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8民初31450号
原告：余钦，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国，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毅，男，196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晓东，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程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劲松，女，196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树荣，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余钦与被告程毅、第三人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6日变更为现名称，以下简称晓程公司）、第三人周劲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张世国，被告程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晓东，第三人晓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晖，第三人周劲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树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程毅持有的晓程公司股票中（证券代码xxx）的500万股归余钦所有；2.判令晓程公司协助办理上述股票登记的相关手续；3.判令程毅赔偿保全费5000元、担保服务费25万元及律师费30万元。事实与理由：程毅系晓程公司股东。2009年8月25日，程毅为了吸引余钦继续留在晓程公司及其控股的北京富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根公司，原北京富根智能电表有限公司）工作，与余钦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钦以每股4.5元的价格购买程毅持有的晓程公司100万股股份，股价款共计450万元。余钦将购买后的股票挂于程毅名下，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此前，二人曾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并于2009年6月1日签过一份协议且经晓程公司签章确认。协议签订后，余钦按照约定向程毅指定账户汇款450万元。2010年11月12日，晓程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xxx。后经资本公积金转增配股，上述100万股已增至500万股。晓程公司章程系公司内部约定，不具有对世性，余钦并不知晓，对余钦不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规定对外转让股权需要股东会决议，并非是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性条件，而是对转让程序的规定，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即使《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无效的依据。转让的标的是程毅拥有所有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余钦是晓程公司500万股股份的实际合法所有人，依法享有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在内的一切股东权利。
被告程毅辩称，不同意余钦的诉讼请求。一、余钦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股权转让协议》系余钦接受有关行业领导陈进行的委托代表陈进行与程毅签订的，余钦只是陈进行的代理人，并非该协议项下的所谓“乙方”，无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程毅主张权利。二、《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真实目的并非“股权转让”，也非程毅代“乙方”持有股权，而是“乙方”从程毅处取得现金利益，余钦要求确权并要求晓程公司协助办理登记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晓程公司章程规定股权转让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且当时晓程公司的上市申请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审核，程毅持有的晓程公司股权无法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变更至“乙方”名下。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程毅将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内容，而是约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将股权变现，变现后的收入归“乙方”。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对此既未披露，亦未依据公司章程通知晓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就此股权转让进行审议并作出有效决议，显系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标的非“股权”而是“现金利益”这一目的的确认。根据余钦于2014年7月27日、28日发给程毅的手机短信内容，余钦向程毅主张的是现金利益且该现金利益并非转让股权所得收益，而是在不转让股权的情况下以“股权”作为计价依据的现金利益。三、余钦及陈进行的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余钦及陈进行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非法目的和利益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四、余钦要求程毅赔偿其财产保全费、担保服务费、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余钦全部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第三人晓程公司述称，不同意余钦的诉讼请求。一、《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被认定无效。2009年7月31日，证监会受理晓程公司上市申请，进入上市审查程序。程毅和余钦于2009年8月25日私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且对此故意隐瞒，属恶意逃避证券发行监管，对监管机构及公众构成欺诈，扰乱了证券发行监管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的规定。违反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有关信息披露规定，侵害了广大公众投资人知情权。该合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二、该协议在签署时，违反晓程公司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余钦当时是晓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受公司章程约束。依据2009年8月晓程公司当时有效的章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且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余钦、程毅的股权转让未履行相应程序，公司有权拒绝配合办理变更登记。三、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从内容上看名为股权转让，实为金钱给付。余钦不具有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当中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其要求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股东身份不符合双方合同真实意思表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6)5.1.5规定：“发行人向本所提出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申请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本条所指股份不包括在此期间新增的股份。”据此，即使余钦要求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确认股东身份，程毅作为发起人，持有的股票有三年禁售期，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并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变现”，则该协议应当自禁售期满，即2013年11月12日起生效。若据此计算，余钦主张确权的股份应当为250万股（即2013年11月12日协议生效时股票的计算基数是100万股，根据最新一次2015年3月27日转增股本公告，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5股）。四、余钦主张的保全费、担保服务费并非法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属于其单方行为导致的损失，且该请求也没有合同依据。
