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11刑终127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恒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1年12月28日被方山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并于当月30日上网追逃；2016年3月14日被枣强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归案后临时羁押于枣强县公安局，2016年3月18日被方山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方山县看守所。
辩护人张军，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占勇。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3月22日被方山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并于次日上网追逃；2016年4月6日被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民警抓获归案后临时羁押于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2016年4月9日被方山县公安局执行拘留，同年4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方山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瑞华，河北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16）晋1128刑初9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不服，提出上诉。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检察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偏轻为由，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鹏、赵宏利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赵恒建及其辩护人张军、上诉人杜占勇及其辩护人李瑞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我国实行农副产品收购免税制度，但收购时所计算的税款数额可以在以后的流转环节中抵扣增值税税款。煤炭产品流转环节没有这种政策。2011年6月间，经刘宝真（批捕在逃）联系并介绍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二人相识，三人共同产生了如下犯意：设立公司，虚假收购农副产品，虚假计算收购农副产品税额，之后捏造销售业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牟取非法利益。之后，该三人通过被告人赵恒建的战友在方山县麻地会乡租赁山西兰花花发展有限公司的厂房，由被告人赵恒建筹资100万元充作注册资金（2011年6月24日，被告人赵恒建等人将注册资金撤走），假借赵恒建战友的女儿吕某乙、杜占勇的女朋友曹玉花二人之名申请设立方山县昌盛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简称昌盛公司），工商机关于当年6月10日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毛皮加工、销售及毛皮制品销售。当月22日向方山县国家税务局领取了《税务登记证》，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人识别号为1423305759982893。申领了农产品收购发票（7、8月各领20本）和代码为14001114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0份（号码段为00158073-00158117、00158825-001258889、00158970-00158976）。为掩人耳目，二被告人及刘宝真在其设立的昌盛公司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虚假生产，即用碎绵羊皮缝制羊皮座垫。期间，被告人赵恒建与刘宝真进行了日常生产管理。
2011年7月至8月间，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与刘宝真在没有实际收购货物的情况下使用真实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分两次使用被告人杜占勇购买的95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填写了虚假的购买绵羊皮的交易额，第一次开具375份、第二次开具625份，分别虚填了虚假的购货金额，并虚填了进项税额511466.28元和723721.05元。当年7月21日、8月23日昌盛公司以销售给河南省孟州市泰丰有限公司（简称泰丰公司）绵羊皮的名义分别在32份、45份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打印了虚假销售金额7691706.65元，从而虚开销项增值税额1307590.13元。在向税务部门报账时，被告人杜占勇找的关系，制作了公司的账簿，进行了欺骗性申报。因进项税免收，抵扣后昌盛公司两次分别上缴方山县国税局税款31947.8元和40455.12元。经刘宝真联系，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与刘宝真将虚开的上述7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违法出售给一个叫“老四”的人，后该发票展转落入沁阳市宏元工贸有限公司（简称宏元公司）手中，且发票第三联的销货单位、购货单位与第一联的完全不同，内容变更为“方山煤矿”销售给宏元公司煤炭，单从发票表面看宏元公司系通过购买煤炭取得上述第三联发票的。因宏元公司持有上述7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而且载明的是煤炭交易，故其在当地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抵扣了上个流转环节产生的1307590.13元“税款”，从而其少缴1307590.13元的税款，导致税款流失。
2011年11月2日，方山县公安局决定立案侦查该案。经河南省焦作市国家税务局稽查，2011年11月间，宏元公司已将
1307590.13元税款补缴。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赵恒建供述，主要内容：2011年，他与杜占勇、刘宝真在太原商量开公司搞一些非法业务。他找其战友吕某甲让帮忙在方山县开公司，吕某甲又找吕某甲的战友巩建军，巩帮忙给他们办理了开公司的手续。经算账，开公司杂支了13万多元，他承担了3.9万元，剩余由杜占勇和刘宝真平摊。另外，注册资金100万元是他借的，不久这100万元就取出来还了人家。刘宝真、杜占勇每人给了他2000元好处费。平时，他在公司里照应着，只加工了一垛羊皮座垫成品，但公司没有销售过。公司收购羊皮的农产品收购发票，他和杜占勇都填写过，有时女工们也帮着填写。出卖人是用杜占勇从外地买来的身份证上的信息填写的。这些发票是用来抵扣税款的。第一次去国税局报税时，他们3人都去来，但刘宝真没进办税大厅。第二次报税也是他们3人去的。他进去办理时，杜占勇、刘宝真到别处去了。工作人员说账目有误，他把情况告诉了刘宝真。杜占勇、刘宝真把材料拿上去了外地。杜占勇、刘宝真回来后他们用新材料报了税，又在农行缴纳了税款。公司的账两次都是杜占勇和刘宝真去河南做的。第一次出卖发票时他没去现场，买票人老四将款打入刘宝真的卡上，取出后回了公司他们3人分了钱。第二次分钱也是在公司里进行的，在场的人有他、刘宝真、杜占勇和杜占勇的老婆。他们3人每人分到3万不到4万元，是刘宝真给的钱。他与吕某甲一起相跟上到的方山，他让吕某甲拿着公司的印章到方山县税务局去盖章，后来他发现不妙就独自走了。
