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36686号
原告：刘成坤，男，1990年9月8日出生，北京政略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员，现住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西园X号楼100X，身份证号XX********。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聪，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斌，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虹，女，1967年5月15日出生，发展与观察杂志社职员，现住北京市朝阳区来春园**号楼*层X们*室，身份证号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北京市天澜律师事务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旭宇，北京市天澜律师事务律师。
第三人：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东区南二路16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刘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娜，女，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务专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燕凯，男，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务专员。
原告刘成坤（以下称原告）与被告于虹（以下称被告）、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称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聪、徐伟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4月3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返还已付定金10万元及首付款1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3日在第三人居间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来春园21号楼1层101（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9052**号）的房屋一套，房屋总价款5500000元。合同签订当天，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定金10万元。2016年4月5日，被告在第三人陪同下到房屋权属登记机关核查房屋权属情况，当日，第三人通过电话告知原告房屋权属没有问题，于是原告根据合同第四条约定向被告支付部分首付款10万元。后原告办理贷款事宜过程中被告知由于被告房屋产权证书中房屋规划设计用途为“住宅（非居住）”，银行只能按非住宅的利率及额度提供贷款。原告就此事与被告进行沟通，被告坚持称其房产证就是七十年产权，但拒绝到建委开具证明。鉴于上述情况，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实际情况存在严重不符，己经无法继续履行，但原告仍然希望与被告协商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以便继续完成交易。2016年5月6日，被告以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首付款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单方提出解除合同。事实上，原告自签订合同后，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但由于被告房产证房屋规划用途与合同约定不一致，导致原告无法按合同约定办理贷款，且原告应承担的税费与签订合同时计算的数额差异巨大。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合同，应当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房屋总价款20%的违约金，但原告考虑到被告的违约情形及自身损失情况，仅要求被告按照己支付定金的一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我对合同存在重大误解。签订合同时我认为涉案房屋属于普通住宅，房屋价值、税费、批贷年限、银行贷款利率等都应该是普通住宅，通过第三人我才得知该房屋与普通住宅存在区别。本案审理中，承办法官未能调取住宅（非居住）的产权性质后，我委托诉讼代理人于2017年10月去产权单位调查核实，由于没有调查令，相关部门不能提供材料，但部门工作人员说当时的规划是住宅，但是不符合居住条件所以才写“住宅（非居住）”，直到此时我才确认“住宅（非居住）”和普通住宅存在区别。因此，请求撤销双方合同，由被告返还我已付定金及首付款。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我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以及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在首付款的付款日前告知我不再购买房屋，却没有正当理由，我已经具备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并在2016年5月6日给原告和第三人发送了解约通知，于第二天分别到达双方。我认为合同已经符合解除条件。原告所称的无法贷款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没有进行这样的交易流程，原告所称的情形都是自己假设的。贷款纳税金额应以相关单位最终批准的为准，如果贷款金额过低，也应由原告以现金补足，而非不办理。房屋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我已经向原告出示了房产证，合同也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原告对合同不存在理解偏差，其支付定金和首付款10万元时也没有提出异议。定金具有担保的性质，按照相关规定，已支付的款项不应退还。涉案房屋的性质我也不清楚，我是2010年购买的二手房，当时全款购买，当时购买时的税费我没有核实。
第三人述称，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我公司居间促成签署。签约当天，被告向原告出示了房产证，我公司也核实了房产证的信息，规划用途为住宅（非居住），这一性质我公司没有见过，被告向我公司说这就是住宅，没有任何影响，故根据被告的表述，在合同中房屋的规划用途约定为住宅。合同签署后我公司为原告进行了资格核验，对被告房屋进行了房源核验。后来银行面签时，银行看到房屋的规划用途表示只能按照50年的用途进行贷款，如果要按照住宅的标准贷款的话，需要建委出具住宅性质产权的证明。当时我公司给双方发送过面签的短信，具体他们到没到场不清楚。我公司积极与被告联系，被告表示房屋就是70年产权，没有配合我公司去建委办理证明和咨询，导致无法继续后续的流程。我公司认为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听从法庭裁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2016年4月3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经第三人居间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甲方所售房屋坐落在朝阳区来春园21号楼1层2门101室，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9052**号，房屋性质为商品房；房屋成交总价为550万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万元，定金通过自行交接方式划转；乙方选择商业贷款申请贷款的，拟贷款金额为250万元，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分两次向甲方支付除定金与拟贷款金额外的所有成交总价款，第一次于甲方查档当天确定房屋无任何问题，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第二次，于甲乙双方完成网签后且2016年4月2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280万元，资金通过自行交接方式划转。双方另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完成网签后乙方自行支付甲方购房款280万元。
