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红民初字第278号
原告：刘永顺，男，1965年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赤峰市红山区。
委托代理人：韩景文，赤峰市红山区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永平，男，196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赤峰市红山区。
委托代理人：孙寒，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永顺与被告刘永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霞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永顺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景文、被告刘永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系叔伯兄弟。1987年原告从原籍松山区大庙镇，被告从辽宁昌图分别将户籍迁出，由本家叔叔刘春环帮二人联系办理入户到红山区文钟镇黑沟门村，当时二人同时登记在一个户口薄里，户主是刘永平，刘永顺的身份是弟弟。1991年该村分地时，按着村规民约的规定，外迁入人口每人应交300元机电配套基金，才能分到土地，当时由原告出资300元，被告出资300元，由被告的岳父曾兆贵将此款交到村组。增兆贵后将交款单据给付原告，告知原告保存好，以后分地这就是凭据。当年分地，原、被告都分到了土地。按照分地政策每人4.8亩，原告的土地与被告的土地都登记在被告的岳父名下，由于原告是单身汉在外打工，所分得的4.8亩土地就由被告的岳父种了几年。当时原告考虑到种地一切杂费都由他们承担，也就没有明确约定租金。但曾兆贵曾给付原告80元钱和一根材料作为种地的租金。后来曾兆贵和被告把土地也分开了，曾兆贵也不种该地了，告诉原告，地就由刘永平种吧，有些帐你们哥俩算去吧。因为二人是叔伯兄弟关系，当时被告生活也比较困难，原告也就没有计较种地租金的事，原告分得的4.8亩土地被告一直耕种至今。现因原告已经50多岁的人了，在外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想回原籍耕种自己分到的承包地，找被告协商要地时，遭到被告拒绝，并声称原告当年没有分到承包地，现登记在册的土地是被告及妻子和女儿的土地。被告的这种说法，原告不予认可，同时也不是事实。被告的三女儿刘磊出生时因为是超生，不享受分地。同时因为被告夫妻的超生行为，被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进行了罚款处分，同时被告夫妻分得的承包地也被村集体经济组织扣回。现在登记在被告名下的土地只有3口人的土地即被告的女儿刘伟、刘娟和原告。这才是承包土地现状的事实真相。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登记在其承包土地14.4亩内的4.8亩返还原告承包经营。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首先，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结合原告提出的仲裁申请和起诉状，原告主张被告侵权事实发生于1991年，（行政仲裁申请书中称“原告刘永顺在1991年从村里分得土地，每人4.8亩，因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同一个户内，户主为刘永平，土地承包登记就写在了刘永平的名下”；原告刘永顺提交的起诉状称“原告的土地和被告的土地都登记在被告岳父的名下”。不管是那种说法都说明刘永顺起诉的是1991年分地纠纷）。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于1991年3月。1991年3月至2011年3月已满20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由此，假使真的有侵权事实的存在，也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
其次，原告诉请的侵权行为根本不存在：一、答辩人刘永平根本没有以独立户户主的身份参加1991年的分地活动，其现有的土地来源于其岳父家庭所分得的土地。1991年分地的时候刘永平是以其岳父曾兆贵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出现在了分地活动中，即曾兆贵作为家长的身份，以其自己，儿子、女儿（刘永平妻子），女婿（刘永平），外孙女（刘永平长女）共5人为家庭成员为单位向所在九组提出分地请求，并交纳450元分地款（九组成员一致同意外来人口参与分地需按大人300元，小孩150元的标准交纳分地款，不交视为不请求分地）。由此可见，刘永平现有的土地来源于其岳父曾兆贵家庭和其自己的独立户（刘永平的户口独立于曾兆贵）没有任何关系。刘永平现有的土地和刘永顺没有任何关系。刘永顺以户口为由主张其享有土地权利是没有道理的。刘永顺的户口确实是在刘永平户口之下，但刘永顺并未在黑沟门村九组生活，当然也不可能同刘永平共同生活，共同经济结算。