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刑初120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万国汉，男，1957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市，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正处级）。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4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
辩护人毛庆，湖北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刑诉（2016）1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国汉犯受贿罪、行贿罪，于2016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2016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钢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万国汉及其辩护人毛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受贿罪
2012年期间，被告人万国汉利用在武汉市××局担任××分局副局长职务与武汉市××局（以下简称武汉市××局）形成的工作联系，通过熊某等税务系统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湖北××珞税务师事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珞公司）业务人员彭某承接代理的武汉××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提供帮助。为此万国汉先后于2013年1月、4月，在其住处××门口，收受彭某丈夫邓某给予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0万元和45万元。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半年期间，被告人万国汉利用在武汉市××局担任××分局副局长职务与武汉市××局形成的工作联系，通过武汉市××局××处副调研员熊某等税务系统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湖北××信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信公司）代理的湖北省××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省××公司）××地块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提供帮助。为此万国汉先后于2013年底、2014年春节期间、2014年国庆节前后，分别在其办公室、××住处楼下，收受湖北××信公司综合部经理项某给予的价值5万元的中国石化加油卡、10万元、90万元。
二、行贿罪
被告人万国汉为使彭某承接代理的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能顺利完成，于2012年7月或8月的一天，在江岸区××小区内送给熊某存有5万元现金的中国邮政储蓄卡一张。
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出示的证据有：1.万国汉户籍证明、任职文件、岗位责任书、武汉市××局证明材料、湖北××信公司、湖北××珞公司相关财务凭证等书证；2.证人项某、陈某、邓某、彭某、熊某、肖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万国汉的供述与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万国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同时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应当以受贿罪、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万国汉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辩解称：到案后，主动交代受贿85万元的犯罪事实，其职务与××局工作没有联系，不构成受贿罪。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万国汉的受贿行为是利用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2.行贿熊某5万元，因实际行贿人系邓某，被告人不构成行贿罪，而构成受贿罪共犯。即使法院认定构成行贿罪，该行为系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且犯罪较轻，可依法免除处罚；3.受贿85万元及5万元加油卡，系被告人到案后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可从轻处罚。4.被告人万国汉具有如实供述，当庭认罪、悔罪，主动退缴全部赃款等情节。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万国汉于2010年3月10日任职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负责××分局全面工作，同时具体负责××局财源建设专班工作。在此期间，万国汉与武汉市××局副局长肖某、原武汉市××局××处副调研员熊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和财源平台建设上取得密切的工作联系。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
1.武汉市××局党组关于万国汉职务任免的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登记表、岗位责任书、武汉市××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户籍证明等书证证实：被告人万国汉自2010年3月10日任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负责主持分局全面工作，履行法人代表职责，同时具体负责××局财源建设专班工作。