第三人周劲松述称，不同意余钦的诉讼请求。余钦与程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其二人明知晓程公司章程关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仍以不合理的超低价格私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显然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包括周劲松在内的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也损害了晓程公司利益，如商誉及因信息披露问题导致的行政处罚风险。协议损害了不特定的社会投资者的知情权和投资选择权,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协议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关于信息披露、禁止内幕交易等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证券法第五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余钦关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服务费和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与周劲松无关。
第三人周劲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余钦与程毅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决周劲松对程毅所持有的晓程公司500万股股票（证券代码xxx）以同等条件，即以450万元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事实与理由：周劲松系晓程公司股东。程毅与余钦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转让时未告知并询问周劲松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也未依据当时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决议，周劲松直至近日才获悉。2010年11月12日，晓程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经资本公积金转增配股，程毅所持晓程公司的上述100万股已增至500万股，现上述股份仍登记在程毅名下。周劲松有权对上述股份行使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
余钦辩称，周劲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股权转让协议》是余钦与程毅多次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依法应予保护。股权转让的背景是，余钦曾接受程毅的邀请，在晓程公司及其控股的富根公司工作。程毅签署协议的目的，是为吸引余钦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属无效。周劲松所提证券法第五、二十、七十三条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均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协议的签署，仅涉及双方自身的权利义务，遵循了自愿、平等和等价有偿的原则，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协议的目的就是余钦自程毅处购买股权，程毅对股权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对外转让并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也并未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二、晓程公司作为股份公司，其章程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实质是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应属无效，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换言之，除非法律有明确限制性规定，股东转让股份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既包括选择受让方的自由，也包括自主定价的自由。认定涉案协议的效力，应当严格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而公司章程规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章程中的规定不能影响涉案协议的效力。三、周劲松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涉案协议真实有效，排斥周劲松主张优先购买权。协议的效力认定应优先于周劲松优先购买权的认定。换言之，因协议有效，故应当保护协议双方的权益，继续履行协议，周劲松无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其次，在其他股东均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周劲松无权要求行权。周劲松的行权，还涉及与其他股东的权利平衡，只有在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周劲松方可要求行使。再次，鉴于程毅是股权转让一方，如周劲松认为程毅违反章程对外转让，可对其另行诉讼，但不在本案审理之列。
程毅辩称，同意周劲松的第一项诉请，但不同意其主张无效的理由，请求法院驳回周劲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并非转让股权，也不是股权代持，其本质是余钦、陈进行通过威胁恐吓向程毅索要现金利益，程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标的是金钱而不是股权，无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二、程毅在《股权转让协议》的洽商、签订过程中，没有隐瞒股权转让的事实，没有和余钦串通的故意，更没有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的是程毅的个人利益，是程毅的个人财产（金钱）通过所谓的“股权转让”被非法侵占了。三、因《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不是股权转让，所以不涉及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周劲松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没有事实依据。四、《股权转让协议》系程毅在余钦和陈进行的威胁恐吓下签订的，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在其签订和履行中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应为无效协议。
晓程公司述称，同意周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晓程公司于2000年11月6日经发起设立，注册资本4110万元。发起人及持股比例分别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9%；程毅，35%；孝感市光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深圳市万济高科技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1%。后经股权变更，至2009年6月，晓程公司股东增至包括周劲松在内的30人，第二大股东程毅（占股38.32%）、第六大股东崔杨（占股0.97%）均担任董事，第八大股东张学来担任监事，当时占股比例（0.24%）排名第十五位的股东周劲松自2007年至今担任财务负责人。公司注册资本于2010年12月8日由4110万元变更为5480万元，后又发生变更。程毅自2011年5月26日至今任晓程公司法定代表人。余钦于2009年6月至2009年11月期间在晓程公司的子公司富根公司担任总经理，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期间担任晓程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9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程毅所持晓程公司股票数量为1575万股，目前其持股数量为7875万股。
