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咸中民初字第00073号
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阳市分行，住所地咸阳市中华路华安三区，组织机构代码证号H0650015-7。
负责人李社辉，系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闫联望，陕西天之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甘肃省粮食局咸阳粮食转运站，住所地咸阳市渭城区东郊任家咀，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法定代表人滑卫东，系该站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冬梅，陕西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振辉，该站员工。
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阳市分行（以下简称“咸阳农发行”）诉被告甘肃省粮食局咸阳粮食转运站（以下简称“甘粮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咸阳农发行的委托代理人闫联望，被告甘粮站的法定代表人滑卫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冬梅、王振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咸阳农发行诉称，为支持涉粮企业被告的正常经营，被告多次在原告处贷款，但被告陆续仅偿还了部分借款，2011年9月13日原、被告书面确认，被告下欠原告借款本金6815600元及利息3777430.85元。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未能偿还，现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815600元及利息3777430.85元（此后应计算至被告结清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甘粮站辩称，1、2011年9月13日被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原告的催收通知上盖章，不能够证明是欠款；2、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3、被告现已还了2913400元，其余的已经全部转移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清偿，甘粮站不欠农发行贷款；4、根据财政部六部委文件，挂账贷款由国家和政府贴息，该贷款不再计息，原告请求支付利息与国家规定相悖。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咸阳农发行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4份借款合同、6份借据、变更协议；2、2011年9月13日催收通知书6份及总计催收通知书1份。欲证明1、甘粮站在农发行有6笔贷款，6笔贷款余额分别为：120万、60万、886600元、3141100元、74万、258900元（合同总金额为6826600元）。2、2011年9月6日农发行对该6笔贷款分别进行书面催收，2011年9月13日甘粮站在该6笔贷款催收通知上盖章确认（6笔贷款余额分别为：120万、60万、886600元、3141100元、74万、247900元）。3、2011年9月13日，甘粮站对6笔贷款合计的《债务逾期通知书》进行了盖章确认，截止2011年9月6日，甘粮站下欠原告债务本金6815600元，利息3777430.85元。
第二组证据：甘粮站2011年度企业财务会计报表。欲证明2012年2月底甘粮站会计人员报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表在短期借款一栏中仍确认借款总额为6826600元，与原告的贷款合同金额对应。
第三组证据：60万元诉状、渭城法院
的立案通知书、追加诉讼请求的申请、案件移送函。欲证明在2011年双方对债权金额确认后，被告又不不配合贷后管理，2013年6月6日原告对双方确认总债权中的60万元提起诉讼，渭城法院立案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追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拖欠的全部本金6815600元及利息，后渭城法院将该案移送咸阳中院审理，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障碍。
第四组证据：1、60万该笔贷款的2011年9月6日、2012年3月、2012年9月、2013年3月的催收通知；2、渭城法院的庭审笔录；3、其它5笔贷款的催收通知。欲证明2011年9月催收确认后至2013年6月起诉前，原告每隔半年要向借款人进行书面催收，但被告经常以负责人未在为由，没有在催收通知上盖章（催收通知时间分别为2012年3月27日、2012年9月27日、2013年3月27日）。2、在原审中，被告也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3、被告在60万元的诉讼中对原告2011年至2013年催收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第五组证据：证人魏某、张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自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原告每隔半年对被告进行书面催收，被告不配合，未在催收通知上签字。
被告甘粮站质证后认为：对第一组借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能说明借款存在原始借据是第一联会计联，原告全部提供的是第五联；催收通知是因被告不欠原告贷款，原告让我们配合工作，我们就配合盖了章子，不是对债务的确认。对第二组证据不认可，是空白表，没有被告盖章。对于第三组中诉状、立案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不完整，断章取义，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的庭审笔录认可，其他不认可。对于魏某、张某的证言不认可。
被告甘粮站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甘粮站归还贷款相关凭据共计9份。欲证明1999甘粮站已将贷款还清，农发行以完善手续为由让甘粮站在催收通知上盖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第二组证据：国家将储备粮贷款处理的相关政策规定。1、财政部、审计署、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的财经字（1999）484号文件；2、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审计厅、甘肃省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省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联合下发的甘财商发（1999）第74号、75号文件；3、甘肃省财政厅《新增粮食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批复明细表》。欲证明根据国家政策甘粮站的贷款一是停息，二是债务本金及利息直接转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归还，甘粮站不欠咸阳农发行贷款。
第三组证据：转账票据6份。欲证明上述贷款挂账停息政府贴息还本财政已经落实并实施，甘粮站不欠农发行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第四组证据：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银发（2005）224号文件；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陕农发银发（2012）266号通知；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呆账核销管理办法》；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呆账核销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欲证明甘粮站所有债务已经国家核销，原告以配合工作为名，让被告对已经核销的财务盖章确认，行为违法，原告以此主张欠款的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第五组证据：1、国务院（1998）21号文件；2、借款合同变更协议5份，新增财务挂账和不合理占用贷款科目调整通知单6份。欲证明贷款已经全部转移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清偿。
