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1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卫雄，男，196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铭仕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店口镇湄池铭仕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254753918J。法定代表人：周萍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生，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傅卫雄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铭仕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仕机械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1民初8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傅卫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础事实不实，于法无据，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出具书证，除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侵占犯罪行为外，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审法院将无效的民事行为认定为有效民事行为错误。案发后，上诉人因侵占犯罪行为处于被刑事审查阶段，当时内心非常惧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乘人之危，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上诉人未取被上诉人的谅解，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抄写了《情况说明书》及在派出所所作的笔录，把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写了进去，并作了违背真实意思的表述，均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关于《情况说明书》，当时上诉人本还想在《情况说明书》下方说明有关多还少补的内容，但在写到“还款方式”后却被被上诉人阻止。对于在派出所所作的几次笔录，在2014年3月8日的笔录中上诉人陈述了“关于那笔从时风转账的43万元我没有说实话”，在2015年3月1日的笔录中当公安机关问到之前交代的转给刘长生的43万元时，上诉人也称“这是自己编造的”，但在这前前后后，上诉人不仅违心的陈述通过转账证明的手段进行侵占公司财务，还虚构了把钱汇到刘长生那里，这都是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事实。后在检察院审讯期间，上诉人都否定了以转账方式侵占了43万元的事实，并表达了反正事情出来了，多点少点无所谓的意思。故原审关于上诉人一直自认其职务侵占被上诉人财务75.6万元的认定并不符合实际。二、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43万元《转账证明》并非事实。2013年12月17日，被上诉人从山东时风集团调查回来，收缴了上诉人的公文包并从公文包中发现了一张盖有被上诉人半颗财务章并记载金额为433237元的废信纸，这就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侵占公司财产的证据，这是被上诉人主观臆想上诉人侵占公司资金75.6万元。对于该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左下角被上诉人财务印章存在撕后拼接的痕迹，未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这反证了上诉人用转账方式侵占公司资金43万元是虚构的，是不成立。三、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傅卫雄所涉及账目金额情况汇总》亦非事实，该证据一审法院亦以没有上诉人签名确认，一审对其证明力也不予认定，亦不能作为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侵占公司财物的依据，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侵占75.6万元并无依据。同时，该证据中载明向时风财务借款5.66万元与上诉人在《情况说明》中从时风集团多次骗领现金5.66万元是同一事实，这笔金额已包含在刑事判决（2015）绍诸刑初字第770号中确认的276045元中，在本案中再加上这笔款项就是重复计算。四、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存在以下几个疑点：1.店口派出所讯问笔录中，2013年12月16日第三页右下角缺行，2014年3月8日第一页中右下角缺行，2014年9月1日第一页右下角缺行。2.在检察院讯问笔录中，2015年1月21日笔录中第三页右下角缺行。五、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虽高于认定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但并不能对刑事案件认定以外的证据不加辨别真伪，无条件的作为民事案件的有效证据。被上诉人铭仕机械公司辩称：上诉人所陈述的情况并非实际情况，根据一审以及上诉人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公安笔录或者检察院笔录都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存在侵占公司财务的事实。对于金额的认定，仅仅是基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两者标准不一样，但是不能否认上诉人实际侵占公司财务有40多万的事实，上诉人自己作出的情况说明以及公安笔录都自认自己实际侵占公司财务70多万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傅卫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480555元，并支付利息213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至2013年11月，原告傅卫雄系被告委派到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负责与时风集团业务往来的业务员。2013年12月，因被告与时风集团对账发现双方货款出入较大，便以原告存在职务侵占嫌疑向公安部门报警。2013年12月16日，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对原告做了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中陈述到，其自2006年开始，通过利用存放其处的盖有被告单位印章的收款收据及伪造公司证明先后从时风集团冒领货款10多次，总金额为56620元；自2010年2月，其多次私自出售被告公司存放其处的产品，共获得货款275515元；2010年7、8月份，其通过伪造公司的转账证明及收款收据，冒领时风集团支付的货款433237元。原告分别于2013年12月14日、16日出具情况说明两份，载明其从2006年9月至2013年12月，从时风集团财务处私自领款56620元，并采取欺骗、隐瞒以及伪造暂存单、转账证明等手段，私自销售被告公司产品，共计侵占公司钱财计765372元，并就公司上述损失承诺予以赔偿。后原告分别于2013年12月18日、12月19日、2014年1月13日存入被告指定账户18万元、25万元、32万。被告于2014年1月13日出具了谅解书，载明原告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挪用被告公司财物共计人民币756600元，傅卫雄对此供认不讳，并积极赔偿了公司的全部损失，被告愿意原谅傅卫雄，并不再追究其一切责任，请求办案机关给予傅卫雄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予减轻处罚。