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114行初66号
原告刘应涛，男，彝族，1981年6月19日生，云南省建水县人。
被告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法定代表人何毅刚，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炀，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章璐菡，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刘应涛不服被告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昆明交通局）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的云昆盘运管罚〔2017〕83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邓宗斌、人民陪审员张建、金丽萍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应涛，被告昆明交通局委托代理人杨炀、章璐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20日，昆明交通局在昆明东部客运站检查发现原告刘应涛驾驶自有的云AF2A**号北京现代轿车从昆明市官渡古镇载客至东部客运站，并认定刘应涛未办理出租车及营运许可手续，属非法营运。被告昆明交通局于2017年7月13日以云昆盘运管罚〔2017〕83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对刘应涛作出罚款壹万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刘应涛起诉称：1、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云昆盘运管罚〔2017〕83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7年6月20日上午11时02分，原告驾驶所有的云AF2A**号北京现代牌轿车由官渡古镇返家途中通过“嘀嘀出行”约载嘀嘀出行顺风车合乘人员李某至东部客运站时，被昆明交通局以涉嫌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从事客运经营的行为为由，。被告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错误认定原告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并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两万元的处罚。
原告认为本案的经营主体不是原告，原告不是被告行政处罚的适格主体。被告在违法事实不能确认的情况下就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导致所作处罚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支持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昆明交通局于2017年8月23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我局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作为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具备合法有效的行政主体资格。根据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的相应规定，将昆明市交通局、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的城市出租车客运管理职责、昆明市市政公用局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管理职责整合划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另依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关于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的规定可知，我局是昆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我局的主体合法，未超越权限。
二、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已依法履行了法定程序，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我局在执法过程中已向原告书面明确告知了享有的权利，依法履行了调查、告知、审查、决定以及送达等法定程序，在查明原告确实存在非法营运事实的基础上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5月18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答辩人的整个执法过程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并无违法。
三、原告的违法事实清楚，被告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依法收集了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乘客现场询问笔录等证据，乘客已经证实原告存在载客行为，在原告未办理营运手续的情况下从事营运行为，已构成非法营运。故我局作出的云昆云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所述，由于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收集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昆明交通局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所主张的事实：
第一组证据材料：1、昆办发〔2009〕19号《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二项第3点，2、昆政办〔2010〕28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证明被告昆明交通运输局是市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材料：1、现场检查笔录，2、刘应涛的询问笔录，3、乘客邹钰的询问笔录，4、乘客管健云的询问笔录，5、刘应涛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复印件，要证明原告刘应涛存在非法营运，以及被告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制作检查、询问笔录的程序合法等的事实。第三组证据材料：1、许自森、蒋斌的行政执法证件复印件，2、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违法行为调查报告，3、证据登记保存清单，4、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5、重大案件讨论记录，6、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7、送达回证，要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执法程序合法等的事实。
原告刘应涛对被告昆明交通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1、昆办发〔2009〕19号《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第二项第3点，2、昆政办〔2010〕28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对第二组证据材料1-4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不认可（1、现场检查笔录，2、刘应涛的询问笔录，3、乘客邹钰的询问笔录，4、乘客管健云的询问笔录），均是由被告执法人员制作的，签字不是现场检查笔录上的人签字的，现场人员没有出示执法证件，程序不合法；现场检查笔录是2016年5月11日10时10分，但是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是2016年5月11日的9时55分。