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水英，女，195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小平，男，197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小琴，女，197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卢建洪，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河中路80、82号。负责人赵鹏，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超，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因与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桐庐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2民初5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余某是毛水英的丈夫，是余小平、余小琴的父亲。2016年8月24日7时15分许，案外人徐某驾驶拖拉机沿桐庐县旧县街道袁落线由西向东行驶，途经袁落线与母岭村村道交叉路口左转弯时，与沿母岭村村道由北向南驶入路口的由余某骑行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余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桐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为，余某的电动自行车属于电驱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余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但是，余某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桐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余某无事故责任。余某生前所在的桐庐县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0月19日向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投保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等时，在投保声明书和团体保险投保单上签字或盖章，投保声明书和团体保险投保单就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事项作了约定。保险单就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特别约定：该保险仅限于以下场所：1、公共交通工具内部；2、各类公益性文化体育场所；3、各类为老服务机构；4、各类医疗机构（手术意外除外）。现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支付保险金20万元；2、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与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合法有效。投保人在投保声明书和团体保险投保单上盖章的行为，可视为保险人已就保险范围、责任免除等事项向投保人作了说明，投保人的行为对被保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是，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能否依据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免除赔付义务。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第六条责任免除第（六）项：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被保险人余某驾驶的电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被交警部门鉴定为“机动车”仅表明该电动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但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需持证驾驶，交警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对路上行驶的电动车也无区分是否超标而要求电动车车主是否持证驾驶，因此，电动车车主并无法定义务持证驾驶，当然也不能要求电动车车主履行高于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义务。据此，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责任免除条款中关于无证驾驶的内容不适用于电动车车主，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应给付该险种的保险金4万元。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适用于特定场所发生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余某死亡地点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场所，故对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要求给付该险种保险金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保险金4万元；二、驳回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负担1750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400元。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和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上诉称：一、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并未就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别约定向投保人作出说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根据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团体保险投保单》和《投保声明书》，投保人的联系人为王某。一审开庭后，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向投保单位桐庐县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村委会负责人明确表示，根本没有委托王某经办保险事务。王某本人也明确表示，根本没有与保险公司的人员发生过联系。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在《团体保险投保单》和《投保声明书》上盖章的时间是2015年l0月l9日，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打印《保险单》的时间是当月29日，有关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特别约定的内容是印在保险单背面的，字体与其他内容并无区别。由于王某与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的人员没有发生过联系，所以，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并未就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别约定向投保人作出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二、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在一审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并非因为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的原因造成。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发出的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未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特别约定作为其拒赔的理由。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全部是在开庭时当庭提交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再向村委会了解相关情况时才得知，村委会根本没有委托王某经办保险业务，王某也根本没有与人寿保险浙江公司进行过联系，《团体保险投保单》中所记载的“联系人手机159××××0368”，这个号码也不是王某的。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并且要求第二次开庭。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同意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的要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的第二项，判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金16万元。人寿保险浙江公司针对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的上诉，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就免除责任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条款向投保人“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进行了明确说明。1、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在《团体保险投保单》第十一项中已经明确人寿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并且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也已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同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而且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在《团体保险投保单》中列明了“特别约定”条款的内容，并在《保险合同》中也载明了“特别约定”条款的内容。因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就免除责任条款及特别约定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对“特别约定”条款所约定的内容也是明知的。2、《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因此，在投保人已经确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与王某是否发生过联系并不影响本案所涉免除责任条款的效力。二、退一万步讲，假如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对免除责任条款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也不影响特别约定中条款的效力。虽然《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未进行明确说明或提示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不产生效力，但本案“特别约定”只是对承保范围进行了约定（即对保险责任范围进行约定），并非免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因此，假如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没有对免除责任条款尽到明确说明和提示的义务，也不能说明特别约定中的条款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就免除责任条款及特别约定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一审法院对前述条款效力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上诉称：一、本案所涉的电驱动二轮轻便车属于机动车范畴。1、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第3.5条规定：“由动力装置驱动的，具有两个或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均属于机动车中的摩托车，但不包括电驱动的，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20KM／h,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且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功率等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两轮车辆。”因此，根据该标准可以看出，只要电驱动二轮车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等超过或者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均属于机动车中的摩托车。为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便摩托车的电驱动二轮车不属于机动车，明显缺乏法律依据。2、本案中，桐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9月21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说明“被保险人余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过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检验，意见为该二轮电动车不属于非机动车范畴的电动自行车。属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类型，即属于机动车范畴”。并非交警部门主观臆断。因此，在有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所涉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为本案所涉电动二轮摩托车不属于机动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二、《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需要持有有效驾驶证。虽然交警部门在日常管理中有可能对路上行使的电动车不区分超标问题，但是判断一行为是否合法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能仅仅依据交警部门的日常执法或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本案中所涉电驱动二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因此，被保险人余某等所有的电动车主在驾驶超标电动二轮摩托车时均应持有有效驾驶证，一审法院认为电动车主驾驶超标电动二轮摩托车时无需持证驾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六条规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人身亡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且一审法院也确认了该保险条款已向投保人说明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驳回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负担。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针对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本案中余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虽然被鉴定为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但作为普通公众的余某在驾驶该车辆时不会意识到该车辆会被认定为非机动车，也不会意识到驾驶该车辆需要相应的驾驶证，此种情形与一般的无证驾驶存在明显的区别。交警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对路上行驶的电动车也没有要求持证驾驶，因此，电动车主并没有法定的持证驾驶义务。根据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第六条，“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无证驾驶是其中列举的情形之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部门认为，余某虽然属于无证驾驶，但是，其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余某无责任。因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希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人寿保险浙江公司的上诉。二审中，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向本院提供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欲证明村里没有委托王某经办保险业务。经质证，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在一审提交的投保单中村委会已经盖章确认了，其在后又出具证明来否定前述事实是不妥的。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在《团体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声明书》上加盖公章，确认表示：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对保险条款的内容及有关事项向其经办人王某作出了详细说明，村委会已将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视作被保险人已同意保险有关事项。因此，应认定为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已就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中的条款、投保单等，履行了说明和提示义务，上述保险合同应认定有效。至于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上诉称王某没有代表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办理过保险业务的理由，因旧县街道母岭村民委员会在上述文件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故不影响其对外的效力。由于在《团体保险投保单》的“其他约定（备注）”中约定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仅限于公共交通工具内部等三种场所，而余某是在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在上述约定的场所范围内，故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无需承担理赔的责任，原审法院对于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要求人寿保险浙江公司按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保险合同支付16万元保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正确。而余某虽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所驾驶的电动车被交警部门认定为电驱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但目前该类车辆并未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因此，余某不属于国寿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中约定的“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的情形，按照合同约定，人寿保险浙江公司应承担4万元的理赔责任。人寿保险浙江公司上诉要求免除赔偿责任的要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负担800元，毛水英、余小平、余小琴负担3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建明审判员  余江中审判员  石清荣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