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14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迎东。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洸河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金宇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敏，该支行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原民安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英萃路东伟达商务中心君安国际大厦7楼。
负责人：蒋令武，该支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邓迎东因与被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洸河支行（以下简称洸河支行）、原审第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济宁支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邓迎东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1.邓迎东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1)济宁市任城区经侦大队关于吕景峰的讯问笔录；(2)邓迎东与洸河支行的借款合同卷宗要求邓迎东购买保险的确认书等相关证据；(3)河北省滦南县公安局讯问吕景峰和杨长青的讯问笔录等能够认定事实的证据。上述证据是证明邓迎东享受保险理赔的关键证据，但邓迎东不能自行获得，故特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证据，其程序违法是导致邓迎东在一审判决中败诉的根本原因。邓迎东认为：邓迎东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洸河支行要求邓迎东购买鲁济宁货3907#船舶险和人身险（三年期限）作为权利质押担保，才予放款，并当即从借款本金中划走了三年的保险费85000元。此费用从借款的来往帐目中足以认定。邓迎东不可能无故给洸河支行85000元。另外，从借款合同的卷宗相关材料中也能认定洸河支行有义务为邓迎东缴纳船舶险及个人险，这是双方一致约定好的。再者从吕景峰、杨长青的讯问笔录中，对洸河支行有为邓迎东缴纳船舶险及个人险的义务也能进一步佐证。2.一审法院关于《抵押合同》有关对船舶投保的内容中虽约定抵押权人有代交保费的权利，但是抵押权人并不是有义务为其交纳的结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微山县亨通航运有限公司，即邓迎东挂靠单位）按照乙方的要求办理抵押物的全额保险，乙方（洸河支行）为该抵押物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保险期限不短于主合同的履行期限，如主合同项下贷款展期，甲方同意继续办理抵押物延长投保的手续。保险单或保单由乙方保管”。第二条约定，“如果甲方没有按本条前款约定办理保险或支付保险费，乙方有权代为投保或续保并支付保险费，因此发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负担”。由于洸河支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就从借款本金中把85000元的三年保险费扣到其帐户中，因此《抵押合同》第九条第一款所约定的内容甲方就无法履行，洸河支行作为合同的乙方直接履行第九条第二款，由洸河支行来交纳船舶和个人保险费；交纳保险的费用自洸河支行扣划走时，交保险费的义务就转移给了洸河支行。另，《抵押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乙方为该抵押物保险的第一受益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所以洸河支行不管自已交不交，都有监督保险按时交纳的义务。《抵押合同》第九条第一款又约定，“保险单或保单由乙方保管”，从保险的内容来说，有二个关键因素，一是保险费用，二是投保时间区域，这二个都由洸河支行掌管。因此，洸河支行应承担为船舶及邓迎东人身保险交纳保费的义务。3．关于保险单的问题，《抵押合同》约定保险单或保单由洸河支行保管。船舶发生沉船事故后，当即报案，济宁民安保险公司指派专人杨长青到现场调查。调查后，邓迎东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该船出险地不在保险范围”而拒绝理赔。事后邓迎东去保险公司索要保险单，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邱总说这一年的保险单没有，保险公司只有2011年9月27日买的保单，于是吕景峰去银行调取，银行工作人员给了一份2010年5月15日至2011年5月14日的保险单复印件，而保险公司却说这张保险单是假的，与银行保险单的格式不一样。上述情况，有诸多疑点：第一，船舶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派工作人员去现场调查，如果邓迎东没有办理保险，保险公司还派人去现场，从逻辑上解释不通；第二，2010年5月15日至2011年5月14日的保险单，保险公司说是假的，理由是格式与当年保险公司保单格式不一样。作为保险单，格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险单上的公章是不是该保险公司的，有公章的保险单不管什么格式，保险公司都得认可。就算是造假也是保险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责任不该由邓迎东来承担。第三，船舶2010年5月15日至2011年5月14日期间已投保，2011年8月13日发生了沉船事故，沉船事故后的2011年9月27日又在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险。船舶发生事故后，邓迎东立即报了案，银行、保险公司及船舶挂靠单位均知道发生了沉船事故，最后的一期保险费是谁交的，钱从哪里来的，法院有义务查明。邓迎东在借款时就把三年的保险费85000元一次性给了银行，而洸河支行没有尽到代为办理保险、交纳保费的义务，由此造成的损失，洸河支行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原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二审法院没有就邓迎东提交的证据三组织质证，该证据系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之一，具体如下：1．二审中，邓迎东提交的证据三，对方当事人提出超期举证，不予质证，该证据完全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应该采纳。(1)邓迎东离婚时．该录音材料由其前妻持有，刚找到不久，属于补强证据。(2)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项：①该证据与二审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②证明洸河支行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暗箱操作扣除保费等其他费用，损害邓迎东合法财产权益的事实。2．从因果关系上来看，洸河支行的过错行为与邓迎东的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洸河支行放弃保险索赔权和放弃抵押权的过错行为，就不会有邓迎东的财产和人身损害的结果发生，洸河支行违约行为是造成邓迎东财产损失的必要条件。