2.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市财源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市财源建设办公室的批复证实：2013年6月13日，经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市财源建设领导小组，在市××局加挂市财源建设办公室牌子，市××局局长兼任市财源建设办公室主任。市财源建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负责财源建设项目考察、税收评估和跟踪问效工作；负责财源信息共享平台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重点税源调研，制定可操作性工作方案，防止税收转移流失；协调处理区与区税源交叉户的清理与规范等。
一、受贿事实
（一）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被告人万国汉在担任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分局全面工作及××局财源建设专班工作与武汉市××局形成的工作联系，通过熊某等税务系统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湖北××珞公司业务人员彭某承接代理的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提供帮助。彭某丈夫邓某于2013年1月、2013年4月，在万国汉的住处××门口，两次贿赂万国汉共计8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
1.湖北××珞公司、武汉××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武汉××界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证实：湖北××珞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为经营税务咨询服务的法人企业；武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为经营企业事务代理、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的法人企业；武汉××界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为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的法人企业。
2.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0）68号、（2010）248号证实：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核准预售面积分别为4726.87平方米、210.21平方米。
3.《税务师事务所受托服务协议书》、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资料、税务代理合同及武汉××界公司支付给湖北××珞公司税务代理费用的相关财务凭证及发票证明：湖北××珞公司代理了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双方约定武汉××界公司确认××一、二期项目通过税务机关“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征收方式的认可后，5日内将筹划服务费全款汇至湖北××珞公司账户。湖北××珞公司实际获取税务代理费共计10101480.55元。
4.武汉市江汉区××局提供的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表、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审核表、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审核报告、土地增值税清算受理通知书、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书、土地增值税查账清算终止核准通知书、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通知书以及关于武汉××界公司土地增值税清算的说明等书证证实：××界公司××一、二期项目以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土地增值税45492552.27元。
5.证人邓某证言证实：我妻子叫彭某，湖北××珞公司员工。2012年6月份的一天，彭某跟我说湖北××公司承接了武汉××界公司开发的××项目，武汉××界公司想争取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要我帮忙。我找了万国汉，他表示同意。万国汉在香港路××请武汉市××局的总经济师（副局长）肖某、熊某、江汉区××局副局长刘某、江汉区××局税政科长蒋某等总共七八个人吃饭。饭桌上，万国汉请刘某和蒋某向肖某、熊某汇报武汉××界公司开发的××项目的基本情况，当时肖某说这个事让××处负责对××项目进行调查核实商定意见，熊某说会抽空到江汉区××局去了解具体情况。××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办完了之后，湖北××珞公司转账400多万元到彭某管理的武汉××公司。彭某从武汉××公司的汉口银行账户上分两次取出85万元交给我。2013年1月的一天，在万国汉住处××门口，我送给万国汉现金40万元。2013年4月的一天，在××门口，我送给万国汉现金45万元。有邓某记录“××界××项目核定征收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0.4亿，查账征收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1个亿。”在案印证。
6.证人彭某（湖北××珞公司业务员、邓某妻子）证言证实：2012年2月份，我承接了武汉××界公司××土地增值税征收项目。该公司要求××的土地增值税以核定征收方式清算缴纳，并与湖北××珞公司签订了××项目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代理协议。我要邓某帮忙，邓某通过万国汉找了武汉市××局的干部帮忙。后来××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办成了，我分两次将85万元现金交给邓某让他送给了万国汉。
7.证人杨某（湖北××珞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湖北××珞公司总经理）证言证实：2012年至2013年年初前后支付了500多万元费用给彭某。
8.证人肖某证言证实：我记得2012年6月，万国汉约我去香港路××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省××局副局长肖××、××处的虞某、熊某、江汉××局副局长刘某、××科长蒋某、邓某。吃饭过程中，万国汉说××项目在土地增值税清算上不太好处理，希望搞核定征收。之后，江汉××局的刘某或蒋某介绍了武汉××界公司存在成本不实的问题，我听后说具体搞不搞核定征收，决定权在江汉××局，你们调查核实后自己定。
