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初字第12341号原告黄贵莲，女，1936年7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欣（原告黄贵莲之女），基本情况同原告王欣。委托代理人王萍（原告黄贵莲之女），基本情况同原告王欣。原告王欣，女，1972年4月3日出生。原告王萍，女，1977年12月15日出生。被告北京急救中心，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号。法定代表人项晓培，主任。委托代理人王立，男，该中心职员，住址同单位地址。委托代理人王凯戎，北京市言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号。法定代表人姜保国，院长。委托代理人周钧，男，该院干部，住址同单位地址。委托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贵莲、王欣、王萍与被告北京急救中心（以下简称急救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王欣、王萍，急救中心之委托代理人王立、王凯戎，人民医院之委托代理人周钧、崔振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贵莲、王欣、王萍诉称，2012年12月3日晚，原告之亲属王x发生咳嗽，有些轻微呼吸困难。原告王欣（王x之女）立即通过电话向急救中心求助。急救中心严重违反院前急救相关规定，严重延迟到达患者家中时间。到达患者家中后，仅给患者做了心电图，在患者明显有心跳波形的情况下，不积极进行任何急救以及常规治疗，只说只能转诊治疗。在此情形下，原告要求将患者送往人民医院。在运送患者途中，急救中心也未进行任何治疗。到达人民医院后，该院仅给患者进行吸痰，便盲目轻信急救中心言词，未做最起码的心电图等常规检查措施，未进行任何抢救措施，直接宣告死亡。急救中心伪造、隐匿病历，违反诊疗规范，对患者不实施救治，到达患者家中的医生无行医资质。人民医院隐匿病历，违反诊疗常规和程序，未对患者进行积极救治，亦存在非法行医问题。由于两被告的严重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亲属死亡的后果，给原告带来难以弥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以下损失：1、医药费69元；2、丧葬费32058元（按照2014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3、死亡赔偿金219550元（按照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计算5年）；4、因诉讼发生的交通费2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考虑患者亲属目睹整个过程，被告的过错直接导致死亡后果，被告伪造、隐匿病历给亲属造成二次伤害）。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急救中心辩称，2012年12月3日零时37分我中心接到家属电话，0点38分下达指令，0点39分车出发，到达现场的时间是0点50分。车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据家属提供的病史，应家属要求将患者送到人民医院太平间，并与人民医院进行了交接。在整个派车及送至人民医院的过程中我中心没有过错，与患者死亡没有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人民医院辩称，2012年12月3日急救中心将患者送到我院，当时患者已经死亡，家属仅要求吸痰。我院没有违反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根据武汉市xx派出所证明所载，患者王x（以下简称患者），1933年10月22日出生；原告黄贵莲系患者之妻；该二人共育有二女，即本案原告王欣、王萍。根据《死亡医学证明书》所载，患者于2012年12月3日死亡。2012年12月3日凌晨，原告王欣因患者发生病情，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中心派送救护车及医务人员至患者家中。医务人员在患者家中对其进行心电图检查，认为患者呼吸、心跳已停止，按照家属要求将患者送至人民医院。当日患者经人民医院宣告死亡。急救中心向本院提供了《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签有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记录时间的心电图资料1份、急救中心收费收据、急救费用明细清单以及《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用）》。《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主要记载以下内容：时间为2012年12月3日，来电时间为0:37，接令时间为0:38,出发时间为0:39，到现场时间为0:50，离现场时间为1:12，到目的地时间为1:18，完成任务时间为2：10，来电主诉/来电判断为呼吸困难。病情为1（车到已死亡），救治为3（拒绝救治），疗效为4（未治疗），辅助检查为1（心电图）。初步印象为：肺部感染？脑出血后遗症，冠心病，高血压病2级。简要病史为：患者近3天来出现咳嗽、咳痰，痰为白色粘稠样痰，量多，每日约咳出50毫升，无发热，家属给予口服某药物（具体不详）未见好转。30分钟前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随之呼吸停止，家属呼叫120求助。既往病史中，心脏病、高血压病均勾选“有”，其他病史为：1年前患“脑出血”，在北大人民医院及展览路医院住院治疗（具体不详），遗留肢体活动受限，卧床。体格检查中，BPPRHR均为0，瞳孔左、右均为5.0mm，浅昏迷勾选“丧失”，对光反射勾选“消失”，肺：呼吸运动消失、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辅助检查中，心电图记载室性停搏，另一份心电图交1（医院）。