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吴商初字第738号
原告张仁龙。
委托代理人钱永斌，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澄湖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建国。
委托代理人蔡钟纯，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家港市龙丽佳针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洞泾村。
法定代表人顾雪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俊英，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仁龙诉被告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公司）、第三人张家港市龙丽佳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丽佳公司）加工合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原告张仁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钱永斌、被告恒润公司委托代理人蔡钟纯、陈建国，第三人法定代表人顾雪龙及委托代理人张俊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仁龙诉称，龙丽佳公司与恒润公司素有加工业务往来，由龙丽佳公司为恒润公司进行衣片加工。截至2013年8月31日，恒润公司尚欠龙丽佳公司加工费1098476元。同年10月13日，龙丽佳公司将对恒润公司的上述债权中的420000元转让给其，并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达恒润公司。现请求判令被告恒润公司给付原告420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恒润公司辩称，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超金额超出双方实际交易金额，经核算，其仅结欠第三人7898元，故第三人向原告转让420000元债权缺乏依据。另，其收到应诉材料才知晓转让事宜。
第三人龙丽佳公司述称，截至2013年8月31日被告结欠其加工费、货款合计1098476元，其依法将债权给原告，并向被告履行了通知义务。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3年10月期间，第三人为被告提供衣片加工业务。期间，被告还向第三人采购面料。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毛衫加工合同》、《购货合同》数份，《毛衫加工合同》约定品名及规格、数量、金额、交货日期；货物由龙丽佳公司送至恒润公司指定仓库，龙丽佳公司须于交货一周内至恒润公司办理对账手续，待恒润公司通知龙丽佳公司开具发票；恒润公司财务收到龙丽佳公司发票后30天至40天内支付加工货款。《购销合同》约定品名及规格、数量、金额、交货日期；货物由龙丽佳公司送至恒润公司仓库；货款月结。
截至2012年12月28日，第三人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88份，价税金额合计6361624.30元，被告均已抵扣。被告共计付款5263148.3元，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3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交货时间为2013年10月，系被告前往第三人处自提，未对账。
2013年10月14日，被告恒润公司向第三人龙丽佳公司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龙丽佳明细账”，附件明细账中客户名称为“应付账款--（应付单位）张家港市龙丽佳针纺织有限公司”，记载截至2013年8月31日，贷方余额为1098476元。
另，2013年10月13日，龙丽佳公司向顾建球出具转让书，内容为其将恒润公司结欠其的加工费1098476元中的678476元转让给顾建球。同日，龙丽佳公司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向被告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回单显示2013年10月17日由朱碧红签收。庭审中，被告确认朱碧红系其公司员工，但邮件是否朱碧红签收，需与本人核实。本院限恒润公司庭后三日内答复，其逾期未答复。
关于第三人与被告交易的流程，第三人述称，通常情况下，双方根据合同约定的交货、对账、开票、付款顺序进行交易，但被告常称忙而迟延对账、付款。对账系就双方发生的业务量、价款进行核对。对账以当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不定期进行。当面对账时，其会计带着交易凭证备用，双方根据被告制作的业务统计表口头商定单价、数量、返工扣款等内容，不形成双方确认的书面材料。对账之后其再根据被告通知开具一定金额的增值税发票。被告通知开票金额往往小于对账确定金额，以达到迟延付款的效果，其为与被告长期合作，只能接受被告的要求。增值税发票往往被推迟至年底才开具，比如2012年12月28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还包含了2011年发生的部分业务。
