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商）初字第13619号
原告北京利达金路腾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村金大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陈长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保健，北京市中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安波，女，1977年3月4日出生。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18号院首府大厦3号楼。
负责人郑晓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淼，男，1986年6月26日出生，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宿舍。
原告北京利达金路腾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腾飞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保健、王安波，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利达公司诉称：2014年3月原告利达公司就车牌号为×××的货车在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投保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均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4年3月25日至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11日原告利达公司司机张学坤驾驶该车辆在倒车时将焦成珍撞伤致死，经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判决认定张学坤对事故负全责，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为此原告利达公司向死者家属赔偿1130000元；事后原告利达公司向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索赔时发生困难，一直未能解决；故原告利达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给付原告利达公司保险赔偿金610456元；2、诉讼费由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承担。
原告利达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交强险保单；证据2、商业三者险保单；证据3、北京市大兴区法院（2015）大刑初字第861号刑事判决书；证据4、调解协议；证据5、抢救费用票据；证据6、收条；证据7、银行转账单；证据8、户籍证明；证明9、遗体火化通知书；证据10、亲属关系证明；证据11、委托书；证据12、赔偿明细；证据13、工作证明。
被告中华联合公司辩称：对于原告利达公司在我公司投保没有异议，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但事故发生在经营性修理厂车辆维修期间，原告利达公司司机修理时倒车导致受害人死亡，经营性修理厂不属于社会车辆通行区域，不属于保险责任；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经营性维修期间发生的事故不在责任范围内，不属于赔偿范围，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调查询问笔录；证据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证据3、保险合同条款；证据4、事故发生后现场照片。
经本院庭审质证，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对原告利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交强险保单、证据2商业三者险保单、证据3刑事判决书、证据5抢救费用票据、证据7银行转账单、证据9遗体火化通知书、证据10亲属关系证明、证据12赔偿明细及证据13工作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认为死亡伤残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赔偿，认为精神抚慰金金额过高，应当在3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不能证明被抚养人的人数及家庭成员；对证据4调解协议、证据6收条及证据11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认可，但认为应提交结婚证或民政部门的证明，因户籍证明已显示胡夫勤系焦成珍妻子并有公安机关盖章，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利达公司对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提交的证据1调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刑事判决书内容不一致；对证据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不认可，认为营业执照的地址和事故发生地不一致；对证据3保险合同条款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事故发生在公司院内，不是维修期间；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称修理厂是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星牛厂5号，不是事故现场。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原告利达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被告中华联合公司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货车投保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商业三者险（包括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及上述险种的不计免赔险），上述保险的投保期间均为2014年3月25日0时起至2015年3月24日24时止；北京市大兴区法院（2015）大刑初字第861号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15年3月12日11时，原告利达公司司机张学坤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赵村原告利达公司院内，驾驶车牌号为×××货车倒车时，将车后的焦成珍撞伤致死，张学坤对此次事故负全责，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原告利达公司为焦成珍垫付抢救费用456元；2015年3月27日，原告利达公司通过北京农商银行金星支行向胡夫勤转账500000元，2015年3月28日转账300000元，2015年10月12日转账130000元，共计930000元。另查明，焦成珍户籍地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大河西村，焦成珍父亲焦玉华及母亲袁秀芹另有一子焦成路。
庭审中，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提交的人身案件调查询问笔录显示被询问人孙超称“2015年3月12日10时左右，司机张学坤开车在维修车间向后倒车时，将焦成珍挤到车头左侧……×××刚修完气管，从车间向后倒车出库”。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称涉案车辆系在北京金路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路腾公司）修理期间发生事故，原告利达公司与金路腾公司的实际经营地都是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东赵村公司院内，并提交两个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事故后现场照片；原告利达公司的营业执照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村金大路18号，金路腾公司营业执照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金星牛场东5号地。
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提交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称已告知原告利达公司注意责任免除部分，即“责任免除”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三）项“竞赛、测试、教练，在营业性维修、养护场所修理、养护期间。”，并指出在机动车辆保险单“明示告知”部分已经提示注意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部分，已尽告知义务，原告利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不知道有免责条款及具体内容。
原告利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5年3月27日与焦成珍家属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赔偿焦成珍家属人民币共计
1130000元；原告利达公司提交的赔偿明细显示，赔偿项目包括丧葬费38778元（北京市职工人均工资6463元／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878200元（北京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年＊20年），精神抚慰金8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44837.5元（根据2014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529元；焦成珍之父焦玉华（1943年7月6日出生）14529元＊8年=116232元，焦成珍之母袁秀琴（1952年10月20日出生）14529元＊17年=246993元，焦成珍之子焦岩（1997年10月12日出生）
14529元＊0.5年=7264.5元，焦成珍之子焦烁（2009年11月5日出生）14529元＊12年=174348元），共计1541815.5元，原告利达公司在1541815.5元范围内赔偿焦成珍家属1130000元；2015年3月27日焦成珍父亲焦玉华及母亲袁秀芹委托焦成珍妻子胡夫勤通过其账户接收原告利达公司全部补偿款；2015年10月12日胡夫勤出具收据显示已收到原告利达公司赔偿焦成珍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及赡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1130000元；原告利达公司称在事故发生后，陆续给付焦成珍家属200000元，都是通过现金形式，其余930000元是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胡夫勤。
庭审中，原告利达公司要求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500000元，在交强险项下医疗费用赔偿抢救费456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和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利达公司与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被告中华联合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修理厂，不属于保险责任，在交强险范围内不予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故对于中华联合公司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中华联合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金路腾公司维修期间，但其提交的营业执照、事故后现场照片及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货车在修理后倒车时发生事故，但证据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在金路腾公司的营业性维修期间，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保险人应对其关于免责条款已尽提示及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被告中华联合公司称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了在营业性维修期间造成第三者损害赔偿责任的，属于保险人免责事由，投保单上已标注告知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部分，但投保人没有在上面签字或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不能认定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履行了提示及明示说明义务；关于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对于委托书、调解协议及收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作为不认可原告利达公司向焦成珍家属赔偿1110000元的理由，因原告利达公司有证据证明其通过银行向焦成珍家属支付赔偿金等共计930000元，本院对于该部分赔偿予以认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因焦成珍为农村户籍，且未能提供其在城市经常居住的证明，故应当按照2014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6元／年）确定，即20226元／年＊20年=404520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利达公司主张按照2014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月均6463元）计算丧葬费符合法律规定，即6463元／月＊6个月=38778元；精神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014年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为14529元／年，焦成珍的父母另有一子，故其父亲焦玉华所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4529元＊8年／2=58116元；其母袁秀琴14529元＊17年／2=123496.5元；其子焦岩
14529元＊0.5年／2=3632.25元，焦成珍之子焦烁14529元＊12年／2=87174元，焦成珍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72418.75元。以上共计765716.75元。虽然原告利达公司向焦成珍家属支付赔偿金数额已超过该数额，但是其向被告中华联合公司主张的保险赔偿金未超过该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原告利达公司要求被告中华联合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金范围内赔偿110000元，在交强险项下医疗费用赔偿抢救费456元，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500000元，未超过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限额，故对于原告利达公司要求被告中华联合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610456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利达金路腾土方工程有限公司保险赔偿金六十一万零四百五十六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千九百五十二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腾 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