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6民终9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启梅，女，1966年12月29日出生，贵州省锦屏县人，居民，住锦屏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红吉，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侗族，贵州省锦屏县人，居民，住锦屏县。
原审被告：王继敏，男，1965年12月30日出生，贵州省锦屏县人，居民，住锦屏县。系上诉人文启梅之夫。
上诉人文启梅因与被上诉人姚红吉、原审被告王继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8民初7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启梅上诉请求：撤销锦屏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8民初76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姚红吉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仅凭姚红吉20**年7月31日三次取款共153,000元的事实和文启梅出具给姚红吉的《借条》中有“今借到……”两个因素，就认定文启梅收到姚红吉借款10万元的事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理由如下：
1、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借款事实是否发生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意见看，姚红吉在本案中没有完成证明向文启梅提供了10万元借款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的精神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要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
2、从姚红吉的交易行为看，本案查明的事实不足以认定文启梅收到姚红吉10万元借款的事实。①姚红吉长期以放贷为职业，有若干件民间借贷纠纷案进入锦屏县人民法院，而且数起案件被人民法院认定借条金额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②2017年，姚红吉以文启梅出具的20万元借条提起诉讼，庭审中姚红吉明确认可是为文启梅向邮政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为了达到姚红吉认为的反担保的目的而要求文启梅出具的该借条，借款事实本身不存在，姚红吉因此撤诉。③姚红吉出具20万元的借条的时间是2011年6月9日，出具本案10万元借条的时间是2011年7月31日，但2017年对20万元借条提起诉讼时为何没有将10万元借条一并提起诉讼，这对长期放贷并多次到锦屏县人民法院起诉催贷的姚红吉来说，决不能认为是很正常的情况。
3、从本案庭审的事实来看，认定姚红吉向文启梅提供10万元借款的事实存在诸多疑点，不符合常理。①姚红吉庭审中称其当天从银行三次取款153,000元后，开车到离文启梅家不远的地方，打电话给文启梅到其车上一次性把10万元现金交付文启梅，而且文启梅是一个人到其车上来拿钱。姚红吉为何不通知文启梅到银行从银行取款后直接交给文启梅或者通过转账给文启梅？文启梅作为一个女同志怎么敢一个人去姚红吉车上取10万元现金？姚红吉庭审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②文启梅没有收入，与姚红吉也不是亲戚朋友关系，精明的姚红吉怎么这么胆大敢借10万元给文启梅，这明显不符合常理。③姚红吉20**年7月31日三次取款共153,000元，每次取款间隔多长时间？为何不是取10万元而要多取53,000元？一审法院没有审查。
4、一审判决仅凭一张10万元借条和姚红吉同一天的现金取款记录就认定实际提供了10万元借款的事实，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和精神不符，认定事实证据不足。①文启梅出具给姚红吉的《借条》中有“今借到……”的内容，与一般借条没有特殊区别，即使有特殊区别也不能直接证明实际收到借款的事实。②文启梅在一审对该10万元借条产生的原因所作的说明是合理的，姚红吉也认可曾为文启梅担保而要求文启梅出具借条的事实，姚红吉事实上也为文启梅承担了偿还邮政银行76,000元贷款的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从姚红吉的交易行为、本案的诸多不符合常理的情况，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标准，姚红吉提供一张10万元借条和与借条日期相同的银行现金取款记录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该证据不能证明文启梅收到了10万元借款的事实，也不能使法官内心确信姚红吉已经交10万元现金给文启梅的事实。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上诉人姚红吉答辩意见如下：
1、被答辩人文启梅故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姚红吉与文启梅和一审被告王继敏均生活在锦屏城关，彼此了解对方的职业和家庭财产情况，而且王继敏长期从事建筑业，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因此，对文启梅和王继敏的借款请求，姚红吉都毫不犹豫的给予答应。从2011年6月至2011年10月，姚红吉不只是借款给文启梅和王继敏，而且还为其二人的女儿王体欢在锦屏邮政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文启梅和王继敏第一次向姚红吉借款是在2011年的6月8日，当时借款本金是20万元，借款期限是一年，并约定每月归还姚红吉借款连本带利18100元，在支付姚红吉64,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6000元后，余下借款本金136,000元利息，文启梅和王继敏一直未支付给姚红吉，经多次催收未果后，姚红吉不得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文启梅和王继敏提出姚红吉的偿还借款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主审法官据此向姚红吉作出释明并力劝姚红吉撤回起诉，姚红吉才对该笔136,000元的诉讼撤回起诉。姚红吉撤回起诉不能证明姚红吉与文启梅和王继敏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文启梅第二次向姚红吉借款的时间是2011年7月31日，此次借款本金是100,000元，约定利息是每月2500元，文启梅出具借条的当天，姚红吉以现金的方式将借款交付给文启梅，双方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文启梅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应具有一般成年人的评判和认知能力，其本身欠姚红吉20万元借款尚未还清，如果没有收到姚红吉的10万元借款，又怎么会向姚红吉出具借条并签字和盖手印呢？
2、文启梅缺失诚信，毫无感恩之心。姚红吉与文启梅均是在锦屏城关生活的人，多少也有些人情关系在里面，在其两次借款尚未还清的情况下，其女儿王体欢于2011年10月17日在锦屏邮政银行贷款35万元时强烈要求姚红吉为其贷款提供担。在其女儿未能完全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是姚红吉履行担保人的职责先行为其归还余下贷款，才避免其女儿被银行列为失信人员。对此，文启梅不仅没有感之心，反而否认借款并拒绝偿还，毫无诚信。请求驳回文启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姚红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二被告文启梅、王继敏归还原告姚红吉借款10万元整和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1年7月31日到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止）；⒉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7月31日，被告文启梅向原告姚红吉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姚红吉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每月利息贰仟伍佰元整。借款人：文启梅。时间：2011年7月31日。”被告文启梅在该借款人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同日，原告姚红吉从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账号：62×××79）中支取三笔现金，分别是49,000元和44,000元；另外，转取60,000元。同时查明：2010年5月20日，二被告经依法登记为合法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一、2011年7月31日，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中分别取款49,000元、44,000元和转取60,000元，共计153,000元，说明原告当天具备现金交付借款本金10万元的能力，同日，被告文启梅在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有“今借到……”字样，综合以上因素，可以认定被告文启梅收到了原告交付的借款本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为此，原告与被告文启梅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
