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8民终5091号
上诉人：尹洪岩，男，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鱼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宏剑、张笑林，山东德衡（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刘智，男，195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宇，山东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刘智之子），197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上诉人尹洪岩因与被上诉人刘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鱼台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7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0827民初113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原告（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刘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存在利益关系、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补偿是错误的。
1.《公司转让协议书》是尹洪岩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鱼台保温公司之间签订的。虽然签订时刘智为鱼台保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并不是协议双方当事人，不是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款的受益人，也不可能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在（2017）鲁08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第6页的最后一句话也说明，该转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鱼台保温公司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的行为已经行政处罚处理。所以刘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原被告之间没有直接的公司纠纷关系。
2.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错误。虽然刘智自筹资金成立公司是事实，但是刘智并不是公司股东或者主办人，刘智与尹洪岩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原审法院认定给付尹洪岩转让金的行为是对原法定代表人的经济补偿是错误的，该转让金是尹洪岩基于转让协议书而给付的，并且是直接将首付款交给了公司会计，而不是直接转账给刘智。集体企业代表着集体的利益，其经营管理权在两个自然人之间进行买卖应当是无效，甚至是非法的。
本案中，是集体企业与尹洪岩签订的转让协议，并未损害集体企业的利益。刘智自筹资金创办该公司，公司是否补偿给他或者如何补偿，那是公司的决定，而不是也不应当由尹洪岩作为自然人进行补偿。
二、《公司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鱼台保温公司及尹洪岩各自履行了合同义务。即便刘智存在诉讼主体资格，刘智作为原合同签订参与人不断干预合同的履行，影响了公司经营管理；被告尹洪岩依法享有不安抗辩权。
1.在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鱼台保温公司向其主办单位做了相关的请示报告，在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在公司内部文件进行了公示，经工商局变更登记，完成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合同义务。
2.尹洪岩在签订协议书后将10万元首批转让款交给了公司会计，公司会计也做了入账处理。尹洪岩在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积极推进公司发展，增加了公司的销售数量，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并且按照《公司转让协议书》中第5条的约定，没有收取刘智的涉县八五、迁安首钢矿业工程项目的管理费，没有收取芜湖新兴铸管工程项目的管理费。作为原法定代表人在公司享受到了应有的“优惠条件”。
3.《公司转让协议书》签订已经有近6年的时间，双方当事人按约定履行了合同的相关义务。但是刘智作为原法定代表人，进行了举报和多达4次的行政诉讼，目的是确认鱼台保温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撤销。刘智的诉讼行为对鱼台保温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给公司的社会名誉和信用带来了不利。同时其举报行为和诉讼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多余的负担，同时也给被告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不安。被告认为原告的种种行为，影响了公司转让协议书稳定性和正常履行。
三、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主张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
即使原被告存在相关利益关系，而尹洪岩并未收到过刘智的主张债权的通知。虽然刘智提起过行政诉讼，但是其行政诉讼的被告为鱼台县工商局，尹洪岩并不是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只有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才有可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而刘智在行政诉讼中并未向尹洪岩主张过任何债权，故诉讼时效超过了2年的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刘智为《公司转让协议书》的签约主体的甲方为事实认定错误，而实际权利人应当为鱼台保温公司；原审法院因刘智提起行政诉讼而仍旧保留民事诉权，从而认定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尹洪岩给付转让金20万元及利息；2、被告尹洪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2月12日，涉诉企业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作为甲方，本案原告刘智作为甲方法定代表人，与本案被告尹洪岩共同签订了《公司转让协议书》一份，就甲方法定代表人刘智创办的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以300000元人民币转让给尹洪岩管理。原告刘智出具了自愿辞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请公司及有关部门批准并更换法定代表人的申请。鱼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相关申请材料，于2011年2月28日核准变更登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智变更为尹洪岩。至本案受理至今，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非法人设立登记情况》内容未发生变化。
