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3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晨采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法定代表人：区耀宗。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玉鸿、吴少敏，均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游仲铨，男，汉族，1951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荣天，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区耀宗，男，196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江门市晨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游仲铨、原审被告区耀宗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晨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游仲铨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游仲铨已于2015年5月16日成为公司股东，已取得晨采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游仲铨不是晨采公司股东，属严重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晨采公司增资扩股，应就此重大事项召开会议并经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客观上，晨采公司与游仲铨达成增资入股合意前，晨采公司已完备该法定程序。因此，晨采公司与游仲铨已达成增资入股的合意，且系晨采公司与游仲铨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5月l6日，晨采公司向游仲铨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出具该《股东出资证明书》后，游仲铨并未持任何异议。故对游仲铨系晨采公司股东这一问题，双方已达成合意，具有股东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工商登记机关对股权登记只是一种宣誓性登记，在认定股东资格是无任何决定性效力，即内部的股东资格的确认不以工商登记为要件。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晨采公司未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认定游仲铨不是晨采公司的股东，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游仲铨已将款项100万元交于晨采公司，晨采公司亦已向其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另对于游仲铨提交的《退款申请书》，晨采公司亦已召开股东会决定不同意游仲铨等人的退股要求。故基于公司内部，游仲铨具备认购人资格，可以认定游仲铨属于晨采公司的股东之一。游仲铨作为晨采公司的股东，在未出现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的退股情形时，游仲铨无权要求返还股金100万元。一审法院单纯以晨采公司未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为由，否定游仲铨的股东身份，属严重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游仲铨出资未转化为公司注册资本，错误认定相关资产亦未成为公司的资产。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晨采公司已确认收取游仲铨缴纳的100万元，相关的资产已成为公司资产。故作为股东，要求退款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之规定，已存在抽逃出资或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同时，作为公司股东，游仲铨无权要求晨采公司支付利息。（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游仲铨称被告晨采公司亦从未给予原告任何股东权利，包括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参与股东会与，参与公司分红等”，属认定事实错误，逻辑错误。股东权利并不是公司给予的，而是股东主动行使的。股东权利的行使权在股东手中，游仲铨完全可以直接向晨采公司要求行使其股东权利。若游仲铨不自行行使自身的权利，晨采公司如何强行要求其必须行使自身的权利。一审法院颠倒权利行使的主体，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增资扩股协议尽管属于合同的一种。本案亦应按照《公司法》调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晨采公司未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等及其他相关增资程序，已属违约。因双方之间的增资入股协议亦属于合同的一种，其履行与解除问题，除受《公司法》调整外，还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范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出资人可以解除双方增资入股关系及要求退还出资款”属使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一审法院及游仲铨既然认为晨采公司未履行相关的工商登记等手续，其完全可以通过诉讼及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要求晨采公司履行上述义务。本案中，尽管晨采公司未完全按双方约定的履行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晨采公司存在根本违约的行为，也并不意味着一审法院可以径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等的合同解除规定。晨采公司在诉讼中补充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做出判决，认定晨采公司向游仲铨返还出资款100万元及支付利息，属明显违反法律程序，于法无据。本案一审游仲铨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财产。一审法院应在诉讼请求范围内，审查涉案合同是否依法有效，而不是超越诉讼请求，直接认定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之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本案中，晨采公司与游仲铨虽未签订书面增资入股合同，但游仲铨与晨采公司的增资入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对此，一审法院亦应认定合同依法有效，并驳回游仲铨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游仲铨起诉只要求确认协议无效，退还财产，从未主张解除合同。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已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涉案合同依法有效，故应当判决驳回游仲铨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游仲铨的全部诉求。游仲铨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区耀宗述称，同意晨采公司的上诉意见。游仲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定游仲铨和晨采公司间的出资约定无效；2、判令晨采公司、区耀宗立即退还游仲铨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3、判令晨采公司、区耀宗支付游仲铨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按约定的年利率10％，从2015年5月开始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晨采公司、区耀宗支付。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晨采公司于2006年5月成立，成立初晨采公司为合资企业，由外方晨采纸业有限公司（香港企业，下称“香港晨采公司”）及中方吕维康共同投资。2013年10月18日，晨采公司企业登记备案变更吕秀凤与区耀宗为董事，吕维康为董事长。2014年11月，吕维康将其持有晨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香港晨采公司，至此，香港晨采公司持有晨采公司100%股权，晨采公司由合资企业转为外资企业。2015年4月，香港晨采公司将其持有晨采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区耀宗和区家俊，晨采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区耀宗和区家俊，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区耀宗和区家俊各占公司90%及10%的股权，自此，晨采公司由外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企业登记备案区耀宗是董事长，区家俊与杨红是董事，区启超是监事。2015年11月27日，晨采公司变更其注册资本，由变更前2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2016年1月，晨采公司将其股东变更为区耀宗（占股99%）和林丽娟（占股1%）；2016年6月，晨采公司将其股东变更为区耀宗（占股99%）和江门市晨采纸业贸易有限公司（占股1%）。