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终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勾元才，男，196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纳雍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勾元山，男，1949年5月5日出生，彝族，农民，住纳雍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舒立，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勇，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勾元才与被上诉人勾元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黔纳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勾元才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作出（2015）黔毕中民终字第8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黔纳民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勾元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复杂，报请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勾元山一审诉称：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以我为家庭承包户9个人口（含我弟勾元海家3个人口）共承包有本组4.2亩土地，分别位于后麻窝大干田、农具厂及辽元包包三处。1996年我将后麻窝大干田的部分土地转让给龙从安建房，1997年我又将大干田的部分土地转让给张习兰家建房。1998年8月18日，我将后麻窝大干田部分土地与余仕明等人合办饲养场，同时备留两个地基的土地给两个儿子勾昌全、勾昌靖建房。1998年10月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时，除开我弟勾元海家3个人口土地以及此前处分的土地，剩余土地只有1.22亩，其中后麻窝大干田0.8亩，辽元包包0.42亩。被告勾元才是织金县人，搬来纳雍居住，认我为弟兄。2000年2月23日，双方经协商，我将位于后麻窝大干田备留给两个儿子建房的土地转让给被告勾元才建房居住。2007年纳雍县铭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源公司”）在后麻窝大干田处进行房地产开发，征拨该处的土地。2008年9月被告勾元才将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骗去交给铭源公司，并将应属于我的承包地335.51㎡转卖给铭源公司，得补偿款89581.17元。此外，被告勾元才还占用我166.1㎡的土地打水泥院坝，在原告的承包地上搭棚堆放棺木，在拆迁此棚时偷偷与贵州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却不让我知道。
综上所述，被告勾元才的行为侵犯了我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勾元才赔偿侵占我承包地550.79m2所得的补偿款133929.87元；2、被告勾元才退还在原告承包地上搭棚堆放棺木所得赔偿款的126.5m2房屋价值15万元；3、赔偿因占用我承包地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3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重审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勾元才退还占用我承包地335.51㎡转卖给铭源公司所得补偿款89581.17元；2、赔偿侵占我承包地195.28㎡造成的损失207777.93元。庭审中对要求被告勾元才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求予以撤回。
原审经审理查明：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原告勾元山拥有9个人口的承包地共4.2亩，含有其弟勾元海家3个人口的土地份额。承包地分别位于雍熙镇黄包包村茶林脚组后麻窝大干田的3.17亩，辽原包包的0.42亩，农具厂的0.61亩。1996年6月1日，原告勾元山将其在后麻窝大干田的部分土地转让给龙从安建房（闲置未建）。1997年8月16日，原告勾元山又转让部分土地给张习兰家建房（该土地面积铭源公司实际测绘为80㎡）。1998年8月18日，原告勾元山将后麻窝大干田的部分土地与余仕明合办饲养场（恒达公司拆迁征拨时实际测绘面积为634㎡）。1998年10月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时，勾元海家的3个人口承包地1.37亩已分出。村委会对原告勾元山剩余的土地作了登记，并为其填发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后麻窝大干田有田0.8亩，辽原包包有土0.42亩，共计1.22亩。
