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士利，男，汉族，1966年3月19日生，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代理人：王士玉，系王士利的弟弟。
委托代理人：刘杨，吉林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延庆，男，汉族，1963年7月12日生，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代理人：陈伟，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刚，男，汉族，1978年1月8日生，住吉林省九台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富东，男，汉族，1979年11月27日生，住吉林省九台市。
委托代理人：程万军，九台市士们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士利、孙延庆因与被上诉人尹刚、刘富东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九民初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延庆的委托代理人陈伟、上诉人王士利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杨、王士玉，被上诉人刘富东及其委托代理人程万军，被上诉人尹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士利原审诉称：2015年5月20日被告孙延庆办喜事，租用被告刘富东的放席用具，被告刘富东雇佣被告尹刚，开车将放席用具运到被告孙延庆家。放席用具运到被告孙延家时，我前去帮忙，在卸车时，车往前一动，车上用具被闪倒，将在车上的我砸伤。我受伤后，于当日赴九台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骨盆骨折。住院治疗40天，好转出院。我出院后，经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我此次外伤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损失日为180天、护理期限为90日、营养期限为90日。我认为：我在为被告从事帮工活动的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被告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赔偿事宜我与被告协商未果，所以我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医疗费9119.97元、营养费9千元、误工损失12805.02元、护理费8096.25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4千元、交通费1千元、伤残赔偿金21560.2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24.46元、复印费88元、精神抚慰金5千元，合计人民币72093.94元。诉讼费、鉴定费、代理费均由三被告负担。
孙延庆原审辩称：1.我不同意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原告陈述的事实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我并没有租用被告刘富东的放席用具，困此我与被告刘富东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我于2015年5月20日已将所承办的婚礼宴席承包给被告刘富东，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2.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我从来没有要求原告提供帮工活动，原告的损害事实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在被告尹刚驾驶的运送放席用具的机动车上受伤所导致，该案属于侵权法律关系，原告损害后果应由实际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将侵权之诉与帮工法律关系混为一诉没有法律依据，在帮工法律关系与侵权之诉竞合时原告应以侵权之诉或者向被帮工人主张权利择一行使，故法院应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
尹刚原审辩称：原告王士利诉状中所述，在卸车时，车往前一动，车上用具被闪倒，将原告砸伤。此说法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为了给另一辆车让一下路，停止了卸货，此时原告王士利自行上车去扶车上用品。之后，我才发动车并缓缓启动，准备让路，由于原告未扶住致使被砸，故原告应自行承担被砸的责任。我既未猛然启动，未急刹车，动作柔和缓慢。故我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所以原告诉状中所提要求和赔偿，与法无据，系无理要求，请求法庭不予支持原告请求。
刘富东原审辩称：1.原告在起诉书中提到2015年5月20日，被告孙延庆家办喜事租用我所有的放席用具，明显提到租用问题，在法律上租用具备着金钱交易。也就是说我把东西租给孙延庆用，至于孙延庆怎么用是他们的事，我只是收租金，没有权利让原告帮助干任何事情。2.我和司机尹刚之间也存在金钱雇佣关系，我雇司机尹刚开车送餐具，司机开车倒车的经验问题只有司机自己把握，我没有权力指挥司机如何行驶和倒车。3.原告方帮忙卸东西虽然心地是善良的，但是他并不认识我，帮忙也只看在办喜事孙延庆的面子去帮忙的。4.我在这起赔偿案件中不具备赔偿义务，但是我考虑伤者不容易，处于同情，在事情刚刚发生时还拿出三千元给伤者王士利垫付了医药费，也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我不同意给被告再拿任何医药费。请人民法院给予合理判决。
本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原告王士利与被告孙延庆系南北隔道相邻。2015年5月20日被告孙延庆办喜事，由被告刘富东进行所谓的“一条龙”服务，被告刘富东雇佣被告尹刚运送放席用具至被告孙延庆家中。当被告尹刚驾驶自己所有的车辆运送放席用具至被告孙延庆家时，原告因与被告孙延庆系邻居故前去帮忙，正赶上卸放席餐具，原告即帮忙卸车。在此过程中被告尹刚为给后方来车让路，车往前启动时，车上放席餐具被闪倒，将车上帮忙卸车的原告砸伤。原告受伤当天在九台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40天，被诊断为：骨盆骨折。住院期间被告刘富东支付原告王士利人民币三千元。原告于2015年7月20日经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意见）为：原告此次外伤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损失日为180天、护理期限为90日、营养期限为90日。另查，原告父母共生育四名子女，其母亲已去世，父亲王国仁（73周岁）年迈无生活来源。现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医疗费9119.97元、营养费9千元、误工损失12805.02元、护理费8096.25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4千元、交通费1千元、伤残赔偿金21560.2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24.46元、复印费88元、精神抚慰金5千元，合计人民币72093.94元。诉讼费、鉴定费、代理费均由三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供医疗费收据一枚、住院病历一份、出院诊断书一份、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复印件收据一枚、交通费收据一组、鉴定费收据一枚、代理费收据一枚、上河湾镇黄花村村委员开具的证明两份及证人王国范、王士有的证言，原审法院均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士利与被告孙延庆系邻居，因被告孙延庆家中办喜事帮忙干些活符合农村风俗习惯，其主观目的就是给被告孙延庆帮忙，并且喜事办得顺利、完美。