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2民终9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春，男，1954年9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顺珍，女，1954年8月4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律，江苏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南通路支行，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南通路1000号。负责人：费兆同，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迎鸾，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326号。负责人：王蔚，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曙琴，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鲁玉麒，男，1983年3月28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上诉人田春、徐顺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南通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玉麒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2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春、徐顺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分配举证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本案涉及网银转账的电子金融领域，个人与金融机构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应由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承担严格责任，对本案网银交易详情及无监管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使用大量推导言辞推定上诉人知晓理财产品购买流程及理财产品确认单形式等等。二、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向上诉人田春发送网银转账手机验证信息是错误的。1、本案中网银签约手机号与客户资料中客户本人手机号不一致，存在重大安全漏洞�2、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有义务提供网银转账方式、明细资料、验证码发送原始书面凭证，以证明什么时候向什么号码发送了什么样的验证码；3、申请表中虽然注明了“手机号码将发送到客户资料的手机号码”中，但这只是银行方面的一个承诺，不代表其一定发送了验证码短信；4、网上银行转账可以通过电脑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只有手机转账才需要验证码，原审判决未能查清本案是何种方式转账就推断验证码已发送给上诉人田春太过武断。三、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应就鲁玉麒违规办理且私下为上诉人开通网银的行为承担监管过错责任。1、第三人作为单位负责人违规经办业务，私自为上诉人开通网银是造成上诉人存款灭失的直接原因；2、上诉人徐顺珍在公安笔录中陈述鲁玉麒让其办下手续，由第三人为其在网上做理财，这并不是能推�上诉人对开通网银是明知的，做理财并不需要开通网银，且无论上诉人是否知晓开通网银，亦无法减轻银行的监管责任。四、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案涉理财产品确认单的形式、内容有悖于事实与日常规则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以此推断上诉人明知是虚假的单据。1、第三人作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负责人，其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出具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上诉人无审核其真假的义务；2、在产品确认单盖有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真实印章的前提下，让上诉人再区分产品确认单的格式与外观已无意义，第三人私盖公章是金融机构内部追责但不影响外部生效；3、第三人早在2013年就采用虚构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方式欺骗上诉人，让上诉人误以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达到6-7%，从产品收益率上诉人也无法分辨出案涉产品确认单的真假。五、原审判决推定上诉人对账户中相应款项通过网上银行方式转账至第三人实际控制的案外人账户内由第三人使用是明知和确认的，这个结论有违事实，无证据支撑且违反逻辑，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将133万元巨额款项转交第三人。六、原审判决不应曲解上诉人徐顺珍的报案记录，上诉人徐顺珍在整个笔录中都是一再强调把钱交给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理财的，尽管部分言语中出现第三人个人，但通观整个语境，第三人当时代表的就是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辩称：1、本案虽然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实际是田春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关。上诉人认为应对银行适用严格责任无依据；2、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田春在我行开设的网银账户是由其本人去申请且密码也是由其本人掌�。鉴于网银的特殊性，上诉人要求银行提供网银转账的具体交易情况与民诉法关于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违背；3、本案案涉网银密码均由田春本人掌握，上诉人徐顺珍在海陵公安分局报案的讯问笔录中也予以认可网银密码由其掌握，故案涉款项转账是由田春或可能授权他人进行操作。