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109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彩虹路鸿翔北一街17号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40000740842633D。负责人：赵万山，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佳，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燕玲，女，汉族，1982年7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诗文，广东昊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孚律所）因与被上诉人黄燕玲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7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信孚律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黄燕玲对信孚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未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便直接采信其证言，违反了法定程序。一审黄燕玲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张进荣出具的书面“证明”，以此证明以张进荣名义汇往范才能账户的400000元就是涉案《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在本案中，张进荣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亦不是第三人。张进荣的身份就是证人。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均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应当经案件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本人签署出庭作证保证书后方可出庭作证，并需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询问。经证人出庭作证并经法庭质证后的证人证言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中，黄燕玲一审并未申请张进荣出庭作证，一审法庭也未通知张进荣出庭作证，张进荣事实上也没有出庭作证，更未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审黄燕玲提交的所谓张进荣的书面“证明”，信孚律所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对该份“证据”提出异议。但一审法庭却依然违反法定程序，片面采信了这份书面“证明”，并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信孚律所不禁要问：一审法庭凭什么认定这份所谓的张进荣出具的书面“证明”是张进荣的意思表示？凭什么认定该份书面“证明”上张进荣的签名就是张进荣亲笔所签？凭什么认定张进荣是基于客观、公正的态度，并且明知做伪证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甚至，凭什么认定就有张进荣这个人、凭什么就认定张进荣具备作证的行为能力？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必将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规则，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超出了黄燕玲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黄燕玲无论是在其诉状中的表述，还是开庭时的陈述，均明确表示其请求解除合同的依据为信孚律所没有提供法律服务，没有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但一审判决在眼看黄燕玲提出的解除合同的依据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却以“涉案合同属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为由，认定“原告诉请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信孚律所不禁要问：黄燕玲有基于合同法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吗？超出黄燕玲提出的解除合同的理据，却以黄燕玲自己并未提出的理据判决解除合同，这是居中裁判者应尽的职责吗？更何况，一审依据《合同法》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规定而作出解除涉案合同的判决，并不能导致信孚律所退还律师费的实体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一审判决显然也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构成程序违法。（三）一审刻意割裂信孚律所抗辩理由依据的完整证据链，拆分信孚律所建立在事实及生活常识基础上的缜密的逻辑推理，并有选择性地择其一而攻之。一审这种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方式不仅违反法律规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也触碰了居中裁判者应当遵循的底线。举例如下：一审期间信孚律所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及合乎日常生活经验的逻辑推理，用以证明黄燕玲有“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并进一步证明黄燕玲不是善意相对人。这些事实及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包括：其一、信孚律所已经在其经营场所公示了代理各类案件的收费方式及收费标准。代理一宗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最高收费标准是人民币50000元，但黄燕玲却肯花费700000元。这一不合常理的律师费标准足以证明黄燕玲存在“花钱捞人”的恶意。其二、既然是与律师所建立的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律师费当然要付给律师所，但是黄燕玲宁肯接受将律师费支付给律师个人的约定。这显然是为“花钱捞人”提供方便。其三、代理合同明确约定信孚律所应当向黄燕玲提供收费票据，但黄燕玲就是不向信孚律所索取收费票据，这显然是担心信孚律所知道黄燕玲的非法目的后予以制止。其四、黄燕玲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将“花钱捞人”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即：范才能收到款项后，（或许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交给黄燕玲明知的“他”，实现捞人目的后，就无需返还款项；若未实现“花钱捞人”的目的，则“他”将款项返还给范才能，范才能再将款项返还黄燕玲。其五、“情况说明”显示，这个“他”应当与当地政法委有关，众所周知，政法委是公、检、法的上级机关。任何一个不持偏见的审判人员从上述五个环环相扣的事件中，都不难发现，认定黄燕玲有“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是有充分的事实及日常生活常识及逻辑推理上的依据的。但是，一审却忽略整个完整的事实及逻辑链条，仅择其一进行事实认定。