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36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炳超，男，195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金，女，196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哲，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炳教，男，195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珠爱，女，李炳教的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更裕，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炳超、邓金因与被上诉人李炳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炳超、邓金均上诉请求：依法纠正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审理欠缺考虑。二、关于一审判决涉及到两笔50万元共100万元的问题，根据双方在一审提交的对数表，可以显示100万元是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以下简称星宝电池厂）与江门市外经贸易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之间的预付货款，外经贸公司向星宝电池厂购买电池，通过利息扣减部分货款。根据李炳教提交的借条，可以显示100万元是用于星宝电池厂。根据双方的结数表显示，星宝电池厂与外经贸公司一直有经济往来和结算，涉及电池买卖产生货款的主体均为星宝电池厂，与个人无关。相关发票也证实星宝电池厂与外经贸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期间，李炳教一方确认该笔款项是用于星宝电池厂而非个人。2000年1-3月的对数表中有星宝电池厂盖的公章并经对方在一审过程中确认。根据2000年7-9月的对数表中对相关货款的扣减，可以显示该笔款项是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个人无关。根据法律规定，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是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可以计算利息。而梁炳超的签名仅是代表星宝电池厂。因此，李炳教无法证实涉案的100万元是个人借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李炳教应提交1999年的相关银行流水凭证，但其一直未提供。因此，10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和是否为个人债务，法院应当结合借款金额、款项的交付以及当事人当时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根据李炳教提交的存折，梁炳超有理由认为其没有借款能力。综上，根据基础法律关系和相关证据，该债权纠纷不是民间借贷。三、关于上述100万元，已超过诉讼时效。假设法院认为该100万元借款成立且为个人债务，根据李炳教提交的2000年4-6月的对数表，还款日期是李炳教书写的，第一笔是2001年1月20日止，第二笔是2001年11月30日止，另借款协议书中有写相关的还款期限，梁炳超是星宝电池厂的甲方代表签名。因此，因此该诉讼时效已超过。四、关于2002年2月5日的8.6万港币的问题，李炳教只有借据而无借条，其应当对是否实际履行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002年2月5日，梁炳超身在香港，无法签名，2002年2月5日的借据并非梁炳超签名，而在2007年诉讼中相关对数表是没有梁炳超签名的，因此，上述借据和相关对数表是伪造的。五、关于2001年1月19日的5万港币的意见与上述8.6万港币的意见一致。五、关于邓金是否承担梁炳超涉案债务的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中并无邓金的签名，故与其无关。被上诉人李炳教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于2016年4月立案后，经双方多次举证、质证及辩论，一审判决已将案情陈述得十分清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是根据本案事实，援引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依法作出判决的。三、本案实体判决基本正确，但仍有瑕疵。关于100万元债务是否为梁炳超、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一判决书认为100万元款项为梁炳超用于星宝电池厂经营所需，不应认定为梁炳超、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李炳教对此不认同。理由是：梁炳超开办经营的星宝电池厂是在梁炳超、邓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星宝电池厂不是梁炳超一方独自占有的个人财产，夫妻二人也没有任何约定归梁炳超一方所有，故星宝电池厂也是梁炳超、邓金夫妻俩的共同财产，电池厂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同样应归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不可能认为只归丈夫一方所有而剥夺了另一方的权利及义务。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年星宝电池厂为此而产生的债务，理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应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夫妻共同债务，邓金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撤销第三项判决，改判由梁炳超、邓金共同承担40万元产生的相应利息，驳回梁炳超、邓金的无理上诉。四、关于100万元的问题，梁炳超的陈述不属实。100万元的借款是梁炳超亲自签名的，其对此有申请司法鉴定，但由于未交纳费用导致司法鉴定没有进行。上述100万元有对数表和电话录音予以证实。五、关于主体的问题。星宝电池厂是梁炳超开办的，李炳教是外经贸公司外驻人员，当时收入较高，完全有借款能力。鉴于双方的乡里关系，李炳教借款给梁炳超。六、由于双方之间的纠纷发生久远，梁炳超、邓金认为本案适用新的司法解释于法无据。当时梁炳超经营星宝电池厂所赚取的钱是用于家庭开支，邓金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责任。七、梁炳超、邓金在一审时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2000年4-6月的对数表记载的是利息计算截止日期，不是还款期限。