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麒行初字第10号
原告唐开芬，曾用名唐克粉，女。
委托代理人赵斌，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陈志刚，兴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曲靖市司法局。
委托代理人马良红，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周虹辛，曲靖市司法局法制科科长，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唐开芬诉被告曲靖市司法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4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唐开芬的委托代理人赵斌、陈志刚，被告曲靖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马良红、周虹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曲靖市司法局于2013年3月21日作出曲司决字第（2013）2号决定书，对申请人唐开芬要求国家赔偿的申请不予受理。
原告唐开芬诉称，2002年2月8日，原告之子余书德进入会泽县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时任戒毒所长的李培贵没有按照规章制度履行责任，致使戒毒所管理混乱，造成余书德分别于2月8日、9日、10月、13日被其他戒毒人员数次残忍殴打致死。会泽县戒毒所对入所人员未按规定进行体检，甚至在余书德死后，李培贵指使下属伪造虚假的余书德入所体检表，企图掩盖事实。由于李培贵工作的失职致使会泽县戒毒所管理混乱，造成余书德死亡的严重后果，李培贵被会泽县人民法院和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玩忽职守罪并判处刑罚。2011年9月，会泽县公安局送达了会公刑鉴通字（2011）174号鉴定结论通知书，据此原告才知道余书德非正常死亡及原因。经向赔偿义务机关曲靖市司法局申请国家赔偿未果，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1226元、死亡赔偿金849040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000元；按曲靖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付原告唐开芬至死亡为止的生活费。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死亡赔偿金按2013年标准计算。
被告曲靖市司法局于2014年4月24日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原告的申请不符合行政赔偿诉讼受理条件。第一、从法院送达给我局的应诉材料可看出，原告并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是向法院申请行政赔偿。由于原告之子余书德2002年2月13日在会泽县戒毒所被殴打致死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赔偿范围，所以其向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赔偿是对象选择错误，若原告申请行政赔偿只能向当时主管会泽县戒毒所的行政机关申请赔偿，法院应告知原告向负有赔偿义务的行政机关申请赔偿，只有当赔偿义务人作出处理或逾期不处理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从原告提交的两份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及会泽县公安局的情况报告已证明，原会泽县戒毒所是会泽县公安局的所属机构，本案的法定赔偿义务人是对会泽县戒毒所行使职权的会泽县公安局，因此原告主张行政赔偿只能先向会泽县公安局提出赔偿申请，但现有材料中均无证据证明原告已向会泽县公安局提出过赔偿申请以及会泽县公安局对其赔偿申请做出过任何处理的依据，因此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因缺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前提不具备直接起诉的受理条件。第三、我局不是本案的法定赔偿义务人，因此原告向我局提出的申请以及我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不能作为申请人已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及行政机关处理未果而具备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条件看待。《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强制戒毒所的管理由设立强制戒毒所的公安机关负责。”原会泽戒毒所是会泽县公安局管理并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所属机构，虽然2010年10月15日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公安机关强制戒毒职能移交给司法劳教部门，但这一职能移交的事实并未导致会泽县公安局被撤销，因此会泽县公安局仍然是本案的法定赔偿义务机关。我局不是赔偿义务人，无权受理并处理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因此我局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正当合法。人民法院不能将我局的决定视为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前提条件，将原告的赔偿申请视为起诉并予以受理。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唐开芬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一、提交居民户口簿及证明各一份，以证明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二、提交信封一个，以证明会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寄给申请人的鉴定结论通知书；三、提交会泽县公安局会公刑鉴通字（2011）174号鉴定结论通知书，以证明申请人2011年10月收到该鉴定结论通知书时才知道其子余书德系非正常死亡的结果及死亡原因；四、提交照片一张，以证明申请人之子余书德生前照片；五、提交（2002）会刑初字第343号刑事判决书，以证明戒毒所管理不善导致申请人之子余书德于2002年2月8日至2月13日被多名强制戒毒人员多次殴打致死；六、提交（2002）会刑初字第304号刑事判决书及（2002）曲刑终字第412号刑事裁定书各一份，以证明申请人之子余书德非正常死亡系原会泽县戒毒所长李培贵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所致；七、提交会泽县公安局会公字（2002）49号文件，以证明会泽县公安局对申请人之子余书德死亡的报告；八、提交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会泽县人民检察院对余书德非正常死亡的说明；九、提交云南省曲靖地区（会泽县）法医尸体检验报告，以证明余书德非正常死亡原因为全身多处多发性肋骨骨折，内脏破裂、大失血死亡。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对第二、三、五、六、八、九组证据均无异议，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居民户口薄无意见，但认为会泽县者海镇五里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要有公安机关的证明予以印证；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对，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九组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依法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过赔偿，也不能证实曲靖市司法局就是本案赔偿义务机关。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各一份，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二、提交中共云南省委《专题会议纪要》、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云政办发（2010）191号通知”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公安戒毒所职能移交，但公安机关并未撤销的事实；三、提交授权委托书、国家赔偿申请书、证据清单（含证据）、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司法局决定书、回执单复印件各一份，以证明曲靖市司法局依法履行职责，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依法审查，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在决定书中告知曲靖市司法局不是法定赔偿义务机关的事实；四、提交会泽县公安局会公字（2002）49号《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来源于原告提交法院的证据），以证明原告会泽县戒毒所系会泽县公安局主管并行使行政职权的机构，该机构管理混乱引发的行政赔偿事项，会泽县公安局是法定赔偿义务人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除第一组证据外，对其余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认可。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
