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15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住所地襄阳樊城区炮铺街特一号开放广场1楼。
负责人：殷柏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波，男，197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莉，女，197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玲，女，196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波（系田玲丈夫），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勇，男，197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波（系郝勇之兄），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康复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南街88-2号。
法定代表人：郝波，襄阳康复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被上诉人郝波、田玲、郝勇、郝莉、襄阳康复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复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人民法院（2016）鄂0606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程洲，被上诉人郝波、郝莉及被上诉人田玲、郝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波、康复公司法定代表人郝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鄂0606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郝波、田玲向上诉人偿还贷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及罚息（截止2016年6月4日，拖欠利息76087.1元、罚息292281.3元，本金、利息、罚息合计10368368.4元，此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继续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的。首先，2015年6月4日，上诉人与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共同签订《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在上诉人当日发放1000万元贷款之后，此款转至殷久桐账户，再由殷久桐账户转至郝波账户，最后转款至郝莉账户。2015年6月4日，上诉人与郝莉签订《中信银行个人质押借款合同》，上诉人向郝莉发放贷款950万元。从上可以看出，1000万元《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下称1000万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元《中信银行个人质押借款合同》(下称950万存单质押合同)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担保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是两份完全独立的合同。其次、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达成的，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法院不能以此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追求高额利息目的”。1.两份合同都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是�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2.上诉人与郝波、郝莉的利息约定符合规定，并没有获得高额利息。下面来就利息具体分析:1000万元个人借贷合同中的利率是6.375%，950万元存单质押存款利率是2.75%，贷款利率是5.1%，利息差额为2.35%，950万元存单利率差2.25%折合成1000万元的利率差为2.2325%(2.25%×950÷1000=2.2325%)，因此，即使接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存单质押提高了部分利率，那么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的实际利率为8.6075%(6.375%+2.2325%=8.6075%)。2013年7月20，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这也就是说贷款利率由银行与借款人自行协商，贷款利率的高低并没有上线，那么也就不存在“高额利息”，所以一审法院以存单质押合同是获得高额利息是错误的。第三，一审法院认为胁迫之说是不成立的，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胁迫行为。首先，双方是金融借款行为，不同于民间借贷，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对银行的行为有非常多的限制和管束，银行不可能采取任何胁迫行为来胁迫客户签订协议。其次，在本案中，银行并没有实施对郝波、郝莉“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行为相要挟”的行为，也就不存在胁迫。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雨田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认为“民法上的胁迫行为应当以当事人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他人对其主张对方构成胁迫行的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证据规则，郝波、郝莉如果认为�在胁迫，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郝波、郝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银行存在胁迫行为，所以，一审法院主观认为存在胁迫是错误的。第四，从程序上来说，如果郝莉认为银行存在胁迫行为，胁迫其签订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损害了其合法利益，郝莉应该依法撤销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但是郝莉并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第五十五条“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显失公平以及受胁迫签订的协议，应当在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撤销权消灭。本案中，郝莉在2015年6月4日签订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如果郝莉认为显示公平或者受胁迫，则应该在20l6年6月5日之前行使撤销权;相反，在2016年6月4日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到期之后，郝莉还从其账户中收取了29.05万元，因此，郝莉以其自身收款行为表明其放弃了撤销权，结合上述两点，郝莉从根本上就没有撤销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的意思表示。那么，一审法院主动的将950万元的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予以扣减冲抵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的利息，并且将29.05万元作为郝波的贷款，不符合“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
