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隆化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隆行初字第11号
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第八村民组，住所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
代表人刘某某，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树国，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纪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魏良树，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
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围场县围场镇。
法定代表人甄毓敏，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杨帆，住围场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村主任。
第三人刘某甲，干部，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原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第八村民组（以下简称第八村民组）不服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围场县政府）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将本案移交我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4月3日受理后，于2015年4月7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育太和村委会）、刘某甲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上述人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第八村民组代表人刘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树国、魏良树；被告围场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文权、杨帆；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第三人刘某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法定代表人甄毓敏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
被告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如下：该争议的河滩地，位于育太和村第八村民组（杨树沟门）所在地公路西侧。该河滩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由于洪水冲积而形成的，由于人们长期通行，河滩中间便形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便道。上世纪70年代初，由育太和人民公社组织实施，以全公社农业大会战的形式，在河滩西侧修建了河坝，对该地进行了治理，形成河滩地。该河滩地由公社所属专业队进行管理、经营和使用。其用途分为两部分：以河滩地中间南北方向的便道为界，以西用于公社绿化苗圃和耕种，以东用来植树绿化，由于该地质洼涝和人为放牧等因素，未得以绿化而成为荒地。1980年，公社专业队撤离此地，搬到姜家营子，公社将此地先后分别承包给于某某、王某某予以耕种，由于经济效益较差，二人均分别承包一年便归还给了公社，该地被闲置，变为河滩荒地。在国家加强林业绿化政策的形势下，为了落实国家林业绿化政策，充分调动植树绿化积极性，便于经营管理等原因，1984年，育太和乡政府（原育太和人民公社）将此河滩地下放给育太和村委会（原育太和生产大队），育太和村委会接管后，先后组织村民在此栽植树木，由于人为放牧和地质涝洼等原因，在该地进行栽植树木仍然没有得以绿化，同时，育太和村委会几次向外发包，均无人承包此地。1987年，育太和村委会通过多次工作，将此河滩地承包给刘某甲。1987年10月27日，育太和村委会与刘某甲了荒滩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的土地坐落（八组西河滩）、四至（东至杨树沟营子西路边，南至干河边，西至河套坝边，北至小道边）、面积（70亩）、承包期限（长期使用）、承包费（2000元）、交款方式（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乙方一次交清承包费）、双方责任和义务（甲方保证乙方使用权属，确定好边界，并监督乙方按期完成造林绿化。乙方保证自签订合同后，三年内完成造林绿化，不能作为它用）和违约责任等。刘某甲承包后对该河滩地进行了植树绿化，便道西得以绿化，便道东由于地质涝洼和村民放牧等因素未得以全面绿化。1992年8月20日，刘某甲依法取得了林证个字0016316号个人林木所有证，证内记载：树木坐落八组大河滩，四至为东至大道、南至大道边、西至大坝沿、北至河套边，树种为杨，起源人工，面积82亩。在集体林权改革期间，2009年8月10日，育太和村委会与刘某甲重新签订了编号为049的育太和林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林地坐落于育太和乡育太和村八居民组，小地名八组大河滩，林班号72C，小班号20，种杨树，起源人工，造林年度1987，面积65.3亩，四至为东至村荒滩路边、南至干河边、西至坝边、北至小道边，承包期限为承包期70年（从2009年7月30日起至2079年9月30日止），承包地用途为本承包地必须用于林业发展，未经批准，不得用于非林业建设，同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2010年9月14日，依法为刘某甲核发了围林证字（2010）第000946号林权证，证内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育太和村，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人为刘某甲，林木坐落为八组河滩，四至为东至村荒滩公路边、南至干沟边、西至坝边、北至小道边，面积65.30亩。另查明：1972年，育太和公社所建综合厂（修配厂和拖拉机站），坐落于现育太和村第四村民组，占地约8亩，土地来源是从本村第四、六、七、八四个村民组各抽取2亩土地予以调整（即：八组拨给七组2亩，七组拨给六组4亩，六组拨给四组6亩，四组拨出8亩土地给公社综合厂）。当时育太和人民公社给该四组每个组2500斤化肥作为占地补偿，不存在将河滩苗圃地补给八组的事实。