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渭中民一终字第003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某，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女，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系杨某某之妻。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9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系杨某某之女。
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某某，大荔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1991年3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郑某某，陕西秀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杨某某、刘某某、杨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0832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某及其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某某，被上诉人张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郑某某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杨某某、杨某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农历腊月，原告张某某与被告杨某经人介绍相识，并于2014年农历正月16日订立婚约，在缔结婚约过程中，原告张某某通过媒人给付被告彩礼40000元，退还2000元，衣服折价13800元及小米3手机一部、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付、棉花20斤、布8丈、毛毯一条、绿驹电摩一辆。后原告提出解除婚约，并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等。原审认为，给付彩礼是我国的民间婚俗。依照法律规定，对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原告给付被告彩礼的数额。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证人包括见证点数5.38万元彩礼及衣服折价的徐开民、给付5.38万元的媒人王孟德、订婚当日陪同给付彩礼的张辽、驾驶员刘立明。虽张辽、刘立明与原告存在亲朋关系，但按照农村习俗参与定亲之人多为男女双方亲朋，上述人员作为证人与双方有利害关系难免，因法律并不禁止亲属作证，也未规定亲属的证词均无效，且上述证人的证词亦与其他无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故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故可以证实原告缔结婚约过程中，按照风俗给付彩礼40000元（退还2000元）、衣服折价13800元及其他财物的事实。被告辩称，双方订婚前并未协商彩礼的数额，他们仅收到20000元彩礼，并退还2000元，衣服折价10000元。不仅与本地风俗习惯不符，且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故其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诉称的改口费属于原告亲属给被告杨某的馈赠，不属于彩礼范畴，应归被告所有，不予返还。购买衣服花费4600元、手机一部系原告赠予被告，应归被告所有，不予返还。衣服折价13800元，结合原、被告交往情况，酌情返还6000元。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彩礼38000元及衣服折价13800元、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付、毛毯一条、棉布8丈、绿驹电动车一辆、棉花20斤的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返还以上财物相应价款的请求，因原告未提供购买上述财物的票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杨某某、刘某某、杨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某某彩礼38000元及衣服折价6000元、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付、毛毯一条、棉布8丈、绿驹电动车一辆、棉花20斤。二、驳回原告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7元，由杨某某、刘某某、杨某负担。
宣判后，杨某某、刘某某、杨某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0832号民事判决。2、请求贵院重新审理此案，查明事实，公正判处。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双方按责任承担。理由：一、三被告不应返回张某某衣服折价款6000元及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对，毛毯一条，棉布8丈，绿驹电动车一辆，棉花20斤。因这些物品都是被上诉人自愿赠与给上诉人杨某的，其次上诉人杨某在订立婚约后，并外出与被上诉人张某某在苏州打工，在打工期间，两人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半年，所给的衣服钱已经花销。其他物品均属赠送，不应返回。双方争议的婚约彩礼，三上诉人只收到了20000元，并且退回2000元，实收18000元。在以上两审中被上诉人也承认，一审也认可，应返还18000元。二、本案中的上诉人杨某某与张某某和杨某婚约财礼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都是经杨某、刘某某亲收，财物返还的责任人应为杨某、刘某某。不应把杨某某作为共同被告，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杨某某的起诉。
被上诉人张某某辩称：1、对上诉人刘某某的名字有异议；2、第二项上诉请求不在请求范围内；3、一审判决经两次审理已查明案件事实，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争议的彩礼除媒人外还有其余人证明，彩礼数额是4万元，而不是2万元。给钱时杨某某和刘某某都在场，三上诉人都应列为被告。
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张某某经人介绍相识，于2014年农历正月16日订立婚约。在缔结婚约过程中，上诉人刘某某自认收取被上诉人张某某的媒人王孟德给付的彩礼20000元，退还2000元，衣服折价10000元及小米3手机一部、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付、棉花20斤、布8丈、毛毯一条、绿驹电摩一辆。被上诉人张某某提出解除婚约，并起诉要求三上诉人返还彩礼等。
本院认为，男女双方在婚约或者恋爱期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既有人身关系，又有财产关系，法律对人身关系不予保护，但对基于此形成的财产关系应当予以保护。对于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送与的贵重物品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张某某仅仅是订立了婚约，并未达到依法登记结婚的目的。本案涉诉婚约财产所附的结婚条件并未成就，并不属于三上诉人主张的赠与法律关系，故上诉人所收取的婚约财产均随着双方婚约的解除，失去了继续占有婚约财产的法律依据，依法应予返还。但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在订立婚约时，通过被上诉人张某某一方的媒人王孟德给付了三上诉人多少钱的彩礼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分析，首先，媒人王孟德的证人证言属于孤证，且其在两次一审庭审中的证言不相一致。媒人王孟德陈述的事实与上诉人陈述自认的事实差距太大，其证言也并不能证明当时交付彩礼的详细过程，是否返还彩礼的事实。其次，媒人王孟德陈述证言将彩礼及给上诉人杨某买衣服折价款共计53800元，均放在带去的毛毯中，但当时交接时现场只有媒人王孟德，并无其他人当场见证或者进行现金清点，且上诉人刘某某承认的事实是当时交付彩礼时，是媒人王孟德给付现金30000元，其中彩礼20000元，并返还2000元。另外10000元，是给其女杨某的衣服折价款。综上，媒人王孟德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本案争议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至于其他的旁证更无法达到证明争议事实真实性的目的，且主张当地的婚约习俗即使客观存在，也只能说明当地婚约习俗存在的普遍性，但并不能充分佐证本案的争议事实，亦不能依此习俗必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被上诉人张某某作为一审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根据上诉人刘某某自认收取彩礼的现金数额18000元及给上诉人杨某的10000元衣服折价款，共计28000元予以认定，并依法予以返还。三上诉人关于本案争议彩礼数额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对于其他双方没有争议的财物也应依法予以返还。对上诉人杨某某不属于返还彩礼的义务主体之主张，因三上诉人均为同一个完整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和利害关系，均应承担返还彩礼义务，原审判决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返还婚约财产义务，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和性质，并无不妥，故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争议彩礼部分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对此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0832号民事判决第二条，撤销第一条；
二、由上诉人杨某某、刘某某、杨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被上诉人张某某彩礼18000元，衣服折价款10000元，共计28000元整。铂金戒指一枚、金手链一条、金耳钉一付、毛毯一条、棉布8丈、绿驹电动车一辆、棉花20斤。
如果三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共计2207元，由上诉人杨某某、刘某某、杨某负担1125.57元；由被上诉人张某某负担1081.4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五喜
审 判 员 鱼小强
代理审判员 南 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常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