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09民初775号原告：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正福。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胜，浙江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奕，浙江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祝康。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燕，上海行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佰盛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步听。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浙江聚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诉被告永嘉县港人服饰有限公司（系变更前的企业名称，审理中已经变更为现名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葛红卫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申请，经本院审查后作出终审裁定予以驳回，被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本院裁定。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准许被告申请追加浙江佰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盛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5月9日本院召集原、被告和第三人召开了庭前会议并对部分证据进行了交换，被告即对原告举证一中出库单中的收货签收人“章连军”的签字申请鉴定、对空白委托书上被告的签章提出异议，后经本院审查，对上述签字和签章认为并无签定必要故不提交鉴定。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报请院长批准后延长审限三个月。审理中被告名称由原永嘉县港人服饰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现名称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并将原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上海市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潘晓燕变更为上海行仕律师事务所律师潘晓燕。本案于同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开庭审理前，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要求向章连军核实证据的申请报告和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申请报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燕以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均到庭参加庭前会议并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奕、被告法定代表人吴祝康到庭参加了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89258.95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自2015年开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向被告提供涤粘染色布，由被告支付货款。截止2016年底，原告向被告销售涤粘染色布2010566.36元，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821307.41元，尚欠货款1189258.95元未付。针对审理中被告和第三人的辩称，原告在审理中作如下补充陈述：被告提交的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中请求判令由第三人来支付欠款与原告诉称金额一致，并且第三人在审理中均对实际收货、案涉欠款均无异议，故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是谁是买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尚存在其他面料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与第三人亦另有合同关系，但本案系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不能与其他买卖混淆在一起。现尽管第三人承认案涉买卖系原告与其发生并由其承担债务，而且法院已经在审理中追加为第三人，但原告认为本案买卖关系的事实及债务承担与第三人无关。被告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从未发生过买卖关系，也没有收到原告所主张的货物，原告所诉请要求被告支付的货款，应当由实际与原告发生买卖的第三人来承担支付。对双方均无订立买卖合同之下，实际收货是确定买卖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志，虽被告确认已经收到了除2016年12月21日由原告开具的面额为7万元之外的其余四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经入账抵扣，也未有收到原告提交的入库单或码单，但增值税发票是否已经入账不应作为确定买卖成立的依据；并且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上的签字和委托书上的印章均系明显不真实，伪造印章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告向原告的已付款均系按照第三人的走账需要代第三人支付的货款。