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28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芦沟镇创业路。
法定代表人：刘敦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浪，建湖县芦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仓国峰，男，1977年4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国，男，1970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男，1978年7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原审被告：金立红，女，1975年12月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上诉人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公司）因与上诉人仓国峰及被上诉人孙玉国、王华、原审被告金立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5民初2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仓国峰给付三友公司货款412449.84元，并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关于王华2015年10月5日汇给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5万元，与三友公司2015年10月16日开具给仓国峰的5万收据不是同一笔款项是错误的。银行汇款单或流水单只是付款的辅助凭证，应与收款方出具的收据对应，才能证明付款事实。更不能将银行汇款单、流水单和收款方出具的收据分别作为收款事实认定。本案中，王华共向三友公司给付25万，其中两笔各10万，计20万，是基于王华与仓国峰、刘敦江2015年9月19日的合同，三友公司向王华分别出具了收据；5万元是基于2015年10月15日同一天的两份合同（王华与仓国峰、仓国峰与刘敦江各一份），根据合同，王华需向仓国峰交纳10万定金（货款），仓国峰向刘敦江交纳10万定金，应是由王华、仓国峰向刘敦江交纳10万定金（预付玻璃款）或者说仓国峰借合同名义，让王华交纳10万元给刘敦江。王华2015年10月15日傍晚汇款5万给刘敦江，刘敦江虽未向王华出具收条，但向仓国峰出具了收条，故在第二天即2015年10月16日，三友公司出具的收据上注明了“刘敦江个人打一张收条给仓国峰10.15订金”，该收条仓国峰未退还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无论是充抵仓国峰的货款，还是充抵王华的货款，三友公司只能认一笔账，而不能认王华汇款5万，抵减王华货款，又以仓国峰收据5万再充减仓国峰的货款。2.一审判决对仓国峰为达到赖账的目的而伪造证据，未依法进行处罚。仓国峰伪造证据已被司法鉴定确认，三友公司在一审中书面申请对仓国峰的违法行为给予处罚，然而一审法院未予处置。
仓国峰答辩称：一审法院对两个5万元判决没有错误。关于伪造证据这说法是不恰当的，鉴定签�跟鉴定内容哪个在先没有鉴定出来，仓国峰认为书写内容在前，签名在后，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到这点，所以我认为证据是有效的。
仓国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三友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友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仓国峰于2015年9月13日汇给黄经寿30000元，刘敦江1200元，认定是汪争光31000元的收条款项，并将汪争光收条中款项认定是三友公司所谓2015年9月13日发货两笔金额为32213.34元+36.48元的货款。该认定完全错误。仓国峰于2015年9月13日将31200元的款项分别转给黄经寿、刘敦江两个人，而不是转给汪争光，该款项流向与汪争光收取的31000元现金没有关系，且从数额上与汪争光打的收据上31000元现金不吻合。三友公司所谓2015年9月13日两笔发货金额分别为32213.34元�36.48元，当日仓国峰未收到货，三友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且该款项与仓国峰当日转款金额31200元不符，也与汪争光收条金额31000元不符，故不能认定为同一事实。按照双方约定和交易习惯，三友公司发给仓国峰的货应有仓国峰或现场管理人员卞正超的签字，但一审将没有签字的发货单予以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三友公司没有提交双方发生交易行为的发货单财务联及收据的证据，该证据也未经仓国峰质证，属于程序违法，同时，可根据该证据看有无仓国峰的签字，以此查明三友公司是否发过该笔货给仓国峰。根据三友公司所称，2015年9月13日当日发过二笔货，第一笔货为32213.34元，第二笔为36.48元，如像一审法院所说符合双方钱货两清的习惯不符合情理，那么在第一笔货已超过32200元，又何必再发第二笔货36.48元。2.一审法院将2015年10月16日仓国峰汇给黄经寿50000元与2015年10月17日三友公司收到仓国峰现金50000元的收据等同起来，不符合事实。收据与汇款凭据都是证明三友公司收到款项的有效证据，因此在汇款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开具收据。汇款的日期为2015年10月16日，而收据的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日期不同，应为不同的款项，否则应当注明。且从双方交易过程可以看出，凡是仓国峰汇款的，三友公司均未开具收据。王华给付仓国峰20万元现金，仓国峰开具了收据，王华汇款给三友公司50000元，三友公司也没有开具收据给王华。3.一审法院对仓国峰于2015年10月15日向三友公司交的10万元订金事实未认定，明显错误。2015年10月15日仓国峰与王华签订了《中空玻璃承包合同》，收取了王华的10万元订金，刘敦江也在场，接着仓国峰与刘敦江签订了《中空玻璃承包合同》，仓国峰并将收到王华的10万元订金交付给刘敦江，刘敦江出具�10万元订金的收据，交付订金也符合合同约定。三友公司的会计于2015年10月16日向仓国峰出具的收据，也足以认定刘敦江收到过仓国峰订金的事实。同时，双方合同约定订金为10万元，如果刘敦江收到的订金不是10万，其也负有举证义务。4.一审法院将王华、孙玉国与三友公司的关系定性错误。孙玉国所购三友公司的货在仓国峰处进行加工，故仓国峰仅是代理行为，孙玉国陈述部分货款已给了仓国峰无事实证据支撑。仓国峰与三友公司是合伙承接王华发包事项，一审将仓国峰与三友公司的合伙关系，定性为买卖关系明显错误。且按照仓国峰与三友公司的交易习惯，三友公司发货给仓国峰，都是将发货单让仓国峰进行签收并且以绿联单（回单联）作为欠款凭据，则无论双方结帐与否，三友公司都有发货单发货联，而作为发货单欠款结帐凭证的回单联（绿色）已收回则表明此货款已结。
