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01刑终633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晶晶，女，1983年5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新田县，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田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付成晨、郝高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某，男，1986年8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新田县，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田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黄陂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某，女，1992年10月4日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壮族，高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韦某1，男，1996年3月10日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壮族，初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黄陂区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苏某1，男，1989年8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壮族，大专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2日被抓获，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黄陂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邓某1，男，1967年5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出生地湖南省嘉禾县，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黄陂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邓某2，女，1997年9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于住所地。
原审被告人任某，男，1989年5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于住所地。
原审被告人岑某1，男，1982年4月1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壮族，小学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于住所地。
原审被告人岑某2，女，1993年3月1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壮族，中专文化程度，务工，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于住所地。
原审被告人黄某，女，1992年11月24日出生于云南省富宁县，壮族，大学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6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鄂0116刑初3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晶晶、郑某、杨某、韦某1、苏某1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2月至2017年6月，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郑某、陈晶晶、杨某、苏某1、黄某、韦某1、岑某1、岑某2等人，先后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加入以“连锁经营”、“1040阳光工程”为名的非法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要求下线每人缴纳人民币3800元获得加入资格后，不向购买者实际支付产品，而是按照发展下线人数在传销组织中设立五个级别，三个晋升级别阶段，分别是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老总，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呈金字塔型向下发展。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郑某、陈晶晶、杨某、苏某1、黄某、韦某1、岑某1、岑某2分别成为该组织领导人、管理者，并领导该组织进行传销活动，该传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00余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陈晶晶历任申购总管、大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87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4350000余元；被告人邓某1担任老总，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2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46700余元；被告人郑某担任自律配合，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13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779200余元；被告人邓某2担任经晨窗口，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12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514700余元；被告人任某历任能力窗口、大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8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98200余元；被告人杨某担任申购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6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359900余元；被告人岑某1担任文化窗口，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6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317000余元；被告人韦某1担任自律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5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86800余元；被告人岑某2历任家长、文化窗口，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4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220800余元；被告人苏某1担任大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80700余元；被告人黄某担任自律配合，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1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7100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郑某、黄某、岑某1、岑某2于2017年6月21日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报案材料、抓获经过及办案说明、传销网络层级图、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组织、领导以投资返利为名的传销组织，要求参加者以投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阶，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骗取钱财，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陈晶晶犯罪情节严重。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郑某、黄某、岑某1、岑某2犯罪后能自首；被告人陈晶晶、杨某、韦某1、苏某1犯罪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邓某2、任某、岑某1、岑某2有悔罪表现，且其所在社区均愿意接受其进行社区矫正，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发生社会危害，依法均可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陈晶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邓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郑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邓某2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任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杨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岑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韦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岑某2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苏某1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黄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涉案赃款依法予以追缴。
