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1行终1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维恒，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凤琴，女，195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富春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8300250670XY，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28号。
法定代表人：陆文孝，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董海军，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小军，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骆维恒、夏凤琴因与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富春街道办事处（下称富春街道办）房屋拆除行政强制及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行初24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3日，富阳市政府作出了富政（房征）〔2013〕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及其征收补偿方案，决定征收富阳市横凉亭路综合改造工程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富阳市政府于同日对1号征收决定及其征收补偿方案进行公告。骆维恒、夏凤琴坐落于富春街道横凉亭路××号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因骆维恒、夏凤琴在签约期限内未能与征补办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补办于2013年10月30日向富阳市政府申请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富阳市政府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富政（征补）〔2013〕4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骆维恒、夏凤琴对该补偿决定不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4月2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富阳市政府作出的富政（征补）〔2013〕47号补偿决定，2014年7月1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责令富阳市政府对骆维恒、夏凤琴涉案被征收的房屋重新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2014年4月16日，骆维恒、夏凤琴所有的坐落于富春街道横凉亭路××号的房屋被强制拆除。骆维恒、夏凤琴于2014年4月30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富阳市政府强制拆除其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富阳市政府赔偿骆维恒、夏凤琴财产损失（具体数额根据同地段、同等用途、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以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或者判令富阳市政府将骆维恒、夏凤琴的房屋恢复原状。该案受理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调查，富春街道办主任陆文孝确认案涉房屋拆除行为系富春街道办组织，据此认定骆维恒、夏凤琴起诉的富春街道办不适格，骆维恒、夏凤琴经法院释明后拒绝变更富春街道办，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了骆维恒、夏凤琴的起诉。骆维恒、夏凤琴对该裁定提起了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了（2014）浙行终字第259号行政裁定书，维持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骆维恒、夏凤琴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2016年3月15日，骆维恒、夏凤琴与杭州市富阳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原富阳市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征补办）分别签订了《补偿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上述两份协议约定甲方（征补办）补偿乙方（骆维恒、夏凤琴）案涉房屋2353000元，并支付乙方（骆维恒、夏凤琴）自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1日止的房屋经营损失补助金额38400元，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1日止的利息补助282000元，房屋拆除物品损坏补助20000元，以上共计金额26934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骆维恒、夏凤琴于2016年3月17日领取了上述协议中约定的款项。2016年5月6日，富春街道办另行向骆维恒、夏凤琴支付了100000元补偿款（政策处理费）。原审法院另查明：案涉房屋拆除时，由浙江省富阳市公证处对拆除现场进行了摄像，并由富阳市横凉亭路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制作了物品清理登记表，将骆维恒、夏凤琴案涉房屋内物品存放于富阳区富春街道香槟路24号。原审法院又查明：骆维恒、夏凤琴不服征补办与其于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于2016年10月8日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两份协议，原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4日受理，经审理，原审法院驳回了骆维恒、夏凤琴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骆维恒、夏凤琴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富春街道办组织公安等众多单位一百多人采取暴力拆除骆维恒、夏凤琴所有的坐落于富春街道横凉亭路××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富春街道办赔偿骆维恒、夏凤琴财产损失及房屋灭失后造成不能经营的损失（包括强拆时搬去的财产），具体按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由依法产生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折算；3.本案诉讼费由富春街道办承担。