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49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2号粤丰大厦办公2001、2101号。主要负责人：李军凯，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绍浬，广东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印锋，男，196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贻军，广东昂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守溪，男，1977年5月21日出生，系台湾屏东县人，居住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铁军，广东怀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立可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办上村社区莲塘工业城松仔岭工业园第15栋。法定代表人：游黄达，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格上租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住所地东莞市长安镇锦厦东门中路121号百汇金融大厦6楼601、602、603、605号。主要负责人：许季睦，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印峰、周守溪、原审被告立可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可生公司）、格上租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格上租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8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承担赔偿责任，超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改判由逃逸侵权人周守溪承担；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周守溪不属于逃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交警部门是处理事故经过、认定事故情节和进行事故责任分配的法定机关，事故经过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全面的调查取证，交警部门也是清楚事故经过和情节的法定机关，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情节和责任分配若非经法定复议程序推翻，不能推翻原交警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其次，交警事故认定书己明确认定“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而且，被上诉人周守溪也未经法定复议程序推翻交警事故认定书的事实，显然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属于既成事实，不可争议；再次，事故发生后拨打电话报警，委托他人处理依法不能推翻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不得私自离开，必须配合交警调查，以便核实肇事司机的真实身份、驾驶资格、以及是否存在掉包、酒驾、毒驾等情形，若肇事司机未及时配合交警调查核实，擅自离开，显然将会导致事故发生时真实肇事司机的真实身份、驾驶资格、以及是否存在掉包、酒驾、毒驾等情形无法查清，肇事司机若非因紧急送伤者抢救，只要存在肇事擅自离开现场，不配合交警调查就足于构成逃逸，不论其事故发生后电话报警或者委托他人处理与否。综上，本案中一审判决本末倒置、逻辑错误导致认定逃逸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交警事故认定书注明的认定事实，判决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的逃逸情节成立。二、一审法院仅根据投保单页面中（非落款签名时间处）的日期认定为投保单签署日期，并认为上诉人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的依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车辆的所有人即原审被告格上租赁公司多达几十辆车在上诉人公司投保，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投保单在投保前交由格上租赁公司盖章确认，而投保单落款处格上租赁公司通常只盖章确认，不注明具体时间，而本案投保单页面中（非落款签名时间处）的日期并非格上租赁公司盖章落款的时间，而是上诉人公司归档投保单时工作人员在投保单空白处填写的日期时间，而且，如有必要，我方申请法院对该份投保单中落款盖章的时间日期和对空白处写的2016年2月1日的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法院认为有必要也可依法依职权进行；上诉人可以举证原审被告格上租赁有公司该车辆的之前几年的投保单或者其他车辆的投保单予以证明。三、一审判决认定对逃逸免责条款保险人须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交警事故认定书己明确认定“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庭审中，周守溪并非否认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事实，只是抗辩已报警和委托他人处理，显然这些理由不能推翻周守溪逃逸的事实，而且，周守溪也未经过法定复议程序推翻事故认定书，其肇事逃逸的事实无可争辩。其次，依据原审被告格上租赁公司向我方公司投保商业险的保险合同条款，以明显区别的加粗黑体字明确约定在第一章第四条“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显然，我方承保肇事车辆前，对该逃逸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我方已尽明确提示及充分告知义务，且该逃逸免责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格上租赁公司作为所有人和投保人向我司缴纳保费，该份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肇事车辆及格上租赁公司的其他车辆均多年在上诉人公司投保，并非第一次投保，熟知保险条款约定，且周守溪作为多年的老司机，不可能不知肇事后法律禁止逃逸。因此，周守溪弃车逃逸的行为符合商业第三责任险保险条款的免责约定，我司依法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不负赔偿责任。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明确对于保险公司约定如逃逸等禁止性的情形免责条款的要求仅仅是尽到一般提示义务即可，并不必然要求保险公司对禁止性的情形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肇事逃逸是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明确禁止性的规定，并广为宣传为全国人民众多周知。由此可见，我司对逃逸免责条款只要尽到提示义务，被保险人就不得以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进行对抗。因此，法院仅应审查的是上诉人有无就逃逸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过区别黑体字的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涉案保险条款“责任免除”部分以及投保单“投保人声明”部分的内容均为加粗加黑字体，投保单落款栏亦有格上租赁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盖章确认，可见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已经以明显标志的方式对投保人进行了反复提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的裁判不仅是为当事人定纷止争，而且要用裁判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会发生多种多样的严重后果，诸如驾驶人员涉嫌醉驾、毒驾、无证、驾驶员调包等，即使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其违法犯罪证据会消失，导致事故原因性质无法查清，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对受害者产生更大的伤害，如果受害人无自救能力，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更大的伤害甚至死亡，或者其会面临来自其他车辆的二次碾压，驾驶人员逃逸现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是难以预估的；守在现场，等候处理无论是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还是伤者的救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人民法院应为社会树立这样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论后果有多严重，内心有多惶恐，都不能一走了之，均应守候现场并积极采取救治措施，否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且其事发后11个小时才进行酒精检测，已无法真实反应其事发时的驾驶状态。