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9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王锦荣，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莹，公司法务，联系地址。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文龙，广东智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杰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学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芬，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韫，广东银德律师事实习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杰伟、李学敏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楼民初字第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鑫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梁杰伟、李学敏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和鉴定费由梁杰伟、李学敏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重新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存在程序违法。启动重新鉴定时，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各方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径直采取公开摇珠方式选定鉴定机构，从未告知公开摇珠的时间，也没有通知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样本进行采样。综上，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讲，假如鉴定不存在程序违法，但该鉴定结论对案件审理也没有意义。虽然鉴定结论认为送检的《房地产分户图》上“2013.1.22”笔迹不是“梁杰伟、李学敏”同一人所写，但这并不能证明该分户图上的梁杰伟、李学敏的签名不是其本人在2013年1月22日签署。二、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2月19日至2013年5月1日鑫隆公司逾期办证70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梁杰伟、李学敏作为涉案房屋的
买受人，提交办证所需资料是其合同义务，涉案房屋存在面积差异的事实，但梁杰伟、李学敏却以各种理由拒交面积差异款。鑫隆公司多次发函要求梁杰伟、李学敏补缴面积差异价款和税费等费用，但梁杰伟、李学敏拖延至2014年1月19日才补缴面积差异款，致使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迟迟未能办妥。三、一审法院酌定鑫隆公司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2014年1月11日承担怠于履行相关协助办理房地产登记义务，进而做出鑫隆公司支付迟延办证违约金62121.7元，认定事实错误。梁杰伟、李学敏向我方邮寄的《关于<协助办理房地产权证的催告函>的回复函》没有回复人的签名，也没有涉案房屋的房号，无法得知该函件由何人做出，鑫隆公司也从未收到该回复函，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错误。退一步讲，即便鑫隆公司收到该回复函并进行磋商，这个阶段也属于各方磋商过程，因此造成迟延办证，鑫隆公司对此不应承责。面积差异契税、查册证明及《唯一住房诚信保证书》均为办证所需资料，梁杰伟、李学敏迟至2014年1月19日才交齐上述资料，也应承担迟延办证的责任。
被上诉人梁杰伟、李学敏答辩称：两次笔迹鉴定，主要是针对附图上所署的时间到底是否梁杰伟、李学敏所签署，当时一审法院通过摇珠选定了鉴定机构，但是由于所鉴定的是阿拉伯数字，鉴定中心作出了一个倾向性的鉴定结论，倾向认定为业主李学敏的笔迹。因为这个笔迹确实不是李学敏的，当时跟李学敏一起前往鑫隆公司处的还有其他两户业主，当时三个业主签订的合同均被鑫隆公司进行了伪造或篡改，其余相关的两业主也申请了笔迹鉴定，且鉴定结果是笔迹进行了篡改。因为上述鉴定结论是倾向性的，梁杰伟、李学敏亲自前往该鉴定中心征询专家意见并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补充鉴定的意见，其后我方了解该鉴定中心没有该鉴定资质的，于是我方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选择鉴定机构。一审法院于是摇珠确定了另一家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出具了最终的阿拉伯数字的鉴定结论。我方认为本次鉴定一审法院程序准确，而且以该份鉴定报告是确定性意见，证实了手写体阿拉伯数字“2013.10.22”并非梁杰伟、李学敏所签署，鑫隆公司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也因此推翻了鑫隆公司所述在2013年1月2日所告知我方房屋存在面积差的事实。关于一审法院认定2013.2.19-2013.5.1鑫隆公司逾期办证70日的问题，一审法院对于鑫隆公司存在逾期办证的事实是正确的。我方认为应当从实际交楼之日2012年5月8日起计算逾期办证违约金，故此阶段鑫隆公司逾期办证时间为98天，而非一审认定70天，这段时间计算的违约金为65488.5元。依据双方合同约定，鑫隆公司作为开发商应该一次性如实告知梁杰伟、李学敏为办理产权证所需提交的材料和应当缴纳的费用。鑫隆公司未告知、告知不完整或不准确，致使我方未提交上述材料引发的责任应该由其自行承担。
