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驳 回 通 知 书
（2016）最高法执监192、193、196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解放路支行：
你单位因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高院）（2015）陕执监字第33、34、35号驳回申诉通知，向本院申诉。本院调取了上述3案以及相关案件的执行卷宗，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你单位向本院申诉称，陕西高院以（2008）陕执二公字第58号民事裁定、（2008）陕执二公字第59号民事裁定、（2007）陕执二提字第93号民事裁定对三案裁定终结执行，以及陕西高院（2015）陕执监字第33、34、35号驳回申诉通知，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依法监督。1.陕西高院系（2007）陕执二提字第93号（以下简称93号案）、（2008）陕执二公字第58号（以下简称58号案）、（2008）陕执二公字第59号（以下简称59号案）等3案的执行法院。上述3案的债权人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解放路支行），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息公司）为主债务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从工行解放路支行受让了上述3案的债权。无论是信达公司还是工行解放路支行，对上述3案的债权均未表示过放弃，也未与被执行人签订任何和解协议。即便工行解放路支行同意法院“依法裁定”，也不意味着放弃债权。但陕西高院在其作出的（2015）陕执监字第33、34、3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中，将上述3执行案件合并到其他执行案件中，认定工行解放路支行同意该3案终结执行就是放弃债权，并且认定上述3案已经执行完毕不存在恢复执行，明显错误。2.陕西高院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为由，裁定对上述3案终结执行，缺乏法律根据。3.长安信息公司现更名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旅公司）向工行解放路支行所发的函文，说明了被执行人承认上述3案并未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认可3案未执行完毕。因曲江文旅公司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第五款，依法应当恢复对上述3案的执行。
曲江文旅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陕西高院的（2015）陕执监字第33、34、35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执行法院是将包括58号案、59号案、93号案在内的共10件系列执行案合并执行，一揽子解决。因此，孤立地审查上述3案终结执行是否正确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结合其他7案的执行情况全面审查。2.当事人双方系对10案所涉债务达成一揽子执行和解意见，且按和解意见已履行完毕，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当事人双方为了履行2006年4月份约定的和解条件，共同采取措施促成和解条件成就并诚实地履行了和解协议。3.对上述3案裁定终结执行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工行解放路支行之所以同意执行法院对上述3案终结执行，是在双方同意对10件执行案一揽子解决的前提下，因其中7案已就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且已履行完毕，工行解放路支行在明知被执行人再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基础上所做的真实意思表示。工行解放路支行同意对该3案裁定终结执行的实质也属执行和解。从执行法院对工行解放路支行代理人所做的谈话笔录的“语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行解放路支行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明知，并对其向法院明确表示同意终结执行的法律后果亦明知。4.工行解放路支行向法院表示同意3案终结执行符合财政部规章和工商银行的内部规定。5.曲江文旅公司2012年10月12日向工行解放路支行出具的书面说明，首先是被迫所为，其次是该公司在书面说明中明确表示承担债务的前提是以该3案被陕西高院依法恢复执行，并非该公司向工行解放路支行作出的偿债承诺。
经查，陕西高院于2008年6月11日对58号、59号两案裁定终结执行，2008年10月8日对93号案裁定终结执行。信达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受让了上述3案的债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陕西高院作出（2007）陕执二提字第93-3号民事裁定书、（2008）陕证经字第58-2号民事裁定书、（2008）陕证经字第59-2号民事裁定书，对93号案、58号案、59号案裁定终结执行是否错误。围绕争议问题，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关于58号案、59号案、93号案是否与其他7件执行案件一并执行、统一解决的问题。93号案系陕西高院于2007年4月2日根据工行解放路支行的申请，对原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2007）西中法执民字第20号案提级执行的案件。工行解放路支行在2007年1月29日的提级执行书面申请中明确表示：“我行与长安信息公司640万元借款纠纷案，已于2006年12月立案执行。因我行与该公司另有7笔借款纠纷案件（金额16780万元）已在陕西高院执行中，高院已经查封、冻结了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目前我行正与被执行人协商中，准备以以物抵债及其它方式统一解决这8笔贷款。为便于省高院统一执行，特此申请将640万元执行案件提级到陕西高院执行局一并执行。”
58号案、59号案两案系由陕西高院于2008年4月9日立案执行。2008年6月11日，陕西高院对工行解放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做的谈话笔录载明：“张豫丰、刘雯：我们申请长安信息公司执行的58号案、59号案，对该案中的被执行人我们有7件案件在你院执行，并对其相关财产进行了处置。……”。
陕西高院2012年2月14日对原承办人王晓江关于58号案、59号案、93号案所做的谈话笔录载明：工行解放路支行2006年至2008年间在省法院共有约10个执行案件，总标的本金约1.7亿元。其中的58号案、59号案、93号案的标的小，不符合省院执行案的立案标准，工行解放路支行为了一揽子解决其与长安信息公司的债权债务，将这3个案子通过提级执行或立案都由省院执行。
上述材料互相印证，可以得出工行解放路支行对陕西高院将58号案、59号案、93号案3案与其他7案所涉10笔贷款一并执行，一揽子统一解决的事实明知而且同意的结论。
二、关于工行解放路支行是否同意执行法院对58号案、59号案、93号案裁定终结执行的问题。卷宗材料显示，在执行法院对93号案、58号案、59号案的强制执行中，工行解放路支行对93号案受偿了9.2648万元，58号案受偿了154.25万元，59号案受偿了150万元。
2008年6月11日，陕西高院对工行解放路支行的代理人关于58号案、59号案的谈话笔录载明，“张豫丰、刘雯：……对该案中的被执行人我行有7个案件在你院执行并对其相关财产进行处置，另据我们了解，两案中被执行人还与农行、中行、招行等银行有多起诉讼纠纷，已在中院、你院执行，其相关资产也被另案控制，现两案中我们已经实现债权304.25万元，其中58号案154.25万元，59号案为150万元。到目前也未发现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法官：该案已经执行一个多月，你行一直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因你行不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将依法裁定终结执行。”张豫丰、刘雯：“如在执行中再无财产可供执行，我行也不能提供财产线索，我们接受法院依法裁定的结果。”
