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481民初4421号
原告：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谷城县城关镇后街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5662252055Q。
法定代表人：陶德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湖北谷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刚，男，197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法律事务科科长，住湖北省谷城县。
被告：福建福迪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安市城南大道7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782178777Y。
法定代表人：陈和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昌庆、章燕萍，福建顺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下简称三环公司）与被告福建福迪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下简称福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三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邹志刚、被告福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昌庆、章燕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608785.82元及利息139964.37元（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35%计算），合计1748750.19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4年以来，原告与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汽车厂（下简称永安汽车厂）之间有长期购销前桥总成合同业务往来，2010年10月，永安汽车厂终止生产经营将债务转让给福迪公司后，被告基本停止采购原告前桥总成，2011年11月原被告进行对账确认后，陆续进行退货、冲减三包费、回收货款、零星发货等清账业务，截止2014年11月双方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被告尚欠原告1608785.82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拖延支付至今不付。
福迪公司辩称，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货款1608785.82元及利息139964.37元，合计1748750.19元没有事实依据，该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一、原告主张的债权金额2222191.82元，缺乏依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4《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显示的拖欠货款金额2222191.8元，没有提供原始采购凭证，缺乏事实依据，未经答辩人确认，答辩人不予认可。
首先，涉诉债权债务系原永安汽车厂改制重组所遗留，2010年10月，永安汽车厂终止生产经营将债务转让给答辩人后，答辩人于2010年10月10日向原告寄送债权债务金额转让及业务变更通知函，函中债权债务金额空白，并明确债权债务金额以双方确认数据为准，并要求原告盖章确认并回传，但原告没有填写、没有确认债权金额并回传，更无经答辩人确认。因此，该份通知函只能证明永安汽车厂终止生产经营后相关债务转让和业务变更的事实，不能支持原告主张的债权金额。
其次，原告声称2011年11月原、被告进行对账确认不是事实。原告提供的2011年11月23日的《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签字的人是“曾宪昌”，曾宪昌只是挂名为答辩人单位的监事，但不是答辩人职工，不在答辩人单位上班，不能代表答辩人。曾宪昌签字之时的身份是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的员工，其未经答辩人授权无权代表答辩人在该对账表上签字，曾宪昌的签字对答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该份证据不能够作为原、被告双方对账的依据和认定原告所主张债权金额的依据。
其三，原告主张的2014年11月11日发生的货款10584元，依据不充分。答辩人没有收到货，也没有收到税务发票，因此不予认可。正如原告诉状所陈，自永安汽车厂改制重组终止经营债务转让给答辩人后，答辩人基本停止承购原告前桥总成，双方没有再发生买卖业务。原告提供的税务发票与原告单方账上记载不能作为答辩人收到该货物及欠该笔货款的依据。如原告坚持该项主张，应提供收货凭证。
2答辩人已经不欠原告货款债务，甚至已经超付。
原告与原永安汽车厂虽然存在业务关系，但在重组债务转让后，答辩人已经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合计2244449.99元的款项，即使退一万步，假定按原告提供的证据四主张的债权计算，也已结清债务，并已经超付。付款情况如下：
1、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5“核算项目明细表”，原告确认答辩人付款1584449.99元（详见附表）；
2、除了以上原告提供的证据5会计账上确认的答辩人已付款金额计1584449.99元外，答辩人还向原告支付了以下五笔款项计66万元，虽然原告的会计账上没有记载，但有原告提供的证据六的承兑汇票印证，具体如下：
（1）答辩人于2013年1月31日，以承兑汇票（号码：21472131、245××××7148）向原告支付款项计30万元，于2014年3月31日，以承兑汇票（号码：215××××9752）向原告支付款项计15万元；2013年10月28日以承兑汇票（号码：325××××6393）向原告支付款项计11万元，以上付款56万元的承兑汇票见原告提供的证据第20、21、22、23、26、27、28页。
（2）根据答辩人出纳账记载，答辩人还于2013年10月28日以承兑汇票（号码：293××××9388）付款10万元，（如原告不认可这笔付款，答辩人则向法庭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并于庭后补强支付凭证）。