2013年8月1日，梁杰伟、李学敏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判令鑫隆公司立即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向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并无条件将办妥后的《房地产权证》交付给梁杰伟、李学敏；2、判令鑫隆公司向梁杰伟、李学敏支付逾期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违约金（按涉案房屋总房价1350472元每日0.05％的标准计付，自2013年1月23日起计至2014年3月5日止，为2748822.68元）；3、判令鑫隆公司向梁杰伟、李学敏支付因占用梁杰伟、李学敏的办证费、契税等费用的利息（以20545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5月8日起计至2014年3月5日止，为2493.28元）；4、鑫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鑫隆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表示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曾口头协商约定，如因《商品房预售合同》及相关附件引起争议，需提请广州仲裁委员会先行仲裁，故本案不应由番禺区人民法院管辖。关于鑫隆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一审院经查并认为，根据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规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1、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鑫隆公司认为双方口头约定发生争议先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而就此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一直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梁杰伟、李学敏亦不予确认。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鑫隆公司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鑫隆公司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梁杰伟、李学敏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梁杰伟、李学敏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因商品房预售合同发生纠纷，双方在书面合同中亦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并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而本案鑫隆公司住所地及涉案争议房产均在广州市番禺区，属于一审法院管辖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于2013年8月29日裁定驳回鑫隆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鑫隆公司不服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6日以（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鑫隆公司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鑫隆公司是一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法人。2011年11月3日，梁杰伟、李学敏（作为买方、乙方）与鑫隆公司（作为卖方、甲方）签订了一份《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111106123），合同订明，梁杰伟、李学敏所购商品房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东环路123号6座（6座）606房，该商品房建筑面积共129.74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11.91平方米，房价总金额为1336500元。付款方式为按揭贷款方式付款。其中合同第八条关于付款方式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按下列第3种方式支付房款：……；3、按揭贷款方式付款，首期款自本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5日内（不超过5日）支付全部房价款的60.34%，806500元，剩余530000元须于2011年11月23日前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并按照按揭方式付款；甲方代理乙方办理按揭手续，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并支付首期款后1日内，将申请银行按揭贷款需由乙方提供的证件资料交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人”。其中合同第十一条关于预售合同备案确认和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约定：“双方约定按以下第1种方式预售合同备案确认和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1、甲乙双方共同办理，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不超过30日），持本合同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售合同备案确认和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2、乙方委托甲方办理……”其中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甲方应当在2012年6月1日前将作为本合同标的物的房屋交付乙方使用，甲方向乙方交付房屋时，应当向乙方发出收楼通知书，……”其中合同第十八条关于面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约定：“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面积与用于产权登记的实测面积有差异的，以实际面积为准”。其中合同第二十一条关于产权登记约定：“甲方应在该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之日起90日内，申请该商品房项目的房地产初始登记。