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高法民提字第00037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福年，男，汉族，1946年10月17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包学安，男，汉族，1966年2月5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洪万吉，男，汉族，1963年3月7日出生。
二被申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文莲，重庆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黄福年因与被申诉人包学安、洪万吉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05）长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民监字第9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诉人黄福年，被申诉人包学安、洪万吉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文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9月23日，原告黄福年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4年6月27日，我与被告包学安、洪万吉签订煤炭供销合同，约定由二被告向我提供1000吨煤炭，价格为248元／吨，十二天到达川驳码头，并要求煤炭低位发热量在4700大卡以上、挥发分18%以上、含硫1%以下，并由二被告送到川驳码头5号仓位。同年7月29日，二被告共发送了1050吨煤到川驳码头5号仓位。我也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全部货款24.5万元。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甲01030号驳船（以下简称甲01030号驳船）到达川驳码头装煤时，我发现5号仓位的煤与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不符，便要求双方到装好煤的船上取样化验，按谏壁电厂验收为准。但被告不同意，我被迫将船运费、仓位费、作业费等费用支付，否则被告就不同意在装煤的船上取样品。后我与被告洪万吉一同到煤船上取样，并送到喇叭口处化验，第二天下午化验结果才出来，发热量、全硫、挥发分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合同约定，但甲01030号驳船已起航离开川驳码头。2004年8月8日，甲01030号驳船抵达镇江。8月9日，谏壁电厂到该驳船取样化验，化验结果为该批煤三项指标不合格，谏壁电厂拒绝接收，并通知我自行处理。我立即将该情况电话通知二被告，但二被告叫我将煤转其他买受人。当时受浙江12、14号台风影响，煤船无法进入避风港，为拖延不卸货，我交纳罚款5000元，后我请求镇江港务局和轮驳总公司调度镇轮901队和扬航124队转港，并请大桥局和港监护航到扬中沙家港附近煤场卸货，我用去3万多元费用。我请镇江市质检所化验室到甲01030号驳船取样化验，化验结果为发热量3412大卡、全硫4.3%、挥发分16.67%。现该批煤在扬中市的一个煤场积压一年之久。现要求二被告赔偿我各种经济损失208627.9元。
一审诉讼中，黄福年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要求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233913.17元。包含两个部分：（1）违约责任：减少价款141109.5元。其中，因发热量较低，应减少价款67620元；因含硫量高，应减少价款69300元；因挥发分较低，应减少价款4189.5元。（2）损失92803.67元。其中，直接损失38960元（包括：因电厂拒收运费补差费用6475元，化验费760元，转运费6000元，过桥费3000元，港务代理费1650元，吊车费5000元，煤场运费、铲车费、堆高费、堆存费16075元）；间接损失53843.67元（包括：利润16305元，利息损失37538.67元）。
被告包学安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我是按约定的质量标准向原告供货，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洪万吉辩称，原告所述不属实，我方按协议履行了义务。签订合同后包学安次日便组织了货运到码头，并请人监收，我方在约定时间将货物运到仓库后，原告和其聘请的人员与包学安一同抽样化验。2004年7月21日，经化验，该批煤合格。原告才联系运煤，并出具了收条。原告到长寿至其离开长达20天，一直在现场对每车煤取样化验，每次均符合要求，原告才接收煤。若原告怀疑煤的质量有问题，可以在双方在场时化验，也可以晚运或不运。我没有与原告一同到船上抽样化验。原告送检的煤不能证实是我方出售给原告的煤。且该批煤系被告包学安组织货源，原告直接向包学安付款。该买卖与我无关。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原告黄福年是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6月27日，原告黄福年与被告包学安、洪万吉签订煤炭供销合同，由二被告向原告供应煤炭，该合同约定：煤炭数量，暂定1000吨，十二天到达川驳码头；煤炭质量，低位发热量确保4700大卡以上，挥发分18%以上，全硫1%以下；煤炭价格，送到川驳码头5号仓位248元／吨；付款及方式，预付货款12万元；验收办法，来煤到达川驳码头每车取样综合化验（洗煤中心或喇叭口化验为准），为确保发热量质量，同时要按电厂验收标准不低于4650大卡，如达不到此标准和码头综合验收标准，扣款每下降100大卡扣5元／吨。原告黄福年与被告包学安、洪万吉在该合同的甲方、乙方栏签名。合同签订后，二被告即向原告供煤，截止2004年7月20日左右，二被告基本将供应给原告的煤炭全部发送到川驳码头5号仓位。2004年7月18日，被告包学安独自送样到四川省合江县燃料物资公司驻川维办事处化验室（简称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化验。2004年7月21日，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对该煤炭化验，化验结果为：低位发热量5640Kca1／kg，挥发分20.37%。截止2004年7月29日，原告共向二被告支付货款24.5万元。2004年7月30日，原告在甲01030号驳船上取煤样送到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化验，化验结果为：低位发热量3820Kcal／kg，挥发分17.09%，全硫4.81%。