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13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智茂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江智茂，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兵，重庆市渝北区兴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全，重庆市渝北区兴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渝北区王家街道大屋村5组，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王家街道龙家街***号附*号。
负责人：徐成明，该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徐后富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徐后富，男，197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上诉人江智茂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江智茂农户）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渝北区王家街道大屋村5组（以下简称大屋村5组）、原审第三人徐后富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徐后富农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18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智茂农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全，被上诉人大屋村5组的负责人徐成明，原审第三人徐后富农户的诉讼代表人徐后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智茂农户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渝0112民初1880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实际承包土地份数支付上诉人的征地补偿费，即增加1份征地补偿分配款45824元于上诉人；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事实认定理解出现歧义偏差，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四页第一段第四行认定“被告按照3份土地的标准分别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费”和第四页第三段第6行认定“被告已将3份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费和青苗、构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原告”的评述是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至今尚未支付上诉人3份土地的征地补偿费；2、1995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承包土地是三份，上诉人江智茂代耕了江礼珍没有耕种的一份土地，1996年3月26日，上诉人生育了小女儿江敏睿，江礼珍去了政府养老院后退出了自己的1份承包地，被上诉人就将该份土地正式发包给上诉人耕种。从此时起上诉人家庭成员为4人，承包经营土地为4份，并按4份承包土地履行农业税、提留款的缴纳义务至国家免征。2004年和201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换证及再次确权时，被上诉人也将江礼珍的1份土地确认于上诉人，且上诉人小女儿江敏睿被确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被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承包经营土地为4份。
大屋村5组辩称，江礼珍这份土地，1994年土地承包证没有她的，因为1992年她进了国家幸福园，土地就退出来，队上处理给了徐厚富。渝邻高速路占取了江礼珍的土地，土地费用都是徐厚富领取的。我们是按照国家法律程序办理的，开了四次社员大会，分配方案是由社员议定的，也有村上和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每次参加了的，同意方案就签字盖手印。江智茂没有签字，暂时没有领取土地承包款。江礼珍的土地划给徐厚富是原来村上干部处理的，是徐厚富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是按照1994年土地承包证分配的，航测整个社500亩地，我们摊的500亩。
徐厚富农户述称，江礼珍土地1994年划给我，渝邻高速路占了江礼珍的秧田、干田，2005年沙田湾花老板占了土地，都是我领的钱。我土地证上是3人3份土地，其中包含了田启才（音）、江礼珍的土地，我之前的一份土地是老的分给我的，租用土地委托书我都带来了。
江智茂农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大屋村5组支付原告集体资产分配款4582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5年12月4日，原告江智茂农户取得《重庆市渝北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使用权证》，原告从被告大屋村5组承包2.73亩土地，人口为3人，劳动力为2人，承包期限从1995年8月31日至2025年8月31日。
同日，第三人徐后富农户取得《重庆市渝北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使用权证》，第三人从被告大屋村5组承包2.73亩土地，人口为3人，劳动力为2人，承包期限从1995年8月31日至2025年8月31日。
2010年11月30日，原告江智茂农户取得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为：江智茂（1963年4月17日出生）、郭祥梅（1965年1月18日出生）、江玲（1985年10月10日出生）、江敏睿（1996年3月26日出生）。
同日，第三人徐后富农户取得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有人为：徐后富（1970年4月9日出生）、陈位菊（1972年5月14日出生）、徐家（1994年1月26日出生）。
2014年，被告的集体土地被征收。被告大屋村5组形成《集体资产分配方案》。按照分配方案，每份承包土地面积按照1.79亩计算，一份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用、青苗和构附着物补偿费共计45824元（25600元/亩×1.79亩）。被告按照3份土地的标准向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支付土地补偿费。
一审法院认为，从1995年第二轮承包地发包的情况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承包土地面积一致，其承包土地的份数也应一致。当时，两户均为3口人，其承包土地的份数也应为3份。原告自认其承包地份数从1995年之后就未发生变化，未增地，也未减地，故其承包土地的份数一直为3份。所以，原告主张其承包4份土地，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已经将3份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费和青苗、构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再支付1份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智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75元（已减半计），原告江智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负担。
二审中另查明，因江智茂农户未在王家街道大屋村5组集体资产分配方案上签字确认，其至今尚未领取该分配方案上应分得的3份土地的征地补偿款。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江智茂农户也在一审中陈述其1994年承包的土地至今并未增加或减少，江智茂农户在1994年有3人，故其承包了3份土地。江智茂农户认为因其女儿江敏睿出生，经大屋村5组调整，将江礼珍的承包地调整给其承包，故江智茂农户现有承包地为4份。但对此，江智茂农户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首先，其举示的201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虽然其承包面积为3.78亩，较原证载面积有所增大，但经本院核对其承包田土地块与200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上记录的具体田土地块完全一致，仅是面积有所增大，大屋村5组解释称面积的变化是因在1994年的承包面积上统一扩大20%，江智茂农户也陈述2010年的证载面积较2004年是统一扩大面积，故不能仅以江智茂农户现有证载承包地的面积为3.78亩就认为其多承包了一份土地即江礼珍的承包地。其次，比较2004年的证载面积与1994年的证载面积，江智茂农户在1994年的承包地证载面积为2.73亩，2004年为2.10亩，两者变化不大，没有证据证明在1996年江敏睿出生后，大屋村5组经调整将江礼珍的承包地调整给江智茂农户承包经营。综上，江智茂农户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江智茂农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江智茂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欲晓
审 判 员 李盛刚
审 判 员 刘 静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 希
书 记 员 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