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8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某1，女，1952年5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克鑫，北京昊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2，男，1936年10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3，男，1948年9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1（兼戴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4年9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3（马某1之女），1994年8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男，1968年1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原审被告：戴某4，男，1956年11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戴某1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3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号房屋的二分之一由戴某1继承；涉诉费用依法处理。上诉理由：关于本案争议房屋是在被继承人戴某5和杨某去世之前已经取得所有权，这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一审中双方对此也认可，他们夫妻二人是先后去世，因此发生两次继承，尤其是杨某在2004年去世，2004年去世当时杨某所占有的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已经发生过一次继承，这当中需要考虑的是戴某2和戴某6与老人是否有抚养关系。继承法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子女是继子女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才有继承权利，是否有抚养关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一审中对方没有提交证据存在抚养关系。戴某3曾经书面放弃过对房屋的继承，是说所有份额给戴某1，在一审中对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有反悔的行为，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的第五十条的规定，在一审中法院根本没有审查戴某3反悔放弃继承的理由是否成立，直接以其在一审过程当中表示不放弃继承依据这个认为他反悔是成立的，与法律相违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中戴某1也提交证据证明戴某3反悔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证据就是当时住院时戴某3的医生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当时其没有受到胁迫才写的说明。戴某1在一审中提交的遗嘱该如何采信的问题，遗嘱确实没有注明日期，但不应当作为不采信的理由。遗嘱是否可信应当主要以该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要依据，从遗嘱的内容可以明确的表现出这是杨某和戴某5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有相应的辅证可以证明是二人的真实意思，比如说有赠与合同，还有在一审查明事实就是戴某1确实尽到了绝大多数的赡养义务，因此父母有这样的遗嘱是合情合理的。关于对方提到的没有注明日期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二人在获得房屋之前，写这个遗嘱没有处分权，在法律上是不存在障碍的，后续取得所有权是可以弥补无权处分的瑕疵，况且，对方这样的主张是属于猜测。另外遗嘱没有注明日期只是形式瑕疵，一审法院围绕这样形式瑕疵而无视遗嘱真实意思，以形式否定本质或实质，这不仅有害于被继承人的个人意志，属于本末倒置，机械的理解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戴某1提交了一个赠与的合同，是被继承人出具的，首先赠与是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该合同，继承遗产的继承人应当依照继承法第33条规定承担合同义务，这个赠与合同实际上还没有履行，是戴某5或被继承人的一个债务，继承人继承遗产是应当履行这样一个债务，在一审过程中戴某1也反复强调这个赠与，要求依照这个赠与享有房屋全部的权利，实际上戴某1的意思是要求分割这个债务，这个债务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分割的结果就是戴某1享有房屋的全部产权，但是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重视，属于事实的漏查。一审法院关于两笔鉴定费用的分摊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其中笔迹鉴定费和房屋价值鉴定费，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12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承担，在一审中，笔迹鉴定是由马某1、马某2、戴某2主张，因此笔迹鉴定费用应当由这三人承担，而不是每个继承人来承担。房屋评估是由戴某3主张的，因此这笔费用应当由戴某3承担。
戴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戴某2辩称，1950年初戴某2就来到北京找父亲戴某5，戴某6比我来的晚一些。之后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形成抚养关系。
