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东华二路*号。负责人：陈焯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王品，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华梅。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杰，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扬。余永康、黄伟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泽涛，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负责人：齐建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劳美秀，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广东维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邱华梅、余永康、黄伟扬以及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余永康、黄伟扬赔偿143219.23元给邱华梅，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邱华梅、余永康、黄伟扬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依据不足，事实不清，应予以纠正。《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永康发生事故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根据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与黄伟扬签订的保险合同适用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六条关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约定，余永康发生事故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余永康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后逃逸，而黄伟扬在其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的投保单上对于收到保险条款及免赔事项的签名确认，可以认定黄伟扬在保险期限内确认其对保险条款免赔事项的约定，黄伟扬亦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却没有确认该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依据事实及法律规定，应当判决邱华梅的损失在超出交强险部分由余永康、黄伟扬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当予以改判。邱华梅辩称，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无需投保人询问或者请求，保险人应主动进行全面、完整、客观、真实的详细说明。本案中，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一审提供的《投保单》上并没有具体的免责条款，无法证明其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一审提供的《保险条款》，没有其与黄伟扬签名或盖章，该条款尚未生效，对黄伟扬没有约束力，也无法证明已经送达给黄伟扬。故此，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其余答辩意见与一审庭审意见及一审判决一致。综上，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邱华梅的相关损失。请二审法院驳回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黄伟扬、余永康共同辩称，一、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提供的《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并非黄伟扬的亲笔签名。1.在一审庭审期间，经黄伟扬本人核实，《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是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工作人员代为签署，该签名并非黄伟扬的亲笔签名。2.由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的免责保险条款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且该条款是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预先拟定用于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对该免责的格式合同条款未向投保人尽到提醒注意的义务，因此该免责保险条款应属无效合同条款。3.为了查清案件事实，黄伟扬要求二审法院对《投保单》上“黄伟扬”的签名补充笔迹鉴定，核实签名的真实性。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后，余永康驾驶肇事的湘Ａ×××××号车逃离事故现场，当天被查获归案”的事实有误，其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是错误的，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是由公安交警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原始书证，是公安交警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等公文书证的原始依据，因此在证明力方面，《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的证明力明显高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等公文书证。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有误，导致对事实的认定有误。2.本案事故发生时，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重型货车运载有50多吨石粉，车辆及货物的总重量相当沉重，加上事故地点为爬坡路段，车辆发动机发出巨大噪音，因此范某1驾驶粤Ｃ×××××号普通客车与余永康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时，余永康没有任何察觉是有客观原因的。3.根据黄伟扬提交从高速交警二大队提取的《询问笔录（余永康）》、《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在余永康到案前，交警部门并未能根据报案人陈述及事故现场确定肇事车辆是湘Ａ×××××号重型货车。4.余永康到达送货地点卸货时发现湘Ａ×××××号重型货车后卡有点卡，车辆后护杆右边往前弯曲，右转向灯损坏，红色灯盖脱掉不见了，因此觉得车辆有异常，立即主动报案，并驾驶车辆到达交警指定地点，将自己和车辆置于交警的控制之下，如实陈述，全力配合交警调查事故发生的经过。5.余永康将湘Ａ×××××号重型货车移交交警部门调查后，交警部门根据事故现场发现的红色灯盖，经与湘Ａ×××××号重型货车右后转向灯比对吻合，才确认了湘Ａ×××××号重型货车是本案事故的肇事车辆。6.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重型货车是被追尾车辆，正常情况下，本案事故依法应由范某1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湘Ａ×××××号重型货车有“交强险”和保险金额高达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车辆的保险金额足以赔偿本案的全部损失，因此余永康完全没有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必要，其不具备逃逸的主观动机。7.范某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陈述：“前面的车辆似乎载有很重的货物，但被布盖着，不知道是何东西，前面车辆的噪音是很大，车辆追尾碰撞时，前面的车辆似乎没有发现追尾事故，也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之后我就昏迷了，后来发生何事就不知道了……”。综上所述，余永康既不是逃离事故现场，也不是被查获归案，而是在追尾事故发生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其后发现车辆异常的情况下主动报案，并主动前往高速交警二大队协助调查，因此余永康不知道发生事故而离开事故现场是一种过失行为，该行为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所规定的逃逸（故意）行为。至于案件的事故责任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中国平安湘潭公司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由法院依法认定。邱华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永康赔偿交通事故损失合计：220577.50元；2.黄伟扬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对上述赔偿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余永康、黄伟扬、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0月2日，范某1驾驶邱华梅所有的粤Ｃ×××××号车搭载2人（林某2、黄某3）经S32线（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由阳江往珠海方向行驶，凌晨1时55分左右，行至S32线39km+900m路段时，与前方同方向由余永康驾驶的湘Ａ×××××号车（黄伟扬所有）发生碰撞，造成范某1、林某2、黄某3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余永康驾驶肇事的湘Ａ×××××号车逃离事故现场，当天被查获归案。江门高速二大队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永康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范某1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林某2、黄某3无责任。