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10948号
原告其木格，女，1949年12月26日出生，蒙古族，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巴特尔，男，1972年1月24日出生，蒙古族，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苏日力格，男，1976年1月5日出生，蒙古族，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戎边，女，1970年9月11日出生，蒙古族，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锡宇，女，1977年6月2日出生，蒙古族，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戎边、锡宇委托代理人巴雅尔图，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
以上四原告委托代理人其木格，同原告其木格。
被告北京急救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项晓培，主任。
委托代理人曲桂珍，北京市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凯戎，北京市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与被告北京急救中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委托代理人兼原告其木格，原告苏日力格、戎边，被告北京急救中心委托代理人曲桂珍、王凯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诉称，原告其木格与王久元（于2013年7月27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4人，分别为本案原告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
2013年7月27日上午11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九区901楼地下室，案外人孙波对王久元、张某二人进行殴打，二人伤势十分严重且危急。当时王久元之女戎边马上给被告北京急救中心打电话求助，让被告紧急开两辆救护车、两个担架进行救治二人。5分钟后，被告却开了一辆救护车到现场，且救护车内只有一个担架，被告在未对王久元采取任何抢救措施的情况下，口头告知戎边，其父亲王久元已当场死亡。因被告只有一辆救护车，所以被告只对另外一个受害人进行救治，并未对王久元采取任何救治，也未将其送往医院。原告戎边无奈之下再次向被告呼救，在长达45钟后，被告才开来第二辆救护车，由于事发后被告未对王久元采取急救措施，导致其头部、蛛网膜一直流血不止，终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原告认为，被告并未在第一时间采取急救措施，被告所指派的工作人员未尽到相应的义务，没有第一时间提供车辆前往医院，因此导致王久元长时间流血而死亡，被告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万般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6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北京急救中心辩称，2013年7月27日中午12时6分，120急救中心调度室接到死者王久元女儿的呼救电话，称在劲松九区901楼地下室有两人被打伤，我中心立即安排南区Q58617号车组迅速前往，7分钟后到达案发地点。
急救医生首先看到其中一名老年女性倒地于招待所门外（后得知此伤者为招待所服务员），意识清醒，双目被利器扎入，视物不能；另一位伤者位于招待所地下室内，呈仰卧位，听诊双肺未及呼吸音，瞳孔单侧散大，颈动脉搏动消失，听诊心音消失。可见伤者头面部被锐器所伤，血肉模糊，严重变形，可见颅骨外露及凹陷，四肢及躯干可见散在大量伤口，周围有大量血迹及破碎的酒瓶，可闻到浓烈的酒精味。根据伤者体征及现场观察，伤者已无生命体征且无救治可能。
依据急救检伤分类原则，急救医生优先处理有生还希望的伤者，故将第一位老年女性伤者包扎处置后抬上救护车。此时110出警已到现场，急救医生一面向民警告知现场情况及死者情况，一面向120指挥中心汇报，建立绿色通道，紧急将另一伤者送往同仁医院。后120调度室再次派出救护车处理王久元死亡的善后事宜。
我方认为，在现场救治及后续处置过程中，被告的医疗救治行为符合规范，与死者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答辩意见如下：
一、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本案事件发生于2013年7月27日，急救医生现场确认王久元当场死亡，向家属告知并向警方通报，现其家属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
二、被告接到求救电话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到达指定地点，采取的措施及救治行为符合规范要求。
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电话求助时要求调两辆救护车、两个担架，被告却只派出一辆救护车。因此推论出“因被告只有一辆救护车，所以被告只对另外一个受害者进行救治，并未对王久元采取任何救治，也未将其送往医院”的诉讼主张。被告认为：该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被告在接到求助电话后派出一辆救护车的行为没有过错。众所周知，我国院前急救资源并未达到发达水平，需要合理分配和调度。电话中原告只称有两人受伤，在此情况下派出一辆救护车，根据现场情况及检伤分类原则进行合理调配的处置无误。在紧急情况下，即使两位伤者均需要救治或转运，一辆救护车也可以完成；其次，之所以未对死者进行救治，并非因为只有一辆救护车，而是死者已无生还希望。未将死者搬动，是因为事件涉及刑事犯罪，尸体需交警方处理，故急救医生在警方到达现场后交代现场情况及死者情况后，紧急救治有生还希望的伤者的行为符合规范要求。
三、急救医生根据体征及现场情况确认伤者王久元死亡已无救治希望，并建立绿色通道，积极救治伤者的行为符合规范，无过错，与王久元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院前急救是本着“先救命后治伤、先救急后救轻”的原则开展工作。在本案中，急救医生到达现场，根据现场人员描述，地下室伤者的伤情更为严重，于是在看过伤者张某后迅速赶往地下室查看伤者王久元。在确定王久元已无生命体征且头面部严重变形，肋骨凹陷，大量出血，已无生还希望的情况下，积极救治另一伤者。
被告派出的急救医生是具有急救医学专业执业资格的有资质的执业医师，其有资格、有能力在现场做出伤者已死亡的临床诊断。之所以放弃对王久元的抢救，是因为其具有放弃抢救的临床指征，即外伤后大量失血且颅骨严重变形或凹陷，证明其已死亡且无逆转的希望和可能，这是基本的医学常识。
故被告认为：死者王久元于案发现场当场死亡，死因明确且无救治希望，其死亡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四、本案因涉及刑事犯罪，有警方出具的尸体解剖鉴定和两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为证，案件事实清楚，责任人并非被告。
本案因涉及刑事犯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死者王久元进行了尸体解剖，认定“王久元符合被锐器打击头部，造成颅骨粉碎凹陷性骨折，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脑组织多发挫伤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也对此进行了更详尽的描述。另两级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均认定死者王久元为当场死亡，原告也在刑事判决中得到赔偿。原告曾就一审判决上诉，但从未对王久元当场死亡的认定提出异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被告的答辩主张：王久元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其颅骨严重粉碎性骨折、凹陷，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颅骨严重损伤，已无救治希望。
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凶杀案发生后，原告曾在对被告人孙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与本案相同的赔偿请求，并在上述案中予以支持。原告的部分合理诉求已经两级法院确认支持。故本案原告的诉求属于重复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综上，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院前急救的相关规范，没有过错，与王久元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惋惜，但希望原告节哀并理性维权，同时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其木格与王久元系夫妻关系，生育子女4人，即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
