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03行终42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魏某，男，1956年2月1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
法定代表人王秀刚，镇长。
委托代理人魏淑云，女，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某因要求被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丽营镇政府）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行初2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某，被上诉人高丽营镇政府委托代理人魏淑云、马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高丽营镇政府补发其国家政策规定的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共计4200元（其中2016年600元，2017年3600元）。经一审庭审核实，魏某要求补发的独生子女养老基金是指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本案系魏某依法申请高丽营镇政府履行保护其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魏某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高丽营镇政府关于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高丽营镇政府与魏某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魏某主体不适格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5〕33号，以下简称33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在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计划生育奖励制度。这项制度从2005年1月1日起，在全市农村地区开始施行。（三）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程序。1.本人提出申请；2.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公布；3.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并公布；4.区县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复核、确认并公布；5.市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从上述文件规定可以看出，高丽营镇政府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其具有对申请奖励扶助的对象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初审并公布的法定职责。
上述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了申请奖励扶助的条件是：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者，均可申请奖励扶助：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人员；2.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以下相同）子女的行为；4.依法生育的子女现存一个，或均死亡现无子女。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魏某是否符合上述规定中的第“3”个条件，即魏某是否符合“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条件。
原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的政策解释》的通知（京人口发〔2005〕51号，以下简称51号文件）第一条第（三）项对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所列条件中的第“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以下相同）子女的行为”解释为：1.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生育行为，包括超计划生育、非法收养和其他不符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行为。1991年6月1日《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前，非婚生育一个子女并已结婚、未与他人有过结婚或生育行为的夫妻，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奖励扶助政策。2.界定夫妻生育子女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以其生育行为发生时，本市计划生育法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为依据，1973年以后生育时本市尚没有政策文件依据的，以其后北京市第一个规定生育数量的法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为依据。……1984年10月1日至1991年5月31日期间生育的，以《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的通知》（京政发［1984］104号，以下简称104号文件）为依据。本案魏某次女于1990年10月23日出生，其出生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以104号文件为依据。104号文件规定：一、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经批准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1.第一个子女经区、县以上医院证明或区县以上鉴定小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2.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3.多年不育，经有关部门批准收养一个孩子后怀孕，要求生育的；4.再婚夫妇一方只生育过一个孩子，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夫妇，再婚前合计有两个孩子，新组成家庭身边无子女的；5.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原调出地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6.对归国华侨、侨眷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生育政策，仍按〔83〕京侨会字第041号文件办理。二、农民，凡符合第一条及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1．弟兄两个或两个以上只有一对夫妇能生育的；2．男到独女家落户的。三、郊区各县及门头沟区的农民凡符合第一、二条及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1.男到有女无儿户结婚落户并赡养老人的（如女家姐妹数人同时招婿，只限照顾一个）；2.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3.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及夫妇一方残废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4.再婚夫妇再婚前合计有两个以内孩子的；5.生产、生活确有实际困难的深山区农民只生一个女孩的。五、凡符合上述各条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应在第一个孩子年满四周岁后，由夫妇双方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报上一级单位核准，由女方单位报户口所在区、县计划生育部门批准。本案中，魏某次女出生时，其长女尚在世，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次女的出生符合104号文件规定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以及按照上述规定经过计划生育部门的批准。因此，魏某夫妇生育次女时违反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魏某年满60周岁时现存子女只有一个，即次女，但因其并非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中的“依法生育的子女”，因此，魏某不符合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条件。由于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条件并非以是否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为前提，故魏某关于其取得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就应当获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魏某认为高丽营镇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高丽营镇政府为其补发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共计42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某的诉讼请求。
魏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提出：上诉人于2001年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在获得此证后，在其女未满18岁之前，一直在本村领取独生子女费，据此，此证是顺义区颁发的正规合法的，但上诉人在年满60周岁可以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时被告知不符合申请条件。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期间的诉讼请求。
高丽营镇政府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魏某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关于魏某反映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答复情况》，用以证明其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高丽营镇政府否认该证。
高丽营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笔录，证明北京市顺义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及高丽营镇政府领导对魏某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政策进行了解答；2.说明，证明市区两级政府明确回复原魏某不符合奖励扶助政策；3.常住人口登记表、死亡登记簿，证明魏某的家庭成员情况；4.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基层指导科出具的说明，证明魏某未依法生育，不符合奖励扶助政策要求；5.公示名单，证明高丽营镇政府对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人员进行了公示。
高丽营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33号文件和51号文件作为其规范依据。
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作出如下认证：
魏某提交的证据与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3、4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魏某生育子女与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情况，以及针对魏某申请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答复情况，本院予以采纳。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魏某与其妻婚后户口一直在北京市，均为农业户口。1983年7月1日，二人之长女出生。1990年10月23日，二人之次女出生。1997年，魏某一家户口迁至原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镇。1999年7月24日，长女去世。2001年5月21日，原北京市顺义区计划生育委员会针对次女为魏某夫妻核发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2016年2月，魏某年满60周岁后，向高丽营镇政府提交申请表，申请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高丽营镇政府当时即口头告知其不符合申请条件。此后，魏某多次向高丽营镇政府申请。2017年2月17日，高丽营镇政府以及北京市顺义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人员通过谈话方式答复魏某，其不符合北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申请条件中的“1973年1月1日以后没有违法生育现象”的条件，并进行了解释。魏某坚持要求高丽营镇政府出具书面答复。2017年11月28日，高丽营镇政府下设计划生育办公室作出了《关于魏某反映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答复情况》，告知魏某其未依法取得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计划，故其不符合北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申请条件。魏某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经魏某夫妻原户籍地北京市密云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基层指导科证实，该委档案室未查到魏某夫妻审批第二个子女的材料，亦未查到其第二个子女其他记录。一审庭审中，魏某认可其生育次女之前未经审批。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21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原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于2005年6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并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该意见中明确了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在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据此，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发放具有明显的行政给付性质。
《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奖励扶助申请条件，即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人员；2.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以下相同）子女的行为；4.依法生育的子女现存一个，或均死亡现无子女。该意见亦规定了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程序，即：1.本人提出申请；2.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公布；3.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并公布；4.区县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复核、确认并公布；5.市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据此，申请人申请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应该符合相应的申请条件，并经由有权机关确认程序确认资格。另，该意见同时还规定了奖励扶助资金来源，即近5年内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并纳入当年财政预算。今后视市与区县的财力情况，再确定市、区县财政负担比例。2014年11月，《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高本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和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京卫家庭字[2014]3号）明确了从2015年起，本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负担渠道调整为市、区县两级财政分级负担。庭审中，高丽营镇政府称目前在具体实践中，奖励扶助金由市、区县、乡镇三级财政各自负担一定比例。本案中，魏某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补发其2016年、2017年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共计4200元。但魏某生育次女时，其长女尚在世，魏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生育次女时符合当时北京市执行的104号文件规定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以及经过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其在庭审中亦承认生育次女之前未经计划生育部门审批。故在奖励扶助对象资格确认程序中的乡镇政府初审阶段，魏某即因上述因素未通过。在此情况下，魏某直接要求高丽营镇政府补发应由市、区县、乡镇三级财政负担的2016年、2017年奖励扶助金，理由不成立。魏某坚持主张其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就应当获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意见并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魏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魏某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魏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志刚
审判员 胡兰芳
审判员 董 巍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 毅
书记员 孙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