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民终2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艳，女，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凯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坤锡，男，1974年1月5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剑河县盘溪乡前锋村居民，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庆勇，男，1972年1月10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剑河县人，原住凯里市，现无固定住所。原审第三人：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凯里市北京西路**号。法定代表人：胡萍家，总经理。上诉人李艳因与被上诉人王坤锡、龙庆勇，原审第三人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凯里市人民法院(2015)凯民初字第2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凯民初字第2292号《民事判决书》所作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坤锡对上诉人主张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王坤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依法委托有司法印章鉴定资质的机构对被上诉人王坤锡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进行司法鉴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王坤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张2013年10月10日出具的编号为0010479、金额为15万元的《收款收据》，该收据上加盖了“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没有编号。诉讼中，第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有司法印章鉴定资质的机构对被上诉人王坤锡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载明2013年10月10日、金额为15万元、编号为0010479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可一审法院未依法进行鉴定。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抗辩理由，上述编号为0010479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显然不是第三人使用的印章，该印章明显是伪造的，那么雕刻印章的人就是诉人龙庆勇。那么上述编号为0010479的《收款收据》是本案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既然该证据出现到法庭上，人民法院就应查清该证据的真伪，所以必然需要对该收据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方真相大白。二、本案被上诉人龙庆勇涉嫌伪造印章罪或诈骗罪，一审法院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一审法院应中止审理。第一，本案所涉的编号为0010479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印章是被上诉人龙庆勇加盖的，那么该印章也只可能是被上诉人龙庆勇伪造的。伪造公司印章，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己构成伪造印章罪。第二，如果被上诉人龙庆勇为了骗取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购车款，其没有出租车出卖或承包给被上诉人王坤锡，其也没有接受第三人的委托，那么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第三人印章，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己构成诈骗罪。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一旦被上诉人龙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上诉人依法无需对被上诉人龙庆勇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潘承吉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鉴于被上诉人王坤锡与上诉人没有洽谈过购车事宜，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案的实际收款人为龙庆勇，龙庆勇是在上诉人李艳处骗取农行卡接收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转款，龙庆勇收到该15万元款项后分别向潘承吉账户转账6万元、向龙庆勇农行账户转账8万元，剩余1万元由龙庆应提取现金。因此，本案与潘承吉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了便于查明本案事实，应依法追加潘承吉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故而一审遗漏当事人，程序不合法。四、涉案15万元依法应认定为被上诉人龙庆勇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龙庆勇共同向被上诉人王坤锡返还15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王坤锡洽谈过承包出租车经营权事宜；第二，被上诉人王坤锡通过被上诉人龙庆勇在向上诉人账户汇款时，并未征求上诉人的意见。根据被上诉人王坤锡一审第一次诉讼庭审时也承认，被上诉人王坤锡转账前、转账时，上诉人均不在现场，上诉人根本完全不知情。第三，本案实际收取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款项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龙庆勇，被上诉人龙庆勇是在上诉人处骗取农行卡接收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转款，被上诉人龙庆勇收到该15万元款项后直接从上诉人农行卡账户上向潘承吉账户转账6万元、并直接从上诉人农行卡账户上向其被上诉人龙庆勇农行账户转账8万元、剩余1万元由被上诉人龙庆勇提取现金。也就是说，上诉人根本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王坤锡汇入的款项。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本案中，从转账记录来看，被上诉人王坤锡将款转至上诉人账户，被上诉人龙庆勇就马上全部转走，没有留一分钱在上诉人账户上。同时，被上诉人龙庆勇住在上诉人母亲家时，所有的家庭开支是由上诉人母亲承担，其根本没有出一分钱。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龙庆勇没有从事任何夫妻经营活动。那么，该15万元本身是被上诉人龙庆勇通过私刻第三人公章诈骗手段犯罪手段获得的，依法应认定为被上诉人龙庆勇的个人债务，而不应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龙庆勇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48号《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明确提出，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对于非法债务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龙庆勇通过私刻第三人公章手段骗取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理因属于非法债务，理应不收法律的保护，被上诉人龙庆勇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外赌博，而且欠下巨额赌债，并于2013年12月中旬，为躲避债务外逃。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王坤锡的15万元已被被上诉人龙庆勇用于赌博。因此，一审法院将涉案15万元认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龙庆勇的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应认定为被上诉人龙庆勇的个人债务。被上诉人王坤锡辩称，一、李艳与龙庆勇系夫妻，龙庆勇与答辩人系老乡，龙庆勇征得李艳同意将购买出租车经营权预付款15万元汇入李艳提供的个人账户，款汇入李艳账户后，原告打电话问李艳收到款没有，李艳说收到了。至于龙庆勇后来与李艳怎样取走这笔款，用途如何，并未影响向李艳和龙庆勇已共同收到原告预付款的真实性，现该笔款改变用途，李艳和龙庆勇根本不拿出买出租车线路牌给原告，原告要求退回预付款合理合法。二、上诉人李艳提出收原告交的预付款收据上盖的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用过的印章，该章是假的应当进行鉴定，其实对该章的鉴定仅存在李艳与龙庆勇收到原告的预付款认定为是其两人收的款还是凯里市平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收的款问题，一审法院的判决已经认定系李艳和龙庆勇收了这笔款，李艳上诉理由要求对收款印章进行鉴定无现实意义。