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2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依儒，女，1990年10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雍（田依儒之父），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俊君，北京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东梅，女，1986年6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北京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依儒因与被上诉人赵东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7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依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雍、田俊君，被上诉人赵东梅的委托代理人孙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审理终结。
田依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赵东梅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赵东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赵东梅提交的借条存在诸多瑕疵，庭审中赵东梅亦承认其没有直接向田依儒支付过借款，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应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赵东梅没有向田依儒提供贷款，双方之间借贷行为没有生效，田依儒没有还款义务。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情况，赵东梅2015年7月20日向田依儒交付现金5万元，次日委托丈夫张×向田依儒转账15万元。但借条形成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形成借条时田依儒尚未收到15万元。且借条上的落款时间与还款时间为同一天，田依儒未收到借款就向赵东梅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忽视上述情形，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不应仅凭赵东梅提供的2015年9月1日的确认函认定张×向田依儒的付款行为是受赵东梅委托。田依儒与赵东梅不认识，赵东梅并未向田依儒出示过任何委托张×付款的手续或者通知，张×付款时也没有表明是替赵东梅支付借款。故张×的支付行为不能认定为赵东梅委托其向田依儒的付款行为，二者不具有关联性。三、即便田依儒与赵东梅存在借贷关系，赵东梅委托张×向田依儒支付借款，那么田依儒向张×的付款行为，也应当视为向赵东梅的还款。
赵东梅辩称，不同意田依儒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赵东梅与田依儒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且实际履行，田依儒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一审期间，田依儒认可收到张×打款，因此其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与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支持。
赵东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田依儒给付赵东梅借款本金20万元；2、田依儒给付赵东梅逾期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5年7月21日起至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田依儒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东梅与田依儒系朋友关系。2015年7月20日，田依儒以急需用钱为由向赵东梅提出借款。赵东梅于2015年7月20日以现金方式向田依儒交付借款5万元，次日赵东梅委托其丈夫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田依儒交付借款15万元。田依儒于2015年7月20日向赵东梅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赵东梅借来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所有现金已经收到。约定于2015年7月20日前一次性归还所有欠款。”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针对上述借款，田依儒至今未向赵东梅进行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系借贷双方的主体问题，田依儒主张借款人是张×，并非本案原告赵东梅。该院认为，在有书面借据的情况下，对于借款关系主体的认定应当以书面借据为准。具体到本案，田依儒已经出具了以赵东梅为出借人的借条，因此本案的借贷双方为赵东梅与田依儒；另外，15万元借款系赵东梅委托张×向田依儒支付，不影响借贷双方主体的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二系本案借款的性质问题，田依儒主张借款的性质系赌债，不应当得到保护。该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田依儒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基于赌博发生；其次，庭审中田依儒表示案涉款项系其向张×借款用于赌博的钱，该院认为，借款人如何使用借款并不影响借款关系的成立及借款的性质，本案中，田依儒向赵东梅借款用于赌博，并非赌债性质。
基于以上认定，该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赵东梅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其与田依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赵东梅作为贷款方已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田依儒作为借款方在收取借款后亦应履行还款义务。根据双方关于借款期限的约定，田依儒应当于2015年7月20日前偿还借款，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田依儒拖欠赵东梅20万元借款至今未偿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立即将尚欠借款本金20万元偿还给赵东梅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次日起算的逾期还款利息，故该院对赵东梅要求田依儒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相应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针对田依儒的答辩意见，首先田依儒辩称借条系在张×的胁迫下出具，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不予认定；其次，田依儒称其给张×账户的转款均系对赵东梅的还款，该院认为，借贷双方系赵东梅与田依儒，田依儒未举证证明其向张×账户的转账行为系受赵东梅委托，因此田依儒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认定；再次，田依儒称出具借条的日期与还款日期系同一天，不符合常理，该院认为，还款日期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虽然借款日期与还款日期系同一天，并不能否定借款关系的存在，故该院对田依儒的该项辩称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田依儒偿还赵东梅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7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期间，田依儒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材料：1、张×及田依儒的电话录音及检验报告，证明赵东梅与田依儒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张×与田依儒的微信聊天记录、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田依儒存在通过微信向张×转账的行为，张×及田依儒之间存在股票信息交流行为，双方具有赌博资金往来。3、（2015）海刑初字第92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张×存在因赌博受到刑事处罚的不良记录，从而印证了微信聊天记录中张×开设赌局约田依儒参赌、双方在赌局中存在资金往来的真实性。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通知张×出庭作证，其陈述称本案借款系田依儒打电话向其借款，其表示同意，但钱在股市，于是其委托朋友向田依儒交付5万元，第二天通过银行向田依儒转账15万元。关于为何借条写赵东梅的名字，张×表示因其与赵东梅是夫妻，认为写谁都一样。关于还款，张×表示借款是通过其借的，那么还款也通过其还款。另，关于田依儒主张涉案款项系赌博形成的，张×表示不予认可。
