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太浏民初字第00176号
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文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秋江，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祁建明。
委托代理人宣海东，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顺顺，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与被告祁建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云超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及委托代理人孙秋江、被告祁建明及委托代理人宣海东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5年4月29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11日、2015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及委托代理人孙秋江、被告祁建明及委托代理人宣海东、钱顺顺（仅参加第四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诉称：被告祁建明系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员工，担任公司出纳会计一职。2013年12月，原告因拆迁，遂与公司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及经济补偿金问题。2014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对被告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工资补偿、2013年高温费合计90583.08元，原、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双方一致确认终止劳动关系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有关双方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在签订本协议时均结算完毕，今后不再有任何纠葛。但被告利用职务便利，于2014年1月25日开出现金支票提取现金90583元，于1月28日又开出现金支票提取现金75550元，被告多提取75549.92元。此外，在2013年1月23日发放被告妻子陆杏华工资时，被告开出现金支票提取现金37795元，陆杏华实际应发放13345元，多提取24450元。以上款项均由被告祁建明提取，多提取金额合计99999.92元。在原、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后，被告未将有关账册移交，故直至2014年6月12日在太仓市国税局查账时才发现被告擅自提取现金99999.92元，之后原告向被告发出追缴通知书，但被告拒绝返还。后原告无奈只得向太仓市公安局报案，太仓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29日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但口头告知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祁建明返还原告99999.92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99999.92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利率5.6%计算，自2014年1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祁建明辩称：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的所有款项均是原、被告协商一致的结果，涉案款项系原告亲笔签字确认给被告的补偿款，被告并不存在侵占原告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祁建明领取的99999.92元系原、被告双方协商的结果，系原告自愿给付被告祁建明夫妇的补偿款，只是以不同形式发放而已；陆杏华的额外补偿数额在原告提供的出勤汇总表陆杏华一栏右侧有相应记载，而现在原告提交的出勤汇总表存在明显变造痕迹，该汇总表右边部分内容被原告清除；被告祁建明原系原告股东之一，2009年退股时仅以出资原价进行股权转让，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口头答应待原告经济好转时再给予补偿，原告转制后特别是拆迁时资产大幅度增值，被告祁建明找周文瑞商量补偿事宜，要求周文瑞履行当年的补偿承诺，最终谈妥补偿100000元，但应扣除陆杏华已领取的24450元；周文瑞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右下角亲笔书写了补偿的总金额“计166133元”，同时朱卫红的证言也从侧面印证了周文瑞给祁建明额外补偿的事实。2.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所举的二份关键证据出勤汇总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均遭到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变造，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在庭审中陈述前后矛盾，尤其在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与实际事实严重不符。
经审理查明：被告祁建明系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员工，担任公司出纳会计职务。
2013年12月，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因拆迁陆续与包括被告祁建明在内的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经原告公司员工大会讨论同意职工的解散补偿，被告祁建明按照周文瑞的书面指示制作“瑞联公司2013年1-12月份职工出勤汇总表”，该汇总表将包括祁建明在内原告22名职工的发放金额予以详细列明，合计金额为707393元。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汇总表显示祁建明经济补偿金61063、合计90583，朱卫红经济补偿金41299、合计63237，陆杏华合计13345；但该汇总表右侧被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裁剪，裁剪处隐约可见“√”标记，陆杏华一栏右侧残留有文字痕迹；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在该汇总表右下角亲笔书写“759126”字样，在该汇总表左下角亲笔书写“合计883357”字样。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陈述：所提交的汇总表即原始件，并没有裁剪过，汇总表右侧没有其他内容，打勾是周文瑞在核对员工发放金额是否正确时写下的，每名员工后面都打勾的，并未添加任何内容，手写数字“759126”中包括不在汇总表上的几个临时工和辅工的应付工资，“883357”系估算当年应付款总额后书写的。