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02民终10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鼓楼辛安里66号。法定代表人：龚建明，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传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碧瑄，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东里。法定代表人：李伯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以下简称卫保基金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安堂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804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卫保基金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传华、秦碧瑄，被上诉人诚安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保基金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诚安堂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卫保基金会与诚安堂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第一，一审认定卫保基金会“为涉案项目成立项目办公室，并任命何茜（何志荣）为项目办公室主任”，不符合事实。卫保基金会于2008年11月10日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于2008年11月11日作出“关于聘任何茜（何志荣）为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的通知”。本案争议焦点是诚安堂公司与案外人上海麦迪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时是否为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一审的错误体现在：1、诚安堂公司起诉时没有提到涉案项目为何物，而一审法院将“爱心医院公益项目”说成“涉案项目”，将本案争议焦点由《采购协议》转换为涉案项目，混淆“爱心医院公益项目”和《采购协议》，以掩饰《采购协议》下的合同关系，回避《采购协议》合同相对性的法律特征，回避《采购协议》所引申的委托合同法律特征等；2、将卫保基金会“聘任”何茜说成“任命”何茜，回避了何茜的志愿者身份，而强化何茜的职务身份。第二，一审认定卫保基金会“同时批复同意购置医疗设备”不符合事实。卫保基金会对诚安堂公司提交的证据3即中卫基发人字（2008）029号文件“关于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批复”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一审确认该证据，但没有解释任何理由。即使该证据3真实有效，其内容并不是一审认定的“批复同意购置医疗设备”，也不是“同时”。“同意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并不是一审认定的“同意购置医疗设备”，发文日期2008年11月27日，与聘任何茜（何志荣）为项目办公室主任的发文日期2008年11月11日，并不同时。卫保基金会认为，资助他人即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与卫保基金会自己购置医疗设备，有本质区别。一审判决将2008年11月27日理解为2008年11月11日的“同时”，虚构了卫保基金会委托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公司购买设备顺理成章的假象。第三，一审以“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及何茜（何志荣）、刘刚分别签订的协议、麦迪逊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销售授权书以及传真文件、录音光盘和文字记录、批次调整联络函、要求发货通知书、承诺书等证据”认定“与麦迪逊公司合作履行涉案项目的主体为卫保基金会，诚安堂公司仅为卫保基金会授权的项目执行公司，卫保基金会对此知情并同意承担相应责任”，证据认定模糊。1、一审没有对证据是否真实有效作出认定，证据采纳不当。卫保基金会在一审中除对诚安堂公司提交的证据1、2、19、20真实性不持异议外，对其他证据均持有异议。但一审对卫保基金会上述异议是否成立没有认定，对诚安堂公司21份证据是否真实有效也没有认定，事实上却采纳了诚安堂公司的全部证据，属于采纳证据不当。2、一审所谓“涉案项目”的说法，概念不清。诚安堂公司未就此作出说明。而一审判决直接引用了诚安堂公司提及的“涉案项目”。如“涉案项目”是“爱心医院公益项目”，则由于麦迪逊公司与该“爱心医院公益项目”没有关系，不存在麦迪逊公司是该项目履行方一说。3、一审认定卫保基金会是“与麦迪逊公司合作履行涉案项目的主体”，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按照诚安堂公司的主张，涉案项目似乎是《采购协议》，该协议的主体是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为此，诚安堂公司在一审先后提交证据21份，其中主张诚安堂公司是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代理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卫保基金会是《采购协议》主体的相关证据，合计有16份证据，分别是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2、证据13、证据14、证据15、证据17、证据18、证据19。