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03民初9563号
原告：天津鸿岳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与郁江道交口美年广场2号楼1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92520759H。
法定代表人：杨增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洁，天津瀛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春，天津瀛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世纪鑫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老鸦台通唐公路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4754809551J。
法定代表人：马长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刚，天津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鸿岳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世纪鑫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孙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金洁、胡明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加工费145144元；2、被告向原告开具已支付加工费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54856元）；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69016.9元，包括违约金53522.28元（依据合同第4.1条，从2017年5月31日计算到实际交货日）；空运费用44611.75元；FOB双倍赔偿金175648.54元；赔偿金448533.33元（因被告逾期交货，原告委托其他人加工服装而多支付的加工费）；工时费、保管费46701元；4、保全保险费1828.32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加工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加工48539条儿童滑雪裤，单价21元/条（含线、剪裁、加工费、17%增值税、送货到蓟州区产生的运费），总金额为1019319元，交货日期为2017年5月3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供料义务，并支付加工费400000元。至2017年6月30日，被告实际交货12136条，且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增值税发票。被告的迟延供货、拒开发票等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另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数量生产加工，为避免对出口合同造成违约带来更大的损失，原告不得不寻找其他工厂加急生产，原告为此额外增加了加工费的支出。同时，上衣加工厂为配合被告送货时间进行包装，造成了上衣加工厂的货物积压和工时损失严重，为此原告向上衣加工厂额外支付了工时费。被告天津世纪鑫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延误交货还造成GWB3323/GWG4518/GWB3317/GWG4599加拿大ECOM门店客人的567套滑雪服需要空运，产生空运费损失。另，被告扣住已经加工完毕的63箱569件货物拒不发货，造成原告对外方合同违约，原告经济损失和商誉损失严重。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起诉。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加工合同，证明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内容。证据2、银行流水3页及业务回单2页，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价款400000元。证据3、原告委托其他5家加工厂加工合同的货物对账单、交货明细及微信记录（原告与5家加工厂的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不能按约履行交货义务，原告委托5家加工厂紧急加工而多支付的加工费。证据4、催货通知单、快递底单及签收记录，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24日发函催货，释明被告如不按约定发货将承担损失。证据5、63箱滞留货物的发票、箱单及外国客人的订单（该证据均为英文版），证明该63箱货物系外方已经发出订单的货物，被告扣留该货物，应按合同约定按FOB的双倍进行赔偿。证据6、凯希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应收费用明细及增值税发票、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空运提单、箱单、发票、报关用箱单，证明被告逾期交货，造成567件货物通过空运向外方交货，产生空运费44611.75元。证据7、中国银行支付回单、原告与上衣工厂负责人的微信记录，证明上衣工厂为配合被告加工进度支付了额外的工时成本，向原告收取了额外的工时费，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证据8、微信聊天记录2份（原告业务经理胡岳与上衣厂负责人的聊天记录；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证明目的同证据4。证据9、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业务经理胡岳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一直在催促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被告的拖延行为造成上衣工厂的货物堆积情况；被告在合同履行中发现无法完成加工量，帮原告找其他加工厂；被告要求原告提前支付货款的情况。证据10、上衣工厂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目的同证据7。证据11、成品布料交运明细单（31张），证明原告向被告足额提供了布料，不存在因布料不足延误加工的情况。证据12、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1、同期收料的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至4月中旬加工量已达几千件；2、被告首次交货至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时间、数量（2017年5月14日交付1131条）；3、各加工厂向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送货包装的事实；4、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送货单均为“细码单”形式的事实，被告所提交的部分送货单非被告加工；5、被告扣留63箱货的事实，导致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装运不完全的事实经过。