郝波、田玲、郝勇、康复公司辩称，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但�判决主文第三项判决答辩人郝波、田玲支付返还29.05万元及利息，无合同依据，应予改判撤销此项。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即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答辩人的答辩意见如下：1、从双方缔约过程看，向上诉人提出贷款请求的是郝波，整个贷款洽谈、签约均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周缓与郝波完成的。被上诉人郝莉既未向上诉人提出过贷款请求，也未参与洽谈，只是按郝波的要求办理了1000万元贷款转存款及质押贷款的手续。2、从被上诉人郝莉1000万元的存款来源看，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当日发放1000万元贷款之后，此款转至殷久桐账户，再由殷久桐账户转至郝波账户，最后转至郝莉账户”，自认了被上诉人郝莉1000万元的存款系由其向郝波发放的1000万元贷款转存的这一事实。上诉人自认的�实确凿的证明了存款来源于贷款，被上诉人郝莉根本不存在1000万元存款的这一事实，故两个贷款合同的资金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合同是相互依存的，不能相互独立。否则，被上诉人郝莉1000万元的存款就成了无源之本，存单质押贷款合同也成了无源之本。故上诉人提出的“1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无存单质押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与其自认的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支持。上诉人上述贷款转存款的做法，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禁止贷款转存款”内部规定，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贷款人的合法权益。3、从郝波对贷款享有的控制使用权看，2015年6月4日，郝波(即贷款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后，上诉人于当日将1000万元贷款交付至郝波委托的贷款收款人殷久桐银行账户，当即由殷久桐账户转付至郝波银行账户，再转付至被上诉�郝莉银行账户，随即将该1000万元贷款转换成郝莉的定期存单，以该存单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作质押，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向郝莉发放贷款950万元，上述连续交易行为均发生在一日内，均在上诉人营业室内完成。以上事实行为，可以合理推断出上诉人利用了银行的优势地位强迫郝波把1000万元的贷款转成了存款，致使贷款1000万元事实上仍由上诉人控制，作为贷款人的郝波失去对1000万元贷款的控制支配权，无法使用上诉人交付的贷款，致使郝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而贷款的目的落空，贷款失去了意义。从合同权利义务一致性看，郝波不能自由支配使用l000万元贷款，事实上没有享受到任何合同权利，确必需尽返还贷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义务，且该合同为上诉人纯获利益的合同，这违反了合同法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4、从郝波实际使用的贷款金额看，郝波从上诉人处获得1000万元贷款后即转化成存款，该1000万元贷款郝波未能使用，其实际使用的是被上诉人郝莉以定期存单作质押由上诉人发放的贷款950万元。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均单独成立。那么依合同约定上诉人应交付给郝波1950万元的贷款使用。其主张与郝波实际使用的贷款金额950万元明显不符。5、从贷款动机看，郝波因经营公司需要提出向上诉人贷款，有贷款动机；而被上诉人郝莉既无资金需求，又拥有l000万元存款(名义上)，无贷款的必要，也无以存款作质押贷款给哥哥使用的必要，更无必要以其房产为其哥哥贷款提供抵押。否则，有违常理。6、从贷款的实际使用者和支付利息者看，950万元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郝波，向上诉人支付利息的人也是郝波。被上诉人郝莉既末使用贷款，也末支付一分利息。综上，两个贷款行为是相关联的、连续的、一致的，实质�一个贷款行为。上诉人拆分成两个贷款行为，目的是攫取高额利润，逃避国家限制银行贷款利率的规定，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特征。故上诉人提出的“l000万元个人借款合同与950万元存单质押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份合同都是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三、29.05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郝莉的1000万元存款产生的，依法由其所有，无须返还。被上诉人郝莉在结算完存单质押贷款后将29.05万元取出，交给郝波使用。从两个合同是关联性的角度看，可从郝波支付1000万元贷款的利息中扣减，而不应判决返还，更不应判决支付返还29.05万元的利息。否则，无任何合同依据。四、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本应依法依规办理，但上诉人在办理郝波1000万元抵押贷款一事时，又违规把贷款转成存款，把一个合同变成两个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上诉人对此是有过错的，其对一审诉讼费42005元应分担20000元，上诉费全部由其承担。
郝莉辩称，1、本人郝莉未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提出任何贷款要求，也未参与过郝波的贷款洽谈，签约过程，更未与上诉人签订任何贷款合同。2、本人郝莉办理贷款转存款和质押贷款手续是应郝波和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要求办的，办理过程是按银行要求在同一日内，在银行内办完的。3、本人原本不存在1000万元存款，如果有这1000万元存款，本人既无需贷款更没必要让郝波去贷款，该1000万元存款是由郝波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所贷款项1000万元转存的，是按银行要求办理的。4、950万元贷款额实际使用人是郝波，支付的所有利息均是郝波支付，郝莉从未为950万元贷款支付过任何费用。5、本人账户内29.05万元是基于本人1000万元存款产生的，本人有权�给郝波使用，不应判决返还并支付利息。
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郝波、田玲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截止2016年6月4日的利息76087.1元、罚息292281.3元，并自2016年6月5日起依照其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产生的利息、罚息直至付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2、确认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对郝波位于襄城区南街文博馆北侧1幢2层1室、3层1室、4层1室、5层1室、1层3室的五处房产及土地抵押权合法有效，对该抵押物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确认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对郝勇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屋及土地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对该抵押物在140万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确认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对郝莉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屋及土地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对该�押物在150万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康复公司对郝波的全部债务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6、依法判令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以及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4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康复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康复公司为郝波、田玲依据在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4日期间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所签署的主合同所负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付的费用；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贷款本金1000万元及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之和所确定的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5年6月1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与郝勇，与郝莉分别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郝波、田玲，郝勇，郝莉以各自房地产为郝波、田玲依据在2015年6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期间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主合同所负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付的费用；郝波、田玲抵押物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贷款本金710万元及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之和所确定的额度，抵押物为郝波名下的房地产：1.