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民终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寇成艳，女，1982年8月2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利，系寇成艳丈夫，男，1957年10月1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
法定代表人：匡建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麒贺，吉林钟言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家桐，吉林钟言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范东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钟钧，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寇成艳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原审第三人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寇成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利，被上诉人星星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麒贺、吕家桐及原审第三人信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钟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寇成艳上诉请求：1.撤销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初340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寇成艳关于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星星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而不适用第二十九条是造成错误判决的主要原因。上诉人寇成艳一审出示的证据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一审适用第二十八条的错误如下：1.第三人是开发企业，第三人销售的房屋是商品房；2.商品房无需过户登记。
星星集团辩称，（一）被执行人是否系房地产开发企业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区分标准，第二十八条系普适性的条款，对于所有类型的被执行人均可适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寇成艳称已经交了全部房款没有事实依据。（三）上诉人寇成艳在能够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办理合同备案时因其自身原因未签订正式的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办理合同备案，且未支付购房款、未能证明是唯一居住用房，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也不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不能阻却执行。
信诚公司陈述称，同意寇成艳的上诉请求，同意解封。
寇成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确认寇成艳与信诚公司签订的《定房协议书》合法有效，判令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488号南湖•学府经典第6幢，丘地号为4-101/22-21，1单元1701号房屋归寇成艳所有；2.判令解除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488号南湖•学府经典第6幢，丘地号为4-101/22-21，1单元1701号房屋的查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星星集团与信诚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诉讼中保全查封了信诚公司开发的坐落在朝阳区前进大街488号南湖•学府经典，包括第6幢，丘地号为4-101/22-21，1单元1701等多套房屋（到期未续封）。2011年12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长民一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生效后，经一审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该案再审。2014年9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长民再字第4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2011）长民一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二、本案合并到（2013）长民一初字第4号案审理。该裁定生效后，经一审法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次决定对该案再审。2014年12月11日，一审法院以（2014）长民再字第65号立案审理。诉讼中2015年5月6日，一审法院轮候于（2013）长民一初字第4号案件预查封了信诚公司开发的包括案涉1701号房屋在内的上述多套房屋（现为首封），对此案外人寇成艳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2017年3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吉01执异221号裁定驳回案外人寇成艳的异议请求。
另外，寇成艳提交证据记载2008年10月24日，赵成杰与信诚公司签订《定房协议书》，其中约定由寇成艳购买信诚公司开发的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488号南湖•学府经典6号楼1单元1701房屋，面积140.82平方米，总价款729488元，该协议下部标注“房款已全部结清，待办理产权时签订正式合同梁世平2010年6月8日。”寇成艳另提供分别记载为2008年10月24日金额为5.3万元、2009年7月27日金额为23万元、2009年9月15日金额为15万元的加盖信诚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三张。此外，寇成艳提供多张收据证明寇成艳为涉案房屋缴纳物业费、水费、电费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对人民法院就执行标的异议所作裁定不服，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且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寇成艳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信诚公司出具的三张缴纳购房款的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缴纳了购房款，因此，寇成艳不享有以上规定中列明的足以阻却执行的实体权利。关于寇成艳要求确认其与第三人签定的《定房协议书》合法有效这一诉讼请求，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质在审查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在认定寇成艳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对于其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不予评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寇成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95.00元，由原告寇成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寇成艳提交两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1、2012年1月11日信诚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寇成艳购买信诚公司开发的本案诉争房屋，信诚公司正在积极办理房证。2、2014年4月2日信诚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寇成艳购买的信诚公司开发的诉争房屋，2010年6月8日办理了入住手续，因为工程质量等问题发生法律纠纷，寇成艳因该纠纷导致房屋被查封，房产证正在积极办理。3、证人梁世平出庭作证的证言，用以证明梁世平是信诚公司股东，有权向寇成艳出售房屋，寇成艳已经将房款四十余万元给了信诚公司，剩余三十万元也给了梁世平。
被上诉人星星集团发表质证意见称：（一）对两份书证的真实性及要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首先，两份证据不是二审法院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其次，该证据不符合民诉法所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据的形式要件，该证据上没有信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也没有经手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要件，不应作为证据使用。最后，即便证明的内容真实，恰恰证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涉案房屋可以办理产权，而上诉人并未在此期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未能办理产权的责任在于上诉人寇成艳。（二）对证人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证人已经被长春市绿园和宽城法院等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因此其所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客观性均是值得怀疑的，其次，证人所发表的证言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佐证，最后，证人证言与上诉人寇成艳总结的观点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
原审第三人信诚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两份书证无异议，证人梁世平在2011年9月份之前确是信诚公司股东，但证人陈述的房屋销售过程不清楚，信诚公司确实收到了上诉人寇成艳的款项，也确认上诉人寇成艳结清了房款。
被上诉人星星集团提交一份证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的（2017）吉民终512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上诉人寇成艳与信诚公司签订的订房协议书不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
上诉人寇成艳和原审第三人称信诚公司均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信诚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加盖了信诚公司的公章，且经过信诚公司代理人的当庭认可，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信诚公司在证明中所称寇成艳入住时间和信诚公司正在积极办理过户手续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证明力不予确认。证人梁世平自称以信诚公司股东身份介绍寇成艳购买本案诉争房屋，经手了寇成艳交纳的全部房款，故其与本案诉争房屋的买卖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关于收取了寇成艳70余万元房款的证言与寇成艳在提出执行异议时所称与梁世平口头约定总房款数额相矛盾，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2017）吉民终512号民事判决书由本院作出，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判决书系关于柳洪连与信诚公司及长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其中仅涉及柳洪连与信诚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上诉人寇成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故其不满足上述规定所需的排除执行的条件。另外，根据寇成艳与信诚公司之间的《定房协议书》约定：“乙方（寇成艳）缴纳定金后，三日内（含三日）未与甲方（信诚公司）签订正式合同，甲方有权处理乙方所定房源……”，但直至诉争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前，寇成艳与信诚公司仍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且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寇成艳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本案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驳回寇成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寇成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5元，由上诉人寇成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莹
审 判 员 李钟华
代理审判员 陆海权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孟凡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