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张民二初字第20号
原告：何孟贤，男，生于1953年12月14日，高中文化程度，甘肃省甘谷县人。
被告：周贻其，男，生于1956年8月31日，汉族，系张家川县铜矿项目部负责人。
原告何孟贤诉被告周贻其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委托代理人、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7月29日，我与被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书》，由我负责组织民工给周贻其的铜2号矿井提供打矿、出矿等劳务，所需开矿设备均由被告方提供。合同约定“打平巷每平方米240元，打漏斗每米300元，出矿以一矿车一吨为结算依据。”我进矿山干活一周后发现，被告在合同中规定，我每月最低出矿6000吨根本无法完成，月生产量为3500�左右。合同约定“每车按1吨计算，不足1吨部分每车扣除劳务款1元”不合理；同时，周贻其给其他矿承包的合同中都按“平巷每米450元，漏斗每米550元，结算必须按公司收量为结算依据。据此，我认为极不公平。我于2010年8月13日上午找被告协商此事，并提出调整合同内容：即“平巷每米450元，漏斗每米550元，结算必须按公司收量为结算依据，不能按矿车计算；每月出矿6000吨的任务完不成，只能生产3500吨左右，不足部分不能扣除劳务款”，并要求被告与我签订补充协议，否则我们终止履行合同。被告口头同意调整以上内容，但不写补充协议。我一直坚持生产至2011年1月，我为被告出矿22391.68吨，打平巷28米，挖漏斗40.5米，放炮6132车。被告应支付我劳务费合计643902元。被告仅支付我劳务费273245.5元，被告拖欠我劳务费370656.5元。据此，我认为被告应按实际收矿量结算，我实际完成出矿13661车，合计数量为22391.68吨，每车平均1.639吨，与被告的结算结果相差0.639吨，被告不应该扣除未完成劳务款；同时我对被告结算的价格存有异议，应按调整后的价格和数量计算。我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被告假借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伪造相关文件并私刻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张家川县铜矿工程项目部公章而与我签订的合同，因而我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属无效合同，故特状诉贵院，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劳务施工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令由被告立即支付所拖欠原告劳务费370656.5元，并承担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8月迟延付款违约金（迟延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6.1%计算）18842元整，以上小计389485元整；3、判令由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诉讼期间的债务利息；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我购买凿岩机款3350元。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合法签订《劳务施工合同》。在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我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原告提供了采矿的一切设备，支付了工程款；而原告则不积极组织生产，没有完成合同约定出矿量的任务，致使我方生产遭受一定损失。对于“平巷、漏斗价格和不足1吨扣1元的结算方法，均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不存在欺骗和隐瞒；对于原告提出调整“平巷每米450元，漏斗每米550元，结算必须按公司收量为结算依据，不能按矿车计算”的主张不成立，没有此事。故我的的答辩意见如下：第一、我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劳务施工合同书合法有效，结算劳务款必须以合同为准，原告的主张是不成立的；第二、原告的劳务款273315.5元我已全部付清，我不欠原告的劳务款；第三、诉状中所提的凿岩机款系原告自行购买，我不承担其价款；第四、原告要求的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理由与事实不符，所主张无法律和事实根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29日，原、被告经他人介绍，自愿协商签订了《承包劳务施工合同书》，合同期限一年。双方签订合同时，原告没有开矿资格证。被告以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但没有代理权限。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交的介绍信、授权委托书载明，被告的代理权限至2005年9月20日；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9日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辩称，“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2005年8月与天水昊峰实业公司签订了陈家庙铜矿斜井施工承包合同，但合同的承包期限仅为5个�月时间，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2010年早已撤出了张家川陈家庙铜矿工程项目部”。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承包劳务施工合同书》“完全是周贻其假借浙江中隧公司的名义，伪造相关文件并私刻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张家川县铜矿工程项目部公章”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故应由被告承担向原告给付劳务费的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承包被告所在张家川县陈家庙铜2号井的打矿和出矿劳务，所有设备由被告提供，开矿所需的爆炸用品及水电等材料由被告提供，原告付款使用。