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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2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阳朔镇叠翠路19号。
法定代表人：梁沛农，该公司执行总裁。
委托代理人：宋晓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殿学，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汇荣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上海路10号（安新小区707栋）。
法定代表人：林三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蒙风璇,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西印象刘三姐旅游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38-2号泰安大厦第2910号。
法定代表人：丁磊，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丁磊。
再审申请人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尺水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汇荣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荣公司），一审被告广西印象刘三姐旅游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刘三姐公司）、丁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桂民二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尺水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一）经调取汇荣公司的工商档案，出借人王杰是汇荣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持有20%股份，自2010年起担任汇荣公司的执行董事，还曾经担任过汇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一尺水公司价值4.5亿元酒店作为反担保的情况下，王杰的借款没有任何风险，汇荣公司的担保起不到任何担保作用，但是一尺水公司却要支付年利率高达60%的双份利息。王杰在明知丁磊不是一尺水股东，无权处置一尺水公司巨额资产的情况下，仍将巨额资金转入丁磊的个人账户，而不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实际借款人一尺水公司或广西红树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刘三姐公司的前称、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放任资金无法追回，原因就是有一尺水公司的反担保。所以，王杰在本案中并非善意第三人，而是与汇荣公司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二）经过调取汇荣公司的工商档案，邓小雄在2008年与王杰一起设立汇荣公司，邓小雄曾是汇荣公司的股东，其退出股份后，还于2013年为汇荣公司办理备案手续。邓小雄与王杰和汇荣公司属于利益相关方，案件资金往来中，有1500万元转入了邓小雄的账户，原审认定借款本金数额有误。（三）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沛农及公司多名员工，案件一审时一尺水公司的律师张志伟均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中院）一审时，一尺水公司向桂林中院明确了代理律师不得签收开庭传票。桂林中院之后仍然通知张志伟律师签收开庭传票，张志伟在电话中告知法官自己无权代收开庭传票。桂林中院又与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沛农联系，梁沛农在电话中再次明确代理律师无权签收开庭传票。一尺水公司又向张志伟律师发出了解除委托通知书，并向桂林中院提交。但是桂林中院仍然将传票向张志伟留置送达，导致阳朔一尺水公司不知道开庭的时间，继而导致一审时案件缺席审判。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真实的银行票据加起来不到1亿元。（二）有2000万元转入《借款担保合同》中既是收款人又是担保人的陈卫国名下，该款项的性质没有查实。（三）王杰委托广西威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汇入广西防城港市润华发展有限公司1400万元，发生在《借款担保合同》之前，不可能是王杰向陈卫国支付的借款，不应认定为一尺水公司的借款。而且，根据《借款担保合同》，陈卫国也没有权利另行委托他人接收款项。（四）丁磊曾退还王杰1000万元，不应计入欠款。在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后，丁磊支付的1000万元的性质未确定。仅仅依据不完整票据和《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以及《还款计划协议》，就认定借款1亿元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也明显违背生活常理。根据法律规定，应该逐一核对银行转账凭证，仔细核算金额。（五）丁磊在上述情况下，仍于《还款计划协议》中承认借到1亿元，说明丁磊与王杰有串通的嫌疑，二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桂林中院的行为导致一尺水公司不知道开庭的时间，继而导致一审时案件缺席审判。张志伟在开庭当日偶然在办公室看到传票时，立即通知了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沛农，待梁沛农等人赶到桂林中院时，仅比法院通知的开庭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但两起案情复杂、案涉金额巨大、当事人较多，并且两案合并审理的庭审，居然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庭审理结束，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利。四、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判决关于担保费的计算有误，违反了国务院与五部委机关的规定。首先，在1亿元的基础上认定担保费有误，原审法院没有查实1亿元借款，就直接根据《借款合同》与《还款计划协议》认定了1亿元。应该查实具体的借款数据，再行计算担保费。其次，原判决按年利率22.4%和年利率30%计算担保费率明显违反强制性规定。根据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的规定，“基准担保费率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执行，具体担保费率可依项目风险程度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上下浮动30%-50%”，二审法院认定的担保费率达到甚至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远超国务院和六部委的规定，应予改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些规定的前提，是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进行经营活动。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还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意思表示不真实，甚至根本就不是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这样的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不是执行职务行为，所作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而属于个人行为。