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023民初1383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刘秀，女，198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监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庆武（原告刘秀之夫），住址同上，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霖，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申请执行人）：黄洁，女，197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火星（被告黄洁之父），男，1952年1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监利县，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基新，河北金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被执行人）：翁爱萍，女，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容城镇。
第三人（被执行人）：阮梅清，男，196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中共监利县委统战部干部，住容城镇。
原告刘秀与被告黄洁、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因与本院受理的其他三个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原告沈林波与被告黄洁、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2016）鄂1023民初1384号；原告何红立与被告黄洁、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2016）鄂1023民初1385号；原告刘秀与被告黄洁、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2016）鄂1023民初1463号）涉及同一执行标的、同一法律关系，故决定合并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连庆武、郭霖、被告黄洁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火星、肖基新、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执行裁定书、（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民事裁定书，并停止对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540㎡的宗号为020303056-38的土地的执行。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8月，原告刘秀的公公连锡富与第三人翁爱萍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翁爱萍名下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112.5平方米给连锡富。同年，连锡富在该宗土地上兴建了一栋两间三层的楼房。原告于2012年2月29日与连锡富之子连庆武结婚，婚后一直在该房居住。2015年8月，原告的公公、丈夫均同意以刘秀名义办理房屋产权证，分别于2015年9月10日、14日缴纳了土地勘测费、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税等税费，并与本案第三人到监利县国土资源局办理完毕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因被告黄洁以与第三人阮梅清、翁爱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贵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贵院对翁爱萍名下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宗地号020303056-38号540平方米地块全部查封，导致土地部门无法向原告发证，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贵院提出执行异议，贵院以（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原告不服该裁定，认为其依法履行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依法占有使用了该土地，非因原告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且原保全裁定载明被告仅缴纳5万元的现金担保，远低于540平方米地块价值，查封程序违法，故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黄洁辩称，原告刘秀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理由如下：刘秀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涉案土地四年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告存在过错、第三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存在恶意转让财产规避债务的行为、给付土地转让价款收据系伪造等。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翁爱萍、阮梅清述称，1、请求法院解除对土地的查封。诉讼以后，和黄洁签订有两个还款协议，约定由单位扣发工资偿还借款，我们之间已达成了还款协议，请求法院解除查封；2、没有恶意转让财产的行为。所借款全部打在兄弟的帐上（用于兄弟的公司周转），我兄弟于2015年8月28日失联，土地转让申请时间是2015年8月3日，显然不是恶意转让；3、与刘秀、何红立有亲戚关系，钱确实已经给了，以后才补的条子。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刘秀向本院提交了2011年8月28日翁爱萍与连锡富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2014年10月18日翁爱萍与连锡富及刘秀签订的《补充协议》、翁爱萍出具的10万元土地转让款收据等证据，用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黄洁认为该《土地转让协议》并非真实存在，翁爱萍出具的收款收据系伪造，没有证据证明连锡富或刘秀支付土地转让的对价；且时隔四年才于2015年8月申请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刘秀不能证明其无过错，黄洁并向本庭提交了本院组织执行异议听证的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连锡富在2011年与翁爱萍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后，于同年在该土地上修建了房屋，实际占有使用到现在，对该《土地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本院予以认定；但刘秀提供的支付土地转让款收据，翁爱萍当庭承认与刘秀有亲戚关系、收据系事后出具，刘秀之夫连庆武在本院组织执行异议听证时也承认翁爱萍没有给收款凭证，故对该收款收据本院不予采信。
刘秀还提交了有关办理土地转让手续所缴纳的税费等票据，用以证明该土地查封前，原告与第三人向土地等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并缴纳了全部税费，其未办理过户不存在过错。黄洁认为，刘秀事隔四年才去办理土地过户手续，2015年9月10日、14日缴纳有关税费，且正是阮梅清出现债务危机之时；正是因为阮梅清、翁爱萍与何红立、刘秀、沈林波集中办理土地转让手续，才让其发现阮、翁的财产线索，从而申请诉前保全的。本院认为，刘秀提交的上述税费票据，可以证明本案有关事实，但不能充分证明其“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2、关于对原、被告提交的本院（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裁定书、（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裁定书；被告提交的其起诉阮梅清、翁爱萍的诉状、财产保全申请、（2015）鄂监利民初字第0189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异议案件答辩书等证据的认定。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非经法定程序撤销，应当认定其效力。刘秀以诉前保全申请人没有提供等额担保为由，认为本院（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裁定书程序违法，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应当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数额的担保；情况特殊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处理”，且裁定保全的对象系住宅用地，保全申请人所提供的担保能够赔偿可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即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对原告该质证理由不予采信。至于被告提供的其与阮梅清、翁爱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相关的诉状、答辩书等诉讼文书，因均已经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裁决，其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此不予认定。
