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牟商初字第165号
原告：烟台市华杰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栖霞市桃村镇特别加工区。
法定代表人：孙玉东，总经理。
原告：孙玉东。
原告：孙翠玉，系孙玉东之妻。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江林，山东崇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王鹏，山东崇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
负责人：郭峰涛，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卿，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卫，该单位职工。
第三人:烟台市牟平区永昌果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衣雪华，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曲晓东，山东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烟台市华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杰经贸）、孙玉东、孙翠玉诉被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以下简称烟台银行）、第三人烟台市牟平区永昌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永昌合作社）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玉东及三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江林、王鹏，被告委托代理人杨文卿、姜卫，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曲晓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2014年8月1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烟银（20145356500000357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三人在被告处借款人民币3,000,000.00元。同日，在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张某和被告贷款业务负责人姜铭的强烈要求下，三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述借款合同的保证合同，为第三人在被告处的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签订保证合同之前，姜铭和张某明确告诉原告：张某在牟平区有一座冷风库，已经办理了房产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一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被告会立即给张某提供贷款几百万元，用以偿还这3,000,000.00元，并保证该担保没有任何风险。张某还向原告出示了证号为05××06的房产证。保证合同签订两个月后，原告得知登记在张某名下的05××06号房产及范围内的土地早在2013年6月就抵押给了被告，为张某创办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在被告处借款4,950,000.00元提供了担保。原告认为：被告工作人员姜铭和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张某恶意串通，以已经抵押的房地产故意编造尚未抵押的虚假事实，骗取三原告的信任，使得三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为被告和第三人的借款提供了担保，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编号为201453565000103574《保证合同》的诉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烟台银行辩称，一、据张某讲，本案的事实是张某欠原告的高利贷，在原告追要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与原告恶意串通骗取了被告的3,000,000.00元的贷款，大部分用于归还原告的高利贷，因此本案真正的受害人是被告。二、原、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永昌合作社辩称，被告烟台银行与第三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由三原告提供保证担保是事实，第三人已经收到被告的3,000,000.00元贷款，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是法定代表人衣雪华之夫即张某，涉案借款系张某经办，衣雪华只在借款合同中签字，其他的事情不清楚，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否撤销与第三人无关，请法院依法判处。
三原告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保证合同》（复印件加盖被告公章）一份，系2014年8月15日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证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
2、调查笔录一份，系2015年5月12日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江林对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明张某与被告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姜铭一起找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的经过，姜铭和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张某恶意窜通，以已经抵押的房地产故意编造尚未抵押的虚假事实，骗取三原告的信任，使得三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为被告和第三人的借款提供了担保。
3、编号为烟房权证05××06假房产证一份，系张某提供给原告孙玉东，让三原告相信并愿意为其借款提供担保。
4、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清单、他项权证、05××06号房产证和12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均为复印件）一份，系张某与被告在2013年6月份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在该合同中张某已将证据3中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给被告，并从被告处贷款4,950,000.00元。
5、证人张某和孙某出庭作证，其中前者证明原告为第三人提供担保和签订保证合同的过程，后者证明保证合同签订后因被告一直未将保证合同交给原告，孙某在2015年1月份陪同孙玉东到被告处找姜铭要保证合同的事实。
