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民四终字第7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某甲，阳光保险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炜，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某丙（又名孔凡江）。
委托代理人：石忠波，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孔某丁，自由职业。
委托代理人：付美娜，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孙某甲。
委托代理人：刘炜，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孔某乙，烟台宝井模具有限公司经理。
上诉人孔某甲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2）莱民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孔某甲及其与原审原告孙某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炜，被上诉人孔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石忠波、被上诉人孔某丁及其委托代理人付美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审原告诉称，被告父母孔庆楠和曲元桃婚后育有孔繁乐（曾用名孔凡乐）、孔繁礼、孔某丙、孔繁娜四个子女。孔繁乐无配偶、子女，没有遗嘱，于2007年3月27日去世，留有位于莱山区孔家滩房屋一套，请求依法分割该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
原审被告辩称，诉争房产系孔繁乐所有，孔繁乐生前已将该房屋处分给第三人孔某丁，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孔某丁辩称，原告要求法定继承的房产原是我大伯孔繁乐所有，孔繁乐生前已将该房产赠与给我，我也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被告孔某丙之父母孔庆楠、曲元桃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孔繁乐（又名孔凡乐、孔凡洛）、孔繁礼（又名孔繁澧）、孔某丙（又名孔凡江）、孔繁娜。孔庆楠于1947年11月15日去世，曲元桃于1999年6月13日去世，孔繁乐于2007年3月27日去世。孔繁乐生前未婚，无子女。孔繁礼与原告孙某甲婚后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孔某甲、孔某乙及儿子孔军，孔繁礼于2013年6月26日去世。第三人孔某丁系被告孔某丙之子。
二、1951年3月18日，牟平县人民政府将位于孔家滩村的草房五间登记在孔繁澧名下，编号为后号第05932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载明：人口五口。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该五口人为曲元桃及其四个子女。
三、1985年8月18日，芝罘区人民政府将位于孙家滩村的房产一处登记在孔繁乐名下，并颁发编号为151的房产证，载明：“产权人孔凡洛、北屋五间59.16平方米，东厢（平台）二间27.59平方米，房屋结构砖瓦，建筑年限1924年”。同时，芝罘区村镇私有房产权申请登记表所附该房屋平面图处载明：“姓名：（孔凡乐）曲元桃人口6”。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该六口人为曲元桃、孔繁乐、孔某丙一家四口。同时，三方均认为申请登记表中记载的人口情况只是当时居住的情况，不代表所有权情况。
四、九十年代，莱山区房屋管理部门将该房屋登记在孔繁乐名下，其房产登记存根载明：“产权人孔凡乐，人口2，编号3706020933087，北屋5间60.48平方米，东厢（平台）2间28.44平方米，建筑年限1924年，家庭成员：房主孔凡乐，母亲曲元桃。”1996年12月该房产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孔繁乐名下，用地使用证载明：“编号烟莱集建（96）字第0101599号，土地使用者孔凡乐，用地面积250.74平方米”。
五、庭审中，原告主张，1951年房证上的房屋，就是1985年芝罘区政府颁发的房证及莱山区政府颁发的房证上的房屋，只是1951年时是北屋（草房）五间，××××年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及增加，由草房改成了砖瓦房，在原有五间的基础上增加了东厢三间，只是房产证上登记为二间；对房屋的翻盖是从窗台往上由草房变成砖瓦、木头建造。同时，原告称孙某甲与孔繁礼于××××年结婚，孔繁礼买了一处婚房（三间南屋、东西厢各两间），由孔繁礼夫妇居住；××××年把婚房给卖了，用西厢房的木料和砖瓦建的诉争房产，孔繁礼和曲元桃均出资，孔繁乐没有出资，但孔繁乐和孔某丙出力了，工人的工资是孔繁礼用钱买的工分；××××年到1964年期间，孙某甲和孔繁礼都住在孔家滩，1965年以后搬到芝罘区去住，其后没有在孔家滩长期居住，只是周末和节假日回去。
被告和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1951年房证上的草房于××××年倒塌，1964年孔繁乐向村委党支部提出申请，党支部就在原址上重新给孔繁乐批了宅基地，孔繁乐自行盖建了北屋五间，北屋盖好后孔繁礼一家没有在此居住，而由曲元桃、孔繁乐、孔某丙、孔繁娜在此居住；被告于1968年结婚后，北屋不够住，因而于1975年由被告出资盖建了东厢三间，但房产证上登记为二间，东厢建好后由被告及其配偶、子女居住。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1、孔繁礼的毕业证书及孔繁礼的工会会员证，证明孔繁礼于1960年8月毕业于烟台海洋渔业公司技工学校，此后参加工作。
