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应波。
委托代理人：王守林，广东尚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列钦。
委托代理人：方红华，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应波与上诉人高列钦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惠州市惠城区金雪马裘皮鞣制加工厂（以下简称裘皮加工厂）为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6年6月20日，经营者为高列钦。2006年11月24日，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作出惠市环罚（2006）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裘皮加工厂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建厂进行皮毛加工生产、建设项目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直排）、锅炉废气等污染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为由，责令裘皮加工厂停止生产，并处以人民币3万元（以下金额均为人民币）罚款。2009年9月7日，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惠城工商责改字（2009）H037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以高列钦在惠州市下角小中堂二路4号内从事皮毛染色加工经营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为由，责令高列钦在一个月内改正违法经营行为。2010年7月2日，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惠城工商责改字（2010）H04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以高列钦在惠州市下角小中堂二路4号的营业执照有效期已过、涉嫌从事无照经营行为为由，责令高列钦立即停止无照经营行为。2010年7月2日，惠州市环境保护局向广州市金雪马贸易有限公司（高列钦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以该公司名义向裘皮加工厂出资）复函，内容为“……你公司报来《关于制革（毛皮生熟加工及成品）项目环境评价及排污许可证办理咨询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你公司租赁的厂址（惠城区下角小中堂）不属于我市统一规划统一定点的制革基地……你公司项目不符合现行有关政策，不同意建设”。2011年7月22日，裘皮加工厂因“场地因素，收缴印章一枚、厂房搬迁”作了注销登记。
裘皮加工厂经营过程中，高应波加入经营。2010年8月，高应波、高列钦对裘皮加工厂之前的财务状况进行核算，并形成了《金雪马惠州染色厂股东明细表》，该表显示高列钦于2006年5月至2007年9月期间共计出资1680717元，高应波于2007年3-9月期间共计出资1371000元，高列钦欠高应波经营期间应得现金338693.5元。之后，双方继续共同经营裘皮加工厂，高列钦支付给高应波10万元现金，其中2万元于2013年7月23日转账支付。
2011年10月1日，高应波与高列钦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将双方共同投资的惠州市金雪马硝染厂承包给高列钦使用，承包的机械设备及原厂设备见附表，承包期为7年（2011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1日止）；承包款每月必须付给高应波12500元，每年按12个月计算；每年10月1-1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下一年承包款15万元，如果没有按时付承包款，高应波有权另外收取利息，按承包款每年15万元的3分利息计算；在承包期内如发现机械设备及原厂设备报废，高列钦及时通知高应波到场协商处理，不得自行变更及变卖，否则高应波有权要求高列钦原价赔偿；在7年承包期之间如高列钦发生工厂倒闭要通知高应波，封存好机械设备等，但高列钦还是必须照付给高应波7年金额的承包款，不得以各种理由拒付承包款，高应波可以不计算利息费；在承包期满后，原机械设备及原厂办公设备还是归双方共同拥有，如高列钦要继续承包或购买要经过双方再行商议。《承包合同》附表名称为《惠州金雪马2011年6月份搬迁设备明细》，其上列明了裘皮加工厂的机器设备及办公用品，金额共计1464077元，并注明“惠州染色厂设备已搬到淡水新厂”。
高应波主张其投资裘皮加工厂后没有收到投资回报，在裘皮加工厂无法继续经营、高列钦与案外人设立新厂后，高应波与高列钦协商将之前双方投资购买的机器设备及办公用品交给高列钦与案外人设立的新厂使用，从而形成了《承包合同》及《惠州金雪马2011年6月份搬迁设备明细》，高列钦同意支付7年承包费共计105万元，以使高应波能够收回大部分投资。高列钦则称其签订《承包合同》时就未曾想过要履行合同，签订合同只是为了阻止双方产生纠纷，高列钦与案外人设立新厂的行为与本案无关，高列钦承包机器之后实际上只使用了一年。高列钦还提交了龙岗给惠州拨款及垫付费用汇总表、应收账款（外单欠款）分类明细表、金雪马龙岗厂与惠州染色厂明细表、会计报告书以证明裘皮加工厂经营亏损，高应波应负担经营期间的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高应波与高列钦合资经营裘皮加工厂，在该厂被注销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虽然合同是约定将双方共同投资的裘皮加工厂承包给高列钦使用，但从合同内容来看，高列钦承租的并非是已经注销的裘皮加工厂名号及原经营场地，而是附表中所列的共计价值1464077元的机械设备、办公用品，这从《承包合同》及《惠州金雪马2011年6月份搬迁设备明细》上注明的“惠州染色厂设备已搬到淡水新厂”均可以看出。高列钦将其与高应波共同出资购买的机械设备用以“淡水新厂”，高应波向高列钦收取承包费，这一行为与裘皮加工厂被注销、厂房被征收无关，不存在《承包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承包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高应波与高列钦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每年10月1-1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下一年承包款15万元，而高列钦又已经接收了涉案的机器设备及办公用品，因此高列钦本应支付高应波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款45万元（15万元×3年）。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15万元高列钦本应于2011年10月10日前支付，然而高应波于2014年1月9日方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高列钦支付，高应波又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两年诉讼时效内有过催收行为，因此高列钦关于该段期间的承包费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高列钦应向高应波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30万元（15万元×2）。