证据13、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经手人王运林、王某、姚金艳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在职证明及针对5张“送货单”（送货时间分别为2017年5月22日、6月14日、6月20日、7月7日、7月14日）所记载实际送货人作出的说明和签字，证明1、记载“今收裤子2009条”、“今收裤子101捆*10件+9件=1019件”、“今收裤子800件”的三张送货单系外协工厂徐某处加工，非被告加工；2、记载“今收鑫马186箱”和“今收新马8箱货”的两张送货单中的货物并非被告加工，而是被告给外协工厂货物进行包装后送上衣工厂交运的货物；3、证明王运林、王某、姚金艳三人系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员工。证据14、2017年7月17日被告要求原告进行对账的微信记录及被告发送的对账单，证明1、2017年7月17日货物装集装箱交运当天，被告向原告提出要求对账，并在对账单上将加工费擅自变更为28元/条不含税价，并要求支付额外的裁剪费等；2、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对账单上明确记载的加工数量是12705件。证据15、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出具由其保存的被告的全部送货单及统计表，证明1、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收被告交货时所签收的送货单全部为被告方手写“细码单”格式，载明不同款式型号明细数量，与其他外协工厂收条不同；2、根据送货单计算，被告交货实际数量为11110条；3、被告第一批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14日，即原告面料送到两个月后，仅有1131条，被告加工能力不足；4、证明被告逾期交货的情况。证据16、上衣送包装收货单3张，该证据系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送上衣至被告处包装时，被告出具的收货单，有被告人员杨彩虹、马文山签字，证明被告方负责部分款式货物的包装。证据17、计划2017年7月17日、18日发货交运原始邮件截屏（发件人是原告的员工庞维，收件人是原告的员工胡岳）、海关报关单、发票、装箱单（其中的海关报关单、发票、装箱单是对原告证据5、6的补充），证明1、原计划7月17日、7月18日走货数量，其中包括被告应交运的合计289箱，7月17日实际走货时短缺52箱，7月18日短缺11箱，共计63箱；2、7月17日通关发货共计703箱，与证据18相互印证。证据18、2017年7月17日发货交运当天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1、7月17日实际交运时货车车牌号、集装箱铅封号、各家包装货物数量情况；2、7月17日被告应交运278箱，实际交运226箱，少交52箱，7月18日应交货11箱，被告共扣留了63箱货物未交。证据19、泰康服装厂出具的情况说明、负责人尹某身份证复印件、向被告送包装货物出库单（被告包装负责人签字）及微信包装群相应确认记录、对送货单内容的说明、与原告的对账单，证明1、被告负责部分款式包装；2、泰康服装厂交被告包装货物的时间、款式、数量等情况；3、被告交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包装成箱的货物系他厂加工，并非被告加工，不应计入交货数量。证据20、外协工厂负责人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徐某身份证复印件、对3张送货单的说明，证明记载“今收裤子2009条”、“今收裤子101捆*10件+9件=1019件”、“今收裤子800件”的三张送货单系外协工厂徐某处加工，非被告加工，不应计入被告的交货数量。证据21、原告与面料工厂、上衣工厂、以及各外协裤子工厂结算转账记录，证明原告已经支付了面料款、各加工厂加工款，其中外协工厂加工费支出，比照原合同原告多支出40多万元，此系被告原因造成的。证据22、对外方赔付5600美元邮件截屏记录，证明由于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时间导致整批货物迟延交货的事实，给原告及原告的客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商誉损失。证据23、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被告有63箱货物没有送到，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有部分款式的上衣送到被告处包装。证据24、证人尹某的证言，证明天津泰康服装有限公司给原告加工裤子，该公司向被告送过裤子让被告包装。证据25、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8月份，被告法定代表人从徐某处拿走3张送货单，具体哪几张送货单记不清了。证据26、证人谢某的证言（谢某原来是被告的业务经理，2017年8月份离职），证明谢某在被告处任职期间，有63箱货没有送。
被告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理由：原、被告实际是来料加工合同，被告根据原告的要求指示、指令进行生产，原告最后一次供料时间是2017年6月7日。同时双方变更合同，约定单价为28元/条，被告按原告要求实际生产19130件，并全部交付至原告指定的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因原告将相应产品交给多家工厂同时进行加工，导致原告空运方式交付外方，所产生的空运费用等与被告无关。被告没有滞留原告任何物品。
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加工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证据2、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协商变更了原加工合同的约定，将加工单价变更为28元/条，同时约定最终走货数量以实际走货数字为准。证据3、收货单19张及箱单2份，证明被告按原告要求进行加工制作，并按原告要求将加工产品全部送至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共计加工产品19130件。证据4、微信照片截图，证明原告组织面料不及时，在2017年6月7日才将最后一批面料送至被告处。证据5、电子邮件截屏，证明原告于2017年7月1日发送邮件，内容还是关于产品装箱的指示和要求，被告完全按照原告的要求进行加工、生产。证据6、电子邮件（发送人是庞维，接收人是被告工作人员），证明被告每次走货都是按照原告的要求和指示，被告不存在逾期交货。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是原告与其他工厂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原告直接找其他工厂加工的；其他工厂交货时间均是在2017年6月以后，证明被告在2017年6月之后的交货是符合原告要求的，被告不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原告诉状中提到的567套空运的产品均是唐山市路北区瑞丰服装厂加工，因此空运费与被告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确实收到催收件，但是63箱货物不是被告生产的，被告不清楚这63箱货物的情况。