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03行初225号原告李彬，男，195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259号。法定代表人刘涛，局长。委托代理人蒋鹏，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高平，男，系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南京路特1号金路易商务中心18楼。法定代表人李建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建新，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号大院，公民身份号码4201021962********。委托代理人李剑龙，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严朝钧，男，196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第三人沙济汉，男，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东西湖区，第三人卢江浩，男，195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岸区，现住址武汉市汉阳区，原告李彬（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被告”）撤销工商行政登记及股东资格登记，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30日、2018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蒋鹏、李高平，第三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运公司”）及第三人李建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剑龙、第三人严朝钧、第三人沙济汉、第三人卢江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审理期间，原、被告向本院提交申请，就本案诉争内容请求给予协商和解期限一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1994年12月4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登记机关，核准成立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期限自1994年12月5日至1998年12月5日，法定代表人李建新。1997年11月19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登记机关，重新核准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期限变更为自1994年12月5日至2001年12月5日。原告诉称：1994年9月，由于被告的审核不严致使武汉嘉运公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仿冒原告笔迹手段签名，将其注册为该公司的股东，且未作任何告知行为。至原告2017年7月11日接到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1民初4683号合同纠纷案传票后，才知道自己被虚假注册为股东，并受到该案的牵连。由于原告不是“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即不知情，又从未出资、签名，从未参加过该公司任何股东会议等行为。事实是原告于1996年才结识武汉嘉运公司董事长李建新，同年底受聘至该公司，按照公司要求提供有关身份资料成为该公司雇员，原告在公司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后辞职离开公司。原告在收到常熟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后，将武汉嘉运公司工商注册的有关股东签字，送与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字迹鉴定，结论为武汉嘉运公司工商注册的有关股东文件上“李彬”的签字均不是本人所写。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1994年12月对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的工商登记，依法撤销登记中原告的股东资格。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书面答辩称：一、本局于1994年12月5日核准武汉嘉运公司的设立登记行为合法有据。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于1994年12月5日向本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材料申请公司设立登记。对于武汉嘉运公司的申请，本局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登记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颁布）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颁布）第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法核准，作出公司设立登记决定。二、本局于1997年11月19日核准武汉嘉运公司的设立登记行为合法有据。依据《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进行规范的通知》（国发（1995）17号），1997年11月19日武汉嘉运公司重新规范登记，向本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及《验资报告》等材料。对于该公司的重新登记申请，本局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登记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法核准，作出公司重新登记决定。三、原告认为本局未尽严格审查义务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1、武汉嘉运公司是于1994年12月5日办理了设立登记，在该次登记中公司股东为：武汉澳尼科技应用开发有限公司、武汉澳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澳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澳尼纸品有限公司、武汉嘉运混凝土有限公司，并无原告；公司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会成员也没有原告。因此，在武汉嘉运公司1994年12月5日的工商登记中，原告并不是该公司股东，本局也未将原告登记为股东。2、武汉嘉运公司于1997年11月19日的重新登记中，因股权转让，股东发生变化，登记股东为原告、严朝均、卢江浩、沙济汉、李建新，并选举原告为公司董事，同时提交了武信业字（97）第8l号《验资报告》，在《投资各方出资额验证明细表》中显示原告出资20万元，并有招行武汉分行特种进账单作为凭证。3、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1]第67号），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因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不真实所引起的后果，登记主管机关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本局于1994午12月5日、1997年11月19日办理武汉嘉运公司登记，将原告登记为该公司股东的行政行为至今已超过五年，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该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起诉。