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20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华强，男，1968年1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金华，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涛，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八角岩**号。
法定代表人:王士海，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宝山北路76号11楼1106号。
法定代表人：张贵凯，该公司总经理。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华强因与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以下简称第七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添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水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黔273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程华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的工程款计算错误，少算了459000元。2014年2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七工程处惠水县好花红乡2013年度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项目部签订《单包工协议》，由上诉人负责工程施工中的部分单做工。2014年9月10日，负责该工程其他部分单做工的余成洪因有事外出，将其承包的工程转让给上诉人，并由上诉人与发包方结算全部工程款。上诉人承建上述工程后，部分工程由上诉人自己完成，部分工程由上诉人转包给曾维顺完成。根据2016年7月20日和2016年8月27日被上诉人项目部的结算结果，上诉人和曾维顺共计完成工程总额8722852.86元（包括余成洪前期完成部分），其中曾维顺单独完成3615996.69元。同时，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5日，上诉人和曾维顺共向被上诉人项目部支取工程款6332180元（包括余成洪前期支取的1350000元），被上诉人实际尚欠上诉人和曾维顺的工程款为2390672.86元(8722852.86元-6332180元)。由于曾维顺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其自认收到工程款2612000元（证据证明其实际向被上诉人项目部支取工程款2153000元，另459000元是上诉人付给他的），只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工程款1003996.69元，故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为1386676.17元。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为927676.17元，少算了459000元。一审之所以会出现认定事实错误，其原因在于一审把本案与曾维顺案件完全割裂开来，没有将这两个案件看成一个整体，从而导致计算错误。因为这两个案件本身就是一个案件，而且是由一审的同一审判组织合并审理的，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就此问题专门作了陈述，但一审还是没有采信。第二，上诉人借款30483元给被上诉人项目部购买材料，没有列入工程结算的内容，应该由被上诉人另行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因被上诉人没有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为了不影响工程施工，上诉人曾借款30483元给被上诉人项目部购买材料。证据显示这笔30483元的借款没有列入双方工程结算的内容，这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应该由被上诉人另行支付给上诉人才合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的工程款少算了工程款459000元，并遗漏了借款30483元。
上诉人第七工程处、方添泰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程华强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程华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曲解了无效合同处理的方式，上诉人并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所涉协议均为无效协议不持异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的效力不同，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要主张工程价款的，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是一个必备的前置条件。上诉人方添泰公司对被上诉人的承诺是于2016年3月份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完成结算，于结算完成后两月内支付完剩余工程款。可见上诉人同意付工程款的前提，也是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至今未验收，故尚未达到上诉人承诺的情形，也就谈不上一审判决认定的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再说，验收事宜是双方共同配合完成的，被上诉人也于2017年1月24日向上诉人出具过承诺书，承诺2017年3月10日与上诉人第七工程处共同聘请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对工程结算纠纷进行审计，可见其对2016年7月20日所谓《工程结算单》的效力也没有坚持，是同意推翻重做的，也是上诉人一直要求的结果，即双方聘请第三方对工程进行验收后结算。第二，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有效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工程结算单》的效力问题。该《工程结算单》上虽有陈志明的签字却没有加盖上诉人的印章，上诉人并没有委托陈志明办理结算，对其签字行为至今也没有追认，其签字也是在经算人一栏签名，该结算单是被上诉人制作的，陈志明在经算人一栏签名那是代表制作结算单一方，也就是被上诉人一方，而不是代表上诉人一方，如果是代表上诉人一方，应该是在审核人一栏签字。同时陈志明在2016年7月20日签字时，早已自动离职，其签字的行为也不是职务行为。从工程结算单的内容来看，既无工程量也无单价，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错误。2、《会议纪要》的效力问题。该会议纪要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出具过，陈志明在《单包工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只是一个签约代表的行为，合同中没有授权其办理后期的结算工作，一审判决认定证据形成锁链，其实是不充分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予以纠正。
原审原告程华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417159.17元及逾期利息226745.47元；2、被告支付原告因催要工程款造成的各项损失16592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方添泰公司将开发的位于惠水县好花红乡千户布依寨移民安置房、布依房项目交给被告第七工程处承建。