2、烟台水产供销支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孔繁礼××××年至1977年的月基本工资为66.5元，有能力翻修房屋。
3、证人武某、杨某、孙某乙的书面证人证言，证明孔繁礼××××年翻盖房屋的事实。武某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孔凡礼63年盖房时，托我在木材公司购买等外木材，约2.5立方左右。这样的木材只能盖房使用，不能做家具使用”。孙某乙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孔繁礼63年将结婚用的房七间卖给我五间，另有两间他本人拆房料用于盖新房。我本人准备盖新房的房料，又全部卖给孔繁礼，卖房钱和房料钱相抵，双方结清”。杨某的书面证人证言载明：“孔凡礼××××年结婚时我男人参加他的婚礼，我没去。孔凡礼63年盖新房时全是我男人帮助主持购买的砖、瓦、石灰、高粱秸、芦苇等材料。当时料款未付清，还欠20元，直到64年才付清”。
4、未加盖公章的孔繁乐领取生活费及优待金的领取表，证明孔繁乐系脑部受伤的严重××军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每年的生活费及优待金为5110元。该表载明：“审批日期20000101，录入日期20010418”。
庭审中，原告表示证人年事已高不能到庭，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并表示只能提供武某的住址，其他两位证人联系不上。原审法院对武某进行了调查，武某称：“孔繁礼是我多年的一个朋友，我们是1961、××××年的时候认识的，××××年时我在木材工业公司，是中层干部，有买卖木材的权力，孔繁礼找我买点木材，至于是修房还是盖房我记不清了，他当时没说得很清楚，我只能证明我卖给他木材”。
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只能证明孔繁礼毕业、交会费的事实，不能证明孔繁礼系诉争房产的出资人；对证据2、3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孔繁乐可以进行正常劳动。
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应当提交工资条；证人武某只说孔繁礼托武某买木材，不能证明该木材用于盖建孔繁乐的房屋；证人杨某是听说的，不是参与人，不知道事实，证人孙某乙的证言是虚假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原告主张孔繁乐为脑部受伤的严重××军人不予认可，认为孔繁乐确实是复员军人，该领取表可以证实孔繁乐有能力盖建房屋。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1、孔家滩社区居委会于2011年7月14日出具的证明，载明：“1、1951年土地房产登记时，因长子孔繁乐在外当兵不在家，故户主登记为二儿子孔繁澧，全家五口人，该草房于××××年倒塌。1964年孔繁乐申请建房，原村党支部为照顾伤残复员军人孔繁乐，批准在该处土地上建房，孔繁乐当年将新房建成；其母曲元桃、其弟孔凡江、其妹孔凡娜随其居住；该新房属孔繁乐所有与原草房无关；后该新房及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于孔繁乐名下，其母曲元桃、其弟孔凡江、其妹孔凡娜知道并无异议。2、孔繁乐之弟孔繁澧1959年考取烟台水产技校，当年其户籍迁出，××××年结婚。”
2、2012年5月20日被告代理人对孔繁芹和孙某丙的调查笔录。
3、孔繁芹和孙某丙的书面证人证言。
4、证人孙某丙、孔某戊、孔某己出庭作证。证人孙某丙到庭陈述：“××××年我跟着我父亲在瓦匠队干。1964年，孔凡洛找到我们队长孔照芹，叫我们瓦匠队盖房子，队长通知我们去那里干活，我去给他盖起来了，他把工分给我了，当时生产队的整劳力的工分每天是10分，我们是技术活，所以比较高，是每天12分。当时我们就是给孔凡洛盖房子，盖了五间北屋。我们去盖房子时，那块地方上面没有房子，这块地之前的房子倒塌了，于是他们搬到了河东沿，具体搬到哪里我就不清楚了。盖了将近一个月，当时一共有9个人给他干的，工分就是年底的时候，哪一家去要，孔凡洛就给人家，当年还不了的，就在之后的几年边挣边还。当时孔凡洛家里就有他妹妹、孔凡江及其母亲，他家老二孔繁礼在烟台干活，我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就没看见孔繁礼。孔凡洛的母亲当时没有参与生产队的生产，不挣工分。干活时孔凡洛的家人不在场，就孔凡洛在工地忙活，其妹妹、弟弟都很小，还没在生产队参与劳动。”
证人孔某戊到庭陈述：“我来证明1974年、1975年，孔某丙让我和他去莱山区邹家村搬石头回家盖房，是在老房院内盖了三间东厢。该院内之前没有厢房，老房是北屋，有几间北屋、北屋是谁的我不清楚。被告盖建了三间东厢房，盖东厢是谁出资我也不清楚。”
证人孔某己到庭陈述：“我来证明1975年盖建东厢房的事情。东厢房是在老房院内盖了3间，院内原来没有厢房，有北屋4、5间。北屋原来是孔繁乐及其母亲、孔某丙夫妇及孩子在那住。”
5、孔家滩社区居委会于2014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1975年孔凡江在孔凡乐院内独资建东厢房三间，1985年办证时经孔凡江同意后把东厢房三间办在孔凡乐名下”。