李炳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炳超、邓金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181160元；2、梁炳超、邓金立即清偿借款利息4044005.36元（暂计至2016年3月1日止，以月息2%计算）；3、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梁炳超、邓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炳超原为星宝电池厂的法定代表人。2000年4月，梁炳超向李炳教签名确认《2000年1-3月对数表》，该表记载的内容有：1、接99年12月对数欠款239262.60元；2、50万息自1月3日至4月2日为33000元，50万息自1999年11月30日至2000年2月29日为33000元；3、第十期还本息、山庄数，因第九期未还10万本，利息还按未还本金前支付24000元。4、上述利息合计90000元，合共欠息319262.60元。2000年6月15日，梁炳超向李炳教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借到李炳教人民币现金10000元。2000年6月28日，梁炳超向李炳教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借到李炳教人民币现金30000元。2000年7月10日，梁炳超向李炳教签名确认《4-6月份对数表》，该表记载以下内容：1、4-6月累计共取电池合计444754.72元；2、接2000年1至3月对数欠余款17354.88元、欠代购电池厂电池款68096元、欠借款利息319262.60元，1-3月共欠404713.48元。4至6月借款169200元，欠代购R14电池款7000元，4-6月借款利息90000元。1至3月加4至6月共欠款670913.48元，减去4至6月取电池款后实欠226158.76元。3、注：4至6月利息为“2001年1月20日止50万借款3／433000元，2001年11月30日止，50万借款29／533000元，山庄11期利息24000元”。2000年12月28日，梁炳超又分别在《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上签名确认，其中《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记载以下内容：1、累计共取电池实结82153.40元；2、接2000年4至6月对数欠余款226158.76元，7月17日代购江门R14欠款7000元，7至9月借款73000元，7至9月借款利息90000元（利息50万8月29日应付33000元，50万7月3日应付33000元，山庄12期24000元），共欠396158.76元；3、扣除电池数后，9月30日止实欠314005.36元。《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记载以下内容：接上七-九月欠314005.36元，山庄12月30日应付第十三期利息24000元，10月3日应付50万利息33000元，11月29日应付50万利息33000元，2000年12月30日止实欠利息404005.36元。2001年1月19日，梁炳超向李炳教签名出具《借据》一份，其内容为：今借到李炳教现金人民币50000元正（伍万元正），以香港票2张共50000元正港币折换，到日不能对兑追究一切责任。此外，梁炳超向李炳教签名确认《借据》一份，内容如下：今换借到李炳教现金人民币100万元正（1000000.00），旺角山庄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正（400000.00），特写此为据。另借港币86000.00元正（捌万陆仟元正）。梁炳超的签名位于该借据落款日期“2002-2-5”下面，梁炳超的签名后面、下面均没有再书写日期。另，梁炳超与邓金在庭审时确认两人自1981年12月登记结婚，至今仍为夫妻关系。又，李炳教就梁炳超、邓金因经营阿炳山庄需要向其借款40万元的事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梁炳超、邓金返还借款370100元。一审法院于2007年7月31日对李炳教的起诉进行了受理。该案件经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调解后，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以（2007）蓬民一初字第147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以下协议：一、梁炳超、邓金确认欠李炳教的款项为381400元。二、梁炳超、邓金定于从2007年12月起，每月月底前偿还4000元给李炳教，直至还清款项止。梁炳超、邓金如有任意一期不能如期还款给李炳教，则李炳教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余下尚欠的全部款项。三、一审案件的案件受理费6852元减半收取3426元，诉讼保全费2370元，合共5796元由梁炳超、邓金共同负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按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李炳教以梁炳超、邓金拖欠其借款未还提起本案诉讼，而李炳教、梁炳超、邓金均为个人，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李炳教与梁炳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对于李炳教所主张的借款中100万元借款事实的认定。从李炳教所提交的四张对数表均可反映两笔50万元、合共100万元款项利息均以“33000”元计算的内容。该些对数表均由梁炳超签名确认，其中，梁炳超确认《2000年1-3月对数表》、《4-6月份对数表》中的签名是其本人亲笔签名，故一审法院对该两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另，对于《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上“梁炳超”的签名，梁炳超虽抗辩称不是其本人签名，但在一审法院征询其是否对此进行笔迹司法鉴定后，梁炳超先是申请对该两份证据进行笔迹的司法鉴定，后在一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程序期间，没有按照规定预交鉴定费用而致使司法鉴定程序终止，故应视为梁炳超放弃对该两份证据进行笔迹司法鉴定申请处理。梁炳超虽主张李炳教在提起（2007）蓬民一初字第1477号案件时所提供的《七-九月对数表2000年》、《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上没有“梁炳超”的签名从而应当认定李炳教在本案中所提交的对数表为伪造的，但现实中不排除当事人对相关文本资料保留有副本、草稿的情况，该些副本、草稿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亦属正常。