2013年10月15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余成洪签订单包工协议，2014年9月10日，余成洪与原告签订工程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约定，原告承接余成洪承建的所有工程，包含已完工部分和未完成部分，结算也由原告统一进行结算。
2014年2月26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程华强签订《单包工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对上述工程进行施工。同年4月10日原告与曾维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承包的部分项目转包给曾维顺施工。
2016年2月2日，被告方添泰公司向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作出承诺：于2016年2月4日前支付程华强工程款400000元，用于民工工资，已支付250000元，余下的150000元在2016年2月4日前支付。尚欠程华强工程款980000元，于2016年4月30日前支付；于2016年2月4日前支付曾维顺工程款300000元，用于民工工资，已支付250000元，余下的50000元在2016年2月4日前支付。尚欠曾维顺工程款610000元，于2016年4月30日前支付；于2016年2月4日前支付余成洪工程款100000元，用于民工工资，尚欠余成洪工程款160000元，于2016年5月30日前支付；以上班组已完工程于2016年3月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完成结算，于结算完成两个月内支付剩余工程款。
2016年5月5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作出承诺：从即日起，项目部启动相关班组的工程验收和结算工作，在2016年6月中旬完成工程验收和结算，同年6月30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
2016年7月20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签订《施工补充协议书》，对施工的相应单价进行补充，当天，双方就已完工工程进行结算，被告第七工程处需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5106856.17元（其中包含余成洪单包工工程），从双方认可的付款明细查明，程华强共计获得工程款（包含余成洪的1350000元）为4179180元；2016年8月27日，被告第七工程处与曾维顺签订工程结算单，被告第七工程处需向曾维顺支付工程款3615996.69元；
另查明：被告方添泰公司成立方添泰惠水分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管理，并任命陈志明为验收结算组组长，负责各班组的结算工作，龙奎羽对施工现场负责全面统管。被告第七工程处成立第七工程处惠水县好花红乡2013年度扶贫生态移民工程项目部对工程施工进行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方添泰公司作为业主将其开发的位于惠水县好花红乡千户布依寨移民安置房、布依房项目发包给被告第七工程处施工，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程华强达成《单包工协议》，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原告程华强施工，事后，程华强与原告曾维顺签订《工程转包协议》，约定程华强将其转包的部分工程再次转包给曾维顺施工。被告方添泰公司出具支付原告工程款的《承诺书》，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组织结算，据此，二被告均以事实行为追认程华强与曾维顺的转包行为。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将其从方添泰公司处承包的工程分包给原告程华强，程华强又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曾维顺。虽然从协议名称来看该协议为《单包工协议》，但该协议约定了新建主体（包含地圈梁）等工程亦属于单包工的范围，第七工程处将房屋的主体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程华强施工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承包人违法分包、非法转包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据此，本案所涉的《单包工协议》及《工程转包协议》均属无效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虽然协议无效，但原告所做的工程发包方已擅自投入使用，且被告方添泰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程华强作出的承诺中明确表示由被告组织竣工验收后再进行结算，而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在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的情形下，一句工程未竣工验收就拒付原告的工程款，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原告要求支付工程款的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庭审中，被告方添泰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已向被告第七工程处支付完所有工程款，亦未提供欠付被告第七工程处多少工程款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从被告方添泰公司向原告作出的付款承诺及已支付的款项来看，被告方添泰公司与被告第七工程处之间付款较为混乱，向原告已支付的4179180元在庭审中经审判人员询问，二被告均分不清该费用各自支付的数额。综上，为充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由被告方添泰公司与被告第七工程处共同支付尚欠原告的工程款较为公平合理。
二、关于原告所作工程量的确定及工程款的支付问题，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进行结算，该结算单载明原告所作工程总价款为5106856.17元（其中包含余成洪单包工工程）。二被告认为该工程未经结算，且该结算表上的人员陈志明原为被告第七工程处的职工，其在结算单上签名时已离职，该结算单未加盖被告的印章，故该结算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被告第七工程处认可陈志明曾为其职工，该自认行为与原告出具的《单包工协议》、《施工补充协议书》等文件上陈志明的签名相吻合，原告提供的《会议纪要》载明陈志明的身份为结算组的组长，负责原告等施工工程的结算工作，庭审中，被告第七工程处未能提交陈志明何时离职的相关证据，故陈志明在结算单的签名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退一步讲，即使陈志明签署结算单时确已离职，在原告不知情的前提下，陈志明的行为亦属于表见代理行为，被告第七工程处也应承担付款责任。虽然该《会议纪要》及结算单没有加盖印章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原告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予以采信。据此，根据案件实际确定原告所做的工程量为5106856.17元（其中包含余成洪单包工工程）。