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5民初6061、6333、6371号
（6061号案原告、6333、6371号案被告）：董旭芳，女，汉族，1968年7月5日出生，住址湖南省衡东县。
委托代理人：罗永生、范红霞，分别为广东凯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
（6061号案被告、6333、6371号两案第三人）：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7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熊颖，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雷安娜，系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6061号案被告、6333号案原告、6371号案第三人）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308号
法定代表人：黎进，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帅，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肖小菁，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6061号案被告、6333号案第三人、6371号案原告）：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园路48号广航大厦六层601房
法定代表人：熊颖，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静、芦堙仪，均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司职工。
原告董旭芳（6061号案原告、6333、6371号案被告）诉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61号案被告、6333、6371号两案第三人）、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6061号案被告、6333号案原告、6371号案第三人）、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6061号案被告、6333号案第三人、6371号案原告）劳动合同纠纷三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旭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永生、范红霞、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红海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雷安娜、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物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帅、肖小菁、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红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静、芦堙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董旭芳诉（辩）称，董旭芳于2006年6月2日入职中远海运物业公司，负责清洁服务工作，原告于2017年1月12日正式离开岗位。工作期间，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从原告入职之日起未签订任何书面劳动合同，且从未支付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且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在董旭芳的反复要求下直到2009年12月才开始为董旭芳购买社保。2016年12月23日，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且未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金。工作期间，被告广州红海集团公司将董旭芳派遣至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处工作，董旭芳的考勤、工作安排、社保缴纳及工资发放均由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处理，因此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现起诉要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自2006年6月2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支付原告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止的加班工资137262元；3、判决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支付原告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止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9713元；4、判决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0344元；5、判决被告广州红海集团公司、广东红海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第三人）广州红海集团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广东红海公司一致。
被告（原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辩（诉）称：一、从我司核实的资料显示，董旭芳曾于2009年12月至2011年6月与我司建立过劳动关系。2011年7月后，董旭芳与我司无劳动关系，董旭芳主张其自2006年6月2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与三间公司同时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在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我司曾向董旭芳支付450元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该款项应当在该时间段内应计算给董旭芳的加班工资1394.02元中扣除，故我司应支付的加班工资差额为944.02元。三、我司已依法给董旭芳享受了年休假，不应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补偿。四、董旭芳在2017年2月13日开始旷工，我司与董旭芳协商，但其拒绝提供劳动，我司于2017年3月9日将董旭芳退回用人单位即广东红海公司，广东红海公司向董旭芳发送上班通知，但董旭芳不服从安排，且在2017年3月13日以后连续旷工三天，因此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故起诉要求：1、确认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与董旭芳自2009年12月至2011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中远海运物业公司需支付给董旭芳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1月12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944.02元；3、确认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无需向董旭芳支付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
被告（原告）广东红海公司辩（诉）称：一、在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我司曾向董旭芳支付450元休息日加班的加班工资，该款项应当在该时间段内应计算给董旭芳的加班工资1394.02元中扣除，故我司应支付的加班工资差额为944.02元。二、根据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可知，我司已依法给董旭芳享受了年休假，不应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补偿。故起诉要求：1、确认广东红海公司无需对董旭芳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1月12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944.02元承担连带责任；2、确认广东红海公司无需向董旭芳支付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
