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8）川20行赔终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琦，女，汉族，1958年9月27日生，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正兴街。法定代表人卢高峰，职务局长。出庭负责人郭周杨，职务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静雯，女，系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谢弘，男，系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滨河路派出所所长。上诉人钟琦因诉被上诉人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以下简称雁江区分局）不履行行政职责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2002行赔初1号驳回起诉的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与上诉人上诉的原审（2018）川2002行初16号，二审(2018)川20行终35号案的诉讼事实及理由相关联，且双方当事人系同一人或同一单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两案合并审理。上诉人钟琦，被上诉人雁江区分局副局长郭周杨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静雯、谢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钟琦诉称，2017年3月31日上午，原告遭遇电信诈骗，被骗取人民币37万元，被诈骗的款系从网上资阳建行汇到了上海建行户名岳某某账户上。原告于当日下午2时30分报警，由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滨河派出所接警，由于被告未及时有效的履行保护原告财产安全的职责，致本来可以追回的被骗款项无法追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2011】行他字第24号规定，被告应当对其渎职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故起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7万元。原审查明，原告钟琦于2017年3月31日上午从持卡人为黎平的建设银行账户转账37万元到名为岳某某的建设银行账户。尔后怀疑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便于当日下午2点30分左右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受理该案后，作出资公雁（滨）立字（2017）414号《立案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钟琦诈骗立案侦查，积极开展刑事侦查，此案现尚处于刑事侦查阶段。原告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37万元。另查明：原告钟琦与黎平系夫妻关系。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本案原告被诈骗一案，被告已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刑事立案决定，尚未侦查终结，原告的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职责违法纠纷一案，因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作出（2018）川2002行初16号《行政裁定书》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告主张因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而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钟琦的起诉。上诉人钟琦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2017年3月31日上午遭遇电信诈骗，被骗取人民币37万元从网上资阳建行汇到上海建行户名岳某某账户上。当日下午2:30分到雁江区滨河派出所报警，当即止付岳某某账户，做了询问笔录，并进行现场勘验。4月14日派出所办案人员告知上诉人上海方已回复函调岳某某账户清单需去人现场办理。5月8日，滨河派出所办案人员到上海调取回岳某某账户清单：显示37万元于诈骗当天（3月31日）分8笔转账至余某某福建招商银行的账户上。9月3日，被上诉人通过电子平台调回余某某的账户清单：显示4月28日至8月11日交易约80万现金。9月5日，陈某副所长表态若账户有余额就立即止付。10月16日，上诉人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余某某账户从8月11日交易了5万元后，就没有交易记录了，账户也已经没有余额。至此，上诉人才知道由于被上诉人未及时有效履行保护上诉人财产安全的职责，致本可追回的被骗款项无法追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及时履行保护上诉人财产安全的职责，没有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查处和制止，因其慢作为甚至不作为间接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至于采取措施是否是侦查行为与是否应当保护公民财产无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被上诉人应当对其渎职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该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上诉人请求确认被上诉人行为违法的起诉以及驳回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对造成损失予以赔偿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雁江区分局二审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钟琦诈骗一案，被上诉人已立为刑事案件侦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二、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上诉人2017年3月31日遭遇诈骗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被上诉人当天受理此案。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也应当在6个月内（即2017年9月31日前）提起诉讼。三、被上诉人依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该诈骗案，不存在不作为、慢作为情形。（一）及时立案止付。3月31日下午14时许接到报案即立即开展止付冻结工作，但实际上37万元在当日10时许已从“岳某某”账户上转出，具体转入哪一个账户无法立即得知，被上诉人及时与上海方联系请求协查。（二）开展调查取证工作。4月5日上海公安回复由案发机关自行前往上海查询调取“岳某某”用于钟琦一案交易的银行账户。被上诉人为此开展查询通话记录等侦查取证工作，并确定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基站均位于境外，跨境侦查难度大。被上诉人坚持继续侦查，5月初赶赴上海取证“岳某某”银行交易清单，明确该笔款项已于3月31日转至“余某某”招商银行账户上。被上诉人通过侦查掌握余某某在境外，后依法询问余某某，但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系该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九条，现有证据不足以对其采取冻结、扣押等侦查措施。虽跨境侦破难度很大，但被上诉人未撤销案件终结侦查，该案仍在侦查阶段。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侦查行为是否能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被上诉人如果存在怠于积极实施侦查的行为上诉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赔偿？关于被上诉人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侦查行为是否能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的规定，国家法律授予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行为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是指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依法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有效顺利地开展正在进行中的案件侦查等刑事司法活动不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干扰，避免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权益侵害不合理的持续发生。本案中，上诉人被诈骗的刑事案件侦查尚在继续，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公安机关不应当被卷入行政诉讼争议中影响破案顺利开展，公安机关处在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关于被上诉人如果存在怠于积极实施侦查的行为上诉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安机关是否存在怠于积极履行侦查的行为也应当待侦查结束过后并导致上诉人实际财产损失时予以评判。如果被上诉人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当中确有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违法行为，亦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范畴，上诉人可依法按照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寻求救济；关于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的问题。该批复（所答复的个案）是对公安机关因不予立案（不作为）导致加害人顺利实施对被害人人身伤害这一事实结果的行为所规定的赔偿责任，该批复所涉公安机关拒绝立案的不作为不是发生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存在干扰公安机关办案的可能性，因而未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之外；本案上诉人牵涉的电信诈骗案已进入刑事立案侦查阶段，且上诉人被诈骗的款项能否追回尚不能明确，也有可能在侦查过后追回款项。因此，上诉人认为因被上诉人在刑事侦查过程当中未及时有效履行保护上诉人财产安全的职责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处于刑事立案侦查阶段的行为或者实施侦查的行为是否合法均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就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违法并请求赔偿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阳 勇审 判 员  黄 海审 判 员  戴劲松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卉卉书 记 员  陈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