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58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英，女，1975年5月3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褚国明，男，1964年8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鸿生，上海市鸿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平，上海市鸿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99年1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纬，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惠军，男，1971年12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英，女，1970年3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明，上海市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海英、王某、褚国明与被上诉人陈惠军、黄英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6民初10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海英女士、褚国明先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唐鸿生律师、徐平律师,上诉人王某女士及其委托代理人邹纬律师，被上诉人陈惠军先生、黄英女士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永明律师到庭参加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海英、王某、褚国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惠军、黄英一审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原判查明事实部分有关居间买卖合同磋商、签订部分皆为被上诉人编造、“桃李僵代”欺骗法院形成。原审查明事实存在重大遗漏情节，即上诉人褚国明、王某“始终不知道、并不同意卖房”，所谓“中介人员朱某”不具有房产中介执业资质。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属房屋买卖无效，依法应各自返还，同时由被上诉人作为过错方承担相应责任。原判程序适用不当，一审证人是中介公司无资质业务员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且系孤证，所谓证言应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陈惠军、黄英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要求维持原判。
陈惠军、黄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2、王海英、王某、褚国明协助陈惠军、黄英将本区XX镇XX村XX号XX室房屋变更登记至陈惠军、黄英名下；3、办理上述房屋交接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褚国明通过朋友在上海XX事务所挂牌出售涉案房产，并留了褚国明的联系电话，7月29日至8月7日，上海XX事务所业务员朱某多次通过电话联系褚国明，8月7日，褚国明协商好出售价格后，告知中介业务员朱某房屋产证系其妻子王海英及女儿王某的名字，由王海英去签协议。8月8日，陈惠军、黄英通过上海XX事务所与王海英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8月14日，双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陈惠军、黄英购买属王海英、王某名下位于上海市金山区XX镇XX村XX号XX室房屋，总房价为人民币90万元，当日，陈惠军、黄英支付给王海英定金20万元及房款49万元，双方约定剩余房款20万元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支付，尾款1万元在双方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当日支付，同时约定双方应在2016年10月31日前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并在银行放贷后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房产交接手续。10月14日，王海英发出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函，表示其出售该房产未征得丈夫和女儿同意，无法继续履行，要求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各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除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及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解除权外，合同解除须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本案王海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而陈惠军、黄英也不同意解除合同，故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律、事实依据。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王海英、王某、褚国明在房价上涨期试图违约而从中获益，为不诚信从事民事活动。鉴于陈惠军、黄英表示将剩余房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且可以继续履行。按照合同约定，房地产转移登记时间已届期。房地产转移登记以及交接于判决生效即可履行。相关费用陈惠军、黄英自愿承担，法院予以准许。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之前，中介业务员多次通过电话联系褚国明，并协商好出售价格，褚国明表示其妻子去签合同，故对褚国明认为其妻子王海英出售涉案房屋并不知情的说法，法院不予采信。因此，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说法，亦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王某签订合同时为未成年人，王海英为其法定代理人，由其代签，并无不当，褚国明认为出售涉案房屋没有经过王某同意的说法，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判决：一、陈惠军、黄英与王海英、王某签订的编号为2914547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二、陈惠军、黄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海英、王某、褚国明购房款人民币21万元；三、陈惠军、黄英与王海英、王某、褚国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上海市金山区XX镇XX村XX号XX室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将上述房屋变更登记至陈惠军、黄英名下，相关交易费用由陈惠军、黄英承担；四、陈惠军、黄英与王海英、王某、褚国明应于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完成位于上海市金山区XX镇XX村XX号XX室房屋交接手续。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00元，由王海英、王某、褚国明负担，其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三份中国XX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发票联，其分别记载手机号码为：1580177****、1381736****、1391657****，客户：褚国明，上诉人欲证明包含原审查明之通话手机等多部手机皆登记在褚国明名下，但本案与中介公司通话手机1391657****实际由褚国明开设的个体商户使用，王海英也使用过。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即使号码现在由王海英使用，也不能否认合同履行期间褚国明用于房屋买卖等通话。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移动电话号码登记在褚国明名下，原审期间，证人确定其系以之与褚国明磋商本案房屋买卖事宜等，上诉人主张事实即1391657****移动号码在本案合同磋商、履行期间由王海英使用，但该主张与该等举证及本案其他证据并无关联性，其主张缺乏基本依据，本院不能采信。
被上诉人向法庭递交（手写）含有本案标的房屋信息之登记册页，欲证明：中介公司登记记录载明本案标的房屋系褚国明委托其友挂牌；王海英与陈惠军2016年9月5日、30日短信记录（共计四条），欲证明：褚国明知道房屋买卖情况，双方买卖障碍系房价上涨上诉人不肯出卖所致；2017年3月23日陈惠军向一审法院交纳210,000元代管款收据，欲证明被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预先缴纳剩余房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房屋信息登记册页不能证明系中介公司登记形成，显然该书证形式及载明内容无法独立证明褚国明委托其友挂牌事实；双方对短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短信为王海英与被上诉人磋商内容，短信本身不能证明褚国明知道房屋买卖情况，但可证明双方履行障碍系王海英与被上诉人就本案房屋约定价格以上加价未达成一致；代管款收据可资证明原审期间被上诉人已以代管款形式向原审法院交纳210,000元。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6年9月5日至30日，被上诉人与王海英以短信等方式磋商履行及房屋在原合同价格之上加价出售事宜，但因加价未达成一致，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
2017年3月23日,陈惠军向一审法院交纳210,000元代管款。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王海英、王某与被上诉人陈惠军、黄英于2016年8月8日、8月14日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其中上诉人王某其时为未成年人，其签字部分由王某（当时）法定代理人（其母亲）王海英代为签署，符合法律规定，双方意思表示应属真实、有效。查上述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双方由之形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褚国明系上诉人王海英丈夫，双方夫妻关系正常，本案房屋买卖磋商、履行阶段，上诉人方多次以褚国明登记手机与中介公司本案交易承办人员联系，中介公司承办人员一审证词明确指出，其曾与褚国明联系，上诉人虽多方否认，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其主张不知本案房屋买卖事宜，显然与正常生活习惯及常识不符，本院难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原审上述证人并无中介执业资质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查该证人系本案中介承办人，其是否具备中介执业资质与其参与本案买卖中介及依法作证陈述交易客观情况并不存在矛盾；同时中介人员自然与本案交易存在利害关系，但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证人与被上诉人单方存在可能影响其陈述客观、公正性之不当利害关系，其相关主张本院难予采信。原判确定褚国明知晓并参与本案交易符合现有证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有效合同依法约束当事人按约履行。查本案合同履行期间，因房屋价格上涨，双方曾就合同约定价格以上加价进行磋商，但未达成一致，双方人应按合同约定之权利、义务履行。上诉人未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应属违约，原审依据被上诉人原审请求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800元，由上诉人王海英、王某、褚国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振军
代理审判员 王振伟
审 判 员 刘 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郭圣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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