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刑终字第177号
原公诉机关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吉春，男，1949年10月25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小学文化，原系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奋进乡太平村委会主任，户籍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华园C区30栋1门301室。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2014年12月16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伟，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葛世久，男，1949年10月1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初中文化，原系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奋进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户籍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华园B区8栋2门302室。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高数，吉林中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河才，男，1954年9月17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初中文化，原系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奋进乡太平村委会会计（报账员），户籍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华园B区9栋4门310室。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王宜庆，北京盈科（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志刚，吉林罡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犯贪污罪一案，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4）长高开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卫恒志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孙吉春及其辩护人李伟，上诉人葛世久及其辩护人高数，上诉人于河才及其辩护人王宜庆、王志刚到庭参加诉讼。现己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2年初，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太平村为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在村民无人响应国家号召，不愿退耕还林，无法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退耕还林任务的情况下，村里决定用集体所有无人耕种的风险地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退耕还林任务，因国家规定只有以个人名义完成的退耕还林面积才算完成指标，且以集体土地退耕还林国家不发放补贴，所以乡政府决定各村以村长和书记的名义用村集体的土地来完成退耕还林的任务，以保证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不受侵犯。2002年7月，被告人孙吉春任太平村村长、葛世久任太平村书记，故该村以二人的名义用村集体的三块土地进行了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合同书与林权证上都被署以孙吉春、葛世久的名字。2002年至2009年期间，国家共为上述三块退耕还林土地发放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76458元，上述款项均发放至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的个人账户并被二人支配使用，共支出用于退耕还林的相关费用172500元。在此期间，太平村委会为三块退耕还林土地支出购买树苗、挖坑、栽树以及相关看护、维护费用共计29450元。2005年，在所栽种的树木均已成活的情况下，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经商议决定将三块退耕还林土地交给被告人于河才及王树文看护。2005年9月20日，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以太平村委会的名义将三块退耕还林土地承包给被告人于河才及社员王树文并与其二人签订了由孙吉春、葛世久拟定的虚假《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在签订合同时，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告知于河才及王树文他们主要负责林木的看护、养护及维护等工作，合同的截伐收益等条款仅是书面上的东西，他们不享受这些条款待遇，2006年以后的直补款作为看护费发放给于河才与王树文。2010年1月，为保证高新区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的需要，长春高新区管委会决定对超达北区太平村等进行拆迁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此次拆迁涉及到太平村退耕还林的二块林地。2010年8月6日，被告人孙吉春代表太平村委会与拆迁办签订了二份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款发放后，被告人孙吉春伙同被告人葛世久、于河才利用该村委会与于河才、社员王树文签订的虚假《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非法套取集体林木补偿款1973400元，其中孙吉春分得人民币720000元，葛世久分得人民币583000元，于河才分得人民币570000元，剩余100000元被分配给社员王树文。案发后，三人所分得的赃款已全部上交。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利用其三人担任太平村委会主任、书记及会计工作中的职务便利，利用村集体与被告人于河才、社员王树文签订的虚假承包合同，非法占有应属于太平村所有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
