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民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孙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鹏，广东曾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金猇路109号。
主要负责人：孙泽俊，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松，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站四路1111号。
法定代表人：王卫，该公司执行（常务）董事。
原审第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金猇路。
清算管理人：宜昌欣立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金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军，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猇亭支行）、原审第三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宇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状，但未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本院依法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深圳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鹏，被上诉人农行猇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松，原审第三人星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国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初61号民事判决；2、对农行猇亭支行申请的就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深圳市顺丰供应链公司的18099519.16元应收账款撤销查封、停止执行，确认该应收账款归深圳国投公司所有；3、农行猇亭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合法有效，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已经于2014年1月14日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一审法院混淆了“债权转让的效力”与“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的效力”。债权转让于《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签署时生效，此时深圳国投公司已经取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是否真实不影响《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的效力，不妨碍深圳国投公司成为应收账款的债权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是附条件、附期限的，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期即2015年4月17日之前债权转让尚未到期，没有取得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债权。这种认定混淆了“溢价回购义务”和“债权转让行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溢价回购义务是附条件、附期限的，而债权转让没有条件和期限。一审判决认为农行猇亭支行申请查封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之后，星宇公司将该笔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系无效行为，这种认定与事实不符。即使星宇公司仍然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该债权也属于破产财产，一审法院无权准许对破产财产执行。（三）深圳国投公司系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的债权人，一审法院应当撤销和停止对案外人财产的查封、执行，确认该应收账款归深圳国投公司所有。
农行猇亭支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约定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为21张发票对应的18099519.16元，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深圳国投公司提交的21张发票为虚假发票，故深圳国投公司不能据此主张权利。（二）《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生效，但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合同约定的保理为隐蔽型，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对星宇公司的付款义务并未因保理合同的签订而免除。（三）一审法院认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是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转让，《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为他人设定义务，事实清楚。深圳国投公司在提出执行异议时未提交《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违背常理，明显是为了规避执行而倒签时间。（四）星宇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本案的应收账款属于星宇公司的破产财产，应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分配。
星宇公司述称：《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系在案涉应收账款被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后倒签，标注的日期“2015年1月30日”不真实。深圳国投公司不能说明《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以及债权转让通知的签署时间、地点、经办人，是获知星宇公司即将进入破产程序后作出的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无效行为。（二）《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债权转让是隐蔽型保理，应收账款到期后星宇公司明确表示不溢价回购时，深圳国投公司才取得通知债务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权利。（三）深圳国投公司与星宇公司约定的债权转让对星宇公司的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债权转让合同有效与债权转让行为的完成并对债务人和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是不同的概念。（四）深圳国投公司受让并办理登记的21张发票为虚假发票，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五）深圳国投公司已经向星宇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全部债权。
农行猇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准许农行猇亭支行对深圳国投公司提出的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货款的异议标的18099519.16元予以执行。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29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63号民事裁定书，同年2月3日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冻结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处的应收货款人民币34973101.08元。同年2月15日，深圳国投公司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保全异议，要求依法裁定解除对星宇公司已经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应收货款的冻结。2015年5月1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宜昌中执异字第00056号执行裁定，决定中止对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之间发票号码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1-00910794、00910796、00910797-00910815所对应的应收货款18099519.16元的执行。