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83民初6408号
原告：叶家汀，男，195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男，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系原告之子。
被告：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官河路398号。
法定代表人：吴智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家汀与被告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农商银行）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叶家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被告嵊州农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家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持有的2元股金进行分红。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3年6月10日在嵊县白鹤信用社入股，股金为2元，之后只在1984年得到过一次分红，此外再无享受过分红，也没有通知原告开过会。现得知嵊县白鹤信用社已变成嵊州农商银行，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继续分红，但嵊州农商银行、省银监局等部门没有满足原告的要求，只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为此特提起诉讼。
嵊州农商银行辩称：一、1983年至1997年间，原告在被告处的股金一直都有分红。二、原告的股金已于1997年做清退处理，故无权要求被告支付1997年之后相应的股金分红。三、2元的股金及利息已于2004年由原告的二哥叶家木代为领取。总之，1997年10月农村信用社股改之后，原告已经不再是信用社入股社员，股金已不存在，自然也没有分红。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社员股金证》一本，证明原告于1983年向被告缴纳2元股金的事实。嵊州农商银行质证认为：对股金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股金证是1997年之前的股金证，只能证实原告是原博济信用社1997年前的入股社员，只享有1997年之前的分红权。
2.有关证书、照片若干份，即原告女儿叶海巧1994年的毕业证书一本，原告儿子叶江1995年的驾驶证、1998年的结婚证、1999年的机动车驾驶协会的会员证及博济镇入党积极分子照片、2002年被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证书各一份，原告本人于2003年办理的土地使用证一本，证明原告家里一直有人在家能够联系到的事实。嵊州农商银行质证认为：这些证据只能证实证件、证书中所载明的相应事实，不能证实被告的工作人员在1997年的时候能够联系上原告，故不能实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至于1997年以后的有关证照，因原告已经不属于被告的股东，故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3.嵊州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个体基本养老保险申请表、嵊州市企业职工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审核表各一份，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三份，证实原告从部队退役后，在白鹤综合性商店工作，有时去上班，有时在家里休息，有时去深圳，这不代表他常年在外，无法联系。嵊州农商银行质证认为：对于加盖了社保局档案专用章的证据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它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即使真实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案需要查明在被告股改期间原告有没有在住所地，现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有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但不能证明原告当时是否在家。且据了解，改革开放之后，供销系统效益逐年下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职工开始下岗分流，到1997年多数职工基本停薪留职，不再上班。根据原告方的陈述可以肯定原告也下岗了，因为刚才原告方承认，原告有时去上班，有时在家休息，有时去深圳。故该组证据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
4.原告的病历卡一本，证明2000年原告在家的事实。嵊州农商银行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原告在2000年去医院看过病，而不能证明原告在家。
5.博济信用社1983年至1997年股金分红清单一组，证实1997年以前的股金分红博济信用社已经发放给了原告。原告质证认为：对1983-1991年的股金领取情况没有异议；对1993年、1996年的有异议，要求被告提供叶家木有权领取款项的委托书；对1997年的账册载明“外出”有异议，原告在1997年外出不是事实，要求被告提供原告外出的证据。
6.《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文件一份，证实1996年国务院决定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要求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充实股本，规范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活动等。
7.嵊州市人民政府文件〔嵊政（1997）101号〕即《关于批转市农村信用联社关于规范嵊州市农村信用社工作实施意见报告的通知》一份，证实根据该文件精神，嵊州市农村信用联社要求各地乡镇信用社适当提高个体社员和团队社员入股的起点，通过增扩股来充实信用社的资本金，增强信用社与广大社员的利益关系。
8.嵊州市信用合作联合社文件〔嵊信联（1997）70号〕即《关于明确在规范农村信用社过程中有关规定的通知》一份，证实根据该文件精神，嵊州市信用合作联合社将个体社员股确定为每股5元至10元。
