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增*号。
主要负责人：张湧，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该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正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杖子村。
法定代表人：杨东记，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旺，该公司法务部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佳丽，辽宁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正矿业有限公司（简称金正矿业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3民初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刘海屏，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正矿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旺、付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3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对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海泰担保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浦泰支行的保证金账户（账号：77×××16）内的资金750万元停止执行，并解除对该账户内资金的冻结措施；3、上诉费用由金正矿业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根本性错误。具体如下：一、涉案保证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金账户没有完全特定化”系基于该保证金专户存在的两次账户变动，即：（1）2013年2月1日海泰担保公司存入125万元。就该125万元的存入，一审中金正矿业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也未进行审查或要求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予以说明，并不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系猜测性的进行事实认定，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事实上，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2012年12月18日与海泰担保公司签订了编号为ZZ7707201100000002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后，曾于2013年2月1日签订了编号为ZZ7707201100000002-1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将质押的保证金金额从45,230,677.06元提高至46,480,677.06元，提高的差额即125万元于当日存入保证金专户，完成了质物的交付。因此，该125万元系依据合同约定并完成交付的质押资金，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账户余额超出约定保证金数额”的情形。（2）2013年12月20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扣划的500万元。就该500万元的扣划，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证明，系因海泰担保公司为债务人天津三英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扣划该500万元保证金优先受偿。此外，最高额质押的法律特性就在于其担保一定期间内的多个主债权。浦发银行天津分行针对天津三英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质押担保债权已获清偿，故未在本案中作为未获清偿的主债权提出，但一审法院基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扣划该500万元保证金就认定“不能与其主张的主债权相对应”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错误。综上，该保证金专户内的资金变动均属保证金质押的交付或扣划，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而非一般日常结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金账户没有完全特定化显属事实不清、认定错误。二、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出的未获清偿主债权均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一审法院认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主张的部分债权不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的理由是：“根据《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授信对象应为海泰担保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在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债务人天津世纪橡胶有限公司（简称世纪公司）的住所地天津市青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道，其不属于双方约定的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企业。”但是，《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的实际约定原文是：“授信的主要方向为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及甲方融资易贷款业务的融资需求”。此外，《担保业务合作协议》还约定：“甲方提供授信的对象为甲、乙双方认可并由乙方同意提供担保的各类中小企业及与甲方开展融资易业务的企业或个人”。可见，一审判决的认定理由可谓是断章取义。同时，《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亦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在2011年6月7日至2013年11月29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为：出质人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一审中，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已经提交了包括《同意担保函》、《贷款本息业务凭单》以及生效《民事调解书》在内的多份证据证明，所有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出的未获清偿的主债权均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因此，一审法院仅以世纪公司的住所地不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即认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的债权不在担保范围内，显然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750万元享有合法的质权。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750万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系基于前述第2点的错误认定，即将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的债权排除在担保债权之外。因此，此项认定的基础就是错误的。其次，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天津滨海高新区百兴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百兴公司）的债权分别发生在2013年2月1日和2月7日，均在《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期限内，均经过海泰担保公司出具《同意担保函》予以确认，且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未获清偿的债权本息金额超过6700万元。因此，本案所涉保证金专户内750万元的资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依法享有质押的优先受偿权。四、质权自权利设立时生效，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非依据另案判决提出排除执行异议。首先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质权属于担保物权，自权利设立时生效。海泰担保公司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并将保证金存入开立在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处的保证金专户由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占有之时，质权即已设立。本案中，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一审起诉时即已明确，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出执行异议系依据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合法享有的质权，一审法院冻结案涉账户内750万元的资金妨害了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依法实现质权的民事权益。