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号。法定代表人：王英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浩男，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朝阳大街一段*号。负责人：刘冀中，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宇，男，汉族，1980年12月24日出生，系该行职员，住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跃，辽宁铭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储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沈河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4日开庭进行了询问。辽宁储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魏浩男，工行沈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东跃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储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工行沈河支行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工行沈河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认定的事实方面存在错误，证据不足。1.辽宁储运公司没有损害工行沈河支行的权益，质物重量出现偏差只是测算方法的不同所致。①三方签订监管协议时，质物重量是通过打折、打方、人工丈量，然后计算得出的估算值，工行沈河支行与出质人辽宁汇丰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认可此种估算方法和估算值，且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了《代出质通知书》，将49700.1吨废钢出质事实及质物情况通知给了辽宁储运公司。在后续监管过程中，工行沈河支行多次同意汇丰公司提取质物，最后认可质物剩余数量为45620.26吨。②2014年1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辽宁中正资产评估公司对质物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41854.9吨，与前述估算值仅差3765.36吨。因测量废钢折扣率不同，此差值在合理的误差范围之内。针对评估数量与过磅数量之间相差较大的问题，评估机构也出具《情况说明》，认为“评估重量是评估人员采用目测填充测量法和使用测量仪器，经过实地测量体积、估算密度、查阅不同材料比重等程序，经过计算而估算的重量，均未通过地磅进行实际检斤，难免出现误差。”③2014年5月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机构对质物进行公开拍卖，最终拍卖全部质物为15300吨。从以上测算数据不难看出，第一，更为专业的评估机构测算结果与过磅数量相差26554.9吨，三方认可的估算结果与过磅数量相差30320.26吨，两者仅相差3765.36吨，这足以说明在无法实际过磅的情况下，辽宁储运公司对质物数量的测算值是合理的，也已经尽到了审查的义务。第二，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对估算的数值都没有任何异议。（二）对于涉案质物重量的前后测算应采用同一标准和方式，否则有违公平原则。1.尽管过磅测算方式最为精确，但此种测算方法与三方签订监管协议时所采取的估算方法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以事后不同的测量方式，所得出的结果否定事前的估算结果，本身就丧失了对比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两者不具有可比性。2.本案中，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时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与测量结果均得到了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的认可，而且与专业的评估机构所测量的结果相差无几，工行沈河支行在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以新的测算方法得出的测算结果推定辽宁储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有违公平原则。3.工行沈河支行并没有证据证明在交付质物时其对质物进行了检斤过磅，现在却以检斤过磅的标准追究监管方责任，属于没有举出证据的无理主张。质物原封不动，属于物权，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八十九条规定，“质押合同中对质押财产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出质财产与实际移交的财产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财产为准。”工行沈河支行不能以实际交付的财产实现质权，这属于银行的疏忽，约定不明的情况，不是监管方的责任。工行沈河支行与出质人应该有质押合同。在质押合同当中，对质物如何称重约定不明，应该属于银行和出质人的责任，不应该追究监管方责任。按照监管协议2.7条监管方已经尽到了合同义务，而且2.7条约定的也很清楚，约定质物与实际交付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监管方只负责对交付货物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方法进行核对。因此，在交付监管环节监管方完全没有违约。（三）辽宁储运公司认真履行了监管职责，不存在违约行为。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汇丰公司作为出质人负责将涉案质物质押给工行沈河支行，并保证质物的数量、质量等与其和工行沈河支行的约定及向辽宁储运公司申报交付的一致。工行沈河支行是质权人，负责审查核实并接受质物，确认质物在库后委托辽宁储运公司进行监管。辽宁储运公司接受工行沈河支行的委托对涉案质物进行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单据审查，审查核实并负责对质物进行监管，防止质物违规出库，对质物在库的总量进行控制。在本案中，辽宁储运公司没有违反监管协议的约定违规出库等，质物重量的减少与测算方法前后不同有关，并非是辽宁储运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所致。