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35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少珍，女，196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敬贤、萧欣恩，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子斌，男，197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超英，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少珍因与被上诉人唐子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4民初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少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唐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谭少珍与唐子斌之间有关转账叁佰万元的法律事实，并不是唐子斌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应由唐子斌完成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谭少珍在一审诉讼期间，曾就本案所涉及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进行抗辩，并对双方之间是“共同投资”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说明和举证，鉴于本案一审期间谭少珍所举证据出自境外，故一审法院以证据不符合规定要件为由不予认可和采信，导致谭少珍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客观事实是，谭少珍与唐子斌之前并不认识，也从未有过任何经济往来，在双方之间就唐子斌所称的“民间借贷”行为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约定过任何利息的情况下，唐子斌就转款3000000元给谭少珍，该行为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唐子斌仅凭银行转账流水凭证主张民间借贷，并没有完成“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举证责任。二、谭少珍与唐子斌之间为“共同投资”的法律关系，唐子斌的诉讼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谭少珍在一审期间曾就双方“共同投资”这一法律事实和关系向一审法院进行了相应的说明和举证，但鉴于有些原始证据在一审时无法获得，故仅就“合作投资进行香港股票交易”之事向法院进行了举证。现修正一审的抗辩：唐子斌叁佰万元的银行转账，其中贰佰万元用于合作投资进行香港股票交易，另有壹佰万元用于购买“广西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勒公司’）100万股股份”。客观真实情况为：1、2015年3月28日，谭少珍与米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杨天李签订《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A轮融资原始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陆佰万股权共陆佰万元出资额，以陆佰万元转让给乙方（谭少珍）。”由于米勒公司本次转让的是公司原始股，且拟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唐子斌通过朋友介绍知道此信息后，要求将谭少珍所受让的陆佰万股中的壹佰万股原价转让给唐子斌，经与杨天李协商后，谭少珍同意并约定将此股份暂时挂名在谭少珍名下。2015年4月16日，唐子斌向谭少珍转款人民币壹佰万元。谭少珍收到唐子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壹佰万元后，于2015年4月20日将该笔款项一次性转给了米勒公司，同日，米勒公司收到该股权转让款后，入财务账记名为“唐子斌股权转让金”。2015年4月23日，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举行“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代码204578)上海Q板挂牌”仪式，米勒公司的全体股东集体前往，唐子斌携李双燕一同从珠海前往，因此支出的往返机票费用已作为米勒公司“支付全体股东机票”的成本支出入账。米勒公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Q板挂牌后，由于米勒公司一直处于筹建阶段，尚不具备经营范围所登记的生产条件和经营许可，且未给谭少珍（包括唐子斌）办理相应的股权工商登记。经协商，米勒公司的股权转让人杨天李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原始股股权转让合同》，将该股权转让款转化为“借款”，故于2016年8月6日，杨天李向谭少珍和唐子斌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谭少珍、唐子斌人民币陆佰万元整（6000000元），定于2016年8月12日归还。借款日期：2015年4月20日至2016年2月1日。”2、由于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后，米勒公司及杨天李未履行及时还款的义务，谭少珍经与唐子斌协调后于2016年11月24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2017年8月14日，双方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容县人民法院(2016)桂0921民初26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确认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尚欠谭少珍本金5100000元及利息；……；三、杨天李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2017年8月14日，米勒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作出两份《声明》，其中：《声明(1)》“区建帮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30万，陈振东于2016年2月1日支付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60万，合计玖拾万元整(9000000元)与谭少珍无关，由本人与相关人员自行处理。”；《声明(2)》“陈永杰持有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谭少珍无关，特此声明。”谭少珍与杨天李所签订的《原始股股权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600万原始股份，实际股权为：谭少珍410万股，唐子斌100万股，陈永杰90万股。4、在谭少珍与米勒公司及杨天李民间借贷诉讼期间，杨天李于2016年12月16日17时零9分在米勒公司微信股东群中发出《重要通知》，内容为“各位股东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各项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现正式通知，公司定于本月25日（星期天）早上9点开始退还所有股东的部分投资款，全天候开放，特此通知！”