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民终14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建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浩，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秀英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春林，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湘潭市阀门厂下岗职工，住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桃园廉租公寓*栋***号，系被上诉人徐秀英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军，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左建业因与被上诉人徐秀英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左建业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7）湘0302民初52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裁判逻辑错误。原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认为被上诉人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所以该房屋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所有。即：大前提-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小前提-徐秀英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结论-
该房屋归徐秀英所有。这个三段论推理看似合理，但是，原审法院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动产登记部门颁发给被上诉人的不动产权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是，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仅是一种推定效力。也就是说，虽然行政机关依据权利申请人的申请，对不动产权属做了登记，但不代表登记状态的物权和真实物权就是一致的。并非一经登记，就准确无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由此可见，法院有权力审查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是否真实、合法，并对不动产物权的最终确权有决定力。因此，原审判决依据的“大前提”有误，故结论也是错误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仅及于权利而不及于事实，而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真相，可以撤销并改变原不动产登记状态，且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当配合。上诉人以权属登记错误为由提起不动产物权纠纷诉讼，原审法院没有审查登记是否错误，而又以错误登记的结果作为依据进行裁判，显然也是逻辑不通的。此为逻辑错误之一。原审判决引用其他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并依此对事实进行认定，逻辑错误。具体如下：原审判决书第5页下数第5行，“另查明，……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1987）雨民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房屋产权由房管和规划部门确定。”原审判决书第6页下数第3行，“本院认为……被告该部分房屋的取得，符合已生效的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87）雨民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民事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是判决结果，不具有既判力。退一步讲，如果“本院认为”部分具有既判力，即第1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其房屋产权由房管和规划部门确定”，那么，本案的诉讼实则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亦应驳回原告起诉，而非驳回诉讼请求。此为逻辑错误之二。二、本案事实不清。本案这起不动产所有权纠纷的起因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资料、冒用上诉人名义、欺骗登记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上诉人才是该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对此，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予以证明。（一）被上诉人《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作假。1、在“墙界人签字”栏目中，被上诉人谎称南墙、北墙为“自墙”。扩建房屋实际上是借用了原房屋的墙，被上诉人却以自己是原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说成是“自墙”。被上诉人申领权证是1992年，早在1988年法院生效判决已经明确了原房屋的权属问题，也就是说，原房屋跟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私自借墙建屋、以自己是原房屋有所权人的名义申领权证的行为，实属提供虚假资料、欺骗主管行政部门的非法行为。2、在“自审意见”栏目中，被上诉人亲笔书写保证“1979年自建是实，丈量面积和墙界认定准确无误，申请发证”。以此可见，被上诉人对提供虚假资料、冒领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是积极作为并追求的结果。3、在“用途情况”栏目中，被上诉人私自更改建设施工许可证核定的用途。被上诉人补领的《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准的工程性质及用途为“杂屋、厨房”，而被上诉人在申领房屋所有权证时将用途私自变更为“正房、杂房”。（二）被上诉人《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作假。1、根据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调取的房屋所有权存根，被上诉人提交给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为复印件，且印鉴模糊不清，难以识别。