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淑珍，女，1925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今，北京博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成，山东正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海丽，女，1965年5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丽丽，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芹，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马淑珍因与被上诉人马海丽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8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淑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诉争房屋归我所有。事实和理由：诉争房屋是我与马某1二人为了解决自己的住房购买的，我们当时出资10.55万元及老房出售后给马海丽的11万元均是我们支付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审理中将全部举证责任分配给我不公平，我的举证已经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而对方对于反驳我方的答辩意见均未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签订诉争房屋买卖合同时，马某1并不在现场，一审中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自认。综上，诉争房屋是我与马某1出资购买，马海丽在协助办理购房过程中，私自将其作为买受人并登记为所有权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权利人。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马海丽辩称，诉争房屋系我出资购买，无偿给父母居住的。我对于父母出资10.55万元购房款没有异议，但在父母拒绝我偿还该款后即转化为赠与，而我收取的老房售房款11万元本就是父母处置财产过程中的赠与。我母亲虽主张其为诉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但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而房屋登记在我名下至起诉时已经13年，她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这已经足以推翻其主张物权的无理要求，故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未违反中立原则。签订买卖合同时，马某1在场有庭审笔录及录音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马淑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北京市大兴区某镇清欣园11号楼5单元302号房屋（以下简称：302室）的房屋归我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马某1与马淑珍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马某2、马某3、马海丽三名子女；马某1于2006年7月8日死亡；马某1、马淑珍及马海丽的户籍住址均为“大兴区某镇清欣园11号楼5单元302号”，即诉争302室。针对302室颁发有编号为“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马海丽，房屋坐落为“大兴区某镇清欣园11幢5-302”，房屋建筑面积为91.22平方米，产别为私产，设计用途为住宅，发证日期为2003年12月12日。
2002年12月23日，针对302室的买卖事宜，北京兴红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出卖人）与马海丽（乙方、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双方约定甲方将302室出售给乙方，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2669.50元，房屋建筑面积为94平方米，价款合计250933元，有线电视初装费为300元，天然气安装费为6000元，办证费（其中包括契税、印花税、手续费等）4089.47元，双方同意各项款项付清后，甲方将乙方所购房屋在2003年10月31日前交付乙方使用；该合同书落款乙方处由马海丽签字确认，注明地址为“西城区某大街174号（以下简称：174号平房）”，注明联系电话为139****9877（马海丽个人电话）、84****91（174号平房固定电话）；当日，针对天然气使用、电梯使用、收取公共维修基金等问题，上述合同主体还签订2份补充条款。合同签订后，在2002年11月30日，以马海丽名义，向上述出卖人给付房款248263.50元；2002年12月24日，以马海丽名义，向上述出卖人给付2669.50元、天线费300元、办证费4089.47元、公共维修基金5018.66元、天然气初装费6000元；以上房款及各项费用共计266341.13元。马淑珍认可在签订该合同书时马某1与马海丽均在场。
因所交付房屋实际面积发生变化，2003年8月21日，针对302室的买卖事宜，北京兴红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出卖人）与马海丽（乙方、买受人）再次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双方约定甲方将302室出售给乙方，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2669.50元，房屋建筑面积为91.22平方米，价款合计243511.79元，有线电视初装费为300元，天然气安装费为6000元，公共维修金为4870.24元，办证费（其中包括契税、印花税、测绘费）为3959.44元，双方同意各种款项付清后，甲方将乙方所购房屋在2003年8月31日前交付给乙方使用；该合同书落款乙方处由马海丽签字确认，注明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某东巷4号”，注明联系电话为139****9877（马海丽个人电话）；因房价发生变化，上述出卖人在2003年8月21日重新为马海丽开具发票及收据，载明房价费为243511.79元，有线电视初装费为300元，天然气安装费为6000元，公共维修金为4870.24元，办证费为3959.44元。
在装修后，于2003年年底，马某1、马淑珍搬入302室居住；马某1一直在302室居住，直至死亡；马某1在北京航天总医院的住院病历载明，其在2006年7月6日因冠心病等住院时，入院查体为“神清语利”；马淑珍长期在302室居住，直至2017年年初；马海丽亦在302室居住数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在购买302室过程中马海丽出资139320元，马某1出资66000元，马淑珍出资39500元；对上述出资情况，马淑珍主张系其与马某1购买302室，部分款项系其向马海丽所借，之后用出售174号平房的款项偿还；对上述出资情况，马海丽主张系其购买302室，部分款项系其向马淑珍、马某1所借，而马淑珍、马某1从一开始就表示要将款项赠与马海丽，后因马淑珍、马某1不要还款，此时马海丽接受赠与。2003年11月29日，针对174号平房的买卖事宜，马某1（甲方）与案外人李军（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同意将174号平房（总使用面积12.4平方米，以及9平方米的自建房）卖与乙方，出售价为110000元，卖房过户费由乙方承担，签订该合同时，乙方支付甲方20000元定金，过户当日，乙方再付给甲方110000元。
