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武行初字第18号
原告王长生，男，住武夷山市。
委托代理人陈泽山，武夷山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武夷山市。
法定代表人曾华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方裕林，男，该办党工委综治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邱芝杰，福建弘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武夷山市。
法定代表人陈航，局长。
出庭负责人熊秀林，男，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邱芝杰，福建弘袍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翁树姬，女，住武夷山市。
原告王长生诉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翁树姬不服强制性拆迁补偿决定一案。原告王长生于2015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5月12日向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崇安街道办事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于2015年5月28日追加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为共同被告，同时追加翁树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6日、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长生及委托代理人陈泽山、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方裕林、邱芝杰、被告国土局的副局长熊秀林、委托代理人邱芝杰，第三人翁树姬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在武夷山市北城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过程中，两被告不同意原告再安置一套安置房的要求。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5月18日提交了答辩状，但未提供证据。被告国土局于2015年6月2日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被告国土局关于事实方面的证据有：
证据一：北城新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批复等，来源于武夷山市人民政府，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无权利要求另外安置一套，根据《武夷山市北城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北城安置方案》）第四条征收补偿安置的方式：（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方式：2、安置的人口和户数：被拆迁人按户进行安置。被征收人需要安置的人口和户数，由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结合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常住人口以及村规民约等为依据进行统计。原告认为两个户口簿就是两户，前提还是有两套房子还是两户人才能证明你们是两户人。
证据二：2014年9月16日及12月26日五里桥村民户代表会议，来源于村民小组，证明原告行为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资格。
原告诉称，原告系武夷山市崇安街道城西村村民，上世纪80年代初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在城西村五里桥建了一幢房屋，并办理了房产证和土地证。2006年，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在城西村五里桥又建了一幢房屋，该房屋没有办理产权证。2014年7月23日，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因性格长期不和，在武夷山市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2014年，因武夷山北城新区项目征地需要，征收了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所有的上述两幢房屋。2014年9月15日、12月15日，原告与被告国土局分别签订了《武夷山市北城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北城安置协议》）和《武夷山市北城新区快速通道无产权建筑拆除补助协议》（以下简称《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但北城新区征地拆迁工作全部由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负责，被告因此成立了武夷山市崇安街道北城新区征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北城征迁指挥部）。然而，被告未按照《北城安置方案》“被拆迁人按户进行安置”的规定，以其他村民有意见为由，不顾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已经离婚，属于两户人的事实，仅提供一幢安置房给原告及第三人翁树姬。经多次协商，在被告承诺由原告先选一幢安置房，另一幢安置房能否有权获得需通过诉讼解决的前提下，原告、第三人翁树姬于2015年2月13日与被告签订了《武夷山市北城新区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北城安置方案》中明确规定了“被拆迁人按户进行安置”的原则，而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于2014年7月已经离婚，完全是两户人，被告应当按户对原告进行安置。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北城安置方案》的规定，立即为原告提供一幢安置房。
原告向法庭提供证据有：
证据一：2014年9月15日《北城安置协议》，2014年12月15日《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2015年2月13日原告、第三人与北城征迁指挥部签订的《北城安置补充协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有两幢坐落在城西村五里桥的房屋因北城新区项目建设于2014年被拆迁，但被告至今仅向原告和第三人翁树姬提供了一幢安置房等事实。
证据二：《北城安置方案》、《武夷山市北城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北城安置实施细则》），《北城安置方案》第3页清楚记载安置户的标准及确认计算时间点，即第2页无产权调换安置第1项第1点户数计算时间点截止到2014年9月15日24时止，被征收人按户进行安置按户划分原则上以公安部门户籍册为依据。
证据三：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于2014年7月23日办理了离婚登记。
证据四：妇联信访接待登记表、案件基本信息、证明，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俩人长期关系不好，第三人翁树姬还跑到妇联信访，第三人翁树姬被原告王长生打，第三人翁树姬有到公安报案。
证据五，原告王长生的户口簿及第三人翁树姬的户口簿。
证据六，第三人翁树姬像原告王长生一样也签署了2014年9月15日的《北城安置协议》和2014年12月15日的《北城无产权补偿协议》。
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认定的事实理由不能成立。二、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第三人与北城征迁指挥部签订的《北城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只提供一套安置房，原告如何又违约提出增加一套安置房？原告不应该打行政诉讼。