证据5没有提供中文译本，被告无法进行质证，且该证据系原告与外方的邮件往来，与被告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空运的款式号显示产品均是唐山市路北区瑞丰服装厂加工，因此空运费与被告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原告与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业务关系，与被告无关。对证据8中的原告业务经理胡岳与上衣厂负责人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与被告无关；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需要核实，因为微信名称与马长立名字不一致；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的内容需要核实，可以看出2017年6月之后，原告还在向被告发出指示和指令，交货时间进行了相应的推迟。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1中2017年6月7日的成品布料交运明细单予以认可，对其他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没有收到其他成品布料交运明细单。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清楚，因为该证据中的情况说明系案外人出具，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为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原件一直在被告处保管保存，且其中有2张送货单均载明“今收鑫马”，现在案外人在该证据的复印件处盖章证明不是被告的送货，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14不予认可，图片需要回去核实，即使是真实的，整理的材料也可能不全面，双方实际的加工量要以证据为准，要以最终的收货数量为准。对证据15认为只是部分送货单据，且与原告的陈述自相矛盾。对证据16不予认可，该证据中签字的人员需要回去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否认被告向原告加工裤子的事实，也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对证据17不予认可，邮件为原告公司内部的邮件，邮件与被告没有关系，海关报关单、发票、装箱单显示实际数量为6219套，看不出与63箱货有何关联性。对证据18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扣留了63箱货，聊天记录只是工作上的要求和指示，不存在扣留63箱货的问题。对证据19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的数量为6038件，而证据13显示的数量为5581件，且这5581件是多家工厂加工的，数量完全不符；微信记录系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与被告没有关系。对证据20不予认可，因为被告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从徐某处取走送货单，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对证据21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2不予认可，翻译件系原告单方翻译，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交货是按照原告的要求和指示交货，不存在逾期交货的事实。对证据23有异议，被告不存在有63箱货物未送到的情况。对证据24、25、26均有异议，不认可证人证言。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变更后的单价和数量认可，对其他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箱单不认可，该箱单没有任何的签字和盖章。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是根据被告的要求后补的面料。对证据5没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是否逾期应该以合同为准。
本院根据原、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本案案情，对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
一、对无争议的证据及事实的认定。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2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收到了原告的信函，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2、4、5、6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如下：
2017年3月6日，原、被告签订《加工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加工儿童滑雪裤48539条，每条21元（含税等），价款共计1019319元；被告应于2017年5月30日交货，逾期交货，按逾期部分货款每日支付3%的违约金；被告责任造成空运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因被告责任不能走货的，被告应全面负责，原告不需要支付任何加工费，同时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及商誉损失（赔偿总额为原告对外成交合同FOB的金额2倍）；如原告不能按时提供生产所需要的辅料，按照实际延误时间顺延交期，如有经济损失，由原告承担。4月26日，原告又向被告出具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加工费变更为28元/条（含税），加工数量变更为24867条，总价款696276元，最终走货数字也许会有微调以实际走货数字为准，出货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另外，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加工成品送至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滑雪服上衣加工厂。期间，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大部分布料，最后在2017年6月5日交付387米，6月7日交付213米。原告于2017年4月20日至6月16日，共向被告支付加工费400000元。2017年5月27日，原告发函要求各加工方最晚走货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2017年7月24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信函，称：留在被告处63箱货（具体箱数如下），请于2017年7月26日12点运至鑫福达，因被告原因造成63箱改为空运方式，空运费由被告承担。如逾期不送导致国外客户取消订单，被告承担2倍FOB美金价格的罚金。
