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申字第96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保利佐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港保税区东方大道48号。法定代表人：川崎直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毛博，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赤峰云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西街天凯宾馆5楼。法定代表人：孙志芳，该公司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轶凡华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齐家园外交公寓8-102号。法定代表人：李淑华，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天津保利佐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保利公司）与被申请人赤峰云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云奥公司）、被申请人北京轶凡华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轶凡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内民三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天津保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天津保利公司是以北京轶凡华公司的受托人身份，与赤峰云奥公司签订了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但合同的供货义务实际上是由北京轶凡华公司负责履行。2011年3月12日，北京轶凡华公司与赤峰云奥公司的人员共同到天津保利公司，经北京轶凡华公司授权，天津保利公司作为其代理人与赤峰云奥公司签订《铅矿石购销合同》，约定天津保利公司向赤峰云奥公司销售铅矿石。2011年5月17日，赤峰云奥公司与天津保利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天津保利公司将货物发出并离港后，将海运单及发出货物的相关信息通知赤峰云奥公司，经其确认后，按发货数量预付80%的货款。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天津保利公司始终是以北京轶凡华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合同履行的，合同货款是由赤峰云奥公司打到天津保利公司公司账上，然后天津保利公司依北京轶凡华公司的指令将款项直接汇给北京轶凡华公司或用于北京轶凡华公司的对外付款，天津保利公司只起到了资金池和中转站的作用。北京轶凡华公司实际从事了与外商谈判组织供货、安排海运及费用、向赤峰云奥公司发送海运提单等信息、与赤峰云奥公司之间进行供货交货、直接向赤峰云奥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等相关事宜。2012年4月25日，北京轶凡华公司向赤峰云奥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延期交货的商请函》，提出鉴于国外矿产提供商所在国尼日利亚的国际形势及该外商的原因造成未能按约发货，故请求赤峰云奥公司宽限交货期。2012年5月14日，赤峰云奥公司向北京轶凡华公司发出《确认函》，确认：北京轶凡华公司欠赤峰云奥公司款余额1400余万元人民币（以下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或铅矿2155吨，并要求北京轶凡华公司组织供货。2012年5月28日，经北京轶凡华公司授权，天津保利公司与赤峰云奥公司签署《承诺书》，确认赤峰云奥公司共支付货款2419万元，共收货物1551吨价值约1011万余元，并承诺于2012年6月30日前按所欠货款对应的2155吨货交付赤峰云奥公司，否则，待已交付铅矿的结算单经双方全部核准结清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将欠款退还。嗣后，赤峰云奥公司又分批收到部分货物，经各方在原审庭审中核对并最终确认：应退还货款的数额为1212万余元。二、原审判决关于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直接约束天津保利公司与赤峰云奥公司的认定，与事实、证据不符。在原审庭审中，赤峰云奥公司承认在2011年9月才知道合同的卖方主体应当是北京轶凡华公司，据此，赤峰云奥公司最迟在2011年9月明知天津保利公司和北京轶凡华公司的代理关系。而在事实上，赤峰云奥公司早在2011年4月2日与北京轶凡华公司签订《铅原矿结算单》之时，就已经明知卖方是北京轶凡华公司。北京轶凡华公司和赤峰云奥公司之间在2012年4月25日的《关于要求延期交货的商请函》、2012年5月14日的《确认函》等函件往来，不仅表明赤峰云奥公司知道了代理关系的存在，而且意味着其已经选定北京轶凡华公司作为相对人。至于2012年5月28日天津保利公司与赤峰云奥公司签署的《承诺书》，赤峰云奥公司明知天津保利公司是代理北京轶凡华公司签署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承诺书》应直接约束北京轶凡华公司和赤峰云奥公司，且《承诺书》签署后，北京轶凡华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赤峰云奥公司总经理等5人共同去国外矿产提供商处（尼日利亚）考察供货，这一事实亦表明赤峰云奥公司仍是选择北京轶凡华公司实际履行。故本案应由委托人北京轶凡华公司，而非作为受托人的天津保利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原审判决关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赤峰云奥公司在订约时对北京轶凡华公司和天津保利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明知的，其行为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法律特征的认定，与事实证据不符。在原审庭审中，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均证实：“2011年3月12日上午，北京轶凡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淑华与赤峰云奥公司的总经理胡振海、会计王怀奇共同到天津保利公司公司，请求天津保利公司为北京轶凡华公司的代理人与赤峰云奥公司签订《铅矿石购销合同》并由赤峰云奥公司事先拟好合同文本。由北京轶凡华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保函给天津保利公司，在履行合同中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全部由北京轶凡华公司承担”。能够证实赤峰云奥公司在订约时即明知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原审判决显然遗漏该重大基础事实，未予质证和认定，明显错误。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均表明，无论是《铅矿石购销合同》还是《承诺书》，也无论是在签约时还是合同履行过程中，赤峰云奥公司均明知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的代理关系。因此，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由委托人北京轶凡华公司而非作为受托人的天津保利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隐名代理，一方面又认定赤峰云奥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选择权选择向天津保利公司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其逻辑明显自相矛盾。五、原审判决超出一审原告明确的诉讼请求。赤峰云奥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违约金计算情况》中，其计算的违约金是一固定数额3,495,798.24元，而其起诉书中诉请主张的违约金仅为3,167,333.07元，即其未主张部分违约金。依据赤峰云奥公司的起诉书，其明确主张天津保利公司支付固定数额的违约金和利息288,922.82元，共计3,456,255.89元。