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会，男，198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岭，男，198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香洲源武商行，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梅溪所心华路***号之二。
经营者：吴远斌，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少东，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悦，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会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香洲源武商行（以下简称源武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6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会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三、依法改判支持源武商行赔偿刘会十倍赔偿金39,450元的诉讼请求；四、由源武商行承担全部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刘会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符合消费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刘会是购买使用案涉商品的合法社会成员，购买商品的目的是用于个人需要，而不是用于再生产再销售，是案涉产品的最终受用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可以看出，“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
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食品案件数量剧增和案件的标的金额高达400万以上，不应是法院审理案件时的参考资料，相反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我国食品市场环境甚忧。
三、刘会的行为并没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反而是源武商行违背了诚信经营原则。就算刘会明知案涉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购买，也不能免除源武商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销售者欺诈购买者是销售者的单方行为，购买者是否知悉该欺诈并不影响销售者欺诈行为的构成。案涉食品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等质量安全问题，应当由源武商行承担举证责任。案涉食品无中文标签，违背了《食品安全法》第26条第4项的规定，很显然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刘会对此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
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所以，刘会的诉讼行为不应当被看作是牟利行为，十倍的罚款性赔偿是法律赋予每个合法公民的权利。
综上，恳请二审法院贯彻依法治国精神，辨明是非、秉公断案。
源武商行辩称，一、刘会并不是消费者，没有请求权基础。1.刘会的购买行为异常。刘会录像、询价、故意挑选无中文标签洋酒、要求开具发票、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等行为，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由此可见刘会是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的所谓“职业打假人”。2.近期在本市有大量的与本案类似的案件，上诉人均系山东省曹县人，所以源武商行认为刘会一行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以牟利为目购买商品的“职业打假人”。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其他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可以认定刘会不是消费者。所以刘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请求赔偿是没有请求权基础的，其上诉请求应当被驳回。
二、即使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本案也不符合赔偿情形。1.刘会没有受到损害，也不可能被标签误导产生危害可能。刘会购买洋酒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进行牟利，刘会从未食用过该洋酒，损害也无从谈起，所以不符合赔偿情形。刘会作为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故意购买英文标签的洋酒，意图牟利。其购买行为以及频繁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索赔的行为，均表明涉案商品的标签绝对不会对刘会造成任何误导。2.《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将“食品安全”一词定义为“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的危害。”因此，没有中文标签，并不足以达到影响食品安全的程度。同时，仅有外文标签、没有中文标签，显然也无法引发消费者的错误观念或对消费者造成误导。3.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内在质量和外在包装标示两方面。《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作出十倍赔偿的规定，是目前我国侵权立法中最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同时该条对外在包装标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给出了例外，表明该法在外包装标示瑕疵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容忍。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标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多数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可由相应行政机构作出调查处理和规范；只有当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可能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产生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危险时，适用《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的规定才是适当的。所以即使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本案也不符合赔偿情形，刘会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
三、刘会恶意诉讼牟利的行为不应当被肯定，首先，刘会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原意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合理消费行为下的法益。诉讼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但不得作为牟利的手段。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产品要求获得十倍赔偿款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相悖。最后，刘会及其一行人的行为明显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诉讼，不仅严重浪费司法资源，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2017年8月31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的第十五条规定：“要依法制止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等行为。滥用诉权、恶意诉讼消耗行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正常行使，损害司法权威，阻碍法治进步。”该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在认定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对于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要探索建立有效机制，依法及时有效制止。”刘会在一审法院判决如此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仍然提起上诉，着实是对司法资源的再次浪费。所以刘会恶意诉讼的行为不应当被肯定。
