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7101民初661号
原告：赵俊林，男，1979年3月1日出生，个体司机，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军，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艳，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北方地产大厦12层12A。
主要负责人：杨震，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青波，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俊林与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俊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军，被告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青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俊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保险金39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原告为车牌号为×××号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三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及不计免赔。原告为上述保险的被保险人。2017年3月28日23时13分，原告驾驶×××号中型普通货车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主路北太平桥上由东向西在主路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车辆前部与车行道内醉酒步行的高景龙碰撞，后×××号车辆前部又与道路右侧护栏碰撞，造成高景龙受伤、死亡，车辆损坏的后果。本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原告负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高景龙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高景龙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原告共赔付高景龙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990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报险，被告以赔偿数额较高为由至今未予理赔。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但原告没有在被告处投保交强险，对保险事故发生的真实性认可，对险种及保险限额认可，但是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认可。理由是：1、原告提交的保险单显示原告购买保险时使用的是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而根据该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十款的规定，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原告驾驶的车辆不符合标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该条为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保险人对法律规定中的禁止性规定仅有提示义务，被告已就相应的免责条款字体以加黑加粗的形式作出了提示，且上述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查询到，因此我方认为被告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原告不符合保险赔偿的条件；2、如果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险责任，由于被告只承保了商业三者险，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总损失项下由交强险的各个项目先行支付，不足部分才由我方赔偿，且由于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应当按照总损失扣除交强险限额后的30%计算；3、因死者高景龙是农村户口，且到事发时并没有在北京工作、生活满一年，应当按照北京市农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6年6月24日，原告将自有的×××号车辆在被告处投保了商三险，被保险人为原告，商三险限额为500000元及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25日0时起至2017年6月24日24时止。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特别约定记载：……保险车辆未按规定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责任免除部分第四条载明：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十）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车辆的行驶证上记载：×××检验有效期至2018年3月。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于2017年1月到车辆检验部门检验涉案车辆，事发时×××车辆是经过年检合格的。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第十二条载明：保险车辆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不超过30%。
庭审中，被告主张涉案的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均已向原告送达并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同时，原告称其从未收到过涉案条款。
二、2017年3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通事故经过及其他情况：2017年3月28日23时13分，在海淀区北三环主路北太平桥上（东向西），赵俊林驾驶中型普通货车（×××）由东向西在主路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车辆前部与在车行道内醉酒步行的高景龙碰撞，后中型普通货车前部又与道路右侧护栏碰撞，造成高景龙受伤，车辆损害。
（二）交通事故成因及责任：高景龙醉酒后步行进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赵俊林驾驶机件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高景龙为主要责任，赵俊林为次要责任。
三、事发后，高景龙被送至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进行抢救治疗，并于2017年3月29日0时55分抢救无效死亡。原告提交了462元救护车和救护费用票据及明细、4721元医疗费票据及明细，并主张上述费用系原告为高景龙所垫付的，被告对462元救护车和救护费用及明细表示认可。原告提交了3844元的交通费票据和150元的住宿费押金收据。
四、原告提交的赔偿协议书记载：甲方为赵俊林，乙方为高翔、高斌。高斌的法定代理人为高春华（死者高景龙之前妻）。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共赔偿乙方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399000元（含之前预付的20000元）；二、甲方将预付的20000元外的其他款项打入乙方指定账户视为甲方将全部赔款交付乙方；三、甲方赔付乙方上述款项后，甲方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乙方具有提供相关证件、证明等资料予以协助义务；四、其他互不追究。乙方有高翔、高斌、高春华的签字和捺印，签订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原告提交的六张收条分别记载：1、2017年4月13日，今日收到赵俊林人民币贰万元整，收款人：高翔；2、2017年5月27日，今收到赵俊林赔付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50000元，收到人：高翔、高斌、高春华；3、2017年5月28日，今收到赵俊林赔付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0000元，收到人：高翔、高斌、高春华；4、2017年6月19日，今收到赔偿款122000元，下方有有高翔、高斌、高春华的签字和捺印；5、2017年6月19日，今收到赔偿款现金柒千元整，下方有高翔、高斌、高春华的签字和捺印；6、2017年5月，今收到赵俊林赔付的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29000元。加上之前给付的赔款至今共赔付399000元，全部赔偿已结清，收到人：高翔、高春华。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回单显示2017年5月27日、5月28日、6月19日赵俊林转账至高翔账户的金额分别是150000元，100000元，122000元，共计37200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除上述372000元通过银行转账外，其余27000为现金支付。
庭审中，原告表示上述赔偿协议所涉399000元的计算标准是：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75元，按20年计算）、丧葬费46236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92477元，按6个月计算）、被扶养人高斌生活费172152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256元，按2人分担，9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医疗费5183元、高景龙误工费600元、护理费600元（按每天150元，2人，2天计算），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24000元（按每天100元，4个房间，60天计算）。以上损失共计1429271元。因原告在本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按40%计算为571708.4元，原告只实际赔偿死者家属399000元。
