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6行初231号
原告俞贤林，男，195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芬祥，市长。
委托代理人徐俊东，男，诸暨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峰，浙江勤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贤林不服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拆迁)行政征收一案，于2017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俞贤林，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俊东、黄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贤林诉称，原告于1995年2月16日申请变更登记的诸暨市城关大桥东路113号宗地使用权已登记注册，1995年3月5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随后被告根据诸计经(2000)403号立项报告的规划定点，核定涉案土地使用权列入征用拆迁范围。被告诸政发(2000)51号通知明确由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按诸建拆告字(2000)16号《房屋拆迁公告》落实拆迁。但被告至今尚未向原告送达房屋拆迁通知书，擅自建造了城市广场。对此，原告曾一直与被告反映交涉。2017年6月19日，被告及所属的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信访答复意见，背离(2000)绍中行初字第9号、(2001)浙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及土地使用证的可能性事实，侵犯原告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判令被告征收原告“诸国用(95)字第01-95号土地使用证记载1222.19平方米土地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诸建告字(2000)16号《房屋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消除分割时的土地使用损失(具体以实际评估为准)；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俞贤林提供的证据、依据：
1.土地使用权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以证明原告拥有的涉案土地使用权至今并未消灭；
2.诸国用(95)字第01-9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仍为原告所有；
3.房屋拆迁通知书，以证明原告具有被拆迁人资格(因原告拥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证，土应随房)，64号和51号文件中有明确的规定。
4.诸政发(2000)51号通知，以证明对涉案土地有单独的补偿标准。
5.现城市广场地块相片，以证明涉案土地已变成了广场。
6.诸土资信告〔2014〕第17号、诸土信答〔2015〕26号、诸政信查〔2015〕96号、建设信访答字〔2017〕33号信访答复意见书，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证还存在。
7.(2000)绍中行初字第9号、(2001)浙行终字第5号，以证明这两个是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的，是因为没有履行返还，原来卖给我的人卖给了别人然后政府发了证后我起诉后被法院撤销了，这里就认定了我的土地证是有主体资格的。证明我的土地证是有效的。
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0年对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适用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条例》(91年版)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94年版)，实施的是拆迁人拆迁制度。根据《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第九条之规定，拆迁人实施的是通过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拆迁，而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单独征收的概念。2000年因诸暨城市广场建设需要，对原城关镇大桥东路的房屋实施拆迁的拆迁人是诸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故本案被告未对原告主张的国有土地作出过行政征收行为。2.原告并不是拆迁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也不是拆迁房屋所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合法使用权人。原告在1995年3月5日获得诸暨市城关大桥东路11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建立在原告与浙江篷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的房屋买卖合同基础法律关系之上的，而该基础法律关系已由诸暨市人民法院(1997)诸法民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浙法告申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无效。根据民事行为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判决双方互相返还款项及房屋，故原告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房屋的返还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而原告已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该房屋拆迁前未办理权证注销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被新疆法院查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0)绍中行初字第9号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2001)浙浙行终字第5号判决书，撤销的只是被告的重新发证行为，并没有确认原告方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仍合法有效。3.2000年涉案房屋因城市广场建设被拆迁时，考虑到当时该房屋尚未按生效判决腾空。故由当时的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与原告在2001年6月13日签订一份《协议》，在2001年8月22日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原告就被拆迁房屋所具有的相关权利作了拆迁补偿。其中《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第四条明确约定“甲方对该房屋实行货币化拆迁补偿后再不作其他安置和补偿，涉及到乙方部分乙方表示同意”，第二条中涉及的1399666.74元也由双方一致认可由浙江省高院划走，原告也从中分配到了其应得的部分。故原告参与了该房屋拆迁补偿的整个协商处理过程，对拆迁结果是明知和确认的，拆迁房屋当时的使用人应得的补偿也是全部处理完毕，不存在对原告存在赔偿问题。4.原告诉请超过了起诉期限。如果原告对2000年已实施的对诸暨市城关大桥东路113号的拆迁需提出行政诉讼的，也早已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1997)诸法民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1999)浙法告申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确认无效及双向返还的事实；
2.协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证明涉案房屋已补偿完毕；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函、执行票据，以证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改造情况。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的、合法性没有异议的，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没有执行完毕，涉案两个买卖无效后政府又发了一个4049号的证，在（2000）绍中行初第9号和（2001）浙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中已予否决；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拆迁协议都是有两个的，一个是搬迁一个房屋拆迁协议，8月22号的协议里我是有异议的，39万的搬迁费我是承认的，但是1399666.74元的那笔是由裁决书确定的，只拿到了60万。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们认为根据两级法院对房屋买卖协议确认无效的判决这个土地证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我们提供的两个协议也可以证实对原告相关的权利也已经进行过赔偿了；证据3不是给原告的，是给有拆迁资格的被拆迁人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上面没有盖章，我们对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举证目的有意见，原告不是被拆迁人不享有这个；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信访答复不是我们作出的，而且这些证据中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原告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除证据3的真实性亦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事实亦均予确认，证据3因仅为一张格式打印件，并无相关人员或单位签名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1992年，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将坐落于诸暨市城关镇大桥东路113号的厂房入股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1994年4月，诸暨市二轻针织厂以其与外商联营组建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异地建造厂房已全面投产为由，与原告俞贤林签订名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意向协议，约定将大桥东路113号、占地面积1462.19平方米、建筑面积1690平方米(不含设备、办公用具)转让予原告。