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5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喜，男，1949年4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清（张洪喜之女），女，1971年12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海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海字村。
负责人：朱现宝，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茜，北京市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英，女，1975年6月7日出生。
上诉人张洪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海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海字村合作社）、被上诉人张翠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初6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梁睿担任审判长，法官阴虹、董伟参加的合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洪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翠英系张洪喜之女。张洪喜于1997年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2016年11月左右，张翠英未经张洪喜同意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延寿镇海字村土地集约经营流转协议》（以下简称流转协议），将张洪喜承包经营的土地及地上物交由海字村合作社进行集约化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无处分权人签订合同后未经追认或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与合同法相关规定不符。张洪喜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合同期内受法律保护。张翠英在未经张洪喜同意的情况下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流转协议侵犯了张洪喜的承包经营权，系无权处分。在流转协议尾部签字的为张翠英，该协议首部张洪喜的签名为海字村合作社工作人员所签。授权委托书系张翠英一人在海字村合作社社长办公室书写，没有经过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张翠英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为5人）的授权。一审法院认为张翠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是海字村合作社明知张翠英没有代理权。张翠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对张洪喜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张洪喜在有关本村土地流转政策解读的党员会议上的签字表明张洪喜同意流转错误。签字只能证明张洪喜参加了会议不能认为张翠英的无权代理行为得到了补正。流转协议上明确写明签订流转协议要交回原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经营权证书，张洪喜没有签订协议，亦未交回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上，流转协议是2016年11月份左右签订，落款日期2016年8月1日系张翠英所写，土地流转工作于2016年8月10日才开始解读。二、一审法院认为张翠英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流转合同有效错误。三、流转协议不存在约定情形，请求撤销。张洪喜未在流转协议上签字，亦未签订授权委托书，请求予以撤销。
海字村合作社辩称：一、流转协议所涉及土地的承包方及转流方均为张洪喜家庭。张翠英作为家庭成员之一，有权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流转协议。1997年，张洪喜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租赁）合同》，当时家庭成员为5人，包含张翠英，户主张洪喜作为家庭成员代表签字。流转协议所涉及的土地即为前述合同确定的土地。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张洪喜个人所有，张翠英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代表家庭成员进行签约。二、张洪喜对土地流转事宜及张翠英签署流转协议一事明知。2016年7月25日，海字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海字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并且在张翠英签约之前，海字村已经召开多次的全村党员会，讨论和宣传本村的土地流转事宜。张洪喜作为党员，多次参会。2016年10月30日，海字村合作社通过张榜公告的形式就参与土地流转的人员名单进行了公示。2017年1月21日，海字村合作社以汇款方式向全村参与土地流转的人员（包含张洪喜家5口人）支付了土地流转收益。张洪喜辩称自己不知道也不同意土地流转事宜与事实不符。三、张翠英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其所签订的流转协议合法有效。张洪喜与张翠英父女，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落，而张洪喜代表家庭签署《承包（租赁）合同》时，张翠英即为家庭成员之一，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权益。张洪喜多次参加海字村党支部有关土地流转的会议，并且签字。考虑到农村家庭生活的常规模式，张洪喜完全有理由相信张翠英在签署流转协议时，已经得到了张洪喜的同意和确认。
张洪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翠英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流转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张翠英与海字村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洪喜、张翠英系父女关系，均为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海字村村民，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7年，张洪喜代表其所在家庭共5口人（含张翠英）与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租赁）合同》。该合同记载，海字村集体将位于该村的山地一块交由张洪喜承包经营（地块名称、面积等未记载），承包期自1998年1月1日至2028年1月1日，承包期30年，合同还记载了其他事项，并以该合同为内容形成《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双方各执一份。合同签订后，张洪喜一直承包经营合同指定地块。
2016年，海字村集体按照相关会议文件要求，并结合《延寿镇关于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了《海字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实施方案》，确定在2016年8月30日前在村民自愿转移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签署《土地集约经营流转协议》，完成本村土地集约化利用工作，在2016年10月1日前由海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北京燕脉兴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签署土地使用合同，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关于土地集约化经营的路径和模式，方案载明，承包户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土地使用权及其他地上物所有权转移到海字村合作社的方式实现集约化利用，由合作社统一进行集中流转经营；具体模式为合作社与符合条件的土地利用方签订土地租赁或其他形式的使用协议，通过统一出租或合作经营的方式进行，统一出租的，租金标准为2500元每亩每年。方案还载明了其他具体事项。2016年7月25日，海字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该实施方案。
2016年8月1日晚，海字村党支部召开全村党员会议，会议内容为“进行土地流转工作的详细解读”，会议明确了该次土地流转工作的基本原则、目标、范围、实施主体，集约化经营的路径与模式、土地收益分配、工作流程等方案事项，并形成书面会议记录，要求同意上述方案事项并同意参加土地流转的党员签字。张洪喜作为参会党员签署了自己的姓名。
2016年8月21日晚，海字村党支部再次召开全村党员会议，议题是“关于土地流转的现状解读”。海字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兼村党支部书记朱现宝在会议上对该村土地流转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号召党员响应土地流转政策，部分党员在会上发言，会议要求支持土地流转政策，并同意参加土地流转的党员签字。张洪喜作为参会党员在会议记录落款处签署了自己的姓名。
