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普中民终字第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文壮，男，彝族，1978年2月28日生，文盲，云南省人，农民，现住普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志强，男，哈尼族，1948年9月4日生，文盲，云南省人，农民，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陶红燕（系上诉人陶志强之女），女，汉族，1991年10月13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人，农民，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永智，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绍昌，男，哈尼族，1952年11月11日生，小学文化，云南省人，农民，现住墨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琼书，女，哈尼族，1950年5月6日生，文盲，云南省人，农民，住址同上。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晓东，云南标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范文壮、陶志强因与被上诉人王绍昌、杨琼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申请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法律事实如下：2013年5月27日00时10分许，一辆无号牌豪爵普通二轮摩托车（发动机号：YC001550）搭载陶加宏、李扎倮沿普洱市思茅区振兴大道由北向南行驶（驾驶人乘车人未确定），当行驶至普洱市思茅区茶源加油站门口处，与行人王健、宗文涛相撞，造成王健送普洱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陶加宏送普洱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5月29日死亡，李扎倮、宗文涛受伤，车辆损坏的死亡道路交通事故。2013年11月1日，被告范文壮作出《承诺书》，内容为“我范文壮欠王健的赔偿款肆万整，保证在2018年之前还清，每年偿还给王少昌捌仟元整，每年在10月1日之前付款。特此保证人：范文壮。见证人：刘家云。2013年11月1日”，并在《承诺书》上加盖思茅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原告王绍昌、杨琼书系该起交通事故中的死者王健的父母亲，被告陶志强系该起交通事故中的死者陶加宏的父亲，被告范文壮与陶红燕属夫妻关系，系该起交通事故中的死者陶加宏的姐夫。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被告范文壮向原告王绍昌作出《承诺书》，该《承诺书》是原告王绍昌与被告范文壮就交通事故中造成王健死亡赔偿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是基于被告范文壮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人（死者）陶加宏存有亲属关系，其自愿代为偿还赔偿款的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及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对二原告主张与被告范文壮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请求，基于原告杨琼书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主体人，原审部分支持原告王绍昌与被告范文壮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
对于原告王绍昌、杨琼书主张被告范文壮、陶志强连带赔偿原告赔偿款人民币40000元的请求。本案被告范文壮未按《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履行赔偿义务构成违约，故原告王绍昌主张解除《承诺书》中每年10月1日前偿还给原告王绍昌捌仟元整的约定，要求被告范文壮提前支付赔偿款40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杨琼书的主张，因其不是适格的主体，故原审不予支持。因被告陶志强并未在该合同纠纷中认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有证据证实其授权他人自愿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不予支持被告陶志强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二被告抗辩被告范文壮签订的《承诺书》无效，《承诺书》中承诺的赔偿金额40000元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的抗辩理由。原审认为，被告范文壮签订的《承诺书》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对二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对二被告辩称《承诺书》不是被告范文壮亲笔所写，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审亦不予支持。对二被告辩称被告范文壮没有被告陶志强的授权委托，原审认为，被告范文壮自愿代为偿还赔偿款的行为并没有损害到被告陶志强的利益，属于其自行权利的处分，原审不予支持。对于在《承诺书》中“王少昌与原告王绍昌”名字不相符和被告范文壮签字一栏为“保证人”的辩称，因该《承诺书》是经思茅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出具，并有被告范文壮本人的签名和原告王绍昌所持有该原件，均可证实原告王绍昌是适格主体。同时，在该《承诺书》的主文中已明确，被告范文壮欠王健的赔偿款肆万整的事实，对二被告的辩称，原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八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为：一、被告范文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王绍昌赔偿款人民币4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绍昌、杨琼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范文壮负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范文壮、陶志强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案件事实并确认案件当事人及责任主体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被上诉人王绍昌、杨琼书在其诉讼请求中涉及的所谓《承诺书》中范文壮承担40000元赔偿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范文壮受被上诉人王绍昌、杨琼书相约，于2013年11月1日协商上诉人陶志强之子陶加宏与二被上诉人之子王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相关的事宜。本案的事故发生后，思茅区交通警察大队对现场进行勘查后，无法确定机动车的实际驾驶人，导致事故责任无法确定，为此，思茅区交通警察大队依据案件的客观事实出具了事故证明书，同时明确了当事双方的交通违法行为。