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555号
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富海宏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新洲路交汇处东南侧航天大厦A座611B。
法定代表人陈宋孟，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志鑫，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成杰，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共扬，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李胜华，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铁岩，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深圳市富海宏基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共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4日受理后，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合并审理，由审判员张华独任审判，于2013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张华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邱权渭、杨晓萍参加评议，于2014年2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志鑫、被告李共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胜华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7月10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委托服务协议书》（以下简称服务协议），双方约定：由乙方为甲方申请办理甲方控股公司三亚捷森力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建祥职务侵占立案。本项服务收费共计300万元，按以下时间分期支付：（1）三亚市公安局受理余建祥职务侵占罪举报材料之日，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2）三亚市公安局就余建祥职务侵占罪发出立案决定书之日，甲方向乙方支付200万元；（3）三亚市公安局对余建祥采取强制措施之日，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
2012年7月16日，被告又要求原告作为委托人（甲方）、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律师所）作为受托人（乙方）签订一份《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以下简称顾问合同），顾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在甲方委托权限范围内，为甲方提供向海口市公安局或三亚市公安局举报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专项法律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进行调查取证，撰写报案书及附件，受托向公安局报案，协调公安局立案，协助公安局进行侦查等。双方协商确定的律师服务费收费金额为55万元。付费时间为本合同生效后三日内支付15万元，公安局立案后三日内支付30万元，余款10万元在公安侦查终结后三日内付清。按照顾问合同的约定，原告于2012年7月16日向信达律师所支付律师费15万元。
2012年8月24日，三亚市公安局根据捷森公司的报案，作出了对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案侦查的决定。原告于2012年8月24日向信达律师所支付律师费30万元，并于2012年9月5日向被告支付服务费250万元。此后，原告要求被告跟进案件进度，被告利用原告的急迫心理，于2012年10月又提供了一份空白《委托服务协议书》，要求原告与之签订，该份空白协议要求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捷森公司从北京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亚公司）受让的23项海南资产权益清收事宜，原告需支付被告23项海南资产权益清收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作为服务费，原告表示不同意，被告于是恼羞成怒，于2012年11月2日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宋孟发出短信，内容如下：“北京的朋友让我正式通知你，海南的事从今天起不再经办，请另请高明。既然你一直怀疑我的能力，我想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祝你顺利！李共扬”。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明显违法，应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据此，请求法院判决如下：一、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服务协议无效；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服务费250万元；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174298元（以25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半年期贷款年利率5.85%上浮50%计算，从2012年9月5日起计算到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2010年6月8日，捷森公司、余建详和吴雪红共同作为甲方、原告和广州盛艺咨询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盛艺公司）共同作为乙方签署了一份《三亚解放西路地块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约定：甲方将捷森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其名下的海南资产包通过转让过户方式质押给乙方，并保留余建祥捷森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此后，余建祥通过伪造公司公章等手段私自处置资产包中的资产，使得原告的资产权益无法实现。原告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未果后，原告的原总经理及股东黄耀良于2012年7月初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帮助找到可以办理追究余建祥职务侵占罪刑事责任的律师，并表示只要公安机关能够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愿意支付300万元给被告作为介绍服务费，介绍服务费以外另行支付律师服务费。被告在海南的朋友众多，知道信达律师所的程晓东律师擅长处理刑事案件，于是承诺提供介绍服务。为确保介绍服务有成效，应黄耀良的要求，双方将律师事务所需办理的事项及办理目的在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双方签署服务协议后，被告立即飞往海口，与信达律师所的程晓东律师进行商洽。经过被告的多轮撮合，原告与信达律师所于2012年7月15日签署顾问合同，约定：信达律师所为原告提供向海口或三亚公安局举报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的专项法律服务，包括提供法律质询、进行调查取证、撰写报案书、委托报案、协助公安局侦查等具体事务。2012年7月16日，原告向信达律师所支付律师费15万元，三亚公安局于2012年8月24日下达立案决定书后，原告于2012年8月24日支付了30万元律师费。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于2012年9月5日向被告支付居间介绍费用250万元。三亚公安局立案后，余建祥同意启动和解程序，向原告退赔赃物，原告请求公安机关暂缓对余建祥进行抓捕，并且因为顾问合同目的已经达到，原告与信达律师所于2013年3月1日签署《解除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协议》，不要求继续对余建祥采取抓捕羁押等强制措施。原告的行为导致原、被告之间关于对余建祥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支付50万元介绍服务费的条件无法成就。综上，原、被告签署的服务协议实质上是居间协议，属于普通的居间民事法律关系性质，该服务协议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余建祥协商和解，导致余建祥未被公安机关抓捕，服务协议约定的支付剩余50万元居间服务费的条件无法成就，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应视为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原告应依约向被告支付居间服务费50万元。据此，反诉请求如下：一、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居间服务费50万元及利息；二、判令原告承担全部反诉费用。
反诉被告（原告）辩称，被告主张双方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为居间合同，并以此为由要求原告继续支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服务协议的合同类型为法律服务合同，而非被告主张的居间合同。1.服务协议第一条“服务内容”约定，由被告为原告申请办理原告控股公司捷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建祥职务侵占立案，由此可知，原告需要被告完成的是法律服务事项，并非被告主张的介绍律师的媒介服务；2.服务协议第二条“服务收费”约定，本项服务收费300万元，并以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正式立案和对余建祥采取强制措施作为付款条件，可以看出，原告向被告支付服务费是以被告办理刑事案件的结果为条件的，并非以被告成功提供介绍律师的媒介服务为付款条件；3.服务协议中没有任何涉及到被告主张的向原告提供介绍律师媒介服务的内容。因此，对照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定义，可以准确判断服务协议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而是法律服务合同，而且是被告以公民个人名义签订的有偿刑事诉讼法律服务合同。二、服务协议明显违反了合同法、律师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三、在服务协议无效的情况下，被告因服务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原告，被告诉请原告继续履行支付服务费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不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8日，原告拟斥巨资参与开发海南三亚解放西路地块的酒店建设项目，为此，在余建祥和盛艺公司已经签订的《三亚解放西路地块合作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基础上，捷森公司、余建详和吴雪红作为甲方、原告和盛艺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约定：甲方将捷森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的公司和个人；甲乙双方共同监管捷森公司的公章和财务印章；捷森公司从建亚公司取得海南资产包后，其中的3项单项资产允许甲方自行处置并过户至甲方指定公司名下，剩余19项单项资产质押给乙方，质押期间，甲方有权对外销售或自行运作19项单项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归捷森公司所有，由双方共同监管。