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民终20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余林保，男，汉族，1960年8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花，湖南理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戴玉，女，汉族，1974年5月30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林春，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汤建武，男，汉族，1972年9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余林保因与被上诉人戴玉、原审第三人汤建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1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林保、被上诉人戴玉、原审第三人汤建武及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花、郑林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林保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戴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余林保与汤建武同为湘阴人，2012年8月底，余林保因朋友周某光参加土地招标需要资金1500万元找到汤建武借款，汤建武遂找戴勇（两人系邻居，自2006年起为资金借贷合作伙伴）借款。戴勇在长沙开办湖南银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源投资公司），系该公司董事长，戴玉在其弟弟即戴勇的公司做财务，戴勇的表弟江某在其公司做司机。戴勇、汤建武回答说有资金提供，余林保遂与汤建武商定借款及利息事宜，将自己银行账号告诉了汤建武。余林保在收到戴玉、江凌转账汇款的1500万元后，在长沙约见汤建武、戴勇，并在银源投资公司戴勇提供的一份借款合同上填写了所借金额、借期、付款银行账户及自己的联系电话，还按照戴勇的要求在借款合同上填写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4日。借款后一个月即10月4日，余林保以还借款的形式将1000万元转账给汤建武，余林保、汤建武、戴勇三人对本案借款进行结账，一致意见是1500万元一个月的利息是60万元，另对1500万元7天的利息按每天1万元计算，共计7万元，15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合计为1567万元，减去已转账到汤建武账户上的1000万元，扣除余林保新借用的400万元，还应归还167万元。汤建武提出将该167万元直接汇给戴勇，余林保新借400万元仍由汤建武负责。10月10日，余林保将167万元（100万元本金+1500万元产生的利息67万元）转账给戴勇。2013年春节前，余林保与汤建武办借款结算，结论是余林保归还400万元借款本息，结回余林保的嫂子放息在汤建武处的200万元本息，汤建武向余林保再借500万元过年[具体算法是：400万元本金+80万元利息-200万元（存款)-22万元（利息）+500万元（借款）-100万元（2012年12月20日，余林保已借给汤建武100万元）=658万元）]，2013年1月24日、1月25日，余林保将上述款项转账给汤建武。至此，余林保1500万元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其不应再承担本案还款责任。2、本案借款合同系戴勇隐瞒事实真相利用戴玉进行，戴玉不是本案借贷主体。本案借款合同上没有填写出借人的名字，借款合同上出借人的名字系事后填写，属于合同内容的变更，构成了新的合同，应经用款人的同意，单方面变更合同主体，合同义务相对人不承担责任。（二）一审程序违法。1、戴玉起诉前未向余林保追讨本案借款。一审诉讼资料显示戴玉在2014年9月11日起诉，但余林保直到2015年2月法院冻结其银行账户资金时才知道被戴玉起诉，本案借款诉讼时效截止日为2014年11月3日，余林保2015年2月才知有诉讼，本案诉讼时效因此超过两年保护期限，戴玉已丧失胜诉权。2、一审受理戴玉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错误。2015年3月25日戴玉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3、本案系戴勇恶意诉讼。据汤建武说2013年6月的一天，戴勇叫汤建武对资金结算，结论是包括余林保借款及还款事实在内，汤建武尚欠戴勇1150万元，利息约400万元。戴勇遂拿出7份借款合同及银行流水明细，要求汤建武照着银行转账记录填写借款金额及时间，汤建武遂在戴勇填好后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摁手印。戴玉答辩称：一、戴玉持有借款合同原件，亦是借款的支付者，而汤建武并未持有借款合同原件，借款合同出借人一栏也非汤建武的名字，汤建武无支付借款行为，故本案借款出借人为戴玉。二、借款合同中的款项并未全部归还，尚欠本金1333万元。余林保认为汤建武转给戴玉、戴勇的共计十笔合计1413.7万元是归还本案借款的理由不成立。戴勇与汤建武存在多年的经济往来，相互银行转账密集、连续，本案借款、还款在往来经济账目中难以确定。戴玉与汤建武自2012年6月至12月签订了七份借款合同，根据该七份合同，戴玉向汤建武共计支付了1583万元借款，汤建武在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多次支付给戴玉、戴勇的款项，从时间顺序上可以推断是归还自己的借款，而非代余林保归还本案借款。