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一终字第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美珍，女，1939年9月16日出生，哈尼族，云南省新平县人，现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魏涛，云南律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双版纳海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景洪市。法定代表人高金海，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波，云南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封立竹，男，1963年9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身份证地址为湖南省蓝山县，现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封举军，男，197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永州市人，身份证地址为湖南省蓝山县，现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敬原，云南文士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美珍因与被上诉人西双版纳海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龙公司）、封立竹、封举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景洪市人民法院（2014）景民一初字第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美珍委托代理人魏涛、被上诉人海龙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波、被上诉人封立竹、封举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敬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海龙公司因需要维修其位于景洪市批发市场内的彩钢瓦顶棚，遂与“信辉彩钢瓦经营部”的经营业主封立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本次维修费用为15600元，由封立竹提供维修材料和工人。后封立竹托封举军帮忙联系到包括死者刘某在内的四名工人为其提供劳务。2014年6月7日上午，刘某在景洪市批发市场内修理顶棚时不慎从高约六米的顶棚上坠落致死。云南省景洪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6月8日出具《死亡证明》，证实刘某系高坠死亡。刘某的户口类别为农村户口，其主要家庭成员为母亲何美珍，1939年9月16日出生。何美珍育有7个子女。另查明，封立竹将劳务费交由封举军代为支付给提供劳务的四名工人，支付标准为每人200元/天。封举军向封立竹联系工人后并未参与维修，亦未获取利益，事发时不在现场。封立竹为四名工人提供了安全绳、安全帽等防护设备，但由于刘某等人觉得佩戴后影响操作而拒绝佩戴。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海龙公司、封举军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及第二百五十三条“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封立竹按照海龙公司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为其维修彩钢瓦顶棚，交付工作成果后由海龙公司给付报酬，双方之间应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海龙公司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何美珍主张海龙公司与封立竹之间属于工程发包关系，要求海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虽然封举军为封立竹帮忙联系到刘某等四名工人，但在维修顶棚的过程中，刘某等人是按照封立竹的要求或指示提供劳务活动，并由封立竹支付报酬，而封举军既未参与维修，亦未获取任何利益，原审法院认为，封立竹与刘某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而封举军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封举军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何美珍主张封举军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刘某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减轻封立竹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虽然刘某与封立竹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但双方对彼此之间已形成劳务关系并无异议，封立竹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对安全工作疏于管理和监督，未强制采取防护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刘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拒绝使用封立竹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酌定刘某承担40%的责任，封立竹承担60%的责任。关于何美珍诉请赔偿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2014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何美珍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确定此次事故导致刘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122820元。原告何美珍诉请赔偿的死亡赔偿金（23236元/年×20年）=46472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发前刘某已连续在景洪市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景洪市的观点，根据云南省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141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141元/年×20年）=122820元。（2）丧葬费24498.5元。何美珍诉请赔偿的丧葬费（48997元/年÷12月/年×6月）=24498.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被扶养人生活费4066元。何美珍诉请赔偿的被扶养人何美珍的生活费[4744元/年×（80-74）÷7]=4066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何美珍诉请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5）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2441元。何美珍诉请赔偿的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共计7069元过高，结合何美珍提供的证据确认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交通费841元；虽然何美珍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误工费的具体金额，但处理丧葬事宜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适当的误工费，根据当地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酌情支持误工费800元；虽然原审法院对何美珍提供的住宿费发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受害人亲属在处理丧葬事宜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适当住宿费，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酌情支持住宿费800元，合计2441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73825.5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封立竹应当承担60%的责任，即（173825.5元×60%）=104295.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封立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美珍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4295.3元。二、驳回何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004元，由何美珍负担3004元，封立竹负担6000元。一审宣判后，何美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464720元、丧葬费24498.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066元、家属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赔偿520353.5元。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被上诉人海龙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海龙公司作为发包方，将海龙公司批发市场顶棚的维修建造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被上诉人封立竹，而封立竹只是一个具有彩钢瓦销售资质的个体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海龙公司与封立竹二者订立的是口头合同，海龙公司就此前就应当预见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事故，并在明知封立竹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前提下将该工程发包给了他，明知而为之，放任了事故的发生发展。所以海龙公司对死者刘某的死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死者刘某不存在过错责任，不应由他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从证据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刘某和其他三名工友都是用徒手爬到距地面6米多高的顶棚作业，并没有防护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施工现场采取维护安全、防范危险、预防火灾等措施。