被告述称，2010年12月之前，双方根据合同约定流程交货、对账、开票、付款。2011年12月开始出现预开增值税发票即在相应业务对账或发生（即下单）之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改称自2010年12月开始。交易流程变为先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给付第三人相应税金，之后发生交易、对账。对账有时系就发生的业务量进行核对，有时系就开票额进行核对。对账以当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2010年度双方就业务量当面对账时会制作一份双方签字确认的书面对账单，各执一份。其余年度当面对账不形成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文本，仅双方各执自行制作的业务统计表，就扣减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其在己方制作的电子业务统计表上直接修改，不打印相应文本，亦无需再行交付第三人确认。少数情况下，双方对业务存在较大争议时，第三人才会持原始凭证进行核对。价款是滚动支付，有时在对账前，有时在对账之后。第三人为其加工的最后一批货，系其于2013年10月自提，但相应款项已于此前支付，现仅欠第三人7898元。对此，第三人不予确认，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的习惯。
以上事实由加工合同、购销合同、对账单、增值税发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及笔录材料在卷予以证实。
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结欠第三人加工费、货款合计1098476元。
原告认为，第三人龙丽佳公司向被告恒润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6361624.30元，被告均进行了认证抵扣，截至目前被告已付款5263148.3元，尚余1098476元。2013年10月14日被告向其发送对账单，亦确认结欠第三人1098476元。此后，被告未付款，由此可以确认被告尚欠其1098476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还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2013年10月15日电话录音一份，通话人为被告会计缪小燕（被叫）与第三人会计卞丽霞（主叫），电话中卞丽霞问前一日发送的对账单余额为多少，被告会计缪小燕回答1098476元。2、（1）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12分，被告恒润公司向第三人龙丽佳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标题为“恒润家园对账单”，记载生产单号、款号、进程、单价、交账日、付款金额等内容，所列业务合计金额约为90余万元；（2）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28分，被告恒润公司向第三人龙丽佳公司发送电子邮件，标题“对账”，记载日期、借方金额、贷方金额、余额等内容，其中2012年1月1日上年结转贷方余额548799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贷方余额为700000元。第三人对上述证据1、2均无异议，予以认可。并称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12分的对账单为2012年其与被告之间部分业务对账单，2012年12月28日开具的发票即对应上述业务，双方此前一直在对账，对账结果为90余万元，但被告只通知其开80万元左右的票，所以其开了836985元的票，次日被告发送电子对账，最终确认对账结果，并非被告所称预开的2013年度的增值税发票；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28分的对账单为被告财务账的截屏，尚未将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12分的对账单中确认的且第三人已开票的836985元计入，计入后金额应为1536985（836985＋700000）元，2012年12月31日，被告付款200000元，故余额1336985元，该金额与2013年10月14日被告发送的对账单上上年结转金额1336985元一致。对证据1，被告确认被叫电话号码系其会计缪小燕的，但认为通话录音系预谋，对话有诱导性，抛开前因后果，直接问数字，不符合常理，且录音可能不完整。对此，第三人解释称，通话的是双方会计，会计记账时欠款金额记载为余额，电话沟通也习惯性地用“余额”。上述通话是原告至其处讨债时，为让原告相信其对被告享有债权，故其会计卞丽霞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与被告会计通话，要求被告会计确认欠款金额。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应第三人要求发给第三人的明细账，并非会计意义上的对账单。12月29日的对账单系其统计的年度业务总额，表上标注了已付款金额，表示相应业务的款项已基本付清。
被告主张其仅欠第三人7898元。1、对账单上的“贷方余额”为开票金额与付款金额间的一个差额，并非欠款金额。2、双方之间存在预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习惯。被告主张其与第三人自2010年12月开始于每年12月份要求第三人在业务发生之前预开一定金额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是其总经理与第三人总经理根据当年交易量预估的下一年度的交易金额。相应的税金，其提前付给第三人。预开增值税发票于其而言可以冲抵当年成本从而少缴当年度所得税，于第三人而言，可以“做大”业务规模，让账面“好看”也便于向银行贷款。预开的增值税发票由之后的交易补上。双方签订的毛衫加工合同、购货合同均为其起草的格式合同，故出现预开增值税发票后相应开票付款流程条款亦未作修改。2013年10月，第三人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其担心第三人无法完成后续加工业务，故就双方交易进行核算，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超出双方实际发生交易的金额，差额1090578元。