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赣11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女，汉族，1991年5月18日出生，江西婺源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系死者程某妻子。上诉人（原审原告）方语晨，男，汉族，2014年6月15日出生，江西婺源县人，住址同上，系死者程某儿子。法定代理人方某，系方语晨母亲，身份事项同上。委托代理人潘金华，婺源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代理人ＸＸ兴，婺源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76号。法定代表人叶震春，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周益盛，该局工作人员，一般代理。原审第三人江西正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朱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毕勤乐，江西学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某、方语晨因与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江西正博实业有限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信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1102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原告方某的丈夫程某是江西正博实业有限公司的职工。2016年3月6日晚上18时24分左右，程某从第三人处下班骑摩托车回家途中，在行至304省道紫阳镇韩家庄路段，摩托车失控倒地，程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婺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3月27日对该事故出具婺公交证字[2016]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方基本情况、车辆情况、道路和交通环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等情况进行了证明，但因该事故无直接的目击证人，且现有的证据无法查明事故成因，故其未对程某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第三人于2016年4月6日向被告提交了程某工亡认定申请，被告以第三人未提供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作出了饶人社伤不受字[2016]第6号《工亡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对此不服，于2016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被告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饶人社工伤撤字[2016]第8号《关于撤销饶人社伤不受字[2016]第6号《工亡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决定》，并重新恢复了受理第三人对本案工伤（亡）认定的申请。故原告于2016年8月4日向本院提出了撤诉申请。本院作出了（2016）赣1102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后被告又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了饶人社伤认字[2016]第1087号《工亡不予认定决定书》，对程某2016年3月6日晚因摩托车失控倒地受到事故伤害导致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亡或视同工亡。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审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受伤害职工程某为第三人公司的职工，其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原告及第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程某发生的交通事故系非本人主要责任所致。故，原告及第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亡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原告认为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被告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的观点，本院认为工伤行政确认系依申请而发生的行政行为，该证明义务应由申请方承担。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被告在工伤认定申请人不能提交证明程某在本起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事故责任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亡或视同工亡的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方某、方语晨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方某、方语晨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第三人提交的工亡申报材料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要件，依据该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受理并予以认可。2、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3、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家属或用人单位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4、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被上诉人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5、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及第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死者程某发生交通事故系非本人主要责任所致，故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及第三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职责上都没有收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能力，该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6、《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应当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信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1102行初81号行政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对程某死亡作出工亡认定。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原审作出的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确实，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工伤认定时提交的婺公交证字[2016]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能证明死者程某在交通事故中不负主要责任，故程某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的规定。二、上诉人称工伤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责任事故的情形下，答辩人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于法无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虽然能证明程某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但其提交的婺公交证字[2016]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不能证明程某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不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3、人社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明确“《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要求交通事故认定书必须明确本人是否不存在主要责任。婺公交证字[2016]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事故证明记载描述的内容为程某驾驶的摩托车失控倒地，除摩托丰左侧有倒地划痕、右侧方向灯损坏外，其余部位没有明显痕迹。发生本起事故缘由程某单方原因所致，其在事故中应承担较大责任。《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场所、因工作原因遭受伤害，而用人单位否认为工伤时适用此规定，但“上下班途中”不属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场所，也超出其能力控制范围，交通事故伤害在受伤职工未给单位通知或向交警部门报案的情况下，单位将无从知晓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故性质、责任，用人单位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职责上均无法也无职权收集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相关证据，既超出其举证的能力范围，也不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被答辩人诉述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将造成对用人单位的极不公平。对“用人单位否认是工伤事故，应承担举证责任”的理解，应结合用人单位的举证能力来认识，并不是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所有构成要件的一切事实均要承担举证责任。而被答辩人诉称应从保护弱者（职工）权益角度出发，推定职工不负责任或负次要责任的观点，其实是将事故责任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的逻辑结果。对于交通事故认定工伤，合理路线及事故责任应由受伤害职工或其近亲属举证。用人单位主张交通事故不是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的应承担举证责任，因为上下班时间是用人单位控制的，具有举证能力。答辩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作出程某工亡不予认定决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的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江西正博实业有限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事人在本案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至本院。本院根据上述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原判决无异。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死者程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该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即可认定死者程某不属于工亡，该主张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信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1102行初8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饶人社伤认字[2016]第1087号《工亡不予认定决定书》；三、责令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一、二审诉讼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上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铭审判员 郑晓霞审判员 余细花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耀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