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妙英，女，194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士龙，男，196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银娥，女，196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慧敏，女，199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军，浙江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1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788H。
法定代表人：施海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超，男，1977年8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系该单位经济管理和劳动保障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狄卿，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城厢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厢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2217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张妙英系杭州市萧山区××街道××社区××组××户常住人口，汤士龙系张妙英之子；徐银娥因与汤士龙婚嫁，于1998年3月16日由浙江省永康县象珠镇四村迁入东湘社区；汤慧敏系汤士龙与徐银娥之女，于1998年3月16日在东湘社区申报户口。2012年9月，城厢街道办事处推行城中村改造政策，将东湘社区整村征收拆迁，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家庭户被列为拆迁范围。同年9月19日，汤士龙以户主身份（乙方）与城厢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城厢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根据《实施细则》，乙方拆迁补偿及奖励合计157万元，实行自行过渡；第四项安置及面积约定乙方安置人数5人，安置房建筑面积350㎡（其中优惠价240㎡，成本价110㎡）。经乙方自行选择确定安置户型140㎡二套，70㎡一套。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入安置人口；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弄虚作假行为的，甲方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等内容。嗣后，城厢街道办事处按约向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给付了过渡费、搬家费等。2016年10月20日，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接城厢街道办事处通知对安置房户型进行确认。同年10月底，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城厢街道办事处知因其家庭户属于农嫁居性质，无法按协议享受安置待遇等。汤士龙曾向城厢街道办事处信访，城厢街道办事处答复表示“信访人户现在只能按照农嫁居户进行安置确认”等。2017年3月，经萧山区城厢街道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请示，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认定“汤士龙户总安置面积（高层）为140－（48÷2×1.4）=106.4㎡”等。因案涉争议，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决：1.城厢街道办事处继续履行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签订的《城厢街道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照第四项第二款给付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安置房建筑面积350㎡（暂估值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城厢街道办事处承担。案经调解无效。
原审另查明，汤士龙为非农户口，其父汤浩祥为居民户口，原系上海铁路局杭州站职工，其于2003年4月（与张妙英登记结婚之后）已享受包括实物分房48㎡及货币补贴22㎡在内的住房安置政策。
原审再查明，城厢街道办事处方于2012年发布《实施细则》，其中规定“安置对象为在拆迁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安置人口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征地就地农转非人员视为农业人口”、“农嫁居人员列入照顾安置，农嫁居人员因历史原因户口未迁出，且居住在原籍地，农嫁居人员的配偶在未享受过房改政策或农村建房政策的前提下，农嫁居人员及其子女一次性照顾安置140㎡；农嫁居人员的配偶享受过实物分房的，农嫁居人员不再安置，其子女一次性照顾安置70㎡”等内容。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系双方依据前述实施细则在平等、自愿协商的情形下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不持异议，应为合法有效，庭审中双方仅对其中面积相关条款的效力及适用等产生争议。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即案涉协议中面积相关条款的效力认定，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是否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及安置面积变更是否符合约定等问题。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主张“第四项第四点因格式条款无效，应适用对其有利的解释”及“城厢街道办事处是在对被拆迁人的情况进行全面详细了解后才会签订协议”等，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入安置人口，且安置面积最终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可说明协议第四项第二点约定的安置人口及面积系初步而非最终结果，安置面积应经有权机关最终审核确定。同时，协议所涉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即城厢街道办事处方发布的《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其中对拆迁户应提供的资料作了明确，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提供了汤浩祥的居民户口性质以及其已享受过包括实物分房及货币补贴在内的住房安置政策的相关材料，也未明确告知对拆迁安置将会产生影响的前述情形，城厢街道办事处方有权予以纠正；至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关于“其有理由相信证明书系城厢街道办事处依职权调取且形成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前，不存在在协议签订后才发现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存在房改房情况”的主张，本案城厢街道办事处所提交“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的形成时间为2010年2月，但并不代表城厢街道办事处在签约前就已取得该证明书，且案涉拆迁协议于2012年9月签订，按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主张，城厢街道办事处方在拆迁开始之前就要求或依职权调取该证明书亦不合常理，故对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此外，《实施细则》对农嫁居人员列入照顾安置等情形进行了明确，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应受就该类情形相应拆迁政策的约束。综上，前述安置面积的审核确认并不违反协议约定，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对城厢街道办事处的相应合理辩称予以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负担。
宣判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是在城厢街道办事处调查了解了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所有必须信息的前提下完成的，协议确定的安置待遇应当作为双方日后履行的依据。（一）、城厢街道办事处依旧拆迁资料调阅完毕，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1、城厢街道办事处对安置户的信息应有审慎调查之义务。本案中，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农嫁居户口性质及案外人汤浩祥享受实物分房安置政策情况在签订案涉《协议书》之时已经存在，但城厢街道办事处仍将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明确列为安置人口，安置面积确认为350平方米，应当认定系城厢街道办事处审慎调查后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协商一致的结果。2、案涉《协议书》签订前，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已经按照城厢街道办事处的要求提交全部拆迁资料，不存在漏交或者迟交的过失。因案涉地块的拆迁工作在2009年已经启动，城厢街道办事处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关于汤浩祥实物分房安置情况的《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系汤浩祥女儿汤某于2010年年初即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前向城厢街道办事处提交，并非事后才提交的。而且该证据由城厢街道办事处持有，并在一审中向原审法院作为证据提交，说明城厢街道办事处对该份证据是认可的。但该份证据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依据证据规则可推定该时间即为城厢街道办事处接收该材料的时间，如无相反证据，城厢街道办事处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将接收材料时间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系举证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二）、案涉《协议书》系城厢街道办事处单方制作，该协议第四项第四点属于格式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应适用对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有利的解释。