卫保基金会对该等证据一一陈述了质证意见。卫保基金会认为，即使证据全部真实，也不支持诚安堂公司的上述主张和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其中：证据3是卫保基金会中卫基发人字（2008）029号文件“关于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批复”，该文件没有原件，不具有真实性，假定其真实，《采购协议》签订日期是2008年11月22日，文件发文日期是2008年11月27日，文件发出与《采购协议》签订没有因果关系，《采购协议》内容是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购买设备，文件内容是卫保基金会作为慈善公益组织，同意资助爱心医院购置设备，内容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二者不能混同，涉案项目到底是什么，从文件中得不出结论；证据4“2009年3月30日录音光盘及录音节选”，该光盘不是原物，录音节选不完整、不准确，证据来源即偷偷录音不合法，且录音光盘与《采购协议》签订没有因果关系，内容不能证明卫保基金会委托诚安堂公司代理采购事宜，也没有有人说帮助解决，就认定这个人承担全部损失的道理；证据5是《采购协议》，此与卫保基金会无关；证据6是麦迪逊公司的“SA-X8（进口）销售授权书”，此是麦迪逊公司出具给诚安堂公司的，卫保基金会无法发表意见；证据7是麦迪逊公司给卫保基金会的传真，主要内容是：《采购协议》未能如约履行，希望卫保基金会敦促诚安堂公司履行，但卫保基金会并未收到这份传真，也不能认定卫保基金会是《采购协议》的设备买方，且传真发出日期是2009年3月6日，《采购协议》签订日期是2008年11月22日，以在后发生的行为作为在先发生行为的原因，逻辑上不成立；证据8是诚安堂公司与何茜、刘志刚签订的《协议书》，此与卫保基金会无关，且《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述《采购协议》之后，以在后发生的行为作为在先发生行为的原因，逻辑上不成立，无法证明何志荣、刘刚是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对卫保基金会没有约束力；证据9和证据10是诚安堂公司给麦迪逊公司的函件，与卫保基金会无关，无法证明设备购买方是卫保基金会而不是诚安堂公司，一审同样存在以在后发生的行为作为在先发生行为的原因的问题，逻辑上不成立；证据11是诚安堂公司的《会议纪要》、证据12是诚安堂公司的《SA-X8提货声明》、证据13是诚安堂公司的《委托付款指令》、证据14是2009年3月18日的《要求发货通知书》、证据15是《承诺书》，均与卫保基金会没有关系，对卫保基金会没有约束力，亦无法证明卫保基金会是《采购协议》中的设备购买方，且在《采购协议》签订日期2008年11月22日之后形成，以在后发生的行为作为在先发生行为的原因，逻辑上不成立；证据17是麦迪逊公司委托赵在玉签署有关文件的《授权委托书》，卫保基金会对此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卫保基金会没有关系，对卫保基金会没有约束力，无法证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时知道协议约定的设备购买方不是诚安堂公司，而是卫保基金会；证据18是《通知》，卫保基金会无法确认《通知》的真实性，即使为真实的，该《通知》是说卫保基金会收到意向捐赠设备，准备发给爱心医院，而没有说卫保基金会准备买设备发给爱心医院，无法证明卫保基金会是《采购协议》的设备购买方；证据19是《2013年11月1日庭审笔录》，主要内容是：卫保基金会通知爱心医院，准备将意向募集的设备分配给爱心医院，无法证明卫保基金会实际上是《采购协议》的设备购买方。4、一审判决认定“诚安堂公司仅为卫保基金会授权的项目执行公司”，证据不足，概念不清，责任不明，依法不能成立，法律上也没有任何意义。一审判决没有说明依据哪一份证据，或者依据哪几份证据，来认定诚安堂公司是卫保基金会授权的项目执行公司。一审对于项目的具体含义、执行公司的具体含义、卫保基金会授权的具体内容、卫保基金会和诚安堂公司双方在授权委托合同关系下的各自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没有做出任何说明。5、一审判决认定“卫保基金会对此知情并同意承担相应责任”，证据不足，概念不清，责任不明，依法不能成立。第四，一审有关“另，卫保基金会发布通知任命何茜（何志荣）为涉案项目办公室主任，亦认可何茜（何志荣）于涉案项目期间均在卫保基金会处任职，由此可以确认负责涉案项目并与诚安堂公司签订协议及联络的何茜（何志荣）和刘刚名为志愿者，实为涉案项目中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此项认定，概念不清，定性模糊，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卫保基金会是内部通知，并非对外发布。一审用意在于：将内部通知变成公开通知，将公益组织慈善项目变为商业合同性质的《采购协议》，将卫保基金会从慈善项目主体变为《采购协议》义务人。卫保基金会认为，《协议书》是何茜与诚安堂公司各自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协议，与卫保基金会是否委托诚安堂公司代理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无关，该《协议书》对卫保基金会没有约束力，卫保基金会直至诉讼发生后才知道这份《协议书》的存在。一审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以模糊概念将何茜与诚安堂公司签订《协议书》看成是卫保基金会与诚安堂公司签订协议，依法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何茜（何志荣）和刘刚名为志愿者，实为涉案项目中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没有证据。