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9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纪福，男，195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云霞，女，195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严嫣，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田其锐，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小丹，女，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闸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某，女，201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闸北区。
法某某（系方某某之母），女，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闸北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蔚飞，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思维，男，198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朱纪福、施云霞因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5）闸民三（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纪福、施云霞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严嫣、田其锐，被上诉人朱小丹及其与被上诉人方某某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梁蔚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朱思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小丹与方某某系母女，朱纪福与施云霞系夫妻，朱小丹与朱思维系两人所生子女。上海市闸北区天潼路XXX弄XXX号下中厢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是朱纪福承租的公房。
2014年2月，拆迁部门（甲方）与朱纪福（乙方）分别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上海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前者载明：房屋性质为公房，建筑面积5.50平方米，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货币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75，742.5元，其中评估价格为78，540.00元=17，850元／平方米×5.50平方米×0.8、价格补贴为29，452.50元=17，850元／平方米×5.50平方米×0.3、套型面积补贴为267，750.00元=17，850元／平方米×15平方米；甲方另支付乙方居住困难货币补贴款724，300元=（7，000元／平方米＋3，000元／平方米）×（22平方米／人×5人（核定人口）-货币补偿款／10，000元／平方米）；甲方另支付搬家费补贴500元、设施移装费1，580元、被拆面积奖11，000元、协议签约奖30，000元、按时搬迁奖10，000元；上述费用共计1，153，122.50元。朱小丹已怀孕，婴儿安置款22万元，此款在2015年1月31日前凭出生证和申报本市户口领取。
后者载明：房屋性质为公房，房屋用途非居，建筑面积11.90平方米，甲方应当支付乙方个体户补偿款351，288元=36，900元／平方米×11.9平方米×0.8、停产停业损失4，760元、装潢补贴11，900元、拆迁安置补贴178，500元=15，000元／平方米×11.9平方米、搬家补贴500元、执照补贴100，000元、被拆面积奖59，500元=5，000元／平方米×11.9平方米、协议签约奖60，000元、按时搬迁奖20，000元。以上各项补偿合计786，448元。
根据2014年9月16日的《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签到表》，“居住部分”除上述协议载明的钱款外，拆迁部门另给付了商品房补贴201，106.80元、一次性帮困602，429.50元，安置金额合计1，985，158.80元；“非居部分”拆迁部门另给付了一次性帮困1，900，000元，安置金额合计2，686，448元。
甲、乙双方签订的《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确认乙方订购的期房为3套：龙盛雅苑彭越浦六号地块5幢单元7号1802室（一房，实测面积48.59平方米，总价991，236元），浦江宝邸浦江镇121号D块30幢西单元21号803室（二房，预测面积76.05平方米，总价740，370.96元）；桥东二期7幢西单元1401室（三室一厅，预估面积128.6平方米，总价2，842，060元）。乙方被拆迁面积5.5平方米，甲方发放14个月的过渡费28，000元。
2015年1月22日，朱小丹、方某某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依法分割本市闸北区天潼路XXX弄XXX号拆迁补偿利益，朱小丹、方某某获得龙盛雅苑彭越浦六号地块5幢单元7号1802室产权，另外获得现金86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1994年5月，在系争房屋地址上登记注册了名为“上海江星高分子综合经营部”的营业执照，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朱纪福。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记载，法院确认，五名当事人均应属于系争房屋的拆迁安置人员。其中“居住部分”适用托底保障政策，且协议载明方某某可得拆迁补偿利益为22万元，对此法院以表示确认；至于朱小丹补偿利益，考虑双方的户籍、居住以及贡献大小等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为40万元。依照本市相关政策，利用房屋进行经营的人是承租人或同住人的，可以适当多分，故对于“非居部分”拆迁补偿利益可由营业执照申领人朱纪福适当多分；但鉴于拆迁部门在协议外另给付了一次性帮困补助190万元，该款系对被拆迁户的整体补偿，故当事人双方作为受安置人员均可适当享有，法院据此依法酌定朱小丹、方某某可获得“非居部分”拆迁补偿为40万元。再结合双方的人员结构、受安置房屋的套数、面积等因素，法院认为朱小丹、方某某可以分得龙盛雅苑安置房屋。
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朱小丹、方某某分得龙盛雅苑彭越浦六号地块5幢单元7号1802室安置房屋，朱纪福、施云霞、朱思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朱小丹、方某某办理上址房屋的进户及产权登记手续，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规定各自承担；二、朱纪福、施云霞、朱思维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朱小丹、方某某拆迁安置补偿款28，764元。
朱纪福、施云霞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朱小丹知悉本人怀孕的时间为2014年3月17日，其向动迁公司告知怀孕情况的时间为2014年6月5日，而朱纪福和动迁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2月10日，因此动迁公司不可能给予方某某住房安置。实际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规定，方某某只能获得婴儿安置款22万元。关于“居住部分”适用托底保障政策，因此朱小丹、方某某只享有每人22万元的托底保障数，原审酌定朱小丹享有40万元的居住部分补偿利益，对朱纪福方明显不公。关于“非居部分”，动迁公司在协议外另给付了一次性帮困补助190万元。该笔补助是考虑到朱纪福长期失业，目前还未到退休年龄的客观情形而给予的，与朱小丹、方某某无关。同时，系争房屋能够“居改非”也完全是朱纪福一个人的贡献结果。1993年朱纪福单位倒闭，当时政府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朱纪福利用系争房屋沿街面的优势开了个小店，并申领了营业执照，系争房屋从此“居改非”。而朱小丹的户口是1996年6月24日才从外地迁入，方某某是在2014年11月13日报出生的，故两人对系争房屋“居改非”没有任何贡献，不应当分得“非居部分”的一次性帮困补助。综上，朱小丹、方某某仅可获得50万元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朱小丹、方某某辩称：朱小丹、方某某是系争房屋的被拆迁安置对象，关于“居住部分”原审法院判令朱小丹可分得40万元，方某某分得22万元是恰当的。关于“非居部分”，朱纪福并非实际经营人，只是营业执照的挂名人。朱小丹实际办理了营业执照的税务等其他事宜，对该部分补偿应享相应的利益。另外协议之外的补偿，特别是190万元帮困补助费用是发生在朱小丹怀孕之后，方某某对该笔补偿款亦享有一定利益。原审法院判决朱小丹、方某某所享有的权利已低于其应享有的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朱思维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系争房屋为公房，在系争房屋的“居住部分”的拆迁安置中，朱小丹、方某某、朱纪福、施云霞、朱思维均为托底保障对象，均可分得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而“非居部分”亦系对整个拆迁户的补偿，并非对营业执照申领人一人的补偿，但朱纪福作为营业执照的申领人可适当多分，朱小丹、方某某作为系争房屋的拆迁安置对象亦可分得适当的拆迁安置利益。原审法院根据系争房屋本次拆迁共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金额，酌情确定朱小丹、方某某可获得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102万元并无不妥。鉴于本次拆迁当事人双方共配得安置房屋三套，原审法院结合双方的人员结构以及可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金额，确定朱小丹、方某某可获得龙盛雅苑安置房屋亦无不妥。朱小丹、方某某获得龙盛雅苑安置房屋后，对其余两套安置房屋不再享有任何利益。综上，朱纪福、施云霞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00元，由上诉人朱纪福、施云霞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徐晨
审 判 长 丁康威
审 判 员 徐 江
代理审判员 俞 璐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薛凤来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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