2016年7月22日，张翠英自书了委托人为张洪喜、张翠清、徐文瑞、张翠华及其本人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姓名及受托人姓名均为张翠英自己书写，其本人为受托人，并作为户代表在《延寿镇海字村户代表书面表决票》上签字同意《海字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同日，张翠英在海字村合作社处以自己名义签署了《土地集约经营权流转申请书》，申请依据《海字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将承包户张洪喜家庭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留地、自留山及全部地上物转移到海字村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流转。
2016年8月1日，张翠英以甲方张洪喜授权代表名义与乙方海字村合作社签订了流转协议，约定将张洪喜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承包（租赁）合同》项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至乙方，将所承包土地及地上物交由乙方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该协议还约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家庭在原合同项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至乙方，甲方签订本协议同时交回原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经营权证，并于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合同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物交付乙方，由乙方进行集中经营和流转；流转收益为每人每年5000元（共5人），包括甲方在承包经营期间的土地及林木等地上物全部补偿；统一出租后剩余土地产生的收益按照《实施方案》的规定进行分配；统一出租土地收益，乙方按年向甲方支付土地经营收益，具体支付时间为租金支付方拨付款到账一个月之内；协议还约定，该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后，须全村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的户达到承包户总数95％以上并且景观项目、基础设施规划范围内的承包户申请率达到100％时，协议生效。
上述流转协议签订后，海字村党支部于2016年10月30日在本村公告栏进行了《海字村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管理人员名单公示》，于2017年1月21日进行了《海字村土地流转领取账号及金额明细公示》，张洪喜、张翠英在内的流转协议所确定的5人均在公示名单中。后，海字村合作社通过汇款方式向包括张洪喜、张翠英在内的流转协议所确定的5人支付了2016年8月1日至12月31日的土地流转收益每人2083元。
另据海字村合作社陈述，海字村土地集约经营活动顺利实施，全村1674亩土地，837个承包经营权现已流转到村集体，达到了全村承包户总数的95％。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为诉争2016年8月1日张翠英以张洪喜授权代表名义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流转协议效力问题。张洪喜及张翠英均主张诉争协议系张翠英在无权处分的情形下签订，应属无效；海字村合作社则提出相应抗辩理由主张合同有效。对此，该院认为：
一、在涉物权变动的合同中，无权处分行为并非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事由。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该条并不能作简单的反向推理，即不能认定无处分权人签订合同后未经追认或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依据物权变动理论，引起物权变动的行为可区分为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其中签订物权合同的处分行为仅仅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并不包括负担行为在内，因而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并非未定或无效，而是有效的，效力未定的应当是处分人履行合同的行为以及履行合同的结果。因而，在涉物权处分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权利转移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处分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并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的效力，但能否发生物权转移的变动效果，则取决于出卖人嗣后能否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物权变动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本案中，张洪喜家庭以签订承包合同并获得经营权证书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依法属用益物权，张翠英与海字村合社签订流转协议标的物为张洪喜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为部分承包经营权分离转移。依据上述，张翠英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其无完全处分权，但其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流转协议的处分行为依法应当确认有效，是否发生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变动效果则属后续负担行为审查范围，故张洪喜于本案以无权处分为由主张确认流转协议无效，理由不充足，且于法无据。
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构成表见代理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的，一般具有身份或行为的代理特性，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具体到本案，张洪喜与张翠英系父女关系，且张翠英系张洪喜签订承包合同获取家庭承包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时的家庭成员，是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之一，该情形使张翠英的代理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身份特性；此外，依据该院查明的事实，在张翠英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前后，在海字村党支部召开的两次有关本村土地流转政策解读的党员会议上张洪喜作为参会党员在会议记录本上记载“支持土地流转政策，并同意参加土地流转的党员签字”栏签署自己的姓名。该行为具有行为特性，足以使相对人海字村合作社认为张翠英代为签署流转协议的行为得到了张洪喜的同意和确认，使张翠英无权代理签署流转协议的行为合法性得以补正，在此情况下，张洪喜主张确认流转协议无效缺乏合法依据。
综合上述，张翠英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延寿镇海字村土地集约经营流转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张洪喜提出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洪喜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张洪喜系以张翠英未经其同意而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流转协议，侵犯其承包经营权，张翠英的行为系无权处分为由主张张翠英与海字村合社签订的流转协议无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具有法定理由，行为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人行为无效的法定理由。因此，张洪喜以张翠英在签订流转协议时未取得其授权，张翠英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张翠英与海字村合作社签订的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翠英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张洪喜与张翠英系父女关系，张翠英系张洪喜签订承包合同获取家庭承包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时的家庭成员，是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之一，该情形使张翠英的代理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身份特性。此外，在张翠英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前后，在海字村党支部召开的两次有关本村土地流转政策解读的党员会议上张洪喜作为参会党员签署自己的姓名。这足以使相对人海字村合作社认为张翠英代为签署流转协议的行为得到了张洪喜的同意和确认。
综上，张洪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洪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 睿
审 判 员 阴 虹
审 判 员 董 伟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习亚伟
书 记 员 徐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