被告烟台银行对三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在形式上没有异议，但内容与张某的出庭陈述多处不一致；对证据3的真假无法辩认，但该号的房产证确实在张某在办理抵押时已将原件交至被告处，如果该房产证确实为假则建议法院依法交公安机关并出具相关的司法建议，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件确实在被告处，并且被告已就该笔借款合同提起诉讼。对证据5中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因为：一、第三人及张某本人均承认张某系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他的当庭陈述及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应视为第三人陈述，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二、张某的当庭陈述与原告证据2调查笔录有多处的矛盾，并且在调查笔录中内容陈述得很清楚，但庭审中对被告的询问回答大多为“记不清”或“记忆模糊”，显然原告的证据2系原告代理人提前制作由张某签字后提供。对证人孙某的证言有异议：一、新民诉法生效后，对证人证言必须提前向法庭提交书面的申请，法庭同意后向证人下达书面的通知，证人才可以出庭作证，而他的出庭并没有事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只是原告为了本案的诉讼才找的证人；二、对于同一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实，但从证人当庭“玉东、玉东”的称呼看出证人与原告之间属于亲戚朋友，而不是证人所说的偶尔业务咨询；三、从证人陈述内容可知证人都是听孙玉东讲的如何如何，等于原告本人陈述，因此其证实的内容不能作为事实予以认定；四、被告的业务员在签订保证合同之前只去过原告处一两回，但证人证言提到孙玉东多次找姜铭，姜铭保证张某没贷款，二者显然矛盾；五、经落实本案所涉借款经办人确为职工姜铭，其在2015年1月份未接待过孙某和孙玉东，即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合，不应采信。
第三人永昌合作社对三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除证据3外其他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证据4出自（2015）牟商初字第151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该案已开庭审理。对于两个证人证言证明的内容不清楚，因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衣雪华并未参加该事件中，虽然借款合同中是衣雪华本人签字，但具体事宜是由张某办理，两证人的证言能否采信由法院依法认定。
被告烟台银行针对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核对担保函、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和股东签字样本各一份，用于证明自2014年6月第三人找到原告方提供担保后，原告是经过慎重的股东会决议向被告提供担保，这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表、结算业务委托书及调查取证申请书，用于证明第三人将涉案贷款3,000,000.00元打到衣雪华和张某成立的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账户，该公司将大部分款项给三原告之一，即三原告在涉案借款合同中有私利才提供担保，申请本院到中国农业银行莱山区支行调查该款项的去向。
3、第三人和三原告的资产负债表及征信情况材料，系涉案借款业务中第三人和三原告主动向被告提供的上述材料，被告是在严格审查上述材料之后向第三人发放贷款，从而证实三原告是同意为第三人的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并主动提供相关资料。
三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内容是根据被告发放贷款的程序要求填写，填写空白处很明显三份证据的内容与保证合同中填写的内容笔迹一致，有理由认为是姜铭填写，但不能对抗姜铭伙同张某欺诈原告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出的撤销权之诉没有关系，被告依据该证据主张原告与第三人骗取被告贷款的事实不成立，认为原告是为自己私利而提供担保只是被告的推断和猜疑，不是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众所周知，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必须提供借款人和保证人在银行无不良记录的征信情况，系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法定程序，而非被告主张系原告主动向被告提供，事实是原告作为第三人的保证人应被告要求向其提供上述材料，否则被告不可能给第三人提供贷款。
第三人永昌合作社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表示因为自己未参加贷款事宜所以不知道相关具体情形，请求法庭依法认定，其他质证意见同原告的。
第三人永昌合作社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根据被告烟台银行申请依法到中国农业银行莱山区支行调取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15×××56账户在2014年8月18日的交易明细，其上载明来自被告烟台银行3,000,000.00元，随即有两笔1,000,000.00元的款项转至原告孙翠玉的银行账户。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孙翠玉承认当日确实收到该2,000,000.00元，后来张某告知是他偿还孙玉东的借款，最后该款交由孙玉东自行处理。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该款项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听张某讲是他还原告的高利贷。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衣雪华，但由张某实际控制经营，所以不清楚该款项的具体使用。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份案外人张某找到原告孙玉东协商要求孙玉东及其妻孙翠玉、开办的华杰经贸为张某控制经营的永昌合作社在被告烟台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张某为劝说三原告能够为其提供担保将一份证号为烟房权证牟字第××号的假房产证交付给原告孙玉东。后张某陪同被告烟台银行工作人员姜铭等到三原告处考察，三原告亦向被告提供了华杰经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登记材料、资产负债表、资金流及征信证明等材料。2014年8月15日，原告华杰经贸向被告烟台银行提交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与会股东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股东会同意本公司为永昌合作社公司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8月止，在烟台银行发生的最高借款余额叁佰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股东签名：孙玉东、孙翠玉、孙福芹”。同日，被告烟台银行向原告华杰经贸出具的一份《核对担保函》，其内容为：“华杰经贸：今有永昌合作社向我行申请借款，借款用途为购买测土配肥机。你单位承担烟银201453565000103574号《保证合同》规定之担保责任，请你单位确认。烟台银行2014年8月15日。”