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鼓民再初字第1号
原告郭特平，女，195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现住。
原告郭特夫，男，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郭特平，一般授权。
原告郭特立，男，195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现住福州市台江区。
被告郭特凡，男，195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原告刘惠芳（已故）诉被告郭特凡、第三人郭特立财产权属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5月13日作出（2005）鼓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被告郭特凡、第三人郭特立不服，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期间刘惠芳死亡，郭特夫、郭特平要求作为诉讼承担人参加诉讼。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23日作出（2005）榕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郭特立仍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9年1月4日郭特立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8日作出（2008）闽民申字第70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0年10月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闽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5）鼓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榕民终字第145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重审中，本院通知（包括公告）刘惠芳的所有继承人参加诉讼，郭特夫、郭特平、郭特立表示要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2010）鼓民再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郭特凡、郭特立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2012）榕民再终字第5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0）鼓民再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又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2）鼓民再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郭特凡、郭特立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榕民再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2）鼓民再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郑筠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胡晓华、人民陪审员张铧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特夫、郭特平、郭特立、被告郭特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特夫、郭特平重审诉称：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系刘惠芳与郭一尘的夫妻共同财产。2004年11月5日，郭一尘因肺癌病重住进福州市中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期间一直处于病危状况。郭一尘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2004年11月24日去世。郭一尘去世后，刘惠芳才得知其与郭一尘共有的上述房产，竟然在其不知情且没有刘惠芳授权的情况下，于2004年11月17日被郭一尘与被告郭特凡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且办理了产权交易手续。被告郭特凡是郭一尘的二儿子，在明知上述房产是父母亲共同财产，且没有母亲刘惠芳授权的情况下，乘其父病危，以低于房产价值的价格恶意买受上述房产。被告郭特凡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之母刘惠芳的财产权利，因此，刘惠芳于2004年12月6日向法院起诉被告郭特凡，要求判令郭特凡与郭一尘签订的上述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005年5月30日，在本案原一审判决后，刘惠芳去世。根据刘惠芳生前（2004年12月13日）所立遗嘱，该讼争房产中属于其的房产份额，由郭特夫、郭特平平均继承，因此，根据该遗嘱，刘惠芳对于讼争房产的权利由郭特夫、郭特平享有，现郭特夫、郭特平以原告身份继续参加本案诉讼。