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36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海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九环路12号1幢3层。
法定代表人梁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建齐，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丽，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北路8号三区3号楼二层C2009号。
法定代表人孙红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萨日娜，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云龙，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海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明实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明创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9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静担任审判长，会同法官刘栋、法官王锦强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明实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齐、张丽，被上诉人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及其委托代理人萨日娜、葛云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明创和公司一审起诉称：海明创和公司与海明实业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就双方之前的营运管理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达成支付协议，约定海明实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前支付海明创和公司3278672.35元。但时至今日，海明实业公司仍未支付上述款项。现海明创和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海明实业公司支付托管费用375535.55元，支付垫付打假费用42700元，支付店面损失20万元，支付店面经济损失45万元，支付垫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4万元，支付服装折价款2016436.8元，支付律师费13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278672.35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海明实业公司一审答辩称：双方存在托管合同关系，但海明实业公司从未承诺过海明创和公司主张的各项费用，也从未与海明创和公司签订过协议书，2013年4月10日，双方没有交涉过，也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海明创和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3月1日，海明实业公司作为甲方与海明创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两份《特许托管合同》，约定托管地点分别为华贸商城和君太太平洋百货，经营期限分别为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和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7月30日，约定甲方视乙方状况收取保证金，用于合同期内的各项经营保证，甲方制定每月营业目标，作为乙方每月营业考核目标，如乙方完成月度目标，甲方支付当月度营业额的19%给乙方作为乙方的营运管理费用，如乙方未完成月度目标，甲方支付当月度营业额的18%给乙方作为乙方的营运管理费用，如乙方每季度完成季度目标，甲方额外给乙方当季营业额的1%作为奖励，如乙方未完成当季目标，则不予奖励，如乙方完成年度目标，甲方额外给乙方当年度营业额的1%作为奖励，如未完成则不予奖励，每季商品由乙方自行订货，乙方应对库存负责，如到季末乙方将退货率控制在甲方发货金额的20%以内，甲方给乙方当季营业额的1%作为奖励，如乙方每季度末库存控制超25%以上甲方将按当季度营业额的1%作为处罚；甲方负责商场合同内的扣率、管理费、进场费、广告费、水电费、网费、税金、促销费、商场押金等费用，乙方负责购置专柜所需的日常所有用品（除甲方统一配发的）、电话安装等相关费用，双方对于其他权利义务做了约定。
后，海明实业公司作为甲方与海明创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方应该给付乙方在北京君太太平洋百货店面2012年3月至7月托管费为人民币108442.26元，给付在北京华联新光百货店面2012年4月至9月的托管费为人民币93378.71元，给付在北京津乐汇店面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托管费173714.58元，以上托管费共计375535.55元。2、甲方应该给付乙方为甲方在2012年4月垫付的打假费用和赔偿款42700元。3、因甲方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公司在北京拓展专柜，乙方新开设的店面（朝北大悦城、安贞华联）因甲方的原因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同意按照两个店面补偿损失给予乙方人民币20万元。4、因甲方货品质量原因造成乙方两个店面（北京太平洋君太百货和北京新光天地）在商场撤柜，乙方经济损失甲方愿意承担，按照每月每店1.5万计算补偿损失，从2012年9月至2013年11月共计15个月，甲方应该给付乙方两个店面经济损失金额为45万元。5、北京太平洋君太百货、北京新光天地、北京津乐汇在2013年4月已移交甲方公司，甲方同意给付乙方（君太百货2012年7月份、新光天地2012年9月份、北京津乐汇2013年4月份）为甲方垫付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4000元。6、乙方在2012年11月之前退货货品10278件，服装吊牌金额共计5041092元，甲方同意按服装吊牌四折给付乙方结算现金2016436.8元。7、上述甲方给付乙方的全部费用，履行期限为甲方应在2013年12月10日前全部给付乙方。