余林保称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向汤建武转账六笔共计1438万元是归还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但在相同时间段，汤建武亦向余林保多次转账，双方亦存在经济往来。余林保在一审提交的汤建武2012年6月至2013年8月的银行流水明细，该期间，余林保付给汤建武770万元（该770万元包含余林保陈述的1438万元内的328万元），汤建武付给余林保733万元，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基本保持平衡。况且，这1438万元的六笔转账与其陈述的汤建武转给戴玉、戴勇的十笔转账（共计1413.7万元），无论是金额还是时间顺序均不吻合。尤其是2012年12月20日，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100万元，而汤建武当天又向余林保转账100万元，二者已经相互抵销，可见这1438万元并非偿还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而是余林保与汤建武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余林保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汤建武答辩称：其同意余林保的上诉意见。戴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余林保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支付逾期利息216.75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5年3月25日），并承担律师费用4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戴玉、戴勇与余林保借款以及资金往来情况。2012年9月4日，余林保作为借款人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期2个月，自2012年9月4日起至11月3日止，借款以转账方式给付，由借款人提供账号，指定汇至中国建设银行余林保个人的账户62×××11。9月3日，戴玉通过银行两次各转账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至余林保的上述账户。9月4日，案外人江凌受戴玉的委托转账500万元至余林保上述银行账户。10月10日，余林保为归还借款，向戴勇银行账户转账167万元。一审中，余林保当庭陈述其签订合同时出借人（甲方）一栏为空白，现合同上戴玉的名字应该是事后补填，该合同原件只有一份，并由戴玉持有。二、戴玉、戴勇与汤建武借款以及资金往来情况。根据戴玉当庭提交的其与汤建武发生七笔借款证据反映，自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汤建武与戴勇、戴玉签订借款合同，汤建武借款金额为1583万元。即：1、2012年6月12日借款650万元，借期6个月，自6月12日起至12月11日止。2、2012年7月10日借款100万元，借期6个月，自7月10日起至2013年1月9日止。3、2012年9月23日借款39万元，借期8个月，自2012年9月23日起至2013年5月22日止。4、2012年9月23日借款100万元，借期5个月，自2012年9月24日起至2013年2月23日止。5、2012年10月26日借款166万元，借期6个月，自2012年10月26日起至2013年4月25日止。6、2012年12月3日借款300万元，借期3个月，自2012年12月3日起至2013年3月2日止。7、2012年12月26日借款228万元，借期3个月，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2013年3月25日止。上述七份合同所涉款项均在签订合同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汤建武，该七份转账单上均有汤建武书写的“已收到”及签名和手印。依据余林保和汤建武提交的证据，汤建武通过银行向戴勇转账500万元，即：2012年9月4日45万元、9月5日100万元、10月5日100万元、10月6日100万元、12月12日100万元、12月13日55万元；汤建武通过银行向戴玉转账9137000元，即：2012年11月2日2077000元、11月18日306万元、1月24日70万元、2013年1月25日330万元。上述十次转账合计金额14137000元，余林保和汤建武均主张是余林保还给戴玉、戴勇的借款。除上述十次转账外，汤建武另向戴玉、戴勇多次转账1102万元，即：2012年9月3日、19日共两次转账给戴勇分别为219万元、50万元；2012年9月23日、9月24日、10月26日、12月3日、12月26日共五次转账给戴玉分别为39万元、100万元、166万元、300万元、228万元。三、余林保与汤建武资金往来情况。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1438万元，即：2012年9月29日60万元，10月4日1000万元，12月20日100万元，2013年1月24日200万元，1月25日28万元、50万元（系余林保委托案外人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岳阳工程分公司支付）。余林保认为上述六笔款项是归还其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因其是向汤建武借款，所以才支付给汤建武，加上其在2012年10月10日向戴勇银行转账167万元，合计1605万元（1438万元+167万元），属于全部归还涉案借款合同项下15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汤建武认可收到余林保上述还款，并称已将上述款项交给了戴玉、戴勇。