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2民终74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永红，山东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邵显，山东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
原审被告：于某。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原审被告于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5）黄民初字第5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3、依法改判，驳回刘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4、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刘某2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诉争房屋属上诉人所有，基于该房屋拆除所获得建安费等拆迁权益也应当全部归上诉人所有。本案诉争房屋于1975年建设前并不属于刘宝忠及其妻子丁学欣共同所有。虽然上诉人曾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在黄岛区藏南镇刘家庄村获得过一处房屋，但是该房屋在村中统一规划时已经拆掉，而本案诉争房屋系村统一规划后由上诉人及其妻子丁从芬于1975年在新批的宅基地上建设的，而并非是在原分家所获得的房屋基础上进行重新翻建的，建设材料也全部是由刘某1夫妻出资，刘某1属于以原始取得的方式获得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曾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在黄岛区藏南镇刘家村获得过一处房屋，虽然上诉人目前没有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分家所得过房屋，但是按照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农村的风俗习惯，儿子结婚后父母会分家且会分给孩子一处房屋，并且不会形成书面分家协议。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通过分家所得过房屋，但1975年村中统一规划时，刘宝忠及其妻子丁学欣已于1970年左右离开刘家庄村且将户口迁至东北，所有的房屋已被拆除，也就是说其原始物已经灭失即自此也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及所占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本案诉争房屋系村统一规划后由上诉人及其妻子丁从芬于1975年在新批的宅基地上建设的。该房屋建设后自1991年8月30日由原胶南市人民政府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至2006年刘宝忠去世长达15年的时间，刘宝忠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村委会作为诉争房屋所在地基层组织，其出具的证明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虽然本案诉争房屋的权属档案资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产权证的来源，但是并不能据此推定为该诉争房屋系归刘宝忠及其妻子丁学欣所有。2、被上诉人刘某2所提供遗嘱不仅实质内容无效，而且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无效遗嘱。本案诉争房屋归刘某1所有，且产权证一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遗嘱处分了属于刘某1所有的房屋，其处分行为无效。刘某2所提供的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该遗嘱不仅没有立遗嘱人刘宝忠本人的亲笔签名，也没有见证人刘某4、刘某5的签名，而且根据刘某6进的证言显示立遗嘱人刘宝忠名字上的手印是否是其本人所按也记不清楚了。被上诉人于某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出现与被上诉人刘某2存在利害关系。所以该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而且无法确认是否是刘宝忠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刘某2辩称，一审判决依据该房屋的历史形成以及被继承人的遗嘱，而且遗嘱也是在村干部的见证和代书下形成的。对方提到的村委证明，因为与实际发生的时间相距甚远，而且经历了村委多次领导的更迭，不能证明客观事实。刘某2认为本案所涉房屋应该是以前老人留下来。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继承的标准并参照遗嘱合法部分给予判决是正确的。
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于某与刘宝忠（曾用名刘宝仲）是夫妻关系，刘宝忠现有子女三人，分别为刘某2、刘某3和刘某1。2006年7月22日，父亲刘宝忠因车祸去世，生前留下遗嘱，其在胶南市藏南镇刘家庄x号房屋由原告继承。但是被告刘某1至今占据该房屋，故请求判令胶南市藏南镇刘家庄x号正房4间、西屋一间（宅基地共计177.7平方米）由原告依照遗嘱继承；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拆迁补偿标准赔偿给原告相应的货币补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某与本案的被继承人刘宝忠系夫妻关系，二人属再婚，并育有一子即本案原告刘全福。于某前夫陈西良1990年12月死亡，刘宝忠前妻刘丁氏于1978年死亡，2006年被继承人刘宝忠因车祸死亡，刘宝忠与刘丁氏育有三子：刘某1、刘金玉、刘某3，刘金玉于1996年因车祸去世。本案诉争房产位于黄岛区藏南镇刘家庄x号，由被告刘某1居住，并登记在刘某1名下。2015年10月22日，被告刘某1与村委会签订青连铁路藏南段村庄搬迁宅基地安置平房补偿协议，获得170平方米宅基地一处，签约奖、拆除奖、速签奖、速拆奖24000.00元，安置平房建安费用补偿款186599.00元，上述款项除18659.90元外，其他均被被告刘某1领取。
双方对以下问题存有争议：
一、关于讼争房屋权属问题
原告主张讼争房屋系被继承人刘宝忠的财产，且刘宝忠于1996年立下遗嘱，其去世后该房屋应由原告刘某2一人继承。被告刘某1主张其婚前已经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取得了本案诉争房屋所占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并在1975年与其妻丁从芬拆除旧房子建了新房子（现有房屋），建设材料由刘某1夫妻二人独立出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其通过原始取得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且房屋所有权已经通过土地使用权证书予以登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藏南镇刘家庄村委会证明两份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两份。藏南镇刘家庄村委会第一份证明记载“我村原籍刘某1，妻子丁从芬已于1975年在本村建房屋一处四间”，第二份证明记载“原我村民刘某1与妻丁从芬，因村庄同意规划，于1975年建房一处四间，建设材料全部由刘某1夫妻出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记载日期分别为1991年8月30日和2013年11月15日，本案诉争房屋所占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均记载为被告刘某1。原告对被告刘某1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本案所涉房屋是被继承人刘宝忠的父母一直传下来的房屋，1973年左右，当地进行规划，1970年刘宝忠就带着所有的家人到内蒙古期间指派大儿子刘某1回家料理村里规划，这个房子在该时间段内是怎么做的刘某1清楚，刘宝忠并不清楚。村委会第二份证明记载房屋的建设材料由刘某1夫妻独立出资，内容是不真实的，村委会已经历多次换届，现在证明当时的情况，显然依照了被告的意愿出具证明。据相关证据证实，统一规划于1973年，该证明材料是先盖公章后书写的，是虚假证据，不能以此认定房屋乃被告刘某1及其妻子所建。对于土地使用权证，农村房屋的取得要么是继承，要么是买卖，本案诉争房屋的来源应当是祖传的房屋，该使用证看不出继承关系、取得方式，而且2013年权证的取得来源档案里没有记载，该土地使用证时在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做出的，对它权属不予认可，应该还是在刘宝忠名下。对1991年的土地使用证，同样没有来源关系，实质上违背了村里的风俗原则，结合刘宝忠的遗嘱，该土地使用证是在刘宝忠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的。
