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3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徐恒祥，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玉伟，河北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贾启才，男，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黄骅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唐树生，男，1964年2月5日出生，蒙古族，住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英，女，196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黄骅市，系唐树生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维刚，男，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黄骅市。
上诉人徐恒祥因与被上诉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滩涂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5）黄民初字第3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恒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尹玉伟、被上诉人贾启才、王维刚及唐树生的委托代理人王秀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恒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主张已交付上诉人3000亩滩涂的事实不能成立，上诉人是在刁口乡政府收回被上诉人3000亩滩涂的前提下为迎合被上诉人要回3000亩滩涂才出具的相关证明及在政府协调会上做的虚假表态，所谓的欠条及预付款均是在没有履行交付滩涂前形成的，在上诉人的逾期目的未达到时，上诉人有理由和法律依据要求被上诉人返还预付款，一审法院仅仅从证据的字面反映的所谓“法律事实”进行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2、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逾期利息无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答辩称：上诉人所说不是事实，3000亩滩涂已经包括在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滩涂承包合同中，上诉人把滩涂全部转包出去，包括被上诉人的3000亩滩涂，300万元是上诉人给我们的转包费。
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徐恒祥立即偿付欠款2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诉讼费用由徐恒祥承担。
徐恒祥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依法判令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返还已收取的徐恒祥100万元，诉讼费用由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26日，原告贾启才与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签订《滩涂综合开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00年8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止，承包面积约10000亩，位置“防潮坝以北，西起一号涵洞东约200米泥沟处，东至原油区办虾池”，后因贾启才资金不到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经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与贾启才同意，合同承包人变更为徐恒祥。2001年12月19日，被告徐恒祥与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签订《滩涂综合开发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00年12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止，总面积约17000亩（±1000亩），位置“防潮坝以北，上下潮间带分界线以南，防潮坝一号涵洞闸以东，利津县油区办虾池东大坝二河以西”,该合同签订时，2000年7月26日原告贾启才与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签订《滩涂综合开发土地承包合同书》同时作废，该合同包含2000年7月26日贾启才签订合同中的10000亩,该份合同现正常履行。因受当时技术限制，2001年刁口乡政府与被告徐恒祥签订合同时并未对交付给徐恒祥的滩涂面积做精确测量，双方只是在合同中约定面积约17000亩（±1000亩），但实际面积远远多于17000亩（±1000亩）。庭审中，被告也自述，经营初期原被告在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管理使用滩涂的实际面积为23000亩，由原告方经营其中的3000亩。
另查，自2002年4月12日起至2011年10月20日止，原告方将位于山东省利津县刁口乡由其自己经营的3000亩滩涂先后承包给徐恒刚（徐恒祥认可是自己在实际经营）、陈志华、赵金雨等人。2006年11月24日，原告与陈志华、赵金雨签订滩涂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06年11月25日起至2011年11月24日止，承包金额五年共计16.5万元。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被告商定，由被告将原告自己经营的3000亩滩涂收回并连同被告经营的滩涂一起发包给大连的李某，在此前提下，原告与陈志华、赵金雨在2006年11月24日签订的合同于2011年3月2日作废，在合同作废的当日，贾启才将合同解除款20万元赔付给陈志华、赵金雨。2010年9月1日，原告贾启才为被告徐恒祥出具了一份“我叫贾启才原来与陈志华签订的养殖合同现已和陈志华谈妥，从他们出完虾以后收回与陈志华无关，从此以后此地归还徐恒祥所有”的证明。经被告徐恒祥与李某商议，李某同意让养殖户先干着，等2011年秋天出完虾后再将3000亩滩涂收回来。