高列钦迟延支付上述承包款，还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支付利息，其中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利息自2012年10月11日起算，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利息自2013年10月11日起算，均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承包合同》约定利息“按承包款每年15万元的3分利息计算”，根据生活习惯，这里所说的“3分利息”应是月息，但月息3分约定过高，一审法院酌情将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高应波还主张高列钦支付应得现金238693.5元，但高应波此项诉讼请求的依据是2010年8月的《金雪马惠州染色厂股东明细表》，该表中高列钦确认欠高应波经营期间应得现金338693.5元，之后双方又继续合作经营裘皮加工厂，一审法院无法依据2010年8月的情况确定高应波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是否应得现金及应得现金数额，且这是双方在合作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与本案承包合同纠纷为不同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高应波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双方可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列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高应波承包费3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其中15万元承包费的利息自2012年10月11日起算，另外15万元承包费的利息自2013年10月11日起算）；二、驳回高应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高应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据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的公正判决，判决高列钦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上诉事实和理由：一、承包费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没有事实根据。从高列钦的一审答辩状（庭审时提交的）可以看到，其并没有提出高应波承包费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庭审中高列钦也没有提出变更意见。一审判决书在高列钦答辩称部分无中生有增加了：即便高列钦需要向高应波支付承包费，但是2011年10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此这段期间的承包费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这种做法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严重的执法枉法行为，应该依法撤销、更正。二、原审判决对高应波请求双方在经营中应得现金部分不予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依照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拖欠承包费和不支付经营中应得现金两项都应该是债权债务纠纷，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的规定，同一诉讼中可以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可以并列两个案由。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一次合作投资，存在不同阶段的两个债权债务纠纷，应该可以一案终结。一审法院庭审时、庭审后对不支付经营中应得现金的法律事实，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已经审理清楚：高列钦没有否认该事实；2013年7月23日以转账方式支付现金2万元。但不知为何又以不同法律关系的理由，否定了自己已经查明的事实。不予处理的决定违反司法解释的规定，人为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增加了诉讼负担，应该予以撤销。
高列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判令高列钦无需支付高应波承包费30万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应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承包合同》自始就无法履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l、双方签订合同目的不是为了由高列钦承包经营裘皮加工厂，而是为了解决双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首先，在签订该合同之前，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双方是裘皮加工厂的出资人。其次，在签订该合同之前，裘皮加工厂已经因为污染、厂房拆迁问题停产，不再经营，并于2011年7月22日被惠州市工商部门注销，印章收缴，实际上在签订合同时，裘皮加工厂已经不存在了，即《承包合同》的标的都不存在了，合同根本无法履行。最后，合同签订后因合同标的已被注销，合同根本无法履行，高列钦也没有以裘皮加工厂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双方都没有按照合同的内容履行。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标的根本就不存在，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始就无法履行。2、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后，因政府征收的原因，裘皮加工厂所占用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属于不可抗力，根据法律规定，高列钦无需向高应波承担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裘皮加工厂停止经营期间，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因城区规划需要，依法对加工厂所占用的土地进行征收，征收之后高列钦无法在原工厂所在地进行经营，该行为属于不可抗力范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高列钦在本案中无需向高应波承担民事责任。3、该合同签订之前双方就明知无法履行，签订之后也因为无排污许可证、政府征收等不可抗力原因没有实际履行。