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108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某1，女，1957年3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A）。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某2，女，196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以上两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宋黎，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卢某2丈夫。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卢某3，男，1954年3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徐秋艺，女，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广州市越秀区。系卢某3妻子。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某4，男，194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广东省兴宁市。再审申请人卢某1、卢某2、卢某3因与被申请人卢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4民终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卢某1、卢某2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彭三凤与彭四娘同为一人，即为卢培珍的母亲，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错误导致错误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2017年1月7日、8日，卢某4的证人卢某5、卢某6分别向卢某1、卢某2证明爱敬堂没有彭三凤此人，卢某1、卢某2与卢某4向法庭出具答辩状和证明一致确认祖母是彭四娘，卢某1、卢某2庭后先后走访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墨池村巷三队队长卢玩平和爱敬堂人员及周边年长老人6人，均手书证明“彭三凤不是彭四娘”，更不知彭三凤是何人。卢某4提交的卢氏三代族谱及卢培珍本人于1963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均确认祖母彭四娘不是彭三凤。（二）主审法官梁凯明蓄意回避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法失效和明显存在造假嫌疑的事实，强行把《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违背宪法。卢某4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何桂英、卢国良、彭三凤”3人名字，从书写字体、笔划、笔锋，字与字之间的间隔距离以及名字排列传统习惯等方面分析，对于一般人来说，都能看出明显是后来被人强行、蓄意填写添加上去的，有重大伪造嫌疑。卢某1、卢某2在2016年9月1日当庭向二审法院递交一份《陈述词》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法失效的陈述证明，庭后再次递交《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法失效的陈述证明。1962年国家农业《六十条》废止《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将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是对一切私有土地产权的终结。原审判决避重就轻对卢某1、卢某2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法失效的陈述证明只字未提。（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建房与土地归属性质错误判决，对卢某4个人编撰的虚假《证明》予以认定，罔顾事实，导致错误定案。卢某4个人编撰签名《证明》在兴宁市人民法院一审时属无效证明被驳回。2016年11月13日至2017年1月7日卢某1、卢某2找到该《证明》签名人调查核实，他们亲笔书写证明：此祖屋侧面三间房屋是祖遗空地相让调换，不是分田到户生产用地，此祖遗土地调换与分田到户用地无关，分田到户生产用地依法不允许私人建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卢某4全家生活困难，无经济能力建房，三间重建房屋实为父亲卢培珍和卢某1、卢某2、卢某3各自出资1500元交由卢某4翻新修缮、维护修建。（四）程序违法、枉法判决。1953年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建国初期的国策，由当地政府依据本人实名登记。《土地房产所有证》中不仅出现莫须有的彭三凤，又将卢某4的花名卢国良登记在册，卢某4户籍中从未做过改名变更，怀疑此证人名的真伪性。1953年11岁的卢某4尚未成年，依法不享有产权人资格和权力。法庭判决卢某4既是产权人又是产权继承人，程序违法。卢某3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彭三凤与彭四娘为同一人，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与卢某1、卢某2申请再审理由基本一致。（二）卢某4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何桂英、卢国良、彭三凤”3人名字是后来被人添加的，该证书部分内容存在明显涉嫌造假问题，卢某4在一审期间故意隐瞒《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其手中的事实，不向一审法院提交，依法应视为卢某4放弃举证权利。卢某4提交的5份《房屋产权证明书》没有卢培珍的授权委托，程序违法，内容虚假。原审判决认为卢某4上诉证据确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完全是颠倒黑白，对卢某4上诉证据的认定完全错误。