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213行初45号
原告：杨淑珍，女，192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代理人：于同香，女，196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原告：于同庆，男，195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代理人：于同香，身份同上。
原告：于同福，男，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代理人：于同香，身份同上。
原告：于同兰，女，195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盘山县。
委托代理人：于同香，身份同上。
原告：于同香，女，196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原告：于同花，女，196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于同香，身份同上。
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路一段53号。
法定代表人：姜天奎，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玉珍，女，196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委托代理人：贾晓棠，女，1986年2月2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第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体育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有锋，系该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明鑫，男，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系该供销社工作人员，住大连市普兰店区。
原告杨淑珍、于同庆、于同福、于同兰、于同香、于同花诉被告大连市普兰店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普兰店区人社局）、第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普兰店区供销社）撤销行政行为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6日向被告普兰店区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7年6月27日向第三人普兰店区供销社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同香及其他五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同香，被告普兰店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刘玉珍、贾晓棠，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明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原告诉称：1、要求撤销被告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的《关于于同香信访事项的行政处理意见》；2、要求按被继承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遗属待遇享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被告承担诉讼费。理由是：被告于2016年8月10日所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是错误的。首先，根据第三人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关于双塔供销社于德振工龄问题的意见”等书面证据证实，被继承人于德振于1928年10月12日出生，在档案局调出的档案于德振在20岁入伍。于1948年9月至1950年9月在双塔区工作队工作，其次，大连市劳动局于1978年11月5日，原新金县劳动局于1979年9月24日的已退休人员待遇复查审批表，新金县劳动局于1995年5月29日调整偏低工资人员审批表均证明：被继承人于德振于建国前参加工作。而不是被告所认定的被继承人于德振于1950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其次，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对被继承人于德振参加工作时间认定错误，其按“规定”发放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就存在补发问题。于德振妻子杨淑珍为非农业户口，被告给改为农业户口是错误的，其应该按非农业户口予以补发，（被告补发到2009年3月23日，补3144元，还是不对）。再次，被告将被继承人于德振档案中确认于德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档案弄虚作假，于同香2015年9月12日去供销联合社看档案，有7张档案材料被抽走，12月8日去看档案又添写了2张，还有1张写干部之一，以逃避责任。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所作出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该处理意见没有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进而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一、职权依据。《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第六条规定：“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养老保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二、事实依据。起诉人杨淑珍的丈夫于德振生前为普兰店市双塔供销社退休职工，于2002年3月去世。经查《新金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关于复员军人、烈士登记簿、残废军人证明和残废检查表》记载的于德振入伍时间，以及调阅核实于德振档案材料，认定于德振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10月，不符合条件享受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相关待遇。二、法律依据。劳人险（1983）3号印发的《关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或享受供给制待遇，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以及在东北和个别老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底以前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现在仍在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后照发本人原标准工资”。第三条规定：“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条件，现在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可以从本通知下达之月起改变退休待遇，发给生活补贴。过去的一律不予补发。四、答辩意见。1、关于于德振入伍时间的确定。经查《新金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关于复员军人、烈士登记簿、残废军人证明和残废检查表》记载的于德振入伍时间，以及调阅核实于德振档案材料，认定于德振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10月，不符合条件享受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相关待遇。2、关于于德振档案中曾出现建国前参加工作字样后来发生变更的说明。在1983年之前，劳动人事部门对于建国前参加工作时间的界限规定并不清晰，并且有关单位对档案的审核不够严谨，所以出现了有的职工参加工作时间认定有误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1983年1月，我国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劳人险（1983）3号《关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对建国前老工人参加工作时间的确定及待遇做了明确规定。为落实上述文件规定，当时由各单位审查，逐级申报，经劳动、人事部门审定，被确定为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可享受相关待遇，并填写了《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改办）待遇审批表》。由于于德振不符合条件，故未享受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相关待遇。3、经社保部门多次查证，起诉人杨淑珍的遗属待遇发放无误。4、于德振的档案在原主管部门保管，不在我局保管，在本案第三人处保管，对于其提到的档案有缺失问题不在我局管辖范围之内。5、起诉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我局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的《关于于同香信访事项的行政处理意见》中明确告知起诉人如不服该行政处理意见，请于接到本行政处理意见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局是于2016年8月15日将该行政处理意见交予于同香本人，虽然其不肯在回执单上签字，但有执法记录仪记载的视频为证，原告于2017年3月到法院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鉴于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六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六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普兰店区人社局的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被告普兰店区人社局于2016年8月10日向原告于同香出具了《关于于同香信访事项的行政处理意见》，其内容为：“于同香于2014年起即因其父亲于德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等问题持续上访，于同香认为其父亲于德振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军人，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为1948年9月，认为应当为其父亲于德振补发退休工资并为其母亲杨淑珍补发遗属待遇。
根据《信访条例》规定，我局已经于2014年5月7日向于同香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后于同香不服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要求进行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大连市人民政府已经分别向于同香出具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意见，且均已明确告知于同香，不支持于同香的信访诉求，由此针对于同香信访诉求的信访处理程序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6年7月以来，于同香再次为上述信访事项来访，要求我局给出答复意见。
经我局研究，现出具如下行政处理意见：经查，于同香父亲于德振于1950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于同香父亲的退休待遇和于同香母亲的遗属待遇已按规定发放，均不存在补发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项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如于同香不服该行政处理意见，请于接到本行政处理意见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六原告对该处理意见不服，以此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信访处理意见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具有法律根据。首先，被告在信访处理意见中给予原告司法救济途径不符合法律规定，即被告在信访处理意见中告知原告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信访是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不是一种权利，法律没有规定对信访可以进行司法救济。《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信访是有关主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的方式，是实现法定权利的途径，负载着一定的政治民主权利或者诉讼权利，其本身不是一种权利。国家加强信访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现有各种纠错、救济机制更加通畅，有效运转，而不是另起炉灶创设一套新的纠错、救济机制。同时，信访处理意见也不具有可诉性，“意见”只是一种倾向和将要照比作出的行为，尚未产生拘束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尚未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对“意见”不服的起诉。又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由此可见，信访程序与诉讼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对信访程序中的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可以介入，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此问题已对下级法院的请示给予了明确的答复。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作出如下答复：一、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后，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第三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复核机关可以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举行听证，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以依法向社会公示。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因此，从上述《信访条例》的精神实质来看，《信访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三级终结机制，即信访人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向复查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意见不服，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投诉请求的，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上述信访工作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信访途径与诉讼途径的交叉与重复。综上，六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没有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淑珍、于同庆、于同福、于同兰、于同香、于同花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六原告已预交），由六原告平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阎善雱
审 判 员 史振红
人民陪审员 丛中笑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孙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