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辽民二终字第00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音乐学院。
法定代表人：刘辉，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郑军，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丽萍，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沙河口银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瑞昉，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程国滨，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连向阳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启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爽。
原审被告：高启君。
委托代理人：高爽。
上诉人沈阳音乐学院（以下简称音乐学院）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沙河口银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公司）、原审被告大连向阳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阳公司）、高启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孙建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晓萍、代理审判员蒋策（主审人）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音乐学院的委托代理人任丽萍、郑军，银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瑞昉、程国滨，向阳公司和高启君的委托代理人高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4日，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高启君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编号：YFJK2010-5-20-001）一份，约定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用于学校建筑资金贷款。使用期限12个月，自2010年5月24日至2011年5月23日止。贷款发放凭据以贷款借据或者发放贷款的付款凭证或银行对账单据所记载的实际单据为准。贷款实行浮动利率，为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基本贷款利率4倍计算。高启君自愿就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和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5年。并承诺以高启君自己的股权做质押，到工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同日，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另行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编号：YFJK2010-5-24-001）一份，约定鉴于双方已签订的合同，银丰公司向向阳公司授信6000万元，用于学校建筑资金贷款，现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借款3500万元，自2010年5月24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贷款利率为月息3%。上述合同签订后，银丰公司依约向向阳公司发放贷款3500万元，其中2010年5月20日给付300万元，2010年6月3日给付1900万元，2010年6月11日给付1300万元。其后在2010年10月27日至2010年12月9日期间，又依第一份的合同约定先后向向阳公司发放5笔贷款，合计760万元。
2012年2月23日，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出具《确认函》一份，载明：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贷款合同，经双方财务人员对账，截止2010年12月31日，双方确认向阳公司未还本金为4260万元，已付利息为7，078，000元。
另查明：2003年10月18日，向阳公司与音乐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合作组建沈阳音乐学院（大连）校区（以下简称沈音大连校区），其产权隶属音乐学院，合作办学双方共同享有管理权和受益权，合作期限为50年。向阳公司负责沈音大连校区的教学硬件投资，音乐学院负责教学组织及日常行政工作。2005年7月14日，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署《委托书》，确认向阳公司作为沈音大连校区建设项目建设、招标工作的全权代理单位。
又查明：2013年7月21日，本院做出（2013）辽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认定高启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追缴其犯罪所得返还被害人。并同时认定以下事实：“2010年5月，高启君在无资金保证及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虚构事实，隐瞒了其收取教师住宅楼销售款3820万元，大连校区教职工住宅已经被重复出售、抵押的真相，于同年5月20日、5月24日，与银丰公司签订了“关于买断教师住宅的协议”、“借款及保证合同”、“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指定沈音大连校区教师交纳房款至银丰公司指定的银行，乙方履行代扣为保证，以向阳公司虚假注册资本1800万元为质押，向银丰公司借款6000万元。至案发，银丰公司已经向高启君提供借款4649万元。该款被向阳公司及高启君骗取，至今未归还”。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高启君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向阳公司的名义与银丰公司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向银丰公司借款，银丰公司依约发放了4260万元款项。2013年7月21日本院作出的（2013）辽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及的借款被向阳公司及高启君骗取，至今未归还。即该刑事判决已认定了本案所涉及的借款是基于合同收取的，并在签订合同之时，高启君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的事实。因此，本案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对行为人“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向阳公司做为单位主体应对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给付责任。