另，江门市晨采纸业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4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区耀宗（占股99%）及林丽娟（占股1%），法定代表人为杨红。2015年4月15日，晨采公司股东区耀宗和区家俊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向特定投资人增资扩股，预计增资5000万元，增资扩股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于增资完成后启动股改、全体股东工商登记变更等工作，并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游仲铨因与晨采公司存在增资的共识，2015年5月16日，游仲铨向区耀宗在工商银行江门分行的个人账户（尾号为2522）汇款100万元。2015年5月16日，晨采公司向游仲铨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游仲铨于2015年5月16日向本公司缴纳出资人民币100万元，该股东自本出资证明书核发之日起，享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2016年2月28日，游仲铨向晨采公司发出《退款申请书》，载明：“本人于2015年5月16日向晨采公司划款人民币100万元。本人现申请要求晨采公司退回人民币100万元及按双方协定年利率10%利息，请晨采公司尽快将上述本金及利息退回本人。请晨采公司收到本《退款申请书》后，于2016年3月2日之前回复”。晨采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在《退款申请书》回执签收人处盖章，但无证据显示晨采公司对上述《退款申请书》进行回复。另查明，2016年6月28日，晨采公司于江门日版上刊登减资声明，载明晨采公司经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民币200万元。再查明，2016年2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五年（含五年）的贷款年利率为4.3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晨采公司基于扩大经营，依照法定程序新增资本，由新出资人认购公司新增资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立案时案由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未够准确，应予纠正。晨采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全体股东（区耀宗和区家俊）通过的董事会决议，决定于增资扩股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其间向特定投资人预计增资5000万元，是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的有效决议。本案双方存在增资入股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庭审中，游仲铨与晨采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增资入股的合意，游仲铨向晨采公司指定的账户（区耀宗尾号为2522的个人账户）汇入投资款，系属于向晨采公司的投资，晨采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向游仲铨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增资入股合同，但游仲铨向晨采公司的增资入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诚信履行。游仲铨主张认定双方之间的出资约定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游仲铨主张返还投资款100万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无书面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投资人向目标公司出资，目标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在合理时间内办理增资程序及股东变更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是双方增资入股关系的主要义务，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东认缴新资本的亦有相应规定。游仲铨于2015年5月6日向区耀宗尾号为2522的个人账户汇款100万元，该款项作为游仲铨向晨采公司出资款，庭审中游仲铨及晨采公司、区耀宗均予以确认，2015年5月7日，晨采公司向游仲铨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亦载明游仲铨于2015年5月6日向本公司缴纳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在游仲铨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将出资缴付至目标公司后，办理增资程序及股东变更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属于晨采公司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股东认缴新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的规定，公司在增资的过程中，除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增资，缴纳增资资金外，还应完成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等。本案中，晨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修改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等增资程序，虽其于2015年11月变更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但在2016年1月及6月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中显示，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区耀宗（占股99%）和林丽娟（占股1%）及之后由林丽娟变更为晨采公司（占股1%），根据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认缴制，现晨采公司5000万元注册资本的构成是由区耀宗认缴4950万元，由晨采公司认缴50万元，而游仲铨的出资并未经合法程序转化为公司注册资本，相关的资产亦为成为公司的资产，故不存在抽逃出资或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另外，游仲铨称晨采公司亦从未给予游仲铨任何股东权利，包括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参与股东会与，参与公司分红等。晨采公司虽抗辩称其有向游仲铨分红，但亦未提供任何财务资料予以证明。故在游仲铨已按照协议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晨采公司未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及其他相关增资程序，已属违约。因双方之间的增资入股协议亦属于合同的一种，其履行与解除问题，除受《公司法》调整外，还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范约束。游仲铨缴纳出资款后，晨采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通过法定程序将其吸纳为股东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及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出资人可以解除双方增资入股关系及要求退还出资款。综上，对于游仲铨主张要求晨采公司返还出资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请求，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游仲铨称其《退款申请书》中载明的10%收益率，自2015年5月起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晨采公司在《退款申请书》上回执及签收人一栏中盖章确认只是表明其收到游仲铨上述申请书，并不是对支付利息的内容进行约定或确认。故游仲铨主张根据《退款申请书》中载明的回报率10%计算违约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退款申请书》虽形式上未载明解除双方的增资协议，但该《退款申请书》主张要求晨采公司返还出资款，实际上即是游仲铨主张不再投资晨采公司且要求返还出资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退款申请书》是游仲铨向晨采公司发出的解除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双方之间增资入股关系自《退款申请书》到达晨采公司之日（即2016年2月29日）解除。