对于李炳教所提交的证据中“梁炳超”签名的真伪，以笔迹比对进行的司法鉴定结果更为科学、权威，梁炳超放弃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由梁炳超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李炳教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并能与梁炳超所确认的《2000年1-3月对数表》、《4-6月份对数表》内容相衔接，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李炳教所提交的上述《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的真实性。从该些对数表的内容看，记载两笔50万元为“借款”，“利息”在记账周期内（一季度）均为33000元，梁炳超在该些对数表上签名即为向该对数表的持有人作出确认该两笔50万元借款的存在、利息计算正确的意思表示。梁炳超虽称该两笔50万元的借款是外经贸公司预付给星宝电池厂、用于购买电池的款项，但一方面该说法与对数表上所记载的“借款”所表述的含义存在差别，另一方面，外经贸公司为企业法人，对于大笔资金的使用应有较严谨的制度，而梁炳超未能提供星宝电池厂与外经贸公司就该100万元款项的用途达成的书面协议用于证明，况且《4-6月份对数表》、《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明确记载了该两表的持有人购买了电池、产生货款的情况存在，而该些货款并没有在两笔50万元款项中予以扣除，利息同样各自按照50万元计算，与梁炳超所陈述的“预付货款”的性质明显不相符合。梁炳超所提交的发票也不能证明四份对数表所记载的电池买卖与星宝电池厂所开具给外经贸公司的发票上所记载的买卖关系有关联，故梁炳超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结合梁炳超与李炳教妻子何珠爱的电话通话中，在何珠爱追问其拖欠李炳教100万元和40万元如何处理时，不予以正面回应的情况，以及落款日期为2002年2月5日的《借据》中梁炳超再次作出确认“今换借到李炳教现金人民币100萬元正（1000000.00）”的意思表示内容看，李炳教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形成一较为完整证据链，相互印证梁炳超向李炳教两次借款50万元、合共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梁炳超虽认为李炳教所提交的2002年2月5日的借据不是原件，但在李炳教提交该证据的原件后，先是对该证据是否原件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后没有按照规定预交鉴定费用而终止司法鉴定的进行，同样视为其放弃司法鉴定的申请处理。故一审法院确认李炳教已经提供了证据的原件，该证据的形式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另，对于梁炳超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查询记录》，其在多次庭审后才予以提交，一方面已远远超出举证期限，另一方面，该借据的落款日期书写在梁炳超签名之前，与日常生活中先签名、后写日期的书写习惯不相符，该日期并不一定代表梁炳超签署借据的时间就发生在2002年2月5日的当日。并且，梁炳超确认借据的主要内容并非其本人书写，由此存在持有人在书写该借据的主要内容与落款日期后再另行找时间要求梁炳超确认的可能性。因此，一审法院对梁炳超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该《借据》上所记载的三笔借款，分别涉及本案争议的上述100万元（两笔50万元）、经营山庄借款40万元、港币86000元的借款，其中的40万元借款已经经过一审法院审理、主持调解下，由梁炳超、邓金确认欠款的事实并承诺予以偿还，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亦佐证了上述借据内容的真实性。因此，结合上述对数表与《借据》、通话录音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梁炳超分别于1999年11月30日、2000年1月3日前向李炳教各自借款50万元，并约定每笔借款利息按照每季度33000元计算的事实。其次，对于100万元外的181160元借款事实的认定。梁炳超对李炳教所提交的2000年6月15日、2000年6月28日的《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梁炳超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两张借条的真实性。依该两借条所记载的“今借到李炳教……”的内容反映，是梁炳超向李炳教个人先后借款10000元、30000元，与梁炳超所陈述的用于星宝电池厂、应为星宝电池厂与外经贸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不符，故一审法院对梁炳超的有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2001年1月19日的借据，梁炳超庭审时表示无法确认是否真实，而李炳教提交的证据有原件，证据的形式合法，在梁炳超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和申请司法鉴定证明该证据不真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梁炳超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据上所记载的支票存在不能兑换的情况，故一审法院确认其依该借据向李炳教借款50000元港币的情况。对于2002年2月5日《借据》中所记载的三笔借款中的港币86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确认该《借据》的真实性，结合借据中40万元借款经过梁炳超、邓金与李炳教在诉讼过程中予以确认的情况，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借据中三笔借款均属实，梁炳超未能提供证据或不进行司法鉴定程序对李炳教所举证据进行反驳，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梁炳超合共向李炳教借款人民币1040000元、港币136000元。李炳教所提交的有关借条、借据及对账凭证虽没有约定涉案借款的借款期限，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李炳教可随时向梁炳超主张权利。李炳教提起本案诉讼后，梁炳超至今没有向李炳教还款付息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二、李炳教与梁炳超之间的借款利息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对于100万元的利息问题，从四份对数表可以看出，双方在实际中按照季度进行计算支付，每50万元每季度均为33000元，折算为月息2.2%、年息26.4%，已经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中年息不得超过24%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调整该两笔借款的利息按照年息24%计算支付。