2012年9月至12月，汤建武多次转账给余林保260万元。其中，2012年9月5日100万元、11月20日60万元、12月20日100万元。一审出庭证人王某陈述：汤建武与戴勇是合作伙伴，一起做放贷业务，有人要钱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出一部分资金凑齐借款，以某一个人的名义借出去，谁介绍来的客户由他负责借出和收回。借款合同是事先打印好，只有一份，出借人是空白的。2012年余林保找汤建武借钱，汤建武后来找戴玉借了1500万元给余林保，在2013年过年的时候，听汤建武说余林保的1500万元全部还清了。证人刘某陈述：戴玉和戴勇是姐弟关系，汤建武是戴勇的朋友，两人合作做放贷业务。余林保通过汤建武找戴勇和戴玉借钱，因为余林保只认得汤建武，并不认得戴勇和戴玉。后来听汤建武说收到了余林保的还款。余林保申请提出追加汤建武、戴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汤建武参与诉讼有利于查明资金往来的事实，予以准许，但戴勇与戴玉系姐弟关系，可以通过分配举证责任查明与戴勇的相关事实，无需追究戴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应如何认定涉案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二）余林保在借款合同中的款项是否已全部归还。关于焦点一。戴玉认为借款合同上的出借人是戴玉，资金也是从戴玉的账户直接打入余林保的账户，出借人当然是戴玉。余林保、汤建武认为借款合同上出借人一栏系空白，“戴玉”系事后添加，余林保不认识戴玉，也不认识戴勇，余林保是找汤建武借钱，出借人是汤建武，汤建武再找到戴玉、戴勇筹集资金打入余林保的账号。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涉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根据常理，签订合同的各方均应持有一份合同原件，本案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余林保却称合同正本只有一份，这与合同约定不符。第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仅戴玉持有一份合同原件，该合同原件上，出借人处填写了“戴玉”二字，这一事实本身即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余林保认为该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是汤建武，而不是戴玉，则应提交证据证明。第三，即使如余林保所称签订合同时出借人处是空白，现在看到的合同原件上“戴玉”系事后添加。这表示签订合同时出借人并不确定，而不能解读为出借人是汤建武。在合同签订时出借人不能确定，就只能通过之后的合同履行来判断谁是出借人。首先，戴玉持有并保管合同的正本原件；其次，戴玉本人或委托他人向合同中指定的余林保账户转款1500万元，完成了借款合同主要的交付款项的义务；再次，余林保在2012年10月10日向戴玉的弟弟戴勇转账167万元，并主张该款项是对本案借款的归还。另一方面，汤建武不持有涉案的借款合同，未与戴玉或余林保另行签订其他合同，亦未向余林保支付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借贷关系中最关键的两项内容：借贷的合意和款项的交付，均不涉及汤建武。因此，从本案的证据来看，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明显是戴玉，而不是汤建武。关于焦点二。余林保认为其通过六笔转账给汤建武1438万元，另向戴勇转账167万元，合计归还1605万元，本案1500万元借款本息已经还清。汤建武认可收到余林保上述还款，并称全部交给了戴玉、戴勇。戴玉认为余林保没有还款，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与本案无关，汤建武向戴玉、戴勇转账是双方其他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余林保向戴勇转账167万元。虽然出借人是戴玉，而不是戴勇，但戴玉与戴勇系姐弟关系，在戴玉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余林保向戴勇转账167万元，应认定为余林保归还本案的借款。（二）关于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的1438万元。按余林保和汤建武陈述，该1438万元系归还涉案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汤建武收到余林保的还款后又交给了戴玉、戴勇。那么从逻辑上及时间上，应该是余林保先将钱打给汤建武，汤建武收到钱后再将钱交给戴玉、戴勇，但各方资金往来却是这种情况：1、签订借款合同的当天即2012年9月4日，汤建武就向戴勇转账45万元；次日，汤建武再次向戴勇转账100万元。而余林保直到2012年9月29日才向汤建武支付了第一笔款项60万元。汤建武在收到余林保还款之前就向戴勇支付了145万元，且支付时间是在余林保借款的当天和次日，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并且，涉案借款合同约定借期是2个月，2012年11月3日到期，在余林保借款到期之前，汤建武就总共向戴玉、戴勇支付了552.7万元，将此款解释为汤建武替余林保向戴玉的还款，不合常理。2、在稍早的时间段，即2012年6月至12月，戴玉与汤建武签订了七份借款合同，并向汤建武支付了共计1583万元的借款。