但原审判决判令“天津保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赤峰云奥公司货款12,121,737.09元，并自2012年7月4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此计算，截止生效判决送达天津保利公司（2014年10月29日送达）后15天之日（2014年11月13日），利息总额为7,149,063.82元（共863天，利率按年6.15%×4）。该数额是赤峰云奥公司诉请的违约金和利息数额3,456,255.89元的两倍多，明显超出了赤峰云奥公司明确的诉讼请求，有违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赤峰云奥公司计算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又判令天津保利公司承担双倍的、更大数额的违约责任、大幅增加利率，自相矛盾，错误明显，依法应予纠错。而且，原审判决认定利息起算日期亦错误。根据《承诺书》约定，天津保利公司应在结算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欠款退还。直到一审2013年1月8日庭审中，各方才进行了结算并确定了最终欠款数额，故利息起算日也应自2013年1月11日起算，而非2012年7月4日。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承诺书》中的约定起算利息，也应当是“三个工作日”而非原审判决认定三日，因2012年6月30日是星期六，按照原审判决的计算方法，天津保利公司将多支付一天的利息近万元。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十一项及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和纠正。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据此，本案中天津保利公司作为北京轶凡华公司的代理人，其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赤峰云奥公司签订的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只有在能够证明赤峰云奥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产生直接约束北京轶凡华公司和赤峰云奥公司的法律后果。而在本案中，虽然原审中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一致述称在签订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之时，赤峰云奥公司明确知道该两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但这一抗辩理由只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共同陈述，并未得到第三人赤峰云奥总司的认可，亦未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故仅有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尚不能证明赤峰云奥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天津保利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依法不能产生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直接约束赤峰云奥公司和北京轶凡华公司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北京轶凡华公司虽然实施了提供货物，出具增值税发票、确认函等行为，其履约行为亦得到了赤峰云奥公司的认可，但结合2012年5月14日赤峰云奥公司在向北京轶凡华公司发出对账的《确认函》之后，专门就《确认函》中的相关内容另行与天津保利公司签订2012年5月28日《承诺书》这一节事实，应当认定即便赤峰云奥公司在订约时知道北京轶凡华公司与天津保利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其主观上也并不希望产生北京轶凡华公司直接作为合同主体的法律后果。故原审判决关于北京轶凡华公司的履约行为系代天津保利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不构成《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间接代理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再审申请人天津保利公司关于案涉《铅矿石购销合同》应当直接约束赤峰云奥公司和北京轶凡华公司的申请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由北京轶凡华公司直接向赤峰云奥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据此，当天津保利公司作为受托人因其委托人北京轶凡华公司的原因不能向赤峰云奥公司履行义务时，天津保利公司依法应当履行披露义务，书面向赤峰云奥公司告知委托关系的存在，以便赤峰云奥公司据以选择主张权利的相对人。但在本案中，天津保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因北京轶凡华公司的原因无法向赤峰云奥公司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后，向赤峰云奥公司披露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赤峰云奥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向其发出了选定北京轶凡华公司作为责任对象的事实存在。天津保利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赤峰云奥公司与北京轶凡华公司对账、结算、共同赴境外供货商处考察供货情况等行为，并不能得出原审判决将北京轶凡华公司认定为履行辅助人显然不当的结论。退而言之，赤峰云奥公司作为第三人，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享有选择权，有权选定主张权利的相对人，在当事人之间未通过法律行为进行披露、选定的情况下，赤峰云奥公司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选定天津保利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故原审判决认定天津保利公司为合同主体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天津保利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超出了赤峰云奥公司的诉讼请求问题。经审查，赤峰云奥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解除与天津保利公司签订的《铅矿石购销合同》、判令天津保利公司立即返还货款12121937.08元，支付利息288922.82元(起诉后的利息一并主张，另行给付)。由此可见，虽然赤峰云奥公司在起诉时将截止起诉日的逾期利息在计算的基础上进行了明确的主张，但同时明确表明对起诉后的利息在本案中一并主张，故原审判决将该逾期利息的计算终期确定为至天津保利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关于逾期利息计算的始期，根据2012年5月28日赤峰云奥公司与天津保利公司所签《承诺书》的约定，天津保利公司应当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按所欠赤峰云奥公司货款相对应的约2155吨铅矿粉的提单足额交付甲方，如无法足额交付铅矿粉，在三个工作日内所欠货款的余额全额退予赤峰云奥公司。原审判决将该利息计算的始期确定为自2012年7月4日开始起算，确实存在着没有注意到2012年6月30日为星期六的疏忽。但考虑到原审判决已经根据天津保利公司的申请，将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依职权进行了酌减，大幅度减轻了天津保利公司的违约责任。原审判决的计算疏忽，虽使得天津保利公司多承担一天的利息，但这一轻微瑕疵并不足以启动再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天津保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天津保利佐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杨      永      清审 判 员 周      伦      军代理审判员 张      小      洁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郝晋琪书记员郝晋琪书记员郝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