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3民终7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大军，男，197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中伦，男，196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聂大军、谢中伦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程静波，随县神农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晓波，男，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随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公立，男，197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随县。
上诉人聂大军、谢中伦因与被上诉人胡晓波、张公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2017）鄂1321民初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大军、谢中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静波、被上诉人胡晓波、张公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大军、谢中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之间签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中没有提到作为代为偿还财产抵押相关内容。一审法院在审理时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被上诉人之间借款的相关事实证据。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根据实际意思表示将养殖厂所有权作为胡晓波无法还借款本息的替代偿还财产，并没有按照合同形式约定进行交付养殖厂及支付价款”并非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意思。3、上诉人与胡晓波之间办理《养殖厂转让协议》公证之后，准备进行过户时才得知胡晓波把相关证件交到了张公立手中，至于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上诉人并不知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上诉人是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无效，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是根据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的相关情况。首先，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中涉及到农村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没有向发包方备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其次，如果张公立不是真心实意想买养殖厂并进行经营，那么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就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三、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是《养殖厂买卖合同》，而不是《借款抵押担保合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是抵押担保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胡晓波辩称，养殖厂的土地是自己承包，且在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期限内。我与张公立之间的合同是说张公立有权经营养殖厂。我与上诉人之间的合同也仅是证明欠上诉人的钱。
张公立辩称，我与胡晓波之间的合同经过公证，且因为胡晓波不能偿还欠款，所以签订合同由我经营。我告诉过谢中伦已经与胡晓波签订过此合同，上诉人在与胡晓波签合同时故意将时间提前。
聂大军、谢中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胡晓波与张公立2016年1月5日签订的《养殖厂买卖合同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因胡晓波欠张公立借款未还清，张公立找到胡晓波要求偿还，胡晓波无现金可支付要求延期支付，张公立要求胡晓波以可替代偿债的财产保证，胡晓波与张公立协商以签订胡晓波所有的“随县唐县镇胖墩墩养殖厂”的转让协议的方式提供可偿债的替代财产，2016件1月5日，胡晓波与张公立签订《养殖厂买卖合同书》并在唐镇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胡晓波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将随县唐县镇胖墩养殖厂的全部证件原件都交给张公立，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随县环保局审批意见、建设环境项目登记表。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据实际意思表示将养殖厂所有权作为胡晓波无法偿还借款本息时的替代偿还财产，并未按照合同形式上的约定进行交付养殖厂及支付价款。
2016年6月13日，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在随县公证处签订《养殖厂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并经随县公证处公证，协议书主要约定“将胡晓波所有的随县唐县镇胖墩养殖厂的经营权、三个鱼池的经营权，养殖厂、鱼池的房产及合同法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聂大军、谢中伦，转让价款300000元协议签订日一次付清，胡晓波在收到全部转让款同时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钥匙全部交给聂大军、谢中伦，胡晓波应积极协助办理财产的工商登记变更等手续。胡晓波保证转让的财产无债权债务纠纷及产权纠纷，无抵押、担保、查封等限制权力处分的情形。”协议签订当日，胡晓波向聂大军、谢中伦出具了300000元的收条，聂大军、谢中伦向胡晓波支付了现金50000元，并以对胡晓波的借款债权本息抵付部分转让款,并未支付现金300000元。
关于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签订的落款为“2015.12.10”的《养殖厂转让合同书》是否为2016年12月补签的事实争议。合同签订的当事人胡晓波陈述是与聂大军、谢中伦2016年12月补签的，且[2016]鄂随县证字第370号公证书记载2016年6月13日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是在公证员面前签订的《养殖厂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公证书并未记载胡晓波、聂大军、谢中伦持有一份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同要求公证处公证，本院认定2016年6月13日不存在一份胡晓波、聂大军、谢中伦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养殖厂转让合同书》，落款为“2015.12.10”的《养殖厂转让合同》系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在2016年6月13日之后补签。
关于聂大军、谢中伦2016年6月13日与胡晓波签订合同时，是否知道胡晓波与张公立2016年1月5日已经签订养殖厂转让合同的事实争议。聂大军、谢中伦2016年6月13日与胡晓波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支付转让款的同时,胡晓波应当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钥匙全部交给聂大军、谢中伦。但2016年6月13日相关证件、执照均在张公立处，胡晓波并未持有相关证件、执照到公证处交给聂大军、谢中伦。根据聂大军、谢中伦与胡晓波签订了公证合同是在胡晓波无法出示任何养殖厂的证件、执照的情况下的事实，结合胡晓波陈述聂大军、谢中伦在签订公证合同的时候知道胡晓波与张公立已经签订有合同的情形，本院认定聂大军、谢中伦在公证处签订合同的时候知道胡晓波2016年1月5日与张公立签订了合同并将养殖厂证件、执照交给了张公立。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胡晓波与张公立2016年1月5日签订合同早于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2016年6月13日在公证处签订合同，并不存在胡晓波与张公立恶意串通损害聂大军、谢中伦的利益的情形。胡晓波与张公立签订养殖厂转让合同，真实的目的是在胡晓波无法偿还合法的借款本息的情况下执行合同转让养殖厂偿还借款本息，该目的虽与合同形式条款中单纯转让方式有出入，但并不属于非法目的，也并没有被法律禁止。另外，胡晓波与张公立签订合同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律强制性效力规定的情形。本院认定胡晓波与张公立签订的合同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对谢中伦、聂大军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聂大军、谢中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聂大军、谢中伦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胡晓波与张公立之间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称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而恶意串通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恶意性，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经本院查明胡晓波与张公立合同签订的时间早于胡晓波与聂大军、谢中伦所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所谓的恶意串通损害聂大军、谢中伦的利益的情形。上诉人聂大军、谢中伦称《养殖厂买卖合同书》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转让而无效无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聂大军、谢中伦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聂大军、谢中伦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聂大军、谢中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涛
审判员 叶 锋
审判员 李小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