对于借款的本金数额4260万元，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对于向阳公司已偿还的7，078，000元，向阳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截止2010年12月31日，已付部分已超过了利息的约定，超出部分应转为本金，对此该院认为，向阳公司已在2012年2月23日出具的《确认函》中明确表述：截止2010年12月31日，尚欠本金为4260万元，已付利息为7，078，000元。对于已付的款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院予以确认，认定已付7，078，000元为利息。关于剩余利息的给付标准，因双方当事人在所签订的第一份《借款及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而该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该院对银丰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音乐学院是否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银丰公司在与向阳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已明确约定借款用途为学校建筑资金贷款，银丰公司也是基于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所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及音乐学院为向阳公司所出具的委托书内容，而发放的借款，对于借款的使用，向阳公司也主张用于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当中。即音乐学院为该笔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和用款人，应当承担共同给付责任。
关于银丰公司主张要求高启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因关于本案借款，高启君已被刑事判决认定诈骗罪，并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因此该院对此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向阳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银丰公司借款本金4260万元；二、向阳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银丰公司上述欠款的利息（自2010年6月3日起至2010年6月10日止，以本金2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给付；自2010年6月11日起至2010年12月8日止，以本金35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给付；自2010年12月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本金42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给付；以上利息扣除已付的7，078，000元利息）；三、音乐学院对上述欠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向阳公司、音乐学院未按上述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银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5，678元由向阳公司、音乐学院承担。
音乐学院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在有关音乐学院部分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中判令音乐学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判项（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驳回银丰公司一审时对音乐学院的诉请。
一、一审判决对涉案事实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错误地将“合同约定”等同于“合同履行”。银丰公司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全部借款的实际用途。借款的实际用途完全有可能与借款合同约定的不一致，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8页第1段基于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约定借款用途为学校建筑资金贷款即认定借款用于沈音大连校区建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2、生效刑事裁定已认定借款被向阳公司及高启君骗取。（2013）辽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及的借款被向阳公司及高启君骗取，至今未归还。这说明本案所涉借款并未用于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另外，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在高启君涉案款项中有数亿元去向不明。一审判决将涉案借款认定为投入沈音大连校区建设严重违反证据采信之基本原则。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委托书》用途。《委托书》系音乐学院根据向阳公司的申请出具，仅为方便向阳公司办理施工手续使用。向阳公司完全知晓其合同义务，其在明知无权以音乐学院名义借款的情况下，如果滥用《委托书》，系诈骗行为，应由向阳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对其诈骗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向阳公司在与银丰公司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书的同时，双方又以向阳公司的股权为担保办理了质押登记，这足以表明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系向阳公司，而与音乐学院无涉。4、一审向阳公司及高启君的陈述不应作为采信证据的依据。向阳公司及高启君为本案债务人、担保人，又与音乐学院存有利害冲突，其陈述应有其他证据证明才能采信。在本案中，向阳公司及高启君为规避和推卸对银丰公司的责任，声称其系受音乐学院委托，并将借款基本用于建设中，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前述主张加以证明，其陈述不能采信，不应作为定案依据。5、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关于“音乐学院对工程建设的出资及引发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对银丰公司具有公示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向审批机关提交申办报告、可行性论证材料、章程等材料（章程中必须说明经费来源、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等事项）。