在本案原一审审理中，被告郭特凡向法庭陈述其与郭一尘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已向郭特立支付讼争房的购房款人民币140000元，并申请郭特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郭特立对被告郭特凡的陈述予以认可，原告认为郭特立作为讼争房购房款收取人，本案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郭特凡与郭一尘2004年11月17日签订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147号B座109单元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郭特立重审诉称：刘惠芳自1951年开始与郭一尘以夫妻名义同居到1983年4月分居，1983年4月后两人分居各自生活直至死亡，两人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刘惠芳在与郭一尘同居之前结过婚并生育有儿子小毛，但与其丈夫未办理离婚手续。虽然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结过婚生个儿子与丈夫未办理离婚手续，虽然将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房产出卖系郭一尘真实意思，但刘惠芳毕竟与郭一尘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一段时间也生育5个子女，且该讼争房产系郭一尘与刘惠芳共同登记的。故郭一尘2002年购买的本案讼争房产系刘惠芳与郭一尘两人共同财产，因郭一尘于2004年在没有征得刘惠芳的同意情况下擅自出售，因而郭一尘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原审认定其为第三人，故原审判决：“二、第三人郭特立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代为保管的14万元购房款返还给被告郭特凡。”因原审审理程序违法，原判决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经法院再审重新认定，本人系本案原告而不是第三人；且原审当事人并没有提出140000元诉求，而原审却作出上述140000元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毋庸置疑原审上述判决系错误的，因省高院（2008）××民申字第××号对原审裁定“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故贵院再审必须依法对被中止的原审上述判决作出新的判决，然而，（2012）××民再初字第××号对本案再审时，未对原审上述判决进行重新判决，造成原审错误判决一直处于中止执行状态，所以请求贵院此次再审纠正原审错误，判决被告归还本人140000元（所谓“代为保管的购房款”）。本案原审（2005）××民终字第××号判决被撤销并发回重新审理，案件受理费应当由被告承担。综上请求：1、判决被告郭特凡立即停止对原告房屋产权的侵权行为，判决被告郭特凡与郭一尘去世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请求纠正原审判决错误，判决被告郭特凡归还本人140000元人民币；3、本案重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郭特凡重审辩称：原一审原告刘惠芳必须先身份确认之诉，才有侵权之诉；只有证明原告刘惠芳与诉争房产有利害关系，才有诉讼承担人之诉。原告小毛没有起诉本人。本案应依法按终结诉讼处理。诉争房产在原告郭特平名下，原告郭特立、郭特夫、郭特平、小毛却恶意起诉本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其诉请。原审原告刘惠芳无证据证明其与本案诉争房产有利害关系，本案原告刘惠芳“侵权”之诉主体不适格，贵院应依法予驳回其诉请。刘惠芳或郭一尘始终未提起身份确认之诉，原审超越诉求范围确认刘惠芳与郭一尘属事实婚姻，明显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省高院裁定证明，讼争房产不属郭一尘财产，刘惠芳与讼争房产无利害关系，原审原告刘惠芳诉讼主体不适格。政府认定讼争房产系本人财产，刘惠芳起诉时与讼争房产无利害关系，原审原告刘惠芳诉讼主体不适格。郭特夫、郭特平变更原审诉求，明显属于新的诉讼，超出了原审诉求范围，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理应驳回其诉求。本案案由应当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而不是“财产确认纠纷”。党组织调查认定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已结婚，刘惠芳未办理离婚手续。刘惠芳与郭一尘没有办理婚姻登记，依法不存在夫妻关系。原告证据证明，1983年后刘惠芳与郭一尘没有共同生活直至两人死亡，2004年起诉时刘惠芳与郭一尘依法不存在“夫妻关系”。其与产权人郭一尘依法进行诉争原房产交易，符合法律规定。郭一尘系诉争原产权唯一有权处分人，其与郭一尘依法交易不存在原告“以低于房产价值的价格恶意买受上述房产”或“善意”之理由。即使刘惠芳与郭一尘系夫妻关系，其购买诉争房产不存在原告所诉的“恶意”。本案诉争房产买卖系买卖双方自愿的，不存在原告所诉“乘其父病危”，符合相关规定。原告郭特夫、郭特平诉状称“竟然在其不知情且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原告刘惠芳明知其诉争“共有房产”被买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而且还表态“不关她的事”；即使诉争原房产系刘惠芳与郭一尘共有房产，本人与郭一尘的诉争房产买卖关系依法有效。郭一尘遗嘱、遗书是郭一尘真实意思表示，证明该诉争房产系郭一尘个人财产。本案两原审原告郭特夫、郭特平，重审时提供的其他证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郭特夫、郭特平在诉状事实和理由中称本人“已向郭特立支付诉争房的购房款人民币14万元”无事实依据。原审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供证据7，不属新证据。郭特夫、郭特平提供所谓刘惠芳《遗嘱书》不是刘惠芳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郭特立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认可，对其诉状的事实和理由和意见表示认可。对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供的证据及证明对象均不认可，对其诉状的事实和理由和意见表示不认可。综上，本案审理程序上存在严重错误，恳请予以纠正。