2000年2月23日，原告勾元山将第二轮土地登记前留给两个儿子建房的土地（该土地未登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转让给被告勾元才作为宅基地使用。双方协议中约定，转让土地一边长为9.4米，左抵张习兰住宅，右抵勾元山边界，前抵路，后抵坎，转让协议未写明土地长度和几何形状。同年12月25日被告勾元才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在原告勾元山转让的土地上建房居住，住房面积为70.56㎡。2007年9月，铭源公司经纳雍县人民政府批准在纳雍县雍熙镇城南大道茶林路口进行旧城改造开发，拆迁范围涉及到被告勾元才的住房及勾元山的土地。2008年9月25日，铭源公司根据被告勾元才的指界进行实地测绘，登记在勾元才名下的住房实际面积为70.56㎡，空地面积为335.51㎡（含猪圈占地面积15.78㎡）。被告勾元才为得到补偿，按铭源公司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核实土地面积的要求找到勾元山，原告勾元山同意将其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勾元才拿去核实，被告勾元才将原告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铭源公司核实后未取回返还原告勾元山。铭源公司按267元／㎡的标准补偿给被告勾元才335.51㎡的空地补偿款人民币89581.17元。2009年10月10日，被告勾元才根据与铭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将房屋腾空交给铭源公司拆迁，后因铭源公司的原因未能在该地块继续进行开发，被告勾元才与铭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未得到完全履行。
原告勾元山因多次向被告勾元才要求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果，且未得到相应补偿。2011年8月28日，原告勾元山向纳雍县公安局控告勾元才诈骗。2012年5月15日，被告勾元才在纳雍县公安局接受调查时认可其多占原告勾元山部分土地转卖获得收益的事实，并认可其从铭源公司领到了335.51㎡空地的补偿款人民币89581.17元以及将原告勾元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存放于恒达公司）交到铭源公司核实注销的事实。2012年8月8日，纳雍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根据被告勾元才的要求组织纳雍县铭源公司代表洪锐、原告勾元山、被告勾元才及案外人余仕明参与，对被告勾元才的宅基地面积（包括住房及空地面积）进行实地测量，一致认可被告勾元才的宅基地长16.9米，宽9.4米，面积为158.86㎡，原告勾元山及被告勾元才均在公安机关现场制作的笔录上签字捺印，对该次测量的面积予以确认，铭源公司洪锐及在场人余仕明也在笔录上签字。
2012年6月30日，恒达公司经批准取得了在铭源公司开发的地块上继续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权利，接收了铭源公司移交的拆迁安置等相关资料。为推动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恒达公司对铭源公司已测绘过且有资料记载的拆迁户的住房及空地未重新进行核实，只是在与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时依据铭源公司测绘的面积优惠给予安置补偿。其中，被告勾元才被征拨的土地包括房屋占地面积及空地（含水泥院坝及15.78㎡的猪圈面积）共计430.49㎡，恒达公司对被告勾元才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时，在住房面积方面增加了23.62㎡予以补偿，勾元才的住房面积从原70.56㎡增加到94.18㎡，空地面积由335.51㎡变更为259.96㎡。被告勾元才因此得到恒达公司补偿的住房两套（面积共240㎡）及面积23.55㎡门面1个，并享受优惠价购买面积为26.45㎡的门面1个。补偿的房屋和门面均已交付（优惠价购买的门面因未补齐差价未交付）。
原审另查明，原告勾元山第二轮土地承包登记前处分后麻窝大干田的土地包括有转让给龙从安、张习兰、勾元才建房的土地、勾元海家3个人口的承包地及勾元山与余仕明等人合办饲养场占用的土地。该土地已全部被征拨（其中勾元海0.76亩的土地于2002年7月就被雍熙镇城南开发区征拨），恒达公司接管铭源公司开发的地块后已分别对龙从安、张习兰、勾元才及余仕明进行了拆迁安置补偿，原告勾元山未得到安置补偿。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后麻窝的0.8亩土地虽未被征拨但不复存在，辽原包包的0.42亩土地未包含在争议土地范围内。该承包经营权证上所指的后麻窝是大地名，大干田是小地名。除勾元山转让的土地外，被告勾元才未从他人处转让有土地参与建房。
