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西行初字第142号
原告杨春英。
委托代理人蒋国秀。
被告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所在地南宁市英华路8号。
法定代表人林松，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青石、黄炜，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杨春英不服被告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以下简称青秀公安分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5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5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春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国秀，被告青秀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青石、黄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青秀公安分局于2015年5月10日对原告杨春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公青行罚决字（2015）00900号），认定杨春英于2015年4月29日至5月4日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接访区域进行上访活动，在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训诫后仍不悔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杨春英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原告杨春英诉称，2015年4月28日，原告因法院判决不公进京上访，一同上访的还有欧佟舅和欧元赫。回南宁后他们没有被抓去拘留，唯独原告于2015年5月9日一下火车就被警车拉进了中山派出所，5月10日被青秀公安分局强行送去“行政拘留”5天。以上行政处罚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1、青秀公安分局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所依据的理由只有一条，即原告的询问笔录。原告拒绝签笔录因为公安做的笔录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除了这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原告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管理处罚决定”。因此青秀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严重违纪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行攻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即使上访人违法应该由北京公安机关处罚，当地公安机关没有处罚权。3、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以上法律规定得清清楚楚，但青秀公安分局明知却故意违反规定，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4、青秀公安分局所持的《训诫书》来源不合法。按理说应当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给上访人出具的，青秀公安分局只有向原告索取《训诫书》才是其合法持有训诫书的唯一途径，但事实是，上访人并不知道派出所给其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上访人的《训诫书》是怎么落到青秀公安分局手中的？因此，原告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而对于来源不合法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5、假使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训诫书》，那么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上访人进行了行政处罚。纵观我国的法律体系，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判决，只有“数罪并罚”的，而从来没有“一罪累罚”的，也就是“一事不再罚”原则，青秀公安分局故意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是因为原告于2015年1月8日告青秀公安分局故意制造命案，法院已受理（2015）西行初字第1号，但还没有判决下来。所以，很明显青秀公安分局唯独只抓原告拘留是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迫害的明证。6、青秀公安分局拿《训诫书》作为证据来拘留原告《训诫书》是什么？《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上访人应当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要依法维权，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上面没有记录上访人有违法行为。可想而知，假如上访人在北京违法了，北京公安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的，从北京公安派出所对上访人的上访行为没有实行行政处罚而只是出具了《训诫书》这一情况可以证明，上访人的上访行为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行为合法的证明，青秀公安分局用《训诫书》作为“行政拘留”的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这显然是颠倒黑白，青秀公安分局故意违法。7、为什么法律规定如此清楚，青秀公安分局还胆敢公然违反党纪国法？徇私枉法、滥用公权力、明知原告是无罪的而使其受追诉，强行“行政拘留”，此公权力的滥用不是孤立的，因为原告举报的人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之人，所以才遭受青秀公安分局的打击、报复、迫害致家破人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8、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从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依法确认被告南公青行决字（2015）009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的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二、依法撤销被告南公青行决字（2015）0090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判令被告在公安机关“个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将原告被非法拘留的“案底”删除；四、判令被告在相关知名媒体上对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五、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5000元；六、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遭受的精神极度痛苦、伤害、抚慰金50万元；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遭受经济损失30000元；八、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证人证言，证明欧佟舅、欧元赫和原告一起进京上访，回南宁后没有被抓，只有原告被抓拘留；2、《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证明规定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3、青秀公安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违法拘留原告。
被告青秀公安分局辩称，一、原告认为其行为只是普通的上访活动，不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进行上访活动，应当前往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设立和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反映自身诉求。但是，原告为了达到给有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从而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的目的，于2015年4月30日违法前往中南海周边进行信访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进行训诫后将其送至国家救济中心。经训诫后，原告仍不悔改，先后于2015年5月2日和2015年5月4日两次前往中南海周边区域进行上访活动，两次均被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至此，原告的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信访条例》规定，超出了正常上访的范畴。其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罔顾法纪，多次前往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已经明显属于故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因此，我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以上事实有的询问笔录以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开具的三份训诫书等证据为证。由此可见，我分局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认定事实清楚。二、原告认为，在我分局所持的证据当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没有记录其违法内容，且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据此认定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证据不足。