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3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矿冶大道139号。
法定代表人：徐文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志宏，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迪，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大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冶市观山路28号。
法定代表人：程正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冶特钢）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大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冶农商行）票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黄石中民三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冶特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志宏、刘梦迪，被上诉人大冶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霞、孙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冶特钢上诉请求：1、撤销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黄石中民三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大冶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新冶特钢不认识孙霖，从未委托大冶农商行或者柯长坤对外转让承兑汇票。柯长坤擅自对外转让承兑汇票系大冶农商行内部事情，与新冶特钢无关。柯长坤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适格证人，原审法院依据柯长坤证词认定事实是错误的。二、新冶特钢有充分理由相信柯长坤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此前新冶特钢已经办理了14张合计5580万元的承兑汇票贴现，该笔业务大冶农商行认为是无争议的，发生争议的承兑汇票贴现办理流程和手续与之完全相同；讼争35笔承兑汇票贴现，每次均由金湖支行行长柯长坤经手接票，并在《承兑付出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每笔贴现凭证上均注明贴现的票额、贴现利率、应收贴现利息金额和实付贴现金额等内容，加盖了金湖支行的业务专用章予以确认；每一笔贴现业务均在新冶特钢在该行开设的账户中进行；每月月底新冶特钢均与金湖支行进行对账，金湖支行加盖业务专用章和会计、出纳及审核的私章予以确认，该对账行为是银行与客户之间单位业务行为，非柯长坤个人行为。三、一审法院有选择的罗列讼争承兑汇票贴现与此前无争议贴现的不同之处，认定讼争事实不存在是错误的。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和其他支行关于办理贴现权限规定，是农商行内部职责划分的事情，新冶特钢概不知情。有争议的和无争议的承兑汇票，均是柯长坤来到新冶特钢的办公场所上门领取且贴现成功的。贴现业务均在新冶特钢在该行开设的账户中进行交易，二者经手的路径完全一致；新冶特钢提交给柯长坤的相关材料留存在银行，银行留存是否完整尚存疑问，要求新冶特钢对此举证错误适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审核材料是银行的义务，柯长坤是经办人，新冶特钢按照柯长坤的要求提交材料没有过错；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因关系影响。本案争讼的原因是柯长坤将讼争承兑汇票交给案外人转让，即使真的欠缺基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亦与柯长坤倒卖承兑汇票没有关系。新冶特钢为办理承兑汇票贴现，在大冶农商行处开设了资金账户，无论是无争议还是有争议的承兑汇票，全部在单位账户内进行的。贴现的款项均回到新冶特钢的账户上，至于款项是大冶农商行自有资金，还是案外人资金，新冶特钢不知情；盖有大冶农商行业务章的贴现凭证中明确注明了大冶农商行获取了利润。柯长坤在职权范围内从事汇票贴现行为，足以使相对人认为系银行行为，即所谓“表见代表”，银行应承担该行为的一切后果；新冶特钢在外地法院公示催告和票据除权，是出于自救和止损的考量，该行为与本案认定大冶农商行承担贴现责任没有任何关联。四、判断柯长坤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主要是判断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代表权。柯长坤是金湖支行行长，讼争承兑汇票贴现行为中，不仅有柯长坤的取票行为，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在专用贴现凭证上的加盖业务专用章的确认行为、回款在专设账户中的履行行为、每月逐笔对账的复核和进一步确认行为。上述行为足以使任何一个企业在充分注意义务下仍然不可能产生合理怀疑。
大冶农商行辩称，一、一审法院采信柯长坤的证言是正确的，新冶特钢否定柯长坤的证言效力错误。柯长坤经原审法院通知出庭作证，接受了当事人双方和合议庭的质询，正因为柯长坤本人为讼争汇票的经办人，其证言客观、真实、全面，能够与大冶农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件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柯长坤为新冶特钢办理承兑贴现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并非履行大冶农商行的职务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实认定正确。三、新冶特钢认为柯长坤为新冶特钢贴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行为，是错误的。柯长坤是金湖支行的行长，并非大冶农商行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无论是表见代理还是表见代表，都基于保护善意的相对人。四、新冶特钢对讼争部分承兑汇票办理了挂失手续，申请其他地区法院对其中部分票据进行公示催告，再向大冶农商行主张权利，既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五、新冶特钢通过非正规程序办理汇票承兑贴现业务，在业内并非孤立的个案，部分生产企业变相从事金融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是一种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其收益并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冶特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大冶农商行支付其贴现款1143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4日，新冶特钢向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申请并开办了资金账户。此后，新冶特钢因资金需要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办理了14张，合计5580万元承兑汇票贴现金额已按照约定全部结算付清。此后，大冶农商行营业部承兑额度受限，不能再为新冶特钢办理贴现业务。新冶特钢财务人员找到时任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行长的柯长坤，要求其办理承兑贴现手续。柯长坤遂找到孙霖（原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支行职员，已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新冶特钢提供的承兑汇票交由孙霖对外转让。柯长坤先后经手办理新冶特钢提供的承兑汇票共计35笔237张，合计345708900.69元。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的账户陆续收到承兑汇票贴现款326375568.06元，至今仍有1143万元应回款未到账。
柯长坤在通过孙霖转让的承兑汇票回款后，交给案外人孙霖进行转让。孙霖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按照柯长坤的要求，将贴现款转入柯长坤指定的案外人账户，再汇入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开办的账户。柯长坤在票据回款后，应新冶特钢的要求，以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的名义，为新冶特钢填写了贴现凭证，并指派该行会计余艳在贴现凭证上加盖该支行公章。此外，柯长坤还在新冶特钢制作的《承兑付出明细表》上签字确认。
