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1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健玲。
委托代理人俞伯俊，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琳，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建阳。
委托代理人宗龙喜，江苏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健玲因与被上诉人夏建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民初字第2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夏建阳一审诉称，其原系张健玲女婿。2012年9月下旬，张健玲推荐其共同出资购买由浦发银行任托管人的“金苏二号-
苏州太湖度假区基础建设发展基金”（以下简称“金苏二号”）产品，该基金产品期限为24个月，年收益率为9%，收益分配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支付本息。同年10月，其分三次将50.8万元出资款转账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账户（其中其转账32.8万元，其之妻徐淼转账18万元）。后其与张健玲以及其父亲夏浩春共同出资230万元，以张健玲的名义购买了上述产品，双方未就购买该产品签订书面协议。张健玲以自己名义购买了该产品后，成为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2013年，该企业向张健玲兑付了第一年度的收益20.7万元，张健玲也将属其所出资的32.8万元第一年度的相应收益支付给了其。现因双方对共同出资本金及收益发生纠纷，故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其在“金苏二号”中的50.8万元出资款及相应收益6.192万元，合计56.992万元属其所有并由张健玲向其支付；2、诉讼费、保全费由张健玲承担。
张健玲一审辩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夏建阳汇给其的32.8万元是夏建阳用于归还其为夏建阳支付的购车款及其他由其提供给夏建阳的资金，故夏建阳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夏建阳的诉讼请求。
夏建阳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浦发银行业务回单二张及张健玲开户于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尾号4234账户交易清单一份，证明夏建阳与其妻徐淼于2012年10月22日当天分别汇款20万元和18万元至张健玲账户，2012年10月23日夏建阳又汇款12.8万元至张健玲账户及张健玲于2012年10月23日汇款230万元购买“金苏二号”产品的事实。
2、2012年10月张健玲与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证明是以张健玲的名义出资230万元后由张健玲签订的合伙协议。因夏建阳父子出资较张健玲多，双方间又无书面协议，为了让夏建阳父子放心，张健玲亲手将该合伙协议原件交给夏建阳保管的事实。
3、收益支付交易回单及徐淼账户转至夏建阳账户7.85万元的借记卡交易凭证一份，证明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3年11月6日将上述出资230万元第一年度的收益20.7万元转账至张健玲个人账户，张健玲于2013年11月12日将夏建阳父子出资的120万元的收益10.8万元转至其女儿徐淼账户。当天，徐淼将属夏建阳之父夏浩春出资的87.2万元的收益7.85万元转至夏建阳账户的事实。
针对上述夏建阳提供的证据，张健玲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没有从哪个金融机构调取的证据，故无法就证据本身具体质证，但是对于两次收到夏建阳款项32.8万元的事实无异议，该款项系夏建阳归还其为夏建阳所支付的购车款。证据2，该合伙协议是其在苏州帮女儿带小孩时放在女儿那边的，其没有将该合伙协议交给夏建阳，该协议是怎么到夏建阳处的其并不清楚。证据3，其与徐淼母女间的往来远远不止这一笔，其女儿经常向其要钱，至于给女儿徐淼的该10.8万元是什么钱已记不清了。
张健玲针对上述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0年1月17日支付购车定金0.2万元的银行交易凭证、2010年1月27日支付购车款23.66万元的银行交易凭证、2010年5-8月期间徐淼个人账户的交易清单，证明购车款系张健玲支付，但该款系夏建阳向其所借，且其丈夫与女儿徐淼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其给夏建阳的款项远不止32.8万元的事实。
针对张健玲提供的证据，夏建阳经质证后认为，购车款确实全部由张健玲支付，但张健玲支付的购车款不是其向张健玲所借。因为其与徐淼结婚时夏建阳方购买了房屋，张健玲方购买汽车是作为陪嫁赠送给夏建阳。夏建阳夫妻交付的50.8万元系与张健玲共同出资购买“金苏二号”产品。
原审经审理查明，夏建阳与张健玲之女徐淼于2010年5月登记结婚。2014年10月，徐淼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2015年3月12日，经该院调解达成（2014）园少民初字第0276号民事调解书，夏建阳与徐淼自愿离婚。2012年10月22日，夏建阳从其个人账户转账20万元、张健玲之女徐淼从其个人账户转账18万元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的个人账户。同年10月23日，夏建阳又从其个人账户转账12.8万元至张健玲的上述个人账户。当日，张健玲将上述款项连同其原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横林支行的个人账户余额凑足230万元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与该合伙企业签订了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的出资确认书确认张健玲的投资款为人民币230万元，自2012年10月25日起享受相关权利和义务，现该合伙协议原件在夏建阳处。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期限为24个月，对分配方式的约定为：预期年化收益为100万≤实缴出资<300万，9.0%的预期年化收益；300万≤实缴出资<600万，9.5%的预期年化收益；实缴出资≥600万，10.5%的预期年化收益。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金苏二号”的组织形式。
