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商终字第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新华。
委托代理人：潘夏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海鸿。
委托代理人：程春法。
原审被告：江新根。
上诉人江新华为与被上诉人江海鸿、原审被告江新根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3）台温松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新华的委托代理人潘夏夫、被上诉人江海鸿及其委托代理人程春法，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江新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本案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二被告系兄弟关系，原告与二被告系堂叔侄关系。1998年9月2日，原、被告三人共同申请成立新鸿石油供应站，注册资金50万元，经营场所为温岭市松门镇小交陈咀头港。合伙协议约定，由原告江海鸿投资17万元，投资比例为34％；被告江新华、江新根各投资16.5万元，投资比例各为33％。但该合伙企业实际由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出资成立并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间，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发生纠纷，2002年5月31日，在证人潘某、徐某等人主持下，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签订了一份《拆股协议》，约定被告江新华自愿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所有，由原告江海鸿偿付给被告江新华95.77万元，具体付款日期与金额为：2002年6月1日付15.77万元、2002年6月5日付30万元、2002年6月30日前付清余款。因登记合伙人为原、被告三人，2002年6月28日，原、被告在温岭市松门法律服务所签订了一份《转股协议》，一致同意被告江新华、江新根退伙。其后，新鸿石油供应站由原告江海鸿单独经营，但未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手续。2009年间，原告江海鸿因其他巨额债务被本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承担给付责任，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为避免新鸿石油供应站被强制执行，原、被告各方又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3日的《承包协议》，约定解除之前的股份转让协议，被告江新华、江新根重新占有原来全部股份，并将合伙企业承包给原告江海鸿经营。
被告江新华的银行储蓄账户中，分别于2002年6月1日、2002年6月5日、2002年6月29日各收入15.77万元、30万元和52万元。
原告江海鸿于2013年6月19日，以二被告未履行协助原告办理新鸿石油供应站转户手续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被告江新华协助办理新鸿石油供应站的33%的股权变更手续；2、被告江新根协助办理新鸿石油供应站的33%的股权变更手续。
被告江新华在原审中答辩称：江新华与江新根确系兄弟关系，与原告系堂叔侄关系，三人共同发起成立新鸿石油供应站，但合伙体实际由原告与江新华各半出资，共同经营。江新华将股份转让给原告属实，但江新华并未与原告签订总额为95.77万元且分期付款的转让合同，实际约定股份转让款为102万元，原告仅偿付2万元。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2日的《承包协议》确属虚假合同，但未办理工商转户登记的原因是由于原告未履行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江新根在原审中答辩称：江新根系新鸿石油供应站的登记合伙人，但其并没有实际出资，故也不存在收益。同意退伙，愿意协助原告办理登记在其名下33％的新鸿石油供应站的股份转让手续。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讼争的主要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之间约定退伙协议的真实内容。二、原、被告是否已根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关于原、被告之间约定退伙的真实协议内容问题。原、被告三人对《转股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均承认被告江新华、江新根已退伙，故应认定二被告已退出合伙。至于退伙协议的真实内容，因被告江新根自认其并未实际出资并参与经营新鸿石油供应站，亦不享有盈余分配等合伙权利，故应主要审查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拆股协议》是否真实、《拆股协议》与《转股协议》之间的关系及效力，以及合意如果有效达成，之后当事人是否又作出修正。被告江新华虽然对《拆股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但痕迹鉴定司法鉴定结论认定《拆股协议》中的指印由被告江新华本人右手中指所捺印，文书鉴定司法鉴定结论认为“江新华退股”手写字迹倾向是被告江新华本人书写笔迹。证人潘某、徐某的证言，又能够辅助证明被告江新华参与股份转让协商，故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拆股协议》可认定为被告江新华亲笔签名并捺印，《拆股协议》应为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三人对《转股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根认为《转股协议》是为了在形式上补强只有原告和被告江新华达成的股份转让合意，被告江新华则认为，《转股协议》载明“双方的一切条子作废”等字样，故即使《拆股协议》成立，亦已被《转股协议》所替代。该院认为，《转股协议》的存在并不表示《拆股协议》无效。首先，根据《转股协议》中的内容，该“双方”以原告为甲方，以二被告为乙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直接用该协议否定以原告与被告江新华为当事人而签订的《拆股协议》内容。其次，被告江新华认为其未履行协助原告办理工商登记等讼争合伙企业变更手续，是因为原告江海鸿仅偿付约定102万元协议款中的2万元而使被告江新华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但被告江新华主张的协议转让款既与《拆股协议》中的约定有较大的差距，又与《转股协议》载明的50万元相悖，若被告江新华认为《转股协议》为唯一有效成立的退伙协议，则其认为原告未履行100万元的答辩主张当然无法成立。该院认为，《拆股协议》与《转股协议》均为当事人关于退伙事宜所作的意思表示，《转股协议》作为《拆股协议》的补充，该二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各方就二被告的退伙达成一致意见，被告江新根退出合伙，不享有合伙份额转让权利；被告江新华退出合伙，由原告江海鸿偿付合伙份额转让款95.77万元。该院认为，原告就此项事实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被告江新华还认为，双方在《拆股协议》之后又另行协商，修正了《拆股协议》的部分内容，该举证责任应移转至被告江新华。因被告江新华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最终达成的协议转让价格为102万元的答辩主张，被告江新华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至于被告江新根所登记享有的合伙股份是否由原告江海鸿和被告江新华各半所有或由原告单独所有，实际并不影响本案股份转让款的确定，故与本案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对此不予进一步审查。
