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72民初151号
原告：黄九。
原告：黄水陂。
原告：蔡乐昌。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豪松，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开龙，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金其元，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颂边，广东威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台山市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
法定代表人：林树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军，广东威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蔡靖。
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与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台山市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蔡靖，经本院审查决定通知蔡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4月6日、5月12日、6月27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豪松、被告安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颂边、被告中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军三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经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黄九与被告中达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买卖渔船合同；2.判令解除原告黄九与被告安达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买卖渔船合同；3.判令解除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于2016年11月30日与被告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4.责令两被告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3万元（具体金额以评估为准）；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三原告增加如下诉讼请求：6.判令被告已支付的10万元构成定金，由三原告没收；7.判令两被告协助三原告到茂名市海洋与渔业局电白分局（以下简称电白渔业局）办理好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登记于黄九名下的“粤电渔51163”渔船是三原告共同共有，三原告一直从事渔业生产工作。两被告则是渔船买卖中介单位。2016年10月10日，中达公司与原告签订渔船买卖合同书，拟将“粤电渔51163”渔船转让给被告，约定转让价款为1207800元，定金10万元，并约定中达公司应于12月30日前支付全部船款。签订合同当日，中达公司已付定金。由于中达公司拟通过安达公司将渔船转让给第三人蔡靖，故11月30日经中达公司授意，黄九与安达公司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协议书，上述合同、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根本一致。渔船转让合同（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就不再利用该渔船从事渔业生产工作，立即按合同（协议）约定办理渔船的转让登记手续，于12月8日在电白渔业局办理好船舶的注销过户工作，并将渔船上的工人安置，将船上的全部渔网、渔具等物品全部低价转让处理。原告在约定的时间将渔船处理后，便多次要求被告按合同办理好渔船的交接手续和支付渔船转让款。但两被告却均以第三人未准备好资金等理由拒绝履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并造成原告无法生产经营的损失，原告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没收被告已支付的定金，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被告安达公司辩称，一、安达公司与原告共签订了两份渔船买卖协议书，协议书一只有黄九一人签名，协议书二有三原告签名。协议书一最先签订，当时黄九自称渔船是他个人的，以个人名义与安达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但黄九持协议书一办理渔船转移手续时却办不了，因为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经系统查询该渔船是三原告共有，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不能仅凭黄九一人的转让协议办理渔船转移手续，且协议书一的内容不符合办证要求，因此双方作废协议书一，经征求另外两位共有权人同意后另行重新协商签订了协议书二。协议书一由于黄九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擅自以个人名义买卖共有渔船不合法，无效，且安达公司与黄九已经口头解除了协议书一，双方也以再次签订协议书二的实际行为确认了解除协议书一的意愿，所以协议书一是一份已经作废的协议书，对双方已经没有约束力。本案只有协议书二是经所有共有权人签名同意的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并且该协议书二也是最终递交给电白渔业局的协议书，电白渔业局基于协议书二的约定办理相关手续，因此安达公司与三原告最后共同签订的协议书二是认定案件事实及明确双方责任的唯一合法依据。二、安达公司与三原告签订合同后，从来没有支付过10万元定金给原告，协议书二也没有定金条款的约定，因此，原告在起诉状声称安达公司已支付10万元定金及主张没收该定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认定。定金条款的生效条件是以定金实际支付作为先决条件的，没有合同约定或约定后没有实际支付定金的，均导致定金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三原告增加的第6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驳回。三、安达公司同意解除双方目前还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但三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三原告未经安达公司同意擅自低价处置渔船渔网、渔具等物品，且未按约定将该渔船2016年的柴油补贴款归安达公司所有，其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依法应予驳回三原告有关赔偿的主张。
