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21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玉风，女，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沅鑫，女，2004年8月9日出生，汉族，学生，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室。
法定代理人：郭玉风，女，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系于沅鑫之母，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学灿，女，201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室。
法定代理人：郭玉风，女，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系于学灿之母，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室。
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山东惠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庆瑞，男，199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婷，女，199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维权协会成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志，男，198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女，198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男，199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好民，男，197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好虎，男，197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思健，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因与被上诉人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3民初3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于好勇生前系济南大正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鲁AT67**号出租车的签约驾驶员，自2012年ll月30日起至死亡前，一直在济南以开出租车的收入作为主要收入，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这一点一审法院已认定，对于于好勇及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居住情况：于好勇及郭玉风为方便子女上学，自2014年3月起至于好勇死亡之前，一直租住在济南市天桥区西工商河路工人新村北村西区l4-1-405室，于好勇长女于沅鑫于2016年7月在山东省济南汇文实验学校小学部毕业后，自2016年9月起就读于山东省济南汇文实验学校初中部，现就读于该学校八年级六班，学校与上述租住地址距离不足1000米，于好勇次女于学灿自2017年9月1日起就读于济南A佳幼儿园，幼儿园与上述租住地址距离仅2-3公里，于好勇死亡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至今也一直租住在上述房屋内，对此除租赁协议外，原审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作为被告(同时以上三人的居住地为于好勇的户籍所在地张夏街道办事处岳家庄村)当庭也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可，另外对于于好勇及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居住情况，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还可以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对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因于好勇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于好勇生前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均居住、生活在城镇且自2014年3月起至2017年1月31日于好勇死亡已长达近三年的时间，于好勇去世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至今也一直居住、生活在城镇的事实，故本案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一审判决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赔偿比例过低。于好勇之前并无心脏病史，这一点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众所周知，少量饮酒不仅无害，反而有益健康，过量饮酒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本案中，于好勇之前并无心脏病史，对于饮酒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于好勇本人明显缺乏预见性，一审判决却以“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饮酒有害身体健康，但却放任自己饮用一定量的白酒，且在饮酒期间不注意自我情绪约束与他人发生情绪波动较大的激烈争执”认定于好勇对自己的死亡后果的发生存有重大过失，而与此对应的却以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对自己当天的行为（包括劝酒、敬酒等）会引起于好勇心脏病发猝死的后果可预见性，最终认定于好勇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各自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上述责任认定本身即相互矛盾，对于于好勇死亡的结果，由于于好勇之前并不心脏病史，应当说于好勇与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均缺乏可预见性，原审法院不应以缺乏可预见性作为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仅承担次要责任，而于好勇对此又存在重大过失的依据，实际上，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确实存在劝酒、敬酒的事实，并且王庆瑞与于好勇发生激烈冲突才是造成于好勇心脏病发猝死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承担责任比例过低。
王庆瑞辩称，首先，王庆瑞并无劝酒行为，其与于好勇无任何关系，更不存在法律关系，只要一端起酒杯，就产生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有违社会常识。况且在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王庆瑞对于好勇恶意灌酒，导致死者陷入危害境地，因而不产生救助义务。其次，饮酒事实的责任范围仅为强迫性饮酒，明知对方不能饮酒仍劝其饮酒及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本案中于好勇是自己来的，并非王庆瑞邀请参加饭局，也是于好勇自愿性饮酒，无强迫饮酒的行为。王庆瑞此前与于好勇并不相熟，对其身体状况并不清楚，不存在故意。在争执发生以后其他同饮者已将于好勇安全送走，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王庆瑞的行为并不满足因劝酒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要件。于好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其饮酒会产生何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其不顾此种危险的后果仍饮酒，本身就存在重大的过错，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最后，经公安鉴定机关鉴定，于好勇因心脏病发作，这是于好勇的自身疾病，经鉴定心脏病的诱因可能是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因素造成，但郭玉风并无申请做关联性鉴定。因此，对于是何种行为导致死者心脏病发作无法确认，根据郭玉风的报警记录及公安机关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王庆瑞与于好勇仅为言词争论，并无打斗行为。而其争论的起因是于好勇劝同饮者喝酒，王庆瑞看不过去，予以制止，才发生的矛盾。过错在于于好勇，且过程发生时间极短，根本不足以导致于好勇心脏病发作、死亡。争执与于好勇死亡并无因果关系，故公安机关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书，于好勇的死亡诱因为饮酒所致，但这完全是于好勇的过错，王庆瑞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王庆瑞并无劝酒行为、亦无动手行为，于好勇因饮酒死亡，作为其完全行为能力人对饮酒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故此过程中王庆瑞并无过错，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上诉请求。