原判认为，本案原审以物权保护纠纷作为案由进行审理，根据原告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和重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原告的主张都是用益物权引申出来的损失赔偿，并非直接主张物权保护，故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关于被告勾元才是否占用原告勾元山的土地转卖给铭源公司及恒达公司获取不当利益的问题。首先，应当确认原告转让给被告的土地面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仅约定了转让土地的四至及一边的长度为9.4米，对转让土地的几何形状及面积均无明确约定，这是双方发生争议的主要原因。虽然原、被告双方对转让土地的面积约定不明，但在纠纷发生后，纳雍县公安局在调查处理过程中，于2012年8月8日，组织双方对转让土地的面积进行了现场确认，双方一致认可为158.86㎡。该现场确认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对原土地转让协议存在的瑕疵进行的补充和完善，双方应予遵守。其次，对铭源公司确认的被告勾元才被征用土地面积430.49㎡，超过原告转让给被告158.86㎡之外的271.63㎡究竟是铭源公司对被告勾元才的超标补偿，还是被告将原告勾元山的土地列入其中，可从已认定的事实得出结论。一是被告勾元才从原告勾元山处获得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铭源公司核实后，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返还给原告，致使原告勾元山丧失了向铭源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铭源公司就同一幅土地未进行重复补偿，即在补偿勾元才后又补偿勾元山。二是被告称铭源公司征用其土地面积含有何攀云送给的部分已被何攀云否认，即何攀云未送给被告土地。三是原告将同一块地分割转让给被告及余仕明、龙从安、张习兰等人后剩余的部分就是原告的，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多出的补偿面积271.63㎡的来源。四是铭源公司移交给恒达公司的关于勾元才被征用的土地面积示意图及其他资料上均有被告勾元才的签字确认，可认定铭源公司2008年的测绘面积真实可信。故对铭源公司确认的被告勾元才被征用土地面积430.49㎡，超过原告转让给被告158.86㎡之外的271.63㎡是被告将原告勾元山的土地列入其中。被告勾元才称从原告勾元山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已付给原告勾元山5000元补偿费，原告勾元山否认该事实，被告勾元才既不能举证证明该5000元已交付给原告勾元山，也不能举证证明该5000元的用途，被告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不能以被告勾元才从原告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事实推定被告勾元才超出其应得补偿之外获取的土地面积补偿收益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本案中，被告勾元才在获取额外拆迁安置补偿收益的同时，原告勾元山的合法权益却因此而受到损害。故被告勾元才依赖原告享有收益的土地从铭源公司和恒达公司获取超面积拆迁安置补偿收益构成了不当得利，其多获得的利益相当于原告勾元山的损失。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将不当得利返还给土地被实际征用的原告勾元山。
被告应返还原告不当得利金额的确认。应以铭源公司确认的被告勾元才被征用土地面积430.49㎡超过原告转让给被告158.86㎡之外的271.63㎡空地面积结合补偿标准计算，按照铭源公司当时的补偿标准，空地面积每平方米267元，271.63㎡的补偿金额是72525.21元，该补偿款应属于原告勾元山所有。铭源公司出具收据收到被告勾元才购房款63518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勾元才未实际领到空地补偿价款，该空地补偿款被告勾元才已实际领取，其以合同未履行及购买的门面未交付，未实际领到补偿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按照纳雍县人民政府纳府（2009）56号文件明确当时房地产开发征用空地补偿标准按1比0.4补偿房屋进行补助不再补偿土地款的精神，271.63㎡空地应获得108.65㎡的房屋面积补偿，虽然纳府（2009）56号文件规定是针对征用国有土地的补偿办法，但从恒达公司的出具的《证明》、《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被告勾元才自认的事实可认定被告已按此标准获得了恒达公司的房屋及门面补偿，并且获得补偿的房屋及门面已实际交付。被告勾元才依赖于原告的土地获得安置补偿，该安置补偿为不动产补偿，根据不动产物权不可分属性，返还房屋已不适宜，为对应原告的诉讼请求，应按房屋平方价值折算，以现金支付方式予以返还。被告获得补偿的房屋与恒达公司销售给案外人熊海林的房屋同地段同楼层，熊海林的房屋购价是2660元／㎡，结合现阶段商品房市场价格，以2660元／㎡为参照标准不算过高，依此标准计算，面积108.65㎡的房屋价值是289009元。原告只按195.28㎡空地折算损失，超过其请求返还207777.93元［195.28㎡×0.4（折算指数）×2660（房屋平方单价）=207777.93元］的81231.07元，不予支持。综合前述，被告应返还原告现金人民币为280303.14元。
