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7民终26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飞，男，汉族，生于1987年5月10日，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蟒，四川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少富，男，汉族，生于1949年3月2日，住四川省江油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全锋，男，汉族，生于1974年10月22日，住四川省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婷婷，女，汉族，生于1994年1月25日，住四川省江油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勾宗珍，女，汉族，生于1975年2月21日，住四川省盐亭县。
上诉人聂飞因与被上诉人郭少富、郭全锋、郭婷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2016)川0781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蟒，被上诉人郭少富、被上诉人郭全锋，被上诉人郭少富、郭全锋、郭婷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勾宗珍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江油市人民法院(2016)川0781民初3955号民事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费用共计15万元。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特殊侵权，被侵权人应当承担危险物侵权民事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中的过错责任。
被上诉人郭少富、郭全锋、郭婷婷辩称：1、目前国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挖坑蓄水，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规定，农民在自己承包地里挖坑蓄水必须经过审批，必须安装警示标志和安装防护设施。所以被上诉人郭少富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挖水坑蓄水灌溉农田的行为不存在过错。2、被上诉人认为在自己承包地里挖水坑并没有改变土地的用途，目的还是为了方便种地，灌溉农田而蓄水。3、被上诉人郭少富是在自己的承包地中间挖的水坑，并没有造成田埂局部垮塌和道路狭窄。同时，上诉人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郭少富挖水坑的行为造成了田埂局部垮塌和道路狭窄，进而侵犯了上诉人的相邻权。4、死者郭瑞萍作为在生产队土生土长的成年人，对事发当地的地形是很了解的，应当预见到水坑对人的危险，从而自身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5、就上诉人提及的生产队会议记录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会议记录里明确写到“鱼池钓鱼要做好警示牌”，其目的是避免有人在鱼池里钓鱼，掉在鱼池里发生事故。而本案的涉事水坑只是作为农田的灌溉蓄水池在使用，并不具有钓鱼的目的。所以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因未在水坑周边设置警示标志而存在过错。6、迄今为止，上诉人都未提交能够证明死者郭瑞萍和聂欣琪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的直接证据，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死者郭瑞萍和聂欣琪的死亡结果具有过错，所以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7、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郭全锋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首先，本案涉案土地是分给郭婷婷在使用，有土地使用证为凭。事发时，郭婷婷已年满22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次，涉案土地的实际经营人是郭少富，且涉案水坑也是郭少富在事发前2年多组织挖掘的；最后，被上诉人郭全锋于1997年就把户口迁移至安州区，不是事发村集体的成员。综上，本案至始至终都与郭全锋没有任何的牵连关系，所以郭全锋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8、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诉人诉称的本案应适用特殊侵权责任的主张，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按一般侵权来判决。9、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自愿承担40%的责任，其对诉讼请求进行更改的行为可以认定上诉人是请求法院按照一般侵权对本案予以认定的自认行为。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被告的承包地相邻，被告在前两年用挖掘机械将自己的承包地挖成深坑蓄水养鱼、取水浇地，不但造成原告田埂局部垮塌，通行道路狭窄且边缘形成陡坎，而且水深近三米，无任何安全措施，2016年8月16日下午，原告聂飞之妻郭瑞萍带仅4岁的女儿聂欣琪去摘豇豆，后被发现双溺在被告水塘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费用共计251,573.00元（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聂飞系死者聂欣琪的父亲，另一死者郭瑞萍的丈夫。2016年8月16日下午17时30分许，死者聂欣琪由其母亲另一死者郭瑞萍带着，前往自己的田里摘豇豆，晚上20时许，死者郭瑞萍的母亲蔡玉珍在寻找郭瑞萍、聂欣琪的过程中，发现郭瑞萍、聂欣琪漂浮在被告郭婷婷承包田里的水坑中，原告郭全忠和其他村民将郭瑞萍和聂欣琪打捞上岸，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随后江油市方水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赶到现场对郭瑞萍和聂欣琪进行施救，江油市方水镇派出所民警也及时赶到现场，不久，江油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也赶到现场开展施救，2016年8月16日22时32分宣布郭瑞萍、聂欣琪死亡。死者郭瑞萍、聂欣琪的家属对二人的死因无异议，未对死者进行死因鉴定，江油市人民医院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原因为淹溺，死亡地点为其他场所，并注明：死于救治机构以外的死亡原因系死后推断。2016年8月17日，江油市公安局方水派出所出具了证明一份，载明：“兹四川省江油市方水镇白玉村9组居民郭瑞萍（女、28岁）与四川省江油市方水镇白玉村9组居民聂欣琪（女、4岁）于2016年8月16日18时左右溺水，经过方水镇卫生院与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抢救直到22时32分，宣布死亡。其家属对其意外死亡无异议”。公安机关未就郭瑞萍、聂欣琪的死亡事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2016年8月17日，死者郭瑞萍、聂欣琪的遗体被火化。被告郭少富、郭全锋、郭婷婷在事发后未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费用。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依法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勘验，被告郭婷婷承包的土地与原告的承包地相邻，离村里公路较远，周围没有农民住宅，只有田间小道可以通行，被告郭婷婷承包的土地中所挖掘的水坑当时的水深约为2米，水坑上方隔了三条小路，上方毗邻一块地也是原告的承包地。