一审认定：“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依据为原告出具情况说明时陈述范才能律师自称与当地政法委熟悉，但仅凭该陈述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一审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也仅为正常代理工作，因此，被告关于原告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发生在黄燕玲身上的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一审也是百般为其辩解，并不惜丢掉起码的生活常识，起码的逻辑推理。明明50000元就可以买到的法律服务，黄燕玲宁肯花费700000元，在一审看来是正常的；明明应支付给信孚律所的律师费，黄燕玲却将其支付给了范才能个人，在一审看来也是正常的；明明有权向信孚律所索取收费票据，黄燕玲就是不索取，在一审看来还是正常的；发生应当退费的事由后，黄燕玲偏偏不向信孚律所索取，却只向信孚律所的员工索取，并且确信还款主体就是范才能，在一审看来仍然是正常的。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一审裁判者已经偏离了居中裁判的岗位，由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方式已经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构成程序违法。二、一审认定事实没有依据，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在范才能律师没有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一审径行认定黄燕玲提交的两份收据系出自范才能之手，径行认定黄燕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黄燕玲与范才能之间形成的没有事实依据。为查明本案事实，信孚律所一审时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一审法院通知范才能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审理。但信孚律所的该项申请被一审法院驳回。在范才能没有出庭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一审径行认定黄燕玲提交的两份收据系出自范才能之手，径行认定黄燕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黄燕玲与范才能之间形成。信孚律所不禁要问：一审法院又是凭什么认定涉案收据上范才能的签名是范才能亲笔所签？凭什么认定黄燕玲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黄燕玲与范才能之间形成？一审法院什么依据也没有，有的只是黄燕玲的单方陈述而已。（二）一审以黄燕玲无义务、无能力甄别涉案合同文本式样，黄燕玲无从知晓亦无需遵守信孚律所的接案流程、信孚律所在庭审中确认可合理推定其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中的范才能律师所函加盖公章等为由，推翻信孚律所关于涉案合同并非信孚律所所签的抗辩，一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很显然，本案不能因为黄燕玲行为能力、认知能力的限制（假定存在这些限制）就推导出涉案合同就是信孚律所所签、就是信孚律所意思表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孚律所在一审时已列举大量事实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不是信孚律所所签，也决不可能是信孚律所的意思表示。这些事实和合乎经验法则的逻辑推理包括：第一、信孚律所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进入律师事务所的必经之地公示有信孚律所受托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标准，接办刑事案件，代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按最高收费标准也只需人民币50000元。但涉案合同约定的代理费却高达700000元，是信孚律所公示收费上限的十几倍。第二、信孚律所作为依法设立、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不可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约定刑事案件采取风险收费方式，与当事人约定将巨额律师费打入个人账户。第三、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犯罪，且涉嫌运输甲基苯丙胺将近二千克。信孚律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知道李明不可能被判处七年及以下徒刑，怎么可能在涉案合同中作出明知不可为的约定呢？（三）一审否定信孚律所一审主张的“原告确信其与范才能个人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同样没有事实依据。第一、一审关于“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律师服务费应划入承办律师个人账户，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律师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或者其他利益。第二、要求收款人出具收费票据，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公民在民事交往中的必然要求。尤其在涉案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黄燕玲又声称支付了四十余万巨款，黄燕玲若确信其与信孚律所建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怎么可能不要求信孚律所出具收费票据呢？尤其当钱款还是通过第三方转入，且收款账户也不是信孚律所名下账户的时候。黄燕玲明显有违常识的举止，决不是一审“原告是否及何时向被告索取收费票据，属其个人权利”的说辞可以搪塞过去的。唯一合乎常理的解释只能是：黄燕玲确信其没有与信孚律所建立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第三、黄燕玲一审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范才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份聊天记录是真是假，信孚律所无从知晓。信孚律所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黄燕玲既然将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就证明黄燕玲确认该聊天记录显示的聊天内容。在这份聊天记录中，范才能一方明确表示了钱是范才能自己收的，明确表示了退回款项的主体是范才能自己，甚至范的父母也在帮其筹钱。而黄燕玲对此明知并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黄燕玲确信其没有与信孚律所建立刑事委托合同关系，其充其量是与范才能个人建立了委托关系，相关的款项如果真实发生，收款人是范才能，而不是信孚律所；退还款项的主体是范才能本人，而不是信孚律所。上述聊天记录还清晰显示了另外一个信息，范才能一方在聊天记录中表述：“我正在等那边退钱给我”，“至于他那边可能退不足额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作为两个人聊天的记录，出现了“那边”、“他”这些地方代词、人称代词，很显然，黄燕玲对于“那边”和“他”所指何地、何人是清楚的。黄燕玲与范才能串通，“花钱捞人”的合同目的昭然若揭。这也正是信孚律所一审提出的黄燕玲具有签订涉案合同的非法目的的证据之一。连同黄燕玲在一审证据《情况说明》中的陈述，认定“黄燕玲存在‘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已有充分的理据。