9.证人熊某证言证实：2013年年初，万国汉曾向我咨询××界××工程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方面的问题。过了不久，万国汉组织了在香港路××吃饭。席间，邓某和万国汉介绍了企业的情况，希望能够搞核定征收。肖某说如果符合政策的规定，那么就按程序办。过了一段时间，万国汉对我说××界××工程土地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已经落实。
10.证人刘某证言证实：在××界公司报送到××税务所的资料中，××《184亩经济适用房费用明细》仅附有清单没有凭证，不能计入成本，应该剔除，因此我不同意××一、二期搞核定征收。2012年6月，我参加了邓某组织的香港路××饭局。在万国汉提出××界公司能不能搞核定征收，蒋某明确汇报××界公司成本不实、不能抵扣的情况下，肖某说“你们再核实一下情况”，我理解为肖某倾向于做核定征收。他是分管税政的副局长，他的意见我们要听。再加上我们后来向市局××处汇报请示，××处也有核定征收的倾向性意见，我当时签字搞核定征收。证人蒋某（武汉市江汉区××局××科科长）的证言印证了上述事实。
11.证人姜某证言证实：我当时作为××税务所分管税政的副所长，在××一、二期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项目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审核表》、《土地增值税清算报告表》签了字。该项目肯定不符合规定的流程，严格说不应该搞核定征收。当时市局都同意了，我签字只是履行个手续，走个流程。
12.证人胡某证言证实：××一、二期项目中，我作为专管员，大约在2012年9月份的一天，当时还在对武汉××界公司补正材料期间内，我还没有提出查账征收或者核定征收的初步意见，记不清是姜某副所长还是王××副所长就直接通知我按照核定征收方式进行清算，那我只能执行。
13.被告人万国汉供述：2012年6月份的一天，邓某因他老婆代理武汉××界公司开发的项目涉及土地增值税征收问题找我帮忙，我约了肖某、熊某等××局的领导聚在香港路的××谈这个事。2013年1月份的一天，在我居住的香港路××小区门口，邓某送给我40万元现金。2013年4月的一天，也是在我居住的香港路××门口，邓某送给我45万元现金。我都投资到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证人万某（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某（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计）的证言、建设银行交易流水印证上述赃款去向的供述。
（二）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半年，被告人万国汉利用上述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熊某等税务系统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湖北××信公司代理的湖北省××公司××地块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提供帮助。为此，湖北××信公司综合部经理项某为感谢万国汉，于2013年底在万国汉的办公室贿赂其价值5万元的中国石化加油卡。2014年春节期间，在万国汉的办公室贿赂其现金10万元。2014年国庆节前后，在万国汉的住处楼下贿赂其现金9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
1.湖北省××公司、湖北××信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资料证实：湖北省××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公司责任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舒××，业务范围纳税申报、涉税服务。
2.湖北××信公司提供的代理省××公司××地块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支付的发票及相关财务凭证证实：湖北××信公司代理了湖北省××公司××地块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并获取代理费2593.6万元。
3.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局（以下简称东湖开发区××局）提供的湖北省××公司代开不动产发票的申请、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地方税收综合纳税（费）申报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合同、中××（2012）502号文件、鄂电一司（2012）17号文件、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增值税清算申请、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表、土地增值税清算调查报告、东湖开发区土地出让（转让）纳税证明单、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通知书等书证证实：湖北省××公司××地块土地增值税以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土地增值税7023.05万元。
4.东湖开发区××局副局长严某的工作记录及相关税务人员电话记录、以及关于湖北省××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土地增值税清算情况的个人说明、工作回顾等书证证实：2013年12月31日，东湖开发区××局副局长严某按照市××局熊某的指示，对湖北省××公司项目采取核定征收的形式缴纳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按3.5亿，土增税按7亿核定。
5.汉口银行提供的林进个人银行账号（62×××80）的流水及相关原始凭证、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陈某个人银行账号（43×××91）的银行流水及相关原始凭证证实：项某向万国汉行贿的100万元现金的行贿款来源。
6.证人项某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湖北××信公司承接代理湖北省××地块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由于××地块账目不健全，湖北省××想把这个项目以核定征收方式缴纳土地增值税。该项目的土地增值税的审批是由东湖开发区××局管辖。我和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陈某商量后找了万国汉，希望他找市局的总经济师肖某和××处副调研员熊某帮忙操作此事。通过万国汉找肖某和熊某帮忙，我们××信公司代理的省××项目的核定征收能够顺利办成，也赚取了代理费。大概是2013年年底，在万国汉办公室，我送给他5张1万元的中石化油卡。2014年春节左右，在万国汉办公室，我送给万国汉10万元现金。2014年9月，省××项目完成，在万国汉住的香港路××小区车库旁，我送给他90万元现金。