本案中丁磊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反担保合同，目的不是为了公司利益，且篡改股东会决议、私刻公章，不属于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行为，不是一尺水公司的意思表示，对一尺水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确实规定了“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这只是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属于示范性条款，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认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案中，案涉的《委托担保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是“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借款合同》约定的是本合同自“签字盖章后生效”，均属于当事人对合同成立和生效作出的特别约定，足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述关于签字或者盖章对于合同成立的一般作用的示范性规定。丁磊尽管在合同上的签名是真实的，但公司的盖章是伪造的，没有真实的公司印章盖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案涉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一尺水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一尺水公司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和责任。（四）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需要以刑事案件的侦查为依据。一审时，南宁警方已鉴定出丁磊使用了伪造的公章，并以伪造印章罪对丁磊展开侦查，丁磊现为在逃。王杰借款时，通过汇荣公司收取双份高额利息，先与汇荣公司串通，在银行票据不完整的情况下丁磊能够承认收到1亿元，说明王杰与丁磊也有串通的嫌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案件应该中止审理。一尺水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九、十项申请再审。
汇荣公司提交意见称：一、该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一尺水公司提交的所谓的“新证据”，均是已经出示或已在一、二审阶段经过人民法院查询、核实并作出认定的内容，并不符合“新证据”的要求，更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具体如下：（一）王杰系答辩人的股东身份在本案原审时就已经确认，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无需一尺水公司再次以“新证据”证明，更不能以此启动再审程序。此外，汇荣公司与王杰系完全独立的两个法律主体，王杰股东身份与“恶意串通”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一尺水公司始终也未能拿出客观有效的证据进行证明。而在本案执行阶段，汇荣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也已经为一尺水公司向王杰代偿了2200万元，更说明汇荣公司与王杰之间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二）对出借人王杰而言，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是需要放在首位考虑的，相对于以房产抵押而言，由正规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显然更为稳妥。而一尺水公司所谓的“价值4.5亿元酒店作为反担保……借款没有任何风险……汇荣公司的担保起不到任何担保作用”，仅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之词，若无任何风险，借款成本又被其认为过高，为何不向银行低成本融资？而现实情况已经证明，出借人的款项已经根本难以通过其所谓“价值4.5亿元酒店”担保物变现偿还，而汇荣公司也无奈被迫承担保证责任，正筹措调集大量资金以应对须承担的代偿责任。（三）借款转入丁磊的账户，是时任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在《借款合同》中明确指定的，一尺水公司有何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要求该款项必须转给“实际借款人”？一尺水公司又从哪里得出王杰“放任资金无法追回”的结论？王杰及汇荣公司为了追回款项，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艰辛诉讼，这是“放任”的表现吗？而真正“恶意串通”的，恐怕应是一尺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梁沛农与丁磊才更符合现存证据的指向：即以法定代表人为身份、以抵押房地产为诱饵，以一尺水公司为主体，对外欺诈巨额借款并已得逞。（四）本案借款发生于2012年，而邓小雄早在2009年6月已经全部转让其股权，不再是汇荣公司股东；且股东与公司本就是分别独立的法律主体，均有权各自实施民事行为，一尺水公司向邓小雄转款一无汇荣公司事前委托、二无事后追认，其前因后果一尺水公司均无法说明并证实。另因该笔与邓小雄间发生的转款凭证本案原审时便已经双方提出、质证、辩论，绝非新证据，更与本案无关，一尺水公司如有质疑应另行依法主张。（五）关于一审通知及送达程序的问题，在本案二审时已经作为主要争议焦点之一进行充分查实审理，二审判决书第28-29页亦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所谓的程序违法，完全是一尺水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员工、代理律师的通力配合下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先采取无端拒收法律文书、撤销律师代理权等手段以达到拖延诉讼、逃避承担义务的目的，后又自证程序有误要求再审。二、该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一）原审据以认定借款数额的证据有《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汇款凭证》（14份）、《委托付款函》（3份）、《还款计划协议书》及陈卫国的当庭陈述，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当然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二）换个角度分析，一尺水公司提出的数额异议，在一、二审时均已作为主要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一、二审均未支持其主张。很明显，这是对原审认定事实的单方异议，并非法定再审理由中的“原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鉴于本案目前属于再审审查程序，在原判决并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一尺水公司的单方异议不是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理由。（三）汇荣公司作为担保方，与一尺水公司约定提供并且向出借人承诺一亿元借款的担保，之后借贷双方非但均未向汇荣公司提出借款数额异议，而且会同汇荣公司共同签订了《还款计划协议》，就担保借款的事实、数额再次予以确认。汇荣公司已经足够谨慎、善意地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借款如何具体支付，并非汇荣公司所需要特别了解的事项，更不能以此作为本案再审的理由。三、该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九、十项的规定。（一）一尺水公司提出的程序问题在二审时已经作为主要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查实和审理，二审判决书第28-29页亦对此进行了单独的详细评判，汇荣公司完全认同。一尺水公司在一审法院已依法送达开庭传票的情况下，拒不到庭参加案件庭审，系其自主放弃质证、答辩等诉讼权利，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负面后果。（二）至于一尺水公司所谓“待梁沛农等人赶到桂林中院时，仅比法院通知的开庭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两案合并审理的庭审，居然不到半个小事就开庭审理结束”之说，更属无稽之谈。本案于2014年9月25日上午单独开庭审理，开庭时长、庭审方式、审理内容均有各方当事人签认的庭审记录为据，根本不存在一尺水公司臆想出来的上述场面。四、该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一）关于担保费的计算问题，原判决适用法律无误。1.