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陈述：该汇总表确实经过周文瑞裁剪，裁剪时间是在2014年12月交给公安之前，在与被告的书信往来中祁建明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右下角的数字系给祁建明的总金额，周文瑞生怕祁建明钻空子故而进行裁剪；汇总表右侧的内容是2014年6月国税局查账后写上去的，当时是为了核对下每个职工的数字金额是否正确，正确的就打勾，多拿的就在后面备注多拿多少，该表下面两个手写数字是周文瑞在2014年1月28日与祁建明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之前写上去的。第三次庭审中原告陈述：该汇总表的字都是在祁建明交出印鉴后2014年1月底的那两三天里写上去的，883357和759126是春节前的付款安排。第四次庭审中原告陈述：该汇总表下方的数字是周文瑞约于2014年1月14日拿到职工工资汇总表后安排企业2013年度剩余付款计划后将匡算金额写上的，759126元系打印合计707393元、1月份工人工资24634元、赵金富账外现金24598元、许金芳2012年模具加工费账外现金2000元、龚建明2013年运费账外现金500元的合计金额。883357元系支付清单第2至11项金额合计124231元与759126元的总和；该件右侧裁剪部分系周文瑞2014年5、6月写上去的，经与工资单对照，对的在右侧打勾（周文瑞、周蕴钰例外），不对的就在右侧标注多拿多少钱，祁建明、陆杏华、朱卫红右侧未打勾。被告祁建明陈述该汇总表经过原告裁剪，陆杏华一栏右侧应该是有一行数字；汇总表下面是周文瑞亲笔写的数字，打印合计707393与手写数字759126的差额51733元即原告给上述职工的补偿金额的调整，该差额由朱卫红当兵期间工龄补偿7283元（银行分户账回单中实发70520元与出勤汇总表合计63237元的差额）、周文瑞让被告给朱卫红发的20000元、周文瑞同意支付给陆杏华补偿金24450元这三部分所组成，“883357”应该也是给职工的钱。
2014年1月28日，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协议甲方）与被告祁建明（协议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祁建明的进厂日期为1988年1月、工龄26年、平均工资2348.58元、经济补偿金61063.08元、欠发工资26120元、工资补偿2600元、高温费800元，协议约定：由于太仓市沙溪镇新镇区统一规划，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在新镇区规划范围内，为新镇区规划需要，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决定提前解散，与公司员工终止劳动关系。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四十六、四十七条规定，凡公司员工（不含已退休人员）终止劳动关系的，按照其终止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补偿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及100元工资补偿，另加2013年高温费800元；甲方对乙方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工资补偿、2013年高温费合计为90583.08元，甲、乙双方对此予以确认。该款未发放前，员工工资继续由甲方按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签订本协议后，甲方为乙方办理失业保险手续，并出具劳动合同终止证明；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有关双方的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在签订本协议时均结算完毕，今后不再有任何纠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并各执壹份。在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文瑞持有的一份协议右下方有“166133”字样，该字样已被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文瑞涂掉；在被告祁建明持有的一份协议右下方有“计166133元”字样；上述字样均系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文瑞亲笔书写。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对该添加字样作出解释：该款并非给被告的额外补偿总款，而是要求被告将被告掌控的小金库的钱交上来（第一次开庭时这样解释，后几次开庭时改称要祁建明把该金额的票据交上来）；将“166133”涂掉是因为要帮被告办失业金，需要将该份协议交到社保局，当时周文瑞自己认为该行数字与办理失业金无关，就把它涂掉了；该字样并非给被告的补偿款，补偿款在协议正文中已经明确。被告祁建明对该添加字样作出解释：该字样添加在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系原告应给予被告的额外补偿总款，多于90583.08元的部分系原告给予被告的股权转让补偿款；所有职工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格式都是一样的，差额部分因与正文的性质不同，故无法写在正文；因2009年包括被告在内的原告股东从原告公司退股时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周文瑞，但转让价格偏低，股东都有意见，周文瑞就对其他股东有或多或少的补偿，原、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双方一致同意由原告再补偿被告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也就是原告声称的祁建明的70000多元加上祁建明老婆陆杏华的20000多元。
2014年1月23日，被告祁建明开支票为其妻子陆杏华从原告公司支取37795元；2014年1月25日，被告祁建明开支票从原告公司支取90583元；2014年1月28日，被告祁建明开支票从原告公司支取75550元；经计算，被告祁建明实际从公司领取款项与原告公司按照员工大会同意发放款项的差额为99999.92元。2014年1月22日，朱卫红从原告公司领取70520元，次日，朱卫红从原告公司领取20000元，合计90520元。另外，2014年1月24日前，除被告祁建明（和周文瑞）外的原告公司员工已全部从原告公司开具支票支取款项。
2014年10月10日原告向太仓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祁建明等人非法侵占公司现金的经过情况”中载明：原告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在经国税局查账过程中发现，公司账面有120000元资金去向不明，后从银行相关资料中证实，该120000元是由公司出纳会计祁建明于2014年1月28日领取75550元，祁建明之妻陆杏华于2014年1月23日领取24450元，供销员朱卫红于2014年1月23日领取20000元。据此公司于2014年9月6日发出追缴通知书，要求上列三人将非法所得在2014年9月底之前归还公司。故将案情上报司法部门，请求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被非法侵占的120000元资金。