7.证人陈某（湖北××信公司实际负责人）证言证实：由于万国汉的帮忙，联系了市××局分管税政的肖某副局长和××处的熊某，我们公司代理的省××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并收取了1000多万元的代理费。为了感谢万国汉，我要项某送给万国汉100万元现金及5万元加油卡。
8.证人袁某（湖北××信公司会计）证言证实：陈某要其取出100万元现金给项某使用。
9.证人肖某证言证实：2013年底的一天，万国汉打电话给我说省厅有位领导要咨询一下有关税收情况，我跟他说你找××处的虞处长、熊处长了解。过了一段时间，熊某和虞某提出搞核定征收，我表示同意。后来，熊某就通知了东湖××局，建议他们按照核定征收方式处理省××公司××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10.证人熊某证言证实：大概是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天，为了××信承接的东湖高新辖区××的一宗土地增值税清算，万国汉和项某找到我，希望我帮忙搞核定征收。在万国汉与项某找我谈之后不久，肖某局长对我说万国汉找过他，跟他谈了省××的项目，并说万国汉告诉他这个项目是省厅领导关注的，他们想办核定征收，要我跟进落实。我给东湖开发区××局分管税政的副局长严某打电话，向她传达了肖局长的意思，说肖局长同意省××的项目办理核定征收，并要她有什么问题直接向她的领导汇报或直接请示肖局长。严某说好。之后，东新××局分管局长严某、税政科长李某1到市局来，并作了汇报。区局反映省××项目的土地成本不清，向市局××处征求处理意见。我说如果确实是成本不清，就可以核定征收。虞某也认为没什么问题，接着他就带我给肖某汇报了，肖局长听了汇报后最终决定同意办理核定征收。证人虞某（市××局××处处长）证言与证人熊某、肖某证言吻合一致。
11.证人严某证言证实：2013年12月底，熊某问我省××这个户是不是在东新局搞土地增值税清算，我说不清楚，先了解一下。随后我找税政科副科长李某2了解情况，李某2答复说印象中，2013年10月左右，××税务所两名工作人员去省××实地核查过账目，存在成本不清问题。我就让李某2去查该土地资料，以便确认企业不提供账目的真实性。调查过程中，熊某的电话就打来了，我也将这个电话内容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作了记录。熊某说市××局经过研究，肖某同意省××的土地增值税按7个亿的收入计税依据进行核定征收，营业数额按3.5个亿作为计税依据。电话中我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疑虑，认为需要进一步确认。熊某跟我说不需要再进一步核实了，按照市局的意见执行。之后我通知李某2把市局意见传达给××税务所，通知税务所按这个意见执行。有严某的电话工作记录：“2013年12月31日，接熊某电话，肖总（肖某）同意省××公司土地转让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按3.5亿，土增税按7亿核定。”在卷印证。证人李某1（东湖开发区××局税政科科长）、李某2（东湖开发区××局税政科副科长）、丁某（东湖开发区××局××税务所所长）证言印证了上述事实。
12.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对于征收程序，按照正常情况，应该是由税务所的专管员和分管所长对省××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报到我们税政科副科长李某2那里，由李某2审核后报到我这里，由我审核通过后再报到严某那里，最终由市局××处拿意见，我们区局执行市局××处的意见。但是市局××处要求省××项目不需要逐级审批，直接由税务所办结。李某2跟我说过，他找过东湖高新××局核实过省××土地的成本情况，××局答复这块土地的成本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按照李某2调查的情况，省××土地增值税可以进行查账征收，不符合核定征收的条件。有证人李某2证言印证。
13.被告人万国汉供述：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陈某和项某为省××做土地增值核定征收的事情请我帮忙找下武汉市××局分管税收的副局长肖某打个招呼，找东湖高新区××局协调一下。之后，为此事我给肖某打电话，肖某说好的，他叫熊某去东湖高新区××局来协调这个事。和肖某通话后，我又给熊某打了电话，熊某跟我说，我要他帮忙的事他已经跟东湖开发区××局的严局长（严某）协调过了，核定征收最后办成了。为了感谢我在省××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的事情上给他们提供帮助，2013年底的一天，在我办公室，项某给了我5张中石化的加油卡，每张面值1万元。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项某给了我10万元现金。2014年国庆节前后的一天，在××小区我家车库里，项某送给我90万元现金。我直接把收受项某的90万现金送到我的同学万××那里，他是搞房地产的，拿钱的是万××公司的会计付某。证人万某、付某证言印证了赃款90万元去向这一情节。并有武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在卷印证。
二、行贿事实。
为使彭某承接代理的武汉××界公司××一、二期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违规办理核定征收能顺利完成，邓某实际出资并办理存有5万元现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三张，交付万国汉，委托其负责疏通关系。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万国汉在江岸区香港路××小区内将一张存有5万元现金的中国邮政储蓄卡送给熊某。2015年4月16日，熊某怕事情暴露，将5万元退还给万国汉。
案发后，被告人万国汉被侦查部门抓获归案，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收受万国汉贿赂的85万元的事实。其家属向办案部门退出赃款共计99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熊某证言证实：2013年在办理武汉××界××土地增值税过程中，万国汉在江岸区香港路××小区我家楼下送给我一张邮政银行储蓄卡，卡内存有人民币5万元。2015年4月16日，我到万国汉办公室，把5万元钱退了。
2.证人邓某证言证实：2012年7月份，××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的事情正在启动当中，当时万国汉跟我说能不能帮他办几张邮政储蓄卡，他办核定征收的事用，我说可以。我给了万国汉三张无记名的中国邮政储蓄卡，都是5万元的金额，总价值15万元。其中10万元现金是万国汉借给我的。至于万国汉是如何处理这三张邮政储蓄卡我没有问。万国汉出的这笔10万元，我和万国汉之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一直没有还给他。我和彭某送储蓄卡给万国汉，是因为办理××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要万国汉找人帮忙，万国汉打点关系需要钱。证人彭某证言印证邓某送万国汉邮政储蓄卡这一情节。
