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31行初3号
原告吕召富，男，汉族，1951年1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湖南边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花垣县花垣镇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隆立新，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向成军，花垣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建新，花垣县金三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黄迎辉，男，汉族，1970年8月28日出生。
第三人吴予杨,男，汉族，2003年2月23日出生。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尚伟，湖南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召富因不服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吴予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6年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年1月28日立案后，于2016年2月1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黄迎辉、吴予杨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吕召富的委托代理人ＸＸＸ，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龙再流及委托代理人向成军、黄建新，第三人黄迎辉、吴予杨的委托代理人吴尚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给第三人吴予杨颁发了花国用（2014）第080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座落花垣县佳民村，用途：住宅，权属性质：国有，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期限：70年，使用权面积399平方米。
原告吕召富诉称，原告与黄迎辉系与杨朝志继承人刘朝珍、杨廷睿、杨浩、杨秀昌、龙竹英民间借贷2个案件的债权人。2014年9月11日，花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花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中止黄迎辉与杨朝志民间借贷纠纷(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并组成合议庭再审。然而，黄迎辉拒不按法院裁定书执行，在案件审理期间，于2014年11月，拿着效力待定的(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将原属杨朝志所有，位于花垣县花垣镇佳民村的一栋三层楼房前的一块空地办在其妹夫吴宏波儿子吴予杨名下。经花垣县人民法院和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了(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原告认为，黄迎辉拒不遵循法院裁判文书的规定，私自拿着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撤销登记在吴予杨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花国用(2014)第08080号的登记。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4)花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书、(2015)花法执字第99号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原告是杨朝志债权人，有权提起诉讼。2.(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原审法院调解将诉争财产抵偿给黄迎辉情况。3.(2014)花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法院中止(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并裁定再审。4.(2014)花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判决撤销(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5.(2015)州民三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法院判决撤销(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6.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发放表，拟证明黄迎辉在法院裁定中止后，私自拿着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到相关部门办理土地登记。
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在诉状中称其系杨朝志继承人刘朝珍、杨廷睿、杨浩、杨秀昌、龙竹英民间借贷2个案件的债权人，该主张不属实，(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的签订、中止、再审、二审的法律文书涉案当事人均与原告无关，签订、中止、再审、二审的法律文书也未有内容涉及颁证土地归属原告的判决，原告不构成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述事实有证据1、2、3、4在卷佐证。二、原告主张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告在诉状中称，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主张不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案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与颁证土地存在权属利害关系，也没有证据证实原告债权的实现有涉及颁证土地归属原告的生效法律文书，同时也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与颁证土地存在他项权利关系。原告主张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显然缺乏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实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三、颁证主体和程序合法。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土地登记办法》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二条（四）项、第十四条的规定，经申请，权属审核、审批，注册登记，核发证书程序为本案第三人吴予杨颁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主体、程序合法，上述事实有证据5在卷佐证。四、原告的债权与(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的签订、中止、再审、二审的法律文书无关联性，以中止、撤销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证据不充分、不成立。(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的签订、中止、再审、二审法律文书涉及的当事人与原告无关联，涉及的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联，涉及的房地产权利的认定与原告无关联，原告依据与自身债权、自身房地产权利无关联的法律文书作为起诉依据，属无端诉讼。上述事实有证据1、2、3、4在卷佐证。综上，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2.(2014)花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3.(2014)花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4.(2015)州民三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以上四份证据拟证明原告与证据1、2、3、4无关联性，据此提起行政诉讼无事实依据，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告的债权与颁证土地无关联性，不是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的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主张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侵权无事实依据，不成立。5.黄向璐、吴予杨的颁证资料，拟证明被告颁证主体、程序合法。