被告孙延庆是直接的受益者，被告孙延庆与原告受伤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孙延庆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尹刚与被告刘富东系雇佣关系，被告尹刚在进行雇佣活动中致原告受伤，其雇主理应承担责任，况且原告的工作实际是帮助被告刘富东。被告尹刚主张在车辆启动时告知原告应注意安全，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尹刚是原告受伤的直接责任人，被告尹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虽出于好心，但未能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进行活动，自己对受伤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对于原告主张交通费1千元，但仅提供了600元交通费收据，故应按提供票据予以保护。原告主张误工费按司法鉴定意见180天计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鉴定误工时间超过定残日前一天的，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从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2015年7月19日，总计59天。原告要求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被伤残赔偿金吸纳，不能作为单独的赔偿项目请求赔偿。原告要求营养费的主张，虽司法鉴定营养期限为90天，但无营养标准或等级，且原告也未提供关于营养费用的有关凭证，故对原告此项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延庆赔偿原告王士利医疗费9119.97元、误工费（59天×98.12元）5789.08元，护理费8096.25元，伤残赔偿金（10780.12元×20年×10%＋8139.82元×7年×1０%÷4人）22984.7元，伙食补助费（40天＊100元）4千元、交通费600元、复印件80元、鉴定费3300元、代理费3千元。合计人民币56970元的20%即人民币11394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二、被告刘富东赔偿原告王士利上述合计人民币56970元的20%即人民币11394元（已支付人民币3千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三、被告尹刚赔偿原告王士利上述合计人民币56970元的40%即人民币22788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四、被告尹刚给付原告王士利精神抚慰金1500元，被告刘富东给付原告王士利精神抚慰金700元，被告孙延庆给付原告王士利精神抚慰金700元，上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0元由原告王士利负担298元，被告孙延庆负担298元、被告刘富东负担298元、被告尹刚负担596元。
宣判后，孙延庆与王士利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其中孙延庆的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士利对上诉人孙延庆的诉讼请求（不服一审判决数额为11394元）；二、重新分配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程序不当。本案在一审时没有明确审理具体的案由和法律关系。本案涉及的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两个三级案由，而本案中应择其一确定，而不能合并审理。二、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上诉人孙延庆与被上诉人刘富东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刘富东在孙延庆操办宴席的过程中提供所有的相关服务，为孙延庆提供菜品。王士利帮工行为的对象应当是刘富东，而不是孙延庆，因为装卸车的内容完全是刘富东的义务，与孙延庆没有关系。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刘富东与尹刚承担责任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但同时又适用该解释第十四条判决孙延庆承担20%的赔偿责任。但是该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在帮工法律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时，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所以原审判决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不当，因为本案没有法定条件出现，同时被帮工人没有赔偿义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针对孙延庆的上诉请求，各方当事人答辩如下：
王士利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延庆是受益人，而非被帮工人，原审法院认定其承担20%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刘富东二审答辩称：原审法院将涉及王士利的几种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提起的民事诉讼，在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后，查清本案事实，确定责任主体，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尹刚二审答辩称：我在卸车时我往下搬运东西，后面来车，刘富东让我动一下车，我让刘富东上车帮助扶着，这时王士利上车，我告诉他把住了，然后才启动车，很缓慢。王士利是否给孙延庆帮忙我不知道。我认为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纠纷。
其中王士利的上诉请求为：一、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中误工费5789.08元的内容，判令其他三方赔偿误工费12805.02元；二、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中没保护营养费的内容，判令其他三方赔偿营养费9000元；三、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四项，判令尹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刘富东、孙延庆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四、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其他三方当事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判决对于王士利的误工费计算错误，误工期限应按照鉴定意见中确定的180天计算；二、原审判决未保护营养费9000元是错误的，鉴定意见营养期限为90日，营养费标准应与伙食补助费标准相同。三、原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过低，应支持王士利上诉请求中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主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针对王士利的上诉请求，各方当事人答辩意见如下：
孙延庆二审答辩称：孙延庆与刘富东系承揽关系，因此对于王士利的损害，孙延庆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刘富东二审答辩称：误工费应计算至定残前一日，不应计算180日。鉴定意见中并未写明营养费的日标准，且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营养费的日标准，因此不应予以保护。原审法院结合王士利精神损害程度，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适当。