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A1、《户口注销单》，证明刘惠芳于2005年5月30日因病死亡；
证据A2、《刘惠芳遗嘱书》、福建省人才资信司法鉴定中心《笔迹鉴定书》、《判决书六份》，证明1、刘惠芳生前立遗嘱将讼争房产中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由三儿子郭特夫、女儿郭特平平均继承。刘惠芳去世后，郭特夫、郭特平依法以原告身份继续参加本案诉讼，主体适格；2、刘惠芳遗嘱真实、有效；
证据A3、福州市公安局苍霞派出所《常住人口登记表》、《南禅社区居委会证明》，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系夫妻关系，生育郭特立、郭特凡、郭特夫、郭特平、郭特强五个子女；
证据A4、《郭一尘病危证明》、《死亡证明》，证明1、郭一尘于2004年11月5日入住重症病房，11月15日病危，于2004年11月24日7时40分死亡；2、被告于2004年11月17日与郭一尘恶意串通进行讼争房产买卖（过户）的侵权事实；
证据A5、《房地产买卖契约》、《福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房产档案内容摘录（证明）单》，证明讼争房产是刘惠芳与郭一尘夫妻共同财产及被告的侵权事实；
证据A6、《关于请求立即停止武夷花园B座109室交易发证的紧急报告》、《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函》、（2005）××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的侵权事实，以及刘惠芳生前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向有关部门依法维权、依法诉讼的事实；
证据A7、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书、（2010）××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书、特快专递详情单二份、邮件查询妥投单二份，证明原告于2011年1月19日（本案举证期满后）收到该两份裁定书，该两份裁定书系新证据。该两份裁定书依法驳回被告的再审申请，为此，（2008）××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200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上述生效判决均认定：刘惠芳与郭一尘系夫妻关系；刘惠芳遗嘱书真实有效。
原告郭特立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B1、刘惠芳档案《关于刘惠芳政历调查报告》，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结过婚，生了儿子小毛，未办理离婚手续，与郭一尘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证据B2、福州市台江区法院对刘惠芳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1）刘惠芳自述与郭一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后续，与郭一尘系同居关系；（2）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已结婚，并生育儿子小毛；（3）刘惠芳因未办理离婚手续，故不能与郭一尘结婚；（4）刘惠芳明知结婚要办理结婚登记而不去登记，证明其没有与郭一尘结婚的愿望；（5）刘惠芳眼睛看不见，郭特夫、郭特平提供所谓刘惠芳《遗嘱书》不是刘惠芳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B3、郭一尘《常驻人口登记本》，公权力机关证明1983年4月8日，郭一尘与刘惠芳分居，郭一尘户籍从南禅新村迁入郭特立单位宿舍洋中后1号居住，从此不再与刘惠芳共同生活；
证据B4、《榕房中函（2004）166号》，证明：（1）本案诉讼前，刘惠芳以共有人的身份向政府部门请求自己的权利，政府部门要求刘惠芳提供与该房利害关系的法律证明，刘惠芳无法提供，证明该讼争房产与刘惠芳无利害关系；（2）郭一尘与郭特凡在该讼争房交易的时候，本人告诉刘惠芳，刘惠芳说不关她的事；
证据B5、郭一尘《遗书》，证明：（1）郭一尘50年人在香港，未到福州，还不认识刘惠芳。这与郭一尘香港身份证登记的时间一致；（2）郭特夫、郭特平重审称“刘惠芳与郭一尘1949年结婚”，但郭一尘1949年在厦门，福州没来过，不存在与刘惠芳“结婚”的事实；（3）郭一尘自述与刘惠芳分居家庭瓦解；
证据B6、郭一尘《我的遗嘱》，证明郭一尘财产系个人财产，其委托本人处理；
证据B7、郭一尘《遗嘱》，证明郭一尘特别强调自己财产的来源，证明郭一尘财产系个人财产，与包括刘惠芳在内的任何人不存在可争议的问题；
证据B8、福州市台江区南禅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群众组织证明刘惠芳1983年后至2001年前与郭特立一家居住，没有与郭一尘共同生活，诉争房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证据B9、厦门市佛教协会信件，证明社团组织知道郭一尘与刘惠芳分居造成回乡无住所，所以补助郭一尘购房；