同日，装运该煤炭的甲01030号驳船驶离川驳码头。后该船抵达江苏省镇江市。2004年8月12日，原告以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的名义在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煤样进行化验。化验结果为：低位发热量14.27MJ／kg，挥发分16.67%，全硫4.30%。2004年9月20日，原告黄福年以二被告销售劣质产品为由向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报案。2004年10月15日，该局认为二被告不构成犯罪，并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另查明，原告运煤共支付运费9.25万元。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于2004年9月1日前，其计量器具未经检定，所作出的检验结果，不具有真实性和公正性，该化验室不对外进行煤质检测、化验。原告以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的名义开支以下费用：在镇江港用去代理费1650元，在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化验用去化验费700元，用去转运费6000元，在扬中县煤球厂卸煤，运输、堆放等用去费用16075元，在沙家港码头用去作业费5000元。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向镇ＸＸ源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供煤，其合同约定的单价为430元／吨（含增值税、运杂费等）。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黄福年与被告包学安、洪万吉签订的煤炭供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原告黄福年以二被告提供的煤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原告应向该院提交该批煤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证据。在开庭审理中，原告黄福年向该院提供了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的化验报告单和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检验报告，对于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的化验报告单，原告黄福年称系与被告洪万吉一同到甲01030号驳船上取样，并送到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化验，对该事实被告洪万吉予以否认，原告黄福年未向该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陈述的其与被告洪万吉一同到甲01030号驳船上取样，并送到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化验的事实，该院不予采信。而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于2004年9月1日前，其计量器具未经检定，所作出的检验结果，不具有真实性和公正性，且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化验单互相矛盾，故原告提供的该化验单不能证实被告提供的该批煤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对原告提供的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检验报告，即使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具备对煤样进行检测、化验的条件，且在该检验报告上明确抽样地点为甲01030号驳船，抽样基数为1050吨，但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不是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检验机构，在二被告将煤交付原告后，二被告已不能实际控制该批煤，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在对煤样检测时，二被告未参与取样，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告知二被告该批煤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并要求二被告参与取样、化验，原告亦不能证实其在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的煤系二被告向其供应的该批煤，故该检测结果对二被告没有约束力。原告未提供其在洗煤中心或电厂的检验报告，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该院作出（2005）长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黄福年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639元，其他诉讼费3384元，合计9023元，由原告黄福年负担。
黄福年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二审期间，黄福年于2006年6月29日申请撤回上诉。2006年7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渝一中民终字第1192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黄福年撤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2819元，其他诉讼费4512元，合计7331元，由黄福年承担。
申诉人黄福年不服一审判决，先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本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主要理由为，甲01030号驳船从川驳码头运走的煤是包学安、洪万吉出售给我的，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检验报告结论是正确的，该批煤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包学安、洪万吉应赔偿我损失。川驳码头5号仓内的存煤约200吨是洪万吉发给江苏南通司俊标的，该煤与我无关。并据此请求，撤销原一审判决，改判由被申诉人赔偿其损失。
