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5民初6644号
原告：龚某1，女，195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原告：龚某2，女，196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龚某3，女，194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原告：龚某4，女，195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龚某5，女，195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龚某6，男，195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龚某7，女，196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舒骞，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某8，男，195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伟，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某9，女，194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山，男，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被告龚某9之子。
被告：龚某10，男，193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远清，男，195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系被告龚某10之子。
被告：彭某，男，195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
被告：龚某11，男，195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诉被告龚某8、龚某9、龚某10、彭某、龚某11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5、龚某7及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骞，被告龚某8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伟，被告龚某9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宁山，被告龚某10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远清，与被告彭某、龚某1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长沙市××车站北路××（现长沙市××）房屋产权的五分之一归原告方共同所有；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龚蒋氏（蒋菊英）于1991年1月去世，生前未立有遗嘱，共生育五个子女：长子龚泽荣（原告的父亲，于1976年去世）、次子龚泽民（已故）、三儿子龚某10、四女儿龚某12（已故）、五女儿龚某9。被继承人龚蒋氏名下的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现长沙市××）房屋是原告父亲与其兄弟于1946年兴建的私人住房，1956年该房屋被长沙市政府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直到1997年市政府才确权认定将59.8平米房产返还给被继承人龚蒋氏所有。原告的父亲龚泽荣先于被继承人龚蒋氏去世，原告作为龚泽荣的子女应当享有对被继承人龚蒋氏的遗产代位继承的权利。原告曾多次找到龚泽民沟通协商该房屋继承分割事宜，龚泽民以房屋产权问题未落实、房屋没有退回为由让原告等待通知，并口头向原告承诺，只要政府将房屋退回，就会依法进行分割。直到2016年10月份，原告从其他继承人处得知该房屋已于1997年退回，并进行了产权登记，所有权人为龚泽民、龚某8（龚泽民的儿子）、龚某10、龚荣华、龚某9。因被继承人龚蒋氏生前未立遗嘱，原告作为该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应分割到该房产应有的继承部分。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
被告龚某8辩称，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1、本案诉争房屋是祖母蒋菊英所有。1990年10月30日，蒋菊英请人代书赠与书，将房屋赠与给被告龚某8；2、房屋不是由原告的父亲及兄弟建造的，根据蒋菊英的赠与书可以证明房屋是在二儿子龚泽民的协助下自建的；3、2000年4月2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原告自愿将湘雅路××房屋产权赠与给被告龚某8，被告龚某8有权对房屋产权作任何处理。2000年4月29日，龚某2、龚鑫鉴代表原告收取了被告龚某8对原告放弃产权的补偿金5万元。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原告不仅知晓房屋产权的发还，还自愿放弃了房屋产权并获得了补偿。
被告龚某9辩称，对原告的起诉情况不知情。
被告龚某10辩称，该房屋于2013年取得了房产证，被告龚某10享有房屋五分之一的权利，至于房屋登记在被告龚某8名下则不知情。
被告彭某辩称，对案件事实不知情，但认可被告彭某的母亲龚某12享有房屋五分之一的权利。
被告龚某11辩称，房屋是祖母蒋菊英所有，被告龚某11只继承父亲龚泽民五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龚某9、龚某8在祖母蒋菊英神智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办理了公证，其他被继承人都不知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被继承人蒋菊英于1991年1月去世，其丈夫于1944年去世，生前共生育五个子女，即长子龚泽荣（于1976年去世）、二子龚泽民（已去世）、三子龚某10、四女龚某12（已去世）、五女龚某9。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系龚泽荣的七个子女，被告龚某8、被告龚某11系龚泽民的儿子，被告彭某系龚某12的儿子。
1990年10月30日，被继承人蒋菊英委托长沙市北区北站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长兼法律事务所所长文晓东代写一份《赠与书》，其上载明：“我叫蒋菊英，我在爱人1944年死后，于1945年在二儿子龚泽民的协助下，自建现长沙市北区北站路××房屋，有私房权证。屋子砖木结构，二层、四间、约计54㎡……近六、七年来，我身体很不好，孙子龚某8和孙媳罗美安一直十分孝顺，管我吃、管我穿、洗澡、洗尿，服侍的十分尽心。所以，我自愿将我的长沙市北区北站路××私有房屋送给孙子龚某8。今后，我的生老病葬全部由孙子龚某8负责。我将此房送给孙子龚某8，二儿子龚泽民没有意见，三儿子龚某10、大女儿龚华云、二女龚某9也没有意见。大儿龚泽云（1978年病故）生前和大媳卜金秋几十年来，对我一直不孝顺，也不负担和照顾我的生活，他俩没有权利来争我的房子，我也不给他们……”被继承人蒋菊英作为赠与人在赠与书上签章并捺印，被告龚某8作为受赠人在赠与书上签名。
