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年长民四初第00069号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南关区。法定代表人：孔磊，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程晓燕。被告：佳木斯绿谷米业有限公司。住所：佳木斯郊区。法定代表人：姚吉庭，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黄德志，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姚吉庭，男，1967年12月13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托代理人：黄德志，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贸易公司）诉被告佳木斯绿谷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谷米业）、姚吉庭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1月5日第一次开庭，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晓燕，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的委托代理人黄德志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3月14日第二次开庭，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程晓燕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诉称：一、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被告绿谷米业之间存在《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关系，2013年11月21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被告绿谷米业签订了编号为JLHF-CG-LS2013057号《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以下简称“代收代储合同”），约定由被告绿谷米业在产地按照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要求代收购农产品，并委托其存储代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的农产品。代收代储产品数量暂定5000吨，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甲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分时段、分批次下达含有具体产品收购数量、质量价格的《收购指令确认单》给乙方（被告），乙方根据市场情况及操作能力决定是否接受《收购指令确认单》要求，经双方签章确认的《收购指令确认单》作为代收代储业务的有效依据”。二、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甲方）对代收的库存水稻拥有所有权，被告绿谷米业（乙方）负有保管义务，2013年11月和12月，双方签署了编�分别为JLHL-CG-SD1310057和JLHL-CG-SD1312026两份《收到指令确认单》约定由被告绿谷米业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水稻5000吨，被告绿谷米业根据上述《收购指令确认单》共计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水稻5000余吨，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按照《代收代储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收购价款。《代收代储合同》第七条1款约定，“当日代购入库后的产品由乙方负责仓储保管，双方以《收购日报表》上当日截明的品种、数量、质量标准等信息作为甲乙方货权入库保管的交接依据”。第5款约定“甲方享有存储产品的绝对所有权，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交接确认存储的全部产品所有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乙方不得擅自处理。甲方货权项下存储在乙方的产品不受乙方任何纠纷及债权债务关系影响，任何第三方案那无权扣押和影响甲方对货物的控制权，否则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三、被告绿谷米业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至2014年3月4日，被告绿谷米业以代储方身份签署的《库存确认函》显示，截止至2014年3月4日，其代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保管的水稻共计剩余4262.30吨，货物完好无损。2014年5月5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总部人员巡查被告仓库时，发现由被告绿谷米业保管的存放在仓库中的4262.30吨水稻不知去向。根据双方合同，上述水稻由被告绿谷米业代为储存，存货出库必须凭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盖章确认的《流向表》或《出库单》方可办理。而被告绿谷米业在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代购代储合同》项下的存储、保管义务，致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存储的价值人民币12786900元的4262.30吨水稻不知去向，应当按照合同的法律规定承担赔偿甲方全部损失的责任。四、被告绿谷米业应当承担违约金。《代收代储合同》第十条约定，如被告绿谷米业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应当按照违约部分金额20%承担违约金，故被告绿谷米业应当承担全部货物损失的20%的违约金，合计人民币2557380元。综上所述，被告绿谷米业违反了《代收代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造成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交付其存储保管的巨额货物不知去向，被告绿谷米业应当按照上述合同和法律的规定，承担赔偿全部经济损失的责任并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被告姚吉庭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应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否则，被告姚吉庭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谭某某直接实施了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所有的水稻擅自处分的行为。因此谭某某也应作为共同被告，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遂起诉，要�：1.判令被告绿谷米业赔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水稻损失12786900元；2.判令被告绿谷米业承担违约金2557380元；3.判令姚吉庭、谭某某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被告绿谷米业、姚吉庭、谭某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后谭某某因合同诈骗被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遂将对谭某某的告诉撤回，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并认为被告绿谷米业在谭某某合同诈骗案件中，擅自出借本公司银行账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具《粮食产品收购日报表》，配合申请人巡查库房等一系列行为导致谭某某合同诈骗得逞，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被告绿谷米业应承担因合同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庭审中，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诉讼请求明确为：1.判令被告绿谷米业赔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水稻损失12370330元；2.