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73民初8297号原告朱英娣，女，汉族，1973年10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叶立琴，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进华，广东常正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东莞市美怡登酒店（普通合伙），经营场所为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柏林，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成，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玉莲，广东莞泰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原告朱英娣诉被告东莞市美怡登酒店（普通合伙）、戚爱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柯金玲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英娣及其委托代理人叶立琴、杨进华，被告东莞市美怡登酒店（普通合伙）的委托代理人马成、林玉莲，被告戚爱民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原告朱英娣申请撤回对被告戚爱民的起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2016）粤1973民初82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朱英娣撤回对被告戚爱民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11月26日向被告支付“施袁联婚酒席”订金10000元，约定酒席将在2016年1月19日举行，戚爱民向原告开具订金《收据》一份，并在《收据》经手人处签名“戚爱民”，左下角金额处加盖“东莞市美怡登酒店财务专用章”。2016年1月11日原告接受试菜，并向被告中餐部经理李婷婷提出4条改善意见。2016年1月15日晚再次叮嘱戚爱民对婚宴菜肴进行改善。2016年1月19日“施袁婚礼酒席”如期举行，共花费午餐费、晚餐费、房费和纸巾费合计201592.80元。2016年3月11日，原告向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常平支行账户转账酒席款201591.80元，后又支付1元，被告给原告开具酒席餐费收据一份，确认实际收到原告支付的施袁联姻酒席餐费201592.8元。《收据》经手人处签名“陈国强”，左下角金额处加盖“东莞市美怡登酒店财务专用章”。后原告发现10000元的婚宴订金并未在餐费中抵扣，遂找被告退还，但至今未获退还订金。原告认为其先行支付的订金是婚宴预付款，依法应当在婚宴餐费结算时相应抵扣，或者在支付完毕所有婚宴餐费后全额退还，被告拒不退还，实属不当得利。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原告订金10000元及利息132.9元，合计10132.9元，利息以10000元为本金，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从2016年3月1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名片、《收据》、请帖、菜单、午餐和晚餐的结账单、房费账单、酒店银行账号、转账记录、微信语音记录及传送文件记录。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形成服务合同关系。2016年1月19日，原告在被告处有三单消费，中餐、晚餐和房费，合计211404元，原告实际支付211592元，该金额包括10000元定金，被告实际收款金额超过原告实际消费金额188元，被告愿意退还188元。原告要求退还定金10000元与事实不符。本案戚爱民是被告员工，其从事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有案涉款项均由被告收取，与原告形成服务合同的主体是被告，原告起诉戚爱民属于主体错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6日，原告向被告定制“施袁联婚酒席”，约定婚宴于2016年1月19日举行，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订金10000元。2016年1月19日，婚宴如期举行。当日午餐费用13536元（含纸巾费用32元、餐费13504元），晚餐费用196516元（含纸巾费用292元，餐费196224元），房费1352元。原告于2016年3月11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201591.80元，加上双方约定的手续费1元，合计201592.80元。被告亦确认加上之前的订金10000元，共收到原告211592.80元。原告主张被告同意晚餐餐费按95折计算，原告共多付10000元，应予以退回。被告则主张所有费用包括晚餐费用不应打折计算。双方就此发生争议，原告故诉至本院请求解决。原告提供的晚餐菜单打印载明特惠价2688元/席，原告在晚餐菜单复印件上手写添加了×73席=196224元×95%=实付186412.80元+纸巾292元=186704.80元等内容。被告对手写内容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2016年3月11日收据载明收到原告201591.8元+1元，原告在收据复印件上手写了午餐1688元/席×8席=13504元、晚餐2688元/席×73席×95%=186412.80元、房费1352元，总数201268.80元+纸巾32元+292元=实付201592.80元等内容。被告对手写内容不确认。原告提供了其与被告的员工戚爱民的微信语音记录及传送文件记录。2016年3月9日16时20分，原告问戚爱民数有没有谈好，戚爱民回复说公司说要打那么多折不肯，要扣我们钱怎么办。