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8民终47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宁洱支行）。
负责人：常馨尹，该行行长。
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宁洱镇茶乡路**号。
第一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颖峰，云南标点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第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男，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洱市分行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陶家毅，男，1962年9月2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阌龙，茶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梁保德，男，1965年5月18日生，住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陶家毅、原审被告梁保德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1民初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建行宁洱支行负责人常馨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颖峰、王进与被上诉人陶家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阌龙到庭参加诉讼。梁保德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撤销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1民初68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建行宁洱支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二、请求贵院判令陶家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建行宁洱支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采信证据有误，存在采信假证据、应采信证据未采信、未准确采信证据等错误.（一）陶家毅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宝利盈产品回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是伪造的假回单，一审法院采信了假证据。1．建行宁洱支行向所有理财产品购买人出具的所有文件材料中均没有“回单”这种形式的材料。建行宁洱支行销售理财产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规定流程，与客户签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成功后，建行宁洱支行向客户提供文件主要四种，分别是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理财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客户权益须知。协议书等样式证据材料在一审时也已经予以提供，是第4组第l页～第16页。在该材料中无“回单”这种形式的材料。该四种材料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的销售文件。据建行宁洱支行了解，其他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也是按照银监会该办法规定出具材料，没有“回单”形式的材料。2．该回单不是建行宁洱支行出具的。建行宁洱支行没有销售过所谓“宝利盈”理财产品，该“回单”也不是建行宁洱支行出具的。建行宁洱支行销售理财产品名称及内容均可通过建行官方网站、建行营业网点进行查询，2016年建行宁洱支行销售理财产品清单详见建行宁洱支行提供证据材料第四组第l页～第16页。3．从该回单样式看，该回单是假回单的特征非常明显。该假回单抬头明确标明“单位客户”持有，具备基本常识的公民均能判断不可能是“个人客户”持有的回单类型。在抬头明确标明是“单位客户”的回单中客户名称应填写单位名称，但该假回单中填写的不是单位名称而是陶家毅，该回单是伪造的假回单的特征非常明显。因梁保德下落不明，现无法判断回单出处、无法判断回单伪造人。4．一审法院将假回单作为证据采信，导致出现判决错误。如前所述，该回单为伪造的假回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采信该假回单作为证据材料，以伪造的假回单作为证据采信，导致出现判决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宁洱支行提供证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关于转发中国银监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及客户风险评估管理的通知》等材料是系统内部规定、对外无约束力、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应采信证据。1．《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是外部行政法规，不是建行宁洱支行是系统内部规定、对外具有约束力。《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由银监会2011年8月28日颁布，向全社会公布，该办法并不是建行宁洱支行内部规定，对外具有约束力，所有商业银行及购买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客户均须遵守，才能完成理财产品的销售或购买。2．《关于转发中国银监会的通知》等2-3组文件虽为建行宁洱支行内部文件，但对所有申请购买建行理财产品的客户均具有约束力。建行宁洱支行提供第2组、第3组证据材料，均为建行按照银监会要求规范理财产品销售流程的文件，严格遵循《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对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所必经流程、签订合同文本样式做了严格规定，向建行宁洱支行申请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必须按照文件规定流程，完成所有步骤，办理完毕全部手续，与建行宁洱支行签订文件中所附产品协议书等法律性文件才能完成理财产品购买。如同进医院看病，医院的挂号、检查、化验等流程虽为医院内部规定，但所有进医院看病的病人必须遵守该规定才能在该医院顺利进行诊治一般，购买建行宁洱支行理财产品的客户必须按照该文件规定完成所有步骤才能购买建行宁洱支行理财产品，该文件对所有申请购买建行宁洱支行理财产品的客户具有约束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宁洱支行所举全部证据材料均为建行宁洱支行系统内部规定，对外无约束力、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应采信证据。（三）陶家毅在农信社的结算业务申请书中明确写明汇款用途是“借款”，说明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存在个人借款关系，双方的个人借款与建行宁洱支行无关，但一审法院未准确采信该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申请书的合法性、真实性第一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详见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第l2行），但一审法院却对该申请中明确写明用途为“借款”的核心要素没有采信，没有根据该证据准确认定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的个人借款关系、陶家毅与梁保德间的个人借款与建行宁洱支行无关，一审法院未准确采信证据。