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3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元，男，194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中国轻骑集团销售总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众日报社，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傅绍万，总编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勇，男，198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该单位战略运营部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李振元因与被上诉人大众日报社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2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月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振元、被上诉人大众日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勇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振元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改判被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的动因：2016年11月16日，一审开庭时我已拒绝调解，法官也依法当庭宣布不再调解择日宣判，但2016年12月9日法院考虑还是调解为妥，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被上诉人一方没有提任何方案，还是我配合法院降低条件提出方案。即只要求对方承认侵权，消除网络影响，可把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变通为给我个人书面道歉，同时在报纸上要发表更正侵权报道的后续报道中加上几句反思、表示歉意的话即可，同时我也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降低到3万元。这充分体现出我所释放的善意。对要发表的后续报道的文稿，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三方达成了先由三方审阅同意后再发表的口头框架协议。但是，在我和法院都不知情下，《齐鲁晚报》于12月21日C09版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包括标题和标点符号在内共125个字的极简短的后续报道，没有一句反思和表达歉意的话，与侵权报道占用近半版篇幅且大小题目、文前按语、图文并举、分段报道相比，实乃天壤之别，纯粹是敷衍应付，背弃了三方协议。我看到这篇报道的第一感觉就是：被上诉人这样做是“糊弄人”，使我受到了侮辱，极为气氛；第一反应就是和当时媒体上正传播的一则法治新闻联系起来：一位老人将不孝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儿子回家探望。胜诉后，儿子仍不回家探望被强制执行。当法院工作人员带其儿子回家探望时，一进家门，儿子看了父亲一眼立即扭头就出了家门。面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质疑，儿子竟不知羞耻的说：法律不是让我回家看看吗？我已经回家看了。而被上诉人的这篇后续报道和这则新闻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法律上不是要求后续报道吗？不管报道怎么样，反正我报道了。被上诉人这种背弃三方协议，以造成既成事实逃避责任、蒙混过关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不但证明其至今没有真正承认侵权，没有真诚道歉，而且对我的感情和人格尊严造成了新的伤害。在12月23日被上诉人将刊登这篇后续报道的报纸交给我和法院时，我当场就表达了不满和不认可，并已记录在法院的质证笔录上，遗憾的是，一审判决竟迁就、默认了这篇不合法律要求的后续报道，有违法理，有失公平，给我心里添堵，我不得不提起上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尽量避免把话憋在心里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二）关于赔偿道歉。一审判决书对于赔礼道歉争议是这样认定的：“针对原告李振元要求被告大众日报社······本院不再支持。”一审判决据此驳回了上诉人要求大众日报社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上述认定和判决是明显的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不当。对于12月9日调解过程前面已经提及。调解开头或者说刚见面时，对方确实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外是“报道考虑不周”、“措辞不当”、使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影响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并未承认侵权，自然也就没有提出如何承担侵权责任、如何解决争议的任何方案，还是我主动提出的前面所述的调解方案。法律规定的赔礼道歉，是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之一，其前提是侵权人必须承认侵权，只有侵权才需要赔礼道歉，不承认侵权何谈赔礼道歉，不承认侵权的客套话绝不是法律所要求的赔礼道歉，因此，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进行口头道歉有违法律原则，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不承认被上诉人进行过“口头道歉”。