马某1辩称，杨某与戴某2、戴某6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的问题，因为被继承人戴某5一生非常复杂，他是1937年年底走，1938年到延安，他与原配妻子育有戴某2、戴某6，后戴某5的原配去世，后戴某5和杨某在革命中结婚了，新中国成立后，戴某2、戴某6先后到北京随戴某5杨某定居北京，当时两个人还在上学，跟着戴某5杨某在北京上学生活，当时与继母以及后来的弟妹关系颇佳，之后相继成家，但是仍然侍奉父母照顾弟妹。后来戴某6举家迁至洛阳，但也经常通信问候，再次全家团聚的时间是在新世纪了，戴某2、戴某6这时候年过六十，但是二人仍然竭尽所能照顾父母，在工作之余探望父母，这些都有各个时期的照片为证。他们说戴某2、戴某6与老人不存在抚养关系是不正确的。关于遗嘱的问题，戴某5作为书画家，他一贯有在文件的末尾书写日期的习惯，这份遗嘱他没有注明日期，在多次开庭过程中，一审法官也问过对方，其对于遗嘱时间多次陈述前后不一，而且差距很大，无法确定遗嘱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另外在遗嘱的末尾部分还有证人字样，但是后面没有证人的名字，我觉得这遗嘱是尚未书写完毕的，不能认定这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关于赠与合同的问题，这份赠与合同当时戴某1提交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张纸，上面写的赠送书，赠与合同是属于法定的要式合同，必须采取一定的书面形式，这赠与书内容表述不清，且有错字，这不具有法定的形式要件，内容不具体不明确，所以这赠与书是不成立的。
马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戴某5、杨某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1-某1号房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
某号房屋；戴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父亲戴某5，1938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等历史时期，先后在某报、某大学工作，逝世前系某大学美术系教授（离休干部），工资收入每月11000多元，于2013年5月1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世，享年99岁；母亲杨某，离休干部，于2004年去世，去世前工资收入5000多元。二老生前未立遗嘱，共有五个子女，长子戴某2、长女戴某6（于2003年病故，有二子马某1、马某2）、次子戴某3、三子戴某4、次女戴某1。戴某5、杨某去世后，留有某大学某号楼某1室、某室两套房屋，系某大学房改房，房屋产权证均为戴某5；其次戴某5在某报社某家属院尚有一间十余平方米房屋，地址位于北京市某路乙某号院某楼某层；戴某5一生从事绘画创作，留下近二百幅绘画、书法作品及印章若干、书籍画册若干，价值待定；戴某5、杨某生前拥有存款约50万元，分别存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另外2004年杨某去世后，戴某1在未告知其他亲属子女的情况下私自将杨某抚恤金全部领走，独自占有；杨某生前拥有金项链、金戒指等首饰，共计约1万元。戴某1自戴某5去世后，将某大学某1室、某室及室内财产、戴某5与杨某存款、工资卡、钥匙、字画等占为己有。我们曾多次联系戴某1商谈遗产分割继承问题，戴某1闭门不见。故诉至法院。
戴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戴某2、马某1、马某2与被继承人戴某5、杨某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抚养关系，不存在继承权，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戴某5生前已经将其名下某大学某号楼某1号房屋及某室房屋赠与给了戴某1，戴某1也表示接受赠与，上述房屋的产权证已交付给受赠人戴某1，并且上述房屋由戴某1长期居住使用，该赠与行为有效，应依照赠与协议的内容处分被继承人名下财产。被继承人戴某5生前主要由戴某1一人进行照顾，戴某1作为共同生活的子女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现在戴某1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应该多分得遗产。而适格的原告戴某3没有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得遗产。被继承人戴某5生前已将其所获得的拆迁房屋一套赠送给了戴某3，在遗产分割时已经对其进行了照顾，故被继承人将其名下的某1和某房屋赠与给戴某1是有效的。
戴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应该符合法定形式，不是一个公司开一个手写的证明就可以证明，应该由进行户籍管理的公安机关或具有人事管理权的上级机关开具的证据，即使大家当庭都认可，证据不齐全也是瑕疵。戴某2、马某2、马某1、戴某3开具的证明是盖了一个服装公司组织人事部的章，这是一个公司下属部门盖的章，只能对内使用，不能对外使用。戴某4原来没有参与到父母遗产分割中去，是基于戴某1在父母老年到去世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主要是通过陪同父母一起居住生活、亲身照料，特别是2000年，母亲瘫痪卧床，戴某1亲身照顾两位老人直到去世，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也卧床，也是戴某1照顾，这种事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照顾卧床老人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老人有什么事病情一突发，戴某1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送去医院，这么多年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戴某1这么作一是尽到了孝道，也节省了其他兄弟姐妹的时间和精力，能照顾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与戴某1的付出是相关的。