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2民初31317号
原告：张江山，男，1985年6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香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文勇，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艳辉，女，196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北京市通州区。
原告张江山与被告赵艳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江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2、赵艳辉给付张江山自2015年9月11日至2015年12月8日止的租金67506.85元；3、本案诉讼费由赵艳辉承担。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4年7月11日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张江山将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号房屋中的239.7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出租给赵艳辉使用；每年租金为28万元，租金为一年一付，每年提前一个月支付下一年度租金。合同签订后，赵艳辉支付了一年的租金。在2015年8月11日该交下一年度租金时，张江山多次催要，赵艳辉一直未支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相关的诉讼请求。
赵艳辉辩称，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支付租金。张江山已与案外人凌某解除了租赁合同，现租赁房屋不属于张江山了，不能与赵艳辉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致使赵艳辉不能正常经营。同时，赵艳辉在张江山的电话通知下已将房屋租金交给了凌某。2015年冬，租赁房屋没有暖气，只能自己临时接，且屡次停电，经常跳闸，只能接隔壁的电。对于租期及租金问题，租期时间上应从10月1日起计算第二年房租，因一年的租金为27万多元，不到28万元，赵艳辉与张江山达成协议，租金算到月底，即9月30日。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针对张江山提交的证据：
本院作出的（2015）通民初字第1671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6711号判决书)，证明张江山与案外人凌某（以下简称凌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赵艳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认为并不知道张江山与凌某之间合同解除的日期，自己是在本案庭审中第一次看到该证据。经核实，该证据系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其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赵艳辉提交的证据：
1、凌某出具的收条，该证据拟证明赵艳辉已将本案诉请期间的房租交给了凌某。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赵小辉交来房租，转账两笔共计拾万元整，余下欠款等凌某和张江山合同正式解除后，从新签订合同时支付余款并正式生效。实际收款日期为10月1日和2日。”收条落款载有凌某的签名及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5日。经当庭询问，赵艳辉自述其别名为“赵小辉”，同时凌某也出庭作证认可收条的真实性及赵艳辉即为收条载明的“赵小辉”，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2、证人凌某的证人证言，证实赵艳辉在电话中征得张江山同意的情况下，已将本案诉请期间的房租给付了凌某。同时凌某还证实，凌某与张江山就涉案房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租赁合同关系现已解除，凌某收取赵艳辉的10万元租金包含在16711号判决书载明的张江山应支付给凌某的180万租金纠纷内。张江山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其认为赵艳辉对证人存在诱导，且证人与本案诉争的租金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倾向性，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综合案情认为，凌某作为其与张江山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与赵艳辉并无其他利害关系，且其证言证实赵艳辉在电话中征得张江山同意的情况下，收取赵艳辉10万元租赁费的事实，只会减少凌某向张江山主张租赁费的数额，影响其自身利益，但并不会对张江山的利益造成减损，故本院对凌某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3、张江山及刘纬出具的收条，拟证明张江山每次都是委托别人来收取房租，自己本人很少收房租的事实。张江山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赵艳辉交来房租90000（大写）仇万元整。吴世宝代收”，收条落款载有张江山的签名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11日；刘纬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赵艳辉房租款人民币50000（伍万整），北苑快餐店房子，中间人彭金萍”，收条落款载有刘纬的签名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12日。张江山认可上述收条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其认为自己虽曾委托刘纬代收房租，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凌某是经过张江山的委托而收取房租，且其中一张收条中载明的“吴世宝代收”文字并非张江山本人所写。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综合考虑。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12日，张江山与凌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向凌某承租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南路×号用房约3024建筑平方米用于商业经营。2014年7月11日，张江山与赵艳辉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赵艳辉从张江山处承租涉案房屋做商业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9月12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每年租金为28万，租赁面积为239.7建筑平方米，付款方式为年付，每次提前一个月支付下个年度租金。此外，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赵艳辉陆续将第一年的租金28万元交给张江山，其中部分租金依张江山要求由他人代为收取。2015年10月间，赵艳辉向凌某支付了涉案房屋的租金10万元。
另查，张江山出租给赵艳辉的涉案房屋系此前张江山从凌某处承租的部分房屋。2015年7月30日，凌某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张江山诉至本院，本院作出的16711号判决书判决，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5年12月8日解除，张江山给付凌某所欠房屋租金180万元。此后，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中约定，张江山给付凌某65万元，余款凌某放弃。
本院认为，就张江山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而言，其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为“在2015年8月11日该交下一年度租金时，张江山多次催要，赵艳辉一直未支付”，但鉴于当时张江山的出租人凌某已经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张江山起诉到本院，其与凌某之间的诉讼纠纷尚未解决，赵艳辉作为次承租人，完全有理由认定张江山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其拒绝交付租金给张江山的行为，是其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表现，该行为并无不当，故张江山以赵艳辉迟延给付租金为由主张合同解除，缺乏相关依据。但考虑到张江山与其上手出租人凌某的合同解除后，张江山与赵艳辉的租赁合同客观上已经无法履行，租赁合同的基础已经丧失，故本院认定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经于2015年12月8日解除。
就张江山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而言，本院认为其争议焦点系赵艳辉向凌某支付房屋租金的行为是否视为赵艳辉已经向张江山交纳了租金。首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房屋租金的支付方式作出严格约定，张江山认可其自赵艳辉处收到了第一年的房租，其中有两次是他人代为收取，可以看出，他人代收租金是张江山与赵艳辉的一个习惯做法；此外，从常理推断，如果没有张江山的电话指示，赵艳辉也不会轻易将10万元款项交给当时仍是张江山上手出租人的凌某。故赵艳辉将10万元房租交给凌某的行为并无不妥。其次，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请求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抗辩出租人合同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涉案房屋系承租人张江山从出租人凌某手中承租，继而转租给次承租人赵艳辉。赵艳辉向凌某给付10万元租金时，张江山尚欠凌某180万元租金没有支付，故赵艳辉向凌某支付租金的行为，亦可视为赵艳辉请求代张江山支付欠付的租金以抗辩凌某合同解除权的行为。该行为也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八条判决如下：
一、张江山与赵艳辉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解除；
二、驳回张江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88元，由张江山自行负担1438元（已交纳），由赵艳辉负担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光
人民陪审员 叶 宏
人民陪审员 谢国钧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