随访记录/特殊说明记载，家属为阜外医院工作人员，拒绝抢救，不需开具死亡证明，要求送北大人民医院急诊。医生签名为“杨x”。《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记载告知时间为2012年12月3日1时12分，内容中分别勾选5（车到患者呼吸、心跳已停止，患者委托人不同意进行现场救治）、7（其他：要求送北医急诊），内容下端记载为：医生已告知患者病情，我知晓并坚持上述5、7（5、7为手写）项要求。患者签名处有原告王萍签字，医生签名处有杨x签字。急救中心称该份知情同意书系在救护车到达人民医院门口附近签署的。心电图记载患者心跳呈直线，记录时间为2012年12月3日0:53:33。急救中心收费收据、急救费用明细清单记载心电图收费24元，数额为“2”。《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用）》记载送达患者时间为2012年12月3日1：18，送达医院为北大人民医院，初步印象为肺部感染，病情判断为死亡，体格检查中BP、P、R、HR均为0，神志勾选“意识丧失”，心电图勾选“有”、“交”，一般治疗内容书写“家属拒绝”，分别由杨x及人民医院接诊医务人员签字。原告不认可上述病历资料的真实性，认为《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所有时间，包括心电图的时间均系造假。为此原告提供了经公证的原告王欣手机电话通话清单凭证等证据，用以证实上述时间与真实时间存在矛盾。此外原告对急救中心提供的病历资料中，医生、护士签字，家属拒绝治疗和救治，患者病史，体格检查，随访记录等内容均不认可真实性，认为急救中心对患者职业、年龄造假，并认为根据急救中心收费收据、急救费用明细清单记载共有2份心电图，尚有1份显示有心动的心电图被急救中心隐匿；杨x没有执业资格，签字无效；护士郭x仅取得执业资格3个月，经验严重不足，并提供北京市执业医师与医疗机构查询表等证据。原告认为，《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尽管为原告王萍所签，但系患者到达人民医院后，杨x医生让家属签署，且当时内容为空白。《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用）》中的送达时间、病情判断、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内容原告认为均系造假。急救中心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关于《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患者的年龄、职业、既往病史记录与本案无关，而且在当时急救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进行核实。血压在既往病史中有记录，是家属提供的。并非说家属放弃治疗，只是说家属不同意在现场进行救治，有家属签字。另外，人民医院开具的患者死亡医学证明上已经写明来院已经死亡。关于心电图的时间，可能与真实时间有误差，但不能否认其真实性。如果另有一份心电图，则按照《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用）》的记载，应该交给了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关于救治过程中的时间问题，急救中心提交了派往救治患者的救护车轨迹图、救治当日任务流水统计日报表、原告王欣拨打急救中心报警电话的录音光盘及整理的文字资料、珠海市xx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及该公司介绍、2012年12月2日22时至2012年12月3日2点电话流水表、救护车轨迹回放图、患者家所在位置截图等证据。急救中心称上述证据可证实以下内容：原告王欣当时拨打120电话的时间及内容；急救中心120指挥调度系统通过GPS授时设备自动获取GPS时间信息，救护车上安装的车载信息终端也采用GPS授时，而电话通信网内设备的时钟与120系统的时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导致《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时间与原告提供的通话记录中的北京时间有误差；由于原告家楼号排列无序，导致救护车到达时耗费时间。关于医务人员资质问题，急救中心提供了杨x医师执业证复印件，记载其执业地点为丰台右安门医院，执业范围为内科，执业类别为临床。原告对急救中心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急救中心提供的用以证实时间点误差问题的证据，互相存在矛盾，且与病历记录的时间也存在矛盾。急救中心的录音来源不合法，而且被剪辑。通过急救中心提交的电话流水表，上面体现通话有2个，现在录音只有1个。电话流水表上也写呼吸困难，但是录音中根本没有体现。人民医院对原告、急救中心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异议，并向本院提供了应患者家属要求于2013年2月15日凌晨给家属抄写的电子病历抄录内容，抄写于《急诊病人记录表》中。该表的内容为：按2012年12月3日医生工作站电子病历系统抄录。2012年12月3日01:43，主诉：来时已死，要求吸痰。现病史：由120送来，来时已死，要求吸痰。人民医院称当时接诊医生是高x和杜x，急救中心提供的《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用）》中院内接诊医生系高x签字。原告认为，该证据记载的01：43分是急救车送患者来院时间，不是书写病历时间，对主诉来时已死不认可，对要求吸痰认可，并认为可以佐证家属自始至终没有放弃抢救和治疗。另外原告对高x的资质提出质疑。人民医院则认为01:43系医生书写病历时间，根据病历记载患者来院时已死亡。