同时，现育太和乡级公路（原公路在河西）是1982年至1983年完成的，该公路位于杨树沟西河滩地东沿。育太和乡人民政府修建该公路时，所占各村民组土地，是各农户承包地的均为各户进行补偿，是各村民组的荒地均未予补偿，不存在将部分河滩地补给八组的事实。综上，县政府认为：育太和村委会与育太和第八村民组所争议的杨树沟门西侧河滩地，自上世纪70年代，归属于育太和人民公社，由公社专业队进行经营管理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育太人民公社不使用后，将此河滩地下放给育太和村委会，自此河滩地的所有权便转移给育太和村委会。1987年育太和村委会将此河滩地承包给刘某甲用于植树绿化绿化，1992年刘某甲取得了个人林木所有证，即取得了该林地使用权。同时，在集体林权改革时，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双方进一步完善了承包合同，为刘某甲换发了林权证。育太和村第八村民组村民所说，在建综合厂和修路时，因占用其组土地，公社将河滩地补给其组，缺乏事实证据。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八、十、条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一款之规定，决定如下：育太和村委会与育太和第八村民组所争议杨树沟门西侧河滩地归育太和村委会所有。
被告于2015年4月16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
第一组证据：1、育太和村委会申请及八组村民出具的材料，拟证明案件来源及受理情况。2、第八村民组上访材料和信访事项责任书，拟证明八组因争议地与村产生争议进行上访，被告进行立案。3、围行政（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根据立案调查作出的处理决定并给当事人进行了送达。4、承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承政复议决字（2015）2号决定书和送达回证，拟证明承德市人民政府经过复议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
第二组证据：1、1987年承包合同一份，拟证明1987年育太和村委会将争议地承包给第三人刘某甲使用的事实。2、2009年育太和村委会和刘某甲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拟证明2009年根据当时育太和乡整个林改政策统一签订的制式合同。3、领取林木所有权登记表，拟证明育太和村林地坐落和八组与刘某甲的林木坐落使用位置，该争议地已经办到刘某甲名下，八组没有在此争议地使用。4、1992年为刘某甲颁发的林木所有证，拟证明刘某甲1992年依法取得了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5、2010年被告在换证时给刘某甲换发的林权证，拟证明登记的四至和1992年是相同的，使用年限进行了标注，1987年没有标注年限。6、林权登记公示公告一份，拟证明刘某甲的林地使用权在公示期内单位个人没有异议后才进行了发证，被告颁发林权证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7、林木采伐审批表、林木采伐验收单、林木采伐许可证各一份，拟证明当时对林木没有争议，采伐是刘某甲依法进行采伐。8、被告对司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公社建综合厂时，从四个生产队调整的地，当时八队补没补地不清楚，杨树沟的道路是1984年前形成的。9、被告调查刘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其1987年承包村的河滩地，进行绿化栽植树木，承包费2000元，1992年县里发的林木所有权证，承包费2000元。10、被告调查于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河滩地的形成和该地70年代由公社专业队管理使用，专业队撤走后，公社把此地承包给他，他承包一年后又退给公社，后来公社又承包给王某甲，再后来包给刘某甲了。11、被告王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内容和于某某证明内容一致。12、被告调查李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河滩地形成及经营管理的情况。13、被告李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河滩地形成的原因，最后由公社专业队管理使用，专业队撤出后公社将地又承包给于某某、王某甲，他俩不包后，公社又下放给大队了。1984年3月，当时的育太和乡乡长王喜口头说将此和滩地由育太和村承包出去，直至1987年，村才和刘某甲的承包合同，1976年左右，公社建的综合厂，占的四队的地，八队给七队二亩，是否用河滩地给八队补地不清楚。14、被告调查曲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70年代初公社建专业队，在河滩地修河坝将此地归公社专业队育苗使用，国家绿化政策及林权下放时专业队将所占地归给了大队。1987年村将原专业队所属的河滩地承包给刘某甲使用。公社建综合厂时占四队地，四个队进行调整的，当时公社给每个生产队2500斤化肥作为占地补偿。四固定时，河滩地没固定给八队。15、被告调查徐某、高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七十年代前形成的河滩地，农业大会战修成河坝，整个河滩地包括八队的耕地全部被公社专业队用于耕种和作为苗圃使用，公社专业队不用此地时将地归育太和大队所有。1975年左右，建综合厂占的地是四队的，八队抽地是四亩，四队把综合厂院全部给了公社，公社当时要给四个队钱，当时给六队的钱没要。修新道时，占个人的耕地都补偿了。16、被告调查刘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河滩地形成的事实。17、被告调查孙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成立专业队后修的河坝，修河坝之前是荒滩地，公社专业队作为育苗使用，建综合厂院占的是四队的地。18、被告调查邓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土地下放前，公社成立专业队进行土地调整，西河套地是公社专业队使用及管理。19、被告调查谭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当时河滩地的形成，原先是公社和大队的地，土地整理好后，成立的专业队，专业队主要是修大坝、育苗等。20、被告调查李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下放前建的专业队，建苗圃的地不是现在的地方。21、被告调查王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1982年与于某某合伙承包过公社专业队的地，1983年就不承包了。