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民终字第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船。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兰英。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冯霄飞，浙江展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英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光复路***号*幢***室。
法定代表人：李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丽平、吴竞轶，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船、王兰英因与被上诉人郑英泉、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川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被上诉人郑英泉下落不明，本院于2015年10月31日向其公告送达传票。上诉人赵船及其委托代理人冯霄飞、被上诉人大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竞轶到庭参加了诉讼，郑英泉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6日凌晨3时左右，赵船、王兰英的儿子赵振洋与程某甲、程某乙及程某乙的女友等四人，从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附近的根据地酒吧处搭乘郑英泉驾驶的、大川公司所有的浙A×××××出租车。车辆行至清江总管塘附近时，双方因浙A×××××出租车的行程以及车费等问题发生争执。后赵振洋等四人未付车费即下车，郑英泉遂报警，赵振洋等四人见状后往置地国际与九天国际中间的小路方向跑去，其中一人还与后方数米外的郑英泉发生争吵，郑英泉随即拿起路边的塑料物品向赵振洋等四人逃跑方向扔去，但未伤及赵振洋等四人。郑英泉追至小路路口处即未再前行，待民警到来后，郑英泉与民警一起走入小路。因该小路尽头为约2米高的围墙、无出口，故赵振洋等四人听闻民警和郑英泉走入小路后，先后爬上小路尽头的围墙欲翻墙逃跑，程某甲和赵振洋当即从围墙另一面跳下，程某乙及其女友在民警和郑英泉走近围墙附近时尚未跳下。后民警对其进行口头劝告无果后与郑英泉一起离开现场，程某乙及其女友见民警及郑英泉离开，遂从围墙另一面翻下，并发现之前跳下的赵振洋受伤，随即将赵振洋送往浙二医院救治。赵振洋于2014年6月8日因抢救无效死亡。现赵船、王兰英就赵振洋死亡的赔偿问题向郑英泉、大川公司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3年11月15日，杭州中院根据杭州中润客运有限公司、大川公司、杭州华旅客运有限公司、杭州安润出租汽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该四家公司合并重整一案，并依法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担任该四家公司管理人。
赵船、王兰英起诉称：2014年6月6日凌晨，赵船、王兰英之子赵振洋和其朋友程某甲、程某乙及程某乙女友乘坐郑英泉驾驶的大川公司所有的浙A×××××出租车回萧山，当出租车行驶至上城区总管塘时郑英泉要求赵振洋四人换乘萧山出租车回萧山。因询问后感觉价格较贵，赵振洋四人就与郑英泉商量打表到萧山，郑英泉不同意，要求赵振洋四人下车，因郑英泉没有按照乘客要求到达目的地且要求乘客中途下车，故赵振洋四人没有支付车费。随后双方发生口角，郑英泉开始追逐赵振洋四人，当追到一个死胡同时，赵振洋翻过围墙时摔倒，随后120将赵振洋运送到浙二医院进行抢救。2014年6月8日，浙二医院宣布赵振洋死亡。郑英泉的拒载行为及追逐赵振洋的行为与赵振洋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大川公司系郑英泉驾驶的出租车的车主及郑英泉的工作单位，郑英泉在工作期间发生的损害行为大川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相关规定，郑英泉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大川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赵船、王兰英请求判令郑英泉赔偿其误工费44513元／年÷365天×3天=365.86元，护理费44513元／年÷365天×3天=365.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3天=150元，死亡赔偿金3221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丧葬费44513元／年÷2=22256.5元，以上共计395258.22元，并由大川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郑英泉、大川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赵船、王兰英增加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将上述赔偿总额变更为412963.8元。