原告勾元山在本案中放弃被告勾元才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请求是其对自己的民事权益所作的处分，不予干涉。被告勾元才提出原、被告均不属于本案适格的主体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索取债权，并非索回用益物权，而本案争议的债权是基于用益物权的转化，原告是被征地的权利主体，被告是被征地的受益主体，被告依赖原告土地获得的利益应归于原告，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原、被告都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勾元才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勾元山现金人民币280303.14元；二、驳回原告勾元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59元，由被告勾元才负担。
上诉人勾元才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认定在1998年10月前被上诉人在大干田处有0.8亩承包地的证据不充分，没有纳雍县档案局的原始登记证明，仅凭承包证不能证明此事实。仅凭纳雍县公安局的一份调查笔录证明上诉人的房屋和空地面积只有158.86㎡不是事实，没有详细的现场图，仅仅只有一个长16.9米和宽9.4米的数据，简单相乘就等于158.86㎡，此结果错误。认定上诉人从铭源公司领到335.51㎡的空地补偿款89581.17元不是事实，领到补偿款的事实不成立。认定被上诉人没有从恒达公司得到补偿不是事实，被上诉人以其子女的名义已经在恒达公司得到四套住房的补偿。2、一审采信证据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271.63㎡的空地是被上诉人的结果错误，一审判决根据被上诉人的证据《拆迁安置补偿一览表》和附图，计算出上诉人被铭源公司征用的房屋和空地的总面积是430.49㎡，扣除公安机关认定的上诉人的158.86㎡，其余的271.63㎡全部是被上诉人的，按每平方米267元计算，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72525.21元，此判决无事实依据。判决271.63㎡空地在恒达公司得到108.65㎡的房屋补偿结果错误，上诉人的房屋和空地总面积是430.49㎡，扣除公安机关认定的上诉人的158.86㎡，其余的271.63㎡上诉人又从恒达公司得到108.65㎡房屋补偿，此判决结果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勾元山二审答辩称：答辩人转让给上诉人的承包地经纳雍县公安局组织双方现场测量，并制作了现场记录，证明答辩人转让给上诉人的土地为宽9.4米，长16.9米，面积为158.86㎡，双方已签字确认，现场记录记载的内容是不争的事实，能证明答辩人转让给上诉人的涉案土地面积仅为158.86㎡。上诉人在铭源公司获得征用的土地面积为430.49㎡，多获征的土地面积是上诉人骗取答辩人的土地承包证所得，且上诉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询问中明确表示，除得到答辩人的9.4米宽的土地外，没有得到其他人的任何土地，因上诉人已将多获征的土地置换成商品房，上诉人的获利与答辩人的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应将获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答辩人，客观上答辩人不能要求上诉人返还土地及分割置换的商品房，因此，原判将上诉人获取的不当利益之商品房折成人民币给答辩人于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勾元才是否占用被上诉人勾元山的土地转卖获取了不当得利，获得了多少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勾元才是否占用被上诉人勾元山的土地获取不当得利问题。经查，从如下事实可以确认勾元才占用勾元山的土地转卖给铭源公司及恒达公司获取了不当得利：1、勾元才在接受纳雍县公安局调查时认可占用勾元山的土地转让给铭源公司，在铭源公司多领得的补偿款自愿交给勾元山；2、本案二审中勾元才陈述认可除勾元山转让的土地外，并未从他人处转让有土地参与建房；3、勾元山转让土地给勾元才建房使用，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虽仅约定土地一边长为9.4米，左抵张习兰住宅，右抵勾元山边界，前抵路，后抵坎，转让协议未写明土地宽度，转让的土地面积约定不明，但在双方发生纠纷后，纳雍县公安局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根据勾元才的要求组织铭源公司代表洪锐、勾元山、勾元才及案外人余仕明参与，对勾元才的宅基地面积（包括住房及空地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双方对转让土地的面积进行了现场确认，一致认可勾元才的宅基地长16.9米，宽9.4米，面积为158.86㎡，勾元山及勾元才均在公安机关现场制作的笔录上签字捺印，铭源公司洪锐及在场人余仕明也在笔录上签字，该现场测量确认的面积已经双方签字认可，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确认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建房使用宅基地面积的事实依据；4、勾元才在勾元山转让的土地上建房居住所办理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其住房面积为70.56㎡，铭源公司根据勾元才的指界进行实地测