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6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浩洋金属表面处理剂（昆山）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黄浩祥。
委托代理人彭岩，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洪龙，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燊达五金喷涂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投资人何素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素丽，女，汉族，1977年5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忠生，广东汇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盛森，广东汇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浩美金属前处理剂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负责人余卫民。
委托代理人李加果，广东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浩洋金属表面处理剂（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燊达五金喷涂厂（以下简称燊达厂）、何素丽，原审第三人佛山市南海浩美金属前处理剂经营部（以下简称浩美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浩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5.03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由浩洋公司负担。
上诉人浩洋公司上诉提出：
一、浩洋公司与燊达厂之间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浩洋公司在一审中共提交了16张单据（8张送货单与8张发票），送货单与发票的金额一一对应。燊达厂也承认发票是其开具给浩洋公司这一事实。（二）浩洋公司提交的两份交易记录及付款电子回单（2014年10月28日27406.50元、2014年6月4日31949元）中分别包含了送货单、发票、支付凭证，该两份材料完整地反映出真实的交易过程。而且该两份送货单据上的签收人分别为张晓与黄晓青，印证了二人为燊达厂员工的事实。（三）浩洋公司早在浩美经营部成立之前就与燊达厂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另外，燊达厂提交的2014年9月26日南海农商银行往账详细信息凭证也清晰地说明浩洋公司与燊达厂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二、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声称浩洋公司持有的发票只是代开与事实不符。（一）如果浩洋公司代开发票的事实成立，则浩洋公司与浩美经营部应对于每次代开发票的利益报酬有明确的约定。但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并不能清楚地回答如何约定报酬及具体的给付方式。（二）如果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之间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应该提供送货单、发票及转账凭证等一系列证据，而不是仅仅提供送货单、进仓单，而全然不见支付凭证。燊达厂提供的转账凭证，除了手写的补制回单有两项与货款金额相对应的以外，其余打印的转账记录均不能与交易金额进行对应。只送货不付款的交易无法令人信服。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燊达厂与何素丽连带支付浩洋公司2013年12月至2014年9月间供货货款9单共163930元；二、判令燊达厂与何素丽支付从2014年9月27日至实际支付货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以内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5年11月10日为20573.40元）；三、判令燊达厂与何素丽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上诉人浩洋公司补充如下上诉意见：
一、浩美经营部是由浩洋公司开办的，为方便起见，由余卫民担任该经营部的负责人。浩美经营部开办的费用、租金、办公费用、人员工资，包括余卫民本人的电话费用等都是由余卫民制作单据后由浩洋公司报销的。
二、送货单上送货人员王彪是浩洋公司的员工，其工资一直由浩洋公司支付，这有银行的转账流水证实。王彪签收的送货单的原件均由浩洋公司持有。
上诉人浩洋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
1.浩美化工（深圳）有限公司员工履历表、登记表、资格证书、身份证，以证明余卫民为“浩美化工（深圳）有限公司”的员工，而“浩美化工（深圳）有限公司”是浩洋公司的深圳公司（办事处）；
2.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王彪的工资转账银行流水、2013年王彪部分工资报销凭证，以证明王彪是浩洋公司的员工，每月工资由浩洋公司支付；
3.工资、房租、水电、电话、燃气、社保等费用报销单，以证明2013年至2014年期间，余卫民是浩洋公司的员工，浩美经营部是浩洋公司开办的，日常费用由浩洋公司负担，并指派余卫民担任负责人及负责报销事务；
4.费用报销单（燃气和电费），该电费单的地址与浩美经营部的工商登记地址一致，以证明浩美经营部是浩洋公司开办的；
5.办公用品费用报销单，以证明浩美经营部的办公用品支出由余卫民统计后交由浩洋公司报销，以证明浩美经营部是由浩洋公司开办的；
6.送货单第四联，以证明货物由浩洋公司员工王彪送至燊达厂，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浩洋公司与燊达厂之间；
7.手机短信，以证明王彪是浩洋公司的员工及浩美经营部由浩洋公司开办，只是为了方便由余卫民担任经营部的负责人；
8．余卫民与浩洋公司负责人林素兰之间的手机短信，以证明余卫民承租厂房的租金是由浩洋公司支付的；
9.送货单52份，以证明2013年12月3日出货单记载的是当天前的送货未收到货款的部分，二审提交的2013年12月份的送货单对应的是2014年9月份的出货单里面的一部分，从而证明浩洋公司与燊达厂之间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燊达厂拖欠货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燊达厂、何素丽共同辩称：燊达厂与浩洋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
一、虽然浩洋公司为证明其与燊达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增值税发票以及两次的付款记录和伪造的出货单，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或者口头的买卖合同，而且出货单上签名的黄晓青、张晓均不是燊达厂的员工（对此，燊达厂已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部分出货单纯属伪造。仅凭增值税发票这一孤证无法证明燊达厂与浩洋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二、浩洋公司以燊达厂曾向其汇款为由主张燊达厂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成立。燊达厂在一审庭审时对此已作出了解释，原因是浩美经营部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请求浩洋公司代开增值税发票给燊达厂。增值税发票亦是浩美经营部交给燊达厂的，浩美经营部对这一事实确认无异，因此，燊达厂与浩洋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真实买卖合同关系。
