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03民初2189号
原告：徐承荣，女，1965年2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山东沛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凤玲，女，1969年12月27日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现住威海市文登区。
被告：王海卫，男，1964年4月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址同上。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波，文登大水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徐承荣与被告杨凤玲、王海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承荣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被告杨凤玲及二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开庭审理前，本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的财产进行了保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承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徐承荣借款人民币90000元，并承担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如下：原、被告系同村村民，二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因购买理财产品，多次向原告借款合计90000元，2018年2月27日，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现经原告了解，被告购买的理财产品亏损严重，遂多次找被告索要借款，被告均拒不付款。
被告杨凤玲辩称，首先，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案由与事实不符，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双方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被告杨凤玲系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文登分公司（以下简称善林公司）的职工，与原告之间系委托关系，列被告杨凤玲为本案被告系主体不适格；再次，被告杨凤玲为公司的业务人员，所从事的业务均系职务行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慎重，杨凤玲已经向原告释明了风险要自行承担，高利率必然存在高风险，因此原告的投资行为的后果与被告杨凤玲没有关系，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杨凤玲的起诉。
被告王海卫辩称，被告王海卫同被告杨凤玲系夫妻关系，被告杨凤玲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据被告王海卫所了解，被告杨凤玲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合同关系，被告杨凤玲的职务行为被告王海卫均不知情，依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要符合如下几点要件：（1）用于家庭经营生活所需；（2）相对应方知情。本案中被告王海卫明显不具备如上要件，因此列被告王海卫为本案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被告王海卫的诉讼请求。
本案庭审中，原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徐承荣人民币玖万元整杨凤玲136163036792018.2.27号”。经质证，被告杨凤玲认可该借条系其本人出具，但对待证事实提出异议，陈述该借条的出具经过如下：被告杨凤玲的父母与原告系同村村民，而且相互之间关系融洽，杨凤玲在本村受多位村民委托代为投资理财，原告见多位村民收益颇丰，主动与杨凤玲联系，在杨凤玲回父母家的时间里原告分多次将所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交付与杨凤玲，按照善林公司要求，投资理财客户应亲自到场签订理财合同，但原告以工作忙、手续繁琐为由同意全权由杨凤玲代理，在此前提下杨凤玲接收理财资金后分别向原告出具收据，收据注明了投资数额并约定了年利率及兑付期间，2018年4月24日善林公司网站公布该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原告及其家人同时到杨凤玲所在公司要求兑付投资款，如果不能兑付，要求变更收条内容，杨凤玲不同意并表示要按照当时约定来执行合同，当月28日原告及其家人又到公司，并且对杨凤玲态度蛮横，情绪过激，在此前提下经公司分管业务领导协调，原告将原投资理财收据交付给杨凤玲，杨凤玲应原告要求将原收条变更为借条即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当场表示不会难为被告杨凤玲。原告称被告以上所述与事实不符，陈述事实经过如下：被告杨凤玲在善林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其靠拉客户存款赚取提成，并且杨凤玲以自有财产也进行了理财产品的购买，2017年杨凤玲为拉客户，到其父母老家大百户村宣传其销售的理财产品回报率高，鼓动村民购买，有部分村民按其要求购买了善林公司的理财产品，原告及其他少数村民考虑到风险较高，不愿意购买，但杨凤玲向原告表示可以以杨凤玲的名义用原告的资金购买相关产品，资金可以视为杨凤玲所借，如果产生风险由杨凤玲直接偿还，在此情况下原告分批向杨凤玲交付了本金，杨凤玲也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了善林公司的理财产品，事实上原告交付本金后，至今也未收到任何利息。
被告杨凤玲为证实其抗辩，提交如下证据：
1、收条两张，一张载明“今收到国泽婶人民币贰万元整在善林金融做理财壹年利率12%到期本金20000+利息2400=22400元整合计贰万贰仟肆佰元整2018.3.1-2019.3.1杨凤玲136163036792018.2.26”、另一张载明“今收到徐承荣婶伍万元整于2017.11.20到2018.11.20本金+利息50000+5400利息=55400元整2017.11.21徐承荣婶给我贰万元整本金+利息（20000+2160）到2018.11.2222160元整合计77560元整杨凤玲136163036792017.11.20”。经质证，原告对其中记载的被告收到原告本金的数额予以认可，提出异议称该收条系由被告杨凤玲自行书写，并且收条中记载的在善林做理财按原告当时的理解应当是杨凤玲以原告的资金在善林金融做理财，而非指原告本人以其自有财产购买善林金融理财产品；