三友公司对仓国峰的上诉答辩称：1.关于32200元的认定，一审中三友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足以认定一审判决对该项认定是正确的；2.关于2015年10月16日的5万元收据，对该答辩意见同三友公司上诉意见；3.对10万元订金意见同三友公司上诉意见；4.一审认定王华、孙玉国与仓国峰的关系是正确的，在一审中各方当事人都到庭，上诉人仓国峰也认可了三友公司发给孙玉国、王华的货物，账目由仓国峰和三友公司结结，孙玉国和王华在一审庭审中对此也进行了质证。仓国峰在上诉的时候没有对一审法院就其伪造证据认定提出上诉，因此他的答辩不能成立。
三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仓国峰、金立红偿还玻璃款412449.84元，孙玉国对其中23527.1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华�其中的73629.39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仓国峰与金立红系夫妻关系。三友公司与仓国峰自2014年发生玻璃买卖业务往来。2015年7月31日双方结账，仓国峰欠三友公司2014年度玻璃款50500元，2015年截止7月31日欠玻璃款43960元，且分别向三友公司出具了欠据。自2015年8月1日起双方继续发生玻璃业务往来。同年9月19日，三友公司和仓国峰与王华签订中空玻璃承包合同1份。同年10月15日，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与仓国峰签订中空玻璃承包合同1份，该合同主要内容为仓国峰承包的建湖县城南安置房工程中门、窗的玻璃由三友公司制作。截止2016年1月，仓国峰累计购买三友公司价值403752.29元玻璃。仓国峰经手给王华的玻璃价值273629.39元，仓国峰经手给孙玉国的玻璃价值28356.16元。
另查明，三友公司承认收取仓国峰货款182919元，即2015年8月14日收30000元，同年9月24日收10000元，同年10月16日收50000元(即王华10月15日汇款50000元)，同年10月17日收50000元（即仓国峰10月16日的汇款）和送货时钱货两清的货款，送货时钱货两清的货款分别为:2015年8月19日804元，同年9月13日的32200元，同年9月22日的165元，同年9月23日的8440元，同年11月16日的935元，同年12月9日的177元，2016年1月19日的198元。三友公司承认收取仓国峰经手的王华支付250000元货款（含2015年10月15日王华汇款50000元），三友公司承认收取仓国峰经手的孙玉国支付4830元的货款。
再查明，仓国峰向一审法院提交向三友公司支付货款的凭证有银行转账79640元，三友公司员工汪争光收条1份，金额31000元，三友公司员工黄经寿转卡50000元，2015年10月16日收据1份金额50000元，同年10月17日收据1份金额50000元及2015年10月16日收据中注明的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个人出具的收条注明的订金。三友公司对仓国峰提交的上述给付货款凭证2015年10月16日、同年10月17日的收据各50000元认可，但该款分别与王华、仓国峰的银行转账系同一笔，汪争光收条1份金额31000元与仓国峰2015年9月13日所购货款32200元系同一笔。
又查明，仓国峰提交的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出具的便条中注明的2014、2015年收货单账已结清，该内容系仓国峰在原有内容基础上后添加的，该事实已经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三友公司与仓国峰之间设立的玻璃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1、三友公司承认于2015年9月13日收取仓国峰32200元（其中31200元系打卡，1000元是现金），与仓国峰提交的三友公司员工汪争光于2015年9月13日所打收条是否是同一笔往来，因三友公司与仓国峰发生几十次玻璃交易行为，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有钱、货两清的情形。2015年9月13日双方发生了金额为32200元的交易行为符合双方钱货两清的交易习惯，三友公司虽未提交销售发货单回单，但从三友公司提交的完整的双方发生交易行为的发货单财务联及收据的高度盖然性来看，也属同一笔货款。故应认定为同一笔货款。
2、三友公司对仓国峰提交的2015年10月16日、同年10月17日，金额分别为50000元的收据各1份无异议，但上述收据是否分别对应王华于2015年10月15日汇给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的50000元，同年10月16日仓国峰汇给三友公司员工黄经寿的50000元。因三友公司在接收�款时向支付货款的对象出具收据，仓国峰2015年10月16日汇款给三友公司员工黄经寿50000元，三友公司在查收汇款到账后出具收据应属正常现象，且仓国峰于2015年10月16日的汇款50000元与仓国峰提交的三友公司出具的2015年10月17日50000元的收据也相一致，故可认为该款属同一笔。关于仓国峰提交的2015年10月16日的50000元收据与王华提交的2015年10月15日的汇款50000元是否是同一笔，因三友公司在收取王华货款时均向王华出具收据，现称收到王华的货款向仓国峰出具收据显然有违常理，故该两笔不属于一笔，据此认定仓国峰给付三友公司货款为100000元，王华为50000元。
