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图们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吉2402行初1号原告何永林，男，1972年10月25日生。原告李春霞，女，1976年2月15日生。二原告共同�托代理人许光男。被告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延吉市。法定代表人苏显峰。委托代理人付祥云。委托代理人齐晖。第三人延边瑞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延吉市。法定代表人刘玲。委托代理人李书敏。原告何永林、李春霞不服被告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行政工伤认定一案，于2017年10月18日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10月20日报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017年11月13日指定图们市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受理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依法由审判员车国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许光男，被告人社局行政负责人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其委托代理人付祥云、齐晖，第三人延边瑞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瑞池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书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延吉市人社局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编号为q-17159《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原告起诉到法院，请求撤销该决定书，延吉市法院判决以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认定事实为由撤销该决定书，并责令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被告于2017年9月19日重新作出编号为q-1715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诉称，二原告系死者何礼兴的父母，何礼兴于2017年3月7日到第三人处工作。2017年5月3日，何礼�在参加第三人组织的活动过程中溺水死亡，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向被告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但被告于2017年6月13日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何礼兴的死亡不构成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书，向延吉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延吉市法院作出（2017）吉2401行初8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该决定书，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原告于2017年8月24日再次向被告递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但被告仍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认为，何礼兴是在参加第三人组织的活动过程中死亡，该活动的全部经费均由第三人承担，且参加的人员均为第三人的员工。同时，第三人组织该活动，是为了激励员工更好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员工凝聚力而组织的企业活动，所以对员工的工作具有关联性，是一项正常的工作�排。被告适用的是部门规章及地方性的规定，其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其施行的时间为2008年4月1日，该《意见》第六条规定“本意见如与新发布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不一致的，按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执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何礼兴的死亡应当属于工伤。因此，不论是遵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还是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均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编号为q-1715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合法，故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延吉市人社局辩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何礼兴参加单位聚餐活动和划船行为是否属于“因公外出”。第一，第三人及事故当日参加聚餐的员工均否认聚餐是第三人单位组织的活动，而是自发性私自活动，而且事发当日是休息日，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第三人没有强制要求员工必须参加。第二，假使法院认定组织的聚餐活动带有福利性质，但员工是否参加出于自愿，不属于单位强制要求或鼓励员工参加聚餐，此次聚餐活动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更不属于公司指令何礼兴必须参加聚餐，另外活动内容为聚餐，不包括划船，划船行为与聚餐活动无关，与工作更是无关，不应被视为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何礼兴私自划船落水溺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活动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规定的工伤认定的情形。最高院的规定的“活动”不能被无限制的扩大，该活动应当是与工作有关或公益的活动。综上，根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劳动和及社会保障厅《关于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八）项，认定职工工伤的“工作原因”，是指职工所受事故伤害是因其从事本职工作、用人单位临时指派工作或因从事工作而解决必要生理需要所致。职工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在处理重大、紧急情况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因工作原因。职工在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安排的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因工作原因。职工在由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安排的旅游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属于因工作原因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2016】29号）第四条“职工在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的规定，答辩人作出的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第三人称，一.本案是一起自发组织的聚餐、游乐活动与单位无关。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17年5月3日，属于单位放假休息日，部分员工自发组织郊游，并非原告声称的单位组织的活动。所参加人员属于自愿参加，也非单位要求参加的，从参加人数上看，单位有30多名员工参加人数只有20余人，这充分说明来去自由，参加自愿，不符合单位统一组织活动的特点。从聚餐资金的来源上看，其全部AA制，根本不符合单位组织的活动，属于自娱自乐。二.何礼兴溺水死亡属于自身缺乏安全意识所导致，并非由于聚餐活动发生的事故。本案中,何礼兴溺水身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既不是由于聚餐本身也不是在聚餐过程中遭受意外导致的。首先,聚餐并不包括划艇,何礼兴前去进行划艇属于擅自活动。其次,划艇不是单位提供的,是参加聚餐活动的个人私自借用而来的,超出了聚餐本身活动范围。三.何礼兴在划艇桨掉落水中后，依仗自己会水跳入水中导致发生溺水身亡，是自身完全不顾人身安全的冒险行为，这是主观冲动所致，同时也证明其死亡原因与聚餐活动根本无关。