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终字第46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维兰，女，1963年12月19日生，汉族，某厂退休员工。
委托代理人吴林，江苏朗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亮，男，1966年1月7日，汉族。
原审被告刘维勤，女，1961年4月7日生，汉族。
原审被告刘维明，男，1954年9月10日生，汉族。
原审被告刘维玲，女，1957年9月16日生，汉族。
上诉人刘维兰因与被上诉人刘维亮、原审被告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3）栖迈民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刘维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林，被上诉人刘维亮，原审被告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维兰原审诉称，刘维兰与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系兄弟姐妹关系。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合班村167号房屋系刘维兰、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之母亲高顺英所有。高顺英于2011年4月9日去世。高顺英生前于2003年4月8日立下“赠与”协议一份，将其房屋中130平方米面积赠与刘维亮，同时将高顺英本人名下住房130平方米赠与刘维兰，该“赠与”有高顺英、刘维亮以及刘维兰的签字盖章，并准备做公证，但因此房屋无房产证，故无法办理公证手续，后由所在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迈皋桥办事处长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予以盖章并确认属实。现母亲高顺英已过世三年，刘维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本案讼争“赠与”协议合法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承担。
刘维亮原审辩称，1、母亲高顺英名下不存在260平方米面积的房屋，高顺英名下住房面积仅96平方米，虽然高顺英曾申请翻建28平方米建筑面积及2平方米院落面积，但最终并没有审批下来，直至拆迁时也未得到认定，拆迁办最终认可的高顺英名下房屋只有96平方米；2、“赠与”协议一共是两份，都是刘维兰起草的，两份“赠与”协议上“刘维亮”的签名捺印确实系自己所签、捺，但母亲高顺英的签名是刘维兰代签的，虽然指纹捺印是高顺英所捺，但是当初这么做只是为了补办《村（居）民建房申请表》，后来其中一份“赠与”已经被母亲收回，而刘维兰却留存了一份，因此可以说明母亲高顺英并不打算按照“赠与”协议的内容来做；3、由于母亲高顺英在世时一直与自己共同生活并居住在家里，自己年纪最小，母亲又一直由自己照顾，而且讼争房屋从1994年开始就由自己一人出资先后多次翻建，刘维兰与刘维勤只是离婚后才都住回了家里。高顺英曾把包括刘维兰和刘维亮在内的所有子女召集在一起并明确表示如果遇到拆迁，则由本人刘维亮来进行分配，其中给刘维勤一套房子，给刘维明、刘维玲一些补偿款，并向其他兄弟姐妹说明情况。综上，刘维亮认为“赠与”协议存在诸多瑕疵，并非母亲高顺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驳回刘维兰的诉讼请求。
刘维勤、刘维玲原审辩称，1、认可刘维亮所述的事实，但对两份“赠与”协议均表示不知情；2、不认可“赠与”协议上高顺英的指纹捺印系高顺英本人所捺，但并不申请对该指纹捺印进行鉴定，认为“赠与”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对此不予认可；3、认为本案讼争房屋系父母所盖，后来由刘维亮翻建，因此房子应当归翻建人刘维亮；4、母亲高顺英生前曾表示将来给刘维勤一套房子住，另外给刘维玲一些拆迁补偿款。综上刘维勤、刘维玲也认为“赠与”协议存在诸多瑕疵，并非母亲高顺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驳回刘维兰的诉讼请求。
刘维明原审辩称，1、认可刘维亮所述的事实，但对两份“赠与”协议亦表示不知情；2、不认可“赠与”协议上高顺英的指纹捺印系高顺英本人所捺；3、母亲高顺英系文盲，对平方、面积没有概念，“赠与”协议也并非高顺英的本意。综上刘维明亦认为“赠与”协议存在诸多瑕疵，并非母亲高顺英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驳回刘维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顺英与刘彦金共生育五个子女，分别为刘维兰与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父亲刘彦金于1992年2月27日去世，母亲高顺英于2011年4月11日去世。高顺英于1997年5月13日取得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合班村167号（以下简称合班村167号）房屋的（迈）建字0020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该证上载明本案讼争房屋的建筑面积为“96㎡”，建筑层数为“1层”。高顺英生前于2003年4月8日立下“赠与”协议，内容为“现有栖霞区迈皋桥合班村167号高顺英，有住房260平方米，因本人年高体弱，现将房屋赠与以下。1、赠与刘维亮130平方米（儿子）。2、将本人高顺英住房130平方米赠与刘维兰（女儿）。以上行为经本人再三考虑决定，并请给予公证。接收赠与人：刘维亮签章刘维兰签章；立据人：高顺英签章；二〇〇三.四.八日立”。