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4民初6842号
原告：戴金安，女，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戴金安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柏，湖南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斌，男，196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被告：胡红平，男，197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被告李斌、胡红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霞，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清，男，198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原告戴金安（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辉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周金桃、周霞玲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付凌波担任记录。原告戴金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柏，被告李斌、胡红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霞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国清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5年9月29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无效；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一份《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自愿合伙组成联合体与耒阳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公司）成立项目开发部，负责鹏信公司持有的位于耒阳市亩国有出让建设用地的开发。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分别占联合体31.66%的股份，被告李国清占联合体5%的股份。推举被告李斌为联合体的总代表，负责与鹏信公司签署相关协议及资金筹措管理，并以其自然人名义受让与鹏信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开发部的49%的权益。合作协议没有约定合作各方出资到位的时间，原告于2014年4月13日即向被告李斌缴纳出资300万元。2015年4月8日，被告李斌与鹏信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嗣后，组建合作项目部启动了上述140亩宗地的开发工作。2015年9月29日，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等人隐瞒事实欺骗贺春发，以至贺春发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以原告的名义与三被告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提出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是合伙人的应尽之责。被告李斌（乙方）代表原告及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与耒阳市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鹏信公司），订立《项目开发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应首期投入4000万元，应于2015年6月15日前投入2000万元。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签订了书面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协议约定：自愿合伙组成联合体与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开发部，负责该项目的开发。推举甲（即李斌）为联合体总代表，负责与耒阳市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协议，负责资金筹措及管理工作，并以甲的自然人名义（李斌）受让与耒阳市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开发部49%的权益。首期投资4000万元，股权比例为被告李国清出资50万元占5%的股份，原告与被告李斌、胡红平三人各出资1316.66万元各占31.66%的股份。由于被告李斌代表合伙人与鹏信公司所订立的《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已对首期出资的时间予以约定，而且各合伙人遵守该协议是应有之义。因此，《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未再对出资时间作重复约定。原告是合伙人之一，其应当按照《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和《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的约定出资金额和出资时间履行出资义务。
二、原告未按合同履行出资义务。原告早在2014年4月13日就出资了300万元，这还是其与被告李斌、李国清以及案外人陈稳强合伙期间的出资，但是其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重新组成合伙后，并未另行出资。按照合伙人与鹏信公司的协议，其中被告李国清应出资25万元，原告及被告李斌、胡红平应各出资600余万元。至2015年8月4日为止，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已经共同出资1300万元，原告却仍然只出资300万元。由于出资不到位，影响了项目的进度，鹏信公司多次催促，但是原告却置之不理，以资金困难为由，没有履行应负的出资义务。
三、《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原告以资金困难为由不愿履行出资义务，其先提出要将自己股份转让给他人，被告对此没有同意。后来原告提出其只能出资300万元，余下的份额要被告李斌和胡红平接受。考虑到合伙人的关系，被告李斌和胡红平只能接受下来。被告胡红平提出其分担500万元出资有困难，原告答应以自己的资产作抵押，贷款300万元暂借给被告胡红平，借期为一年，由被告胡红平按月息一分五支付给原告。基于原告能解决300万元的资金，被告胡红平才同意接受其500万元的股份。于是四合伙人才签订了《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对各人的股份进行了调整。
另，这份补充协议确是由贺春发签字捺手印，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认可该行为，因为贺春发系原告丈夫。作为主协议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是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由贺春发签订。贺春发既然签订了主协议，亦能签补充协议，且两份协议的内容都是由贺春发与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谈妥的。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尽管两份协议都是由贺春发一人所签，所签名字都是戴金安，但这是他们夫妻共同意思的表示，因此，原告称贺春发未得到其授权，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欺骗、胁迫的事实，不损害他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李国清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项目开发合作协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李斌投入鹏信世纪城项目资金明细表》、《转账凭证》、《收条》、《银行汇款回单》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各被告是否投入资金及投入多少，还需其他证据进行佐证，本院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再予以详述。