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吉0722行初1号
原告王金平，女，1978年9月21日出生，蒙古族，无业，大专，现住长岭县。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住所地长岭县。
法定代表人马大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宏新，长岭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董弼东，长岭县公安局太平川派出所民警。
原告王金平不服被告长岭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的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告长岭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金平、被告长岭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刘宏新、董弼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的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查明，2017年7月11日，长岭县太平川镇岭川路十五委居民王金平与其他乡镇20余人到北京天安门非访区上访，并以上非访地区上访来要挟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随访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张宝峰副局长、管片民警多次劝解不听。7月12日上午王金平等人又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滞留，天安门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对其多次劝阻，王金平等人在天安门期间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给予王金平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王金平诉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办案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原告要求依法撤销长岭县公安局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被拘留期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00元，以及被非法拘留七天的国家行政赔偿1812.23元。
事实与理由：1、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的：“2017年7月11日原告王金平与其他乡镇20余人到北京天安门非访区上访”纯属子虚乌有。7月11日的时候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旅游，后来是因为有截访的进去对我们个别人进行拉扯才引起警察的注意，并对我们进行了询问。我们说就是来旅游来了，警察就走了。后来有截访的人员又来拉扯我们中的个别人，管片民警只好对我们及截访人员进行了劝离，之后我们就出来了，在此期间我们没有任何抵触不当的行为。对于处罚决定书中所述的“7月12日上午王金平等人又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滞留，天安门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又对其多次劝阻，王金平等人在天安门期间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一说更是毫无事实依据。我有7月12日早上在前门的视频和照片。当时过安检刷身份证时，民警说我有上访记录不能进到广场里面，并让我上车回附近派出所进行说明。到派出所我说明情况后，民警就又开车把我送回到前门附近让我下了车，并告诉我，不消除上访记录我以后都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提到的“镇政府随访人员”根本没有。张宝峰副局长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7月12日下午两三点钟在大栅栏街区的老东北菜馆吃饭的时候，吃饭期间他叫我出去，态度强硬，并恐吓我不跟他们走，回来就拘留我。后驻京办又进来几个人欲强行带走我，我说我喝多了走不了，所以没有出去。他们又叫来北京当地警察进来查看我的身份证。北京的警察口头对我进行了询问，我说我10号在信访局上访完事了，现在就是旅游，没有其他想法，之后北京的警察就走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到张宝峰副局长以及任何驻京接访人员，更没有处罚决定书中提到的所谓对我多次劝阻等问题。直到当晚我们太平川镇政府的张春艳镇长到北京后，我们电话联系上并在前门附近的东升宾馆住的宿。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大栅栏街区逛街购物，下午四点乘火车返回太平川，原告在7月11日上午和7月12日早上及7月12日下午这三次与北京警察的接触中，没有任何警察告知我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不清。
2、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2017年7月13日早上七点多我到太平川火车站，出站后被太平川公安局民警在未出示任何传唤证的情况下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并说他们领导想找我谈话。待上班后，太平川镇公安局局长刘春明说让我跟他们去县信访局一趟，协商一下如何解决我上访提出的问题。结果是把我骗到县公安局，又说帮他们走一下正常程序询问一下大致情况，让我签了询问笔录及传唤书。我当时觉得好玩还照了照片留作纪念。之后他们谎称带我去医院做一次免费体检，体检出来之后就直接把我拉到拘留所看押。在送往拘留所之前从未对我进行任何告知。《行政处罚法》完整规定了告知程序，其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告知的时间、内容：“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在行政机关履行告知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和行政机关的义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第四十一条规定了行政机关违反告知程序的后果：“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然而，被告并未依据此法相关规定对我履行告知义务，致使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3、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即：“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且情节较重的，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然而，原告并没有违反上述条款中的任何一项，更未扰乱天安门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纯属对原告的历次依法上访行为的打击和报复。
4、被告对此案没有管辖权。《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5号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章第九条均有规定：“行政案件应由事发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也就是说，即便原告在北京有违反治安管理法的行为，长岭县公安局对原告也没有行政执法权。被告对原告这一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是违规违法且无效的，应依法予以撤销。
5、赔偿损失的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拘留期间，园内所育茄子苗、辣椒苗4000余株，价值1200多元及黄瓜苗600余株价值600多元，因无人管理全部干旱枯死，更因无秧可栽，导致原告的面积800多平方米园子荒废，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3000元以上。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照片一，证据来源，原告手机截图。该证据证明2017年7月11日原告与其他四人在北京旅游时照的照片，并没有向任何单位及个人提出过任何上访诉求的行为；
2、照片二，证据来源，原告手机截图。该证据证明2017年7月12日早原告在北京前门大街刷身份证后配合警察询问情况并与之上车前的照片，并从此刻起，原告再未回到过此处（从人影中可以看出人影在西侧，太阳刚出东方，此时为早上）。此证可证明原告在2017年7月12日并未进入到天安门广场，也未在此附近滞留，也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3、照片三，证据来源，原告手机截图。该证据证明2017年7月13日上午，原告在长岭县公安局被哄骗协助民警做笔录时与随行民警开玩笑留个纪念，民警给我拍的照片一张和我自拍的照片两张。此证可证明被告一直在哄骗原告，并未如实按法律程序履行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告知义务；
