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55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中山北路***号地铁大厦**楼。
负责人：倪同木，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婕，女，汉族，1973年7月23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林，江苏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政福，男，汉族，1966年11月5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
上诉人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锦天城律所）因与上诉人李婕、原审被告王政福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2016)苏0102民初5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锦天城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羽、刘洋及上诉人李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成林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王政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天城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李婕支付50万元律师费，适用法律错误。《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项约定，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讨非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其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李婕支付70万元律师费。该约定条件自2014年6月8日已成就，李婕应依约支付70万元律师费。二、一审判决李婕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20日起的逾期利息，认定事实不清。李婕与王政福于2014年6月8日即签订《协议书》，因此，自2014年6月8日李婕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即成就。虽然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约定具体支付时间，但是锦天城律所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邮件发送律师费催讨函。因此，李婕应于该日起支付逾期利息。
李婕答辩称，1、锦天城律所要求支付70万元律师费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李婕从来没有授权委托锦天城律所进行非诉讼代理，锦天城律所也没有非诉讼代理行为。其次，李婕委托锦天城律所只是离婚及夫妻财产分割诉讼或申请执行代理人，李婕的离婚与夫妻财产分割案或其中任何一件尚未起动，2015年6月8日李婕授权委托锦天城律所对一份协议书行使合同撤销权，并不是对夫妻财产分割行使请求权。第三，李婕明确表态并非自愿与王政福维系夫妻关系，如果不是锦天城律所起诉要求支付70万元律师费，李婕的离婚与财产分割诉讼程序可能已经起动。2、李婕与锦天城律所在委托代理合同上存在严重分歧，对合同效力、授权权限、适用条款、费用合理性及付款数额都没有统一认识，更谈不上什么逾期付款利息，且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约定利息支付条款。综上，李婕认为，锦天城律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李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锦天城律所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违反《价格法》的禁止性规定，锦天城律所违规风险代理婚姻类案件，为无效合同。2、合同约定的70万元律师费是整个风险代理合同的一部分，是附条件的后收费方式，有别于律师固定收费先收费的方式，是风险代理条款。且委托代理和授权委托书没有约定锦天城律所有非诉讼代理权限。2014年6月8日协议书是夫妻间的自行约定，与锦天城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没有直接关系。3、一审法院错误认为锦天城律所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认为撤销合同之诉是委托代理合同的一部分。李婕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锦天城律所是李婕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中诉讼及/或申请执行代理人，李婕的离婚及财产案件还没有开始诉讼或执行，撤销之诉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事项，严格来讲，也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离婚或财产分割诉讼之一，代理立案过程不应认定为是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4、一审法院对部分影响本案性质的重要事实没有认定。如锦天城律所在撤销之诉中存在重大过失，2014年6月8日的协议书在2015年6月9日前是可撤销的，李婕也是在这之前委托锦天城律所的，但锦天城律所在2015年6月24日才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邮寄材料进行立案，增加了案件败诉风险，造成李婕重大损失；还有锦天城律所一审提交的没有公证的邮件，认为是为李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帮助，从而把这些法律帮助理解为70万律师费的非诉讼服务，这是不公平的。二、一审法院酌定支付50万律师费情节不当，适用合同条款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李婕撤诉行为表明李婕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自愿接受财产分割方案，并愿意维持婚姻关系，收费条件成就。李婕在撤销合同之诉中撤诉，是因为锦天城律所与李婕沟通不畅，未按李婕要求提交证据，且锦天城律所隐瞒事实，拖延立案，造成重大过失，增加败诉风险等原因引起。李婕并非自愿接受财产分割方案，是被动、无可奈何撤诉，本想在家庭及婚姻关系中再通过适当方式来弥补，由于锦天城律所的70万律师费诉讼，李婕不在国内，未能及时处理，进一步增加了家庭矛盾，婚姻关系再陷僵局。撤销合同之诉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两个诉讼之一，如果适用，也不应适用第三种收费方式，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二款对单方解除合同有特别约定。锦天城律所存在多次欺诈、隐瞒李婕的行为，一是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存在违规风险代理收费项目，欺骗李婕。二是篡改双方前期商谈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内容，风险代理收费不提示风险。李婕愿意按普通案件标准支付适当的法律服务费，一审法院酌定数额过高。
锦天城律所辩称，1、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锦天城律所不存在欺诈行为，2011年6月起锦天城律所就李婕与王政福婚姻及财产纠纷从事法律服务，双方就委托代理合同进行反复磋商，调整过多次。最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整个合同从商谈到签订耗时一年多，是李婕认真思考和权衡后才签订的，李婕认为最终的合同与磋商版本存在差异，主张锦天城律所篡改合同内容和对其进行了欺诈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2、委托代理合同中的70万元律师费收费条款系固定收费，且低于收费标准。
锦天城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婕、王政福共同向锦天城律所支付律师费7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6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1年期间，李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锦天城律所刘宝律师，遂向其咨询婚姻、财产的相关法律问题。刘宝律师及锦天城律所给予了法律帮助。