3、阮梅清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黄洁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10万元的还款协议书，认为其与黄洁已就债权债务达成还款协议，也应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还提供了其夫妻两人与刘秀、何红立、沈林波于2015年8月3日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的相关申请登记资料，用以佐证其系在法院查封前转让土地，并非逃避债务。刘秀对阮梅清的主张予以认可。黄洁认为，她与阮梅清系单位同事，阮共欠其60万元，该10万元的债务因与单位存在牵连，故在单位主持下达成了该调解协议，这与法院判决载明的50万元债务无关联，且还款协议只是阮履行义务的保证，其申请执行系依据的生效裁判，阮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至于办理土地转让的申请登记资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本院认为，在人民法院执行生效裁判期间，当事人之间就其债权债务的履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下达终结执行裁定，才可以阻却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阮梅清提交的还款协议，未经人民法院确认，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阮梅清提交的与刘秀、何红立、沈林波于2015年8月3日到土地部门办理土地转让手续的相关申请登记资料中，所附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0日的《转让土地合同书》，与刘秀提供的2011年8月28日翁爱萍与连锡富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2014年10月18日的《补充协议》在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等主要条款方面存在冲突，与连锡富建房时间也不符，对该合同书依法不予认定；其他申请材料和土地部门测绘图纸等，能够证明本案有关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基于以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查明：
1、翁爱萍、阮梅清系夫妻关系，翁名下有一块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面积为宽36m、进深15m计540㎡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020303056-38），该财产系翁、阮夫妻共同财产。
2、2011年8月28日，何红立的父亲何炳青、刘秀的公公连锡富分别与翁爱萍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何炳青在前述地块的最东边、连锡富紧邻何炳青分别修建了一栋两间三层楼房，占地面积各112.5㎡（宽7.5m、进深15m）。
3、2015年8月3日，翁爱萍、阮梅清与刘秀、何红立、沈林波到土地部门申请办理540㎡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翁爱萍将宽36m的地块，按照宽7.50m、7.50m、10.50m、10.50m分割成四块土地，由东向西，分别与何红立（转让土地面积7.50m×15m＝112.5㎡）、刘秀（转让土地面积7.50m×15m＝112.5㎡）、沈林波（转让土地面积10.50m×15m＝157.5㎡）、刘秀（转让土地面积10.50m×15m＝157.5㎡）签订《转让土地合同书》（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20日），翁爱萍、阮梅清均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上签名，土地部门对土地地籍进行了调查和测绘，制作了宗地分布图，刘秀、何红立、沈林波签订了土地分割协议，并于9月10日、14日到有关部门缴纳了相关税费。
4、2015年9月16日，黄洁因与阮梅清、翁爱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于同日下达（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翁爱萍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土地宗号为020303056-38的540㎡的土地予以查封。同月18日，本院受理了黄洁与阮梅清、翁爱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5年11月11日下达了（2015）鄂监利民初字第018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阮梅清、翁爱萍共同偿还黄洁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黄洁于2015年12月16日申请我院强制执行。
5、何红立、刘秀于2015年10月26日、沈林波于11月16日分别向本院提交诉前保全异议书，在本院执行过程中，继续就本院诉前保全裁定提出异议。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分别下达了（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1号、（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针对112.5㎡土地）、（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3号、于6月27日对刘秀下达了（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4号（针对157.5㎡土地）执行裁定书，以“案外人无证据证明已付清全款，亦不能证明自己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本人无过错”为由，裁定驳回了异议人的异议申请。何红立、刘秀、沈林波不服，于2016年7月5日针对本院（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1号、第00419-2号、第00419-3号民事裁定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刘秀又于7月18日针对本院（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4号民事裁定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是因案外人不服执行异议裁定而提起，审理对象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的权利，故应由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案外人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因此本案原告只有围绕上述四点充分举证，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从刘秀举证情况看，其公公连锡富与翁爱萍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在该宗土地上建房并占有使用至今；但其对受让的土地使用权是否支付对价不能举证；且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和建房后，事隔四年才去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又不能证明非因自身原因没有办理，对此存在明显过错。
综上所述，本院在查封翁爱萍、阮梅清共有的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面积为宽36m、进深15m计540㎡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020303056-38）时，刘秀称其对该宗土地中的112.5㎡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其要求停止对位于监利县朱河镇庐陵大道540㎡的宗号为020303056-38的土地的执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能支持。刘秀请求撤销本院（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执行裁定书、（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民事裁定书，因刘秀在本院执行过程中，针对本院（2015）鄂监利诉保字第00006号民事裁定书提出了执行异议，本院以（2015）鄂监利执异字第00419-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作出了处理，现刘秀不服该裁定，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就是法律规定的司法救济途径；其要求撤销前述两个裁定，没有法律依据。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秀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刘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260401040005030，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荆州市长江大学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赵斌成
审判员 马海东
审判员 杜汉平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贺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