1973400元的事实，有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的供述和庭审中核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变更。因涉案款项为土地征用补偿费，且该补偿费已经实际发放到位，三被告人协助政府的工作已经完成，其实施犯罪利用的是村干部的职务便利，共同私分的是村集体财产，侵犯了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故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应按照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鉴于被告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案发后积极退赃，依法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孙吉春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葛世久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于河才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已收缴的三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973400元，返还长春市宽城区太平村。
上诉人孙吉春上诉及辩护人提出：一、《关于兴隆山镇退耕还林情况说明》及邻村村干部的证言证明“用村主任和书记名义完成退耕还林任务是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事实不存在，如果属实须有相关文件证实。二、孙吉春、葛世久共计支出325160元，原判遗漏了自2005年起国家发放的补贴款全额支付给于河才、王树文、陈立明的数额。葛世久报销的8600元是正常报销的款项，周凤才的710元挖树苗款与退耕还林无关。孙吉春、葛世久对林地管护有大量投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三、2005年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村委会会议记录能够证实。四、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王树文不可能预知2010年国家征收发放地上物补偿款，孙吉春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集体财产，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孙吉春无罪。
上诉人葛世久上诉及辩护人提出：一、《关于兴隆山镇退耕还林情况说明》证据存在瑕疵，徐士斌在当年并不是镇委书记，其出证的真实性、客观性未予查证。虽然退耕还林第一批树苗是国家提供，但并不能当然推定为集体所有，改变不了个人作为退耕还林主体的事实。葛世久签订的《长春市宽城区退耕还林合同书》是实质承包，并非顶名合同。葛世久取得了林权证，依法应予保护。二、认定葛世久报销8600元管护林子费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费用与退耕还林无关，该8600元是葛世久工作时垫付的的费用。三、2005年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有会议记录证实。于河才、王树文系村集体组织成员，签订《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不需要经过村民会议同意。虽然没有以个人名义签订转包合同，但葛世久考虑林地是村里的，约定村里收益40%，保证集体利益不受损失，以村委会名义监督约束承包人。四、各上诉人在2011年初查阶段的供述不真实，内容系根据侦查机关的要求供述、书写，当时的所有笔录均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应予排除。五、葛世久不可能预知2010年国家征收发放地上物补偿款，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侵占集体财产，葛世久无罪。
上诉人于河才上诉及辩护人提出：一、于河才与太平村委会签订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不是虚假合同。于河才履行了合同义务，进行了补苗、管理看护林地，保证了成活率，没有缴纳承包费符合交易习惯。二、于河才签订承包合同时是农民，没有任何职务，领取补偿款时只是报账员，其依据承包合同领取补偿款，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三、于河才没有非法占有集体财产的故意，其认为林木的所有权是孙吉春和葛世久的，签订合同时于河才也是看林权证在个人名下才签的。于河才领取的林木补偿款是个人合法财产，于河才无罪。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对孙吉春、葛世久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于河才犯罪主观方面事实不清，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经审理查明：2002年初，长春市宽城区兴隆山镇太平村欲完成国家退耕还林任务，但村民无人响应国家号召，因国家规定只有以个人名义完成的退耕还林面积才算完成指标，且以集体土地退耕还林国家不发放补贴，所以镇政府决定各村以村主任和书记的名义用村集体的土地来完成退耕还林任务，以保证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及相关权益不受侵犯。