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6民终12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艳龙，男，1978年6月30日出生，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肇源县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肇源县松江明珠路南。
负责人：崔金梁，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廷，黑龙江海天庆城律师事务所大庆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博海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慧，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宋艳龙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肇源县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部分简称为联通肇源分公司）、大庆博海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部分简称为博海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6）黑062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艳龙、被上诉人联通肇源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廷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博海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艳龙上诉请求：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6）黑0622民初2673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事实是，联通肇源分公司与博海公司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标明每月工资1900元整，也足以证明每个月工资数额。从以上种种迹象可以说明，我的经济补偿金也被克扣了。因此，要求依法判决联通肇源分公司与博海公司连带给付克扣我的工资94，771.73元，并给付赔偿金47，385.86元。二、我自2006年至2014年在肇源县原联通肇源分公司现联通公司工作，在这期间2006至2013年由ＸＸ忠担任总经理，2014年由崔金梁担任总经理，从未足额发放过工资，并且低于肇源县最低工资标准，有一审证据银行明细足可以证明克扣工资。另外，绩效考核也从未按考核办法发放工资。证据领取奖金明细表是大庆市联通公司人力资源部出示的，和我本人邮政工资折的工资是一致的，我要求联通肇源分公司解释二次薪酬的概念。从2013年1月份发展任务中不难看出从未按绩效考核加班发放工资。2006年至2014年参加工作，其中2006年只给本人交11月、12月五险，按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要求联通肇源分公司支付每个月二倍工资并补交社保。三、2006年至2014年在岗期间，联通肇源分公司从不执行同工同酬的原则，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四、一审时，我要求法院依法调取个人人事档案，但一审判决书却未予回应。再次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肇源县联通公司退还被扣押档案。
联通肇源分公司辩称：一、宋艳龙在一审中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我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金计算的基数是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宋艳龙在解除劳动合同前的平均工资为1383.36元，并非1900元，且该1383.36元仅为平均工资而非固定工资，不能以此作为基数去计算每个月的工资。二、宋艳龙与我公司未建立劳动关系，仅存在派遣用工关系，工资是博海公司支付的。宋艳龙认为我公司自2006年未足额发放工资，但对于克扣工资的数额并未提出明确的计算方法、计算依据和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明细无法体现出与我公司、与本案有任何联系，且即便有关系，单纯的银行流水也无法证明我公司克扣工资。宋艳龙也从未对发放的工资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对于宋艳龙绩效考核等有关工资发放依据的书面文件，我公司只有义务保存二年以内的，由于2014年博海公司就与宋艳龙解除了劳动关系，宋艳龙也与我公司没有任何用工关系，因此我公司没有法定的义务也没有客观的能力为宋艳龙保存近十年的工资发放明细。由于我公司不存在克扣其工资的行为，无法就未发生的事情进行举证，因此宋艳龙应当对其主张负有最基本的举证义务，否则应当由宋艳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关于同工同酬的问题。我公司不存在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同工同酬的原则的问题，宋艳龙薪酬的构成包括底薪、考核工资、个人佣金奖励和各项考核扣罚。宋艳龙并非固定工资，而是需要依据各项考核以及绩效成绩计算工资。劳动法中的同工同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二）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三）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结合宋艳龙的工资构成可知，我公司考核的标准是一致的，符合同工同酬的法律规定，但具体工资发放数额应当依照宋艳龙的实际工作绩效来确定。宋艳龙认为我公司没有做到同工同酬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曲解，应当对其主张的内容负有举证责任。
博海公司未出庭予以答辩。
宋艳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联通肇源分公司与博海公司连带给付克扣的工资94,771.73元、赔偿金47,385.86元；二、诉讼费用由联通分公司与博海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艳龙自2003年到联通肇源分公司福兴支局做维护人。宋艳龙称2006年与联通肇源分公司人员签订了空白劳动合同书，合同书上体现不出签订主体，在2013年和2014年才发现是与博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属于受欺骗签订的。宋艳龙签订劳动合同后，一直在该支局工作。2014年因联通肇源分公司机构改革，8月4日宋艳龙与博海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博海公司一次性给付宋艳龙15,217元的经济补偿金。宋艳龙在解除协议上签字，并于2015年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后宋艳龙就此事反悔，找到联通肇源分公司大庆分公司。宋艳龙称在联通肇源分公司大庆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脑上看到了与宋艳龙一起解除合同的李秀华2014年6月、7月两个月份工资数额分别为2092元和2292元，但实际上李秀华在该两个月所领取的工资为1201.19元和1432.50元。宋艳龙据此认为联通肇源分公司克扣了工资，并按照这两个月的数额差计算，认为其自2006年到联通肇源分公司工作，联通肇源分公司共克扣了94,771.73元。2016年7月11日，宋艳龙向肇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法定时效期间为由不予受理。另查明，联通肇源分公司与博海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协议，联通肇源分公司将其单位乡下支局的业务发包给博海公司，并按代办费用数额比例给付博海公司承包费。而博海公司与宋艳龙的劳动合同约定，宋艳龙的工资由博海公司按绩效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宋艳龙诉请联通肇源分公司返还被克扣的工资，但从庭审时提交的证据看，宋艳龙2013年、2014年是与博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由博海公司发放工资，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是博海公司，并非联通肇源分公司，故联通肇源分公司不存在返还义务。而博海公司与宋艳龙的劳动合同并未约定宋艳龙的具体工资数额，宋艳龙称克扣工资，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经协商，双方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宋艳龙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劳动关系已终止。故宋艳龙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宋艳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宋艳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宋艳龙主张返还克扣的工资及支付经济补偿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对于联通肇源分公司与博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本院分别评价如下：一、根据宋艳龙与博海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宋艳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等证据记载的单位名称可知，宋艳龙系与博海公司订立劳动合同。联通肇源分公司虽然是实际的用工单位，但基于其与博海公司之间的委托经营协议，博海公司将宋艳龙安排至联通肇源分公司处工作，属于劳务派遣行为，联通肇源分公司并不因此与宋艳龙成立劳动关系，与宋艳龙成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系博海公司而非联通肇源分公司。宋艳龙向联通肇源分公司提出返还克扣的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二、宋艳龙与博海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宋艳龙在博海公司发放工资时并未提出异议。现双方已于2015年一致同意解除了劳动合同，博海公司一次性向宋艳龙支付了经济补偿。因此，应当视为宋艳龙与博海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已归于消灭。宋艳龙称其在大庆市联通公司人力资源部电脑上看到的另案当事人李秀华于2014年6月、7月发放的工资与其实际发放的金额有较大差距，该事实无法作为认定博海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克扣工资的证据。本院对宋艳龙要求博海公司返还克扣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宋艳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宋艳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铁峰
审判员 齐少游
审判员 杨社娟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胡明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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