（四）工行沈河支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依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工行沈河支行在审核贷款过程中对质物的价值、实现质权的可能性具有法定的审查义务。本案中，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的《代出质通知书》表明，其已将49700.1吨涉案质物事实及质物情况通知辽宁储运公司，且在此过程中没有对涉案质物的实际重量进行审查，在质物短少的情况下，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并于同日将数量短少的质物交由辽宁储运公司实施监管，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没有签订书面质押合同，违反物权法的规定，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出质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是法定的要式合同，没有质押合同就没有行使质权的依据，不能明确质物的品种、数量、价格、总价值以及最重要的担保金额。所以，工行沈河支行不能要求中外运进行赔偿，因为没有行使质权的确切依据。辽宁储运公司是帮助工行沈河支行实现质押在监管过程中质物一直没有现实交付给辽宁储运公司，也没有发生任何转手，双方都认可，辽宁储运公司无承担责任理由。综上所述，恳请撤销原审判决，判如所请。工行沈河支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应予维持。理由：（一）辽宁储运公司歪曲了本案基本事实。辽宁储运公司提出“测量方法不同，导致测量结果不同”，以及“其测量方法得到工行沈河支行同意”的说法，完全是混淆视听，偷换概念。1.对于采取何种方式测量，工行沈河支行从未对辽宁储运公司提出过任何要求或指示。工行沈河支行从未对辽宁储运公司实际测量方式的选用发表任何意见。基于诚信原则，工行沈河支行相信辽宁储运公司作为专业的监管公司，有能力准确测算监管质物数量并进行有效监管。且辽宁储运公司亦从未就测量方法可能产生误差及误差比例，向工行沈河支行作出说明。工行沈河支行只是在签订合同时提出，监管的质物最低控制量始终不低于49700.1吨的明确要求。因为只有确保所监管质物的最低价值/最低数量始终不低于人民币11545万元或者49700.1吨，在汇丰公司不按约定还款时，工行沈河支行方可因对质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通过法定程序较完整地保护自身债权。这也是工行沈河支行签署监管协议的最终目的。没有辽宁储运公司签署《质押清单》对质物数量予以确认和承诺，工行沈河支行不可能放款给汇丰公司。通过原审庭审中辽宁储运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证据1.2）已能充分证实，辽宁储运公司当时非常清楚其签署监管协议的目的及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2.辽宁储运公司以辽宁中正资产评估公司的标准作为依据，认定误差仅为3765.36吨，这也是十分荒谬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辽宁储运公司负责监管的质物进行拍卖后，最终吨数为15300吨，已充分证明了辽宁中正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是错误的。辽宁中正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也明确表示：“经过计算而估算的重量，均未通过地秤进行实际检斤，难免出现误差，建议交易时应以实际检斤重量为准”同时，辽宁中正资产评估公司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背景是基于其出具了错误的评估报告，而必须向委托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说明和解释。辽宁储运公司把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依据做参考，并以此以错就错、掩盖事实的做法，显然十分可笑。专业些讲，没有任何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会允许测量重量的误差达到或接近70%。3.辽宁储运公司提出工行沈河支行故意提供低于49700.1吨的质物由其监管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辽宁储运公司接收质物时，是对质物按正规的管理流程验收后，才向工行沈河支行签署《质押清单》的，当时辽宁储运公司测量认可的数值，可远高于49700.1吨。依据双方签订监管协议第2.6之规定：“质物的转移占有是甲（工行沈河支行）乙（汇丰公司）双方根据《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的约定，向丙方（辽宁储运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格式见附件2-2-1），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支付的货物及现有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予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质物转移占有完成；否则，丙方不得接收。”事实上，辽宁储运公司如发现质物数量不足，是有权拒绝接收的。然而，辽宁储运公司接收质物时，未对质物数量提出任何异议。同时，按监管协议第四条规定，辽宁储运公司接收质物后在每周向工行沈河支行提供的质物监管周报中，均明确告知质物数量始终不低于人民币11545万元或者49700.1吨（绝大多数时，辽宁储运公司出具的数据均高于这个数）。监管期间，辽宁储运公司从未向工行沈河支行提出过质物数量不足，以及质物发生短少、损毁或灭失的问题，直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结束。这也使得工行沈河支行丧失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时机。（二）辽宁储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三方签署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包含了质押监管两部分内容，并且质物已经实际交付。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辽宁储运公司存在严重过错，明显违背诚信原则。辽宁储运公司作为专业监管公司，精确认定质物数量，是其履行监管义务的前提。对于如何测量质物数量和如何监管质物，工行沈河支行是外行，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工行沈河支行只是明确要求：从辽宁储运公司接收质物，到监管结束、返还质物，质物数量始终不低于人民币11545万元或者49700.1吨。辽宁储运公司事实上非常清楚质物转移之后风险随之转移的事实。