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2民终7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三姑，女，193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茶陵县人，非农业户口，现住湖南省茶陵县。
委托代理人：刘雄辉，男，系段三姑之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滨江居委会第六居民小组。
负责人：杨停云，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振锋，系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费泽星，系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上诉人段三姑与被上诉人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滨江居委会第六居民小组（以下简称云阳办事处滨江六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2017）湘0224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段三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段三姑在怀麓书院征地款、安置点套房分配事项中与同组组民享有同等待遇。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1987年1月农转非，2005年5月依法将户口迁回原籍，在此之前上诉人均靠其承包土地维持生活。原审以上诉人农转非后生活靠其子女赡养而不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错误。原审适用法律错误，适用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云阳办事处滨江六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段三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定原告段三姑在怀麓书院征地款、安置点套房分配事项中与同组组民享有同等待遇；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云阳办事处滨江六组原系茶陵县城关镇（以下简称十八丘村一组），其于2017年6月被改为茶陵县云阳街道办事处滨江居委会第六居民小组。原告段三姑原系村民，1984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中，原告段三姑作为户主（全家6口人）其持有《土地承包使用证》，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87年1月，因原告之夫刘程荣时任茶陵县枣市卫生院院长，其又属抗美援朝转业军人，于是原告及其子刘雄光、刘雄辉被转为城镇户口（其长子刘雄杰、次子刘雄伟、女刘艳容因不符合条件未被转为城镇户口），并落户于茶陵县城关镇云阳街十一组。但，原告仍住在自家房屋内。原告及其二个儿子农转非后，被告将其承包的土地予以收回，并于1999年1月对本组所有的土地重新向本组村民进行了第二轮发包，承包户主均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期限均为1999年1月至2028年12月。1994年3月，因十八丘村一组大部分土地被政府征用，其全部村民已转为城镇居民，现该组成片的土地已全部被征，仅剩极少量零星小地块。2005年5月，原告将其户口又迁移至十八丘村一组刘雄杰（系原告长子）的户口簿上。2016年上半年，在原告女婿杨颐担任十八丘村一组组长期间，因湘赣汽贸城建设项目被告给原告分配了4,000元征地补偿款。2017年6月20日，株洲世纪星实验学校因需要建设怀麓书院，于是茶陵县国土资源局对被告所有的岺下、麻子塘、折壁塘、八岭等地段的旱土、水塘共60余亩土地进行了征收，为此双方签订了《征地协议》。其中，涉及原告段三姑家老菜园地0.51亩（园内有枣、桔、枳等树木），为此原告之长子刘雄杰领取了918元青苗补偿费。同时，2011年以前因茶陵县国土资源局在被告处征收了数百亩土地，为此该局批准被告每位村民享有30m2（2m×15m），全组村民共计享有55亩的住房安置建设用地。由于茶陵县有关部门要求被告村民不能按户建设独栋厢房，只能参照商品套房的形式建设高层楼房来安置村民，致使住房安置建设用地难以分配落实。2017年上半年，株洲世纪星实验学校就该55亩用地问题与被告达成协议，即被告以55亩的土地所有权换取该学校在此地块上建设起来的3万余平方米的毛坯安置房、四个临街店铺，以及其他公共设施。2017年9月19日，十八丘村一组组委会就以上怀麓书院征地土地、安置补偿费、安置点套房分配问题向全组村民张榜公布了具体分配方案。原告段三姑被被告列为“农转非回乡人员”，与下岗职工、退休人员等人划为同一类别，不参与以上钱、物的分配（分配名单中无段三姑的姓名）。原告认为，其属十八丘村一组成员，依法应享有同组村民同等待遇，参与以上钱、物分配。被告作出的分配方案，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向原审提起诉讼，望原审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段三姑是否具备被告十八丘村一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首先，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讲，既然原告段三姑主张其系被告十八丘村一组村民，那么依相关政策、法律规定原告有权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其应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原告于1987年1月被转为城镇户口后，又没有参与被告十八丘村一组于1999年1月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故原告段三姑至今没有取得被告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从常住人口登记的住址来讲，原告段三姑于2005年5月以母子投靠方式将其户口迁入被告十八丘村一组，成为户主刘雄杰家庭一员，其户口类别仍属城镇户口。原告主张其将户口迁入十八丘村一组之前已征得时任村、组相关负责人的同意，但原告未就此向原审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以上说法当庭表示否认，并称户口的迁移、接受决定权归口于公安机关，与被告无涉。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三，从以往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情况来讲：①、2015年以前，被告曾向其成员多次分配征地补偿款，但原告一直未享受过其成员待遇。②、2016年原告女婿杨颐任被告组长期间，被告因湘赣汽贸城建设项目被征地向原告段三姑分配了4,000元征地补偿款。被告为此当庭提出原告虽然分得该笔补偿款，但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而获得的；原告有无征地补偿款参与分配权之问题未提交组民代表会议或组民大会讨论决定；被告原组委会对原告分得的4,000元土地补偿款事前未对外张榜公布。对此，原告未作出任何解释、说明。③、2017年被告因怀麓书院建设项目被征地，其中包含原告家老菜园0.51亩，于是被告向原告家发放了918元青苗补偿款。据此原告认为其享有该0.51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不然，自原告及其子刘雄光、刘雄辉于1987年转为城镇户口、其原承包土地被被告收回后，原告不再享有被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之所以发放918元青苗补偿款给原告家，缘于当时未转为城镇户口的刘雄杰、刘雄伟（1993年2月预替其父在茶陵县卫生系统工作）、刘艳容等作为十八丘村一组成员有权继续耕种老菜园。该918元实际上是对刘雄杰、刘艳容二家共同使用老菜园被征的青苗补偿款，与原告本人无关。退一步来说，即使原告在耕作老菜园，也应当视为刘雄杰、刘艳容二家同意原告暂时使用该老菜园，而不能将其等同于被告发包给原告承包。其四，从生活来源方面来讲，原告及其子刘雄光、刘雄辉虽然于1987年转为城镇户口，并于其夫刘程荣共同落户于茶陵县城关镇云阳街十一组，但原告实际居住、生活在十八丘村一组。此乃客观事实，不可否认。然而，原告于2005年将其户口迁移至被告处以前，其生活主要来源于其夫的扶养、子女的赡养，而非土地生产资料。至2005年时，因原告已年满68周岁，已届退休年龄。此时至今，原告的生活主要来源于子女的赡养（其夫于1993年初去逝）。
综上所述，原告段三姑不具备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故原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段三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段三姑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上诉人段三姑是否具备被上诉人处云阳办事处滨江六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综合如下三要素进行认定：一是户口登记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享有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三是实际生活所在地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本案中，段三姑虽然实际居住、生活在十八丘村一组，但其在1987年1月被转为城镇户口后没有参与十八丘村一组于1999年1月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亦即段三姑转为城镇户口后没有取得十八丘村一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段三姑于2005年5月重新将其户口迁入被告十八丘村一组系经公安机关办理，其主张户口迁入已征得时任村、组相关负责人的同意，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故不能认定段三姑经被上诉人同意登记为该组经济组织成员。综上，上诉人段三姑认为其具备被上诉人处滨江居委会第六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段三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段三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段郴雯
审 判 员 陈卫中
审 判 员 卢飞虎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姜胜强
书 记 员 曾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