农行猇亭支行认为深圳国投公司提出的保全异议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该裁定程序错误，且缺乏裁定基础，裁定不当。该裁定混淆了诉讼保全异议和执行标的异议两个不同阶段的诉讼程序，2015年2月15日，深圳国投公司针对（2015）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63号民事裁定书提出了保全异议，2015年5月1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保全异议制作的（2015）鄂宜昌中执异字第00056号执行裁定书，错误地将深圳国投公司保全异议认定为“执行过程中对执行的异议”，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中止对应收货款18099519.16元的执行；二、深圳国投公司与星宇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是附条件的，条件没有成就时，合同没有生效。深圳国投公司与星宇公司签订“隐蔽型”保理合同时，深圳国投公司还没有取得通知债务人的权利。且该合同约定了星宇公司放弃“到期溢价回购”时，深圳国投公司才能取得债权转让的通知权，其债权让与关系不生效；三、保理合同约定的费用具有违法性，不应得到支持。星宇公司保理融资是1100万元，期限6个月，深圳国投公司在保全异议仅四个月时提出的债权主张是18099519.16元，其主张利息收入是7099519.16元，利率远远高于法律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无效；四、深圳国投公司对其主张没有提交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据。一是其仅提交了四份证据复印件；二是其主张的发票号码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1-00910794、00910796-00910815所对应的应收货款18099519.16元，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三是前述发票号对应基础商务合同的证据也没有提交。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1、2014年10月11日，星宇公司（甲方）与深圳国投公司（乙方）签订《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申请办理商业保理业务，乙方表示同意办理，甲方向乙方申请办理商业保理融资额度为人民币11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放为准，保理融资期限为六个月，自首笔款项实际发放之日起算。甲方同意将其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乙方。一是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21份发票号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4、00910796—00910815所对应总金额为18099519.16元的应收款债权。二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军需军事代表局12张发票号为00910775—00910786所对应总金额为12057365元的应收款债权。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项下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商业保理服务，按甲方出让债权时是否将转让事实通知买家，可分为公开型和隐蔽型保理。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买家的名单结合保理业务实际需要分别选择，双方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款债权选择了隐蔽型保理，隐蔽型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乙方后，暂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家，如到期甲方不溢价回购，乙方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家。但甲方需在发票销货联上注明该发票对应的债权已转让给乙方的事实，并盖章确认。甲方应签署《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提交给乙方保存。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应根据拟办理保理业务的不同种类向乙方提交如下单据及相关文件，1，基础商务合同。2，经核实与原件无误的发票（增值税发票或国家规定的其他类型发票）或其他可表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在第七条中约定，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应收账款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甲方与买方的商务合同等交易文件真实、完成、合法有效，等等。在第十九条中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或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时，甲方须按照乙方发出溢价回购通知的要求将已转让的债权无条件进行溢价回购，与该债权有关的一切从属权利亦被同时回购，甲方发生诉讼、被执行、股权转让、破产、清算、转让超过总资产5%的财产或者有其他任何可能削弱甲方溢价回购的事项时，甲方应及时履行回购义务。
2、2014年10月11日，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内容与《国投保理业务合同》基本一致。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同意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的登记手续。2014年10月14日，深圳国投公司与星宇公司通过代理登记机构，即中征动产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21份发票号码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4、00910796-00910815所对应总金额为18099519.16元的应收账款债权进行了登记。2014年10月16日，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了一份《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其中列明了星宇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向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开具的21份发票，发票号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1、00910792、00910793、00910794、00910796、00910797、00910798、00910799、0091800、0091801、0091802、0091803、0091804、0091805、0091806、0091807、0091808、0091809、0091810，发票记载的金额共计18099519.16元。该清单的发票数量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及登记的发票数量不一致，即合同约定的发票数量为26份，总金额为18099519.16元，而《应收帐款转让清单》记载的发票数为21份，总金额18099519.16元。从深圳国投公司的举证情况看，应认定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发票为21份，发票号与上述《应收账款转让清单》所列发票号相同。该合同附随没有送达给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
2014年10月17日，深圳国投公司向星宇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1100万元，星宇公司于次日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根据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在《国投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保理融资期限为六个月的约定，星宇公司承诺的应收账款债权回购日为2015年4月17日。
3、2015年1月27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农行猇亭支行诉星宇公司、曾士祥、曾程、江春平、湖北大明水产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1月29日，根据农行猇亭支行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63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并于2015年2月3日依法查封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2015年3月19日，该案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星宇公司确认欠农行猇亭支行贷款5600万元本金及利息、罚息等费用，星宇公司等当事人自愿分期向农行猇亭支行偿还。该案民事调解书已生效。