至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交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质押合同纠纷诉讼的《民事判决书》，只是浦发银行天津分行采取司法救济途径实现质权所取得的生效法律文书，仅作为执行异议程序的证据之一，用以佐证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享有质权的合法有效性，而不是作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依据。因此，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完全不同。一审法院适用该款法律规定驳回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诉讼请求，显然是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正矿业有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观点。一、关于保证合同、涉案账户是否为保证金账户、涉案资金是否为保证金以及质押的问题。首先针对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担保业务往来合同以及最高额质押合同，2012年12月18日质押合同以及往来合同明确海泰公司存入的保证金与担保总额的比例为1:8，即可担保的最高限额除以8既保证金数额，本案中约定的最高限额为361,850,000元，而所需保证金为45,230,677元，本案中账户内45，230,677.06元相对应的担保数额应大于361,580,000元。故金正矿业公司对于涉案的质押合同是否真实存在或者说是否是真实的质押存在疑问。涉案的账户开户时间为2010年9月29日，开户行名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浦泰支行，并非本案的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而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诉称的形成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那么依照上述情况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该账户并非为业务往来而专设的保证金账户。那么接下来探讨涉案账户内资金是否完成特定化以及质权设立的问题。金正矿业公司注意到在后期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起诉债务人的诉讼中，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一未将海泰公司作为被告，二未提出实现质权的观点。而且据金正矿业公司所知，在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起诉之时，账户内尚有资金，那么如果存在质押的问题，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为何不直接扣划呢？如果存在质权正是由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与债务人进行和解，将还款日期予以延长，甚至对于百兴公司的一笔约定还款日期为2014.12.30，而以上均未取得海泰公司的同意。那么金正矿业公司认为，中级法院的查封措施并无不妥。即使存在质权的话，查封措施也并没有对于质权的实现造成影响。加之涉案的账户在2012年12月以后，仍然存在流水，也就是说涉案的账户并非特定化，资金并非一定是保证资金，故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认为，涉案的资金尚非保证金，涉案的账户也并非完成特定化。另外关于质权的设立。金正矿业公司认为即使涉案的合同真实有效，涉案的质权也并未设立。质权的标的物只能是动产以及权利。而权利又包含汇票、本票、支票、债券等。但是本案中，涉案的账户显然不能作为质押的标的物，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是否依据担保法解释第85条之规定将账户内资金作为动产质押来处理。根据85条，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取得优先受偿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存在书面的质押合同；2、账户资金符合特定化要求；3、移交债权人合法占有。而第一，本案中双方虽然签订书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但是金正矿业公司认为该合同并未明确质物交付时间，也未明确担保范围，且保证金以及担保金额并不严格与协议约定比例相同。故金正矿业公司认为质押合同并不满足法定内容要求。第二，本案账户的45,230,670.06元按照约定为最高额的保证金。那么也就是说涉案账户内的资金不可能变多。但是客观情况是在2013.12.1发生转款业务，账户内余额明显高于以上数字。那么据此，金正矿业公司认为，涉案的账户并非仅用于本案涉及的担保业务，即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未举证证明涉案账户独立于海泰公司，不可用于其他一般结算业务。故金正矿业公司认为涉案资金不符合特定化的要求。第三，涉案的账户开户行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不一致，那么也就是说，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未占有涉案的账户资金，海泰公司也并未将合同约定的资金移交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另外，设立质押的一般程序是，签订协议-
开设账户-存入约定保证金-
行使质权。但是本案，账户早于协议，资金存入早于签订协议，那么金正矿业公司认为这也是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与海泰公司不存在质押关系的依据之一。另外，截止到本案一审之时，债务人欠款本息为67,828,664.13元，那么按照比例计算保证金的金额应为850万元，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讲，涉案的账户内至少现存的3250万元系海泰公司的存款。二、本案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不存在相对充分的证据以排除中级法院强制的执行。对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所举的质押合同以及合作协议等，金正矿业公司认为根本不足以说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于账户内750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况且本案存在着虚假诉讼的可能。而在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借款人主张还款时，并未将海泰担保作为被告，在2013年2月，以调解书的方式判令借款人还款。而在2014年10月（中院查封是2014年6月），再次以确权的方式确定天津分行享有优先受偿权。金正矿业公司认为既然调解时并未将海泰公司作为调解主体，而且涉案的款项未到还款期限。这就更加说明了上述问题。如果一开始的确存在保证金账户的事宜的话，为何不在索要借款的诉讼中将提供质押担保人作为被告来处理？而从逆向来解释，既然未将质押担保人作为被告，是不是就说明了本案根本不存在质押以及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另一方面，涉案确权的文书作出的日期明显晚于本案采取执行措施的时间，故涉案的确权文书不能作为排除执行的证据。金正矿业公司认为，到目前为止，不可否认的是本案存在着虚假诉讼的可能。涉案的合作协议明确写着担保范围为天津高新技术园区的中小企业，而涉案的个别借款人并不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范围内，那么本案的现实情况是不仅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无法举证证明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就连这个案件本身的真实性都存在疑问。恳请二审法院考虑金正矿业公司的答辩意见，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上诉请求。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对海泰担保公司开立在浦发银行天津浦泰支行的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750万元停止执行，并解除对该账户内资金的冻结措施，诉讼费用由金正矿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8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甲方）与海泰担保公司（乙方）签订《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授信的对象为甲乙双方认可并由乙方同意提供担保的，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乙方在甲方开立保证金账户，乙方存入的保证金与设定保证担保总额的比例上限为1：8；乙方设定的担保方式为全额保证担保；授信业务到期授信申请人如不能按时偿还，乙方应代为偿还到期应付未付的全部债务，同时在此授权甲方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依法扣划。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与海泰担保公司还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出质人自愿以本合同项下之质物提供质押担保，对出质人出具的所有《同意担保函》中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质权人对于质物有第一顺位优先受偿权；质物自进入保证金专户之日起，全部保证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均不可分割地作为出质人向质权人提供的质押担保，由出质人占有冻结；出质人同意，任一债务人发生质权人有权处分质物的任一情形时，质权人可以直接扣划本合同项下保证金专户上的保证金用于归还任一违约债务人所欠质权人的应付款项；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在2011年6月7日至2013年11月29日止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为出质人通过出具《同意担保函》所确认的所有债务人；合同项下的质物为以保证金形式特定化的金钱45,230,677.06元；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361,850,000元为限;保证金专户户名为海泰担保公司，账号为77×××16。