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字第39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9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丽琼，湖南光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某某名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宁乡县。法定代表人:高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跃飞，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理人：卢显康，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中山路76号。负责人：张薇。上诉人刘某与上诉人湖南某某名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名车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湘0124民初3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退还货款970800元，赔偿三倍损失291240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被上诉人所销售的改装车“可视为涉案美规保时捷本身具备的性质，未构成欺诈”的认定错误。“全新原装”是销售合同明确�定的质量保证，是检验质量的唯一标准，而被上诉人交付的却是进口之前已经改装的车辆，这是不符合合同要求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车辆一致性证书》是大连一家贸易公司出具，并非德国生产厂家出厂时的认定，无法作为检验“完全与出厂所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相等”的依据。一审法院关于“改装具备涉案美规保时捷车辆本身所具备的性质”的认定案件事实方法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销售合同上虽约定为“美规保时捷”，但被上诉人未曾说明美规保时捷是改装车，特别是销售合同上质量保证还约定了“全新原装”。上诉人主张的是消费欺诈，并不是说所购买的商品改变了原有商品的性质才构成消费欺诈。所以，一审法院以改装车具备车辆本身性质的评判标准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不认定被上诉人不交付“货物进出口证明书、随车商检单、直接用户发票”的行为为消费欺诈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销售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有进口地海关出具的货物进出口证明书、国家商检部门签发的随车商检单以及直接用户购车发票，但是被上诉人没有交付货物进出口证明书、随车商检单，发票金额也严重不足。被上诉人不向上诉人交付检验车辆质量的凭证目的就是隐瞒车辆不是全新原装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不作欺诈认定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不认定已查实的“大灯并非原装、线路已经改动、发票价格严重不符、不出具质保手册”等行为为欺诈行为错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车辆雨刮器不到半年便掉落、大灯只有半年便不亮、线路完全改动、4S店不保修、不开具全额发票等问题都是被上诉人欺骗、坑害消费者的事实，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但是不认定为欺诈行为，显然错误。四、一审判决不认定被上�人构成价格欺诈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保证“直接用户购车发票”，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购车款970800元，却只开具了766000元的发票，当上诉人询问原因时，被上诉人说是为了少缴税。上诉人花费970800元购置的车辆，却被证实价值只有766000元，这是典型的价格欺诈。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虽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最后却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作出判决结论。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购车款并赔偿购车价款三倍的赔偿金。被上诉人某某名车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主观上没有欺诈故意，并且履行了销售合同的义务。上诉人某某名车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调低一审判令上诉人返还的金额。二、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购车价款270000元，而被上诉人所受的损失远低于270000元。二、上诉人告知了被上诉人美规车需要整改的事实。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涉案车辆经手人谢某某的证人证言，谢某某作为涉案车辆买卖行为的直接经手人，最了解整个过程。谢某某证实其在被上诉人购车时便已告知其美规车必须整改的事实，而且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整改、上牌、3200元整”，被上诉人也支付了这个费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知情权，属认定错误。三、涉案车辆的大灯非原装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远低于270000元，且大灯不属于车辆七大总成主要零部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四、上诉人开具的发票价格虽低于购买价970800元，但首先，购买价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其次，发票价格低于购买价格，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后，上诉人的这一行为并未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五、购买质保险这一约定明确记载在合同中，不存在侵犯被上诉人知情权。且上诉人依合同履行了购买质保险的义务，未对被上诉人违约。