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1994号
原告任国明，女。
委托代理人陈士连，男。
被告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
负责人黄来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亦亦，该单位员工。
委托代理人贾丽，上海市邮政公司员工。
原告任国明与被告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罗有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士连及被告委托代理人李亦亦、贾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国明诉称：原告原系被告所属翔殷路邮政支局的职工，于2008年1月退休。1992年至1993年期间，被告代原告购买并持有G公司发行的G股份法人股（现更名为H股，证券代码＊＊＊＊＊＊）167股，被告向原告出具持股凭证。但直至退休原告也未从被告处领到G公司分配的股东红利。为维护自身权益，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其代为收取的H股股权收益人民币100元（以下币种相同）。
被告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辩称：1992年、1993年时原告系上海市宝山区邮电局翔殷路邮电支局职工，上海市宝山区邮电局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的下属单位，G公司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控股的企业。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对下属所有邮电局（包括支局）的职工都配发数量一样的G股份法人股，由每个支局以福利的形式发放给包括原告在内的职工。因个人无法持有法人股，故原告名下的法人股一直由上海市宝山区邮电局下属企业宝山邮购公司代持，股权凭证则由工会负责发放。1992年9月11日，工会向原告发放G股份20股的持股凭证，1993年又分两次向原告发放140股和7股的持股凭证。因个人持有法人股不符合国家规定，1995年7月起，各区邮电局开始代G公司向职工回购G股份法人股，形式上则以宝山邮购公司来回购。通过配股和送股，宝山区邮电局下属职工所持有的法人股都是612股，以统一的2，754元总价来回购，而资金则是由宝山区邮电局来出资。原告主张的G股份法人股已经被回购，不存在收益的问题，且已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经审理，本院查明以下法律事实：
1、审理中，原告提交中国邮电工会上海市宝山区邮电局委员会出具G内部职工股增资配股交款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原告35元，折G内部职工股增资配股7股。
被告对前述交款收据无异议，另称：1992年的20股后被拆成200股，1993年又配140股并送272股，故原告名下的法人股数量是612股；回购时被告仅让原告签名确认已领取回购款，并未收回原告的持股凭证。
原告对被告所称其名下法人股数量612股无异议，但称其从未从被告处领取过红利，直到2013年5月大扫除时找到前述收据而去被告处核实情况时，被告才告知G法人股已经被回购，故应从2013年5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2、审理中，被告提交装订成册的一套“1995年度宝山区邮电局收购本局职工G股票签收清单”（包括一页封面、一页“G法人股收购情况表”、两页“433局G法人股退股名单”、五页签收单）及案外人王某等九人于2013年9月16日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以证明被告已代G公司回购了原告的全部G股份法人股，原告已领取回购款2，754元。前述“G法人股收购情况表”载明原认购单位名称为“宝山区邮电局邮购公司”，现收购单位名称为宝山区邮电局；“433局G法人股退股名单”上载明原告、王某、刘某、周某、沈某、赵某、曹某、盛某等职工姓名，金额均为2，754元；签收单上载明原告、王某、刘某、周某、沈某、赵某、曹某、盛某等职工的姓名、单位、“92年结存”、“93年配股、“送股”、“本次结存”等项目，其中单位处均注明“翔殷”，“92年结存”处注明200，“93年配股”处注明140，“送股”处注明272，“本次结存”处注明612，王某、刘某、周某、沈某、赵某均在其对应处签名，在原告对应处则签有“任国明”字样，曹某、盛某对应处由周某代签。书面证明材料主要内容为：翔殷路支局于1995-1996年期间、1999-2000年期间分两次对职工所持G股份进行回购，回购时支局通知了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职工。
被告表示：433局即原告当时所在的翔殷路支局；王某等九人是根据回忆作证，在具体年份上记得不太准确，但能证明被告进行过两次回购，且原告知晓回购的事情；在签收单上签名或加盖私章的就代表本人已领取或代他人领取回购款2，754元。
原告称因年代久远，故对签收单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询问原告是否对前述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并限期答复，后经本院释明原告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对签收单上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前述其他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也无异议，433局即原告当时所在的翔殷路支局，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实际回购了原告的G股份法人股及原告已领取2，754元回购款。
4、审理中，原告申请曹某、盛某、赵某、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曹某、盛某、赵某及朱某妻子唐某均曾系被告职工。
证人赵某、曹某、盛某均表示参加过G法人股的回购，但因年代久远已无法记清回购的具体时间。关于回购款的具体金额，赵某称至少几百元，但无法确认是否超过一千元，曹某称应该是几百元，应该不超过一千元，盛某称应该是几百元，肯定不超过一千元。
证人朱某称：证人妻子唐某在1991年生病后不再上班，唐某于1994年去世；2012年因家里装修找到一张宝山邮电局工会出具的收据，收据载明增配G法人股7股35元；为此证人持收据到被告处核实情况，但被告只称如果领过回购款应有签收凭证，但迟迟未予明确答复；后经过协商，双方同意以1，500元来解决此事，被告要求证人签名确认收到1，500元，但写明的收款则非法人股回购款；嗣后证人打听到被告之前曾以2，754元的价格回购过G法人股。
被告对原告证人所述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证人赵某、曹某、盛某均参加了1995年的第一次回购并已收到了回购款，唐某在回购前去世，故未列入回购名单，回购人员清单上的人员均已领取回购款2，754元。
5、审理中，被告提交史某等十四位证人的书面证言，书面证言主要内容为：1995年回购G法人股是宝山区邮电局的统一行动，当时所有职工都知晓，每个支局都是以签收单的方式办理回购手续。被告还申请王某、刘某、周某、沈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刘某、周某、沈某对被告提交的“1995年度宝山区邮电局收购本局职工G股票签收清单”均无异议，证人参加了1995年的G法人股回购，且都在签收单上签本人姓名或代他人签名，签名即代表签名者本人或其委托人同意回购并已收取回购款，回购款金额约两千多元，具体金额因年代久远记不清，当时的职工应该都知道回购的事情。
原告表示其对回购并不知情，王某等证人领取回购款不能证明原告也已领取了回购款。
以上事实可由G内部职工股增资配股交款收据、“1995年度宝山区邮电局收购本局职工G股票签收清单”（包括封面、“G法人股收购情况表”、“433局G法人股退股名单”、签收单）等书面证据，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作为原告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曾于1992年、1993年代原告及其他职工购买并持有G股份法人股，因此双方存在代持法人股的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作为受托方代原告及其他职工持有法人股，并行使有关股东权利。被告辩称已在1995年代G公司将原告名下的全部G股份法人股回购，并提交“1995年度宝山区邮电局收购本局职工G股票签收清单”（包括封面、“G法人股收购情况表”、“433局G法人股退股名单”、签收单）及王某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1995年度宝山区邮电局收购本局职工G股票签收清单”（封面）、“G法人股收购情况表”、“433局G法人股退股名单”、签收单与王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在1995年进行过针对原告在内的单位职工名下的G法人股的统一回购活动，回购价为2，754元的事实。原告本人及双方证人（朱某除外）均在签收单对应处签名，签收单注明法人股“本次结存”612，未注明回购价格，原告及其证人赵某表示在签收单上签名只是确认股权数量，并非已领取回购款，原告方证人还确认领取过回购款，但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实际领取到的回购款具体金额，被告方证人则表示在签收单上签名即为确认已领取回购款2，754元。本院认为，就被告是否已以2，754元的价格回购原告名下的G法人股这一事实，原、被告提交了相反的证据，但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而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证据，故根据证据规则，对被告的证据应予确认。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难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任国明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有敏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璐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
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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