法定再审理由是“适用法律错误”，而不是“适用部门规章错误”，更何况一尺水公司所引用的部门规章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原审根本也没有适用一尺水公司提出的该部门规章，因此双方在合同中及还款协议中约定的担保费率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原判决认定无误。《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第二条第七项规定：“为促进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对主要从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施行与其运营风险成本挂钩的办法。基准担保费率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执行，具体担保费率可依项目风险程度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上下浮动30%-50%，也可经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同意后由担保双方自主商定。”该规定属于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而且其内容属于指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并且该通知已于2015年11月27日经由《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5）68号]宣布失效，一尺水公司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均未就该通知中的规定主张降低担保费，如今更无理由依照这一业已失效的部门规章申请再审。2.从公平角度而言，汇荣公司已经代偿2200万元，剩余担保责任仍处于被强制执行状态，该事实已经毫无争议地证明汇荣公司承担了极大的担保风险，远远高于担保费（况且该担保费能否兑现尚属未知）。3.除合同约定有效外，一尺水公司同样无权请求人民法院改判或调整担保费率。本案中，担保费是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的合同价款，而非违约金，现行法律仅规定当事人可对过高的违约金申请调整，并未赋予其要求调整合同价款、单方反悔推翻在先交易定价的权利。（二）关于一尺水公司应承担案涉借款及抵押人责任的问题，原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正确。1.丁磊以一尺水公司财产用于抵押借款，这是其与广西可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高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协商一致的明确计划，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得到了一尺水公司与可高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提供土地证、房产证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等一系列行为的配合。可见案涉担保借款行为完全是一尺水公司的新旧股东、新旧法定代表人自始知情、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2.丁磊是否篡改股东会决议、私刻公章是一尺水公司的内部问题，与汇荣公司无关。丁磊签订合同时是一尺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汇荣公司当然不会去怀疑其出示公章的真实性；同时，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在一尺水公司落款处签名并按手印，在法律效果上已应视为一尺水公司的行为，合同已经有效成立生效。（三）原判决认定案涉担保合同已生效正确。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系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尺水公司依据哪一条法律、哪一条语法能解读出这是“签字并盖章后才能生效”的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需批准、登记的除外）”，本案合同已经依法成立生效，更何况该合同已经得到了各方的实际履行。（四）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本案二审判决第30页已进行了详细说理，适用法律准确，汇荣公司完全认同。五、一尺水公司一再以“利益相关方”为由主观想象汇荣公司“恶意串通”，并以此作为启动再审的主要理由。汇荣公司认为，事实上恰恰相反，一尺水公司才是真正地实施恶意民事行为，与丁磊串通，诈骗借款人及汇荣公司巨额资金及担保费的一方，具体客观表现如下：（一）可高公司将一尺水股权转让给丁磊时明确约定：用一尺水公司的资产对外融资，用以支付股权转让款；（二）一尺水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丁磊，再由丁磊以此身份代表一尺水公司对外巨额举债；（三）债权人起诉一尺水公司后，一尺水公司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究丁磊“私刻印章罪”，意图将巨额债务转移到“在逃”的丁磊身上，丁磊适时“逃逸”后由梁沛农控制的一尺水公司不断以管辖异议、拒签法律文书、取消律师委托、拒绝出庭等等手段拖延诉讼、逃避债务，致使案件历经3年才审结。（四）案件审理阶段，一尺水公司罔顾抵押房产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撕毁法院公告，以出租等手段设立权利负担，一方面获得违法利益，一方面阻碍债权人实现债权。六、在一尺水公司要求再审并撤销原判决的同时，其已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院）提起侵权之诉，要求丁磊、王杰及汇荣公司共同赔偿其借款及担保费“损失”，（2014）南市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现已作出，判令丁磊向一尺水公司偿付借款及担保费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一尺水公司的再审请求能够成立，岂非造成借款人的巨额借款及汇荣公司的担保费不翼而飞，而一尺水公司既得到了巨额股权转让费，又能向丁磊追偿全部债务的荒唐结果？综上，一尺水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3年12月24日，一尺水公司因与丁磊、刘三姐公司、王杰、汇荣公司，及第三人陈卫国、可高公司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向南宁中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丁磊以一尺水公司名义与汇荣公司于2012年8月1日、8月29日订立的《反担保抵押合同》、丁磊以一尺水公司、红树林公司名义与汇荣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委托担保合同》、丁磊以一尺水公司、红树林公司、丁磊名义与王杰、汇荣公司、第三人陈卫国于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中的抵押担保条款以及依据上述合同对一尺水公司房地产所进行的抵押权登记无效；2.判令丁磊以一尺水公司、红树林公司名义与王杰、汇荣公司于2012年7月31日订立的《借款合同》、上列当事人及陈卫国于2012年8月29日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对一尺水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认定王杰没有向一尺水公司支付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1亿元借款；3.判令丁磊向一尺水公司偿还1亿元及与该1亿元有关的利息、罚息、担保费等本息合计约1亿4千万元（具体数额以实际损失为准）。南宁中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4）南市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认定丁磊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借款转入其个人及其个人控股的红树林公司账户，拒不归还，同时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不得以公司资产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规定，其行为损害了一尺水公司的权益，给一尺水公司造成了损失，依法应当向一尺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丁磊应向一尺水公司赔偿人民币1亿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赔偿担保费20852222.21元，驳回一尺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是：一、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二、时任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对外所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和《还款计划协议》对一尺水公司是否有约束力；三、汇荣公司的实际担保额是多少；四、担保费率是否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五、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
