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民终32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根，男，194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成，男，195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泉，男，195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昌元，男，195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莹，浙江八咏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昌根、何昌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宗翰，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志群，男，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宝喜，女，193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平平，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美华，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诉人何昌根、何昌成、何昌泉、何昌元、何志群因与被上诉人何宝喜、原审被告何美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上诉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回避多处关键事实，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其理由分述如下：一、一审法院对四间房屋的归属的认定是错误的，四间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在1951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办理房屋首次登记时，母亲刘小妹、大儿子何兆兰、大儿媳余金翠、孙女何宝喜、外孙胡关兴（何兆兰外甥，与何兆兰共同生活）、小儿子何寿海、小儿媳、孙子何昌发、何昌根、何昌成一家共10人，登记了一共4间房屋，此4间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理由如下：1、（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中“何兆兰户1951年取得的房屋三间，系根据分析契，与母亲刘小妹分开立户取得”，是无中生有，在本案中原被告的证据材料中从无该“分析契”，也无该“分析契”存在的线索。2、（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所述：何兆兰、何寿海分割刘小妹的房屋与田产，何兆兰与胡关兴分割何兆兰的房屋、田产。该陈述与契约的形式、内容是相互矛盾的。首先，如果是何兆兰、何寿海分割，何兆兰与胡关兴分割，那么立约人应为何兆兰、何寿海、胡关兴三人，而实际立约人为余金翠、何寿海；其次，契约约首即载明“长幼二房拍公约定”，故（2017）浙0782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书对1953年契约中房屋田地山场的归属的认定是错误的，非刘小妹、何兆兰的房屋田产，而应是家庭共有财产。3、（2017）浙0782民初300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楼屋上下两间，即双方各得一间”，契约共约定了2间房屋的归属。该认定是错误的，与1953年契约、1955年契约是矛盾的。1953年契约载明“取援胡关兴中间右边房屋楼上下两间，前坟头计田四斗”，1955年契约将1953年中已经明确给胡关兴的“坟头边田一处四斗”“楼屋上下四间”分割给胡关兴，因为立约人不同，两份契约对房屋、田产的描述方式不同，但对照看出，1953年的“房屋楼上下两间”与1955年的“楼屋上下四间”表达的是房屋两间。即1953年契约共约定了家庭共同财产4间房屋的归属。综上，1951年时四间房屋为母亲刘小妹、大儿子何兆兰、胡关兴、儿子何寿海等10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二、一审法院对四间房屋的分割归属认定错误，前后矛盾。（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953年的契约”，何寿海、胡关兴“各得房屋一间”，“刘小妹所遗留的房屋一间”“由何兆兰、何寿海分割”，即何寿海取得刘小妹遗留的房屋一间。“1955年的契约表明，原属刘小妹的房屋一间及相邻的何兆兰户一间，由余金翠户出给胡关兴”，“其余两间房屋属余金翠、何宝喜。”即何寿海的房屋被余金翠处分给了胡关兴。“被告辩称其依据1953年的契约享有对涉案房屋两间的所有权，但实际仅为房屋一间”，即何寿海拥有房屋一间。（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前后3处对何寿海拥有的房屋的认定自相矛盾。1953年前后，何兆兰死亡，具体死亡时间无法确认。1953年，余金翠和何寿海在多方见证下签订契约，长幼二房分割房屋田地山厂进行分割，其中长房为大儿媳余金翠、孙女何宝喜、外孙胡关兴3人，幼房为小儿子何寿海、小儿媳、孙子何昌发、何昌根、何昌成5人，载明幼房何寿海取得“旧屋楼上下两间”，取援胡关兴“中间右边房屋楼上下两间，前坟头计田四斗”。该契约为长幼两房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其中胡关兴为长房的成员，因为其非何兆兰、余金翠所生，且为长房唯一男丁，故在契约中要特地将胡关兴的份额明确。1955年何宝喜与胡关兴立约实践1953年的约定，分割财产。将“取援胡关兴”“中间右边房屋楼上下两间”“前坟头计田四斗立约”、登记给胡关兴，首先立约将“坟头边田一处四斗”“楼屋上下四间”分割给胡关兴，其次办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变更，何兆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中“坟头边”田和房产的“备考”注明“分析契19570”和“分析契19570南胡关兴屋”，何兆兰的土地房产清册中田和房产分别记载了“转移变更情况”和“备注”。