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盐商终字第05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长胜。
委托代理人陈乃柏，江苏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义东。
委托代理人葛琨，江苏江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长胜因与被上诉人沈义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3）射开民初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义东原审诉称：其是育平菇专业户，2013年1月4日，于长胜向其推销育平菇的棉壳，沈义东以人民币67000元购买于长胜60吨棉壳，交货时间为同年5月份，沈义东依约交付于长胜货款67000元，于长胜并未向沈义东交付棉壳，由此双方发生矛盾，经射阳县公安局四明派出所（以下简称四明派出所）调解，于长胜已退还沈义东货款40000元，尚欠27000元至今未还，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于长胜偿还沈义东货款27000元。
于长胜原审辩称：沈义东诉称其与沈义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属实。事实上双方系委托关系。2013年1月4日，沈义东父子委托于长胜到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购买棉壳，委托于长胜为其代开棉壳票。于长胜收到沈义东67000元货款属实，于长胜已经履行了委托义务，由于第三人没有履行交付义务，导致沈义东没有收到棉壳。2013年8月26日，经四明派出所调解，于长胜先付给沈义东40000元，具体纠纷如何处理，待沈义东向法院起诉后确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沈义东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4日，沈义东通过银行向于长胜汇款67000元，向于长胜购买60吨棉壳，单价为1120元／吨。于长胜收取了沈义东的货款后，于2013年1月13日在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开据了148吨的棉壳。另于长胜提供的新海油脂公司会计姚翠华的证明证实，于长胜在2013年2月25日前，共从大丰新海油脂公司开据棉壳442.46吨，货款为464400元。因于长胜未能向沈义东交付棉壳，沈义东向于长胜主张返还货款67000元，并因此发生纠纷。2013年8月16日，经四明派出所调解，沈义东、于长胜达成了协议，内容为于长胜先行给付了沈义东40000元货款，然后由沈义东向射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双方的纠纷。沈义东于2013年10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于长胜给付尚欠货款27000元。另外，于长胜于2013年8月15日在四明派出所陈述，2012年12月20日左右，沈华仁（沈义东的父亲）到我家多次请我代他带一部分棉壳，本来我不想带，后来他和他的大儿子老到我家来。我就先帮他带了一车子，42吨棉壳，到我家给我现金（当时价格是1030元人民币一吨），在这期间沈华仁多次打电话给我帮他带棉壳。过了几天到了2013年1月4日的时候，沈华仁到我家叫我帮他再带点棉壳，我就和沈华仁一起到信用社，通过打卡转了42000元到我卡上，过了个把小时，他又叫儿子转了个25000元，那天一共付了67000元给我。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沈义东、于长胜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沈义东向于长胜支付棉壳货款，于长胜给付沈义东棉壳，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于长胜主张其与沈义东系委托关系，所提供了两个证人陈述的内容均不能证实沈义东、于长胜之间系委托关系，于长胜提交的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的票据和该公司会计姚翠华的证明仅能证明于长胜曾在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购买棉壳，亦不能证明沈义东、于长胜之间系委托关系，且姚翠华的证明证实，于长胜从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购买棉壳的单价为464400÷442.46=1049.58元／吨，与沈义东、于长胜之间商定的棉壳单价1120元／吨存在差价。于长胜本人在派出所的陈述也表明了，沈义东是向于长胜付款，从于长胜处取货。综上，应当认定沈义东、于长胜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故沈义东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遂判决：于长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沈义东货款2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元，由于长胜负担。
上诉人于长胜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重大错误。首先，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汇划的67000元后，立即就将包含该部分款项在内的16万元汇到棉壳供货单位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伟的个人账户。后由于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无法脱身，便于2013年1月13日委托案外人杨克俊替上诉人开具发货通知单（出库单）。该出库单上标明的数量为148000公斤，对照上诉人的汇款数额16万元，棉壳的价格应为1080元／吨，加上运费40元／吨。因此货至当地的价格即为1120元／吨，与被上诉人诉称的所谓买卖价格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谓的买卖根本没有一分钱的利润，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从证人仇某提供的证言来看，被上诉人与该证人谈妥某1280元／吨，该价格更符合当时正常的市场行情，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次，被上诉人是到上诉人仓库里看了货才决定购买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在汇款42000元后不提走相应37.5吨的货呢？反而又再次汇款。第三，一审法院有关棉壳当时市场价格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推理逻辑错误。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的供货价格是变化的。一审法院将2012-2013年度的上诉人所购全部货物的平均供货价格1049.58元／吨作为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代为购买的价格，从而反推上诉人是贩卖棉壳给被上诉人的，这完全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是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代理购买，并代办运输至被上诉人的仓库。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尤其适用证据规则上严重错误。首先，在双方对汇款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生效。其次，一审法院没有将双方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认定的事实作为定案证据，应当是适用证据规定的严重错误。治安调解协议书中关于案涉纠纷的定性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该协议书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一般书证，因此该证据足以认定双方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于长胜二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
