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02民初3948号原告：朱恒富，男，195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荣、詹俊宇，分别系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松山路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5224110096559434。负责人：张万泽，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德立、聂萍，分别系贵州朗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朱恒富与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恒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荣、詹俊宇，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德立、聂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恒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按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核定的标准为原告补交各类社会保险费，补交时间为1992年3月起至原告年满六十周岁为止；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被辞退期间经济补贴16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78年9月，原告成为一名农村小学民办教师，从此以后，原告就在艰苦的教学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了二十余年，从未间断，并且在民办教师整顿中取得《任用证》。在当时经济困难，文化落后，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生活及工作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原告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原告工作期间，共生育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出生于1984年。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原告的妻子于1985年做了绝育手术，原告也因计划外生育违反计生政策于1985年受到了相应的处罚。2000年，被告以原告的条件不符合被告下发的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毕节市民转公领导小组关于96年民转公工作中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为由，将原告排斥在“民转公”选招对象之外，导致原告不能转为公办教师，被告还因此停发了原告的工资。被告的做法违背了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曾打算通过诉讼途径维权，但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极其严重，导致原告一直被关在诉讼的大门之外。无奈，原告只得和其他与原告情况一样的近百名民办教师一起，踏上了漫长的信访维权道路。从2000年至今，包括原告在内的近百名民办教师，足迹走遍了县、市、省、直到中央，问题没有解决，原告却和近百名民办教师一样，已是风烛残年，老无所依。现在，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原告又可通过司法途径维权了。2016年6月，原告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以原告的仲裁请求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恳请判决支持。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提交证据材料如下：第一组：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合法。被告质证后无异议。第二组：2.不予受理通知书；3.送达回证。证明目的：原告起诉程序合法。被告质证后无异议。第三组：4.小继教培训合格证；5.教材教法进修考核合格证、贵州省教师《专业合格证书》；6.中小学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荣誉证书。证明目的：原告是七星关教育系统合格的民办教师。被告质证后无异议。第四组：7.户口簿；8.黔教通（1996）125号文件；9.黔教通（1996）224号文件；10.毕地教人字（1999）02号文件。证明目的：原告的计生条件符合省、地“民转公”要求的计生条件，依法应被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三份文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请法庭予以核实，尊重法庭核实的结果，对原告违反计划生育的情况不持异议，但对于符合省地“民转公”条件的证明目的持异议，因为当时毕节市执行更为严格的转招条件即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第五组：11.毕市教通字（1996）33号文件；12.毕市教字（2004）14号文件。证明目的：1.被告辞退原告的依据不合法；2.被告辞退原告的行为错误，应予以纠正。被告质证意见为：对33号文件不持异议，对14号文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持异议，该文对辞退教师的补贴是针对不合格民办教师，并非针对违反计生不予转招的民办教师，同时所作补贴是行政管理上的安排，并不表明受补贴的教师与教育局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原告被辞退后得到补贴，也是教育局所作的政策安排，补贴资金系财政支出，不能因为补贴而证明原告与教育局有劳动关系，也不能因此证明教育局是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辞退民办教师。第六组：13.毕节市教育局关于接待因违反有关计生规定未获“转公”的部分民办教师的座谈纪要（2001.11.16）；14.黔计生委复（2001）10号文件（2001.11.20）；15.毕节市人民政府关于张建科等29人不服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的答复（2004.6.16）；16.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张建科等21名未“民转公”教师上访诉求问题的复核答复（2006.12.16）；17.毕节市信访局通知（2008.5.13）；18.国家信访局访复字（2009）15938号（2009.6.15）；19.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黔计生来访函（2010）第040号（2010.4.19）；20.贵州省信访局黔访转字（2010）6263号来访事项转送单（2010.10.25）；21.国家信访局复字（2011）10980号（2011.8.4）；22、教育部教访复字第11606号；2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事项介绍信（2011）第160号（2011.8.8）；24.贵州省信访局黔访转字（2011）3629号来访事项转送单（2011.8.24）；25.七星关区教育局关于谭太义等四位民办教师未“民转公”问题的答复（2012.6.26）；26.贵州省信访局来访事项转送单（2012）10.8）；27.贵州省信访局黔访复字（2013）1370号（2013.4.16）；28.贵州省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信访事项转送告知单（2015.12.22）；2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访复字第15590号（2015.10.13）。证明目的：原告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三性不持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以本案劳动争议作为案由，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在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前是60日，施行后是一年，据原告举证，1997年民转公考试的准考证表明其从1997年就没有得到参与民转公招考，因此仲裁时效应至此计算60日，2008年5月1日以后，应按一年计算，原告该组证据虽证明了原告以及其他数10人多年向有关部门信访反映问题，但不足以证明60日或一年的仲裁时效应中止或中断，能够延续，故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七组：30.毕市人劳干（97）083号文件。证明目的：被告1997年“民转公”所依据的文件是黔教通（1996）125号文件，而不是（1996）33号文件，原告的计生条件符合125号文件规定，可以转为公办教师而未得转为公办教师。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复印内容不清晰，证据的真实性尊重法庭审核，达不到原告的举证目的，33号文件是专门针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符合转招条件的规定，而通过审查符合转招条件决定转招的依据则是125号文件，不存在区别对待适用不同文件的问题，无论是否转招，均经过33号文件审核转招资格，此外，该文件由劳动部门制发，印证“民转公”招用系各部门在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行政行为，并非建立劳动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劳动关系是建立在教师与所在学校之间。