2012年7月19日，李婕与锦天城律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李婕委托锦天城律所在李婕与其丈夫王政福先生“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案件中担任李婕的诉讼或申请执行代理人；锦天城律所指派倪同木、刘宝、王羽等负责处理和解决李婕与王政福之间的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锦天城律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将离婚与财产分割纠纷分为两个案件诉讼；1、双方确定本案采用风险代理收费办法，若本委托合同签订后，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包括法院判决、裁定、调解、当事人协商和解等在内的任何诉讼或非诉讼方式，解决了李婕与王政福之间的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的，李婕同意按照生效法律文件确定李婕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点八支付律师代理费……2、若本委托合同签订后，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其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视为本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条件已经实现，李婕须按照前款规定将分得财产的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点八支付律师代理费；3、若本委托合同签订后，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非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李婕支付70万元律师代理费……李婕不得单方解除本委托合同，否则视为约定的风险代理条件已经实现等。
合同签订后，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给了李婕一定的法律帮助。2014年6月8日，李婕自行与王政福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作出了约定，以王政福名义持有的“中电环保”股票中的420万股归李婕所有，420万股由两个孩子共有，由王政福管理，其余股份归王政福所有；且分割了两套房子的所有权，双方各自债务各自承担等。因李婕不满意上述《协议书》，遂又与锦天城律所协商，如何解决与王政福的婚姻和财产问题。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认为《协议书》的内容对李婕不公平，遂决定起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2014年6月8日的《协议书》。2015年6月，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拟定了起诉状，代交纳了诉讼费，代办理了起诉手续，起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2014年6月8日李婕与王政福签订的《协议书》。在法院依法向王政福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后，李婕在未告知锦天城律所的情况下，自行前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案例号：（2015）鼓民初字第4180号经本人核查，原夫妻双方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没有任何变更，为了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本人申请撤消（销）与王政福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时，不再委托任何人处理夫妻财产纠纷，故自愿向法院申请撤诉，望予准许。”2015年8月2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李婕撤诉。此后，锦天城律所向李婕催要律师费，双方发生矛盾。锦天城律所遂诉至一审法院。
本案审理中，双方产生以下争议：
一、2012年7月19日，锦天城律所与李婕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
锦天城律所认为：锦天城律所与李婕经充分协商，自愿签订该协议，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中对于收费约定了三种情形，锦天城律所现主张的是第三种收费情形，“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非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李婕支付70万元律师代理费”。现付款条件已经成就，李婕应当支付70万元律师费。
李婕认为：锦天城律所与李婕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按风险代理方式收费，而根据2006年司法部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2007年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婚姻类案件不应当采用风险代理进行收费，故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
二、锦天城律所是否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
锦天城律所认为：锦天城律所多次为李婕提供咨询方案，拟定协议文本，并调查王政福的财产状况，拟定婚姻处理和财产分割方案，帮助李婕提起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诉讼，系李婕自行撤回起诉，自愿维持与王政福的夫妻关系，故锦天城律所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并符合了协议约定的第三种收费情形。
李婕认为：锦天城律所并未向其提供法律服务，仅是提供法律咨询，李婕与王政福于2014年6月8日签订的协议，也是李婕自行拟定，且在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并未将相关情况告知李婕；而2014年6月8日协议签订后，相关财产并未发生变化，未达到合理分配财产的目的。
三、案涉律师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锦天城律所认为:案涉律师费产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李婕、王政福愿维持夫妻关系，则律师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王政福认为：协议系锦天城律所与李婕签订，自己并不知情，也未参予，不应当由王政福承担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文本上有李婕的亲笔签名，无证据证明李婕系受欺诈、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合同，故应当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合同约定了，锦天城律所指派律师代理李婕与王政福的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案件，并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收费标准。前两种均为按李婕实际取得的财产价值的比例收取律师费；而第三种约定是“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非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李婕支付70万元律师代理费”，是一种达到委托事项的固定收费，该收费标准不以李婕获取财产的价值额为依据，系双方协商一致的数额，并非风险代理收费。双方对于该部分收费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属于有效约定。
