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123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永金，男，汉族，1962年1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华，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
法定代表人：丁海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伟华、卢柏枢，该公司员工。
申诉人朱永金因与被申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20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浙检民监[2016]3300000013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7）浙民抗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张剑锋、检察官助理应旭君出庭。申诉人朱永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华，被申诉人亚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商伟华、卢柏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认定朱永金完成的工程量为422.7万元的基本事实存在错误。1.二审判决对朱永金2010年7至9三个月的工程量未予认定错误。亚厦公司认可朱永金系在2010年9月30日起停止施工，故2010年7、8、9三个月的工程量理应系朱永金完成，但二审判决认定朱永金完成工程量为422.7万元，其时间节点为2010年6月底前。2.现有证据可证明，朱永金实际完成工程量为455万元。朱永金原审中提供的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造价工程师张某、涉案工程监理工程师的证言印证，可证明朱永金实际完成工程量为455万元。3.原判对变更利益未作处理不当。涉案工程共发生118个工程变更，其中81个变更发生在2010年9月30日前，该变更使得本案总工程量相应增加，原判未对朱永金完成的该增加工程量作出处理不当。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约定工程合同价款调整增加为7502317.56元。朱永金的工程款应按原工程价款与调整后工程价款的比例相应调整。
朱永金申诉称：1.二审法院虽根据《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认定朱永金完成的工程量为422.7万元，但对2010年7月以后的工程量没有认定，与事实不符。朱永金停工时间与其工程款的认定有重大关系，一、二审未进行审查错误。朱永金一审中提供的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经监理单位蒲泽权签字确认，反映朱永金完成工程量为455万元。因此，截止2010年10月，朱永金完成455万元工程量有足够的事实依据。2.涉案工程的审计结算价格为8429085.72元，调价比例为增加原工程价款的30.51%。上述结算价是基于2011年7月14日业主方与亚厦公司达成的《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及工程变更，调价时间发生在朱永金在涉案工程担任项目经理期间，而朱永金在涉案工程全部116次工程变更中实施了81次变更，因此工程变更而增加的工程量应归朱永金。亚厦公司应支付朱永金的工程价款为455*（1＋30.51%）＝593.8205万元，扣除422.7万元，按94%计算后，请求判令亚厦公司支付朱永金1608532.7元。
被申诉人亚厦公司辩称，1.关于2010年7至9月朱永金的施工工程量，认定依据不足。朱永金的主要依据是施工形象进度表，该表仅仅是业主方作为支付工程进度款所用，不能反映朱永金的实际施工工程量。朱永金向法院提交的2010年10月施工形象进度表仅仅有朱永金和监理单位的签字，并没有建设单位和造价人员的签字核量。张某的证言与其2010年8月签字确认的审批表内容矛盾。2.关于调价部分，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已经包含在朱永金主张的工程款中，至于材料价差，还涉及案外人施工部分，朱永金主张按施工协议约定的工程价款比例来调整，不能成立。
朱永金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亚厦公司支付朱永金款项共计317.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亚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9日，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及总承包人四川省第七建筑工程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由亚厦公司分包施工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室内装饰及室外景观工程B标段工程，工程合同总价款为6458333元，竣工日期为2010年5月10日。2011年7月14日，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就涉案工程签订《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工程合同价款调整增加为7502317.56元，并就工期重新进行了约定。2009年11月10日，亚厦公司与朱永金签订《内部考核责任书》一份，约定由朱永金内部承包施工上述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室内装饰及室外景观工程B标段工程，承包方式为朱永金在承包价款的范围内自负盈亏，承包价款按工程合同总价款的94%确定，承包价款扣除工程合同总费用（指缔结、履行工程合同时由亚厦公司承担的全部款项及其它与工程合同朱永金由亚厦公司承担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工程部成员、施工人员及其它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会福利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等；工程设备、设施、工具、材料费用及折旧、维修费用；与工程有关的所有业务费用；保险费用、税费及罚款）和根据考核责任书约定由朱永金承担款项后的余额，作为奖金拨付朱永金自行分配，相反，超出部分由朱永金承担，亚厦公司可直接在履约保证金和收取的工程款内扣除，仍然不足的，亚厦公司可以向朱永金继续追偿。