第五，一审认定“虽然卫保基金会对诚安堂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卫保基金会并未就此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卫保基金会之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本案基本事实，依法不能成立。1、该认定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律原则。诚安堂公司主张其与卫保基金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诚安堂公司就有责任证明这一委托合同关系的存在。一审判决在诚安堂公司未能证明委托关系存在的情形下，以卫保基金会不能反证为由认定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2、卫保基金会已提交了充分的反证。其中，2008年11月27日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签署的《捐赠意向书》，证明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5天之后，承诺向卫保基金会捐赠其购买的SA-X8设备，为此双方签订了该《捐赠意向书》合情合理合法，卫保基金会无需自己买设备，也无需委托诚安堂公司来代理。同时，也证明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包括办公室主任何茜的职责，是执行捐赠设备事项，不是委托购买设备；2008年11月10日卫保基金会下发的中卫基发（2008）第027号《关于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决定》和2008年11月11日卫保基金会人事部聘任何茜为办公室主任的文件，证明“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包括办公室主任何茜）的工作职责按照《工作规则》办理，而不是一审认定的代理；根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工作规则》的规定，项目执行机构及个人均无权代表卫保基金会对外签订合同文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了志愿者不能有报酬要求，不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本案何茜、刘志刚私下与诚安堂公司签订《协议书》，企图获取推介费用，明显违反了卫保基金会的规定，一审判决不仅不谴责这样的违法违规行为，反而予以鼓励，将志愿者违法违规行为上升到是卫保基金会的委托行为。综上，卫保基金会希望二审法院明确认定与采纳证据，直接认定本案焦点问题，支持卫保基金会上诉请求。诚安堂公司辩称：一、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即涉案项目是卫保基金会组织、策划、实施、推广的一项活动，从项目的设计、购置设备的选择、供应商的选择、销售对象爱心医院的确定、执行机构的选择、项目运行模式的确定均是卫保基金会独家决定的，在涉案项目中，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各爱心医院是合作方，且是涉案项目的主导方，一审判决认定卫保基金会是与麦迪逊公司合作履行涉案项目的主体是完全正确的。1、诚安堂公司提交的证据3《关于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批复》足以证明，涉案项目的启动是经过卫保基金会所属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同意设立的项目。2、涉案项目所涉及的资助爱心医院购置的设备即SA-X8及该设备的供应商麦迪逊公司、销售对象爱心医院均是卫保基金会指定的，该指定先于诚安堂公司进入涉案项目之前，因此，诚安堂公司与供应商麦迪逊公司就涉案设备没有进行过任何买卖磋商，而是卫保基金会在诚安堂公司出现之前就已经与麦迪逊公司达成了合作并实际在履行涉案项目。该意见有诚安堂公司提交的证据5、证据6、证据15、证据18、证据19为证。3、诚安堂公司仅与卫保基金会就涉案项目有过往来，从未涉足卫保基金会的其他项目，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也仅就涉案项目有过联络，与麦迪逊公司没有其他的商业往来。涉案项目就是卫保基金会自己设立项目批复即《采购协议》中所涉的项目。卫保基金会之所以在措辞上做文章，目的就是企图将本案与卫保基金会组织实施的项目说成两码事，依此撇清卫保基金会在本案中的责任主体，逃避责任。二、涉案项目的运行模式是执行机构存在的基础，卫保基金会要履行涉案合作项目，必须通过执行机构支付保证金、垫付货款、处理税票等各种手续，因此执行机构仅是按照卫保基金会既定的运作模式完成卫保基金会指令的任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诚安堂公司是涉案项目中合作主体、主导者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认定并无不当。1、卫保基金会设立涉案项目后，其主要运作方式为：首先与麦迪逊公司达成合作，卫保基金会向自己指定的爱心医院推销麦迪逊公司的涉案设备，麦迪逊公司基于量的原因，低于市场价格批量销售。卫保基金会指定“爱心医院”，通过名为“接受捐赠”、实为“购买”的方式获得卫保基金会指定的医疗设备；卫保基金会指定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公司购买指定的医疗设备；诚安堂公司将指定购买的医疗设备交付给指定的“爱心医院”；被指定的“爱心医院”向诚安堂公司支付设备保管关税、运输、安装、测试、综合保险、培训等相关费用，方式上可以一次性付清，也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卫保基金会可以提供无息贷款服务；诚安堂公司在收到“爱心医院”支付款项后，按照与卫保基金会协商的数额向卫保基金会支付。