22、被告调查曲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综合厂是四、六、七、八队每个队抽出二亩地建的，公社给每个生产队2500斤化肥作为补偿。1987年左右，乡让村里将河滩地承包出去，村委会就将地承包给刘某甲，刘某甲交了2000元的承包费。23、被告调查李某甲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刘某甲承包河滩地的情况。24、被告调查于某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其承包河滩地的情况。25、魏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1984年，育太和乡政府将专业队河滩地移交给育太和村，让搞造林绿化。26、李某的书面证明二份，拟证明给八组出的证明是他们自己写的，让我给签的字，实际情况是打合同时我没签字。27、李某甲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村委会与刘某甲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情况。28、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组织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刘某乙1976年12月任育太和公社副书记，1983年3月任育太和公社代理主任。29、土地登记台账40页，拟证明八组在争议地内没有耕地，主张的理由不成立。30、八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57页，拟证明八组在争议地范围内没有承包地。
第三组证据：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1、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2、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
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将争议的河滩林地确定给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所有是错误的，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而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原告与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所争议的河滩林地在原告本组四至界线范围内，自四固定生产队与生产队划界以来就将该争议地划分给原告所有，此后原告一直使用该地块进行耕种及放牧，该事实当时知情人均证实了此事。2、原育太和公社以农业大会战的形式，在原告本组范围内的河滩西侧修建了河坝，对该地进行了治理，形成河滩地由公社所属专业队临时育苗使用，育太和公社并未将该地块征用。1979年育太和公社建综合厂，占育太和第四生产队耕地是4亩，东边是第三生产队集体大粪坑，当时只有育太和村第八组拨出4亩多好耕地，八队拨七队，七队拨六队，六队直拨四生产队，以此类推。育太和公社才从修坝整田的河滩苗圃地中给八队补了10亩次地，其它生产队根本就没多拨2亩地一说。所争议的河滩地，公社专业队撤离后又将该争议地交回原告本组使用。所以说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与事实根本不符，无事实根据。3、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调查认定育太和公社专业队撤离后将河滩地下放给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此说法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与事实不符，因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未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将争议地下放给育太和村民委员会的事实。4、育太和公社专业队撤离后原告组织本组全体村民栽植了大部分护坝杨树，原告本组村民在该地块当菜园子耕种经营管理使用，并且原告本组村民有10多亩耕地已被退耕还林栽植了树木。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均未提出异议。5、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刘某甲签定的所谓承包合同是不存在的，是伪造的。因该合同的发包主体错误，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不具备该争议地所有权的主体资格，无权对该地块进行发包。所谓的该承包合同是此次林地发生争议后第三人为了达到将争议地弄到育太和村民委员会名下所谓的合法化，第三人刘某甲与育太和村民委员会纯属恶意串通，共同伪造承包合同，以达到其双方将归原告所有林地侵占的不法目的。6、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在2009年8月25日与第三人刘某甲恶意串通重新又签订承包合同，而且该承包合同有明显的改动迹象，为此我们要求被告及第三人提供该合同原件进行鉴定。该承包合同未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没有约定承包费数额，身为第三人育太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及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无偿的将集体财产白送给第三人刘某甲了，该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该案的合法有效证据使用。二、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所适用的法律错误。本案双方所争议的是防护林带的林地争议，应适用《森林法》及《林木所有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合上述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将争议林地确定给第三方育太和村委员会所有是完全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第2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将争议的林地确定给原告所有。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1、刘义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育太和大队八生产队河道东垫地，是公社所属苗圃地，公社建综合厂时占第四生产队的地，从苗圃地补第八生产队，由八队给补的好地，苗圃地是公社的，刘某甲当林业助理时，乡因没钱发工资，把专业队栽的树给刘某甲顶工资了，但没签合同。