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花城路*号***房。
法定代表人：钟林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亦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莹，女，198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
原审第三人：广州诺高通用机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花城路*号501。
法定代表人:钟林豪。
上诉人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奥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莹、原审第三人广州诺高通用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称诺高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6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谢莹于2017年1月19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21日出具了穗花劳人仲案【2017】33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3年3月11日至2016年4月16日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12068元。二、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6年4月份被广州诺高通用机器有限公司扣减的工资350.72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奥戈公司对仲裁裁决的第二项裁决没有意见。
奥戈公司与谢莹双方均确认以下事实：谢莹入职时间是2013年3月1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2013年3月11日至2018年3月10日，劳动合同约定谢莹的工作岗位是电话销售专员。奥戈公司为谢莹购买了社保，谢莹的月平均工资是3448元/月，工资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
诺高公司与奥戈公司是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钟林豪，注册地址、营业地址（发生争议时）均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2号三楼东翼。2016年1月1日，谢莹转到诺高公司工作，工资由诺高公司代发。
奥戈公司主张谢莹于2016年4月17日以微信的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离职，原因是谢莹认为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后奥戈公司方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上属日期为2016年4月16日的离职证明，原因是谢莹基于寻找新工作的考虑向奥戈公司提出申请。奥戈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2016年4月17日谢莹与钟林豪微信聊天记录。2、劳动合同。3、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查询。4、考勤记录。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之前是奥戈公司的人力资源行政管理。2016年5月10日，谢莹主动要求出具一份时间为2016年4月16日（周六）的离职证明，我方考虑到谢莹在我公司工作时间已经很久，所以出于感情的考虑出具了一份2016年4月16日（周六）的离职证明。因为5月10日是工资发放日，所以我记得时间。我是通过钟林豪的微信才知道谢莹辞职的，之前不知道。也不知道要求谢莹调岗降薪的原因和通知。
谢莹对奥戈公司关于离职的原因及时间不予认可，辩称离职的原因是公司认为谢莹工作没有达标，所以2016年4月16日当天解雇了谢莹，并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当时谢莹不同意离职，谢莹2016年4月17日与法定代表人钟林豪协商，钟林豪说提出降职降薪的条件，谢莹不接受才离职。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奥戈公司有利害关系。谢莹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诺高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离职证明》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女士于2013年3月11日至2016年4月15日任职于我司，于2016年4月16日正式与我司解除劳动关系，已办理离职手续。”所署日期为：“2016年4月16日”。2、2016年4月17日谢莹与钟林豪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钟林豪：“……管理层认为您对汽车组的工作并没有所期待的热情、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本次面试之后，公司决定将您的岗位定义为汽车组的销售助理，薪酬待遇和岗位职责，将会按照销售助理考核……重新入职的底薪为2900元……请您考虑清楚，并于今天（星期日）之内给我回复……”谢莹：“我辞职。你是算我什么时候正式离职呢？”
原审法院认为，奥戈公司与谢莹之间自2013年3月1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中2016年1月1日之后，用工单位为诺高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奥戈公司与谢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奥戈公司主张是谢莹自动辞职，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该微信记录显示，首先是奥戈公司法定代表人向谢莹提出降职降薪，但奥戈公司并未对降职降薪的原因提供证据，谢莹对降职降薪的方案不予接受。奥戈公司提供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谢莹离职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奥戈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于对于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奥戈公司与谢莹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视为由奥戈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奥戈公司应向谢莹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按照谢莹的工作年限计算为3448元/月×3.5月=12068元。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莹支付扣减的工资350.72元；二、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谢莹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68元；三、驳回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奥戈公司为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谢莹自动辞职，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作为证据。其中，微信聊天记录已列有奥戈公司针对调岗调薪一事与谢莹仅处于协商阶段，并已告知谢莹由其自行考虑清楚。但谢莹却向奥戈公司提出辞职的申请。与其同时，谢莹为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奥戈公司单方面辞退，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与《离职证明》，但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奥戈公司存在辞退谢莹的行为。然而，一审法院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由奥戈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奥戈公司不公平。另，奥戈公司已完成全部举证责任，然而一审法院无视奥戈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无法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并确认系奥戈公司提出且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奥戈公司须向谢莹支付经济补偿金12068元，对奥戈公司也是不公平。
故奥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14民初622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奥戈公司无需支付谢莹任何经济补偿；2、判令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谢莹承担。
被上诉人谢莹没有提出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诺高公司没有提出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奥戈公司申请证人全某出庭作证。证人全某作证称，其是奥戈公司的财务人员；2016年4月17日，奥戈公司总经理在微信中通知大家，谢莹在2016年4月16日提出离职；关于谢莹的《离职证明》，证人认为行政部陈某和谢莹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怀疑离职证明是陈某出具给谢莹的；陈某也告诉证人，因为谢莹要到别的公司上班需要离职证明，所以陈某出就具给谢莹；《离职证明》是何时出具的，证人不清楚，因为是行政部出具的；因为奥戈公司周六日是无需上班的，所以谢莹最后一天的上班时间应该是4月15日；谢莹在4月底5月初曾经回公司拿回自己的物品，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5月10日发放工资时谢莹也没有回来，因为工资是通过网银转账的；《离职证明》应该是谢莹找到新的单位所以找陈某开具，因为谢莹与陈某是好朋友，所以陈某在当天周六就出具了《离职证明》。
本院认为，虽然奥戈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谢莹在2016年4月17日提出辞职。但从谢莹提供的《离职证明》可见，奥戈公司在2016年4月16日已经为谢莹办理了离职手续，并出具了《离职证明》。对于奥戈公司在谢莹提出辞职前就出具《离职证明》的原因，奥戈公司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但该两位证人的证言前后存在多处矛盾，且证人均为奥戈公司的员工，与奥戈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奥戈公司所主张的《离职证明》是在2016年5月10日才出具给谢莹的事实。由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视为由奥戈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并判决奥戈公司向谢莹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奥戈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奥戈工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瑞晖
审判员 肖 凯
审判员 黄小迪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彭泽鑫
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