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92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江彬。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晓英，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恒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厅，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森，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大药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恒兆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0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劳动事实：李恒兆于2015年10月21日入职华佗大药房公司，岗位是营销部销售人员，离职时间是2016年6月17日。（二）工资标准：华佗大药房公司主张试用期2015年10月21日至11月1日工资不低于3000元，试用期满后3500元/月+提成。当月工资下月银行转账发放。李恒兆则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月薪6000元。提交了《工作证明》，载明“李恒兆是我公司员工，在运营部门任运营部经理职务，工作期限半年，月薪6000元。特此证明。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落款处有华佗大药房公司盖章，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5日。华佗大药房公司予以否认，主张其是为协助李恒兆办理贷款而出具的证明，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予以证明。证人刘某出庭陈述：我是公司财务，李恒兆是运营部的业务员。收入证明是我给李恒兆出具的，李恒兆说是用于银行贷款，李恒兆说要开高点，李恒兆说金额是13800元，后来又说银行认为太高了，让我出6000元的，李恒兆一共让我出了2个收入证明。收入证明盖公司章，用公司章需要经过老板张某同意。
经查，李恒兆对应月份的工资从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6月份工资依次为3426元、5323.5元、3136.5元、2590元、3248.5元、4147元、4194元、2986元、1910元。华佗大药房公司已在2016年5月为李恒兆购买2016年5月份、6月份的社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合计为541.34元。（三）书面劳动合同：关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交了《广州市劳动合同》，李恒兆否认其签名。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广州市劳动合同》落款处签名非李恒兆本人签名。华佗大药房公司对此申请证人何某出庭陈述：我是华佗大药房公司员工，岗位是质量负责人，李恒兆是运营部的，负责销售。入职时亲自到李恒兆座位上要求李恒兆签订合同。我亲眼看见李恒兆签，我填写了李恒兆个人信息，拿了合同给李恒兆签，一共两份。李恒兆签完后留给李恒兆一份，另外一份给老总张某签，签完后公司盖章。（四）仲裁情况：李恒兆于2016年6月23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一、拖欠的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工资共计人民币12948.5元；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的工资3310.34元；二、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部分42000元；三、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元。该委于2016年12月24日作出仲裁裁决：1.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2948.5元、201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76.21元；2.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1241.38元；3.驳回李恒兆的其他仲裁请求。华佗大药房公司返还李恒兆司法鉴定费1000元。（五）华佗大药房公司的诉请：1.华佗大药房公司无需支付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948.5元，201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76.21元；2.华佗大药房公司无需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1241.38元；3.华佗大药房公司无需返还李恒兆司法鉴定费1000元；4.李恒兆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交的书面劳动合同经鉴定，落款处签名非李恒兆本人签名，不能视为双方签订了有效的劳动合同。并且，根据华佗大药房公司申请的证人陈述，李恒兆签署后其交给李恒兆的劳动合同无华佗大药房公司负责人签字及盖章。即如证人陈述属实，仅凭李恒兆持有的书面劳动合同无法证明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关于工资标准。双方因工资标准及发放产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华佗大药房公司否认《工作证明》所载明的内容，但华佗大药房公司自身亦无法证实双方关于工资标准的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采纳李恒兆的主张，认定李恒兆月工资为6000元。华佗大药房公司应支付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794.06元【计算：6000元÷21.75天×8天+6000元×7个月-（3246元+5323.5元+5726.5元+3248.5元+4147元+4194元+2986元）-541.34元】，李恒兆仅主张上述期间工资差额为12948.5元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华佗大药房公司另支付李恒兆201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1676.21元（计算：6000元÷21.75天×13天-1910元）。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如上所述，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华佗大药房公司应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1241.38元（计算：6000元÷21.75天×6天+6000元×6个月+6000元÷21.75天×13天）。关于鉴定费，由华佗大药房公司承担，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鉴定费1000元。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948.5元，201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76.21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1241.38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鉴定费1000元；四、驳回华佗大药房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华佗大药房公司负担。
判后，华佗大药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明显故意偏袒李恒兆，作出不公平的判决。理由如下：（一）、李恒兆工资明确，并按时发放。1.上诉人提供了每月15日定时足额发放李恒兆工资的银行回单、每月考勤表(有明确的工资计算方式)、同工同酬的证人罗某的工资银行回单及证人证言，均表明作为销售人员的李恒兆的工资情况。2.李恒兆通过微信向上诉人申请，为其银行信用贷款出具《工作证明》。一审庭审期间当庭核对证人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的时间、聊天记录李恒兆发送的身份证、李恒兆的声音、李恒兆转账记录(显示李恒兆的银行卡号)，《工作证明》内容以及开具的时间等均一一证实李恒兆的身份及《工作证明》开具的过程；而且当庭李恒兆的代理人出示其手机中李恒兆的微信，经核对其头像、名称、朋友圈等均与证人出示的李恒兆微信一致。从证据的盖然性来说，可以证实李恒兆经过微信聊天向上诉人申请开具虚假《工作证明》事实。李恒兆因个人贷款需要中请公司开具《工作证明》，其后又以虚开的《工作证明》向上诉人恶意索赔的行径，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上诉人已经完成李恒兆工资标准、考勤情况以及虚假《工作证明》来由的举证，而一审法官无视上诉人的举证以及庭审的过程，在开庭之后两个工作日内，简单地以“原告自身亦无法证实原、被告双方关于工资标准的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作出了有违公平原则的错误判决。(二)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而且在履行该项义务中不存在过错。1.上诉人与其员工均有签订《劳动合同》，并提交了三份证人证言及证人的劳动合同予以证明公司签订合同的制度。2.上诉人负责签订合同的员工，也即是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实李恒兆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何某亲自见证李恒兆在《劳动合同》上签字，其后合同由公司盖章、公司负责人签字。3.《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资待遇与实际发放工资一致，也与李恒兆的销售岗位一致。李恒兆明知道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合同的约定，故在合同履行长达7个月过程中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在离职前，特意询问证人何某其已经签订的合同是否对其离职造成影响，并让何某将其已经签订的合同拍照发给他。4．不应简单以笔迹鉴定认定上诉人在劳动合同中存在过错责任。其一，在审判阶段未有进行笔迹鉴定，审判阶段不能简单得以仲裁期间的笔迹鉴定作为判决依据。仲裁期间的笔迹鉴定在鉴定的程序、样本的筛选、当事人的质证等阶段均存在不合理，而且对于鉴定机构的确认、鉴定的程序等，法院诉讼阶段与仲裁阶段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其二，《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检材字迹……未检出仿写笔迹特征……”，“将检材字迹与李恒兆签名样本字进行比较检验。