2008年10月6日陕西高院和工行解放路支行的代理人就关于93号案的谈话笔录载明，张豫丰：“现主债务人长安信息公司部分财产抵押给了我行，剩余房产被多家法院查封，金花股权已质押、冻结，万杰长信公司持有的长安医院股权已被多家法院查封，蔡世杰至今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目前这几个被执行人确未发现有财产可供执行。”法官：“若无财产可供执行，本院将依法裁定本案终结执行，你行是何意见？”张豫丰、刘雯：“请法院依法裁定，我们同意法院裁定。”同时，张豫丰、刘雯还在谈话笔录上自书：“以上意见，经支行主管行长及部门经理同意并授权我二人在此签字。”
2012年2月14日陕西高院对原承办人王晓江关于58号案、59号案、93号的谈话笔录：“……上述10案中，其他案件都是通过执行实现债权，还本还息或还本免息，而这3案工行和长安信息协商只是给工行还很小一部分，从实现债权数额看也就是执行费的数额。因银行政策，工行不愿出具书面结案申请，所以在案件中工行给两个工作人员出具了特别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权限为：调查、终止裁定、终结裁定等。来我院做了终结执行的谈话笔录，从谈话笔录的内容来看，他们也是同意终结执行的。在这3个案子中工行解放路支行明确表态同意终结执行，在93号案中也把债权凭证全部退回，当时人民法院也没有实行退出的结案方式。”
上述材料互相印证，可以看出除了上述3案以外，工行解放路支行对其他7案已经以还本还息或还本免息等方式实现了债权。同时，工行解放路支行对执行法院在10案一并执行的过程中，对被执行人穷尽了财产查控措施的事实并无异议。工行解放路支行对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财产的事实明知，其同意法院终结执行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此外，陕西高院询问工行解放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是否同意对上述3案裁定终结执行，工行解放路支行当时完全可以选择领取债权凭证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不同意终结执行，然其明确表示同意或接受法院依法裁定，可以得出工行解放路支行同意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并充分了解终结执行法律后果的结论。
三、关于工行解放路支行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问题。上述3案中，工行解放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均为张豫丰、刘雯，其向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二代理人的权限为调查、调解、终止裁定、终结裁定、执行中止、领取文书等事项。根据陕西高院2012年3月20日听证会笔录记载的内容，工行解放路支行对张豫丰、刘雯的代理权限系全权代理不持异议。根据陕西高院2015年12月14日与刘雯的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刘雯表示其和张豫丰在同意裁定终结执行笔录上签字，是陕西高院办案法官和行领导联系好后，经支行主管行长及部门经理同意，开具授权委托书授权二人所签。授权内容里具备同意终结执行的权限。结合前述陕西高院于2012年2月14日对原承办人王晓江的谈话笔录，可以认定工行解放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张豫丰、刘雯在上述3案中系特别授权，二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清楚明确。综上，可以得出二代理人在同意终结执行的谈话笔录上签字未超出委托书所授权限范围的结论。
四、关于执行法院对58号案、59号案、93号案裁定终结执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终结执行是指在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因发生法定的特殊情形，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六种终结执行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5条规定的六种终结执行的情形中，均有“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法律赋予了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是否应当终结执行自由裁量的权力。本案中，执行法院对包括上述3案在内的10件执行案所涉10笔贷款一揽子解决共同推进执行，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穷尽了财产查控措施，申诉人对此并无异议。在当事人双方已就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对其中7案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以还本还息或还本免息方式实现债权且履行完毕，上述3案的债权得到少部分的清偿后，执行法院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鉴于被执行人再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院综合考虑10案的执行情况以及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认为应当对上述3案终结执行，并经申请执行人的同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作出裁定对3案终结执行，并未违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五、关于如何理解曲江文旅公司2012年10月12日出具书面说明的问题。涉案书面说明的内容为：“一、我公司的主体，法律地位不变，原长安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现名称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如贵行与我公司之间因借款合同编号为……的三笔借款纠纷涉及执行终结的《民事裁定书》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恢复执行，我公司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关义务。因公司名称变更给贵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该份说明表述清楚，意思明确。曲江文旅公司在该份说明中明确表达了其承担相关义务的前提条件是陕西高院对93号案、58号案、59号案依照相关法律程序恢复执行。不能得出申诉人主张的曲江文旅公司承认上述3案并未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认可3案未执行完毕的明确结论。
综上，陕西高院在一揽子推进包括58号、59号、93号3案在内的10件系列执行案件中，穷尽财产查控措施后。在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基础上，当事人双方对其中7案达成以物抵债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58号案、59号案、93号案实现了少部分债权后，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陕西高院经征得申请执行人工行解放路支行的同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即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作出（2007）陕执二提字第93-3号民事裁定书、（2008）陕证经字第58-2号民事裁定书、（2008）陕证经字第59-2号民事裁定书，对58号案、59号案、93号案终结执行，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申诉人关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3案裁定终结执行错误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