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金行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晨凯。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艳玲。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新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801号。
负责人韦国潭。
委托代理人徐越。
委托代理人刘华英。
上诉人贾晨凯、郑艳玲因与金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华卫计委）计划生育行政征收一案，不服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4）金婺行初字第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晨凯、郑艳玲的委托代理人李新民，被上诉人金华卫计委的委托代理人徐越、刘华英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审限延长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贾晨凯、郑艳玲均系城镇居民，2008年5月20日登记结婚，系初婚。2010年1月28日合法生育第1胎（女孩贾玉颜）。2013年2月27日，两原告未经依法申请及批准，在金华市中心医院生育第2胎（男孩贾玉翔）。2013年10月20日，两原告户籍所在地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办事处对两原告违法生育一案立案调查。同年12月9日报被告金华卫计委审批。经履行告知程序，被告于同月13日作出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为两原告违反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属于多生育1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对两原告均按2012年金华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280元的2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共计129120元。原告委托贾晨凯母亲韦小虹向该街道计生办交涉，认为贾晨凯系独生子、生育政策将调整后可生育第2胎。原告已于同月31日缴纳社会抚养费64560元，余款未缴纳。被告在申请执行前发现缺少征收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委托雅苑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6月20日向原告邮寄上述征收决定书。次日，原告收到上述征收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两原告生育第二胎时，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不符合再生育条件，应当被征收社会抚养费。原告对此也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能否适用修改后于2014年1月17日起施行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0.5倍至1倍征收）。行政征收与行政处罚的性质不同，不能完全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但是可酌情在原规定幅度内低倍征收为妥。两原告生育第2胎的行为发生在2013年2月27日，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征收社会抚养费，以体现相对公平原则。浙卫发〔2014〕2号通知，只是内部通知，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有权解释机关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而且，该通知并未明确指出“对2014年1月17日前违法生育、尚未作出征收决定或者作出征收决定后尚未送达的，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2014年2月25日，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函》进一步明确“在2014年1月17日前单独夫妇不符合条件生育第2个子女的，属于违法生育，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被告2013年12月13日作出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后，应当及时送达给原告。但被告在2014年6月21日才委托当地居委会向原告邮寄送达妥征收决定书，并由此引发本案行政诉讼。被告送达行为存在程序瑕疵，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但是，该程序瑕疵尚不足以否定被告原征收决定的效力。原告2013年12月31日已缴纳社会抚养费64560元，尚欠64560元。被告向原告送达征收决定书，是催促原告缴纳尚欠的64560元，并不是要求原告再缴纳129120元。原告委托贾晨凯母亲交涉并缴纳部分社会抚养费时，应当得知被告征收决定的主要内容。但是被告未举证证明当时已向原告依法送达征收决定书并告知原告起诉权及期限，故原告在2014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被告的本案所涉具体行政行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裁量征收幅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无充分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对被告抗辩中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贾晨凯、郑艳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两原告负担。
上诉人贾晨凯、郑艳玲不服原判，向本院上诉称：一、金市人口计生[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系重复征收。2013年12月18日，上诉人贾晨凯接到三江街道计生办电话后，委托母亲韦小虹前去处理。韦小虹告诉计生办工作人员上诉人贾晨凯系独生子女，现在可以生二胎。计生办工作人员就要求韦小虹到居委会开个上诉人贾晨凯的父母系初婚和上诉人贾晨凯为独生子女证明再去处理。2013年12月31日，韦小虹持雅苑社区居委会2013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到开发区管委会计生办办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手续。工作人员开具了64560元的银行缴费单交给韦小虹叫她到银行缴纳社会抚养费。韦小虹缴纳了该款后将银行回单交给计生办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韦小虹开具了64560元社会抚养费票据。二、原判决认定“原告2013年12月31日已缴纳社会抚养费64560元，尚欠64560元。被告向原告送达征收决定书，是催原告缴纳尚欠64560元，并不是要求原告再缴纳120120元”与本案事实不符。2013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开具给上诉人的64560元社会抚养费票据并未注明是预交，且也未告知上诉人尚欠64560元社会抚养费，这足以证明社会抚养费票据行为性质就是行政征收行为。如果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送达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是催促性质，那应该是催促函或催促履行通知，而不是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综上所述，被上诉人2013年12月31日给上诉人的64560元社会抚养费票据行为属于行政征收行为，且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2014年6月21日向上诉人送达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行为，系重复征收。请求撤销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
被上诉人金华卫计委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答辩人对上诉人下达且仅下达了一次征收决定，即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不存在重复征收。答辩人于2013年12月13日下达了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同日下达的共有6个征收决定，决定书编号从[2013]第115号至120号，之后还下达了多个连贯的征收决定，以上事实有一审中答辩人提供法庭的24份《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得以证明，证实了答辩人针对上诉人的违法生育行为，自始至终仅下达过一份征收决定，不存在重复下达征收决定，亦即不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而且上诉人亦未能提供与其缴纳64560元相符的征收决定书用以证明其已全额缴纳了社会抚养费。因此，答辩人针对上诉人违法生育行为，仅下达了一次征收决定，不存在重复征收社会抚养费。三、法院认定答辩人向上诉人送达征收决定书，是催促上诉人缴纳尚欠的64560元社会抚养费的事实清楚正确。答辩人下达决定书后，三江街道通知两上诉人前来办理送达手续，但两上诉人迟迟不肯来，后由上诉人贾晨凯母亲韦小虹前来办理相关事宜，并告知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129120元，但韦小虹以家里条件差，没钱缴纳为由，拒绝签字。后三江街道又多次通知上诉人，而上诉人一直未前来签收及办理相关手续。后街道鉴于上诉人家里条件差、上诉人贾晨凯系独生子女等原因，口头同意上诉人先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一半，64560元。2013年12月31日，上诉人缴纳了部分社会抚养费64560元。因此，答辩人向上诉人送达征收决定书，是催促上诉人缴纳尚欠社会抚养费的6456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无法律、事实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原判确认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因机构改革，金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金华市卫生局合并为金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法定代表人为韦国潭。原金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由金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继。
本院认为，对于是否存在重复征收的事实，被上诉人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上诉人违法生育第二胎的行为只作出过一个征收总额为129120元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上诉人所提供的社会抚养费缴纳票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已缴纳了64560元的社会抚养费，但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做出过两个内容不同的征收决定。上诉人于2013年2月27日生育第二胎，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13日依据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金市人口计生征字[2013]第116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修改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贾晨凯、郑艳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单晓剑
代理审判员 郦东钧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朱丽敏
（2015）浙金行终字第38号判决书
适用法律条文具体内容
修改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