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3民终107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温琳，女，1997年8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建富（温琳之父），1960年10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周绍林，男，1980年10月25日出生，住河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宝，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钊，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王红梅，女，1962年2月1日出生。上诉人温琳因与被上诉人周绍林、原审第三人王红梅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温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建富，被上诉人周绍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钊、李金宝，原审第三人王红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温琳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绍林承担。事实和理由：涉案被冻结款项系温琳的学费，属于温琳所有，该款项交由王红梅代管，温琳对该款项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周绍林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驳回温琳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温琳对涉案被冻结款项不享有任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货币是特殊种类物，货币的所有权不能和占有相分离，本案款项已经存入王红梅账户，温琳已经不再享有所有权。即使像温琳主张的事实，温琳只能请求王红梅支付50万元的请求权，而无权对执行标的50万提出执行异议。王红梅述称，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其他意见同温琳上诉意见一致。温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终止（2016）京0112执4286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4286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对被执行人王红梅的中国银行卡（卡号：×××）的冻结；2.诉讼费由周绍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立通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2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成立时股东为王红梅、冯某、李某。2014年6月13日，宝立通公司股东变更为王红梅、冯某、李某、周绍林、王某、乔某。2015年5月29日，周绍林、王某、贾某、刘某、乔某、胡某（甲方）与王红梅（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持有的50%的宝立通公司股份以1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宝立通公司董事长王红梅。乙方在协议生效后的3个工作日内即付甲方30万元作为履行协议的定金。乙方须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中期款项60万元。支付完中期款后15个工作日内周绍林、乔某、王某协助乙方办理宝立通公司工商注册变更手续。剩余收购款项90万元，乙方需在2015年8月30日前付40万元，余款50万元于2015年11月30日前付清。乙方需向甲方开具同等金额的欠条，并提供价值90万元以上的房产作为抵押（山东乳山房产）。在合同签署后，甲方保证除装修商吴勇尾款外，无任何债务；甲乙双方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且甲方有义务协助解决宝立通公司在甲方经营期间的遗留问题，如装修款项等问题。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宝立通公司在协议第三方处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王红梅于次日给付周绍林、王某、贾某、刘某、乔某、胡某30万元。宝立通公司于2015年7月4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登记股东由王红梅、冯某、李某、周绍林、王某、乔某变更为冯某、李某、王红梅。宝立通公司股东情况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王红梅给付60万元，剩余90万元股权转让款，王红梅未给付。2015年10月，周绍林、王某、贾某、刘某、乔某、胡某6人以王红梅及宝立通公司为被告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王红梅与宝立通公司共同给付周绍林等6人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王红梅与宝立通公司不同意周绍林等6人的诉讼请求，且王红梅反诉要求撤销2015年5月2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周绍林等6人返还王红梅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90万元。2016年3月2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3499号判决书，判决王红梅给付周绍林等6人股权转让款及利息，驳回周绍林等6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及王红梅的反诉请求。其中判决王红梅给付周绍林股权转让款225000元，2015年11月30日前的利息损失1814元及股权转让款225000元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款项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判决后，王红梅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6月2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6711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因王红梅、宝立通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周绍林等6人分别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针对周绍林申请执行一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428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王红梅应当负担的案款、执行费及延迟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相应银行账户存款；二、依法扣留、提取王红梅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王红梅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当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周绍林申请执行一案查封了王红梅名下在中国银行×××账户（对应银行卡卡号为×××）的款项226814元，剩余款项被其他案件查封。2016年9月，温琳以涉案账户内存款系温琳的学费，委托王红梅代为保管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王红梅中国银行×××号账户中50万元的执行。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6）京0112执异12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对案外人对于银行存款的权属提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人民法院对王红梅银行存款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如温琳认为王红梅侵犯其交付王红梅代为保管的钱款的合法权益，可另行主张权利，温琳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故裁定驳回温琳的执行异议。温琳不服该执行裁定书，提起本案诉讼。另查，2016年4月15日，北京美置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置美公司）先后三次向温琳名下中国银行×××号账户内转账汇款160万元，其中两笔50万元，一笔60万元，转账附言中写明为学费。转账后温琳账户余额为1601001.63元。2016年5月10日，温琳分10次将50万元转入王红梅名下中国银行×××号银行卡内，转款后温琳中国银行×××号银行卡内尚有余额1100999.63元。当日，温琳又将账户中的100万元转入王红梅招商银行的账户，转账附言写明为支付租金、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温琳要求终止4286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对王红梅的中国银行卡（卡号：×××）的冻结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一、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温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温琳对王红梅账户内的款项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温琳虽提供了其与北京康臣瑞智商业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康臣公司）的借款协议、康臣公司与美置美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王红梅招商银行卡的转账交易明细作为证据，但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美置美公司拖欠康臣公司房租款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康臣公司与美置美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由美置美公司代康臣公司向温琳支付50万元借款的事实。其次，美置美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温琳之母王红梅系美置美公司唯一的自然人股东，且王红梅为被执行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温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将学费交予王红梅代管的事实。温琳中国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4月15日美置美公司共向温琳转账三笔款项，共计160万元，三笔汇款的附言均为学费。而温琳在2016年5月10日转给王红梅中国银行账户内50万元（未标明转款用途）后，又转给王红梅招商银行账户100万元，转账附言写明为支付租金、还款。从转账明细可以看出，温琳转给王红梅的款项未标明用途或标明的用途不是代管学费，故转账明细无法证明温琳将款项转给王红梅系温琳让王红梅代管学费，温琳亦未向法院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王红梅之间代为保管学费的关系，故不能认定温琳让王红梅代为保管学费的事实。三、储蓄为公民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人民法院判断银行存款的权利人，应当按照金融机构的账户名称加以判断。2016年7月20日，法院查封王红梅中国银行账户时，温琳所主张的50万元在王红梅名下，故根据上述原则，法院有理由相信上述50万元系王红梅所有，对王红梅名下银行存款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若温琳认为王红梅侵犯了其交付给王红梅代为保管钱款的权益，可另行向王红梅主张。四、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针对周绍林的执行申请，仅查封了王红梅在中国银行账户中的存款226814元，现温琳要求解除对王红梅中国银行账户中50万元款项冻结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应予以支持。判决：驳回温琳的诉讼请求。二审中，温琳向本院提交《说明》一份，证明温琳向康臣公司借款50万元，用于其出国留学，且美置美公司与康臣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关系。周绍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原件与复印件不相符合，原件有修改，原件与复印件的格式与行间距不一样，且在证据形式上缺少公司负责人的签字。王红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为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依据。申请执行人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定标的的行为是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的行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并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对执行标的的权属纠纷只发生在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之间。一方面，执行异议之诉要解决的问题是判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另一方面，如果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则须进一步判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相较于申请执行人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性。本案中，首先，温琳与被执行人王红梅系母女关系。根据资金转账明细可以看出，涉案50万元实际由王红梅担任唯一自然人股东的美置美公司给付温琳，虽然温琳主张该款项系从康臣公司借款，并用于其出国留学，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康臣公司已经向温琳给付了50万元的款项。其次，温琳作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温琳主张王红梅名下中国银行×××的账户内50万元资金属于温琳所有，因现金属于种类物，并非特定物，即使温琳与康臣公司的借款关系存在，温琳对上述款项亦并非享有所有权，而系债权。该债权相较于周绍林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债权并不具有优先性，亦不足以排除上述文书所具有的强制执行的效力。综上，温琳要求终止北京市通州区（2016）京0112执4286号执行裁定书的执行，解除上述账号的冻结，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温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温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代理审判员  姜 君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法官 助理  温 迪书 记 员  左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