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民终24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应梅，女，1980年9月2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贵州省岑巩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均，男，1939年8月2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务农，住贵州省岑巩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慧琳，女，2006年9月15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住贵州省岑巩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再垒，男，2008年8月31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住贵州省岑巩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工商执照号：520000000011789,住所地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30号。负责人：王方勇，系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虎，贵州集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岑巩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6民初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岑巩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626民初382号《民事判决书》所作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针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向上诉人亲属杨长闵（投保人）依法履行了“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释义等”均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依法属于格式条款。（二）被上诉人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格式条款未依法履行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合同法》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针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应当同时履行注意提示和明确说明两项义务。具体到本案，针对被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释义”等免除赔偿责任的条款未依法对投保人杨长闵履行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详细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对《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第三项的“自驾车”、“私家车”、第十一条“释义”中“注”下面的“私家车及后面的释义内容”、第十一条“释义”中“（4）不包括以下车辆”下面的“工程作业车”未采取用非黑色字体、扩大字号、文字加粗、文字下面划横线、手形图标等特别标识引起投保人杨长闵的注意，让投保人杨长闵明白此款中私家车不包含“工程作业车”。2、被上诉人对《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第三项的“自驾车”、“私家车”、第十一条“释义”中“注”下面的“私家车及后面的释义内容”、第十一条“释义”中“（4）不包括以下车辆”下面的“工程作业车”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未对投保人杨长闵进行了口头或书面明确说明，导致投保人杨长闵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具体所指向或所理解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三）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录音光盘及电脑截屏”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格式条款未依法履行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从本案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之“录音光盘及电脑截屏”来看，该录音显然不能证明具体的通话号码、谁与谁通话，且通话的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纸质的回访清单所载明的内容存在巨大的区别，纸质的回访清单所载明的内容非常之多，但录音的时长明显较短，该录音明显被剪辑或者被使用其他技术处理过，并不是原始的通话凭证，故该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被上诉人就保险条款向投保人杨长闵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是错误的。同时，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针对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是要求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履行该项义务”，而不是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后回访履行该项义务”。（四）从本案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被上诉人代理人自认的事实来看，也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就保险合同中的免除赔偿责任的格式条款依法未对投保人杨长闵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1、根据上诉人黄应梅本人陈述：姚孟珍（涉案保险经办人）得知杨长闵事故发生后，及时到过三穗事故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并看望杨长闵，姚孟珍主动联系上诉人黄应梅，多次告知杨长闵驾驶车辆死亡中国人寿保险可以理赔30万元。2、杨长闵遗体运回岑巩天马老家，姚孟珍还到过杨长闵老家帮忙两天，直到杨长闵上山，期间，姚孟珍多次向帮忙的群众（包括但不限于杨长兴、张刚等人）说“杨金（杨长闵）到我们保险公司买得有保险，可以赔30万”，杨长闵家帮忙的人及部分亲戚都知道“杨长闵死亡保险公司可以赔30万元”这回事。3、通过证人张刚、杨某1、姚某等证人的证言，足以证实姚孟珍承认“其当时也没注意保险条款中有私家车和营运车的区别，不知道营运车只能赔4万元，私家车才能赔30万元”这一事实。4、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2均在2016年12月14日到被上诉人姚孟珍代理点购买了与涉案保险一样的“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杨某2均在岑巩天马街上从事“瓷砖销售”已有五年有余，其有固定的门面，其名下有一辆货车用于进货时和销售瓷砖时运输，其基本上每天都要驾驶这辆货车进货、送货。杨某2均也明确证实，姚孟珍向其推荐保险以及其投保时，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相关概念、保险责任”并未作任何形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5、根据杨长兴的证言，杨长闵在姚孟珍处投保时，杨长兴在场，杨长兴只听到姚孟珍说“每天只要一块多钱，搭倒（摔倒的意思）就可以赔”，并未看到或者听到姚孟珍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相关概念、保险责任”向杨长闵作任何形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6、根据杨林光、代国龙的证言，二人曾在被上诉人销售人员姚孟珍处投保了车辆财产保险时，姚孟珍针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相关概念、保险责任等”姚孟珍未作任何形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7、本案被上诉人的代理人1闫凯、田仁萍称针对“工程作业车”等名称的概念就以不是专业的人员无法作出解释，针对“自驾车”解释为“自家的车辆”，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岑巩分公司主要负责人就不清楚格式条款中相关词语释义的具体内容，被上诉人的姚孟珍等销售人员也不可能清楚、明白合同条款的具体解释。