因此不能认定刘永顺为刘永平家庭成员，其对于刘永平名下土地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二、刘永顺根本没有分地资格，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土地。1、根据当时九组村民的一致意见，外来人口申请分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本村坐地户女村民的配偶及缴纳分地款（大人300元、小孩150元），二者缺一不可，答辩人刘永平就是基于此才可以分得一份土地。而被答辩人刘永顺当时并没有结婚，也没有向九组缴纳过分地款。其主张的三百元机电井配套款根本就不是分地款，而是刘永顺叔叔为刘永平、刘永顺二人办理文钟镇户口而向村（大队）缴纳的相关费用。由此可见，刘永顺既不是本地坐地户女村民的配偶，也没有缴纳分地款，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分地，也不可能分得土地。2、在仲裁庭审即将终结时，刘永顺突然提出其土地是答辩人刘永平岳父曾兆贵帮助其分得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刘永顺根本不符合分地条件，即便曾兆贵同意，全体九组村民也不可能同意。事实上，91年分地时，曾兆贵的“户”由三个家庭组成，成员中符合分地条件的共有7人，而实际只申请分得土地为5份。少分地的原因是91年时耕种土地的经济收益很低，而负担却很重，很多人并不愿意种地，曾兆贵家也是一样。如果曾兆贵想耕种土地，完全可以申请七份，根本没有必要花钱租刘永顺的土地。由此可见，刘永顺主张曾兆贵帮助其分地并向其支付租金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三、刘永顺主张刘永平夫妻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剥夺分地权利，但其却一直耕种三份土地，因此想当然的认为有自己一份。事实上，刘永平92年的时候确实是违反了计划生育制度，当时被司法所处以1500元罚款。当时刘永平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好，村里领导为了帮助刘永平就建议以“违反计划生育，土地被扣发”为由申请少交罚款。刘永平基于此得到了减免500元罚款的决定，并度过了经济困难。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土地被扣罚的情况。单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看，刘永平的三女儿出生于1992年2月，而分地时间是1991年3月以前，也就是说，91年分地的时候刘永平根本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可能被剥夺分地权利。而答辩人所在的九组从成立至今，从未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扣罚或收回过村民土地。最后、针对刘永顺提交的起诉状，我方提出意见如下：一、刘永顺主张的300元机电井配套款，根本不是分地款，而是其为入户到文钟镇黑沟门村而缴纳的入户款。91年九组分地时，分地款统一交给当时九组队长张文阁，而张文阁收到钱后根本没有开具收据。刘永顺手中收据的收款人是张山而不是张文阁，显然其交的不是分地款。二、刘永顺主张其与刘永平的分地款是由曾兆贵缴纳，每人各三百元。而实际上，曾兆贵缴纳的分地款不是600元，而是450元，代交的对象也不是刘永平和刘永顺，而是刘永平（300元）和刘永平长女刘伟（150元）。三、刘永顺在起诉状中主张“原告出资300元、被告出资300元，由被告岳父曾兆贵将此款交到村组”，实际上，91年时，村是村，组是组，就分地事项，村根本不管，刘永顺都弄不明白村组的区别，可知其对当年分地根本就不知情，显然没参与分地活动，也不可能分得土地。另外，刘永顺主张的600元钱，是刘永平和刘永顺二人叔叔出资，目的在于为二人办理当地户口，由二人叔叔交给张文彬办理，张文彬将600元交给时任村会计张山并取得机电井配套款收据（刘永顺主张的分地款收据）。刘永顺主张的300元分地款实际上是入户款，经手人是张文彬和张山，也不是曾兆贵和张文阁。由于票据来源于刘永顺提供，由此可见刘永顺对于该事实是明知，但是却故意虚构事实，可见其有不正当目的。四、刘永顺对于当年分地事项根本不知情，所以根本不可能参与过分地活动，也不可能分得土地，原因如下：1、刘永顺在行政仲裁时主张“1991年从村里分得土地，每人4.8亩，因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同一个户内，户主为刘永平，土地承包登记就写在了刘永平的名下”，而起诉状中就变成了“原告的土地和被告的土地都登记在被告岳父的名下”，这种矛盾的主张可见刘永顺对当年分地情形根本就不知道。而这种说法的变化，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仲裁使得刘永顺知晓了事实真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虚构事实。2、在庭审中证人尹桂明和郭富出庭作证的时候，刘永顺主张曾向二人询问过当年分地的细节。如果当年曾兆贵真的是代替刘永顺分地，并且双方达成过什么口头协议，那么刘永顺应该对当年分地的细节非常清楚；如果刘永平真的被扣罚过土地，那么刘永顺也应当是完全明知的，根本不需要向他人打听，也不需要他人提示。而他打听分地细节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他对91年分地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一个对分地毫不知情的人，根本不可能分得土地。