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30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永庆，男，1976年6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翟洪娟，女，1984年8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于鹏，北京市国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秦贺朋，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国锋，河北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永庆因与被上诉人秦贺朋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1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石东担任审判长，法官李诚、唐旭超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永庆及其委托代理人翟洪娟、于鹏，被上诉人秦贺朋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国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贺朋在一审中起诉称：秦贺朋与高永庆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潘庄村设施大棚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由秦贺朋承包高永庆承包的潘庄村45、46、47、48号大棚，当时约定每栋大棚每年6000元承包费（含1000元押金）。秦贺朋为了大棚保温、农作物能更好地�长，秦贺朋于2011年11月出资45000元购买159条新大棚保温棉被（以下简称棉被）用于大棚保温，现承包期已经届满，秦贺朋在撤棉被时遭到了高永庆的百般阻拦，为了维护秦贺朋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永庆立即返还秦贺朋159条棉被（现价值20000元），诉讼费由高永庆承担。
高永庆在一审中答辩并反诉称：种植期间，秦贺朋出资购买了一部分棉被，替换了大棚的原有草帘，草帘被秦贺朋扔在大棚外，现在已经毁损。《承包合同》到期时秦贺朋要把棉被撤走，因《承包合同》约定要把大棚完好无损地移交给高永庆，《承包合同》到期高永庆去查验了大棚，发现好多设施已经毁坏，棚膜损坏，钢丝也没了，墙体也出现了很多洞，故不同意秦贺朋取回棉被，并反诉要求秦贺朋给付大棚尚欠承包费3000元、违约金4000元，将大棚设施损坏修补完整，具体包括：45-48号大棚的棚膜损失要恢复，4个大棚的墙体坍塌损坏，要求修补，45号大棚里面的钢丝要求修复完好，还有45-48号4个大棚的草帘，每个大棚110块，4个大棚共计440块，每块1.5米宽，15米长，全部要求修补。赔偿4个大棚2个季度无法种植的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字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将完好无损的4个大棚交还给高永庆。
秦贺朋在一审中针对高永庆反诉答辩称：不同意高永庆的反诉请求。第一，秦贺朋已经于2014年9月30日《承包合同》到期日将4个大棚全部移交给高永庆，高永庆已经接收并在大棚内种植，视为高永庆已经对大棚所有的设备设施的认可与接收。双方的《承包合同》最后一项附件，关于草帘85块有明确记载，高永庆主张的440块没有依据，足以说明高永庆违背事实的无理要求；第二，秦贺朋不欠高永庆的承包费，根据双方约定，承包费是提前预交的，�果说秦贺朋欠高永庆承包费的话，秦贺朋不会继续种植到双方《承包合同》解除之日。因此，高永庆关于承包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双方没有对《承包合同》违约的条件做了详细说明，秦贺朋认为双方不存在构成违约的基础，因此，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关于高永庆提出的设施损坏问题，因为秦贺朋已经移交给高永庆，秦贺朋没有义务对设备进行维修与管护，出现任何问题与秦贺朋无关；第五，高永庆已经对大棚进行种植和经营，在2015年3月5日已经有勘察的照片为证，因此请求无法种植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高永庆不种植，那是其自身的经营行为，与秦贺朋无关。秦贺朋已经将大棚完好无损的交给高永庆，因此再提该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发生是因为秦贺朋要回属于自己的棉被引起的纠纷，高永庆应该及时交给秦贺朋棉被，现高永庆提起无理反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支持秦贺朋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日，高永庆（发包方，甲方）与秦贺朋（承包方，乙方）签订《承包合同》，约定：一、乙方承包设施大棚的棚号为45、46、47、48，甲方将集体所有设施大棚发包给乙方承包经营，设施大棚的标准（大棚长100米正负误差2米，宽12米正负误差0.5米）；二、经营方式及用途：乙方可采取各种经营方式经营，甲方不得干涉，只能搞设施农业。乙方在承包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对大棚进行改建、加固；但费用自付，承包到期后归甲方所有。甲方不给任何补偿。乙方自建房归乙方；三、承包期限：自2009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四、承包费计算标准：每栋大棚每年6000元（含1000元押金），承包费交付办法：签订本合同时预交第一年的承包费，第�年的承包费提前14个月预交，每年8月1日交租金，以下年度的承包费依此类推；五、甲方权利：乙方要按合同足额交付承包费，如发生乙方不按时足额交付承包费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向乙方收取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乙方交清承包费之日止；六、违约责任如甲乙双方违约或中途终止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并向对方交纳违约金1000元，合同期满后，乙方要将甲方提供给其经营的设施大棚完好无损地交还给甲方，（以设施大棚主要建筑材料清单为准，详见附件）如有丢失和损坏，按照当时的价格赔偿甲方。该《承包合同》对设施大棚主要建筑材料列清单如下：竹竿140根、钢架梁27架、钢绞线50根、联系梁3根、柱子54根、草帘85块、卷帘机1套、棚膜全部，棚内钢丝全部（经一审庭审询问，双方确认上述数量系单个大棚内含物品数量）。
