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5499号
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余建文，男，汉族，1960年8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宏平，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汤耀文，男，汉族，1969年10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豪，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袁秀娟，女，汉族，1971年9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旖斐，广东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建文因与被上诉人汤耀文、袁秀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已作出（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367号生效民事判决，汤耀文、袁秀娟不服该判决申请再审，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2015）佛城法审监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余建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余建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汤耀文、袁秀娟共同向余建文清偿借款本金29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2.4%从2014年8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汤耀文、袁秀娟负担。
原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余建文持有汤耀文出具的A4纸欠条一份。欠条内容如下：“本人汤耀文身份证号码，因经营资金周转需要，自2014年7月30日起多次向余建文借款（现金），至今尚欠贰拾玖万元未还，本人同意在2014年8月30日起按欠款金额及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利息给，直至还清欠款止。特立此据”。落款为“欠款人：汤耀文2014年7月30日”。上述横线处为深色笔填写，其余内容为打印。欠条左下部用黄色胶布粘贴有汤耀文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欠条上汤耀文的姓名、身份证号、欠款金额、签名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等6处位置分别捺有红色指印。
2014年5月至9月期间，汤耀文先后6次通过自己的农业银行账户向冯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入款项，其中5月28日15万元、6月15日10万元，6月26日、7月28日、8月27日、9月28日各10150元。余建文持有的手机中存有向汤耀文发送冯某该农业银行账户的账户名及账号的记录，以及汤耀文承诺偿还利息的内容。冯某作为证人再审出庭作证称上述款项系代余建文收取。
另查明，汤耀文与袁秀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5年1月24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余建文主张的其与汤耀文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有效；2.如前述借贷关系真实有效，该债务应否认定为汤耀文与袁秀娟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再审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借款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余建文主张与汤耀文存在借贷关系，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借款合意，且其已按约定实际交付借款。余建文在原审中提供了汤耀文出具的欠条，再审中补充提交了收取转款凭证、证人证言、短信记录等，并就借款经过作了当庭陈述，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向汤耀文实际交付了借款，即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生效的借贷关系。
余建文提交的欠条存在以下疑点：一是《欠条》记载的贷款人存疑。欠条是债务人对债务进行认可的证明，具有单方行为性质，无需双方签名。但涉案欠条上的贷款人栏，系由余建文本人填写，而非汤耀文填写。汤耀文辩称该欠条系出具给案外人，依照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该情形的存在。二是欠条所载的借款过程存疑。涉案欠条系2014年7月30日出具，但欠条却载明“自2014年7月30日起多次向余建文借款（现金）”，文义上出现了矛盾。余建文称汤耀文每次借款均出具欠条，涉案欠条为核算后的总欠条，如果双方有过核算，准确填写借款发生日期并不困难。而且上述字段除具体日期为手写外，其余内容皆为预先打印的文本，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余建文提交的有关汤耀文还款的证据，不能与欠条形成有效印证。汤耀文2014年先后6次向冯某账户转款，包括5月28日15万元、6月15日10万元，6月26日、7月28日、8月27日、9月28日各10150元。上述款项是否系代余建文收取、是否“偿还借款”性质均存疑，转款时间、金额也未见与欠条内容有对应之处，不能直接或间接印证涉案欠条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涉案欠条虽形式上确为汤耀文出具，但主要内容的真实性并不能确认。欠条中关于“自2014年7月30日起多次向余建文借款（现金），至今尚欠贰拾玖万元未还”内容，文义上包含有借款已交付的意思，但该内容自身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以此得出双方当事人有借款合意并完成交付的结论。余建文自述每次都是其开车至南海区××镇附近主动向汤耀文交付现金，缺乏证据证明，而且借款刻意不采取转账等便捷方式，收款则通过第三人账户转账收款，其陈述也不尽符合情理。余建文在原审及再审阶段的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再审对其主张的借款基本事实不予认定。
因余建文主张的借款事实不成立，第二个争议焦点也就没有基础，袁秀娟在本案中自不必承担责任。
综上，原审法院再审认为（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36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法院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36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建文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受理费2902元，由余建文负担。
上诉人余建文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5）佛城法审监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367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余建文与汤耀文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因此产生的债务为汤耀文与袁秀娟的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清偿。原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判有误，应予撤销。一、余建文的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足以证明其与汤耀文之间借贷关系及欠款事实的真实存在。再审认为，余建文提交的欠条存疑，其关于借款的自述缺乏证据证明，不尽符合情理，举证“未能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为原审法院再审的主观推断，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关于欠条。首先，贷款人栏由余建文填写而非汤耀文填写并不可疑，贷款人栏由谁填写是当事人的自由，无人可以干涉。