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吉中行终字第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永丰县恩江镇水南背村委会第六村小组。诉讼代表人程礼怀，该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程仁辉，该村村民。委托代理人邓武明，江西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钟义山，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钟琳平，永丰县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张茂清，永丰县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干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永丰县恩江镇水南背村委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潘少进，第一组组长。诉讼代表人潘仁辉，第二组组长。诉讼代表人潘小华，第三组组长。诉讼代表人潘桂辉，第四组组长。上列四村小组的委托代理人李月明，江西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永丰县恩江镇水南背村委会第六村小组（以下简称下程第6组）因其诉永丰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永丰县人民法院（2013）永行初字第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下程第6组的诉讼代表人程礼怀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仁辉、邓武明，被上诉人永丰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钟琳平、张茂清，被上诉人永丰县恩江镇水南背村委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村小组（以下简称潘家第1、2、3、4组）的诉讼代表人潘少进、潘仁辉、潘小华、潘桂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争议山场位于永丰县县城城南工业园区地带，名叫“高谷佬（岭）”，面积约80亩，争议山场四至为：东，山脊，南，平盘、小路；西，坑心；北，坑心、山脊、山脚。山上主要植被为天然马尾松林。下程第6组与潘家第1、2、3、4组“四固定”时同属原水南背大队，潘家第1、2、3、4组为当时的水南背大队1、2、3生产队，林业“三定”时为当时的水南背大队1、2、3、4生产队。下程第6组林业“三定”时为当时的水南背大队下程6队。原水南背大队1962年四固定时的“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其中“松山：划截四块，即：一块：1、2、3队分配原潘姓老基岭包括其中杂花山，东至中间坡坑仔为界，西至洲保坑水沟石桥、木桥，上至田塅为界。二块：4、5队原分配程姓岭，东接三块分配岭为界，西与柏公庙潘姓岭为界。”潘家第1、2、3、4组有“四固定”执照复印件，其中登载的“高谷脑上岭”四至为：东以中间坡栋上柏公庙为界，南以大坑脑上，西以水库为界，北以水田为界。经现场勘验，东面“中间坡”山场双方指认不清而无法确认具体位置，其余三向与实地相符。1965年当时的岭背大队将争执山场在内的山送给官山林场。官山林场凭此申领了林业三定时的（永）权证字NO：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其中登载的“盆形海螺形”山场的四至为：东以北雷庙下面山沟以下为界，南以木桥边到养猪场前面田塅为界，西以恩江镇到水南背大田塅为界，北以大坑水库到三脚架山栋分水为界。经现场勘验，东面有“北雷庙”遗址，其下面紧连一条天然水沟，此水沟按就近地物标原则就是证载东面的界址，其余三向与实地相符，“四至”均与实地相符，且包含了争执山场大部分范围。因潘家第1、2、3、4组没有申领到这部分山场的山权证，为此申请县政府调处。1985年永丰县人民政府下发了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和《关于水南背潘家村与雷公山村争执坪仔上的调查报告》，注销了官山林场林业“三定”时的（永）权证字NO：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退回给潘家第1、2、3、4组被误送的山场，同时确定了盆形归雷公山人、海螺形归潘家村人，并划分了界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林业“三定”时潘家第1、2、3、4组一直未申领到这部分山场的山权证。下程第6组持有林业三定时的（永）权证字NO：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柏公庙”山场的四至为：东以五队松山大路为界，南以乌石固足下为界，西以1-4队松山为界，北以众家岭仔田塅为界。经现场勘验：下程第6组山权证证载四址的东、南、北面与实地相符，西面与潘家第1、2、3、4组东面松山相连，但具体相连界址因潘家第1、2、3、4组山权证没有证载具体地物标而不清。另查明，北雷庙就是柏公庙，高谷脑上岭与高谷佬（岭）属同一地名。下程第6组与潘家第1、2、3、4组对争议山场的权属各自主张，尤其在东西交界处产生分歧。潘家第1、2、3、4组于2011年12月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永丰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永府山处字（2013）02号处理决定。下程第6组不服，向吉安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决定，下程第6组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1962年原水南背大队的“四固定”方案，下程第6组、潘家第1、2、3、4组、水南背村委会、永丰县档案馆都持有一份，应以县档案馆的为准，该方案详细证载了当时水南背大队各生产队所分山场的具体界址，是“四固定”执照登记的基础。