父母在世之前也和戴某4说过，他们去世之后财产给戴某1，所以戴某4就认为遗产都归戴某1，也没有就遗产提出过问题。戴某2对父母很少付出，大约2-3个月去一趟，也是空手，一般都不去。戴某3两三周去一次，会买点菜。外孙辈的更基本上不去了。所以其他子女与戴某1相比反差非常大。戴某4主要是经济上出资照顾父母，戴某1出力。父母的生活费、请保姆、护工的费用、去医院看病的没有报销的费用都是戴某4出，大约有30多万。戴某4每周也都会买点东西去看父母，身心上付出的主要还是戴某1。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戴某5与杨某系夫妻关系，戴某5于2013年5月18日去世，杨某于2004年9月10日去世。庭审中，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戴某4、戴某1表示戴某5与杨某共生育三子女，即戴某3、戴某4、戴某1。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戴某4表示戴某2、戴某6系戴某5与前妻所生，马某1、马某2系戴某6之子。经法庭询问，戴某2、马某1、马某2称戴某2、戴某6生母大约于1938年、1939年去世，姓名不详。庭审中，戴某1称不认识戴某2、戴某6。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2013年10月29日，某大学出具亲属关系证明，载明：“戴某5为我单位已故职工，经查戴某5人事档案，其爱人为杨某，儿子：戴某2、戴某3、戴某4，女儿：戴某6、戴某1”。戴某1、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提出异议。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中共北京某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组织人事部2014年6月18日出具证明，载明：“杨某系我公司所属某服装分公司离休干部，爱人：戴（代）某5，杨某于2004年9月因病去世，经查本人档案填写有子女5人，长子代某2、次子代某3、三子代某4（1981年档案填代某4）、长女代某6、次女代某1，以上内容摘自杨某1961年、1981年档案，特此证明”。戴某1、戴某6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持异议。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洛阳市档案馆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戴某6的父亲是戴某5，母是杨某”。戴某1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档案馆不能触及签署关系证明。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加盖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所户口专用章之全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及洛阳市西王区某社区居民委员会2014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明马某1、马某2系代某6之子，代某6与戴某6系同一人。戴某1、戴某4对加盖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派出所户口专用章之全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持异议，称仅能证明马某1、马某2系戴某6之子；对上述居委会出具的证据不予认可，居委会无权出具上述证明。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北京市东郊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证明戴某6于2003年9月3日去世，于2003年9月9日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火化。戴某1、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持异议。
经法庭询问，戴某2表示其小时与戴某5、杨某、戴某6共同生活。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1-某1号房屋（以下简称某1-某1号房屋）登记于戴某5名下，登记时间2002年3月7日，建筑面积89.3平方米。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
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
某号房屋）登记于戴某5名下，登记时间2003年4月7日，建筑面积46.6平方米。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戴某1均表示上诉两套房屋均系戴某5与杨某夫妻共同财产。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某大学房屋土地管理与资源开发处2013年10月29日出具的房产证明，载明：“戴某5为我单位已故职工，该同志在我单位有两套住房，分别是某号楼某1（三居室），建筑面积89.3平米；某号楼某（一居室），建筑面积46.6平米”。戴某4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戴某1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持异议，主张上述两套房屋已赠与给其。
戴某1提交赠与字条及视频，记载：“赠送我将某1号（某楼）某号（某楼）赠给戴某1。赠送人戴某52009.9.3”。经法庭询问，戴某1称上述字条中除落款处“戴某5”两字外其余字迹为其书写。戴某1称戴某5将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赠送给其。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字条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字条中标的不明确，多次出现错字；称视频中人物系戴某5，但通过视频无法看清戴某5在签署何文件，没有显示赠与书的意思。
