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81民初7432号原告：周赟，男，198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纪平，诸暨市浣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开元社区何村1125号。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系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显耀，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正方，男，197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被告：董宗荣，男，197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被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商城北路508号。法定代表人：刘正方。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诸暨市大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周赟与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永公司）、刘正方、董宗荣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原告周赟申请追加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亿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纪平，被告衡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显耀、被告刘正方、董宗荣、思亿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加工费20057元，并支付自立案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审理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衡永公司、思亿公司共同支付加工费2005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经营需要，委托原告为其加工袜子，至2016年10月6日结算，尚欠原告加工费25057元。2017年2月14日，被告对支付加工费立有付款计划，约定在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20%，其余分别于2017年5月底和7月底及11月底付清。届期，被告仅支付第一期20%的款额，其余款额未能按付款计划履行。后经原告催讨，至今未能支付。被告衡永公司辩称，刘正方、董宗荣从衡永公司处退股，并开办思亿公司，因当时思亿公司初设，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办公室相同，谭某是两家公司的会计。加工业务是刘正方联系的，也是思亿公司将其售出，其实加工合同的实际相对方是思亿公司。是因为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的工作人员、办公地点等都是相同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所以才会发生混同，才会出现以“衡永”为抬头的结算单，请求法庭依法判决。被告刘正方、董宗荣、思亿公司辩称，该三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袜子加工业务关系，因此原告要求其和衡永公司共同支付加工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庭驳回对该三被告的诉讼请求。对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1、被告衡永公司提供了被告思亿公司与案外人宁波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收购合同书复印件、记账凭证复印件、网上交易凭证复印件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委托原告进行袜子加工的是被告思亿公司，加工好的成品被售往宁波市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且被告思亿公司也已收到货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衡永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原件，无法对真实性进行核对，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2、被告衡永公司提供了记账凭证、领（付）款凭证、报销单等财务资料，并申请证人谭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被告衡永公司和被告思亿公司不仅股东混同、员工混同、而且财务混同等事实。原告经质证无异议；被告刘正方、董宗荣、思亿公司经质证认为，对刘正方和董宗荣签字的记账凭证、领（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人谭某的证言及被告衡永公司的举证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财务资料均有卿海燕、刘正方、董宗荣或谭某的签字，与谭某的证言及原告、被告衡永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及谭某的证言予以确认，并认定谭某同时兼任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内部财务人员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被告刘正方联系原告，要求原告加工袜子，并以“衡永”名义与原告制定了编号为230单的加工计划单。加工完毕后，被告衡永公司的财务人员谭某与原告进行对账结算，2016年10月6日出具“衡永对账单”一份，确认尚欠原告加工费25057元，由谭某及原告签字。2017年2月14日，被告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及被告刘正方、董宗荣签订了《270单前加工费付款计划》一份，载明：“经公司股东会商议，对2016年-2017年度270单前所未付的加工费作出如下付款计划：一、2017年3月15日前支付未付款的20%，2017年5月底支付未付款的30%，2017年7月底付未付款30%，2017年11月底付清余下的加工费……”同年3月15日，被告刘正方汇款给谭某137336元，用于支付该计划中的第一期20%的加工费，其中向原告支付了5000元。3月16日，被告刘正方出具了《关于我本人经手衡永针纺有限公司账务的声明和具体说明》一份，对其经手的内部账务作了声明。另查明，2015年8月10日，被告刘正方、董宗荣成立了思亿公司，刘正方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刘正方和董宗荣二人，住所地为诸暨市。同年9月18日，被告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甲方）与被告刘正方、董宗荣（乙方）签订《衡永针纺有限公司退股内部协议》一份，载明：“因甲方自身原因需用公司名义进行融资，为了不损害股东（乙方）的利益和名誉，要求乙方名义上把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经双方协商，签订以下内部协议：一、股权转让：1、乙方出于帮助，同意从衡永公司退出全部股权，以便于甲方以衡永公司名义进行融资。