判令姚吉庭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绿谷米业、姚吉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被告绿谷米业答辩称：一、被告绿谷米业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据以立案的合同是伪造的，贵院应依法移送本案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谭某某冒用被告绿谷米业名义，使用虚假公章与辉隆贸易公司签订了《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该伪造的合同上约定由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因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对被告绿谷米业没有约束力，其约定的管辖内容也是无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合同系伪造的没有合同履行地，因此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按照《民事诉讼法》第36条�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虽然两审法院都驳回了被告绿谷米业的管辖权异议，但均是在谭某某刑事案件判决前作出的，现在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贵院立案的依据是伪造的，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二、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要求违约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没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因此不存在违约及违约赔偿问题。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三、刑事诉讼已经判令谭某某退赔12780330元，谭某某有林地、林权证和其他财产可以依法强制执行、除非案件终结执行，否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无权再向被告绿谷米业主张权利。四、被告绿谷米业主观上无过错。被告绿谷米业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出具过任何证明。谭某某伪造被告绿谷米业印鉴，骗取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信任。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汇款在先，被告绿谷米业开具增值税发票在后，开具发票行为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货款被骗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12年收粮时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将款直接汇给谭某某，此时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并没有与被告绿谷米业签订收粮合同，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副总姚某笔录体现，谭某某告诉他找到一家经营粮食的公司叫被告绿谷米业，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我公司通过谭某某在中间联系。可见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对谭某某系个人身份是明知的，而不是把谭某某当成被告绿谷米业的工作人员。被告绿谷米业被谭某某欺骗，称收购水稻卖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被告绿谷米业按谭某某的要求开具了购货人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绿谷米业法定代表人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判刑，被告绿谷米业也是受害人。但开具发票的行为在后，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货款被骗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12年和2013年的发票均是虚开的，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据此抵扣了税款259余万元，法院发现违法线索应当通知税务机关责令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补缴。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从未与被告绿谷米业联系收粮事宜，被告绿谷米业以为汇入的收粮款谭某某有支配权。2013年收购粮食时谭某某将款通过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汇入被告绿谷米业账户，实践中指令第三方汇款很正常，被告绿谷米业以为谭某某对货款有支配权。谭某某以市场价格不好为由，要求被告绿谷米业将款转入谭某某个人账户，待粮食价格好时再收。因为收粮业务始终与谭某某联系，谭某某也确实把款汇入了被告绿谷米业账户，因此按其要求分四次将款转入谭某某个人账户，共计1491390元，另支付现金66430元，全部汇款均转给了谭某某。五、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自身存在严重过错没有审查谭某某提供的手续真伪，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没有任何人与被告绿谷米业进行过联系，谭某某提供的进行传真指令和报表的联系电话0454-863****，打114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知道该电话是佳木斯理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电话，不是被告绿谷米业的电话。谭某某伪造的2012年销售粮食给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佳富公司、2013年销售粮食给黑龙江垦农种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均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开具普通发票，这种发票不能抵扣税款，而且购货方没有要，仍在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手中。上百万元的税款不抵扣这对粮食企业是不可想象的，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作为具有粮食销售资质的公司，应当预料到不合常理交易下隐藏的谭某某的犯罪动机，但仍然让其全权负责粮食购销业务，导致货款损失。《收购日报表》上谭某某以被告绿谷米业公司财务报表人及经理签字，而被告绿谷米业公司财务负责人及经理均与签字人名字对不上，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也是明知的，因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提供的伪造的合同上附件就有被告绿谷米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面有被告绿谷米业的法定代表人姚吉庭的名字。没有派人对收粮行为和库存状况进行监管，负责进销存储管理业务的程建英证实，应当看到日报表后，与现场业务员联系确认库存和质量后才付款，但公司人员不足没有派人。上级公司安徽瑞丰化肥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胡某在2012年谭某某欠1600吨水稻款时，亲自来检查，没有见到被告绿谷米业负责人，被谭某某领着指认虚假库存，物流部经理田某某证实谭某某随身带着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这些不符合�识的行为没有引起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重视。田某某在2014年2月来佳木斯检查，仍没有见被告绿谷米业负责人，也没有见垦农公司负责人，更没有做货权确认。当时就发现短库了，没有深查。业务员车义通没有确认盘点的水稻及种子的所有权，后期连库存都看不了，也没有及时向公司汇报。买粮卖粮均委托谭某某负责，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副总姚某对每次公司或上级检查库存均向谭某某通风报信，致使其诈骗得逞并将赃款挥霍。