以上合计付款1584449.99元+66万元=2244449.99元。
根据以上付款，即使按原告主张的2222191.82元计算，答辩人已超付22258.17元。不存在答辩人欠货款的事实。
需要提出的事，原告应承担三包保修费用119915.8元，至今未付，也未冲减，该款与超付的款项合计142173.97元，答辩人保留另案向原告主张的权利。
3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依据，理由不能成立。
1、如第一、二条答辩理由，答辩人不欠原告货款，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
2、涉诉债务系转让而来，原永安汽车厂以及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均无关于支付利息的规定。
四、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答辩人于2010年10月10日向原告发出债权债务转让及业务变更通知函，最后一期的付款时间是2014年9月11日，原告起诉是2016年12月8日，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
原告提供的2016年5月、2016年12月的特快专递单不构成主张权利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016年5月的特快专递单，内件品名注明为“询证函”，且特快专递单经过划线删除及涂改，没有证据证明其询证函的内容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而构成主张权利，且根据我国实际送达主义原则，该寄送被拒收的快件不构成原告有效主张权利。至于2016年12月的律师函，其寄送时间已在超过诉讼时效之外，且不能证明快递件内容，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而构成主张权利，亦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不享有胜诉权。
综上答辩，答辩人认为，原告主张的债权金额缺乏依据，且答辩人付款金额已经超过原告主张的金额，且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环公司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均为复制件）：
证据一：《2010年产品供货合作协议》，证明：双方权利和义务。
证据二：《债权债务转让及业务变更通知函》，证明：永安汽车厂债务转至福迪公司。
证据三：被告在全国企业公示系统信息，证明：被告法人身份，董事、监事成员。
证据四：《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证明：被告拖欠货款金额。
证据五：核算项目明细账，证明：原被告对账日后经济往来流水明细。
证据六：对账日后经济往来原始凭证，证明：原被告对账日后经济业务往来。
证据七：2016年5月原告对被告发特快专递，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拒绝。
证据八：2016年12月原告对被告发律师函快递拒收凭证，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拒绝。
证据九：车票，证明：原告于2016年7月29日有找被告公司人员协商的事实。
庭审后，三环公司补充提交以下三组证据：
补充证据一：原告2013年1月31日的记账凭证及220××××9181号银行承兑汇票，证明：1、因原告记账的金蝶K3系统显示问题，记账凭证的所有收入款凭证记在一张凭证上，但是K3系统摘要只显示第一条记录，所以出现摘要与实际的收款不对应的情况；2、220××××9181号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应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货款15万元，而非被告支付的货款。
补充证据二：原告2013年10月28日的记账凭证及011××××2725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证明：1、（同上）；2、011××××2725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应为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40万元，而非被告支付的货款。
补充证据三：原告2014年4月17日的记账凭证及218××××2339号商业承兑汇票，证明：1、（同上）；2、218××××2339号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应为湖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商业承兑汇票200万元，而非被告支付的货款。
福迪公司质证如下：
证据一：该份证据系原永安汽车厂与原告订立，被告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定。
证据二：1、真实性无异议；2、该份证据的债权债务金额栏为空白，并注明“具体以双方确认数据为准”，故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债权金额，只能证明原汽车厂重组终止经营后债权债务转让及业务变更的事实。
证据三：1、对真实性无异议；2、曾宪昌只是福迪公司挂名监事，既不是福迪公司股东，也不是福迪公司员工，不能代表公司。
证据四：1、对真实性有异议，诉前从未见过该表；2、曾宪昌非福迪公司员工，未经福迪公司授权，无权代表公司签字确认债权债务，其签字对福迪公司没有法律效力，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证据五：1、该份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证据类别上属于原告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债权债务金额的依据；2、表中显示的福迪公司付款金额属实，予以认可，但涉及被告付款之外的往来不予认可，应由原告提供其他证据佐证。
证据六：1、对证据第12-13页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有开票过来收款，并非发生新的采购业务；2、证据第14-17页系原告收回退货，货款价值1142100元，没有异议。但并非发生新的采购业务；3、证据第18-23页系被告付款的承兑汇票，予以认可没有异议。4、证据第24、25页系原告收回被告退货，货值862299元，没有异议。但并非发生新的采购业务；5、证据第26-30页系被告付款的承兑汇票，予以认可没有异议。6、对证据第31页不予认可，被告没有收到该份税务发票，也没有收到相关货物。
