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25民初738号
原告：钟某甲。
原告：钟某乙。
委托诉讼代理人（二原告共同委托）：付涛，谷城县五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告：某县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尚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
原告钟某甲、钟某乙与被告某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某甲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某甲、钟某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被告赔偿原告母亲因住院死亡的安葬费23,660元、死亡赔偿金139,506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213,166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1日20时许，原告母亲曹宜荣因交通事故受伤被送往某县人民医院就医并住院治疗。23日上午医院以患者未缴费为由拒绝给其治疗，导致患者心理情绪波动较大。9时许，患者从医院没有安装任何防护安全措施的九楼厕所坠下身亡。因被告在对患者治疗和照料过程中未能尽职尽责，施于患者的是冷漠和绝情，已违反医疗服务合同之安全谨慎义务，故请求判如所诉。
被告某县人民医院辩称，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全部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第一，原告之母曹宜荣因交通事故送至被告的神经外科入院治疗期间，被告针对其头皮血肿，给予止血、脑保护、对症治疗，符合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第二，患者在入院后，仅交纳住院费300元，而被告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已投入医疗成本900余元；第三，被告系国家级三级综合医院，其病房设施与安全早已达标。原告之母在住院期间从九楼跳楼身亡，归责于院方缺乏安全防护设施不当。因为在原告之母跳楼时，其儿媳尚在病室内陪护；第四，原告将其母跳楼身亡又归责为被告催促交费、拒绝治疗，导致患者情绪波动较大而选择自杀，与事实不符，难于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各自的主体身份关系的证据，谷城县公安局城关水陆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曹宜荣住院病历资料及费用总清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二原告对被告举出的谷城公安局城关水陆派出所在2017年3月23日11时向聂玉成调查时制作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该询问笔录中漏记了“曹宜荣跳楼，系医院催促交纳药费，否则以停针停药相威胁”这部分内容。因聂玉成系原告钟某甲之妻、曹宜荣之儿媳，曹宜荣在坠楼时，其尚在病室陪护。在事发当日，聂玉成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相当，加之，我国并未实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故被告举证的该项证据具有可采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二原告之母曹宜荣于1952年7月29日出生，系谷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彭家山村5组村民。2017年3月21日19时40分，曹宜荣骑自行车，由谷城县城关镇过山开发区至城关镇过山口社区方向，行至事发路段，因未靠公路右侧行驶，与相对方向蒋某驾驶的鄂c×××××轻型普通货车相撞受伤［2017年3月29日，谷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谷公交认字(2017)第411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曹宜荣骑自行车未靠右行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机动车一方未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负事故次要责任。曹宜荣伤后，经120急救车送入被告某县人民医院就诊。当晚8时28分，门诊部以“脑外伤”将曹宜荣转入该院九楼神经外科治疗。曹宜荣于2017年3月21日至3月23日入院治疗期间，登记的住院号：0017010256，床号：015。经检查诊断为：头皮血肿。护理级别为ⅰ级。据住院病案记载：1、入院查体时，曹宜荣神志清楚，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额部右侧头皮少许渗血，肿胀触痛，颈软，双肺呼吸音清晰，腹平软，四肢肌张力及肌力正常。头颅ct未见明显挫裂伤出血。给予止血、脑保护、对症治疗。患者于3月23日上午9时许从病房厕所窗户跳楼死亡；2、在《颅脑损伤住院志》中，钟某甲陈述：其母无高血压、无精神病、无癫痫、无外伤史等过去病史；3、《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记录，曹宜荣生活自理能力评分75分，属轻度依赖；在入院介绍栏项下告知的其他内容有：防跌倒、坠床、烫伤、走失、自杀，家属24小时陪护。钟某甲在该评估单存有签名并留存有尾号为7388联系电话。截至3月23日，曹宜荣入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合计为947.64元。其中，除机动车一方在事发当日垫付300元医疗费用外，其余的医疗费用均由某县人民医院先予支出。在曹宜荣坠楼之前，主管医生曾催促曹宜荣及其陪护的亲属及时交纳医疗费用。此时，曹宜荣之子钟某甲因担心继续欠付医疗费用，院方无法保证治疗，遂离开病室前往交警部门寻求解决相关赔偿事宜，其儿媳聂玉成则留在病室继续陪护。当日上午9时许，曹宜荣提出入厕后，聂玉成因见其一反常态的插门，随即呼喊开门。当其撞门而入时，曹宜荣已从病室厕所的窗户坠楼身亡。同日9时10分，谷城县公安局110接处警登记表记载报警内容为：某县人民医院有人跳楼死亡。公安机关在坠楼现场向同室病友李某、候天乙进行询问时，该二人证实：曹宜荣在治疗期间，行为举止同常人无异；其是从所处的九楼病室厕所窗户坠楼而亡。聂玉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主要陈述：“昨天（3月22日）某县人民医院催交费，经我们电话联系肇事方司机交费未果。下午司机来医院催促出院。我们当时答复司机，若明早检查身体没有问题，打毕针就出院。今天早上又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发信息，司机均无回音。上午约9时许，我公婆说要上厕所。平时她上厕所均不关门，今天突然插门，我感觉不对劲儿，听到厕所窗户响声后，我喊不开门。当我把门撞开后，公婆已跳楼了。之所以跳楼，缘于肇事司机说‘不管我们，也不赔偿’，这话公婆听了受不了。”