另经代理人到湘潭市雨湖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现名为湘潭市雨湖区城乡建设管理局）调取证据发现，被上诉人于1992年4月24日申领的《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没有备案登记。该施工许可证存在伪造或者以其他非法途径取得的重大嫌疑。2、《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核准的工程性质及用途为“杂屋、厨房”。众所周知，杂屋、厨房是为住房提供辅助性功能的房屋，它必然以正房（卧室、客厅）的存在为前提。显然，被上诉人不具备这种准予施工建造杂屋、厨房的前提条件。3、被上诉人申请补发的《城镇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是雨湖区城市建设管理局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1988年第38号文件《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核发的。在这份第38号文件中第二章第2条明确规定了1981年12月15日以前的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即“如不属于‘六个影响’的范围，除问题特别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的户外，一般从宽处理，但必须由有关部门补办手续后，方准予申请登记、核发权证。如属于‘六个影响’的违章建筑，暂时又不能拆除的，准予登记，原则上不发给房屋所有权证，经有关部门批准，只能酌情发给‘房屋有限保持证’……”同时，该文件第一章第2条规定，“六个影响”，即影响城市规划、市容、交通、消防、他人利益和文物古迹。按照上述规定，扩建房屋严重影响了上诉人的权益，属于“六个影响”的范围的违章建筑，被上诉人是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扩建房屋地处于私房集中区域的中间位置，不临街，也没有紧挨着通道，无关城市规划、市容、交通、消防、文物古迹的影响，但扩建房屋的建设和使用对原房屋影响极大。如果扩建房屋与原房屋是同一人所有，当然也就不存在38号文件规定的“六个影响”的问题。被上诉人之所以能补领到施工许可，也是由于被上诉人冒用了原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根据以上证据和事实可以发现，扩建房屋是在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四墙都是他人”的情况下建起来的，被上诉人冒用上诉人名义申领房屋所有权证是典型的侵害不动产物权的行为。原审法院没有正确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未就上述事实认真审查，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从而也就忽视了上诉人的合理诉求。（三）扩建房屋是添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被上诉人一家就租住在上诉人所有的原房屋内。1979年，经上诉人姑妈左雪梅同意，被上诉人利用原房屋墙体（共墙）、在原房屋旁空地上搭建了两间简易房屋（即讼争的扩建房屋）。被上诉人搭建简易房屋行为，是典型的添附行为，属于不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类型。简单比较原房屋与扩建房屋可以发现，原房屋始建于1946年，房屋面积43.55平方米，有独立地基、四墙和进出通道，具备住房的全部功能；而扩建房屋建造于1979年，房屋面积25.51平方米，无独立地址、四墙和进出通道，不具备完整的住房功能，仅作为杂物、厨房使用。据此，扩建房屋是作为原房屋的附合物存在的。从利用效力原则上讲，扩建房屋无法独立使用。从诚信原则上讲，被上诉人属恶意添附行为。1979年至1992年期间，扩建房屋未取得房屋产权，扩建房屋属于原房屋添附物。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1988年第38号文件，扩建房屋属违章建筑，是无法的取得产权证的。由于被上诉人一直霸占原房屋至2015年，且扩建房屋的拆除势必影响原房屋的安全结构，故该扩建房屋属于不能撤除的添附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六条规定，“非财产所有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权人，造成财产所有权人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徐秀英答辩称：一、被上诉人所建的房屋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政策允许下所建，交纳了国土使用费办理了房屋登记，在我国国有土地上建筑物以取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条件，在土地上建房经批准取得房屋所有权，建造人可以单独取得所有权，不发生上诉人所主张的所谓添附。二、根据1987年的118号判决书内容确定，上诉人的房屋面积是36.74平方米，1999年8月20日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用地面积是31.8平方米。是上诉人私自占用了被上诉人的房屋通道，因为当时被上诉人也住在该房屋内，所以没有将共同的过道予以区分，两房屋一起使用。三、民法通则是自1987年1月1日施行，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1月1日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被上诉人的房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策允许下，所建房屋合理合法。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左建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以欺骗手段取得的位于古梁巷104号的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左建业与被告徐秀英已故丈夫左发祥系堂兄弟关系。左建业、左发祥的祖父左少池1940年去世后，其祖母赵寿珍随其长子左汉庭（左建业之父）生活。1946年左汉庭夫妻在原睦邻里2号（后变更为红升巷104号，现变更为古梁巷104号）建造房屋一栋。赵寿珍的次子左永清（左发祥之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结婚后去湖南省宜章县邮电局工作，左发祥与其祖母赵寿珍、伯父左汉庭一起生活。1952年赵寿珍去世后，左发祥去宜章县与父母生活。1962年，原告左建业的父母相继去世，原告随其姑妈左雪梅一起生活，位于古梁巷104号的房屋由左雪梅代管并出租。1965年，左发祥之父左永清亦在湘潭去世。1972年，被告徐秀英及其丈夫左发祥经原告姑妈左雪梅同意后入住该房屋。1979年，被告及其丈夫左发祥经原告姑母左雪梅同意后，在紧邻原房屋（共墙）旁搭建简易房屋二间（建筑面积25.51㎡）。