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粤71行终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利昌泰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梁志祥，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进雄，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刘庆义，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冯秋云。委托代理人：林基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曾进泽，职务：区长。委托代理人：叶毅。委托代理人：林艳芳，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金华，女，汉族，住广西藤县。原审第三人：吕素英，女，汉族，住广西藤县。原审第三人：李业冰，女，汉族，住广西藤县。原审第三人：李某。上诉人广州市利昌泰船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昌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沙社保局）、被上诉人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沙区政府）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行初字第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先红于2014年4月9日起任原告公司所属的“利昌泰1”船舶的大副，2014年4月15日起任该船的船长。2014年11月11日，李先红�该船的船员按照原告的要求驾驶“利昌泰1”船前往西江码头装货，在等候期间锚泊在西江大桥上游白沙龙母庙下游砂场对开水域。当天凌晨3时41分，清远市清新县建航船务有限公司所属的“粤建航3”船舶行经该水域时，与“利昌泰1”船舶发生碰撞，致“利昌泰1”船舶上包括李先红在内的三名船员死亡，两船损坏的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庆海事局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2015年第01号肇庆海事局总编号[004]《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认定“粤建航3”船疏忽了望，对局面判断错误，误判他船态势，是造成与“利昌泰1”船发生碰撞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当班船长李北松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人；“利昌泰1”船在锚泊时，值班人员没有履行了望职责，了望存在疏忽，未按规定显示锚泊信号，应负事故次要责任，李先红作为该船的船长和值班驾驶员，在值班期间睡觉且没有督促相关船员做好值班工作，是事故次要责任人。2015年3月18日，李先红的妻子第三人杨金华向被告南沙社保局提出申请，要求认定李先红于2014年11月11日凌晨3时41分左右发生的上述事故致死亡为工伤，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考勤记录、诊断证明书、李先红身份信息、死亡证、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船员适任证书等材料后，被告南沙社保局于2015年4月22日向第三人送达了受理回执。被告南沙社保局分别于2015年4月8日和2015年4月28日向原告寄送了《关于提供李先红工伤认定调查材料的函》和《举证通知书》。原告遂向被告南沙社保局提交了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收据等材料。2015年6月3日，被告南沙社保局向原告的员工梁雪玲调查，梁雪玲确认如下内容：李先红为原告“利昌泰1”船的船长，原告没有为李先红购买社会保险，工资以现金方式发放，事故发生时李先红驾驶“利昌泰1”船前往肇庆装货，工作时间是由李先红安排的。以上调查情况，载于调查笔录中。经调查后，被告南沙社保局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穗南人社工伤认[2015]00454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李先红在该次事故中当场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三）项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并于当日邮寄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5年8月3日向被告南沙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当天，被告南沙区政府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分别向被告南�社保局发出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发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5年9月24日，被告南沙区政府作出穗南府复决[2015]4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诉的工伤认定决定，并于9月29日送达。原告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广西藤县濛江镇河西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5年1月19日出具证明，证明第三人吕素英为李先红的母亲，杨金华为李先红的妻子，李先红与杨金华生育子女李业冰和李某，李先红的父亲已去世。再查明，原告向被告提交的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原告利昌泰公司（甲方）与案外人清远市清新区建航船务有限公司（丙方）共同向第三人（乙方）赔付李先红在该次水上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款80万元。在庭审中，原告确认该公司未与李先红就用工形式签订书面的协议，双方无就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争议申请劳动仲裁。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南沙社保局作为南沙区的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被告南沙社保局在第三人交齐工伤认定申请所需要的材料后，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并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于2015�6月19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同时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南沙社保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程序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人社部发[2013]34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确定用人单位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的前提。依据上述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后，再进行工伤认定。只有劳动关系的确认存在疑难复杂情节，或法律适用上争议较大，根据调查情况仍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才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劳动仲裁。本案中，原告收到被告南沙社保局发出的工伤举证通知书，没有就其与李先红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出异议或申请劳动仲裁。被告南沙社保局综合李先红自2014年4月9日起在原告所属的“利昌泰1”船舶上任职大副，其后任该船的船长，工资由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在事发时李先红是按原告要求前往装货的事实，认定原告为李先红的用人单位，展开工伤调查程序，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在船舶运输行业存在派遣�劳务等多种用工形式，原告与李先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劳务关系的意见，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李先红作为原告所属“利昌泰1”船的船长，其工作场所为“利昌泰1”船。