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天宝，男，1960年1月1日出生，瑶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诉讼代理人：王丽娜，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先友，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伟红，女，196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子良，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中侨联文化交流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号*号楼*层北侧第一间、第二间。法定代表人：刘群安。上诉人李天宝与被上诉人邓伟红及原审第三人北京中侨联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为北京中侨联）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后，上诉人李天宝不服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5）深中法民终字�293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应追加北京中侨联为本案当事人，原审遗漏当事人，导致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现上诉人李天宝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天宝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事实及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诉争的纠纷为委托合同纠纷，与客观事实和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严重不符，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是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深圳办事处联络人、代表人，其行为代表第三人行为，而非其个人行为，委托合同的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与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而一�法院对上诉人提出上诉人职务代表行为意见只字不提，直接武断地认定委托合同主体是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事实认定错误。(1)2014年11月28日，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发给被告就委托事项尚未付清尾款催收的《催款通知》抬头称呼就是“深圳联络处李天宝同志”。这再清楚不过的告诉我们上诉人与本案第三人的关系，那就是上诉人是本案第三人在深圳联络处的工作人员。(2)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4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以“国庆65周年暨中侨联‘20岁生日’招待会”为题报道了当日中侨联举办的9.30国庆招待会。其中，报道中提到出席当晚联欢会的还有专程赶来的中侨联部分省市联络处的负责人李天宝等人。由此，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李天宝与本案第三人的关系，那就是上诉人是本案第三人在深圳联络处的负责人。(3)上诉人收到款项后立即将其中130万元汇入第三人指定的财务总监姚×账户，其余款项部分用于招待后剩余部分以现金形式交给了第三人。这也足以说明被告是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其收款行为代表第三人行为。(4)2016年，本案第三人对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非常明确的写明本案被告是第三人驻深圳联络处的主任，即是第三人的代表人。（二）一审中，上诉人提出：退一步讲，假使法院认为上诉人行为不是代表第三人行为，则最多也只能认定上诉人只是一个居间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为居间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直接武断地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居间合同的居间人，而非委托合同的受托人。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及重审庭审查明，本案所涉的委托事项是委托人胡×宝希望受托人也就是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出面协调其在香港所涉业务纠纷，而胡×宝本人不认识受托人，于是托请被上诉人居间联系促成委托合同成立；而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是受托人在深圳的联络人（因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自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在同一地点办公，且彼此关系相当密切），于是又托请上诉人居间联系以促成委托合同成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委托人是希望与能解决其困难的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签订委托合同，而不是与无能力解决其问题的上诉人或者被上诉人签订委托合同。因此，非常清楚，本案所涉事项的委托人是胡×宝，受托人是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只是促成委托合同的居间人（原告2015年4月22日当庭提交的原告与被告的手机短信、被告2013年8月2日、9月14日转发的真正委托人胡×宝的邮件给原告的三封电子邮件、第三人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均可�明）。2、即使被上诉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受托人也是本案的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而非上诉人。上诉人只是他们委托关系中的居间人。鉴于本案所涉委托事项的委托人胡×宝未到庭，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同意认定本案所涉事项的委托人是被上诉人，很显然，被上诉人并不是委托不具有解决委托事项能力的上诉人去香港解决有关业务纠纷，而是被上诉人托请上诉人居间联系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以与之达成委托合同。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使原告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受托人也是本案的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而非上诉人。3、上诉人完全履行了居间义务，实现了居间目的。从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委托人与受托人也就是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达成了委托合同，而且实际履行了合同。例如，委托人胡×宝在香港尖沙咀101国际会展�心见到了受托人受托购买的字画，也确认了买画、赠画一事；又如：委托人与受托人多次见面交谈，委托人都很认可事情的进展及效果，也从来没有提过要退款之事，并且承诺在2013年10月份另有酬谢等等。可见，上诉人完全履行了居间义务，实现了居间目的。同时，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上诉人出色的履行了居间合同的情况下，上诉人不仅没有提及居间报酬问题，反而成了一个非委托合同当事人的案外人提起诉讼的被告人。4、委托合同的履行情况或纠纷与居间人无关。居间人的义务是将订立合同的机会报告给委托人，或者为委托人与第三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很显然，居间人也就是本案上诉人出色地完成了居间义务，促成了委托合同的成立、履行。