再查，2010年11月12日，徐恒祥一方与李某签订了第一份滩涂转包合同即《土地转包合同书》，合同面积25900亩，分别由2001年12月19日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荒碱地承包合同》即《滩涂综合开发土地租赁合同》租赁的（记载面积）17000亩（±1000亩）和2010年4月13日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签订的“利土承包合字【2010】第001号、第002号”两份《国有土地承包合同》的2900亩、2950亩三部分共计面积22850亩构成，合同期限自2010年11月8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土地转包合同书》25900亩的面积比徐恒祥一方与利津县相关部门签订的有记载的合同面积22850亩多出3050亩。合同签订后，又经刁口乡政府卫星测量，发现徐恒祥一方的合同面积与实际经营面积不符，乡政府要求徐恒祥补交3000亩的使用费，徐恒祥未交，乡政府决定将多出的3000亩收回。因贾启才所经营的3000亩滩涂有独立泵站自成体系，因此刁口乡政府遂将贾启才原先经营的滩涂区域收回。2012年春天李某、徐恒祥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合同面积调整为22700亩，另有150亩被变电站占用。因发生3000亩地的问题，李某未能按照第一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和方式给付徐恒祥全部承包款5905.2万元。经过两次改签，直至2013年7月8日李某、徐恒祥最后定稿签订了《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该合同为被告与李某签订的第三份合同），合同就合同面积、金额及付款时间和方式重新进行了约定，合同面积确定为约合22700亩（±1000亩），该22700亩（±1000亩）由2013年5月20日徐恒祥与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签订的面积17000亩（±1000亩）的《国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租赁合同》（“该合同与2001年12月19日徐恒祥××刁口乡签订的面积17000亩（±1000亩）的《滩涂综合开发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对应的，只有新旧之分、期限之分”）和2013年5月20日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签订的《国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租赁合同》的面积5700亩构成，合同金额变更为5100万元，李某已经履行完全部合同款项。
再查，在刁口乡政府划走3000亩滩涂后，2011年12月份左右，贾启才与徐恒祥之间发生纠纷，在利津县委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等相关领导及原告贾启才、被告徐恒祥、本案证人王某等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徐恒祥认可“原告贾启才的3000亩地在徐恒祥处，找徐恒祥要，徐恒祥保证把地给原告”。到了2012年9月6日，被告徐恒祥为原告方出具了《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欠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利津县刁口乡滩涂款叁佰万元（3000000）元，2012年10月15号还款100万元（壹佰万元）2013年7.30号还清剩余款项（200万元）贰佰万元，欠款人：徐恒祥2012.9.6号”。2012年10月17日、10月30日，被告徐恒祥一方通过网银向原告方付款，两次共计付款100万元。2015年3月20日、2015年6月23日，原告贾启才先后两次向被告徐恒祥追要200万元欠款，被告徐恒祥认可该债务。2015年7月27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偿还欠款200万元，并从2013年7月30日开始，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支付逾期利息。
再查，原告提供证人王某证实：原告唐树生是我姐夫，被告徐恒祥是我舅家表哥。我知道三个原告在利津县××3000亩地，我参与过原被告之间的两次协商，其中最后一次是在银海饭店里徐恒祥给三原告打了一个欠条，当时我在场，大概内容是到什么时候还清300万元。之后我和原告贾启才基本天天找徐恒祥要账。
被告提供证人张某证实，2000年、2001年被告通过原告在刁口乡开发滩涂，原告也跟着合作，刚开发时大约是22000亩，其中包括原告经营的3000亩，原告3000亩滩涂的位置是证人张某给选定，在卫星定位之前原告的3000亩滩涂在22000亩中，被告实际经营的面积大于合同中记载面积17000亩。