郑英泉未进行答辩。
大川公司辩称：赵船、王兰英之子赵振洋的死亡是赵振洋对客观状况的评估失误所致，是一个意外，与大川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便因郑英泉的行为导致赵振洋对客观状况评估错误，郑英泉的该行为也不属于职务行为，与大川公司无法律上的关系。对于赵船、王兰英主张的赔偿金额，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按照30元／天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对于误工费、护理费、丧葬费的计算无异议。综上，大川公司请求法院驳回赵船、王兰英对其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郑英泉作为出租车驾驶员、赵振洋作为乘客在因出租车行程、车费等发生争议时本应友好协商解决，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且赵振洋等乘客未付费下车，故郑英泉采取报警的方式处理双方争议并无不当。郑英泉虽在小路路口附近有追赶并向赵振洋等人扔掷塑料物品的行为，但起因系赵振洋等人未付车费下车且与郑英泉在小路路口附近发生口角，加之双方相距较远，郑英泉的该扔掷行为未伤及赵振洋等人，并且其后郑英泉也未再向小路深处追赶，而是在小路路口处等待民警到达后配合民警一同走入，并由民警对赵振洋等进行劝告，故郑英泉的上述行为并未对赵振洋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对赵振洋的死亡亦无主观过错。而赵振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郑英泉已经报警且郑英泉未再向小路深处追赶的情况下，应等待民警到场后解决纷争，而不应继续往小路深处逃跑，更不应不顾安全爬上小路尽头的较高围墙；在听闻民警和郑英泉已一同前往围墙附近的情况下，本应配合民警说明情况、解决纷争，而不应跳下围墙。因此，赵振洋跑至小路尽头、爬上围墙并从围墙另一面跳下的行为系其为逃避民警处理纠纷及对翻跳围墙风险预估不当造成，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与郑英泉、大川公司的行为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郑英泉、大川公司亦无过错，故赵船、王兰英主张郑英泉、大川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郑英泉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船、王兰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65元，由赵船、王兰英负担，原审法院准予免交。公告费560元，由赵船、王兰英负担。
赵船、王兰英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郑英泉及大川公司具有明显过错，且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客观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大川公司答辩中虽否认郑英泉系职务行为，但也承认其系违规操作，追人讨钱存在过错。郑英泉讨要车钱的行为系为维护公司利益的职务行为。接送客人和收取费用是出租车司机的基本职责，追讨车钱的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大川公司否认职务行为是为了推卸责任。且从大川公司的答辩逻辑讲，也认为郑英泉与顾客发生争执，并离开出租车向客人讨钱是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二、郑英泉的行为存在明确过错。1、郑英泉无理中途甩客、拒载，强行向乘客索要车费等行为违法。作为出租车司机，应当按照顾客的要求将其载至目的地，当乘客方打听到回程车价格后仍要求郑英泉继续打表送至萧山时，郑英泉理应继续送客，而不得中途甩客或拒载。证人程某乙称：当时郑英泉将他们带到总管塘车站时，出租车看到那里有萧山出租车在候客，就让四乘客去坐萧山出租车回去；程某乙等人问了车钱，要每人20元，因嫌贵要求出租车继续打表送他们到萧山，但郑英泉拒绝。证人程某甲称：到了半路即出事附近路边，出租车司机想再带一个人，我们不同意，司机就要求程某甲等人下车，坐路边另一辆出租车，并要求付费。上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郑英泉想换客人，所以想方设法把客人介绍给他人。郑英泉途中甩客或拒载的行为违反了《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具有明确过错，四乘客拒付车费合法。郑英泉在未将乘客送至目的地的情况下仍然索要、追讨车费，过错明显。郑英泉在公安调查笔录中称是乘客拒绝付费后他就不要车费了，但有一个人打他右前门才追上去的内容并无任何证明可相印证。