该赠与协议落款处“高顺英签章”的签名系刘维兰代签，“刘维亮：签章”、“刘维兰：签章”后的签名分别为刘维亮与刘维兰本人所签，指纹捺印为刘维亮与刘维兰本人所捺；该赠与协议下方有“情况属实”字样，且有“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迈皋桥办事处长营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加盖其上，并注明时间为“2003.4.9”。现刘维兰以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为被告诉至法院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另查明，1994年10月高顺英因合班村167号房屋“险房倒塌”提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获得居民委员会、四邻及镇人民政府同意，但在土地部门、房管部门意见栏处为空白；同日高顺英又因此提出“城镇居民土地使用权申请”，获居民委员会、四邻、镇人民政府及区土地局同意。2003年3月30日，刘维兰、刘维亮因合班村167号房屋补办建房手续，分别提出建房申请，均获得村（居）委会、国土所、城建办、办事处、镇政府同意，但在村民小组、四邻及区国土局意见栏处为空白。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3年9月17日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作出宁栖国征决字（2013）25号《南京市栖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决定书第1页载明“……高顺英名下的本市栖霞区合班村167号房屋……该房屋未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所有权证，但有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编号：迈建字00203号，建筑面积96平方米，经会议研究，予以认定……”，第2页载明“……会后，区政府召集相关业务部门对你方（刘维兰、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提供的三份申请表进行确认，经研究，本机关认为不符合相关规定，不予支持……”。
上述事实，有刘维兰提供的“赠与”协议、（迈）建字0020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城镇居民土地使用权申请表、刘维兰与刘维亮名下的栖霞区村（居）民建房申请表、南京市公安局迈皋桥派出所《死亡登记页》、《户籍信息证明》、刘维亮提供的“赠与”协议、宁栖国征决字（2013）25号《南京市栖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审法院所作的与长营社区居民委员会李书记通话的记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审理中，刘维兰主张其所提供的2003年4月8日“赠与”协议落款处“高顺英签章”后指纹捺印系高顺英本人所捺，刘维亮对此予以认可，而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则对此不予认可。2014年4月29日原审法院第三次庭审中，刘维明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经原审法院向另外两位到庭刘维勤、刘维玲释明，如对该“赠与”协议上高顺英指纹捺印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应当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维勤、刘维玲于庭审中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但认为合班村167号房屋系父母所盖，后经刘维亮翻建，因此谁翻建房子就应当归谁。
就两份“赠与”协议上“情况属实”字样及刘维兰提供的“赠与”协议上“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迈皋桥办事处长营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及落款时间“2003.4.9”字样，原审法院与长营社区居民委员会李书记电话联系后得到回复为两份“赠与”协议上“情况属实”字样确实均为其所写，但其仅在其中较正规的一份（即刘维兰所提供的“赠与”协议）上盖章确认并落款时间，且盖章时并没有亲证当事人指纹捺印。对该事实，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中均不持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维兰所提供的2003年4月8日订立的“赠与”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一、关于讼争“赠与”协议的真实性。
对于讼争“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刘维兰认为其是真实的，但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存在分歧。刘维亮对该“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只是认为高顺英当初订立该协议的初衷系补办《村（居）民建房申请表》之用，且高顺英还将其中一份“赠与”协议收回，因而“赠与”并非高顺英的真实意思。