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行再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旭宇，女，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现租住义乌市。委托代理人朱卫红、彭静如，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被上诉人）义乌市公安局，住所地义乌市机场路110号。法定代表人詹肖冰，局长。委托代理人徐丽芳，义乌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何旭宇因诉义乌市公安局户籍注销登记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终字第2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7年3月13日，本院作出（2016）浙行申630号行政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进行再审。2017年6月2日，本院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于2017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何旭宇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卫红，原审被上诉人义乌市公安局的出庭负责人副局长陈亮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丽芳、王英豪，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等原因，本院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行他377号，批复同意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一审义乌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何旭宇的父亲何丁勤原是义乌市城西街道（原东河乡）井头人，于1984年10月应征入伍。何丁勤与沈彩红于1989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于1990年10月26日（农历9月9日）在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生下何旭宇，双方于1997年1月31日补办结婚登记手续。1997年2月14日，何旭宇进行人口出生申报，户口随母沈彩红登记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农业家庭户口）。1996年12月，何丁勤申报《家属随队报告表》，填写的家属沈彩红、何旭宇两人的籍贯、现住址均为江苏省启东市。1996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7795部队政治处批准何丁勤同志随迁家属、子女名单为：沈彩红，夫妻关系，1968年12月23日出生，籍贯江苏启东，原籍详细住址江苏省启东市吕四乡芦沟村10组，迁来后详细住址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何旭宇，父女关系，1990年10月26日出生，籍贯江苏启东，原籍详细住址江苏省启东市吕四乡芦沟村10组，迁来后详细住址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199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7510部队政治部批准沈彩红、何旭宇随军。1997年3月25日，浙江省公安厅出具《准予迁入证明》，同意沈彩红（身份证号）、何旭宇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乡芦沟村迁入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海军居委。1997年3月31日，江苏省公安厅出具《户口迁移证》，同意沈彩红、何旭宇的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迁入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海军居委。经查，江苏省启东市吕四乡芦沟村与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系由于区划调整而更名。1999年2月，何丁勤因工作调动，再次申报《家属随队报告表》，要求妻子女儿随军生活，妻子沈彩红随夫调义乌机场（部队沙发厂）。1999年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7796部队政治处同意何丁勤的爱人沈彩红、女儿何旭宇随军生活。1999年4月15日，义乌市人事劳动局同意沈彩红、何旭宇随军迁入义乌市后宅37796部队家属区。1999年4月19日和4月26日，浙江省公安厅分别出具了《准予迁入证明》和《户口迁移证》，沈彩红、何旭宇的户口从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海军居委（海军石马岙家属宿舍）迁入浙江省义乌县后宅37796部队家属区。后浙江省义乌县后宅37796部队家属区地址更名为浙江省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2003年10月31日，何丁勤与沈彩红因感情不和离婚。2011年3月16日，沈彩红以购房为由将户口从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迁入义乌市后宅街道金城一区16幢1单元601室。何旭宇在义乌市××街道春晗路××户口则至今存在，身份证号码为。另查明，沈彩红于1987年12月31日第一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户籍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之后沈彩红又于1990年6月30日取得了另一张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为，户籍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徐村，其户口簿显示户口迁入时间为1989年10月15日由江苏省启东县吕四乡芦沟村迁入。但沈彩红原户籍所在地的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镇中心派出所证明：沈彩红与女儿何旭宇于1997年3月31日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因家属随军迁往岱山县高亭镇海军居委，无其他迁出记录；义乌市公安局关于沈彩红在浙江省义乌市××××徐村的户口登记中也没有相应的《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等迁移材料。沈彩红于2014年8月22日写了一份《申请报告》，承认其在义乌市××××户口一直未办理过迁移手续，也不清楚户口的情况，并申请注销沈彩红在义乌市××××组重复户口。2014年8月28日，义乌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同意其申请并注销了沈彩红在井头的重复户籍登记。何旭宇在义乌市东河乡××也××一个户口，身份证号码：，其户口簿显示“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的原因是：1990年9月9日出生申报。但其户口登记中没有出生申报相关材料。经查，何旭宇的爷爷何福仁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是东河乡井头的会计，管理村里公章，负责村里的户口迁移及小孩出生申报等工作。