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辽14行终47号
上诉人兴城市民政局，住所地兴城市临河大街28号。
法定代表人郝大欣，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玉琴，系兴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文江，系辽宁来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陆斌，男，1980年9月29日生，满族，个体业者，现住兴城市。
第三人荣亚梅，女，1982年3月15日生，汉族，个体业者，现住兴城市。
第三人荣亚珍，女，1980年2月25日生，汉族，无业，现住红崖子镇。
上诉人兴城市民政局因因婚姻登记一案，不服连山人民法院（2016）辽1402行初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兴城市民政局具有作出颁发结婚登记证的法定行政职权。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审查，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及时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有关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本案原告与第三人荣亚珍亲自到被告处进行结婚登记，虽然未能如实向被告提供荣亚珍的身份证件，被告在荣亚珍本人在场并提供第三人荣亚梅的身份证件后，未能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即未能将身份证件的照片等信息与本人进行严格核对），为原告与第三人荣亚梅办理了结婚登记。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之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辩称原告超过了诉讼期限，原告在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下未提起行政诉讼，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下予以认定，经庭审调查原告的陈述，可以认定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兴城市民政局于2002年12月23日为原告与第三人荣亚梅颁发的辽A20024**字第2971号结婚登记证。
上诉人兴城市民政局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存在严重错误，导致一审审判结果错误。一审判决确定的案由是“陆斌不服被告兴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案。办理婚姻登记是根据当事人完全自愿并主动申请才作出的登记行为，婚姻登记不是“行政处罚”，不存在所谓“服从”或者“不服”的问题。一审判决错误确定案由恰恰说明其对婚姻登记的性质存在认识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二、按照婚姻登记的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不但结果错误而且无法执行。一审判决认为：“综上，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荣亚梅颁发的结婚证应予以撤销，重新作出原告与第三人荣亚珍结婚登记。”撤销“结婚证书”与“撤销婚姻登记”意义截然不同。“婚姻登记”如果没有撤销，一审判决撤销“结婚证书”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婚姻登记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本没有“撤销结婚证书”的规定。对于法院判决撤销婚姻登记的案件，亦应由法院收缴结婚证，并交给婚姻登记机关。特别是，婚姻登记必须是当事人完全自愿并主动申请才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的行为。在当事人从未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过“陆斌与荣亚珍结婚申请”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强行判决“兴城市民政局7日内从新作出原告与第三人荣亚珍结婚登记。”这不但严重违反《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也无法执行。三、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责任不在婚姻登记机关。陆斌与荣亚梅、荣亚珍为亲姐妹，其自然应该十分清楚地了解他与谁结婚。婚姻登记申请人在申请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供的结婚对象的材料均为荣亚梅的材料。如果陆斌所说的“荣亚梅与杨德刚”结婚属实，婚姻登记申请人应该对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承担全部责任。责任不在婚姻登记机关。四、一审判决没有引用任何实体法规定，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七十条第（一）、（三）项、第七十一条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三）违法法定程序的；”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方面确实存在严重错误，该判决必须予以撤销。五、本案两位第三人均未到庭，一审判决因缺乏事实依据应予撤销。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婚姻等问题应首先通过民事程序解决。六、陆斌起诉确已超过起诉期限，一审判决关于起诉期限的说明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在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情况下未提起行政诉讼，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下予以认定”并认定“原告未超过起诉期限。”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告在登记之前就应该知道自己的登记对象的姓名，在领取登记证的当时就已经知道登记是否正确。陆斌的起诉据其登记时间已达14年之久，确已超过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1402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陆斌的起诉。
被上诉人陆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错误，应依法驳回。假冒他人身份申请办理的婚姻登记，应当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婚姻登记的夫妻一方系虚构身份或者假冒他人身份的事实之日起，视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诉权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之日计算”。本案中，2015年答辩人在办理房屋贷款时才确定登记证上女方系第三人荣压梅，遂答辩人向上诉人申请撤销结婚证，上诉人未答复亦未办理，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答辩人并没有怠于行使权利，答辩人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二、一审法院程序正当，不存在未予质证的情况，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对第三人荣亚梅、荣亚珍做了询问笔录，且该两份笔录已经在庭审时进行宣读，双方对二第三人的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因此，一审法院程序正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错误。三、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履行法定职责时违反法定程序，其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本案中，上诉人在给答辩人与第三人荣亚珍办理婚姻登记时，未能识别第三人荣亚珍的身份证明材料亦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导致婚姻登记错误，上诉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属于履行法定职责时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四、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撤销。本案中，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系向未申请结婚登记的第三人荣亚梅与答辩人作出的，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并不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因此，上诉人向答辩人与未申请结婚登记的第三人荣亚梅颁发的婚姻登记证书明显属于缺乏事实依据。故该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五、上诉人在庭审中并没有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应视为上诉人对答辩人与未经过申请结婚登记的第三人荣亚梅的结婚登记行为不合法。综上，上诉人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荣亚梅参诉称，连山区法院作出的判决正确。我姐荣亚珍办理结婚证时，调我的名字和身份证，我当时不知情，2017年1月17日，法院找我做笔录，我认为既然我的身份信息己经有了一次婚姻登记，在我与我对象杨德刚进行过婚姻登记，却能够又一次给我进行婚姻登记，我要求法院保护我的合法权益，
原审第三人荣亚珍参诉称，2002年12月23日我和陆斌到上诉人处办理结婚证，当时我没有身份证，工作人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荣亚梅，上诉人用我的名字调出了我妹妹的身份信息，并对照我和陆斌照的结婚照片，就给我颁发了结婚证。当时我说叫荣亚梅，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学校和家人都这么称呼我，确实忘记了我户口的名字，是有责任的，但是上诉人对工作不认真造成了这次婚姻登记错误，上诉人既然给我和陆斌颁发结婚证就应当是事实婚姻。我要求法院更正结婚证，保护我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陆斌起诉上诉人兴城市民政局撤销陆斌和荣亚梅的婚姻登记，因二人的婚姻登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可撤销婚姻登记情形。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并未审查该婚姻登记是否可撤销，径行判决撤销陆斌和荣亚梅的婚姻登记不妥，应予纠正。本案结婚登记行为系2002年12月23日作出。原审原告于2016年8月诉到法院，重审时请一并审查起诉期限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连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1402行初44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连山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陈丽娟
审判员 刘久斌
审判员 孙 彬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关 中
本裁定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