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防市行终字第43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民汉。
委托代理人梁海忠，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善权。
委托代理人黄英山，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毅，男，1950年4月6日出生，壮族。
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彭景东，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
上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因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14年7月1日作出的（2014）上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7日受理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驮近一组）的诉讼代表人梁民汉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海忠，被上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驮近二组）的诉讼代表人梁善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英山、谭毅，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驮近二组与第三人驮近一组对“朝交山”（驮近一组称“芒刚山”）的两块山地发生争议。其中，一块争议的山地的范围为：东与二组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以与和星村叫暴屯山林交界的山脊（一组称芒刚山脊）为界，北以从朝牛山流下驮近的河流（一组称百驮小河）为界。另一块争议山地的范围为：东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南以原蔗区公路为界，西与二组谭志敏的速生桉相接，北以初老水沟（一组称初老小河）为界。上述争议山地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均未经县人民政府确定权属。林业“三定”时，原告和第三人分别将认为属其所有的山场填表上报县人民政府，1981年12月19日，上思县人民政府经审批同意，于1982年3月11日分别给原告和第三人颁发《山界林权证》。其中，原告的山场四至界线为：“……转南、东木、沈甫、叫土沙、叫太垌、百陆、朝交、村劳、枯检、路周、定良油、那活……”，山地总面积为8000亩。第三人的山场四至界线为：“……转南、百驮、芒刚山、渠东田垌、和甫（半边）……”，山地总面积为8000亩。此外，1984年10月24日，原告和第三人还将“从平公山至爬骨山、古琴、初老”等山场作为牧场，分别填表上报那琶大队和那琴公社，后那琶大队和那琴公社审批同意上述山场为牧场。2006年1月1日，第三人将“百驮、初老、芒岗、米得、古琴、朝交”等山场发包给那琴乡排柳村中英组陆思成经营，现争议山中的速生桉为陆思成种植。2011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请求被告依法调处。2012年7月13日，被告作出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决定：1、争议山的山权归驮近一组集体所有；2、林业“三定”时，县政府分别给各方颁发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的内容与本次处理决定相抵触的，以本次处理决定确定的权属界线为准。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3年4月9日，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3）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书。另查明，原告驮近二组和第三人驮近一组，原同属驮近生产队，于1978年至1979年间，分为驮近二队和驮近一队，即现在的驮近二组和驮近一组。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认定原告的“朝交”山和牧场山不涉及现争议山，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第一，关于被告认定原告的“朝交”山不包含现争议山的问题。在本案中，被告根据原告的《山界林权证》认定原告的“朝交”山包含现争议山，但又以原告的《山界林权审批表》中的“百陆朝交”是一个地名，而不是“百陆”、“朝交”两个地名为由，否认原告的“朝交”山包含现争议山。对于这个问题，《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规定：“确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以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为准。”根据这一规定，《山界林权证》的效力优于《山界林权审批表》，因此，确定山林权属应以《山界林权证》为依据。据此，被告否定原告的“朝交”山不包含现争议山证据不足。第二，关于被告认定原告的牧场山不涉及现争议山的问题。被告认定原告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记载的山名及其四至界线与第三人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记载的山名及其四至界线完全相同，但只认定第三人的牧场山涉及争议山，而对原告却不说明任何理由，即认定其牧场山不涉及争议山，被告的这一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被告认定2009年6月23日驮近一、二组与厚代组发生争议，驮近一、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到现场实地指认两组的山地名称及范围，驮近二组的组长及群众代表指认的“芒刚山”的范围正是现两组争议的范围中的一部分，缺乏证据。综上，被告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13日作出的上政裁（2012）15号行政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驮近一组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确认被上诉人驮近二组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包含“朝交”山，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认定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认定上诉人《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中记载的山名和四至界线涉及争议山，对被上诉人《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不说明理由，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当。三、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6月23日踏查图没有证据认证，应属严重认定事实不清导致的错误认定，违反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四、一审不敢正面认定上诉人对争议山的经营管理事实。五、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对被上诉人单方指认《山界林权证》中的“朝交”山不涉及争议山，认定事实清楚。