三、浩洋公司至今未能明确解释其向燊达厂送货以及交付发票的细节，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燊达厂送货及交付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况且，浩洋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其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综上，燊达厂认为浩洋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浩洋公司要求燊达厂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燊达厂、何素丽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补充如下答辩意见：浩美经营部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即使其确为浩洋公司开办，但从法律上讲，这属于另一层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燊达厂及何素丽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原审第三人浩美经营部述称：坚持一审的意见。另外，浩洋公司上诉请求中关于其为本案买卖关系当事人的陈述是错误的，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浩洋公司补充的上诉意见实际上是以物权确认权覆盖债权请求权，请求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该情况同时也间接反映本案买卖合同的关系的真正当事人为浩美经营部与燊达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浩美经营部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
10.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补充协议、代理协议书，以证明余卫民并非浩洋公司的员工，其没有收取浩洋公司的工资款项也没有在浩洋公司参保；
11.收据17份及租赁协议1份，以证明浩美经营部自开设至今所有的租金及经营费用均由余卫民缴纳。
经质证，燊达厂及何素丽认为浩洋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在无合法理由的情况下，依法应不予采信。对证据1，认为证据来源不合法，该入职表上清楚写明是浩美化工（深圳）有限公司而不是浩洋公司，该证据与浩洋公司无关；燊达厂与何素丽不是该证据的参与人，对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据2中的银行流水文本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能确认；通常讲，发放工资必然使用公司公账对外支出，不清楚林素兰与王彪之间的关系，其为何发生账目往来。对证据3，燊达厂与何素丽非该证据参与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能确认，由法院判断；证明一个人是否该公司员工最根本的证据是劳动合同与参保记录，而不是报账单据，即使不是员工，也可能存在费用共担的情形。对证据4及证据5，燊达厂与何素丽不是该证据的参与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能确认，由法院判断，同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文本真实性部分确认，燊达厂收到的送货单没有加盖浩洋公司的公章，只有浩美经营部的公章，该部分送货单的编号，送货的品种、数量与燊达厂、何素丽以及浩美经营部在一审提交的送货单一致，对一致的部分的内容予以确认；该证据反证浩洋公司一审提交的出货单完全是伪造的，请求二审法院追究浩洋公司一审中伪造证据、防碍诉讼的法律责任。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确认，不能确认该手机使用者的身份，且该组证据存在被篡改的可能。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均部分确认，认为燊达厂在送货单上签名时没有加盖浩洋公司的公章，而是加盖了浩美经营部的公章，不清楚浩洋公司从何处获得该组送货单的记帐联并偷盖其公章；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反而充分证明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浩美经营部对浩洋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余卫民入职的是深圳圣浩美塑胶五金制品厂，负责人是彭俊辉，并非浩洋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深圳圣浩美塑胶五金制品厂、浩美经营部及浩洋公司存在何种关联，不能证明深圳圣浩美塑胶五金制品厂是浩洋公司的办事处。证据2的真实性由二审法院核实，但王彪是否浩洋公司的员工与本案无关，而且浩洋公司举证的工资表与银行转账单的金额有出入，不能证明转账的款项就是所谓的工资。对证据3、4、5中的租金收入收据及工资表不确认，其余的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浩洋公司有意与浩美经营部进行业务合作，因为余卫民的专业技术出色，当时浩洋公司要求提供浩美经营部经营情况的报表，浩美经营部提供了经营成本的单据给浩洋公司，该部分证据并不能证明余卫民是浩洋公司的员工；浩洋公司应有相应的书面协议来证明浩美经营部由其开办并由余卫民负责经营管理；若余卫民是其员工，其应提供工资发放证明、费用核对确认书、双方确认对账的确认书等证据，但浩洋公司并未提供。对证据6送货单上的盖章不确认，是浩洋公司事后加盖的；该部分送货单是由浩美经营部提供予浩洋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并非浩洋公司与燊达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燊达厂要求浩美经营部收款时提供增值税发票，而浩美经营部找到浩洋公司代开；每次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浩美经营部都将相应的送货单交付给浩洋公司。证据7的真实性由二审法院认定，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浩美经营部由浩洋公司开办，及由浩洋公司委托余卫民作为浩美经营部负责人的事实；该通讯显示的是王彪的短信通讯记录，并不能确认浩洋公司的主张。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余卫民自己银行卡收支的短信，从其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浩美经营部与浩洋公司有合作的意向，不能证明该款项是代为支付租金的事实。对证据9送货单上的公章不确认，但对送货单的内容予以确认，该部分送货单是由浩美经营部送货给燊达厂而形成的，并非是浩洋公司与燊达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该部分送货单只是为了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邮寄到浩洋公司处，真正的买卖关系主体并非浩洋公司。
