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台商终字第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赞文。
委托代理人：王晓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崇义。
委托代理人：蔡福友。
委托代理人：张琼瑶。
上诉人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畅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经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晓亮，被上诉人畅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福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1年6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合同编号为：合同字JDCD-012号）和合作合同。合同协议书约定，原告所需的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GPS定位＋车辆调度＋3G视频＋客流统计）和建立智能公交管理系统的软件及相关服务由被告提供，包括设备组成（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及智能公交调度和管理平台）和设备及后台功能，本项目共809台分三批次安装运行，有具体的供货清单及报价、双方责任、建设计划、支付方式、售后服务、违约赔偿等条款。同时，双方在附件一：温岭市客运车辆GPS及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报价表中约定“通信费，中国联通，809台，注：由建设单位支付，含联通SIM卡。”2011年6月8日，双方签订合作合同，合作合同约定，由原告将上述车辆的车内广告的经营权和发布权授让给被告，被告针对已装车载DVR一体机及以上车载广告设备的车辆以2000元／辆的广告使用费支付给原告；原告应确保提供给被告方的本合同涉及的所有车辆广告发布权和经营权是经有关政府部门许可经营的。后，原、被告双方又分别于2012年1月17日、2012年9月4日签订了二份补充协议，后一份协议第2条中约定，第三批（300辆）车载系统安装的启动时间以原告方书面通知为准，如原告方终止第三批的安装工作，被告方在接到原告正式书面通知后，随即退还原告第三批预付款总额的80%（其余20%作为对被告方在设备订购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损失的补偿）。第6条约定，根据双方2012年1月17日签订的关于广告运营的补充协议，原告同意除已安装的310辆仍按照此协议（合作期定义：2012年3月1日-2021年3月1日）继续执行，其余车辆合作期定义的起始时间以原告签署的设备完工验收报告之日为准。同时，原告可从设备二期中直接扣除被告需支付的广告信息费（2000元／辆）。后双方互相发函就第三批车载系统的安装、广告费用、SIM卡费用等问题进行协商。另查明，被告共实际安装310辆车载系统，并经原告验收合格。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软件款100000元，维修费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及310辆车载终端设备款1713600元，以上合计1951600元，原告共计汇款给被告2473550元。
原告畅达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2011年6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合同编号为：合同字JDCD-012号）和合作合同。合同协议书约定，原告所需的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GPS定位＋车辆调度＋3G视频＋客流统计）和建立智能公交管理系统的软件及相关服务由被告提供，包括设备组成（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及智能公交调度和管理平台）和设备及后台功能，本项目分三批次安装运行，有具体的供货清单及报价、双方责任、建设计划、支付方式、售后服务、违约赔偿等条款，争议由原告所在法院管辖解决。合作合同约定，由原告将上述车辆的车内广告的经营权及发布权授让给被告，被告以2000元／辆作为广告使用费支付给原告，争议由原告所在地法院解决。2012年1月13日，双方就上述两份合同签订了补充协议，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截止至2013年12月31日止，无论乙方是否在车辆上安装广告载体，乙方均需支付所有已安装车辆DVR一体机的广告信息费给甲方。被告实际于2011年7月10日安装第一批次，共70辆；于2012年3月15日安装第二批次，共240辆，两次安装合计310辆。原告先后支付给被告2473550元，实际应付被告310辆设备款1713600元、软件款100000元、维修款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合计1951600元，尚留521950元作为第三批次的预付款。按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广告使用费620000元（310辆×2000元／辆），根据双方在2012年9月4日再次签订的补充协议第6条约定，该款项原告可从设备二期款中直接扣除，因此，该620000元也应当作为原告支付给被告的第三批次的预付款。两项合计，原告留在被告处的第三批次设备预付款为1141950元。之后，原告多次通知被告前来安装第三批次车辆车载视频系统，但被告一直搪塞拖延。2013年8月7日，原告再次致函被告，要求被告在接函后10天内，前来安装车内广告、安装第三批次车载视频系统，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则视为被告严重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但时近半年，被告至今仍不前来安装第三批次车辆车载视频系统，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同时，原告在使用被告安装的车载视频系统过程中，经常发生质量故障，原告曾多次发函要求被告前来维修，但被告均无理推脱责任，对发生的质量故障不予维修，其行为已明显违反双方的约定。此外，被告提供的GPS监控车载终端依法必须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书并标注强制性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其他经营性活动中使用，而被告却无法提供，因被告提供的产品属于非法产品，导致原告已安装310辆智能车辆终端一体机设备和管理平台均需重新更换合法产品，按终端每辆2000元计310辆设备更换费用为620000元，管理平台软件款100000元，合计72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不仅向原告提供非法产品，而且在收取原告第三批次预付款后，几经原告多次催促，至今仍不履行安装义务，导致原告安全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项和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被告除应返还原告预付款外，还应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请求判令：一、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二、被告返还预付款1141950元；三、被告赔偿原告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720000元；四、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经达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关于认证问题。1、交通部（2011）158号文件发布后，要求车辆必须安装GPS车载终端系统。该文件发布后，按交通部的规定，作为承建单位，凡经交通部批准的、拥有合法资质的，就不存在这个认证的问题。2、GPS车载系统安装的是一个整体，原告提出要认证的是配件。配件是要认证的，但生产配件的源头公司已通过认证。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被告公司加工的产品，是合格产品，不需要重复认证。二、关于第三批次设备安装的问题。要启动安装需有书面文件，原告并没有发出启动函，安装的前提条件不足，相关的责任不在被告公司，违约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关于原告要求赔偿的问题。被告是收到了200多万元，做了二批的安装，但双方之间的账没有算，原告主张52万左右的款项不能当作预付款，是未结款。关于按照合同约定广告使用费62万元，原告收取这个广告使用费的条件不成熟，因为广告位是需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原告没有获得相关批准，故将62万元作为预付款的理由不足。