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5民终15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诗，男，195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建华，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建设西路。
法定代表人：范菲，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群，山东群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珊珊，山东群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长诗因与被上诉人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简称香江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5）聊东民初字第2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长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涉案租赁场地是上诉人所属公司投资300多万元建设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是在充分考虑上诉人所属公司的投资利益而订立的，属于总合同。之后双方所签合同均属于按总合同的约定签订的续租合同，一审法院将总合同与之后所签涉案合同割裂开来，认为总合同己履行完毕，以后所签合同均为独立合同并按最后一份合同处理本案是错误的。(一)签订2005年《用地租赁合同》的历史背景及租赁该土地市场运营过程。1、2005年初，香江二期建成后，房子滞销，根据被上诉人总部的安排，被上诉人欲在香江二期服装大厅西一块坑地上(面积2484平方米)招商建设一处农副产品市场，目的是带动香江二期房产的销售。当时聊城市绿洲农副产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经营地点在昌润路北段路东，股东为刘长诗夫妇)经营比较景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被上诉人委派其工作人员张法森(一审已出庭作证)、郭虎二人多次邀请担任绿洲公司负责人的上诉人商谈在香江二期投资建设农副产品市场事宜。经多次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绿洲公司租赁被上诉人的土地建设农副产品市场所需要的商铺(包括房屋、敞篷等)等设施，建成后由被上诉人负责把聊城三中农贸市场全部商户招引到该市场经营，由绿洲公司将所建商铺向商户进行出租。期间，被上诉人多次向绿洲公司承诺保证不出四年，就能收回投资。双方于2005年6月29日，签订了涉案《用地租赁合同》。2005年7月22日为了经营需要，绿洲公司更名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副产品公司)，公司地点变更为:聊城市双力西路香江光彩大市场Fl大厅西邻。合同签订后，农副产品公司开始投资建设，把大坑填平、打好地基，共建设经营房屋2000多平方米，总投资300多万元。把农副产品市场建成后，香江二期的房屋销售量大增，被上诉人获取了巨大的利益。2、2005年《用地租赁合同》签订后，农副产品市场的运营过程。建设农副产品市场最初计划是把三中农贸市场的商户全部吸引到香江农副产品市场，为此，农副产品公司及被上诉人派出了大量的人员进行动员宣传。经过一段时间后，三中农贸市场的大部分客户愿意到香江市场经营，相继报名交了押金。因三中农贸市场由交运集团管理运作，交运集团对被上诉人的招商行为极为不满，并向省市领导反映情况，强烈呼吁坚决制止被上诉人的不当招商行为，在交运集团的强烈呼吁下，被上诉人不得不停止招商行为，并放弃了香江农副产品市场运营项目。此后，5年多的时间内农副产品公司几百万元的投资颗粒无收。组建香江农副产品市场的计划废弃后，农副产品公司也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启动其他行业招商组建市场的意见，后被上诉人同意由农副产品公司自行招商组建石材市场。农副产品公司为了防止损失扩大，雇佣十多名人员进行招商宣传，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经努力至2010年陆续招来了商户，2011年基本上把石材市场给活跃起来。由于农副产品公司成功启动了石材市场，带动了香江二期的繁华，至2013年被上诉人香江二期的房子全部卖完，农副产品公司给被上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虽农副产品公司从2011年开始至今逐渐有了一些收益，但远远未有弥补投资及其他运营损失。3、被上诉人看到农副产品公司经营的石材市场逐步活跃，就违背诚信，利用强势地位在履行2005年6月29日《用地租赁合同》进行多次续租时，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处处刁难上诉人，强行提高土地租金，远远超过了“上调部分不得超过上年度租金的15%”的总合同约定。2014年被上诉人制作的《石材场地租赁合同》年土地租金达20万元，极大地损害了弱势一方农副产品公司的利益。(二)2005年6月29日的《用地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被上诉人之后与农副产品公司的负责人刘长诗多次签订的续租合同是履行2005年6月29日《用地租赁合同》的行为。1、涉案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属于总合同，该合同第2条约定“租赁期限暂定为两年，租赁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后起算，即从2005年8月30日至2007年8月30日止。未经政府规划部门同意，甲方不得随意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并由乙方继续租用。如政府规划部门动迁，乙方享有向政府申请因终止经营造成的损失和地上建筑物的补偿权。”第四条4.1、4.2约定了绿洲公司投资建造市场及第四条4.4明确约定“乙方如继续租赁，应于合同期满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并于甲方续签下一份合同，甲方如上调租金，上调部分不得超过上年度租金的15%”。上述条款很清晰的说明了，由于农副产品公司投资巨大，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除出现政府规划部门意见需要搬迁外，绿洲公司有权继续租用，2年之后该合同的上述约定仍然有效，被上诉人有允许绿洲公司继续租用的合同义务，并非该合同履行完毕。上述总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遵守。依据上述总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每两年签一次用地租赁合同，被上诉人准许上诉人继续租用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巳履行完毕是错误的。2、双方在总合同签订之后续签合同的行为属于履行总合同的行为。被上诉人以此种方式准许上诉人继续租用涉案土地。准许上诉人继续租用涉案土地是总合同约定的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必须履行总合同，未经农副产品公司同意不得单方变更或终止总合同。一审认为2005年之后所签的四份合同与总合同无关，属法官主观臆断。(三)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腾空场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腾空场地、拒绝上诉人继续租用涉案土地属违反总合同的违约行为。依据上述总合同的约定“未经政府规划部门同意，被上诉人不得随意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并由上诉人继续租用”。庭审中，被上诉人未举出政府规划部门的相关证据，而是私自拒绝上诉人租用涉案土地，属违约行为。2、2014年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系对上述总合同的履行行为，即按总合同的要求续签租赁合同，其合同内容应符合总合同的约定。