8、双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在乙方住所地法院管辖，一旦发生争议所产生的律师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庭审中，海明实业公司对该《协议书》落款处海明实业公司公章真实性及协议书第一页、第二页机制文字的形成时间及海明实业公司章印及机制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15年3月9日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4）文检字第388号鉴定意见书，认为协议书落款处海明实业公司章印与样本上章印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第一页机制文字与第二页机制文字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无法对机制文字的具体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无法判断海明实业公司章印与机制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为此，海明实业公司支出鉴定费55800元。
一审庭审中，海明实业公司提交请款单、说明，以证明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自海明实业公司多次支取款项未还，且约定孙红霞将支取款项归还后双方再办理托管费结算手续，孙红霞尚未归还上述款项，因此双方不可能结算。海明创和公司虽对请款单及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明确表示对于请款单及说明中孙红霞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海明实业公司另提交孙红霞与海明实业公司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录音为证，以证明海明创和公司私自将库存货物倒卖至青岛，海明创和公司对于录音中是否为孙红霞声音不进行甄别鉴定，另表示上述请款单、说明及录音均形成于协议书之前，双方最后一次对于各项费用的确定即为协议书内容。
海明实业公司另提出，库存的所有权应属于海明实业公司，《协议书》中约定库存由海明实业公司回购，因此该协议书内容不符合常理。海明创和公司表示，因前期开店的成本应由海明实业公司负担的部分海明实业公司未支付，双方口头约定由库存抵，因此库存货物所有权应属于海明创和公司，其委托青岛销售商销售的库存亦为抵消开店成本的库存。海明实业公司称前期成本均应由海明创和公司负担。
关于托管费用，双方均认可系商场将销售所得均支付给海明实业公司，海明实业公司根据海明创和公司的销售情况向其以返点的形式支付托管费用。
2014年4月9日，海明创和公司与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海明创和公司委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支付律师费的支付方式和期限为先期支付人民币10万元，案件胜诉后按执行回款的10%作为律师代理费，办理案件交通费实报实销。协议签订后，海明创和公司向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海明实业公司虽不认可《协议书》真实性，但经委托鉴定，《协议书》所加盖公章系海明实业公司公章，虽鉴定意见认定该《协议书》第一页和第二页机制文字非一次性打印形成，但并不能因此排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海明实业公司虽称海明创和公司手中有加盖其公司公章的空白文件，但就此未提交证据，海明创和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海明实业公司提出《协议书》中约定不符常理且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但海明创和公司对此作出了解释，且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双方合作过程并非完全依据《特许托管合同》进行，且海明实业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协议书》，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所述，一审法院采信《协议书》的真实性。《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协议书》约定海明实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前将协议款项给付海明创和公司，因海明实业公司未按期给付，现海明创和公司要求海明实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海明实业公司未按时给付上述款项，海明创和公司要求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根据《协议书》约定，海明创和公司要求海明实业公司支付律师费，符合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尚未发生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海明创和公司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海明创和公司要求支付律师费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托管费用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元五角五分；二、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垫付的打假费用四万二千七百元；三、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店面损失补偿费用二十万元；四、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店面经济损失补偿费用四十五万元；五、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垫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六万四千元；六、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服装折价款二百零一万六千四百三十六元八角；七、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公司利息（以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六项应给付款项为基数，自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八、海明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明创和有限公司律师费十万元；九、驳回海明创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判决后，海明实业公司不服上述一审法院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海明实业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协议书》是伪造的。