2、顾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当时第八生产队西边河滩地为公社苗圃地，公社建综合厂用地，是由苗圃地给第八生产队补的地，各生产队挤拨给第四生产队解决的，改道一事也是由苗圃地解决的部分土地。3、刘某乙的书面证明，证明内容：公社建修配厂抽八队的地是用苗圃地给八队补的地，1982年修公路占用八队的地也是由苗圃地给补的地。4、孙祥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内容：乡在八组西河滩地没答应给育太和村，始终是八组管理，小道西原来是乡苗圃，后来中间车道下是八组的地，我们没答应给村发包，更没答应给刘某甲承包。5、丁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刘义1986年5月调育太和乡任乡长。6、王某甲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八、九队原是一个生产队，后来分队把整个西河滩地都分给了第八生产队，由第八生产队使用。7、王某乙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同上。8、2015年1月26日育太和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杨树沟门八组河滩地自四固定到人民公社大会战之前就是八组的，无争议。9、谭乙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刘某甲的领取林木所有证申请表不是其签的字，是村李某甲签的，河滩地是我们八组的。10、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9日、2015年5月3日的录音记录，拟证明村主任李某某曾承认四固定时明确那块土地的所有权是八组的，李某某承认刘某甲的合同上的谭乙的签字是李某甲代签的，刘某某的字是乡林业站的人做的假。11至17、19至20刘某甲、徐某、高乙、王某乙、赵某、王某丙、赵某乙、赵某丙、闫某某的书面证明九份，拟证明八组河滩地没有招标，也没公示过。18、原告四至与各组的签字记录一份，拟证明该争议地在八组四至范围内。21、吕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1982年公社修路时占其责任田是从生产队机动地补的，没给钱。22、谭某、马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调查时候其没有说争议的河滩地是大队和公社的。23、褚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1981年修乡公路时，占他家的地没给钱是生产队用机动地补的。24、吕某某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内容同上。25、刘某某的退耕还林作业设计小班分户统计表、退耕还林作业设计情况、农户基本情况各一份，拟证明刘某某的退耕还林地其中的4.1亩在第三人刘某甲的承包林地范围内，存在权属交叉。26、证人王某甲证言内容：“原先我们跟八队是一个队，后分为八、九队，1962年我就分归九队了，河滩地归谁我就不知道了，1962年前是八队的”。27、证人刘某当庭证言内容：“乡里苗圃地确实有八队的地，建综合厂有此事，抽四队的地建的厂，几个队怎么调换的我不清楚”。28、证人谭乙当庭证言内容：“刘某甲领取林木所有证申请表上的“谭乙”两字不是我本人签的，河滩地本来就是我们八组的”。29、证人顾某某当庭证言内容：“我在1980年2月调到育太和公社任财政助理，分管综合厂，1984年7月1日调走，建综合厂是我调去之前，建厂占用的地是四组的地，六、七、八组都给四组拨过地，具体多少我忘了，公社小林场的苗圃地给八组补过，具体数额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当时都统计过”。30、证人刘某乙当庭证言内容：“1974年2月到1976年末，我是育太和村党支部书记，我当书记之前苗圃没有形成，原来就归育太和八组管理使用，有块地种的菜，建苗圃是1974年前公社建的，1976年12月至1984年初，我调育太和乡当党委副书记，1979年末，公社主任调走由我担任副主任。1984年建乡我就调走了，建苗圃小道西是垫地，东边是涝洼滩、北边是栽的树，南边是房框子，建苗圃时候西坝沿边栽了几棵树，林带是公社专业队栽的，后来公社专业队撤了，乡又往外包了一年。1979年建修配厂，占四队地当时四队不同意。最后公社给四队做工作补的地，八队给四队补了四亩好耕地，邻队挨着挤过去给的四队，最后公社给八队补了在苗圃八亩河滩地，始终是八队经营管理。1983年修路时，八队下面有块地，合同台账也应该有这块地，原来有条大车道”。
被告辩称，一、原告称：“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将争议的河滩林地确定给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是错误的，没有事实根据”。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所查明和认定的事实与客观实际情况完全相符、证据充分确凿，将争议的河滩林地确定给育太和村民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该争议发生后，被告经调查核实查明事实如下：在上世纪60年代前，由于洪水冲积，该宗地就已形成河滩，且根据村委会提供的1954年原五区育太和村七屯（现育太和村第8、9村民组）的耕地登记台账，并无记载该争议地处存在耕地，（内容见处理决定中查明事实部分）因此，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原告所称的：“1、双方所争议的河滩林地在原告四至界限范围内，在“四固定”生产队划界时，就将争议地划分给原告所有，原告一直对该地块进行耕种及放牧使用至今”。原告所称事实无证据予以证实，其所称事料根本无从存在。2、原告称：“原育太和公社以农业大会战的形式，在原告本组范围内的河滩西侧修建了河坝，对该地进行了治理，形成河滩地，由公社专业队临时育苗使用，公社并未予以征用。79年公社建综合厂，占四队耕地4亩，东边是三队集体的粪坑。当时只有八组拨出4亩好耕地，八队拨七队，七队拨六队，六队拨四队，以此类推。公社才从修坝整田的河滩苗圃地中给八队补了10亩次地，其它生产队根本就没多拨2亩地一说。所争议的河滩地，公社专业队撤离后又将该争议地交回本组使用”。据原告上述所谓的事实，首先，原告认可两个事实，一是该河滩地是公社专业队整修河坝后形成的，原由公社专业队予以管理使用。二是公社建综合厂时，是占育太和大队四队的耕地，且该土地来源为由育太和大队第四、六、七、八四个队互相调整的。其次，原告所称由于建综合场其抽的地多，公社才从河滩苗圃地给其补了10亩地和专业队撤离后将河滩地交回原告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原告无证据予以证实，且实际建综合场时该河滩地还没有形成。