2013年谭某某将2200000元归还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并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讲明了收购的粮食被其拉走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只是要求谭某某尽快还款，在谭某某没有实际行动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才于2014年5月7日电话报案。六、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付款方式及金额不符合交易习惯，可以证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是将款出借给谭某某，收取高额利息。�告辉隆贸易公司既委托谭某某收粮，又委托其卖粮，只提供资金，粮食购销完全交给谭某某完成。谭某某提供的合同约定，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预付部分资金作为代收粮食预付款，实际上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没有支付；实践中没有支付预付款，凭什么要求粮食企业帮你收粮、拿什么收粮。辉隆贸易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所以不存在收粮问题。2013年11月按粮食收购指令确认单应完成2000吨任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应支付收粮款600万元，应在收到《收购日报表》后拨付相应已确认的收购资金，在11月共计四份《收购日报表》，收粮共1971.3吨，11月25日体现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应支付5913900元，而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只于当日支付4473900元，差144万元；2013年12月按粮食收购指令确认单应完成3000吨任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应支付收粮款900万元，应在收到《收购日报表》后拨付相应已确认的�购资金，在12月共计五份《收购日报表》，收粮4040吨，收购金额为1212万元，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在12月共计五次拨款，共计拨款1044万元，差168万元，两个月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欠粮款312万元，未见拨付。可见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不是按收购数量支付收粮款的，而是按谭某某的需要支付借款资金的。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始终未验收收购的粮食，也未检查存储情况，不符合交易习惯。可见其真实行为不是收粮而是借款给谭某某个人用于收粮。七、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诉讼金额有误。谭某某用诈骗来的赃款归还2012年的债务335万元应从诈骗损失金额中扣除，因2012年购销不涉及诈骗，只是谭某某欠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粮款；谭某某交到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处200万保证金应当扣除；谭某某到案后返还赃款41万元应扣除；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谭某某以购买姚某父亲房子为名向姚某汇款共计21万元，而此时姚某尚欠谭某某26万元，属诈骗的赃款应予追缴；谭某某妻子孔某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上级公司汇款20万元用于还款应扣除。被告姚吉庭答辩意见与被告绿谷米业一致。为证实其主张，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如下：证据一：《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证明：2013年11月21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被告绿谷米业签订《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约定由被告绿谷米业在佳木斯按照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要求代收购农产品，并委托其存储保管代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的农产品。代收代储产品数量暂定5000吨。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真实性不清楚，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已经由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是伪造的，被告绿谷米业从未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过农产品代收合同。证据二：《收购指令确认单》。证明：2013年11月、12月，双方签署了编号分别为JLHL-CG-SD1310057和JLHL-CG-SD1312062两份《收购指令确认单》，约定由被告绿谷米业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水稻5000吨。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真实性不清楚，我们单位从未在其上盖过章，没有传真到被告绿谷米业。证据三：《粮食产品收购日报表》。证明：2013年11月21日至12月11日，被告绿谷米业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共同签署出具了《粮食产品收购日报表》作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方货权入库保管的交接依据，9份报表中显示共计入库水稻5000余吨，在报表中，谭某某作为被告绿谷米业的“经理”签字，并加盖了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在此表中袁某某、谭某某均不是被告绿谷米业人员，谭某某更不是被告绿谷米业经理，传真件可以作为证据，但是接收方与发出方必须与收件单位是一致的，这个传真号不是被告绿谷米业的传真，被告绿谷米业从未收到或发出过上述传真件。证据四：银行支付凭证。证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针对收购指令当中，委托被告绿谷米业收购的水稻支付了全部收购款合计人民币14980330元。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绿谷米业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但被告绿谷米业认为该款系谭某某指定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支付的，款项所有人系谭某某。证据五：《库存确认函》。证�：至2014年3月4日被告绿谷米业以代储方身份签署的《库存确认函》显示，截止2014年3月4日其代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保管的水稻共计4262.30吨，货物完好无损，姚吉庭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文件上签字。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章和签字都是伪造的。证据六：姚吉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刑事判决书。证明：姚吉庭受谭某某利益诱惑，为谭某某在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实施的合同诈骗案件中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汇入被告绿谷米业的1200万余元水稻款全部交给谭某某。上述行为直接导致谭某某合同诈骗既遂，正是因为姚吉庭在谭某某合同诈骗中违法为其提供协助，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才使谭某某合同诈骗案既遂，导致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在�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现场巡检过程中，被告绿谷米业和姚吉庭均给谭某某提供方便，让谭某某引领人员到达被告绿谷米业仓库，确认粮食存储于被告仓库，其行为构成了谭某某合同诈骗不可或缺的条件。