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益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文水，辽宁志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邦达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安素琴，台安县琴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家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邦达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达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民三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秀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敏主审、审判员苏本营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农家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文水，邦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安素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11日，农家乐公司、邦达公司之间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书》，约定农家乐公司授权邦达公司使用“连乐”牌商标生产加工掺混肥，生产总含量为52%（32-10-10）的掺混肥500吨，生产总含量为36%（22-7-7）的掺混肥700吨，农家乐公司负责提供主要原料和所有包装袋，邦达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加工，未达到相关标准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邦达公司承担。农家乐公司向邦达公司提供掺混肥的主要原料，邦达公司进行加工生产。2013年3月12日，农家乐公司委托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邦达公司生产的化肥的氮、磷、钾和总养分等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检验，结论为均合格。农家乐公司随即向邦达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农家乐公司销售的“连乐”牌36%（22-7-7）掺混肥的包装袋上显示：制造商为大连邦达肥业有限公司。2013年5月21日，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出具《关于莲山等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苗枯萎死亡情况的报告》，内容为：大连农家乐有限公司经销的“连乐”牌玉米专用肥致使玉米、花生等农作物枯萎死亡，据统计在我区（市）莲山等11个乡镇、街道共销售此肥275.8吨，近7000亩玉米和花生使用此肥。施用该专用肥的地块农作物全部发生枯萎死亡，经农业技术人员调查分析认为：造成玉米等农作物苗枯萎死亡现象与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有直接关系。2013年5月22日，大连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处印发《关于我市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幼苗枯萎死亡专题会议纪要》，内容为：会议听取了普兰店市农发局关于普兰店市莲山等地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致使玉米等作物枯萎情况的汇报和下一步抢种补种意见，重点听取了农业技术部门对此次作物幼苗枯萎死亡现象的分析。与会人员通过深入研讨，客观分析了造成农作物枯萎死亡的重要原因，基本确认了造成损害的相关责任单位，合理地评估了种植成本、收益和损失情况。对这次坑农、害农事件，会议确定以下意见：我市莲山等街道农作物枯萎死亡主要原因是由大连市农家乐有限公司经销的“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的。经销单位应立即给予受灾农户合理补偿，并在5月30日前兑现补偿款。
另查，农家乐公司与大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集团）于2013年5月24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农家乐公司因“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致农作物受损补偿用款需要，特向大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集团）借款700万元。自2013年5月24日至2014年5月23日，借款利息以银行同期贷款基本利率（6%／年）按季支付。合同签订后，大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集团）向农家乐公司支付700万元。
再查，农家乐公司提供36%含量掺混肥补偿表，记载案涉化肥所涉农户的补偿明细。据农家乐公司统计，补偿表中共涉及40家销售商店，补偿方式分为按亩补偿和按化肥袋数补偿，补偿总额为8，943，020元。农家乐公司与案涉化肥所涉农户均签订《一次性补偿协议》，协议约定：2013年春，部分农户使用“连乐”牌36%（22-7-7）玉米专用肥，出现了植株枯萎等现象。大连市农委指定普兰店市农发局实地查看后，于2013年5月20日在普兰店农发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作出相关决定：在未查明具体原因之前，为尽量减少农户的损失，决定由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先期垫付资金，对农户进行一次性补偿。
上述事实，有《委托加工协议书》、《关于莲山等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苗枯萎死亡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幼苗枯萎死亡专题会议纪要》、《借款合同》、36%含量掺混肥补偿表、照片、影像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开庭质证和原审法院查证核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农家乐公司为要求邦达公司赔偿损失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农家乐公司、邦达公司双方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书》约定：农家乐公司授权邦达公司使用“连乐”牌商标生产加工掺混肥，农家乐公司负责提供主要原料和所有包装袋，邦达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加工，未达到相关标准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邦达公司承担。协议签订后，农家乐公司向邦达公司提供了生产本批次掺混肥所需的尿素等主要原料，其他配料由邦达公司自备并按比例添加。农家乐公司委托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该批化肥的氮、磷、钾和总养分等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检验，均合格。农家乐公司向邦达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并将该批化肥全部售出。2013年5月，施用“连乐”牌36%掺混肥农田的农作物均不同程度地出现出苗率低，出苗后枯萎死亡等现象，新闻媒体也进行了调查和报道。经大连市农委、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实地查看，相关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技术专家调查分析后认定，出现上述现象与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有直接关系。大连市农委、大连市供销社、大连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普兰店市农发局、普兰店市供销社、普兰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普兰店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有关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在灾情最严重的普兰店市召开了关于我市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幼苗枯萎死亡问题的专题会议，确定农作物枯萎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由农家乐公司经销的“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的，要求农家乐公司立即给予受灾农户合理补偿。农家乐公司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确定的相关意见与各受灾农户签订了补偿协议，支付了补偿费用8，967，593元，资金来源是向大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集团）借款700万元，其余资金是占用农家乐公司银行贷款计，上述两笔借款的利息合计245，913.43元。依据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农家乐公司因此所受的损失应由邦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邦达公司赔偿农家乐公司经济损失8，967，593元及上述损失的借款利息245，913.43元（自2013年5月24日至2013年10月31日止），合计9，213，506.43元。