将汤建武在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多次支付给戴玉、戴勇的款项解释为对汤建武自己借款的归还更为合理。并且，除余林保所称的汤建武代其归还戴玉的十笔转账外，在同一时间段，汤建武还向戴玉、戴勇有多次其他转账，如：2012年9月3日、9月19日依次向戴勇转账219万元、50万元，2012年10月26日、12月26日向戴玉转账166万元、228万元。可见，从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戴玉、戴勇和汤建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有密集、连续的相互银行转账。余林保从汤建武向戴玉、戴勇的转账中挑出十笔，称该十笔转账系汤建武代其归还给戴玉的借款，却未能合理解释各笔转账时间、金额与各方借贷关系形成的逻辑关系和合理时间。3、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六笔，共计1438万元。余林保称该六笔转账是其归还涉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但在相同时间段内，汤建武亦向余林保多次转账，即：2012年9月5日转账100万元，11月20日转账60万元，12月20日转账100万元。余林保将其向汤建武转账解释为归还戴玉的借款，却不提汤建武向余林保的转账，不合常理。另外，从出庭证人的证言来看，证人均陈述汤建武与戴勇是朋友，只是听汤建武说余林保的钱已经还了。据此，与余林保、汤建武、戴玉和戴勇之间的资金往来、银行转账的事实相对照，余林保答辩理由、汤建武的陈述意见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鉴于本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出借人戴玉已按合同约定向余林保支付1500万元，余林保应依约定归还借款。戴玉从借款合同期满后（2012年11月4日）开始主张利息，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予以支持。余林保在2012年10月10日向戴勇转账167万元，故该笔款项从本金中剔除。戴玉主张余林保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因本案借款已通过收取利息获得合理收益，故对戴玉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戴玉主张余林保支付律师费45万元，但未予提交律师费实际发生凭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林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戴玉偿还借款本金133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333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二、驳回戴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88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887.5元，由戴玉负担20000元，余林保负担129887.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林保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银源投资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资料一份，拟证明该两公司先后于2011年5月31日、2012年5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戴勇，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戴勇持股100%；证据2长沙市芙蓉区鸿奕寄卖行工商营业证照及周宇斌证词，拟证明该寄卖行2010年3月30日成立，经营寄卖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虽为周宇斌，但实际投资人为汤建武并实际从事民间资金借贷。第二组证据余林保银行卡流水明细（从开卡之日起至现在），拟证明余林保是向汤建武借钱而不是找戴玉借钱，本案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第三组证据汤建武银行卡流水明细（从开卡之日起至现在），拟证明戴玉银行卡实为戴勇拨付资金，戴勇是该卡实际控制人，余林保在汤建武借款已经计入汤建武与戴玉戴勇的往来账，汤建武欠戴勇的款项中包括本案借款，如果汤建武欠戴勇的款项中减去本案借款，就会出现戴勇欠汤建武的钱的情况，而本案中汤建武至今承认仍欠戴勇、戴玉的钱，以此说明汤建武已将本案借款与戴勇、戴玉作了结算。第四组证据余林保还款凭证附表3，拟证明余林保所借款项本息已全部还清，欠款金额1647万元已全部转账至汤建武账上。第五组证据汤建武、邓某军、江某1850万元转账明细，拟证明汤建武陈述余林保已经偿还该款在其与戴勇结算中基本属实。第六组证据余林保、汤建武、周某光、肖某谈话笔录。拟证明余林保是向汤建武借钱，汤建武再找戴勇借钱，戴玉、戴勇存在虚假诉讼嫌疑。戴玉质证认为上述第一组证据中证据2未提供原件，且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7两份单位付款证明无负责人的签名，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第四组证据中的证据3无原件、无银行盖章；第五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第六组证据等证人出庭之后再发表质证意见。