4、王金平询问笔录图片。证据来源，从公安卷宗复印的。该证据证明原告在长岭县公安局被哄骗协助民警做笔录时，与随行民警开玩笑说留个纪念，民警给我拍的照片和我自拍的照片两张，此页可证明被告一直在哄骗原告，并未如实按法律程序履行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的告知义务；
5、园子损失图片，证据来源，原告手机照片。该证据证明2017年7月13日-2017年7月21日原告被拘留期间，园中所育秧苗因无人管理全部旱死，并因无秧苗可栽致使800多平米的园子荒废；
6、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来源，原告在处罚决定执行后从长岭县公安局太平川派出所处复印；
7、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证据来源，原告在处罚决定执行后从长岭县公安局太平川派出所处复印。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辩称，2017年7月11日，长岭县太平川镇岭川路十五委居民王金平与其他乡镇20余人到北京非访区上访，并以上非访地区上访来要挟政府答应她们的条件，随访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及长岭县公安局张宝峰副局长、管片民警多次劝解不听。7月12日上午王金平等人又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滞留，天安门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又对其多次劝阻，王金平等人在天安门期间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因王金平参与非法上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故长岭县公安局作出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王金平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25号第九条规定，本案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没有规定必须由事发地公安机关立案后移交给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述，长岭县公安局作出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针对其办案的职权依据向本院提交了以
下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5号修订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章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有权针对本案进行管辖。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职权依据无异议，对被告管辖权有异议，认为公安部令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应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工作，根据该规定长岭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处罚需具备以下程序。1、事发地报案人的报警记录；2、事发地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3、事发地公安机关的到案经过；4、事发地现场的录音录像及证人证言、照片、图片等证据；5、事发地公安机关的传唤记录；6、事发地公安机关对上述人的询问笔录；7、事发地将案件移交给长岭县公安局的案件移交函。长岭县公安局在本案中无以上程序证据，故该处罚程序违法、行政主体管辖违法。被告辩称，根据该规定，本案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没有规定必须由事发地公安机关立案后移交给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行为没有立案受理，原告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均在长岭县太平川镇内，长岭县公安机关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即公安部令125号第九条规定，对本案立案受理符合该规定，被告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二、被告长岭县公安局针对其办案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接处警登记表；
2、受案登记表；
3、呈请传唤报告书；
4、传唤证；
5、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7、呈请行政处罚告知书；
8、行政处罚决定书；
9、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10、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１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份证据记载，接警时间是2017年7月14日7时30分，原告是从北京乘坐K1189次列车到太平川站时间是2017年7月14日早6时57分，走出站口约7时10分，而当时公安机关的民警已经在出站口等着了，并未出示任何传唤证的情况下，直接把原告带到太平川公安派出所，出警时间不应在接警时间之前，故该程序不真实。
原告对证据２受案登记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因长岭县公安局对本案无管辖权，该登记表不合法，且登记表中记录的案件来源是案件移交，但没有记录移送单位，移送人及相关移送人的联系方式。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３呈请传唤报告书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报告书中记录：“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供述和辩解……”,此报告书应当制作在传唤证之前，此时尚未传唤原告，其记录的内容不属实。被告辩称，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先行口头传唤，再回到单位制作呈请报告。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传唤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传唤证中记录的被传唤人到达时间及离开时间为虚假，因该时间段内原告已在去往长岭的路上和在长岭县公安局。原告拒绝签字为虚假。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家属王开（原告儿子）始终未见到过这个传唤书。被告辩解，我们当时给原告的儿子打电话，她儿子到派出所来取的，但原告的儿子拒绝接收该文书也拒绝在文书上签字。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有异议，称未见到过该笔录，被告也未曾向原告宣读。被告辩解，该笔录已向原告宣读。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7呈请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合法性有异议，称该报告书中记录“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此报告书应制作在传唤证之前，此时，尚未传唤原告，其记录的内容不实，并且在尚未证实原告违法的情况下，称原告为违法行为人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对原告妄加陈词，此传唤报告书为后期编造，被告尚未呈请，不能传唤原告。被告辩解，我们先口头传唤，再给她传唤证，我们到单位后在网上制作呈请报告书，传到网上，在网上审批。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被告没有给她送达，她当时也没看见这份决定书，被告也没有向我交代复议权和诉权。被告辩解，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给原告送达了，原告只在询问笔录材料上签字了，其他材料都不签字，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底部有办案民警签字并已注明拒签字样。我们在给原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向原告交待了复议权和诉权。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有异议，原告称我手中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签字与公安机关提交给法庭的那份签字不一样。被告答辩，原告在拘留执行完毕后到太平川派出所又要的行政处罚的依据，我们在网上重新给她打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给他打印的民警在文书上签字了，所以两份文书上的签字不一样。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行政拘留执行有异议，拘留时被告没有给我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我手中的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是我被解除拘留后去太平川派出所要的。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针对其认定事实部分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1、王金平询问笔录（违法行为人的材料）；
