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4民初10462号
原告：佛山市天作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宏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祖宁，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锦飞，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黎伟雄，男，196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健琪，广东卓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宏业，男，197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梁棋铭，男，197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霍绮敏，女，198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第三人：谭北雄，男，194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罗继添，男，198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第三人：何卫琴，女，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原告佛山市天作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作公司）与被告黎伟雄公司减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因陈宏业、梁棋铭、霍绮敏、谭北雄、罗继添、何卫琴系原告公司股东，本案审理结果与股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上述股东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祖宁、潘锦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健琪以及第三人罗继添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陈宏业、梁棋铭、霍绮敏、谭北雄、何卫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出资款18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逾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2.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天作公司于2009年11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为100万元。原告实际共有7名股东，但为了方便经营管理，在工商部门只登记了黎伟雄与陈宏业两名股东。2012年，由于公司经营不善，经全部股东协商，决定对公司进行减资，并将减资款项分配给股东。后公司经过三次减资，减资金额共计60万元，其中被告黎伟雄分得款项18万元，陈宏业分得款项12万元。2015年11月，原告因接受虚开发票入账等违法违章事实被佛山市禅城区税务局稽查局处罚，要求原告补缴税、费款项共计259463.81元，另罚款139044.30元。由于公司股东的违规减资行为抽走了原告资金，原告已经没有支付能力。因此原告即以股东减资行为无效为由，要求所有股东返还减资款项。2015年12月，股东陈宏业向原告返还减资款12万元，同时，原告向朋友庞志铭和冯海龙借款31万元，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禅城区税务局用于补缴税费和支付罚款。原告认为，被告等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属于抽逃出资。抽逃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原告要求各股东返还出资款项后，股东陈宏业已于2015年12月份返还了出资款12万元，其他五名隐名股东也表示愿意配合，但被告黎伟雄却一直不予理睬，拒绝返还减资款项。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所谓抽逃出资是指公司验资注册完毕后，股东利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手段将公司的注册资本抽回的情形。但根据本案的情况及证据显示，被告及其他股东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一、原告天作公司于2009年11月11日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万元，自设立至今，原告的注册资本并未发生过变更，仍为50万元。根据原告在工商部门年审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显示，2009—2012年期间，原告的实收资本金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且未发生过股东分配而导致注册资本被人为减少的情况，因此并无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所提及的所谓“减资”，实质是经过股东同意，减少自身的投资款及获得分红，该投资款不属于注册资本，不符合抽逃出资。原告天作公司是由陈宏业、被告黎伟雄于2009年11月1日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定2009年11月2日陈宏业、被告黎伟雄已完成对天作公司的注资。在2010年1月1日，原告引入新的五名股东，分别是本案第三人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股东间重新确定持股比例，并拟对公司增资50万元。但股东协商之后并没有办理增资的手续，也没有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天作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50万元，增资没有实际履行。根据原告提交给工商部门年审的资产负债表、减资的支出证明，该新的投资款并没有实际投入到公司的账户内，该拟增资的款项一直没有办理增资的法定程序，它并不属于公司内任何款项。在2011年初，鉴于公司发展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经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在该新的投资款内，撤回投资款20万元。之后在2012年1、2月，经全体股东同意，陆续撤回投资款及分红。所谓的减资款并不是对天作公司注册资本进行的减少，根据天作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天作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未进行过减资，一直在公司账户内用于公司经营，所以并不存在公司减资的事实。新的投资款在未正式投入公司经营，未进行验资变更为注册资本前，经股东协商一致取回，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天作公司的经营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并没有损害天作公司的利益。该行为不属于抽逃出资，不属于无效的行为，被告也不需要向原告返还该款项。三、原告因经营中虚开发票被佛山市禅城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处理及罚款，是原告的经营问题，与被告无关。天作公司自成立起便一直由陈宏业实际控制，天作公司接受虚开的发票被告及其他股东是不知情的，而被告并不存在抽逃出资，违反法定程序减资的情况，不应对该金额承担责任。根据资产负债表，在股东取回投资款后，原告的注册资本没有变更，该款项仍在公司账户内用于公司经营。若原告之后经营不善导致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税费，是原告的经营出现问题，这并不是被告所引起的，不是被告造成的损害，原告作为独立法人，应承担其经营所产生的责任。原告现以无法支付税费为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四、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所指的情况并不属于公司减资，也不属于抽逃出资。股东对其投资款的投入享有处分权，经股东一致同意对其投资款进行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若认为股东的行为造成其损害，应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提起诉讼，现原告的诉讼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原告的起诉并没有事实的依据，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罗继添陈述：罗继添、梁棋铭、霍绮敏的减资行为不属于抽逃出资；对原告诉状的事实理由第三段中“其他五名股东也表示愿意配合”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一、罗继添、梁棋铭、霍绮敏是在天作公司成立以后，因当时项目需要流动资金，才增资到天作公司的，当时天作公司已经过了工商注册资金的阶段，已经开业。天作公司在工商登记中（50万元）注册资金是由陈宏业和黎伟雄各占一定份额，并未包括我们的增资。在我们增资之后，也未按法定程序到工商局变更，因此天作公司一直就是一个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公司。我们的增资不是天作公司的注册资金，所以在工商和法律层面上，我们几个隐名股东之后的减资都不会影响天作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承担债务或者风险的能力。在2011-2012年三次减资的过程中，天作公司都召开过股东大会，经过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由财务清算后再实行减资。