但一审法院又以“仅凭该陈述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为由，未予认定。（四）一审关于“被告关于原告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的认定与案件本身展示的事实相矛盾，并且是错误的。第一、一个人是否了解法律，是否了解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定从来都不是降低其注意义务、免除其应尽责任的挡箭牌。不能因为黄燕玲是非法律专业人员就降低其合理注意义务，并以此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也好、制度规定也罢，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而什么是良、什么是善，早已存在于你我他的内心深处。一个正常的社会公民，可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条文，但法律条文、制度规定体现的追求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早已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中。第二、涉案合同关于律师费标准的约定是判定黄燕玲并非善意的充分且显著的标志。法律法规也好、司法实践也罢，在民法范畴确认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在刑法范畴确认是否明知是赃物时，交易价格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交易价格过低，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在民法范畴就难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刑法范畴更可以直接认定为明知是赃物。本案也一样。约定的高到离谱的律师费，明显偏离律师费市场标准的律师费，明显偏离正常社会成员能够承受范围的律师费，已经足以认定黄燕玲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目的决非善意。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合同有关刑事案件风险代理的约定、收费标准的约定、将约定律师费打入个人账户的约定严重违反法律及部门规章的规定，黄燕玲签订这样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合同过程中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有关条款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涉案合同除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因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外，其余条款均是有效的。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违反了《价格法》第十九条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禁止性规定；案涉合同关于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实行风险收费的约定违反了《价格法》及其它有关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案涉合同关于将约定的律师费打入代理律师个人账户的约定违反了《律师法》及有关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上述禁止性规定或者属于法律中的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属于部门规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条款才归于无效。因此，仅从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看，并不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相关约定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二）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从涉案合同的约定看，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法定的事实，因而是一个无效的条件。一审以黄燕玲的认知能力、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前李明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及具体运输数量尚无定论为由，认定“不应以该条款必然发生而认定无效”。李明案在2017年3月17日已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李明、刘远双共同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958克，构成运输毒品罪，终审判处李明有期徒刑十五年。即使如一审判决所说，在涉案合同签订时黄燕玲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不知道李明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必然发生的事实，到了2017年3月17日黄燕玲也应当知道了。由于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是法定的事实，涉案合同约定以该事实的发生作为黄燕玲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条件这种约定当然是无效的。一审法院是2017年6月23日才受理黄燕玲诉信孚律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黄燕玲一审也提交了李明案的终审判决书，因此，一审法院也应当清楚涉案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是一个法定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然是无效的。一审判决关于“不应以该条款必然发生而认定无效”的认定既违背事实，又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因而是错误的。四、信孚律所再次重申，即使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信孚律所的公章是真实的，也不能仅因此就确认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信孚律所的意思表示，不能仅此就确认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对信孚律所有合同效力。信孚律所在一审答辩状中对此已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信孚律所再强调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信孚律所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中的范才能律师所函加盖公章，就视为信孚律所对涉案合同的追认或者默认。首先，相关的函件是发给有关办案机关的，构成对有关办案机关的意思表示，主要是用以确认办案人员的执业律师身份的，相关的函件不是发给黄燕玲的，不构成对黄燕玲的意思表示。其次，不能排除李明一审刑事案件中的范才能律师所函上加盖的公章是范才能盗盖或私刻的。五、信孚律所再次重申，即使案涉合同是信孚律所的意思表示或者范才能的私自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黄燕玲也按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支付了相应律师费，按照合同的约定，黄燕玲充其量也仅有权依据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特别规定要求解除合同，却无权要求退还款项。