一、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尺水公司认为审判程序不合法，主要理由是一审未经依法传唤、缺席判决、剥夺了其辩论权利、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应以刑事案件的侦查为依据，一、二审未依法中止审理。
一审审判程序问题。首先，一审法院通过邮寄将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至一尺水公司的工商登记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阳朔镇叠翠路19号（与二审中一尺水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送达地址一致），被快递回执注明退回原因为“拒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一）受送达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同意在指定的期间内到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二）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三）法律规定或者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约定有特别送达方式的。”第十一条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根据以上规定，一审法院邮寄送达给一尺水公司的法律文书，被一尺水公司拒收，邮递退回之日应视为送达之日。一尺水公司主张其办公地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但其既没有告知法院，亦与二审中一尺水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诉讼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不符,该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一审法院合议庭直接到一尺水公司上述办公室地址送达，一尺水公司工作人员拒绝签收，一审法院采取留置送达，有现场照片、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阳朔镇莲峰社区人员签字证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关于“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的规定，一审法院留置送达程序合法。再次，本案一尺水公司一审、二审的委托代理人均为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张志伟律师，其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到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该所工作人员以不知情为由拒绝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三条“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的规定，一审法院把诉讼文书留在诉讼代理人的办公场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应视为送达。张志伟律师于2014年9月19日将一尺水公司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3日的《取消授权事项书》提交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收到《取消授权事项书》之前，向张志伟律师送达行为仍然有效。综上，一审法院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并无不当。此外，一尺水公司于再审申请期间提交新证据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员工及代理律师的证人证言，其内容一尺水公司在上诉期间即已提出，二审判决业已查实评判，不能成立。一尺水公司主张本案一审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庭审理结束的申请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因此，一尺水公司主张一审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剥夺其辩论权利、未经传唤缺席判决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本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根据以上规定，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前提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若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则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案涉的主体是汇荣公司、一尺水公司、刘三姐公司、丁磊，由于可高公司的控告，丁磊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丁磊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的事实，与其以一尺水公司名义向王杰签订借款合同、向汇荣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的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也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并不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公安机关对丁磊涉嫌伪造印章行为的立案侦查，并不影响汇荣公司要求一尺水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因此，一、二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二、时任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对外所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和《还款计划协议》对一尺水公司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
首先，汇荣公司与一尺水公司、刘三姐公司、丁磊签订的案涉《委托担保合同》和《还款计划协议》，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以上规定，虽然一尺水公司提交的广西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表明，案涉《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中一尺水公司的印章与一尺水公司现在使用的印章样本不一致，但其法定代表人丁磊的签字是真实的，丁磊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汇荣公司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尺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丁磊履行职务行为的真实性，丁磊的行为代表了一尺水公司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持有的公司印章与任职前、免职后的公章是否一致，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人的审查义务范围，已超出担保人合理审查范围，亦有违合同法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稳定的立法初衷。汇荣公司基于对丁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真实性的信赖，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再次，一尺水公司认为丁磊的案涉行为损害了其利益，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在另案中，一尺水公司已经对丁磊、刘三姐公司、王杰、汇荣公司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南宁中院经审理，作出（2014）南市民二初字第1号判决，判令丁磊向一尺水公司偿还1亿元及该1亿元有关的利息、罚息、担保费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汇荣公司的实际担保额的问题。
