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11民终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姜学文，男，196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红（系上诉人姜学文儿子），男，198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内蒙古讷莫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山，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乔万成，男，195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相发，男，195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芝，女，197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志英，女，194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连顺，男，1962年9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旭山，男，194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星，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志恩，男，195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井常，男，196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和春，男，195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亚霞，女，197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连富，男，195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崔连山，男，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告、反诉原告）：程振伍，男，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常秀英，女，1946年5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加德，男，1956年4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燕，女，1976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玉明，男，195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加军，男，1958年8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敬兰，女，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景放，男，1963年7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姚杰，男，194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淑珍，女，1939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于敬山，男，1930年7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诉讼代表人：崔连山，男，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诉讼代表人：程振伍，男，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河市爱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昼，黑龙江民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学文与上诉人黄山等24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原由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黑1102民初1313�民事判决，姜学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7）黑11民终49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黑1102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姜学文、黄山等24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姜学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红、冯勇，上诉人赵旭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星、上诉人孙敬兰及黄山等24人的诉讼代表人崔连山、程振伍，黄山等24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英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学文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及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二、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姜学文本诉的诉讼请求；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山等24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姜学文以每年每公顷260元的价格取得60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却被黑河市爱辉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土地仲裁委）非法调整到每年每公顷800元。2005年，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根里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根里河村委会）将60公顷土地对外承包，以每年每公顷260元将土地流转（转包）给曹万生，期限23年，自2006年4月22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08年3月17日，曹万生因种地赔钱将土地流转给姜学文耕种。黄山等24人于2016年申请仲裁要求调整土地价格，而土地仲裁委将每年每公顷260元土地承包费调整到每年每公顷800元，没有合法根据。