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7民初1775号
原告李×4，男，1981年1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贵忠，男，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1，男，1950年12月12日出生。
被告高×1，女，1954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凤发，系被告高×1之夫，住同上。
委托代理人刘明生，北京博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4与被告高×1、被告刘×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4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贵忠，被告刘×1、被告高×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凤发、刘明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4诉称：我系李×1与郭×1所生之子。1993年，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李×1离婚，该判决书并载明：“坐落在×村东边北房4间……”归我母亲郭×1所有。我母亲郭×1于2013年病故后，我于2016年1月因该房屋所有权提起诉讼，诉讼中，被告高×1向法庭出示了被告刘×1为代理人，在证明人处签字的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内容为将该房屋出售给被告高×1。我认为该买卖协议没有买卖双方签字，被告刘×1虽为我母亲郭×1亲属，但签字身份为代理人，签字位置在“证明人”处，该协议无法证明该房屋已由我母亲郭×1出售给被告高×1，该协议并非我母亲郭×1的意思表示，其未授权被告刘×1出售该房屋，被告高×1提供的协议应属无效。我父亲李×1和我的两个舅舅确实在×村居住，但是我父亲李×1已与我母亲郭×1离婚，我两个舅舅一个呆傻，一个不透亮。被告高×1所提交的录音是真实的，但却是经过被告高×1精心策划准备的，被告刘×1并不知道被告高×1对双方的谈话进行了录音，该证据来源不合法。在录音谈话中，被告高×1和刘凤发对被告刘×1进行了诱导，被告刘×1的答话并非其本意，被告刘×1在录音中的陈述与庭审陈述不一致，依据证据规则，应以其庭审陈述为准。录音应与其他证据相佐证，但本案并没有其他证据与之相佐证。刘×1的身份是被告，不是证人，两被告之间的谈话录音，不管内容真实与否，都是为了对付原告而进行的陈述，被告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作出的有利于其自己的陈述不能反映案件客观事实，二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管是二被告之间谁的过错，肯定要有人承担相关责任，而不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房屋买卖是人生大事，且被告也陈述当时买房基本上都是几千元，而涉诉房屋花费了1.3万元，又找村委会写协议，是相当严谨的，但协议上只有证明人签字，连买卖双方是否在场都不能确定，故被告高×1提交的协议不具有合同性质，该协议无效。房屋买卖过程中我母亲郭×1没有在场，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被告高×1应举证证明我母亲郭×1在场，但其却未能提供证明。如我母亲郭×1在场，即便其不会签字，其也会按手印，通过协议上的签字情况足以证明其不在场，我母亲郭×1不在场就不能证明我母亲郭×1卖房。代理人刘×1在协议上的签字位置是“证明人”处，包括村干部也是证明人，我母亲郭×1没有在场，证明人即使签字了也不能证明协议内容合法。被告刘×1为达到自己用钱的目的，在协议上签字并出具收条，但这是否为我母亲郭×1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被告高×1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我母亲郭×1授权，在其是否未追认的情况下，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刘×1承担。被告刘×1讲我母亲郭×1让其出租该房屋，我母亲郭×1无法意识到该房屋被被告刘×1出售，在我母亲郭×1意识中，该房屋被被告刘×1出租，其收取了二千元租金。被告高×1是×村的赤脚医生，有便利条件让村干部签字，而我母亲郭×1不在×村居住。我母亲郭×1没有跟我说过卖房的事。我母亲郭×1与其在×村的亲属关系不和谐，否则的话就不会让外村的刘×1来代理。房屋交付应当办理产权登记，农村房屋虽然办理不了产权登记，也应到相关部门进行户主登记，而到现在该房屋仍登记在我父亲李×1名下。被告高×1称其购买了该房屋，应提交证据证明。我快四十岁了，一直没有房屋居住，因为没有住房也没结婚。我母亲郭×1从未跟我说过房屋被卖的事情。
现我要求被告刘×1将北京市平谷区×镇×村东边郭×1所有的房屋出售给被告高×1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该房屋归我所有。
被告刘×1辩称：我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我均认可。郭×1再婚后，让我管理其位于×村的房屋，我主张把房屋卖了，但郭×1不同意，后来我私自将该房屋卖了1.3万元，我自己留了1.1万元，我让我妻子给了郭×12千元，我让我妻子跟郭×1说这是该房屋租出去的租金。卖房当时我没有见到过郭×1，是我妻子跟我说明天叫我拿房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房子的事。我妻子跟郭×1说该房屋租出去了，我不知道我妻子怎么跟郭×1说房子出租的事，我跟郭×1说是买卖。在交款后，我没有跟郭×1谈过房屋出租的事。我认可被告高×1提交的录音的真实性，我当时不知道高×1录音了。我在录音里的陈述和庭审陈述出入不大。