经双方认可的质物数量如发生短少，对短少质物的赔偿责任，必将由实际担负监管义务的一方来承担。如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辽宁储运公司即明确提出测量方法不准，以及测量吨数可能存在巨大误差的话，工行沈河支行是根本不可能与之签订监管协议的。这样的监管协议辽宁储运公司只收取监管费用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显然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工行沈河支行签订监管协议的目的，也根本无法实现。正是因辽宁储运公司的过错，造成工行沈河支行重大损失，工行沈河支行本应依法享有的对质物优先受偿权几乎丧失殆尽。质物从辽宁储运公司签署《质押清单》认可的质物的最低价值/最低数量始终不低于人民49700.1吨，变为实际的15300万吨，辽宁储运公司难辞其咎。（三）一审法院本着案结事了原则做出主次责任三七比例划分判决。实际上，在本案中，辽宁储运公司不具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在双方签订的监管协议第13.1.1条中明确规定：“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辽宁储运公司）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由丙方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甲方就其实际损失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工行沈河支行认为，如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要求辽宁储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都于法有据。综上，工行沈河支行认为辽宁储运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是一味推脱责任的表现，其完全忘记了作为专业监管公司应负有的职业信誉和责任担当。请二审法院予以明察，依法驳回辽宁储运公司的无理诉求。工行沈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辽宁储运公司赔偿工行沈河支行质押物损失，共计人民币本金49,722,054.3元及利息20,711,909.68元。2.请求判令辽宁储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21日，工行沈河支行作为甲方，汇丰公司作为乙方、辽宁储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该协议第1.1条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监管质物；2.6条约定，质物的转移占有是指甲乙双方根据《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的约定，向丙方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丙方按照通知书列明的内容核查乙方交付的货物及现有的库存。如经核对，乙方交付的货物或实际库存与《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丙方接收乙方交付货物，质物转移占有完成；否则丙方不得接收；2.7条约定，转移占有完成后，丙方应向甲方签发《质物清单》。质物以《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如《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或《质物清单》中对质物的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移交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若三方无其它书面约定，丙方查核乙方交付货物依据表面审查、外观检查和单据审查的办法；13.1条约定，丙方因以下原因给甲乙双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货物损失的赔偿责任，但甲方就其实际损失享有优先受偿权；13.1.1条：在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丙方未尽到保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工行沈河支行、辽宁储运公司、汇丰公司均在该协议上加盖印章。监管协议的附件2-2-1系《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该通知书系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载明出质人汇丰公司将49700.1吨废钢质押给质权人工行沈河支行，工行沈河支行将出质事实及质物情况通知辽宁储运公司，请辽宁储运公司根据出质人、质权人与辽宁储运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对质押货物进行监管，严格履行辽宁储运公司在监管协议中的义务。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公章。监管协议的附件2-2-2系《质物清单（代质押确认回执）》。该清单系辽宁储运公司向工行沈河支行出具，载明出质人将49700.1吨废钢存入监管方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场地，并由监管方进行保管。监管方同意对上述货物进行保管，并按照相关协议履行监管责任。出质人已将49700.1吨废钢质押给工行沈河支行，并对质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该质物已经交付给工行沈河支行指定的监管方占有、保管、监管，作为《商品融资合同》/《商品融资质押合同》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出质人保证在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数量始终不低于49700.1吨。辽宁储运公司同意为汇丰公司存放于辽宁储运公司拥有使用权的仓库/场地的49700.1吨废钢货物进行保管，并业已知晓辽宁储运公司保管的货物质押给工行沈河支行。上述质押物确已在辽宁储运公司的占有、保管、监管之下。辽宁储运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占有、保管、监管责任。在辽宁储运公司监管期间，质物的最低数量始终不得低于49700.1吨。该清单加盖有辽宁储运公司公章。2013年8月9日、8月30日、9月3日、9月6日，工行沈河支行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5张提货通知书，表示同意汇丰公司办理质物的提货、出库手续，经5次提货后，质物的最低数量为45620.26吨，并构成对授信协议项下质押担保的质物的变更。