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5民申6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太仓市金舟利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荣文村。组织机构代码：66082874-3。
法定代表人：陈玉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磊，江苏名仁（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长兴县蓉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虹星桥镇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75192971-8。
法定代表人：许卫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都永斌，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一凡，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昆山望春花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石浦兴浦街88号。组织机构代码：55023380-2。
法定代表人：蔡全斌，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胥金华，男，197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
委托代理人：蔡峰，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太仓市金舟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舟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长兴县蓉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峰公司）、昆山望春花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春花公司）、原审第三人胥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15）湖长和商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舟利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于2015年8月4日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遇到几个涉及事实方面的问题需要庭后核实，但法院未再通知各方当事人开庭就直接判决。原审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宣判前金舟利公司未收到原审法院的宣判通知，宣判后原审法院也没有及时送达判决书，金舟利公司根本不知道该案已经宣判，还分别于2015年8月27日申请原审法院调查取证、2015年9月5日补充提交了一份证据。原审法院收到上述材料后没有告知金舟利公司代理人该案已经判决，仅于2015年9月5日之后某天电话告知金舟利公司代理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可由代理人持律师证查询，补充的证据材料因无签名不具有效力，可在二审时再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定期宣判后应当将判决书立即发给当事人，原审程序严重违法。二、金舟利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金舟利公司在原审败诉后，以为蓉峰公司真的没有收到货物，故向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仓法院）提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诉讼，该案2016年3月23日的庭审笔录中蓉峰公司代理人陈述吴建平在蓉峰公司打过工，但送货时不确定是否在蓉峰公司工作，这与蓉峰公司在本案原审中陈述的吴建平不是蓉峰公司职工相矛盾。太仓法院的承办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曾电话询问吴建平并形成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吴建平在接收涉案货物期间是蓉峰公司员工并代表蓉峰公司签收了货物。吴建平在原审判决后提供了银行明细对账单，可以证明吴建平与蓉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述新证据可以证明金舟利公司已将货物交付给蓉峰公司，蓉峰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
蓉峰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但针对金舟利公司的再审申请口头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是在庭审过程中有关案件情况的几个重要问题查清后，才作出判决，不存在所谓涉及几个事实方面的问题没有核实清楚的情形。关于宣判通知以及原审法院是否及时送达判决书，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仅仅是判决书的书写时间，与法院是否立即送达并无关系。原审法院完全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送达该判决，并无程序上的违法。二、关于本案的事实。太仓法院庭审笔录中的内容是蓉峰公司经过调查后向法院陈述的真实情况，与本案原审中的陈述确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的，不存在虚假陈述。太仓法院在未经吴建平同意也没有向其告知的情况下私自录音，且吴建平在回答提问过程中支支吾吾，前后矛盾，明显存在瑕疵。银行明细对账单表明吴建平确实在蓉峰公司上班，但是不能证明吴建平对本案所涉货物有签收的权利。根据蓉峰公司的调查，吴建平是收取了望春花公司一定好处费后在收货单上添加签名，事实上，在2014年9月中旬以后吴建平已在南浔一家印染厂做跟单业务，没有机会去签收涉案货物，按照印染行业的惯例，跟单员只负责布匹染色和印花质量是否符合要求，与收货没有任何关联性。鉴于上述理由请求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发回重审或改判；建议法院将涉嫌做伪证的吴建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胥金华未提交书面意见，但针对金舟利公司的再审申请口头答辩称：胥金华在本案中处于驾驶员的角色，其不清楚金舟利公司与蓉峰公司、望春花公司之间具体的业务和相关的结算方式。胥金华只是负责将货物送到指定的场所，在本案纠纷经过原审法院和太仓法院的审理，可以看出胥金华已经完成了送货业务并结算到了部分的运费，因此胥金华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在本案审查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金舟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磊律师、蓉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都永斌律师、孙一凡律师以及胥金华的代理人蔡峰律师到庭。
调查过程中，金舟利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调查取证申请书、运费结算单和各自邮寄凭证，用于证明2015年8月27日向本案原审承办法官邮寄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邮件于8月28日被签收；2015年9月5日以胥金华名义邮寄向本案原审承办法官邮寄运费结算单，邮件于9月6日被签收，该组证据足以证明原审法院已经签收邮件但没有调查取证也没有重新组织开庭，金舟利公司是在收到判决书之后才得知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21日已经宣判但并未及时通知金舟利公司。2、新证据太仓法院是审理笔录，用于证明案外人黄红明证实吴建平是蓉峰公司的跟单员，望春花公司也已经收到胥金华运送的货物。3、新证据电话录音，用于证明吴建平是蓉峰公司的员工并已代表蓉峰公司签收货物。4、吴建平工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吴建平在签收货物期间身份仍是蓉峰公司员工。蓉峰公司经质证认为：1、对调查取证申请、补充证据及各自邮寄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在金舟利公司曾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经过对案情的具体考量之后也以电话形式进行了回复，由胥金华于2015年9月5日向原审法院邮寄了的所谓补充证据，但已经超过原审的举证期限。2、对太仓法院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庭审笔录能证明的是涉案货物没有运送到蓉峰公司仓库或者所在地，而是由胥金华将其从金舟利公司处运送至望春花公司，且得到了案外人黄红明的确认。太仓法院2013年3月23日庭审笔录第11页中间部分，金舟利公司回答法庭提问货物的具体情况时，金舟利公司代理人答原物不知道在哪里，据蓉峰公司所知是被案外人黄红明卖了，说明金舟利公司与蓉峰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但与案外人黄红明之间存在侵权关系。3、对太仓法院与吴建平的通话录音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4、对吴建平工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在针对答辩时蓉峰公司已经强调过，经过进一步调查与核实，吴建平当时确实是在蓉峰公司工作，但他在2014年9月中下旬时不在望春花公司负责对金舟利公司的货物进行跟单，且该份工资流水第二页吴建平消费记录为2014年9月19日湖州南浔白金汉宫、2014年的10月8日湖州南浔白金汉宫，结合蓉峰公司对这些情况的调查，可以印证吴建平于2014年9月中下旬时负责南浔一家印染厂的跟单工作，而同一时期内一个跟单员对两笔或者两笔以上业务进行跟单不符合行业常识与实际。胥金华经质证，对调查取证申请、补充证据及各自邮寄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清楚具体过程，对其余三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