签订考核责任书后，朱永金按约进场组织施工。亚厦公司已向朱永金拨付工程款2822067.70元。庭审中，朱永金认可亚厦公司支付了投标保证金100000元、履约保证金545833.3元和项目工作人员周小苗工资报酬140826元，但就该款项是否由其承担与亚厦公司产生争议。2010年5月26日，业主致函亚厦公司称工程进度严重拖延，现场管理混乱，要求撤换项目负责人朱永金及其管理团队。之后，朱永金停止施工。期间，业主方与亚厦公司就涉案工程材料价格调整及复工事宜进行多次沟通。后，亚厦公司另行委派谷明华进场继续组织施工，但谷明华进场前，朱永金、亚厦公司就朱永金承包期间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价款未进行结算，就停工时间、停工原因亦各执一词，遂酿成讼争。另，朱永金系亚厦公司员工，施工过程中，亚厦公司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均予以监管和支持。涉案工程现已竣工验收。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内部考核责任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虽双方就朱永金停工时间和停工原因意见不一，但朱永金停工且亚厦公司另行委派他人进场继续施工，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清楚。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永金承包期间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价款金额。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朱永金主张其施工完成的工程款金额为4925000元，亚厦公司反诉主张朱永金完成的工程款金额仅为1482135.08元，但如前所述，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主张的事实，且在法院依法释明双方通过司法鉴定程序认定该争议事实的情况下，亚厦公司在指定的期间内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朱永金虽提出鉴定申请，但对亚厦公司提交的鉴定材料不予认可，后因未能提出充分的鉴定材料，明确表示撤回鉴定申请，同时双方一致陈述因为涉案工程已经继续施工完毕，没有可供鉴定的现场，致使上述争议事实亦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结论予以认定，依法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绍虞章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一、驳回朱永金对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对朱永金的反诉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32200元，由朱永金负担，反诉受理费12218元，由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朱永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朱永金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是：一、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朱永金承包期间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价款金额问题。对此，朱永金积极履行举证义务，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却对此不予采纳。朱永金提交了正常施工期间已完成工程款相关原件资料：《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09年11月工程款审批表》、《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6月工程款审批表》、《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上述证据从时间、工程量的连贯性、负责人的签字上都能形成印证。同时，朱永金将涉案工程的总监理师蒲泽权请上法庭担任证人，并且提供了业主方的工程造价师张某的情况说明及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这些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截止2010年10月26日朱永金已完成工程量约455万元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出现多处错误。1.一审法院以总监理工程师不具有审核工程进度量的职责，从而否认证人证言效力，明显不当。本案中，总监理工程师蒲泽权在证人证言中已经充分说明其作出签字的依据是业主方的工程造价师张某提供工程量数据，而张某对此也提供了情况说明。2.一审法院认定《在建工程月报表四份、工程款审批表二份》载明的累计完成工程量有“约”或“基本完成”等字样，不符合结算文件的基本特征，从而否认完成的工程量的说法明显不当。三、针对争议事实，朱永金积极向法院申请调查，但一审法院未充分履行其调查权，怠于行使调查职责。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亚厦公司有能力提供本案证据，但其不仅拒绝提供证据，而且提供造假的复印件，对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亚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改判支持亚厦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已查明认定的事实。1、2009年11月10日亚厦公司与朱永金签订《内部考核责任书》，约定由朱永金内部承包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内装饰及室外景观工程B标段工程，承包方式为朱永金自负盈亏，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应遵照执行。2、2010年5月26日，业主致函亚厦公司称工程严重拖延，现场管理混乱，要求撤换项目负责人（朱永金）及更换管理团队。之后，朱永金停止施工。