沈彩红和何旭宇在东河乡井头的户口均由何福仁在当会计期间经手办理。2014年8月，义乌市公安局发现何旭宇存在上述两个户口，经调查取证，认为何旭宇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的非农业户口，系随母沈彩红合法迁移登记的户口；何旭宇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遂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义公户销[2015]第002号《注销重复户口决定书》，对何旭宇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户口予以注销。何旭宇不服，诉至法院。原一审义乌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义乌市公安局作出的注销重复户口决定书是否合法。何旭宇随母进行人口出生申报，将户口登记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农业户口），之后经两次家属随军迁移，最终将户口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非农业户口），整个迁移过程手续齐全，有人口出生申报单、家属随队报告表、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等证据予以佐证，该户口的合法性予以认定。而何旭宇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户口，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是随母出生申报，但是：一、其母沈彩红在井头的户口，没有从江苏省启东县吕四乡芦沟村迁入井头的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等合法迁移材料，沈彩红也承认其在井头的户口一直未办理过迁移手续。而且根据公安部1985年《关于居民身份证编号的规定》，居民身份证编号是全国统一编定的、每个持证公民的唯一编号，公民因迁移住所、变更身份、有效期满等原因须换取新证时，其证件编号仍使用原编号。如果沈彩红具有合法迁移手续，那么沈彩红在井头的身份证编号仍应是其于1987年第一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编号，而不应同时具有另一张身份证及新的身份证编号。由此可见，沈彩红登记在井头的户口是不合法的。二、既然何旭宇之母沈彩红在井头的户口是不合法的，那么随母进行出生申报××在××徐村的户口也就缺乏了合法登记的前提。而且其在井头的户口登记中没有出生申报所需的相关材料。此外，何旭宇于1990年9月9日（农历）在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出生，当天××在义乌市东河乡井头7组进行了出生申报，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何旭宇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户口不合法。退一步讲，即使何旭宇当初在井头出生申报的户口是合法的，那么在其于1997年与母亲一起办理了随军生活的迁移手续并将户口迁入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海军居委后，其在井头的户口也应予以注销。因此，义乌市公安局在依法调查的基础上对何旭宇作出被诉注销重复户口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何旭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何旭宇的诉讼请求。原二审金华中院经审理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后认为：何旭宇在义乌市城西街道××及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登记有两个不同的户口，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公民有2个以上常住户口的，公安机关应当按规定注销其非法登记的户口。义乌市公安局作为何旭宇户口登记主管部门，依法有权将何旭宇非法登记的户口予以注销。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即义乌市公安局认定何旭宇登记在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是否正确。首先，根据何旭宇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簿显示，该户口系1990年9月9日（农历）出生申报，而何旭宇在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当天××在义乌市进行户口申报登记有违常理，并且在客观上其户口登记中也没有出生申报的相关材料。其次，何旭宇登记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系随母进行出生登记，而何旭宇之母沈彩红承认其未办理登记过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事实上也已申请并注销了该户口。据此可以确认，何旭宇登记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不具备随母申报登记的条件。再次，根据本案在卷证据可以确认何旭宇另外登记在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的户口并不存在非法登记的情形。综上，义乌市公安局认定何旭宇登记在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正确，据此作出注销该户口的决定符合相关事实及法律规定。何旭宇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申请人何旭宇申请再审时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错误。一是有关行政行为涉及的主体为何旭宇。二审判决中第8页所言“经查部分”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原告何旭宇没有关联性，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案中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何旭宇。但在义乌市公安局的调查笔录中却将本案当事人当作了“何丁勤”。义乌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5日对何愫全的询问笔录中，问到“你是否认识本案当事人？是什么关系？”，何愫全回答“我认识何丁勤的，我们本来是一个队的”；义乌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6日对何晓忠的询问笔录中，问到“你是否认识本案的当事人？是什么关系？”，何晓忠回答“我知道何丁勤这个人的，但不是很熟悉的”；义乌市公安局于2014年12月8日对何德兴的调查笔录中，问到“你是否认识本案的当事人？是什么关系？”，何德兴回答“我不认识本案当事人的，不过我认识当事人的父亲何福仁”。从这些经证人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笔录里可以清晰看出，义乌市公安局在调查笔录中已经错将“本案当事人”当成了“何丁勤”，其作为行政机关却将行政相对人的主体资格张冠李戴，因此，这三份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判断义乌市公安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定案证据。