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54号
原告：北京中体恒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
法定代表人：刘刚，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晅，系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莹，女，1981年3月5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址：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袁桂军，系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兴权，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阳，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中体恒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关长春（主审）及代理审判员原宏斌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丁垣，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兴权、刘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中体恒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体恒信公司）诉称：2013年6月9日，被告以自己财务部门的名义给本单位以及下属各支行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向原告发出招标文件，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发出了一式五份投标文件。2013年6月26日，被告按照设定的评标程序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几家投标人进行了评标，原告排名第一，随后被告又进行了报价谈判。2013年7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了《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文体协会会员运动服采购项目供应商中标通知》，然后在原告提交的一份投标文件上，双方就最后的合同价款、付款方式和时间做出了约定，并签字盖章。2013年7月22日，被告突然发出书面函件和电子邮件，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始终置之不理。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3年7月9日双方在投标文件上签署的买卖合同；如依据法律规定无法继续履行该买卖合同，则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12，012.13元，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辽宁省分行）答辩称：一、采购合同并没有成立。双方需要签订由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被告招标说明、原告承诺与声明、被告向原告发出的中标通知、原告在投标文件中售后服务部分都反复强调，双方需要以合同书的形式签订采购合同，在投标文件上签署盖章的主张不能成立，也没有证据支持。二、原告基于被告的要求作出承诺，在采购合同签署前的任何时间被告有权终止采购合同。售后服务第5条明确规定，采购合同签署后支付30%的货款，原告可组织订货，而不是送货。在我方未支付30%货款的情况下，原告不应当组织订货，订货后才能备料，原告主张的其所谓的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可随时终止采购的风险，原告应当明知。三、样衣只是为可能履行合同实施的，是原告拥有所有权的货品，现在只是被告代原告保管，被告从未承诺要买这些样衣、支付样衣货款，所以该部分货款不应当由我方承担，样衣仍在答辩人处可以随时返还原告。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中体恒信公司举证如下：
证据1、建行辽宁省分行为全省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项目邀请函及附件，证据形式是电子邮件，证明：被告发出了招标邀请，原告作为投标人需提供一式五份投标文件。
证据2、报价文件，证明：原告按照被告招标的要求发出了投标书。
证据3、建行辽宁省分行文体协会会员运动服采购项目供应商中标通知，证明：原告已中标。
证据4，销售协议续约函及销售协议，证明：原告具有销售阿迪达斯服装的权利。
证据5，货运方式变更通知、员工号码统计表，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履行合同。
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本次采购采用招标方式，根据证据1的载明本次采购采用“非政府采购的竞争性谈判”方式。证据2不能证明原告发出了投标书。对证据4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与第三方于2009年签订的销售协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货运方式变更通知单，是若将来签订书面合同，方便由工厂直接向各分支机构发货，只是为合同可能签署成立并履行所实施的行为。交付通知单与量体行为相同，都不能证明合同已签署并成立。
证据6，关于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的通知，证明：被告违约，拒绝履约。
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违约，只能证明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了事前约定的单方终止采购的权利。
证据7、收货确认单、样衣服装费用明细。证据8、原告2013年6月出差辽宁省建行员工工资发放明细、2013年7月出差辽宁省建行员工工资发放明细、辽宁省建行出差费用支出明细和凭证复印件。证据9、辽宁省建行全体人员购买阿迪达斯产品价格确认单。证据10、中体恒信与其他单位销售同类产品合同、发票明细。这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构成分别是已收样衣货品的损失67，127元，为招投标支出的差旅费用和人工工资损失176，214.5元，合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是2，244，883.5元。
被告对原告证据7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样衣用于为被告员工量体，被告的接收行为只是为配合原告的量体工作，并无购买样衣的意图，反而原告一直拒绝被告返还样衣，所以样衣的货款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绝大多数凭证为原告单方出具，原告为与被告达成交易所支出的商务成本，应由其自负，不构成损失。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确认单无双方签章，不能据此证明合同已经成立。证据10系原告与第三方签订，与被告无关，相反却能证明此类采购行为均需要签订书面合同。
为对抗原告的主张，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1、建行辽宁省分行为全省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项目邀请函，证明：本采购项目采用约定的竞争性谈判方式。
证据2、建行辽宁省分行为全省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事项的说明，证明：本采购项目采用约定的竞争性谈判方式；本采购项目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采购合同；被告有权在签约前终止采购。
证据3、《报价文件》中的承诺与声明，证明：原告同意并确认被告邀请函及其附件的全部内容，包括：本采购项目的谈判方式，双方约定以书面形式签订合同，被告在签署合同前，有权终止采购。
证据4、《报价文件》中的售后服务，证明：双方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合同；在签订书面合同并被告支付预付款后，原告方可组织订货。
证据5、建行辽宁省分行文体协会会员运动服采购项目供应商中标通知，证明：双方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证据6、关于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的通知，证明：2013年7月22日，被告行使约定的终止采购项目权利，并在合理期限内（9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原告。
原告对上述六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通过招投标活动，被告已经确定原告为供应商，双方已签订买卖合同，合同已经成立，按照法律规定书面形式不必然要求必须以合同文本方式出现，虽然在证据中被告有权在签约前中止采购，但双方当事人已就买卖合同进行了签署，其中止行为发生在合同成立后，同时该内容并没有排除原告向被告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证据3当原告提交的投标文件即是要约，被告发出中标通知即为承诺，合同已经成立。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提供的是投标文件中的一部分，属于要约的一部分，被告经承诺后即成为书面形式合同的一部分。对证据5，中标通知一经作出，即为被告作出了承诺，书面形式的合同已经成立。证据6的通知实际是被告解除合同的通知，是在合同成立后发出的，不符合原告提交的投标文件中，被告有权在签约前中止采购的约定。