4、2015年1月30日，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约定：一、《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甲方（星宇公司）同意转让给乙方（深圳国投公司）的其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对应21张发票的18099519.16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商务合同为甲方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约定，如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其子公司、分公司或关联公司（即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的名义下单采购而产生采购相关费用的，甲方同意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所属的分支机构分别结算，发票等事宜按照《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的约定执行，甲方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签订及履行了多份合同。二、此后，甲方与顺丰供应链公司签订了《服装采购合同书》（编号为：AD-
PU-1411-0082，AD-
PU-1412-0088），约定《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及其相关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由顺丰供应链公司承接。因此，甲乙双方确认，《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甲方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债务人包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及关联公司等分支机构，即包括顺丰供应链公司等已经确定的关联公司，也包括此后成立或确认的分支机构，转让给乙方的应收款债权为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12月30日期间，甲方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及其他分支机构的所有应收款债权。三、甲方已经将应收款债权转让事宜告知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等债务人，并再次承诺将配合乙方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等债务人依次签订确认函，保障乙方顺利收回应收账款债权。如需要甲方向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关联公司等分支机构开具发票的，甲方应依照合同开具。2015年2月2日，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共同向顺丰供应链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决定将顺丰供应链公司应支付给星宇公司的货款3289100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确认已收到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
5、2015年5月8日，深圳国投公司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应收货款的冻结。2015年5月12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宜昌中执异字第0005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间发票号码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4、00910796—00910815所对应应收账款18099519.16元的执行。农行猇亭支行认为该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准许对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处的应收货款18099519.16元执行。
6、本案在诉讼期间，深圳国投公司提交了星宇公司开具的21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开票时间均为2014年9月19日，购货单位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发票载明的总金额为18099519.16元。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在《国投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应收账款发票号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4、00910796—00910815，共26份。经一审法院在宜昌市猇亭区国家税务局调查，星宇公司开具的发票号码为00910787、00910790—00910794、00910796—00910815的26份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总金额为212085.46元，开具时间为2014年8月8日，发票上载明的购货单位是重庆市某机关单位。星宇公司的财务账目上记载的上述26份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显示的发票总金额、开票时间、购货单位与税务机关留存的资料一致。据此可以认定，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21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与税务机关留存的发票底联、星宇公司财务账目显示的发票总金额、开票时间、购货单位等均不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上述21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为虚假发票。
7、2015年1月1日，星宇公司与深圳市顺丰供应链公司签订了一份《服装采购合同书》，双方在该合同书中没有关于2014年5月9日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应予以解除的约定。深圳市顺丰供应链公司系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星宇公司将其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的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1、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在《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的第五条中约定，该保理合同系“隐蔽型”保理，且星宇公司可“到期溢价回购”，即，如星宇公司在双方约定的还款期到期，并明确表示放弃溢价回购后，深圳国投公司才取得通知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权利，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到期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深圳国投公司提出了要求星宇公司提前溢价回购的请求，星宇公司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到期溢价回购的权利。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不仅是附条件的，也是附期限的，因此，在2015年4月17日之前，双方的债权转让关系尚未到期，深圳国投公司没有取得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仍然负有对星宇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2、经审查，星宇公司向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21份增值税普通发票系虚假的发票，星宇公司利用虚假的发票取得了深圳国投公司的融资借款，由于深圳国投公司疏于对星宇公司所提供发票的审查，该发票没有正确记载债权转让的金额，且与双方所订立《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及登记不一致。根据《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六条第2款、第七条的约定，深圳国投公司应当审核星宇公司提交有关债权转让的一切相关文件的真实性，但其疏于审查，在办理相关债权转让手续时，不仅没有对《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的票据数、票据金额进行核对，而且在代理登记机构中征动产融资登记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动产登记时再次出现重大疏忽，忽略了合同项下发票的数量、金额、买受人及开票时间的审查，没有取得真实的票据，导致其主张事实不清。因此深圳国投公司对其行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3、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及通知深圳市顺丰供应链公司确认其债权转让行为，其行为损害他人利益。一是深圳国投公司、星宇公司不能在合同中为他人设定义务。