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高法民提字第0028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世全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刘世全。
委托代理人：杨兴国。
委托代理人：杨天木，重庆市巴南区惠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金全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刘金全。
委托代理人：刘勇。
委托代理人：张开福，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桃花店村沈家湾组。
负责人：陶小琴，组长。
刘世全农村承包经营户（简称刘世全经营户）与刘金全农村承包经营户（简称刘金全经营户）、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桃花店村沈家湾组（简称沈家湾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2012）南法民初字第00292号民事判决，刘世全经营户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150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刘世全经营户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9月9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681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世全经营户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兴国、杨天木，被申请人刘金全经营户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勇、张开福，被申请人沈家湾组负责人陶小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刘春和系刘世全之父，于1993年去世。王素珍（又名王术珍）系刘世全之母，于1998年去世。刘世全于1976-1984年服刑，1984-1985年待业，1985-1995年服刑，1995-1996年待业，1996年5月27日被公安机关逮捕，同时户口被注销迁出长生桥派出所，至2006年1月17日刑满出狱，期间1997年至1998年在逃。
1996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沈家湾组确定王素珍继续承包原承包地，期间为1996年9月16日至2026年9月16日，当时该户的现有人口为1人，包地人口为3人。刘春和死亡前，因刘春和与王素珍无劳动能力，将其承包地交给刘金全代为耕种。1993年刘春和死亡后，王素珍被其女儿刘世碧接走至其死亡，争议土地仍由刘金全经营户实际耕种，并由刘金全交纳相关税费、提留等。1996年11月29日，沈家湾组与刘金全经营户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该合同载明：经朱家岩社社长王万永与刘金全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将原刘春和、王术珍、刘世全三人承包地，因本人放弃经营荒芜耕地，现由朱家岩合作社转包与刘金全承包耕种。①承包时间从96年11月起到97年9月1日止，承包期为一年，如承包方要继续承包可延长承包合同。②刘金全在承包期中只负责合同订购和农业税，不交三人镇、村、社和其它提留。转包方王万永、承包方刘金全、鉴证方刘嗣均（时任村支部书记）。合同签订后，刘金全经营户继续耕种土地。2000年3月8日，沈家湾组与刘金全经营户再次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约定：原有刘春和三人的承包土地现无人耕种，转包给刘金全耕种；承包时间从2001年11月7日起长期承包，如果刘世全刑满释放回家愿意耕种土地，则由刘金全拿一个人（1亩）的土地由刘世全耕种；承包后每年应负责完成农税和订购粮、集体提留粮、集体提留款。自此后，刘金全经营户以自己名义交纳原刘春和三人承包地所应交纳的税费。2006年，刘世全刑满释放回家后向刘金全经营户索要土地，刘金全经营户拿出了一个人（1亩）的土地给刘世全耕种。2010年，南岸区长生桥镇桃花店村沈家湾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调查摸底时，将另两份地填入刘金全经营户。
另查明，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制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中其他事项载明：承包经营户不得荒芜土地；全家农转非、全家迁往异地以及原承包户无力经营土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应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其证书，落实新的承包人并完善手续。
刘世全经营户起诉请求要求返还其二份承包地2.2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2000年3月8日沈家湾组收回土地并“转包”给刘金全经营户之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因其一，沈家湾组与被告刘金全经营户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名为转包，实际为“土地承包合同”，因为如果该合同为“土地转包合同”，则转包方应为承包方王素珍农村承包经营户，而实际上当时承包方王素珍农村承包经营户无人签字。从该合同的主体看，一方是对土地具有发包权的沈家湾组，一方是从1993年一直耕种该争议土地的刘金全经营户；从该合同的内容看，该合同第3条约定，刘金全经营户系长期承包，承包后每年负责完成农税、定购粮、集体提留粮食和集体提留款，刘金全经营户承担的义务与承包土地承担的义务无异。故从主体、内容看，对于其余两份土地显然系新的发包、承包，系新的承包合同关系。其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等内容，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2002年8月29日公布，2003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系2005年7月29日公布，同年9月1日起施行，而沈家湾组重新发包行为发生在2000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实体法法律适用原则，在既往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时不应适用前述法律、司法解释涉及的内容。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版）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承包合同条例》（1998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提出解除承包合同：（一）一方违约以致严重影响农村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经济利益的；……（三）因不可抗力或者不能防止的外部因素以及失去履约能力致使农村承包合同无法全部履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请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1）承包合同中约定的终止或者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的；……（3）因一方不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4）承包经营耕地的承包人弃耕抛荒的”，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制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中其他事项载明：承包经营户不得荒芜土地；全家农转非、全家迁往异地以及原承包户无力经营土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应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其证书，落实新的承包人并完善手续等内容均作出明确规定，在本案中，沈家湾组在刘世全经营户长期无能力耕种，如无刘金全耕种可能长期抛荒而影响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将土地收回发包给刘金全经营户，并未违背前述在当时具有效力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其三，刘世全出狱后，刘金全按照与沈家湾组的约定退给刘世全一份即一人份土地，使其获得承包经营权，具有基本生存保障。