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7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三雄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西村。
法定代表人陈友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俞海明。
委托代理人汪萌之，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平。
委托代理人章福根。
委托代理人庄景武，江苏永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市三雄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4）相商初字第00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三雄公司委托代理人俞海明、汪萌之，被上诉人沈平委托代理人章福根、庄景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平一审诉称：自2011年4月起，沈平、三雄公司经过口头约定，由沈平分批次为三雄公司供燃煤。后三雄公司拖欠沈平大部分货款至今未付。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雄公司立即给付拖欠货款人民币5515864.50元，诉讼费用由三雄公司承担。在一审庭审中，沈平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三雄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093146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诉讼费用由三雄公司承担。
三雄公司一审辩称：沈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平、三雄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三雄公司自2011年2月26日起将企业承包给励某、张某、单某三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沈平母亲唐某某曾供应煤炭，在三雄公司告知承包经营的情况后，沈平母亲书面承诺煤炭供应与三雄公司无关，只与三位承包人发生关系。在2014年2月9日，沈平母亲与励某等人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再次明确发生的拖欠货款系承包人个人债务，并约定在2015年底还清。事实上，在供应煤炭期间，一直由沈平母亲经手，沈平几乎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往来对账单也是应沈平母亲要求将供货人名字由唐某某改为沈平。综上，本案诉称的货款发生在唐某某和励某之间，本案的三雄公司不是买卖关系的当事人，请求依法驳回沈平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诉请，沈平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对账单一份，证明沈平、三雄公司自2011年起一直有煤炭业务往来，该对账单中明确表明双方之间每年的送煤情况、付款情况及发票情况，在2014年1月30日对账时，三雄公司明确结欠煤款7093146元（含税），在双方没有合同时，对账单可以表明双方的买卖主体情况；证据二、增值税发票49份，证明沈平向三雄公司开具发票，总计金额11528020.83元，上述是已交货并开具发票的金额，还有部分金额未开具发票。总的发生金额为20806147.47元。因沈平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上述发票都是沈平请求沈平的供货方苏州楷发煤炭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闽江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榆坤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苏州楷发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苏州市煤炭工贸有限公司、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苏州百顺贸易有限公司、江苏科尔能源有限公司、上海苏都物资有限公司、苏州市永兴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台州市彤升物资有限公司、包头市乌兰物流有限公司、温州市燃料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供货商直接开具的发票；证据三、情况证明一份，证明温州市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暨沈平的供货方应沈平要求直接将发票开具给三雄公司；证据四、委托书一份，证明三雄公司在2014年7月1日对外公开发布该委托书向欠款单位表明在励某承包期内发生货款均由三雄公司公司直接催讨欠款，表明三雄公司已在行使承包人享有的权利，所以对外其也应当承担承包人的义务。因此三雄公司应向欠款单位支付欠款；证据五、对账单两份，证明沈平与三雄公司在2012年5月30日及12月28日向孟某某进行对账，对账内容为部分煤炭买卖往来，证明煤炭买卖关系是在沈平与三雄公司之间发生的。本案的沈平、三雄公司主体资格适格；证据六、情况证明一份，出具单位台州市彤升物资有限公司，证明沈平向该公司进煤的事实；证据七、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证明三雄公司向沈平付款的事实，金额为10万元；证据八、37份送货单，证明沈平向三雄公司送煤炭的事实；证据九、银行流水明细，证明沈平向他人买煤支付货款的事实。
三雄公司一审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对账单的形式予以认可，但提出其向签字人孟某某（三雄公司会计）核实时，孟某某称该份文件系应沈平的母亲唐某某的要求将其名字改成沈平名字出具的；对证据二增值税发票及其总金额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情况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四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沈平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对证据五对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对账单未写明供应商名称，其出具时间也在唐某某出具承诺书之后，故不能证明沈平的主体资格；对证据六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七银行承兑汇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该汇票是三雄公司交付给沈平的；对证据八磅码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磅码单上写明的是唐某某，故无法证明沈平的主体资格。
