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民终4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焯派，又名梁派，男，195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郑ＸＸ，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立翊，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和芬，又名梁悦，男，194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黄达华，男，194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被告：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委会丙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梁增奇，该经济合作社队长。
上诉人梁焯派因与被上诉人梁和芬、原审被告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委会丙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丙经济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5）阳城法平民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84年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时，梁和芬代表家庭向丙经济合作社承包了3.47亩责任田，其中水田3.2亩和旱地0.27亩（一旱地），水田具体为二水田0.54亩、三水田0.72亩、四水田0.84亩、五水田0.48亩、六水田0.62亩，承包期限为15年（从1984年10月30日起至1999年10月30日止）。1999年12月第二轮农村土地延长承包时，丙经济合作社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大稳定，小调整”，原承包期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国家政策，与本经济合作社农户签订延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1999年12月30日，丙经济合作社将本案讼争3.47亩责任田签订了一式三份《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下简称延包合同书），其中梁焯派持有其本人签名的《延包合同书》，梁和芬持有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为此，双方因讼争土地权管理权属问题发生争议，经阳江高新区甲镇乙村委会调解无果后，梁和芬遂于2014年9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梁焯派和丙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2月30日签订的土地延包合同书无效；2、判令梁焯派返还侵占的3.47亩田地给梁和芬经营，以及返还涉案田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梁和芬；3、判令梁焯派赔偿侵占承包土地的直接经济损失8400元给梁和芬。一审庭审中，梁和芬主张在第二轮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时，其委托丙经济合作社原会计梁增威签订《延包合同书》，所以对涉案的3.47亩责任田仍有经营管理权，梁和芬对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梁增威证言》、《梁增源证言》、《梁焯才证言》，其中《延包合同书》主要载明“1、为一进一步稳定土地关系，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精神，土地承包期在原来基础上再延长三十年，其中发包方：丙经济合作社（部分手写，部分印刷），承包方：梁和芬（手写）。2、承包方承包发包方土地3.47亩，其中水田3.2亩，旱地0.27亩；延长土地承包期从1999年12月至2029年12月。3、承包方权利：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对土地经营管理权和使用权可以有偿转包、转让、互换、入股，但要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并报发包方和镇人民政府备案。4、合同书内容书尾部签名，其中发包方：丙经济合作社，发包方代表：梁增源（手写），承包方：梁和芬（手写），鉴证单位加盖公章，镇农村承包合办理处加盖公章，鉴证编号：2000平土鉴字t536”。《梁增威证言》主要载明：“梁增威原任乙村委会会计，2013年退休，在1999年12年30日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签订合同期间，丙经济合作社少数外出务工农户没有签名，我通过打电话叫梁和芬回签名，因其外出务工没有时间回，委托我在上述合同书签名，当时每份延包合同要报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存档”。《梁增源证言》主要载明：“1999年12月30日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签合同时，梁增源任丙经济合作社社长，负责发包方签名，梁和芬3.47亩延合同书发包方由梁增源签名，承包方由乙村委会会计梁增威签名，梁和芬3.47亩土地都是由梁焯才代耕，2001年期间，梁焯才因父母年老病多，不能耕种，经梁焯才和梁焯派协商由梁焯派代耕梁和芬的3.47亩土地，当时社里有规定谁代耕种承包田谁就要完成公购粮任务，为完成公购粮任务，梁增源在没有征得梁和芬同意下，把两份延包合同书、经营权证书、交售粮食卡交给梁焯派保管”。《梁焯才证言》主要载明：“第二轮土地延包后，梁和芬延包土地3.47亩由梁焯才耕种，2001年梁焯派需要土地挖鱼塘，要求梁焯才将梁和芬3.47亩土地给他管理使用，在没有征得梁和芬同意情况下，梁焯才将3.47亩土地给梁焯派耕种”。经质证，梁焯派认为梁和芬提供梁增威填写梁和芬姓名报镇政府备案的延包合同是无效的，梁焯派对涉案的3.47亩责任田仍有经营管理权，梁焯派从1999年12月31日至今一直耕种涉案田土，应享有经营管理权。梁焯派对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银行存折》、《农民负担监督卡》、《交售粮食登记卡》，其中《延包合同书》与梁和芬提供的《延包合同书》除了合同尾部承包方梁汰（签名）外，其他载明内容相同，手写体高度相似。《银行存折》记载梁焯派领取农田补贴情况。《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交售粮食登记卡》记载梁焯派缴交公粮情况，其中《农民负担监督卡》手写注明“和芬（梁汰耕作）”字样，《交售粮食登记卡》记载户主是“和芬”。