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679号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明东路10号。法定代表人：何桂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阳、郑煌威，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伟群，女，197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赵佩颜，女，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郑燕棠，女，1970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陈永年，男，195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茹美霞，女，196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吴瑞瑶，女，1965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严丽珍，女，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光明东路*号。法定代表人：陈永年。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及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及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煌威，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法定代表人陈永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权益费差额435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16747.5元（暂计算至2017年1月1日，实际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223504.41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06年3月23日签订《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由被告等7人作为乙方，共同承包原告下属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承包期自2006年4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0日止；合同到期后，双方于2011年4月30日续签《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承包期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0日止。合同约定，2007年1月1日起，如六位以上（含六位）企业在册职工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原告权益费1500元；退出合伙经营的职工原则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被告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负债权债务，自行负担药店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福利待遇，合同终止时，被告自行解散招聘人员，原告不负相关责任。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合同到期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于2015年5月13日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及代缴社保费用，该案历经劳动仲裁及人民法院一审、二审，查明被告一直欺瞒原告，且在2011年4月30日仍然作为共同承包人与原告续签承包合同。原告认为，因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等3人私自退出合伙经营，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的权益费应为1500元，但其仍然按照1000元上缴权益费，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合同约定，应由被告负责所有人员的工资、社保待遇及解散招聘人员等，但被告并未实际完全承担，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予以赔偿。为此，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共同辩称，一、答辩人所签的每一份合同都是原告打印出来的，包括涉案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所以原告诉称答辩人私自退出合伙经营是无稽之谈，这一问题在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4日开庭时已证实。二、答辩人所签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从2011年4月1日起到2014年3月30日止的合同根本没出现过1500元，2000元的数目，所以不需付权益费差额。三、原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争议以劳动合同法为原则，所有不平等合同被视为无效合同。四、原告要答辩人赔偿223504.41元这笔款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下岗费和社保费。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共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于理于情均没有依据。首先，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均是原告的老职工，原告没有尽到企业的责任，照顾老职工的利益，反而起诉老职工。其次，从法理上来说，关于权益费差额，2006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是有6位以上的职工每月缴费1000元，当时7位职工都签署了该合同的，所以原告请求权益费差额是没有依据的。2011年的承包合同也是7位职工签订的，对于权益费的约定已经没有人数限制，根据该合同第四条，权益费每月1000元是固定的，并不受职工人数的限制，所以原告主张权益费差额是不成立的。另外，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应当理解为该损失是指在此前经法院判决由原告赔偿的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代缴社保费用，但答辩人认为这不能叫损失，而是应当由原告依法承担的责任及义务。而且根据2006年、2011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应当由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承担其所聘请的员工工资、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福利待遇，而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不是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员工，而是原告的职工，这在生效判决中已经确认。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由企业承担，所以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的工资福利待遇应当由原告承担。最后，涉案2006年的承包合同终止时间为2011年3月30日，至原告起诉时止，已将近6年时间，故原告主张权益费差额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述称，同意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的答辩意见。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2006年3月23日、2011年4月30日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各一份，证明在2006年、2011年原告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先后签订两份承包合同，约定由6位以上职工经营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权益费为每月1500元，退出合伙经营的员工原则上需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在承包期内由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负担员工的工资及社保费用。2.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招聘员工，并承担相应的用工主体责任。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5534、5535、553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与原告的劳动争议纠纷经法院认定，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在2006年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后，其自行在外就业，并没有实际履行承包合同。4.诉讼费缴费票据，证明原告因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发生劳动争议纠纷而支付的相关诉讼费用。各被告及第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证明内容，理由与答辩意见一致。