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李斌与贺春发手机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李斌与贺春发沟通的事实，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通知函》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函件内容显示为被告李斌与案外公司的往来，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经被告质证后无异议，对该证据认证在本院认为部分再予以详述。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鹏信房地产银行日记账》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在庭后对贺春发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询问，就询问内容向原、被告做了说明。原告认为贺春发所述不属实，且《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明显不公平；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戴金安就补充协议的内容在原告的办公室进行了协商（协商的时间为签订补充协议的前一个礼拜天），后原告派贺春发到耒阳签订补充协议，且签协议的同时贺春发与原告进行了半小时的电话沟通。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未发表反对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8日，被告李斌（乙方）与案外公司耒阳市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鹏信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的土地作价1.2亿元，乙方每期应投入的资金与甲方的当期开发的土地作价金额相当。项目分三期建设，乙方首期应投入4000万元，具体投入的时间是：协议订立当日投入942万元，协议订立的7日内再投入58万元，60日之内再投入1000万元。也就是说乙方应于2015年6月15日前共计投入2000万元”，该协议另对其他事宜做了约定。
2015年5月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李斌（甲方）、胡红平（丙方）、李国清（丁方）签订《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丁四方自愿合伙组成联合体与耒阳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开发部，负责耒阳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耒阳市亩出让地的合作开发。首期投资为4000万元，股权比例为：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丁方出资50万元占联合体5%的股份；2、甲、乙、丙三方出资3950万元占联合体95%的股份，其中：甲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乙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丙出资1316.66万元，占联合体31.66%；第十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四方可以补充规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协议中未提到的约定，全部按照《合伙企业法》最新法律执行。被告李斌、胡红平、李国清在该《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中签名，原告戴金安在庭审时陈述其授权贺春发在该协议中代原告戴金安签名。
2015年9月29日，原告戴金安（乙方）与被告李斌（甲方）、李国清（丁方），案外人姚淑芳（丙方）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经所有共同出资人协商达成一致，就乙后续股本金无法投入，要求放弃鹏信世纪城项目部分股权并重新分配股权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乙因资金紧张，后续项目股本金1000万元无法投入，为取得股东谅解，同意以自己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300万元借给丙，利息由丙按月息壹分伍付给乙，银行利息由乙承担，借款期限为壹年。二、乙方主动放弃项目1000万元股份，由甲、丙均分筹集资金补足。补足后股权比例调整为：甲投入资金1825万元，占股比例为43.89%；乙投入资金300万元，占股比例为7.22%；丙投入资金1825万元，占股比例为43.89%；丁投入资金50万元，占股比例为5%。利润按占股比例分红。三、甲、丙补足后续股本金必须按联合体与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要求到位。否则，甲、丙承担违约责任。四、乙贷款资金300万元，必须于2015年10月15日前到达丙方帐户。否则，承担违约责任，自动放弃股东资格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五、本协议式四份，四方各执壹份，由四方签字后生效，具同等法律效力。现原告戴金安认为贺春发代原告戴金安在该协议中签名，原告不予认可，该协议应为无效，故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明，1、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2、贺春发在本院对其所做笔录中陈述，（1）《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原告不再为本案所涉项目注资，而是将贷款借给被告胡红平，以延续本案所涉项目；（2）贺春发代原告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时与原告有电话沟通；（3）贺春发在2015年4月至2015年年底在本案所涉项目担任技术总工，在本案所涉项目部需要原告戴金安行使合伙行为时，由贺春发代为行使。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由贺春发代原告戴金安所签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对上述争议焦点，现分析如下：
首先从事实方面分析，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在本院对贺春发所做笔录中陈述，被告贺春发本案所涉项目部担任技术总工，该项目需要原告戴金安行使合伙行为时，由贺春发代为行使。其次从证据方面分析，原告戴金安在庭审时陈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时，其授权贺春发在该合同中代原告签名。2015年9月29日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原告戴金安的名字亦是贺春发代签，原告对贺春发代签行为不予认可，但在本院对贺春发所做笔录中，贺春发陈述是在与原告戴金安沟通后才签字。综上，被告基于贺春发与原告戴金安系夫妻关系，且原告戴金安在《股东合作协议（股东合同）》的签订中曾授权贺春发签名，贺春发代原告戴金安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时与原告戴金安电话沟通等行为有理由相信贺春发有权代原告戴金安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本案所涉《股东合作补充协议》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对原告提出判决确认2015年9月29日签订的《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原告提出本案所涉《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明显不公平，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戴金安要求确认2015年9月29日签订《股东合作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80元，由原告戴金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辉
人民陪审员 周金桃
人民陪审员 周霞玲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付凌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