被告高×1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1作为郭×1代理人与我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该房屋应归我所有。购买房屋是一件大事，1.3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不可能不征得郭×1的同意就与被告刘×1签订协议并交付1.3万元。从原告提交的户籍登记信息可以看出，郭×1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故无法在协议上签字，其找到其妹夫刘×1帮忙符合常理。郭×1将该房屋卖给我后，我一家就搬到该房屋居住，我在房后开了后门，并在房前建了长10米，宽6米的房子，房子对人说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自己房子有如此大的变动，郭×1自卖房之日起至去世长达10年的时间内，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郭×1将该房屋卖给了我。从现实情况看，郭×1在×村出生、成长、结婚、生子，直至其离婚后才到外村居住，郭×1有两个兄弟在该村居住，且与村里人都非常熟，如该房屋被人占有、使用，郭×1不可能不知道消息，她也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协议上有村干部的签字及村委会公章，村干部不同于普通村民，他们在村里有较高的权威性，他们更公正，如村干部不了解郭×1是否将房子卖给我，他们不可能在协议上作为证人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公章更为严肃，如不核实房屋买卖系郭×1真实意思，村里不可能在协议上盖章；隋×1房子与该房屋相邻，如其不能确定郭×1将该房屋卖给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免于给自己找麻烦，其也不可能在协议上签字；就原告而言，2004年5月8日，原告已经是成年人，对其母亲房子必定很关注，虽然其父母离婚，原告随其母亲生活，但与其父亲的关系不错，从其父亲旁听本案审理即可印证二人的关系，其父亲长期在×村生活，郭×1的房子有任何变化，其父亲必然通知原告，为什么在其母亲郭×1去世10几年里，从未对我占有、改造房子提出过异议呢？显然，他是知道该房屋已卖给我。从协议履行情况看，该协议约定：“郭×1从2004年5月10日，将房屋收拾干净交给高×1使用……”为什么这么约定呢？显然是让郭×1在约定时间内将房屋交付给我，实际上，我将购房款交给被告刘×1后，郭×1便依约将该房屋腾空交给了我，由此事实可以看出，郭×1在按协议履行腾房及交付义务，是郭×1自己将该房屋出售给我的。被告刘×1作为郭×1妹夫，基于亲情的考虑，他也不可能未经郭×1同意将房子卖给我，我在本案开庭前录制了与被告刘×1的谈话录音，被告刘×1的庭审陈述与其在录音中的陈述不一致，其目的在于迎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损害我的利益。从录音中被告刘×1的相关陈述可以看出：郭×1知道被告刘×1收取了1.3万元，因其急用钱，郭×1同意其中的1万元由其先用着，等二头（即本案原告）长大了，让被告刘×1再给他，郭×1去世前还向被告刘×1索要这1万元，这足以证明被告刘×1所述郭×1不知道其收取1.3万元不属实。从录音中被告刘×1的相关陈述还可以看出：签协议那天，郭×1到家里找被告刘×1，让其到我家拿卖房款，然后郭×1就走了，被告刘×1不知道郭×1和我怎么谈的房屋买卖事宜，但郭×1让其拿卖房的钱，被告刘×1认为协议上村委会干部签字，协议应当有效，被告刘×1拿到1.3万元后，找到郭×1的弟弟郭×2，告诉他郭×1的房子卖了，问他要不要，被告刘×1因缺钱自己留了1万元，这件事跟郭×1说了，没和原告说，因此，被告刘×1从事上述行为得到了郭×1的授权，其在协议上签字并收取房款应视为郭×1的行为。被告刘×1作为原告的姨父，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应采纳其对原告不利的陈述。综上所述，出售该房屋是郭×1的真实意思，郭×1授权被告刘×1签订协议并收取购房款，故该协议有效，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李×1与郭×1同系×村人，两人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有两子，长子李×2，次子本案原告李×4。北京市平谷县人民法院于1993年9月4日作出（1993）平民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1与郭×1离婚，并确定座落在×村东边北房四间归郭×1所有。后郭×1与李×3于1994年3月25日登记结婚，郭×1于2013年病故。2004年5月8日被告刘×1以郭×1代理人的名义与被告高×1达成《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载明——原郭×1房屋四间，东一尺五寸，西一尺五寸，南三丈五尺，北三尺（×村西街93号），现将本房屋使用权转让给高×1，二千元房屋费用，一次性付给郭×1。郭×1从2004年5月10日起将房屋收拾干净交给高×1使用。高×1将现金二千元在2004年5月10日前付清。证明人：代理人刘×1，证明人：龚×、石×、隋×2，中间人：隋×3，邻居隋×1，2004年5月8日。上述协议加盖有×村委会公章。被告刘×1于2004年5月8日为被告高×1出具收款证明——收刘凤发买房款一万三千元整，买郭×1房四间。收款人：刘×1，2004年5月8日。现被告高×1已占用、使用该房屋十余年，被告高×1并在该房屋后檐墙打出一扇门，通往后院。郭×1的两个兄弟一直在×村居住。原告曾于2016年1月4日将被告高×1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其所有，并由被告高×1立即腾退房屋给原告，后原告撤诉，本院裁定准许其撤诉。现原告将被告刘×1、被告高×1诉至本院，双方诉辩意见如上。
