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再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甘远鄂，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冰原，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革新，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绥华，男，汉族。
再审申请人甘远鄂因与被申请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公司）、刘绥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8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81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远鄂再审申请称：一、本案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侦办的职务侵占案件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提交的立案材料可知，其侦办的案件是科伦药业公司认为甘远鄂的股权在转让过程中被职务侵占而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本案甘远鄂诉请的是自己的股权被私下转移后要求返还。甘远鄂不是科伦药业公司职工，不存在职务侵占主体身份，自然不存在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科伦药业公司对再审申请人持有科伦药业公司股份的事实不持异议。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即使本案存在有牵连的经济犯罪，但不影响本案作为经济纠纷案件的案件性质。综上，甘远鄂请求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撤销原审裁定，依法进行再审，裁定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科伦药业公司辩称：本案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涉及同一法律事实。一、本案基础事实为争议股权的权属及其转让的合法性。争议股权原为甘远鄂所持有，现登记在刘绥华名下。对此，甘远鄂认为科伦药业公司与刘绥华编造股权转让事实，侵害其合法权益。但是科伦药业公司与刘绥华认为，争议股权已由刘绥华合法取得。二、刑事案件的基础事实同样涉及本案争议股权的转让。成都市公安机关《受案登记表》以及《立案决定书》显示，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科伦药业公司被职务侵占案中，相关人员系以该案争议股权“转让过程中，所有参加人员的行为均可能涉嫌犯罪”予以报案，公安机关也据此立案。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进一步查明刑事案件与该案系同一法律事实，并函告了原审法院。
甘远鄂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起诉称：甘远鄂持有该公司股份为543.9805万股。2013年，其从工商登记部门查询发现，该公司与刘绥华于2005年8月18日编造甘远鄂与刘绥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将其持有该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刘绥华。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甘远鄂持有科伦药业公司1087.9610万股股份，持有科伦药业公司3.454%股权；2.科伦药业公司和刘绥华将甘远鄂持有的科伦药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在甘远鄂名下；3.案件诉讼费用由科伦药业公司和刘绥华承担。
一审查明：科伦药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四川科伦大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大药厂公司)于2002年5月29日登记成立，甘远鄂出资172.69万元成为科伦大药厂公司股东，其出资比例为3.454%。2003年5月12日，甘远鄂等签订《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将科伦大药厂公司整体变更为科伦药业公司。该《发起人协议》显示，甘远鄂将其对科伦大药厂公司出资形成的权益相对应的净资产241.766万元投入当时拟设立的科伦药业公司，折合241.766万股，占总股本的3.454%。2003年8月28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亦有相同记载。科伦药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四川同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31日出具的川同德会验(2008)106号《验资报告》载明：“2005年8月18日，贵公司(指科伦药业公司)股东甘远鄂与刘绥华签订协议，将其持有贵公司股本总额3.454%的股份转让给刘绥华。”另查明，该案讼争股权现登记在刘绥华名下。对此，甘远鄂认为其并未向刘绥华转让过股权，科伦药业公司和刘绥华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科伦药业公司和刘绥华则认为，刘绥华受让的股权系合法取得。一审中，科伦药业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受案登记表》载明：“2014年5月14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负责人万鹏来我队报案称：2005年至2006年期间，有人采用非法手段侵占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根据工商资料显示2006年甘远鄂将工商登记持有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454%股权转让给了刘绥华，同年甘远鄂将工商登记持有的1.60%股权转让给了刘绥华，现在甘远鄂跟公司称自己并未转让过股权给刘绥华，相关股权转让文书系伪造。上述股权价值巨大，在涉及上述股权转让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的行为均可能涉嫌犯罪，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2014年6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科伦药业公司被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2014年6月25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致函成都中院，告知该院其已经立案的科伦药业公司被职务侵占案与该案系同一法律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该案争议股权，甘远鄂认为应归其享有，科伦药业公司与刘绥华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但科伦药业公司则认为案涉股权的“转让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的行为均可能涉嫌犯罪”，并就此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报案，“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此，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业已立案侦查，并函告该院其已经立案的科伦药业公司被职务侵占案与该案系同一法律事实。鉴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明确指向该案案涉股权的转让过程以及所有参与人员，故该案涉嫌犯罪，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裁定驳回甘远鄂的起诉。
甘远鄂不服一审裁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是科伦药业公司认为甘远鄂的股权在转让过程中被职务侵占，而该案甘远鄂诉请的是自己的股权被私下转移要求返还。甘远鄂并非科伦药业公司职工，不存在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科伦药业公司对甘远鄂持有的股份不持异议。可见，该案与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不是同一法律事实，该案依法应继续审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二审法院认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科伦药业公司股权被职务侵占案与该案涉及同一法律事实，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再审认为：2003年5月12日，甘远鄂与科伦药业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发起人协议》，成立科伦药业公司。根据该协议，甘远鄂投入该公司241.766万元人民币，占该公司总股本的3.454%。之后，甘远鄂以发现科伦药业公司、刘绥华编造甘远鄂将持有科伦药业公司的241.766万股份转让给刘绥华的事实，科伦药业公司、刘绥华侵害其股东权益为由，起诉至法院。作为股东的甘远鄂请求法院确认其公司股权，恢复股东身份，是依法行使其民事诉权的行为。本案中，甘远鄂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基于：甘远鄂认为其所占科伦药业公司股权非经本人同意转让，而请求法院确认并返还公司股权的事实，其与科伦药业公司之间形成了股东持有公司股权的民事法律关系。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提交的立案材料看，该刑事侦办案件是基于：科伦药业公司认为甘远鄂的股权被职务侵占的事实，是涉嫌公司股权被侵占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侦办的被职务侵占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刘绥华、甘远鄂等涉嫌被职务侵占的刑事犯罪，并不能否定甘远鄂与科伦药业公司之间存在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民事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只是存在事实上的牵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原审法院应当将有关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本案应当继续审理。原审法院作出“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科伦药业公司股权被职务侵占案与该案涉及同一法律事实”的认定不当。至于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是否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可以由受理法院视情形决定。综上，原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720号民事裁定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终字第88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审 判 长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宁 晟
代理审判员 宋 冰
二０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