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6号的土地使用权；2.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为�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7号的土地使用权；3.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3号的土地使用权；4.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4号的土地使用权；5.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5号的土地使用权；郝勇抵押物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贷款本金140万元及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之和所确定的额度，抵押物为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1号�土地使用权；郝莉抵押物担保债权的最高限额为贷款本金150万元及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之和所确定的额度，抵押物为：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为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2号的土地使用权。以上抵押物均于2015年6月4日办理了最高额抵押登记。2015年6月4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签订《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向郝波、田玲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12月，具体为从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6月4日，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上浮25%；贷款利率首次调整日为2016年1月1日，此后每12个月调整一次，利率调整日为首次调整日在调整当月的对应日；调整后的贷款利率为利率调整日所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的基准利率上浮25%；逾期还款罚息为上述约定利率的150%；如郝波、田玲未按约定还款，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有权计收罚息和复利，依法行使抵押权和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郝波、田玲承担。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行使担保权利时有不分人保和物保先后顺位的权利。该合同签订当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按郝波、田玲的委托将1000万元贷款转至殷久桐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行里的账户，再由殷久桐账户转到郝波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行里的账户，之后郝波按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要求将该1000万元转至郝莉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行里的账户，并将该1000万元转为郝莉的定期存单，以该存单质押给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再向郝莉发放了950万元（该款的借款期间与1000万元借款的约定一致），该950万元由郝波、田玲支配。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是按6.375%的年利率向郝波、田玲收取利息的。从2015年6月4日至2016年4月21日，郝波、田玲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月分次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支付1000万元的利息共计561354.17元，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于2016年6月4日向郝莉账户中支付1000万元存款的利息275000元。合同到期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从郝莉质押存单中连本带息共扣划998.45万元（其中950万元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认为郝莉合同的本金，48.45万元是利息），了结了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认为郝莉贷款的合同；后因郝波未清偿1000万元款项及逾期后的罚息，引起纠纷。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分别向郝波、田玲发放1000万元款项和向郝莉发放950万元款项及郝波、田玲，郝莉分别接收该款项的行为是构成一份还是二份借款合同的问题。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认为是两份合同。因为，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分别向郝波、田玲，郝莉发放了1000万元和950万元两笔贷款，而且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亦向郝莉支付了1000万元存款的利息，郝莉亦接收了，并且名下950万元贷款合同已履行完毕，本案争议的只是郝波、田玲借的1000万元未偿还的问题。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认为该案表面包含的两个贷款行为，实质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之间的一个贷款行为，只存在一个贷款合同。因为，郝波、田玲实际上只支配使用了950万元，郝莉未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贷款，亦未使用款项，而且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认为两笔合计1950万元贷款的利息均是由郝波、田玲支付的；1000万元的贷款，虽然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于2015年6月4日发放到了郝波、田玲的账户中，但之后郝波、田玲又将该1000万元转到郝莉的账户中，�以郝莉的名义质押贷款950万元等后续行为均是受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胁迫所为，郝波、田玲实际只使用了950万元贷款，而承担了1950万元的的贷款利息，这对郝波、田玲不公平，也有悖于常理。一审法院院认为，双方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于2015年6月4日向郝波、田玲放款1000万元，当日郝波、田玲将该1000万元转给郝莉，郝莉用此1000万元质押，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再向郝莉发放950万元，归郝波、田玲使用，1000万元的借款期内的利息由郝波、田玲支付，950万元的利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是从郝莉的账户中扣除的，1000万元的质押存款的利息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支付给郝莉的账户中等客观事实无争议。