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146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春苑，女，汉族，1961年2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勇，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璇，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号保利国际广场*****层。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琶洲跃龙大街**号。负责人：徐志恒，社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昊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号****房。法定代表人：陈俊亮，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徐春苑因与被申请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琶洲经联社）、广州昊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丰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622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徐春苑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在没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视为”徐春苑与保利公司未就本案讼争的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进而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9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了预约条款，合同合法有效，保利公司应履行双方约定的预约条款。《安置协议》第一条第一款关于确定回迁户型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的条款属于预约条款，保利公司有义务履行该预约条款，即提供户型供徐春苑选择，并就具体回迁户型与徐春苑协商。但由于保利公司建设的住宅不足，导致其必然无法就回迁户型与全部村民进行协商确定，从而构成违约。徐春苑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保利公司履行该预约条款，完全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2.二审法院以协议双方未达成补充协议就“视为”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合同，显然不符合维护交易稳定性的合同法精神。《安置协议》签订时，回迁户型根本没有确定，当然无法就具体回迁户型直接作出约定，故双方约定了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的条款，这在实践中也时常发生。合同除了对回迁房型未约定，对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支付临迁费的违约金及逾期交楼的违约金计算方式等安置补助情况都进行明确约定。如果按照一、二审法院的逻辑，未在合同中穷尽一切情况的合同都应当被认定为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协议，显然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3.二审法院错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促成合同目的的实现。本案双方当事人本着保利公司能拆除徐春苑的房屋并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的目的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故二审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协议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进行裁定，而非简单地认为法律对回迁房屋如何确定没明确规定就否认双方的合同关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适用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了《安置协议》，故不适用该批复。（二）二审法院无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将保利公司基于其与徐春苑签订的《安置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认定为受琶洲经联社所托的代理行为，将本案纠纷归入“村民自治范畴”，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保利公司应履行其与徐春苑签订的《安置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否则，徐春苑就有权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这一案由请求法院判令保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2.保利公司与琶洲经联社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保利公司在本案一审时曾提交其与琶洲经联社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其中明确约定：“保利公司代替琶洲经联社履行与拆迁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义务，享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权利，并具体实施各项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而“代替”不同于“代理”，实际上是琶洲经联社将其在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中的权利义务全部交由保利公司概括承受，或者是债的加入；事实上也是保利公司直接向村民交付回迁房及支付安置补助费等。据此，如果是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是保利公司从琶洲经联社取得回迁房及安置补助费，再补偿给村民，但事实并非如此，交付回迁房之前，房屋所有权人是保利公司，支付安置补助费的金额也是保利公司承担，故负责拆迁安置补偿的主体就是保利公司，只不过琶洲经联社需共同承担责任而已。3.二审法院将本案归入村民自治的范畴没有法律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列明的自治事项看，自治的范围仅限于集体财产的使用、收益、处置和基于村民社员权享受的公益事业，并非对成员私有财产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徐春苑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对地上房屋等私有财产享有排他的所有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徐春苑被拆掉的房屋是私产，回迁安置补偿的房产也是其私产，琶洲经联社无权干涉和管理，更没有能力及财产交付回迁房屋。4.二审法院将本案归入村民自治范畴，完全无视琶洲经联社的答辩意见。琶洲经联社在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及《广东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辩称案涉纠纷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上述法条并没有规定村民被拆迁的房产及回迁安置补偿的房产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关于认定琶洲经联社一、二审答辩意见相矛盾的问题，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琶洲经联社在一审中辩称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也不等于其在答辩状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村民自治”仅仅是司法途径以外的解决途径。琶洲经联社二审书面答辩认为案涉纠纷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属于保利公司与村民之间建立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二审法院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否定这一答辩意见，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要推翻琶洲经联社一审的答辩意见应当有合理解释及提供相应证据。首先，琶洲经联社一审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基础。其次，从举证责任来讲，当事人只能证有不能证无。琶洲经联社名下的房产、商铺都是村集体财产，并不能用以交付给个别村民作为回迁安置，故琶洲经联社没有办法证明其名下没有可以赔偿个别村民的私产。本案未交付给村民的回迁房都在保利公司名下，而不是在琶洲经联社名下，故琶洲经联社辩称的“我社根本没有能够用来供村民回迁的财产”这个事实完全无需另外提供证据证明。再者，琶洲经联社的答辩意见属于当事人主张，不属于证据规则上需要举证证明的事实。故一、二审法院要求琶洲经联社通过“村民自治”方式解决拆迁户的回迁利益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4.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复函、答复、批复，裁定法院有权审理本案。