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第一组证据：1、《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及附件、申请报告；2、《有限责任公司章程》；3、《企业法人登记审验注册资金报告书》；4、《协议》；5、《房屋共有权保持证》及《房屋租赁协议书》。该组证据证明武汉澳尼科技应用开发有限公司办理设立登记提交的材料。第二组证据：1、《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2、《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附件；3、《申请报告》；4、武体改[1994]143号《市体改委关于组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5、《武汉嘉运公司章程（草案）》；6、《武汉嘉运公司可行性报告》；7、《任命书》、任职证明及身份证明；8、《验资报告》；9、《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汉市城镇公有房屋所有权证》及《租赁协议》；10、《企业营业执照》及《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该组证据证明武汉嘉运公司于1994年12月5日办理设立登记及提交的材料，在该登记期间原告不是武汉嘉运公司的股东。第三组证据：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附件，股东（发起人）名录、指定（委托）代表证明书、法定代表人履历表、股东会纪要；2、全体股东资格证明、股东资格证明；3、股东会关于设立董事会的决定，股东会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任职的决定，董事会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决定，董事会关于聘任公司经理的决定，董事、经理、监事身份证；上述证据1-3所涉及的文件材料中关于股东及董事会成员均表明为原告、严朝均、卢江浩、沙济汉、李建新。4、关于经营场所的证明；5、申请报告二份（时间分别为1997年1月、1998年2月）；6、公司章程二份（时间分别为1997年3月；1998年2月）；7、协议书（1998年5月）、组建方案两份（时间分别为1998年2月、1997年1月）；8、股东决议（1997年1月4日）；9、验资报告（1997年3月）；10、股权转让协议书（1997年1月4日）；11、企业法人代码证书、企业法人执照四份。该组证据证明1997年11月19日武汉嘉运公司向被告提交的公司重新登记提交的材料，其中关于股东身份的材料落款时间为1994年。第四组证据：公司年检报告书（1998年、1999年度）。该组证据证明武汉嘉运公司向被告提交的年检材料，其中原告、严朝均、卢江浩、沙济汉、李建新为公司的股东。第五组证据：武汉嘉运公司的变更登记材料。该组证据证明原告等五人于1995年12月20日已成为集团公司的股东。第六组证据：武工商处字[2010]第16-19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0年12月20日对武汉嘉运公司的营业执照予以吊销。规范性文件：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条；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七条；1995年7月3日作出的国发[1995]17号《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进行规范的通知》第一条；2001年3月15日实施的工商企字[2001]第67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第三条。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的参诉意见：本公司于1997年登记的背景是国发[1995]17号文的规定，该规定要求规范不符合新公司法的公司重新予以登记，本公司对于在1997年的重新登记认为是多余的行为。在1994年公司成立时股东为五个公司，而1997年11月重新对公司进行登记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于是公司就从工作人员中找到5个身份证，包括董事长李建新本人及本案的原告和其他第三人，除李建新本人知道成为公司股东外，其他的四人并不清楚。设立登记是公司持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股东签字也是由工作人员代替签字的，也未对原告和第三人说明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提交的股东会、委托书等材料另外4个股东均不知情，原告和第三人的股权出资是由李建新出资转到公司的账上。第三人李建新的参诉意见：同武汉嘉运公司的意见。公司于1994年成立的时就有五个企业股东，后由于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应为自然人，因此本人就持公司其他4个人的身份证去办理了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并没有告知他们这个登记情况。对于武汉嘉运公司1997年的变更登记是无效的，应当撤销。第三人严朝钧的参诉意见：本人也认为应当撤销1997年的公司变更登记，本人“严朝钧”的“钧”是金字旁，但是股东签名上写的是“均”，明显错误。在此次登记中所有关于股东签字的都不是本人签的，也从未进行过出资，且知道这些事情是2017年9月原告告诉本人，请求法院查清事实。第三人沙济汉的参诉意见：本人没有参与过武汉嘉运公司的任何活动，也未对公司进行出资和签字，对于公司的股东登记并不知情。第三人卢江浩的参诉意见：本人仅认识李建新，但并非武汉嘉运公司的员工。本人不知为何身份证复印件在武汉嘉运公司登记中，股东登记中所有签字不是本人签的，也未出资。1996年8月验资报告中进账单写的是“卢江汉”，也不是本人的名字。1997年的股东变更登记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原告找到本人才知晓成为了武汉嘉运公司的股东。庭审中，因原告在立案环节向本院提交武汉嘉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与被告的证据材料相一致，故该部分原告不作为证据提交。原告提交了下列其他证据材料：一、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2017]文鉴字第05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日期为“1998年2月”抬头为“第三十九条：公司章程的解释权属于股东会”的材料中“股东签字盖章”处“李彬”签名字迹即检材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2、日期为“1994年9月18日”的《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设立董事会的决定》中“全体股东签名”处“李彬”签名字迹即检材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用于证明原告并未参与武汉嘉运公司的股东变更，其股东的签字不是本人所写。二、证人彭某的证言：其与原告在1996年、1997年左右共为武汉嘉运公司同事，时间仅为几个月。其任武汉嘉运公司办公室主任，在公司办理自然人股东登记时是由办公室统一办理，仅是为了完善公司登记的程序和制度，除李建新外，原告和其他个人股东并不知情自己被登记成为股东，在登记中办理股东身份签名时也是由他人代签的。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第三人李建新、第三人严朝钧、第三人沙济汉、第三人卢江浩均未提交证据材料。综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作如下分析：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六组证据，仅对其中关于原告为股东身份及作为股东身份签名的部分不予认可，认为有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反证原告并非武汉嘉运公司股东及未以股东身份签名。对被告的其他证据材料未发表意见。二、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及第三人李建新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关于股东身份的登记认为是由公司办公室主任彭某办理，原告及其他股东并未出资，也不知情。