2016年12月23日08时12分，其再次发出《重要通知》，内容为“各位股东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各项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现正式通知，公司定于本月25号（星期天）早上9点开始退还所有股东部分投资款，在余款全部退还时才需要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本次退款为首次部分退款，人可以不到，股东本人账号发到即可，全天候开放，特此通知！”2016年12月25日15时50分，唐子斌在上述微信群中确认“我收到”。综上，唐子斌作为持有米勒公司100万股份的实际股东，是经米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确认的事实，该股权转让款壹佰万元是通过转给谭少珍而间接转入米勒公司。唐子斌在投资股权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仅以银行凭证向法院起诉主张“民间借贷”，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三、唐子斌应就“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谭少珍已举证证明谭少珍与唐子斌之间有关300万元转款之事并不是民间借贷或者资金融通的行为，而是共同投资，包括投资米勒公司的原始股权，已向二审法庭进行了必要的举证证明，现举证责任再次转移给唐子斌，唐子斌应当再次举证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如其无法举证，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唐子斌有责任和义务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举证。由于唐子斌无法举证，故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唐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唐子斌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唐子斌与谭少珍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谭少珍在一审期间主张唐子斌的转账是基于双方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利用谭少珍在香港开设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该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证明，是完全不可信的。理由如下：1、谭少珍主张唐子斌提供的借款是“股票投资款”，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谭少珍提供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账户月结单》拟证明其将上述借款投资在香港的股票交易，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及《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的相关精神，谭少珍提供的证据在香港取得却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依法不能采纳；2、谭少珍主张唐子斌提供的借款是“股票投资款”是不合理的。（1）若唐子斌想投资香港股票，完全可以自己开户，无需转账数百万元请谭少珍代为投资。香港证券开户手续简单，且唐子斌从其居住地到香港仅仅是两三小时的车程，其完全可以自己亲自到香港开户，不用通过第三人购买港股，提高风险；（2）众所周知，股票投资具有实时性，从唐子斌转账到谭少珍投资股票之间相隔一两个月，股市形势早已天翻地覆，唐子斌不可能2015年4月转账给谭少珍委托其5月、6月再购买股票；（3）未有任何证据和线索显示唐子斌转账的300万元与谭少珍购买股票的700余万之间存在关联，谭少珍主张唐子斌提供的借款是股票投资款是不成立的。二、谭少珍违反“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其陈述的谎言及提供的证据不应采纳。一审中，谭少珍一直主张涉案的300万元全部是股票投资款，在上诉过程中又修正一审抗辩意见，主张其中100万是股权投资款。对于如此大额的款项，谭少珍不可能对款项性质不清楚。这都是谭少珍深知在一审的谎言完全不具有说服力，在二审中又换一个谎言去欺骗法院，谭少珍的行为已违反“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其前后完全不一致的表述明显是不可信的。三、谭少珍声称“100万元用于购买米勒公司100万股股份”，漏洞百出。1、唐子斌与谭少珍之间没有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且唐子斌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在米勒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和股东名册上，唐子斌亦没有股东确认书资料。米勒公司作为一个有规模、规范化管理的股份有限公司，若唐子斌真的是公司股东，不可能在米勒公司相关股东资料上均没有显示唐子斌，唯一的解释是唐子斌的确不是米勒公司的股东；2、根据谭少珍提供的(2016)桂0921民初2641号民事调解书显示，谭少珍承认以600万元的价格受让米勒公司的600万股股权，整份调解书都没有提及唐子斌持有100万股股权的事宜，现谭少珍再抗辩唐子斌用100万元受让100万股股权，与上述生效调解书确认的事实不符。另外，若唐子斌真的向谭少珍购买100万股股权，则谭少珍应得到唐子斌的授权委托，才能向米勒公司主张600万元的权利，但是谭少珍未举证其得到唐子斌的授权委托书面证明材料。唐子斌由始至终都对(2016)桂0921民初2641号案件不知情，600万股股权确实是谭少珍所有，与唐子斌无关。综上所述，唐子斌与谭少珍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谭少珍上诉请求。唐子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少珍立即偿还1750000元借款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还款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利息直至谭少珍还清所有款项为止）；2、一审案件诉讼费由谭少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唐子斌提交的《622848061341784XXXX网银交易流水》，唐子斌于2015年4月16日通过其622848061341784XXXX号账户转账支付1000000元至谭少珍的622849010001290XXXX号账户。根据唐子斌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银行卡取款凭条》，唐子斌于2015年5月18日通过其622848061341784XXXX号账户转账支付2000000元至谭少珍的622849010001290XXXX号账户。根据谭少珍提供的2015年5月、6月的《中银国际证劵有限公司账户月结单》，谭少珍确认该项证据是在香港取得，由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提供。但该项证据未经履行相关证明手续。