虽然一尺水公司于再审申请中提供新证据，拟证明邓小雄曾于2008年和王杰一起发起汇荣公司，曾是汇荣公司的股东，案件资金往来中有1500万元转入了邓小雄的账户，但王杰对邓小雄的收款行为不予认可，一尺水公司不能证明邓小雄为王杰指定的收款人，不能证明邓小雄和本案的关系，因此该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属于新证据。此外，《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汇款凭证》（14份）、《委托付款函》(3份）、《还款计划协议》等证据与陈卫国的当庭陈述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王杰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借款义务，即提供借款合计1亿元。一尺水公司主张银行票据加起来不到1亿元的申请理由，没有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王杰按照合同约定，将2000万元转入《借款担保合同》中既是收款人又是担保人的陈卫国名下，并无不妥。王杰委托广西威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汇入广西防城港市润华发展有限公司1400万元，虽然该款项不是汇给了指定收款人陈卫国，并且发生在《借款担保合同》之前，但陈卫国和丁磊均认可该1400万元款项中的1000万元是案涉借款的组成部分，有实际汇款凭证在案，而且丁磊又在《还款计划协议》中予以承认，上述内容并未违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法有效。丁磊通过红树林公司账号汇出1000万元系归还王杰2012年7月31日的汇款，在本案案涉借款数额之外，一尺水公司主张丁磊退还王杰1000万元是对本案借款的退款，与事实不符。
四、担保费率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的问题。
一尺水公司认为原判决按年利率22.4%和年利率30%计算担保费明显违反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虽然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对担保费的收取标准进行了规范，该意见第七项规定：“为促进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对主要从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实行与其运营风险成本挂钩的办法。基准担保费率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执行，具体担保费率可依项目风险程度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上下浮动30%-50%，也可经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同意后由担保双方自主商定。”但是，2010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由融资性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显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对2006年《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第七项内容的替代。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5）68号]，决定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已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完成或者适用期已过的489件国务院文件宣布失效，其中附件297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因此，一尺水公司认为原判决参照《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系违反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第七项规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五、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的问题。
一尺水公司主张丁磊与汇荣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还款计划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该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一尺水公司认为有新的证据即汇荣公司的工商档案，反映王杰是汇荣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持有汇荣公司20%股份，可证明王杰和汇荣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一尺水公司利益。一尺水公司在二审的上诉意见中即已提出“本案中王杰是汇荣公司的股东，其持有汇荣公司20%的股份”，二审已予以考量，因此该内容不属于新证据。王杰和汇荣公司分别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王杰为汇荣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得出王杰和汇荣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结论，汇荣公司可依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担保费用，而且根据上述分析，案涉担保费的约定，并不违反有关国家强制规定。关于一尺水公司认为王杰、汇荣公司、丁磊均有恶意串通嫌疑的问题，首先，在案证据证明，一尺水公司明知丁磊用一尺水公司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阳朔镇叠翠路19号的房产作为抵押物进行融资，并且予以配合，至于丁磊和一尺水公司之间的具体交易关系，汇荣公司作为担保方无从得知；其次，《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合同》均约定“确保专款用于甲方收购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丁磊根据收购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的需要，向王杰借款，并委托汇荣公司担保，并无违反常情常理之处，不能得出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的结论。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一尺水公司关于汇荣公司不是善意相对方，王杰、汇荣公司与丁磊恶意串通，损害一尺水公司利益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尺水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四、六、九、十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阳朔一尺水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 伟
审判员 宫邦友
审判员 孙祥壮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胡瑜
书记员 赵 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