2014年12月29日，经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到讼争3.47亩土地勘查现状，经双方确认：二水田0.54亩（一块0.288亩、一块0.252亩）、三水田0.72亩（一块0.462亩、一块0.258亩）、七旱地（一旱地）0.27亩（一块0.1184亩、一块0.086亩）由梁焯派耕种，另外六原0.62亩水田，现状为两口鱼塘，其中一口面积为0.22亩、另一口面积为0.4亩，两口鱼塘均由梁焯派管理使用；四水田0.84亩中的0.42亩由梁和芬侄子梁双钱耕种，0.252亩由梁焯派耕种，余下0.168亩无人耕种；五水田0.48亩，现状为鱼塘，由梁增仲管理使用。另查明，丙经济合作社在（2014）阳城法平民初字第323号案的答辩和庭审中均确认在199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责任田时没有对讼争的3.47亩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当时为了完成公购粮任务，在没有经梁和芬同意情况下将讼争土地和涉案土地经营权证书交付梁焯派使用，同时丙经济合作社辩称涉案3.47亩土地经营权证书户主是梁和芬，在199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责任田时，梁和芬委托丙村委会原会计梁增威在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承包方栏签名。再查明，梁和芬和刘换珍系夫妻关系，俩人户籍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甲镇乙村委会丙村丁巷m号，共同生育有梁笑梅（1967年2月26日出生）、长子梁康（1968年5月29日出生）、次子梁挺（1971年12月29日出生）、三子梁宁（1975年12月6日出生），四个子女均于1989年3月3日迁至原阳东县戊区n号。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梁和芬主张1999年与丙经济合作签订在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谁对讼争3.47亩土地享有经营管理使用权。对于焦点（一），梁和芬主张1999年与丙经济合作签订在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梁和芬和梁焯派分别提供了《延包合同书》，两份《延包合同书》除落款处承包方签名不同外，其他内容全部相同，《延包合同书》抬头发包方均是丙经济合作社（部分手写、部分印刷），承包方是梁和芬（手写），其中梁和芬在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由是丙经济合同作社原会计梁增威代签，梁焯派持有的《延包合同书》是梁焯派本人签写，上述两份《延包合同书》是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大稳定，小调整”，原承包期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国家政策下签订。本案中，1984年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梁和芬代表家庭取得了丙经济合作社发包本案讼争的3.47亩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不足30年，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政策，梁和芬委托梁增威代签写其持有《延包合同书》符合中办发（1997）16号文件精神，且从梁焯派提供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交售粮食登记卡》亦载明户主是“梁和芬”和“和芬（梁汰耕作）”字样，也印证了讼争土地户主是梁和芬，另外从梁焯派提供《交售粮食登记卡》载明缴交公购粮情况，可以认定讼争土地户主梁和芬已履行了缴交公粮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应认定1999年梁和芬与丙经济合作签订在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延包合同书》具有法律效力。对于焦点（二），谁对讼争3.47亩土地享有经营管理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农户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经营期间，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可以依法通过转包、转让、互换等形式进行流转。1999年12月丙经济合作社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精神将讼争3.47亩土地在原包基础上再延长30年发包给梁和芬，并签订《延包合同书》报政府部门存档，本案中，虽然梁焯派有耕种讼争部分土地，但其没有证据证明梁和芬已将讼争部分土地已转让给其本人管理使用，应认定梁和芬与梁焯派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不定期借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六条“借用实物的，出借人要求归还原物或者同等数量、质量的实物，应当予支持；……”的规定，梁焯派应将其现经营管理的2.402亩（二水田0.54亩、三水田0.72亩、四水田0.252亩、六鱼塘0.62亩、七旱地（一旱地）0.27亩）返还给梁和芬管理使用。考虑上述土地耕种周期，限梁焯派在2016年5月30日前履行完毕上述义务。对梁和芬请求超出梁焯派管理使用土地，可另行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作处理。对梁和芬请求赔偿损失8400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由于梁和芬没有举证证明其具体损失情况，故对其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丙经济合作社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作出判决：一、确认梁和芬和阳江市甲镇乙村委会丙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2月30日所签订的《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有效；二、限梁焯派在2016年5月30日前将2.402亩土地（二水田0.54亩、三水田0.72亩、四水田0.252亩、六鱼塘0.62亩、七旱地（一旱地）0.27亩））返还给梁和芬管理使用；三、驳回梁和芬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3172元，由梁和芬负担185元，梁焯派负担2987元。
