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1行初320号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40层）。法定代表人罗永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康良，北京安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600号。法定代表人邵立春，主任。委托代理人乔振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福彬，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委托代理人章群艺，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邦装饰公司）不服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作出的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于2016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立案后，次日向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发送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徐福彬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名邦装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康良，被告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乔振兴、丁兴，第三人徐福彬的委托代理人章群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12月5日，开发区管委会作出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查明：2014年5月23日上午6时58分左右，名邦装饰公司“杭州-财通中心项目部”装饰工程项目油漆工徐福彬骑电动车前往位于高沙路财通中心工程项目上班途中，途径下沙路与海达南路路口时，不慎与牌号为浙Ａ×××××的重型车辆相撞，导致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左侧硬膜下血肿：脑疝；脑挫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弥漫性脑损伤（轴索损伤）；右颞顶头皮挫裂伤伴血肿；右侧硬膜外血肿；两侧创伤性湿肺伴两侧胸腔积液；右侧锁骨骨折；外伤性精神障碍。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杭201400023号认定徐福彬在此次事故中负同等责任。经审查，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原告名邦装饰公司诉称：一、被告未经合理调查仅对案外人的询问调查及案外人提交的《证明》为依据，从而认定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的劳动合同关系，这是明显错误的。首先，所谓的“张昊对徐福彬的工作进行管理”仅仅是案外人的单方说法，其自始至终都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来印证。此外，仅从案外人知悉下沙财通项目负责人姓名这个情节，也不能推断出第三人就是原告的职工。其次，“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项目技术专用章”不是原告的法人章，其效力不及于工程技术层面以外的事项。案外人提供的《证明》落款位置的印章是“技术专用章”，并且该印章有明确标注“本章仅供工程技术联系专用”。该印章不能代表原告认可了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最后，在案涉“技术专用章”的管理上，不可能指定专人管理，即便指定专人管理，也是由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如果是工程技术人员未经申请人准许在案涉《证明》中加盖了该印章，那么也不能视为原告承认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二、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的法律错误。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的前提是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案中，案外人提供的证明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被告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三、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违法。单号为EY61964380CN和EY619646818CN的EMS特快专递，原告的确没有收到过。原告查询不到该特快专递的投送情况，也不知道该特快专递是谁签收的。该特快专递面单上显示的吴某某、任某某也不是原告的职工。原告是在2016年4月13日的《开庭通知书》中知晓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故原告于2016年5月11日提起行政复议并未超过法定的时效。《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五条的规定，在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时，被告应告知第三人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而不应该直接认定工伤。综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2、杭政复[2016]2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复议机关维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开发区管委会辩称：一、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情况。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收到徐福彬女儿徐停停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了其徐福彬的身份证、暂住证及居住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及亲属身份证、劳动关系证明、浙江省东方医院出具的病历、情况说明及证明书、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审核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遂当场作出了受理决定。同时，被告通过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网站在线查询了原告的企业注册信息，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省局个体户）基本信息查询系统显示：名邦装饰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2901室，法定代表人施迪富。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被告于2014年10月14日通过EMS国内特快人民法院专递（EY61964380CN）向原告寄送了《工伤举证通知书》，经EMS查询系统查询显示，原告于2014年10月15日签收了被告寄送的专递。但直到2014年12月1日，原告仍未以任何方式联系被告，也未通过任何方式向被告提交任何证据。因当时徐福彬有语言障碍且行动不便无法接受询问，因此，被告对徐停停进行了询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徐停停作为徐福彬的直系亲属，其具有为徐福彬申请工伤的权利，是适格的权利主体，并非是原告述称的案外人。第三人提交的《证明》中清楚显示徐福彬在原告处工作，每天的工资为260元，调查笔录中也反应出徐福彬由名邦装饰的项目部负责人张昊管理，原告在诉状中也确认了张昊是其公司下沙财通项目负责人。由此，徐停停的陈述、提交的《证明》以及原告对项目负责人身份的确认已经形成了有效证据链，能够证明双方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据此，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依法送达了双方当事人。二、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原告辩称的其与徐福彬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的说法，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其以是否知道管理人员姓名、工资证明所盖的章等事项意图掩盖其在收到举证通知书情况下不举证发生的不利后果，有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嫌疑。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告签收《工伤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时间，均有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开发分公司提供的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为证，且市政府复议决定对此也予以了确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早在2014年10月15日和2014年12月10日就已经签收了《工伤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直至2016年7月1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时效。被告开发区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拟证明第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并陈述相关伤害经过的事实；2、徐福彬身份证，拟证明受伤职工徐福彬的具体身份信息；3、劳动关系证明，拟证明原告于2014年7月27日给徐福彬开具了证明，表示徐福彬在原告处上班，从事油漆工工作，且工资为260元/天，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4、浙江省东方医院门诊病历、情况说明，拟证明徐福彬受伤的时间、原因及伤情；5、浙江省东方医院诊断证明书，拟证明徐福彬的伤情；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拟证明徐福彬在上班路上途径下沙路海达南路路口时，不慎发生了徐福彬负非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7、徐福彬两份暂住证、居住证明，拟证明徐福彬的居住情况，其上班路线合理；8、证明、徐停停身份证，拟证明徐福彬与徐停停系父女关系，其为徐福彬申请工伤认定合法有效；9、受理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申请；10、企业基本信息查询，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注册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情况进行了调查，被告根据原告的注册信息依法寄送了相关法律文书；11、举证通知书、EMS详情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给原告开具，2014年10月14日寄送了举证通知书，原告于2014年10月15日签收的事实；12、工伤事故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1日向第三人进行了询问，徐福彬符合工伤认定条件；13、《工伤认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9日给徐福彬认定工伤的事实；14、工伤认定决定书送达回执，拟证明第三人于2014年12月10日签收了工伤认定决定书；15、EMS详情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9日寄送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于2014年12月10日签收的事实；16、杭政复[2016]2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法律文书信息准确无误，原告在2014年签收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认定决定书是经过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原告确已超过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时效。