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2民终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卓贤，男，197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萍，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洪，男，195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作栋，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卓贤因与被上诉人黄伟洪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会市人民法院（2016）粤1284民初1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卓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双方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3.黄伟洪向高卓贤�还款项50万元和利息（自2014年1月8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4.判决黄伟洪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本案中黄伟洪应当承担举证证明涉案三棵树木为花梨树，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非高卓贤承担。在一审庭审中，黄伟洪未依约出示该树的来源、品种（种类）、价格、运输证、检疫证等证明，根本无法证实黄伟洪依约购买协议标的物。为此，黄伟洪多次先后申请肇庆市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房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三棵树木进行种类、规格及价格进行鉴定，但均无果。并且高卓贤一直否认该树木为协议约定之树木而引发本纠纷，在黄伟洪无法证明涉案树木为合同约定之物的情况下，无法表明其已履行了合约之义务。因此，黄伟洪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而非高卓贤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二、一审法院未对树木的价格、来源等信息进行审查，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不清之情形。高卓贤依约向黄伟洪交付了50万元购树订金，一审法院应当深入向黄伟洪了解购树情况、价款如何支付、运输情况、树木的合法来源、证书、检疫证等信息，但一审法院未审查清楚即主观地支持了黄伟洪的说辞，事实认定严重不清，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三、根据协议约定的规格和价格，可推断出双方合意购买的树木为黄花梨。协议第三条规定，按直径80公分，高度8米计，每棵树单价为220万元。如此价值唯有黄花梨。另外，一审法院在向四会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进行调查取证相同规格的花梨木、黄花梨的2014年度交易价格无果的情况下，没有凭据判断双方约定的标�物即为花梨木。因此，一审法院所谓的“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意进行判断”实属违法的推断，明显抛开了当事人在协议中对单价的约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恶意和扩大解释法律的情形。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黄伟洪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合理。一、《合作协议书》明确了黄伟洪所购的物品，一审判决根据《合作协议书》认定所购买的物品是花梨木正确。二、关于高卓贤所称树木的价格和树木的来源问题。因为《合作协议书》中并无约定，所以黄伟洪按照高卓贤的要求购买，一审法院也认定了黄伟洪履行了义务。三、关于高卓贤所说的树木的现有价格的问题。树木的现有价格根据市场而定，一审判决没有依据高卓贤拥有三颗树木的价格影响本案判决。提醒二审法院注意双方签署的合伙协议书的第2条第4点�已经明确高卓贤看过树木的照片，知道树木的质量和样板，而且高卓贤也对树木进行切片保存。高卓贤存有照片，也认同树木是合格，由于高卓贤在一审从没有将照片和样品向一审法院提供，让一审法院参考确认高卓贤所购买的树木，举证责任完全在于高卓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卓贤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高卓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高卓贤和黄伟洪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黄伟洪向高卓贤归还款项50万元和利息（自2014年1月8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黄伟洪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8日，高卓贤和黄伟洪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购买三棵花梨树（“梨”字协议书手写作“木梨”，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应为“梨”字）；规格�高度计量方法决定如下，从树头丈量至树尾要有8米以上算合格，从地面起1米高处量直径；三棵树的规格如下，第一棵树直径是77公分、高度为8米以上，第二、三棵树的直径是57公分、高度为8米以上；以上三棵树的照片、树的质量样板高卓贤已看过而且得以保存材质样品并认为该树合格并付出订金；单价如下：1.按直径80公分、高度8米计，每棵树的单价为220万元一棵树，如验收时测量尺寸大或小的，按以上基数计算，大的补钱小的减钱；2.树泥头移植时用黑铁线网打包装，树身用稻草或麻绳包捆。付款办法为协议生效后高卓贤先付给黄伟洪50万元股金作为订金购树，余下金额该树运送至顺德时，高卓贤来验收尺寸并立即把余款一次性付清才能把树运走。责任分工：1.黄伟洪负责挖树，吊装车运至佛山顺德，一切工作和安全由黄伟洪负责；2.高卓贤在佛山市顺德验收付清款项给黄伟洪后才能运回四会，一切责任和安全由高卓贤负责。分红方式按前期大家订下方式除本分利，先扣除20万元给对方再扣除各种费、利润10%给黄伟洪后，按50%分配利润等合同内容。
2014年1月8日，高卓贤将50万元交付给黄伟洪，黄伟洪立下《收到》，确认收到高卓贤的订金，并约定如在黄伟洪责任范围内发生事情，黄伟洪在一个月内将自有树木按当时市场价抵折20%处理抵还给高卓贤。
签订协议后，黄伟洪采购了三棵花梨木种植在佛山市顺德，并通知高卓贤来验收。在验收过程中，高卓贤以黄伟洪购进的三棵树不是合同约定的黄花梨而拒绝将树运走并拒付剩余款项。