被告国土局辩称，一、本案原告诉讼主体失当。本案原告系王长生，但第三人翁树姬却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原告王长生诉讼请求以及所提供的证据证实，原告所主张提供一幢安置房是针对原告王长生还是针对第三人翁树姬，故原告所主张的请求不予成立。第三人翁树姬应当作为共同原告诉讼身份参加诉讼或者另行起诉。二、本案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的被告诉讼主体错误。原告将崇安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予以起诉要求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提供一幢安置房。但根据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的答辩状以及原告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证实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诉讼主体错误，依法应当只是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答辩人的《北城安置方案》以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北城新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批复》（武政地（2012）4号），答辩人作出北城安置程序合法，必须予以支持。四、原告请求不能成立。1、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提供安置房一套是基于答辩人的《北城安置方案》以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北城新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批复》。2、尽管原告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作为证据，但是在2015年2月13日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就房屋安置与答辩人签订《北城安置补充协议》确认为只有一套安置房。3、2014年12月26日原告所属村民小组会议，对原告主张不予支持。答辩人认为，原告未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且提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翁树姬陈述称，签订合同同意房子给我的，他们也同意的。就是拿一套房子给我，跟原告王长生没有关系，崇安街道办事处也同意。三十把年都是家庭暴力，我也忍受不了，比死还难过。
第三人翁树姬未向法庭举证。
原告对被告国土局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关于北城新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批复》讲到征收人是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北城征迁指挥部是实施人，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最后负责具体工作，包括给多少房都是由崇安街道办事处、北城征迁指挥部具体实施，不是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就没有关联。
证据二户如何界定由村民决定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符，如果都按这个规定，到时候一户按三户都可以。2014年9月16日确定的户数与《北城安置方案》是一样的。
第三人翁树姬质证认为，我不知道，我说不来。
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对被告国土局的举证无异议。
被告国土局对原告所举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3份协议仅向原告及第三人提供一套安置房的事实认可，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也同意原告说对户的安置方案。证据三原告方无非是证明他们离婚了，2014年7月22日补办结婚证，2014年7月23日再办离婚证，再确认户的方式。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他们是非法同居，哪里来丈夫？证据五是公安机关根据户籍管理条例把第三人翁树姬的户籍从原告王长生的户口簿分户办理了一份户口簿的事实无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存疑，这两份协议确定给第三人翁树姬80平方米安置房，最后确定安置是100平方米安置房，这些已被2015年2月13日原告王长生、第三人翁树姬与原告国土局签订的《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否定了。
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同意被告国土局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翁树姬对原告的举证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收集了崇街委（2011）46号《关于成立北城新区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以及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各方当事人对本院收集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认证认为：
被告国土局举有证据一是书证，原告方举有该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采信作为证据使用。该安置方案在第3页对如何确定安置人口和户数都有了规定，规定的内容是“被拆迁人按户进行安置。被征收人需要安置的人口和户数，由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结合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常住人口以及村规民约等为依据进行统计。”原告及第三人对证据二9月16日和12月26日召开村民户代表会议及会议决定的事项都无异议，故亦予以采信，可以证明在2014年9月16日上午五里桥村民户代表会议决定需要安置的户数计算截止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24时止，此后新增户本次不予安置。12月26日上午户代表会议90%户代表同意安置户户数以北城征地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一的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无异议，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可以证明2014年9月15日在《北城安置协议》上彭善崇（崇安街道办事处国土所所长）与原告王长生都签了字，但被告国土局未盖章。该协议还附有补偿安置费用确认明细表及附属物补偿确认表。2014年12月15日在《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原告王长生及彭善崇签署了该协议，被告国土局及北城征迁指挥部都未盖章，该协议也附有补偿安置费用确认明细表。2015年2月13日，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在《北城安置补充协议》上签了字，北城征迁指挥部也盖了章，补充协议明确是对2014年9月和2014年12月签订的协议书进行补充。原告提供的证据二都是书证，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被告也举有《北城安置方案》作为证明，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可以证明被告国土局在2014年9月16日制定的《北城安置实施细则》中，确定被征收人需要安置的户数计算时间截止到2014年9月15日24时止。