原告咸阳农发行经质证认为：对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仅能够证明被告偿还了部分利息，被告仍下欠原告贷款本息；对于第二组文件本身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被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笔贷款至今未核销，贷款也未还清；对于第三组证据票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票据仅能证明农发行曾经收到过部分利息款；对第四组证据文件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文件认为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与本案无关联性，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和其所在的甘肃省政府已经向原告履行了还款义务。
本院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陕西省分行（以下简称“陕西农发行”）调取原、被告发生贷款情况的相关证据，陕西农发行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原、被告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共发生了6笔贷款业务，经查询信贷管理系统，甘粮站仍下欠咸阳农发行贷款本金6815600元及相应利息，该6笔贷款未核销。
原告咸阳农发行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认可，陕西农发行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在该信贷系统里查询的贷款数额准确无误，与其起诉相符。被告甘粮站质证表示不认可，该情况说明和其提供的证据相矛盾，与事实不符，6笔贷款变更手续已经全部做完，所有贷款均进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核销账户内。
合议庭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于该笔贷款已按相关文件予以核销，被告不欠原告贷款本息的证明目的不予以采信；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7年6月16日，甘粮站与咸阳农发行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分别借款180万元和340万元，月利率8.4‰；1998年2月19日，甘粮站与咸阳农发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200万元，月利率6.45‰；1998年3月26日甘粮站与咸阳农发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借款120万元，月利率5.85‰，总金额840万元，后甘粮站陆续归还部分贷款。
1999年11月30日，双方根据国家为推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要求，针对上述贷款签订6份《借款合同变更协议》，将甘粮站下欠咸阳农发行的贷款本金6826600元变更了借款用途，过渡期从1999年11月30日至2003年11月30日。其中，将18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所欠余款60万元借款用途变更为调销（科目代号194）；将340万元借款合同拆分成两笔，分别为3141100元，借款用途变更为新增财挂（科目代号193），258900元借款用途变更为调销（科目代号194）；将200万元借款合同项下所欠余款1626600元拆分成两笔，分别为886600元及740000元，借款用途均变更为新增财挂（科目代号193）；将120万元借款合同该笔借款用途变更为调销（科目代号194）。后被告归还了258900元借款中的11000元。
2011年9月13日，经被告在原告7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确认，被告下欠原告借款本金6815600元及相应利息。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未能偿还。2013年6月6日原告对其中的60万该笔贷款向渭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原告追加诉讼请求至6815600元及利息，2014年5月19日渭城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原告撤诉。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合同变更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在贷款到期后，原告对被告进行了书面催收，被告于2011年9月13日在原告发出的7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加盖公章及法定表人滑卫东私章予以确认，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辩称其在书面催收通知上盖章是被骗、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因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6815600元本金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所诉利息部分，因原告提交的6份编号为6104912011001至06号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所载利息合计金额（总计2505468元），与编号为6104912011007号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的利息总额（3777430.85元）数额不一致，且根据国家对粮食企业贷款处理的相关贴息政策，结合原、被告签订的6份《借款合同变更协议》，应扣除过渡期内即从1999年11月30日至2003年11月30日止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对粮食企业新增财挂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贴息部分后，按照原、被告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为宜。
被告辩称借款已经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全部转移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清偿，该借款已经核销的辩解理由，因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的规定，原告于2011年9月6日向被告发出7份催收通知书，被告于2011年9月13日盖章确认，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应受法律保护；2013年6月6日原告向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被告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辩解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甘肃省粮食局咸阳粮食转运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阳市分行借款本金6815600元及利息，其中3989000元从1997年6月16日起按照月息8.4‰（扣除1999年11月30日-2003年11月30日之间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1626600元从1998年2月19日起按照月息6.45‰（扣除1999年11月30日-2003年11月30日之间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1200000元1998年3月26日起按照月息5.85‰（扣除1999年11月30日-2003年11月30日之间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5358元由被告甘肃省粮食局咸阳粮食转运站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鸿彬
审 判 员 刘联胜
代理审判员 常敬山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康馥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