因此，2014年11月1日是思茅区交通警察大队通知签收《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承诺书》不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其内容看似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在落款上范文壮却是保证人，范文壮是何身份均无从确定。而上诉人范文壮未得到任何授权，也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承诺书》所涉及的赔偿问题与上诉人范文壮没有任何关联性，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责任承担主体的证据使用。2、本案应先明确案件的事故责任及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依据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思公交证字（2013）第1101001号）记载的内容，案件的当事人是陶加宏、李扎倮、王健、宗文涛四人，四人在本案中均有违章行为。由于现有的证据材料客观存在的问题，导致无法确定事故的责任，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也就只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为此，依据现有证据及《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本案的当事人应当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所确定的陶加宏、王健及李扎倮、宗文涛，四人在案件中的责任是均等的。二被上诉人所列的诉讼主体存在遗漏当事人情形，同时把与本案无关联的上诉人范文壮列为责任承担主体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严重错误。从《承诺书》内容上看，偿还期限至2018年之前，每年仅仅偿还8000元，原审对被上诉人没有取得追偿权利的部分也一并作出一次性支付的判决错误。上诉人在原审时明确《承诺书》不是在思茅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形成的，而是二被上诉人的亲戚刘家云（见证人）自己书写，采取欺骗的方式让上诉人范文壮签字后，自行偷盖的印章；同时上诉人范文壮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授权委托，从《承诺书》的制作内容与表达方式来看，均与思茅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法律知识及综合业务能力不符。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刻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不依据案件客观存在的特殊性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的调查权，以查清案件事实后作出公平的裁判。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关键是思茅区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否依法审查上诉人范文壮授权范围、是否依法进行了调解、为何该“承诺书”仅被上诉人持有。为此，原审完全可以依职权核实事实真相。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他相关联的证据印证。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把适用法律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剥离，判决错误。
被上诉人王绍昌、杨琼书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承诺书》中范文壮的姓名系其本人书写，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承诺书》并未违法法律规定，亦未损害公共利益或其他人权益，无法定无效的情形，应对范文壮具有约束力。
二审中，上诉人范文壮、陶志强及被上诉人王绍昌、杨琼书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另，原审法院针对《承诺书》的印章问题，于2015年5月22日向普洱市思茅区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询问笔录1份，经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笔录显示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现调解员已经更换，其对本案的调解情况并不了解，但该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印章管理严格。
根据法庭调查并结合本案证据材料，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案系因上诉人范文壮签订《承诺书》产生的合同纠纷，该《承诺书》仅对上诉人范文壮及被上诉人王绍昌产生法律效力，故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范文壮未得到任何授权即在《承诺书》上签字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本案中，上诉人范文壮与被上诉人王绍昌签订《承诺书》，自愿代为偿还王绍昌因王健死亡的赔偿款，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无需获得他人授权，故二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范文壮系受诱骗在《承诺书》上签字的问题。因范文壮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在《承诺书》上签字将产生法律后果具备应当的认知能力，双方当事人亦认可该《承诺书》系在交警部门签字，而本案现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范文壮受诱骗签字的情形，故二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二上诉人主张《承诺书》上加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系被上诉人自行加盖的问题。因上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承诺书》的效力认定并无关联，故二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范文壮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后，该《承诺书》即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现上诉人范文壮未按《承诺书》中约定的期限履行支付第一笔赔偿款的义务，原审据此解除《承诺书》关于分期付款的约定，并判决其一次性支付王绍昌赔偿款并无不当。二上诉人认为《承诺书》的形式、内容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赔偿责任的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范文壮、陶志强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赵 勇
审 判 员 李家宇
代理审判员 丁海洋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