汤建武质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案借款系其经手，也是其向戴勇借款，余林保还款时才将款打到其账上。余林保申请证人周某光、肖某出庭作证、戴勇出庭对质，拟证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全部还清。戴玉申请证人周某、施某、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借款到期后向余林保追讨借款的过程。经本院通知，周某光、肖某、戴勇、周某、施某、徐某出庭作证。证人肖某、周某光分别陈述本案借款用途、还款过程及余林保与戴勇接触次数，戴勇对此表示否认并陈述公司资金业务对外以个人名义，戴玉系公司会计，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签订人，余林保还款时应还给戴玉。余林保对上述证人的陈述质证认为，周某光、肖某的陈述说明本案借款是一起连环借贷，周某、施某、徐某系戴勇的朋友及下属，无法排除陈述不真实。戴玉质对上述证人的陈述质证认为，周某、施某、徐某证言表明余林保与戴勇在借款之前认识，周某光与余林保系合伙关系，存在利害关系，戴勇系本案关键人物，对其证言应采信。汤建武对上述证人的陈述质证认为，肖某、周某光陈述属实，戴勇证言有一些无法核实，如果本案借款不在其与戴勇结算的1583万元之中，就会出现戴勇欠其钱的情况。本院认为，余林保前五组证据反映本案当事人在涉案期间银行流水明细，与本案案情存在关联，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出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力，需结合证人出庭作证及当事人质证情况综合进行认证。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戴勇持有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戴勇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借款人汤建武2013年3月25日”。余林保对应汤建武收款的银行卡信息显示：自2009年11月20日至2013年6月16日，余林保向汤建武转账汇款合计为39881000元，其中，2012年10月4日至2013年1月25日为1758万元。汤建武银行卡对应收款人余林保的信息显示：自2010年10月20日至2013年5月13日汤建武向余林保转账汇款合计为2435万元。上述余林保与汤建武转账金额冲抵后余林保余额为15531000元。戴勇、戴玉对应汤建武收款的银行卡信息显示：自2011年7月25日至2012年12月26日戴勇、戴玉向汤建武付款为1783万元，即：2011年7月25日100万元，12月14日50万元，2012年6月12日650万元（500万元+150万元），7月10日100万元，9月19日50万元，9月23日39万元，9月24日100万元，12月3日300万元，12月26日228万元。汤建武对应戴勇、戴玉收款的银行卡信息显示：自2009年1月14日至2013年12月13日，汤建武向戴勇、戴玉转账汇款25357000元，其中，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1月25日为9137000元，即2012年11月2日2077000元（107万元+1007000元），11月18日306万元，2013年1月24日70万元，1月25日330万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余林保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已经全部归还。一、二审中，余林保均提出借款本金及利息除向戴勇归还167万元外，其余部分全部转账给了汤建武，汤建武收款后将款转账给了戴勇，并提交了汤建武向戴勇、戴玉转账汇款的凭证。戴玉据此在一审提交了汤建武七份总金额为1583万元的借款合同，用以证明汤建武转账给戴勇、戴玉的款项不是归还余林保的欠款，而是归还汤建武自己欠戴勇、戴玉的款。从该七份借款合同的内容上看，第一份合同借款金额650万元，汤建武解释系其与戴勇共同出借给王某900万元中戴勇出借的部分，该笔借款王某已按期全部归还。王某接受本院调查时称2012年6月其在汤建武和戴勇处一次性借款900万元，签订借款合同是在戴勇控制的银源投资公司，该合同上未注明出借人的名称，所借本金及利息其已按照戴勇公司人员易某明、邓某军等人指定的账户全部还清。二审中，戴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转述戴勇不认可该650万元与王某有关的意见，但未对王某所述2012年6月通过汤建武向戴勇借款900万元王某在两个月内已全部归还明确表示不属实。戴勇、戴玉未予举证证实在650万元借款之外其与王某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其不向王某索要该巨额借款，前提只有王某已经归还该借款。结合戴玉对一审查明事实部分表示无异议，一审认定事实中包括王某证人证言，戴勇对一审开庭笔录、王某询问笔录所述向其借款900万元均未表示否认，或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故前述第一份合同汤建武借款650万元因与王某900万元有关，且王某已全部归还，故应认定650万元已归还。第二份至第七份借款合同金额合计933万元，借期自2012年7月至12月26日止，约定还款日均在2013年1月之后。对于该借款的归还，汤建武转账汇款凭证显示其自2009年1月14日至2012年12月13日向戴勇、戴玉转账汇款共计25357000元，其中，七份借款合同签订之前为573万元，签订之后至2013年1月25日为19627000元（2012年7月17日100万元，7月23日16万元，8月27日214万元，9月3日219万元，9月4日45万元，9月5日100万元，10月5日100万元，10月6日100万元，10月12日100万元，11月2日2077000元，11月18日306万元，12月13日55万元，2013年1月24日70万元，2013年1月25日330万元）。