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初字第3942号
原告（反诉被告）：罗江勇，男，196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泉州市丰泽区。
原告（反诉被告）：戴美凤，女，1966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安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炳华、郑淑红，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
法定代表人：黄平阳，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泉州市丰泽区泽兴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
法定代表人：曾晓峰，该公司总经理。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嘉文、陈凤安，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
负责人：杨继志，该指挥部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涂明忠、庄宏榕，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江勇、戴美凤与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住建公司）、被告泉州市丰泽区泽兴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泽兴公司）、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为拆迁指挥部）及反诉原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反诉被告罗江勇、戴美凤，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于2015年6月25日、2015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8月31日、2015年11月9日、2017年1月1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炳华、郑淑红，被告住建公司、被告泽兴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嘉文、陈凤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住建公司、泽兴公司及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共同向原告罗江勇、戴美凤交付诉争店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确认两被告及第三人应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按双倍过渡费标准即3430元/月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原告收到办理安置房交接手续的书面通知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3、两被告及第三人按1715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两被告及第三人按合同约定双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差额。事实和理由：被告住建公司、泽兴公司及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因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建设需要，对原告罗江勇、戴美凤所有的址在丰泽区群兴大厦1号店面实施拆迁。2011年2月，原、被告经协商签订《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两被告应按1715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至原告收到两被告关于办理安置房交接手续的书面通知之日止，临时安置补助费按季度支付，超过36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翻倍。协议签订后，两被告及第三人未将协议交付给原告，且至今未对原告被拆迁的店面进行安置。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自2014年5月13日起，两被告及第三人应向原告支付双倍临时安置补助费，但两被告及第三人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仍按1715元/月的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原告经多次与两被告及第三人交涉未果，故起诉至法院，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被告住建公司、泽兴公司辩称，一、被告泽兴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泽兴公司不是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也不是补偿义务主体，其没有在安置补偿协议中进行签章，应驳回原告对泽兴公司的起诉。二、原告要求双倍过渡费于法无据：首先，双倍过渡费的条款虽然写在安置补偿协议中，但该协议并未得到被告的认可和签署。虽然原告已将房屋交付给拆迁指挥部进行拆迁，但这是行政征收的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与安置补偿协议无关。安置补偿协议是一个民事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被告如何支付过渡费与安置调换产权房，现安置调换产权房未完成，过渡费的发放也未完成，故被告一方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双方对过渡费的支付标准是单倍或双倍也未达成合意。其次，原告要求双倍过渡费与被告公布的拆迁补偿方案不一致。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得到被告住建公司授权、认可的情况下，擅自书写双倍过渡费的安置补偿协议是重大误解。原告已经领取了店面的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偿费，被告如需再支付双倍过渡费显然与事实不符。最后，除原告以外的同一拆迁项目其他店面的被拆迁户，均是支付单倍过渡费，如被告按双倍过渡费支付给原告，对其他被拆迁户显失公平。
反诉原告住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将双方签订的编号为企1－186《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17条第3项：“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的条款变更为：“过渡费超过36个月的，仍按原标准执行”；2、反诉被告退还反诉原告多支付的自2011年5月起至2011年11月止共六个月的过渡费计10290元。事实和理由：《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的条款系当时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失误而填写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变更条款。反诉被告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店铺，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十七条的规定，只有住宅性用房的补偿安置在超过36个月才能给予双倍过渡费；而对于店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已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店铺停产停业的补偿，给予一次性6个月的补偿安置，反诉被告亦已领取了这一项补偿费。如果再对反诉被告的店铺按照住宅用房的标准给予双倍过渡费，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相违背，对反诉原告明显不公平，且对与反诉被告同一拆迁项目的其他店铺的被拆迁人也是不公平的，故应予变更。另据《福建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9条的规定：“房屋拆迁临时安置补助费应当自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起逐月发放”，本案中，反诉被告自2011年5月起开始领取过渡费，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2011年11月11日才签订的。因此，反诉被告多领取了6个月的过渡费共计10290元应退还给反诉原告。
