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荆门民二初字第00008号
原告曾红。
委托代理人陈生兵，湖北慧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军。
委托代理人杨玉喜，湖北喜祥致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红与被告杨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18日受理后，分别向原告曾红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向被告杨军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确定开庭日期为2013年8月8日，举证期限截止开庭之日。2013年8月8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曾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生兵，被告杨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玉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2013年9月9日，原告曾红申请保全杨军持有的湖北钟祥鑫红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红达公司）45%的股权，并提供其持有的鑫红达公司55%的股权作为担保。2013年9月29日，本院作出（2013）鄂荆门民二初字第00008-1号民事裁定，对杨军持有的鑫红达公司45%的股权予以冻结二年。2013年10月24日，针对双方当事人于诉讼中争议的事实，本院通知双方于接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补充提交证据。2013年10月29日，杨军向本院书面申请延期一个月举证，本院对其申请予以准许。2013年11月13日，被告杨军申请本院对证人邓某甲进行调查。2013年11月14日，本院对证人邓某甲进行调查取证。2013年11月25日，本院再次开庭，将曾红补充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交由双方当事人质证。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红诉称，2010年7月6日，曾红与杨军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杨军将其于2009年9月8日招拍挂所得4652.9㎡的土地作价1000万元与曾红合作。双方同意曾红出资550万元占55%的股份，杨军出资450万元占45%的股份，纳入建设成本。合同签订后，曾红于2010年7月6日交给杨军150万元，同日曾红为杨军垫付前期费用50万元，2010年7月16日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解释该地块作价1000万元实际为甲乙双方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的出资是占该固定资产的股份，并非重新出资，双方获益按照曾红55%，杨军45%分配不变。2010年7月17日曾红支付350万元给杨军。但杨军收款后一直无法交付土地使用权。
经查，杨军用于合伙的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系湖北钟祥时尚一山久商业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山久公司）。杨军既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该公司股东。2010年11月，应曾红要求，杨军联系一山久公司原股东，商量购买公司股权事宜。取得联系后，一山久公司原股东邓某甲同意将其持有的一山久公司52%的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曾红，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曾红指示杨军将其收取的550万元中的200万元交付给邓某甲；杨军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购买了股东徐某甲38%的股份和韩某甲10%的股份，后杨军又从其持有的股份中转让3%给曾红，如此一山久公司的股权变更为曾红55%、杨军45%。2011年2月28日，经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将一山久公司更名为鑫红达公司。2011年3月28日一山久公司将原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鑫红达公司。
2012年7月11日，曾红通知杨军解除双方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和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此后，曾红多次要求杨军返还余款350万元未果。为此，曾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杨军立即返还350万元，并由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杨军答辩称，一、2010年7月2日经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将该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军，莫愁大道63号土地的使用权随之转让给杨军。曾红闻讯后与杨军协商，要求购买一山久公司的部分股份。因杨军尚欠一山久公司原股东部分转让款，曾红要求将杨军所持有的股份以原股东名义转让给曾红。此即为曾红成为一山久公司股东的真实背景，而非曾红诉称的杨军既非一山久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公司股东。二、曾红与杨军共同出资经营一山久公司的意向商定后，双方共同修改了原公司章程，办理了公司更名、股东变更等登记事项。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要对股东进行股权登记、验资。为此，双方必须向公司投入资金。曾红所称的350万元，在此背景下汇入公司账户，曾红亲自任命的财务总监已将这350万元记入其在公司的股本金科目。350万元是曾红的股权，也是其在公司享有的债权，而非其借给杨军的借款。三、因曾红与杨军购买一山久公司的完成，双方之间已由个人合伙关系转变为股东关系，合伙关系已不存在，曾红于2012年7月11日对杨军发出解除合伙协议的通知，至此，合伙协议效力已终止。曾红以合伙协议提起诉讼无事实依据。四、2012年4月17日，曾红将在公司的投入以18530000元转让给杨某甲，又于2012年8月4日对杨某甲提起诉讼。此案经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已确认了曾红诉称的350万元的权利，曾红并获取了45万元的收益，本案诉讼实属重复主张权利。五、曾红诉请的350万元系其对公司的投资，其因此提起的诉讼应是股权纠纷，而非个人间的合伙纠纷。综上，请求驳回曾红的诉讼请求。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双方对如下事实无争议：
