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联星乡泉塘东街*号之一首层自编013铺。
经营者：何光宁。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有声，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娟娟，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京汇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江海路88号2801-2807室。
法定代表人：周永雄，职务：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京汇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411号3110房。
负责人：杨美玲，职务：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艳萍，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苑蓉，广东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汝光，男，1967年3月23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
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下简称利河商行）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河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上海京汇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京汇公司）与上海京汇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下简称京汇广州公司）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借据》虽然没有两个京汇公司的盖章确认，但陈汝光借款是用于公司运作的。首先，从借据记载内容来看，先是承认借款的用途是由于公司经营，陈汝光也承认款项用途是京汇广州公司的经营所需资金周转。借据最后写明“本人一定负责到底”，是因为出具借据时陈汝光不再担任京汇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借款发生在其担任京汇公司广州公司代表人期间，是对其当时行使公司职务并作为主要经办人表明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由此认定是陈汝光的个人债务。涉案款项虽然直接或间接地给了陈汝光，没有进入公司账户，但不等于款项不是用于经营，也没有任何事实上的依据证实款项在借据中注明的使用目的与实际用途不吻合，且陈汝光是当时京汇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京汇广州公司承包涉案项目的负责人，陈汝光的借款行为均与公司有关联性。涉案借款是为京汇广州公司承包装饰工程使用，又有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保证还款，且每次更换支票时，有现在是京汇广州公司的负责人、当时是财务负责人的杨美玲的签名确认，也有京汇广州公司的财务人员、主管人员等如陈某、陈建林、严丽珊等人的亲笔签名。京汇广州公司这么多员工的签名确认，足以认定借款是公司行为而不是陈汝光的个人行为，也表明涉案借款是用于京汇广州公司的经营资金需要。二、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对当时用公司转账支票质押给上诉人方式取得借款是知情的，而且曾经兑现过多份转账支票。转账支票是需要通过当时是京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生的批示才能够从财务人员处取得。如果借款不是用于公司经营而是陈汝光的个人行为，为什么陈汝光可以获得京汇公司的支票进行质押？而且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到现在还是正常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财务制度，为什么会对开出去的支票一无所所知？当时的财务负责人杨美玲通过邮件要求陈汝光换取质押支票需要向张总即张广生请示，同时也将邮件转发给上诉人，以此说明不能随意更换质押支票。杨美玲现在已经是京汇广州公司的负责人，当年的更换支票均是其经手，质押支票中还有一张是中山京汇公司的支票，该公司的老板也是张广生。因京汇广州公司的质押支票到期无法兑现，需要更换，但因其经常开空头支票，银行不卖支票给它，经请示京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生，便拿名下的中山京汇公司的支票进行更换，更加说明上述行为是企业行为。上诉人因之前一直与京汇广州公司有业务往来，而且京汇广州公司是以公司支票质押给上诉人的方式以保证还款向上诉人借款，据统计，2012年至2013年期间，上诉人通过经营者何光宁的工商银行卡号分别向当时是京汇广州公司负责人陈汝光的账号及京汇广州公司工地文员陈某的账号滚动转账借出人民币合计272.74万元，而京汇广州公司拿给上诉人质押的众多公司转账支票曾经兑现过五张合计人民币129.5万元。在这期间，还有一些上诉人为直接入账就背书给他人的支票。还有许多支票期限到期后因京汇广州公司银行账户中没有足够的金额兑现，才被迫进行更换，导致反反复复的支票转账质押交换。另外京汇广州公司成立之前，京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广生曾经在广州成立广州京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营业期限至2011年，陈汝光当时是该公司员工。后因该公司经常开出空头支票，导致无法购买支票，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张广生才决定在广州更换名称成立京汇广州公司。由此可见，京汇广州公司长期资金困难，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开出空头支票是其一贯做法。三、陈汝光的借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陈汝光在涉案借据中表明其在签署借据时已经不再担任京汇广州公司的负责人，这是上诉人无法掌控的。但涉案借据反映的是以前的借款事实，借款发生时陈汝光是京汇广州公司的负责人，是以京汇广州公司经营中出现资金困难的理由向上诉人借款。陈汝光表示所借款项直接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而且事实也是如此。