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103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若溪（曾用名孙秀芬），女，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洋，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向党，男，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程程，上海市海华永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励，男，196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孙若溪因与被上诉人刘向党、曾励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若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刘向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争议核心未作判决。核心问题：1.证明对我方房产是否发生处分效力；2.刘向党对房屋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本案应理顺几个法律关系：证明表明恒基公司与刘向党债权债务关系，非曾励与刘向党债权债务关系。2.我方与曾励的婚姻关系无效，不构成事实婚姻。3.即使曾励个人抵账，且婚姻有效，曾励无我方书面授权同意无权将房屋抵顶，抵账行为未直接产生物权变动效力。首先，本案无争议事实是房产证记载所有权人为我方，从未变更。刘向党拿到房产证后，应明知房产非恒基公司或曾励名下财产，然而刘向党长期没有联系恒基公司，也没有与我方联系核实，行为不构成善意，且未变更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刘向党不构成善意取得。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我方将钥匙和证书交予曾励目的为出售房屋等错误。曾励表明证明不是其所写，刘向党也承认是别人出具，可确信证明非曾励所写，即使存在债务，也是公司债务，证明加盖恒基公司公章，是恒基公司行为，刘向党仅对恒基公司享有债权。曾励表明对顶账不知情不同意，房屋系其代孙若溪看管并要给付孙若溪租金，公司无处分权，无权以房屋抵债。曾励表明刘向党没有供货合同和结算票据证明钢材供货过程及钢材款金额，对钢材购买过程和抵债过程不知情，刘向党对于房屋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请求权基础存疑。通过曾励陈述以及刘向党自认，明确刘向党仅对恒基公司享有债权，恒基公司无权处分房屋。曾励也无权处分房屋，一审判决以我方离境时间短暂，不构成对房屋行使管理权的阻却推断出我方将房屋钥匙和证书交予曾励目的为出售房屋，这种推论显然不合理。判决我方将房屋交给曾励真实目的，应以书面授权为准，并结合我方对房屋处置是否知情判断，如我方陈述，房屋并非我方唯一住房，尚有多出房产，对涉案房屋实时情况不知情，至曾励涉嫌犯罪才想起房屋的事。因此，一审法院推断显为臆断不合理。刘向党没有见到我方委托恒基公司或曾励出售房屋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见到我方与曾励结婚证情况下，无法形成对恒基公司或曾励对房屋有处分权的确信。因此，一审法院以曾励构成表面代理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对婚姻法规定理解错误。法律对于未合法取得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关系，认定为同居关系。曾励于1992年与刘丹同居、2001年生孩子，2007年登记结婚，自1992年与刘丹以夫妻名义生活，如我方和曾励的婚姻有效，民政局怎会给曾励和刘丹办理婚姻登记，是曾励找的一位李姓案外人去办理的。在婚姻无效情况下，即使债务认定为曾励个人债务，曾励也无权处分我方个人财产。即使存在夫妻关系，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也需取得另一方同意，如前述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即使认定我方和曾励的婚姻有效，曾励也无权处分房屋，更何况债务人为恒基公司，恒基公司无权处分房屋。房屋权属未变更，所有权一直是我方，理应返还给我方。补充：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一、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调取《结婚申请书》认定我方和曾励属于经过合法登记的夫妻关系是错误的。首先，该份文件为申请书，并非准予结婚登记的生效文件，没有结婚证的效力，不起证明有效婚姻作用。其次，申请书关于双方个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男方姓名、双方出生日期与实际情况不符，申请书个人信息内容无法确认申请人身份是否是我方和曾励。我方和曾励未实际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申请书内容有重大瑕疵，双方并非法律规定已登记，宣告无效的情形，自始没有进行合法有效的婚姻登记，不存在需要撤销问题。我方到民政部门了解情况时，民政部门答复也加以印证，即除存档文件外，我方存在婚姻登记。2.一审法院认定曾励同意恒基公司将房屋抵顶给刘向党是错误的。房产抵顶行为的证据，刘向党仅提供了恒基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没有曾励同意字样，没有曾励签字确认。