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2民初4819号
原告：刘若飞，女，197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宁波市鄞州建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张帅军、王琦，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建红，男，198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钱萍，女，198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干科威、陈晓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维波，女，197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刘若飞为与被告刘建红、钱萍、王维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3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戎绒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本院于2016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若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帅军，被告刘建红、钱萍共同委托代理人干科威、陈晓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维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若飞以被告刘建红、钱萍未按约返还借款本息，被告王维波未承担保证责任为由，请求判令：一、被告刘建红、钱萍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640000元，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70000元（律师代理费），并支付自2015年7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其中1400000元本金按月利率2%计息，240000元本金按月息1.5%计息）；二、被告王维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刘建红、钱萍答辩称：一、两被告确向原告出具过涉案的借条，因当时有客户以车辆质押的形式向两被告借款，故两被告向原告周转资金，但借条出具后，原告未能凑足借款，故双方之间的借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基于信任，未将借条收回；二、两被告对被告王维波收取原告款项并不知情，也未指示原告交付借款给王维波或授权王维波接受借款，且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是发生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与借条出具的时间不能对应，故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与本案无关；三、原告提供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故原告主张的利息不成立。
被告王维波书面答辩称：一、其在2015年7月2日的借条上签字属实，但对于主债务是否实际发生并不知情，被告刘建红、钱萍从未委托其向原告借款，也没有委托其收款。根据被告刘建红、钱萍陈述，该笔借款并未实际交付；二、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属实，其中480000元是其向原告所借，已经在另案中处理了；收到的其余汇款实际上并非其向原告的借款，部分也已转汇给原告了。
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原告与被告王维波系多年同学及好友，被告王维波与钱萍系表姐妹关系，被告刘建红、钱萍通过被告王维波介绍与原告相识。自2013年5月24日起至2015年2月1日，原告陆续向被告王维波账户转账汇款合计2594500元，分别为：2013年5月24日汇款288000元、同年7月31日汇款98000元、8月6日汇款147000元、8月14日汇款49500元、8月17日汇款558600元、9月4日汇款98000元、10月19日汇款94000元、11月5日汇款98000元、11月13日汇款98000元、11月27日汇款92000元、2014年5月11日汇款113600元、同年6月20日汇款156800元、6月23日汇款320000元、6月28日汇款47000元、7月23日汇款45000元、2015年2月1日汇款291000元。2013年9月23日向被告钱萍账户汇款146000元。2013年10月26日、2014年2月13日案外人姚凤娣向被告王维波账户分别汇款59100元、235200元。2015年5月13日，被告钱萍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其向刘若飞借款1250000元，并约定如出借人通过法院起诉途径向借款人催讨借款，则出借人聘请律师代理，支出的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均由出借人和担保人承担。被告刘建红在连带责任担保人处签字，该借条上同时约定，担保人对借款人的担保责任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担保期限至借款人归还上述全部本金、利息和违约金为止。2015年5月20日，被告钱萍（系借款人）、刘建红（系连带责任保证人）向案外人姚凤娣出具借条一份，除借款金额为300000元外，其余内容与上一份借条一致。案外人姚凤娣已将其享有该300000元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钱萍、刘建红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2015年5月30日，被告钱萍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除借款金额为220000元，及被告刘建红未在该借条上签字外，其余内容均与上两份借条一致。2015年7月2日，三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刘若飞1640000元，300000元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还清”，被告刘建红在借款人处签字，被告钱萍在承诺人处签字，被告王维波在担保人处签字。2015年10月4日，原告发微信给被告钱萍，内容为“是160多万，不是1万6千元。欠债不还会怎样”，钱萍答复“没有人说过不还！”、“如果你真的为难让法院判吧”、“我不可能一下子可以还你160万！”原告回复“你们谈好再找我老公谈”、“借条你随时来拿”。2016年初，原告发短信给被告刘建红，询问“年前300000元已到期，准备怎么还”，并告诫刘建红“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被告刘建红答复“我有着想法也不会回电话，真的是困难，外面欠钱一分也没拿回来”，原告再次催讨“我是一百六十多万，不是一万六千元，外面欠钱是你的事，我是要我的钱”，被告刘建红表示“我知道了”、“我想办法一有马上联系你”。现原告委托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为起诉，为此支付律师费70000元。
另查明，本案（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47号（以下简称34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如下事实：王维波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陆续向原告借款，后王维波返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后，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同年7月22日向刘若飞出具借条各一份，确认借刘若飞350000元、130000元，合计48000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借条、银行汇款凭证、手机短息及微信料条记录、《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及转账凭证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是否成立？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原告认为，三被告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陆续向其借款，其及案外人姚凤娣向被告王维波、钱萍账户转存借款303万余元，另有部分借款是现金交付。2015年5月期间，因部分借款到期，故重新出具了三份借条，借条内容均由被告钱萍填写。