（三）原审判决强行认定房屋三间一厅为卢某4夫妻所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建房土地来源卢某5与卢某4说法不一，卢玩平等人证实的新证据证明该土地并非卢某4所主张的系其妻子及儿女1980年分田到户的土地。对卢某4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否有经济能力建房问题没有核实查证。采信卢某4自己起草的虚假《证明》，对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及墨池村委会、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不予认定。（四）原审法官梁凯明在审理本案时涉嫌受贿，徇私舞弊，徇私违规收集证据，枉法判案。据此，卢某1、卢某2、卢某3向本院申请再审。卢某4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二审判决对案涉房屋产权来源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公正；对1953年《土地房屋所有证》中的彭三凤与彭四娘是同一人的认定正确；卢某1、卢某2、卢某3所谓的新证据是通过行贿收买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不能作为新证据被采信；祖屋侧新建三间一厅一廊为卢某4、王慈金夫妇亲手建造；卢某1、卢某2、卢某3三人所分遗产已超出卢培珍遗产份额。请求驳回卢某1、卢某2、卢某3的再审申请。再审审查期间，卢某1、卢某2、卢某3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卢某5、陈桂英《关于我们在卢某4个人（证明）签名的情况说明》，卢某6《关于我在卢某4个人（证明）签名的情况说明》，何金泉《关于卢培珍祖遗房产证明》、《声明》、《证明》，卢玩平、卢奕强《证明》，卢远明等4人签名的《证明》，拟证明三间一厅房屋为卢培珍修建，卢某5、卢某6碍于面子在未看清内容的情况下在卢某4所写《证明》上签名。2、卢某5《证明》、卢某6《证明》、卢玩平、卢奕强《证明》、卢远梅《证明》、卢振宗《证明》、卢振全《证明》、何金泉《证明》，拟证明卢培珍的母亲名为彭四娘，彭三凤不是彭四娘。同时，卢某1、卢某2、卢某3向本院提交《对1953年7月4日真伪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卢某4向二审法院提交的原兴宁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7月4日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爱敬堂涉案房屋共有人为卢培珍、何桂英、卢国良、彭三凤。虽然该权属证已失效，但却反映了在失效之前的权利人，由于本案当事人未就涉案房屋提交新的房产证，且在卢某1、卢某2、卢某3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关于涉案房屋产权归属登记的证据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中确认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内容，并无不当。虽然卢某1、卢某2、卢某3对《土地房产所有证》提出异议，并在二审时请求对该证书进行笔迹鉴定，但二审法院开庭后，卢某1、卢某2、卢某3又以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已经失效，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为由，放弃了对该证书进行笔迹鉴定。因此，再审申请人认为前述《土地房产所有证》存在造假嫌疑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涉案爱敬堂祖屋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建的平房共三间一厅一廊的权属问题，卢某1、卢某2、卢某3虽主张为卢培珍和卢某1、卢某2、卢某3各自出资1500元交由卢某4翻新修缮、维护修建，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二审法院根据《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祖屋面积以及福兴街道办事处制作的《房屋主体征收面积丈量登记表》记载面积，结合二审法院向卢某5调查证实的建房用地来源以及卢玩平、卢奕强、卢某5、卢某6、卢卫鸣等人签名确认的《证明》等证据材料，综合分析认定该新建平房三间一厅一廊属卢某4所有，并无不当。至于彭四娘与彭三凤是否同一人的问题，二审法院根据权属证书颁发条件以及当时家庭成员情况，结合二审法院向卢某5、卢某6调查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认定，亦无不当。二审期间，二审法院对于卢玩平、卢奕强、卢某5、卢某6、卢卫鸣等人签名确认的《证明》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在此基础上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再审审查期间卢某1、卢某2、卢某3提交前述证人关于在上述《证明》中签名的有关情况说明、证明等，均为卢某1、卢某2、卢某3单方收集的证明材料，其证明力均小于二审法院依法向证人卢某5、卢某6等调查核实的上述《证明》的效力，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因此，本院对再审申请人单方收集的证明材料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因此，对卢某1、卢某2、卢某3向本院提出的对1953年7月4日《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卢某1、卢某2、卢某3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卢某1、卢某2、卢某3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样发审判员  张艮开审判员  王红英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赵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