戴某1提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2009年9月29日出具的证明书，载明：“兹证明戴某5曾在本院内科诊治…处理：目前意识清楚”。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戴某1提交遗嘱1份，记载：“立字人戴某5、杨某鉴於吾儿等唯戴某1知道孝道经常回家探望…欲在我们百年之后将某楼某层某号房（我们已买完）给于戴某1永远承继，别人不得干涉特此证明立字人戴某5杨某”。戴某1称上述遗嘱系1993年书写，系2003年其生日时由杨某交付，称书写遗嘱时其不在场，不知道遗嘱主文是谁书写。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材料不符合遗嘱法定形式要件，没有日期，应为无效；且上述材料中有戴某5、杨某两人签名，不能证明杨某签字真实性。
经马某2、马某1申请，法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遗嘱笔迹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7月20日出具鉴定书，鉴定意见：检材遗嘱除落款处“杨某”三字外，其它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马某1交纳鉴定费8000元。马某1、马某2对上述鉴定书无异议。戴某2、戴某3坚持遗嘱非戴某5书写，系临摹。
戴某3提交杨某2003年12月31日至2004年3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医院出院志，证明杨某罹患脑萎缩、脑积水。戴某1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持异议，只能证明杨某在厂桥医院后病情恶化。
戴某1提交戴某3某12年7月30日出具的字条，载明：“关于父母的房子鉴于戴某1照顾父母十几年，我同意，将父母的房子给戴某1”，戴某1称上述证据证明戴某3知道父母将涉诉房屋赠与我的事实，并放弃自己的权利，戴某3认可我照顾父母十几年，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戴某3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系在戴某1胁迫下出具，当时因需要办理转院无钱交费，戴某1拿着戴某5、戴某4给其的钱款，戴某1称出具上述字条才交纳医院费用，其系在威逼情况下书写。戴某3表示不放弃继承权。
经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申请，法院前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了杨某、戴某5账户信息，经查，杨某、戴某5在中国农业银行无任何存款和其他信息；杨某在中国工商银行无账户；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截至某13年6月3日余额21977.04元。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戴某1均表示依法分割上述存款。经法庭询问，戴某2、戴某3、戴某1、马某1、马某2均表示上述银行卡/存折不在己处。
经戴某3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报告书，载明：“房号某1-某1，建筑面积89.3㎡，评估总价626.91万元，单价70203元/㎡；房号某-某，建筑面积46.6㎡，评估总价365.26万元，单价78382元/㎡；合计建筑面积135.9㎡，评估总价992.17万元”。戴某3支付鉴定费17000元。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鉴定报告书无异议。戴某1表示对上述报告不予认可，鉴定报告不公正、不客观，估价过高。对此，北京圣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答复。戴某1仍表示估价过高。
关于戴某5、杨某赡养情况：
马某1、马某2、戴某3表示戴某5生前退休金每月11000元，杨某2004年10月最后一个月退休金2488元。戴某2表示对戴某5、杨某退休金数额不清楚。戴某1表示戴某5生前退休金每月8000元，杨某生前退休金每月2000元。
经法庭询问，戴某2表示其退休金每月4000元。戴某5、杨某去世前与戴某1共同生活。戴某5、杨某均是老干部，医药费基本报销，其没有给过戴某5、杨某大额款项，但去探望时会带东西。
马某1、马某2、戴某3表示戴某5每月开销约3000-4000元。2000年左右戴某1开始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马某1、马某2没有为戴某5、杨某垫付款项，但会探望。戴某3表示杨某生前需要洗肾均是其开车接送，其某12年瘫痪。马某1、马某2、戴某3表示马某1、马某2均为自由职业，戴某3现依靠社保生活，每月2000元，长期住院，戴某4每月给戴某35000元。
戴某1表示其现月收入2000元，戴某4每月给其1000元，其于1995年办理了内退，开始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4给予戴某5、杨某很大的经济上的帮助。戴某5的丧葬费用均由其与戴某4支付。戴某1表示近年戴某5每月支出约13000元，由老人退休金、戴某4及其负担。戴某1表示自2001年开始为杨某聘请保姆至其去世；自2005年开始为戴某5聘请了1位保姆，自2007年开始聘请了2位保姆至戴某5去世。戴某1表示某-
某号房屋系2004年入住，在此之前其与杨某、戴某5及保姆共同居住于某1-某1房屋，2004年后在某-某居住。
关于保姆情况，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1993年开始聘请保姆至老人去世，聘请1个保姆时费用由戴某5、杨某自行负担，病重时会再聘请1个保姆，该保姆费用由戴某4负担。戴某1与其女儿在老人家中居住，没有给老人洗过衣服、没有做过饭，且戴某1月收入2000元，无能力负担老人的保姆费。
关于戴某5医药费及丧葬费负担，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未支付过戴某5医疗费，戴某5丧葬费由其单位负担，其余部分由戴某4承担，戴某1未支付。戴某1表示戴某5单位只负责5000元，戴某5葬礼主要费用由戴某4负担，其负担一些小的支出。