二是何旭宇出生后户口系随母登记入村，井头属合法户籍地。（1）义乌市公安局为何旭宇母亲沈彩红在井头登记或注销户口的行为与何旭宇出生后户口随母登记在井头的行为系两个行政许可行为，彼此独立，均为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何旭宇的母亲沈彩红与1989年10月15日将户口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镇中心派出所迁入到义乌市××××徐村，在1990年6月30日在义乌市××××徐村取得了居民身份证，义乌市公安局为其颁发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合法有效，沈彩红依法享受作为村民的福利待遇，井头当时也是属于沈彩红合法有效的户籍所在地。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信赖保护利益，当时沈彩红通过合法手续将户口迁入到井头，那么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在义乌市公安局为沈彩红颁发身份证的行政许可行为之后与为其注销户口之前这段期间发生的所有法律行为都是建立在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保护的基础之上，都是合法有效的，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或者撤销。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十六条，何旭宇在1990年9月9日出生后跟随母亲的常住户口在井头进行了出生申报登记，义乌市公安局予以准许，并为其颁发了居民身份证，该行政许可行为亦是有效。虽然义乌市公安局在2015年依申请注销了沈彩红在井头的户口，但这只能说明如果在2015年之后沈彩红再使用井头户口的行为无效，而不能证明26年前何旭宇随母落户的行为无效。因此，义乌市公安局对沈彩红在井头户口的许可行为或注销行为与对何旭宇在井头的许可行为是互相独立的行政行为，互不干涉，合法有效。不能因义乌市公安局于2015年注销沈彩红井头户口的行为就想当然地推断出何旭宇当时随母迁户非法的结论。（2）何旭宇的父母隐瞒井头已申报户口的事实而在启东市再次申报户口的行为后果不应当由其本人承担，何旭宇在客观存在的两个户口之间具有选择权。鉴于当时城镇居民身份的各类福利待遇都远远优于农村户口的客观现状以及随军迁户的各种限制条件，何旭宇的父母为了迁户的需要，隐瞒村里已申报户口的事实，于1997年2月14日将何旭宇的户口重新随母登记在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在办理完毕之后，于1997年3月25日就马上随军迁出了，先是迁到宁波岱山县海军家属区，后又在1999年随军迁到义乌市后××部队家属区（后××为义乌市××街道春晗路××），自那以后，何旭宇登记在春晗路99号的城镇居民户口就一直停留在了春晗路99号这个地址没有变动过。从整个过程来看，一开始出生申报，到后续随军迁户，春晗路99号的城镇居民户口只是在部队上使用过，何旭宇根本就不知情也没有使用过这个户口，可见，客观上两个户口的形成并非何旭宇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初隐瞒村里在先申报的户口而再次申报户口的结果也不应当由何旭宇本人承担。所以，由于他人的行为而造成了“一人两户”的客观结果，最终使用哪个户口的选择权在于何旭宇本人。（3）何旭宇实际在使用的是井头的村民户口，该户口经义乌市公安局依法登记且公开使用，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和《行政许可法》第六条的“行政便民”原则，应当予以保留。何旭宇是土生土长的井头人，自出生以来，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生活，幼儿园也是在井头读书的，有同村人和老师等证人作为证据。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故何旭宇系井头的常住人口。而且，何旭宇在村里也一直享受井头的村民待遇，有义乌市村股份经济合作颁发的《股权证》和社保卡发放记录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名册等作为证据，故何旭宇户籍地应该××徐村。更何况，何旭宇在井头徐村的户口系经义乌市公安局颁发的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行政相对人何旭宇基于对行政许可行为的信赖而从小到大一直使用该身份证和户籍地。其中，包括在浙江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的毕业证学位证、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的申领、暂住证的办理及银行开户等都是使用的井头的户籍地，该户口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被其他机构多次公开确认，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象征，与何旭宇本人具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该户口能代表其身份特征，不宜轻易变更。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六条的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因此，从行政行为高效便民的角度来考虑，也应当保留何旭宇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井头的户口，而非直接注销。三是缺少材料并非判断户口是否合法的事实依据。二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出生当天在村里登记有违常理”“何旭宇在村里的户口登记中没有出生申报的材料”与事实不符。何旭宇是1990年9月9日（农历）在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出生，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应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在何旭宇出生后，何旭宇的父亲何丁勤就告知何旭宇的爷爷何福仁在义乌市××××组进行了户口申报登记。当时家中有孩子刚出生，亲戚朋友帮忙申报户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妥，也没有违背常理。而且，当时在登记时没有电脑，经办人员需要什么材料就提交了纸质版材料，进而对何旭宇进行了户口登记。但现在义乌市公安局由于自身管理问题而造成材料不全，然后又依据“户口登记中没有出生申报的材料”这一点来认定该户口为非法户口，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户口申报材料的保管职责在于当地派出所，不能从现在缺少材料就推知26年前也没有材料，而且材料是否齐全并非判断户口是否合法的依据。四是何旭宇对于登记在春晗路99号这个城镇户口的存在并不知情。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第七条，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应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如果按照义乌市公安局的说法，何旭宇在1990年9月9日出生后没有申报户口，直到1997年2月14日才在启东进行的出生登记，那么从1990年出生后距离户口申报日已经超过将近7年，七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户口这明显是违法违规的，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何旭宇在出生后一直都是使用的村里这个户口，对于其他的户口并不知情，也没有用过。