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6民初1958号
原告：张怡，女，197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庆文，湖北相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伟，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延美，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怡诉被告张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作出（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日、转让方为张怡、受让方为张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张怡的其他诉讼请求。张伟不服，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2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民终661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合同无效与不成立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审对于二者的认识有误，影响到本案正确性。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明确规定，原审以股权转让协议非张怡本人签名以及张怡未委托他人转让股权为依据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协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张怡本人未参与股权转让，但张怡委托他人完成转让的可能性并未排除，原审对该事实未予查清也影响到案件公正审理。鉴于原判基本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裁定，一、撤销（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庆文，被告张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延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伟给付张怡4万元股份的现金价值人民币（下同）70000元；2、张伟给付张怡6万元股份的转让费50000元；3、张伟给付张怡10万元股份10年期限内应得红利分配价值18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伟承担。原审中，张怡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2004年4月1日张怡与张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事实与理由：张怡原籍武汉市人，2002年，张怡与案外人一起成立了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章程第九条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张怡出资10万元整，占出资份额的20%。验资报告中，张怡现金投入4万元，尚欠6万元。2004年4月1日，在张怡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伟伪造张怡的笔迹与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方张怡将其持有的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股份10万元（占总股本的20%）转让给受让方张伟，其中4万元为已缴资本，6万元为尚欠资本。2004年4月9日，张伟伪造张怡的笔迹，与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了章程修正案，确认张伟为公司股东，其出资额为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全部为现金出资。2004年4月12日验资报告中，张伟出资10万元，占出资份额的20%。附件一验资事项说明中，新增股东张伟本次受让原股东张怡转让的股份10万元，并以现金投入6万元补齐原应出资部分。在张伟违法取得20%的公司股份后，由于公司经营效益较好，2004年7月19日，张伟的公司股份因股权转让变更为25%；2006年3月2日，张伟的公司股份因股权转让变更为35%；2007年6月15日，张伟的公司股份因股权转让变更为85%。截止至2013年11月27日，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罗幺梅出资7.5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5%，张伟出资42.5万元，占出资比例85%，据了解。罗幺梅与张伟系夫妻关系。张怡自2003年开始一直在北京读书，现在北京工作。2013年9月，张怡前往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意外发现其本人已不是公司的股东，后张怡从工商机关查询档案得知，自2004年4月1日开始，张怡10万元的股份已转让给张伟。张怡认为张伟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法院。
重审中，张怡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原全部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张伟与张怡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张伟承担。
事实与理由：在原一审诉讼期间，张伟在已知张怡签名鉴定虚假的前提下，于2016年5月3日将其名下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冯长文。为此变更诉讼请求。
张伟辩称：办理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04年4月1日，张怡原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且为目标公司的监事，股东大会、监事会每年召开，张怡作为股东、基于履行监事义务，张怡也应当不迟于2005年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张怡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时效中断的事宜，请求驳回张怡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目标公司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于2002年4月16日登记成立。企业登记档案显示，发起人为，邓亚凡出资17.5万元，持有公司35%股权；田兰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王志刚出资2.5万元，持有公司5%股权；闫宝红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张怡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
2002年4月11日，前述全体股东承诺，在一年之内将其应缴的出资额50万足额缴纳到位。
2004年4月9日，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实缴20万元），本次拟补齐注册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实缴50万元），本次到位的30万元，由原股东邓亚凡、闫宝红、田兰、王志刚和新增股东张伟共同出资。同意原股东张怡退出本公司，并将其所持股份10万元全额转让给新增股东张伟，张伟为公司新股东。变更后股东所占股份为：……张伟出资额为1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全部为现金出资……”全部股东签字处，有邓亚凡、田兰、王志刚、张怡、闫宝红、张伟的签名。
2004年4月16日，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变更股东及出资登记为，邓亚凡出资17.5万元，持有公司35%股权；田兰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王志刚出资2.5万元，持有公司5%股权；闫宝红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张伟出资10万元，持有公司20%股权。
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张怡；受让方：张伟。经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转让方、受让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转让方将其持有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份人民币10万元（占总股本的20%）转让给受让方，其中4万元为已缴资本，6万元为尚欠资本；2、从股权转让之日起，受让方按受让比例享受公司的债权和承担公司的债务；3、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转让方处有张怡的签名，受让方处有张伟的签名。
原审中，张怡申请就前述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转让方”处“张怡”签名字迹、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9日”的《章程修正案》上“全体股东签字”处“张怡”签名字迹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5］文鉴字第8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上述检材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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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时间为“2003年9月10日”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登记表》封面上“姓名”处“张怡”签名字迹、落款时间为“2003年9月10日”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登记表》第一页上“姓名”处“张怡”签名字迹、《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登记表》第4页上“本人签名”处“张怡”签名字迹进行比对，鉴定意见：1、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转让方”处“张怡”签名字迹与送检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2、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9日”的《章程修正案》上“全体股东签字”处“张怡”签名字迹与送检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另查明，目标公司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股权历经多次变更，现公司股东及出资登记为，罗幺梅出资7.5万元，持有公司15%股权，冯长文出资42.5万元，占出资比例85%。