戴某4表示其自杨某1997年患肾衰开始每月给杨某、戴某55000元，戴某1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约20年。戴某4还表示戴某3生病后的生活费、医药费均由其负担。
戴某1提交戴某5照片若干，其中包括证明戴某5日常生活及生病住院均由其照顾，其尽了全部赡养义务。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照片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照片拍摄是一个瞬间，与本案无关，且送灵送骨灰不应拍照，系对死者的不尊重。
戴某1提交其女儿戴某8拍摄的保姆吕某、保姆小申视频及家政服务合同，证明戴某5生前由戴某1照顾护理，未见其他子女看望帮助。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证人未出庭。
戴某1提交其为戴某5进行康复按摩视频、在医院护理杨某视频、在家夜间监测戴某5心功能视频、在医院照顾戴某5视频、为戴某5穿寿衣视频、接送戴某5骨灰回家待葬视频，证明其照顾戴某5、杨某20年，其承担了全部赡养义务，未见其他子女赡养照顾。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视频系戴某5、杨某，但非视频专业人员，无法判断是否后期合成配音，无法确定真伪。经法庭询问，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视频不申请鉴定。
戴某1提交戴某52010年9月真菌感染期间其护理时手写记录、戴某52008年奥运期间急诊输液期间护理记录、戴某5数年头部核磁、胸片记录、戴某5数年心动图记录、戴某52011年验血记录，证明其一人赡养照顾戴某5。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称上述真菌感染护理记录系手写，真实性不认可；上述其他证据无原件，与戴某1的证明目的无关。
戴某1提交戴某5家庭护理记录，证明其对戴某5进行家庭医疗护理。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证据无原件，不予认可，上述仅系校医院家庭治疗记录，系护士到家进行护理诊疗。
戴某1提交戴某5生前部分医疗票据、出租车票、救护车票据、护理费票据、丧葬费票据等，证明其赡养照顾戴某5，为戴某5支付医药费及丧葬费。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上述证据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大部分票据无自付部分，戴某5享受公费医药待遇，自付医药费比例很小。对上述证据中的购物小票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戴某1提交某11年其与戴某2电话录音，证明戴某2对生病的戴某5不予照顾，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戴某2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马某2、马某1、戴某3对上述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
戴某1提交董某、朱某、闫某、丛某、戚某、梁某、王某、高某、果某、门某、刘某等证人证言，证明戴某5生前全部由其一个人照顾，邻居从未见过其他子女看望。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人证言真实性持异议。戴某2表示其虽与戴某5、杨某未共同生活，但最少每个月回去一次，最多一个月回去三次，逢年过节带粽子、月饼等，其尽到赡养义务。马某1、马某2、戴某3表示戴某61970年将马某1、马某2带到洛阳生活，后来马某1自己到北京工作。戴某6只要一到北京就探望戴某5、杨某，戴某6去世后，逢年过节马某1去看望戴某5。戴某5、杨某使用自己的退休金聘请保姆，戴某1全家在老人处吃喝、居住。
戴某1申请证人梁某、董某、门某出庭作证。梁某表示其系某医院护士，2011年戴某5住院期间，一直看到戴某1没日没夜照顾戴某5，没有见过其他人照顾。戴某5经常住院，反反复复，只看到戴某1照顾戴某5。戴某5住院期间状态很差，没有自理能力。戴某5居住干部病房，其不负责戴某5看护工作。
董某表示其系戴某1邻居，其于1998年搬至某楼某2号房屋，看到都是由戴某1照顾戴某5；不清楚戴某5子女情况；其居住的房屋与某1-某1号房屋隔一个过道；戴某5曾雇佣保姆；戴某1照顾戴某5比较周到、细致；对于戴某5身体情况不了解，但感觉戴某5精神状态很好，见面时还会举手示意。戴某5老年生活很安详，对其照顾细致，老人非常干净。
门某表示其系某医院急诊科医生，戴某1系患者家属。我自2005年开始在某医院工作，我只看到戴某1带她的父亲戴某5经常去我们医院看病，没见过其他人。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戴某2表示梁某所述不真实，其曾与戴某1共同送戴某5入院，并协助换床。从未见过董某。不认可门某的证人证言，曾半夜前往医院，阿姨、护工都认识。
马某1、马某2、戴某3表示梁某未出示工作证。戴某5曾雇佣2个保姆，当时马某1未在北京工作，曾于某14年4月前往医院探望戴某5，当时只见到保姆和阿姨，没有见到戴某1。董某的证人证言非常矛盾，戴某5的住处与董某相隔很远，我们去探望戴某5时，她也不知道我们去的是哪家。门某没有出示工作证，戴某5于2013年去世，某医院患者众多，门某为何能记住戴某5的情况，显然是受到戴某1指示。
马某2表示，梁某称仅见过戴某1与实际情况不符，戴某5聘请了2个保姆，保姆都跟着看护戴某5，梁某所述不予认可。对董某的证人证言不认可，当时戴某5雇佣了2个保姆来照顾生活，董某作为邻居，不能详细的了解到戴某5家里的情况，所以证言是片面的，与本案关联较小。对门某的证人证言也不认可，对于戴某5去看病的过程也表述的非常模糊。
