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民终1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柯勇，男，197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松，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再红，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慧，浙江郑和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柯勇因与被上诉人贺再红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三门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2民初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庭询谈话方式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柯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通知发生于2017年1月26日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李甫和柯勇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1月26日通知到达原债务人郑怀舟是错误的。从李甫与郑怀舟的短信通话中来看，李甫在2015年11月22日就已经非常明确的作出了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转让人李甫与受让人柯勇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转让协议，此时债权即己转让给柯勇，柯勇成为新的债权人。2015年11月22日，李甫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告知郑怀舟将债权转让给柯勇，该债权转让通知内容明确，不存在歧义，因此从该日起债权转让的郑怀舟发生了效力。至于该通知中有关“以我的转让协议书为准”，以及李甫在该日之后又发短信称“我和柯勇的协议上也写清楚了，要凭借条”等语的理解问题，首先，《债权转让协议书》无论是否送达债务人，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都已生效，不能撤销或反悔，虽然协议约定“并向乙方（柯勇）交付上述二份借条”，债权转让协议一经达成合意即发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果，交付借条只是债权转让事实发生后的从义务，转让人如不交付借条将承担违约责任，故“凭借条”等语不能认定为债权转让事实不存在或没有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也不能否认债权已经发生转让的事实；其次，债权转让通知里虽然写明“以我的转让协议书为准”，对该表述的理解上，原审判决武断得作出解释，认为债权转让需要以通知“债权转让协议书”为准。《合同法》对于债权转让通知的方式未作明确，故实践中的通知形式不限，既可以口头，也可以书面，并不需要送达“转让协议书”，通知里有“以我的转让协议书为准”等字句仅仅表明与债权转让有关的具体权利义务体现在《债权转让协议书》里，并无其他含义。本案短信记录所体现的债权转让意思表示是清楚的、不存在歧义的。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李甫于2015年11月22日明确告知将债权转让给了柯勇，就此转让通知李甫不得撤销。综上，债权转让的事实发生在2015年11月22日，债权转让通知的日期亦为2015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将转让通知日期认定为2017年1月26日显属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柯勇从李甫处受让的120万元债权可以用来抵销本案债务正确，但认定从2017年1月26日起才开始抵销柯勇欠被上诉人的债务，这一认定错误。《合同法》对于行使抵销权是否有溯及力未作规定。上诉人认为，抵销效力是否具有溯及力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分配和诉讼结果影响甚大，法律设定抵销制度的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简化债务清偿、合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其内在价值体现为节约经济、提高效率以及体现公平。本案中，李甫与柯勇的债权转让事实发生在2015年11月22日，因此柯勇可以行使抵销权的期日为2015年11月22日，根据抵销权的溯及力法理，应认定在2015年11月22日就能抵销柯勇欠郑怀舟的债务，即从2015年11月22日起，柯勇已经全部清偿了本案债务本金，一审法院在这之后所计算得出的利息均不应予以支持。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柯勇行使抵销权的数额仅包括本金120万元，不包括利息，这一认定同样也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李甫于2015年11月22日将对郑怀舟的12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柯勇，有李甫与柯勇于2015年11月2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为凭。