原告认为是非法产品而要求赔偿损失72万元，但原告的车辆营运是正常的，产品根本不需要更换，原告要求赔偿的理由不足。四、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被告代为垫付的移动公司的通信费106100元。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如原告坚持解除合同，应赔偿被告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合同应否解除，违约责任由谁承担，被告是否应承担原告的经济损失。二、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广告费。三、原告是否应当承担移动SIM卡通信费用。一、关于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违约责任的承担，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主要为被告方提供的产品是否合法，即车载GPS终端是否需要3C认证问题。原告提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认证函（2007）191号批复，该批复认为，GPS监控车载终端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需经认证后方可销售、使用。被告方提供的产品未经认证，属于非法产品。被告提供了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均为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且GPS监控车载终端无需认证，系其中GSM模块应当申请3C认证，而被告已经取得此认证。经审查后认为，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管理部门，其作出国认证函（2007）191号批复应当是对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的有权解释，根据该批复，可以认定“GPS监控车载终端”属于需要“3C”认证的范围。2012年12月11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2012年第30号公告修订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第十六大项第6小项，“移动用户终端”中明确将“车载终端”设备列入强制认证目录范围，明确了GPS车载终端属于3C认证的范围。被告方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均只是证明被告方的卫星定位系统平台和生产的车载终端符合国标，能够证明被告方取得了生产“GPS监控车载终端”的资质和产品的功能、质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故被告方提供的产品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仍不能免除其必须经过行政强制认证的责任。二、关于广告信息费。被告方认为，因原告方未获得有关部门关于广告经营的许可，致使原、被告之间关于广告经营权有关协议无法履行，原告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不应支付广告信息费。原告方提供的营业执照中已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明确许可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第26条的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楼宇、商（市）场等户（室）内电子显示装置上发布广告的，广告发布者应当将广告作品在发布三日之前报县级以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备案”。根据该条例的规定，被告作为广告经营者只需向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备案，而无需行政部门的广告经营许可。因此，被告对该项答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广告信息费。原、被告双方明确约定广告信息费为2000元／辆，合作期限为9年（2012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原、被告双方在2012年9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再次确认已安装的310辆执行上述方案。因此，截止原告起诉时，被告应当支付广告信息费137778元（2000元／辆×310辆÷9年×2年）。三、关于移动SIM卡通信费用。虽该GPS车载终端需要二张SIM卡来支持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行，且原、被告双方的往来函及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中也能够显示被告购置了移动SIM卡的情形。但原、被告双方在《温岭市客运车辆GPS及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报价表》中明确约定了由原告方支付的通信费为“中国联通，含联通SIM卡”，而对被告使用的移动SIM并未作出明确约定。被告方作为车载终端产品的承揽人，必须确保其提供的产品能够正常运行，而购买移动SIM卡维持车载终端产品的使用功能是被告方的责任，应当推定该部分费用已包含在被告方对整个车载终端产品的报价中。且被告提供的中国移动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的发票中显示的金额，混同了被告为其他客户支付的GPS定位通信费用，既无法查明原告公司实际使用的通信费用，也证明了被告作为车载终端的生产者支付GPS定位通信费是其交易习惯。综上，被告对其要求原告承担通信费106100元的答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该院认为，原告畅达公司与被告经达公司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对被告方提供的产品是否需要进行认证，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被告作为承揽方，应当确保其交付的工作成果能够符合定作人正常使用该产品的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国家规定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的，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GPS监控车载终端”作为必须经过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被告方提供的产品未经3C认证，且未表示能否完成产品的3C认证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故原告方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被告方提供的车载终端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现原告主张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未履行部分不再继续履行，原告可依法要求被告返还多付的款项并赔偿因被告过错行为而造成的损失。虽被告方认为存在16辆报废车已安装的设备原告未归还，但被告对此并未举证证明，因此，认定原告方应当支付310辆已安装车辆设备款共计1713600元。结合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款项：原告方已付款2473550元，原告应当支付软件款100000元，维修费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故被告应返还521950元。另，对已经完成车载终端安装的310辆车被告应当按约支付广告信息费137778元。综上，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共计659728元。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720000元，该院认为，原告方并未对其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被告代为垫付的移动公司的通信费106100元的答辩意见依据不足，对该答辩意见也不予采纳。被告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答辩意见，因被告系合同解除的过错方，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解除原告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二、被告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欠款等659728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558元，由原告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158元，被告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9400元。
