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21民初284号
原告周实鸿，男，195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告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
法定代表人周时华，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雷兆华，该厂员工。
原告周实鸿与被告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以下简称大方农付产品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实鸿，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法定代表人周时华及其委托代理人雷兆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实鸿诉称：原告于1972年12月经（72）方革劳字第091号文件招用在被告单位工作，系全民所有制身份。进厂以后，1992年在社保部门建立了社保关系，1996年12月11日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作制职工合同书。企业同时足额依法为原告缴纳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养老保险。2000年企业停产后，企业无经济来源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0年，县政府拟建宣慰府，于同年6月收购了大方农付产品厂部分房屋及地块，拨付了420万元房屋及土地出让金用于职工安置。在当时的企业职工安置中，企业给未建立社会保险关系的合同制及大集体职工发放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给已建立社会保险关系的2011年以前办理退休手续的全民职工，足额补发清楚应缴的国家及个人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费，由其职工自行代缴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清楚后办理退休手续。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合同制及大集体职工自愿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原告由于家住贵阳，2011年春节后才获取安置方案。因原告的身份属于全民职工，加之原告于1996年12月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原告已口头向供销社主任高跃反映缴纳养老保险的问题，并于2011年8月17日、2013年6月24日、2015年10月16日向企业和主管部门递交了请求申请，请求企业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直到2015年11月17日都未得到企业的关注和支持。2015年11月17日，企业制定强制性申请书和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违法安置原告，迫使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于2015年11月20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2015年11月23日，仲裁委以现行工商系统中无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注册登记为由作出以方劳人仲不字（2015）第09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原告为进一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费43675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二倍赔偿金；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内部退养生活费58800元；4、判决被告为原告依法足额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止所应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并同时承担所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职工养老保险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用以证明从1992年至1999年12月止都是被告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及原告是单位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大方农付产品厂的委托书三份。用以证明大方农付产品厂一直委托原告处理单位维权事务。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申请书三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1年、2013年、2015年三次申请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一份、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申请书和协议书是单位的霸王条款，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原告的身份证。用以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用以证明企业依然存在。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称这是单位以前的营业执照，现在工商部门已经注销了。
7、方劳人仲不字（2015）第09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及送达回执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已经经过仲裁前置。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8、贵州省全员劳动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单位要一直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9、大方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局（72）方革劳字第091号文件。用以证明原告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辩称：不论原告的主张是否正确，只须看一下企业的兴衰历程和原告在企业担任的角色，其诉求是否合理便一目了然。大方县农付产品厂是隶属大方县供销合作社的下属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原告从建厂初一直在企业工作，一直到2000年大方农付产品厂停产。2000年以来，由于企业停产，故停发了原告在内的100多名职工干部的工资及当时健在的24名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欠交全体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持续到2009年。期间曾引发单位职工多次群体上访，要求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终因无钱未能解决。2009年，大方县政府收购了大方农付产品厂全部现有厂房土地，用作宣慰府重建之用。全部厂房土地得款420万元，经本单位召开职工大会后，职代会反复研究决定，360万元用于补缴全体职工2009年底前所欠的养老保险，6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
2000年以后，本单位已不能正常上班，部分上班的工资也未曾发放。原告此间来往于贵阳大方之间，对单位的变局是时刻关注的。2009年6月，根据单位的职代会多次研究决定，单位与全体职工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由职工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后，单位便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09年6月，原告之妻黄彩华就领取了安置补偿金3万多元。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单位的安置情况。单位经职代会通过安置补偿方案，是企业变更的唯一选择，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另外，2015年11月17日，原告在安置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合法有效。
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周实鸿签名的一次性补偿协议书和申请书。用以证明周实鸿已经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33755.00元。原告称其领取补偿金是被迫的。
黄彩华签名的一次性补偿协议书和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妻子黄彩华于2010年6月18日就已领取了安置补偿金，原告应该知情。原告认可黄彩华系其妻及黄彩华确实已经领取了安置补偿金。