引用《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济承包管理条例》第十七条错误，这部管理条例约束的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土地流转，而是合作经济组织（即单位）与个人之间土地合同关系，并且1988年制定的条例早已失去法律效力。二、姜学文因不服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近年来土地承包价格不断上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改变，若维持原有土地承包价格双方之间的利益将产生重大失衡，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所以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将原合同每年每公顷260元的价格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和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情势变更导致的价格上涨和市场风险导致的价格上涨法律后果不一样，一审法院对土地涨价的原因认定不清，却按照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判决调整价格，等于是用模糊概念和事实来调整价格，2016年农业灾年造成姜学文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是客观情况，为何不降价。想调整价格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如果是政策调整导致的价格上涨，法院可以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调整价格。政府调控市场价格是可控的和看得见的�调价的幅度是可以计算的，法院如果根据情势变更调整价格，需要有计算依据，算出是如何从260元涨到800元的。2.如果是市场风险导致价格上涨，法院是不能调整价格的。市场风险影响的价格是难以预测的和不好计算的，因为市场风险带来的价格波动，法院不可以调整价格。（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遵循公平原则是指签订合同时是否公平，签订合同以后，不能再依据公平原则重新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如变更合同内容需要看法律其他条款有无相应的规定。2.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变更价格也是错误的。按照本条调价，首先“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是前提。可本案的黄山等24人每年每公顷收取260元承包费，因此本条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当时的农户依法要承担税费、乡统筹及村提留，不耕种土地也要承担很大费用，种地的农户因负担重经常赔钱，所以有些农户干脆免费或者倒找钱把土地交给别人耕种，只要耕种土地的人能替自己交纳税费或者替自己交纳部分税费即可，但是后来政府的改革减免了税费，这是政府专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调控，减免税费的目的是不再让农户因为土地而继续亏损，所以本条规定特指对免费或倒找钱承包土地进行的价格调整，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本案农户是收费的，并且本案减免税费符合可查和可以计算数额的特征。三、本案土地不应涨价还包括下列特殊原因：（一）本案涉及的60公顷土地位置偏远，条件恶劣，用价格高昂的超大型农机才能进行耕种和运输，受灾害的程度也比其他土地相对要高，投入大、产出低，黄山等24人当年面对每公顷260元的价格没有任何一户去耕种或承包这片土地。在2005年以每年每公顷260元的价格发包土地时，村民却自愿将400元直补给付承包方，从数字上看，村民每公顷收取260元却放弃400元，似乎村民每公顷亏损140元，但其不但不耕种，还签订260元的合同，就是因为这块土地条件恶劣难以耕种，如不耕种就连400元直补都没有，并且种地还有可能赔钱，所以这块土地与其他土地没有可比性。（二）姜学文耕种土地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心血，赔了很多钱，黄山等24人在姜学文赔钱的时候不能给予减免承包费，姜学文在2016年农业灾年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四、黄山等24人不具备反诉权利，法院应当驳回反诉，黄山等24人如果有纠纷可以另案解决，但其在本案已经没有权利起诉。具备独立起诉条件的诉讼是有权反诉的前提，本案黄山等24人如果不选择反诉而单独起诉，法院必须审查是否超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30日期限，超期不能受理。黄山等24人既然选择了土地仲裁程序，就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反诉原告无权在接到仲裁裁决30日以后单独起诉，则不具备反诉的权利。反诉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本诉。只有双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分别提起诉讼合并审理的规定，从来没规定过在一方起诉，另一方超期的情况下具备提出反诉的权利，本案的反诉不具备独立起诉条件，准许反诉与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准许黄山等24人提起反诉需要引用法律根据。黄山等24人所反诉的事实和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黄山等24人辩称，不同意姜学文的上诉请求，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认为仲裁机构调整非法，上诉理由不成立，违反法释（2014）1号第三条规�。根据该条款规定，姜学文只能就原纠纷提起诉讼。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理由不成立。1.一审判决已经明确“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并非“认定不清”。上述事实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2.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并无不妥。合同法第五条是合同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并没有如姜学文上诉所认为的“是指签订合同时是否公平”的规定，姜学文的这种解释违背该条款本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的就是情势变更原则，该解释实施时间是2005年9月1日，�然表述为“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仅限于此两种情形适用；2009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开始实施，该解释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而且没有对合同类型做任何适用限制，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无不妥。