2、被告人杜占勇供述：主要内容：2011年，刘宝真联系到他说要设立开发票的公司，并经刘宝真介绍认识了赵恒建。在赵恒建的操作下，他与赵恒建、刘宝真在方山县租了几间房开了个“皮包”公司，干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业务。他投资了4万元左右，把钱给赵恒建。赵恒建是老总，赵雇佣了几个女工，以做羊皮垫为幌子假装搞生产，平时在厂里呆的时间长。赵恒建领到发票后，他们3人分头去联系买家。后来，刘宝真联系到枣强县大营镇一个叫老四的买主，发票是按老四的要求开给河南的一个羊皮公司，发票共有三四十份，一式三联一次性打印好的，总价款有三百多万元。老四给他们的钱款是按增值税发票价款的百分之四点五到四点七的比例确定的。过了几天，老四就把款打到刘宝真的卡上。那次出售发票赵恒建给他分了4万元左右，因赵恒建刚开始投资的多，所以分的多一点。他们用他买的山西省内200多张身份证复印件填写了农产品收购发票。他与刘宝真去了河南新乡找的人做了公司的账务。剩余的增值税发票是第二个月才从税务局领的，也是老四拿走了。他不清楚是怎么拿的，也不清楚发票最后怎么到了宏元公司，而且内容也不一样了。他想是被克隆了。每次去申报税款，赵恒建肯定去了，他也去过一两次。
3、证人吕某甲的证言，主要内容：2011年11月1日，他受赵恒建的委托将赵恒建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送到方山县国税局。
4、证人李某甲（门卫）及王某甲、李某乙、牛某、王某乙（该4人为女工）等5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赵恒建是平时在公司进行管理的负责人。
5、增值税专用发票：（1）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第一联）77份，该票系从昌盛公司提取，代码为1400111140。销货单位均为方山县昌盛服装服饰制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为142330575982893，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方山支行641001040012703；购货单位均为河南省孟州市泰丰有限公司，货品为绵羊皮，价税合计均为116874元。税额共计1307590.13元；（2）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第三联）77份，该票系从宏元公司提取，代码为1400111140。销货单位均为方山县煤矿，纳税人识别号为142330575982893，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方山支行641001040012703；购货单位均为沁阳市宏元工贸有限公司，货品为煤，价税合计均为16874元，税额共计1307590.13元。
上述两组发票中第一联、第三联对应的发票开票日期相同，对应的编号相同，密码区内容相同，金额相同。
6、焦作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情况说明》，证实宏元公司于2011年10月至11月补缴了税款1307590.13元。
7、另有：关于昌盛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宏元公司增值税记账联及抵扣联认证结果清单、焦作市国家税务局的情况说明、银行交易记录、到案经过等书证；证人闫某、曹某、吕某乙、王某丙、李某丙、王某丁、刘某、温某、任某、李某丁、李某戊、张晓程等人的证言。
原判认为，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以虚开发票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假借他人之名注册设立昌盛公司，并向方山县国家税务局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1307590.13元。二被告人虚开增值税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关于辩方提出的虚开发票流转过程不详、定罪证据不足的意见。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本身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发票管理秩序，而且说明行为人已经着手进行了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活动，且二被告人确实已将虚开的发票出售，实现了其非法牟利的目的，至于税款是否真正被骗，是进一步造成社会危害的表现，是一种量刑情节，故其该方面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因被骗的税款已被追回，对二被告人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关于本案虚开税款数额属于数额巨大还是数额较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于1996年作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均已翻番，为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对该解释确定的数额区间早应作出新的规定。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性质相当，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对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请示答复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数额较大的区间可以参照《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0号】中骗取出口退税的标准即50万元至250万元确定，故辩方关于本案的犯罪数额应属较大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辩方所提本案系单位犯罪的意见。自然人犯罪是行为人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实施的个体行为，而单位犯罪则是基于单位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实施的整体行为。本案二被告人系为牟取个人利益，以设立公司为手段，以公司活动为幌子，从而进行犯罪活动，故二被告人系自然人犯罪并非单位犯罪，辩方该方面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二被告人及刘宝真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共同虚假设立公司，进行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及刘宝真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在完成共同犯罪中缺一不可，故该三人均为主犯，均应对以所谓的昌盛公司之名进行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且被告人赵恒建证实被告人杜占勇参与了第二次的报税、做账、分钱等环节的活动。故辩方关于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不是主犯及对第二次出售发票的行为不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为了打击犯罪，保护国家税收管理制度，根据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的犯罪情节、罪后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六条、参照《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被告人赵恒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杜占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方山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具体抗诉理由是：1、原审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虚开税款130余万元，依法应认定为虚开税款数额巨大。