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9民初4134号
原告：孟秀英，女，1930年3月20日出生。
原告：樊凤兰，女，1950年1月9日出生。
原告：樊立柱，男，1951年11月21日出生。
原告：樊小华，女，1957年1月13日出生。
原告：樊书明，男，1961年9月6日出生。
原告：樊永霞，女，1964年8月4日出生。
原告：樊永水，男，1966年12月30日出生。
原告：樊永荣，女，1971年12月6日出生。
八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宝森，男，1953年8月23日出生。
被告：张秋英，女，1952年9月13日出生。
被告：陈伟，女，1981年3月30日出生。
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秀英、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与被告陈宝森、张秋英、陈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此案经一审判决后，于2017年6月28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701号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9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8日、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永霞、樊立柱、樊永水及八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被告陈宝森、张秋英、陈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孟秀英、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原审时向本院提出变更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xxxxxxxx排x号（以下简称xxxx排x号）院中自建房拆迁利益中的40%归八原告享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述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全体被申请人（三被告）继续履行申请人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于2012年6月1日与被申请人陈宝森、张秋英签订的《协议》及张秋英于同日书写的《书面材料》；2、判令全体被申请人向全体申请人给付北京市门头沟区xxxxxxxxx排x号拆迁补偿收益的40%；3、判令全体被申请人向全体申请人给付自被申请人陈伟取得拆迁利益之日起至全体申请人实际取得40%的拆迁补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全体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樊某某（曾用名李某）与孟秀英系夫妻，生育有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七个子女；樊某某于2003年8月11日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樊某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xxxxx村原xx矿地区有房屋10间，有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证，该所有证上四至范围内包含xx23号、28号、29号、30号及31号。2012年6月开始，被告私自在原告家的28号院空地上新建自建房（以下简称新建房屋）约68平方米，原告发现后，与被告进行协商，原告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与陈宝森于2012年6月1日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乙方（被告）借用甲方（原告）地皮盖房，双方协商，如遇拆迁、国家占地，乙方应从赔偿款中拿出40%赔偿金给予甲方孟秀英所有”。同日，张秋英和陈宝森还书写了书面材料，同意新建房屋40%的利益归孟秀英家。现陈宝森之女陈伟已就院内新建房屋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并取得了全部征收补偿利益，但陈宝森一家并未将其中40%的征收补偿款给付我方。我方认为我们对xx号院新建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享有权利，其中40%应归我方享有，因安置房屋尚未交付，我方可以另行主张，现我方要求三被告给付现有征收补偿款的40%，因三被告拒绝按照原定《协议》履行交付行为，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陈宝森、张秋英辩称，1、本案中原告孟秀英、樊凤兰、樊小华、樊书明、樊永荣五人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我们没有与他们五人签订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2、陈宝森、张秋英与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签订的书面协议无效。我方不同意八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八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伟辩称，我不是本案合同当事人，此事我不知情。房屋由我出资建设，对房屋享有独立的财产权益，且我没有授权陈宝森就新建房屋签订协议，因此他们所签订的《协议》不能约束我，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再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均坚持原审时证据的举证质证、诉争、各自所依据的事实、答辩意见。在（2016）京0109民初1102号案件审理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案对原审审查的相关证据、认定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樊某某（曾用名李某）与孟秀英系夫妻，生有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七个子女，樊某某于2003年8月11日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樊某某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樊某某之母为李某某。陈宝森与张秋英系夫妻，陈伟系二人之女。
xx排x号院内原有1间19.1平方米的房屋，登记在陈宝森名下，2012年院内新建房屋3间，新建房屋位于有证房屋前方，该房屋无审批建设手续。新建房屋建设期间，樊立柱等人找到陈宝森，同年6月1日，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与陈宝森签订《协议》，具体内容如下：“门头沟区圈门xx村孟秀英xx号（甲）陈宝森家xx（乙）乙方借甲方地皮盖房，双方协商，如遇拆迁、国家占地，乙方应从赔偿款中拿出40%赔偿金给予甲方孟秀英所有（盖房本金除外）以上借地盖房条款双方以协商解决。”落款处有甲方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乙方陈宝森的签字并捺有手印。同日，张秋英书写“孟秀英家地皮甲乙双方甲占百分60%乙占40%（把本金除外）”的书面材料，材料下方有张秋英、陈宝森的名字，陈宝森、张秋英陈述陈宝森的名字由张秋英书写。审理中，双方均认可，《协议》及书面材料中按比例分割的利益即为新建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后原告变更陈述，认为《协议》及书面材料中按比例分割的利益应为全部征收补偿利益。