先后顺序存在逻辑矛盾，3、乘客邹钰的询问笔录和4、乘客管健云的询问笔录10点13分、10点9分，询问笔录没有超过20分钟，但是都是由一个执法人员来制作的，询问笔录及现场检查笔录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具有合法性，没有执法记录仪反应，邹钰的询问笔录是在现场检查之后，但是否是执法人员制作完成的需要被告提供证据，我方认为检查执法人员与制作询问笔录是相同的人员的说法不是一致的，应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执法人员在10点9分在询问笔录管健云的询问笔录，不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在跟原告制作笔录，被告到西北部客运站突击检查，只是在站外，只是部分检查，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不是钓鱼检查执法的嫌疑，原告有合理理由怀疑；对5、刘应涛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复印件的真实、合法及关联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1、许自森、蒋斌的行政执法证件复印件真实、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两位执法人员属于在现场执法中检查、询问的人员；对2、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违法行为调查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属于被告单方制作的，合法性也不能确认，没有实质的关联性；对3、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真实性认可，但对合法性不予确认，制作保存清单人员与现场询问人员是否一致我方不能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存在非法运营事实及主体适格的事实；对4、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存在非法运营事实及主体适格的事实，也不能证明被告适用法律正确的事实；对5、重大案件讨论记录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无相应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案中的经营行为不能适用《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6、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7、送达回证的真实性认可，上面提到原告存在非法运营的事实我方不予认可，原告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是被处罚的主体，《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是云南境内城市出租车管理的规定，原告的车不是城市出租车；处罚是无营运证，原告不是处罚的对象，故前述规定不适用于原告载客行为及滴滴公司的行为。
本案原、被告对以下事实及法律适用存在争议：
1、原告刘应涛所有的云AF2A**号“北京现代”牌小型客车是否挂靠嘀嘀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6月20日实施了载客行为。
2、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盘运管罚〔2017〕83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有无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3、原告刘应涛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被告昆明交通局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及执法程序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供法律依据规范性文件。本院针对上述事实及法律适用争议，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意见，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如下认证及相应法律适用论证：
1、关于原告刘应涛所有的云AF2A**号“北京现代”牌小型客车是否挂靠嘀嘀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6月20日实施了载客行为问题。2、关于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盘运管罚〔2017〕83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有无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刘应涛认为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执法程序违法；被告昆明交通局认为所作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执法程序合法。本院认为，被告昆明交通局提交的《证据登记保存清单》是真实有效证据，可证明被告行政执法人员在2016年5月11日的执法活动中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刘应涛所有的云A6RD**号“海马”轿车予以登记保存并责令停放于“志欣停车场”，但被告批准人员陶溶冰在该登记保存清单审批栏目填写的登记保存审批时间是2016年5月10日，比实际执法登记保存扣押前述车辆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四）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作出具体处罚决定通常遵循“先进行调查认定事实再作出定性及裁决”的执法环节程序性规律，任何一个环节的活动均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故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明显违法。3、关于原告刘应涛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否支持问题。原告刘应涛认为其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应得到支持；被告昆明交通局认为原告刘应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院认为，综合上述事实认证及法律适用阐述，因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的登记保全扣押车辆的执法活动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前述交通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
本院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和相应质证意见，依法确认以下事实：
2016年5月11日10时许，被告昆明交通局行政执法人员许自森、蒋斌在昆明市西北部客运站执法检查时发现原告刘应涛驾驶云A6RD**号海马牌轿车，从黄瓜营搭载乘客邹钰、管健云二人至西北部客运站。乘客与驾驶员双方是通过“滴滴软件”联系完成搭载行为，并且乘客已通过相应软件微信系统支付了乘车费用24.3元。被告执法人员还查明刘应涛系云A6RD**号海马牌轿车车主，并认定刘应涛所有前述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资格证和营运证从事经营活动。被告执法人员于查获当日以《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对云A6RD**号海马牌轿车采取登记保存措施并将该车扣押停放在志欣停车场，并告知刘应涛于2016年5月18日前往昆明昆明交通局接受处理；同时，在该清单末尾“批准人签名盖章”栏目人工书写批准人为“陶溶冰”、登记保存机关审批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导致登记保存审批时间比实际保存扣押车辆时间提前了一天。2016年5月13日，被告昆明交通局以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刘应涛：依据《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拟对刘应涛非法客运行为罚款叁万元，并同时告知进行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利及期限。2016年5月18日，被告昆明交通局以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刘应涛作出罚款贰万元的处罚，被告已同时向刘应涛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罚款上缴通知书。
本院认为：原告刘应涛是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本案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与该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等规定，原告主体资格适格。本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昆明交通局是昆明市辖区内的城市出租汽车运营的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有权就原告涉及的城市汽车客运行政案件作出处罚。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具有本案法定管理职责及权限。鉴于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明显违法，本院认为原告刘应涛的诉讼请求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兼顾本案实际情况，宜依法判决确认违法。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据此，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二条，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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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宗斌
人民陪审员 张 建
人民陪审员 金丽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