二、关于被告交付滑雪裤数量的问题，该事实的认定关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
原告主张被告加工数量为12136件，其依据的是证据14中，被告法定代表人马长立签署的结算单，马长立通过微信以照片的形式发给原告的工作人员，该结算单载明，被告加工数量是12705件，原告认为应减去被告扣留的63箱（569件）即为被告的交付数量。之后，原告又主张被告加工数量是11110件，其依据的是证据15。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4认为，即使结算单是马长立签署的，那也可能因为其整理的材料不全面，所以应以收条为准，而证据15只是被告加工的一部分。被告提供证据3证明其加工数量为19130件，原告认为该证据中有一张没有签字，另有五张（分别为2017年5月22日、6月14日、6月20日、7月7日、7月14日）不是被告加工的，并提供证据13、19、20、24、25为证。
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14、15是矛盾的，不能相互印证，被告因此提出质疑也不无道理，故本院以被告提供的收条确定被告交付数量。下面分析原告提出异议的五张收条。其中5月22日、6月14日、6月20日这三张收条有原告证据13中部分证据和证据20、25佐证。证人徐某证明这三张收条是其加工的，并且马长立以对账的名义从徐某处取走了这三张收条。另有服装接收方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也证明这三张收条是徐某的。徐某是另一加工方，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是服装接收方，他们的证言能够形成证据链，并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定这三张收条记载的加工数量不是被告的，该部分共计3828件。
另7月7日、7月14日两张收条分别载有“今收到新马8箱货”、“今收鑫马186箱”字样，该两张收条有原告的证据13中部分证据和证据19、24佐证。证人尹某证明这两张收条是其单位天津泰康服装有限公司加工的。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证明8箱和186箱是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将滑雪服上衣送到被告处进行包装，然后再送回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统一走货。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作为原告证人也出庭做证，证明8箱和186箱是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将滑雪服上衣送到被告处进行包装，但问其是否知晓8箱和186箱的滑雪裤是谁加工的，王某称“不知道”。因加工方的陈述与服装接收方的陈述不能相互呼应，故本院对原告的异议不予采信。并且这两张收条载明是收被告的货，虽然有一个载明的“新马”与被告的“鑫马”同音不同字，但原告也没有提出此“新马”是另一加工方的主张，故本院认定7月7日和7月14日两张收条是被告的。被告针对8箱和186箱中的服装数量提供了箱单明细加以证明，但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也无法确认箱单明细的关联性，因此本院依据原告主张的63箱为569件，推算8箱和186箱的服装约为1752.16件，与被告主张的1753件基本吻合，故本院认定这两张收条的服装为1753件。据此本院认定被告交付滑雪裤的数量为12864件。
综上，对被告证据3中5月22日、6月14日、6月20日的收条不予确认；另有2017年5月16日的2438件的收条没有任何签字，本院也不予确认，对被告证据3中的其他证据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14、15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予确认。原告的证据19、24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不相符，不予确认；原告的证据13中与证人徐某有关的证据予以确认，其余证据不予确认；原告的证据20、25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53522.28元。
在双方的合同中关于违约金的条款是“被告逾期交货，按逾期部分货款每日支付3%的违约金”，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属惩罚性的违约金，惩罚性违约金一般适用根本性违约，并且在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损失时，守约方还可以主张经济损失。而本案合同中不仅有惩罚性违约金的条款，还有违约后的赔偿条款，因此如果支持原告的该诉讼请求，应审查被告是否有根本性违约。双方合同约定被告于2017年5月30日交货，后变更为5月31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曾要求加工方最晚走货时间是2017年6月23日。另外被告证据3中有两份原告给被告的信函，一份是2017年7月11日发的，一份是7月12日发的，两份信函均要求被告在2017年7月14日前将186箱货送到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而被告也按其要求于7月14日送货完毕。由此可见，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着交货时间，并且主要以原告的要求为准，因此被告不存在违约情形，至少没有根本性违约。另外，原告向被告提供布料，其最迟交付时间是2017年6月5日和6月7日，虽然这两次布料所占总量的比例较小，但该事实说明原告并未足额提供了布料。原告在其履约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要求被告信守约定，并主张惩罚性违约金，原告的主张有失公允。
四、关于被告是否扣留63箱滑雪服问题。
原告提供证据8、12、17、18、23、26证明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证据26是证人谢某的证言，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谢某是被告的业务经理，其证明被告确实扣留63箱滑雪服。证据23是证人王某的证言，王某是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证明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证据12是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的证明，天津市鑫福达服装有限公司作为接收方证明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扣留63箱滑雪服。上述三份证据的提供者与原、被告均无利害关系，且陈述一致，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予以确认，并认定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扣留63箱滑雪服。原告的证据8、17、18，其内容无法直接、直观地证实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本院不予确认。
