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1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甲。
委托代理人：王廷军，江苏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步，灌南县堆沟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一审原告）：殷某某。
委托代理人：王廷军，江苏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步，灌南县堆沟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甲。
委托代理人：王廷军，江苏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步，灌南县堆沟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乙。
委托代理人：王廷军，江苏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步，灌南县堆沟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某某。
委托代理人：杨雪元，上海市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庄某某。
委托代理人：杨雪元，上海市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甲、殷某某、刘甲、刘乙因与被上诉人赵某某、庄某某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4）沪海法海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刘甲及上诉人刘某甲、殷某某、刘甲、刘乙的委托代理人王廷军、王立步，被上诉人庄某某及被上诉人赵某某、庄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杨雪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甲、殷某某、刘甲、刘乙（以下简称刘某甲等四人）于2014年12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庄某某与案外人付某甲合伙，从赵某某处购买三无渔船一艘，并在船上喷涂“嵊渔X-
XX7”号字样，将庄某某持有的“嵊渔X-
XX7”号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等船舶资料套用于该船，进行海上捕捞作业。2012年，刘某乙受雇于该船从事海上捕捞。2014年9月8日晚，该船在上海金山区附近海域发生侧翻，致付某甲、刘某乙死亡，请求判令赵某某和庄某某向刘某甲等四人连带赔偿807493.36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包括误工费10962.75元；住宿费270元；过路过桥费1968元；车船费2504元；汽油费2625元；丧葬费281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8155元；死亡赔偿金8770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殡仪服务费7610元；通信费100元，上述金额合计1009366.70元。鉴于刘某甲等四人自负20%责任，故按照80%计算，为807493.36元，并由赵某某和庄某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庄某某和赵某某辩称：刘某乙系涉案事故船的股东，船舶所有人非庄某某，而是由付某甲和刘某乙两人共有。庄某某从付某甲处转让所得的股份，已退还给了付某甲。涉案事故发生时，该船舶为无证行驶，并且船主付某甲和刘某乙对船舶进行了加高改造，事故发生原因与船主擅自改变船舶结构有关，庄某某和赵某某不应承担责任。此外，刘某甲等四人主张适用城镇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亦有错误。
一审法院查明：
一、事故情况
2014年9月8日晚，涉案渔船在上海金山区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发生侧翻，致船上人员付某甲、刘某乙死亡。2014年9月30日，嵊泗县某某镇人民政府对刘甲等7名船员家属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事故发生后，镇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事故处置工作组，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全力搜救；事故渔船上7名船员，4名获救，2名死亡，1名失踪；经对事故获救船员及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员进行调查了解，事故渔船为2010年购买的三无船舶，由付某甲和刘某乙合伙经营，购入后未经任何手续擅自冒用“嵊渔X-
XX7”号的船名及证书；“嵊渔X-
XX7”号的船舶持证人为庄某某。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船检部门发现持证人无法提供相关船舶进行检验，已于2014年7月对“嵊渔X-XX7”号的船舶证书予以注销。
二、船舶及经营情况
2010年12月31日，赵某某与付某甲签订购船买卖合同，赵某某将其“江苏盐城1XXX8”号船舶以120600元的价格出卖给付某甲进行捕捞作业，刘某乙作为见证人在合同上签名。付某甲为此向嵊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某某信用社贷款100000元并归还了贷款本息共计102000元。庄某某为“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的持有人。证书中记载该船为小型渔业船舶，2006年1月获得嵊泗县渔港渔政监督管理站签发的临时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最后年审登记时间为2013年11月19日。2014年7月3日，嵊泗渔港监督机关以“有证无船”为由，对“嵊渔X-