（由于天作公司没有足够的广告项目，当时经清算后是亏损的，减资时已经扣除运营中的亏损，即我们已经就所出资部分承担了风险）。在整个减资过程中，所有股东都是清楚知道并且同意的，并不是某个股东或者某几个股东擅自进行的行为。虽然减资没有经过正规的法定程序，但公司内部实行股东自治，而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在股东内部应该是有效的。因此，在我们几个隐名股东的资金本来就不属于天作公司注册资金的情况下，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减资行为，不应该定性为抽逃出资。二、在当时持续长达两年的三次减资过程中，原告并未提出我们行为违法，并知会我们取回资金，实质上如果我们的行为真是侵害了公司利益，原告应该在侵害发生过程中就提出收回资金，协商不成再提起诉讼。而在时隔多年之后，因为天作公司法人陈宏业因接受虚开发票入账等违法违章事实被佛山市禅城区税务稽查局处罚，原告再提出我们几名股东是抽逃出资，并说我们愿意配合，这里愿意配合应该是指我们愿意把钱拿回给原告去填罚款。但首先，我们并非抽逃出资；其次，对于接受虚开发票入账等违法违章行为我们几名隐名股东毫不知情，没有参与其中，更加没有从中获益。这种违法行为应该追究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我们几个隐名股东没有滥用股东权利，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我们几名隐名股东在没有擅自抽逃资金，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违法违章行为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义务和必要去愿意配合把资金拿回天作公司的。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在下文予以阐述。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3份记账凭证，因与《减资资金分配表》的记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天作公司于2009年11月11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陈宏业、黎伟雄，其中陈宏业出资20万元（持股40%），黎伟雄出资30万元（持股60%）。2009年11月1日签订的公司章程对上述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进行了确认。2010年1月1日，陈宏业、黎伟雄、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签订《佛山市天作广告有限公司章程》，确认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陈宏业出资20万元，持股20%；黎伟雄出资30万元，持股30%；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各出资10万元，各持股10%。上述《公司章程》第十六约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执行。股东会会议必须经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会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012年1月7日，天作公司先后三次减资，并分别制作了《减资资金分配表》，该《分配表》记载分配资金源于股本金，分配方式为按出资比例现金存入股东账户。第一次减资情况如下：黎伟雄减资60000元，扣除应付年终清算款951.3元，实收59048.7元；陈宏业实减资40000元；谭北雄实减资20000元；罗继添实减资20000元；霍绮敏减资20000元，扣除应付9930.1元，实收10069.9元；何卫琴减资20000元，扣除应付7636元，实收12364元；梁棋铭减资20000元，扣除应付9652.8元，实收10347.2元。第二次减资情况如下：黎伟雄减资60000元，扣除应付13850元，实收46150元；陈宏业减资40000元；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各减资20000元。第三次减资情况如下：黎伟雄减资60000元，陈宏业减资40000元，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各减资20000元。
另查明，天作公司在进行上述三次减资时未通知债权人，亦未在报纸上公告。
针对“减资款”的性质，原告陈述系股本金，被告称系分红款，第三人罗继添称系其退出经营时的结算款。
本院认为，本案属公司减资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减资决议及减资行为是否有效。
首先，关于“减资”的性质。被告辩称“减资”的资金来源系公司分红款，但根据三份《减资资金分配表》的记载，决议事项内容是减资而不是分红，分配资金来源系股本金而不是分红款。且，原告及第三人罗继添均陈述减资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法分红，该陈述与罗继添等股东三次减资后退出经营只收取减资款60000元相符（如存在分红，罗继添等股东退出经营时收取的退股款应大于其出资额10万元）。综上，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据此认定“减资”系减少注册资本。虽谭北雄、罗继添、霍绮敏、何卫琴、梁棋铭的股东资格和出资额未进行工商登记，但登记股东黎伟雄、陈宏业与上述投资人签订的《公司章程》已明确了上述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和持股比例，且上述投资人注入的投资款均用于公司经营，故即便上述投资款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也属于公司的出资，属于公司资本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减资决议的效力。本院认为，减资行为是对减资决议的执行，减资决议与减资行为是两个问题，故应该分别予以讨论。减资决议的性质亦属股东会决议，故其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来认定。《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股东会有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故天作公司股东作出的减资决议并不当然违反法律的规定。《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对减资决议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了“股东会会议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天作公司作出的三次减资决议，股东均在《减资资金分配表》上签字并收取减资款，视为该决议已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综上，天作公司作出的减资决议有效。
再次，关于减资行为的效力。《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对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作了如下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天作公司作出减资决议后，既未通知债权人，也未在法定期间登报公告，与上述法律规定显然不符。《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主要目的在于公司减资情形下债权人的保护，故应立足于债权人是否因此受到侵害、债权人利益保护以及股东减资正当权利之间的平衡加以判断。《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是强制性规范无疑，但实践中，公司主体并未严格按照《公司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如若不考虑债权人实际利益是否受到侵犯，绝对地否定减资行为的效力，不利于法律关系的稳定。本案中，天作公司减资至今已达5年，如简单地否认其5年前的减资行为的效力，并要求原股东返还减资款，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是通过规范公司和股东行为来达到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目的，故不宜将其界定为效力性强制规范，即对该规定的违反并不导致公司减资行为无效，而只是不能产生减资的法律后果。因此，在认定减资行为的效力时，应区别其对内和对外效力。对内来说，因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在处理公司内部或者股东之间的关系时应更多尊重股东的意思自治，尊重契约精神，天作公司股东共同作出了减资的意思表示，股东依据该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对股东应具有约束力。对外来说，如因股东不规范的减资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债权人可以另行起诉，并要求原股东在其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这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司的自主经营和股东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综上，本院认为，天作公司的减资行为有效，但如其减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各股东应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佛山市天作广告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尹宇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苏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