如果法院判决周守溪逃逸仍可在商业第三责任险获赔，无疑降低了违法成本，实际是怂恿了该类违法犯罪的发生，导致更多效仿，甚至为了掩饰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而故意逃逸，显然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那将会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后果。综上，由于周守溪肇事后弃车逃逸，该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且我方已在条款中以加粗黑体字标明该免责事由，法律明确规定明确对于保险公司约定如逃逸等禁止性的情形免责条款的要求仅仅是尽到一般提示义务，上诉人己就涉案逃逸免责条款内容以区别于其他字体的黑体字明确表示，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依法主张无须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理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李印锋的合理损失，我方无需在商业第三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改判由逃逸侵权人周守溪承担。一审判决存在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敬请二审法院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根据上诉人上诉理由，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承担赔偿责任，超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改判由逃逸侵权人周守溪承担。被上诉人李印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二、如果出现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情形，对于李印锋的有关赔偿也应当由立可生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周守溪答辩称，一、提示有免责条款的《投保单》形成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上诉人未履行法定的免责条款提示或说明义务，其主张免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6年1月27日。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事故车辆的投保单，签署日期为2016年2月1日，即投保单形成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同时，上诉人亦未能证明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已通过其他方式向投保人作出了提示或明确说明，应当认定上诉人未对该免责款履行法定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该免责条款无效，上诉人以此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周守溪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相应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上诉人所称的保险合同条款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免责情形为“（八）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或者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根据上述约定文字理解，只有在事故发生后驾驶人或被保险人未采取任何措施就逃离现场情形下，保险人免责；并且遗弃车辆逃离现场应该具有与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同的严重后果，即对保险人责任产生实质的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即驾驶人应当依法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以及报警。（110交通报警接处警记录卡载明报警时间为22时0分28秒）并同事要求协助呼救急救车。此外，周守溪还让同车的同事拨打电话要求公司派人协助处理，之后又由同事协助将伤员送往医院救治。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事故发生后，周守溪依法采取了相应措施，也未对保险人责任产生实质的影响。因此，即使上诉人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了提示或说明，但周守溪并未违反该免责条款，上诉人理应履行合同义务、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周守溪基于职务行为驾驶车辆，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1时57分。事故发生后，周守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察看伤员伤情，然后在第一时间报警，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立可生公司、格上租赁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李印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平安保险公司、周守溪、立可生公司、格上租赁公司连带承担李印峰因交通事故损失291914.4元，并判决周守溪在交强险内直接赔偿精神损失赔偿金3万元，共计291914.4元；2、案件受理费由平安保险公司、周守溪、立可生公司、格上租赁公司承担。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因伤残赔偿金增加7799.8元、新增医疗费273元、新增鉴定费800元，故诉讼请求1中请求赔偿的损失共计300000元。原审法院查明，一、事故责任划分。2016年1月27日21时57分许，周守溪驾驶粤Ｓ×××××号小型轿车沿光明新区风景北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北环路交汇红绿灯路口时，其车头与沿北环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路口由李印锋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车身右侧发生碰撞，造成李印锋受伤及车辆部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周守溪当场弃车逃逸，后于次日到光明交警大队投案。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光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守溪驾驶机动车行驶至路口时，未仔细察明道路安全状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过错；并在道路上发生致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后，未及时配合执勤交警处理事故反而逃逸，存在过错；李印锋驾驶二轮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在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过错。周守溪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李印锋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事故认定书对于责任比例的认定法院予以采纳。二、车辆投保情况李印峰为粤Ｓ×××××号车辆承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止。三、伤残等级：八级经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李印峰的伤残等级为八级。李印峰对伤残鉴定报告提出异议并请求鉴定人员出庭及进行重新鉴定。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两名鉴定人员已出庭对上述异议予以答复。法院认为，鉴定人员已对李印峰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合理答复，无证据显示上述鉴定报告违反法定程序或存在实体错误，法院对上述鉴定报告予以采纳。四、医疗费李印峰请求新增加的医疗费273元，周守溪、平安保险公司、立可生公司、格上租赁公司均以没有病历佐证为由不予认可。李印峰未能证明上述费用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于李印峰的医疗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五、误工费：9811.7元李印峰住院55天，于2016年3月22日出院，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出院证明书载明建议休息3个月，李印峰的误工期计算为145天,李印峰未能举证其收入水平，法院参照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李印峰的误工费为9811.7元(2030÷30×145)。