余永康对上述认定书有异议，向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申请复核，该局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认为上述认定书的结论恰当。2017年1月10日，江门高速二大队出具《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证明余永康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迅速报警，驾驶肇事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该行为属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行为。邱华梅因此事故支付了粤Ｃ×××××号车的拖车救援费1072元，还垫付了林某2的医疗费13279.50元、范某1的医疗费19861.50元、黄某3的医疗费21982.50元。此外，珠海市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粤Ｃ×××××号车推定全损，重置成本为161600元，成新率为0.98，残值为5000元，鉴定损失为153368元（161600元×0.98-5000元=153368元），邱华梅为此支付评估费6168元。另查明，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及不计免陪率，保险单号：PDAA201544070000090771。此外，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在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单号：12003023900093337132。另外，余永康是黄伟扬的雇员，从事开车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与（2016）粤0705民初2800号、（2016）粤0705民初2801号、（2016）粤0705民初3292号、（2017）粤0705民初1812号及（2017）粤0705民初1813号案均因本次交通事故引起，一审法院综合上述6件案进行论述。一、关于医疗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案件中，邱华梅垫付了林某2的医疗费13279.50元、范某1的医疗费19861.50元、黄某3的医疗费21982.50元，故邱华梅主张医疗费应为55123.50元（13279.50元+19861.50元+21982.50元=55123.50元）。对于邱华梅主张的46元医疗费，因该医疗费发票由台山市群康大药房有限公司出具，而非医疗机构出具，且邱华梅没有提供医疗机构的处方等证据予以佐证，故该46元医疗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车辆定损、维修、拖车、评估及拆装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一）车辆定损费。本案中，邱华梅提供了《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粤Ｃ×××××号车推定全损无法修复，重置成本为161600元，成新率为0.98，残值为5000元，鉴定损失为153368元（161600元×0.98-5000元=153368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互相印证，且作出上述结论书的珠海市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具有鉴定资质，而余永康、黄伟扬、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结论书予以采纳。现邱华梅主张车辆定损费（即车辆重置费）15336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粤Ｃ×××××号车的残值5000元是否减除及其残值的归属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述结论书中损失153368元已减除残值5000元，故该损失无需再次减除残值5000元，该车的残值仍归邱华梅所有。（二）维修费。邱华梅述称，3000元维修费是评估拆检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1.珠海市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费发票应已包含邱华梅所称的3000元评估拆检费，另外，3000元维修费发票亦非由作为鉴定机构的珠海市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而是由珠海南方汽车有限公司出具。2.粤Ｃ×××××号车没有修复，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车有进行维修。综上，邱华梅主张的3000元维修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拖车（救援）费。本案中，邱华梅提供了台山市广海镇古隆修车行的《收款收据》，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据既没有顾客名称，也没有车号，无法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邱华梅主张的拖车费18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邱华梅主张的拖车救援费1072元，有其提供的拖车救援费发票予以佐证，足以证明上述费用支出的真实性，该费用是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必要的合理支出，属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故邱华梅主张的拖车救援费1072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四）评估费。本案中，邱华梅主张的评估费6168元，有其提供的评估费发票予以佐证，足以证明上述费用支出的真实性，该费用是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必要的合理支出，属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故邱华梅主张的评估费616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拆装费。邱华梅主张的拆装费，因其没有提供相应票据等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一）关于余永康、黄伟扬的责任承担问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黄伟扬是余永康的雇主，故黄伟扬在案件中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案情，余永康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因邱华梅是范某1的雇主，故邱华梅在案件中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案情，范某1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又因事故中余永康承担主要责任、范某1承担次要责任、林某2和黄某3无责任，故相应地黄伟扬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邱华梅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于余永康、黄伟扬主张本次事故责任应当重新划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及《关于余永康交通肇事的情况说明》是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余永康、黄伟扬提供的《询问笔录（余永康）》和《交通事故接处警登记表》，而余永康、黄伟扬没有提供其他证据对其主张予以佐证，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公文书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其主张本次事故责任应当重新划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是否免责的问题。案件中，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及《说明》，主张其无需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黄伟扬不予确认《投保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此外，《投保单》投保人签名一栏没有填写日期，且《投保单》复核意见框完全空白，没有任何复核意见，也没有复核人签名和填写日期。2.没有证据证实《保险条款》已送达给黄伟扬。3.仅凭《投保单》无法核实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无显示如逃逸免责等的内容。4.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黄伟扬对《投保单》和《保险条款》签名确认，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保险条款》中第六条第六项“下列情况下，不论如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等免责条款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本次交通事故案件中应负赔偿责任。至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主张余永康驾驶的车辆超载发生交通事故，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保险合同并没有约定车辆超载而免责，即使有约定，也因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致使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仍应在本次交通事故案件中负赔偿责任。因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向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故黄伟扬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保险金额1000000元内承担赔偿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案件中，黄伟扬为湘Ａ×××××号车在中国平安湘潭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并在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依法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法由侵权人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并予以赔偿。