本案到底是两份合同，还是一份合同，就要考察郝莉质押贷款的行为是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签订合同的行为还是郝波、田玲为实现1000万元贷款而为的后续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规定，订立一份合同要经过“要约”和“承诺”过程，双方达成合意后合同才能成立，而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到对方时要约生效，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到达对方时承诺生效，合同成立。那么郝莉是否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发出了订立贷款950万元的“要约”意思表示呢？“要约”属主观范畴的人的内心意思的外在表示，人的内心意思只有通过外在的意思表示，或通过人的行为反向予以考究推理才能得出。本案中郝莉没有这种内心意思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形式的外在表达，只实施了“质押”1000万元、“接收”950万元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以“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思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以“其他形式”�立合同；本案中从郝莉的“质押”、“接收”等民事行为中显然是不能推断出其有订立贷款950万元合同要约的意思表示。因为：其一、郝莉是一个正常的人，其既有了1000万元为何又要以此为质押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贷款950万元，而且1000万元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向其支付的利息是存款利息只有275000元，其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支付的利息却是贷款利息484500元，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其二，950万元实际是郝波、田玲在使用，950万元的贷款利息亦是郝波、田玲支付的，与郝莉无关。按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说法，既然是郝莉贷款，为何其又未使用贷款，这亦是说不通的。其三，如果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说法成立，表面的两笔贷款基于两份贷款合同，郝莉亦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贷款了950万元的话，那么这950万元就应属郝莉所有，而发放给郝波、田玲的1000万元实际是不能使用的，�然由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实际控制着，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放出的贷款，能支配的实际只有950万元，这就意味着郝波、田玲的贷款落空，而本案的真正用贷款人郝波、田玲反而得不到贷款，这亦是说不通的。其四、郝波与郝莉是兄妹关系，又同是本案的抵押担保人，郝波、田玲需要贷款，既已贷到了1000万元又何必多此一举再用这1000万元去质押贷款950万元，还要承担1950万元的高额贷款利息？这显然有悖常理。其五，一审法院要求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提供与郝莉的贷款合同，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未提供，并要求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作出合理解释，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亦只解释为与郝莉的合同已履行完，未作出其他合理的解释，而郝波、田玲却解释为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为了增加业绩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综上，本案只存在一份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的借款合同，郝莉质押贷款的行为是郝波、田玲为实现1000万元贷款的后续行为，实质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追求高额利息目的而实施的行为。
2、关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之间借款合同的贷款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950万元的问题。因为本案中只存在一份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之间的借款合同，虽然合同约定的是1000万元，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发放的1000万元于2015年6月4日转到了郝波、田玲指定人的账户，后又在郝莉的账户中走了一遭，但是该款项实质仍由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控制占有，郝波、田玲并不能支配该款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实际只向郝波、田玲贷款950万元，郝波、田玲实际亦只能支配该950万元，所以合同的标的额应为9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签订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与�复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郝波、田玲，与郝勇，与郝莉分别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郝波、田玲未按约定还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康复公司依约定应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分别以自己名下的房地产向郝波、田玲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所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对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分别提供的抵押物在各自担保的最高限额内，分别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本案表象为两份合同，而实际只存在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的一份借款合同，所以郝波、田玲只应承担其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借款合同约定的义务，即郝波、田玲应承担950万元借款期内的利息，及逾期后的罚息；而郝波、田玲实际是按1000�元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支付的贷款利息，（其中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亦于2016年6月4日郝波、田玲一次性支付了1000万元的存款利息275000元；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亦是于2016年6月4日向从郝莉质押1000万元的存单中扣划了950万元款项的利息484500元），所以郝波、田玲多支付给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利息部分，应冲抵其贷款应偿还而未偿还的后续利息，如仍有余款后应冲抵到期本金，才公平合理。而950万元借款期的利息按双方约定的年利率6.375%计算，郝波、田玲应支付中信银行襄阳分行605625元，并且分为12期偿还，郝波、田玲每期应偿还50468.75元；但是郝波、田玲实际是按1000万元的标准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按期偿还了前10期的利息（除第一期还的是83229.17元，其余均是按约定支付每期的53125元），而且除了第11期即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5月21日应还的53125元、第12期即2016年5月21日至2016年6月4日应还的23020.83元，合计76145.83未还清外，共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支付了利息561412.9元，这每期多还的款项有就产生了期间利益的问题。