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是原告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从三份判决书的内容来看，都确认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与原告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而且该劳动合同关系终止于2014年6月、7月、10月，该终止日期是根据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而确定的，由此可以看出，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都是与原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是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聘请的员工，而是在原告的安排下到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工作。综上，各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主张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在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处购买社保，是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员工，是不成立的。所以原告把其应承担的为员工购买社保等视为损失，于法无据。对证据4没有异议，但该诉讼费根据一、二审判决应当由原告负担的，不属于损失。各被告及第三人均没有提交证据。鉴于各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仅对关联性有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予以采纳。根据上述予以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依法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的下属企业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原名增城市益寿堂药店）是2003年7月10日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是原告的职工。原告称由于经营困难，为了响应政府号召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生存问题，就把原告下属的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承包给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共同经营。原告与七被告在2006年3月23日签订《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主要约定：原告同意属下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由被告实施合伙承包经营管理，合同期限为五年，自2006年4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被告有权优先续约。原告提供经营证照、公章给被告经营使用，被告负责经营证照的年审事宜，原告可协助办理，所需费用由被告承担。2006年前免收被告的权益费（权益费指原告交付“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2007年1月1日起，如六位以上（含六位）企业在册职工（下同）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原告权益费1000元；四至五位企业职工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原告权益费1500元；三位企业职工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权益费2000元；二位以上（含二位）企业职工合伙经营的，则原、被告双方另行商定上缴的权益费。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参与合伙承包的职工原则上不得改变，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退出的，须经半数以上合伙者同意。合伙经营的职工退出后，则按上述合伙经营人数的条款执行上缴原告的权益费，退出合伙经营的职工原则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权益费上缴办法：被告须在每月5日前将当月应缴纳的权益费交到原告财会部门。合同期内，被告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负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合同期内，被告可按国家劳动法等有关规定招聘（解聘）有关人员，负担药店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福利待遇。合同终止时，被告自行解散招聘人员，原告不负相关责任。合同期内，原在册职工的身份不变。2011年4月30日，原告与七被告又签订一份《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合同内容与之前的2006年合同基本一致，只是作了如下变更：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0日止。合同期内，被告需向原告缴交权益费每月1000元。合同期的最后一年，被告需逐月向原告归还原有的借款，每月还款额为欠款额的10%，具体以原告财务人员核算为准。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承认在2006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没有参与经营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但仍然是该药店的合伙人。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亦承认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自始至终均是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合伙人身份。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因与原告的劳动争议而分别起诉了原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粤01民终5534、5535、5536号生效判决：一、维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121、2123、212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三项及对原审案件受理费的处理；二、变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121、2123、212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分别支付郑燕棠、赵佩颜、黄伟群终止劳动关系补偿金39525元、28800元、38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三案合计30元），由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担。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一初字第2121、2123、21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增城市医药总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代缴社保费用各38816.47元给郑燕棠、赵佩颜、黄伟群；第三项为：驳回增城市医药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三案合计30元），由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担。原告称尚未履行上述债务，并就上述生效判决提出了再审申请，但尚未有结果。上述生效判决还认定了如下事实：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均称自2006年4月1日签订《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后就离开了公司，当时原告要求被告7个人一起承包“增城市益寿堂药店”，实际上该药店是由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4人承包经营，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其在该药店没有股份也没有分红。“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确认该店实际是被告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4人承包经营，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是没有参与经营的，但如果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不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就要下岗。庭审中原告指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是按每月差额500元自2007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4年3月30日为43500元，逾期利息应以每月500元权益费差额为基数，自当月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6%）计至付清权益费差额之日止；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的损失是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5534、5535、5536号民事判决确定其应承担的所有债务。