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5民终1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映辉，男，1962年1月1日生，汉族，住开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利，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霞，云南万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地址：开远市景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桦，该联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兴，云南盟志�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李紫娴，女，1989年5月14日生，白族，住开远市。
原审第三人：李应萍，女，1968年8月27日生，汉族，住开远市。
原审第三人：云南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师宗县丹凤镇召公路右侧（火车站附近）。
法定代表人：许永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云飞，云南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映辉因与被上诉人开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开远信用社）、原审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云南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云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16）开民二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映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利，被上诉人开远信用社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兴，原审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盛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云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映辉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云南省开远市人民法院（2016）开民二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依法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采信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第四份录音，认为《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书面证据的效力大于言辞证据的效力，但本案已有证据证实《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虚假性，《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不具备合同的完整形式，《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有最后一页有上诉人的签字，上诉人与被上诉�存在多笔贷款业务，不排除被上诉人张冠李戴的可能性；2、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已经在录音中承认“忽悠”了上诉人，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认定。2015年3月18日，上诉人并未在被上诉人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3月18日实际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蔡杰在上诉人的昆明家里签订了只有一张纸的“协议”，当时只是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纸上并无其他内容，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是伪造的。
被上诉人开远信用社辩称：1、本案所涉及的个人循环贷款是上诉人联系办理的，且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存在多笔贷款业务，故上诉人述称其不具备专业贷款知识是不客观真实的；2、上诉人已经认可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字，签订上述协议的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是上诉人自己签的。上诉人提交的第四分录音在未经被上诉人同意的情形下录制，录音不清楚，且书面证据的效力大于录音证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述称，本案涉及的贷款合同虽然是以其名义签订，但贷款其没有用过，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不清楚。
原审第三人盛云公司述称，其认可一审判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少事实和依据，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签字负责，本案书面证据的效力大于录音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李映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其与开远信用社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开远信用社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应萍、李紫娴系母女关系。因李紫娴向开远信用社申请贷款，李应萍于2013年1月20日向开远信用社出具了一份《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其愿与李紫娴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013年3月18日，李紫娴与开远信用社签订了一份《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依据该合同，李紫娴共向信用社贷款14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3年3月18日起至2016年3月18日止。盛云公司为李紫娴的上述贷款向开远信用社提供保证担保。2015年3月18日，开远信用社、李紫娴、盛云公司、李映辉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为开远信用社，乙方（借款人）为李紫娴，丙方（担保人）为盛云公司，丁方（担保人）为李映辉。借款人李紫娴于2013年3月18日与开远信用社东城分社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1400万元，期限三年，保证担保人：盛云公司。现因担保人盛云公司出�了重大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章程里的股东变更。原法定代表人李映辉现变更为许永林，由原来的3个自然人股东李映辉、许永林、姚骏霖变更为2个自然人股东许永林、曹大江。由于出现担保人重大变更，为了保全开远信用社的资产，清晰的划分债权债务关系，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我们多方协商一致同意对此笔借款增加补充协议，增加李映辉（个人）作为担保人，并承担该笔贷款的连带赔偿责任，特签订此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同日，开远信用社与李映辉还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甲方）为李映辉，债权人（乙方）为开远信用社。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3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14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乙方依据与李紫娴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开立担保协�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受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且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最高额保证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甲乙双方及债务人确定，可以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范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还就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上述合同签订后，李映辉认为其在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与开远信用社发生纠纷后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李映辉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是否是受到欺诈或是重大误解，应当作以下分析判断：首先，李映辉曾多次向开远信用社贷款，已具备一定的贷款方面的知识、经验，其应当对贷款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合同书形式及内容有所了解，也应当知晓在开远信�社提供的文书上签字后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次，从李映辉提交的全部证据来看，李映辉欲主要从录音片段来证明其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开远信用社未出示主文内容。但第2、3份录音片段中，反映出的则是两份合同签订时开远信用社已出示合同的主文内容。第4份录音片段中，缺少直接、明确的谈话内容来反映李映辉签订两份合同时开远信用社是否出示主文内容。另据李映辉陈述，第2、3份录音片段中信用社一方的谈话人参与了两份合同的签订过程，而第4份录音片段中信用社一方的主要谈话人并未参与合同签订过程。因此，第2、3份录音片段应当更加接近案件真实情况。
最后，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来看，书证的证明力要大于言辞证据。本案《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书证，录音片段属于言辞证据，故《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证明力要大于录音片段。李映辉同时签署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合同。其中，《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名的页面右上角有“最高额保证合同”字样，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签名处就有“丁方（担保人）”字样，李映辉在签字时理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陈述当时不清楚签字后意味着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充分。此外，李映辉称其在签字时没有看到合同书主文，以及签字后没有取得合同书原件，均与常理不符。
综上所述，李映辉主张其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因受到欺诈、产生重大误解应予撤销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映辉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航班出行记录和电脑截图照片各一份，航班出行记录欲证实2015年3月18日上诉人从丽江飞往昆明，不可能在开远被上诉人处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电脑截图照片欲证实2015年3月18日，上诉人在其昆明的家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文件文档保存在上诉人的电脑里，当天并没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时只是说他签订的是一张白纸，而我们提交的是一份完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两份证据也不是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了举证时限，不再质证。
原审第三人李紫娴、李应萍认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不清楚。
原审第三人盛云公司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航班出行记录只能间接证实其2015年3月18日不在开远的合理性，但不能否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电脑截图照片只能证实打印相关文本的名称，未反映相关文本的内容，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原审第三人李紫娴的住址变更为开远市恒红世纪C幢一单元1602号。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否撤销。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合同系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只有在具备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者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下，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主张撤销合同，本案中，上诉人认为2015年3月18日其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缺乏真实性，且有录音证实被上诉人“忽悠”了上诉人，属于欺诈，但其又认可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名系其真实签名，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形式及内容上看，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系追加上诉人作为李紫娴、李应萍的借款担保人而达成的合意，两份合同均明确指向同一债权，与李紫娴签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能相互印证，且《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上也有被上诉人、借款人李紫娴和另一担保人盛云公司的盖章及签名，上诉人对两份合同上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未举证证明签订两份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也未举证证明两份合同存在虚构的事实；其次，上诉人主张第四份录音内容反映出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承认欺诈了上诉人的事实，但录音中被上诉人的负责人不是与上诉人签订两份合同的工作人员，未参与合同签订的过程，该录音不�证实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且根据证据规则，本案的书证即《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证明力大于视听资料即第四份录音，故对第四份录音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请求撤销《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书》、《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定可撤销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映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绕全
审 判 员 甘 峰
代理审判员 刘文真
二Ｏ二Ｏ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朱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