原告质证认为：上述三份文件不是法律，且与当初参加信用社的精神相背离，完全改变了原则性问题，被告也没有认真执行。有关股本金改革被告没有通知原告本人，也没有让原告开会，剥夺了原告的权利。文件上没有写明股金、股息可以让他人代领。
9.博济镇信用社扩、入、清股汇总一组，1997年因被告无法联系上原告，原告不能增加股本金，原来的股本金没有达到股金标准，被告只能将原告的股金转入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转入账户，被告没有通知原告，故不予认可。
10.《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一份，文件要求在原有股权范围的基础上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扩大入股范围，调整股权结构，提高入股额度，并对之前转入专门账户的股金进行清退。原告质证认为：对该国务院文件不予认可，而且也没有加盖公章。
11.甘霖信用社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一份，证实2004年被告对1997年股改时转入专门账户的股金进行清退，属原告所有的股金本息2.02元被告已经退还给原告，由原告的哥哥叶家木代领。原告质证认为：叶家木领取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原告不予认可。
12.新《社员股金证》一本，证实被告对1997年重新入股的社员，发放了新的社员股金证，同原告持有的股金证不一样。原告质证认为：新的社员股金证是被告单方面制作的，又是别人的，而且制作之前也没有召开股东会议，也没有通知原告。
13.调查笔录三份，经被告申请，本院向三位知情人即徐灿老、叶樟永和王昌生调查核实了有关情况。原告质证认为：笔录上叶樟永讲到，具体细节不清楚，股改的具体工作由村里的记账员王昌生和一名职工操作，这个职工是谁。原告要求叶樟永、徐灿老当庭作证。对于王昌生的笔录没有签字，原告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社员股金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家庭成员有关证书、照片等等，旨在证明原告家庭一直有成员住在家里，被告不可能联系不到原告，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将在后文另行分析阐述。（三）原告提供的证据3即原告本人在嵊州市白鹤综合性商店工作的有关社会保险参保资料，旨在证明原告不是常年在外的事实，经本院核实，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该组证据对其证明目的而言是否具有证明力，将下文另行分析阐述。（四）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原告的病历资料，旨在证明原告2000年在家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可以确认其具有真实性，至于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将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五）被告提供的证据5即股金分红清单，旨在证明博济信用社在1983年至1997年间已向原告作了分红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对1993年由叶家木代领股息及1995年至1997年注明“外出”提出了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被告的证明目的能否实现及原告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本院将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六）被告提供的证据6、7、8即有关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从上到下的一系列文件，经本院核实，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七）被告提供的证据9即博济镇信用社扩、入、清股汇总及扩、入股清单，旨在证明1997年股改期间，被告因无法联系到原告而对其作了股金清退处理，因而原告不再是股东。经质证原告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该组证据的证明力等将结合其它证据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八）被告提供的证据10即国务院国发（2003）15号文件，经本院核实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依据。（九）被告提供的证据11即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旨在证明被告清退原告的股金本息2.02元于2004年上半年已由叶家木代领的事实，清单记载的内容与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一致。经质证原告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该份证据能否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将结合其它证据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十）被告提供的证据12即《社员股金证》，旨在证明1997年股改之后重新发放的股金证，与原告持有的股金证不一样。从外形上看，这两本社员股金证之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新股金证的持有人是案外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但对1997年10月为入股社员换发新证的事实可以认定。（十一）证据13是三份调查笔录，经被告申请由本院制作，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至于对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明力，将结合其它证据在下文另行分析阐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叶家汀的妻子名为张夏娟，叶江和叶海巧分别是原告的儿子和女儿，叶家木是原告的同胞兄弟。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组成、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被告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嵊县白鹤信用社等乡镇信用社经更名、合并、扩大、变更等演变而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且与本案有关的名称有博济镇信用社、甘霖镇信用社等。
