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606行初19号
原告谭大恩，男，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壮，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菲，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同济东路禅城区政府通济大院。
法定代表人都红，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明强，该局常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苟晟，广东迅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谭大恩不服被告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于2017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故于2017年3月22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壮、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暨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黄明强、委托代理人苟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6年9月1日作出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查明原告于2006年3月22日违法生育叁孩，根据《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缴纳社会抚养费（大写）零拾肆万陆仟伍佰玖拾陆元（小写46596元）。原告应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社会抚养费交至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金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适用法律不当。案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中依据的法律条款为《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该条款内容是：“对不履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职责分工的有关部门和计划生育兼职委员单位以及兼职单位，追究其负责人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该条款中并无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征收决定书依该条款作出，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征收决定书告知原告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权利告知错误。二、被告征收程序不合法。《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五条：“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作出下列行政处罚（以下简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一）责令停产停业；（二）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三）较大数额罚款；（四）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要求听证的其他行政处罚。本条前款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已达到法律规定的举行听证的要求，但被告在作出征收决定前并未向原告告知其享有听证的权利，亦未告知原告可以进行陈述、申辩权。因此，被告未告知原告听证、陈述、申辩权利的行为，属程序违法。三、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超生的行为。原告夫妇合法生育双胞胎小孩，均属同一户口，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并无计划外生育。且原告妻子已于2001年3月做完结扎手术，从医学上分析，不可能再生育。综上，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依法应予以撤销。故原告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及原告、原告前妻霍洁英、两女儿谭翠雯、谭翠雲的户口本，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以及原告并没有生育第三孩。
2.原告前妻霍洁英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证明原告前妻在2001年3月已经作了结扎手术，不可能再生育第三孩。
被告辩称，一、案件基本情况。2015年7月，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被告发《线索移送函》，将原告涉嫌存在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案件线索移送被告，由被告依法依职权查处。2016年8月16日，被告作出禅计生告字[2016]4014号《行政处理告知书》（以下简称“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于2006年3月22日违法生育第三孩，违反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被告拟对其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零拾肆万陆仟伍佰玖拾陆元（小写￥46596元），同时落实（结扎、上环）措施”的行政处理，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日下午，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向原告上门送出处理告知书。由于原告拒绝签收，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将处理告知书原件张贴在原告的住宅大门上，留置送达该告知书，由送达人陈建、孔庆伟及见证人谭某（中共南庄镇梧村村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罗某（南庄镇梧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在处理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原告未行使其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2016年8月29日，被告作出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决定书”），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应缴纳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肆万陆仟伍佰玖拾陆元（小写46596元）”的征收决定，要求原告限期缴纳，并告知原告逾期不缴纳的法律后果以及其享有的行政复议权及诉权。
2016年8月30日，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向原告上门送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由于原告拒绝签收，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件张贴在原告的住宅大门上，留置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由送达人陈建、孔庆伟及见证人谭某（中共南庄镇梧村村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罗某（南庄镇梧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在《送达回证》上签名。2016年9月1日，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再次向原告邮寄处理告知书及征收决定书，2016年9月3日原告家人代为签收。
2017年1月11日，被告作出禅计生补决字[2016]4014-1号《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以下简称“补正决定”），将征收决定书的笔误“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补正为“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2017年1月18日，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上门送出补正决定。由于原告拒绝签收，被告工作人员将补正决定原件张贴在原告的住宅大门上，留置送达，由送达人陈泽茹、黄钟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同日，被告向原告再次邮寄补正决定，原告拒收。
二、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的主张和理由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
（一）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乡、民族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纯收入高于当地乡、民族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在接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必须在收到征收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实际困难的，应当在30日内征收机关申请签订《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保证书》”；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每月加征欠缴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仍不缴交的，由作出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结合本案：关于原告超生一个子女的事实情况。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被告移送的证据材料，包括了原告的户口登记信息、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谈话笔录、原告妻子的入院、住院、分娩记录、第三孩谭梓添的出生医学记录、户口户籍登记信息、入学登记、学习情况记录及照片等相关证据材料，均足以证明原告为第三孩谭梓添的父亲，原告妻子为第三孩谭梓添母亲，原告与其妻子作为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事实情况。原告起诉否认超生一个子女的客观事实，纯粹是其故意虚构和隐瞒事实，缺乏证据支持。
