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42号2105房。
法定代表人：陈荣备。
委托代理人：王爱平，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冠雄，男，197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江永潜，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因被上诉人钟冠雄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辩证，并查明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9月1日，钟冠雄为出借人与富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荣备为借款人、富邦公司以及广东兆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保证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约定陈荣备向钟冠雄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借款期间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借款由富邦公司、广东兆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钟冠雄于当日向陈荣备出借1000万元，后双方于2015年9月21日签署《补充协议》，明确钟冠雄收取富邦公司交付的支票86张，金额8070290元，该等支票作为上述借款1000万元的担保，如富邦公司、陈荣备未能按约定还清借款，应按年息24%支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因陈荣备未能依约还清借款，双方于2015年10月29日签署《还款计划书》就剩余欠款作出计划，约定2015年10月29日还款本金50万元；2015年11月10日还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11月25日还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12月10日还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12月25日还款本金962670元，利息15万元于2015年12月25日与最后一期本金一起归还。但陈荣备亦未完全按《还款计划书》履行，并于2015年11月25日还款50万元后未再还款。期间，钟冠雄于2015年10月23日及10月29日共向富邦公司返还支票15张，涉及金额合计1043660元。后钟冠雄将上述未返还的部分支票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经营者钟天桂和广州市狮岭庆丰皮革商店经营者陈有银等案外人，再由案外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索出票人或向付款银行兑现到期支票的取得票据金额，其中，钟冠雄已兑现票据金额为137431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钟冠雄转让的支票除部分向付款银行兑付成功外，部分支票遭付款银行退票，部分支票未到提示付款日期，而部分支票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向出票人追索票据责任的案件，除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起诉出票人深圳市惠创快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2016）粤0307民初6849号达成民事调解涉及支票金额723380元外，其余尚在一审或二审审理中，没有相关法律文书生效确认的情况。此外，根据富邦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回单记载显示，陈荣备从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已累计向钟冠雄还款8337330元。
富邦公司主张至其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已知钟冠雄已累计处分了总金额为671660元的支票；至本案开庭审理其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之日，已知钟冠雄已累计处分了总金额4965170元的支票，还不包括其尚未知情的部分，且钟冠雄也是在陆续不断的兑现到期涉案票据或通过诉讼方式起诉出票人取得票据金额。富邦公司认为根据其已向钟冠雄累计还款8337330元的情况，加上钟冠雄实际尚持有的票据金额7532960元（富邦公司庭审中表示根据钟冠雄返还支票的情况，就钟冠雄实际尚持有的票据金额可能减少），减去根据其借款情况应偿还并已偿还的本息10576482.11元（其中包括应付利息576482.11元），钟冠雄实际多受偿其款项5293807.89元，钟冠雄因此构成不当得利，富邦公司要求钟冠雄返还而向原审法院起诉成讼。
原审诉讼中，富邦公司提供担保向原审法院申请查封钟冠雄价值2297177.89元的财产，原审法院经审查作出（2016）粤0114民初4537-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担保人广州市花都瑞泰五金饰品有限公司所有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村田心路工贸小区的房产，并额度冻结钟冠雄银行存款2297177.89元。