一个不清楚、不明白合同条款的具体解释的销售人员在投保人投保时针对合同条款也是不可能向投保人作出注意提示和明确说明的。8、杨长闵购买“湘Ｎ×××××轻型自卸货车”的目的和初衷也是为了长期运输电杆，如果杨长闵投保时姚孟珍明确提示及明确告知了涉案保险条款中驾驶货车只能赔偿4万元，而不是30万元，深信杨长闵不会购买涉案这款保险，毕竟赔偿数额太低，没有投保价值。（五）涉案保险属于在被上诉人处现场购买，并不属于通过网络、电话等形式购买，一审法院适用《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之规定，从本案一审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针对保险合同之《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释义等”格式条款依法对投保人杨长闵履行了注意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涉案保险合同之《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释义”等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及本案上诉人均没有法律约束力。二、上诉人对本案保险合同中的“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的解释与被上诉人的解释不同，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不属于“私家车标准”是错误的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一）针对“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具体如下：序号概念被上诉人解释上诉人解释1自驾车自己家的车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的车辆2私家车见保险条款释义私人出资购买的车辆，由于机动车是动产，不是不动产，针对私家车的权属不仅要参考法定登记，也要参考谁出资、谁使用、谁受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认定3工程作业车被上诉人代理人以不是专业人员，拒绝对工程作业车的概念进行解释在工程工地上进行施工作业的车辆，一般指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铲运机、吊车、装载机、起重机，通常理解不应包含货车。（二）“湘Ｎ×××××轻型自卸货车”应认定为“私家车”，且不属于“工程作业车”“湘Ｎ×××××轻型自卸货车”属于营运车辆，需要营运资质方能从事营运活动，以致杨长闵将涉案车辆登记在“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下从事经营活动，该公司仅按年向杨长闵收取一定数额的挂靠管理费。机动车是动产，不是不动产，针对私家车的权属不仅要参考法定登记，也要参考谁出资、谁使用、谁受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认定。涉案货车，是由投保人杨长闵出资购买的，虽然车辆为按揭方式购买，以“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名义贷款，但车辆的首付款、按揭款、上户费、保险、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全部是杨长闵出资支付的，杨长闵出资购买“湘Ｎ×××××轻型自卸货车”的目的和初衷是为了运输电杆，且该车辆上户后一直由杨长闵具体使用。按照通常理解，工程作业车是指在工程工地上进行施工作业的车辆，一般指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平地机、铲运机、吊车、装载机、起重机；而货车并不必然的出现在工地上，电杆实际所使用的位置并不完全在一个工地范围内，而基本是一条直线，涉及的范围是线状，杨长闵在案发当天驾驶涉案“湘Ｎ×××××轻型自卸货车”到三穗，也是欲将电杆卸载到工地附近的路边，电杆卸载后再由施工人员抬到指定的电杆坑边进行立柱，该车辆并不进入电力工程的工地上。故，本案“湘Ｎ×××××轻型自卸货车”不应属于“工程作业车”的范畴。因此，上诉人方针对“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进行解释，完全是按照通常理解方式进行解释，被上诉人对“自驾车”所作出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针对“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的解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为此，人民法院针对“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被上诉人方）的解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不属于“私家车标准”是完全错误的。三、涉案保险合同未约定“驾驶营运车辆”或“驾驶货车”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或减少赔偿的范畴，针对“货车”、“非营运车辆”和“营运车辆”的概念未作出明确约定或解释。从保险合同之“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六条“责任免除”中来看，未约定“驾驶营运车辆”或“驾驶货车”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或减少赔偿的范畴。毕竟，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的情形一定会在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中明确约定，既然责任免除条款无约定，就应当视为“驾驶营运车辆”或“驾驶货车”发生保险事故不属于被上诉人减免赔偿的范畴。涉案保险合同针对“驾驶营运车辆”或“驾驶货车”发生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或减少赔偿的范畴没有明确约定，保险合同中针对“货车”、“非营运车辆”和“营运车辆”的概念未作出明确约定或解释。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针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未向上诉人亲属杨长闵（投保人）依法履行“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针对保险合同中的“自驾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的概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不同的的解释，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涉案保险合同针对“驾驶营运车辆”或“驾驶货车”发生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或减少赔偿的范畴没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针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向上诉人亲属杨长闵（投保人）依法履行了“注意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此，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二审没有提出答辩意见。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人保公司向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支付保险金2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4日，投保人杨长闵在人保公司签订电子投保确认单，该单投保事项为《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及《国寿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其中《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保险费为484元，《国寿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保险费为32.60元，2017年3月16日，杨长闵向人保公司交付了保险费516.60元，并与人保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组）号：2017-522626-522-01500124-1的保险合同，该合同内容包括《个人保险基本条款》、《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保险期间为30年。