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法定代表人杨俊，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王凯，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周兴权，该院医务科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某某。法定代理人蔡永红（系杜某某之母）。法定代理人杜德青（系杜某某之父）。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为与被上诉人杜某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3）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0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昊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明兵、邓宜华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6年8月31日6：30pm，产妇蔡永红（原告之母）因“孕9＋月，阴道流水1小时”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生产。涉案医务人员朱宇宁书写的“首次入院录”中记载：被告以“孕2产0孕40＋1周，宫内妊娠待产，胎膜早破”收治入院。既往有“甲肝”病史，有“左卵巢肿瘤（囊肿）病史（具体不详）。查体：神清，心肺正常，腹膨隆，双下肢不肿。产检示：宫高升1cm，腹围94cm，胎位ROA，胎心140次／分，先露头，浮，跨耻征阴性，骨盆外测量在正常范围。外院B超示“晚孕，头位，胎盘Ⅲ级，BPD9.9cm”。初步诊断：1、孕2产0孕40＋1周，宫内妊娠待产；2、胎膜早破。朱宇宁以经治医生与产妇及家人共同签署了《住院须知》。1996年8月31日8pm，朱宇宁书写的病程记录中，记录了产妇蔡永红当前的症状，并向家属交待病情：l、患者预产期已到，头高浮，B超示胎儿较大，但跨耻征阴性，骨盆外测量正常，有阴道试产条件，但在阴道试产中可能出现头位难产。2、剖宫产对毛毛相对安全，但术中术后可能出现麻醉意外、大出血、羊水栓塞、DIC、切口出血、感染等并发症，必要时需切除子宫。3、现破水3小时，无明显宫缩，若羊水继续外流，可能出现胎儿宫内窘迫，必要时仍需剖宫产结束分娩。望家属了解，选择分娩方式。“理解病情，要求等待”，有“龚家秀母亲”签字。9：45pm病程记录：患者现宫缩有加强，羊水无明显外流，胎心好，阴道检查示先露头，浮，-3，官颈管0.5cm，宫口松驰，宫口开大lcm。再次向家属交待病情，望慎重考虑，决定分娩方式。“要求阴道试产，如无异常，照此进行，中途如有变异，按另一方法进行”有“杜德青”签字。1996年9月1日6pm，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做病程记录：患者系孕40＋1周，破水3小时入院。查胎头高浮，胎心154次／分，家属要求阴道试产，于今日上午9am行催产素2.5U静滴后观察一天，现仍无进展，先露高浮，宫口开2.5cm，胎膜已破，胎心不规则。目前考虑阴道分娩有一定困难，需行剖宫产，但剖宫产可能术中出血，羊水栓塞，术后伤口感染，术后三年内需避孕等，请家属理解病情。另外患者同时合并左侧附件囊肿，阻塞先露下降，有剖宫产指征，术中需同时摘除囊肿，如打开腹腔后，见肿瘤呈恶性者，需要扩大手术范围，同时术后愈合差，摘除物需作病理切片检查，以明确诊断。1996年9月1日l0pm，医师胡友斌向患者家属交待病情：患者行催产素引产，产程无进展，先露高浮（-3→-4），宫口开大2.5cm，胎膜已破，胎心不规则，行剖宫产结束分娩，剖宫产对毛毛相对安全，不是100%保险，产妇损伤较大，可能出现术中大出血、羊水栓塞危及生命，以及术后伤口愈合不好须再次缝合。又患者合并卵巢囊肿，剖宫产同时行卵巢囊肿切除，如肿瘤为恶性，须扩大手术范围。望家属理解病情。“同意手术”，见“杜德青”签字。事后，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随医师胡友斌等人参与手术，并书写术后小结：患者系孕40＋1周，胎膜早破合并卵巢囊肿，于今日下午8pm在连硬麻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并卵巢囊肿摘除术，于8：40pm以左枕横位娩出一活女婴，评7分，5分钟评10分等。同时摘除左侧卵巢囊肿送病检。常规操作进行，手术顺利，麻醉效果好，术中出血约300ml，输液1500ml，尿量350ml，色清，术后血压14／9kpa，术毕病人安返病房。术后诊断：孕2产0孕40＋1周剖宫产一活女婴即原告杜某某；胎膜早破；左侧卵巢囊肿（畸胎瘤）。被告的新生婴儿记录：出生时间：1996年9月1日20时50分。性别：女，胎龄：40W，分娩方式：剖宫产，胎儿宫内情况：窘迫无、感染无、羊水污染无，Apgar评分：1分8分、5分10分，一般情况寻常。体格记录：体重3.9kg，身长52cm，皮肤红润；头部：塑形轻，颅骨重叠小，胎头水肿轻，血肿无；眼、耳鼻、口腔正常；心率120次／分，律齐；双肺呼吸音清；肝、脾未触及，四肢张力好，肛门无畸形，生殖器无畸形，其他无；印象：难产新生儿。出院志：一般情况：一般；脐带：已脱；皮肤：红润黄染轻；卡介苗：已种；心率120次／分，律齐；双肺呼吸音清；肝：未触及；四肢：张力好；体重3.9kg；诊断：正常新生儿。建议：出院母乳喂养。原审同时查明：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女，1992年11月18日在湖北省兴山县取得助产师资格。1997年3月5日，取得主治（管）医师任职资格。涉案时其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进修。涉案医务人员朱宇宁，女，于1995年6月30日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涉案时其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无卫生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记录。2002年-2003年，杜某某被送入宜昌市民政幼儿园，每月需支付康复、保育费及相应车费。2006年9月11日，杜某某之母与宜昌市博爱特殊孩子康复学校签订委托协议，委托该校对杜某某进行一年的教育训练，其每月需支付教育训练、生活费。原审另查明：2009年7月10日，经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对杜某某进行儿童智力测试，推定其为极重度智力低下（IQ＜20）。2009年9月23日，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为杜某某核发了残疾人证，即一级智力残疾。2010年3月1日，杜某某因“智能发育不全10年余”入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入院诊断：智能低下。经查：神志清楚，查体部分合作，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可，双侧鼻唇沟对称，颈软，双肺呼吸音可，无干湿罗音，心律齐，无杂音，腹软，无压痛，四肢肌力肌张力可。入院查肝肾功能电解质正常，血常规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45.1%，淋巴细胞百分比46.6%，头颅MRI未见明显异常，右侧下鼻甲肥大。