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408民初41号
原告：刘小锋，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盛丽，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粮峰，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阳市华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解放西路1号财富大厦十五楼。
法定代表人：凌敏，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江西康富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孔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元锋，男，198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系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明亮，江西中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奉节县永安街道夔州路320号。
法定代表人：杨必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遵义衡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香港路盛邦帝标E1-20。
法定代表人：周玉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小锋与被告衡阳市华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湘公司”）、江西康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公司”）、重庆飞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洋公司”），第三人遵义衡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湘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小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盛丽，被告康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元锋、姜明亮，被告飞洋公司和被告衡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华湘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小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华湘公司将其在第三人衡湘公司的股份及股份对应的财产权益低价转让（包括增资扩股）给被告康富公司及被告飞洋公司的行为；2.判决被告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连带将其在第三人衡湘公司价值6700000元的股份及该股份对应的财产权益返还至被告华湘公司名下；3.判决被告华湘公司、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赔偿原告损失4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申请费等费用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11日，被告华湘公司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5000000元，因被告华湘公司未按约定全部还款，原告诉至法院，衡阳市中院作出（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华湘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872498.1元及利息。2012年11月5日，被告华湘公司以土地出资在贵州省遵义市全资成立衡湘公司。原告近期才得知，2014年，被告华湘公司将其在第三人衡湘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股份对应的财产权益全部转让给被告康富公司及被告飞洋公司，股份转让过程，三被告没有对转让的股份及资产进行评估，其实际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价，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原告现根据《合同法》第74条之规定，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如诉所请。
被告康富公司辩称，其与被告华湘公司转让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低价转让行为，股权交易行为合理合法，不满足撤销权要件。被告华湘公司名下资产足以偿还原告债权，被告康富公司在股权交易中，无从知晓原告对华湘公司享有债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康富公司在股权交易时知道原告与被告华湘公司的债权债务。原告诉请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自原告获取工商资料之日起作为除斥期间，现撤销权应消灭。原告与华湘公司股权转让是正当商业交易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忽视了基本事实，被告康富公司与被告华湘公司在第三人衡湘公司中出资比例分别为70%、30%，所以，原告所说的股权价值计算发生了基本的错误。股权估值应当参照目标公司净资产，而非原告认为的公司总资产。根据被告华湘公司资产状况，本案涉及两次股权变化行为，均不影响被告华湘公司清偿原告债权的情况，即不具有损害性。原告诉请400000元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飞洋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超过了除斥期间，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被告华湘公司在第三人衡湘公司的投资只有17000000元，被告华湘公司退出获得对价27000000元，被告飞洋公司支付了14000000元，被告康富公司抵债13000000元，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低价转让行为。假设原告认为被告华湘公司低价转让而行使撤销权，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权是受让人及债务人有恶意，但被告康富公司及被告飞洋公司对原告的债务并不知情，而且在主观上并未恶意，并支付了对价，而被告华湘公司支付股权并非是逃避债务。综上所述，本案撤销权不成立，亦并未损害原告的债权，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衡湘公司述称，原告提交的中院材料有股东会决议及转让书可看出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原告应该知道此事，除斥期间从当时起算，原告起诉超过了除斥期间。原告的债权并没有损害性，详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湘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康富公司、被告飞洋公司对被告华湘公司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并不知情，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成立的条件。
被告华湘公司未予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刘小锋提供的借款合同及借条，（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45号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关于使用土地批复汇府复【2011】32号、土地中标及合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票据，衡湘公司设立申请资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华湘公司决议、土地登记申请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6）湘民终823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年12月9日衡湘公司在另案中的证据清单、2016年7月7日的股权及债权转让合同，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刘小锋提供的衡湘公司股东会决议、衡湘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遵义衡湘评估报告、遵义衡湘验资报告、遵义衡湘公司章程、《股份转让合同》，拟证明遵义衡湘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新增飞洋公司为新股东，此次新增扩股导致新股东飞洋公司享有DGS-4-G8地块使用权10%的份额，严重损害债权人债权的事实。亦证明了飞洋公司仅凭2000000元现金，占衡湘公司10%的股份，系侵害债权人债权的事实。