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12民初11897号
原告：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潼南区。
法定代表人：潘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景远清，重庆法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住所地重庆市潼南区。
投资人：朱勇，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志强，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正，重庆法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勇，男，197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原告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诉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朱勇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因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申请司法鉴定，本案中止诉讼并转为普通程序。2016年12月15日，四川现代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缺乏鉴定所需的部分证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该委托鉴定事项的回复函。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沈远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先容、彭钦梅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潘毅及其委托代理人景远清，被告投资人暨被告朱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志强、孙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立即停止对原告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新店村2组的泥鳅养殖基地的侵害，并排除危害、恢复原状；2、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赔偿原告损失17488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承担；4、被告朱勇对上述三项请求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从事台湾泥鳅种苗繁育、商品泥鳅养殖、销售的企业，占有土地137亩，累计投资500余万元。2016年4月下旬，原告陆续发现养殖塘的种鳅出现死亡，个别批次水花（这里是孵化不久的泥鳅幼苗的俗称，下同）下塘后全部死亡，经技术处理未见好转；到5月初，原告技术人员例行换水后发现部分幼苗塘里的幼苗全部死亡，商品鳅和种鳅也大量死亡。经水质检测，鱼塘氨氮及亚硝酸盐严重超标。经排查发现，是被告养猪场排污引起河道水质污染造成原告所养殖的泥鳅死亡。经鉴定，经济损失达1748800元，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被告朱勇辩称：1、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泥鳅死亡原因不明，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联性；河水污染与当地农民使用化肥、农药有关；原告鱼塘水质偏肥，水深不足。2、鉴定意见缺乏科学性，程序违法。委托鉴定的材料与本案无关；送检的水样、泥鳅样本不是事发当时的水样、泥鳅；评估损失的材料来源和鉴定方法不合法；鉴定意见得出的结论不科学。3、原告对损失的扩大存在过错。没有及时化验水质，没有立即启动应急措施。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潼南区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证明2016年6月7日，重庆市潼南区环境监测站对原告周边进行了水质检测，结果显示从被告的排污口、排污沟渠、排污河道及原告的取水口等断面所取水样水质氨氮严重超标。2、潼环罚字[2016]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2016年6月24日，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重庆市潼南区环境保护局对被告处以罚款100000元的行政处罚。3、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更正函，证明重庆市潼南区渔政管理站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养殖的泥鳅大量死亡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损失进行了司法鉴定。4、收条一份、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西南大学向原告出具的收到司法鉴定费用的现金40000元的收条，原告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转账20000元，渔政监测管理站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后，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要求原告支付鉴定费用60000元。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排污的违法行为；被告养猪厂排放的污水系污染源，与原告养殖泥鳅的大量死亡有因果关系；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为1748800元；被告严重侵权，应当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潼南区渔政管理站拍摄的24张照片，证明泥鳅的死亡非常少，水质非常好。2、潼南区渔政管理站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笔录里的语句不严谨，有“听说”等语句，管理站应当对现场进行勘察。3、申请书，由被告向潼南区环保局提起的申请，证明了被告有齐全的排污设备，排污达到标准。4、被告自己照的照片12张，证明被告的排污设施设备情况。5、被告与村民、村社签订的沼液还土协议5份，证明被告对环境的治理、整顿。6、39份租用耕地荒坡协议，证明被告租用土地65.5亩荒坡300亩是用于治理环境，避免污染。7、原被告之间在双江镇政府的调解笔录，证明2016年6月7日发现泥鳅大量死亡，监测结果表明只是当时被告存在排污行为。8、律师调查笔录2份，对黄某、李某的调查，证明被告在排污时已经进行了处理，他们租用了村民的土地和荒坡净化污染物，从被告到河沟的直线距离是2000米，原告距河沟排污口有3-4公里。9、2016年12月13日的新闻报道，证明西南大学与潼南区农委有对口关系，鉴定所应当回避。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证明了水质含量，没有证明水样与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对被告的处罚是要求被告拆除设施设备，而不是处罚被告的排污行为。对证据3的鉴定主体有异议，因为委托鉴定的主体不合法，委托人是潼南区渔政管理站，不是本案当事人，根据证据规定，要求司法鉴定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委托，或者由人民法院主持委托；司法鉴定所与潼南区渔政管理站之间存在业务和专业对口的关系，因此，西南大学应当遵循回避原则；该鉴定材料的取得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规定，即不符合真实、合法、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取水质和泥鳅方面，取证时没有证人在场，取样没有进行封存，故从鉴定书上看不出到底在哪儿取样的，也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就直接送检，取样程序不合法；泥鳅的死亡不是疾病引起的结论不属实，因为只检测了寄生虫等原因，没有检测其他的可能的死亡原因，包括泥鳅自身原因等；受损情况表存在重大问题，客户情况表与本案的损失没有必然联系，鉴定机关是对实际损失进行鉴定，没有物价部门的价格评议表，表里没有计算存活率是错误的，按100%计算存活率是违背常理的；表4的客户预付款赔付不属于鉴定范围，且泥鳅死亡直接损失项目用直接损失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从表中及备注可看出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那么包含了成本及利润，利润就是间接损失，因此直接损失的计算是错误的；鉴定程序不合法的地方还在于现场取样的鉴定人员只有1人，其余2人是渔政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按规定，司法鉴定所指派鉴定人员现场勘验必须有2人，且其中一人要有鉴定资质，所以司法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里记载，取样之后，水样由委托人直接交到实验室，不是鉴定所自己取样。该证据本身程序不合法，鉴定内容、结论不科学客观、不真实，所以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对更正函无异议。