对此观点刘维亮仅有自己的陈述而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刘维亮自己所提供的“赠与”协议与刘维兰所提供的“赠与”协议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刘维亮亦认可其所提供的“赠与”协议中“高顺英签章”处指纹捺印系高顺英本人所捺，故更加能够印证刘维兰所提供的“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虽对该“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在本案第三次庭审中，经法庭合法传唤，刘维明未到庭参加庭审，视为其对诉讼权利的放弃；而该次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后，刘维勤、刘维玲仍明确表示不对“赠与”协议上“高顺英签章”处指纹捺印是否为高顺英本人所捺申请鉴定，故对此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对刘维兰所提供的“赠与”协议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讼争“赠与”协议的合法性。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这里的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应当包含两层含义：1、必须是属于赠与人有权支配的财产；2、赠与人支配的财产必须具有合法性。本案中，赠与人高顺英生前订立“赠与”协议，将合班村167号房屋赠与刘维兰、刘维亮。而合班村167号房屋原系刘彦金、高顺英夫妻共同居住之所，刘彦金去世后该房屋多次被翻建，对此有刘维兰提供的“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城镇居民土地使用权申请表”、刘维兰与刘维亮名下的栖霞区村（居）民建房申请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亦认可合班村167号房屋多次被翻建，只是认为进行翻建的是刘维亮，但对此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直至1997年5月13日高顺英取得合班村167号房屋的（迈）建字0020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该证上载明讼争房屋的建设单位（个人）为“高顺英”，至此讼争房屋才首次取得相关权属证明，故合班村167号房屋应当被认定为高顺英个人生前的合法财产。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赠与人，高顺英有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任意夸大且应以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为界。根据（迈）建字0020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所载明的内容，合班村167号房屋的建筑面积为“96㎡”，建筑层数为“1层”，而根据宁栖国征决字（2013）25号《南京市栖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合班村167号房屋中被确认为高顺英所有的合法面积亦为“96平方米”，且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也一致认为讼争房屋中高顺英的合法面积为96平方米，而刘维兰主张母亲高顺英在“赠与”协议中所处分的合班村167号房屋面积为260平方米，仅提供了“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高顺英名下的栖霞区城镇居民土地使用权申请表”、刘维兰与刘维亮名下的栖霞区村（居）民建房申请表”，不足以推翻（迈）建字00203号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和宁栖国征决字（2013）25号《南京市栖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对于高顺英合法有证面积的认定，因此刘维兰的该项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高顺英在“赠与”协议中对合班村167号房屋所作赠与的合法性所及面积应为96平方米，超出部分系高顺英对该房屋合法面积认识上的偏差和误解，因此超出部分相应的赠与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三、关于讼争“赠与”协议的有效性。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虽然高顺英在“赠与”协议中所作赠与面积超出其合法享有的面积，超出部分的处分行为因不具有合法性而当然无效，但该部分的无效具有独立性和可分性，亦即独立于合同的其他有效部分并可与之分离，并不影响“赠与”协议合法面积部分的有效性。就本案情况看，高顺英所捺印订立的“赠与”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在对合法面积的认识上存在偏差和误解，但此并非根本认识错误，在此情况下，“赠与”协议订立时所期待的合同目的仍可以实现，故本案讼争“赠与”协议应当认定为部分有效。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本意的推定应当尽可能遵循其订立合同时所期望实现的合同目的。本案中结合高顺英在“赠与”协议中所作的文字表述，最大化还原其当初订立“赠与”协议的真实意思，高顺英所作“赠与”协议的本意应当是将其所有的合班村167号房屋面积上作均等分割后分别赠与儿子刘维亮及女儿刘维兰。综上，高顺英所作“赠与”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对讼争房屋享有合法面积部分所作赠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应当被认定为合法有效，而其余面积部分则为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高顺英于2003年4月8日所订立的“赠与”协议部分有效，其中“现有栖霞区迈皋桥合班村167号高顺英，有住房260平方米”中的对应面积“96平方米”部分有效、“赠与刘维亮130平方米（儿子）”中的对应赠与面积“48平方米”部分有效、“将本人高顺英住房130平方米赠与刘维兰（女儿）”中的对应赠与面积“48平方米”部分有效，其他赠与面积部分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4810元，由刘维兰负担2405元，由刘维亮负担2405元（此款刘维兰已预交，刘维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应负担部分直接给付刘维兰）。
