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1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斐赞，住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委托代理人：邓立庆、简军，均为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三碗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杜易鸿，总经理。上诉人李斐赞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三碗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碗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斐赞上诉请求：一、撤销(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751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李斐赞与三碗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位于广州市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仁和肉菜市场11档放心肉档和12、13号黑毛土猪档的《承包经营协议》无效；三、判令三碗公司向李斐赞返还其向李斐赞收取的进场费56000元、保证金17600元、租金14000元(合计：87600元)及以上费用的利息，利息自2015年4月30日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起，至还清以上本金时止。四、本案诉讼费由三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法院根本是凭主观臆断、完全脱离法律来审理案件，极力偏袒三碗公司，所作出的判决完全错误，极不公平，应当依法撤销。一、本案三碗公司是一家公司法人，虽然公司的投资者为杜易鸿，但其依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独立人格性，受公司法调整，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本案中三碗公司所称“戴某其以仁和肉菜市场的名义将涉案的三个档口出租给杜易鸿，杜易鸿取得三个档口经营权，本案三碗公司是杜易鸿的个体工商户，杜易鸿在经营期间和李斐赞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三碗公司是依法对涉案的三个档口拥有合法的经营权的……”。三碗公司以上所说完全脱离法律有关规定，不符合任何的法律原理与逻辑，纯属狡辩。一审法院置法律于不顾，强行将本案脱离个人与法人不同的独立主体性质于不顾，凭主观上硬将杜易鸿行为视为三碗公司的行为，支持三碗公司毫无法律依据的说法。杜易鸿不仅全资投资了广州三碗食品有限公司，而且全资投资了广州蒂潮食品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经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登记设立，根据公司法规定，都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一审法院完全脱离法律关系凭法官个人主观意志对案件的事实作出认定，把杜易鸿的个人行为与公司的行为混为一体，没有理清一个自然人与一个法人两个独立实体应当具有的独立人格性。在本案中，杜易鸿以个人名义与戴某其签订合同，那是其个人的行为，不必然对三碗公司产生法律效果，如果必然对三碗公司产生法律效果，那么也同样必然对蒂潮公司产生法律效果，那么一审法院怎么不也视为是蒂潮公司的行为呢?显然，一审法院没有理清个人行为与法人行为，两个独立主体是不同一的，法律关系也不一样，作为三碗公司是独立法人，其行为受公司法约束和调整，不能与杜易鸿的个人行为混为一体，一审法院主观臆断，袒护于三碗公司一方，完全脱离法律，脱离客观事实关系，抛弃公司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性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这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涉案的三个档口的经营权三碗公司从未见与戴某其签订过任何合同，杜易鸿也没有将三个档口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三碗公司，杜易鸿纯属个人与戴某其所签合同，其个人行为不能认定为三碗公司的行为，如果认定为三碗公司行为，那么按同样的逻辑也是认定为蒂潮公司的行为，这样认定的话，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经济秩序将混乱不堪。二、在判决书中第10页第十二行一审法院称“另外，被告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权，并非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的法定原因。因此，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如此认定表明认可了非法交易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了，以一个没有合法所有权作为交易标的合同怎能认定有效呢?本案三碗公司根本就没有涉案档口的合法经营权，其与李斐赞所签订的协议怎能有效呢?三、本案涉案档口属于承包经营合同，一审法院硬将合同性质错误的认定为租赁合同。合同双方约定得很明确为承包经营，合同内容也很明确，约定三碗公司只能经营“三碗品牌“猪肉，由乙方自负盈亏，乙方销售的猪肉必须由甲方代宰配送，不得泄漏公司商业秘密等等。以上合同内容约定完全符合承包经营的特征，一审法院扭曲事实错误认定合同的性质，为三碗公司逃避法律责任作袒护。四、一审法院完全相采信杜易鸿的话极不公平。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七行称“鉴于杜易鸿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且被告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公司，被告在其法定代表人即杜易鸿应诉的情况下也确认杜易鸿以公司名义经营，故应视为被告从戴某其处承租涉案场地。”李斐赞认为，一审法院这个认定是错误的。李斐赞没有起诉杜易鸿个人，一审法院怎能称杜易鸿“应诉”呢?