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6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星，男，1987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治广，195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系熊星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谭鑫培路7号。
法定代表人刘伯骅，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胜，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志强，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熊星因诉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5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4月21日17时45分许，原告熊星到江夏区宜家广场四楼“星迪”动漫城，购买游戏卡并用卡兑换150元游戏代币，投入“九莲宝灯”电子游戏机开始“押分”。约18时许，武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接到举报后对“星迪”动漫城进行突击检查，将正在涉嫌使用电子游戏机赌博的原告熊星等17人查获，现场扣押赌资18000元及电子游戏机电路板5块，同时将涉嫌提供赌博场所的违法嫌疑人陈某某等三人一并带回武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进行审查，后决定将该案移交被告处理。当晚即4月22日0时30分，武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将上述人员及赌资等全部移交被告。被告将该案指定由纸坊派出所审查处理。因涉案人员众多，情况复杂，纸坊派出所于4月22日0时30分决定对原告熊星书面传唤二十四小时，随后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告知相关权利义务。在此期间，纸坊派出所对涉案电子游戏设备提交认定，认定“九莲宝灯、六狮王朝”等电子游戏机具有赌博功能，原告熊星等人在设备认定结论告知笔录上也有签名和捺印。后纸坊派出所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又扣押赌资11050元，并连同之前移交的赌资18000元，共计29050元及电子游戏机电路板5块。涉案被收缴财物包括原告熊星等人赌资在内，均有《证据保全决定书》及照片予以证实。赌资作为罚没收入开具有总收据并已上交国家金库江夏支库。
原告熊星因涉嫌参与赌博，被告于2017年4月22日作出的夏公（纸）行罚决字（2016）8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熊星行政拘留五日，同年4月27日拘留期满后已解除对原告熊星的拘留。
庭审中，原告熊星申请对传唤证上的本人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8日作出湖北军安（2016）文鉴字第1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编号为“夏公（纸）行传字［2016］93号”《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分局传唤证》中被传唤人离开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22时50分签名处的“熊星”签名，与署期为：2016年11月8日、12月8日申请人处的“熊星”签名，不是同一人所书写。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在收到后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又经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痕鉴字第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编号为“夏公（纸）行传字［2016］93号”《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分局传唤证》上被传唤人“熊星”处指印与样本食指指印为同一人指印。因“熊星”的签名案前自然样本不充分不符合比对条件，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在此前已向原审法院致函决定终止对“熊星”签名重新鉴定委托事项。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熊星系成年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明知赌博具有社会危害性，在公共娱乐场所涉嫌参与赌博，有到案经过、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当事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的陈述或行为的书面记录进行签名或捺印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签名或捺印具有同等效力。诉讼中原告熊星申请对《传唤证》上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因案前检材不足不符合比对条件，在被告提出重新鉴定后，对原告熊星签名处的指印作出了认定，系熊星本人的指印。原告在传唤证上所按指印应视为其已知晓被告作出的传唤行为。原告在本案中前后陈述不一致且与事实不符，故对原告辩称在挨饿、不知情的情形下在被告作出的笔录、文书上签名或捺印的意见，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之规定，被告有权决定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书面传唤，被告在4月22日0时30分受理案件于当天晚上22时37分宣布对原告行政拘留5日，传唤并未超过二十四小时的规定；执行拘留的期限是以日为单位，进入拘留所当日不计算在内，从拘留所收押当日到第2日为1日，原告熊星在4月27日拘留期届满时即被解除拘留措施，并未超过5日拘留时间。因此，原告熊星诉称被告超期传唤、拘留的事由不能成立；原告还诉称纸坊派出所在其接受询问期间“挨饿”没有饭吃导致生病造成身体伤害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也不予采信；被告在收缴违法行为人赌资及财物时，未分别开具收据，系办案程序上的瑕疵，但其开具有证据保全清单，并由违法行为人签字确认，被告已将上述财物全部上交国库，不存在违法情形。原告熊星被行政拘留后从单位离职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原告熊星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赔偿等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对原告熊星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熊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司法鉴定费2460元，由原告熊星负担1550元，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负担960元。
上诉人熊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根据无证据能力的证据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枉判，不公正；二、传唤证造假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但主审法官为偏袒原告，大打时间差，对原告胁迫、诱骗、拖延、诱导；三、被告至今不提供询问笔录原件，一审法院不将证据复印件与原件对照，退回原告“来不及陈述的意见”属程序违法；四、判决书中对原告指控的腐败问题尽力回避，以办案瑕疵一笔带过。请求：1.撤销（2016）鄂0115行初33号行政判决；2.撤销夏公（纸）行罚决字（2016）8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赔偿损失，赔礼道歉；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5.退还一审鉴定费。
被上诉人江夏公安分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一审法院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江夏公安分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二、上诉人熊星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江夏公安分局对上诉人熊星实施的违反治安的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上诉人在公共娱乐场所使用赌博游戏机参与赌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熊星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使用造假的传唤证传唤，传唤程序不合法的问题。经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痕鉴字第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编号为“夏公（纸）行传[2016]93号”的《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分局传唤证》上被传唤人“熊星”处指印与样本食指指印为同一人指印。该证据表明，在夏公（纸）行传[2016]93号《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分局传唤证》上捺印的是熊星本人。当事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的陈述或行为的书面记录进行签名或捺印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签名或捺印具有同等效力。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传唤证上捺印，应视为其已知晓被上诉人作出的传唤行为。上诉人所称在挨饿、不知情的情形下在被上诉人作出的笔录、文书上签名或捺印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被上诉人有权决定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书面传唤，故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使用造假的传唤证传唤，传唤程序不合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熊星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熊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浩
审判员 李 丽
审判员 罗东辉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