证据B10、刘惠芳《声明》2004年12月10日，证明：（1）刘惠芳在2004年12月10日该声明中称与郭一尘1951年10月结婚，而在之后的2005年4月14日对台江法院说与郭一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是同居关系，从刘惠芳自述证明两人不存在婚姻关系；（2）郭特夫、郭特平重审称“刘惠芳与郭一尘于1949年结婚”，与刘惠芳自述与郭一尘“同居”相悖，且口说无凭；
证据B11、（2011）××民提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生前有财产，死后才会有遗产。省高院认为该诉争房产已不属于郭一尘生前的财产，郭一尘死后没有留下诉争房产，更不属刘惠芳的财产，证明原告刘惠芳起诉时，诉争房是郭特凡的财产；
证据B12、福州市台江区义州街道奋斗社区居委会《证明》，证明1、社区基层组织不认为刘惠芳与郭一尘系夫妻关系；2、当事人提供的2004年12月2日原南禅居委会的《证明》是无效的，不具证明力；
证据B13、（2010）××民申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郭一尘2004年11月17日前后意识清楚，办理讼争房交易以及处分其他个人财产，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
证据B14、《情况证明》，证明：社区基层组织证明郭一尘于1983年4月8日搬离南禅新村，户籍关系随之迁出，去向不明。刘惠芳仍独自在本社区居住。郭一尘与刘惠芳同居至1983年4月8日终结，直到郭一尘去世，两人在此后的二十一年里不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社区干部群众从此再没有看见郭一尘的身影，所以郭一尘与刘惠芳依法不存在所谓事实婚姻关系；
证据B15、福州市公证处2004年12月10日制作的刘惠芳《询问笔录》，证明：（1）刘惠芳单独居住福州市台江区南禅新村；（2）刘惠芳患××多年，只有听力，没有视力，直至去世，仍然是个睁眼瞎，生活不能自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3）郭特夫、郭特平（2010）××民再初字第××号提供的刘惠芳所谓“遗嘱书”，不是刘惠芳真实意思表示，是郭特平、郭特夫为占有刘惠芳遗产而制造的假遗嘱；
证据B16、郭一尘身份证，证明郭一尘与刘惠芳1983年之后各自独居生活。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2月1日之前两人就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
证据B17、刘惠芳身份证，证明两人同在台江区，却不在一起生活；
证据B18、福州市南街街道驿里居委会《证明》，证明：郭一尘2002年后独自居住在鼓楼区杨桥东路，没有与刘惠芳在该社区同居，不存在夫妻关系；
证据B19、郭一尘《居民户口簿》，证明2002年郭一尘独自居住鼓楼区杨桥东路，没有与刘惠芳同居；
证据B20、《疾病证明书》，证明：（1）2001年后郭一尘在福州。刘惠芳提供该证据，为了证明其与郭一尘分道扬镳、断绝往来毫无瓜葛，证明她本人5次住院，两人互不探望、互不往来。（2）两人生病、住院都互不探望，形同陌生人，显然两人没有一起共同生活，不能算作夫妻；
证据B21、刘惠芳打字的“遗嘱书”，证明：（1）该打字遗嘱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形式要件，故不合法；（2）刘惠芳眼睛看不见，该打字遗嘱刘惠芳没有见过，不符合继承法规定的实质要件，故不合法；（3）该所谓遗嘱的内容是把刘惠芳的遗产处分给提供“遗嘱”的郭特夫、郭特平自己，明显看出郭特夫、郭特平在造假；
证据B22、（2010）××民再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2005）××民初字第××号和（2005）××民终字第××号判决书是无效的民事判决；（2）本案讼争财产权属纠纷还在审理之中，然而讼争房产已于2010年登记在郭特平名下，显然郭特平侵犯刘惠芳、郭一尘其他继承人（包括本人在内）的权益，本案侵权主体是郭特平；
证据B23、收条，证明：1、郭特凡根据原审（2005）××民初字第××号判决，错误收取本人14万元人民币（该判决已被福建高院撤销）。2、（2010）××民再初字第××号和（2012）××民再初字第××号没有维持原审38号的判决，证明原审的判决本案应当纠正；
证据B24、郭一尘香港身份证，证明：（1）郭一尘1950年在香港定居，在此之前，还不认识刘惠芳，不存在与刘惠芳在福州同居的事实；（2）郭一尘1951年之后才回国，按照当时政策，回国的大陆人员不许返港，与郭一尘遗书自述一致；
证据B25、《个人详细经历》，证明：1、郭一尘1948年至1950年在厦门五洲信局工作，1950年在香港隆通国际贸易行工作。在此之前，郭一尘福州没来过，永安没去过，刘惠芳也没见过；（2）郭特夫、郭特平重审称“刘惠芳与郭一尘于1949年结婚”，郭一尘当时在厦门、香港，不存在1949年这个时间段，他与刘惠芳“结婚”同居的事实和条件；
证据B26、《干部退休呈批表》，证明：同上；
证据B27、当场提交的《干部履历表》和《关于刘惠芳政审的调查报告》，证明：（1）、刘惠芳2004年12月10日对公证处说与郭一尘是1951年10月结婚；刘惠芳2005年4月14日对台江法院说与郭一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是同居；郭特夫、郭特平在（2012）××民再终字第××号庭审时却说刘惠芳与郭一尘是1949年结婚的；刘惠芳在1963年的干部履历表填写1952年与爱人郭一尘结婚，刘惠芳的说辞变来变去，前后相互矛盾，证明刘惠芳是在和前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郭一尘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故刘惠芳与郭一尘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2、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办公室经调查，于1964年7月作出的《关于刘惠芳政历调查报告》，党组织认定刘惠芳与刘建绪的外甥结婚，还知道刘惠芳结婚后随前夫调到湖南的去向，党组织所有的调查结论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权威性。尽管刘惠芳履历表没有如实交代，也不影响党组织进行客观的调查并作出正确的结论、刘惠芳与前夫没有解除婚姻关系就与郭一尘同居，故刘惠芳与郭一尘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