此外，中国平安湘潭公司主张因被保险车辆驾驶员存在逃逸行为造成责任承担，其不同意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由基金会进行垫付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本案中，因事故造成邱华梅的损失合计215731.50元[医疗费55123.50元＋车辆定损费（即车辆重置费）153368元＋拖车救援费1072元＋评估费6168元=215731.50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医疗费55123.50元；属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有车辆定损费（即车辆重置费）153368元、拖车救援费1072元，合计154440元。（五）在（2017）粤0705民初1812号案中，因事故造成林某2的损失合计130728.70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7553.1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4475.58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130728.70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7553.12元、误工费4475.58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计127028.70元。（六）在（2017）粤0705民初1813号案中，因事故造成黄某3的损失合计131725.64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3857.80元＋医疗费13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7332.34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护理费1700元=131725.64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医疗费135.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合计1835.5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113857.80元、误工费7332.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及护理费1700元，合计127890.14元。（七）在（2016）粤0705民初3292号案中，因事故造成范某1的损失合计108442.08元[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78382.76元＋护理费1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误工费21159.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鉴定费2000元=108442.08元]。此款先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78382.76元、护理费1700元、误工费21159.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合计104742.08元。（八）综上，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合计586627.92元（林某2130728.70元+黄某3131725.64元+范某1108442.08元+邱华梅215731.50元=586627.92元），属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林某21700元、黄某31835.50元、范某11700元、邱华梅55123.50元，合计60359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其中林某2可得赔款281.65元（1700÷60359×10000=281.65元)、黄某3可得赔款304.10元（1835.50÷60359×10000=304.10元)、范某1可得赔款281.65元（1700÷60359×10000=281.65元)、邱华梅可得赔款9132.60元（55123.50÷60359×10000=9132.60元)。属于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有林某2127028.70元、黄某3127890.14元、范某1104742.08元，合计359660.92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其中林某2可得赔款38850.92元（127028.70÷359660.92×110000=38850.92元)、黄某3可得赔款39114.38元（127890.14÷359660.92×110000=39114.38元)、范某1可得赔款32034.70元（104742.08÷359660.92×110000=32034.70元)。属于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有邱华梅154440元,此款超过了交强险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有责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赔偿邱华梅2000元。因此，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在交强险中合共赔偿122000元（10000+110000+2000=122000元），其中林某2可得赔款合共39132.57元（281.65+38850.92=39132.57元）、黄某3可得赔款合共39418.48元（304.10+39114.38=39418.48元）、范某1可得赔款合共32316.35元（281.65+32034.70=32316.35元）、邱华梅可得赔款合共11132.60元(9132.60+2000=11132.60元）。以上损失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应由邱华梅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中国人保江门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赔偿邱华梅143219.23元[(215731.50-11132.60)×70%=143219.23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因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赔偿143219.23元给邱华梅；二、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赔偿11132.60元给邱华梅；三、驳回邱华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08.66元，由邱华梅负担1383.69元，由中国人保江门公司负担2992.37元，由中国平安湘潭公司负担232.60元。二审期间，中国人保江门公司、邱华梅、中国平安湘潭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余永康、黄伟扬申请本院对《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二审期间确认《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并非黄伟扬本人所签，余永康、黄伟扬遂撤回前述笔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上诉人中国人保江门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于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上诉主张驾驶人余永康在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故根据《保险条款》第六条关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约定，中国人保江门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此分析认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关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分析可知，即使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也应于订立合同之时在投保单等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否则相应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鉴于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已书面确认其无法提供《保险单》、《投保单》和《销售确认书》等证据原件对其事实主张予以佐证，其在二审期间又进一步确认《投保单》上投保人的签名并非黄伟扬本人所签，加之，本案并无旁证足以印证其已针对前述免责条款向黄伟扬作出提示，则其迳行主张前述免责条款已产生效力不符合本案实情和法律规定；进而主张其于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另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邱华梅的各项损失均无上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进而结合上述分析可知，一审法院认定中国人保江门公司应赔偿邱华梅143219.23元[(215731.50-11132.60)×70%=143219.23元]，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4.3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振宇审 判 员  李雁羽代理审判员  赵 沂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法官 助理  玄月玲书 记 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