二、即便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被认定为农嫁居性质，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同样应享受350平方米的安置待遇。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农嫁居的安置对象仅仅列为“农嫁居人员及其子女”，具体到本案为张妙英和汤士龙，而不包括徐银娥和汤慧敏。徐银娥与汤慧敏自始至终全额享受搬迁、过渡及其他补偿，与其他被拆迁人并无二致，应当认定列入被安置认可，原审法院认定有误。根据上述事实计算，徐银娥应安置70平方米面积，汤慧敏作为未婚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享受140平方米安置面积，再加上农嫁居人员张妙英及汤士龙的140平方米安置面积，总共安置面积仍应为350平方米（可扣减案外人汤士龙的食物分房相应份额）。三、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城厢街道办事处所称的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享受的安置面积为106.4平方米，安置价格亦有误。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城厢街道办事处在二审期间辩称：城厢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案涉项目拆迁不仅仅上诉人一户，签约过程中第一步审查的是被拆迁人提供的资料，实际操作中会初步核定该户能够安置的面积，不同拆迁组工作习惯不同，有些会将初步审查的面积写上去，而有一些面积是空白的，要等分房结算时再确定面积，因此初步写的面积是没有意义的，且案涉《协议书》中明确了需要两次公示才能最终确定。两次公示之后，再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确定面积。一审庭审之后萧山区安置政策进行过变化，一审中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代理人沟通过调解方案即可以按照新的政策进行安置，但因为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套不上政策中的适用范围，故最终调解未成。关于农嫁居的问题，张妙英、汤士龙属于照顾安置范围，而汤慧敏、徐银娥并不属于安置范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汤某提供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并申请汤某出庭作证，证明城厢街道办事处在拆迁协议签订前已知张妙英的农嫁居身份且其配偶享受过房改政策。2、张某1、张某2、王某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城厢街道办事处在拆迁协议签订前即已对拆迁房屋进行丈量并核实安置人口情况。3、情况说明，证明徐银娥已经向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反映其未得到合理安置的情况，其所在东湘社区居委会也对该情况予以证实。4、证明，证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东湘社区一直享受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待遇，东湘社区也予以证实。证据5、房屋买卖协议及证明，证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东湘社区享有建房资格，东湘社区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城厢街道办事处经质证后认为上述证据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认为，证据1证人汤某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2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应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3、4中，东湘社区仅是对张妙英、徐银娥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并不能证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可享受3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予以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无法证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享有350平方米的安置资格。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城厢街道办事处的质证意见正确，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城厢街道办事处在二审期间提交汤士龙的具结书及上海铁路局杭州房改办的证明各一份，欲证明城厢街道办事处直至2012年9月才开始收集拆迁资料的，当时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并未向城厢街道办事处提交关于汤浩祥《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对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说明2009年不能提交拆迁资料，事实上案涉地块拆迁工作在2009年已经开始，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2009年已经提交了部分拆迁资料。本院经审查后仅对该两份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在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城厢街道办事处能否调整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安置房屋面积。根据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实施细则》系案涉《协议书》中具体安置内容的文件依据，在无相反证据及事关自身重大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对该《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被拆迁人安置资格及安置标准等规定应是清楚的，故该《实施细则》对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应具有约束力。同时根据《协议书》第四项第四点的约定，案涉《协议书》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弄虚作假行为的，城厢街道办事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拆迁并不仅仅涉及被拆迁人的个人利益，也事关国家、集体的公共利益，拆迁机构依法、依规应当对被拆迁人的安置内容进行审核，故案涉《协议书》的该条款约定并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现根据审理查明，城厢街道办事处在安置过程中发现张妙英、汤士龙并非征地农转非户口，而是农嫁居人员及其子女身份，且张妙英已故丈夫汤浩祥生前曾享受实物分房及货币补贴在内的住房安置政策的相关事实是清楚的，城厢街道办事处根据《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对原安置面积进行调整，并无不当。至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提出的案涉拆迁地块在2009年即已经开始启动拆迁工作及其在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将《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提交给城厢街道办事处，城厢街道办事处对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身份信息是知情的上诉理由，鉴于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既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案涉地块在2009年已经开始启动拆迁工作，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在双方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将该《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提交给城厢街道办事处。而且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一审中确认该《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并非由其提交给城厢街道办事处，系城厢街道办事处依职权于签订《协议书》之前调取，而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在二审中却陈述该《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系因拆迁委托汤某办理并在2010年提交给城厢街道办事处，两种说法相互矛盾，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的该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徐银娥、汤慧敏的安置问题，根据《事实细则》的规定，安置人口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现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无证据证明徐银娥、汤慧敏具备当地农村建房条件，故城厢街道办事处经审查后不再给予安置面积，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该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综合上述分析，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要求城厢街道办事处给付350平方米的安置房建筑面积，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张妙英、汤士龙、徐银娥、汤慧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梦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