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83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跃灵，女，1956年11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东里125号楼201。
法定代表人龙云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舒杰，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晶晶，女，1968年7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泽明，北京市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跃灵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晟公司）、被上诉人黄晶晶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0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跃灵在原审法院诉称：涉案房屋系我母亲李××生前承租的房屋。2001年，李××脑梗塞病发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治疗，经该院最后诊断左额叶脑梗塞、高血压三级、精神障碍。2013年8月23日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根据李××2001年病例做出了李××患有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此可见李××从2001年开始便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2013年9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005年，李××承租的涉案房屋开始拆迁，因李××当时已经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依法应由李××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理其办理拆迁手续，所安置的房屋也应归属李××所有。但方晟公司却与黄晶晶于2007年签署了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将本应安置给李××的北京市朝阳区×××的1606号房屋（以下简称1606号房屋）安置给了黄晶晶。我多次找到方晟公司拆迁办反映情况要求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2013年年底李××病逝。涉案房屋系李××生前承租，在拆迁时李××虽然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但民事权利能力不受影响，其有权依法取得拆迁安置的房屋，因此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署的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应属无效，房屋应属于李××遗留的房产。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请法院判决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署的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
方晟公司辩称：我公司认为应当保持拆迁的有序平稳进行，因此不同意黄跃灵的诉讼请求。黄晶晶系被拆迁人李××的子女，李××和子女都是国棉集团的职工，当时李××身体不好也无能力支付购房款，其选择了购买回迁安置房，我公司考虑到京棉集团的职工年龄较大，无积蓄和能力购房，可以由其子女购买。拆迁安置的1606号房屋已办理入住手续但房产证未办理，因为涉及诉讼故暂停办理了房产证。
黄晶晶辩称：我不同意黄跃灵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黄跃灵不是被拆迁人也不是安置人，无权提起诉讼。黄跃灵对于2007年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2010年收房的情况早已知晓，但并未提出任何异议，黄跃灵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与方晟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真实有效，是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法定无效的理由。李××在2013年8月23日以后才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前并没有证据证明李××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合赡养情况来看，李××病后由黄健承担赡养义务，黄跃灵未承担赡养义务。黄健与李××共同居住，李××从未提出异议。李××退休多年一直生病，退休工资低，还雇用保姆，无力承担购房费用。涉案房屋系我母亲李××生前承租的房屋，我作为李××的女儿和法定监护人之一，有权利代替母亲与方晟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我与方晟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黄跃灵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育有三女，分别为长女黄跃灵、次女黄健、三女黄晶晶。
2007年12月13日，方晟公司（合同甲方）与黄晶晶（合同乙方）签订一份《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约定乙方在京棉地区内有正式房屋1间，使用面积32平方米，建筑面积42.656平方米，应安置人口3人，分别为李××、黄晶晶、李景一；乙方自愿选择就地安置方式，安置住房房价款计价明细见《京棉地区危改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为254557.34元，折抵后实际购房金额为242354.22元等内容。《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变更申请审批表》中被拆迁人为李××，购房人为黄晶晶，申请变更内容为变更购房人为黄晶晶，该变更内容经审批同意。
2013年1月2日，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订了《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黄晶晶自愿购买方晟公司开发的京棉地区危改项目中的1606号房屋。现1606号房屋已办理入住手续，但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黄跃灵作为申请人以要求宣告被申请人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诉至本院，案件审理中，本院根据黄跃灵的申请并依法委托经摇号随机确定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8月23日出具法大[2013]医鉴字第796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患有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于2013年9月9日作出2013年朝民特字第147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被申请人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李××于2013年12月7日去世。
黄跃灵称根据法大[2013]医鉴字第796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调查材料中李××2001年病历可证明李××在涉案房屋拆迁时已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由李××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理办理拆迁手续，安置房屋也应归李××所有，故认为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并同时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以证明其主张。方晟公司与黄晶晶均认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对黄跃灵的诉讼主张均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主张合同无效，须以法定事由为依据。本案中，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2007年12月，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于2013年8月出具的《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系根据李××鉴定时状况出具的鉴定意见，法院宣告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在2013年9月，黄跃灵据此主张李××在涉案房屋拆迁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相应依据。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现亦无证据证明上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黄跃灵要求确认方晟公司与黄晶晶签署的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的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实质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黄晶晶关于黄跃灵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判决作出后，黄跃灵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对于李××无行为能力的时间节点的推断认定是错误的，缺乏法医精神病学的科学依据。证据显示，李××在2001年脑梗塞病发进入北大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李××患有不可逆转的脑组织器质性改变的精神障碍，是一个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证据显示，李××2013年无行为能力的鉴定与其2001年因患有脑血栓所致的精神障碍，具有无可辩驳的直接关联。证据显示，2001年，三姐妹签署的《备忘录》载明，黄晶晶深知李××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2.黄晶晶既不是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也不是拆迁期间的实际居住人，其擅自代李××签署拆迁协议，将本应属于李××的拆迁房屋窃为己有。《京棉地区危改就地安置居民补助费抵减清单》及《京棉地区危改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变更申请审批表》中被拆迁人为李××，但签字为黄晶晶代签，系虚假签字。没有证据显示，李××授权黄晶晶签字，因此不应认定购房人已经发生了变更。原审认定购房协议系黄晶晶与方晟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在李××健在的情况下，子女未经父母同意将父母房产窃为已有与情与法与社会道德风尚相违背。
方晟公司与黄晶晶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过程中，黄跃灵申请证人袁×出庭作证，袁×称其为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教授，其称，只要具备足够的病历资料，可以在被鉴定人死亡的情况下进行行为能力缺席鉴定。方晟公司与黄晶晶均对袁×的证言不予认可。黄跃灵申请对李××2006年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本院未予准许。
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书、《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备忘录》《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就地安置合同》、《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旧房改造购房合同》、死亡医学证明书等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为：黄晶晶与方晟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系以黄晶晶名义签署，而非李××名义签署，李××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但黄跃灵认为，黄晶晶与方晟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变更被拆迁补偿安置人，损害李××利益的情形，因此协议无效。如果黄跃灵的主张成立，那么该协议侵害的是李××的订立合同的选择权，即李××或者选择自己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者指定其他子女作为被拆迁补偿安置人的自由权利，在李××不具备行为能力时，该权利可由其监护人行使。但该项权利的行使应以李××尚在世为前提。现李××已经去世，不可再行使该项权利，而李××的继承人不可继承其订立合同之权利，故黄跃灵主张拆迁补偿协议无效，恢复至协议订立前状态之前提不具备，上述拆迁补偿协议效力应以维持现状为宜。黄跃灵如认为上述拆迁补偿协议损害其作为李××继承人的利益，可另行向黄晶晶主张损害赔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黄跃灵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黄跃灵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丹
审判员 付 辉
审判员 王 伟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王玮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