从双方认可的付款明细查明的事实来看，程华强共计已获得工程款（包含余成洪的1350000元）为4179180元，故确定被告第七工程处与被告方添泰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为5106856.17元-4179180元﹦927676.17元，该笔款项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至于原告主张的3万余元材料款，从原告提供的部分收据等证据载明的日期来看，均在双方结算以前，而结算是双方对所有工程进行的结算，应当包含原告主张的材料款在内，故原告主张的3万余元材料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被告方添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载明于结算完成两个月内支付剩余工程款，本案中，被告第七工程处与原告于2016年7月20日进行结算，故被告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据此，确定二被告应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为：以927676.1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9月20日至该款实际支付之日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索款损失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多次向被告催收工程款并因此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65920元，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该项损失，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程华强工程款927676.17元，并以尚欠的工程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程华强支付从2016年9月20日至该款实际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程华强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88元，由被告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4000元，原告程华强承担7088元。
经二审审理，查明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已支取的工程总款为6332180元，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所完成的工程总价款为8722852.86元，曾维顺已另案起诉主张工程款为1003996.69元，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程华强所施工的工程是否已验收和结算；2、程华强提供的工程结算单是否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一审认定已支付程华强的工程款是否错误；4、程华强主张借款30483元给项目部购买材料的事实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第一，本案涉案工程，从2016年5月5日上诉人项目部出具的承诺书来看，其承诺于2016年6月中旬完成相关班组工程的验收和结算工作，再结合程华强提供2016年7月20日的工程结算单来看，说明上诉人项目部对工程已进行了验收，并出具了工程结算单，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程华强所施工的工程未进行验收。故一审认定双方的合同虽然无效，但程华强所施工的工程已验收，上诉人应当按照结算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正确，应予确认。第二，对于程华强所提供2016年7月20日工程结算单，上诉人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未予否认，因该结算单对每号房屋的价款及其他项目费用进行了列明，陈志明在该结算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结合《会议纪要》载明陈志明的身份为结算组组长，同时上诉人第七工程处也认可陈志明曾系其项目部负责人。故一审认定陈志明在结算单的签名行为系职务行为，即使陈志明签署结算单时确已离职，陈志明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应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正确，应予确认。上诉人否认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并主张陈志明已离职，也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第三，对于一审认定的工程款问题。因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程华强提供的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班组付款明细，从该表证明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已支取的工程总款为6332180元，而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所完成的工程总价款为8722852.86元（5106856.17元+3615996.69元），扣除程华强、曾维顺、余成洪已支取总款6332180元和曾维顺单独起诉主张的工程款1003996.69元，还应支付程华强工程款应为1386676.17元（8722852.86元-6332180元-1003996.69元），上诉人主张一审对其工程款计算错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纠正。第四，对于程华强主张借款30483元给项目部购买材料的问题。因程华强对该主张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购买材料后陈志明签字属实的事实，而对于该款由谁支付不能确认，故一审对程华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正确，本院应予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程华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应予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惠水县人民法院（2017）黔273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惠水县人民法院（2017）黔273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由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上诉人程华强工程款1386676.17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尚欠工程款1386676.1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9月20日至该款实际还清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21088元，由上诉人程华强承担4843元，由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62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719元，由上诉人程华强承担719元，上诉人贵阳市第七建筑工程处、贵州方添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福江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王天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皮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