晓程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有权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大会的职权包括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出决议。2009年2月8日，晓程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全票表决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晓程公司分别于2009年4月28日、2009年6月1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原股东姜君凌、吕海峰分别以3.08元每股、3.41元每股的价格向新股东胡庆芳、梁莎莎转让股份并相应变更公司章程。
2009年6月1日，甲方程毅与乙方余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双方同意乙方购买甲方名下持有的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150万股。2、乙方将购买后的股票挂于甲方名下。3、并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变现。1.2乙方以汇款方式出资525万元，以每股3.5元的价格认购股份150万股。甲方指定账户为：户名：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北京银行西四支行，帐号：×××—32。2.2甲方保证在乙方购股前，不存在任何第三方针对甲方的任何现实或可能的请求权，并由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书面担保承诺。3.1乙方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并遵照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执行。3.2如乙方转让股权，出让股权后所有收入归乙方所有。晓程公司在该份协议上骑缝加盖印章。后该份协议未实际履行。
2009年7月31日，证监会受理晓程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B股）申请。
2009年8月24日，余钦通过银行转账向程毅支付450万元。2009年8月25日，甲方程毅与乙方余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双方同意乙方购买甲方名下持有的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100万股。2、乙方将购买后的股票挂于甲方名下。3、并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变现。……第一条购买股票的各项事宜1.1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份转让给乙方。1.2乙方以汇款方式出资450万元，以每股4.5元的价格认购股份100万股。……第二条双方承诺与保证2.1乙方保证按照协议的约定缴纳股款。并对本协议内容进行保密。2.2甲方保证在乙方购股前，不存在任何第三方针对甲方的任何现实或可能的请求权。2.3甲方保证在购股过程中，甲方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且在此期间不采取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符的可能导致乙方受损的行为。2.4甲方承诺，甲方的生产经营环境及条件不因本次购股而受到影响，视同本公司股东享受同等待遇。……第三条利润分配3.1乙方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并遵照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执行。3.2如乙方转让股权，出让股权后所有收入归乙方所有。……”
2010年10月2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记载，发行股数137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62.5元，预计发行日期2010年11月1日，发行后总股本5480万股。
2010年11月12日，晓程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为xxx。此后，经多次资本公积金转增配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00万股已增至目前的500万股。
2014年8月24日，程毅通过银行转账向余钦支付200万元。关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余钦主张双方曾协商由程毅向其支付3600万元以解决《股权转让协议》所引发的纠纷，该笔款项系程毅向其支付的和解金，但双方最终未能完全履行上述和解方案；程毅则主张其认为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该笔款项系程毅向余钦退还的股权转让款。
余钦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0万元、担保费25万元。
2016年8月29日，余钦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裁定查封程毅持有的晓程公司股票3467406股。2016年12月15日，程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程毅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5月1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6月，周劲松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
诉讼中，2017年1月，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接受余钦的委托向程毅及晓程公司发送《律师函》，称其在晓程公司上市之前未就《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及代持事宜进行披露，在余钦提起本案诉讼后，亦未将涉诉情况进行披露，构成虚假陈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已有证监会对相同情况的处罚案例。余钦要求晓程公司及程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本案纠纷，以免遭受证监会的处罚。程毅主张，余钦通过发送上述《律师函》的方式对晓程公司及程毅进行威胁，涉嫌敲诈勒索；余钦对此予以否认。
程毅提举《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节选-
重大事项提示、百度百科关于陈进行的简介、《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节选-
余钦简介及程毅与余钦之间的手机短信以证明：晓程公司的业务高度依赖电力行业，1996年至2001年期间，余钦与陈进行同在山东电力任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陈进行任国家电网副总经理。余钦以陈进行名义向程毅索要现金利益，并以陈进行在电力行业的地位和权力可以给晓程公司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相要挟，迫使程毅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乙方”并非余钦，而是陈进行，“乙方”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股权或代持，而是以股权转让为名取得现金利益，侵占程毅财产。《股权转让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涉嫌敲诈勒索罪，应属无效。2013年2月6日9时23分余钦发送给程毅的手机短信为：“把分红的事处理了，才能和其他人沟通签新协议的事。协议你先发给我，我去沟通，此事我无权单独决定，需要所有人一致同意。望理解！”同日9时49分程毅发送给余钦的手机短信为：“我想核实一下13年以后分红你是否放弃，其他的事你与领导商量，也可以不再谈了。”晓程公司、周劲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余钦认可《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节选-
重大事项提示及手机短信的真实性，否认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并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予以否认。