被告中达公司辩称，一、中达公司只与黄九就“粤电渔51163”渔船转让一事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一份买卖渔船合同书，从未与黄水陂、蔡乐昌签订过买卖合同，中达公司后来才得知该渔船是三人共有的，并非黄九一人所有。黄九隐瞒渔船共有产权情况擅自以个人名义转让该渔船，致渔船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该过错完全是黄九单方造成的，黄九依法应承担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的违约责任。二、签订合同后，中达公司没有支付过定金10万元给黄九，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书中虽然有10万元定金条款，但该定金条款由于没有实际履行而没有生效，三原告在起诉状声称中达公司已支付10万元定金及主张没收该定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认定。三、三原告与安达公司再次买卖“粤电渔51163”渔船并非中达公司授意或同意，其与安达公司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完全是其自主行为，与中达公司无关。黄九尚未与中达公司解除“粤电渔51163”渔船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渔船转让给安达公司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中达公司尚且未追究其违约责任，三原告竟歪曲是非要求中达公司承担无中生有的“违约责任”，“赔偿”其3万元经济损失，三原告的不良企图依法应予驳回，为维护中达公司的合法权益，中达公司保留依法追究三原告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三人蔡靖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三原告的身份情况；2.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检验记录、渔业船舶营运检验报告、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船财产互助保险凭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拟证明原告依法取得了“粤电渔51163”渔船的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3.黄九与中达公司签订的买卖渔船合同书、黄九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三原告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安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协议），约定转让涉案渔船的价格，由被告支付定金10万元，其余转让款的支付期限；4.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拟证明渔船转让合同（协议）签订后，三原告就不再利用该渔船从事渔业生产，并按合同（协议）约定办理转让手续，被告拒不履约，构成根本性违约，造成原告严重经济损失；5.“粤电渔31138”渔船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黄楚与安达公司签订的两份渔船买卖协议书，拟证明黄楚与原告一样，同时与被告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合同条款形式上基本一致；6.黄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黄九在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帐户明细查询，拟证明安达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通过黄楚的账号支付10万元给黄九，作为购买渔船的定金；7.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拟证明被告购买渔船用于拆解，中达公司付款，三原告和黄楚的渔船都是过户到安达公司名下，中达公司从来没有要求原告履行合同。三原告还申请了证人黄楚出庭作证。
被告安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安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安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3.安达公司章程，拟证明金其元于2016年12月19日受让了蔡靖持有的安达公司100%的股权，金其元是安达公司目前唯一全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4.转帐给黄梅春的台州银行付款回单，拟证明安达公司新股东金其元代表公司支付渔船转让款20万元给黄楚；5.转帐给林树炉的台州银行付款回单，拟证明安达公司已经返还及补偿了中达公司已经支付给黄楚的款项。
被告中达公司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该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章程，拟证明中达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林树炉为唯一股东。
蔡靖提交了情况说明及视频录像，拟证明涉案渔船交易的过程。
本院向电白渔业局工作人员调查了解渔船转让办理手续的相关问题，制作了调查笔录并提取了海洋渔业船舶买卖步骤（卖出拆解）说明。
经质证，安达公司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没有异议；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有关“粤电渔51163”渔船的证照都登记在原告名下，不影响渔船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对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原告拟证明的事实，认为合同是中达公司与黄九签订的，与安达公司无关；不认可证据材料4，称未见过该转移证明，办理转移证明也不影响渔船的正常经营，原告称办理转移证明就无法经营没有因果关系，安达公司没有支付定金；对证据材料6、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只能反映林树炉转钱给黄楚的事实，安达公司与黄楚的渔船交易基本完成；认为证人黄楚的证言不可信，其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陈述虚假。中达公司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没有意见；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反映了“粤电渔51163”渔船是三原告共有渔船，并非黄九个人财产；对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黄九签订的合同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无法实际履行，中达公司签订合同后发现这一事实，故没有交定金；对证据材料4不予认可，认为该转移证明反映了原告履行的是与安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对于合同履行情况及是否违约和造成损失与中达公司无关，中达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认为证据材料5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材料7表示不清楚；证人黄楚与黄九存在亲属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无法采信。黄楚另案起诉了被告，其证言是为另案诉讼目的服务，不应采信。
三原告认为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1至3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对，对其证明内容有意见，金其元在变更为安达公司的股东之前已汇款给中达公司，说明两家公司不是独立的，实际是同一老板；对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证明事实及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汇款的时间、金额与三原告及黄楚没有关联，汇款内容也没有说明，该汇款在自然人之间进行，与公司行为无关；对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该证据进一步说明两被告之间的密切联系。中达公司对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没有异议。