被上诉人不知道上诉人已经为其购买质保险是双方沟通不到位所致，且被上诉人未因此受到任何损失。六、被上诉人在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调解过程中也仅要求赔偿10万元，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失远低于270000元。被上诉人刘某辩称：一、某某名车公司称合同中提出“整改，上牌3200元”就是告知了刘某涉案车辆需要改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整改并非改装，且某某名车公司提交的“车辆一致性证书”证明车辆不是在签订销售合同的2014年4月16日之后改装的，而是在2014年2月28日之前改装的。二、某某名车公司以车辆大灯的原装价格判断刘某的损失是毫无根据的，与事实不符。三、某某名车公司收取970800元却只开具766000元发票构成价格欺诈。四、某某名车公司关于“购车质保险”没有给刘某造成任何损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由于刘某的车辆4S店不予维修，一直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五、刘某在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意见不能成为判定损失的依据。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未予答辩。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某某名车公司退还货款970800元；二、判令某某名车公司赔偿损失2912400元；三、判令某某名车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4月16日，刘某（乙方）与某某名车公司（甲方）签订《某某名车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刘某在某某名车处购买车辆一部（品牌为美规保时捷车型：卡宴），车辆总价款为970800元。合同对车辆品质保证约定为：甲方保证本合同所提供的车辆为全新原装，完全与出厂所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相等。A.由进口地海关签发“货物进口证明书”、B.由国家商检部门签发“随车商检单”、C.直接用户购车发票。合同备注栏内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1、购车买质保险；2、整改，上牌，3200元整。此合同为意向购车合同，银行放款后20天内交车。合同签订后，刘某于当日向某某名车公司支付50000元订车款。车价款970800元以刘某首付291800元，其余679000元向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申办购车专项分期付款透支方式支付。2014年4月30日，某某名车公司向刘某交付车辆，车辆型号为保时捷卡宴，黑色，车架号码WP1AA2A24ELA×××。新车交付时，刘某在车辆交付单的提车人处签名确认，同时在交付的随车文件里，某某名车公司只向刘某交付了车辆操作说明书，其他资料如货物进口证明书、商检单、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发票、车辆保修卡/手册均未交付。后某某名车公司为刘某代办车辆上牌，车牌号码为湘Ａ×××××，并为刘某代办车辆行驶证，该车辆行驶证上载明：号牌号码为湘Ａ×××××车辆所有人为刘某，使用性质非营运，品牌号码为凯宴3598CC越野车，车辆识别代号WP1AA2A24ELA×××，发动机号M5502E06337,并将车辆行驶证于2014年9月12日向刘某交付。2015年12月，刘某使用车辆时发现大灯不亮送至长沙星沙4S店保养，4S店发现大灯不是原装，并向刘某告知线路有改动，为此刘某找到某某名车公司要求做出解释。2016年1月22日，刘某到宁乡县消�者委员会进行投诉，认为某某名车公司已构成欺诈，要求换车、赔偿，并对其处罚。经宁乡县消费者委员会进行调解，刘某与某某名车公司未达成一致意见，宁乡县消费者委员会于2016年5月9日出具宁消（2016）第0000101号消费者权益争议终止调解书，终止调解，并告知刘某向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某因多次与某某名车公司协商未果，遂向法院起诉。另，刘某的购车发票开具时间为2014年6月11日，开票金额为766000元（合同约定价款为970800，某某名车公司所出具的收据仅为727000元）。涉案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于2014年4月22日由天津海关出具，上面载明：凯宴3598CC越野车为汽油型、非成套散件。发动机号码：M5502E06337,车辆识别代号：WP1AA2A24ELA×××，产地：德国。而该车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上载明：车架号码WP1AA2A24ELA×××的车安全性能检验合�，该车为改装车，该检验单日期为2014年4月17日。该车的车辆一致性证书亦载明车型名称：越野乘用车（保时捷改装车）。庭审中，某某名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湖南省科罗纳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一审法院审查，湖南省科罗纳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该案并无实际关联，已裁定驳回某某名车公司的申请。刘某所购车辆的大灯不是原装。某某名车在庭审中陈述，美规车系针对美国市场生产，通过平行进口商进入中国之前，必须进行改装，以符合中国交通法规，美规车无专门4S店保修。刘某在庭审中陈述，虽合同中标注购买质保险，但其对涉案车辆购买质保险并不知情，且未收到质保手册。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为，刘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某某名车向刘某销售车辆时，其销售行为是否已构成欺诈？关�本案争议焦点一，刘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适用2年的一般诉讼时效。从该案分析来看，刘某于2014年4月16日与某某名车签订车辆买卖合同，2014年4月30日提车。使用车辆后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于2016年1月22日去宁乡县消费者委员会投诉，双方经宁乡县消费者委员会调解未成，已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刘某于2016年8月1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于某某名车称刘某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关于该案的争议焦点二，某某名车向刘某销售车辆时，其销售行为是否已构成欺诈。