曾励提出不认识刘向党，公司材料供应债务由工程部处理，自己不直接处理。房子和房证系孙若溪交给曾励代为管理，曾励随后交给办公室保管，房子作为公司高管住所并向孙若溪支付租金。曾励作为董事长不直接与只欠50万元的供货商谈抵顶，且曾励没有明确同意拿孙若溪房子抵顶账款等。可见，不论与我方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曾励是否对房屋具有处分权，刘向党没有曾励同意将孙若溪房屋抵顶给自己的合法有效证据，关于曾励亲手或指示下属将房产手续和钥匙交给刘向党且亲自领他去房屋地址等有关抵顶行为细节的陈述仅为刘向党一面之词，不能排除刘向党取得房屋钥匙和房证系与恒基公司负责保管人员串通所得，其主张由曾励亲自经手同意并办理抵顶事项无任何事实和证据支持，没有担负应有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曾励同意将房屋抵顶。二、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定刘向党因曾励的表见代理行为取得合法的案涉房屋居住使用权是错误的。如前述，刘向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曾励同意将孙若溪房屋抵顶，曾励多次表述其个人为孙若溪管理该闲置房屋，以公司名义为员工提供住所并向孙若溪支付租金，不认识刘向党，没有亲自明确同意将案涉房屋抵顶，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曾励代理孙若溪作出抵顶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曾励的代理行为，不具备认定表见代理的基础。2.一审判决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认为刘向党取得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因而我方无权请求返还房屋，认定是错误的。房屋抵顶过程中，仅有证据是真正债务人恒基公司出具的证明。但刘向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恒基公司对房屋有处分权，除刘向党单方口头陈述外没有证据证明曾励同意将房屋抵顶给刘向党。也就是说刘向党没有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刘向党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房屋有权占有人有租赁、转租等合法使用关系，可认定刘向党无权占有，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向我方返还原物。3.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权处分的规定，刘向党主张房屋抵顶过程中没有经办人出示房屋所有权人孙若溪书面或口头授权同意，没有孙若溪和曾励结婚证，没有证据证明曾励亲自经手并同意抵顶，那么刘向党有何理由相信房屋抵顶是经有权处分人操作？没有证据仅凭无权处分人口头陈述，就不怀疑的确信是否符合房产交易常理？根据一审调取我方出入境记录表明，我方并非常年居住在国外，大多数时间生活国内，且刘向党主张曾励亲自参与并同意抵顶事项，那么为何自2004年至今未与我方或曾励联系房屋权属变更事宜，或者提供何种证据证明其向房屋所有权人主张其履行协助过户的义务？答案是没有。出入境记录显示我方2004年12月8日至2005年3月26日居住在国内，刘向党主张的抵顶事宜发生在我方在国内期间，为何不联系过户？可见，刘向党在房产抵顶过程中没有符合社会常理的交易习惯的表现，或是尽到任何符合常理的注意义务，也因此刘向党无法证明其受让案涉房产时是善意的。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房屋没有发生物权变动情况下，不产生受让人善意取得。综上，刘向党属于无权占有房屋，应依法向我方返还。
刘向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本案的案件事实为，孙若溪与曾励于1986年结婚，曾励原系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股人）。2000年8月，孙若溪与其工作单位签订《集资联建住在协议书》，购买单位内部集资建设的涉案房屋，登记所有权为孙若溪。2003年孙若溪将房屋产权证及钥匙交予曾励，曾励随后将房屋产权证及钥匙交予恒基公司办公室保管。2004年12月23日经曾励同意，恒基公司将房屋以50万元抵顶给我方，并出具证明，将房产证和钥匙交给我方，但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随后，我方入住房屋至今，房屋各种费用均是我方交纳，孙若溪从未管理过房屋也从未主张返还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请求返还财产权应以相对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为前提，本案核心问题为我方是否对争议房屋有权占有使用，孙若溪有无要求返还房屋权利。孙若溪主张是房屋登记所有权人，并不影响我方对房屋合法有权占有。我方对房屋有权占有是基于曾励表见代理。首先，孙若溪与曾励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6年结婚，虽结婚时曾励未达法定结婚，但房屋抵顶给刘向党时双方婚姻关系并未撤销，随时间推移，双方已达法定年龄，婚姻关系应有效，另婚姻登记时间1986年，在婚姻法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前，双方生有子女，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示身份关系，即使婚姻登记无效，双方形成事实婚姻关系，一审法院调取婚姻记录已证明该事实，至于曾励与刘丹婚姻关系，因曾励未与孙若溪解除婚姻关系，已构成重婚。