第三人黄迎辉、吴予杨答辩称，一、原告诉称“黄迎辉私自拿着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与事实不符。第三人取得该宗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是依据(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直接办理过户登记，而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协议方式通过缴纳土地使用出让金有偿取得。二、原告吕召富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吕召富对杨朝志享有的债权已经得到法院判决予以确认，但是没有任何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诉争宗地属吕召富所有或颁证土地上存在他项权。花垣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并未侵害吕召富的合法权益，吕召富不是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另，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从吕召富提交的材料清单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花垣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与吕召富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三、原告的起诉应依法裁定驳回。1、《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花垣县人民政府2014年12月5日就作出了行政颁证行为，原告于2016年1月27日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规定。2、本案中，原告的债权已经得到花垣县人民法院判决确定，完全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追偿。花垣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对原告的债权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且也没有任何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诉争宗地为原告或案外人杨朝志所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所以恳请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四、第三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第三人严格依照《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行了办证手续，并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各种税费。第三人取得诉争宗地使用权并无不当，符合法律规定，其享有的权益应受法律保护。
第三人黄迎辉、吴予杨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前交换证据和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的证据。
1、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⑴颁证程序不合法，从材料表面显示该土地系抵给黄迎辉的，从黄迎辉的名下转到吴予杨和黄向璐名下应当有转让和赠与手续，而颁证资料中没有，说明吴予杨和黄向璐取得土地来源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⑵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①吴予杨不是黄迎辉的儿子或子女，黄迎辉出的证明存在欺骗。②（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在办证时被中止，其后被法院撤销，不具有法律效力，黄迎辉向办证机关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被告给吴予杨及黄向璐颁证所依据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实体内容不合法。
2、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被告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没有异议。
（二）对原告吕召富的证据。
1、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至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债权与县政府颁证存在权属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案的起诉条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主张花垣县政府侵权没有事实依据。证据6办证人是吴予杨和黄向璐，与原告的土地权利和债务无关，给吴予杨和黄向璐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与原告无关。
2、第三人质证认为：证据1至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且提交的文书与本案土地行政登记没有关联性，同时5份证据仅仅能证实原告与杨朝志是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确认本案诉争土地与吕召富或杨朝志有利害关系，原告的起诉不适格。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是县政府给吴予杨及黄向璐颁证的一个环节，且该证据内容与吕召富没有利害关系。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各方当事人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被告所举证据1-4，是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5，是颁证的档案资料，可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及办证过程，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对原告吕召富所举证据。原告所举证据1，是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2-5，是与被告所举证据1-4相同的证据，虽然双方举证的证明目的不同，但鉴于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以同样的理由予以采信。证据6，是颁证的部分档案资料，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本案原告吕召富与第三人黄迎辉均是杨朝志的债权人，原告、第三人因与杨朝志的债务纠纷，曾先后分别向花垣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黄迎辉的民事诉讼。黄迎辉因与杨朝志的民间借贷纠纷，于2013年8月向花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其中约定，杨朝志将其位于花垣县边贸大厦一处商品房，和在涉及本案诉争土地上所建的一栋三层楼房及空地作价抵偿给黄迎辉。2014年9月11日，花垣县人民法院以该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为由，作出了（2014）花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将该案进行再审，二是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三是鉴于杨朝志已于2013年11月25日死亡，故将杨朝志的法定继承人刘朝珍、杨昌秀、龙竹英、杨浩、杨廷睿列为被告参加诉讼。2015年4月17日，花垣县人民法院经再审后，作出（2014）花民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位于花垣县边贸大厦的商品房在杨朝志与其前妻曾祥英协议离婚时已经约定归属于曾祥英与其子杨浩所有，杨朝志没有处分权，故判决：一、撤销（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二、杨朝志所欠黄迎辉的债务，由刘朝珍、杨廷睿、杨浩、杨昌秀、龙竹英在继承杨朝志遗产实际价值内偿还。