2002年2月8日，会泽县戒毒所调整戒毒室人员，准备安排从昆明长坡戒毒所带来的33名戒毒人员，在该所第三大间10号戒毒室的戒毒人员得知后便商议要惩罚新来的戒毒人员。当晚21时许，从昆明长坡戒毒所带来的戒毒人员余书德等人被分到第三大间9号戒毒室后，9号、10戒毒室的人员互发信号后，9号戒毒室的人员即对余书德等人进行殴打。戒毒人员分别于2月9日上午、下午及2月13号晚饭后又多次殴打余书德。随后余书德出现反常现象，参与殴打余书德的人员见状后才向戒毒所报告，戒毒所值班人员即将余书德送到医院抢救，余书德因伤重于当天下午死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为：余书德系被钝性外力击伤全身多处多发性肋骨骨折，内脏破裂大失血死亡。2002年9月30日，会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02）会刑初字第3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会泽县戒毒所所长李培贵在担任戒毒所所长期间，不正确履行其职责，对工作马虎草率。特别是在2002年2月13日，余书德因被连续殴打致伤无法出室活动，当天李培贵值班也未按规定查明原因及按规定查房，致使余书德又一次被打致死。以李培贵犯玩忽职守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李培贵对该判决不服，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02）曲刑终字第41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10月17日，会泽县人民法院作出（2002）会刑初字第343号刑事判决书，以故意伤害罪对参与殴打余书德的吸毒人员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但对民事赔偿部分未作处理。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政办发（2010）191号《关于印发云南省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职能移交实施方案的通知》及中共云南省委专题会议纪要（13）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强制隔离戒毒职能整体移交，公安机关不再承担强制隔离戒毒职能，由司法行政部门承担。根据云南省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职能移交实施方案，会泽县戒毒所的强制隔离戒毒职能已于2010年11月26日至12月31日移交给曲靖市司法局。
2011年9月，会泽县公安局向余书德家属邮寄送达了会公刑鉴通字（2011）174号鉴定结论通知书，原告才知道其子余书德的死亡原因。2012年，原告以唐克粉的名义向被告曲靖市司法局申请要求国家赔偿，曲靖市司法局经审查后以其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为由作出曲司不受字（2013）1号决定书，不予受理唐克粉的国家赔偿申请。后原告向被告提出将赔偿申请人唐克粉变更为唐开芬作为赔偿申请主体，要求曲靖市司法局对其赔偿申请作出新的决定，被告曲靖市司法局以其不是赔偿义务机关为由于2013年3月21日作出曲司决字第（2013）2号决定书，不予受理唐开芬的国家赔偿申请。
另查明，原告唐开芬与其丈夫余正高婚后共生育四个子女，长子余书德、次子余书亮、三子余老三、长女余兴芝，余书德的父亲余正高已于1997年去世。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原告唐开芬之子余书德在会泽县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期间，因戒毒所未履行应尽的职责，监管不善，对余书德因被连续殴打致伤无法出室活动，戒毒所值班人员也未按规定查明原因及按规定查房，致使余书德又一次被多人殴打致死的后果，虽然造成余书德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他人多次殴打，但其死亡后果与会泽县戒毒所未尽到监管职责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唐开芬对其儿子余书德的死亡后果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会泽县戒毒所以及会泽县公安局虽然并未被撤销，但会泽县戒毒所的行政职权已移交给被告曲靖市司法局，曲靖市司法局作为继续行使会泽县公安局戒毒所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对其子余书德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原告主张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费生活费请求合法，但主张要求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分别计算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14年做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5月27日发布的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即原“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额，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379元。原告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总额为52379元×20=1047580元。经查，曲靖市2014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月315元。虽然法律规定无其他劳动能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但为便于案件执行，被扶养人生活费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计算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唐开芬现年67周岁，且有四个子女，其应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15元×12个月×13年）÷4=12285元。虽然原告之子余书德是在会泽县戒毒所强制戒毒期间死亡，但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同室吸毒人员殴打致死，会泽县戒毒所未尽到监管职责与余书德的死亡后果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案的赔偿应考虑致害人的行为过错及戒毒所的监管失职与余书德的死亡后果之间的责任比例，本院确认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唐开芬的儿子死亡确实给其精神上造成一定伤害，理应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但其主张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计算过高，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被告曲靖市司法局辩解其不是本案赔偿义务机关的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应得的赔偿费用及范围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总额52379元×20=1047580元＋生活费12285元=1059865元×20%=2119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216973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七条第一款、第五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曲靖市司法局赔偿原告唐开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1697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唐开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玉昆
审 判 员 李 锦
代理审判员 赵 锐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解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