3、关于仓国峰提交的2015年10月16日的收据中注明“刘敦江个人打了一张收条给仓国峰10.15日订金”，因该收据中仅注明有收条，未注明金额，且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否认接收过订金，仓国峰也未提交收条为证，再从双方的金钱交易往来记录中看，双方大额资金往来都是通过汇款完成的，故不能认定仓国峰在接收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出具收条后支付100000元的事实。
4、关于金立红、孙玉国、王华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因三友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三友公司与上述金立红、孙玉国、王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故上述三人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
综上，仓国峰拖欠三友公司货款362449.84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应负清偿责任。仓国峰辩称在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出具的便条中注明“2014、2015年收货单账已结清”的事实，因该事实已被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系仓国峰添加，故该�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仓国峰给付三友公司货款362449.84元，鉴定费6940元，合计人民币369389.8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三友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6元，由三友公司负担1693元，仓国峰负担6533元。诉讼保全费3020元，由仓国峰负担。
二审中,仓国峰提供证人王某、赵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5年10月17日，仓国峰向其借款5万元，双方是姊舅关系，没有打条子。赵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是王华厂里员工，该厂与仓国峰签订合同，仓国峰又与三友公司签订合同。王华当场给仓国峰10万元订金，后仓国峰直接将该10万元给了三友公司，三友公司打条子给仓国峰，仓国峰没有打条子给王华。是2015年我们做政府工程，大概在9、10月份左右，具体记不清了。
三友公司对证人王某、赵某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为：1、无论仓国峰有无向证人王某借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仓国峰的证明目的。2、赵某陈述的情况与仓国峰所要证明的事实不能成立。首先，三友公司收取了王华两笔计20万元，各方没有争议，王华在一审中也清楚的证明自己总共向三友公司给付25万元，这25万元包括9月份双方没有争议的20万，以及代仓国峰缴纳2015年10月15日的订金5万元。王华是本案的当事人，他的陈述应该是真实的、客观的，三友公司以及仓国峰在一审中对此事实都予以了确认。而证人作为王华厂里的工作人员，他无法清楚的知晓王华与仓国峰、三友公司之间的往来，如果说该10万元是证人在场时给付，那该10万元也只能是前面王华给付的20万中的一笔10万元，而绝不是2015年10月15日仓国峰给付10万元。
�院对证人证言审核认为，王寿成的陈述，借款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能认定。对赵某的陈述，其陈述的时间、内容并不清楚，不能达到仓国峰的证明目的，故不予认定。
三友公司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1份，证明：2015年10月8日王华汇到刘敦江账户10万元，是王华向三友公司支付的三笔计25万元中的一笔，该笔汇款对应三友公司2015年10月8日出具给王华的收据，是三友公司收到汇款后向王华开出收据。仓国峰表示，只知道王华给25万元，其他不清楚。
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2015年9月13日三友公司向仓国峰发货32249.82元及截止2016年1月仓国峰累计购买三友公司货物403752.29元外,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截止2016年1月仓国峰累计购买三友公司货物371502.47元。三友公司在一审审理中交纳笔迹鉴定费6940元。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1.2015年10月15日王华汇给刘敦江的5万元与仓国峰提供的2015年10月16日5万元收据是否为同一笔款项；2.2015年10月16日仓国峰汇款给黄经寿5万元与三友公司2015年10月17日开具给仓国峰的5万元收据是否为同一笔款项；3.仓国峰在2015年10月15日有无向三友公司支付订金10万元；4.2015年9月13日汪争光出具给仓国峰的31000元收条，是否包含同日仓国峰汇给黄经寿的3万元，同日三友公司是否向仓国峰发货计32249.82元；5.孙玉国、王华的货款应否由仓国峰支付；6.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是否存在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
