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3民终6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聿凤，女，194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亮，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秀芳（郭聿凤之女），女，197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车凤，女，195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刚（郭车凤之子），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山东金岭铁矿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梅，山东华宇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聿凤因与被上诉人郭车凤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5民初2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聿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亮、常秀芳，被上诉人郭车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刚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车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刚、王金梅第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聿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2002年9月，发包方北高南村委以包括原告在内的4户村民自愿交回承包土地为由，对交回的10.88亩土地按照北高所在组农户的实际人口平均数，统一组织调整给了全组承包户”系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的发生经过。我国在1983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当时国家政策的要求，上诉人和三个女儿均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临淄区朱台镇北高南村委会就给被上诉人一家四口分配了口粮田5.4亩土地。1999年4月20日上诉人和北高南委会签订《临淄区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30001-07030125），全家四口人共承包土地5.4亩，承包的土地位于北××大道南地块，长187.6米，宽19.12米，东临郭车凤，西邻常兆乐，承包期限30年。因上诉人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一人耕种5.4市亩土地有些困难，在2001年9月上诉人将承包的5.4市亩土地交给被上诉人代耕，当时口头商定：被上诉人每年给上诉人500小麦，麦收后交付，村提留和镇集资由被上诉人承担。第一年被上诉人仅交付小麦350斤（未足额交付），以后再未向上诉人交付小麦。2004年政府停止收取提留集资而发放国家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后来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代耕的上诉人的口粮田同时交付拖欠的小麦，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被上诉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多次到镇政府上访要求处理，因镇政府建议到法院起诉，直到2015年方允许立上此案。2.上诉人没有自愿交回其承包的土地，其所在小组私自调整土地给其他承包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非法的。被上诉人虽主张上诉人2002年9月自愿向村委会交回承包的四口人的口粮田5.4亩土地，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上诉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北高南委会自愿交回其承包的5.4亩口粮田等相应证据。上诉人从来没有以书面形式通知村委会自愿交回承包的口粮田，且被上诉人也不可能自愿申请交回土地，由被上诉人代耕上诉人每年还能收取500斤小麦，是有收益的，如果交回村委没有收益。本案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对时任村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的魏双清的调查内容在（2015）临民初字第3225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页第七行至第十行中做了陈述，其证言证实了上诉人没有自愿交回其承包的土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没有向村委递交书面申请，没有将承包土地交回的村委。在未经合法程序依法收回及调整土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拥有涉案的5.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非法的。被上诉人主张其系通过村委统一调整土地后取得承包经营权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主张不成立。3.自1999年4月北高南委会签订承包口粮田的临淄区土地承包合同书后，至今没有再进行过土地调整，故被上诉人多出的5.4亩口粮田是侵占的上诉人的口粮田。1999年4月份郭车凤一家承包了两口人的口粮田共2.7亩，村委至今没有再统一进行过土地调整，郭车凤一家的口粮田现在变成了9.74亩，其中的5.4亩口粮田就是被上诉人非法侵占的上诉人的口粮田。被上诉人现在系住在娘家××××村，婚后未将户口迁出。被上诉人的丈夫老家是北高北村人，部队转业后在山东金岭铁矿工作，系非农业户口。他们的大儿子接了他的班，也是非农业户口。其丈夫和其大儿子在农村不享有口粮田。故在1999年4月份签订《临淄区土地承包合同书》时，被上诉人和其母亲一家人在北高南仅分得两口人的口粮田2.7亩。当时上诉人口粮田的东邻是郭车凤，西邻是常兆乐，现被上诉人口粮田的西邻直接是常兆乐。2002年9月1日和2003年9月24日被上诉人两次操纵所在的小组，以小组的名义将上诉人的责任田调整给了被上诉人，导致不该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被上诉人的两个儿媳妇和2001年出生的孙子及2005年出生的孙女也分得口粮田。自1999年4月份起其他增加人口村民都未再分得口粮田。并未像判决书中说的那样平均分给全组成员。4.被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8月30日其与村委签订的《临淄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编号为16030412310189）及关于领取涉案土地5.4亩的种粮补贴等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5.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所有。上述合同书的承包年限自2003年至2019年共计26年，从2003年起算承包年限与合同签订时间矛盾，很明显该合同是单纯为领取农业补贴而与当时村委领导伪造的合同，剥夺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违法、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关于领取涉案土地5.4亩的种粮补贴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种粮补贴是谁种地，谁领取，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无关，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5.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拥有。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代理律师都是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的规定，同一个律所的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委托代理人，因此本案适用程序错误。