2013年2月1日、2月7日，海泰担保公司分别出具《同意担保函》，为世纪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青海经济开发区金海道）、百兴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榕苑路4号天发科技园1号楼2门202单元）对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将其纳入《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保证金质押担保范围。2013年12月5日、2014年5月22日，天津中院分别作出288号调解书、289号调解书、80号调解书，确认世纪公司拖欠借款本金3000万元、百兴公司拖欠借款本金24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天津中院判决认定，截至2014年7月21日，世纪公司拖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信用证垫款9,588,563.84元及相应利息，百兴公司拖欠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借款本金2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确认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海泰担保公司案涉保证金账户中41,308,381.04元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2010年9月29日，海泰担保公司开立案涉保证金账户，2012年12月20日支取1,250,000元，账户余额45,230,677.06元；2013年2月1日存入1,250,000元，账户余额46,480,677.06元；2013年12月20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扣划500万元，转账原因为“海泰投资担保划付三英新技术贷款本金”，账户余额41,308,381.04元。2014年6月12日，一审法院保全冻结了海泰担保公司案涉保证金账户资金750万元。2016年1月12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做出执行裁定，驳回了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执行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750万元资金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案涉保证金账户没有完全特定化。保证金账户的特定化就是要求该账户区别于出质人的一般结算账户，使该账户资金独立于出质人的其他财产。特定化虽不等于固定化，但是，保证金账户资金的流动性，必须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除缴存的保证金外，支出的款项均应用于保证金的退还和扣划，不能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一般日常结算。从本案保证金账户对账单看，资金存入后存在多笔存取的情况：如2012年12月20日，海泰担保公司支取125万元，账户余额与约定保证金数额一致；2013年2月1日存入125万元，账户余额超出约定保证金数额。另外，2013年12月20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扣划500万元，其原因为“海泰投资担保划付三英新技术贷款本金”，不能与其主张的债权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因此，案涉账户虽名为保证金账户，但未完全特定化，不符合保证金账户和保证金的法律特征。二、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主张的部分债权不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根据《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授信对象应为，海泰担保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在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债务人世纪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青海经济开发区金海道，其不属于双方约定的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企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的债权，不符合《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担保范围，该债权对海泰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资金，不具有优先受偿权。三、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750万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1、天津中院判决确认，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保证金账户中41,308,381元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2、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百兴公司享有债权仅为24,000,000元，案涉保证金账户尚有余额17,308,381元；3、《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已于2013年11月29日届满，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亦无其他符合约定债权。因此，即使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保证金账户资金享有质权，但合同期间届满，对于清偿约定担保债权以外的资金，其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冻结案涉保证金账户时间是2014年6月12日，天津中院确权判决时间是2014年10月17日。因此，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不能依据天津中院另案判决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综上，案涉保证金账户不符合特定化要求，且部分债权不属于授信担保债权，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保证金账户750万元不享有质权，其不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一份其与海泰担保公司之间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金正矿业公司不认可该补充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认为该协议名为补充，实为对最高额质押合同当中担保额上限以及保证金的变更。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予以确认。
又查明，2012年12月18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甲方）与海泰担保公司（乙方）签订《担保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密切合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力量，授信的主要方向为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及甲方‘融资易’贷款业务的融资需求”。第二条约定“甲方提供授信的对象为甲、乙双方认可并由乙方同意提供担保的各类中小企业及与甲方开展‘融资易’业务的企业或个人，乙方担保的企业应当具备如下条件：（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注册资金实足到位，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二）符合甲方提供授信的相关规定和乙方提供担保的相关规定；（三）授信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四）在甲方及其他金融机构信誉记录良好；（五）甲乙双方协商确认的其他条件”。
还查明，海泰担保公司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2012年12月18日签订《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出质人海泰担保公司在质权人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处开立保证金专户，质物自进入专户之日起，全部保证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均不可分割地作为出质人向质权人提供的质押担保，由质权人占有冻结。第九条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在2011年6月7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内签署的一系列合同；本合同项下的质物为以保证金形式特定化的金钱，金额为45,230,677.06元，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361,840,000元；保证金专户1：户名：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帐号：77×××16。2013年2月双方又签订了一份《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对保证金和最高担保金额有所变更，约定保证金为46,480,677.06元，最高担保金额为371,840,000元。