且DGS-4-G8地块使用权中的2900平方米作价投入8400000元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同时，华湘公司与飞洋公司签订的《衡湘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证明了华湘公司借用衡湘公司的名义低价转移或转让华湘公司及子公司衡湘公司财产的事实。被告康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辩称飞洋公司支付金额不止2000000元，飞洋公司在增资扩股至少增资16000000元，并且增资扩股行为系为了履行三方达成的100%股权协议首要前期阶段，非原告所称为了购得华湘公司股份而出资2000000元，衡湘公司将自己持有土地部分使用权转为资本金，自身资产没有变化，不存在低价转让的概念。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飞洋公司在2013年1月21日支付了华湘公司12000000元，支付衡湘公司4000000元。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刘小锋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衡湘公司低价转让其10%的股份，亦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明链，证明能力不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原告刘小锋提供的借款协议、还款保证承诺函、协议书，拟证明华湘公司将项目股权转让康富公司的约定行为，存在低价将衡湘公司的财产转让给康富公司的事实。华湘公司将遵义汇川项目的剩余投资作价11000000元归还康富公司借款，属于低价转让。被告康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华湘公司在增资扩股后，实际持有股权只有27%,原始持股比例30%稀释后只有27%，增资扩股时，华湘公司已经收到至少12000000元的股权转让金，康富公司对其抵消的11000000元借款本金和利息，华湘公司总共收入超过27000000元，比华湘公司原始出资多出将近10000000元，且原告对实际资产计算存在错误，未考虑公司的负债情况。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华湘公司与康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达到原告诉称有低价转让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内容真实，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刘小锋提供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遵义衡湘股东会决议》、《遵义衡湘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遵义衡湘公司章程》、公司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华湘公司低价转让其股权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刘小锋的债权。被告康富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辩称该组证据没有计算康富公司70%股权出资，因此计算华湘公司股权时并未剔除康富公司的股权；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2012年12月20日达成的100%股权转让协议后，经过三方协议中止原签署的100%股权转让协议，三方作的商业交易行为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康富公司与飞洋公司、华湘公司在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文件，并不影响康富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一致，对其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其证据效力须结合本案案情作出认定。
原告刘小锋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票据、收费标准、差旅费票据，拟证明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300000元的事实以及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差旅费12000元的事实。被告康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辩称律师费只有委托合同，是否实际支付没有发票及转账凭证，开支及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被告康富公司提供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康富公司向华湘公司转账凭证、华湘公司缴纳土地出让款税费等缴款单、股份转让合同、转账凭证、借款协议、汇款凭证、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2016）湘民终823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被告康富公司提供的华湘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拟证明原告刘小锋债权到期时，甚至是2014年10月提起撤销权之诉时，华湘公司有足够的资产清偿该债权，说明股权转让时，不可能构成对债权人的损害。原告刘小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辩称该报告系凌均威刑事案件中证据，并未在判决书中体现，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知道情况要求原告主张权利是苛刻的，在刑事案件中康富公司作为衡阳泰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人，康富公司并未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华湘公司净资产组成比较复杂，应收款项及无形资产占大部分，很多款项无法看出，因此股权到期后，原告要主张权利。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经庭审质证，结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的对该证据的认定依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衡阳市公安局委托湖南兴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湘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证据显示2014年12月31日时，华湘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9320814.22元，但该份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体现时值84028328元的37套房屋中有36套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故该份证据未能全面反映华湘公司的资产情况，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应部分采信。
被告康富公司提供的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刘小锋最迟于2014年10月31日就应知晓二次涉及股权变动、股权转让行为，至今已有两年八个月，说明本案所提起撤销权之诉的已过撤销权的1年除斥期间。原告刘小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辩称原告主张权利是根据原告提供衡湘公司的证据清单、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另案中提供的证据），时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计算。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判决书系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故对该证据本身载明的裁判观点和理由本院不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来源合法，相关事实认定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部分予以采信。