曾励作为孙若溪配偶，我方有理由相信其对房屋有处分权构成表见代理。其次，曾励曾是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查明股东变更情况证明该事实，曾励其房屋抵顶给我方，我方有理由相信其对房屋有处分权，构成表见代理。曾励承认包括孙若溪在内许多朋友要出卖房屋或从恒基公司调换面积大的房屋，就把房屋交给恒基公司出售。很明显孙若溪将房屋交给曾励是为出售，一审孙若溪承认有多处房产，该处房屋根本不会居住，因此交予曾励出售符合事实和逻辑。孙若溪主张房屋只交给曾励看管，并未授权其出售，并非事实。孙若溪本就知道房屋被顶账事实。法院调取孙若溪出入境记录，孙若溪虽多次离境，但时间短暂，不构成对房屋行使管理权的阻却。我方进住房屋至孙若溪向法院主张权利长达十二年，孙若溪对房屋疏于管理，不合常理，可见孙若溪对顶账一事知晓且同意。长达十二年才主张权利，是因曾励诈骗罪被收监，便于其主张不正当权利。孙若溪恶意诉讼，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孙若溪原名孙秀芬，名字变更为孙若溪，并未将曾用名添加备注，公安调取户口信息时无法查询其婚姻状况。孙若溪变更户口信息提供单位出具的未婚证明，证明写的名字为孙若溪，非孙秀芬，证明底部附有民政局以孙若溪名字查询无婚史的便签，该证明出具时间2014年1月10日。孙若溪于2014年1月13日向公安局出具该份证明，要求公安机关为其变更婚姻状况，变更后第三日即2014年1月16日将曾用名到公安机关备案添加，以此证明孙若溪就是孙秀芬。尔后持曾用名户籍材料于2014年4月到房产局申报房产证遗失，出具未婚户籍信息，将房屋登记在一人名下，欲将房屋变为个人财产。孙若溪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安机关将其婚姻状况变更为未婚，利用公安机关为其出具的相关材料补办房证至个人名下，尔后称曾励为其朋友无权处分房产，将刘向党诉至法院，构成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已查清事实，驳回其请求，现其上诉明显浪费司法资源。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孙若溪的上诉请求。
孙若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向党停止侵权，将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67巷5-1号（2-4-1）房屋腾退给孙若溪；2.刘向党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若溪与曾励于1986年结婚。曾励原系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股人）。2000年8月，孙若溪与其工作单位辽宁省省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集资联建住宅协议书》一份，约定孙若溪购买其单位内部集资建设的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67巷5-1号2-4-1室房屋（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即本案诉争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孙若溪。2003年，孙若溪将争议房屋的产权证及钥匙交予曾励，曾励随后将房屋产权证及钥匙交予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保管。2004年12月23日，经曾励同意，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争议房屋以50万元抵顶给刘向党，并出具内容为“此房位于皇姑区陵东街67巷5-1号2-4-1，顶给刘向党钢材款，甲乙方帐务全部结清。有关此房的采暖、水电等都由刘向党自行协商解决（房主姓名：孙秀芬），待办手续时，甲方协助办理”的证明一份，并将房屋产权证和钥匙交给刘向党，但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随后，刘向党即入住诉争房屋至今。
2012年，曾励因刑事案件被刑事拘留。孙若溪称，2012年即至争议房屋处查看房屋，发现门锁被人更换，遂于2014年重新补办了争议房屋的产权证书。2016年4月，孙若溪自行将争议房屋门锁打开，为此与刘向党发生争议，故孙若溪于2016年6月2日起诉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请求返还财产请求权应以相对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为前提。那么，本案首先应明确刘向党是否对争议房屋有权占有使用，孙若溪有无要求刘向党返还争议房屋的权利。