（一）黄燕玲一审提出的要求解除合同的理据并不存在。黄燕玲一审提出的解除涉案合同的第一个理由是：信孚律所没有提供法律服务。而实际情况是，依据一审确认的事实，范才能律师提供了法律服务，包括到看守所会见李明2次，参与庭审1次。由于黄燕玲在李明案二审期间聘请了其他律师，范才能律师自然也就没法再继续提供法律服务，但责任在黄燕玲一方。黄燕玲提出的解除涉案合同的第二个理由是：没有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从涉案合同可以看出，黄燕玲所指的合同目的其实就是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前已叙及，由于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是法定的事实，该约定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而是无效的。黄燕玲无权依据无效的合同约定主张权利。（二）即使黄燕玲变更起诉的事实理由，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也只能获得一个解除合同的结果，却没理由要求信孚律所退还款项。涉案合同已经明确约定：有下述情形之一，甲方（黄燕玲）已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支付律师费的，乙方（信孚律所）不予退还：甲方委托乙方后，就同一事项另行委托他人辩护或者代理的。实际情况是：甲方在一审时已增加委托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出庭辩护，二审又单独委托了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的余向阳担任李明的辩护人。（三）按照案涉合同的约定，在李明涉嫌运输毒品案结案前，黄燕玲只需支付200000元，黄燕玲已支付的费用超出200000部分与案涉合同本无关系。超出部分金额如果真实存在，也应认定是范才能与黄燕玲之间的非基于涉案合同发生的支付行为，范才能收取该部分款项的行为因为没有涉案合同支撑，更与表见代理不沾边。当然也不存在信孚律所返还的问题。（四）信孚律所认为，即使涉案合同真实存在，也不排除黄燕玲与范才能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黄燕玲一审主张退还416000元律师费。但依据涉案合同的约定，黄燕玲在履行该合同时，在合同约定的合同目的（尽管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而也是无效的目的）实现前，黄燕玲只需支付200000元，而对于其余的216000元是没有支付义务的。那么，假设黄燕玲真的向范才能支付了416000元，超出合同约定的216000元明显与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无关，不能排除黄燕玲与范才能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信孚律所在二审庭审期间补充理由如下：1.我国是一个法治统一的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及裁判要旨对各级人民法院具有普遍适用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6年第三批2016年民提字4号案在摘要中明确指出，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协议真实，但在有证据怀疑合意真实性的前提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真实推定协议的真实，也就是说印章真实不能代表协议真实，还要根据其他条件证实。根据上述案例裁判要旨，足以证明案涉合同不是信孚律所所签，即使案涉合同中信孚律所的印章是真实的，也不能确认案涉合同的真实性；2.法律设立表见代理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从司法解释还是最高院的相关裁判要旨来说，表见代理都需要相对人是善意相对人，而本案中黄燕玲花费400000元订立委托代理合同，进一步证明黄燕玲想“花钱捞人”也不是善意相对人，而本案范才能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另，一审判决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并且即使合同解除，合同乙方也有充分的理由不需返还款项，解除合同代表合同有效，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甲方如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律师费的，又另行委托其他代理人的，乙方即信孚律所不需返还，假使合同是有效的，黄燕玲有权解除合同，根据一审中黄燕玲的诉讼行为，信孚律所也无需返还款项；3.对上诉状第4条第一项补充关于内容效力的约定，如果从黄燕玲“花钱捞人”的行为来看案涉合同完全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黄燕玲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4.即使信孚律所的上诉状及刚才补充的理由都不成立，即使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使黄燕玲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即使黄燕玲有权解除合同，即使黄燕玲解除合同后有权要求返还已付款项，黄燕玲也只有权要求返还200000元，超出200000元与案涉合同和信孚律所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一审判决信孚律所返还款项是基于信孚律所是案涉合同一方，因此信孚律所只应返还案涉合同有关的款项，因为依据合同的约定，在黄燕玲达到合同目的之前黄燕玲只需支付200000元，因此假使黄燕玲向范才能支付了400000元，其余的款项也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黄燕玲答辩称：1.张进荣与本案案涉合同中的犯罪嫌疑人李明是母子关系，与黄燕玲是婆媳关系，张进荣向范才能转账400000元有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等相互印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张进荣是否出庭均无法否认黄燕玲根据案涉合同已支付律师费的事实，因此一审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更不可能就此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不告不理”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在于管辖法院只能针对原告或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而非不能针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信孚律所明显颠倒该原则逻辑顺位；3.关于表见代理，案涉合同为信孚律所提供的格式版本，且签约地为信孚律所的注册住所地，具体承办人员是信孚律所处合法的执业律师，故要求作为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黄燕玲予以甄别明显强人所难，虽律师收费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行政法规予以规范，但并非强制性规定，且委托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在不考虑效力的前提下，双方就律师费的标准达成合意即可，且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标准恰好能反映黄燕玲之善意，同时，黄燕玲并非信孚律所的员工，并不知晓信孚律所内部的合同、公章使用及管理流程，亦非执业律师或其他法律专业人士，更不知悉或理解相关较为生僻的法律规定，否则其不会与信孚律所签订案涉合同，更不会就案涉合同与信孚律所对簿公堂；4.