2002年7月，上诉人孙吉春时任太平村委会主任，上诉人葛世久时任太平村委会书记，故该村以二人的名义用村集体的三块土地进行了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合同书及林权证上都署以孙吉春、葛世久的名字。2003年至2009年（期间，兴隆山镇划归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村划归宽城区奋进乡），国家共为上述三块退耕还林土地发放补贴款共计人民币271846.8元，上述款项均发放至孙吉春、葛世久的个人账户并被二人支配使用，共支出用于退耕还林的相关费用人民币172500元。2005年，孙吉春、葛世久商议决定将两块退耕还林土地交给上诉人于河才及社员王树文看护。2005年9月20日，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孙吉春、葛世久以太平村委会的名义将两块退耕还林土地承包给于河才及王树文并与二人签订了由孙吉春、葛世久拟定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在签订合同时，孙吉春、葛世久告知于河才及王树文他们主要负责林木的看护、养护及维护等工作，合同的截伐收益等条款仅是书面上的东西，他们不享受这些条款待遇，2006年以后的林木补贴款作为看护费发放给于河才与王树文。2006年至2013年3月，经孙吉春给于河才、王树文等人发放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52650元（其中2008、2009年补贴款73682元系孙吉春在本案初查期间信访阶段才发给于河才、王树文等人）。2009年6月，奋进乡划归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管。2010年1月，为保证长春高新区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的需要，长春高新区管委会决定对超达北区太平村等进行拆迁并制定了实施方案，此次拆迁涉及到太平村退耕还林的二块林地。2010年8月6日孙吉春代表太平村委会与长春高新区长东北核心区管委会房屋征收综合管理部签订了二份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款拨付至太平村委会账户后，孙吉春提议将补偿款私分，葛世久、于河才同意，孙吉春指使于河才利用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社员王树文签订的虚假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向奋进乡人民政府提出用款申请，非法套取集体林木补偿款1973400元，其中孙吉春分得人民币720000元，葛世久分得人民币583000元，于河才分得人民币570000元，剩余100000元被分配给王树文。案发后，三人所得赃款已全部上缴。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发破案报告证实，本案系长春高新区纪工委移交高新区检察院，高新区检察院于2011年8月9日开始初查，2014年8月6日决定立案侦查，同日对各上诉人刑事拘留。
2.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委员会关于太平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证实，2010年10月，同意葛世久为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孙吉春为太平村党支部委员。
3.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人民政府2014年8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于河才系太平村村民，自2007年起一直担任太平村民委员会会计一职。
4.长春高新区长东北核心区管委会房屋征收综合管理部2014年8月8日出具的关于太平村葛世久、孙吉春两位同志的情况说明证实，葛世久同志系太平村委会书记，孙吉春同志系太平村委会村长，依据高新北区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实施方案，书记、村长代表村委会具体实施配合高新北区拆迁办拆迁工作，主要负责提供村民拆迁安置条件相关的自然情况等工作。
5.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吉林省2002年退耕还林工作方案的批复证实，2002年吉林省退耕还林的具体实施原则、相关政策、工作方案等。
6.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镇人民政府2014年9月3日出具的《关于兴隆山镇退耕还林情况说明》证实，我镇退耕还林工程是在2002年春季开始落实的，当时全镇各村退耕还林是根据国家号召进行的，宽城区政府给我镇下达了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必须用农民个人承包耕地退耕还林才算完成任务。当时只有极个别农民同意用自家承包地退耕还林，从实际出发，我镇要求各村利用集体的机动地来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必须用村书记或村长个人名字向上申报，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体林木所有权不变。该说明兴隆山镇党委书记徐士斌（2002年系该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签字。
7.《长春市宽城区退耕还林合同书》、权属证明及林权证证实，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政府（甲方）与孙吉春、葛世久（乙方）于2002年7月30日分别签订了退耕还林合同书。权属证明载明，55号、58号退耕还林地为太平村集体机动地，土地属集体所有（太平村委会、孙吉春盖章）。2003年11月宽城区政府向孙吉春和葛世久发放了退耕还林地林木的林权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人为孙吉春、葛世久，经办人袁久东。