签订《承包合同》后，高永庆即将45、46、47、48号大棚交付给秦贺朋使用。秦贺朋2011年向高永庆支付承包费20000元，后于同年11月购买了棉被，替换了大棚的原有草帘（2009年由村集体统一配置）作为保温使用，同时将换下的草帘堆放于大棚外，并添置了经营所需的钢丝等物品。2012年7月21日，因北京市房山区遭遇特大暴雨（即7.21暴雨），经协商，秦贺朋给付高永庆承包费18000元，高永庆于2012年10月1日为秦贺朋出具了收取18000元承包费的收款条。2013年，秦贺朋欲参照2012年18000元承包费标准给付高永庆，遭高永庆拒绝，双方发生矛盾，经派出所调解，秦贺朋给付高永庆承包费19000元。2014年9月30日《承包合同》到期，秦贺朋将其添置的钢丝取走并将大棚移交给高永庆，秦贺朋欲将其购买的棉被取走时，遭高永庆阻拦，双方发生纠纷，秦贺朋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于2014年10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审法院审理中，经2015年3月5日现场勘验，4个大棚的墙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受损，换下草帘已经腐烂，部分顶棚的塑料薄膜已破损，现场有秦贺朋棉被152条。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2015）房民（商）初字第2217号民事判决：一、驳回秦贺朋的诉讼请求；二、秦贺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永庆承包费欠款三千元及违约金一千元；三、秦贺朋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本案《承包合同》项下大棚的受损墙体、棚膜、钢丝进行修复（具体修复内容见附表）；四、驳回高永庆的其他反诉请求。秦贺朋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6749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2217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中，经确认现场有秦贺朋棉被156条（含秦贺朋曾经自行拉走的4条棉被，后又拉回）。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秦贺朋与高永庆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双方《承包合同》虽然约定了乙方在承包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对大棚进行改建、加固；但费用自付，承包到期后归甲方所有，但该条款的改建、加固应主要针对大棚主体而言，不应该包括秦贺朋自行购置的棉被，现秦贺朋要求高永庆返还其购买的棉被，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返还数量一审法院将以现场勘验及一审庭审确认的156条认定，对秦贺朋的过高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2012年因北京市房山区遭遇特大暴雨，高永庆于2012年收取了秦贺朋18000元承包费，2013年经派出所民警调解高永庆收取了秦贺朋19000元承包费，应视为双方对《承包合同》承包费的变更，故高永庆反诉要求秦贺朋给付承包费及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7.21暴雨系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对北京市房山区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破坏，不排除对高永庆发包给秦贺朋的4个大棚造成一定墙体冲刷与损坏，秦贺朋并不存在主观过错，鉴于《承包合同》期满后秦贺朋已将大棚交付给高永庆，高永庆当时并未提出异议，现高永庆反诉要求秦贺朋对大棚进行修补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草帘属于季节性的易腐品，应定期更换，秦贺朋用棉被替换草帘时，草帘已经不具有使用价值，现高永庆要求秦贺朋更换草帘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秦贺朋取走的系其自行添置的钢丝，高永庆反诉要求秦贺朋将钢丝修复，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高永庆反诉秦贺朋赔偿4个大棚2�季度无法种植的直接经济损失、将完好无损的4个大棚交还，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永庆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秦贺朋棉被一百五十六条；二、驳回秦贺朋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高永庆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高永庆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改建、加固应主要针对大棚主体而言，不应该包括秦贺朋自行购置的棉被，一审法院判决这样认定是不正确的，大棚二字很明确，主要结构是墙体、架�和棚顶，高永庆交付给秦贺朋的大棚的棚顶是由棚膜和草帘组成，后来秦贺朋将其中的草帘改为棉被作为棚顶，试想如果棚顶去掉了，那就不是大棚了。