“打平巷每米240元，挖漏斗每米300元；出矿以一矿车一吨为结算依据，每车矿石26元，月生产任务为6000车（吨），少1车每车扣除1元劳务款，多1车每车奖励1元。”。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补给原告每车0.5元的费用”。被告还向原告承诺如矿山部调整价格，则补给原告每车1元�费用，后因矿山部收矿石的价格上涨，故原，被告结算时，按每车矿石27.5元的价格结算。双方对钻工的工资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未作明确约定。原告组织的劳务队于2010年8月3日进矿山工作一周后，向被告提出调整合同内容：即“平巷每米450元，漏斗每米550元，结算必须按公司收量为结算依据，不能按矿车计算，每月出矿6000吨的任务完不成，只能生产3500车左右，不足部分不能扣除劳务款”，并要求被告与其签订补充协议，否则双方终止合同，双方对此没有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坚持生产至2011年1月，为被告打平巷28米，挖漏斗40.05米，出矿完工13661车。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陈述“钻工又叫炮工，谁负责雇佣的，由谁负责给付工钱，钻工的工资每车7元”。其中，原告雇佣钻工（炮工）出矿6132车，每车按27.5元计算；被告雇佣钻工开采7529车，每车按20.5元计算。（因被告�佣的钻工的工资7元，由被告支付，故给原告结算时每车扣除7元）。按合同原告每月应出矿6000车，少一车扣除1元，共扣除18911元。同时，应扣除原告在采矿期间使用被告提供的材料价款共计49688元。其中2010年8月使用材料价款共计350元；9月份使用材料价款1574元；10月份共使用材料价款12269元；11月份使用材料价款15984元；12月份使用材料价款17675元；2011年1月份使用材料价款1836元，以上共计49688元。原、被告于2011年1月27日进行了结算，原告为被告打平巷28米，每米240元；打漏斗40.05米，每米300元；出矿完工13661车，以一矿车一吨为结算依据，每车按27.5元计算，结算结果为被告给付原告劳务款273245.5元，结算后，双方均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结算时扣除了原告没有完成6000车任务的劳务款18911元及材料款49688元。被告于2011年3月13日向原告给付劳务款273315.5元，原告向被告书写了收条一份。后原告对结算结果有异议，于2011年8月18日将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张家川县铜矿项目部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追回劳务施工欠款313228.83元；2、讨回凿岩机款3350元；3、承担民工曹松柏工伤住院、误工、营养费9360元；4讨回不合理的扣资18911元；5被告承担不按期付款，支付违约金20000元。张家川县法院于2011年10月20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1年11月23日作出（2011）张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浙江中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给付原告何孟贤劳务费2437元及凿岩机价款3350元。判决后因原告何孟贤不服上诉至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以（2011）张民二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主体资格不当发回重审。我院在审理中，认为该案的被告应为何孟贤个人，由原告撤诉后，又于2012年8月7日将何孟贤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劳务施工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令由被告立即支付所拖欠原告劳务费370656.5元，并承担自2011年10月至2012年8月迟延付款违约金（迟延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年贷款利率6.1%计算）18842元整，以上小计389485元整；3、判令由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诉讼期间的债务利息；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其购买凿岩机款3350元。庭审中，原告对双方结算所持的价格有异议，原告主张应按变更后的价格进行计算，但双方没有书面变更合同的协议，被告否认双方口头对合同进行了变更，即“平巷每米450元，漏斗每米550元，结算必须按公司收量为结算依据，不能按矿车计算，平均每矿车为1.639吨，并非被告所称每车一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足部分不应扣除劳务款。”另查，原告在生产期间为被告代买凿岩机一台，价值为335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其相关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成立，双方所签订的《劳务施工合同》无效。由于双方签订合同时，原告没有开矿资格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亦丧失了代理权限，故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但由于该合同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其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体现，双方均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结算，被告已经实际向原告给付了劳务款，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合同虽为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由被告承担向原告给付劳务费的责任。