2010年3月9日，出院诊断：智能低下原因待查：缺血缺氧性脑病？支付住院医疗费1274.62元。2010年5月14日，杜某某被送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查，其染色体检查报告单显示：记数30个细胞，染色体核型46，XX；尿有机酸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GC／MS）分析检测结果：本次检测尿中检出少量乙醇酸，马尿酸。未检出异常有机酸和其他增高有机酸，未检出异常氨基酸代谢产物。本次检测不支持筛查范围内的遗传代谢缺陷病；放射科检查报告（脑MRI）：脑室不大，对称，脑沟裂不宽，脑质内未见异常信号灶，中线结构无移位。为此，杜某某支付医疗费970.60元。2010年7月8日，杜某某之母蔡永红委托宜昌仁和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伤残等级鉴定，该所作出（2010）临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杜某某极重度智力低下的残疾程度为Ⅲ级。支付鉴定费600元。2010年7月29日，杜某某监护人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违反法律法规和诊疗常规，导致杜某某遭受损害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承担医疗过错损害赔偿责任。2011年11月30日，经双方选择，原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杜某某的出生过程中，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其智力残疾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作出（2011）法医临床1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中分析：1、被鉴定人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低下）之临床诊断成立。精神发育迟滞是由于出生前、出生时及出生后的发育阶段，大脑发育受到干扰，阻滞或损害的结果。其病因十分复杂，分为遗传性因素（遗传代谢异常、染色体畸变、颅脑畸形），母孕期有害因素（感染、药物及毒性物质、烟和酒、环境化学物质、X线照射等），对小儿发育的有害因素（如各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严重的颅脑外伤、各种原因引起的脑缺氧、核黄疸、后天不良心理社会因素）。根据现有送检病历资料分析，认为被鉴定人精神发育迟滞的病因可以排除遗传性因素及母孕期有害因素，但不能排除对小儿发育的有害因素。2、根据被鉴定人母亲蔡永红分娩的住院病历资料记载，其入院时有使用催产素引产的指征，引产前产检显示：宫缩不规律，宫口开大2cm，宫颈厚，胎先露“-3”，胎膜已破，胎心148次／分，但未记录是否见羊水流出及羊水的性状；产程记录显示整个催产素引产过程持续约9小时，但引产效果不佳，宫缩一直不规律，宫颈口无扩张，胎先露无明显下降，胎心持续在正常范围，但一直仍未记录羊水未流出量及羊水性状等情况，亦未见医生对产程进展进行评估及采取相应措施的记录，也未见与患者及家属谈话沟通的记录。因此，据此认为该院存在对被鉴定人母亲催产素引产过程中异常情况的发现及处理不是很及时的过错。另外，新生儿记录示1分钟Apgar评分8分，而剖宫产术后记录1分钟Apgar评分7分，两处记录不一致，表明该院亦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的过错。3、根据产程记录的记载，在被鉴定人母亲整个催产素引产过程中，胎心一直持续在正常范围（130-165次／分）；根据分娩记录显示，新生儿出生时Apgar评分为8-10分，羊水无污染。因此，无法认定新生儿（即被鉴定人）有胎儿宫内窘迫及缺血缺氧性脑病的证据。但医方在被鉴定人母亲催产素引产过程中，始终未记录是否见羊水流出及羊水性状等情况，存在催产素引产过中异常情况的发现与处理不是很及时的过错，且术后记录示新生儿出生时1钟的Apgar评分为7分，属轻度窒息，因此，难以完全排除被鉴定人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即不能完全排除被鉴定人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低下）与院方的医疗过错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即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杜某某出生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完全排除该过错与其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杜某某法定代理人为此支出鉴定费8000元。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经双方同意，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8日，向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出《关于鉴定人书面答复当事人质询的函》。该中心于2013年10月16日给予书面答复：一、关于第四部分分析说明第12页的异议的答复：精神发育迟滞的发生和多种生物学原因相关，如遗传因素、围生期及出生后的营养、外伤、大脑疾病及躯体疾病、婴幼儿期精神障碍、未成熟儿、不明有害因素等。总之，其发病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根据现有送检病历资料，被鉴定人只做了GC／MS检测，仅仅排除了几十种有机酸代谢病，是不能完全涵盖有可能导致精神发育迟滞的先天代谢性疾病，但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若要证明被鉴定人的精神发育迟滞与其他代谢疾病有关，建议医方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查。被鉴定人染色体检查结果正常，则表明其精神发育迟滞与遗传因素无关。二、关于第四部分分析说明第2、3项的异议答复：1、根据医院出示的产程记录显示：被鉴定人的母亲在催产素引产过程中，曾有胎心音不规则表现，按医疗规则，医方此时应行OCT试验，观察羊水流出量及性状，有条件时并行胎儿头皮血PH值测定，若羊水流出量较多，必要时行B超检查胎儿生物物理评分等手段来综合评估胎儿在目前的产程是否存在宫内窘迫情况，从而决定下一步应采取的分娩方式。但该院的病历记录未显示采取了上述任何一项措施，因此，可以认定医方在产程处理过程中对胎儿的评估存在问题。2、按医疗原则，催产素引产中，一定要依据宫缩调节催产素浓度。送检病历资料的产程记录显示：整个催产素引产过程持续约9-10小时，但引产效果不佳，宫缩一直不规律，宫颈口无扩张，胎先露无明显下降，胎心持续在正常范围，但一直仍未记录催产素的滴速及浓度情况，未见记录羊水流出量及羊水性状、未见医生对产程进展进行评估及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的记录，也未见与患者及家属谈话沟通的记录。因此，可以认定医方对被鉴定人母亲催产素引产过程中异常情况的发现及处理显得不是很及时，进而可以认定医方在整个产程处理中存在问题。3、剖宫产中只记录了羊水污染，但未具体记录羊水的量及性状，若产程中羊水量极少，也会影响胎儿的分娩过程及宫内缺氧情况。