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初1号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北路阳光新城1幢1-4层。
负责人：李峰，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鹏，江苏正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凯里市宁波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洋，贵州辅正（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姝，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因与被告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凯里农商行）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被告贵州凯里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贵州凯里农商行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偿付汇票款人民币6亿元并赔偿损失（分别自实际垫款日至贵州凯里农商行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亿元和4亿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2.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4667800元；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1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分别签订两份《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分别为贵州凯里农商行持有的8张出票人均为杭州蝶恋飞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杭州君立贸易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编号分别为0010006122937867、0010006122937868、0010006122937869、0010006122937870、0010006122937871、0010006122937872、0010006122937874、0010006122937875，票面金额合计4亿元整），以及6张出票人均为杭州驰旺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杭州禄顺实业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编号分别为0010006122937851、0010006122937852、0010006122937853、0010006122937854、0010006122937855、0010006122937856，票面金额合计3亿元整）办理代理转贴现业务。以上14张商业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总计7亿元，到期日均为2015年12月9日。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代理行为全部后果，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代理行为，因票据的转贴现而产生的所有纠纷、责任、债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全部由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协议约定，违反签署规定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造成损失的，贵州凯里农商行应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未履行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因此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协议还约定因协议产生的争议依法应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协议签订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该14张票据进行了审查，分别为贵州凯里农商行办理了转贴现并向其支付对价，贵州凯里农商行将案涉票据背书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分别将案涉票据背书转让给后手银行。案涉票据到期后，7亿元票面金额只托收回1亿元，出票人无力解付余款，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前手银行已收到后手银行发起的追索。要求支付票据款2亿元和4亿元，并已于2015年12月9日、2015年12月31日向权利人清偿了未能托收的票款2亿元和4亿元。贵州凯里农商行作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直接前手，是本案的当然票据债务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履行了垫款义务后依法有权行使再追索权。
贵州凯里农商行辩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起的票据追索权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全部驳回。一、案涉票据及协议上的贵州凯里农商行的签章系伪造使用，贵州凯里农商行从未在案涉票据上签章，也未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达成过签署协议的合意，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按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办理案涉票据业务，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由其承担票据资金未能兑付的责任。1、根据双方的举证，可以认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案外人南京中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立公司）存在票据业务合作关系，其既未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业务规则要求办理票据业务，在见到票据上的前手系贵州凯里农商行后，也未按业务规则要求向贵州凯里农商行进行查询并取得复查书，在明知违反业务规则的情况下办理了票据业务，自身存在重大过错。2、案涉票据中有4张票据上收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国招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但境内金融机构名单中并不存在“中国招商银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专业银行，却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未要求南京中立公司票据上的任一前手背书人作出合理解释，竟然对同日发生的不符合常理的全部7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从而导致案涉资金未能按期兑付，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3、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交的2份《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上与贵州凯里农商行有关的印章，与贵州凯里农商行唯一合法使用的印章在编码、尺寸、文字字体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且协议上双方的签章位置、顺序等不符合常理，协议内容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的商业承兑汇票代理关系不符，系先签章再打印文字内容；在协议条款“二、代理事项”的约定中明确的是“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办理的却是“商业承兑汇票”业务，该《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显然虚假，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明知协议虚假的情况下，仍然办理了票据贴现业务，存在重大过错。三、鉴于贵州凯里农商行的印章被伪造使用，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本案中，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要依据案涉12份票据和2份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则涉及答辩人的签章真伪，是判断答辩人应否承担票据前手责任的唯一依据。票据上贵州凯里农商行的签章真伪未确定以前，人民法院不宜继续审理本案，需待其他司法机关就印章真伪作出生效法律判定后，再恢复对本案的审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2份、商业承兑汇票12张以及汇兑受理大额凭证2份，拟证明2015年6月11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签订2份《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为贵州凯里农商行代理票面金额分别为4亿元和3亿元转贴现业务，由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造成损失的，贵州凯里农商行应按照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万分之五的赔偿。协议协定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按协议约定将扣除代理转贴现利息后的票据款项足额划至贵州凯里农商行账户。
