上诉人王国飞向本院提交�贺伟平的银行明细，拟证明本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上诉人朱登伟质证后承认商量过此项目，当时约定贺伟平技术入股，朱登伟和俞万年以资金入股，但最终二人未出资，所以项目没有进行。对借款用于贺伟平厂里经营无异议。
被上诉人俞万年对贺伟平的证据质证如下：朱登伟介绍贺伟平有此项目，三人商量一起开发，产生利润后还款，实际上项目没有成功，因贺伟平提出需要启动资金，俞万年和朱登伟都拿不出钱，所以项目泡汤，这些都是口头约定的。对王国飞的证据质证如下：贺伟平借款当时，说借款用于厂里经营，当时他们系夫妻关系，贺伟平家庭费用源于厂里经营，所以应为夫妻共同债务。
被上诉人贺伟平认为王国飞有工作和收入，自己生活足够。
被上诉人王国飞未出庭质证，视为放�质证的权利。
对上述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认证。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对俞万年向贺伟平提供300万元借款,借款后贺伟平按每月13.5万元支付了九个月利息共计121.5万元，之后贺伟平未再还本付息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保证人朱登伟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对此，俞万年陈述2011年3月17日原借款期限届满后，其于2011年3月20日、2011年9月10日通过短信向朱登伟主张权利，并多次到朱登伟办公室或家中催讨。朱登伟上诉称未收到俞万年发送的催讨短信，并主张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已过，其保证责任应予免除。本院认为，原审判令朱登伟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理由如下：其一，俞万年主张其在原借款期限届满后多次到朱登伟办公室和家中催讨，该主张符合日常生活常理，证据也�示2014年8月30日俞万年同他人一道去朱登伟家催讨借款并发生争吵。其二，根据俞万年、贺伟平、朱登伟的陈述，三方之后口头商量合作新的项目，俞万年陈述项目产生利润后还款，但最终项目没有落地，也不是债转股，而是需要新的出资，贺伟平与朱登伟则陈述俞万年系债转股，也要拿出部分启动资金，对项目最终没有落地均无异议，该陈述反映出三方就本案借贷关系了结事宜一直在沟通协商。其三，原审中俞万年主张其在2011年3月20日、2011年9月10日通过短信向朱登伟催讨，并提供了手机供对方核实，朱登伟表示“短信是否收到我也没有顾上”、“我看了忘记了，印象也没有的，我短信不怎么看的”，其也未按法律规定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鉴定短信的真伪，综合本案借款催讨及协商解决的客观情况，本院认为原审采信俞万年提供的短信并无不当。被上诉人贺�平、王国飞未提出上诉，其辩称也无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朱登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朱登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俊杰
审 判 员 刘燕波
代理审判员 冷海波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赵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