3、原告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调查认定育太和公社专业队撤离后将河滩地下放给育太和村委会，没有事实根据和相关证据”。原告的认知是错误的，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专业队撤离后将河滩地下放给育太和村委会是有理有据的，即调查原老村干部的笔录、1987年村与刘某甲所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和政府给刘某甲核发的林权证。4、原告称：“专业队撤离后，原告组织本组村民栽植了大部分护坝杨树，本组村民在该地块当菜园子管理使用，本组村民有10多亩耕地已被退耕还林栽植了树木”。原告的这—说法无证据证实。工作组在调查处理该争议时，依法告知原告有举证的权利，而原告未对上述说法予以举证，同时，即使原告栽植过护坝杨树和有退耕还林地也不在该争议范围内，同本案没有关联。5、原告称：“育太和村委会与刘某某签订的所谓承包合同是不存在的，是伪造的，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未约定承包费数额，纯属恶意串通共同伪造承包合同”。原告该说法纯属为达私利主观臆造。其一，1987年，育太和村委会与刘某某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有原老村干部的调查笔录、合同文本和1992年政府核发的个人林木所有证予以证实；其二，2009年的合同是为严格落实集体林权改革政策而签订的，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共同伪造的事实，因在1987年刘某甲已交纳了承包费，不能再重复交纳。其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88年6月1日正式试行，对1987年的合同没有溯及力，2009年的合同是1987年合同的延续和补充，主要是为严格落实集体林权改革政策，明确了承包年限，无有明确法律规定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二、原告称：“被告作出的围政行（2014）1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即：本案双方争议的是防护林带的林地争议应适用《森林法》及《林木所有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但被告适用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围政行（2014）12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一是争议双方对该河滩地的林木权属未提出争议，只是2014年刘某甲在此河滩地上实施栽植树木时，双方对该地的所有权归属产生争议，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中适用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二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林木所有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这一法律文件。综上，被告是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围政行（2014）12号行政处理决定。
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述称，一、原告所说所争议的河滩地是在本组四至界限内，在界限范围内并不等于有属权，这个提法是荒唐的，是没有政策依据的。二、关于所争议的河滩地形成情况，事实有目共睹，七十年代全公社组织农田建设大会战，全乡四个大队在八组河滩（当时就是荒滩）共同治理，然后由公社组织的专业队进行管理使用。1982年专业队挪到姜家营子梁，该地承包给育太和村二组社员于友和、王某某二人。因土质次、效益低，二人承包了二年又退给了公社。1984年林业政策开放，上级号召把荒山、荒滩下放给村民造林绿化，鼓励谁栽谁有。当时在一次全乡贯彻落实县政府关于下划荒山荒滩造林承包工作会议上，时任乡长王喜、党委书记孙乙在会上明确安排把八组河滩（原专业队地）交给育太和村委会安排承包给个人造林绿化。五、六月份时，区梅书记、乡孙书记、王乡长又到育太和村督导此事的安排落实情况。至于1979年公社建综合厂补给四组地一事，是由八组拨给七组2亩，七组拨给六组4亩，六组拨给四组6亩，四组把西园子8亩地拨给公社建厂，也就是这四个组每组拿出2亩地后由公社给每个组2500斤化肥作为一次性补偿。这项安排村、组老干部都知道，原告在诉状中说的完全违背了事实。三、关于育太和村委会1987年同刘某某签订的荒滩承包合同，当时是根据县政府下划荒坡荒山承包给个人绿化，允许谁栽谁有的林业政策精神签订的。1984年，区委梅书记多次来育太和安排这项工作。八四年建乡后，首任乡长王喜多次安排荒坡、荒滩下划承包造林绿化，并把八组西河滩（营子西道下边）安排给育太和村进行承包，因当时八组西河滩成为了群众的放牧场，栽树栽不住，群众谁也不愿意包，连着二、三年也没包下去。村书记、主任就找刘某甲做工作（因他有管理造林地经验），让他起个带头作用，这才于1987年同刘某某签订了荒滩承包合同，在合同中明确了限期绿化的年限，承包后刘某某栽上了杨树，并于1992年依法取得了林权证，关于原告说的合同发包主体错误这一提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不存在，村委会是法人单位，该滩又由乡政府交给了村委会发包，村委会安排发包，签订合同，完全是合法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行为，原告所说的承包合同是伪造的，是恶意串通，是为达到侵占原告所有林地的不法目的的说法是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关于2009年签订的造林承包合同，完全是依据围政（2007）47号文件规定的“林业三定中划定的自由山和林业三定的承包、租赁、购买村委会和村民小组集体的宜林地已经按承包合同规定完成绿化的继续执行原合同，本次改革前已经明晰个人或其他经营主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集体所有的有林地保持个人和其他经营主体林地使用权年限和林木所有权稳定不变，对合同不完善的进一步完善合同”的政策精神。村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动员，使林权改革工作做到家喻户晓，林改工作安排村的“五簿三册”都有记录，同时乡督促落实的都很细致、严格。在此基础上，2009年村委会同所有原造林承包户和新造林承包户，其中包括刘某甲，在规范完善原合同内容，明确了政策规定的使用年限后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书，续签的承包合同书是由乡林业站到各组圈填认定，公示后，按照林业部门要求，签订的统一格式化合同。先后两份合同书都是依据国家林业政策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原告说该份合同不具真实、合法性，完全是歪曲事实。村委会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为此，第三人村委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围政（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