2010年7月6日，曾红与杨军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杨军将其于2009年9月8日招拍挂所得4652.9㎡的土地作价1000万元与曾红合作。双方同意曾红出资550万元占55%的股份，杨军出资450万元占45%的股份，纳入建设成本。合同签订后，曾红于2010年7月6日交付杨军150万元。2010年7月16日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解释该地块作价1000万元实际为甲乙双方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的出资是占该固定资产的股份，并非重新出资，双方获益按照曾红55%，杨军45%分配不变。如有与此补充、解释条款和合伙协议相抵触的股份比例和收益分配比例（如工商营业执照上注明的甲方52%，乙方48%）的文字描述和情形，均以合伙协议补充、解释条款甲方占收益的55%，乙方占收益的45%为准。2010年7月17日曾红支付350万元给杨军。
2011年2月28日，经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将一山久公司更名为鑫红达公司。
2012年7月11日，曾红通知杨军解除双方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和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2012年7月25日，杨军向曾红寄送《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回复》，杨军于该回复中称其于2012年7月12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
本案中，曾红提交的证据A1（1、2012年7月6日的《合伙协议书》1份；2、2010年7月16日的《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1份），A2（其中1、2010年7月6日收据1份；2、2010年7月17日的收据1份），A4（1、一山久公司2011年2月28日股东会决议；2、企业名称变更核准审批表；3、鑫红达公司章程），A6（1、2012年7月11日曾红向杨军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2、杨军2012年7月25日的回复），杨军质证表示无异议，以上证据可证实上述事实。
双方就本案事实存有如下争议：1、双方约定的曾红出资550万元中之50万元部分，曾红是否按约支付；2、杨军是否系钟祥市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3、曾红投入的350万元合伙资金是否转化为鑫红达公司的股本金。
针对第一项事实争议，曾红提交证据A2-32012年4月17日的收条1份，以证明其交纳合伙资金50万元。
杨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笔50万元系曾红对公司的前期投入，而非合伙投资。
本院审核认为，该条据中记载“收到合伙协议金款伍拾万元，此款从曾红前期费用中调账”，表明杨军认可曾红以从前期费用中调账的方式投入合伙资金50万元，故对曾红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针对第二项事实争议，曾红主张杨军不是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其提供证据A5含1、钟国用（2011）第201522-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1份；2、2009年11月12日一山久公司交费发票1份，费用为220万元；3、2009年8月27日罗某甲交费发票2份，分别为100万元；4、2009年9月8日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单1份；5、成交确认书1份；6、2009年12月16日土地证复印件1份。该组证据用于证明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原土地使用权人系一山久公司，杨军对该宗土地不享有使用权。
杨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提出罗某甲交费的200万元系杨军出资，成交确认书上实际竞拍人系杨军而非一山久公司。
杨军主张其对莫愁大道63号地块享有土地使用权，并对此提出两项理由：1、杨军系购买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对该土地享有使用权；2、杨军与曾红合伙之前，即从一山久公司三股东邓某甲、徐某甲及韩某甲手中购买了该公司所有股权，其因此对登记在该公司名下的土地享有使用权。
杨军为支持第一项理由，提交证据B1含1、钟祥市郢中街道办事处文件1份；2、湖北祥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瑞公司）请示1份；3、证人罗某甲、夏某甲、李某甲、鲁某甲、张某甲的证言各1份；4、收费收据1份；5、银行转账、取款凭证、进账单及业务凭证12份；6、收款收条1份；7、成交确认书1份。该组证据用于证明莫愁大道63号土地的实际出资人为杨军，其出资330万元。
曾红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钟祥市郢中街道办事处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文件所涉事项系祥瑞公司内部程序，与本案无关。2、对祥瑞公司请示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同样与本案无关。3、对5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明的是2009年发生的事情，彼时曾红不认识杨军，杨军也未告知曾红土地购买事宜；证人证言内容上相互矛盾；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形式不合法；同时，该组证言不能证明杨军是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应以已登记的使用权人为准，权利人和实际出资人均系一山久公司。4、收款收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中一份模糊不清，无法质证；2009年8月27日罗某甲的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5、12份凭条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字迹模糊不清；该组凭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金额不足330万元，不能证实杨军系实际出资人。6、收款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军出资是用于购买莫愁大道63号土地。7、成交确认书不能证明杨军系购买莫愁大道63号土地的实际出资人，该宗土地系一山久公司购买。
杨军就上述异议解释称，该组证据的原件由钟祥市土地管理局保存，复印件应该具有证明效力。该组证据系杨军竞拍莫愁大道63号土地缴纳费用的凭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成交确认书是在确认竞拍人后产生的文件，杨军系竞拍人，需要交纳相关费用。因土地开发主体必须是公司，故杨军以一山久公司的名义参与竞拍。