陈文志辩称，我只是按照当地习俗，尽了一个晚辈看长辈的礼节，而且二舅于好勇是中途带着酒意而来，在这过程中我没有进行劝酒，二舅于好勇劝我喝酒过多的时候，于好勇和王庆瑞发生了争执。
李明辩称，我只是负责把陈文志送到大舅家，我没有喝酒甚至没有坐下一起吃饭，一审结果不正确。
董思健辩称，当时我去于好民家喝酒，是于好民叫了三次我才去的，去了以后我们喝着酒的时候，于好勇去的，于好勇去了以后，我喝了一杯酒就躲到里屋去喝水了。一直到王庆瑞和于好勇有争执我才出来，我没有劝于好勇喝酒，一审判决不正确。
于好虎、刘旭、于好民未答辩。
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赔偿医疗费1820元、死亡补偿费630990元、丧葬费26230元、抚养费19854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3600元，共计876180元；2.诉讼费由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承担。庭审中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赔偿医疗费1179元、死亡补偿费680240元、丧葬费28635元、抚养费21495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3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死者于好勇（1975年10月11日出生）系郭玉风之丈夫，系于沅鑫、于学灿之父，与于好民、于好虎系兄弟关系。2017年1月31日下午，陈文志携其妻子李明及孩子来看望其三个舅舅（于好民、于好勇、于好虎），晚间于好民在家中设酒席对其进行了招待，于好虎、于好勇、王庆瑞、刘旭到场参加酒席，席间有饮酒，且有互相敬酒的行为，于好勇喝的白酒。期间于好勇与王庆瑞因口角发生争执，被在场人员拉开，后李明驾车将于好勇送至于庆荣家，于好勇到于庆荣家后不久，在上厕所时发生昏迷。2017年1月31日20时20分左右，郭玉风等人将其急送至长清区人民医院急诊内科抢救，2017年2月1日0时20分，于好勇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抢救期间产生医疗费用1179.94元。
2017年2月1日0时33分，郭玉风至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报案。2017年2月21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作出（济）公（长）鉴（尸）字【2017】1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对于好勇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于好勇符合严重心脏病发作死亡，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另外该鉴定书中载明，于好勇心血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60.7±4.4mg/100ml。因该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郭玉风支出鉴定费用3600.00元。2017年3月2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对王庆瑞作出长公（张夏）不罚决字【2017】1000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于好勇生前系济南大正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鲁AT67**号出租车的签约驾驶员，签约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13日止。
再查明，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4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519元;2016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7270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人身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于好勇系因自身疾病死亡，即心脏病发作猝死，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因，因此可以认定于好勇自身以及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的前期行为间接引起了于好勇心脏病发，并导致其死亡，其均应承当相应的责任。于好勇在死亡前与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共同饮酒，于好勇饮酒行为主要是自发性的，并无他人强迫饮酒的事实，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饮酒有害健康，但其却放任自己饮用一定量的白酒，且在饮酒期间不注意自我情绪约束与他人发生情绪波动较大的激烈争执，因此于好勇对自己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存有重大过失；另外，虽然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的前期行为系于好勇心脏病发的诱因之一，但于好勇之前无心脏病史，发病前身体无不适反映，结合于好勇以往也有多次喝酒的行为，可以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对自己当天的行为会引起于好勇心脏病发猝死的后果缺乏可预见性。综上，于好勇应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各自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虽然庭审中李明、于好虎对席间是否有劝酒行为表示否认，但根据询问笔录中部分在场人员的陈述可以印证事发时酒席上确存有劝酒的事实，结合本地的风俗人情，酒桌之上宾主之间有相互敬酒的习俗，因此在无相应反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与于好勇之间存有劝酒或敬酒的行为，因此认为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应对于好勇饮酒后心脏病死亡各承担2%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王庆瑞与于好勇在饮酒期间发生了激烈的言辞争执，引起于好勇情绪激动，其行为亦是于好勇心脏病发的诱因，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王庆瑞应对于好勇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关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主张的各项请求，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郭玉风等人因救治于好勇支出医疗费1179元，该部分费用有正式票据载明，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郭玉风等人主张按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12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680240元。