富邦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钟冠雄向富邦公司返还多收取的2297177.89元，并以上述款项为本金按年息24%自起诉之日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2.钟冠雄返还剩余支票（详见附件清单）；3.钟冠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庭审中，富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钟冠雄向富邦公司返还5293807.89元，并以上述款项为本金按年息24%自起诉之日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钟冠雄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1日，富邦公司向钟冠雄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双方约定年利率为24%。作为担保，富邦公司向钟冠雄交付了总金额为8070290元的支票，共86张。钟冠雄在接受了富邦公司移交的上述支票之后，未经富邦公司同意，擅自处理了其中部分支票，主要处理方式是：1、将部分支票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经营者钟天桂和广州市狮岭庆丰皮革商店经营者陈有银等第三人，第三人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索出票人，以取得票据金额。2、将部分支票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经营者钟天桂和广州市狮岭庆丰皮革商店经营者陈有银等第三人，第三人再向付款银行兑现到期支票，以取得票据金额。截止富邦公司向法院起诉之日，富邦公司已知钟冠雄已累计处分了总金额为671660元的支票；截止富邦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之日，富邦公司已知钟冠雄已累计处分了总金额4965170元的支票；这还不包括富邦公司尚未知情的部分。事实上钟冠雄也是在陆续不断的兑现到期涉案票据或通过诉讼方式起诉出票人取得票据金额。
富邦公司认为，钟冠雄虽然合法持有富邦公司移交的支票，但涉案支票仅仅是作为富邦公司向钟冠雄借款质押所用，钟冠雄并无权直接处分涉案票据。现如今，钟冠雄径直处分了涉案票据，导致钟冠雄实际多受偿了富邦公司的款项，构成了不当得利。富邦公司有权依法要求钟冠雄返还多受偿的款项及剩余票据，但鉴于即便是在富邦公司起诉之后，钟冠雄仍不断处分票据，最终导致即便富邦公司在本案中胜诉，已无法取回涉案票据，判决也无法得到实质的执行；涉案票据基本都已到期可以兑现，富邦公司根本无法也来不及向钟冠雄追讨回涉案票据。扣除富邦公司应付本息10576482.11元（其中利息576482.11元），钟冠雄实际上相当于多受偿了富邦公司的款项5293807.89元。
钟冠雄在原审答辩称：请求驳回富邦公司诉请并由富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1、富邦公司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作为债务担保人负有担保责任，富邦公司不但没有履行担保义务向钟冠雄偿还欠款，而且还通过各种行为阻挠钟冠雄正当行使债务追偿权利。如在有关深圳瀚博电子有限公司的案件中，富邦公司在将深圳瀚博电子有限公司出具的票据交付钟冠雄后，又与深圳瀚博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调解，恶意串通由深圳瀚博电子有限公司将富邦公司所取得的支票基础合同关系债务予以确认，直接交付给富邦公司。而对于钟冠雄的所依据票据权利向深圳瀚博电子有限公司行使追索权，则又置之不理。2、富邦公司、钟冠雄于2015年10月29日经过对账其中签有还款计划书，确认债务人欠款本金是4462640元，并协商达成还款计划，约定相应具体的还款时间，但富邦公司和借款人不但没有按照计划还款，而且在钟冠雄持支票向富邦公司要求履行担保手续时置之不理，不予兑换新的支票，也不协助钟冠雄向支票的出票人行使追索权，反而阻挠钟冠雄兑现支票以实现债权，钟冠雄无奈之下只能通过法律行为，耗费大量时间以及经济成本，通过多种途径向支票出票人进行追索，经过数个月追偿只收到几十万元，仍有近200万元没有收回，并不是富邦公司所述多收了钱。3、支票是富邦公司和债务人陈荣备交给钟冠雄的，但当时双方约定如果到期不能清偿债务，钟冠雄可以处置支票用以实现债权，在支票金额到账后扣减相应债权，所以钟冠雄在支票到期后，并且向富邦公司要求付款后得不到实现债权后，对部分到期支票进行处置，但是支票到期并不等于富邦公司支付了款项，债权债务的消失要以金钱给付为准，在钟冠雄没有收齐涉案的债务前富邦公司与钟冠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债务没有清偿的情况下，钟冠雄作为权利人处置支票实现自己权利完全合理合法，富邦公司要求钟冠雄返还金额于法于理无据。
富邦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银行汇款凭证14张、支票签收凭证（共涉及86张支票）、补充协议，证明钟冠雄共计接收富邦公司8970290元的支票以及陈荣备与钟冠雄之间1000万元借款发生、偿还以及担保情况。补充证据：1.若干判决书、法院开庭传票、起诉状，证明钟冠雄将部分支票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庆丰皮革商店经营者陈有银等第三人，第三人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索出票人，以取得票据金额的事实，其中涉及诉讼的金额为3590860元。2、涉案部分票据兑付银行回单，证明钟冠雄将部分支票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庆丰皮革商店经营者陈有银第三人，第三人再向付款银行兑现到期支票，以取得票据金额1374310元的事实。其余票据不知钟冠雄作何处理，无法掌握。
钟冠雄为证明其抗辩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借款担保合同、还款计划书，证明富邦公司与借款人陈荣备及担保人钟冠雄借款情况以及2015年10月29日双方对账，并签订还款计划。2.支票签收凭证，证明钟冠雄交回15张支票给富邦公司。3.支票31张，拒付通知书共31份，证明富邦公司的支票被退票的事实。4.富邦公司上诉状，证明富邦公司阻挠钟冠雄收款的事实。5.民事调解书1份、民事判决书3份、民事上诉状2份，证明富邦公司与深圳瀚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钟冠雄利益的事实。6.民事裁定书5份，证明富邦公司拖延诉讼程序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富邦公司的起诉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其认为就陈荣备向钟冠雄借款1000万元，其已还款加上钟冠雄持有的其交付的支票金额，已超过其应偿还的借款本息，钟冠雄因此构成不当得利。基于此，认定钟冠雄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富邦公司诉请钟冠雄返还5293807.89元及利息有无事实依据，应从富邦公司已还款情况，钟冠雄持有富邦公司交付的支票能否认定为富邦公司已还款以及还款金额，陈荣备借款应还本息三方面予以综合认定。
