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沿江大道69号4楼。
负责人：孙小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艾密，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科。
委托代理人：张毅，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天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汉口火车站西侧石油大厦207、209号。
法定代表人：杨汉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国富，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梁科、武汉市天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市天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0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4月3日14时10分，郑某驾驶其所有的载有梁科的车牌号为陕D×××××号重型厢式货车行驶至国道207线临澧县太平开发区路段时，未确保行车安全致使该车辆驶入来车车道后与相对方向行驶的周涛驾驶的武汉市天运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鄂A×××××号大型普通客车相撞，致使两车受损，梁科及鄂A×××××号车辆的乘客李欧妮、杨敏、夏转运等二十多人受伤。2011年4月25日，临澧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某负此事故主要责任，周涛负此事故次要责任。梁科受伤后，先后在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及富平县朱老二骨伤医院进行治疗，住院22日，出院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术后。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的出院建议为：1、绝对卧床休息3个月，骨折未愈合前不可下地负重；2、继续促进骨折愈合治疗，术后3个月复查照片；3、术后1-2年取内固定，不适随诊。梁科因此次交通事故共用去医疗费人民币18439.31元，均由梁科自付。2012年4月28日，陕西咸阳市司法医学鉴定中心针对梁科的伤情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梁科××程度可定为九级××，其二次手术取除内固定费用约需人民币8000元左右。梁科自付法医鉴定费人民币1200元。
另查明，梁科于2009年3月29日生育一女梁晨希，由其夫妻二人共同抚养。2011年4月3日，周涛驾驶肇事车辆系执行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工作任务。武汉市天运公司为其所有的鄂A×××××号车辆在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均自2010年4月30日0时起至2011年4月29日24时止，且该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约定了不计免赔率。
再查明，2014年11月20日，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国富（系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副总经理）在一份证明材料中书写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并加盖了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公章。该证明材料载明：因2011年4月3日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多人受伤，两车受损，虽然双方每年都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因人员众多，损失较大，法律关系复杂，至今未能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均可向对方保险公司主张权益。开庭审理中，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国富又称，在2014年11月18日之前，梁科及陕D×××××号货车车主郑某从未与武汉市天运公司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进行过协商，其在该证明材料上签字、盖章时并未查阅清楚具体内容，且在签字、盖章之后，有人在该证明材料上增添了部分内容，但武汉市天运公司并未就该证明材料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赔偿。因负此事故次要责任的周涛系执行被告武汉市天运公司的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故对于超出保险范围的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由武汉市天运公司承担。对于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提出梁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经查，根据武汉市天运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双方每年都就该事故的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武汉市天运公司虽对该证明材料所载内容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故对于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梁科每年均与武汉市天运公司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故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提出梁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合本案的事实，因周涛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故对于梁科的损失，应首先由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30%的赔偿责任。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0元。本次交通事故梁科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按医疗费单据据实结算认定为人民币18439.31元；2、后期治疗费，根据陕西咸阳市司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书认定为人民币8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以每天15元标准按住院22天计算，认定为人民币330元；4、××赔偿金，根据陕西咸阳市司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书，梁科构成九级伤残，其户籍为家庭户，且已在陕西省泾阳县城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即湖北省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认定为人民币22906×20×0.2=91624元；在事故发生时，梁科之女梁晨希已年满2周岁，故梁晨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按照湖北省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认定为人民币15750×16×0.2÷2=25200元，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116824元；5、误工费，梁科在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住院19天，且根据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出院诊断证明书的出院建议，需绝对卧床休息3个月，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其误工时间为109日，根据梁科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等证据证实其误工收入为人民币3000元／月，梁科的该项诉讼请求未超过2014年度湖北省交通运输业人均月平均工资人民币45470／12=3789.17元的收入标准，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其误工损失为人民币3000／30×109=10900元；6、护理费，梁科在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住院19天，且根据湖南省临澧县中医院出院诊断证明书的出院建议，需绝对卧床休息3个月，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其护理时间为109日，按照2014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标准计算109日，为人民币26008／365×109=7766.77元；7、交通费，根据梁科的受伤治疗情况，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人民币3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梁科构成九级伤残，原审法院酌情认定为人民币2000元；9、法医鉴定费，根据梁科提供的鉴定费发票依法认定为人民币1200元。