还有几笔钱是公司文员陈某经手收取后即用于工地现场的。陈汝光还通过用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的公司转账支票质押给上诉人的方式取得借款，上诉人完全有足够理由相信陈汝光是行使职务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综上，陈汝光在担任京汇广州公司负责人期间经手向上诉人借下的60万元借款，既有京汇公司、京汇广州公司的同意，并通过企业内部财务流程管理进行操作，而且用于公司业务周转，陈汝光的借款行为是为了公司经营，不是其个人行为，所有特征均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借款用于企业所承接的装修工程业务，京汇公司、京汇广州公司和陈汝光必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对利河商行的上诉，被上诉人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共同答辩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上诉状所述的内容要么与本案无关，要么是上诉人妄加推断，并不是事实。被上诉人均不予确认。第一、借据显示，陈汝光已经表明他是在不再担任京汇广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一个借款，是个人的借款，由他个人负责。而且，在一审庭审的时候，陈汝光也明确确认本案借款是他个人的借款，与公司无关。被上诉人从来就没有确认过该借据，若不是本案的发生，被上诉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借款的情况。第二、根据法律规定，公司负责人借款必须将借款用于公司的经营，公司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用于公司经营必须从严把握，上诉人并没有任何理由、证据证明该借款是用于公司经营，该借款连公司的公帐都没有进入，无法证明用于公司运营。第三、支票也不构成保证还款的质押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质押需要订立书面合同，被上诉人并没有与上诉人签订任何质押书面合同，因此不构成质押行为。而且，这些支票也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借款具有相关性，无法关联起来。在本案中，上诉人也提供了中山京汇的支票，为何上诉人不把中山京汇列为被上诉人？综上所述，陈汝光的借款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利河商行起诉请求判令：1.陈汝光、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共同向利河商行清偿借款本金600000元；2.陈汝光、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以本金6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向利河商行支付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为37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汝光、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30日、9月11日、9月12日，利河商行的经营者何光宁通过其个人账户分别向陈汝光转账160000元、50000元、310000元，以上转账合计520000元。2014年7月2日，陈汝光出示《借据》，载明：本人陈汝光，香港永久身份证C515753（4），原系上海京汇美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从事京汇广州公司的业务期间，因资金链在深圳华为的一桩项目中断裂，导致向材料供应商（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老板何光宁先生多次借款人民币共60万元（陆拾万元正）。现本人虽不再担任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但一定负责到底，对于上述借款，本人同意按年利息24%计算，从2014年5月30日起至还清为止，本人保证在2015年5月30日前还清，如不能到期还清，债权人为追讨本借款而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均由本人承担。如有争议，双方均可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陈汝光在该《借据》上签名并盖手印。利河商行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涉案借款大部分以银行转账方式汇至陈汝光账户内，部分是以现金形式交付给陈汝光的，因陈汝光向其借款多次，在借款期间亦有数次部分还款，边借边还的借款模式持续了一段时间，故双方最终在2014年7月2日对账之后，陈汝光向其出具了该《借据》确认尚欠本金数额为600000元。陈汝光对《借据》中载明的借款事实及本金数额均予以确认。
在一审庭审中，利河商行与陈汝光均确认本案中涉案借款的出借方为利河商行，并说明因利河商行的账户对转账的金额有限制，所以采取了将公账内的资金先转到利河商行经营者何光宁的私人账户，再由何光宁转给陈汝光的方法。京汇公司与京汇公司广州分公司则未对利河商行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
在庭审中，利河商行陈述本案涉案借款是在其与京汇广州公司进行供货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京汇广州公司因出现资金断裂故欠下利河商行货款未还，其负责人陈汝光提出向利河商行借款用以经营其他案外项目，并承诺在盈利后一并偿还货款及借款。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对利河商行的以上陈述均不予确认，认为涉案借款是利河商行与陈汝光之间的个人借款，与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均无关。陈汝光确认本案借款是其个人借款，因京汇广州公司的项目是由其承办，项目的盈亏亦是由其个人承担，与公司无关。
