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9民终4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良宽，男，195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栋,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书红，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迎春，女，197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明，江苏东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良宽因与被上诉人傅书红、刘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台市人民法院(2017)苏0981民初2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良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中，两被上诉人虚假陈述，前后陈述矛盾：对于欠款利息及偿还时间，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傅书红陈述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傅书红又陈述确实给付18000元利息，第三次开庭时被上诉人刘迎春却又陈述之前都是六个月结一次息，还本金30万时一并结清了最后六个月利息；被上诉人关于“收条”的陈述明显不合常理，被上诉人陈述还款后上诉人向其出具了收条，但收条已被销毁，收条是证明还款的重要证据，轻易销毁明显不符常理，且按照被上诉人陈述收条原存放在保险柜中，所占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有销毁的必要，且如果上诉人确实出具过收条，不可能在明知出具过收条的情况下冒巨大诉讼风险提起诉讼；2.证人出庭所作陈述虚假，两名证人与被上诉人均有亲属关系，证言的证明力本身就不高，证人沈某陈述的还款时间大约在2006年，与被上诉人陈述的还款时间不一致，沈某称还款时可能没有他人在场，被上诉人刘迎春却说自己在场，相互矛盾；证人陈某出庭陈述了涉及到5000元纠纷的问题，该问题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有关联，既然上诉人为了5000元都与被上诉人发生了纠纷，被上诉人又怎会轻易销毁还款收条；3.一审法院所做的相关推定均没有依据，有失公平：上诉人并非专业放贷人员，收入并非专门靠本生利、定期取息，出借给被上诉人30万元巨款也并非普通的为赚取利息，且上诉人多次陈述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益，即便上诉人基于客观原因没有主张，亦是上诉人的自主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经商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是两个独立事件，不能因为上诉人在退伙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30万元欠款就说明放任主张权益；证人证言不能采信，上诉人并不存在“催小钱不催要大钱”，即使存在，要“小钱”也不代表上诉人放弃“大钱”；被上诉人拒绝盖章发生在2014年，本案诉讼时在2017年，上诉人起诉不存在是否以加盖公章为条件，起诉还是不起诉是上诉人的自由，即使不加盖公章是本案的诱因，也不能否定上诉人的诉讼主张，且被上诉人更应保护好收据，不应撕毁；4.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已举证证实双方之间存在30万元的借款事实，已完成举证义务，借款是否偿还、偿还多少、何时偿还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不能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傅书红、刘迎春辩称，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证人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庭审中上诉人对证人陈某和其是朋友关系也认可，证人证言在本案中只是作为印证相关事实的证据之一，并不是唯一采信的证据；2.一审中两被上诉人的陈述是客观事实，不存在矛盾，本案从借款、还款到上诉人提起诉讼，之间相隔10年，一些细节当事人通过回忆才能反应出来，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被上诉人的陈述反复、矛盾处；3.两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抗辩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具备了高度的概然性，完全能够支持自己的抗辩事实，即便不懂法律的人也能够得出涉案款项已经归还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是公平公正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姜良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傅书红、刘迎春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30万元从2005年3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傅书红与刘迎春系夫妻关系。2004年10月1日，傅书红因经营需要，向姜良宽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姜良宽人民币叁拾万元整此据傅书红2004.10.1”。2005年3月30日，傅书红支付18000元利息给姜良宽，姜良宽在借条上注明：“此借条再转给息时间为2004年10月1日-05年3月30日月息1分×30万元×6个月=利息18000元姜良宽05.4.7收”。傅书红将原落款时间2004.10.1划去，在下方写下2005.3.30。2007年11月4日，姜良宽与傅书红订立《合资经营协议》，约定共同经营东台市华鼎特钢厂，由姜良宽、傅书红各投资300万元。2009年7月，姜良宽退伙，与傅书红签订《退伙协议书》，姜良宽向傅书红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付苏红（傅书红）退的投资款500万元，7月电费4万元已结清，分账应收-应付5348元也结清”。审理中，傅书红、刘迎春陈述2005年3月30日后每半年向姜良宽结一次利息，并分别于2007年3月22日、3月24日还款10万元、20万元给姜良宽，姜良宽称借条找不到了，傅书红遂让姜良宽写下30万元的收条，后刘迎春于2015年左右收拾家中保险柜时发现该收条，因认为双方多年没有经济往来，收条没有用处，遂将收条撕毁。姜良宽认为傅书红、刘迎春的上述陈述均不属实，并表示其从2006年年底开始每年都向傅书红催要借款，但没有跟任何人提及案涉借款的事，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自己向傅书红催要借款。姜良宽与傅书红退伙后，曾向傅书红催要过5000元的钢材款以及存放的硅铬，因傅书红未同意给付，姜良宽遂找陈某从中斡旋。2013年10月，姜良宽以东台市华鼎特钢厂的名义起诉要求东台市广银不锈钢厂、莫广智给付货款，后姜良宽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因申请执行书需要加盖傅书红持有的东台市华鼎特钢厂的印章，而傅书红拒绝在申请执行书上盖章，姜良宽陈述因此“我就来诉讼了”。