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624行初5号
原告童代品，男，汉族，生于1947年5月21日，现住南漳县，
委托代理人胡明俭，南漳县李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漳县民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62401119113X1，机构地址：南漳县城关镇苗圃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黄光国，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刘子清，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耿建，该局优抚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尹欣鸣，湖北水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童代品诉被告南漳县民政局民政行政给付一案，于2017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7年1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3日及201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童代品及委托代理人胡明俭，被告南漳县民政局副职负责人刘子清及委托代理人耿建、尹欣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请求补发一次性抚恤金80个月排级工资、原告十八岁以前抚养费266896元、母亲马有秀因父亲童万坤牺牲后至母亲2011年10月死亡前抚恤金1010756.1元、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五十万元、支付因寻找父亲档案付出的差旅食宿费三万元以及本案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父亲童万坤生于1929年，1948年6月入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6军77师230团七连通讯员，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25日参加解放上海淞沪战役时牺牲。其母亲收到部队寄发的立功喜报和阵亡通知书，但1950年被地方民政部门人员将该通知书收走，理由是没有童万坤这名烈士。再后来答复只有董万坤烈士，没有童万坤这个人。再后来传出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文化大革命时期母亲遭受游行批斗。原告在参军入伍后，因其父亲历史不清，入党提干时政审无法通过，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不能享有，还受到排挤，蒙受极大精神痛苦。后经常往返各部门反映父亲烈士情况，母亲遗愿是找到父亲尺骨还其烈士真相，终于于2015年12月为父亲正名，颁发了烈士证书。但在经济补偿问题上又受到被告种种不成立的理由采用信访文书予以拒绝，为此特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因被告不认真履行核发烈士证书及优抚工作，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对子虚乌有的董万坤烈士不核查，致使童万坤英烈无法正名，其行为明显存在过错，给原告一家人造成极大的不公和歧视，且享受优抚时间已时过境迁，无法逆转。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应当将查清核实事实的纠错时间点，作为其父亲牺牲拟制时间点，即2015年12月为父亲拟制时间点，而依法予以褒奖，否则将无法实现原告合法权益。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适用溯及既往的特别规定。故请求发放烈士证书时的时间点，视为牺牲时间点而给予特别救济和保护与法有据，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从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诉不实。原告在起诉状中称：父亲牺牲后，母亲收到部队寄发的立功喜报和阵亡通知书，但1950年被地方民政部门人员收走，文化大革命时期母亲遭受游行批斗，受尽凌辱等等，均无依据可查。我局是在2015年4月15日收到原告的信访诉求的，反映其父亲童万坤于1946年入伍，1949年淮海战役淞沪战斗中为完成爆破任务光荣牺牲，荣立三等功。1949年底部队将喜报寄回家中，其母亲马有秀签收，因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造成喜报遗失，其父骨灰至今不知道埋在何方，要求政府予以调查落实。对此，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经调查，证实2001年版《湖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中52966部队提供的“董万坤”与原告父亲童万坤系同一人。调查期间，原告及家人也没有提交过童万坤的相关资料便于协助查找。2015年9月18日，省民政厅领导同意依据“童万坤”生前部队提供的烈士登记表、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和我局组织专班的调查结果，为其补发烈士证明书。在烈士证补发材料提交齐全后，我们按照程序于2015年10月27日在省民政厅为其办理了烈士证明书，10月28日交至童代品手中。二、原告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原告起诉要求补发一次性抚恤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50年12月11日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之规定：革命军人牺牲已取得资格的其家属称烈属，对烈军属的优待以帮耕帮种为主要优抚形式，对个别生活极端困难的烈军属，给予一定的实物补助。根据1980年国务院《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规定：1979年2月1日以前，1950年12月11日《革命烈士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的，按1955年制定的标准补发；在1950年上述三个条例公布以前牺牲的，不发一次性抚恤金，童万坤是在1949年5月牺牲的，不符合一次抚恤金发放政策。原告起诉要求补发抚养费、抚恤金。根据民函[2014]17号文件规定：“三属”（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属）是否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需经民政部门审核，定期抚恤金应从民政部门审核确认“三属”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之日起开始计发。2015年10月27日，在民政部门认定童万坤烈士身份时，童万坤的配偶已去世，不能申请定期抚恤金待遇；原告童代品属单位退休职工、有生活来源，也不符合定期抚恤金发放条件。
被告南漳县民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1950年12月11日，内务部）第七条；2、《革命烈士褒扬条例》（1980年国务院）第八条；3、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十二条；4、《革命烈士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5、《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6、《民工民兵伤亡抚恤暂行条例》；7、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8、民政部关于“三属”定期抚恤金发放问题的复函。上述8份证据拟证明原告不符合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和定期抚恤金的条件。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不予受理告知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行政诉讼原告已向被告申请诉求，符合行政诉讼程序规定；2、受理告知书、71146部队政治处函告被告单位文件，拟证明（1)被告不作为事实存在；（2）原告代替被告启动核实查找烈士父亲的事实存在；（3）赔偿差旅费的基本事实依据；3、烈士英名录与烈士登记簿，拟证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对董万坤进行优抚落实或核查，致童万坤烈士无法纠正持续至纠正的事实，存在重大过错责任；4、被告证明及证人证言，拟证明（1）被告不履行法定调查核实或迟延调查核实职责持续拖延至2015年5月；（2）原告诉讼时效从发放烈士证书之日起计算；（3）烈士抚恤等相关待遇时间点的起算依据；（4）因被告不作为导致原告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事实依据；5、原告退伍证及部队战友证人证言，拟证明（1）被告不作为致使原告父亲历史不清而不能入党提干等政治荣誉受损的事实；（2）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依据；6、原告母亲马有秀死亡证明，拟证明（1）母亲生前没有享受烈士遗嘱配偶待遇的时间点和期间忍辱负重含冤离世的客观事实；（2）抚恤待遇和事件计算起止点依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4、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烈士童万坤生于1929年。