1983年6月1日嵊县白鹤信用社向叶家汀发放了一本《社员股金证》，载明淡溪湾村叶家汀缴纳股金2元。自1983年至1996年，嵊县白鹤信用社基本上每年向入股社员发放股息分红，方式是以自然村或者行政村为单位，每个村由一名记账员编制发放清单，清单载明姓名、股金额、股息、签章等栏目，记账员每向一位入股社员发放股息时，均由领款人在发放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私章或者签名予以确认。淡溪湾村的记账员叫王昌生，王昌生向叶家汀发放股息时，大多由叶家汀本人或者由其妻张夏娟盖章确认，但在1993年11月的股金分红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的是叶家木的私章；在1995-1997年的发放清单上，叶家汀的签章栏被注明“外出”，其他人的签章栏都有签名、盖章或者捺印。1995年之前的发放清单上，签章栏大多加盖私章，几乎没有手书签名，之后逐步出现了手书签名的现象。
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项改革内容是适当充实股本。该文件被层层贯彻落实。根据国务院该文件精神，1997年9月3日，嵊州市人民政府发文〔嵊政（1997）101号〕批转了嵊州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关于规范嵊州市农村信用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报告》。1997年10月20日，嵊州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下发〔嵊信联（1997）70号〕文件即《关于明确在规范农村信用社过程中有关规定的通知》，对改革内容规定具体落实措施，其中对社员入股每股金额和股数作了如下规定：团体股每股统一为5000元；个体股可按不同区域的经济条件确定为每股10元或5元；职工股为每股10元；社员最高入股股数一般为10股，团体社员入股股数可以超过10股。博济镇信用社扩、入、清股汇总显示：淡溪湾村“老股”65户，金额289元，“退股（后）”64户，金额287元，“现有股金”114户，金额2190元。“现有股金”114户中未见叶家汀。股金分户账载明：叶家汀的2元股金于1997年10月28日转为专户。1997年10月，所有入股社员的股金证均换成了新的《社员股金证》。
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文件，决定开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要求在原有股权范围的基础上，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扩大入股范围，调整股权结构，提高入股额度。二是信用社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甘霖信用社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2004年1月—2004年6月）显示：叶家汀的股本金2元，股息0.02元，合计2.02元，于1997年10月28日清退，“签名”栏上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向三位知情人作了核实、了解。其中，1997年前后担任淡溪湾村村主任的徐灿老陈述，信用社股改期间，叶家汀没有住在村里。叶家汀侄子叶樟永陈述，信用社股改期间，叶家汀有时候在家，有时候不在家，记得他曾去过深圳，叶江也去过深圳。
本院认为，通常所说的分红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在赢利中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给股东的红利。当事人要求分红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二是公司在某一期间内存在赢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叶家汀是否具有被告嵊州农商银行的股东身份。原告认为其持有被告于1983年6月发放的《社员股金证》，因而具有被告股东（当时称入股社员）身份。被告抗辩认为自1997年10月28日起原告不再是入股社员，原因是在1996年开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据相关文件、政策要求，原入股社员的股本金须从2元提高到5-10元，原告在此期间长期在外，被告无法与原告取得联系，原告原来投入的2元股金已不能满足当时信用社入股股金的标准。由于客观原因致原告不能按规定增加股本金，按当时的政策要求原告的信用社入股社员的身份不再保留，故被告对原告的2元股本金作了清退处理，最后这2元股金及相应股息由其兄弟叶家木于2004年代为领取。根据双方的上述争议内容，本案的审理重点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施期间原告是否在家或者被告是否联系不上原告，此处改革实施期间最关键的两个时间段为1997年和2004年。下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对该事实是否存在予以分析阐述。
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除了《社员股金证》以外，其它均旨在证明1997年和2004年原告在家或者被告能够联系到原告的事实。综合分析原告提供的这部分证据可以发现，每一份证据只对相应的事实具有证明力，而不能类推出其它事实，比如结婚证只能证明叶江于1998年登记结婚的事实，而不能证明1997年叶江在家里搞房屋装修的事实；且证据上载明的时间与本案争议的时间事实即1997年和2004年大多不一致，不能证明1997年或者2004年的相关事实。与1997年或2004年有关的唯一证据是原告于2004年参加社会保险的证明，但这份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于2004年参加了社会保险，而不能证明2004年原告在家或者被告能够联系上原告。