故应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浙江佰盛纺织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的案涉货物、交易款项已经由其核对后予以确认，并应由其第三人支付原告尚欠货款1189258.95元。第三人与原告就案涉货款由其在2016年年底与原告对账后签署的最后一份对账单为准，但该对账单由原告保管，2016年年底的最后一份对账单所欠原告货款金额为400万元左右，其中包括了本案债务和原告已经另案起诉的被告为永嘉县庄蒙服饰有限公司的货款。因目前第三人经营困难一时无力支付，需之后向原告支付。故由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出库单、码单各9份，上述证据证明2015年至2016年原告共向被告销售涤粘染色布的价款2010566.36元的事实。经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中的增值税发票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从来没有收到过由原告于2016年12月21日开具的面额为7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其余4份发票均已经入账抵扣。但这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已经收到与发票金额相对应的货物；对应的出库单及码单均系原告方单方制作，对于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出库单上经手人章连军的签名经比对明显各不相同，原告存在涉嫌伪造证据的行为，要求予以鉴定或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另一张由梅勇签字的出库单亦因被告并无委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第三人质证认为，对发票并无异议，该发票载明的款项，已由第三人指示被告向原告支付，未支付部分应当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在2016年12月份由第三人与原告进行对账，对账单上面的金额已经包含了本案的尚欠金额和他案中的被告永嘉县庄蒙服饰有限公司的欠款金额，原告不能针对同一笔款项重复向本案被告主张，又因为原告和第三人多次对账，应以最后一份对账单为准，但对账单均由原告单方保存，第三人并未持有。对证据中出库单和码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经与其员工章连军本人初步核实，出库单上章连军的签字全部不是其本人所签的。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上述举证中除被告辩称未收到的面额为7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原告不能充分提供有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其他证据，又因该发票项下对应的由梅勇签字的出库单和码单，也因此关联性不足，本院对此发票和该发票项下的出库单和码单均不予采信；被告对另外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异议且已入账，故本院对该4份发票的相应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其余码单及出库单因被告和第三人均有异议，且在本案中若进一步确认其真实性尚需由章连军本人配合查证（包括委托笔迹鉴定进行调查），但结合本院在审理中另行已经认证的其他证据和事实（可详见以下相关认证意见）可以证实上述其中4份发票项下的对应货物已经由第三人收到且确认章连军为其员工，故从审判效率考虑本院在此对此不予采信并不再予以置评。证据二：收款回单3份、收据1页，以证明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821307.41元的事实。经被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结合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是帮第三人转交上述货款，故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即是被告付款。经第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由第三人委托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经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及其相应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三：盖有被告公司印章的空白委托书和章连军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委托章连军向原告采购案涉面料的事实。经被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告单位从来没有出具过如此空白委托书，委托书上的公章不真实，本案有人涉嫌刑事犯罪，应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以查清事实。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对空白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评论；对章连军身份证复印件上的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来源不予确认。经本院审查认为，对空白委托书的印章是否系被告使用，本案中尚需结合其他调查予以查证，并非仅由被告现在提供的印章样本是否一致即能确认，因结合本院在审理中已经认证的其他证据（可详见相关认证意见）可以证实上述原告举证一中的4份发票项下的对应货物已经由第三人收到的事实，而第三人之收到是否为被告之收货系本案重大争议事实，本院可以在审理中查明认定，故从审判效率考虑本院在此不再予以置评并对此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第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一份（复印件），证明该诉讼主体资格。