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绍柯商重字第5号原告：冯水玲，女,194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魏锋，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志英，女,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委托代理人：周利生，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徐思嘉，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冯水玲为与被告谢志英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3日起诉来院，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5）绍柯商初字第2226号民事判决书。冯水玲对该判决书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11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绍商终字第11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绍柯商初字第222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并由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范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俞海青、董松根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0日、8月12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冯水玲的委托代理人魏锋，被告谢志英的委托代理人周利生、徐思嘉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未能在普通程序审限内审结，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五个月，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系母女关系。2005年1月，原告与小女儿谢寅芳共同出资设立绍兴市金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由原告出资2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5%。公司成立后，被告谢志英夫妇主要负责管理金诚公司财务。2007年1月，被告谢志英利用职务之便，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原告签名，盗盖原告签章，编制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擅自将原告所在金诚公司55%股权全部变更登记到了被告谢志英名下。原告认为，2007年1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系被告伪造，故该股权转让协议根本不成立，该55%股权仍应为原告所有。被告谢志英通过该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擅自将股权变更至其名下，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1、请求确认被告谢志英在金诚公司的55%股权归原告冯水玲所有，被告谢志英协助原告冯水玲办理上述股权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系股权转让纠纷，故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被告之间2007年1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股权过户手续；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后，原告再次变更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之间2007年1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未成立。被告谢志英辩称如下：一、原告起诉陈述的事实错误。金诚公司成立时，本身是由原告夫妻（丈夫谢某，被告之父）、被告夫妻及原告之子、被告之弟谢东方共同设立，完全是一种符合绍兴地方特色的家族式公司，根据父亲谢某提议，股份登记在原告及原告另一女儿谢寅芳（被告之妹，但其因在银行工作而未参与任何经营）名下，实际由原告夫妻、被告夫妻及谢东方共同经营，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已能反映这一事实。2007年1月，原告夫妻商量，为方便被告生活，决定将原告在金诚公司的股权转移至被告名下，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均加盖了其所有的私章予以确认（从所有公司登记材料上的原告签字部分均有他人代签，并加盖原告所持有的私章），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8年1月，金诚公司因经营范围和经营期限变更而进行的工商变更材料及3月的公司章程上，原告丈夫亲笔所写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确认为被告，并有谢东方所持有的公章同时确认内容的真实性。2013年2月，原告夫妻考虑因被告与其弟谢东方在经营思路上发生矛盾，决定将金诚公司资产进行分割，资产分成原告夫妻、被告夫妻和谢东方三份，每份各900万元，被告所有部分的股权和资产转让给谢东方，被告取得部分款项后，尚有200万元欠款，由原告丈夫谢某写欠条，由实际欠款人谢东方签名确认，后因谢东方未能支付欠款，向法院起诉。被告在金诚公司所享有的股权完全是在家族式经营公司过程中，根据家族合意合法取得，原告加盖私章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并不是被告盗盖。二、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均知晓认可，从2007年1月至被告与兄弟发生矛盾的2013年2月前，原告等完全明知股权转让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仅是被告因转让股权及资产中尚有200万元款项要求原告之子（被告之弟）支付，于2014年11月向越城区法院主张权利过程中，原告为了帮儿子逃避还款义务，才进行了虚假诉讼。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双方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得到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核、确认和公示，依法具有确认效力。四、股权转让行为是国家行政主管机关根据双方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和公示的，在2007年2月1日至2014年11月的时间中，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要求撤销的主张，足以说明了原告完全是明知和同意自己的股权已经转移在被告名下，因此，原告也丧失了一切权利主张的诉讼时效。五、原告诉称被告盗盖签章，但未能举证证明系被告盗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六、原告认为被告谢志英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签名，盗盖公章，完全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以打击犯罪，如果是原告提供虚假陈述，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补充认为，根据原告陈述，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盖章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并未在协议中签字、盖章，即原、被告并未签订过该份协议，故原告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并无依据。