该运作方式有证据3、证据5《采购协议》、证据18基金会2009年1月16日《通知》、证据19庭审笔录中证人证言为证。需要指出的是，卫保基金会运作公益项目原本应当出于公益事业，不应有任何收益，但实际上卫保基金会在运作公益项目时都要考虑一定商业目标，需要通过诚安堂公司的商业主体资格来参与运作这一项目，也因此卫保基金会在项目运行不利时否认其为项目主体。本案卫保基金会强调自己的公益组织身份，并不当然说明其从来不会超越其公益身份涉足商业。2、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所签订的《捐赠意向书》是按照卫保基金会的指示，为涉案项目获得批复履行手续而签订的。该意向书中记载捐赠500台，合计8.809亿元，而诚安堂公司作为小小的民营药店，当时注册资金仅有几十万元，完全不符合捐赠条件，可见就是为了履行一个立项手续。同时，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从未就涉案设备签订正式的捐赠合同，涉案项目的批复也是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因此，诚安堂公司在涉案项目中不是捐赠者，而是依据卫保基金会的指示，协助卫保基金会处理项目事宜。3、卫保基金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发起创办，以资助和发展基层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初级卫生保健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根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公益项目要经过立项审批、实施管理和评估结项等节点管理，可以说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在卫保基金会的批准下进行的。卫保基金会在以往的庭审中一直都承认涉案项目是其组织的项目，当然应当有各个管理节点的相关报告，当然对自己批准设立的项目实施管控。而本次却矢口否认涉案项目是卫保基金会批准的，否认自己对项目的掌控，与以往庭审的意见完全相悖。基于以上分析，卫保基金会的涉案项目的发起者、具体实施者身份，以及涉案项目的具体运行模式，都从客观上证明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对此法律关系的认定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还原了事物的真实面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三、何茜、刘刚等人是卫保基金会聘任的工作人员，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卫保基金会承担。1、卫保基金会在2008年11月10日发文成立“爱心医院管理办公室”，并于2008年11月11日任命何茜为办公室主任，并且卫保基金会聘何茜为办公室主任的法律文件是卫保基金会人事部根据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发布的。因此何茜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毋庸置疑。卫保基金会上诉提到的“聘任”与“任命”的区别，其实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并不违背，这一用词不能否认一审判决的客观性、准确性。根据卫保基金会秘书长边孝寅2008年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将“爱心医院办公室”作为其下属部门进行工作总结，明确提及“爱心医院办公室”和健康扶贫工程组委会等部门一样，都是基金会的“所属”单位。由于“爱心医院办公室”并无主体资格，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均应由基金会承担。目前，该项目办公室仍然存在，并且仍以卫保基金会的名义开展活动。2、本案件涉及的刘刚和张明阳等几位志愿者均是卫保基金会工作人员或卫保基金会聘任人员，其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应由卫保基金会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志愿者要“有义务遵照协议约定，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按照基金会统一要求和规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基金会提供专业、合格的志愿服务”，此类志愿者从事的工作都是受到卫保基金会指派和要求的，并非自己独立开展，也绝非能够根据自身意愿提供临时性、特定性的无偿志愿工作。本案何茜于2005年就被卫保基金会任命为其工作人员，并得到基金会的行政职务任命，为涉案项目的全面负责人。