新冶特钢还曾经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以及阳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办理过承兑贴现手续，每笔贴现业务均附有新冶特钢工商登记资料、税务登记证、董事会决议、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贴现申请单、贴现合同、贴现凭证等资料；银行支付贴现款的次数、金额与每笔承兑汇票数额一一对应（扣减了相关费用）。新冶特钢通过柯长坤办理的承兑汇票转让，未附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资料，只有承兑汇票以及柯长坤事后开具的贴现凭证。2012年1月，大冶农商行下发文件，规定该行所有承兑贴现业务全部由营业部办理。2013年12月，新冶特钢对未回款的部分承兑汇票办理了挂失手续，还在外地法院对其中部分票据申请公示催告。2014年1月，因利害关系人申报票据权利，催告程序终结。
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法人因经营需要办理承兑贴现业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办理。新冶特钢主张大冶农商行承担责任，须以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应以柯长坤经手办理的承兑汇票贴现是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为前提。首先，柯长坤在担任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行长期间，大冶农商行的承兑汇票业务只能在营业部办理。因此，柯长坤为新冶特钢办理承兑贴现业务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其次，柯长坤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这要看新冶特钢向柯长坤交付承兑汇票时，是否明知柯长坤系个人行为。新冶特钢为此提供了由柯长坤签字并盖有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公章的承兑汇票贴现凭证，及由柯长坤签字的承兑票据明细表；大冶农商行为此提交了新冶特钢在该行营业部及其他银行办理的贴现资料、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开办账户的往来记录、大冶农商行关于办理承兑业务的内部文件、柯长坤个人陈述，以及新冶特钢在其他地区办理挂失、公示催告手续等证据。结合上述证据，可以明显看出，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及其他银行办理承兑贴现的手续，与其交由柯长坤办理承兑贴现的手续，在形式上存在明显区别：1、前者所需的资料比后者要全面有序；2、前者票据金额与回款数额一一对应，后者回款是笼统无序，只能按月对账。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及其他银行办理承兑贴现，贴现款均来源于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而交由柯长坤办理的承兑汇票贴现回款，均非源自大冶农商行自有资金，而均出自案外人账户。新冶特钢在发现由柯长坤经手办理的贴现回款出现问题后，首先是采取挂失或公示催告等方式，而非向大冶农商行主张权利。新冶特钢作为常年经手大量承兑业务的企业法人，对银行金融机构办理承兑贴现业务的流程规定了如指掌，其在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开办账户后，仍去营业部办理承兑贴现手续，说明其明知金湖支行不具备办理承兑贴现业务的资格。柯长坤在贴现回款后，以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的名义向新冶特钢出具的贴现凭证，亦不足以证实柯长坤是以大冶农商行的名义办理承兑贴现业务，只能证明其利用职务为新冶特钢提供了财务做账的便利。因此新冶特钢把承兑汇票交由柯长坤办理之时，明显知道并非大冶农商行进行贴现，其是基于柯长坤提供的（孙霖）业务渠道，而非柯长坤当时的行长职务，故柯长坤当时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大冶农商行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新冶特钢，新冶特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新冶特钢明知金融机构办理承兑贴现业务的流程规定，违规在金融机构之外办理贴现业务，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此外，由于涉案票据并未纳入孙霖犯罪事实，故大冶农商行提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新冶特钢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380元由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新冶特钢提交了一份证人证言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王某在新冶特钢任财务部长期间，从未让柯长坤拿新冶特钢的承兑汇票到孙霖处办理贴现业务，更没有要求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在孙霖处贴现后，用金湖支行的贴现单盖章。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大冶农商行认为新冶特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的时间为开庭前五天，不符合证据规则第54条的规定。
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二审开庭前，故本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本院将结合其它事实和证据予以评判。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237张承兑汇票贴现中，柯长坤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在办理贴现的过程中，新冶特钢是否存在过错？
本院认为，2012年1月，大冶农商行下发文件，规定该行所有承兑贴现业务全部由营业部办理，柯长坤作为大冶农商行金湖支行行长，对其无权为客户办理承兑贴现业务是明知的，柯长坤为新冶特钢办理汇票承兑贴现业务超越职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即便新冶特钢不知道大冶农商行关于该行所有承兑贴现业务全部由营业部办理的内部文件，但当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因承兑额度受限，不能再为新冶特钢办理贴现业务时，新冶特钢至少对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办理汇票承兑贴现需要的资料及手续是明知的。新冶特钢在银行柜台办理的正规贴现业务，附有新冶特钢工商登记资料、税务登记证、董事会决议、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贴现申请单、贴现合同、贴现凭证等资料，而新冶特钢在柯长坤处办理的贴现业务仅有承兑汇票及贴现凭证，新冶特钢关于新冶特钢依据银行要求提供资料，资料是否保管完整系银行内部问题的抗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综观新冶特钢在大冶农商行营业部办理的承兑贴现程序手续、回款来源、回款金额对应方式及利率，与新冶特钢在柯长坤处办理的承兑贴现业务存在很大差异，新冶特钢不能证明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故本案新冶特钢在柯长坤处办理的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不符合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情形，新冶特钢的上诉事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新冶特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80元，由大冶市新冶特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刚
审判员 熊亚平
审判员 牛 卓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徐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