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3民初2249号
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9456254-1）。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号**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许红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旭，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柯桥东翔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42926283K）。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镇环镇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俞玉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建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传贵，该公司职员。
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日公司）为与被告绍兴县东翔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翔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2月25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耀日公司之申请依法作出（2016）浙0603民初2249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诉讼过程，被告东翔公司的名称变更为绍兴柯桥东翔纺织有限公司，因系同一民事主体，故本案不作区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程序，由代理审判员林长华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遂于2016年7月26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傅蓉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林长华、人民陪审员潘金华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3日、10月17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8月19日就原告的审计申请是否必要及协商审计机构召集双方举行听证会。原告耀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旭，被告东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建祥、韩传贵二次开庭及听证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07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起诉绍兴县红旗绸厂（以下简称红旗绸厂）等，要求其归还欠款本息。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后，于2007年9月14日作出（2007）绍民二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红旗绸厂归还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本息合计2,642,345.59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因红旗绸厂等并未履行上述判决书中的义务，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向本院申请执行。上述债权经合法转让，目前原告为红旗绸厂的合法债权人。近日，原告得知红旗绸厂已转制为被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理应对红旗绸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对（2007）绍民二初字第72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由红旗绸厂履行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即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2,642,345.59元及192万元本金自2007年3月21日起至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东翔公司当庭答辩称：1、被告与红旗绸厂系二个不同的主体，红旗绸厂至今尚在，处于吊销而非注销状态，被告系重新设立的有限公司，与红旗绸厂没有股权关系；2、案涉债务已经判决确认并处于执行过程，原告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4、原告之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故请求驳回原告之起诉。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耀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2007）绍民二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2008）绍执字第769-2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经受让取得案涉债权的事实；
证据2、原绍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关于红旗绸厂转制权证过户的请示、原绍兴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请示件核实意见书各一份（复印件加盖档案公章），用以证明经国资公司、县体改委、县政府确认，被告系红旗绸厂的改制企业，改制方式为承债式改制，被告享有国有改制企业的优惠政策的事实；
证据3、原中共绍兴县委办公室文件（县委办（2003）148号）、红旗绸厂属地化管理移交资料、东翔公司属地化管理移交资料、东翔公司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各一份（复印件加盖档案公章），用以证明根据县委办（2003）148号文件精神，完成改制的县属国有企业要移交给所属镇或者街道，被告档案材料是从县国资公司移交至原绍兴县齐贤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齐贤镇政府）。该档案中包含红旗绸厂属地化管理移交资料、东翔公司属地化管理移交资料各一份，该两份资料系同一人书写，表明被告系红旗绸厂的改制企业，已于2003年3月完成改制的事实；
证据4、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审批表一份（复印件加盖档案章），用以证明被告系红旗绸厂承债式改制企业且占用红旗绸厂的土地至今的事实；
证据5、具结书一份（存于绍兴市柯桥区国土局档案室，由该档案室盖章），用以证明原红旗绸厂名下土地及其上房屋已被拆迁，被告作为产权人与绍兴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了相应补偿款的事实；
证据6、被告2002年度年检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一份（复印件加盖档案章），用以证明被告于2002年9月7日成立，其2002年度期末（截至200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已累计折旧18,353,300元，表明被告将红旗绸厂的部分固定资产帐面数额直接平移至自己的会计报表内，充分说明被告接受了红旗绸厂的固定资产的事实；
证据7、（2008）绍执字第769-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该案目前执行程序终结的事实；
证据8、红旗绸厂2002年年检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红旗绸厂有大量资产流向被告的事实。