上诉人梁焯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梁增威代梁和芬签名的《延包合同书》具有法律效力错误，该《延包合同书》应是无效合同。理由如下：一份合同是否能够发生预期的法律效力，需要从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几个方面衡量。同为“鉴证编号：2000平土鉴字t536”的一式三份合同，但在承包方落款处的签名不一样，足以证明丙经济合作社与梁和芬签订的《延包合同书》并不是丙经济合作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的存在，是当时村委会的会计梁增威为了急切完成上级政府部门的备案任务，在未向发包人和承包人核实而依照第一次承包合同填写上去应付备案任务，这有原审法院在（2014）阳城法平民初字第323号案中向乙村委会书记黄昌建和梁增源的调查笔录可证实。梁和芬称委托梁增威代在《延包合同书》上签名，但并没有证据证明有委托行为，且作证的人都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梁和芬提供的《延包合同书》并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的基本条件，合同无效。（二）谁对讼争的3.47亩土地享有经营管理使用权的问题，原审认定梁焯派与梁和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定期借用关系错误。首先，梁焯派是丙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依法享有要求承包土地的权利，梁焯派与丙经济合作社之间签订的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是有效合同；梁焯派取得讼争部分土地的经营管理使用权，是依合同而依法取得，并不是向梁和芬借用。（三）原审没有弄清楚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如果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梁焯派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梁和芬无权起诉梁焯派；如果是侵权纠纷，那么梁和芬必须举证证明梁焯派有侵权的行为，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梁焯派有侵权行为。本案梁和芬的诉讼请求是：1、要求确认合同有效，2、要求返还侵占田地，3、要求赔偿损失。这样的请求根本就不明确，混淆了合同法律关系和侵权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梁和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梁和芬答辩称：（一）梁和芬于1999年与丙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延包合同书》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无论是梁和芬提供的证据还是梁焯派提供的证据，均证明讼争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为梁和芬。梁焯派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与丙经济合作社签订过关于讼争的3.47亩土地的承包合同，其主张对讼争土地享有经营使用权于法无据。梁焯派持有的讼争土地的《经营权证书》，户主是梁和芬；梁焯派提供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交售粮食登记卡》等书证材料，户主均为梁和芬。（二）梁焯派的上诉已超过上诉期限。梁焯派于2016年2月4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其于2016年2月26日才书写上诉状，已经超过法定的上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上诉。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丙经济合作社没有提供诉讼意见。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梁和芬与丙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2月30日签订的《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是否有效，谁对本案讼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1984年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时，本案讼争的土地由梁和芬家庭向丙经济合作社承包，取得承包经营权。1999年第二轮农村土地延长承包时，丙经济合作社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大稳定，小调整”的精神，与本经济合作社农户签订延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将承包期顺延30年。梁和芬主张其对本案讼争的土地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提供了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村事务局存档的《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及梁增威、梁增源、梁焯才的证人证言，证明梁增威受梁和芬委托代梁和芬与丙经济合作社签订《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梁和芬原承包即本案讼争的3.47亩责任田顺延承包期30年。丙经济合作社在（2014）阳城法平民初字第323号案的答辩和庭审中，亦确认本案讼争的3.47亩责任田在199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没有进行重新调整，即梁和芬对本案讼争的土地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梁焯派主张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梁和芬已将本案讼争的责任田自愿交回村集体，丙经济合作社将该责任田重新调整给梁焯派家庭承包经营。对该主张，梁焯派提供了《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银行存折、《农民负担监督卡》、《交售粮食登记卡》等证据。梁焯派提供的《阳江市江城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合同书》，虽然是梁焯派在合同尾部承包方签注栏签名，但合同抬头的承包方仍注明是梁和芬；且该合同书是一份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的格式合同，并非一份将责任田重新调整、重新发包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农民负担监督卡》、《交售粮食登记卡》亦载明户主是“梁和芬”和“和芬（梁汰耕作）”。丙经济合作社亦证实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没有对本案讼争的责任田进行调整。梁焯派主张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本案讼争的责任田已重新调整给其家庭承包，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87元，由上诉人梁焯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飘
审 判 员 司徒达国
代理审判员 施 震 宇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 宗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