谭少珍认为该项证据能证明其收到唐子斌转账交付的3000000元后，于2015年的5月、6月从其本人的账户转账至其本人在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的股票交易账户，与唐子斌共同购入编号为01400的宏太控股有限公司股票。唐子斌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根据谭少珍提供的《转账交易回单》、《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谭少珍在2015年9月到2016年7月期间，向唐子斌转账支付1250000元，转账凭证上未记载用途。在一审诉讼期间，谭少珍确认已收到唐子斌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5月18日通过转账支付1000000元和2000000元合共3000000元。谭少珍确认其于2015年9月到2016年7月期间，向唐子斌转账支付1250000元。唐子斌确认已收到谭少珍交付的1250000元。唐子斌认为上述3000000元是其交付给谭少珍的借款，上述1250000元是谭少珍对3000000元借款的还款。谭少珍认为上述3000000元是唐子斌交付给其在香港购买股票的投资款，上述1250000元其交付给唐子斌借款。上述证据中的《622848061341784XXXX网银交易流水》、《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银行卡取款凭条》、《转账交易回单》、《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能够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上述证据中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账户月结单》，是谭少珍在香港取得，但该项证据未经履行相关证明手续。唐子斌也以此作为理由之一，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司法通（1996）026号《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明确在办理涉港案件时，对于发生在香港的地区的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当要求当事人提交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否则，不具有证明力。据此，对在香港地区形成的证据，须先经司法部委托的237位香港律师中的律师进行公证，再由香港注册的中国法律服务中心加章转递，方可确认其真实性。谭少珍提交的上述证据在香港地区形成，谭少珍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故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项证据不能够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不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唐子斌、谭少珍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纠纷。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唐子斌在提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其作为出借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谭少珍抗辩主张唐子斌的转账是基于双方口头约定共同投资利用谭少珍在香港开设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并由谭少珍进行投资管理，按投资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唐子斌转账支付给谭少珍的3000000元是投资款，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个人合伙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对此，谭少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谭少珍提交的用以证明该项事实的证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账户月结单》，是谭少珍在香港取得，未经履行相关证明手续，无法认定其真实性。而且谭少珍确认其该项证据是显示其从本人的账户专账到其本人在香港开设的股票交易账户并进行股票交易。所以，退一步讲，就算该项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唐子斌转账交付给谭少珍的3000000元是唐子斌与谭少珍合伙进行股票交易的投资款。所以，该项证据不能够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不相关联，来源和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对谭少珍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关于唐子斌是否向谭少珍交付借款3000000元，谭少珍是否已向唐子斌归还借款1250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唐子斌在提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其作为出借人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对此，谭少珍未能提供反驳证据予以反驳。所以应认定唐子斌转账交付给谭少珍的3000000元的借款。在一审诉讼期间，谭少珍确认其于2015年9月到2016年7月期间，向唐子斌转账支付1250000元。唐子斌确认已收到谭少珍交付的1250000元。唐子斌认为该1250000元是谭少珍对3000000元借款的还款。谭少珍认为是其交付给唐子斌借款。但谭少珍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就该1250000元与唐子斌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谭少珍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在上述3000000元被认定为借款后，谭少珍收到该3000000元之后支付给唐子斌的款项，在谭少珍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唐子斌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1250000元是谭少珍对向唐子斌借款3000000的还款，谭少珍还欠唐子斌借款1750000元。三、关于谭少珍是否应当偿还借款1750000元以及利息给唐子斌，利息是否应当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还款年利率10%的标准计算的问题。双方发生借贷关系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借款利息。经唐子斌以提起诉讼的形式催告后，谭少珍仍未偿还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谭少珍应当偿还借款1750000元以及利息给唐子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三条：“公民之间的无息贷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谭少珍应从唐子斌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给唐子斌。