从《公司转让协议书》第一条内容看，作为乙方的尹洪岩应以转让金30万元过户该公司，并约定了给付时间。结合协议书上“甲方法人刘智创办的”和“以3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尹洪岩管理”，以及原告刘智系自筹资金成立公司等事实，应理解为协议书中的乙方尹洪岩与原公司创办人即法定代表人刘智存在利益关系，给付转让金是作为对自筹资金创办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的经济补偿。如果理解为公司转让金系给付企业保留或者给付根据协议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之后的企业，则即不存在协议书上的甲方及其创办人同意转让并从中获取利益的问题。且该获益是经企业认可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的。该公司转让协议书，是变更前的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智，与作为受让方的尹洪岩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以上事实，作为转让方原企业法定代表人刘智和作为受让方现法定代表人尹洪岩，均因在公司转让协议中存在个人利益，而同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公司转让协议书》是否为有效协议，是否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协议的合法性，从法律层面看，该协议书的内容虽不规范，但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且被告并未提出协议无效的相关证据。从事实层面看，原告刘智退出企业管理并让予法定代表人职务，以及被告尹洪岩经过到工商管理机关变更登记手续，成为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整个过程，均是以《公司转让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内容为基本依据，如不确认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则无由根据，且鱼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891行初85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等，均以其作为双方当事人达成转让协议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基本事实依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系转让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作为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智，代表企业与本案被告尹洪岩达成的协议，是尹洪岩取得该企业管理权的基础性文件，且其主管部门对该企业转让行为是已知的。在现有证据下，不能仅因企业系集体所有制性质，而否认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受让人协议约定的法律效力，即作为集体企业不能因企业性质而使公司转让获益的合同或协议必然归于无效。双方当事人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与交接，以及被告已经给付100000元转让金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虽然在变更法定代表人过程中，对因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产生异议并发生纠纷，但该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程序，已经有权机关予以认可。被告依该协议在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已经取得了企业管理权，原告亦能因同一协议所记载的约定内容，获得事实上的个人利益。鉴于《公司转让协议书》在约束双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和取得转让金的关联性，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其公司集体企业经济性质，并不必然排斥给付企业创办人和××以转让金形式而达到的补偿目的。该结论前提还存在于原告于庭后补充提交的涉案企业档案查询材料中，即关于该企业的资金来源，该企业《公司章程》第四条载明系自筹。鱼台县城乡建设委员会曾于1991年4月25日作出说明，“企业资金由企业法人代表自筹。”被告对该宗证据的真实性无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样，在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该企业开办资金来源于他处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企业虽为集体所有制性质，但仍为个人筹资开办的事实。因此，《公司转让协议书》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原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受让人的现企业法定代表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原法定代表人与受让人已履行或部分履行，应为有效协议。
三、被告应否给付原告转让金200000元及利息，其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甲方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智与乙方尹洪岩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书》，对本案原、被告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实际设定。从本案看，《公司转让协议书》自正式成立始，协议双方都要接受协议内容的约束。一方面，原企业法定代表人刘智要出让自己的管理权，辞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按照相关规定及管理权限，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批准，在变更和登记过程中给予认可或协助。另一方面，原告刘智自筹资金成立公司并经营多年，其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根据协议约定，履行具有补偿性质的合同义务。在企业管理权已经转移的情况下，原企业法定代表人有权要求受让人即本案被告履行给付义务，支付对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司转让协议书》内容中，除该公司管理权的有偿转让外，还对原公司管理人员安排、原承接工程项目管理费的收取、债权债务等进行了约定。从中可以看出，协议转让管理权具有转让的有偿性，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附加有受让人向原公司缴纳一定数额转让金的条件。从协议履行方式看，该转让金须由签署协议时代表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即自筹资金成立公司的××收取，才具有补偿性质。否则，该转让即不能达到有偿过户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协议目的。根据公平原则，在原告向主管部门提请辞去职务和被告尹洪岩取得该企业法定代表人职务后，被告尹洪岩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给付数额支付对价。原告认可被告已经给付转让金100000元，下余款项200000元，应在约定时限内给付完毕。