湖北省南漳县人，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26军77师230团3营7连通迅员，1949年5月25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上海刘家板桥。童万坤牺牲时，其配偶马有秀在家务农，其子童代品、童代清均年幼。陆军第七十七师政治部组织科于1949年5月的解放战争时期烈士登记载明“童万坤，湖北南漳李庙乡童家垉”。解放后，童万坤家曾经收到立功喜报和阵亡通知，并挂牌，后被取消，具体情形因历史原因已无法查清。但湖北省民政厅于2001年12月编湖北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登记为“董万坤，南漳县李庙区董家苑村”。被告南漳县民政局于2015年4月15日收到原告童代品来信后，派员会同李庙镇政府到李庙镇开展调查，于2015年5月11日向原告童代品出具证明：“李庙镇北沟村曾经有一位姓名为童万坤的人，没有叫董万坤的人”。2015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71146部队政治部向被告发函确认：“根据我部原77师《解放战争时期烈士登记》记载，77师230团三营七连通迅员童万坤，籍贯为湖北省南漳县李庙镇童家垉，1949年5月25日在淞沪战役中牺牲，为烈士”。经被告南漳县民政局申报，湖北省民政厅于2015年10月27日补发了童万坤烈士证明书，持证人姓名为童代品。2016年3月28日，原告童代品向被告南漳县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给予抚恤金补偿、精神赔偿和交通费、住宿费等补偿。被告南漳县民政局于2016年5月6日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形式予以答复：“根据相关政策，三属（烈士、因公牺牲、病故军人遗属）是否符合享受定期抚恤金条件，需经民政部门审核，定期抚恤金应从民政部门认定其身份之日起发放。2015年10月27日你父亲童万坤烈士证明书的补发，是以其生前部队2015年提供的烈士登记表为关键依据办理的。在民政部门认定你父亲童万坤烈士身份时，童万坤的父母、配偶均已去世，不能申请定期抚恤金待遇；你和胞弟童代清均属单位退休职工、有生活来源，不符合定期抚恤金发放条件。你提出的补偿、赔偿等要求因无政策依据，无法落实。”2017年1月16日，原告童代品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请求补发一次性抚恤金80个月排级工资、原告十八岁以前抚养费266896元、母亲马有秀因父亲童万坤牺牲后至母亲2011年10月死亡前抚恤金1010756.1元、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五十万元、支付因寻找父亲档案付出的差旅食宿费三万元以及本案费用由被告承担。
另查明，原告母亲马有秀已于2011年9月9日去世。
本院认为，被告南漳县民政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有负责本行政区域烈士褒扬工作的职责。童万坤烈士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其烈士精神应予褒扬。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贯彻实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条例实施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批准为烈士、烈士遗属的一次性抚恤待遇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及其解释和相关法规规定享受”。《条例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烈士生前是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的，仍按财政部、民政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执行，即：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以前，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一日《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已废止，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已废止，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公布以后牺牲的，按一九五五年制定的标准予以补发；在一九五0年上述三个条例公布以前牺牲的，不发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符合享受定期定量补助条件的，发给定期定量补助费”。被告南漳县民政局主张的“2015年10月27日，在民政部门认定童万坤烈士身份时，童万坤的配偶已去世，不能申请定期抚恤金待遇；原告童代品属单位退休职工、有生活来源，也不符合定期抚恤金发放条件，你提出的补偿、赔偿等要求因无政策依据，无法落实。”的理由成立。原告童代品要求补发一次性抚恤金缺乏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要求补发18岁以前抚养费不符合条件，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童代品在庭审中增加要求确认被告南漳县民政局对优抚对象调查核实不及时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因当时有效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规定革命军人因参战、公干牺牲者以其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填具《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发至原籍县（市）人民政府换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条例解释》第九条规定的做法是由批准机关填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寄给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填写《革命烈士证明书》，代民政部颁发。第十二条规定，在本条例公布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对敌作战或对敌作斗争牺牲的人员，如果符合本条例第三条（一）至（四）项条件，因故未批准为烈士的，可由其家属居住地的县、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审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续。由此可见，被告南漳县民政局不具有审查、换发、填写、补办革命烈士手续的行政职权。且原告童代品在起诉状副本送达后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本院不予准许。原告童代品要求被告南漳县民政局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及支付因寻找档案付出的差旅费、食宿费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了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也无特别规定，原告童代品请求以《烈士褒扬条例》进行抚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南漳县民政局对原告童代品请求的答复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原告童代品申请被告履行给付、补偿、赔偿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童代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童代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襄阳市万山支行，账号17×××56。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没有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林
人民陪审员 聂明山
人民陪审员 屈 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庄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