被上诉人驮近二组辩称，被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包含争议山，牧场山是双方各自出一半山，共同放牧，上诉人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和被上诉人的四至界限一字不差。对于《山界林权证》和《山界林权审批表》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山界林权证》效力优于《山界林权审批表》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山界林权证》，才以《山界林权审批表》为准。一审法院不予认定2009年6月23日踏查图是正确的。
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述称，一、根据2011年5月19日的现场踏查图及2009年6月23日踏查图指认，一审原告驮近二组《山界林权证》载明“朝交”不包含争议山，上诉人《山界林权证》载明“芒刚山”包含争议山。2011年5月19日现场踏查指认显示，一审原告驮近二组虽然将“朝交”指认在争议山的位置，但与其于2009年6月23日双方指认各自山场时指认的“朝交”位置不吻合，因而不能说明包含争议山。上诉人指认的“芒刚山”与2009年6月23日双方对各自山场的指认时其指认的“芒刚山”位置一致，都是位于争议山的位置，明显包含争议山。二、一审原告驮近二组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不包含争议山，上诉人《牧场审批表》包含争议山。从双方《划定牧场山审批表》的四至界至看，理应是同一位置的山场，但根据2011年5月19日现场踏查指认显示，一审原告驮近二组，自己指认其牧场山的四至不包含争议山，而上诉人指认其牧场山的四至包含争议山。牧场山只能在自己山权范围内划定，争议山位于上诉人的山权范围内，不在一审原告驮近二组的山权范围内。三、一审原告驮近二组对上诉人经营争议山无异议，2006年前争议山只有自然生长的杂木，无人开发，2006年元月上诉人将争议山发包给陆思成种植速生按树，但作为与上诉人同一个屯并且自己山场与争议山相连的一审原告驮近二组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直至2011年才提出。四、特别说明的是，2009年上诉人与厚代组对相关林场权属发生争议时，一审原告驮近二组与上诉人共同邀请县林业局专业人员，于2009年6月23日到现场，将双方各自《山界林权证》中载明的山场、位置一一确认，双方无异议后标示于地形图上，一审法院对这一重要的证据不予认定，从而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内容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上思县人民法院（2014）上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维持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
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供。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山历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人民政府均未确权，上诉人驮近一组与被上诉人驮近二组对争议山的所有权属发生争议，属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上思县人民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具有对争议山进行调处的法定职权。
关于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首先，争议山驮近二组称“朝交山”，驮近一组称“芒刚山”，虽然称谓不同，但属同一座山。驮近二组的《山界林权证》载明“百陆、朝交”，参照《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涵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规定，并根据办证程序，《山界林权审批表》只是办证的一个环节，不能等同于已核发的《山界林权证》，因此，《山界林权证》的效力优于《山界林权审批表》。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驮近二组《山界林权审批表》载明的“百陆朝交”应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分开的“百陆”、“朝交”两个地名为由，否定驮近二组的《山界林权证》包含争议山，无法律依据。
其次，驮近第一生产队和驮近第二生产队的《划定牧场山审批表》记载的四至范围基本一致，但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认定驮近第一生产队的《划定牧场上审批表》包含争议山，而驮近第二生产队的不包含争议山，这一认定缺乏依据，且显失公正，本院认为应同等对待。
第三，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认为驮近二组在2009年6月23日的踏查图指认的“朝交”山不在本案争议山范围内，而驮近一组指认的芒刚山在本案争议范围内，因此可以认定驮近一组的《山界林权证》包含争议山，驮近二组的《山界林权证》不包含争议山。经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上思县人民政府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被上诉人驮近二组对2009年6月23日踏查图的驮近屯二组队长和群众代表梁善权的签名有异议，而一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2009年6月23日踏查图签名的真实性而将该踏查图作为定案依据，将争议山确权归驮近一组所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被告作出上政裁（2012）15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上诉人驮近一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驮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佟日红
代理审判员 李振生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