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简称《增值税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增值税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出口退税解释》）之规定，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数额巨大。赵恒建、杜占勇虚开税款数额1307590.13元属于数额巨大。2、原判以原审二被告人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量刑，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量刑畸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辩护人提供的2014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研（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简称《电话答复》）来源于网上下载，合法性、真实性有待查证，其不能代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而且，该《电话答复》意见明确，在新的司法解释制定前，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而该解释第三条明确规定，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据此，本案应当认定原审被告人赵恒建、杜占勇虚开税款数额巨大。
上诉人赵恒建诉称，1、他参与昌盛公司的目的是合法经营，并非有预谋的搞非法业务，更没有预计虚开增值税发票谋取利益。刘宝真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他不得而知。2、昌盛公司的经营活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来源、筹备开票需要的身份证、买家的联系渠道以及往来资金的接收，他都没有直接参与。公司成立以后，他曾去过公司加工所在地，但并未进行日常管理。公司所有合法、非法的活动，他都没有实际掌握，购进原材料的渠道不知情，加工成本、工人工资、销售渠道、销售收入等均未参与。他曾两次和刘宝真、杜占勇去方山县国税局报税，但报多少税、怎么报税、依据什么帐目报税，他一概没有过问。3、无论事前、事中，还是事后，他对于涉案经过、票面金额、出票后接收票人和接收单位等都不知情；他曾经填过收购羊皮的收购发票，但不知从何来，是杜占勇让他帮忙填写的，而且身份证是杜占勇提供的；对于出票份数、金额、抵扣上下联，他都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对于购买公司票的人，他也不认识。综上，他在本案中不是主动参与犯罪，不是明知犯罪而犯罪，是被动卷入，不应当按照共同犯罪均系主犯论处，应区别主动犯罪和被动参与，分清主次，而他是次要角色。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他为从犯，从轻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取消罚金的处罚。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认为，1、本案由刘宝真提议，被告人赵建恒按照刘的意思行事，仅仅是个跑腿的。无论从联系票源、筹备开票需要的身份证、联系买家、招待买家、接收款项乃至几人分钱都不是赵恒建所为，上诉人赵恒建系从犯；女工们只是主观臆断被告人赵恒建是大老板，是没有根据的推断。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结果犯，应当以造成的税收损失认定犯罪事实。赵恒建的行为只与32份专用发票有关，涉及的税款是54万元，与其他45份专用发票无关。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4）179号《电话答复》精神，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250万元为数额巨大，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标准不应采纳。4、本案上诉人并未获取增值税抵扣之利益，只是将该增值税销售牟利，销售之后的情形，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故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更为妥当。5、上诉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动坦白，有悔罪表现，但一审量刑并未体现；即使认为上诉人赵恒建构成犯罪，但因本案税款已全部补齐，损失已挽回，其又系从犯、初犯，建议对被告人赵恒建从轻处罚。
上诉人杜占勇诉称，1、原判认定犯罪事实不清。他没有实际销售货物，也不知道发票被卖到哪里。刘宝真指使他开票，他只参与了开具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是泰丰公司，货品是羊皮，没有给宏元公司开过发票。对于涉宏元公司数额，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77份发票的记账联、发票联、抵扣联均不相符，明显有克隆、造假的嫌疑。发票开出后交给了老四，老四是否用该发票进行了编造未查实。宏元公司发票的来路不明，未经鉴定不能认定宏元公司的77份发票与他有关。泰丰公司证实没有收到他开具的发票，说明泰丰公司对所指控的32份发票没有进行利用，没有抵扣税款，没有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2、原判认定各被告人的作用不清。他在本案中听从于刘宝真，其地位、作用明显较小，不应认定为主犯等同量刑。3、原判量刑过重。他不是直接责任人，且对另外45份发票引发的犯罪后果不应承担责任，同时具有坦白交待、当庭自愿认罪等情节。据此，请求二审改判，减轻刑事处罚。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认为，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公诉机关指控虚开了77份发票，但其提供的证据中，记账联、发票联、抵押联均不相符，明显有克隆、造假的嫌疑。当时发票开下后交给了老四，老四是否用该发票进行了变造，本案没有查实。2、被告人杜占勇等人没有为宏元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只给泰丰公司开具了32份，而泰丰公司没有收到发票，说明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应当从轻处罚。3、最高人民法院电话答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时，明确表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数额较大的区间可以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的标准即50万元至250万元确定。4、本案中，刘宝真处于领导、指导地位，是主犯，杜占勇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发表支持抗诉和出庭意见认为，1、从昌盛公司成立前的预谋，注册资本的投入，成立后经营管理，至国税局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虚假收购羊皮的发票，去河南做假账，到最后赃款分配，赵恒建不但主观上明知，而且客观上参与了整个犯罪过程。