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津0116行初31号原告侯红梅，女，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法定代表人蔡云鹏，局长。委托代理人顿德光，该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刘晶晶，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动产第一登记中心干部。第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北路宏达园10号楼底商。法定代表人郝振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忠义，天津同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侯红梅诉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第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红梅诉称，2005年，原告购买了第三人天津市塘沽区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开发的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100号商铺。第三人宏达公司就包括涉案商铺在内的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等多家商铺获得了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将涉案商铺交付原告，但其违约一直未给原告就涉案商铺办理房地产权证。2016年11月，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向原告等人作出《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涉案商铺因土地整理储备已于2016年7月办理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注销登记。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涉案商铺的业主才是不动产权登记簿登记的真正权利人，对涉案商铺享有物权，被诉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注销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被告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辩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诉争房屋的权利人并非原告而是宏达公司，原告与该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申请人在申请登记时提交的登记证件齐全，符合注销登记的相关规定，被告也履行了必要的审查程序，故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宏达公司述称，原告与被注销的《房地产权证》没有关系，权属证书登记的权利人是谁，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谁，被注销的《房地产权证》的登记权利人是宏达公司而非原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1日，案外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发展中心（甲方、收储方）与第三人宏达公司（乙方、被收储方）、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丙方、配合方）签订了《土地收储协议》，约定：甲方收购乙方包括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项下土地在内的位于滨海新区塘沽街上海道南侧，东至新华路立交桥，南至海河，西至悦海园高层小区，北至上海道，土地使用权面积约为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3019.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本次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总费用人民币46000万元；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乙方与第三人涉及收购范围内房产权属、使用等所产生的纠纷由乙方负责解决，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该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宏达公司于2016年7月7日以土地收储为由向被告申请注销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自愿放弃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项下坐落于塘沽上海道775/839/871/879/921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被告经审核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于2016年7月12日核准注销。后原告从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2016年11月15日对王新惠等人作出的《答复意见书》中得知了被诉房地产权证注销登记行为，故诉至本院。另查，2005年6月11日，原告与宏达公司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购买了宏达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塘沽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100号商铺。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宏达公司将上述商铺交付原告，但始终未能办理过户手续。2016年年初，宏达公司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包括原告在内的海河外滩B、D区26户商铺购买人至本院塘沽审判区，主张因在合同签订后其不能为原告办理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无法将房屋权属让渡给原告，且涉案房屋及所占土地已被收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要求解除其与原告等人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并恢复原状。在诉讼过程中，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管理局于2016年5月12日应法院的要求出具了《关于协助查询塘沽海河外滩B、D区26户购房人能否办证的复函》，载明：“根据《天津市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的规定，不动产登记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元进行。不动产单元由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空间组成。经核实我中心留存的档案资料，已经为宏达公司塘沽海河外滩B区、D区分别核发津字第107031225046号、津字第107030908114号房地产权证，符合不动产登记单元的规定，故贵院来函所述26户购房人在现有的情况下不能办理权属登记。”后塘沽审判区于2016年7月26日判决解除宏达公司与原告等商铺购买人签订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宏达公司返还购房款及购买人腾还所购商铺。原告等购买人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3日裁定撤销了上述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再查，第三人就其开发建设的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商铺与包括原告在内的12名购买人分别签订了《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但始终未能就每间商铺单独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第三人就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仅取得了一个《房地产权证》（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46号），登记权利人为宏达公司。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交的《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2016津01**民初21148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5097号民事裁定书、《土地收储协议》、《答复意见书》、《关于协助查询塘沽海河外滩B、D区26户购房人能否办证的复函》，被告提交的《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号《房地产权证》、《放弃声明》、《核准注销通知书》等证据为证。本院认为，经询问，不动产登记机构就上海道海河外滩B区等多间商铺只核发了一个《房地产权证》（房地证津字第107031225046号），该《房地产权证》的登记权利人为宏达公司，原告并非涉案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其与宏达公司之间虽签订了《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但并未取得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仍属债权范畴，法律法规也未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注销《房地产权证》时应考虑与房地权人有合同纠纷的债权人的利益。原告自认其自2005年与第三人宏达公司签订《天津市房产买卖合同》至2016年涉案商铺所占土地被收储前涉案商铺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系因第三人宏达公司违约造成，而非被诉房屋注销登记行为造成；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认为涉案土地被收储后宏达公司未给其合理补偿，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这一更符合事实需要的直接、便捷途径达到诉讼请求保护的目的，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亦无法实现其诉讼目的，故被诉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利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及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侯红梅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本院予以退还（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秀敏代理审判员  刘清华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冯凯莉附：法律释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