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1321行初36号
原告杨衡，男，汉族，生于1979年11月30日，四川省南部县人，住南部县。
委托代理人任加荣，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部县公安局。住所地：南部县城炮台路。
法定代表人吴宗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毅，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蒲健，该局盘龙派出所所长。
原告杨衡请求撤销被告南部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8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于2017年8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衡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加荣、被告南部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毅、蒲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单位出庭负责人因故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6月10日18时许，原告乘坐刘小刚的车辆，途径南部县铁佛塘镇国公村3组时，原告下车小便，看到该村村民梁洪全地里的柑橘树苗，随意拔了几株，便乘坐刘小刚车辆离开现场。同日晚9时左右，原告接到刘小刚电话，要求去被告下属盘龙派出所接受询问，原告到达后，该所民警随即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之后，民警告知原告，原告拔几株树苗的事情，梁洪全已报案。原告被限制自由至第二天，原告家属积极与梁洪全就此事进行了协商谅解，并对梁洪全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经双方协商一致，梁洪全对原告出具了谅解书，并向派出所申请撤案，但被告置之不理，违法作出南公（盘）行罚决字【2017】5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原告三日，现已执行完毕。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应确认违法并撤销。盘龙派出所民警出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原告签字时，并未加盖被告单位印章，也未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当原告已经取得受害人梁洪全的谅解后，原告家属持有谅解书到派出所时，办案人员并不听取原告的申辩，也无视原告已经取得谅解的情节；《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当场送达给原告。二、原告的行为应当不予处罚，被告滥用权力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具有不当性。原告在路边拔了几株柑橘苗，并未带走，所造成的损失极其微小，社会危害程度极小，事后，主动与受害人联系并取得谅解，对受害人进行了补偿；在接到刘小刚电话告知去派出所时，原告主动前去派出所交代自己的行为。原告的行为应当不予处罚，被告滥用权力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一、确认被告南部县公安局作出的南公（盘）行罚决字【2017】534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二、撤销南部县公安局南公（盘）行罚决字【2017】5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谅解书。证明受害人梁洪全已于2017年6月11日出具了一份谅解书，原告已经取得梁洪全的谅解。
2、撤案申请书。证明2017年6月11日受害人梁洪全向盘龙派出所提交亲笔书写的撤案申请，愿意与原告进行和解，化解矛盾。
3、原告申请受害人梁洪全出庭的证言。证明原告已经与受害人梁洪全达成谅解，梁洪全于2017年6月11日亲笔书写了谅解书以及撤案申请书。
被告辩称，一、处罚的事实根据：2017年6月10日18时许，原告乘坐刘小刚驾驶的川R0D9**越野车，途径南部县铁佛塘镇国公村3组，原告下车在一处无人的柑橘树苗圃小便时，偷走了苗圃里的六株柑橘树苗，随即乘坐刘小刚驾驶的越野车离开现场。苗圃主人梁洪全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车追赶，在追赶过程中，梁洪全倒地致面部摔伤。原告知道其偷树苗的行为被发现后，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偷来的六株树苗丢出车外。6月10日19时许，梁洪全向盘龙派出所报案，受案后，盘龙派出所传唤原告到所接受询问，经审查，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7年6月11日，南部县公安局依法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三日，随即送至南部县拘留所执行，现已执行完毕。二、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程序违法应当确认违法并撤销，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签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由被告决定的，经南充市警务综合应用平台生成打印文书，印章为自动生成的电子印章。民警向原告进行询问时，已向其宣读《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且原告在该告知书上签字确认。从案发至今，原告及其家属并未向盘龙派出所提交谅解书，盘龙派出所的民警也未收到该谅解书，且在被告对原告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原告仍未与受害人达成谅解。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签字确认后才执行行政拘留。当时，原告将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丢弃在警车上，被民警拾到，原告被执行拘留完毕后又到盘龙派出所索要《行政处罚决定书》，为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民警将拾回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了原告。三、原告诉称其行为应当不予处罚，被告滥用权力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接受民警询问时回答当时看到树苗临时想偷走回家栽种，可以认定原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已经构成盗窃行为。原告在盗窃柑橘树苗得手后逃离现场，知道有人追赶后，不但没有返还树苗，反而将树苗丢在距离盗窃现场一公里的路边，造成受害人在追赶过程中倒地受伤，原告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原告的盗窃财物金额尚未达到刑事案件标准，被告综合案件事实，依法对原告作出法定幅度范围以下减轻处罚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并未收到原告与受害人达成的协议，且盗窃案件亦不属于公安机关调解处理的范围。四、原告诉称所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社会危害程度极小，与事实不符。受害人梁洪全是一位农民，虽然原告盗窃的六株柑橘树苗市场价值100元，但是受害人梁洪全花费了2年时间栽种，在追赶原告过程中梁洪全倒地摔伤。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原告盗窃案行政案卷一册。
第一组证据
1、受害人梁洪全询问笔录。
2、原告杨衡的询问笔录。
3、证人刘小刚的询问笔录。
4、证人黄莉的询问笔录。
5、原告杨衡的指认现场笔录及指认现场照片。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盗窃的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经过。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第二组证据
