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42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凯。
委托代理人赵燕红，山东泰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亮，山东泰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作修。
委托代理人王永兴，山东银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凯因与被上诉人范作修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80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松云担任审判长，由代理审理员刘昭阳担任主审与代理审判员麻丽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作修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初至2014年末期间，被告以与原告女儿谈恋爱的名义，分数次以各种借口向原告女儿借款657000元，所有借款都有借条。由于上述款项多是原告女儿从原告处要的钱，故2014年12月18日被告在写第四次借条时，原告及其女儿与被告均同意，将前三次借条的出借人由原告女儿“范萍”改为原告，且被告承诺2015年2月20日前还款，但被告未兑现承诺。故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657000元；判令被告偿还拖欠款利息26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孙凯辩称，1、被告与原告或其女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或其女儿从未向原告支付给任何款项。2、原告诉称被告借款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原告女儿从原告处要的钱，另一部分是透支原告女儿信用卡的钱。对原告主张的这两部分借款，原告应就出借款项的来源、支付出借款的时间、支付方式、这两部分款项分别的支付数额等基本事实做出具体说明并提供相应明确证据证明其主张。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014年期间，原告的女儿范萍与被告系恋爱关系。
2014年12月18日，被告共向原告出具四份借条，日期分别为2013年6月8日、2014年8月22日、2014年12月9日、2014年12月18日，借款金额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157000元、30万元，承诺的还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31日、2014年8月31日、2015年2月10日、2015年2月20日。2015年2月18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一份，承诺于2015年3月5日前还款15万元；2015年2月28日打出信用卡明细，双方家人共同协商借条其余款项507000元的还款事宜。
原告为证明其实际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提交下列证据：1、原告女儿范萍分别于2013年2月4日、2013年2月22日、2013年3月3日、2013年4月8日、2013年5月7日、2013年8月26日、2013年11月28日提取现金1万元、2万元、5000元、6000元、4000元、2万元、5000元，合计7万元给被告使用。
2、范萍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2014年2月3日、2014年3月24日、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4日、2014年4月19日、2014年5月8日、2014年5月23日、2014年5月25日、2014年6月13日、2014年6月22日、2014年6月24日、2014年9月3日、2014年12月5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向被告账户（账号：62××86、62××68）转款1万元、300元、2000元、2万元、2万元、5000元、5000元、1500元、3000元、5000元、7000元、1000元、1万元、15500元、1500元，合计106800元。
3、被告使用范萍名下的九张信用卡进行消费，范萍为此向该九张信用卡还款：平安银行52××22号信用卡123462元、交通银行52××48号信用卡19602元、招商银行35××46号信用卡222250元、中国建设银行62××74号信用卡11663元、华夏银行52××10号信用卡36570元、中国工商银行62××01号信用卡31862元、中国银行62××55号信用卡50507元、中信银行40××28号信用卡52600元、中国农业银行62××27号信用卡17200元，合计565716元。
4、范萍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转款六笔至范萍在招商银行的账户62××56：2014年6月26日4000元、2014年7月21日3400元、2014年7月22日2500元、2014年8月24日5000元、2014年9月5日2000元、2014年12月11日2000元，合计18900元。
