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初字第8471号
原告向×，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
被告倪×，女，1959年2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昕，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85号。
法定代表人管洪，总裁。
委托代理人黄小平，男。
被告天津日报社，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桂华，社长。
委托代理人徐国强，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鲍宏声，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向×与被告倪×、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称重庆日报）、天津日报社（以下简称天津日报）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被告倪×之委托代理人陈昕,被告重庆日报之委托代理人黄小平,被告天津日报之委托代理人徐国强、鲍宏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诉称，2010年5月，我因倪×拖欠我居间费用而将其起诉至西城区人民法院。倪×被起诉后，在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先后向重庆晚报、城市快报等众多媒体发布我“是一个骗子，两个月来天天打电话找她要钱，差点逼得她打电话报警。”“就是一个骗子，你们不要相信。”“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等言论，并被众多媒体予以发表。后2011年夏天，我的朋友告知我，网上有大量倪×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是骗子的信息，我搜索后发现果然如此。从起诉倪×后，我就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开始也没太在意，认为只要努力就行，但还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和明星经纪人不接我电话，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与倪×的官司有关。特别是看到重庆晚报和大量转载重庆晚报的报道，我确认越来越难的工作处境与这些报道有关。经长时间慎重考虑，冒着彻底葬送职业寿命的风险，我遂于2012年3月29日委托公证处将部分信息进行了公证。我认为，倪×在我居间完成之后，多次就居间费用与我直接沟通、联系的情况下，不顾客观事实，向众多媒体肆意捏造、传播不实、不当恶意诽谤言论，并经众多纸质媒体大量报道，网络媒体大量转载，引起客户、社会公众以及亲朋好友对我产生误解，使得我社会评价急剧降低，严重影响我的业务开展，2011年以后处于无工作、无收入状态。倪×具有肆意捏造、传播不实、不当恶意诽谤言论使我社会评价降低的主观故意和行为，这种主观故意和行为与我社会评价降低、客户和明星经纪人不接我电话、工作无法开展、长期无收入、原职业寿命终结、精神遭受巨大创伤、收入下降很大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而其他被告未经核实或者听取我的解释就直接报道了倪×的单方言论，故被告构成了对我名誉权的侵犯，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1、倪×在重庆晚报、城市快报相同版面上向我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重庆日报在重庆晚报、天津日报在城市快报相同版面上向我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倪×、重庆日报、天津日报连带赔偿我名誉权损失80万元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元、公证费1070元、检索费452元、邮寄费55元，共计人民币1001577元；3、诉讼费由倪×、重庆日报、天津日报承担。
被告倪×辩称，不同意向×的诉讼请求。我并没有对其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也不存在相应的法律责任。公民名誉权虽然受到法律保护，但公民也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向×所述倪×的相关言论是捏造和恶意诽谤，这是向×自己的误解。事实上，相关言论均是在向×与我发生居间合同纠纷时，由于纠纷受到媒体关注，我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纠纷做出的自己的评论，完全合理合法，不存在主观恶意。通过2010年我与向×居间纠纷案件的结果可知，向×主张的居间费用并不属实，也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可见，我在当年评论向×是骗子，虽带有一定感情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客观评论，并不构成对向×的侮辱和诽谤。且无论是我还是涉案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披露向×姓名的行为，社会公众无法从被告言论和报道中获悉具体的指向对象，更谈不上是对向×的侵权行为。我并没有对向×实施侮辱和诽谤的行为。