对双方就第二项事实争议各自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核认为，杨军对曾红提交证据A5中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依据该组证据，可以确认2009年9月8日，一山久公司作为竞买人通过出让方式，以420万元竞买取得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其中200万元由罗某甲支付，220万元由一山久公司支付。
杨军对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人登记为一山久公司不持异议，但主张其系购买该宗土地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对该宗土地享有使用权。为此，杨军提交证据B1证明其购地付款的情况。经审查，该组证据中B1-1、B1-2、B1-4、B1-5、B1-6、B1-7均系复印件，杨军虽称以上证据由钟祥市土地管理局复印所得，但其未提交钟祥市土地管理局对此出具的证明，故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B1-3系一组证人证言，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之规定，该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退而言之，即便杨军为购买该宗土地确曾付款330万元，因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一山久公司名下，对于莫愁大道63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应依法认定为一山久公司。故对杨军提交证据B1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杨军为支持其第二项理由，提交证据B2含1、一山久公司原股东会决议；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3、股权转让协议3份；4、转账凭条、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个人业务凭证7份、收款收条4份。该组证据用于证明一山久公司原股东邓某甲、徐某甲、韩某甲将股权转让给杨军，杨军向其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
曾红对该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据B2-1不合法，该决议上没有韩某甲的签名，股东人数没有确定，同时该决议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证据B2-2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证据B2-3中杨军与韩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登记机关备案了，曾红予以认可。杨军与邓某甲、杨军与徐某甲签订的协议没有登记备案，与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不相符，曾红不认可。证据B2-4中转账凭条、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这是杨军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杨军对上述异议解释称，对证据B2-1股东会决议按公司法规定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形成决议即可，一山久公司三名股东，有两名股东签字确认，因此该决议有效。对证据B2-3中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工商登记备案，是因为杨军从三股东处受让股权后，与曾红达成合伙协议，商定直接由曾红与其他两位股东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对证据B2-4，收款收据是杨军向一山久公司原三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三股东给其出具的收条，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杨军自一山久公司股东手中受让了该公司所有的股权。
曾红提出一山久公司股东邓某甲直接将其持有的一山久公司52%的股权转让给曾红，曾红为此支付股权转让对价200万元。杨军则受让了股东徐某甲和韩某甲共计48%的股权，后杨军自其持有的股权中转让3%给曾红。曾红为此提交证据A3-1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3份、曾红与邓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杨军与徐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杨军与韩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曾红与杨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1份。
杨军质证认为该组证据形式要件属实，但内容虚假，不能证明曾红自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股东会决议上邓某甲的签名系杨军所签，韩某甲的签名系事后补签，徐某甲的签名则系复印所致。2010年7月2日曾红与邓某甲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邓某甲的签名系杨军所签。杨军与徐某甲、杨军与韩某甲及杨军与曾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真实的。除韩某甲于2011年1月18日将股份转让给杨军外，在与曾红签订合伙协议之前，一山久公司的全部股份均已转让给杨军，曾红与杨军协商要求杨军转让部分股权给曾红，杨军遂同曾红至工商部门进行了虚假变更登记。
本案中，曾红和杨军均声称自己自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且均提交了与邓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此，本院于庭后通知双方补充提交证据。曾红接到通知后，向本院提交证据A3-2委托书1份、邓某甲身份证复印件1份。杨军则书面申请证人邓某甲出庭作证。后于2013年10月29日申请延期举证，于2013年11月13日申请本院对邓某甲调查取证。本院于2013年11月14日对证人邓某甲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
对曾红补充提交的证据，杨军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邓某甲委托杨军办理的是邓某甲将股权转让给杨军的变更手续。为避免二次交税，杨军遂于工商登记机关直接将邓某甲的股权转让给曾红。