期间业主与亚厦公司就涉案工程材料价格调整及复工事宜进行多次沟通。后，亚厦公司另行委派谷明华进场继续施工，但谷明华进场前，双方就朱永金承包期间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及价款未进行结算，酿成讼争。二、一审判决对朱永金的主张证据认定事实正确。业主方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于2011年5月4日致亚厦公司的工作函可以证实：工程于2010年9月30日起一直停工，经国家税务总局指派中介评审机构现场查看认定，装修工程仅完成装修基层施工，完成量为投标工程的35%，造成超付工程款的情况，并将追究直接经办人员和领导的职责。可以清晰证明相关证据内容和对朱永金有利的证人证言的不真实性。三、一审判决对亚厦公司的主张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亚厦公司已证明朱永金完成的工程款项为1482135.08元，其中业主方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朱永金担任项目经理期间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B标已完工工程汇总》，能直接证明本案讼争工程款项，其证据效力应依法被确认。四、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亚厦公司提供的由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出具的汇总结算表能直接证明诉争工程造价，系书面直接证据，证据真实合法，形成的过程合乎情理，证明力明显大于朱永金的间接证据。
二审法院除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10年6月23日，朱永金提交《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6月工程款审批表》一份，注明工程累计完成量3727000元，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签字确认，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王军、张泊川签字确认，建设单位基建办领导余国军签字确认，建设单位主管领导屈正江签字同意，亚厦公司技术负责人周小苗签字确认。2010年7月6日，朱永金提交《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一份，注明工程累计完成量422.7万元，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签字确认，建设单位现场代表张泊川签字确认；建设单位基建办领导签字确认，建设单位主管领导屈正江签字同意，亚厦公司技术负责人周小苗签字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永金已完成的工程量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朱永金主张其已完成的工程量为4925000元，亚厦公司主张朱永金完成的工程量为1482135.08元。双方当事人针对自己的主张分别提供了证据，针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朱永金提交的证据有：1、《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09年11月工程款审批表》，该份资料显示工程累计完成量219.79万元，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王军、李永贤、建设单位基建办领导、建设单位主管领导屈正江、亚厦公司技术负责人周小苗分别在审批表上签字。2、《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6月工程款审批表》，该份资料显示工程累计完成量3727000元，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王军、张泊川、建设单位基建办领导余国军、建设单位主管领导屈正江、亚厦公司技术负责人周小苗分别在审批表上签字。3、《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该份资料显示工程累计完成量422.7万元，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建设单位现场代表张泊川、建设单位基建办领导、建设单位主管领导屈正江、亚厦公司技术负责人周小苗分别签字。4、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该份资料显示累计完成工程量455万元，整体形象进度72%，四川攀枝花红叶监理单位工程总监蒲泽权签字盖章确认、工程施工队长签字。从前述证据来看，2009年11月、2010年6月、2010年7月的已完工工程量分别得到了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亚厦公司的签字确认，对于该节事实，监理单位的工程师蒲泽权在一审到庭作证，建设单位基建办的外聘现场工程师张某也在二审中出庭证明其一审所做《证明》的真实性，两者的证言、证明可以与朱永金提交的工程审批表记载相印证，对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信。亚厦公司提交的证据有：基建工作会议纪要一份、工作联系函二份及已完工程汇总表一份。其中，涉及工程量事项的主要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4日抬头为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施工联系函《关于我局税收征管大楼内装饰工程B标段材料价格调整后有关问题的函》，载明“3月28日-4月2日（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指派中介评审机构现场查看后认定，贵公司（亚厦公司）承包范围内的装饰工程仅仅完成装饰基层施工，完成工程量为投标工程量的35%”、“我局意见是双方可以商请攀枝花市工程造价管理站指派或随机选定有资质的造价评审机构，对贵公司（亚厦公司）已完工程量按照调整后的工程量清单进行审核，如已完工程量造价超过工程拨付款，我局拨付差额作为工程复工启动资金，如已完工程量造价达不到350万元，则无理由要求我局再支付款项。”