关于本案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的确定。原告为农业户口，超生一个子女，属于应当按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形，又根据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佛禅府办[2005]43号《关于确定2005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一次性征收46596元，共征收93192元”，故被告按照上述《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关于确定2005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依法向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并按照《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原告在三十日内缴存以及将按每日千分之二的标准加收原告逾期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滞纳金，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原告以征收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权利告知错误为由要求撤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被告认为其主张与说法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本案社会抚养费征收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为《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中“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的打印内容属于笔误，但该笔误不影响本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包括征收对象、征收数额、缴纳方式等各项实体内容，不影响原告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确定的征收数额及缴纳方式履行缴纳义务，且被告已及时送达原告补正决定，将笔误补正，被告在征收决定书中存在的笔误不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第二，关于权利告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如原告不服征收决定书提起诉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该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又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佛山市五区基层行政案件，属于行政案件管辖的特殊情形。被告在征收决定书已告知原告诉权且告知的管辖法院与《中华人民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相符，不对原告的诉权造成侵害，原告无权据此要求撤销征收决定书。
（二）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程序正当合法。
2016年8月16日被告作出处理告知书，已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征收处理的内容、事实与理由，并依法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2016年8月29日被告作出征收决定书，已告知原告决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具体数额、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方式、以及其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权及诉权等。2016年8月16日、2016年8月30日、2017年1月18日，具备执法权的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被告工作人员先后上门向原告送出处理告知书、征收决定书、补正决定，但由于原告拒不签收，工作人员只能留置送达上述文书，由送达人及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
原告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程序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的说法是错误的，理由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已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答复意见（法工委复字[96]2号）“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不是罚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以及《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计生委关于计划外生育费改社会抚养费的通知》已明确“计划外生育费(当时各省、区、市仍采用计划外生育费的名称)不属于《行政处罚法》调整的范围，将其划归行政性收费项目。‘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应视为对违背地方计划生育法规规定多生育子女、较多占用社会资源的夫妻征收的补偿性的行政性收费。”因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被告作出征收决定书之前不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听证。
综上，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应当予以维持。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线索移送函，证明2015年7月，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原告涉嫌存在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案件线索移被告，由被告依法依职权查处。
2.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知情告知书及医疗授权委托书、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产二区入院记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出院小结、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手术记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分娩记录、广东省出生医学记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婴儿记录表、出生医学证明存根，证明:1.原告与霍洁英是夫妻关系；2.原告与霍洁英违法生育二胎第三孩；3.谭梓添于2006年3月22日出生，父亲为原告，母亲为霍洁英，谭梓添为原告第三孩。
3.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证明原告为逃避计生罚款，隐瞒超生谭梓添的违法行为，故意将谭梓添的户口单独登记在广东省化州市。
4.广东省人口全员系统查询信息表，证明谭梓添是原告及霍洁英的二胎第三孩。
5.2012年佛山市禅城区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名表、2012年佛山市禅城区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名表、2012年佛山市禅城区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名表、广东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卡、南庄镇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表、谭梓添照片2张、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谈话笔录，证明1.谭梓添在2012年4月21日入读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梧村小学，家庭主要成员包括父亲谭大恩、母亲霍洁英；2.霍洁英确认谭梓添是其儿子，确认谭梓添的入学报名表由其填写。
6.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霍洁英的谈话笔录，证明霍洁英承认其2006年3月22日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生育第三孩谭梓添，谭梓添的父亲为原告，谭梓添的母亲为霍洁英。
7.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原告的谈话笔录，证明谭大恩故意虚构和隐瞒事实情况，拒不承认超生一个小孩的客观事实。
8.佛山市居民户口性质登记证明，证明谭大恩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9.委托书，证明被告授权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法处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事宜。
10.禅计生告字[2016]4014号《行政处理告知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于2006年3月22日违法生育第三孩，违反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被告拟对其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46596元的行政处理，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11.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依法对原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46596元的征收决定，要求原告限期缴纳，并告知原告逾期不缴纳的法律后果以及其享有的行政复议权及诉权。
12.禅计生补决字[2016]4014-1号《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证明被告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笔误“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补正为“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13.送达回证、光盘、行政执法证、谭某任命通知、罗某村民委员会委员证，证明原告及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具有执法权的工作人员在2016年8月16日、2016年8月30日、2017年1月18日先后向原告上门送出《行政处理告知书》、《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因原告拒不签收，送达人员将上述文书依法留置送达在原告住所地，并有相关人员见证。
14.快递单、快递单回单、送达情况查询截图，证明原告在向原告留置送达《行政处理告知书》、《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之后，在2016年9月1日再次向原告寄送《行政处理告知书》、《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告家人代为签收；在2017年1月18日再次向原告寄送《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原告拒不签收。
15.《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佛禅府办（2005）43号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复字（96）2号文件，证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被告对其形成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形成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1、5、7-9、11，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2-4，原告对其真实性无法辨认，经查，该三组证据均系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盖章确认并移送至被告处，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对证据形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霍洁英所作的谈话笔录，霍洁英陈述了其与原告于生育三名子女的事实，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5均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0、12-14，原告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但上述证据有被告工作人员及见证人等的身份证明材料及EMS快递单、查询截图等相互印证，证明了被告案涉送达的相关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谭大恩与霍洁英原于1999年6月1日结婚，霍洁英于2000年9月26日生育婚生女谭翠雯、谭翠雲，于2006年3月22日生育第三孩谭梓添，二人直至2016年7月8日离婚。