另查一，郭×1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包括其长子李×2、其生前丈夫李×3均向本院表示放弃该房屋的继承权。
另查二，被告高×1在本案开庭前在被告刘×1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了其一家三口人与被告刘×1的谈话，录音谈话中被告刘×1的陈述与其庭审陈述大相径庭。
另查三，时任×村委会主任龚×表示：上述协议上有其本人签字，且加盖有村委会公章，公章是时任党支部书记加盖的，其余事实忘了；石×表示：上述协议上的签字都是本人签写，且加盖有村委会公章，其余事实记不清了；隋×2表示：该协议上的签字都是本人签写，该房屋是郭×1自愿卖给高×1的；隋×1表示：协议上“隋×1”的签字像其本人笔体，确实有房子买卖做手续这件事，但具体经过忘了，想不起来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房屋买卖协议》，收款证明，录音资料，调查笔录，（2016）京0117民初615号案卷宗材料，（1993）平民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明等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1与被告高×1是否达成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
结合原、被告陈述及证人龚×、石×、隋×1、隋×2等人的证言，足可认定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款证明真实存在。被告刘×1、证人龚×、石×、隋×1、隋×2等包括时任村委会干部在内的不少于五人均在真实存在的《房屋买卖协议》上签字，且该协议上加盖有×村委会的公章，上述证据共同指向郭×1与被告高×1达成买卖房屋合意的事实。
关于被告刘×1在录音资料中的陈述和庭审陈述的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的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告高×1一方取得的录音资料的情形并不在上述规定列明的情形之列，本院依法确认其证据资格；被告刘×1在录音资料中的陈述和庭审陈述大相径庭，鉴于被告刘×1系原告亲姨父，双方存在较大的利益关系，而原告将刘×1列为本案被告并不当然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对立关系；并且，由于被告刘×1对被告高×1录音行为并不知情，在该情境下其更加倾向于如实陈述事实；加之被告刘×1的庭审陈述：“……我私自将该房屋卖了1.3万元，我自己留了1.1万元，我让我妻子给了郭×12千元，我让我妻子跟郭×1说这是该房屋租出去的租金。卖房当时我没有见到过郭×1，是我妻子跟我说明天叫我拿房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房子的事。我妻子跟郭×1说该房屋租出去了，我不知道我妻子怎么跟郭×1说房子出租的事，我跟郭×1说是买卖。在交款后，我没有跟郭×1谈过房屋出租的事……”本身自相矛盾，且其未能就其在录音中的陈述和庭审中的陈述的巨大矛盾作出合理解释而违心地简单表示：“……我在录音里的陈述和庭审陈述出入不大……”故此，本院依法采纳被告刘×1在录音中的陈述。而综合分析录音内容，可知郭×1对房屋买卖协议知情且同意。
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角度分析。房屋买卖协议于2004年5月8日签写，随后郭×1即需为被告高×1腾退房屋，由被告高×1一家入住。截止郭×1于2013年病故，上述时间跨度长达9年左右，如被告刘×1当初瞒骗郭×1将该房屋出售给被告高×1，则以郭×1在×村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在该村有众多亲友及其再婚后居住地点相距×村仅数十里路的便利条件，其不可能对被告刘×1的瞒骗行为一直不知情，但现在并无证据显示郭×1对此提出过异议。同理，原告兄弟在2004年早已成年，但其在10年有余的时间里亦未提出异议。并且在第一次诉讼中，原告称系郭×1将该房屋出借给被告高×1使用，这与被告刘×1在庭审中所述其妻子告知郭×1该房屋出租的情形亦相矛盾。上述情形均与常理不符。
综合本案证据及以上分析，足以认定郭×1与被告高×1达成了房屋买卖合意，郭×1已将涉案房屋卖与被告高×1，双方达成的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双方不存在买卖合意但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本院难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4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由原告李×4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杨张林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朱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