但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于好勇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并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是城镇，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应按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4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共计279080元[13954元/年×20年]；3.丧葬费：丧葬费应按照一审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4772.5元(57270元÷12个月)，以六个月总额计算。郭玉风等人主张丧葬费28635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该项损失予以认定；4.被扶养人生活费：郭玉风等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14950元，被扶养人于沅鑫、于学灿系死者于好勇之子女，抚养义务人为于好勇及其妻子郭玉风两人，因此于好勇每年应承担抚养费为4759.5元/人（9519元÷2），于沅鑫出生于2004年8月9日，事故发生时十二周岁，剩余抚养年限为6年（18岁-12岁），其抚养费数额为28557元（4759.5元/年×6年），被扶养人于学灿系死者于好勇之次女，出生于2012年9月24日，事故发生时四周岁，剩余抚养年限为14年（18岁-4岁），其抚养费数额为66633元（4759.5元/年×14年），共计9519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为死者于好勇正值壮年，其突然离世势必使其家人精神遭受巨大创伤，但郭玉风等人所主张的数额明显过高，根据本案案情，结合本地经济水平等综合考量，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以10000元为宜；6.鉴定费：郭玉风等人主张已支付鉴定费3600元，并提交鉴定费发票一份，该费用系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合理支出，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所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总额应为417684元。综上所述，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每人应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计8353.68元；王庆瑞应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计41768.4元。
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王庆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41768.4元；二、限陈文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三、限李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四、限刘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五、限于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六、限于好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七、限董思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八、驳回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86元，由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负担11617元，由王庆瑞承担757元，由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各承担152元。
二审中，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提交以下证据：1、山东省济南汇文实验学校在校证明一份；2、济南A佳幼儿园在园证明一份；3、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西区居委会居住证明一份；4、工人新村北村西区14号楼1单元405室电费单据11份、电费历史明细表三份；5、水费发票一份。证实于好勇生前与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自2014年3月起即在工人新村西区14号楼1单元405室居住。王庆瑞对两份学校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居委会证明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有异议，王庆瑞不知道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居住在哪里；对水电费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未体现具体是由谁缴纳，与本案没有关联。于好虎对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主张及证据认可，陈文志、李明、董思健未发表意见。
对于以上证据，本院认为，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提交了证据原件，王庆瑞等人未提交相反证据，应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7年1月31日晚间,于好勇与王庆瑞等人在于好民家饮酒，期间于好勇与王庆瑞发生争执，后于好勇心脏病发作于次日凌晨死亡。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后，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作出对王庆瑞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于好勇系因严重心脏病发作死亡，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发因素。但本案中于好勇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并不明确具体，且王庆瑞等人以至郭玉风对于于好勇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事实并不知情。本案事发期间为春节假期，走亲访友是我国的传统年俗，于好民在家设宴招待来访的晚辈并邀请王庆瑞等人作陪，期间于酒席宴上于好勇与王庆瑞发生口角争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王庆瑞当时的言语及行为超出了合理的必要的限度。综合以上分析，王庆瑞既没有对于好勇实施侵害行为，对于好勇的死亡后果主观上也无法预见，结合事发时间、地点等背景情况，本院认为，不能认定王庆瑞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在本案中更不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问题。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要求王庆瑞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本案中，于好勇系因自身疾病死亡，各方对于该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没有过错，可以分担损失。一审认定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在本案中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当，但王庆瑞等人对于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该判决数额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可视为王庆瑞等人对损失的分担。基于此，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上诉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损失及调整赔偿比例，已无必要，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86元，由上诉人郭玉风、于沅鑫、于学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立营
审判员 武绍山
审判员 王立强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曹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