在入住302室后，由马某1交纳燃气费、电费等费用；在马某1死后，由马淑珍出资，马海丽交纳各项费用。上述费用一般系以马海丽名义交纳；例如，在2003年12月1日、2004年7月20日、2005年3月28日、2006年9月4日，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燃气销售一分公司所开具收费单载明，302室的用户名称均为马海丽；在2005年1月、2005年2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所开具代收业务专用发票（代收北京市通信公司市话费）载明，302室电话费的付款人均为马海丽；2005年9月16日、2006年7月7日、2007年3月19日、2007年7月28日、2007年10月26日、2007年12月23日、2011年1月18日、2013年12月22日、2014年8月25日、2015年4月、2015年6月21日，北京欣福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302室的电费收据，载明交款人均为马海丽；2014年8月27日、2014年12月4日、2015年4月5日、上述物业管理企业开具的302室的水费收据，载明交款人均为马海丽；在2004年10月26日、2005年11月7日、2006年9月29日、2007年10月26日、2010年4月29日、2011年9月11日、2012年6月22日、2013年12月22日、2015年10月17日、2017年1月9日，上述物业管理企业开具的302室的取暖费收据或发票，载明交款人均为马海丽；在2005年12月1日、2013年4月4日，上述物业管理企业开具的302室的物业费、垃圾费等费用收据，载明交款人均为马海丽；2006年6月1日，上述物业管理企业开具的2张302室的公用灯费用，载明交款人均为马海丽；2017年6月18日，北京轩盛子辉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302室的供暖费收据，载明交款人为马海丽。马海丽陈述称，在马淑珍搬离302室后，302室现由其居住。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是指就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归属所产生的民事纠纷；马淑珍对于登记在马海丽名下的302室的归属持有异议，主张302室归其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302室系基于买卖取得，故马淑珍负有举证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马淑珍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成为302室真正所有权人的义务，且需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虽然在交纳房款阶段，马淑珍、马某1夫妇共出资105500元，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买房人为筹集房款，由亲友部分出资实属正常，有时是赠与关系，有时是借贷关系，有时是共同购房关系，等等，不能一概认定部分出资人系房屋产权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于马海丽占有部分174号平房卖房款一节，可能是协商一致的家庭财产分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可能是马淑珍向马海丽偿还所借款项，等等，仅凭购买302室在前，出卖174号平房在后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此系马淑珍向马海丽偿还购房款；需要指出，根据马淑珍自认，针对302室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其夫马某1在场，对于由马海丽作为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未提出异议，该合同亦留有马海丽的手机号，在房屋交付后，虽然马淑珍、马某1长期在302室居住，但马海丽亦曾在302室居住多年，虽然因居住302室所产生物业费、供暖费等费用系由马淑珍、马某1所支出，但相关收费单据上明确注明302室的业主及交款人系马海丽，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阶段，还是在房屋交付后的居住使用阶段，马淑珍对于302室登记在马海丽名下应知情，长期未提出异议；在马淑珍所提交家庭会议录像中，双方各持己见，马海丽未认可系由马淑珍、马某1夫妇购买302室，而坚持主张系由马海丽购买302室，马淑珍亦未认可以174号平房的卖房款向马海丽偿还所借款项；综上所述，因举证不充分，故对马淑珍要求确认302室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马淑珍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马淑珍夫妇是否为诉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及马某1是否在签订买卖合同现场的事实，本院分别认定如下。关于诉争房屋真实的购买人问题：首先，该房屋的原始取得依据为买卖，买卖合同记载的购房人为马海丽，后马海丽依据该合同办理了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其次，虽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购房款出资情况及174号老房出售后售房款的分配数额看，马淑珍夫妇支出的上述两笔款项与诉争房屋的购房款相差不多，但从马淑珍与马海丽的母女关系及上述事实发生距今已十余年并无争议的情况考虑，在没有确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以上两笔款项的性质所做论述是正确的，本院不持异议；再次，马淑珍夫妇对诉争房屋的长期使用非其可以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据此，本院现难以认定马淑珍夫妇为诉争房屋的真实购房人。关于马某1是否在签订买卖合同现场的问题，从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可知，马某3曾出庭作证，其中有马淑珍认可马某1与马海丽共同去签订买卖合同的陈述，马淑珍对该陈述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马淑珍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另应指出，双方当事人争议马某1是否在签订合同现场是为了证明马淑珍夫妇对购房人登记为马海丽是否明知一节，从已经查明的事实看，房屋所有权人或者说购买人为马海丽的事实，在马淑珍夫妇多年使用诉争房屋并负担该房屋相关费用的同时是不可能不知情的，这与缴纳各种费用形成的票据记载也是相符的，一审法院关于马淑珍夫妇对诉争房屋登记在马海丽名下是明知的认定是正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马淑珍主张诉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应向法院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材料，现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及已经查明的相关事实，马淑珍主张的上述事实真伪不明，故一审法院所做该事实不存在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马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马淑珍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丽杰
审判员 陈 妍
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