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71民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宪彬，男，汉族，1946年7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定陶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建明北路6号。
法定代表人：段建国，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超，男，满族，1984年11月26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该单位员工。
上诉人刘宪彬因与被上诉人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局二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16）鲁7101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宪彬，被上诉人三局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宪彬上诉请求：撤销（2016）鲁7101民初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995年，三局二公司承包了京九线定陶段边坡护砌工程。同年8月22日，三局二公司通过其下属机构第三工程队与刘宪彬签订一份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将管段内部分路基护砌工程承包给刘宪彬。刘宪彬组织民工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于1996年1月27日完成了全部工程。但三局二公司没有按照约定付清工程款，尚欠6万余元不予支付。直到1997年8月三局二公司项目部撤离时，才给了刘宪彬尚欠6万余元的对账单。自此，刘宪彬从未间断向三局二公司追讨，从未超过两年。同时，本案重审判决依据的基本事实是三局二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该对账单以红蓝两种水笔潦草书写，没有刘宪彬签字认可。对账单“实付”一栏在前，“应付”一栏在后，不符合书写常理，应是两栏名称书写颠倒，后一栏为“实付”。
三局二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宪彬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庭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刘宪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局二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64046.23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最高利率标准，自1997年8月1日起至2015年5月6日止）；2.判令三局二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损失20000元。事实和理由：三局二公司（即原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二工程处，以下简称“原三局二处”）承包了京九线定陶段边坡护砌工程（该工程位于定陶县境内），设立了中铁三局第二工程处曹县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实际开展工程业务。1995年8月22日，三局二公司通过下属机构第三工程队与刘宪彬协商并签订施工合同，将管段内部分路基护砌工程承包给刘宪彬。约定工程总包价为99418.16元。1996年1月5日，因增加部分工程，双方又签订了95-108#补充协议，约定新增加工程执行补充协议工程单价，补充协议合计总费用26587.28元。合同签订后，刘宪彬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于1996年1月27日完成全部劳务工程。到1997年8月份三局二公司项目部搬家时，三局二公司才给刘宪彬对账单，合计工程款126004.87元，扣除借款、支铁办费、预留整修费、材料费61958.64元，三局二公司尚欠刘宪彬工程款64046.23元。该工程款按合同约定三局二公司应在完工后付清，但三局二公司至今拒不支付。经刘宪彬多次催要，三局二公司均以各种理由不支付。为保护刘宪彬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在原三局二处承建的京九线铁路建设工程中，刘宪彬以定陶县定陶镇郑庄行政村村民委员会（现更名为定陶区天中街道办事处郑庄行政村）的名义承包了该处定陶段部分路段路基边坡护砌工程。双方签订协议后，刘宪彬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施工过程中，双方根据工程进度共进行了四次结算，结算单显示：1995年10月12日，结算工程款19921.14元，扣除预留整修费、支铁办费、材料款共计3358.14元，实际应付金额为16563元；1995年11月19日，结算工程款42259.45元，扣除预留整修费、支铁办费、材料款共计4467元，实际应付金额为37792.45元；1995年12月12日，结算工程款30780.5元，扣除预留整修费、支铁办费、材料款共计3005.5元，实际应付金额为27775元；1996年1月27日，双方进行末次结算，结算金额33043.78元，扣除预留整修费、支铁办费、材料款共计3648元，实际应付金额为29395.78元；上述工程款合计126004.87元。后双方签订预留整修费返还协议，原三局二处返还刘宪彬预留整修费2520元。1997年8月，刘宪彬与原三局二处财务人员一同对账，由其财务人员出具对账单一份，注明：“结算工程款总额126004.87元，扣减掉预留整修费6300元、管理费3642.64元、材料费4536元，应付工程款为111526.23元，实付122355元，退回10000元，多付828.77元”。