二、关于原告所提供的遗嘱的效力
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刘宝忠生前留有遗嘱，其死亡后讼争房屋由原告一人继承。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遗嘱一份，该遗嘱记载日期为1996年12月29日，载明被继承人刘宝忠请刘某6进作为代书人，刘某5、刘某4作为见证人，将被继承人死后属于被继承人及于某的房屋、财产和存款全部一切归于刘某2一人继承。落款为代笔人刘某6进，证明人刘某5、刘某4，并有刘宝忠、于某、刘某5手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申请证人刘某4、刘某6进出庭作证。证人刘某4出庭证实：1996年我在村里干村会计，这个遗嘱是我写的，是在刘某1住的房子里写的，当时在场人有支部书记刘某5、村主任刘某4，还有我，还有刘宝忠、于某，再没有其他人。我是受支部书记、村主任的委托，我是代笔，刘宝忠怎么说的，我就写什么。遗嘱上面的指纹是谁按的我记不清楚了，这么多年，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这个遗嘱是我写的。证人刘某6进出庭证实：我1996年的时候在村里任村主任，这张文书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刘宝忠、于某找我们，现在村书记已经去世了，但是作为村干部的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对于房屋的相关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当时就是按照老头跟老太太的说法我们写的这个文书，他们自己应该知道房屋的相关情况。但是在场就我们村委会三个人，他们家里就是老头跟老太太，就在刘宝忠家里写的，就是在现在刘某1住的这个房子。被告刘某1认为被继承人在1996年身体状况良好，神志清醒能够书写文字，而立遗嘱时只字未写，最起码姓名应该本人亲自书写但未写，遗嘱中其姓名上的指纹无法认定被继承人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本人指纹，但摁指纹的过程和立遗嘱的背景不清，也无法证明被继承人立遗嘱处分不属于其财产的行为属于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于某认为本案诉争房屋为被继承人的财产，该房屋按被继承人遗嘱应归本案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不动产登记是指国家登记机构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变动的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供公众查阅。不动产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公示，公示的主要目的又在于产生公信力。但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只是应当推定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并不是物权的最终认定，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具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人，可以申请登记机构更正登记，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重新确权。因此，本案中，尽管讼争的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登记的权利人为被告刘某1，但并不能因此就最终认定该房屋的权利人为被告刘某1，只是可以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权利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的房屋在1975年翻建前系刘宝忠及其妻子丁学欣共同所有。1975年翻建房屋虽然由被告刘某1夫妇主持翻建，但并不能依此认定该房屋的出资为该两人。村委会出具了证明证实由该两人出资，但该证明无经办人签字，且也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在原、被告均无法证实房屋建设出资的情况下，该房屋仍应归刘宝忠、丁学欣夫妻所有。被告刘某1主张该房屋通过分家析产方式分配给其所有，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本案房屋在丁学欣去世后，归丁学欣所有的部分由刘宝忠及被告刘某1、刘某3、刘金玉继承，刘宝忠取得八分之五的所有权，刘某1、刘某3、刘金玉各取得八分之一的所有权，因刘金玉去世时的继承人只有刘宝忠，故此，刘宝忠取得讼争房屋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关于遗嘱的效力问题，该份遗嘱中明确载明刘宝忠其所有的财产归原告所有，且由其本人捺印，并由代书人及证明人予以确认，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证人出庭也证实了该遗嘱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份遗嘱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依据该份遗嘱取得了拆迁前讼争房屋四分之三的所有权。本案讼争房屋已被拆除，因拆迁获得的签约奖、拆除奖、速签奖及速拆奖也非遗产范围，应归被告刘某1所有。因拆迁获得的建安费186599.00元，应由原告分得139950.00元，被告刘某1、刘某3各分得23324.50元。判决，一、被告刘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某2139950.00元；二、被告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刘某323324.5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由刘金彩等五人签字的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在1975年由上诉人及妻子出资建设。被上诉人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公民个人签字的证明证明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物权登记产生公示公信效力，但该效力仅是一种推定效力，即推定登记的物权人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并不等于该登记权利人一定是真实的。具体到本案，刘某1系1991年取得案涉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从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档案中并未体现该房屋的取得方式。上诉人主张其与妻子丁从芬在1975年拆除旧房并出资建造了案涉房屋，其主要证据为村委会的证明，本院认为，事隔多年，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刘某1在1975年出资盖房的事实，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系其原始取得的证据不充分。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在1975年之前系刘宝忠与丁学欣的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宝忠于1996年12月29日所立遗嘱由当时的村会计刘某4代书，且代书人、见证人在一审期间均已出庭作证，上诉人主张该份遗嘱并非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反驳，因此本院认为该份遗嘱应为立遗嘱人刘宝忠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遗嘱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5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牛珍平
审判员 袁金宏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侯 钰
书记员 贾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