经审理查明：董旭芳称其2006年6月2日至2017年1月12日一直在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工作。仲裁时，中远海运物业公司确认董旭芳与其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但主张董旭芳入职其单位的时间应为2009年12月1日。2011年董旭芳（乙方）与广州海运集团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清洁分公司（甲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董旭芳于2011年7月1日起重新与广州鸿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派往甲方处工作，需提前解除与甲方于2009年3月1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并约定从2011年7月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董旭芳在该协议书中签名确认。庭审中，董旭芳对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予确认，认为虽然该协议书是其签名，但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实际是与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广东红海公司提供了其与董旭芳于2016年3月2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该劳动合同显示董旭芳与广东红海公司约定的是标准工时制，董旭芳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及计算加班工资基数均为1895元/月，还约定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文书、资料等，均可以当面交付或以合同所列明的通讯地址履行送达义务；董旭芳在工作期间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调动和安排、无故旷工达到3日以上的，将按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并不予以支付任何经济补偿。董旭芳对上述劳动合同不予确认，表示该合同不是其签名，但不申请笔迹鉴定。
另查，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在仲裁中主张2011年7月1日后董旭芳分别由广州鸿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易公司）、广东红海公司派遣到其单位工作，但其未向本院提供职工名册。广东红海公司主张其与董旭芳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在2011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与董旭芳建立劳动关系的应为鸿易公司。另查，广东红海公司在仲裁期间提交了董旭芳与鸿易公司签订的期限分别为2011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和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上述合同落款处有加盖鸿易公司公章及“董旭芳”字样的签字。董旭芳对2011年7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签名不予确认，并在庭审中申请对该合同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后撤回笔迹鉴定申请。
董旭芳与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分别提交了考勤表。董旭芳主张其每周工作6天，单位未向其支付过加班费，本案所请求的加班费为每周第6天休息日加班的加班费，并提供自来水公司2015年1月的考勤表用以证明其主张，上述考勤表没有董旭芳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或签字。庭审中，董旭芳申请了证人杜某、代某出庭作证，两名证人均确认董旭芳是其主管，其中杜某称其从2010年4月13日到2017年1月13日期间与董旭芳是同事，期间每周休息日仅一天，且从未休年假；代某称其自2012年10月至2017年2月期间，中远海运公司从未让其休过年假，每周仅在周日休息一天。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主张其已安排董旭芳在2017年1月13日至19日休2016年5天年休假，另2015年度已安排董旭芳休年休假2天，并提交了2015年4月至2017年3月的考勤表及工资发放数据表予以证实。其中考勤表显示董旭芳在此期间共计产生双休日加班19天，法定节假日加班3天，2015年5月15日、2015年10月30日分别休年休假1天，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2月10日期间休年休假5天、补休13天，从2017年2月13日起旷工；工资表显示该期间董旭芳除领取了节日加班费外，没有领取其他加班费用。董旭芳对上述考勤表不予确认，但确认工资表的真实性。
董旭芳的工资构成为岗位工资（其中2015年4月为2500元、5、6月均为2700元，2015年7月至2017年1月为2800元，2017年2月为1120元）、年功工资、自2016年1月开始发放的岗位补贴。另有补贴1、补贴2，非每月固定发放。2015年4月、6-8月均发放节日加班工资150元，2016年2月发放节日加班工资200元。董旭芳离职前12个月扣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为3176元。
广东红海公司为证明其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提供了《退回派遣员工的函》、《通知》、《解除合同通知书》及EMS快递单予以证明。其主张因董旭芳旷工多天，用工单位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于2017年3月9日将董旭芳退回其单位，其单位收到退回函后先后两次通过EMS发出通知催促董旭芳到广州海星大厦项目上班，董旭芳均拒收，后其于2017年3月16日以董旭芳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董旭芳的劳动合同，并通过EMS向董旭芳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董旭芳仍拒收，其单位结算董旭芳工资至2017年2月10日。董旭芳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表示其于解除合同通知书寄出前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已单方解除与其劳动关系，上述证据是被告为逃避赔偿而伪造的。
董旭芳就本争议问题于2017年4月7日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的穗海劳人仲案非终字[2017]57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董旭芳与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从2006年6月2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董旭芳与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董旭芳2015年4月8日至2017年1月12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394.02元，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董旭芳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168.18元。五、驳回董旭芳的其他申请请求。董旭芳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广东红海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根据董旭芳、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广东红海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其庭审中的陈述，可确认董旭芳与广州红海集团公司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故对董旭芳要求广州红海集团公司对加班费、年休假工资、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董旭芳先后与广州鸿易公司和广东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证据显示董旭芳与广州鸿易公司、广东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予以采信。董旭芳主张中远海运物业公司的派遣员工超过法定比例，但中远海运公司是否存在超过法律规定的员工比例上限进行劳务派遣用工或用工岗位不符合劳务派遣工作岗位性质之情形，是对其单位有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认定，不能据此推定劳务派遣协议无效，更非推翻董旭芳与广州鸿易公司和广东红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之充分依据。