梁洪全的疾病诊断证明书以及伤情照片，证明受害人梁洪全在追赶原告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原告实施的盗窃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
第三组证据
1、行政处罚决定书。
2、受案登记表以及受案回执。
3、传唤证。
4、执行回执。
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6、原告到案经过以及原告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及其个人信息。
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1、原告对于梁洪全追赶的事情，原告不知情，亦不知晓有人摔伤。原告亦不是驾驶人员，其不能停车。2、第二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疾病诊断证明书上写的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梁洪全的询问笔录里没有提到在医院看病的情况，并且铁佛塘镇到盘龙中心卫生院有半个小时路程，梁洪全的询问笔录上载明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19时57分报案，在时间上矛盾。3、受案登记表的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18时40分，案件来源是本人报案。受案回执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原告接到刘小刚电话到的派出所，没有接到派出所民警的电话，在此之前派出所没有对原告进行传唤，传唤证载明原告离开时间是2017年6月10日22时，与传唤证上延长传唤时间是矛盾的。延长传唤应当由派出所负责人批准，而该传唤证上的批准人是派出所副所长，其延长传唤时间是不合法的。并且原告的行为是自动投案。送达回执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并没有收到该告知笔录。该笔录上没有原告签字，是办案民警自己备注的。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收到原告提交的谅解书以及撤案申请书。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人梁洪全在庭审中陈述，向原告写谅解书和撤案申请书的时间是2017年6月11日晚上8时许，当时已是傍晚，但在庭审结束后，梁洪全在校对笔录时，将时间更正为2017年6月11日下午4时。根据南部县历年来的天气情况，6月份下午4时是白天，不是傍晚。因此，对梁洪全更正时间的部分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对梁洪全所作的其他证言予以采信。原、被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客观真实地证明了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0日18时许，原告乘坐刘小刚驾驶的川R0D9**越野车，途径南部县铁佛塘镇国公村3组，原告下车在梁洪全的柑橘树苗圃小便时，临时起意拔走了苗圃里价值100余元的六株柑橘树苗，随即乘坐刘小刚驾驶的越野车离开现场。苗圃主人梁洪全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车追赶。在追赶过程中，梁洪全不慎摔倒致面部受伤。原告知道有人在追赶后，将六株树苗丢弃在车外，继续坐车离开。2017年6月10日19时许，梁洪全向被告下属盘龙派出所报案。该所受理后，通过车主刘小刚通知原告到所接受询问。被告经过调查、勘验现场，认为原告的行为属盗窃性质，向原告告知了陈述、申辩权利。2017年6月11日下午，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南公（盘）行罚决字【2017】534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三日。盘龙派出所民警当场告知了原告之妻行政处罚的情况。同日傍晚8时许，梁洪全向原告书写了谅解书和撤案申请书。原告被拘留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无异议。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民警是否不接受原告已取得受害人谅解的事实和行政处罚是否适当。对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析。
一、原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原告虽然是临时起意拔走了几株果树苗，准备带回家栽种，价值只有人民币100元左右，看似一件小事。但是，原告的这种行为不符合遵纪守法公民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侵犯的不仅仅是受害人的财产权，更重要是侵犯了国家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的管理秩序，原告应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二、被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违法行为人具有该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最低的处罚是五日拘留。该法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五）有立功表现的。”该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具有五种情形之一的违法行为人，是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属于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具体作出何种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大小、违法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社会危害大小以及被司法机关发现前是否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进行衡量。《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明确地规定了不予行政处罚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违法行为轻微”、“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三种情形，公安机关才能对违法行为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本案中，原告盗窃的价值数额较小，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但在受害人梁洪全发现并追赶时，原告并未及时下车，采取补救措施，返还树苗或者将树苗重新栽种，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的后果，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而是丢弃树苗离开现场，导致梁洪全在骑摩托追赶过程中倒地受伤。由此可见，在不具备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原告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不等于被告一定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因此，被告在法定最低标准以下对原告作出减轻处罚的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综上，被告认定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守法的自觉性，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衡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柴洪林
审 判 员 杨晓彬
人民陪审员 杨文斌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杜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