另查明，因企业改制需要，原三局二处于2001年1月18日名称变更为中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局二公司是否欠付刘宪彬的工程款；2.刘宪彬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焦点1，三局二公司是否欠付刘宪彬的工程款。关于刘宪彬主张的工程欠款是否成立的问题。本案中，结合对账单、结算单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涉案工程款已支付完毕。在2016年11月18日庭审过程中，刘宪彬自述其工程款领取过程为：第一笔结算工程款额应付为16563元，实际未领取；第二次结算工程款额应付为37792.45元，刘宪彬向三局二公司书写借条，注明借款用途为支付工程款，三局二公司开具了30000元汇票，刘宪彬已实际领取；第三次结算工程款额应付为27775元，以与第二次领款相同的形式实际领取20000元；第四次结算工程款额应付为29395.78元，实际领取37792元；1996年2月1日，刘宪彬书写借条，三局二公司向其支付18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因发现超付向刘宪彬索要，刘宪彬退回10000元，实际领取8000元。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组织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账时，刘宪彬对于上述四笔款项均表示收到，并且对于1996年2月1日收到18000元汇票并最终超付828.77元情形予以认可。但在2016年11月18日庭审初期，刘宪彬对于收到第一笔16563元及最后一笔18000元汇票的事实均予以否认，在之后庭审过程中又认可收到18000元汇票并退还1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开庭时要求其说明多次陈述不一致的理由，刘宪彬以时间太长记不清为由做出解释，但既未对对账单中标注的“超付828.77元”做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应当认定刘宪彬收到了三局二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12355元。另，根据常理，刘宪彬与三局二公司在最后核算工程款过程中，三局二公司向刘宪彬支付了18000元，如果刘宪彬未实际收到第一笔结算工程款16563元，二者应当相抵，仅需退还1000余元，而刘宪彬退还了10000元工程款，认可三局二公司多付了828.77元，而此数额与对账单完全吻合,正是对账单上显示的实付合计122355元在退回10000元后,实付数额112355元与应付数额111526.23元相减得出多付828.77元。如果按刘宪彬的逻辑推算,没有收到第一笔付款16563元,则不存在超付828.77元的情形。金钱系种类物，在发生多次交易的情况下，之前第一笔款项未支付而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举动，与交易习惯及日常经验法则相悖。综上，对于刘宪彬自认收到所有实付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预留整修费、支铁办费（即管理费）等应否扣除的问题。在一审法院2016年11月18日庭审过程中，刘宪彬提出主张认为支铁办费、预留整修费也应当向其支付。而刘宪彬在庭前会议中对其诉讼请求明确陈述：“三局二公司尚欠刘宪彬工程款64046.23元，是合同结算工程款126004.87元，扣除借款50000元、支铁办费3642.64元、预留整修费3780元、材料费4536元”而计算得出的结果。刘宪彬提交的合同内容为包工包料，四份结算单复印件中，实付的金额系本次结算金额中扣除预留整修费、管理费、材料费计算得出，每份结算单均有刘宪彬的签字认可。根据其诉讼主张，同时结合刘宪彬提交的合同及四份结算单，能够得出其认可工程款应当扣除预留整修费、管理费、材料费的事实。刘宪彬后续的主张与诉状中认可的事实相矛盾，其再次主张上述费用属新的事实及理由。经一审法院向其释明后，刘宪彬未提交新证据，并选择仍按原诉讼请求主张。在2017年1月6日庭审过程中，刘宪彬再次提出预留整修费3780元的主张，同时还提出房电费1134元也应向其支付。据刘宪彬自述，房电费系刘宪彬在施工过程中租赁附近村民的房屋而向村民支付的房屋租赁费及水电费，对于该项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
关于借款是否为支付工程款方式的问题。根据刘宪彬陈述，对账单所涉第二笔30000元、第三笔20000元及最后一笔18000元的支付形式，是刘宪彬向三局二公司书写借条，三局二公司通过汇票形式逐笔支付给刘宪彬，刘宪彬已实际收到，刘宪彬认为借款非工程款。但刘宪彬自述所写借条内容为支付工程款，可以认定所谓借款应系三局二公司向刘宪彬支付工程款的一种变通方式，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
综上，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工程款总额减去应扣除的预留整修费、管理费、材料费的数额，三局二公司应向刘宪彬支付工程款111526.23元，刘宪彬已实际从原三局二处领取了112355元（含以借款形式领取的58000元）。刘宪彬主张的工程欠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2，刘宪彬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时效的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刘宪彬与三局二公司在双方书写对账单之前已另行签属预留整修费返还协议，双方结算后将预留整修费6300元的40%合计2520元返还刘宪彬，刘宪彬收到2520元预留整修费后，要求与三局二公司财务人员一起对账，由三局二公司财务人员书写了对账单，双方在1997年8月对账过程中，经过计算发现给付刘宪彬18000元汇票后，实际超付10828.77元，刘宪彬随后返还三局二公司10000元，如果对账之前未实际收到全部工程款，由于认知原因导致返还数额错误，在对账之时即1997年8月就应当明确知道自己权利被侵犯，而向对方主张权利。由于该对账单于1997年8月形成，因此诉讼时效应自该时开始起算。