对本院依申请调查取得的证据，曾红质证称，1、对真实性有异议。邓某甲于笔录中称2010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杨军，但该决议上只有邓某甲和徐某甲二人的签名，另一股东韩某甲不知情，也未签名。法院仅对邓某甲进行调查，没有对韩某甲和徐某甲调查。2、对合法性有异议。本案不符合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形。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杨军称证人赴美国探亲，对此未举证证明。3、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是曾红与杨军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不是曾红与邓某甲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对于股权份额，当事人均无异议。4、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邓某甲将股权转让给曾红，杨军代表邓某甲与曾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办理了变更登记，曾红已成为公司股东。如邓某甲对股权有争议，可提起诉讼。现其于笔录中证明其将股权转让给杨军，不能对抗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效力。5、杨军称其以350万元高价受让邓某甲股权，而曾红为其股权仅支付200万元对价，其中存在150万元差价，邓某甲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审核认为，双方当事人该项争议的核心在于谁是邓某甲股权的受让人。因该争议仅涉及杨军与曾红签订合伙协议之前是否自一山久公司股东手中受让了股权，而非杨军与曾红争议55%股权的归属，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也即，判断邓某甲股权的受让人不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履行情况。证据B2-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于2010年6月30日，在该协议中，邓某甲明确表示愿将其股权转让给杨军。证据B2-4中收款人为邓某甲，金额共计3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条及2010年7月30日邓某甲出具的收条，可证实杨军履行了与邓某甲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本院对邓某甲进行调查时，邓某甲明确表示其不认识曾红，其将股权转让给杨军，并委托杨军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项。曾红虽然对邓某甲的调查笔录提出诸多异议，但其于庭审中认可其不认识邓某甲，同时曾红补充提交的证据A3-2也印证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系邓某甲委托杨军办理。此外，杨军与曾红签订合伙协议是2010年7月6日，曾红提交的其与邓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则是2010年7月2日，如曾红确于2010年7月2日自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则其无需再与杨军签订合伙协议。综上，杨军提交的证据与邓某甲陈述的事实相符，与本案中已查明的事实亦相符，故依法确认邓某甲将其股权转让给杨军，对杨军提交的与此相关的证据予以采信。杨军认可曾红提交的证据A3-1形式上属实，该组证据可证明杨军与曾红办理一山久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变更的事实，但不能证明曾红自股东邓某甲处直接受让取得股权。同时，对2010年7月2日曾红与邓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邓某甲的签名系杨军所签予以确认。杨军对证据A3-2的真实性无异议，据该证据内容，可证实邓某甲曾委托杨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不能证明系邓某甲指示杨军将股权变更登记给曾红。
针对第三项争议事实，被告杨军提交证据B3含1、利润及股东投资回报表；2、曾红、杨军分别投资明细；3、曾红、杨军分别利息表2张；4、其他应付款3张；5、鑫红达公司财务部人员分工、聘用通知书、人事任命书。该组证据用于证明曾红本次诉讼主张的350万元已转化为其对公司的投资。
曾红对上述证据质证称，B3-1、B3-2、B3-3系曾红此前拟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某甲时计算的股价，转让未完成，这三份证据与本案无关。B3-4系会计错误做账，350万元是曾红交给杨军的，不是公司欠款。对B3-5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曾红主张350万元并未转化为对公司的投资，曾红成为一山久公司股东后，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重新履行了缴纳注册资金350万元的义务，其提交证据A7含1、2011年1月11日320万元的验资报告；2、2011年1月25日30万元的验资报告。
杨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缴纳注册资金仅是为应付工商验资，其中2011年1月11日曾红实际支出400万元用于验资，验资之后，曾红即将其中140万元转走。2011年1月25日曾红用于验资的30万元则系杨军向他人借贷所得，验资完成后，也已从公司账户转走。
曾红就其异议解释称，2011年1月25日用于验资的30万元确系杨军向他人借贷所得。
本院对以上证据审核认为，证据B3-1记载曾红在鑫红达公司的注册资金为550万元，B3-2中记载550万元系合同入股，B3-3中将曾红于2010年7月6日分两笔交付的200万元（150万元及50万元）以及2010年7月16日交付的350万元记为鑫红达公司实收资本，并对该出资予以计息。B3-4中“3101实收资本（或股本）”记载，“曾红2010年7月6日签合同，土地［B06］，5500000元”。据该四份证据可认定，曾红成为鑫红达公司股东后，其交付杨军用于购买莫愁大道63号地块55%股权的资金550万元记入其对鑫红达公司的出资。曾红对证据B3-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曾红提交的证据A7，杨军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仅是应付工商验资，验资之后即转出部分款项，而非真实缴纳注册资本。曾红对杨军的该项质证意见未加否认，据此，可以认定双方2011年1月11日及2011年1月25日缴纳注册资金的行为并非全部属真实出资，对曾红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杨军提交证据B4含1、股权转让协议书；2、民事起诉状；3、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4、（2012）鄂荆门民二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书；5、民事上诉状；6、（2013）鄂民二终字第00010号民事调解书。该组证据用于证明曾红于本案中主张的350万元是公司债务，不是杨军个人债务。曾红就该350万元已经向公司主张了债权并且获得了利益45万元，现又起诉要求杨军返还，属重复主张权利。