被申诉人包学安、洪万吉辩称，双方是严格按合同约定标准综合验收后，申诉人才收的煤，申诉人还向被申诉人出具了收到1050吨煤的收条。申诉人运到江苏省镇江市的煤有200吨左右是司俊标的，送检的煤不能确定是我方提供的煤，检验机构也不是约定的检验机构，申诉人要求我方赔偿损失的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判决应予维持。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川驳码头5号仓原由司俊标租用，后转租给黄福年使用。黄福年与包学安、洪万吉签订合同时，该仓内留有司俊标收购的约200吨存煤。合同签订后，黄福年因事离开重庆市长寿区，便委托刘银中代为接收包学安、洪万吉送来的煤炭，并抽样化验。
2004年7月29日，包学安向黄福年出具收条一份，其内容为“今收到黄福年购煤款1050吨单价235元大写245000.00元大写贰拾肆万伍仟元正，以前所出给黄福年收条和打款条子全部作废。一次性算清”。2004年7月30日，黄福年向包学安、洪万吉出具收条一份，其内容为“收到甲1030驳煤炭壹仟零伍拾吨”。同日，甲01030号驳船载煤1050吨驶离川驳码头，黄福年未随船同行。2004年8月8日，甲01030号驳船抵达镇江港。2004年8月9日，江苏发电用煤质检中心谏壁发电厂分部到甲01030号驳船取样化验，后以质差为由拒绝接收。2004年8月11日，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到甲01030号驳船抽样化验，结论为：低位发热量14.27MJ／kg、全硫4.30%、挥发分16.67%。
2004年9月，黄福年向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对黄福年、刘银中、谢光洪（又名谢三）等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包学安、洪万吉对笔录中部分内容予以认可。1、关于黄福年的询问笔录，部分内容为：与包学安签订合同后，准备进煤装入煤仓前就知道5号仓有存煤100多200吨，经化验发现发热量只有3800大卡，就不要这200吨存煤，叫包学安把存煤运走，包学安也同意拉走。事后，我知道包学安并没有把存煤运走，而是和后进的煤混合在一起，共计1050吨。7月30日装船时，司俊标不准装船，说5号仓内有其存煤200吨，包学安没有向其付款。包学安、司俊标协商好，包学安付款后，司俊标才同意继续装船。2、关于刘银中的询问笔录，部分内容为：合同签订的第二天上午，黄福年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管理、抽样化验。5号仓里的存煤是司俊标的，经化验达不到合同要求。我对黄福年说，你务必要去给包学安、洪万吉说，具体价格和要不要，你各人去商量。第二天就开始供煤了，晚上就来了100多吨煤。收了一天或两天后，黄福年说要回江苏，就叫我帮他将后来的煤抽样化验。黄福年走后，我抽了三次样去化验。第一次化验结果是发热量4500Kca1／kg，第二次我抽了两车好煤化验，发热量是5700Kca1／kg，第三次是包学安去抽的样，发热量是6000Kca1／kg，这次已经拉了500多吨煤了，包学安、洪万吉就要求黄福年汇煤款过来，我给黄福年说了后，黄福年就汇了6万元过来，让我转交包学安。包学安收到钱后又继续供煤，大约在7月10日左右就将煤收齐了。最后收这100多吨煤就没有抽样化验了。7月13日就生病住院了，码头上的事就不晓得了。3、关于谢光洪（川驳码头玉池货物中转站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部分内容为：2004年3月左右，我将5号煤仓租给了江苏南通天生公司的司俊标，租期一年。后来我去收7月份的租金时，司俊标说租金由黄福年来缴，才知道转租了。司俊标将煤仓转租给黄福年时，煤仓里有司俊标的存煤170吨左右，质量一般。2004年6、7月，黄福年在5号煤仓收了1050吨煤，是包学安几人卖给他的。
本院对本案进行复查以及再审期间，黄福年提交了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公证处（2009）通南证民内字第1060号公证书，佐证司俊标于2009年6月13日在《声明书》上的签名属实。包学安、洪万吉对《声明书》内容不予认可。《声明书》相关内容为：“声明人司俊标于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就200吨煤的装运事实作了《情况说明》，说明中强调了当时船号：甲01030（长航驳）装载了1050吨煤发至江苏谏壁电厂，其中200吨左右是我积存在长寿区川驳码头5号仓转交给包学安、洪万吉的，（此煤就是洪万吉发给我积存的煤）与黄福年无关。当时我确实不认识黄福年，与黄福年认识是在我向包学安、洪万吉索要200吨货款时，通过川驳码头负责人谢三认识的。（详见2006年6月28日我签名的《情况说明》）。上述声明书内容系声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本院对本案复查期间，黄福年向法院提交了署名“司俊标”（落款时间“06.6.28”）的《情况说明》（附司俊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其内容为：“04年7月份以前，本人一直在长寿川驳码头5#仓位发货，每月走1万吨左右的量（可查）并与码头负责人谢三有合同。当时仓位非常紧张，包学安多次请求我借我的仓位走一船货（发往镇江谏壁发电厂的），后来我就同意了，但其中5#仓内还有我剩余的200吨左右的煤（此煤就是洪万吉发给我的煤）……但此200吨左右的货款是在装船时04年7月30日，我才向包学安、洪万吉要的，当时船号：甲01030（长航驳）。船装一半时，通过码头负责人谢三找包学安、洪万吉，才拿到钱的。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包、洪5#仓位的煤，共1050吨，其中含我200吨左右的煤是发给黄福年的，也就是那时才认识黄福年的（也是江苏人）本人与黄福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业务和经济往来，原来根本不认识，……”
另查明，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与镇ＸＸ源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的《计划外（自购）煤炭合同》（2004年6月7日）约定，“……4、挥发分小于18%，每低1%（不足部分按比例计）煤价下浮3元／吨；挥发分小于16%，乙方有权拒收。5、含硫大于0.8%部分，每高0.1%（不足部分按比例计）煤价下浮2元／吨；含硫大于1%，乙方有权拒收。”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再审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包学安、洪万吉交付给黄福年的煤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包学安、洪万吉应否赔偿黄福年损失。