第四、五组证据中原告为股东身份的报告和签字同样不真实。三、第三人严朝钧、第三人沙济汉、第三人卢江浩也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关于其本人的股东身份及股东身份签名不予认可。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来源和鉴定程序存在异议，认为并不能否定原告在股东变更登记中签名的效力；对证人彭某的证言也认为证言中能够证明原告在1996年-1997年期间为武汉嘉运公司员工，因此公司在此期间由委托代理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具备法律效力。五、本案的第三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综上，当事人对被告提交关于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的企业备案登记材料的来源合法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规范性文件均为有效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和证人证言均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纳。因双方质证的焦点为在被告提交武汉嘉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证据中，原告的股东身份是否具有真实性，关于该争议问题，本院将结合双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大小综合予以评判。经审理查明：1994年9月17日，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武体改[1994]143号《市体改委关于组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在武汉澳尼科技应用开发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核心层企业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紧密层由其控股子公司武汉澳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汉澳尼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澳尼纸品有限公司组成，半紧密层企业由其参股公司武汉嘉运混凝土有限公司组成，并要求在批复后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同年10月4日，武汉嘉运公司筹建处向被告申请成立“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同年11月4日“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被予以核准。在武汉嘉运公司提交的申请书及公司章程中，公司的发起人及集团成员均为上述批复中的相关企业。同年12月4日，被告对武汉嘉运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予以核定为同意登记注册，并于次日颁发名称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1994年12月5日，经营期限自1994年12月5日至1998年12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建新。1997年1月，武汉嘉运公司向被告提交报告，申请成立“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提交了设立登记申请材料，其中部分如下：1、公司于1997年1月4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增加新股东分别为原告、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及确定股东出资比例，同时责成彭某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及第三人李建新、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等签名；2、1997年1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为李建新，受让方为原告和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约定由转让方转让部分资本给受让方作为武汉嘉运公司的投资，受让方成为公司的股东，原告及第三人李建新、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等签名；3、武汉嘉运公司分别于1997年3月及1998年2月的《章程》两份，其中公司股东身份均为本案的原告、第三人李建新、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等；4、公司设立登记提交文件目录，落款时间为“94年9月18日”。目录中包括的“指定（委托）代表证明书”、“股东会纪要”、“股东资格证明”、“股东会关于设立董事会的决定”、“股东会关于设立监事会成员任职的决定”、“董事会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决定”、“董事会关于聘任公司经理的决定”等材料，落款时间均为“1994年9月18日”，原告、第三人李建新、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均作为股东身份或董事会成员签名。同年11月19日，被告颁发名称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1994年12月5日，经营期限自1994年12月5日至2001年12月5日，法定代表人为李建新。另查明，1994年5月23日，第三人李建新作为投资人，向被告申请成立“武汉澳尼科技开发应用有限公司”，并提交了《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及相关材料，同月26日，被告批准同意登记注册，并颁发“武汉澳尼科技开发应用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李建新。还查明，在武汉嘉运公司向被告申请1998年、1999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中，登记的股东为本案的原告及第三人李建新、严朝钧、沙济汉、卢江浩。还查明，2010年12月20日，被告作出武工商处字[2010]第16-19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武汉嘉运公司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2008年度企业年检资料，经催告后仍未参加年检，决定吊销武汉嘉运公司的营业执照，责令停止一切经营活动。2017年6月，原告收到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得知其被成为武汉嘉运公司的股东，且应作为被告身份参与武汉嘉运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同月，原告从被告处调取了武汉嘉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并于同月30日，对武汉嘉运公司登记材料其中关于本人作为股东身份的签名提起样本，向湖北两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同年7月5日，湖北两江司法鉴定所作出[2017]文鉴字第05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对原告送检两处“股东签字盖章”和“全体股东签名”处“李彬”签名字迹即检材与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的鉴定结论。