曾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出自曾红与案外人杨某甲因股权转让所导致的违约之诉，不涉及本案合伙投入的350万元。另外，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由杨某甲支付的45万元违约金并非曾红投资的利息，因此曾红此次起诉不属重复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曾红的质证意见成立，本案不属重复主张权利，对杨军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综上，基于对双方证据的审核认定情况，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
2009年9月8日，在对编号为2009-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时，一山久公司委托杨军办理竞买事宜。2009年9月8日，杨军作为竟得人与钟祥市国土资源局签订成交确认书，以420万元购得编号为2009-02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山久公司于2009年8月27日分两次向钟祥市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分两次汇款共计200万元，于2009年11月12日向钟祥市非税收入管理局汇款220万元。2009年12月16日，一山久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办理了竞买取得的钟祥市郢中莫愁大道西侧面积4652.9㎡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证号为钟国用（2009）第2201522-1-1号。2011年3月28日，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人变更为鑫红达公司，证号相应变更为钟国用（2011）第2201522-3号。
2010年6月30日，杨军（乙方）与一山久公司股东邓某甲（甲方）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基本同意将在湖北钟祥时尚一山久大厦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所有。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百伍拾万元整。三、付款时间及办法：（1）正式协议签订之日乙方一次性给甲方叁百伍拾万元人民币，由甲方出具收条。（2）股权转让时，甲方出具委托书由乙方全权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甲方给予协助。四、正式协议应当在2010年7月31日前签订完成。否则，甲方有权将股权转让其他人。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生效。”2010年7月30日，邓某甲（甲方）与杨军（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邓某甲同意将其在一山久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杨军所有，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百伍拾万元整，于协议签订之日杨军一次性付给邓某甲叁百伍拾万元人民币，由邓某甲出具收条。2010年7月30日，杨军分两笔向邓某甲账户汇款共计300万元，2010年7月31日，杨军向邓某甲账户汇款共计50万元。2010年7月30日，邓某甲给杨军出具收条，证明其收到杨军股权转让款350万元。
2010年7月1日，徐某甲（甲方）与杨军（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其在时尚公司持有的38%的股权及法人资格转让给乙方。第二条约定转让价款为壹佰肆拾万元。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手续办好后，乙方将转让款一次性付壹佰叄拾万给甲方，由甲方出具收款凭证。余款按本合同第九条执行。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未将时尚公司财务账目移交乙方前，自愿以拾万元人民币作抵押，最迟一周内甲方将时尚公司所有财务账目移交给乙方，乙方将押金退还甲方。2010年10月27日，徐某甲给杨军出具收条，表示其收到杨军股权转让款130万元，同时注明余款拾万元抵押，待一山久公司所有账目审计移交时支付。2010年10月28日，杨军分三笔向徐某甲账户汇款1159900元。2010年12月1日，徐某甲向杨军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杨军拾万元。
2010年7月2日，一山久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邓某甲（持股52%）、徐某甲（持股38%），韩某甲（持股10%），分别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杨军所有。股东邓某甲、徐某甲于该决议上签字，韩某甲未签字。
2010年11月，为将邓某甲持有的一山久公司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直接变更给曾红所有，一山久公司股东徐某甲作为召集人主持召开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将邓某甲持有的一山久公司52%的股权转让给曾红，徐某甲持有的38%的股权转让给杨军，韩某甲的股权比例不变。同时，决议中记载韩某甲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实际出资额为0。该决议上邓某甲的签名系杨军所签，韩某甲系2011年1月18日补签，徐某甲系本人签名，股东会召开时间打印为2010年7月2日。同时，杨军以邓某甲的名义同曾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邓某甲持有的一山久公司52%的股权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曾红，曾红于2010年7月2日前将股份转让款一次性全部转给邓某甲。徐某甲与杨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某甲以30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一山久公司3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军，杨军于2010年7月2日前将股份转让款一次性全部转给徐某甲。以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均倒签为2010年7月2日。
2011年1月17日，一山久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曾红、杨军、韩某甲均出席会议。会议决议，将韩某甲持有的一山久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杨军。
