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030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1，男，1948年12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女，1948年10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2，男，1977年8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3，男，1976年2月12出生。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浩，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4，女，1938年8月1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女，1954年7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5，女，1982年5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6，男，1953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兰亭，女，1955年1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7，男，1946年1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厉金玉，女，1950年5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8，男，1951年4月2日出生。
上诉人谢×4、谢×5、刘×、谢×6、谢×7、谢×1、宋×、谢×2、谢×3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谢×4、谢×5、刘×、谢×6、谢×7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谢×4、谢×7、谢×6、谢×8以及谢×1为同胞姐弟，其父谢×、母亲王×，谢×5父亲谢×9也为谢×之子，刘×为谢×9之妻，谢×92012年4月死亡，宋×为谢×1之妻，谢×于1976年死亡，王×于1999年死亡。谢×、王×死亡前都为××村农民，历史上就一直居住在石景山区院落，双方当事人自小都在这个院子长大，谢×、王×生前没有对家庭财产进行析产。2013年约6月份石景山院落进行拆迁，其中本案涉及院落于9月份被拆迁，拆迁利益被谢×1、宋×领走。综上，我们认为本案涉及的被拆迁院落产权为祖遗产，在没有进行分家析产前相关财产权益应当归双方共有。诉讼请求：对石景山区院落拆迁利益依法分割。
谢×8在原审法院诉称：涉诉院落原系父母遗产，谢×4、谢×9、谢×6、谢×7、谢×1曾就该院落形成协议，但房屋拆迁后，原有房屋价值发生了较大增值，因此谢×1在取得拆迁利益的前提下给予我适当补偿。
谢×1、宋×、谢×2、谢×3在原审法院辩称：本案涉诉房屋所有权人为宋×，她与谢×4、谢×5、刘×、谢×6、谢×7没有法定继承关系，1999年及2001年宋×与谢×1通过合法申请对涉诉院落进行了翻扩建及新建，2004年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签署协议，放弃对涉诉院落的产权，同意归谢×1所有。故此谢×4、谢×5、刘×、谢×6、谢×7相关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谢×、王×二人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子女六人，分别为谢×4、谢×7、谢×1（其妻宋×、其子谢×2、其子谢×3）、谢×6、谢×8、谢×9（其妻刘×、其女谢×5），其中谢×于1976年去世，王×于1999年去世，谢×9于2012年4月去世。谢×、王×生前取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院落一处，1991年以前，该院内原有东房一间、南房二间、西房一间、北房六间，1999年3月宋×作为户主申请对涉诉院落进行翻扩建，并申请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其中登记的家庭成员包括宋×、谢×1、谢×3、谢×2、谢×9、刘×、谢×5，翻扩建建设规模为159.6平方米。2001年12月宋×以两个儿子成家，家中住房紧张为由再次申请新建房屋三间，建筑面积为20.13平方米，并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其中登记的家庭成员包括，宋×、谢×1、谢×3、谢×2、许利娜（谢×2之妻）、谢×9、刘×、谢×5。上述翻、新建过程中，宋×、谢×2、谢×9、刘×均登记为××××公司职工。庭审中，就谢×1、宋×翻建及新建事实，谢×4、谢×5、刘×、谢×6、谢×7均不持异议，并认可自1991年后涉诉院落由谢×1一家实际居住使用，其他家庭成员均已搬离。庭审中，谢×1、宋×、谢×2、谢×3主张家庭成员之间就涉诉房屋的处理曾于2004年10月13日订立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内容为：石景山区院落，即：谢家小院。原小院产权问题，父母在世时没有分家，父母去世时也未能留下字据，因此，小院产权自然归全家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各自成家立业，大姐早已出嫁，相继迁出小院，只有谢×10(和)在小院居住，1999年1月29日母亲去世后，谢×10（×）就小院问题征求大家意见，各自表示放弃产权，小院由谢×10（和）自行翻建。产权属谢×1家所有。为了全家和睦相处，避免因小院产权今后引起争议，应谢×10（×）的邀请，大姐谢×4及兄弟各家到齐，如不参加视同弃权，补签放弃小院产权协议书。协议书一经签署，子孙后代无权追悔。其后署有谢×7、谢×4、谢×8、谢×6姓名及同意二字，谢×9署有姓名及“同高”字样。庭审中，谢×4、谢×7、谢×6、刘×、谢×5主张签署协议时，谢×7本人未到场，其署名系谢×4代签，谢×9在场但其署名由谢×6代签。谢×4、谢×7、谢×6、刘×、谢×5均不认可上述协议，认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谢×8认可协议真实性，但认为院落拆迁后已发生增值，谢×2、宋×、谢×3应给予补偿。
