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26149号
原告：牛凤英，女，1955年11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艳萍，女，1980年2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牛凤英诉被告李艳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凤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云，被告李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牛凤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2011年10月15日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2.确认被告在2011年10月15日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基础上，增加删改内容形成的“4号房翻建”协议不真实、不成立；3.撤销被告2012年2月21日与原告重复协商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及被告为履行该协议需要原告签字、向原告提供的该协议书附图“房产总平面图”。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对2011年10月15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有重大误解。1、被告全部房屋原翻原建不需要与原告协议。2011年10月15日，被告拿出三份写明同样内容的168.1平方米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请原告作为相邻利害关系人帮忙签字，被告承诺翻建后另起4号房东墙，不再借用原告房产西侧墙，被告这种自己单独起墙的建设还是原翻原建的内容。原告因此认为2011年10月15日全部房屋翻建协议真实可信，对被告签协议的真正用意有重大误解，为被告签了一式三份同样内容、有大量空格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2016年9月，原告向西城规划委申报翻建房屋规划许可，了解到如果房屋原翻原建不需要相邻签方签字，不需要填写改建房屋的协议书，被告利用规划部门改建房屋使用的协议书与原告协议全部房屋原翻原建，是恶意协商行为。2、被告在2011年10月15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的空格处增加内容删改变动后，形成‘4号房翻建’协议原告不知情。被告在2011年10月15日协议“房屋现状情况”下面《位置》、《高度》、《屋脊形式及排水方向》、《有无开窗》等行的空白项目里增添了“房屋改建后情况”的内容，对已经填写的《建筑形式》《建筑面积》两项，被告分别直接划掉砖混改为砖木，划掉168.1改为9.8，将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变造成为‘4号房翻建’协议，被告依据‘4号房翻建’协议建设过程中拆除原有的排水设施，损害了原告房屋安全，4号房高度变化影响到原告院内的通风状况，原告东面是公共厕所，由于4号房高度和排水方式改变，致原告院内潮湿异味难闻，被告房屋雨水沿原告房屋自南向北排放，导致原告墙面经常发霉。3、被告实际并未履行2011年10月15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被告2012年2月21日就同一事项再次请原告作为相邻利害关系人签了【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4、原告无法预见2011年10月15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能够影响相邻关系案的民事判决五年多时间不能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被告损害原告相邻权利的2011年10月15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二、被告2011年10月15日利用【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增减变动形成‘4号房翻建’协议，该协议书不真实。1、被告增加删改的文字改变了原协议翻建范围。被告利用“房屋现状情况下面”下面第一行《位置》空白格添加‘4号房’，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成为部分房翻建协议；第五行《建筑面积》直接划掉168.1改为9.8，翻建范围由168.1平方米减少到9.8平方米。2、被告增加的内容不是房屋现状情况。被告利用“房屋现状情况”下面第六行《高度》的空白格，添加“北2.55南3.55”，参照原告拍照与被告相邻4号房照片，或参照被告自己拍照的4号房翻建前与原告相邻北墙照片，再或者参照被告翻建前4号房小门旁边的原告门框照片，原告门框不到1.8米，被告增加‘北2.55’内容不真实。被告留在原告墙上的原4号房东侧磁砖照片、4号房顶南端原来防水沥青痕迹都显示着4号房顶南端比较低，还有，4号房南端的原告墙上，原有一排风小口，其位置不到3米，被告添加‘南3米95’内容不真实。被告利用“房屋现状情况”下面第七行《屋脊形式及排水方向》的空白格添加“坡顶北向排水”，被告4号房翻建前房顶中间有一倾斜式天窗，4号房顶形状中间高北端低南端更低，4号房顶不是坡顶，4号房顶南端因有下沉80公分的排水平台，通过铁管垂直向下排雨水，不是‘北向排水’。被告在“房屋现状情况”下面第八行《有无开窗及开窗方向》空白格处添加“无”，参照被告自己拍照的4号房顶有一个倾斜式天窗，开窗方向朝南照片，被告4号房翻建前“无”窗不真实。3、被告对“房屋改建后情况”下面第二行《结构形式》“砖混”划掉改为“砖木”，被告4号房与1、2、3号房是整体建设、全部为砖混结构，删改房屋结构有错误。4、原告对‘4号房翻建’协议形成时间不知情。2011年10月15日全部房屋翻建协议包含了4号房，2012年2月21日在西城规划局，被告再次请原告为其1、2、3、4号全部房屋翻建协议签字，该协议同样还是包含了4号房，因被告对原告故意隐瞒、变造‘4号房翻建’协议，原告对何时形成‘4号房翻建’协议不知情。