由于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遂产生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空运费损失44611.75元、FOB双倍赔偿金175648.54元。原告提供证据6证明空运费损失。现已认定被告于2017年7月17日扣留63箱滑雪服，如因扣留而发生空运费，空运费也应在7月17日后产生，但原告证据6中的报关单、收费明细、发票等载明的日期均在7月17日之前，因此证据6无法证明与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有关联性。另外，箱单载明的货号、数量也与原告于2017年7月24日给被告的信函（原告的证据4）中载明的货号、数量不一致。故本院对原告的证据6不予确认。
原告提供证据5证明FOB双倍赔偿金损失，该证据载明的货号有很多不是原告2017年7月24日给被告的信函（原告的证据4）中载明的货号，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与被告扣留63箱滑雪服有关联性，故对原告的证据5不予确认。
五、关于原告主张因被告无力按时交齐约定的滑雪裤数量，遂让其他加工方加急加工，故产生高于给被告加工费的损失。原告提供证据3、21予以证明。
庭审中，原告的几个证人均有陈述被告加工能力不足，主动联系其他加工方，除一家是代被告加工，由被告支付加工费外，其余几家均单独与原告形成加工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被告虽然加工能力不足，但其完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加工，来完成与原告之间的合同。而此时，原告要求他人一起加工，并允诺高价与他们建立合同关系，如果被告不同意，被告完全可以控制此事的发生，不向这些加工方提供布料，但被告没有制止，这些加工方的布料全部是从被告处提取。由此可见，原、被告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变更了双方的合同内容，主要是变更了加工数量。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多支付的加工费依据不足，本院对原告的证据3、21无须论证。
六、关于原告主张的工时费、保管费损失46701元。
原告提供证据7、9、10证明原告支付了额外的工时费、保管费，该费用系由被告造成。本院认为，该费用系原告与案外人之合意而产生的，原告支付的依据不足，故其向被告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证据7、9、10不再予以论证。
七、关于原告的其他证据。
原告的证据11证明原告足额提供了布料，被告已经全部接收。因为布料的接收问题不是本案争议焦点，且前文已论述了该问题，故对该证据不再论证。原告的证据16证明被告负责部分滑雪服的包装，因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不是本案争议焦点，且与案件处理结果无关，本院不予论证。原告的证据2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加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原、被告之间形成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原告主张返还加工费145144元的诉讼请求，合同法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原告作为定作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亦应返还多支付的加工费。本案中，被告交付的工作成果为12864件，每件28元，加工费共计360192元，原告支付加工费400000元，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加工费39808元，原告主张返还的其他加工费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违约金53522.28元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断变更交付时间，故被告不够成逾期交货之违约情形，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空运费损失44611.75元和FOB双倍赔偿金175648.54元，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且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对此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多支付的加工费损失448533.33元，首先，该部分加工费系基于原告与其他加工厂之间的加工合同而产生，被告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付款义务；其次，原、被告双方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对被告的加工数量予以变更，原告多支付的加工费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工时费、保管费损失46701元，因该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保全保险费1828.32元，首先，原告未在指定期限内补交相应诉讼费，故应视为原告撤回该项诉讼主张；其次，该费用系基于诉讼保全而产生，非属合同违约之范畴，不应由被告承担。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与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开具已支付加工费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54856元），因该诉讼请求涉及行政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世纪鑫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天津鸿岳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加工费39808元。
二、驳回原告天津鸿岳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942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47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471元，由原告天津鸿岳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971元，被告天津世纪鑫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负担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费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交纳），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 英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冯志雄
附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
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