另查明，二原告之母入住的某县人民医院为国家级三级综合公立医院，该住院大楼在2008年3月25日经竣工验收合格，设计单位为武汉大学设计研究总院。为其诊治的神经外科分设在该大楼第九层。其入住的南5病室内置三张病床和一个卫生间。卫生间门后有插销，其水平地面与窗台的垂直高度91cm，窗扇呈半开口状往外延伸推拉开启，窗户边框与窗扇平行开口距离约30cm。曹宜荣坠楼前后，该卫生间室内陈设如就，窗户玻璃完好无损。
本院认为，二原告之母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入住被告某县人民医院治疗而引发医疗纠纷，根据原告在起诉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词中的陈述，可以确认原告提起的违约责任之诉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即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就是否违反医疗服务合同以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发生的争议。就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而论：其主体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以存在违约行为为前提；患者对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对是否履行合同承担举证责任。因我国《合同法》中没有医疗合同具体的规定，加之医疗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非结果性和医患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无法参照某一种有名合同来审理此类合同纠纷，基于原告选择违约责任之诉，因此本案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之争议仍应参照《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进行规范。由于医疗合同的签订是由门诊医疗合同、以一定手术的完成或痊愈作为给付报酬目的承揽合同、健康检查的劳务合同以及住院医疗合同等一系列的有名或无名合同组成，故应按照医疗服务的实际进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合同。
因二原告之母头皮血肿而入住被告某县人民医院治疗，二者间合议一致的住院医疗合同内容包括诊疗行为的提供，病房及设施的租用，药品及器材、开水及餐饮的供应，护理人员的雇佣等，相对应的为无名劳务合同、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及雇佣合同的混合合同。需要注意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不同于消费关系，不能把到医院看病和到商店买商品是等同消费。到商店买商品的“消费关系是纯粹的经济关系，一方花钱，一方提供产品或服务，消费中追求结果的确定性。而医疗虽然也是服务，但医疗行为面对的确是极其复杂的个体的生命和健康，医学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领域，这就决定了医疗中只能强调方法、手段的正确，而不能强调确定的结果”。
由于近现代社会公司企业的发展和强势，消费者处于弱势，消费关系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对消费者权益给予侧重保护，是非常有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决不能把这种思维方式引入到当下医患矛盾较为激化的医疗服务合同中并以一贯之，认为在医疗纠纷中患方是弱者，支持患方就是支持弱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民间素有“要想富告大夫”的流传又如何理解？在某些医疗纠纷中，医务人员遭受围攻、殴打、侮辱，谁是弱者？自古以来，张机、华佗至于今，从古语云“医者父母心”、“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医生只是服务于他人，从来没有成为强势行业。不能一概而论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即是弱者，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分析，公平、公正的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就本案而论，双方当事人尚存以下争议：1、某县人民医院口头催交医疗费用是否有违于医疗服务合同之谨慎、勤勉义务；未对病区的窗户安装防护设施，是否算过错；2、如果存在违约或是过错，某县人民医院与二原告之母坠楼死亡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某县人民医院口头催交医疗费用是否适当的问题。