上诉人经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车载终端是否需要3C认证问题”的论理中隐瞒庭审事实、曲解行政法规。1、被上诉人在提交诉状及证据时，向一审法院和上诉人都提交了一份温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14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上诉人对此“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并表示将对此“证明”的背景进行质疑和投诉，因此，被上诉人当庭撤回此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已撤回的证据采信并作为裁定依据不当。2、根据2014年5月7日由国家交通运输部、国家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签发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和车载终端应当通过有关专业机构的标准符合性技术审查。对通过标准符合性技术审查的系统平台和车载终端，由交通运输部发布公告。”据此，车载终端是否合法，应依交通运输部的公告为准。3、一审判决提到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2007）191号批复和2012年第30号公告（该公告已废除了（2007）第9号公告），但并未引用上述2个文件的原文。一审判决也忽略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第9号公告《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上诉人提供的车载GPS终端使用了GSM模块，但仅作为数据传输模块使用，该模块已单独通过了3C认证。因此，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一款已由被上诉人正式验收和正常运行了3年多的、并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入网运行的、其获取的车辆动态监督管理数据已录入国家车辆动态监督管理数据库的车载GPS终端设备判定为非法产品，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法院在双方账务的认定中，选择性使用证据，偏袒被上诉人，致使上诉人遭受310889元的额外损失。1、一审判决书在广告信息费的认定中，隐瞒了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一份手写的协议书。按照被上诉人提交的这份协议书，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其一年的广告信息费68889元。尽管该份协议未获上诉人同意，但要求上诉人支付一年的广告信息费68889元系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支付两年的广告费错误。2、被上诉人应承担移动SIM卡的通信费用。双方在《温岭市客运车辆GPS及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报价表》中有2条明确约定由被上诉人支付通信费用：（1）报价表序号一、3，载明：通信费、中国联通、809台。注：由建设单位支付，含联通SIM卡；（2）报价表说明3载明：年通信费用及宽带费用由建设方支付。根据以上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106100元的通信费。3、被上诉人应当承担132000元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于2011年9月16日通知上诉人启动第三批次终端安装，后迟迟不让安装。又于2012年9月7日通知上诉人暂停第三批的安装工作，后一直由于被上诉人诚信缺失造成第三批设备至今在上诉人仓库中，因此，被上诉人应该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2年9月4日的补充约定向上诉人作出赔偿。以上三笔使上诉人白白多损失了306889元，再加上一审判决把被上诉人应付设备款从1717600元减少到1713600元，又差4000元，共计让上诉人损失310889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畅达公司答辩称：一、车载终端必须通过3C强制认证，一审判决理解和适用法律完全正确。首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属于法律依据而不作为证据，提供这些法律依据只是便于法院查找、理解和适用，因而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综合加以阐述并无不当。至于温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证明，因为上诉人提交了大量的法律依据并要求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人基于对等原则才重新要求将这份证明也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明经过双方质证，但一审判决并未将该证明作为证据加以认证。退一步说，法律并没有禁止撤回的证据不能重新提交。事实上，在判决书的裁判理由部分，法院认定车载终端是否需要3C认证时所引用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国家认监委的文件，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其次，关于车载终端是否需要3C认证的问题，被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国家认监委2007年第9号公告、国认证函（2007）191号文件、国家认监委2012年第30号公告都明确规定GPS车载终端属于3C强制认证范围。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国家认监委是唯一有权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并作出解释的部门，交通部或国务院其他部门都无权变更强制性产品认证的适用范围。更何况，交通部发布的文件中从未提到过车载终端不需要3C认证。第三，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的车载终端设备3年多时间，上诉人至今无法提供产品认证证书，并一再表示该产品不需要3C认证，足以认定该产品未通过3C认证。二、关于账务认定。第一，关于广告信息费。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应当支付9年的广告信息费620000元，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坚持该项诉请，手写的协议书是上诉人所写提交给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请求只付一年的广告信息费，但被上诉人没有同意。第二，关于通信费。承揽合同的承揽人拥有专业优势，除承揽合同明确由定作人另行承担的费用外，其他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费用均由承揽人负责，这是由承揽合同的性质所决定的。报价表明确载明联通卡由被上诉人支付，显而易见，移动卡不属于被上诉人支付的范围。报价表序号一、3和说明3载明的“年通信费用及宽带费用由建设方支付”并不矛盾。假如移动卡属于定作人委托承揽人代为购买支付，自然应当单列费用或者在合同中明确每月另行加付多少费用。第三，关于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未经3C认证的非法产品，不能实现保证产品合法可用这一最起码的合同目的，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便从履行合同的情况看，被上诉人曾经多次要求上诉人前来安装第三批终端设备，但是上诉人却以各种理由既不前来安装产品又不退还多收款项，产品出现故障后因没有配件无法维修且撤回维修人员，并多次关闭系统后台导致车载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上诉人违约的事实非常明显。