2013年11月6日，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上述投资230万元第一年度的收益20.7万元转账至张健玲个人账户。同年11月12日，张健玲将10.8万元转至其女儿徐淼账户。当天，徐淼将7.85万元转至夏建阳账户。次日，夏建阳从其账户分别转账5万元和3万元至其父亲夏浩春的个人账户。
原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针对双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的事实认定，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首先，张健玲于2012年10月23日用于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230万元中包含了夏建阳夫妻俩转账给张健玲的50.8万元在内。张健玲原审庭审中虽陈述夏建阳所交付的32.8万元系夏建阳归还其购车款及其他款项，但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基于父母在女儿出嫁时购买一辆汽车作为嫁妆也是本地常见之习俗，故显然夏建阳的陈述较有可信度。对张健玲之女徐淼所交付的18万元，张健玲原审庭审中陈述该款系母女双方间发生的往来，与夏建阳所主张的诉请无任何关系，且张健玲与徐淼间的往来远不止这一笔。虽然张健玲提供了其丈夫与徐淼间于2010年5-8月期间所发生款项往来的银行交易清单，但该所有的往来款项系发生于2010年，与张健玲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时间相差较远，且其也无证据证明该往来款项的性质，故其陈述同样也不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从夏建阳、张健玲双方及夏建阳夫妻双方当时的关系进行分析，夏建阳系张健玲之女婿，根据张健玲原审庭审中陈述的其经常去苏州帮女儿带小孩的事实也可以说明当时夏建阳与张健玲之女徐淼夫妻关系也较好，双方间的关系应当极为亲近。故基于双方特定的家庭人员关系，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后在款物交接时未办理书面手续存在较大可能，也符合一般的人情常理。第三，从张健玲与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合伙协议所约定的分配方式来看，出资达300万元的年收益为9.5%。基于双方家庭人员间的特殊关系，为追求较大利益，也完全存在双方共同出资的可能性。第四，从2013年11月6日张健玲收到上述投资230万元第一年度的收益20.7万元后，于同年11月12日将其中的10.8万元转至其女儿徐淼账户，徐淼又将其中的7.85万元转至夏建阳账户的事实分析，该10.8万元与夏建阳出资的32.8万元及夏建阳之父夏浩春出资的87.2万元共计120万元一年的收益10.8万元也完全吻合，故张健玲原审庭审中作出的是因其女儿向其要款才将10.8万元转至其女儿账户的解释并不合理。第五，从夏建阳持有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事实分析，该合伙协议是张健玲作为合伙人最为重要的有效凭证，且该协议封面明确载明“严格保密”字样。张健玲在找不到如此重要凭证的情况下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相关措施，在原审庭审中也仅陈述该协议是怎么到夏建阳处的其并不清楚，故其作出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证明力。综合案件客观情况，在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审核后，夏建阳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已明显大于张健玲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对夏建阳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夏建阳、张健玲存在共同出资的合意及共同出资的事实。对此，张健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夏建阳之妻徐淼向张健玲交付的18万元，因该款系夏建阳与徐淼夫妻共同财产，故夏建阳就该笔款项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应确认夏建阳在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的投资款为50.8万元。对张健玲交付给徐淼的10.8万元中已由徐淼实收的2.95万元，应认定该款系以张健玲名义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由张健玲向夏建阳支付的出资金额32.8万元第一年度的收益。综上，夏建阳要求确认张健玲在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230万元中的50.8万元及其应得收益6.192万元合计56.992万元属夏建阳所有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该款张健玲应当向夏建阳支付。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确认张健玲于2012年10月23日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0万元投资款中的50.8万元及相应的收益6.192万元，合计56.992万元属夏建阳所有，该款由张健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夏建阳。案件受理费9,500元、保全费3,370元，合计人民币12,870元由张健玲负担。
上诉人张健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在程序、举证责任以及证据的理解与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均明显错误，判决结果严重有失公正，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是以合伙协议纠纷提起诉讼的，原审法院也是以合伙协议纠纷立案的。在原审两次庭审中，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抗辩也均是按合伙协议纠纷来进行的。而原审法院却在庭审结束后，根本未向当事人进行任何告知情况下，擅自将案件争议性质改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并径行判决，这完全是将法院的居中审判身份变成了充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了，该做法显然违反基本程序，侵害了上诉人诉讼权益，明显有失公正。