理由如下：（一）从文件形成方式或表面上来看，该文件不符合常理。1.根据审理一审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协议书第一页与第二页系不同的打印机打印而成；该协议第二页（盖章的一页）下方、印章交叉部分文字与上半部分文字亦非一次性打印形成，且属不同的打印机打印而成。2.从该《协议书》两页纸张的装订痕迹来看，存在两次以上重复装订的情况。也就是说，该协议是经过反复修改、两次以上打印、并多次装订而形成的。上述鉴定结论足以证明：该《协议书》文件来源不明、合法性存疑，应针对“文件形成过程、获得途径等”分配给海明创和公司相应举证责任。3.据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庭审中主张，该文件系海明实业公司员工“戈×负责沟通盖章、由徐×当面交给孙红霞”。但海明创和公司并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上述主张。一审中海明实业公司申请该两位“经办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孙红霞却在法庭明确提出出庭要求的情况下，拒绝出庭接受质证，足以反映其心虚。4.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交易习惯。之前海明实业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合同、协议是加盖“合同专用章”，从无加盖过“法人章”的惯例；或者合同上可以没有海明实业公司的盖章，但一定会有双方代表的签字；而该《协议书》作为一份涉及300余万元巨大金额的“单方赔偿协议”，上面竟无来自海明实业公司任何代表的签字，而且加盖的也不是海明实业公司惯用的“合同专用章”。5.《协议书》上所盖海明实业公司的印章来路不明，根据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之前曾代表海明实业公司与商场协商交涉的“托管事实”，其曾从海明实业公司手中获取过空白盖章纸张。因此，此《协议书》很可能系海明创和公司在其持有的空白盖章文件上自行打印而形成的。（二）从文件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书》与双方之间的以往所有合同文件、协议主要内容相冲突。1.与之前发送的邮件基本内容相矛盾。海明创和公司曾于2012年10月29日向海明实业公司方面发送邮件“托管费用赔偿表”，其当时的索赔金额为754214.452元（为海明实业公司所拒绝，有电话录音证据为证）。根据海明实业公司掌握的证据，此后双方再未就此事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沟通或当面接触。海明实业公司在连75万元都不同意赔偿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意签订“赔偿标的”高达327万元之多的《协议书》。2.与其之前仲裁申请内容相矛盾。海明创和公司曾于2012年12月份依照双方“托管合同”约定向杭州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其当时各项请求内容，与本次诉讼主张大体一致，但具体项目事实及金额却相差很远，如：1）仲裁申请支付托管费270356.21元，诉讼请求支付托管费375535.55元；2）仲裁申请赔偿托管费损失43335元，诉请无；3）仲裁请求打假款及利息43335元，诉请42700元；4）仲裁请求赔偿撤柜损失203040元，诉请四店店面损失65万元；5）仲裁请求退还返货货品12478件金额计4415440.248元，诉讼请求退还返货货品10278件价值金额计2016436.8元；其两次关于退货的数额陈述竟然相差达2200件货物，价款相差近240万元；6）仲裁请求公关费178000元，诉请无；7）仲裁请求律师费无，诉请律师费130000元。海明实业公司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既然双方纠纷在2012年12月之前已经存在，海明创和公司两次仲裁及诉讼主张又基于同一合同事实，海明创和公司却在撤柜损失计算、托管费、退货数量等事实的陈述方面存在如此巨大差异，海明实业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其曾伪造过不止一份盖章文件，用在不同的仲裁、诉讼程序中。3.对有关沟通方式及《协议书》形成日期的陈述上前后矛盾。第一次庭审中，孙红霞本人强调是先把《协议书》邮件传给戈×，由戈×先行报请公司审核批准，盖章后方通知海明创和公司上门取件，并由徐×当面交给孙红霞，签订时间是落款日期当天即“2013年4月10日”。但之后又担心在邮件传输环节露了马脚，在后面的庭审中又改口说是“电话沟通赔偿内容”，并说《协议书》是在“大约2013年10月份左右”签订的。海明实业公司提请二审法院注意：在如今网络通讯非常发达，且双方之间一直存在邮件、QQ通讯等便捷手段的情况下，不可能仅通过电话沟通就能达成内容复杂（有着8项赔偿内容，金额高达327万元，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两页纸）的《协议书》。假如《协议书》是真实的，则双方在沟通时一定通过邮件传输或短信等方式沟通并存有相关文字证据，但海明创和公司却拒不提供。4.该《协议书》有关“撤柜、店铺移交”的表述内容与双方共同确认无异议的其他文件存在严重矛盾。第一，根据2012年9月17日双方经办人所签《关于北京津乐汇店托管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合同系自然终止，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所谓赔偿等争议。“津乐汇门店”于2012年9月17日完成清点、撤柜工作；而海明创和公司伪造的《协议书》第5条却约定：“北京津乐汇在2013年4月份移交给浙江海明公司，浙江海明同意北京海明创和……北京津乐汇2013年4月份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元整；”《协议书》在撤柜、交接等表述方面与基本事实不符；第二，之前双方在《关于北京津乐汇店托管合同补充协议》已确认，“津乐汇门店”实际托管截止日期为2012年9月17日，而《协议书》第1条竟然约定：“津乐汇门店托管费结算至2013年3月”，既然门店托管截止了，费用计算自然终止，无须延续计算近6个月。第三，根据《托管合同》相关约定，门店员工与海明创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工资、报酬亦由海明创和公司承担，与海明实业公司根本无关。海明实业公司为何要莫名其妙的自愿承担“劳动合同补偿金”64000元？因此，《协议书》有关“劳动合同补偿金”的约定与《托管合同》基本条款相矛盾；第四，根据《托管合同》第7.1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所提供之销售货品（包括经营用品）所有权归甲方”。既然如此，合同自然终止后、海明创和公司退回海明实业公司货物完全是在履行合同义务。