被告飞洋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2014）衡中法诉前保字第20号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原告刘小锋于2014年9月30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民事起诉状》、原告刘小锋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一整套证据（页码编号从32页-193页）、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二组证据：华湘公司与飞洋公司签订《遵义衡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飞洋公司打给遵义衡湘20000**元保证金的电子汇划收款回单、飞洋公司打给华湘公司2600000元股权转让款电子转账凭证、飞洋公司打给华湘公司9400000元股权转让款凭证、飞洋公司打给衡湘公司2000000元增资款凭证；第三组证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遵义衡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2016湘民终823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原告刘小锋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康富公司对上述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原告刘小锋提供的相关证据一致，且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作出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9月11日，被告华湘公司向原告刘小锋借款人民币伍佰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被告华湘公司尚欠原告刘小锋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一直未偿还。2014年8月25日,原告刘小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华湘公司偿还其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2015年8月3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华湘公司偿还原告刘小锋借款本金
3872498.1元以及2013年12月23日止的利息23360.6元，并偿还原告刘小锋2013年12月24日起到借款清偿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刘小锋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法院在财产保全中，发现被告华湘公司名下没有可保全的财产。2011年4月7日，被告华湘公司以摘牌方式竞得贵州省遵义市挂牌出让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同年4月15日，被告华湘公司与遵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华湘公司以伍仟肆佰万元人民币受让位于遵义市汇川大道（汇川区政府盘），编号为DGS-4-G8，面积为18499平方米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2011年7月11日、12日，被告华湘公司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款54000000元及管理费1350000元、契税费用1620000元。被告华湘公司为该土地的开发于2012年11月5日在遵义市成立遵义衡湘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衡湘公司），衡湘公司系被告华湘公司投资160万元、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被告华湘公司作出决议，将被告华湘公司取得的遵义市汇川大道（土地编号为DGS-4-G8)的土地使用权作公司资产投资到衡湘公司，由衡湘公司全权经营。2012年12月20日，被告华湘公司向遵义市国土部门申请，将该宗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到衡湘公司名下。2013年1月4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颁发了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遵汇国用（2013）第1号，该权属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衡湘公司，使用权面积为18499平方米。被告康富公司（甲方）与被告华湘公司（乙方）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就位于贵州省遵义市2010-挂-06号的地块房地产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合作方式为在项目地成立乙方分公司基础上，通过双方按比例共同投入方式成立项目部，其中甲方所占项目出资比例为70%，乙方所占出资比例为30%。2012年3月25日，被告富康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被告华湘公司付款12000000元土地竞买保证金。2011年5月13日，被告康富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被告华湘公司付款27879000元土地契税款。2012年11月23日，被告华湘公司与飞洋公司通过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和变更、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华湘公司将所持有的衡湘公司全部股份权利（包括被转让公司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特别是依法取得的位于遵义市汇川大道编号为“DGS-4-G8”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总价值为67000000元转让给飞洋公司。其中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在3个工作日内，飞洋公司向华湘公司支付200万元合作诚意金，待被告华湘公司将编号为DGS-4-G8的汇川大道27.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在衡湘公司名下后，该2000000元诚意金随即支付给华湘公司作为履约保证金……如果履行本合同顺利，该2000000元诚意金作为履约保证金支付给华湘公司。该保证金，在飞洋公司向华湘公司给付最后一次转让款时，抵作股权转让款。在华湘公司将该地块土地所有权过户登记到衡湘公司名下且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次的股份转让款14000000元；双方必须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由飞洋公司享有衡湘公司10%的股份权利。2012年11月28日，被告飞洋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衡湘公司汇款2000000元保证金。2013年1月21日，被告飞洋公司向衡湘公司转账2600000元股权转让金。此外，飞洋公司于2012年-2016年均向衡湘公司汇川项目建设投入大量资金。2014年4月30日，被告康富公司（甲方）与被告华湘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双方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约定，乙方成立全资子公司衡湘公司，下设汇川项目部。甲乙双方共同投资58970000元于汇川地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56960000元，其中甲方投资39872000元，占70%，乙方实际投资17088000元，占30%）。2、双方一致同意，于2012年11月23日以被告华湘公司名义与被告飞洋公司签订《衡湘公司股份转让合同》，将甲乙双方所享有的遵义汇川项目所享有的股份额转让给飞洋公司。截至2013年1月21日，飞洋公司已支付1400000元给衡湘公司。3、2013年1月31日，甲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乙方向甲方借款600000元，借款期限2个月，借款利息按年息18%计算。截至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根据该协议共欠甲方借款本息
7491646元。4、2013年6月19日，甲乙双方再次签订《借款协议》，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000元，借款期限3个月，借款利率按年息18%计算。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根据该协议共欠甲方借款本息计5772962元。5、2013年6月18日，乙方及凌均威个人向甲方出具承诺函，以其在遵义汇川项目股权为以上两借款协议发生的借款11000000元本息，以及实现的债权等费用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乙方以其在遵义汇川项目股权抵偿借款事项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供信守：1、乙方同意并确认：至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止，乙方在遵义汇川项目中，应从飞洋公司受让的项目转让款，全部作为前期还款交由甲方受让和处置。2、乙方自愿以其遵义汇川项目的剩余投资款作价
11000000元，并以此价款归还/冲抵乙方向甲方借款同等金额本金，同意和确认项目转让方直接将相应款项支付给甲方。同时确认，其与飞洋公司签订生效的《衡湘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的乙方权利转由甲方享有和处置。至此，乙方不再向甲方承担两份《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