案涉合同为委托代理合同，虽案涉合同第11条约定的风险收费方式违反禁止性规定，但其他条款并非无效，故黄燕玲有权依法随时予以解除，在第11条无效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信孚律所向黄燕玲返还该约定中已收的费用，同时信孚律所所主张的超出200000元律师费的部分根据信孚律所提出的证据材料416000元均是依据案涉合同支付的，故一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信孚律所向黄燕玲返还风险收费部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法院驳回信孚律所的全部上诉请求。黄燕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2.信孚律所向黄燕玲退还律师费416000元；3.信孚律所承担本案全部费用。原审法院查明：黄燕玲持有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方）为黄燕玲，乙方（受托方）为信孚律所，甲方因李明涉嫌运输毒品罪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达成协议包括：乙方指派律师范才能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范围包括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其中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辩护或代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律师费采用计件收费。律师费700000元，合同签署前乙方已支付200000元，其余律师费结案后按约定支付。律师费应当划入乙方承办律师范才能银行账户。甲方将费用划入上述账户的，视为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发生的法院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有下述情形之一，甲方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乙方不予退还：1.甲方委托乙方后，就同一事项另行委托他人辩护或代理的；……特别约定：1.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有期徒刑的，乙方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2.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以下（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的，刑期每降低一年，甲方应当另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000元；3.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李明作不起诉处理，或者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无罪释放的，甲方应当另行向乙方支付律师费300000元；4.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七日内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律师费。合同落款乙方处，盖有信孚律所的公章及承办律师范才能的签名。2016年2月15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200000元，附言为李明的律师费。2016年2月16日，范才能作为收款人向黄燕玲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燕玲交来律师服务费200000元。2016年4月19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90000元；2016年4月20日，张进荣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110000元。2016年4月20日，范才能作为收款人向黄燕玲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燕玲交来律师服务费200000元。此外，张进荣作为证明人在2017年6月20日出具证明，确认其分别于2016年2月15日、2016年4月19日及2016年4月20日通过其中国光大银行账号向范才能银行账号汇入合共400000元的款项系代黄燕玲根据其与信孚律所于2016年2月16日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支付的律师费。2016年4月21日，黄燕玲向合同约定的范才能账户转入款项16000元。2016年9月2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起诉书指控李明、刘远双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8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被告人李明的辩护人为信孚律所的范才能律师、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李明的辩护人提出其归案后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人刘远双及杜代兴的行为。判决认为：李明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李明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李明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李明归案后具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人的行为的辩护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判决：一、李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明、刘远双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3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刑终1654号刑事判决书，记载：李明辩护人为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余向阳律师，认为：李明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刘远双，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决：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和第一项对李明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李明的量刑部分。三、李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诉讼中，黄燕玲提供其与范才能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范才能于2016年11月20日提出：燕玲，我正在等那边退钱给我，万一今天内不能转回给你，也是这两天内转，委托合同是七天内退回，我不会违约的。至于他那边可能退不足额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我爸妈他们这两天也至少会帮我筹到20、30万。包括你的16000元我都一起退回。诉讼中，信孚律所提供刑事委托代理合同范本，主张该文本是信孚律所使用的规范文本，主要条款与案涉合同基本相符，但没有约定将律师费划入承办律师个人账户，且落款乙方处有主任签名栏。