对于其他借款的利息计算问题，相关借据并没有记载该些款项的借款期限、利息和逾期还款责任问题，故应视为双方没有对该些借款的利息计算、借款期限进行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李炳教主张提起本案诉讼前该些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李炳教提起本案诉讼后的利息，双方虽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但依照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梁炳超应自李炳教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支付该些借款的利息给李炳教。对于李炳教所主张的已经双方调解处理的40万元借款利息如何处理的问题。因该40万元借款与李炳教在本案中主张的其他借款不是同时所产生的款项，不是基于相同的借款事由产生的关系，李炳教并已就该笔借款的借款合同关系在此前的诉讼中予以解决，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在本案中合并处理。李炳教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处理。三、邓金是否应对梁炳超涉案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邓金与梁炳超自1981年12月登记结婚至今，涉案债务发生在两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两笔50万元合共100万元借款是否梁炳超、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该两笔借款的金额较为巨大，已经超出一般人的家庭生活开支所需的资金范围，李炳教在庭审时亦确认该些款项为梁炳超用于星宝电池厂经营所需，故该两笔借款不是梁炳超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举债的债务，不应认定为梁炳超、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其他款项，由于该些款项数目不大，李炳教与梁炳超在有关借条、借据中并没有明确该债务为梁炳超的个人债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为梁炳超、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另，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部分的内容来看，涉案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主要还是在举债人的配偶一方。若举债人的配偶认为该举债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则举债人配偶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邓金没有对其抗辩意见提供证据，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此，邓金应当对梁炳超的涉案债务中的人民币40000元借款和港币136000元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梁炳超应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人民币1040000元、港币136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分两部分：1.其中1000000元人民币的利息自1999年11月30日起至2000年1月3日止以本金500000元、自2000年1月4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000000元，分别按照年利率24%计算；2.40000元人民币及港币136000元的利息自2016年4月14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给李炳教。二、邓金对梁炳超的上述债务中的借款人民币40000元、港币136000元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梁炳超、邓金逾期履行上述判决内容的，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李炳教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376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53376元，由李炳教承担100元，梁炳超承担53276元，邓金对梁炳超所承担部分中的7991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3月29日，李炳教的妻子何珠爱通过电话向梁炳超催收借款，双方当时的通话内容部分摘录如下：“何珠爱：你一共欠李炳教多少钱？梁炳超：你说有多少？何珠爱：起码两百万。梁炳超：到时先看看。何珠爱：你必须讲清楚数字？梁炳超：一个不知道是90多万元还是100万元，一个是40万元。何珠爱：还有几万元港币，还有几张零散欠条。梁炳超：港币已拿回厂用了，不要再说了。何珠爱：所以和你沟通解决问题，是否确定这个数？100万元和40万元。梁炳超：是的，我记得。”又查明，梁炳超在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申请对本案中李炳教提交的证据《七-九月份对数表2000年》、《十-十二月份对数表2000年》、2001年1月19日《借据》、2002年2月5日《借据》进行笔迹鉴定以及是否原件进行司法鉴定，后由于梁炳超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预交鉴定费用，一审法院视为梁炳超放弃申请鉴定处理，由此终止司法鉴定程序。再查明，梁炳超对李炳教提交的《4-6月份对数表》、2000年6月15日的《借条》、2000年6月28日的《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李炳教请求梁炳超偿还借款人民币1040000元、港币136000元及利息的依据是否充分；2、邓金对梁炳超的上述债务中的借款人民币10000元、人民币30000元、港币50000元、港币86000元的本息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炳教主张梁炳超向其借款人民币1040000元、港币136000元，而梁炳超则抗辩借款的主体是江门市外经贸易进出口公司和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并非其个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和港币86000元。