5、2014年10月15日范萍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转款到62××75号账户5000元。2014年10月19日范萍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转款到62××49号账户5000元。原告称该两笔款项系受被告指示还给被告的朋友。
6、2014年11月21日范萍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转款到35××07号账户16000元。原告称该款项系范萍的同事出借给被告，范萍代被告向其同事偿还。
7、原告自认在其给付被告的上述款项中，范萍使用了14000元，被告支付给范萍102500元，应从上述款项中扣除。
8、原告提交其与被告的对话录音，被告在该录音中确认其向原告出具总额为657000元的借条，并确认被告使用范萍名下的信用卡进行消费，657000元中有15万元不是信用卡消费，另外的507000元系信用卡消费，被告需要将信用卡明细交给其父母核实，由其父母代其偿还。
被告提交其在招商银行的账户62××86的交易明细，被告自2014年1月至12月向范萍的信用卡转款共计199220元（该部分款项并未包含在原告主张代被告偿还信用卡的款项565716元中），向范萍在招商银行的账户62××56转款2000元，向范萍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38××48转款92500.24元。被告的母亲李筱彦于2013年8月31日向原告转款5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被告于2013年12月31日向范萍转款1万元。
原审法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借条四份、还款承诺、九张信用卡的对账单、范萍的工商银行存折及银行卡复印件、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两份、范萍工商银行账户38××48的明细清单、录音、被告招商银行账户62××86的交易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佐证，且经该院审核与庭审质证，可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四份借条确认了被告共向原告借款657000元的事实。对于该借款的来源，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原告的女儿范萍自2013年2月至2013年11月提取现金7万元；第二部分系范萍自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直接转账给被告106800元；第三部分系被告持范萍的信用卡进行消费，范萍代其偿还信用卡欠款565716元。上述三部分款项共计742516元。虽然上述出借款款项均系从范萍的账户支出，但被告在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及还款承诺中已经确认了出借款人系原告，故被告应向原告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出借款项，由于均非直接支付给被告，原告亦无证据证明系受被告指示支付，故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主张的已偿还款项中，其中199220元系被告打入范萍的信用卡中，由于被告在其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原告提交的录音中均确认其使用范萍的信用卡进行消费，而根据原告提交的信用卡消费明细，在被告与范萍恋爱期间，九张信用卡的消费金额已逾一百多万元，该院为进一步确认案件事实，书面通知被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被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被告庭后提交病例，称其由于阑尾炎未能出庭，本院要求被告提交当天的挂号凭证，被告未能提交），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亦未对被告在信用卡中的消费项目作出确认，结合被告出具的还款承诺及录音证据，应推定原告提交的九张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中，在被告与范萍恋爱期间的项目均系由被告消费。故被告打入信用卡中的款项应系偿还其消费的信用卡款项，且被告偿还的该部分款项并未包含在范萍偿还的信用卡款项565716元中，故被告打入信用卡中的199220元并非向范萍偿还借款，不应从原告主张的出借款中扣除。另被告向范萍在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转款104500.24元，被告的母亲李筱彦向原告转款5000元，合计109500.24元，均由转款记录为证，且与原告自认的被告已偿还102500元的事实基本一致，应认定被告已向范萍偿还109500.24元。