海明实业公司无须向海明创和公司支付退货款。海明创和公司庭审中辩称“浙江海明已承诺卖剩下的货物归北京海明创和公司所有，以弥补损失”，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高达200余万元的“前期开店投入损失”。况且，即使其有少量前期开店投入，也属于《托管合同》约定的、海明创和公司应当承担的正常费用，这是海明创和公司作为托管商的最起码义务。第五，海明创和公司在不同的场合对于其退货数额有着自相矛盾的陈述。根据2012年12月海明创和公司在仲裁阶段的申请书所述，其主张已退货物12478件货物，价款4415440.248元；而根据形成于其后4个月左右的《协议书》，却表述为退货货品10278件，无故减少了“2200件”退货。（三）假如《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则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对于供货方来讲显失公平，是不可能接受的。《协议书》所约定的赔偿金额达327万元之多，金额巨大。双方之间通过托管方式开展合作以来，海明创和公司共协助海明实业公司在有关商场销售货品500余万元，在合同自然终止、毫无证据证明海明实业公司违约的情况下，《协议书》所约定的赔偿额达到总销售额的65%以上，且销售环节所产生的商场扣率、水电费、网费、税金、进场费、促销费、广告费、装修费、商场管理费、商场押金等费用，累计将超过销售收入的30%以上。两项相加费用将超过销售收入的90%，作为任何一家从事制造业的厂家都是无法接受的。（四）一审法院裁判程序违法。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第79条，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文书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而本案一审中海明实业公司提交的大量证据（如证人证言等）在判决书中根本没有提及，更谈不上“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2.根据第二条，海明创和公司对其主张的“双方围绕《协议书》签订而展开沟通过程及其前往杭州取文件”的事实，以及其主张的“取回文件的时间”，海明创和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海明实业公司却提供了证人证言、录音证据等，足以反驳其相关主张。3.根据第六十四条，本案中，在无证据证明海明实业公司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海明创和公司主张的“赔偿费用总额”已经超出“海明创和公司作为托管商所托管销售总额”的60%以上，这是不可能、不合理的。4.根据第六十六条，一审法院并未将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论述并作出“综合审查判断”；一审中，对于海明实业公司提交的、对方确认真实性且能起到反驳作用的大量证据，要么漠视不理，要么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而对于海明创和公司提交的、存在严重瑕疵的孤证《协议书》，却持着“偏袒”的态度予以认定。5.根据第七十条，对于一审中海明实业公司提交的“《关于北京津乐汇店托管合同补充协议》、《托管合同》、录音资料”等“真实性无异议且没有反驳证据”的证据，一审法院本应依法确认其证明力，但并未如此。6.根据第七十五条，在海明实业公司已举证证明海明创和公司曾于2012年12月份向杭州仲裁委提起仲裁，彼时其提交了有关“500余万仲裁请求标的”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与本案《协议书》相冲突的大量文件”情况下，海明创和公司却拒绝在一审中提供上述文件。依照上述最高院规定，一审法院本应作出不利于海明创和公司的推定。综上，海明创和公司所提交的《协议书》打印、形成方面不符合常理，其内容前后矛盾，与基本事实和主合同约定等方面严重不符。根据《民诉法》及相关证据规则，该《协议书》作为有严重瑕疵的“孤证”，在缺乏其他有效证据印证，且海明实业公司已提供大量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该证据依法不应采信。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海明创和公司的诉讼请求。
海明创和公司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海明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海明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履行。二、对于协议书的形式问题，一是两页不属于同一个打印机问题，协议书是海明实业公司给海明创和公司的，海明创和公司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二是关于重复装订，律师在整理证据时都会拆开重新装订；三是产生过程，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能给出合理解释。签过的合同只有两份。其他事实认可一审判决。托管合同和另外两份合同上都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海明创和公司请求驳回海明实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审理中，海明实业公司提交海明创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红霞于2012年9月14日向海明实业公司法律顾问张建齐发送的《打假垫付款事宜》电子邮件打印件、于2012年10月29日发送的《托管费用赔偿表》电子邮件打印件，证明《协议书》约定内容与事实不符，海明创和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海明实业公司提交北京君太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2月11日、2012年2月27日、2012年5月16日向海明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函》打印件，2012年5月30日法院“谈话笔录”复印件、（2012）西民初字第83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不存在海明创和公司垫付打假费的事实，打假费已从海明实业公司在商场保证金中扣除，海明创和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海明实业公司提交2015年9月30日自行制作的《统发、零售、退货》统计单，证明海明创和公司存在违约，尚欠海明实业公司货物，海明创和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应另诉解决；海明实业公司提交2015年10月30日北京君太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与海明实业公司系合同自然到期终止合作关系，于2012年7月完成撤柜工作，不存在强制撤柜的问题，海明创和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但不要求核实。海明实业公司申请证人戈×、徐×出庭，证明《协议书》并未与其二人进行过沟通，《协议书》系伪造，并非海明实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该二证人到庭接受了质询。海明创和公司认为证人与海明实业公司有利害关系，对该二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