2012年6月30日，陈宝森就xx排x号院内的有证房屋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编号：DB-17-圈门A-1581号）。同日，陈伟就院内新建房屋与房屋征收中心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编号：DB-17-圈门A-1582号），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85.03平方米；被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133.09平方米，被安置房屋二居室一套、一居室一套，协议安置面积100平方米；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37710元；征收奖励、补助费491469元（包括搬家补助费1275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80000元、协议安置面积小于应安置面积33.09平方米的补偿款395194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或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529179元。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征收评估结果报告》及附件《北京市房屋征收估价结果通知单》的内容，陈伟征收补偿协议中的新建房屋被标为2号、3号、4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85.03平方米，货币补偿方式房屋征收评估价款为1358167元，产权置换方式房屋征收评估价款为37710元，2号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为3675元，3号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为4511元，4号房屋的重置成新价为29524元。2015年5月15日，陈伟与房屋征收中心签订《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编号：DB-17-圈门A-1582号补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被征收人选定“新增1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地块、商业项目定向配建棚户区安置房及其他房源共贰套，其中一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约为40平方米）、二居室一套（总建筑面积约为60平方米）；房屋腾退时暂发的周转补助费43200元，二次搬家补助共计1275元，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费总额529179元，与上述周转费和二次搬家奖励费合并计算，实发征收补偿款总额共计573654元。安置房屋尚未交付。
审理中，本院就xx号院房屋所在土地的性质问题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门头沟分局进行了调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门头沟分局工作人员向本院陈述：xx属于门头沟区原xx地区，该地区的土地既有农村的集体土地，也有国有土地，但根据查询结果该局没有就该地区的国有土地向任何个人发放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此外因xx排x号房屋已经被拆除，无法准确定位，无法准确确定房屋所在位置的土地性质，但根据xx排x号院房屋所在土地存在有证房屋的情况来看，xx号院所在地块应为国有土地。
另，经本院向原、被告核实，双方均认可房屋被征收前，原告方家的院落与被告方居住的院落并非临近院落。对于上述无争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对于《协议》及相关书面材料的效力及该《协议》对陈伟是否具有约束力存在争议。
一、关于《协议》及书面材料的效力问题
八原告提出，新建房屋所在土地原属于樊某某的父亲，当年很多人在九如矿附近居住，樊某某之父将自家土地租赁给这些人，这些人在土地上建设房屋，每年向樊某某的父亲交付小米作为租金，陈宝森的父辈所建房屋也在樊某某家的土地上，也是交小米当做租金。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樊某某及其母亲李某某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文革时期，因为政策问题，樊某某家主动提出租赁土地的人不用再交小米；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尽管已经无效，但能够证明土地使用的历史状况，陈宝森家建设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归樊某某家，因此在樊立柱等人找到陈宝森之后，陈宝森和张秋英才愿意写下《协议》及书面材料，并许诺40%的征收补偿利益，因此该《协议》及书面材料都是有效的，理应得以履行。八原告提交《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人张某的证言予以证明，其中《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复印件，张某的证言是在超过法庭限定的举证期限后提交。《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李某、李某某在门头沟行政村圈门里自然村九如矿有土地六亩九分五厘，其中地坡五亩二分五厘、东至梁国才，西至杨驴，南至大道，北至水沟（长三十五丈、宽九丈）；张某当庭陈述：本案的原、被告我都认识，我们是街坊，我的户籍地是xxxx排，我们家的院子最初住了四家人，陈宝森的老爷陈万荣（音）是其中一家，上世纪六十年代陈宝森搬到院子里，因为没有住的地方，陈万荣给了陈宝森家一块地儿让他盖房住，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这一片都是老樊家的地儿，盖房都得跟老樊家的人说，我爷爷、父亲那一辈儿人都用小米按市价交过租金，其他家也都交，我父亲跟我说老樊家是有证的，但是我没有见过，到文革的时候就不交了；陈宝森家后来在我家东边买了一间房，新建的房屋在那间房的南边，我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规划局审批盖了房，征收前一年建设了2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签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也跟老樊家另有协议，我占他们家地儿盖房给他们家10万元，我已经给完了，我是因为本案才知道陈宝森家和老樊家也有个协议的，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跟老樊家有这样的协议。
