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40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台旭，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回族，自由职业者，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宏，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明，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程，男，199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宏，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明，安徽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学卫，男，1975年5月1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国，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朝，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韫，女，197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国，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朝，安徽永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台旭、彭程因与被上诉人何学卫、张文韫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台旭、彭程上诉请求：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初15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决定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合肥玉友宾馆转让内容包括房屋使用权的转让、宾馆内财产的转让以及宾馆使用权的转让”明显错误。1、关于房屋使用权。(1)被上诉人对玉友宾馆房屋享有的使用权是通过租赁关系取得，被上诉人不支付房租，则不享有房屋使用权。(2)被上诉人转让玉友宾馆后，即不再支付房租，房租由上诉人实际承担。上诉人为取得玉友宾馆房屋使用权另行支付了房租的对价，显然，《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中25万元转让款对应的转让内容中，并不包括房屋使用权。(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关玉友宾馆经营房屋的具体处理方式是：被上诉人将20多份租赁合同文本交给上诉人，上诉人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采用与被上诉人相同的方式支付房租，租赁合同到期后，由被上诉人协助续签，整个过程隐瞒出租人。可见，玉友宾馆转让内容中关于经营房屋的处理，其本质上属于上诉人将承租的房屋擅自转租给上诉人使用。(4)所涉转租行为并未获得出租人同意。一审法院为查明该转租行为是否取得出租人的同意，特意休庭，另给被上诉人一周左右的举证期，举证期满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未能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转让经过出租人同意。事实上，出租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签订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承租人“不得私自转租”，出租人不可能同意转租，有鉴于此，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向出租人隐瞒有关转让行为，被上诉人自然无法举证证明转租经过同意。2．关于宾馆内财产。被上诉人何学卫称宾馆内财产包括房屋的装演以及床、椅子、电视等宾馆经营用的设备。至于宾馆设备具体有哪些？有无相应发票？由谁购买？如何交付？被上诉人何学卫的回答依次是：未清点；无发票；系原经营者购买；所有设备都是在宾馆里原封不动的跟宾馆房屋、证件等一齐打包交付给上诉人。由此可见：(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单独就宾馆内设备的转让进行过任何协商达成过任何合意。(2)根据被上诉人何学卫的陈述，宾馆内的装潢、设备系原经营者购买、添置，其所有权自然归原经营者所有。被上诉人自称具有处分宾馆内装潢、设备的权利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事实上极有可能并不具有处分相关财产的权利。(3)上诉人于宾馆转让时，并未审查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处分宾馆内装潢、设备的确切权利，双方也未就宾馆内设备一一清点，实际办理交接，进一步说明双方关于装潢、设备的处理并非转让。(4)宾馆内的设备、装潢始终处于出租房屋内，其状态始终未变。且上诉人已经于2017年2月14日将玉友宾馆内装潢、设备及经营权一齐交还被上诉人。因此，本案中有关宾馆内财产的交付仅仅是宾馆经营权转让的一项附随性义务，并非一般意义上财产所有权的转让。一审法院却似是而非，认定玉友宾馆转让内容包括“宾馆内财产的转让”，明显错误。3．关于本案的转让标的。合肥玉友宾馆系个体工商户性质，由案外人沈玉国于2010年1月18日注册。上诉人支付25万元转让款后，实际获得的内容有且只有：(1)合肥玉友宾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等证件，以及以沈玉国的名义继续经营合肥玉友宾馆的“权利”，该转让并未获得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者沈玉国的同意。(2)二十多份租房合同文本，以及偷偷摸摸地按照转让时状态租用被上诉人承租的房屋的“权利”，该转让亦未获得二十多位出租人的同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易后，实际获得的仅仅是以沈玉国名义继续经营合肥玉友宾馆的机会，可见，本案合同标的的本质是经过行政许可经营合肥玉友宾馆的权利，是沈玉国的身份。二、一审法院认为《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可见，行政许可只能依法转让。2．《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后，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可见，个体工商户经营许可，限于被许可人，不可以转让。3．本案合同标的为合肥玉友宾馆经营权，转让的是经营个体工商户的行政许可，该转让行为本身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的禁止性规定，不被法律所允许，则为实现该转让而签订的《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自应无效。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转让合肥玉友宾馆的行为合法有效，严重损害了多位案外人及公众的利益。1．本案被上诉人将合肥玉友宾馆转让给上诉人经营，并没有取得玉友宾馆注册人沈玉国的同意，而沈玉国需对玉友宾馆经营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一审法院贸然认定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势必损害了案外人沈玉国的利益。2．