同年8月12日，原告以被告错误登记其为武汉嘉运公司股东资格为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一、根据1994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被告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工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工商行政登记的行政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对武汉嘉运公司分别于1994年、1997年的设立登记是否合法有效；武汉嘉运公司于1997年的股东变更登记增加原告为股东的行政登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1，关于被告1994年12月5日核准注册成立武汉嘉运公司的登记合法性问题。本案中，1994年9月，经武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在武汉澳尼科技应用开发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武汉嘉运公司，当时的武汉嘉运公司筹建组依法向被告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指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政府批准文件、公司章程、验资证明、财务审计报告、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及公司住所地证明等材料，被告依照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予以核准登记，该次设立登记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登记行为具有合法性。2、关于武汉嘉运公司1997年股东变更登记效力及原告是否为公司真实股东身份的问题。本案中，武汉嘉运公司于1997年1月再次向被告申请公司设立登记，同时对公司股东的资格及人员进行了变更。经审查，本案第三人武汉嘉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建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均承认，此次变更登记在申报材料中将原法人股东变更为自然人股东，将原告增加成为股东仅是为满足股东是自然人身份的需要，目的系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形式，以达到公司法及配套法规的规定条件，从而向登记机关重新登记的行为，原告被成为股东却实际并不知情，并未向公司实际出资，股东申报材料中签名均系他人代替。本院认为，武汉嘉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建新具有法律上的诉讼主体资格，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有责任如实陈述事实的经过，该对于公司此次设立登记的陈述符合证据的要素，具有合法性，与被告辩解关于此次重新设立登记背景和原因的陈述基本一致，并与原告在获知其为武汉嘉运公司股东身份后，对武汉嘉运公司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关于本人签名进行司法鉴定，其结论为相关登记资料上字迹非原告签名，原告据此辩称未实际参与股东变更的内容相一致。另结合本案其他第三人的陈述及证人彭某的证言，均证明原告未实际参与公司股东变更的内容与武汉嘉运公司及李建新的陈述相吻合。综上，上述证明内容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实武汉嘉运公司于1997年的股东变更登记过程原告并不知情，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的股东登记。而股东变更登记中股东本人是否知晓与签名认可是证明其身份的核心条件，在尚未得到本人签名确认的股东登记申请，其股东身份的行政登记行为当然不会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该登记行为中原告成为武汉嘉运公司股东资格不具有合法性。关于被告辩解按2001年3月15日实施的工商企字[2001]第67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的规定，登记主管机关对提交申请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以及材料和文件所记载事项是否符合登记管理的规定进行审理，对于材料和文件不真实所引起的后果，登记主管机关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认为本案武汉嘉运公司于1994年、1997年的设立登记合法有效。本院认为，武汉嘉运公司于1994年、1997年的企业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为连续性行为，按当时施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在创设法人地位与权利的同时，也设置了法人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武汉嘉运公司成立于1994年，其经历了多年的工商年检，企业对内对外均承担了大量相关民事责任，后于2010年12月因未参加年检被被告决定吊销营业执照及责令停止经营活动，为保护市场交易秩序和维护行政权威，故认定武汉嘉运公司1997年的股东变更登记中股东资格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并不导致其经营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武汉嘉运公司在尚未组织清算或依法注销的前提下，依法从被告处核准登记获取企业法人资格的法律地位依然存在。综上，原告是否符合真实股东身份并不是撤销企业法人资格行政登记的理由和条件，而涉及武汉嘉运公司1997年的增加原告为股东的登记行为，因存在虚假的股东身份，其创设的股东权利及义务并不当然对原告本人产生影响，因此，本院对原告诉请撤销其股东资格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诉争的原告股东资格登记虽在1997年，但无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登记行为向原告下达任何通知和文件，原告也无其他途径获知该登记，而原告知道其被成为股东登记的时间为2017年6月，并于同年8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因原告并不知晓其为武汉嘉运公司的股东，也从未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权利和承担过义务，因此从被告登记原告为股东身份之日起至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之日的中间时间，虽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但应当理解为原告在知晓该登记之前的时间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又因为被告的股东登记行为对原告权利的影响一直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自知道该行政行为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故本院对被告辨称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对武汉嘉运公司设立登记及撤销原告股东资格的诉讼主张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7年11月19日对第三人武汉嘉运（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登记中原告李彬股东资格的登记。二、驳回原告李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李彬负担（原告已预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鄂焕斌人民陪审员  方 毅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 记 员  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