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民终1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启东，男，198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
委托代理人：杨夏冬，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秀纯，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恒利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99号1205室之二。
法定代表人：张水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圣恩，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雪珍，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赵启东与福建省恒利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渔业公司”）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6）闽72民初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启东一审请求判令：一、恒利渔业公司支付工资56300元；二、恒利渔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三、恒利渔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2014年10月23日，赵启东（作为乙方）与恒利渔业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约定：“……二、劳动合同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渔船在几内亚正式开航作业第一天算起满两年整止或甲方安排渔船回国，渔船返回到国内之日止。开航期从渔船于国内开航第一天算起至渔船到国外港口，渔船报关等手续完成，正式开航日止。开航期船员工资为正式工资的80%，按日薪作为结算标准，即以年薪乘以80%，除以12个月，再除以30天，最后乘以实际天数为准。……四、劳动报酬及支付方式。1.开航期过后，乙方工资每年不低于96000元。……4.结算方式：在渔船于几内亚正式开航作业之日算起，7个月内，甲方支付乙方开航作业之日算起的第1-3个月的工资；12个月内，甲方支付乙方开航作业之日算起的第4-6个月的工资；18个月内，甲方支付乙方开航作业之日算起的第7-9个月的工资；剩余工资甲方应在乙方回国前核算清楚，并打入乙方指定的国内账户；乙方合约期满，甲方须承担乙方回国的机票费用。5.甲方支付乙方年薪96000元，其中包含给予乙方办理五险一金的补贴，五险一金由乙方自行办理，甲方不再另行为乙方办理五险一金。五、办证费用支出。乙方赴几内亚所需各种办证费用及劳工证费用（/元）由甲方先行垫付，在渔船回国最终核算时，甲方将从乙方工资中扣除上述费用……九、违约责任。……2.船上任何人员禁止倒卖渔船物资、油品、渔货，以及禁止携带�法物资出入境，一经发现，甲方将追究船长的刑事责任和全船人员的连带经济责任，因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由全船人员承担，同时开除涉事人员及船长，并不给予结算任何工资。十、其他约定。……3.……乙方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归国休假或要求解除本合同回国等发生的交通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
2013年7月15日，辽宁海事局为赵启东签发编号为A00462459的《海员证》。2014年10月28日，赵启东自北京离境，并于同年10月29日入境几内亚共和国（TheRepublicofGuinea）。2015年6月9日，恒利渔业公司向赵启东支付工资10000元，同年9月18日，恒利渔业公司又向赵启东支付工资30508元。
2016年1月16日，赵启东出具一份《证明》，载明：“本人371渔捞长，本人只知道卖鱼1次，本人分了几十万几朗（应系“几内亚法郎”），大约有50万”。
2016年1月27日，恒利渔业公司通过“几内亚菲丽旅行社”（FilyVoyagesGuinea）为赵启东代购回国机票，金额为1350美元。赵启东于2016年1月28日自几内亚共和国科纳克里机场离境，并于1月29日到达广州白云机场。
一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赵启东被开除的时间是2016年1月27日。
一审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16年1月27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5533元。
一审法院认为：赵启�受恒利渔业公司聘用至“福远渔371”轮工作并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双方之间成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故案由应为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赵启东是否存在倒卖渔货的违约行为；恒利渔业公司应否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一）赵启东是否存在倒卖渔货的违约行为。恒利渔业公司主张，赵启东通过出具《证明》确认其在“福远渔371”轮工作期间存在倒卖渔货的违约行为。赵启东则主张，其是为恒利渔业公司配合提供回国费用并协助购买机票而被迫出具该《证明》，并非其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赵启东于2016年1月16日亲笔出具《证明》确认，其作为渔捞长，不仅知道倒卖渔货还分得相应款项。其次，回国费用1500元和机票1350美元并非巨额款项，以赵启东的收入水平，应有能力自行筹措，赵启东称其为该笔款项而被迫出具对己极为不利的《证明》，不合情理。再次，赵启东的工作地点远在非洲，双方约定的工作截止期限为渔船在几内亚共和国开航作业之日起满两年或恒利渔业公司安排渔船回到国内之日。现恒利渔业公司中途通过飞机更换船员，无疑会为此付出更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若无充分缘由，恒利渔业公司不会出此下策，案涉《证明》体现的情况恰能成为恒利渔业公司更换船员的动因。最后，赵启东虽主张其是受胁迫而出具该《证明》，但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赵启东在“福远渔371”轮工作期间确实存在倒卖渔货的违约行为。赵启东有关其系被迫出具前述《证明》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二）恒利渔业公司应否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鉴于赵启东倒卖渔货属于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损害后果，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六条的有关规定，恒利渔业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须为其解约行为支付经济补偿金。鉴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赵启东与恒利渔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1月27日解除，故一审法院对此亦予确认。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有关“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的规定，恒利渔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当日（即2016年1月27日）一次付清所欠工资。恒利渔业公司就此抗辩称，赵启东倒卖渔货，恒利渔业公司依照《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的约定有权不予结算工资，故赵启东无权要求支付工资。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条款系无条件地赋予恒利渔业公司单方面、无期限地拒绝结算工资的权利，即实际等同于免除其工资支付义务。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上述合同条款因存在“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情形而无效，故恒利渔业公司无权以此为由拒付工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恒利渔业公司截至2016年1月27日尚欠工资数额为63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亦予确认。赵启东自认，上述工资应当扣除其工作期间借支款项5200元和回国路费1500元。恒利渔业公司对回国路费1500元予以确认，但主张还应扣除借支款项24159元、办证费用800元和机票费用1350美元。关于借支款项和办证费用。鉴于恒利渔业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相关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仅对赵启东自认的借支款项5200元予以确认。关于恒利渔业公司垫付的机票费用。依照《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4款、第十条第3款的约定，若合约期满则恒利渔业公司须承担赵启东回国的机票费用，但赵启东现因营私舞弊行为而被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故恒利渔业公司依约无须承担该笔费用。