证据七、八：1、证据七、八拒收单没有投递单位业务邮戳，真实性不能确定。即是没有投递还是拒收无法确定。2、对证据七、八的证明对象与内容有异议(详见答辩状)。
证据九：车票及万家酒店住宿单的住宿人员没有具体名字，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有到过永安，不能证明原告有到被告公司进行催讨，关联性有异议。
补充证据一、二、三：记账凭证系原告单方制作，其账页数据缺乏基础数据支持，真实性、客观性不能确定；承兑汇票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不能确定其真实性；金蝶K3系统是否确实存在瑕疵，应当由该系统开发人员予以证实，但原告没有提供该证据，其真实性无法确定。
福迪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书，证明：曾宪昌曾在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工作并于2011年4月28日因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
证据二：曾宪昌书写的情况说明，证明：曾宪昌的签字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的行为。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还需公司的确认盖章。
三环公司质证如下：
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曾宪昌何时离职还需劳动部门备案。
证据二：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应有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据是否由曾宪昌本人书写及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有异议。
另，庭审中，三环公司当庭将福迪公司据收的快递件拆封，并将内置材料（询证函、律师函、授权委托书）原件交给法庭。庭后，本院询问了曾宪昌，曾宪昌表示，其只是原永安汽车厂的采购员，没有在福迪公司工作过，是福迪公司借用其身份证办理的监事职务，很多公司都有类似情况。福迪公司提交给法庭的情况说明是其书写的。三环公司对此认为，曾宪昌作为监事，其行为具有公示效力。
对三环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可以证明三环公司与原永安汽车厂于2010年1月14日签订《2010年产品供货合作协议》，但不能证明协议双方实际购销前桥总成数量及原永安汽车厂所欠货款金额。
证据二：可以证明原汽车厂重组终止生产经营后，债权债务转让至福迪公司，以及福迪公司要求与三环公司共同确认原汽车厂对三环公司债权债务数额的事实。
证据三：可以证明福迪公司的登记情况，根据登记内容，曾宪昌是福迪公司监事。
证据四：可以证明曾宪昌于2011年11月23日在《三环公司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中，以福迪公司经办人名义签名。该调节表载明，对账截止时间余额（福迪公司欠货款）为3590326.3元，调节增、减项后对账截止时间余额为2222191.82元。
证据五：因《核算项目明细账》系三环公司单方制作，福迪公司仅对该证据中三环公司自认的有关福迪公司已付款金额部分表示认可，对其它内容则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中福迪公司付款部分予以采信（补充证据所涉款项除外），其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
证据六：“对账日后经济往来原始凭证”在证据中的页码为12-31页，福迪公司对12-30页无异议（见其质证意见），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对第31页的增值税发票，福迪公司予以否定。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福迪公司有向三环公司购买FG4017000510/1、FG4017000520/1产品各1台、欠货款10584元的事实。
证据七、八：该证据经当庭拆封，确有询证函、律师函、授权委托书，可以证明三环公司于2016年5月、11月向福迪公司分别发出询证函和律师函、授权委托书。
证据九：根据三环公司与原永安汽车厂及福迪公司的业务往来以及存在纠纷、三环公司出差人员身份等信息判断，邹志刚等三人于2016年7月27日出发前往福迪公司处理纠纷具有高度可能性。
补充证据一、二、三：三环公司对补充的证据均已提供原件交由本院核对，三组证据具备证据属性，可以证明三组证据所涉款项并非是福迪公司所支付的货款。（因三环公司人员自行前来本院补充提交相关证据，故福迪公司人员未能同来本院。考虑到数本账册及原始凭证的安全，本院核对后，三环公司即将账册及原始凭证带回，事后才由福迪公司对复印件进行质证）。
对福迪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可以证明曾宪昌于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4月28日在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工作，并于2011年4月28日因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
证据二：经本院询问曾宪昌，该证据确由其本人书写。
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因原永安汽车厂重组，将终止生产经营，永安汽车厂与福迪公司于2010年10月10日共同向三环公司发出《债权债务转让及业务变更通知函》，主要内容：自2010年10月10日起，原永安汽车厂对三环公司的债权债务（具体数额以双方确认数据为准）全部转让至福迪公司，且今后的业务均由福迪公司与三环公司联系，三环公司如果没有异议，予以盖章确认并回传，联系人为刘永生、谢靖。
2011年11月23日，福迪公司的监事曾宪昌在《三环公司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上签名，确认在对账截止时间，福迪公司尚欠三环公司货款余额为3590326.3元，调节后余额为2222191.82元。而根据三环公司庭后的解释，调节后余额为2320351.82元（3590326.3元+1086450元-352024.48元-1142100.01元-862299.99元）。三环公司还主张福迪公司于2014年11月还另欠货款10584元，但证据不足。