3、2014年签订的续租合同，系被上诉人利用强势地位迫使上诉人签订的，无任何协商的余地，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即使如此，从该合同内容看，被上诉人要求腾空场地也不符合该合同的约定。根据2014年续租合同第二条2.2“在租赁期间甲方如提前收回场地，需提前15日通知乙方一一”该条款的约定并非赋予被上诉人有任意合同解除权。该条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及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方可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将导致被上诉人提前收回场地情形。那么提前收回场地的情形合同是如何约定的，该续租合同第二条第2.3约定“在租赁期间因乙方的违约行为致使甲方单独解除合同，收回场地的，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5日内撤离租赁场地”第三条3.2“如遇甲方对该地进行开发利用情形，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甲方限定的期限内清场退出”及第六条6.3“乙方在使用场地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的，乙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甲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该续租合同只有在符合以上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下，也即只有在两种情形下被上诉人才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一是政府规划需要开发;二是上诉人所在公司违约。本案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并不具备，再结合总合同第二条，被上诉人“未经政府规划部门同意，不得随意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涉案土地由农副产品公司继续租用的约定”。故，续租合同第二条2.2的约定，并未赋予被上诉人任意解除权。换言之，被上诉人只有满足上述两种解除合同的条件后，才会发生“需提前15日通知乙方”。被上诉人依据第二条2.2随意解除合同、清退租户不能成立。4、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的“场地租期变更通知”及“商户撤场通知”是被上诉人单方作出的，不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对合同的变更。对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两份通知，按社会礼貌习惯，只是对通知的接收，即收到了被上诉人发的通知，不具有变更合同的意思效果。上诉人未有作出承诺退出场地的意思表示。故上诉人收到两份通知并不导致合同解除清退场地的法律效果。反而证明被上诉人擅自利用强势地位，任意撕毁合同，构成严重违约。二、一审法院无视2005年6月29日总合同的签订主体及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等不动产设施的所有权人为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事实，认为上诉人为涉案土地的承租方，并据此判定上诉人承担义务是错误的。2005年6月29日的《用地租赁合同》证明被上诉人的涉案土地的承租人为聊城绿洲农副产品超市有限公司，刘长诗仅是签约代表。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05年7月22日更名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目前，虽然该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但其主体仍然存在，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005年6月29日之后刘长诗作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签约代表多次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刘长诗是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公司的股东，掌管公司的运营。其签字行为代表的是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属于职务行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对其投资建设的商铺拥有所有权，并对商铺出租运营收取租金。被上诉人起诉刘长诗个人属主体错误，一审对上诉人做出判决是错误的。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依据2005年总合同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107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即应续签租赁合同。故应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审证据足以证明2005年合同与之后的四份合同具有总合同与分合同的关系。也即，多次签订续租合同都是基于上诉人所在公司巨额投资建的市场这个事实，才形成按总合同的约定多次签订续租合同的事实，未有上诉人所在公司巨额投资建市场的事实，也就不会有2005年6月29日签合同行为，更不会有多次续签合同的事实。非常清楚地证明了总合同与续签合同的关系，总合同与续签合同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被上诉人任意撕毁合同的行为属于违背诚信欺骗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应履行续签合同的的义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仍依据民诉法64条、最高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第90条认为证据不足，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香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状所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属于总合同，之后双方所签合同均属于按总合同的约定签订的续租合同”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2005年6月29日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绿洲公司，该合同的期限为两年，己经履行完毕……”这一情况事实明确，理由充分:(一)被上诉人与绿洲公司于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期限为两年，合同双方均己履行相关义务，故该合同己履行完毕。自2011年9月1日后的四份合同中，租赁合同的双方变更为现在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非2005年6月29日签订合同中的绿洲公司，由于合同签订的主体己发生变更，且与绿洲公司的合同己履行完毕，上诉人要求按照2005年6月29日与绿洲公签订的合同来履行，显然没有事实依据。2011年9月1日后的四份合同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标准也都做了改动，属于对合同条款的实质性变更，改动后的合同双方均签字确认，是新的独立合同，与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没有所谓“总合同与分合同的关系”，自然没有上诉人所称“2005年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这一情况，对此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二)上诉状中第一条第(一)款第1、2点所描述运营过程，属上诉人自身投资经营情况，其风险或收益与否理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与本案诉争合同无关。