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116行初10号
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源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601号（海丰物流园七号仓库4单元-03）。
法定代表人王晓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轶，天津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爱，天津宏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连东道1060号。
法定代表人张晨光，局长。
委托代理人牛通，该局社会保障处科员。
委托代理人陈宗娴，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员。
第三人杨萌，男，汉族，1982年3月21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第三人侯绪勇，男，汉族，1982年9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东平县。
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源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晟物流公司）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于2017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侯绪勇和杨萌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二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源晟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轶，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牛通、陈宗娴，第三人杨萌，第三人侯绪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S1120107201604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源晟物流公司诉称，2015年7月17日，第三人杨萌与原告约定将其所有的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挂靠在原告名下，但其并未以原告名义而是以其个人名义对外进行业务经营。侯绪勇与杨萌系合作关系，并驾驶上述车辆。侯绪勇与原告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不受原告管理，原告也从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侯绪勇与原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侯绪勇在申请工伤认定时自述与原告没有劳动合同，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未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在车辆运营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被告在未查明侯绪勇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侯绪勇是否因工受伤的情况下，仅凭侯绪勇的个人陈述，就认定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程序违法、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的S1120107201604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辩称，被告于2016年9月17日收到侯绪勇以EMS方式邮寄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于9月26日予以受理，并于9月30日向原告送达了S11201072016044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经依法调查，于10月25日作出S1120107201604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在法定期限内直接送达原告及侯绪勇，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经调查，侯绪勇时任源晟物流公司挂靠车辆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驾驶员，2016年6月22日23时左右，侯绪勇完成运输任务返回位于滨海新区十三大街出口加工区内的车队办公地点时，因天黑且院内无照明等相关安全措施，致其跌落至丢失井盖的下水道内受伤。原告所称“与侯绪勇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侯绪勇也并不受原告管理，原告也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劳动报酬，侯绪勇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原告与杨萌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中明确约定杨萌将个人所有的车辆挂靠在原告名下运营，雇佣司机驾驶，杨萌与侯绪勇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机动车行驶证》明确载明该车辆所有人为源晟物流公司，杨萌系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承揽货运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原告与侯绪勇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综上，侯绪勇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论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表》；
证据二、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于9月30日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侯绪勇；
证据三、被告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于9月30日送达原告；
证据四、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的S1120107201604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分别于10月27日和10月31日送达第三人侯绪勇及原告。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原告在滨海新区注册，该公司工伤保险工作的管辖权属于被告；
证据二、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机动车行驶证》、被告劳动监察处于2016年7月28日对第三人杨萌制作的《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询问笔录》、原告与杨萌于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证明第三人杨萌所有的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挂靠在原告处，以原告名义对外运营；
证据三、侯绪勇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四、侯绪勇提交的《工伤认定自述》，自述其2016年6月22日8时30分从原告的工作人员王晓洁处领取任务单后，驾驶涉案车辆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装货后送到天津港，于当晚23时10分左右回到办公地点，在领取货车单的途中掉入下水道坑中受伤；
证据五、原告司机李明于2016年8月29日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侯绪勇在原告处工作并于2016年6月22日受伤；
证据六、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对第三人杨萌做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杨萌与原告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第三人侯绪勇为原告雇佣的司机，2016年6月22日在工作中受伤；
证据七、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对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晓洁做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明杨萌与原告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第三人侯绪勇为原告雇佣的司机；
证据八、天津市泰达医院于2016年6月22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侯绪勇右胫骨髁间棘骨折、右膝交叉韧带损伤；
证据九、原告于2016年7月27日向被告出具的《委托书》，原告委托杨萌处理涉案工伤认定事宜。
二、依据：
依据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
依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
第三人杨萌述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侯绪勇所受伤害系因自身的过失导致，且杨萌与侯绪勇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请求依法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
第三人杨萌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3月2日在事发地点拍摄的视频资料，证明侯绪勇受伤的地点不是杨萌的工作场所，翻越暖气管也不是侯绪勇的工作内容。