针对耀日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东翔公司经质证认为：
对证据1无异议，从该证据充分说明原告和红旗绸厂之间的债权债务与被告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文件系政府内部的联系单，与本案无关，因系内部流程，而非法律文书，亦非转制文件，不能证明被告是从红旗绸厂转制而来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仅系政府属地化管理，与公司的资产和债权债务无关，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资料仅系在土地使用权变更过程中的记录，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5，系因拆迁后需注销原土地使用权证而出具，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资产负债表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不能达到原告之证明目的，若原告认为红旗绸厂仍有资产，可向红旗绸厂追偿。
为证明自己的反驳主张，被告东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证据9、民事裁定书四份以及相应的买卖协议和付款凭据一组，用以证明被告的有关资产系被告分别向案外人购买而来的事实；
证据10、红旗绸厂、被告的工商查询登记信息及设立资料各一份，用以证明红旗绸厂处于吊销未注销的状态，被告系于2002年9月7日正式成立，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和股权关系的事实；
证据11、付款凭证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分别于2002年12月3日、2003年1月8日、1月9日向红旗绸厂支付95万元、60万元、310,283.08元，对拆迁中可能存在不属于原告受让财产范围而补偿给红旗绸厂相应款项的事实。
针对东翔公司在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耀日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9中四份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所对应的买卖协议真实性不清楚，请求法庭核实。但对于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这一组证据可以看出裁定书中涉及被告的财产系红旗绸厂以自愿抵债形式抵偿给各家银行，再由被告向银行回购，可以印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被告向各银行承债式转制的事实。若买卖合同属实，那么被告向银行承债的金额应当有3笔，一笔是609万元，一笔是1,185万元，一笔是1,300万元。第一笔对应是红旗绸厂华舍厂区的厂房和土地，这部分在2002年年底签订了拆迁协议，不可能计入被告的期末资产范围内。对于交通银行绍兴分行中国轻纺城支行（以下简称交行轻纺城支行）的裁定书涉及的是厂房和土地，按照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是以1,185万元回购。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2年12月25日，按照合同约定交通银行是所有权保留的，直至款项付清日财产才转移。而被告提交的材料显示在2002年年底，期末报表上也不可能将1,185万元作为固定资产来列式。该1,185万元如果被告以这样的价格来回购，那么其成本价应以此为基础，土地部分应计入无形资产。其中受让自原中国农业银行绍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绍兴县支行）的部分财产原告自认价格是1,300万元，该部分1,300万元有可能计提到固定财产，但即使计到起固定资产内，亦应以成本价入帐、列式而不是期末折旧1,300万元，足以说明期末固定资产列式的情况。对证据10中的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工商登记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是否转制或者转制是否完成，应当以政府部门的相应文件以及批示为主，而且被告也在至少两个地方盖章确认其系是转制企业。对于证据10中的设立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设立情况并不当然否定是否改制，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请求法庭核实。对于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同时被告的帐簿中记载有红旗绸厂作为付款人，被告作为收款人，红旗绸厂和东翔公司可能会有大量的往来。
另，本案诉讼过程，本院依原告之申请依法向城投公司及国土部门调取了下列证据材料：1、房屋拆迁补偿拆迁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以及相应的档案资料一组（证据12）；2、红旗绸厂以及被告的名下土地注销以及取得登记档案材料一组（证据13）。
针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一、根据该拆迁协议充分说明红旗绸厂名下的土地和厂房在2002年被拆迁时由被告作为产权人与城投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项1,750余万元。该材料中涉及本院（2002）绍执字第1803-180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中载明红旗绸厂自愿将位于华舍的土地和厂房抵偿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绍兴支行（以下简称浦发绍兴支行）。在该裁定书作出之后第8天，被告与浦发绍兴支行签订了协议书，将裁定书所涉及的土地、厂房回购，同时在此页后面有一个请示件的核实意见，与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请示件核实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此时加盖了红旗绸厂和被告的印章，亦即被告确认了县体改委的转制信息和事实。该份执行裁定书涉及的抵债财产是房屋和土地，未涉及其他物品。而在拆迁协议中涉及的许多物品并没有体现在执行裁定中，在抵偿裁定以外，被告接收通过拆迁安置补偿多收取的补偿款为2,204,659.08元。第二，通过红旗绸厂以自愿抵债的形式抵偿给浦发绍兴支行，在抵偿裁定作出8天，由被告进行回购，这完全符合县政府、县国资公司、体改委所陈述的被告系承债式转制，被告是向银行承债，而完全不顾其他的债权人。被告向浦发绍兴支行回购的时间是2002年9月25日，拆迁人去华舍的厂房调查的时间是2002年10月30日，按照我国的拆迁政策，早在拆迁的一年就已经贴出拆迁公告，而被告向浦发绍兴支行承债转制，支付的对价是609万元，但是不到3个月，其与城投公司签订补偿协议，金额是1,750万元。亦即被告在转制的过程中赚了1,100多万，而其他债权人在被告转制过程中被恶意地弃置，不符合公平原则。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的两个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载明的内容是被告于2003年4月进行补办土地出让手续。该两份材料的最后两页是国土局的文件，标题系关于原工业划拨土地办理协议出让的有关意见，里面提到也与土地的资产评估按县政府的批复意见办理出让手续，缴纳出让金剔除征地成本予以减免。这与原告向法院申请调取2003年4月被告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时享受县政府文件的土地金减免返还的时间是相互吻合的。
针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材料，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首先，拆迁协议是被告与城投公司签订，其前提是被告向银行购买到了该些资产，而非原告所谓的回购或者承债式转让，与红旗绸厂没有关系。拆迁协议和执行裁定书上的内容可能存在不一致，但是被告除了购买浦发绍兴支行抵债财产外，还有其他银行的抵债财产，故并不能证明红旗绸厂与被告之间存在法律上的股权关系或者主体关系。对于证据13土地证的注销和取得都是根据银行与被告之间的协议以及法院的裁定书办理，并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债权债务关系。