综上，家庭共有财产四间房屋幼房何寿海户取得两间，胡关兴取得中间右边两间。三、一审法院未结合实际情况，适用法律错误。（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是明显错误的。首先，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相冲突的。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发》颁布，农民对土地、房屋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与现行的物权法对物权设立、变更等的登记不是同等概念，并不能作为当然的权属登记。其次，《内务部函复几个有关土地纠纷问题的请示》（内地[52]字第161号）、司法部《关于土地改革后所生子女在家庭内是否有土地权及分家问题的批复》（[53]司行字第345号）两个文件可以看出，在土改过程中，对于土地房产的登记是登记到户，而非登记到个人。并且上述两份文件明确如登记后出现出生、分家、析产、死亡等事项，均在“生不再分、死不抽回”的基础上家庭内部解决。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20世纪70、80年代对土改过程中的土地、房屋登记产生纠纷的大量批复，认为当时的权属登记不能作为当然的确权依据，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世界、孙世明与孙洪武等人房屋继承申诉案的复函》（89民他字第46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文件，均主张土改时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行为系代表全体共有人的登记，对于家庭共有财产应按先析产后继承的原则处理。第四、1951年刘小妹、何兆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可见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的冲突，刘小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没有转移变更情况、何兆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了“拍出2间，自留1间”，拍出的房屋四至情况又不符，何寿海分到了房屋却未进行登记，这些情况都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内务部复函几个有关土地纠纷问题的请示》、司法部《关于土地改革后所生子女在家庭内是否有土地权及分家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法环境是相符合的，由母亲刘小妹、长兄何兆兰代表户内其他成员登记土地房产，出现出生、分家、析产、死亡等事项，均在“生不再分，死不抽回”的基础上家庭内部解决，并不当然的进行变更登记，且变更登记也并不准确，主张家庭内部解决。综上，（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对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是明显错误的。家庭共有财产四间房屋登记在母亲刘小妹和长兄何兆兰名下，1953年，长幼二房析产，约定幼房何寿海得到房屋二间，另二间由长房中胡关兴取得，1955年，胡关兴与长房中其他人析产取得之前约定其取得的房屋二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3010号民事判决书，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何宝喜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四间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的说法是错误的。1951年土改登记时，何兆兰为一户登记了三间房屋，刘小妹单独一户登记了一间房屋。该四间房屋虽然是相连在一起，但确实两个不同的主体。1951年土改登记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至今也作为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来源之一，1951年土改登记是有效的，且至今涉案的房屋也是由答辩人户一直使用居住至今；2.上诉人认为应按照1953年契约来认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按照1955年的屋约对房屋进行分家析产。1953年的契约中何兆兰并没有签字，何宝喜和胡关兴均没有签名，所以也不能向上诉人所称的系家庭共有财产，所有家庭人员进行分家析产。1955年时将其中的两间拨给胡关兴户，这一事实经当时的人民政府颁发了契证，且今后也是按照该拨约的约定登记在刘小妹户的一间及登记在何兆兰户与刘小妹相连的一间是拨给胡关兴所有，该两间做出了契证，从契证记载的四至情况以及何兆兰户的四至情况及刘小妹的四至均是相符，故诉争的房屋原登记在何兆兰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作为法定继承人对该房屋主张继承拥有房屋所有权是符合法律规定。
原审被告何美华未作陈述。
何宝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位于义乌市间两层房屋（土改登记三间房屋中间一间）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宝喜系何兆兰（1953年7月亡故）、余金翠（1989年10月亡故）之独女。被告何志群、何美华系何昌发（已亡故）之子。被告何昌根、何昌成、何昌泉、何昌元及何昌发系何寿海（已亡故）之子。何兆兰、何寿海系何永禄、刘小妹之子。1951年7月24日，刘小妹为户主取得位于义乌市房屋一间，四至为东至何兆兰宅，南至何金林宅、西至何金荣宅、北至大路。同日，何兆兰为户主取得义乌市房屋三间，四至为东至何金荣屋，南至天井，西至何永禄妻屋、北至大路，家庭成员为妻余金翠、女何宝喜、外甥胡关兴。上述两处房产均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何兆兰户的证备考栏注明为“分析契19570”。1953年农历正月，因刘小妹亡故，余金翠、何寿海签订契约一份，载明刘小妹所遗房屋、田地、山场由长幼二房分割，其中长房何兆兰户取得羊栏坞山一片、黄泥坞田六斗；幼房何寿海取得旧屋楼上下两间、东山脚田七升、地八处、老河沿地二处；外甥胡关兴中间右边房屋楼上下两间、前坟头田四斗（何兆兰户内拍）。1955年4月，余金翠、胡关兴立契约一份，载明因外甥与舅母分开居住，将坟头田四斗、楼屋上下四间（东至本人屋、南何金林屋、西何金荣屋、北至路）分割给胡关兴。1955年5月，根据上述契约，胡关兴办理了上述楼屋二屋的契证。现涉案房屋已拆除。