三、姜学文认为土地不应涨价有特殊原因，上诉理由不成立。1.关于姜学文认为涉案土地位置偏远和条件恶劣。土地位置和条件在签订合同时就存在，这与一审判决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无关。2.关于姜学文认为种地赔了许多钱，这才属于市场风险，与一审判决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也无关。四、姜学文认为黄山等24人不具备反诉权利，上诉理由不成立。1.仲裁裁决因姜学文提起诉讼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原纠纷并没有得到解决。2.反诉是基于本诉提起的。只要姜学文有权提起一审诉讼，黄山等24人就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反诉。这与黄山等24人是否在仲裁裁决书规定的30日内提起诉讼没有任何关系。五、姜学文认为黄山等24人“反诉的事实和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理由不成立。黄山等24人一直在向姜学文主张权利。2010年底提出涨承包费，2011年经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人民政府调解达成协议书，且姜学文也按协议给付了承包费，因为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的民事案件未结无法确定2012年承包费的金额，黄山等24人要求先按2011年协议书每年每公顷600元交纳承包费，姜学文不同意，2012年没有交纳承包费；2013年因姜学文没有交纳2012年承包费，黄山等24人决定收回土地自行耕种，但当年土地被姜学文抢种；2014年黄山等24人决定将土地承包给姚秀玲和赵红日，当年土地还是被姜学文抢种，并导致2014年12月6日赵红日联系人到姜学文地里拉黄豆，姜学文报警，赵红日被抓，最终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2015年5月，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土地纠纷解决，并以张主池原承包土地的承包费每年每公顷1,000元要求姜学文补交全部承包费，姜学文不同意，黄山等24人最终提起仲裁程序。双方就承包费自2012年至今一直处于争议状态，黄山等24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关于承包费的权利。黄山等24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改判第一项中的“每年每公顷800元”为“每年每公顷1,000元”和“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为“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始”；三、改判第二项中的“2015年至2017年承包费144,000元”为“2012年至2017年承包费288,000元”（增判承包费144,000元）；四、由姜学文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认定根里河村委会与曹万生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日期是2006年4月22日错误。签订日期应当为2005年3月30日，姜学文一审提交的《土地证明》明确载明“承包期为2005年3月30日至2028年12月30日”。2.认定姜学文与黄山等24人中的8人2011年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不全。根据该协议第4条内容“如法院判决下达后，按法院判决执行”，“法院判决未下达，当年租金以参考价格为实际支付”。3.未认定2011年至2015年黄山等24人与案外人张主池因增加承包费的仲裁、诉讼相关事实错误。根据黄山等24人一审提交证据，足以证明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2010年就调整土地承包费发生争议，张主池2011年申请仲裁。土地仲裁委作出(2012)爱区裁字第(02)号裁决书；黄山等24人不服，向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起诉，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爱民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黄山等24人提起上诉，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黑中民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张主池起诉，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爱民初字第790号民事判决书；张主池提起上诉，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黑中民终字第400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重审；2015年5月12日黄山等24人经协商一致同意张主池的解除合同条件，赔偿张主池200,000元经济损失，并由村民崔连顺和黄山给付此赔偿费用并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将承包费调整为每年每公顷1,000元；2015年5月16日张主池因与黄山等24人达成解除合同协议而申请撤诉，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爱民重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关于土地承包费纠纷经五年仲裁和诉讼于2015年5月16日最终解决。4.认定姜学文已交纳2015年以前的承包费错误。根据黄山等24人一审提交证�2017年3月2日庭审笔录中的任玉录出庭作证证言，明确陈述2012年承包费没收，2013年至2014年会计出了凭证。2014年12月出具的2013年至2014年承包费收据，上面注：以后按法院判决多退少补。另外，黄山等24人有证据可以证明因为2012年姜学文没有交纳承包费，黄山等24人开会研究决定自2013年起将诉争土地转包赵红日，赵红日与姜学文因此为诉争土地经营权发生矛盾，并因2014年12月将诉争土地内的大豆拉走被判刑三年二个月。上述证据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姜学文未交纳2012年承包费，姜学文2014年12月一次性按每年每公顷260元交纳2013年至2014年承包费，但根里河村委会注明“按法院判决多退少补”，黄山等24人对此交费不知情、不认可、没领取。本案双方调整承包费的争议应当从2012年1月1日算起。5.未认定诉争土地所在地域2012年以来的承包费市场价和调整承包费价格的事实。根�黄山等24人一审提交根里河村委会的证明和不同年份的多份承包合同，足以证实诉争土地承包费市场价2012年以来平均价格都在2,000元至2,500元。根据上述一审提交的张主池原来承包地块的土地承包协议，(2014)黑中民终字第68号、第69号、第70号、第71号、第72号、第73号、第74号、第75号民事判决书，足以证实爱辉区辖区罕达汽镇和二站乡皆有大量长期土地承包合同因为签订合同时价格过低产生调整承包费争议，通过协议或法院判决分别调整至每年每公顷800元或1,000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错误。