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12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平谷区府前街23号。
负责人：聂牧，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真峰，北京市中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福娟，女，1975年11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鹤，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裕发东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昌�镇天井大街甲2号A1-4室。
法定代表人：申海生。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平谷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侯福娟、北京市裕发东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发东瑞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平谷支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关真峰，被上诉人侯福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鹤到庭参加诉讼。裕发东瑞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行平谷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就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某某1-1号房屋（以下简称1-1号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侯福娟、裕发东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本案中，农行平谷支行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证明侯福娟取得1-1号房屋是恶意的，侯福娟就农行平谷支行提交的证据和主张均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一审判决罔顾事实，违背审核认定证据的要求，笼统地认定农行平谷支行不能证明侯福娟为恶意，这是严重错误的。1.《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倒签，实际签订日期不是落款的2005年4月30日。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座落描写为第一区1-1号房，与当时的操作管理不符，即当时是一区称为A区、二区称为B区，故该合同肯定为倒签。2.侯福娟作为裕发东瑞公司的特定关系人，其公公田某某长期担任裕发东瑞公司股东，丈夫田某1长期担任裕发东瑞公司经理，故裕发东瑞公司如果于2005年4月30日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侯福娟，绝不可能在2005年5月31日将同一套房产再销售给林某某。3.2005年7月8日裕发东瑞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将1-1号房屋在内的33套房屋对外抵押，田某某出席股东会并签署了《股东会决议》，故侯福娟如果在2005年4月30日购买1-1号房屋，田某某不可能同意将涉案房屋抵押给其他公司。4.《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价过低，且侯福娟根本没有支付对价。5.2008年6月4日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是否为裕发东瑞公司的真实意思十分可疑，侯福娟恶意十分明显。2008年裕发东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某之子张某1，张某1不能可能在《授权委托书》加盖其已经去世父亲的人名章，故考虑到当时田某某、田某1的身份关系，该《授权委托书》很可能是侯福娟利用特定关系人便利取得的。6.2015年7月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平谷区法院）审理，侯福娟在明知上述情�仍于2015年8月5日与宋某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1-1号房屋以510万元的价格出卖给宋某某，意图逃避责任，法院应对其行为予以惩戒。二、裕发东瑞公司与侯福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损害了农行平谷支行的合法权益，致使农行平谷支行无法依据《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取得抵押权，且侯福娟无对价转移裕发东瑞公司的资产，导致裕发东瑞公司无法履行担保责任。
侯福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农行平谷支行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农行平谷支行不具备本案原告和上诉人的主体资格，农行平谷支行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法院生效判决，1-1号房屋不具备作为抵押物的权利基础，农行平谷支行主张所谓抵押权的成立缺乏形式要件，亦缺乏主债权的基础，因此，农行平谷支行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事�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现并无证据证实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件证明门牌号变更日期为2005年2月，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坐落标识方式一致，可以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倒签。农行平谷支行除了推测外，无证据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晚于2005年4月30日。3.田某某为持股不断减少的股东，其既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实际控制人，其亦未在裕发东瑞公司任职，田某某到2008年4月2日已经不再持股。田某1任职时间自2007年10月10日至2008年4月2日，与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林某某的购房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时间、裕发东瑞公司获取农行平谷支行贷款时间、1-1号房屋权属登记时间均不重合，因此，在本案有关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侯福娟并非特定关系人。林某某与裕发东瑞公司从未形成买卖关系。4.根据《最高人民�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八条规定，侯福娟已经提交购房发票，完成证明付款事实的举证义务，农行平谷支行除了推测外，无证据证明侯福娟未履行付款义务。5.农行平谷支行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问题应由裕发东瑞公司解释，与侯福娟没有关系，2005年6月4日，田某某、田某1已经退出裕发东瑞公司，不具备取得《授权委托书》的身份条件，农行平谷支行除了推测并无证据证明《授权委托书》系该二人取得。6.侯福娟转让涉案房屋未违反法律规定。
裕发东瑞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农行平谷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就1-1号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5月31日，裕发东瑞公司与林某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林某某以242万元购买裕发东瑞公司开发建设的1-1号房屋，建筑层数为地上3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共315.58平方米。2005年6月10日，农行平谷支行（贷款人）与林某某（借款人、抵押人）、王某（林某某妻子、抵押人）、裕发东瑞公司（保证人）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林某某向农行平谷支行借款169万元，用于购买1-1号房屋；借款期限240个月，自2005年6月10日起至2025年6月9日止；林某某授权农行平谷支行将全部借款直接划入售房人裕发东瑞公司的账户；对该笔借款，林某某、王某作为所购房屋共有权人，以其所购房屋提供抵押担保，裕发东瑞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等等。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农行平谷支行将169万元借款打入裕发东瑞公司账户。后农行平谷支行每月从林某某还款账户足额扣款，直至2009年1月。自2009年2月起，农行平谷支行未能再从林某某还款账户实现扣款。农行平谷支行、林某某�1-1号房屋并未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2005年4月30日，裕发东瑞公司与侯福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侯福娟以120万元购买1-1号房屋，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等。2008年6月4日，侯福娟取得1-1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15年3月26日，侯福娟将1-1号房屋卖给案外人宋某某。2015年8月5日，侯福娟与宋某某申请办理了1-1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