关于程毅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系余钦受托代陈进行与程毅所签，程毅系在受胁迫、勒索情况下签署的上述协议一节，经询，程毅称其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同时，程毅主张协议签订的背景是：公司在作出上市的决定后，余钦找到程毅，称陈进行要求程毅向其转让一部分股权，如果同意转让，陈进行可以给公司提供一部分业务。晓程公司当时研发的产品是电表中需要用到的芯片，高度依赖电力行业，后来国家出台政策，要求该芯片必须由国家电网统一采购。程毅系出于公司业务受不利影响的担忧签订的上述协议。
晓程公司提举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凤凰网转载的题为“杭州炬华科技IPO隐秘利益链”的文章及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华公司）章程（2013年12月），以证明余钦于2009年7月11日，早于2009年8月25日与程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已通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取得炬华公司的股份，成为该拟上市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该公司与晓程公司同属电力行业，从其经营范围看具有明显竞争关系。余钦未向公众披露上述情况，其行为违反相关监管规定，侵害了晓程公司和炬华公司两家上市公司的利益。程毅、周劲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余钦则对上述证据均予以否认。
各方对晓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关于股东享有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的权利及股东大会有职权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决议的规定的法律效力存有争议。经询，余钦主张，晓程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的上述限制性规定违反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因而无效；周劲松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股东应遵守公司章程且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禁止公司章程作出上述规定，因而章程规定有效；程毅主张晓程公司章程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且公司当时尚未上市，故上述规定应为有效；晓程公司主张，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适用于上市公司，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非上市股份公司章程作出上述规定，故应属有效。
程毅及晓程公司均主张，即使《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根据约定，余钦有权主张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将股权变现，而非要求确认股权并进行变更登记，经法庭释明，余钦坚持其诉讼请求。鉴于各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存在争议，余钦主张有效，而其他方均主张无效，经法庭释明，余钦及周劲松均坚持其关于上述效力问题的主张并坚持各自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及述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其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能否得到适当履行。其二，周劲松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是否具备行使条件。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案纠纷的法律性质
要判断《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须先行分析该协议约定内容的法律性质，况且程毅及晓程公司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标的并非“股权”，而是“现金利益”，故有必要对《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案纠纷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余钦与程毅之间的交易包含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余钦向程毅支付了450万元购买程毅持有的晓程公司股份100万股；二是余钦将购买后的股票挂于程毅名下，即程毅接受余钦的委托，代其持有上述股份，余钦享有股份所产生的利润；三是双方约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变现股票，即余钦委托程毅在条件允许时将股份转让变现。纵观《股权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应认定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均有将程毅所持晓程公司股票100万股转由余钦所有，余钦支付对价，从而发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的意思。基于双方的该主观意愿才衍生出“乙方将购买后的股票挂于甲方名下……视同本公司股东享受同等待遇……乙方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并遵照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执行。如乙方转让股权，出让股权后所有收入归乙方所有”等合同条款。
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东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股份，也不禁止代持股份。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虽名仅涉及“股权转让”，而总体来看，也可将其实际约定的合同内容归纳为两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基础的法律关系，即程毅向余钦转让股份；第二层是衍生出的委托关系，即余钦委托程毅代持股份并在一定条件下将股份转让变现。第一层的股份转让合同关系不可随意解除，而委托合同关系中当事人享有法定的任意解除权。因此，上述两层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逻辑上的先后与主次，且被规定在同一份合同中，第一层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是余钦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基础，也是第三人周劲松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依据，因此将本案纠纷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为宜。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履行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
《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判断还须厘清如下争议：1、晓程公司2009年章程中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关于股东享有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的权利及股东大会有职权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决议的规定的法律效力及其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2、《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及对其法律效力的影响。3、程毅与余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程毅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是否受到胁迫、勒索等情形。
下面本院对上述争点分别加以论述：
1、章程条款的效力判断及其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
（1）关于晓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相关内容的法律效力，各方主要的争点在于章程规定是否违反公司法（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所称“公司法”指的是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第一百三十八条（对应现行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或其他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此分析如下：