无论董旭芳作为员工或劳务派遣人员，但其一直在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工作，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有责任对董旭芳的用工资料进行建档或备份，但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未能提供职工名册予以证明董旭芳的入职时间，亦未能提供董旭芳的入职登记表等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董旭芳主张其入职中远海运物业公司的时间为2006年6月2日予以采纳。结合董旭芳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及董旭芳与广州鸿易公司、广东红海公司的劳动合同、广东红海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等证据，可知董旭芳与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从2006年6月2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与广东红海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现董旭芳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至2017年1月12日，属于其自主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院确认董旭芳与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从2006年6月2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董旭芳与广东红海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2011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期间与董旭芳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是广州鸿易公司。故董旭芳要求确认与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在2011年7月1日至2017年1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经济赔偿金。董旭芳主张广东红海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已单方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结合董旭芳工资发放和缴纳社保时间均至2017年2月，故本院对董旭芳主张的离职时间及原因不予采信。董旭芳在2017年2月13日休假期满后未回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上班，也没有证据证实董旭芳不上班是经派遣单位及用工单位同意的，广东红海公司已向董旭芳邮寄了催告上班的邮件，履行了用人单位的管理职责，而董旭芳在与单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拒收上述邮件，系对自身权利的放弃，本院认为广东红海公司以董旭芳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董旭芳要求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广东红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加班工资。董旭芳提供的2015年1月自来水公司项目考勤表中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字，该考勤表中也没有董旭芳的名字，无法证明其出勤情况，仅凭证人证言而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其一直以来均是执行6天工作制，故本院对董旭芳每周工作6天的主张不予采信。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提供的考勤表，董旭芳虽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上述考勤表予以采信。仲裁中，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同意按其单位的考勤记录支付董旭芳2015年4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加班费差额。根据该考勤记录表，董旭芳已于2017年1月、2月期间补休共13天，故其尚未补休或支付加班费的休息日加班天数为9天。因此，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应支付给董旭芳的加班费为2317.24元（2800元÷21.75天×9天×200%）。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于上述期间支付的节日加班费合计800元，应予抵扣，但中远海运物业公司仅主张抵扣450元，属于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采纳。故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应支付给董旭芳的加班工资差额为1867.24元（2317.24元-450元）。广东红海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应对上述加班工资差额承担连带责任。董旭芳要求被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支付其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加班工资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董旭芳及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均未能证实董旭芳在该段时间存在加班事实，故对董旭芳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年休假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属于单位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而支付给职工的补偿，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1年仲裁时效，且年休假应按年度计算。故董旭芳要求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1年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董旭芳于2006年6月2日入职中远海运物业公司工作，至2016年6月1日董旭芳的累计工作期限已满10年，故董旭芳2016年度应休年休假为7天（153天÷365天×5天+212天÷365天×10天），2017年度应休年休假为2天（75天÷365天×10天）。根据中远海运公司提供的考勤表，董旭芳已休2016年5天年休假，尚余2天年休假未休，故董旭芳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168.18元（3176元/月÷21.75天×4天×200%），上述未休年休假工资应由劳务派遣单位即广东红海公司支付，董旭芳要求中远海运物业公司承担上述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董旭芳与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从2006年6月2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确认董旭芳与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董旭芳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月12日休息日加班工资差额1867.24元，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三、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董旭芳2016年度和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168.18元。
四、驳回董旭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逾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6061号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333号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中远海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6371号案受理费10元由广东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瑞雪
人民陪审员 钟信耀
人民陪审员 禤晓婷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韩 寒
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