双方约定按以下第1种方式为乙方办理《房地产权证》：1、甲乙双方共同办理，甲乙双方应当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180个工作日内（不超过180个工作日）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2、乙方委托甲方办理……”其中合同第二十二条关于延迟办理产权登记的违约责任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办理产权登记的，如甲方未履行相关义务造成甲乙双方不能按合同第二十一条约定期限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的，甲方应自逾期之日的次日开始。每日按该商品房总价款0.05%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三点约定关于合同第八条“付款方式”修改、增补为：“由甲方代理乙方办理按揭手续，乙方应当在双方约定签订本合同即补充协议时间前向甲方提供办理按揭贷款全部有效证件资料，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付款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房价款余额，逾期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依据合同第十条及本补充协议第四条相关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1、未按时办理按揭手续”；第十一点约定关于合同第二十一条“产权登记”修改、增补为：“（一）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据实顺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并不承担违约责任：1、乙方未能付清全部房价款、《认购商品房付款确认书》约定应缴纳的费用、面积差异房价款或因违约产生的违约金等；2、乙方未能自接获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自行到甲方售楼部向甲方领取申请办理产权转移登记须由甲方盖章及提供证件资料的、提交办理产权转移登记需要由乙方提供的全部证件资料并签署有关文件……”
梁杰伟、李学敏签署合同后按约定的按揭贷款付款方式向鑫隆公司给付了所有房款。梁杰伟、李学敏于2012年5月8日办理了收楼手续，并于当天向鑫隆公司缴交了办理房产证所需的办证费499元及契税20048元，同日鑫隆公司出具了《收据》两张给梁杰伟、李学敏。后双方因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而发生纠纷，双方经协商不成，梁杰伟、李学敏遂将鑫隆公司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另查明，鑫隆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通过邮政挂号方式向梁杰伟、李学敏邮寄《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通知梁杰伟、李学敏就涉案房屋办证前须提交资料、应缴纳费用及办证收件时间为2013年3月27日至4月8日，并提示房款（含面积差异款、税费等）如未缴清则办证期限相应顺延。梁杰伟、李学敏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该通知没有附《房地产分户图》及告知面积差异款和计算方式。鑫隆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向梁杰伟、李学敏出具一份《鑫隆世家办证收件回执》，确认收取了梁杰伟、李学敏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身份证》、《户口本》、《婚姻证明》、房款发票等办证资料。鑫隆公司于2013年4月20日通过邮政挂号方式向梁杰伟、李学敏邮寄《关于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通知》，通知梁杰伟、李学敏涉案房屋实测面积结果及办理面积差异手续事宜，并提示须在2013年4月30日前补交面积差异款及税费。梁杰伟、李学敏对此予以认可，并确认收到时间为4月25日，但认为该通知没有提及该面积差补款的计算依据、方式。
梁杰伟、李学敏提交由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楼支行出具的《单位现金业务凭证》、《业务凭证》，以证明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7月8日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鑫隆公司账户95×××38补交上述面积差异款13972元。
一审庭审时，鑫隆公司提交了《房地产分户图》、关于面积差异的《协议书》及补款发票，以证明梁杰伟、李学敏早于2013年1月22日即确认涉案房屋存在面积差异补款，却恶意拖延至2014年1月19日才支付差异款及签署面积差异的《协议书》，因此须承担违约责任且办证期相应顺延。对此梁杰伟、李学敏不予确认，其认为在《房地产分户图》上所签署的日期“2013年1月22日”并非梁杰伟、李学敏所签，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7月8日才第一次看到并签订了分户图
鑫隆公司提供《房地产权证》、《房地产分户图》，以证明鑫隆公司已于2014年3月7日办理了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双方同意因购房产生的权利义务终结并互不追究。梁杰伟、李学敏对此确认已于2014年3月7日办理了《房地产权证》。
一审诉讼中，梁杰伟、李学敏于2014年5月16日申请对《房地产分户图》上手写体“2013.1.22”是否梁杰伟、李学敏本人所写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通过摇珠确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文书司法鉴定。2015年1月19日由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粤天正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219号）中的鉴定意见载明：“1、检材《房地产分户图》上‘2013.1.22’笔迹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梁杰伟’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倾向认为检材《房地产分户图》上‘2013.1.22’笔迹与委托人指定样本上的‘李学敏’笔迹是同一人所写。”梁杰伟、李学敏对上述鉴定意见的第二点有异议，认为‘2013.1.22’并不是李学敏本人书写，遂申请在提供更多检材的情况下进行补充鉴定。