经原告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是案外人不能成为本案合格主体，不需要承担责任。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其主体身份信息。证据二：由第三人向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经第三人确认，涉案款项应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经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仅仅是第三人单独出具的愿意承担责任的证明，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第三人经质证认为并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虽然该证据为复印件，但双方当事人和第三人均对此真实性及其内容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及其相应证明力。证据三：佰盛公司工作联系单、正大公司产品发运码单、佰盛公司销售码单、港人公司入库单等一批（以上均由第三人向被告提供的并盖章确认的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向原告采购，原告向第三人发货后，第三人再向被告发货的事实经过（被告提请特别注意以下关联性：工作联系单上载明的货物编号为80854WA，2015年4月21日下单；同年5月3日、5月9日原告发给被告可见正大产品发运码单，分别是11匹和9匹（共20匹）；第三人收到后于2015年10月30日发给被告，可见佰盛的销售码单，证明发给被告的米数在原告发给第三人的米数之内，详见品种“3100P20”）。经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另外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对其中工作联系单、正大发运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佰盛公司的销售码单，只能证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港人公司的入库码单，只能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货物往来，与本案无关；佰盛公司与港人公司之间的发运码单，其无法确认真实性与合法性。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举证意见，认为若按照原告的质证说法来推理，有佰盛公司的销售码单和港人公司的入库单，那应该认定被告是买方，第三人是卖方，并由被告付钱给第三人，而不是应该由第三人把钱打给被告、被告再把钱打给原告了，由此原告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上述举证中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业务的工作联系单、正大发运单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与本案事实认定存在一定关联，该证据可以证明在2015年5月期间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布匹买卖关系；但对其他证据因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充分而不应当采信（如上被告上述举证意见中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又与第三人之后向被告发货的销售码单能相对应，然则经本院审查认为，第三人向原告下单的工作联系单上该型号为80854WA坯布是21×120=2520米，与原告在次月向第三人发货的产品发运码单上该款号布匹11+9=20匹=2474.5米之间，虽匹数不一但米数尚且接近合理，但第三人在将近5个月后向被告发运的销售码单上所记载款号3100P20、数量130+80=3匹=210米，无论时间、款号、匹数和米数均无存在对应性或关联性）。证据四：第三人财务与被告财务人员的QQ聊天记录和银行转账业务凭证各2页，证明被告财务是根据第三人的指示向原告付的款、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的事实。并补充举证意见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说法，为什么第三人让被告转多少，被告就转多少，这能和QQ记录对应起来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支付方就是付款义务人。经原告质证认为：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予认可。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本院对此认证，将见以下与被告举证四、六、七一并认证。证据五：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所举证的出库单上的经手人章连军是第三人职工的事实。经原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该证明并不能否认章连军同样可以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的事实。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证据及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六：收据、银行承兑汇款、银行转账凭记录（原件由被告财务保存），证明被告是帮忙代第三人转交给原告货款，承兑汇票和收据都是可以对应的（对应原告举证二中的50万承兑汇票收据），汇票中的被告之所以有背书，是因为第三人要求原告把发票直接开给被告，所以被告在付款过程中经手一下，也是财务上的走账需要）。其中有一笔2015年11月12日，第三人付给被告101336元，是由第三人直接付被告的，被告即于次日付给原告；2015年9月29日第三人付被告15万元，被告当天直接支付给原告15万元，该汇款可以与QQ聊天记录相对应。