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绿谷米业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在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汇款之后，虚开发票不是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汇款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被谭某某诈骗在先，被告绿谷米业法定代表人姚吉庭虚开行为已经受到了刑事制裁，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从来没有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巡库提供任何方便，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接触。证据七：谭某某合同诈骗罪刑事判决书�证明：谭某某采取私刻公章、假冒签名等手段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代收代储合同，骗取水稻款12786900元，谭某某诈骗利用的是公司账户所骗赃款，是被告绿谷米业协助其在被告绿谷米业的账户中提取现金，即被告绿谷米业对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所遭受经济损失应与谭某某共同承担责任。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已证明谭某某冒用被告绿谷米业名使用虚假公章骗取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货款，判决书没有认定被告绿谷米业在诈骗中有协助行为，判决书判定谭某某退赔原告辉隆贸易公司12780330元，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对于谭某某的退赔行为没有充分执行，损失数额尚不确定，无权起诉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证据八：被告绿谷米业工商登记档案两页。证明�被告绿谷米业是姚吉庭个人一人投资的公司。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共同质证称：没有异议。证据九：2012年12月12日—12月31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支付给被告绿谷米业记账截屏。证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被告绿谷米业在2012年12月就有业务往来，记账凭证显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曾分批支付给被告绿谷米业预付水稻款，正是基于上述正常贸易往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才充分信任被告绿谷米业，在2013年11月再次与绿谷公司签订农产品代收代储合同，被告绿谷米业出借资质、账号、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正是利用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基于以前合作关系的信任，直接导致谭某某合同诈骗行为得逞，绿谷公司依法应该承担民事责任。证据十：2012年12月26日被告绿谷米业给�告辉隆贸易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2年12月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在与被告绿谷米业贸易往来过程中就收到过被告绿谷米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绿谷米业开具发票行为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充分信任合作关系，此行为是谭某某合同诈骗得逞的重要因素，故被告绿谷米业和姚吉庭应该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证据十一：执行裁定书。证明：2016年2月2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了（2016）黑08执字第19号执行裁定书，因谭某某无资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证据九至证据十一，被告绿谷米业及姚吉庭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进行质证。绿谷米业及姚吉庭提供的证据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如下：证据一：银行进账单四份、收条两份，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证明：谭某某以水稻价格变动为由，欺骗被告绿谷米业向谭某某汇款1491390元，并支付现金66430元，全部汇款均转给了谭某某。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观点、内容有异议。这组证据证明被告绿谷米业在收到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辉隆贸易公司所支付的水稻款14980330元之后，将谭某某骗取的全部款项交给了谭某某，没有这种款项转付行为，谭某某的合同诈骗行为无法得逞，故被告绿谷米业应与谭某某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二：购买水稻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被告绿谷米业与谭某某个人发生的购买水稻业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有异议，证据本身证明了姚吉庭与谭某某就谭某�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有合议，这份协议书是为了实施从被告绿谷米业处将1498万余元诈骗款项转移给谭某某而签署的虚假法律文件，需要说明的是该文件所记载的购买水稻事实未被公安部门认定，公安以及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姚吉庭及被告绿谷米业将谭某某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处骗得的款项14980330元转移给了谭某某，造成谭某某合同诈骗行为得逞。证据三：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谭某某冒用被告绿谷米业名义，使用虚假公章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合同，骗取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货款。判令谭某某退赔原告辉隆贸易公司12780330元。证据四：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2015）郊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绿谷米业法定代表人姚吉庭受谭某某欺骗，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以姚吉庭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共计2508559元，应依法补缴。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1.针对谭某某的刑事判决书，这份判决书能证明谭某某的犯罪行为与被告绿谷米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被告绿谷米业提供企业名称、企业账号、并配合谭某某将诈骗所得从绿谷账号中转出，才造成了谭某某诈骗行为得逞，故被告绿谷米业应当与谭某某共同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2.针对姚吉庭的刑事判决书，正是因为姚吉庭作为被告绿谷米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在谭某某针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合同诈骗行为过程中提供诸如库房、发票等一系列协助行为，才造成了谭某某犯罪行为得逞，故姚吉�应当与谭某某共同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五：佳木斯理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网页资料一份。证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之传真往来各种合同、日报表、确认单的电话号0454-863****与被告绿谷米业无关。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绿谷米业配合谭某某实施犯罪行为，当然不会用本单位的电话号。证据六：（1）谭某某笔录两份。