3.被告人万国汉供述：2012年7月份，××界公司土地增值税清算的事情正在推进，邓某说要跟市局领导表示一下，向我借了10万元钱，加上他自己的5万元，办理了3张邮政储蓄卡，每张金额5万。我将其中一张卡送给了熊某，并跟他说，这是邓某给你的一点意思，他收下了。今年，熊某到我的办公室，把5万元还给我了。
4.破案及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万国汉系被抓获归案，归案后，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收受85万元的事实。
5.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及扣押物票据、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证实：从万国汉住处扣押6万元；从万国汉的其他有关地方扣押90万元；万国汉家属向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退出赃款94万元、向本院退出赃款5万元。
关于被告人万国汉辩解其职务与税务局工作没有联系，不构成受贿罪。其辩护人提出：万国汉的行为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意见。经查，（1）《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2）本案中，被告人万国汉于2010年3月担任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主要职责为负责××分局全面工作，期间还具体负责武汉市财源建设专班工作。主要职责是：负责财源建设项目考察、税收评估和跟踪问效工作；负责财源信息共享平台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重点税源调研，制定可操作性工作方案，防止税收转移流失；协调处理各区与区税源交叉户的清理与规范等。而熊某系××局相关领导，具体负责土地增值税征收工作，与万国汉负责的工作存在联系。万国汉与熊某之间虽然长期形成的私交关系等人情因素存在，但这种人情因素并不能否认万国汉系武汉市××局××分局副局长、具体负责武汉市财源建设专班工作这一职务的客观性。万国汉的职权和地位对熊某的职务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他们之间属于“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种权力性影响力，应认定为受贿罪。因此，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万国汉到案后，在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情况下，主动如实供述其收受邓某现金85万元，是具有交代同种余罪的从轻处罚情节及收受项某5万元加油卡的犯罪事实系坦白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万国汉贿赂熊某5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意见，经查，（1）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万国汉为使××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顺利完成，送给熊某5万元的中国邮政储蓄卡一张，构成行贿罪。（2）经审理查明：由邓某实际出资并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三张，每张5万元，交给万国汉。万国汉将其中一张中国邮政储蓄卡送给熊某。（3）本案证据证实：①熊某明知请托事项源于邓某。②行贿款5万元来源于邓某。③万国汉与邓某虽然对犯意的提起相互推诿，但邓某证实：其办卡时万国汉明确告诉他“办核定征收”时要用，其送给万国汉的85万元，以及个人付的5万元，均从××珞税务所事后支付的400多万元里支出。说明邓某对于5万元的用途及目的是明知的，对行贿行为具有概括的故意。
关于辩护人提出：万国汉具有如实供述，当庭认罪、悔罪，主动退缴全部赃款等情节，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万国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9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同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告人万国汉伙同他人共同行贿国家工作人员财物5万元，其行为还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罪名准确。被告人万国汉系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万国汉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受贿、行贿的犯罪事实，系坦白；积极退缴全部赃款，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五条对行贿罪增设了罚金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提高了行贿罪入罪数额标准。本案中，万国汉的行贿行为发生于2012年，根据《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其不适用罚金刑，主刑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万国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4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暂扣的涉案赃款人民币九十六万元、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暂扣的涉案赃款人民币九十四万元、本院暂扣的涉案赃款人民币五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暂扣的交通银行卡（卡号：62×××53）一张、建设银行卡（卡号：43×××49）一张、中国银行卡（卡号：45×××13）一张、东风本田CRV车一辆（车牌号：鄂Ａ×××××），由其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建敏
审 判 员 刘俊波
人民陪审员 王汉云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罗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