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鲁0104民申9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苏宝喜，男，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苏宝和，男，195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苏静，女，1968年8月2日出生，汉族，统一银座临时工，住济南市。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苏宝军，男，197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国美电器世购店职工，住济南市。
再审申请人因与被申请人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鲁0104民初484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苏宝喜、苏宝和、苏静再审申请称，（一）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桂英并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被继承人在制作遗嘱时，没有行为能力，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做遗嘱。被继承人杨桂英是1932年11月6日出生，被申请人提供的录像制作时间是2013年7月13日，杨桂英已八十高龄，并且杨桂英在2013年4月份初因患病入院治疗（住院治疗时间是2013年4月8日至5月8日）。其在家时不能下床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且丧失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对此，有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住院病历和证人证言）、苏宝军一审提供的录像均能证明。苏宝军代理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诊疗记录和单方陈述不足以证明录像时杨桂英的神志清醒。对于杨桂英的身体状况，苏宝军是明知的，却未针对杨桂英的状况作专门的行为能力鉴定。
（二）本案中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也非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中苏宝军在原审中提交的遗嘱是一份打印件且没有被继承人杨桂英签字，只有一个手印，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核实该手印是否是杨桂英本人手印；也非两个见证人代书。在落款时间处的手写部分，不是遗嘱人和见证人本人书写。综上所述，该遗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有关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属于自书遗嘱、代书遗嘱。2、被继承人不识字，且该遗嘱由于没有被继承人的签名，无法证明该遗嘱内容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无法得知遗嘱上的手印形成时间是否晚于打印内容时间。
（三）本案中苏宝军在原审中提交的录像不能证明被继承人有将涉案房屋遗嘱给其的意思表示。1、在苏宝军提交的录像中，管延茂律师简单询问了见证人宋诚谦、郑志波身份，见证人以默认的形式回应，未询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系情况等，无法得知见证人是否与本案的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而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两个见证人明确说了是苏宝军的朋友，对于当时录像遗嘱时详细情况不了解，对于打印遗嘱是何时形成的也不清楚。而两个署名律师没有现场见证并主导遗嘱主文形成过程或者对当时杨桂英的神志是否清醒、是否具有意思表示能力进行必要的核实，说明他们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因此，他们也不是适格的见证人。没有适格见证人的打印遗嘱不具备必要的形式要件。2、录像中出现的书面材料，从录像中无法看清，无法证明录像里所述文件的真实性且无法核实该文件就是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书面材料。
（四）原审庭审中，见证人及被申请人的陈述与被申请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严重不符合，原审庭审笔录、庭审录像的不能调阅，直接影响申请人进行二审上诉。1、原审程序违法。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未按照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联系方式及地址进行应诉材料的通知；原审安排的开庭时间距离申请人得知涉诉只有23天，变相压缩了申请人的举证期限，剥夺了申请人举证的权利。2、见证人及被申请人的遗嘱录像陈述与被申请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严重不符。见证人宋诚谦陈述与其在录像中陈述不一样，特别是见证人陈述是由被继承人电话通知、并且亲自开门进入被继承人家中，但事实是被继承人不会使用电话、且不能走路活动；被申请人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录像时被申请人及其妻子不知情也不在场，事后才得知涉案房屋由被继承人遗嘱给被申请人，但见证人郑志波在庭审中陈述，被申请人与其妻子就在被继承人制作录像现场，并且录像中明确出现了被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恰恰证明被申请人提前知道律师见证一事。对于上述问题，原审法官并未就此让被申请人做出解释，也未进行询问。3、庭审笔录及庭审实时录像，申请人无法调阅，剥夺申请人的上诉权。申请人在原审结束后一直向法院申请调阅，但均被拒绝。其拒绝调阅庭审情况的行为严重违反2017年3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可以依照规定复制录音或者誊录庭审录音录像，必要时人民法院应当配备相应设施。”
苏宝军提交意见称，（一）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只是说明被继承人行动不便、没文化，并不能证明老人意识不清醒。在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关于老人的出院情况说明中，明确提到老人神志清醒、精神尚可，所以老人在制作遗嘱时神志清醒，具有分辨能力和行为能力。
（二）申请人提出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从录像内容可以看出，制作遗嘱的过程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老人明确表示遗产由苏宝军继承，所以遗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
（三）被申请人认为录像清晰，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把涉案房屋给自己。
（四）申请人提出原审程序错误，被申请人认为程序合法，至于是否让看录像并不影响判决的效力。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被继承人杨桂英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制作遗嘱。再审申请人提出被继承人杨桂英不具备制作遗嘱所必需的的民事行为能力，理由是杨桂英制作遗嘱时已八十岁高龄且患病，证据有被申请人苏宝军于原审中提交的遗嘱录像以及新证据杨秀芬、张成顺所做的书面证明材料。遗嘱录像及新证据均无法证明被继承人杨桂英属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仅能证明其行动不便、没文化，不能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杨桂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该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杨桂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再审申请人提出遗嘱录像显示，涉案遗嘱是由见证律师管延茂向杨桂英简要叙说、且未对该遗嘱进行特写拍摄。见证人管延茂对杨桂英的说明虽然简洁，但是将该遗嘱的中心意思表达明确完整，即济南市槐荫区发祥巷小区二区6号楼3-203室房产由被申请人苏宝军继承。尽管遗嘱录像没有显示遗嘱的书面内容，但是遗嘱录像内容足以证明杨桂英有将涉案房屋遗嘱继承给苏宝军的意思表示。该书面遗嘱材料的签字按捺问题，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承认杨桂英不识字，被申请人认为涉案遗嘱中的按捺非杨桂英手印，但是并未提交新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应有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三、该遗嘱形式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人提出，该遗嘱属于事先印制好的打印件，而非见证人书写，遗嘱人、见证人的落款时间为一人书写，而非遗嘱人和见证人本人书写。本院认为该遗嘱为事先印制好的打印件，遗嘱制作过程中，有两位见证人在场见证并在遗嘱中签字，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均对签字认可；两位见证人在录像时未表示自己身份及与被继承人、继承人的关系，并不属于导致遗嘱效力无效或瑕疵的条款；两位见证人与继承人、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因此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属于代书遗嘱，形式合法有效。四、原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原审自2016年11月2日立案，于同年11月7日以邮寄送达方式向原审被告发出应诉通知书等材料，其中，苏宝喜与苏宝和于2017年1月1日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接收，苏静未接收退回，后于2017年1月4日在本院签收，有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本院原审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7年2月13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原审程序合法，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上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无法调阅庭审笔录及庭审录像并不阻碍当事人行使上诉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苏宝喜、苏宝和、苏静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邱继让
审判员 赵冬梅
审判员 王 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曲钰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