12、户籍证明及前科劣迹证明；
13、非访证明；
14、长岭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宋立国及维稳办主任赵宏宇出具的情况说明；
15、张春艳的情况说明；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1王金平询问笔录（违法行为人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询问笔录是在原告未见到传唤证，被办案民警哄骗配合工作的情况下所述，其程序不具有合法性，且该询问笔录只能证明原告去过人民大会堂附近，不能证明原告有扰乱天安门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2户籍证明及前科劣迹证明关联性有异议，因户籍证明等证据证明不了原告在那扰乱公共秩序。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非访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长岭县驻京维稳工作办公室既不是北京当地的司法机关也不是当地的公安行政机关更不是受害单位，也不是报案自然人或本案证人，其出具的非访证明更是没有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故其不能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长岭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宋立国及维稳办主任赵宏宇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宋立国及维稳办主任赵宏宇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述时间点有六处，只有第二处即2017年7月10日委培生刘成、王海涛、王金平等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中提到过王金平，而原告在这一时间点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上访行为，其余五处时间点并未提到原告。且最后一句“7月13日经多次劝解，这些人才返回长岭”一句可以看出，此说明为后期编造。据我所知，与我因为同一理由而被拘留的五位长岭委培生在7月11日和7月12日就已陆续离京返回长岭，只有我一个人是在7月13日下午才离开北京，故该说明所述内容失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5张春艳的情况说明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都有异议。张春艳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中对于7月11日和7月12日所述的情况内容说明皆为张春艳听说，她并未亲见，故此情况说明不能作为长岭县公安局对原告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且事后张春艳说她是在7月15日到公安机关所做上述说明，而行政处罚决定书出具时间是在7月14日，该证据不足以采信。被告辩解，张春艳的情况说明是2017年7月14日当天出的，后用客车捎到长岭县公安局的。
在庭审质证中，被告对原告的提供的证据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照片，证实不了原告没有上访。原告所述的经济损失不属实，即使原告所述经济损失属实，因原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损失也应由自己承担。
被告长岭县公安局针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在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供适用法律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长岭县公安局对本案无管辖权。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金平系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镇岭川路十五委一六三组居民。原告称，2000年她在白城地区卫校毕业后，长岭县原人事局接收其档案，但没有给原告安排工作，为此原告多次去北京信访。2017年7月8日，原告又去北京信访，2017年7月13日原告与太平川镇政府包保干部张春艳一同从北京返回长岭县太平川镇,于2017年7月14日早到达长岭县太平川车站，出站口后被长岭县公安局太平川派出所民警接到太平川派出所，后又送往长岭县公安局。同日，被告长岭县公安局作出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查明2017年7月11日，长岭县太平川镇岭川路十五委居民王金平与其他乡镇20余人到北京天安门非访区上访，并以上非访地区上访来要挟政府答应她们的条件，随访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张宝峰副局长、管片民警多次劝解不听。7月12日上午王金平等人又来到天安门广场附近滞留，天安门警察及政府工作人员又对其多次劝阻，王金平等人在天安门期间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与王金平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该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长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管辖错误，要求依法撤销该拘留决定，并赔偿原告被非法拘留七日的国家行政赔偿1812.23元及因拘留期间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00元。经庭审核实，被告向法庭提供的程序方面证据，均有办案民警签字，领导审批签字及当事人及家属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签字说明。经查被告在北京市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行为，北京市警方没有立案受理。原告此次去北京信访从接访人张春艳处拿3000元钱报销来回费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伍佰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是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有权对原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公安部令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应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王金平居住在长岭县太平川镇内，故被告长岭县公安局对原告王金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具有管辖权；原告因为毕业没有分配工作，2017年7月8日至2017年7月13日期间去北京上访，于2017年7月13日被其居住地政府工作人员从北京接回。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原告王金平有申诉、控告的权利，但行使该权利必须到法律、法规规定的场所。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不是法律规定的信访场所，原告多次去该地区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社会秩序，因此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这一事实是清楚的；被告向法庭提供的办案程序方面的证据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程序合法。被告多次去北京信访，且经劝阻仍不改正，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长公（川）行罚决字[2017]250号行政处罚决定，对王金平行政拘留七日，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王金平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2018年4月10日第六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金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金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维利
审判员 刘国军
审判员 张丽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王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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