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终14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薇，女，汉族，1962年7月1日生，住桂林市秀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住所地：桂林市南环路8号。负责人：黄梅，该行行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城中支行，住所地：桂林�中山中路置业广场44号。负责人：曹梅，该行行长。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云，广西诚云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油油，广西诚云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廖薇因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桂林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城中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城中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4民初2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薇，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交行城中支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云、马油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廖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判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00元；3、判令二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8752.30元（以金额人民币187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9月25日计算至2016年1月12日共计110日）；4、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二被上诉人提供给银监局的《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仅存在一定的瑕疵，不构成侵权，明显袒护二被上诉人。该《情况说明》内容存在多处侵权：1、故意披露上诉人的银行卡号。在《情况说明》第1页，对外告知了上诉人的姓名以及银行卡的卡号，严重违反相关银�法规及双方合同约定。2、透露了具体金额。在《情况说明》第3页中起码4次提到“100万”，并有“这100万理财产品赎回”字样，一审法院却认为“并未透露具体金额”，明显与事实不符。3、污蔑上诉人有行业禁止的收受高额手续费、高利贷的行为。在《情况说明》第3页处“上诉人讲要去借高利贷还款……上诉人无意透露要给某银行临桂支行冲月末五日存款，对方给千分之二手续费……上诉人已经下午去借了100万高利贷”等等，上诉人从未有过上述言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是上诉人的言论却肆意妄言，被上诉人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希望银监局对上诉人予以查处。但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但不等同于其当时未做如此表述”，认可二被上诉人陈述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作出如此认定，明显偏袒二被上诉人，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侵权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错误。二被上诉人将答复银监局的《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转发给上诉人的主管领导阅知，名义上是希望协调，实质是污蔑和对上诉人施加压力，上诉人的主管领导收到《情况说明》后立即向上诉人核实是否有违法违规情形，上诉人不仅口头回复还以书面的形式答复主管领导，并且邮寄一份到银监局，足以佐证是从主管领导处获得没有印章的《情况说明》。上诉人的主管领导出于自身因素考虑没有向上诉人出具该事实的证明材料，但该事实对案件的审理至关重要，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前己经�请法院调查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核实事实，但一审未理会，请二审法院调查核实该事实。被上诉人作为银行机构具有严格的注意义务，文件即使是被盗流传出去也应当承担管理不善之责，被上诉人事实上已经将《情况说明》向社会流传。三、上诉人的各项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为“银监局未对该情况进行立案调查”不支持上诉人诉请错误。二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兼具一般储户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双重身份，故意在《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中编造虚假事实并往外流传，别有居心的恶意诬告上诉人，意图使上诉人受到银监局的监管查处、受主管领导的惩罚，因此上诉人不仅精神备受煎熬，还时时刻刻处在一种不安全隐患威胁之下，在银监局的《桂林银监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没有认定上诉人行为违法违规时，上诉人才敢动�资金。银监局未对二被上诉人的诬告事实进行处理，那是银监局的失职，但是不能因为银监局的失职就否认二被上诉人捏造事实诬告上诉人的事实，也不能否认由此给上诉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事实。因此，二被上诉人应当对其诬告承担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交行城中支行辩称，被上诉人对与上诉人之间纠纷的处理程序不存在瑕疵，符合法律规定和银监会的规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依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告廖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交行桂林分行、交行城中支行向原告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00元；2、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8752.30元（以金额人民币187万元�计算依据，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9月25日计算至2016年1月12日共计110日）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15年5月起，原告陆续投入1870000元到被告推出的“得利宝·天添利”理财产品中。2015年9月24日13时11分，交通银行客服电话95××9向原告发来短信，告知原告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将于9月25日17时至9月27日24时进行系统升级，期间网点柜面业务和存取款、转账等所有渠道业务分时段暂停。