该条第3点称“在续租时，被上诉人处处刁难上诉人，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没有合理依据。上诉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如合同对自己不利，可以与合同对方进行商议或拒绝签订。既然合同经上诉人签字确认，就说明上诉人接受合同的约定，不存在刁难、不对等情况。(三)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腾空场地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与绿洲公司于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用地租赁合同》期限为两年，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应以最后一份合同约定“如遇对场地开发利用的情形，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甲方限定的期限内无条件将场地回复原状，清场退出”来处理。由于被上诉人需要对诉争场地进行开发利用，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向上诉人等商户发出《场地租期变更通知》，上诉人等商户也签名捺印予以认可，即双方对租赁合同期限的变更己达成新的合意，在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发出撤场通知后，上诉人应当在限期内清场退出，所以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腾空场地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上诉人一再以已经履行完毕的2005年的合同为依据，认为被上诉人违约是明显错误的。(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自2011年9月1日后的四份合同中第二条2.2约定“在租赁期间，甲方如提前收回场地，须提前15日以电话、传真或邮寄书面告知函的方式通知乙方”，第四条4.2约定“如遇甲方对该场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情形，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甲方限定的期限内无条件将场地恢复原状，清场退出。”根据上述两条约定，被上诉人收回场地时应将收回场地一事提前通知到上诉人，上诉人接到通知后在限期内清场退出。上诉人无视合同约定，称“对两份通知只是按社会礼貌习惯的接收”而拒不履行退场的约定，是理解错误。如按照上诉人的错误理解，“对两份通知只是按社会礼貌习惯的接收，并非做出退场的意思表示”那么合同约定的此通知便没有任何意义，上诉人可以在对通知签字后，以“签字不是作出意思表示”为由继续不履行义务、无限期使用租赁场地，显然不合理。二、上诉人称“刘长诗的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一审对上诉人做出判决是错误的”不成立。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原涉案土地的承租人于2005年7月22日更名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2007年3月6日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是企业法人经营资格被强行剥夺，从而丧失了其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能力。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丧失了经营活动的行为能力，那么之后以上诉人刘长诗名义所签订的合同均属刘长诗个人行为，并且自2011年9月1日后双方签订的四份合同中承租方均为刘长诗个人，上诉人刘长诗与其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载明的出租方也是上诉人刘长诗，并非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所以被上诉人起诉刘长诗个人主体正确，一审对上诉人个人做出判决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述分析显示，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清楚、明确:证据确实、充分、完备，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上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香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长诗立即将位于香江光彩大市场内F-1楼西侧面积2484平方米的场地腾空交还原告；2、被告刘长诗向原告支付场地占用使用费（从2014年6月1日起按月租金16146元计算至实际交还场地止，暂计算至2015年7月31日应为226044元，扣除被告预付的113022元租金，为113022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场地占用使用费的违约金（以应付场地占用使用费为基数，每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的1.4倍，从立案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被告刘长诗所交保证金1万元归原告所有；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与金刘玉系夫妻关系。2005年6月29日，由被告作为聊城绿洲农副产品超市有限公司的代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金刘玉）与原告签订《用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将原告位于香江光彩大市场内F-1楼西侧的2484平方米（23×108）的场地租赁给绿洲公司使用，期限从2005年8月30日起至2007年8月30日止，租金每年为人民币4万元，每年支付一次；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绿洲公司于2005年7月22日变更为聊城香江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农副产品公司于2007年3月6日被原聊城市东昌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农副产品公司股东为被告及金刘玉。此后至2011年8月份之前，出租、承租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亦未发生争议。被告提交的原告出具的租赁费收费收据及聊城民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所载明的交费主体均系被告，其中2011年8月12日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费主体亦系被告，其后扩注绿洲公司名称，注明场地租赁费09年8月30日至11年8月30日。2011年9月1日、2012年1月5日、2012年12月12日双方分别签订《石材场地租赁合同》各一份。合同双方均为原、被告。2013年12月30日，原告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就该场地的租赁签订《石材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场地位于香江光彩大市场内F-1楼西北侧，面积2484平方米；租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租金每月每平方米为6.5元，年租金为193752元，签订合同之日起5日内支付；乙方向甲方交纳保证金1万元，按合同约定扣除或没收保证金的事项发生时，甲方以告知函的方式邮寄乙方或乙方授权代表签收后直接划扣，乙方须在该事项发生后15日内补足合同约定保证金；乙方承担的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不以上述保证金为限；如遇甲方对该场地进行开发利用情形，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在甲方限定的期限内无条件将场地恢复原状，清场退出，租金按实际租赁时间结算；在租赁期间，甲方如提前收回场地，须提前15日以电话、传真或邮寄书面告知函的方式通知乙方，并按实际租赁时间结算租金；在租赁期间，因乙方的违约行为，致使甲方单方解除合同，收回场地的，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或甲方实际发出通知5日内撤离租赁场地，所交租金及租金保证金均不予退还；及其他权利义务。