反诉被告罗江勇、戴美凤辩称，一、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17条第3项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可变更条款，反诉原告要求变更该条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述条款关于“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未经反诉被告同意，反诉原告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条款。其次，工作人员的失误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重大误解，反诉原告以此为由要求变更没有法律依据；且反诉原告及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反诉被告被拆迁的房屋为店面，不存在重大误解。再次，反诉被告以支付双倍过渡费对其不公平为由，要求变更合同条款，亦不能成立。《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显失公平，是指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因情况紧迫或缺乏经验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经过长期的协商才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情况紧迫的情形；作为拆迁人的反诉原告长期处理拆迁安置事宜，并非缺乏经验；支付双倍过渡费，有利于拆迁项目的顺利进行，不存在对反诉原告不利的事实。二、反诉原告未向反诉被告支付2011年5月至11月的过渡费，其要求返还这一期间的过渡费计1029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反诉原告在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前，实际已腾空并拆除诉争店面，反诉被告被迫自行安置，反诉原告应支付该期间的过渡费。另，反诉原告自2011年5月13日向反诉被告支付过渡费，是其根据相关会议纪要履行的义务，现要求返还2011年5月至11月的过渡费，侵害了反诉被告的合法权益，不应支持。
第三人拆迁指挥部未作陈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罗江勇、戴美凤系丰泽区群兴大厦1号店面的房屋所有权人。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包括原告所有的诉争店面在内的泉州市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的拆迁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和田安路南拓及片区改造第三期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十五条<店铺认定和补偿安置方法>第（五）项规定：“合法店铺按每月30元/㎡发给产权人过渡费”；第十七条<住宅用房搬迁过渡补助方法>第（二）项第3款规定：“临时过渡补助时间计算：补助时间自被拆迁人完成签订协议并房屋搬迁腾空之日算起，至拆迁人书面通知入户安置为止。属拆迁人的责任，造成过渡期限超出36个月，从逾期之月起，拆迁人应每月双倍付给临时过渡补助费”；第十八条<店铺的停产停业补偿费>规定：“根据被拆迁合法店铺面积，按每月30元/㎡计算，一次性给予6个月的补偿”。2011年11月11日，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出具了一份《丰泽区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和田安路南拓三期拆迁补偿安置情况明细表》，该明细表补偿意见一栏载明：“根据会议纪要，过渡费按2011年5月13日起计算”，原告罗江勇在该表的“被拆迁人签章”处签名确认，“同意按本表补偿”。同日，原告罗江勇作为被拆迁人，在一份被告住建公司、泽兴公司列为拆迁人、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列为被拆迁人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乙方（签章）”处签署了其本人姓名并加盖了指模；而该协议的“甲方（签章）”处，并未加盖被告住建公司或泽兴公司的公章，但该甲方（签章）”处的下方，由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加盖了综合组组长“傅育兴”的签名章。该协议第七条<产权调换的过渡安置>第（二）项约定：“过渡期限自2011年5月13日至2014年5月12日”；协议第八条<房屋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和停业停产补助费>第（二）项约定：“选择产权调换的，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57.17平方米、以每平方米30元计算，每月临时安置补助费1715元，按季度计算发放”；协议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约定：“1、按对等面积无公摊置换（建筑面积57.17平方米）；2、一层店面（面向田安路，不含商铺），安置在田安路（泉秀路至宝洲路之间），三面砖墙至顶；3、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该<补充条款>的内容并非打印的格式文本，均系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手写的。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止，被告住建公司尚未在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甲方（签章）”处加盖公章，该协议应分发给被拆迁人的原件一份亦尚未交付给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另查明，2011年5月13日，原告罗江勇、戴美凤依约将诉争店面腾空交付给第三人拆迁指挥部，但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止，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及被告住建公司均未书面通知原告入户安置。自2011年5月13日起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止，被告住建公司、第三人拆迁指挥部按每月1715元的标准，以转账方式按季度向原告罗江勇、戴美凤支付诉争店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本院认为，虽然《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拆迁人一栏列有“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泉州市丰泽区泽兴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但系两被告名称一并刻制在同一印章上，并将此印章加盖在该协议的“拆迁人”一栏内。据《房屋拆迁许可证》及刊登在《泉州晚报》上的《拆迁公告》所载，包括诉争店面在内的泉州市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的拆迁人仅为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故泉州市丰泽区泽兴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其不是诉争店面的拆迁安置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辩解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住建公司主张其尚未在《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加盖公章确认协议内容，故该协议尚未成立的辩解，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一致确认，诉争店面所在拆迁项目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流程为：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与原告等被拆迁人谈妥协议内容，由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具体填写相关条款，并将一式四份的协议交由被拆迁人在协议的“乙方（签章）”处签名盖章，再将协议交由拆迁指挥部综合组组长傅育兴审核并由其在协议的“甲方（签章）”处的下方加盖签名章，最后交由被告住建公司加盖公司公章。