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03民申14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纳日松镇纳林庙村。
法定代表人：韦生亮，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霞，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霞，内蒙古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矿，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纳日松镇。
负责人：韦生亮，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霞，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艳霞，内蒙古大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中建二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21号1-3层。
法定代表人：熊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德，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矿因与被申请人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6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矿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基本案情。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同关系的形成。2012年，再审申请人股东李某将章某引荐至再审申请人处，称章某可为再审申请人筹集资金。章某自称其与被申请人负责人私交甚好，可让被申请人为再审申请人垫资完成土石方剥离及原煤开采，并向再审申请人出借2亿元资金。后经章某协调，被申请人同意为再审申请人垫资进行土石方剥离及原煤开采，但条件是必须由再审申请人授权章某管理煤矿，并同意向再审申请人出借资金，但前提条件是由被申请人控制并管理再审申请人印鉴及银行账户。再审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的要求，于2013年5月17日向章某出具内容为“全权委托章某负责纳林庙煤矿区建设、生产经营和销售有关合作事宜谈判和决定，包括合同谈判、决定和签署、其他文件签署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并于2013年11月25日将再审申请人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银行预留的财务人员印鉴等主要印鉴移交被申请人管理。再审申请人向章某出具上述授权委托书后，章某先后以再审申请人名义与被申请人签定了《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六份补充协议，其中2014年4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六》约定“发包方（再审申请人）确认，为协助发包人推进现场施工，根据双方协商，承包人（被申请人）已经为发包人垫付工程款人民币3800万元，利息按18%计算。除现金垫资外，承包人还通过开具商业汇票的形式向发包人提供垫资。具体操作流程是，承包人向发包人指定的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由发包人指定的公司提取现金供发包人使用。截止2014年3月31日，上述商业汇票票面金额为1.89亿元。上述商业汇票垫付工程款，发包方承诺于票据到期前15日支付，逾期按该日前欠付本金及利息总额按照日千分之一计算利息”。2、被申请人主张由申请人承担商业承兑汇票债务的依据。2014年11月17日，被申请人及李某在明知再审申请人并未实际收到垫资款的前提下，仍恶意串通由李某在被申请人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字，蓄意将申请人向案外人某1公司、某2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的债务转嫁给再审申请人。对账单的主要内容为：被申请人向浙江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开具16张商业承兑汇票，本息合计1.8996亿元；向上海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开具3张商业承总汇票，本息合计2227.8万元的对账单，并在对账单落款注明：“上述票据由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票面额度承担兑付责任，已兑付按照年息18%承担利息，同时承担因诉论发生的一切损失”。被申请人与李某签订上述对账单后，被申请人以此作为证据，先后分17个案件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再审申请人承担对账单中的全部债务。3、原审判决结果及主要依据。再审申请人在原审审理期间已陈述并未实际收到对账单中所载垫资款，并一再请求原审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并查明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款的实际去向，但原审人民法院未予准许，且在未实际审查资金实际去向的前提下，仅依据被申请人与李某签订的上述对账单便作出（2016）京0112民初6593号、6596号、6598号、6601号、6603号、6604号、6605号、6606号、6607号、6608号、6628号、6630号、6632号、6635号、6638号、6640号、6642号17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再审申请人承担上述对账单中的巨额债务。4、公安机关已就被申请人与章某、李某因本案商业承兑汇票涉嫌合同诈骗一事立案侦查。2016年5月12日，章某因在本案部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中涉嫌职务侵占，被内蒙古自治区某公安局立案侦查，现已依法提起公诉；公安机关在章某涉嫌职务侵占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被申请人与章某、李某将其向案外人某1公司及某2公司开具的上述商业承兑汇票债务转嫁给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已涉嫌合同诈骗，并于2017年10月27日对该案立案侦查。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可证实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2公司出具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实际为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2公司借款时向案外人某2公司提供的担保，案外人某2公司已经将票据贴现款付至被申请人账户，不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承担票据债务。1、原审查明，被申请人先后向案外人某2公司开具272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即分别于2014年6月20日开具票号为016665466的7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于2014年7月2日开具票号为017039156的45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于2014年7月2日开具票号为0170391的51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于2014年7月17日开具票号为20874409的106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被申请人在原审审理中撤回对2014年6月20日开具的票号为016665466的7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的诉讼。2、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之一，即案外人某2公司向被申请人的银行转账凭证，可证实案外人某2公司先后于2014年6月9日、2014年7月7日、2014年7月8日、2014年7月21日分别向被申请人转账600万元、600万元、400万元、1000万元，合计汇款2600万元。