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02民申6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1，女，1955年9月16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2，女，1957年5月1日出生。
二再审申请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号**楼。
法定代表人：朱培亭，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金英，北京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3之继承人）：张某(沈某3之妻)，1944年12月17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3之继承人）：沈某4(沈某3之长子)，1968年10月25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3之继承人）：沈某5(沈某3之三子)，1976年7月18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沈某3之继承人）兼张某、沈某4、沈某5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某6(沈某3之次子、张某之次子、沈某4之弟、沈某5之兄)，1971年7月20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沈某1、沈某2因与被申请人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张某、沈某4、沈某5、沈某6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9392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沈某1、沈某2申请再审称，二申请人之父沈某7为交通运输部干部，1997年从被申请人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依据房改政策购买取得某号房屋。2005年开始因单位对于房屋面积未达标者进行补差调整，通过“交小房换大房、补足差价”的方式，沈某7从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取得了另一处房屋。当时调整后取得的新房都不能办理产权手续，几年后可以办理时，沈某7已因病去世，无法办理换房手续了。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将二申请人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某号房屋属于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所有。二申请人同意该诉求，认为可以与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达成调解。但是后来，法院追加沈某3参加诉讼。因为是法院追加的，并且开庭审理时，并未涉及该身份关系的事实，所以，二申请人当时并未就沈某3是否是沈某7的合法继承人、是否应当参加诉讼审理进行答辩。2017年5月，沈某3之子、之配偶在其去世后，将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列为被告，二申请人列为第三人，以所有权确认纠纷诉至法院，请法院确认沈某7经过换房后取得的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在该诉讼中，沈某3之子及配偶主张沈某7与沈某3之间是父子关系，但是二申请人从未见过沈某3，亦未从父亲沈某7口中听说过沈某3，所以不能确认沈某3的身份。但是，该案主审法官认为这是（2014）东民初字第09392号民事调解书中应当审查的事实，申请人应当针对该调解书申请再审。申请人认为沈某3是否为沈某7之子存在疑问。因二申请人从未听说过有此人，二申请人从沈某3之子的起诉状中才得知“老人与其前妻卢某生活了三朝二夕后，就参加了解放祖国的革命战争，卢某在家为老人生育了一男孩”。“三朝二夕”字面的意思是“三天两夜”，而将其用作形容时间极短的词时，则实际情况可能更短，如此就怀孕基本不可能，所以沈某6等人的继承人身份需要用科学技术鉴定证据才能证明。自从沈某7的妻子（二申请人的母亲）1999年去世后，沈某7便一直在大女儿沈某1家中生活，从未离开过她家。由于沈某7年老体衰，不管去哪儿都有女儿及家人陪伴，直至去世。在沈某7在世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从未见沈某3与沈某7有过任何联系。沈某7的单位也不了解该情况，因此在本案一审起诉时，单位并未将沈某3列为被告。沈某3居住生活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沈某7居住生活在北京。沈某7祖籍为辽宁省盖州，盖州与黑龙江省海林市相距1000公里之遥。据庭审中沈某3之子自述，他们大约70年代自外地迁往海林市，但沈某3出生时间为1943年10月21日，那么70年代才迁入的海林市秦家村委员会又如何能证明20多年前就已经出生了的沈某3的父母婚姻生子的情况？现在，经过申请人咨询，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通过血缘鉴定，以科学的结论确定沈某3与沈某7之间是否存在父子关系，但是庭审中，沈某3之子拒绝配合血缘鉴定。申请人认为，身份关系至关重要，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出鉴定结论的前提下，当事人都应当本着诚信原则配合科学鉴定，得出相应结论，法院依据该鉴定结论作出判决。综上，申请人认为（2014）东民初字第09392号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请求撤销该调解书。
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提交意见称，（一）本案一审庭审中，沈某3以沈某7继承人的身份作为被告，申请人对沈某3作为继承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并最终签订民事调解协议。二申请人主张再审事由不成立。（二）该再审申请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申请再审期限，应当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张某、沈某4、沈某5、沈某6提交意见称，不同意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一）沈某7跟卢某是解放前结婚的，当时没有结婚证，他俩是事实婚姻。当年因为在辽宁盖县过不下去了才迁到黑龙江省的。沈某7的人事档案中也写明他的前妻是卢某，其与前妻生有一子叫沈某3。我方现在提交三张老照片，里面有沈某3、沈某6与沈某7的合影。一审调解时，沈某6来到北京的第二天沈某1就与沈某6谈了大房子的继承问题，但是没有谈妥，对方也没有对沈某3的身份提出异议，他与沈某7的身份关系是铁的事实。（二）申请人现在申请再审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沈某1、沈某2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在于认为一审调解时未对沈某3的身份进行认定因此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以及认为沈某3是否是沈某7的继承人身份存疑。经调阅一审卷宗，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2月9日的开庭笔录中，原告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之委托代理人连金英、被告沈某1本人、被告沈某2本人及被告沈某3之委托代理人沈某6均到庭参加诉讼。在法官询问“沈某7的继承人有谁”时，“三被”回答“沈某7的第一任爱人叫卢某，二人生有一子叫沈某3，卢某于2003年6月28日去世，沈某7与卢某没有其他婚生或非婚生子女。沈某7的第二任妻子叫肖某生，其二人共同生育两个子女，分别是沈某2、沈某1，其二人没有其他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肖某生于1999年10月7日去世。”法官的提问简洁清楚，沈某1、沈某2及沈某3之委托代理人沈某6的回答亦明确具体，且沈某1、沈某2当庭并未对沈某3作为沈某7继承人的身份提出任何质疑，故其关于一审调解时其不知沈某3是以沈某7继承人的身份参与调解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沈某3是否为沈某7继承人的问题，一审审理过程中，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局提交的沈某7的人事档案材料显示，沈某7的前妻为卢某，其与卢某生有一子沈某3，故一审法官查找到沈某3并依职权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现沈某1、沈某2主张沈某3的继承人身份存疑，其应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沈某1、沈某2未能举证证明沈某7的人事档案材料造假或者提供其它足以推翻一审认定沈某3身份依据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应当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本案调解书于2015年2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沈某1、沈某2于2017年11月8日方对本案调解书申请再审，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综上，沈某1、沈某2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沈某1、沈某2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佘 卫
审 判 员 孙 波
审 判 员 左颖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孙德一
书 记 员 铁笑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