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民终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相直，男，197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冬梅，安徽云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向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经济开发区金海四路38号，组织机构代码79643476-X。
法定代表人：王相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继承，安徽黄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相直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向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初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相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冬梅，被上诉人安徽向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安徽向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相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继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相直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3民初42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王相直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安徽向明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认定广州市鑫荣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广州鑫荣公司)向淮北市××医院(××医院)投资1000万元与事实不符。××医院因管理落后、医疗设备陈旧无法继续经营，2008年王相直与张智勇、高振德、刘永义、××医院。由于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政府（简称相山区政府）要求××医院必须托管给某一单位。王相直与哥哥王相明谈妥，以王相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鑫荣公司名义托管××医院。2008年7月31日，王相直等五人以广州鑫荣公司的名义与相山区政府签订《医院托管经营协议书》，××医院投资1000万元，汇入相山区财政局指定帐户。协议签订后，王相直等五人于同年8月1日共同签订了《托管××医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610万元，其中王相直170万元、张智勇190万元、高振德190万元、刘永义1O万元、纵兆奎5O万元。同年8月21日，安徽向明公司因不愿意承担借用公司名义的风险，与王相直、高振德、张智勇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双方仅为受托与委托关系，无经济利益约定；《医院托管经营协议书》中所有内容由王相直等人全权执行，权利和义务由王相直等人完全享有、履行；王相直等人在托管××医院时发生的一切费用及经济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与广州鑫荣公司无关。从2008年8月1日起，王相直正式接管××医院，并负责医院全面工作。王相直等五人从2008年8月11日起至当年年底向××医院投资1000万元，该款大部分直接汇至广州鑫荣公司，另一部分先汇至安徽向明公司处，安徽向明公司再汇至广州鑫荣公司，最后总计1000万元由广州鑫荣公司汇至相山区政府作为投资款。上述协议及汇款凭证等证据均证明王相直等人系××医院的实际投资者和托管方，××医院只是借用广州鑫荣公司名义与相山区政府签订协议，广州鑫荣公司向相山区财政局汇入的1000万元实际上也是王相直等人筹集资金，××医院投资，并且广州鑫荣公司也从未向其投资过一分钱。2、一审判决认定安徽向明公司(注：2012年5月，广州鑫荣公司被安徽向明公司吸收合并)支付孙军丽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该款实际是由王相直支付的。201O年3月，刘永义将其1O万元投资份额转让给王相直。2011年4月，张智勇、纵兆奎在未得到王相直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全部股份转让给孙军丽，高振德将其11％的股份转让给孙军丽，转让款总计165.86万元。由于王相直不同意上述做法，2012年7月1O日，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三人与孙军丽签订《股权转让终止协议书》，约定三人将165.86万元转让款退还给孙军丽，××医院。协议签订后张智勇等三人无款可退，由王相直筹集该款逐一退还。具体款项来源大部分是王相直自筹款和向他人筹款，另62.80049万元是王相直向王相明所借。张智勇等三人在给王相直打的收条上也注明“今收到王相直(孙军丽退股款)”由此，王相直取得了上述所有股份，××医院的实际托管方就变成了王相直。一审判决以王相明转款给孙军丽就认定王相明是实际的付款人错误，王相明是受王相直委托将该款代为交付，××医院的经营管理者都是王相直。3、2012年7月份起，王相直重新全面负责××医院工作。××医院的托管经营权转让给他人，并答应将转让价款全部交给王相直，由王相直负责支配。2012年8月24日，安徽向明公司与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以780万元的价格将××医院的托管权利全部转让给徐州理想科技有限公司，780万元全部用于清偿原托管方在托管期间的投入。××医院实际投资者是王相直，安徽向明公司并未投资，因此，780万元应当全部支付给王相直，但是安徽向明公司仅仅支付了324万元便不再支付。2012年12月6日王相直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不能说明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之间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王相直出具的该承诺书的前提条件是安徽向明公司同意将780万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王相直，之后再无经济纠纷，但是安徽向明公司并未全部支付，是安徽向明公司反悔；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三人股权是由王相直出资购买，支付的款项均是由王相直支付；××医院的2012年9月26日以前的债权债务由王相直承担”可以看出，王相直系真正的投资人和托管人，9月26日以前的债权债务自然也包括780万元的转让款，而非安徽向明公司所称的324万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相直仅仅是借用安徽向明公司名义，双方已经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前期王相直等五人筹集资金，之后王相直购买其他四人的股权，托管期间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都由王相直承担或享有，王相直才是××医院实际的投资者和托管人。