事实上这个不承认在我当时随后提出的调解方案中已经明确体现，即对方只要承认侵权、消除网络影响，我可让步不再坚持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要求，可改为给我个人书面赔礼道歉，同时在报纸的后续报道中加上几句反思、表示歉意的话即可，这说明在这次调解中我自始至终都要求被上诉人必须赔礼道歉。另一方面，被上诉人迟至12月21日迫于法律压力才发表的违反三方协议的敷衍应付的后续报道，也用事实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承认侵权，更没有赔礼道歉的诚意，只是想蒙混过关。所以，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进行过口头道歉有违事实，也属于对事实认定不清。至于一审判决所称“出于尽早恢复原告李振元生活安宁的考虑，本院认为赔礼道歉以口头为宜”，既使我无法理解，更使我无法接受，反而更不利于尽早恢复我的生活安宁。还应当指出，12月9日的调解只是达成了有关报纸后续报道的口头框架协议，被上诉人对其他问题称无法做主，需要回去请示领导再定。这次调解实际上是又一次无双方签字笔录的无法律效力的无效调解，不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规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发行量和影响面极大的省级报刊《齐鲁晚报》上，占用近半版的篇幅，属于重量级的，吸人眼球的重磅新闻，并在网络上继续自行传播达一年八个月之久，侵权的过错程度极为严重，就应该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这就是上诉人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的理由。（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大众日报社“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的赔偿数额过低，具体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是一错再错，错了又错，过错程度极为严重。一错是在2015年4月17日《齐鲁晚报》刊登近半版侵权报道并在网络上传播。二错是刁难、阻挠起诉。我第一次起诉是以《齐鲁晚报》报头所印的主办单位名称“大众报业集团”为被告。2015年8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中，被上诉人以被告名称不对提出异议，当法官询问能否将被告主体名称改为“大众日报社”继续审理时，被上诉人断然拒绝并要求我撤诉。而这个名称差错正是被上诉人自己违反报纸出版的有关法规，没有在《齐鲁晚报》报头标注主办单位是“大众日报社”，而只标注“大众报业集团”误导我造成的，责任完全在其自己。被上诉人理应勇于责任担当，协助法庭和我当庭将被告名称改为《大众日报社》，以便继续审理本案，争取早日解决争议。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但被上诉人却不同意，迫使我重新起诉造成诉累。这是典型的耍小聪明、制造障碍、刁难原告、抵赖批评，是错上加错，是对我新的伤害，从而又造成案中生案。我又以侵害知情权为案由将被上诉人起诉到法院。历下区法院对此案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2016）鲁0120民初4900号民事判决书，判定被上诉人侵权，判我胜诉。三错是在2016年11月10日开庭中，被上诉人递交的“答辩状”中称“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存疑”，说我是“对号入座”。“对号入座”的含义就是指责我无理取闹、是恶意诉讼，这又是对我的污蔑和进一步的伤害。因为《齐鲁晚报》侵权报道中所附照片、内容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我就是受害人；特别是该“吊唁权案”已经在四个多月前的6月17日开庭审理，我作为当事人到庭诉讼，参与旁听的《齐鲁晚报》记者还和我打招呼，并在该报6月18日的报道里都把我和记者以前的对话也报道了，事实是如此清楚，明明白白，作为省级媒体的被上诉人竟如此不顾事实睁眼瞎说，不但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也说明其不但不承认侵权，反而是错上加错，继续伤害人，是新的侵权行为，是无法令人容忍的。虽然被上诉人在后来的开庭中舍弃了这种错误说法，但留给我的阴影已经难以消除。四错是被上诉人在法院审理前对“吊唁权案”做了错误的侵权报道，理应在案件判决后作后续报道并补正错误。但是当2015年8月17日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和2016年1月1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后，被上诉人都没有做任何报道。尤其是2016年4月初，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权威发布的该“吊唁权案”审结的新闻稿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法制日报》、《山东商报》、《济南时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网站引用和刊登，唯独涉案的《齐鲁晚报》最应该刊登却没有刊登。这是被上诉人长期一直坚持错误、拒不改正、继续侵权的铁证，说明了其侵权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五错就是前面所述引发上诉动因的那篇2016年12月21日所谓后续报道。因前面已作专题叙述，在此不再赘述。但必须指出这篇令人无法容忍的敷衍应付、糊弄人的后续报道，是被上诉人至今仍不承认侵权、不改正错误、不想担责，反而是严重伤害我的感情和自尊心、对我的人格尊严造成伤害的又一铁证。上述事实说明被上诉人侵权的过错程度非常严重，一审判决的精神抚慰金数额过低，与侵权人的严重过错程度不相称。如果被上诉人只有前面所述第一错，判赔5000元精神抚慰金尚可接受。但被上诉人是错了又错、错上加错，再判5000元赔偿，数额显然过低，故请求改判。（2）被上诉人是在报纸和网络上同时发表侵权报道的，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格外严重。虽然现在被上诉人《齐鲁晚报》网上的涉案报道已经删除，但《大众网》和其它众多网站至今在报道，对我造成的伤害和心理影响已经难以消除。这种对心理的伤害影响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赔偿的。