郭车凤辩称：1.2002年9月至今，双方不存在家庭承包地流转关系，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向其返还承包地5.4亩，支付流转费小麦6650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现在实际耕种的9.74亩承包地，是依据法律政策规定，以及答辩人与发包方村委签订的2007年《临淄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与被答辩人无任何关系。3.2002年9月，被答辩人已将其5.4亩承包地自愿交回了发包方，放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定的30年承包期内，被答辩人无权再要求承包地。4.被答辩人主张的所谓1999年临淄区土地承包合同书不成立，被答辩人不能依据该所谓的合同书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5.被答辩人在本案起诉状中主张其于2001年9月将5.4亩承包地流转给了答辩人代耕至今未返还，但在本案原二审时又主张，村委会2002年9月将其涉案5.4亩土地调整没了，而在另案中却又主张，村委会2002年9月将他的涉案5.4亩土地转包给了答辩人。被答辩人的多种主张相互矛盾，均无事实依据。6.2002年9月，被答辩人接收发包方村委向其支付的承包地补偿款800元的事实，是被答辩人向发包方自愿交回其5.4亩土地，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直接证据之一。被答辩人依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及其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主张其未书面申请将其5.4亩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村委，既是曲解法律也不合常理。7.答辩人与村委签订的2007年《临淄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
郭聿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的口粮田5.4市亩；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交付拖欠的小麦6650斤（价值66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9月，原告郭聿凤与被告郭车凤口头约定：原告将承包的土地5.4亩交给被告代耕，被告每年给原告500斤小麦，村提留和镇集资同被告承担。2002年9月，发包方北高南村委以包括原告在内的4户村民自愿交回承包土地为由，对交回的10.88亩土地按照被告所在组农户的实际人口平均数，统一组织调整给了全组承包户。自2003年开始，被告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为9.74亩。2007年8月30日，被告郭车凤与发包方北高南村委签订《临淄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载明，郭车凤承包土地面积为9.74亩，土地四至为：东至郭树元，西至常兆乐，南至大道，北至大道。再查明，自国家实施农业种粮补贴政策以来，被告郭车凤一直领取9.74亩的种粮补贴。2007年8月30日土地承包合同书中“郭东凤”与被告郭车凤系同一人。
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9月，发包方北高南村委将包括原告郭聿凤5.4亩在内的10.88亩承包土地统一调整给了其他承包户。经过调整，被告郭车凤承包9.74亩土地至今。因此原告主张自2001年9月开始，其承包土地5.4亩一直由被告代为耕种，应予返回该承包土地的诉求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2001年9月至2002年9月期间，被告代为原告耕种涉案土地，双方均予认可。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按约定给付原告500斤小麦，扣除原告认可的已给付的350斤小麦，原告要求交付剩余150斤小麦的诉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原告主张2002年发包方调整土地时其并不知情，不存在自愿情形。因发包方调整家庭承包土地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侵害了其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与本案系不同法律关系，原告可向相关主体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车凤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郭聿凤交付拖欠的小麦150斤。二、驳回原告郭聿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郭聿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九组证据。证据一：临淄区朱台镇经管站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的家庭承包方户口早已取消，其已不具有家庭承包方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北高南村委会证明四份，证明上诉人于2002年9月将其5.4亩承包地交回了北高南村委会，2015年5月北高南委会出具的证明作废。村委会向其支付了800元的退地补偿款。证明郭车凤与村委签订的2007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证据三：市中院庭审笔录，证明郭聿凤在该次庭审中已经承认村委在2002年已经将承包地调整给了本村的其他承包户。证据四：证人证言五份，证明上诉人将涉案土地交回村里由村里统一分配。证明内容同上。证据五：魏双清的录音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的5.4亩土地2002年9月调整土地前由郭车凤代种一年。2002年9月之后郭车凤未再耕种郭聿凤的土地。证据六：郭聿凤民事起诉状。证明:1、郭聿凤在另案起诉状中主张，其5.4亩承包地由北高南委会转包给了郭车凤，既与本案主张自相矛盾，也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郭车凤与北高南村委会签订的涉案2007年《临淄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已经二审和一审法院审理，原审判决书已对该合同书的合法有效性予以确认和“采信”，并据此驳回了上诉人郭聿凤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另案起诉，要求法院确认该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属于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的“一事二理”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另案起诉。