该意见仅为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的单方意思表示，相关的“国家税务总局指派中介评审机构现场查看后认定”也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落款为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综合业务用房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朱永金担任项目经理期间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B标已完工程量汇总表》虽然记载了1482135.08元的工程量金额，但该汇总表没有落款时间，没有相应的工程量清单，也没有显示何时、何地、何人对工程量对现场进行了实际测量，亚厦公司或者朱永金是否参加了实际测量。因此，该汇总表仅能表示系业主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能约束朱永金，亚厦公司对该汇总表数据的认可，不能就此要求朱永金按照该汇总表记载的工程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显然，朱永金所提交的证据经过了各方当事人的签字认可，效力要高于亚厦公司提交的证据。因为朱永金中途离场后，后续施工已经继续完成，诉讼过程中已无法对朱永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因此，只能参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相关证据来进行认定。朱永金主张其已经完成的工程量为4925000元，但落款时间在最后的《在建工程月报》虽然显示累计完成工程量约455万元，整体形象进度72%，该月报表仅有朱永金、监理单位签字，未经建设单位确认。而最后一份得到施工、监理、建设单位人员三方签字确认的审核表为落款时间2010年7月的工程款审批表，记载累计完成量为422.7万元，参照该数额确定朱永金已完工程量。亚厦公司已经拨付给朱永金的工程款为2822067.70元。对于投标保证金100000元、履约保证金545833.30元，系以亚厦公司的名义交纳，且作为保证金可在完工之后退还，故相应的款项不作抵扣。对于项目工作人员周小苗工资报酬140826元，在双方签订的《装饰装修工程内部考核责任书》中并没有明确该部分款项应由朱永金承担，而从施工惯例分析，亚厦公司向朱永金收取了工程合同总价款6%的税管费，故应当认为该部分款项中包含了亚厦公司派驻施工现场从事管理的人员的工资，因此，该部分工资报酬亦不能在应付工程款中抵扣。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已完工程的94%应当作为朱永金的可得工程款进行支付，根据前述确定的422.7万元，按照94%计算，确定为3973380元，扣除已经拨付的工程款2822067.70元，尚需支付1151312.30元。朱永金要求亚厦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主张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综上，朱永金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亚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因二审新证据的出现，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进行调整，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4）绍虞章民初字2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朱永金工程款1151312.30元；三、驳回上诉人朱永金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22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218元，合计44418元，由上诉人朱永金负担17038元，由上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418元，由上诉人朱永金负担17038元，由上诉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380元。款均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
再审期间，朱永金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亚厦公司发给业主的《工作联系函》复印件，用以证明2011年7月16日亚厦公司发函给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解除朱永金的项目经理身份，从而证明2011年7月14日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签订《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发生在朱永金担任项目经理期间。亚厦公司质证认为，暂时无法核实。
亚厦公司提供了一份新的证据：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3月26日-2010年7月25日)，用以证明至2010年7月25日朱永金施工累计完成工程量是2456584.993元，二审时张某法庭陈述的证人证言与该证据内容相互矛盾，是虚假的。朱永金质证认为，该证据是伪造的，经向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核实，该份材料上的公章是假的。
本院向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调取了以下新的证据：1.对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直属分局办公室主任蒋常辉的调查笔录；2.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3月26日-2010年7月25日)；3.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1年9月工程款审批表、2011年10月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收征管大楼工程专业分包工程款使用审批表、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1年10月13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7月26日-2011年10月13日)。朱永金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调查笔录内容，蒋常辉说2013年9月到2014年5月期间因印章加油，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更换了印章。