被告郭特凡提交证据如下：证据C1、郭一尘与郭特凡《房地产买卖契约》，证明：（1）该契约系在原告向政府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政府向原告发出榕房中函（2００4）166号后审批的；（2）政府确认该契约合法，其才进行缴纳相关税费交易的，原告诉其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
证据C2、买方郭特凡完税契约3张，证明其购买讼争房产所交税款至今还在政府国库，其依法纳税，政府确认系讼争房产产权人，原告诉其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体不适格；
证据C3、《房地产权证登记总册》业务宗号：2００4282387，证明：（1）根据《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该讼争原产权人系郭一尘，没有共有人，原告郭特立诉状称“且该讼争房屋系郭一尘与刘惠芳共同登记的。”没有依据，应当驳回；（2）该讼争房产在讼争之前的2００4年11月17日已公示登记在本人名下，政府确认讼争房屋产权系本人所有，物权归属早已依法确定，已产生共定力，原告刘惠芳2００4年12月6日诉本人侵犯原告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证据C4、《房屋所有权证》榕房权证R字第××号，证明：2００4年12月6日刘惠芳起诉之前政府确认讼争房产系本人，原告与讼争房产无利害关系，原告诉本人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体不适格；
证据C5、《国有土地使用证》榕鼓国有（2００7）第００1929０7835号，证明：政府确认讼争房产土地使用权系本人，原告始终没有讼争房产土地使用权利，原告诉本人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C6、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证明：本人所交税款2０14年还在政府国库，本人依法缴费，系讼争房产使用权人，原告诉本人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C7、（2０1０）××民再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原告郭特夫等提供证据6中（2００5）××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撤销，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2）（2００7）××民初字第××号、（2００8）××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中以（2００5）××民终字第××号案为依据的判决，因上述依据已被撤销，故上述四份证据不真实、不合法；
证据C8、（2００7）××民再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郭特夫等提供（2００5）××民初字第××号、（2００9）××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中以“（2００5）××民终字第××号”判决的依据已被撤销，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证据C9、郭一尘《身份证》，证明：（1）1983年后郭一尘没有与刘惠芳同居，居住在儿子郭特立家，该证据与原告提交证据和陈述郭一尘分居的事实相吻合；（2）郭一尘因病把身份证交给本人，作为办理讼争房产水电、煤气等移户手续；
证据C10、福州市《有限电视缴费证》，证明：（1）郭一尘在收取卖房款、办理讼争房产交易手续后，把房屋以及配套设施交给本人。其因病把相关证件移交本人，委托本人办理相关移户手续，证明本人与郭一尘办理了讼争房买卖的交房手续；
证据C11、电信缴费卡；证据C12、中国工商银行《存折》；证据C13、福州市管道煤气用户《用气证》；证据C14、物业管理费《收款收据》，证据C11-C14证明同C10；
证据C15、（2００5）××民初字第××号原审证人郭某、林某等书面证词，证明：（1）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已结婚并生育儿子。原告并未提供之前已离婚手续，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不可能成为夫妻；（2）1983年郭一尘与刘惠芳分居直至死亡，根据相关规定两人没有婚姻关系；（3）出让讼争房产系郭一尘真实意思表示，并收取本人购房款；
证据C16、榕房函（2００7）169号《关于撤销郭特凡房屋所有权证的答复函》，证明：虽然原告对讼争房产交易有争议，乃至（2００5）××民终字第××号判决后的2００7年，政府始终认为其批准的本人与郭一尘《房屋买卖契约》是正确的，证明经政府审批的讼争《房屋买卖契约》系合法的，本人依法交易不存在侵权；
证据C17、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０12）××民再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原告刘惠芳称1951年1０月“结婚”（原告证据J），而在台江法院《询问笔录》中又作初相反陈述“我与郭一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同居在一起了”和“小毛是我的孩子”（原告证据B）。本案原告郭特夫、郭特平作出不同陈述称刘惠芳系1949年“结婚”。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不存在婚姻关系；（2）原告郭特立在重审诉状中自认称“刘惠芳与父亲郭一尘1951年开始同居生活，直至死亡都未办理结婚登记”（证据：ABCEHIJPQRST），原告郭特立、郭特夫、郭特平证据形成证据链，一致认定刘惠芳与郭一尘同居前已结婚并生育一个孩子，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不可能成为夫妻；