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并没有针对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也就是说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疑问的；2、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与上诉人之间只有一笔10元的存取关系，即2016年1月11日上诉人存款10元随即又支取10元，之后没有任何存取关系，更不存在130万元的存款关系和理财关系；3、上诉人的130万元款项在第三人到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就职前已经产生损失，这些与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关，故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任何赔偿义务。鲁玉麒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田春、徐顺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连带偿还存款133457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春、徐顺珍系夫妻关系。鲁玉麒自2013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任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行长一职。2014年1月18日，田春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办理了卡号为62×××70中银财富管理长城借记卡一张（账号为48×××22）。同日，田春以现金存款方式向该账户内分别转入129826元、1000000元。2014年1月20日通过自助终端从其子田俊峰账户内向田春上述账户内分别转入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3714.19元。2014年1月21日，田春的上述账户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1290000元至案外人鲁玉雯账户内。2014年4月17日，田春的上述账�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3576元至案外人曹芸账户内。2015年1月7日，田春在柜台办理业务分别转账9500元、11500元、3.18元，另现金存款20000元至田春上述账户内。2015年1月11日，田春的上述账户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41000元至案外人曹芸账户内。鲁玉麒向田春出具“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一份，载明田春名下理财账号为45×××06、交易账号为“62×××70”、产品为“中银平稳”，交易日期为2015年1月11日，“现钞金额”为1334540.19元，起息日为2015年1月11日，到期日为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11日，田春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办理卡号为62×××25的浙商银行银行卡一张，并于当日存入并取出10元，其后该账户内并无任何款项出入。鲁玉麒向田春出具“浙商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一份，载明田春名下理财账号为62×××25、交易账号为“62×××25”，产品为“永乐理财”，交易日�为2016年1月11日，“现钞金额”为1300000元，交易日期为2016年1月11日。2016年4月19日，鲁玉麒向田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田春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于2016年5月10日前归还30万元整。2016年5月10日，徐顺珍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骗取1300000元，公安机关对其陈述内容制作了询问笔录。2016年8月17日，公安机关对鲁玉麒进行讯问，并对讯问内容制作讯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田春向开设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尾号为419870的理财卡中存入1334540.19元的事实无异议。各方争议焦点为（1）开设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尾号为419870的理财卡中的存款通过网上银行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被转出1290000元、2014年4月17日被转出3576元、2015年1月11日被转出41000元，是否为田春确认操作;（2）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是否应当对田春上述账户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被转出的合计1334576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田春、徐顺珍陈述称，田春并未就案涉账户作出开通网上银行的意思表示，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从其相关账户转出1334576元的行为系他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其原误以为相应款项系处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于2016年1月方发现款项被转出至案外人账户。经查，2014年1月18日田春签名确认用于开通卡号为62×××70（账号为48×××22）的账户的“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勾选了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选项，“开通手机号码登陆”一栏中虽要求填写签约手机号码，但“开通网上银行”、“开通手机银行”对应的“认证工具选择”中则载明认证工具为“E-TOKEN+手机交易码（手机交易码将发到客户资料的手机号码中）”，该申请表的“客户资料�项目中填写的手机号码恰为田春确认为其本人使用且在办理银行业务中多次使用的手机号码，故无论采取“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方式对田春该对应账户内的款项进行转账，在开通该“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时必须经田春所使用的手机号码收取的手机交易码予以确认。结合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述称，“2014年1月，鲁玉麒告知徐顺珍称‘提前把手续做一下，你把钱继续放在我这边，我给你在网上做理财’，徐顺珍在鲁玉麒的办公室输了密码”，亦可知田春、徐顺珍对上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的事宜是知晓且认可。