上诉人又说原告的款汇入李艳账后，被龙庆勇和潘承吉取走，李艳没有得用这笔款，和预付款汇入其账后，收款收据上盖的印章是假的，龙庆勇又取走了这笔款，龙庆勇存在诈骗行为，以该两条理由认为责任与其无关的理由无任何法律依据。根据上述事实，李艳和龙庆勇收到原告的预付款后，即未买出租车经营权给原告又不退还原告交的预付款，凯里市人民法院以（2015)凯民初字第2292号判决由李艳、龙庆勇返还原告的预付款是正确的，李艳的上诉无理，请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龙庆勇，原审第三人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未作答辩。王坤锡一审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因购买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含出租车）而支付的预付款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王坤锡与被告龙庆勇是老乡。被告李艳与龙庆勇于2012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李艳于2015年3月11日向凯里市法院起诉离婚，凯里市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凯民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离婚，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李艳系第三人平安汽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萍家之女。2013年，龙庆勇向原告告知第三人有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含出租车）出卖，原告决定出资购买一辆。同年10月10日，原告按照龙庆勇的要求将预付款15万元存入李艳的银行账户。李艳时任平安汽运公司副经理，知晓款项入账。原告支付预付款后，龙庆勇当即经手出具加盖有“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的一张收款收据给原告。事后，原告因迟迟未能取得出租车，在要求被告、第三人返还预付款未果的情况下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李艳和第三人均表示不应当承担返还预付款的责任，且龙庆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主持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立案案由返还原物纠纷属于第一级案由物权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而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庭审查明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该案案由应当为买卖合同纠纷，立案案由确定有误，应予变更。原告系与被告龙庆勇洽谈交易事宜，虽然龙庆勇以第三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但龙庆勇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身份关系，且预付款并没有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对龙庆勇实施的前述行为亦不予追认，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龙庆勇的行为构成代表或代理亦或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第三人不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预付款的民事责任。第三人关于本案与其无关的辩解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原告与龙庆勇达成交易，并按照龙庆勇的要求已将预付款15万元存入被告李艳的银行账户是事实，这一事实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龙庆勇因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交付交易标的物的义务，理应向原告返还预付款。李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龙庆勇所负的前述债务属于龙庆勇的个人债务以及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债务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诉请二被告承担返还预付款的民事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艳关于本案债务不属于其与龙庆勇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辩解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艳与第三人均称案外人潘承吉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却没有参加诉讼，本案遗漏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将预付款存入李艳的银行账户后，至于该笔款项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换言之，龙庆勇或者李艳是否将收到原告支付的预付款转账至龙庆勇的银行账户或者支付给潘承吉，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故李艳与第三人的前述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龙庆勇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视为放弃自己当庭的抗辩权利和对原告诉请及所举证据的默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李艳、龙庆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王坤锡因购买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含出租车）而支付的预付款15万元。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李艳、龙庆勇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向本院提交了《公章鉴定申请书》。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为2017年12月20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关于公章真伪的鉴定申请不但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在本案中王坤锡计划购买的标的物是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及出租车，有权处理该标的物的出卖人系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王锡坤应当向其支付价款，才能获得上述标的物，即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及出租车买卖合同关系的适格合同相对人应当是王坤锡与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然而，王锡坤把15万元预付价款向李艳私人账户进行了支付，在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该行为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王坤锡与凯里市平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并未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对公章进行鉴定，与待证事实无意义。龙庆勇或者李艳是否将收到的预付款转账至龙庆勇的银行账户或者支付给潘承吉，也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一审中，李艳陈述其名下银行卡在王坤锡付款前几天由龙庆勇借走，该银行卡绑定了李艳的手机号，李艳知晓该卡的收支情况。王锡坤向李艳银行卡支付15万元，李艳庭审中表示知晓15万元进账。然而，李艳并非有权处理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及出租车的适格主体，同时李艳作为该银行卡的持有人，对大笔款项进出账应当负有管理和关注义务。因此，李艳不知晓款项来源和去向的意见，不能否认无权占有15万元预付款的事实，亦不能回避与龙庆勇返还王坤锡因购买出租车线路牌经营权（含出租车）而支付的预付款15万元的义务。综上所述，李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李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再幸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龙 恺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龙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