量，登记在勾元才名下的住房实际面积也为70.56㎡，二者数据相吻合；5、铭源公司经实地测量确认的勾元才被征用土地面积为430.49㎡，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建房使用的土地面积为158.86㎡，超过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土地面积158.86㎡之外多出的271.63㎡土地面积，勾元才不能举证证明其合法来源，而勾元才称铭源公司征用其土地面积含有何攀云送给的部分土地已被何攀云否认，并经原审法院查证何攀云未送给勾元才土地，结合勾元才在纳雍县公安局接受调查时认可其多占勾元山部分土地转卖获得收益的事实，认可其从铭源公司领取了335.51㎡空地的补偿款人民币89581.17元以及将勾元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到铭源公司核实注销的事实。故对铭源公司确认的勾元才被征用土地面积为430.49㎡，超过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土地面积158.86㎡之外的271.63㎡系勾元才将勾元山的土地列入其中进行转卖，综合上述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勾元才多占用勾元山的土地，转卖给铭源公司及恒达公司拆迁安置获得不当得利。
对于勾元才获得了多少不当得利问题。经查，恒达公司经批准取得在铭源公司开发的地块上继续进行房地产开发，接收了铭源公司移交的拆迁安置相关资料，铭源公司移交给恒达公司的关于勾元才被征用的土地面积示意图及其他资料上均有勾元才的签字确认，可以确认勾元才对铭源公司进行实地测量的土地面积无异议，故应以铭源公司测量确认的勾元才被征用的土地面积430.49㎡超过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158.86㎡之外的271.63㎡空地面积，结合补偿标准计算，按照铭源公司当时的补偿标准，空地面积每平方米267元，271.63㎡的补偿金额是72525.21元，该补偿款应属于勾元山所有，勾元才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取得该不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勾元才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勾元山。对于超过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158.86㎡之外的271.63㎡空地面积，勾元才因拆迁安置获得了108.65㎡的房屋面积补偿，且获得补偿的房屋及门面已实际交付，该安置补偿因系勾元才占用勾元山的土地被征用获得的安置补偿，鉴于该安置补偿为不动产补偿，返还房屋已不适宜，勾元山诉请主张赔偿损失，对应勾元山的诉请请求赔偿195.28㎡造成的损失207777.9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之规定，原判按房屋平方价值折算，以现金支付方式，结合商品房市场价格以2660元／㎡为参照标准计算返还，面积108.65㎡的房屋价值为289009元，符合法律规定。因勾元山诉请只按195.28㎡空地折算损失，超过其请求返还207777.93元的部分81231.07元，原判未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勾元才应返还勾元山现金人民币为72525.21元＋207777.93元＝280303.14元。
勾元才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认定1998年10月前勾元山在大干田处有0.8亩承包地的证据不充分，仅凭纳雍县公安局的调查笔录证明勾元才的房屋和空地面积只有158.86㎡不是事实，认定勾元才从铭源公司领到335.51㎡的空地补偿款89581.17元不是事实，认定勾元山没有从恒达公司得到补偿不是事实，勾元山以其子女的名义已经在恒达公司得到四套住房的补偿，采用证据不当，判决结果错误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在纳雍县公安局组织双方对勾元山转让给勾元才使用的土地面积进行实地测量时双方一致认可为158.86㎡，并现场确认。且勾元才在纳雍县公安局接受调查时认可其多占勾元山部分土地转卖获得收益的事实，并认可其从铭源公司领取了335.51㎡空地的补偿款人民币89581.17元的事实，勾元才认可除从勾元山处转让土地外，并未从他人处转让得有任何土地。勾元才称勾元山从恒达公司以其子女名义得到了安置补偿，而该安置补偿系在城南开发区征用土地时勾元山代其弟勾元海领取的征地补偿，有城南开发区2000年7月到2002年1月征地付款名册为据，并非勾元山获得的安置补偿。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表明，勾元才多占用勾元山土地并将占用的土地列入其名下从而获得安置补偿的事实客观存在。
综上，上诉人勾元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5元由上诉人勾元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平
审判员 李厚军
审判员 彭林勇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胡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