关于大棚的概念，通俗的理解应当是大棚的整体，而不是大棚的某一部位或者某几个部位，就像房屋一样，房屋应当包括房屋墙壁和房顶，不能说房屋的房顶不是房屋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关于大棚不应包括棉被棚顶的理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二、秦贺朋无权要求高永庆返还棉被。高永庆与秦贺朋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对大棚进行改建、加固，但费用自付，承包到期后归甲方所有，根据此项约定，秦贺朋在承包期内对大棚进行了改建，改建部位为棚顶，改建方式为将棚顶上的草帘改为棉被，改建结果符合双方的约定及大棚的特征，改建后的大棚整体应当归高永庆所有，秦贺朋无权要求返还；三、关于高永庆所提的反诉请求。1、关于高永庆要求秦贺朋给付承包费3000元，其依据是双方约定每年承包费20000元，2012年秦贺朋给付承包费18000元，欠2000元，不是高永庆同意变更为18000元，2013年秦贺朋又给付承包费19000元，这样2013年和2014年两年秦贺朋共给付承包费37000元，并不是高永庆同意承包费已经付清，秦贺朋尚欠承包费3000元，一审法院判决以已经收取37000元承包费为由，认定视为是对承包费的变更没有依据；2、关于违约金。秦贺朋没有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将大棚完好无损地交付高永庆，依据双方的《承包合同》约定为违约行为，秦贺朋应当向高永庆支付违约金，高永庆要求支付违约金，理由正当应予支持；3、由于秦贺朋没有将大棚完好无损地交付高永庆，应当赔偿大棚修复损失及无法种植的生产损失。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驳回秦贺朋的诉讼请求，秦贺朋给付高永庆承包费3000元、违约金4000元和将大棚设施损坏修复完整及赔偿高永庆大棚无法种植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字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将完好无损的4个大棚交还给高永庆。
秦贺朋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高永庆与秦贺朋均确认：2012年秦贺朋给付高永庆承包费18000元，2013年秦贺朋给付高永庆承包费19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承包合同》、物流货物运输合同、承包费收据、收款条、大棚照片、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高永庆与秦贺朋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签约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在本案中虽《承包合同》中约定：乙方在承包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对大棚进行改建、加固；但费用自付，承包到期后归甲方所有，对前述条款中的改建、加固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应理解为主要针对大棚主体而言，不应该包括秦贺朋自行购置的棉被并无不妥；同时因7.21暴雨系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对北京市房山区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不排除对高永庆发包给秦贺朋的4个大棚造成一定墙体冲刷与损坏，且《承包合同》期满后秦贺朋已将大棚交付给高永庆，高永庆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高永庆要求秦贺朋给付违约金和秦贺朋赔偿4个大棚2个季度无法种植的直接经济损失及秦贺朋对大棚进行修补并将完好无损的4个大棚交还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亦无不妥；虽2012年北京市房山区遭遇特大暴雨，�永庆于2012年收取了秦贺朋18000元承包费，2013年高永庆收取了秦贺朋19000元承包费，但并未有充足证据证明高永庆放弃了要求秦贺朋给付剩余承包费，现高永庆要求秦贺朋给付尚欠的3000元承包费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1132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5）房民（商）初字第1132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秦贺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高永庆尚欠承包费三千元；
四、驳回高永庆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高永庆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240元，由秦贺朋负担2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由高永庆负担2211元（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元，由秦贺朋负担3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高永庆负担311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东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代理审判员 唐旭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许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