证据C18、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０11）××民提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供证据2中的（2００6）××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及（2００8）××民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已被省高院撤销，所以以上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不具真实性、合法性；（2）生前拥有财产，死后才有遗产。上述裁定证明在郭一尘生前，讼争房产已不是郭一尘财产，故不存在遗产；原告本案没有提交讼争房产系遗产的证据，讼争房产变更与原告无利害关系；
经庭审质证，被告郭特凡对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不真实，不能证明相关事实。被告郭特凡对原告郭特立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予以认可。原告郭特夫、郭特平对被告郭特凡提供的证据不认可，无关联。原告郭特立对被告郭特凡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予以认可。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对原、被告之间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郭特夫、郭特平提供的证据A1证明刘惠芳因病死亡，本院对该事实可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证据A2《刘惠芳遗嘱书》、福建省人才资信司法鉴定中心《笔迹鉴定书》《判决书六份》其中（2007）××民初字第××号、（2008）××民终字第××号、（2005）××民初字第××号、（2009）××民终字第××号这四份民事判决书证明1、刘惠芳生前立遗嘱将讼争房产中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由三儿子郭特夫、女儿郭特平平均继承。刘惠芳去世后，郭特夫、郭特平依法以原先身份继承参加本案诉讼，主体适格。2、刘惠芳遗嘱真实、有效。本院认为，刘惠芳在诉讼中死亡，其所有继承人可以参加本案诉讼，原告的主体身份适格，且原、被告之间的继承纠纷已另案起诉，故上述原告提供的证据A2中刘惠芳《遗嘱书》、《笔迹鉴定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2中判决书四份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其它两份判决书已被撤销，不予采用。对原告提供证据A3证明刘惠芳与郭一尘系夫妻关系，生育郭特立、郭特凡、郭特夫、郭特平、郭特强五个子女，本院认为该事实已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当事人无需举证。对原告提供证据A4郭一尘病危证明、死亡证明，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是真实的，且已为原、被告双方所确认，可证明郭一尘入院时间和死亡时间。对原告提供证据A5《房地产买卖契约》、《福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房产档案内容摘录（证明）单》，证明讼争房产是刘惠芳与郭一尘夫妻共同财产及被告的侵权事实。本院认为可证明诉争屋系郭一尘于2002年5月14日买受，2004年11月17日郭一尘与被告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的事实。原告提供证据A6《关于请求立即停止武夷花园B座109室交易发证的紧急报告》、《福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函》，证明刘惠芳生前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向有关部门依法维权、依法诉讼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005）××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撤销，不予采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A7，属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故本院予以认证。
对原告郭特立提供的证据B5-B7及证据B21，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继承纠纷已另案解决诉讼判决，与本案权属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采用。原告郭特立提供证据B9证明厦门佛教会知道郭一尘与刘惠芳分居，回福州没有住所，特给补助购房。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厦门佛教会2001年12月11日给郭一尘的书信，能证明厦门佛教会同意给郭一尘退休补偿安置款。对原告郭特立提供的证据B1-B4、B8-B20、B22、B24，系相关部门出具的，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被告郭特凡提供的证据C1-C18，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郭特凡提供的证据C15，本院认为该证据属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案经重审查明：刘惠芳与郭一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刘惠芳与郭一尘共生育子女五人，即子郭特立、郭特凡、郭特夫、郭特强、女郭特平。