2013年7月27日12时许，被告人孙波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九区901楼底下一层的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招待所内，与被害人王久元因故发生争执，其间，孙波持酒瓶连续击打王久元头面部，致王久元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后孙波在北京呼和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招待所门口，又持酒瓶连续击打被害人张某头面部，经鉴定，张某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上述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
事件发生后，戎边于2013年7月27日12时06分拨打北京急救中心“120”急救电话，称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九区901楼地下室有两人被打伤，请求急救。12时15分许，北京急救中心救护车（南区Q58617号车组）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张晓朋（具有急救医学专业执业证书）对王久元进行检查，向戎边口头告知王久元已无生命体征、无抢救必要，医务人员对张某进行了处置并将其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后王久元家属再次拨打北京急救中心“120”急救电话，要求派救护车救治。12时53分，北京急救中心第二辆救护车（1824号车组）到达现场，医务人员是王波，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内容如下：来电主诉（来电判断）：外伤约1小时；病情估计：中；患者姓名：王久元；病情：车到已死亡；初步印象：开放性颅脑外伤，右前臂皮肤裂伤，临床死亡；现病史：患者约1小时被人打伤头部、右前臂，致其出血，意识不清，故呼叫120，车组人员到达现场后地面有大量血迹，患者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形等电位图形；体格检查：体位平卧，神智丧失，瞳孔左无，右3.0mm，对光反射丧失，呼吸音消失，心音消失，腹部软，肌力丧失；专科检查：外伤部位（颅脑，四肢），外伤类型（开放性），局部伤情：患者左侧面部、头部畸形，颅骨凹陷，并有出血，右侧肘关节内侧可见一横形伤口出血已止；辅助检查：心电图等电位图形。北京急救中心院外病情知情同意书记载：患者约1小时前被人打伤，致其头面部严重畸形，右臂肘关节内有一横形伤口，车组人员到达现场后患者心跳呼吸已停止，心电图等电位现状，已临床死亡，并告知警察，尸体由警察处理。下方有苏日力格的签字。
2013年8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年7月27日11时56分，我所接到110报警称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九区呼和招待所有两人打架，我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核实情况，“120”正在现场对一名女子（张某）进行救治，后民警对急救人员进行询问，急救人员答复民警，在招待所的地下室还有一名男子（王久元）受伤，但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确认已经死亡。现场急救人员称要尽快对受伤女子（张某）进行救治，于是将张某抬上救护车，迅速离开，现场急救人员未向民警出示心电图，口头答复民警受伤男子（王久元）已无生命体征，确认死亡。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王久元符合被钝器打击头面部，造成颅骨粉碎凹陷性骨折、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脑组织多发挫伤，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2、其所受损伤，玻璃器物（酒瓶类）多次打击可以形成。
2014年4月1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和张某分别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要求被告人孙波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某、住宿费、垫付医疗费、停业损失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0万元。2014年9月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孙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罪尚未执行完毕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零三天、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二、被告人孙波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暨被告人孙波的法定代理人孙常国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丧葬费、交某、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一万一千元。三、被告人孙波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暨被告人孙波的法定代理人孙常国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某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十九万元。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对附带民事部分判决不服，被告人孙波的法定代理人孙常国对刑事部分判决不服，分别提出上诉。2014年12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一、准许孙常国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刑事部分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驳回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的上诉，维持原审附带民事部分判决。
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表示不申请对北京急救中心院前急救诊疗行为与王久元死亡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4）三中刑初字第003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4）高刑终字第4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情况说明、鉴定意见通知书、死亡证明书、院前病案记录、知情同意书、执业证书、任务流水统计日报表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久元因孙波的不法侵害造成身体受伤，经公安机关鉴定，鉴定意见为王久元符合被钝器打击头面部，造成颅骨粉碎凹陷性骨折、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脑组织多发挫伤，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事件发生后，北京急救中心接到王久元家属拨打的急救电话后，派救护车及时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对王久元进行了检查，确认王久元已无生命体征，生效的法律文书亦认定王久元当场死亡。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表示不申请对北京急救中心院前急救诊疗行为与王久元死亡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故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要求北京急救中心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八百元，由原告其木格、巴特尔、苏日力格、戎边、锡宇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建
人民陪审员 李海黎
人民陪审员 徐燕秋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