3、大方农付产品厂关于请求解决职工老有所养的安置意见、关于申请处置资产一次性安置职工的报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职代会决定、关于一次性处置资产安置补偿职工的决议、企业资产处理报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职工大会会议记录、大方农付产品厂安置职工的报告、领款花名册。用以证明处理大方农副产品厂资产的相关情况。原告称知晓大方农付产品厂的处理情况，但是违法的，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利。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大方县工商局调查大方农副产品厂的工商登记信息，大方工商局经查询其管理系统没有大方农付产品厂的登记信息；本院对大方县供销社合作社副主任刘佳讯作调查了解，刘佳讯称大方农付产品厂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大方县供销社只对其进行行政事务管理；本院依职权向大方县社会保险事业局调查大方农副产品厂员工社会保险费参保情况，大方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出具说明证实2015年大方农付产品厂仍有18人以该厂员工的名义在该局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原、被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经原、被告当庭陈述，举证、质证，本院对本案证据作认定如下认定：原告周实鸿提供的证据，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无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提供的证据，原告周实鸿对真实性无异议，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现任厂长周时华持有的公章上显示的名称为“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原告周实鸿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的名称为“大方县供销社农副产品加工厂”，该厂于1971年成立，周实鸿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显示该厂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时间是1999年5月12日，从1992年7月起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其在职员工在大方社会保障事业局办理参保手续并缴费，至2015年仍有18人以该厂员工名义在大方社会保障事业局办理参保缴费。周实鸿于1972年12月2日经大方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局（72）方革劳字第091号文件招录到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工作。1996年12月10日，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合同书。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周实鸿缴纳了从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养老保险。2000年，大方农付产品厂停产，便停止为员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大方县政府征收了大方农付产品厂剩余的全部厂房用地,征收补偿款为420万元。经大方农付产品厂召开职代会及全体员工大会对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最后决定用60万元偿还债务，360万元安置该厂的职工。大方农付产品厂共有在册职工109人，未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款的有4人，其中周实鸿之妻黄彩华等多数人在2010年已领取。2015年11月17日，周实鸿在载明“由于农副产品厂停业多年，我自愿申请向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按规定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申请书上签名。同日，大方县农付产品厂作为甲方与周实鸿作为乙方签订了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为：“由于农付产品加工厂2000年至今处于关闭停产状态，无法生存下去，经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多次研究决定，一次性处置资产安置员工，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甲方发给乙方一次性安置补偿金（¥33755.00元），乙方自愿领取，今后与农付产品加工厂无任何关系。二、自签订协议之日起生效。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县供销社一份。”周实鸿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33755.00元。2015年11月，周实鸿向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现行工商部门业务系统中无“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的注册登记资料为由作出方劳人仲不字（2015）第09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2016年2月14日，周实鸿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大方农付产品厂支付周实鸿经济补偿费43657元；2、大方农付产品厂向周实鸿支付双倍赔偿金87314元；3、大方农付产品厂支付周实鸿内部退养生活费58800元；4、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周实鸿足额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止的社会养老保险，并承担延迟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
本院认为：大方县农付产品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71年成立，2000年停产。周实鸿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显示该厂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时间是1999年5月12日。虽工商部门现行业务系统中无大方农付产品厂的登记信息，但大方农副产品厂曾经依法登记设立，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且成立至今一直以该厂的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对内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开展内部管理等工作。对外与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至2015年，大方农付产品厂还有18人到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缴费。故大方农付产品厂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2009年，大方县政府征收了大方农付产品厂剩余的全部厂房用地，补偿款为420万元。同年，经该厂的职代会及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对该420万元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与处置。该420万元处置和分配系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职工代表大会协商决定符合法律的规定。2015年11月17日，周实鸿向大方农付产品厂提交了申请，申请上载明自愿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日，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并承诺自愿领取补偿款后与农付产品厂再无任何关系。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的一次性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属有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周实鸿向单位递交的申请载明其自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后与大方农付产品厂无任何关系。故周实鸿主张的经济补偿费、双倍赔偿金、内部退养生活费及要求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周实鸿称其签订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是被胁迫的，但认可协议上的名字是自己书写，且未提供被胁迫的证据，故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实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周实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刘 娟
人民陪审员 陈百珍
人民陪审员 蒙 丽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