一审判决高列钦向高应波支付承包费3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首先，合同的签订导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高列钦承担全部义务，高应波只享受权利，该《承包合同》签订之初就存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权利义务不对等，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裘皮加工厂在惠州市惠城区政府征地后已经被工商部门注销，印章收缴，已经不能以一个正常的主体继续经营，《承包合同》的标的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厂房也因政府征收等不可抗力原因无法继续使用和经营，承包合同无法履行。一审判决支付30万元不符合本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原审认定《承包合同》利息约定“按承包款每年15万元的3分利息计算”的利息约定是月息3分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如果高列钦没有按时支付承包款，高应波有权另外收取利息，按承包款每年15万元的3分利息计算。该条已经明确写明按每年15万元的3分利息计算，但一审置双方已经约定的利息事实于不顾，按月息3分来理解，明显与事实不符，偏袒对方。
高列钦针对高应波的上诉辩称：高应波上诉状中所列的两点上诉事实和理由，我方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高应波针对高列钦的上诉辩称：一、关于高列钦提出《承包合同》无法履行以及事实不清的问题。我方认为，无法履行的理由实际是对方一审答辩状的意见，不属于新的理由，高列钦认为涉案的工厂不存在也不是事实。一审已查明在签订合同之前的6月份，双方就已经签订了《搬迁设备明细》，并且在该明细表中已经注明涉案的工厂已经搬到了淡水新厂。合同约定不是承包厂，而是指承包设备，该事实一审已经认定。二、原审对本案事实的查明是非常清楚的，双方签订的合同是针对厂里的设备进行承包，并非对厂进行承包。合同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得当，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三、关于三分利息和支付问题。双方约定如果不能按期支付费用，按三分利息计算，上面并没有写明是月息还是年息，一审法院认为是月息，这是符合现实生活实际情况，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三分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指月息，并不是指年息。高列钦认为是年息没有事实法律根据和证据证明。除了现实生活是这样，银行的贷款也是约定月息，并没有年息这样的约定。四、按照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高应波仅仅收回了1317000元投资款中的105万元，还有26万元的投资款无法收回。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2011年10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费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高应波诉请高列钦支付现金238693.5元是否属本案审理范围；3、高列钦是否应向高应波支付承包费及利息。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承包合同》约定高列钦应于每年10月1日至1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下一年承包款15万元，因此，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的承包款应于2011年10月10日前支付，但高应波直至2014年1月9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二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且该期间不存在中断或者中止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采纳高列钦关于该段期间的承包费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高应波上诉主张高列钦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问题，经本院查实，高列钦在答辩状中虽然没有主张承包款的诉讼时效已过，但其在一审庭审时作了补充答辩意见，提出2011年10月1日到2012年9月30日这段期间的承包费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因此，高应波上诉提出一审认定部分承包费已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根据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审理的是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承包合同》中并未涉及高应波诉请的应得经营利润现金238693.5元，至于高应波与高列钦合伙经营裘皮加工厂期间，高列钦是否应支付给高应波上述盈余，属于双方在履行合伙协议中产生的纠纷，与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高应波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因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高应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对其上述诉请不予处理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不成立，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承包合同》经高应波和高列钦签字确认，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高列钦已实际接收并使用了原裘皮加工厂的机器设备及办公用品，因此，高列钦理应按合同约定将拖欠的承包款如数支付给高应波，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高列钦上诉提出合同自始就无法履行，与事实不符，其认为无需向高应波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承包合同》中约定的3分利息是年息还是月息的问题，因合同约定不明，一审法院依据生活习惯推定为月息符合常理，并在此基础上将利息计算标准调低，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高列钦上诉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偏袒对方的问题。
综上所述，高应波和高列钦的上诉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82元，按一审判决承担。上诉人高应波和高列钦各自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95元、5800元，由双方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最 久
审判员 邱 明 演
审判员 高 江 南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缓（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