唐子斌主张按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谭少珍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人民币17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75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4月28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给唐子斌；二、驳回唐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共25550元，由谭少珍负担。二审期间，谭少珍提交如下证据：1、《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A轮融资原始股股权转让合同》，证明米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杨天李于2015年3月28日将持有该公司600万股权以600万元转让给谭少珍；2、《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谭少珍于2015年4月20日将100万元支付给米勒公司用于购买该公司100万股权；3、《股东入股记账凭证》和《银行对公客户回单》，证明米勒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对公收到100万股权转让款，并入财务账记名为“唐子斌股权转让金”；4、《“上海挂牌仪式机票”费用报销单》、《“支付上海挂牌仪式（全体股东机票来回）差旅费”记账凭证》以及杨天李、谭少珍、唐子斌、李双燕从不同地方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机票，证明唐子斌与李双燕于2015年4月22日乘坐FM9058（珠海至上海浦东），于2015年4月24日乘坐航班FM9057（上海浦东至珠海的机票），上述机票费用已作为米勒公司支付上海挂牌仪式（全体股东机票来回）的费用支出入账；5、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举行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Q板挂牌仪式的现场照片，证明2015年4月23日唐子斌作为米勒公司的股东在仪式上合影；6、《借条》，证明杨天李于2016年8月6日向谭少珍和唐子斌出具借条，杨天李向谭少珍、唐子斌借到600万元；7、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法院（2016）桂0921民初264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米勒公司尚欠谭少珍本金510万元及利息，杨天李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声明》2份，证明杨天李于2017年8月14日向谭少珍出具声明，声明区建帮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的30万、陈振东于2016年2月1日支付到米勒公司的60万以及陈永杰持有米勒公司股权，均与谭少珍无关。9、米勒公司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杨天李于2016年12月16日、12月23日两次发出《重要通知》，2016年12月25日唐子斌在群上回复确认收到部分退款；10、中国银行支付凭证，证明杨天李于2016年12日25日将“米勒退股款”支付给唐子斌（收款人：唐子斌，接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账号：62×××52）。唐子斌对此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对于证据一，唐子斌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即使该合同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是谭少珍本人购买了600万米勒公司的股权。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2、对于证据二，该账户是谭少珍本人的银行账号，不清楚具体收款人是谁，如果这个清单里标注的6笔汇款总额为600万元，确实是用于米勒公司股权的，那么结合谭少珍提交的证据一，就更加能够确信是谭少珍本人购买了米勒公司的股权，与唐子斌没有任何关联。3、对于证据三，记账凭证是打印件，没有任何签名和签章，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对公客户回单，有两张付款方和收款方都是米勒公司，与本案无关。其中，入账日期为2015年4月20日的对公客户回单的付款方是谭少珍，收款方是米勒公司，该回单只能证明谭少珍本人购买了米勒公司的股权。此外，该回单上写的“唐子斌股权转让金”是用铅笔加上去的，显然是出回单之后谭少珍单方标注上去的，不能以此认定该款项是唐子斌购买股权的。4、对于证据四，费用报销单和记账凭证上没有任何签名和签章，是谭少珍单方制作，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对于唐子斌的航空机票，确认其真实性，但单凭该机票不能证明机票的费用就是米勒公司报销的，更不能证明唐子斌是米勒公司的股东。5、对于证据五，照片是唐子斌当时受邀参加米勒公司挂牌仪式期间被拍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中有七个人，正中间是米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天李，左边三个是谭少珍本人以及其弟弟妹妹，右手边第二个是唐子斌，据唐子斌了解，只有谭少珍是米勒公司的股东。因此，不能单凭该照片就认定唐子斌是米勒公司的股东；对第二至第四张照片都是挂牌时的照片，从中显示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挂牌仪式，里面大部分人都不是米勒公司的股东。因此，不能凭该组照片就认定唐子斌购买了米勒公司的股权。6、对于证据六，唐子斌从来没有见过该借条，也没有向杨天李出借600万元，对其三性不予确认。7、对于证据七，确认其真实性，根据该调解书的内容，谭少珍已经自认了其本人出资600万元购买米勒公司600万的股权，且已由法院作出生效的调解书，确认由米勒公司及杨天李返还510万元本金及相关利息给谭少珍，现谭少珍再主张这6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唐子斌，与上述调解书的内容相违背。如果谭少珍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其在之前的诉讼就是虚假诉讼。根据该调解书第2页倒数第8行的陈述“该款作为原告借给被告一的借款，由被告一使用”，可以看出这600万元即便是按照谭少珍的说法，即后来转成借款，这600万元的出借人只是谭少珍一人，并不包括唐子斌，这也印证了证据六的借条是不真实的。8、对于证据八的三性不予确认，该内容与本案明显没有关联。9、对于证据九，经核对，该微信截图是不完整的，在2016年12月23日8时12分发出重要通知后，至2016年12月25日下午唐子斌回复“我收到”之一期间，该微信群还有其他内容。当时唐子斌之所以回复“我收到”，是因为唐子斌曾于2016年3月29日出借了10万元给杨天李，后来杨天李于2016年12月25日向唐子斌还款10万元。虽然唐子斌被拉到米勒公司微信群，但唐子斌并不是米勒公司的股东，而且与群里的其他人基本是不认识的。当时唐子斌只是抱着一种接收信息的心态，所以没有主动退出，而唐子斌在群里说过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收到”。