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武铁中行再字第00002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敬芳，男，194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顾祖成，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硚口社会保险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陈晖，该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钱淑芳，该处工作人员。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兆阳，该处工作人员。一般授权。
原审第三人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原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一路*号。
法定代理人吕伯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滨，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再审申请人刘敬芳与被申请人武汉市硚口社会保险管理处（以下简称硚口社保处）、原审第三人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电工公司）社会保险行政核准一案，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60号行政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以鄂检民（行）监（2014）42000000304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行抗字第0000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再审申请人刘敬芳及其委托代理人顾祖成，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钱淑芳、李兆阳，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周滨到庭参加诉讼。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抗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硚口区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敬芳（刘敬方）系第三人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武汉电线厂、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退休人员。刘敬芳于1970年7月19日经当时的汉阳县革委会同意，被汉阳造纸厂招收为新工人，1970年10月16日进入当时的武汉电线厂工作。1995年8月与第三人（当时该单位名称为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刘敬芳在工作期间，因身体原因，于1985年8月向第三人提出劳保申请，同年9月，该单位为其办理了劳保手续。1990年3月3日，刘敬芳复工。同年4月2日，刘敬芳再次向单位申请办理劳保。1996年7月，刘敬芳回单位上班。刘敬芳在办理劳保期间，一直在第三人处领取劳保工资。1997年9月7日，刘敬芳申请办理内部退养，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与其签订了职工厂内退休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注明“连续工龄满17年”。2008年，第三人向硚口社保处呈报刘敬芳退休审批表，该表“参加工作后”主要简历一栏中注明“其中本人从85年12月-96年7月办理劳保，97年10月至今内退”。该表背面有刘敬芳书写的“本人已到退休年龄，申请退休”及“申请劳保时间从85年12-95年”的字样。同年6月，硚口社保处根据第三人呈报的刘敬芳退休材料，准予其退休，在核定刘敬芳社会保险待遇时认定其视同缴费年限从1970年7月至1985年11月，共计185个月，实际缴费年限从1996年8月至2008年2月，共计139个月，基本养老金每月941.4元，刘敬芳养老金待遇从2008年3月开始享受，经历年调整，刘敬芳基本养老金现为1337.9元。刘敬芳认为硚口社保处未将其十三年劳保时间认定为缴费年限，导致其养老待遇降低，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硚口社保处重新核定其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并补发2008年3月至今的基本养老金差额。该局武人社复决字（2011）0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硚口社保处核定刘敬芳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的具体行政行为。现刘敬芳仍认为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68年10月，下放工龄应当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同时，1985年12月至1996年7月并不属于劳保时间，也应当计算为缴费年限，遂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2003年11月，刘敬芳向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本案第三人）按每月1000元标准补足其内退生活费待遇及赔偿经济损失。该委作出武劳仲裁字（2004）第65号仲裁裁决，刘敬芳不服，向武汉市硚口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单位调整从1990年2月起的工资待遇，按照与单位职工相同报酬，补发1990年2月起至诉讼时每月300元工资，赔偿精神损失费。硚口区法院作出（2004）硚民一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一、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按403元标准补足刘敬芳2003年11月至2004年8月内退生活费待遇差额；二、自2004年9月起，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按每月276元标准为刘敬芳发放内退生活费；三、驳回刘敬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敬芳不服，上诉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2004）武民终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上述判决第二、三项，变更第一项为由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按每月40.3元的标准补足刘敬芳从2003年9月至判决生效之月止的内退生活费待遇差额。2006年，刘敬芳再次向硚口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赔偿经济损失180000元，补发改革工资、房帖、工龄工资、医疗补贴等，按规定补缴社保。该院（2006）硚民一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刘敬芳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2007）武民商终字第2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决。2008年7月，刘敬芳再次向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武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工资福利损失等，该委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同年9月，刘敬芳向硚口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认定工龄41年，每年按4元补发，共计24年；养老金差额从2008年3月补发至今；房屋补贴从1985年7月补发至今；补发1990年2月至今每月工资差额500元，总额106000元。该院（2008）硚民一初字第8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敬芳的起诉。武汉市中院（2009）武民商终字第2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