2011年1月18日，韩某甲与杨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韩某甲同意将其持有的一山久公司10%的股权以47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杨军，签订协议后，即可办理付款手续。双方并应在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同日，韩某甲向杨军出具收条，表明其收到杨军股权转让款47万元整。
2011年1月24日，一山久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曾红、杨军参会。会议决定，将杨军持有的一山久公司3%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曾红，变更后曾红持有股权55%，杨军持有股权45%。同日，杨军与曾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杨军持有的一山久公司3%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曾红。
2012年3月30日，鑫红达公司向杨某甲下发了聘用通知书及人事任命书，任命杨某甲为鑫红达公司会计。同日，鑫红达公司制定财务部人员分工，任命林某甲为财务总监，杨会计负责会计工作，常会计负责出纳工作。2012年4月27日鑫红达公司制定的“利润及股东投资回收表”中记载曾红注册资本550万元，杨军注册资本450万元。鑫红达公司财务总监林某甲和会计杨某甲于该表上签字确认。公司此前于2011年3月编制的曾总投资明细和杨总投资明细中，分别记载曾红投资550万元，杨军投资450万元，均系合同入股。2011年编制的实收资本表及2012年4月30日编制的利息表中，均记载鑫红达公司实收曾红资本550万元系2010年7月6日签订合伙协议交纳的资金。
2012年4月17日，杨军向曾红出具收条1份，同意从曾红前期费用中调账50万元，作为曾红交纳的合伙资金。
本院认为，关于杨军是否应返还曾红350万元，曾红主张，1、杨军非案涉土地使用权人，无权处分该宗地，致合伙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故曾红解除了合伙协议。据此，杨军应返还550万元之合伙出资；2、曾红自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一山久公司原股东邓某甲处受让52%的股权，作价200万元并指示杨军自550万元之中予以支付，在扣除该200万元之后，杨军应返还350万元。杨军主张，随着双方受让一山久公司股权，双方之间已由合伙关系转变为股东关系，尽管曾红解除合伙协议致协议效力终止，但并不因此导致杨军负有返还350万元的义务，因为曾红出资的550万元系其获得一山久公司股权的对价。据此，双方争议涉及：1、本案双方合伙与股权转让的目的是否一致，目的是否实现；2、曾红究竟自何人处受让取得股权，股权受让对价是否仅为200万元。
关于第一项争议，曾红与杨军2010年7月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开篇即表明双方合伙之目的在于对钟祥市莫愁大道63号土地进行合作开发。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则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主体只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个人无此经营资格。二人如需实现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的目的，则须成为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公司即一山久公司的股东。双方于2010年7月16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第二条第（1）款约定，该地块作价壹仟万元实际为甲乙双方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的出资是占该固定资产的股份，并非重新出资。第（2）款约定，如有与此补充、解释条款和合伙协议相抵触的股份比例和收益分配比例（如工商营业执照上注明的甲方52%，乙方48%）的文字描述和情形，均以合伙协议补充、解释条款甲方占收益的55%，乙方占收益的45%为准。以上约定表明，曾红与杨军实际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对案涉土地进行合作开发的目的，也即合伙与其后的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一致的，并且通过受让股权实现了该目的。
关于第二项争议，曾红主张其自一山久公司原股东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为此支付对价200万元，依据为2010年7月2日其与邓某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已经查明，曾红与邓某甲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邓某甲签字，系杨军代签，时间亦非2010年7月2日，而是在同年11月份。在本院对邓某甲进行调查时，邓某甲表示其仅将股权转让给杨军。本案中之所以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股权系自邓某甲转让给曾红，系杨军、曾红为避免二次交税简化手续所致。因此，曾红称其自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与事实不相符。
曾红并非自邓某甲处受让取得股权，其与杨军亦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最终成为一山久公司股东，自本案合伙目的与股权转让目的一致、双方在合伙协议中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及实际履行情况判断，应系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所致，也即双方合作以曾红向杨军支付550万元，杨军自其于一山久公司原股东处受让的股权中转让55%给曾红的方式而达成。从双方均成为一山久公司股东后，公司财务账目多次记载550万元系合同入股亦能够证实，该550万元系曾红成为公司股东所支付的股权对价。因此，曾红虽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合伙协议书补充、解释条款》，但其提出的自邓某甲处以200万元对价受让一山久公司52%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杨军返还剩余350万元的请求，亦因此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曾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曾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2101040000369-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上诉人采用银行转账、银行汇兑等方式缴款的，缴款时必须在银行凭据用途栏内简要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李大华
审判员 王小云
审判员 刘永清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马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