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47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禅城区利纯针织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江提三路74号三楼，组织机构代码L3434323-1。
主要负责人：梁婉铭。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志强，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成，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君丽，女，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樯，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军，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伟中，男，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利纯针织厂（以下简称利纯针织厂）因与被上诉人阮伟中、廖君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9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纯针织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方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阮伟中长期以“步森”、“二革”等字号，以“中山市沙溪镇圣狮村海傍87号三楼”为地址对外经营，另案判决即一审法院（2015）中一法沙民二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对此予以认定。结合我方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快递单，阮伟中也是以“步森”、“二革”等字号，以“中山市沙溪镇圣狮村海傍街87号三楼”为地址与我方进行交易。一审法院对此未作认定，属于事实认定有误。（二）被上诉人廖君丽确认我方一审期间提交的聊天记录语音的真实性，则应当认定聊天对象和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而聊天记录足以证明以下事实：１.廖君丽与阮伟中关系非常密切，可直呼阮伟中的姓名；2.廖君丽对“步森”、“二革”的经营状况十分了解，其聊天的内容及语气并非普通员工、财务身份，而是属于经营者、老板娘的身份，可直接指使阮伟中办事，并对“步森”、“二革”的还款作出一定的承诺；3.廖君丽在聊天记录中承认阮伟中（“步森”厂、“二革”厂）共欠我方两百多万元。结合阮伟中长期使用廖君丽的账户向我方支付货款及阮伟中、廖君丽是夫妻关系的事实，应当认定廖君丽与阮伟中共同经营制衣厂。（三）如上所述，我方提交的证据已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阮伟中、廖君丽共欠我方货款2145221.57元。理由如下：１.阮伟中也是以“步森”、“二革”等字号、以“中山市沙溪镇圣狮村海傍87号三楼”为地址与我方进行交易，与我方的送货单、对账单、快递单相呼应。2.部分送货单的签字人是“阮生”，即阮伟生，是阮伟中的兄弟，而我方与这些送货单签字人（包括阮伟生）并无直接交易关系（这些签字人从未向我方支付过款项即可证明该事实），而送货单数额与“步森”“二革”厂对账单、付款记录相吻合。3.廖君丽与阮伟中关系密切，廖君丽对“步森”、“二革”的经营状况十分了解，且在聊天记录中确认阮伟中（“步森”、“二革”）共欠我方两百多万元，数额与“步森”厂、“二革”厂对账单、付款记录吻合。4.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如我方与阮伟中的交易及欠款情况有误，按常理阮伟中应当出庭辩驳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阮伟中经法院合法传唤而未到庭作任何答辩及反驳，足以说明阮伟中认可其与廖君丽共欠我方货款2145221.57元。（四）廖君丽与阮伟中关系密切，长期共同经营“步森”厂、“二革”厂，在制衣厂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阮伟中与廖君丽密谋通过结婚登记、夫妻财产约定、离婚登记的形式，将阮伟中名下的房屋（位于中山市××半岛路××阳光半岛××房）转移登记到廖君丽名下，意图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二者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恶意转移财产，廖君丽应当将受让的财产用于支付阮伟中的债务。而且，从廖君丽、阮伟中经营“步森”厂、“二革”厂长期不进行工商登记，且提早转移财产，可见其早已谋划逃避债务，属于毫无诚信的经营者，二者陈述并不可信。我方作为交易方、受害者，如未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将遭受重大损失，有违公理！综上，一审法院未对阮伟中、廖君丽的经营身份、欠款事实作出正确认定，从而适用法律有误，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廖君丽辩称：（一）利纯针织厂并无证据证明阮伟中拖欠其货款的数额，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廖君丽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利纯针织厂起诉的货款发生在阮伟中与廖君丽结婚之前，其没有理由要求廖君丽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阮伟中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和书面答辩意见。
利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判令阮伟中、廖君丽向其连带支付货款2145221.57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利纯针织厂与阮伟中存在业务往来，由利纯针织厂向阮伟中供应针织布。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期间，廖君丽向利纯针织厂支付款项8笔共计830000元。
另查：利纯针织厂提供的送货单涉及的主要时间为2012年8月至2013年11月期间，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为“阮生”，收货单位（经手人）有唐某荣、阮伟生、蓝小刚等签名。利纯针织厂主张收货人均为阮伟中的员工，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利纯针织厂提供“步森制衣厂（2015年）”对账单及顺丰速运快递单，其中对账单的内容为从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的收款明细及最后欠款金额为2145221.57元，该对账单下方打印内容为“步森制衣厂，法人：阮伟中”，黄敏玲在“经手人/财务”处签名，日期为2015年5月29日。利纯针织厂称该对账单是由其制作后传真给廖君丽，黄敏玲在上面签字后通过顺丰快递寄回利纯针织厂，其所提交的快递单为廖君丽寄回对账单时的快递单。其中快递单寄件公司写有“二革”，联络人“廖”，地址“中山市沙溪镇圣狮村海傍街87号三楼，联系电话136××××7788”等内容。利纯针织厂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规截图及语音，利纯针织厂称该聊天记录为其经营者与廖君丽的聊天记录，廖君丽对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对语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语音记录不能证明其与阮伟中共同经营制衣厂。
另查：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11月4日出具的证明显示：该局企业登记电脑数据库中无“中山市步森制衣厂”及“中山市二革制衣厂”的企业名称登记记录。
