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78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凤凰坪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平宣，组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新屋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荣玉，组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荔浦县花�镇凤联村委土凤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罗昌仁，组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头坝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才就，组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陈家屯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庆和，组长。
五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善超，广西桂超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仕民，广西桂超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荔浦县荔城镇滨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玉清，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永宾，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家斌，市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同乐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孙春学，组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更古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蒙天祥，组长。
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黄学祯，主任。
再审申请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凤凰坪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新屋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土凤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头坝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陈家屯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五村民小组）因诉被申请人荔浦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桂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以及一审第三人荔浦县花篢镇大同村委同乐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同乐村小组）、荔浦�花篢镇大同村委更古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更古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凤联村委）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行终10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件现已审查终结。
五村民小组、凤联村委与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因东茶山部分山林的权属问题发生争执。争执地位于更××水库往××处，属于东茶山一部分，其四至界限是：东以长龙坪转进的冲为界，南从东茶山河(又称头坝河)至半边肩(地名)上到软坳为界，西以岭顶分水为界，北至岭顶为界，面积约700亩；地面附着物有杂树、杂草、少量野生马尾松和几穴祖坟。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期，县政府将包括争执地在内的东茶山进行分配。林业“三定”时期，县政府于1981年8月30日给同乐村�组、更古村小组颁发《山界林权证》，该证登记“地名：东茶山，面积：650亩，四至界限：东与凤联岭水沟为界，南到凤联岭水沟止，西到龙虎山尾往上岭顶以分水为界，北到岭顶分水为界。”经核实，该证登记的地名、面积和四至与争执地基本相符。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县政府于1985年1月19日给同乐村小组颁发《山权林权证》，登记了东茶山的山权林权。后五村民小组与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就争执地山林权属发生争议。2007年，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向县政府申请对本案争执地进行确权。县政府受理后，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2010年5月17日，县政府作出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将争执地山林权确权给同乐村小组集体所有。2012年5月14日，县政府以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遗漏凤凰坪、�屋屯村小组为由，作出荔政处(2012)8号《关于撤销荔政处(2010)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决定重新调处本案所涉山林权纠纷。县政府于2014年重新成立专案组，对争执地进行重新调处。期间，当事人双方均认可2009年所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2014年9月25日，凤联村委作出书面声明，表示放弃争执地的权属主张，不再参与此后调处及诉讼。经过询问、调查、调解及听证等程序，县政府于2015年7月2日作出（2015）10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0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所有权确权归同乐村小组集体所有。同乐村小组和更古村小组相互认可争执地为该两个小组共有。五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6年3月9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6）50号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50号复议决定），维持10号处理决定。五村民小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0号处理决定及50号复议决定，并判令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3行初84号行政判决认为,(一)行政程序方面。五村民小组认为县政府重新调处本案纠纷时，未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违反法定程序。县政府受理本案纠纷后，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五村民小组及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在重新调处阶段均认可该勘验情况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因此，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虽有程序瑕疵，但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不足以据此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二)认定事实方面。1.土地改革时期，县政府是否将争执地进行分配的问题。首先，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其村民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无四至界限记载，面积亦与�执地不符，但登记的“东茶山”名称与争执地有关联性，该三份存根涉及“东茶山”内容的部分未有涂改，该证真实合法，可以证实争执地在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其次，新屋屯村民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长龙坪”虽不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但“长龙坪”与争执地同属“东茶山”范围内，故该证可以佐证争执地在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因此，五村民小组认为包括争执地在内的整个东茶山属于其共有的水源山，未进行土改分配的理由不能成立。2.第三人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是否可以作为确权依据。该两证系县政府认可的，颁发给同乐村小组的权属凭证，且登记的名称和四至界限与争执地基本相符，五村民小组无相反证据推翻，县政府确权时予以采信，并无不当。3.凤联村委�《山界林权证》是否可以作为确权依据。该证本应由县政府审核后颁发，但经审查，该证为凤联村委干部自行填写，未经政府审核备案，且五村民小组庭审质证时亦认可该事实，认为该证来源不合法。另外，凤联村委虽然持有该证，但其在调处过程中作出书面声明，明确表示放弃争执地权属主张。因此，县政府不采信该证，亦无不当。综上，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具有证据优势，10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归同乐村小组集体所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适用法律方面。县政府基于查明的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六)项的规定作出10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10号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五村民小组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五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行终1008号行政判决认为,1.县政府经调查、调解及听证，在五村民小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争执地权属为其所有的情况下，认定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具有证据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作出10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权归同乐村小组集体所有，有�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本案争执地在土改时期是否进行过分配的问题。