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三终字第014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新港街道。
投资人：宿伟，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徐启宝，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贤。
委托代理人：杨继辉、冯晶晶，均系辽宁邦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谢桥社区亿晶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姚国贤，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民和村。
负责人：徐洪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国贤，江苏金天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昕德（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胜利路****号1—*层。
法定代表人：宫振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敬森，辽宁睿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以下简称宝鼎器材厂）因与被上诉人孙国贤、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塘公司）、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尧塘大连公司）、昕德（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宝鼎器材厂的委托代理人徐启宝，被上诉人孙国贤的委托代理人杨继辉，昕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敬森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庭审，被上诉人尧塘公司及尧塘大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国贤，被上诉人尧塘大连公司的负责人徐洪林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被上诉人尧塘公司及尧塘大连公司未到庭参加本院第二次庭审，本院依法对其两公司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2013年4月25日，宝鼎器材厂与孙国贤订立“供需合同”，约定：尧塘公司及孙国贤为甲方，宝鼎器材厂为乙方；乙方为甲方提供并安装健身器材，价款合计为42800元，甲方于签订合同当日支付乙方订金5000元，于2013年5月15日前支付乙方35800元，2013年8月15日前支付乙方2000元。该合同第六条规定，“如果甲方不能按双方所商定的时间付款，乙方有权力将此批设备归为己有”。该合同经宝鼎器材厂加盖公章并经孙国贤签名予以确认，未经尧塘公司加盖印鉴或法定代表人签名予以确认。于2013年4月25日“供需合同”订立当日，孙国贤给付宝鼎器材厂订金5000元。宝鼎器材厂于此后依约履行了健身器材的供货义务并将合同约定的健身器材安装在昕德公司开发的伟桥·金北嘉园小区内。2013年11月，宝鼎器材厂以健身器材货款未付及保养为由拆除案涉健身器材部分零部件。2013年12月底，宝鼎器材厂将拆除的零部件组装回案涉健身器材。另查，2013年间，孙国贤系尧塘大连公司所承包的伟桥·金北嘉园小区B、C区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再查，因健身器材货款37800元未获清偿，宝鼎器材厂于2015年5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一、尽管案涉“供需合同”书写的“甲方”为尧塘公司及孙国贤，但由于该合同未经尧塘公司加盖印鉴或法定代表人签名予以确认，故该合同效力不及于尧塘公司。该合同的双方为宝鼎器材厂及孙国贤。二、宝鼎器材厂与孙国贤订立的“供需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宝鼎器材厂及孙国贤均负依约履行之义务。三、宝鼎器材厂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孙国贤未依据“供需合同”之约定向宝鼎器材厂付清健身器材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所欠宝鼎器材厂的货款应予偿付，并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宝鼎器材厂曾以健身器材货款未付及保养为由于2013年11月拆除健身器材部分零部件并于同年12月底前将拆除的零部件组装回案涉健身器材，故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4年1月1日起算，宝鼎器材厂主张的超出部分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四、由于尧塘公司、尧塘大连公司、昕德公司并非合同相对人，故宝鼎器材厂要求尧塘公司及尧塘大连公司、昕德公司对货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孙国贤关于宝鼎器材厂拆除健身器材视为宝鼎器材厂与孙国贤解除合同而与昕德公司重签买卖合同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有鉴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孙国贤向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给付货款378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7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73元，由孙国贤负担。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原告宝鼎器材厂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尧塘公司向其承担案涉货款的给付责任。其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被上诉人孙国贤是尧塘大连公司所承包的伟桥·金北嘉园小区B、C区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孙国贤与上诉人签订供需合同应是代表该公司职务行为，即使孙国贤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其以尧唐大连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该供需合同，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孙国贤有代理权，故该供需合同的效力应及于尧塘公司，则违约责任应由尧塘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孙国贤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其主要观点为：孙国贤虽未提起上诉，但其认为其不应该承担责任，其认为上诉人应自行承担责任或者由上诉人向昕德公司主张案涉权利。
被上诉人尧塘公司及尧塘大连公司均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原审判决。其主要观点为：孙国贤虽系被上诉人案涉项目的经理，但案涉合同系孙国贤个人对外签订，故责任应由其自负。
被上诉人昕德公司亦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原审判决。其主要观点为：上诉人所诉案涉合同与昕德公司无关，故其诉请昕德公司承担责任无理。
本院经审查，除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3年4月25日，宝鼎器材厂与孙国贤订立《供需合同》“更正为“2013年4月25日，孙国贤以其个人及尧塘大连公司的名义与宝鼎器材厂订立《供需合同》”外，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昕德公司二审向本院举证了其作为发包人与尧塘大连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的案涉《伟桥﹒金北嘉园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名称为伟桥﹒金北嘉园BC区景观绿化工程，工程内容为伟桥﹒金北嘉园BC区景观绿化工程范围内景观绿化工程设计面积约3500平方米，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健身器材等项目。
上述事实，有昕德公司于二审中提交的《伟桥﹒金北嘉园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孙国贤以其个人及尧塘大连公司的名义与宝鼎器材厂订立的案涉《供需合同》对尧塘大连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昕德公司二审举证的其与尧塘大连公司签订的《伟桥﹒金北嘉园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内容，伟桥﹒金北嘉园景观绿化工程由尧塘大连公司承包，该工程的施工范围包括健身器材；且本案由宝鼎器材厂出卖的案涉健身器材亦安装在伟桥·金北嘉园小区内；尧塘大连公司系从宝鼎器材厂处购买的健身器材的实际受益者，且尧塘大连公司亦认可孙国贤系伟桥·金北嘉园小区B、C区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故上诉人主张孙国贤在《供需合同》的签字行为应属于代表尧塘大连公司的职务行为有事实依据，则该《供需合同》应对尧塘大连公司具有约束力。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尧塘大连公司系尧塘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其民事责任应由尧塘公司承担。上诉人虽在原审诉请孙国贤承担责任，但在原审法院判决孙国贤向其承担责任后，其在二审明确请求撤销原判、并主张孙国贤的行为系代表尧塘公司的职务行为，应视为其明确放弃对孙国贤的诉请，属于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对原判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初字第224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给付货款378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37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
三、驳回上诉人大连宝鼎健身器材厂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3元，合计746元（上诉人均已预交），均由被上诉人江苏尧塘园林绿化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巍立
审判员 何 川
审判员 林荣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