诉讼过程中，利纯针织厂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依法作出（2016）粤2071民初9751号民事裁定，冻结廖君丽银行存款2145221元（实际冻结28.45元）并查封廖君丽名下位于中山市沙溪镇半岛路1号阳光半岛二街5幢09房的房地产及阮伟中名下车牌号为粤Ｔ×××××小型汽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涉案交易的主体问题。利纯针织厂主张其与阮伟中、廖君丽进行交易，但从其提交的送货单等的内容来看，均不能证明廖君丽是交易的其中一方。因廖君丽当庭确认阮伟中与利纯针织厂存在交易，并曾受阮伟中委托向利纯针厂支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利纯针织厂与阮伟中存在业务往来。关于欠款金额的问题。利纯针织厂主张阮伟中拖欠其货款2145221.57元，但利纯针织厂提交的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为“阮生”，收货单位（经手人）没有阮伟中的签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签收收货人是阮伟中的员工；利纯针织厂提交的对账单亦无阮伟中签名确认，也没提供证据证明黄敏玲是阮伟中的员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利纯针织厂与阮伟中虽然存在交易，但利纯针织厂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阮伟中拖欠其货款2145221.57元，故利纯针织厂主张阮伟中支付货款2145221.57元及利息，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利纯针织厂所诉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阮伟中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行放弃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相应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利纯针织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4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9042元（利纯针织厂已预交），由利纯针织厂负担。
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二审诉讼中，利纯针织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为廖君丽与利纯针织厂经营者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在法庭上用手机当庭出示，以证明廖君丽默认其与阮伟中一同拖欠利纯针织厂两百多万元，并承诺愿意还款，同时亦证明利纯针织厂无法联系到阮伟中本人，均由廖君丽出面与其联系协商还款事宜；证据二为收款明细，证据三为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据四为交通银行补发入账证明书，证据五为交通银行流水清单，证据六为农业银行流水清单，上述证据二至证据六共同证明利纯针织厂的收款情况，以及廖君丽多次向利纯针织厂支付货款，总额达到1190000元，从而可以证明廖君丽清楚阮伟中的经营状况，并了解阮伟中与利纯针织厂存在业务往来；证据七为一审法院（2015）中二法沙民二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阮伟中在该案中与本案类似，亦使用“步森”、“二革”的名义和“中山市沙溪镇圣狮村海傍街87号三楼”为经营地址，对外开展经营。廖君丽认为利纯针织厂于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属于新证据，不确认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文字记录的真实性，认为未经公安机关取证或者由公证机关公证，微信聊天的文字记录有可能伪造；确认证据二至证据六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足以证明廖君丽了解阮伟中的经营状况，只能证明廖君丽帮阮伟中付款给利纯针织厂；对证据七即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认为该份民事判决书如果属实，则因只判令阮伟中承担还款责任而可以证明阮伟中经营的服饰厂与廖君丽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二审另查明：利纯针织厂在一审当庭用手机演示了其截图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4年6月25日，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说：“呢个月底都吾知点过啊，我间屋银行又吾俾贷了，刚想办法罗出来了，转到我名下，再贷过，顶多一个月应该会松驰。”2014年9月14日，利纯针织厂经营者的头像说：“丽姐：帮手安排Ｄ现金俾我啦，好缺钱啊！”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对此回应称：“我都系度催紧。”“依家都未知有几多，我尽量安排。”2014年11月22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称：“头先阮生都叫我去广州，拒话系吾系都训吾着，多谢你先，都系我地累到你地甘样，我都过意吾去，阮生成日都话你两公婆系好人，同你地做生意永远都可以。”2015年6月2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利纯针织厂经营者的头像说：“老板娘，叫中哥复我电，他总是不接我电话。”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回应称：“嗯，好的，不过我都有二十天都没跟他讲话，我跟他说下，一样的待遇，他不接电话正常，接电话就不正常罗。”二审诉讼中，利纯针织厂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当庭用手机进行了演示，其中，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说：“你认为我都是那样的人话，我大可什么都不理，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也没用，欠人钱财怎样都是要还的，我会想办法让阮伟中打电话给你的。”而利纯针织厂经营者的头像对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说：“你们欠我二百多万，差不多半年，你查一下，只还给了我多少钱，连利息都未够！”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回应说：“我知道，但是这两年真的亏了好多钱，上半年想着在广州做可能会好点，但是一样很差，唉，这生意做的，现在阮伟中还怪我，说我要开档口，搞得又亏，唉，我都无语了。”利纯针织厂经营者的头像又对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说：“你还是找不到他的话，你大可以将我们的对话转给他，欠我二百多万，我根本就不怕闹翻！当然这样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毕竟你们仍然在一起的。”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回应说：“说句实在话，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做人的，说话不算话，我现在都很憎他，看不起他。”廖君丽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文字记录部分均不予确认，认为即使可以在手机上展示，也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对此，利纯针织厂进一步向二审法院展示搜索廖君丽微信号的过程，其根据手机号136××××7788搜索出其所称的微信号头像即为其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上备注为廖君丽的头像。