鑫隆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无异议。后梁杰伟、李学敏以原鉴定机构不具备对数字进行鉴定的合法资质为由，要求重新摇珠决定鉴定机构。故一审法院重新摇珠确定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鉴定机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4月27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广测[2016]文鉴字第29号）中的鉴定意见载明：“送检的《房地产分户图》中的右侧手写体日期‘2013.1.22’笔迹不是李学敏本人所写”。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梁杰伟、李学敏无异议。鑫隆公司则认为在重新鉴定的程序中，重新摇珠确定鉴定机构的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而鑫隆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才收到法院相关的通知函件，未能出席相关的摇珠程序，认为该重新鉴定存在程序上的瑕疵。
一审诉讼中，鑫隆公司当庭将涉案的两本《房地产权证》交付给梁杰伟、李学敏，梁杰伟、李学敏当庭撤回本案的第一项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提供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收据》、由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楼支行出具的《单位现金业务凭证》、《业务凭证》、《房地产分户图》、《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房地产权证》、《鑫隆世家办证收件回执》、《银行交易凭证》、《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由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由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梁杰伟、李学敏（买方）与鑫隆公司（卖方）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鑫隆公司作为案涉商品房出卖方负有向作为买受人的梁杰伟、李学敏按时交付约定商品房并协助商品房买受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义务，梁杰伟、李学敏作为商品房买受人则负有向鑫隆公司履行支付对价款及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并缴纳相关费用的义务。鑫隆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协助商品房买受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时，理应履行告知买受人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并缴纳相关费用的义务。
本案中，从双方履行合同过程的情况看，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可知，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之间争议的焦点在于，鑫隆公司是否存在迟延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及梁杰伟、李学敏迟延缴交面积差异款是否可免除鑫隆公司继续履行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证的义务。
依据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合同虽约定为共同办证，但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证是鑫隆公司的基本合同义务，在梁杰伟、李学敏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并缴纳相关费用后，鑫隆公司应当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180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梁杰伟、李学敏主张鑫隆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才向其发出办证通知，其亦于同年3月27日按鑫隆公司要求提交了办证所需的全部资料。梁杰伟、李学敏认为，鑫隆公司告知其提交办证所需资料并缴纳相关费用的义务已超出合同约定的180个工作日，即于2013年1月22日前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故鑫隆公司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每日按涉案商品房总价款1350472元0.05％的标准计付违约金。对此，鑫隆公司不予认可，认为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1月22日签字确认《房地产分户图》时，已知悉涉案房屋存在的面积差异补款，梁杰伟、李学敏拖延支付面积差异款，故上述办证期限应当顺延。经查，鑫隆公司以《房地产分户图》上梁杰伟、李学敏的签署日期2013年1月22日为告知了梁杰伟、李学敏涉案商品房面积差异款的计算依据，但由于鑫隆公司提供的该《房地产分户图》经鉴定确认该落款日期“2013.1.22”并非梁杰伟、李学敏所书写，鑫隆公司作为该证据的提供方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中，鑫隆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发出《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及《房地产分户图》告知梁杰伟、李学敏办理产权证须提交资料和应缴费用（含面积差异款、契税等），并明确如未缴清上述款项办证期限相应顺延。但鑫隆公司所寄送的《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中，未有提及涉案房屋实测面积结果及须办理计价面积差异手续，且双方及后签署的《办理房产证须知》、《鑫隆世家办证收件回执》中亦未有上述内容，鑫隆公司直到2013年4月23日向梁杰伟、李学敏寄发《关于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通知》时，才告知涉案房屋实测面积结果及须办理计价面积差异手续，并要求梁杰伟、李学敏须在2013年4月30日前补交上述加计面积差异款及税费。