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3民终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云旭，男，1969年2月22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美麟，女，1974年12月2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系张云旭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华，男，1951年12月2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英，女，1949年12月1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系杨建华之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恒，云南畅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与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定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审法院审理确认的事实是:杨建华、王秀英系杨志文的父母，潘晓敏系杨志文之妻(系再婚)。杨志文家在苗寨旁有一栋楼房，从2010年4月起，张云旭家就租住杨志文家该栋房的第四层。2014年6月19日、8月3日、8月8日杨志文分别向张云旭借款2万元、1万元、2万元。后张云旭催要过该款。2015年4月21日早，杨志文夫妇及杨志文之母王秀英到张云旭家所租住杨志文家房屋四楼客厅，与张云旭商量还款之事，但未协商妥当。当时张云旭之妻郭美麟及其子张舜也在家，后王秀英及杨志文先后走掉，而潘晓敏与张云旭仍在交谈，后潘晓敏起身走到阳台时，就看见从楼顶上掉下东西，并听见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后看见才知道是杨志文掉落躺在地上，120急救车到后，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4月23日，武定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4月21日杨志文被发现死亡，经刑侦民警对杨志文尸体体表进行检验，经向死者家属说明相关情况，死者家属对杨志文死亡一事无异议，愿意自行处置尸体。”2015年4月22日，被告方接到原告方电话后，约下午5时许，张云旭夫妇及其子张舜和张云旭的大哥张云福、二哥张云禄共同到张云旭家所租住房，饭后在原告所在村组长的主持下就杨志文死亡之事进行调解，但双方意见不一而一直僵持。后经被告方报警，约22时多武定县公安局民警来到现场(被告方确认来的警察7-8人)，但警察认为双方未造成人身伤害而未予处理并离开，而张云福便随警察一起离开。午夜后，接到电话的郭勇、杨红梅夫妇及郭寿来到现场。后在原告方亲属草拟好协议书后，由郭勇进行抄写，双方一直到4月23日凌晨5时许才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协议上有原告王秀英的签名捺印，该方证明人有杨建明、杨建华及潘晓敏签名捺印；被告张云旭、郭美麟签名捺印，该方证明人有郭勇、张云禄签名捺印。协议书主要内容为：2015年4月21日早10时许，王秀英之子杨志文与张云旭为债务之事致杨志文跳楼自尽，经双方及家属共同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杨志文生前所欠张云旭的一切债务一笔勾销，双方不得再发生一切债权债务纠纷；二、由张云旭补偿丧葬费及老人生活补偿费共计160000元；三、付款时间于2015年4月23日上午12时前付款60000元，余款100000元须于2015年5月23日前一次性付清；四、此协议一式二份，双方签字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因此事任何理由发生纠纷。当天下午3时许，被告方由其亲属张云禄、郭勇给付了原告方60000元。2015年4月30日，杨建华与张云旭又签订了协议，约定5月1日前搬家，且补偿款100000元于5月23日由社区见证付给。协议书上有当时在场及见证人中马社区工作人员郑桂琴及苏建华签名。后因被告方未予付款，而由原告方提出书面申请给中马社区给予解决，社区于同年7月7日召集双方进行调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由原告方提起诉讼，主张其前述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杨志文向被告方借款5万元属实，但是否属于高利贷无相应证据证实。2015年4月21日上午杨志文死亡后，原告及其亲属于4月22日晚饭后到被告家要求协商，并一直僵持到4月23日凌晨5时许才签订了协议，其间被告方确已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后因没有造成人身伤害而未作处理，该情况属实。而协议签订后，被告方于4月23日下午给付了6万元。2015年4月30日，原、被告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再次签订了协议，对剩余的10万元按照第一次协议确定的于2015年5月23日前给付的时间再次予以确认。综上，第一次协议不论基于何种原因签订，但协议签订后，被告方依约履行了给付义务，继而又签订了第二次协议，以此表明被告方对第一次协议的追认。据此被告以协议系受胁迫而签订的辩称自相矛盾，且也无合法有效及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由此被告认为协议系受胁迫签订而应认定为无效的辩解依法不能成立，因而被告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综上所述，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由被告张云旭、郭美麟给付原告杨建华、王秀英10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方承担。
原审宣判后，张云旭、郭美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武定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原审原告杨建华、王秀英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共签订两份协议书，第一份协议书系2015年4月23日签订，而根据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结合全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相关证人证言和武定县公安局110报警记录、公安笔录，可以明确看出，上诉人及家人在2015年4月22日下午4时至23日凌晨5时许，确实被上诉人及其家人限制了人身自由长达13个小时，且当时被上诉人称不签协议就要采取危及上诉人及家人生命的行动，多次逼上诉人不签就从楼上跳下去，上诉人家属张云禄又高血压发作，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如不签订协议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且在当时多次报警，甚至警察到场后都无法处理及二哥张云禄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上诉人及家属随时会被卷入更大的纠纷的情况下才被迫签订了第一份协议，该协议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2015年4月23日下午上诉人按照协议给付了被上诉人6万元，2015年4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再次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对剩余的10万元按照第一次协议确定的2015年5月23日前给付的时间再次予以确定。一审法院就给付事实及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协议认定：“第一次协议不论基于何种原因签订，但协议签订后，被告方依约履行了给付义务，继而又签订了第二份协议，以此表明被告方对第一次协议的追认”。上诉人认为：4月23日凌晨5时，上诉人被迫在被上诉人一方拟好的所谓协议上签字后，本不想支付对方任何现金，无奈在对方威逼恐吓之下，郭勇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而支付了对方陆万元，之后被上诉人多次对上诉人进行威吓，并扣押上诉人的家中财产和奔驰一辆相要挟，被上诉人多次到上诉人店里吵闹威胁。第二份协议系第一份协议的衍生，现己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第一份协议并非出自上诉人的本意，系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且有证据证明第一份协议签订时，上诉人己为此事六次求助过警方处理，但得不到任何帮助，事后上诉人也曾多次向武定公安局领导及政府相关部门求助过，但均未能得到答复，而上诉人在这种求助无门、走投无路、连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向公权力机关求助而得不到公权力机关保护的情况下，只有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履行部分第一次协议给付内容及签订第二次协议，来换取更多的时间拖延，并寻求此事的解决之法。