经庭审质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本案以下事实加以确认：
2013年6月9日，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为本单位以及下属各支行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商家发出《建行辽宁省分行为全省文体协会会员采购运动服项目邀请函及附件》，内容包括：本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竞标环节包括综合投票评审，选前两名确定采购结果，通知采购结果，与入选供应商签署采购意向合同，经双方法律部门审定合同，审定通过后方可履行采购合同等；被告有权在采购合同签署前的任何时间终止采购等。
2013年6月26日，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发出了一式五份的《报价文件》，内容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公司承诺与声明、公司简介、阿迪达斯公司授权书、同类项目业绩、售后服务、商品报价等，其中原告在公司的承诺与声明中第四条确认：“被告有权在签署采购合同前的任何时间终止采购”。后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按照设定的评标程序对原告在内的几家投标人进行了评标，因原告排名第一，被告于2013年7月9日向原告发出了《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文体协会会员运动服采购项目供应商中标通知》，确认原告中体恒信公司入选被告文体协会会员运动服采购项目供应商，要求原告方谈判授权代表尽快与被告联系，协助办理有关合同签署事宜。在被告下发中标通知后，原告应被告要求，为被告制作了运动服样衣，并为被告单位及下属的全省20多个支行13000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运动服量体行为。
2013年7月，国家监察部下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对包括本次运动服采购项目在内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津贴补贴属违规发放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作为国有金融单位受到该《规定》的约束和管理，为此，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于2013年7月16日向原告发出终止本次采购的口头通知，并于2013年7月22日向原告送达《关于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的通知》的书面函件和电子邮件，取消本次运动服采购项目。
2013年8月12日，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以工会名义向原告发函，要求就采购运动服项目期间“结算清单”双方协商解决此事。原告认为阿迪达斯公司以为本次采购准备了面料及辅料，若采购项目取消损失巨大为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商谈未果，原告诉讼来院。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有邀请函及附件、报价文件、中标通知、货运方式变更通知、员工号码统计表、关于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的通知、收货确认单、样衣服装费用明细等，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争焦点是：一、本案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原告诉请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应否得到支持。二、被告是否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012，012.13元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诉争买卖合同是否成立问题。本案原告中体恒信公司依据邀请函及附件、报价文件、中标通知及货运方式变更通知、员工号码统计表等为凭，主张“原告提交的投标文件即是要约，被告发出中标通知即为承诺，通过招投标活动，被告已经确定原告为供应商，双方已签订买卖合同，故买卖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抗辩主张“要约和承诺只是订立合同的一般原则，作为合同成立原则的例外，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所以买卖合同并未成立”。本院认为：被告在邀请函及附件中已明确本次采购竞标环节为：确定采购结果后与入选供应商签署采购意向合同，经双方法律部门审定合同，审定通过后方可履行采购合同等，而原告在2013年6月26日向被告出具《报价文件》的承诺与声明中第四条确认：“被告有权在签署采购合同前的任何时间终止采购”，原告作出的该项承诺表明其已经认可：本次采购需签署正式的采购合同，被告在签署采购合同前的任何时间有权终止采购。由于双方对于本次采购行为需要签署正式采购合同有特别约定，故双方磋商往来的邀请函及附件、报价文件和中标通知，不能产生“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的法律后果，现原告未能提供双方已就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签署合同并签字盖章的相应依据，关于原告提出的中标文件即为承诺因而合同成立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在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取消购买运动服项目的通知之时间节点，双方处于为将要签订和履行买卖合同的准备阶段，包括原告为被告制作和准备样衣、为被告员工量体，对合同价款进行磋商等，被告既没有给付原告预付款和货款，原告也没有为被告开始真正的原料采购和运动服生产加工，合同可能产生的主要义务双方均未履行，故本案并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情形”，对被告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并未成立的抗辩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是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被告是否应予赔偿原告方的损失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诉争采购项目未能履行的原因，在于相关主管部门作出了政策调整的禁止性规定，此种政策变化不可预见，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过错，被告在缔约过程中并无恶意磋商和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且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被告有权在签署合同前终止采购，故被告对于终止本次采购，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由于双方约定，在签署正式采购合同且被告给付预付款后，原告开始履行合同，故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预期利益损失2，244，883.5元的主张，因缺乏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本案买卖合同并未成立，但原告在已进行投标且被告发出中标通知后，原告方为履约准备已为被告制作样衣，并为被告下属的20多个支行的13000余名员工进行了量体，产生了一定的经费损失，根据公平原则，被告应给予原告方适当补偿。综合本案实际发生的样衣制作费用及原告工作人员的相应差旅费用，本院酌定被告方的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人民币10万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北京中体恒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96元，由原告北京中体恒信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承担29，000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承担1，896元（原告已预付，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宁
审 判 员 关长春
代理审判员 原宏斌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阎玉洁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