XX7”号船舶的证书予以注销。
根据原某某镇某某办事处主任付某乙提供的证言，刘某乙、付某甲与赵某某进行洽谈，共同从赵某某处以120600元的价格购买船舶用于经营�同时以付某甲的名义向金融机构贷款100000元，余款由刘某乙、刘某丙共同筹集后交给赵某某。刘某乙与付某甲商定，购船款属二人共同出资，并由二人合伙捕渔所得共同偿还贷款。2010年12月31日赵某某与付某甲签订的购船买卖合同，系由付某乙书写后交赵某某、付某甲与刘某乙签名。庄某某出资20000元用于购买网具，并出借“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套用于该船舶。
2013年10月6日，庄某某、付某丙夫妻与付某甲、刘某丙夫妻签订了撤股协议，双方约定，涉案渔船共有三个人的股份，自2013年10月1日起，庄某某将其所有的1份股份转让给付某甲，此后庄某某对该船不再负责；船上的网具、铁锚、船只，等到付某甲退休不再生产后，庄某某再收回其中的一份股份财产。
在上海市奉贤区某某镇某某办事处徐某某、任某某对涉案事故渔船上的船员孙某某、朱某�、胡某某、范某某、乐某某所做的谈话记录以及某某边防派出所对庄某某、朱某某、胡某某、赵某某、苗某某（常年向事故渔船收渔货）、宋某某（常年向事故渔船出售柴油）的询问笔录中显示，庄某某已将船舶股份转让给付某甲，涉案渔船由付某甲和刘某乙合股经营；采购燃油及销售渔货由付某甲妻子刘某丙及刘某乙共同议价，船员工资由付某甲和刘某乙发放。
根据有关渔民共同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柴某某、应某某的出庭作证，相关人员为刘某乙和付某甲织网、补网、捡鱼。涉案渔船一开始由付某甲、刘某乙、庄某某三人经营，到2013年就剩下付某甲、刘某乙两人。补网的工资由付某甲妻子刘某丙支付，有时刘某乙也在场，刘某丙称刘某乙也是老板，渔民称刘某乙为刘老板，补网过程中由刘某乙负责安排渔民的工作及饮食。
三、人员及损失情�
刘某乙于1968年10月18日出生，生前住灌南县某某镇某某村二组。刘某甲、殷某某、刘甲、刘乙分别为刘某乙的父亲、妻子、长子、次子。其中刘某乙及其妻儿均为家庭户，刘某乙的父亲刘某甲为粮农。刘某甲共育有六个子女，现有子女四人。
根据灌南县人民政府灌政复（20XX）X2号文件及2010年7月6日某某镇人民政府关于征用某某镇土地的报告，某某镇某某村被更名为某某居民委员会，某某村土地被征用。刘某甲、刘某乙作为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生活补助。
根据刘某甲等四人提供的涉案事故费用发票，包括过路过桥费发票47张，金额共计1968元；交通费发票74张，金额共计2504元；殡葬服务费发票3张，金额共计7610元；住宿费发票2张，金额共计270元；燃油费票据13张，金额共计2625元；通讯费发票1张，金额共计100元。以上发票总额共计15077元。
一审法院认为：
刘某甲等四人要求庄某某对刘某乙在涉案船舶上进行捕捞作业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其基于的理由之一是涉案船舶套用了庄某某所持的“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作为证书记载的船舶所有人，庄某某对船上人员的安全负有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船舶原系赵某某所有的“江苏盐城1XXX8”号船，其船舶参数与“嵊渔X-
XX7”号船并不吻合。后该船船身上被涂写了“嵊渔X-XX7”号的船名，但该船与庄某某所持的“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所指向的船舶并非同一船舶，并且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已经因无法提供相关船舶进行检验而被嵊泗渔港监督机关注销。因此，“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船舶所有人的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船舶的买卖系付某甲与赵某某签订购船合同，刘某乙以见证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字，购船款系以付某甲的名义向金融机构贷款所筹，并无证据证明庄某某参与了船舶买卖、出资及还款，故难以认定庄某某系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或所有人之一。其次，在船舶购入后，套用庄某某所持的“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开展捕捞作业，刘某乙作为购船见证人，对此是明知的。在明知涉案船舶为无证船舶的情况下，刘某乙仍选择继续在该船上从事捕捞作业，应认定其系自愿承担相关风险。第三，庄某某虽曾以提供“嵊渔X-
XX7”号船舶证书套用于该船以及出资购买网具的方式入股参与船舶经营，但2013年10月6日庄某某夫妇已与付某甲夫妇签订了撤股协议，不再参与船舶经营，故此后涉案船舶继续在船体上涂刷已被注销的“嵊渔X-
XX7”号船名以及发生事故均与庄某某无关。刘某甲等四人对撤股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撤股协议得到了协议另一方付某甲的女儿的确认，且在其他证人证言中也有所反映和印证，刘某甲等四人的质疑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