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对账单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三雄公司对孟某某的签字没有异议，故对该对账单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二增值税发票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三情况证明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三雄公司未能对该证明提出反驳证据，且证明上加盖有公司公章，故对上述证明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四委托书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五对账单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六情况说明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该说明系沈平自行制作，且三雄公司当庭提出异议，故对上述说明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对证据七银行承兑汇票和证据八磅码单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为支持其辩称意见，三雄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承包协议一份，证明2011年2月26日三雄公司将公司经营承包给励某、张某、单某三人，合同约定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承包人支付；证据二、承诺书一份，证明沈平母亲唐某某在2011年12月17日承诺其供应给三雄公司的煤炭系与励某等三名承包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与三雄公司无关；证据三、合作投资协议书一份，证明在2014年2月9日，唐某某与励某、陈国民签订协议，确认共同承包三雄公司经营，在该协议书的最后，明确了承包人励某所欠唐某某的货款在2015年底优先付清，证明了诉争债务是承包人与唐某某之间的，且承包人与唐某某之间已就债务的偿还期限达成一致；证据四、孟某某作出的说明一份，证明沈平所称的对账单反映的是唐某某供货情况，应唐某某要求将抬头改成了沈平的名字，并不能改变供货人系唐某某这一基本事实；证据五、磅码单25份，与沈平提交的磅码单时间大致相同的，证明为三雄公司供货的卖方货主是唐某某而非沈平。
沈平一审对上述证据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承包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的，因为内部承包关系也不能对抗外部的沈平；对证据二承诺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唐某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草率签字，同时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沈平而不是其母亲唐某某，所以该承诺书与本案无关。对鉴定报告没有异议；对证据三合作投资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孟某某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说明出自本案起诉之后，与沈平提供的对账单证据冲突，故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五磅码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三雄公司只提供了部分磅码单，其中有不少是没有唐某某的名字，同时即使有名字的磅码单也不是唐某某本人所签，而是送货司机自行填写，并不能证明货主是唐某某本人。
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一承包协议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沈平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故对该承包协议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承诺书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三合作投资协议书，沈平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故对该承包协议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四孟某某说明原审法院审查后认为，签字系孟某某所签，故对说明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证据五磅码单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在一审庭审中，沈平对三雄公司提供的承诺书上唐某某的签字有异议。为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4年10月，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签字系由唐某某本人所写。沈平、三雄公司双方对该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2月26日，三雄公司（甲方）与单某、励某、张某（乙方）签订承包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工厂按现状条件承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期为捌年，自2011年2月26日起至2019年2月25日。乙方自2011年2月26日至2015年11月30日，每年固定向甲方缴纳承包费人民币陆佰贰拾万元整／年；自2016年2月26日至2018年11月30日，每年的承包费为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该协议由三雄公司的股东吴永琴、陈友义、俞海明签字并盖公司印章；励某、单某、张某签字；时间为2011年2月26日。
2011年6月至2014年，三雄公司发生了量为257490.5吨，总金额为20806147.47元的燃煤交易往来。2014年1月30日，三雄公司的财务会计孟某某出具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写明与沈平燃煤往来，经核对截止2014年元月31日，三雄公司欠沈平煤款7093146元。嗣后，沈平认为三雄公司拖欠货款不付，遂诉讼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唐某某系沈平的母亲。2014年6月9日，励某（甲方）、陈国民（乙方）、唐某某（丙方）共同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已合法取得三雄公司的承包权，就投资三雄印染事宜三方达成协议。甲乙丙三方同意，就三雄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甲方以三雄公司现有承包权内的资产出资，占比50%，乙方出资250万元，占比25%，丙方出资250万元，占比25%。投资人按其出资额比例分担利润和亏损。该协议还约定，甲方在签订此合同前经营中的各欠乙、丙的货款需在2015年年底前优先付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燃煤供货的双方主体。沈平认为其供货给三雄公司，持有送货凭证，并收到过三雄公司支付的货款，系燃煤的供货方。