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2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展坤，男，198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原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鹏，男，198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
上诉人闫展坤因与被上诉人张鹏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23日下午19时左右，张鹏因其房客田某投诉至新和嘉苑找闫展坤，遂张鹏与闫展坤发生冲突，张鹏受伤并住院治疗。2015年9月2日，张鹏与闫展坤在彭埠派出所民警主持下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载明：1、双方当事人互相原谅，互不追究法律责任；2、当事人闫展坤的医药费及误工费及各项损失费自行承担，并且一次性赔偿张鹏医药费、误工费、后期治疗费及各项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3、此事就此了结，张鹏今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闫展坤提出任何赔偿诉求，并且保证今后不再以此事再次发生治安案件，否则追究法律责任；2015年9月21日之前履行。上述协议书签订后，闫展坤未支付张鹏任何款项。2015年11月7日，彭埠派出所民警再次组织张鹏、闫展坤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另查明，彭埠派出所民警曾于2015年8月27日对案外人田某、郭某做询问笔录，于2015年8月28日对张鹏做询问笔录，于2015年9月2日对闫展坤做询问笔录，于2015年11月7日对闫展坤、张鹏做询问笔录。
张鹏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闫展坤支付赔偿款25000元。2、判令闫展坤支付因逾期付款给张鹏造成的利息损失250元（暂自2015年9月22日计算至2015年11月21日，共计两个月，后计算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张鹏与闫展坤发生冲突后于2015年9月2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彭埠派出所民警主持下作出，由双方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应具有法律约束力。闫展坤辩称上述协议是在受到欺诈、胁迫、诱骗的情况下签订，缺乏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至于彭埠派出所民警在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再次对双方进行询问及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双方于2015年9月2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已解除或终止，故闫展坤仍应按其在2015年9月2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中确认的金额赔偿张鹏各项损失。现张鹏主张闫展坤支付赔偿款25000元，该院予以支持。因闫展坤未按2015年9月2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赔偿款，其应承担违约责任，张鹏主张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张鹏的计算有误，该院予以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闫展坤赔张鹏各项损失人民币2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闫展坤支付张鹏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人民币194.86元（暂算至2015年11月22日，此后以未付赔偿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张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元，由闫展坤负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闫展坤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一审判决书中，闫展坤辩称部分，一审法官所写出的内容是按照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倾向，先预设立场而后有目的地摘录辩词，引人误解。2、一审判决书对闫展坤提交的证据2、5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案件在派出所不是第一次调解协议结案的，第一次调解之后又按照正式的治安案件流程处理结案，第一次调解协议已经解除失效，为何又说第一次调解协议有效，系自相矛盾。一审判决书中写到“张鹏对殷警官的短信的三性有异议，但认可张鹏给闫展坤发的短信；认为，殷警官的短信的真实性难以核实。”闫展坤认为短信是当时办案民警联系闫展坤，告知说张鹏已经要求派出所打破第一次调解协议中的条款，不再遵守协议，要求派出所重新立案，要求按照非调解程序处理案子，事实上后来也确实这样进行了，最后案件是按照治安案件程序结束的，而派出所最后认定上诉人是没有任何治安责任也不需要负责的。这短信证明了派出所在要求推翻第一次调解协议，重新按照非调解程序处理案子完毕后，张鹏又要求按照第一次调解协议赔偿。殷警官的那个短信是把案情通知到当事人，是办案流程需要，短信并不存疑。一审判决书认为“短信的真实性难以核实”，明显属于偏袒对方不公平不合法行为。3、一审判决认为2015年9月2日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彭埠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作出，由双方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上诉人对此不服，因为办案民警和张鹏在这件案子发生之前就已经熟识，事发后办案民警对上诉人态度恶劣，在调解室内，民警根本不可能允许上诉人录音录像，上诉人又如何能够保留受到欺诈、胁迫、诱骗的证据。所以，如果法官要求上诉人依据举证责任提供直接证据加以证明，有违生活常理，确属强人所难，也是刻意偏袒被上诉人，因为法官完全可以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关于办案民警在第一次调解协议后重新立案、进行二次调解的原因等细节做出判断。4、2015年9月2日第一次签订调解协议时，办案民警只是询问了张鹏对案情的主观描述，并没有就案情询问上诉人。并且在第一次调解协议签订后才安排上诉人做询问笔录。由此可见，“在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第一次调解协议的签订，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流程》的规定，第一次调解协议就是办案民警违反案件流程规定的情况下签订的。所以，在签订协议时，办案民警执法程序不符合法律流程，对案情缺乏全面了解，全凭张鹏一面之词，就对案情事实主观臆断，对责任划分自然不能做到客观公正，上诉人在调解过程中的权利不能得到公平对待。办案民警在第一次调解过程中把上诉人主观臆断为侵权人，并且在调解过程中利用上诉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信息不对称，威胁逼迫上诉人接受了调解条款。该调解协议不是上诉人意愿的体现，根本不能表达客观事实。第一次调解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对民警不合法律流程、处置不公的调解协议表达了抗议，并要求走行政复议的救济途径。而办案民警也为了纠正不合法规流程的做法，再加上被上诉人也要求重新验伤走非调解程序的治安处罚流程，所以派出所重新启动了治安案件处理流程，这个事实的发生可以由后来的2015年11月7日的传唤笔录等证据证明。后来彭埠派出所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非调解程序，经过重新传唤调查，按照事实判定上诉人并没有侵害被上诉人的人身健康权，并不需要对其伤情负责。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按照民法通则第59条“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及《合同法》第54条“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等条款之规定，理应被解除或终止；在上诉人对第一次调解协议的抗议和在被上诉人要求走非调解程序的行政案件处置流程的双重作用下，派出所正式立案并带被上诉人验伤。显然，双方都已经改变了要约的实质性条件，有了新的合意，达成了新的要约协议，第一次调解协议理应被解除。5、《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派出所在正式立案后，于2015年11月7日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进行了二次调解，二次调解并未达成协议。那么，张鹏应该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按照早已终止的第一次调解协议要求赔偿。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张鹏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鹏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上诉人闫展坤在二审中提供短信截图1组，欲证明第一次调解协议系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签订，系无效协议，上诉人要求进行第二次调解的事实。
被上诉人张鹏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上诉人闫展坤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此短信是上诉人发给警官的，被上诉人不清楚。
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2015年9月2日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鹏与闫展坤于2015年9月2日在彭埠派出所民警主持下就双方纠纷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认定有效。闫展坤上诉提出协议是在其受到欺诈、胁迫，不能表达意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应解除或终止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再次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且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张鹏以明示的方式同意该2015年9月2日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不再履行，闫展坤以派出所经办民警在此后召集双方进行第二次调解，重新启动治安案件处理流程等为由，认为《治安调解协议书》已解除，该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闫展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