一审法院认为，何兆兰户1951年取得的房屋三间，系根据分析契，与其母亲刘小妹分开立户取得，且载明了家庭成员，故该房屋为其户财产，非被告所称的家庭共有财产。被告称涉案房屋系家庭成员共同建造，未提供依据，该院不予采信。1953年的契约，何寿海取得的是楼屋上下两间、胡关兴取得的也是楼屋上下两间，即双方各得房屋一间，但何兆兰未分得房屋，如何兆兰的三间房屋属遗产，则应当明确何兆兰的份额，且胡关兴所分得的田地明确由何兆兰户分割，因此该份契约实际上是将刘小妹的遗产及何兆兰户的财产作了明确，其中刘小妹所遗留的房屋一间、田产为遗产，由何兆兰、何寿海分割，何兆兰户的房屋、田产由何兆兰、胡关兴分割，故何兆兰户的三间房屋与何寿海无关。1955年的契证表明，原属刘小妹的房屋一间及相邻的何兆兰户一间，由余金翠户出给胡关兴，由其办理契证。故其余两间房屋属余金翠、何宝喜。现余金翠已亡故，该房屋中其份额由其女儿何宝喜继承，该房屋由何宝喜所有。被告辩称其依据1953年的契约，享有对涉案房屋两间的所有权，但实际仅为房屋一间，与何兆兰户的房屋无关，且在涉案房屋于1955年办理契证后，被告方在过了近六十年后才提出异议，故被告的抗辩于法无据，于理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请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确认1951年7月24日登记于何兆兰户的原坐落于义乌市间房屋的中间一间归原告何宝喜所有。案件受理费40元（已减半），由被告何昌根、何昌成、何昌泉、何昌元、何志群、何美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何宝喜、原审被告何美华均未提交新证据。五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义乌市农村住宅用地审批表、情况说明、后宅街道何界村土地使用权面积核实清册各1份，用以证明坐落于何界村旧房房屋一处三间一厢是在1951年登记时是母亲刘小妹、大儿子何兆兰、大儿媳余金翠、孙女何宝喜、外孙胡关兴（何兆兰外甥，与何兆兰共同生活）、小儿子何寿海、小儿媳、孙子何昌根、何昌成一家共9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何界村2014年9月18日至2014年9月24日公示由上诉人取得诉争房屋，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群众均无异议。被上诉人何宝喜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三份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14、2015、2011年，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时取得并提供。该三份证据均是2011年以后形成不能证明50年代析产的相关情况，该三份证据也恰恰证明了原房屋虽然灭失但房屋相关权益仍然存在，且上诉人也就原房屋的相关权益向村申请了旧村改造。上诉人提供的后宅街道何界村土地使用权面积核实情况与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是有矛盾的，面积核实情况里面第45记载的是刘小妹已故（待继承），2015年的情况说明却反映了该房屋由何昌发、何昌根、何昌成、何昌泉、何昌元五人继承。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的面积核实情况与2015年的情况说明，发生过任何继承行为。义乌市农村住宅用地审批表，该房屋的相关权益应由答辩人享有，该审批行为是错误的。原审被告何美华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审核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义乌市农村住宅用地审批表、情况说明、后宅街道何界村土地使用权面积核实清册只能证明何昌泉、何昌根、何昌成、何昌元、何志群等5人是以继承已故奶奶房屋为由报批建筑占地22.6平方米。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10月8日，何昌泉、何昌根、何昌成、何昌元、何志群等5人填写了后宅街道农建字（2015）第329号义乌市农村住宅用地审批表，以继承已故奶奶房屋一处为由报批建筑占地22.6平方米，并经相关部门批准。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请求确认原位于义乌市间两层房屋（土改登记三间房屋中间一间）归其所有。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土地房产清册可证实，1951年根据分析契何兆兰户有房屋三间，家庭成员为何兆兰、余金翠、何宝喜、胡关兴等四人，其母亲刘小妹有房屋一间，四间房屋相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四间房屋为刘小妹等10人共有财产。1953年因刘小妹亡故，余金翠、何寿海签订契约一份，何寿海取得刘小妹楼屋上下两间，胡关兴从何兆兰户房屋取得楼屋上下两间，但未涉及本案所涉房屋。1955年余金翠与胡关兴所立契证表明，上述四间房屋中西边两间给胡关兴，并办理契证。因而本案要求确权的房屋应属余金翠、何宝喜。上诉人认为依据1953年的契约，其享有对涉案两间房屋的所有权与事实不符，虽然1953年余金翠、何寿海签订契约中约定何寿海取得刘小妹房屋一间，但该房屋胡关兴于1955年办理契证，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曾提出过异议。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何昌根、何昌成、何昌泉、何昌元、何志群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耐萍
审 判 员 虞惠珍
审 判 员 郑林军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徐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