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期限六个月至一年的贷款利率为年6%。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刁口乡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原告提交经被告质证的：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条》、《滩涂综合开发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协议》、《收条》、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常住人口登记卡、录音和文字材料及被告提交经原告质证的：《国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租赁合同》、《土地合作开发合同》，证人李某提交的经原被告质证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合作开发合同》及原被告和李某均分别提交并经质证的同一份《滩涂综合开发土地租赁合同》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物权合同关系。被告的陈述、被告提供的证人张某的证言及原告提交的将3000亩滩涂先后承包给徐恒刚（实际是徐恒祥在经营）、陈志华等人的合同，能够证实自2000年至2011年原告方在刁口乡有享有独立经营管理使用权的3000亩滩涂。被告提交的2010年9月1日原告为被告出具的证明、大连李某的证言及原告提交的与陈志华签订的合同、合同备注及退承包费的收条，能够证实原被告商谈滩涂处分事宜以及原告按照证明要求收回了承包给陈志华的滩涂，并将滩涂经营权移交给徐恒祥的约定，以及之后被告徐恒祥与李某协商，就原告的3000亩滩涂，允许养殖户继续使用直到2011年秋天，该约定系被告与李某双方意思表示，其对滩涂经营权的处分与原告无关。被告提交的与大连李某签订的合同及李某的证言和李某提交的合同，能够证实在经卫星测量多出的3000亩滩涂被刁口乡政府收走后，被告与李某重新签订了22700亩（±1000亩）的合同，包括被告2001年租赁刁口乡政府的（记载面积）17000亩（±1000亩）的滩涂在内。李某收到以上滩涂并已经向被告履行了全部合同款项5100万元。原告提交的2012年1月12日在利津县委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等相关领导及原被告和本案证人王某等在场情况下的录音及2012年9月6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原告滩涂款300万元的欠条、2012年10月被告向原告付款100万元的银行记录、2015年3月和6月原告向被告催要欠款200万元的录音，能够证实3000亩滩涂被刁口乡政府收走后，利津县政法委等部门出面协调，被告在相关领导在场的情况下认可原告的3000亩滩涂在被告那里，被告承诺原告的3000亩滩涂找被告要，并且被告在距离相关部门协调结束后的第八个月为原告出具了300万元的欠条，并给付了100万元的欠款，之后在2015年的催要中被告亦认可尚欠原告200万元的事实。综上，被告将原告享有独立经营管理使用权的3000亩滩涂与被告自己经营的滩涂一起对外发包，被告应将其发包收益对原告予以一定的补偿，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认可其欠原告300万元并自动给付100万元的行为，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未能按期给付全部款项，显属违约，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剩余200万元的请求，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因被告未按期履行剩余200万元的付款义务，故原告依照欠条,要求被告自2013年7月30日开始支付未偿还部分即200万元的逾期还款利息的主张，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但原、被告并未就逾期还款利息的标准作出约定，原告要求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支付的要求并不明确，本院酌定参照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自2013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主张因原告未将3000亩滩涂交给被告，故请求原告返还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的100万元。从被告提供的证人张某的证言、被告的自述均能证实被告实际管理使用的滩涂面积远远大于2001年12月19日被告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租赁合同中的纸面记载面积17000亩（±1000亩）几千亩，另外被告方陈述2010年11月12日被告与李某签订第一份合同时，合同中包含原告方的3000亩，第一份合同的总面积为25900亩，位置构成为2001年12月19日被告徐恒祥租赁的17000亩（±1000亩）和2010年4月13日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签订的利土承包合字【2010】第001号、第002号两份《国有土地承包合同》的2900亩、2950亩三部分共计22850亩，如果原告的3000亩不包含在被告的17000亩（±1000亩）中，被告方应在与李某签订的这第一份合同中像其他地块一样单独列明，而被告没有列明就应理解为原告的滩涂包含在被告的地块中。被告与李某签订的第一份合同面积25900亩比三个地块的面积之和22850亩多出3050亩，而被告自述中也明确表述由于当时没有卫星定位，测量不准确，造成原被告实际经营管理使用的滩涂面积为23000亩大于有合同记载的面积，因而被告在明知三个地块的记载的面积之和22850亩小于25900亩的情况下仍然与李某签订了25900亩的合同。之后刁口乡政府经过卫星定位测量发现滩涂多出3000亩予以收回后，被告在利津县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对收回的3000亩滩涂进行协调时的自认以及时隔协调结束八个月之后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和付款的行为，以及被告在原告催要欠款时认账的行为，均证实了被告欠原告滩涂款，被告给付原告100万元是被告的履约行为，故被告的反诉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徐恒祥主张其仅代表个人意志，无权处分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的财产，因此其出具的欠条不具备合法的效力。