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12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浩。委托代理人蒋卫东，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玲。委托代理人黄龙峰，上海江三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玉兰，经理。委托代理人许晓钦，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浩因与被上诉人徐玲、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康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涉案车辆最初由粟某于2014年6月27日以含税价人民币265150元从上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处购得，粟某于2014年7月9日通过常熟市东都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人民币430000元将该车辆转让给刘某，刘某于2014年9月1日通过江苏××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人民币423915元将该车辆转让给徐玲，徐玲以澳康达公司为经纪方于2014年11月13日以人民币428000元将该车辆转让给原告。原审认为：虽然涉案车辆出厂价仅为人民币265150元，但徐玲系通过二手车市场以人民币423915元从他人处购得该车辆，该价格与其向原告转让该车辆的价格相当，另外，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该车辆在其提车时行驶里程为1410公里，由此里程数可知该车辆尚不需进行第一次保养，据此，在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两被告明知该车辆存在其所主张的无法享受厂家正常保修政策而未向其告知的情况下，原告关于两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难以成立，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98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李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其事实与理由是：一、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澳康达公司员工（销售员何某）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证明，在双方交易完成后，因为上诉人对汽车产生质疑，所以澳康达公司员工在2015年1月22日才向上诉人出示了涉案车辆的原始发票，上诉人才得以逐步知晓涉案车辆的真实情况，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在交易之前就已经知晓涉案车辆的特殊状况，但其并未提前告知上诉人。二、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转让二手车协议书第三条明确约定两被上诉人要确认车辆来源合法、手续真实、齐备、符合车管所的过户要求，但两被上诉人并未交付给上诉人涉案车辆的《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等，经过上诉人的多次催问，直至今日两被上诉人均未将涉案车辆的相关《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等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是因为涉案车辆具有特殊问题，所以两被上诉人无法提出相关文件，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两被上诉人是知晓涉案车辆的特殊性的。三、根据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做到确保客户购买的车辆达到所要求的标准，而要确保车辆来源合法，就需要调查该车辆从出厂开始一直到澳康达公司经手时的交易状态以及车辆整体情况，澳康达公司将一手车主购车发票通过聊天软件发给上诉人，那么足可以推断出在交易前，两被上诉人就已经掌握了该发票以及知晓该车辆的车辆状�，但却并未告知上诉人。澳康达公司作为专业的二手车交易经纪公司，对涉案车辆（原价为56.99万的车辆，却以22万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的特殊价格应该有充分认识，或换个说法，应该是要严重存疑的，即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的特殊性是知情的。一审判决以该车辆只行驶了1000多公里并未进行保养而判定被上诉人并不知晓该车不享有3年或10万公里的售后服务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次保养和3年或10万公里保修是两个概念，保修和保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不能因为车辆并未进行保养而推定两被上诉人对车辆保修的特殊政策并不知情。在本次交易中，车辆的表面现象符合车管所的过户要求，车辆来源情况也合法，但是车辆的内在情况却与正常车辆不同。根据市场交易习惯以及公平原则，两被上诉人所交付的汽车不符合上诉人所购买汽车的标准，达不到上诉人所要求的法律状态，在国内汽车市场中，消费者购买一辆新车，在4S汽车销售店售车格式合同中买方都将享受3年或10万公里的售后维修服务；而在本案中，上诉人购买的仅为行驶1000多公里的二手车，根据汽车交易习惯，上诉人理所当然认为该车享有3年或10公里以及其他应当享受的售后服务，而该车辆并不享有。退一步说，即使两被上诉人并不知晓该车辆的具体情况，但上诉人花费的费用是要购买手续齐全，同市场正常车辆享受一致的服务（即3年或10万公里售后维修服务以及其他的售后服务），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通报的市场信息是享受三年、10万公里保修以及拥有其他售后服务的市场价格，以该车辆的状况而言，该车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市场流通价格，而两被上诉人仅仅通报了正常车辆的市场价格，却故意隐瞒该车辆并不享有正常车辆正常保修服务的事实，涉案车辆属于特殊�辆，两被上诉人故意、恶意掩盖交易标的物真实情况致使上诉人产生错误认识，构成重大误解，进而使上诉人作出错误选择，也侵犯了上诉人作为普通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一时期澳康达公司出售的另一台与上诉人购买车型一致的凯迪拉克车市场价值同为人民币42万元左右，且该车是享受正常的厂家保修政策的，即上诉人以正常的市场价格(￥428000)购买了一台与其价格并不匹配的车辆，该车的厂家售价仅为人民币220000元（裸车价）。