所以一定要注销的话，依据在先保护原则，也应当是注销春晗路99号这个户口。2.被申请人的注销程序违法。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户口是中国公民身份的象征，涉及每个公民所享有的重大利益关系。对一个户口的注销，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影响其人身权益，该户口背后所蕴含的一切利益自注销户口之后都将不复存在。本案中，义乌市公安局在作出《注销重复户口决定书》之前，没有履行任何告知程序，更加没有赋予行政相对人何旭宇相应的陈述申辩权，是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本案中，义乌市公安局在作出《注销重复户口决定书》之前，也没有告知何旭宇享有的要求听证的权利，也没有征求过何旭宇本人对客观存在的两个户口的意见，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见过何旭宇本人，就直接作出了行政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3.在法律适用方面，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公民有两个以上常住户口的，公安机关应当按规定及时注销其非法登记的户口。在该条文中，明确写明“按规定及时注销”，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注销非法登记的户口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义乌市公安局在注销何旭宇在井头的户口之前应当赋予其申述申辩权和申请听证的法定权利。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被申请人义乌市公安局答辩称：我局在工作中发现再审申请人何旭宇存在两个户口，地址分别为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非农业户口）和义乌市××××组（农业户口），后经过调查，北苑春晗路99号的申请人何旭宇户口是由江苏启东市吕四乡芦沟村迁往浙江宁波岱山县海军石马家属宿舍，后再从浙江宁波岱山县海军石马家属宿舍迁往现址，事实清楚，手续合法。而井头7组的户口登记无合法依据，属非法登记的户口。以上事实有人口出生申报单、家属随队报告表、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明。现再审申请人何旭宇申请依法撤销我局作出的义公户销[2015]第002号《注销重复户口决定书》，我局认为申请人所述理由不成立：1.申请人何旭宇被注销的城西街道井头户口没有合法迁移材料。申请人何旭宇声称是出生时随母申报，而其母沈彩红表示从未将户口迁入井头，故申请人随母申报户口不成立，应认定为非法户口。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将申请人何旭宇非法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予以注销，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何旭宇的再审请求。再审庭审中，法庭围绕被诉户籍注销登记认定何旭宇登记在浙江省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事实是否清楚；被诉户籍注销登记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作出被诉户籍注销登记的程序是否合法等审理重点进行审理，各方均发表了质证、辩论意见。经审理，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再审申请人何旭宇在申请再审时提出其对登记在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的户口并不知情且从未使用的理由，被申请人义乌市公安局经本院准许在再审期间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义乌市2005年普高新生名册》，该名册载明：身份证号码，学号86081176，姓名何旭宇，家庭住址北苑××××号，户口所在地北苑机场，学生户口性质居民，说明何旭宇在2005年高中招生时就使用该身份证号的信息。（2）《浙江省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档案》内何旭宇的健康卡，使用的身份信息是，说明何旭宇在高校招生的2008年就使用了该身份证号的信息。（3）何旭宇的《浙江省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报名登记表》，该表有何旭宇的照片和身份信息，填写的考生类别为“城应”。在庭审调查时，申请人方对该材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使用并不能否认申请人农村户籍的合法性。被申请人则认为，使用该户籍的证据材料可以进一步说明申请人申报农村户籍的非法性，申请人称不知情且从未使用有违诚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提出“春晗路99号的户口并不知情且从未使用”的理由，被申请人可以提出其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可以认定申请人对春晗路99号的户口知情且已实际使用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为，再审申请人何旭宇在义乌市城西街道××及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登记有两个不同的户口，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有2个以上常住户口的，公安机关应当按规定注销其非法登记的户口。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义乌市公安局认定申请人登记在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事实是否正确。申请人登记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系随母进行出生登记，而申请人之母沈彩红承认其未办理过登记在义乌市××××徐村的户口，其已申请并注销了该户口。根据本案在卷证据，1996年12月，何丁勤申报《家属随队报告表》，填写的家属沈彩红、何旭宇两人的籍贯及现住址均为江苏省启东市；1997年2月14日，申请人何旭宇再次进行人口出生申报，户口随母沈彩红登记在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念一总村二十二组（农业家庭户口）；后经户籍管理机关审批多次迁移至义乌市××街道春晗路××号，该户籍尚未发现有非法登记的情形。据此，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登记在义乌市××××组的农业户口系非法登记的户口符合实际情况。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被诉注销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对登记在春晗路99号的户口并不知情且从未使用等申请再审的理由，均缺乏相应的依据，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终字第242号行政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马国贤审判员  戴文波审判员  楼缙东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