七份借款合同中第二份（2012年7月10日）100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汤建武分6笔向戴勇转账汇款694万元，第三份、第四份（2012年8月23日）合计139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汤建武分3笔向戴勇转账汇款300万元，第五份（2012年10月26日）166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汤建武分3笔向戴玉转账汇款5137000元，第六份（2012年12月3日）300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汤建武分3笔向戴勇转账55万元，第七份（2012年12月26日）228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汤建武分2笔向戴玉转账汇款400万元。上述2013年1月24日和1月25日合计400万元转款时间，与余林保转款给汤建武400万元的时间为同一天。根据上述情况，自七份借款合同中第二份至第七份借款合同（金额为933万元）签订后，汤建武向戴勇、戴玉转款19627000元，该款明显超出借款合同约定的金额，且依据戴勇、戴玉与汤建武两人有记录以来经济往来账目，汤建武转款给戴勇、戴玉的金额超出15527000元{25357000元-983万元[50万元+933万元（1583万元-650万元）]}，另加上余林保向戴勇还款167万元，合计为17197000元，该款已超出余林保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金额。戴玉在二审中辩称其持有汤建武2013年3月25日书写的一份200万元的借条，该款应计入汤建武欠付戴勇、戴玉的总款。戴玉虽持有该200万元借条，但并无相应银行汇款凭证或现金交付事实的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自然人提供贷款时生效”规定，不予采信。综上，戴玉所述本案出借款额未全部归还，因与实际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从以下情况看，也难以得出涉案借款至今未予归还的结论。1、本案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金额巨大，却无任何经济担保，无其他财产抵押；借款之前，双方并不熟悉或有其他经济往来；余林保借款事先通过汤建武，借款合同上无出借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余林保向汤建武归还借款的行为并非不正常。2、余林保在借款合同上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及联系电话，本案借款借期为2个月，如果该借款未归还，戴玉完全可依据借款合同上余林保的联系电话向余林保催还借款，二审中戴玉申请的出庭证人陈述本案立案前驱车前往岳阳寻找余林保催讨本案借款，但并未提供该交通及电话联系余林保的相应证据证实，余林保对此不认可，由此至本案起诉前，并无戴勇、戴玉要求余林保归还本案借款的事实。3、按照戴勇关于如果借款到期未归还一般会在逾期不久要求用款人重新出具借条以确认新的借款金额的说法，对于余林保这种巨额借款且逾期未归还，更应该有要求余林保重新出具借条的情节，但本案借款逾期近两年，直至起诉前余林保均未得到戴玉催还本案借款的通知。4、本案起诉时戴玉最初主张归还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半年后又增加为1500万元，该变化并不是基于起诉后新发现或之前遗漏的事实。5、戴勇与戴玉系姐弟关系，戴玉担任戴勇公司的财务，戴勇、戴玉在本案中的行为应视为共同意思表示，即汤建武在本案中向戴勇或戴玉转账汇款，应理解为同一个人在收款。鉴于汤建武承认收到余林保还款后相继转账给了戴勇、戴玉，汤建武在欠付戴勇、戴玉款项之外向戴勇、戴玉多转款1700万余元，戴勇、戴玉在本案中至今未提交多收该款行为正当的证据，或相应合理的解释，而且戴玉在一、二审中均陈述汤建武还欠戴勇、戴玉借款未还，在这种情况下，汤建武向戴勇、戴玉多付款额的事实，只能说明是在归还余林保在本案中的借款，故余林保本案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应认定已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余林保在本案中的借款债务因已全部归还，不应再承担清偿责任。戴勇所持有的汤建武七份借款合同，若还有其他证据，可以另行主张该债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余林保上诉理由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129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戴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88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1780元，合计251667.5元，由戴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金       霞审 判 员 周       春       梅代理审判员 龙               菲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胡翔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