对于梁科提出要求赔偿营养费的诉讼请求，因无医疗机构的意见，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第1-3项共计为人民币26769.31元，已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赔偿部分人民币10000元的限额；以上费用中第4-8项共计为人民币137790.77元，已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伤残赔偿部分人民币110000元的赔偿限额，故由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梁科人民币120000元。以上费用中第1-8项共计人民币164560.08元，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的部分为人民币44560.08元，由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梁科44560.08×30%=人民币13368.02元。以上费用中第9项法医鉴定费人民币1200元，由武汉市天运公司承担30%即人民币360元，梁科自行承担70%即人民币840元。综上，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共计赔偿梁科人民币133368.02元，武汉市天运公司赔偿梁科人民币36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梁科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33368.02元；二、武汉市天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梁科人民币360元；三、驳回梁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减半后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4元，其他费用人民币40元，共计人民币534元由梁科承担人民币374元（已付），武汉市天运公司承担人民币160元（武汉市天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一审判后，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我司不予赔付。事实与理由：该案件事发时间为2011年4月3日。其中，梁科事故后住院22天出院。并于2012年4月28日于陕西省咸阳市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法医鉴定。鉴定结论为9级伤残。该案件法院立案受理时间为2015年3月13日。从事故发生时间起，至案件受理时间，之间间隔接近4年。在4年之中，原告方从未向我司提出过任何关于人伤索赔的任何动向。1．诉讼时效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该案件中，原告方出院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伤残鉴定时间为2012年4月28日，此时间已经超过人伤诉讼时效1年的规定。即便我司酌情考虑，适用《民法通则》第139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即在治疗终止或定残之日起，继续计算剩余的六个月。根据地方诉讼审理通例，部分案件诉讼时效会从正常定残之日起往后计算一年时间，案件诉讼时效也在2013年4月28日中止。因此，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解释中来看，该案件诉讼时效早己超出。2．该“证明”主要体现点。该案件庭审期间，原告方提交“证明”一份。其中证明情况为：“因该事故导致多人受伤，两车受损，虽然双方每年都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因人员众多，损失较大，法律关系复杂，至今未能就全部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该“证明”意思明确，案件至今未能解决，是因“人员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导致，事故中，复核并且体现到人数众多的一方，是为事故认定书中注明的周涛驾驶的鄂A×××××车辆中的38名乘客。且在当庭，一审被告代理人展示两份案件判决资料，江汉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以及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387号。上面判决终结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该资料证明，案件中“人员众多，法律关系复杂”的情况已经解决。除周涛驾驶鄂A×××××客车中的38名乘客之外。案件中另一伤者为乘坐陕D×××××乘客梁科。作为事故双方，梁科为单一乘客。根本不存在于“证明”中所注明的“人员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导致赔偿未达成一致的情况。其治疗效果明朗，鉴定时间清晰。不存在任何复杂的法律关系。原告方接近4年时间，未对自己的索赔提起任何的主张，在法律层面上视为放弃其权利。3．证明材料的有效性。案件中，经过庭前沟通，因一审被告方人员变动，当庭代理人恰好为“证明”中签字盖章人员。其当庭提出，原告方提交出来的“证明”材料有后期添加的话语。且其在庭审之中明确说明，在2014年11月18日之前，梁科及陕D×××××号货车车主郑某从未与武汉市天运公司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进行协商。此材料为事故双方于事故后接近4年所出具，目前此材料的真实性、合理性、关联性均有相关质疑，上诉人觉得此材料无法推翻其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案件部分事实认定存有不当，恳请二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进行重新认定，并据此依法改判。
梁科答辩称，我方一直通过雇主郑某与武汉市天运公司协调，诉讼时效中断，未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武汉市天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梁科申请证人郑某到庭作证，证明事故发生后郑某、梁科一直在向武汉市天运公司主张权利，每年郑某都和武汉市天运公司胡某、新华国旅朱某一起到湖南事故发生地交管部门协商，2014年11月18日在湖南，武汉市天运公司廖某等人在场，各方同意的情况想写的“证明”，然后到武汉找武汉市天运公司盖章。经质证，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证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梁科对证人的证言无异议；武汉市天运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郑某所提到的胡某、廖某等是该公司员工。本院认为，该证言与一审中武汉市天运公司盖章的“证明”内容吻合，可以证明梁科一直通过其雇主郑某与事故其他责任方协商赔偿事宜，应予采信。
二审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二审中，针对武汉市天运公司对该公司出具的“证明”怀疑有事后添加的情形，该公司代理人许国富陈述一审中对“证明”后半部分内容是否属实不确定，所以提出怀疑，后回公司与经办人核实，证实“证明”中有这部分内容，现对“证明”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梁科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一、二审梁科提交的证据证明其每年向事故责任方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因梁科持续提出要求而中断，至梁科起诉之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元，由阳光保险湖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子岑
审判员 龚治国
审判员 蹇鹏飞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 郑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