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判决依据，而该法适用范围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其中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而本案争议内容，显然不属于物权，应属于债权范畴。因此，原审判决对争议性质及适用法律，都是明显错误的。三、原审判决对于证据的认定，违背了基本事实，完全是错误和不公正的。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支付购车款之时，其与上诉人之女尚未结婚。该款完全是其婚前债务，被上诉人应当归还。被上诉人称其结婚时购买了房屋，故上诉人购车作为陪嫁，但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属于其婚前财产，上诉人之女并无份额，上诉人怎可能再为被上诉人无偿出资购车，并形成该车同样是其婚前财产呢？故被上诉人这一说法完全没有任何依据。在上诉人准备购买理财产品时，被上诉人还款，完全正常。而原审判决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凡是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和女儿的钱，都是习俗，证明力都不强；被上诉人和女儿还给上诉人的钱，都不能采信，都是合伙的投资款。试问，哪条法律、哪个习俗规定上诉人所付的这些钱必须是无偿的？必然是无需偿还的？对于被上诉人所称的徐淼支付的18万元，原审也根本未曾听取徐淼本人的意见，未对此充分质证，即完全采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这种认定，完全是公然偏袒被上诉人，哪里还有公正可言？上诉人为女儿女婿带孩子，而被上诉人却因为和上诉人之女关系恶化而将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拿走，有何不合常理？综观原审判决，完全是以人为臆断的方式充当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作的认定是“莫须有”的翻版，有失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四、原审判决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和徐淼已经离婚，并认定其主张的款项系其与徐淼的夫妻共同财产，则本案应当追加徐淼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以保护徐淼的合法权益。而原审判决却认为在被上诉人已与徐淼离婚的情况下，由其一人主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款项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此种公然侵害徐淼权益的行为也显然是错误的。五、从本案法律关系来说，涉及到上诉人购买理财产品的法律关系，和被上诉人主张的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从合同关系相对性来说，上诉人与理财产品的销售方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理财产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且这种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及合同主权的权利，并不因合同文本的持有而发生变化，法院也不能以公权力单方加以改变。而原审判决恰恰违反了这一基本的法律原则，完全是错误的。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合伙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合伙协议加以证明，法院同样无权以公权力给他人强加一个合伙关系。即使换一个名词，称之为“共同出资”，同样需要当事人之间合意的证明。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共同出资合意。同时，涉案理财产品是公开发售的，对主体并无限制，被上诉人同样可以购买，且其系证券从业人员，对此更为熟悉了解，其有何必要和可能与上诉人形成所谓的合伙或共同出资关系呢？在此情况下，即使被上诉人认为其向上诉人提供了资金，这种关系在法律性质上也只可能是借贷关系，并且要遵从债务抵销的规定，而绝非合伙或共同出资关系。而原审判决再次仅凭一方口头陈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予证明的情况下，将这种“合伙”或“合意”强加于上诉人，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毫无公正可言。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夏建阳答辩称，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张健玲于2012年10月23日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0万元投资款中的50.8万元及相应的收益6.192万元，合计56.992万元属于被上诉人夏建阳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确定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并不违反基本程序，也未侵害上诉人所谓的诉讼权益，更未有失公正。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就是请求确认上诉人投资中包含其投资（详见民事诉状请求事项第一条），虽然原审法院受理时将案由立为合伙纠纷，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5款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所以案由是由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的，案件的案由变更不存在程序违法。二、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因为双方当事人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是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因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及归属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就是“所有权确认纠纷”。被上诉人根据该法第33条的规定请求确认所有权，当然应当依据该法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此显然不属于债权范畴。