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刘某甲述称，1981年土地下放，1983年开始划分荒山荒滩，大力发展鼓励造林大户、承包大户、进山户。大约1984至1985年，村书记、村长找我说公社专业队八组河滩对外承包造林包不下去，让我包。1987年我与村签订了荒滩承包合同，承包费2000元，一次交清。同时我按照合同规定进行了绿化造林。当时栽的是杨树，此地块经我多次补植成林，林业站于1992年8月20日为我核发了个人林木所有证。林改期间，我又与村委会签订并完善了合同，经林业局审核后为我核发了林权证。原告所讲当菜园子、栽过杨树和退耕地与事实不符。我当时承包的是荒滩，全部是荒片子，成了放牧地。我林地西下角有刘某某约3亩河滩地，现已办成退耕地，在我边界之外，不发生纠纷。原告第六条讲的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我的林地西下角有刘某丙大约3亩退耕地，林业局划分林班、小班把我们俩的林地划分成为一个小班。林改时，乡林业站要给办成一个证，我不同意，并向林业站提出申请各办各的，所以经办人赵某丙将刘某某的名字划掉，并单独为刘某某办了林权证，有原林业站工作人员赵某丙证明。他们讲的恶意串通纯属胡说，我承包的河滩地完全是按照当时的林改政策办的，并不是为我一个人办的。再说林改时我、村委会与八组并没发生权属纠纷，所以我没必要恶意串通。2013年11月，我按照程序审批，将此片林地进行了采伐，2014年春，我又对该地进行更新造林，栽植了油松、云杉苗木。我承包村委会的荒滩与村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合法的，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公平公正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围行政（2014）21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刘某甲提供下列证据：
1、宿国有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其于1973年至1975年底，在育太和公社任水利协助员，当时管理和修建育太和大队八队河坝及坝后的垫地工作，河坝建成后归公社管理使用。2、张某甲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育太和公社大会战时他带队去育太和大队八队河滩垫过地。3至4、闫乙、刘某丁的书面证明，拟证明内容同上。5、赵某丁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育太和村八组河滩地在实地核实时，确定由刘某甲、刘某某两户共有（其中刘某某为退耕还林杨树），在初始办证时对两户进行了登记，后经刘某甲提出申请，进行了分开办理。6、李某丙的书面证明一份，拟证明1989年底之前各乡林业助理的工资由林业局拨付发放，年底后工资由乡发放。
原、被告及第三人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认为乡政府申请不具备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属无效行为。对证据2认为育太和村委会提出申请内容，没有表述对林权争议要求确权，权属双方当事人没有表述。上访材料是八组提出，但不是申请书，不具备申请确权的格式要求。对证据3至4没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的1，认为要求本案的第三人提供该合同原件核对真实性，签订年月日有改动，承包合同事实与实际不符，合同存在矛盾，承包费2000元刘某甲没有交过，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并不是1987年签订的。对证据2、认为刘某甲与村2009年签订的合同，李某甲出过证明，第二次续签他本人不知道，该合同全是第三人签的，而且合同的四至范围内有原告组长的4.1亩退耕还林地，权属存在交叉。同时续签合同没有承包费数额。对证据3不予认可，认为刘某甲的领取林木所有权登记表中的八组负责人不是本人签字。对证据4至5，认为刘某甲1992年的个人林木所有证事实不存在，办证时组长没有签字，属于骗取所得，对刘某甲的2010年的林权证也不认可，把刘某某退耕还林地4.1亩添到该证之内，属权属交叉。对6号证据认为当时只有村委会签字盖章，没有向八组村民张贴公告，没有公示，原告根本不知道。对7号证据认为林地所有权不属于刘某甲所有，只是树归他所有。对8号证据不予认可。对9号证据认为其系本案第三人，对其陈述内容不予认可。对10号证据认为，其证实了小道以东归八组使用的事实，其他事实与本案无关。对11号证据，认为对小道以东刘某甲说没栽树的事实认可，其他与本案无关。对12号证据认为，该争议地怎么归村了该证人不知道，刘某甲怎么承包的证人也不知道，制式合同应该有村主任签字，党支部书记代表不了村委会。对13号证据，认为证人陈述村委会与刘某某签订的承包合同四至中南至干河边是错误的，育太和乡长无权口头决定让村委会将河滩地承包出去，其下放行为是无效的，小道以东刘某甲没有栽树，证实是八组放牧使用。对14号证据，认为刘某甲与村签订的承包合同权属不明，公社在建综合厂时候抽了八队四亩地，抽地后又用苗圃地给八队补的地，老道以西承包给刘某甲，证人所说四固定以来一直未固定河滩地与事实不符。对15号证据、认为对上世纪70年代建苗圃及建综合厂的事实认可。对16至19号证据没有异议。对20号证据认为李某的证言没有实际内容。对21号证据不予认可。对22号证据认为证人所说原八队抽出2亩地补给七队不对，应该是4亩地。对23号证据认为证人所述乡将河滩地下放到村的事实不存在，村委会和刘某甲没有续签合同，第二份合同是伪造的。对24号证据认为证明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25号证据认为该证据无效，并不是证人本人亲笔书写，不具有证明力。对26号证据认为是无效证据，不是本人亲笔书写。对27号证据认为村委会和刘某某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写有长期使用字样，证人说河滩地由乡下放到村不属实，发包过程与事实不符。对28号证据不认可，原告核实过，刘某乙任职情况与该证明内容不符。对29号证据，认为1954年当时还没有分队，现该争议河滩地的来源是四固定划分得来。