三原告认为中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林树炉与蔡靖以两个不同公司名义共同蒙蔽原告购买渔船，渔船降价就违约不再购买。安达公司对中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予认可。
第三人蔡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于第三人提交的情况说明，三原告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回避事实，不到庭说明情况。第三人曾致电原告称不想买船，要求退还定金，还协商说退一半，原告不同意，第三人的情况说明是狡辩和推卸责任的行为。两被告对第三人的情况说明均没有异议。
三原告对本院调查材料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被调查人陈芳权的部分说法不认可，认为办理渔船转移手续后还能生产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两被告对调查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经审核，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4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材料5至7涉及另案证据，但关于10万元定金的支付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证人黄楚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其证言可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1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据材料2为网络公开查询信息，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据材料3没有提交原件核对，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中达公司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开信息，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该公司的营业执照的内容可与前述信息内容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公司章程没有提交原件核对，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安达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原为蔡靖，2016年12月19日蔡靖与金其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蔡靖将该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金其元。中达公司于2016年7月4日成立，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林树炉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庭审中安达公司述称两被告是朋友关系，两公司都是独立的。
“粤电渔51163”渔船为三原告共有船舶，其中黄九占50%股份，黄水陂占25%股份，蔡乐昌占25%股份。该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持证人名称为黄九。
2016年10月10日，黄九与中达公司签订买卖渔船合同书，约定黄九以1207800元将“粤电渔51163”渔船卖给中达公司，定金10万元，中达公司于12月30日前将买船款交清给黄九，黄九收清卖船款后，将收款收据及船舶注销证明交给中达公司，该船所有权归中达公司所有。林树炉在合同书上签字并加盖了中达公司公章。
11月30日，黄九与安达公司签订渔船买卖协议书，约定黄九以同样价格将“粤电渔51163”渔船卖给安达公司，签订合同当日安达公司支付定金10万元给黄九，如果黄九不卖船给安达公司，双倍退还船款给安达公司，如安达公司不购买该船，黄九没收定金。在黄九办理好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卖出手续办好），在天气和水位允许的情况下安达公司来取船，取船当日安达公司再付黄九100万元，等黄九办理完毕捕捞许可证、产权登记证书、船检证书、国籍证书四证注销证明，安达公司付清船款107800元。随船物品有电池4个，锚（包索）1只，水泵220伏2个，主机1台和电球1套，柴油起锚机1台，救生筏1个，灭火器3个，避碰仪1台，北斗星1台，尾轴系统一套，船检6件套齐全，要保持原船，不能用工具拆除船上其他设备与船木。2015年度的柴油补助归黄九，2016年度的柴油补助归安达公司。
同日，三原告与安达公司按照电白渔业局提供的合同格式签订渔船买卖协议书，约定三原告同意以1207800元将“粤电渔51163”渔船的股份及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让给安达公司，三原告自渔船转让，转让手续办妥后2016年度柴油油价补贴属安达公司所有。该合同没有约定定金条款。三原告提交的黄楚与安达公司于11月30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除船名、价格等下划线内容外，其余合同内容与三原告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内容相同。
12月8日，电白渔业局出具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写明黄九所属“粤电渔51163”渔船卖至安达公司，同意将该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随船转移至珠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关于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渔船买卖合同的过程，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称2016年10月10日的合同不是第三人签的，是另外一人，不认识是谁，第二天第三人叫人给10万元定金给黄楚转给三原告。三原告均认可黄九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中达公司称签订合同是黄楚介绍，由林树炉本人签名，第三人是否参与不清楚，中达公司付给黄楚的定金与本案无关，三笔款均从林树炉账户汇出，是购买黄楚的渔船。对于合同未继续履行的原因，原告称是由于船价回落，被告不想买船，第三人也不接电话。安达公司称是由于原告没有移交渔船，在签订合同后原告对渔船进行破坏性毁坏，且原告没有在12月31日前办理好渔船证照转移的后续手续，致使安达公司拿不到2016年的柴油补贴。安达公司没有按照第一份合同履行，按照第二份四方签订的合同执行。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述称10月10日的合同黄九和第三人一起签的，林树炉不在场，打印完合同签完字就拿走了，黄九签字时对方没有签字。中达公司称10月10日合同上林树炉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其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也是本人所签。原告认为10月10日林树炉没有到过电白，合同上的签字不是其所签，而是第三人所签，但不申请对“林树炉”的笔迹进行鉴定，因为原告经营渔船有很大困扰，无法交费，拖不起时间，而且肯定这个签字不是林树炉当天签字。第三次开庭时黄九述称10月10日签合同时只有其与第三人、黄楚在场，在签合同时没有看到第三人签名，签完后黄九当场拿到合同，11月30日第二次签合同时有黄九、黄楚、第三人及另一人在场，但不知道是谁，是第三人带来的。原告与两被告均承认经中介介绍认识，之前没有交情。本院要求中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树炉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中达公司以林树炉出差为由没有到庭。
