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民终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燕华，女，汉族，1970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强，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骏鹏，广东信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学龙，男，汉族，1967年12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杰，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燕华因与被上诉人丁学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冯燕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驳回丁学龙的诉讼请求；2.判决丁学龙承担案件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判决书中遗漏了证据内容和证明目的。通过观看一审判决书，会发现居然没有列举出证据内容和证据证明目的。到底丁学龙提交了什么证据，证据内容是什么，冯燕华提交了什么证据，证据内容是什么，完全没有列举出来。一审判决遗漏了证据内容，会导致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一审审理的过程，双方的质证意见和争议焦点的细节在哪里，如果不通过查看一审庭审笔录，根本无法了解法庭调查、法庭质证、法庭辩论的内容是什么。二、一审判决没有完全反映冯燕华的举证内容。冯燕华在一审时是有根据法庭要求去进行举证的，但法庭却在判决中没有完整表述出来，从而导致混淆了交易主体。具体如下：（一）冯燕华一审中提交了丁学龙和其同事陈伟友的名片，用于证明涉案货物买卖的主体中卖方是河南省新野县华星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在一审庭审时，丁学龙本人亲自出庭，在法庭发问的过程中，丁学龙承认该两张名片是其公司所印。既然丁学龙平时在工作中派发的名片显示是华星公司员工，那么交易的主体必然是公司而非其个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二）冯燕华提交了由华星公司员工陈伟友所签收的两张支票，出票人为佛山市澳得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得利公司），收款人由陈伟友签名落款为“华星公司”。该两张支票的金额为6526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和216711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27日），金额和编号为“0003159”和编号为“0003182”的两张送货单金额相对应。该两份证据更进一步印证了双方交易的主体是华星公司和澳得利公司，而非丁学龙和冯燕华。（三）一审中，冯燕华提交了澳得利公司的会计档案凭证，用于证明交易主体。首先，该厚厚的三叠装订完整的会计凭证是澳得利公司的会计凭证，可以印证澳得利公司是交易的主体。其次，该澳得利公司的会计凭证内容也与丁学龙所提交的送货单证据内容是相印证的。在第一次举证完毕后，丁学龙没有向法庭提及涉案货物交易的送货单，经法庭释明后才被迫向法庭提交。无论是丁学龙所提交的送货单还是冯燕华所提交的送货单，清晰地表明了交易的主体。“送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新野华星丁学龙”，丁学龙是作为华星公司的经手人，“收货单位”由丁学龙亲笔书写为“佛山澳得利纺织”，“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冯燕华”。冯燕华仅作为经手人进行签名。（四）冯燕华提供了丁学龙于2015年8月31日的收条一张，可以证明交易的主体为澳得利公司。在该收条中，丁学龙书写的内容为“今收到佛山澳得利纺织有限公司购纱支票一张，票号：37052386，金额五十万元正”…。可以证明丁学龙是知道对方交易的主体为澳得利公司。（五）冯燕华提供了丁学龙收到的其它货款是由澳得利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建强通过银行转账给丁学龙的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六）冯燕华提供的收据证明《应付新野华星纺织（丁学龙）对账单》中2015年9月16日的“支付华星货款现金”170000元是由丁学龙的妻子张红梅所书写，内容为收到“澳得利公司面纱款”。以上证据均可以证明交易的主体不是冯燕华和丁学龙。三、丁学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涉案货物的卖方。（一）丁学龙所提交的送货单中，送货单位是“华星纺织”，丁学龙是“经手人”。（二）丁学龙提交的和华星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不能证明其是涉案货物的交易主体。1.该《协议书》加盖的是合同专用章，且没有经办人员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丁学龙也没有提供华星公司的营业执照的主体材料。2.丁学龙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已经履行。《协议书》中约定了货款支付的方式是电汇，丁学龙没有提供任何的汇款凭证；丁学龙没有提供任何的送货单和收货凭证。3.没有一份《协议书》中约定的棉纱规格是涉案规格为“J32S”的棉纱。即使丁学龙和新野县华星纺织有限公司进行买卖，但也只能是其它的买卖，跟本案中的货物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在丁学龙和新野县华星纺织有限公司的买卖关系方面并不是依证据，而仅是猜测的。（三）《应付新野华星纺织（丁学龙）对账单》证据中左上角有“澳得利”三个字，由丁学龙自己书写。（四）《应付新野华星纺织（丁学龙）对账单》证据中抬头是应付华星公司货款，丁学龙对此没有意见。在《应付新野华星纺织（丁学龙）对账单》整个内容中，均体现是华星公司的货款，没有体现是丁学龙的货款（虽有丁学龙收货款的表述）。特别该对账单的最后表述为“华星利息和货款合计应付（2015.12.31）”，更清晰指向了交易的主体为华星公司。四、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和事实方面的错误。（一）“截止（一审判决写成至字）2015年12月31日冯燕华欠丁学龙货款加利息合计746516.97元”的内容，字是由丁学龙写的，冯燕华仅承认当时是有“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其余均不承认。一审法院认为当时有后面部分的内容是没有依据的。该方面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丁学龙承担。“截止”和“截至”从中文的书写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截止2015年12月31日”是完整表述，“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不是完整表述，后面应该还有内容。