综上，原告通过范萍实际出借给被告742516元，扣减被告已偿还的款项109500.24元、原告自认的范萍个人消费14000元，被告尚欠原告619015.76元，该款项亦未超出被告出具的借条数额，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26000元，从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依此计算出的利息数额超出了原告主张的利息数额，故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范作修偿付借款619015.76元；二、被告孙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范作修偿付利息26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30元，由被告孙凯负担。宣判后，孙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孙凯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缺乏相关证据支持且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确认“被告的母亲李筱彦于2013年8月31日向原告转款5000元”是错误的，证据明确显示李筱彦是向案外人范萍转款而非一审原告范作修。本案发生经济往来的双方是上诉人孙凯和案外人范萍，范作修与孙凯之间并无任何支付出借款的事实和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范作修主张的是因其与范萍间也存在借贷关系，因此上诉人孙凯后来才将给范萍出具的借条换成了向范作修出具的借条和还款承诺。被上诉人范作修只有在其与范萍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转让协议或者其直接向上诉人行使代位权时，他与孙凯之间才能产生法律关联。范萍也并非本案第三人或证人而是案外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范萍同意转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进行任何审查，即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债权，缺少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撤销。关于被上诉人范作修与案外人范萍间的身份关系，被上诉人、上诉人的陈述皆不能免除人民法院在法律上的审查义务，在没有任何书证的前提下，仅根据当事人陈述对身份关系直接进行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于被上诉人诉称范萍支付上诉人七万元现金部分，一审中出现的证据仅有范萍的取款记录。同时，一审判决又认为：“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出借款项，由于均非直接支付给被告，原告亦无证据证明系受被告指示支付，故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予支持”。这些没被支持的款项在一审中对应的证据是范萍向自己账户或其他案外人账户的转账凭证，分别是18900元、26000元。一审法院在面对证据效力上完全相同的多笔款项时，部分认定支付给了上诉人，又部分认定没支付给上诉人，这种审判逻辑实为先判后审，违反法律规定。其次，对于所谓上诉人孙凯使用案外人范萍的信用卡消费部分，一审因为金额无法查清，要求孙凯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因孙凯未到庭，将不利法律后果加赋予上诉人身上，直接推定其与范萍恋爱期间的九张信用卡项目均系上诉人消费。上诉人认为，本人是否出庭，对能否查明这部分事实没有影响，该部分事实查清的关键点是信用卡的消费凭证上显示的使用人的签字情况。被上诉人对其主张上诉人使用范萍信用卡消费及具体消费数额这一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其必须也完全有条件向法庭出示这些签字回单。法庭为查明案件事实，亦可依被上诉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予以调取。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予纠正，查明案件真相。
三、一审判决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理解和适用错误。该条文的本意是“指证据已经穷尽而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时方能适用。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交含有实际使用人签名的信用卡消费凭证这一最关键的证据，查明这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并没有穷尽，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文要求上诉人必须到庭本身就是错误的，也就不能依据该条文直接将全部不利后果强加给上诉人。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于2015年11月9日到庭接受询问，当日，上诉人突发急性阑尾炎（有病史），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病历原件以证明这一情况（因上诉人疏忽未留存挂号单据），也通过委托代理人向主审法官请求再次安排开庭并保证到庭接受询问讲明案件事实。一审合议庭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中不予答复、不予安排，却于2016年2月26日直接下发判决。即便可将不利法律后果加赋予上诉人，该条文也仅给予原审“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权利，原审推定的事实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主张。判决书第五页载明：“本院认为，……确认了被告共向原告借款657000元的事实。