被征收人按户进行安置，户别划分原则上以公安部门户籍册为依据，如果户籍册没有单独建户，但事实已独立分家生活，经核实，以常住人口登记在本村并且取得合法的结婚登记证为计算依据。原告举有证据三因被告及第三人翁树姬未提出异议，可以采信作为证据使用，可以证实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共生育三子女，现三子女均已成年，双方于2014年7月22日在武夷山市民政局补办结婚证，补办完结婚证即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次子王智文随翁树姬为一户，三子王智和随原告王长生为一户。原告王长生当庭举有证据四因被告及第三人对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应采信为证据使用，可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关系长期不和，村妇代会、调委会多次调解无效，2013年1月5日第三人翁树姬报警称：与原告王长生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原告王长生将第三人翁树姬推到在地。第三人翁树姬2013年1月5日向妇联信访称：丈夫常年使用家庭暴力，想与丈夫分家，但不想离婚。原告举有证据五是书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户口簿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采信为证据使用，可以证实第三人翁树姬在2014年7月23日离婚后，从原告王长生户中分户领取了户口簿。原告当庭举有证据六因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都是书证，可以采信为证据使用，这些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共同证实2014年9月15日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分别签署《北城安置协议》及《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协议约定给原告王长生和第三人翁树姬各安置一栋用地面积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在2015年2月13日，原告王长生、第三人翁树姬又签订了《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只提供面积为100平方米的安置房，另还约定了未尽事宜，认为双方还有事项未明确的，经双方确定可以协商补充协议。
本院依职权收集的崇街委（2011）46号《关于成立北城新区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以及武夷山市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各方当事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应采信作为证据，这两份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于2011年8月3日成立了北城征迁指挥部，彭善崇为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国土所所长，任指挥部成员、征地组副组长。本院在审理原告王长生诉第三人翁树姬离婚案中于2014年1月20日裁定准许原告王长生撤回起诉。
综合上述证据的分析认证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归纳本案事实如下：
2011年，武夷山市启动了北城新区建设项目后，2011年8月3日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成立了北城征迁指挥部，2012年7月，被告国土局与武夷山市崇安街道办事处城西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关于北城新区的征地合同。2014年1月25日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了被告国土局制定的《北城安置方案》，该方案中规定被告国土局为本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的征收人，北城征迁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关于安置的户数的认定，规定为“被征收人按户进行安置。被征收人需要安置的人口和户数，由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结合公安机关户籍登记的常住人口以及村规民约等为依据进行统计。”关于户型，规定为“家庭人口在三口（含三口）以下的按80平方米进行安置；家庭人口在五口（含五口）以下的按不大于100平方米安置；家庭人口在六口（含六口）以上的按不大于120平方米安置。”
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在80年代初开始共同生活，育有一女二子，现均已成年，两人关系长期不和，经村妇委会及调委会调解，均没有和好，离婚前的五、六年已没有共同生活。2013年1月5日，第三人翁树姬还到市妇联信访，并向公安局报警称受到家庭暴力，并表示要分家但不愿意离婚。2014年1月20日本院在审理原告王长生诉第三人翁树姬离婚案中，裁定准许原告王长生撤回起诉。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于2014年7月22日补办结婚证，次日就达成离婚协议，进行了离婚登记，办理了户口分户手续。
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分别签署了2014年9月15日的《北城安置协议》，在甲方（国土局）经办人这一栏中签有“彭善崇”的名字，彭善崇为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国土所所长，任北城征迁指挥部成员、征地组副组长，被告国土局及北城征迁指挥部都未盖章，这两份协议分别约定给原告王长生和第三人翁树姬各提供一幢占地面积为80平方米的安置房，及相应的附属物补偿及补偿安置费，安置房由北城征迁指挥部统一建设。协议签订后，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即将房屋交由北城征迁指挥部在三天后拆除。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还分别签署了2014年12月15日的《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
原告及第三人翁树姬所在的城西村民委员会五里桥村民小组于2014年9月16日召开了村民户代表会议，决定分户截止的时间到2014年9月15日24时止，此后新增的户数本次不予安置。被告国土局于2014年9月16日制定了《北城安置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有：被征收人需要安置的户数计算截止时间到2014年9月15日24时止。被征收人按户进行安置，户别划分原则上以公安部门户籍册为依据，如果户籍册没有单独建户，但事实已独立分家生活，经核实，以常住人口登记在本村并且取得合法的结婚登记证为计算依据。