签约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取定金10万元的定金收据。
2016年4月5日，被告收取原告10万元，开具收条写为“定金”。
经查，交易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权利性质为“商品房”，用途为“住宅（非居住）”。
中介人员陈某于2016年4月25日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于姐您好，我是我爱我家润泽旗舰店店长陈某，因为咱们房产证：规划用途写的是住宅（非居住）导致客户贷款只能按照50年产权贷款，房产证上的用途不清晰，所以客户现在放弃购买此房，暂停取消交易，因此咱们三方所签署的合同暂停办理，等待三方商议完毕后另行进行！”被告回复“50年产权真伪有待核实即使是真的也和卖家无关，因为房本核验无问题后买家才交的10万订金。”
2016年4月27日，陈某向原告发送微信，其中第三人内容工作记录文件显示：2016年4月19日16时41分“建委反馈结果，房屋土地立项是70年的，但因为不满足住宅的条件，所以用途是非居住，交税过户都按照非住宅走，不用审核资质”，2016年4月19日17时05分“已问银行建设，北京可以做，需要建委开此房70年产权证明！”
被告于2016年5月6日向第三人店长陈某邮寄发出《合同解约通知》，称：合同规定首付款日期为2016年4月25日，金额为280万元，之后乙方说房产证上写有住房（非居住）而无法房贷，又怕影响第二次交易为由，未按期付款并且表示不能履行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向乙方发出书面解除合同通知，自该通知到达乙方之日起合同解除。
陈某于2016年5月7日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邮件已经收到，这个你们单方是解除不了合同，因为我和乙方在4月25日已经给你们发过信息，想解除这个合同，但是你们一直说不是你们的责任，没有时间，所以这个邮件我替你们转交给乙方，这个邮件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只要一天咱们三方不坐到一起解除这个合同，你的房子暂时就成交不了！”
原告于2016年5月7日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于虹：你手写的合同解约通知我爱我家已于今日转交我们。合同不会因为你单方发送合同解约通知而解除，同时根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贷款，如果房屋不能贷款，双方应当重新协商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无法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返还定金。如你依然就此事提起诉讼，要求你方按照合同法规定双倍返还定金。”
经原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称：原告通过我看的房及签订的合同，签约当天交了10万元定金，交易前没有核验过房屋的权属情况，签约时被告出示过房本，被告告诉我，她购买的时候也是住宅，没有问题，我将这如实告诉过原告；第三天去查询房屋规划用途住宅（非居住）的意义，以及有无抵押、纠纷，结果发现没有纠纷债务，关于规划用途，建委的人只说能够交易，我们就通知原告打了第二笔10万元给被告；原告长期出差在外，有一次回来之后我通知他让他单方面先面签，网签出来以后扫描给他们；去银行面签以后，银行反馈说，按照房产证的性质，只能按照50年做贷款，利率上浮10%，原告就不愿意做了，签合同的时候是按照70年做的；我多次与被告说明，被告说她买房的时候没有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后来我邀请被告给我们一起去建委开具证明，被告也不配合，言辞也非常激烈；我们核验房屋是以房本为准，但被告一直没有配合我们进行相关证明，被告一直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定金的数额。被告称所收取的20万元均为定金。原告与第三人均称定金为10万元，另支付的10万元为首付款。原告之母束卫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于虹女士：我是本次房屋购买者的母亲束卫。因为您和我爱我家在本次房屋交易中没有告诉我们房屋的真实属性，房屋实际用途与购房合同不符。当我们按照合同要求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因为房产证上‘住宅（非居住）’内容不对我们进行放贷。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们无法再履行合同，请退还已支付定金贰拾万圆整。”被告以此证明已付20万元均为定金。原告认为其母亲并非合同主体，无权代表其发表意见。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合同约定的定金数额为10万元，无证据表明双方就定金数额进行过变更，被告出具的第二笔10万元的收条虽载明收取的是“定金”，但该收条系被告单方出具，难以认定为双方就定金达成新的约定；其次，合同约定原告于被告查档当天确定房屋无任何问题，向被告支付10万元，从原告支付的第二笔10万元的时间来看，应系支付该条款所约定的合同款项。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收取的20万元中，第一笔10万元系定金，第二笔10万元系购房款。
2、关于原告得知“住宅（非居住）”与普通住宅区别的时间。本院认为，本案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在案件审理中，法庭在2016年8月16日开庭时称“需要对房屋的规划用途进行相应查询”，说明此时对房屋的用途尚无有权机关的正式说明。原告曾于2016年12月9日向承办人提交书面材料，写明因房屋产权性质不明，需要到建委及房管部门核实情况，感谢法官亲自到相关部门核实的决定，该材料亦表明原告此时对房屋用途尚不确定。此后，法庭向相关部门核实情况未果，无证据表明原告在此期间存在了解房屋用途的渠道。后原告称2017年10月去产权单位调查核实，工作人员告知说当时的规划是住宅，但是不符合居住条件所以才写“住宅（非居住）”，此时方得知该房屋与普通房屋的区别。本院就此认定原告得知涉案房屋与普通房屋存在区别的时间为2017年10月。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对涉案房屋的性质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以致可否要求撤销合同。考虑到涉案房屋的“住宅（非居住）”用途，直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尚无政府职能部门作出正式答复，可见，合同签约双方对房屋用途的认识存在不清晰的情况，此种认识不清并不能通过被告向原告出示过房屋所有权证得以厘清。至于该种模糊的认识是否为原告在签约时自愿接受的结果，本院认为，从中介人员与双方联系情况来看，双方合同之所以难以履行，系因为涉案房屋的性质导致原告办理贷款时出现障碍，该事实足以说明了原告在签约时对房屋的性质的判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差，且属于签约时的并未料及的意外因素，故本院难以据此认为上述结果系原告自愿接受的。由于房屋的性质系房屋买卖合同的重要事项，对房屋性质的判断出现偏差，应认定为存在重大误解。法律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原告在2017年10月才确知涉案房屋与普通商品房的区别，此时应认定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故原告请求撤销合同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因原告对合同标的存在重大误解，本院对其要求撤销合同的请求予以准许，合同撤销后，被告已收取的定金10万元及购房款10万元应向原告返还。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刘成坤与被告于虹于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及其《补充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
二、被告于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刘成坤定金十万元、购房款十万元，以上共计二十万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原告刘成坤负担25150元（已交纳），由被告于虹负担251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峰
人民陪审员 罗小灵
人民陪审员 史文军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马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