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民再1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永祥，男，1946年11月21日出生，北京同信齐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群，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永军，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双阳，男，1955年5月6日出生，北京同信齐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北京市东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黄德恒，男，1953年1月12日出生，北京辰宇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恕，北京市博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树全，男，1953年12月4日出生，北京辰宇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援朝，男，北京辰宇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张永祥因与被申请人陈双阳、黄德恒、杨树全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0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6）京民申60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永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群、冷永军，被申请人陈双阳，被申请人黄德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恕，被申请人杨树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援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祥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0705号民事判决。理由：1、原审法院所认定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陈双阳是北京辰宇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辰宇公司）”新立方”委托书当中的委托人，决定《北京辰宇实业总公司企业分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分立方案》）效力的主体应为全体职工，张永祥只是《分立方案》的起草者之一，张永祥个人不能决定《分立方案》效力，更不是《分立方案》效力纠纷的适格主体。2、原审法院没有分清本案纠纷的性质。陈双阳与黄德恒、张永祥、杨树全均为自然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双阳、黄德恒、张永祥、杨树全四人有权决定《分立方案》的效力。3、《分立方案》经过了职工大会特别会议的审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4、原审没有考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9768号民事判决书，导致出现了两份同一法院做出的、认定事实相反的生效判决同时存在，属于枉法裁判。5、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辰宇公司在分立时的上级主管单位为北京市崇文区前门街道联社，而该联社在辰宇公司分立时已经注销。辰宇公司的资产中不包括国有财产，上级主管单位也不是国资委，所以其分立不需要国资委或其他政府部门、单位批准。陈双阳辩称，该《分立方案》在性质上属于协议。当时是陈双阳等15名职工委托张永祥签订的，还有部分职工委托了黄德恒和杨树全，但是当时的职工对《分立方案》的内容不了解。该方案应为无效，首先因为《分立方案》没有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其次辰宇公司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集体企业），分立应当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事实上，上级主管部门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备案。最后，按照国务院88号令和企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分立方案》经上级批准后应在30日内去工商登记部门变更登记。该方案已经损害了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应该确认为无效。本案自始至终是与企业有关的纠纷，《分立方案》从形式、内容、形成结果上都损害了全体职工的利益，作为企业职工的陈双阳据此提起诉讼，在诉讼主体方面不存在不适格问题。本案一审、二审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应当得到维持。黄德恒辩称，张永祥故意混淆概念，片面的将委托代理纠纷和与企业有关的纠纷混为一谈。根据《物权法》第63条规定，张永祥签订《分立方案》以及履行过程中侵占了辰宇公司集体资产，陈双阳作为职工完全有权利进行起诉。张永祥所提供的关于特别会议的打印件是虚假的。在2012年12月10日签订所谓的《分立方案》到2013年4月期间，张永祥一直实际控制着辰宇公司及辰宇公司公章。张永祥为达到个人目的否认上述事实，企图通过《分立方案》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即私分集体资产的目的昭然若揭。张永祥作为辰宇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行政主管人、《分立方案》的签订人，是完全应该知道集体企业《分立方案》在没有经过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是不能生效的。请求法院驳回张永祥的再审请求。杨树全辩称，《分立方案》是企业内部制订，没有所谓的主体关系，不存在代理纠纷。《分立方案》未按规定形成生效条件。在签订该方案时，张永祥已经调离辰宇公司，却隐瞒其已经不具有签订《分立方案》的权利。辰宇公司在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导致集体资产由公变私，完全破坏了辰宇公司职工制订《分立方案》的初衷。辰宇公司职工对张永祥新成立的公司是私人有限公司性质这一事实当时并不知情，且在《分立方案》中也没有任何体现。张永祥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行为实质就是以合法形式蒙蔽职工进行买断，而不是辰宇职工签订《分立方案》的初衷即分立成两个集体企业。请求法院驳回张永祥的再审请求。陈双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辰宇公司为集体企业，2012年时有在职职工40余名。张永祥原为辰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于2012年5月24日被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国资委）免职。2012年11月，黄德恒、张永祥、杨树全提出企业分立的建议，辰宇公司职工遂分为”新立方”、”存续方”两派，并分别委托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作为代理人制定《分立方案》。三人于2012年12月10日制定了《分立方案》，包含辰宇公司将其持有的前门股份公司股权划归新立方人员所有等内容。后辰宇公司依照《分立方案》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北京同信齐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信齐家公司），新立方人员亦成为了同信齐家公司股东。后陈双阳得知同信齐家公司系张永祥于2012年12月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系私营企业而非集体企业。陈双阳认为：1、黄德恒、张永祥、杨树全制定的《分立方案》实际上将辰宇公司分立为一个私营企业，改变了企业性质，超越了职工们的授权：2、《分立方案》》未经职工大会表决通过：3、集体企业的分立未经主管部门审批，违反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故请求确认辰宇公司《分立方案》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双阳、黄德恒、杨树全、张永祥均原为辰宇公司职工，辰宇公司为集体企业。2012年，辰宇公司考虑对资产及人员进行分割。当年11月8日，部分职工委托黄德恒、杨树全为代表参与”人员重组、资产分割”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部分职工委托张永祥为代表参与重组分割谈判及方案制定和实施。