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2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央波，女，198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周红，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恒元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路****号恒元商务广场*座**楼。
诉讼代表人：恒元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国，恒元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团队成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超，恒元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团队成员。
上诉人孙央波因与被上诉人恒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元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7）浙0282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央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周红，被上诉人恒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国、张静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央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元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61287.72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程序不当。本案所涉纠纷为简单的劳动争议，起初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原独任法官作为资深劳动争议案件审判法官，有绝对的能力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径行依法判决，后并非因为案情复杂而转为普通程序，而是因为恒元公司未能依法在举证期限内充分举证，一审法院滥用职权，以此为恒元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本案实际审限也并未超过简易程序的3个月，转普的程序明显与现行司法审判实践不符。判决书中将第二次开庭时间错误表述为2017年4月23日，该天为周末，也不是法定节假日的调休，根本不可能在该天开庭审理。2.仅以恒元公司投资的房地产项目的施工情况来认定该公司已停工、停产、歇业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停工、停产应当是特指生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恒元公司的经营性质及用工形式明显不属于停工和停产。事实上，在恒元公司开发项目施工停滞期间，孙央波依旧向其照常提供了劳务。而“歇业”应当属于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断标准是该企业为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达到一定的期限。而恒元公司根本不存在上述情况，所谓的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等均不能等同于歇业，即使开发项目存在所谓的停工情况，恒元公司自身并不可能因为项目停工而停止经营。相反地，恒元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积极自救，本身就需要员工付出劳动。如果恒元公司主张其存在歇业的情况，理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人民法院也应依据相应的证据材料作出判断。恒元公司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系自身或其母公司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汇报说明类材料，并非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事实性证据材料。3.恒元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依法享有并行使所有民事权利，且众所周知印章是公司意志的最直接体现。恒元公司盖章及总经理签字确认的《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恒元置业有限公司工资欠发清单》已经充分证明了孙央波在上述期间提供了正常的劳动，恒元公司不存在任何歇业的情况，以及恒元公司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4.假设能使用《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那么该条也只做了下限的规定，并没有明确限制上限或正常支付劳动报酬，劳动合同关系也应当属于契约性合同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尊重意思自治。恒元公司之后对拖欠工资的确认已经明确了工资的支付标准，属于处分自身民事权益的意思表示，理应得到尊重与支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恒元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制发的《关于公司项目停滞阶段薪酬方案调整的通知》里面的表述，暂发原工资的60%，剩余未发放的40%及两个绩效工资暂缓发放，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暂且不论该通知的合法性，上述表述也已经明确了对暂缓发放工资的支付义务，而并非是降薪，应当明显区别于《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现孙央波与恒元公司已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恒元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即时结清拖欠的剩余劳动报酬。
恒元公司答辩称：本案案情复杂，双方当事人对事实有争议，一审法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并无不当。“停工停产”并非只适用于生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是企业的非正常生产状态，只需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可。本案中并非欠薪，而是降薪。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央波于2005年10月2日进入恒元公司工作。离职前岗位为办公室副主任。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恒元公司通过银行代发孙央波工资分别为：8095元、8215元、8095元、8095元、9055元、8335元、8095元、8095元、8095元、8335元、17169元、8335元、8911元；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恒元公司通过银行代发孙央波工资分别为：7300元、7300元、7300元、10253元、5676元、5846元、5126元、5126元、5126元、5126元、5126元、5126元、5126元。2015年8月31日，恒元公司发出了恒元置业（2015）3号文件《关于公司项目停滞阶段薪酬方案调整的通知》，因公司项目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紧张，经营困难，为共度时艰，暂缓经营压力，公司对目前薪酬发放进行适度调整：自2015年8月份起公司暂发原基本工资的60%，未发放的40%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两个月的绩效工资暂缓发放，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公司2015年5月至7月所欠付工资，公司承诺在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望全体员工从大局出发，平衡利弊，一如既往地支持公司运营帮助公司顺利度过难关等。