2016年3月10日12时38分，戚爱民跟原告谈起除送的6间房外，其余4间房需要付费，原告要求戚爱民剩下4间房都免费，戚爱民说单都打出来了，不能改了，这些都要自己买单的。2016年3月10日13时45分，戚爱民将午餐结账单（含纸巾费用共13536元）、晚餐结账单（含纸巾费用共196516元）、房费账单（1352元）、酒店银行账号的图片发送给原告。原告收到后在收据复印件上添加午餐1688元/席×8席=13504元、晚餐2688元/席×73席×95%=186412.80元、房费1352元，总数201268.80元+纸巾32元+292元=实付201592.80元等内容并拍照发送给戚爱民。原告说戚爱民发过来的账单不对，原告重新计算后发给戚爱民，要求戚爱民重新核算，原告还说四间房的房费同意付款。戚爱民回复说原告计算方式是对的，并在白纸上手写了费用总金额后拍照发送给原告。该手写内容为“1688×8=13504+32=135362688×73=196224×0.95=186412.8+292=186704.8房1352共201592.8”。戚爱民还说如果三单总数减去原告已付的定金，原告尽快将订金单退回给被告，原告也可以转整数给被告，原告再拿订金单给被告退钱。原告收到后对纸巾要算费用提出了异议，后来又表示同意，承诺次日转账。2016年3月11日12时41分，原告向戚爱民发信息要求退回定金10000元，戚爱民表示帮原告联系财务，随后双方就何时退款进行了多次微信沟通，戚爱民并未拒绝退款。2016年3月25日11时12分，原告问戚爱民退款的事情问的怎样了，戚爱民回复了原告，主要内容是已经联系被告公司内部，但没有得到解决。被告确认微信语音记录及传送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晚餐费用打折仅是原告单方主张，戚爱民只是表示按95折向被告财务部申请，戚爱民作为餐饮总监，没有权限对大型酒席进行打折，且原告发送打折金额之前，戚爱民与原告说过单都打出来了，不能改了，而戚爱民回传总额为201592.80元的金额图片，仅是戚爱民与原告就如何向被告财务部结算申请的数据，不是同意打折，也不是最终结算数据。以上事实，有《收据》、菜单、午餐和晚餐的结账单、房费账单、转账记录、微信语音记录及传送文件记录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成立的服务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是案涉婚宴费用如何计算，晚餐餐费是否按95折计算。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其一，原告提供的晚餐菜单复印件、收据复印件上手写的打折内容来看，上面并无被告签名盖章确认，不能证实双方就晚餐费用打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二，从原告与戚爱民微信语音记录及传送文件记录来看：一开始原告要求戚爱民打折，戚爱民表示被告公司不同意；但后来双方交涉后戚爱民同意了晚餐打折并于2016年3月10日手写“1688×8=13504+32=135362688×73=196224×0.95=186412.8+292=186704.8房1352共201592.8”等内容，并告知原告可以将总金额减去原告已付订金数额支付给被告，也可以转账支付总金额给被告，然后再拿订金单向被告退钱；原告于2016年3月11日向被告转账201592.80元，并向戚爱民发信息要求退回定金10000元，戚爱民表示帮原告联系财务，随后双方就何时退款进行了多次微信沟通，戚爱民并未拒绝退款；2016年3月25日以后的微信记录则显示戚爱民就退款事宜联系被告公司内部，但没有得到解决。从双方以上微信记录来看，原告与戚爱民在2016年3月10日就案涉婚宴晚餐餐费按95折计算已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戚爱民是被告餐饮总监，其代表被告进行打折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行为结果应由被告享有和负担。至于被告抗辩戚爱民进行打折是否超越职权，属于被告内部管理问题，对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前所述，戚爱民代表被告与原告就案涉婚宴晚餐餐费按95折计算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该协议成立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被告随后不同意打折属于单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以上两点，案涉婚宴晚餐餐费应按95折计算，其余费用按全额计算，故原告应付婚宴费用为午餐费用13536元（含纸巾费用32元、餐费13504元）+晚餐费用196224元×0.95+晚餐纸巾费用292元+房费1352元=201592.8元，原告已付211592.80元，多付了10000元。被告取得该10000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理应返还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返还10000元以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计至付清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限被告东莞市美怡登酒店（普通合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朱英娣返还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计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元，由被告东莞市美怡登酒店（普通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柯金玲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建华陈俊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３１．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