一审判决认定“起因系赵振洋等人未付车费下车且与郑英泉在小路路口发生口角”，并未区分是非，错误地将不付车费发生口角的过错全部推到了赵振洋一方，明显违背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2、郑英泉在追讨车费过程中和程某甲发生争吵，并拿物品扔人，进一步加剧矛盾，导致四乘客紧张心理。因双方相距仅仅五六米，虽然物品未扔到人，但明显属挑衅，令事态升级。3、郑英泉追赶了近400米，将四人逼进死胡同，并在知道四人进入大厦一附楼与外墙之间夹缝的一条死胡同且胡同宽仅1米左右，这才堵住胡同口等警察来，并未放弃追赶，也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在小路路口附近发生口角”、“且其后也未再向小路深处追赶”情况。郑英泉在2014年6月6日的笔录中讲到：我打完报警待会后，就跑到这四人逃进去的路口上，旁边有一个保安和我说这是条死路。实际上通过现场查看，笔录中讲到的置地国际男装基地东面，与九天国家服装城中间的马路被称作“小巷子”，较为宽阔，但并非事故发生地“死胡同”。从这条南北方向的巷子向南走近400米才是那个“死胡同”，非常浅、非常窄，最深处离路口仅7、8米。因此，郑英泉可以听见对方说话，但看不到人，而证人程某乙也可以“看到司机带着民警过来了”。由上可以发现，郑英泉仅仅为了十几元车钱，一直追赶赵振洋等人长达400米，又故意在死胡同将出路堵住。郑英泉从未主动放弃追赶，其违法侵权的行为事实上一直未停止。一审法院仅从当事人的笔录了解案件，未区分当事人口中所说的“小路”、“小路口”、“小巷子”、“死胡同”的说法，由此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4、郑英泉在知道小路是死胡同时，就应当预见对方在知道前面围墙拦路的情况下可能会翻墙而发生危险性后果，但其未能预见或故意放任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从现场情况看，死胡同仅有7、8米径深，又是凌晨，四人翻墙时，郑英泉没理由听不到。作为一般人应能猜到，四人在前面遇到围墙拦路时有三种可能，折返、呆在墙下不动、或翻墙而去。折返极有可能发生肢体冲突，凌晨翻墙则可能出危险。郑英泉堵住路口，且在路口等了十几分钟，对方一直未出来时，应该意识到对方可能在翻墙，却未采取任何措施，属于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应当预见而未预见。且据证人讲，当警察劝司机算了，从墙上摔下来不好的时候，司机却认为这不关他的事情。说明郑英泉对翻墙意外的发生有一定预见。虽然一审判决认为赵振洋等人的行为存在许多不应该，无法预料，但做出这一行为的不仅仅是赵振洋，包括赵振洋在内的四人都如此作为，说明如此行为并非偶然，更不是偏激、无法预料、偶然的小概率事件。证人都讲到司机三、四十岁，很壮，而且气势汹汹，令四人感到害怕。作为当时被追的四人，考虑的不是自己对不对，而是如果被追上会不会挨打，这才不顾危险爬上两米多高的围墙。这些事后看起来不可理解的行为，对于身处当时场景的四人来讲是完全可能的。5、郑英泉为了十几元车费，追赶、扔物品、报警的行为属于小题大做，报警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郑英泉是自己违法违规在先，为了十几元车费对四人穷追不舍，抛掷物品，将四人逼进小路，正是其一系列的过错行为导致事态发展。报警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反而在客观上起到了逼赵振洋等人翻墙的推动作用。让民警在凌晨三点处理十几元钱的纠纷，属于滥用救济权利，浪费公共资源。虽然民警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文明出警，处理得当，但系被郑英泉所利用，成为逼迫四人的工具。况且，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不配合民警调处民事纠纷是一种违法行为，特别是本案中，赵振洋等四人本身并无过错，有权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调解。因此，不能因为郑英泉有报警等举动就认为其行为是合理合法而免除其赔偿责任。6、直到赵振洋摔伤，郑英泉也未主动放弃追讨，过错行为一直在持续。据程某乙笔录，当时民警劝司机算了，但司机好像不甘心，还和民警争执了一会。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但当时，赵振洋早已摔落在地身受重伤了。三、一审判决错误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直接因果关系说”，进而作出了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的错误认定。一审判决认为郑英泉只实施了追赶和扔物品行为，未造成任何后果，对赵振洋的生命安全未构成威胁，对死亡后果无过错。