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姜良宽主张要求傅书红、刘迎春归还案涉借款并提供了傅书红于2004年10月1日出具的借条一份，傅书红、刘迎春主张已经偿还了案涉借款并提供了银行流水、合资经营协议、退伙协议书、收条、记账清单、收据存根、账目清单以及两名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了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内容，认定傅书红、刘迎春主张已经偿还案涉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其一，从交易习惯看，傅书红于2005年3月30日给付姜良宽利息18000元，姜良宽在借条上注明了利息的计算方式，说明了双方对于利息的结算有约定，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姜良宽未能收到傅书红的利息亦未限定还款期限,与“靠本生利”、“定期取息”的一般交易习惯不符。第二，从实现债权及时性看，在长期不能收取利息的情况下，傅书红与姜良宽于2007年11月份开始合伙经营企业，双方各投资数百万元，直至2009年7月份姜良宽退伙，傅书红给付姜良宽500万元，可见对于30万元本息，傅书红有一定履行能力。此间，姜良宽可以选择以要求傅书红归还借款相应增加投资，或者在退伙时要求傅书红归还借款的方式，及时实现债权。即使如姜良宽所言合伙经营与个人借款无关，据双方所讲傅书红向姜良宽借款系用于经营宏森木业厂，而后来宏森木业厂亏损，傅书红将厂房及设备均转让，且姜良宽知晓这一情况，亦没有要求傅书红清偿30万元借款或结算利息。作为债权人，一再放任实现债权机会的丧失，于理不符。第三，从对债权重视程度看，二人散伙后，姜良宽曾向傅书红催要5000多元的钢材款以及存放的硅铬，并因傅书红拒绝而找陈某从中协调，但姜良宽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傅书红催要过案涉30万元借款，也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案涉借款的情况或寻求他人的帮助，“催要小钱而不催要大钱”，在轻重把握上，不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第四，从起诉动因看，姜良宽自己陈述，其申请执行另案，需加盖东台市华鼎特钢厂的印章，遭到傅书红的拒绝，“我就来诉讼了（本案）”，如果当时傅书红同意盖章，则可能不会发生本案权利义务的讼争。第五，从盖然性来看，虽然傅书红、刘迎春提交的银行流水不能直接证明其三笔取款系用于向姜良宽归还借款，证人沈某的证言亦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结合被告方的取款时间、数额、账户余额，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案涉借款本息已经清偿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傅书红、刘迎春已经清偿了案涉借款，姜良宽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判决：驳回姜良宽要求傅书红、刘迎春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姜良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姜良宽申请证人徐某、姬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韩宏官、姜善华、姜良松、姜良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拟证实案涉借款并未偿还。证人徐某陈述，2007年11月份傅书红和姜良宽合伙办企业，请其和陈某做中间人，商量合伙办企业的股份分配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其听到姜良宽说两人之间有借款的事情，听到傅书红说因为之前和姜良宽有借款，姜良宽要求股份高一点，现在商量好了借款归借款，投资归投资；证人姬某陈述，2014年10月份有天下午陪同姜良宽去找傅书红盖章，听傅书红提到借姜良宽30多万元，并称这么多年，本金和利息不会不还；韩宏官、姜善华、姜良松、姜良春出具的证明内容与证人姬某陈述内容基本一致。被上诉人傅书红、刘迎春质证认为，徐某的证言是虚假的，徐某只是见证双方合伙事宜，没有谈到股份比例及借款的事情，姬某的证言也是虚假的，两证人长期都在东台，在一审中上诉人姜良宽没有要求证人出庭，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姜良宽本人在一审中陈述其与傅书红的借款没有其他人知情，更佐证了两证人的证言是虚假的；韩宏官、姜善华、姜良松、姜良春出具的证明均系虚假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徐某、姬某对姜良宽与傅书红之间的借款具体情况并不知情，两证人陈述听到姜良宽与傅书红提及借款事宜的场合皆非姜良宽专门讨要案涉借款的场合，两证人在偶然场合下听到姜良宽、傅书红的对话，时隔多年后，仍对姜良宽与傅书红之间谈话的细节记忆深刻，与常理不符，故两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不高，加之上诉人姜良宽在一审审理中曾陈述多年来无人知道其向傅书红催要款项，傅书红差欠其30万元的事只有其妻子知道，故本院对两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韩宏官、姜善华、姜良松、姜良春出具的证明内容与证人姬某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基于上述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有证据予以印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已偿还。上诉人姜良宽起诉要求傅书红、刘迎春偿还借款30万元本息，提交了傅书红于2004年10月1日出具并于2005年3月30日偿还18000元利息后修改落款时间的30万元借条一张；被上诉人傅书红、刘迎春抗辩借款已偿还，提交了其所述偿还时间的银行取款记录、合伙经营、结算账目及证人沈某、陈某出具的证言等证据。被上诉人傅书红、刘迎春主张借款已偿还，虽未能提交收条作为还款凭证，但其抗辩因借款早已偿清且多年来姜良宽从未再次主张过故而销毁收条，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傅书红、刘迎春提交的银行流水、合伙经营、结算账目等，虽不能直接证实其已偿还借款，但能够证实傅书红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姜良宽在与傅书红经济交往过程中有充分机会索要还款。诚如一审判决分析所述，上诉人姜良宽在出借借款后六个月左右傅书红即与其结算了一次利息，说明两人之间对于借款付息的事宜是较为重视的，如傅书红未能偿清借款，在此后长达十多年期间，上诉人姜良宽在傅书红未支付任何利息的情况下，怠于积极采取措施主张权利，明显与常理不符。从傅书红与姜良宽合伙经营企业及退伙结算的情况来看，双方在2009年退伙结算时已生嫌隙，姜良宽因双方较少金额的往来争议即请陈某从中协调，但却未向他人提及案涉借款情况，亦未积极寻求其他方式催要该笔30万元大额借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根据案涉借款金额大小、利息偿还与否、出借时间长短、借贷双方往来情况等客观事实，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认定案涉借款已偿清，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姜良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姜良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伟平审判员  刘圣磊审判员  朱 倩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