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5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文。
委托代理人：李迎青。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建。
委托代理人：王伯凡。
上诉人范建文为与被上诉人丁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4）甬北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代理人李迎青、被上诉人丁建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伯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7月1日，案外人宁波思创水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为由丁建占股权8%，范建文占股权90%，案外人刘正来占股权2%。2011年7月25日，思创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变更股权登记为：丁建占股权8%，范建文占股权90%，刘正来占股权2%。2012年4月13日，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范建文将其持有的34%的�权以6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丁建，范建文将其持有的2%的股权以4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正来，受让方应于2012年4月20日之前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同日，思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确认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由丁建占股权42%，范建文占股权54%，刘正来占股权4%。该股权转让款未支付。2012年5月3日，思创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变更股权登记为：丁建占股权42%，范建文占股权54%，刘正来占股权4%。2013年8、9月，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其中第三章第七条约定“公司由甲方（范建文）发起设立，甲方出资并成为法人，甲方拥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为促进公司经营，甲方愿意将部分股权赠与公司员工成为股东”，范建文赠与丁建43%的股权，赠与刘正来4%的股权，“其他股东不得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不得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赠与股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其他股东擅自将股权转让或赠与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的行为无效。擅自转让方应当撤销该转让或赠与行为，否则，甲方无偿收回股份及相应股权”。《股东协议书》第十章第二十九条第（五）项约定，“鉴于现在土地没有落实到位，待落实到位前另行商议”，第（六）项约定，“出资部分：股东方退出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分配出资。股份股权部分：双方就以上利润部分、债务部分、固定资产部分、股份股权出资部分达成一致意见时，股份比例及股权自动无偿转回甲方，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则甲方有权无偿收回赠与股份与股权”。该协议书经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签字、捺印确认，案外人张其玉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该协议书打印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2013年10月22日，思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丁建将�持有的34%的股权以6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范建文，并确认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由丁建占股权8%，范建文占股权88%，刘正来占股权4%。同日，思创公司形成的章程第九章约定，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部分或全部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2013年10月28日，丁建、范建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丁建将其持有的34%的股权以6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范建文，范建文应于2013年11月8日以前以现金方式交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2013年12月13日，思创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变更股权登记为：丁建占股权8%，范建文占股权88%，刘正来占股权4%。
丁建于2014年1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丁建、范建文均为思创公司股东。2011年7月5日，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签订《股东协议书》一份，约定范建文将思创公司43%的股权赠与丁建，将4%的股权赠与刘正来。思创公司于2012年5月3日对此次股权变更情况进行了工商登记，最终登记结果为丁建占思创公司42%股权，范建文占54%股权，刘正来占4%股权。原审审理过程中，丁建改变上述陈述称，范建文于2011年7月之前就承诺赠与丁建43%的股权，但直至2012年5月3日股权变更登记时才履行承诺。为确认赠与的事实，双方于2013年9月份补签了一份《股东协议书》，并故意将落款时间打印成“2011年7月5日”。2013年10月28日，丁建因购房缺资，将其名下34%的股权转让给范建文，双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建文应于2013年11月8日之前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680000元。但付款期限届满后，范建文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丁建多次催讨未果，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建文支付丁建股权转让款680000元。
范建文在原审中答辩称：一、丁建、范建文曾于2012年4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由范建文转让其持有的34%的股权给丁建，股权转让款为680000元，但丁建一直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使双方恢复之前的股权结构，丁建、范建文于2013年11月8日再次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的转让股权份额、金额与2012年4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一致。因此，丁建所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可与2012年4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相互抵销；二、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实际为2013年8月签订。当时范建文为便于管理公司，且担心丁建会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其妻子，所以在范建文的要求下，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签订该协议，约定范建文愿意将43%的股权赠与丁建，将4%的股权赠与刘正来，该股权比例也�随意填写，但如果丁建及刘正来不服从公司管理或擅自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人，范建文有权收回其赠与的股权。签订该《股东协议书》时，因工作人员疏忽，错误将落款时间打印为2011年7月5日。因此，该份《股东协议书》仅为范建文为管理公司需要而制作，并非范建文已赠与相应股权给丁建。退一步讲，即便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股东协议书》为真实，根据协议约定，范建文也可将股权收回，故丁建的诉请无事实依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与2012年4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哪一份为丁建、范建文双方的真实意思？丁建认为：丁建系以技术入股进入思创公司，范建文于2011年就承诺赠与丁建股权，由于担心思创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有意见，范建文一直未履行其承诺。之后双方于2012年4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以转让为形式，实际履行赠与承诺。也只有形成该《股权转让协议》后，思创公司也才能于2012年5月3日完成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原本范建文应赠与35%的股权给丁建，加上丁建之前已经获得的8%的股权，则共计为43%，但签约前丁建承诺赠与1%的股权给刘正来，故协议书上记载为34%。