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87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红，女，1972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北京市逸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利琨，男，1982年11月2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飏，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艳红因与被上诉人赵利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艳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被上诉人赵利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艳红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5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与第二项，驳回赵利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未充分厘清刘艳红与赵利琨的关系。双方在借款前并不认识，既不是亲朋好友也不是合作伙伴，更为曾有过其他类型的交易，赵利琨在一审时已经确认这一点。赵利琨主张的双方此前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关系也被（2013）朝民初字第2896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该案涉及的关系是明显以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的方式，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只有民间借贷关系。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双方基础关系对于款项交付方式的影响。（二）未查明赵利琨实际交付的借款。赵利琨实际向刘艳红支付借款20万元人民币，而非30万元人民币。同一收条、不同交付方式的情况下，应具体考量不同交付方式下的金额。赵利琨之前将20万元的资金通过银行汇款交付，赵利琨主张在之后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此说法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应考虑大额款项交付时的日常交易习惯、以及双方是否有巨额借款的信用基础、现金交付的相关细节、可以让赵利琨提供在交付之前的资金流动的凭证等。但是在一审中，就赵利琨主张所谓的10万元的现金交付，并�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能力、交付之前的资金流动凭证、双方的信用基础、现金交付的细节。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基于借贷合同是自交付借款时生效，赵利琨还要证明其确已交付借款，履行了交付义务，单凭一张收条不能证明大额欠款关系的成立，一审中赵利琨仅仅提供收条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较大数额的借款合同，常常涉及到当事人重要的交易决策、目的和效率，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影响重大。对于小额借款，如果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并没有其他证据，通过结合当事人平时的交易习惯和当事人描述的事实经过来认定交付借款的事实。在大额借贷关系中，当事人也主张现金交付，并没有除收条以外的其他款项交付凭证，只有收条这一孤证很难证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不能轻易认定借款的实际金额，还需要审查出借人的经济实力、双方的关系、交易习惯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来辅助予以认定。赵利琨需要通过房屋买卖合同来担保借款的安全，可见双方并无大额现金交付的信任基础。（三）未查明刘艳红实际返还的款项。刘艳红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借款4.5万元人民币，有银行转账凭条为证，刘艳红其他还款通过现金形式返还了15.5万元人民币，一审时已经提供1.5万元的取款银行流水记录。该事实一审法院完全可依职权调取赵利琨此期间的银行流水予以判断。（四）双方转账20万，收条中涉及30万元，是民间借贷中典型的“砍头息”的收取方式。本案涉及的是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人的款项是转账支付，出借人实际扣下的利息则双方约定是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全额书面手续。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利�的计算方式，因此本案涉及的事实应是20万元的无息借款。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所称的“2014年4月11日作出的裁定”，即（2013）朝民初字第28960号民事裁定书，是对于双方是否存在二手房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的认定，而非对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处理。不应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和重新计算。三、一审法院对于双方涉及抵押标的物的抵押解除事宜未予以确定。
赵利琨辩称，不同意刘艳红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双方的借贷关系是有收条确认的。诉讼时效问题在2013年赵利琨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起诉，故未超过诉讼时效。
赵利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艳红偿还借款37.2万元，并以37.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5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5日，赵利琨（乙方）与刘艳红（甲方）签订《借款抵押合同》一份，内容为“甲方因个人资金周转问题现将坐落在朝阳区甘露园南里一区12号楼房产，建筑面积为63.43平方米，产权证号：京朝第814293号抵押给乙方，双方协商估价120万元，抵押借款人民币30万元，期限为2011年7月15日至2012年5月15日，利率月息银行同期利率。抵押担保范围全部债务。抵押期结束后十天内甲方如未及时还款，乙方有权将房屋以市场价拍卖。甲方有义务提供所有的过户手续……”。2011年7月15日，赵利琨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刘艳红转账汇款20万元。当天，刘艳红出具收条一张并在收条中按手印，内容为“今收到购房款赵利琨送来人民币300000元整。大写叁拾万元。”2012年1月19日，刘艳红出具收条一张并在收条中按手印，内容为“今收到赵利琨交来位于我名下，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12号楼2门201购房款伍万元（￥50000）整。此房款现金本人已收到。”刘艳红认可《借款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并认可上述两份收条系其本人书写，但主张仅收到赵利琨支付的20万元款项。一审庭审中，赵利琨另提交了两份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有姜××收到赵利琨还清欠款壹拾万元￥100000。收款人：姜××2011年7月19日”，另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赵利琨购房款贰万贰仟元￥22000现金已收到收款人：姜××代刘艳红受收2011年11月18日”。刘艳红对上述两份收条均不予以认可。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询问刘红艳是否能通知姜××本人到庭，刘艳红表示其不认识姜××，也无姜××联系方式，无法通知其到庭。刘艳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四张，表明自2013年5月2日至2015年11月24日期间，刘艳红共向赵利琨汇款4.5万元，赵利琨对汇款凭证予以认可，认可收到刘艳红的还款4.5万元。