尹刚二审答辩称：王士利上诉请求的误工费和营养费不符合依据，精神抚慰金不应该增加。
二审庭审中，王士利提交2015年12月27日吉林津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补充说明。证明营养费应按鉴定意见确认。孙延庆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富东、尹刚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王士利申请鉴定时已经明确90天，认为鉴定的标准过高。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王士利陈述其请求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是为孙延庆帮工。王士利另陈述其并没有营养费的实际支出。
本院认为：一、本案中的四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1.帮工关系，王士利与孙延庆系屯邻关系，孙延庆家办喜事，王士利等屯邻前来道喜并按照风俗习惯进行帮忙。孙延庆家的喜事宴席已经承包给“一条龙服务”的提供者刘富东，在刘富东将宴席用具卸车时，王士利等人前来帮忙，王士利内心的意愿在于为孙延庆帮忙，因其与刘富东无任何关系，但是由于孙延庆与刘富东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将摆宴席的用具卸车属于刘富东的承揽范围，那么王士利等人的义务帮工行为实际所指向的受益者是刘富东。王士利的帮工行为，在人情上是指向孙延庆，这是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应当值得称赞，但是在此事件中，最终的受益者是刘富东。但是就我国农村人家办喜事的风俗习惯而言，乡里乡亲热情帮忙，张罗喜事，使得事主家的婚庆事宜显得热闹风光，孙延庆也是实际的受益人，被帮工人。2.雇佣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刘富东与尹刚之间系雇佣关系，刘富东与尹刚均未提出异议。且综合本案事发当日的情况，尹刚为刘富东出车，并在车到目的地后帮忙卸车等行为，可以认定二人之间系雇佣关系。尹刚在启动机动车为他人让路的过程中，造成车上人员受伤，且其明知在机动车运行过程中，拉货的车板上不能站人，因此其为本案中王士利受伤的直接侵权人，其在执行劳务的过程中致人损害，应由其雇主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二、对于王士利的损害，其他三方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从孙延庆为被帮工人的角度，因王士利在义务帮工的过程中受伤存在第三人侵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应由直接侵权人尹刚承担赔偿责任，尹刚受雇于刘富东，应由刘富东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中不存在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问题，因此孙延庆不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撇开人情不讲，王士利实际上是在为刘富东帮工，那么刘富东更不能推脱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总之，王士利依据帮工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孙延庆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王士利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机动车运行期间，站在不能站人的运货车板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自担部分责任。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将尹刚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直接予以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二审法院不予评价。另本案案由应为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三、关于原审法院确定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及不予保护营养费是否适当的问题。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将王士利的误工期限确定至定残前一日并无不当，在定残之后，误工损失通过赔偿残疾赔偿金的方式得以实现。王士利关于依据鉴定意见认定误工期限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庭审中，王士利提交营养费日标准的相关证据，但是其在二审庭审中亦表示其伤后并未实际支出营养费，而王士利伤后早已过去九十日，对于并不能实际产生的损失，依法不能得到保护，其关于营养费9000元的主张，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依据王士利的伤情情况，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认定并无不当，虽然本案中孙延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在上诉请求中明确表示仅不服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赔偿数额11394元的认定，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700元的认定并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对于此判项不予调整，也可借此方式安慰王士利为邻里帮忙的良苦用心。孙延庆、刘富东、尹刚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均未提出异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2015）九民初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2015）九民初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刘富东赔偿上诉人王士利医疗费9119.97元、误工费5789.08元（59天×98.12元），护理费8096.25元，伤残赔偿金22984.7元（10780.12元×20年×10%＋8139.82元×7年×1０%÷4人），伙食补助费4000元（40天＊100元）、交通费600元、复印费80元、鉴定费3300元、代理费3000元，合计人民币56970的40%即人民币22788.00元（已支付人民币3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
三、维持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2015）九民初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四、驳回被上诉人王士利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90元由上诉人王士利负担298元，由上诉人刘富东负担596元、被告尹刚负担5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上诉人孙延庆预交），由被上诉人刘富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上诉人王士利预交），由上诉人王士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宇
代理审判员 肖 瑶
代理审判员 高云燕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许琳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