根据前述规定，音乐学院在申请沈音大连校区项目立项的过程中，即向辽宁省教育厅提交了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请示函、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申报材料。前述申报材料明确指出：向阳公司应负责出资建设沈音大连校区的全部硬件设施，音乐学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前述申报材料留存于辽宁省教育厅，为公开材料，相关公众可依《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辽宁省教育厅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等文件向辽宁省教育厅申请查询。据此，《联合办学协议书》及相关申报材料上所显示的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的约定对银丰公司具有公示效力，应认定银丰公司应当知道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为联合办学关系且音乐学院对工程建设出资及引发的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判决严重违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系合同法律关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我国《合同法》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并未设立突破相对性原则的“使用人或利用人”责任制度。首先，银丰公司根本未证实其借款实际使用在了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上。其次，即使涉案借款已使用于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音乐学院也不应基于“用款人”身份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沈音大连校区建设即使使用了涉案款项，也系依据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署的《联合办学协议书》的相关约定而使用，是对《联合办学协议书》的合法履行。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协议为向阳公司、高启君与银丰公司签署，且其款项接收、偿付也亦仅在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高启君间进行，向阳公司、高启君才是银丰公司的合同相对人，银丰公司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仅有权向向阳公司、高启君主张还款。一审判决仅因音乐学院“有可能”利用了涉案借款即判令音乐学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仅与联合办学协议的合同目的以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沈音大连校区的批复相违背，更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严重违法突破。2、一审判决判令音乐学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既未说明为何音乐学院构成所谓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共同借款人”和“用款人”，也未说明音乐学院基于前述身份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依据，在“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部分也未列明判令音乐学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相应法律依据。要求音乐学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必须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但音乐学院与银丰公司及向阳公司、高启君之间从未签署过承诺对借款等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书面协议，并且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音乐学院应承担共同给付责任，一审判决判令音乐学院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银丰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音乐学院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
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音乐学院应就案涉贷款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1、音乐学院和向阳公司联合组建、共同经营沈音大连校区，二者共享管理权和收益权，共担风险。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组建沈音大连校区，音乐学院拥有沈音大连校区的全部产权，双方共同享有管理权和受益权。合作期限50年。向阳公司负责大连校区的教学硬件投资，音乐学院负责大连校区的教学组织及日常行政工作，在保证正常教学需要和发展需求，扣除教学成本后，办学利润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按3：7的比例分配。双方签订协议后按约定经营沈音大连校区，并于2008年起开始招生，至今已累计招生6届，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2010年该校首批毕业生已从沈音大连校区毕业。2、在联合办学过程中，音乐学院又全权委托向阳公司进行项目建设，音乐学院应承担全权委托责任。2005年7月14日，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共同签署《委托书》，载明：“音乐学院委托向阳公司作为沈音大连校区建设项目建设、招标工作的全权代理单位”。2010年5月24日，银丰公司在审查了《联合办学协议书》、《委托书》、辽宁省人民政府、大连市人民政府相关机构批文及其相关文件，并且现场考察沈音大连校区的教学工作及在建工程状况后，与向阳公司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全部借款用途为学校建筑资金贷款。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签订合同并向其发放贷款的前提是：各方明确认可且银丰公司知晓向阳公司受音乐学院委托借款并用于校区建设，该节事实系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签订合同的前提是银丰公司知晓向阳公司受音乐学院委托的事实，因此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被代理人音乐学院，其应当因向阳公司的代理行为而向银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3、音乐学院是银丰公司对向阳公司发放借款的实际受益者，也是共同借款人，一审判决音乐学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音乐学院和向阳公司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委托书》，已经明确约定合作办学的相关事宜并共享管理权和收益权，共担风险，向阳公司也是在受音乐学院委托的情况下，向银丰公司借款用以对沈音大连校区建设的投入。