被告利用2011年10月15日当天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增减变动内容后形成‘4号房翻建’协议，并且，增减变动内容不真实、损害原告相邻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和相关法律，原告请求确认‘4号房翻建’协议书不真实、不成立。被告2012年2月21日再次与原告协议【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事项，请原告在【xx号院1、2、3、4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及为履行该协议需要原告签字的协议书附图‘房产总平面图’上签字，原告无法预见被告自2011年10月到2012年2月重复签定协议的真实用意有可能会损害原告的相邻权利，2016年9月2日原告取得自己房屋的《规划意见书附图》，发现原、被告之间存在两种相邻关系的‘房产总平面图’，原告2017年2月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调取2007年原、被告之间的相邻测绘历史资料参考图，经比对被告的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和协议书附图，找到对应被告在2012年2月21日【xx号院1、2、3、4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签定之后所隐瞒变更事项和填写错误的事实依据。被告写的“屋脊及排水方向”“房屋现状情况：‘南北项排水’不真实。在确认2011年10月15日‘4号房翻建’协议不真实里面，原告对翻建前4号房顶南、北端高度、排水、开窗和开窗方向、房顶形式等与被告拍照的照片、原告与被告相邻北面同一参照物作过比对，2012年2月21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被告填写的1、3号房翻建前情况与被告自己所拍照片比对也有不真实的地方：1、3号房顶南北起脊高于2号房东西起脊的房顶，2号房房顶屋脊自南到北与1、3号房分别呈垂直状态，并且2号房顶屋脊东西下沿口分别低于1、3号房顶屋脊，在被告全部封闭的1、2、3、4号房顶上不可能出现‘南北方向’排水现象，被告留在原告墙上的原4号房东侧磁砖照片和4号房顶原来的防水沥青痕迹，比对被告自己拍照的4号房房顶拆除前天窗位置的照片，再参照被告拍照的翻建前1、3号房南北墙照片，可见1、3号房顶“南北项排水”描述不真实。第二，“有无开窗及开窗方向”，被告填写“房屋现状情况：平顶采光阁”与实际翻建前的2号房顶的外形不符合，比对被告拍照的2号房翻建前采光阁内、外部照片，“平顶采光阁”应属于房屋改建后的情况。翻建前在4号房顶中间有一倾斜式天窗，开窗方向朝南在“有无开窗和开窗方向”里没有真实填写出来。第三，被告签定2012年2月21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之后，2012年2月28日又去西城规划局申请变更、撤出2号房规划许可申报，在《规划许可事项办理告知记录单》下面，被告向规划局书面签字承诺：“2号房未取得相应规划许可时不建设2号房”，被告对原告隐瞒了2号房规划不许可进行建设这一重要变更事项。由于原告对2号房建设变动异常不知情，在被告对2号房完成开口楼梯间建设之后，才发现影响原告相邻通风采光排水隐私权利，又由于被告与规划部门达成不建设2号房的协议，‘产权人在自己产权范围内建设行为’不属于规划部门职责，被告在2号房进行的全部建设行为继续加重了侵害原告的相邻权利，致使民事判决无法执行。第四，被告自2011年10月到2012年2月，一直以“原位置、原面积、原结构、原高度”理由为【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事项与原告协议，2012年2月21日再次请原告在【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及为履行该协议需要原告签字的协议书附图‘房产总平面图’上面签字。2016年9月2日，原告取得自己的《规划意见书附图》，看到《规划意见书附图》相邻方被告的房产总平面图与被告提供的协议书的附图“房产总平面图”不一致。2017年2月，在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原告调取2007年原、被告之间测绘历史资料参考图，发现被告的房产总平面图与测绘历史资料参考图也不一致。原告不清楚被告有合法的房屋产权，为何会有两种与原告相邻的房产总平面图？原告没有能力分辨被告两个房产总平面图哪个是符合与原告协议的原翻原建图，无法确认被告协议书的附图“房产总平面图”是否真实。综上，因被告以全部房屋原翻原建为由取得原告签字后，又撤销了2号房建设申请，改变了2012年2月21日【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内容、因被告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附图实际存在两种房产总平面图事实、因被告【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里面有损害原告相邻权利的错误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被告2012年2月21日与原告重复协商的【xx号院1、2、3、4号房全部房屋翻建】协议书，及被告为履行该协议需要原告签字、向原告提供的该协议书附图‘房产总平面图’。
