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吉民再28号
抗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通化同德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和平路***号。
法定代表人：曾宪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东，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民，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春康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原长春泰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凯旋路与兴旺路交会处益和国际城**栋***号。
法定代表人：杨金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研，女，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平，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东隆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原吉林省东龙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长江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凯旋路东侧、兴旺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吴松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研，女，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平，吉林省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宋德香，女，194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东（宋德香之子），住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北山委*组。
申诉人通化同德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堂公司）因与被申诉人长春康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华公司）、被申诉人吉林省东隆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隆公司）、一审第三人宋德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吉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民监〔2015〕289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抗10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丽颖、孙思嘉出庭。申诉人同德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宪明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东、赵民，被申诉人康华公司和被申诉人东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研、李国平，一审第三人宋德香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同德堂公司已支付康华公司、东隆公司的货款数额为9,600,663元（7,897,822元＋1,702,841元），进而认定未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659,152.44元（12,259,815.44元－9,600,663元＝2,659,152.44元），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对于已支付货款数额9,600,663元的认定，二审判决主要采信在康华公司、东隆公司的业务员案外人李某刑事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到同德堂公司调取的2011年和2012年（截止2012年5月31日）付款明细、2011年度《核算项目明细账》以及公安机关据此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1.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9,600,663元“全部系现金结算”，但二审诉讼中同德堂公司提交了58张银行承兑汇票及相关财务凭证，并以此主张其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数额为16,501,517元。经公安机关查实，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中的32张（金额合计为11,068,500元），相应金额确已支付给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康华公司、东隆公司自认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中的3张（金额合计为1,101,575元），相应金额其确已收到。换言之，同德堂公司以汇票方式支付的货款金额已达12,170,075元（11,068,500元＋1,101,575元），远超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以现金结算的已付款数额9,600,663元。如果将现金结算与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金额相加，其数额21,770,738元（9,600,663元＋12,170,075元）亦远超二审判决认定的应付货款数额12,259,815.44元。二审判决对同德堂公司的已付货款数额及付款方式未予查实，导致实体判决结果存在错误。2.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9,600,663元“全部系现金结算”，但相关证据显示，上述9,600,663元中有五笔明确记载为“汇票付款”或“汇票”（金额合计为1,801,517元），这与一、二审判决的上述认定不符。另外，上述9,600,663元有两笔明确记载为“预付款”（金额合计为1,222,000元），一、二审判决将其认定为已付款，亦与事实不符。3.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两份《销售协议》均约定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结算。但双方在实际结算过程中对部分货款采取了现金方式结算，应视为双方对上述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了变更。换言之，以现金方式结算和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均应有效。但是二审判决一方面对同德堂公司提交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相关证据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又对2012年度（截止2012年5月31日）付款明细中的现金数额3,832,841元仅确认支持其中的1,702,841元，均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同德堂公司称，（一）有新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二）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1.认定东隆公司自2011年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收到同德堂公司货款9,600,663元，缺乏证据证明。2.一、二审判决中多处存在认定事实错误。3.二审判决认定同德堂公司应付货款为2,659,152.44元与事实不符，且未进行质证。（三）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询证函》公章是伪造的。（四）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对认定康华公司、东隆公司自2011年至2012年5月31日止收到同德堂公司9,600,663元货款的证据未经质证。（五）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情形。同德堂公司申请对东隆公司认可又未核实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予调查，也未认定。（六）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关于体现每一批货款的折让、折扣、返利后签收的结算凭证及收到同德堂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等所有东隆公司被授权人李某在代理权限内签收的凭证，具有民事代理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对此应予认定。（七）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情形。1.东隆公司所有证据来源非法。2.对2011年经同德堂公司背书后付给东隆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未予认定属枉法裁判。3.对同德堂公司2012年经背书后支付给东隆公司合计金额6,980,942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尤其是已经核实并经东隆公司确认收到的6,668,500元也未予认定，属枉法裁判。4.对东隆公司自认2012年度收到同德堂公司1,702,841元货款（全部是现金）未予认定，属枉法裁判。5.告知同德堂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属枉法裁判。6.同德堂公司于二审诉讼时申请对公司财务专用章进行鉴定，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属包庇东隆公司，枉法裁判。
康华公司、东隆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诉涉应付货款数额并无异议，不属本院再审审理范围。
宋德香未发表陈述意见。
本院再审认为，1.同德堂公司于本院二审期间主张除正常支付货款外还有预付款。对此，本院在（2014）吉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中曾向同德堂公司交待了另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同德堂公司在依本院二审判决另行提起诉讼后，经吉林省通化市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已认定为重复诉讼，并裁定驳回了同德堂公司的起诉。故为切实保护同德堂公司的相关诉权，应在本案重审时对同德堂公司行使释明权，告知其有权提出反诉。2.案外人李某作为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的业务员代表公司收取货款，但因付款方式出现争议，即双方未明确约定同德堂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标准是业务员收款即成立还是以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实际收到款项来认定。这就导致如下两个事实需进一步查明：一是以案外人李某收到货款即认定康华公司、东隆公司收到货款，还是以康华公司、东隆公司确认收到的数额认定同德堂公司已付货款。二是如果确定以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实际收到货款作为同德堂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标准，则案外人李某作为中间环节，其是否将收到的同德堂公司货款全额交回康华公司、东隆公司。因此，案外人李某应当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吉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民四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付 丽
代理审判员 米 于
代理审判员 赵希洋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贾云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