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原审对“原告应当支付给被告软件款100000元，维修费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及310辆车载终端设备款1713600元，以上合计1951600元，原告共计汇款给被告2473550元”一节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本院另认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软件款100000元，维修费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及310辆车载终端设备款1717600元，以上合计1955600元，被上诉人共汇款给上诉人2473550元。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双方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国认证函（2007）191号批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将“GPS监控车载终端”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的“移动用户终端”，该批复针对的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9号公告，从该公告的附件《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产品种类和对产品种类的描述内容看，上述附件将“移动用户终端”解释为“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移动通信网络中使用，实现通信功能的GSM（TDMA）或CDMA蜂窝移动终端设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第30号公告废止了2007年第9号公告，但从2012年第30号公告重新颁布的附件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移动用户终端”解释为“在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移动通信网络中使用，实现通信功能的各类制式蜂窝移动终端设备。包括移动通信模块”。从前后两个公告附件对“移动用户终端”的解释内容看，2012年第30号公告所确定的解释涵盖2007年第9号公告的解释。因此，在2012年第30号公告对“移动用户终端”范围进一步扩展、且上述2012年第30号公告附件明确移动用户终端设备包括车载终端设备的情形下，参照国认证函（2007）191号批复内容，应当将包含移动、联通通信系统的涉案产品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认定为2012年第30号公告附件所确定移动用户终端。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第30号公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涉案产品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应当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虽然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提供的系统平台符合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标准，但该事实不能免除其必须经过行政强制认证的责任。综上，涉案产品智能车载终端一体机作为应当经过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上诉人提供的产品未经3C认证，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提供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产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全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未履行部分不再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可依法要求上诉人返还多付的款项。由于致使本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上诉人，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广告信息费问题。双方在2012年9月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已安装的310辆车的广告运营合作期为2012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第26条的规定，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获得有关部门关于广告经营的许可，致使双方之间关于广告经营权有关协议无法履行的主张也无法得到支持，故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起诉时间为依据，将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广告信息费确定为137778元（2000元／辆×310辆÷9年×2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双方曾经协商确定两年广告信息费双方各承担一半，但在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形下，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移动SIM卡通信费用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温岭市客运车辆GPS及车载视频监控系统报价表》中明确约定了由被上诉人支付的通信费为“中国联通，含联通SIM卡”，而对移动SIM的费用并未作出约定。上诉人作为专业的车载终端产品的承揽人，其对其提供的车载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应当产生的费用应当十分清楚，上诉人如认为移动卡的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则在合同对联通卡的费用作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上诉人不对移动卡的费用进行约定显然不合情理。结合上诉人已经支付移动SIM卡相关费用的事实，原审法院推定涉案移动SIM的费用已经包含在涉案车载系统报价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应退还的预付款金额问题。原审法院确定被上诉人应当支付310辆已安装车辆设备款1713600元有误，本院纠正为设备款共计1717600元（5500＊296＋6400＊14），结合被上诉人已付款2473550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软件款100000元、维修费114000元、地图费24000元以及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广告信息费137778元的事实，上诉人应当返还原告共计655728元。综上，原审判决因涉案设备款金额确定有误致使确定的上诉人应当返还的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和（三）项；
二、变更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4）台温商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上诉人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被上诉人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欠款等65572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5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558元，由被上诉人浙江畅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158元，上诉人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9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57元，由上诉人上海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代理审判员 马永飞
代理审判员 洪海波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庞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