2017年4月13日７时56分，杨长闵驾驶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沿坪（亚）绞（强）线行驶至0km＋35m处桥头“Ｙ”型交叉路口时倒车驶出路外翻坠于河边，造成杨长闵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人保公司依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给付原告方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4万元。原告方认为人保公司应依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规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周岁的年生效对应前身故或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１３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的约定再行赔付26万元（合同基本保险金额2万元×13倍），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法院。另查明，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所有权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电话号码180××××8522的开户名为杨长闵，身份证号码为，开户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一审法院认为，杨长闵与人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要求人保公司按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规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周岁的年生效对应前身故或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3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再行赔付26万元（合同基本保险金额2万元×13倍）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合同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本案中，关于不同的赔偿标准虽属格式合同，但人保公司提供的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十一条释义对“私家车”加横线予以标注，并对“私家车”的定义作了详细说明，且人保公司通过95519对杨长闵进行回访，得到杨长闵确认其看过并已了解该合同内容的答复。可以认定人保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醒和告知义务，应当视为杨长闵接受了人保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并自愿受此条款的约束。其次，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载明了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航空意外伤害身故等不同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不同赔偿标准。由此可见，人保公司在关于不同意外伤害赔偿标准的约定中，并未直接免除自身的赔偿责任，而是基于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身故方式的不同对应性赔偿，故该条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情形。再次，杨长闵作为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成年人，应当对其自身投保行为及相应后果有理性的判断，对其自身签订合同产生一种关注进而询问发生意外伤害身故情况如何处理的义务。综上所述，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要求人保公司支付保险金26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00元，由原告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请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按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项约定支付26万元保险金是否应当支持。经审理认为，杨长闵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保险人杨长闵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身亡，应该按照双方签订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进行赔偿。该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第三项明确约定了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赔偿方式。因被保险人杨长闵驾驶的是湘Ｎ×××××轻型自卸货车，且登记在“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在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对私家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因死者杨长闵驾驶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其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对私家车的规定，故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应按双方签订的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三项的规定进行赔付。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认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没有以合理的方式提醒杨长闵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责任的条款，同时在该条款中对私家车的解释不明确，故主张本案应按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三项的规定以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险金的标准进行赔付。对此本院认为，杨长闵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第三项为保险责任的规定，而非第六条责任免除条款的规定，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不需进行特别提示和说明。同时，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在签订的合同条款中，对私家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因死者杨长闵驾驶的车辆登记所有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也不符合“且自行驾驶记载所有为个人的9座以下（含9座）汽车”的约定，即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第十一条释义对私家车的明确规定情形。故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应按双方签订的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三项的规定进行赔付。一审判决驳回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主张按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中第五条三项支付26万元保险金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也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合同约定，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00元，由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琴审判员 杨再幸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