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金诚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验资报告、章程各1份，用以证明2005年1月金诚公司设立时，原告持有该公司55%股权的事实；2、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登记情况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谢志英通过伪造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在金诚公司55%股权非法变更到了被告谢志英名下的事实；3、绍兴师专附中1960年度学程成绩册（初三）及原告成绩单1份，用以证明原告毕业于绍兴师专附中，系初中文化，被告关于原告不会写字系虚假陈述的事实；4、中国农业银行缴款单回单1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05年1月17日将出资额27.5万元汇入金诚公司账户内，原告完成出资义务的事实；5、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存根12份、记账联4份、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回单）8份、中国建设银行汇票申请书（存根）7份、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回单）3份、中国建设银行进帐单（回单）35份，用以证明：被告谢志英及其配偶自金诚公司成立后负责管理财务，平时法人章由被告夫妻掌管的事实；原告同时指出，其中2005年12月25日记账联、2005年10月31日以及2005年12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进帐单（回单）上面的内容由被告谢志英书写，其余均是由被告丈夫寿阿二书写；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6、金诚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材料复印件一组（含原告提供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章程），用以证明金诚公司设立时均由谢某填表书写、签名、原告盖章确认，说明金诚公司是原告夫妻、被告及谢东方共同所有的家族公司；被告同时指出谢某系原告配偶，谢东方系原告之子，被告之弟，谢寅芳是原告之女，被告之妹；7、2008年1月金诚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各1份（均系复印件），用以证明所有金诚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均由原告之夫谢某书写，确认了法定代表人是被告，股东是被告谢志英及谢寅芳、并由金诚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真实性的事实；8、2007年1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各1份（均系复印件），用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由原告盖私章确认，原告同意股权转让并经工商登记备案的事实；9、2008年3月7日金诚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公司章程股东签字中谢寅芳由谢某书写，并加盖金诚公司公章，原告夫妻均确认被告是公司股东的事实；10、（2014）绍越商初字第3799号案件起诉状、欠条、证人谢某询问笔录各1份（均系复印件），谢某承认金诚公司资产由原告夫妻、被告夫妻及谢东方三方共有并进行分割的事实，从而证明被告在公司享有股东权利，原告夫妻双方均已知道和承认的事实；11、2013年2月工商变更登记情况3份，用以证明2013年2月，金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谢志英变更为谢东方（原告之子），监事变更为谢某，因尚欠200万元，故被告股东暂时未变为谢东方的事实；（2015）绍越商初字第122号、（2015）绍柯商初字第564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原、被告就股权转让纠纷已经越城区、柯桥区法院审理后裁定撤诉的事实。此外，原告于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了2007年1月28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据13）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本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564号民事审判笔录一份（证据14）；对谢东方所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据15）；依法向谢寅芳询问本案有关事实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据16）。本院还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调取了（2014）绍越商初字第3799号案件庭审笔录、谢某询问笔录、冯水玲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据17）另原告还向本院申请向相关银行调取财务资料用以证明原告的法人章由被告保管使用，因在庭审中被告未对经办过公司财务进行过否认，亦已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有接触使用过该印章，该节事实已无需重复查明。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其中金诚公司是原告夫妻、被告夫妻和原告的儿子等共同出资经营的，并登记在原告及其女儿谢寅芳名下，谢寅芳是银行工作人员，没有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被告同时指出，公司设立时是由原、被告家庭出资，设立登记申请由原告配偶谢某书写，谢某是金诚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不会写字，故按照习惯以盖私章的形式予以确认，本案纠纷产生之前，原告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协议中冯水玲签字是由他人签署，但盖章由冯水玲本人加盖；其余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均为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并由原告加盖私章。对证据3，真实性不清楚，由法院认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原告举证有初中水平，但平时生活中并没有书写名字和书写文字的习惯，被告不清楚原告的文化水平；从金诚公司设立的所有工商登记材料当中，均是由原告的丈夫谢某，儿子谢东方，女婿寿阿二代签名，原告从未书写过任何一个文字，均以加盖私章为确认；文化水平成绩单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丈夫谢某在越城区法院出庭时陈述，确认原开设企业吊销后，将部分款项用于设立新的公司，所以金诚公司的注册资金并不是原告所有。同时，股东谢寅芳确认并未实际出资，可印证原告并未实际出资设立公司。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金诚公司由原告夫妻、被告夫妻、以及谢东方合作经营，在分工过程中，是交叉进行，都可以开具相应的支票、收款凭证、银行进账单的。该组证据虽然是由被告夫妻所书写，但需要原告通过加盖其掌管的印章所确认，被告不是公司财务人员，不能掌握公章、私章。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在办理设立登记时，原告曾授权谢某办理设立登记的手续，但不能证明原告以后所有的文件，都是以盖章形式确认的，更不能证明金诚公司是三方共有的家族公司；对证据7，对变更的事实不清楚，不知道股东已经变更，至于上面书写的内容，是由谁书写，也不清楚；对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并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转让行为及公司变更登记并不知情；对证据9，对该章程不清楚，也没有确认过被告为股东；对证据10，对起诉状和欠条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不清楚，该股权实际是原告所有，被告无权将原告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原告对分割金诚公司资产的情况也是不知道的，金诚公司作为有限公司，未经法定程序是不能够分割其资产的，该分割即使属实也是无效处分行为；对证据11，原告对该变更情况不清楚；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4-17，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4、15均没有异议；对证据16，部分不是事实。谢寅芳陈述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资产分割时其均不在场，故原告认为其对股权转让及公司分割的相关情况仅为道听途说，证明力较低。同时，该证据反映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两个股东均不在场，即使公司财产可分割，谢某亦无权分割，分割时两个股东亦不在场。