对于原告提出该合同履行期间，于2010年8月13日经双方协商，对合同内容作了部分变更，调整平巷每米为450元，漏斗每米为550元的主张，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无任何证据证实被告变更了合同的内容，故对于原告提出该合同结算价格应按变更后价格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提出根据其自己过量的情况，每矿车出矿大多在1.3-1.5吨之间，平均每矿车为1.639吨计，而不是按1吨结算的主张，本院认为，第一、原、被告合同约定在先，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合同约定不成立的情形；第二、原告提出平均每车按1.639吨计量，总量为22391.68吨的主张，是自己采取抽样过磅的方法取得的结果，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原告提交的2010年8月至12月5个月张家川县鑫达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被告处收矿的统计表，证明其出矿量应按22391.68吨计算。法院调取的调查笔录证明该数据8月份并非原告一人的出矿量，9至12月份为原告一人的出矿量，庭审中原告陈述2010年8月份的出矿量包含其他施工队�出矿量。被告对该出矿量当庭予以否认，并强调在原告为其开采矿时，还另行组织了其他施工队，鑫达矿业公司的统计表并不等于全部都是原告所采的矿石量，被告陈述有证人，但未当庭提交证据证实在原告为其提供劳务时，他还另行组织其他劳务队，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认定；第三、原告主张合同约定以矿车计量违反《计量法》的规定和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本院认为原告具有长期采矿经历，按照矿车计量是矿山开采的行业惯例，且双方在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原告所主张每车平均按1.639吨计量，总出矿量22391.68吨的诉讼请求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提出钻工每车7元工资应由被告按照13661车给付的主张，在合同中约定不明，但从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证实，自2010年8月3日开工至2011年1月27日采矿期间，原告共计�矿13661车，原告雇佣钻工出矿6132车，每车按照合同约定的27.5元结算；被告负责雇佣的钻工7529车，每车按照20.5元结算，由此可见，每矿车钻工工资为7元，但谁雇佣的钻工，谁负责给付工资，双方对此结算均签字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出被告约定其每月出矿6000吨无法完成，只能生产3500车左右，对未完成任务的部分扣除劳务款不合理，要求按照实际生产量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每月出矿量不得少于6000吨，每少1吨，扣除1元；每多1吨，奖励1元。该条款系双方的合同约定；同时根据对陈家庙矿山铜矿业生产规模的调查，每月确定6000车出矿量，是该矿山企业中规模最小的，其他矿井的生产能力均在8000车-9000车。庭审中，原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约定不合理，推翻该约定该出矿量，故本院认为约定在先，原告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于原告提出被告尚欠其劳务款370656.5元的主张，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双方于2011年1月27日对原告的劳务款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了结算：原告打平巷28米，每米按240元计算，被告应给付劳务费6720元；打漏斗40.05米，每米按300元计算，被告应给付劳务费12015元；原告总共出矿13661车，按照合同约定的以一矿车为一吨，双方陈述“谁雇佣的钻工，谁负责给付钻工的工资”计算，其中原告雇佣钻工开采6132车，每车按27.5元计算，被告应给付原告劳务费168630元；被告雇佣钻工开采7529车，每车按20.5元计算，被告应给付原告劳务费154344.5元，以上三项共计341709.5元。按照合同约定，结算时，（应）扣除原告采矿期间使用被告提供爆炸用品及材料费49688元。及未完成6000吨采矿任务，少一吨扣一元共扣除了18911元。双方实际结算后，被告应给付原告劳务款273245.5元（结算单双方�字确认的数字）被告已经实际给付273315.5元（原告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数字）。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其劳务费、违约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要求被告给付其在采矿期间，购买的凿岩机一台，价值3350元的诉讼请求，系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起诉。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间签订的承包劳务施工合同无效；
二、驳回原告何孟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孟贤承担30元，由被告周贻其承担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东耀
审 判 员 铁旭强
代理审判员 李慕尧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马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