事实上，我分局持有的三份《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均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是加盖了公章的法律文书，规范合法，真实有效。三份训诫书中被训诫的对象都是原告，训诫书不仅告知其正确的上访途径和方式，而且在训诫内容中的第四点也客观地反映了原告前往中南海周边违法上访的事实，是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客观证据。按照原告辩解，训诫书的意义只是告知原告正确的上访途径以及如何依法维权。那么原告在2015年4月30日被训诫后就应该知道如何合法、正确地上访，但是原告为什么又于2015年5月2日和2015年5月4日再次前往中南海周边进行上访活动呢？同样的事情需要连续告知三次吗？正是这三份不同时间，但是相同对象、相同地点、相同内容的训诫书有效地证明了原告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罔顾法纪，明知故犯地前往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由此可见，我分局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充分、确凿、真实、合法、有效。三、原告认为，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是发生在北京，应当由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进行查处，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处罚，我分局无权管辖。《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并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部门规章，不能作为办案程序规定使用。并且事实上，《规定》中也没有“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无权进行处罚处理”的条文，原告提供的《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除去前面五条规定外多为互联网上的个人解读，并非规定内容。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该案中，原告在北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已经回到广西南宁的居住地，再由违法行为地的北京公安机关进行查处十分不便，很明显，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即我分局进行查处更为适宜。因此，我分局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进行查处符合法律规定。四、原告认为，训诫属于行政处罚，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已经对其进行训诫，我分局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属于“一事累罚”，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训诫并不在上述七类处罚当中。事实上，训诫只是对行为人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的一种教育措施，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因此，我分局在该案处理时并不存在一事累罚的情形。五、原告认为，与其一同前往北京上访的其他人员没有被处罚，单单其被处罚是公安机关对其上访行为进行打击报复。上访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我分局不能因为欧佟舅和欧元赧两人有关上访行为就对其两人进行处罚。我分局对原告进行处罚是因为其多次违法前往中南海区域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不是因为其上访而打击报复，对同样进京上访的欧佟舅和欧元赧没有进行处罚就是很好的证明。综上所述，青秀公安分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恳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南公青行罚决字（2015）00900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于2015年6月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证明对杨春英扰乱单位秩序一案立案受理；2、传唤证，证明依法对杨春英进行传唤；3、杨春英询问笔录（2015年5月9日），证明2015年4月30日、5月2日以及5月4日，杨春英前往北京中南海区域违法上访；4、《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三份，证明杨春英分别于2015年4月30日、5月2日、5月4日前往北京中南海区域违法上访；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依法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告知义务；6、《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5年5月10日对杨春英进行处罚；
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信访条例》第十八条。
在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均有多处遗漏且被告造假；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收到这些训诫书；对证据6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违法。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3及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30日、5月2日、5月4日，原告杨春英三次到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分别予以训诫。2015年5月9日，因原告进京上访行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南宁市公安局中山派出所作出南公青（中山）受案字（2015）07458号《受案登记表》，将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立案受理。同日，中山派出所将原告传唤至派出所并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其到北京市上访的原因、理由及经过，但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次日，公安机关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等事项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同时告知其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日，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公青行罚决字（2015）00900号），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
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对原告在起诉状中所列八项诉讼请求，经本院释明后，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虽然本案原告非法上访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北京市，但原告的居住地在被告管辖区域，故本案被告依法具有对原告涉案违法行为的管辖权，并有依法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原告关于被告对其无处罚权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接访区域进行上访活动，在受到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仍继续进行上访活动，原告此举主观故意明显，客观上影响了中南海周边地区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作出的三份《训诫书》、公安机关对原告所作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故被告认定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定性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公安机关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以笔录的形式告知了原告拟对其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最后被告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并依法向原告进行了送达，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对原告要求确认被诉行政处罚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提出的相关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拘留或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赔偿，故国家赔偿须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原告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故原告的各项行政赔偿请求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各项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春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春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子祥
审 判 员 陈 雄
人民陪审员 黄 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曹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