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43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孔帆海，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XX街XX号XX号。委托代理人：施克强，上海市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竹平，上海市尔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XX年XX月XX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张战胜，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帆海为与被上诉人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2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孔帆海的委托代理人施克强律师、曹竹平律师，被上诉人郭德林的委托代理人张战胜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孔帆海一审中诉称：郭德林系美籍华人，中文又名郭建林、郭德林。2003年，经孔帆海的朋友、郭德林的胞姐郭某甲介绍，孔帆海与郭德林认识。郭德林获悉孔帆海当时经营房地产等商业项目，个人有一定资产，即向孔帆海介绍自己系美国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股东、董事，可以协助孔帆海投资该公司获利，并取得了孔帆海的信任，孔帆海同意投资美金100万元。2003年8月13日，郭德林就收取孔帆海投资资金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孔帆海女士投资A投资款一百万美元”。郭德林收讫所有款项之后，即称具体投资在办理中，孔帆海亦在期待出资证明文件和投资回报的等待中。2005年8月，孔帆海不幸身陷囹圄达三年十个月之久，到2009年4月才获无罪释放。至2013年，孔帆海经打听获得了郭德林的电话号码，即去电询问投资本金及回报事宜，但郭德林在电话里百般搪塞回避，根本无法提供所谓代为投资的资金去向和证明文件，更遑论投资回报。孔帆海当即要求郭德林返还钱款，但遭到郭德林拒绝。孔帆海当时无法取得郭德林的住所地址，一时无法起诉，直至目前孔帆海获悉郭德林在国内有住所。故孔帆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1、郭德林向孔帆海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30万元（以2003年8月13日中国银行美金对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折合美金100万元）；2、郭德林向孔帆海赔偿利息损失人民币170万元（从2003年8月14日起算至起诉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已远远超过人民币170万元，孔帆海仅主张人民币17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德林承担。一审审理中，孔帆海明确，经过核实，其确认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应为人民币8,260,410元。郭德林一审中辩称：其不同意孔帆海的诉讼请求。第一，孔帆海称郭德林在2003年8月13日收到美金100万元并出具收条，与事实不符。郭德林并未收到过美金100万元。孔帆海在立案时仅提供了一张收条，孔帆海所称交付给郭德林的人民币800多万元是拼凑出来的，与本案无关。孔帆海在2003年8月15日还出具了一份说明，证明其实际出资仅有人民币100万元。孔帆海是为了其他目的才让郭德林出具了虚假的收条，其要求郭德林返还人民币8,260,410元缺乏依据。第二，郭德林已经为孔帆海投资了A公司，孔帆海对该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是知情的，孔帆海要求郭德林返还投资款缺乏依据。第三，孔帆海称“在期待出资证明文件和投资回报的等待中”、“无法取得郭德林的地址”等均与事实不符，孔帆海也明确表示郭德林的姐姐与孔帆海是朋友，孔帆海完全可以通过郭德林的姐姐联系到郭德林。第四，即便孔帆海陈述的事实成立，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查明：孔帆海与郭德林系朋友，郭德林向孔帆海介绍A公司投资项目，孔帆海遂委托郭德林代为办理有关投资事宜，拟投资总额为美金100万元。2003年6月6日，根据郭德林要求，孔帆海将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汇入郭德林指定的公司账户。2003年8月14日，郭德林出具一份《收条》，内容涉及：收到孔帆海女士投资美国A公司投资款美金100万元。2003年8月15日，因孔帆海拟投资的美金100万元尚未实际到位，孔帆海遂手写了一份说明交给郭德林，内容涉及：投资A公司的投资款美金100万元，2003年7月份已实际投资人民币100万元，余款正在办理中。2003年8月26日，郭德林向孔帆海传真一份汇款通知，要求孔帆海将人民币39.84万元汇入“J”的账户内；孔帆海于2003年8月28日将人民币398,400元汇入了郭德林指定的上述账户。2003年10月24日，孔帆海按照郭德林的要求，通过案外人安徽XX厂向案外人北京B有限公司（简称“B公司”）汇款人民币150万元。B公司收款后，将人民币130余万元汇入案外人北京C有限公司，该公司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后，汇入了A公司账户。2003年11月25日，孔帆海按照郭德林的要求，通过案外人烟台D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深圳E有限公司汇款人民币84万元。2004年1月8日，孔帆海向郭德林汇款人民币10万元；2004年4月30日，孔帆海向郭德林汇款人民币2万元。2003年12月25日，F公司召开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决议，一致同意该公司原股东A公司将其所有的F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随后，G公司出具《董事委派书》，内容为：“兹委派James？Tai-
Ling？Kou（郭建林先生）为F（绍兴）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也记载“James？Tai-