对证据4的西南大学向原告出具的收到司法鉴定费用的现金40000元的收条无异议，但是收条不是发票，应当出具正式的发票，盖章是西南大学荣昌校区水产系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作为本案损失认定；对原告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转账20000元无异议。收条和鉴定意见结合起来，可以证明原告与渔政管理站之间存在串通的嫌疑。渔政管理站是国家执法机关，鉴定的目的是为了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因此鉴定费应由委托人渔政管理站自行缴纳，本案查明的是由原告代委托人缴纳鉴定费用，足以说明鉴定报告不客观不科学，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2能证明污染源系被告排放，情况属实，该笔录系主管部门在现场的调查笔录，内容客观真实；对证3、4、5、6、8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本案证明目的；对证7，因为有调解的情况，能够证明泥鳅的死亡与被告的排污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他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9与本案无关联性，西南大学与主管部门的正常合作不能推断西南大学的司法鉴定所与渔政管理站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其不能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回避的理由。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的证据1、2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的排污行为污染了河水的情况；对证据3所得出的部分损失意见予以确认；对证据4代缴的鉴定费不予确认；对被告的证据1-6、8予以确认，但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的排污行为污染了河水并造成原告损失的情况；证据9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是从事台湾泥鳅种苗繁育、商品泥鳅养殖、销售的股份合作社，占有土地137亩；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是生猪养殖企业。两企业相距1千米左右，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位于新堰河原告取水点的上游。2016年4月下旬，原告陆续发现养殖塘的种鳅出现死亡，个别批次水花下塘后全部死亡，经技术处理未见好转。5月初，原告技术人员例行换水后发现部分幼苗塘的幼苗全部死亡商品鳅和种鳅也大量死亡。经水质检测，鱼塘氨氮及亚硝酸盐严重超标。截止6月7日，重庆市潼南区渔政管理站现场检查勘验，了解到原告大约死亡水花1亿尾、寸片（这里是一寸左右泥鳅幼苗的俗称，下同）死亡1千万尾，成鳅死亡2000千克左右，种鳅死亡2000千克左右。6月8日监测报告表明，原告在新堰河取水点处的水质PH值为7.29，化学需氧量52.2，氨氮含量4.96，总磷0.758；原告新抽入水池采样点的PH值为7.21，化学需氧量72.4，氨氮含量3.74，总磷0.619。
2016年6月24日，重庆市潼南区环境保护局以被告擅自停运污染防治设施为由，对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作出潼环罚字[2016]22号行政处罚决定，罚款100000元。
2016年6月23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根据重庆市潼南区渔政管理站的委托，作出西大司鉴（2016）鉴字第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导致原告泥鳅大量死亡的原因为上游猪场排污导致河道水体严重污染；2、原告损失评估1748800元（含客户预付款赔付733000元，泥鳅死亡直接损失10155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出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本院委托四川现代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2月15日，四川现代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以缺乏鉴定所需的部分证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该委托鉴定事项的回复函。
另查明，原、被告之间所在的新堰河没有支流，可以排除其他主体实施了污染行为。审理中，原告基于被告的侵害行为已经停止，自愿放弃第一项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应对存在环境污染行为和所受具体损失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对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污染行为是否存在关联性；二是原告的具体损失如何确定；三是污染责任如何承担。本院评述如下：
一、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污染行为是否存在关联性。潼环罚字[2016]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被告于2016年5月29日擅自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养殖粪水通过一根自建的PE50管子排入柠檬基地，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粪水流入环境。可以确认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实施了违法排污行为并导致河道水体污染。被告没有直接将养殖粪水排入原告的鱼塘，但是原告的养殖用水来自河道水体，河道水体的污染导致了原告鱼塘的污染并最终造成鱼类死亡，因此，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污染行为存在间接的关联性。被告辩解原告泥鳅死亡原因不明，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联性，河水污染与当地农民使用化肥、农药有关，原告鱼塘水质偏肥，水深不足等理由，不足以否定其违法排污行为间接污染原告鱼塘的事实。
二、原告的具体损失如何确定。本案中，原告损失的鱼类主要是泥鳅水花、寸片等用于销售的幼苗，很难用称重的方式确定其价值。同时，污染行为与鱼类死亡都具有一定时效性，被告的污染与原告的损失应当以当时已有记载为准。从重庆市潼南区渔政管理站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中原告自述死亡水花1亿尾、死亡寸片1千万尾，死亡成鳅2000千克左右，种鳅死亡2000千克左右的情况，结合西南大学西大司鉴（2016）鉴字第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其认定原告损失的客户预付款赔付733000元，泥鳅死亡直接损失1015500元的情况，考虑原告占地面积137亩的养殖规模，可以确定本案中原告的损失为1015500元。被告辩解认为西大司鉴（2016）鉴字第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既然按照市场价格计算了泥鳅死亡的全部损失，就不应该再计算定金损失的理由能够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至于鉴定费用损失60000元，本案鉴定是潼南区渔政管理站委托，原告代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主张。
三、污染责任如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没有直接污染原告的鱼塘，但河道水体是原告鱼塘的水源，被告污染该水源，应当承担责任。被告没有举示“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证据，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鱼苗应该有因天气等自然原因产生部分死亡的情况，同时，原告也有应急处理不及时、不科学的情况，可以适当减轻被告的承担责任。综合本案情况，酌情确定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承担80%的责任。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朱勇作为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虽是个人独资企业，但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该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故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诉讼费，原告应该就超过诉讼标的额1015500元的诉讼费6600元自行承担，其余部分的诉讼费由双方按照上述比例分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渔业损失人民币812400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0540元，由被告重庆市潼南区顺隆养殖场负担11152元，重庆市潼南区庆洋水产养殖股份合作社负担93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远东
人民陪审员 王先容
人民陪审员 彭钦梅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马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