2012年12月10日，张永祥作为”新立方”代表，黄德恒、杨树全作为”存续方”代表，共同制定了《分立方案》，载明：”经新立方和存续方职工所推荐代表的友好协商，提出企业分立如下具体实施方案：......辰宇公司分立为存续方和新立方，存续方以辰宇公司放弃所持有的前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后的资产为基础；新立方以辰宇公司所持有的前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等资产为基础，并以股权作为注册资本成立新公司......从行政上将人员分开......此《分立方案》一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2012年12月5日，工商部门对同信齐家公司的名称予以核准。2012年12月18日，同信齐家公司成立，原投资人为辰宇公司300万元、张永祥10万元。2013年1月29日，同信齐家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张永祥（100万元）、陈双阳（30万元）、范世珍（32万元）、胡庆丰（42万元）、徐连芝（24万元）、李云（6万元）等15名自然人，辰宇公司不再是同信齐家公司股东。后辰宇公司起诉同信齐家公司，请求确认双方关于前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转让协议无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丰民初字第9603号民事判决，驳回辰宇公司的诉讼请求。辰宇公司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97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辰宇公司否认2012年12月11日召开了职工大会，东城区国资委称未收到过辰宇公司《分立方案》的有关请示，亦未予以批准，对辰宇公司是否于2012年12月11日召开职工大会一事不知情。再查，各当事人均认可《分立方案》在2012年12月10日黄德恒、张永祥、杨树全签字之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张永祥未能证明《分立方案》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未能证明《分立方案》已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故该文件仍属于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签订的草案，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于2012年12月10日签名的《分立方案》不具有法律效力。张永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双阳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分立方案》明确载明：此《方案》一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辰宇公司召开了符合《分立方案》生效条件的职工大会，且《分立方案》亦未经过辰宇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故，一审法院对陈双阳关于《分立方案》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是正确的。因《分立方案》是由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分别作为存续方及新立方代表签署，且《分立方案》内容涉及辰宇公司员工利益，陈双阳作为辰宇公司职工起诉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不存在诉讼主体不适格问题。张永祥有关诉讼主体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2年，辰宇公司拟对资产、人员进行分割。当时辰宇公司的43名在职职工分为两派：28名职工为”存续方”，15名职工为”新立方”。28名”存续方”职工委托黄德恒、杨树全为代表，15名包括陈双阳在内的”新立方”职工委托张永祥为代表，于2012年12月10日商议拟订了《分立方案》。张永祥认可《分立方案》制作后没有召开辰宇公司职工大会，但认为召开了辰宇公司职工大会特别会议，并主张辰宇公司职工大会特别会议起到了辰宇公司职工大会的作用。陈双阳、黄德恒、杨树全称，没有召开过辰宇公司职工大会，也没有召开过辰宇公司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本院再审认为，审理本案纠纷，首先要对陈双阳起诉要求确认无效的《分立方案》的性质进行认定。根据查明的情况可知，辰宇公司作为集体企业，在公司内部出现矛盾时，欲对资产及人员进行分割。43名在职职工分为”存续方””新立方”两部分。”存续方”职工委托黄德恒、杨树全作为代表，”新立方”职工委托张永祥作为代表，对辰宇公司的分立事务进行协商谈判。2012年12月10日，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一起商议拟订了《分立方案》。《分立方案》明确了辰宇公司进行资产及人员划分的具体内容、步骤。《分立方案》还载明，”此《方案》一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无权单方终止执行。”张永祥作为新立方代表，黄德恒、杨树全作为存续方代表，在《分立方案》上签字。由上述情况可知，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商议拟订的《分立方案》，不是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之间的合同，解决的不是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之间的个人事务。而是为了理顺辰宇公司存续事务，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分别接受辰宇公司在职职工的委托，代表辰宇公司全体在职职工拟订的公司文件。《分立方案》的内容明确记载，《分立方案》需要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分立方案》的效力不是由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签字决定。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只是作为起草人，接受职工委托，完成辰宇公司的公司事务。也就是说，《分立方案》的性质为辰宇公司的公司文件，而非合同，更不是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个人事务合同。其次，需要确定陈双阳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如前所述，《分立方案》的性质为公司文件，解决的是辰宇公司的资产、人员分立事务。陈双阳在《分立方案》制订时，为辰宇公司职工。辰宇公司的资产、人员分立事务，必然涉及陈双阳的个人利益。陈双阳作为当时的辰宇公司职工，有权对《分立方案》的效力提出异议。故陈双阳作为原告提起确认《分立方案》无效的诉讼，主体适格。再次，需要确定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分立方案》系辰宇公司的公司文件，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作为辰宇公司职工代表，分别接受在职职工委托，是代表辰宇公司全体在职职工拟订《分立方案》的行为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以及《分立方案》记载的内容，《分立方案》的效力由职工大会审议决定。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三人无权决定《分立方案》的效力。现陈双阳以《分立方案》内容违法、未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并未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为由，对《分立方案》的效力提出异议，起诉要求确认《分立方案》无效，应当以辰宇公司为被告，而非以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为被告。故在本案中，张永祥、黄德恒、杨树全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0705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商）初字第1357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双阳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退还陈双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退还张永祥。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培审判员 张 然审判员 任 颂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