原告同时要求给付逾期利息，该逾期付款利息应自约定2014年6月底即该月最后一天的次日开始计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四、该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前述关于《公司转让协议书》是否为有效协议的分析中，已经对原、被告在变更登记中产生的纠纷过程，即由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891行初85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8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以及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行初字第335号行政裁定书等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围绕协议约定的给付转让金和变更登记等事项所进行的诉讼，都是为了依据协议书内容，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和保有个人权利。上述纠纷过程，能够反映出双方对合同权利的主张具有衔接性，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确认本次原告起诉，是在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要求撤销变更登记被驳回诉讼请求后，继续对协议书的履行所主张的权利。因为该权利与变更法定代表人事宜，均源于最初双方签订的协议。所以，该民事诉权不因提起行政诉讼过程而自行灭失。被告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观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内容，即要求被告给付转让金200000元及利息。原告就企业转让金的合法取得而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作为公司创始人和××，与被告签订公司转让协议书是真实意思表示这一基本事实。该事实中，要求被告在受让企业法定代表人时，必须给付一定的对价，作为具有补偿性质的转让金，上述交易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抗辩称该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无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案系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在企业管理权变更或即法定代表人让予权利过程中对获益权的追偿问题。该企业虽系登记之集体性质企业，但企业资金系由创办人刘智自筹并得以成立。原告根据协议内容已经将公司管理权转让于被告，被告根据协议变更登记并取得公司管理权，但被告未完全履行给付转让金的协议承诺，应继续履行上述协议约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对抗原告的诉讼主张。双方应根据协议内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就原告刘智自筹资金创办的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以约定的300000元转让给被告尹洪岩而履行各自义务。被告已经给付100000元，下余200000元，应按照约定于2014年6月底前交清。根据协议内容，对所谓“交清”的理解，应为现法定代表人向原法定代表人的转让交付或利益交割。原告同时要求给付逾期利息，亦予以支持。应自协议约定到期后的次日始，至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二项内容，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结合前述被告应承担给付对价义务的表述内容，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被告尹洪岩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刘智转让金200000元及其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双方约定付清之日的次日即2014年7月1日始，至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被告尹洪岩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20万元、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于1991年4月25日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同年5月22日登记成立，登记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注册资金102万元，后增资至508万元。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金102万元，自筹。该企业的验资证明记载，注册资金102万元为企业自有资金。1991年4月25日，鱼台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出具证明，该企业资金由企业法定代表人自筹。尹洪岩与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书》载明，“就甲方法人刘智创办的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结合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关于企业由来的陈述，可以认定：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虽然登记为集体企业，但刘智对该企业享有处置权利，双方其实是就公司转让形成协议。反之，如果单纯是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则谈不上支付转让金问题。上诉人依据《公司转让协议书》支付了10万元转让金，被上诉人称是上诉人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被上诉人，而上诉人称是交给了公司会计，公司会计做了入账处理。其代理人表示关于10万元的支付方式向当事人进行核实，但未向本院说明支付方式。本院认为，如果上诉人因受让法定代表人身份而向公司交转让金，意味着其既行使管理职责，又向公司支付钱款，显然不符常理。所以被上诉人收到10万元转让金的观点较为可信。综上，被上诉人刘智对公司转让享有转让金请求权，上诉人刘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因《公司转让协议书》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为有效协议，上诉人应按照协议向被上诉人支付下欠款项2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
《公司转让协议书》约定下余的20万元转让金在2014年6月底以前交清，本案诉讼时效应至2016年6月30日。但自2015年8月起，山东省鱼台县保温防腐公司、刘智即就公司工商登记事项特别是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事项提起行政诉讼，直至2017年3月份，本院以（2017）鲁08行终36号行政判决书终审结案。刘智与尹洪岩法定代表人之争其实就是对公司的权益之争，直接导致转让金是否继续支付及回还。因此，相关的行政诉讼也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尹洪岩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传宝
审判员 崔 英
审判员 董 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