首先，富邦公司主张其已向钟冠雄累计还款8337330元，但其据以主张的证据仅能证明陈荣备从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向钟冠雄还款8337330元，其作为陈荣备向钟冠雄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现并无证据证明其就还款责任承担了连带偿还责任；其次，富邦公司以其向钟冠雄交付的支票金额减去钟冠雄已返还的支票金额，并就剩余支票金额直接作为其已偿还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根据双方的约定，上述支票为借款的质押担保，在借款人陈荣备未依约还款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规定，钟冠雄作为债权人有权就质押财产即支票行使优先受偿权，而且根据双方的举证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钟冠雄处分或持有的票据（合计金额应为：8070290元-1043660元=7026630元）中，钟冠雄获得兑付的支票金额为1374310元，而涉及民事诉讼的支票金额为3590860元，遭退票或未到期等的支票金额应为2061460元，现涉及民事诉讼的支票除其中达成调解涉及票据金额723380元外，其余尚在一审或二审中，相关权利人或钟冠雄能否实现票据权利，从而实现债权并未确定，而就遭退票或未到期等的支票，钟冠雄显然也未能实现债权，基于支票的特殊属性，钟冠雄是否行使票据权利或行使票据权利能否实现也不确定，因此该等支票金额不能直接认定为富邦公司已偿还的金额。由上分析，富邦公司主张已向钟冠雄还款以及以钟冠雄尚持有的其交付的支票金额直接作为其已偿还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退一步分析，即便认定陈荣备向钟冠雄偿还的8337330元是陈荣备作为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富邦公司偿还，加上钟冠雄已对兑现的支票金额1374310元以及经民事诉讼调解涉及的支票金额723380元，富邦公司共向钟冠雄还款金额为10435020元，尚不足富邦公司自身计算所得应偿还的本息金额10576482.11元。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富邦公司主张钟冠雄构成不当得利，诉请钟冠雄返还5293807.89元及利息，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富邦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251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0178元，由富邦公司负担；管辖异议费100元，由钟冠雄负担。
判后，富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混淆权利主体、认定事实有误。两个案外人能否实现票据权利，与本案并无关联，也非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查明钟冠雄将案涉票据转让给案外人，既然钟冠雄是将票据“转让”给案外人，而不是“赠与”，那么在转让过程中必然存在有对价，也就是说钟冠雄在转让案涉票据时，其已经是在兑现票据，从而实现债权了。钟冠雄可以优先受偿并不代表可以擅自处分作为案涉债权债务质押物的案涉票据，但既然钟冠雄擅自处分了案涉票据，那么应当视为其默认案涉票据的价值所在。其处分多少金额的票据，即应当视为其受偿了多少金额的款项。二、一审法院认定清偿数额有误。案涉债务中陈荣备本来就是借款人，而富邦公司是担保人，因此无论8337330元是陈荣备个人归还，还是陈荣备作为富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富邦公司偿还，富邦公司只需要在尚欠的款项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截止富邦公司上诉之日，已知钟冠雄兑现或转让了富邦公司金额为5213150元的票据，不排除钟冠雄已经处分了剩余金额1813480元的票据，只是富邦公司尚不知情，而且这种可能性极高。据此，富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钟冠雄返还多受偿富邦公司的款项4787477.89元，并以上述款项为本金按年息24%自起诉之日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3、判令钟冠雄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钟冠雄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富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1，佛山馨贤公司盖章确认的支付凭证打印件及顺德巨佳公司付款凭证的打印件，拟证明本案在一审开庭后，佛山馨贤公司及顺德巨佳公司向案外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和广州市狮岭庆丰皮革商店兑付402990元，我方漏计了两笔31000元，实际佛山馨贤公司及顺德巨佳公司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和广州市狮岭庆丰皮革商店兑付的票据金额是464990元。