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晋民申字第71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元贵。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建光。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宝玉。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彩云。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爱红。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聪慧。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显贵，山西显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平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山西平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平遥县康宁街111号。法定代表人：袁中亮，原联社理事长。委托代理人：王瑜，山西语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姚元贵、刘建光、谢宝玉、张彩云、高爱红、张聪慧与被申请人平遥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信社）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晋中中法商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月9日，姚元贵、刘建光、谢宝玉、张彩云、高爱红、张聪慧六人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平遥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姚元贵于1978年10月参加工作，2000年2月调入农信社工作，任信贷员。刘建光于1978年11月到农信社工作，任信贷员。谢宝玉于1978年10月到农信社工作，任信贷员。张彩云于1998年5月到农信社工作（合同制职工），主要负责事后监督和存放卡片管理工作。高爱红于1993年4月参加工作（合同制职工），农信社复核员。张聪慧于1991年6月参加工作（合同制职工），任农信社主管会计。2006年6月23日，农信社作出平信联字（2006）62号《关于对平遥县王家庄信用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其中给予姚元贵、刘建光、谢宝玉行政开除处分，并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给予张彩云、高爱红、张聪慧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同日8点半，农信社召开了接受处分人员座谈会，会议记录显示“应到人数15，实到人数15，座谈人员高爱红、张彩云、张聪慧，武主任传达王家庄社赵克林案件的严重性，以座谈的形式告诉大家处分情况，巩主任宣布上级批准处分通报”等内容。同日11点，农信社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显示“应到人数34，实到人数34人。1、巩主任宣读报经省联社晋中办事处批准的处分决定…3、参会代表表决，参会代表34人表决通过，一致同意处分意见决定”等内容。2013年4月2日，平遥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六原告申请的事项已过受理时效为由，作出平劳仲字（2013）00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六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平遥县人民法院认为，适用本案当时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乙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关于贯彻执行》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2006年6月23日，即农信社对姚元贵等六人作出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当日，召开了接受处分人员座谈会及社员代表大会，姚元贵等六人也认可农信社口头告知其停止工作，可见此时六人也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即应从此起算。而姚元贵等六人直到2013年才申请仲裁明显超过仲裁申请时效，故姚元贵等六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鉴于农信社不同意调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姚元贵、刘建光、谢宝玉、张彩云、高爱红、张聪慧之诉讼请求。姚元贵等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晋中中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中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姚元贵等六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定时效。依据法释（2001）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仲裁部门以姚元贵等人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姚元贵等人的仲裁申请。经中院审查，姚元贵等六人主张其申请未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但该司法解释于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本案纠纷发生于2006年6月，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适用于本案。姚元贵主张其申请未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之二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但该条例已经被废止，不能被适用于本案的处理。姚元贵等六人的未过仲裁时效理由之三是劳动部《关于若干条文的说明》，但该说明只是明确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可以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等进行解释，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分别对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作了规定，符合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解除劳动关系的，要求用人单位出具书面通知，第二十五条并无此项要求，而本案姚元贵等六人正是基于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而被解除劳动关系，姚元贵等六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原审认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正确，并据此认定姚元贵等人申请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而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姚元贵等六人之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姚元贵等六人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根据农信社的陈述，农信社是于2006年6月23日前就草拟了平联字（2006）62号《关于对平遥县王家庄信用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开除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处分的。在这个时间里，申请人全部被停止工作，其中有三人已经被报案接受了司法机关的查处，并基本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同日8：30，农信社召开了所谓的接受处分人员座谈会，而已经被报案接受司法机关查处的三人并未通知也不可能通知其参加。而真正作出并生效的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最后决定时间，应当是在“同日11时”后，即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平联字（2006）62号《关于对平遥县王家庄信用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的时间，可以说“同日11时”后，平联字（2006）62号《关于对平遥县王家庄信用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才得以最后通过生效。而在这一决定生效后，直到现在申请人也没见过这一文件，农信社也未正式通知过申请人。更何况农信社是在“同日11时”后才召开会议通过的“处理决定”，这时申请人中尚有三人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已丧失行动自由。之后申请人中的三人长时间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经过调查申请人罪名取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才有可能要求上班工作，而农信社依然是以停止申请人工作处理。申请人承认农信社停止过申请人的工作，但这只是停止工作，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并非意味着申请人已被农信社开除工作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人也只有在被取消司法调查措施后才能申请上班工作，但却遭到农信社拒绝，无奈申请人才申请仲裁。申请人是在申请仲裁后才确切的知道“同日11时”后才由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平联字（2006）62号《关于对平遥县王家庄信用社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案件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仲裁时效起算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可申请人直到申请仲裁时也未见到正式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文件和通知，时效点从何时计算？申请人申请仲裁并不超仲裁时效，因为农信社在所谓“同日11日时”后决定对申请人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并未用书面或其他合法方式正式通知过申请人。申请人中的三人结束调查后，农信社应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交代，或恢复上班，或以合法方式解除劳动关系，但农信社至今也未这样做。申请人是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过程中被停止工作的，这个停止并非开除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申请人即便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停止工作，也不能认为是知道被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申请人申请仲裁并不超过仲裁时效，请求依法再审。农信社答辩称，开除姚元贵等六人符合法律规定，该六人违规行为给农信社造成的损失至今无法弥补。姚元贵等六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6）6号《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而农信社开除六人决定发生于2006年6月23日，法不溯及既往，该解释不适用本案，且该解释只是规定了“劳动争议之日”，与农信社处理社员无关，要求农信社适用该解释不合法也不合情。对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同样不适用本案，因为该条例明确规定适用对象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农信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属于上述企业性质。姚元贵等六人在2006年6月左右就已知道开除决定，知道七年之后的2013年才申请仲裁，期间不存在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已明显超过之前法律规定的六十日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现在为一年），故应依法驳回该六人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农信社所做开除姚元贵等六人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农信社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信社在性质上不属于国务院于1982年4月10日施行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2008年1月15日废止）所规范对象，即农信社不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故不应适用该条例，农信社解除与员工劳动关系不需按《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须经厂长（经理）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或者人事部门备案”、第十九条“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执行。另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用于本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姚元贵等六人的情况符合该条内容，在该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并不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即《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200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也作了同样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2006年10月1日施行，而农信社作出除名决定在2006年6月23日，该解释不能适用本案。故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不适用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未规定的情况下，农信社在履行完毕自己的民主程序即可作出对姚元贵等六人的除名及解除劳动关系决定。该决定合法有效。综上，姚元贵等六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再审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姚元贵、刘建光、谢宝玉、张彩云、高爱红、张聪慧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赵 凯审 判 员  韩红斌代理审判员  王国平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薛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