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对孔繁芹进行调查，孔繁芹陈述：“孔凡洛他们家原来有一处老房，就在原来的大队部后面，是五间北屋（草房）。孔凡洛兄妹三个，两男一女，还有个老妈住在这个房子里。后来老房不行了，就塌了，孔凡洛在草房塌了后就找到党支部，我当时是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准备批给他一块宅基地，因为他家老房塌了后成了一块空地，没有必要另找地方，就把原来的地方批给他了。当时是党支部口头决定的，没有书面材料。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是由我通知孔凡洛这个决定的，且同一年我家盖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这是1964年的事情。孔凡洛因是家里老大，就负责在外张罗盖房的事。村里当时有政策，可以帮复员军人解决一部分困难，孔凡洛是复员军人，当时正好村里盖学校，剩下一些木料，就帮孔凡洛解决了一部分木料。当时我也在盖房，我和莱龙庄的书记熟，可以买到一些便宜的砖瓦，我就把孔凡洛介绍去了，他具体买砖的过程我不清楚。他们家具体找谁盖的房我也不清楚。当时党支部研究决定给孔凡洛批宅基地的支部成员除了我之外都去世了”。
原告认为，孔家滩社区居委会证明的时间有涂改的现象，原来的出具时间是2010年7月14日，在原审过程中被告没有提交，且不属于被告无法收集而不能提交的情形，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孔家滩居委会2014年的证明，证明人在公章后面，形式上不符合常理，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对证人孙某丙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陈述的盖房过程与事实不符；对孔繁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孔某戊、孔某己只是证明了盖建东厢房的事情，对于谁出资、产权归谁，证人没有证实，其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且在证人孔某戊、孔某己出庭作证之前，被告之女和证人说原告与被告争夺房产不应该、原告孔某甲搬弄是非，使证人孔某戊、孔某己丧失了客观独立的真实性。
六、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对孔繁娜进行调查，孔繁娜称：“诉争房产是64年或65年盖建的，原来的房子下雨倒塌了，孔繁乐去申请的宅基地并盖的房，孔某丙帮的忙，孔繁礼是否出资我不清楚，但没有回来出力，房子盖好后孔繁礼一家没有在里面住过。东厢房是75年孔某丙自己盖的。我不参加诉讼，诉争房产中如果有我的份额，我就把我的份额给孔某丁。”孔繁礼之子孔军表示：“我自愿放弃我父亲应享有的份额，转由我姐姐孔某甲一人继承”。
七、庭审中，原告主张诉争房产在1951年属孔繁礼个人所有，××××年翻盖后，由曲元桃、孔繁乐、孔繁礼、孔某丙、孔繁娜共有。被告及第三人不予认可。第三人主张原告在诉状中称诉争房产系孔繁乐遗留。
八、2003年2月20日，孔繁乐与第三人孔某丁签订赠与合同一份，该赠与合同载明：“受赠人孔某丁是赠与人孔繁乐的侄子。现座落于烟台市莱山区孔家滩的房产一处（房产证编号：3706020933087，建筑面积：88.92平方米）系赠与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赠与人现自愿将该房产赠给受赠人所有，受赠人需照顾赠与人的生活，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及费用，受赠人表示同意。双方空口无凭，立字为据。赠与人确保上述房产的产权清楚，无任何纠纷，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赠与人承担。”上述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孔繁乐的名字系打印的，由孔繁乐在其名字上按手印。受赠人孔某丁在赠与合同上签字并按手印。2003年2月20日，烟台市莱山区公证处出具（2003）烟莱证民字第53号公证书一份，该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孔繁乐与孔某丁于2003年2月20日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赠与合同》上签名、按指印。”同日，烟台市莱山区公证处为孔繁乐所作的接谈笔录亦载明：“我叫孔繁乐，系莱山区孔家滩村村民，父母已去世，本人一生未婚。我个人所有的住房一处（房产编号：3706020933087，建筑面积88.92平方米），现我自愿赠与我的侄子孔某丁所有，孔某丁应照顾我的生活，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及费用。……孔繁乐现年77周岁，其神志清楚，意思表示真实。孔繁乐本人不会写字，代签名，其本人按手印。”烟台市莱山区公证处为第三人孔某丁所作接谈笔录载明：“我叫孔某丁，系烟台市莱山区孔家滩村村民。我大爹个人所有的私房一处（房产编号：3706020933087，建筑面积88.92平方米），现我大爹（孔繁乐）自愿将上述房产赠给我所有，我表示愿意接受，并照顾其生活，承担其生养死葬的义务及费用。……”原告对上述公证书及公证处对孔繁乐、孔某丁所作接谈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孔繁乐是复员军人，会写字，而上述赠与合同中只有孔繁乐按手印的事实，该公证书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即使该公证书客观公证，也仅证明了孔繁乐在上述赠与合同中按手印的事实，而不是对赠与合同的公证，不能证明系孔繁乐的真实意思表示；3、孔繁乐处分的是包含原告在内的共有人的房产，赠与合同只能赠与自己有权处分的财产，故对该公证书不予认可。
庭审中，被告及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已按照赠与合同约定对孔繁乐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并提交孔家滩居委会于2010年4月16日出具证明及证人孔某庚的证人证言。
孔家滩居委会的证明载明：“我村村民孔繁乐是我村村民孔某丁的大伯。孔繁乐一生未婚，无儿无女。作为侄子，孔某丁一直照顾大伯孔繁乐的饮食起居。在大伯去世后，孔某丁对大伯按照农村风俗进行殡葬。孔某丁确实对大伯尽到了主要生养死葬的义务，也承担了相关的费用”。
