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下行初字第00084号
原告张慧敏。
委托代理人徐舒宁。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郑洪彪。
委托代理人边飞、吴凯铭。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吴才敏。
委托代理人牛兴林。
原告张慧敏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下称下城区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下称下城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5年9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原告补正，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受理，于10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1日、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慧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徐舒宁、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巢振宇、委托代理人边飞、吴凯铭、被告下城区政府委托代理人牛兴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杭公（下）行罚决字（2015）第641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5年3月13日14时许，张慧敏在北京市九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安检大厅内，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到窗口进行登记。2015年5月14日，民警将张慧敏抓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张慧敏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并收缴伪造居民身份证1张。原告张慧敏不服，向被告下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5年9月8日作出下府复（2015）第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杭公（下）行罚决字（2015）第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张慧敏诉称，一、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1、所谓天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郭某，公职身份不明，个人身份证信息不明，其是作为天水街道办事处组织代表还是个人代表进行报案，其对象不明晰。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基层机构，按国务院现行行政法规，无举报公民违法的主体资格；郭某作为个人报案，其身份证明缺失，其是否在北京久敬庄现场的事实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所谓报案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成立。北京市丰台公安分局马家楼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抓获经过”因没有加盖公章，而不具“三性”，涉嫌伪造证据。被告下城区政府复议时对证据审核不严谨，认定原告所谓违法事实的有关程序性证据完全错误。2、原告无伪造自己身份证事实的存在。所谓“伪造”，法律注解是为了掩盖事实，故意制造假象，以逃避责任，属主观故意。原告使用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无掩盖任何事实真相，制造任何假象，逃避任何责任的主观故意目的。仅仅因为害怕身份证原件在进京上访过程中被非公安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扣押，造成遗失后果，影响自己的出行方便，因此复制了如此方便携带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原告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住址、公民身份证号、签发机关、有效期限全部信息和数据根本没有丝毫更改，和原件完全一致，只是以彩色复印件形式存在。不存在任何伪造自己或他人身份信息、数据、样式、图像的事实，不符合《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关于伪造身份证的相关要素，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所有证据不构成原告使用伪造身份证的要件形式。原告主观上无伪造身份证的意愿，客观上没有伪造自己和他人身份证的事实，该复印件的使用没有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后果，需要原告具体承担相应什么责任？二、鉴别机构不适，鉴别意见无效。该身份证复印件的鉴别机构由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自己充当明显不适，不符合基本回避制度，有失公允。被告的下公（2015）居证鉴6号鉴别结论没有指明号码为××的居民身份证“假”在何处，没有指明有几处伪造痕迹和事实，没有签发领导的签名，因此该“居民身份证鉴别书”没有法律效力。三、适用法律错误，处罚不当，被告下城区政府复议失责。原告仅因对身份证复印件如何使用认识不够，使用不当，根本无使用伪造身份证的事实，尚未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属初次行为。公安机关本应以规范和教育为主，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以《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原告处以3日行政拘留处罚明显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罚不当，处罚过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被告下城区政府本应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化解矛盾，认真履行行政复议的职责，甄别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处罚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却严重失责，放任天水街道办事处对原告的陷害，放任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对原告的错误行政处罚的事实发生，对原告造成二次伤害。综上所述，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认定事实错误，定性错误，鉴别机构不适，《居民身份证鉴别书》和《鉴定意见通知书》无效，原告不存在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事实，属于处罚不当。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杭公（下）行罚决字（2015）第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撤销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要求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4天×3×219.72＋219.72=2856.3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合计赔偿金102856.36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原告张慧敏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身份证，
2、行政复议申请书，
证据1、2证明原告的合法身份及原告的起诉合法有效；
3、杭公（下）行罚决字（2015）第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4、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3、4证明被告的违法事实；
5、京公丰（2015）第41号-回《登记回执》、京公丰（2015）第41号-答复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本案中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没有把案件材料移交给本案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
6、北京市公安局网站网上截屏照片，
7、视频，