本院认为：一、关于2015年10月15日王华汇给�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的5万元与三友公司2015年10月16日开具给仓国峰的5万元收据是否是同一笔款项。经查，三友公司在收取王华货款时均向王华出具收据，本案中，王华于2015年10月15日汇给三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敦江5万元，而案涉同年10月16日的5万元收据为三友公司开具，但对象却是仓国峰，两笔账务主体并不一致，故仅凭现有证据，本院尚不能认定该两笔5万元属于同一笔。在此情形下，因三友公司在财务记录中不规范致使该事实无法认定，由此产生的后果理应由三友公司自行承担。故一审认定该两笔5万元不属于同一笔并无不当。
二、关于2015年10月16日仓国峰汇给黄经寿的5万元与三友公司2015年10月17日开具给仓国峰的5万元收据是否是同一笔款项。黄经寿作为三友公司的员工，仓国峰向其汇款5万元并无不当。在仓国峰与三友�司的往来中，主要是通过银行汇款支付货款，只存在小额款项的现金支付，三友公司在确认汇款到账后理应出具收据给仓国峰，且当日汇款，次日出具收据符合常理。因汇款的5万元和出具的5万元收据之间仅间隔一天，且汇款和收据上的收款人、付款人均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故本院认定为同一笔款项。且从王华2015年10月8日向三友公司汇款10万元，三友公司向王华出具了收据，可表明三友公司在收到银行汇款后，仍要向付款人出具收据。而收到汇款后向付款人开具收款凭据或发票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仓国峰认为交付现金三友公司才出具收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2015年10月15日仓国峰是否向三友公司支付过10万元订金。首先，仓国峰应当提供三友公司收到其10万元订金的凭据，其提供的2015年10月16日的5万元收据中�注有“刘敦江个人打了一张收条给仓国峰10.15订金”，就该收据中所注内容而言，仓国峰应持有刘敦江的收条，但其并未提供。其次，仓国峰称在开此据时，收条已被三友公司的会计收回。按仓国峰陈述，该收据中的金额5万元与所注收条中的款项不是一笔款项，那么正常应该是收条中的款项合并在收据金额中，或是注明收条中的金额或另开据。而从仓国峰与三友公司的往来看，仓国峰汇款给黄经寿、汪争光向其出具收条，其还会要求刘敦江出具该二人的身份证明，故其很清楚，收条是证明对方收款的凭据，而证明收款的收条被收款方收回，却仅在另一据中作一内容不清的注明，其辩解显然无法让人信服。而仓国峰提供的证人所陈述内容，无法证明其主张。故仓国峰认为其向三友公司交付10万元订金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四、关于2015年9月13日汪争光出具给仓国峰的31000元收条中，是否包含同日仓国峰汇给黄经寿的30000元。汪争光、黄经寿均为三友公司员工，在仓国峰向黄经寿汇款后，由汪争光向仓国峰一同出具收条符合常规，且从双方的往来看，主要是通过银行汇款，仅有小额现金支付，因此，本院认定汪争光出具的31000元收条中，包含仓国峰汇给黄经寿30000元。三友公司承认于2015年9月13日收取仓国峰32200元（其中31200元系打卡，1000元是现金），且主张同日三友公司向仓国峰发货计32249.82元，但仓国峰并不认可，三友公司未能提交销售发货单，故对于三友公司认为9月13日双方发生货物交易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因此，一审认定截止2016年1月仓国峰累计购买三友公司货款价值403752.29元错误，应认定为371502.47元。在三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2015年9月13日实际发�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三友公司当日收取仓国峰32200元，应当认定该32200元为仓国峰所还的之前欠付的货款。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
五、关于孙玉国、王华的货款应否由仓国峰支付。仓国峰认为，与孙玉国的业务其是作为代理人，与王华的业务，其是与三友公司合伙与王华发生的业务。一审中，王华、孙玉国均到庭陈述，对收到货的事实无异议，但表示他们的业务是与仓国峰发生，货款均已与仓国峰结清。从送货手续来看，孙玉国与王华的货均为仓国峰签收，因此，一审认定仓国峰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无不当，仓国峰认为孙玉国、王华的货款不应由其支付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六、一审中，三友公司在庭后提供的发货单财务联及收据，未经仓国峰质证，存在瑕疵，且二审中对存在争议的2015年9月13日的送货亦未予认定，仓国峰认为一审程序严重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仓国峰尚欠三友公司货款330199.02元,仓国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三友公司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5民初2302号民事判决；
二、仓国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货款330199.02元，鉴定费6940元，合计337139.02元；
三、驳回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226元，由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2126元，仓国峰负担61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由仓国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26元，由盐城三友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担1955元，仓国峰负担62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晓平
审 判 员 陈素娟
审 判 员 钟红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金龙飞
�记员吉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