本案诉讼过程，原告向本院申请向国土部门调取被告享受的土地出让金减免政策而实际减免的金额，用以证明被告系红旗绸厂的转制企业的事实。对此，被告确认享受过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留存县政府部分减免80%计80余万元的优惠政策，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案诉讼过程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向本院提出审计申请，其申请请求如下：1、对被告2002年度年检报告中固定资产的实际状况进行审计，包括该固定资产的种类、来源、入账价值、如何计提折旧、如何出现累计折旧18,353,300元等事项进行审计；2、对被告设立之日即2002年9月7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的被告与红旗绸厂的来往账目、资金流向、会计处理科目及用途等进行审计；3、对被告自2002年9月7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享受的税金减免、水资源费减免等国有企业改制优惠政策受益的金额进行审计；4、对被告2002年9月7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止所有往来款性质、金额、账龄、发生额进行审计。对于上述审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第一项审计申请所对应的内容实系被告方的会计做帐，与被告是否需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无关；对于第二项审计申请，被告亦提供了相应的财务账册供法庭调查，相应的事实可以通过对相应证据之审查加以确认，而无需审计；对于第三项审计申请，被告亦认可确有享受过相应的优惠政策，故无审计之必要；对于第四项审计申请，显属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之理由与实际，对于原告的上述审计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经审核，认证认为：
证据1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应的证据7对本案之证明力亦予认定。证据2、3、4、5、6，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之依据，然均不能达到原告之证明目的，理由另行评述。证据8系红旗绸厂的年检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即便该份资产负债表所记载的内容为真，亦无法证明红旗绸厂有大量的资产流向被告这一待证事实，故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9经原告质证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余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此，民事裁定书系由本院依法作出，其余抵债财产转让协议及付款凭证等均系原件，且可与上述民事裁定书相对应，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红旗绸厂之财产经法院执行抵债给案外银行、被告向案外银行受让该部分财产的事实。证据10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及对本案的证明力。证据11，系被告与红旗绸厂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故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2、经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其真实性，至于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另行评述。证据13经原、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然与本案无关联，故对其对本案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理由另述。
根据上述证据认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07年9月14日，本院依法作出（2007）绍民二初字第7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红旗绸厂应归还给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借款本金192万元及相应利息。2008年7月16日，本院作出（2008）绍执字第769-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于2008年3月19日就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向本院申请执行，因红旗绸厂于2004年10月1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财产已由本院另案处理[详见本院（2002）绍执字第2392号-2944号、（2003）绍执字第220-223号案]，目前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无法举证证明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依据或线索，故裁定终结该案的执行。2014年7月18日，本院作出（2008）绍执字第769-2号执行裁定书，确认原告于2009年9月25日经受让从案外人处取得上述判决书确认的债权，并裁定变更原告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
2002年9月11日，本院依法作出（2002）绍执初字第1681-170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将被执行人红旗绸厂所有的喷水织机、多臂机、倍捻机、络筒机、倒筒机、整经机等机器设备，按价值7,539,800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农行绍兴县支行所有，并终结该次执行。2002年9月28日，农行绍兴县支行与被告签订《抵债财产转让意向书》，约定：农行绍兴县支行将其依上述民事裁定书及他案民事裁定书，经抵债取得的红旗绸厂的上述机器设备及案外人的机器设备作价1,300万元转让给被告。同年10月30日，农行绍兴县支行出具资产权属证明一份，确认被告已支付上述价款，取得上述设备所有权。
2002年9月17日，本院依法作出（2002）绍执字第1803-180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将被执行人红旗绸厂位于原绍兴县华舍街道湖门村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折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浦发绍兴支行所有，并终结该次执行。2002年9月25日，浦发绍兴支行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浦发绍兴支行依上述民事裁定书取得的红旗绸厂的上述财产作价6,097,519.20元转让给被告。2002年9月28日，被告分二笔向浦发绍兴支行支付了上述转让款。
2002年12月20日，本院依法作出（2002）绍执字第2932-2944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将被执行人红旗绸厂所有的座落在原绍兴县齐贤镇南街1号、环镇西路7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部分机器设备及存货折价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交行轻纺城支行所有，并终结该次执行。2002年12月25日，交行轻纺城支行与被告签订《卖买合同》一份，约定：交行轻纺城支行依上述民事裁定书取得的红旗绸厂的上述财产折价1,185万元转让给被告。2003年1月23日，被告向交行轻纺城支行支付了上述转让款。
2002年12月2日，城投公司与被告签订拆迁协议一份，约定；因规划需要，需征用被告（原红旗绸厂华舍分厂）的房屋及附属物，经协商确定补偿费合计为17,509,571.87元，补偿范围包括房屋、树木、电话移机、空调搬迁补助、电力增容补助、土地等。