上诉人陈晶晶的上诉理由，原审认定的人员、金额过高，原判量刑过重。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支持其上诉理由，并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陈晶晶涉案金额达人民币435万余元，属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郑某的上诉理由：其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韦某1、苏某1，应该认定具有立功情节；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杨某、韦某1、苏某1的上诉理由：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至2017年6月，上诉人陈晶晶、郑某、杨某、苏某1、原审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黄某、韦某1、岑某1、岑某2等人，先后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加入以“资本运作、自愿连锁经营、1040工程”为名的非法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运作模式以“拉人头”方式发展下线，不向参加者实际交付产品，实行“五级三阶制”。“新人”加入时，要缴纳人民币3800元资格费，人民币3300元为一个份额。每名成员要申购满21个份额（即缴纳人民币69800元）后才有资格发展下线，每人直接申购份数不超过21份，每名传销组织人员直接发展的“下线”不超过3个，下线所申购份额都累计算入上线的累计额度。参与传销人员根据自己申购及发展下线申购累计的份数，可获得相应的“五级”传销业务级别身份，分别是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老总。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呈金字塔型向下发展。该传销组织以“办公室”的模式进行管理，“办公室”中管理人员一般以老总为主，两大总管，四大窗口。老总负责管理整个团队;大总管负责协助老总管理团队;自律总管负责负责管理学员学习、生活、自律情况；自律配合负责协助自律总管管理学习、生活、自律情况；能力窗口负责培训成员学连锁业务，跟新成员讲课；文化窗口负责管理成员住所的卫生，安排召开交流会；经晨窗口负责给成员讲羊皮卷和《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该传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00余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00余万元。
上诉人陈晶晶、郑某、杨某、苏某1、原审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韦某1、岑某1、岑某2等人均分别通过缴纳人民币69800元获取加入资格，并不断发展下线人员，共同组织、领导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期间，上诉人陈晶晶历任申购总管、大总管，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87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400余万元；原审被告人邓某1担任老总，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2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0余万元；上诉人郑某担任自律配合；上诉人杨某担任申购总管；上诉人韦某1担任自律总管；上诉人苏某1担任大总管；原审被告人任某历任能力窗口、大总管；原审被告人岑某1担任文化窗口；原审被告人邓某2担任经晨窗口；原审被告人岑某2历任家长、文化窗口；原审被告人黄某担任自律配合。
案发后，公安机关将上诉人陈晶晶、杨某、韦某1、苏某1抓获，原审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郑某、黄某、岑某1、岑某2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查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的案件来源及立案情况。
2、抓获经过及办案说明，证实本案破案经过及各被告人到案经过。
3、身份信息材料，证实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均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传销网络层级图，证实该传销组织的结构、层级和本案涉案人数及金额。
5、证人邓某3、邓某4、徐某、雷某、胡某、夏某、陈某1、龙某、陈某2、高某、韦某2、苏某2、周某、王某、陈某3等人证言，分别证实：2014年2月至2017年6月期间，他们分别在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的宣传与鼓励下先后加入了以“资本运作”、“自愿连锁经营”、“1040工程”为名的传销组织，并要求至少缴纳3800元申购获得加入资格，同时证实了传销组织网络人员结构及本案各被告人在传销组织中的作用与地位。
6、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4年2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人陈晶晶、邓某1、郑某、邓某2、任某、杨某、岑某1、韦某1、岑某2、苏某1、黄某先后加入以“连锁经营”、“1040阳光工程”为名的非法传销组织。此后，上述人员负有相应职责，分别管理、培训、发展下线成员，同时证实该传销组织的传销方法及发展基本情况等，其供述与本案其他证据基本吻合。
关于上诉人陈晶晶诉称原判认定的人员、金额过高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原审认定上诉人陈晶晶涉案金额达人民币435万余元，属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本案公安机关侦查过程虽未收集到计酬返利记录、记账凭证等相关证据，但综合本院确认的各项证据，其中多名证人的证言、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能够分别证明其参与传销活动时的组织、领导者及其参与传销后的上、下线排序隶属关系、各自缴纳金额的事实，结合传销人员关系图，原审认定上诉人陈晶晶发展下线人数及涉案金额，并无不当。且上诉人陈晶晶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过25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原审认定情节严重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陈晶晶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该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郑某诉称其带领公安人员抓获其他同案犯，应该认定具有立功情节的上诉理由。经查，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及办案说明，证实2017年6月21日，上诉人郑某等人到公安机关举报陈晶晶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因不够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当日未立案，让上诉人郑某等人离开派出所。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将上诉人陈晶晶、韦某1、苏某1等抓获。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郑某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陈晶晶、韦某1、苏某1，且陈晶晶、韦某1、苏某1到案时，上诉人郑某未被公安机关确定是犯罪分子，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不符合立功的主体身份，故上诉人郑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晶晶、杨某、韦某1、苏某1、原审被告人邓某1、任某、邓某2、黄某、韦某1、岑某1、岑某2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投资返利为名的传销组织，要求参加者以投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上诉人刘陈晶晶的行为属情节严重。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在法定刑幅度内分别判处刑罚适当，上诉人陈晶晶、郑某、杨某、韦某1、苏某1诉称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 艳
审 判 员 郑雄文
审 判 员 施 茜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晖
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