杜易鸿出庭确认以公司名义经营，到底是代表三碗公司出庭还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一审法院没说清楚，很明显杜易鸿代表三碗公司出庭又以证人的身份作证，其所说的话得到一审法院的确认，一审法院这样认定是错误的，法定代表人出庭同时也作为证人作证，不具可信性，这明显一审法院存在错误，有失公平，凭杜易鸿的话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对李斐赞极不公平。本案一审法院抛弃了个人主体与法人主体应当独立具有的人格性，背离了主体法律关系来审理案件，背离了公平、公正。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1页第五行中所称“如前所述，原告自行撤出涉案场地，合同未能履行的责任并不在于被告，故其要求退还保证金及该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支付的进场费是正常的商业投入，如其使用涉案场地则可利用此投入，但其自行撤出涉案场地则无权要求被告退还，故其要求退还进场费及该项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主观认定进场费是正常商业投入有什么依据?一审法院凭什么证据说进场费是正常商业投入?进场费用到哪里去了?是给三碗公司作广告用还是给杜易鸿或者戴某其作其他用?三碗公司有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认为三碗公司收取的进场费是正常商业投入，这也为一些违法的经营者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开了方便之门，纵恿一些违法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增加了社会矛盾。试问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不退还高额保证金的情况之下，继续支持三碗公司不退还进巨额进场费的行为是否有依律依据，是否公平、公正?就算原被告所签订合同有效的情况，三碗公司所收取进场费属于正常用于商业投入，但李斐赞、三碗公司所签订合同三年，而李斐赞却只使用了短短的四个月时间，没有使用的有两年多时间，全部不退还合理吗?公平公正吗?一审法院如此错误认定违反法律公平、公正原则，是错误的。六、龙凤街道办准许将同福中路仁和直街25号作为临时商业(肉菜市场)用地的期限是从2014年12月30至到2015年12月31日止，戴某其与杜易鸿签订的租赁协议期限至到2018年4月30止，李斐赞与三碗公司签订的档口经营协议是从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退一步讲，即使三碗公司有权经营涉案的三个档口，但戴某其有权超出龙凤街道办批准的临时用场经营期限签订合同经营市场至到2018年4月30日吗?最起码超出2015年12月31部分是无效的。如此的话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全部有效也是错误的。七、戴某其以“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名义与杜易鸿签订经营档口的协议，经工商检索，“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是一个没有经过工商核准登记的一个经济实体，经营市场需获得有关食品卫生、消防、规划、安监、工商等部门批准方可以经营，戴某其在没有获得以上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以“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设施不完善、管理不到位、服务行为不规范、服务态度差，随意收取投资者的各项费用，收费不按国家规定开具发票，随意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以“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这个不存在的、不合法的主体所签订的合同不应予以保护，应当无效。三碗公司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合同是有效的，超出期限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我方不清楚，但是根据租赁合同我方领取了营业执照，然后将档口出租给李斐赞。李斐赞一直都没有出现，按照合同约定李斐赞还欠2万元。李斐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斐赞与三碗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位于广州市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仁和肉菜市场11档放心肉档和12、13号黑毛土猪档的《承包经营协议》无效；2、三碗公司向李斐赞返还其向李斐赞收取的进场费56000元、保证金17600元、租金14000元及以上费用的利息，利息自2015年4月3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起，至还清以上本金时止；3、三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斐赞（乙方）曾委托案外人高某以李斐赞名义与三碗公司（甲方）签订一份《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位于广州市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仁和肉菜市场11档放心肉档，和12、13、黑毛土猪档的经营权承包给乙方经营，甲方作为市场的签约经营方的地位没有改变，乙方作为甲方的承包经营者不得干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或更改其他用途，否则视同违约；乙方承包期共三年自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承包期内，乙方自负盈亏；每月的租金8800元（每期满1年租金递增10%），及所产生的水电费、管理费400元，及工商税务费杂费当月5号前先由甲方垫付，乙方即日再向甲方予以缴纳，并限于市场收取日向甲方交纳；乙方还须向甲方缴纳二个月租金共17600元作为履行档口租金义务保证金，期满后无息返还；如乙方提前退出或不按时交纳猪款及租金，视同违约，甲方收回经营权，保证金不予退还；乙方销售的猪肉必须由甲方代宰配送；等。