4、新生儿出生时Apgar评分7-10分，虽然不能诊断新生儿窒息，但可表明胎儿在宫内由缺氧的情况存在，且医院在产程中的处理存在问题与记录不详，这就不能完全排除宫内窘迫、新生儿窒息及其对被鉴定人出生后神经系统发育的影响。综上所述，被鉴定人杜某某的精神发育迟滞尚未发现遗传与代谢病的病因，但难以完全排除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即不能完全排除被鉴定人精神发育迟滞与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审认为：1、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之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是一年”，的起算，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即从权利人能行使请求权之日开始算起。本案中，虽然杜某某智力低下的客观事实已存在十年以上，但杜某某监护人直到2010年3月1日入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因诊断杜某某智能低下原因“缺血缺氧性脑病？”待查，并在进一步检查排除遗传代谢缺陷病后，才认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对其构成侵权，且2011年11月30日经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意见书后，尽管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该鉴定意见所认定的过错及存在因果关系有异议，但相对杜某某的监护人而言其才确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其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杜某某构成过错侵权。因此，杜某某在本案中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提出赔偿的请求，并未超过一年法定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本案是否构成医疗损害侵权的问题。医疗损害侵权的构成：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存在损害事实；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现结合双方的诉争进行以下分析：一、根据《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1981年2月22日）第八条医师任职基本条件的规定，其中一个条件为“大学本科毕业，见习一年期满”，而且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未经评审委员会评审或评审认定不符合任职条件者，任何单位或任何人不得聘任或任命其担任卫生技术职务”，即人员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同时，根据《》（1994年10月27日）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及《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1996年3月29日）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产前诊断。本案中，当时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为蔡永红进行产前检查的“医生朱宇宁”未经评审取得执业资格，亦无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因此，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这种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第“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规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即存在过错，法院予以确认。至于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当时即是助产师，其虽然参与了对杜某某之母行“剖宫产并卵巢囊肿摘除术”，但其是在医师的指导下工作，该行为符合医疗制度管理规定，杜某某称其亦属非法行医，法院不予确认。二、杜某某经剖宫产术左枕横位娩出，其系难产新生儿，1分钟Apgar评分7分，属轻度窒息，不能完全排除杜某某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现杜某某精神发育迟滞（智力低下）的诊断，得到相应检测资料的佐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杜某某此病症亦无异议，法院应予确认。尽管精神发育迟滞病因十分复杂，但其中新生儿窒息确为导致重度智力低下的病因之一。三、根据《》关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即应举证证明其医疗无过错、其医疗行为与杜某某的智力残疾无因果关系。本案审理中，经双方共同选择，本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进行了司法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经分析相关病检资料，认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杜某某出生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完全排除该过错与其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现杜某某表示接受该鉴定意见，而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虽对该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却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明显错误。同时，经双方同意，鉴定人就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质疑给予了书面答复，该书面答复仍然维持了原来的鉴定结论。综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对杜某某构成医疗损害侵权，结合医学理论及鉴定结论，对杜某某合法的赔偿请求，法院酌定由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承担90%的赔偿责任。3、本案损失的确认问题。