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39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丽雅，女，1967年8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芦瑾，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玉山，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何正永，北京市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子超，北京市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向阳，女，1968年11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穆南刚，男，1966年10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薛秋红，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丽雅因与被上诉人石玉山、范向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商）初字第11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王晴和法官吕云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范向阳于2015年6月30日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从2013年6月12日至2013年12月30日之间，徐丽雅农商银行北环支行卡号为×××的银行卡的往来流水明细，本院于2015年7月6日出具决定书，决定不予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范向阳于同日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复议后对范向阳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准许。本院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丽雅的委托代理人杨洋、芦瑾，被上诉人石玉山的委托代理人周子超，被上诉人范向阳及其委托代理人薛秋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玉山在一审中起诉称：北京和盛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盛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8日，石玉山拥有20％的股权，徐丽雅拥有20％股权，范向阳拥有30％股权，股东祁××拥有30％股权。石玉山于2014年8月5日通过祁××得知，石玉山的股份在石玉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徐丽雅、范向阳恶意稀释为1.25％。经过石玉山调查得知徐丽雅、范向阳恶意串通签订虚假股份转让协议，徐丽雅伪造股东会决议及股份转让协议，公司在徐丽雅的指示下违反公司章程违规召开股东会，并两次违法实施工商变更。一、2013年7月2日，股东祁××与徐丽雅为了达成逼迫石玉山退出该公司的目的，侵害石玉山的股东权益，与范向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及第三人利益，徐丽雅与范向阳签订了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该认定为无效。二、基于徐丽雅与范向阳的侵权行为及其非法目的，2013年8月5日在既没有通知石玉山和范向阳又没有石玉山和范向阳参加的情况下，徐丽雅伪造了范向阳的签字，做出了有祁××、徐丽雅、范向阳参加的日期为2013年7月30日的虚假股东会决议，并且伪造涂改徐丽雅与范向阳原本就是虚假的股份转让协议，公司的职员曾×在徐丽雅的违法指示下，依据以上虚假材料进行了股份及法人代表的工商登记变更。徐丽雅及公司变更登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徐丽雅及公司违法变更工商登记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在未通知石玉山的情况下使2013年11月26日股东会决议得以通过，恶意剥夺了石玉山的优先增资权，最终侵犯了石玉山的股东权益。徐丽雅与范向阳签订的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最终石玉山股权被稀释的侵权合同，损害了石玉山的股东权益。故石玉山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徐丽雅和范向阳于2013年7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徐丽雅和范向阳承担诉讼费。
徐丽雅在一审中答辩称：7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需要股东会决议。2013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股权份额通过，合同有效。石玉山诉请主张2013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对于该诉请法院应当判决驳回。理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存在撤销原因，而当事人请求确认无效时，人民法院应审查原告是否在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提起诉讼，如已超过此期限，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如在此期限内日，则告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同意变更的，按撤销之诉审理，原告不同意变更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范向阳在一审中答辩称：一、2013年7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个虚假的协议，不是范向阳的原意，是恶意串通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的，因而无效。自范向阳和祁××2013年3月入股公司后，徐丽雅、祁××都和石玉山打过架，关系很差，所以他们一直劝范向阳一起把石玉山赶走，范向阳因为范向阳的老公和石玉山关系还不错就一直没有答应并且劝他们不要闹，应该好好做企业。后来祁××、徐丽雅反复劝范向阳，又跟范向阳说只要石玉山在公司就没法好好合作做业务。此时范向阳也感觉到四个人很难一起合作了，所以就答应和徐丽雅、祁××一起赶走石玉山。于是在2013年7月1日那天，祁××跟范向阳说，祁××已经和徐丽雅商量好了让范向阳和祁××一起去和盛堂签个假的股份转让协议，给石玉山看。范向阳当时问祁××，你们会不会拿着这个假的转让协议去工商变更了呀？祁××告诉范向阳说：不会的，没有股东会决议变更不了。范向阳一想也对，反正范向阳是法人，股东会没有范向阳参加也开不了。所以7月2日那天当祁××和徐丽雅把打印好的转让协议给范向阳签字的时候，范向阳虽然看到了协议的条款对范向阳很不利，甚至连合同必备条款都没有，但范向阳认为反正是假协议，而且祁×也和徐丽雅签了同样的假协议，范向阳也就签了。结果范向阳没想到被徐丽雅和祁××欺骗了。范向阳和祁××签订了同样的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后来祁××的股份变多了，范向阳的股份却变没了。这纯粹是个骗局，因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二、基于上述事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股东范向阳与股东徐丽雅为了达到逼迫石玉山退出该公司的目的，侵害了石玉山的股东权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税收利益及第三人即石玉山的合法权益。