2013年10月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工行沈河支行诉汇丰公司、吴焕军、苏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2013年10月1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沈中民四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3年3月21日，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工行沈河支行向汇丰公司提供7500万元融资贷款。同日，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与辽宁储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同日，吴焕军、苏艳出具《担保承诺书》。2013年3月25日，工行沈河支行向汇丰公司账户发放7500万元贷款。该判决判令汇丰公司向工行沈河支行支付贷款本金67,735,909.98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工行沈河支行对汇丰公司的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吴焕军、苏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因汇丰公司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工行沈河支行申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4年1月9日，辽宁中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出具辽中正评报字（2014）第004号《辽宁汇丰炉料有限公司质押物（废钢）价值评估报告书》，该报告书载明的质物实际数量为41854.90吨，价值67,658,110元。2014年3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沈法执字第4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汇丰公司所有的位于其公司院内的废旧钢料（已评估，评估价各位67,668,110元）。2014年5月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拍卖机构对质物进行公开拍卖，最终拍卖全部质物为15300吨，价值18,664,883.2元。就质物评估数量（41854.90吨）与实际拍卖时过磅数量（15300吨）之间相差较大的问题，2014年8月27日，辽宁中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认为“评估重量是评估人员采用目测填充测量法和使用测量仪器，经过实地测量体积，估算密度，查阅不同材料比重等程序，经过计算而估算的重量，均未通过地秤进行实际检斤，难免出现误差”。另查，工行沈河支行当庭自认，本案其诉请的损失为依据双方最终确定的质物最低吨位数与实际拍卖数之间的差额，乘以协议约定的单价＜（45620.26-15300）吨×2323元/吨＞，为70,433,963.98元，工行沈河支行在此范围内仅请求本金49,722,054.3元，利息20,711,909.68元。原审院认为，工行沈河支行与辽宁储运公司签订的监管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履行。现工行沈河支行以监管期间，质物短少灭失为由，请求辽宁储运公司赔偿工行沈河支行质押物损失，则本案的审理焦点即为，辽宁储运公司是否违反了监管协议的约定，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及该赔偿责任如何分担。关于工行沈河支行对损失的产生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工行沈河支行在审贷过程中对质物的价值、实现质权的可能性具有法定的审查义务。工行沈河支行认为，其对质物的审查以及质物的监管义务已经通过监管协议委托给了辽宁储运公司。但是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的代出质通知书表明，工行沈河支行已将49700.1吨废钢出质事实及质物情况通知辽宁储运公司。而工行沈河支行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对汇丰公司出质的废钢是否达到49700.1吨尽到审查义务，没有能够发现出质的废钢并未达到约定数量的事实。在质物短少的情况下，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并于同日将数量短少的质物交由辽宁储运公司办理质物移交手续并实施监管。因此，工行沈河支行对于因质物短少造成的损失，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辽宁储运公司是否应该对工行沈河支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监管协议中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辽宁储运公司的三方约定，辽宁储运公司经核对，汇丰公司交付的质物或实际库存与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辽宁储运公司接收汇丰公司交付货物，视为质物转移占有完成。可见，工行沈河支行并没有亲自参与办理质物移交手续，而是委托给监管人辽宁储运公司，而辽宁储运公司向工行沈河支行出具的质物清单载明质物废钢的数量为49700.1吨，因此，作为专业监管人，辽宁储运公司在接受汇丰公司移交的质物时，应该对质物的数量进行审查。可是，辽宁储运公司在事实上并没有尽到该义务，其在办理质物移交手续时没有发现质物数量短少的事实，且在质物清单中声明质物已入其监管区域，由其进行保管，监管期间保证质物数量不低于49700.1吨，导致工行沈河支行在质物数量短少的情况下于收到质物清单四天后履行了《商品融资合同》，向汇丰公司发放借款，从而遭受损失。此外，对质物数量的审查，是监管人实施核库、监管的前提条件，然而，辽宁储运公司在日常监管中也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在工行沈河支行先后出具5张提货通知书，要求质物的最低数量为45620.26吨的情况下，仍未进行数量核查，致使沈河支行一直未能发现质物数量短少问题。因此，辽宁储运公司在接受质物以及日常监管中均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对工行沈河支行因此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双方各自承担责任的比例。本案中，工行沈河支行、汇丰公司于2013年3月21日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并于同日与储运公司签订监管协议，但四天后工行沈河支行才对汇丰公司发放借款。可见，辽宁储运公司在沈河支行发放借款前有时间对质物数量进行审查。