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3民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冉孟朝，男，1977年7月7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思乾，男，197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望谟县。
上诉人冉孟朝因与被上诉人杨思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6民初1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冉孟朝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因为没有甘蔗进厂户头，才将其种植的甘蔗以每吨400元的价格卖给我，不存在口头协议每吨给付50元户头费的事实。我与杨思乾之间是干买干卖的关系，我购买了杨思乾的甘蔗，政府的甘蔗补贴自然属于我的合法收入，归我所有。请二审法院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杨思乾辨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查明的事实与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判决结果公正、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恳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思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按77吨、每吨70.00元计算，共合人民币5390.00元支付给原告。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甘蔗农户邓忠干将其已种植好的甘蔗地103.6亩转让给原告经营管理。甘蔗成熟需要收割进厂时，因原告自己没有甘蔗进厂户头，于是原告与被告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口头协议：1、原告的甘蔗用被告的甘蔗户头进厂出售；2、原告按每吨人民币50.00元付给被告作为甘蔗进厂户头费；3、政府补贴甘蔗款每吨120.00元归原告。口头达成协议后，原、被告的甘蔗进厂共177.887吨，其中原告的甘蔗进厂总数为77吨。双方的甘蔗进厂结束后，被告分别从糖厂领取甘蔗款71154.80元（每吨400.00元×177.887吨）和从麻山镇政府领取甘蔗补贴款21346.00元（政府补贴每吨120.00元×177.887吨，分两次发放，第一次发放50.00元，第二次发放70.00元）。被告领取上述款项后，按原告甘蔗进厂总数77吨以每吨350.00元甘蔗款及每吨50.00元政府补贴款付给原告。现原告认为政府每吨120.00元的甘蔗补贴款属于原告的合法财产，被告只付给原告每吨50.00元，剩余每吨70.00元没有支付给原告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按77吨、每吨70.00元计算共合人民币5390.00元支付给原告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杨思乾种植的甘蔗因无甘蔗户头进厂出售，于是杨思乾与冉孟朝口头协商，杨思乾的甘蔗以冉孟朝的户头（名义）进厂出售，杨思乾按每吨人民币50.00元付给被告作为甘蔗进厂户头费。截止2015年5月原、冉孟朝的甘蔗进厂总重量为177.887吨，其中杨思乾的甘蔗总数为77吨，冉孟朝的甘蔗总数为100.887吨。甘蔗进厂出售结束后，冉孟朝前后从糖厂领取甘蔗款71154.80元（177.887吨×400.00元=71154.80元）。2015年8月冉孟朝领到政府甘蔗补贴款8894.00元（177.887吨×50.00元=8894.00元），2016年1月冉孟朝领到政府甘蔗补贴款12452.00元（177.887吨×70.00元=12452.00元）。2015年5月至2016年2月冉孟朝分别4次按77吨每吨400.00元付给杨思乾甘蔗款及政府补贴款共30800.00元＜77吨×（350.00元+50.00元）=30800.00元＞。因冉孟朝没有完全支付政府补贴款，为此，杨思乾诉至法院要求冉孟朝支付杨思乾政府补贴款每吨70.00元共5390.00元。
另查明，杨思乾与冉孟朝各自的甘蔗运输费由糖厂负责，甘蔗砍工费、上车费杨思乾与冉孟朝各自的甘蔗各自负责。糖厂付给农户甘蔗款每吨400.00元，政府补贴甘蔗款每吨120.00元，即农户每吨甘蔗款应得520.00元。
上述事实有杨思乾的起诉状、冉孟朝的答辩状，双方提供的证据，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畜牧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本案中，涉诉的标的物是麻山镇财政分局按照农户甘蔗进厂吨数补偿给农户的甘蔗差价补贴款，冉孟朝承认杨思乾进厂甘蔗有77吨，该77吨甘蔗补贴款应属杨思乾享有，冉孟朝领取上述政府补贴款项后不支付杨思乾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杨思乾作为甘蔗种植户，其以冉孟朝的名义将自己种植的甘蔗进厂出售，而且约定给被告进厂户头费（报酬）每吨50.00元，有证人证言佐证。同时，杨思乾的甘蔗每吨应得520.00元，付给冉孟朝户头费（报酬）每吨50.00元，杨思乾甘蔗每吨应得470.00（520.00元-50.00元=470.00元），而冉孟朝只按每吨400.00元付给杨思乾，每吨少付70.00元，冉孟朝取得的每吨70.00元甘蔗款属不当得利，故杨思乾要求冉孟朝按每吨70.00元返还甘蔗款（政府补贴款）5390.00元（77吨×70.00元），应予支持。庭审时，冉孟朝主张双方系买卖关系，即以每吨400.00元购买杨思乾甘蔗，双方属于干买干卖，政府的甘蔗补贴款全归被告所有的抗辩意见，因冉孟朝无证据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故对冉孟朝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限被告冉孟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思乾甘蔗补贴款539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冉孟朝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冉孟朝与杨思乾的口头约定是买卖关系还是借用冉孟朝的甘蔗进厂户头销售甘蔗，冉孟朝应否将其领取的甘蔗补贴款5390元返还杨思乾？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冉孟朝与杨思乾的口头约定是买卖关系还是杨思乾借用冉孟朝的甘蔗进厂户头销售甘蔗，冉孟朝应否将其领取的甘蔗补贴款5390元返还杨思乾的问题。本案系因麻山镇财政分局发放的第二批甘蔗差价补贴款归谁所有而引发纠纷，杨思乾与冉孟朝达成口头协议后，从杨思乾自己请人收割甘蔗、自己找车将甘蔗运往糖厂销售的客观事实，以及证人杨某、邹某、李某、田某、姚某、秦某在一审中的证言来看，杨思乾与冉孟朝之间的约定是杨思乾借用冉孟朝的户头销售甘蔗，并非买卖关系，就“甘蔗差价补贴款”的性质而言，它是政府为了鼓励农户发展甘蔗种植而给予农户的种植补贴。属于种植户的个人合法收入，应当归种植甘蔗的农户所有。冉孟朝认可杨思乾进厂甘蔗为77吨，政府发放的第二批补贴款5390元。在杨思乾借用其户头销售甘蔗并支付50.00元户头费作为报酬后，政府发放的第二批补贴款5390元应属杨思乾享有。冉孟朝领取上述政府补贴款项后不支付杨思乾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行为。依法应返还给杨思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冉孟朝上诉主张其与杨思乾系买卖关系，双方属于干买干卖，政府的甘蔗补贴款全归其所有的上诉意见，只有本人陈述，无证据证实。对冉孟朝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冉孟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冉孟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斌
审判员 陈映桃
审判员 赵 舒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夏玮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