另查明，2014年9月9日，刘小锋以华湘公司向其借款后将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的土地使用权无偿转给衡湘公司为由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14年9月10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衡中法诉前保字第20号，裁定冻结华湘公司、衡湘公司银行存款750万元或查封衡湘公司名下位于遵义市汇川大道宗地编号为DGS-4-G8(汇川区政府旁)相应价值的土地使用权。2014年10月31日，原告刘小锋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华湘公司无偿将位于遵义市汇川大道一块面积为18499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第三人衡湘公司的转让行为，并将该土地返还到被告华湘公司名下；请求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一个为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40000元、差旅费20000元和本案的诉讼费用。2015年1月15日，原告刘小锋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九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华湘公司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资料。2016年9月5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华湘公司将位于遵义市汇川大道（土地编号为DGS-4-G8、证号为遵汇国用【2003】第1号）184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衡湘公司的行为；二、驳回原告刘小锋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三人衡湘公司不服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刘小锋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10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诉人衡湘公司上诉理由成立，原告刘小锋请求撤销华湘公司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给衡湘公司的行为依据不足，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构成要件，判决：一、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刘小锋的诉讼请求。
又查明，2013年1月20日衡湘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新增被告飞洋公司为新股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0000000元人民币，被告飞洋公司出资2000000元，占10%股份。被告华湘公司出资18000000元，占90%股份（其中货币出资9600000元，土地出资8400000元）。2014年6月15日，被告华湘公司（甲方）与被告飞洋公司（乙方）、康富公司（丙方）在贵州遵义航空大厦16楼遵义衡湘办公室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约定：华湘公司股东将原出资18000000元中的80%股权即16000000元出让给康富公司，出让金额为16000000元，10%股权出让给被告飞洋公司，出让金额为2000000元。同日，衡湘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华湘公司的股权转让进行审议，并一致通过康富公司和飞洋公司成为公司的新股东。衡湘公司的公司章程也对股东变动进行了确认。2015年5月4日，衡阳兴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应衡阳市公安局委托，对被告华湘公司的资产、负债在2014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作出兴隆评估字[2015]第101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被告华湘公司负债的评估价值为371479952.91元，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29320814.22元。还查明，原告刘小锋的债权于2013年1月12日到期，当时被告华湘公司持有衡湘公司90%的股份。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823号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被告华湘公司拥有37套衡阳市房屋的产权，总价值达
84028328元，该37套房屋中有36套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被查封，其中的17套是在2013年3月以后办理的抵押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原告刘小锋对被告华湘公司享有合法的债权，是本案适格原告，被告华湘公司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是涉案股权转让的出让方及受让方，是本案适格被告，衡湘公司与涉案事实有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第三人。关于本案的庭审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告刘小锋提起的撤销权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原告主张华湘公司将其在衡湘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财产权益全部转让给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该过程中未对转让的股份及资产进行评估，其实际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价，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请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行为；被告康富公司主张其与华湘公司转让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低价转让，华湘公司名下资产足以偿还原告债权，不具有损害性；被告飞洋公司主张涉案股权转让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低价转让，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权是受让人及债务人有恶意，但受让人康富公司、飞洋公司对原告的债务并不知情，主观上并未恶意，且支付了对价，华湘公司转让股权并非逃避债务。第三人衡湘公司述称，康富公司、飞洋公司对华湘公司与原告刘小锋的债权债务并不知情，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成立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条规定，是在区分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有偿的基础上，规定了债权人撤销权的不同成立要件：对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的诈害行为，撤销权的行使仅符合客观要件即可，不以债务人主观上存在恶意为成立条件；而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这一有偿行为的场合，除客观要件的满足外，还须以债务人、受让人主观上有恶意为成立要件。故本案中原告行使涉案撤销权应满足以下三个成立条件：一、被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二、被告转让财产对原告造成损害；三、债务人、受让人主观上有恶意。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刘小锋请求撤销被告华湘公司、康富公司、飞洋公司以及第三人衡湘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成立，理由如下：一、原告提供的涉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华湘公司转让涉案股权的价格明显低于交易时、交易地的市场价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依法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原告对被告华湘公司的债权于2013年1月12日到期，而2013年1月20日，被告华湘公司仍持有衡湘公司90%的股份，足以清偿刘小锋的债权，如果刘小锋在其债权到期后积极主张债权完全能获得清偿。同时，根据衡阳兴隆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德兴隆评估字[2015]第101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被告华湘公司仍有净资产29320814.22元，亦能足以清偿原告的债权，故被告华湘公司于2014年6月15日将其在衡湘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财产权益全部转让给康富公司、飞洋公司的行为，并未对原告的债权造成实质的损害。