三、本案举证责任以及证据认定的问题，原审中为了证明张健玲于2012年10月23日投资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0万元投资款中的50.8万元及相应的收益6.192万元，合计56.992万元属夏建阳所有，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2012年10月22日徐淼通过其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27）转账18万元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0-4234）、2012年10月22日夏建阳通过其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2-6575）转账20万元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0-4234）、2012年I0月23日夏建阳通过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2-6575）转账12.8万元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0-4234）、2012年10月23日张健玲通过江南银行横林支行的账户（账号32×××57）汇款170.2万元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0-4234，其中包括夏浩春的投资款87.2万元），以及张健玲自己92万元，共计230万元于2012年10月23日从其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00-4234）转账汇款购买金苏二号。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发出资确认书（编号JCCFHO-
POSWJS2.2JZS-2012008）收到张健玲名义的投资款230万元。同时，张健玲将以其名义与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原件作为权利凭证交付夏建阳持有。2013年11月6日，金苏二号理财产品支付第一年利息，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张健玲名义持有的230万投资款按9%利息计20.7万发放至张健玲浦发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账户（卡号62×××30-2612）。2013年11月12日，张健玲通过浦发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账户（账户62×××30-2612）将夏浩春、夏建阳父子合计120万投资款利息10.8万汇入徐淼浦发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户（卡号62×××73-2281）。上述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加上还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在此基础上，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是完全正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恳请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翻阅原审卷宗查明，原审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陈述：“提供的32.8万元的汇款凭证式原告归还被告为其支付的购车款和其他资金的款项。”原审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陈述：“2010年1月17日汇了2,000元定金，2010年1月27日付了车款236,600元，都是银行转账的，剩余部分是现金，总共29万多。”后，承办法官问：“被告，原告为什么要还32.8万元给你？”上诉人本人答：“因为后来我还有现金给原告的，我给原告的远远不止32.8万元”。
二审庭审中，承办法官问：“购车款29万多与32.8万元之间约38,000元的差额是什么钱？”上诉人代理人答：“是利息。”问：“利息约定利率是多少？多长时间？”答：“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具体也没有精确的计算，最后粗算就还了这么多，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高点，具体几分现在报不出来”。
二审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夏建阳主张上诉人张健玲在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中的50.8万元为其所有，为此提供其本人两次转账32.8万及张健玲之女徐淼转账18万元到张健玲账户的汇款凭证、苏州金震山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作为证据，上诉人对于收到被上诉人汇款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转账的32.8万元系归还其借款，即其代被上诉人支付的购车款，为此提供了支付购车款的银行交易凭证作为证据。对于上诉人该主张，被上诉人予以否认，而仅凭购车款支付凭证尚不足以充分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还须结合其他证据方能认定。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借条等其他证据加以证明，且其在原审及二审中关于该款项的构成存在陈述不一致的情形，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由徐淼账户转账的18万元，虽系徐淼的个人账户转出，但发生在夏建阳与徐淼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徐淼未向张健玲主张的情况下，由夏建阳主张并无不妥，张健玲以该款项为夏建阳、徐淼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拒绝返还该款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健玲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00元，由上诉人张健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飞
代理审判员 张 玺
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