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02民终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党琰。
委托代理人：王晓黎，新疆惠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克拉玛依市康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建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斌，新疆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常占军，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党琰诉被上诉人克拉玛依市康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佳公司）、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盛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2015）克民二初字第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党琰及委托代理人王晓黎、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杨斌、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常占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1日，被告常盛公司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被告康佳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康佳公司负责克拉玛依九公里生态居住区KLMY-1地块一期工程施工，工程价款暂定11390000元，合同工期自2012年7月10日至2013年10月30日。同日，被告常盛公司（甲方）作为建设开发人与项目施工人被告康佳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开发建设的克拉玛依九公里生态别墅区忆江南玉绣花苑风尚园一期，由乙方与客户签订《设计委托书》，收取客户设计委托费等。
2012年7月，原告党琰在被告常盛公司售房部与该公司员工尚某某协商订购克拉玛依九公里生态别墅区忆江南玉绣花苑风尚园一期别墅一套；经双方协商并按被告常盛公司指定，2012年7月2日，原告党琰作为委托人与被告康佳公司签订《设计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约定原告方选定克拉玛依九公里休闲别墅区忆江南x#地块CS户型约210平方米别墅住宅楼一套。委托书一.3、条款约定设计限额单价5500元/平方米，含地下室（与客厅对应的地下室面积不记面积）。一.4条款约定围墙和小院内道路、绿化费用另行计算。二.2条款约定按照双方约定收取委托费400000元。三.3条款约定委托方支付的设计委托费全额计入委托方后期购买该房屋的购房款。三.4条款约定该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委托方根据建设开发方通知期限，与开发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人逾期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委托人放弃购买该房屋，委托人承担已经支付委托设计费30%的违约金，其余返回委托人。同日，原告党琰向被告康佳公司交款400000元，收据上载明经手人为尚某某，并盖有被告康佳公司财务专用章。
2014年9月22日，克拉玛依市房产管理局下发新建房许自（2014）021号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一份，许可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九公里田园居住区KLMY-1地块玉绣花苑一期工程1-59#楼进行预销售，在此期间原告党琰因对房屋地下室、楼梯、小区道路等的建设有意见，与二被告进行协商。
2014年12月22日，被告常盛公司在克拉玛依日报B06版上发布《关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通告》一份，通告通知”所有在本公司预定房屋者务必于2015年1月20日之前来本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办理相关手续。不按期办理上述手续者则视为放弃该房屋预定。其所预定的房屋本公司将另行销售，由此造成的后果将由该预定房屋者自己承担，本公司不再另行通知”。现原告党琰与被告康佳公司、被告常盛公司因对房屋地下室、楼梯、小区道路等事项发生争议，故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与原告方协商订购房屋的工作人员尚某某系被告常盛公司员工，其于2012年至今在售房部工作。
另查，被告克拉玛依市康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27日，注册资金2880.58万元，股东新疆康佳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679.4508万元，出资比例58.3%，自然人常志江出资1201.1292万元，出资比例41.7%。被告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注册资本3300万元，自然人常志江出资2625万元，出资比例79.55%，自然人张丽慧出资675万元，出资比例20.45%。
原审判决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适格被告问题，即谁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设计委托书》的法律性质及效力问题；三、民事责任的承担及违约赔偿问题。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通过全面审查《设计委托书》、协议书等相关协议的内容以及各当事人嗣前、嗣后为达成交易进行的磋商和有关的履约行为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理由有以下几条：1、从事实方面看，本诉原告是先与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售房部工作人员就房屋订购等事项经协商而达成合意的，再按照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售房部工作人员的指定，交付400000元款项入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银行账户并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签订《设计委托书》的，这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均表明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系本诉原告进行商品房订购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当事人。2、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2012年7月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从协议书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可以证实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与本诉原告签订《设计委托书》、接受本诉原告400000元款项的行为均是受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委托而实施，故签订《设计委托书》、接受400000元款项的实质权利义务主体应为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其法律后果亦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承担。3、从法律关系方面分析，本案主要涉及三个基础法律关系；一是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均予认可且无争议，在此不做详细分析。二是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接受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以其自身名义与本诉原告签订《设计委托书》、接受本诉原告400000元款项的行为系受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委托而实施，则其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承担。