邦达公司辩称，农家乐公司、邦达公司之间是委托加工合同关系，邦达公司按照农家乐公司的要求和行业标准为农家乐公司加工“连乐”52%和36%的掺混肥，加工之后农家乐公司自行委托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加工产品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均合格，故邦达公司已全面履行了加工合同。因农家乐公司、邦达公司之间为委托加工合同，故邦达公司的义务就是依约为农家乐公司生产并交付合格产品，再无其他义务。农家乐公司称众多使用其销售的“连乐”36%掺混肥的农户所种植的玉米等农作物均出现肥害，政府部门分析确定农作物枯萎死亡的主要是由农家乐公司销售的“连乐”36%掺混肥，并要求农家乐公司立即对农户进行赔偿，农家乐公司故对相关农户赔偿，但该肥害事实是行政机关认定和农家乐公司自认的，没有经过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其赔偿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农家乐公司自愿，与邦达公司的受委托加工没有因果关系。在农家乐公司赔偿的过程中，农家乐公司是按化肥包数向农户作出赔偿的，而不是以实际使用涉案化肥面积损害或化肥鉴定的责任作出赔偿的，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有损害和损失发生，且农家乐公司不能证明造成肥害的化肥就是邦达公司受委托加工的化肥，故邦达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农家乐公司委托邦达公司加工生产“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后自行销售，现农家乐公司以该种掺混肥导致农作物出现肥害，其已向受灾农户作出赔偿为由，诉请邦达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相应利息。经原审法院当庭释明，农家乐公司明确其以产品责任纠纷作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起诉，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农家乐公司出售的导致肥害的化肥是否系邦达公司生产；二、案涉化肥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三、农家乐公司向受灾农户作出的赔偿是否应由邦达公司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农家乐公司、邦达公司双方均认可农家乐公司曾委托邦达公司加工“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根据农家乐公司提供的“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的包装袋，其上显示该种化肥的制造商为邦达公司，且农家乐公司作为销售商也确认案涉化肥系邦达公司生产，因邦达公司未提供证据以证明农家乐公司销售的“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还有其他生产厂家，故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案涉化肥系邦达公司生产。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故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提供者承担产品责任的首要条件。本案中，邦达公司加工完“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后，农家乐公司委托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该批化肥的氮、磷、钾和总养分等主要技术指标按照国家标准GB21633-2008标准和标签标明量进行了检验，结论为均合格，故邦达公司已按国家标准加工生产了案涉化肥且通过质量检验。农家乐公司现诉称化肥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农作物出现肥害，是依据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和大连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处出具的两份文件，其中表述我市多地出现的玉米等农作物枯萎死亡的现象，与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有直接关系，但未表述该结论是否经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亦未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或数据以证明农作物发生肥害与“连乐”牌玉米专用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上述二行政机构均非专业的鉴定机构，亦无出具产品质量鉴定结论的职能，故农家乐公司仅以上述两份行政机关的文件为证，诉称案涉化肥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农家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以证明案涉化肥存在缺陷造成农作物受损，且农家乐公司在与农户的补偿协议中亦载明未查明植株枯萎等现象的具体原因，农家乐公司系为减少农户损失而先期垫付资金，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农家乐公司向受灾农户作出的赔偿系因产品存在缺陷而作出的补偿，不属于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范畴。综上，农家乐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852元，由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承担。
农家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系产品责任纠纷。审理的焦点是案涉化肥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以及该缺陷是否由生产者造成的。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这说明我国法律对于产品“缺陷”的认定有两种标准，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1、不合理危险标准，也即一般标准，即一个善良之人在正常情况下对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这个“理性的消费者”并非是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本人，也不是该产品其他的消费者，而是法官在个案审理中根据具体案件事实，考虑社会一般的认知程度，拟制出来的一个法律人格主体，从理性消费者视角考察致损产品造成的危害合理与否。2、生产标准，也即法定标准，即国家或行业对于某些产品制定的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专门指标。如果某一产品违反该产品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专门指标，即可认定该产品为缺陷产品。法定标准即国家或行业对于某些产品制定的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专门指标。如果某一产品违反该产品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专门指标，即可认定该产品为缺陷产品。本案中一审判决仅以法定标准作为评判产品是否有缺陷的依据，而没有拟制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并以该消费者依据一般标准即“不合理危险”标准去考量和评价案涉化肥是否有缺陷。本案的肥害是大面积连片发生的，大连市施用案涉化肥的16，000多亩农田的农作物均出现了同样的烧苗现象，涉及农户2000多户，新闻报道显示同一块地相邻的两垄玉米长势因是否施用了案涉化肥而明显不同，大连市在2013年春天也没有出现反常气候，这说明出现烧苗的现象并非气候、土壤墒情造成的。因此，从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视角只能得出受灾系化肥所致的结论。大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和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认定出现烧苗现象就是由案涉化肥引起的。这个结论正是按照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的，作出这种结论无须经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也无须提供相应的检验报告或数据以证明农作物发生肥害与案涉化肥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按照“不合理危险”的标准做出判断的主体并不仅限于专业鉴定机构。一审判决没有对大连市农民所遭受的这场肥害的事实给予正面的直接的认定是其对案件事实认定不当，而以上述二行政机构均非专业鉴定机构无出具产品质量鉴定结论的职能为由，否定肥害系施用案涉化肥造成的，则属于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认定产品缺陷的标准。
