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法民初字第07012号
原告徐登木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徐登木，男，195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代理人刘彦滟、张鑫麒，重庆中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大坝村第二农村经济合作社。
代表人王彬，社长。
委托代理人胡先明，男，194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本院于2015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原告徐登木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徐登木农户）与被告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大坝村第二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大坝村二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元兵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登木农户的诉讼代表人徐登木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彦滟、张鑫麒，被告大坝村二社的委托代理人胡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登木农户诉称，1997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与大坝村二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在该社承包4份土地共计3.2亩，承包户内人口为3人，此后原告一直按照4份地的标准缴纳农业税和提留款。2013年大坝村二社的土地被国家征收，该社制定的集体资产分配方案确定以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确定的土地份数为分配依据，每份地分配3万元。大坝村二社只向我支付了3份地的补偿款共计9万元，但拒不向我支付另1份地的补偿款3万元。请求法院判决大坝村二社向我支付1份地的补偿款3万元。
被告大坝村二社辩称，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原告确实在我社承包了4份土地，承包户内人口为徐登木、徐登木的配偶张乾蓉、徐登木与张乾蓉之子徐东、徐登木之母李国芳。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张乾蓉已于1987年去世，原告就将张乾蓉的这份地退回了社里，我社又将该份地重新发包给了本社的胡先明农户，胡先明农户的土地份数从1997以前的4.5份变成了1997年以后的5.5份，故原告于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在我社只承包了3份土地，承包户内人口为徐登木、徐东和李国芳，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份数也为3份，原告于1997年第二轮承包以后至本次征地开发一直按照3份地的标准缴纳农业税，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后领取了3份地的农业直补金。原告举示的1997年与我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虽然记载的土地份数为4份，但该合同只是当时为了向政府部门提交承包合同书应付存档而制作的，合同上的手写内容和承包户代表的签名都是当时的代理会计胡先明一个人所为，徐登木也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字。该合同上记载的土地面积和份数是直接照抄的原告1997年第二轮承包以前的土地面积和份数，并非第二轮承包重新调整后的土地面积和份数，该合同书记载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也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认定原告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承包土地份数的依据，应当以其后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数据为准。我社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了其承包的3份土地的补偿款9万元，原告无权再要求支付1份地的补偿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徐登木农户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4份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徐登木、徐登木的配偶张乾蓉、徐登木与张乾蓉之子徐东、徐登木之母李国芳，张乾蓉1987年去世。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徐登木农户举示的其与大坝村二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承包地总面积为3.2亩，承包地份数为4份，承包户人口为3人，承包期限从1997年9月1日至2027年9月1日止。该合同书上承包方代表“徐登木”的签字不是徐登木所签，徐登木自称并不知道签订该合同一事，发包方大坝村二社既没有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加盖该社的印章，只有大坝村村民委员会作为鉴证单位在该合同上盖章。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为2.1亩，承包户内人员为3人，双方均确认2.1亩地即为3份土地。胡先明农户的1997年土地承包合同书记载的土地份数为4.5份，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为3.85亩即双方确认的5.5份地。大坝村二社认为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徐登木农户向社里退地1份后实际只承包了3份地，社里将退出的这份地重新发包给了胡先明农户，因此胡先明农户的土地份数从1997年以前的4.5份变成了1997年以后的5.5份。
徐登木农户举示了由证人胡开衢提供的没有加盖任何单位印章的大坝村二社1998年至2000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以证明其缴纳了4份地的农业税。其中，1998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标题中的年份“一九九八”为“一九九九”涂改而来。1999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上记载的农业税缴纳数据经过与其他农户对比换算，徐登木农户的土地份数不足4份，且表上记载徐登木农户的划地人口为3人。2000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标题中的年份“2000年”为“一九九年”直接划掉后重新书写。大坝村二社认为该三份证据字迹不清楚且表上的内容多有涂改，也不清楚该表的真实来源，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双方举示了从鱼嘴镇财政所调取的2000年至2004年大坝村二社农业税任务落实表等证据，其中，大坝村二社2000年农业税分户花名册与徐登木农户举示的来源于证人的2000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上关于各农户缴纳农业税的金额均不一致，大坝村二社2000年农业税分户花名册上记载的徐登木农户缴纳农业税的数据经过对比换算，徐登木农户的土地份数不足3份。大坝村二社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税负计算表、大坝村二社2002年4月正确清理现有常住人口、总划地人口和现有承包地面积表、大坝村二社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农业税任务表上记载税改后徐登木农户的承包地面积为1.44亩（其中2001年表中记载面积为2.1亩），划地人口为3人。大坝村二社举示的2009年度江北区水稻、玉米良种补贴财政直补农民清单显示徐登木农户的种粮直补面积为1.44亩。双方均确认1.44亩或2.1亩地即为3份土地。
庭审中，徐登木农户申请了证人胡开衢出庭作证，胡开衢陈述，其在2001年2004年期间担任大坝村二社、三社、四社、五社、六社的专业会计，1997年第二轮承包以前徐登木农户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4份土地，徐登木农户1997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胡先明所制作，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承包后至2000年期间都是4个人4份地，在此期间徐登木农户缴纳了4份地的农业税，并向法庭出示了称由其本人保存的大坝村二社1998年至2000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以证明其观点。2001年后徐登木农户变成了缴纳3份地的农业税，变更的具体原因不清楚。徐登木农户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1份地的面积为0.7亩，徐登木农户的2.1亩地即为3份土地，大坝村二社的土地份数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份数为准。大坝村二社不认可证人所陈述的徐登木农户于1998年至2000年期间的土地份数为4份并缴纳4份地农税的说法，也对证人出示的1998年至2000年大坝村二社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2013年，大坝村二社的全部土地被国家征收，获得了国家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并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制定了集体资产分配方案，分配方案确定承包地份数以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确定的份数为准，期间有调整的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每份土地补偿3万元。