证据2，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向深圳市永铭包装印刷公司主张权利的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钟冠雄将票据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该判决书判决认定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享有的债务总金额为465000元，执行情况不明。证据3，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对惠州安明成电子有限公司提起相关票据诉讼的相关资料（复印件），拟证明钟冠雄在诉讼中将票据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该案起诉的金额是247980元，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将富邦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该案现还未出判决。我方认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取得胜诉是必然的，因为票据已经背书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证据4，深圳惠创快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惠创公司网上转账记录的打印件），拟证明一审判决确认的民事诉讼调解涉及的支票金额为723380元，至于为何实际转账金额是713080元，富邦公司代理人表示不清楚。
钟冠雄质证认为：对证据1佛山馨贤公司盖章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他转账因为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2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与诉讼请求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这几件案目前都在上诉中。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与诉讼请求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钟冠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1，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执8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原件、复印件）；证据2，法院的公告（原件、复印件）；证据3，上诉人为深圳市永铭包装印刷公司六个案件的上诉状（原件、复印件），拟证明钟冠雄的合法债权没有得到实现。
富邦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016）粤0306执853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申请执行人是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并非钟冠雄，裁定书只是载明本案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新的财产线索，皮革行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即皮革行的债权并无消灭。钟冠雄将票据转给皮革行已经获取相应的对价，根据富邦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一（5522号判决书）第六页第四行钟冠雄在该案称其欠皮革行100万元货款故将支票作为货款支付，即钟冠雄已经取得相应的票据对价。对证据2公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恰恰证明钟冠雄将票据转让给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该皮革行通过诉讼主张票据权利。证据3深圳市永铭包装印刷公司的上诉状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代理人从法律人的角度理解，这种票据纠纷应当会维持原判，所以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雄和远皮革行不会因为深圳市永铭包装印刷公司上诉而丧失票据权利。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富邦公司虽提交了一系列新证据主张钟冠雄已经受偿了涉案票据金额，但其所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或者打印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且钟冠雄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在本案中难以采纳。富邦公司主张已向钟冠雄还款以及以钟冠雄尚持有的其交付的支票金额直接作为其已偿还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对富邦公司关于钟冠雄返还5293807.89元及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涉案质押票据所引发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关权利人可依法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5100元，由上诉人广东富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丹
审判员 邹群慧
审判员 黄小迪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嘉慧
邱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