1、上诉人与周正标的录音一份，拟证明周正标系被上诉人亲戚，受被上诉人委托与上诉人进行调解，录音可以反映出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关系。
2、证人仇某当庭作证的证言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
被上诉人沈义东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提出的所谓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6.7万元货款后，立即将此款与其他款项合计人民币16万元汇至相关供货单位，这一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不相符，原审到庭作证的证人包括证人仇某都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况且仇某在作证后始终参与了旁听本案原审的诉讼活动，这一事实应当有原审审理中的录像可以证明，对上诉人提供证人仇某参与二审诉讼活动，被上诉人提出反对意见，请法庭综合考虑。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交付4.2万元后为什么不提走相应的货物，这仅是上诉人一种想象。关于这一事实，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谈话中已经说的很明确，因为被上诉人所要购买棉壳的数量是60吨，况且没有现货，5月份需要棉壳育平菇，当被上诉人届时无法取得相应货物时，当然需要与上诉人洽谈，并希望通过商谈方法得到所购买的货物。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棉壳的价格问题，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其与被上诉人交易时的棉壳价格为1030元／吨，由此说明上诉状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通过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双方间是口头买卖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原审法院通过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沈义东二审未提供证据。
被上诉人沈义东对上诉人于长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得到被录音人周正标的相关证据证实，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与周正标之间无亲戚关系，也没有委托其调解。对证据2认为证人在一审中已到庭作证，且证明的内容与上诉人本人在派出所的陈述相矛盾，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诉人于长胜提供的证据1仅从上诉人与周正标的谈话内容不能反映出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因证人一审中已到庭作证，其证言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亦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于长胜与被上诉人沈义东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于长胜与沈义东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委托合同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沈义东向于长胜支付了67000元货款及于长胜需直接向沈义东交付相应价值的棉壳的事实，但双方对该交易的性质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沈义东与于长胜之间的交易行为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应当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于长胜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于长胜于2013年1月4日向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伟账户上汇款16万元，该款项是否包含沈义东所支付的67000元无法确定，且在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开给杨克俊（于长胜）的发货通知单（出库单）上也没有注明包含沈义东的棉壳，沈义东自己亦无法直接从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取得棉壳。于长胜既没有向大丰市新海油脂公司披露其是代沈义东购买棉壳，也没有与沈义东就委托事项及委托报酬等达成一致协议，故其主张与沈义东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于长胜提出从棉壳的价格即可认定本案系委托合同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事主体有自由交易的权利，产品的单价并不能成为认定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或委托合同的标准。
关于四明派出所出具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上认定委托的问题，因沈义东与于长胜在四明派出所调解时的陈述中对合同的性质已经产生争议，沈义东并没有认可系委托合同关系，在此情况下，四明派出所进行调解，调解的结果只是暂时处理双方的纠纷，最终合同性质的认定还是需要双方当事人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并同时明确双方服从法院判决。因此，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虽有委托字样，但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如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时均认可系委托合同关系，则本案纠纷在当时即可调解结案，无须当事人再行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综上，上诉人于长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元，由上诉人于长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素娟
代理审判员 钟红梅
代理审判员 李呈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滢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