三被告对《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土地房产所有证》并不能证明新建房屋范围内的土地包括在《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四至范围内，而且也无法证明在拆迁时，新建房屋所在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原告家；原告方提交了家庭成员身份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中樊某某的户籍地、职工登记表记载的地址、籍贯及樊某某父母的住所地都不是28号，无法证明原告方祖辈与28号房屋和土地有关系；证人张某的证言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得到采纳，而且证人自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盖房就已经需要向规划部门申请建设手续，这证明争议的28号院周边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协议》有效是建立在原告方对于土地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现原告方无法证明其对新建房屋所在土地享有使用权，《协议》的基础不存在，《协议》及张秋英书写的书面材料应无效。《协议》及书面材料是在陈宝森、张秋英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如果当时陈宝森不签《协议》，原告就不让被告继续盖房，这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方式，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
二、关于《协议》及张秋英书写的书面材料对陈伟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
三被告提出,新建房屋系由陈伟出资建设，陈伟对新建房屋享有独立的财产权益，陈伟之外的人无权处分陈伟的财产；陈宝森与樊永水等人签订《协议》没有得到陈伟的书面授权，因此《协议》及张秋英书写的书面材料对陈伟不具有约束力，陈伟不负有向八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的义务。
原告方提出，《协议》是由原告方的代表与陈宝森协商后签订的，而且张秋英自己也写了书面材料，同意给原告40%的利益，陈宝森是作为家庭代表与原告方签订的《协议》，陈伟作为家庭成员就新建房屋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就应当受《协议》及书面材料的约束；被告方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新建房屋是陈伟所建，而且被告方也说如果不签《协议》就无法顺利建房，说明《协议》及书面材料都是为了保证房屋顺利施工才形成，因为如果不签《协议》原告方不可能允许被告方占用自己有使用权的土地建房，因此陈伟理应受到《协议》及张秋英书写的书面材料的约束。
本院认为，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双方争议的基础在于2012年6月1日签订《协议》效力的认定以及是否应当履行该《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内容。为明确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指向，本院将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详细论述：
一、关于《协议》效力的问题
合同是典型的法律行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典型的体现，而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产生法律效果，即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合同成立仅为事实判断，意味着当事人因为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从而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而合同效力为价值判断，它意味着合同成立后在不违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能够产生当事人缔约时追求的法律效果。故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是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权利义务的基础在于明确《协议》的效力。
当事人有责任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如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被告主张其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该民事行为应无效，但被告未就受到欺诈、胁迫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结合双方对签字真实性的认可，本院对被告以胁迫为由主张民事行为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合同法》第五十二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协议》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本院经审查亦未发现《协议》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本院对《协议》的有效性予以认可。
二、关于原告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与陈宝森于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及同日张秋英和陈宝森书写的书面材料的履行
从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与陈宝森于2012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及同日张秋英和陈宝森书写的书面材料的内容来看，合同的履行基于“乙方（被告）借用甲方（原告）地皮盖房”和“遇拆迁、国家占地，乙方应从赔偿款中拿出40%赔偿金给予甲方孟秀英所有”为前提。而在合同双方诉争的土地上建房原告方无证据证明新建房屋系陈宝森、张秋英所为，而该处房屋的拆迁协议系陈伟与拆迁部门所签订。而合同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履行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故而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要求陈宝森、张秋英履行《协议》中所规定的给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
三、关于原告诉请陈伟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
陈伟并非本案合同的权利义务一方当事人，其作为本案诉讼第三人的资格是不适格的。原告诉请要求陈伟给付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缺乏法律基础。
另，孟秀英、樊凤兰、樊小华、樊书明、樊永荣亦非合同权利义务当事人，故此合同纠纷中孟秀英、樊凤兰、樊小华、樊书明、樊永荣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
综上所述，原告以合同纠纷为由要求被告履行给付相应征收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樊立柱、樊永霞、樊永水与陈宝森所签《协议》及陈宝森、张秋英出具的《书面说明》有效；
二、驳回孟秀英、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五百八十三元，由孟秀英、樊凤兰、樊立柱、樊小华、樊书明、樊永霞、樊永水、樊永荣负担九千五百三十三元，已交纳。由陈宝森、张秋英负担五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大保
审 判 员 樊 颖
人民陪审员 陈有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蒋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