另查明：被告郭少富与被告郭全锋系父子关系，被告郭全锋与被告郭婷婷系父女关系。被告郭全锋的户籍地为四川省安县花荄镇红武村6组，被告郭全锋在四川省安县花荄镇红武村承包了土地。本案事发地的水坑在被告郭婷婷的承包田里，田块名称为大脑壳田，该承包田登记的承包者是被告郭婷婷，实际经营、管理、使用是被告郭少富，水坑是被告郭少富在两年前挖掘的，用于灌溉田地和果树。
2016年10月9日，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费用共计251,573.00元（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三被告的户籍证明和人口信息，常住人口登记卡，原告聂飞和郭瑞萍的结婚证，受理报警登记表，江油市公安局方水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和社员会会议记录，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承包土地登记表，照片，勘验笔录和勘验照片以及原、被告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死者郭瑞萍、聂欣琪溺亡于被告郭婷婷所承包、被告郭少富实际管理和经营的土地中用于蓄水灌溉的堰塘，但并无证据证明是被告方过错加害所致，故被告不应承担一般过错侵权民事责任。被告郭婷婷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被告郭少富作为实际管理和经营人，有权在自己的承包田地里进行耕种和用作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用途，在自己承包田里挖水坑蓄水灌溉在农村中较为普遍，且没有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没有强制性规定需要相应的审批程序，因此，被告郭婷婷、郭少富在自己的承包田地里挖掘水坑蓄水灌溉并无过错。事发的水坑处于承包人和经营人的承包田里，并非位于人群聚集地和交通要道，仅是与原告和死者的承包田相邻，不属于公共场所，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设有安全防护措施，且该水坑已挖掘两年多时间，其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死者郭瑞萍系在当地居住生活的成年人，对该水坑存在的客观状况和周边的地形情况应当较为了解和熟悉，对未成年人其女儿聂欣琪有监护义务，应当负责其安全保障；原告称被告挖掘水坑的行为导致周边道路垮塌、从而产生危险因素，本案中，道路是否垮塌变化、是否影响通行无证据予以证明，另，郭瑞萍、聂欣琪的死亡经过无人知晓，二人如何落水以及落水原因、地点无法查明，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侵权时间应是在施工时，因此，本案被告方也不应承担物件损害民事责任。
被告郭全锋虽与被告郭婷婷是父女关系、与被告郭少富是父子关系，但其户籍是四川省安县花荄镇红武村，且被告郭全锋在其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安县花荄镇红武村已经承包集体土地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本案事发的土地并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郭全锋对该土地实际进行经营和管理，因此，被告郭全锋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九十一条“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聂飞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聂飞向本院提交案涉水坑周边地形照片原件两张和案涉承包土地清单复印件一份。其中，照片拟证明：1、案涉水坑深度接近3米；2、因被上诉人郭少富对案涉水坑的挖掘行为，造成事发水坑边缘陡峭、没有缓冲带以及周边小路狭窄。承包土地清单拟证明：案涉承包地是“大脑壳田”，即旱田，不是天然水坑。
上述证据经被上诉人质证称：1、照片不属于新证据，且照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对承包土地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来事发田里是没有水的，同时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所以，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宣读了对案涉水坑做的现场勘验笔录，并已经过双方质证，均表示对笔录内容无异议。因此，照片不能达到证明案涉水坑深度接近3米和因被上诉人郭少富对案涉水坑的挖掘行为，造成事发水坑边缘陡峭、没有缓冲带以及周边小路狭窄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承包土地清单能够证明案涉水坑是大脑壳田，本院予以采信。
上诉人虽对一审查明的案涉水坑深度有异议，但并未举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原判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适用一般过错侵权责任？虽然死者是在被上诉人承包的用于蓄水灌溉的堰塘溺亡，但是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溺亡是由被上诉人过错加害所致。故被上诉人不承担一般过错侵权责任。2、本案是否适用特殊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首先，事发水坑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如是公共场所则必须设有安全防护设施，经查，事发的水坑处于承包人郭婷婷和经营人郭少富的承包田里，并非位于人群聚集地和交通要道，仅是与上诉人和死者的承包田相邻，不属于公共场所，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设有安全防护措施，且其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死者郭瑞萍系在当地居住生活的成年人，对该水坑存在的客观状况和周边的地形情况应当较为了解和熟悉，故被上诉人并不具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强制性义务。其次，侵权法第91条规定的侵权时间应是在工事施工时，而本案中被上诉人郭少富是在事发2年前对该堰塘进行了挖掘作业，其挖掘行为并未直接导致溺亡结果的发生，所以，被上诉人的挖掘行为与死者的溺亡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的挖掘水坑行为导致周边道路垮塌、进而产生危险因素，才导致死者溺亡的结果，但上诉人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且郭瑞萍、聂欣琪的死亡经过无人知晓，二人落水原因、地点也无法查明。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也不应承担物件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3、被上诉人郭全锋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中案涉承包地登记权人为被上诉人郭婷婷，实际经营和管理者是被上诉人郭少富，被上诉人郭全锋于1997年8月已将其户口迁至四川省安县花荄镇红武村6组，且于1998年9月就在花荄镇红武村6组分得了集体土地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案涉的承包地并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此，被上诉人郭全锋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综上所述，聂飞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3300元，由上诉人聂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红
审判员 刘立冬
审判员 马翰霖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欧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