利河商行为证明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的还款责任，提交以下支票的复印件：一、两张由京汇公司出具的支票复印件。支票上载明：出票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12000元及318000元，用途均为材料款，支票上均盖有京汇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张广生”的个人专用章。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已收原件、杨美玲”字样。二、十张由京汇广州公司出具的支票复印件：其中包括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3月2日出具的支票复印件两张，金额均为人民币300000元，支票复印件上分别用手写形式注明“已收上海京汇支票，2014年2月10日”及“已收原件，2014年3月18日”字样，并分别附有字迹无法辨认的个人签名；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出具的支票的复印件两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退回支票一份，2014年3月29日、陈某”字样；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4月3日出具的支票的复印件两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已收原件，2014年3月18日”及“已收原件，2014年4月8日”字样；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出具的支票的复印件两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已收原件，2014年3月29日”及“已收原件”字样；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支票的复印件两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材料款，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已收原件，2014年4月8日”及“已收原件”字样；由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的支票一张，金额为人民币600000元，用途为往来款。以上十张支票均盖有京汇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陈汝光的个人专用章。三、由中山京汇家具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31日出具的支票的复印件一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用途为货款，支票复印件上用手写形式注明“另退回中山京汇支票一份，2014年2月10日”字样，并盖有中山京汇家具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在庭审中，利河商行说明以上支票是由陈汝光交付给他的，京汇公司与京汇广州公司对本案借款均知情，并以开具支票的形式表达公司的还款意愿，并且将以上支票质押给利河商行，但以上支票最终均无法兑现。
利河商行为证明其与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提交以下证据：1、制表日期为2012年11月7日的货款欠单一张。上面载明：合同总额为418678.95元，已付款为180000元，未付余款为238678.95元，并盖有京汇公司的工程项目专用章。2、2011年2月25日、2011年9月15日、2011年9月17日、2011年9月22日、2011年9月23日、2011年10月3日、2011年10月6日、2011年10月8日、2011年10月13日、2012年3月5日、2012年3月24日的《送货单》共44张，顾客分别为京汇美饰-
东莞虎门地标广场电影院、京汇美饰-东莞虎门工地、京汇美饰-杨宅、京汇-
天健装饰广场等。3、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0月25日、2012年1月21日的《银行进账单》共5张，出票人为京汇公司，收款人为利河商行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0000元、20000元、30000元、20000元、20000元。4、《企业存款对账单》共3张，户名为“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上面显示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于2011年10月24日、2011年10月26日、2012年1月29日与京汇公司之间的三次交易记录，第三次交易记录的摘要处显示为“材料款”。5、与手机号码为“138××××0680”的用户的短信往来记录截图，显示曾向该手机号码的用户协商追款事宜。6、三份邮件往来记录的截图，其中显示：（1）发件人“ｉｃｉ×××＠163.ｃｏｍ”于2013年10月9日13:32向“326×××＠ｑｑ.ｃｏｍ”发送一封主题为“华为项目电器部分报价”的邮件，邮件主要内容为“现提供华为项目灯具、开关插座、风咀数量给你，烦请提供报价”，并附有名为“材料表（1）.xls（17k）”的附件1个。（2）、“ｙａｎ×××＠ｑｑ.ｃｏｍ”于2012年5月15日14：17向“ｈｇｎ×××＠139.ｃｏｍ”、“326×××＠ｑｑ.ｃｏｍ”发送一封主题为“华为A3宴会厅精装修工程-
投标阶段资料”的邮件，邮件主要内容为“现将我司在投项目‘深圳华为A3宴会厅项目’的投标资料发给你，请安排报价”，并附有名为“华为A3宴会厅项目投标资料.rar”的附件1个。（3）、“166×××＠ｑｑ.ｃｏｍ”于2013年10月9日14:09向“ｙｋｃ×××＠126.ｃｏｍ”发送一封主题为“2013.12.05期票20万更换日期事宜”的邮件，邮件主要内容为“刚刚收到何光宁先生一张2013年12月5日的期票，说与您沟通好要求更换日期为2013年11月5日的期票，这期票更换日期，没有张总的批示，本人无法配合，请您自行与张总申请，本人收到张总邮件批示后，配合相关工作”，并附有名为“2013.12.05期票20万.jpg（145.50k）”的附件1个。
另查，利河商行是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是何光宁，注册日期为2011年8月1日。京汇公司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期限为2004年3月15日至2034年3月14日，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机电设备安装、装饰工程的家具配套，石材、木制品、建筑装潢材料（钢材除外）、五金交电及配件的批发、零售，供应链管理。京汇广州公司为京汇公司的分公司，经营期限为2012年7月10日至2034年3月14日,经营范围：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京汇广州公司于2014年8月8日将负责人由陈汝光变更为杨美玲。