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中民终字第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登银，男。
委托代理人张林红（系上诉人张登银父亲），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
委托代理人薛兴昌，临泽县东关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忠先，男。
上诉人张登银因与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刘忠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登银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林红、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的委托代理人张林红、被上诉人刘忠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系临泽县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被告刘忠先系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负责人刘忠荣弟弟，受刘忠荣雇佣在屠宰厂负责管理。原告张登银系临泽县鲜肉供应点的个体商户，原告要宰杀的生猪需送至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进行宰杀。2014年1月15日，原告送生猪至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宰杀，双方因生猪屠宰质量发生争议。2014年1月28日，在临泽县商务局工作人员参与下，经协商原告张登银的父亲张林红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达成协议，由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支付原告张登银因屠宰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1500元；原告在家储存的猪肉100斤，由被告支付原告500元现金，猪肉由原告自行处理；上述合计2000元由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当即支付原告张登银。2014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又因生猪屠宰及圈舍问题发生争执。2014年4月9日，在临泽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主持调解下，原告张登银及委托代理人张林红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形成协议。约定：1.关于张林红提出屠宰厂不安排待宰猪舍问题，4月9日下午3时，屠宰厂负责人刘忠先给张林红指定待宰猪舍一间；2.张林红提出的屠宰厂在屠宰时将猪皮打烂，宰猪时捅偏，宰后不及时上流水线的问题，4月9日起，屠宰厂负责人刘忠先必须认真规范屠宰流程，规范屠宰工人技术，如今后出现问题，由屠宰厂全权负责；3.张林红提出4月7日屠宰厂将自己猪的猪头猪皮打烂问题，经协商由屠宰厂负责处理，3头猪合计284公斤猪肉，由刘忠先按照每公斤15元价格销售，合计金额4260元；协议未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2014年5月5日，被告刘忠先将协议确定的4260元交临泽县畜牧兽医局，临泽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祁正鹏收取该款。2014年5月5日，原告张登银送至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的1头生猪因不明原因死亡，经临泽县畜牧兽医局驻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的检疫员报临泽县畜牧兽医局后，临泽县畜牧兽医局对该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2014年5月6日，原告张登银及委托代理人张林红以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不及时屠宰送去的生猪找相关部门申诉解决。2014年5月7日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屠宰了原告留置在被告屠宰厂的生猪1头，申请临泽县公证处现场公证，对宰杀的猪肉进行了称量，临泽县公证处做出（2014）临公证内字第338号公证书证实称量的猪肉净重272.74斤，猪头、猪蹄、猪肚、肠、心等经称量共计36.4斤。随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对上述猪肉、猪蹄及内脏等进行了处理。原告以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及被告刘忠先不给其宰杀生猪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被告屠宰原告生猪时存在过错，实施了损坏原告财产的侵权行为。原告提交的2014年1月28日、4月9日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形成的协议可证实原告送生猪到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屠宰期间，双方因生猪屠宰发生争议，两份协议确认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支付原告赔偿款，由此认定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在2014年1月15日、4月7日两次宰杀原告生猪时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纠纷发生后，经畜禽监管机关主持调解，原告张登银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先后达成了两份处理纠纷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原被告签定的协议就属生猪屠宰过程中基于赔偿达成的民事合同。原被告签定的已生效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原告现要求被告另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除原告已领取的2000元，被告刘忠先已交至临泽县畜牧兽医局的赔偿款4260元，原告应从临泽县畜牧兽医局领取；对原告主张的2014年5月5日死亡的生猪损失，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实施侵害行为造成了原告生猪的死亡，死猪已经畜禽监管机关进行无害化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证据不足。2014年5月7日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宰杀原告留置的生猪1头，并经公证进行了销售处理。被告处置属于原告的财产，但未支付原告相应的价款，构成非法占有，被告应返还销售所得给原告。猪肉价款以零售价每斤9元计算，猪头、猪蹄、猪下水等价格以每斤4元计算。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每天1200元，需以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拒绝宰杀原告生猪给其造成实际损失为前提。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拒绝宰杀原告生猪给其造成了损失，且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仅是原告的估算，亦无证据证实，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刘忠先系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雇佣的工作人员，被告刘忠先实施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被告荣盛生猪屠宰厂承担。原告要求被告刘忠先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支付原告张登银猪肉款2597.2元（272.4×9元＋36.4×4元），限被告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于判决生效后付清；二、被告刘忠先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张登银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承担。