另查，一审审理期间，海明实业公司提交《关于北京津乐汇GMXT-
古木夕羊店托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海明实业公司，代表人戈×）乙方（海明创和公司，代表人孙红霞）双方2012年9月17日所签的托管合同自然终止，截止2012年9月17日，货品已清点完毕，实物帐1026件。甲方落款处有戈×签字，乙方落款处有孙红霞签字与2012年9月17日日期。海明实业公司该份证据证明津乐汇店托管合同于2012年9月17日自然终止并完成清点，一审庭审中海明创和公司以孙红霞记不清为由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但不要求鉴定孙红霞签名真伪性，后称补充协议并非终止合同而是盘点数量，津乐汇店是2012年12月底合同终止的。二审庭审中，孙红霞陈述2012年9月戈×对津乐汇店盘点，但没有实现实际移交，津乐汇店是2013年4月份结算的。
就《协议书》签署时间，海明创和公司在一审法院2014年6月27日的谈话笔录中陈述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双方一直在协商，实际签订时间是2013年10月，孙红霞应戈×要求写的2013年4月10日。在2015年4月22日开庭笔录中陈述孙红霞是在2012年12月份签订的《协议书》，由于徐×说戈×要求给他一段时间结算和准备款项，所以日期写的是2013年4月10日。二审庭审中，孙红霞陈述2012年9月戈×来京对津乐汇店盘点时提出终止合同，其要求赔偿，戈×表示同意，2013年4月戈×打电话邀其谈合同，但其于2013年10月才去，徐×说戈×要求倒签，故其写的2013年4月10日。
再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15年3月9日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4）文检字第388号鉴定意见书第四页“四、分析说明”第3点载明“检材第2页上落款“甲方”处机制文字“法人委托人：”与检材第2页上其它机制文字在文字笔画粗细、墨粉分布形态等特征上差异，反映出检材第2页落款“甲方”处机制文字“法人委托人：”与检材第2页上其它机制文字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特许托管合同》、《委托代理协议》、发票、《关于北京津乐汇GMXT-古木夕羊店托管合同补充协议》、《证明》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合同应系当事人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以诚信公平为原则，经要约、承诺过程协商达成一致而形成的结果。本案中，《协议书》系海明创和公司要求海明实业公司支付款项的主要依据，就《协议书》真实性及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协议书》落款处虽系海明实业公司公章，但该《协议书》形式存在重大瑕疵，结合协议内容存在的诸多疑点，在海明创和公司不能提供结算依据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其仅依据《协议书》要求海明实业公司支付相关款项，本院难以支持其请求，海明实业公司上诉理由合法、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经鉴定，《协议书》第1页机制文字与第2页机制文字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第2页落款“甲方”处机制文字“法人委托人：”与第2页其它机制文字不是同一机具一次性制作形成，对此两项合同形式上出现的重大瑕疵，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主张合同成立一方提供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时，应当由提供一方即海明创和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并承担举证责任。海明创和公司称《协议书》系海明实业公司提供，己方不知情，在海明实业公司对《协议书》真实性完全否认的情况下，海明创和公司的说明并不能合理解释该瑕疵，海明创和公司亦未能提供结算依据、往来磋商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依照《协议书》内容，双方应系对托管合同关系引发纠纷而达成的最终合意，但在该协议所涉条款的基础事实认识与争议解决方案上，双方始终存在重大分歧，如北京津乐汇店面合同终止时间和托管费的结算时间，君太百货柜台撤柜原因，打假费用实际是否垫付如何承担，海明创和公司所称两个新开设店面的损失等。就《协议书》签署时间的问题，海明创和公司在一二审期间陈述亦出现反复，说法不一。在海明实业公司提交北京津乐汇店面补充协议、君太百货证明等证据后，海明创和公司虽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供结算依据、往来磋商等相关证据，海明创和公司之事实主张及相关证据亦不能佐证其所持《协议书》之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据此，海明创和公司仅凭《协议书》要求海明实业公司给付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海明实业公司上诉请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采信《协议书》真实性，支持海明创和公司诉讼请求，应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就双方所涉托管关系所产生的纠纷，双方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909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鉴定费55800元，由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33030元，由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2728元，由北京海明创和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刘 栋
代理审判员 王锦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陈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