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9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天辉，男，1966年4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超，北京市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回龙观张国英商贸中心，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
经营者：张国英，男，1963年5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仁明，北京市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阳上安家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阳市北关区东风路56号（豆腐营办事处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保民。
上诉人袁天辉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回龙观张国英商贸中心（以下简称商贸中心）、原审被告安阳上安家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08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天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5）通民（商）初字第08188号民事判决，改判袁天辉不支付商贸中心918870元货款以及补偿金324325.38元，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商贸中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袁天辉已经给付商贸中心1555660元，付清了所有货款；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鉴定结论已经认定2013年6月14日的收据为张国英本人签署，不应该判袁天辉再付货款。
商贸中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袁天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上安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商贸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天辉给付商贸中心货款918870元；2、袁天辉给付商贸中心补偿金（截至2015年4月17日为45万元，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5年4月17日止，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为478731元，但商贸中心仅主张45万元；以918870元为基数，以日千分之一为计算标准，自2015年4月1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上安公司对上述货款和补偿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袁天辉与上安公司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2013年，袁天辉（需方、甲方）与商贸中心（供方、乙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位于河南浚县小河镇美景丽城工地供应木方、木板、模板等材料，并约定了货物的规格和单价，合同期限为甲方收到乙方货物起至货款付清日止；乙方分批提供货物，甲方提前两天通知乙方，每批所需的规格、数量甲方需代办运输，乙方按量送到甲方地点；验收方式以当场过数数量为准，经双方经办人办理提货手续，甲方应指定项目经理与材料员签字认可，接货人员验收签字生效；付款方式为需方指定施工现场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首付清货款80%，余款120天付清货款；甲方不能按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货款的，甲方应承担拖欠货款每日总金额的千分之二作为补偿金；担保人保证需方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期限2年，从需方应付清货款日开始计算。袁天辉在甲方盖章处签字，乙方盖章处加盖商贸中心公章，并有经营者张国英签字，担保方加盖上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王社霞签字，王社霞为上安公司股东。《购销合同》需方处原来填写的是森源公司，后袁天辉将森源公司的名称划掉，改成袁天辉的名字。《购销合同》中“担保人保证需方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期限2年，从需方应付清货款日开始计算”为手写，商贸中心称为袁天辉书写，袁天辉对此不予认可，但其明确表示对此不申请鉴定。
《购销合同》签订后，商贸中心依照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自2013年5月14日至2013年7月10日向袁天辉供应木方、模板等材料共计1425624元。
袁天辉称其为森源公司的负责人，因为商贸中心提交的入库单中加盖了森源公司的项目业务专用章，故袁天辉系职务行为，但其称其与森源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亦不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商贸中心签订《购销合同》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其对于商贸中心供货的金额并不清楚，因为其并不负责结算，而是工地上的结算人员负责，工地上的结算人员最初想要挂靠森源公司，但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后来挂靠在上安公司名下，但是也未与上安公司签订书面的合同；商贸中心的木方、模板货款袁天辉已经支付完毕，且存在超付的情形，故商贸中心起诉主张货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袁天辉为了证明其已经支付完毕木方、模板货款，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3年6月14日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小河镇美景丽城1#5#7#9#预付木方模板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伍仟陆佰陆拾零元零角零分（￥1555660）。注：北京市回龙观张国英商贸中心”。该收款收据下方收款处签有“张国英”字样，并捺有指纹。被告袁天辉称收款收据的内容为其本人填写，张国英在收款收据下方签字并捺印。2、上安公司浚县分公司2017年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今证明我公司于2013年6月-12月分次向袁天辉支付过工程款，其中有现金”。3、收据两张，收款人为袁天辉，内容为2013年8月29日收到上安公司工程款100万元，2013年9月24日收到上安公司工程款240万元。袁天辉称其向商贸中心预付的木方和模板款1555660元均系现金方式支付，并未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木方和模板货款。
商贸中心对于袁天辉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称袁天辉一共支付过三笔货款，均为转账方式支付；每次支付货款后袁天辉就要求张国英在收款收据下方签字并捺印，但张国英签字捺印时收款收据的上方为空白的，均为袁天辉后期自行书写；2013年6月3日入库单背面书写有“其中有贰拾万预付款未扣除”，系袁天辉书写，因袁天辉在2013年5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木方和模板货款20万元。经一审法院询问，袁天辉否认2013年6月3日入库单背面书写有“其中有贰拾万预付款未扣除”系其本人书写，但其明确表示并不申请鉴定。