三是本诉原告与名为康佳公司实为常盛公司之间的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从订购合同的实际协商过程及协商人员身份上看，常盛公司是与本诉原告达成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故从法律关系方面看本案的真正适格被告是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4、从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内容和实际履行等方面来看，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具备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资格，具有行使合同权利、实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能力；而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名义上虽签订了《设计委托书》，但实际其既不具备相应主体资格，又无法行使合同权利、实质履行合同义务，故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的合同实质当事人应是本诉原告和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5、从本诉原告方面看，订购商品房须与房地产公司协商、签约应是一个基本常识，本诉原告认可其是与具有常盛公司售房部工作人员身份的尚某某协商房屋型号、面积、位置、单价等订购商品房相关事项并达成订购合意的，故此可以看出本诉原告对从常盛公司处订购房屋是明知的。综上，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本诉原告是与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之间形成事实和法律上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常盛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认定：《设计委托书》名为《设计委托书》，实质为商品房订购协议，其法律性质系正式合同订立之前先行订立的预约合同，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基本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理由有以下几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定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合同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约合同只有在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出卖人已收取购房款的条件下，才能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中《设计委托书》中关于商品房订购的内容虽然包含房屋型号、面积、单价、位置等，但并不完全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部分条款的缺少或不确定，使协议不完全具备实际履行条件；比如：房款交付时间、房款交付数额、房款交付方式，房屋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装饰、设备标准承诺，办理产权登记等有关事宜，在《设计委托书》中均未约定。即使在常盛公司取得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权证之后，该协议从形式到内容也无法直接办理预告登记，缺少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必要内容，各方当事人需对部分主要内容再进行磋商；故该《设计委托书》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不能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2、《设计委托书》中三.4条款约定”该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委托方根据建设开发方通知期限，与开发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条明确约定本诉原告在开发方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后须与开发方签订商品房买卖的本约合同，即各方当事人有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意，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表示，故其符合预约合同的法律特征，其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预约合同是指当事人为将来订立确定性本约而达成的合意，其实质是要签订本约，通过履行预约合同即克服事实及法律上的障碍，预约合同可转化为本约。3、依据本诉原告和被告方的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可证实，本诉原告先期是到常盛公司售房部进行洽谈，是与常盛公司达成订购房屋的合意，签订《设计委托书》及交纳400000元款项的行为是按常盛公司的指定而实施，故本诉原告是与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应是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原审法院据此依法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各方当事人对商品房订购的事实均是予以确认的。4、当事人签订《设计委托书》的民事法律行为，应结合2012年7月原告（反诉被告）党琰与被告（反诉原告）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订购克拉玛依九公里休闲别墅区忆江南x#地块CS户型别墅住宅楼的口头协议综合考量，《设计委托书》的签订行为是原告（反诉被告）党琰与被告（反诉原告）新疆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订购口头合意的一个结果和表现形式。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协议，其关于房屋型号、面积、单价、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法律效力为有效合同。
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各方当事人在预约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一定过错及违约行为，应依据各自的过错及违约情况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量分析，本诉原告为合同违约的主要过错方，考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80%为宜；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为合同违约的次要过错方，考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20%为宜。
