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15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芳，女，1973年5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王俊杰，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嘉琳，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剑鸣，男，195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济南市文联作家，住济南市。
上诉人王华芳因与被上诉人杨剑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2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杨剑鸣与被告王华芳系朋友关系。2014年3月14日，被告王华芳向原告杨剑鸣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杨剑鸣现金伍拾伍万元正，月息1.2%，每月的月底支付利息。期限一年，到期后保证本金归还！”该借条载明的“到期后保证本金归还”处盖有济南仕能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仕能公司）公章，借条下方有王华芳的签名及日期。2014年12月19日，王华芳向杨剑鸣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杨剑鸣叁拾万元正（￥300000），日期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19日，月息1.2%，每2月末付1次；2月19日付第一次，保证按时归还本金。借款人王华芳，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0月8日，杨剑鸣与王华芳签订庭外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今杨剑鸣与王华芳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原欠杨剑鸣55万元、30万元，共计85万元。现达成友好协商，于2015年10月8日归还本金5万元（已支付，已出示收据）。10月底归还10万元，其余款项春节前支付。”该协议下方当事人处，杨剑鸣签名并捺印，王华芳签名并捺印。
杨剑鸣主张，其分别于2013年5月2日、2014年12月19日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向王华芳指定的明琥账户交付了借款50万元、30万元。2013年5月2日王华芳向其借款50万元时出具了借据，后在2014年3月14日王华芳提出续借一年，于是出具了涉案55万元（其中5万元为利息）的借条。2015年10月8日，其与王华芳对上述两笔借款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并于当日收到王华芳偿还的借款5万元。王华芳对杨剑鸣主张的55万元借款中有5万元系利息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涉案55万的借条中盖有仕能公司的印章，因此该借款属于仕能公司的借款，并主张杨剑鸣一直与仕能公司有经济来往，且其与杨剑鸣于2015年10月8日达成的庭外调解协议系受仕能公司的委托，并提交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通过王华芳介绍向杨剑鸣的借款是我公司使用的，因杨剑鸣起诉了王华芳，现委托王华芳与杨剑鸣进行庭外调解。仕能公司，2015年10月7日。”委托书下方仕能公司处盖有该公司公章。杨剑鸣对王华芳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2014年3月14日王华芳出具的55万元借条中的款项系借给王华芳，该借条上公司章是因为王华芳在出具借条时在其轿车上，仅找到盖有仕能公司印章的纸，于是只能在上面书写该借条，并称其对仕能公司委托王华芳与其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并不知晓。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杨剑鸣与王华芳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系双方最后一次就本案争议的标的达成的合意，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中明确载明了权利义务人系杨剑鸣与王华芳且不牵扯其他案外人，杨剑鸣与王华芳在该协议上均予以签字认可，该协议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法院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王华芳主张55万元的原借据中盖有仕能公司的印章且上述协议系仕能公司授权其签署，涉案借款应系仕能公司借款。但原借据均被上述庭外调解协议所代替，且杨剑鸣对王华芳主张的授权行为并不知情，仕能公司也未在上述庭外调解协议上签章予以确认，故对王华芳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借款本金部分，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两笔借款55万元、30万元系对原借款数额的追认，本案杨剑鸣与王华芳均认可原55万元借款实为本金50万元、利息5万元，应当认定王华芳向杨剑鸣借款的数额为50万元、30万元，共计80万元。现王华芳按约于2015年10月8日偿还了借款本金5万元，但余款未还。按双方协议约定，王华芳应在10月底归还10万元，其余款项春节前支付。故，对杨剑鸣请求王华芳偿还借款55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支持10万元，杨剑鸣对其他未到期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其余65万元债权，杨剑鸣可待还款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权利。关于利息部分，双方对涉案55万元借款中5万元系2014年3月14日之前未支付利息的事实均予以认可，该利率按月息1.2%计算，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对杨剑鸣请求王华芳支付5万元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部分，原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杨剑鸣对其他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华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剑鸣借款10万元；二、被告王华芳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剑鸣借款利息5万元；三、被告王华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杨剑鸣逾期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利率1.2%计算；四、驳回原告杨剑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15元，原告杨剑鸣负担3065元，被告王华芳负担1750元；保全费3420元，由被告王华芳负担。