审理过程中，该院依黄伟洪的申请依法摇珠委托了肇庆市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种植在黄伟洪处的三棵树的种类、规格及价格进行鉴定，但该鉴定公司以缺乏大型树木鉴定、评估人才为由不予受理本鉴定业务并于2016年11月9日出具《不予受理函》；后该院依法委托深圳市国房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三棵树进行鉴定，该鉴定公司于2017年3月2日复函称未能辨别苗木的种类，故鉴定程序终止。诉讼中，该院依法向四会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对2014年度规格为直径80公分、高度8米的花梨木及黄花梨活树的平均交易价格进行调查取证，但均无果。
另查明，参照《红木国家标准》（GB/18107-2000），红木是当前国内家具用材约定俗成的名称，目前已确定五属八类三十三个树种。五属分别为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铁刀木属；名下又分紫檀木、花梨木、香枝木、黑酸枝木、红酸枝木、乌木、条纹乌木和鸡翅木共8类。花梨木类为紫檀属，分为越柬紫檀、安达曼紫檀、印度紫檀等。按照《红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中国海南黄花梨（学名称降香黄檀）则属于香枝木类，属于黄檀属。另外众所周知的是，市场流通中的黄花梨有海南黄花梨、越南黄花梨等之分，虽然两种树木名称均称黄花梨，但价格却相差很大。
一审法院认为，高卓贤和黄伟洪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作购买树木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成立的合伙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
高卓贤主张双方约定购买的是黄花梨，而黄伟洪抗辩应属于花梨木，探究双方签订合同购买标的物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本案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实意思。”即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条款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合同文意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双方购买标的物的真实意图分析如下：1.高卓贤和黄伟洪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购进树木均表述为“花梨木”，高卓贤和黄伟洪作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有明确的认知，而且参照《红木国家标准》花梨木与黄花梨是两种不同的属种植物，两者的价格更有着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区别，因此，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购买花梨木而不是购买黄花梨。2.诉讼中，该院针对本案约定相同规格的花梨木、黄花梨的2014年度交易价格依法向四会市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进行调查取证，亦依照黄伟洪的申请对黄伟洪购进后的三棵树的品种、价格等进行鉴定，但均无果，故该院无法从双方约定的规格、价格上认定树木的品种，只能按照合同的文意进行判断，即双方约定的标的物即为三棵花梨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高卓贤主张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是黄花梨并主张黄伟洪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高卓贤应承担举证责任，现高卓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是黄花梨，亦没有证据证明黄伟洪存在违约的情形，高卓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高卓贤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要求黄伟洪返还50万元的诉讼请求，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高卓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卓贤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诉讼中，高卓贤自认其从事种植经济林木，但对花梨木或黄花梨认识不清楚；黄伟洪自认种植林木，但对花梨木品种也不熟悉。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高卓贤和黄伟洪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合作协议书》中双方当事人约定购买的是黄花梨还是花梨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高卓贤主张《合作协议书》约定购买的是黄花梨，而黄伟洪主张约定购买的是花梨木。第一，《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购进树木表述为“花梨木”，高卓贤和黄伟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均从事林木种植行业，应当对合同中约定的标的物有明确的认知，而且参照《红木国家标准》，花梨木与黄花梨是两种不同的属种植物，两者的�格相差甚远。第二，《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高卓贤已看过三棵树的照片、树的质量样板而且保存材质样品，并认为该树合格才付出订金。但在本案诉讼中，高卓贤未提交其保存的材质样品，黄伟洪认为该材质样品与所购买树木相一致的主张成立。第三，一审法院根据黄伟洪的申请，由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向有关部门调查取证，均无法从双方约定的规格、价格上认定树木的品种。综上，一审法院按照《合作协议书》的内容，认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标的物为三棵花梨木并无不当。高卓贤主张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是黄花梨并主张黄伟洪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但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高卓贤上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要求黄伟洪返还50万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卓贤的上诉请求不能�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高卓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强
审 判 员 任喜跃
审 判 员 张秀丽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李结琼
书 记 员 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