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光利，男，汉族，个体业主，住沈阳市于洪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贺，女，汉族，个体业主，住沈阳市于洪区。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颖，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好元，男，汉族，工人，住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冬梅，辽宁神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光利、陈贺与被上诉人董好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8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曹杰担任审判长、关长春参加、刘春杰主审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马光利、陈贺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贵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应给付董好元木材款270697元及利息；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全部已过诉讼时效，不应再向马光利、陈贺主张此笔债权，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7月25日曾就本案货款纠纷一事在于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故撤销，但在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并未拿出任何证据证明此事，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日期应自2013年1月21日马光利向董好元支付最后一笔货款之日起算，本案起诉时间为2017年7月7日，此时民法总则并未生效，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为两年；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实，董好元提供的证人高希玲并不能证明其在马光利公司工作过，起证人证言不能予以采纳，由王影及马景文出具的收条皆不是二上诉人或其员工出具；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关于董好元于2012年10月22日出具的收条，上面的数字为董好元所改动，此收条一直在董好元手中，收条上的数字应该为伍万元，董好元改成了贰万元，马光利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货款。
被上诉人董好元辩称：1.要求维持原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自2015年12月1日同意以房抵顶欠款并办理顶房手续时开始计算，后期房产手续未能成功办理，2016年7月25日马光利亲自参与了于洪法院的诉讼，故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关于王影及马景文出具的收条的问题，此二人是马光利的收料员，其出具的收条应当由马光利承担给付责任；3.马光利所述的经过改动的收条与本案事实不符，该收条是马光利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该收条一直在马光利处，董好元收到二万元，为其出具二万元收条，是马光利改动了收条，鉴于谁主张谁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收条数额为二万元。
董好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20,997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经营木材生意,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5日至2012年8月16日，原告先后七次向二被告施工的御龙湾项目工程送木材，具体明细如下：1、2012年7月5日，送木方2700根，每根木方13.5元，共计36450元，收货人为王凤玉(系被告的材料员)，运费1200元；2、2012年7月9日，送木方5401根，每根14元，共计75614元，收货人为王凤玉，运费1700元；3、2012年7月29日，送木方1899根，每根13.5元，共计25636元，收货人为马光利(系被告陈贺代笔)，运费1000元；4、2012年7月30日，送木方3600根，每根13.5元，共计48600元，收货人马光利(系被告陈贺代笔)，运费1300元.5、；2012年8月5日，送木方5400根，每根13.5元，共计72900元，收货人王凤玉，运费1700元；6、2012年8月11日，送木材5745根，每根13.5元，共计77557元，收货人王影(系被告的材料员)，运费1700元；7、2012年8月16日送木材6240根，每根13.5元，共计84240元，收货人马景文(系被告的材料员)，运费1700元，以上原告所送木材款合计420,997元，运费合计10300元。原告自认运费应由其本人承担。2012年9月29日，被告陈贺向原告支付木方款50000元；2012年10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木方款20000元；2012年10月23被告向原告支付木方款20000元；2013年1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木方款50000元，上述合计支付140000元。2016年7月25日，原告曾就本案货款纠纷一事在一审法院起诉被告马光利，后因故撤诉。庭审中，原告表示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货款利息。被告提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向被告提供了木材，被告亦应及时支付相应货款。被告迟延付款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木材款的数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起诉的数额420997元，应扣除其应承担的运费10300元及被告已偿还的14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的木材款实际应为270697元。关于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出具木材收条后陆续向原告偿还货款，此时原告的民事权利并没有受到损害，故不起算诉讼时效。直至2016年原告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视为原告方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应从此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提出的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被告马光利与被告陈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董好元木材款270697元及其利息(利息以27069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7月25日起给付至履行完毕时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15元，由被告马光利、陈贺负担5360元，原告负担2255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供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6）辽0114民初9994号民事裁定书及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协助查询通知书一份，拟证明董好元持续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审理过程中，要求马光利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并对收条由谁更改一事进行核实，马光利经通知后未到庭，其妻子陈贺称马光利不在本地，法官当场要求与马光利通话核实有关问题时，陈贺称马光利在南方出差，白天不能接听电话，法官与马光利通话后，马光利称其在辽宁朝阳，与陈贺所述不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马光利与被上诉人董好元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记载货款数额的送货单均为2012年7月至8月间出具，2013年1月马光利尚在偿还货款，在相关送货单上双方未约定最后还款期限，董好元依法可随时主张权利，故本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马景文及陈影出具的收条可否采信的问题。首先，一审中证人高希玲出庭陈述其曾在马光利马三家御龙湾项目作了三个月项目经理，王影和马景文是马光利的收货员，二审庭审中当庭核实马景文本人时，马景文亦承认其作为马光利的收货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字。在董好元提供了证人证言、送货单等证据初步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马光利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马光利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结合其代理人二审庭审陈述情况，本院认为马光利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董好元于2012年10月22日向马光利出具的《收条》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该收条上数字初为2万元，后更改为5万元，马光利称，该收条于2012年10月22日由董好元出具，此后在马光利妻子陈贺手中保管，由董好元更改，董好元对此予以否认。经鉴定后，对该更改的数额由何方书写，未能作出结论。本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于收款人出具的有更改的收条，付款人应当要求收款人在更改处签字或在收条上注明情况，以说明由何方更改，未予注明便接收有瑕疵的付款凭证与常理不符。且该收条由董好元出具后一直保存在马光利妻子手中，因此马光利提出的由董好元更改收条的主张，证据不足，应当以收条上的原数字2万元作为付款数额，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马光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15元，由马光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杰
审判员 关长春
审判员 刘春杰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刘 思
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