如果储运公司在监管中尽到审查义务，及时发现质物数量短少的事实，则工行沈河支行也就不会在质物数量短少的情况下仍然出借款项，损失也就不会发生。如果工行沈河支行在最初的借款审查中能够发现质物数量短少，其所有的损失根本就不会发生。鉴于上述事实，应认为辽宁储运公司对工行沈河支行损失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工行沈河支行虽然也有过错，但相对较小，应承担次要责任。本案中，工行沈河支行诉请辽宁储运公司赔偿质押物损失，该损失为依据双方最终确定的质物最低吨位数与实际拍卖数之间的差额，乘以协议约定的单价，工行沈河支行在此额度内请求部分金额。该求偿方法实质系请求判令辽宁储运公司补足质物数量短少造成的质物拍卖价值与主合同债务数额之间的差额。但本案主合同的债务人系汇丰公司，担保方式除质押担保外，尚有两位保证人的连带责任保证，现主合同债务已经进入执行程序，除以质物拍卖价值予以偿还外，尚有主债务人以其它财产偿还、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等其他偿还方式，工行沈河支行亦未提交本案已执行终结，尚有具体明确的债务数额不能得到清偿的证据。而辽宁储运公司作为质物监管人，并不对主债务的清偿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因此，就质物拍卖价值与主合同债务数额之间的差额，辽宁储运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高于主债务人、保证人应当承担的清偿责任、担保责任，其仅应承担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四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70%的补充赔偿责任。虽然工行沈河支行诉请辽宁储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认定辽宁储运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数额均小于工行沈河支行诉请，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轻于工行沈河支行诉请的赔偿责任，从减少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可以直接判令辽宁储运公司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辽宁储运公司对工行沈河支行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四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未得清偿部分承担70%的补充赔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工行沈河支行其它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93,970.27元，由工行沈河支行承担118,191.00元，由辽宁储运公司承担275,779.2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行沈河支行与辽宁储运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主体资格具备，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质权是否设立。（二）工行沈河支行、辽宁储运公司对质物的短少是否承担责任及双方责任如何分担。一、关于涉案质权是否设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质押合同中对质押的财产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出质财产与实际移交的财产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财产为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质权人工行沈河支行与出质人汇丰公司约定的出质财产49700.1吨废钢，汇丰公司5次提货后，双方确认质物最低数量为45620.26吨，后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质物进行拍卖，最终确认质物数量为15300吨。本案质物数量的短少，不是因辽宁储运公司在对质物进行监管期间，未尽保管责任导致质物数量短少，而是出质人汇丰公司在最初交付质物时数量就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的规定，应确认已实际交付的15300吨质物质权设立，其余未设立。二、关于工行沈河支行、辽宁储运公司对质物的短少是否承担责任及双方责任如何分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移交质物的，因此给质权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双方确认的45620.26吨质物中只有15300吨质物的质权设立，对其余质物的质权未设立给工行沈河支行造成的损失，应当根据出质人汇丰公司、质权人工行沈河支行和监管人辽宁储运公司的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责任。（一）汇丰公司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汇丰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全部交付质物，其明知质物数量不足情况下，以少充多，依然与工行沈河支行共同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质物种类、价格、最低要求通知书（代出质通知书）》，对质物的数量49700.1吨进行确认，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鉴于汇丰公司是涉案质物的出质人，同时也是本案的债务人，其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二）关于工行沈河支行对因质物的短少所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第三十六条规定第一款“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按照上述规定，工行沈河支行在审核贷款过程中对质物真实存在及实际交付出质，具有法定的审查义务。工行沈河支行认为，其对质物的审查及监管义务已经通过监管协议委托给了辽宁储运公司。但是，在工行沈河支行没有对汇丰公司出质的废钢是否达到49700.1吨尽到审查义务，没有能够发现出质的废钢并未达到约定数量的情况下，却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辽宁储运公司出具了记载质物49700.1吨的代出质通知书。