2013年8月13日，谢×2、宋×、谢×3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甲方）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其中认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39.11平方米，其中：谢×2名下建设面积106.56平方米，宋×名下建筑面积95.55平方米，谢×3名下37平方米，在册人口及实际居住人口为：谢×2、许××、谢×11、宋×、谢×1、谢×3。乙方选购位于石景山区“××××”小区的定向安置房屋四套，合计定向安置房购房总款为1465725元。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补偿补助总款为3228873.18元，其中含：1、定向安置政策性补偿1627780元；2、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和设备、装修及附属物价款298765元；3、搬迁费18866元；4、临时安置费566919.6元；5、被征收房屋“剩余面积”价值补偿款229140.58元；6、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191808元；7、外迁补助费26280元；8、院地补助费150000元；9、平房补助费95644元；10、低保、残疾补助费20000元；11、移机费3670元。此外甲方另向乙方支付提前搬迁奖励费为3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已明确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为法定继承。经查涉诉院落系谢×、王×在世期间取得，现该院落内因行政征收使得地上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均实现了财产利益的转化，故其中应有谢×、王×遗产部分。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以一户一宅为原则，谢×1之配偶宋×系八大处农工商公司集体组织成员，二人除涉诉院落外并未取得其他宅基地，通过1999年及2001年的建房审批手续可以看出，宋×及谢×1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因此二人实际出资翻建新建房屋并取得合法审批部分应视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故本案中首先应将属于宋×、谢×1部分析出后其余部分作为谢×、王×遗产进行法定继承。经查，宋×先后两次合法审批的建设面积共计179.73平方米，故以上面积部分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值及土地区位补偿应归其所有。另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显示，涉诉院落被征收建筑面积为239.11平方米，其中59.3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因此该部分除地上物外的土地区位补偿应作为谢×、王×遗产在原、被告间依法定继承原则进行析分。对于2004年10月13日家庭析产协议效力一节，法院认为涉诉院落未被行政征收前，其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组织所有，未经合法审批，当事人无权进行处分，因此谢×、王×子女六人对土地权属的约定应属部分无效。但其中文字内容可以和宋×两次建设审批手续相互映证，说明院内地上物系宋×、谢×1夫妻出资出力所建。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法院认为涉诉院落征收所得利益中在扣除具有特定人身指向的补偿项目及地上物重置成新价值后，所得土地区位补偿利益中的25%为谢×、王×遗产。具体计算方式为3228873.18（补偿补助总款）-298765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和设备、装修及附属物价款）-18866元（搬迁费）-566919.6元（临时安置费）-191808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20000元（低保、残疾补助费）-3670元（移机费）=2128844.58元，2128844.58×25%≈532211元。谢×、王×共有子女六人，故法院酌定每人应继受取得部分为88702元，其中谢×9后于谢×、王×去世，故其法定继承人刘×、谢×5应就谢×9继承部分依法进行转继承。