又因晨采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在游仲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违约情形或损失赔偿进行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游仲铨的实际损失为双方增资入股关系解除后，晨采公司占用游仲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故游仲铨的利息损失应自《退款申请书》到达晨采公司之日（即2016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游仲铨主张要求区耀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晨采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晨采公司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增资扩股，游仲铨亦存在向晨采公司投资入股的目的，涉案纠纷发生在游仲铨与晨采公司增资入股过程中，双方亦明确约定区耀宗的个人账户用于接收游仲铨向晨采公司投资款，故游仲铨因区耀宗占有晨采公司99%的股份，实际上晨采公司是区耀宗个人公司，且出资款均汇入区耀宗个人账户为由，要求区耀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法律关系认识不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晨采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游仲铨返还出资款10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自2016年2月29日起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游仲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225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合共20225元，由晨采公司负担。二审中，晨采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晨采公司股东何娟红、雷树璘、区启超、杨红、李检荣出具的《情况说明》，《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的通知》、顺丰快递退件、顺丰快递回复短信截图等证据，拟证明管金亭、梁卫东、游仲铨三人为公司内部股东，作为公司股东其三人无权要求返还股款，晨采公司2017年10月23日通过快递通知三人参加股东会，三人拒绝签收快递并通过电话表示拒绝参加股东会，晨采公司并未限制三人参与公司管理，是三人不主动行使自身权利。游仲铨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于《情况说明》，一审时晨采公司并未提交类似证明，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是晨采公司在一审判决后才做出的说明，是针对一审判决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事后补充的情况说明；对于《股东会通知》，是晨采公司在一审判决后才召开的股东会，游仲铨实际上不是晨采公司股东，在起诉前，晨采公司从未通知游仲铨参加股东会，也没有到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而晨采公司提交的2016年董事会章程中股东仅有两人，这份股东会通知是晨采公司为了诉讼才作出的，是无效的，是其单方制作的，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本院对晨采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评析如下：对于《情况说明》，法院查明晨采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公司章程中，并未记载何娟红、雷树璘、区启超、杨红、李检荣等人为公司股东，晨采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五人均为晨采公司股东，故本院对上述五人以晨采公司股东身份出具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对于《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二次股东会的通知》及快递短信通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是游仲铨等人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股权出资款后，晨采公司才向游仲铨等人发出召开股东会通知，晨采公司用上述证据证明晨采公司并未限制游仲铨等人参与公司管理，证明力明显不足，故本院对晨采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一审驳回游仲铨对晨采公司的部分诉求并驳回对区耀宗的全部诉讼请求后，仅晨采公司提起上诉，故本案二审围绕晨采公司的上诉主张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基于游仲铨与晨采公司增资协议有效的认定处理游仲铨退还股权认购款的诉求是否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2、游仲铨请求晨采公司退还股权认购款及利息依据是否充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游仲铨提起本案诉讼时的诉讼请求主要为：一是确认游仲铨与晨采公司的出资约定无效；二是晨采公司与区耀宗返还100万元及利息。一审庭审过程中，游仲铨明确第一项诉求为确认游仲铨与晨采公司之间的增资关系无效，并陈述其依据为其缴纳出资后晨采公司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增资没有实际发生。由此可见，其诉讼请求的基础已发生变化，实质上认为晨采公司没有履行双方增资约定。一审在认定双方增资约定有效的基础上，处理游仲铨有关退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诉求，并不超出游仲铨的诉讼请求范围。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5年4月15日，经晨采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董事会，一致同意向特定投资人增资扩股，预计增资5000万元，增资扩股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所增资金用于补充晨采公司的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运作，在增资完成后对晨采公司启动股改工作，待股改完成后全体股东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及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并委托区耀宗收取增资扩股款项。该《董事会决议》作出后，游仲铨与晨采公司达成增资合意并支付了100万元出资款，晨采公司出具了相应款项的《股东出资证明书》，确认游仲铨享有晨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根据股东会增资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缴纳增资资金、验资及办理变更注册资本或股东的工商登记手续等法定程序。本案中，晨采公司以区耀宗的个人账户收取增资款项后，并无证据证明已履行了后续的将增资存入晨采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验资以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程序，故该增资程序并未完成。根据《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增资扩股至2015年12月31日的决定，即晨采公司最迟应在2015年12月31日开始为游仲铨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但从游仲铨缴纳出资资金后晨采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来看，其注册资本于2015年11月27日由2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并于2016年1月变更其股东和持股比例，但仍没有办理变更游仲铨为公司股东的登记手续，已构成违约。晨采公司承认其意为以游仲铨等人的出资充实该5000万元注册资本，但游仲铨向晨采公司发出了《退款申请书》后，晨采公司还于2015年6月变更其股东并登报发出《减资声明》，其行为进一步印证其没有为游仲铨办理增资手续的意思。因晨采公司存在上述根本性违约行为，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游仲铨与晨采公司之间的增资入股关系自《退款申请书》到达晨采公司之日起解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晨采公司在合同解除后应向游仲铨返还出资款100万元。另外，因游仲铨的出资未经法定程序转化为公司资本，晨采公司向游仲铨返还出资款不存在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问题。关于游仲铨提出的利息请求。一审认定双方未约定违约金并根据因晨采公司违约致游仲铨产生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情况，判令晨采公司自《退款申请书》到达晨采公司之日（即2016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4.35%向游仲铨计付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晨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25元，由上诉人江门市晨采纸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黎景欣审 判 员 刘邦中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亚龙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