……借款的来源，……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现金7万元；第二部分……直接转账给被告106800元；第三部分……范萍代其偿还信用卡欠款565716元，上述三部分款项共计742516元。”一审中被上诉人无论在起诉状还是整个庭审过程中，主张、声称的实际出借款（并非主张未偿还出借款）数额都是657000元，一审判决定被上诉人出借742516元，没有事实依据，从而使最终判决数额并未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所采用的“推定”逻辑的严重错误和对法律适用的严重偏颇。这种推定不仅不合法，还严重违背常理常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范作修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针对本案事实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案的发生不是因被上诉人为获取利息出借资金才与上诉人发生的一般民事借贷关系，而是上诉人以网上恋爱搞对象为名获取涉世不深范萍的钱财，被上诉人是为了追偿该款所发生的诉讼，所以我方认为钱是被骗，而不是出借。上诉人以不当手段获取范萍款项用于挥霍，其大部分都是被上诉人夫妇给女儿的和替女儿偿还的银行欠款。关于上诉人65.7万欠款的事实有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和还款承诺，包括如何偿还，还有录音证据为凭，上述证据都是经过双方认可后出具的，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其没有欠款事实存在，是绝对不会乱写借条和承诺还款书的。上诉人自知无力偿还欠款，在承诺中曾提及让家人帮助偿还大部分欠款，在2015年2月18日上诉人曾承诺过于2015年3月15日前先偿还15万，剩余50多万让家人代还，将上诉人家人还款承诺具体化，被上诉人曾多次向上诉人索款，上诉人对欠款的事实从未提出过异议。现被上诉人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上诉人对以前出具的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认为与法不容。上诉人是一个不讲诚信的人，其以各种手段获取他人钱财的事情不仅有被上诉人女儿一人，现在有证据证明还有另外四个因欠款多次作为被告被诉讼，其中有和农商银行借贷不还被列为不诚信的人的案例，也有类似本案以搞对象为名骗取女孩任姗24.6万被追偿的案件，这些事实有2014南商初字第70286号民事判决书、2014南商初字第30349号民事调解书、2014南民初字第70820号民事调解书、2014胶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等法律文书为凭。被上诉人认为从整个上诉理由来看，上诉人没有提出自己有证据证明其给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是假的，还款及如何还款的承诺书也是假的，与之相互印证的录音认可的上述欠款事实包括了欠款的数额也是假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出具的证据都是假的。而是要求二审法院帮助他查明，上诉人自认的65.7万挥霍去向让受害人来举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希望二审做出公正判决。有37984.24元一审没给我们认定是因为让我们举证，没有直接给付孙凯，是其他人付的，我们没有上诉并不代表对该事实的认可。
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户籍证明，证明范作修与范萍为父女关系，上诉人对此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
被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向其女儿银行账户还款的明细及还款凭证，及提取现金还款的部分证据，共计55万余元。
上诉人质证：被上诉人想要证明的事项是其父母替范萍的还款情况，而其提交的证据只是提款的凭证，显然不能证明相关款项取出后的实际去向。从其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及范萍的母亲，工资收入都不高，其应对主张的还款五六十万的资金来源作出说明。本案被上诉人在还款的时间以及范萍和孙凯恋爱关系上都自相矛盾，本案被上诉人在之前的诉讼中称写了欠条后帮助范萍进行还款。当庭否认范萍与上诉人3月、5月份出行的事实，并称已经与范萍进行核实。范萍自身的笔录相互矛盾，其称在2014年年底与上诉人分手，但又在2016年3月5日以恋人身份出游，自述相互矛盾。根据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说法，如果在感情上或社会阅历上是上诉人欺骗范萍，我们认为恰恰是范萍欺骗上诉人，被上诉人是离婚的。被上诉人代理人一直强调上诉人有很多的债务，认为上诉人是个骗子，经过一二审庭审，恰恰因为女方发现上诉人并非那么有钱，因此才出现逼迫其写欠条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得到法庭支持。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得到支持。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有大量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初的凭证，被上诉人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产生时间是2013年年年初至2014年年末。而在其主张的具体明细中，并非于主张的时间相互对应。范萍称工资交给父母，通过对帐花费很多钱，从其取款看，在2014年、2015年之前没有取过钱，因此不存在上诉人花费范萍钱的可能性。