该协议还对土地开发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该协议履行期间，原告认为余建祥利用继续留任捷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机会，伪造捷森公司的印章，私自处置海南资产包的资产，遂以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向海南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多次报案未果后，原告的执行总经理和股东黄耀良出面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帮助办理刑事案件的立案手续。2012年7月10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服务协议，约定：由乙方为甲方申请办理余建祥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手续。本项服务收费共计300万元，为乙方的净收入，如发生税费和其他所有费用均由甲方负责缴纳，服务费按以下时间分期支付：（1）三亚市公安局受理余建祥职务侵占罪举报材料之日，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2）三亚市公安局就余建祥职务侵占罪发出立案决定书之日，甲方向乙方支付200万元；（3）三亚市公安局对余建祥采取强制措施之日，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甲方应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服务费，并为乙方开展上述委托事项提供方便并给予配合。甲方违背协议约定导致乙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甲方违背法律规定擅自解除本协议，即视为乙方已完成全部服务职责，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全部服务费。甲方逾期不支付服务费，即视为甲方严重违约，乙方有权向有管辖权法院起诉甲方，同时甲方所欠服务费视为甲方向乙方的借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
2012年7月16日，经被告介绍撮合，原告（甲方）、信达律师所（乙方）签订了一份顾问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在甲方委托权限范围内，为甲方提供向海口市公安局或三亚市公安局举报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专项法律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进行调查取证，撰写报案书及附件，受托向公安局报案，协调公安局立案，协助公安局进行侦查等。律师服务费的收费金额为55万元，付费时间为本合同生效后三日内支付15万元，公安局立案后三日内支付30万元，余款10万元在公安侦查终结后三日内付清。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依法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归责于解除合同一方的事由外，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甲方确认被告是乙方办理本合同委托事务向甲方履行通知义务的联系人。
2012年7月27日，原告向信达律师所支付律师费15万元。
2012年8月24日，三亚市公安局根据律师代理捷森公司的报案，作出对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的决定书【三公刑立字[2012]279号】。
2012年8月24日，原告向信达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0万元。
2012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支付服务费250万元。
2012年9月14日，黄耀良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其手中持有的原告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不再担任原告的执行总经理职务。
2013年3月1日，原告与信达律师所签订一份《解除〈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约定：双方自愿解除之前签订的顾问合同，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的费用，乙方无需向甲方退还，甲方尚未向乙方支付的费用，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乙方已经完成的工作应当全部移交甲方，移交后由甲方自行向公安机关主张相关权利。
2012年10月，被告主动提出为原告办理控股子公司捷森公司的资产权益清收事宜，条件是原告按清收总收入的50%向其支付服务费，原告阅知被告事先拟定好的《委托服务协议书》的内容后，不同意签署该协议。被告于2012年11月2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宋孟发送了两则短信，内容为：“北京的朋友让我正式通知你，海南的事从今天起不再经办，请另请高明”；“既然你一直怀疑我的能力，我想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祝你顺利！李共扬”，双方因此产生龃龉，此后关系迅速恶化。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一致确认三亚公安局尚未对余建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服务协议是否属于法律服务性质以及服务协议有关代理报酬的条款是否有效，具体分析如下：
合同是当事人为实现一定目的达成的合意，合同性质由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和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决定。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签约的目的是为了办理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事宜，对被告辩称的居间介绍律师只字未提，服务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办理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事宜密切相关，就连服务费的收取也与立案进展情况挂钩。综合以上两点，应认定服务协议是双方基于办理余建祥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事宜的目的，由原告委托被告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合同。
自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相关法律、法规均明文禁止非律师的公民代理人从事有偿诉讼代理或辩护业务，1996年律师法第十四条、2001年律师法第十四条和四十六条第二款均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辩护业务，2007年、2012年律师法第十三条也均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或者辩护业务”；《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司法通[1992]62号）第三条、《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司法函[1993]340号）均明确规定禁止非律师的公民个人进行有偿法律服务。除此以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作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费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法规一直以来对非律师的公民个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持否定态度，虽然2007年、2012年修订律师法后，新法第十三条未再明确规定禁止非律师的公民个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但禁止非律师的公民个人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仍应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律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该条款与律师法第十三条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律师法第十三条具有禁止非律师的公民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含义。综上，被告向原告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违反了律师法第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无效，不受法律保护，鉴于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开展了服务工作，存在差旅费等实际支出，本院酌情确定原告向被告支付50万元的差旅费等杂费，余款200万元被告应如数返还原告。因服务协议被确认为无效，自始不具有可履行性，被告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剩余50万元服务费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深圳市富海宏基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共扬于2012年7月10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协议书》无效；
二、被告李共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海宏基投资有限公司返还服务费200万元；
三、驳回原告深圳市富海宏基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李共扬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819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7108.8元，被告承担21085.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已由被告预交），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华
人民陪审员 邱 权 渭
人民陪审员 杨 晓 萍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黄月莹（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第五十五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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