对于违约赔偿责任的划分问题：（一）本诉原告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设计委托书》名为设计委托，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法律性质为预约合同，法律效力为有效合同；本诉原告诉称其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无有效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关于返还400000元款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其关于主张索要利息73800元的诉讼请求，因合同有效、自身负主要违约责任等原因，其利息诉请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关于要求解除与原告（反诉被告）党琰《设计委托书》的诉讼请求，考虑各方的意思表示及现实条件，实际为商品房订购协议的《设计委托书》已不具备履行的现实条件，相关当事人已实际解除了合同，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设计委托书》事实上已经解除，无须再行判决；关于要求本诉原告赔偿其向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赔偿违约金120000元损失、赔偿其赔付常盛公司未支付的工程款损失28475元、赔偿其建安成本利息损失94026元的诉请，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均证实常盛公司系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的合同当事人而非康佳公司，其上述诉请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关于要求被告康佳公司履行与其签订的协议书及要求本诉原告与被告康佳公司履行签订的《设计委托书》三.4条款的诉请，因各方当事人未就订购房屋达成一致意见，不具备继续履行的现实条件，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主张如不履行《设计委托书》三.4条款，则被告康佳公司及本诉原告须向其赔偿12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考虑康佳公司不是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的实质当事人、且康佳公司系受其委托而施为，故其诉请康佳公司赔偿12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主张本诉原告须向其赔偿120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其二者系名为《设计委托书》实为商品房订购合同的实质当事人，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约、第三人不知委托关系、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与第三人签约情况、签约内容对第三人和委托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再结合双方履约、违约情况及违约过错责任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审法院考虑可按前述违约责任过错比例予以承担，本诉原告负有合同违约的主要过错责任，须承担80%的违约责任，则本诉原告应承担120000元违约金的80%即96000元，其余20%即24000元应按其20%的违约过错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2012年7月原告（反诉被告）党琰与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关于订购克拉玛依九公里休闲别墅区忆江南6#地块CS户型别墅住宅楼的口头协议、2012年7月2日原告（反诉被告）党琰与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签订的《设计委托书》合法有效；二、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党琰退还400000元；三、原告（反诉被告）党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赔偿违约金损失9600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党琰其它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反诉请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其它反诉请求。案件受理4204元、反诉费2681元、反诉费13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党琰负担173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康佳公司负担268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常盛公司负担3819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党琰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设计委托书》的实质为商品房订购协议，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主体资格，故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党琰提起诉讼的原因与上诉人本人陈述的并不一致。上诉人党琰与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之间不存在口头协议。原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与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于2012年7月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予以定性，该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三、《设计委托书》的签订人是上诉人党琰和被上诉人康佳公司，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无权据此要求上诉人党琰承担违约责任。依据2014年12月22日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发出的报纸公告，系其单方终止了与上诉人党琰的交易，即使有损失亦应由其自行承担，其主张的损失亦无相应证据证明。四、2012年上诉人党琰向被上诉人康佳公司支付了400000元购房款，至今仍不能与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占用上诉人党琰的购房款达三年之久，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支付相应利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康佳公司签订的《委托设计书》无效，并判决被上诉人康佳公司返还上诉人400000元房款，赔偿上诉人利息损失73800元。
被上诉人康佳公司答辩称：一、《设计委托书》实为预定合同，其法律性质为正式合同签订之前先行订立的预约合同，并非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已于2014年9月22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使认定《设计委托书》是预售合同，亦不影响其有效性。二、根据《设计委托书》的签订过程、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其实际的签约主体应是上诉人党琰和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上诉人党琰对此明知。上诉人党琰主张由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向其退还委托设计费400000元属于主体错误，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关于预付款利息的约定，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亦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三、根据《设计委托书》的约定，上诉人党琰应在被上诉人常盛公司通知后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上诉人党琰拒绝履行签约义务，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涉案合同及时履行的利润损失和三年的建筑成本利息损失远远大于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故原审判决上诉人党琰向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常盛公司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康佳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党琰提交一份《建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复印件，以证明上诉人党琰因涉案房屋存在没有楼梯、小区道路变窄、地下室层高不够等质量问题与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协商未果，故未及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以上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就取消了上诉人党琰的购买资格，故上诉人并非不能履行合同的过错方，不应当承担违约金。