五、刘永顺主张其与答辩人岳父曾兆贵之间存在口头租赁协议，主张用杂费、八十元钱和一根木料抵销租金。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种地负担过重，农业税目较多，人们普遍的都不愿意种地，曾兆贵自己在要地的时候都只要了五份而舍弃了另两份，不可能另花钱租刘永顺的地种。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此外，如果真的有口头协议的存在，刘永顺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土地登记在曾兆贵名下，申请行政仲裁的时候就不可能主张“因刘永平是户主，土地登记在刘永平名下”。就该口头协议，原告刘永顺显然是虚构事实。六、刘永顺主张，答辩人刘永平名下的三份土地为刘永平长女刘伟、次女刘娟和刘永顺三人所有，刘永平和其妻曾显辉的土地在92年被收回，那么按其想法91年分得土地的人有刘永平、刘永顺、曾显辉、刘伟、刘娟。而刘永平岳父曾兆贵和妻弟曾显明当年也分得土地，这样91年曾兆贵家庭就应当分到了7份土地，实际根据当年分地台账，曾兆贵家庭只分得5份土地。可见刘永顺自己主张的事实都前后矛盾，再次证明刘永顺没有分得土地。
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所举证据1、刘永顺身份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主体。
被告质证意见：没有异议。
原告所举证据2、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证明当时原、被告是登记在一个户口内，户主姓名是刘永平，刘永顺是以刘永平弟弟名义登记入户的。
被告质证意见：确实转户了，但从该证据上看不出来。
原告所举证据3、2013年6月6日派出所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由黑门沟村九组迁入文钟村二组，时间为2005年6月23日。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证明户口迁入情况。
原告所举证据4、1999年6月7日登记的土地台帐一份，证明刘永平分得的土地14.4亩。以土地台帐上土地相加亩数14.72亩为准，不以14.4亩为准。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995年时九组调整过土地，因为曾兆贵家庭增加人口，土地进行了调整，1999年台帐与1991年没有关系了。
原告所举证据5、原告1991年3月20日向村交纳机电井配套款现金支出凭单一枚，证明刘永平、刘永顺两人向村里交的每人300元的机电井配套固定资产款，按村规民约外来户要求分地的必须每人交300元，此款交给村里，由小组再向村里支取。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有异议，这份证据我们之前没有见过，对证明事项也有异议，这个收据的名目是机电井配套资产款，体现不出原告主张的村规民约，也不能说明这是分地款。别外这个收据的时间是1991年3月20日，但是九组分地时间1991年1月，可知这个收据与分地没有关系。
原告所举证据6、红山区文钟镇计生办出具的计划生育处罚档案一页，证明被告因超生，应罚款1500元，实罚1000元。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所举证据7、计生办证明一份，证明刘永平夫妻因超生组里已将二人土地扣回。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这个证明是刘永平少交罚款而作的假的证明。
原告所举证据8、计划生育经济处罚终结证一枚，证明罚款1500元，交了罚款1000元，扣了夫妻双方土地。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终结证中认定的超生事实发生在1992年8月份，但是有关土地的说明是在1991年就扣除土地了，当时还没有超生的事实发生，所以这份证据是违法证据。
原告所举证据9、张山证言材料一份、杨贵和证明材料一份及夏国强证明一份，证明刘永顺应该参加分地，并已经分得土地。
被告质证意见：夏国强只是说明在1995年土地调整时没有收回过一个叫刘永顺的土地，证明不了刘永顺当年分地了。对张山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张山当年是大队的会计，大队是不管小队分地的事情的，张山根本不能证明九组分地的情况。对杨贵和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杨贵和在仲裁时前后说法不一致，我方认为其伪造证据。
原告所举证据10、1999年5月5日刘永平土地承包登记证一份，证明刘永平与村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从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了土地，同时证明刘永平分得土地的亩数。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所举证据11、1999年6月7日曾兆贵土地台帐一份，证明曾兆贵名下三口人，共分得24.07亩土地。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这个土地台帐记载时间是1999年6月7日，在1995年调整土地时因曾兆贵家增加了一口人，增加了土地，1999年台帐与1991年没有关系。