Ling？Kou（郭建林）”为公司董事。绍兴XX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12月31日批准同意F公司股东变更，F公司随后进行了变更登记。在F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郭德林使用的中文名均为“郭建林”。2004年3月5日、3月12日、4月6日和4月16日，孔帆海按照郭德林的要求，通过烟台D有限公司向郭德林指定的案外人北京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分别汇款人民币40万元、人民币26万元、人民币50万元和人民币48万元，合计人民币164万元。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褚某某”，其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自称上述人民币164万元是郭德林向其归还的借款。另外，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郭德林委托有关人员调取了G公司的部分登记材料，并进行了公证认证，其中包含有A公司的股东名册和董事会决议等文件，公证律师在公证文件中确认“上述文件均是出具给本人的原件的真实、准确副本”。上述文件涉及以下内容：（一）在A公司2003年3月的股东名册中，没有孔帆海的名字，另有“J”占公司股权25,000股、价值美金42,635元，“H”占公司股权105,000股、价值美金179,067元。2003年12月12日，A公司将孔帆海登记为该公司股东，根据股东名册显示，孔帆海占有该公司的股权为40万股，价值美金68万元，占公司总股权的5.34%；在该股东名册上，已没有“J”和“H”的股东信息。在两份股东名册中，郭德林均为美国唯上的股东，占公司股权1,895,862股。（二）2003年12月，孔帆海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涉及：授权郭德林和/或案外人S代其行使、代其签署所有孔帆海在A公司拥有的股权转换到G公司过程中的文件和权利。（三）2003年12月12日，A公司召开特别董事会会议，郭德林作为董事参加会议，董事会签署并批准将A公司所有股权转到G公司。此后，G公司将孔帆海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持有40万股普通股；郭德林也是该公司的股东，持有1,895,862股普通股。一审法院向郭德林进行询问时，郭德林自述：孔帆海的投资都是由郭德林操作的，孔帆海向A公司投资了人民币500多万元，孔帆海投资的股权价值约为人民币560余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郭德林系美国人，具有涉外因素。孔帆海和郭德林之间系合同关系，双方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郭德林的公证认证材料的内容是否真实，郭德林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是否将孔帆海的出资投入A公司或者支付给有关的股权出让方，孔帆海出资总额是多少；第二，孔帆海和郭德林之间是委托关系还是居间关系，郭德林是否负有向孔帆海返还出资的义务；第三，本案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间。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开曼群岛系英国的属地，郭德林委托英国的律师调取G公司的注册材料，并在英国进行公证认证并无不妥。从公证律师出具的公证文书来看，英文“originaldocumentsproducedtome”中，“produced？to？me”属于后置定语，是用于修饰“original？documents”这一词组；从中文翻译来看，“出具给本人的原件”也是一个偏正短语，修饰的也是“原件”。因此，无论是英文原意还是中文译本，均证明出具给公证律师的材料应当是“原件”。而且，从公证业务角度，如果公证律师见到的文件并非原件，其应当会加以特别注明。另外，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孔帆海申请对郭德林采取了限制出境措施，故郭德林的举证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综上，对孔帆海提出郭德林提交给公证律师的材料并非原件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同。在G公司设立过程中，A公司作为出资方，向Z公司注册机构提交的材料，已由开曼群岛的公司注册机构审查，可以认定其真实性。其次，B公司在收到孔帆海汇款人民币150万元后，将人民币130余万元汇入案外人北京C有限公司，该公司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后，汇入了A公司账户，该笔资金最终进入A公司的走向较为清楚。而孔帆海在2003年8月向“J”汇款人民币398,400元，在2004年向H公司（法定代表人褚某某）汇款人民币164万元；而从A公司2003年3月和12月股东名册的变化情况来看，“J”和“H”在2003年12月时已经不是A公司的股东，上述发生变化的两名股东，其中一个股东姓名与收款人姓名完全一致，另一个股东姓名也与收款人法定代表人的姓名非常相似。尽管褚某某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该H公司所收取的人民币164万元是郭德林归还给褚某某的个人借款，但也仅是自述，并无证据佐证。对于孔帆海按照郭德林要求，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本案查明的金额为人民币5,498,400元。鉴于郭德林自认孔帆海的投资都是由其进行操作，且郭德林也确认孔帆海40万股股权价值人民币560余万元，与实际汇款金额差距不大。因本案时间久远，双方记忆的部分汇款凭证和汇款渠道可能存在偏差，部分凭证缺失也属情有可原。A公司自行向Z公司注册机关提交的公司股东信息，从法律角度看，也属于公司的自认，上述材料中包含的孔帆海股东信息，也说明A公司已经认可孔帆海在该公司的股东身份和股权价值。根据法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郭德林提供的证据，结合A公司股东名册变化情况以及孔帆海提供的付款凭证等，郭德林称孔帆海通过直接出资以及支付股权转让款等形式取得美国唯上股权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认定孔帆海的出资已全部投入A公司，出资总额以孔帆海登记的40万股，价值68万美元较为合理（如按8.3的汇率计算为人民币5,644,000元）。对孔帆海自称其向郭德林交付了现金人民币2,392,000元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孔帆海的上述主张并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从本案整个资金流向及相关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本案共涉及三个投资环节，即：首先由孔帆海和郭德林等股东将资金投入A公司，再由A公司将股权转入G公司，最后由G公司设立F公司。孔帆海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及法律关系涉及到的是第一个投资环节，即孔帆海投资进入A公司。由于在该投资环节中，孔帆海与郭德林之间并无书面协议，孔帆海主张双方是委托投资关系，郭德林则认为是居间介绍关系，双方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从郭德林自述来看，其确认孔帆海向A公司的投资均是由其进行操作，尽管孔帆海主要的投资款并未直接交付给郭德林，但相关的收款账户均是郭德林指定，孔帆海对于收款账户及相对方并不清楚；郭德林称孔帆海的部分股权是通过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取得的，但孔帆海对此亦不知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孔帆海也多次表示其对郭德林的投资情况完全不了解，郭德林也承认在涉诉之前并未向孔帆海提供过有关的股东证明材料。