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因生活需要向某某名车公司购买汽车，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刘某购买汽车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故该案亦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该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某某名车销售合同》的约定，某某名车应当向刘某交付全新原装的美规卡宴保时捷，刘某认为，根据其所提交的证据显示，某某名车向刘某交付美规卡宴保时捷却是改装车，并非原装车。而某某名车主张所交付的保时捷车，因系美规版，是必须进行改装，才能进入中国市场。虽某某名车没有提交相应行业规则的证据证实该主张，但从涉案车辆的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及货物进口证明书分析，涉案车辆原产地实际系德国，在进入中国关口之前，已进行改装，该改装可视为涉案美规•保时捷车辆本身具备的性质。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某某名车在向刘某销售车辆时，没有欺诈的故意，故在本案中，某某名车向刘某销售车辆的行为未构成欺诈。某某名车向刘某销售车辆的行为，虽未构成欺诈，但合同约定某某名车所提供的车辆为全新原装，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刘某，对全新原装，通常会理解为未经改装的原装出厂车辆，现某某名车辩称合同上约定整改，整改即为改装，美规车是必须进行改装，才能进入中国市场，才能在中国道路上运行，客观情况在于对于涉案车辆的进出口证明、商检证明在交付车辆时，某某名车未交付于刘某，让刘某知悉。即使合同约定了整改，但整改并非等于改装。同时，某某名车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签订车辆购买协议时，某某名车对这一影响消费者重大权益的情形已对刘某进行重点告知。同时，涉案车辆的大灯并非原装，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另，在销售车辆过程中�涉案车辆开具发票的价格，某某名车并未按原购买价970800元出具，发票价格远远低于购买价。再者，涉案车辆的保修，虽合同上约定购买质保险，但某某名车并未向刘某出具质保手册，导致刘某认为涉案车辆保修店为4S店。某某名车的销售行为明显侵犯刘某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存在明显的过错。因本案双方在车辆销售合同中对违约责任无明确约定，综合考虑该案的实际情况，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本案对涉案车辆的购买价款酌情减少270000元，由某某名车予以退还。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一、湖南某某名车贸易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退还车辆价款270000元；二、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86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2866元，由刘某负担37566元，湖南某某名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3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某某名车公司销售涉案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及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刘某的购车价款是否适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某某名车销售合同》约定，某某名车公司向刘某交付车辆为全新原装的美规卡宴保时捷。刘某称某某名车公司交付的车辆是改装车，并非全新原装车，某某名车公司存在故意欺诈行为。某某名车公司称交付的保时捷车因系美规版，必须进行改装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不存在欺诈故意。本院认为，某某名车公司销售美规卡宴保时捷的行为不构成欺诈。首先，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某某名车向刘某交付的车辆是美规卡宴保时捷。从涉案车辆的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及货物进口证明书分析，涉案车辆原产地实际系德国，在进入中国关口之前，已进行改装，该改装可视为涉案美规保时捷车辆本身具备的性质，仍可理解为某某名车公司交付给刘某的是美规全新�装车。其次，在某某名车公司向刘某销售涉案车辆时，双方合同中已明确约定“整改，上牌，3200元”，说明某某名车公司已按照双方约定的范围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整改并上牌，但该整改内容并不涉及车辆的全新原装性能，应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某某名车公司不存在虚假告知行为，也没有故意隐瞒车辆真实情况。第三，涉案车辆虽存在大灯质量瑕疵、某某名车公司未按购买价格出具发票及质保手册等，但上述问题尚不足以认定某某名车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综上，某某名车公司销售涉案车辆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平行进口车可能影响消费者重大权益的有关情形，某某名车公司未对刘某进行重点告知，同时，涉案车辆的大灯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等，一审法院认定某某名车公司的销售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并对涉案车辆的购买价款酌情减少270000元，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维持。故刘某关于某某名车公司销售汽车的欺诈行为成立及某某名车公司关于一审判决酌情减少的购车价款过高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某和某某名车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43166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37866元，湖南某某名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张弘治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