另外，向×认为其自身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受到损害，有损失，但向×并没有证实自己的损失和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向×的居间业务的好坏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其不能因为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变就将原因归结于曾与自己发生纠纷的名人。向×在2011年从朋友处得知网上有自己的相关报道，这些都是针对2010年发生的事件，在当年向×并不知道有这些报道，而是两年之后别人告诉他才得知，这也可以说明这些报道对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影响。而且名誉应是社会公众对某个人的评价，而不是向×自身的感受，向×自身感受到其社会评价降低，是其自身心理素质的问题。向×的名誉权是否受到影响有待法院审查。我认为向×名誉是否受到损害与我无关，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另外，请求法庭对向×的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进行审查，2010年5月至7月出现相关报道，向×在居间合同纠纷中已经知道相关情况，但2013年向×才起诉，向×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重庆日报辩称，我报社是重庆晚报的开办单位，重庆晚报没有法人资格，重庆晚报的权利义务由我报社承担。请求法院驳回向×的诉讼请求，我报社的报道属实，没有侵权。倪×是知名人士，她与向×的居间纠纷是受到广泛关注的，这个纠纷确实存在，向×因居间纠纷给倪×造成的困扰是客观存在的。我报社的报道中提到的是向姓男子，并没有说是向×。我报社的报道不构成侵权。而且向×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报道是在2010年7月，向×是2013年才起诉。向×是居间人，也是与媒体打交道很多的，他应该是知道这些报道的，但仍于2013年才起诉。向×提出的精神损失也没有依据。我报社的报道没有给向×造成任何后果，在报道后两年时间里，没有给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向×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影响，而且社会公众都不知道是向×，我报社报道的只是向姓男子。请求法院驳回向×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日报辩称，我报社是城市快报的开办单位，城市快报没有法人资格，城市快报的权利义务由我报社承担。我报社不同意向×的诉讼请求。城市快报刊载的两篇涉案报道是在2010年5月和7月，客观报道了倪×和向×在另案中的诉辩主张，没有任何的倾向性。城市快报在报道中有三点结论，第一个是倪×说谎，这是对倪×不利的结论，第二个是有待核实，这是一个中性的结论，第三个是向先生的证据不足，这是对向×相对不利的结论。这三个结论是客观中立的。向×主张城市快报单方报道了倪×一方的言论与事实不符，主张城市快报侵犯其名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报道刊载于2010年，向×2013年才起诉，向×的诉请超过了诉讼时效。另外，向×提出要求我报社提供采访倪×的录音，我报社所刊载的内容都是源于对倪×的采访，向×已经自认我报社刊载的内容是源于倪×的陈述，而不是我报社凭空想象的，就向×已经自认的事实，我报社不再举证。请求法院驳回向×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向×以倪×拖欠其居间费为由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居间合同纠纷之诉，要求倪×支付居间费用余款11万元及利息。2010年9月14日，西城区法院作出（2010）西民初字第81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向×与倪×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但由于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居间费用为15万元最终达成协议，故判决驳回了向×的诉讼请求。向×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定向×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1872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5月21日，《城市快报》登载了题为《重执话筒倪×“不差钱”——被指欠款11万反称对方是骗子》一文，该文提及倪×被向先生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并写道“昨日记者辗转联系上倪×，对于被起诉一事，倪×做出简短回应：‘这个事情我也是今天在报纸上刚刚看到，那就是一个骗子，你们不要相信。”2010年7月30日，《城市快报》登载了题为《对方是骗子还是倪×在说谎——倪×因拖欠11万元居间费成被告》一文，该文分三部分，分别为“被告倪×：我不认识对方；原告向先生：有录音为证；暂结论：倪×说谎”、“被告倪×：代言费减了一半；原告向先生：倪×答应15万；暂结论：有待核实”、“被告倪×：没签意向没证据；原告向先生：艺人给钱是行规；暂结论：原告证据不足”。该文写道“从立案至今，倪×多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坚称，原告向先生所述不属实，并表示‘我不认识对方’‘那是个骗子’。”