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常盛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工程设计变更及工程整改事项是正常现象，并非质量问题，且整改通知书涉及的问题已经整改完毕，涉案工程亦进行了竣工验收；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与工程质量无关。上述事实有《建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及二审庭审笔录在卷备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认定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点：一是《设计委托书》的性质和效力如何；二是上诉人党琰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支付违约金96000元；三是被上诉人康佳公司是否应当向上诉人党琰支付利息损失73800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设计委托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定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合同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约合同只有在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出卖人已收取购房款的条件下，才能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即只要具备了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商品房的基本情况（房号、面积）、总价或单价、付款时间、方式、交付条件及日期，同时出卖人已按照约定收受房款的，可以认定此类协议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本约的条件，反之，则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在具备商品房销售条件时还需要重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该协议应认定为预约合同。根据涉案《设计委托书》的内容，有关于房屋的位置、型号、面积、单价的约定；但涉及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即房价全款的数额、房款交付时间、交付方式，房屋交付使用条件，办理产权登记等有关事宜均未约定。并且《设计委托书》约定了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后，需与开发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逾期不签订，视为放弃购买房屋，需承担已支付委托设计费的30%违约金，故其性质应为预约合同。预约合同是一种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双方所约定的房屋买卖意向存在现实履行的基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合意签订《设计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上诉人主张《设计委托书》的性质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违约金的问题。《设计委托书》约定该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委托方根据建设开发方通知期限，与开发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委托人逾期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委托人放弃购买该房屋，委托人承担已经支付委托设计费30%的违约金，其余返回委托人。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于2014年12月22日在克拉玛依日报发出公告，通知预订房屋者必须于2015年1月20日之前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按期办理上述手续者视为放弃该房屋预定，预订房屋将另行销售。而在上述合理期间内，上诉人党琰与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未协商一致，未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诉人党琰主张地下室应免费、地下室高度较低、没有安装楼梯、小区道路等问题与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原先承诺不符，双方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是过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党琰不应支付违约金。根据《设计委托书》载明：”与客厅对应的地下室部分不计面积。围墙和校园内道路、绿化，费用另行计算。”之内容，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已对地下室的收费以及小区道路、绿化等收费问题作出约定，故上诉人党琰因上述问题与承诺不符导致未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党琰主张涉案房屋出现上述问题属于质量问题，建设局已发出质量整改通知书，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存在过错的上诉意见。因预约合同只是在本约之前的一个双方的合意，关于商品房的主要内容包括房款、交付方式等应在本约中协商约定，故上诉人党琰主张的上述问题可在与被上诉人商议签订本约时协商后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或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予以主张。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已完成涉案房屋的建造并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完成了预约合同的主要义务。上诉人党琰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违反预约合同的约定，不与对方签订本约合同或无法按照预约的内容签订本约合同，应当向对方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因双方在《设计委托书》已约定违约金，故原审法院按照上述事实划分责任，认定上诉人党琰承担80%的过错责任，向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支付违约金96000元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利息的认定。承前所述，涉案合同的主要过错方并非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双方签订的《设计委托书》系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主张其在收取上诉人党琰缴纳的委托设计费400000元后转交给被上诉人常盛公司，被上诉人常盛公司亦予以认可。上诉人党琰虽主张由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向其返还400000元设计委托费，经本院询问及释明，其认可未缴纳与该项主张相应的上诉费用，且对原审判决认定由被上诉人常盛公司向其返还400000元予以认可。故上诉人党琰向被上诉人康佳公司主张利息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党琰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康佳公司签订的《委托设计书》无效，不应向被上诉人常盛公司支付违约金96000元，并要求被上诉人康佳公司向其赔偿利息损失73800元的上诉请求不符合上述查明事实，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96元，由上诉人党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叶楠
审判员唐杰
审判员迪里拜尔
二O一六年八月三日
书记员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