向阳公司借款全部用于校区建设，而沈音大连校区隶属于音乐学院，全部设施产权也归音乐学院所有。此外，沈音大连校区建成后经营办学至今，已经取得良好收益及一定的社会影响，音乐学院均是直接受益者，而这全部的收益均是以债权人投资为基础的，没有债权人的投资便没有沈音大连校区。音乐学院作为受益人负有当然的还款义务。本案中，双方作为沈音大连校区的共同开办者，共享管理权和收益权，同时，音乐学院作为联合办学的主体，作为沈音大连校区全部产权的拥有者，在与向阳公司联合办学的过程中，对向阳公司全权委托授权，向阳公司既是沈音大连校区的共同管理人和共同受益人，也是音乐学院的委托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银丰公司系查验《委托书》并确认了音乐学院的委托人地位后，与受托人向阳公司签署《借款及保证合同》，鉴于音乐学院已对向阳公司全权委托授权，向阳公司于2010年4月向银丰公司借款时，音乐学院既是向阳公司的委托人，更是向阳公司的共同借款人，借款合同直接约束音乐学院及银丰公司。《借款及保证合同》看似由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履行，但实际上音乐学院就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二者系共同借款人，作为借款人音乐学院理应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双方共同承担对银丰公司的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二、音乐学院上诉理由不成立。1、生效的刑事判决及事实证明，向阳公司已经按照《借款及保证合同》的约定，将所借银丰公司的资金用于建设沈音大连校区。在高启军刑事案件的两审过程中，两级法院均认定：该笔借款资金已经用于沈音大连校区建设。向阳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确认。（2013）辽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书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再次确认：“被告人高启君在2003年10月18日与音乐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时没有资金，在建设沈音大连校区过程中，采取签订施工合同收取保证金、重复签订绿化施工合同收取保证金、以虚假“买断教师住宅协议”作抵押和虚假注册的股权作质押贷款、伪造与音乐学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等文书借款、非法重复出售大连校区教师住宅和商网、以沈音大连校区教职工住宅为抵押向他人借款等手段，筹措资金，维持沈音大连校区建设资金的使用”。该判决已经认定相关款项已经用于沈音大连校区建设。音乐学院称，有关《审计报告》显示在高启君案涉款项中有数亿元去向不明，系虚假陈述。目前沈音大连校区已有12万平方米已完成装饰、装修的建筑教学场地投入使用，相关配套建设已经完善，加上3万多平方米的在建工程，以及保证正常教学的设施、设备，按基本建设装修标准计算，没有6个亿是完全不可能建成的。而音乐学院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音乐学院诉向阳公司联合办学协议纠纷一案中亦承认，其在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中只投入了1280万元，且该费用仅为音乐学院为该校教职员工发放的差旅费及相关补贴费用。音乐学院援引《审计报告》称案涉资金去向不明，明显系虚假陈述。2、生效判决均认定向阳公司未实施犯罪行为，即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借款的行为，系合法民事行为。音乐学院在上诉状中称，已生效的刑事裁定（判决）书已认定借款被向阳公司及高启君骗取。但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均已认定向阳公司并没有任何犯罪行为，银丰公司出借给向阳公司的借款已经用于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2012）盘中刑二初字第00003号刑事判决书也认定：“公诉机关指控向阳公司单位犯罪不当，不予支持”。该节事实明确说明，二审法院对向阳公司并非犯罪主体的事实予以确认，即意味着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借款的行为，系合法民事行为。3、关于一审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的《委托书》的法律认定正确。（1）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在联合办学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委托向阳公司全权代理进行沈音大连校区的项目建设，全权委托意思明确，不仅仅是为了所谓施工手续的问题，因此音乐学院对其委托应当承担委托人责任，向银丰公司偿还借款。无论之前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为何签署《委托书》，《委托书》明确记载的内容表明，不仅是办理沈音大连校区施工手续的问题，而是全权委托项目建设。因此音乐学院应承担出具委托书的全部法律后果。（2）无论案涉借款是否存在保证或担保，均不能改变音乐学院委托向阳公司借款的事实。音乐学院以向阳公司与银丰公司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股权质押登记，主张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系向阳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借款有无担保，是对借款安全性的保证，质押是为了保证借款的偿还，不能当然否认在有委托建设情况下委托人的责任，音乐学院以此为由主张免除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4、向阳公司及高启君实际参与沈音大连校区的融资工作，了解全部事实，其向法庭的陈述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音乐学院称向阳公司及高启君的陈述不应作为采信证据的依据，但是音乐学院作为沈音大连校区的产权所有人，作为本案的实际受益人，理应证明沈音大连校区12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装饰装修及教学设备投入的来源与向阳公司无关，否则在向阳公司实际大量投入资金的情况下，音乐学院不仅无法自圆其说，更与客观事实相悖。需要说明的是，一审法院是在综合考察相关证据，并且向阳公司及高启君的陈述符合其他证据所证事项的条件下，将向阳公司及高启君的陈述作为整个证据链中的一环予以采信，故应作为定案的依据。5、不存在音乐学院所称的对工程建设的出资及引发的纠纷不承担责任的约定，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作为沈音大连校区共享收益的共同借款人和用款人，应共同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在双方合作办学、共享沈音大连校区管理权和收益权的前提下，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之间的约定，不能对外对抗银丰公司。况且音乐学院所称上述材料的形成时间为2003年10月左右，无论双方是否存在该约定，该约定也已被2005年7月14日签发的《委托书》所改变。在双方履行联合办学期间，音乐学院对向阳公司另行签发《委托书》，委托其全权代理沈音大连校区的项目建设，向阳公司就成为音乐学院的全权代理人，音乐学院应当承担委托责任。