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35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俊珍，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俊梅，XX年XX月XX日生，汉族。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邹合强，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奉贤区维丰颐养院。法定代表人李秀宝，院长。委托代理人范娅婷，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法定代表人王根在，院长。委托代理人王仁忠，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法定代表人程英升，院长。委托代理人严烨，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上诉人鲍俊珍、鲍俊梅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5）奉民一（民）初字第3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患者鲍某乙于2012年9月16日开始入住上海奉贤区维丰颐养院（以下简称颐养院），患者系痴呆、喂食、四肢活动中度障碍，语言表达能力严重障碍。2013年10月5日，颐养院将其送至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以下简称奉城医院）就诊，当日返回颐养院处。2013年10月8日至10月13日颐养院对患者进行抗感染等治疗。2013年10月14日，因患者反复发热，颐养院再次将其送至奉城医院，因患者急性冠脉综合症等休克，遂将患者于2013年10月15日零点转至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的急症科。中心医院进行相关检查，考虑发热待查、胆囊结石伴炎症？感染性休克、肺部感染、严重电解质紊乱、脑瘫、继发性癫痫、双侧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给予抗感染、抗休克、纠正电解质紊乱及其它对症支持治疗，最终治疗无效，2013年10月18日，患者死亡。为此，支付医疗费用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86.20元（其中统筹支付7,170.90元）。原审另查明，患者鲍某乙的父母已死亡，未婚也无子女，户口性质为非农，其近亲属为鲍俊珍、鲍俊梅及案外人鲍某甲，案外人鲍某甲表示放弃本案中因患者鲍某乙死亡所产生的相关权利，并不参加诉讼。2015年4月，鲍俊珍、鲍俊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颐养院、奉城医院及中心医院赔偿鲍俊珍、鲍俊梅医疗费人民币3,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营养费560元、丧葬费32,706元、死亡赔偿金954,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原审庭审中，鲍俊珍、鲍俊梅对上海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法院根据鲍俊珍、鲍俊梅提出的异议向上海市医学会发函予以征询，上海市医学会于2015年8月12日回函，针对上海市医学会的回函，鲍俊珍、鲍俊梅对回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对回函结论不予认可；颐养院、奉城医院及中心医院对回函无异议。法院依法对上海市医学会回函予以认定。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鲍俊珍、鲍俊梅认为颐养院、奉城医院及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患者死亡，对此，鲍俊珍、鲍俊梅曾就医疗行为提出鉴定，根据鉴定结论，颐养院虽然在治疗过程中使用地塞米松的依据不足，但该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奉城医院在2013年10月14日8小时的治疗过程中，治疗符合医疗规范，在患者出现休克后，也及时将患者转至上级医院继续治疗，故对患者死亡也不存在医疗损害；中心医院诊断感染性休克正确，并对此给予了扩容、抗感染、升压、补充电解质等治疗，符合诊疗规范，虽然其考虑胆道感染依据不够充分，但与患者最终因感染性休克死亡无因果关系。另本案患者无生活自理能力，智力有障碍，对于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均造成很大的困难，且疾病进展迅速，患者本身复杂的疾病系其死亡的根本原因，故颐养院、奉城医院及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对患者的死亡均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对鲍俊珍、鲍俊梅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驳回鲍俊珍、鲍俊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23元，由鲍俊珍、鲍俊梅负担。鲍俊珍、鲍俊梅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颐养院违规为鲍某乙使用激素，而激素的不良反应之一就是诱发或者加重感染，故颐养院的过错行为导致鲍某乙感染加重，该行为与鲍某乙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论认为该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缺乏依据。奉城医院的两次诊疗均非针对鲍某乙的严重感染症状，奉城医院的错误诊疗行为亦加重了鲍某乙的病情恶化。中心医院对于鲍某乙的严重感染未能及时查找病灶，并科学地采取诊疗措施，不符合诊疗常规，其行为也直接导致了鲍某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案两份鉴定报告的分析存均在疏漏，得出的鉴定结论不具客观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据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颐养院辩称，在鉴定机构已经给出明确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上诉人仍主观推测颐养院使用激素的行为必然加重鲍某乙的感染且鲍某乙的感染加重是发生在颐养院期间，依据不足。患者鲍某乙本身已患有重度脑瘫及多种疾病，而颐养院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在发现鲍某乙患病后，颐养院医护人员根据经验给病人用药且及时通知家属并将患者送医，颐养院的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要求颐养院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颐养院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奉城医院辩称，在患者鲍某乙入院后，奉城医院一直予以积极治疗，后来考虑到鲍某乙的病情严重，在和家属沟通后及时转院，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两份鉴定报告亦显示奉城医院的医疗行为没有违反诊疗常规，未造成对患者的医疗损害。上诉人要求奉城医院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奉城医院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中心医院辩称，专家根据诊疗过程已经得出了科学的鉴定结论，上诉人的意见属于自己的主观臆断，并无证据予以支撑。根据鉴定意见书，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和鲍某乙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要求中心医院承担责任亦缺乏相关依据，其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鲍某乙本身即为严重脑瘫患者，存在智力障碍，无生活自理能力。在鲍某乙父母去世后，多年均是由颐养院对鲍某乙承担了本应由鲍某乙家属承担的繁重劳务，作为家属本应当给予更多理解与感恩。根据鲍某乙的自身状况，加之其所患病状进展迅速，该情形本身即属高度危险。鲍某乙病发后，本案三被上诉人均依据自身职责对鲍某乙及时采取了措施并进行了积极救治，且两家鉴定机构鉴定后均认为三被上诉人医疗行为与鲍某乙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在并无其他足以推翻在案鉴定结论之证据的情况下，仍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医疗损害责任以及主张巨额赔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机构承担着为病患祛除病痛的重大社会责任，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压力。全社会的病患及家属应当给予医疗机构适当的理解与支持。现实生活中患者因医治无效身亡亦属常有之事，家属情绪激动固然可以理解，对逝者的死亡原因加以探究亦在情理之中。然患者家属亦应当客观考虑患者本身的病情及身体状况对死亡结果造成的影响，不应因亲人病故而对医疗机构有过多的苛责，如此才能够让医疗机构有更多的精力承担起其社会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623元，由上诉人鲍俊珍、鲍俊梅负担（本院依法准予其免缴）。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慧
审 判 员 陈 敏
代理审判员 许鹏飞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鲁彦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