刘某甲等四人要求庄某某对刘某乙的死亡承担责任的另一个理由是刘某乙受雇于庄某某。庄某某辩称刘某乙本身是涉案船舶的合股人，双方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甲等四人未能提供刘某乙受雇于涉案船舶或受雇于庄某某的直接证据，庄某某也未能提供刘某乙是涉案船舶合股人的直接证据。虽然多份证人证言中反映出刘某乙在船舶经营活动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以致于证人认为刘某乙也是涉案船舶的“老板”，但这些均是证人通过与刘某乙、付某甲等的交往所形成的主观认识，不能必然得出刘某乙是涉案船舶所有人或合股人的结论。嵊泗县某某镇人民政府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关于付某甲、刘某乙合伙经营的表述，也仅�对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的客观反映，并非法律关系的最终认定。故刘某乙以何种身份在涉案船舶上从事捕鱼作业，依现有证据尚不足以作出认定。若刘某乙确系涉案船舶所有人或合股人，则其应对其在船期间死亡的结果自担风险，无权要求庄某某予以赔偿；若刘某乙确系受雇在涉案船舶上作业，如前所述，在其死亡事故发生时，庄某某也已撤股退出涉案船舶经营，故庄某某对其死亡也无需承担责任。因此，不论刘某乙是以何种身份在涉案船舶上从事捕鱼作业，其要求庄某某对其死亡负责的主张都难以成立。
关于赵某某，涉案事故发生距其出售船舶已有将近4年之久，刘某甲等四人并未举证证明事故的发生与赵某某出售船舶的行为存在必然因果关系。船舶出售后，赵某某不再作为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没有控制或参与船舶运营，故刘某甲等四人要求赵某某对刘某乙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综上，刘某甲等四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对刘某甲等四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875元，由刘某甲等四人负担。经刘某甲等四人申请，并提交了灌南县某某镇某某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一审法院对应由刘某甲等四人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准予免缴。
刘某甲等四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赵某某和庄某某应向刘某乙承担赔偿责任。赵某某在出售“江苏盐城1XXX8”号船舶时，没有办理船证过户手续，未将船舶证件一同交付，节省了过户费用，从而获取了相关利益，并导致庄某某对涉案船舶套牌谋利的违法行为。因此，赵某某和庄某某是涉案船舶套牌经营行为的两个责任主体，应当对涉案船舶最终发生事故，致刘某乙死亡负责。二、一审法院对刘某乙在涉案船舶经营中的身份关系未予认定，只是推定不论刘某乙是涉案船舶的合股人还是受雇于涉案船舶，其都无法要求庄某某对其死亡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对涉案购船买卖合同、撤股协议以及多份证人证言、调查笔录等证据认定不清，直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述证据可以反映刘某乙在涉案船舶买卖法律关系中只是一个见证人；之后，庄某某以“嵊渔X-
XX7”号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等船舶资料及出资20000元用于购买网具，从而与付某甲共同成为涉案船舶的合股人。根据逻辑推理，刘某乙就是涉案船舶上的打工者，与庄某某和付某甲系雇员雇主关系，故庄某某应对刘某乙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赵某某与庄某某共同辩称：刘某甲等四人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实和法律依据。一、赵某某在事发四年前已将涉案船舶出售给付某甲，价格符合裸船的售价。付某甲作为购买人，刘某乙作为见证人，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因此，刘某甲等四人要求赵某某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二、庄某某虽曾在涉案船舶上投入20000元用于购买网具，但因无法获利，已经撤股。关于套牌问题，“嵊渔X-
XX7”号船舶相关证件已于2014年7月被当地行政机关予以注销，至今无人提出异议。涉案事故发生时，该船属于无证擅自出海，并且船舶的高度及重量也经擅自改建，才是导致事故的真正原因。三、关于刘某乙的身份问题。刘某乙一开始在赵某某的船上打工，之后与付某甲合伙购买了赵某某的船舶，并以第一年的捕鱼收益偿还了购船款。实体经营上，刘某乙与付某甲是涉案船舶的共同股权人，刘某乙并非雇员。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刘某甲等四人称刘某乙在受雇于庄某某期间，庄某某曾经为其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刘某甲等四人的代理人也曾前往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调取相关证据。但该协会以保险档案与投保人有保密协议为由，不予提供。刘某甲等四人坚持认为刘某乙的保险档案系本案关键证据，能够证明刘某乙是庄某某的雇员，故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的申请书。
庄某某表示，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接受船舶所有人对船舶进行投保，不涉及为船员个人人身投保。
本院依据刘某甲等四人的申请内容，通过书函与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联系，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向二审法院出具了关于“嵊渔X-
XX7”号船舶保险的情况说明二份、雇主责任互保凭证三份及“嵊渔X-XX7”号船舶信息一份。
刘某甲等四人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嵊渔X-
XX7”号船舶信息反映的经营人是庄某某；涉案事故发生在投保期间，庄某某却没有报案，存在过错；刘某乙系庄某某的雇员；庄某某将船舶套牌后从2011年至2014年获取了每年省级60元到180元不等的补贴利益。
赵某某和庄某某质证认为：对渔业互保协会出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情况说明清楚反映该协会未开展人身险保险业务，故涉案事故发生后没有任何人进行过理赔。庄某某并未从中获利，也从未获得过任何省级补贴。“嵊渔X-