证明：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交了保证金200万。应从所欠货款中扣除，每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巡库前姚某都事先打电话给他。（2）姚某的笔录四份。证明：谭某某要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公司做水稻业务，姚某告诉谭某某公司不与个人做业务，过了一段谭某某找到一家叫绿谷米业的公司�我公司通过谭某某在中间联系。姚某明知谭某某不是被告的员工，向谭某某借款30万元，没有借据；2013年没有派现场监督员，就在日报表上替王亚文签字，然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汇款。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谭某某向姚某个人账户分两次转款21万元；谭某某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提供了林地证。林权评估报告、个人资产报告。表明谭某某有财产承债。（3）田春明笔录一份。证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到被告绿谷米业却与被告绿谷米业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交流，谭某某随身携带公章，在U型库查看后盖在库存确认函上，没有考虑货权问题。（4）程建英笔录一份。证明：看到日报表后，与现场业务员联系确认确实收到那些粮食后，才报到上级公司请款，通过0454-8632455这个电话，传真往来各种合同、日报表、确认单。（5）车义通笔录一份。证明：与谭某某盘点水稻种子时，没有确认属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是他的工作失误；应当看收购种子合同；粮食收购日报表不能证明水稻种子是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收购的，应当由业务员核实水稻种子确实已经入库了，公司才能汇款。（6）孔丹笔录一份。证明：谭某某让她跟原告辉隆贸易公司领导说，还款期快到了，能不能拿一块林地做抵押，再签一份还款协议行不行，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杨总说：公司拿钱是让他收粮的，怎么还不上了呢？可见谭某某说的是还款，而不是收粮；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称是拿钱让谭某某收粮而不是让被告绿谷米业收粮，双方意思表示是一致的，谭某某以收粮为名向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借款，而不是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向被告绿谷米业购粮。（7）欧丹丹笔录一份。证明：2012年销售给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佳富公司、2013年销售黑龙江垦农种业有限公司粮食业务，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均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开具普通发票，这种发票不能抵扣税款，而且购货方没有要，仍在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手中，不符合交易习惯。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质证称：所有证人证言都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为准。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的内容：1.对于本案谭某某和姚吉庭的犯罪事实应当以人民法院对二人的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为准，询问笔录未被法院认可的部分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使用。2.关于增值税发票的问题与本案无关。3.对于田春明笔录中的第二页倒数7、8行，其作为公司巡检人员进行巡检时，抵达的就是被告绿谷米业的办公室，且记录了谭某某在被告绿谷米业办公室自由出入，造成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人员认为谭某某是被告绿谷米业工作人员的假象，与被告绿谷米业有联系，加上谭某某随身带着公章、原告�隆贸易公司款项转入被告绿谷米业账号，被告绿谷米业为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这一系列行为足以让原告辉隆贸易公司认为是在与被告绿谷米业做生意。经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11月21日，谭某某（因合同诈骗罪已判刑）利用其伪造的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姚吉庭签名，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代收代储合同》。谭某某带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到被告绿谷米业的办公室，并巡查存放在被告绿谷米业外其他仓库的水稻。在谭某某将虚假粮食产品收购日报表传真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之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将水稻款14980330元汇入被告绿谷米业账户，被告绿谷米业的法定代表人姚吉庭将此款全部转交给谭某某，并依谭某某指示给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2014年5月5日，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发现其委托收购的水稻灭失，便找到谭某某及被告绿谷米业，得知被骗后，向佳木斯经侦部门报案。并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绿谷米业赔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水稻损失12786900元；2.判令被告绿谷米业承担违约金2557380元；3.判令姚吉庭、谭某某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后因佳木斯公安局对谭某某合同诈骗立案侦查，本案中止审理。2015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判决：“一、谭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责令谭某某退赔辉隆贸易公司人民币12780330元。”2015年5月15日姚吉庭因虚开本案增值税发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2015）郊刑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判决：“姚吉庭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本案在谭某某及姚吉庭刑事判决后，恢复审理。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撤回对谭某某的起诉，并在庭审中放弃部分诉求，明确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绿谷米业赔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水稻损失12370330元；2.判令姚吉庭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律师代理费。另查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谭某某签订《代收代储合同》过程中所用传真号，不是被告绿谷米业的电话号。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工作人员姚某与谭某某为同学关系，谭某某曾在2012年末以被告绿谷米业名义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过收粮合同。2013年12月18日，姚吉庭与谭某某签订《购买水稻协议书》，约定谭某某在姚吉庭处购买水稻5000吨，每吨3000元。该协议书被公安机关扣押，但未做认定。被告绿谷米业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4年8月6日作出（2014）长民管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绿谷米业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绿谷米业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被告绿谷米业工商登记显示该公司为股东一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姚吉庭系被告绿谷米业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庭审中，其未举证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分开列账。