10、对于证据十，由于无原件核对，故对10万元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唐子斌确认杨天李于2016年12月25日向其转账10万元，但该款项性质并非银行单附言标注的内容，而是偿还借款。对其他银行单据，由于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唐子斌提交如下证据：业务凭证1份，证明唐子斌于2016年3月29日出借10万元给杨天李，而杨天李于2016年12月25日汇款10万元给唐子斌偿还该借款。谭少珍对此质证意见认为：谭少珍客观上不知道唐子斌与杨天李之间有10万元的借款，该借款是发生在米勒公司挂牌之后，且在2016年8月25日杨天李出具600万元欠条的期间。这是唐子斌与杨天李之间发生的另外借款，与本案无关。唐子斌想证明该笔款项是2016年12月25日的借款，是不一致的。中国银行支付凭证虽然没有原件，但是唐子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确认收到该款项，且回单上明确载明是“股东退款”，结合股东微信群发生的退股，可以证明该回单附言是客观真实的。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针对谭少珍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分析认为，这些证据均在本案起诉前已形成，谭少珍在二审期间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谭少珍在一审期间从未提出唐子斌转账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抗辩，相反，其是抗辩主张唐子斌转账的3000000元全部是约定共同在香港投资股票交易，故上述证据也不属于二审期间对一审证据的补强，因此，本院对谭少珍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再说，这些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唐子斌转账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确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唐子斌与谭少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唐子斌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谭少珍抗辩主张唐子斌转账的3000000元是基于双方口头约定共同在香港投资股票交易，谭少珍对其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谭少珍在一审期间就此提交的证据是中银国际证劵有限公司账户月结单，该证据是在香港取得，未经履行相关证明手续，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该项证据的内容显示是从谭少珍本人的账户转款到谭少珍本人在香港开设的股票交易账户并进行股票交易，并不能证明唐子斌转账交付给谭少珍的3000000元是唐子斌与谭少珍共同进行股票交易的投资款。二审期间，谭少珍又改变陈述，其辩称唐子斌转账的3000000元，其中2000000元是约定共同在香港投资股票交易，其余1000000元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针对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问题，谭少珍在二审期间提交了谭少珍与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天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交易明细清单》、《记帐凭证》及《对公客户回单》、《费用报销单》、照片、《借条》、《民事调解书》、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中国银行支付凭证等证据。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在本案起诉前已形成，谭少珍在二审期间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谭少珍在一审期间从未提出唐子斌转账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股权的抗辩，相反，其是抗辩主张唐子斌转账的3000000元全部是约定共同在香港投资股票交易，故上述证据也不属于二审期间对一审证据的补强，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再说，上述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唐子斌转账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首先，《股权转让合同》是谭少珍与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天李签订，并没有证明证明得到唐子斌的授权或者事后追认；其次，谭少珍辩称唐子斌转账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故而形成对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享有债权即债权凭证《借条》，但谭少珍曾以该《借条》为依据起诉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该案经法院审理后并没有认定唐子斌是债权人，相反，法院最后认定谭少珍是债权人；再次，谭少珍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及中国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唐子斌确认收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天李的“退股款”100000元。唐子斌对此则解释为杨天李曾经向其借款100000元，并提供唐子斌曾经转账100000元给杨天李的支付凭证，其收到杨天李的100000元是偿还上述借款。唐子斌对此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且上述款项的往来是发生在唐子斌与杨天李之间，故也不足以证明唐子斌转账给谭少珍的款项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综上，谭少珍针对涉案款项3000000元无论是在一审期间抗辩是共同投资香港股票交易还是在二审期间抗辩是用于购买玉林市米勒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其均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前后陈述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谭少珍对其抗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唐子斌与谭少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结合谭少珍的还款情况，一审法院判决谭少珍偿还借款人民币1750000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谭少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谭少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春梅审判员  黎景欣审判员  刘邦中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