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1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1，女，1967年3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金刚，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42年10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2，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女，1962年12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3，男，1986年10月7日出生。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陈思行，北京市太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4，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5，男，1974年1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6，女，1969年1月18日出生。
上诉人于×1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1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金刚，被上诉人李×、于×2、申×、于×3及委托代理人陈思行，被上诉人于×4、于×5到庭参加诉讼。于×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于×1起诉称：我自幼为房山区××村村民，李×为我母亲。2000年，房山区××村征地拆迁，家庭共获得拆迁款、各项补助若干，安置位于房山区××202房屋一套。我多次与对方协商，要求将属于自己部分的拆迁款及其他补助归还我，但对方拒不支付。现我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归还我拆迁款、补助费等共计48644元；位于房山区××202房屋中的30平方米归我所有；诉讼费由对方负担。
李×、于×2、申×、于×3、于×4、于×5、于×6辩称：于×1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争房屋是由××村六区60号院拆迁所得，该院是于×1的哥哥于×2自己家的宅基地和房屋，房屋是于×2家建的，所以拆迁款应当是于×2、申×和于×3的。对于使用权补偿和补偿0.2系数，可以分给于×1六分之一。房屋拆迁时每个拆迁人口有36平方米的安置面积，在册的拆迁人口为6人。拆迁房屋和父母没有关系，老人的户口也不在六区60号院内，之所以将老人列在协议的安置人口里，是因为当时村里管得比较松，将于×1列在协议的安置人口里是出于亲情的考虑。××202号房屋于×1不同意购买，实际上也没有出资购买。因为于×1不要自己的36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所以就买了5个人安置面积180平方米，最后也没有用于×1的安置面积购买房屋，该套房屋和于×1没有任何关系，不属于于×1和我们共有。于×1没有权利向我们主张拆迁款事宜。故不同意于×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位于房山区××村六区60号宅基地及地上物均属于×2一家所有，该宅院内没有于×1的财产，于×1亦认可这一事实。现于×1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的六分之一，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2002年10月10日于×1与于×2签订的《协议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该协议书效力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虽然于×1对该协议书上的签字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该协议书的内容，结合房山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意见以及于×2一家实际购买的回迁房的面积，于×1未购买自己应享有的36平方米的回迁面积，其现在要求××202房屋中的30平方米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但根据于×1与于×2签订《协议书》的约定，于×2应当给付于×14万元拆迁补偿款。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判决：一、于×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于×1拆迁补偿款四万元。二、驳回于×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于×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2002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于×2等人伪造的，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过字，认为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李×、于×2、申×、于×3、于×4、于×5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于×1的上诉请求。于×6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
经审理查明：李×与于×7系夫妻关系，于×7于2012年8月17日去世。李×、于×7育有子女五人，即于×2、于×4、于×5、于×1、于×6。于×2与申×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于×3。
于×2一家在位于房山区××村六区60号有宅院一处，宅基地系于×2申请，院内房屋系于×2一家所建。2002年该宅院被拆迁。2002年4月4日，于×2（乙方）与××村委会（甲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支付乙方补偿款291684元，其中包括：1、所有权补偿75684元；2、使用权补偿162000元；3、补偿0.2系数54000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15913元，其中包括搬家补助978元、提前搬家奖励5000元、其他补助费9935元。根据该协议，乙方在册人口为6人，分别为于×2、申×、于×3、于×7、李×、于×1。拆迁时，于×1户籍在房山区××村四区11号内1号，不在拆迁宅院内居住。
2002年10月，于×2与北京安顺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内销商品房买卖协议，购房指标为每人36平方米，购买2套楼房，分别位于××201号和××202号，房屋面积共计180.52平方米。
2002年10月10日，于×1与于×2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有××202两居室一套，户主于×7、李×、于×1居住，其中于×1所持有部分于2002.10.10号商定给清补偿款人民币肆万元整，从今以后此房与于×1无关，最终所有权归于×2所有，即日起生效。”原审中，于×1不认可该协议书上的签字为其本人签字，并申请法院对笔迹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6月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于×1”与样本上于×1签名倾向是同一人书写。于×1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未提交书面异议。李×、于×2、申×、于×3、于×4、于×5、于×6称，于×2已经根据该协议书向于×1支付4万元补偿款，于×1收到后于2013年10月退回，但于×1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向××村委会查明，于×1将户籍迁回××村，但其没有房屋，属于空挂户，为拆迁在册人口，应享有36平方米的回迁面积，但其自己没有购买，所以没有其回迁房屋。
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于×2、申×、于×3、于×4、于×5、于×6为共同被告。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户口本、派出所证明信、××村旧村改造第三批拆迁工程奖励办法、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内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于×1起诉称，房山区××村征地拆迁，家庭共获得拆迁款、各项补助若干，安置位于房山区××202房屋一套。要求对方归还拆迁款、补助费等共计48644元；确认位于房山区××202房屋中的30平方米归其所有。而2002年10月10日于×1与于×2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有××202两居室一套，户主于×7、李×、于×1居住，其中于×1所持有部分于2002.10.10号商定给清补偿款人民币肆万元整，从今以后此房与于×1无关，最终所有权归于×2所有，即日起生效。”从该协议书内容看，于×1的诉讼请求内容，已由协议约定解决。由此本案争议的焦点系2002年10月10日于×1与于×2签订《协议书》是否有效。于×1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于×2等人伪造的，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过字。原审法院审理中，由于于×1不认可该协议书上的签字为其本人书写，其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6月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于×1”与样本上于×1签名倾向是同一人书写。原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确认该协议有效，证据充分。虽然于×1上诉不认可该协议，但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反驳鉴定结论认定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2400元，由于×1负担（已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1265元，由于×1负担402元（已交纳），由于×2负担86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265元，由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英
审判员 林 立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