关于时效的中断。《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即“权利人提出要求”与“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分别为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所谓“权利人提出要求”，是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提出履行义务的请求。本案中，刘宪彬应就主张催款事实存在、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承担举证责任。刘宪彬提交了1997年至2015年（2001到2004年间除外）去往菏泽、石家庄、北京西、淮南、衡水、沈阳等地的车票、长途电话费发票及住宿费发票等261张，用以证明曾数次找三局二公司相关人员催要工程款。车票、住宿费发票等属诉讼时效的间接证据，需与其它证据相印证方可证实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本案相关证人皆未证实刘宪彬以“索要剩余工程款”为由向其主张，在一审法院向刘宪彬调查过程中，刘宪彬对于上述票据，均不能说明形成的时间、地点及向谁主张等具体事项，法院已无法查实其主张的内容，且刘宪彬未能举证证明其明确向三局二公司提出过索要剩余工程款的主张，因此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权利主张的相对人正确、主张的内容具体明确。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刘宪彬自身特点，存在诉讼能力、表达能力欠缺、合同误解等因素，认定其因工程遗留问题找过三局二公司工作人员，也因刘宪彬一直未能提交其2001到2004年向对方主张权利的证据，并且三局二公司一直否认欠付刘宪彬工程款情况，因此，刘宪彬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
综上所述，刘宪彬主张的工程欠款缺乏事实依据，且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宪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1元，由刘宪彬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三局二公司是否欠付刘宪彬工程款；2.刘宪彬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三局二公司是否欠付刘宪彬工程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刘宪彬所提交的涉案工程合同书、补充协议、工程进度结算单及对账单能够看出，本案工程款总结算值为126004.87元。扣除合同约定的预留整修费、管理费、材料款外，三局二公司应向刘宪彬付款111526.23元。此两项数额在刘宪彬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均能够相互印证。刘宪彬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提出根据其听说的“铁道部文件”，三局二公司还应向其支付部分提取的管理费，同时还有3780元的预留整修费应当向其返还。但刘宪彬关于返还管理费及预留整修费的陈述，三局二公司均不予认可，刘宪彬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同时，在本案原审二审（（2016）鲁71民终1号）过程中，刘宪彬于2016年5月4日当庭认可其与三局二公司签订过书面协议，同意返还预留整修费的数额为2520元。故刘宪彬前述关于返还管理费及预留整修费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三局二公司在涉案工程中应付工程款数额为111526.23元。关于三局二公司向刘宪彬的付款情况，一审法院在刘宪彬对实际收款数额的表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所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各项付款数额均有刘宪彬的有效自认。对于刘宪彬自本案起诉后一直主张的本案三局二公司以借款形式向其支付的三笔款项并非支付工程款的问题。在本案原审二审过程中，刘宪彬及三局二公司已于2016年5月4日当庭共同认可三笔借款已冲抵了相应工程款，故刘宪彬不能在本案中再次主张三局二公司还应向其支付与借款数额相等的工程款。综上，三局二公司向刘宪彬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在其支付最后一笔18000元时已履行完毕，三局二公司并不欠付刘宪彬工程款，刘宪彬亦不能据此向三局二公司主张工程款利息及赔偿其它损失。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宪彬主张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刘宪彬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符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证明情况，如刘宪彬所诉债权确实存在，其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据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所述，本院认定刘宪彬并无要求三局二公司支付本案所诉工程款的债权，刘宪彬的起诉缺乏真实债权基础，故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
综上，刘宪彬并不享有要求三局二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债权，亦不能要求三局二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赔偿其他损失，刘宪彬的上诉请求并无有效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1元，由上诉人刘宪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戚智超
审判员 李 宁
审判员 宋阿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朱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