原、被告是否已根据书面退伙协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因被告江新根与原告江海鸿在本案中并无给付之债，又同意履行《转股协议》，协助原告办理讼争企业的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故讼争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已经履行给付义务，被告江新华是否需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原告江海鸿认为其已依据《拆股协议》履行完毕给付义务，被告江新华应根据约定履行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被告江新华则认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由原告承担债务履行完毕的证明责任，因原告仅偿付2万元，被告江新华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故不存在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义务。该院认为，《拆股协议》和《转股协议》属于被告江新华债权生成的约定，但同样也可以是债权消灭的约定。首先，《拆股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内，被告江新华分别于2002年6月1日、2002年6月5日、2002年6月29日各收入15.77万元、30万元和52万元，期限、金额与《拆股协议》中的约定基本相符，符合日常生活习惯，而被告江新华又未能详细说明该收入存在其他来源以否定上述款项与《拆股协议》之间的因果联系，应认定《拆股协议》中的偿付期限与金额和被告江新华的银行存款收入存在因果关系。其次，《转股协议》虽约定“协议生效之日起一次性付清”，但《转股协议》仅用于补强《拆股协议》的效力，该《转股协议》即使可认定为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华之间关于款项给付时间的变更约定，则被告江新华于次日存入银行的款项与当事人的约定亦应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再次，《承包协议》中虽载明“甲方（原告）无力支付转让款”，但起草该协议的被告江新根表示在起草时讼争合伙企业已属于原告江海鸿所有，各方又认为该《承包协议》属于虚假合同，故《承包协议》缺乏证据资格与足够的证明力。原、被告存有亲戚关系，且可以为帮助原告逃避执行而达成虚假合意，故原、被告间又有可能不出具收条等直接证据的情形。结合证据4中原告为履行义务所作的准备，应认定被告江新华接受的给付与约定的内容相一致，从接受给付的法律构成要件角度，该院认定原告已完成较高程度的盖然性证明责任。原告履行给付义务后，被告应根据约定履行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变更的行为责任。被告江新华认为原告未履行给付义务从而享有先履行抗辩权的答辩意见，与经举证、质证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该院认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可以退伙。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原告江海鸿与被告江新根、江新华之间就退伙事宜签订的书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在履行对等给付后，原告江海鸿可以要求二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协助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手续义务。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江新华、江新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江海鸿办理温岭市松门新鸿石油供应站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10500元，由被告江新华、江新根各半负担。
上诉人江新华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02年5月31日《拆股协议》与2002年6月28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1、被上诉人诉状称：“2002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江新华签订了一份新鸿油库拆股协议。………由原告分期付给被告转让款玖拾伍万柒仟柒佰元整。”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潘某在作证时说：拆股协议系其所写，商议退股的事是“海鸿的爸及新华的爸都在”，明确表示“是双方的爸来说的，他们本人不在”，当问及双方签字的情况时，证人“不清楚”，转让多少款“记不清楚了”，7700元的零头“是说当时就付清的”，“退股”两字不是证人所写，最后的转让价格是书记作为中间人定下来的。证人徐某说：协议的签字系“江新华与他父亲都在，江新华自己签字的”，连代书人潘某都记不得的价格却记得清清楚楚，且虚构“因我向江新华借了2万元，我让江海鸿帮我一并带去还给江新华”。因此，被上诉人诉称事实与两证人的证词各不相同。2、2002年6月2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对2002年5月31日《拆股协议》的变更，是双方履行付款义务和协助办理股权手续的依据。二、被上诉人是否按约履行付款义务。1、被上诉人当庭陈述资金来源时说“全部都是向亲戚借的借款。”且是当天“借来就给江新华了，有小部分我是从别的银行取出来的，现金交给江新华的。”问题是，双方存在尖锐矛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既然已将现金送至银行，一不要求上诉人打收款条据，二不由自己将现款存进上诉人账户，三不能明确在哪个银行交付现金，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被上诉人对资金来源不能自圆其说，付款金额和付款时间均不相同。2、由双方签字落款为2002年8月3日的《协议书》虽无租赁事实，但协议宗旨部分“现由于甲方无力支付转让款”的表述，进一步佐证了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履行50万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法院认为“2009年间，原告江海鸿因其他巨额债务被本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承担给付责任，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为避免新鸿石油供应站被强制执行，原、被告各方又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3日的《承包协议》，”属无稽之谈。3、被上诉人没有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三个相应接近的数额和时间认为被上诉人已完成举证的结论与法律相悖，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先履行抗辩权及诉讼时效问题。1、按照2002年6月2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相关条文内容，应先由被上诉人履行付款义务后，再由上诉人履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意思表示十分明确，因此，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判令由上诉人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缺乏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明确，合伙人不存在着股权转让问题，按照民诉法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判决缺乏当事人请求依据。3、若是股权转让，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法院亦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海鸿答辩称：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2年5月31日签订的《拆股协议》作为判决的依据是正确的。2002年6月28日的协议是为了过户用的，真正实际履行的是5月31日的协议。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按约履行，有理有据，判断正确。