因此，关于田春、徐顺珍称其对开通网上银行的事宜不知情，并申请对“开通手机号码登录”一栏中的手机号码不是田春书写进行鉴定的辩解不予采信。关于相应账户款项转出的事宜，田春、徐顺珍陈述其对款项转出不知情，且因�玉麒提供的加盖有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业务章字样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陷入错误认识，以为相应款项系处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鲁玉麒对此陈述称，上述账户转出1334576元的行为系田春、徐顺珍自行操作以将上述款项交付予第三人由第三人个人控制使用。经查，田春自2011年起至2013年期间曾多次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并从相应理财账户收取收益，田春多次办理存、取款等业务，由此可以确认田春对银行相关业务的基本流程、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及获取相应收益具备基本认识。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的凭证外观来看，案涉“中行理财产品确认单”系以普通A4纸打印，表格内容中各类文字字体完全一致，其上所载“45×××06”的客户理财账号亦非田春名下账号，无论外观、内容均与银行业务回单、委托理财协议等业务凭证具有重大差别。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交付理财凭证的时间点来看，田春的账号为48×××22的账户于2014年1月即转入1293540.19元的巨额款项，鲁玉麒于一年后2015年1月田春向上述账户另转入21003.18元后方将形式、内容均有悖于事实与日常经验规则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交予田春用于确认购买理财产品。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来看，田春账号为48×××22的账户款项往来反映仅有事实认定中确认的大额款项往来，并无任何关于理财产品收益或相应款项对应的活期储蓄利息转入与支出的记录，事实上，田春、徐顺珍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从鲁玉麒个人处以现金形式收取利息，此与其2011年至2013年从理财账户获取理财产品收益的日常经验规则相悖。再者，根据田春、徐顺珍自述，2016年1月已发现账户款项灭失，同年4月，田春转而收取鲁玉麒针对案涉款项出具的借条，且至鲁玉麒承诺的第一期还款期满未兑现还款义务才选择报案处理。至此，应当认定田春关于系因上述“理财产品确认单”而对账户内款项的用途陷入认为相应账户内款项系处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错误认识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综上，结合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开通与田春使用的手机号码的必要关联、田春的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案涉相应账户的资金往来、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田春与第三人确认的借条及田春、徐顺珍与鲁玉麒关于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陈述可知，田春、徐顺珍对案涉相应账户中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将款项转出至鲁玉麒控制的案外人账户内用于鲁玉麒控制使用是知晓且确认的。关于争议焦点（2），田春、徐顺珍主张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对田春账户内的1334576元在不知情的情�下被转至案外人账户存在重大监管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争议焦点（1）的论述中分析阐述田春、徐顺珍对案涉相应账户中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将款项转出至鲁玉麒控制的案外人账户内用于鲁玉麒控制使用是知晓且确认的。至于鲁玉麒曾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担任行长、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担任理财经理一职期间，鲁玉麒向田春出具加盖有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业务章字样的理财产品确认单是否致田春对银行产生信赖利益，应以田春、徐顺珍与鲁玉麒之间就案涉款项的具体行为来考量。田春、徐顺珍自认2011年起通过时任销售理财产品业务人员的鲁玉麒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提交的证据亦反映田春通过其本人名下账号购买理财产品并收取收益的事实。田春、徐顺珍当庭的陈述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确认自2014年起�玉麒个人将相应利息以现金形式按季度送至其家中，并无与中国银行存在业务关联，而鲁玉麒在交付了2014年利息后于2015年向田春出具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不仅形式、内容均与通过银行柜台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凭证存在显著差异，且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亦确认鲁玉麒交付理财产品确认单时对其说“这个单子不要给别人看，到期来跟我拿钱，把这个单子给我”，要求将该理财产品确认单作为田春、徐顺珍与鲁玉麒私下进行款项交付的凭据。故田春、徐顺珍与鲁玉麒之间就案涉款项的相应行为均系双方个人之间的行为，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相关银行业务并无关联，与鲁玉麒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职务亦无关联，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不存在监管过错，田春、徐顺珍因鲁玉麒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担任职务向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主张信赖利益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理，田春、徐顺珍2016年1月11日明知其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开通的账户内并无相应款项入账而收取鲁玉麒个人交付的内容为以130万元购买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与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银行业务无关联，并不能因鲁玉麒在浙商银行担任的职务对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主张信赖利益保护。