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3民终2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新定，男，1954年8月3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系代新定儿媳），女，198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海，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启英，女，198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贵州省石阡县，现住湖北省房县。上诉人代新定因与被上诉人余启英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16）鄂0325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卢鸣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李君主审、审判员张曼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新定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16）鄂0325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2.改判余启英赔偿代新定全部损失24795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代新定在燃放烟花时撕开一侧纸板、离建筑物太近为由判令代新定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发生的原因系烟花燃放时发生倒筒、散筒、炸筒，使烟花发射偏角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代新定在燃放烟花时撕开一侧纸板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且即便代新定撕开了一侧纸板，也与烟花燃放时发生倒筒、散筒、炸筒使烟花发射偏角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没有一点因果关系。按照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国家标准，烟花燃放时不应产生偏斜角，应当与水平面垂直的角度发射；筒体应粘合牢固、不开裂、不散筒；筒高超过外径三倍的，应当安装底座，底座外径或边长应大于主体高度三分之一。根据上述质量标准可以推定，烟花散筒的原因系粘合不牢固，倒筒系未安装底座或底座安装不符合规范。至于炸筒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销售包装一侧纸板撕开之原因造成的。另外，烟花爆竹质量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燃放烟花应当距离建筑物多远，烟花燃放说明中也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均是大年除夕时在自家门前燃放烟花爆竹庆贺新年的到来。一审法院仅凭表面现象判决本案，有偏袒余启英之嫌疑，显然不能让代新定信服，也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司法基本原则。2.对于代新定的损失认定问题。诉讼费和律师费均是代新定实际支出的，属于上诉人的损失，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诉讼费及律师费不能计算在损失之内，一审法院未予计算显然错误。余启英辩称，1.余启英合法经营烟花爆竹，有《工商营业执照》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烟花产品来源合法，受法律保护。2.代新定歪曲事实。代新定对于在哪里购买的烟花记不清，也没有提供购买发票，没有证据证明其燃放的烟花是在余启英处购买。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有很多，余启英经营烟花多年，无一例出现意外和发生纠纷。出事后，代新定一口咬定是在余启英经营的商店购买，其这样做是用莫须有的伎俩栽赃陷害，影响余启英的名声和经济利益。3.余启英向法院提交的《检验报告》可以证明其出售的烟花符合质量标准，是合格产品。代新定身为人民教师，本应知书达理，却不认真阅读烟花外包装上的燃放说明，私自拆箱寻找引线。从其燃放位置看，没有平放，于周围建筑物之间没有安全距离，燃放后也没有观察周围的情况。刘志波家失火时，其还在家里睡觉。其没能及时灭火，导致损失扩大，理应承担责任。4.事情发生后，余启英作为邻居，主动积极协调解决，经派出所、镇司法所调解，主动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代新定在调解过程中出尔反尔，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激怒刘志波放弃同情心，依法维权，导致余启英目前大额的经济损失。代新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余启英赔偿代新定各项损失24795元（法院判决确定的由代新定赔偿刘志波的财产损失22450元、诉讼费345元、律师代理费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6日（农历2015年腊月28日），代新定在余启英经营的商店购买了标注为湖南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责任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吉大利”组合烟花1箱。同年2月8日（农历2016年正月初一）零点30分左右，代新定在自家门前的公路边燃放该烟花时，飞射的烟花击破公路对面居民刘志波家二楼中间房屋窗户的玻璃，引燃房间内物品。后被邻居发现着火，及时呼喊群众将火扑灭。事发当天，代新定即找到余启英，反映烟花存在质量问题和出事的情况，余启英答复自己将去问问批发商烟花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余启英向批发商反映后，批发商答复说代新定燃放烟花的方法不正确。2016年3月8日至21日，房县公安局榔口派出所及房县尹吉甫司法所组织代新定及刘志波就刘志波家的损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就刘志波家的损失，余启英愿意赔偿3000元，但代新定与刘志波未就损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余启英也因此没有进行赔偿。2016年6月12日，刘志波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代新定赔偿其财产损失35781.43元。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于2016年8月2日作出（2016）鄂0325民初902号民事判决，判决代新定赔偿刘志波财产损失22450元、承担案件诉讼费345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代新定已履行10000元的赔偿义务，其余赔偿款双方约定于2016年10月20日前付清。因损失追偿问题，代新定于2016年9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诉讼中，代新定提交录音资料及与余启英的短信往来照片，证实双方就赔偿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余启英承认双方就赔偿问题进行过协商，认可代新定在出事后即找到其反映烟花质量问题及就赔偿而发生短信往来的事实。代新定提交了事故烟花及现场照片，照片反映出的烟花纸箱一侧的纸板平展倒地，边缘整齐，其他三面纸板完好，烟花有散筒、倒筒、炸筒现象，代新定以此证明事故烟花出现了倒筒、炸筒现象。余启英认可照片是出事烟花及现场的照片，但提出从照片上看，出现倒筒现象是代新定燃放时将烟花一侧的包装纸板撕毁所致。余启英不能提供出售的事故烟花的检验合格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代新定因燃放烟花造成的损失已有生效判决确定，一审法院认定代新定的损失为22795元，包括对刘志波的赔偿款22450元和负担的案件诉讼费345元。代新定将在本次诉讼中的律师代理费计为损失，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代新定和余启英居住相邻，代新定燃放烟花出事后立即向余启英反映，余启英及时向自己的批发商反映，并就赔偿事宜多次与代新定协商，同意赔偿代新定3000元，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确认事故烟花是余启英出售。