另查，双方在签订《购销合同》对于木方和模板供货进行约定的同时，商贸中心与袁天辉还存在钢材供货的业务往来，2013年5月24日至2013年7月13日，商贸中心向袁天辉供应钢材共计1943247.01元。袁天辉于2013年5月24日向张国英转账20万元，于2013年8月20日向张国英转账45万元，于2013年9月24日向商贸中心经营者张国英转账180万元。现商贸中心与袁天辉均认可钢材货款袁天辉已经支付完毕。
现商贸中心要求袁天辉支付货款918870元，并要求袁天辉自2013年11月11日起支付补偿金，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日千分之二，现商贸中心要求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补偿金。袁天辉抗辩商贸中心主张的补偿金计算标准过高，要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上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确定；二是袁天辉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本案的货款。
关于《购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确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商贸中心提交的《购销合同》，一开始需方处填写的是森源公司的名称，但后来袁天辉将森源公司划掉，改成袁天辉，说明袁天辉明确表示以自己的名义与商贸中心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其次，虽然商贸中心提交的入库单上加盖森源公司的项目业务专用章，但是经商贸中心向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该项目业务专用章在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并无备案；再次，根据商贸中心提交的建设银行查询回单以及工商银行查询回单来看，袁天辉向张国英转账支付的款项均系从袁天辉本人的账户中支出，并非森源公司支付货款的相关证据；最后，袁天辉称其系职务行为，代表森源公司签订合同，系森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但其并未与森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森源公司之间的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无法认定袁天辉系代表森源公司签订合同，《购销合同》的双方应为商贸中心与袁天辉。商贸中心与袁天辉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购销合同》签订后，商贸中心依照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供应木方、模板的货款经本院核算后为1425624元。
关于袁天辉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本案诉争货款的问题。袁天辉抗辩称其已经全部支付本案诉争货款，且存在超额支付的情形。袁天辉提出上述抗辩的主要依据为2013年6月14日的收款收据。虽然该收款收据下方收款人处张国英的签字以及指纹经鉴定为张国英本人书写和捺印，但是收款收据主文的内容均为袁天辉书写。袁天辉提交该收款收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其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需要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经将1555660元预付木方和模板货款支付商贸中心的事实。袁天辉称1555660元货款均系现金支付，并提交上安公司浚县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安公司浚县分公司于2013年6月至12月分批次向袁天辉支付过工程款，部分为现金支付，袁天辉还提交其受领工程款的收据，证明其于2013年8月28日收取工程款100万元，2013年9月24日收取工程款240万元。商贸中心对此均不予认可，称袁天辉从未以现金方式支付过货款，均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安公司经一审法院多次邮寄、电话传唤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但其分公司却为袁天辉出具证明证明上安公司曾向袁天辉支付过工程款，袁天辉与上安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上安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袁天辉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明不予采信；其次袁天辉提交的两份工程款收据日期为2013年8月28日与2013年9月24日，均晚于收款收据出具的日期，故袁天辉提交的两份工程款收据即使真实，也并非收款收据中的1555660元，袁天辉提交的两份工程款收据不能证明其实际上向商贸中心现金支付货款1555660元的事实；再次商贸中心提交的2015年5月26日通话录音袁天辉不认可，称无法确定为袁天辉本人的声音，但其表示对于录音并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于商贸中心提交的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袁天辉在录音中称尚欠木方和模板货款，并要求商贸中心直接起诉上安公司。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5月26日，与袁天辉提交的收款收据互相矛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收款收据中张国英的签字的手印真实，但袁天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足额支付本案诉争木方和模板货款，故一审法院对于袁天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商贸中心与袁天辉在进行木方和模板业务往来的同时，双方之间还存在钢材买卖合同，且双方一致确认钢材款已经支付完毕。钢材货款共计1943247.01元，袁天辉分三次共支付货款245万元，商贸中心主张245万元扣除钢材款1943247.01元后剩余款项506752.99元系支付本案木方和模板货款，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木方模板货款1425624元扣除506752.99元后尚欠货款为918871.01元，现商贸中心主张918870元，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购销合同》约定付款期限为首付清货款80%，余款120天付清，否则袁天辉应当支付补偿金。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补偿金系因袁天辉未能按时支付货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故补偿金属于违约金的性质。商贸中心主张从最后一次送货2013年7月10日计算120天起计算补偿金，一审法院经核算后应自2013年11月8日起计算，现商贸中心主张自2013年11月11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商贸中心主张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主张补偿金，袁天辉抗辩补偿金标准过高，要求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商贸中心主张自2013年11月11日至2015年4月17日的补偿金45万元，一审法院经核算后为324325.38元，对于商贸中心主张过高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袁天辉应自2015年4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918870元未给付金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为计算标准向商贸中心支付补偿金。