郭一尘于2002年5月14日以177500元价款，购买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房产。2004年11月10日，郭一尘欲将上述房产卖给被告，双方草签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未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登记。2004年11月17日，郭一尘与被告郭特凡再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约定郭一尘将上述房产以140000元的价格卖给被告，双方商定付款及交房方法为签订契约时乙方（郭特凡）付甲方（郭一尘）定金人民币130000元，待上述房地产完纳税费并取得产权转移过户单后当日内乙方付清余下的全部购房款人民币10000元整。交房时间为付清购房款当日。郭一尘、郭特凡于2004年11月17日向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买卖双方没有办理交款、交房手续。郭一尘于2004年11月24日死亡。刘惠芳得知后，于2004年11月30日向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发函，要求立即停止上述房产的交易、过户、办证的全部手续，遂于2004年12月7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一审判决后，刘惠芳于2005年5月30日去世。重审中，郭特立、郭特夫、郭特平明确表示自愿作为原告参加诉讼，郭特强表示对本案诉讼标的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147号武夷花园B座109单元房产放弃权利。
本院重审认为：刘惠芳与郭一尘虽未进行婚姻登记，但双方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五个子女，结合原、被告所举的证据，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基层自治组织和群众均证实双方系夫妻关系，因此，可以认定郭一尘、刘惠芳构成事实婚姻关系，系夫妻关系。1983年郭一尘与刘惠芳分居，但其二人并未经法定程序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双方婚姻关系仍然存在，故被告郭特凡关于其父母郭一尘、刘惠芳不是夫妻关系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而郭一尘、刘惠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对夫妻财产作书面约定。故郭一尘在2002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房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郭一尘没有征得刘惠芳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以低于原买受市场价格出卖给被告郭特凡，而被告郭特凡是其二人的儿子，在郭一尘住院期间，明知上述房产是父母亲夫妻共同财产且没有母亲授权的情况下，双方实施了房产买卖行为，并进行产权过户登记，符合恶意串通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构成要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所订立的合同无效。故郭一尘与被告郭特凡于2004年11月17日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双方之间的买卖讼争房产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因该买卖行为的无效及郭一尘已死亡，被告郭特凡也未对买卖双方付款及交房进行举证，讼争房产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房产应归刘惠芳及郭一尘的法定继承人所共有。刘惠芳在诉讼中死亡，郭特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郭特夫、郭特平、郭特立作为刘惠芳的诉讼承担人参加诉讼，应在刘惠芳原审诉讼请求范围内活动，诉讼的法律后果仍归属于该诉讼的当事人。原告郭特夫、郭特平、原告郭特立诉请“要求判决被告郭特凡与郭一尘2004年11月17日签订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郭特立要求判决被告郭特凡归还人民币14万元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刘惠芳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不予合并审理。原告郭特立对此可以另案起诉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郭特凡与郭一尘于2004年11月17日签订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东路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
二、驳回原告郭特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10元，由被告郭特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筠
人民陪审员 胡晓华
人民陪审员 张 铧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林 莹
另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