赵东梅对二审期间田依儒提交证据1及证据2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刑事判决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电话录音，系田依儒与案外人张×之间的电话录音，该录音并不足否认田依儒书写借条的效力，亦不足以证明田依儒与赵东梅就本案借款不存在借贷关系。对于证据2微信记录，该记录中无法显示张×与田依儒微信转账具体数额，且双方之间是否具有赌博行为或股票交流行为与本案田依儒与赵东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关联性。证据3刑事判决书，张×是否受过刑事处罚与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亦无关联性。故本院对于田依儒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关于张×证人证言，赵东梅均表示认可。田依儒对于张×身份表示认可，对于张×陈述应当向其还款表示认可。
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二审期间，田依儒陈述称：涉案借条是张×的朋友国强找其打的条，其并未收到赵东梅5万元现金，张×向其交付的15万元系股票收益款，不是借款。其与张×之间的资金往来亦并非借款，是还款和股票款，所有资金往来都是在赌博中形成的。涉案借条田依儒是打给张×的，打20万元是由于田依儒和张×玩百家乐，线上押金为20万。
关于田依儒主张张×向其转账15万元为股票收益，二审期间经询，田依儒无法说明系具体哪支股票收益及炒股过程。关于涉案借条系百家乐押金，二审期间田依儒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张×及赵东梅亦均不予认可。
关于借条为何借款与还款时间为同一天，赵东梅表示是想表达其可以随时主张权利的意思。关于主张还款，赵东梅表示借款之后给田依儒打过电话，但无具体主张还款时间的证据。
一审期间田依儒提交的账户明细显示田依儒与张×具有多笔款项往来，二审期间，田依儒主张其2015年7月28日通过张×偿还28000元，2015年7月29日通过张×偿还35000元，2015年8月11日通过张×偿还110000元，2015年8月18日、21日通过微信分别向张×转账20000元及18000元。经查，田依儒账户明细显示，其于2015年7月28日向张×手机银行转账28000元，2015年7月29日向张×手机银行转账35000元，2015年8月11日8:31:35张×向田依儒转账11万元，2015年8月11日10:53:18田依儒向张×手机转账11万元。关于2015年8月11日对冲的11万元，田依儒在二审期间曾表示该笔款项系张×借给其男朋友刘洋赌博的钱，但因其与男朋友已经分手，就又把钱转回给张×。关于田依儒向张×微信转账38000元一节，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
赵东梅主张其向田依儒出借的款项中5万元系现金交付，但并未提交交付证据，且未详细说明交付过程，田依儒对此亦不予认可。赵东梅主张田依儒向张×转账的款项并非还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另查，赵东梅于2015年10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焦点为赵东梅与田依儒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以及借款数额及还款情况。
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借款数额。田依儒上诉主张其与赵东梅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其亦未收到赵东梅任何款项，至于张×向其支付的15万元系股票款，而其出具的20万元借条系其和张×赌博出具的。对此本院认为，田依儒2015年7月20日向赵东梅出具借条，载明向赵东梅借来人民币20万元整。虽田依儒主张该借条系和张×赌博形成，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张×及赵东梅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应当认定借条系田依儒向赵东梅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上述规定，在确定双方具有借贷的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尚需审查款项实际交付情况。经查，2015年7月21日，张×向田依儒转账支付15万元。二审审理过程中张×表示该笔款项系支付本案借款，赵东梅亦予以认可，田依儒认可收到了该笔款项，主张该笔款项系张×向其支付股票的收益，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支持，亦无法具体说明其与张×炒股过程、具体买入哪支股票获得收益等过程，故本院对于田依儒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赵东梅已经通过张×转账支付了15万元借款予以确认。剩余5万元，赵东梅主张为现金交付，但并未提交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亦无法详细说明交付过程，在田依儒亦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对于此部分款项的交付亦不予认可。故双方就15万元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田依儒主张已经偿还了部分借款，经本院查明，其确系2015年7月28日向张×手机银行转账28000元，2015年7月29日向张×手机银行转账35000元。二审期间，张×表示涉案借款还款时可通过其还款，赵东梅予以认可。赵东梅虽主张田依儒向张×转账的款项并非还款，但并未证明款项的性质，故本院对于田依儒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另，田依儒尚主张2015年8月11日通过张×还款11万元，2015年8月18日及21日共向张×微信转账38000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田依儒的银行账户明细，当日张×向其转账11万元，随即田依儒将11万元转回，同时二审诉讼中田依儒亦曾认可该11万元是张×出借给其前男友的赌资，因其与前男友分手故将11万元还给张×，故在此情况下，田依儒主张该笔款项系本案还款本院不予认可，关于田依儒主张其通过微信还款38000元，因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故田依儒已偿还涉案借款63000元，尚欠借款87000元。
关于借款利息，赵东梅主张田依儒自2015年7月21日起对于借款20万元按照年6％支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扣除田依儒偿还款项，其尚欠赵东梅87000元，应以此为基数计算利息。同时，借条虽载明借款当天还款，但一方面借条签订之日15万借款尚未实际交付，不存在还款义务，另一方面二审期间赵东梅亦认可借条写明当天借、当天还是想表达其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故据此应当认定双方就借款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而从借条约定内容来看，亦未约定期内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并未约定具体还款期限，二审期间赵东梅表示其并无向田依儒主张还款时间的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判令田依儒自2015年7月22日起支付利息不当。根据本院二审期间查明，赵东梅于2015年10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应当认定赵东梅自2015年10月19日向田依儒主张还款，本案利息应自次日起计算。
综上，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有误，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7956号民事判决书；
二、田依儒偿还赵东梅借款本金87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87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赵东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田依儒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67元，由赵东梅负担1224元，由田依儒负担94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4334元，由赵东梅负担2448元，由田依儒负担18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 俊 清
审 判 员 郑 伟 华
代理审判员 陈 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