蓉峰公司提交了两份调查笔录，被调查人为蓉峰公司负责面料采购及业务跟单的部门经理许建斌以及湖州巨嬴公司负责人钱学庭，用于证明2014年9月30日吴建平没有经办本案所涉的白胚布买卖业务，跟单员工作范围与收货无关，印染企业与胚布供应商、布匹采购商三者之间是根据印染企业的入库与出库手续来结算布款和染费的交易习惯；吴建平自2014年9月下旬至2014年11月初被蓉峰公司指派到湖州巨嬴公司负责跟单，与本案金舟利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的消费记录相互印证。金舟利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这两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都有异议，许建斌的身份属于蓉峰公司的员工，其证言的证明效力相对较弱，跟单员具体负责的内容仅是蓉峰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不能对抗第三人，作为第三人不了解蓉峰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单从“跟单员”三个字完全有理由相信常驻或者派遣到印染单位的跟单员有权利签收相应的货物。从钱学庭的回答内容看，发问内容为2014年几月份你还有印象，但钱学庭回答中有“2014年9月下旬肯定是在我们公司跟蓉峰的单子的，作为跟单员不可能同一时间跟两个单子”的内容，钱学庭的回答显然答非所问，显然该回答不是钱学庭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钱学庭说的是事实，也不排除2014年9月30日吴建平确认蓉峰公司收到金舟利公司的某一批货物，金舟利公司作为出卖方不可能非常清楚蓉峰公司的某员工某天或者某段时间具体在哪个公司跟单，金舟利公司只认可吴建平是蓉峰公司员工的事实。胥金华经质证认为：对于两份笔录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其要证明内容胥金华不清楚。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证如下：金舟利公司提交的太仓法院的庭审笔录，蓉峰公司及胥金华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调查取证申请和补充证据是金舟利公司在原审判决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该两份证据以及相应的邮寄凭证，本院不作认定；太仓法院法官与吴建平的电话录音，其来源不符合常理，且不能证实通话双方的身份，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吴建平的工作银行流水，结合蓉峰公司的质证意见，可以证明2014年9月时吴建平是蓉峰公司员工，但不能证明其他事项。蓉峰公司提交的两份调查笔录，金舟利公司及胥金华均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不作认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金舟利公司申请再审的事由并结合伏学春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金舟利公司有无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交货义务以及蓉峰公司是否应当履行付款义务。
根据金舟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其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蓉峰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双方约定购买白坯布的数量为100000米且交货方式为出卖人按买受人指示发货至印染单位，运输费用由出卖人承担。但金舟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编号0010363的送货单上所载2014年9月30日所送的白坯布数量227348米已经远远超出同年9月20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数量，此外金舟利公司也不能提供其所称的白坯布送达的印染企业望春花公司的白坯布入库单或者望春花公司的成品出库单佐证金舟利公司2014年9月30日的送货品名和数量。虽然经过本院调查后，金舟利公司与蓉峰公司目前已对吴建平在2014年9月期间为蓉峰公司跟单员没有异议，但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由吴建平作为指定跟单员且由吴建平负责签收送至印染企业的白坯布，退一步来说，即使吴建平有权以蓉峰公司跟单员的身份在印染企业签收入库的白坯布，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实编号0010363的送货单上“吴建平”的签名以及“代蓉峰收”的内容系吴建平书写。金舟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支持其已完成交货义务并要求蓉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诉讼主张。此外，根据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的记载，2015年8月4日本案开庭审理时经望春花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庭审中，望春花公司代理人答复金舟利公司代理人提问时表明望春花公司没有收到涉案货物，如收到该笔货物应当出具收货单，望春花公司在2014年8月2日之前与蓉峰公司有印花业务往来，但望春花公司不认识吴建平。而根据金舟利公司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的其公司在太仓法院起诉的与胥金华、望春花公司、黄红明、蓉峰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经金舟利公司特别授权的与本案同一的委托代理人在2016年4月22日庭审法庭辩论阶段称“本案的货物就断在了被告胥金华与黄红明之间，我们认为两者必有一人存在侵占的可能”，表明金舟利公司并不确定其委托的承运人是否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交货义务。因此，原审判决驳回金舟利公司要求蓉峰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关于金舟利公司提出的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主张。原审案卷显示，金舟利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宣判传票送达回证上签字的落款时间2015年9月12日，原审于2015年9月15日宣判。虽然原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8月21日，但法律未规定定期宣判的案件，判决书的落款时间必须与宣判日期一致，且判决书的落款时间早于宣判之日，也符合常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30日向金舟利公司委托代理人送达的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中明确载明举证期限为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至第一次开庭审理法庭调查终结前，而本院调查过程中，金舟利公司委托代理人也表明未向原审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其在原审庭审结束后甚至已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再向法院提交补充证据，不利后果应由金舟利公司承担。
综上，再审申请人金舟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太仓市金舟利纺织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型茂
审判员 胡臻美
审判员 蒋 莹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步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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