其次，锦天城律所在与李婕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前后，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均向李婕提供了法律帮助，且在李婕自行与王政福签订《协议书》分割财产后，从法律角度帮助李婕去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而提起了撤销协议的诉讼。因李婕综合考虑其婚姻状况，自行撤回诉讼，而导致锦天城律所的诉讼策略未完成。故李婕提出的锦天城律所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婕的撤诉行为，也就表明李婕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接受2014年6月8日《协议书》中约定的财产分割方案，且愿意维持其与王政福之间的婚姻关系，并自行处理后续财产问题，故《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第三种收费条件已经成就。李婕应当向锦天城律所支付相应的律师费。但考虑到2014年6月8日的《协议书》并非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参予拟定及李婕撤回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诉讼后，锦天城律所工作量的相应减少，一审法院认为应当适当减少律师费的数额。故一审法院酌定，李婕向锦天城律所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且李婕一直未支付律师费，应当自锦天城律所提起诉讼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
最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李婕以个人名义订立，该负债行为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仅是委托锦天城律所的律师代理其离婚及财产分割纠纷；作为受托方，锦天城律所应当知道该债务系李婕的个人债务，应以其个人财产支付；故案涉律师费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锦天城律所要求王政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婕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费50万元，并自2016年9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二、驳回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锦天城律所负担3086元，李婕负担7714元。
二审中，李婕提供以下证据：一、（2017）宁石证民内字第1253号公证书，证明：1、2011年8月30日锦天城律所给李婕的邮件，2011年8月双方对《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内容进行过沟通、协商、修改，《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了律师的工作范围，包括参与谈判等非诉讼内容，因为律师服务费用及比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2、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不涉及风险代理，70万元律师费等内容，与《委托代理合同》格式内容差距较大，关于风险代理、70万律师费等变更双方没有进行沟通、协商。3、《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是诉讼与执行代理人，授权也在诉讼范围，而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包括诉讼与非诉讼。4、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指定了两名律师，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第三名律师，李婕不知晓。二、（2017）宁石证民内字第1254号公证书，证明：1、李婕未持有委托代理合同，对合同约定70万元律师费不知情，也认为不合理。2、李婕愿意付咨询费，认为律师没有提供实质性服务，没有达到约定目的，收费太高，双方协商过费用，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3、锦天城律所及刘宝律师误认为是李婕与王政福和好了，没能理解另案撤诉是对锦天城律所提供法律服务、沟通不畅、延迟立案的不满意。三、专项服务合同。证明双方在2011年8月对合同进行过协商，没有风险代理条款，只有1万元、10万元、50万元约定，没有70万元律师费约定，只有两名律师。四、2015年6月24日撤销协议之诉立案、收费凭证及2015年6月8日授权委托书。证明授权时间为2015年6月8日，而法院收件时间与立案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超过协议书一年可撤销期限，给李婕造成重大损失。五、2017年1月15日省律协直属分会惩戒工作委员会电子回复。证明：李婕投诉锦天城律所违规风险代理，欺诈客户，不尽职，乱收费，省律协因诉讼暂时终止处理。六、倪同木、刘宝律师近年代理诉讼案件分析。证明两位律师很少涉及离婚与财产分割案，没有如实告知李婕。
锦天城律所质证称：1、对证据一、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该证明目的。该证据是双方就委托事项磋商形成的初稿，不是双方最终的合同。2、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证据中李婕回复微信的内容仅仅是单方陈述，锦天城律所并未做出任何认可，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不具有证明力。3、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锦天城律所是2015年6月24日递交的民事起诉状，经锦天城律所多次催促李婕，李婕最终于2015年6月8日按照刘宝律师提示，将授权委托书以及民事起诉状两份寄送至鼓楼区人民法院。4、证据五并未公证，惩戒委员会并未加盖公章，不予质证。5、证据六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证据一、三系双方对法律服务合同的初步协议，并非最终协议文本，不能达到李婕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二，系李婕与锦天城律所合同签订后的沟通过程，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最终协议文本的存在，不能达到李婕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四，是否超过撤销权期限，并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案系李婕撤诉，不能以此证明锦天城律所给其造成了损失，达不到李婕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据五、六，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70万元收费条款是否无效。2、如果该合同条款有效，律师费应如何确定及律师费逾期支付利息的起算点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四.3条规定：若本委托合同签订后，锦天城律所代理李婕通过非诉讼方式成功分割或者约定了与王政福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李婕自愿与王政福维持婚姻关系的，李婕支付70万元律师代理费。李婕主张该条款系风险代理收费条款，是无效条款，对此，本院认为，律师风险代理的风险主要体现上代理收费的不固定，收费和委托人债权实现的金额紧密相关，通过代理人的法律服务，委托人债权实现的金额大，则代理人的服务收费相应高，反之亦然。而本案中，法律服务收费固定为70万元，并非随着李婕分割夫妻财产的金额大小而变化，故上述条款并非风险代理收费条款，该条款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婕主张该条款为无效的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合同约定70万元律师代理费，一审法院考虑到2014年6月8日的协议书并非锦天城律所指派的律师参与拟定，且李婕就该协议书问题的起诉后即撤诉，该案并未开庭审理，锦天城律所的工作量相应减少，将70万元酌情降低为50万元，并不不当，锦天城律所主张不应扣减，李婕主张50万元过高，均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就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律师费的金额在诉讼前产生争议，一审法院据此确定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锦天城律所主张从2016年2月23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锦天城律所、李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锦天城律所负担4300元，李婕负担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广永
审判员 刘阿珍
审判员 周毓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