法律之所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人承担严重侵权责任的一种法定方式，其立法原意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惩罚侵权人，从而给受害人一种安抚和慰问，而一审判决的精神抚慰金数额过低，对于报纸发行量和影响力以及广告收入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被上诉人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警示作用，对上诉人也起不到安抚作用，所以上诉人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故请求改判。（3）“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也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法定条件之一。山东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在全国属于前列，济南市作为省会城市，平均生活水平也处在全国中上游，对于同样程度的侵权责任，济南法院判决侵权人应赔偿的精神抚慰金应该高些。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也应该不断增加，如果说本案十年前赔5000元合理的话，现在再判赔5000元就是数额明显偏低了。这也是上诉人请求改判的一个重要理由。（四）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并非是上诉人的本意，而是迫不得已的依法维权。这个所谓“吊唁权案”并非被被上诉人一家媒体报道和侵权。最早是2015年2月10日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第一家》栏目做出了专题报道，涉及侵权，我得知后去山东电视台反映情况、抗议侵权。当天该栏目编导和记者外出采访不在，其领导出面听取意见，非常重视。几天后编导和记者约我到电视台，当面承认偏面报道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道歉，并主动提出要为我作个专访视频再在电视台播出，对偏便面报道进行补救，山东电视台的态度和做法使我很满意，顿时化解了心中的怨愤。我当场接受了道歉，但也拒绝了我作专题补正报道的安排。因为家庭纠纷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不愿让电视台再出现这样的内容。至此，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场达成和解。问题能如此简单解决，何用起诉，更何谈赔偿。两个月后，没想到《齐鲁晚报》于4月17日又在报纸和网络上侵权报道这个“吊唁权案”，且造成的舆论影响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引众多媒体网站跟风转载传播。还没等我缓过魂来，4月20日济南电视台《今晚20分》栏目也作了同样侵权内容的报道，当晚10点我就给电视台打电话提出抗议，济南电视台很重视，第二天上午就来电话约我去电视台当面听取意见，进行了道歉，并将补正内容拍成视频于当晚的《今晚20分》播出“哥哥妹妹有话要说”的后续报道，就这样，一场侵权报道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又何用起诉，又何谈赔偿。但我与被上诉人交涉却陷入困境，4月23日、4月24日两次去大众日报社反映问题、抗议侵权，领导都不出面，只派记者一人听取意见，我向记者提出了要报社道歉和刊登后续补充报道的要求，记者答应和领导汇报答复。以后却没了回音，由于我当时还有善意的期望，为避免报社作了后续报道而我不知道以致产生误会，我曾连续十天购买了《齐鲁晚报》查看。结果极度失望，更极度气愤，不得不于2015年5月19日将被上诉人告上法庭，更想不到的是这场官司打了一年九个多月，被上诉人还不承认侵权，还不勇于担责，而且还一错再错，心中的怨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气愤。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能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也不得不提起上诉。综合上述理由，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能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大众日报社辩称，答辩人出于“来源真实”及“确信真实”的新闻报道要素，首先是坚持一审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基于法律规定认定侵权不成立，撤销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2218号民事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若二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则请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作出关于赔礼道歉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报纸不同于普通读物，它是实时信息传导的重要方式之一，本身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读报者也均是阅读近期报纸，这是阅读报纸的一般规律。答辩人认为一是就纸质齐鲁晚报而言，相关的报道已经过去两年多，后续报道也已过去半年多的时间，基于报纸新闻时效性的考虑，时隔这么久的报纸不会再有人关注；二是就相关报道的网络版而言，首先相关报道网络版于一审时已经删除，其次网络上新闻数量多，覆盖快，一则新闻很容易就被下一则新闻覆盖，更不用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即，公开赔礼道歉无疑是让该事件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再次打破原本的平静。