证据6-7证明北京市公安分局根本不存在马家楼派出所。
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3月24日9时许，天水街道工作人员郭某至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天水派出所（下称天水派出所）报案，称其辖区居民张慧敏于同年3月13日因在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天水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受理该案，因原告无法到案，办理延长办案期限手续，后对其疑似伪造居民身份证进行了鉴定，系假证。同年5月14日，原告被传唤到案，天水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告知了鉴定意见。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认为，原告明知其持有的居民身份证为假证，仍在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出示使用，其行为已构成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故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现已执行完毕。原告不服向下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复议机关审查，维持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认为，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原告于2015年3月13日因信访事项至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在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工作人员登记其居民身份证时，应当使用本人合法居民身份证。原告陈述当时携带合法居民身份证，但并未使用，却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其主观上有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故意。原告辩解称使用的为本人居民身份证的复印件，该辩解不能成立。第一，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居民身份证时，原告未称使用的系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六条规定：居民身份证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发放。原告知晓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过程，其持有的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规格、样式也与合法的居民身份证相似。原告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中登记的信息内容虽然与其合法居民身份证的一致，但是其行为侵犯了居民身份证的管理、使用制度，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二、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违法犯罪活动都有权举报、控告，本案中天水街道工作人员郭某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受其身份及其工作单位所限，其在报案时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证据，经审查后符合证据要件，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本案中对于涉案的可疑证件，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指派具备专业资质的民警进行鉴定，且将鉴定意见通知原告，并告知其救济途径，充分保障其合法权利，办案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
2、传唤审批表及传唤证，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4、行政处罚审批表，
5、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收缴物品清单，
6、送达回执及执行回执，
证据1-6证明程序合法；
7、张慧敏询问笔录，证明张慧敏伪造居民身份证来源及使用过程；
8、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证明程序合法；
9、郭某询问笔录，证明张慧敏居住地为下城辖区及发现违法行为的过程；
10、居民身份证鉴别书、鉴定资质、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明张慧敏使用的为伪造居民身份证及鉴别程序合法；
11、接收证据清单，证明程序合法；
12、张慧敏询问笔录，证明张慧敏伪造居民身份证来源及使用过程；
13、毛某询问笔录，证明张慧敏使用伪造居民身份证过程；
14、抓获经过，证明张慧敏的作案时间及抓获时间地点；
15、疑似伪造居民身份证照片，证明张慧敏作案时使用的伪造居民身份证；
16、到案经过，证明张慧敏的到案方式及时间；
17、检查笔录，证明到案时随身物品情况；
18、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现场照片，证明程序合法；
19、身份信息，证明张慧敏系下城区居民户籍；
20、VCD光碟，证明张慧敏在公安机关陈述经过；
2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局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五十一条。
被告下城区政府辩称，一、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原告张慧敏于2015年7月14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下城公安分局作出的杭公（下）行罚决字（2015）第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经审查，被告下城区政府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下复字（2015）23号《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并送达原告。2015年7月22日，被告下城区政府收到原告递交的补正材料，2015年7月23日作出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复议各方当事人。经审理并核实，于2015年9月8日作出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予以送达。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1、违法行为发生地为北京，违法行为人居住地为杭州市下城区，且原告于案发后不久回到杭州市下城区，故本案由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对本案的管辖符合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2、2015年3月13日，原告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安检大厅内，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进行登记的事实，有原告询问笔录、郭某询问笔录、毛某询问笔录、居民身份证鉴别书、刻有原告陈述内容的VCD光盘等证据予以证明，且能相互印证。原告的行为构成了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下城区公安分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3、原告提出，其并没有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而是使用本人身份证的彩色复印件。事实上，该伪造的居民身份证是利用原告本人身份证的彩色复印件裁剪、粘贴到一张尺寸与身份证相同的卡片上制作而成，与原告所称的身份证彩色复印件有显著区别，原告提出的上述理由缺乏事实依据。4、在行政程序方面，下城区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受案、询问、调查、鉴定、告知陈述申辩权利和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送达等程序，并无不当。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充分。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
2、原告张慧敏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复议申请书等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原告张慧敏申请行政复议时递交的材料；
