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0113民初3436号
原告刘福元，男，1948年9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春伶，1953年2月11日出生。
被告李民政，男，1957年3月28日出生。
原告刘福元与被告李民政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小超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福元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春伶、被告李民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福元诉称：2011年5月3日，李民政找我刘福元商谈在顺义区牛栏山镇×村建房一事，大房六间，东西厢房各一间，院墙70米长、填槽、镶地砖、全部抹灰。（建房就为拆迁）叫我帮他找几个瓦工小工，一切事情由李民政亲自指挥操作，工人只管干活，不承担任何责任，哪个工人干活不好，李民政就不用了，全部按点工计算，干完活就给钱，干完活不拆迁了，就不给工人钱。还欠35000元钱，我只是给李民政找瓦工、找小工的没得到任何好处，在施工现场，不负任何责任。我一天活也没干，工人是我找的，所以，工人跟我要钱，李民政找我刘福元，我只好跟李民政要钱，民工走前委托我刘福元要回工资，不能白干活。特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3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民政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起诉过我和史淑杰，有（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书、（2015）三中民终字第03942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证明原告是从×村史淑杰那承包的活，原告和史淑杰之间签了书面协议，但原告后来不认可。原告没有给我家盖房，没有给我提供劳务。原告是给史淑杰家干的活，不是给我干的，原告收到了史淑杰给付的工程款3万元，原告虽然一起起诉了我，但法院认定我只是介绍人，均没有判决让我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我也不应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
刘福元于2012年11月5日起诉被告李民政、史淑杰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原告刘福元诉称，刘福元与李民政是朋友关系，2011年5月李民政找到刘福元商谈在顺义区牛山镇×村为史淑杰家建房一事，需建二排平房，每排四间，底开槽，上现浇结构，总共是152.72平方米，每平方米240元，其余按点工计算。工程的性质是包轻工，包工不包料。双方口头商定后，刘福元于2011年5月底入场施工，后经史淑杰检验合格后于2012年8月2日正式完工，但是却一直未结清工程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剩余施工款3万元及材料费235元……
经审理查明：刘福元系农村建筑队包工头，2011年刘福元通过李民政介绍为史淑杰在顺义区牛栏山镇×村建房。期间，史淑杰共给付刘福元工程款3万元，后双方因余款结算发生纠纷……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福元主张李民政应当与史淑杰共同承担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李民政属于发包方或应当承担该义务，故本院认为李民政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史淑杰主张其与刘福元之间应当适用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11日的协议书，但刘福元对此不予认可，且经过相关鉴定结构鉴定，不能认定该协议书上乙方签字为刘福元所签，故本院对史淑杰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但是，史淑杰与刘福元之间确实形成了农村建房合同关系，刘福元进行了相关施工，史淑杰应当给付施工费。关于双方对于每平米240元所包含的范围以及零工的施工费数额，本院结合双方的陈述和本地区的基本情况予以确定。材料费，缺乏证据和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房屋质量问题，因史淑杰已经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故本案中不再予以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史淑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刘福元剩余工程款五千六百元；二、驳回原告刘福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后刘福元不服（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5月14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394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福元称对（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三中民终字第03942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自己没有领3万元，是被告给工人发钱。
刘福元在起诉时提交了工资明细表，并称该表是其根据其找来的工人提供的记工信息找人打印的，该表上记载了16个工人的姓名、天数、工钱、金额及备注，合计部分载明是34400元。刘福元称是李民政介绍他给史淑杰家干活，因自己身体有残疾，一天活也没干，只负责找人。工人干完活找李民政要钱，李民政和史淑杰互相推诿，工人委托其向李民政要钱，因为当时是李民政找的他,他和李民政没有任何书面或者口头合同。李民政在本院第一次开庭即2017年3月9日时，称对工资明细表真实性不认可，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亦不认可。
其后，刘福元向本院提交了新的工资明细表复印件，和第一次其提交的工资明细表的差别在于下方空白处手写“李民政”的签字和日期，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对此，刘福元的解释是第一次开完庭的次日即2017年3月10日，其私下找到李民政协商，最终李民政就在工资明细表上签了名字和日期，表示认可工资表上的金额，其还称原告未带。李民政称工资明细表是伪造的，无需对原告另行质证。因为第一次开庭发表质证意见时已明确表示工资明细表是原告伪造的，不可能在2017年3月10日给原告签字。再说我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可能签字。
刘福元提交证明复印件一份，其称原件未带，证明上有徐进生、于文祥、朱连江、杨庆山、杨庆贵的签字，其以此证明这几个人是给李民政干活，李民政没给钱。该证明上的证人在本案中均未出庭作证。双方认可在（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于文祥、朱连合、杨庆山、杨庆贵曾出庭作证。李民政称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无需对原件质证。
刘福元称李民政和史淑杰是合伙建房，史淑杰出地，李民政出钱，被告给工人发工资。李民政对此不予认可。
庭审中，李民政申请史淑杰出庭作证，史淑杰称：李民政只是作为介绍人，介绍刘福元为她家建房，但后续的事李民政啥也不参与；其已给付刘福元工程款三万元，（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由于是将建房的活包给了刘福元，所以不清楚刘福元怎么记工；其认为刘福元起诉李民政是重复要钱，因为之前法院判决已认定和李民政没有任何关系；其不认可刘福元所称的李民政和史淑杰是合伙投资房地产，因为其建房的宅基地是其父母的。刘福元不认可史淑杰的证人证言，称自己没收到史淑杰三万元，自己听说史淑杰在那记工。李民政认可史淑杰的证人证言。
刘福元称由于是自己找的工人来干活，但李民政一直不给钱，自己就借钱垫付给了工人，工人没有为其打收条，所以现在找李民政要钱。
李民政称其只是介绍人，生效判决已对此确认，自己和刘福元以及工人不存在任何关系。
上述事实，有开庭笔录、工资明细表两份、（2012）顺民初字第14214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开庭笔录、（2015）三中民终字第03942号民事判决书、收条复印件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刘福元系农村建筑队包工头，2011年其通过李民政介绍为史淑杰建房，并判决史淑杰向刘福元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同时认定刘福元没有证据证明李民政有承担涉案工程工程款的义务。由此可以认定，刘福元就涉诉工程与史淑杰形成了农村建房施工合同关系，而李民政在此间只是起到了居间介绍的作用。在本次诉讼中，刘福元称李民政与史淑杰系合伙建房关系，其没有收到过涉诉工程款3万元。其本次所作陈述与其此前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与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结果相悖。
劳务合同是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协议，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从刘福元在本案中陈述，其与李民政就涉诉工程没有签订合同，且其本人未在涉诉工程中提供劳务。基于此，本院无法认定刘福元与李民政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即其起诉缺乏请求权基础，故本院对刘福元的起诉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福元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陶小超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