本案玉友宾馆经营房屋系由被上诉人承租，被上诉人隐瞒出租人，将相关房屋擅自转租给上诉人使用，出租人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审法院贸然认定玉友宾馆的转让内容中包括房屋租赁权的转让，且合法有效，势必严重损害二十多位出租人的利益。3．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内容合法有效，意味着上诉人可以继续以沈玉国名义经营玉友宾馆，如此明显损害了正常的经营秩序，势必会损害不特定公众的利益。四、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极为不公，且传达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极为不公。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让玉友宾馆时，隐瞒了欠付物业费用、水费等，对外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上诉人接手后，无法正常经营，上诉人为此与被上诉人沟通，要求被上诉人清偿相关债务，但被上诉人表示所欠物业费等并非是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发生，故不愿清偿。上诉人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迫于无奈，于2017年2月14日将玉友宾馆以接手时状态交还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实际经营玉友宾馆仅半年左右，期间只有亏损，没有获利。可见，本案上诉人为转让支付了25万元对价，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利益，一审判决明显对上诉人极为不公。2．一审判决传达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一审判决认定个体工商户经营权转让合法有效，无疑是鼓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违法转让经营权，鼓励上诉人通过再次转让的方式，挽回己方的损失。
何学卫、张文韫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合肥玉友宾馆转让的内容包括双方房屋使用权的转让、宾馆内财产的转让以及宾馆使用权的转让”并无错误，是对相关事实的正确认定。1、关于房屋使用权。上诉人经营的玉友宾馆系租赁他人房屋经营宾馆，涉案宾馆房屋使用权的转让本质上是答辩人将其租赁的房屋进行转租。涉案的近30间宾馆大多是被答辩人从2014年6月份与出租人签订租房协议的，租房期限都是三年。因此，在此期间，答辩人是必然拥有和已然取得了涉案宾馆的使用权的，从而才有转让之说，合肥玉友宾馆的转让显然包括这房屋的使用权，上诉人以是否支付房租作为房屋使用权的依据，显然是断章取义。对于转租行为，在一审庭审调查中，上诉人承认其在2016年6月接手涉案宾馆后，即开始向出租人交纳相应的房租，且房屋所有人在此过程中并无提出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在于2016年6月实际经营玉友宾馆并向出租人缴纳房租以后，在八个月的时间内，出租人对于承租人转租的事宜并无任何异议。因此，答辩人的转租行为得到了出租人的认可。此外，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答辩人在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时，是将涉案的近30份租赁合同原件交付给上诉人，但上诉人至今只提供一份租赁合同，此显然达不到其认为答辩人隐瞒所有出租人擅自转租的观点。因为涉案的30份租赁合同大多是2014年签订的，根据答辩人的记忆，合同约定的是答辩人可以单方转租的。但上诉人只提供了一份2016年时签订的租房合同，这是一份租期到期后续签的租赁合同，与其他租赁合同都不一样。如有必要，恳请法院调取相关所有租赁合同原件，以查明事实。2、关于宾馆内财产。根据一审的庭审调查，上诉人已经说明宾馆转让是一种整体转让，包括房屋使用权，经营权以及内部装潢设备等财产的所有权。在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涉案宾馆还在营业，其必然是包括作为宾馆应当拥有的一切装潢和设备。上诉人作为接受人也必然会查验相关的设施设备的有无和完损。否则，也不会和答辩人签订转让协议的。因此，答辩人无须一一清点，其作为当时宾馆的实际经营者，自然具有处分相关财产的权利。而且根据商业转让的惯例，此转让是显然包括宾馆财产的，不可能宾馆已经转让，但馆内设备还存在着出租等的状态。上诉人认为宾馆财产的交付是宾馆经营权转让的附随性义务更是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支付19万5千元的转让费后，该宾馆的装修、装饰及设备已由上诉人控制且已经在经营使用，即已经实现了财产权的转让。因此，涉案合肥玉友宾馆转让的内容包括双方房屋使用权的转让、宾馆内财产的转让以及宾馆使用权的转让并无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适用法律并无错误。双方就玉友宾馆签订的《转让协议》系经营权承包合同，并非经营权转让合同，即上诉人在依约缴纳相应的转让款项后，既受让了宾馆的相关设备、装潢的所有权和租赁房屋的使用权，也受让了该宾馆的经营权。因此，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上诉人诉讼请求依据的主要行政法规《个体工商户条例》系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条例针对的是行政管理行为而非个体工商户本身，其不能产生合同无效的后果。即便如此，答辩人一直强调，只要上诉人愿意办理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手续，答辩人以及案外人沈玉国都同意协助办理，涉案宾馆转让合同的目的完全能够实现。三、涉案宾馆无法正常经营系上诉人自己经营不善所致，与答辩人无任何关系。在涉案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该宾馆已经由答辩人经营了近3年，三年期间，该宾馆的经营效益一直很好。上诉人是在知晓此情形并实际考察（住在宾馆）一个多月以后，才央求答辩人转让宾馆给他的。双方在2016年6月30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已经就宾馆的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等进行了对账和结算，上诉人也表示认可，并在核算单上签字。涉案宾馆至上诉人一审起诉时，其已经实际经营了宾馆8个月之久，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得到履行。现今，因为上诉人经营不善，致使宾馆倒闭，便一纸诉状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价款，这显然有失公平原则。据答辩人了解，现今宾馆已经倒闭，上诉人尚欠出租人和物业大量的房租费和物业费，许多出租人已经收回其所有的房屋，并将房屋的设备全部变卖。是上诉人实际损害了众多出租人的利益，却抵赖到答辩人的头上；是上诉人经营不善而至亏损，却无中生有说一审法院判决在传达鼓励违法的价值观。其实，上诉人如想继续一直经营涉案宾馆，只需答辩人以及案外人沈玉国协助办理即可，何谈会伤到他人利益甚至上升到传递什么错误的价值观。综上所述，双方就玉友宾馆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两份协议均依法有效。