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的处理意见明确了“海螺形”山场归还潘家村人（潘家第1、2、3、4组）所有，潘家第1、2、3、4组持有的“四固定”执照原件在行政复议后已遗失，虽经复议机关证明其复印件属实，但不具有单独证明权属的效力，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参考使用。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了潘家第1、2、3、4组对“海螺形”山场有所有权的历史背景。官山林场的（永）权证字NO：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由于权属来源问题已被依法注销，但其登载的内容是真实的，其中“盆形海螺形”山场的四至范围包含了争议山场大部分范围。以上潘家第1、2、3、4组1962年分山、1965年送山、1982年官山林场登证、1985年官山林场还山、1985年还山后注销山权证的所有相关证据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能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该证据链具有三性，具有证明力。下程第6组的（永）权证字NO：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柏公庙”山场的西面界址“以1-4队松山为界”，1-4队即第三人松山是一大片，该山权证没有载明具体的地物标，西面“以1-4队松山为界”就属于界址不清，造成西面与潘家第1、2、3、4组的东面界址形成争执，因此，西面争执界址只能以潘家第1、2、3、4组相关有效证据来确认。潘家第1、2、3、4组的“四固定”执照无原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争执界址就不能以潘家第1、2、3、4组“四固定”执照东面界址确认。因历史原因潘家第1、2、3、4组1982年对争执山场权属主张权利已由官山林场行使，而潘家第1、2、3、4组以官山林场0030549号山权证为主要证据的证据链证明了争执山场大部分范围在0030549号山权证证载范围内，因此，双方争执界址应以官山林场山权证的北面“大坑水库到三角架山栋分水”往南延伸至地形图上“102.2”等高线处的平盘、小路为界。官山林场的（永）权证字NO：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盆形海螺形”东面北雷庙下面山沟以下为界，结合“四固定”方案中“二块：4、5队原分配程姓岭，东接三块分配岭为界，西与柏公庙潘姓岭为界”，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地物标为准，确定四至界址”，可以确定“北雷庙下面山沟”就是靠柏公庙最近往南的天然山沟，而柏公庙就在高谷佬骑龙附近，不会到下程第6组所称的高谷佬骑龙往西的山谷中的山沟。下程第6组所持“北雷庙下面山沟”是高谷佬骑龙往西山谷中的山沟的观点，不符合“就近地物标原则”，也不符合山场地形的自然情况，其所持的观点不予采信。永丰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确定的权属线以北的那一小部分没有争执的山场被误划入争执山场范围，是因2006年林改发证绘图错误所致，但下程第6组确认争执山场最北段相连界址以自然水沟（又叫水漕、坑心）为界，永丰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一并纠正绘图错误而确认争执界址为“高谷佬（岭）山脊和毛苟塅坑心连线”为界，符合以官山林场山权证为主要证据的证据链确认的争执界址实际情况，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下程第6组对争议山场的西面界址指定不明，潘家第1、2、3、4组的权属依据形成了证据链，可以确定权属。永丰县人民政府按照“最近地物标原则”确定界址，其界址有明显地物标，直观且便于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永丰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永丰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永府山处字（2013）02号“关于‘高谷佬（岭）’山场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的行政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下程第6组负担。下程第6组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1、永丰县人民政府永府山处字（2013）02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下程第6组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永丰县人民政府调处阶段提供了山林所有权证、村委会1962年四固定分山方案、参与四固定分山干部的证人证言、管业证据，这些证据都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提供了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和《关于水南背潘家村与内公山村争执坪仔上的调查报告》、四固定执照，这些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达到其拟要证明目的。潘家第1、2、3、4组在以前的争议中只有村委会的四固定方案为证据，没有四固定执照，在一审审理时唯独遗失了四固定执照，非常蹊跷。《关于水南背潘家村与内公山村争执坪仔上的调查报告》证明潘家第1、2、3、4组按村委会四固定分山方案只对坪仔上（海螺形）、老基岭、人形山场有所有权，不具有争议山场的所有权。官山林场持有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登载的“盆形和海螺形”四至并不能代表潘家第1、2、3、4组山场的界线。永丰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以山脊、山坑作为分界线与争议双方山场以山坑为界不符，双方都不认可该处理决定。