上述事实有《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为凭，业经质证，可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案涉帐户内保证金是否已特定化；二、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未获清偿主债权是否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三、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750万元是否享有合法质权。
一、关于案涉帐户内保证金是否已特定化的问题。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与海泰担保公司在双方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设定海泰担保公司在浦发银行的77×××16号帐户为保证金专户，约定该帐户内的资金为特定化的保证金。在本案发生过程中，该保证金专户内资金确实有过数笔存取：1、2012年12月20日因专户内资金多出2012年12月18日双方签署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金额125万元，经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同意，海泰担保公司转出125万元；2、2013年2月12日因低于双方2013年2月1日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125万元，海泰担保公司又存入125万元；3、2013年12月20日、2014年3月3日因海泰担保公司质押担保的天津三英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贷款还款发生逾期违约，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分别扣划了专户内资金500万元和172,296.02元用于收回贷款本息；4、2014年12月4日、2015年12月29日因海泰担保公司质押担保的世纪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贷款还款发生逾期违约，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分别扣划了专户内资金105,604,53元和23,247,927.71元用于收回贷款本息。本院认为,上述对案涉保证金专户内资金的存取或为与双方协议约定的保证金数额相一致，或因海泰担保公司质押担保的贷款客户还款逾期违约，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依约从保证金专户收回贷款本息，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没有用于一般业务结算。该保证金帐户及其帐上资金的存取符合特定化的法律特征。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上诉主张案涉保证金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采信。
二、关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未获清偿主债权是否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问题。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主张依据其与海泰担保公司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未获清偿的主要债权为百兴公司和世纪公司对其逾期未还共计5400余万元贷款本息。一审判决认定世纪公司住所地在天津市青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道，不属于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企业，不符合《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担保范围。但是，双方签订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是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授信的主要方向为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并未约定授信贷款的方向仅仅是或必须是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而且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甲方提供授信的对象为甲、乙双方认可并由乙方同意提供担保的各类中小企业。世纪公司住所地虽然不在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但其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贷款是由海泰担保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出具了《同意担保函》的，函中载明海泰担保公司同意对世纪公司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将世纪公司的贷款债务纳入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ZZ7707201100000002号《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保证金质押担保范围。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的贷款应该属于其与海泰担保公司双方认可并由海泰担保公司同意担保的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之外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一审判决以世纪公司不属于天津高新技术园区企业从而认定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世纪公司的债权不符合《担保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担保范围，及该债权对案涉保证金专户内资金不具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上诉提出对百兴公司、世纪公司未获清偿主债权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三、关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案涉账户内资金750万元是否享有合法质权的问题。本案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与海泰担保公司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及《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海泰担保公司要为2011年6月7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经双方认可、海泰担保公司同意担保的企业或个人在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为361,840,000元，约定缴纳质押保证金的金额为45,230,677.06元，并设定户名为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帐号为77×××16的案涉帐户为存放保证金的专用帐户和帐号。2013年2月，双方又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将海泰担保公司的最高担保金额和缴纳的保证金金额分别变更为371,840,000元和46,480,677.06元。海泰担保公司确实依据质押合同及补充协议，在该保证金专户内存入了足额保证金。主审人认为，双方的质押担保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且在实际履行中，该保证金专户内资金的收支亦完全用于海泰担保公司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约定的各个被担保企业逾期还款产生的担保责任的赔付，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此外在本案发生时，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确有对百兴公司、世纪公司等企业按约定由海泰担保公司质押担保还款的逾期贷款债权未获清偿。当时案涉保证金专户内资金仅有4600余万元，尚不足以清偿百兴公司、世纪公司两企业5400万元的借款本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对一审法院所查封的案涉保证金专户内的750万元资金依法享有合法质权，依法应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上诉提出对案涉帐户内资金750万元享有合法质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浦发银行天津分行上诉提出涉案保证金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案涉未获清偿主债权属于约定的担保债权、对原审法院查封的案涉帐户内资金750万元享有合法债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3民初34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执行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海泰支行77×××16号帐户内750万元资金。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北票市宝国老镇金正矿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华 锋
审判员 郑 锦 弘
审判员 陈 建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张婧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