一审的审理逻辑错误了。（二）丁学龙并没有提供其它证据如合同等证明是其和冯燕华发生了买卖，一审的认定牵强。（三）一审认为“实践中卖方指示第三人代收货物、代付货款的情况大量存在……”的认定是错误，否定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冯燕华不知道实践中卖方指示第三人代收货物、代付货款的情况大量存在的交易习惯，但是认为即使有该种情况应当有书面的约定，或其它证据予以证明代收代付的约定，否则交易会乱套了，本案中不应靠其它交易情况推定本案的交易主体。五、华星公司驻佛山办事处，也就是丁学龙名片上的办公地址，目前还在经营，丁学龙亦在那上班，一审开庭中丁学龙对名片予以确认。就本案交易主体，丁学龙一审提交的《应付新野华星纺织（丁学龙）对账单》，其起诉提交的复印件中左上角有澳得利几个字，交易主体是华星公司和澳得利公司，和冯燕华无关。丁学龙辩称：冯燕华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其主观臆断，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首先，在实际交易中，收货人和付款人并非必然等同于买受人，送货人和收款人也并非必然等同于出卖人。本纠纷中正是因为存在买受人指定收货人以及委托他人付款，所以实际交易双方才会发生对账，对账单打印内容表述有误才会手写补充，一次对账后欠款人不履行才会有第二次对账。故丁学龙所提供的，由冯燕华出具的欠条、对账单以及录音均明确显示了交易相对方是冯燕华和丁学龙，且冯燕华欠条和对账单上的签字均确认为冯燕华所签，录音中交谈一方也确认为冯燕华，足以说明双方是冯燕华拖欠丁学龙货款。其次，对于冯燕华质疑丁学龙与案外人华星公司的关系，丁学龙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关系，冯燕华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足以证实出卖人是丁学龙。冯燕华以收货人以及付款人就是实际买受方是其为逃避法律责任进行的狡辩。其一，冯燕华已在送货单上签收，其次冯燕华有与丁学龙对账，丁学龙提交的证据属于优势证据。其二，付款人既有案外人“澳得利公司”，同时还有“马立丰”、“马建强”，按冯燕华逻辑，实际交易人是否也包括“马立丰”和“马建强”两人？凭何说买受人只是“澳得利公司”？所以冯燕华的辩解在丁学龙提交的优势证据面前并没有说服力。综上所述，丁学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丁学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燕华向丁学龙支付货款639955.79元及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106561.18元，合计746516.97元,2016年1月1日起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冯燕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1日，冯燕华向丁学龙出具对账单，对账单记载日期、凭证号、摘要、批号、件数、总重量、单价、借方、贷方、余额、货款、利息等，至2015年12月31日，货款为639955.79元，利息为106561.18元，合计746516.97元。对账单下方手写文字“截至2015年12月31日冯燕华欠丁学龙货款加利息合计746516.97元”，冯燕华签名并捺指印。对账单背面为利息清单，记载了日期、凭证号、摘要、购货、还款、余额、利息（月息2%）、计息时段、天数、日利息、应付利息等，利息合计106561.18元。丁学龙提交六张送货单，收货单位为“佛山澳得利纺织”，地址郎宝中路及江堤路，日期为2015年7月6日、7日、12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均为冯燕华，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新野华星丁学龙及张红梅。冯燕华提交一张由张红梅出具收款收据，记载“2015年9月16日，澳得利公司棉纱款170000元，收现金棉纱款”。丁学龙在庭审中确认收到该笔货款，且该笔货款对应对账单中记载的内容“2015年9月16日、支付华星货款现金、贷方170000元”。冯燕华提交六份网上银行汇款明细，其中2015年9月24日由马建强向丁学龙汇款100000元，2015年10月12日由马建强向丁学龙汇款100000元，2015年10月29日由马建强向丁学龙汇款50000元，2015年11月6日由马建强向丁学龙汇款50000元，2015年11月20日由马建强向丁学龙汇款5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由马立丰向丁学龙汇款10000元。上述六笔汇款的时间、金额均在对账单中一一记载。庭审中，丁学龙陈述与冯燕华的交易习惯：从2015年7月起，冯燕华通过电话及面谈的形式向丁学龙下单购买棉纱并提供相应的规格，丁学龙找到相应的货物及厂家后，联系生产厂家，由丁学龙向生产厂家购买货物再转卖给冯燕华，丁学龙从中获取差价。联系生产厂家后，厂家通知丁学龙提货，丁学龙提货后联系冯燕华并确认冯燕华的收货地址，由丁学龙负责送货至冯燕华指定的收货地点。冯燕华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双方口头约定交付货物后20天内付款，但冯燕华一直逾期付款，双方没有约定对账时间。庭审中，丁学龙陈述张红梅为其妻子。另查明，丁学龙与华星公司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签订多份协议书，约定华星公司向丁学龙供应棉纱，结算方式为电汇或货到付款。一审法院认为，丁学龙因冯燕华拖欠货款而提起诉讼，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冯燕华是否拖欠丁学龙的货款。关于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丁学龙主张与冯燕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冯燕华辩称买方是澳得利公司，冯燕华是澳得利公司的员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冯燕华的身份及冯燕华系履行职务行为。法院认为，实践中买方指示第三人代收货物、代付货款的情况大量存在，仅凭澳得利公司收取丁学龙交付的货物及曾向丁学龙支付货款并不足以认定澳得利公司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结合丁学龙举证的对账单、利息清单、送货单、协议书，以及冯燕华举证的收款收据及网上银行汇款明细，可以认定丁学龙与新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丁学龙向新野公司购买棉纱后再销售给冯燕华，并将棉纱送至冯燕华指定的澳得利公司处。冯燕华通过马建强、马立丰向丁学龙支付部分货款。