对此，梁杰伟、李学敏确认于2013年4月25日收到该通知，并认为是鑫隆公司第一次通知其存在面积差异款及具体数额，但称鑫隆公司在通知里没有提供该款项的计算依据，认为相应计算依据《房地产分户图》是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7月8日前往鑫隆公司时才向梁杰伟、李学敏出具的，而鑫隆公司认为梁杰伟、李学敏所签署的《房地产分户图》日期应为2013年1月22日的主张也被鉴定结论所推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商品房存在面积差异款及实际补款数额，应以梁杰伟、李学敏确认在2013年4月25日收到鑫隆公司寄发《关于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通知》为宜，理由是该通知载明的实测套内建筑面积、需补房价款与房管部门经测量出具的《房地产分户图》相一致，且与梁杰伟、李学敏及后向鑫隆公司补交的款项相同。因此，梁杰伟、李学敏以鑫隆公司未告知并提供该商品房面积差异款的计算依据为由拒绝补交的主张不成立，鑫隆公司据此从梁杰伟、李学敏逾期补交面积差异款之日(即2013年5月1日起)行使顺延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不应承担迟延办证的违约责任。
关于梁杰伟、李学敏要求鑫隆公司支付迟延办证违约金。依据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合同约定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180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且根据双方在签订涉案合同当日所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同意，虽然鑫隆公司提前将该商品房交付梁杰伟、李学敏使用，但鑫隆公司为梁杰伟、李学敏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起计时间仍按原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的房屋交付时间起计。”故鑫隆公司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之日（2012年6月1日）起180个工作日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即鑫隆公司应于2013年2月19日前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证，并取得房地产登记机构的办证递件回执。但鑫隆公司由于自身原因延迟至2013年4月23日才向梁杰伟、李学敏寄发《关于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通知》，并要求梁杰伟、李学敏于同年4月30日前补交该款，故至2014年5月1日止，鑫隆公司已逾期办证70日。而根据梁杰伟、李学敏提交的由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业务凭证》可知，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7月8日才向鑫隆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补交面积差异款13972元，故梁杰伟、李学敏要求鑫隆公司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三条之约定按商品房总价款每日0.05％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其中的46777.5元（商品房总价款1336500元×0.05％×逾期天数70日）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在梁杰伟、李学敏补缴面积差异款项之后，双方因就签署房屋面积差异处理的《协议书》产生分歧，双方就个别条款多次进行协商，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9月4日向鑫隆公司寄送《关于<关于协助办理房地产权证的催告函>的回复函》中明确表示，梁杰伟、李学敏从未拒绝签署此类《协议书》，但就其中第四条涉及延迟办证等问题的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而该修改意见也与双方最终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致，应视为双方就签订《协议书》达成合意。鑫隆公司应自收到上述《回复函》后的一个月内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理房地产权证，若超过上述期限则应视为怠于履行相关协助办理房地产登记义务。由于双方无法确定明确的收件时间，故一审法院酌定2013年9月5日至2013年10月12日为鑫隆公司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理房地产登记的合理期限。后梁杰伟、李学敏又就办证事宜于2014年1月8日再次寄送《律师函》给鑫隆公司，双方直至2014年1月12日才最终签订涉案《协议书》。故一审法院酌定鑫隆公司应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2014年1月11日（共92天）承担怠于履行相关协助办理房地产登记义务，迟延办证的违约责任，故梁杰伟、李学敏主张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三条之约定按商品房总价款每日0.05％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诉求，其中的62121.7元（商品房总价款1350472元×0.05％×逾期天数92日）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按照涉案合同约定，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双方选择以双方协助的形式办理房地产权证，梁杰伟、李学敏亦有协助办理产权登记的义务。