该次事故发生时，李先红系应原告的要求与其他船员一同驾驶“利昌泰1”船前往肇庆目的地码头装运货物，为等候装货而锚泊于江中。因此，李先红因该次撞船事故所致的死亡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履行工作职责过�中受到意外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南沙社保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李先红在该次事故中伤亡的情形为工伤，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根据肇庆海事局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先红作为船长和值班驾驶员，在值班期间睡觉且没有督促相关船员做好值班工作，是事故的次要责任人，在事发时确存在过错，但该过错并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情形。因此，对原告提出李先红存在上述过�，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其与案外人清远市清新区建航船务有限公司已共同向第三人赔付了李先红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金80万元，第三人不应当再提起工伤赔偿请求，被告南沙社保局不应对李先红进行工伤认定的意见。经审查，原告提出的上述意见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工伤保险待遇项目相互交叉时如何处理的问题，与本案因工伤认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南沙区政府受理原告不服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向被告南沙社保局送达复议材料，要求其提出书面答复，同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作出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后，被告南沙区政府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被告南沙社保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南沙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均予以认可。原告利昌泰公司诉请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州市利昌泰船舶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利昌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在船舶运输行业中存在派遣、劳务等多种用工形式，上诉人与李先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劳务关系。因相关船员流动性较大，上诉人与李先红并没有形成稳定的长期用工关系，事故发生时双方也未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实际的用工关系是劳务关系，对于劳务关系发生的伤亡事件不适用劳动法调整，即使上诉人对李先红死亡需承担赔偿责任也是雇主责任，并非工伤责任。二、根据海事调查报告，是因李先红在事故发生时睡觉，才导致本案发生。李先红在事故发生时不在岗，其死亡不是在工作时间内、工作岗位上，不构成认定工伤的法定条件。原审法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认定李先红的伤亡构成工伤，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是在职工符合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情形下才适用的。三、上诉人已经赔偿了原审第三人有关李先红的损失，履行了相应雇主责任，双方纠纷已经了结。上诉人已经与另一肇事方“粤建航3”船所属公司共同赔偿李先红家属80万元，各方对相关赔偿事宜已经达成和解，各方纠纷已经了结，上诉人已经承担了相应的雇主责任，但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对此事实没有提及。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作出的穗南人社工伤认[2015]004542号《工伤认定决定》；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南沙区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与李先红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认为在船舶运输行业存在派遣、劳务等多种用工形式，上诉人与李先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劳务关系，理据不足。上诉人收到本案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的工伤举证通知后，没有就其与李先红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出异议或申请劳动仲裁。且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上诉人和李先红均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李先红从事上诉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李先红作为船长进行船舶运输属于上诉人的经营业务，并非单纯的劳动成果给付。故上诉人和李先红的劳动关系成立。（二）李先红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受到意外伤亡的。李先红作为上诉人所属“利昌泰1号”船的船长，其工作场�为“利昌泰1号”船。事故发生时，李先红系应上诉人的要求驾驶“利昌泰1号”船舶前往肇庆目的地装运货物，在等待装货而锚泊于江中。因此，李先红因该次事故所致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认定工伤的规定，且李先红在该事故中并不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中，李先红根据上诉人的安排与其他船员一同驾驶“利昌泰1”船前往肇庆目的地码头装运货物，为等候装货而锚泊于江中发生事故而死亡，李先红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受到意外伤害，因此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认定李先红在事故中死亡的情形为工伤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南沙区政府复议维持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正确。李先红虽然是事故的次要责任人，在事发时确存在过错，但该过错并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情形。因此，上诉人认为李先红的死亡不属于工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南沙社保局根据调查的证据认定上诉人与李先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认为其与李先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劳务关系,但上诉人无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第三人在《水上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中已经获得的赔偿与本案的工伤认定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作为上诉人不同意认定为工伤的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利昌泰船舶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建文审 判 员  陈作斌助理审判员  石晓利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潘烨怡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