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寿民初字第220号
原告叶春花，女，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寿宁县。
委托代理人缪启林，寿宁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县支行，住所地寿宁县。
法定代表人阮其福，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海强，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希发，男，1968年9月25日出生，寿宁农行营业部运营主管，住福建省寿宁县。
原告叶春花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县支行（以下简称寿宁农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春花及其委托代理人缪启林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郭海强、金希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春花诉称，原告于2011年在被告处办理了金穗借记卡（银联），卡号为6228481542857＊＊＊＊＊＊，并开通了短信通。此后，原告应用该卡进行人民币现金存取。2013年5月12日，在河北省迁安市经商的原告发现该卡存款短少，即向寿宁县公安局电话报案，寿宁县公安局要求原告到局当面陈述报案，对此，寿宁县公安局于2013年5月16日予以立案侦查。经侦查，原告持有的卡上存款被他人在寿宁县城关使用假卡通过自动取款机盗取了60000元，具体情况是：2013年4月21日被盗取20000元；2013年4月22日被盗取20000元；2013年4月30日被盗取20000元。原告持有的金穗借记卡自开办以来均随身携带妥善保管，并未借与他人使用。原告存款被盗取后，被告也从未依“短信通”的约定给原告以短信提示。因此，原告的存款多次被盗取是被告的设施（自动取款机）不能识别假卡、存款被盗取后不给短信提示等原因所造成，损失应由被告负担，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存款遭拒绝，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60000元及利息。
被告寿宁农行辩称，（1）原告诉称其借记卡存款被盗取115000元，已于2013年5月14日向寿宁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已就本案刑事立案侦查，随后，原告于2013年8月5日向法院提起借记卡纠纷诉讼，从案件受理程序看，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在先，法院民事立案在后，被告认为，本案借记卡存款是否合规取现或犯罪分子用“假卡”取现等事实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因此，公安机关侦查结论尚未出来前，原告以民事案件起诉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本案宜以民事裁定的形式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存款是否属于被假卡盗取，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之中，该说法属于待证事实而不是确定的事实。此外，原告在办理借记卡签约时，明确书面约定，凡是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犯罪分子如果仅仅凭一张假卡是无法取现的，除非同时知道交易密码，而原告作为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露或借记卡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依照借记卡章程约定，其责任由持卡人自负。更何况原告自行取现或委托他人取现的可能性在本案中并没有排除。（3）原告借记卡于2012年11月23日23点多在银行自动终端机上做过短信通签约的动帐金额维护，修改了短信通知的起点金额为9999元，该修改也是采用“卡、密码”的方式完成的，应视为持卡人本人行为并自行承担责任。（4）原告诉称款项被盗取存在诸多疑点：一是本案“人卡一起”的可能性极大，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款项是“人在外地卡在本地”的情况下被他人擅自取走，从2013年原告的借记卡交易情况看，原告是本地人，其借记卡银行流水凭证显示其存取款基本上是在寿宁本地，其诉称被盗取的交易也均发生在寿宁本地，与原告的交易习惯一致；二是原告诉称其借记卡资金变动的情况因没有短信通知而不知情，但实际上原告借记卡账户2012-2013年每个月都有多笔交易，可以判定原告对其账户的资金变动情况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三是本案如果是犯罪分子所为，正常追求的应该是盗取钱财多多益善，为何给原告账户留下三万多元不取尽？本案是否另有隐情？综上所述，在公安机关侦查本案尚无结论之前，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如下：
1、原告于2011年2月1日在被告寿宁农行办理了金穗借记卡（银联），卡号为6228481542857＊＊＊＊＊＊，并于2012年3月4日开通了短信通；2012年11月23日变更短信通知起点金额为9999元。
2、2013年5月15日，原告到寿宁县公安局报案称其卡号为6228481542857＊＊＊＊＊＊的存款被人盗取；2013年5月16日，寿宁县公安局以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
3、从公安机关调取被告自助银行监控视频录像，显示犯罪分子在以下同一时间段从被告设备编号为13002407自助银行上用复制的银行卡即“白卡”分12次取走现金共计60000元，即：2013年4月21日23点44分52秒至23点46分11秒，从原告持有的金穗卡（卡号6228481542857＊＊＊＊＊＊）中取走现金四次，每次5000元计20000元；2013年4月22日0点54分2秒至0点55分39秒，从原告持有的金穗卡（卡号6228481542857＊＊＊＊＊＊）中取走现金四次，每次5000元计20000元；2013年4月30日23点40分0秒至23点41分21秒，从原告持有的金穗卡（卡号6228481542857＊＊＊＊＊＊）中取走现金四次，每次5000元计20000元。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原告叶春花身份证复印件一张，以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证据二、金穗借记卡卡号为6228481542857＊＊＊＊＊＊复印件一张，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办理金穗借记卡的事实；
证据三、寿宁县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得复印件一张，以证明寿宁县公安局于2013年5月16日立案侦查的事实；
证据四、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复印件二张，以证明原告金穗卡存款被盗取金额的具体情况；
证据五、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话费清单复印件七张，以证明原告存款被他人盗取后，被告并未依短信通的约定提示原告；
证据六、2012年11月23日原告在福州前屿星工厂手机连锁店购买的手机收据及维修发票各一张，以证明原告于2012年11月23日人在福州的事实。
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如下：
证据一、金融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张，以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原告申请办理金穗借记卡的办卡资料复印件（签约协议、借记卡章程等），以证明双方签约时，合同章程已经明确约定持卡人凭金穗借记卡和密码进行交易，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合法交易；
证据三、短信消息服务客户签约表复印件及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关于短消息服务业务管理办法（暂行）、短消息服务业务操作规程，以证明原告必须按照身份认证要素在自助服务终端上进行业务操作，凡是通过相应身份认证实现的交易均视为原告所为，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证据四、原告存取款交易清单及部分存款凭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持有金穗卡存款被盗取早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
证据五、被告关于原告金穗卡取现金额更改短信服务的专项请示及省行技术部门答复的复印件，以证明取款人通过自助终端更改动账金额为9999元才会有短信通知；
证据六、被告给侦查机关的书面函复印件，以证明被告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本案的刑事侦查，已经尽到相应责任。