首先，公司法未禁止非上市股份公司通过章程对股份转让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公司法未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从其他股东角度设置约束性条款。可见公司法的确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这是该两类公司在总体上对“人合性”与“资合性”的不同偏重在公司法上的体现。同时，公司法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是一种从股东权利角度所作的原则性规定，表明了立法将股份流通作为股东基本权利保障的立场，其不具有排斥股份转让的合理限制措施的内涵，更没有否定或剥夺股东对自己享有的股份的处分权。
其次，非上市股份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的约束应限于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涉案的晓程公司2009年章程对股份转让的限制未突破该合理界限。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公司法赋予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自治规范的权利，即公司章程可以作出与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转让方式不同的规定。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且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而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可见，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立法均允许其通过公司章程对股权或股份转让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股权兼具财产权与身份权的双重属性，股东通过股份转让退出或加入公司，是公司治理机制正常运转、避免陷入僵局的需要，同时股权或股份的流转也是股东财产权益实现的重要保障，是公司相较于合伙等非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的优势所在。也就是说，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一定的约束属公司内部自治的范畴，但该约束的程度应限于不得禁止或变相禁止股权或股份流通的范围内，不得剥夺股东通过股权或股份转让而退出公司的权利。如果章程限制股权或股份转让的条款触及了上述底线，则会构成对股东权，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根本损害，同时也将破坏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与自治秩序，不仅有悖于公平原则，而且与作为公司健康运行基础的内外平衡、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治理理念背道而驰，故而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再者，本院注意到，应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虽在总体上采取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区别对待的态度，但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又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国外立法例上有将股份有限公司区分为封闭式股份公司与开放式股份公司的做法，并对封闭式股份公司采取与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一致的规制模式。我国立法上虽未对股份有限公司作上述区分，但根据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与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相对应，可将股份有限公司分为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以及非上市非公众公司四大类型。上述不同类型的股份公司在组织架构、运营及规制模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股份转让方面不能强行忽视其客观存在的明显差异，而对之采取一刀切的态度。目前，尚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标准的股份有限公司大量存在，而相比于另外三种类型，对该类公司的规制依据与司法裁判规则均不够明确。该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其设立及运营的重要基础是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且股东往往亲自参与并主导经营，股东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点，在治理架构与运营模式上与有限责任公司并无原则性区别。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视非上市非公众公司的上述特点及其健康发展需要，为该类公司作出合理、合法的自治行为指引。本案中，晓程公司在2000年11月6日经发起设立时仅有5名股东，2009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也仅有30名股东且注册资本仍为设立时的4110万元，当时的第二大股东程毅（占股38.32%）、第六大股东崔杨（占股0.97%）均担任董事，第八大股东张学来担任监事，占股比例排名第十五位的股东周劲松担任财务负责人。股东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相互之间的信赖程度较高，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征，对其规制不能按照公众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标准进行，而应充分考虑其人合性特征。
最后，晓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作出的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限制性规定是股东之间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体现出股东维持相互之间信赖关系的意愿与努力。并且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章程的上述规定曾被实际执行。晓程公司曾分别于2009年4月28日、2009年6月1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原股东姜君凌、吕海峰向新股东胡庆芳、梁莎莎转让股份。司法应充分尊重股东之间的自治协议，对此保持基本的谦抑，不宜过度干预公司内部本来行之有效的管理秩序。晓程公司章程未禁止股东对外转让股份，其虽未对股东大会对此的表决程序、方式、时间及表决不通过时股东的救济途径作出明确规定，但不宜就此径行认定其变相剥夺了股东对外转让股份的权利。上述未予明确的行为规则可交由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来补足，或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来执行。
总之，涉案章程规定未剥夺股东通过转让股份而退出公司或减持股份的权利，未对股东权中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实质侵害，未违反公平原则及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2）章程条款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
如上所述，晓程公司2009年章程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三条有关股份转让的规定有效，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余钦与程毅秘密签署，未事先通知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也未经股东大会决议，违背了章程的规定。那么，《股权转让协议》对章程条款的违反是否影响其法律效力，这就涉及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二是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