2、债权转让协议两份，转让方均为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耀公司），受让方均为被告之女王玲玉，居间人均为北京善者如林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日期分别为2018年2月28日和2018年3月25日，合同约定中耀公司将其依法拥有基于《工程合同》产生的合法债权的全部所有权、权益和利益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分别为250000元和50000元，受让方应当在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前的三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全额支付转让价款，同时约定转让方自愿承诺：“本协议债权转让生效12个月后，受让方需提前书面向转让方提出债权回购申请，转让方应当按约定溢价回购债权，本协议转让方到期应当一次性以溢价回购该债权”，回购价分别为281000元和56200元，协议上均附有银行转账证明。对该两份协议被告杨凤玲陈述，因为原告和案外人曲永法、夏国发共同委托被告杨凤玲以杨凤玲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归原告及曲永法、夏国发，三人共投入资金30万元，因善林公司规定公司中层管理以上职务的员工本人购买公司的理财产品不算个人业绩，无法享受业务人员的提成，同时杨凤玲在善林公司属于中层管理职务，所以杨凤玲以二被告之女王玲玉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以获取业绩，杨凤玲收到原告及曲、夏的本金全部用于购买了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其实是对中耀公司的投资，由中耀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所以是由投资人直接和中耀公司签订合同，投资资金都直接打到中耀公司账户，原告及曲永法、夏国发的投资款共签了两份合同，一份是50000元，另一份是250000元。经质证，原告陈述不清楚该两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被告从未向原告解释过其所谓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交易方式，但是从被告自述的收到原告相关款项的时间看，无法确定该债权转让协议与原告的借款存在关联性。被告杨凤玲陈述还有其他客户也委托其进行理财投资，所有客户的资金被告都没有单独进行计算，都统一转入中耀公司账户进行理财，因理财需凑够50000元以上才能享受12%以上的利息，所以被告都是凑够50000元或100000元才一并打入中耀公司账户。被告庭审中另行提交债权转让协议8份，内容同前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其中7份受让人为王玲玉，一份受让人为被告杨凤玲，金额分别为50000至100000元不等，回购款分别为56200元（投资50000元）、112600元和112400元（投资100000元），其中一份日期为2017年10月，另七份均为2018年2月和3月。杨凤玲同时陈述开始的时候利息为12.6%，后来降到了12.4%，给原告等客户的利息按12%计算，多出的0.4%和0.6%算做被告杨凤玲的提成，但是现在上述转让协议的钱都没有回来，提成被告也没有拿到。经质证，原告提出异议称对上述8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不清楚；
3、二被告之女王玲玉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三页，显示该账户2017年11月21日从杨凤玲的账户转入100000元，并于当天及次日分别转出50000元；被告王海卫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两页，显示2017年11月21日分三次、每次10000元共计存入30000元，并于当天全部转出至浙江银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告陈述上述13万元系其于2017年11月21日收到原告交付的20000元，曲永法交付的10000元，当月20日原告交付的50000元，曲永法交付的50000元，原告及曲永法共计交付给被告杨凤玲130000元，都通过王海卫和王玲玉的丈夫打入了理财账户。经质证，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提出异议称结合被告杨凤玲提交的协议可以看出被告以王玲玉的名义购买了多份理财产品，金额远超原告所诉金额，且上述两份银行流水并不能分辨出是否是原告的借款，也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从银行流水体现的交易记录来看，存在收取案外人款项的情况，也可以证实被告陈述的交易行为是由其自行决定，并不受原告影响；经核实，被告提交的王海卫的账户系工资卡，王海卫每月的工资均打入该账户中，被告杨凤玲陈述存取款的时候有时候杨凤玲自己去，有时候二被告一起去；
4、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一份，载明“本公司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本函为担保贵州中耀华建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回购义务的履行，如转让方即贵州中耀公司到期未及时履行回购义务的，受让方可以要求本公司代为履行回购义务。本担保为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自中耀公司应履行回购义务之日起计算高通盛融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发日期2017年7月28日”，被告陈述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系在善林公司的授意下完成的业务行为，同时能证实原告交付给被告用于理财的资金在被告处完全按照供职公司的流程进入理财周期，并有案外第三人提供担保，因此原告所受的损失被告只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应承担民事上的赔付责任。
被告为进一步证实其抗辩，庭审中申请证人隋某出庭作证，隋某陈述其系善林公司文登分公司原负责人，和被告杨凤玲原系同事，被告杨凤玲购买理财产品钱都交付给公司了，都是职务行为，关于原告与杨凤玲的关系，隋某陈述杨凤玲之前告诉过证人，她拿了原告的钱，都给原告打了收条，收益也写在收条上，但证人没见过收条，4月28日原告、曲永法、夏国发三人及其家属到善林公司找被告杨凤玲，当时双方在证人办公室里进行面谈，后来杨凤玲出来把证人叫进去说是要换条，杨凤玲把原来的收据都收回来了，向原告、曲永法、夏国发三人分别出具了一张借条。对公司业务流程，证人陈述其理财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线上的善林财富，另一种就是刷POS机向中耀公司打款的，线上的收益开始是10.8%，后来降到10.2%,线下的开始是12.6%，后来降到12.4%，业务员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客户也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两种购买方式的提成一样都是发工资的时候计入业务员的额薪资中，善林公司对理财资金的来源不进行区分，谁的卡上转过来的资金利息就打入到谁的卡上，被告杨凤玲也用过被告王海卫的名义购买过理财产品。原告对证人陈述的换单一事有异议，陈述借条是2018年2月27日出具的，收条原告没见过，对其他证言并无异议。被告陈述证人证言基本属实，但换单一事证人所述不全面，当时原告、曲永法、夏国发三人及其家属坚决不要收条，要换成借条，还要写成年初的时间，双方发生激烈言语冲突，是证人出面安抚原告并劝说被告杨凤玲可以出具借条，反正原告的收据在杨凤玲手中，不会有意外，所以杨凤玲才出具了借条换回了收条。