在庭审中，张伟自述，其与张怡的表弟邓亚凡系朋友，邓亚凡联系我，转让股份，签股权转让协议时，只有我签了名，对方的名字是空着的。邓亚凡说张怡的所有事宜都交给他代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2004年4月9日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5］文鉴字第8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加以证明。
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了质疑、说明与辩驳。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客观的审核，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上列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据此，合同的成立应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法。要约、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规则，也是合同成立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法。合同是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开始，由合同要约和对此的承诺达成一致而成立法。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一方面，从未采用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不同要件，来区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问题；另一方面，极少区分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问题，对那些不成立的合同一般均作无效合同对待。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时，通常要确认合同无效，而不会考虑是否存在合同不成立的问题。然而，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通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要使合同产生拘束力，从而实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利益。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应当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无效：
从两者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来看，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的不成立是指当事人未就合同的主要条款未达成合意，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的无效是指因不符合法律强行性要求的、违反公序良俗、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合同。可见，判断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的要件显然是不同的。不成立合同强调的是程序内容不合法，无效合同强调的是实体内容不合法。分析判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载明的实体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具有其他法定合同无效的情形，目前根据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非为张怡签字，张伟对此亦未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加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从两者形成的法律关系来看，不成立合同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缔约关系，尽管当事人未形成合同法律关系，但不等于相互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而无效合同的当事人已完成了合同订立的程序，双方已形成合同关系，只不过无效合同的内容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已。此外，当事人的缔约关系已消灭，因为此时合同已成立，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权利义务已完成。如前所述，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完成了合同订立的程序，张伟自述，邓亚凡联系其转让股份，签股权转让协议时，只有张伟签名，对方的名字是空着的，可知张伟缔约时并未直接与张怡达成合意。张伟又述，邓亚凡自称张怡的所有事宜都交其代理，张怡对此予以否认。在张怡是否委托他人完成案涉股权转让的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当由张伟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张伟在原审中就此委托事实提供了邓亚凡的书面证言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邓亚凡未出庭作证，也没有证据证明邓亚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孤证不立，目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怡委托他人完成案涉股权转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张伟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双方未形成合同法律关系。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没有遵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签订的不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合同不成立。
关于张伟主张张怡诉请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超过诉讼时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是法律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对合同成立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确认合同是否成立是价值判断的范畴，而不应考虑合同经历的时间过程。合同是否成立是一种法律状态，确认合同是否成立属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
形成权的行使表现为单方行为，并不需要对方当事人为特定行为即可产生法律效果，所以形成权不以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者行为表现为必要的行使条件，更不能以形成权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其是否享有形成权的标准。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诉讼时效的适用并不以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还需借助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予以确认，没有司法权的介入，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与形成权并不针对诉讼为目的内容存在本质的区别。
由于诉讼时效是以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为适用条件的时效制度，其适用的范围仅应限于一方当事人对权利人的权利从事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表示为判断标准，所以诉讼时效的适用依赖于对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行为表现，只有在权利人的权利因对方的意思表示或行为表现受到侵害时，才产生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而形成权则是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产生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效果的权利内容，其行使应无需依赖于对方当事人的任何表示或表现即可产生法律效果，其与诉讼时效的适用在时间、空间、条件等内容上完全处于不同的位置，因而形成权属单独的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据此，诉讼时效制度仅限于债权请求权范围，不适用于形成权。
如前所述，确认合同不成立中的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如果确认合同不成立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则必然使违法的合同经过一定时间便可获得法律的保护，使不成立的合同经过时间的延续达到与有效合同相同的事实结果，违法的利益也将变成合法的利益，这显然与我国的法律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是不相符合。张伟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综上，判决如下：
确认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1日、转让方为张怡、受让方为张伟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
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鉴定费2000元由被告张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张俊良
人民陪审员 刘 理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