刘艳�主张自2012年8月12日起每月偿还赵利琨1.6万元，共计偿还16万元，赵利琨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另查，2013年赵利琨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刘艳红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艳红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将201号房屋交付给赵利琨并协助赵利琨办理过户手续，赵利琨支付剩余购房款77万元。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896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赵利琨的起诉。该裁定书于2014年4月22日生效。在该案中，刘艳红曾申请对2011年7月15日收条中“叁”及手印的形成时间先后进行鉴定，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3月18日出具鉴定意见：收条中“叁”字书写形成在先，红色指印捺印形成在后。201号房屋现仍登记于刘艳红名下，由刘艳红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刘艳红向赵利琨出具的收条载明刘艳红共计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35万元，现双方均认�刘艳红曾向赵利琨偿还4.5万元，故刘艳红应当偿还剩余款项。刘艳红虽辩称其另向赵利琨偿还了借款16万元，但未就此举证，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信。刘艳红辩称赵利琨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但赵利琨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后，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裁定，距赵利琨此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刘艳红自2013年5月2日至2015年11月24日期间曾向赵利琨还款4.5万元，故对于刘艳红该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赵利琨主张姜××代刘艳红收取了2.2万元，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刘艳红亦不予认可。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艳红收到了姜××出具收条中所记载的2.2万元，故对赵利琨要求刘艳红偿还该笔款项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赵利琨主张的利息，2011年7月15日《借款抵押合同》对30万元款项约定了还款期限及利息，但2012年1月19日收条中并未对5万元款项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赵利琨亦未举证证明刘艳红已偿还的4.5万元系偿还了上述款项中的哪一笔，故一审法院认定刘艳红系偿还了时间在先的借款。赵利琨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还款期限到期后的利息系合理要求，一审法院对剩余未支付款项的利息予以支持。对于5万元款项对应的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刘艳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利琨欠款三十万五千元；二、刘艳红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二十五万五千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赵利琨自2012年5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赵利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刘艳红应否向赵利琨给付欠款30.5万元；二、刘艳红应否以25.5万元为基数向赵利琨给付相应期间的借款利息。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返还借款并依约支付借款利息。赵利琨作为出借人，应当就借贷关系已经成立且出借人已经履行出借义务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程序中，赵利琨以《借款抵押合同》及2011年7月15日、2012年1月19日的两份收条（两份收条金额共计三十五万元）证明与刘艳红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且赵利琨作为出借人已经履行了约定的出借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相关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刘艳红在一审及二审期间均称赵利琨仅实际出借20万元，有10万元的借款尚未实际发生。2011年7月15的收条载明金额为30万元，但刘艳红称赵利琨口头答应其后再给10万元，故在收到20万元银行转账后，向赵利琨出具了上述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第一，刘艳红称双方在借款之前并不认识且未有过其他类型的交易，故主张赵利琨所称的1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并不属实，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确无信用基础，刘艳红在收到20万元银行转账后，仅凭赵利琨的口头允诺就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亦不符合常理。第二，如果赵利琨尚有10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出借，则刘�红于2012年1月19日向赵利琨出具第二份收条难以证明其主张的合理性。因此，本院认为，刘艳红就其抗辩理由向人民法院作出的说明并不合理，一审法院结合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凭证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金额为35万元并无不当，因双方均认可刘艳红已经偿还4.5万元，故剩余未还款项的金额为30.5万元。另，刘艳红在一审及二审期间均抗辩称其以现金形式向赵利琨返还了15.5万元，但刘艳红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故本院亦不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一十一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且不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规定的利率支付借款利息。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对30万元的借款约定了利息，且未违反国家关于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故刘艳红应当依约�赵利琨支付利息。又因赵利琨未能举证证明刘艳红已偿还的4.5万元借款的具体指向，故一审法院依成立借贷关系的时间先后顺序，认定刘艳红履行的是《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并无不当，因此刘艳红应当以25.5万元为基数，依约向赵利琨支付借款利息。
另外，刘艳红在一审及二审中均主张赵利琨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第一，赵利琨以其他案由就本案系争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因赵利琨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当且不符合起诉条件而被驳回，但是赵利琨就同一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为能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第二，刘艳红自2013年5月2日至2015年11月24日向�利琨还款4.5万元，故刘艳红还款的行为属于同意履行义务，亦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刘艳红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艳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75元，由刘艳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丽新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代理审判员 石 煜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朋
书 记 员 刘 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