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8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明春。
委托代理人：陈岳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培良，公务员。
委托代理人：陈志惠，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振国。
原审被告：曹某。
上诉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集团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杨培良、原审被告何振国、曹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5）甬象商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一、2010年5月，何振国因资金周转紧张，向杨培良提出借款请求，杨培良要求何振国提供担保。何振国表示，可由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南京分公司，杨培良已在原�中撤回对中达南京分公司的起诉）提供保证担保。此后，经三方协商，何振国、中达南京分公司向杨培良出具借条1份，载明何振国向杨培良借款2000000元以及借款由中达南京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杨培良收到借条后，即着手筹集资金，并于2010年5月4日将2000000元款项汇入何振国的银行账户；二、2011年4月28日，何振国再次向杨培良提出借款500000元的请求，杨培良再次要求何振国提供担保。何振国表示，仍可由中达南京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此后，经三方协商，何振国收回了于2010年5月由其及中达南京分公司出具给杨培良的借条，由何振国、中达南京分公司重新向杨培良出具借条1份，载明何振国向杨培良借款2500000元，利息按月利率20‰计算以及借款由中达南京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11年5月4日，杨培良将500000元借款汇入何振国的银行账户。2015年3月，曹某向杨培良承诺对上述借款本金最高额1000000元部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由其在借条中注明上述内容。
杨培良于2015年4月24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何振国归还杨培良借款2500000元，并支付自2011年5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100000元）；二、中达集团公司对何振国2500000元的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曹某对何振国1000000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诉讼费由何振国、中达集团公司、曹某负担。
中达集团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因中达集团公司未书面授权中达南京分公司为何振国的借款提供担保，故该保证合同无效；二、杨培良向何振国出借2000000元借款的时间是2010年5月，中达南京分公司为借款提供保证的时间是2011年4月28日，保证行为发生于何振国向杨培良借款一年后。何振国作为中达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利�职务之便，为自己的个人借款提供保证，其行为已损害了中达集团公司的利益，而杨培良明知中达南京分公司不能提供担保，却仍然接受保证担保，共同损害中达集团公司的利益，该保证行为无效，中达集团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三、何振国于2011年4月28日再次向杨培良借款500000元的事实并未发生，截至2011年4月28日，何振国向杨培良所负债务仅为2000000元；四、借条中约定的借款利息，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制，其超过部分应依法不予保护。
何振国、曹某在原审中均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何振国于2011年4月28日出具给杨培良的借条中所载明的借款金额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对此，该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实际交付时成立并生效，案件中虽然杨培良在何振国出具借条时，并未交付借条中载明的款项，但杨培良于借条出具后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借款款项的交付义务，故可以认定借款合同自杨培良完成上述款项交付行为时成立生效。故杨培良与何振国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借款金额为2500000元。中达集团公司辩称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的意见，不予采纳。杨培良要求何振国归还借款本金2500000元，予以支持。对借款利息，因2500000元借款中的500000元借款实际发生时间为2011年5月4日，杨培良主张自2011年5月4日起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对杨培良主张的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二、中达集团公司应否应当向杨培良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对此，该院认为，中达南京分公司系中达集团公司因经营需要所设立的分支机构，对外没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不具备保证主体资格，且无证据证明中达南京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已得到中达集团公司的授权，应认定该保证担保行为无效。杨培良要求中达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予支持，但中达集团公司应向杨培良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中达南京分公司的保证担保行为具有过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对中达集团公司辩称的借款出借行为发生于前、担保行为产生于后的意见不予采信。杨培良在向何振国出借款项时，均要求何振国提供担保，表明杨培良具有保障资金安全的风险规避意思，而中达南京分公司的保证担保行为强化了杨培良出借款项的意愿，增加了杨培良出借款项的可能性，且中达南京分公司明知其作为分支机构，未经中达集团公司授权，无对外担保职权，却仍为何振国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其行为显然存在过错。（二）中达集团公司对中达南京分公司具有监管责任。中达集团公司应监督中达�京分公司在权限范围内依法从事民事活动。案件中，中达集团公司在管理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活动中具有监管不严的过错。（三）杨培良应当知道中达南京分公司是中达集团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而同意其提供保证，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对保证担保无效也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确定中达集团公司应在何振国不能清偿债务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曹某为何振国向杨培良的借款在1000000元借款本金的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应在上述范围内向杨培良承担连�清偿责任。何振国、曹某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何振国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归还杨培良借款本金25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1年5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中达集团公司对第一项判决内容在何振国不能清偿债务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曹某对第一项判决内容在借款本金1000000元的范围内向杨培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何振国、中达集团公司、曹某负担。
中达集团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中达南京分公司为何振国提供的涉案担保行为应因欠缺保证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意思表示系民事行为成立与否的首要条件，任何欠缺意思表示的民事合同均难以成立。本案中，何振国利用职务之便，在涉案借条中盖上中达南京分公司的印章的行为完全是其个人意思表示，中达南京分公司没有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因此，涉案保证行为并非因保证人主体资格瑕疵而无效，而是因欠缺保证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二、在涉案债务另有连带责任保证人曹某的前提下，即使法院认为中达集团公司应当承担涉案担保责任，也不应直接判令中达集团公司承担何振国不能清偿债务的二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中达集团公司认为，上述规定仅针对简单的保证关系，不适用有多重保证的情形。本案中，曹某向杨培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中达集团公司应当承担扣除曹某及何振国共同清偿金额后或曹某应承担的额度后，何振国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二分一部分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杨培良答辩称：一、中达集团公司称涉案保证合同系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的真实意思是一种主观的表述，一般人仅能根据每个人所作出的行为判断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中达南京分公司在涉案借条上签章的行为即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在没有对担保方式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涉案担保方式为连带担保。中达集团公司与曹某都是连带保证人，杨培良可以要求任一债务人先行归还涉案借款，因此原审判决无误，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何振国、曹某均未作答辩。
二审中，中达�团公司、杨培良、何振国、曹某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中杨培良与何振国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曹某向杨培良承诺对涉案借款本金最高额1000000元部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达南京分公司在涉案借条“担保人”处加盖公章，但因其不具备保证主体资格且无证据证明上述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已得到中达集团公司授权，故涉案保证合同无效。中达南京分公司明知其不具备保证主体资格仍通过加盖公章的形式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具有过错，且中达集团公司亦未尽到对中达南京分公司的监管责任，故原审判令中达集团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中达集团公司认为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为扣除曹某及何振国共同清偿金额后或曹某应承担的额度后，何振国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二分之一部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中达集团公司应在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各方亦未就债务清偿顺序作出明确约定，故上述民事赔偿责任范围与担保人曹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无关，原审法院判令中达集团公司在何振国不能清偿债务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但中达集团公司与何振国、曹某所承担的全部债务不应超过涉案2500000元本金及相应利息。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进行追偿，且法院应在判决主文处明确保证人享有追偿权，但原审法院在判决曹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未按规定明确曹某有权向何振国进行追偿不当，应予以纠正。同时，原审法院对杨培良诉请的借款利息并未全部予以支持，对不予支持部分，应当予以判决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遗漏部分判决事项，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5）甬象商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原审被告何振国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归还被上诉人杨培良借款本金25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1年5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上诉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第一项判决内容在原审被告何振国不能清偿债务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二、撤销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5）甬象商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原审被告曹雍对第一项判决内容在借款本金1000000元的范围内向被上诉人杨培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曹雍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何振国进行追偿。
四、驳回被上诉人杨培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一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被告何振国、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曹雍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上诉人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亚平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