2014年12月26日城西村民委员会五里桥村民小组召开户代表会议，90%的户代表同意安置户数确认以北城征地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015年2月13日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共同签署了《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北城征迁指挥部盖了章，协议书约定该补偿协议是对原告王长生、第三人翁树姬所签署的2014年9月15日《北城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安置土地的面积为100平方米，安置房由被告统一建造。协议中还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庭审中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确定该占地100平方米的安置房由第三人翁树姬享有，第三人翁树姬已领取了安置房的钥匙，还没有装修。该协议还附有被征收房屋补偿安置费用确认明细表，安置房选取确认书和安置房交付确认书。另查明，第三人翁树姬表示如果原告王长生能再安置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第三人翁树姬愿意将100平方米的安置房退还被告，自己只要占地80平方米的安置房就可以。原告和第三人也表示愿意将2014年12月15日的《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中的无产权房屋搬迁腾空后交由北城征迁指挥部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第一个焦点问题是，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作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根据《北城安置方案》，对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所属的村集体土地及房屋的征迁工作，北城征迁指挥部是实施单位，实施了动员拆迁、商谈拆迁协议、签署协议、拆除房屋、交付安置房等行为，而北城征迁指挥部是一个临时机构，由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成立，北城征迁指挥部的行为应视为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的行为，故被告崇安街道办事处主体适格。
本案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清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第三人先是分别与北城征迁指挥部签订了占地为80平方米安置房的《北城安置协议》，后两人又共同与北城征迁指挥部签订了占地为100平方米安置房的《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原告、第三人不服该补充协议，要求再补偿安置一幢安置房，而提起了行政诉讼，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因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纠纷提起的行政诉讼。
本案第三个焦点问题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本案有利于原告的事实有：1、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长期感情不和，经村妇委会、调委会调解没有和好，原告王长生有家庭暴力的行为，第三人翁树姬五、六年前即外出打工，与原告王长生分开生活。2013年1月5日第三人翁树姬还到妇联信访，表示想分家不愿离婚，还报警。2014年初原告王长生还起诉离婚后撤诉。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在2014年7月23日办理了协议离婚登记、户口分户手续。2、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在2014年9月15日分别签署的《北城安置协议》，两人各补偿安置一幢占地80平方米的安置房，协议签订后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的房屋即交由北城征迁指挥部拆除。3、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只安置一套占地100平方米的安置房，但在《北城安置补充协议》中约定了未尽事宜一节，约定对双方认为还有事项未明确的经双方协商可以签订补充合同。解决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就是，被告是履行2014年9月15日的两份补偿协议，还是要履行2015年2月的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被告制定的《北城安置方案》及《北城安置实施细则》都明确规定了安置户数的确认办法及安置户数截止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24时。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长期感情不和，于2014年7月23日协议登记离婚，办理了分户手续，合乎常理，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是感情破裂的“真”离婚，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是非感情破裂的“假”离婚。应认定原告王长生与第三人翁树姬是两户。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于2014年9月15日分别与北城征迁指挥部签署了《北城安置协议》，虽然这两份协议两被告都未签字盖章，但协议签订后即将房屋交予北城征迁指挥部拆除，表明北城征迁指挥部以行为认可了这两份协议书，两被告如不认可该协议，则不应拆除协议项下的房屋。
需要指出的是北城征迁指挥部在群众反映其他人员可能为增加安置的户数，仿效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进行协议离婚而形成假离婚潮。北城征迁指挥部基于这种考虑，谨慎办理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的补偿安置工作，这种谨慎的精神应当予以肯定，北城征迁指挥部通过做大量的工作，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未尽事宜双方可以继续协商解决。因此，本院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北城安置补充协议》中的1幢占地100平方米的安置房与9月15日所签的《北城安置协议》中的两幢占地80平方米的安置房之间的冲突属于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解决。另一方面，在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房屋拆除后，且9月15日的协议是按照《北城安置方案》及《北城安置实施细则》制定的，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翁树姬是假离婚的情况下北城征迁指挥部不予履行是违反了信赖保护的原则，解决这种冲突应按照《北城安置方案》及《北城安置实施细则》的规定，确认在原告有证据证明其与第三人翁树姬是感情不和的真离婚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假离婚的情况下的分户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两被告应履行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2月13日的《北城安置补充协议》则不应履行，原告王长生、第三人翁树姬还应将2014年12月15日的《北城无产权补助协议》项下的无产权房屋搬迁腾空后交由北城征迁指挥部确认。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2014年12月15日的《武夷山市北城新区快速通道无产权建筑拆除补助协议》项下的无产权房屋腾空搬迁，交由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确认后，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即安置原告王长生及第三人翁树姬各占地面积80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幢；
二、在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重新安置第三人翁树姬一幢占地面积80平方米安置房后，第三人翁树姬已领取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安置房同时退还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崇安街道办事处、武夷山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晖
审 判 员 张丽
人民陪审员 周翔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左萍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