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9民终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理人：杨从怀，该村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安雨（别名王安禹），男，生于1965年10月16日，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喜神乡石门村。
原审第三人：苟畅杰，男，生于1969年11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
上诉人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王安雨、原审第三人苟畅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2016）川1923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撤销（2016）川1923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松木出售协议》乙方为“王安禹”，原告姓名“王安雨”，户籍信息并无曾用名“王安禹”。原告称“王安雨”与合同上的“王安禹”系同一人。上诉人认为姓名系公安机关管理的职权范围，其它部门的证明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且当事人的身份不能仅以当事人的陈述为准，需有法定部门的登记信息或证明佐证。王安雨起诉买卖合同纠纷因其未提供法定部门登记信息或证明，仅提供了合同乙方为王安禹，故无法证明王安雨是适格的原告；且顺天村村委会从未与王安雨或王安禹签订过任何合同不是适格的被告。2.苟畅杰虽时任顺天村村委会文书，但顺天村村委会从未授权和指示其代表村委会与王安雨签订合同，若是代表行为，应有授权委托，合同亦应加盖村委会公章，故原审认定苟畅杰是代村委会签约，属履职行为是错误的。3.社一级村民小组在我市一直存在，各家庭的户口簿均有明确记载，各村民小组的财产都是相对独立，村委会对其财产、债权、债务及对外事务并无直接处分权，将村民小组通过判决方式予以直接取缔，无法无据，于事实不合。4.2008年我辖区依照上级林改政策，顺天村一社成立集体林董事会，由董事会管理行使集体林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该董事会是否合法，是否裁撤，并不由法院判决，而应由林权主管部门认定和处理。故人民法院通过权力否定董事会是对行政职权的越权干预，司法权不能超越、代替和干预行政权。5.王安雨提供的“王安禹与顺天村一社全体股民“松木出售合同，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并未在判词中加以阐释说明，只字未提。6.顺天村村委会集体从未将该林木款归为己有，该款归属于顺天村一社各股民。该款的一部分虽是股民用于社道路建设，但是道路建设是村委会按“一事一议”规则确定了各社村民应投劳务与集资。一社股民各户应付款项是通过股民在均股林出卖中的分红款履行的村民集资建设义务。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要我村委会代表全村村民返还该款，承担义务与责任，必然侵害了其它各村民小组及村民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安雨答辩称：我的名字公安机关出了证明的，苟畅杰是村文书，他是代表村上和我协商，价款是用于村上修路的，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苟畅杰未答辩。
王安雨在一审起诉时请求：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合同价款2.5万元，赔偿损失3万元，支付违约金1万元，合计6.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进行村道路硬化，将硬化工程分段分给各社分别完成，并指派时任顺天村文书的第三人苟畅杰负责顺天村一社的道路硬化工作，为解决道路硬化的资金来源问题，经一社与群众商议，决定出售一社部分林木，以所得资金用于道路硬化。于是第三人苟畅杰找到原告王安雨，商量林木买卖事宜。经协商于2011年12月4日达成林木买卖协议，合同甲方为“顺天村一社全体股民代表：苟畅杰”，合同乙方为“喜神乡在街王安禹”合同约定价款为伍万元，分两次砍伐，同时特别约定，什么时候审批什么时候砍伐。合同签订后，原告王安雨依照约定，将伍万元价款支付给了第三人苟畅杰。2011年10月17日，平昌县林业局向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作出了采伐许可。2011年12月，原告王安雨依照合同约定，进行了第一次采伐。原告王安雨第一次采伐结束后至今，因未办理第二次林木采伐许可，故未进行第二次采伐。原、被告对此未能协商达成一致，原告王安雨诉讼来院。
另查明：2008年，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进行林权改革，将顺天村一社村民集体所有的林木，按照均股原则进行了分配，并办理了林权登记。同时，成立了顺天村一社集体林董事会，并制定了章程，但未办理社团法人登记。
第三人苟畅杰收到原告王安雨交来的合同价款后，将该款用于顺天村一社村道路硬化工程。
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2月4日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其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王安雨，自无异议。而另一方当事人，即在合同中载明的“顺天村一社全体股民”究竟是谁，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要确定合同中有争议的主体，首先，应当明确顺天村一社能否行使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2008年，顺天村进行的林权改革，将属于一社集体的林木，按照均股的原则分配给一社的全体村民。所谓“均股”，即一社的全体村民，平均持有一社集体所有的林木的股份，其在性质上属于共有，仍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对一社集体的财产，如何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涉及到对“社”这个单位的界定。1958年夏，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人民公社运动，很短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公社化。当时的公社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属于国家政权机构。公社的组织，一般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社”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2010年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于农村中的基层组织，未采用“社”这一组织，而采用了村民委员会。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的政权组织，而只是农村村民的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设立若干的村民小组。现在，在农村中，一些地方习惯性的划分方法，是在村的下面，分设若干的社。此时，“社”这个单位，己经和原来的公社，没有任何关系了，其在性质上，应当是属于村民小组。因此，本案中顺天村一社，应当为顺天村下设的一个村民小组。顺天村一社的法律地位，这应当从三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从设立上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从中可以看出，l、用分设来表达村民小组的产生，说明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2、村民小组的设立组织是村民委员会，设不设村民小组，怎样设村民小组，完全是村民委员会内部的事情，无需经其他机构同意。因此，可以认为，村民小组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是村民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对于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如何进行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即法律授权的农村村民集体所有的财产的管理者是村委会，村委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管理行为。