2016年6月，由恒元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孙央波制作了《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恒元置业有限公司工资欠发清单》（以下简称《欠发清单》）一份，其中载明孙央波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欠发工资分别为1285元、1133元、1269元、36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180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3600元，合计61287.72元，由总经理胡晓军签字，盖有恒元公司印章。2016年6月30日，因恒元公司经营困难，孙央波、恒元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6年8月10日签署了经济补偿金一次性支付协议，恒元公司按约支付了经济补偿金。2016年10月31日，孙央波申请仲裁，要求恒元公司支付拖欠工资61287.72元，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孙央波的仲裁请求。2017年2月17日，慈溪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恒元公司的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宁波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恒元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一审法院认为：恒元公司在2015年初开始房地产项目因资金链断裂而停工、企业严重资不抵债、企业内部管理已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形下，为摆脱企业困境，恒元公司在外部请求慈溪市政府和宁波市政府进行帮扶，在内部企业作出了员工降薪等自救措施，并出具了《关于公司项目停滞阶段薪酬方案调整的通知》，该份通知明确了对员工的工资发放金额作出调整，自2015年8月开始暂发放原基本工资的60%，未发放的40%在具备条件时予以补发，对2015年5月至7月所欠付的工资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补发。该份通知发布之后，虽经各方努力，但恒元公司的经营状况最终未得到有效扭转，且孙央波在仲裁庭审中也已自认恒元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已于2015年年初停工、至庭审时止也一直未重新启动，在此情形下，恒元公司已不具备补发工资的有效条件，恒元公司总经理胡晓军仍然向孙央波等企业员工出具的《欠发清单》不能作为恒元公司尚欠孙央波工资的法律依据。且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停产、歇业，时间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停工、停产、歇业时间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恒元公司在2015年5月之后向孙央波等人发放的工资虽已进行了调整，但仍高于慈溪市最低工资标准，未违反法律规定。孙央波主张恒元公司按照《欠发清单》支付拖欠工资61287.72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央波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孙央波向本院提交“工程现场签证单”一份、“工程联系单”二份、“工程联系单审批表”五份、“对外合同签订审批表”两份、“门窗维修工程合同”一份、“门窗维修、改装合同”一份（以上均为复印件），拟证明恒元公司在2015年期间仍正常开展业务，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并不存在歇业的情形。经质证，被上诉人恒元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仅显示一些小的维修项目，并非公司整体正常经营。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核对，且上述文件并非孙央波经办或负责，不能直接证明其仍在正常工作，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恒元公司未提供证据。
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是孙央波主张的欠发薪酬恒元公司应否支付。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但由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欠薪以及恒元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是否构成停工、停产、歇业等事实存在较大争议，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孙央波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就本案事实而言，首先，恒元公司因面临资金断链、资不抵债等困境，在政府帮扶下采取了相应的自救措施，其中包括于2015年8月31日向企业内部员工出具《关于项目停滞阶段薪酬方案调整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载明“自2015年8月份起公司暂发原工资的60%，未发放的40%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两个月的绩效工资暂缓发放，在公司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公司2015年5月至7月所欠付工资，公司承诺在具备发放条件时予以全额补发”。由此，作为恒元公司的员工，孙央波对上述通知的内容和用意应是明知的，且无证据证明孙央波对该通知的内容提出过异议。其次，2016年6月30日，恒元公司与孙央波等其他员工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并于同年8月10日签署了《经济补偿金一次性支付协议》，且恒元公司已经按约支付了经济补偿。尽管在上述协议中并未体现恒元公司关于薪酬调整之后造成欠发员工工资的情形进行相应的描述，但按常理，员工与企业之间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同时领取经济补偿的行为，意味着双方自愿就之前的劳动关系作了了结，也意味着孙央波对恒元公司已无能力支付欠发工资的情形予以了认可和接受。第三，《欠发清单》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6月，尽管该清单上加盖了恒元公司的公章以及有总经理胡晓军的签字。但从当时恒元公司的经营状况而言，并无证据显示恒元公司的处境好转，即欠发工资的条件尚未成就，否则孙央波可直接要求恒元公司支付所欠工资而非仅要求出具欠发清单。第四，恒元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政银企对接的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恒元置业有限公司在帮扶期间员工薪酬问题的情况说明》、《关于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恒元置业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说明签名人员》等文件来源于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慈溪市风险企业协调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其内容均能相互印证亦较为客观，足以证实恒元公司在2015年年初开始因资金短缺、业务停滞以致濒临破产危境。在企业处于此种情况下，孙央波作为劳动者主张足额的劳动报酬，前提系其为恒元公司提供了正常的劳动。现孙央波在仲裁庭审中自认恒元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已于2015年年初停工直至庭审时尚未重新启动，结合孙央波的工作岗位为办公室副主任，则按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孙央波应就其在恒元公司处于停工的状态下，其仍继续提供正常劳动的事实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不然亦无法从劳动力需求角度证实恒元公司已恢复正常经营并具备了发放欠发工资的条件。最后，虽恒元公司自2015年5月之后向孙央波发放的工资不足额，但其并无主观恶意，而是客观情况所致。恒元公司在薪酬调整通知下发之后已按通知的内容执行；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亦是按约支付了经济补偿，就此而言，恒元公司的行为不违诚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央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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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赵 晖
审判员 樊瑞娟
审判员 梅亚琴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