戴某1表示，认可梁某、董某、门某的证人证言，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是戴某1尽到了所有的赡养义务，其他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梁某系护士，戴某5曾多次住院，而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都不知道戴某5的就医情况。戴某5住院都是在冬季，当时保姆稀缺，都是其看护戴某5。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没有给过戴某5一分钱，30多年都是其照顾老人。每次看病住院都是其带老人去，每次老人住院都是从急诊开始，因为戴某1经常带老人去急诊看病、化验，所以门某大夫对戴某1印象比较深刻，他没有见到其他家属带着老人看病。门某的证言真实可靠。我们住的房屋隔音较差，董某作为多年的邻居都没有见过其子女探望老人。关于保姆的问题，因为戴某5比较胖，个子比较高，戴某1常年劳累，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在照顾老人翻身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戴某1打胰岛素看不到，血压计也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看到其他子女照顾老人，只好找保姆帮忙，保姆也都是后期才来照顾的，前期都没有。
戴某1申请戚某出庭作证。戚某表示其系某大学退休职员，系戴某1邻居，不认识戴某2、戴某3、马某2、马某1；称1995年居住在某大学某楼，至2003年搬离，搬离后也时常回之前房屋，在某楼居住时在戴某5家隔壁，戴某5居住在2层1号，看到的情况都是戴某1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1一直照顾戴某5、杨某，只见过戴某5、杨某与戴某1；从其搬至某楼，就看到戴某1与戴某5、杨某共同生活。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称戴某5长期雇佣保姆，戚乃玫未说明；戴某5居住在某号房屋，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其2003年已搬离。戴某1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称根据证人所述其1995年至2003年与戴某5系邻居，从未见过戴某5其他子女，某-某号房屋系2003年之后方才购买。
经法庭询问，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主张子女间平分遗产，主张要房屋折价款，戴某1少分存款，同时应考虑戴某3的生活情况，予以照顾。戴某1主张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根据遗嘱及赠予合同均应由其继承所有，若要分割，其尽到全部赡养义务，其应多分，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应少分或不分，主张存款全部归其所有。经法庭询问，戴某1表示其没有能力给付房屋折价款。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9月15日签发的戴某3残疾人证复印件，载明：“戴某3为肢体残疾人，残疾人证号某，残疾等级贰级”。提交戴某3残疾人证北京通卡、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证明其罹患多种严重疾病。戴某1表示对戴某3残疾证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清楚戴某3情况，对残疾人证北京通卡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法庭询问，戴某1表示某17年6月曾见过戴某3，不知道其有无肢体残疾。
戴某1提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某15年2月11日签发的残疾人证，证明其为视力残疾人，残疾等级四级。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本案无关。
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提交某14年8月4日某报社房管科出具的证明，载明：“北京市东城区某路乙某号院某楼某层某号的承租人为戴某1。特此证明”。
另，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称戴某5、杨某遗产除本案所涉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及存款，还有字画、书籍。经法庭询问，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表示本案处理房屋及存款。戴某1主张继承范围仅为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经法庭询问，戴某1表示其名下无住房，仅有一公租房。戴某3表示其名下有一公租房，还曾购买其单位出售的房屋。戴某1主张某1-某1号房屋由戴某5、杨某出资购买，某-某号房屋由其出资购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戴某4除2014年7月10日庭审出庭应诉外，本案其余庭审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现有证据及庭审当事人陈述，法院现认定被继承人戴某5、杨某之继承人为戴某2、戴某6、戴某3、戴某1、戴某4。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戴某6先于戴某5、杨某去世，其子马某1、马某2代位继承。对于戴某1辩称戴某2、戴某6非戴某5、杨某法定继承人一节，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关于遗嘱，戴某1提交的遗嘱中遗嘱人未注明年、月、日，且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该遗嘱持异议，鉴于戴某1提交之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法院不予认可。
关于戴某1提交之赠与字条，经查，本案所涉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现登记于戴某5名下，赠与行为未完成，物权不发生变更。现戴某5已去世，经查，戴某1提交之赠与字条不符合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故法院对戴某1提交之赠与字条不予认可。