所谓工伤认定必须要符合基本的要件要素，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以及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中受到人身伤害，否则并不能以工伤论处，个人冒险行为理应排除在外。受到伤害一般来讲指由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原因导致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本案中，何礼兴酒后驾乘划艇游玩本身就属于擅自行动，缺乏自身安全保护意识。同时，酒后下水更是加大危险性的存在，完全是其主观上造成的，与单位无关，甚至于和本次聚餐活动也无任何内在的联系。不能把与单位工作毫无关联的聚餐活动以及自身罔顾安全溺水身亡的事件，生硬的牵连到工伤认定上，这不符合工伤保险立法的本意。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死者何礼兴的父母。何礼兴于2017年3月7日到第三人瑞池公司处工作。2017年5月3日，第三人管理负责人藏传伟组织单位25名员工参加游玩聚餐活动，何礼兴也参加了活动。活动地点有养鱼池，第三人的活动组织负责人为本次活动准备了橡皮艇，参加活动的何礼兴在餐饮过后与参加活动的另一员工共同到别墅内的养鱼池里划橡皮艇，何礼兴不慎落水溺亡。2017年5月15日，经延吉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为何礼兴溺水身亡，延吉市人社局立即介入调查，并于2015年5月22日正式受理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6月13日，延吉市人�局作出了编号为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何礼兴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2016】29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吉高法会发【2008】4号）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原告对此不服，遂于2017年6月26日向延吉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编号为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书。2017年8月11日，延吉市法院作出（2017）吉2401行初87号行政判决书，以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未认定事实为由，判决撤销延吉市人社局2017年6月13日作出的编号为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限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再次受理何礼兴的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9月19日，延吉市人社局重新作出编号为q-1715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何礼兴为延边瑞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2017年5月3日在名为果树农场的就餐地点，何礼兴参加单位组织的聚餐活动，聚餐活动期间在果树农场的水池，何礼兴与同事李航乘坐橡皮艇游玩时，不慎落水，溺水死亡”，其行为与工伤原因无关，被告在法律适用上与编号为q-1709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一致。另查，于2017年5月3日延吉市公安局小营派出所对藏传伟进行的调查笔录其中承认此次游乐活动是公司组织的活动，并称单位董事长让他组织25名员工到老板家的别墅去聚餐，但2017年8月25日延吉市人社局进行的调查笔录中否认单位组织的活动。案发当日，延吉市�安局小营派出所对参加本次活动的第三人单位员工李航进行了询问笔录。于2017年5月4日延吉市公安局对李航、藏传伟、殷雨晴、王明（四人均系参加本次活动的第三人单位员工）进行了调查笔录。公安局对四人分别问聚餐时何礼兴是否喝酒的问题，四人均称何礼兴喝酒了，但具体喝多少有不同答案。其中殷雨晴陈述，“我和何礼兴下水划船了，但是是在聚餐未开始之前”，且称何礼兴并没有喝醉。依据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二原告的身份证及驾照、户口本及证明、录音资料和视频资料光盘、视频谈话录音笔录、第三人员工工资统计表、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工伤认定申请表、何礼兴身份证复印件、死亡证明书、第三人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表、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和送达回证1份、不予认定工伤审批表、送达回证2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讯问笔录6份、谈话笔录2份、（2017）吉2401行初87号庭审笔录及行政判决书、被告制作的调查笔录复印件2份、第三人制作的《何礼兴溺水死亡经过》及意外死亡事件说明、第三人员工证人证言5份、工伤认定承办单、送达回证2份，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人社局负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第一、关于是否单位组织的活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该司法解释表明，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具体到本案，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证实何礼兴是第三人的员工，其与参加这次户外活动的25名人员均系第三人单位的员工。并且案发当日公安机关对藏传伟进行的询问笔录中也称自己作为第三人代表主持并参加上述户外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聚餐及游乐活动。在被诉的延吉市人社局出具的编号q-1715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查明事实部分亦认定“何礼兴参加单位组织的聚餐活动”，可以认定藏传伟是受第三人单位指派组织开展户外活动的，故可以视为参加瑞池公司为了激励员工并鼓励员工参加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工作的组成部分，是因工作原因的延续。第二、如何看待关于何礼兴餐后划艇下水行为。本案中，橡皮艇是第三人为了开展游乐活动而提供的。第三人提出何礼兴私自划艇行为属于擅自活动，故溺水身亡是自身缺乏安全意识所导致的，死亡原因与聚餐无关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为聚餐之前何礼兴与另外一个人已有划橡艇的行为，可以推定何礼兴划橡皮艇的行为不是第三人禁止的行为，且第三人无证据证明禁止了该行为。第三、至于当事人争议的该次活动费用是何种形式负担、参加人员数等问题，并不影响何礼兴参加的此次活动是由第三人组织而参加的客观事实，其与本案处理并无关联。更何况第三人为该活动提供了场所及游乐用具。第四、关于喝酒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不认定为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本院认为，根据第四条规定，对“醉酒或者吸毒”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无法获得上述证据的，可以结合相关证据认定。”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结合本案，何礼兴虽有喝酒的行为，但无相关证据证明是否醉酒。综上，《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的认定，仅作出了列举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对列举行规定没有明确或者穷尽、又不属于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应当适用工伤认定责任承担的无过错原则，只要不是法定不予确认工伤的情形，受伤职工就应当享受工伤待遇。因此，何礼兴参加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可以视为列举性规定中“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的延伸。员工在用人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中受到伤害，应予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第三人未提交受害人何礼兴不是工伤的相关证据，也无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属于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责令被告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在本案中�当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为q-1715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审判员  车国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