经核实，县政府在调处本案纠纷时，于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五村民小组及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在县政府重新调处阶段均认可上述勘验情况并表示不再进行重新勘验，因此，可以认定县政府2009年6月2日对争执地进行现场勘验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现场图真实有效，争执地四至、面积清楚，属东茶山的一部分。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其村民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虽无四至界限记载，面积亦与争执地不符，但登记的“东茶山”名称与争执地有关联性，可以证实争执地所属的“东茶山”在土改时期进行了分配的事实。且新屋屯村民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长龙坪”虽不在本案争�地范围内，但“长龙坪”与争执地同属东茶山范围内，可以佐证东茶山在土改时期已经进行分配的事实。五村民小组主张包括争执地在内的整个东茶山是属其所有的水源山，土改期间未进行分配与事实不符。3.关于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是否可作为本案确权依据的问题。林业“三定”时期，县政府于1981年8月30日给同乐村小组颁发《山界林权证》。经核实，该证登记的地名、面积和四至与争执地基本相符。在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期，县政府于1985年1月19日给同乐村小组颁发《山权林权证》，登记了东茶山的山权林权。经核查，时任落实山权林权工作组成员罗昌禄于2009年和2015年县政府进行调查时，均证实同乐村小组的《山权林权证》是其负责填写，并证实当时填写有2份底册，一份保存在村公所，一份交乡政府保存。五村民�组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和《山权林权证》是由这两个村小组自行填写的，故县政府采信上述二证，并无不当。至于凤联村委提供的《山界林权证》的效力问题。该证上虽然有县政府印章，但该证为凤联村委自行填写，且未经县政府审核备案，五村民小组一审庭审中亦认为是凤联村委自行填写的，故一审法院不采信该证是正确的。且凤联村委在县政府重新处理时作出书面声明，放弃争执地的权属主张，不再参与此后调处及诉讼。4.关于争执地的实际管业事实的问题。争执地所在的东茶山，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是由凤联大队负责封山育林。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大队逐年砍伐林木，没有再管理。县政府的现场勘验笔录证实，争执地内现有杂树、杂草、少量野生马尾松和几穴祖坟。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称从解放前其就有茶山一百多亩在争执地上，但县政府证实茶山现在已被砍光。五村民小组诉称其从五十年代一直管理争执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五村民小组主张争执地一直由其管理、使用，不予支持。综上，县政府作出的10号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0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村民小组申请再审称：1.县政府曾于2014年10月24日作出荔政处（2014）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处理决定），将争执地确认归五村民小组和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共同所有，且于当日向五村民小组送达。县政府在2号处理决定未撤销的情况下，又作出10号处理决定，属于重复处理，没有法律依据。2.10号处理决定与2号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完全相同，但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是错误的。3.10号处理决定在证据采信上适用不同的标准，双方提交的权属证明都是自行填证，都没有依程序审核批准，但10号处理决定却只认可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交的证据，违反公平原则。4.凤联村委所持《山界林权证》的实际所有人是五村民小组，凤联村委放弃对争执地的权利主张，目的是不与五村民小组争夺《山界林权证》的权属。请求撤销10号处理决定、50号复议决定及一、二审判决，再审本案。
县政府答辩称：1.2号处理决定不是合法有效的政府文件。该文件是2014年10月24日，县政府处理东茶山林地权属纠纷时给五村民小组的一个处理方案，因五村民小组不接受这个方案，要求继续处理权属纠纷，因而并未送达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五村民小组现持有的2号处理决定是其利用政府工作人员疏忽�私下截留的文件，未经合法送达，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文件适用法律错误，未经政府集体讨论，处理结果亦明显不当。2.2号处理决定不属于新证据。该文件始终由五村民小组保管而不需要调取，其无正当理由却没有在一、二审时提交。3.10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五村民小组所称双方提交的权属证书都是自行填证，不符合事实。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是从其所在的大同村委会档案中调取的。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所提供的《山界林权证》《山权林权证》则是经过县政府及村委会工作组填报的。五村民小组认为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的证据是假证没有提供证据证实。4.五村民小组没有任何权属凭证主张争执地权属。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
市政府答辩称：1.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交的《山界�权证》《山权林权证》均登记有争执地，五村民小组主张争执地在土改时期未进行分配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2.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程序审查立案、进行书面审理并作出复议决定书，后送达当事人，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共同答辩称：其从未签收2号处理决定。五村民小组在一、二审时也未提过2号处理决定。10号处理决定及50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凤联村委答辩称：东茶山是五村民小组的公共水源山。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颁发山界林权证的权力下放，由行政村委填发东茶山的林权证，现东茶山争执地实际所有人是五村民小组。凤联村委放弃对争执地的权利请求目的是不与五村民小组争夺权属，但绝不放弃与�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争夺权属的主张。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第五十二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在本案申请再审期间，五村民小组提交县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作为新证据。经查，2号处理决定不是在举证期届满后五村民小组新发现的证据，更不是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或者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未取得，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五村民小组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10号处理决定在证据采信上适用不同标准的问题。本案中，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证据有《山界林权证》《山权林权证》以及村民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五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有村民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凤联村委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上述证据中，1.凤联村委提供的《山界林权证》上虽然有县政府印章，但该证为凤联村委自行填写，且未经县政府审核备案，五村民小组在一审庭审中亦认为是凤联村委自行填写的，故10号处理决定不采信该证据是正确的。2.五村民小组提供的罗常富、刘木森的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长龙坪”不在本案争执地范围内，10号处理决定以其与权属争议无关联为由，未将其作为确认权属的证据并无不当。3.廖求富、罗茂贤和蒙大庆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调取自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所在的大同村委会档案，并非如五村民小组所言系自行填写。10号处理决定据此认定争执地在土改时期进行过分配并无不当。4.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县政府于1981年8月30日颁发给同乐村小组的《山界林权证》并无证据证明为自行填写。此外，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县政府于1985年1月19日给同乐村小组颁发《山权林权证》，有时任落实山权林权工作组成员罗昌�证实该证是其负责填写，并证实当时填写有2份底册，一份保存在村公所，一份交乡政府保存。二证内容能相互印证。五村民小组所称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证据是自行填写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因此，10号处理决定采信同乐村小组、更古村小组提供的证据亦无不当。
五村民小组关于凤联村委所持《山界林权证》的实际所有人是五村民小组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凤联村委在县政府2014年重新处理时就已经作出书面声明，表示放弃争执地的权属主张，不再参与此后调处及诉讼。该声明内容具体明确，合法有效，可以采信。
综上，五村民小组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凤凰坪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新屋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土凤屯村民小组、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头坝屯村民小组和荔浦县花篢镇凤联村委陈家屯村民小组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司明灯
审 判 员 龚 斌
审 判 员 陈宏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石 冰
书 记 员 张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