1.不支持黄山等24人将承包费调整至每年每公顷1,000元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将承包费价格由每年每公顷260元调整至800元仍然偏低，不能充分平衡显失公平的程度。根据黄山等24人与姜学文签订的2011年协议书，双方协商的是按照张主池承包地块的最后价格来确�承包费价格。虽然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历经五年仲裁和诉讼最后达成解除合同的和解意见，但是，和解意见中的土地转给了崔连顺和黄山承包，崔连顺和黄山给付张主池200,000元赔偿，崔连顺和黄山与村民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年每公顷1,000元。根据黄山等24人提供的王树海和孙学刚2份判决，与其他6份判决相比，其土地情况与本案诉争土地相近，而且王树海和孙学刚的土地属于投资巨大开垦荒地，而姜学文承包的是熟地，姜学文承包地离村的距离比王树海和孙学刚承包土地还近，参照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应当确定为每年每公顷1,000元。根据根里河村委会证明和部分承包合同，足以证明2012年以来土地承包费的市场价已每年每公顷2,000元至2,500元。因此，将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费调整至每年每公顷1,000元较为公平合理。2.不支持黄山等24人的自2012年开�按调整后的标准给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黄山等24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要求调整承包费，并且根里河村委会已收到姜学文2015年以前的承包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部分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支持黄山等24人的上诉请求。姜学文辩称，一、黄山等24人因为超过法定期限丧失反诉的权利，而且反诉所争议的内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在超过法定期限的情况下允许黄山等24人提出反诉，黄山等24人对超期可以反诉需要提供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就应当受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期限的限制。2.黄山等24人虽然人数多，但没有理由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欠交租金的诉讼时效是一年，其他纠纷时效是二年，黄山等24人反诉的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没有理由不审查诉讼时效。二、黄山等24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正确，应当提供证据证明。1.黄山等24人认为2005年的合同只能在2005年签订形成书面合同是错误的。2005年的合同于2006年用书面的方式确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合同的签订日期写得非常明确。2.黄山等24人主张从2012年没有收到承包费是错误的。如果姜学文多年不交付承包费，这么多村民能平静的等待多年，不客观、不符合常理，并且根里河村委会已经为姜学文出具收款证明，黄山等24人的举证、质证与其主张的权利已经出现矛盾，第一次审理时，法院询问为什么根里河村委会收了2013年和2014年的土地承包费，而没有收取之前2012年的土地承包费，村民对这种违反常理的抗辩理由不能向法庭作出解释。3.黄山等24人主张按照张主池案从2012年开始涨价没有法律根据。张主池耕种的土地与姜学文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法院调整姜学文与黄山等24人的民事关系，只能在发生争议之后调整，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以后发生的争议，让法院调整2015年以前的合同没有根据。三、黄山等24人要求对流转的土地调整价格和法院所做的价格调整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黄山等24人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几份判决书来证明法院对土地价格进行调整，希望二审法院重新给出判决涨价的充分法律依据，并且写出涨价的计算公式或调价计算依据。望二审法院驳回黄山等24人的起诉和上诉。姜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认定仲裁裁决书第二项（对于申诉人黄山、崔连山等24人提出关于60公顷土地承包费由每年每公顷260元建议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的裁决违法；二、请求法院不支持黄山等24人要求调整土地流转价格的申请，并判决姜学文应继续按照每年每公顷260元的标准向黄山等24人支付土地承包费。黄山等24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决姜学文就其承包的60公顷土地自2012年开始按照每年每公顷1,000元交纳承包费；二、判令姜学文给付自2012年至2017年欠交承包费333,600元(1,000元/公顷×60公顷×6年-260元×60公顷×2年+80元×60公顷），利息至给付之日止，利率按照每月6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4月22日，经黄山等24人委托，根里河村委会与曹万生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将黄山等24人共900亩（60公顷）土地流转给曹万生，�限2006年4月22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每公顷260元，每年一交，于当年12月30日交清，曹万生可以转包土地。2008年3月17日，曹万生与姜学文签订协议，约定曹万生将承包黄山等24人的60公顷土地流转给姜学文，姜学文承担曹万生合同中的一切费用及条款。姜学文承包土地后，依曹万生与根里河村委会的合同每年按每公顷260元将承包费交到根里河村委会。2011年黄山等24人要求增加承包费，经当地乡政府协调，以“姜学文”为甲方、“门鲁河村民”为乙方，姜学文与黄山等24人中的8户村民签订协议书，约定姜学文以土地上种植物收益做抵押，担保价值为每公顷600元，共计36,000元，协议有效期为2011年当年。姜学文称其向根里河村委会交纳承包费至2014年，黄山等24人称在诉讼过程中才知道姜学文说交过承包费的事。在（2017）黑1102民初1313号案件中，村干部任玉录出�作证时称2014年以前的承包费已发放给村民不属实，2016年9月6日根里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任玉录手书部分属实。2016年黄山等24人向土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将承包费调整至每年每公顷2,000元。