××医院的经营管理，双方不可能是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安徽向明公司辩称：（一）王相直××医院合伙经营期间，与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等人出资610万元，王相直仅出资170万元，并没有投入资金1000万元。1、××医院，授权王相直经营管理。王相直又找到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等人合伙经营。××医院章程》。该章程(P5)第四章医院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方式第十三条：张智勇出资190万元，高振德出资190万元，王相直出资170万元，刘永义出资60万元。后来刘永义又将其出资转让给纵兆奎。2、原一审中，高振德、纵兆奎(会计)出庭作证张智勇出资190万元、高振德出资190万元、王相直出资170万元、纵兆奎出资50万元，其余，再无任何人出资。3、本案发回重审中，王相直称其向××医院出资所谓的706．1万元，如果属实，××医院应当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王相直一直掌管××医院的公章，在原一审、二审中，王相直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医院收到其出资款,合伙人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其所谓出资706．1万元不属实。（二）××医院，只是授权王相直经营管理。开始由王相直经营，由王相直向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组成的“股东会”每个月缴纳10万元。王相直经营5个月，没有缴纳一分钱，引起其他合伙人不满，改由高振德经营；王相直因销售假药被处刑罚后，该医院由高振德经营。（三）一审认定安徽向明公司向孙军丽支付转让款正确。1、因合伙人内部产生矛盾，××医院无法经营，2011年4月10日，张智勇将投资款190万元(约占31．7％)、高振德将投资款66万元(约占11％)、纵兆奎将投资款50万元(约占8.3％)都转让给孙军丽，该院由孙军丽经营。2012年7月10日，孙军丽与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终止该股权转让，由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向其退还转让款165.86万元。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找到安徽向明公司，要求该公司向孙军丽支付165.86万元，由其取得该投资总额51％的比例。2012年7月13日，安徽向明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孙军丽支付165.86万元的转让款，取得投资总额51％的份额。至此，××医院的投资比例中，安徽向明公司占5l％、王相直占28．3％、高振德占20．7％。2、原一审中，高振德、纵兆奎(会计)出庭作证证明该转让款系安徽向明公司支付给孙军丽的。3、虽然高振德、纵兆奎、张智勇出具的收条是收到王相直(孙军丽退股款)，但是，该收条的原件都是高振德、纵兆奎、张智勇直接交给安徽向明公司，如果是王相直支付的转让款，原件应当在王相直处，不应当在安徽向明公司处，也可证明该165.86万元是安徽向明公司支付。4、王相直向安徽向明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我王相直郑重承诺安徽向明置业有限公司，××医院的2012年9月26日以前的债权债务都有我王相直承担，由王相明购买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部分的股权由王相明负责。”由此可见，王相直自认王相明购买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的股权，其在上诉状称王相直委托安徽向明公司代为交付，真正付款方是王相直，不具有真实性。（四）王相直已经退伙，与安徽向明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012年8月24日，安徽向明公司与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医院增资780万元，××医院的投入，该医院由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安徽向明公司与王相直协商一致，按730万元分配，因王相直仅占合伙的28．3％，安徽向明公司应当分配给王相直：730万元×28．3％=206.59万元。因安徽向明公司的法人王相明与王相直系兄弟关系，安徽向明公司给了王相直324万元，多给100余万元，其中170万元系退还其投资款，××医院有债务，让王相直去清偿债务。随后，王相直向安徽向明公司出具《承诺书》，此《承诺书》证明，王相直已经退伙，与王相直之间的债权债务己经结算完毕。（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安徽向明公司向孙军丽支付165.86万元后，即取得合伙人地位，在合伙中占有51％的出资比例。综上，请求驳回王相直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相直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安徽向明公司给付王相直剩余转让款382.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8月24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利率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案件诉讼费由安徽相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20日，广州鑫荣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王相直担任××医院法定代表人，行使经营管理权，代理期限自2008年3月20日至2025年7月31日。2008年7月31日，广州鑫荣公司与相山区政府签订《医院托管经营协议书》一份，××医院交给广州鑫荣公司整体托管，××医院的所有权性质及独立法人地位不变，托管期限为17年，自2008年8月1日至2025年7月31日。自协议生效起，需注入资金1000万元用于××医院医疗用房的拆除重建，增加新的医疗设备等，托管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或者变相转让经营管理权等。协议签订后，广州鑫荣公司于2008年8月15日、12月11日分两次向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账户汇入1000万元。
2008年8月1日，张智勇、高振德、王相直、纵兆奎、××医院合作协议，并签订了“股东会决议”、“医院章程”，就几人所占的“股份”及“股东”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2010年3月30日，刘永义将其投资的1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相直。2011年4月10日，张智勇将其出资的190万元“股权”（约占总“股份”31.7%），高振德将其出资的190万元中66万元“股权”（约占总“股份”11%），纵兆奎将其出资的50万元“股权”（约占总“股份”8.3%）合并作价165.86万元转让给孙军丽。2012年7月10日，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作为甲方与孙军丽（乙方）签订了终止转让协议书，同年7月13日，由王相明转款165.86万元给孙军丽，取得了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三人曾转让给孙军丽的“股份”。××医院“股份”份额约为51%，王相直占有份额约为28.3%，高振德占有份额为20.7%。
2012年7月，广州鑫荣公司被安徽向明公司吸收合并。