刘维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涉案房产远不只98平方米，实际上有1000多平方米。并且刘维亮的130平方米是指东北方的小楼，而刘维兰的130平方米是指西南角临街的二层楼房，两者根本不是一处房产，原审法院只看到两层小楼，这是错误的，且刘维亮的130平方米已经领取了拆迁补偿。关于28平方米的面积虽然征收补偿决定书中表面上没有支持，但实际上，拆迁办对此事实是清楚的、认可的，也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二、原审法院怠于收集遗漏相关重要事实，程序违法。涉案房产共有1000多平方米是一个长期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审法院对此未查明；28平方米确实存在且确实能够得到补偿的事实原审法院亦未查明。三、原审法院只注意到130平方米，双方最根本的争议是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按赠与协议进行分配，此亦高顺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即便按原审法院只注意赠与协议上的130平方米，按照高顺英的真实意思，也应是将其有合法建设手续的全部房产赠与给上诉人。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维亮承担。
刘维亮答辩称，原审法院的判决公正、合情、合理合法，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共同答辩称，刘维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认可。
上诉人刘维兰与被上诉人刘维亮、原审被告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再次表明其对高顺英赠与一事不知情，但当本院询问其是否对讼争协议上高顺英的捺印申请司法鉴定时，三位原审被告均明确表示不申请。
本院认为，因本案系确认“赠与”协议效力之诉，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顺英名下有权属证书或合法建设手续的房屋面积有多少。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共同陈述，虽然合班村167号房屋面积总共有1000多平方米，除了124平方米（包括《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上记载的96平方米和《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上记载的28平方米）外其余建筑都没有合法建设手续。刘维兰陈述有1000多平方米（包括前述124平方米）。因刘维兰对于除了该124平方米以外，其余房屋亦具有合法建设手续的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刘维兰有关其母拥有有合法建设手续的房屋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8平方米房屋”是否为高顺英生前有合法建设手续的财产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上有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和四邻“同意原地翻建”的意见，但在该表“土地部门意见”和“房管部门意见”栏内并没有土地部门和房管部门同意翻建的意见，而从该申请表附图下方文字内容来看，该申请表须报三个部门：镇人民政府、区土地局和区城建局；该申请表同时载明：凡申请建房户，必须由镇城建干事来区城建局办理规划许可证，经审核同意，发出书面通知，方可施工。综上，仅凭《栖霞区民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并不能证明高顺英申请翻建的28平方米房屋已经获得了规划许可，取得了合法的建设手续。同时，虽刘维兰、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一致陈述“28平方米房屋”已得到相关拆迁部门的折迁补偿，但因房屋获得拆迁补偿不是房屋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故刘维兰、刘维亮、刘维勤、刘维明、刘维玲有关“28平方米房屋”系其母名下合法财产的主张，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高顺英生前其名下拥有权属证书或合法建设手续的房屋面积为96平方米并无不当。
另，上诉人刘维兰认为虽然赠与协议上亦写明赠与刘维亮130平方米，但从字里行间的意思来看，赠与给刘维兰的是其母亲名下有合法建设手续的房屋，赠与给刘维亮的是合法建设手续以外的房屋，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刘维兰的该项主张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维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810元，由上诉人刘维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 雷
审 判 员 邹小戈
代理审判员 刘小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