《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66条及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依照上列合同法律规定和双方已达成的住院医疗合同关系，患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两点：其一，充分了解医疗活动所含风险的权利；其二，获得适当、合理治疗的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其所负的义务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主诉病情状况、现病史、既往史以支持配合医方及时诊疗；自觉遵守医院规章制度并根据治疗进程适时交纳住院医疗费用。患者在违反该基本义务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医院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是群众医疗保健、疾病防治的重要场所，应当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宗旨，虽然公益性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本质属性，但是绝不意味着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应当放弃医疗费用的收取。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妨害医疗机构生存与发展，破坏医院日常经营和管理工作秩序，最终损害的是社会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医疗利益。有鉴于此，某县人民医院在二原告之母头皮血肿得于有效治疗、病情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催促其及陪护的家人交纳欠付的医疗费用，既人道，也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即使如二原告所说“其母跳楼、系医院催促交费，否则以停针停药相威胁”成立，基于合同成立有效，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更不应该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后果，漫溢至病区，任意医院买单。况且因病程不长、为救母开销不足千元的医疗费用，对于万千普通的家庭而言，均不能算作是一笔沉重债务负担。
关于某县人民医院应否安装窗户防护设施问题。因某县人民医院属三级综合医院，并非精神治疗、康复类的专门专科医院，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其对可利用的空间、通风通道加装防护设施，因此不构成过错。
关于某县人民医院与二原告之母坠楼死亡有无因果联系及责任承担问题。《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在此之后，立法者将医疗侵权责任统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医疗行为本身具有侵害性，诸如对患者施于手术、放疗及化疗等均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人体的完整或“健康”而达到治疗目的和效果，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会给医疗机构带来过重的负担，影响正常的医疗活动。对于某县人民医院的归责，其一是“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即该损害是在诊疗的过程中发生的，诊治的过程是指治疗行为作为直接原因，而不是所有发生在医院的行为都应由医院负责；其二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即对于医疗机构责任的归责原则实行过错责任，二原告应当举证证明某县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约或过错。根据二原告之母同室病友的陈述并由公安机关作出的询问笔录记载，尤其是曹宜荣儿媳聂玉成在陪护中目睹的事实，在排除原告之母他杀和意外坠楼身故的机率后，可以认定原告之母系跳楼身亡。因二原告无证据证明某县人民医院在其母死亡中存在治疗过错，故二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的价值就是让其他生物活的好，这个社会有了你多一份美好。千万不要让这个社会因为有了我而多了一份痛苦或者不好。”二原告之母身故固然令人惋惜，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此类不具有法律上的补救性的损害若仍将责任归咎于医院，有违司法公平之原则，也有悖于相关法律规定。“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某县人民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挣钱的同时，应当以本案为鉴，提升“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却总是抚慰”的医学境界，以实现人文精神的救赎。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钟某甲、钟某乙要求被告某县人民医院承担赔偿金额213,166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97元，由原告钟某甲、钟某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497元，款汇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万山支行，户名：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56。上诉人也可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给本院或直接到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当事人签收本判决书后，视为已向当事人送达了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
审 判 长 陈太辉
审 判 员 余启斌
人民陪审员 吴春丽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乐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