五、原告提交的高景龙与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记载：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4月3日至2017年4月2日止，合同末尾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3日。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保安员高景龙的除名决定》记载：……公司领导决定：2017年1月10日14时对于高景龙被正式除名。原告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查询结果显示：高景龙入职日期为2016年4月12日，离职日期为2017年1月12日。原告提交的与北京千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劳动合同书记载：签订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合同期自2017年2月15日始至2018年2月14日止，试用期自2017年2月15日始至2017年3月14日止，高景龙工作地点为今典花园。2017年4月，北京千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两份证明，一份收入证明，证明高景龙月薪3000元，一份居住证明，证明高景龙在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今典花园工作，在保安宿舍居住。富裕县富路镇龙水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记载：高景龙自2016年春节后离开家乡到北京务工生活，直至其在北京因交通事故去世，一直没回东北老家（我村）。被告对上述村委会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村委会并不具备相应的职权，而上述系统查询结果、两份劳动合同书等证据均表明死者自入职到事发时并没有在北京工作、生活满一年。
六、高景龙户籍类别为居民户口，高景龙有两个子女，分别为：高翔，1998年1月17日出生；高斌，2008年1月5日出生。高景龙生前户籍所在地为黑龙江省富裕县富路镇龙水泉村1组。2017年5月23日，富裕县富路镇龙水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记载：高景龙父母已去世多年，高景龙与配偶高春华已离婚，事故发生前独身，无再婚。
上述事实，有委托服务合同、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行驶证、从业资格证、驾驶证、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赔偿协议书、收条、银行转账凭证、尸检鉴定意见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救护车和救护费用发票及明细、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医疗费票据及明细、交通费票据、住宿费押金票据、系统查询结果、除名决定书、劳动合同书、收入证明、居住证明、户口页、介绍信、华安保险商业车险条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被告应赔偿原告的具体金额。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被告是否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被告以保险单特别约定和保险条款第四条（十）的约定为由主张免除其保险责任，原告表示其投保时没有注意到该特别约定，且其并没有在投保单上签字，被告也未向其交付保险条款，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对包括特别约定在内的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上述责任免除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认为原告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不得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告不符合保险赔偿的条件。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将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法律只是免除了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人仍需履行提示的义务，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其向原告送达了相关保险条款及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证据，因被告举证不能，上述特别约定和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争议焦点二：被告应赔偿原告的具体金额：
一、本案所涉赔偿协议应适用何种标准
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应适用北京市标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案中，原告认为死者高景龙与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和北京千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查询结果、北京千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和居住证明，及村委会的相关介绍信足以证明高景龙生前工作、居住在北京，并且收入稳定，其相关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被告认为事发时高景龙并未在北京工作、居住满一年，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本院认为，高景龙与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4月3日，离职时间为2017年1月12日，高景龙与北京千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高景龙死亡时间为2017年3月29日，结合村委会开具的相关介绍信内容，可以推断事发时高景龙在北京工作、居住满一年，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本院确认，本案所涉赔偿协议应当适用北京市城镇标准。
二、被告赔偿的金额是否应当扣除交强险部分
被告认为其只承保了商三险，应在原告的总损失项下由交强险的各个项目先行支付，不足部分才由商三险承担。原告认为在总损失项下扣除交强险是被告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而被告并未就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内容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应扣除交强险部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商三险具有自愿性，商三险是交强险的补充，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未投保有交强险，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损失在扣除交强险应当承担部分后由承保涉案车辆商三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三、被告应在商三险项下赔偿的金额
本院根据涉案赔偿协议约定赔偿项目，按照北京市城镇标准重新计算确认如下：
1、死亡赔偿金1145500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275元，按20年计算）。
2、丧葬费46236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706元，按6个月计算）。
3、被扶养人高斌生活费172152元（以2016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8256元，按9年，2人分担计算）。
4、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本院结合本案具体案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告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金额予以确认。
5、医疗费（包括救护费用），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为高景龙垫付救护费用462元认可，但不认可医疗费4721元，其认为原告没有提交相关病历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尽管原告没有提供相关病例，但结合事发时间及高景龙死亡时间相距不足2小时的事实，而抢救伤者必会产生医疗费用，原告主张4721的医疗费主张并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支持。
6、交通费，原告提供了相关交通费票据共计3844元，但其主张签订赔偿协议书时与高景龙家属协商的交通费为1万元，被告认为上述部分交通费票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此不予认可。本院根据现有证据，考虑到高景龙家属处理其丧葬事宜来回交通费之必要，酌情确定交通费为3000元。
7、住宿费，原告主张住宿费24000元，但并无相关票据予以佐证，但本院考虑到高景龙家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之必要，酌情确定住宿费为3000元。
8、误工费和护理费，原告主张高景龙误工费600元和护理费600元，本院认为，原告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主张高景龙家属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24000元，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确认本案各项损失共计1376071元。本院扣除交强险项下应承担的115183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医疗费5183元），剩余1260888元，由于原告承担本案所涉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主张其是按照4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被告认为本案所涉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第十二条约定了保险车辆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不超过30%。本院认为，本案在原告称未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亦未能证明其将保险条款交付给了原告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向原告交付了保险条款，亦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保险条款中有关责任比例划分的约定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在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情况下，按照40%的责任比例赔偿第三者高景龙并无不妥，故本院确认原告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40%，对应金额为504355.2元，由于原告实际赔付了第三者399000元，因此，保险公司应在商三险项下向原告支付的保险金金额为399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项下向原告赵俊林支付保险金三十九万九千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三千六百四十三元，由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磊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钟莉
书 记 员 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