亚厦公司提交的材料上，落款日期是2010年8月16日，盖的章却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新公章，说明该材料是不真实的；对证据2不认可，该材料没有经过我方当事人签字认可，是亚厦公司与业主之间搞出的文件，对朱永金没有任何约束力；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审核完成量不认可。因后期朱永金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关系不太好，完全存在亚厦公司与业主方串通的动机。且上述材料反映的形象进度是75%，与审核完成量金额3935489.13元也互相矛盾，与朱永金主张的形象进度72%倒是吻合的。谷明华第一次进场是8月底，8月底前的工程事实上都是朱永金做的。因此这份材料内容互相矛盾。亚厦公司质证认为，认可上述证据的三性，证据1调查笔录说明亚厦公司向法庭出示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上公章的真实性；证据2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和亚厦公司庭审举证一样，证明朱永金施工期间的累计完成工程量2456584.993元是经过业主审核的，上有工程造价师张某的签字，而且也符合施工惯例，即一般是施工单位向业主方申报月形象进度款，然后由业主方进行审核，不再需要施工单位签字确认；证据3表明，2011年10月13日申请进度款的是谷明华而不是朱永金，证明朱永金施工在2010年7月26日之前已经截止了，还证明朱永金施工的工程量不及其申报的工程量，直至2011年10月13日谷明华申请的工程进度款审批后也才3935489.13元，这也是工程造价师张某签字确认的。上述证据明确反映张某、蒲泽权的证人证言与其签字确认的工程造价内容不一致，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朱永金提供的《工作联系函》虽系复印件，但亚厦公司不能举证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虽然可以证明亚厦公司系于2011年7月16日发函给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正式解除朱永金的项目经理职务，但即使按朱永金再审庭审自认，其亦系于2010年底停工，2011年5月解除项目经理身份，离开攀枝花市，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2011年7月14日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签订《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时朱永金尚在涉案工程实际履行项目经理期之职。亚厦公司提供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与本院向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调取的一致，该证据与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认定，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1.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的公章曾于2013年9月-2014年5月期间更换，故此后该局在本院及亚厦公司向其调取的证据上加盖的是新公章，朱永金对调取的相关证据上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公章真实性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2.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3月26日-2010年7月25日)，记载工程累计申报完成量为3330341.053元，累计审核完成量为2456584.993元；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1年10月13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7月26日-2011年10月13日)，记载工程累计申报完成量为5563217.3元，累计审核完成量为3935489.13元；涉案工程2010年7月25日之后的工程量，直至2011年10月13日才由当时的项目负责人谷明华申报审批。上述证据及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的关联性在下文阐述。
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与当事人双方的申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朱永金完成的涉案工程量如何认定；2.朱永金的工程价款是否应予调整。
首先，关于朱永金完成工程量的认定。涉案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室内装饰及室外景观工程B标段工程由亚厦公司承包后，先由朱永金担任项目部经理施工，在朱永金停工后由亚厦公司另行委派谷明华进场完成施工。就朱永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原审中就各自的主张分别提供了证据，因本案诉讼中已无法通过司法鉴定对此进行认定，故二审认为只能参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相关证据来进行认定，并无不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与提交的证据，二审认为朱永金所提交的部分证据经各方当事人的签字认可，效力要高于亚厦公司提交的证据，故根据朱永金提供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认定其完成的工程量为422.7万元。抗诉机关抗诉认为，亚厦公司认可朱永金停工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原判对2010年7至9月朱永金完成的工程量未予认定错误，现朱永金申诉主张应按其提交的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记载的工程量455万元来认定其完成的工程量。本院认为，涉案工程关于朱永金停工的具体时间，双方当事人虽各有主张，但都不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朱永金已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也有变化：朱永金起诉主张为492.5万元，一审庭审主张应为审计结算价8429085.72元的72%即606.9万元，二审与再审主张应为455万元；亚厦公司原审主张为1482135.08元，再审认可为2456584.993元。针对抗诉意见与申诉主张，现再审争点是能否按朱永金提交的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记载的455万元来认定其完成的工程量。