2016年10月26日土地仲裁委作出（2016）爱区裁字第（13）号裁决书，裁决黄山等24人与曹万生所签订以及流转给姜学文的土地承包合同仍然有效，土地承包费建议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姜学文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姜学文请求法院认定仲裁裁决书第二项（对于申诉人黄山、崔连山等24人提出关于60公顷土地承包费由每年每公顷260元建议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的裁决违法的诉讼请求，因姜学文不服土地仲裁委（2016）爱区裁字第（13）号裁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应就原纠纷事项请求法院作出裁判，而不应要求确认该裁决违法，故对该诉讼�求本院不予审理。2006年4月22日经黄山等24人委托，根里河村委会与曹万生签订《土地流转合同》，2008年曹万生将该《土地流转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姜学文，现双方均对姜学文与黄山等24人履行该合同无异议，故该合同的流转方为黄山等24人。2014年12月26日姜学文与24人中的10人签订过《补充合同》，现其他人对该《补充合同》不予认可，因而该《补充合同》并不能对原《土地流转合同》产生变动的法律后果。《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时，根据当时农村土地收益情况，合同并不显失公平。近年，由于土地承包费价格不断上扬，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若维持原有土地承包费价格，双方之间的利益将产生重大失衡，现双方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故本案兼顾双方利益，适用公平原则变更原合同的条款，即适当提高承包费。因姜学文在经营争议土地期间承担了一定的经济风险，故承包费的调整应参考市场价并低于市场价，根据承包地的位置、地力等情况酌情予以调整，即将土地承包费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为宜。双方履行《土地流转合同》至2011年时，24人中的8人与姜学文签订了协议书，将2011年当年的承包费调整至每公顷600元，现黄山等24人对该协议书予以认可，该协议对全部24人产生效力，但黄山等24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2012年至2014年土地承包费重新作出过约定，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要求调整承包费，并且根里河村委会已收到姜学文2015年以前的承包费，故承包费的调整时间应当从2015年开始。黄山等24人要求姜学文给付2012年至2017年承包费的诉讼请求，因姜学文已将2014年及以前的承包费交到根里河村委会，2014年前的承包费黄山等24人不应再向姜学文主张，可到根里河�委会领取，2015年至今的承包费姜学文应按调整后的数额给付。黄山等24人要求姜学文给付承包费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承包费价格有争议，姜学文因争议而未能交付承包费，不属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对姜学文要求继续按照每年每公顷260元的标准支付土地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黄山等24人反诉要求姜学文自2012年开始按照每公顷1,000元交纳土地承包费，及姜学文给付自2012年至2017年欠交土地承包费333,600元(1,000元/公顷×60公顷×6年-260元×60公顷×2年+80元×60公顷），给付利息至给付之日止，利率按照每月6厘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将黄山等24人与�学文实际履行的黑河市爱辉区二站乡根里河村村民委员会与曹万生2006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中承包费价格予以调整，调整至每年每公顷800元，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二、姜学文给付黄山等24人2015年至2017年承包费144,000元（800元/公顷×60公顷×3年），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姜学文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黄山等24人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姜学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152元，由黄山等24人负担1,562元，姜学文负担1,59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山等24人向本院提交2014年12月30日收据1份，根里河村委会2018年2月26日出具的《关于24户村民与姜学文土地纠纷经过和村委会代收承包费情况的证明及对（2017）黑1102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异议》1份，（2016）黑1102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1份，2013年2月6日黄山等24人（绝大多数）会议记录1份，2014年1月1日黄山等24人与姚秀玲、赵红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1份。证明2012年因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土地纠纷案没有判决结果，黄山等24人要求姜学文按2011年协议书约定的600元交纳承包费，姜学文不同意就没有交纳2012年的承包费，2013年初黄山等24人因姜学文拒交2012年的承包费，开会决定收回土地自行耕种，并委托赵红日负责，于2014年1月1日将土地转包给赵红日，引发了赵红日和姜学文之间的矛盾，但是2013年、2014年的土地仍然是被姜学文抢种，2014年12月6日赵红日联系人将姜学文耕种的大豆在地里私自拉走，姜学文报警，赵红日以盗窃罪被抓，姜学文于2014年12月30日出于维持承包合同法律效力的目的在未经黄山等24人同意的情况下暂时按260元向根里河村委会一次性补交了2013年和2014年的土地承包费，根里河村委会当时与姜学文声明只是暂时收取，并在收据中加以注明，并特别写明待法院判决多退少补，此款没有向黄山等24人发放，2015年5月16日黄山等24人与张主池土地纠纷案结案，黄山等24人依据结案情况要求姜学文按每年每公顷1,000元补交2012年到2015年的承包费，姜学文不同意，黄山等24人才提起了仲裁程序，因此2012年到2014年期间黄山等24人与姜学文关于承包费也一直处于黄山等24人要求涨承包费和姜学文不同意交的状态。姜学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对收据系根里河村委会盖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收款事由的内容有异议，2014年12月30日的收据在以前的仲裁和庭审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上面的标注内容非常有利于黄山等24人，但是在以前没有提交过。