从李炳教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中：1.2002年2月5日的《借据》1份，该《借据》明确记载借到李炳教人民币100万元、旺角山庄借款人民币40万元、另借港币86000元，梁炳超作为借款人的身份在该《借据》上签名，该借据表明借款人是梁炳超而不是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2.先后《对数表》共4份，该对数表均记载了上述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和旺角山庄借款人民币40万元的信息，且均有梁炳超签名确认，表明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是经过梁炳超本人先后多次确认；该对数表并没有明确借款人是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相反，是由梁炳超本人签名，且该对数表以及上述借据中记载的关于旺角山庄的借款人民币40万元已在一审法院审理的另一案[（2007）蓬民一初字第1477号]中经过梁炳超和邓金确认为个人借款以及出借人为李炳教，由此，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借据》和《对数表》是李炳教和梁炳超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凭证，而并不是梁炳超所辩称的江门市外经贸易进出口公司和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之间的对账。虽然其中的《2000年1-3月对数表》加盖了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的印章，但该行为是否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达成过债务加入或者债务转移等情形，梁炳超对此并无作出合理说明，也并未举证证明其本人有法定或约定债务已免除的法律效果；也不足以推翻前面书证证明其是订立借款合同的借款人的事实，而且最后梁炳超在2002年2月5日的《借据》上仍然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名确认借款。此外，梁炳超辩称该《借据》和《对数表》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但其在申请笔迹鉴定后又不按规定缴纳鉴定费用导致鉴定程序终止，故梁炳超对其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本院确认上述《借据》和《对数表》上梁炳超签名的真实性。3.《电话录音》1份，从该电话录音的内容来看，李炳教当时询问梁炳超是否确认尚欠借款100万元和40万元，梁炳超当时回答“是的，我记得”。因此，梁炳超在通话中确认的借款金额与上述《借据》和《对数表》记载的借款金额是一致的。从双方的通话内容还可以看出，李炳教除了主张借款100万元和40万元外，还主张存在其他的借款，而梁炳超则认为其他的借款是用于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可见，梁炳超当时仅仅是认为其他的借款是用于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而并没有主张上述借款100万元和40万元是用于新会司前星宝电池厂，由此也可以印证上述借款100万元是梁炳超的个人债务。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梁炳超向李炳教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和港币86000元的真实性。（二）关于借款港币50000元。李炳教提交了2001年1月19日的《借据》，该《借据》明确记载向李炳教借款港币50000元，梁炳超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名。虽然梁炳超也辩称该《借据》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但其在申请笔迹鉴定后又不按规定缴纳鉴定费用导致鉴定程序终止，故梁炳超对其抗辩同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该《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通话录音显示双方在通话中谈到“还有几万港币，还有几张零散欠条”等内容，本院对李炳教主张的借款港币50000元予以采信。（三）关于借款30000元和10000元。李炳教就此分别提交了2000年6月15日、2000年6月28日的《借条》各1份，梁炳超对此未表异议，本院对该借款予以确认。此外，梁炳超辩称上述借款中的港币86000元、港币50000元、人民币30000元和10000元，当时按照汇率折合人民币为169200元，该款正是2000年《4-6月份对数表》中的“4-6月借款169200元”并予以进行了扣减。对此，经查，根据本案的借据显示，上述港币50000元和港币86000元的借款时间分别是2001年1月19日和2002年2月5日，均在《4-6月份对数表》中2000年4-6月借款的时间之后，显然不包括在其中。因此，梁炳超该抗辩意见缺乏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炳教与梁炳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判决梁炳超偿还借款人民币1040000元、港币136000元以及根据借据、对数表的约定来确定利息的计算时间和计算标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上述借款人民币10000元、人民币30000元、港币50000元、港币86000元均发生在梁炳超与邓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没有约定为梁炳超个人债务；其次，上述借款的金额不大，从借据显示的时间来看，借款发生的时间间隔较长，用于家庭开支的可能性较大；再次，从一审法院（2007）蓬民一初字第1477号民事调解书可知，梁炳超、邓金在该案中确认曾经向李炳教借款40万元用于经营旺角山庄并同意偿还。由此可见，梁炳超、邓金当时确实需要向外借款，而本案借款人民币10000元、人民币30000元、港币50000元、港币86000元发生的时间与其经营旺角山庄的借款40万元的时间基本是同一时期。因此，本案上述借款用于梁炳超、邓金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人民币10000元、人民币30000元、港币50000元、港币86000元为梁炳超与邓金的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邓金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炳超、邓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376元，由梁炳超、邓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梅审判员  黎景欣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