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2民初7727号
原告：张文利，男，195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云（系原告之妻），女，195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继伟，天津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茂彬，男，196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军，天津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金星，男，196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被告：杜会新，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津南区。
原告张文利与被告于茂彬、刘金星、杜会新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云、刘继伟、被告于茂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军、被告刘金星、被告杜会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文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被告于茂彬向原告赔偿人身损害的医疗费39149.02元；3.被告于茂彬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600000元；4.被告刘金星和杜会新对上述请求赔偿总额为被告于茂彬向原告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5.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5月29日，原告张文利作为津南区人大代表到区里参加区人大座谈会。会议期间，张文利提出区法院对本村村民于茂彬违法建房强制执行不力的问题，希望区人大监督法院执行工作。为此，津南区人大内务司法工委将张文利的意见向津南区法院进行了反馈。转天，也就是2008年5月30日，于茂彬纠集刘金星、杜会新在张文利的公司找到张文利后对其进行了殴打，经鉴定后，殴打造成张文利轻微伤。
公安津南分局于2009年6月30日对被告于茂彬和刘金星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于2009年7月1日对原告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于茂彬及刘金星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于2009年8月27日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于2012年3月16日撤销该决定书，要求津南分局六十日内重新查处。直至2017年3月17日津南分局才以“津公（双桥）决字〔2017〕第03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于茂彬重新处以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对刘金星及杜会新是否处罚未予告知。另外，原告被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二审终审，该处罚决定书被撤销。但是2015年9月28日，津南分局再次以同样理由作出处罚决定书，再次对原告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以（2016）津0116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判令撤销了上述处罚决定书。判决作出后，津南分局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
鉴于三被告对原告进行不法人身侵害的事实经各级公安机关及各级法院的反复查明和认定已经已毋庸置疑。鉴于被告对原告的人身伤害；鉴于公安津南分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不能依法、客观、公正地对于茂彬等人进行处罚并给原告一个公道，导致原告的个人名誉和人格尊严被社会和村民质疑贬低，原告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身心煎熬、心理抑郁，由原来津南区的明星企业家变得无心经营，导致本来三家效益良好的企业陆续关停，经济损失达5000万元，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于茂彬辩称，原告与被告于茂彬、刘金星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有过身体接触，原告有轻微伤属实。但原告的伤情在2008年当年已经治疗终结，原告应依法在治疗终结后一年内起诉，但原告现提起诉讼已超诉讼时效。公安机关对原、被告的行政处罚以及改变行政处罚、行政诉讼等事由不影响民事赔偿的进程发展，这些事由不构成对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另外，关于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不属于健康权的赔偿范围和审理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给付条件；并且该两项主张及医疗费主张均已超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刘金星辩称，答辩意见同于茂彬一致。
杜会新辩称，其没有殴打原告，与原告没有身体接触。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向本院提供了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公安机关及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判决书，以此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三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行政处罚与人身损害赔偿是一个事，但是不同的两个方面，这些证据不能对诉讼时效产生中断，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原告同时向本庭提供了医疗费票据39150元及病历本、诊断证明，三被告对此均无异议，但认为已超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能够证实原告主张的打架事件以及公安机关对相关原、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的整个过程，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依法向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双桥河派出所调取了涉案公安行政案卷，原告对该卷宗中所涉被询问人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三被告对于王水田、杜家林、刘海林、杜会新、刘金星、于茂彬这6个人的笔录所讲的内容都认可，对于其他人员的笔录都是与原告有关系的人，有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亲戚和企业职工，有相关的利害性，故不认可。本院对于上述笔录的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及其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打架事件发生后，原告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提出保护其权利的请求。该权利请求应涵盖刑事、行政及民事赔偿等请求，民事赔偿请求应建立在该事件是否涉及刑事犯罪、行政处罚等事实的基础之上。虽然原、被告之间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均曾存在异议，并历经近10年的审查、审判，但此过程均处于公安机关对于原告报警后处理此案的过程当中。诉讼时效应自原告报警提出请求时中断。2017年3月17日应为行政处罚最终确定之日。之后，公安机关应进一步针对民事赔偿部分作调解工作，但根据公安机关案件移送表显示，就民事部分，当事人自行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应视为“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因此对于三被告认为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公安机关对原、被告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通过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原告处的会计、司机、化验员、工人等虽均系原告处员工，但其陈述内容一致、对于被告三人均殴打了原告、于茂彬揪住张文利的头发、钢丝锁的传递等细节陈述无矛盾之处，且李恩云、田家智、张淑英、刘焕、李龙善等的陈述时间均在打架当天，应为现场所见所闻，具有客观性，对该些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以上笔录能够证实三被告均参与了打架。被告杜会新的陈述中，对于杜会新为何跟随于茂彬一起去的原告处、办公室门被打开后原告与于茂彬的状态、钢丝锁在谁手里拿着、钢丝锁打到原告的部位，以及看见、听见原告打电话叫人及从办公桌下拿出钢丝锁的时间等，三被告的陈述均存在矛盾，对其矛盾部分的陈述内容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且应对其做不利判定。原告依据判决书请求人大督促法院执行案件属于合法行为，被告于茂彬转天带领另外二被告一同到原告办公处对此事进行质询，继而原、被告双方发生厮打，三被告的行为系造成此次打架事件的起因，且被告于茂彬及刘金星均因此受到拘留的行政处罚，故三被告均存在过错，对于原告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医疗费39150元有相关票据相佐，且三被告对该些票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该损失，三被告作为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因三被告的侵权行为是与原告发生殴打，致原告受伤，且原告的伤情为轻微伤，此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承担条件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条件，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由于行政处罚迟迟得不到正确处理造成原告精神损害，基于此点向三被告主张相应权利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其医疗费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于茂彬、刘金星、杜会新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张文利医疗费损失39150元。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496元，由原告承担12718元，由三被告连带承担7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孟令玲
审 判 员 董 青
人民陪审员 韦景泉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璐
速 录 员 郭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