冯燕华在对账单中对欠丁学龙货款639955.79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法院认定双方存在棉纱买卖合同关系，丁学龙是卖方，冯燕华是买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丁学龙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冯燕华未依约及时向丁学龙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冯燕华是否拖欠丁学龙货款。根据对账单及利息清单记载，冯燕华确认截至2015年12月31日欠丁学龙的货款为639955.79元，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106561.18元，故冯燕华应向丁学龙支付639955.79元及2015年12月31日前产生的利息106561.18元。对于2016年1月1日后产生的利息，应以639955.79元为本金计算，双方未约定利息计算的标准，现丁学龙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冯燕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丁学龙支付货款639955.79元及利息（2015年12月31日前产生的利息按照106561.18元收取，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126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633元，财产保全费4253元，合计9886元，由冯燕华负担。二审阶段，冯燕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收条一张，拟证明澳得利公司的员工马立聪签收了华星公司由车牌为豫Ｒ×××××的汽车所送的货物，故案涉货物的交易双方应为华星公司与澳得利公司，而非丁学龙与冯燕华。丁学龙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马立聪是澳得利公司股东的亲属，其签收的收条也没有丁学龙的确认，且收条原件应给送货的一方，现在却保留在收货人处，因此并不是客观交易产生的，是其事后制作的，且其并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丁学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送货单一份，原件保留在冯燕华提交的澳得利公司的财务账册中，这份证据无丁学龙签名，在不涉及丁学龙权利义务的情况下，显示购货单位是冯燕华，销售单位是澳得利公司，因此可证明冯燕华和澳得利公司之间也存在买卖关系，而不是冯燕华主张的员工关系；冯燕华持有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冯燕华和澳得利公司存在串通损害丁学龙权益的情况。冯燕华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这单据是澳得利公司内部做账所用，对账单显示送货人华星公司送货给澳得利公司，再销售给冯燕华。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冯燕华提交的收条从内容上看，为澳得利公司出具给送货方的单据，应由送货方保管，现该证据保管于收货方澳得利公司处，与交易习惯不符且收条无丁学龙或华星公司签章，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丁学龙提交的送货单，因标注的销售单位为澳得利公司，收货单位为华星纺织（丁学龙），与本案诉争无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纳。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冯燕华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对案涉货款对应的本金数额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冯燕华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范围为：一、丁学龙及冯燕华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二、案涉货款对应的利息应如何计算。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丁学龙及冯燕华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的问题。丁学龙主张其为华星公司的代理，其与华星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华星公司的员工，并提交了其与华星公司之间的协议书及对账单作为证据，上述证据已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其主张。丁学龙作为华星公司产品代理，自行打印了相关名片及挂牌销售华星公司货物的说法亦符合常理。现丁学龙主张其从华星公司进货后销售给了冯燕华，并提交了冯燕华个人名义出具的对帐单、冯燕华签收的送货单及双方录音予以佐证，其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冯燕华主张其收货为代澳得利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可却不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为澳得利公司员工，亦不能提交其曾向丁学龙披露过合同方为澳得利公司的相关证据，仅凭送货单的收货单位为澳得利公司及澳得利公司向丁学龙支付了部分货款，不能排除丁学龙按冯燕华指示送货及澳得利公司依冯燕华指示付款送货的可能性，故冯燕华对其主张并未完成举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冯燕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案涉货款对应利息的计算问题。2015年12月31日前的应付利息有冯燕华签名的对帐单予以确认，冯燕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我签名应尽审慎核实义务，其在对账单末尾的签名应视为对对帐单全部内容的认可，对其关于对帐单为丁学龙单方面制作，其未经核实即签名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2016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一审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法有据，冯燕华该项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冯燕华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6元，由上诉人冯燕华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伟审 判 长  卢伟斌审 判 员  贾小平代理审判员  蒋 雯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杨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