本院依原告申请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如下：1、原告叶春花的二份询问笔录；2、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二张；3、交易流水查询单二张；4、银行综合应用系统明细查询单六张；5、问题信息处理单；6、被告自助银行监控视频光盘一个。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六，被告认为发票没有具体的实名，无法证实是否原告购买，且不能证明原告当天晚上还在福州。此外，被告认为证据三只能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犯罪，证据五是因为原告方对起点金额的设置，而不是被告方责任造成。原、被告双方对证据三、证据五所要证明的内容是否成立，本院将在争议焦点中予以综合阐述；对证据六能否证明2012年11月23日原告人在福州的事实，因原告对2012年被盗取存款计55000元以待公安机关侦破后再起诉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对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六需待公安机关侦破后再予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二所要证明的目的不客观，应当是凭卡和密码相符的交易才是合法的交易，证据三即根据当时协议，如果要变更服务内容，应当进行相应的身份认证下才能够进行修改，但被告方并没有对原告身份进行认证的情况下就进行了修改，证据四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五是原告方始终未进行过该项操作，其短信金额变更是持假卡的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行为，且被告也并未在该项变更后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原告。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明的目的持有异议，该异议是否成立，本院将在以下争议焦点中阐述。对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问题？2、原告借记卡存款被盗取金额的过错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问题？
被告认为，原告诉称借记卡存款被盗取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在后，取款的借记卡是真卡还是“假卡”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因此，本案在程序上应适用“刑事优于民事”原则，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认为，原告借记卡存款被盗取的事实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的事实才予以立案，并不是认为有涉嫌犯罪就立案，所以本案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原、被告之间是存在借记卡合同关系，而不是在于借记卡存款被盗取的侵权关系，这种侵权所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先刑后民”的适用条件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同一法律关系，且后者必须以前者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案虽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银行卡诈骗案有牵连，但两者所涉法律关系性质并不相同。由于储户的金钱在存入商业银行后所有权发生了转移，银行卡诈骗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应为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而非储户的财产所有权。商业银行在财产权利被侵害后，有权向侦查机关报案并在破案后取回依法追缴的赃款，但并不能产生免除商业银行向储户履行支付义务的法律后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关于“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被告主张本案适用“先刑后民”为由驳回原告起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借记卡存款被盗取金额的过错责任承担问题
原告认为，金穗借记卡自开办以来均由本人随身携带妥善保管，也未借与他人使用，2013年4月21日、4月22日、4月30日，原告借记卡被人盗取计60000元后，被告也从未依短信通约定给原告提示，同时被告自动取款机不能识别假卡，其损失应由被告全额承担。
被告认为，取款的借记卡是真卡还是假卡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尚无结论。此外，犯罪分子如果仅仅凭一张假卡是无法取现的，除非同时知道交易密码，而原告作为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借记卡密码，因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依照借记卡章程约定，其责任由持卡人自负。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商业银行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也有义务防范犯罪分子利用自助银行和ATM机犯罪，以确保金融管理秩序和正常运转，确保储户的存款安全，维护储户的合法权益。本案调取的监控视频录像显示犯罪分子利用伪造假卡即“白卡”到被告自助取款机上取款十二次共计人民币60000元，而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借记卡并没有用于交易，这是犯罪分子利用伪卡骗取被告寿宁农行款项的行为，不能视作被告寿宁农行与原告叶春花成就了一笔真实的交易。被告寿宁农行在储蓄合同中，负有保障交易场所安全、防范犯罪发生、向储户及时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鉴于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己方应有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作为发卡银行，未尽防伪仿造及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其过错承担80%的主要责任；原告作为借记卡的持有人，未尽谨慎保管借记卡信息和密码的义务，导致借记卡信息和密码泄露，也应对其过错承担20%的次要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县支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春花存款本金人民币48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其中：16000元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本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16000元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至本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16000元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三十日起至本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叶春花负担300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宁县支行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龚继坚
人民陪审员 徐娟娟
人民陪审员 吴祖良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赖吉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已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执行申请提示：
1、当事人必须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义务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或拒绝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3、权利人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