综合上述，一审法院基于法律规定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出于尽早恢复上诉人生活安宁的考虑，认为赔礼道歉以口头为宜，由于答辩人已当面向上诉人进行了口头道歉，不再支持上诉人要求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对于5000元精神抚慰金赔偿数额过低的理由，答辩人不认同。齐鲁晚报最初的报道遵循了“来源真实”及“确信真实”两个条件，对此一审法院已有认定，这与版面大小无关；上诉人基于答辩人以大众报业集团主体不对提出异议为由认为是答辩人刁难、阻挠起诉不成立，主体适格与否是诉讼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答辩人是在正常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与齐鲁晚报报头标注是否正确是两个概念，另外确定正确的起诉主体本来就是上诉人自己的义务；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在一审最初的答辩中提到“对号入座”，是对他的污蔑和进一步的伤害，答辩人不认同，首先答辩人在第二次的答辩状删除了“对号入座”的答辩意见，其次即便答辩人未从删除证据角度讲，该答辩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答辩人自认之前，完全是可以如此答辩，毕竟上诉人未提出与报道中李先生有关系的直接证据；将关于“吊唁权案”二审判决后齐鲁晚报最应该刊登却没有刊登以及后续报道敷衍等侵权严重不成立，应该刊登却没有刊登以及后续报道简短，完全是出于不想使该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齐鲁晚报网上报道已删除其他网站至今还在报道为由要求增加赔偿额不成立，其他网站转发该新闻完全是侵犯了答辩人新闻稿件的版权，其他网站的行为与答辩人无关；5000元数额已经完全体现了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符合省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费用由上诉人自行承担。
李振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众日报社停止侵权，消除在网络上对李振元造成的不良影响；2、大众日报社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3、大众日报社赔偿李振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4、大众日报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7日，由大众日报社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A15版刊登《母亲去世被瞒，恕讨“吊唁权”》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该报道的副标题为“省城一男子状告亲兄妹，要求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12万元”。报道的主要内容是2015年4月16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济南市民李先生因其兄妹三人隐瞒母亲去世的信息，向法院起诉其兄妹三人侵犯李先生吊唁权案件，并对起因、起诉、说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报道。报道称李先生“去找兄妹理论过，甚至大打出手。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大哥曾经跟他解释，说母亲有遗言，不让告诉李先生去世的消息......”；“像本案李先生的哥哥和妹妹恶意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使得李先生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齐鲁晚报》的记者在发稿之前曾经采访了文章中的李先生及其委托代理律师，并留有采访录音。录音中李先生告知记者曾因此事找其妹妹理论过，因生气将其妹妹的房子砸坏，其妹报警；同时，李先生与其妻子前去大哥（即本案李振元）家讨论过母亲去世一事，其不认可李振元所述母亲有遗言的说法。报道中还引用了律师说的“恶意隐瞒”的词汇。大众日报社认为这只是个别措词，主要内容是真实的，是有依据的，符合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新闻报道的规定。上述报道刊登后，被多家网站转载。
2015年6月18日，《齐鲁晚报》A15版刊登《“讨吊唁权”追踪，亲兄弟对布公堂，是否侵权难辨》的文章。该报道中称“然而，李先生的大哥告诉记者，实际上李先生在母亲去世前两年就跟母亲关系不好······母亲去世后第二天就火化了，也是她老人家的意思，我们没有义务去通知他，是他自己两年都不回家来看一看，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利”。李振元主张自己从未接受过大众日报社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
另查明，2015年4月16日，李振泉（报道中的李先生）以李振元等三人为大众日报社诉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要求三大众日报社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2万元。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市民初字第107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李振泉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三大众日报社负有通知义务，并且三大众日报社并未行使故意隐瞒或者故意阻挠的行为。判决后，李振泉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1民终12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
庭审中，李振元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由5万元增加至6万元，大众日报社放弃新增诉求的答辩期；大众日报社对李振元系《齐鲁晚报》涉案报道中李先生的大哥无异议。