原告所举证据12、黑沟门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曾兆贵分了三口人的土地，刘永平分了三口人的土地。
被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1995年土地调整时，曾兆贵家增一口人，多分一口人土地。
原告所举证据13、红山区农村土地仲裁委询问张山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分地的人口必须每人交300元钱，刘永顺与刘永平迁到黑沟门时是在一个户口本上，黑沟门村交300元钱必须交到村委会，村委会给各村民组单独列帐。
被告质证意见：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原告所举证据14、红山区农村土地仲裁委对刘春环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987年在他的帮助下刘永顺、刘永平迁到了黑沟门村，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刘永平是户主。
被告质证意见：没有原告，不予质证。
原告申请证人宋焕章、夏国强、刘春环、杨桂和出庭作证，证明刘永顺的地在刘永平名下。宋焕章出庭作证称，其听刘永平的岳父亲口说，他种刘永顺的地，给刘永顺钱和木料抵地租款，以后该地交给刘永平耕种。夏国强出庭作证称，1996年签订第二轮承包合同时，刘永平这户的地从1991年延续下来的，地没增没减。刘永顺是否分地不清楚。刘春环出庭作证称，1987年原、被告入户时是他给办的，以后分地的情况不清楚。杨桂和出庭作证称，一、1987年时他是村主任，刘春环找到文钟镇的企业站站长张文彬，张文彬又找到他，给原被告入户，当时入到黑沟门村九组。刘永顺落到刘永平的户上。二、1991年在调整土地过程中，他是组里调地小组的成员，当时调地时根据国家的政策，按“四增四减“的原则进行调地，新入户的包括入户后又出生的孩子，新入户的必须每人交300元钱，孩子是150元，交钱可以分到土地。交钱是往村里交，村里有记帐。三、计划生育罚单上有其的签字，是真实有效的。
原告对四位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能证明刘永顺和刘永平当年入户是在同一个户口簿上，按村规民约的规定向村里交了每人300元钱的费用。已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得了土地。分地以后刘永平的岳父曾兆贵种过刘永顺的土地，并给付了少量的地租和木料。刘永平夫妻曾因计划生育超生被扣回土地并缴了罚款1000元。刘永顺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得的土地没有被村里调整或抽回过。
被告对四位证人的质证意见：对夏国强的证言没有异议外，对其他证人证言均有异议，宋焕章的证言是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刘春环的证人证言有异议，刘永平和刘永顺不是同一时间入户的，刘春环的证言恰恰能证明刘永顺提交的收据非分地款而是入户款。对杨桂和的证言有异议，杨桂和的证言中称1991刘永平以独立户的名义分过土地，实际上刘永平1991年根本没有独立参加分地活动，原告也主张刘永平1991年时没有参与分地活动，所以杨桂和的证言是虚假的。
被告所举证据1、刘永顺提交的行政仲裁申请书一份、刘永顺2013年9月25日提交的起诉状一份、2013年12月5日刘永顺提交的起诉状一份，证明刘永顺对1991年分地情况完全不知情。同时证明刘永顺前后说法不一致存在作虚假事实说明的情节。
原告质证意见：原告依照法律规定维护自己的土地承包所有权合法。
被告所举证据2、仲裁裁决书一份、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案件庭审笔录一份，证明一、刘永顺对1991年分地情形毫不知情。二、1991年分地时刘永顺没有参与分地活动，没有分得土地。
原告质证意见：原告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权叙述事实真实。
被告所举证据3、分地明细一份，证明一、1991年分地时刘永平没有以独立户户主的名义参加分地，是以曾兆贵的家庭成员身份参加分地的，当时分别为五口人的地，有曾兆贵、曾显明、曾显辉、刘永平、刘伟。二、刘永顺没有分得土地。同时证明刘永顺的证人在作伪证。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来源有异议，不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出具的台帐记录。
被告所举证据4、刘永平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一、我国执行土地承包责任制，这份合同的乙方是刘永平，所以土地归刘永平所有。二、刘永平的土地是其岳父曾兆贵的土地，进一步说明刘永平的土地自1991年至1996年期间土地从来没有被扣回过。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来源没有异议，这份合同是刘永平与曾兆贵分家时所办，刘永顺的地在1991年也在曾兆贵名下，现在在刘永平名下。
被告所举证据5、各种杂费收据复印件，证明刘永平一直耕种共三份土地，分别为刘永平、其妻、其长女，与刘永顺没有关系。