综上所述，源武商行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刘会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源武商行退回产品货款3945元，并支付刘会价款十倍赔偿金39,450元；二、由源武商行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刘会称于2017年7月7日在源武商行购买了4瓶“el,00lHennessyX.O进口洋酒”，消费金额为人民币3945元。源武商行于2017年7月7日向刘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上记载购买方的名称为刘会，货物名称为轩尼诗，金额为3945元，销售方的名称为源武商行。刘会使用尾号为7665的邮储银行卡在源武商行处刷卡消费。刘会称在购买后发现所购产品均无中文标签，并在一审庭审时出示其所购买的4支Hennessy洋酒。刘会一审当庭出示的4支Hennessy洋酒的外包装和酒瓶上均无中文标签。刘会认可购买的洋酒均没有开封也没有饮用过。
刘会为证明涉案产品是从源武商行店铺所购，出示一份录像视频，视频拍摄的内容显示了刘会进入源武商行店铺、购买洋酒、刘会结账付款、源武商行向刘会开具收据、刘会携购买的洋酒走出源武商行店铺的过程。在录像视频中显示了刘会向源武商行购买洋酒时将每支洋酒拿出检查，并将每支洋酒酒瓶和外包装360度旋转拍摄，以显示刘会所购的4支洋酒为“el,00LHennessyX.O”且在购买时酒瓶上均没有粘贴中文标签；刘会在刷卡付款后将刷卡小票放至摄像头下详细拍摄，在要求源武商行开具发票后也将发票放至摄像头下详细拍摄，以显示源武商行的商行名称；刘会在购买完洋酒走出源武商行店铺后重新将所购每支洋酒拿出拍摄，再次确认了酒瓶上无中文标签。从刘会拍摄的录像中可以看出，源武商行对于刘会在购买时的拍摄录像行为是不清楚的。刘会称其购买洋酒是为了送人，在购买时已经发现所购洋酒上没有中文标签，但当时刘会对这个问题没有注意。
源武商行认可曾向刘会出售过4支轩尼诗洋酒，且其出售的轩尼诗洋酒的来源合法。源武商行称其出售的涉案洋酒是从梁伟强处购买的，而梁伟强出售的洋酒是向广东弘德益利拍卖有限公司和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竞拍所得的海关罚没酒品。源武商行出示一份2015年12月17日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书中显示梁伟强于2015年12月17日在拍卖人广东弘德益利拍卖有限公司和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于珠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行的拍卖会上，通过公开竞价成交了红酒707支、红酒832支，成交总金额为387,345元。确认书所附的成交货物清单第2项显示的货物名称为Hennessy白兰地酒700ml/瓶，40%，X.O8支，源武商行称出售给刘会的洋酒就是这8支中的4支。
2017年8月8日，珠海市香洲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接到投诉对源武商行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现场检查笔录》，笔录中记载“1.该商行取得有效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2.现场销售的货架上有70clHennessyX.O、轩尼诗X.O干邑白兰地两瓶……未发现70clHennessyX.O无中文标签产品。”
另查明，刘会在一审法院同时起诉了四个不同的被告，且均是以所购产品没有中文标签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的赔偿，刘会在四个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形式也基本一致。同时期在一审法院起诉的、以没有中文标签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赔偿的其他案件原告，其主张的事实理由、证据形式、证明内容均与本案基本一致，据统计该批案件数量在五十宗以上，涉案标的达四百万元以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会、源武商行争议的焦点为：刘会以涉案洋酒没有中文标签为由请求十倍赔偿的主张是否成立。对此分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或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赔偿的条件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主体是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设立上述条款的目的系为了制止经营者或者生产者侵犯消费者人身安全的违法经营或生产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达到净化市场的目的。诉讼是司法救济途径，而非牟利的手段，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产品而获取十倍赔偿款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价值和立法精神相悖。
虽然源武商行在本案中就其出售的洋酒的来源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出售的洋酒来源的合法性，源武商行就其出售的洋酒的来源合法性尚未完成应尽的举证义务。但是从刘会提供的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出，刘会从进入源武商行即开始录像摄影，特别是对所购酒品的外包装和刷卡小票等关键证据材料进行反复确认拍摄，该举动本身就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行为，也可以看出刘会在购买时对于其购买的洋酒不论是名称还是外包装情况都是详细了解和认真核对过的，涉案洋酒没有中文标签不会对刘会造成误导，甚至可以说刘会就是冲着涉案洋酒没有中文标签而购买的。从2017年7月开始包括本案刘会在内的一批不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超过五十宗以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案标的金额达到四百万元以上，其在案件中主张的事实理由、提交的证据形式基本一致且所购买的产品基本没有开封和饮用，可见该批原告是有组织、有预谋、为了牟利而进行的购买行为。正如上段论述所陈述，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刘会购买商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那么刘会在本案中提出价款十倍赔偿的主张已经不能属于合法权益，而是一种严重违背民事活动、民事诉讼所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益于净化市场，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和社会秩序，也是违背法律精神，浪费司法资源的做法。基于上述理由和分析，一审法院对刘会这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牟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和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源武商行出售的洋酒没有中文标签，应当向刘会返还货款，但刘会要求源武商行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源武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会退还货款人民币3945元；二、驳回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42元，由刘会负担人民币402元，由源武商行负担人民币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刘会的十倍赔偿诉请应否得到支持。从刘会频繁提起与本案相类似的诉讼及其诉讼行为来看，源武商行主张刘会具有购买涉案商品并通过诉讼牟取十倍赔偿利益的故意，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涉案产品无中文标签的问题显然不会对刘会造成误导，也没有给其造成实质性的损失。综上，本院认为，刘会主张十倍赔偿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4元，由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榕华
审判员 陈永成
审判员 马翠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