同时，还可反映出谢寅芳和冯水玲的印章，均放在公司，他们两个人都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及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谢东方之前，一直由谢志英在经营管理、原告是初中学历的事实；原告同时指出，原告与谢寅芳之间母女关系恶劣，谢寅芳系帮助其姐谢志英进行了虚假陈述；证据17，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掌握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等及原告、谢东方是在2012年年底左右才知道股权变更的事实。被告质证如下：证据1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15，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没有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但他承认还欠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故其陈述不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是虚假的，实际谢东方一直在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知道冯水玲盖章的事实，现在谢东方与被告有200万元经济纠纷的利害关系，因此其陈述绝大部分不是真实的；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也没有异议。谢寅芳是金诚公司名义股东，又和金诚公司的实际资产没有任何关系，是挂名股东，证词比较客观公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虽然谢寅芳不在场，但在讨论的时候，她和全家人一起知道的，签字仅仅是一个形式，协商过程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根据当时工商部门要求，股东变更不要求亲自到工商部门签字办理，金诚公司在设立的时候是由他人代签名，由原告加盖印章。2007年股权变更时也是如此操作，所以股东不在场，并不导致股权转让无效，只因为有了原告的印章确认，才完成了公司变更登记，并向进行了公示。特别是由谢某做主分割了公司资产，也是符合现实的，并且和谢某在越城区法院的证词完全一致，足以说明当时原告全部参与了股权转让和资产分割。证据17，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由谢某出资并控制，公司股权结构仅仅是工商登记的形式，不具有法律异议上股权转让的含义，2012年公司分割财产，实际也不是股权变动，故原告对于2007年的股权变动是知情的。原告冯水玲与案外人谢某、谢东方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案讼争实际由被告向谢东方主张200万元欠款所引起。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证据1、4、5，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对本案具有证明力；证据3，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且与谢寅芳的陈述相一致，能够证明原告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事实；证据2、8可以证明2007年金诚公司55%股权由冯水玲名下变更至谢志英名下及申请变更时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加盖有冯水玲印章的事实；证据6、7、9，虽系复印件，但原、被告先后均为金诚公司股东，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0-14及证据17中的庭审笔录，对本案具有证明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5、16及证据17中谢某、冯水玲陈述，其中谢某、谢东方、冯水玲均参与了公司经营，与公司股权变动或所称的公司资产分割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证明力较低；谢寅芳作为公司股东及原、被告直系亲属，已明确其不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股东权利，亦在原、被告所称的资产分割中无财产利益，其陈述证明力较强。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结合双方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金诚公司设立于2005年1月，公司股东为冯水玲、谢寅芳，分别持有公司股权55%、45%；原、被告及案外人谢某、谢东方参与公司经营，谢寅芳系挂名股东，未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经营。2007年1月18日，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各一份，加盖“冯水玲印”印章，但冯水玲签字由案外人书写。2007年1月28日，金诚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冯水玲变更为谢志英，申请书中同时载明了公司股东由冯水玲、谢寅芳变更为冯水玲、谢寅芳，该申请书加盖有金诚公司印章。2007年2月1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公司股东为谢志英、谢寅芳，分别持有公司股权55%、45%，法定代表人由冯水玲变更为谢志英。现原告以未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签字，加盖的法人章亦由案外人控制并使用为由，认为原告并无股权转让之意思表示，故要求确认2007年1月18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并由被告协助办理股权变更，被告则认为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原告同意进行了股权变更，双方遂起讼争。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等相关法律规定，发回重审案件按照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中关于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故原告在本案中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本院予以准许，案由亦作相应变更。对于原、被告关于合同成立及合同生效之争，本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的成立与否作为一事实问题，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已经存在，合同成立的标志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与否与国家意志无关；而合同生效作为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认可的效力。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实质上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与国家意志关系的调整。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只有已经成立的合同才存在是否生效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认为其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或盖章，加盖印章系被告控制的法人章，即原告认为其实际并未作出股权转让之意思表示，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缺乏双方的意思联络，系被告单方行为，故主张合同未成立。而被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并未表示被告配偶的加盖印章行为系经原告授权的代理行为，仅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经原告认可。结合原、被告对合同订立时的陈述及主张，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的外观上是否具有双方合意存在争议，而意思表示不一致，是合同不成立的原因之一，应先就合同是否成立进行审查。依照《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法》解释二第五条亦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应当认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确认方式规定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对仅签字或仅盖章的方式均予认可。