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利河商行与陈汝光均确认本案借款的出借方为利河商行，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利河商行起诉要求陈汝光清偿借款本金600000元及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提交了《借据》以及银行转账记录为证，陈汝光对借款事实及欠款数额均予以确认，现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故对利河商行的该诉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京汇公司与京汇广州公司是否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事实，首先，利河商行主张陈汝光是以京汇广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其借款，并将涉案借款用于京汇广州公司的生产经营，故京汇广州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对此，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均不予确认。经查，陈汝光向利河商行出示的《借据》上明确载明借款人为陈汝光，并注明“本人一定负责到底；……；本人保证在2015年5月30日前还清；……所有费用由本人承担”，该《借据》上并没有京汇公司或京汇广州公司的盖章确认。虽然《借据》中载明借款用途为用于京汇广州公司的业务，但实际上款项却是支付给了陈汝光而并非京汇广州公司，表明借据中注明的使用目的与款项的实际用途并不吻合。而且，涉案款项的交付短时间、高频率、数额零碎，而京汇广州公司是一家至今仍在正常经营的公司，按照市场逻辑判断，涉案借款不应与京汇广州公司的经营存在关联性。其次，利河商行主张本案借款起因于京汇广州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发生资金断裂，故京汇广州公司需向其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为此提交了《送货单》、进账单、电子邮件等，但以上证据仅能证明利河商行与京汇公司之间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曾有过业务往来，而涉案借款事实则发生在2013年8月之后，故以上证据并不能证实利河商行与京汇广州公司的涉案业务往来。再次，利河商行称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为本案借款出具支票质押给利河商行，但以上支票并不能证明与本案借款之间存在关联性，且上述支票均未能最终兑现。最后，陈汝光在《借据》中已明确表明其在签署借据时已经不再担任京汇广州公司的负责人，故并不存在足够使利河商行有理由相信陈汝光享有相应代理权的事实及理由存在，陈汝光的借款行为不满足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后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亦未对该借据进行追认确认。综合上述分析，利河商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借款用于京汇广州公司的生产经营，亦不足以证实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故利河商行无权要求京汇公司及京汇广州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陈汝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清偿借款人民币600000元，并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给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二、驳回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520元，由陈汝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利河商行补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上诉人经营者何光宁工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何光宁共转账给陈汝光和工地文员陈某271.74万元；证据2.企业存款对账单，证明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质押给上诉人的支票曾经兑现过5张；证据3.网上银行截图，证明陈汝光和陈某的银行帐号情况及已经转账借钱给他们；证据4.对账单，证明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的资金往来明细；证据5.陈某发给张广生的邮件，证明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在2014年资金周转困难，且对质押的支票进行更换需要张广生审批，借的也不止上诉人一家的钱；证据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广州京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证据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中山京汇的法定代表人为张广生；证据8.证人证言，证据9.陈某身份证，该两份证据证明三被上诉人通过质押支票方式向上诉人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证据10.缴费历史明细，证明陈某当时是京汇广州公司的员工；证据11.电子邮件，证明陈汝光的借款是公司行为。
上诉人利河商行并在二审期间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述称，其于2011年到2014年9月期间在京汇广州公司工作，因深圳华为项目完成时公司经查无法发工资，其主动离职，当时工程资金经常周转不过来，公司负责人陈汝光经常用支票套现用于项目经营，由陈汝光安排其通过邮件向京汇公司申请开支票，要经过总公司负责人同意公司内部财务人员才会开支票，305×××＠ｑｑ.ｃｏｍ的邮箱是其使用的；其账户收到过何光宁两笔汇款，该款项由于工地但无法找出对应的流水账。