2、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二上诉人与刘宝真有共同犯罪故意，三人共同出资虚假设立公司，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赵恒建负责公司成立的手续并雇用女工进行虚假生产，杜占勇负责购买虚假身份证信息进行虚假填报，并与刘宝真到河南做假账，刘宝真负责联系增值税票买家，并收钱。同时，该三人平均出资，利润平均分配，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相当，均起了主要作用，均应当认定为主犯。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偏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作废，审判时应当优先适用，《电话答复》只能在量刑时作为参考依据；而且，根据该《电话答复》，即使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执行，本案量刑也应当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2011年7、8月间，原审被告人赵恒建伙同原审被告人杜占勇以及刘宝真(在逃)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7份，且该虚开的销项增值税额1307590.13元被宏元公司申报纳税时抵扣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采信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时出示、质证，二审期间二原审被告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恒建伙同上诉人杜占勇以及刘宝真在没有真实商品交易的情形下，违反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1307590.13元，数额较大，其行为确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关于上诉人杜恒建的辩护人所提本案应定性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护意见，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他人，并向他人收取一定价款的行为，而本案二上诉人是为他人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收取一定价款的行为，并非单纯的买卖增值税票行为，故该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杜占勇所提其没有为沁阳市宏元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仅仅为河南省孟州市泰丰皮业有限公司开具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其余4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引发的犯罪后果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赵恒建与上诉人杜占勇以及刘宝真等3人共谋注册成立公司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杜占勇为实现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又购买了95人的身份证件信息，现有证据虽无法证实其具体参与虚开其余4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该部分事实并没有超出其共同犯罪故意范围，根据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上诉人杜占勇应当对该4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行为承担责任；另，本案所涉虚开的7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实存在被他人变造后由沁阳市宏元工贸有限公司用于抵扣税款的事实，但并不影响对本案二上诉人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法律评价，故对上诉人杜占勇及其辩护人的有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二上诉人虚开税款数额1307590.13元属于数额较大还是数额巨大的问题。《增值税解释》是对《增值税决定》的解释，该决定有关内容已纳入1997年刑法，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前，该《增值税解释》可参照执行。本案如果继续适用《增值税解释》，虚开增值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根据2002年《出口退税解释》规定，骗取出口退税款25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从犯罪性质、危害后果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并无多大区别，仅因司法解释规定时间不同，两罪的量刑标准却相差数倍，却导致类似犯罪之间的量刑明显失衡，有违罪刑相当原则。因此，鉴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危害性质相似，对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标准的把握，在新司法解释制定前，可参照适用2002年《出口退税解释》。原判参照适用该解释的数额标准，认定二上诉人虚开税款数额属于较大并无不当。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二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赵恒建负责提供注册公司所需资金、工商和税务登记、租赁办公用房、日常经营管理、领取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申报等，其行为对于共同犯罪的完成起决定性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杜占勇负责购买虚假身份证件信息，伙同刘宝真做假账，其行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上诉人赵恒建及其辩护人的有关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杜占勇及其辩护人的有关上诉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二上诉人的罪责认定和区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二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方山县人民法院（2016）晋1128刑初91号刑事判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恒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14日起至2021年3月13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一次性缴纳）；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占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6日起至2019年4月5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一次性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宪强
审判员 张少军
审判员 杨尉苑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旭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