2015年9月25日下午14时20分许，原告到被告交行城中支行要求赎回“得利宝·天添利”理财产品，但工作人员告知其银行系统升级，理财业务已于当日上午11时暂停，原告认为被告的业务停办时间与短信内容不符，影响其资金使用，双方因此产�纠纷。事后，原告将双方的争议投诉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局(以下简称桂林银监分局)。经该院依法调取证据，桂林银监分局确认其于2015年9月30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关于要求银监局桂林分局调查核实桂林交行城中支行违返“暂停办理业务通知”进行行政和经济处罚的报告》，并于2015年10月10日向原告下发《桂林银监分局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接到桂林银监分局的协查通知后，被告交行桂林分行于2015年10月13日向该局出具了《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其上列明了被告的抗辩意见，同时载明了原告的账户信息，并还原了其了解到的事件情况，据被告交行桂林分行称，原告最初要求赎回理财产品的理由系为归还银行贷款，因业务暂停，原告需借高利贷还款，故向被告主张4000元的利息损失；后原告无意中透露，其答应为某银行临桂支行冲月末五日存款，该银行许诺支付千分之二的手续费，4000元的损失由此而来；因最终协商未果，原告又改口称，其另有合同约束，当天必须到账一笔资金，否则需借高利贷，由此产生损失4000元。此后，桂林银监分局就原告投诉一事展开信访核查，期间原告又于2015年10月25日及同年12月29日分别向桂林银监分局递交了《关于我坚持请求桂林银监局对交行城中支行因违反“暂停办理业务通知”进行经济和行政处罚报告》和《关于受理信访如期办结请求报告》。因案件情况比较复杂，桂林银监分局根据《信访条例》决定延长办理期限，其于2015年12月10日通知原告信访办理期限延至2016年1月9日。2016年1月7日，桂林银监分局向原告出具了《桂林银监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该局责成交行桂林分行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同�，桂林银监分局告知原告，如对此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之日起30日内向广西银监局书面提出复查，但原告并未提请复查。此后，原告多次要求桂林银监分局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后该局向原告公开被告交行桂林分行出具的《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庭审中，原告称，其系本地农业银行的职工，被告所述原告为其他银行冲月末五日存款的行为，系银行业所明令禁止的行为；桂林银监分局信访核查期间，被告交行桂林分行直接将上述《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交给原告工作单位的领导，导致单位多位领导找其谈话，该份情况说明既泄漏了原告的账户信息，又污蔑其违反行业规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其失眠、抑郁。同时，原告为洗脱给其他银行冲月末五日存款的指控，其在信访核查期间一直不敢擅自动用账�资金，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现原告要求二被告从争执发生之日（2015年9月25日）起至桂林银监分局下达处理意见之时（2015年1月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其经济损失，其中可扣除被告提供的理财产品所产生的利息收益。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系因理财产品合同纠纷引起，但原告提起侵权之诉，故该院不对双方的合同争议作出认定与处理，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泄漏原告信息，损坏其名誉。关于原告的信息泄露问题，被告交行桂林分行在出具给桂林银监分局的情况说明中，确实写明了原告的银行卡号，但并未透露具体金额。银行作为社会重要的金融中介，其金融力量和信誉为社会公众所依赖，客户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对银行保密其信息有着合理的期待，这种信赖和合理期待要求银行对客户信息承担隐私保护义务，其应主动采取安全措施或其它合理注意义务保障客户的信息安全。在桂林银监分局未作出具体要求的情况下，被告却在报告中主动披露原告卡号，未注意谨慎保护客户隐私的义务，其行为存在一定瑕疵，但桂林银监分局系国家行政机构，其职责就在于管控银行业风险、维持金融秩序、保护储户利益，该单位的信访核查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具备相当的职业素养，理应对原告信息给予更严密的保护，而且，原告并不能证实其卡号因被告的披露已被随意散播，故该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尚不构成侵权。但是，被告应在今后的工作中牢固树立客户隐私保护意识，力争做到谨言慎行。关于原告的名誉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名誉是社会对公民的品德、才干以及其他素质客观、综合的评价，当他人使用侮辱、诽谤等方式贬低他人的人格，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时，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该案中，被告交行桂林分行在递交给桂林银监分局的报告中称，原告向银行工作人员透露要为其他银行冲月末五日存款，虽然原告最终未如此作为，但不等同于其当时未做如此表述，原告主张被告交行桂林分行捏造事实，但并未能提供现场对话录音、视频或证人证言等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被告对其了解到的客观情况作出陈述，属于正当履行如实向核查机关供述的义务，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而且，桂林银监分局并未对此情况进行立案调查，也没有扩大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被告的供述行为仅系向核查机关提出，该行为并非�向社会大众且为社会公众所知悉，从而足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原告的正确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因此，无论是从被告方主观过错、行为合法性、侵害后果与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被告交行桂林分行的行为在该案中均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原告据此主张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交行桂林分行将《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交给原告工作单位领导的事实，原告对待证事实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该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在桂林银监分局信访核查期间，二被告既�限制原告使用资金，也无相关权力机构禁止原告使用资金，原告的资金存取自由，其主张被告支付经济损