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3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花涛，男，197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后武，北京天驰君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赛赛，北京天驰君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萍，女，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浦口区，现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花涛因与被上诉人杨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1民初8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花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杨萍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案涉借条虽然由花涛出具，但时间是在花涛与前妻余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根据花涛与余杨的离婚协议，该款系用于双方举办婚礼，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杨萍系余杨的母亲，其起诉只列花涛为被告，一审法院应当释明杨萍追加或者一审法院主动追加余杨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花涛在一审中也提交了追加申请，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存在不当。2.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对于案涉债务所涉事实皆予以认可，争议焦点为案涉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对该争议焦点并未进行总结和论理说明，而本案借款系夫妻一方举债还是夫妻双方举债对于案件的裁判结果有着重大影响，一审对该点遗漏属于基本事实未查清，应发回重审。3.花涛与余杨的离婚协议中载明了借款的用途，一审法院认为在借条中未发现该约定即认为双方就该款没有约定用途，存在错误。4.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4.逻辑上，一审法院判决夫妻一方承担本案全部债务，那么前提就应该认定是夫妻单方的债务，但一审判决既认可本案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又判决一方承担责任，存在逻辑不通的嫌疑。5.余杨参与本案诉讼，对于本案事实的查清十分必要，例如对于本案借款的使用情况。杨萍辩称，花涛就是为了不归还这5万元的借款。花涛承认是其签的借条，杨萍也实际将款项出借给花涛，虽然该借条在花涛与余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具，但花涛借该笔款项的目的是为了给其父亲看病。杨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花涛向其返还5万元借款；2.本案诉讼费由花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萍的女儿余杨与花涛于2015年9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1月9日协议离婚。2015年10月17日，杨萍将5万元现金送至花涛家，同日，花涛向杨萍出具借条一份，言明“今借丈母娘杨萍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立此条为据”。2017年1月9日，余杨与花涛签订《离婚协议书》，在财产分割部分，有如下一段表述：女方确认，在与男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母亲给男方人民币5万元款项（该款项在借款中明确表示仅用于男女双方结婚之用），因男女双方未办理婚礼等事宜，男方已将人民币5万元款项支付给女方，各方就该款项事宜再无争议。一审庭审中，双方就借款原因各执一词，杨萍坚持花涛借款是为其父亲治病，并当庭陈述了花涛因其父亲于2015年10月2日患脑溢血住院治疗向杨萍借钱的经过，花涛对此予以否认，并举证余杨与花涛的离婚协议，辩称借款是为了举办婚礼所用，且该笔款项已支付给余杨。花涛当庭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追加余杨为本案第三人。其理由是余杨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事宜对于查清本案的事实较为关键，并且本案债务应由余杨承担。对此，杨萍表示，如果花涛认为本案债务应由余杨承担，花涛应该另案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花涛向杨萍借款5万元已有证据证实，双方的争议在于借款的原因。花涛坚持借款是为了举办婚礼，并在离婚协议中注明“该款项在借款中明确表示仅用于男女双方结婚之用”。一审法院在杨萍书写的借条上没有发现花涛的上述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只要存在花涛向杨萍借款的事实，即可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对于花涛申请追加余杨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余杨与花涛的离婚协议不能损害杨萍的利益，并且余杨并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故未准予花涛的申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花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萍5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杨萍已预交），由花涛负担。二审中，杨萍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复印件）及手机短信记录一组，拟证明其向花涛交付了借款以及花涛不愿意还款；并申请证人卞某与吴玉兰出庭作证，拟证明借款用途。卞某作证称，杨萍说花涛的父亲突然脑溢血，在医院里需要用钱，但没有钱，卞某就借给她5000元；吴玉兰作证称，杨萍打电话说花涛的父亲脑梗住院了需要用钱，吴玉兰就借给她4000元，这笔钱杨萍已经还了。花涛对此质证称：1.交易明细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短信记录是在一审庭审之前就形成的，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2.两位证人在一审中完全具备作证条件，其证言在二审中也不属于作为新证据，且两位证人与杨萍都是朋友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可信性请人民法院予以酌定。两位证人所称的借款用于花涛父亲的治病都是听杨萍所说，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认证意见：1.杨萍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在一审中已经作为证据出示并经质证，不能在二审中再作为新的证据举出；2.短信记录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证人证言对于借款用途皆是听杨萍所述，不能仅以此达到杨萍的证明目的。花涛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花涛二审中陈述：“在10月2日凌晨4点我父亲发病，救护车直接送到医院，出院时间在10-20天的样子。我父亲有医保，花费没有很多。”花涛并确认，其认为和余杨的离婚协议中所述杨萍借给花涛的5万元（该款项在借款中明确表示仅用于男女双方结婚之用）即指本案的5万元借款，该5万元已经交给余杨，故不再欠杨萍5万元。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在卷为凭。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当追加余杨参加诉讼？2.花涛是否已经偿还了本案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花涛以其个人名义向杨萍借款，双方对借贷发生的事实并无争议，该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余杨并未具名参与该借贷关系，杨萍作为出借人向唯一具名的借款人花涛主张还款，合法有据。因杨萍并未主张该债务系花涛与余杨的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花涛与余杨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故讼争的借贷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是本案审理的内容，更不是所谓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因此，余杨并非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花涛关于一审遗漏当事人以及遗漏基本事实、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花涛在上诉意见中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当事人承担债务，前提就应该是认定了案涉债务为夫妻单方的债务，并进一步提出一审判决既认可本案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又判决一方承担责任存在逻辑不通。然而如前所述，杨萍并未在本案中主张案涉债务系花涛与余杨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对此并未理涉，更未作出处理。故而花涛的这一上诉意见混淆了讼争的借贷之债与该债务是否属于花涛和余杨的夫妻共同债务这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再次，根据当事人陈述的意见，本案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在于花涛是否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花涛对于其主张的还款事实，应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而花涛未能通过举证将离婚协议中清楚记载的在借款中明确表示仅用于男女双方结婚用的5万元借款与本案没有标注借款用途的借条所反映的5万元借款对应起来，更未能举证证明已将该5万元还给余杨即完成了案涉借款的还款义务，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花涛关于其已归还案涉借款的主张，因缺乏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花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花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劲松审判员  夏奇海审判员  陈 戎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