证人黄楚出庭作证称，黄楚通过中介介绍认识第三人，第三人在珠海购买黄楚的船，随后黄楚介绍第三人到博贺看其亲戚黄九的船，两份合同都是在2016年10月10日签订。合同由第三人写好去打印店打出来叫黄楚先签字，第三人有无签字不清楚，没有留意谁盖章，但认为是第三人盖章，签完合同后当场给黄楚一份。与黄九签订合同的也是第三人，没有其他人在场。10月11日第三人给付黄楚10万元定金，10月12日通过黄楚帐户给付黄九定金10万元。第一次签合同时只有黄楚和第三人到场，第二次在行政服务中心签合同时第三人带别人过来，但也没有留意第二份合同是谁签名盖章。
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我公司想购买渔船，经朋友介绍知道黄九有一条渔船要转让，双方见面进行协商，黄九一直称渔船是他个人的，我们也相信了他的话。我代表安达公司与黄九一人签订协议后，到电白渔政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时，渔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经查核系统资料后，告知我们不能办理，因为渔船不是黄九一人的，是三人共有的渔船，要办理过户必须要三个共有人一齐签协议，大家同意才能办理。这样我们公司才知道这渔船是三个人共同共有的，既然凭我们公司与黄九个人签订的协议书不能办理过户手续，我们当时已经口头作废了那份协议（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当时没有即时收回那份协议撕毁作废），要黄九等三人一齐重新协商重新签订渔船转让协议。由于已经被黄九欺骗一次，我公司已经不再完全信任他，因此对合同的内容作了变更，要求他们将有关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再一次性付清船款给他们。经四方共同协商一致后，大家最后签订了一份协议并最终以这份协议书递交办证窗口，办理渔船过户手续。后来我公司一直没有收到他们办理过户的进展情况，我们多次催黄九办理渔船过户手续及将渔船交给我们经营使用，但黄九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动不动就开口骂人，最终导致他们没有给我们办理过户手续，也没有给过什么办证材料给我们，我们珠海公司也没有支付过钱给黄九他们，双方转让渔船一事就这样停顿下来。后来我将公司转交给金其元经营管理，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再过问，后续的事情就由公司具体去处理了。
黄楚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0月11日他行来帐10万元，10月12日汇入10万元，同日提取现金11万元，11月22日他行来帐40万元，中达公司认为收入的三笔款项系其汇给黄楚的买船款。黄楚称10月12日的10万元汇款是第三人让其转交黄九的买船定金，黄九在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明细查询显示同日现金存款10万元。12月29日，金其元通过台州银行汇款20万元给黄楚妻子黄梅春。两被告庭审中述称中达公司没有买成黄楚的渔船，让给了安达公司，安达公司返还及补偿了中达公司支付给黄楚的购船款，并提交了11月30日、12月8日银行付款回单4张，显示金其元汇款628000元给林树炉，其中28000元为补偿款。
黄楚以两被告拖欠其购船款为由向本院另案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72民初397号（以下简称397号案件），该案中黄楚于2016年10月10日与中达公司签订“粤电渔31138”渔船买卖渔船合同书，11月30日与安达公司签订两份渔船买卖协议书，三份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相同。
本院向电白渔业局工作人员了解到，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开出后交由持有回执的人领取，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证很多情况下是买方来办证；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手续后渔民才不能生产，在许可证没有注销之前原证书还在渔民手中，可以继续生产，除非原证书已经过期；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证时会要求买卖双方本人到场按窗口提供的合同格式重签一份合同（确认三原告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格式是窗口提供），窗口工作人员也会在见证人一栏签字；如双方不再继续交易渔船，要求双方到场签协议撤销交易手续，或凭法院的判决书；该局没有对渔民生产收入的统计数据。电白渔业局提供的海洋渔业船舶买卖步骤（卖出拆解）说明如下：1.买卖双方持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到办证窗口签订渔业船舶买卖协议；2.开具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3.申请拆解；4.渔船开入船厂拆解（停止生产作业）；5.拆解完成后开具渔业船舶拆解证明；6.开具渔业船舶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7.开具渔业船舶注销/中止登记证明书；8.开具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注销证明；9.申请新建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三原告在庭审中口头申请对因被告违约行为造成其损失进行评估，认为渔船在被告要求下办理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后，没有办法生产，平时渔船生产一个月的收入为10万元左右，但没有书面证据，要求依据一般行业标准，即同种渔船吨位的一般收入的行业标准进行评估，停产损失期限从2016年12月8日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签发之日暂计到2017年4月6日。两被告不同意三原告的申请，安达公司认为经营有盈利和亏损，评估事实上无法进行，渔船没有交付安达公司，渔船证件没有注销，没有影响原告经营，不存在所谓损失。中达公司认为原告主张损失应向法庭举证，但原告表示没有书面证据，其主张不应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履行与安达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造成的损失，与中达公司无关。法庭要求三原告在七天内提交其损失存在的证据，并提供鉴定机构资料，三原告一直未提交。庭审中三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涉案的三份渔船买卖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一宗船舶买卖合同纠纷。
