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8民终6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枚乘西路119号。
法定代表人：钱增茂，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如（该公司员工），男，汉族，1965年9月14日出生，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淮安市锦绣国际装饰城恒洁卫浴，住所地淮安市。
经营者：蔡瑞美。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艳，江苏穿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淮安市民政局，住所地淮安市健康东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邵明，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郑清，江苏天哲（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淮安市锦绣国际装饰城恒洁卫浴（以下简称恒洁卫浴）、原审被告淮安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17）苏0812民初6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者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实际施工人为101项目部）与被上诉人恒洁卫浴系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审被告市民政局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恒洁卫浴与市民政局系买卖合同保证关系。中淮公司承担涉案工程建设、建设工程中水电安装部分所需卫生洁具的购买和安装义务，双方依合同确认使用恒洁系列卫浴产品，民政局无需购买恒洁产品，只承担向中淮公司依约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原审“市民政局在该工程中亦未从其他供货商采购品牌为‘恒洁’的洁具，以及市民政局目前以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恒洁卫浴已履行供货义务”系错误认定，民政局本就不承担购买洁具义务。虽已安装洁具全部为恒洁品牌，不当然推定被上诉人向中淮公司全部履行了供货义务。2、被上诉人举证的销货清单中有两张盖有中淮公司101项目部印章，另没有盖章的销货清单中“刘志保”与盖章清单中刘志保非同一人所写，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志保、左昌宏系中淮公司或101项目部员工，或受两单位授权委托收货及代签销货清单。广东恒洁卫浴公司的发货清单，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清单中货物，并不能证明货物交付101项目部安装在涉案工程中。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
被上诉人恒洁卫浴辩称，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盖有101项目部印章的两张销货清单，这两张销货清单仅三万余元，而上诉人已支付给被上诉人24万余元，且上诉人已支付的24万余元达到补充协议约定进度付款，即扣除百分之二十费用后货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显然，被上诉人提供的清单均为真实。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全部完成供货，但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被上诉人已完成全部供货义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市民政局述称，根据合同条款，市民政局不是恒洁卫浴的保证人，而是中淮公司的保证人。其余关于货款认定，货物是否交付同意中淮公司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16日，被告市民政局作为建设单位与被告中淮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约定被告中淮公司承建淮安市综合性社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在该合同施工期间及工程结束后，被告市民政局陆续向被告中淮公司支付工程款，最后一笔工程款于2015年2月支付完毕。
2010年12月16日，原告恒洁卫浴（销货方）与被告中淮公司101项目部（购货方，以下简称101项目部）、市民政局（监管方）签订卫生洁具购销合同一份，约定：101项目部从原告恒洁卫浴购买总价437836元的坐便器、台上盆、拖把池等卫生洁具，该总价含运输费、装卸费等费用；销货方于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送货到工地。合同约定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在监管单位将材料款付至购货单位账户5日内，购货方需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订金即43783元给销货方；2、材料全部进场经过购货方验收合格后，在监管单位将材料款付至购货单位账户5日内，在监管单位监管下购货方直接将总价款的60%即262701.6元给销货方；3、购货方在货物全部进场安装结束后，在监管单位将材料款付至购货单位账户5日内，购货方按实际购货量支付余款给销货方。合同约定验收及质量异议提出时间：货到购货方的民政局工地后，销货方向购货方提供产品合格证、质保书、厂家检测报告等三项资料，购货方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应向销货方出具书面收货手续；验收不合格的，购货方有权拒绝收货，销货方应赔偿因此给购货方所造成的损失，并向购货方承担延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监管方职责：监督购货方按照合同要求如期支付货款，并对购货方承担经济担保责任。如购货方不能如期支付货款给销货方的，由监管方将货款直接支付给销货方，并由监管方承担购货方的违约责任。合同十一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经三方协商，作出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方当事人均在合同相应位置盖章确认。
2010年12月，原告恒洁卫浴与被告中淮公司101项目部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延续以上销货方与购货方签订的合同，销货方承诺给购货方配合费、税金为销货总价的10.5%，安装费为销货总价款的20%，合计为销货总价的30.5%。材料全部进场经过购货方验收合格后，在监管单位将材料款付至购货单位账户5日内，在监管单位监管下购货方将总价款的70%款项付给销货方，购货方同时扣回20%的配合费、税金、安装费，剩余货款在货物全部进场安装结束后，在监管单位将材料款付至购货单位账户5日内，购货方扣回剩余费用后按实际购货量支付余款给销货方。本补充合同与本人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对于尚欠货款，原告恒洁卫浴陈述：总价437836元，根据补充合同约定扣除30.5%的配合费、安装费等计133539.98元，再扣2011年1月30日已付的243436元，剩余60860.02元未付。
为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供货完毕，原告恒洁卫浴提供下列证据：1、销货清单三张，收条一张。三张销货清单中有两张盖有中淮公司101项目部印章（含307蹲便器66套、109台上盆1套、407挂便器1套、904拖把池1套，共计36714元），2012年2月11日的销货清单没有盖章（含小便下水56套、冲盆66套、三角阀248套、波纹下水253套），该清单上的签名亦与盖章的两张清单不同。收条系左昌宏于2010年12月30日出具，载明：坐便器195个、拖把池31个、小便器56个、台盆253个、水龙头感应器总45件；2、2011年1月30日进账单一份，证明收到货款243436元，该进账单载明出票人为江苏元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元达公司”），收款人为蔡瑞美，金额为243436元；3、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2010年12月23日、25日仓库发货清单两份，证明其销售给被告中淮公司的货物来源。