宣判后，张登银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4年1月15日上诉人将12头猪送至被上诉人荣盛生猪屠宰厂内宰杀，被上诉人刘忠先以不正当手段将上诉人的12头猪的猪皮全部打烂，刘忠先私自将猪肉斤数734.4斤改为568斤（9.5／斤），直接造成上诉人经济损失1580.8元，并导致猪肉无法出售，造成近30000元的经济损失。上诉人投诉至临泽县商务局，该局只给上诉人处理了2000元。同年4月，上诉人又将3头猪送至被上诉人处宰杀，被上诉人刘忠先再次将猪皮打烂，猪苦胆打破，猪后腿打折，导致猪肉无法销售，还丢失猪腿一只。5月5日，刘忠先故意把上诉人的3头猪从猪圈里赶出，并弄死一头猪，生猪死亡后，需经上诉人签字确认后才可送去无害化处理，上诉人认为，未经上诉人签字确认，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送去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就是上诉人送去屠宰的生猪，故一审采信证据不足。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事先约定猪肉价格的计算方法是每市斤为12元左右，一审以9元计算猪肉价格显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将本案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系临泽县唯一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上诉人将生猪送至该厂屠宰，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生猪屠宰加工合同关系。按照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地履行各自的义务。屠宰厂作为加工方，应当及时屠宰送宰生猪，并保证生猪产品的宰杀质量。从双方当事人2014年1月28日、4月9日达成的两份协议来看，被上诉人的屠宰行为确实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在监管部门的参与下，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两次争议达成了处理协议，被上诉人赔偿了相关损失。上诉人认为，上述两次处理协议赔偿数额不足以弥补其实际损失，要求重新处理。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处理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清楚明确，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亦未申请撤销上述协议。从一审到二审，上诉人并未提交被上诉人篡改猪肉重量的证据，故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上述两份处理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的数额履行了赔偿义务，上诉人应从临泽县畜牧兽医局领取2014年4月9日处理的赔偿款。上诉人要求对上述两次纠纷重新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屠宰环节工艺流程图》、《生猪进厂验收管理制度》的规定，生猪入厂时，屠宰厂应配合兽医及检疫检验人员对生猪进行检疫、验收，不合格的生猪不得入厂。2014年5月4日，上诉人送宰的三头生猪经被上诉人及检疫人员验收入厂，说明上诉人送宰的三头生猪为合格的待宰生猪。自生猪进入猪舍至屠宰前，被上诉人对待宰生猪负有看管义务。根据上诉人的庭审陈述，5月5日到屠宰厂后发现上诉人的一头猪死在猪舍外面。当日，被上诉人在检疫人员及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将上诉人的死亡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上诉人并未到场，对被上诉人是否通知上诉人到场双方各执一词。无害化处理的原因为死因不明，上诉人的三头猪在同一猪舍内，另外两头猪正常，而其中一头猪死在猪舍外，5月4日入厂时验收合格，进入猪舍后一夜死亡，加之双方当事人此前产生过矛盾，被上诉人对生猪死亡原因未做调查，难免让上诉人产生合理怀疑。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生猪待宰期间，由被上诉人负责看管，在交付屠宰后至交付生猪产品前，其风险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且被上诉人对生猪死亡原因未做调查。商务部、财政部《生猪定点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规定，对病害活猪、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生猪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但并不禁止对待宰活猪死亡原因进行必要的调查。根据上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是无害化处理的实施单位。被上诉人既是待宰生猪的看管人，又是无害化处理的实施单位，且无证据证明进行无害化处理时通知上诉人（货主）到场，对上诉人该头生猪的损失难辞其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严格屠宰厂的合同责任，也是对广大生猪送宰户的利益保护。鉴于该头生猪已经无害化处理，对其毛重也没有称量，该猪与2014年5月7日宰杀的生猪系上诉人同时送宰，只能比照2014年5月7日宰杀的生猪产品数量进行赔偿。
关于2014年5月7日被上诉人宰杀上诉人生猪的价格问题，二审中上诉人对下水按照每斤4元计算无异议。上诉人一审中陈述：“我们卖猪肉的价格为9.5元，对于下水一般是4元到4.5元”；二审中，上诉人主张猪肉零售价应按每斤12元计算，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二审庭审后，上诉人要求本院依职权对当时的猪肉价格进行调查。本院向临泽县第四中学和临泽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进行调查，复印了两校2014年5月7日购买猪肉的流通随附单，均证实当天的猪肉价格为每斤8元。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认为每斤8元是批发价，被上诉人认为是零售价。本院认为，上述两所学校用肉量大，有专门的猪肉批供户提供肉品，学校相关人员也陈述所购猪肉为批发价，故应当认定上述两张流通随附单上记载的每斤8元为当天的猪肉批发价。上诉人认可批发价与零售价相差1元钱，故一审判决按照零售价每斤9元计算上诉人2014年5月7日的猪肉价格，并无不当。上诉人虽然主张按照零售价每斤12元计算损失，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误工费问题，自2014年5月7日，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宰杀一头生猪后，至本案诉讼前，上诉人再未向被上诉人送宰生猪。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我去找畜牧局反映情况，畜牧局没有说是否同意我继续送宰，因县政府不对我的损失进行处理，我就起诉了。由于屠宰厂宰杀生猪无需征得畜牧局的同意，上诉人又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拒绝为其宰杀生猪。所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拒绝为其宰杀生猪造成损失，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误工费72000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5月5日死亡的生猪损失，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
二、撤销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4）临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支付上诉人张登银猪肉款5194.4元［（272.4×9元＋36.4×4元）×2头］，限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临泽县益民副食有限责任公司荣盛生猪屠宰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宏荣
审 判 员 张宏志
代理审判员 梁晶晶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