三环公司自认收到福迪公司的货款为：1、50000元，出票日期2011年11月28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05××××4170；2、50000元，出票日期2012年4月16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27××××6063；3、300000元，其中100000元出票日期2012年11月16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45××××7148，另2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21472131；4、110000元，出票日期2013年10月9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25××××6393；5、15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2月28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15××××9752；6、62150元，出票日期2014年6月9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38××××3764；合计722150元。
三环公司认为福迪公司尚欠的货款为1608785.82（2320351.82元+10584元-722150元）。
福迪公司认为其已支付的货款为：1、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05××××4170；2、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27××××6063；3、3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20××××9181；4、862299.99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001××××3696；5、11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011××××2725；6、1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18××××2339；7、6215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38××××3764；8、3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245××××7148、21472131；9、15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15××××9752；10、11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325××××6393；11、1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号码293××××9388，合计2244449.99元。但第4项三环公司在余额款增、减调节中已扣除，福迪公司属重复计算；对第11项，福迪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认定；第3、5、6项并非福迪公司支付给三环公司的货款（见三环公司的三组补充证据及本院认证），故福迪公司的付款金额为722150元。
本院认为，三环公司与福迪公司的争议焦点主要在诉讼时效、曾宪昌签名的法律效力、福迪公司欠、付货款金额认定等方面。关于诉讼时效，福迪公司最后付款时间为2014年6月，而三环公司于2016年5月向福迪公司分别发出询证函和律师函，因此，三环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曾宪昌签名的法律效力，三环公司认为曾宪昌既是福迪公司的监事，也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其可以代表福迪公司签名。而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监事的职权包括检查公司财务，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因此，依照法律规定，曾宪昌是福迪公司的监事，则不能兼任福迪公司的财务人员，更不能兼任财务部门负责人。同时，三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曾宪昌是福迪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人），或其行为是其他履行职务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行为经过福迪公司授权或属表见代理。所以，曾宪昌在《三环公司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上签名，对福迪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福迪公司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福迪公司在扣减调减项目外（该部分金额三环公司已扣除，未计算在调节后余额内），已付货款722150元。由于《三环公司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中的“对账截止时间余额3590326.3元”未经福迪公司确认，且三环公司对此又未能提供合同、供货清单、收货确认单等结算凭证，故无法确定福迪公司原欠款金额及尚欠款金额。本院还认为，至2014年6月，福迪公司虽然共向三环公司支付了货款722150元，且其亦未能合理说明支付的依据，但根据本案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只能认定福迪公司已自认原欠三环公司货款722150元，而不能凭此推定福迪公司已认可三环公司所述的全部欠款数额，也不能凭此推定福迪公司对曾宪昌在《三环公司往来对账余额调节表》上签名行为的追认，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三环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539元，减半收取10269.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269.5元，由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斌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永虹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