本案中，虽然被告住建公司在收到第三人拆迁指挥部送交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并未在该协议的“甲方（签章）”处加盖公章，但被告住建公司作为该项目房屋拆迁公告上所载的拆迁人，已将原告腾空交付的诉争店面予以拆除，并按协议的约定自2011年5月13日起按每月1715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应认定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另，被告住建公司在本案中还提起反诉，请求变更该协议第17条第3项“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这一条款，而变更合同条款的前提是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故被告住建公司关于该协议未成立的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住建公司主张《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约定的“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而应予变更的问题：首先，被告住建公司主张该条款系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的重大误解而填写的，但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述协议系格式文本，第十七条<补充条款>原先是留白的，诉争项目被拆迁店铺达几百户，除了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在内的八户被拆迁户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由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上面填写了“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等内容，其他被拆迁户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一条款并未作任何填写，故可以认定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系与原告经过认真协商方才签订该协议的，且其工作人员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关于被拆迁店铺临时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的规定是清楚、明知的，现被告住建公司辩称该条款系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的重大误解所签订的，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被告住建公司还主张该条款的约定对与诉争店铺属同一拆迁项目的其他店铺的被拆迁人显失公平，但《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而可予变更的合同条款，所指向的是该条款对缔约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故该方当事人可以此为由主张变更。现被告住建公司以涉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充条款对其他被拆迁户显失公平为由要求变更该条款，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涉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据被告住建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的协议复印件所载，原告罗江勇已经在协议的“乙方（签章）”处签名盖章，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综合组组长“傅育兴”亦已在协议的“甲方（签章）”处下方加盖了签名章，原、被告双方已依该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现原告罗江勇、戴美凤作为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要求被告住建公司及第三人拆迁指挥部交付上述协议，合法正当，应予支持。另，涉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七条<补充条款>第三款：“过渡费超过36个月翻倍”的条款，系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填写的，该拆迁指挥部综合组组长傅育兴亦已按流程在协议“甲方（签章）”处下方加盖了签名章，故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对该条款的内容是予以认可的。现被告住建公司主张该条款系第三人拆迁指挥部未经其同意，擅自与原告罗江勇签订的，但被告住建公司及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关于委托权限的约定，故被告与第三人对原告罗江勇、戴美凤主张的“超过36个月的翻倍过渡费”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关于反诉原告住建公司主张反诉被告罗江勇返还的自2011年5月起至2011年11月止共计六个月的过渡费10290元，据《丰泽区田安大桥北连接线和田安路南拓三期拆迁补偿安置情况明细表》所载：“根据会议纪要，过渡费按2011年5月13日起计算”，另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七条<产权调换的过渡安置>所载：“过渡期限自2011年5月13日至2014年5月12日”，上述明细表及协议均系第三人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填写的，反诉原告住建公司亦拆除了反诉被告罗江勇、戴美凤腾空交付的诉争店面，并依约自2011年5月13日起向反诉被告支付过渡费。现反诉原告住建公司主张自2011年11月11日协议签订之日起才需支付过渡费，并诉请反诉被告返还2011年5月至11月的过渡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已由原告罗江勇、第三人拆迁指挥部综合组组长傅育兴签名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同编号：企1－186）交付给原告罗江勇、戴美凤；
二、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罗江勇、戴美凤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2016年5月12日止诉争店铺的另一倍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41160元；
三、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应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书面通知原告罗江勇、戴美凤办理入户安置手续之日止以3430元/月的标准按季度向原告罗江勇、戴美凤支付诉争店铺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四、驳回原告罗江勇、戴美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反诉原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部分受理费929元，由被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丰泽区田安大桥和田安路南拓三期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负担；反诉部分受理费79元，由反诉原告泉州市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翰毅
代理审判员 林娟美
代理审判员 吕千虹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 宪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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