庭审中，被告龚某8提交了文晓东出具的证明书，用以证明被继承人蒋菊英口述赠与书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赠与书所述事项是被继承人蒋菊英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本案争议的房屋位于长沙市××××号，于1954年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在被继承人蒋菊英名下。1956年，该房屋被政府纳入社会主义私房改造范围。
1995年3月26日，七原告的母亲卜金秋及龚某12、龚泽民、龚某9、龚某10为处理房屋归还后的产权分配问题签订《家庭协议书》，约定待私房归回后，五等均分，五方集资改建，各享主权。卜金秋、龚某12、龚泽民、龚某9、龚某10在协议书上签名。
1996年12月31日，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长私改遗通字[1996]832号《关于对龚蒋氏原私房改造房产复查结论的通知》，其上载明：“据房屋原始档案记载及此次核实……发还未出租空房和补留自住房，计建筑面积59.8平方米的原房产权。接管期间的房租收支不予结算。原房主已故，须办理继承公证。”
1997年3月10日，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龚某8再次就房屋产权分配签订《家庭协议》，对政府发还的房屋产权进行了约定，协议约定对已落实的59.8平米由协议的五人各享一份主权。龚泽民的儿子龚远东、龚某12的儿子彭向明、龚某9的儿子丁宁山、龚泽民的孙子龚书杰参加了本次家庭会议。1997年3月11日，长沙市开福公证处出具（97）长开证字第577号《家庭协议公证书》，对上述家庭协议进行了公证。1997年12月18日，长沙市开福公证处在被继承人蒋菊英于1990年10月30日出具的《赠与书》及上述《家庭协议》的基础上，作出（97）长开证字第3057号《继承权公证书》，其上载明：“继承人：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龚某8。被继承人：龚蒋氏（蒋菊英）。查被继承人龚蒋氏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在长沙市死亡，死亡后在长沙市开福区××（××）遗有私房一栋，建筑面积59.8平方米（系落实政策发还之房产），死者生前于1990年10月30日遗有赠与书和1997年3月10日家庭协议即（97）长开证字地577号，其夫44年已故，房子是45年建的，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死者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女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其孙龚某8共同继承，各占五分之一房产权。”
1997年12月18日，龚某12出具《赠与书》，其上载明：“1997年3月11日在开福公证处办理了家庭协议公证，[97]长开福证字第577号，由于面积太小，且自有住房，现我决定将本人应享受的该份遗产交龚泽民所有。任何人不得争议。”同日，长沙市开福公证处出具（97）长开证字第3058号赠与公证书对上述《赠与书》予以公证。被告龚某8称，因龚某12在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前去世，无法办理赠与过户手续，故龚某12仍为房屋共有权人。
2000年1月21日，本案诉争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建筑面积59.8平米，产权来源为落实政策偿还，房屋所有权人为龚某8，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为房屋共有权人，各占11.98%的份额。
2000年4月，龚鑫鉴、龚某3、龚某1、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2、龚某7（甲方）与龚某8（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属于甲方的湘雅路××的房屋产权赠予乙方，乙方有权对房屋产权作任何处理。特立此协议，签字生效。”龚鑫鉴、龚某3、龚某1、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2、龚某7以及龚某8均在协议上签名。2000年4月29日，龚某2作为收款人向龚某8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龚某8人民币五万元整。龚鑫鉴亦在收条上签名。
被继承人蒋菊英在《赠与书》中所称的“长沙市北区北站路××房屋”与（97）长开证字第3057号《继承权公证书》中记载的“长沙市开福区××（××）房屋”均系原告所称涉案房屋，双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蒋菊英于1990年10月30日出具的《赠与书》是否合法有效。确认《赠与书》是否有效，应当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赠与人蒋菊英是否有权处分《赠与书》所载之财产；其次是《赠与书》是否为赠与人蒋菊英的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赠与人蒋菊英是否有权处分赠与财产的问题。本案诉争房屋建于1945年，当时蒋菊英的丈夫已经去世。1954年，该房屋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所有权人为蒋菊英。1956年，该房屋被纳入出租私房社会主义改造范围。1996年，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蒋菊英当年的房屋权属证明及相关处理社会主义房屋改造遗留问题的政策规定，作出长私改遗通字[1996]832号《关于对龚蒋氏原私房改造房产复查结论的通知》，将房屋退还给蒋菊英，系相关政府房屋管理部门对房屋权属作出的认定，故本案诉争房屋应系蒋菊英所有。其次，《赠与书》是否是蒋菊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书》系蒋菊英委托长沙市北区北站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长兼法律事务所所长文晓东代为书写。《赠与书》中关于“我自愿将我的长沙市北区北站路××私有房屋送给孙子龚某8。今后，我的生老病葬全部由孙子龚某8负责”等内容，是蒋菊英对自己财产的处分。《赠与书》落款有赠与人蒋菊英的签章及捺印与受赠人龚某8的签名，结合代书人文晓东出具的证明，可认定为《赠与书》是蒋菊英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赠与人有权处分《赠与书》中所载之财产，《赠与书》内容表述明确，意思表示真实，故本院依法认定蒋菊英于1990年10月30日出具的《赠与书》合法有效。
被告龚某8接受赠与财产后，与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达成《家庭协议》，并在《赠与书》、《家庭协议》的基础上办理了《继承权公证书》、房屋产权登记等，上述行为均系被告龚某8对自己受赠财产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故本案诉争房屋应由龚泽民、龚某10、龚某12、龚某9、龚某8共同所有。现七原告主张蒋菊英出具《赠与书》时已病重，赠与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赠与行为无效，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七原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500元，由原告龚某1、龚某2、龚某3、龚某4、龚某5、龚某6、龚某7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剑锋
人民陪审员 张 勤
人民陪审员 刘正青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周梦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