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津01行终1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逯杨，女，198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刘轩（上诉人之夫），198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委托代理人孙旺，天津言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福安大街152号。法定代表人于大端，局长。委托代理人胡悦，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黄明，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26号。法定代表人赵飞，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海燕，天津市公安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包宇南，男，198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喜莲，女，195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上诉人逯杨因公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1行初2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逯杨的委托代理人刘轩、孙旺，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和平分局）的负责人刘桂斌及委托代理人胡悦、黄明，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海燕，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3日2时许，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祝兹里胡同内，原告逯杨和丈夫刘轩因停车问题，与邻居王喜莲一家三口发生纠纷，后互相动手打架。期间，原告逯杨脚踹第三人王喜莲，用手打第三人包宇南的后脑部。经鉴定，第三人包宇南后枕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6年3月23日，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和公（五）行罚决字[2016]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逯杨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23日，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作出和公（五）缓拘决字[2016]11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逯杨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原告逯杨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3月24日向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天津市公安局经过审查，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津公复决字[2016]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对原告逯杨作出的和公（五）行罚决字[2016]302号行政处罚决定。另查明，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2016]伤鉴字第163号《天津市法医学鉴定中心法医学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包宇南因纠纷被打伤后后枕部头皮软组织肿胀鉴定为轻微伤；左眼钝挫伤鉴定为轻微伤；左侧眼眶下壁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原告逯杨于2016年2月22日收到该鉴定意见书复印件，并表示对该伤情鉴定无异议。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津和公（法）取保字[2016]105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和津和公（法）取保字[2016]106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分别对第三人包宇南、王喜莲取保候审。一审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具有对原告逯杨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逯杨于2016年1月3日用脚踹第三人王喜莲臀部，用手打第三人包宇南后脑部的事实。经鉴定第三人包宇南后枕部为轻微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故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逯杨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逯杨主张被告公安和平分局认定其用脚踹第三人王喜莲臀部的事实不清，案件证人刘轩、包庆、包宇南、王喜莲所提供证言存在众多矛盾，根本无法相互印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问题。四位证人中，证人刘轩系原告逯杨之夫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他三位证人其所描述的事件过程基本一致，基本可以还原当时现场情形，真实可信。一般情况下，案件现场比较混乱，双方互殴系动态过程，证人可能因目击角度不同，目击时间及阶段不同，同时由于不同群体感知能力有所区别，其证言内容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证人对同一事件过程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出现些许细节上的略微差异显然符合客观规律，原告逯杨认为四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原告逯杨认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严重违反程序规定，其《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只记载了案由、接报时间，违法事实及证据只记载了报案人刘轩(实际为原告)称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祝兹里被打，作为案件重要信息的“违法嫌疑人”一栏中,全部信息均填写为“无”，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在该案件的处理中未按规定严格办案,具体承办民警玩忽职守,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问题。被告公安和平分局的《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属于公安机关内部审核表，是否将表内信息填齐，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对此质疑一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未按规定告知原告《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的质疑，因有原告在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明确签字表示“我承认以上违法事实，不提出陈述和申辩”，证明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已尽告知义务，对该质疑一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内容真实性的质疑，因原告不能提供被告公安和平分局篡改的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质疑一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供的原告询问笔录信息弄虚作假,以及对办案区监控录像的重要性及完整性的质疑以及原告所述非法取证、民警取证人不同等，因原告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且原告所称的办案区录像，系被告公安和平分局一段办案区录像，该录像是公安机关内部审批中需要的，是审批中的辅助材料，并不是本案证据，故对该质疑一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对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供的《送达回执》的质疑，因原告在被告公安和平分局提供的《送达回执》上签署“鉴定意见书复印件已收到。逯杨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公安和平分局已尽告知义务，对该质疑一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逯杨认为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履行复议职责的问题，原告在复议请求中明确表述为“本人对罚款无异议”，而被告天津市公安局在津公复决字[2016]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援引原告复议申请内容为“申请人称,本人对处罚无异议”,与原告手写《复议中请》内容严重不符。被告天津市公安局虽然在援引原告复议申请内容中，没有按照原告请求的予以表述，但被告天津市公安局收到复议申请后，依据双方的复议理由、答复意见、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维持决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人民法院确认被告天津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所履行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逯杨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逯杨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殴打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的主要证据是包宇南、王喜莲及包庆的证人证言，而这三人是因本次纠纷所产生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上诉人也是刑事案件的证人，上诉人与三位证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三位证人的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得作为定案依据；2.上诉人主观上并非对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进行殴打，而是在刑事案件发生后，意图制止上述二人的故意伤害行为而进行的正当防卫，不应受到处罚；3.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所作行政处罚存在实际办案人员与在上诉人的询问笔录上签字的人员不符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予撤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及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辩称，上诉人逯杨和丈夫刘轩于2016年1月3日2时许，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祝兹里胡同内，因停车问题，与被上诉人王喜莲一家三口发生纠纷，后互相动手打架。上诉人脚踹被上诉人王喜莲，用手打被上诉人包宇南的后脑部致被上诉人包宇南后枕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有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法医学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监控录像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辩称，作为行政复议机关，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履行了复议程序，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辩称：1.本案的事实是，2016年1月3日凌晨1时50分，刘轩及上诉人逯杨无故砸毁被上诉人家的汽车，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出去查看情况时被刘轩、逯杨打伤。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应当以行政处罚进行处理。2.被上诉人包宇南的急性颅脑损伤应当进行鉴定而没有鉴定，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因此，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查清案件真相，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所举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人民法院认证正确。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1．津和公（刑）鉴通字［2017］3号《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用以证明公安部门未就上诉人的伤情对加害人员做出处罚，上诉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未受到公平对待。2．录像光盘一张，用以证明在上诉人询问笔录中签字的工作人员并未参与询问，办案程序不合法，该笔录不得作为处罚依据。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津和检公诉刑诉［2016］387号《起诉书》，用于证明：1.上诉人作为刑事案件的证人，与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及包庆有利害关系，这三人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处罚依据；2.起诉书认定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的轻微伤是由刘轩造成，因此，上诉人不应该对上述二人的伤情承担责任；3.即使是上诉人造成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的伤情，根据起诉书的认定，上诉人是为了制止上述二人的故意伤害行为而采取的相应行为。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所举证据1、3均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认为该证据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已经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表示同意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对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1、3与本案要查明的事实没有直接关系，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在一审期间已由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提交一审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及庭后提交的材料中均针对该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之规定，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违法案件进行管辖的主体资格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监控录像、法医学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及其夫刘轩于2016年1月3日2时许，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祝兹里胡同内，因停车问题，与被上诉人王喜莲一家三口发生纠纷，后互相动手打架，上诉人脚踹被上诉人王喜莲，用手打被上诉人包宇南的后脑部致被上诉人包宇南后枕部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的事实。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对上诉人进行了传唤、询问、处罚前的告知，后作出了和公（五）行罚决字[2016]3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其在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至被上诉人公安和平分局并要求该局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材料，经审查后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16]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所提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信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对于上诉人违法行为的认定除了依据证人证言，还有上诉人本人陈述、监控录像、法医学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据之间形成了证据锁链，客观真实。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主观上并非对被上诉人包宇南、王喜莲进行殴打，而是意图制止上述二人的故意伤害行为而进行的正当防卫，不应受到处罚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与本案经审查认定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所提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的询问笔录首页上均有两名办案民警的签名，上诉人亦在笔录上逐页予以签名确认，上诉人主张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逯杨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逯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玲审 判 员  邸鹤龄代理审判员  魏 欣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书 记 员  芦一峰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