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李甫将120万元的借款债权转让给柯勇，并约定“相应的权利义务由乙方（柯勇）享有并主张”。所谓相应的权利义务，是指基于120万元借款所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包括法定孳息（利息）、形成权（如抵销权）、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因此根据该约定，柯勇受让的债权，不仅包括120万元本金，同时也包括基于120万元本金产生的各种从权利，包括利息、抵销权等。从李甫与郑怀舟的手机通信、以及李甫出庭作证的证言来看，也从未表述过保留利息债权，因此利息债权也应当一并转移给柯勇，柯勇可以此抵销本案债务。2012年4月1日的30万元借款，双方约定月息1.5分，相关利息来抵销（自2012年4月1日起算利息）。其中2014年10月31日的90万元借款，双方未约定利息视为无息，但根据李甫与郑怀舟的手机通信记录，李甫至少于2015年2月18日前即开始催讨，郑怀舟自2015年2月18日起即应支付逾期利息。上述相关利息均可以用于抵销本案债务。综上，上诉人可以用于抵销的债权数额尚包括2015年11月22日《债权转让协议书》所涉120万元借款的利息，但原审法院遗漏了该数额，导致判决错误；同时根据抵销的溯及力原则，上诉人于2015年1l月22日即可抵销本案债务。两者综合，上诉人已经用抵销的方式清偿了本案全部债务。
被上诉人贺再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甫在2015年2月就开始向郑怀舟催讨，这么长时间内一直跟郑怀舟沟通，当时也不认识柯勇，事后在2015年下半年才认识柯勇，这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而是柯勇主动找到李甫，是柯勇跟郑怀舟发生矛盾之后，是恶意转让，柯勇跟郑怀舟之间原来达成协议，后来作废，在签订这份协议当天柯勇就反悔了。李甫短信内容非常明确，以最终转让协议签订发生效力，要明确告知才生效，在2015年11月22日短信内容里，只是要将债权转让，郑怀舟并没有得到准确的债权到底要否转让，因此该债权实际到达应当是在2017年1月26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李甫转让给柯勇的债权不是120万元，李甫在2017年当着郑怀舟的面说只要还70万元，其余款项放弃。李甫当时转让债权，就是120万元的本金，如果要催讨利息，他应当在协议里明确说明。
贺再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10万元并支付利息876000（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算至2017年1月30日为876000元，要求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30日，郑怀舟与被告柯勇对双方之前的债务进行了结算，并由柯勇出具了借条一张，言明：“今向郑怀舟借得人民币贰佰壹拾万元整，月息贰分，每月结算。借款人：柯勇2014年9月30日”。2015年1月（具体日期不详）柯勇向郑怀舟支付了20万元，2015年5月9日郑怀舟将其中30万元债权转让给周幼萍。2015年6月22日，双方经过协商，柯勇拟了一份还款协议，委托其业务员陈显浪带给郑怀舟，郑怀舟与柯勇共同签字，约定：“双方就柯勇欠郑怀舟债务作了结算，柯勇原先出具给郑怀舟的借条全部作废。柯勇尚欠原告70万元，就该债务达成协议：柯勇于2015年11月30日支付50万元，于2016年12月30日支付20万元。”同时还约定郑怀舟不得将债权转让。另在第七条约定：“如不按以上约定时间还款，本协议无效、作废。”同时由陈显浪替柯勇支付给郑怀舟40万元，郑怀舟交给陈显浪一张假的借条（和2014年9月30日柯勇出具的借条相似）。当天，柯勇发现郑怀舟给的是一张假借条之后，和陈显浪一起和郑怀舟通电话，电话中郑怀舟承认给陈显浪的是假借条，是因为担心柯勇不按还款协议履行，所以他要拿着真借条，防止柯勇耍赖。要等柯勇履行完毕2016年的20万元后才能将真借条还给柯勇。柯勇当场电话告知郑怀舟拒绝履行还款协议。李甫和郑怀舟之间存在债务往来，郑怀舟于2012年4月1日向李甫借款30万元，于2014年10月3日向李甫借款60万元，郑怀舟分别出具了两张借条。2015年2月开始，李甫和郑怀舟为双方之间的债务多次通过电话、短信交流，李甫向郑怀舟催讨，并多次表达其欲将债权转让给柯勇的意图：2015年7月29日李甫短信告知郑怀舟，让其“于2015年10月30日前归还。过期我将你欠我的债务转让给柯勇（以转让授权书为准）”；2015年11月3日短信告知郑怀舟，“于2015年11月31日前归还，过期我将你欠我的债务转让给柯勇（以我的……为准）”；2015年11月22日短信告知郑怀舟，“我将你欠我的债务转让给柯勇（以我的转让协议书为准）”；2015年12月25日，李甫在短信中告诉郑怀舟，其两份借条还在李甫手上。李甫和柯勇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2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甫将其对郑怀舟享有的两笔债权120万元转让给柯勇。2017年2月5日，李甫和郑怀舟通电话，李甫在电话中说：“想把你欠我的120万元债务转让给柯勇”，“我也是通知你一声，要么等一下短信发一个给你”，郑怀舟表示尊重并理解李甫的做法。通话完毕后，李甫将债权转让协议书发到通话手机上。2017年1月26日，郑怀舟向李甫催讨借款发生争执，李甫向台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区西派出所报警。民警出警时佩戴的执法记录仪中记录：柯勇明确向民警陈述其欠郑怀舟的210万元债务已经付清，分别是20万元+30万元+40万元+120万元＝210万元。郑怀舟对柯勇所说的还款一事予以承认，但认为柯勇利息未归还，要求其归还利息。郑怀舟提到还款协议书，说“这协议第七条，如不按时还款，本协议作废。