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1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县安桂良煤矿，住所地：织金县三塘镇小炉塘村。组织机构代码：76135165-7。
负责人穆华由，男，该矿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代理人张庆山，男，该矿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董继续，男，该矿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航路西王山小区3栋2楼。组织机构代码：55663033-1。
法定代表人侯刚，男，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织金县安桂良煤矿（以下简称安桂良煤矿）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5）黔织民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宏涛公司诉称：我公司将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煤炭经营资格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由我公司制作的《煤炭购销合同》、《委托书》交给案外人王湘黔，让其代表我公司到被告安桂良煤矿采购煤炭。《委托书》系填充式文书，填空处的内容由王湘黔书写，该《委托书》交给王湘黔时已加盖我公司印章。2011年9月14日，我公司与被告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煤炭含税单价为530元／吨，未约定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我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1年9月16日、21日共计汇款260000元给被告，以用于向其购买煤炭。我公司累计向被告购买煤炭215.84吨后，被告向我公司出具了金额为114395.21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被告销售给我公司的煤炭质量达不到我公司对外销售的购买方所要求的煤炭质量，我公司于2011年11月份要求与被告解除《煤炭购销合同》，被告亦同意，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解除合同至今，被告未将剩余购煤款145604.79元（260000元-530元／吨×215.84吨）退还我公司，仅告知我公司已将剩余购煤款退还给罗成举，不再负有返还义务。因我公司未委托罗成举到被告处采购煤炭，罗成举不是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退款给罗成举的行为与我公司无关，请求判决被告返还我公司人民币145604.79元。
原审被告安桂良煤矿辩称：原告所诉与我矿签订《煤炭购销合同》、预付购煤款260000元后向我矿购买煤炭215.84吨、我矿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属实，但是代表原告到我矿采购煤炭的是罗成举而非王湘黔。2011年9月14日，罗成举携带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煤炭经营资格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原告公司印章的《煤炭购销合同》及《委托书》到我矿洽谈购煤事宜。罗成举持有的前述材料足以让我矿相信罗成举是原告的代理人，故我矿与罗成举洽谈并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合同虽约定煤炭含税单价为530元／吨，但双方口头约定为630元／吨。罗成举到我矿时携带的《委托书》虽载明宏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除罗成举外还有“李树桓”，但我矿从未见过李树桓，亦不认识王湘黔。从洽谈购煤事宜、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负责提货、运输煤炭、结算煤款、领取我矿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要求解除《煤炭购销合同》，均是罗成举代表原告在办理前述事宜。原告累计购买煤炭215.84吨后，罗成举于2011年11月17日要求与我矿解除《煤炭购销合同》，我矿同意解除合同。罗成举要求我矿将剩余购煤款退还给他，由于一直是罗成举代表原告在我矿处理购煤事宜，我矿相信罗成举是原告的代理人，能收受剩余购煤款，我矿遂于2011年11月17日将剩余购煤款124020.80元（260000元-630元／吨×215.84吨）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退还给罗成举，故我矿不再负有返还义务，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1年，原告宏涛公司将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煤炭经营资格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原告公司印章的空白填充式《委托书》及《煤炭购销合同》交给案外人王湘黔让其采购煤炭，王湘黔又将前述证照材料转交给罗成举让其代购煤炭。同年9月14日，罗成举带着前述材料及《委托书》、《煤炭购销合同》到被告安桂良煤矿洽谈购煤事宜，其中《委托书》的内容为：“织金县安桂良煤矿：兹委托我公司李树桓罗成举等2人前往贵单位办理煤碳采购相关业务，望贵单位给予接洽为盼！……委托单位（签章）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2011年9月14日”（委托书中划横线部分的内容及“罗成举”系手写体）。经洽谈，双方于当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向织金县安桂良煤矿买煤，煤炭含税单价为530元／吨；货款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先款后货，货到验收合格，卖方出具税率为17%的有效增值税发票结算；合同有效期限为2011年9月14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卖方织金县安桂良煤矿的开户银行为织金县农村信用联社、帐号为2801010001201100017172，买方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的开户银行为安顺市西秀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发区分社、账号为2331040201201100049836。同月16日、21日，原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被告预付购煤款100000元、160000元，共计260000元。原告累计购买煤炭215.84吨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日期为2011年10月24日、号码为0020962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主要载明：购货单位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块煤、数量为215.84吨、单价为452.991453元／吨、金额为97773.68元、税率为17%、税额为16621.53元、价税合计114395.21元，销货单位为织金县安桂良煤矿。后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向被告出具《认证结果清单》（主要内容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认证手续，税率为17%、税额为16621.53元）。2011年11月，原告要求解除《煤炭购销合同》，被告同意解除并让其员工董继续于2011年11月17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将124020.80元支付给罗成举。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其剩余购煤款，被告以剩余购煤款124020.80元已退还给罗成举为由拒绝返还煤款而引发纠纷。
