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6行终3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则水牌村。
法定代表人赵建标，镇长。
委托代理人沈锋标，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荣富（又名沈荣夫），男，194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
委托代理人徐广萍、董友泉，绍兴市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沈荣华，男，193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美珍，女，194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美珍的委托代理人沈建萍，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71********，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环城系第三人马美珍之女。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因房屋拆迁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行初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沈荣富通过分家析产拥有坐落于东湖镇××××二间，并于1992年10月7日取得了绍集建（皋北）字第3944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建筑占地面积为51.70平方米。因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建设工程的需要，被告需对原告上述房屋予以征迁。2013年7月18日，原告致信东湖镇拆迁指挥部，表示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将原告名下的上述两间祖传平屋有偿转让给二哥沈荣华（即本案第三人沈荣华），但由于没有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已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在该房屋拆迁安置中，应由沈荣华行使产权所有权人的一切权利，以此据为凭。2014年5月28日，原告又写信给东湖镇拆迁指挥部，要求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事宜，均由原告本人办理。2014年9月25日，被告与沈建中签订了一份《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甲方为东湖镇拆迁安置办公室，协议乙方为东湖镇小皋埠村沈荣夫户，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服从越兴路南延工程建设需要，同意拆迁并按拆迁公告确定的期限腾空协议所涉及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及附属设施。”协议第三条就补偿的项目及金额作了约定，六项项目的补偿金合计为107682元。协议由甲方盖章及甲方经办人签名，乙方签名为沈建中。庭审中，被告确定上述107682元补偿款中，既包含了原告户51.7平方米的房屋，也包含了第三人方的20.71平方米的房屋，与第三人提供的书面拆迁安置结算表细目相符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被告的答辩和庭审的证据查明，原告于2016年5月7日才得悉被告与案外人沈建中签订了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原告于2017年4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起诉期限。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行政诉讼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依据《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集体土地上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一条第（一）项第3目规定的“实事求是妥善处理原则”，可否直接认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属第三人沈荣华、马美珍或案外人沈建中所有的事实。本案中，被告认定原告已将涉案房屋卖给第三人的依据是绝买契约和原告致被告拆迁指挥部的信件。首先，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要认定涉案房屋绝买契约的真实性的依据尚不够充分。理由是：一、原告否认与第三人沈荣华签过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同时也否认在涉案房屋的绝买契约上签名、盖章。二、购买人马美珍没有在该绝买契约上签名、盖章，违反房屋买卖常理。三、证人沈某否认在该绝买契约上做过证明人。四、绝买契约上表述的买卖房屋三间、面积52平方米与涉案房屋二间、面积51.7平方米的事实不一致。五、绝卖契约上载明的是涉案房屋是卖给马美珍的，但原告致拆迁指挥部的信件中表示涉案房屋有偿转让给沈荣华的，两者存在转让对象不一致的情况。故对该绝买契约的真实性本院无法予以确定。其次，被告在认定涉案房屋所有权时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被告在行政答辩状中陈述到涉案房屋已于1999年10月5日由原告出卖给马美珍，在分家析产时，马美珍家庭将涉案房屋分给案外人沈建中所有，沈建中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沈建中是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身份签字的。但被告在庭审辩论阶段中陈述沈建中是作为受第三人的委托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签字的，身份是委托人而不是协议一方的当事人，被告对沈建中在协议上签字的身份认识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第三，从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内容中来看，协议没有明确涉案房屋补偿的具体面积。从拆迁安置结算表来看，补偿的房屋面积却有72.41平方米，与原告名下的51.7平方米房屋的面积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无论是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与协议签字，还是协议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内容，均存在事实不清。在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仍然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情况下，以及被告已经知道原告与第三人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告直接与第三人或沈建中签订涉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原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沈建中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与沈建中签订的位于越城区东湖镇××村原告沈荣富名下的用地面积为51.70平方米房屋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上诉称：1.沈荣富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沈荣富从2013年开始知晓涉案房屋的拆迁事项。2014年9月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沈荣富也多次与上诉人联系，沈荣富2017年4月5日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2.涉案房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由沈荣富出卖给原审第三人，并由原审第三人占有使用至今。绝买房契是沈荣富与原审第三人马美珍之间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马美珍与沈荣华系夫妻，故涉案绝买房契虽然形式上不符合合同法要求，但符合民间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上诉人根据绝买房契，结合沈荣富2013年7月18日寄给上诉人的信函认定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审第三人，从而签订协议符合客观事实。沈荣富2014年5月28日寄给上诉人的信并没有否定房屋已经转让的事实，也没有提出自己仍是房屋所有权人的主张，2016年5月7日寄给上诉人的信函里再次确认房屋地上部分归沈荣华，土地部分归其安置。3.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证据不足。本案沈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4.一审依据《行政诉法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不应确认协议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荣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荣富承担。
被上诉人沈荣富答辩称：1.一审认定协议无效正确。涉案房屋自始登记在沈荣富名下，涉案房屋买卖契约不存在。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已归沈建中所有，但在提交的证据中，又称沈建中为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争议房屋一直由沈荣富所有、使用、管理。上诉人上诉称涉案房屋早在八十年代已由沈荣富卖给原审第三人，并由原审第三人占有使用至今缺乏依据。涉案房屋并非沈荣富一人所有，系上诉人与前妻共有财产，需经过其他共有人一致同意才能处分。一审证人未到庭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书面证人证言有效。2.本案涉及不动产，应当适用二十年的时效。沈荣富从知道讼争房屋将要被征收后，一直与上诉人沟通，上诉人从未回复，由于上诉人的不作为，导致案件发生。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沈荣华、马美珍陈述称，沈荣富已经将房屋卖给第三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因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房屋拆迁，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了涉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但协议中涉及的部分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立协议方为上诉人，而签约方却为原审第三人方。在沈荣富否认其已经将房屋卖给原审第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方签订的协议缺乏依据。一审由此确认涉案协议上述内容无效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沈荣富的起诉已经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沈荣富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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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