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泰海商初字第0555号
原告沈锡章。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海燕、郭艳妮，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长江。
被告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青年东路5号。
法定代表人徐长江，该公司董事长。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顾迎斌，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锡章诉被告徐长江、被告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集团）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2014年11月17日由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苏商立他自第0000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案。本院于2015年4月29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蒋玲、人民陪审员陈大明、王凤林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沈锡章及委托代理人杨海燕、郭燕妮到庭参加诉讼，二被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顾迎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锡章诉称，1988年6月至2004年4月退休，原告沈锡章在文峰集团工作了15年11个月：文峰饭店部门经理、南通爱琴海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文峰洗涤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3年底，文峰集团改制时，原告在南通文峰洗涤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第五条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同志为首的经营集体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机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占40%；陈某、顾某同志分别出资1644.11万元，各占8%；杨某、裴某、马某同志分别出资1438.6万元，各占7%；吴某同志出资武宏旭同志出资615.54万元，占3%；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中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人员。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请示事项。
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附件二《公司各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列明了文峰集团下属的52家企业。原告当时担任王府文峰千家惠店长职务原告当时担任南通文峰洗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就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该52家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显然原告有权和其他骨干共同受让文峰集团20%的股权。
2005年10月20日，文峰集团注册资金从20551.44万元变更为12000万元。参照文峰集团在2013年才私下明确的其他骨干的股权份额，原告有权在文峰集团享有0.2448%股权。
然而，被告从未告知原告上述应有权力。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登记到徐长江名下的股权比例为60%。被告并未执行和落实改制文件。在2005年6月28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并没有将其代持的应当属于业务骨干的20%股权明确到业务骨干的名下。而且文峰集团多年隐瞒该改制文件给予业务骨干的权利这样的事实，直到2013年除了原告等八人以外的其他业务骨干才拿到了被告出的股权证，而原告等人直到2014年初才知道上述情况，书面发函要求文峰集团落实改制文件给予这些骨干的权利。文峰集团于2014年5月14日书面回函，认为原告等八人是业务骨干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文峰集团，所以所相应的股份没有分配给其他老的业务骨干，而是要留给新的业务骨干。在此情况下，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被告文峰集团享有0.2448%股权受让权（价值暂定300000元，具体以评估价为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原告在文峰集团改制开始时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在文峰集团改制前已经办理退休，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也丧失了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2003年11月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改制操作的政策，包括适用对象，受让主体、股权结果股权结构、资产处置等；文峰集团在此之后，根据市政府的部署正式启动企业改制工作。此时，原告是文峰集团下属企业的负责人，属于业务骨干。企业改制是一个过程，文峰集团启动改制工作后，按照改制文件的要求，需要开展包括指定改制方案需要开展包括制定改制方案，进行资产评估，上报主管部门审批等一系列工作，在得到市政府批准改制方案后，还要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指定改制后的企业章程制定改制后的企业章程，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缴纳转让款，办理注册资本验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才算完成改制工作。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6月28日，至此文峰集团的改制才完成。而原告在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前的2004年512月就已经办理退休，其退休后丧失了文峰集团骨干身份。原告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当然丧失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根据政府批准的文峰集团改制方案，文峰集团改制受让主体是经营集体，经营集体以外的人均不具有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
二、文峰集团根据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徐长江等签订《文峰集团整体转让合同》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包括对持股资格的要求。《产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事项第6项明确，在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机构的设置方案，乙1方（即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有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据此及有关企业改制的通常做法，文峰集团经营层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2004年1月16日《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事实动员会议纪要》确定，参会的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即将成为改制后的集团公司股东，要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对于改制后在正常退休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开集团公司的，或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被免职的，则不具备股东资格。该纪要确定的原则是文峰集团确定业务骨干持股事宜的重要标准。原告在改制完成前就退休离开文峰公司，当然不具备文峰集团的股东资格。
三、文峰集团未确认原告享有股权受让权，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规范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未将原告纳入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更未量化原告的股权份额。从文峰集团改制时的政府文件及产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来看，文峰集团是有权决定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和条件的。而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范围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
四、2008年4月22日，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被告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已剥离，由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姚某等6人持有。2008年4月24日，前述变更已经由工商部门办理登机前述变更已经由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徐长江自此不再代持业务骨干的股权。