汤耀文主张欠条出具给案外人应举证证明，原审法院再审不能以“依照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该情形的存在”为由就免除汤耀文的举证责任，更不能因此否认欠条的真实合法，原审法院再审有失偏颇。其次，关于借款过程。再审认为，欠条载明“自2014年7月30日起多次向余建文借款（现金）”文义上出现了矛盾，准确填写借款发生日期并不困难。余建文则认为，困难与否不在于任何人的判断，而在于当事人的意愿，按照原审法院再审的说法，可认为不能排除当事双方为图方便而没有将具体借款日期填写情形的存在。再次，再审认为，欠条字体除具体日期为手写外，其余内容皆为预先打印的文本，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余建文认为，如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可以不签名、不确认；如认为被迫签订，可举证证明，这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是当事人的诉讼义务。既无法证明欠条为被迫签订，单凭“其余内容皆为预先打印的文本”推定“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毫无依据。按此逻辑，当事人在庭审笔录（打印体）上签字，也可认为“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还款证据。首先，再审认为余建文提交的汤耀文还款的证据不能与欠条形成有效印证令人匪夷所思。汤耀文向冯某账户转款，此与余建文陈述汤耀文此前不只欠本案借款且曾有还款相印证，与欠条中“多次借款”、“尚欠”相印证，与冯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相印证，与双方约定的利率相印证，与汤耀文和余建文之间的短信内容相印证，上述均为充分印证。其次，再审认为还款证据所载明的款项是否系代余建文收取、是否为“偿还借款”性质均存疑，转款时间、金额也未见与欠条内容有对应之处，不能直接或间接印证涉案欠条内容的真实性。如前所述，还款证据与欠条、余建文的陈述、证言、余建文与汤耀文之间的短信相互印证。再审认为款项是否系冯某代余建文收取、是否为“偿还借款”性质均存疑。但是，证人冯某已确认，款项是代余建文收取，汤耀文主张所转款项是购买茶叶的款项却没有举证证明，且汤耀文在与余建文短信沟通时承诺还款付息，冯某的账号是余建文发给汤耀文的，汤耀文在承诺付息后将钱转入余建文指定的账户，并无可疑之处。而汤耀文所谓其支付给冯某的款项是购买茶叶的货款反倒值得质疑。再次，再审认为案涉欠条形式上确为汤耀文出具，但主要内容真实性并不能确认，欠条内容虽包含有借款己交付的意思，但该内容自身存疑不能得出借款合意并完成交付的结论，余建文向汤耀文交付现金而刻意不采用转账等便捷方式，收款则通过第三人账户转账收款，陈述也不尽符合情理。对此，余建文认为，汤耀文己确认借款及欠款的事实，其实际行动即还款也证明了该事实。至于以何种方式交付借款是当事人的权利，无人可干涉，不能因此无端存疑，更不能以存疑作为判案依据。二、汤耀文不能举证证明其再审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汤耀文在再审时称涉案欠条是其出具，起因是2014年5月在澳门某赌场向陈伟忠出借了100万港元的赌场筹码，其中54万元是由汤耀文作保向刘广新所借，因陈伟忠后来未还款，2014年7月30日汤耀文在佛山市南海区刘广新的公司内遭数人逼迫签署涉案欠条。关于汤耀文转账付款至冯某的账户，汤耀文在庭审时解释为是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以上为汤耀文的再审主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汤耀文应对其上述主张进行举证证明。但是，汤耀文并没有对此作任何举证，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原审法院再审无视汤耀文主张的可疑性，一味针对余建文提供的欠条存疑，有失偏颇。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再审得出余建文的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的结论，且将该结论作为判案依据。汤耀文主张欠款为赌债，是向第三人出具，转账是支付茶叶款，此均为汤耀文的主张，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汤耀文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毫无依据，更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相比于汤耀文的主张，即使余建文的证据存疑，但相对更加可信，“盖然性”更高。综合以上分析，余建文已将涉案借款交付给汤耀文，汤耀文欠款真实存在，此有汤耀文签名确认的欠条、汤耀文的还本付息的行为、余建文与汤耀文之间的短信、证人冯某的证言等证据为证。
被上诉人汤耀文答辩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双方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余建文主张其与汤耀文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主要依据为汤耀文出具的欠条一份及汤耀文向冯某（受余建文委托代为收款人）还款的事实；汤耀文则辩称是其朋友陈伟忠向刘广新借取筹码在澳门赌博，刘广新以陈伟忠系汤耀文的朋友为由逼迫其签订了涉案欠条，其向冯某支付的款项为购买茶叶的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由于余建文主张借款为现金交付，未能提交借款实际给付的证据，而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以借款实际交付为生效条件，故本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综合判定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首先，从涉案欠条内容来看。经审查，欠条中贷款人一栏原为空白，后由余建文填写，并未加盖汤耀文的指模，而其余部分包括借款人姓名、借款人身份证号、借款金额、落款签名等手写内容为汤耀文书写且加盖了指模，如余建文称其此前多次借款给汤耀文、涉案欠条是双方对欠款总额的确认属实，则说明在双方签订欠条时贷款人身份是确定无疑的，汤耀文在出具欠条时对贷款人一栏不予填写且不加盖指模，的确存在可疑之处。此外，涉案欠条中“自2014年7月30日起多次向余建文借款（现金）”与欠条落款时间2014年7月30日之间明显存在矛盾。因此，涉案欠条内容存在瑕疵。其次，从借款金额、交付方式来看。涉案欠条确认的金额为29万元，数额较大，余建文称其分多次共向汤耀文出借60余万元，均以现金方式交付，其住在广州市，每次由其将借款送至佛山市交给汤耀文，在交易方式如此迅捷的现代生活中，贷款人每次跨市上门向借款人交付现金进行借贷交易，有违现代一般交易习惯。再次，关于还款问题。在借贷关系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由于汤耀文辩称涉案债务实为赌债，故即使存在其通过向冯某转账偿还余建文欠款的事实，亦无法据此反推出借贷关系真实合法的结论。换言之，债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因债务人的实际部分清偿而得以确认。最后，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借贷关系中，借款真实合法的举证责任在于出借人，出借人应对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交付两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汤耀文无法举证证实其关于涉案债务实为其朋友所欠的赌债、欠条系其被胁迫所签、向冯某支付的款项为购买茶叶的货款，导致本院无法认定其辩称的事实，但亦不能据此免除余建文本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基于上述理由，余建文提供的欠条内容存在瑕疵，且不能提交巨额借款实际交付的证据，其关于现金交付的陈述亦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故其主张与汤耀文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并请求汤耀文、袁秀娟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余建文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804.83元，由余建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钟学彬
审判员 蔡成中
审判员 张 莹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和仪
书记员 江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