证人孔某庚到庭陈述：“我来证明孔某丁的大爹是孔繁乐，孔繁乐的母亲去世后，孔繁乐没人照顾，都是孔某丁照顾的，孔繁乐病的时候，也是孔某丁拉着去看的，开始孔繁乐能动的时候还在老房内住，吃饭到孔某丁家吃，后来两、三年不能动了，完全住在孔某丁家中，后来孔繁乐去世，都是孔某丁出钱殡葬，我主事。”
原告认为，出具该证明时，孔家滩居委会的干部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对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该证明的内容与原告方了解的不一致，第三人孔某丁没有尽到上述义务；证人只是通过间歇性的殡葬、后事处理得出第三人对孔繁乐进行赡养，实际只是本乡亲属的正常符合公序良俗的行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遗赠赡养行为，且证人对孔繁乐生前的衣食住行有不同陈述，对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表示原告方没有亲自照顾孔繁乐，但给孔繁乐捎过药和钱，对此原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事实，有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房产证、房管档案、毕业证书、会员证、村委证明，证人证言、优待金领取表、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1951年时牟平县人民政府将位于孔家滩村的草房五间登记在孔繁澧名下，并载明人口为五口的事实清楚。按照当时的政策，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或者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故，1951年房证上的草房五间应由曲元桃、孔繁乐、孔繁礼、孔某丙、孔繁娜共有。对于1951年房证上的房屋与1985年房证上的房屋是否为同一处房屋，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之间存在分歧，且原、被告、第三人均认可1985年房证上注明的人口数仅表示当时的居住情况，并不代表所有权情况，故对于1951年房证上的房屋与1985年房证上的房屋的关系问题，需根据三方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原告对其主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孔繁礼在1960年毕业后参加工作，并有经济收入，但不能证明孔繁礼出资盖建85年房证上的房屋；三份书面的证人证言，除证人武某由法院进行调查外，其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证人武某仅能证明孔繁礼购买过木材，无法证明其他情况；孔繁乐的优待金领取表也不能证明六十年代孔繁乐没有劳动能力。被告对其主张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孔家滩社区居委会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证实1951房证上的草房已坍塌，1985年房证上的北屋五间系孔繁乐向村委申请的宅基地，并由孔繁乐出资盖建，且孔繁乐、孔繁礼之妹孔繁娜对此也予以证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居民向本集体组织提出宅基地的申请，本集体组织有权进行审核，集体组织可以证实宅基地的申请、审批情况，且原告在起诉状中也称：“孔繁乐无配偶、子女，没有遗嘱，于2007年3月27日去世，留有位于莱山区孔家滩房屋一套，请求依法分割该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诉争房屋的北五间系以孔繁乐的名义申请宅基地，并由孔繁乐出资盖建，应属孔繁乐的个人财产。至于诉争房屋中的东厢两间，被告孔某丙虽主张系其所建，但认可该房产归孔繁乐所有，故东厢两间也属孔繁乐的个人财产。
2003年2月20日，孔繁乐与第三人孔某丁签订赠与合同并经公证，自愿将诉争房产赠与给第三人孔某丁，并由孔某丁照顾其生活，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及费用。该赠与合同的签订主体适格、内容合法确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虽主张该公证书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孔繁乐已去世，该赠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第三人亦未履行对孔繁乐的生养死葬义务，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孔繁乐生前已将涉案房产进行了处分，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原告要求继承该房产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判决：驳回原告孙某甲、孔某甲、孔某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7元，由原告孙某甲、孔某甲、孔某乙的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孔某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2）莱民重初字第l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一审、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位于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办事处孔家滩社区北屋5间（建筑面积60．48平方米）、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28．