上述情况综合来看，孔帆海与郭德林之间更符合委托关系的特征，一审法院对孔帆海的意见予以采纳。由于孔帆海委托郭德林投资的目标公司是A公司，孔帆海的出资也已全部投入该公司，该公司已经确认孔帆海是公司股东，股权价值美金68万元，因此，第一个投资环节中孔帆海的出资行为已经完成。对于第二个投资环节中，A公司将股权转入G公司，并非是以A公司作为G公司的股东，而是将A公司的股东全部转为G公司的股东，在此过程中，孔帆海的股权价值降低了。如果孔帆海对此存有异议，应当向A公司主张权利；如果孔帆海认为郭德林提供的2003年12月孔帆海授权郭德林办理将A公司股权转入G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并不真实，孔帆海可以另案主张要求郭德林或A公司赔偿损失。因此，在本案系争的第一个投资环节中，孔帆海已经取得了A公司的股东资格，郭德林作为受托人，对孔帆海委托投资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出资也已投入A公司，并非郭德林占有，孔帆海无权要求郭德林再向其返还出资款。如果孔帆海认为郭德林在第一个投资环节的委托关系中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可以另行起诉要求郭德林赔偿损失。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由于孔帆海对于向A公司投资的情况一直不知情，在孔帆海起诉之前郭德林也从未向孔帆海提供过A公司的股权材料，直到本案审理中，孔帆海才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取得A公司的股东材料。因此，不能认定孔帆海对于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已经知晓或者应当知晓，对郭德林提出的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孔帆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由孔帆海负担。一审判决后，孔帆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错误。郭德林在一审中提交的由英国律师出具的公证认证材料，一审法院依据该份证据认定郭德林已经履行了受委托投资义务属于证据认定错误。1、涉案公证书的内容与“有关人员”出示给英国律师文件内容一致，但不能以此来认定公证书中相关材料的真实性。2、该公证书部分材料明确标注形成于美国内华达州境内，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应当在美国内华达州进行公证。涉案公证书由英国律师在英国进行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1、郭德林未向孔帆海提供过任何股东证明材料。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资金流向及股权对价的前提下，仅凭郭德林提交的难以确认真实性的股东名册进行判决显属错误。对于孔帆海汇入B公司的款项人民币150万元，与Y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中的130万元通过该公司汇入A公司的金额不尽一致，对于该笔款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投入到A公司，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该笔资金最终进入A公司。2、郭德林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投资款项进入到A公司，缺少投资款的资金流转明细以及投资款实际购买股权的对价，郭德林亦在庭审中自认从未向孔帆海提供过任何股权材料的事实。被上诉人郭德林辩称：不同意孔帆海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郭德林提供的G公司的注册资料是真实的；A公司的注册资料显示孔帆海是该公司的股东；孔帆海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终止了侦查，如果孔帆海的投资款没有用于投资，公安机关是不可能终止侦查的。上诉人孔帆海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郭德林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经公证认证的A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A公司真实合法存在；2、经公证认证的A公司的档案证明、公司章程、孔帆海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以及A公司的股东名册，证明孔帆海是A公司的股东以及出资情况。经质证，孔帆海对郭德林提供的上述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A公司在美国内华达州的真实股东情况，只能证明A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具有经营资质；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由于公司章程未提供翻译件，故无法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公证员签字页的免责条款翻译不准确，不应当翻译为“免责声明，内容见原件”，而应翻译成“填写本证明的公证员或其它官员，仅证明该文件签名人的身份属实，而非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公证书后所附加的证据复印件不能取代原件的效力，对于授权书和股东名册，因无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股东名册是郭德林自行制作，没有美国内华达州公司登记注册机构的签字和印章，无法证明孔帆海已经成为A公司的股东，也不能证明郭德林已经把款项投入到A公司。本院经审核认为，由于郭德林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经过公证认证，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孔帆海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这些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定。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郭德林陈述，由于孔帆海投资时我国对外汇实行管制，孔帆海交付的投资款均是通过地下钱庄的形式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汇入到A公司。本院认为，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签署书面协议，但双方均确认由孔帆海委托郭德林代为办理有关投资事宜至A公司，拟投资总额为美金100万，故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当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一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故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案件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郭德林是否完成委托投资义务？