对于上诉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和上述证人证言，被上诉人陈汝光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上面银行章是“待后续处理”，无法确认真实性，而且这些汇款是上诉人与陈汝光和其他个人间的汇款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关联性也不予确认；证据2、3不是原件，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4是上诉人单方制作，三性不予确认；证据5邮件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而且邮件上显示的收、发件人无法明确主体，与被上诉人无关；证据6、7与本案无关；证据8、9三性不予确认，无法确认证人与上诉人、陈汝光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有利害关系，且证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书面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0关联性不予确认，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电子邮件没有原件，三性不予确认；对于证人证言不确认真实性：首先陈某不是2011年入职，从上诉人提交的缴费明细看，入职时间是2012年7月，其陈述不属实；关于陈某说借款用于公司的经营，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对其陈述不予确认；陈某仅是一个文员，根本不可能知道公司负责人的个人借款、用款的情况；陈某早就离职，对公司怨恨很深，在中院和天河法院有几起和公司之间的纠纷，其证言应予以排除，而且陈某与何光宁之间存在私人的资金往来，从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上诉人利河商行在一审过程中提供了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金额为60万元的支票原件，该支票上盖有京汇广州公司印章和陈汝光的印章，未填写收款人，用途为“往来款”。对该支票，上诉人称是京汇公司为案涉借款向其提供质押的支票。京汇广州公司称因陈汝光当时是公司负责人，陈汝光控制公司开具支票是其个人行为，没有经过公司同意。陈汝光称其当时确实是京汇广州公司负责人，但财务一直是香港公司派出的周丽珍、杨美玲，所有进出账均由公司控制，案涉款项用在工地上，因其是国内承包方，项目由其个人自负盈亏，所以上诉人把钱打入其个人账户，即使公司收到钱也是划入其个人账户。
本院认为，因陈汝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因当事人没有选择本案合同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因案涉民间借贷关系发生在我国内地，故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应否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上诉人在2013年分多次将款项划入陈汝光个人账户，陈汝光于2014年7月以借款人身份向上诉人出具《借据》，借据中确认了借款包含有付给陈某帐号的款项共60万元，陈汝光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案涉借款为其个人借款，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陈汝光作为借款人向上诉人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和陈汝光确认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应为其主张提供证据。上诉人在本案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银行转账记录、送货单等仅能证明上诉人与陈汝光之间以及上诉人与京汇广州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和款项往来；二、电子邮件为打印件，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不确认真实性，且电子邮件内容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借款人为京汇公司或京汇广州公司，仅能证明上诉人持有的支票系经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同意开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该支票是质押给上诉人以取得涉案借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支票设立质押的，当事人应订立书面合同，本案并无书面合同；同时，如原告主张的质押关系成立，那么出质人是公司还是陈汝光个人，即是公司同意陈汝光用公司支票质押还是公司自己作为质押人以该支票质押并不明确，公司、陈汝光和上诉人之间并无任何书面约定；另外，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京汇公司和京汇广州公司作为实际用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未主张其作为质押人承担质押担保责任；三、陈某的证人证言，陈某虽然称其接收的上诉人经营者何光宁的两笔款项均由于公司项目经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其与京汇广州公司之间存在多起诉讼，其证言证明力较低。综上，上诉人利河商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划入陈汝光个人账户后用于京汇广州公司的生产经营，其据此提出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陈汝光借款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制度适用的前提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陈汝光借款时是以京汇公司或京汇广州公司的名义借款，如前所述，从款项的流转记录、《借据》的记载内容和陈汝光在一审过程中的陈述来看，均无法得出陈汝光以京汇公司或京汇广州公司的名义向上诉人借款的结论，陈汝光二审过程中虽然表示其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其在一审过程中的陈述，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利河商行提出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2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海珠区利河五金电器贸易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蕴妍
梁锐基
周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