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在1997年10月的股金红利发放清单上，叶家汀一栏的签章处被注明为“外出”；在2004年1月—2004年6月的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上，领取叶家汀股金本息的签名处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被告据此主张那段时间原告外出或者联系不上。本院对被告主张的事实可信度如何作如下分析阐述：第一，原始资料记载的事实可信度较高。被告提供的股金红利发放清单以村和年度为单位被装订成册，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以村为单位被装订成册。从外表看，这些账册纸张已经发黄，显示出保存时间较长的特征，账册均由手书形成，字迹工整、清楚，无涂改痕迹。这些都是被告多年来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其本身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原告亦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始资料中记载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除偶尔失误之外均可认为真实可靠。第二、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分析，被告联系不上原告存在可能性。二十年前的嵊州市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不多且规模较小，通讯、交通还都很不发达，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人员不多，外出人员中去深圳务工或经商是多数人的选择。庭审中原告陈述，张夏娟曾经在深圳开小笼馒头店，原告本人及儿子叶江经常去深圳帮张夏娟经营小笼馒头店生意，有时候父子俩轮流、交替着去深圳帮忙。这就是说，在父子俩同去深圳期间或者交替去深圳的时候，由于路途遥远、通讯落后，家里没人或者联系不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第三、本院核实的情况也佐证了原告确实存在1997年前后长期在外的经历。就本案争议的事实，被告提供了三位知情人，但碍于同村人的情面这三位知情人不愿到法庭当庭作证。为对本案事实有更准确、更全面的了解，本院派员找到这三位知情人了解有关情况。这三位知情人分别是：自1996年4月起担任淡溪湾村村主任的徐灿老，原告叶家汀侄子叶樟永，时任淡溪湾村信用社记账员的王昌生。由于相隔时间太久，三位知情人对有关细节的记忆不甚确切，但均陈述到信用社股改期间原告确实长期在外，大致去向是深圳。淡溪湾村不大，才一百来户人家，村主任对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应该是作为农村干部的职责所在；侄子了解叔伯的大致情况在情理之中；王昌生是整件事情的经历者和操作员，他掌握当时的情况理所当然。故可认定这三位确是本案的知情人，他们对二十年前的事情回忆不甚确切，符合人类大脑的记忆规律，因此他们相对模糊的陈述具有客观性。本院对徐灿老、叶樟永所做的调查笔录缺乏当事人对证人质询环节，原告对此提出了异议；王昌生在调查笔录中因被其儿子阻止最终没有签字确认，其陈述的内容虽然具有真实性（卷宗附有本院调查时的手机视频资料备查），但缺乏作为证据的必要形式。故三份调查笔录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但对本院对事实的认定形成确信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阐述不难发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1997年和2004年原告在家或者被告能够联系到原告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虽非十分充分，但可以判断证据所反映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案证据优势在被告一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据此，本院认定在1997年和2004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原告不在家或者被告确实联系不上原告。
本案审理中发现，1993年股金分红清单的签章栏以及2004年股金退股及红利发放清单的签章栏上加盖着叶家木的私章，表示由叶家木代为领取了款项。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需要提供相应的委托书被告才可让叶家木代领。对此本院认为，对待历史现象应当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经过改革开放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亦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历史现象。二十年前的嵊州市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公民的风险意识、法律意识普遍不强。查阅被告提供的原始账册发现，除了原告所在的淡溪湾村，其它村的清单上被注明“外出”的亦有不少，股息代领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入股社员的股息由他人签名、盖章领取。根据一般社会经验和生活经历，二十年前后代领财物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兄弟姐妹或者其他近亲属间亦有发生。这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代领行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大家都能普遍接受的习惯做法。既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当时的代领行为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原告现在对叶家木当时的代领行为提出异议不符情理。既然代领财物是当时的社会习惯行为，即使现在看来存在不当之处，法律也不应苛求历史现象。故本院对叶家木当年的代领行为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原告已经不具有被告的股东身份，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叶家汀要求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持有的2元股金进行分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叶家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商红军
人民陪审员 章六虎
人民陪审员 金志文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马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