证据七：农业税缴纳证书。证明2002年8月前，被上诉人家4口人，加上原来受让韩之后母亲1口人的承包地经营权，实际承包着5口人的地6.86亩，缴5口人的农业税595.83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02年之前承包着2口人的土地2.7亩，与事实不符。证据八：粮食定购任务交售通知书。证明被上诉人郭车凤2002年承包着5口人的地，缴纳5口人的公粮540斤（郭车凤4口人432斤，韩之后母亲108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郭车凤2002年前承包着2口人的地，与事实不符。证据九：北高南农民负担合同签订明细表。证明：1、被上诉人郭车凤1983年至1997年就已经承包着5口人的地，并按5口人的土地履行“三提五统”和劳务出工等合同义务。（郭车凤4口人，韩之后母亲1口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包着2口人的地2.7亩，与事实不符。2、证明1997年上诉人郭聿凤承包着4口人的地，负担“三提五统”460元，缴4口人的公粮和农业税，负担村集体义务工等劳务60个工。另外还要负担水利、电力设施、打井、修渠等农田基本建设的费用。当时“三农”问题严重，农民负担很重，农村流转土地大量出现“白种”和“倒贴”的情况。为摆脱沉重负担，上诉人才于2002年9月将其家庭承包地5.4亩交回发包方北高南村委会，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并收取了退地补偿款800元。
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盖章是经管站的公章，但内容是被上诉人打印好后到经管站盖的，经管站不给盖章，被上诉人就去闹。证明不是经管站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二的四份证明的真实性都有异议都是村委会的证明，证据2-4的形成是被上诉人该打印好后让村委会盖的章，内容不属实。内容中提到是上诉人自愿交回的承包地错误，证明中签字的朱可福也不是当时的村主任，他也不了解情况。我们没有提交书面的交回土地申请也没有交回土地。证明中提到统一调整土地每人1.56亩也不属实。大部分的土地都由被上诉人承包，不是每户每人1.56亩。当时2002年9月被上诉人家中人口仅有四口人，却分得了七口人的土地。2001年9月出生的孙子，也分到了土地。2002年9月郭车凤家中有土地承包权人人口6人是不对的。对证据三庭审笔录真实性没异议，是断章取义其中的内容。当时村民小组调整土地的时候也没有征得上诉人的同意，上诉人也不知道，村委会调整的话要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调整方案，经2/3以上村民讨论通过，才能实施。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内容是假的，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统一模式，让证人抄写的内容。证人证言要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证。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也不是证人的真实意思，也与事实不符。证人无权力判断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是假的。2007年7月前，各农户都没与北高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这一块也是假的。经管站有统一的1999年的合同档案，这都是根据被上诉人的意思提供的假证明。对证据五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魏双清的电话给常秀芳打了电话。该份证据录音的内容证明不了被上诉人想证明的内容。该证据内容不完整。内容不完整。对证据六起诉状真实性没异议。该案在临淄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之中，被上诉人断章取义，错误理解起诉状的内容。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纳税人家庭基本情况是四口人，它印证了被上诉人分得七口人的土地是错误的。多出来的土地应该是上诉人的。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郭东凤1995年5月20日粮食定购任务订购通知单，是四口人，其中他种了别人的土地。他当时只有三个人，就是2001年出生的幼儿不可能有口粮有粮食定购任务。对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内容有异议。
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提出异议，且依据法律规定，单位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上诉人所提交的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二村委证明，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有异议，但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要件，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予采信。证据四证人证言，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根据法律规定，在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各方质询的情况下，仅凭书面证言，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该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证据五录音资料，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并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至九，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均提出异议，且该四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涉案5.4亩土地并交付小麦6650斤（价值665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其涉案5.4亩土地自2001年9月份起一直由被上诉人代为耕种，应予返还。但根据已查明事实，2002年北高南村委对包括上述5.4亩土地在内的承包土地进行了统一调整并再行分配给其他承包户。根据2007年8月30日被上诉人与北高南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被上诉人承包土地9.74亩，承包期限自2003年至2019年，被上诉人据此占有使用承包土地至今。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返还涉案土地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与村委之间有关家庭承包土地调整的事项，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因双方均认可2001年9月至2002年9月期间，被上诉人曾为上诉人代耕涉案土地，原审据此仅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交付该期间拖欠小麦150斤的诉求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郭聿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刘 宁
审判员 李灵福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