2.《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1份、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1张（4亿元）、《票据资产转让合同》1份、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1张（3亿元）。拟证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按照贵州凯里农商行委托，分别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票据资产转让合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按合同约定收到票据款。
3．《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各2份。拟证明在本案所涉两笔票据业务之前，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已分别于2015年5月22日、2015年5月29日做过与本案相同的两笔票据业务，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同样在与贵州凯里农商行签订《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后，将票据贴现款汇至贵州凯里农商行在其本行凯里的基本户内（与本案中被告账户相同），目前该两笔业务已完成且无任何纠纷。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有理由相信南京中立公司有权代贵州凯里农商行对外签署协议，做票据业务。
4.南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被询问人为强英的《询问笔录》一份，强英系南京中立公司的副总经理。拟证明：（1）南京中立公司与贵州凯里农商行之间是合作关系，贵州凯里农商行向南京中立公司提供盖好章（公章以及金融市场部印章）的A4空白合同纸及盖好章的票据背书粘单等，授权南京中立公司对外以其名义开展票据业务，并按照票据金额的万分之二向南京中立公司收取通道费；（2）本案中，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签订的两份转贴现协议为贵州凯里农商行提供的盖有空白章的A4纸，上面的贵州凯里农商行以及李勇的印章也均由贵州凯里农商行加盖均为真实的，并且根据贵州凯里农商行提交的《票据、凭证交接（签收）登记簿》中票据、凭证名称，可以看出套印纸以及合同上加盖有公章和私章；3.贵州凯里农商行对本案两笔业务均为知情、认可，在办理本案两笔业务之前，南京中立公司将票据清单、打款路径均发给贵州凯里农商行，然后由恒丰银行将贴现款汇至贵州凯里农商行的基本账户内，再由贵州凯里农商行扣除万分之二的通道费后将款项汇出，业务完成后，南京中立公司将转贴现协议、票面复印件、贴现凭证等一整套完整的资料邮寄给贵州凯里农商行。
5.南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被询问人为郁建军的《询问笔录》两份，郁建军系南京中立公司实际控制人。证明目的同证据4。
6.南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被询问人为郑继红的《询问笔录》两份，郑继红系贵州凯里农商行金融市场部员工。拟证明：（1）贵州凯里农商行与南京中立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2）贵州凯里农商行将盖好章的空白纸以及粘单、贴现凭证留给南京中立公司，并要求南京中立公司对上述材料的使用进行登记，表明其已授权南京中立公司对外以其名义开展票据业务；（3）贵州凯里农商行已收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汇入的两笔转贴现款，并转去了票面金额万分之二的费用。（4）贵州凯里农商行印章（公章、金融市场部印章以及法定代表人个人章等）管理混乱，业务流程存在缺陷。
7.南通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制作的，被询问人为侯江林的《询问笔录》两份，侯江林系贵州凯里农商行金融市场部、财会统计部总经理。证明目的同证据5。
以上证据均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供，贵州凯里农商行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且证据4-7为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1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两份《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为贵州凯里农商行代理票面金额分别为4亿元和3亿元的转贴现业务，该两份协议6.2条约定，甲方（贵州凯里农商行）的义务：（1）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贴现的商业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2）甲方保证，甲方是本合同项下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对贴现的票据已向付款人查实了承兑情况，且在提交的查询书复印件上加盖业务章，贴现申请企业已在票据上加盖完整背书。（3）甲方承诺，其向乙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申请办理转贴现的商业汇票并未处于公示催告程序。所有商业汇票不存在被利害关系人申请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或被有权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保全或执行措施的情形。在代理回购业务中，在本合同第四条所约定的代理转贴现期限届满前，如遇乙方代理的本合同项下票据因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被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等原因而不能得到票据款项，甲方承诺在回购到期日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将所涉票据款足额划入乙方指定账户，因不符合上述事项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概由甲方负责。在代理回购业务模式下，如买入返售方要求乙方提前所涉商业汇票，甲方应向乙方返还提前回购汇票的款项，乙方收妥上述款项后，根据第五条约定向转贴现方划转相应款项，待买入返售方收妥款项后，由甲方取回所涉及商业汇票。（4）承担乙方代理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了代理行为，因票据的转贴现而产生的所有纠纷、责任、债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全部由甲方承担。……协议9.1条第2项规定，违反第六条第2项的规定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乙方每日万分之伍的赔偿。该两份协议尾部委托人栏均加盖有“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
上述协议签订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协议所涉及的14张商业承兑汇票（其中8张商业承兑汇票编号分别为0010006122937867、0010006122937868、0010006122937869、0010006122937870、0010006122937871、0010006122937872、0010006122937874、0010006122937875，出票人为杭州蝶恋飞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君立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合计4亿元整；其中6张商业承兑汇票，编号分别为0010006122937851、0010006122937852、0010006122937853、0010006122937854、0010006122937855、0010006122937856，出票人为杭州驰旺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禄顺实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合计3亿元整）进行了审查，分别办理了转贴现并向贵州凯里农商行的基本账户支付了转贴现款，案涉票据在背书人处加盖有编号为314713052512的“凯里农村商业银行汇票专用章”。案涉票据到期后，7亿元票面金额只托收回1亿元，出票人无力解付余款，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前手银行已受到后手银行的追索，要求支付票据款2亿元和4亿元，并已于2015年12月9日、2015年12月31日向权利人清偿了未能托收的票款2亿元和4亿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遂向其前手银行贵州凯里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
根据南京中立公司实际控制人郁建军、副总经理强英及贵州凯里农商行员工郑继红、侯江林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2014年9月，南京中立公司与贵州凯里农商行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贵州凯里农商行按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万分之二收取通道费。2014年10月，贵州凯里农商行派了李刚、郑继红两名职员到南京中立公司负责监管和盖章，具体操作模式为由南京中立公司向李刚或郑继红报第二天需要用的资金额度，然后由李刚或郑继红向贵州凯里农商行汇报，到了晚上就知道一共有多少张票及每张票的金额。李刚、郑继红两人代表贵州凯里农商行在承兑汇票的背书栏内盖章，盖的是贵州凯里农商行汇票专用章，并在空白A4纸上盖好贵州凯里农商金融市场部公章及骑缝章，第二天把盖好章的用于转贴现协议的空白纸及背书好的承兑汇票交给南京中立公司的具体业务员，由业务员带到转贴现银行进行交易，由转贴现银行当场验票及在提供的盖好章的空白纸上打印转贴现协议，然后再盖好他们银行的公章由南京中立公司员工带回南京中立公司或邮寄到南京中立公司。该模式操作一个多月后，贵州凯里农商行的员工就从南京中立公司撤走了，并把盖好章的票据背书粘单及盖好章的空白A4纸留下来给南京中立公司，由南京中立公司专人负责保管及登记，贵州凯里农商行不定期来检查，检查使用了多少份合同及粘单，还剩多少份，与登记的是否相符。