第三人徐福彬陈述称：徐福彬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张昊对徐福彬的工作进行管理的事实真实可信。徐福彬于2016年4月13日就工伤保险待遇一案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5月5日，张昊本人亲自出庭参与了仲裁庭审，庭审中承认自己是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项目技术专用章”可以有效的证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该章是张昊本人自己所盖，盖完章交给了徐福彬家属。徐福彬家属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既然《证明》是张昊本人亲自所盖，他自然相信是真实可信的。原告在收到被告邮寄的《证明》材料后，并未按照《工伤举证通知书》的要求，按时提出质证意见或者提供证据材料。这是因为徐福彬陈述的情况属实，故原告无法提供证据反驳。原告一直陈述，涉案“公章”系他人所盖，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向派出所报案。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认定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陈述其没有收到特快专递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经营地址并没有变更。原告自始至终没有陈述其实际经营地址与工商登记不符，即可以认定工商登记地址为原告的实际经营地址。原告依照工商登记地址邮寄材料，邮政快递公司依照该地址送达快递，送达地址没有错误。邮政快递回执显示是同事代收。邮政快递送达的地址为公司办公地址，根据回执显示，送达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查询日历证明该天为星期三，不是周末。具体时间是10点50分55秒，该时间为公司正常上班时间，则代为签收的自然是原告员工。原告也没有举证当天公司没有上班或者其他事宜公司不可能签收。原告也没有举证当天公司没有上班或者其他事宜公司不可能签收。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徐福彬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第三人陈述的受伤事实及工作单位等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6、8-10、14无异议；对证据7的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3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6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起诉时限未超过。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予以采信；证据2可以证明原告针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复议超过法定期限为由驳回了其复议申请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与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0日，徐停停为其父亲徐福彬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徐福彬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关系证明、浙江省东方医院出具的病历及情况说明、浙江省东方医院出具的证明书、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出具的第杭2014000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徐福彬的暂住证和居住证明、徐福彬与徐停停的亲属关系证明及徐停停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同日，被告向徐停停发送《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受理了徐福彬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名邦装饰公司邮寄《举证通知书》。2014年12月1日，被告对徐停停进行调查询问。2014年12月5日，被告作出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徐福彬的情形为工伤，并分别向徐停停直接送达、向名邦装饰公司邮寄送达。另查明，2014年10月14日，被告通过EMS向原告邮寄《举证通知书》，单号为EY619647380CN，收件人姓名为施迪富，单位名称为浙江省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宁波商会大厦2901室。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2014年10月15日，他人收，同事吴。2014年12月9日，被告通过EMS向原告邮寄《工伤认定决定书》，单号为EY619646818CN，收件人姓名为施迪富，单位名称为浙江省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宁波商会大厦2901室。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2014年12月10日，他人收，同事张。2014年10月10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显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2901室，法定代表人施迪富。2015年9月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永富。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于2016年5月13日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7月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2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被告在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告知“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本认定书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虽已告知诉权，但未告知起诉期限，故对于该工伤认定决定的起诉期限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于2016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被告提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的财政、税务、国有资产、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具有受理徐停停为其父亲徐福彬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被告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的情形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原告未对第三人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提出异议，其主张第三人的情形不属于工伤的理由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已向原告发送《举证通知书》，告知如其不认为第三人的情形是工伤，在收到通知书10日内提交相关材料。但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向被告提交任何证据材料。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于法有据。其次，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向被告提交了《证明》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讼中主张《证明》上的印章并非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章，不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证明》上盖有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的印章，证明了第三人工作期间的工资情况。结合第三人主张其在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工作的意见，及事故发生于下沙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根据该《证明》确认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原告在诉讼中否认第三人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但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第三，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故原告认为被告不应该在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争议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工伤认定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根据徐停停的申请及其提交的相关材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对徐福彬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工伤认定程序，原告提出其未收到过被告向其邮寄的《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但根据被告提交的邮寄回单显示，被告于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2月9日分别向原告邮寄了《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载明了收件人、电话、单位名称、地址，且有签收的记录。邮寄回单上载明的公司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与被告寄送文书时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到的原告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原告否认其收到过两份材料，但未提出有效的反驳理由和证据，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 方代理审判员  李希芝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