经原告质证认为，对被告补充证据六，被告欲证明款项是第三人通过被告转交给原告的货款，这恰恰证明了款项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钱是被告的钱，而不是被告所称的转交的货款。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本院质证意见，将见以下与被告举证四、六、七一并认证。证据七：QQ公证书一份，2015年9月29日记录证明对方QQ号码是第三人财务人员；2015年12月16日记录证明对方QQ号码是被告，地址电话均有明确。以证明被告支付原告货款是由第三人的财务安排操作的。上述QQ记录是真实的，如法院认为有需要，可以与主机当场比对调查。经原告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不予认可。第三人经质证并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对被告上述举证四、六、七一并分析并认证如下：证据四中的第三人财务与被告财务人员的QQ聊天记录实则系被告举证七中的公证内容之一页，其认证内容见与对证据七的认证之中。其中，证据四中的银行转账业务凭证2页显示2015年9月29日被告在收到第三人财务转账15万元后，被告即于当日交付原告150001.41元；证据六中有50万元承兑汇票由第三人于2015年8月6日向被告出票，后经被告背书签章后于该月10日交原告，原告再向被告出具收据一份；另外证据六中有2015年11月12日先由第三人付给被告101306元后，被告即于次日将相同数额的该款付给原告。对上述证据，均能与原告举证二中的相关证据对应，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及其相应证明力。另关于证据七公证书的认证。公证书因载明夏利燕持被告委托书及电脑主机前去公证，并能进入腾讯QQ平台后输入密码显示相关的历史聊天记录，应认定昵称朵儿及其帐号62×××78为被告财务人员或财务工作的特定关联人；在聊天记录中的2015年7月27日以及同年12月16日记录中有另一方显示昵称佰盛财务-新会计向朵儿发出第三人公司的某通讯地址、公司全称和联系人及电话，结合聊天内容，可以证明是聊天中另一方的佰盛财务-新会计应当为第三人的财务人员或财务工作的特定关联人。该公证书的来源和形式合法，所公证的双方聊天内容身份明确，QQ平台上被告财务人员与第三人财务人员的聊天历史记录应为客观既成内容不容修改，与本案纠纷事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从客观认定纠纷事实需要，本院应确认该公证书及其公证的聊天内容具有相应证明力。在聊天内容中，明显与原告或与案涉货款有一定关联的内容摘录作示例如下：2015年7月30日的佰盛财务-新会计：“夏会计，你们那里跟正大的账面余额还有多少”、2015年9月29日的佰盛财务-新会计“夏会计我们有15万汇过来转正大走账的就是冲原先你们账上挂着的跟正大的往来，现在出纳联系不上麻烦你帮我说下”、2015年9月29日的朵儿：“已经汇正大了”、2015年12月6日朵儿：“加工费加上面料，单价如果没有超过，我就可以给你开”、同日佰盛财务-新会计：“就是我如果成品要开250那么我加工费117我面料就要开133？”。以上证据四、六、七及其内容的对应分析，再结合审理中的当事人和第三人的相关陈述，可以直接明确认定以下事实：第三人、被告均明知原告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财务事项、第三人有面料交由被告加工成衣的合同业务和财务处理事项、由第三人与被告在联系沟通再由第三人付款给被告后被告再支付原告款项以及相关财务事项的处理；另外案涉被告已付原告的款项50万、150001.41元、101306元三笔确系在由第三人付被告后，再由被告及时支付原告的事实。但上述证据认证中并不能证实原告参与并同意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财务事项处理，也无法证实案涉布匹买方即为第三人而不是被告之事实。审理中，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本院责令被告向本院提交其将原告开具的发票已入账的相关财务凭证以供本院进一步查明有关事实包括其对原告开具发票的入账和对应出库单是否也一起入账等事实，但被告以其不具有举证义务为由拒不提交。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经由原、被告和第三人联系后，由原告生产并提供面料，再由被告将原告提供的部分面料加工成衣后销售给第三人并向第三人收取货款。在此经营模式中，原告先后以被告授权委托第三人的员工章连军收货为由，在2015年4月9日至2016年2月1日期间出仓价值1940566.36元的涤粘布并销售给被告，并自2015年4月30日至2016年2月3日期间向被告开具了上述1940566.36元的涤粘布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共4份，亦均由被告抵扣入账。后原告又以梅勇以被告委托其收货为由于2016年12月11日出仓3500米绦粘布一批，并于该月21日向被告开具该批价值为7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被告已经先后于2015年8月10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以背书转让承兑汇票和网银转账方式共分5次向原告支付了货款821307.40元的价款（具体为：2015年8月10日交付面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一份、同年9月29日转账付150001.41元、同年11月11日付7万元和同年11月13日付101306元），上述款项中除7万元的其他三笔的支付，均系第三人与被告协商后由第三人在将相应款项交付被告，再由被告交付给原告。后被告以第三人未有款项要其向原告支付为由，未再支付原告其余货款。另外，在上述原告与被告的布匹销售期间，第三人亦由其员工章连军经手并与原告发生布匹销售关系。第三人自述本案中案涉货物均已经收到并且原告诉称款项应由其承担支付。原告在庭审中自述截止2017年10月，第三人尚欠原告货款2216449.09元，案涉货款并未包含其中与第三人尚欠原告的货款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谁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案涉面料有无实际交付及其数量，以及并应由谁承担付款责任？首先，本案因涉及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三方之间从面料采购、生产加工和交付成衣的长期或一定期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经营活动往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合作模式和流水操作环节。