原告华杰经贸在该担保函中加盖公章并由原告孙玉东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当天，被告烟台银行与第三人永昌合作社签订一份《借流动资金款合同》，同时与三原告签订了一份《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编号为烟银（201453565000103574）号，约定：债权人为烟台银行即本案被告，保证人为华杰经贸、孙玉东、孙翠玉即本案三原告，主合同为债权人与永昌果业合作社之间签署的编号为烟银（201453565000003574）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及债务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内容。在该合同最后落款处有被告烟台银行在“债权人”处加盖公章并有负责人郭峰涛的签名，三原告分别在“保证人”处加盖公章和签名，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5日。2014年8月18日被告烟台银行根据第三人永昌合作社的委托将3,000,000.00元发放至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莱山支行的15×××56账户，随即张某把该3,000,000.00元中2,000,000.00元转至原告孙玉翠账户，并告知用于偿还他在原告孙玉东处的借款，后孙翠玉将该2,000,000.00元交给孙玉东。2015年1月20日起第三人未再向被告烟台银行偿还借款利息。2015年5月12日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江林对张某作了一份《调查笔录》，其主要内容为：2014年4、5月份自己找原告孙玉东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并告知孙玉东借款人永昌合作社是张某争取国家扶持政策的方便贷款设立的空壳单位，孙玉东因为风险大不同意为之担保，张某告诉孙玉东姜铭答应帮他办理，只要能找到一个有能力的担保单位银行可以贷出款来，为打消孙玉东的疑惑就拿假房产证给他看并把该证放在孙玉东处，2014年6月份张某带姜铭和一个风险官到原告处考察等事宜，7月份张某又带姜铭和另外的风险官到原告处考察，8月份办下涉案贷款。2015年5月26日三原告以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张某和被告工作人员姜铭恶意串通，用已经抵押的房地产故意编造未抵押的虚假事实骗取三原告的信任，使得三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为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提供了担保，违反了合同法相关规定为由诉来本院。现原告要求：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编号为烟银（201453565000103574）的《保证合同》；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孙玉东陈述在2014年8月15日签订担保合同之前，张某、姜铭和一个姓陈的风险官一起找孙玉东，在孙玉东办公室张某将假房产证交给他，后姜铭、银行风险官和张某带着格式合同让孙玉东签字，并保证该笔贷款担保没有风险，自己未考察借款人亦未审查房产证真假；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孙玉东主张发放贷款后大约两个月，姜铭因张某不还银行利息找到原告说张某电话关机，孙玉东核实张某确实关机便托人到房管局查房产证得知房产和土地已在2013年6月份抵押给被告，房产证是假的；并更正2014年6月份张某自己带着房产证找原告协商担保事宜，7月份银行的一个风险官和姜铭、张某找原告协商担保事宜，最后一次是8月15日前后姜铭和另一个风险官找原告签订合同和提供相关手续。被告烟台银行陈述本案事实与原告、两个证人陈述不符，被告烟台银行不存在办事处，在被告南面有一个政府大街支行，该行门朝南，姜铭不是行长，只是被告的一个客户经理，他在宁海大街支行的办公楼上班，且第三人不还被告利息是自2015年1月份不是原告所说的签订合同之后两个月；银行工作人员到担保单位只会去考察确定担保人是否有偿贷能力而不会去协商担保事宜，提供什么样的担保是由借款人提供，银行只负责考察和审核相关资料是否符合放贷条件；并认为原告孙玉东对张某证据3假房产证的交付时间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是配合证据2的调查笔录才更改的。第三人永昌合作社承认自2015年1月份开始未再偿还被告借款利息。
另查，1、第三人永昌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为衣雪华，实际控制经营人为衣雪华之夫张某，烟台华彬测土配肥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衣雪华，实际控制经营人亦为张某。
2、2013年6月27日，张某与烟台银行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张某以自有的烟房权证牟字第××号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为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提供最高额抵押，期间自2013年6月30日至2016年6月30日，双方就抵押房产和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且相关房产证及土地证均存放于烟台银行处。2014年7月1日烟台银行与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向烟台银行借款人民币4,950,000.00元，借期12个月。随后烟台银行向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4,950,000.00元。2015年1月份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开始未按期向烟台银行支付利息，2015年5月12日烟台银行将烟台泉华果品专业合作社、张某、衣雪华诉至本院，该案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12日形成（2015）牟商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
3、证人张某当庭陈述：张某与三原告系朋友关系，在被告处贷过款，第三人是张某控制经营，法定代表人是他对象衣雪华，2014年6月份张某要做项目需要资金找到被告工作人员姜铭，姜铭说需要找担保人，张某便找孙玉东做担保，孙玉东不同意，张某将自己的假房产证押在孙玉东处，孙玉东同意了，张某就找姜铭和被告另外的工作人员一起考察孙玉东的企业。孙玉东问姜铭借款人永昌合作社在银行没有资金流也没有资金往来能否贷出款来，姜铭根据张某的要求告诉孙玉东张某的房产和土地没有抵押，最后孙玉东答应给张某担保。另，张某还讲自己与孙玉东之间有点儿业务往来即欠孙玉东几万元的苹果款，并讲因时间太长记不清整个贷款过程，承认原告的证据3是他提供给孙玉东的假房产证，至于什么时间给孙玉东的忘记了，后又说自己在孙玉东办公室给孙玉东假证时姜铭看到了，同时还有被告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在场。原告的证据2调查笔录是张某自己回答并签字。