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2007]民立他字第54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116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法研[2001]5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的内容可知，针对本案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案件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三）二审法院认定因《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以下简称《摇珠分房方案》）本身不完善导致未能明确徐春苑在未参与摇珠后回迁安置问题的解决途径，而民事诉讼无法完善《摇珠分房方案》，故在保利公司另行提供的房源不被徐春苑接受的情况下，徐春苑一审请求保利公司等交付回迁安置住宅房屋等诉讼本身不具有确定性，法院无法进行实体审查作出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1.徐春苑并非必须依照《摇珠分房方案》取得回迁房，《安置协议》并未约定必须通过摇珠分房才能确定回迁房。二审法院将“合法有效的”的《摇珠分房方案》作为徐春苑取得回迁房的唯一途径及必要条件，称民事诉讼无法完善《摇珠分房方案》，进而得出法院无法作出具有可执行性的判决这一错误结论，属于严重事实认定错误。2.保利公司提供的房源不适格，才是双方未达成补充协议的根源。保利公司提供的房源是公寓及二手房，非一手住宅，是不适格的房源，徐春苑完全有理由拒绝。3.徐春苑诉求回迁安置补偿住宅完全具有确定性。徐春苑起诉请求判令保利公司交付与琶洲地块十一就近地块的一手商品房住宅，该诉求是确定的，但二审法院在未经过对事实进行论证及依据法律进行说理的情况下，就简单得出徐春苑的诉求本身不具有确定性，完全不具有说服力，也没有法律依据。（四）二审法院认定徐春苑要求保利公司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诉请，均需以交付回迁安置房的审查结果为依据，故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法进行实体审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安置协议》第十条约定了保利公司逾期支付安置补助费及逾期交付回迁安置房屋的违约责任，无需以双方是否就回迁房达成补充协议为前提。事实上，截止至目前，保利公司未向徐春苑交付回迁房，也逾期支付安置补助费，故保利公司应向徐春苑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安置协议》中并未将双方是否达成补充协议作为认定违约责任的条件。即使双方未就回迁房屋的情况签订补充协议，也不影响这部分诉求的实体审查，徐春苑这部分诉求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2.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是确定的，法院能够据此作出可执行性的判决。根据《安置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回迁安置房屋面积是确定的，同地区房产单价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确定下来，违约金的比率也是确定的，故此违约金的计算结果是可以确定的，且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五）二审裁定未就徐春苑在《二审补充说明及代理词》中提出二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的裁决结果进行解释。该案与本案相同，也是因《安置协议》引发的纠纷，经二审法院审委会讨论，认定该案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而认定一审法院以该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案的案由与本案一致，但处理结果完全相反，故二审法院对本案的裁决结果应予撤销。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院查明：徐春苑申请再审时提交二审法院（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并称该案案由与本案一致，但裁定结果完全相反。该案起诉人为李翠莲，其于2016年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保利公司、琶洲经联社，请求判令：1.保利公司向李翠莲提供总面积不小于171.81平方米住宅性质的回迁房，置换之前分配给李翠莲的三套办公性质公寓回迁房；2.琶洲经联社承担履行《安置协议》的连带责任和义务；3.保利公司、琶洲经联社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23日，李翠莲与保利公司签订一份《安置协议》，约定李翠莲回迁总面积为171.81平方米。李翠莲依照公示的“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所制定的分房方案申请了一套住宅和两套公寓，后被告知住宅的户型已全部分配，其被迫申请修改为三套公寓。但从之后公开的信息得知，参加摇珠的外地人还可以分配到住宅，并且有其之前申请的住宅户型。而李翠莲身为琶洲经联社的村民，《安置协议》涉及的被拆迁房屋为农村宅基地房屋，为此，李翠莲多次与保利公司、琶洲经联社协商，要求把分配的公寓置换为住宅，但其不予理睬。对于上述李翠莲起诉一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李翠莲与保利公司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第二条第一项反映，双方是按《安置方案》进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因此，李翠莲与保利公司、琶洲经联社讼争的纠纷本质是双方在履行《安置方案》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2016）粤0105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对李翠莲的起诉不予受理。李翠莲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李翠莲提起本案诉讼针对的是其与拆迁单位李翠莲签订的《安置协议》，而非对琶洲经联社公告的《安置方案》有异议。李翠莲与保利公司作为《安置协议》中合同的相对方，因该协议而引发的纠纷，属于民法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以本案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属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3540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受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徐春苑依据其与保利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以保利公司至今未依约向其交付回迁安置房屋已构成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安置方案》未明确回迁安置房的具体分配方式。《安置协议》只是确定徐春苑回迁安置的房屋标准和面积、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迁补助费等费用的支付标准、交房期限和交楼标准以及在上述约定内容基础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同时亦明确约定具体回迁户型由双方以补充协议形式另行约定。而保利公司单方公布的《摇珠分房方案》，则对回迁安置房的具体情况、住宅户型、分房的基本原则、分房的规则以及摇珠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因徐春苑未按照《摇珠分房方案》参加摇珠，讼争双方当事人至今未能就具体回迁房屋的性质、户型等核心条款协商一致。据此，根据徐春苑起诉提出的第1、2项诉讼请求以及关联案件当事人李俊等人向保利公司发出的《拒绝收楼通知书》，本案纠纷产生的起因实质是徐春苑等人认为保利公司应按照《安置协议》的约定，就具体回迁户型与其协商进而达成协议，而不应通过摇珠分配方式进行分房，对《摇珠分房方案》不予认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必备及主要内容，因此，如对《摇珠分房方案》有异议，应视为双方并未就具体的回迁安置房户型及面积等达成协议。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双方未就具体回迁安置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一审裁定驳回徐春苑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徐春苑上诉并无不当。徐春苑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春苑申请再审时所提到的保利公司应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逾期违约金、宅基地补偿款等的问题，如前所述，在双方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该部分诉请存在不确定性，且依附于徐春苑第1、2项诉讼请求，在本案因讼争双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情况下，对徐春苑该部分诉讼请求亦无法进行实体审理。关于徐春苑申请再审时所提到的二审法院（2016）粤01民辖终1426号民事裁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案起诉人李翠莲已经分配到回迁安置房即三套公寓，其因对回迁安置房的性质不满意，而起诉主张置换为面积相等的住宅房。可见，该案案情与本案并不具有同一性，徐春苑以此为由主张撤销本案二审裁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徐春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春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詹伟雄审判员  邵静红审判员  邹 莹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苏 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