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上，村委会是自己动手，还是授权各个社自己动手，属于一个内部的授权行为。社即使得到了村委会的授权，其管理也只能在内部生效，对外无效力。第三，顺天村一社的责任承担能力。顺天村一社的财产，只是土地和林地。林地的经营权又是以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村民，除此之外，基本无其他财产。在现实状况下，林地在林权改革中，是按照均股的原则，分配到了每一户中去的，由每一户所控制，在顺天村一社需要承担责任时，要把一家一户的股份予以执行，变更权属关系，不具有可造作性，实际上也不可能。另外，在2008年林权改革中，顺天村一社虽然设立了集体林董事会，但该董事会未办理登记手续，其管理的财产也只是顺天村一社所管理的财产。因此，顺天村一社的集体林董事会不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他组织”。这也就意味着，顺天村一社不能就自己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顺天村一社不具有行使权利、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从2011年12月4日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的文义来看，其载明的合同主体是“顺天村一社全体村民”而非顺天村一社，全体股民则意味着所处分的财产属于集体财产。对于农村集体财产的管理，如前所述，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来实施。村民委员会应当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即在涉及到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时，村民委员会应当征得村民会议的同意。处分顺天村一社的集体林木，属于涉及到一社村民重大利益的行为，显然应当征得村民会议的同意。2011年12月4日签订的合同上，村民签章的行为，即表明村民会议同意该处分行为的表现。不过，村民会议是否决议通过村民委员会的管理行为，本是顺天村内部事务，不应当与对外的合同签订混为一谈。顺天村的该种做法，是操作不规范的表现。最后，第三人苟畅杰收取合同款项并将其开支在村公益事业中去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职行为。第三人苟畅杰时任顺天村文书职务，是受被告顺天村村委会的指派，负责顺天村一社段村道路硬化工作。第三人苟畅杰在合同签订时，在合同中的身份是“代表人”，并且在其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接受合同价款，并开支于村道路建设中去。第三人苟畅杰的履行合同的行为，没有超出被告顺天村村委会对其的指示和授权的范围，其后在诉讼中被告顺天村村委会亦是认可的。因此，第三人苟畅杰的接受合同价款并加以开支的行为，属于履职行为。第三人苟畅杰履职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其所在单位，即被告顺天村村委会承担。综上，被告顺天村村委会作为该林木买卖合同的隐名合同当事人，参与林木买卖合同的签订、履行，并享受了合同的利益，自然应当承担合同的义务。故2011年12月4日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王安雨、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顺天村村委会。由于森林资源属于特殊的资源，其砍伐需要行政审批作为前置条件。未经审批，不得砍伐。第一次审批手续办理后，原告王安雨进行了第一次砍伐。之后至今，未办理第二次审批手续，原告王安雨自然无法进行第二次砍伐。由于是没有办理前置审批手续的原因，且合同约定审批手续应当由被告顺天村村委会负责办理，自然不存在原告王安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故被告顺天村村委会辩称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是，从第一次审批手续办理后至今，已过去多年时间，第二次审批手续至今没有办理下来，这导致原、被告之间的合同长期处于无法履行的状态。此种状态长期存在，不利于交易。在诉讼中，本院建议原、被告继续履行本合同，原、被告均不同意继续履行。故原、被告的行为应当视为同意解除该合同。因此，对于原告王安雨解除2011年12月4日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由于林木资源的特殊性，已经砍伐下来的树木，无法重新接回原来的树上，故只能折价。原、被告双方合同中对于合同标的物的数量，约定的是砍伐的次数，为两次。原告王安雨已经砍伐了一次，应视为履行了一半。被告顺天村村委会辩称原告王安雨超过批准数量进行砍伐，但没有证据子以证实，且超过审批数量进行砍伐，属于滥伐林木的行为。滥伐林木的行为，应当由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本院不予处理。合同解除后，原告王安雨请求损害赔偿3万元，但没有证据证实损失的存在，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待。原告王安雨主张违约金1万元，由于其没有证据表明至今未办理砍伐审批手续是被告顺天村村委故意延误所致，故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于2011年12月4日所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二、被告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村民委员会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王安雨合同价款人民币25000元；三、驳回原告王安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上诉人顺天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王安雨签订《松木出售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诚信履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对顺天村委会下设的第一村民小组所有的林木进行两次砍伐，在办理第一次砍伐手续，进行采伐后，由于树木生长周期长的特性，无法办理第二次砍伐手续进行采伐，故原审解除被上诉人王安雨与上诉人顺天村委会签订的《松木出售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虽上诉人顺天村委会认为顺天村村委会从未与王安雨（王安禹）签订过合同不是适格的被告，王安雨与王安禹并非同一人。但从各方在一、二审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看，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村社道路建设筹措资金，而村社道路建设属于村社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看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并且，平昌县公安局喜神派出所已经出具证明证实王安雨与王安禹是同一人。因此，原审认定签订《松木出售协议》的双方是上诉人顺天村委会和被上诉人王安雨签订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顺天村村委会还认为时任文书苟畅杰无权代表顺天村委会对外签订合同，但本案中，《松木出售协议》的签订经过上诉人顺天村委会组织顺天村一社社员开会通过，并由顺天村一社社员签字认可，顺天村村委会时任主任等人在协议上签字认可。故原审认定第三人苟畅杰是代顺天村村委会签订协议并无不当。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上诉人平昌县镇龙镇顺天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晓东
审 判 员 黎 明
审 判 员 郭 毅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志民
书 记 员 魏廷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