据此，恒利渔业公司主张将机票费用1350美元从工资中予以抵扣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机票费用应按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1月27日（即机票购买当日）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5533元换算成人民币为8846.96元，恒利渔业公司主张按2016年1月28日的汇率换算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在扣除借支款项5200元、回国路费1500元和机票费用8846.96元后，恒利渔业公司尚欠工资数额应为47453.04元，依法应予清偿。至于恒利渔业公司抗辩称赵启东倒卖渔货导致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因恒利渔业公司未就此提起反诉，不予审理，恒利渔业公司可另案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恒利渔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启东支付工资47453.04元；二、驳回赵启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恒利渔业公司未按以上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赵启东负担3元，由恒利渔业公司负担7元。
赵启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恒利渔业公司无故提早解除合同，目的在于将船员全部更换为南方的船员。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赵启东的来回费用应由恒利渔业公司承担。恒利渔业公司提交的赵启东自写的证明不能证明赵启东存在营私舞弊，理由如下：首先，赵启东没有参与卖小鱼，只分了50万几郎（约人民币450元），不足以认定为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其次，管理人员卖掉小鱼作为日常开支使用，是正常行为；第三，赵启东当时在国外，想要回国必须由用人单位提供费用和机票，是被胁迫所写的证明。因此，恒利渔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赵启东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赵启东回国的机票费用，应当由恒利渔业公司承担。赵启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赵启东工资56300元；经济补偿金12000元；由恒利渔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针对赵启东的上诉意见，恒利渔业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的规定，赵启东无权请求支付工资；二、赵启东倒卖渔货违反合同约定，恒利渔业公司依法解除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根据《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4款、第十条第3款的约定，机票费用应由赵启东承担。
恒利渔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赵启东存在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给恒利渔业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和《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四条，赵启东对恒利渔业公司的经济损失负有赔偿的义务，且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约定，在此情况下，不予结算工资，该项约定系根据恒利渔业公司实际营运需求制定，不应认�为无效。恒利渔业公司请求改判驳回赵启东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赵启东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针对恒利渔业公司的上诉意见，赵启东答辩称：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赔偿限额不超过每月工资的20%，恒利渔业公司无故解除合同，无权再从赵启东工资中扣除损失，一审认定该合同条款无效是正确的。
二审审理过程中，恒利渔业公司提交了大连荣鑫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有办证费用明细，拟证明赵启东的工资中应扣除办证费用800元，赵启东质证认为，证据逾期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费用实际已由赵启东自己承担。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公司的营业执照，主体资质不明，没有企业负责人签字，形式不完整，且恒利渔业公司没有提供与大连荣鑫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的代办合同和正式票据，该明细表系单方出具，无赵启东签字确认，大连荣鑫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没有到庭接受询问，综上，该份《证明》没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该份《证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且没有正式发票与明细相对应，不应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归纳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关于恒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尚欠的工资，以及工资金额多少的问题。第二、关于恒利渔业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对以上焦点做如下分析：
关于恒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尚欠的工资，以及工资金额多少的问题。恒利渔业公司认为赵启东营私舞弊造成公司经济损失，不应支付工资，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的效力应得到认可，另有办证的费用应当从工资中扣除。赵启东认为，其不存在严重倒卖渔货的行为，卖掉小鱼作为日常开支系属正常管理行为，一审对方所提交的《证明》乃受胁迫书写，恒利渔业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机票的费用应由用人单位承担。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恒利公司是否应支付尚欠的工资。恒利渔业公司主张赵启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但对经济损失的具体金额没有提出请求，也未提交相应证据，现主张以全额工资抵扣经济损失缺乏依据。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的约定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领取报酬的权利，该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条款的效力不予认可。因此，恒利渔业公司应当支付赵启东尚欠的工资。第二，关于赵启东的工资金额多少，是否应当扣除办证费用和机票费用的问题。因本院没有采纳恒利渔业公司提交的大连荣鑫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的《证明》，其他在案证据不足以支持办证费用实际发生的主张，故办证费用不应在工资中予以扣减。《劳动合同书》第九条第2款明确禁止倒卖渔货，赵启东虽主张卖掉小鱼系正常管理行为，《证明》因受胁迫书写，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不应予以认定。《劳动合同书》第四条第4款约定，“合约期满，甲方须承担乙方回国的机票费用”，即用人单位承担机票费用是附条件的，现因劳动者自身过错，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原审判令由劳动者自行承担机票费用是有依据的，二审亦予以认可。综上，一审判令工资扣减借支款项、回国路费、机票费用，计47453.04元，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恒利渔业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赵启�认为恒利渔业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恒利渔业公司认为劳动者有严重失职和营私舞弊行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赵启东作为渔捞长参与倒卖渔货，损害恒利渔业公司的利益，同时违反了《劳动合同书》禁止倒卖渔货的约定，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赵启东诉请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启东负担5元，由上诉人福建省恒利渔业有限公司负担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 耀
代理审判员 魏孜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谢振麒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