另查明，2013年12月17日，原告在店口派出所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仍表示共侵占被告财物计765372元，侵占方式与上述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同。2014年3月8日，店口派出所再次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其在笔录中仍陈述到其职务侵占的数目大约是第一次笔录中说的数目，但除私自从时风集团冒领的56620元外，其余70万余元都是私自出售被告的产品所得。随后原告在店口派出所对其分别于2014年9月1日、12月17日、2015年3月1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表示侵占被告钱财共计756000元，并全部退还了侵占的钱财。2015年1月21日，原告在诸暨市检察院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其总共侵占被告钱财50多万元。2015年5月16日，诸暨市检察院再次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其在笔录表示从时风集团冒领货款56620元，但对以转账形式从时风集团侵占433237元货款予以否认，并表示对私自销售被告公司货物的金额记不清了，具体以其提供侵占产品清单为准。还查明，2015年6月30日，该院作出（2015）绍诸刑初字第77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傅卫雄将其保管的被告公司所有的计价值276045元的产品私自售卖，将所得货款占为己有，并以傅卫雄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取得其多支付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认为，经司法机关审查，认定其职务侵占金额为276045元，被告无正当理由取得原告暂交的多付款项480555元，造成原告损失，已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原告。对此，根据原告在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12月17日期间的多次询问笔录，原告一直自认其职务侵占被告财物756000元，结合证据5中其书写的情况说明载明的“…共计侵占公司钱财计765372元，并就公司上述损失承诺予以赔偿。”，可见原告的给付行为具有明确的给付原因，并不是支付对象和支付金额错误，被告取得原告支付的款项也是基于原告的意思表示和主动给付行为，该意思表示及给付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故被告取得原告支付的款项并非没有合法根据。原告主张其支付款项时，被告承诺对账核实后，多还少补，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另因认定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高于认定民事纠纷事实的证明标准，故认定犯罪的数额并不排斥原告民事上还应承担包括认定的犯罪金额等给付义务，故对原告上述主张及相应理由，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以被告取得其多支付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款480555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傅卫雄要求被告浙江铭仕机械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480555元及支付利息21364元等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19元，依法减半收取4409.5元，由原告傅卫雄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如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等情形）负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由其本人书写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共计侵占公司钱财计765372元，并就公司上述损失承诺予以赔偿。”的内容，结合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询问笔录中，亦多次陈述了其职务侵占被上诉人财物756000元，可见上诉人的给付行为并非系其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发生，且上诉人的上述意思表示及给付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及给付行为取得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具有合法根据。现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汇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认为的除刑事判决认定的侵占犯罪行为外，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及其在讯问笔录所作的多次陈述均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能作为民事案件中的有效证据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除己方陈述外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因认定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高于认定民事纠纷事实的证明标准，故不能以刑事判决未认定为由排除上诉人民事上应承担的给付义务。对于上诉人以《转账证明》、《傅卫雄所涉及账目金额情况汇总》并非事实，被上诉人未能证明上诉人侵占了其75.6万元财物为由认为上诉人侵占了其75.6万元财物并非事实，被上诉人应返还案涉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应由上诉人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而并非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虽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但并不能据此免除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据此认定上诉人的给付行为欠缺给付原因。另，对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疑点，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存在疑点的几份讯问笔录，均系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依职权对上诉人所做的讯问笔录，并由上诉人签名确人，且均由原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对其真实性应予认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傅卫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19元，由上诉人傅卫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启龙代理审判员  章 明代理审判员  张百元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孙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