2015年4月30日，三碗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易鸿出具两份收据：收到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仁和肉菜市场11、12、13档承包档主交来租金保证金17600元；收到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仁和肉菜市场11、12、13档承包档主交来五月份租金8800元。2015年8月24日、9月6日，广州市海珠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出具两份证明：2015年8月24日经电脑检索，在该分局企业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海珠区仁和肉菜市场的企业登记资料；2015年9月6日经电脑检索，在该分局企业登记资料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海珠区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2015年11月3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经电脑检索，截止至2015年11月3日在该局企业登记数据库中未查到“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的记录。李斐赞于2015年9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李斐赞表示：三碗公司于5月1日交付场地；在9月15日之后不再使用涉案场地，因为当时很多租户撤场，无法经营下去，李斐赞不能不撤场；后李斐赞了解，三碗公司没有转租权和经营权，所以李斐赞就不再继续涉案场地经营了；9月15日口头通知三碗公司交还场地；诉状中提及的“自称是肉菜市场的人干扰经营”，经了解，是戴某其及仁和肉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干扰的。三碗公司表示：确认于5月1日交付场地；对李斐赞陈述的撤场时间不确认，至今李斐赞还没撤场，由于李斐赞之一拖欠租金，三碗公司要求李斐赞把档口交还给三碗公司，但李斐赞一直拖着不交；三碗公司称之前没有收取过李斐赞进场费；对于杜易鸿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两份《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从合同的表面看，杜易鸿是以其个人身份签订的，但其是以三碗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三碗公司是杜易鸿的个人独资企业；对戴某其或仁和肉菜市场是否干扰李斐赞经营不清楚。李斐赞、三碗公司确认：杜易鸿的电话号码为138××××3948。李斐赞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通话录音及联通公司的“业务凭据”即通话清单。2、照片。3、报警回执（复印件）。4、广州蒂潮食品有限公司（经手人：杜易鸿，以下简称“蒂潮公司”）出具的52400元的收据：今收到应付南田仁和市场11号档28000元一次性进场费、12号13号档28000元一次性进场费；11号12号13号档二月档口押金一个月租金共26400元；应付82400元，已付10000元定金，应收72400元；现付52400元，欠20000元；2015年5月底付清；立此凭证。三碗公司表示：对证据1中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通话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确认证据2显示的是涉案档口；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三碗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海珠区同福中路仁和直街25号首、二层的《房地产权证》，该证记载权属人为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登记时间为2003年10月21日。2、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业主同意转租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贵方租赁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仁和直街25号首二层及附属平房房屋（624.15平方）部分单元，是属于我司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拥有产权的物业；我司2013年9月16日将该物业租赁给刘某，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我司同意刘某在上述租赁期限内，可以就该单元转租、分租经营使用。3、刘泉与戴超其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主要约定：刘泉将海珠区同福中路仁和直街25号首层北部的房地产出租给戴某其，建筑面积4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等。上述两人于2015年1月10日签订的《物业转租同意书》，主要内容为：戴某其有权在其租赁期限内将上述物业转租于他人，无需事先通知刘某，刘某不得干涉戴某其的转租行为；等。《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4、《广州市海珠区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5、“仁和肉菜市场”（甲方）与杜易鸿（乙方）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两份《经营场地租赁合同》，主要约定：“仁和肉菜市场”将广州市南田路仁和直街25号的场地租赁给乙方作经营场地，经营范围猪肉11#；12#、13#，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等。该合同甲方“签约人”处有“戴某其”签名。李斐赞表示：证据1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并且该证明上的使用期限只到2015年12月31日，即使其对物业有承包经营的权利，其也无权对2018年的使用期限进行约定；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甲方是广州市仁和肉菜市场经营服务有限公司，并且盖的是该公司的公章，但该公司是不存在的，是没有主体资格的，所以戴某其与其签订的合同应是无效的。根据李斐赞的申请，一审法院通知证人高某出庭。