现有股权转让协议，形式上已有原告之印章，初步具备合同成立之要件。至于该印章性质，本院认为，如该印章为私章，则应推定由原告所控制，其应就被告盗盖其私章承担举证责任；如该印章为法人章，股权变更登记前，原告系金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由其在行使其法人职责时使用，也应由原告所控制，至于其是否将该印章交由被告使用，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根据庭审调查，虽被告在参与经营公司的过程中可接触到该印章，但法定代表人对法人章有审慎保管及使用义务，被告使用法人章后原告应及时收回保管。故被告曾使用过该法人章并不免除原告就被告盗盖法人章的举证责任。即不论该印章是私章还是法人章，都应由原告控制使用，原告应就股权转让协议中加盖其所有的印章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该印章系法人章的情况下，一般认为，仅适用于公司经营活动，在本人未确认的情况下不能推定适用于处分个人财产，故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意思表示在此情形下确存瑕疵，但其意思表示之瑕疵以可由原、被告各自提交的证据所补正。具体分析如下：一、从普通公司的公司治理看。1、2007年1月，金诚公司同时就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进行了申请，其中2007年1月28日变更登记申请表中，同时载明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情况，其上加盖有金诚公司公章，应当认为，即使如原告陈述，法人章因被告负责财务，由其控制，但在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金诚公司公章应由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水玲所控制，现该变更登记申请中已加盖了公司公章，应当认为原告对于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均知情；2、谢寅芳具有公司股东及原、被告家庭成员的双重身份，在本案中亦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对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其陈述可信度较高；3、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系同时变更，原告作为金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对变更后的公司经营中不再需要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署相关文件或使用其法人章未尽注意义务，也未提出异议显然与常理不符，应当认为原告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知情。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司设立时的章程规定，设执行董事一人，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股东会负责，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故原告在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时就应当清楚该变更已经过股东会决议，此时已足够引起原告作为股东的注意，但原告在其后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故本院据此推定其知晓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二、从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看。1、根据工商登记，金诚公司由原告及案外人谢寅芳所设立，公司股东均系家庭成员，属于家族成员共同设立的家族企业。2、对于实际出资，被告认为金诚公司系原告夫妻、谢东方及被告夫妻共同设立经营的家族企业；原告则认为金诚公司由其实际出资设立；其配偶谢某认为由其出资设立，原、被告及案外人谢东方协助其经营公司。即使按照原告夫妻的陈述，不论由原告或谢某出资设立公司，均系以夫妻共有财产出资设立，故股权虽仅登记于冯水玲名下，但谢某对于家族企业的内部经营及股权变更登记具有一定的家事代理权，该代理权亦可与公司设立时由谢某签字办理所证实。同时被告及家族成员谢东方、谢寅芳亦对谢某对公司的家长式控制予以认可，原告亦表示谢某经营公司。3、根据法庭调查，原、被告及案外人谢某、谢东方、谢寅芳均对2012年各方对金诚公司资产进行分割陈述一致，即原告夫妻一份、被告夫妻一份、谢东方一份，而谢某、谢东方及被告配偶实际并非公司股东，故不论该资产分割是否有效，但至少可反映在家族成员内部，均认为家族企业的股权登记所载明的股东实际并不依据其持有的股权享有相应公司财产权利或股东权利。4、公司经营过程中，确存原告仅加盖印章而不签字的习惯。综上，因该家族企业中其股权变更实际不具有对价利益，也不能体现股东权利，故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审查应区别与普通公司。在家族成员谢某表示知道法定代表人变更及谢寅芳陈述股东变更登记经家族成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结合该家族企业在变更登记后经过八年左右的时间，均未有家族成员就股权变更提出异议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知情。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至少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上一致，合同成立。因原告同时主张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该请求应当基于合同未成立或未生效，且原告在诉讼中亦曾主张转让协议无效，在本院确认合同成立的情况下，对合同效力亦应进行审查。对于讼争协议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对于合同无效情形亦进行了相应规定，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载明的无效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本院同时认为，应当体现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保护，具体表现为公示主义、外观主义，现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均已记载谢志英为公司股东，其股东资格应予确认。被告以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经营公司已有八年时间，股权转让协议如被确认未成立或无效，使被告行使的职务行为均系效力待定，可能引起许多已确定的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其他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交易的安全及社会的稳定。相对应的，根据法庭调查，金诚公司系家族企业，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及财产利益并不直接体现在其所持有的股权份额上，例如由家族成员（包括非股东）对公司财产约定分割、谢寅芳实际持有股权，却不享有股东权利等，故即使股权回复到原告所主张的状态，原告亦未据此获得相应股东权利。两权相较，即使被告确存盗盖印章之行为，亦应由其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而非通过确认合同未成立或无效否认其股东资格。综上，本院对原告的主张均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认为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主张。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同时，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水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审 判 长  范 晟人民陪审员  俞海青人民陪审员  董松根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徐金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家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