如按协议还，我拿70万算数”。柯勇亦提及还款协议，说“支付第一笔20万、第二笔30万，第三笔40万元，签了协议，没有这笔债务的”。庭审中，原告认可柯勇支付了30万元及利息（系郑怀舟转让给周幼萍的债权部分，柯勇偿还给了周幼萍）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2015年6月22日还款协议中第七条的约定是否及于整个协议（包括结算款项）的问题；二、李甫和柯勇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让通知何时到达原债务人郑怀舟；是否可以和讼争的款项相抵销；抵销部分是否包括利息；三、柯勇原先支付的90万元中的60万元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一、2015年6月22日的还款协议中第七条的约定是否及于整个协议（包括结算款项）的问题。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还原签订合同当时的本意，尽量按该条款签订之时的真实意思确定。郑怀舟和柯勇之间的债务数额，2014年9月30日的借条明确载明210万元，双方均予以认可。在2017年1月26日的记录中，柯勇陈述中明确其欠郑怀舟210万元，分四次归还了210万元，郑怀舟的陈述中也说柯勇尚欠的是利息。故柯勇与郑怀舟之间210万元债务的事实在还款协议签订之前之后双方都是明确认可的。在2015年6月22日签订还款协议的当天，郑怀舟在和陈显浪的通话中，说明其因担心柯勇不按还款协议履行，为防止柯勇耍赖，所以留下真借条，将假借条还给柯勇。从双方之前的履行款项来计算，柯勇履行了90万元，还欠120万元，还款协议结算款项是70万元，两者相差50万元。如果双方在2015年6月22日的还款协议中70万元款项的结算是真实履行的话，郑怀舟当天的担心没有必要，故可以推定，郑怀舟和柯勇在当初签订还款协议时双方对作废条款的真实意思约定是如果被告柯勇不按时履行70万元的还款义务，整个协议包括款项结算事项都是要作废的，双方回到之前的210万元借条上来计算。综上，认定郑怀舟和柯勇在签订还款协议时，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无效（作废）条款的约定及于整个协议，包括之前款项的结算事项。被告柯勇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后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清楚，故认定该还款协议整体无效（包括之前款项的结算）。二、李甫和柯勇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让通知何时到达原债务人郑怀舟；是否可以和讼争的款项相抵销；抵销部分是否包括利息。债权转让须在既定事实后再通知债务人。李甫在和郑怀舟的短信联系中，多次表示其欲将债权转让给柯勇的意思，且明确表示债务转让以其授权委托书或转让协议书为准，在2015年12月25日李甫尚持有对郑怀舟的债权凭证（借条原件）。在2015年2月5日的通话记录中，李甫仍表示其“想将债权转让给柯勇”，一直未有确定的已经转让的意思表示。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2月5日发送给郑怀舟。被告主张李甫已于2015年11月22日将债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了郑怀舟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虽然被告于2017年2月5日发送了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在2017年1月26日的执法记录仪的记录中，郑怀舟明确认可了120万元债务的事实，该120万元债务即为转让的债务，故认定李甫和柯勇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于2017年1月26日通知到原债务人郑怀舟。该债权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原告主张转让无效的意见，不予采信。该债权的转让先于本案的债权转让，故被告主张应互为抵销的意见合法有理，予以采信。李甫和柯勇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转让数额是120万元，故应按120万元数额抵销。三、柯勇原先支付的90万元中的60万元款项是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郑怀舟在2017年1月26日持210万元借条向柯勇催讨借款时，承认柯勇所述已归还210万元的事实，明确自己是催讨利息，故认定柯勇之前归还的60万元是用于归还本金。原债权人郑怀舟和柯勇之间存在21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债务，柯勇以现金、债权转让的形式支付了90万元，又受让了李甫对郑怀舟的债权120万元，其抵销时间应按债权转让通知书到达郑怀舟的时间2017年1月26日认定。郑怀舟在2017年1月26日向柯勇的催款中承认柯勇的210万元还款事实，其是为利息催讨，故认定到2017年1月26日，210元借款本金已全部偿还。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郑怀舟和被告之间的债权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故郑怀舟转让债权的行为合法有效。债务应当偿还，被告柯勇未按约支付利息，在知晓债权转让后，应及时向受让人原告偿还未履行的债务。