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迪民终字第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维西支公司。负责人赵晓琴，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建忠，云南法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玉春，云南省维西县人。委托代理人汪世勇，云南汪世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维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玉春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维西县人民法院（2013）维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忠，被上诉人邓玉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汪世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2013年7月18日原告邓玉春在被告保险公司为其云34•07383号拖拉机投保交强险，责任限额分别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l万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千元人民币，保险单上的保险期间为2013年7月19日起至2014年7月18日24时止。2013年7月18日原告邓玉春驾驶云34•07383号拖拉机沿兴维大道由维西县城向拖枝方向行驶，于15时25分在兴维大道Kl＋610m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行人沙阿干当场死亡、陆文松受伤的严重后果，原告邓玉春与受害人陆文松在维西县交警大队主持下达成25万元人民币民事赔偿协议。另确认，该保险单由中国保监会监制的格式合同，保险期间没有写明2013年7月19日几时起生效，在投保人声明栏内，只有投保人即原告邓玉春的签字，没有签署日期。原审法院认为：交强险属于国家行政强制险种，关于保险期间的约定系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可见，保险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即视为合同成立。而该保险单上的保险期间是从2013年7月19日起生效，那么从保险合同成立（2013年7月18日）到生效（2013年7月19日）这段时间应当视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而被告保险公司仅以邓玉春在投保人声明栏上的签字，认为该投保行为符合交强险具有“次日零时起保制”的商业习惯，也已经尽到“提请注意义务’’和“说明义务’’，除此被告保险公司并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双方就合同保险期间的条款进行过协商，或作过必要的解释说明。该保险单上而且存在明显瑕疵，在保险期间上没有按照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填写，在保险单中打印“保险期间自X年X月X日X时……’’或者加盖“即时生效”等字样，而只是打印了“保险期间自2013年7月19日起……”，邓玉春也未在投保人声明栏中签署日期，保险公司与邓玉春在签订本保险合同时存在重大过失，故而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对该条款已经作过充分说明及必要的解释，所以保险公司与邓玉春签订的关于保险期间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应当从保险公司向邓玉春出具保险单时起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由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给邓玉春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人民币，共计l2万元人民币。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保险公司承担。原审判决宣告后，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邓玉春与保险公司不存在交易习惯属认定事实错误。邓玉春在2012年从他人手中购买了拖拉机后即进行了实际占有，享有该拖拉机的相应权利，包括该拖拉机已购买交强险可能获得的利益，邓玉春对该拖拉机已购买交强险及交强险的保险期限是清楚的，并且实际上充分利用了拖拉机已购买交强险这一事实。2013年7月18日，邓玉春购买了交强险，保险有效期自2013年7月19日0时起至2014年7月l8日24时止，本次交强险保险期的方式与上次的一致，双方巳形成交易习惯。二、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7月l8日到2013年7月19日这段时间为免责期间属认定事实错误。《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四条规定：“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十八条规定了保险合同应当包括的事项，其中第五项为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交强险条例》第十三条也将保险期限列为保险单应当注明的事项；从以上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双方签署的保险单可知：双方将保险期限约定为2013年7月19日0时起至2014年7月18日24时止，该条款属于附期限条款，符合法律规定，该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自2013年7月19日0时起，有效期为一年，双方对该保险期限的约定并未免除保险人的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采用列举方式进行了列举，其中不包括保险期限条款。一审法院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任意将保险期限条款扩大适用，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签订保险合同中存在重大过错属认定事实错误。邓玉春已经在投保人声明栏签署了姓名，其虽未在投保人声明栏中签署日期，但双方提交的保险单上均清楚的载明：保单的签单时期为2013年7月18日，至于是否签署日期并不影响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国家并末强制要求各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行交强险保单出单时“即时生效”，交强险保单出单“即时生效”仅是保险期限的选项之一。保监厅函（2010）79号第二条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机动车交强险时，可提出交强险保单出单时‘即时生效’……”，可见保险单是否“即时生效”是由投保人来选择的，本案投保人一审时并未提交其在投保时提出“即时生效”的证据。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邓玉春签订的关于保险期间的条款无效属认定事实错误。保险公司提供签订合同等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保险法》仅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要求保险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的条款，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单上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由此可见，法律对于格式保险合同的内容和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在层次上有轻重之分，对保险人的义务要求是不同的。五、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也存在错误，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上诉人与邓玉春签订的关于保险期间的条款无效，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是明显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邓玉春答辩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期间条款生效时间的确定问题。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保险法和中国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即成立。同时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投保人可以选择合同即时生效。因保险合同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只有选择投保与否的权利，因此保险人有义务就相关法律法规和保险条款向投保人进行释明，以便于投保人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选择投保事项。本案中，保险单上的保险期限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应当由保险人与投保人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经庭审查明，虽然在保险单上直接打印保险期限条款是保险公司惯例，但作为投保人的邓玉春在办理投保过程中，办理保险的相关人员并未就保险合同中相关保险事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向其释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将合同生效时间设定为次日显然不是投保人邓玉春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险人将交易习惯沿用于此次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邓玉春明显不公平，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而且排除了保险合同成立到格式条款起保时间段可能获得期待利益的权利。综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次日生效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违反合同公平原则，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合同应当自投保人邓玉春办理保险手续缴纳保险费的时间生效，保险公司应承担理赔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维西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敏声审判员  李学全审判员  杨德康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徐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