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答辩称：一、毕市教通（1996）33号《毕节市民转公领导小组关于96年民转公工作中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意见的通知》属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抽象行政行为，既不可提起行政复议，也不可提起行政诉讼。二、当时教育局执行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对属该文件规定情况的民办教师不予转招为公办教师的行为，则属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答辩人诉称该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三、当时的教育局与被答辩人没有劳动关系，故现区教育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四、被答辩人的仲裁申请超过法定期限，据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五、被答辩人诉请补交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的范围。六、被答辩人诉请支付被辞退期间“经济补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支持其答辩主张，被告提交证据材料如下：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证明目的：毕节市教育局（现七星关区教育局）在当时作出该文件，是针对不特定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民办教师、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的规定，属抽象行政行为。当时教育局执行该文件不予转招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教师，属于执行33号文件的具体行政行为。以上行政行为均不应归为劳动争议关系的内容，故本案被告与原告是行政管理上的关系，被告不是劳动争议案件的适格被告。原告质证意见为：对三性不持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反复适用该文件毫无法律依据，该文件的标题已经明确只能适用于1996年，1997年至2000年一直参照该文件针对民办教师民转公条件完全错误。该文件是被告不对原告实行民转公的政策依据，原告此次并不是就这份文件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只是就关于自己被辞退是否合法而提起相关诉讼。被告所称执行33号文件是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自己执行自己出台的与上级部门不一致的文件，正是这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经对全案证据材料综合审查，原告所举的第一、二组证据材料，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客观证实了原告因劳动争议纠纷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超过1年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故该两组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材料，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相互印证原告曾系民办教师的身份，故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所举第四组中的7号证据材料，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客观证实了原告生育有子女3人，其中最小的孩子于1984年11月16日出生，故7号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第8号证据材料系贵州省教育委员会、贵州省人事厅、贵州省计划委员会联合下发的黔教通（1996）125号文件，该文件对贵州省1996年到2000年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制定了规划；第9号证据材料系贵州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黔教通（1996）224号文件，该文件对在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工作中，不少地、县对如何把握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有关答复；第10号证据材料系毕节地区教育局、毕节地区人事局、毕节地区计划局联合下发的毕地教人字（1999）02号文件，该文件下达了1998年民办教师选招公办教师的指标。故8、9、10号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原告所举第五组中的11号证据材料系毕节市教育局下发的毕市教通（1996）33号文件，该文件系以通知的形式发出，要求各镇、乡、办事处及中心校在1996年的民转公工作中，计划生育政策仍执行1994年民转公的规定，对1982年9月1日至1986年12月31日超生第三孩者或1987年1月1日起未按有关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超生第二孩者，认定属于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12号证据材料系毕节市财政局、毕节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毕节市教育局联合下发的毕市教字（2002）14号文件，该文件对未达退养年龄民办教师辞退后离岗生活补助费发放进行了相关规定。故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所举第六组证据材料，系部分民办教师就其未获转为公办教师的问题向市、地、省有关部门及国家相关部委上访的材料，根据材料显示，其反映问题的最早时间为2001年10月。故该组证据材料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所举第七组证据材料系毕节市人事劳动局下发的毕市人劳干（97）083号文件，该文件系关于录用李唐英等四百五十三名同志为公办教师的通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被告所举证据材料与原告所举第五组证据中的11号证据相同，本院之前的证据分析中已作认证，在此不作赘述。综合上述证据分析，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于1977年9月至2000年12月期间作为民办教师先后在毕节××八寨镇新艾小学、钟寨小学任教，其工资报酬均系八寨镇中心校（现七星关区八寨镇教育管理中心）发放。工作期间，原告生育有子女三人，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84年11月16日。由于原告的生育情况属于毕节市教育局（现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下发的《毕节市民转公领导小组关于九六年民转公工作中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意见的通知》规定的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在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工作中，未被转为公办教师。原告遂以前述诉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被辞退期间经济补贴等诉讼请求，其应就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基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所举证据均不能证实与其发生劳动关系的主体系本案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庭审中，原告也自认其任教期间的工资报酬系八寨镇中心校（现七星关区八寨镇教育管理中心）发放，而事实上，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系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的教育职能部门，主管七星关区区域内的教育工作，与各乡镇的教育管理中心只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故原告诉请判令毕节市七星关区教育局支付其被辞退期间经济补贴等，主体不适格，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恒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朱恒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雪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丁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