综上，邓迎东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具体再审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二审判决；3．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洸河支行承担。
根据邓迎东再审申请书载明的申请理由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邓迎东申请再审所主张的法定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
第一，邓迎东关于原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的主张，不能成立。邓迎东在再审申请书中主张其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收集河北省滦南县公安局讯问吕景峰和杨长青的讯问笔录等证据，但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规定，邓迎东如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书面申请。但邓迎东并未在再审申请中提交曾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上述证据的相关依据。而且，一审判决中记载邓迎东为支持其主张提交的证据八，正是河北省滦南县公安局制作的关于对吕景锋、杨长青的询问笔录。也即，该证据邓迎东已提交给一审法院，不需要另行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在邓迎东申请再审不能证明其曾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上述证据且其所谓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的滦南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已由其自行提交的情形下，对其所谓再审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的应当再审情形的主张，不予支持。
第二，邓迎东关于原判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的主张，不能成立。虽然邓迎东没有在再审申请书中明确指出其所谓未质证的证据三具体是哪份证据，但邓迎东在申请再审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二审法院没有对其提交的证据三组织质证。事实上，本案二审判决书记载，邓迎东在二审中围绕上诉请求提交的三份证据分别是邓迎东与邱亚、金海南、徐涛的通话及录像录音资料。根据二审判决中“对此，洸河支行、亚太财险济宁支公司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录音证据不能代表单位，录音也未表明收取了保险费及形成代理合同关系”。这说明洸河支行、亚太财险济宁支公司对上述证据已发表质证意见。也即，上述证据经过了质证。
此外，邓迎东在申请再审时，还主张洸河支行要求其购买案涉船舶险和人身险（三年期限）作为权利质押担保，才予放款，并当即从借款本金中划走了三年的保险费85000元。对此，邓迎东申请再审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洸河支行有划走上述款项的具体行为。而且，根据邓迎东申请再审提交的对吕景峰的询问笔录可知，吕景峰自述的款项划转过程为“是以投保人亨通航运公司一起交的三年的保费，同时为了以后方便也将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投保单交给了保险公司，第一年的保费是三万多元，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保费会递减，当时交了多少钱，我就忘记了，保险公司给出具了第二年和第三年的预收保费收据，所有手续都办完后，银行最后才放款给邓迎东”。从吕景峰的陈述可知，三年的投保单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款后出具了相应预收保费收据办妥了投保手续之后，洸河支行才放款。这显然与邓迎东在申请再审书中自述的“由于洸河支行在借款合同签订时就从借款本金中把85000元的三年保险费扣到其账户中”的说法不一致。而且，根据邓迎东提交的其本人银行账户资金往来记录可知，其是在签订《借款合同》的2010年5月17日当天收到案涉贷款，而案涉第一份保险合同的保期限为2010年5月15日至2011年5月14日。显然，在签订《借款合同》之前，邓迎东已交纳保险费向保险公司投保，而不是其所陈述的洸河支行在5月17日借款合同签订时从其借款本金中将三年保险费共计85000元扣走。至于《抵押合同》第九条“抵押物的保险”中“2、如甲方没有按本条前款约定办理保险或支付保险费，乙方有权代为投保或续保并支付保险费，因此发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中“有权”二字即说明“代为投保或续保”并非洸河支行的义务，洸河支行未代为投保，只能说明其没有行使约定权利，并不违反《抵押合同》约定。最后，2011年9月的投保发生在船舶事故之后，与洸河支行是否要为该次投保前发生的船舶事故损失承担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而且，邓迎东申请再审提交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中记载该次投保是以现金交款形式，但不能反映将现金存入银行的具体经办人员。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银行即便接受委托代为交纳保险费，直接从账上划转即可，根本没有必要派人在柜台办理现金存储业务。这也不符合银行办理收付款业务的行业惯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邓迎东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姚爱华
代理审判员 王 渊
代理审判员 肖 峰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蒋保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