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07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1，男，1960年1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玉庚，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2，男，1995年3月17日出生。
上诉人戴×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34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戴×1及其代理人刘玉庚、被上诉人戴×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戴×1诉至原审法院称：戴×2是我侄子，我父亲戴×3育有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戴×1、女儿戴×4、次子戴×5。戴×2系戴×5之子。我母亲王×1990年去世。2007年7月2日，戴×3、戴×2签订赠与协议，约定戴×3将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号楼×号房屋赠与戴×2，并由北京市公证处对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公证。2009年戴×3去世。涉案房产是1982年戴×3单位的福利分房，该房是根据我们一家五口分的，买房时折算了王×15年工龄。戴×3在去世之前做公证的时候已经糊涂了，患有老年痴呆多年，所以赠与不真实，公证只是证明签字的合法性。我认为，上述房屋虽登记在戴×3名下，但该房屋为戴×1父母共同所有，戴×3无权自行赠与戴×2。故我诉请法院判令：确认戴×3、戴×2的赠与协议无效。
戴×2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戴×1的诉讼请求，我认为赠与合同有效。涉案房产是在王×死亡12年后购买的，戴×3购买房子时候，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有财产，王×死亡后戴×3购买涉案房产，戴×3有独立的处置权。戴×3购买涉案房产时候，没有折算王×的工龄，即使折算了工龄，也是原产权单位给戴×3的照顾，工龄不是遗产，所以房子也不是戴×3与王×共有的。涉案房产赠与我，经过公证，并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过户，现在房子登记在我名下，所有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即使涉案房产为戴×3和王×共有，戴×1也只能主张继承王×的份额，但是王×是1990年死亡，起诉是2014年，超过了《民法通则》第137条有关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也应该被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戴×3和王×系夫妻，双方均系初婚，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戴×1、女儿戴×4、次子戴×5。王×于1990年6月13日去世，王×去世后戴×3没有再婚，戴×3于2009年5月16日去世。戴×5和黄×系夫妻，生育一子戴×2。
戴×31934年5月10日出生，系首钢带钢厂职工，后在首钢带钢厂退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号楼×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原为承租公房，承租方戴×3和出租方首钢带钢厂签订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月租金122.70元。2002年11月22日，戴×3和北京首钢康宏带钢厂签订《首钢带钢厂出售公有住房合同》，约定戴×3购买涉案房屋，建筑面积54.04平方米，购房款27096元，工龄折扣0.9%。同日，北京首钢康宏带钢厂收取购房人戴×3购房款及各种税费共计28817.76元。戴×3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王×15年工龄。
2007年6月29日，戴×3与戴×2在北京市公证处签订了赠与协议，确定戴×3自愿将涉案房屋赠与戴×2个人。2007年7月2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2007）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内容为：戴×5和黄×是戴×2的法定监护人。同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2006）京证字第×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戴×3名下有涉案房屋一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朝私字第××号，戴×3自愿将涉案房屋赠与戴×2个人所有，戴×2法定代理人戴×5自愿接受该赠与。戴×3和戴×5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赠与、受赠的意思表示真实。该份公证书中附有戴×3和戴×2签订的赠与协议。2007年7月26日，戴×2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号，产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朝私07字第×号。
戴×1主张涉案房产登记到戴×2名下，是为了将戴×2和黄×户口迁到北京，提交赵×的证明和戴×4的证明各一份予以佐证。戴×2认为证人未出庭佐证，对两份证明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戴×1主张戴×3患有老年痴呆多年，在办理公证时已经糊涂了，但未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2007）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2006）京证字第×号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购买首钢公有住房情况调查表、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首钢带钢厂出售公有住房合同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的财产应当是自己的财产。同时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1990年6月13日王×去世，2002年11月22日，戴×3和北京首钢康宏带钢厂签订《首钢带钢厂出售公有住房合同》，在王×去世12年之后，戴×3购买了涉案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戴×1主张戴×3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了王×的工龄，但是工龄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不属于财产或者财产权益，故不能以此认定该房屋系戴×3与王×的夫妻共同财产。戴×1主张戴×3患有老年痴呆多年，做公证的时候已经糊涂了，所以赠与协议不真实，但是戴×1未提交戴×3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证据，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如果戴×3购买涉案房屋使用个人积蓄，未使用夫妻共同积蓄，涉案房屋即属于戴×3个人财产，戴×3完全可以自由处分涉案房屋。在王×、戴×3均已去世，戴×1和戴×2均未证明购房款来源的情况下，戴×1主张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购房款系夫妻双方共同积蓄具有举证责任。而在本案中，首先，戴×3购买涉案房屋时王×死亡已经12年之久，此期间戴×3系首钢带钢厂退休职工，一直有退休收入，12年的时间应足以积攒够二万多元的购房款，法院可以高度认为购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戴×3个人所有。其次，戴×1在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未提交证据证明购房款中有王×个人积蓄，故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系戴×3个人财产，戴×3可以处置该房屋，可以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他人。
本案戴×3与戴×2签订的赠与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戴×2的法定监护人表示接受赠与，应认定赠与协议合法有效。戴×1请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判决：驳回戴×1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戴×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查明案件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理由：原审法院未查清涉案房屋购房款是否为戴×3、王×夫妻共同财产。原审法院对于公证书未能谨慎、全面审查，上诉人认为该公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赠与合同是颁发涉案房屋房产证的依据，原审法院将该房产证作为认定赠与合同有效的依据，不符合逻辑。戴×2同意原审判决。
二审审理期间，戴×1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1年7月25日戴×3住院病案首页，证明戴×32001年已患有脑梗塞，可以推断其意识不清；2.2004年4月9日戴×3住院病案首页，证明戴×3脑梗塞复发，病情并未好转；3.2007年12月13日戴×3住院病案首页及病历记录，证明戴×3病情恶化，导致血管性痴呆，意识不清楚，表达不真实，不具备行为能力。戴×2认可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三份证据只是证明戴×3曾经患有脑梗塞，但不能证明戴×3意识不清。距离公证时间最近的2007年的住院病历载明老人“神志清楚，表情淡漠”，戴×1没有证据证明老人在赠与时意识不清。本院认为，戴×1提交的证据1.2.3，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畴，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2007）京证内字第×号公证书、（2006）京证字第×号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赠与协议系戴×3与戴×2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形式均合法有效。戴×1主张涉案房屋系戴×3和王×夫妻共同财产，对购房款系夫妻共同财产负有举证责任，但其依据不足，对其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戴×1主张戴×3患有老年痴呆症多年，做公证的时候意识不清，所以赠与协议内容不真实，但戴×1未能提交足够证据证明戴×3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故对其该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此案认定事实清楚，程序适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戴×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戴×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代理审判员 张 羽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