被上诉人提交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八大峡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证明一份，证明：该证据与上诉人一审出具的借条、还款承诺、录音以及当庭法庭出示的范萍的调查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2015年3月20日，范萍与孙凯通过网络认识，借谈对象的名义数次骗取了人民币657000元，后到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要求追究上诉人刑事责任的事实。报案之后，经公安了解，上诉人欠款属实，上诉人已经确认欠报案人范萍65.7万的事实。同时证明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是其对所欠债务的真实反映，由于其认可打条及欠款事实，因此公安机关建议作为民事案件到法院索款。
上诉人质证：该份证明材料的出具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无出具人的身份情况信息。内容载明的所谓“本所经了解”，对了解途径没有说明。被上诉人想要通过该证据证明，借条是所欠债务的真实反映，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因为公安机关不是借条及借贷关系的真实性的认定机关，也未对该报案进行立案侦查，所有的内容是根据报案人自称，从内容上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上诉人提交2016年3月18日、5月11日，被上诉人的女儿范萍与在厦门、普陀山的照片。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女儿范萍在本案诉讼后，双方还保持恋爱关系。
本院就本案借款的相关事实及上诉人与范萍之间的关系，向范萍进行了调查。范萍称，我与孙凯以前有过恋爱关系，从2014年底我们分手了。范作修与孙凯之间的借款，实际是孙凯向我的借款，有四张借条。在2013年6月、2014年8月、还有一张是2014年年底（这张已被撕毁）、最后一张是一起换成我父亲的名字。孙凯写给我的借条，都是他以谈恋爱的名义以各种理由向我借的。因为当时欠银行和朋友的钱，银行找上门，电话打到我母亲手机上，我父母知道我有事情瞒着他们，那个期间我的压力特别大，欠银行和朋友的钱特别多也还不上，后来跟父母说了实话，后来父母把孙凯叫到家里，经过对账后写了第四张借条，并将以前给我出具的借条换成我父亲的名字。因当时欠款太多，还不上，还要帮我还。我父母从一开始就帮我还银行信用卡欠款，现在有票据的有四、五十万元，有些票据都找不到了，但孙凯写借条的钱都是父母还银行和朋友的钱。孙凯向我借款的钱，一开始是我的工资卡、现金的形式给他，因孙凯说他在人民银行是黑户，办不了信用卡，就让我陆续办了多张信用卡给他用。孙凯用我信用卡的消费，有一部分是我的消费的，我总共用过1万多元，有一张华夏银行的卡，用完后又给他了，还看病花过，是哪个卡记不清了，我们在对账时将这部分都扣除了。其余的都是他个人的消费。因我没结婚，工资收入都交给家里，欠银行信用卡的款项都是我父母给我还的。孙凯向我借钱，一开始，孙凯说他养过搅拌车，给别人送混凝土和沙石，还欠工地一部分混凝土钱和搅拌车司机的钱，第一笔钱是我从工资卡取的现金给他的，1.5万元，他说和朋友马克波开装修公司、他和朋友去旅游（普陀山）分两次给他的现金、还有其他的理由搅拌站欠他3、40万元工程款，要疏通关系多次向我借款等，总共现金7万多元，其他余的就是借用卡借款，他借款的理由很多。他信用卡消费有短信提示，还款提示。我那时太相信他了，他表现的很困难，我当时想结婚，他带我去拍婚纱照，看房子、酒席、家电等，我就帮他，结果越陷越深。2014年12月18日，在我父母和我与孙凯一起，因前面孙凯已经给我打了三张借条，我们一起把后面所产生欠款进行了对账，还有些小钱没有算，只计算了整数，出具了第四张借条。2016年3月18日、2016年5月11日我和孙凯去过厦门、普陀山旅游的事，是因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是为了哄着他还钱，他当时也说出去回来后就还钱。去厦门这一次，是因孙凯说去市南法院问丁法官，说判了61万元，已经到了执行局，让他到执行局处理，从厦门回来就去执行局还款。他说了没有做到。5月份，他说上诉与他无关，字不是他签的他没有参与，说整个官司都是他父母和律师一手操作，他什么都不知道，说从普陀山回来他就撤诉，但还是没有做到。在这个期间，他不间断的找我，因为这个事，我给父母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就幻想他能还钱，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我与他已经不是恋爱关系。父母没有参与我个人的感情生活。