2、退一步讲，即使以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盆形海螺形”山场的北面界址“以大坑水库到三脚架山栋分水为界”作为双方山场分界线，也只能是以大坑到三脚架两点之间的线为界。3、本案事实最重要的证据是双方认可的水南背村委会1962年“四固定方案”以及能够证明该方案分山具体界线的“四固定方案”参与人的证人证言。永丰县人民政府对潘家第1、2、3、4组提供的“四固定执照”未予审查，对下程第6组提供的证人证言在处理决定中只字未提。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及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3）02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并责令永丰县人民政府重新调处。永丰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和《关于水南背潘家村与内公山村争执坪仔上的调查报告》，对潘家第1、2、3、4组被误送山场的权属进行了界定。在潘家第1、2、3、4组未补领山林所有权证的情况下，其持有的四固定执照依法应当作为相关山场的有效权属凭证。2、官山林场持有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一栏登记虽然被注销，但其所载东、北界址可佐证潘家第1、2、3、4组山场东界的部分界址。3、潘家第1、2、3、4组提供的四固定执照第一栏所载山场四至与实地基本相符，根据最近地物标原则，并结合官山林场持有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可认定争议山场中的大部分林地处于证载范围内。4、下程第6组提供的第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二栏所载“柏公庙”山场的西面界址为1－4队松山，该表述不具体，无法对应实地具体位置。5、1962年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是四固定执照登记的基础，应视为认定四固定执照所载四至范围的依据。6、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争议林地和林木为其所有和使用。7、分山方案明确双方的山场以中间坡仔为界，处理决定的分界线与之相符，在争议山场找不到南北走向的全程山坑。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及永丰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潘家第1、2、3、4组答辩称：1、上诉人的第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柏公庙”山场西面界址指向不明，其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不足。“柏公庙”山场西面界址“1-4队松山”具体在哪里的举证责任在于上诉人自己，而不是答辩人这一方。“1-4队松山”即潘家第1、2、3、4组的松山，是一大片山岭绵延的松林，并非一个具体的地物标，上诉人无法证明证载的“柏公庙”山场西界就是争议山场102.2高程点即平盘以北的自然水沟。并且，纵观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及割松油的合同，充其量也只能作为管业的证据使用，不能作为林地确权的证据使用。2、潘家第1、2、3、4组主张权属的依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争议山场归其所有。潘家第1、2、3、4组在行政处理程序和一审时提供了四固定执照、四固定方案、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等证据材料。四固定执照以及四固定方案可以证明潘家第1、2、3、4组对东至中间坡坑子、柏公庙，西至洲保坑水沟石桥、木桥的松山具有权属，上诉人对柏公庙以东的松山具有权属。在本案一审开庭前，潘家第1、2、3、4组由于保管不慎，将四固定执照原件、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的原件及其他一些证据材料的复印件遗失了，并不是唯独四固定执照遗失。四固定执照、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等原件确实在行政确权、行政复议时向山林权属调处机关出示过，永丰县人民政府亦认可这一事实。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充其量只能说明在处理潘家村与雷公山村的山林权属纠纷时，潘家第1、2、3、4组没有出示四固定执照，不能由此推导出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在本案山林权属调处时没有出示四固定执照的结论，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潘家第1、2、3、4组从来就没有持有过四固定执照的结论。上诉人上诉称官山林场持有的第0030549号山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上诉人在一审的行政诉状是互相矛盾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盆形海螺形”一栏虽然被撤销，但证载的山林本身是存在的，只是官山林场的权属主体被撤销，其权属主体相应变更为雷公山村、潘家村，其中的海螺形易主归第1、2、3、4组所有。从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中可以看出，盆形、海螺形的北界（大坑水库到三脚架山栋分水为界）以南，东界（北雷庙下面山沟以下）以西是属于潘家第1、2、3、4组的。四固定方案的中间坡坑子是双方山场的东西分界线，应该是南北走向，上诉人所指认的中间坡坑子是东西走向。3、四固定方案是确定本案争议山场的最基础的证据，根据四固定方案，争议山场权属应归答辩人所有。双方均认可水南背大队1962年的四固定方案的法律效力。林业三定时，水南背大队各生产队的山岭以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双方的山岭权属在四固定后未发生过转移，因此双方之间的山林权属可以依四固定方案去进行划分。