诉讼中，大众日报社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于2016年12月21日对吊唁权案审理结果进行了后续报道，并将《齐鲁晚报》网上的涉案报道进行了删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新闻媒体所做报道是否构成侵犯名誉权的关键在于报道是否具有“真实性”。在判断“真实性”的时候，应当同时具备“来源真实”及“确信真实”两个条件。报道的文章不仅要有明确、合理、真实的消息来源，且报道文章的作者应该客观分析所涉及的消息事实及文章的遣词造句避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用词。同时，作者必须对新闻素材进行细致核实，新闻媒体对其发表也有审核义务，否则应当对该消息因被新闻媒体发表造成他人人格损害要承担责任。本案中，大众日报社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对李先生及李振元的侵权纠纷一案的报道中使用了“怒讨”一词，是根据采访情况对该侵权纠纷案件中李先生的心理描述，符合“反映问题基本真实”，且“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不应认定为侵权。在录音证据中，虽有李先生因未被通知其母亲去世的消息，找其兄妹理论并砸坏其妹房子的内容，但只能表明其兄妹间有冲突，并非双方“大打出手”，报道中使用“大打出手”一词不准确；大众日报社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的报道对新闻素材的来源未尽细致审核义务，两篇报道中李先生最后一次看望母亲的时间前后不一致，且涉案报道中引用李先生委托律师所说的“恶意隐瞒”一词，使众多读者及李振元相邻认为其家庭矛盾激烈；由于涉案报道未能全面反映案件情况，且未将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及时报道，使人们认为李振元侵犯了其弟李先生吊唁母亲的权利，导致李振元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到一定损害。因此，大众日报社的相关报道已经构成了对李振元名誉权的侵害，侵权行为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内容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本案中，李振元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大众日报社停止侵权，消除在网络上对李振元造成的不良影响”，鉴于诉讼中大众日报社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后续报道，并在其网站上将涉案文章进行了删除，故对于李振元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支持。针对李振元要求大众日报社在报纸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因法律规定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出于尽早恢复李振元生活安宁的考虑，一审法院认为赔礼道歉以口头为宜。2016年12月9日，一审法院组织李振元和大众日报社进行调解，大众日报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勇及其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工作人员到场参加调解，当场向李振元进行口头道歉，故对于李振元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大众日报社向李振元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过高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大众日报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振元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元；二、驳回李振元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大众日报社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李振元主张的赔礼道歉的问题，首先，一审诉讼期间，大众日报社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后续报道，并在其网站上将涉案文章进行了删除。其次，一审诉讼期间组织双方调解中，在一审法院的见证下，大众日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下属编辑部《齐鲁晚报》工作人员当场向李振元进行了口头道歉，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之规定，出于尽早恢复李振元生活安宁的考虑，对于李振元要求大众日报社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李振元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侵害人必须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二）侵害行为的方式、手段比较恶劣；（三）损害后果比较严重，不仅影响受害人自身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而且造成社会和他人对其人格评价的降低。本案中，大众日报社已经对其网站上的涉案文章进行了删除，并对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进行了后续报道，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酌定大众日报社向李振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振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李振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冷卓
审判员 诸葛艳
审判员 王云春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