证人陈述：李斐赞给了杜易鸿5.6万元进场费，两押17600元，一租8800元；是证人代某和三碗公司签订的合同；档口所在的地址是仁和肉菜市场，但开业的时候，杜易鸿还没有办理好营业执照；4月30日晚上，证人和李斐赞一起给的钱，17600元+8800元+56000元-10000元押金，这笔钱是证人亲手给的杜易鸿。对于证人的陈述，李斐赞表示：是真实的。三碗公司表示：对证人所述的在2015年4月30日和李斐赞一起去交的钱也是当天签署的合同，三碗公司认为这不合理，如果李斐赞当天有去交钱，其没有必要再委托证人去签订合同；三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对证人说的缴纳押金17600元和租金8800元，三碗公司认可，对证人说的入场费56000元的事实，代理人不清楚；证人和李斐赞接收档口后一直经营到2015年9月12日，李斐赞签订合同时缴了1个月的租金之后交了5200元租金。另查，三碗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蒂潮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均为杜易鸿。在涉案肉菜市场的其他同类型案件（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951号案中，戴超其提交了其与广州市圣火体育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的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仁和直街25号首层厂房、租赁期限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租赁合同》及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业主同意转租函》复印件。鉴此，广州市圣火体育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向本确认上述《租赁合同》、《业主同意转租函》的真实性并提交原件核对，同时表示上述《租赁合同》是其本人以广州市圣火体育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戴某其签订的，租赁期限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本案李斐赞对刘某所陈述的内容没有异议，对上述《租赁合同》没有异议。一审法院还于2016年2月24日通知李斐赞、三碗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蒂潮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易鸿到法院以笔录形式核实相关情况。李斐赞、三碗公司表示：关于盖有蒂潮公司公章的收据，是蒂潮公司是代三碗公司收取的款项。关于交付款项，李斐赞先交了10000元定金，10000元是预收的进场费；之后又交了17600元的保证金即押金，租金8800元，这个款项杜易鸿单独开具的收据；再之后又交了26000元的进场费，杜易鸿以自己的名义及蒂潮公司的公章出具的之前所说的17600元保证金、租金8800元，及本次进场费26000元，共计52400元的收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向三碗公司支付了5200元的租金；李斐赞、三碗公司双方约定的进场费是56000元。李斐赞还主张：在开52400元的收据当天，李斐赞又向三碗公司支付了20000元，该20000元是进场费，但三碗公司没有向李斐赞出具收据。三碗公司对此予以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李斐赞、三碗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主要约定了李斐赞承租涉案场地，所谓的“承包经营”应为双方租赁关系的附属义务。故李斐赞、三碗公司之间就涉案场地之间应为租赁关系，本案应为租赁合同纠纷。从三碗公司提交的房地产权证、租赁合同以及一审法院（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951号案中查明的事实可知，该物业原由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出租给刘某，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30日；后，由刘某转租给戴某其租赁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再后，由戴某其转租给杜易鸿，租赁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最后，由三碗公司转租给李斐赞，租赁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鉴于杜易鸿是三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三碗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公司，三碗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即杜易鸿应诉的情况下也确认杜易鸿以公司名义经营，故应视为三碗公司从戴某其处承租涉案场地。从上述租赁期限可知，三碗公司出租给李斐赞期限并未超过戴某其出租给三碗公司的期限，故李斐赞、三碗公司之间关于涉案场地租赁期限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另外，三碗公司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权，并非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的法定原因。因此，李斐赞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根据李斐赞提交的收据及李斐赞、三碗公司的确认，李斐赞向三碗公司支付了保证金17600元、一个月的租金8800元，36000元的进场费（含10000元定金），之后又支付了5200元租金。李斐赞还主张向三碗公司支付了20000元进场费，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三碗公司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李斐赞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李斐赞于2015年5月1日使用涉案场地，且其自称于2015年9月15日撤出涉案场地。