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同民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
法定代表人朱爱弟，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东，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存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守义。
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因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王东、被上诉人张存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胡守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张存云系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1983年原告张存云代表该农户5人与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根据该合同原告承包了“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土地共计3.8亩。因原告到外打工，将该地经亲戚孙恒介绍转租给被告胡守义耕种。另查明2001年3月28日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政府给被告胡守义及其兄弟、父亲三人颁发了承包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杨茂山”地6.24亩，“袁和嘉”地3亩、“西河湾”地1.75亩共计10.99亩土地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权证》。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权利。1983年原告张存云作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集体组织成员代表该农户5人与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承包“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土地共计3.8亩土地耕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国家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原告虽然在1983年后在外务工未实际耕种所承包土地，其将土地转租别人代为耕种，但作为发包方也不得以此理由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关系。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以1985年土地重新划分时原告未主张自己的土地为由将原告土地重新划分的辩解是剥夺了国家赋予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未提交该地重新划分的任何证据，故不予采信。原告所诉责任地4亩，菜地1亩，因未提供有效证据，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人称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起诉的辩解，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侵害此种物权的行为，权利人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该辩称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原告要求返还其承包土地的诉请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款、第六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存云承包该村“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土地共计3.8亩。案件受理费100元和专递费120元，由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宣判后，原审第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张存云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1、被上诉人虽于1983年参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分配到土地，但其不在本村居住而是将土地交给被上诉人胡守义耕种一年，以后该地无人耕种。1986年全村重新划分土地时，胡守义通知张存云回村签合同，但被上诉人并未要求耕种土地。根据198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及当时的土地政策，“弃耕，撂荒土地的，由村集体收回，另行发包”。上诉人在1986年底前全村重新划分土地时并不要求耕种土地，而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直到起诉前才提出要1983年的承包地，全村所有土地已经承包给种地的农民，现耕种土地的农民都有土地使用证和合同，把任何人的地要回来都是违法的；2、原审判决以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内容去适用于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承包错误，根据当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弃耕的承包人可以收回土地，原审适用法律错误；3、上诉人不存在侵权事实，因被上诉人张存云于1984年弃耕后即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被上诉人张存云要求确认土地承包权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审判决认定的“1983年原告张存云代表该农户5人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提出异议，认为双方签订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经本院核实，上诉人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纠正。对原判确认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委会于2001年3月28日分别与吴官、杨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将“麻叶地”6.5亩、“二牛地”3.72亩，共计10.22亩的土地承包给吴官；将“西河湾地”2.85亩、“沙疙瘩地”5.48亩，共计8.33亩的土地承包给杨富。同年3月，吴官、杨富均取得上述土地的《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有上诉人于二审期间当庭出示的《高庄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两份及《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两份，被上诉人张存云未提出实质性反驳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高庄村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张存云于1983年承包的3.8亩土地？
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张存云确于1983年与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签有《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并据此取得了“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共计3.8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该合同书内并未明确承包期限。被上诉人胡守义、证人孙恒均证明，因张存云外出打工便将土地交给胡守义耕种一年多时间，被上诉人张存云对该事实也予认可。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上诉称，1986年全村重新划分土地时，曾多次通知村民分口粮地，不去要求分土地的过期不候。被上诉人张存云虽辩称当时不知道村里重新划分土地的事情，但被上诉人胡守义、证人孙恒均证明当时将村里重新划地的事情告诉过张存云，但张存云并没有说什么；结合在案的《社员劳动工分登记薄》也显示，张存云等五户仅在1983年有过上缴30.38元的税收和公积金登记记录，此后再无相关记录。故张存云的该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上诉称，张存云承包的土地当时已经弃耕超过两年，村里重新划分土地时其本人也不主张继续承包，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家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村委会有权收回张存云弃耕的土地重新分配，故此将张存云原来承包的土地重新划分给其他农户，后在2001年与当时重新划分土地的农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办理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1987年《山西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凡因非灾害原因承包耕地荒芜的，除按本条第一、第二款进行处罚外，原发包单位还应将其荒芜耕地的使用权实行调整。调整不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调整。”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张存云对其所承包的土地超过两年不予耕种，重新划分耕地时亦未主张权利，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收回被上诉人张存云所承包的土地并予以重新分配的做法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收回被上诉人张存云所承包土地违法的依据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明确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纠正。根据查明的事实，没有证据表明与被上诉人胡守义于2001年承包的10.99亩土地与张存云诉求的土地有关联。被上诉人张存云于1986年重新划分土地时不予主张权利，其后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在2001年将其诉争的土地另行承包给吴官、杨富等人，并办理了《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后者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张存云要求返回“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共计3.8亩土地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42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存云要求返回包括“麻彦粮地”3.3亩，“南沙疙瘩”地0.5亩的共计3.8亩土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和专递费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张存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钧
代理审判员 马祖荡
代理审判员 王利东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魏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