原告质证意见：没有异议，因为刘永平种的地其中包含刘永顺和刘永平的两个女儿。
被告所举证据6、证人证言十份，证明一、1991年黑沟门分地时的分地条件，进而证明刘永顺不符合分地条件，根本没有资格分得土地。二、刘永平及其妻子的土地从来没有被罚扣过，九组自成立以来就没有人因为超生问题被罚没过土地。三、1991年分地时曾兆贵家庭分的土地分别是曾兆贵、曾显明、曾显辉、刘永平、刘伟的。
被告方申请证人张文彬、尹国清、李书发、郝全出庭作证，证明91年土地划分情况，刘永平耕地状态，刘永顺没有资格分得土地，现实中也没有分得土地。张文彬出庭作证称，1987年、1988年时刘永顺、刘永平入户，是其跟大队说的，刘春环交给其入户钱600元，1991年将此款交了给大队，由大队给出具了收据，具体写的什么不清楚。他们分地的事也不知道。尹国清出庭作证称，刘永平和刘永顺因为土地争议，刘永平是九队的女婿，刘永顺到九队入户群众都不知道，别说分地了，根本没他那份地。刘永平和其岳父是在一起的，分了五口人的地。后来在1995年、1996年把地分开了，调地时又给曾显明的媳妇补了一口人的土地，刘永平的地是他和他妻子、女儿的。曾兆贵是他和他儿子、儿媳的。李书发出庭作证称，分地时哪年记不清了，其经手的，帐目是其记的，刘永平、刘永顺入户大家都不知道，分地时才知道，村里规定有外来入户的，分地时交300元，有孩子的交150元。刘永平和曾兆贵的地分到一块了，因为分粮食有矛盾就分开了。后给曾兆贵儿媳妇补上了地。刘永顺没有交钱，所以没有分地。郝全出庭作证称，1990或1991年刘永平分地时和他岳父一起分的，分了五口人的地，一直在一起耕种，曾显明结婚后两年分开的地，具体时间忘了，分完后，东梁归曾兆贵了，西梁归刘永平了。
被告对四位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原告对四位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对郝全的证言有异议，他不是组里或村里的干部，只是作为一般群众参与了分地的活动。对证人李书发的证言有异议，关于对曾兆贵家庭成员的补地问题他是道听途说。对证人张文彬证言中讲的交款当年情况不属实，应该是交到大队里也就是现在的村里。对证人尹国清的证言的异议，因其是九组社员，对当年分地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不予质证。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堂叔伯兄弟，曾兆贵系被告岳夫。1987年二人户籍迁至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黑沟门村九组。1991年3月20日，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黑沟门村民委员会收到刘永平、刘永顺缴纳的机电井配套、固定资产款600元。
1998年12月31日，曾兆贵与赤峰市松山区三眼井乡黑沟门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001-002-0009-0026。发包方（甲方）为黑沟门村，承包方（乙方）为曾兆贵，甲方将集体所有耕地24.07亩发包给乙方，承包期为三十年，至2025年12月31日止。1999年6月7日曾兆贵的土地地块台帐上记载，户主曾兆贵，人口3人。1998年12月31日，被告刘永平与赤峰市松山区三眼井乡黑沟门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001-002-0009-0020。承包方为刘永平，承包耕地15.08亩，承包期为三十年，至2025年12月31日止。1999年6月7日《土地地块台帐》上记载黑沟门村九组、户主刘永平、合同号为0009-0020。后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给被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人口为3人。被告刘永平自1994年缴纳了3口人的教育附加费、农业税、特产税等至2011年。
庭审中，原告提交证人证言证明，只要缴纳300元机电井配套款就应该分得土地，并证明刘永顺的土地没有收回。被告提交证人证言证明原告没有分地资格也没有分得土地。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1991年其应当分得4亩多土地，但根据原、被告提交证据均显示的是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及1999年的土地台帐，且承包人为曾兆贵及刘永平。原告称其承包地先在曾兆贵名下后转到刘永平名下，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不能证明其分得的承包地在被告刘永平承包土地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的主张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以上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永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邮寄送达费40元，计9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霞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