二股东签订了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三、基于范向阳与股东徐丽雅的侵权行为及其非法目的，2013年8月5日在既没有通知石玉山和范向阳又没有石玉山和范向阳二位股东参加的情况下，徐丽雅伪造了范向阳的签字，作出了有祁××、徐丽雅、范向阳参加的日期为2013年7月30日的虚假股东会决议，并且伪造涂改徐丽雅与范向阳原本就是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的职员曾×在徐丽雅的违法指示下，依据以上虚假材料进行了股份及法人代表的工商变更登记。徐丽雅及公司变更登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正是因为徐丽雅及公司违法的股东会决议，最终导致了范向阳股东资格的丧失及石玉山的股权被稀释。且至今未能恢复范向阳的股东资格，这纯粹是股东祁×与徐丽雅的阴谋，严重欺骗了石玉山，辜负了范向阳对其的完全信任。故2013年7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和盛堂公司设立于2010年1月28日，设立时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12年11月18日，徐丽雅将其在和盛堂公司60％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石玉山。和盛堂公司股东变更为石玉山、徐丽雅，其中石玉山出资6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60％，徐丽雅出资4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40％。
2013年3月5日，石玉山将其在和盛堂公司30％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向阳，将其在和盛堂公司1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祁××。同日，徐丽雅将其在和盛堂公司20％股权转让给祁××。公司股东变更为石玉山、徐丽雅、范向阳、祁××，其中石玉山的出资为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20％；徐丽雅的出资为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20％；范向阳的出资为3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30％；祁××的出资为3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30％。
2013年7月2日，范向阳与徐丽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范向阳将其在和盛堂公司30％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丽雅。同日，徐丽雅与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徐丽雅将其在和盛堂公司10％的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祁××。上述转让协议签订后，2013年7月30日，徐丽雅、范向阳及祁××召开股东会，并达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范向阳将股权转让给徐丽雅，同意徐丽雅将股权转让给祁××。之后各方办理了股东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和盛堂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徐丽雅、祁×及石玉山，其中徐丽雅的出资为4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40％；祁××出资为4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40％；石玉山出资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20％。2013年11月26日，祁××及徐丽雅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现变更为1600万元，本次增资部分1500万元由徐丽雅、祁××共同出资。增资后公司出资额变更为徐丽雅出资79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49.375％；祁××出资79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49.375％；石玉山出资2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25％。庭审中，徐丽雅出具其与范向阳签订的《和盛堂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亦约定范向阳将拥有的30％股权转让给徐丽雅，但转让价格为218.7万元。徐丽雅称上述转让款已实际支付，并出示220.7万元的转账记录。范向阳称其与徐丽雅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在徐丽雅称用于排挤石玉山的情况下而签订的，且徐丽雅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徐丽雅向范向阳所转的款项均为业务款项，而非股权转让款。
再查，庭审中祁××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徐丽雅曾劝说其及范向阳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石玉山排挤出公司或稀释其股份。和盛堂公司员工曾×亦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其在与徐丽雅、祁××一同去办理范向阳股权转让给徐丽雅的工商变更登记时，徐丽雅找人在股东会决议上代签了范向阳的名字，并涂改了股权转让协议上的金额。
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工商查询信息、祁××证人证言、曾×证人证言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据该条款可知，恶意串通订立合同是指当事人、代理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合谋实施与其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意思表示，基于共同恶意而签订的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即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了解彼此的内心真实意思，在以最终要实现内心真实意思这一点上，双方形成串通或配合，并且明知或应知其串通或配合的行为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具有主观上的恶意。从以上关于恶意串通构成要件看，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内心真实意思与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以及双方之间是否形成串通或配合，只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部分要件，除此以外，还须证明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明知或应知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即在主观目的上存有恶意。对是否存在恶意的认定前提是，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应依法享有该利益。本案中，石玉山作为和盛堂公司股东，公司股东组成及持有股权比例的变更会影响其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而徐丽雅、祁××为达到排挤石玉山的目的，通过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使徐丽雅、祁××占有公司大部分股权，从而能影响公司的决策，且从其后徐丽雅、祁××召开股东会，决定由徐丽雅及祁××对公司进行增资，进而稀释了石玉山所占股份来看，涉案协议的签订确实存在损害石玉山利益的情形。