XX7”号的牌号已于2014年6月被相关部门吊销，即使保险报案，也无法获得保险理赔。
本院认证认为：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从材料内容中，无法反映刘某乙系庄某某雇员的相关信息，故本院对刘某甲等四人的该项证明主张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
赵某某和庄某某在二审中提交了付某甲妻子刘某丙书写的刘某乙签字领取每次出海捕鱼款分红的记录，以证明在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期间，刘某乙作为股东，在每次出海捕鱼后，出售渔货领取的无固定的分红款。
刘某甲等四人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刘某乙已经死亡，无法核实是否其本人签字；从内容来看，也无法证明刘某乙是涉案船舶的股东。
本院认证认为：从书面记录内容看，只有时间、金额及签字，无法反映所领金额的具体名目和用途，故本院对赵某某和庄某某就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刘某甲等四人对一审查明的有关庄某某提供的“嵊渔X-
XX7”号船舶相关证件注销材料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在二审庭审中，刘某乙长子刘甲向法庭陈述称，作为刘某乙的家属，只知道刘某乙在外打工，至于何时到涉案船舶上工作、以何身份到涉案船舶上工作及刘某乙在外发生的事情，均不清楚。
本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刘某甲等四人向赵某某和庄某某主张连带赔偿刘某乙在涉案船舶上身亡的损害赔偿金有无法律依据。
首先，刘某甲等四人向赵某某主张赔偿刘某乙死亡赔偿金的理由系赵某某在出售涉案船舶时，未将船籍资料、船舶证书等一并交付给受让方，节省了相关船证过户手续费，从中获利。根据查明的事实，赵某某作为卖方在2010年12月31日将涉案船舶出售给付�甲，购船买卖合同同时约定了船舶价款以及随船舶一并交付的物品包括导航仪器、机舱工具及配件。涉案船舶及上述物品于同日交付付某甲。船舶买卖合同成立于赵某某和付某甲之间，系双方当时真实意思表示。故刘某甲等四人，在涉案船舶业已出售近4年之久，刘某乙在船上进行捕捞作业时，因船舶侧翻致死，要求赵某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刘某甲等四人向庄某某主张赔偿刘某乙死亡赔偿金的理由系刘某乙是庄某某的雇员，其在涉案船舶上是打工者，故庄某某作为雇主，应当对刘某乙在涉案船舶上身故负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刘某甲等四人主张刘某乙系庄某某的雇员，应当提供刘某乙与庄某某形成雇佣法律关系�相关证据。但是，在一、二审期间，刘某甲等四人并无提供任何有关刘某乙系庄某某雇员的证据。
反观庄某某提供的在案证据，有原嵊泗县某某镇某某办事处主任付某乙对涉案船舶购买详细经过及付某甲、刘某乙和庄某某对涉案船舶形成三人合伙事实所做的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某某边防派出所民警在发生涉案事故后，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上海市奉贤区某某镇某某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发生涉案事故后对涉案船上打工人员的谈话笔录等。上述证据材料均反映了涉案船舶存在付某甲、刘某乙和庄某某三人合伙的情况。
关于庄某某提供的撤股协议。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对入伙或退伙等合伙经营中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是，涉案撤股协议中明确写明涉案船舶共三人股�，庄某某从2013年10月1日起将自己的一份股份给付某甲，从此对涉案船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上述撤股协议中并无刘某乙的签名确认。故本院对该撤股协议的有效性不予认可，庄某某不能以此作为已经退出涉案船舶合伙的证明。然而，上述事实并不能得出刘某乙是庄某某雇员这一法律关系，只能说明庄某某是涉案船舶的合伙经营人之一。
综上，刘某甲等四人就刘某乙与庄某某形成雇佣关系的主张，因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刘某甲等四人要求庄某某承担刘某乙死亡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
关于二审案件受理费问题。刘某甲等四人向二审提交了因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免交诉讼费用的书面申请。鉴于刘某乙因涉案事故身亡，其家属所在的灌南县某某镇某某居民委员会也出具了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本院对应由刘某甲等四人负担的案�受理费准予免缴。
综上，原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某甲等四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874.93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刘某甲、上诉人殷某某、上诉人刘甲、上诉人刘乙共同负担。上诉人刘某甲、上诉人殷某某、上诉人刘甲、上诉人刘乙向本院申请免交案件受理费，本院经审查，对应由上诉人刘某甲、上诉人殷某某、上诉人刘甲、上诉人刘乙共同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准予免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辰旻
审 判 员 周 燡
代理审判员 冯广和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罗 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