2014年12月29日，太仓市公安局向周文瑞送达太公（经）不立字（2014）76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周文瑞单位于2014年12月2日提出控告祁建明涉嫌职务侵占案，经该局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朱卫红于2014年12月16日接受太仓市公安局询问时陈述：朱卫红之前是原告公司供销员，1986年起就在原告公司工作，一直到2014年1月被原告公司解聘；其当时签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从原告公司拿到90520元，其中70520元是原告给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工资补偿、2013年高温费，还有20000元是周文瑞答应给的补买二年社医保的钱，还有就是周文瑞之前经营公司时公司钱都是从周文瑞个人账户走，当时其也是公司股东，其也应该有一份钱，周文瑞当时答应除了应该给的70520元，额外再给20000元补偿金；周文瑞多给20000元钱的事情祁建明知道，当时周文瑞还写过一张条子给朱卫红，上面写着给朱卫红20000元，朱卫红拿着这张条子到祁建明处开来了一张20000元的现金支票。祁建明之前也是原告公司股东且退股时间比朱卫红还晚，听说老板周文瑞给祁建明也额外多发了一点钱，具体多少不清楚。朱卫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正文第二条部分显示合计人民币位置系涂掉63237元后改为70520元。周文瑞给朱卫红写了一张条子“祁会计：帮朱卫红开支票贰万元”，让朱卫红找被告祁建明开20000元的支票，朱卫红于2014年1月23日支取。该款周文瑞在刑事报案中一并报案。原告当庭陈述认为该款系原告给予朱卫红的销售奖金（第一次开庭这样陈述、第三次开庭时又改称实际上系沙溪镇政府副镇长龚文兵打电话让对朱卫红当过4年兵的情况照顾下），周文瑞让朱卫红拿着条子去找祁建明。周文瑞解释当时报案时把同意给朱卫红该款的事情忘记了；被告祁建明则认为该款系原告给予朱卫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之外的额外补偿款。
周文瑞于2014年12月接受太仓市公安局询问时陈述：公司拆迁后，祁建明和朱卫红分别来找我，要求补偿时多给一点补偿，也没说具体数字，周文瑞当时明确说不同意；公司与祁建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右下方涂改覆盖掉的字样周文瑞也记不太清是怎么回事，也记不清字样的具体内容，原件本来就是这样。针对公安民警提出的“这份协议上覆盖掉的字迹是不是一组金额的数字，是不是你答应祁建明补偿的金额？”的问题，其回答：“肯定不是的，我要是答应的话就在协议上合计金额一栏写清楚了，协议肯定是按照格式上栏目内容来认定的”。我报案内容是公司里有三个员工拿走了公司12万元，分别是出纳祁建明拿走75550元、装配工陆杏华拿走24450元、供销员朱卫红拿走20000元。朱卫红当过四年兵，兵龄不算在出勤汇总表内，后来开支票时周文瑞就让祁建明多算6883.2元（四年兵龄算四年经济补偿金为1720.8乘以4），朱卫红的领款支票金额就变成了70520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出勤汇总表、银行分户账回单、不予立案通知书、支付清单、记账凭证、银行清单，被告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周文瑞给朱卫红手写的领款条，本院调取的周文瑞刑事报案的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含周文瑞、朱卫红、祁建明等人的询问笔录、银行分户帐回单、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股权变更材料、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祁建明从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超额领取（指超过出勤汇总表打印金额的款项）的99999.92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案原告主张被告祁建明在没有经得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取该款，损害了原告利益，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则坚称其领款经得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的同意。就本案已查明事实来看：1.朱卫红与被告祁建明以前均是原告公司的股东，朱卫红在劳动合同解除时比出勤汇总表打印金额多获得额外补偿款20000元；朱卫红向公安机关陈述，曾经听说原告给被告也有额外补偿，而被告退股时间比朱卫红还要晚，因此被告祁建明超额领取的款项存在系公司额外给予补偿的较大可能性。2.2014年1月28日双方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原告法定代表人周文瑞在协议上标注有“计166133元”，该数字恰是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载明的90583元（取整）与超额领取的祁建明个人部分的75550元的合计金额；因此，至少表明在双方当天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原告已知晓被告将超额领取75550元。3.出勤汇总表上周文瑞在打印表格下方标注有两个超出打印合计金额的手写数字，第三和第四次庭审中原告均强调这两个手写数字是企业所作的付款计划；庭审中被告将手写数字“759126”与汇总表打印金额707393元的差额解释为由朱卫红工龄补偿7283元、朱卫红股权补偿20000元和陆杏华24450元补偿所组成，被告所作的推测在数字关系上能够完全吻合，相反庭审中原告就“759126”所给出的解释无法在数字关系上得到有效印证；结合本案原告在与出勤汇总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这两份证据相关的事实上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以及裁剪、涂改证据的行为和因所控告案情不实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事实来看，原告法定代表人存在刻意隐瞒客观事实的行为；因此，本院对被告就“759126”数字组成的解释予以采信，即被告祁建明超额领取的24450元系原告计划给予被告妻子陆杏华的额外补偿。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事实，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下，被告超额领取的99999.92元中，陆杏华的24450元可以确认系原告明确同意，其余75549.92元也存在原告给予被告股权转让额外补偿的较大可能性；原告就其所主张的不当得利，应当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而本案中原告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手写标注的“计166133元”解释为小金库的金额，以及直至2014年6月国税查账时才发现被告超额领款事实故而报案的陈述，既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也不符合企业正常的财务管理模式，不足为本院采信。因此，本案原告相应主张的证据明显不足，其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16元，由原告太仓市瑞联微电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账号：10×××99）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王 晓
审 判 员 王云超
人民陪审员 陈 超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浦晶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