二、孔帆海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郭德林是否完成委托投资义务的问题，郭德林认为其提供的公证认证材料能够证明孔帆海已经成为A公司的股东，其已经完成委托投资义务，而孔帆海则认为郭德林提供的公证认证材料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无法证明其完成了委托投资义务。对于郭德林一审和二审提供的公证认证材料，均涉及到A公司的股东名册、孔帆海出具的《授权委托书》、A公司的特别董事会决议等信息。对此，本院认为，对于郭德林一审中提供的公证认证材料，公证律师在公证文件中确认“上述文件是出具给本人的原件的真实、准确的副本”，也即公证的材料与郭德林委托的有关人员提供给公证人员的原件一致，但无法证明该公证材料包括原件本身是否真实。对于郭德林二审提供的公证认证材料中，对于公证员申明部分“Anotarypublicorotherofficercompletingthiscertificateverifiesonlytheidentityoftheindividualwhosignedthedocumenttowhichthiscertificateisattached,andnotthetruthfulness,accuracy,orvalidityofthatdocument.”的翻译，郭德林提供的翻译件将该段内容翻译为“免责声明，内容见原件”并不完整和准确，孔帆海主张的翻译为“填写本证明的公证员或者其他官员，仅证明该文件签名人的身份属实，而非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比较准确。从上述公证人员的声明也无法证明公证材料本身是否真实。其次，从公证认证的内容来看，郭德林并未提供授权委托书的原件，而孔帆海对该委托书上“孔帆海”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无法确认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股东名册虽加盖了A公司印章并由郭德林签字，但并未提供美国内华达州公司登记注册机构的签字和印章，无法证明孔帆海已经真实成为A公司的股东。由此，本院认定郭德林提供的两份公证认证材料无法有效证明孔帆海已经成为A公司的股东。对于孔帆海如何成为A公司的股东，郭德林陈述一部分是孔帆海通过购买A公司原股东“J”和“H”的股权，还有部分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对此，郭德林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受让股权比例以及对价的相关证据，对于孔帆海根据郭德林指示向H公司支付的人民币164万元，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该笔款项系支付H的股权转让款，况且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褚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该笔款项系郭德林归还其的欠款，与郭德林的陈述不相一致。对于直接投资部分，郭德林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孔帆海的投资款已经实际投入到A公司，而投资款是否直接投入不仅关系到A公司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和股权价值。最后，郭德林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孔帆海参与A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者将任何交易文件交由孔帆海审阅和保存。结合上述论述，本院认为，郭德林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将孔帆海交付的资金投入到A公司并使得孔帆海成为A公司的合法股东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有义务将收到的投资款予以返还并赔偿孔帆海相应的损失。关于孔帆海的投资金额，尽管孔帆海认为其通过各种形式向郭德林指定的账户交付了美金100万元等值的人民币，但是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足额交付，一审法院根据孔帆海提供的证据认定孔帆海按照郭德林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的金额为人民币5,498,400元，由于双方对此金额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郭德林应当将其收到的人民币5,498,400元返还给孔帆海。至于孔帆海所遭受的利息损失，由于郭德林收到孔帆海支付的最后一笔投资款的时间为2004年4月16日，故郭德林应从次日即2004年4月17日开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孔帆海支付利息损失，计算至本案起诉日已经超过人民币170万元，而孔帆海仅仅主张人民币170万元，故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孔帆海曾经身陷囹圄几年，在此前后，郭德林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孔帆海对于其是否向A公司进行投资的情况知悉，在孔帆海起诉之前郭德林也未能向孔帆海提供过A公司的股权材料，故在本案起诉之前不能认定孔帆海对其自身权益是否受损知晓或者应当知晓，一审法院认为孔帆海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完全赞成。综上，本院认为孔帆海的部分上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S277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孔帆海返还投资款人民币5,498,400元；三、被上诉人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孔帆海利息损失人民币17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由上诉人孔帆海负担人民币22,917.10元，被上诉人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负担人民币58,882.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800元币，由上诉人孔帆海负担人民币22,917.10元，被上诉人KOU？JAMES？TAI-
LING（郭德林）负担人民币58,882.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英
审判员 任明艳
审判员 杨 苏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闫伟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