（一）关于煤炭质量问题
首先，甲01030号驳船所载1050吨煤应认定为包学安、洪万吉出售给黄福年的煤。第一、洪万吉向法院举示黄福年向其出具的收条内容为“收到甲1030驳煤炭壹仟零伍拾吨”，表明装上船的煤炭1050吨系由包学安、洪万吉提供；第二、诉讼中，包学安、洪万吉虽对司俊标的《声明书》、《情况说明》不予认可，但其中关于司俊标原在5号仓位的存煤约200吨包含在甲01030号驳船所载1050吨煤之中的部分内容，与刘银中、黄福年等人在公安机关的相关笔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其次，包学安、洪万吉交付给黄福年的煤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对煤炭质量约定了两个检验标准：一是川驳码头综合化验标准，即“来煤到达川驳码头，每车取样，综合化验（洗煤中心或喇叭口化验为准）”；二是电厂验收标准，即“为确保发热量质量，同时要按电厂验收标准不低于4650大卡”。合同签订后，当事人曾送样到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进行过化验，但由于该化验室的计量器具在2004年9月1日前未经检定，故合江燃料公司川维化验室出具的煤质分析报告单不能作为煤炭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判定依据。甲01030号驳船将煤运至江苏省镇江港后，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甲01030号驳船上的煤进行了抽样化验。虽然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不是合同约定的煤质检验机构，但其作为综合性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除履行对产品监督抽查和市场抽查职能外，还可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的检验技术服务。故，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甲01030号驳船上的煤进行抽样检验所做出的检验结论可以作为煤炭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判定依据。诉讼中，黄福年举示了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检验报告，并申请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取证，完成了其关于煤炭质量不合格主张的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包学安、洪万吉仍主张煤炭质量合格，依据法律规定，证明煤炭质量合格的举证责任应由包学安、洪万吉承担，但包学安、洪万吉并未提供新的证据，亦未及时申请进行鉴定，且本案历经数年，客观上已经失去进行鉴定的条件，故包学安、洪万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应认定包学安、洪万吉交付给黄福年的煤炭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二）关于损失赔偿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包学安、洪万吉提供的煤炭不符合合同约定，应当承担减少价款的违约责任，因黄福年已经支付完价款，故此减少数额实为损失赔偿额。据此，按照合同约定的每下降100大卡发热量每吨扣5元计算，因发热量低于约定下限还应减少价款51502.5元。对于全硫和挥发分不符合约定如何扣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可参照扬中市物资经营公司与镇ＸＸ源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合同约定条款计算；据此，因全硫超出约定上限应减少价款69300元，因挥发分低于约定下限应减少价款4189.5元。前述三项合计金额为124992元。
甲01030号驳船到达江苏省镇江市后，谏壁发电厂以质差为由拒收，为此，黄福年将煤运往他处存放，由此支出的港务代理费1650元、转运费6000元、作业费5000元、运输、堆放费用16075元共计28725元，系为避免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的规定，包学安、洪万吉对前述费用，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诉讼中，黄福年主张利息损失的期间为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对利息损失事项进行约定，故本案利息损失宜以前述费用为基数，自黄福年起诉之日（2005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2005年11月30日止，计1517元。
至于黄福年提出的其他损失赔偿费用，部分费用（如化验费用）系黄福年在合同履行中支付的必要开支，应由其自行承担；部分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申诉人在本案一审后提出了新的证据，致使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原审判决应予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05）长民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
二、由包学安、洪万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黄福年经济损失155234元。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639元，其他诉讼费3384元，共计9023元，由包学安、洪万吉负担7218元，黄福年负担18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洪波
审 判 员 李兴华
代理审判员 谭继权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牛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