44平方米）的房屋全部属于孔繁乐的个人财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上诉人提供的从莱山区房管局档案室调取的涉案房屋登记表看，该登记表至今虽然仍记载着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孔繁乐（曾用名孔凡乐）。但房屋建筑年限是l924年，与上诉人提供的1951年登记记录是一致的，各方诉讼参与人也确认了1985年翻盖的房屋是在原址处，如果是孔繁乐重新申请，其建筑年限应为l964年，作为最有证据效力的房屋登记表，其效力明确高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效力；既然孔繁乐重新申请宅基地及盖房，为什么孔家滩社区居委会只能出具证言，而没有任何相关的审批手续孔繁娜做为原告之一，在本次庭审中将应继承份额赠与第三人，其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因此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的效力并不优于上诉人所举证的相关证据。相反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可以证明：l、现在房产证均载明诉争5间瓦房建设时间系l924年，并不是新建房，没有灭失；2、且孔繁乐是个脑残废人，这谁都知道。他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哪有能力盖房××××年前后，孔家滩唯有孔繁礼有经济能力盖房。其1960年中专毕业，当时工资是57元，外加海上补贴l8元，附加工资3.5元。l9××××年工资提升至63元。每一年的总收入达l000元。三年，也就是3000元。三年来，除了孝顺母亲和贴补家用1500元，当时还有储存l500元（单位开具的工资证明、工会证和毕业证作证）为了修改新房，将新婚买的七间房其中的五间卖给了孙某乙，价钱是600元。余下两间拆了房料添补盖新房用。孙某乙又将他准备盖四间房的房料以600元，全部卖给孔繁礼盖新房用（有孙某乙证词作证）。因为当时在烟台工作，盖房期间不能长期请假，所以委托邻村草埠好友吕连谓给代买砖瓦、石灰、高梁秸、芦苇等原料，又托木材公司原厂长武某在木材公司代买等外木材，约两个半立方左右，这个木材只能盖房使用不能做家具（有吕连谓夫人杨某和武某证词作证）。孔繁乐也没有经济能力盖房，当时依靠劳动日的收入五六毛钱，只不过一年总收入不超过200块钱。吃穿过日子都不足哪来的钱盖房呢其证明效力高于被上诉人的证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诉争房屋属孔繁乐个人财产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公证书，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该公证书明确记载“兹证明孔繁乐（男，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生，现住烟台市莱山区孔家滩村）与孔某丁（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出生，现住烟台市莱山区初家镇孔家滩三街80（2）号于二O0三年二月二十日前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赠与合同》上签名、按指印”，而事实上，赠与合同并未有孔繁乐的签名。因此其公证是不正确的，该公证书不应作为证据使用。2、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即赠与人无偿赠与财产行为和受赠人接受赠与财产行为。赠与合同的签订，仅证明双方赠与与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一致，并不是赠与行为的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房产未办理过户手续，并未发生物权转移，该房屋在孔繁乐死亡前由孔繁乐享有物权，死亡后转化为遗产，不能认定为第三人所有。3、赠与合同签订后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属于合同没有履行完毕，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一方死亡的，合同应当解除或终止，除非根据合同性质并且在合同内容中有这方面的约定并且不违反法律，未死亡一方方可要求死亡一方的继承人继续履行合同。本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为孔繁乐和孔某丁，故孔某丁无权要求孔繁乐的继承人继续履行赠与合同。4、第三人并未履行生养义务，第三人仅提供了一个证人，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在赠与人在世期间，完全尽到了生养义务，孔繁乐做为伤残军人，在90年代以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不需第三人提供生活来源，且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第三人一直履行相应赡养义务。作为近亲，对长辈的一般性照顾及关怀，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