8.《退耕还林合同书》证实，太平村委会（甲方）与于河才、王树文（乙方）于2005年9月20日分别签订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林地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甲方只负责出地，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支付；国家林管部门给予的退耕还林补偿一律发给乙方；乙方必须保证退耕还林的林带成活率达到90%以上；乙方经营的退耕还林成活率达到60%-80%，不可获得国家补偿退耕还林一切费用，待乙方补植林木达到90%以上方可补发给乙方，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补栽；成林成材的树木截伐收益按销售额的60%收入归乙方所得，40%收入归村委会所得。
9.会议记录证实，2005年8月31日在村党支部室，就村退耕还林地承包给于河才、王树文等人事，村班子开过会。参加人员有葛世久、孙吉春、于河才、黄殿学、黄殿武、王久财、陈立明。决定：承包20年；地是集体的；树成材四六分成，村收四成，个人六成；个人负责管理、人工等款。
10.《合同书》及林权证证实，奋进乡隆北村民委员会与吴忠礼、冯立江签订合同书中载明隆北村委会无偿提供退耕还林场地，承包给吴忠礼、冯立江，其它事项不予负责等等；林权证载明土地所有权人为集体，林木所有人分别为村干部房希明、刘庆喜。奋进乡一间村民委员会与张富签订的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合同载明由张富对退耕还林的林木负责的抚育与管护到采伐期，补助标准按国家补助标准、年限全部给张富作为管护费用；林权证载明土地所有权人为集体，林木所有人为村干部孙志义。
11.长春高新北区2010年度超达北区拆迁工作实施方案证实，拆迁范围为太平村、隆西村、隆北村、一间村和苗苗集团区域内的居民住宅和地上附属物，以及部分工业企业。
12.关于太平村书记村长在退耕还林补偿事宜中所做工作的情况说明（长春高新长东北核心房屋征收综合管理部于2014年11月4日出具）证实，在2010年太平村征地拆迁过程中，高新区拆迁办遇到太平村退耕还林补偿事宜，因村民说是承包林，不让砍伐，由葛世久出面协调后，孙吉春代表村委会向高新区拆迁办出具了村委会和村民签订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等相关证明，并代表村委会与拆迁办签订了树木补偿合同，完成了树木补偿相关事宜。
13.《协议书》证实，奋进乡太平村民委员会与长春高新区长东北核心区管委会房屋征收综合管理部于2010年6月28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后附于河才、王树文承包合同）。
14.账页、拆迁补偿费发放通知单、太平村委会历史账号交易明细表证实，2010年7月13日，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太平村委会账户转账入户现金4000万元，此款中包含因拆迁补偿为太平村发放拆迁补偿款3289000元。
15.用款申请表证实，2010年8月6日，太平村委会用款，付王树文大地草木款745200元，付于河才大地草木款
1228200元。单位负责人孙吉春签字，奋进乡乡长董瑞审批签字。
16.记账凭证、银行转账存根、账号交易明细表等证实，2010年8月6日，从太平村委会吉林银行账户转出1973400元。其中给付王树文、于河才1973400元，太平村余款1315600元，以及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王树文从银行提款分得林木补偿款的过程。
17.收据证实，孙吉春、葛世久、王树文给于河才出据的收款收据，款项：收补草木款。2010年9月30日葛世久收583000元；孙吉春收720000元；王树文收100000元。
18.长春市宽城区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发放台账、明细证实，自2003年至2009年发放孙吉春、葛世久共计271846.8元退耕还林补贴款。
19.统计表、收条证实，高新区信访办经对退耕还林支出费用统计，自2004年至2010年12月共支出172500元。于河才、王树文、陈立明领取2006-2009年退耕还林补偿款共计152650元（其中2008、2009年补贴款系2013年3月从孙吉春处领取）。
20.暂予扣留、封存物品登记表证实，2011年8月，涉案赃款已全部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纪工委暂予扣留。
21.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人民政府文件证实，奋进乡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奋进乡村级财务会计代理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及《奋进乡村级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村级财务会计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管理站统一代管。使用款项时应填写《用款申请表》由本部门有关人员签章后在各月末上报乡政府，经乡领导签批后，按批准后的各项目实施、报账。
22.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宽城区“北湖”区域交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管的通知及奋进乡人民政府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6月份经长春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不定期将宽城区“北湖”区域（包括奋进乡）交由高新区代管。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王树文的证言证实，2005年其与太平村委会签订一份承包林地的退耕还林合同书，当时孙吉春说政府不让集体承包林地了，得包给个人，让其看林护林，并且给看林的补贴，其就答应了。2010年5、6月份，高新区占了这块林地，政府给予了补偿，孙吉春给其10万元看林子钱。取钱在兴隆山镇的吉林银行，当时孙吉春和于河才在银行，于河才向其要的身份证办的取款，给其10万元现金。其考虑这10万元自己不应该得，因为当时只是看林子，也没有投资，林子是村集体的，补偿应该归集体。
