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江行初字第4号
原告柳江县百朋镇根林村民委员会可太村民小组，又称果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可太村民小组）。
代表人韦传推，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传座，农民。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韦传练，农民。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柳江县林业局。住所地：柳江县拉堡镇柳堡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有谊，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巧院，柳江县成团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柳江县百朋镇官塘村民委员会根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根贡村民小组）。
代表人韦祖敏，小组长。
第三人刘海令，农民。
委托代理人韦召杰，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韦传丁，农民。
原告可太村民小组诉被告柳江县林业局林业行政许可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追加利害关系人柳江县百朋镇官塘村民委员会根贡村民小组、刘海令、韦传丁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4年3月4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可太村民小组组长韦传推，委托代理人韦传座、韦传练；被告县林业局委托代理人周巧院，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组长韦祖敏，第三人刘海令委托代理人韦召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韦传丁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22日，被告县林业局根据刘海令、韦传丁的申请，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的规定，给刘海令、韦传丁颁发了“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
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集体（个人）林木采伐申请表；2、伐区调查设计说明书；3、林木采伐公告；4、韦海令、韦传丁的身份证；××、《代区调查设计说明书》；7、林木采伐许可证；8、撤销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书；9、百朋镇府的《处理意见》；10、《暂停林木采伐通知》；11、《暂停运输通知》；12、百朋镇人民政府的《关于林木纠纷的答复》。
原告提供的第1项至第6项证据，是要证明其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根据第三人刘海令和韦传丁的申请而作出，经过村民委员会、百朋镇人民政府林业工作站审查，经过宏森林业科技公司的调查设计，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提供的第8项至第12项证据，是要证明其已依法向刘海令、韦传丁颁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颁证后才知道原告和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发生过林地权属争议，为此被告也向刘海令、韦传丁下发过暂停采伐和暂停运输林木的通知。
原告诉称，2007年6月，柳江县百朋镇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五队无权发包申请人根林水库尾大将山一带林地发包给韦传丁和刘海令，并组织炼山准备种桉树，原告当时阻止引发争议，经柳江县百朋镇人民政府调查处理，查明原告位于根林水库尾大将山一带（根林村委2林班26小班），面积为61亩的林地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登记在《百朋公社根林可太山界林权登记表》中，取得了第8号《山界林权证》。2007年11月26日，百朋镇政府依法作出《柳江县百朋镇根林村委可太村民小组与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山林权属纠纷处理意见》，要求双方当事人应当按柳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证书确定的范围进行经营管理；柳江县百朋镇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五队擅自在原告所有的林地内植树造林的，应予以退出，或者通过协商等途径解决。但柳江县百朋镇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五队及承包人韦传丁和刘海令一直没有和原告协商解决。
韦传丁和刘海令没有取得合法经营承包权的情况下，在申请人所有的林地上所种的林木，这是侵权行为，韦传丁和刘海令不能因为侵权而获利，这林木不属于韦传丁和刘海令所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韦传丁和刘海令擅自在原告所有的林地内植树造林，百朋镇人民政府作出处理意见要求其退出后，林木在申请人的林地上自然生长成材，位于根林水库尾大将山一带（根林村委2林班26小班），面积为61亩的林地上的林木应属原告应得的收益，林木所有权是原告的。
而韦传丁和刘海令在向被告申请位于根林水库尾大将山一带（根林村委2林班26小班），面积为61亩的林地上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被告没有查清林木所有权的权属，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给韦传丁和刘海令颁发的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
2013年11月27日，原告请求被告撤销其给韦传丁和刘海令颁发的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责令韦传丁和刘海令停止采伐申请人位于根林水库尾大将山一带，面积为61亩的林地上的林木。被告没有及时撤销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导致韦传丁和刘海令将原告的搬林村委2林班26小班的林木被部分采伐，造成损失298m3×730元／m3=217××4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和第九条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原告对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如下：
1、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2、《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表》；3、百朋镇人民政府《处理意见》；4、原告所谓的《可太山山界林权图》。原告提供这些证据，一是要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二是要证明2号林班26小班的林地及林木归其所有。
被告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2林班26小班是原告的，原告提供的镇政府的权属纠纷《处理意见》及其他有关资料，这些资料看不到该林地是属于原告的，被告许可给刘海令采伐的大将山林木并不在原告诉称的地点，而是在大将山2林班26小班，原告不享有2林班26小班的权属。
被告在颁发采伐许可证之前并不知道林地有纠纷，百朋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并没有报给被告备案。原告在本案提供的证据和百朋镇政府的《处理意见》确定的地点也不一致，《处理意见》确定的争议地在第7号《山界林权证》内，而被告审批给是在大将山2号林班26小班，地点不对，和原告主张的不相符。
2号林班26小班林地由刘海令承包并由刘海令种植林木是事实，对这一事实原告和几个第三人都认可，原告主张两块地的权属是重合又无证据来证明，百朋镇政府在公告后，原告也没有在公告期间提出异议，被告颁发采伐许可给第三人刘海令时，也没有任何人提出了权属上的异议。
第三人刘海令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经过村委和镇一级政府林业部门和被告的层层审查，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诉请理由不充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述称，林地原来就是我们管理的，后来承包给刘海令种树，可太村那时也没有提出异议。
