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39447号
原告李光贺，男，1979年5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计全，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吉锐，男，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北京福瑞浩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59号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小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娄高启，吉林赵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红伶，女，北京福瑞浩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
原告李光贺与被告北京福瑞浩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浩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光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计全、谢吉锐，被告福瑞浩洋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娄高启、李红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光贺诉称，我在福瑞浩洋公司任技术主管。在职期间每周单休，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现我不服京海劳人仲字[2015]第10927号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福瑞浩洋公司向我支付2011年3月25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4.9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福瑞浩洋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李光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北京中企恒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为进口现代汽车4S店，于2014年7月17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北京福瑞浩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为福建奔驰4S店。
李光贺于2011年3月25日入职福瑞浩洋公司，岗位为技术主管，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3月24日。2015年8月17日，李光贺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当月，李光贺、张某等七人先后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福瑞浩洋公司支付在职期间加班工资等款项。
就双方争议的加班工资问题。
经查，福瑞浩洋公司（甲方）与李光贺（乙方）于劳动合同中约定：乙方所在岗位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甲方因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节假日加班加点，加班加点的工时以《加班确认单》的记录为准……乙方主动加班须征得甲方的书面确认同意，并严格执行加班申请流程，否则不视为加班……乙方所在岗位劳动报酬执行计时形式，工资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税前应发工资，含超时加班费）。福瑞浩洋公司曾就技术主管岗位的综合计算工时制向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并获得行政许可。
据离职前24个月工资表所载内容，李光贺月收入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基本工资，2000元；二、岗位工资，500元，2015年1月起上调为1500元；三、不定额绩效提成、奖金（0元至4,777.56元不等）。庭审中，李光贺自述技术主管岗位按照编写教材、培训课时、技术支持的次数计算提成、奖金；福瑞浩洋公司对此不持异议，认可李光贺系按照培训课时、技术支持等不同模块计算提成奖金。
离职时，李光贺签写有《辞职申请书》、《离职单》、《离职证明》等材料。其中：1、《辞职申请书》显示2015年8月17日李光贺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2、《离职单》显示李光贺辞职经过审批并办理相关手续。离职单表格下方、“李光贺”本人签名正上方，“本人签字后，视为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再无任何其他劳动争议纠纷”的内容显示有删除痕迹。李光贺签字确认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3、《离职证明》显示李光贺签收离职证明，离职证明第二段、“李光贺”本人签名上方，打印显示有“李光贺因个人原因于2015年8月17日自愿离职，工资等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与本单位无任何劳动关系”等内容，离职证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经询，李光贺对以上离职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离职单》所显示的删除内容为其要求公司进行的修改。
本案中，李光贺就其主张的加班工资向本院提交以下材料为证：1、员工上下班时间表、中企恒源考勤表，李光贺称两份证据均来自于李某江，李某江曾与福瑞浩洋公司间存在劳动争议纠纷，李光贺曾作为福瑞浩洋公司委托代理人参与李某江案件。2、“中企恒源”部分考勤表照片，主张考勤表保存在售后办公室，由张某拍摄取得（与李光贺同期提起仲裁、诉讼的劳动者之一），李光贺称该照片与福瑞浩洋公司在李某江案件中提交的考勤表内容一致。经询，福瑞浩洋公司对以上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认可其公司与李某江间存在劳动争议仲裁。
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光贺向本院提交书面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调取保存在仲裁机构的李某江与福瑞浩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卷中福瑞浩洋公司所提交考勤材料。
经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李某江与中企恒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该案件中，福瑞浩洋公司尚未进行名称变更）。据该案件所涉京海劳仲字[2015]第195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及该案中相关证据材料，该案件中，李某江要求福瑞浩洋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及绩效工资等款项。李光贺基于“中企恒源公司主管”身份、作为“中企恒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参与仲裁庭审。庭审中，双方确认李某江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构成，绩效工资每工时11元。福瑞浩洋公司为证明绩效工资问题提交了工资表、考勤表、绩效考核单、提成方案等材料为证。李某江对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最终，海淀仲裁委以福瑞浩洋公司未能充分有效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为由，裁决福瑞浩洋公司向李某江支付绩效工资7234元。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询问，福瑞浩洋公司、李光贺对以上调取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就本案仲裁情况。经查，李光贺曾以要求福瑞浩洋公司支付在职期间加班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经审理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5]第10927号仲裁裁决书，以李光贺申请主张在职期间加班工资依据不足为由，驳回李光贺的全部申请请求。李光贺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福瑞浩洋公司未起诉。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综合计算工时制行政许可审批、离职前24个月工资表、银行明细、离职材料、李某江与中企恒源公司京海劳仲字[2015]第195号仲裁卷宗材料、京海劳人仲字[2015]第10927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对双方争议的加班工资问题。首先、本案中双方签署有《辞职申请书》、《离职单》、《离职证明》等离职材料。李光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在签署相关离职材料时，即应知悉签字确认所代表的法律含义。庭审中，李光贺虽提出《离职单》中“再无任何其他劳动争议纠纷”的内容业已被删除，但其签字确认的《离职证明》中另载有“李光贺因个人原因于2015年8月17日自愿离职，工资等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与本单位无任何劳动关系”等内容。对此，本院认为，《离职证明》中该部分打印内容位于“李光贺”签名上方，基于常识判断，应属于李光贺签字时的可视范围之内；李光贺如认为双方间存有未尽纠纷，存在高达14.9万元的加班工资争议未予解决，则李光贺签署载有“工资等各项费用均已结清”的离职材料明显有违常理。据上，本院对《辞职申请书》、《离职单》、《离职证明》等离职材料所载内容予以采信。
其次、本案中，福瑞浩洋公司为主营汽车销售、维修业务的4S店，李光贺在职期间为技术主管，其所在的行业、岗位均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从工时制度而言。本案中，福瑞浩洋公司与李光贺间劳动合同明确约定李光贺在职期间适用综合工时制，且相关证据材料证明福瑞浩洋公司业已取得综合工时行政审批。第二、从工资构成而言。本案中，福瑞浩洋公司与李光贺于双方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李光贺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构成，工资中包含有加班工资。且结合李光贺离职前24个月的工资实发情况，在职期间绩效工资金额在李光贺的月收入中占据了较大比例。第三、从绩效工资的计算方式而言。庭审中，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李光贺的绩效工资、提成收入系依据培训课时、技术支持的工作量计算得出，即其绩效工资的多寡与其工时、工作量情况直接挂钩。据上，本案中，福瑞浩洋公司与李光贺之间在工时制度、工资构成、绩效工资计算方面均存有特殊约定，有别于一般行业的一般劳动者。
最后，本案中，本院曾应李光贺一方申请调取李某江与福瑞浩洋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相关材料。据该案件相关材料，李某江在职期间的工资构成亦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该案中，李某江据其工时情况主张绩效工资而非加班工资。故李某江与福瑞浩洋公司间劳动仲裁案件的相关情况，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福瑞浩洋公司与员工间存有“绩效工资”与工时相关联的特殊约定。
综上，考虑到李光贺所在汽车销售、维修行业的特殊性并结合上述三点，本院对李光贺诉请要求的加班工资14.9万元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李光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李光贺负担，已交纳五元，剩余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蔡 笑
人民陪审员 刘 虎
人民陪审员 文 龙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