余启英否认代新定向其购买事故烟花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双方确认的事故烟花及现场情况照片反映出的烟花纸箱一侧纸板平展倒地，边缘整齐，其他三面纸板完好，烟花有散筒、倒筒、炸筒现象来看，发生事故既有代新定燃放时撕开一侧纸板、离建筑物太近等不正确燃放的原因，也有烟花质量不合格而出现散筒、倒筒、炸筒现象的原因。代新定否认撕开纸板，提出系炸开所致，该意见与照片反映出的情况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烟花出现炸筒、散筒、倒筒现象，本身就是质量问题，余启英又无法提供事故烟花的检验合格证，一审法院确认事故烟花存在质量缺陷。根据各自原因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余启英以代新定在相关单位组织对刘志波损失赔偿的协调中，没有同意协调意见致使案件进入诉讼赔偿数额变大，系代新定扩大了损失，而拒绝赔偿的辩解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余启英应当赔偿代新定损失11397.5元，代新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余启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代新定损失11397.5元。二、驳回代新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元，减半收取210元，由余启英负担105元，代新定负担105元。余启英负担的诉讼费代新定已经预交，执行时，余启英连同执行款一并向代新定结算。二审期间，代新定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余启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经销商宁娇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大吉大利”烟花是临澧县吉星烟花鞭炮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证据二：“大吉大利”烟花《检验报告》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余启英出售的烟花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代新定燃放方式不当导致出现事故。代新定对证据一有异议，认为宁娇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证明》上没有宁娇的身份信息，不知道是否是宁娇本人出具的，对该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1.《检验报告》不是新证据；2.该《检验报告》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3.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烟花爆竹的安全质量国家标准有规定，即烟花在燃放的过程中发生倒筒、炸筒的现象属于质量不合格，且《检验报告》是抽样检查，不是针对代新定购买的烟花进行的检验。对于余启英提交的这两份证据，本院认为，证据一系宁娇出具的《证明》，余启英未提交宁娇本人的身份信息证据，本院无法核实其身份，且宁娇本人未出庭作证，证明力较低，故本院对证据一不予采信。证据二系湖南省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常德分中心针对“笛音开门红”组合烟花进行抽样检测后于2015年5月24日出具的《检验报告》，首页和第二页的“样（产）品名称”均为打印字体的“笛音开门红”，其中，首页“笛音开门红”后手写“大吉大利”四个字。因涉案烟花的名称为“大吉大利”，而余启英提交的《检验报告》系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原件，余启英本人未提供证据亦不能说明手写的“大吉大利”系谁批注，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纳。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代新定在燃放烟花时是否有过错，是否应承担责任？2.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是否应计算在代新定的损失之内？本院认为，1.代新定对一审判决认定其“燃放烟花时撕开一侧纸板”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一侧纸板开裂是由于烟花点燃后出现倒筒、炸筒现象被炸开，属于烟花的质量问题。而余启英在一审中抗辩称一侧纸板开裂是因为代新定在燃放烟花之前将一侧纸板撕开，进而出现倒筒，且如果存在炸筒，则应四面纸板均有炸痕，而本案中只有一侧纸板开裂，进一步说明系代新定人为撕开一侧纸板。本院认为，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烟花出现散筒、倒筒和炸筒的原因，故无法确认该烟花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对此，代新定应负举证责任。代新定认为烟花出现倒筒、炸筒，不符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的规定，已经可以证明质量不合格的事实。本院认为，只有在正常燃放烟花时出现倒筒、炸筒现象，才能以不符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的规定确认该烟花存在质量问题。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一侧纸板开裂的原因持不同意见，以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涉案烟花质量不合格。一审在代新定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烟花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判决余启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不当，但因余启英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视为其对该判决结果予以认可。另外，代新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燃放后的烟花包装箱上用明显区别于红色外包装箱的黄色底黑色字体标明“燃放安全距离：产品与人的安全距离应＞50米；产品与建筑物的安全距离应＞100米”，而其同时提交的现场照片显示代新定当天燃放烟花时放置烟花的位置与刘志波家的距离不足100米。另，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代新定燃放烟花时，应待烟花全部燃尽熄灭并确保无安全隐患后再行离开。但其当晚并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刘志波家起火时，其并不在现场，未能第一时间采取灭火措施。故，代新定对于因其燃放烟花导致刘志波家中起火，具有重大过失，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2.一审法院计算代新定的损失时，已将其与刘志波一案的案件受理费345元计算在内。而本案案件受理费系为审理代新定与余启英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向本院缴纳的费用。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根据判决结果确认代新定和余启英各自承担一半的案件受理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律师代理费，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应由对方当事人予以赔偿，且代新定虽主张该项费用，却未向一审法院及本院提交律师代理合同，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代新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20元，减半收取210元，由代新定承担105元，余启英承担1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0元，由代新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鸣审判员  李君审判员  张曼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