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杭民终字第17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振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静。
委托代理人胡德云。
上诉人方振江因与被上诉人邵静姓名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民初字第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17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都市快报》第3版发布招聘信息，方振江前往应聘，并于同年4月底开始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组织的培训。2011年5月6日，方振江参加了浙江省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考试。方振江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了金香花、徐波两名保证人，并缴纳保证金500元，作为其在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合约期内的经济担保。同年5月下旬，方振江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上级总公司组织在南京开展的培训活动。在培训期间，经授课老师组织，包括方振江在内的学员在南京街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活动。与方振江同期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培训的其他人员（作为乙方）均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合同对代理权限、代理手续费支付标准和方式、代理合同的变更、解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在订立上述合同之前，方振江的手因故受伤。所涉方振江的《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中“方振江”签名系邵静所签。2011年11月29日，方振江为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本院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2011）杭上民初字第212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方振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方振江起诉请求判令：1、邵静向方振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2、邵静赔偿方振江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律师服务费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首先，与方振江同期进入邵静公司培训的其他人员均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其次，在订立《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期间，方振江的手因故受伤，委托他人代为签名符合常理；再次，根据原审法院生效的（2011）杭上民初字第2123号民事判决书，太平洋保险公司与方振江建立的系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实际也是按照《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方振江主张邵静侵犯其姓名权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振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减半收取200元，由方振江负担。
宣判后，方振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没有委托他人代为签名。原审判决居然没有对该事实作出任何认定。二、原裁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的证明对象是被上诉人在《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落款处的乙方“方振江”系邵静签署，上诉人己经完成该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应当证明的是“邵静系受方振江委托，在方振江见证下签署的”，而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当由被上诉人邵静承担不利后果。适用此法条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姓名权。三、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一审判决中提到“方振江手受伤，委托他人代签符合常理”，那么“保证金合同签订在前，代理合同签订在后，为何受伤后一段时间内能签字，反而再过一段时间不能签订”符合常理吗邵静是保险公司负责人力资源之工作人员再代表合同另一方签字符合常理吗一审法官只有支持邵静时有常理而对方振江不讲常理，这是有悖公平原则的。并且按照该“常理”，“方振江手受伤，委托他人代签”也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应然，更不是必然委托邵静代签。一审判决明显不符合法律逻辑。四、被上诉人有侵权动机。被上诉人称：“方振江与单位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暴露了其侵权动机是为其工作单位逃避劳动关系之法律责任，以达到不支付劳动者工资等义务之目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上诉人精神抚慰金1万元和律师服务费5000元。
被上诉人邵静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上签字，系事出有因，是接受上诉人的委托，在上诉人的见证下签署。被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在代理合同上签名，但是从上诉人对代理合同的履行角度来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签字其毫不知情，并不是事实。上诉人曾于2011年11月29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后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1年4月17日，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都市快报》第3版发布招聘信息，上诉人前往应聘，并于同年4月底开始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组织的培训。2011年5月6日，上诉人参加了浙江省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考试。向被上诉人所在保险公司提供了两名保证人，并缴纳了保证金，作为其在与保险公司的合约期内的经济担保。同年5月下旬，上诉人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上级总公司组织在南京开展的培训活动。在培训期间，经授课老师组织，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学员在南京街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活动。同年6月9日，上诉人办理解约手续，并退取保证金。以上上诉人的所有的行动均是在履行该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故即便上诉人主张其对代签行为完全不知情，但是其已用实际行为履行了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也应属于事后追认行为。3、民事证据原则为高度盖然性原则，在实际的生活中，由于手受伤请人代签符合情理，并无不当，而作为代签人从常理和习惯上讲也不会通过录音、录像或者找证人的方式固定证据，故上诉人是否委托被上诉人代为签字可以从上诉人的实际行为中进行认定，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的要求，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培训，参加代理人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考试，缴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在办理解约手续后，退去取了保证金，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在履行该代理合同，上诉人一方面在积极履行合同，另一方面又主张其完全不知情，明显与事实和常理不符，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4、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侵权的动机，完全是主观臆断，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代其签字系为了被上诉人所在单位逃避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完全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上诉人作为法学硕士，应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与上诉人同期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培训的其他人员均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上诉人了解代理合同的内容，并积极履行后，又主张其不知情，其自身也无法自圆其说，而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认定为代理关系也并非是本案涉及的被上诉人代签的代理合同，在证据认定中，也未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故原审法院是根据上诉人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综合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结合全案作出的判决。被上诉人在代签此合同时，根本就不可能会知道上诉人后来会起诉公司，如果知道也不可能代签，当然也不可能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侵权动机。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2）浙杭民终字第959号民事判决已认定“虽经确认《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上‘方振江’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从方振江参加太平洋保险公司组织的培训、参加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考试、向太平洋保险公司缴纳保证金、提供保证人、在办理解约手续后，退取了保证金等过程看，双方的行为实际上是符合《人身保险个人代理合同》中载明的权利义务”，方振江在明知该代理合同非其本人所签的情况下，仍积极履行代理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一审认定其委托邵静代为签名符合常理和客观实际，因此，方振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方振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