故一审法院在未查清第一份协议是否有效的情况下就认定第二份协议系对第一份协议的追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的协议从签字之时自始至终就是无效的“协议”，一审判决认为第二份协议是对第一份协议的追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作为债权人，被上诉人之子杨志文作为债务人，在杨志文确实欠上诉人张云旭5万元钱的情况下，张云旭向其合法的主张债权，且未动用暴力“逼债”的情况下，杨志文自杀系其自主意识的支配，与上诉人张云旭无关，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的协议都系对杨志文死亡问题的衍生产物，而张云旭作为债权人在无过错的情况下要向债务人家属赔偿16万元，并免除债务人欠其的5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协议内容实属显失公平。现上诉人己经以一审答辩明确表明了自己并不愿意继续履行这份协议，故一审法院判适用的《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系杨志文自杀所引起的赔偿纠纷，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也是以“上诉人到家中逼债过程中杨志文受不了逼迫导致跳楼身亡”。作为他起诉的事实，来要求赔偿丧葬费老人生活补偿款10万元，协议书属于赔偿协议，协议书在本案中应该按照证据来使用，查清杨志文死亡的基础事实更有利于责任的划分和证据的判断，但一审法院却始终未对杨志文死亡是否和上诉人张云旭向其主张债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过审查，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赔偿协议，上诉人到底是在赔偿什么，上诉人认为对这种没有过错却有给付义务的合同更应当谨慎审理基础事实，不能完全按照协议书内容来判决，而一审法院只依据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来判决案件，却不对本案所赔偿的“项目”是否合法合理进行审理，实难让了解此事的人及上诉人信服。故本案应该按照生命权纠纷进行审理。四、杨志文属跳楼自杀身亡，他的死亡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给付义务，上诉人在对方的威逼之下签订的所谓协议，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础事实不清，且依据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建华、王秀英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口头答辩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对于事实部分，本案案由适用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认为原审遗漏了如下事实：张云旭、郭美麟是在杨建华、王秀英及其亲属的威胁逼迫下才签订的协议，在双方商量补偿问题时，被上诉人一方用水瓶、凳子等砸、打上诉人，不准上诉人吃降压药，在上诉人身体支撑不住的时候才被逼签订的《协议书》。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4月23日、4月30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是否是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的真实意思表示。
为支持其主张，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一、检举信一份；二、武定县公安局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一份。两份证据均欲证明上诉人一方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二审中提交由武定县中马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在双方签订第二次协议时以及社区组织双方调解的过程中均心平气和，未发生过激行为，也未恐吓威逼上诉人。
经质证，上诉人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系上诉人张云旭向有关部门举报的书面材料，即系张云旭的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该检举信反映的问题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故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不予采信；证据二系武定县公安局制作的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且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该告知单仅能证实上诉人张云旭的信访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不能证实其签订协议受到胁迫，故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采信。但根据一审张云旭一方申请的证人作证的情况看，虽然证人多为张云旭的亲属，但证人证言叙事方式比较具体，客观从待证事实的不同角度证明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被告方受到人身限制，语言的非难与胁迫才形成了协议，且根据张云旭始终认为杨志文的死亡自己无责任的主观心态，从双方第一次协商协议的时间以及报警情况看，在正常状态下，双方没有必要持续商量十余小时，更无报警必要，故应当认定张云旭一方是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以及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认为其签订协议是受到胁迫，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提交的《证明》系第三方中马社区居委会出具，且在双方签订第二次协议时中马社区也派人参与见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无法证明双方在第一次签订协议时是张云旭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明》的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其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志文向张云旭、郭美麟借款5万元是事实，但无证据证明该借款是高利贷。在杨志文跳楼死亡后，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4月22日晚协商关于杨志文死亡后的赔偿问题过程中，张云旭一方受到杨建华一方及其亲属的胁迫下才签订了协议，且该协议系杨建华一方拟定好后由张云旭一方抄写，按照一般常理，在自愿的情况下不应当由对方拟定协议，故应当认定张云旭、郭美麟2015年4月23日签订协议时受到杨家华、王秀英及其亲属的胁迫，该协议并非张云旭、郭美麟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二，关于双方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协议，从该协议内容上看，与第一次协议一致，在庭审调查中，张云旭称其又签订该协议的原因是杨建华一方将其车辆扣留、住房换锁，致其无法回家取回物品，其迫于无奈才又签订第二份协议，对此杨建华一方也对扣车及换锁的事实认可，且第二次协议内容与第一次协议内容完全一致，若杨建华一方没有扣车及换锁的行为，张云旭一方也无必要再签订一份与第一份协议内容完全一致的协议。因此可以认定双方第二次签订的协议也非张云旭、郭美麟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三，从两份协议产生原因来看，杨志文系自杀身亡，并无证据证明杨志文的死亡与张云旭、郭美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张云旭、郭美麟并不当然的具有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的义务，因此，两份协议的产生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原因，且该协议中张云旭、郭美麟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不符合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应对等的原则，显失公平，故杨建华、王秀英依照该协议取得财产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判处不当，上诉人张云旭、郭美麟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定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500元，由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承担；二审诉讼费600元，由被上诉人杨建华、王秀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刘文亮
审判员 李发连
审判员 速 力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记员 Ｘ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