关于医生杨x、高x执业资质问题，本院致函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此二人执业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复函本院，称杨x2007年3月13日注册到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执业级别为执业医师，于2014年3月27日变更注册到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高x于2011年11月21日注册到人民医院，执业范围为内科专业，执业级别为执业医师，于2014年1月29日变更注册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原告对上述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2008年-2013年杨x是否注册未予表述，且在事发时未在急救中心注册，其专业非急救专业，由此说明杨x是非法行医。急救中心对上述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杨x的注册及专业问题，急救中心称：杨x的确未在急救中心进行注册，系2012年来急救中心工作，2014年3月前执业注册地点是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2005年开始急救中心进行改制，取消病房，只留有院前急救工作。如果医生注册专业为急救专业，则无法再到其他医院工作，因此急救中心选择协作医院即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解决部分医生的执业注册问题。人民医院对上述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原告王欣拨打急救中心报警电话的录音，急救中心称可以提供该电话录音的原始数据，并申请进行语音资料鉴定。该录音共2段。第1段录音时常约9秒，根据录音内容可辨报警人为女性；该女性在录音中称“请来个车吧”，接电话者让其别挂电话，转调度。第2段录音时常约42秒，根据录音内容可辨报警人为女性，报患者姓名与本案患者姓名音同，报患者住址与本案患者住址相同，报联系电话与原告王欣电话相同；该女性在录音中称“请来一个车吧……老人要死了……快不行了……”。急救中心提供了救治当日任务流水统计日报表，以及救治前1日22时至救治当日22时的全部报警电话流水表，显示原告王欣电话拨打报警电话记录2条，第1条记录通话时间10秒，操作说明显示为“转移”；第2条通话时间43秒，操作说明为“我方挂断”。急救中心称原告王欣拨打报警电话，接线人员首先进行辨认，然后进行分流，因此产生两条记录。原告认为录音存在剪辑、不完整的可能，申请进行语音资料鉴定，但不认可急救中心的上述解释，认为上述录音之前应当还有原告拨打报警电话的录音，急救中心应当予以提供，才谈得上鉴定问题。关于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病历资料真实性、完整性的问题，本院进行了认定，基本情况如下：“一、关于急救中心病历的争议（一）救护车出发以及到达患者家中的时间问题原告王欣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与救护车通话时间分别为“被叫”00:28:40，00:36:16，“主叫”00:51:03（持续时间1分45秒）。急救中心《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时间中，来电、接令、出发、到现场时间均与上述手机通话记录时间矛盾。急救中心解释为《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时间系“120”系统GPS的时间，与通话记录中的北京时间有误差。但是，《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从出发时间0:39与到现场时间0:50，中间时间间隔为11分钟，与手机通话记录记载的时间间隔存在明显矛盾，不足以采信。因此救护车应当出发的时间在00:28:40之后，到患者家中的时间，应当在00:52:48之后。（二）关于心电图真实性心电图显示时间是0:53:33，与00:52:48救护车到达患者家中可能的最早时间相比，中间间隔45秒。但是，由于记录时间的设备不同，且心电图检查设备没有要求与北京时间绝对一致，故尚不足以根据时间推翻心电图的真实性。另外，《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体格检查对于心脏的描述为“心音消失”，亦与心电图检查结果相符。原告并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实心电图不真实。故根据现有证据，本院确认心电图的真实性。（三）关于拒绝抢救的问题《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记载患者家属拒绝抢救。对于拒绝治疗的，医生应当告知患者家属风险，并应有患者家属签字。对于医生单方记录拒绝抢救，不能予以采信。另外《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系由原告王萍签字，其并未在院前急救现场，而该文书记载的告知时间1时12分，系《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离现场时间，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且对于该文书中拒绝现场救治的内容仅划√及手写数字，不足以认定系患者家属的真实意思。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患者家属拒绝院前抢救的事实。（四）关于到达人民医院的时间《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记载到达人民医院的时间为1时18分，该时间与《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到目的地时间相同。但由于《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出发时间与到现场时间的间隔，与手机通话记录记载的时间间隔存在明显矛盾，不足以采信，故上述到达人民医院的时间亦无法确认系准确时间。加之《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系急救医生书写，人民医院接诊医生仅签字，故亦无法证实时间的准确性。