判决：驳回田春、徐顺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11元，由田春、徐顺珍共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鲁玉麒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二、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对上诉人田春账户中1334576元财产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上诉人认为鲁玉麒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由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判断本案鲁玉麒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身份标准，即行为人是否具有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本案中鲁玉麒时任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理财经理，其向上诉人介绍、办理理财产品，符合职务行为的身份标准。第二、时空标准，即行为人实施相关行为是否在相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内。上诉人认为鲁玉麒在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出具盖有银行公章的理财产品确认单，加深了其信任。结合本案证据，没有证据显示理财产品确认单到底在何地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与鲁玉麒相识在银行，但在上诉人与第三人长达两年多的陆续交易时间内，鲁玉麒多次以自己名义转账给上诉人利息，或去上诉人家中交付现金结息，这些行为都不发生在银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第三、职�标准，即行为人是否在单位职权范围内实施相关行为。如超越其职权职务范畴，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相对人。本案中，鲁玉麒私下将客户钱财用于资金拆借，超出了其作为理财经理的职权范畴，上诉人陈述其一直认为鲁玉麒实施的是代表银行的行为，可从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来看，首先，如一审判决书所述，案涉理财产品确认单在形式、内容等方面都与正常理财产品银行凭证存在显著差异，上诉人作为在银行购买过正规理财产品的人，对此应有察觉；其次，本案中鲁玉麒多次以现金方式将利息送至上诉人家中，且上诉人称鲁玉麒定期会往其银行卡里打钱，让其误认为是银行一直在与其结算理财产品利息。但根据相关证据显示，案涉账号为48×××22的卡里只有一审法院认定的大额款项往来，没有任何鲁玉麒转账收益，反倒是上诉人田春的另一张中国银行账号为47×××76的卡里有多笔鲁玉麒汇款的显示，这与一般银行客户获取理财产品收益的日常经验相违背；最后，上诉人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了2016年1月份，不到11号的一天，鲁玉麒来跟我结账，我借的他的10万元没有要还，还给了我5万元现金，加上之前的2万元，这样就是给了我17万元。”根据上述笔录显示，上诉人方与鲁玉麒私下金钱交往较多较混乱，且理财产品利息结算与个人借贷混在一起，这与银行提供给一般客户的正规理财产品差异太大。第四、目的标准，即行为人实施某项行为的利益归属于单位。本案中，鲁玉麒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其个人利益，并不是为了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综上，本案中，除鲁玉麒具有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理财经理这一身份特征外，其行为难以被认定为职务行为。二、关于争议焦点二。存款人于金融机构开立账户，并将款项存入该账户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即建立存款合同关系，双方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本案中，上诉人田春将款项存入银行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与其之间形成存款合同关系。但决定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违约责任，主要看决定违约责任的两个构成要件因素：一为归责原则，二为损害赔偿违约责任构成要件。关于本案的归责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违约责任采严格责任原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再从储蓄存款合同性质出发，为了更好保障储蓄存款合同履行，避免交易障碍，更好保护债权人即储户利益，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结合本案，严格责任原则的意义在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不能以自身无过错来要求免责，当事人有无过错也不是本案需要证明的内容。关于损害赔偿违约责任构成要件，有以下几方面：一、具有违约行为；二、不存在法定或约定免责事由；三、受有损失；四、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结合本案一一对照，上诉人田春账户受有财产损失，且双方没有约定免责事由，亦不存在法定免责事由，故本案重点在于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有无违约行为，且该违约行为与上诉人田春账户中财产损失是否有因果关系。（一）本案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有无违约行为主要体现在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上诉人田春开户、转账等一系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失。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方面看，本案关键的三笔转账交易渠道均为网上银�，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上诉人田春选择网上银行的认证工具为E-TOKEN+手机交易码，也即本案中，通过网上银行转账必须同时认证E-TOKEN和手机交易码。