虽然李斐赞称受到“自称是肉菜市场的人干扰经营”，但李斐赞在本案中确认是“戴某其及仁和肉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干扰”，即并非三碗公司的责任导致李斐赞使用涉案场地受影响，且李斐赞已实际使用涉案场地则应支付相应的对价，故李斐赞要求三碗公司退还已支付的租金14000元（8800元+5200元）及该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李斐赞自行撤出涉案场地，合同未能履行的责任并不在于三碗公司，故其要求退还保证金及该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斐赞支付的进场费是正常的商业投入，如其使用涉案场地则可利用此投入，但其自行撤出涉案场地则无权要求三碗公司退还，故其要求退还进场费及该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李斐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9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且未能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李斐赞称：经营中受到戴某其的阻扰，要求我方直接支付租金给戴某其，戴某其的理由是档口是他的，他有权收取，之后我方无法经营就撤场了。三碗公司称：李斐赞的陈述是属实的，戴某其在市场收租，由于李斐赞经营不善无法如期交租，发生了冲突，之后报警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催促交租无法交纳，就会断水断电。李斐赞可以将租金交给我方也可以交付给戴某其，李斐赞没有将租金交给我，因为我也要交租给戴某其，所以戴某其可以收取租金。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承包经营协议》的性质、效力；二、李斐赞主张返还保证金17600元、租金14000元、进场费56000元以及利息能否成立？关于焦点一，《承包经营协议》约定“承包期共三年自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承包期内，乙方自负盈亏”，该约定符合租赁合同的性质，至于《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的“乙方销售的猪肉必须由甲方代宰配送”等承包经营的内容，属于双方租赁关系的附属义务，故一审认定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其次。根据本案查明，涉案物业原由广州市毅通机电产品服务部出租给刘某，租赁期限为2013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30日，后由刘某转租给戴某其，租赁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再后，由戴某其转租给杜易鸿，租赁期限为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故《承包经营协议》的期限并未超过上述合同的租赁期限。再次，关于李斐赞认为三碗公司未与戴某其签订任何合同而无权出租问题，因三碗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公司，杜易鸿系三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杜易鸿亦到庭，确认了三碗公司的出租行为，故李斐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承包经营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一审认定涉案《承包经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李斐赞实际使用了商铺，李斐赞称其受到“干扰经营”系戴某其及其工作人员所为，而且，亦没有证据显示李斐赞在经营期间因经营权的问题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故一审认定李斐赞系自行撤离涉案商铺，合同未能履行责任不在于三碗公司，并无不当，因此，一审不予支持李斐赞主张返还保证金17600元、租金14000元，亦无不当。关于进场费的问题，首先，《承包经营协议》对进场费并无明确约定，李斐赞主张支付了56000元，三碗公司承认收取了36000元，对于争议的20000元，李斐赞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确认三碗公司收取了李斐赞进场费36000元。其次，三碗公司一审时虽不确认李斐赞于2015年9月15日撤离涉案商铺，但从二审三碗公司的陈述看，其允许李斐赞直接交租给戴某其，并且在戴某其催促交租无法交纳的情况下，商铺就会被断水断电，而本案三碗公司也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李斐赞继续使用涉案商铺，故本院对李斐赞陈述的其于2015年9月15日撤离涉案商铺予以确认。综上，因《承包经营协议》对于进场费并无作出明确约定，双方对于进场费的性质存在争议，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鉴于双方约定的承包期限为三年，而李斐赞实际使用的商铺的时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9月15日共计135天，故根据公平合理原则，三碗公司应向李斐赞返还剩余租赁期限的进场费为（三年共1095天-135天）÷1095天×36000元=31562元。李斐赞主张返还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斐赞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其他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751号民事判决；二、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广州三碗食品有限公司返还进场费31562元给李斐赞；三、驳回李斐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90元，均分别由李斐赞负担1273元，广州三碗食品有限公司负担7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为群代理审判员  黄春成代理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罗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