根据人民医院提供的《急诊病人记录表》记载的时间，主诉：“来时已死，要求吸痰”的时间是01:43。《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三条规定：门（急）诊病历记录分为初诊病历记录和复诊病历记录。初诊病历记录书写内容应当包括就诊时间、科别、主诉、现病史、既往史，阳性体征、必要的阴性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诊断及治疗意见和医师签名等。……急诊病历书写就诊时间应当具体到分钟。第十四条规定：门（急）诊病历记录应当由接诊医师在患者就诊时及时完成。因此，01:43分应当认定系是患者就诊时间。人民医院解释为系医生书写病历时间，与《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上述规定不符，不足以采信。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患者到达人民医院的时间应在01:43左右。（五）关于《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其他内容真实性的问题《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关于“初步印象”、“简要病史”、“既往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中医生手写内容，由于涉及到医生对患方口述病史的记录以及现场检查的情况，原告并未举证证实病史记录以及检查情况不真实，不足以推翻上述病历内容的真实性。另外，关于原告对《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患者基本信息（如职业）与患者不符的主张，亦存在患者家属陈述不清、医生笔误等可能性，不足以推翻整个《北京院前病案记录》的真实性。（六）关于《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记载家属拒绝一般治疗的真实性问题该问题同本院关于拒绝抢救的认定，由于《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仅医方单方记载“家属拒绝”一般治疗，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根据以上分析，急救中心无法证实《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对于院前急救各个时间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患者家属拒绝救治，应承担不利后果。《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的心电图应认定其真实性。《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关于“初步印象”、“简要病史”、“既往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中医生手写内容，应认定系医生当时真实的记录。二、关于第二份心电图以及人民医院病历真实性的问题根据《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记录，急救中心的医生将患者第二份心电图交给人民医院的医生。根据人民医院的陈述，第二份心电图应当交给了患者家属。根据《病历管理规定》（2002年版）第四条规定：在医疗机构建有门（急）诊病历档案的，其门（急）诊病历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没有在医疗机构建立门（急）诊病历档案的，其门（急）诊病历由患者负责保管。现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患者属于在人民医院“建有门（急）诊病历档案”，故患者的门（急）诊病历档案应由患方负责保管。根据医疗常规，医方将门（急）诊病历交由患方保管，并不需要有交接手续，卫生部也并没有要求医疗机构交给患方门（急）诊病历时需有交接手续的规定。因此人民医院对于第2份心电图并无保管义务。人民医院所记载的患者的病历，并无相反证据可推翻真实性，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但病历记录中除吸痰以外，未记录人民医院给患者进行了任何检查、治疗，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应首先由鉴定单位进行判断。三、关于医生资质问题原告提出关于医生资质的问题，本院委托北京市卫计委进行了核实，原告仍提出异议。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该问题应首先由鉴定单位进行判断。”本院向原、被告告知上述认定内容并释明是否申请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原告对本院上述认定内容提出异议，并认为在未确认杨x医生在救治患者时是否有执业资质的情况下，不能确定是否申请鉴定。急救中心亦对本院上述内容提出异议，但表示如果进行鉴定，同意将本院上述认定内容作为鉴定依据。人民医院不认可本院上述认定内容，不同意将其作为鉴定依据。患者一方交纳急救中心医疗急救费69元。诉讼中原告提供出租车费、公交一卡通充值费以及高速通行费发票，金额共计2075元。原告称均系因诉讼而发生。另查明：我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师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涉案医师执业资格问题，按照我国《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属于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查、管理的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认定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的范畴。