从被告及李某提交法庭的《土地转包合同书》、《滩涂综合开发土地租赁合同》、《国有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合作开发合同》、《国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租赁合同》，能够证实转包给李某的滩涂中仅有5000多亩属于2010年之后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承包的，其他滩涂为徐恒祥在2001年12月19日与刁口乡签订的17000亩（±1000亩），徐恒祥对该17000亩（±1000亩）滩涂有处分权，而原告所主张的滩涂系与徐恒祥有关的滩涂与利津县祥发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承包的滩涂没有任何关系，且被告徐恒祥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自愿为原告出具欠条并履行还款责任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被告的抗辩，依法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徐恒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滩涂款20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3年8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恒祥的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反诉费69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徐恒祥承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滩涂承包合同中是否有被上诉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刁口乡政府收回的是徐恒祥的3000亩滩涂还是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
关于上诉人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滩涂承包合同中是否有被上诉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3000亩滩涂的问题，根据利津县刁口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贾启才、徐恒祥滩涂使用情况的说明”，2000年7月26日贾启才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滩涂综合开发土地承包合同》因贾启才资金不到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同意合同承包人变更为徐恒祥。2001年12月19日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滩涂综合开发土地租赁合同》时，贾启才与刁口乡政府的承包合同同时作废，贾启才与刁口乡政府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从该情况说明的内容看，自2001年12月19日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17000亩的滩涂土地租赁合同后，贾启才再没有与刁口乡政府签订任何滩涂土地承包合同。且根据一审法院对李某的询问笔录，李某认可2001年12月19日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合同中的位置和面积包含着2000年7月26日贾启才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0000亩合同中的位置和面积。再结合徐恒祥认可2002年4月10日承包贾启才3000亩滩涂的事实，能够认定徐恒祥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滩涂承包合同中有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
关于刁口乡政府收回的是徐恒祥的3000亩滩涂还是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问题。徐恒祥认可2010年11月12日其与李某签订的转包合同中25900亩的滩涂面积来源于2001年12月19日其与刁口乡政府签订的17000亩合同和2010年4月13日以徐恒平的名义与利津县利北工作委员会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中的5850亩滩涂面积，而徐恒祥的17000亩滩涂中又包含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这样计算下来徐恒祥多出3000亩滩涂没有承包合同。且根据一审法院对李某的询问笔录，徐恒祥手中的合同面积大约是22700亩，但当时徐恒祥与李某的合同面积是25900亩，多出3000亩，后来刁口乡政府经过实际测量，出现了徐恒祥的合同面积比实际占有面积多出了3000亩，刁口乡政府要求徐恒祥补交3000亩的使用费，徐恒祥补交，刁口乡政府就收回去了。综合以上事实及证据，能够认定，刁口乡政府收回的3000亩滩涂是徐恒祥多出合同面积的3000亩滩涂。
另，虽然被上诉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上建有房屋、涵闸等，而刁口乡政府收走的3000亩滩涂就是该部分滩涂，但对外刁口乡政府收走的是徐恒祥多出的3000亩滩涂，对内徐恒祥的17000亩滩涂合同中还应当有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的3000亩滩涂。在徐恒祥为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出具300万元滩涂款欠条，并实际给付100万元的情况下，徐恒祥应当将剩余的200万元滩涂款给付贾启才、唐树生、王维刚。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徐恒祥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珍
审判员 张 梅
审判员 高宝光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丁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