南京中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郁建军、副总经理强英在询问笔录中认可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系公司通过上述操作模式办理，转贴现款项汇入了贵州凯里农商行账户。贵州凯里农商行亦认可收到过恒丰银行南通分行7亿元款项。
另查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甲方）于2016年1月4日与江苏正鹏律师事务所、山西西政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乙方委派李雨鹏、傅维壮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具体办理甲方与贵州凯里农商行票据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事宜，甲方支付代理费46678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贵州凯里农商行主张票据追索权能否得到支持；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贵州凯里农商行主张违约损失及律师代理费能否得到支持；三、本案是否存在需要中止审理的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二）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三）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本案中，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所持14张商业汇票票面记载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转让票据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因此，恒丰银行所持汇票均属有效商业承兑汇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依据《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向贵州凯里农商行对案涉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制作了票据背书并依法给付了对价，即取得票据并享有票据权利，为案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分别将案涉票据背书转让给后手银行，案涉票据到期后，7亿元票面金额因出票人无力解付余款只托收回1亿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前手银行受到后手银行发起的追索，分别于2015年12月9日、2015年12月31日向权利人清偿了未能托收的票款2亿元和4亿元，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履行了清偿义务后依法有权向其前手贵州凯里农商行行使再追索权。贵州凯里农商行虽辩称案涉票据上的印章与其在银监会等机构备案的印章不一致并据以否认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存在票据转贴现业务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系通过南京中立公司与贵州凯里农商行开展票据代理贴现业务，贵州凯里农商行虽否认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之间存在票据转贴现关系，但认可其与南京中立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其曾委托南京中立公司开展票据代理转贴现业务，具体操作模式为由南京中立公司负责洽谈相关票据代理转贴现业务，贵州凯里农商行员工负责监督及在相关材料上盖章，后贵州凯里农商行员工撤出了南京中立公司，而直接将预留印章的空白纸和空白票据凭证交由南京中立公司保管，换而采取不定期抽查用章登记情况的方式对双方合作的票据代理转贴现业务进行监督。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发生在贵州凯里农商行与南京中立公司合作期间，南京中立公司相关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认可曾办理了案涉票据转贴现业务，贵州凯里农商行也认可收到了转贴现款项7亿元，上述证据已经能够构成证据优势，证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具有就案涉票据转贴现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完成了相关业务。贵州凯里农商行所称票据印章与备案章不一致，即使能够得到证明，因不能确认其与南京中立公司开展业务时使用的是备案章,进而排除本身具有除备案章以外其他印章的可能，和其余抗辩所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尽注意义务等理由，均不能构成否定票据追索权的法定理由，故其抗辩主张不足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期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相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虽然上述规定没有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违约损失，但本案当事人通过签订《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已经对因票据转贴现产生纠纷所导致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予认可。根据协议约定，“因票据的转贴现而产生的所有纠纷、责任、债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全部由贵州凯里农商行承担”，“违反第五条第1项、第六条第2项的规定，应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自转贴现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未清偿票据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伍的利息”，“未履行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乙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就律师费，原告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足以证明其真实性。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贵州凯里农商行主张以未偿还票据总金额为基数自实际垫款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律师代理费用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尽管凯里市公安局以贵州凯里农商行印章涉嫌被伪造进行了刑事立案，贵州凯里农商行在本案中提供的其印章涉嫌被伪造的理由是案涉印章与其备案的印章不相符，由于本案原告举证已形成优势证据，能够证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贵州凯里农商行之间具有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的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印章与备案印章不相符也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且从凯里市公安局侦查情况看，立案一年多来也无任何进展，故本院认为本案无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继续进行刑事侦查的必要。
综上所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案涉票据票面金额6亿元；
二、被告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按2亿元本金计算自2015年12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及按4亿元本金计算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
三、被告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律师代理费用46678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65139元，保全费5000元，由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邹 宇
审判员 赵 畅
审判员 周 成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斯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六十一条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
汇票到期日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票人也可以行使追索权：
（一）汇票被拒绝承兑的；
（二）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
（三）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案产的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
第七十条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
（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
（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