此外，信孚律所提供该所另外两名律师在2016年2月至3月期间经手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使用公章记录，范才能律师在2015年期间经手的六份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信孚律所处所有委托代理合同均使用规范文本，经主任签名并由公章保管人盖章。诉讼中，信孚律所提供黄燕玲在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其中提及：在经过朋友介绍的情况下与范才能律师相识，范才能是信孚律所的执业律师，同他交谈中他说自己已经执业五年，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并也参与办理了多个大案件，而且与当地政法委有很好的关系。之后我和家人在信孚律所的会议室中，以自己的名义与信孚律所签订《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签订后，范才能律师让我把律师费汇到其名下账户，而且委托合同也注明了律师费汇到他名下。……我们就要求范才能退钱，刚开始他承诺7天内退钱，但后来连电话都不听，微信不回复，人也找不到。我们只能向信孚律所投诉……诉讼中，信孚律所提供其于2017年4月20日向佛山市律师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提及：范才能律师自2012年7月至今在本所执业，自执业以来至2016年底，其与本所的工作关系一直正常。2017年1月中旬，本所因工作原因须通知其回所处理问题，但发现其在本所登记的两个手机号码均长期不能接通，进一步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多方联系，亦一直未有回复。另查明一，根据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记载，范才能系专职律师，执业机构为信孚律所。另查明二，法院于2017年7月6日通过法院专递向信孚律所送达本案应诉材料。庭审经询问：1.黄燕玲陈述诉请解除合同的依据为信孚律所没有提供法律服务，没有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2.信孚律所明确不申请对案涉合同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认为即使真实，也是范才能个人盗盖；3.黄燕玲陈述其按合同约定先行支付律师费200000元，后因范才能律师提出需收取办案费用16000元，遂转账支付。其后范才能律师又要求黄燕玲再支付律师费200000元，黄燕玲应其要求委托案外人转账支付；4.黄燕玲陈述其并未委托叶世峰律师作为辩护人，也没有与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中代理人一栏为空白。据黄燕玲了解，范才能是海南人，可能是范才能自行找到叶世峰律师一起代理该案件；5.信孚律所陈述按正常程序，可合理推定其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所涉所函加盖公章。6.黄燕玲陈述案涉合同签订后，范才能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到看守所会见李明2次，参与庭审1次。原审法院认为，黄燕玲诉请信孚律所返还律师代理费，本案属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2.若存在合同关系，黄燕玲诉请解除合同及返还律师费是否有理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信孚律所否认与黄燕玲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并提出如下抗辩意见：一、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并非信孚律所签署且不是信孚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信孚律所虽主张案涉合同文本与信孚律所使用的格式文本不一致，但黄燕玲作为一般自然人，无义务、也无能力甄别案涉合同是否信孚律所固定使用的格式文本；其次，信孚律所主张案涉合同仅有信孚律所公章而未经主任赵万山审核签名，不符合信孚律所接案流程规定。但具体接案流程属信孚律所的内部管理制度，黄燕玲无从知晓亦无需遵守，且律所负责人是否签名并非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第三，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受托方为信孚律所，落款处亦盖有信孚律所公章。信孚律所虽提出范才能律师盗用公章的主张，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无证据证明黄燕玲明知公章是假或与范才能串通牟取不正当利益。第四，信孚律所在庭审中确认可合理推定其为李明一审刑事案件中的范才能律师所函加盖公章。因此，信孚律所的该项抗辩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二、黄燕玲确信其与范才能个人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首先，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律师服务费应划入承办律师个人账户，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黄燕玲委托案外人将款项汇至范才能律师个人账户，符合合同约定；其次，案涉款项汇入范才能个人账户，范才能向黄燕玲出具收据符合情理，且收据中已明确记载款项性质为律师服务费。黄燕玲是否及何时向信孚律所索取收费票据，属其个人权利，信孚律所以此认定黄燕玲确信与其未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缺乏依据；第三，黄燕玲虽先行要求范才能退还款项，但范才能律师系案涉合同约定的具体承办律师，黄燕玲就合同相关问题与承办律师进行沟通符合情理，亦未有证据证明黄燕玲放弃向信孚律所主张返还款项的权利。因此，信孚律所的该项抗辩缺乏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三、黄燕玲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且存在主观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首先，信孚律所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及风险代理违反法律、法规，但黄燕玲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未有证据证明信孚律所将律师服务收费相关规定向黄燕玲作解释说明的情况下，不应推定黄燕玲明知上述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反之，信孚律所系专业的律师执业工作机构，范才能亦是专业的执业律师，黄燕玲有理由相信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信孚律所主张黄燕玲存在“花钱捞人”的非法目的，依据为黄燕玲出具情况说明时陈述范才能律师自称与当地政法委熟悉，但仅凭该陈述不足以证明信孚律所的主张，案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也仅为正常代理工作。因此，信孚律所关于黄燕玲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受托人为信孚律所，合同盖有信孚律所公章，且案涉合同具体经办人范才能系信孚律所名下的执业律师，黄燕玲有理由相信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双方存在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案涉合同对信孚律所具有约束力。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信孚律所提出黄燕玲无权要求返还款项的抗辩。