上诉人质证：该调查笔录系证人证言，鉴于范萍与被上诉人之间也有利害关系，其作出的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意思表示，不应采纳。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出示了两人同游的照片后，被上诉人曾当庭向范萍落实后，表示照片是合成的，二人没有共同出游的情况。而在该份笔录中，范萍对两人共同出游的情形予以确认。因此，被上诉人对范萍与上诉人之间的感情或经济纠纷的事实并不掌握。其次，范萍证言中陈述的事项与事实不符。孙凯本人认为：我自2013年1月18日与范萍认识，至2016年5月18日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至于范作修起诉我的金额其实是我和范萍恋爱期间的共同消费，以及我用的一少部分，但我已经还到范萍的各个账户，共计三十万元左右。其实我和范萍是存在真实情感的，但是由于过高的消费带来了压力，她怕她的父母由此对我俩的交往带来困扰，所以就让我先去面对她的父母。写一份借条，第一是我是具有经济基础有偿还能力的，之所以现在用了这么多钱，其实是用于事业的投资，日后是会有盈利的，第二是为了证明我不会骗大家，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是我俩一起欺骗了大家，伤害了大家的感情。我之所以会去写欠条，就是为了能够和范萍在一起，之所以听她的指挥也是怕她回家难做，但我没想到会走到今天。当初我俩决定走这一步的时候，她的意思是只要能结婚能在一起，借条也都好处理了，当初我被爱情冲昏头脑就按她说的一步一步的做了。至于最近的两次旅游，不是我的主意，是她提出的，我俩去了一次普陀山一次厦门。机票是她从机场办理的，并非我骗她，出去玩的所有费用也都是我出的。被上诉人提及的我在银行曾经的欠款，这些我不否认。为了发展事业的借款我都还清了。但我没有借被上诉人的钱，所以不应该还。被上诉人曾让黑恶势力半夜上门骚扰破坏，我也都有物证和视频证明。这些年来我所有的消费都用于我俩的消费，加起来也有三四十万元。希望法院还原真相，给我一个清白。
被上诉人对范萍的陈述没有异议。通过范萍陈述的内容，可以证明上诉人上次庭审中向法庭的陈述是在说谎，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干预子女恋爱的情况。上诉人的陈述只是为了达到赖帐的目的，但因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范萍已经否认，足以说明对方在说谎。特别是在一审判决后，其仍然还用欺骗的手段制造证据，妄想欺骗法庭，改变欠款的事实，这是根本不成立的，同时证明范萍应上诉人见面的目的是知道了上诉人根本无力偿还本案的欠款，除了本案的欠款之外，其还有许多的债务，即四个法律文书。特别是在银行是不诚信的黑户。范萍见上诉人主动想要偿还该笔款项，且一再说本次上诉，其一概不知，都是别人一手操作的，还向范萍承诺，回来后马上撤诉，在此情况下，范萍为了减轻父母的忧虑才去作的这个事，实际上上诉人为了达到赖帐，对范萍又设下了骗局。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承担向被上诉人的还款责任。民间借贷中，借条是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关系的债权凭证。本案中，上诉人孙凯在与被上诉人范作修的女儿范萍恋爱期间，向范萍借款及使用范萍的信用卡产生了欠款，后因被上诉人参与了其女儿范萍与上诉人孙凯之间的债务纠纷，经双方协商，上诉人孙凯向被上诉人范作修出具了本案的四张借条，总金额为657000元。被上诉人范作修所提交部分代为还款的凭证，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偿还其女儿范萍信用卡的欠款，上诉人孙凯向被上诉人范作修出具借条，向被上诉人范作修履行对范萍的债务，不违反法律之规定，被上诉人范作修作为债权人主体适格。因此，本院对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借条是其与范萍共同消费的信用卡欠款，因想与范萍结婚，经与范萍协商而向被上诉人出具，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通过一、二审所调查的事实来看，存在上诉人孙凯曾向范萍出具过借条及其使用范萍的信用卡欠费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范萍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其所作的行为应具有辨识能力，其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范萍对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并不认可。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应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欠款的金额，上诉人认为，其所偿还的款项应从欠款中扣除。本院认为，上诉人向范萍所支付的199220元，该款项中有2000元支付到范萍招商银行尾号3856的储蓄卡、支付到范萍工商银行尾号4348账户中92500.24元、其母亲转款支付5000元、及上诉人向范萍支付1万元，合计109500.24元，原审判决中已扣除。其他款项均系上诉人向范萍的信用卡的还款，应是偿还本人的消费，不应列入所欠债务之中。上述款项除上诉人向范萍支付的1万元外，均发生在2014年12月1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出具的最后一张借条之前，双方在签订该借条时，应将该款项扣除。原审依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确定被上诉人的总债权额，然后进行扣减，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孙凯应向被上诉人履行还款义务。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56元，由上诉人孙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松云
代理审判员 麻 丽
代理审判员 刘昭阳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