第三人侯绪勇述称，其与第三人杨萌是雇佣关系而非合作关系，杨萌招工时是以原告名义招工的，虽然当时双方没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关系确实存在，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结论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侯绪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及第三人杨萌、侯绪勇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及第三人杨萌对证据一、证据三、证据九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的《机动车行驶证》和《车辆挂靠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存在挂靠关系，但认为不能证明该车是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认为证据二中的《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询问笔录》中执法调查人员没有签名，程序违法；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侯绪勇的自述孤证，不能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侯绪勇在该证据中称王晓洁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而实际上王晓洁是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参与实际经营，可见侯绪勇对原告公司根本不熟悉；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李明不是原告公司职工，与原告无任何关系，该证明仅表述侯绪勇在2016年6月22日意外受伤，未表述李明是否在场，也未表述侯绪勇受伤的时间、地点、原因；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与第三人杨萌确有挂靠关系，但杨萌陈述的侯绪勇受伤经过与侯绪勇自述的受伤经过不一致，笔录中杨萌陈述其与侯绪勇是合作关系；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中王晓洁认为侯绪勇系杨萌的司机，结合证据四可以看出，侯绪勇对原告不了解，原告对侯绪勇和杨萌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侯绪勇不是原告的员工；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反映不出侯绪勇系因何受伤。第三人杨萌认可被告曾对其做过调查，认可证据二中的《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询问笔录》及证据六《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侯绪勇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称其知道王晓洁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但法定代表人同样也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这两者并不冲突，不能以此证明其对原告公司不了解，其工资都是通过原告的财务发放的，领钱时在工资发放表上签字。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三、证据九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中的《机动车行驶证》和《车辆挂靠合同》、证据六至证据八的关联性、真实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二中的《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调查、检查询问笔录》，被告解释称，侯绪勇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前曾提起劳动监察，被告的劳动监察部门制作了上述笔录，在侯绪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被告调取了该笔录，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在工伤调查程序中向其负责劳动监察的部门调取的，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未签名的瑕疵不影响该证据的效力，且杨萌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认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四《工伤认定自述》能够与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第三人侯绪勇也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五，第三人杨萌认可李明系其雇佣的司机，且其证明内容与杨萌在《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陈述的内容相互印证，故原告仅以李明并非其工作人员为由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第三人杨萌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异议，认为事发地点距离院门和侯绪勇的住处很远，当时公司已无工作人员，不可能有人给其出装箱单，如从大门正常出入不可能受伤，其受伤地点并非处于正常的上下班途中；第三人侯绪勇对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解释称当晚11点左右，停车场大门已经上锁，门卫离大门很远，叫不开门，其进不去，因着急拿单子卸货，所以在翻越暖气管时摔倒了；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在该停车场内设有办公地点，侯绪勇是通过该障碍物来到院内。因该证据能够显示原告在该场院内设有办公地点，与侯绪勇和杨萌描述的当晚还需进院内交取单据相符，而职工个人对事故发生是否有过失不属认定工伤的除外情形，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7日，原告源晟物流公司与第三人杨萌签订了《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杨萌将其所有的车辆挂靠在原告公司名下经营。第三人杨萌所有的津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津Ｃ×××××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由其聘用的司机侯绪勇驾驶，该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所有人为原告，车身喷涂有原告名称字样。2016年6月22日，杨萌指派侯绪勇驾驶上述车辆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装货送至天津港堆场内，并应按惯例将堆场的货物签收单放置在位于滨海新区十三大街出口加工区的原告公司所在场院的铁盒中，以便由杨萌接收。当日23时左右，侯绪勇在拉完货物后因需交取相关货物单据，在返回原告公司所在场院翻越暖气管道时，因天黑无照明措施，不慎跌落至丢失井盖的下水道内受伤，经天津市泰达医院诊断为右胫骨髁间棘骨折、右膝交叉韧带损伤。后侯绪勇以EMS方式向被告邮寄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被告于2016年9月17日收到后，于2016年9月26日予以受理，并于2016年9月30日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其如不认为是工伤，应承担举证责任，并自收到上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提交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逾期不提交或者拒不举证的，被告可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期满原告未向被告提供证据。被告经调查，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S1120107201604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被告分别于2016年10月27日和10月31日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第三人侯绪勇和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被告滨海新区人社局作为区县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被告于2016年9月17日收到侯绪勇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6年9月26日予以受理，未超过《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规定的十五日；后被告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六十日内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其行政程序合法。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构成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在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杨萌系挂靠在原告处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侯绪勇系杨萌聘用的司机，虽然各方当事人对侯绪勇在事故发生时系放置堆场的签收单还是领取货物装箱单表述不一致，但对上述行为属于杨萌安排给侯绪勇的工作内容并无异议，侯绪勇为完成上述工作任务在翻越暖气管时不慎跌至下水道中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被告根据上述行政法规认定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对于原告关于杨萌与侯绪勇之间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侯绪勇并非原告职工、其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主张，本院认为，杨萌在被告调查过程中虽然称侯绪勇系与其合作的司机，其每月以现金形式向侯绪勇支付平均5000元左右利润，但结合侯绪勇关于“其系杨萌聘用的司机，每个月固定工资为5000元，以现金支付，根据运输任务有相关的提成”的陈述，可以看出上述情形符合雇佣的形式外观，在原告和杨萌无证据证明杨萌与侯绪勇系合作关系的情况下，被告认定侯绪勇系杨萌雇佣的司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并不以受到伤害的聘用人员与被挂靠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是强调在此情况下被挂靠单位应先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和杨萌关于侯绪勇受到的事故伤害系因自身过错造成，不应认定为工伤的主张，本院认为，职工对事故伤害的发生有过失并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原告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源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源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秀敏
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 莹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
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