在此情况下，工行沈河支行对质物未尽到最初审查义务，没有发现汇丰公司最初交付的质物数量短少，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可知，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本案辽宁储运公司作为工行沈河支行的代理人，代理工行沈河支行监管质物，在工行沈河支行与汇丰公司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当日，将数量短少的质物交由辽宁储运公司办理质物移交手续并实施监管后，没有督促辽宁储运公司按照监管协议约定对质物数量进行审查就放款。上述行为表明工行沈河支行不仅怠于履行其法定质物审查义务，而且也没有履行质权人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对质物数量自始不足，工行沈河支行本身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关于辽宁储运公司对因质物的短少所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责任问题。首先，辽宁储运公司对因部分质权未设立给工行沈河支行造成损失存在过错。依据监管协议约定，辽宁储运公司经核对汇丰公司交付的质物或实际库存与代出质通知书记载相符，辽宁储运公司接收汇丰公司交付货物，视为质物转移占有完成。而辽宁储运公司在没有核查汇丰公司出质物的实际数量与代出质通知书载明的数量是否相符的情形下，向工行沈河支行出具了代质押确认回执，其没有发现质物数量自始短少，其对质物的部分质权未设立给工行沈河支行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其次，辽宁储运公司在接收质物时没有对质物的数量进行审查，致使工行沈河支行误认为质物数量充足情况下放款，对此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辽宁储运公司作为专业监管人，在接受汇丰公司移交的质物时，应该对质物的数量进行审查。可是，辽宁储运公司在事实上并没有尽到该义务，其在办理质物移交手续时没有发现质物数量短少的事实，且在质物清单中声明质物已入其监管区域，由其进行保管，监管期间保证质物数量不低于49700.1吨，导致工行沈河支行在质物数量短少的情况下，于收到质物清单四天后向汇丰公司发放借款，从而遭受损失。第三，辽宁储运公司对质物的监管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在工行沈河支行先后出具5张提货通知书，要求质物的最低数量为45620.26吨的情况下，辽宁储运公司仍未对质物数量进行核查，致使工行沈河支行一直未能发现质物数量自始短少问题。综上，辽宁储运公司不管在接收质物环节，还是在日常监管环节，均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致使部分质权未设立存在过错，对工行沈河支行因此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责任。（四）关于汇丰公司、工行沈河支行、辽宁储运公司承担责任份额问题。由于出质人汇丰公司、质权人工行沈河支行、质物监管人辽宁储运公司对涉案质物自始短少均存在过错，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汇丰公司是涉案质物的出质人，同时也是债务人，应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工行沈河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质物的权属和价值及实现质权的可行性承担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其怠于履行该法定义务，对其债权的实现疏于管理，使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应承担主要责任。由于辽宁储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接收质物及日常监管义务，没有发现汇丰公司最初交付质物时数量不足，使质权未全部设立，给工行沈河支行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承担责任份额为以不超过给工行沈河支行造成的损失30%为宜。（五）关于责任承担的形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辽宁储运公司未履行管协议约定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鉴于债权人工行沈河支行、出质人汇丰公司在先过错导致质物自始不足，辽宁储运公司承担的责任与汇丰公司及保证人的债务清偿义务对应同一笔债权，应先由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关系项下的义务人先予履行，故辽宁储运公司应对汇丰公司及保证人不能清偿部分对工行沈河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本案辽宁储运公司关于其已经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辽宁储运公司对工行沈阳沈河支行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四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未得清偿部分承担70%的补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4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4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在人民法院对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四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中确认的债务人辽宁汇丰炉料有限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93,970.27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负担275,779.27元，由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负担118,19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5,779.27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河支行负担193,045.489元，由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负担82,733.781元（已预交275,779.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徐宏伟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