同时，向阳公司与音乐学院的联合办学，根本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意义上的设立高等学校的法律情形，不存在适用该规定的条件。因此，音乐学院引此法条与本案无关。无论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是否存在关于“向阳公司应负责出资建设沈音大连校区的全部硬件设施，音乐学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并不能对抗银丰公司，并且在音乐学院出具《委托书》之后，双方的法律关系对于银丰公司而言已经转变为全权委托关系下的共同借款关系。鉴于音乐学院委托的向阳公司已实际按照受托内容，将共同的借款实际投入沈音大连校区的建设，完全符合《委托书》的约定，音乐学院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对其这一授权的法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及责任，即承担偿还银丰公司的借款，不能只分享成果，不承担责任。需要指出的是，音乐学院就沈音大连校区出具的申办材料中，捏造向阳公司的履历，误导主管部门，误导社会。既然音乐学院在上诉状中称其向政府部门出具《申办报告》、《可行性论证材料》、《章程》等文件具有所谓的“公示”效力，那么就应将音乐学院误导主管部门及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予以考虑，并应当对自己不负责的虚假报告承担责任，偿还对银丰公司的全部借款。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时，向阳公司注册资金仅为50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投资如此大规模的沈音大连校区。但为了使主管部门和社会相信向阳公司的实力，音乐学院伪造了大量的说明文件，例如在《举办沈音大连校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音乐学院谎称向阳公司现有资产近40，000万元人民币，与大连海事大学合作投资建设场馆，与美国卫斯理大学合作举办英语培训学校等虚假事实，误导了社会，误导了领导机关。
原审被告向阳公司、高启君答辩称：不同意音乐学院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向阳公司与音乐学院系联合办学，共享管理权和收益权，期间受其全权委托，建设沈音大连校区，与音乐学院成为共同借款人和用款人，音乐学院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署的《联合办学协议书》约定：双方联合组建沈音大连校区，双方共享管理权和收益权。随后向阳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开始建设沈音大连校区。在建设过程中，因沈音大连校区的产权属音乐学院所有，向阳公司融资存在障碍，后经双方协商一致，音乐学院于2005年7月签发《委托书》，向阳公司成为音乐学院的受托人，全权代表音乐学院进行沈音大连校区的全部建设工作。因音乐学院的委托行为和沈音大连校区的资产保证，沈音大连校区在音乐学院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最终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在沈音大连校区已投入12万平方米的建筑及完整的教学、生活及工作设施，3万多平方米的在建工程，自2008年8月至今已正常运营6年。音乐学院作为联合办学的主体，作为沈音大连校区的全部产权所有人，作为共同的借款人和全部建设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应承担还款责任。二、音乐学院拒不履行联合办学的合同约定，导致不得不举债建设沈音大连校区。为了建设沈音大连校区，向阳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到2008年8月开学前，向阳公司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办学协议书》“开学前一次性投资1.8亿元”的约定，沈音大连校区初具规模，但仍需继续建设、完善，以及偿还前期建设中拖欠的工程款。但音乐学院方面拒不履行《联合办学协议书》的约定，擅自违约，独自招生，单方面成立财务，收取学费，拒不建立联合账户，将办学收益全部据为己有，拒不以办学的收益偿还工程款。在此背景下，2010年5月24日，在已经向沈音大连校区投资数亿元的情况下，向阳公司与银丰公司签署了《借款及保证合同》。在借款合同签署前，向阳公司向银丰公司出示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告知了向阳公司作为音乐学院代理人的事实，银丰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在《借款及保证合同》中约定借款必须用于“学校建筑资金”。三、所借银丰公司的款项已经全部实际用于建设沈音大连校区。向阳公司与银丰公司签署《借款及保证合同》时，沈音大连校区对外已存在拖欠工程款，因此收到银丰公司款项后，向阳公司将该款项部分直接用于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相关事实均记载于向阳公司的财务账册中，该账册现已全部交付在盘锦市公安局。综上，向阳公司与音乐学院在联合办学的基础上，接受音乐学院的全权委托，在授权范围内，融资建设大连校区。音乐学院作为联合办学的主体，作为沈音大连校区的产权所有人，作为共同的借款人和全部建设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其应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该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银丰公司和向阳公司，在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款项的发放及偿付也在银丰公司与向阳公司之间进行，《确认书》亦为向阳公司出具，故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阳公司为借款人和还款的义务主体。音乐学院与向阳公司签署的《联合办学协议书》中，对音乐学院和向阳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均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向阳公司的借款行为是其在履行《联合办学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而音乐学院向向阳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是确认向阳公司作为沈音大连校区建设项目建设、招标工作的全权代理单位，没有委托向阳公司对外借款的表述，故对案涉借款音乐学院和向阳公司之间不构成委托代理关系。
综上，一审法院判令音乐学院对向阳公司借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缺乏依据，音乐学院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沈中民三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三、驳回大连沙河口银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大连向阳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355，678元，由大连沙河口银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建华
审 判 员 王晓萍
代理审判员 蒋 策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