3、卫保基金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发起创办，以资助和发展基层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初级卫生保健事业为宗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根据《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六条规定，“事业法人、社团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进行业务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比照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由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基于上述分析，何茜等人是卫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何茜就涉案项目对诚安堂公司所下达的指示均是代表卫保基金会的职务行为，故本案何茜等人在《协议书》的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后果，均应当由卫保基金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四、500万元保证金的支付，是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诚安堂公司能够成为卫保基金会受托人即项目执行机构的必备条件。基金会用实际的行动指示了诚安堂公司代其支付500万元采购保证金。1、500万元采购保证金是卫保基金会与麦迪逊公司之间就涉案项目合作洽商阶段就已经确定的合作条件之一，是合作项目能够顺利启动的必备条件。此条件并非是诚安堂公司成为卫保基金会涉案项目的执行机构之后才出现的。本案的证人证言已经证明保证金的条件先于诚安堂公司成为执行机构。2、能够垫付500万元采购保证金及设备采购款也是卫保基金会选择涉案项目执行机构的一个重要条件，即能成为卫保基金会涉案项目的代理人，必须具备垫付500万元采购保证金及设备款的资金实力。本案证人也曾受卫保基金会的指示缴纳了200万元的采购保证金。由此不难看出，卫保基金会虽然没有关于采购保证金垫付的书面指示，但其选择执行机构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能够垫付资金。因此可以认定，500万元采购保证金是诚安堂公司作为受托人，为委托人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事务即顺利启动与麦迪逊公司的合作项目而支付的，且在事务执行过程中诚安堂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卫保基金会应当依法返还垫付资金并赔偿相应的损失。3、本案中，2008年11月10日，卫保基金会成立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2008年11月11日，任命何茜为爱心医院管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11月22日，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签订的《采购协议》，但协议尚未生效，生效要件是500万元采购保证金到账，且合同附件即卫保基金会就涉案项目的批复还没有；2008年11月27日，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签订《捐赠意向书》用于项目设立；2008年11月27日，卫保基金会下发设立涉案项目的批复；2008年11月27日，诚安堂公司向卫保基金会捐款100万用于基金设立；2008年12月8日，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公司支付保证金500万元，《采购协议》方生效。上述时间点可以看出，卫保基金会上诉“协议在先、文件（批文）在后，文件发出与《采购协议》无因果关系”的说法完全背离客观事实。至于录音时间、传真时间等，都是卫保基金会在履行涉案项目中出现问题时所做的补救工作，诚安堂公司的举证目的是证明卫保基金会是涉案项目的实施主体，卫保基金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根据《协议书》约定，卫保基金会应当负责返还诚安堂公司为其垫付的500万元保证金，并赔偿诚安堂公司为履行垫付500万元保证金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1、《协议书》系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之间对于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的确认性文件，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协议书》虽然记载的甲方为何茜、刘刚，但实际当事人为卫保基金会。《协议书》第一条“甲方代表人何志荣、刘刚……”解释甲方为卫保基金会符合逻辑，符合事实。2、《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主要为双方如何分配“爱心医院”交付的款项，由于卫保基金会自身不能签署具有商业性质的合同文件，因此通过其工作人员来负责签订，这不影响项目交易对手的确定。3、本项目自启动至2009年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卫保基金会很好的执行，至项目事实上终止时，卫保基金会负有向诚安堂公司返还垫付保证金的义务，而且负有支付近8年利息的义务，这符合《协议书》第7条的规定。履行中，由于卫保基金会未能完成其销售设备的数量和批次，麦迪逊公司根据《采购协议》约定，扣留了500万元保证金，给诚安堂公司造成损失。卫保基金会作为委托人，因其不能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导致诚安堂公司受损，应当依法赔偿诚安堂公司在处理委托事务中遭受的损失。综上，诚安堂公司始终都是在卫保基金会的指令下从事法律行为，且有足够的理由和事实相信涉案项目是卫保基金会全面设立、实施和推进的一项工作，在签署《协议书》过程中，也是确信系与卫保基金会签署，从未与某个个人进行协商推进此项工作。