且原告一直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4）衡中法民三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故不能证明被告华湘公司不能清偿其到期债权，原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原告可向法院申请执行被告华湘公司拥有的37套衡阳市房屋的产权，虽然该37套房屋中有36套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且被查封，但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变更，并不影响刘小锋向法院申请到期债权的执行。三、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精神，其对债务人和第三人（受让人）的恶意系采取认识主义。关于对债务人恶意的证明，应实行推定规则，即债务人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仍为处分其财产或财产权利的行为，可推定其具有恶意。经本院审查，本案中的债务人华湘公司在将其股权转让给衡湘公司、康富公司、飞洋公司时，华湘公司仍有足够的财产清偿刘小锋的债权，不存在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故推定华湘公司在转让涉案股权时有恶意不能成立；关于对受让人恶意的证明，要求受让人知道对转让行为损害债权的事实，此恶意采用认识主义，即对诈害债权的事实有所认识即可，如受让人在受让当时不知情，则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经本院审查，被告华湘公司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过程中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出具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文件，不能证明被告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知道其在受让华湘公司股权的过程中会损害到刘小锋的债权。且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华湘公司、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过程中主观上存在恶意，亦未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在涉案股权交易过程中知道被告华湘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原告亦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诉请构成撤销权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告刘小锋提起的撤销权诉讼是否超过除斥期间的问题，原告主张其2014年调取档案时并未看出被告低价转让，原告明确知道的时间是2016年12月9日，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案件时，2016年1月6日才开始开庭，直至本案2017年1月3日立案，也没有超过除斥期间。被告康富公司主张2014年10月8日，原告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时提交了9份证据，其中第6份与第7份证据系华湘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衡湘公司的公司章程及三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由此可证明原告早在2014年10月31日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之前就已经“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华湘公司已经将衡湘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的事实，故本案原告直到2017年1月3日才提起涉案诉讼，其撤销权已消灭，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飞洋公司主张原告应该是在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前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华湘公司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如果原告认为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侵害了其债权，则除斥期间应该从2014年9月30日前开始计算，现原告的诉请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第三人衡湘公司述称原告提交的中院材料有股东会决议及转让书可看出三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原告应该知道此事，除斥期间从当时起算，原告起诉超过了除斥期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起的债权人撤销权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原告已丧失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胜诉权。理由如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在2015年1月15日上午8时30分，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庭前证据交换情况一览表(共九组证据)，经审查，该九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华湘公司与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衡湘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文件资料，其中的第七组证据“公司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公司章程”的证明目的明确提及被告华湘公司于2014年6月21日将其出资在衡湘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康富公司，以及将20%的股权转让给飞洋公司的两项股权转让行为，且原告已明确意识到上述股权转让的过程已损害到其债权。故本院认为，原告最迟在2015年1月15日当天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华湘公司涉嫌以不合理的价格将其在衡湘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康富公司、飞洋公司，即具有债权人撤销权的原告刘小锋应当自2015年1月15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被告刘小锋直至2017年1月3日才向本院提起涉案的债权人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原告的债权人撤销权已消灭，原告已丧失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胜诉权。
综上，原告刘小锋诉请撤销被告华湘公司将其在第三人衡湘公司的股份及股份对应的财产权益低价转让（包括增资扩股）给被告康富公司及被告飞洋公司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且已丧失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胜诉权，本院对该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同时，原告诉请被告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连带将其在第三人衡湘公司价值6700000元的股份及该股份对应的财产权益返还至被告华湘公司名下，以及要求被告华湘公司、康富公司、飞洋公司赔偿原告损失4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院认为，因原告刘小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华湘公司转让财产对其造成损害，亦未能证明涉案债务人、受让人主观上有恶意，已不能满足债权人撤销权成立条件中的其中两个，故原告刘小锋申请对涉案相关股权转让属于“低价转让”以及华湘公司对康富公司的到期债权价值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本院对刘小锋的相关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小锋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1500元，由原告刘小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阳 林
代理审判员 付 平
人民陪审员 范召富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谷江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