2010年7月30日，《重庆晚报》登载了题为《倪×两个月天天被电话追债——“欠”了11万广告介绍费》一文，该文提及一位向姓男子自称为倪×促成了丁桂儿脐贴的广告代言，因倪×未付清介绍费，向先生将倪×起诉至西城法院，并写道“昨日，记者对倪×进行了专访，倪×对此非常愤怒，她怒斥对方是一个骗子，两个月来天天打电话找她要钱，差点逼得她打电话报警”，“倪×告诉记者，……两个月里天天打电话，还录音，三更半夜都发短信追债”，“对于案件中的向先生，倪×说，她曾在电话中指斥对方‘你就是一个骗子’，她还了解到，此人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但具体是谁，倪×却不愿透露。”2012年3月27日，向×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上述三篇文章登载情况进行了公证，支出公证费1070元。2013年3月6日，向×因检索而支出检索费452元。
就如何得知向×与倪×之间的居间合同纠纷，重庆日报及天津日报表示网上有相关报道，其他媒体也有报道，故主动找倪×就该案进行了相关采访。重庆日报主张因倪×是知名人士，倪×与向×之间的纠纷受到广泛关注，向×因该纠纷给倪×造成的困扰是客观存在的，《重庆晚报》系通过电话采访倪×后如实报道，且报道中提到的是向姓男子，并没有说是向×。天津日报社主张《城市快报》系通过电话采访倪×并如实报道，其登载的两篇文章客观报道了倪×和向×在居间纠纷案件中的诉辩主张，没有任何倾向性，其文章中也没有“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这句话。
关于向×起诉书中提及的三处敏感话语，即“是一个骗子，两个月来天天打电话找她要钱，差点逼得她打电话报警”、“就是一个骗子，你们不要相信”及“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等言论，倪×表示关于“骗子”的评论，其在接受采访时确实说过，但具体是如何表述的由于时间太久已经不记得了，至于“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这句话，倪×不记得是否是其原话，且相关报道中也不是以引号加以引用原话的形式出现的。
向×主张本案所涉报道导致其从事的广告居间业务受到影响，使其彻底丧失了为名人与厂家之间进行广告居间服务的机会，向×确认其要求的80万元损失系估算得来。向×就此提交了为王菲做洗发水广告中介的收入银行明细及电子邮件。倪×及天津日报对电子邮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银行明细真实性认可，但对于银行明细及电子邮件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重庆日报认为向×无法证明该收入的合法性。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公证书、公证费票据、检索费票据、（2010）西民初字第8106号民事判决书、（2010）一中民终字第18724号民事判决书、银行明细及电子邮件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具体到本案中，向×于2010年5月以倪×拖欠其居间费为由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居间合同纠纷之诉，要求倪×支付居间费用余款11万元及利息，而本案所涉相关报道系《重庆晚报》及《城市快报》主动找倪×进行采访，并非倪×主动与媒体联系要求报道该案件信息，故倪×并无刻意主动披露案情并侮辱向×的主观过错。倪×作为公民亦享有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价的权利，倪×认为其并未拖欠向×任何居间费用，而向×的起诉必定会给倪×造成相当的困扰，根据居间合同纠纷的审理结果，向×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法院支持，倪×在接受采访时虽使用了“骗子”一类的评论，但考虑其当时情绪处于较为气愤的状态，故本院认为倪×的措辞并不能达到向×所主张的捏造及恶意诽谤的违法程度。对于本案所涉报道中出现的“已通过同样的手段骗过不少名人”这句话，倪×并未确认系其接受采访时的原话，且相关报道中亦非使用引号加以引用原话的形式出现，故本院无法确认该评论系倪×所为。同时，本案所涉报道中均未披露向×的具体姓名，公众无法从倪×的言论或报道中获悉具体的指向对象，且报道内容不存在明显偏向于倪×一方的倾向性并进而对向×的起诉不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加以定论，故本院无法认定上述报道足以造成向×的社会评价降低，即无法认定向×的名誉权确系受到损害。此外，向×就其所持本案所涉报道导致其彻底丧失了为名人与厂家之间进行广告居间服务机会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主张的80万元损失系估算得来，本院对此无法采信。鉴此，向×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倪×、重庆日报及天津日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连带赔偿其损失8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元、公证费1070元、检索费452元、邮寄费55元等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一十四元，由向×负担，已交纳一千四百零五元，余款一万二千四百零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庞 松
人民陪审员 刘松庆
人民陪审员 李立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董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