一审庭审中，骆维恒、夏凤琴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补偿2014年4月与2013年4月房屋的差价（减去骆维恒、夏凤琴领取的2793400元）、房屋内财产损失（包含富春街道办提供清单上列明的财产）、经营损失及未卖掉的库存损失。一审审理中，骆维恒、夏凤琴再次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房屋内物品损失为15000元、经营损失（包括库存损失、订单损失）计3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富春街道办主张的骆维恒、夏凤琴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因骆维恒、夏凤琴已于2014年就被诉拆除行为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且一直就该案在上诉、申诉，应视为存在有不属于因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富春街道办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本案中，骆维恒、夏凤琴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所有权，富阳市政府虽然发布了富政（房征）〔2013〕1号征收决定，但在骆维恒、夏凤琴未就案涉房屋与征补办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的情况下，富春街道办径行拆除了其房屋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故被诉拆除行政行为应确认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骆维恒、夏凤琴以富春街道办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对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骆维恒、夏凤琴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的补偿应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本案骆维恒、夏凤琴要求赔偿的请求包括案涉房屋本身、房屋内财产损失以及经营损失。原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骆维恒、夏凤琴要求富春街道办赔偿其房屋价值的问题，鉴于案涉房屋已被纳入征收范围，骆维恒、夏凤琴在起诉前已经就房屋征收事项与征补办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包括了房屋价值补偿，补偿协议经法院审理并不存在不公平合理的情形，因此在案涉房屋已经被拆除的情况下，骆维恒、夏凤琴户基于该房屋享有的财产权益已经通过协议约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款项予以保障，故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二，关于骆维恒、夏凤琴要求富春街道办赔偿其房屋财产损失15000元的问题。因案涉房屋在拆除前，相关人员已经将骆维恒、夏凤琴房屋内的物品搬出进行异地存放并制作了财产清单，委托富阳市公证处拍摄了录像光盘，上述财产被搬离异地存放并未损坏，骆维恒、夏凤琴可以自行取回，并不存在灭失损坏的情形。还有部分物品因与房屋建筑构成一体，无法拆除，该部分合法权益已经包含在装饰装修物的补偿中。为弥补骆维恒、夏凤琴因房屋被拆除的损失，征补办就案涉房屋征收与骆维恒、夏凤琴签订了《补充协议》，支付了房屋拆除物品损坏补助20000元，且富春街道办另行补偿了骆维恒、夏凤琴100000元，故原审法院对骆维恒、夏凤琴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房屋经营损失的问题，因国家赔偿的原则是赔偿直接损失，经营损失不属于直接经济损失，故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同时骆维恒、夏凤琴与征补办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包含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充协议》约定由征补办另行支付骆维恒、夏凤琴房屋经营损失补助38400元。原审法院认为，该部分经营损失骆维恒、夏凤琴已经在《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得到保障。至于骆维恒、夏凤琴在庭审中主张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无关联，原审法院认为，因案涉房屋已经被纳入征收范围，骆维恒、夏凤琴的权益已经通过征收补偿程序一并得到了补偿和救济，现骆维恒、夏凤琴提出国家赔偿程序要求富春街道办另行再赔偿其房屋损失、经营损失以及房屋内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骆维恒、夏凤琴于2017年12月27日申请追加富阳市横凉亭路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和征补办为共同被告，原审法院认为，富阳市横凉亭路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认为其是派员配合劝解、协调工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富阳市横凉亭路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及征补办是组织实施拆除的主体，故骆维恒、夏凤琴要求追加被告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富春街道办于2014年4月16日对骆维恒、夏凤琴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区××街道横凉亭路××号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二、驳回骆维恒、夏凤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富春街道办负担。
宣判后，骆维恒、夏凤琴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该案是由（2014）浙杭行初94号案变更而来，二上诉人系富阳市富春街道横凉亭路××号房屋所有权人和富阳市富春街道五爱工矿机械经营部业主。案涉补偿决定书被生效判决撤销，并责令富阳政府重新作出补偿决定，但其没有作出补偿决定。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16日下午组织公安等众多单位壹佰多人暴力强拆了上诉人的房屋。2.一审法院判决有误。上诉人对判决被上诉人违法无异议，但对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有异议。根据（2014）浙杭行初94号庭审记录，富阳市政府同意在征收补偿范围内给予补偿。《国家赔偿法》第七条规定谁侵权谁赔偿。《征收补偿方案》第十三条，国务院《征收条例》第十九条，住建房（2003）234号文件第十一条，房地产估价规范建标（1999）46号文件第三条第三款等法律法规均有规定。