2.证人毕建文（长春高新超达拆迁公司拆迁工作部业务员）、刘伟（长春高新超达拆迁公司拆迁部副部长）的证言证实，2010年太平村有两块退耕还林的林地，刘伟找到了太平村的葛世久和孙吉春，和他们具体谈拆迁补偿的事情。当时葛世久和孙吉春对刘伟说，这两块地是太平村的退耕还林地，但是村上已经将这两块地承包给太平村的村民了，按照承包协议村上和个人按比例分成。在签拆迁协议之前，孙吉春将在太平村和村民签的承包林地协议交到拆迁公司，拆迁公司将这份协议附卷。拆迁公司没有跟于河才和王树文具体谈补偿的事。村上和个人如何分成由他们自己处理。
3.证人房希明（时任奋进乡隆北村副书记）的证言证实，2002年国家开展退耕还林的任务，隆北村用村里取土场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并以村干部的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并取得林权证。
4.证人刘庆喜（时任奋进乡隆北村委会主任）的证言证实，当时按照镇里林业部门退耕还林的要求，必须以村民个人的名义还林，名字必须落实到个人，但村民还没有地进行退耕还林，这样镇里就采取了变通，用集体的地，名字落在个人名下。区里或乡里没有提出过对集体的林子个人承包有影响、应该让村民来承包的意见。
5.证人孙志义（时任奋进乡一间村书记）的证言证实，兴隆山镇允许用集体机动地退耕还林的同时就交待必须用个人名义申报，上级要求必须落在村干部名下，以保证集体机动地的林权不流失。该村与张富签订了承包合同，但占林地的这部分补偿其与张富都不能得。承包协议中明确规定林权归集体所有，他的看护费用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款抵偿。林权证只是村集体林地的一个代表形式，地是集体的地，林权也是集体的。
6.证人王海军（时任奋进乡农业站副站长）的证言证实，太平村的退耕还林地是否承包给其他人员其不知道，孙吉春、葛世久从来没有跟其说过。农业站没有向他们提出过要求村里的退耕还林地由村长、书记承包不合适的问题。
7.证人黄殿学（时任太平村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05年8月31日太平村委会的会议其参加了，当时开会的时候条款都说了一遍，没人说什么，就那么通过了。其理解也就是让于河才、王树文、李恩成和陈立明四个人看护林子了。在拆迁过程中，对上级的事一般都是葛世久出面。孙吉春主要负责村里各家各户关于拆迁一些具体的事务。
8.证人吴树清（时任宽城区农业局农业科长）的证言证实，当时奋进乡各村的村民没有愿意退耕还林的，为了完成区里下达的任务指标，乡里要求各村将村里的集体土地进行退耕还林。村里出地，出树苗，组织人员栽种，区里验收后，将林权落到村干部名下。在2010年拆迁期间，被拆迁的房屋或地上物是谁的拆迁办就与谁签订拆迁协议。
9.证人李恩成（太平村村民）的证言证实，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林地被征地拆迁，村里让其看护林子，没跟其签订过什么合同。每年村上都给其2600元，其看护林地没搭钱。
10.证人袁久东（时任宽城区水利林业工作总站工程师）的证言证实，2002年其负责退耕还林技术工作，当时落实这个任务非常困难，主管农业的区长决定要求各村用集体机动地来完成退耕还林任务，任务必须落到村干部头上，以确保造林成活率。区林业部门及乡镇、村干部三级组织负责人都在的情况下公布的。2003年底颁发林权证时，领导同意将林权证发放到村干部名下。地是集体的，苗是国家拨的，工是村里组织农民出的，资金是国家发的退耕还林补贴款，这种情况下还要落在村干部名下有什么用意就不知道了。村干部就是为了完在退耕还林任务落实到个人顶一下名，林木所有权不应该是村干部个人的。
11.证人徐士斌（时任兴隆山镇副镇长）的证言证实，当时退耕还林任务特别不好落实，老百姓不接受。基于这种情况，区里要求，让各乡镇用各村机动地来搞退耕还林，所以各村基本都是用机动地来完成任务的。机动地不是老百姓个人的承包地，它的承包经营权归村上。签订合同时，当时宽城区主管农业的区长说，任务必须落在村干部头上，要不成活率根本得不到保证。所以签合同基本都是和村干部签的，太平村也不例外，是跟葛世久和孙吉春签的。
三、上诉人供述
1.上诉人孙吉春的供述证实，2002年退耕还林时村民不愿意把耕地让出来，区里要求各村用集体机动地来完成退耕还林面积，上报时要以村长和书记的名义上报，退耕还林合同也是以村长和书记名义签的。政府发的林权证写的是其的名字其就认为是自己的。退耕还林刚开始栽植的时候，林子是由周振和、于河生、李恩成、王树文、周凤才、王才等人进行看护的，到2005年的时候林子已经基本成活了，这时候把林地承包给了于河才、王树文和陈立明。退耕还林的补贴款是国家直接打到其、葛世久和黄殿学名下的存折里，存折由其统一管理。看谁出工出力，该给人家拿多少钱就给拿多少，每次收钱的人都给其打收条了。于河才和王树文是2005年9月份承包的这两块林地，他们是和村上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其提议把林地包出去，葛书记同意的。其和葛世久不直接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承包合同而是要以村委会的名义来签订合同是因为地是集体所有。在签订这两份合同时，没有成立承包领导小组，没有制定承包方案，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只是班子成员开个会确定的这事。会上没有宣读合同具体条款，只是把转包的事跟大家大概通告一声，看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视为通过了。至于以村委会的名义与于河才，王树文签定的承包合同程序是否合法，其不知道。补偿款拨到村委会账户后，其提出来利用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合同来把林木补偿款
1973400元提出来，大家都同意了。补偿款于河才、王树文愿意给其和葛世久。葛世久说其比较辛苦，其就多分了15万元。