庭审中，原告提交2018年4月28日原告等人到被告杨凤玲处协商的录音一份，拟证实原、被告之间确系借贷关系，不存在被告所述的胁迫等情形。录音中，杨凤玲陈述“你们把钱都给了我了，我都存到我的卡上，用我的卡给你们刷的合同，合同都在我这儿”，一人发问“现在如果是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赔偿的钱都打你卡上吗”，杨凤玲回答“是，我再把钱给你们，就是这么个事，如果公司好了的话，把钱都给我了，我得把在你家拿多少钱，连本带息都给你”，问“你当时上俺那把人民币拿走了，你打的你的名，那就应该说是你借的咱的钱一样，一样的性质，一个意思”，杨凤玲回答“就是，恩恩。我就说砸锅卖铁也得还你们这个钱”。经质证，被告认可该录音系4月28日当天的录音，原告进行录音是有备而来，对被告进行诱导和误导，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下的交谈情况，该录音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是借贷关系，从双方措辞来看明显是委托代理关系，被告在原告的授意下完成了对原告资金的处分，被告没有违规之处，因此对善林公司的经营状况原告只能自行承担民事责任。
庭审中，被告杨凤玲另陈述理财方式共分线上和线下两种，线上方式为将理财资金打入善林公司的账户，有的资金通过王玲玉的账户、有的资金是通过被告王海卫的账户转入善林公司的账户，线下的方式就是通过刷POS机将资金转给中耀公司。线上方式的理财利息为10.8%/年和10.2%/年，线下方式的年利息都是12%，两种理财方式原告均不知道，都是由被告杨凤玲进行操作，一开始没有线下的方式，只有线下的，后来有了线下的，且线下方式收益高，公司要求做线下的，被告就把钱都投入到线下方式，给客户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的利息是根据收钱的时候有无线下方式确认的，收钱时没有线下方式就按线上方式公司规定的利息写明给客户的利息，有线下方式就按线下方式公司规定的12%年利率写明给客户的利息。被告杨凤玲的薪资为工资加提成，工资是其作为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提成是按照杨凤玲以其女儿和丈夫的名义的投资数额作为业绩计算提成。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原告徐承荣于2017年及2018年先后数次将9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杨凤玲，被告杨凤玲就上述90000元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如下两点：
一、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对该焦点，本院认为应从以下几点予以认定：一、原告提交了被告杨凤玲出具的借条，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该借条系原告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被告杨凤玲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出具，且原告提交的录音中被告杨凤玲明确表示砸锅卖铁也得还原告的钱，杨凤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本院对该借条予以采信，对该借条的效力予以认定，至于借条出具的时间对借条的效力并不产生影响；二、被告杨凤玲辩称其系受原告委托进行理财，但其提交的收条上并没有原告的签字，原告对该收条亦不予认可，且收条上仅写明在善林金融做理财，未写明是由原告还是由被告自己做理财，本案涉案90000元款项由原告交付给被告后，对该款项的去向和如何使用原告完全不知情也不参与，被告杨凤玲虽提交了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以证实其将该90000元款项投入了理财账户，但签订转让协议的时间均系2018年2月以后，而根据杨凤玲提交的收条及原告的自认，原告2017年11月就将部分款项交付给了被告，与债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相隔三个月以上，而且转让协议的到期时间及应返还的利息均与杨凤玲提交的收条上载明的到期时间及应付利息存在冲突，无法确定该债权转让协议所涉款项与原告的借款存在关联性，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原告对被告进行了授权、委托被告进行投资理财，故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委托杨凤玲进行理财；三、被告辩称系原告委托其进行理财，但被告提交的收条上显示，原告交付给被告的90000元不仅需到期如数返还，还有固定的收益，到期之日需连本带息一并返还给原告，即被告承诺该90000元在保本返还的同时还有固定收益，这与被告辩称的投资理财存在亏本的风险的主张并不一致，相反却与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相吻合，理应认定为借贷合同关系；四、退一步讲，即使原、被告就涉案90000元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保底条款的约定违背了资本市场规则和委托合同制度规则而应为无效条款，故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告杨凤玲向原告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认定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即双方就涉案90000元在借条出具之日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结合以上分析及本案相关事实，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杨凤玲偿还本金及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
二、被告王海卫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证人隋某陈述被告杨凤玲以其丈夫即被告王海卫的名义购买过理财产品，被告杨凤玲提交的王海卫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杨凤玲用于投入理财账户的资金从王海卫发放工资的账户中进行流动，且杨凤玲认可其有时和王海卫一起去取款，足以认定被告王海卫对被告杨凤玲借款用于投资的行为完全知情且并无异议，故涉案款项理应认定为二被告的共同债务，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偿还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杨凤玲、王海卫连带偿还原告徐承荣欠款90000元，并承担自2015年5月8日至二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25元，保全费920元，均由二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栾哲元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吕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