3、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之二，即案外人某2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证实上述272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系因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借款提供担保而出票，出票后案外人某2公司已先后向被申请人转账2600万元，票面金额高出汇款金额的120万元为被申请人应付案外人某2公司的票据贴现利息。三、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可证实原审判决中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1公司出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一部分为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1公司购买螺纹钢支付的价款，另一部分是被申请人为替换之前的到期票据而开具且贴现款已返还至被申请人，均不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承担票据债务。1、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以下新证据可证实被申请与案外人某1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向某1公司开具的大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实际为被申请人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案外人某1公司支付的购买螺纹钢价款。（1）案外人某1公司分别与中国广大银行某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就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签订的《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商业汇票贴现合同》；（2）案外人某1公司在本案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时向银行提供的被申请人与案外人某1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签订的标的额为9972万元的《建筑工程钢筋供应合同》、于2013年9月28日签订的标的额为9000万元的《建筑工程钢筋供应合同》、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的《钢材采购合同》；（3）案外人某1公司在被申请人向其出具本案商业承兑汇票后向被申请人开具的127张合计148，848，78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再审申请人提供的以下新证据，即：章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及介绍本案票据贴现的案外人陈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证实被申请人在本案中向某1公司开具的剩余部分商业承兑汇票是为替换之前的到期汇票而开具，贴现款已返还至被申请人。3、再审申请人按照被申请人提出的合作要求，先于2013年5月17日向章某出具管理煤矿的授权委托书，又于2013年11月25日将再审申请人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银行预留的财务人员印鉴等主要印鉴移交被申请人管理，被申请人通过以上手段掌控再审申请人经营管理权后，安排章某出面向再审申请人股东收购股权，并先后于2013年12月4日至2013年12月18期间为章某出资8000万元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相关合同约定该8000万元不予退还。被申请人为追回上述8000万元款项，与章某、李某等恶意串通，在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6月9日短短半年时间内，先后向某1公司开具1.885亿元的巨额商业承兑汇票，最终在明知再审申请人未收到票据款项的前提下，又通过由李某签订对账单的方式将全部票据债务转嫁给再审申请人，是彻头彻尾的合同诈骗。四、本案属于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属于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的调整范畴，应严格审查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实际发生，不能仅以李某一人签字的对账单直接认定数亿元债务的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九条等相关规定，法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的调整范畴，并规定在该类案件审查过程中应严格审查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基本事实，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实际发生。而本案原审人民法院在再审申请人一再陈述并未实际收到款项，并再三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款项去向的前提下，却自始至终未审查巨额案件款项是否实际发生，最终仅以李某签字的对账单便直接认定数亿元债务成立，严重加重了再审申请人的债务负担，导致再审申请人濒临破产，对再审申请人严重显失公正。五、鉴于公安机关已就被申请人与章某、李某因本案商业承兑汇票涉嫌合同诈骗一事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本案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请求，以维护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
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关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同关系的形成”的问题。2013年5月28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申请人承包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矿剥采工程，合同施工期暂定七年，计2555日历天。合同金额预计4665600000元”。2014年4月3日，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六）》，协议约定：“关于被申请人承包纳林庙煤矿剥采工程项目，被申请人已经按照施工总承包合同及后续补充协议（一至五）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为协助再审申请人推进现场施工，根据双方协商，被申请人已经对再审申请人垫付工程款人民币3800万元，利息按年息18%计算；截止2014年3月31日，本息合计人民币48779287.67元。除现金垫资之外，被申请人还通过开具商业汇票的形式向再审申请人提供垫资；截止2014年3月31日，上述商业汇票票面金额189000000元。上述商业汇票垫付工程款，再审申请人承诺于票据到期前15日支付，逾期按照该日前欠付本金及利息总额按照日千分之一计算利息。此外，补充协议还对双方当事人的其他权利及义务进行了约定”。以上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再审申请人的法律义务应以合同及补充协议为准。二、关于“被申请人主张由申请人承担商业承兑汇票债务的依据”的问题。1、2013年5月17日，再审申请人向章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为“授权章某为我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代表我公司负责纳林庙煤矿矿区建设、生产经营和销售有关合作事宜谈判和决定，包括合同谈判、决定和签署、其他文件签署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宜。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所产生的相关法律权利、义务都由我公司享有和承担”；2014年4月22日，再审申请人及法定代表人韦生亮等全体股东向李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为“授权李某为我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唯一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纳林庙煤矿的生产、经营、管理、销售等一切有关事宜的谈判和决定，公司及全体股东都认可。