首先，（2016）粤06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李明辩护人除范才能律师外，还包括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的叶世峰律师，即使认定委托叶世峰律师担任辩护人系黄燕玲真实意思表示，但黄燕玲并非因此主张单方解除合同及返还款项，且范才能律师仍作为李明辩护人参与庭审；其次，信孚律所主张特别约定中关于解除合同及退还款项的约定属于无效条款。虽然刑法规定运输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黄燕玲作为一般自然人，虽应知运输毒品构成犯罪，但并非必然知晓具体的量刑标准，且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前，李明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及具体运输数量尚无定论，不应认定“判处李明七年以上（不包括七年）有期徒刑”为必然发生的事实，故不应以该条款必然发生而认定无效。第三，双方在合同对李明终审量刑与收取律师费作特别约定，属于风险代理条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特别约定违反相关管理办法，属于无效条款，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而案涉合同属委托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故黄燕玲诉请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因未有证据证明黄燕玲在起诉前曾向信孚律所主张解除合同，则起诉视为通知，信孚律所收到起诉状副本视为通知到达，故双方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7月6日解除。第四，如上所述，案涉风险代理条款无效，但不影响委托代理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范才能作为信孚律所指派律师，虽未提供二审辩护服务，但仍提供了会见犯罪嫌疑人及一审辩护在内的法律服务，且其在一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应视为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违反律师收费管理办法，亦属无效条款，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结合案件难易程度，法院酌定律师费为16000元，超出部分信孚律所应予返还。关于黄燕玲已支付的律师费金额问题，信孚律所提出超过200000元部分不属律师费的抗辩。合同虽约定黄燕玲前期需支付的律师费金额为200000元，但黄燕玲实际付款金额未超过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总额，所有款项均由黄燕玲或其委托第三人汇入合同指定收款账号，范才能出具的收条亦明确记载400000元为律师费，剩余16000元虽未以收据形式确认，但范才能在微信对话中提出按合同约定返还，亦可合理推定为律师服务费。如上所述，范才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认定信孚律所已实际收取律师服务费416000元。综上，案涉合同约定的律师费金额及风险代理条款，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黄燕玲作为委托人可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案涉合同，鉴于信孚律所指派律师已提供部分法律服务，黄燕玲应支付律师服务费16000元，信孚律所应将超出部分即400000元返还黄燕玲。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燕玲与信孚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7年7月6日解除；二、信孚律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燕玲返还律师服务费400000元；三、驳回黄燕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75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770元，由黄燕玲负担145元，信孚律所负担3625元。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关于本案代理合同相对方是否信孚律所的问题。依照黄燕玲诉称其到信孚律所办公场所，与该所律师范才能协商并签订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向范才能账户转账支付了416000元，与其举示的《刑事委托代理合同》、转账截图、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交易明细详细信息、中国光大银行回单、证明及证明人身份证等相互印证，因此，黄燕玲的主张及举证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信孚律所提出汇款人张进荣没有出庭作证等理由并不能否认黄燕玲基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向范才能转账的事实。案涉合同载明签约地点是信孚律所，且签约当时范才能作为专职律师的执业机构即为信孚律所，因此，一审认定黄燕玲有理由相信范才能代表信孚律所与其签订上述合同，另外，范才能在作为李明运输毒品罪一案中的辩护人出庭，信孚律所亦向法院出具律师函确认范才能作为该所指派律师出庭，故范才能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信孚律所主张范才能应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审理，及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难辨真假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述主张及相应申请不予采纳。有关本案代理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案涉《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700000元律师费，实质上是李明被人民法院终审判处七年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为条件的费用，违反了以上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但由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系黄燕玲因李明涉嫌犯罪一案，委托信孚律所为其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一审认定案涉合同对李明终审量刑与律师费的收取作出了特别约定，仅为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一审认定黄燕玲作为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由于范才能已履行了代理职责作为辩护人参加了李明一案一审辩护，亦即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原审法院参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酌定信孚律所应收取律师费为16000元，处理合法，本院予以确认。信孚律所未能举证其律所执业律师范才能已向黄燕玲返还款项的具体情况，因此，一审判令信孚律所向黄燕玲返还剩余律师费400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七条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信孚律所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40元，由上诉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审 判 员 李秀红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