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7101民初393号
原告：天津市广信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崔庄子村。
法定代表人：只德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天津观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3号楼23D1-D3A。
主要负责人：尹黎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云龙，男，197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住本单位。
原告天津市广信钢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信公司）与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被告泰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雇主责任险医药费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3217.61元，在死亡赔偿限额内支付原告60万元，以上共计603217.6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投保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期间为2016年4月12日0时起至2017年4月11日24时止，其中伤亡每人赔偿限额为60万元，医药费用每人赔偿限额为10万元，雇主责任保险人员名单中包含职工黄国斌，黄国斌的工种载明为司机。2016年6月23日16时30分许，黄国斌在受原告指派驾驶×××号车辆出外送保单途中，车辆行驶至静海区北华路铁道涵洞西段时发生交通事故，致黄国斌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黄国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交管部门委托天津市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为黄国斌符合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而死。2016年9月28日经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黄国斌死亡属工伤情形，2017年1月6日经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原告向黄国斌亲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各项工亡赔偿款共计772364元。2017年2月18日黄国斌之父黄乃奇受家属委托在原告处领取了全部工亡赔偿款。原告还为黄国斌先行垫付了在天津市静海区医院的抢救费用3217.61元。原告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向被告报案，但至今被告不予理赔。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泰山公司辩称：原、被告签署了雇主责任险保险单，黄国斌在雇主责任保险人员清单中，但被告不能确定黄国斌是否与原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而不能确定原告对黄国斌具有保险利益；其次，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23条载明“保险人仅承保被保险人主厂区发生的雇主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申报厂区地址，超出投保人申报地址的任何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下班途中除外”，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16时30分左右，该事故是黄国斌在工作时间中驾驶车辆外出发生的，事发地点不是在主厂区，且事发时间不是在上下班途中。特别约定并非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而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原告已在特别约定上签字盖章，特别约定对原告有效。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1日，广信公司委托泛华博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经纪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其中死亡每人赔偿限额为60万元，医疗费用每人赔偿限额为10万元，泰山公司签发了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广信公司，保险单附的雇主责任保险人员清单中包含黄国斌，黄国斌的工种载明为司机，保险期间为2016年4月12日至2017年4月11日。
2016年6月23日16时30分许，黄国斌驾驶×××号车辆外出为广信公司送汽车保险单，该车行驶至事故地点轧中心隔离带后驶入逆行，与对向驶来的车辆相撞，致两车损坏，黄国斌受伤，后经天津市静海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以下简称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国斌负事故全部责任。抢救期间，广信公司为黄国斌垫付抢救费3217.61元，庭审中，被告表示其对原告为黄国斌垫付医疗费的金额无异议。
事发后，交管部门委托天津市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6年7月4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记载：被鉴定人黄国斌符合因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而死。2016年9月28日，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国斌死亡属工伤情形。2017年1月6日，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广信公司一次性支付黄乃奇（黄国斌之父）、郑素珍（黄国斌之母）、黄某（黄国斌之女）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丧葬补助金29664元、供养亲属抚恤金118800元，共计772364元。2016年12月28日，郑素珍、黄某（黄某之母郑大伟代为签字）和黄乃奇共同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黄乃奇代领事故所有赔偿金。2017年2月18日，广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黄乃奇772364元，黄乃奇于当日出具收条，该收条记载：今收到广信公司转来黄国斌工亡丧葬补助金2966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供养人抚恤金118800元，共计772364元。收条下方有黄乃奇的签字捺印。2017年5月4日，黄乃奇、郑素珍、黄某共同签署了保险权益转让声明书，该声明书记载：黄乃奇、郑素珍、黄某一致同意将向泰山公司雇主责任保险相关保险赔偿的全部保险权益转让给广信公司行使，所获保险赔偿金全部归广信公司所有。声明人处有黄乃奇、郑素珍、郑大伟代黄某的签字和捺印。
雇主责任险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载明：1、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无异议，申请投保。原告在“投保人声明”栏加盖公章。该投保单特别约定处载有“详见附件—特别约定”的字样。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下列情形导致伤残或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特别约定”第23条载明：保险人仅承保被保险人主厂区内发生的雇主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申报厂区地址，超出投保人申报地址的任何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下班途中除外。“特别约定”所有条款均采用统一字体，无特殊标识。“特别约定”条款每页均有广信公司加盖的公章，且在“特别约定”条款末尾书写有“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字样。诉讼中，广信公司认可其盖章的事实，但认为特别约定的条款属于泰山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特别约定第23条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在投保时，泰山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并未就该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原告认为该条款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原告表示“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并非其书写，而是由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在广信公司盖章后书写的。