检见二者字体相同，“李”字字形相同……”，以此说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真实的、未经仿写的。其三，笔迹鉴定如与实际不符，经证人出庭作证，不应予以采纳。5.一审法官在认定事实中存在逻辑矛盾，完全无视事实以及上诉人的举证。《判决书》第4页第一段“关于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先是简单地以鉴定认定双方没有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其后又断章取义地截取证人证言，对证人证言亲自见证李恒兆签订劳动合同一事不予提及。《劳动合同》于双方签章之日生效，在李恒兆签字之后由上诉人完成签章，合同生效，不管该份合同签订的是一份还是两份，均同样生效。而一审法官却无视上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断章取义证人证言，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李恒兆在明知已与上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且在劳动合同履行长达七个月之中并未提出异议。而且上诉人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并无过错，不能简单以仲裁期间的笔迹鉴定否定双方已经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适用《劳动法》第五十条是错误的，上诉人每月15日定时足额支付李恒兆工资，并未存在拖欠李恒兆工资的情形。上诉人提交的工资单、考勤记录表、罗某的证人证言及工资单等，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一审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存在签订劳动合同制度，也与员工包括李恒兆签订了劳动合同，为员工购买社保。李恒兆利用公司为其银行贷款开具的《工作证明》恶意索赔，明知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仍故意否认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善意、善良的员工。上诉人已经尽到诚实履行法律规定的签订合同义务，双方对劳动岗位、工资等均达成了合意且按时履行，上诉人每月均出具考勤表，并按时发放工资，不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也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形。据此，华佗大药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华佗大药房公司无须支付李恒兆工资差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鉴定费；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恒兆承担。
被上诉人李兆恒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华佗大药房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在一审庭审后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人刘某与李恒兆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的转账证明，其中有刘某向李恒兆农业银行的转账记录，拟证实刘某与李恒兆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以及李恒兆微信号的真实性。李恒兆在二审中对此质证认为：1、李恒兆在一审中没有收到该证据，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2、该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3、该证据显示的收款人李恒兆是可以单方更改的名称，无法证明实际收款人就是李恒兆本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华佗大药房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能否作为对李恒兆工资标准的约定及华佗大药房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李恒兆工资差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和鉴定费。
关于华佗大药房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能否作为对李恒兆工资标准的约定问题。李恒兆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提供了华佗大药房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出具的《工作证明》。华佗大药房公司主张该《工作证明》是为协助李恒兆办理贷款而出具的，在原审中提交了《现金支出证明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其司财务刘某与李恒兆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刘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首先，对于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交的其司财务刘某与李恒兆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李恒兆否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一方为其本人，但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2016年3月工资发放数额及显示的《工作证明》等，均与李恒兆的实际情况一一吻合。其次，从《工作证明》的形式上看，出具的对象应当是李恒兆与华佗大药房公司之外的第三方，而不是华佗大药房公司出具给李恒兆的。且通过出具《工作证明》方式确定劳动者工资标准有违生活常理。再次，《工作证明》所显示的内容仅仅是对李恒兆的实际工资收入情况这一“事实”进行语言上的描述，是否客观存在这个“事实”需要对工资标准的约定、实际发放的工资金额等事实进行考证，而现《工作证明》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不能吻合，结合刘某的证人证言，本院采信华佗大药房公司主张《工作证明》是为协助李恒兆办理货款而出具的，仅凭该《工作证明》不足以证明李恒兆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华佗大药房公司主张李恒兆每月工资为3500元加提成，提供了《现金支出证明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为证，李恒兆虽不确认，但又不能提供曾在任职期间对工资发放有异议等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认为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李恒兆的客观工资标准。因华佗大药房公司已经支付了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故本院对李恒兆要求按照6000元的标准支付其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0月2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2948.5元及201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676.21元不当，本院予以撤销。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问题。华佗大药房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但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交的书面劳动合同经鉴定，落款处签名并非李恒兆本人所签，不能视为双方签订了有效的劳动合同，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华佗大药房公司应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计算，因李恒兆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的工资依次为3426元、5323.5元、5726.5元（3136.5元+2590元）、3248.5元、4147元、4194元、2986元、1910元。故华佗大药房公司应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8480.6元（3426元÷21.75天×6天＋5323.5元＋5726.5元＋3248.5元＋4147元＋4194元＋2986元＋1910元），原审判决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1241.38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鉴于华佗大药房公司提交的书面劳动合同落款处的签名经鉴定并非李恒兆本人所签，故原审判决由华佗大药房公司支付李恒兆鉴定费损失1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佗大药房公司上诉认为无须支付李恒兆鉴定费，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华佗大药房公司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0097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
二、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009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四项；
三、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009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李恒兆2015年11月21日至2016年6月1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8480.6元；
四、驳回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10元，均由华佗国药（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小琳
审判员 邹殷涛
审判员 刘 璟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郭文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