答辩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请求法院在依法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台旭、彭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6年6月7日，台旭、何学卫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同年6月30日，彭程与何学卫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无效；2、何学卫、张文韫立即返还台旭、彭程转让款2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何学卫、张文韫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7日，台旭、何学卫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由于经营需要，双方友好协商，何学卫同意将金地国际城45号楼、玉友宾馆30个房间转让给台旭经营，宾馆转让费计人民币250000元，协议签订日，预付转让费100000元，尾款于何学卫将房屋租赁合同和宾馆证件过户给台旭之后付清。同年6月30日，彭程与何学卫又签订一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何学卫经营玉友宾馆期间的设备、装潢等，转让费用共计250000元，由彭程支付；彭程使用何学卫的相关手续进行经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如相关手续到期，何学卫负责协助续办；房屋到期，何学卫有义务协助续签；合同签订日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纠纷由何学卫负责，如因此纠纷引起彭程经营损失，彭程负责赔偿，合同签订后所有债权、债务纠纷由彭程负责，彭程承担在经营期间一切风险和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何学卫按约将合肥玉友宾馆交给台旭、彭程经营。合肥玉友宾馆系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注明经营者系沈玉国。合肥玉友宾馆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特种行业许可证尚未变更。台旭、彭程于2016年6月7日、7月1日50000元、7月2日共向张文韫转账共计195000元。何学卫、张文韫系夫妻。台旭、彭程共同出资经营案涉宾馆。2016年6月30日，沈玉国出具《经营授权书》载明：由于经营需要玉友宾馆法人代表沈国玉先生将玉友宾馆所有经营证件交予彭程、台旭进行经营，宾馆一切事务由彭程、台旭负责，宾馆经营盈亏与一切风险均于沈玉国无关，经营证件到期，沈玉国协助办理！特此文件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效力问题。首先，何学卫将合肥玉友宾馆转让给台旭、彭程经营的行为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对于酒店经营者资格，法律并无特别要求；其次，《个体工商户条例》虽然属于行政法规，但其第十条规定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后，由新的经营者重新申请办理注册登记。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家庭成员间变更经营者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系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规范；合肥玉友宾馆转让内容包括房屋使用权的转让、宾馆内财产的转让以及宾馆经营权的转让，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案涉《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书》系何学卫和台旭、彭程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故台旭、彭程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台旭、彭程要求何学卫、张文韫返还25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台旭、彭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2525元，由台旭、彭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台旭、彭程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玉友宾馆台账（4号公寓）打印件，证明被上诉人将玉友宾馆转让给上诉人时，拖欠物业费、水费合计91726.75元；证据二、上诉人台旭与被上诉人何学卫的往来短信，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2月14日将玉友宾馆经营权交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何学卫、张文韫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三性均不予认可，宾馆台账是复印件，该组台账并没有物业公司的印章，记录2010年的物业情况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二短信记录不能证明宾馆经营权及相关设备交还上诉人，且如果上诉人将材料退还被上诉人属单方违约。何学卫、张文韫未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1、关于台旭、彭程是否将案涉宾馆交还的问题。首先，台旭、彭程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旨在证明其已于2017年2月14日将案涉宾馆交换给何学卫、张文韫的上述往来短信的内容，并不能反映何学卫、张文韫同意并已实际接受该宾馆。其次，台旭、彭程对其主张的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提交的上述往来短信不能证明该事实主张，且其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本院对台旭、彭程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定。2、关于案涉宾馆所在房屋房东是否同意转租的问题。首先，出租人收到房租后，或向承租人出具纸质的收条或发出短信等电子方式的收据，该收条载明的交款人或短信等的接收人一般是承租人。本案中，台旭、彭程明确陈述其向房东交纳了其经营期间的房租，所以其应存有该房东的收款收据（包括电子方式）。其次，如上述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人系台旭或彭程，则说明房东知道并认可何学卫、张文韫已将案涉房屋转租的事实。若该收款收据载明的交款人为何学卫、张文韫，则说明该房东不知房屋转租事实。再次，台旭、彭程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房东在其经营期间拒绝转租并阻扰其经营，且其未提交上述收款收据以支持其主张。综上，本院对台旭、彭程主张的上述房东不同意转租的事实，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
本院认为，《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的规定系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东不同意房屋转租，所以本院对台旭、彭程要求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以及其基于协议无效要求返还财产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台旭、彭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张 健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於笑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