2.上诉人葛世久的供述证实，2002年，太平村根据省政府文件规定退耕还林。其和孙吉春、黄殿学三人跟宽城区政府签订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实际上就是以个人名义替村里跟政府签合同。地是太平村集体的地，所以这个承包合同是假的。林权证是在栽完树后发下来的，林木所有人是其与孙吉春、黄殿学三人。国家是基于承包合同给的林权证，但是实际上林木的所有人应该是太平村。2005年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陈立明签的承包合同是假的，因为土地是村集体的，树苗是政府给的，补树苗是政府给的，栽树苗的钱是村里出的。按照政府要求必须以村民名义签林业承包合同，实际上就是将这三人挂名，林子还是村集体的，把这三人的林业承包合同放在村里就是应付上级检查。签合同的事是孙吉春跟他们三人谈的。让他们三人看护林子，不让牲口破坏，把国家给的直补钱给他们，实际上他们三人就是看护林子的工人。2009年，高新区占这块地，高新区和太平村委会签的补偿协议，高新区将300多万元的补偿款打到村账户。有一天孙吉春提出与其、于河才、王树文分补偿款，其同意了。于河才按照比例将高新区政府打入村账户里的共计1973400元打入于河才和王树文的个人名下存折里，其和孙吉春、于河才各得57万元，后来于河才又将剩余的1.3万元给其儿子葛奇，另外给王树文10万元。孙吉春在57万元的基础上多得15万元。
3.上诉人于河才的供述证实，2002年左右，国家出台退耕还林政策，宽城区林业局给太平村下退耕还林任务。为完成任务就将村集体所有的低洼易涝风险地变成了退耕还林地，宽城林业局到现场进行测绘，给发的树苗，村上出钱雇人栽的树。林权证记载的林权所有人是村书记葛世久、村长孙吉春。2005年8、9月份，孙吉春对其说林业局的人说他和葛世久都是村干部，林权证上是他俩的名，负责管理不方便，还不如找个人包出去，让别人管理。所以让其看护管理。后来其签了合同，孙吉春以太平村村长的身份签字并盖了太平村委会的公章。合同约定，其负责日常看护和管理，保证成活率达到90%。村上把每年退耕还林的补贴款发放给其，截伐收益村上得四成，个人得六成。其承包没向村里缴承包费，说是承包，其实就是日常看护。村上每年给其1万多元的林地补贴款。2009年高新区征用太平村的地，那片林地也在其中。高新拆迁办进行实地踏查时其没有参加。因为其承包就是挂个名，签订的合同就是个形式。2010年7、8月份，孙吉春对其说苗木补偿款拨下来了，按照合同其应该得六成，向其要的承包合同去办手续。后来孙吉春让其做请款单再到乡经管站取支票，最后到吉林银行打的存折，其名下折上的金额是122.82万元，王树文名下折上的金额是74.52万元，总计1973400元。后来在村委会办公室，孙吉春说将这1973400元补偿款分了，其同意。孙吉春说每人57万，给王树文10万元，葛世久也同意了。第二天其与孙吉春、王树文、还有葛世久的儿子到吉林银行取的钱。其认为这笔钱不应该得，因为其只是对这片林地负看护管理责任，没有投资，地和林都是集体的，虽然和村里签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承包。
以上证据，上诉人葛世久及其辩护人对各上诉人在2011年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不是各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排除。经查，上诉人葛世久、于河才的调查笔录与王树文、黄殿学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且有兴隆山镇政府出具的说明及邻村村干部证言佐证，能够证实用村书记、村长个人名义申报退耕还林任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集体林木所有权不变，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承包合同系虚假合同。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未能提供办案单位有引供、诱供方面的证据，初查阶段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在因初查时没有给孙吉春必要休息时间而排除其初查阶段笔录的情况下，其他证据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故该异议不能成立。上诉人孙吉春、葛世久及其辩护人对《关于兴隆山镇退耕还林情况说明》及邻村村干部证言有异议，认为内容不真实，情况说明与徐士斌证言相矛盾。经查，该说明与邻村村干部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当时完成退耕还林任务的实际情况。该说明与徐士斌证言均证实用村书记、村主任名义签订退耕还林合同系为了完成退耕还林任务，便于林木管理，用集体土地退耕还林个人不能取得林木所有权，二者内容并不矛盾。其他证据经查证属实，应当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关于上诉人孙吉春、葛世久上诉及各辩护人提出“退耕还林合同及林权证能证实林木所有权归孙吉春、葛世久所有”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三上诉人供述及奋进乡隆北村、一间村村干部证人证言均证实2002年退耕还林系用的村集体机动地，当时为应对国家退耕还林必须用个人名下土地的要求，把集体土地退耕还林，并用村主任、书记的名字下发林权证。《关于兴隆山镇退耕还林情况说明》证实该镇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要求各村利用集体的机动地来完成退耕还林任务，必须用村书记或村长个人名字向上申报，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体林木所有权不变。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孙吉春、葛世久辩称林权证落在自己名下即对林木享有所有权，与事实不符。综上，太平村完成退耕还林工作时用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树苗是国家发放的，孙吉春、葛世久作为村干部负有管护林木的责任，该林地及林木的所有权应归太平村集体所有。故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各上诉人上诉及辩护人提出“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退耕还林承包合同真实有效”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该承包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十二条的规定，会议记录中规定的个人负责管理等款没有实际落实，于河才、王树文不但不须缴纳承包费用，还领取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款，与“承包”事实不符。