深圳国投公司与星宇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承担的《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及相关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其关联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承担。为他人设定义务，其行为明显不当；二是农行猇亭支行向一审法院申请查封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之后，星宇公司仍然配合深圳国投公司办理债权转让通知手续，将该笔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用于清偿其他债务。星宇公司明知该行为会损害农行猇亭支行利益而为之，因此，星宇公司的该转让行为无效；三是2015年2月15日，深圳国投公司作为案外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时，没有提交其与星宇公司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对证实自身主张的如此重要之证据没有提供，其行为违背常理。故深圳国投公司以该协议进行抗辩不予支持；4、2015年2月2日，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共同向顺丰供应链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决定将顺丰供应链公司应支付给星宇公司的货款3289100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对上述货款金额予以确认，并表示已收到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因星宇公司自愿将其应收账款3289100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且已通知了应付款人顺丰供应链公司，该应收账款应由顺丰供应链公司支付给深圳国投公司；5、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补充协议（一）》中，并没有就双方约定的“隐蔽型”保理进行变更，因此应按《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五条第2款关于“隐蔽型保理是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乙方后，暂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家，如到期甲方不溢价回购，乙方再将转让的事实通知买家”的约定履行，即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约定的还款到期时间为2015年4月17日，在一审法院依法查封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之后，星宇公司在2015年4月17日前将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的行为，除星宇公司自愿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且已通知了应付款人顺丰供应链公司的3289100元外，系无效行为。
二、关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将其应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顺丰供应链公司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星宇公司与顺丰供应链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服装采购合同书》中，双方没有对关于2014年5月9日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应予以解除的约定，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签订的《服装采购框架合同书》继续有效。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认为其尚欠星宇公司的货款应由顺丰供应链公司支付，及其不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农行猇亭支行与星宇公司、曾士祥、曾程、江春平、湖北大明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自愿达成的协议制作的（2015）鄂宜昌中民三初字第00034号民事调解书是正确的。一审法院根据农行猇亭支行的申请，依法裁定对星宇公司价值5600万元的应收货款、银行存款、股票、房产、车辆或等值财产进行查封、冻结并无不当。因星宇公司下欠深圳国投公司的保理融资款尚未到还款期限，星宇公司与深圳国投公司通过合同约定将第三人的义务转让给他人，其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规避法院已经作出的财产保全措施，该行为损害了农行猇亭支行的利益，除星宇公司自愿转让给深圳国投公司，且已通知了应付款人顺丰供应链公司的3289100元外，剩余货款14810419.16元，深圳国投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阻止上述执行标的物的转让和交付。因此，农行猇亭支行请求对星宇公司在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债权予以执行的理由部分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准予农行猇亭支行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应收货款14810419.16元予以执行。案件受理费130397元由深圳国投公司负担106704元，由农行猇亭支行负担23693元。（2015）鄂宜昌中执异字第00056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二审时星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和《债权申报书》，拟证明深圳国投公司已经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星宇公司，并向星宇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深圳国投公司和农行猇亭支行对《民事起诉状》和《债权申报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农行猇亭支行申请执行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称其于2015年1月1日通过签订与星宇公司的0088号合同将采购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转移至顺丰供应链公司；2015年4月10日，星宇公司将其享有的应收债权1400万转让给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顺丰供应链公司向新建纺织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款项；0050号合同只是概括性约定了交易的品名、数量、单价及总金额，星宇公司实际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履行。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主张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对到期债权有异议”，且农行猇亭支行请求执行的“应收账款”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虽然（2015）鄂宜昌中执异字第00056号执行裁定书是针对深圳国投公司的异议作出，但深圳国投公司所主张的权利亦须以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为前提条件。换言之，在判定争议的“应收账款”债权人是星宇公司还是深证国投公司之前，须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或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认可其负有支付“应收账款”的义务。故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异议可能导致深圳国投公司在执行程序中主张的权利丧失实质意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星宇公司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间应收账款的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如农行猇亭支行不服该裁定，可以通过提起代位诉讼确认星宇公司对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债权的方式救济权利。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初6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3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662元，均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辉献
审判员 杨豫琳
审判员 陈 茁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张思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