封立竹、封举军乃至海龙公司在决定做这项工程项目时，就应知道此项工程的高危险性，需要提供的不仅是佩戴在身上的防护用具，在施工现场也应采取维护安全的措施。从刘某的工友李有平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知道，在刘某出事故当天并没有把防护用品带去，而在现场的雇主封立竹也并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督责任。在没有将防护用品带去施工现场的前提下，工人又该如何佩戴施工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封立竹在找到封举军联系工人做工后，由封立竹提供工程材料，封举军提供做工工具，封举军称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是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的。二人对刘某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对死者刘某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适用城镇标准。刘某从2007年至出事时都在景洪市办理了暂住证明，并且在景洪市申领了摩托车驾照和购买保险，也在景洪市购买家用电器以用于生活使用。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根据公平和利益平衡的原则,作了灵活变通。刘某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居住、工作，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针对上诉方提出的刘某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也都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望二审法庭明察。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没有过错，被上诉人海龙公司、封立竹和封举军应当对刘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谨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海龙公司答辩称：1、海龙公司与封立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生的风险应当是承揽人承担，与海龙公司没有关系。2、被上诉人海龙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维修顶棚需要相关的资质。3、被上诉人封立竹、封举军作为死者刘某的雇主，并且对于坠亡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对死者的赔偿责任。4、刘某对于自己坠亡有过错，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事发当天通过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当时没有佩戴安全措施是因为工人觉得佩戴了安全措施不方便才没有佩戴的，在本次事件中，刘某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责任。5、应当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刘某的赔偿金额。被上诉人封立竹答辩称：1、海龙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工程资质的封立竹，造成事故，海龙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安全设备留在车上，工人以不方便为由拒绝佩戴，死者刘某应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封立竹承担次要责任。3、本案没有证据能证明死者刘某在城镇生活、工作，不适用城镇标准。被上诉人封举军答辩称，封举军是帮忙介绍工作，且没有收取任何报酬，一审认定封举军不承担责任是公正公平的。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海龙公司是否应和被上诉人封立竹、封举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死者刘某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对双方的责任划分是否适当？3、本案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何美珍向法庭提交了死者刘某的摩托车云Ｋ×××××的行驶证正本、副本各1份（复印件），欲证明刘某2009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3日都是在景洪居住、工作、生活的事实。被上诉人海龙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刘某购买过这辆摩托车，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被上诉人封立竹、封举军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刘某购买了这辆摩托车，并不能证明刘某生活在城镇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不能证明死者刘某在城镇居住、工作，其主要生活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1、一审认定“封立竹将劳务费交由封举军代为支付给提供劳务的四名工人，支付标准为每人200元/天。封举军向封立竹联系工人后并未参与维修，亦未获取利益”不符合事实，封立竹和封举军存在劳务分包的关系。第一天封举军是到过现场的。2、“封立竹为四名工人提供了安全绳、安全帽等防护设备，但由于刘某等人觉得佩戴后影响操作而拒绝佩戴。”不符合事实，出事故当天4个工人都没有把安全设备带到现场，无法佩戴。被上诉人海龙公司、封立竹、封举军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关于海龙公司是否应和封立竹、封举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海龙公司将将维修工程发包给了不具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封立竹，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成果并给付承揽人报酬。从本案中海龙公司和封立竹达成的口头协议来看，封立竹按照海龙公司的要求去完成一定的工作即维修彩钢瓦棚，包工包料，交付工作成果后由海龙公司给付报酬，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构成，故双方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海龙公司只有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情况下，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规定维修彩钢瓦棚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本案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海龙公司存有过错，海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虽然封举军为封立竹联系到包括死者刘某在内的四名维修工人，但刘某在维修彩钢瓦棚的过程中，是按封立竹的要求或指示提供劳务，并由封立竹支付劳动报酬，刘某与封立竹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而封举军既未参与维修和管理，亦未从中获取利益，其与刘某不存在劳务关系，也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封举军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上诉人要求封举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死者刘某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对双方的责任划分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应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对其因忽视自身安全而坠落致死的损害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封立竹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对于高空作业的危险性理应清楚，但其对安全工作疏于管理和监督，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及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封立竹与刘某之间的责任比例为60%：40%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本案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城镇标准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死者刘某的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均为城镇，应按城镇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刘某系农村户口，其办理的暂住证时间分别为2010年8月6日至2011年8月6日，2013年12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而发生事故的时间在2014年6月7日，从办理暂住证的时间2013年12月24日至事故发生的时间不满一年，且刘某无固定的住所，不足以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城市。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驾驶证、出入境通行证、保险单等证据只能证实刘某曾经在城市购买了机动车、办理了出入境通行证、购买了保险的事实，均不能证明其在城市生活、工作，故上诉人不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某在本案事故发生前连续居住生活在城市一年以上，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9004元，由上诉人何美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自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审 判 长  杨兴胜审 判 员  吕 勇代理审判员  陈 芳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书 记 员  王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