再查明，2015年7月2日，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被告发《线索移送函》，将原告涉嫌存在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案件线索移送被告，由被告依法依职权查处。经调查，被告于2016年8月16日作出禅计生告字[2016]4014号《行政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于2006年3月22日违法生育第三孩，违反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被告拟对其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人民币（大写）零拾肆万陆仟伍佰玖拾陆元（小写￥46596元），同时落实（结扎、上环）措施”的行政处理，并告知其可在接到该告知书5各工作日内到被告处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行时上述权利的视为放弃。同日下午，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至原告住所地留置送达了该告知书，在处理告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原告未行使其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2016年8月29日，被告作出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要求原告限期缴纳，并告知原告逾期不缴纳的法律后果以及其享有的行政复议权及诉权。2016年8月30日，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至原告住所地留置送达了该征收决定书。2016年9月1日，被告委托南庄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再次向原告邮寄处理告知书及征收决定书，2016年9月3日原告家人代为签收。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
另查明，2017年1月11日，被告作出禅计生补决字[2016]4014-1号《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补正决定》，将案涉征收决定书中的笔误“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补正为“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2017年1月18日，被告工作人员至原告住所地留置送达了该补正决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作出征收决定，具体工作由所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执行，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执行。”根据以上规定，本案被告负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权。
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为是否存在原告与霍洁英生育第三孩谭梓添的事实。对于二人于2000年9月26日生育婚生女谭翠雯、谭翠雲的事实，原告并无异议，且被告亦已提供了相应的相应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予以证明。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有产妇和婴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出生医学证明》是法定的医学证明，是新生儿进行出生登记申报户口登记的原始凭证，《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应有领证人新生儿母亲的亲笔签名且需提供新生儿父母有效证件原件，而且由医疗机构出具，故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所涉谭梓添的《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父亲为谭大恩、母亲为霍洁英，“填写人签名”处亦填写为谭大恩，兼有医疗授权委托书写明患者霍洁英授权谭大恩作为其在医疗期间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的被告知者，并签署各项医疗活动同意书，且有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产二区入院记录、出院小结、手术记录、分娩记录等证据证明详细的分娩过程，且有霍洁英在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的谈话笔录中陈述其与原告共生育了谭翠雯、谭翠雲及谭梓添三个子女，以上证据互相印证，组成证据链，足以确认原告是谭梓添是原告与霍洁英所生第三孩的事实。
谭大恩主张上述出生医院记录等就医材料中的签名并未其本人所签、且霍洁英已于2001年3月做完结扎手术，无法再生育。但孕妇分娩生产属于特殊重大事项，医护人员有核查身份的职责，可认定谭大恩实际参与霍洁英的入院、分娩、出院的过程，同时，霍洁英在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的谈话笔录中陈述称“2000年我生育两女儿后上了节育环，2005年为生个儿子，我夫妻找人取出节育环，于2005年受孕，2006年3月22日在佛山市南海人民法院生了个儿子叫谭梓添。”而原告在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的谈话笔录中亦陈述称其与霍洁英结婚后没有分居过，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霍洁英于2006年3月22日生育的孩子谭梓添与其没有亲子关系的有力证据推翻前述被告提供的证据，故对原告的以上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在与霍洁英婚姻存续期间于2006年3月22日生育第三孩谭梓添的事实。
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为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9月1日实施）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二）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乡、民族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上年纯收入高于当地乡、民族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每月加征欠缴额千分这二的滞纳金；仍不缴交的，由作出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且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佛禅府办[2005]43号《关于确定2005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规定，农村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一次性征收46596元，共征收93192元”，且经查，禅城区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766元。故被告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向原告按当地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征收六倍的社会抚养费的行政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主张被告在案涉征收决定书中依据的法律条款错误，对此，被告已承认此是笔误，其误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打印为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本院认为该笔误不影响本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包括征收对象、征收数额、缴纳方式等各项实体内容，不影响原告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确定的征收数额及缴纳方式履行缴纳义务，且被告已及时送达原告补正决定，将笔误补正，被告在征收决定书中存在的笔误不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告的该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另，原告主张被告在征收决定书中告知其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权利告知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如原告不服征收决定书提起诉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该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又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佛山市五区基层行政案件，属于行政案件管辖的特殊情形。被告在征收决定书已告知原告诉权且告知的管辖法院与《中华人民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相符，且原告亦已实际上向本院提起诉讼，未对原告的诉权造成侵害，并不宜认定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但被告在征收决定书中的法律援引及诉权告知确存在瑕疵，本院在此予以指正。
本案争议的第三个焦点为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公民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给社会增加了负担，法律采取征收抚养费的办法，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人适当补偿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征收社会抚养费具有强制性和补偿性。社会抚养费征收在性质上属于法定的行政征收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的种类，因此社会抚养费征收应当适用与之相关的法定程序，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本案中，原告根据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线索移送获知原告存在违反计划生育法的情形后立案调查，并依据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的证据材料展开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谭大恩生育第三孩的违反计划生育法行为，并依法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及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并依法送达了上述法律文书，在发现征收决定书中存在笔误后亦及时向原告发出了补正决定，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程序正当合法。原告主张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未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因与查明的事实相违背，且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所提撤销被告作出的禅计生征决字[2016]401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的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谭大恩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谭大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晓春
人民陪审员 郑绮年
人民陪审员 李海霞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孔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