而该车型的全新市场售价为56.99万元（裸车价）左右，厂家以大约原价4折的价格出售该车，且在凯迪拉克公司的系统中特别强调该车为二手车，与其他同型号车辆相比其只享受特殊的保修政策（保修时间更短，仅为一年；保修项目少，仅为有限的三个部件）。上诉人有合理理由怀疑该车是具有安全隐患的车辆，会在今后的使用中对�诉人形成巨大的潜在威胁，但两被上诉人均隐瞒了该情况，更可恶的是，两被上诉人是明知该车的这一隐患的【两被上诉人拥有该车的出厂发票，发票金额仅为人民币265150（税后）】。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也出现了较大偏差，本案是因侵犯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等造成纠纷，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但在一审判决中，完全无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该法中规定的知情权、选择权、请求赔偿权利等具体规定未予以适用。被上诉人徐玲的书面答辩意见与其一审答辩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澳康达公司口头答辩称，首先，澳康达公司作为经纪方，并非车辆的销售者，只是接受徐玲的委托帮其出售车辆，提供的是一种居间的服务，作为居间方，只需要履行提供交易机会的义务。车辆的交易协议并无要求提供车辆的用户手册及保养�册，澳康达公司也无提供该材料的义务。其次，澳康达公司是接受徐玲的委托，而非李浩的委托，澳康达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无收取上诉人李浩的任何费用，在促成交易之后只收取了徐玲的居间费。上诉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澳康达公司承担相关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澳康达公司并无欺诈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徐玲和澳康达公司的代理人均否认徐玲系澳康达公司员工。本院到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调取的徐玲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显示，从2012年起，徐玲一直在澳康达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本院认为，二审中，徐玲和澳康达公司均否认徐玲系澳康达公司员工，但经本院调查，从2012年起，徐�一直在澳康达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应当认定徐玲为澳康达公司的员工，徐玲和澳康达公司的代理人向本院作虚假陈述，本院予以训诫。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虽然徐玲系澳康达公司员工，但本案二手车买卖合同明确载明，买卖双方为李浩和徐玲，澳康达公司为经纪方，故不能因徐玲系澳康达公司的员工而认定澳康达公司为卖方。本案系二手车买卖合同，交易标的并非新车，合同并未约定交易车辆可以享受厂家的免费保修、保养政策，也未约定卖家或经纪方需对车辆故障承担保修责任，因此，李浩请求徐玲和澳康达公司承担车辆三年的保修费用和支付维修中控系统费用，没有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合同约定卖方要确认车辆来源合法、手续真实、齐备、符合车管所的过户要求，并未约定卖方需提供《使用说明书》《保养手�》等，涉案车辆已办理过户手续，表明卖方未违反其确保车辆来源合法、符合过户要求等义务，李浩主张涉案车辆有特殊问题故徐玲无法提供相关文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徐玲和澳康达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其一，徐玲以423915元的价格购入车辆，再以428000元的价格将车辆转让给李浩，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相差不大，李浩并无证据证明徐玲购入车辆的价格并非其购车发票显示的423915元，故李浩请求判令徐玲、澳康达公司返还购车款16285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二手车市场系充分竞争的市场，即使徐玲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进车辆，其将车辆高价卖出，亦属于正常市场交易，不能因此认定其构成欺诈；其三，李浩主张徐玲、澳康达公司隐瞒了车辆享受不了保修保养政策这一真实情况，但如前述，二手车买卖合同并未对保修保养问题进行约定，李浩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徐玲或澳康达公司口头承诺过涉案车辆可以享受厂家的保修保养政策，故李浩以此为由主张徐玲、澳康达公司欺诈，理由不能成立；其四，车辆到公安机关办理牌照的前提之一是有厂家出具的合格证明，涉案车辆能正常办理牌照，可以推定其质量是合格的，李浩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仅系其根据车辆出厂价的异常作出的判断，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而车辆出厂价格异常可能有多种原因，并不一定�质量问题导致，李浩以自身怀疑的“质量隐患”进而推测徐玲、澳康达公司“隐瞒了该情况”，前提不能成立，结论自然站不住脚。综上，李浩主张徐玲和澳康达公司构成欺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徐玲、澳康达公司并无违约行为，也不构成欺诈，李浩要求徐玲、澳康达公司向其赔礼道歉，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28.44元，由上诉人李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飞审 判 员 黄  国  辉代理审判员 付  璐  奇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何明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