二、原、被告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原告有权在合理期限内随时要求被告偿还借款，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视为向被告合理催告，被告文启梅在诉讼期间没有偿还原告借款，构成违约，为此，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原、被告约定借款本金10万元每月的利息为2500元，月利率为2.5%，超过月利率2%的部分，不予保护。为此，借款本金10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1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予以支持。
三、原告与被告文启梅的借款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以此为由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文启梅个人具名向原告借款10万元，数额较大，超越了夫妻日常生活的需要。其次，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文启梅所借之款，为二被告的共同意思表示；或该借款用于二被告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为此，该笔债务应当认定为被告文启梅的个人债务，被告王继敏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被告文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姚红吉借款本金100,000元；二、被告文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姚红吉借款本金100,000元的利息（计算方式为：按月利率2%，从2011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姚红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60元，减半收取2480元，由被告文启梅负担。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姚红吉向本院下列证据材料：①王继敏、文启梅于2011年6月8日写给姚红吉的20万元《借条》、②姚红吉对20万元《借条》向锦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③锦屏县人民法院同意姚红吉撤回起诉的（2017）黔2628民初76号民事裁定书、④本案涉及的10万元《借条》、⑤2011年10月17日文启梅因女儿在邮政银行贷款时姚红吉提供担保而给姚红吉出具的《承诺书》，因上述证据材料均已在本案一审时提交质证，故本院不再重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
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7月31日，文启梅向姚红吉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姚红吉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每月利息贰仟伍佰元整。借款人：文启梅。2011年7月31日。”文启梅在该借款人处签名，并加盖手印。同一天，姚红吉在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账号：62×××79）中有以下顺序的几笔存取款及转账记录：①“现取”49,000元、②“现存”300元、③“转取”60,000元、④“现取”44,000元。另查明：2010年5月20日，文启梅与王继敏经依法登记为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涉及的10万元借款事实是否真实？
对于姚红吉所主张的借款10万元的事实，文启梅辩称其出具《借条》给姚红吉是因为姚红吉为文启梅在邮政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后，姚红吉要求文启梅另行出具《借条》给姚红吉作反担保而产生本案涉及的《借条》，实际上并未真正借到姚红吉的10万元。而且，文启梅向邮政银行借款及姚红吉为该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双方均不否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尤其是出借人主张大额现金交付的，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是出借人需要举证证明的重要内容，欠缺这个事实，只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不能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
姚红吉为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10万元事实，向法院提交了文启梅书写的借条、银行的取款记录等证据。从其提交的银行卡号62×××79的交易明细清单来看，2011年7月31日这天的交易情况顺序是：“现取”49,000元→“现存”300元→“转取”60,000元→“现取”44,000元。姚红吉在一审庭审时陈述的取款数额和交付借款的情况是：文启梅打电话来借款，姚红吉就去银行取款153,000元后，开车到百货大楼（老中医院位置）那地方，并在车上要文启梅写借条后把10万元的现金给文启梅。并称当天取了153,000元是因为除了借款给文启梅外，还有其他另用。本院分析认为，按银行存取款业务的记录规范，“现取”是指从本账户取现金，“转取”是指从本账户转账到其他账户，而不是取现金。因此，姚红吉提供的其银行卡交易记录仅能证明2011年7月31日这天，只有93,000元的支取现金记录（即49,000元+44,000元），另外的60,000元是转账到其他账户而不是取现金。说明当天并不是取了143000元或153,000元，这与姚红吉在一审庭审所讲的“当天取了143,000元是因为除了借款给文启梅外，还有其他另用”是相互矛盾的。而姚红吉陈述当天从银行取钱后带在车上并把现金10万元交付给文启梅，但其银行卡交易记录也只能证明其当天只取了现金93,000元，这93,000元也与文启梅出具《借条》所记载的“今借到10万元”的数额也不相吻合，也与其所陈述的取款数额、交付过程等细节不一致。姚红吉作为经常放高利贷的人，其放贷对象并不具有唯一性。姚红吉仅以2011年7月31日有取款记录来证明该款项就是2011年7月31日文启梅所出具《借条》中的10万元借款，不具备唯一对应关系，证据不足。而且，假若借款事实存在，但姚红吉自2011年7月31日放款后直到2017年10月23日向锦屏县法院起诉，期间有6年之久的时间从未向文启梅催收过，亦不太符合常理。现有证据还不能充分证明2011年7月31日《借条》中的10万元已实际交付。因此，姚红吉仅凭《借条》和2011年7月31日的取款记录，尚不能证明其与文启梅之间存在已交付10万元的真实民间借贷关系。所以，对姚红吉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姚红吉与文启梅之间因担保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以及双方是否已结算清楚均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分析及采信不当，上诉人文启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锦屏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8民初76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姚红吉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60元，两项共计7440元，由姚红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集东
审 判 员 王 珺
审 判 员 肖佳杭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欧阳樟
书 记 员 姚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