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高新民初字第2522号
原告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二道桥。
法定代表人徐智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蓉强，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高新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高升桥东路1号长城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京卫。
委托代理人江阿源，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张松，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诉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高新支公司（以下简称：永诚财保）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于2014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鑫矿业的委托代理人黄蓉强，被告永诚财保的委托代理人江阿源、张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鑫矿业诉称，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12月25日，原告金鑫矿业在被告永诚财保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被告签发的两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单约定：“死亡、伤残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6000000元，每人赔偿限额为600000元。”其中一份保单保险时间为2013年8月14日0时起，至2014年8月13日24时止；另一份保单保险时间为2013年9月29日0时起，至2014年9月28日24时止。2013年11月25日，原告雇员刘聚财、孟天露在20号矿井内由于顶板脱落淹没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已经对受害者家属先行赔付了1780000元，原告也在事发后及时报案并向被告提交了理赔申请和其他相关材料，但被告公司直到2014年4月1日才向原告出具责任险赔偿计算书，被告只愿意赔偿原告509236.5元，原告认为被告不足额赔偿的行为违背了合同的约定，故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保险金1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30000元。
被告永诚财保答辩称，第一，原告提交的所谓被告的理赔表系复印件，该件被告从未出具，系来路不明，被告从来没有认可应当对原告予以赔付保险金；第二，双方合同约定事故发生且经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的，才符合赔付条件，但是本案原告并未有证据证明该次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依照双方合同，原告应当提供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原告的赔付请求既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实质条件也不符合双方约定的程序要件；第三，本案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对事故事实的认定存在瑕疵不足以采信，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安全生产责任的职责和权力。综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发生了合同约定的生产安全事故，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向被告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其投保事实及保险期限、保险限额与原告陈述一致。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单载明：“如遇特重大事故，需提供安监证明。”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储存等活动过程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其雇员或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且经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一）死亡赔偿金、（二）残疾赔偿金。”并约定：“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包含保险单正本、索赔申请书、雇员或第三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资料、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伤亡人员名单、伤残或死亡证明、赔偿协议书或相关法律文书、其他能够证明事故情况的材料。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注明生产安全事故为符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管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保险条款还载明了其他事项。
2013年11月25日，康定县公安局雅拉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该日上午11点过，在金矿20#坑道发生顶板脱落造成塌方，两民工被淹埋致死，现工人已将两工人尸体挖出来了，并已和家属联系上，请派出所人员到现场看一下。该日下午15时12分，通过现场查看、拍照并询问相关情况，派出所出警人员意见为经勘查后认定为安全生产事故，通知公司，按规定程序处理。
2013年11月28日，康定县公安局雅拉派出所出具《证明》两份，证明：刘聚财、孟天露于2013年11月25日在原告金鑫矿业20号矿井由于顶板脱落淹没死亡。
事故发生后，原告金鑫矿业称，已经赔偿刘聚财家属780000元，赔偿孟天露家属890000元，原告并提供了形式证据。因本院审查刘聚财、孟天露生前身份情况及抚养关系情况后，认定其赔偿范围应当超出600000元标准。不论原告先行支付遇难人家属，还是收到被告赔偿后再支付，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故本院对原告是否已经支付赔偿款不做认定，以避免判决预决效力对案外人产生负面影响。
原告提供复印件证据一套，该套证据意欲证明被告同意对原告支付保险金，其标准为每人509236.50元，依照该线索，本院对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未发现其他证据可以旁证前述证据。
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支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并分别予以评析。
第一，原告的复印件证据能否证明被告同意对原告进行赔付，双方只存在赔付标准分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原告的主张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原告没有提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是否构成被告的拒赔理由。从查明的事实已经能够看出保单载明重特大事故需要提供该证明，保险条款则不区分事故程度进行一体要求提供事故证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将生产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四个等级，其中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本次事故造成两人死亡，没有证据显示为重特大事故。所以，依照保单要求，原告无需一定提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其次，在保险条款中被告将被保险人未提供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从此点可以看出，缺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并非一定导致原告丧失主张保险金的权利。
第三，事故未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是否构成拒赔理由。
原、被告之间所购保险，其基本内容为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储存等活动过程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其雇员或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且经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其中要求需经一定权限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从形式上看，没有经有权部门认定不符合保险合同内容。
被告主张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事故的证明不能等同于保险合同指称的有权部门认定，该主张是成立的。被告进而主张公安机关关于刘聚财、孟天露的死亡证明存在瑕疵。本院认为，公安机关有权对人身死亡事故、原因作出认定，这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权。公安机关通过接警、调查、勘查，最终形成结论，在结论形成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疑点，但结论的形成本身表明了公安机关通过一系列调查行为足以作出独立结论。公安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关于公民死亡过程和原因的认定，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刘聚财、孟天露于2013年11月25日在原告金鑫矿业20号矿井由于顶板脱落淹没死亡的事实是否应当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这取决于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性质，质言之，生产安全事故是否属于事实判断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条共计两款，其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可见，该条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首先通知本单位负责人，再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汇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条例；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不适用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三）事故的简要经过；（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五）已经采取的措施；（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由此可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介入的生产安全事故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前提。生产安全事故属于事实判断范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事故调差、责任划分。类比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否发生属于事实判断，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由交警部门进行（当然生产安全事故与交通事故在职权部门介入强制性方面存在差异）。故而，依照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原告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既然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就符合保险合同的实质内容，被告以没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形式要件为由的拒赔理由并不成立。
依照安全生产法规，本案涉及的生产安全事故，原告应当履行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义务，然而其并未履行该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法行为。为维护国家法律，本院将在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后，依法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函告司法建议，建议追究相关人员及单位的违法责任。但因此而主张应当先行追究相关人员及单位的违法责任，而后再确定原、被告之间权利义务的主张，并不成立，其道理在于作为事实判断的生产安全事故可由人民法院进行判断，而本案又并不以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认定为诉争要件。先处理违法责任的主张，实质上否定了原、被告之间民事关系的独立性，也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之间的差异。简而言之，当事人的责任应当各自承担，即使原告存在违法行为也并不影响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的责任。故而，本院并未采取先行处理安全生产责任而中止案件看起来更为合理的方式，也不因被告委托律师发函询问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而影响案件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认定原告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并造成两人死亡，结合两死者的生前身份情况及抚养人情况，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每人600000元的保险金支付义务。因原告不履行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义务的违法行为，导致本案理赔障碍，进而形成诉争，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决定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高新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1200000元；
二、驳回原告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935元，由原告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代理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