综上，被诉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综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潘家第1、2、3、4组提供的山林所有执照及官山林场的山林所有权证是否能作为政府确权的依据；2、争议双方山场分界线的具体界址。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与上诉人下程第6组发生山林权属争议，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山林权属争议的，发生在县内的，当事人可向所在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处申请，故被上诉人永丰县人民政府有权对该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在一、二审诉讼期间，虽然只提供了山林所有执照的复印件，并未提供原件，但该原件在永丰县人民政府调处及吉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时均已提供，上诉人下程第6组当时对该山林所有执照的真伪并未提出异议。该原件在行政复议之后遗失，以致无法向法院提供。现争议双方对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均予以认可，潘家第1、2、3、4组持有的山林所有执照登载的“高谷脑上岭”山场四至与“四固定”方案相一致。1965年原岭背大队将包括争议山场在内的山送给官山林场，官山林场凭此申领了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证登载的“盆形海螺形”山场属大范围登证，包括了大部分争议山场。1985年永丰县人民政府下发了永府办（1985）114号文件和《关于水南背潘家村与雷公山村争执坪仔上的调查报告》，注销了官山林场的“盆形海螺形”山场的登证，明确了退回给潘家第1、2、3、4组被他人误送的山场，同时确定了盆形山场归雷公山人、海螺形山场归潘家第1、2、3、4组，并划分了界址。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潘家第1、2、3、4组一直未据此申领到这部分山场的山权所有权证而已。因此，永丰县人民政府认定潘家第1、2、3、4组提供的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山林所有执照及官山林场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权属证据链并无不当。潘家第1、2、3、4组提供的山林所有执照及官山林场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系整个权属证据链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确权的依据。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明确：其中“松山：划截四块，即：一块：1、2、3队分配原潘姓老基岭包括其中杂花山，东至中间坡坑仔为界，西至洲保坑水沟石桥、木桥，上至田塅为界。二块：4、5队原分配程姓岭，东接三块分配岭为界，西与柏公庙潘姓岭为界。上诉人下程第6组的第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柏公庙”山场的四至为：东以五队松山大路为界，南以乌石固足下为界，西以1-4队松山为界，北以众家岭仔田塅为界。由此可见下程第6组的山场与潘家第1、2、3、4组的山场东西交界。鉴于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及下程第6组的第0020227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柏公庙”山场并未明确下程第6组山场的西向具体界址的实际情况，永丰县人民政府通过对潘家第1、2、3、4组的山场的东向界址的界定来确定争议双方山场的分界线亦无不妥。1962年原水南背大队“四固定”方案明确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的山场东以中间坡坑仔为界，被上诉人潘家第1、2、3、4组的山林所有执照登载的“高谷脑上岭”山场东以中间坡栋上柏公庙为界，官山林场的第0030549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盆形海螺形”山场东面北雷庙下面山沟以下为界。因争议双方对“北公庙”的具体位置无异议，根据最近地物标为准原则，可以确定“北雷庙下面山沟”就是靠北公庙最近往南的天然山沟。关于下程第6组“北雷庙下面山沟”为地形图102.2、112.8、87.2高程点连接线处的山沟的上诉主张，既不符合“最近地物标原则”，也不符合山场的自然地形。故双方争议山场的分界线应以官山林场山权证的北向界址“大坑水库到三角架山栋分水”往南延伸至地形图上102.2高程点处的平盘、小路为界。因2006年林改发证勾图存在错误，未将永丰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确定的权属线以北的下程第6组对此没有争议的那一小部分山场划入潘家第1、2、3、4组的第6号小班范围内，故永丰县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一并纠正，最终确认争议双方山场的分界线为“高谷佬（岭）山脊和毛苟塅坑心连线”为界，并无不妥。综上，被上诉人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3）02号“关于‘高谷佬（岭）’山场山林权属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恰当，原判予以维持正确。上诉人下程第6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永丰县恩江镇水南背村委会第六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山审 判 员  颜 莉代理审判员  罗英秀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钟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