2013年8月5日，林某某以裕发东瑞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裕发东瑞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裕发东瑞公司返还农行平谷支行借款169万元及相应利息。平谷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追加了农行平谷支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该案中，林某某否认向裕发东瑞公司支付过首付款以及归还过借款本金和利息。而郁某的证言证实：“裕发东瑞公司邀请林某某入职该公司，并承诺在水韵风情庄园给林某某分配一套住房。裕发东�公司为此与林某某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后来林某某因故未能到裕发东瑞公司工作，裕发东瑞公司也就未向林某某交付房屋。因资金紧张，裕发东瑞公司将承诺给林某某的房屋做了按揭贷款。首付款以及每月偿还的贷款本息均是由裕发东瑞公司支付的。裕发东瑞公司并未告知林某某以其名义用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因此，可以认定，裕发东瑞公司并非将1-1号房屋出售给林某某。裕发东瑞公司为获得贷款，以林某某购房的名义做了按揭贷款的手续。2014年1月26日，平谷区法院作出（2013）平民初字第047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林某某与裕发东瑞公司于2005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2015年3月4日，农行平谷支行起诉要求解除其与林某某、王某、裕发东瑞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林某某、王某立即返还借款本金；裕发东�公司对林某某、王某前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12月14日，平谷区法院作出（2015）平民（商）初字第2377号民事判决书：一、确认农行平谷支行与林某某、王某、裕发东瑞公司于2005年6月10日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自2015年7月15日解除；二、裕发东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农行平谷支行借款本金1513316.66元及相应利息；三、驳回农行平谷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农行平谷支行提起上诉，该判决尚未生效。
2013年12月27日，农行平谷支行提起本案诉讼，认为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对1-1号房屋享有的抵押权，属于转移裕发东瑞公司的资产，导致裕发东瑞公司无财产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其理由主要有：侯福娟丈夫田某1是裕发东瑞公司的经理，田某1的父亲田某某是裕发东瑞公司的股东。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于2005年4月30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倒签。虽然公安机关核定的楼门院编号为一区，但是裕发东瑞公司在销售及使用中将一区称为A区，而侯福娟合同中房屋坐落写的是一区。2005年7月8日，田某某出席的裕发东瑞公司股东会决议将1-1号房屋等33套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若1-1号房屋已出售给侯福娟，田某某不可能同意将其抵押。侯福娟申请房屋转移登记时，裕发东瑞公司提交的材料中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已于2007年8月29日去世。林某某合同中的房款总额为242万元，而侯福娟的房款总额为120万元，侯福娟合同中约定的房屋单价过低且其未付款。另外，侯福娟在诉讼未终结的情况下将1-1号房屋出售，也证明其存在恶意。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项：第一、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是否构成恶意串通。农行平谷支行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而农行平谷支行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构成恶意串通。关于农行平谷支行主张的侯福娟倒签合同的问题，房屋坐落被称为A区还是一区都是没有问题的，田某某与裕发东瑞公司的关系以及裕发东瑞的授权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为已去世的张某某，并不能必然推出合同是倒签的，退一步讲，即便合同是倒签的，也不能据此证明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系恶意串通。在侯福娟办理转移登记时，田某某已不是股东，农行平谷支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田某1仍任裕发东瑞公司经理，因此亦不能通过侯福娟家属与裕发东�公司的关系推定侯福娟存在恶意。关于侯福娟是否支付了合理对价问题，侯福娟提交了120万元购房款的发票，农行平谷支行虽不认可侯福娟支付了房款且认为该价款过低，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农行平谷支行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侯福娟与裕发东瑞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属于转移裕发东瑞公司的财产，是否损害了农行平谷支行对1-1号房屋享有抵押权的利益。农行平谷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明不了侯福娟购买1-1号房屋系转移裕发东瑞公司财产。裕发东瑞为使用贷款，以林某某的名义做了贷款手续，裕发东瑞公司和林某某并无将1-1号房屋抵押的真实意思，农行平谷支行对1-1号房屋并不享有抵押权。农行平谷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侯福娟购买1-1号房屋损害了其抵押权。综上所述，农行平谷支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故对农行平谷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农行平谷支行诉林某某、王某、裕发东瑞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侯福娟要求本案中止审理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作出判决：驳回农行平谷支行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农行平谷支行起诉要求解除其与林某某、王某、裕发东瑞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林某某、王某立即返还借款本金；裕发东瑞公司对林某某、王某前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案，平谷区法院作出（2015）平民（商）初字第2377号民事判决，农行平谷支行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维持上述一审判决，该二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综合全案案情和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就1-1号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本案中，农行平谷支行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依据系侯福娟与裕发东瑞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农行平谷支行的利益。根�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农行平谷支行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裕发东瑞公司与侯福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时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亦不宜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如下：
首先，农行平谷支行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坐落的描述与当时其他合同签订习惯不符，主张该合同系倒签。但结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昌平分局出具的2005年3月28日北京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记载的坐落描述，以及2005年3月9日制作门牌登记表的内容等，现农行平谷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农行平谷支行主张侯福娟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侯福娟提供购房发票证明其已经向裕发东瑞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农行平谷支行并未提供证据推翻侯福娟的上述主张，故农行平谷支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虽然侯福娟的公公曾系裕发东瑞公司的股东，其丈夫曾任裕发东瑞公司的经理，但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倒签的情况下，并无证据证明侯福娟存有恶意，亦无法证明其与裕发东瑞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之行为。最后，根据同期同类合同的房屋成交价格，农行平谷支行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价过低，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农行平谷支行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农行平谷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平谷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 南
审 判 员 张玉娜
审 判 员 石 煜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姜 君
法官助理 陈立昱
书 记 员 左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