理由如下：一是陶家毅本人已明确将汇款用途写为“借款”，业务申请书非常明确地证明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存在个人借款关系。陶家毅已在宁洱县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申请书中明确汇款的用途是“借款”，收款人为梁保德个人，收款账号为梁保德个人账户。该结算业务申请书明确证明被上诉人陶家毅向梁保德个人支付款项60万元，用途为借款，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个人借款关系。二是有其他证据表明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一直存在个人借款关系。2016年3月20日，陶家毅通过ATM方式转账4万元至梁保德在建行开立的42×××26账户中，3月29日梁保德又将资金4万元转至陶家毅账户，二人之间一直存在借款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成立错误，该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一）陶家毅要求梁保德代为购买理财产品，说明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梁保德是陶家毅购买理财产品的代理人。在一审判决中，陶家毅陈述“要梁保德帮购买一份该行的理财产品”（详见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l段第8行）、“600000元本金转为理财产品”（详见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l段第8行）、一审法院认定“要求梁保德代为买该理财产品”“原告为购买中国建行银行宝利盈理财产品委托作为建行职员的第二被告梁保德代为购买”（详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6段第11行），且据陶家毅一审庭审陈述，回单是梁保德在陶家毅家里交给陶家毅存留的，这也符合陶家毅委托梁保德办理业务的特征。无论根据陶家毅本人陈述或是一审法院认定，都是陶家毅要求梁保德代为购买理财产品，梁保德是陶家毅购买理财产品的代理人，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二）陶家毅本人并没有将梁保德认定为是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根据陶家毅所述“梁保德发短信给陶家毅说，最近建行推出一项理财产品，年收益l5％，有闲钱可以投资一点”（详见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l段第5行），梁保德并未冒充是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并未以建行宁洱支行的名义要求陶家毅直接向梁保德本人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建议陶家毅可以向建行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如前所述，陶家毅本人也是请梁保德代买，而不是直接向梁保德购买，陶家毅本人并没有认为或误认为梁保德是建行的代理人。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在该案中，陶家毅并没有误认为梁保德具有代理建行销售理财产品的权限，仅仅是委托梁保德代为购买，梁保德也没有以建行宁洱支行的名义要求陶家毅直接向梁保德购买理财产品，不构成表见代理。（三）梁保德的行为在客观上没有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陶家毅本人存在重大过失，陶家毅所举证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梁保德具有代理权的表象、陶家毅本人善意且无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13条中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梁保德的行为在客观上没有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第一，陶家毅没有在建行营业场所进行交易，梁保德根本没有机会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一般公民在商业银行营业场所办理业务，在商业银行将商业银行营业机构业务人员视为该商业银行有权代理人，但陶家毅没有在建行宁洱支行营业场所进行交易，因此，梁保德根本没有机会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第二，陶家毅没有将梁保德视为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同样说明梁保德没有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正因为梁保德并没有拥有代理权的表象形式要素，如前所述，陶家毅才未将梁保德视为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而是委托其代理陶家毅购买建行理财产品。第三，梁保德本人也没有向陶家毅造成梁保德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如前所述，梁保德并没有冒充是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并没有已建行宁洱支行的名义要求陶家毅直接向梁保德本人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建议陶家毅可以向建行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投资。梁保德本人并没有向陶家毅造成梁保德具有建行宁洱支行代理权的表象。2．陶家毅存在重大过失。第一，陶家毅没有在建行营业场所购买建行理财产品，存在过失。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除在银行官网购买外均应在银行营业场所购买，陶家毅支付所谓购买理财产品款项在非建行营业场所，不符合一般公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应在该银行营业场所的认知。第二，陶家毅没有通过建行营业场所将购买理财产品款项交给建行，存在过失。陶家毅转账账户为梁保德个人账户，不符合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应向银行支付款项的一般公民认知。陶家毅存在过失。第三，陶家毅应发现而没有发现假回单存在明显瑕疵，存在过失。陶家毅持有的理财产品抬头中已明确写明由“单位客户”持有而非个人客户持有，对该显而易见的错误陶家毅应发现而没有发现，如果陶家毅及时发现该应能够发现的瑕疵，就能及时要求梁保德返还资金，因此，陶家毅存在过失。第四，陶家毅购买理财产品，没有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办理签订协议书等相关手续，存在过失。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规定，购买理财产品，必须经过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书等步骤。一般理财产品购买者均知晓要在银行营业场所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但陶家毅没有，陶家毅存在过失。3．根据高院指导意见，陶家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陶家毅提供证据既不能证明梁保德具有代理权表象，也不能证据证明陶家毅本人善意且无过失。