该收据上没有姜学文的签字认可，虽然有根里河村委会公章，对于交款的事�姜学文认可，但是这张收据姜学文没有见过，以前有收据，不是这样的收据。对根里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盖章没有异议，对内容不认可，根里河村委会已经更换了村主任秦艳秋，秦艳秋不是当时事情的经历者，以前收费等争议不经过秦艳秋，对收费的事情秦艳秋不了解。根里河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具有利害关系，属于同一整体，并且在黄山等24人诉讼的过程中，将根里河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因此根里河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无任何效力。对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判决书只能证明赵红日存在违法犯罪的情况，赵红日的违法犯罪并不是村民委托赵红日去违法犯罪，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发表意见，该会议记录是黄山等24人自己做的记录，在仲裁和原一审中也是从未见到过，黄山等24人本身就属于案件的当事人，因此黄山等24人的会议记录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土地流转合同在庭审中没有出现过，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无法进行核实，而且与本案的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都是近亲属，在原来土地有流转合同的情况下又达成一个新的合同，如要是真正的想实施这个合同就属于侵权。本院经庭审认证认为，黄山等24人提交的2014年12月30日收据，与一审时黄山在庭审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故不予采信；根里河村委会2018年2月26日出具的《关于24户村民与姜学文土地纠纷经过和村委会代收承包费情况的证明及对（2017）黑1102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异议》，因根里河村委会与黄山等24人具有利害关系，故不予采信；（2016）黑1102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2013年2月6日黄山等24人（绝大多数）会议记录系其一方自行出具，故不予采信；2014年1月1日黄山等24人与姚秀玲、赵红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不能证明本案承包费的调整情况，故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6年4月22日，经黄山等24人委托，根里河村委会与曹万生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将黄山等24人60公顷土地流转给曹万生，期限自2006年4月22日起至2028年12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每公顷260元，曹万生可以转包土地。2008年3月17日，曹万生与姜学文签订协议，将承包黄山等24人的60公顷土地流转给姜学文，姜学文承担曹万生合同中的一切费用及条款。姜学文承包土地后，系姜学文履行与根里河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的各项权利、义务。因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较长，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相继实施，农业环境逐年向好，土地耕种的客观实际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耕种土地的效益亦大幅提高，进�导致农村土地承包价格上涨。姜学文与黄山等24人约定的土地承包价格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且继续按原土地承包价格履行合同，显失公平。现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协商提高土地承包费无法达成一致，结合本案诉争土地的位置及姜学文在承包期内为改善土地所进行的实际投入情况等因素，土地仲裁委将土地承包费调整为每年每公顷800元，一审判决按照该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客观实际。黄山等24人要求按照每年每公顷1,000元给付承包费，并举示张主池与村民的案例，但张主池案与本案不同，该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解决。故姜学文要求按原承包合同价格继续履行，黄山等24人要求按照每年每公顷1,000元给付承包费，本院均不予支持。黄山等24人要求姜学文自2012年1月1日起按调整后承包费给付的上诉请求，因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自2012年起就承包费价格重新�出过约定并达成一致，且根里河村委会已收到姜学文2015年以前的承包费，故承包费的调整时间应当从2015年开始。关于黄山等24人本次庭审时提交的2014年12月30日收姜学文2013年、2014年承包费收据，记载“待法院判决后多退少补”，姜学文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根里河村委会会计黄山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已经认可暂收姜学文2013年、2014年承包费，并注明以后按法院判决多退少补，由贾长文、村主任任玉录签字，且现黄山等24人提交的收据在仲裁及法院多次审理过程中均未出示过，系根里河村委会自行出具并加盖公章，不能证实其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黄山等24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山等24人主张姜学文未交纳2012年承包费的问题，因多年耕种过程中，姜学文交纳承包费时，根里河村委会有过未出具收据的情况，任玉录�庭作证也仅是证实2012年姜学文是否交纳承包费其不清楚，在姜学文已经交纳2013年、2014年承包费并出具收据的情况下，2012年未给付承包费，至本次诉讼时村民才主张权利，不合常理，故黄山等24人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黄山等24人提起反诉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姜学文、黄山等24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60元，由姜学文负担3,180元，黄山等24人负担3,1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代柳怡审 判 员 贺 颖审 判 员 张可秋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仇长城书 记 员 米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