综上，沈家湾组收回刘世全经营户的土地进行重新发包并无不当，合法有效。故对刘世全经营户要求刘金全经营户、沈家湾组返还承包地的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刘世全经营户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2000年3月8日沈家湾组与刘金全经营户签订的《土地转包协议》，虽名为“土地转包”，但其实质应为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适用签订该土地承包合同时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沈家湾组有权将刘世全经营户的土地收回并重新发包给刘金全经营户，并无不当。刘金全经营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世全经营户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返还承包地。其主要理由是：1、原审判决将《土地转包协议》认定实为土地承包合同性质错误，其未经法定程序，无权剥夺申请人土地承包权；2、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将土地撂荒才转包给被申请人的事实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土地撂荒；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侵权行为一直延续，提起诉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实施，本案应当适用该法。
被申请人刘金全经营户答辩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该维持二审判决。
被申请人沈家湾组答辩同意刘金全经营户的答辩意见。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证人王万永证明：我1978-1998年担任社长，刘春和在世时由于生病无劳动能力，刘世全又在坐牢，想把土地交回社里，找我解决。当时刘金全答应先做到，等刘世全回来再协商；1996年的转包合同是我组织签订的，当时有书记刘嗣均在场；王术珍自刘春和1993年过世后就被其女接走了，刘金全耕种期间的都是刘金全交的。证人刘嗣均证明：我自1978-2007年担任桃花店村书记，当时刘世全在外服刑，家里无人，土地荒芜，土地负担无人承担，基于这种情况，就把这个土地以转包方式拿给刘金全耕种；王万永不担任社长后，又由新社长刘建把这个土地转包给刘金全，土地的相关税费都是由刘金全交纳的。证人刘嗣福证明：刘世全经常坐牢，家里没有人，这样生产队就把他的土地处理给刘金全耕种，农税等都是刘金全交的，不清楚处理时是否召开社员大会。证人周大林证明：我与原被告是一个社的，因刘世全老的死了，刘世全又去坐牢去了，这样土地就转包给刘金全耕种，当时社员都晓得，都没有意见。证人汤世忠证明：当时刘世全坐牢去了，他父母也过世了，这样就把他们的土地拿给刘金全耕种了。上述证人在原一审出庭作证，各证人证言无基本矛盾，能够证实土地转包及刘金全交纳相关税费的情况，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认为，一、证人王万永等六人的证言基本一致，且与“刘世全1996年至2006年1月17日刑满出狱，期间1997年至1998年在逃”这一事实相印证，应当认定1996年11月29日，沈家湾组与刘金全经营户签订《土地转包合同》，2000年3月8日签订《土地转包协议》时，刘世全经营户无力耕作，如无人代耕则必将弃耕抛荒。再审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因土地撂荒才转包给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2000年3月8日签订《土地转包协议》的效力。
从该合同的主体看，一方是对土地具有发包权的沈家湾组，一方是从1993年一直耕种该争议土地的刘金全经营户；从该合同的内容看，该合同第3条约定，刘金全经营户系长期承包，承包后每年负责完成农税、定购粮、集体提留粮食和集体提留款，刘金全经营户承担的义务与承包土地承担的义务无异，故从主体、内容看，对于其余两份土地系新的发包、承包，系新的承包合同关系。原审对此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关于原审判决将《土地转包协议》认定实为土地承包合同性质错误的理由不成立。
本案《土地转包协议》签订于2000年3月8日，应当适用当时的生效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版）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承包合同条例》（1998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当事人一方有权提出解除承包合同：（一）一方违约以致严重影响农村承包合同所约定的经济利益的；……（三）因不可抗力或者不能防止的外部因素以及失去履约能力致使农村承包合同无法全部履行的。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制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中其他事项载明：承包经营户不得荒芜土地；全家农转非、全家迁往异地以及原承包户无力经营土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应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其证书，落实新的承包人并完善手续等内容均作出明确规定。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等内容，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2002年8月29日公布，2003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系2005年7月29日公布，同年9月1日起施行，而沈家湾组重新发包行为发生在2000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在既往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有相应的具体规定时不应适用前述法律、司法解释涉及的内容。
在本案中，沈家湾组在刘世全经营户长期无能力耕种，其将土地收回发包给刘金全经营户，并未违背前述在当时具有效力的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同时，从公平的角度，刘世全出狱后，刘金全按照与沈家湾组的约定退给刘世全一份即一人份土地，使其获得承包经营权，具有基本生存保障。再审中，沈家湾组负责人也认可该协议。故沈家湾组收回刘世全经营户的土地进行重新发包并无不当，上述合同合法有效。据此刘金全经营户获得了本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再审申请人关于“本案的侵权行为一直延续，本案应当适用土地承包法”的理由不成立。原审对刘世全经营户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再审申请人刘世全经营户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115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渠波
代理审判员 邹玉辉
代理审判员 刘战平
二〇一四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