卫保基金会工作人员不规范的行为，不能改变其代表卫保基金会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事实，亦不能改变卫保基金会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客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诚安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卫保基金会返还诚安堂公司代其垫付的采购保证金5000000元并支付自2008年12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由卫保基金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10日，卫保基金会发布关于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决定，内容为：为推动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1、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下称项目办公室）；2、“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范围和职责按照我会《工作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特此决定。同年11月11日，卫保基金会人事部发布关于聘任何茜（何志荣）为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的通知，内容为：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聘任何茜（何志荣）为爱心医院公益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特此通知。同年11月18日，麦迪逊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宰范发布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麦迪逊公司总经理赵在玉代表公司签署和卫保基金会及其授权的执行公司的相关合作项目的任何文件。同年11月21日，案外人麦迪逊公司向诚安堂公司出具SA-X8（进口）销售授权书，内容为：鉴于我司与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关于在中国大陆“爱心医院”系统推行“医疗设备分期付款公益扶持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合作，因卫保基金会授权委托贵司作为该项目的执行公司，特此授权贵司为我司指定的SA-X8（进口）机型销售公司，授权在卫保基金会指定中国大陆爱心医院销售本设备，授权有效期自2008年11月23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同年11月22日，诚安堂公司（甲方）与麦迪逊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协议，协议约定“爱心医院”是指由卫保基金会正式行文授牌确定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爱心医院”的公立性医疗机构，卫保基金会在本协议中作为甲乙双方业务执行的监督管理方和见证方，卫保基金会只限在“爱心医院”系统内推行“医疗设备分期付款公益扶持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卫保基金会指定并授权甲方作为“该项目”的执行机构，负责同乙方进行有关事务的执行和管理，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一份加盖公章的由卫保基金会出具的该项目批复文件复印件，作为协议附件，以明确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权限；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于2009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订购彩色超声诊断仪SA-X8（进口）483台，采购方式为分批采购，本协议采购有效期自甲方向乙方支付采购保证金5000000元后，此协议生效（此款项作为甲方向乙方采购300台设备的保证金）；若甲方按约进行第九批设备采购时，且采购数量已完成286台后，开始可将采购保证金冲抵货款，若甲方按约完成第九批设备采购后，设备采购数量未达到286台，采购保证金全额作为违约金，归乙方所有。同年11月27日，卫保基金会向项目办公室发布关于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批复，内容为：你办“关于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申请报告”收悉，经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设立“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请你们充分调研，精心组织，通过此项目的开展，切实为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此复。同年12月8日，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公司转账汇款5000000元。2009年1月15日，案外人何茜（何志荣）、刘刚（甲方）与诚安堂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就甲方负责推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救助项目配套彩色超声诊断仪SA-X8（进口）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代表人何茜（何志荣）、刘刚共同负责救助项目配套设备的推介工作，乙方作为该项目具体的执行公司负责配套彩色超声诊断仪SA-X8（进口）的采购及向爱心医院的设备及时供应、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等工作，甲方负责推介给医院的彩色超声诊断仪SA-X8（进口）的数量应为483台（其中以销售完成287台作为甲方必须完成的最低销售量）；如甲方因未能完成双方签订项目所需设备数量及销售批次，造成乙方采购设备时的赔偿损失，甲方同意承担乙方相应部分的经济赔偿责任。