本院再查明：一审法院曾经委托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对廖君丽送达法律文书。受托法院邮寄送达回证给一审法院，称“被告廖君丽长期在外工作，未与父母同住，其电话为136××××7788”。
本院又查明：一审中利纯针织厂提交的对账单所提到的2014年3月、4月、5月、6月还款记录与廖君丽的转账记录从时间和数额上均一一对应。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二审不作审查。
本案争议的问题有二：一是本案中廖君丽是否与利纯针织厂存在交易关系；二是本案中利纯针织厂被拖欠的货款有多少。
关于争议问题之一。首先，廖君丽一方确认阮伟中与利纯针织厂之间的交易关系，一审判决亦予以认定，而阮伟中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一审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了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其亦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因此，本院亦认定，阮伟中与利纯针织厂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其次，对于廖君丽是否本案交易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利纯针织厂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用手机完整地出示了其截图的微信聊天记录。廖君丽确认其中语音记录的真实性，则应当认定利纯针织厂所称其微信聊天对象为廖君丽的说法属实。在此情况下，廖君丽不确认利纯针织厂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文字记录，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利纯针织厂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至于利纯针织厂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廖君丽本人不予确认。对此，本院认为，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回复一审法院的送达回证备注来看，136××××7788是廖君丽使用的手机号码，而在微信里搜索该手机号码使用的微信号时，搜索到的微信号昵称与利纯针织厂一审提交的廖君丽微信号昵称一致，均为“LILI”，所使用的头像则是利纯针织厂二审提交的微信号头像。而且，利纯针织厂当庭对其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手机上进行了展示，虽然廖君丽不予确认，但廖君丽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利纯针织厂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予以确认。从利纯针织厂一、二审提交的其与廖君丽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廖君丽确认了利纯针织厂所称的欠款事实，并表示其会催促还款、尽量安排还款，准备用自己名下房屋向银行贷款后用以还款，还默认其为老板娘，与阮伟中仍然保持密切关系，并且还自称因其开档口失败，被阮伟中责怪。可见，廖君丽在本案交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仅联络业务，承诺还款，而且还安排还款计划，甚至还自主决策开档口做生意。结合廖君丽一、二审均确认其名下账户曾向利纯针织厂支付过至少几十万元货款的事实，本院认定在本案中廖君丽与阮伟中是共同经营者，共同经营与利纯针织厂之间的业务往来。廖君丽辩称其只是受雇于阮伟中，其只是代阮伟中付款，但该说法与上述其主导作用相互矛盾，廖君丽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其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从廖君丽确认尚欠利纯针织厂货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阮伟中、廖君丽共同拖欠利纯针织厂货款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认定，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问题之二。如上所述，阮伟中、廖君丽确实尚欠利纯针织厂货款未予清还，而对于欠款数额，利纯针织厂于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曾两次向廖君丽提出双方之间的欠款数额达到了二百多万元，一直未偿还多少，连利息也未还清，廖君丽对此未予明确否认，甚至回复称“我知道”。二审诉讼中，廖君丽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利纯针织厂于一审提交的对账单所述的数笔还款记录与廖君丽转账给利纯针织厂的记录吻合，而对账单写明的尚欠货款金额2145221.57元，亦与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综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对账单和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利纯针织厂主张阮伟中、廖君丽拖欠其货款数额达到2145221.57元的事实予以认定，阮伟中、廖君丽理应向利纯针织厂支付拖欠的货款2145221.57元及相应的利息。利纯针织厂主张从2015年5月1日起计算未付货款的利息，但缺乏相应的依据，故本院认定阮伟中、廖君丽应当向利纯针织厂支付的未付货款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5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
综上所述，上诉人利纯针织厂的上诉意见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成立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975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阮伟中、廖君丽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利纯针织厂支付拖欠的货款2145221.57元及相应的利息（以2145221.5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5月1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区禅城区利纯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04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042元，一共53084元（均已由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利纯针织厂预交），由被上诉人阮伟中、廖君丽负担，被上诉人阮伟中、廖君丽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将该款迳行支付给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利纯针织厂，一、二审法院均不另行收退。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勇源
审判员 梁以劲
审判员 蔡惠群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张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