2015年7月2日，三被告对2015年5月出具的三份借条结算后，就剩余的借款1640000元再次出具借条一份，并确认共同借款人为刘建红、钱萍，担保人为王维波，故双方之间借贷合意成立，借款也已实际交付。被告刘建红、钱萍认为，涉案四份借条均是单独的借贷合意，用途为两被告为向他人提供车辆质押借款所需，但四份借条的借款均未收到，原告及案外人姚凤娣汇入王维波账户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汇入钱萍账户的款项已经还清。被告王维波认为，汇入其账户的款项均与本案无关，其对主债务是否发生并不知情。根据上述三方的陈述，本院综合分析认为，原告的主张合理，三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成立，理由为：首先，原告将借款汇入担保人王维波账户存在一定的客观基础和事实依据。被告王维波在2015年7月2日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其与借款人钱萍又是表姐妹关系，借款人钱萍、刘建红系通过王维波介绍与原告相识并借款，可见被告王维波与涉案借款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或与借款人刘建红、钱萍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原告提供的2015年5月20日的借条中，被告钱萍向案外人姚凤娣借款300000元，姚凤娣此前曾于2013年10月26日、2014年2月13日向被告王维波账户分别汇款59100元、235200元，可以推断涉案借款确实存在指示交付情形及该借条是对此前已实际交付的借款进行结算后出具的事实；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钱萍、刘建红目前尚欠借款1640000元未还。根据原告与被告刘建红的短息聊天记录、与被告钱萍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一直在催促两被告还款，主张的还款金额为160余万元，同时要求被告刘建红及时归还借条中约定的2015年底到期的300000元借款，而两被告对原告的催讨，不但从未反驳其没有收到过借款，反而表示“真的困难”、“我想到办法一有马上联系你”、“我知道了”、“没有人说过不还”，……诸如此类，由此可见，原告催讨的短信内容与2015年7月2日的借条能相互印证，被告钱萍、刘建红对尚欠原告164000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两被告认为，以上陈述是替被告王维波还款的意思表示，显然歪曲本意，缺乏依据；第三，被告钱萍、刘建红关于借贷合意及借款未实际交付的陈述不合常理，且相互矛盾。原告提供的2015年5月期间的三张借条，间隔时间短，金额差距大，原告若无借款能力，其屡次与两被告达成借贷合意且无论借款金额多少均分文未付有悖常理；两被告若从未收到借款，对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原告借款亦缺乏合理解释，且两被告本身借款是为向他人提供质押融资，对借条的出具应抱审慎之态度，对于未收到款项的借条理应及时收回；其陈述是原告说借条已撕毁，基于信任故不再取回，但原告与被告钱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明确告知钱萍借条可以随时来拿，一方面可以反证两被告所言借条已经撕毁故没有取回不属实，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2015年7月2日的借条是对此前5月出具的三份借条的结算，三份借条可以由被告钱萍随时取回；第四，被告王维波认为其收到的借款与本案无关，但对收到的款项性质没有做出具体说明，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故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王维波陈述原告汇给王维波的款项中包含了34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480000元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向王维波银行账户汇款金额高于1640000元，王维波系本案借款的担保人，因本案及347号案件的借款均汇入被告王维波的账户，若存在包含关系，被告王维波在提供担保时理应提出，并要求扣减，此其一；其二，347号案件中涉及的两张借条出具时间是2015年5月12日、同年7月22日，被告王维波是在2015年7月2日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若涉案借款包含了480000元，则其无需在2015年7月22日再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故对被告王维波的上述抗辩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刘建红、钱萍于2015年7月2日向原告出具借款金额为1640000元的借条，双方之间借贷合意成立，现原告已实际履行了交付的借款的义务，两被告理应及时还款。借款金额中300000元系被告钱萍、刘建红向案外人姚凤娣所借，现案外人姚凤娣已将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两被告亦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本院认定债权转让成立。现部分借款已逾期，部分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原告有权随时主张。被告刘建红、钱萍自认两人系共同向原告借款，在借条中被告钱萍在承诺人处签字，也是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两被告立即返还借款1640000元，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双方在借条上未约定利息，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此前双方曾就借款利息达成合意，故原告仅可按年利率6%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中300000元自2015年12月31日起计息，剩余本金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5月31日起计息。被告王维波在2015年7月2日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即与原告建立涉案借款的保证合同关系，双方并未约定保证期限、保证方式，依法应认定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连带责任保证，故原告要求被告王维波对借款本息承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钱萍在2015年5月出具的三份借条中，均有约定，若出借人通过诉讼向借款人催讨，则实现债权费用由借款人承担；2015年7月2日的借条是对此前三份借条的结算，而被告刘建红同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其已实际支付的律师费70000元，理由成立，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计算标准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与被告王维波并未约定实现债权费用在其保证责任范围内，故原告要求被告王维波对实现债权费用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不成立。被告王维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建红、钱萍返还原告刘若飞借款本金1640000元，支付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的逾期还款利息损失（其中300000元本金自2015年12月31日起计息，1340000元自2016年5月31日起计息）
二、被告刘建红、钱萍支付原告刘若飞实现债权费用70000元；
上述一、二两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告王维波对被告刘建红、钱萍的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维波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刘建红、钱萍追偿；
四、驳回原告刘若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20190元，减半收取计10095元，由被告刘建红、钱萍负担（被告王维波对其中9682元承担共同付款义务）。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戎绒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赖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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