一审庭审中，诚安堂公司称涉案项目实际由卫保基金会运作，从项目的立项直至最终确定用户均由卫保基金会实际操作，诚安堂公司系卫保基金会选定的项目执行方，且诚安堂公司汇给麦迪逊公司5000000元款项系应麦迪逊公司要求所为，该款项亦为卫保基金会启动项目的依据及项目运作的前提条件，诚安堂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卫保基金会立项之后代卫保基金会向麦迪逊公司垫付了该款项作为保证金，涉案采购协议方才生效；另，案外人何茜（何志荣）和刘刚均为卫保基金会工作人员，代表诚安堂公司处理涉案项目事宜，捐赠协议亦为了项目立项而签订，诚安堂公司、卫保基金会之间并不存在捐赠关系，卫保基金会对项目的实际运作模式完全知晓并承诺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诚安堂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公证书、录音光盘和文字记录、传真文件、批次调整联络函二份、会议纪要、提货声明、委托付款指令、要求发货通知单、承诺书、通知、开庭笔录和谈话笔录加以佐证。卫保基金会除对公证书、承诺书、开庭笔录和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外，对诚安堂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卫保基金会坚持认为诚安堂公司向麦迪逊公司支付采购保证金5000000元并非代卫保基金会所支付，而系诚安堂公司依照采购协议履行合同义务的自身商业行为，与卫保基金会无关，诚安堂公司、卫保基金会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仅存在捐赠关系；案外人何茜（何志荣）虽系卫保基金会指定的涉案项目的负责人，但何茜（何志荣）和刘刚仅系卫保基金会的志愿者，而非正式工作人员，根据卫保基金会的相关工作规则，二人不得以卫保基金会名义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经营活动，亦无权代表卫保基金会对外签订任何合同文件。卫保基金会同时表示爱心医院公益项目于2008年成立，由卫保基金会联系边远地区的医院并纳入爱心医院，卫保基金会负责提供设备帮扶爱心医院，以及组织志愿者进行宣传、培训等，卫保基金会与诚安堂公司的合作模式为通过志愿者劝诚安堂公司捐赠相应设备，卫保基金会收到设备后再通过爱心医院捐赠出去，卫保基金会只负责联系相关事宜，不负责对接。卫保基金会提交了捐赠意向书、聘任何茜（何志荣）为项目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工作规则、志愿者管理办法对其主张加以佐证。诚安堂公司对卫保基金会提交的捐赠意向书及聘任何茜（何志荣）为项目办公室主任的文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他证据则均不予认可。诚安堂公司强调其与卫保基金会签订的仅为捐赠意向书，而非正式的捐赠合同，且该意向书系为了涉案项目得到批复而签订，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捐赠关系；诚安堂公司同时表示其公司仅系药店，并不需要相关彩超设备，故之前从未与麦迪逊公司有过联系，后何茜（何志荣）、刘刚持卫保基金会的任命书要求诚安堂公司到卫保基金会秘书长边孝寅的办公室与麦迪逊公司相关人员敲定涉案项目的合同细节，在场的人员有诚安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伯军、卫保基金会工作人员何茜（何志荣）、刘刚、张明阳和卫保基金会秘书长边孝寅及麦迪逊公司相关人员，当时就涉案项目本欲签订三方合同，但何茜（何志荣）称涉案项目系公益项目，卫保基金会作为公益组织不方便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便由何茜（何志荣）代表卫保基金会与诚安堂公司、以及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分别签订了合同，故卫保基金会应为向麦迪逊公司采购彩超设备的主体，诚安堂公司仅为卫保基金会委托的相应执行机构，之后项目出现问题诚安堂公司找到卫保基金会秘书长边孝寅沟通解决，边孝寅亦对于何茜（何志荣）系卫保基金会任命的负责涉案项目的工作人员及卫保基金会系涉案项目的相应主体之事实未持异议，并承诺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对此，卫保基金会仍坚持认为何茜（何志荣）和刘刚并非卫保基金会正式工作人员，仅系卫保基金会招募的志愿者，涉案项目发生时二人确实在卫保基金会处工作，现均已离职，边孝寅亦已不在卫保基金会处任职，卫保基金会从未委托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故对诚安堂公司所述不予认可。另查，北京诚安堂药房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诚安堂公司、卫保基金会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庭审中，诚安堂公司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涉案项目的主体实际为卫保基金会，但因卫保基金会的自身性质原因，故委托诚安堂公司作为项目的执行方，案外人何茜（何志荣）和刘刚作为卫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诚安堂公司签订的协议应为职务行为，且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并支付相应保证金均系受卫保基金会委托所为，卫保基金会亦对此予以认可并承诺承担相应责任。