4、证人孙某当庭陈述：其本人为栖霞市台湾农民创业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2015年1月份孙某陪原告孙玉东去牟平银行找姜铭解决保证合同的问题，去的前一天孙玉东到孙某所在的服务所咨询有关银行贷款相关问题，孙玉东讲自己可能被牟平银行的姜铭给骗了，他让孙玉东给一个叫张某的在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并说在此之前他到牟平银行找过相关领导多次，可能是因为孙玉东多次找，姜铭约孙玉东到他单位谈话，为此事该服务所指派孙某与孙玉东一起到牟平银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先到了姜铭办公室所在的办事处，孙玉东跟姜铭说：“查到张某已用房产证在你们家贷款的事实，我多次问过你，张某是否贷过款，你也多次跟我讲没有贷过款，你到我家找我们签字盖章时，你很清楚我老婆是相当的不愿意，你在我老婆跟前讲张某的房产证都在你们手里押着还怕什么，你向我传达这信息还做我老婆的工作，现在看来你把我们骗得不轻。”姜铭说：“孙总，真对不起，我们行里有个规定，对客户借款信息是要保密的。”孙某就说：“姜行长，这事你还保什么密，孙玉东作为保证人本来就享有这个权利，就因为你传达的不真实信息甚至是假信息给孙玉东，说白了张某能按期履行合同就没什么事，不能按期还款想让孙玉东还款的话，这风险应该由银行承担，并且根据法律规定，这是可撤销的范围之内，你该和上面领导打招呼撤销该合同了。”后来孙某和姜铭要担保合同，因为孙玉东没有担保合同，姜铭非常不情愿地带孙某和孙玉东到分行姓陈的经理处要到保证合同的复印件，并将复印件交给孙玉东。证人是开庭前十天八日原告孙玉东找他出庭作证，因法律工作者的证件在换证过程中，所以未能提供法庭，仅提供身份证，讲姜铭所在的办事处与分行不是同一地点但都是大门朝北。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
从法理上讲，可撤销合同是指在合同订立以后，由于一方意思表示的不真实，享有可撤销权的一方有权要求变更合同的内容，也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可撤销合同有三个特点：意思表示不真实；要由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行使；在未被撤销之前仍然有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种原因：（一）重大误解；（二）显失公平；（三）欺诈；（四）胁迫；（五）乘人之危。结合原告诉状中陈述的情形可知，本案显然不符合前述（一）（二）（四）（五）的四种可撤销的情形。
本案到底是否属于原告所说的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
首先，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虚假情况，诱使对方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必须有欺诈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的，且会使对方陷入错误意表示，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二是实施了欺诈行为；三是受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
其次，本案中，虽然三原告主张被告工作人员姜铭和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张某恶意串通，以已经抵押的房地产故意编造尚未抵押的虚假事实，骗取三原告的信任，使得三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为被告和第三人的借款提供了担保，但是该事实本院无法认定，理由有三：一、三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对借款人即第三人永昌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张某交给自己假房产证的情形，与其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的不一致，并且对知晓房产证为假的时间前后陈述亦不一致，即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自相矛盾。二、证人张某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1、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对自己将假房产证交给孙玉东的过程前后不一致，与其在三原告委托代理人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的亦不一致；2、本院依法调取的有关涉案3,000,000.00元贷款的去向可知，在第三人永昌合作社取得该款项后，立即由实际控制人张某转给三原告之一孙玉翠的账户，系张某用于偿还原告孙玉东的借款，即原告与证人张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庭审中张某否认与原告孙玉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由此可知张某作了虚假陈述，再次证明其证言不可信；3、更何况本案中张某身份特殊，借款人的实际控制人，即与本案所涉借款保证合同关系有着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辅助证据的补充下其证言的证明显然极低。三、是证人孙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对有关被告姜铭编造张某在被告处没有贷款和抵押房产的陈述，因其未参与涉案《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即不是其亲身经历，而是听孙玉东所说，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在法庭上就其亲身经历的案件事实所作的客观陈述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孙某所述内容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事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的证明提高证明标准，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现三原告在第三人贷出款项后立即得到其中三分之二后半年多提起撤销保证合同之诉，主张被告与借款人欺骗自己显然有悖常理；更何况现在三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姜铭与张某恶意串通实施了欺诈行为，其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本院对原告主张欺诈事实不予认定。
相反，被告烟台银行向本院提供了原告签字盖章的《核定担保函》、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资产负债表及征信情况材料等书证，能够证实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故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
综上，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姜铭和第三人实际控制人张某恶意串通，以已经抵押的房地产故意编造尚未抵押的虚假事实欺骗三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的情况下，即无法证实涉案《保证合同》具备可撤销的情形，应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所以，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在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保证合同》的诉请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烟台市华杰经贸有限公司、孙玉东、孙翠玉要求撤销在2014年8月15日与被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秀丽
代理审判员 隋素平
人民陪审员 王丕珩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贺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