三雄公司认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部分送货凭证上写明是沈平的母亲唐某某的名字，故供货方是唐某某，而其本人清楚了解励某等人的承包关系，知晓与其实际发生业务往来的是励某等承包人，故本案涉及的交易与三雄公司无任何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三雄公司将其公司全部承包给励某等三人，系内部承包关系。在承包期内，承包人仍是以被承包人三雄公司的名义发生业务往来。本案的燃煤交易发生在承包期内，故对于外部第三人燃煤的供应商来说合同的收货方仍是三雄公司。同时，在本案中孟某某系双方发生燃煤业务往来时三雄公司的财务会计，故其对交易的陈述应能反映当时真实交易往来的情况。但三雄公司提供的主要用于否认沈平供货商身份的孟某某说明与沈平提供的孟某某签字的对账单存在交易对象上的矛盾，故原审法院在庭审中要求三雄公司不仅需要提供孟某某的书面说明，还需其本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但三雄公司当庭称孟某某受到沈平威胁不愿出庭，故导致原审法院无法询问孟某某。但依据该份说明出具时间晚于对账单，且形成时间是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业务往来时形成的证据效力要明显大于在诉讼中为诉讼而形成的证据效力，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燃煤的供货商为沈平，其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沈平与三雄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三雄公司结欠沈平货款人民币709314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应支付。沈平提出的三雄公司承担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诉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综上，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苏州市三雄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沈平支付货款人民币7093146元，并承担以该款为本金从2014年6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6145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66453元，由苏州市三雄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人民币24000元，由沈平负担。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三雄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三雄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有效证明本案所涉燃煤供应商为唐某某。1、三雄公司提交的磅码单直接证明燃煤供应商为唐某某而非沈平。2、《合作投资协议书》再次证明唐某某与三雄公司的承包者励某之间存在供货关系，为落实债权的清偿双方才签订了该协议，沈平并未否认此协议中确认的债务就是本案诉争的债务。3、孟某某亲笔书写的《说明》清楚显示了《对账单》的形成过程，是应唐某某的请求才将清单抬头改为沈平，原审法院认定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即应认定燃煤供应商为唐某某而非沈平。4、孟某某签名的《对账单》共三份，除了应唐某某要求将供货人改为沈平外，另两份没有写供货人是谁，沈平的名字完全可能由沈平时候添加，结合磅码单，三雄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供货人应为唐某某。二、沈平在一审中的举证完全不能证明其是本案所涉燃煤的供应商，其对三雄公司的质疑也未给出合理解释。1、关于孟某某签名的《对账单》及证据效力之前已说明。2、增值税发票、《情况说明》、银行流水明细等最多只能证明沈平从别处采购煤炭，完全不能证明其作为本案所涉燃煤供应商的身份。3、三雄公司也曾向一审举证两份银行承兑汇票来证明唐某某作为供应商收取货款的事实。退一步说，沈平作为唐某某的儿子，即使偶尔有代替母亲收取货款的行为也实属正常，不应将一次收款行为作为改变供货人身份的依据。4、《委托书》的真实性三雄公司确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毫无关联性，在一审中三雄公司也对其出具过程作了合理解释。5、依据常理，涉及如此大金额的供货，理应有书面的买卖合同、完整的送货凭证、定期的结算证明，但在本案中并未有这些凭证，沈平也未给出合理解释，这恰恰印证了本案诉争燃煤的交易对象是唐某某与承包人。三、唐某某向三雄公司出具承诺书表明其对于三雄公司将企业经营权交他人承包的事实非常清楚，并自愿选择由承包人承担责任，该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也对此予以认定。但一审在判决理由中并未对这份关键证据对案件的定性影响作出任何说明，显然不能有效保护三雄公司的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沈平承担。
被上诉人沈平二审答辩称：一、三雄公司的股东自2011年2月26日起将三雄公司全部承包给励某、单某、张某，且承包人在承包期内都是以三雄公司名义发生业务往来。内部承包关系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且三雄公司对外发布委托书向欠款单位表明在励某等人承包期内发生货款由三雄公司直接催讨，故对外其也应当承担承包人的义务，三雄公司是本案燃煤的买受人。二、从沈平买煤的司码单、银行付款的记录以及沈平买煤上家出具的情况说明、送货单、对账单等都可以看出是沈平在从事煤炭买卖的生意，故沈平是本案燃煤的出卖人。三、关于三雄公司对沈平是燃煤出卖人予以否认的上诉理由，首先，三雄公司股东自2011年2月26日其将公司承包给了励某、单某、张某等人，三雄公司是由立即等人控制，该公司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都归励某等人，股东只有收取承包费的权利，即三雄公司股东是不清楚公司的经营状况的，那三雄公司又如何能断定沈平不是燃煤的出卖人。其次，三雄公司认为唐某某是本案燃煤的出卖人，并提供承诺书，那么三雄公司就不应付款了，而事实上三雄公司陆续向沈平支付了900多万的货款，这正是因为三雄公司清楚沈平是燃煤的出卖人才向其支付这么多的货款。第三，本案双方之间之间没有签订合同，且是滚动结算的，故应从实际情况来确定双方的主体资格，而对账单可明确看出是由沈平向三雄公司提供燃煤，且双方之间对账不止一次，故本案合同双方是沈平与三雄公司。第四，关于《合作投资协议书》，沈平仍坚持一审的质证意见，同时该协议书不能确认是同一笔债务；关于孟某某的《说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才能使用，而证人没有出庭不应作为证言使用，且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关于《对账单》没有抬头的问题，在实际情况中时有发生，对账双方应当以实际签字的双方来确认，该对账单沈平与三雄公司的会计签字的，所以可以确定是三雄公司与沈平之间发生的买卖往来。综上，沈平是本案燃煤的出卖人，三雄公司是买受人，其应向沈平支付拖欠的货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上诉人三雄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收款收据原件，证明在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后，唐某某、陈国民等人履行了协议书中确认的投资义务；证据二、财务凭证原件，证明在承包期间承包人做的账目均显示煤炭供应商为唐某某而非沈平，从侧面证明孟某某写的对账单的形成过程是真实的，也应该是无效的；证据三、承兑汇票复印件4份，证明在承包期间都是由唐某某向承包人领款而不是沈平领款，说明合同相对方是唐某某不是沈平；证据四、常熟市华申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申明》以及昆山华林印染助剂有限公司出具的《申明》，证明在承包经营期间三雄公司向包括唐某某等在内的多名供应商告知承包有关事实，并要求供应商出具相关证明，以证明买卖关系是与承包人个人之间进行，与三雄公司无关。