一审中，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提交的田春所有存款账号以及交易明细中，包含一份个人账户及综合服务签约确认单，其中明确了案涉E-TOKEN的序列号和绑定结果，在这份签约确认单中，田春已经签字确认，故可证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已将案涉E-TOKEN工具实际交付给了上诉人田春。关于本案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牵涉的两个手机号码，上诉人方认为这是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一个重大监管漏洞，案涉三笔网银转账交易码都未发送至其本人手机上以致其存款灭失；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陈述因为时间间隔太长，其无法提供当时2014年时的交易码发送记录，故而无法举证，且申请表�已明确表示会将交易码发送至客户资料手机号码中，而客户资料中的手机号码就是上诉人田春本人确认其使用的手机号码，故也无需另举证证明。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案涉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显示，在电子银行服务中确实出现了另一个非上诉人本人使用的所谓签约手机号码，现上诉人提出要求银行提供当时三笔网银转账发送的手机交易码到底发送至哪个手机号码以消除合理怀疑，从银行所处的金融机构地位以及从完善金融机构业务流程、更好保障交易安全角度来说，应对银行金融机构苛以比较严格的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这一要求是正当且必要的。其次，银行在申请表中所称其会将交易码发送至客户资料手机号码中，只是合同条款约定，合同实际履行并不当然符合合同条款的约定，不能理所当然认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就一定将交易码发送至了客户�料手机号码中。最后，个人账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所涉条款是银行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对条款产生争议的时候，应当从有利于格式条款被提供方的角度出发，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不利的解释。另，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现在提供给储户的个人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看，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现在已经明确提示“务必留存本人手机号码”，且申请表中在电子银行一栏已经没有“签约手机号码”这一栏，而对比本案涉及的2014年的申请表，被上诉人在当时的申请表中没有任何关于要留存本人手机号码的风险提示，且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可侧面印证本案中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当时提供的网银服务中确实存在风险提示、手机号码监管提示方面的过失。综上，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本案储蓄存款合同中没有尽到风险提示、手机号码严谨核查义务，在其提供给储户的金融服务中存在一定过失。（二）违约行为与上诉人田春账户中财产损失是否有因果关系。上诉人方陈述其对款项转出至鲁玉麒处不知情，且认为正是由于银行网银服务方面的疏漏，才直接导致其存款被他人转走进而灭失。但结合上诉人徐顺珍2016年5月10日在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询问笔录看，其间有多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看出上诉人对于其账户中款项被转至鲁玉麒处是明知的。徐顺珍在笔录中向公安机关报案陈述中说“他（指鲁玉麒）看我理财产品买的多，就找到了我跟我说：‘你这么多的钱放在我这边，我来帮你操作，你也不要问我买多买少，我按照年利率6%的利息给你。’当时我就同意了。……”在公安机关询问其如何被骗时，徐顺珍陈述“我先是在中国银行买理财�品认识了鲁玉麒，他让我把钱放在他那里，让他帮我来做理财产品，一年给我6%的年利息，后来又让我把钱给他让他在网上做理财产品，我也同意了。……”在公安机关询问其钱是否购买了理财产品时，徐顺珍在笔录中陈述“我交给鲁玉麒后，我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买了的……”本院认为，刑事证据的认定标准比民事证据的盖然性更高，除非有相反证据，当事人的供述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尤其是在相关供述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吻合，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本案中除上诉人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外，上诉人方与鲁玉麒私下现金结息、上诉人要求第三人向其出具银行理财确认单、事发后上诉人第一时间找到第三人并收取第三人个人出具的借条等，这一系列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上诉人方对于账户内钱款在鲁玉麒处是明知的，只是上诉人方�为钱款一直在第三人处由第三人帮助其操作理财产品，并不知第三人将其钱款拿去私自作资金拆借。综上，本案上诉人方为了获取比银行柜台理财产品更高的利息，轻信鲁玉麒，将钱款放至鲁玉麒处让其帮助理财，其所遭受的损失是由于第三人违背上诉人方的意思私自将钱款用于资金拆借所致。尽管被上诉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网银金融服务提供中存在手机交易码风险提示、手机号码谨慎核查等过失，但这与上诉人方受到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要求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对其钱款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田春、徐顺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田春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时必须经田春所使用手机号码收取的手机交易码予以确认”这节事实存在偏差，其他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6811元，由上诉人田春、徐顺珍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爱宏审 判 员  周红梅代理审判员  邢晔源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彭 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