黄迎辉不服该再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过审理，于2015年8月13日作出（2015）州民三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2014）花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后，在再审审理期间，即2014年12月，黄迎辉以（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为依据，并向土地登记机关出具证明，以吴予杨、黄向璐系其子女的名义申请土地登记，后经过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出让审批等相关程序后，被告分别给吴予杨、黄向璐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二）吕召富的民事诉讼。吕召富与杨朝志的民间借贷纠纷，因吕召富2014年起诉时杨朝志已经死亡，故其以杨朝志的法定继承人刘朝珍、杨廷睿、杨浩、杨昌秀、龙竹英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该案经花垣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4）花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杨朝志所欠吕召富债务，由刘朝珍、杨廷睿、杨浩、杨昌秀、龙竹英在继承杨朝志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吕召富向花垣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吕召富才知悉被告已经给第三人作出了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经协商未果，原告吕召富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给第三人吴予杨颁发的花国用（2014）第080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另查明，一、在涉案土地进行登记的过程中，第三人黄迎辉曾向土地登记机关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主要为：黄向璐、吴予杨是本人儿女。原告对此质疑，认为该证明内容虚假，吴予杨是黄迎辉妹夫的儿子。经庭审调查核实，第三人当庭陈述：吴予杨确实是黄迎辉妹夫的儿子而非黄迎辉本人的亲生儿子。二、第三人申请土地登记时并非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进行，被告进行的土地登记行为亦不属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司法协助行为，而是独立的行政登记行为。
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进行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原告吕召富是否具有起诉的主体资格；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三是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撤销。
关于争议焦点一，起诉资格。原告吕召富提起诉讼的主要依据是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即（2014）花民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既确定了吕召富对杨朝志所享有的债权，同时也确定了吕召富为了实现债权而对杨朝志可继承遗产所具有的申请执行权。本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和相关房产不属于杨朝志的可继承遗产范围，也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除了涉案土地房产之外，杨朝志另有其它可供执行的遗产。因此，作为属于杨朝志遗产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其相关行政登记行为，应当认定与原告吕召富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二，起诉期限。本案中，原告吕召富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主张在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并不知情，而是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才知晓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经查，原告向花垣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该院于2015年5月20日曾向刘朝珍等五个法定继承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案件由此进入执行程序。至于原告在进入执行程序后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时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故，第三人在诉讼中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予以证实，鉴于第三人在本案中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对此提出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是否应当撤销。对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撤销，势必涉及到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即对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行政程序等进行全面审查。具体到本案而言，第一，关于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土地登记办法》对此也有相同规定。故，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被诉土地行政登记行为，符合上述规定，具有法定职权。第二，关于事实依据。第三人申请土地登记的主要事实依据是（2013）花民初字第31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民事调解书），第三人以该调解书来证明其物权的获得并作为申请土地登记的权属来源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因继承、受遗赠取得土地使用权，当事人申请登记的，应当持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死亡证明、遗嘱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查，本案第三人申请土地登记的时间是2014年12月，而其据以申请登记的主要依据即民事调解书，早已于同年9月被裁定中止执行，亦即意味着第三人在申请登记时，该民事调解书的效力已经因为裁定中止执行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属于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故，第三人据此申请登记，不符合上述《土地登记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且，该民事调解书在此后的再审程序中，已经被生效的判决依法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第三人黄迎辉原先基于民事调解书所取得的相关物权，应当随着民事调解书被生效的再审判决撤销而归于消灭，因而被告作出的土地登记的事实依据不复存在，应当认定该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此其一。其二，本案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吴予杨是民事调解书的当事人或权利人，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黄迎辉依据调解书所取得的相关物权已通过赠与、转让或者其他合法的方式归结于吴予杨名下，因此，被告给第三人吴予杨作出的颁证行为，亦属于证据不足。第三，关于法律依据和行政程序。如前所述，被告作出的土地行为存在事实依据不足的问题，因而导致其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适用法律错误，行政程序不合法。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被告和第三人提出的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提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吴予杨颁发的花国用（2014）第080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花垣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学军
审 判 员 唐云峰
审 判 员 田玉莲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代理书记员 胡贻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