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刘海令述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海令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韦传丁未作出抗辩意见亦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证据对其本身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要证明的目的，因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未能明确地反映出涉案林地和林权归原告所有，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07年，第三人刘海令、韦传丁共同承包了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自称属于本集体所有的大将山一带林地，用于种植尾叶桉树，每亩每年承包金8元。
2013年8月7日，柳江县森林业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第三人韦传丁的委托，对刘海令、韦传丁申请采伐的位于百朋镇根林村委2林班26小班面积2.6公顷工尾叶桉进行调查设计，并作出《代区调查设计说明书》。2013年8月8日，刘海令、韦传丁向被告县林业局申请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提出《林木采伐申请表》一份，由百朋镇根林村委会、百朋镇林业工作站在《林木采伐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之后，百朋镇林业工作站对申请采伐人、采伐地点和范围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限届满无人提出异议，百朋镇林业工作站即将《林木采伐申请表》等相关材料报送被告县林业局，县林业局林政资源股负责人、局领导审查签字，并加盖林政办公室、县林业局公章。2013年10月22日，被告县林业局颁发给刘海令“柳江县采字（2013）1022030号《林木采伐许可证》”。
2013年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一份《撤销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书》，并附交了《柳江县百朋镇根林村委可太村民小组与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意见》，称刘海令和韦传丁申请采伐的2林班26小班林木的林地属于原告村集体所有，还称原告于1981年已取得《山界林权证》，而且还得到百朋镇人民政府的确认，请求被告撤销已颁发给刘海令、韦传丁的《林木采伐许可证》。2013年11月27日，被告县林业局向刘海令、韦传丁下达了《柳江县林业局关于暂停林木采伐的通知》和《柳江县林业局关于暂停林木运输的通知》，责令刘海令、韦传丁停止采伐、停止运输，但刘海令、韦传丁仍将已许可采伐的林木采伐并卖掉。
另查明，早在2007年6月10日，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五队组织人员在大将山一带炼山时就与原告方发生纠纷，原告向百朋镇人民政府递交了调处申请书，百朋镇人民政府于2007年11月26日作出《柳江县百朋镇根林村委可太村民小组与官塘村委根贡村民小组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意见》。
对于被告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是否知道原告与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存在林地权属纠纷的问题，被告辩称当时并未知道，直到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给刘海令和韦传丁后，刘海令、韦传丁采伐林木时，原告向被告申请撤销《林木采伐许可证》时并提交了百朋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时才知道，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不能证明被告颁证时已知道原告与根贡村民小组存在林地权属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是行政许可引起的诉讼，第三人刘海令、韦传丁是行政许可相对人，原告是林业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对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主要应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许可证发放与管理办法》第二十一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林木所有者应当提交《林木采伐申请表》、林木权属证明、伐区设计材料。满足这些条件的林业管理机关可以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印发<；国家林业局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和<；国家林业局关于完善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又规定：“对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实行采伐公告制度，对尚未核发林权证的人工商品林由乡镇林业工作站将申请采伐的地点、面积、数量、期限等情况向当地村民公告七天，确认林木权属无纠纷后再报县林业局核发采伐证”。第三人刘海令、韦传丁申请采伐的2号林班26小班林木属于尚未核发林权证的人工商品林，经调查设计单位作出调查设计说明，经百朋镇根林村民委员会、百朋镇林业站签署意见，并经百朋镇林业站公告，公告期限届满无人提出异议后，百朋林业站才将有关材料报送被告县林业局，被告县林业局依法审核后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被告核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侵犯原告合法利益的问题。原告诉称2号林班26小班所在的林地属其本集体所有，本集体已获得了《山界林权证》，并提供了百朋镇人民政府的《处理意见》为依据。本院认为，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由县级人民政府确权，仅凭《处理意见》还不能确定林权的归属，林地林权是否属于原告所有还需要《山界林权证》或其他权属证明佐证。而且《处理意见》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根贡村民小组争议的林地位于“大将山”7号林班内而不是2号林班，属于7号《山界林权证》范围，7号《山界林权登记表》上的八座山名也没有“大将山”。《处理意见》的后面又认为县人民政府已向原告颁发了8号《山界林权证》，争议地属原告所有，但原告不能提供8号《山界林权证》加以证明。原告到底拥有是7号《山界林权证》还8号《山界林权证》，是否有证，都无证据证明，故不能认为被告核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侵害了原告合法利益，这是其一。其二，在庭审中，对于刘海令、韦传丁与根贡村小组之间建立有林地承包合同关系这一事实，以及刘海令和韦传丁种植林木的事实，刘海令、韦传丁、根贡村民小组包括原告都予以认可，林木的实际种植人是刘海令和韦传丁已经无疑，故被告向刘海令、韦传丁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不违法，亦未侵犯到原告的林木所有权。再则，在林地承包合同未经确认无效之前，不能认定林木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再退而言之，即使是原告的林地，如果承包人的承包行为是善意的，林木所有权也不一定当然归林地所有人所有，林地所有人的损失可以向无权发包人主张赔偿。从这一角度看，被告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亦未侵害原告的合法利益。
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217××40元的请求，因被诉行政行为未侵害其合法利益，此项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柳江县百朋镇根林村民委员会可太村民小组的各项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启春
代理审判员 易 娈
人民陪审员 周 璇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杨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