首先，关于孙若溪与曾励之间的身份关系问题。根据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孙若溪与曾励的婚姻登记档案，能够证明双方于1986年登记结婚。虽孙若溪称与曾励结婚时曾励并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双方并没实际到场，婚姻应属无效婚姻。结婚当时曾励虽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但至本案争议房屋抵顶给刘向党前该婚姻登记行为并未依法撤销，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均已达到结婚法定年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双方婚姻应为有效；另外，双方婚姻登记时间为1986年，即于1994年2月1日婚姻法不再承认事实婚姻规定出台之前，且双方结婚后生有子女，并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示其身份关系。退一步讲，即使当时双方的婚姻登记无效，双方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其次，关于孙若溪将争议房屋钥匙及房屋产权证书交予曾励的真实目的问题。本案诉争房屋虽登记为孙若溪所有，孙若溪称出国期间交予曾励看管此房，其并未授权曾励出售该房屋。但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孙若溪出入境记录来看，孙若溪虽多次离境，但每次离境时间都非常短暂，并非长期旅居国外，不构成对争议房屋行使管理权的阻却情况。从刘向党进住争议房屋至孙若溪向法院主张权利之日已长达近12年的时间来看，孙若溪对争议房屋疏于管理，不符合生活常理。另外，一审法院在向曾励进行询问时，其也承认因包括孙若溪在内的许多朋友要出卖房屋或从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调换面积大的房屋，就把房屋交给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时曾励与孙若溪是夫妻关系，以本案诉争房屋抵顶公司欠刘向党材料款的事存在，曾励也同意了。以上不难看出孙若溪将争议房屋钥匙和相关证书交予曾励的目的为出售房屋。
再次，刘向党对诉争房屋是否系合法居住的问题。孙若溪既已将争议房屋交予曾励出卖，且在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争议房屋抵顶给刘向党时，曾励也表示同意此事。因此，刘向党与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顶账行为有效。退一步讲，若如孙若溪所述，其并未委托曾励处分争议房屋，那么，曾励作为辽宁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孙若溪的配偶，刘向党有理由相信其对诉争房屋有处分权，已构成表见代理。此外，刘向党也在此居住多年，故刘向党对诉争房居住使用合法。一审法院对孙若溪要求刘向党腾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孙若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孙若溪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向党是否应当向孙若溪腾退诉争房屋。
关于孙若溪与曾励之间是否存在夫妻关系的问题。法院调取的婚姻登记档案材料，能够证明孙若溪与曾励曾于1986办理过结婚登记，虽然孙若溪提出登记信息存在错误，曾励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等异议主张，但是不能否定其与曾励曾办理过结婚登记的事实，且双方婚后育有一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孙若溪在二审期间也曾自认与曾励存在婚姻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婚姻关系并无不当，孙若溪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刘向党是否系合法占用诉争房屋的问题。孙若溪自称与曾励是朋友关系，在其出国期间将房屋产权证和钥匙交予曾励代其看管房屋，后又称出租给曾励使用，其自述曾去过但未上楼查看过房屋情况。一审法院调取了孙若溪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孙若溪虽曾多次出境，但是出境时间短暂，并非长期居住国外。刘向党陈述曾励于2004年末将涉案房屋抵顶债务交付给自己，此段期间孙若溪有多条往来香港记录，鉴于曾励与孙若溪存在夫妻关系，故恒基公司向刘向党出具证明，且将房屋产权证、契税证原件和房屋钥匙交给刘向党，曾励应当知情并同意，且刘向党也有理由相信曾励有权处分房屋。刘向党实际居住使用涉案房屋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孙若溪或曾励都并未就涉案房屋向刘向党提出过异议主张。孙若溪于2014年申请补办房屋产权证后，才开始向刘向党主张涉案房屋的权利。孙若溪辩称对曾励将房屋抵顶给刘向党，以及对涉案房屋由刘向党居住使用等并不知情，结合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经过，一审法院认定不符合生活常理，本院予以认同。由于孙若溪提出的主张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故刘向党应系合法占用诉争房屋，孙若溪要求刘向党腾退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未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孙若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孙若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濛
审判员 王虹
审判员 单立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许璐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