法律没有规定委托合同订立以后的实际履行对居间人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因此，即使存在被上诉人指称的所�受托人的承诺没有兑现，这也是委托合同履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居间合同履行中的问题，也与居间人也就是本案上诉人无关。（三）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委托转交的款项如数转交给了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一审法院却罔顾客观事实，对上诉人提交的充分证据不予认可，并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怠于履行职责，枉法裁判。（一）在一审前、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分别以书面及口头形式申请法院调取原告200万元来源问题，法庭均未允许。我们认为，该申请调查事项对于进一步查清委托事项的真正委托人、本案上诉人在委托事项中的法律地位等至关重要并多次提请法庭予以关注。自始至终，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二）上诉人除转给本案第三人北京中侨联130万元外，另外70万元根据第三人要求对部分用于第三人相关人员在深圳、香港为其定机票、食住等。剩余款项部分以现金形式交给第三人（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清楚表明）。在此，上诉人多次提请法庭向第三人调查核实，一审法院均未予履行职责。（三）2016年8月4日，上诉人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对相关证据予以调查核实的申请书》，要求法院就上诉人向法庭先后提交的由第三人出具的《证明》、《催款通知》、《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等直接证据予以调查核实。但直至结案，上诉人未看到或得到任何回复。而这些直接证据，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正确确定至关重要，可一审法院却一意孤行，视若罔闻，枉法裁判。三、鉴于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导致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等法律规定错误。另外，一审法�以第三人无法送达为由没有查证事实，我方在二审时提供了上诉人亲自到第三人公司拍的照片，公司存在、人员也在，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没有核实以无法送达为由就做出草率判决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邓伟红答辩称，居间合同中居间人提供媒介服务的义务，但是李天宝却在申请追加北京中侨联为第三人之后无法提供北京中侨联的联系方式，反证了李天宝根本不具备一名居间人媒介的能力，更未提供媒介服务，因此李天宝声称是居间的说法是假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李天宝收取了涉案款项，但是对他的履约行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人北京中侨联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邓伟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00万元，并赔偿相�利息损失（自2013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归还全部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3年8月20日起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1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分别于2013年8月19日向被告转账70万元、80万元，于8月20日向被告转账50万元款项，共计转款200万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原告诉状所称的投资项目即是其转款给被告，委托被告协调解决案外人胡美宝在香港的刑事案件，但该刑事案件最终没有妥善解决，案外人胡美宝被香港区域法院以使用虚假文书、管有虚假文书、使用虚假文书副本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故被告并未完成其承诺原告的可使香港法院以“不提证供起诉”的委托事项。被告陈述，被告确认原告转给被告200万元款项，但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实际是案外人胡×宝通过原告转款给被告的，�告并未向原告作出过如果没有达到“不提证供起诉”效果，就会退回全部款项的承诺，被告仅仅是一个居间方，是案外人胡×宝想要通过被告认识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有关人员，具体情况被告并不清楚，是案外人胡×宝与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人员自行联络的，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即向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指定人员姚莉转账支付了130万元，另外70万元是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人员经深圳前往香港处理胡×宝有关事宜时，被告帮助他们购买机票、安排食宿以及给付他们部分现金。被告就其陈述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被告于2013年8月20日、9月9日分两笔向案外人姚×转账支付款项80万元、50万元的转账凭证，以及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于2014年11月28日向“深圳联络处李天宝同志”发出的《催款通知》、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于2015年4月20日出具的《证明》，《催款通知》的主要内容为，被告帮助原告购买多幅名人字画及为原告在深圳、香港、北京为其协调工作等，原告当时很满意，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将部分款项转到第三人北京中侨联指定账户，但尾款未付清，请被告尽快联系和督促原告将余款结清。《证明》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原告的香港朋友胡×宝有纠纷，经被告、原告介绍胡×宝与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联系，第三人北京中侨联出面到香港相关部门协调联络。在此期间，2013年8月，胡美宝将买字画等费用200万元，通过原告转账给被告，第三人北京中侨联通过被告转账、现金等方式支付购买名画作品花费约230万元，胡×宝确认该买画、赠画一事。重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向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登记地址邮寄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因地址欠详被退回，后原审法院委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送达，该院回复称无法联系到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被告亦不�提供第三人北京中侨联的联系方式。被告提交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于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2013年邓伟红的香港朋友胡×宝在香港××地有金融方面的纠纷，说需要找北京中侨联（以下简称“我单位”）出面帮忙了解协调。经李天宝、邓伟红介绍胡美宝与我单位联系。之后我单位直接与香港胡×宝多次见面了解情况及协商托办之事。我单位曾出面到香港走访相关单位及有关人员进行协调联络。同时进行了书画等文化交流活动。在此期间，2013年8月，胡美宝将200万元通过邓伟红转账给李天宝。