大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和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均是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其就肥害原因做出的认定和对肥害补偿作出的处理意见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依职权作出的有关肥害的情况报告和会议纪要是其依职权作出的公文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一审判决否定了这一最佳证据的证明力。实际上是否定了行政机关对肥害事件的管理职能。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邦达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中农家乐公司明确与邦达公司间的纠纷是产品责任纠纷，在此法律关系确定之后，原审按照产品责任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定来审理和判决是正确的。二、在确定法律关系后，依据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邦达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合格产品。2、农家乐公司要求法官自由心证确定涉案产品不合格，是不成立的。3、农家乐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产品是不合格产品，依据《民诉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4、农家乐公司认为大连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处的会议纪要及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情况报告是公文书证，其证据力最高，具有否定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及其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产品所作出的合格鉴定的效力，其主张也是不成立的。三、本案中农家乐公司描述的所谓“肥害”，无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是真正的肥害，也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谓的肥害与邦达公司生产的合格产品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无论其是何种害，均与邦达公司的产品无关联。四、农家乐公司所发生的向农户的赔偿，是民间的、在原因不明情况下、自愿的赔偿。其赔偿过程中没有邦达公司的知情、参与和意思表示，与邦达公司的产品没有因果关系，是农家乐公司对自己财产自愿处分的行为，不属于涉案产品责任范畴。因此，其赔偿不能转嫁给邦达公司承担。五、农家乐公司上诉中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支持“三农”政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字样作为理由，是对我国的法制社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基本原则的亵渎。一审判决所查事实清楚，判决依据的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不具有法定的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掺混肥是否存在缺陷，农家乐公司作出的赔偿是否应由邦达公司承担。
关于掺混肥是否存在缺陷问题。本案农家乐公司以委托邦达公司生产的掺混肥自行销售导致农作物出现肥害，并已向农户作出赔偿为由，明确以产品责任纠纷为基础法律关系要求邦达公司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条款对缺陷产品从两方面进行了界定，即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或产品不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这从法律上确立了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基本条件。结合法律规定和实践两方面，缺陷产品认定的第一个标准，产品存在设计方面、制造方面、告知方面原因造成危及人身、财产的危险；第二个标准，产品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和虽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但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即产品不具备有一般认识的消费者对其购买、使用的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
本案案涉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系由农家乐公司提供原料委托邦达公司加工生产，邦达公司加工完“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后，农家乐公司委托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该批化肥的氮、磷、钾和总养分等主要技术指标按照国家标准GB21633-2008和标签标明量进行了检验，结论均为合格。发生肥害后，农家乐公司又委托专业机构对案涉的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仍为符合标准。虽然普兰店市农村经济发展局出具《关于莲山等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苗枯萎死亡情况的报告》，大连市农委种植业管理处印发《关于我市农民因施用“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玉米等作物幼苗枯萎死亡专题会议纪要》，均确定农作物枯萎死亡主要原因是由农家乐公司经销的连乐牌玉米专用肥造成，但上述二行政机构只是对作物幼苗枯萎死亡现象进行分析，并没有由专业鉴定机构对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中氮、磷和钾是否存在缺陷即具体的技术指标进行鉴定，也没有对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是提供的原料存在质量问题还是加工过程和方式存在问题进行鉴定。故上述三行政机构的文件尚不能说明连乐牌36%含量掺混肥产品不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和存在缺陷。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界定本案所涉掺混肥中哪种物质含有致农作物枯萎死亡的有害物质。
关于农家乐公司作出的赔偿是否应由邦达公司承担问题。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提供者承担产品责任的首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由于本案产品投入流通时，大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为合格产品，现有证据又无法确认案涉掺混肥存在产品缺陷，故不适用无过错原则。农家乐公司基于行政行为先期垫付资金对农户进行补偿，并以此为由要求邦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农家乐公司上诉提出的要求邦达公司赔偿损失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852元，由大连农家乐农资配送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军
审判员 刘 敏
审判员 苏本营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白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