被告李艳萍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1、本案不存在可撤销的事由，原告在协议书上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重大误解。2、原告行使撤销权超过除斥期间。3、原告在与其他相关单位诉讼过程中，在其他案件明确主张过在本案争议事实，原告在其他案件中均败诉，这次起诉李艳萍，是一事再理，应当驳回起诉。原被告关于建房争议纠纷在其他民事案件中就争议事实作出裁决，在执行过程中。西城法院2017年5月5日执行裁定认为暂不具备执行条件，故终结了执行程序。原告提起该案诉讼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撤销其签字行为来确认被告的部分建房属于违法建设，从而再向执行庭主张具备执行条件。该事实已经有文书裁决，不应再起诉。4、西城区规划委员会向被告作出过规划许可证，该规划许可证早已到期，原告要求撤销的行为不具备事实和法律意义。5、涉案房屋区域2015年的时候划入拆迁范围，面临拆迁，原告主张撤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原告诉请第二项不是法律上确认的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该诉请不明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北京市西城区xx号院，产权人为李艳萍。该院共有房屋13间，分为4幢。1号幢房屋（瓦1）共有3间，建筑面积46.10平方米；2号幢房屋（砼2）共有6间，建筑面积62.40平方米；3号幢房屋（瓦3）共有3间，建筑面积49.80平方米；4号幢房屋（瓦4）共有1间，建筑面积9.8平方米。2011年5月，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中心作出《危险自住房屋通知书》，认定涉诉房屋为危房，应翻建解除危险。
2012年2月2日，李艳萍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出房屋翻建申请，申请翻建幢1（瓦1）、幢2（砼2）、幢3（瓦3）、幢4（瓦4），后修改申请内容为幢1（瓦1）、幢3（瓦3）、幢4（瓦4），并提交房屋产权证，房屋平面位置图，家庭常住人口户籍登记卡，《建设工程普通测量成果报告书》，相邻产权人牛凤英同意翻建《协议书》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经过审查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了2012规（西）建字002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3年4月12日牛凤英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为被告、李艳萍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撤销2012规（西）建字002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案审理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向本院提交了李艳萍与牛凤英签订的《协议书》二份及房屋平面图一份（即本案涉诉的其中二份《协议书》及房屋平面图）。李艳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牛凤英则对其签字的真实性认可，对《协议书》的内容不予认可。其中一份《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10月15日，主要内容为牛凤英同意李艳萍翻建房屋，具体位置为4号房。审理中，牛凤英提交了一份2011年10月15日其与李艳萍签订的《协议书》（即本案涉案的另一份《协议书》），牛凤英主张其2011年10月15日与李艳萍签订的《协议书》中多数内容为空白，李艳萍自行增加删除改动后形成的新协议，其并不知情。李艳萍对牛凤英提交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一份《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12年2月21日，主要内容为牛凤英同意李艳萍翻建房屋，具体位置为1-4号房。审理中，牛凤英主张李艳萍在签订该协议后，私自撤回了对2号房的翻建申报，改变了协议内容。
现牛凤英诉至本院，1、要求撤销2011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即牛凤英自行提交的《协议书》）；2、要求确认李艳萍在2011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基础上增加删改内容形成的《协议书》（即李艳萍提交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日期为2011年10月15日《协议书》）不真实、不成立；3、要求撤销2012年2月21日的《协议书》及房产总平面图（即李艳萍提交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日期为2012年2月21日《协议书》及房产总平面图）。李艳萍以其答辩理由不同意牛凤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牛凤英2013年就已经见到李艳萍提交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协议书》及房产总平面图，其当时就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但牛凤英没有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经消灭，故对牛凤英要求撤销《协议书》和房产总平面图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牛凤英主张李艳萍提交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日期为2011年10月15日的《协议书》中的内容系李艳萍自行增加和删改，但牛凤英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牛凤英要求确认该《协议书》不真实、不成立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牛凤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牛凤英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俊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林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