再查明：黑龙江省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8执字第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本次执行程�终结，待发现谭某某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可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绿谷米业应否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数额的问题。（一）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与被告绿谷米业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即，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具有订立合同的共同意思表示，并作出有效的要约、承诺时，双方之间才能成立合同关系。在本案的《代收代储合同》中，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已经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认定为谭某某伪造，被告绿谷米业并未作出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签订代收代储粮�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亦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故被告绿谷米业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二）被告绿谷米业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数额一节。被告绿谷米业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根据被告绿谷米业在谭某某实施诈骗犯罪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担赔偿责任。”被告绿谷米业在与辉隆贸易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多次收取辉隆贸易公司的汇款，并虚开增值税发票，而且放任并非其工作人员的谭某某、姚春江等人进入其办公场所。上述行为导致辉隆贸易公司错误的以为与其形成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就是被告绿谷米业，在此过程中，被告绿谷米业的行为存在过错。辉隆贸易公司亦系基于向被告绿谷米业汇款、收取其开具的发票产生了对谭某某诈骗行为的错误信任，被告绿谷米业的上述过错与辉隆贸易公司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绿谷米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绿谷米业抗辩其收取货款系依据与谭某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仅有一份未被公安机关认定的《收购水稻协议书》，证据不足，且姚吉庭被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已经对姚吉庭系在�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而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定，故被告绿谷米业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至于被告绿谷米业认为谭某某与原告辉隆贸易公司之间系借款关系，而非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其该项抗辩不予支持。但是，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既未对谭某某是否为被告绿谷米业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核实，又未对签订合同往来传真号码归属地进行甄别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对私刻的被告绿谷米业的公章、伪造的签字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多次巡库检查均未发现不是被告绿谷米业的仓库，其自身行为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过错，也应对本案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认定被告绿谷米业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实际损失承担50%为宜。被告绿谷米业虽然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损失的数额提出异议，但因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实际损失数额为12780330元，谭某某已经退赔410000元，原告辉隆贸易公司实际损失数额为12370330元，被告绿谷米业对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数额提出的抗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被告绿谷米业应在6185165元（12370330元/2）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同时，鉴于黑龙江省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已经责令谭某某退赔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经济损失，故该案实际退赔数额应当在本案执行中扣减。二、关于姚吉庭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姚�庭不能提供其与被告绿谷米业资产分离的证据，且其对被告绿谷米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异议，故姚吉庭应对被告绿谷米业赔偿原告辉隆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管辖问题。因二被告已经针对管辖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并经过本院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已经终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关于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虽然现在本案涉及的合同被认定为谭某某伪造，导致管辖确定的依据发生变化，但基于管辖恒定、程序安定的原则，不能因为管辖确定的依据发生变化而改变管辖法院。故二被告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佳木斯绿谷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赔偿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损失6390165元(黑龙江省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2015）佳刑二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实际追缴谭某某非法所得并退赔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的数额，在执行中予以扣减)；二、被告姚吉庭对佳木斯被告绿谷米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021.9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01021.98元，由被告佳木斯被告绿谷米业有限公司、姚吉庭负担53010.99元，原告吉林辉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8010.9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召银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