3、第三人主张其尚欠加工费1098476元元，应提供相应业务凭证。其与第三人之间每一次交易，环节多，会形成大量纸质、电子资料，如工艺单、报价资料、生产任务单、原料送货单、交货单、快递单、结算单等，原告现主张的1098476元元，涉及多笔交易，应有大量业务资料，单笔交易中若某环节的资料缺失，其他环节的资料也可以佐证。对此，龙丽佳公司不予认可，1、被告称对账单上余额为开票额与付款额之差，不符合会计记账习惯，且科目名称被告明确写为“应付款”。2、双方交易过程中不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亦不存在税金先行给付，预开增值税发票于其而言并无益处，一则可能承担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责任，二则还要预先垫付税款。其与被告通常是按照送货、对账、开票、付款的流程进行交易。极少情况下，根据其要求，被告在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提前支付一点货款，但也是在有后续货物送交，并不存在交易未发生，而先开具发票的情形。3、2013年10月，其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业务资料等遭债权人哄抢，故无法提供完整的业务资料，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2013年10月12日报警记录证明1份，内容为“2013年10月12日，卞丽霞拨打110报警称其所在的张家港市龙丽佳针纺织有限公司厂内设备零件等被盗”。被告认为业务资料、财务账册于他人而言并无实用价值，原告陈述业务资料遭抢不具有合理性。且若被盗抢，那么审理中，第三人又何来业务资料提供。报警记录亦记载财物被盗，而非业务资料。
被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2013年10月22日，苏州市吴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分局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11份及邮寄第三人的凭证（对应增值税发票号码为11358111、11358112、11358136、11358137、11358138、11358139、11358140、11180951、11180952、11381059、11381061，金额合计1090578.00元），说明一栏记载为购买方申请，对应蓝字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情况为“需要作进项税额转出”。被告将上述通知书发送给第三人，遭退回。被告称，其发现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远远超出实际发生交易的金额，故其向苏州市吴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分局申请开具上述通知书并寄送第三人，申请时，向税务局递交情况说明即可，无须随附相应凭证。
2、2008-2013年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表，记载月份、订单号、款号、结算数量、结算单价、结算金额、开票日期、开票金额、付款日期、付款金额等内容。被告称此系其于本案诉讼中根据其与第三人全部业务资料整理制作。结算金额系实际发生业务量，归结日期系其业务部门核算后移交财务部门的日期。表格上体现的结算部分在对账之前，部分在对账之后，其未留底，无法区分。
3、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业务报告书》1份，系其于审理中委托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2008年--
2013年度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表，及2008年度至2013年度龙丽佳公司开具的送货单、加工采购协议、验收结算单等资料执行了其与该会计师事务所商定的程序所出具的报告，其中第3点为“贵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数量和价目表中的价格计算与明细表结算金额相符，贵公司提供的发票金额与付款额与明细表一致。2008年11月至2013年10月业务金额5271045.3元，开票金额6361623.30元。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金额为1090578元，付款金额为5263147.30元。”第三人认为被告提供的业务资料不全，故结论缺乏可参考性。被告则主张其提交的系双方交易的全部业务资料。
4、经苏州市吴中区公证处公证的缪小燕与卞丽霞的QQ聊天记录（卞丽霞QQ名为Annie，被告备注其名为“龙丽佳”，缪小燕QQ名为“miao”），以证明2012年度双方的加工业务量远远未达到180万元及双方确认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其中2012年6月18日至同年6月20日，卞丽霞向缪小燕发送2012年2月至同年6月的对账单并催款，对账单记载的金额为15万余元；2012年8月14日至同年8月30日，卞丽霞要求付款，并附2012年2月至同年8月的加工业务统计表，金额合计41万余元；2012年11月12日，卞丽霞称“把欠你的票已经开好了，还有我多开了15万的发票”；2012年11月23日，缪小燕要求对方开多发票留着明年用，卞丽霞说“呵呵，可以”；2012年11月28日，卞丽霞称已开具836985元的发票，包括余下的账一起了，并要求付款及先行支付税金。被告称，上述对账单所对应业务均计入被告提交的2008-2013年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表中，说明第三人主张其提交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料不完整与事实不符。