对上述证据，被告中淮公司质证称：对于销货清单及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101项目部印章不能代表中淮公司，中淮公司没有101项目部，经手人不是中淮公司员工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于进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进账单能够证明购销合同的相对人为元达公司，该公司已经承担支付了部分货款的义务，原告应向元达公司主张剩余货款；对于发货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即使发货清单载明了发货事实存在，但并不能证明清单内物品使用在涉案工程上，更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民政局质证称：销货清单及收条是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民政局不清楚，原告是否供应了货物民政局也不清楚，应当跟中淮公司核对，但从销货清单上看只有两张盖有中淮公司101公司印章，其他两张并未盖有印章，并且收货人身份也不明确。另2012年10月11日刘志保与2010年12月10日同样刘志保签收的销货单签字笔迹不同。对于另外两张同样没有中淮公司印章，收货人不明朗的问题，不能证实原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中的供货义务；对于进账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自认已经收款243436元没有异议；民政局不了解合同的履行情况，也不清楚发货清单上面的货物是如何使用的。
为了核实元达公司于2011年1月30日向原告恒洁卫浴支付243436元的性质，法院于2017年9月7日前往元达公司进行核实，并制作了与该公司财务人员的谈话笔录，经财务人员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晓红联系，确认上述汇款并非该公司款项，但对为何将该款转账给原告恒洁卫浴，由于时间久远，人事变更频繁，也说不清楚。庭审中，市民政局陈述案涉工程所用洁具均由中淮公司提供安装，品牌为恒洁卫生洁具，民政局未从其他渠道采购项目所有洁具产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有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是被告中淮公司是否系案涉洁具购销合同的责任主体以及应否承担付款责任；二是被告尚欠货款数额如何确定；三是市民政局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即中淮公司是否系涉案洁具购销合同的责任主体以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淮安市综合性社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项目系以中淮公司名义承包建设，根据2010年12月16日，原告恒洁卫浴、与中淮公司101项目部、市民政局签订卫生洁具购销合同以及2010年12月原告恒洁卫浴与中淮公司101项目部签订补充合同的内容，中淮公司101项目部从原告恒洁卫浴处采购的洁具均用于案涉工程，以及案涉工程款亦由市民政局直接支付给中淮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中淮公司101项目部是中淮公司设立的具体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的部门，尽管中淮公司否认其与101项目部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101项目部均是受中淮公司委托从事与项目有关的民事行为，101项目部实施的与案涉工程有关的行为对外可以代表中淮公司。因此，中淮公司应当视为101项目部与原告恒洁卫浴购销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受到该购销合同的约束。
关于第二个焦点，即关于尚欠货款数额如何确定问题。原告恒洁卫浴主张其已经向被告提供了价值437836元的卫生洁具，并提供两张销货清单中盖有101项目部印章，结合101项目部采购的洁具均用于案涉工程，市民政局在该工程中亦未从其他供货商采购品牌为“恒洁”的洁具，以及市民政局目前已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恒洁卫浴已履行供货义务，鉴于原告恒洁卫浴自认被告中淮公司已经支付货款243436元，剩余60860.02元未付，而中淮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另外支付过货款，故可以认定中淮公司尚欠货款60860.02元未付。
关于第三个焦点，即市民政局是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本案中，市民政局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监管方，虽然根据三方合同约定，监管方有义务监督被告按照合同要求如期支付货款，并对购货方承担经济担保责任。如购货方不能如期支付货款给原告，由监管方将货款直接支付给销货方，并由监管方承担被告的违约责任。但市民政局作为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其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故上述担保条款无效。鉴于案涉买卖合同有效，且原告恒洁卫浴对担保条款无效并无过错，故市民政局作为担保人对被告中淮公司不能清偿的货款及利息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综上，原告恒洁卫浴主张被告中淮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60860.02元，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鉴于被告至今拖欠原告恒洁卫浴部分货款未付，已构成违约，现原告主张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未超过法定标准，予以支持。但对计付时间酌情调整为原告恒洁卫浴首次主张之日，即从2016年9月12日开始。被告市民政局作为国家机关，违法对外提供担保，依法应承担不超过被告中淮公司不能清偿的货款及利息二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法院酌情按照上限，即被告中淮公司不能清偿的货款及利息的50%来确定被告市民政局的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苏中淮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淮安市锦绣国际装饰城恒洁卫浴货款60860.02元以及利息（自2016年9月12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淮安市民政局对上述货款及利息不能清偿部分承担50%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淮安市锦绣国际装饰城恒洁卫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3元，由被告江苏中淮公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完成全部供货义务，经查，当事人签订了卫生洁具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该购销合同中明确了所需洁具的名称、数量、价款等事项，补充协议则约定了付款进度。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了销货清单四份、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仓库发货清单一份、2011年1月30日收款243436元的进账单一份，上述销货清单、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仓库发货清单中所列洁具名称、数量与购销合同中的约定一致；进账单中金额243436元符合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进度，虽该进账单付款单位为元达公司，但经一审法院调查，元达公司并无向被上诉人付款的需要。结合涉案工程所需洁具应由中淮公司购买和安装，以及已交付使用涉案工程所安装洁具确为恒洁卫浴，同时原审被告市民政局亦未采购安装涉案洁具，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了全部供货义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仅提供了部分货物，其余货物是上诉人采取其他办法途径获得，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3元，由上诉人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明芳
审判员 王 伟
审判员 梁新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陶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