又认为赵振洋的一系列行为是为了逃避民警处理纠纷及对翻墙风险预估不当造成，由此造成的损失后果与郑英泉、大川公司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即一审判决认为，郑英泉没有直接施加致赵振洋死亡的损害行为，且郑英泉的追赶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赵振洋死亡，故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是典型的直接因果关系说和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这两种理论都存在不合理，违反民法基本精神和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故而未被任何一个法系的法院所实际采纳。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同的主流观点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具体案件判断是否有相当因果关系时，须注意：第一，行为与损害之间不要求直接因果关系，损害虽为间接之结果，如有适当条件，即应负责；第二，不要求损害为必然发生。第三，为基于适当条件所生损害，其为通常所生之损害或为特别情形所生之损害的在所不问。我国司法实践已经接受了相当因果关系说。只要能认定郑英泉的追赶行为客观上确有造成迫使赵振洋等人翻墙继而发生伤亡事件的合理可能，即应当认定因果关系。四、郑英泉的行为与赵振洋跳下围墙的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郑英泉看到赵振洋等四人进入死胡同就应当知道四人有折返、原地等候及翻墙三种可能，在当时情形下翻墙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是普通人都能预见的可能性。2、精神高度紧张、判断力下降会导致做出错误的选择。赵振洋等人在凌晨三点多才刚从酒吧出来，通宵未睡加上大量喝酒，本身精神和体力已经比较疲惫，判断力相较平时有所下降。而且对于不付车钱，到底有无违法、会不会被警察抓本身不确定，因此对自己行为缺乏信心。加上发生争执，听闻司机报警并追逐叫骂、被扔东西，加剧了赵振洋等人的精神紧张。此时跑进小巷子遇到死胡同，是雪上加霜，才慌不择路跳墙。正如证人程某乙所言，当时他们看到警察来了，就慌了神，不由自主地翻了墙。3、翻过两米多高的墙本身具有很大危险性，加之夜深天黑，喝过酒，严重影响跳墙时的判断，从而大大增加这种危险性。两米多高的围墙翻越不慎，足以致人死亡，这是一般常识，也是可以预见的。现场一片漆黑，光线微弱也是造成赵振洋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证人程某乙就说“现场很黑的，一点光线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三人均已喝酒，司机从三人在车上的交谈情况应可知道，在此情况下翻墙发生伤亡事故的可能性很大，对此郑英泉应有预见。4、根据因果关系的一般判断方法和标准，应当认为追进死胡同与赵振洋翻墙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判断就是根据日常生活常识、常理发现造成损害发生的一切条件因素，尔后将不属于原因的条件排除，从而确定真正原因的过程。从一般人的、足够谨慎的态度出发，是可以预见四人进入死胡同就可能会翻墙，继而在翻越过程中发生伤亡的事实可能性的。不追赶就不可能发生翻墙行为，而在翻墙过程中伤亡也并非属于极端情况，因此，郑英泉的非法追赶行为与赵振洋的死亡结果有着“相当因果关系”，应当认定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出租车司机郑英泉存在一系列过错导致事件的发生、发展，赵振洋除翻墙行为较过激外无任何过错，郑英泉的行为与赵振洋翻墙跳下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赵船、王兰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郑英泉未进行答辩。
大川公司答辩称：一、郑英泉的行为无过错，郑英泉作为出租车驾驶员，赵振洋作为乘客，双方因车资发生争议，本应友好解决，但未能达成一致。赵振洋未付款下车，郑英泉采用报警的方式处理，并无不当，反之赵振洋在明知郑英泉已经报警后，且郑英泉的追赶行为并没有对赵振洋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向小巷子深处逃离，并采取翻墙的方式离开现场，非常不合理。二、郑英泉对赵振洋采取翻墙离开现场无法预见，赵船、王兰英虽反复声称，郑英泉为了十几元的费用进行追赶系不合理行为，但赵振洋为了十几元翻墙更加不合理。三、郑英泉催讨车资的行为与赵振洋翻墙受伤死亡的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赵船、王兰英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事发现场照片，以证明郑英泉追赶的路很长，郑英泉在路口守候与追赶实质没有区别，郑英泉应该预见到其行为的危险性。大川公司质证认为：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凭照片无法确认这条路有300-400米长度，不能证明赵船、王兰英主张之证明目的，堵住窄巷出口并不能必然预见到赵振洋等人会翻墙离开，不能证明赵振洋翻墙受伤导致死亡系郑英泉堵住小巷的行为造成。本院经审查认为，仅凭照片无法确认赵船、王兰英方主张的事发地区地形，况巷子的长度与本案讼争焦点缺乏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能予以采信。