其一，朱永金原审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09年11月工程款审批表》、《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6月工程款审批表》、《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大楼工程分包单位2010年7月工程款审批表》以及2010年10月26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工程月报》、《在建工程月报（附件）》。上述证据中，2009年11月、2010年6月、2010年7月的工程款审批表上记载的累计完成量金额确定，且均有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亚厦公司签字确认；而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26日的在建工程月报上记载累计完成工程量为约455万元，整体形象进度为约72%，且仅有朱永金、监理单位签章，未经建设单位审核确认。涉案工程的总监理工程师蒲泽权一审庭审作证就“约”字解释称，该工程量并不完全准确，最后由造价员进行数量核算。而再审庭审中朱永金也确认，施工过程中，在建工程月报申报在前，工程款审批表确认在后。即，朱永金就其主张的2010年10月26日在建工程月报上记载的累计完成工程量，并不能提供经建设单位审核确认的工程款审批表予以证实。
其二，从亚厦公司原审提供的证据来看，直至2011年5月，建设单位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致亚厦公司的施工工作联系函亦只承认朱永金完成工程量为投标工程量的35%，工程量造价达不到350万元。根据再审新的证据，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3月26日-2010年7月25日)，记载工程累计审核完成量为2456584.993元；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基建办2011年10月13日出具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2010年7月26日-2011年10月13日)，记载工程累计审核完成量为3935489.13元。涉案工程2010年7月25日之后的工程量直至2011年10月13日才由当时的项目负责人谷明华申报审批的事实，说明朱永金主张由其完成的2010年7月之后的工程量并未得到建设单位的审核确认。
其三，上述两份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上，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造价工程师张某均在建设单位现场代表栏签字确认。因此，二审中张某作为证人陈述朱永金已经完成总工程量70－80%的证言，与其作为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签字确认的工程完成进度审批表内容矛盾，难以采信。
综上，朱永金主张按其提交的2010年10月26日在建工程月报记载认定其完成工程量为455万元，不予支持。
(二)关于朱永金完成部分的工程价款是否应予调整。2011年7月14日亚厦公司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签订的《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约定，调整后的材料价格以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的材料单价为准，未调整的材料单价维持分包人2009年10月22日投标文件中的材料单价不变。据此，涉案标段合同价款金额调增定为7502317.56元。虽然亚厦公司系于2011年7月16日发函给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正式解除朱永金的项目经理职务，但即使按朱永金再审庭审自认，其亦已于2010年底停工，2011年5月解除项目经理身份，故其以《材料价格调整补充协议》签订在其担任项目经理期间为由主张应享受材料价格调整的价差利益，理由不能成立。抗诉认为应根据朱永金完成的施工量按原约定工程价款与价格调整后工程价款的比例调整朱永金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因涉案工程在朱永金停工后由亚厦公司另行委派他人进场完成施工，其中涉及案外人施工部分，在朱永金不能举证证明其施工部分材料价格调整的情况下，难以支持。至于涉案工程的审计结算价格，既体现了材料价格调整，也包含了工程量的实际变更。本案朱永金完成的工程量是根据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相关证据来认定的，亚厦公司认为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已经包含在核定的工程量中，朱永金虽对此有异议，认为二者不是包含关系，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工程变更增加完成的工程量并未包含在建设单位审核确认的工程累计完成量中，故不能推翻原判的相关认定。况且，二审中朱永金就其完成工程量并未以材料价格调整与工程变更为由主张工程价款调整，现申诉主张应根据其完成的工程量按原约定工程价款与涉案工程审计结算价格的比例来调整其施工部分工程价款，超出了原审的主张，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朱永金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所作事实认定及实体处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20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黎明
代理审判员 肖建光
代理审判员 赵恩勰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