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是原告的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原告以《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为依据要求被告支付权益费差额及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约定的是原告将其下属企业“增城市益寿堂药店”承包给被告经营，双方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纠纷，故本案属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但是，该承包合同中约定“合伙经营的职工退出后，则按上述合伙经营人数的条款执行上缴原告的权益费，退出合伙经营的职工原则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该条款实质上是约定了原告与合伙经营的职工之间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故应当属于原告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条款之一。该条款的效力问题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评判的对象，故此本案不作处理。涉案2006年及2011年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除上述条款外，并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是否退出合伙经营，原告主张的权益费差额及逾期付款利息是否成立；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的权益费差额是指自2007年1月1日起计至2014年3月30日止的权益费差额，每月差额500元。上述期间对应的合同是2006年及2011年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根据2011年的《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1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0日，合同期内权益费每月1000元是固定的，并没有约定权益费变动的条件，原告主张该合同是2006年《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的延续，权益费数额应当适用2006年合同的约定，明显与2011年承包合同的约定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因此，根据2011年承包合同，该合同期限内的权益费是固定的，不存在差额，原告主张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0日止的权益费差额与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0日止的权益费差额，应当适用2006年承包合同的约定。该合同约定2007年1月1日起，如六位以上（含六位）企业在册职工（下同）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原告权益费1000元；四至五位企业职工合伙经营的，每月上缴原告权益费1500元。被告在合同期内一直按每月1000元上缴权益费，但由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在其与原告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已经承认了其并非“增城市益寿堂药店”的合伙人，自2006年4月1日起没有参与该药店的经营和分红，且该药店当时也确认了上述情况属实，而在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又主张七被告均是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合伙人，前后矛盾，故根据“禁反言原则”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在本案中的主张不予采信。有鉴于此，在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30日期间第三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合伙人只有四位，被告应当依约上缴权益费每月1500元。而被告在上述期间只向原告上缴权益费每月1000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权益费差额25500元（每月差额500元×51个月），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认为2006年承包合同的终止时间为2011年3月30日，至原告起诉时止已将近6年，故原告主张权益费差额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应支持。对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被告主张的上述合同终止时间并非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从被告还是以7位合伙人身份续签2011年承包合同可以看出，其一直隐瞒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3人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原告直到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3人发生劳动争议纠纷时，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才得以确认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故原告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时为（2016）粤01民终5534、5535、5536号生效判决作出之时，即2016年10月25日。因此，原告于2017年1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权益费差额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承包合同约定每月权益费在每月5日前上缴给原告，被告没有足额支付每月权益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的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以权益费差额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当月6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理由有：（一）承包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药店所有人员的工资、社保待遇等，被告既是药店的合伙人也是员工，被告应承担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的社保待遇等，但被告未承担，导致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起诉原告，原告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债务；（二）承包合同约定由七被告承包经营药店，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参与合伙承包的职工原则上不得改变，如有特殊情况需要退出的，退出合伙经营的职工原则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而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于2006年4月1日退出合伙经营且没有告知原告，令原告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机会，导致原告需要承担生效判决确认的债务。被告违反上述约定，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本院认为，针对原告的理由（一），承包合同仅约定被告负担药店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福利待遇，同时也约定了原在册职工的身份不变。而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是原告的职工，也是药店的合伙人，并非药店聘请的员工，无论从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来看，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的社保待遇等都应当由原告承担，故此原告的该项理由不成立。针对原告的理由（二），原告该理由所依据的合同条款如前所述属于劳动合同条款之一，原告实际上是以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自2006年4月1日起退出广州市增城益寿堂药店的合伙经营为由，导致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06年4月1日解除，故原告无需承担劳动合同解除之后的经济补偿金及社保费用等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债务。就该项理由而言，应当属于原告与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抗辩理由，而上述案件已作出生效判决【（2016）粤01民终5534、5535、5536号民事判决】，原告对上述生效判决不服的，应循审判监督程序解决，而实际上原告亦承认已提出再审申请，故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作处理。综上，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支付权益费差额255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元为基数，分别自2007年1月至2011年3月期间每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56元，由被告黄伟群、赵佩颜、郑燕棠、陈永年、茹美霞、吴瑞瑶、严丽珍负担500元，原告增城市医药总公司负50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丽娜人民陪审员  王荷花人民陪审员  杨伟琪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赵少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