一是根据高院指导意见，陶家毅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但陶家毅以存在明显瑕疵的假回单作为证据并不能证明梁保德具有代理权表象、以梁保德为建行员工即视梁保德具有建行宁洱支行代理权不符合一般公民认知（如果只要是该单位员工就具有该单位代理权限，则医生能够随意代理医院诊治病情、进行手术，法官能够代表法院任意判定他人有罪对其实施刑罚，任何人均可向任何银行员工个人汇款认为银行员工代表银行成立储蓄存款合同等等。若如此，必将滋生无数违法犯罪活动，社会秩序将受到严重干扰，显然不符合一般公民认知）。陶家毅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合法证据能够证明梁保德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根据高院指导意见，陶家毅还应当举证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但陶家毅非但无法举证其本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反如前所述，陶家毅存在重大过失。综上，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陶家毅本人并没有将梁保德视为是建行宁洱支行的代理人、梁保德不具有拥有代理权的表象形式、陶家毅本人存在重大过失，该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判定表见代理成立是错误的。三、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为梁保德，而非建行宁洱支行。无论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是借款关系、委托金融理财关系，抑或梁保德构成诈骗，民事赔偿责任均应由梁保德承担，与建行宁洱支行无关。（一）如借款关系成立，则应由梁保德返还陶家毅借款。如前所述，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存在60万元的借款关系，现陶家毅要求返还该笔借款，应由借款人梁保德予以返还，而非建行宁洱支行。（二）如陶家毅与梁保德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则应由梁保德承担委托合同违约赔偿等责任。梁保德应为陶家毅的委托人，委托人梁保德未按照受托人陶家毅的委托向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陶家毅应要求委托人梁保德承担赔偿等违约责任，而非建行宁洱支行。（三）如梁保德涉嫌诈骗，则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民事赔偿责任由梁保德承担。如陶家毅持有假回单为梁保德提供、伪造，则梁保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冒用建行宁洱支行名义伪造假回单骗取陶家毅财产，涉嫌构成诈骗。其刑事责任应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民事赔偿应由犯罪嫌疑人梁保德承担，而绝非建行宁洱支行。四、通观原判，建行宁洱支行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存在明显偏袒陶家毅的现象。1．在原判第二页起至第三页倒三行止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部份，陶家毅在其于2016年10月10日书写的民事起诉状中称“因为原告和被告梁保德熟识，平时也有来往，想帮他完成点存款任务……”。因建行宁洱支行在原审庭审作答辩时提出了陶家毅转款给原审被告梁保德的目的是帮其完成存款任务或就是借款给梁保德的观点，陶家毅才当庭称“笔误”，并将其改为“之前也帮他完成过存款任务”。建行宁洱支行当即提出质疑并明确表示反对。但原判却毫无依据的选择了陶家毅的无任何道理的当庭“修正”。2．陶家毅原审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事实部份只陈述到“原告觉得资金被梁保德挪用未入账，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时止。但原判却将陶家毅在原审庭审辩论时的陈述引用在其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份，变为建行宁洱支行起诉状的内容，并且随意地将建行宁洱支行在答辩中明确陈述的关于原审被告梁保德自2011年8月起接手的“单位内部经费会计工作”（具体工作内容为填制单位内部开支的记账凭证后将单证寄给上级行财务部门）等内容，按照陶家毅在辩论中的陈述故意曲解、断章取义为“银行会计”表述，建行宁洱支行认为这会混淆对本案客观事实的认定。3．原判遗漏了原审当事人所举证据。原审庭审中，陶家毅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为其作证，原审根据相关规定安排李某出庭作证并接受了法庭及建行宁洱支行的提问。但不知什么原因原审对陶家毅的这一份证据在原判中没有任何表述及评判，遗漏了陶家毅在原审时的所举证据。建行宁洱支行认为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导致了原审无法客观评判本案事实，进而导致本案的错误判决。综上所述，建行宁洱支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销售理财产品表见代理行为成立错误，故特请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依法撤销原判，改判建行宁洱支行不承担任何责任，并由陶家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建行宁洱支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
被上诉人陶家毅书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陶家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两被告连带归还原告资金60万元及占用资金7个月的利息600000×2.8％÷12×7=9800元，共计6098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陶家毅为购买中国建设银行宝利盈理财产品，于2016年3月4日在信用社通过汇款方式将60万元汇给梁保德，要求梁保德代买该理财产品，梁保德收到汇款后于当日即开具“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宝利盈理财产品购买凭证”（印有“中国建设银行”字样，盖有“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专用章”和梁保德的私章），并随后将该购买凭证交给陶家毅留存。2016年9月底10月初，因陶家毅没法联系梁保德，就到建行宁洱支行的营业大厅找相关工作人员询问上述理财产品事宜，银行工作人员给了陶家毅否定的答复，陶家毅才知晓资金被梁保德挪用未入账，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第二被告梁保德自1987年8月起在第一被告建行宁洱支行处工作，2016年9月21日辞去工作，代原告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时，梁保德仍系第一被告建行宁洱支行的职员。庭审中，建行宁洱支行自认梁保德在代陶家毅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期间没有从事对外经办业务的权限，无权取得第一被告销售的理财产品相关有效单证，建行宁洱支行从未向梁保德发放过其个人名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二被告梁保德代原告购买宝利盈理财产品的行为是否成立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第二被告梁保德在代陶家毅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期间没有从事对外经办业务的权限，其当然也无权代表建行宁洱支行向外销售理财产品，其向陶家毅销售理财产品的行为对建行宁洱支行而言属于无权代理。