对30号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认为适用法律错误，争议的是林地纠纷不是土地纠纷，应适用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而不应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及刘某甲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2、6至7、9认为证据材料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认为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与原告所在组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4，认为证人陈述不实，应该是当时育太和乡的王喜乡长说将河滩地交村管理。对证据5，认为没有证明内容。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证明内容不属实。对证据10，认为录音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11至17、19至20号证据，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村委会与刘某某签订合同时法律还没明确规定要求公示的程序。对证据18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八组四固定所固定的内容。对21、23至24号证据，认为1983年修路时，占个人的承包地都予以补偿，占集体经济组织的荒地没有给补偿。对22号证据，认为证人是八组的村民，有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25号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26有异议，对证据27，认为证人系原告所在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对证据28，认为证人对苗圃地的形成不知道不知道听说的，该证言不具证明力。对证据29，认为证人的当庭陈述与被告调查的事实不一致。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某甲对原告提供的25号证据，认为不属实。
原告对第三人刘某甲提供的证据1，认为该证明人无身份信身份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予以认可，但认为证明不了该地权属问题。对证据3至4，认为属无效证据，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对证据5，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属于无效证据。对证据6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身份信身份不具真实性。被告及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对第三人刘某甲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的1至15、17、21至24、28至30号及第三组证据中的法律依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18至19，因上述证人系原告所在组村民，与本案原告有一定利害关系，故其二人的证言不具证明力。对证据20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证据25至27，因系证人出具的书面证明，上述证据无证明证人身份的身份，不符合提供证人证言的要求，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16、23系书面证人证言，无证明证人身份的身份，不符合提供证人证言的要求，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至4、6至7、9，26至30，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分析，对上述当庭证人证言及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证据8，系第三人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在庭审中，第三人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10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证据11至17、19至20，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证据18，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不具证明力。对证据21、24不予采信，对证据22，因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不予采信，对证据25，不具证明力，不予采信。
对第三人刘某甲提供的证据1、5至6，无证明证人身份的身份，不符合提供证人证言的要求，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2至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现争议地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育太和乡育太和村第八村民组（杨树沟门公路西侧）。该河滩在上世纪60年代前，由于洪水冲积而形成，河滩中间自然形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便道。上世纪70年代初，由当时育太和人民公社组织实施，在河滩西侧修建了河坝，对该地进行了治理，该河滩地由原公社所属专业队进行管理和使用，河滩地中间便道以西用于公社绿化苗圃和耕种，以东用来植树绿化，后因未得到绿化而成为荒地。1980年，公社专业队撤离此地，公社将此地先后分别承包给于某某、王某某耕种，二人分别承包一年后便归还给了公社，该地被闲置。1984年，育太和乡政府（原育太和人民公社）将此河滩地下放给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原育太和生产大队），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接管后，先后组织村民在此栽植树木。1987年，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将此河滩地承包给第三人刘某甲，1987年10月27日，双方签订了荒滩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内容：“土地坐落（八组西河滩）、四至（东至杨树沟营子西路边，南至干河边，西至河套坝边，北至小道边）、面积（70亩）、承包期限（长期使用）、承包费（2000元）、交款方式及违约责任”。第三人刘某甲承包后对该河滩地进行了植树绿化，便道西得以绿化，便道东由于地质涝洼和村民放牧等因素未能全部绿化。