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3民终27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少勇，男，1978年7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长山，福建思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林，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莆田市城厢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碧霞、许腾，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代理。
上诉人苏少勇因与被上诉人徐建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苏少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徐建林向苏少勇借款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切，原审判决认定借款理由与依据不足不能成立。首先，借款事实有徐建林于2014年2月9日出具的借条一份及证人证言为凭。其次，如果借条内容不实或是被胁迫书写，那为何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徐建林未向苏少勇要求将借条索回作废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等？所以徐建林出具借条之后行为表现及本案客观事实也表明本案民间借贷确系已实际发生。2、原审判决认定徐建林提出的“出具该借条系作为日后带妻儿外出共同生活的保证”抗辩有一定的合理性，并据此驳回苏少勇诉求，缺乏证据，违反法律规定，该认定不能成立。首先，徐建林主张该债务是苏少勇要求其写借条作为带妻儿一起外出共同生活的保证，系徐建林的一面之词，缺乏任何证据支持。其次，徐建林的上述抗辩也不合情理。第三，徐建林除了自己的陈述，不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苏少勇提供的书证及证人证言，从证据证明力来看，显然苏少勇提供的证据具备明显的证据优势，符合法律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要求，所以原审判决依据徐建林的陈述否认苏少勇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显然违反证据审查及采信的基本规则，系以个人主观臆测代替法律，系明显的枉法裁决。3、原审判决以徐建林与其前妻苏彩娥的《离婚协议》中未特别约定本案债务为由认定本案债务不属实，违背案件客观事实，不能成立。首先，双方在借条明确约定为“个人借条”，是由于苏少勇与徐建林的妻子苏彩娥系兄妹关系，不想因徐建林个人经商借款而今后拖累其妹妹，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借款时双方未告知苏彩娥，苏彩娥不知情也是情有可原。其次，既然是徐建林个人借款，那么在徐建林与苏彩娥签订的《离婚协议》，当然就没有专门对本案所涉借款进行约定的必要，但同时《离婚协议》还约定“如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承担”实际上已对双方各自的个人债务进行了约定。第三，如果按徐建林所说其是被迫写下本借据并且事后有找苏少勇与苏彩娥追讨，那么徐建林理应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就对上述借条涉及的款项及事实进行特别的约定，比如由苏彩娥来确认上述借条内容不属实或是确认上述借条系为保证事宜所出具等，但离婚协议中也没有相关内容。第四，因本案借款系徐建林个人借款，故苏彩娥对借款是否知情、二人所签离婚协议对本案借款是否有所体现，并不影响徐建林与苏少勇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也不影响对本案借贷事实存在的认定。
徐建林辩称，其没有向苏少勇借款50万元，该份借条实际是虚假债务：1、该笔50万元是大额借款，但本案没有对应的转账凭证。2、根据借条出具的时间，出借时间是大年初十，苏少勇在原审时说是徐建林因经商需要，苏少勇连夜赶过去支付现金，这不符合常理。如果是经商需要，根本不需要现金，而且也不需要特意跑到徐建林家里。除非徐建林家里发生意外，才需要苏少勇赶到徐建林家里支付现金，因此，该事实不符合常理。3、苏少勇是徐建林前妻的哥哥，其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在借条上特意注明是徐建林个人向其借款，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实际上，该借条出具是因为徐建林与前妻感情不好，徐建林要去外地做生意，苏少勇要求徐建林将其妻子及子女一起带出去，不同意的话，就让徐建林写份借条作为以后生活的保证，徐建林是被迫写下借条的。4、徐建林与妻子离婚的时候，对该笔债务没有约定，如果真的存在该笔债务，徐建林的妻子不可能不知道。徐建林当时也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公安机关认为是民事案件没有受理。如果有需要，法院可以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苏少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建林偿还借款5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用由徐建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9日，徐建林向苏少勇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兹有徐建林个人向苏少勇借现金伍拾万元整，定于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借款人：徐建林2014年2月9日”。徐建林与苏彩娥于2002年1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子女，2015年8月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债务的约定为“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共同债务，如有一方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苏少勇系苏彩娥哥哥。
一审法院认为，徐建林虽向苏少勇出具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现徐建林抗辩出具该借条系作为日后带妻儿外出共同生活的保证，鉴于苏少勇、徐建林、苏彩娥三人间的关系、出具借条时间及徐建林夫妻离婚时间判断，该抗辩理由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苏少勇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对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苏少勇主张徐建林农历正月初四(即2014年2月3日)即打电话欲借款外出开店，因家里元宵节，其于初十(即2014年2月9日)傍晚7时许将现金送到徐建林家中，徐建林当场清点后出具借条，并申请证人苏某出庭作证。苏某陈述：当日其应苏少勇要求拿3万元现金给苏少勇，苏少勇又从家里拿47万元现金，后两人开车将钱送到徐建林家。因苏某系苏少勇堂弟，两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小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苏少勇陈述的借款经过亦存在以下不符常情之处：两人均经商，50万元的借款金额较大，没有通过安全、便捷的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而是以现金交付；未能提供借贷发生前其从银行支取现金相关凭证，家中存放高额现金；如果徐建林急需用款，其完全可在元宵节期间直接到妻子娘家取款，而不是由妻兄连夜开车送至家中；借条中直接注明“个人”借款；如果本案借贷属实，苏彩娥应是知情的，但在其与徐建林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却没有特别约定或要求。苏少勇提供的银行卡复印件无法证实系其本人持有的及借贷当时的经济状况，即使其有支付款项的经济能力，亦不能推定其已支付出借款项。苏少勇提供的徐建林两子女就学证明与本案不具关联性。综上，苏少勇主张徐建林向其借款50万元理由及依据均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要求徐建林偿还该款及利息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苏少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由苏少勇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本案50万元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苏少勇为证实本案借贷事实，提供了徐建林出具的《借条》及证人苏某的证言予以证明。徐建林抗辩称本案《借条》是虚假债务，当时苏少勇到徐建林家要求徐建林将妻子苏彩娥及子女带出去生活，并为此胁迫徐建林写下《借条》作为保证，但徐建林在原审申请的证人徐某当时并未在场亲身感知徐建林写借条的经过，而是事后听徐建林陈述写条缘由及经过，故徐某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徐建林对其抗辩事由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徐建林的抗辩理由不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事实，《借条》系徐建林亲笔书写，在没有证据证明徐建林系被胁迫出具的情况下，《借条》作为债权凭证的效力应予认定。《借条》可以证实徐建林与苏少勇之间成立借贷合意。对于50万元借款的给付事实，苏少勇在原审申请证人苏某出庭作证，苏某证明其当时与苏少勇带50万元现金到徐建林家，交给徐建林清点，由徐建林出具借条给苏少勇的事实。苏某的证言与《借条》记载的“借现金伍拾万元”能相互印证，可予以采信。因双方在借条上明确约定系徐建林个人借款，故徐建林与苏彩娥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确认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共同债务，与本案债务的存在并不矛盾。徐建林向苏少勇借款50万元的事实应予认定，苏少勇请求徐建林偿还借款50万元及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苏少勇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2民初426号民事判决。
二、徐建林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苏少勇借款50万元以及该款自2015年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利随本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400元，均由徐建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胜晖
代理审判员 邱园园
代理审判员 林艳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傅 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