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1民终6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继军，男，196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湖北省红安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飞，男，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李继军之子，湖北省红安县人，住湖北省红安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凯，湖北实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兰英，女，196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湖北红安县人，住红安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可，男，199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系被上诉人刘兰英之子，湖北省红安县人，住址同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中华，湖北龙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李继军、李飞因与被上诉人刘兰英、李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飞及李继军、李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李可及刘兰英、李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中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继军、李飞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2民初44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无效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据2、欠条一张。证据1记载内容不完全，且有改动和重大变更，证据存在瑕疵，又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不能作为支持欠条判决的依据。证据2系上诉人李飞个人出具的，李飞不是一审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与一审刑事案件无关，所以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无效，依法不应采信。（二）刑事审判过程中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上诉人及家属不认可调解协议书，被上诉人首先违反该协议，再次加大赔偿数额，不重新出具谅解书，因此上诉人李继军不应当再赔偿。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先“刑事后民事”、“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刑事附带民事已经判决而且生效了，被上诉人再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李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兰英、李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李继军、李飞依约支付赔偿款2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继军、李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兰英之夫李保民在2014年8月24日与李继军发生争执过程中死亡。2015年1月28日，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李继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过程中，经法院主持，刘兰英、李可与李继军、李飞就附带民事部分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李继军除已给付的丧葬费和医药费5万元外，再赔偿30万元，刘兰英、李可对李继军予以谅解。调解意见经合议庭确认，双方在自行制作的《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并约定此赔偿款在2015年1月30日前付1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前付10万元，2016年12月31日前付10万元。协议签订后，李继军、李飞按协议的约定当庭给付了赔偿款10万元，余下的20万元，李飞于庭审当日出具了欠条一张，刘兰英、李可依约出具《谅解书》。2015年4月23日，法院在询问李飞时，其表示不接受该调解协议。2015年4月27日，一审法院对（2014）鄂红安刑初字第00150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该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确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继军家属当庭赔付10万元，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李继军家属不接受调解协议；在裁判理由部分确认：李继军与李保民发生纠纷而争吵，继而掐脖子、推搡，致被害人滚下楼梯而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本案予以支持；李继军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被害人家属对其故意伤害行为的书面谅解，可对李继军从轻处罚。并据此对李继军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按起点刑予以定罪处罚。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二点：一、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庭的主持，自愿达成了调解意见，并被合议庭记录在卷，双方亦根据达成的调解意见自行制作了《协议书》并签字捺印，按司法解释规定，《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既具有法律效力。是否“签收”决定了《协议书》是否生效。从《协议书》达成后续行为看，李继军家属当庭给付10万元赔偿款，刘兰英、李可出具了《谅解书》，李飞当天出具了20万元欠条，足以说明《协议书》在当天就得到了部分履行。李继军、李飞均自觉履行《协议书》在达成当天就进行了法律上的签收，故该《协议书》在协议签订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二、在法院的主持下当庭达成并部分履行的调解协议，是否可以反悔？法庭禁止反言，在法庭上的言词和承诺，非必经法定程序，在任何时候，都不得随意撤销或主张与已经承认或承诺相反的事实。法院在审理（2015）红刑初字00150号刑事案件时，就附带民事部分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达成调解协议，被合议庭确认并记录在卷，协议双方就必须对在庭审中的承诺负责，并禁止反言。因此，李飞在庭审后不接受调解协议的反言行为，是不诚信诉讼的行为，必须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须按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李继军、李飞下欠的20万元赔偿款应当履行。但是约定的给付期限未完全届至，故对刘兰英、李可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遂判决：李继军、李飞于判决生效之日内给付刘兰英、李可赔偿款10万元；李继军与李飞互负连带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二、李飞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经法庭的主持，自愿达成了调解意见，被合议庭记录在卷，双方亦根据达成的调解意见自行制作了《协议书》并自愿签字捺印。虽上诉人没有签收调解书，亦表示不履行该协议内容，但其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协议书》。且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红刑初字001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关于调解协议部分注明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时和达成后的详细情况：“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李继军家属当庭赔付10万元，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李继军家属不接受调解协议”，虽未涉及对《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但从处刑时采纳了《谅解书》，并按起点刑予以刑事处罚，说明原审法院认可该《协议书》，否定了李飞的反言行为。故该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二、李飞是否应为本案赔偿主体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书》时，李飞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继军的儿子参加了协议的签字捺印，并注明与其父李继飞共同赔偿二被上诉人赔偿款共计300000元的协议内容。该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三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的规定。且李继军、李飞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当庭给付被上诉人刘兰英、李可100000元赔偿款，李飞当天向二被上诉出具了欠条一张，注明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余下200000元赔偿款。随后刘兰英、李可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履行了《协议书》义务。故上诉人认为李飞不是刑事案件当事人，其出具的欠条属无效证据，李飞不应与李继军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继军、李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继军、李可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静审判员 倪志勇审判员 朱 卫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艺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