2、乙方退出股权后，衡永公司以后的业务甲乙双方都与之前一样共同合作，共同经营，客户，货款，费用开支，及其它各方面的处理方式和以前一样公开，公正，责任必需共同承担，利益共同享受；3、如甲方因融资方面或因自身原因出现问题而引起的麻烦和责任都由甲方单方面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乙方的机器设备挂入公司名下，属于乙方的私人财产，不属于公司共有财产。二、其它事项：1、乙方可成立新的公司，来开展业务，新公司不纳入甲方的名字，但甲方可享受新公司同样的权利与义务。2、甲方在新公司可占有和原公司一样的股权。3、甲乙双方在新公司的操作方式与原公司一样……”2016年1月份，被告衡永公司租用诸暨市大唐华洋袜厂位于诸暨市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2017年3月27日，被告思亿公司的经营住所地亦登记变更为诸暨市。本院认为，谭某作为财务人员以衡永公司名义向原告出具对账单确认所欠加工费金额，故对于该加工费，应由衡永公司负责清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思亿公司是否与衡永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否对衡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间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与公司之间法人人格特征高度一致的公司存在状态。公司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组织机构混同、公司间财产混同和经营业务混同。（1）公司间组织机构混同。公司之间如果具有相同的公司管理人员、相同的工作人员、相同的办公场所等情形，一般可认定为公司组织机构混同。公司作为社团法人，其运行基础便是人的组合，因此，不同公司间一旦组织机构混同，极易导致公司财务、利益整体性混同，公司的独立意志也将不复存在。本案中，刘正方、董宗荣与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签订了一份内部协议，约定刘正方、董宗荣在工商登记上退出衡永公司的股东身份，但实际衡永公司仍由该三人共同合作、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责任，同时约定了卿海燕在刘正方、董宗荣新开设的公司享有与原公司一样的权利义务和股权，此处的新公司应为思亿公司，而原公司为衡永公司。该内部协议的约定足以证实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实际股东和管理人员均为卿海燕、刘正方和董宗荣。在本案加工业务发生时，衡永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诸暨市，而原告周赟与被告衡永公司的庭审陈述以及证人谭某的证言，均证明思亿公司当时的经营场所亦在该处，刘正方自己在2016年5月对外寄送的顺丰快递上填写的思亿公司的寄件地址即为“诸暨市”，因此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一致。证人谭某证实，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同，其本人也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财务，该证言内容由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账本[衡永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领（付）款凭证、报销单等]予以佐证。思亿公司具有与衡永公司相同的股东、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经营场所，可认定为两家公司组织机构混同。（2）公司间财产混同。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只有在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公司才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其债务负责。本案中，证人谭某证实，在其担任衡永公司和思亿公司财务人员时，两家公司的内部财务账册是混同的，支出收入等项目也是不加区分的。在谭某所做的内部财务账本中也可以看出，很多由刘正方或董宗荣签字的报销单据均未注明系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两家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3）公司间业务混同。业务混同是指公司之间在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等方面存在混同现象，主要表现为公司之间从事相同业务活动，各业务活动不以公司独立意志支配。本案中，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一致，均为制造销售针纺织品、服装、鞋袜帽，从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等。与原告联系、订立加工合同的是刘正方，而原告知晓刘正方系思亿公司老板的身份，故在催讨加工费时，均是针对刘正方和董宗荣，而非衡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卿海燕，即在原告的主观意识上，对账单上虽然注明了“衡永”，但实际债务人为衡永公司还是思亿公司并不清楚，对于在同一地址、经营业务相同的两家公司无法加以区分。因此，两家公司之间构成了业务混同。综上，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地址等）高度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本院认定其构成人格混同。公司人格独立是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当关联公司的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时，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思亿公司与衡永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该条规定，思亿公司对衡永公司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对尚欠原告的加工费20057元，应由被告衡永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并由被告思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周赟加工费20057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应对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周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1元，减半收取计150.50元，由被告诸暨市衡永针纺有限公司、诸暨市思亿针织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 丽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代书记员  周秀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