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所产生的相关法律权利、义务都由我公司及全体股东享有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在委托事项和代理权限内，被委托人行使的全部职责和责任都将由委托人承担。另外，再审申请人及法定代表人韦生亮分别于2013年5月29日、2014年4月22日、2014年5月30日出具《责任声明》、《承诺书》、《关于开具银行商业承兑汇票的申请》等文件，多次确认再审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开具商票予以垫资的意思表示。2、2014年7月2日，被申请人出具一张票面金额为185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票号为：20874404，收款人为浙江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有关票据已由被申请人代再审申请人全部承担兑付责任。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1500万元，尚欠350万元未支付。2014年11月17日，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代表李某签署《对账单》，再审申请人声明：上述票据由广利公司按照票面额度承担兑付责任，已兑付的按照年息18%承担利息，同时承担因诉讼发生的一切费用。但再审申请人非但没有承担兑付责任，反而在原审中抵赖称与其无关。3、据再审申请人提供的韦生亮和章某证词，被申请人负责向汇票收款人浙江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开具商票，某1公司向再审申请人提供现金。2013年12月，再审申请人银行账户在收到某1公司提供资金后，向鄂尔多斯市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转账8000万元用于偿还再审申请人债务，同时，被申请人也向某1公司开具了商票。由此说明再审申请人已实际获益。被申请人认为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现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明显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公安机关已就被申请人与章某、李某因本案商业承兑汇票涉嫌合同诈骗一事立案侦查”的问题。某公安局虽然出具了《立案告知书》，但某公安局未联系被申请人了解情况，被申请人根本没有所谓“合同诈骗”行为，此刑事案件属于再审申请人逃避债务诬告陷害的行为。四、关于“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可证实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2公司出具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实际为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2公司借款时向案外人某2公司提供的担保，案外人某2公司已经将票据贴现款付至被申请人账户，不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承担票据债务”的问题。本案是商票收款人为某1公司的案件，与某2公司无关。五、关于“再审申请人有新证据可证实原审判决中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1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一部分为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某1公司购买螺纹钢支付的价款，另一部分是被申请人为替换之前的到期票据而开具且贴现款已返还至被申请人，均不应该由再审申请人承担票据债务”的问题。被申请人与某1公司从未签订过用于贴现的《建筑工程钢筋供应合同》、《建筑工程钢筋供应合同》、《钢材采购合同》。根据《中建二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关于统一分供方合同编号的通知》，被申请人各类合同均按级编码进行分类编号，合同编号未出现过“CSCECH-1-WZ-
HF-017-2014”的合同编号形式；被申请人未收到过某1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经被申请人核查，再审申请证据中的相关发票在国税局官网中并不存在。六、关于“本案属于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属于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的调整范畴，应严格审查款项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实际发生，不能仅以李某一人签字的对账单直接认定数亿元债务的成立”的问题。原审中已经调取了相关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已实际承兑了相关商票履行了票据付款义务，再审申请人及法定代表人、全体股东向李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李某经合法授权在授权期限内签署的《对账单》合法有效。七、关于“鉴于公安机关已就被申请人于章某、李某因本案商业承兑汇票涉嫌合同诈骗一事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本案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问题。某公安局虽然已立案，但并未侦查，某公安局至今未联系被申请人调取证据。本案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经济犯罪嫌疑”，该刑事案本不应立案，更不存在土木公司的合同诈骗行为。八、再审申请人提起再审的日期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2民初6640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为“二0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再审申请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时间为“二0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请贵院审查再审申请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时间是否符合提起再审的期限规定。九、同类案件已由贵院作出二审判决均已生效。再审申请人代表李某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11月27日同一天，针对不同收票单位同时作出《对账单》，其中，再审申请人为收票单位的商票本金为2400万元。到期未支付后，被申请人起诉再审申请人的案件，已于2016年8月1日由贵院作出（2016）京03民终8562/8563/8564/8565号民事判决，不仅全部支持诉讼请求，同时已经依法认定了被申请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对账单》等证据的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事由不符合法定再审事由，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在审查过程中查明：被申请人中建二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月18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有新证据并足以推翻原判的应启动再审。现申请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虽新提供部分证据，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原判，申请人所提再审事由不成立，故本院无法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纳林庙煤矿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郭嘉节
审 判 员 陈 伟
审 判 员 张 阳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申友祥
书 记 员 朱晓荻
书 记 员 孙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