根据《通则》第、《》第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杜某某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款项目为：（1）医疗费2245.22元、鉴定费8600元，费用支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提供了相应的票据佐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400元（50元×8天）、杜某某监护人误工费300元（50元×6天），计算标准符合规定，法院予以确认。（3）伤残赔偿金，杜某某的伤残程度为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即333440元（20840元×20年×80%）。（4）护理费，杜某某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一人长期护理，但护理期限依法确定不能超过二十年，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计算，即472480元（23624元／年×20年）。（5）杜某某监护人未提交支出住宿费的票据，而生活费也非本案赔偿范围，故杜某某主张生活费900元（150元／天×6天）、住宿费600元（100元／天×6天），法院不予确认。（6）交通费的支出应与处理本事件的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并结合所乘坐交通工具来确定，然而杜某某主张赔偿交通费560元（180元／次×2次＋200元），却未提交相应交通费票据，法院不予确认。（7）杜某某在幼儿园期间支付正常的保育费、交通费，属生活必需支出，依法不属医疗过错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同时，杜某某监护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长期对杜某某开展康复训练，支付了所诉数额的康复训练费用，故其主张小学、初中11年的康复费无有效证据证明，法院不予确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8）虽然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行为与杜某某的病情存在因果关系，但杜某某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不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故本着尊重健康权及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原则，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上所述，依据《》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第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付杜某某各项损失735718.70元。二、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付杜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驳回杜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5493元（杜某某已预交2552元），由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负担。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关于本案所涉医务人员的执业资格。我国执业医师法于1999年5月1日起实施，本案发生在1996年，当时并无执业医师一说。原审判决书第12页第7行所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中规定的“产前诊断”和本案中朱宇宁对杜某某的母亲蔡永红进行的“产前检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产前诊断是一个医疗行为，是需要具备医师资格的专业人员进行，而产前检查仅仅是产妇入院时对当时情况进行登记，并进行一些常规检测项目例如产妇心率等身体基本情况的检查，而这些检查按照当时的规定是可以由当事医生进行的。朱宇宁19**年6月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进入上诉人处从事医务工作，即使其当时未取得医师资格，身为实习医生，其对蔡永红进行产前检查也是符合规定的。原审混淆概念，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本案所涉鉴定。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1）法医临床1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本案中上诉人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及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该结论认为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完全排除该过错与被上诉人精神发育迟滞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上诉人对该鉴定结论有很大异议，并向法院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经法院通知，鉴定人并未出庭。后鉴定人员针对质疑向法院提交书面答复，鉴定人员仅再次将鉴定意见书中的观点进行了重复，并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该答复和鉴定意见一样，存在诸多医学常识方面的错误，上诉人在书面质疑上已经详细说明。原审称上诉人“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明显错误”，但实际上上诉人在原审时已提交了诸多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学专业教学书籍作为证据，书籍里载明的相关文章内容明确支持上诉人的观点，而原审在判决书中完全没有提及。3、关于本案事实。上述专业书籍都是由本案所涉医学科目的权威专家著述，也是目前国内相关医学科目的诊疗规范及教学用书，相关章节已明确说明：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原因明确，多为先天性代谢疾病、染色体疾病、中枢神经系统严重畸形等。绝大多数可以找到生物学病因。若因胎儿窒息导致缺血性脑病而致精神发育迟滞的，患儿均伴随有运动障碍。新生儿缺血性脑病不会导致患儿产生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后果。被上诉人目前的状况属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且没有运动障碍，这说明被上诉人目前的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原因很明确。而新生儿缺血性脑病不会导致患儿产生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后果，这就完全排除了上诉人医疗行为与其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何况被上诉人在出生后5分钟的Apgar评分已达满分10分，属完全正常，更没有因缺氧导致缺血性脑病因素的存在。