关于上安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上安公司在《购销合同》担保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上安公司股东王社霞在担保方处签字，应视为上安公司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购销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上安公司的保证方式，故上安公司在《购销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案中，商贸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购销合同》中备注处载明“担保人保证需方按合同约定履行，担保期限2年，从需方应付清货款日开始计算”，商贸中心称为袁天辉在本案起诉之前书写，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袁天辉否认备注载明的内容为其本人书写，但其并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备注处载明的内容为袁天辉书写。袁天辉提交的《购销合同》中备注处并无手写内容，综合双方提交的购销合同和商贸中心陈述的备注处手写内容的书写时间可以推断上安公司在担保方处签章时并没有在备注处手写内容。应视为上安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作为债权人的商贸中心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并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上安公司与商贸中心并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则商贸中心应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上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商贸中心自2013年5月14日至2013年7月10日持续向袁天辉供货，故应自最后一次送货次日起算主债务履行期限。《购销合同》约定余款收货之日起120天付清货款，则袁天辉应于2013年11月8日前付清全部货款，故应自2013年11月9日开始计算保证期间，故商贸中心应在2014年5月8日前要求上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商贸中心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且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在保证期间向上安公司主张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出现保证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上安公司的保证责任免除，商贸中心无权要求上安公司对货款和补偿金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袁天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商贸中心货款918870元；二、袁天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商贸中心补偿金324325.38元（以91887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为计算标准，自2013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2015年4月17日）；三、袁天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英商贸中心补偿金（以918870元未给付金额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为计算标准，自2015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驳回商贸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袁天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袁天辉是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袁天辉为合同主体承担法律责任错误；2.工程材料结算单，用以证明施工内容以及价款已经结清，一审法院认定数额有误；3.收据（上安公司），用以证明上安公司支付给袁天辉工程款及材料款。合同主体是上安公司，一审法院无权判袁天辉承担责任；4.工程施工全承诺书，用以证明工程开发商为上安公司，袁天辉代表森源公司签订承诺书。一审法院认定袁天辉个人承担法律责任错误；5.基础结构工程报告及地基验槽记录，用以证明合同开发商为上安公司，施工方为森源公司，一审法院无权认定袁天辉承担责任；6.收据，用以证明出具的收据是在2013年9月份写的，并且张国英确认收到款项，一审判决袁天辉再次支付属于误判；7.转账记录，用以证明转账给张国英245万元。商贸中心对袁天辉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称：不予认可证据1-6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袁天辉签署《购销合同》是否是职务行为；2.袁天辉是否已向商贸中心足额支付案涉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袁天辉主张其签署案涉《购销合同》系因职务行为。商贸中心对此不予认可。就袁天辉是否因职务行为签署《购销合同》，经审查，一方面，袁天辉未能提供其与森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亦未能就其与森源公司之间的关系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袁天辉虽然在二审期间提交盖有“河南省森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森源公司对其进行授权，但商贸中心对此不予认可。且上述授权委托书未对案涉《购销合同》的签署予以明确授权，上述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日期亦晚于《购销合同》签订的日期。综上，袁天辉主张其签署《购销合同》是履行森源公司的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袁天辉主张其已向商贸中心足额支付本案诉争货款，主要依据为2013年6月14日的收款收据。该收据记载金额为1555660元，落款处有张国英签字。一审审理过程中，经鉴定，该收据中收款人处张国英的签字以及指纹系张国英本人书写和按捺。商贸中心对收据中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二审审理期间，袁天辉认可案涉收据中的内容系其书写，且收据中记载的金额超出了袁天辉实际给付张国英的货款金额；另一方面，袁天辉主张，其与张国英曾就袁天辉应给付的案涉货款金额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袁天辉在二审期间自认的事实与其提出的已经足额支付本案诉争货款的上诉意见相悖。故本院对袁天辉提出的已经足额支付本案诉争货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此外，关于违约金的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一审审理过程中，商贸中心主张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主张补偿金，袁天辉抗辩补偿金的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并无不当。现袁天辉以违约金过高作为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袁天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89元，由袁天辉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郭 莹
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