5、应付账款日记账10页，明细科目为应付账款--（对应单位）龙丽佳公司，记载日期、摘要、借方金额、贷方金额、余额等内容。截至2013年8月31日，贷方余额为1098476元。2013年10月22日，贷方金额“-1090578元”，对应摘要为“龙丽佳公司发票多开，进项税转出”，余额7898元，以证明其仅结欠第三人7898元。
对上述证据材料，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不结欠其加工费，且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系第三人向被告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之后形成的，被告存在逃避债务的嫌疑。对证据2，系被告单方制作，且与实际交易不符，故不予认可。对证据3，原告认为该报告仅是对被告编制的明细账从数字上进行加减确认。且被告提供的材料不是完整的原始账册，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报告，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QQ聊天记录仅为半年的，且从技术层面容易修改，故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无法确认。从内容来看，2012年12月，第三人一直在向被告催对账、催款，也进一步说明双方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流程进行交易，若按照被告所言，双方存在预开票，那么在12月份双方应就前一年度预开的增值税发票与当年度的业务进行对应。对证据5，付款及开票的时间、金额无异议，但10月22日记载贷方金额处“-1090578元”，摘要“龙丽佳公司发票多开，进项税转出”，缺乏依据，不予认可。
对上述证据材料，第三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被告不结欠其加工费。对证据2，第三人认为系被告单方制作，且与实际交易不符，以电子邮件之外的形式对账的业务未体现，故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该报告只是对被告单方提供的明细及相关交易凭证是否相符进行了核对、比较，交易凭证未经双方确认，且不完整，故对报告结论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因公司电脑被盗抢无法查看原始聊天记录，故无法确认QQ聊天记录是否经过删改。在聊天记录中显示其向被告发送的对账单仅为2012年度双方发生的部分业务，不能反映交易总量，其中还包括了2011年还未对账的业务，进一步证明双方交易中存在迟延对账、迟延付款的情形。2012年11月12日，其会计说的“欠你的”是指的已经对账尚未开票的部分，“多开了15万”是因大量业务已经对完账，被告还未最终确认，其允许我方先就部分业务开具发票。2012年11月23日的聊天记录中，其还在要求将当年的业务全部开票，也说明15万元增值税发票非预开。同日，其还在向被告催款，被告会计说多开点，留着明年用，其觉得根本不现实，之前也没有提过的，况且会计说的也不算数，故只当是玩笑，并随便回应“呵呵，可以”。当天记录中，还提及向被告老板个人借款，因为被告会计说的可以向其老板张炎个人借款，其考虑到利率也不高，就说要借，准备借到款项后再主张和所欠货款相抵，但其并未实际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张炎借到款项。2012年12月28日聊天记录中提及的金额为836985元的发票是对应2012年12月28日对账确认的业务。2012年12月，双方一直在对账，部分账当面对好，其于12月初开具增值税发票。余下的账至12月下旬才对好，其于28日根据被告的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余下的账”即指这部分下旬刚对好账还未开票的业务，也就是2012年12月29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的对账单上记载的部分业务。因为一起开具较大金额增值税发票，其缴纳税款的压力较大，故要求被告先支付与税金金额相当的货款，增值税发票对应的剩余款项，之后再付。对证据5中记载的付款及开票的时间、金额无异议，但10月22日记载贷方金额处“-1090578元”，摘要龙丽佳公司发票多开，进项税转出”，缺乏依据，不予认可。
第三人认为，其根据合同约定，于对账后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被告应依约支付相应价款，就已开票部分，被告尚欠其1098476元。该金额不包括2012年度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部分业务及2013年度业务，就该部分价款，其保留另案主张的权利。为证明其主张，第三人还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第1组证据：生产制造单34份、加工合同8份、原料送货单44份、加工产品送货单390份。原告称该组证据材料所对应的业务均包含在2012年12月29日下午2时28分的对账单，说明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
第2组证据：生产制造单6份、原料送货单4份、加工产品送货单37份。该部分亦为2012年度的业务，双方尚未对账，故在2012年12月29日下午2时28分的对账单中未体现。
第3组证据：快递单54份（寄件人存联），其称货物通过快递公司交付被告的，快递包裹中附送货单，送货单日期与快递单日期一致，故被告提供的业务凭证中应有与快递单日期一致的送货单，而在被告单方送交审计的材料中无相应送货单，其认为被告提供的业务资料不完整。