因此，2012年4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为形式协议，而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范建文认为：因范建文的妻子屡次到思创公司闹事，妨碍公司经营管理，范建文担心丁建会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妻子，故形成了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该协议书并非意味范建文有赠与股权给丁建的意思表示。2012年4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与2012年5月3日完成的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一致，应为合法有效。该院认为，一、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由各股东签字、捺印，并由见证人见证，同时证人证言证明思创公司下发通知要求所有股东全面了解股权结构并充分讨论该协议书，可见该《股东协议书》是当事人审慎且充分协商后形成，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现范建文认为该协议系其为便于管理公司事务而形成，以防丁建将其股权转让给其妻子，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范建文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而思创公司的章程也已经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丁建不能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范建文所称的该协议书形成的目的缺乏依据。并且从《股东协议书》约定内容来看，其中表述范建文持有公司100%的股权、“现在土地没有落实到位”等，与2013年期间思创公司实际状况不符，应为刻意表述思创公司2011年时状况；二、2012年4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如为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范建文应及时向丁建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可能在股权变更手续完成后的一年多时间，一直未向丁建主张权利，反而形成了包含赠与内容的《股权协议书》。而丁建主张2012年4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实际是为履行赠与合同的工商变更登记更具有说服力。因此，该院认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丁建、范建文及刘正来于2013年8、9月份，为恢复2011年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形成，而范建文于2012年5月3日将其持有的34%股权变更登记至丁建名下，实为履行范建文对丁建的赠与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中有关赠与股权内容已实际于2012年5月3日履行完毕。丁建获得相应股权后，于2013年10月28日转让34%的股权给范建文，并于2013年12月13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范建文并未按约�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故该院对丁建相应诉请予以支持。范建文有关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互负金钱债务可以互相抵销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4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范建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丁建股权转让款68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00元，减半收取5300元，由范建文负担。
范建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5日的《股东协议书》系范建文为防止丁建将其名下股权转让给其妻�而于2013年8月签订，根据证人张其玉陈述其于2013年3月25日到案外人莱芜天一冷暖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其是《股东协议书》见证人的事实也可以确认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7月5日是错误的；范建文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并未申请张其玉出庭作证，原审法院依据张其玉是范建文申请出庭而采纳了张其玉陈述的对范建文不利的证言，偏袒不公。二、原审法院对范建文从工商部门调取的书证以及录音等证据不予认定不当；《股东协议书》记载的范建文持有100%的股权、土地没有落实等事实均与思创公司2011年期间的实际状况不符，原审法院认为这是在刻意表述思创公司2011年时的状况，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三、即便《股东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是一份附条件的赠与，协议第二十九条第（六）项明确约定的范建文有权无偿收回赠与的股份与股权，原审法院却对此条款视而不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丁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将该案发回重审。
丁建答辩称：丁建系思创公司股东，所获得股权是根据丁建的贡献和思创公司经营需要及股东协议等而获得，赠与行为系范建文自愿且已经履行了相关法律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丁建对其合法持有的股权享有处分权。2013年10月8日经双方协商和股东会同意，丁建将其持有的34%的股权转让给范建文，并约定于2013年11月8日之前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680000元，该转让行为应为有效，范建文应按时付款。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范建文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股东协议书》记载的由范建文赠与丁建思创公司43%的股权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范建文主张《股东协议书》系为防止丁建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其妻子而签订，并非范建文真实意思表示，但范建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且思创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未经股东会决议，丁建不能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范建文亦无需另行通过签订《股东协议书》限制丁建转让股权，故范建文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本院难以采信。而丁建的相关陈述与思创公司2012年5月3日变更股权登记情况一致，更为可信，且《股东协议书》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并由见证人见证，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范建文赠与丁建思创公司43%的股权的事实予以认定。之后，双方再次于2013年10月28日签订《股权转�协议》，约定范建文以680000元的价格购买丁建持有的思创公司34%的股权，并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范建文未按约支付价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张其玉作为《股东协议书》的见证人，与丁建无其他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对其证言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认定《股东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8、9月，而非范建文上诉所称认定该协议签订日期为2011年7月5日，故本院对范建文关于原审认定《股东协议书》签订时间错误的主张不予支持。范建文在原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因无法核实当事人身份，原审不予采纳亦无不当。《股东协议书》记载的范建文赠与丁建43%股权的意思表示明确，且该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即便协议部分内容与思创公司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能据此否定该赠与行为的效力。范建文主张即便按照《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其亦有权无偿收回赠与丁建的股权，故范建文无需支付涉案价款，本院认为，即便范建文享有无偿收回赠与丁建的股权的权利，但其并没有行使无偿收回的权利，反而与丁建于2013年10月2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丁建购买股权，故范建文仍应按该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上诉人范建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袁 方
代理审判员 郑益康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林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