再由李天宝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转给我单位指定账户。我单位收到上述款项主要用于支付上述活动当中购买的名家书画等费用，购画等费用共计230多万元，现仍欠购画尾数款。当时胡×宝在香港尖沙嘴101国际会展中心顶层餐厅见了字画，胡美宝本人确认上述买画�赠画一事。在与胡×宝的多次见面交谈，她都很认可事情的进展及效果，她也从来没提过要退款之事，并且还承诺在2013年10月份另有酬谢！我们认为邓伟红作为此事的中间联系人，是不应该作为原告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更不应该浪费国家的公共资源。被告另提交一张照片，以证明以原、被告为法定代表人的两家公司此前均在同一地址办公。原告提交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单，以证明第三人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提供法律服务，也不是被告主张的国家安全部成立的单位。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确认原告将200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被告用于处理案外人胡×宝在香港的刑事案件，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就具体约定内容各执一词，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委托合同是否�效。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被告认为双方之间仅仅是居间合同关系，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为案外人胡×宝和第三人北京中侨联。被告辩称原告转账支付给被告的200万元款项系案外人胡×宝通过原告转付被告，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对其陈述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对被告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居间介绍原告及案外人胡×宝与中侨联联络沟通，被告收到原告款项后就将其中的130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了中侨联的指定账户，即案外人姚×的个人账户，剩余70万元款项是中侨联的相关人员在深圳、香港协调处理案外人胡×宝的相关事宜时，被告为他们订机票、酒店，以及给付现金共计70万元，被告并未从中获利，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对其陈述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审法院对被告的该项陈述不予采信，原告向被告转账款项200万元，被告却未能证明其作为居间方将该款项转付给中侨联，故根据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对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虽就委托事项的陈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内容可以确定是原告委托被告协调处理案外人胡美宝在香港所涉刑事案件，以达到逃避刑事指控的目的。该委托合同的主要目的非法，危害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应认定为合同无效。被告因委托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支付款项被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请求被告返还200万元并自2013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邓伟红与被告李天宝的口头委托合同无效；二、被告李天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邓伟红2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8月2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760元、保全费4520元（均已由原告交纳），由被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向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作出调查询问，其办公室主任姚莉称，上诉人李天宝向其�账的共计130万元系李天宝委托其买画的购画款，买的画已交付给李天宝，双方买画的行为与北京中侨联无关，李天宝并非北京中侨联的员工，对于盖有北京中侨联公司印章的《催款通知》、《证明》等，其称不清楚情况，公章就放在公司，保管人不固定，本院责令其向公司核实情况后提交情况说明，第三人北京中侨联亦未提交任何情况说明。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李天宝主张其为北京中侨联驻深圳办事处的代表人，北京中侨联才是本案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对此，本院认为，李天宝提交的《催款通知》、《证明》等证据中盖有北京中侨联的公章，但北京中侨联并未到庭确认上述公章的真实性，本院向北京中侨联调查时其办公室主任姚×亦未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确认李天宝并非北京中侨联的员工，对于李天宝向姚×转账的130万元，姚莉亦称�李天宝个人委托其买画的款项，与北京中侨联无关，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中侨联系本案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李天宝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定本案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为邓伟红，受托人为李天宝，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委托合同的委托事项为邓伟红委托李天宝协调处理案外人胡×宝在香港所涉刑事案件，以达到逃避刑事指控的目的，双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上述委托合同的主要目的非法，依法应认定合同无效，李天宝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200万元，应当返还给邓伟红，但邓伟红起诉主张李天宝赔偿其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该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李天宝主张其已将上述200万元款项中的130万元转给北京中侨联的姚×用于购画，其余70万元用于购买相关人员的机票、食宿以及给付现金，因此，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院酌定邓伟红赔偿李天宝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100万元，上述两项相抵消，李天宝还应返还邓伟红100万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天宝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李天宝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邓伟红100万元；三、驳回被上诉人邓伟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760元、保全费4520元，共计28280元，由上诉人李天宝负担14140元，被上诉人邓伟红负担141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760元，由上诉人李天宝负担11880元，被上诉人邓伟红负担11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杰  晖审判员 李  小  丽审判员 谢    佳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袁旭君（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