村委会副主任黄殿学证言证实对于开会内容理解也就是让于河才、王树文等人看护林子，结合2011年上诉人供述，孙吉春、葛世久明确告知于河才、王树文不享受合同上的利益，该合同应属虚假合同，于河才、王树文对林木没有所有权，因征收发放的林木补偿款应属太平村集体财产。故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孙吉春、葛世久上诉及各辩护人提出“孙吉春、葛世久个人对林地有投资，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太平村账簿记载，葛世久报销的8600元系以承包退耕还林款的名义报销，周凤才的710元支出系挖树苗工资款，均系林木管护支出。根据孙吉春提供的收条及证人证言，在检察机关初查之前，孙吉春对于林地的管护没有个人投资，国家下发的林地补贴款足以支付支出。在初查期间的信访阶段（2013年3月）孙吉春才发给于河才、王树文、陈立明2008、2009年的林地补贴款，但因林木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即便是孙吉春、葛世久对林地有个人投资，应由太平村对其返还，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事实是否构成犯罪及犯罪数额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
关于各上诉人上诉及各辩护人提出“各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集体财产，均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2010年拆迁工作开始，孙吉春、葛世久在与拆迁公司谈判过程中即声明拆迁林木涉及村集体与承包村民共有的情形，孙吉春作为村主任代表太平村与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部签订了拆迁协议，如前所述，因承包合同虚假、拆迁款应属村集体财产，此时二人以被拆迁林木作为村集体与承包村民共有进行拆迁谈判，已具有共同侵占集体财产的犯意。之后，补偿款拨付到太平村委会，孙吉春、葛世久商议将该款私分，又找来报账员于河才，于河才也同意私分，三人达成共同侵占犯意。孙吉春遂安排于河才填制用款申请，利用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虚假承包合同将1973400元拆迁补偿款分别转入于河才、王树文个人账户，后三人将其私分，即三人利用了担任村委会成员管理集体财产的职务便利。需要说明的是，三人在签订虚假承包合同时虽无职务侵占的犯意，但当职务侵占犯意产生时，虚假承包合同系三人实施职务侵占犯罪行为的手段和载体。故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出庭意见不予支持。
合议庭评议认为，上诉人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分别利用担任太平村委会主任、书记及会计工作的职务便利，利用太平村委会与于河才、王树文签订的虚假承包合同，非法占有应属于太平村集体所有的林地征收补偿款，数额巨大，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其中孙吉春分得赃款人民币720000元，葛世久分得赃款人民币583000元，于河才分得赃款人民币570000元。孙吉春、葛世久、于河才案发后全部退赃，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的职务侵占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侵占集体财产犯意由孙吉春提起，且其主导实施共同犯罪行为及分配赃款，而葛世久、于河才在实施职务侵占过程中的作用和情节有别于孙吉春，在量刑上应与孙吉春有所区别，对葛世久、于河才二人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职务侵占罪】、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刑期的计算与折抵】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长高开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孙吉春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第（四）项，即已收缴的三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973400元，返还长春市宽城区太平村。
二、撤销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长高开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被告人葛世久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第（三）项，即被告人于河才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个月。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葛世久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6日起至2020年8月5日止。）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河才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6日起至2019年8月5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东鹤
代理审判员 何 福
代理审判员 张 宇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昱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