被上诉人沈平对三雄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收款收据是唐某某、陈国民等人支付投资款的凭证，且是在三雄公司与沈平对账之后，与本案无关联性；关于证据二，财务账册是三雄公司自己单方记账的，具体内容沈平不清楚，不排除账册的抬头写的“唐某某”是三雄公司事后自己加上去的。账册中有一页写的是沈平的名字，且与双方之间对账单所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应以对账单为准认定沈平是煤炭买卖的当事人。且三雄公司认为公司已经承包出去了，为何还要记载被承包期间的帐，实际上三雄公司的记载也表明其认可结欠沈平货款的事实；关于证据三，三雄公司向沈平支付了900多万元的货款，唐某某作为沈平的母亲代儿子领取几十万的货款很正常，且沈平对于母亲唐某某领取的货款是认可的，在双方对账中对唐某某领取的货款也是计算在内的；关于证据四，本案是沈平与三雄公司之间的纠纷，沈平从来没有收到过或者向三雄公司出具过类似的书面说明，且三雄公司提交的《申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沈平二审提交如下一组证据，具体包括：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出具的说明、三雄公司向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转账10万元的凭证、三雄公司向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支付50万元承兑汇票以及银行托收凭证、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营业执照、沈平银行明细清单（其中有两笔是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向沈平支付三雄公司的煤款）、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向沈平支付三雄公司煤款的银行明细，该组证据共同证明三雄公司通过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向沈平支付煤款的事实。
上诉人三雄公司对被上诉人沈平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苏州南丰物资采供站出具的说明真实性无法核实；银行转账凭证上面并没有加盖银行印章，故没有看到原件，不予认可；付克锋与方秀芝以及沈平之间银行转账的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农业银行苏州分行电子回单是复印件，中信银行苏州分行托收凭证也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均不能证明沈平与三雄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沈平称与三雄公司发生的交易高达数千万元，而几乎所有的货款均为唐某某领取，对此沈平并没有否认，这组证据完全不能对抗唐某某领取全部货款的相关事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7日，唐某某出具书面《承诺》，内容为：“由于三雄公司于贰零壹壹年贰月贰拾陆日承包给励某、张某、单某三人（以励某为首），现有我唐某某本人自愿从贰零壹壹年贰月贰拾陆日出售煤炭给承包人励某他们，此煤炭款与三雄公司无关，此承诺属我自愿所写。”
另查明，三雄公司二审提交的案外人出具的书面《申明》载明的内容为：“本公司明知三雄公司交由励某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为2011年2月26日起至2019年2月25日止，承包期间由励某自主经营管理，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三雄公司的全部资产与励某无关。期间我公司和三雄公司发生的业务纠纷，本公司承诺与发包人三雄公司无关。”
上述事实，由《承诺》、《申明》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具体是谁，进而沈平主张其为出卖人要求三雄公司给付结欠的煤炭价款能否成立？
上诉人三雄公司认为本案所涉煤炭的出卖人为唐某某，依据唐某某出具的书面《承诺》，三雄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被上诉人沈平则认为依据对账单案涉煤炭买卖是在其与三雄公司之间发生，三雄公司应向其支付结欠的货款。
本院认为，首先，虽然三雄公司自2011年2月26日起承包给了励某、单某、张某，但该承包系内部承包关系，不具有对抗外部相对人的效力。在本案所涉煤炭交易完成后，在三雄公司会计孟某某与沈平签字确认的本案煤炭买卖交易对账单中，明确载明系三雄公司与沈平之间燃煤交易往来的对账，并确认系三雄公司结欠沈平煤款7093146元。该对账单可以证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三雄公司与沈平，虽然三雄公司抗辩认为该对账单系基于唐某某的要求将出卖方由唐某某变更为沈平，但其对此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虽然三雄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部分抬头为唐某某的磅码单和唐某某收款的凭证，但沈平已明确唐某某系代其送货及收款，而依据上述对账单在三雄公司已明确确认其与沈平之间买卖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仅有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三雄公司与唐某某系本案煤炭交易的合同主体。且即便从唐某某出具的书面《承诺》来看，该《承诺》载明的内容也并未如三雄公司提交的其他案外人出具的《申明》那样，明确在承包期内和三雄公司发生的业务纠纷与发包人三雄公司无关，该《承诺》仅确认唐某某个人出售给承包人励某的煤炭款与三雄公司无关，而本案所涉煤炭的买卖系承包人以三雄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故据此并不能当然认定本案沈平与三雄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属于《承诺》中确认的与三雄公司无关的业务往来，三雄公司以此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煤炭买卖项下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三雄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453元，由上诉人苏州市三雄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丁 兵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