因徐登木的几个兄弟之间认为徐登木农户内的一份土地的补偿款系其母亲李国芳的的遗产，对该份地的补偿款的内部分配产生争议，大坝村二社因此只向徐登木农户发放了2份地的补偿款6万元，另1份地的补偿款3万元要求徐登木的兄弟之间将内部分配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才予以发放。徐登木农户于2014年6月10日向本院起诉大坝村二社，诉称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该社承包了3份土地，承包地总面积为2.1亩，承包户内人口为3人，现在只领取了2份地的补偿款6万元，要求大坝村二社支付另1份地的补偿款3万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4）江法民初字第051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3份土地，承包户内人员为3人，承包经营户代表为徐登木。徐登木农户有权依据分配方案要求分得3份地的补偿款，遂判决支持了徐登木农户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以后，大坝村二社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徐登木农户后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自己只有3份承包地是错误的，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自己实际承包了4份土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申字第00029号民事裁定书，该院经审查认为，徐登木农户的再审请求已超出原审起诉的请求，其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遂裁定驳回了徐登木农户的再审申请。徐登木农户现再次起诉至本院，庭审中陈述虽其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是3份土地，但承包合同上记载的是4份土地，（2014）江法民初字第05107号案件是以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份数为依据起诉的，该案争议的是大坝村二社截留李国芳的1份地的补偿款不发的问题，本案依据的是1997年土地承包合同书上载明的土地份数来起诉的。
上述事实，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大坝村二社集体资分配会议纪要、1998年至2000年大坝村二社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大坝村二社2000年农业税分户花名册、大坝村二社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税负计算表、大坝村二社2002年4月正确清理现有常住人口、总划地人口和现有承包地面积表、大坝村二社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农业税任务表、2009年度江北区水稻、玉米良种补贴财政直补农民清单、证人证言、（2014）江法民初字第05107号民事判决书、（2015）渝一中法民申字第00029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双方对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承包以前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4份土地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徐登木农户欲主张4份承包地的补偿款，应当举证证明其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4份土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徐登木农户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大坝村二社是否承包了4份土地，本院评述如下：
第一，徐登木农户举示的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与大坝村二社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虽然载明的土地份数为4份，但大坝村二社称该合同书只是当年为了应付政府存档而由时任代理会计胡先明个人制作，证人也证实系胡先明个人所制作，徐登木作为承包方代表并没有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大坝村二社作为发包方也没有在该合同书上签字和盖章，且庭审中徐登木也自称根本不知道签订该承包合同书一事，故该承包合同书不能作为认定徐登木农户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承包地份数的依据。
第二，徐登木农户举示的1998年至2000年的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系证人胡开衢私人向其提供，该组证据并非来源于鱼嘴镇财政所或村、社所留存的原始档案，也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印章。其中，1998年和2000年的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中最为关键的表明年份的数字系涂改而来，1999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中通过对徐登木农户缴纳农业税的数据进行对比换算也不能看出其承包地为4份，2000年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中各农户缴纳农业税的数据与大坝村二社举示的从鱼嘴镇财政所调取的2000年农业税分户花名册中记载的农税数据完全不一致，故徐登木农户举示的1998年至2000年的粮油定购任务落实花名册的真实性存疑，凭该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徐登木农户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缴纳了4份地的农业税。
第三，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份数为3份，划地人口为3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国家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情况的记载具有客观真实性，况且证人也证实大坝村二社的土地份数应以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份数为准，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内容应作为认定徐登木农户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承包地份数的依据之一。
第四，来源于鱼嘴镇财政所的大坝村二社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税负计算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农业税任务表和大坝村二社2002年4月正确清理现有常住人口、总划地人口和现有承包地面积表、2009年度江北区水稻、玉米良种补贴财政直补农民清单均证明了徐登木农户的划地人口为3人，缴纳了3份地的农业税，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后领取了3份地的农业直补金。
第五，在本院已审结并生效的（2014）江法民初字第05107号案件中，徐登木农户诉称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3份土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徐登木、徐东和李国芳三人，该事实也得到了生效判决的确认。相对本案而言，该案系徐登木农户向法院的第一次起诉，其主张的上述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
第六，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的农税、提留等负担较为繁重，因家庭成员死亡、户口外迁等原因发生退地、调地的情形在当年农村较为普遍。由于徐登木的配偶张乾蓉已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去世，故徐登木农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向社里退地一份具有相当的可能性。
综上，徐登木农户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大坝村二社承包了4份土地，本院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认定徐登木农户于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向大坝村二社退地1份，其实际只承包了3份土地。徐登木农户现已足额领取了3份地的补偿款9万元，其无权再要求分得补偿款。故徐登木农户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登木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徐登木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元兵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原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