1992年8月20日，第三人刘某甲依法取得了林证个字0016316号个人林木所有证，证内记载内容：“树木坐落为八组大河滩，四至为东至大道、南至大道边、西至大坝沿、北至河套边，树种为杨，起源人工，面积82亩”。2009年8月10日，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与第三人刘某甲重新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内容：“林地坐落于育太和乡育太和村8居民组，小地名八组河滩，树种杨树，起源人工，造林年度1987，面积65.3亩，四至为东至村荒滩路边、南至干河边、西至坝边、北至小道边，承包期限为70年，承包地用途为林业发展，同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2010年9月14日，被告为第三人刘某甲核发了围林证字（2010）第000946号林权证，证内记载内容：“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育太和村，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人为刘某甲，林木坐落为八组河滩，四至为东至村荒滩公路边、南至干沟边、西至坝边、北至小道边，面积65.3亩”。2013年，第三人刘某甲将该争议地内的树木采伐，2014年，第三人刘某甲在其承包的河滩地上栽植上树木，原告对该争议的的林地权属产生争议，第三人村委会于2014年5月26日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被告经调查，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围政行（2014）21号行政处理决定（内容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承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承德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本院进行审理。
另查明，1972年，原育太和公社所建综合厂（修配厂和拖拉机站），坐落于现育太和村第四村民组，占地约8亩，土地来源是从当时本大队第四、六、七、八生产队各抽取2亩土地予以调整。当时育太和人民公社给每个组2500斤化肥作为占地补偿。另外，现育太和乡级公路于1982年至1983年修建完成，该公路位于杨树沟西河滩地东侧，育太和乡人民政府修建该公路时，所占各村民组的土地未予补偿。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根据该条规定，被告具有对争议林地权属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通过庭审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可以认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现争议地由当时育太和人民公社所属专业队进行管理和使用，公社专业队撤走后，育太和乡人民政府将此河滩地下放给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管理使用，1987年，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将此河滩地承包给第三人刘某甲，第三人刘某甲承包后对该河滩地栽植了树木并依法取得了林木所有证。在此期间，原告对该地权属未提出过异议，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权属归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所有事实认定清楚，主要证据确凿；原告认为现争议的河滩地在“四固定”时就划归其所有以及当时育太和公社专业队撤离时将现争议地交给原告进行管理的主张，因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原育太和公社在育太和大队第四生产队建综合厂时公社曾从荒滩苗圃地补给原第八生产队及修乡公路占用原告生产队耕地也用苗圃地补地的问题，根据庭审中的有效证据可以证实，原育太和公社在育太和大队第四生产队建综合厂时，所占四个队的地原育太和公社均用化肥给予了补偿，修公路时所占各生产队及农户的地也不存在用河滩地补地的事实，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现第三人刘某甲承包的林地内有刘某某的退耕还林地问题。根据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的刘某某退耕还林分户统计表看，该统计表中没写明四至范围及退耕户刘某某本人签字，无法确定第三人刘某甲承包的林地内有刘某某的退耕还林地，故原告该项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与第三人刘某甲1987年签订的承包合同系伪造及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属无效合同问题。关于确定合同效力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在未经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确认前，原告认为合同系伪造及无效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经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提出确权申请后，经过充分调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向当事人进行了送达，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主张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提出的申请所请求的事项系原告与第三人刘某甲产生的争议，没有表述第三人育太和村委会与原告产生林地权属争议，因此该申请不能作为第三人村委会确权申请使用的问题。该申请系育太和村委会所向被告提出的申请，申请的内容有要求对该地块进行确定权属的内容，故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一款之规定适用法律、规章正确；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规章正确，本院依法应予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 俊 平
审判员 田凤林人民陪审员王尚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付 焕 楠
附页：
一、本案判决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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