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1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辽宁英巍良种猪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铁西办事处二道岭村。
法定代表人:高英巍,该合作社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行,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朝，男,1989年7月1日出�，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峰，辽宁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革,男,196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峰，辽宁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辽宁英巍良种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英巍合作社）因与被申请人李朝、李革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英巍合作社申请再审称，（一）依据英巍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系返还原物纠纷，不是侵权责任纠纷。1.英巍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是返还在2012年10月22日被李朝、李革非法占用的，英巍合作社正常经营的种猪场及承担无法经营的损失，请求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故本案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2.本案物权法律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竞合，英巍合作社基于物权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侵权法律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3.英巍合作社主张的是判令李朝、李革返还资产，即非法占用的正常经营状态下的种猪场。在资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返还等值的同类物或折价赔偿。英巍合作社的主张系基于物权请求权，与赔偿损失的主张并不矛盾。（二）原审判决关于英巍合作社接收了李朝、李革返还的废弃状态下的种猪场，实现了诉讼目的的认定严重侵害了英巍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李朝、李革抢占时的种猪场是正常经营的，一审法院组织返还的是废弃状态的种猪场。对于李朝、李革没有返还的2478头种猪、生产设备、办公用品、私人物品等资产，一审法院并未要求返还。在英巍合作社主�物权关系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驳回英巍合作社的诉讼请求错误。（三）种猪场爆发疫情及财物被盗均系李朝、李革疏于管理所致，即便是英巍合作社依据侵权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李朝、李革仍应承担责任，然而该事实并不影响英巍合作社在本案中主张返还资产的诉讼请求。1.行为与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不是返还原物纠纷案件的审判依据。2.猪场发生疫情及财物丢失、损坏系李朝、李革疏于管理所致。3.被申请人非法占用猪场前，猪场无口蹄疫。4.种猪场爆发疫情、财物被盗及设施、设备损坏，李朝、李革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四）二审判决未对李朝、李革应否承担因种猪场被非法占有而无法经营的损失进行审理和判决，属于遗漏上诉请求。（五）因种猪被杀、财物丢失、设施损坏，无法返还原物，李朝、李革应返还等值的同类物或折价赔偿。综上，英巍合作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
李朝、李革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英巍合作社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不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案涉物权法律关系问题
英巍合作社请求李朝、李革返还种猪场，在资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对无法返还的财产返还等值同类物或进行折价赔偿，应举证证明李朝、李革的行为导致英巍合作社对种猪场丧失占有和控制。英巍合作社主张，李朝、李革于2012年10月22日强占种猪场，对种猪场进行了控制。李朝、李革辩称其只是因追索债务在大门蹲守，口蹄疫爆发时英巍合作社还在经营种猪场，直至2013年3月17日案外驱赶,英巍合作社才对种猪场弃管。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10月22日后种猪场�哪一方实际控制、经营陈述不一致。首先，李朝起诉高英巍、高广顺、王菊梅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朝请求高英巍腾退案涉种猪场。该案2013年3月21日庭审笔录载明，李朝述称种猪场在其手中，但已废弃，而高英巍方称案涉种猪场至今未交付给李朝。其次，英巍合作社在本案一审时认可,种猪场分为生活区和养殖区，两个区域相互隔离。一审法院查明，在李朝、李革派人进驻种猪场后，2012年11月24日普兰店市人民政府作出《封锁令》和《扑杀令》，确定案涉种猪场发生口蹄疫，并决定对全部生猪进行扑杀。李朝、李革称种猪场爆发口蹄疫，是英巍合作社发现并报案。英巍合作社一审时称疫情是政府常规检查时发现，二审时又称，是李朝、李革报案。英巍合作社对于如何发现疫情前后陈述不一。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动物防疫监督现场检查笔录》、《动物防疫监督行政强制行为决定书》、《动物扑杀处置通知单》、《动物扑杀登记表》等证据，可以证明在2012年11月25日政府相关部门对生猪进行扑杀当日，高英巍作为畜主对清点生猪的数量及无害化处置方案等进行签字确认，且英巍合作社承认已经领取了政府扑杀生猪的补偿款。上述事实表明，疫情自产生、发现、报案、处置及领取补偿，英巍合作社在第一时间能够对种猪场养殖区域进行管理和控制，而李朝、李革并未实质参与。故英巍合作社称李朝、李革进驻后，英巍合作社一方及相关人员就不能进入种猪场的理由，不能成立。此外，英巍合作社一审时举示了汤天彬、徐广隆、刘振峰、韩学章等证人证言，欲证明李朝、李革于2012年10月22日强占种猪场后就对种猪场实际占有并控制。上述证人证言的内容即使真实，亦并未涉及李朝、李革已完全接管、经营种猪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英巍合作社请求李朝、李革对种猪场发生口蹄疫疫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应举证证明李朝、李革对疫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24日，英巍合作社另案起诉辽宁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局（以下简称高建局），以高建局修建的皮炮高速导致生猪发生口蹄疫被扑杀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高建局赔偿英巍合作社经济损失，并将政府扑杀生猪等证据提交给该院以证明其主张。该案生效判决�定，猪感染疾病的诱发因素、途径是多方面的，例如猪的自身状况、饲料、管理、周围环境、防疫等。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李朝、李革已经进驻种猪场。英巍合作社在政府扑杀生猪后系向高建局主张索赔，并称猪感染疾病与李朝、李革进驻种猪场的行为并无关联。英巍合作社在发生疫情乃至生猪被扑杀后，并未直接向李朝、李革主张权利，而是在其起诉高建局一案败诉后，以基本相同的事实起诉李朝、李革。原审法院认定英巍合作社对生猪罹患口蹄疫的原因并不明确，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在种猪场生活区与养殖区相互隔离的情况下，英巍合作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朝、李革已对养殖区域进行控制和占有，仅以李朝、李革进出不消毒、外带熟食等理由主张口蹄疫爆发与李朝、李革进驻种猪场的行为具有直接关联，依据不充分，英巍合作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李朝、李革进驻种猪场后导致英巍合作社对种猪场丧失占有，并应对损失承担责任，英巍合作社依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李朝、李革返还种猪场或折价赔偿，并赔偿经营损失等，证据不足。此外，二审判决认为，英巍合作社关于赔偿经营损失等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支持，故英巍合作社关于二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李朝、李革应否赔偿财物被盗、损坏等损失
英巍合作社称，李朝、李革占有种猪场期间发生财物被盗、损毁事件，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数份公安机关的受案告知书、立案回执等。上述材料载明，英巍合作社已将种猪场财物被盗、损毁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审法院认定种猪场财物被盗等问题，属于治安范畴，�由公安机关处理，待查明事实后，才能认定李朝、李革二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朝、李革涉嫌上述盗窃案件，英巍合作社关于李朝、李革监守自盗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英巍合作社提交的材料是否属于法定的新的证据
英巍合作社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材料：材料一系关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再审材料接收单，证明李朝起诉高英巍等借款纠纷，高英巍等已提起再审，且同时举报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该份材料为复印件，无法证明真实性。材料二系专家论证意见书，内容为高广顺控告李朝等人虚假诉讼、诈骗、寻衅滋事、涉黑等有关问题的论证。专家论证意见书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英巍合作社并未充分说明上述两份材料内容及证明目的�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英巍合作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辽宁英巍良种猪专业合作社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万 挺
审 判 员 骆 电
审 判 员 潘 杰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闻
书 记 员 曹美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