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影响合同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位阶须是法律与行政法规，且须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其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均不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公司章程并非《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判断的法定依据，违反章程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即使确实存在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也不会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
其次，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是公司在组织与行为方面的自治性规范，对全体股东均具有拘束力。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由此，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限于公司、全体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具有对外效力。而与股东从事股权交易的外部人员不受公司章程的拘束，也就没有关注并执行公司章程的法定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程毅系晓程公司发起人兼董事，依法应遵守公司章程；而余钦当时虽在晓程公司的子公司富根公司担任总经理，但其并非晓程公司股东，也未在晓程公司任职，其不应受晓程公司章程约束，也没有特别关注晓程公司章程的法定义务。因此，《股权转让协议》虽违反晓程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但不应影响合同效力。
2、《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及对其法律效力的影响判断。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证券法（2005年修订版）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发行人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第十七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2009年7月31日，证监会受理晓程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B股）申请。2009年8月25日，程毅作为晓程公司的董事及占股38.32%的第二大股东与余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余钦转让100万股股份并在协议中约定保密，该行为一直延续至晓程公司于2010年1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述转股行为导致晓程公司向证监会及社会公众披露的股权信息未达“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存在虚假记载，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相关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规定信息披露义务的规范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3、程毅与余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受胁迫、勒索等情形。
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前，程毅与余钦曾于2009年6月1日签署过类似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虽未实际履行，但从中可以看出双方对股权交易存在一个连续磋商的过程。程毅虽主张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受到胁迫、勒索，余钦系代陈进行签署协议，余钦本人并非协议的一方主体，但未就此提举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晓程公司主张余钦同时持有具有竞争关系的炬华公司与晓程公司的股份，且未予以披露，侵害该两家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节，即使确实存在上述情况，相关权利主体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损害，但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也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程毅将其享有所有权的股份以4.5元的价格转让给余钦，其处置的是自己的财产权益，依法享有选择交易对象及确定交易价格的权利，就交易行为本身而言，不涉及内幕交易，不构成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也无据证明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故以此为据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股权转让协议》应如何履行
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缔约人具有拘束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履行条件，应如何履行。
1、《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
公司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法人的名称或者姓名，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据此，记名股票只须以合法形式转让即可发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非股权变动的要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晓程公司2009年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上述规定对股份公司发起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进行一定限制，目的是防止上述人员通过设立公司或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违法行为并通过转让股份而逃避责任。
本案中，晓程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程毅所持股票属记名股票，法律、法规并未禁止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记名股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9年8月25日，距离晓程公司设立时间2000年11月6日早已经过了公司法及章程对非上市股份公司发起人所持股份的禁售期，且程毅当时作为晓程公司董事向余钦转让的100万股股份也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1575万股）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在不考虑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毅向余钦转让其所持晓程公司100万股股份即产生股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何况余钦已经于协议签订前支付了转让款450万元。鉴于该100万股经多次公积金转增配股，已增至目前的500万股，故余钦对该500万股股份享有所有权。《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余钦委托程毅代持股份并委托程毅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将股份变现，但如上所述，委托合同关系属可依法随时解除，只要余钦对程毅所代持的股份享有所有权，其即可随时要求解除委托关系并要求返还股份。何况，余钦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不同意出售变现。同时，500万股也不超过程毅目前所持晓程公司股份总数（7875万股）的百分之二十五。
2、《股权转让协议》可否履行，如何履行的问题还需结合周劲松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以及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影响来判断，本院将在以下部分予以论述。
三、关于周','2018-10-03 11:56:39',0,'web',NULL),(37750298,'6968DED1-9461-44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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