被告主张原债权人郑怀舟在转让时已不存在债权，原告和原债权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意见于法无据，但其对原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其抗辩中本金已全部归还的事实，及于受让人原告，故原告要求柯勇归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柯勇未按约支付利息，原告要求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扣除之前转让给周幼萍的30万元本息，应按180万元本金从2014年9月30日开始计算应付利息，原、被告均未提供2015年1月支付的20万元的具体日期，居中按2015年1月15日认定，一共是75.39万元（具体计算明细见附件）。判决：被告柯勇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贺再红借款利息75.39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610元，减半收取1530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305元，由原告贺再红负担15161元，被告柯勇负担5144元。
二审中，上诉人柯勇提交了李甫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李甫将对郑怀舟的120万元借款以及自借款之日的利息等相关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柯勇，柯勇可以据此向债务人郑怀舟主张债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情况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应当以书面明确告知，到目前为止郑怀舟也没有收到该通知，即使要转让，也是今天才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李甫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以双方之间的协议内容为准，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贺再红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是：一、上诉人柯勇与案外人李甫之间的债权转让效力及于对债务人郑怀舟的时间；二、上诉人柯勇行使抵销权是否仅指借款本金，是否包含利息。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李甫与郑怀舟之间的短信往来，李甫在2015年7月29日至11月22日间开始多次向郑怀舟催讨借款，并称如到期未还将该债权转让给上诉人柯勇，以转让协议为准，但均未告知债权转让的具体时间，也未向债务人发送债权转让协议。根据李甫的约定，其向柯勇转让债权须以其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进行确认。虽然李甫与上诉人在2015年11月22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并通知了债务人，但没有向债务人发送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认为其与李甫之间转让债权的效力及于债务人是在2015年11月22日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按照公安机关执法记录仪的内容确定债权转让的时间是在2017年1月26日，被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双方之间债务抵销行为以此来确定，原债权约定的利息也计算至该日止。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债权转让可以是合同的全部权利，也可以是部分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与李甫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明确是指郑怀舟所出具二份借条中约定的权利，按此约定，债权转让的范围是指借条项下的全部权利，除借款本金外，还应当包含约定的利息。郑怀舟向李甫分别借款30万元、90万元，其中30万元的借款约定利息1.5%，90万元借款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除借款本金抵销后，利息也应当予以冲抵。30万元借款利息从借款之间算至2017年1月26日应为260400元，该款应当本案中扣减。一审仅对本金部分互相抵销，对30万元借款的利息未予扣除，系实体处理错误，二审予以纠正。综上，对上诉人上诉请求有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三门县人民法院（2017）浙1022民初622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柯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被上诉人贺再红借款利息493500元。
二、驳回被上诉人贺再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610元，减半收取1530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305元，由被上诉人贺再红负担15161元，上诉人柯勇负担51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39元，由被上诉人贺再红负担2637元，上诉人柯勇负担87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何敏军
审 判 员 胡精华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