陶家毅为购买中国建设银行宝利盈理财产品委托作为建行职员的第二被告梁保德代为购买，梁保德收到陶家毅的款后即开具了印有“中国建设银行”字样，盖有“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专用章”和梁保德的私章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宝利盈理财产品购买凭证”，并随后将该购买凭证交给陶家毅留存。作为一般公民的陶家毅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二被告梁保德能够代表第一被告建行宁洱支行向其销售理财产品。为此，梁保德销售理财产品的行为在三当事人之间形成表见代理，第一被告建行宁洱支行系本人，第二被告梁保德系行为人，原告系善意第三人，作为本人的建行宁洱支行应对行为人梁保德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陶家毅要求建行宁洱支行退还购买理财产品的6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600000×2.8％÷l2×7=98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予以支持。原告要求二被告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第一被告建行宁洱支行称其无责任，要求驳回陶家毅对其的起诉，由陶家毅向第二被告梁保德追索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原告陶家毅的购买理财产品款600000元及该款的资金占用费9800元，共计609800元。案件受理费9898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承担。
二审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梁保德银行交易记录，欲证明梁保德与陶家毅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关系。陶家毅在2016年3月20日通过ATM机转账4万元给梁保德。
被上诉人陶家毅质证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请求中国银监会普洱监管分局对建行普洱分行的理财产品进行调查。中国银监会普洱监管分局成立了协查小组后到建行普洱分行进行核查后回函我院，同时随函附有建行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明细表一份。该函及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明细表证明建行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共14个种类、421期，具体为：建行财富（4期）、利得盈（21期）、乾元（1期）、乾元量化（1期）、乾元一共享（139期）、乾元一私享（123期）、乾元一开鑫享（60期）、乾元一保本（47期）、乾元一众享保本（7期）、乾元一资深客户专享（1期）、乾元一其他（1期）、乾元一代工专享（12期）、乾元一新人专享（2期）、乾元一赢来赢往（2期）。宝利盈产品不属该行理财产品范畴。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及陶家毅均对中国银监会普洱监管分局的回函及随函所附建行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明细表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无异议。
综合双方的举质证意见，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及被上诉人陶家毅均对梁保德银行交易记录、中国银监会普洱监管分局的回函及随函所附建行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意。本院对该证据均予以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陶家毅于2016年3月4日在信用社通过汇款方式将60万元汇给梁保德（该结算业务申请书的附加信息及用途注明为借款），自述要求梁保德代买建行理财产品。梁保德自于2016年9月21日辞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处工作。2016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陶家毅持一张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宝利盈理财产品购买凭证（该理财产品购买凭证上有“中国建设银行的字样”，并盖有“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专用章”和梁保德的私章）”以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和梁保德连带归还被上诉人陶家毅资金60万元及占用资金7个月的利息600000×2.8％÷12×7=9800元，共计6098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另查明：建行云南省分行2016年度所发售理财产品共14个种类、421期，具体为：建行财富（4期）、利得盈（21期）、乾元（1期）、乾元量化（1期）、乾元一共享（139期）、乾元一私享（123期）、乾元一开鑫享（60期）、乾元一保本（47期）、乾元一众享保本（7期）、乾元一资深客户专享（1期）、乾元一其他（1期）、乾元一代工专享（12期）、乾元一新人专享（2期）、乾元一赢来赢往（2期）。在2016年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所销售中无“宝利盈”产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梁保德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是否应当归还陶家毅60万元资金及占用资金7个月的利息（600000×2.8％÷12×7=9800元）609800元。被上诉人陶家毅主张该款是其委托梁保德代为购买建行的理财产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被上诉人陶家毅不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与梁保德之间已经构建了委托购买建行理财产品的委托关系，该款也没有打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的账户，其汇给梁保德的60万元款项的单据上特别的注明了该款系借款。而被上诉人陶家毅一审时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宝利盈理财产品购买凭证（该理财产品购买凭证上有“中国建设银行的字样”，并盖有“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专用章”和梁保德的私章）”上没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的印章，该购买凭证上的“宝利盈理财产品”也不属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所发售的理财产品，纯属虚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陶家毅对此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洱支行的上诉理由成立。至于被上诉人陶家毅与梁保德的经济往来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宁洱县人民法院（2016）云0821民初68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陶家毅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898元，均由被上诉人陶家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劲松
审判员 赵 键
审判员 胡 荣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唐茹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