被上诉人孔某丙辩称：l、孔某丙无权继承涉案房屋，上诉人起诉孔某丙主张诉争房屋相应份额系诉讼主体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孔繁乐个人财产正确，虽然上诉人提出异议，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3、诉争房屋登记在孔繁乐名下，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诉争房屋也应属于孔繁乐的个人合法财产，其有权进行处分。4、上诉人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且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请是正确的。5、上诉人虽然对公证文书提出异议，并认为孔某丁没有履行生养死葬义务，但是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以涉案的公证文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孔某丁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原审认定诉争房屋系孔繁乐个人财产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上诉人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上诉人在原审中称：“孔繁乐无配偶、子女，没有遗嘱，于2007年3月27日去世，留有位于莱山区孔家房屋一套，请求依法分割该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上诉人诉求要求的依法继承孔繁乐的遗留的房产，既然是遗产，根据《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事实上上诉人已经承认诉争房产是孔繁乐的个人财产。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又称诉争房产原审法院认定是称孔繁乐的个人财产是错误的，在对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属这一问题上，上诉人的观点在一审和二审中自己就是自相矛盾的，明显是在歪曲事实的。其次，上诉人在原审中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诉争房产系孔繁礼翻建的。（二）在原审中被告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的涉案房产系原有老房倒塌后，由孔繁乐重新申请宅基地，重新建设的，系孔繁乐的个人财产的事实。（三）上诉人称“孔繁乐是脑残废人”不符合事实，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所以上诉人的陈述不成立。二、孔繁乐生前已将涉案房产进行了处分，答辩人对孔繁乐已经尽到生养死葬义务，有权获得诉争房屋所有权。（一）上诉人称公证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法律依据。该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孔繁乐的真实意思表示，赠与合同的签订主体适格、内容合法确定，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的，受法律保护，符合证据规则中对证据的要求。（二）涉案房屋是否办理过户手续，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以及答辩人是该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这一事实。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并且孔繁乐生前已经将涉案房屋的土地证以及l985年的房产证都交给了答辩人。受赠人可持公证的赠与合同及相关产权证件到相关部门办理产权登记，答辩人是否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三）答辩人已经按照赠与合同约定对孔繁乐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以于2007年3月27日去世后孔繁乐无配偶、子女，没有遗嘱，留有位于莱山区孔家房屋一套，请求依法分割该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被上诉人认可诉争的房屋为孔繁乐遗留的房屋，但主张孔繁乐生前已房屋赠与给被上诉人孔某丁，上诉人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庭审中，上诉人主张诉争房屋是1951年的房屋在××××年翻建而来的，应为曲元桃、孔繁乐、孔繁礼、孔某丙、孔繁娜共有。被上诉人对诉争房屋系原有老房倒塌后重新所建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诉争房屋是由孔繁乐重新申请宅基地、重新建设的。因上诉人主张不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对其要求继承分割的诉争房屋应承担当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所提供证据不能证实××××年翻建的房屋系孔繁礼出资，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孔家滩社区居委会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可证明诉争房屋系原有老房倒塌后，由孔繁乐重新申请宅基地、重新建设的事实，对诉争房屋应认定系孔繁乐的个人财产，且孔繁乐生前已经公证的赠与合同自愿将诉争房屋赠与给被上诉人孔某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赠与合同不是孔繁乐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上诉人要求分割诉争房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7元，由上诉人孔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忠霞
审判员 于 青
审判员 徐怀育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