1、一审法院根据《拆股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和上诉人分别收款的金额、时间相符，在上诉人无法提供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已全面履行义务符合日常生活习惯。2、如果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转让款，上诉人能一直让被上诉人独自经营吗？若上诉人将油库承包给被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海域证及其他相应费用的证据，上诉人有支付过吗？更何况原审被告江新根系上诉人亲兄弟，其承认2009年书写，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2日的承包协议，是为了被上诉人逃避债务而写的虚假协议，由此可见，上诉人称未收到转让款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三、关于抗辩权及时效问题。被上诉人已履行了义务，故上诉人就不存在抗辩权。至于时效问题，因为双方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过户，所以在任何的时间内都可以过户，不存在时效问题。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江新根未作陈述。
二审中，上诉人江新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几份证据：1、活期存款凭条3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支付款项。2、相关的询问笔录和谈话笔录4份，证明被上诉人的钱没有支付，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江海鸿质证认为：1、对3张合作银行存单的三性无异议，说明被上诉人送款交由上诉人收取的事实，至于2002年6月1日签字的存单，因该存款凭条格式不同，排除不了他人的签字，但款总归由上诉人收取的事实。2、对江新华2009年10月27日上午的询问笔录的事实有异议，该笔录不是江新华真实意思表示，因江新根没有投资，是为被上诉人逃避债务，虚构承包协议，有江新根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为证。3、对江新根2009年10月27上午在松门法庭的笔录，有江新根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否定了原笔录系为被上诉人逃避债务所虚构的事实。四、程春法2009年11月3日上午在松门法庭及2009年10月23日上午在台州市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所作的笔录，两笔录都经被上诉人及江新根的庭审陈述所否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认证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且对其作为二审新证据没有合理的理由，故不应作为本案二审的新证据。其次，就证据本身而言，1、三张银行存单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相反，三笔存款与《新鸿油库拆股协议》上约定的付款时间及金额相对应，能够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这三笔转让款。2、原审被告江新根在原审庭审中所陈述的其在油库实际没有权益，以及签订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3日的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上诉人逃避债务等，与上诉人提供的这几分笔录的有关内容相悖，因此，本院对这几份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综上，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江海鸿和原审被告江新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协议的效力问题。2002年5月3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转让上诉人在新鸿石油供应站的股权，达成了一份《新鸿油库拆股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以“退股”和“结股”的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上诉人称双方于2002年6月2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对《新鸿油库拆股协议》的变更，是双方履行付款义务和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依据。但从该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的部分内容看，明显与事实不符：协议书载明“江新根投资16.5万元”，但实际上江新根未有任何投入；前一份协议书约定股份转让款为95.77万元，后一份协议书却大幅减少到50万元，这同样不符合情理。结合江新根在原审庭审中的自认，本院认为，2002年6月28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签订，应是各方为了形式上补强（由工商登记中名义上的股东江新根一起作为股权转让方签字确认），以及工商过户的需要，2002年6月28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并非是对《新鸿油库拆股协议》的变更和替代。
其次，被上诉人江海鸿已经按照《新鸿油库拆股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和金额，向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理由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的上诉人江新华在温岭农村合作银行松门支行63×××67账户明细，证明上诉人分别于2002年6月1日、6月5日和6月29日各收入15.77万元、30万元和52万元，这与《新鸿油库拆股协议》约定的“2002年6月1日付壹拾伍万柒仟柒佰元、2002年6月5日付叁拾万元、2002年6月30日前余款全部付清”基本相符，在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述收入系来自于其他合法来源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应当认定上述款项就是被上诉人履行《新鸿油库拆股协议》中约定的付款义务。上诉人虽然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02年8月3日的《协议书》，其中有“现由于甲方（江海鸿）无力支付转让款”的表述，证明被上诉人未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由于各方均承认该份协议系虚假合同，并且江新根在一审庭审中更是明确称该份协议实际形成于2009年，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被上诉人的油库，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该份协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江海鸿未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
第三，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双方在《新鸿油库拆股协议》中并未约定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期限，因此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同样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江新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江新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丹军
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
代理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