卫保基金会坚持认为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并支付相应保证金之行为系诚安堂公司自身商业行为，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何茜（何志荣）和刘刚仅为卫保基金会的志愿者，而非正式工作人员，其对外签订协议的行为与卫保基金会无关。通过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质证可以确认，卫保基金会为涉案项目成立项目办公室，并任命何茜（何志荣）为项目办公室主任，同时批复同意购置医疗设备；诚安堂公司与麦迪逊公司及何茜（何志荣）、刘刚分别签订的协议、麦迪逊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销售授权书以及传真文件、录音光盘和文字记录、批次调整联络函、要求发货通知单、承诺书等证据均表明与麦迪逊公司合作履行涉案项目的主体为卫保基金会，诚安堂公司仅为卫保基金会授权的项目执行公司，卫保基金会对此知情并同意承担相应责任。另，卫保基金会发布通知任命何茜（何志荣）为涉案项目办公室主任，亦认可何茜（何志荣）和刘刚于涉案项目期间均在卫保基金会处任职，由此可以确认负责涉案项目并与诚安堂公司签订协议及联络的何茜（何志荣）和刘刚名为志愿者，实为涉案项目中卫保基金会的代理人，根据相关规律规定，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卫保基金会对诚安堂公司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卫保基金会并未就此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卫保基金会之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可以确认，诚安堂公司、卫保基金会之间虽未有书面协议，但事实上已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诚安堂公司作为受托人垫付的保证金应认定为受托人为完成委托事项支付的费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卫保基金会作为委托人应当返还该款项并支付相应利息，故诚安堂公司要求卫保基金会返还垫付的保证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垫付的保证金五百万元并支付利息（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五百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卫保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办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本会项目执行机构，均可申请设立公益项目；计划项目部受理公益项目立项申请，立项申请材料包括立项申请报告和项目实施方案，并附申请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方式（加盖公章）；立项申请报告须载明：1、项目名称和内容；2、立项背景；3、项目的公益性；4、公益款项的来源；5、实施项目的地域或城市；……8、项目具体合作方；9、项目的风险提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之间签订有《捐赠意向书》，约定诚安堂公司自愿向卫保基金会无偿捐赠涉案设备，双方之间还签订有《捐赠协议书》，约定诚安堂公司捐款1100万元，并且诚安堂公司自述双方之间还签订有捐款100万元的协议。对于上述捐赠协议，诚安堂公司主张并未实际履行，只为履行项目立项审批手续而签订。由此可以看出，在本案所涉“资助爱心医院购置医疗设备”公益项目的立项之初，在解决公益款项来源和项目具体合作方等方面，诚安堂公司的参与和立约起着重要作用。卫保基金会否认该公益项目的存在，但缺乏证据支持。因此，从涉案公益项目的具体实施角度，诚安堂公司不仅为执行机构，更应为卫保基金会的项目合作一方。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诚安堂公司主张其与卫保基金会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从以上事实看，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至于诚安堂公司在涉案公益项目实施推进过程中，与麦迪逊公司签订《采购协议》的法律后果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应在准确认定诚安堂公司与卫保基金会在涉案公益项目的合作中各自的权利义务的基础上，来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因《采购协议》的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尚未最终确定，且涉及案外人麦迪逊公司，诚安堂公司应另行解决此项内容，本案现阶段并不具备进一步确定赔偿损失承担问题的条件。故诚安堂公司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要求卫保基金会返还其垫付保证金的起诉，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并判决卫保基金会返还诚安堂公司垫付的保证金并支付利息，处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9804号判决；二、驳回北京诚安堂医药有限公司起诉。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预交，本院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罗珊审判员  郭菁审判员  李丽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