浩洋公司对浩美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反而能够证明余卫民是浩洋公司的员工，其社保的费用由浩洋公司予以报销及支出；与浩洋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3中的2014年费用报销单第5页第6项记载的事项一致。对证据11认为浩洋公司确实是承租了该厂房，由余卫民代表浩洋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租赁费用也是由浩洋公司支出的，是由浩洋公司的支票或者在应收货款中扣除的方式支付租金，具体与浩洋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7相印证。燊达厂、何素丽对浩美经营部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将在下文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对上述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浩洋公司与燊达厂是否存在诉争买卖合同关系。因诉争买卖合同关系并未通过签署合同的形式确立，因而无法以合同订立的书面证据审查确定其当事人，审核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凭证成为认定合同主体的关键。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浩洋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出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其与燊达厂存在诉争买卖合同关系。该部分证据中，债务人燊达厂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货单位与购货单位，及转账凭证中的收款人与付款人，均分别为浩洋公司与燊达厂，可见，浩洋公司的举证初步反映交易发生在其与燊达厂之间。
其次，燊达厂及浩美经营部均否认浩洋公司的主张，认为诉争交易发生在二者之间，并分别提供了收货单位为燊达厂、加盖有浩美经营部印章的送货单及相应的进仓单等证据以证明该陈述。诚然，送货单作为货物交付凭证，可以反映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从而证明合同主体的身份。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的举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致浩洋公司主张的真实性存疑。但浩洋公司在二审中亦提供了诉争交易期间的送货单，因燊达厂及浩美经营部对该部分送货单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浩洋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6及证据9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依三方共同确认的事实，该部分送货单同样是诉争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单据，三方在一、二审中所提供的送货单的区别仅在于燊达厂与浩美经营部的送货单分别为交顾客联与回单联（有部分记帐联），而浩洋公司的则为记帐联。对于发生浩洋公司持有加盖了其公司印章的送货单原件，即同一交易存在两个所谓的出卖人持有送货单原件的原因，浩美经营部解释认为，其在请求浩洋公司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浩洋公司的要求交付送货单原件，浩洋公司自行在单据中加盖己方印章。虽然浩美经营部的辩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以其辩解及其与燊达厂的举证，显然不足以完全推翻浩洋公司的主张。
再次，在涉诉送货单中，大部分单据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署为“王彪”。在二审期间，浩洋公司提供了工资与报销凭证等证据，以证明上述送货单中的“王彪”为其职员。浩美经营部辩称因其曾与浩洋公司有合作意向，故将有关财务凭证交浩洋公司以便后者了解其经营状况。但一方面，将相关财务资料原件交付予所谓的合作意向方、在合作未能达成后不取回相关原件且并无任何资料交接签收手续明显不合常理；另一方面，浩美经营部对于“王彪”的身份及与其之间的关系又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可见，相较之下，浩洋公司的主张更为可信。本院对浩洋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2亦予以采信。
最后，依浩洋公司提供的交易单据及其与燊达厂均确认的事实，浩洋公司早在2007年已与燊达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其时浩美经营部尚未成立。浩洋公司主张本案交易为其与燊达厂自2007年起连续发生的交易的一部分合理可信。
综合上述理由，浩洋公司提供的交易单证涵盖货物交付、发票开具与款项支付，涉及买卖合同履行的整个过程、各个方面，且各组单证记载的内容相互吻合，反映的事实连贯一致，其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对浩洋公司主张其与燊达厂存在诉争交易关系予以确认。浩洋公司请求燊达厂支付货款16393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六个月以内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即逾期付款损失有理。但因双方并未约定货款支付期限，故利息起算日应确定为浩洋公司的起诉日，即2015年12月15日。对于浩洋公司超过该部分的利息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又因燊达厂为何素丽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何素丽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至于浩美经营部是否由浩洋公司开办的问题，因与本案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作审查认定，因此，本院对二审中浩洋公司提供的证据1、3、4、5、7、8，及浩美经营部提供的证据10、11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浩洋公司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本院对其请求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其请求无理部分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新证据及所作新陈述，本院对本案予以改判，但一审法院在原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基础上所作判决不属错误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86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燊达五金喷涂厂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浩洋金属表面处理剂（昆山）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6393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六个月以内贷款利率计算）；
三、被上诉人何素丽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浩洋金属表面处理剂（昆山）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95.03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90.06元，均由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燊达五金喷涂厂、何素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何希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