上诉人请求赔偿2014年4月16日房价款减除2013年4月3日的房价款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至于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情况是被迫的，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被上诉人拆除了上诉人的房屋，上诉人没有了谈判的资本，还有被上诉人认为有理强拆时为什么在请到公证处的情况下没有公证付款。被上诉人应为征收部门的帮凶，强制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不履行付款，应承担货币补偿协议第五条的违约责任。因为协议成立于2013年5月份，当时指挥部也要求上诉人签协议，因为房屋的实际价值与协议款项相差太远而没有签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承担拆房后不履行付款情况下赔偿上诉人房屋被拆没有拿到款项的损失也是合理合法的。3.一审判决第二条，关于上诉人要求赔偿强搬去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相关人员已经委托公证处拍了录像光盘，以上财物异地存放并未损坏，上诉人可以自行取回。但财物搬去至今已接近4年，在（2014）浙杭行初94号庭审时就要求归还此物，上述评判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再说补充协议上的2万元是房屋拆除物品损失补助，只是取了个名目而已，不能相抵搬去的财物，而且是没有清单的补助。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已审理过同类补充协议案件，除上诉人外还有一些没有搬去财物的4户也得到了房屋拆除物品损坏补助费2万元。一审法院未理解清楚而误判。再说上诉人请求是赔偿应有的，退还所领的。至于富春街道会计财务中心支付上诉人所谓的政策处理费10万元，政策处理费就是约定恢复原状赔偿款15万元（其中10万元由指挥部承担，5万元由街道承担，街道会计账务中心支付10万元是指挥部安排给街道代收代付，其实街道一分钱都没付出）。4.一审评判第三条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请求赔偿的是2014年4月16日房屋拆除后又没有安排周转用房致使上诉人经营部不能经营造成的损失（并非是房屋租金损失）。上诉人请求赔偿应当符合《国家赔偿法》。2017年12月27日上诉人申请追加被告是因为（2017）浙0111行初33号案件中横凉亭路工程补充协议，后又说是赔偿协议，在一审中没有评判是否合法，二审也未评判，故申请追加到赔偿案件里解决，详见申请书。5.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证据4与案件无关有异议，项春洪购买复地房屋发票，复地住宅楼底部一、二层公建配套用房的价格信息，2013年8月9日富阳报广告版相关营业房交易价格，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安置情况表1份，证明该证据是最相近的类似房地产。上诉人房屋拆除实际也是为复地房产公司服务。据此，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条，《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第七条，国务院《征收条例》第十九条、住建房（2003）234号文件第十一条，房地产规范建标（1999）48号文件第三条第三款，横凉亭路征收补偿方案第十三条、（2014）浙杭行初94号庭审记录市政府同意按补偿范围内补偿和上诉人请求归还搬去的财物，《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等法律法规和事实情况，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
被上诉人富春街道办答辩称，1.上诉人的房屋已被列入征收范围，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房屋，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等。本案上诉人的房屋被拆除后，经多次协商达成一致，上诉人与富阳区房屋征补办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其总和高于《横凉亭路综合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方案》所确定的补偿金额，且上诉人实际取得了相应的补偿款项，其房屋财产权益损失已得到补偿。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再行赔偿不能成立。2.关于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因拆除房屋时，由公证处进行录音录像，并制作清单，上诉人所主张屋内物品损失没有证据证明。富阳区房屋征补办与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已明确支付上诉人房屋拆除物品损坏补助2万元，对于房屋经营损失费用，补偿协议包含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充协议中包含了房屋经营损失补助38400元，更何况被上诉人也另行补偿上诉人10万元，上诉人关于物品损失及经营损失均已得到保障，且经营性损失不属于直接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内，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的补偿应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骆维恒、夏凤琴要求赔偿案涉房屋本身、房屋内财产损失以及经营损失。首先，关于房屋价值，鉴于案涉房屋已被纳入征收范围，骆维恒、夏凤琴在起诉前已经就房屋征收事项与征补办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包括了房屋价值补偿（骆维恒、夏凤琴曾起诉要求撤销该两份协议，但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其房屋价值财产权益已通过协议约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款项予以保障。其次，关于房屋内财产损失。案涉房屋在拆除前，相关人员已经将案涉房屋内的物品搬出进行异地存放并制作了财产清单，委托富阳市公证处拍摄了录像光盘。还有部分物品因与房屋建筑构成一体，无法拆除，该部分合法权益已经包含在装饰装修物的补偿中。此外，征补办还通过《补充协议》向骆维恒、夏凤琴支付了房屋拆除物品损坏补助20000元，且富春街道办另行补偿了骆维恒、夏凤琴100000元。故原审法院对骆维恒、夏凤琴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其三，关于房屋经营损失。骆维恒、夏凤琴与征补办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包含了停产停业损失，《补充协议》中约定由征补办另行支付骆维恒、夏凤琴房屋经营损失补助38400元。故该部分经营损失亦在《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得到保障。综上，骆维恒、夏凤琴本案主张的相关权益已经通过征收补偿程序得到了补偿和救济，现其提出要求富春街道办另行再赔偿其房屋损失、经营损失以及房屋内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骆维恒、夏凤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辉
审判员 王银江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