后左建业以房屋产权纠纷为由，诉至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1987年12月30日，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1987）雨民字第118号民事判决，其内容如下：一、坐落于湘潭市红升巷104号（原睦邻里2号）房屋（地房两间计36.72㎡、楼房一间计18.35㎡）系左建业之父左汉庭夫妻建造，由左汉庭子女继承；二、左发祥于1989年12月31日前将红升巷104号房屋归还左建业、左玉霞（承办人注：左玉霞系左建业姐姐）；三、从1988年1月至1989年12月由左发祥每月支付房租5元。判决后，左发祥不服，提出上诉。1988年6月20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88）民上字第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被告徐秀英一直无房居住，该判决一直未能执行。直至2015年才将判决书确认的房屋执行给原告。原告以被告一直占用扩建房屋部分，被告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以欺骗手段取得的位于古梁巷104号的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被告徐秀英与其已故丈夫左发祥1979年经原告姑妈左雪梅同意后，在紧邻原房屋（共墙）旁搭建的简易房屋2间（建筑面积25.51㎡），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1987）雨民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房屋产权由房管和规划部门确定；（二）被告徐秀英1979年所搭建的简易房屋，徐秀英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1988）潭建字第38号《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规定，于1992年在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了补证手续，1992年5月26日湘潭市房地产产权监督管理处为被告徐秀英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徐秀英，建筑面积25.51㎡，所有权性质：私产，产权证号41543）；湘潭市国土管理局于1995年7月15日为徐秀英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徐秀英，用地面积25.51㎡，证号1030038）；（三）原告左建业原有房屋，1993年10月11日，原告在湘潭市房地产产权监督管理处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左建业，建筑面积43.55㎡，所有权性质：私产，产权证号50541），1996年4月1日在湘潭市国土管理局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左建业，用地面积57.26㎡），1999年8月20日《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变更为31.8㎡。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被告徐秀英1979年经原告姑妈左雪梅同意，在紧邻原告房屋（共墙）旁搭建的简易房屋（建筑面积25.51㎡），被告徐秀英已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1988）潭建字第38号《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规定，于1992年在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了补证手续，并于1992年5月26日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1995年7月15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被告该部分房屋的取得，符合已生效的原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87）雨民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且经相关职能部门确定，故该部分房屋所有权应归被告徐秀英所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被告以欺骗手段取得的位于古梁巷104号的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左建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左建业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徐秀英、左发祥于1979年搭建的简易房屋2间（建筑面积25.51㎡），徐秀英根据湘潭市建设委员会（1988）潭建字第38号《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违章建筑的处理办法》规定，于1992年在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了补证手续，徐秀英、左发祥所建的房屋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事后得到政策允许，在交纳了土地使用费、勘测费等费用后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涉案房屋系徐秀英、左发祥搭建，材料、人工等费用由徐秀英、左发祥筹集，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是国家的，此后补证所交纳的各种费用也是由徐秀英、左发祥承担。左建业未参与该房屋的搭建，房屋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属于左建业，补证所交纳的各种费用左建业并未承担。即使徐秀英、左发祥在申报补证时有左建业上诉状中提到的“提供虚假资料、欺骗主管行政部门的行为”，也不必然导致左建业成为该房屋的所有人。涉案房屋面积虽小，但有独立的使用功能，行政机关已经为徐秀英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左建业所主张的所谓添附。综上，左建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左建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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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贺卫平
审 判 员 颜文军
审 判 员 张防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张语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