被告虽辩称并无与原告直接发生联系和收货，但从其财务接收了原告开具的部分增值税发票并将其抵扣入账、所有款项均由原告向被告收取的过程中，相关证据均可直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的是布匹买卖的合同关系以及实际业务的发生事实。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并无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在案件审理中作为服装加工厂的被告和接受成衣交付的第三人均认为第三人是服装面料的买受人，并且相关案款的支付也明显由流水终端的第三人实际在与被告联系安排并指示付款的表象，增加了案情事实的复杂性。当前，在实际生产交易中，由贸易商或者称服装成品需方，选择服装加工厂后向其指定的面料供应商采购面料，并由服装加工厂家向面料供应商付款或代为付款，再由面料供应商向服装加工厂家开具面料销售增值税发票入账之情形大量存在，若欠面料款不付，谁是买方即成纠纷。本院认为，增值税发票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保障实施的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的，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由此在原、被告双方基于各自利益各执己见之下，此增值税发票和之前交易习惯中由谁向面料商付款已经是确认谁是买方的极为重要的证据；交易实践中也允许双方或多方在经济活动中在明确各自合同权利义务之下，进行有利于效率、便利的交易变通，甚至包括交货给买方以外的他人、付款给卖方以外的他人、成衣贸易商与成衣加工厂相互之间的资金的调度安排等等。在无书面合同确定的情况之下，各方至少对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进账和对应的付款所存在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应当明知，并在相关经营合作模式中当然地固定了其各自的法律及其责任所在。另外，被告在审理中虽提交了一定的证据，如部分货款是先由第三人向被告付款后再由被告向原告付款的，但并不能否认上述重要证据的相应证明力，除非在审理中能够查证被告在之前经营中有明确过第三人就是买方而被告开具发票仅仅是满足被告去抵扣增值税所用的明确事实和证据。被告在审理中拒不提交相关财务凭证以供本院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包括其对原告开具发票的入账和对应出库单是否也一起入账等事实，其应承担相应对其不利的后果。被告和第三人认为由原告向被告开票是第三人安排的、仅仅是作为被告进项税抵扣的辩称，在原告否认之下，本院对此无法查证，或因欠缺原告方有照此参与的意思表示之事实证据，而本院不予采信和不予确认。其次，关于案涉面料的交付事实。案涉欠款其中有四份发票被告已经照此入账，并已经支付部分款项，第三人确认收货事实和案涉欠款，能足以说明原告已经发货出仓的事实；至于本案中尚涉及原告出仓后具体由谁或代表谁领取，是否规范地一定要由原告交付被告，见上所述，从便捷或商事事务的灵活安排均可。但本案中被告否认收到原告的关于2016年12月21日开具的价值7万元的发票，该发票项下的出库单签收人是梅勇，被告和第三人对该人亦并不知情和确认身份，虽然曾有被告向原告单独付过7万元的款项，但也因与该项货物的出仓缺乏关联性，故该发票及其项下的发货与本案被告明显缺乏关联性，原告在审理中未能进一步举证之下，本院对此项货物是否已经向被告交付不予确认，应予剔除。故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发生的布匹买卖交易中应剔除该7万元货物后，实际发生的价值为1940566.36元（2010566.36-7万），被告已经支付821307.41元，被告尚欠原告价款1119258.95元。第三人认为案涉合同业务和债务系第三人与原告发生并愿意承担买方责任之述，以及案涉货款已经包含在其结欠原告的债务之中的陈述，详见本院上述已经确认被告为买方及相关理由之阐述，本院不予采信，也无进一步查证之必要。另外，关于被告在审理中曾要求对原告举证之出库单上章连军签字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包括鉴定、对原告举证的空白委托书上的被告签章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并以原告涉嫌伪造证据或印章等刑事犯罪要求移送公安侦查的请求。本院认为在该案民事诉讼中，关于章连军签名和被告印章是否真实，因本院已经在审理中对此真实性因一时难以查证不予确认，并且可凭现已查明的相关证据确定纠纷基本事实和确认其民事权利义务，进一步查明已并无必要。故对被告要求对该签名、签章涉嫌伪造证据等为由移送侦查的申请，在本案中本院不予采信和准许；被告若有异议可以另行依法行使其控告权利。综上，被告作为买受人将销售发票进账，并已部分付款，本案中无法查明被告仅仅是以他人发票抵扣进项税之事实，并且原告已经在一定期间内多次以既定的三方经营模式中进行实际出仓发货和被告向原告付款，现欠款可以明确认定，故本院确认原告诉称事实之中的部分案涉面料的买方为被告，被告应当由此向原告承担相应欠款的民事责任。第三人并非买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的辩称，不足以认定，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价款1119258.95元；二、驳回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4元，由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14591元，由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负担913元。原告杭州正大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温州港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红卫人民陪审员  姚金华人民陪审员  章丹丹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冯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