原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各自履行义务。原告诉称只委托王湘黔采购煤炭，未委托罗成举到被告处采购煤炭，因原告将其营业执照等公司资质文件、空白填充式《委托书》及《煤炭购销合同》交给王湘黔后，王湘黔又将前述材料转交给罗成举，由罗成举代为采购煤炭，故罗成举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两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向被告预付购煤款260000元的行为应视为原告已认可罗成举的代理行为。在原告购买煤炭215.84吨后，原告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解除《煤炭购销合同》，被告应将剩余购煤款退还给原告。被告辩称已将剩余购煤款124020.80元退还给罗成举，不再负有返还义务，因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并未载明代理人可以接收钱款，案外人罗成举在退款时未表明系代表原告退还预付款，而是因王湘黔欠其运费而要求被告退款，因而不属于代表原告履行职务行为。该案中，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中载明了原告开设的银行帐户及账号，且该合同签订后原告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将购煤预付款汇入被告的银行帐户，故在双方解除《煤炭购销合同》后被告应按双方之前的付款习惯将剩余购煤款退还给原告，因此被告向罗成举支付124020.80元的行为不能视为被告向原告履行了退款义务。被告辩称《煤炭购销合同》虽载明煤炭含税单价为530元／吨，但与原告的代理人罗成举口头约定煤炭含税单价为630元／吨，因原告不认可双方有口头约定，被告又未举证证明双方有口头约定的事实，且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售卖煤炭数量为215.84吨、价税合计金额为114395.21元，前述金额系以煤炭含税单价530元／吨（114395.21元÷215.84吨=530元／吨）计算得来，故被告这一辩称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应返还原告预付购煤款145604.79元（260000元-114395.2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织金县安桂良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预付购煤款145604.79元。案件受理费1606元，减半收取803元，由被告织金县安桂良煤矿负担。
上诉人安桂良煤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罗成举持被上诉人宏涛公司的业务委托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与上诉人订立《煤炭购销合同》。从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全部过程中，上诉人从未见过罗成举之外的其他业务人员，也没有其他人与上诉人联系过，均是罗成举一人在上诉人处提煤、组织运输、领取发票，并向上诉人提出解除《煤炭购销合同》，办理退款124020.8元的领取手续。罗成举的行为，使上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其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既然有权订立合同，办理提煤、运输手续，有权提出解除合同，领取剩余煤款，代理人提出将煤款打入指定账户时，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罗成举所为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罗成举所持委托书载明委托权限是“办理煤炭购销相关事宜”。上诉人善意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原审没有查明罗成举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合同签订、变更、履行、解除等环节中所起关键作用，没有查明上诉人善意无过失的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既然认定罗成举构成表见代理，却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煤款，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代理人罗成举持委托书等材料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并独自完成煤炭全部购销事宜，上诉人依据代理人罗成举指示交付剩余煤款，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之规定，原审认定罗成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的同时，无视被上诉人的内部管理混乱、委托书授权不明，是导致其损失的直接原因，反而无视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还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罗成举在向上诉人安桂良煤矿退回124020.80元款项的《货币资金支付凭单》中，签字确认该款为退还煤矿，收款单位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罗成举）”，收款收据载明该款为退回煤款。
本案二审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安桂良煤矿支付给罗成举的124020.80元款项的行为是否被认定为已返还剩余购煤款给被上诉人宏涛公司。
本院认为，上诉人安桂良煤矿与被上诉人宏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被上诉人虽然否定罗成举有代理其采购煤矿的代理权，但被上诉人委托王湘黔采购煤炭，并将营业执照等公司资质文件、《委托书》及《煤炭购销合同》交给王湘黔后，王湘黔又将前述资料转交罗成举，由罗成举代为采购煤炭，且《委托书》上受托人有罗成举，罗成举代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被上诉人也按该合同约定向上诉人预付购煤款26万元，上诉人按约供给煤炭，合同双方对履行煤炭购销业务没有异议，故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罗成举有代理被上诉人采购煤矿的代理权，罗成举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应对罗成举代理行为后果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当事人双方解除《煤炭购销合同》后，应罗成举的要求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剩余购煤款124020.80元支付给罗成举。被上诉人否认罗成举有代其收取退回煤款的代理权，不认可该款已收到。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为“煤炭采购相关业务”，退回煤款是否为“煤炭采购相关业务”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罗成举代其收取煤款的行为后果，应确认该款上诉人已向其作支付。上诉人对此所提出的上诉有理，本院予以采信。原审以罗成举向上诉人退回的系王湘黔欠其运费，其行为不属于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等为由，判决该款不应确认为上诉人退给了被上诉人，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与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若未收到罗成举款项，可依法向罗成举追偿。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预付购煤款26万元，上诉人供给被上诉人煤炭215.84吨，每吨530元，合计价款114395.21元，上诉人退给罗成举124020.80元，上诉人尚应退给被上诉人购煤款21583.99元（260000元-114395.21元-124020.80元=21583.99元）。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六十五条第三款、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5）黔织民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织金县安桂良煤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被上诉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预付购煤款21583.99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一审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元，共计2409元，由上诉人织金县安桂良煤矿负担240元，被上诉人贵州宏涛矿业有限公司负担2169元。
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雄
审判员 张 晶
审判员 朱莉二0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谢 贤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