现谢×2、宋×、谢×1、谢×3作为被拆迁人实际取得拆迁利益，故该四人就以上遗产转化利益应对各法定继承人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石景山区院所得征收补偿权益归宋×、谢×1、谢×2、谢×3共有；二、宋×、谢×1、谢×2、谢×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给付谢×4、谢×7、谢×6、谢×8征收补偿利益折价款各八万八千七百零二元，连带给付刘×、谢×5二人上述征收补偿利益折价款共八万八千七百零二元；三、驳回谢×4、谢×7、谢×6、谢×8、刘×、谢×5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谢×4、谢×5、刘×、谢×6、谢×7、谢×1、宋×、谢×2、谢×3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谢×4、谢×5、刘×、谢×6、谢×7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家庭房屋产权协议书”中上诉人谢×6、谢×9都签署的是“同高”、在签署“家庭房屋产权协议书”时谢×7在场、安置房屋是否与五上诉人有事实关系没有审理、被拆迁房屋所占土地区位价格没有认定、谢×3性别认定有误；2、适用法律不当：谢×2和谢×3不能作为合法的被拆迁人，不应享有拆迁利益、拆迁安置的房屋应当作为分家析产的共同财产共同参与分配、拆迁利益分配计算不当、上诉人谢×5和刘×应当作为宅基地合法拥有人享受拆迁利益、原审法院计算区位补偿方法不当、原审法院对拆迁补偿中特定人身指向补偿项目认定不当。请求：撤销原判，重新分配拆迁利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谢×1、宋×、谢×2、谢×3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家庭房屋产权协议书”部分无效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59.3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所得的补偿款应归宋×、谢×1所有，并非谢×、王×的遗产；“家庭房屋产权协议书”是家庭成员对××村12号院财产权益归谢×1家所有的确认；原审法院计算遗产的项目和数额不正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谢×8同意原审法院判决。
二审庭中针对谢×9的签字及手印的形成，谢×8、谢×4表示手印系谢×9本人所按，谢×5、刘×主张谢×9的签字非本人所签，手印也非本人所按。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户籍证明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家庭房屋产权协议、××村综合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北京市石景山区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系谢×、王×夫妇生前取得，谢×、王×去世后，谢×1一家人在该院内居住使用，并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对院内房屋进行了翻建扩建。2004年10月13日家庭成员之间就涉诉房屋的产权归属订立协议书一份。根据该协议书的内容，谢×7、谢×4、谢×8、谢×6、谢×9放弃该院产权，产权属谢×1家所有。对该协议的效力，谢×1、宋×、谢×2、谢×3认为系所有子女签字认可，故应具有法律效力，谢×4、谢×5、刘×、谢×6、谢×7主张该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故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家庭房屋产权协议书”的是否有效系本案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签订该协议书时，谢×7、谢×4、谢×8、谢×6、谢×9、谢×1均在场，谢×7、谢×4均认可谢×7的名字系谢×4所签但系自己按的手印。二审庭审中谢×8、谢×4表示谢×9的手印系谢×9本人所按，谢×5、刘×主张谢×9的签字非本人所签，手印也非本人所按，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份协议书签订时本人均在场并按手印，虽然谢×6和谢×5、刘×主张谢×6和谢×9在协议书上签的是“同高”而非“同意”并因此主张签字并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协议书中虽然表述为“放弃产权”，但根据房屋翻建情况及实际居住状况以及协议书通篇内容，应认定为谢×7、谢×4、谢×8、谢×6、谢×9通过协议的形式放弃涉诉院落的使用权及房屋的产权。本院据此认定该份协议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谢×7、谢×4、谢×6、谢×5、刘×认为协议无效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谢×4、谢×7、谢×6、谢×5、刘×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谢×4、谢×7、谢×6、谢×5、刘×、谢×8之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九千一百二十元由谢×4、谢×7、谢×6、谢×8各负担一千八百二十四元（谢×4预交三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刘×、谢×5共同负担一千八百二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九千一百二十元，由谢×4、谢×7、谢×6、谢×5、刘×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懿荣
代理审判员 白然娜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