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廖薇的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实收263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廖薇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廖薇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关于要求桂林交行城中支行因违约“暂停办理业务通告”造成结算损失的报告》，以证明上诉人于2015年9月26日及时向被上诉人请求赔偿；证据二上诉人与桂林银监分局石主任的通话录音，以证明上诉人申请桂林银监分局将交行提交给该局的盖有公章的《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予以公开，以供上诉人将其与上诉人从农行领导处收到的没有加盖交行公章的《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进行核对，以及上诉人的个人银行信息已被二被上诉人流传到社会；证据三医院处方笺，以证明双方的纠纷造成上诉人很大抑郁，上诉人必须就医用药。二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没有公章及被上诉人没有签收；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都不认可，通话对象是不是石主任不清楚，上诉人与银监局的事情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对证据三的证明内容不认可，根据笔迹看不出是因为什么病开出的什么药，最重要的是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二审中，经上诉人廖薇申请，本院通知桂林银监分局出庭作证，桂�银监分局派出该局副科长石宇寰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交行城中支行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上诉人廖薇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在因对上诉人廖薇告知暂停办理理财业务信息不全及不及时，下属的被上诉人交行城中支行无法为上诉人廖薇柜面办理理财产品的赎回业务而与上诉人廖薇发生纠纷后，于2015年10月13日向桂林银监分局提交了《关于廖薇投诉的情况说明》。在该《情况说明》中，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不仅主动披露了上诉人廖薇在该行用于办理理财业务的银行卡卡号，还在多处披露了上诉人廖薇在该行购买的理财产品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在尚无证据证明银行业监管机构要求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详细披露上诉人廖薇的个人金融信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向桂林银监分局报告上诉人廖薇的上述个人金融信息并不妥当，当然因桂林银监分局的行业监管职责所在及其工作人员所应恪守的工作纪律，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上述擅自披露客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尚不至于造成上诉人廖薇的个人金融信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泄露，上诉人廖薇亦未将此情节作为本案诉请的重要理由。上诉人廖薇在本案中诉请二被上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主要理由在于：1、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在提交给桂林银监分局的《情况说明》中，陈述了上诉人廖薇在被上诉人暂停办理理财业务期间之所以强烈要求赎回理财产品及在赎回不成的情形下坚持要求4000元的赔偿，是因为上诉人廖薇不仅涉足了高利贷，甚至还是为了帮助他行冲月末五日存款牟取高额手续费，上述两种情形都是银行业从业人员所禁止从事的行为，一旦被坐实，上诉人廖薇作为银行业从业人员的资格都有可能受到影响；2、上诉人廖薇认为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还将包含有其购买的理财产品信息的《情况说明》转交给其所在的单位桂林农行的主管领导，造成了其个人金融信息向无关的其他人的泄露和扩散。针对上诉人廖薇的上述两项主要理由，本院逐项评析如下：一、上诉人廖薇在无法办理理财产品赎回业务之后，与被上诉人交行城中支行两次交涉赔偿事项都是在该支行的行长办公室。桂林银监分局在答复上诉人廖薇的书面函中以及在本案二审庭审作证时都陈述，被上诉人交行城中支行的行长办公室未设有监控设备，未有录像资料提供。上诉人廖薇对该支行的行长办公室未有监控录像亦不持异议。因此，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廖薇在被上诉人交行城中支行的行长办公室中提出索赔要求的理由各持己见的情形下，因没有客观的监控录像，亦无其他人在场见证，双方当事人对此节事实的陈述均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同时，结合上诉人廖薇在事后不久向桂林银监分局提交的《关于要求银监局桂林分局调查核实桂林交行城中支行违返“暂停办理业务通知”进行行政和经济处罚的报告》中陈述，因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跨行转出到指定账户，导致其要承担合同违约金5万元的说法，可见上诉人廖薇提出的索赔理由确实名目稍多，本院认为，因缺乏客观�监控录像，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得出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在《情况说明》中凭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上诉人廖薇有从事银行业从业人员不得从事的不当行为的结论。二、上诉人廖薇在本案诉讼中并没有向一、二审法院提交其所述的从其所在的单位桂林农行的主管领导处获得的没有加盖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公章的上述《情况说明》，且其自述，经手的桂林农行的主管领导因个人原因，均不愿在本案中为其作证，因此，上诉人廖薇上诉主张被上诉人交行桂林分行擅自将其个人理财产品信息泄露给桂林农行的主管领导，违反了银行对于客户信息的保密义务，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诉人廖薇的此项事实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因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廖薇的人身存在诬告陷害和对其个人银行信息存在泄漏行为，对上诉人廖薇上诉提出的二被上诉人存在对其人身和财产的民事侵权行为，并造成其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及实体处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6元，由上诉人廖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胜审判员 梁春弟审判员 邹高林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覃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