该协议签订并在原告支付部分款项后，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将临街底层房屋4间交付原告。1994年7月15日，诸暨市土地管理局、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原告签订《诸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大桥东路113号房产面积为1222.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原告作工业生产之用，并约定仓库占地面积300平方米上面为职工宿舍，土地使用权出让按建筑面积分摊为60平方米。1994年8月27日，在未办理房屋买卖登记手续的情况下，诸暨市土地管理局审批同意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原告。1995年1月1日，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以因新厂房暂缓建造，未能按时交付房屋为由，以诸暨市二轻针织厂为出卖方重新与原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明确房屋价格仍依照原协议约定，原告已交付的金额及利息纳入购房款、临街底层房屋4间仍由原告使用。据此，原告在交纳土地出让金(包括工本费)128555.50元后于1995年3月5日取得了上述土地的诸国用(95)字第01-9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1996年9月2日，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向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借款80万元，诸暨市二轻针织厂为借款将上述厂房作抵押担保。1997年3月17日，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3月19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1997)诸法经初字第178号民事调解书，准予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将上述讼争的厂房抵偿给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在调解书生效并按约支付给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厂房差价款后，在向房管部门申办房产证期间，原告以其于1995年与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为由提起诉讼。该案经本院(1998)绍民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上述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为此，诸暨市人民法院撤销了(1997)诸法经初字第178号民事调解书。原告亦于1998年8月25日申办该宗房屋的产权证，在交纳了评估费、领取了房屋契税证后的同年10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因原告在新疆经商以该宗房地产作了抵押为由，以(1998)浙法告申民监字54号函告知诸暨市人民法院暂缓执行(1998)绍民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同年12月，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昌中执字第118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该宗房产及所属的土地使用权。1999年4月2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浙法告申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撤销(1998)绍民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同时确认原告与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由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返还原告购房款、土地出让金和税金、赔偿经济损失，并确认原告同时将所买房屋腾退给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和诸暨市二轻针织厂。1999年5月27日，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又与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讼争房屋出卖给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1999年6月21日，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浙法告申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及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和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签订的协议，将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变更为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所有，并向其颁发了诸字第4049号房屋所有权证。该变更登记行为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原告仍持有讼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契证、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明知该房产已被人民法院查封而尚未解封仍对讼争房屋进行变更登记并发证给诸暨市城关供销合作社为由，于2001年3月13日作出(2001)浙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上述诸字第4049号房屋所有权证。
2000年9月14日，被告作出诸政发(2000)51号《关于印发〈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房屋拆迁政策〉的通知》，对城市广场建设的房屋拆迁政策进行了明确。2001年6月13日，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原告签订拆除涉案土地上房屋的协议，明确了有关搬迁事宜，并约定原告于2001年6月14日搬迁完毕，将房屋在6月15日交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拆除。2001年7月3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该院正在协调新疆昌吉中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对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处理的涉案房地产的拆迁补偿金等的执行争执，要求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该拆迁补偿金划至该院。2001年8月22日，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001年8月30日，诸暨市城市广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实行货币化拆迁补偿的相应款项划至省高院帐户，余下设备搬迁等补偿款补偿给了原告。为此，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于同年8月30日履行完毕。现原告因对涉案土地的征收行为不服，遂成讼。
另查明，2001年涉案房屋已被拆除，2004年涉案土地改造成为诸暨市城市广场。2014年至2017年间，原告曾多次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为此信访。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于1995年3月5日取得的涉案诸国用(95)字第01-9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基于原告与诸暨市二轻针织厂(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签订的涉及土地和房屋使用权之转让协议书、与诸暨市土地管理局及诸暨市二轻针织厂签订的诸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而实现。原告与诸暨市二轻针织厂(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为原告获取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和基础，但因该协议已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28日作出的(1999)浙法告申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无效，并判令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二轻针织厂返还已由原告支付的款项并赔偿经济损失，原告同时将所买房屋腾退给浙江蓬波针织有限公司和诸暨市二轻针织厂。至此，原告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实际上自此而消失。现原告诉请确认被告对其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实施征收亦即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即便原告主体适格，鉴于涉案土地原告在庭审中亦明确已于2004年建成为诸暨市城市广场，现原告于2017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且原告自2004年后的信访行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俞贤林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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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王 建
审 判 员 蒋 瑛
人民陪审员 马雅萍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