本案当事人买卖的“粤电渔51163”渔船属于三原告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黄九与两被告就该渔船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并不因黄九仅为该渔船的共有人之一而无效，涉案渔船的共有人黄水陂、蔡乐昌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及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黄九与两被告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表明黄九得到共有权人的同意处分涉案渔船，因此涉案三份合同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对于三原告就涉案渔船是否存在一物二卖的情形。三原告认为是根据两被告的安排先后与中达公司、安达公司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并办理渔船过户手续到安达公司名下，中达公司则认为三原告与安达公司签订渔船买卖合同是自主行为，与中达公司无关。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楚称两次签买卖合同均有第三人或其带来的人在场，但谁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则不清楚。由于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确认是黄楚介绍被告向黄九购买渔船，即使黄楚与黄九有亲戚关系，也不能否定黄楚对于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为证人作证的资格，但对黄楚证言的证明力，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进行综合认定。从庭审中当事人陈述的三方当事人关系，即三原告经黄楚介绍与被告订立渔船买卖合同，之前不认识两被告，而中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树炉与安达公司此前的法定代表人蔡靖系朋友关系，而三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三份渔船买卖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均相同，结合原告起诉所称在10月10日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后即收到定金10万元，以及两被告确认安达公司返还并补偿中达公司支付的渔船转让款的事实，本院认为三原告存在一物二卖的意思表示的可能性与本案证据表明事实的合理性无法契合，因此本院采信三原告的主张，三原告先后与两被告签订同一渔船的买卖合同，是出于两被告的同意或授意，黄九与中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因双方同意将渔船转让给安达公司而在事实上予以解除，现三原告起诉要求解除黄九与中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中达公司同意，本院予以准许。
对于原告签订合同后被告是否支付了10万元定金，黄楚和黄九的银行帐户明细显示，2016年10月12日黄楚账户转帐收入10万元，提现11万元，同日黄九帐户中现金存入10万元。证人黄楚出庭作证称该款是被告通过其帐户向黄九支付的定金。对于黄楚证言的真实性，由于两被告予以否认，须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合同的约定进行认定。黄九与中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约定，中达公司需支付定金10万元给黄九，且须于2016年12月30日将买船款交清给黄九，其后黄九与安达公司签订转让价款相同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同样约定了安达公司应支付10万元定金，综合各方当事人关于相互关系的陈述以及安达公司返还中达公司支付的购船款凭证，本院采信黄楚的证言，认定中达公司通过黄楚的银行帐户向黄九支付了10万元定金，又因中达公司同意将涉案渔船转给安达公司，安达公司返还了中达公司支付给船主的费用，中达公司支付的10万元定金已转为安达公司支付的定金。至于安达公司、第三人所称最终履行的是三原告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因该协议书是买卖双方为办理渔船过户手续而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按电白渔业局提供的合同格式签订，除买卖双方名称、船名及船价外，其余条款均为格式条款，对于定金、转让款支付时间等没有作出约定，该渔船买卖协议书和黄九同一天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对相关内容的约定没有变更、冲突，黄九与安达公司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仍然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
对于渔船买卖协议书未能履行的违约责任，三原告认为是安达公司没有支付渔船转让款，安达公司认为是三原告没有移交渔船，对渔船进行破坏性毁坏，严重损害渔船，且未按约定将该渔船2016年的柴油补贴款归安达公司所有，构成严重违约。按照渔船买卖协议书的约定，三原告需随船移交的物品不包括渔网、渔具，因此三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将船上全部渔网、渔具等物品全部低价转让处理，不能成为三原告毁坏渔船的自认，安达公司未能证明三原告对渔船进行破坏性毁坏，构成违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渔船买卖协议书约定在原告办理好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取船当日安达公司再付100万元，现三原告提交了电白渔业局于2016年12月8日签发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证明三原告已按约定办理渔船转让手续，而安达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相应的价款，故导致涉案渔船转让协议书未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在于安达公司，按照渔船买卖协议书关于安达公司不购买渔船，原告没收定金的约定，三原告主张没收定金，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三原告主张的因安达公司没有接收渔船造成三原告的停产损失，涉案三份合同均没有就此约定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三原告在诉讼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选择适用定金条款，且本院向电白渔业局调查的情况表明，办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与渔船无法生产经营没有因果关系，三原告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渔船停产及停产损失实际存在及损失的数额，三原告该主张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黄九与被告台山市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买卖渔船合同、原告黄九与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以及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与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协议书；
二、被告台山市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支付的10万元定金归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所有；
三、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协助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到茂名市海洋与渔业局电白分局办理撤销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手续；
四、驳回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珠海市安达渔业有限公司负担，径付原告黄九、黄水陂、蔡乐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文 静
审 判 员 陈振檠
人民陪审员 吴辉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柏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