武汉市硚口区法院认为，硚口社保处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具有核定企业退休人员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待遇的行政职能。《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武社保（1995）1号）中规定：“……职工患病休养累计满六个月以上仍在医疗期内的，从第七个月起，停止缴纳养老保险费，直至病愈重新上岗工作再继续缴费，中断工作期间不予补缴，也不记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本案中，刘敬芳原始档案中，“招工表”表明刘敬芳是1970年7月经批准被录取为新工人，其学校班主任和驻校工宣队的证明也表明刘敬芳直到1970年才下乡，刘敬芳于1997年9月与单位签订的内退协议书中也表明刘敬芳连续工龄满17年。关于劳保，有刘敬芳的劳保申请，职工调动通知单中也注明了“因病转劳保”，在第三人呈报的企业职工退休条件审批表中，注明“其中本人从85年12月-96年7月办理劳保，97年10月至今内退”，该表背面有刘敬芳注明的申请劳保时间。硚口社保处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根据刘敬芳的原始档案、相关事实根据，依据相关规定核定其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的事实，其行政行为并无不妥。刘敬芳虽认为其于1968年10月至1970年10月下放到汉阳大咀大队，其实际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68年10月，且一直没有享受劳保待遇，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故刘敬芳要求撤销硚口社保处核定其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的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刘敬芳要求判令硚口社保处重新核定其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按规定发放退休金并补发其2008年3月至今的基本养老金差额的诉讼请求亦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一并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判决驳回刘敬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敬芳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本人并未办理劳保，因此1985年9月至1996年7月应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2、即使先忽略是否有劳保，硚口社保处对其视同缴费年限认定也是错误的，少计算13个月。3、本人有2年下放时间，应计算为工龄。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硚口社保处具有办理本辖区内社会保险退休审核等养老保险事务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硚口社保处根据刘敬芳1985年8月至1990年3月，1990年4月至1996年7月期间享受劳保待遇，并在航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领取劳保工资的基本事实，并根据原武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武社保（1995）1号）第二条第3款“职工患病休养累计满6个月以上仍在医疗期内的，从第七个月起，停止缴纳养老保险，直至病愈重新上岗工作再继续缴费，中断工作期间不予补缴，也不计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的规定，核准刘敬芳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的行为并无不当。刘敬芳上诉认为硚口社保处核定其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的行政行为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错误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敬芳主张实际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68年10月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证据证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敬芳向检察机关申诉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七项以及《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医疗期间的前六个月得连续作本企业工龄计算，则自刘敬芳1985年9月至1990年3月，1990年4月至1996年7月期间享受劳保待遇的两次劳保期间起算点起6个月均应计入刘敬芳的连续工龄及社保视同缴费年限，即1985年9月至1986年2月，1990年4月至1990年9月的工龄均应计入。故此，刘敬芳视同缴费年限从1970年7月至1986年2月计188个月，加1990年3月复工1个月，再加1990年4月至9月6个月，共计195个月。硚口社保处将两次劳保期间合并，均不计入连续工龄及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185个月少计10个月，属适用法律错误。依照《关于改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鄂劳社文（2006）169号）的规定，硚口社保处核定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差异直接影响刘敬芳个人养老保险账户的储蓄额度和退休领取的养老金数额。
被申请人硚口社保处辩称：1、刘敬芳1985年9月至1996年7月办理了劳保手续。2、刘敬芳是继续办理劳保，不存在办理两次劳保的问题。3、无法认定刘敬芳1968年10月至1970年6月的下放时间。4、职工办理劳保期间连续工龄计算有相关的政策依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和《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武社保（1995）1号）。5、关于计算刘敬芳的视同缴费年限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政策依据充分，程序合法。
第三人航天电工公司述称，与被申请人意见一致。
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一审判决无异。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申请人刘敬芳的原始档案内容，其招工表、学校班主任和驻校工宣队的情况说明、内退协议书等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刘敬芳于1970年7月被批准录用为新工人。刘敬芳认为其1968年10月下放到汉阳大咀大队，但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下放时间，其学校班主任和驻校工宣队的情况说明表明刘敬芳直到1970年才下乡，因此刘敬芳认为其实际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68年10月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刘敬芳1985年9月办理劳保至1990年2月，1990年4月继续办理劳保至1996年7月，该事实有刘敬芳的劳保申请、职工调动通知单、工资条、企业职工退休条件审批表等证据证实，刘敬芳虽然认为本人没有享受劳保待遇，但不否认曾办理过劳保的事实，其办理劳保的期间不能计算视同缴费年限。至于刘敬芳与第三人关于劳保待遇问题的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且刘敬芳已通过民事诉讼主张了权利。
根据《武汉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武社保（1995）1号）第二条第3款“职工患病休养累计满6个月以上仍在医疗期内的，从第七个月起，停止缴纳养老保险费，直至病愈重新上岗工作再继续缴费，中断工作期间不予补缴，也不计个人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的规定，患病休养累计满6个月以上仍在医疗期的，6个月的患病休养时间应当认定为视同缴费的时间。抗诉机关认为应将刘敬芳自1985年9月至1990年3月，1990年4月至1996年7月期间享受劳保待遇的两次劳保期间起算点起六个月均应计入刘敬芳的连续工龄及社保视同缴费年限，即1985年9月至1986年2月，1990年4月至1990年9月的工龄均应计入，但是刘敬芳没有提供病假条等相关证据证明其患病休养的事实，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敬芳1970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向第三人提出劳保申请，同年9月该单位违规为其办理了劳保手续，刘敬芳的视同缴费年限应当为1970年7月至1985年8月共计182个月，硚口社保处核算刘敬芳的视同缴费年限为1970年7月至1985年11月共计185个月，实质上多计算了3个月。刘敬芳于1990年3月3日复工，同年4月2日再次向第三人申请办理劳保，其复工1个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硚口社保处核算刘敬芳的视同缴费年限虽然未计算复工期的1个月，但之前多计算了3个月，因此未损害申请人的社保权利，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被申请人硚口社保处对申请人刘敬芳作出的社会保险行政核准行为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抗诉机关及再审申请人刘敬芳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60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丽萍
代理审判员 黄志刚
代理审判员 柳 青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陆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