关于戴某1主张戴某3已放弃继承一节，本案系继承纠纷，经法院询问，戴某3明确表示不放弃继承，故戴某1该项辩称，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戴某5、杨某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法案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能否认定戴某1对戴某5、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本案中，戴某5、杨某均有离退休收入并享有医疗报销待遇，其中戴某5离退休金较高。庭审中，戴某2、戴某3、戴某1、戴某4、马某1、马某2均表示戴某4对于戴某5、杨某晚年生活给予了较大的经济帮助。戴某5、杨某均系高龄老人，根据病历记载，戴某5去世时为99岁、杨某去世时为79岁，均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中需他人照顾日常起居，鉴于戴某5、杨某情况，法院认为，在衡量各赡养义务人所尽义务多少时，应首要考量对戴某5、杨某晚年生活的照料情况。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戴某1与戴某5、杨某长期共同生活，戴某4表示认可戴某1对戴某5、杨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对此持异议。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并考虑到戴某5、杨某晚年患病较多且多次入院治疗的事实，法院认为，应认定戴某1对戴某5、杨某承担了较多的照顾工作，即戴某1对戴某5、杨某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辩称对戴某1尽到主要赡养义务持异议，并称经常于节假日看望戴某5、杨某，但此相比较于戴某1长年陪伴于戴某5、杨某身边，法院对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另，继承人戴某3身患残疾并罹患多种疾病，法院将在财产分割时适度考虑。关于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处理，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主张要房屋折价款，戴某1主张房屋所有权但表示无能力给付房屋折价款，故本案对房屋进行权属分割。考虑到房屋性质及便于生活处置、当事人间关系等因素，结合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赡养情况，法院认为某1-某1号房屋由戴某1、戴某4继承所有，其中戴某1占75%权属份额，戴某4占25%权属份额；某-某号房屋由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继承所有，戴某2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戴某3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马某1、马某2各占六分之一权属份额。关于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法院认为由戴某3继承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戴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1-某1号房屋由戴某1、戴某4继承所有，上述二人按份共有，戴某1占四分之三权属份额，戴某4占四分之一权属份额；二、戴某5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某号西某区某号楼某-
某号房屋由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继承所有，上述四人按份共有，戴某2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戴某3占三分之一权属份额，马某1、马某2各占六分之一权属份额；三、戴某5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存款（账号：×××）归戴某3所有；四、驳回戴某2、戴某3、马某1、马某2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戴某1上诉称戴某2、戴某6非戴某5、杨某法定继承人一节，根据查明事实，可以认定戴某2、戴某6与戴某5、杨某形成抚养关系，故本院对戴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就戴某1上诉称遗嘱有效一节，戴某1提交的遗嘱中遗嘱人未注明年、月、日，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故本院对戴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戴某1上诉称赠与字条有效一节，本案所涉某1-某1号房屋、某-某号房屋现登记于戴某5名下，赠与行为未完成，物权不发生变更，故本院对戴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戴某1主张戴某3已放弃继承一节，本案系继承纠纷，戴某3书写的文件并未标明其放弃继承，且其明确表示要求继承，故本院对戴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就戴某1上诉称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该多分遗产一节，一审法院已认定戴某1对戴某5、杨某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在分配遗产时予以考虑，故本院对戴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戴某1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万二千五百六十元，由戴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福春
审判员 牛旭云
审判员 杨 磊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
书记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