3、张慧敏提交的补正材料，证明原告张慧敏的补正材料；
4、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行政复议过程中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进行了答复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5、下复字（2015）23号《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下府复（2015）2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程序性材料，证明被告下城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对于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对受案登记表三性均有异议，报案人没有身份证明，工作单位在天水街道，职业不明，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若原告违法，也是有北京公安机关处理，被告没有管辖权，移送单位、移送人、联系方式均空缺；受案回执三性均有异议，虽有郭某签字，但是并不能证明有这个人，身份有待查实。证据2，传唤证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传唤审批表，被告没有管辖权，就没有传唤审批权，系违法出具的。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没有处罚权。证据6，送达回执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没有处罚权，且并未通知原告女儿，也没有见证人签字，涉嫌造假；执行回执三性均无异议。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没有原告的签名，当时原告要签名，被告不让签，剥夺原告的签名权。证据8，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证据9，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0，居民身份证鉴别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是本案利益关系人，无权自己做鉴别，签发领导的字迹模糊，涉嫌造假。鉴定资质没有原件，对其三性均有异议；鉴定意见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天水派出所隶属于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其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不合法，也没有关联。证据11，提交人是郭某，非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取得由法院查明，若为非法取得，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12，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涉嫌造假。证据13，三性均有异议，无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和证件，没有制作受案登记表就不能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程序违法，笔录后面只有被询问人的签字，没有纳印，涉嫌伪造。证据14，三性均有异议，只有出具人郭金星的签字，没有显示警号，没有马家楼派出所的公章，说明没有马家楼派出所这个单位。证据15，是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身份信息和原告的完全符合，没有造假痕迹。证据16，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17，无异议。证据18，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是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违法作出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证据19，无异议。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1，无异议。（二）对于被告下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异议，但对其法律适用有异议。（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4，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北京市公安机关是否将案件移交或保存该案件的内容与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证据6、7，认为不能证明北京市公安分局没有所属的马家楼派出所，原告是通过网上派出所查找丰台区所属的派出所，网上派出所承担的职责是具有方便人民群众网上办理事项和公安机关依职责应服务百姓的有关内容，并不是指所有的公安派出所。（四）本院认为，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4与待证事实相关，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5-7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4日9时许，天水街道工作人员向天水派出所报案，称其辖区居民张慧敏2015年3月13日在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天水派出所当日受理，并于2015年4月23日办理延长办案期限手续。后经鉴别，原告所使用的疑似假居民身份证为假证，天水派出所于2015年5月6日向原告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2015年5月14日，原告被传唤到案。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经询问后于2015年5月15日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幅度，并于当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下城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下城区政府于2015年9月8日作出下府复（2015）第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居住地为杭州市下城区，被告下城区公安分局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被告主体适格。
对于原告2015年3月13日下午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使用疑似假身份证这一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居民身份证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发放。原告所使用的“身份证”是将其本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裁剪后黏贴于卡片上制作而成，无论是大小、形状、外观、色彩均与真实的身份证相似，极易混淆。虽然该“身份证”所载身份信息与原告实际身份信息一致，但并不影响其为假证的事实。原告明知该“身份证”系假证而予使用，系使用伪造身份证的行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原告关于所使用的是身份证复印件的辩解，不能成立。据此，被告下城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作出处罚，使用法律正确。被告下城公安分局在受理案件后，经调查、询问、鉴别、传唤、告知等程序，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
关于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被告下城区政府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程序，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有关法定期限的要求。
综上，原告张慧敏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下城公安分局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慧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张慧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培芳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宋晓虹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