证据4：苏州精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书》1份，系第三人委托该所对被告提供的2008-2013年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及“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统计表进行核对及作出会计专业判断，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的习惯及被告送审的业务资料不完整。2008-2013年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不是会计意义上的账簿，不能完全反映交易双方的经济往来，而仅是一份关于2008至2013年发生业务往来的结算、开票情况的统计表，是一份公司间业务结算的统计表格，该表格与2012年12月29日下午2点12份的对账单存在不一致。如果对账单所列示的数据正确，则2008-2013年业务结算、开票、付款明细存在差错。根据以上分析，该所认为预开增值税发票的统计真实性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并且从经济上和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逻辑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故不能认定预开增值税发票是真实的。
证据5：2012年9月28日、同年12月25日，被告向卞丽霞发送的电子邮件，主题分别为“龙丽佳对账单”“加工清单”，记载订单号、款号、数量、单价、金额等。第三人称，9月28日之前双方即就相应业务对好账，被告于该日向其发送该对账单，但未允许其开票。同年12月25日，被告发送的加工清单中载明的业务与9月28日对账单中业务相同，被告进行了再次扣款。上述业务包含在2012年12月29日的对账单中。9月28日的对账单中“开票100500”系被告打印其不清楚何意，并非被告主张的用该处业务冲抵所谓2011年12月14日预开的100560元增值税发票，一则业务未对账，款项提前付，不符合交易习惯，二则金额也不一致。
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第1组、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1组证据与第2组证据中部分业务存在重复计算，证据2中部分业务确未对账，但其已自行结算并列入其统计表中，相应款项亦已支付。对第3组证据，真实性被告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已将邮寄凭证上载明的货物交付快递公司，亦无法证明被告收到。且部分凭证邮寄内容填写不明，是交付的货物还是样品无法确认。第三人称快递日期与送货单日期一致其亦不认可。第三方快递货物，邮寄凭证通常粘贴在纸箱等包装物上，被告收到货物后并不保存纸箱。对证据4，被告对该份报告书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报告书与其委托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业务报告书结论相反。且将三年度预开的总金额叠加进行了放大，预开并非虚开，税款只是缴纳时间前移而已，第三人在申请被告付款时仍要缴纳。该报告书基础数字错误，适用规则不完整，故报告结论不具有合法性与参考性。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标注“开票100500”证明双方系用此处业务冲抵2011年12月14日预开的100560元。
审理中，根据第三人的申请，本院通知被告会计缪小燕、第三人会计卞丽霞到庭陈述。被告会计缪小燕述称，被告与第三人交易中其负责结算，即由生产部门交付其结算单或增值税发票，其核算后付款，2013年10月14日的对账单系其发送，余额1098476元为被告收到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总额与被告已经付款总额之差。2013年10月，被告负责人得知第三人经营困难，无法继续为被告提供加工业务，预先多开的增值税发票要求其退回去，但是第三人称无法退了。2013年10月12日，被告开具同等面额的增值税发票给第三人，并于同年10月14日前往第三人公司将增值税发票交给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未签字。当时还有很多债权人在场。后，其向税务部门咨询，税务部门告知其要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关于预开增值税发票，金额是被告总经理与第三人会计卞丽霞预估次年业务量后口头商定，而后一次性开具，比如2012年12月开具的1536985元。问及为何所谓预开的增值税发票金额非整数，其称金额是结合单价和公斤数预算的，公斤数是整数。关于付款，被告是根据实际交易量付款，而非增值税发票，付款时第三人会提交付款申请单。对于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的蓝字增值税发票对应的是何年度的业务，其表示不好说。缪小燕还陈述，交易过程中，通常先开票后付款，一年有两三笔是先付款后开票，即第三人资金紧张时，经双方的负责人商定预付。付款时先由我方陈建国签字，其操作后再由总经理授权，款项方才支付。对于缪小燕上述陈述，被告予以认可，原告与第三人对被告付款需经陈建国签字没有异议，证人其他陈述均不予认可，认为其陈述与交易习惯及事实不符。
第三人会计卞丽霞到庭述称，双方交易中，货物交付后对账，其再根据被告通知开具增值税发票。有时预付部分加工费，有时核对后全部开票再付款，对账内容包括应付款、已付款、具体业务等。2013年10月，缪小燕去过第三人公司，但未提到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的事情。被告未让其预开2013年的增值税发票，亦未与被告总经理沟通此事。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都是对应实际发生的加工和销售业务的。2013年的业务因被告一直称忙未对账，故相应增值税发票尚未开具。送货单一式三联，快递送货的，送货单会一并邮寄。原告、第三人对卞丽霞上述陈述予以确认。被告对卞丽霞上述陈述不予认可。
关于被告所称的2012年预开的增值税发票。被告称2012年预开了1536985元，即2012年12月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称同年11月开具的267301.49元也是预开的。金额1536985元，被告陈述系第三人会计卞丽霞与被告总经理确定，后称系被告会计缪小燕与卞丽霞电话商定。