这些专业论断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和被上诉人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请求：1、撤销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3）鄂伍家岗民初字第00156号民事判决；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妇产科学》（第8版）节选复印件5份，证明产前诊断的含义。被上诉人杜某某辩称：1、关于所涉医务人员的执业资格。医务人员是指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卫生技术人员。《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关于卫生技术人员的规定，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涉案医务人员朱宇宁当时未取得医师资格，其参与产妇蔡永红的产前诊断、诊疗等医疗活动，是违法的，涉案病历真实记录了其整个医疗活动，不能改变其违法行医的事实，且其过错行为已被鉴定专家所认定。同时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当时是在上诉人处进修，职务是助产士，上诉人将其作为主治医生，对杜某某出生时的整个产程进行诊断和诊疗，其对产妇蔡永红实施催产素静滴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助产士职责范围与执业范围，其医疗行为明显违法。原审对陈孝桂的违法行为没有认定，望二审法院予以认定。2、关于本案所涉鉴定。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同意，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8日，向湖北同济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出《关于鉴定人书面答复当事人质询的函》，该中心于2013年10月16日给予书面答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做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上诉人对该鉴定结论不服，提交了诸多医学书籍作为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观点非常明确，只对医学教材予以参考，对医学书籍不予认可，且上诉人提供的医学书籍观点断章取义，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医学文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该鉴定意见结论是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及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做出，鉴定程序合法，依据的病检等资料真实有效且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故该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3、关于本案的事实。被上诉人诉前在权威医疗机构检查已明确诊断，上诉人认为的病因如先天代谢性疾病、染色体疾病、中枢神经系统严重畸形等均已排除，且经鉴定机构专家鉴定，上述病因均已排除，认定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排除该过错与其智力残疾有一定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没有举出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杜某某的残疾是由先天因素造成的确凿证据，且上诉人的过错是客观的，其亦没有证据证明医疗行为与被上诉人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除未认定涉案医务人员陈孝桂非法行医的事实），司法鉴定程序合法，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出于不给政府增加负担的角度未提起上诉，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杜某某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杜某某对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提交的医学教材书籍复印件持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提交的医学书籍材料属节选内容的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一是本案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及所涉医务人员朱宇宁是否存在过错；二是能否将（2011）法医临床1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涉案医务人员朱宇宁当时无执业资格及相关技术考核证书，不属于法定的卫生技术人员，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使用该医生进行产前诊断检查等医疗活动，存在过错。故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选择，原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做出（2011）法医临床1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在被上诉人杜某某出生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完全排除该过错与其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有一定因果关系。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遂对上述意见提出质疑，经双方同意由原审法院书面致函，该鉴定中心亦出具书面答复意见。上述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未提供充分证据和理由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采信该鉴定结论认定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被上诉人的损害后果有一定因果关系而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94元，由上诉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昊代理审判员  王明兵代理审判员  邓宜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