上诉人王华芳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债务主体认定为上诉人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剑鸣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原为民生银行业务部经理，因为与被上诉人及仕能公司都熟悉，所以在被上诉人与仕能公司的借贷关系中，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到2015年初，因仕能公司的经营出现问题，偿付被上诉人的本息不及时，被上诉人就开始纠缠上诉人，并于2015年3月以上诉人为被告诉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上诉人随后积极与仕能公司沟通，仕能公司因此向上诉人出具委托书，委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调解，并向被上诉人先期偿付了借款5万元。在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事实，但一审法院仍作出了错误的认定。二、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杨剑鸣与被告王华芳签订的庭外调解协议系双方最后一次就本案争议的标的达成的合意，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中明确载明了权利义务人系原告杨剑鸣与被告王华芳且不牵扯其他案外人……原借据均被上述庭外调解协议所代替，且原告杨剑鸣对被告王华芳主张的授权行为并不知情，……”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的庭外调解协议是基于上诉人持有仕能公司的授权。上诉人之所以代表仕能公司与被上诉人调解，是因为被上诉人起诉了上诉人后的无奈之举。被上诉人基于庭外调解协议而收到了5万元还款的收据上清楚写明：“此款是仕能公司代为转交。”所以，被上诉人否认其明知上诉人是代表仕能公司与其调解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作出的“不牵扯其他案外人”的认定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所签收的5万元还款收据载明的是收到的“仕能公司转交”，被上诉人接收该款就说明了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是代表仕能公司与其调解的，原审法院“原告杨剑鸣对被告王华芳主张对授权行为不知情”的认定是错误的。（三）本案的原借据加盖有仕能公司的公章，且被上诉人的汇款账户为仕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得利息是从仕能公司获取，债权债务的主体关系非常明晰。原审判决就涉案的债权债务主体认定错误而致使原审判决有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剑鸣答辩称：1、我与王华芳2007年结识时她说：“银行利息这么低，理财也不保险，你把钱借给我，我给你找个出路吧，我保证你的资金安全”。就这样数年间我家将所有的钱都借给了王华芳。她给我办了一张民生银行的卡，只要卡上有钱她都知道，三天两头打电话或直接到我家催借。我与仕能公司没有经济来往，如果我与仕能公司产生经济往来，为什么王华芳会以个人名义给我打借条，为什么王华芳以个的房产本和汽车本给我作为抵押，而不是仕能公司的不动产？我从未见过仕能公司的人员，且我也从未听说过该公司，只听王华芳讲她老公明琥是一个公司的挂名董事长，实际操作人是她妹夫王海波和另外一名合伙人。2015年6月15日，王华芳无法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时，我再三向其索要，在王华芳的一手安排下我才第一次见到仕能公司的王海波一面，而且上诉人说她妹夫是警察在职人员，不敢在公司挂名。2、上诉人称所有的利息都是由明琥这个账号打给我的，这是事实。但因为上诉人的每一笔借款都让我打到明琥的民生银行卡里，这个卡是上诉人数年前在其办公室悄悄写给我的，当时我问她明琥是谁，她说明琥是她老公。此后我每次往明琥账号打款，她立即就知道了，马上给我回短信，明琥这个账号一直由她操控，并用上诉人自己的手机办理的手机银行。2015年6月17日之后，我与上诉人就欠款问题多次交谈，才知道上诉人与明琥已经离婚多年，且上诉人亲口告诉我明琥仅在她妹夫公司挂名而已，并不参与任何经营，这个公司实际操控人是王海波和另一个合伙人，上诉人也参与经营。综上，本案借款是上诉人的个人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查明：2014年3月14日，在上诉人王华芳向被上诉人杨剑鸣出具的借条中，是先盖有“济南仕能经贸有限公司”的公章，后在印章上手写的借条内容,双方对此均认可;2015年10月8日，在庭外调解协议中双方将原来的欠款本金描述为55万元，其中的5万元是原来5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签订协议时将5万元利息作为本金合计55万元，因此其当日归还的5万元所谓本金就是该55万元“本金”中的5万元，实为原来5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双方对此均认可。上述事实有借条和二审调查笔录记载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80万元借款是上诉人王华芳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还是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上诉人王华芳以2014年3月14的借条中盖有仕能公司的印章、其与杨剑鸣签订庭外调解协议的行为系受仕能公司的委托等理由，主张本案借款系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被上诉人杨剑鸣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与仕能公司并不熟悉，王华芳与仕能公司有关联关系，借条中之所以有仕能公司的印章，是因为王华芳打借条时找不到空白纸，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了一张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于是就在上面书写了借条；本案借款是王华芳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庭外调解只是杨剑鸣与王华芳之间进行的调解，对仕能公司委托王华芳进行庭外调解并不知情。本院认为，首先，从2014年3月14的借条来看，借条的落款人是王华芳，借条中虽有仕能公司的印章，但印章所盖的位置并不是在落款处，而是在借条正文中，且是先有章，后写字，不符合社会单位出具文书的一般习惯，也与仕能公司在本案中出具的证明、委托书的格式习惯明显不同；借条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3月14日，而委托书出具的时间是2015年10月7日，借款在前，委托在后；2014年12月19日王华芳出具的30万元借条中，并无仕能公司的印章，仅有王华芳的落款，因此，从借条来看，王华芳主张本案借款系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证据不足。其次，从涉案庭外调解协议来看，协议中注明“今杨剑鸣与王华芳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协议的落款注明：“当事人：王华芳杨剑鸣”，协议中既无仕能公司的公章，也无涉及仕能公司的相关描述；虽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华芳提交了仕能公司的证明和委托书，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其在与杨剑鸣庭外调解时出示了委托书，杨剑鸣对此予以否认，且该委托书出具时间在两张借条出具时间之后，因此，从涉案庭外调解协议来看也无法证明本案借款是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再次，上诉人王华芳主张，杨剑鸣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5万元还款的收据上写明：“此款是仕能公司代为转交”，也能证明本案借款是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但是，由于该收据第一句明确载明“今收到王华芳归还本金人民币伍万元正。”与第二句话“此款是仕能公司代为转交”矛盾，而杨剑鸣主张出具收据时仅有第一句话，由于杨剑鸣的右手当时因故写字不便，收据的内容是王华芳所写，杨剑鸣只签名，当时签名时只有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系王华芳后来添加。而收据的持有人是王华芳，其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王华芳关于主张本案借款系案外人仕能公司向被上诉人杨剑鸣的借款，自己仅是受委托人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30元，由上诉人王华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希亮
审判员 刘晓菲
审判员 贺强谟
二〇一六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