2012年8月4日，安徽向明公司与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书》一份，××医院增资780万元用于清偿安徽向明公司对该医院的投入，将医院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指定人员等。2012年12月20日，××医院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杨理想。后王相直共收到324万元。
2012年12月6日，王相直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王相直郑重承诺安徽向明公司，××医院的2012年9月26日以前的债权债务均由王相直承担，由王相明购买高振德、张智勇、纵兆奎的股权由王相明负责。此承诺签字生效后，我王相直和安徽向明公司再无任何经济纠纷，若违反承诺，将争议额的五倍罚款支付给被承诺方。”现王相直认为安徽向明公司应当给付其全部780万元增资转让款，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安徽向明公司是否拖欠王相直增资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为：××医院并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医院的经营管理权委托安徽向明公司（合并前为广州鑫荣公司）执行，系政府行为，且协议明确约定该医院的产权等仍然属于相山区政府所有。安徽向明公司在托管经营期间，王相直、高振德、纵兆奎、孙军丽及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入股”该医院参与经营管理，并签订协议约定各自享有的“股份”，上述“入股”、“股份”的协议虽然形式上涉及到“股份”等，但实质内容并不是股权关系，而是针对医院经营需要的资金，由几人合伙出资，按照出资额享有一定的权益，本案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系合伙关系，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王相直认为安徽向明公司未支付其全部投资款，尚欠其382.1万元。审理认为，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向明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约定的780万元系给付××医院，与王相直无关。王相直在收到324万元后，于2012年12月6日出具承诺一份，承诺王相直和安徽向明公司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现王相直就该份承诺反悔，要求安徽向明公司退还其全部投资款，但王相直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2012年12月6日之后，双方就合伙、退伙事宜重新达成协议，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安徽向明公司认可拖欠其转让款的证据，故王相直起诉要求安徽向明公司给付剩余382.1万元转让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相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79元，由王相直负担。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是否存在合伙关系;2、王相直诉请安徽向明公司给付其剩余转让款382.1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中，安徽向明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王相直针对争议焦点继续提交一审所举证据，证明目的同一审，安徽向明公司的质证意见亦同一审，本院的认证意见同一审。虽二审中王相直提交了三份新证据并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但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是对一审所举证据的补充说明，故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一）关于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王相直与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刘永义于2008年8月1日签订的《托管××医院合作协议》，约定张智勇投资190万元、高振德投资190万元、王相直投资170万元、纵兆奎投资50万元、刘永义投资10万元，××医院，××医院投入资金和管理。2011年4月10日张智勇将其出资190万元（约占总股份的31.7%）、高振德将其190万元出资中的66万元（约占总股份的11%）、纵兆奎将其出资的50万元（约占总股份的8.3%）合并作价165.86万元转让给孙军丽。后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三人作为甲方与乙方孙军丽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终止协议书》，约定乙方退出并终止与甲方的转让协议，由甲方于2012年7月13日一次性退还乙方孙军丽165.86万元。因安徽向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相明与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取得了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的股权份额，故王相明于2012年7月13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将165.86万元转给了孙军丽，同日张智勇、高振德、纵兆奎分别给王相明出具了收到孙军丽退股款的收条，其中张智勇103万元、高振德35.86万元、纵兆奎27万元合计165.86万元，至此，××医院51%的份额，取得了合伙人的身份，故一审判决认定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之间系合伙关系，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并无不当。
（二）关于王相直诉请安徽向明公司给付其剩余转让款382.1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经查，2012年8月24日安徽向明公司与徐州市理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增资协议书》，××医院增资780万元，增资后，××医院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后安徽向明公司收取了增资款780万元。2012年11月26日和2012年12月14日王相直收到安徽向明公司转给其增资款324万元，王相直于2012年12月6日向安徽向明公司出具《承诺书》称：此承诺签字生效后王相直和安徽向明公司再无任何经济纠纷。该《承诺书》既印证了王相直与安徽向明公司系合伙关系的事实，也证明了王相直和安徽向明公司对双方合伙关系进行清算的事实。现王相直上诉主张安徽向明公司给付其剩余转让款382.1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王相直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王相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79元，由王相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光 明
审 判 员 胡 小 恒
代理审判员 台 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刁萌（代）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