二审经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9月1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商破（预）字第2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杭州中润客运有限公司、杭州大川旅游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杭州华旅客运有限公司、杭州安润出租汽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合并重整程序。大川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重新注册，变更了公司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郑英泉是否应对赵振洋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首先，涉案纠纷起因系赵振洋等人拒绝付出租车车费的事实清楚。根据2014年6月6日受害人赵振洋的同行者程某乙接受望江派出所询问的笔录，当被问“你们为什么要往小巷子里进去？”，程某乙回答：“因为我们四个人身上只剩下七十元钱了，杭州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还要找我们要十三元车费，我怕给他之后就不够回萧山的车费了，所以我们就往小巷子里进去，想不给他车费。”在同日另一位同行者程某甲接受望江派出所询问的笔录中也记载，当被问“你们见出租车司机打报警电话，为什么赶紧走？”，程某甲回答：“因为我们有错，没付车费。”其次，郑英泉在追赶过程中并未实施任何过激行为。根据程某乙的询问笔录记载，当被问“司机是否殴打或者威胁你们，司机这方有几个人？”，回答：“他骂我们，还拿了停车牌之类的东西摔过来，但是没有打我们。我们走到巷子里面去，他就没有再追进来，只是站在巷子口报了警，等着民警过来。司机只有一个人。”根据程某甲的询问笔录记载，当被问“司机这时有无威胁你们或用拿的东西打你们？”，回答：“没有，因为当时他离我们比较远。”当被问“你们跑进小路后，出租车司机有无跟进来？”，回答：“没有，他是过了一段时间和民警一起进来的。”可见，当时郑英泉既未殴打、威胁对方，也未叫其他人来帮忙，只是打了报警电话，并等待警察过来解决纠纷。这是一个理性普通人的通常行为，未超合理范围。再次，从事发当时的环境看，郑英泉客观上无法预见翻墙本身的危险性。在郑英泉、程某乙和程某甲的询问笔录中，三人都提到事发小巷尽头很黑，程某乙陈述现场情况是“一点光线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程某甲则陈述“那里很黑，没有路灯”。而当时，在警察到来前郑英泉一直都等在小巷口，根本无法看见小巷尽头是一堵高墙，客观上无法预见翻墙可能的危险性。最后，退一步讲，即便郑英泉的行为存在过错，赵振洋翻墙造成的损害后果亦超出了行为人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害范围。依据侵权法上的合理预见规则，过错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损害后果范围应以有正常智力或谨慎的行为人能合理预见为限，即行为人仅对其可合理预见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如前分析，以当时当地环境，郑英泉无法看见小巷尽头的具体情况。且本案双方争议源起十几元钱的车资，相较于该利益，赵振洋等人选择爬墙所放弃的人身利益要远远高于其试图逃避的车费利益，这样的选择本身非常不理智。更重要的是，当得知郑英泉已经报警，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普通人，应主动留下来要求警察协调解纷，而不是听到警察来了第一时间逃跑。因此，赵振洋等人的翻墙行为本身超出了一个理性人的合理选择，由此造成的死亡后果更非一般人可以合理预见。故此，郑英泉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赵振洋的死亡后果亦超出了一般过错行为人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害范围，郑英泉不应对赵振洋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此，本院对于赵船、王兰英上诉提出的郑英泉已构成职务行为、大川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不再赘述。
综上，赵船、王兰英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65元，由赵船、王兰英负担，本院准予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兴明
审 判 员 沈 妙
代理审判员 王 茜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