故原告基于医师执业资格问题要求被告承担医疗损害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院前急救人员应当及时、有效地对急危患者实施急救。本案中，由于原、被告均不申请就医疗损害责任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因此就该问题由本院根据现有证据以及举证责任进行认定。原告提供的经公证的通话清单凭证，可证实原告王欣与救护车车上人员通话的时间、时长。尽管没有通话内容，但从通话清单中“主叫”、“被叫”的关系、呼叫顺序、时间间隔以及通话时长，可以合理的推断出救护车实际在途时间远久于《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在途时间。虽然急救中心提供证据证实救护车的车载信息终端采用GPS授时，与电话通信网内设备的时钟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也无法解释上述在途时间之间存在的矛盾。另外，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这也要求《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应当按照客观时间进行准确记录。根据以上分析，本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救护车出发以及到达患者家中的准确时间，而该时间关系到救护是否及时到达患者家中，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该事实无法查清应当由急救中心承担不利后果。《北京院前病案记录》对患者的病史、体检情况进行了记录，并保留了心电图资料。尽管原告对病史、体检情况不予认可，且根据心电图资料的时间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均不足以推翻病史、体检记录和心电图的真实性。《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患者存在神志丧失、心音消失、呼吸停止等症状，患者家属拒绝抢救。对于拒绝治疗的，医生应当告知患者家属风险，并应有患者家属签字。本案中，急救中心的医生单方记录家属拒绝抢救，不足以让本院采信。《北京院前知情同意书》由原告王萍签字，但其签字时救护车已离开院前急救现场并即将或者已经到达人民医院，而该文书记载的告知时间系《北京院前病案记录》记载的离现场时间，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且对于该文书中拒绝现场救治的内容仅划√及手写数字，不足以认定拒绝救治系患者家属的真实意思。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患者家属拒绝院前抢救的事实。根据《北京院前病案记录》、《院前急救机构与医院患者交接单（试行）》、人民医院给患者家属抄写的电子病历抄录内容等证据，可证实患者至人民医院时已死亡。由于急救中心未能证实及时到达患者家中以及家属拒绝抢救，应认定其存在医疗过错，不能排除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救护车将患者送至人民医院时其已死亡，故人民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对原告要求人民医院赔偿因患者死亡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理由不足以推翻急救中心所提供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亦不构成其不进行语音资料鉴定的合理理由。据此本院确认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根据电话录音中患者家属对病情的描述，以及《北京院前病案记录》中对患者病史的记录，可以证实在家属拨打急救电话前患者的病情已极为危重，该因素与患者最终死亡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急救中心的医疗过错情况，本院认定患者自身病情与医疗过错因素在患者死亡的后果中各占50%的比例。因患者死亡造成的各项合法的经济损失，应当由急救中心按照50%的比例向原告进行赔偿。患者一方交纳急救中心医疗急救费，应认定为合理的医疗费。原告因诉讼发生的交通费，其合理部分本院酌定为400元。原告主张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均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以上经本院确认的各项经济损失，由急救中心按照50%的比例向原告进行赔偿。患者的死亡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为此急救中心应当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由本院酌定为3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急救中心赔偿原告黄贵莲、王欣、王萍医疗费三十四元五角、交通费二百元、丧葬费一万六千零二十九元、死亡赔偿金十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以上共计十五万六千零三十八元五角。二、驳回原告黄贵莲、王欣、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急救中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七千三百五十五元，由原告黄贵莲、王欣、王萍负担四千五百一十二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急救中心负担二千八百四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赵长新人民陪审员  李海黎人民陪审员  苗 梅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