五、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已经确认原告不是文峰集团的股东，不享有文峰集团的持股权利，该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如果原告认为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当中没有执行政府的改制文件，损害了原告的权利，此时原告就应当向文峰集团提出自己的主张，原告并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在2008年4月徐长江将代持的20%股份剥离给姚某等6人持有时，原告也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就本案而言，原告主张要求确认其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文峰集团享有0.2448%的股权受让权提出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6日，距离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工商登记的时间已经有9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现原告提出股权受让权的请求，不仅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已经超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另文峰集团的改制是依据政府的相关文件，政府的文件中对徐长江以及陈某等经营层的受让股权有明确规定，而对业务骨干只确定了范围，没有确定具体的人数和具体的人员。谁属于业务骨干，谁又属于可以参与改制享有持股权利的业务骨干是由文峰集团按照企业内部的规定来加以确认的。原告不属于文峰集团所约定的可以参与改制持有公司股权的业务骨干。原告认为自己享有权利，认为自己有权受让相关股权，仅仅是原告个人的理解，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方认为原告方既无实体上的诉讼权利，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所以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经审理查明，被告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原系国有独资企业。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方案第二条“改制形式及适用政策”载明：“公司实行‘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在职职工置换身份，人资分离’的改制形式。适用政策为：市属企业改革联系会议办公室关于《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的有关精神，同时结合公司行业特点及下属企业实际，制定本方案。”第三条“受让主体”载明：“公司国有资产由现有经营集体整体受让，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经营集体受让公司国有资产的20%，其中主要经营者占40%，其他经营层成员占40%，业务骨干占20%（详见附件三）。……”。该方案附件三“经营集体受让后公司股权结构比例表”载明业务骨干股权占比为20%，股权数额为4039.37万元，并加注说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在本次公司改制时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他们受让，然后结合各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再细化到每个企业骨干。公司董事会已专门就此形成决议。”2003年12月16日“文峰集团董事会关于公司改制有关股权设置的决议”载明：“在公司整体改制过程中，设定企业骨干持股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而下一步各企业改制形式不尽相同，目前难以准确量化每个企业骨干购股额，所以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业务骨干受让20%国有股，然后在公司投资企业的改制中具体细化到各个业务骨干。”另，《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第二条“受让主体”载明：“‘大而盈’企业国有资本的受让主体可以是该企业的经营集体也可以是社会法人或社会自然人。企业经营集体包括经营层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骨干、营销骨干等。……”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对文峰集团的整体改革方案的具体意见和落实情况予以请示。该请示第三条“关于受让主体”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为首的经营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个人。奖励经营班子的1063.90万元抵交出资部分由文峰集团落实到具体个人。”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的请求事项。2004年1月18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府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批复》（通政复（2004）12号），原则同意文峰集团在《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文件的框架下实施改制。2004年1月23日，甲方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乙方被告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一份，同意由甲方将持有的文峰集团的整体团协议转让给乙方同意由甲方将持有的文峰集团的整体产权协议转让给乙方。该合同第六条第6项载明：“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发（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结构设置方案，乙1方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由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变更为徐长江等7人。2008年4月22日，被告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徐长江持有文峰集团60%股权，其中，根据南通市政府批复设定徐长江受让的40%股权，代持业务骨干受让的20%股权。现决定，剥离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徐长江持有公司40%的股权。该决议明确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分配的具体人员名称、股权比例、股权金额。上述变更事项于2008年4月2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2004年4月原告沈锡章离开文峰集团，后领取改制补偿金83600元。
2014年5月14日，被告文峰集团对原告沈锡章等八人出具《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称，为落实明确业务骨干参股20%的股权结构的改制方案，由业务骨干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业务骨干股权激励方案，规定业务骨干参股对象为2004年1月参加文峰集团第九次年度工作会议的人员，上述人员中未到退休年龄离开集团不能为企业继续服务的，或工作期间违纪违法的，不具备持股条件；由于沈锡章等八人已经辞职离开文峰集团，故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后原告沈锡章认为其对被告文峰集团享有0.2448%的股权受让权，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因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发生的纠纷，原告主张其对被告文峰集团享有股权受让权，系基于其认为自身具有“业务骨干”身份。2004年1月23日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被告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中明确“业务骨干”20%股权分配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但合同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亦没有明确到具体的人员，则该业务骨干的认定亦应当由文峰集团决策层作出。2014年5月14日，被告文峰集团对原告等八人出具了《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对原告等八人是否属于20%股权激励方案中的“业务骨干”范围作出明确答复。故对认定原告是否为“业务骨干”，文峰集团经营层相对于原告而言，双方并非处于平等位置，且本案纠纷系被告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故本案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沈锡章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本院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玲
人民陪审员 陈大明
人民陪审员 王凤林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钟洁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