另查明，黄国斌与广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双方劳动合同期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广信公司的销售后勤工资发放表（以下简称工资表）记载黄国斌2016年4月、5月、6月的工资分别为3000元、3000元、2200元，上述工资表上黄国斌签章处一栏空白，广信公司庭审中称工资表中没有黄国斌的签字是因为从黄国斌入职到事发，广信公司因经营困难一直拖欠黄国斌工资未发，事发后才向其家属补发的4、5、6月份工资。
再查明，黄国斌于2014年3月20日离异，前妻郑大伟，二人育有一女黄某（未成年人），黄国斌之父黄乃奇，黄国斌之母郑素珍。
上述事实有保险单、保险条款、保险人员清单、特别约定、劳动合同、交通事故认定书、驾驶证、司法鉴定报告书、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死亡销户证明、仲裁裁决书、更正决定、工伤认定书、工资表、电子回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收条、证明、授权委托书（用于领款）、身份证、户口页、民事调解书、出生证明、门诊病历、医药费票据、急诊费用明细表、保险权益转让书、支款证明、授权委托书（用于购买保险）、保险费发票、投保单、非车险出险通知书、保险单（抄件）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广信公司与被告泰山公司之间签订的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广信公司是否有权向泰山公司主张保险金；二、涉案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性质；三、涉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对广信公司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以上争议焦点应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广信公司是否有权向泰山公司主张保险金
被告泰山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认为原告广信公司与黄国斌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且2016年4、5、6月份的工资发放表上均没有黄国斌的签字。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书、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天津市静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足以使本院采信自2016年4月1日起，黄国斌与广信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广信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在黄国斌入职之后，因此，广信公司向泰山公司投保时对黄国斌具有保险利益。2016年4、5、6月份广信公司的工资发放表上没有黄国斌的签字并不能否定黄国斌是广信公司员工的事实，且广信公司对工资表上黄国斌未签字已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信。此外，黄乃奇、郑素珍、黄某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把向被告主张保险金的权益转让给了原告，故本院确认原告在本案中有权向被告主张保险金。
二、涉案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性质
原告认为保险单所附的“特别约定”属于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被告主张“特别约定”是原、被告之间在投保时达成的合意，并非格式条款。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该定义可见，格式条款具有内容定型化、预先拟定、重复使用、未与相对人协商等特点。纵观本案所涉“特别约定”条款，其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而非针对原告量身定做，故本院采信原告关于“特别约定”实为格式条款的主张，对被告有关“广信公司与泰山公司就特别约定条款达成合意”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三、涉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对广信公司是否有效
原告认为其在投保时并没有与被告直接接触，而是委托保险经纪公司向被告投保的，投保单所附的“特别约定”上“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为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被告或保险经纪公司并未就包括“特别约定”第23条在内的免责条款向原告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被告认为基于原告在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栏和“特别约定”条款每页加盖公章，且在“特别约定”条款最后一页手书“我公司同意按此约定投保”等行为，可以确定即使“特别约定”属于格式条款，被告也已就该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其并非责任免除条款，故对原告认为该条款为免责条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尽管原告主张投保单所附的“特别约定”条款上“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为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但一方面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另一方面，保险经纪公司是受原告委托协助原告处理其单位的一切保险业务，因此，即使“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是保险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书写的，其也是接受原告委托代原告书写，其代为书写的法律后果及于原告；再次，本院注意到，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约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但“特别约定”第23条将在工作时间内发生在主厂区以外的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显然，“特别约定”第23条是对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重大变更，本院认为，对此重大变更事项，保险人应当就该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差别。此外，尽管“特别约定”条款加盖了原告公章，且载有“我单位同意按此特别约定投保”的文字，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已明确知悉“特别约定”条款第23条与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的重大区别。综上，本院认定，被告并未就诉争条款向原告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应在涉案保险死亡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60万元，加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垫付医疗费证据并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被告应在医药费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3217.61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共计六十万零三千二百一十七元六角一分。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千九百一十六元，由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磊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记员 钟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