但是至2016年6月4日，郝波、田玲应还605625元，而只还561412.9元，按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计算，郝波、田玲可以偿还950万元贷款利息到第11期，尚欠第12期的44212.1元的利息，而第12期的利息还款日是2016年6月4日，且此时郝莉质押账户中（实为郝波、田玲的账户）尚有几拾万的资金足够支付此利息，因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未扣除责任不在郝波、田玲，故不应产生复利（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称为罚息）的问题。而且郝波、田玲亦愿意以此期间利益抵付第12期所欠利息产生复利的问题，这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有利，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6年6月4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向郝莉质押的账户中支付了质押的1000万元“存款”的利息275000元，并从该账户中扣划了998.45万元，故留在郝莉账户中有29.05万元，后来亦被郝莉取出由郝波、田玲使用，对此，郝波、田玲应予以返还（占用该资金期间内的利息，是因郝波、田玲贷款所引起的，故按其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间的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较为合理）。所以截止到2016年6月4日止，郝波、田玲尚欠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本金950万元，利息44212.1元及应予返还的29.05万元。综上，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要求郝波、田玲偿还借款及逾期后的罚息，予以支持，但数额有误，应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要求康复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要求对郝波、田玲、郝勇、郝莉抵押的房地产受有优先受权，予以支持。郝波、田玲、郝勇、郝莉、康复公司辩称实际借款只有950万元的辩称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郝波、田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借款本金950万元；二、郝波、田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利息及逾期罚息，截止到2016年6月4日的利息为44212.1元，自2016年6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的罚息为以本金950万元为基数，以《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三、郝波、田玲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29.05万元，并从2016年6月5至还清之日止，以29.05万元为基数，以《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间的利率标准�付利息损失；四、襄阳康复药业有限公司对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五、襄阳康复药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郝波、田玲追偿；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对郝波、田玲提供的抵押物（1.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6号的土地使用权；2.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7号的土地使用权；3.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3号的土地使用权；4.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4号的土地使用权；5.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单元××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5号的土地使用权）在担保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对郝勇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1号的土地使用权）在担保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对郝莉提供的抵押物（位于襄城区南街××北侧××室，房产证号襄阳市房权证襄城区字第××号的房产，及土地证号为襄阳国用（2012）第310310065-1-2号的土地使用权）在担保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八、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逾期�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010元,减半收取42005元，由郝波、田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郝莉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签订的个人质押借款合同及附件；
证据二，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从郝莉银行账户划款凭证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
郝莉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所举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郝波、田玲、郝勇、康复公司称对该二份证据不清楚。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因一审法院对中信银行襄阳分行所举证据证明的事实已作出认定，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是多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认为双方借款本金是1000万元；郝波、田玲认为是950万元。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5年6月4日，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与郝波、田玲签订了1000万元《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信银行襄阳分行依约将1000万元转入案外人殷久桐账户，再由殷久桐转入郝波账户。同日，郝波又将该1000万元转入郝莉账户，郝莉将1000万元转为定期存单，并与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签订《中信银行个人质押借款合同》，向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借款950万元。后该950万元款项由郝波、田玲使用，并由郝波、田玲收取1000万元存款利息及支付1000万元和950万元借款利息。基于以上事实，首先，中信银行襄阳分行将1000万元款项划入郝波、田玲账户，其已履行完毕出借义务，郝波、田玲仅需依约按期归还中信银行襄阳分行1000万元借款本息即可，没必要在不使用该笔100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通过郝莉将该1000万元转为定期存款后，以存单质押的方式贷款950万元，这样不仅增加了还款成本，而且亦减少了贷款使用数额，郝波和田玲的行为显然有悖常理。虽然郝波、田玲称其受胁迫签订借款合同证据不足，但有理由相信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系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郝波、田玲签订案涉借款合同，亦显失公平，故一审法院认定郝波、田玲的贷款本金数额为950万元并无不当；其次，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称其之所以如此操作系为了增加银行业务，但其虚增贷款和存款的行为明显存在扰乱金融秩序之嫌，对此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中信银行襄阳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40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炬
审判员 何绍建
审判员 杨建新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