另查明，2003年原绍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向县国资公司出具编号为（2003）第011号抄告单一份，载明：红旗绸厂在由东翔公司向银行承债式转制过程中，在办理房产权证变更及土地出让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被告东翔公司确认在办理上述原属红旗绸厂位于齐贤镇的土地出让手续时，享受过土地出让金留存县部分减免80%的优惠政策。
再查明，红旗绸厂成立于1978年8月21日，法定代表人为马仁康，原法定代表人为俞玉祥，企业类型为国有企业，因未参加2003年度年检，于2004年10月11日被依法吊销，目前状况为吊销未注销。被告成立于2002年9月7日，公司类型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韩传贵、俞玉祥，法定代表人为俞玉祥。
现原告以被告为红旗绸厂转制企业而来，二者存在吸收合并关系为由，要求被告对红旗绸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遂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东翔公司是否为红旗绸厂改制而来，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吸收合并关系，亦即被告是否需对红旗绸厂的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原告的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分述如下：
一、被告东翔公司是否为红旗绸厂改制而来，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吸收合并关系，亦即被告是否需对红旗绸厂的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
原告主张被告系红旗绸厂改制而来，二者存在吸收合并关系，且主张被告接收了红旗绸厂的大量财产，应对红旗绸厂的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辩称其与红旗绸厂之间并无改制关系，二者系独立民事主体，且其系从案外人处受让红旗绸厂财产，不存在接收红旗绸厂之财产，无需对红旗绸厂的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并非由红旗绸厂“改制”而来，二者之间不存在吸收合并关系，且就在案事实而言，不论被告是否从红旗绸厂改制而来，被告亦无需对红旗绸厂的案涉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被告与红旗绸厂之间不存在企业改制关系或吸收合并关系。所谓企业改制或转制是指平等民事主体间对企业产权制度进行的改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企业改制之形式包括企业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分立、债转股、企业出售、企业兼并。因此，第一、被告与红旗绸厂均系工商注册登记的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之间不存在产权承续或主体承续之关系，也不存在主体合并或分立之关系，更不存在相互出资之关系，不符合企业改制或吸收合并的形式表现；第二、如上所述企业改制是平等主体之间对企业产权制度的进行的改造，因此，判断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之基础在于企业之间在产权、主体、出资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所以，政府抄告单、国土审批表等材料中的“转制”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企业间是否存在改制关系的依据；第三、被告确有因“改制”而享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然该优惠政策系政府的单方授予，而不能据此作为认定被告与红旗绸厂之间存在改制关系或吸收合并关系的依据。
其二、被告取得红旗绸厂之财产，系从他人处有偿受让，并非无偿接收。企业即便存在改制之情形，改制后企业对改制前企业之债务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之范围，尚需以改制之形式及改制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接收关系为基础。因此，第一，被告系从他人处受让取得原属红旗绸厂之财产，该财产其时已经法院执行抵偿给他人所有，并非红旗绸厂之财产，且原告取得该财产存在对价，并非无偿接收；第二，被告在拆迁补偿中是否存在收取超过其受让财产部分的补偿，系其与案外人及红旗绸厂之间的关系，而与本案无关，不能据此认定其系无偿接收财产；第三，经本院之执行程序，可知红旗绸厂其时并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其与被告之间其时并无进行改制的财产基础。
其三，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吸收红旗绸厂之财产。首先，红旗绸厂2002年度年检报告显示其尚有部分应收账款，然，此系红旗绸厂之单方报告，无法证明上述财产已被被告接收；若上述权益性资产确实存在，亦可进一步表明在2002年之时，红旗绸厂与被告之间亦系独立之主体；其次，被告2002年的财务报告显示的累计折旧1,800余万元，系被告单方做帐，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存在接收红旗绸厂财产，或被告系将红旗绸厂的财务报告进行平移，进而认定二者存在改制关系。因此，原告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吸收红旗绸厂之财产。
三、原告的案涉债权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对于原告之诉请主张，被告辩称原告之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且原告之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所谓诉讼时效系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如上所述，在案事实不能认定被告应对红旗绸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亦即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并无认定诉讼时效经过与否的前提条件，无需亦无法作出认定；其二，本案与红旗绸厂和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事处因案涉债务所涉之诉，二者在诉讼主体、请求权基础等并非同一，因此，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综上，在案证据表明，被告与红旗绸厂之间并不存在改制关系、吸收合并关系或存在需为红旗绸厂之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改制关系，原告之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浙江耀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7,8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2,834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7,834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傅蓉蓉
代理审判员 林长华
人民陪审员 潘金华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沈雪华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第五条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
第三十一条企业吸收合并后，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应当由兼并方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