梁杰伟、李学敏在签订《协议书》于2014年1月19日后补缴房屋面积差异部分的契税以及向鑫隆公司提供《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唯一住房诚信保证书》等办理产权登记的必要材料，而房地产权登记机构于2014年3月7日向梁杰伟、李学敏核发房地产权证，上述期间应视为鑫隆公司协助梁杰伟、李学敏办理产权登记的合理期限，故对于梁杰伟、李学敏主张鑫隆公司承担此期间迟延办证的违约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梁杰伟、李学敏要求鑫隆公司支付因占用其已交纳的办证费、契税等费用的利息（以20545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5月8日起计算至房管部门受理房屋的产权过户和登记手续收件之日止）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梁杰伟、李学敏向鑫隆公司缴交的办证费、契税等费用是合同签订时双方基于鑫隆公司协助办证以及代缴契税所达成的合意，合同中并无约定鑫隆公司如迟延协助办证须支付占用上述费用的利息，且鑫隆公司如前所述需按商品房价款总款1350472元每日0.05％的标准赔偿延迟办证违约金，足以弥补梁杰伟、李学敏的实际损失，故梁杰伟、李学敏主张上述利息损失的请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鉴定费用10440元承担问题。梁杰伟、李学敏、鑫隆公司在诉讼中对《房地产分户图》中的时间“2013.1.22”是否为梁杰伟、李学敏所签署争议是知悉的，并可预见相关鉴定会产生一定费用，鑫隆公司一直主张上述时间为梁杰伟、李学敏所签署，但经鉴定，已认定上述时间并非梁杰伟、李学敏所书写。另，鑫隆公司认为在重新鉴定的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经查，一审法院在重新摇珠确认鉴定机构前，通过寄送快递、短信息及电话确认的方式通知摇珠时间，鉴定程序并未违法相关法律规定。综上，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10440元应当由鑫隆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鑫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梁杰伟、李学敏支付延迟办证违约金108899.2元；二、驳回梁杰伟、李学敏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66元、鉴定费10440元。由鑫隆公司承担其中受理费880元、鉴定费10440元，余下受理费586元由梁杰伟、李学敏承担（该款梁杰伟、李学敏已向一审法院预交）。
本院经二审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另查明：梁杰伟、李学敏一审中另提供了以下证据：关于《关于协助办理<房地产权证>的催告函》的回复函，以证明梁杰伟、李学敏于2013年9月4日向鑫隆公司发函回复：1、在获知我方需补缴房款后，我方马上主动办理了补缴后续；2、我方多次主动向贵司提出交纳补缴房款的契税款，但贵司一直决绝收取；3、我方从未拒绝签署关于房屋面积差异处理的《协议书》，我方在贵司售房部办理补缴房款时已明确向贵司提出了我方对《协议书》的修改意见，如果能将原《协议书》的第四条修改为：本协议为处理甲乙双方就该物业产权面积差异的最终协议，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就该物业产权面积差异向对方提出超出本协议的其他要求或主张，但房屋质量的保修责任将按国家法律规定继续承担，我方随时愿意签署；4、贵司一直未通知我前往房管查册，如因查册导致房产证延迟办理，贵司责无旁贷。《律师函》一份，证明梁杰伟、李学敏于2014年1月8日向鑫隆公司发函就办证相关事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录音资料、收据及协议书，证明双方于2014年1月12日才达成一致意见，2014年1月19日才正式办齐办证手续。
一审庭询中，鑫隆公司对梁杰伟、李学敏寄出了关于《关于协助办理<房地产权证>的催告函》的回复函一事并无异议，只是对该函的关联性和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由于原鉴定单位不具备对数字进行鉴定的合法资质，一审法院重新摇珠并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鉴定所对涉案《房地产分户图》上的“2013.1.22”笔迹进行鉴定，符合法定程序，本院予以支持。鑫隆公司以一审法院没有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司法鉴定机构，没有提前通知其参加摇珠过程，沿用原来的检材且没有通知其进行鉴定样本采用为由，主张涉案鉴定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虽上述鉴定过程存在程序瑕疵，但上述瑕疵并不足以影响鉴定结论，故鑫隆公司以鉴定程序违法主张不能将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鑫隆公司主张其在《房地产分户图》出具后，已经告知梁杰伟、李学敏补缴面积差异款以便办理房产证，并且与2013年3月22日、4月23日向梁杰伟、李学敏发出了《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和《关于商品房面积差异处理的通知》，故一审法院认定鑫隆公司在2013年2月19日至2013年5月1日逾期办证错误。对此，本院认为，鑫隆公司2013年3月22日发出的《办理房地产权证的通知》中没有提及涉案房屋实测面积结果，故鑫隆公司不能以此主张其有权迟延办证，一审法院根据鑫隆公司2013年4月23日所发的函件通知梁杰伟、李学敏在2013年4月30日前补缴面积差异款和税费的内容，认定鑫隆公司在2013年2月19日至2013年5月1日期间应承担迟延办证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鑫隆公司主张一审认定其自2013年10月12日起来至2014年1月11日怠于履行办理房地产登记义务错误一节。因梁杰伟、李学敏已经于2013年9月4日向鑫隆公司寄发《关于<关于协助把你房地产权证的催告函>的回复函》，鑫隆公司应本着积极解决争议的态度尽快对该回复函作出回应，但鑫隆公司直至2014年1月12日才与梁杰伟、李学敏签订涉案《协议书》，且其期间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有对梁杰伟、李学敏的上述发函作出回应，故一审法院酌定从梁杰伟、李学敏寄发该函件一个月后即2013年10月12日起计鑫隆公司迟延办证的违约责任，并计至2014年1月11日，合情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鑫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16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民
审判员 蔡培娟
审判员 谭红玉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马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