六、护理费：8804.7元李印峰住院55天，住院期间全程留陪一人，李印峰请求按照2014年度广东省国有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58431元/年计算护理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法院予以支持，计得护理费为8804.7元（58431÷365×55）。七、住院伙食费：5500元（100元/天×55天）。八、残疾赔偿金：267799.8元李印峰向法院提交了深圳市居住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人证言等证据，法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李印峰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事实，李印峰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法院予以支持。计得李印峰应得的残疾赔偿金为267799.8元（44633.3元/年×20年×30%）。九、交通费：酌定3000元。十、营养费：酌定3000元。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十二、鉴定费：3500元。十三、其他情况粤Ｓ×××××车辆登记在格上租赁公司名下，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粤Ｓ×××××车辆系由格上租赁公司租赁给立可生公司使用，周守溪系立可生公司员工，基于职务行为驾驶粤Ｓ×××××车辆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平安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投保单（加盖格上租赁公司印章，日期签署为2016年2月1日），主张因周守溪在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后逃逸，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周守溪、立可生公司主张周守溪在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后拨打报警电话，并且委托其同事处理事故，不属于逃逸。原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认定的事实，李印峰损失共计331416.2元。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赔偿李印峰损失11万元。李印峰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平安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投保单签署日期为2016年2月1日，形成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其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故平安保险公司还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李印峰177133元【（331416.2-11万元）×80%】。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应赔偿李印峰损失28713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平安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印锋损失人民币287133元；二、驳回李印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诉讼费5679元，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内免责。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守溪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并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配合执勤交警处理事故反而当场弃车逃逸，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周守溪对该认定未提出复议，故本院确认周守溪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周守溪在本案中主张其不构成逃逸，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合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涉案车辆所投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中第四条第八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该免责条款中约定的免责事由即上述我国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行为，而且该条款内容的字体均已加黑加粗，保险人已经履行了对该条款的提示义务，且无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本案中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平安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主张免责。周守溪、立可生公司以投保单签署日期形成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上诉人未能证明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已通过其他方式向投保人作出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为由，主张该免责条款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以投保单上签署日期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为由，认定平安保险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能免赔、应当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周守溪、立可生公司还主张涉案免责条款约定的是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周守溪在事故发生后拨打电话报警，并委托他人送伤者去医院，已经依法采取了措施，不符合该免责条款免责的规定。本院认为，交警已经认定周守溪未及时配合执勤交警处理事故反而逃逸，周守溪主张其已经依法采取措施，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其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赔偿李印峰损失11万元，而应当由周守溪承担的超出交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金额为177133元【（331416.2元-110000元）×80%】，各方对该赔偿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本案中免责，而周守溪系立可生公司员工，周守溪在本案事故发生时驾驶车辆系履行立可生公司职务行为。因此该笔177133元应由立可生公司承担。综上，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81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81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印峰110000元；三、原审被告立可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印峰177133元；四、驳回被上诉人李印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79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1874元，由原审被告立可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负担38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43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1202元，由原审被告立可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44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雪  梅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代理审判员 陈  云  峰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书 记 员 钟文俊（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