关于2013年10月14日对账单中付款摘要一栏“-2110B／120#”“-270CAJ”的含义，被告称此系订单号，对应的是2013年的面料，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购货合同两份。被告会计缪小燕确认其提交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凭证中遗漏了上述2份购货合同及相应材料。第三人称此系款号，为被告加工的布料中存在翻单，单凭款号无法确认是对应的被告提供的购货合同，且合同系复印件，真实性其无法确认。
审理中，被告称其财务账簿仅记载开票金额与付款金额，表示不提交。被告还称其与其他几家单位合作中，亦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本院要求被告7日内回复并提交相应材料，但被告逾期未回复。
本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加工合同、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第三人向被告开具6361624.30元增值税发票，被告均已抵扣并付款5263148.30元。被告提交的应付账款日记账及向第三人发送的应付账款明细账均记载截至2013年8月31日贷方余额为1098476元。第三人据此主张截至2013年8月31日被告尚欠其1098476元，后被告未付过款，故目前结欠金额仍为1098476元。
对此，被告不予认可，称上述应付账款日记账／明细账非会计意义上的账目，贷方余额仅为第三人开票金额与被告付款金额之差。同时，被告称，其与第三人交易过程中，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即在其下单之前或双方对账之前开具增值税发票，第三人最后开具的1090578元增值税发票没有对应业务发生并冲抵，系多开，该部分增值税发票对应的款项其不需支付，其仅结欠第三人7898元。对此第三人不予认可，称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对应实际发生的交易。
本院对被告关于第三人最后向其开具的1090578元增值税发票系多开而无对应业务发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制作的应付账款日记账／明细账，显示贷方余额1098476元，即被告结欠第三人1098476元。被告主张该账目为非会计意义上的账目，缺乏依据；
第二，被告提交的税务部门出具的11份《开具红字增值税发票通知单》，系被告单方向税务部门申请，且税务部门仅对被告提交的书面申请做形式审查，而不做实质审查，故该组通知书亦无法证明相应发票金额即多开的；
第三、被告会计缪小燕确认交付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资料存在遗漏，该所出具的报告书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情况；
第四，QQ聊天记录中对账单所列业务量不足180万元，被告据此主张2012年度业务量不足180万元，但双方对账形式多样，聊天记录中的对账单所列业务量不等于全年业务量，故该主张缺乏依据。被告称双方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但被告会计与第三人会计之间的QQ聊天记录中，第三人发送的电子对账单下方打印“请核对好后，签字并回传，以便开票”字样，被告收到上述对账单后，亦未提出异议，可以证明双方交易流程是对账后开票。退一步讲，假设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预开不等于此后没有相应业务发生，不等于就是多开的。且，根据2012年12月28日的聊天记录，第三人称该日开具的836985元增值税发票包含余下的业务，被告亦未提出异议，亦可证明上述发票对应实际发生业务往来，而这部分增值税发票为第三人最后一次向被告开具的发票，被告主张多开1090578元，缺乏依据。
综上，被告主张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超出双方实际交易金额1090578元，依据不足，故对其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增值税发票、应付账款日记账／明细账，可以认定被告结欠第三人1098476元，第三人作为债权人，将其权利部分转让给原告并履行了相关通知义务。原告作为债权受让人依法取得第三人转让的对被告享有的债权，故其要求被告支付420000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仁龙人民币42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00元、财产保全费2695元，合计人民币10295元，由被告苏州恒润家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帐号：10×××99。
审 判 长 丁文芳
人民陪审员 谢景芳
人民陪审员 王晓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叶晓燕
补充情况：
预开票是为了延迟缴纳年度所得税，根据被告陈述，预开票后款项还提前结清了。而税金与应付加工费、货款之间，显然是后者金额大，被告如此做，扔西瓜捡芝麻，明显不经济，不符合常理。
且预开票的合意没有证据证明，其提交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料也不完整，其主张多开了100余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缺乏依据。
审理中，被告称其财务账簿仅记载开票金额与付款金额，表示不提交。被告还称其与其他几家单位合作中，亦存在预开增值税发票。本院要求其7日内回复并提交相应材料，但其逾期未回复。另，经本院询问，被告称存在一个时间节点，开票金额大于实际交易金额，本院要求其提交相应书面材料，但其亦逾期未提交。
另，经本院询问，被告称存在一个时间节点，开票金额大于实际交易金额，本院要求其提交相应书面材料，但其亦逾期未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