原告于合同签订当日收取被告全年租金193752元，并为被告出具收款收据，其上载明的交费人系被告。被告与其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出租方均为被告。因原告需要对场地开发利用，原告于2014年1月21日向被告等商户送达了书面《场地租期变更通知》，将型材区、石材区场地租赁期限调整为半年，统一租截止到2014年5月31日，被告等在该通知上签名捺印。2015年5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商户撤场通知书》，告知被告于2014年5月31日合同期满，通知被告于2014年5月31日17点前撤场。被告接到通知后，未按通知要求腾退场地，且占用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2005年6月29日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绿洲公司，该合同的期限为两年，已经履行完毕。绿洲公司于2005年7月22日变更为农副产品公司，但农副产品公司已于2007年3月6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自2011年9月1日后的4份合同双方均为原、被告，租赁期限均为1年，租金标准亦不相同，前3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鉴于自2011年9月1日后双方所签4份合同主体均系原、被告，且被告与其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载明的出租方也均是被告，被告所称其行为系代表公司及2005年6月29日的合同与此后4份合同系总合同与分合同关系，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信。虽然2011年8月12日的收款收据载明的交费主体之后扩注了绿洲公司，但绿洲公司已经更名为农副产品公司，且收取的系2009年8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与本案诉争合同无关。根据双方2013年12月30日租赁合同的约定，如遇对场地开发利用的情形，原告可以提前收回场地，被告应无条件将场地恢复原状，清场退出。原告因需要对诉争场地进行开发利用，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向被告等商户发出《场地租期变更通知》，被告等商户签名捺印予以认可，亦即双方对租赁合同期限的变更已经达成新的合意，在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发出撤场通知后，被告应当在限期内清场退出。被告至今仍占用原告场地，并拒不腾退，构成违约。其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即场地占用使用费。从2014年6月1日起至2015年7月31日，按每月每平方米6.5元计算，2484平方米，应为226044元，因被告最后一次交纳的193752元系全年的租赁费用，故应扣除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相应租赁费即113022元后，为113022元。原告要求被告腾退场地，支付上述占用期间及至实际交还场地止的占用使用费，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请求确认收取被告的租金保证金1万元归其所有，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场地使用费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长诗将位于香江光彩大市场内F-1楼西侧面积2484平方米的场地腾空，交还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二、被告刘长诗赔偿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场地占用费113022元。三、被告刘长诗支付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场地使用费（以面积2484平方米为基数，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实际交还场地之日止，按每月每平方米6.5元计算）。上述三项判决主文确定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刘长诗支付逾期支付场地占用使用费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要求将租金保证金1万元确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原告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承担224元，由被告刘长诗承担2536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主体是被上诉人与绿洲公司，租赁期限为两年，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自2011年9月1日后的四份合同主体均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并无其他单位，租赁期限均为一年，租金标准亦不相同。上诉人与其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上载明的出租方也均是上诉人个人，并非单位，故上诉人主张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及2005年6月29日签订的合同系总合同，2011年9月1日后的四份合同系分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起诉主体适格。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双方在2013年12月30日租赁合同中约定，如遇对场地开发利用的情形，被上诉人可以提前收回场地，上诉人应无条件将场地恢复原状，清场退出。现被上诉人因需要对诉争场地进行开发利用，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向上诉人等商户发出租期变更通知，上诉人等商户也签名认可。至于上诉人称系按社会礼貌习惯接收的理由，不合实际。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可以不签收。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其上诉称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处处刁难，权利义务不对等，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其陈述的投资运营情况，无论是否属实，均不能否定合同的明确约定。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腾退场地，支付占用期间及至实际交还场地止的占用使用费，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长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元，由上诉人刘长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奎
审 判 员 石 鑫
代理审判员 李昭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赵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