而徐丽雅在与范向阳签订协议后，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综上可以认定徐丽雅与范向阳签订协议的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二人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石玉山的有关权益，故对石玉山要求确认徐丽雅与范向阳于2013年7月2日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该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之规定，判决：徐丽雅与范向阳于二○一三年七月二日签订的转让价款为三十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徐丽雅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徐丽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股权的行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双方不具有亲属关系，不具备通常自然人恶意串通的主体条件。本案股权转让价款合理，不存在价格明显过低的情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分别为30万元和218.7万元，超过和盛堂公司3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石玉山2013年5月3日将其在和盛堂公司30％的股权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向阳。本案股权转让价款已经实际支付，徐丽雅已向范向阳支付220.7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未损害也不可能损害石玉山的利益，上述协议只是导致范向阳向徐丽雅转让30％的股权，石玉山的股权比例不因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发生减损，未侵害石玉山的利益。
二、股东通过收购股权增大自身持股比例，进而对公司经营和决策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和表决权，本身是收购股权的合法目的之一，并非对其他股东恶意侵害和排挤。股东可以通过股权收购和交易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占比，并进而根据新的股权结构确定股东的权利义务，股权结构变化导致的公司控制权变化是股权交易制度的应有之义。
三、范向阳一审陈述的恶意串通的签约过程与一审判决认定恶意串通的事实矛盾。范向阳既然陈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实际履行协议的意愿，就不可能具有恶意，因为仅给石玉山看协议而不实际履行这一做法不能达到徐丽雅、祁×占有股东大部分股权并稀释石玉山股份的效果。范向阳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到徐丽雅欺诈，但同时又声称协议是双方恶意串通的结果。
四、公司增资导致石玉山股权稀释的法律后果不能成为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的证据和理由。首先，股权转让和公司增资是不同的法律概念，行为主体和法律后果不同，导致石玉山股权比例的变化的并非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是2013年11月26日公司增资决议的履行。其次，即使徐丽雅收购范向阳的股权是为了取得更大比例的股权和表决权，以排除石玉山不同意公司增资的障碍，保证顺利通过增资决议，其股权收购目的也是合法的，并非恶意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再次，徐丽雅收购范向阳的股权后，石玉山股权比例没有变化，即使公司增资，石玉山也仍可以按照持有股权的比例享有优先增资权，本案中，石玉山经通知未参加2013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自行放弃了增资权，其后也未认缴增资，其股权比例被稀释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和公司增资无关。如果石玉山认为2013年11月26日股东会未通知其参加、剥夺了优先增资权，导致其股权比例被稀释，石玉山应针对增资决议另行提起诉讼。
综上，徐丽雅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石玉山的诉讼请求。
石玉山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徐丽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徐丽雅的上诉，维持原判。徐丽雅和范向阳属于恶意串通，为了排挤石玉山，工商登记是伪造的，增资过程也是为了排挤石玉山。根据鉴定报告，徐丽雅向工商局提交的和盛堂公司的2013年7月31日用于变更手续的股东会决议上，范向阳的签字为伪造。徐丽雅2013年12月10日增资的170万元，系从公司账户转到徐丽雅的账户，再由徐丽雅账户转到增资账户，最后回到公司。2014年10月8日，由石玉山、祈建人签字的股东会决议罢免了徐丽雅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随后徐丽雅私自决定将公司注册地址的所有财务资料进行了转移，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目前公司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全部股权的价值在3000万左右。
石玉山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证明：1、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书，证明2013年7月30日股东决议上范向阳的签字系伪造。2、增资验资报告中祈建人及徐丽雅增资的报告单，证明增资的钱是公司的钱，是虚假增资。3、祈建人在另案诉讼中提交的证据目录和股东会决议，证明徐丽雅的公司职务已经被罢免。4、徐丽雅在另案诉讼中提交的和盛堂公司经营地址的照片，证明徐丽雅在该案中自己陈述其已经将公司的财物搬到其他地方。
范向阳服从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其针对徐丽雅的上诉理由答辩称：
一、2013年7月2日范向阳与徐丽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纯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石玉山）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国并无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恶意串通”构成要件必须是“亲属关系”。
二、范向阳与徐丽雅2013年7月2日签订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均是虚假的，是恶意串通的，违反法律，是无效的。（一）范向阳与徐丽雅2013年7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主观恶意，并实施了串通行为。1、2013年7月2日范向阳与徐丽雅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不是范向阳的本意，而是配合徐丽雅、祁××恶意串通，逼迫石玉山退出和盛堂公司。刚入股不久，徐丽雅、祁××就和石玉山动手打架，关系很差，所以徐丽雅、祁××一直劝范向阳和他们俩合伙把石玉山赶走。因为范向阳的配偶和石玉山关系还不错就一直没有答应，并且劝他们俩应该好好做企业。后来祁××、徐丽雅反复劝说范向阳，并和范向阳说只要石玉山在公司，就没法好好合作做业务。经过几个月反反复复的折腾，范向阳也确实感觉到他们三人之间很难合作了，所以就答应了和徐丽雅、祁××一起恶意串通赶走石玉山。7月1日，祁×对范向阳说其已经和徐丽雅商量好了一起去和盛堂公司签个假的《股份转让协议》给石玉山看，逼石玉山走。范向阳当时担心签署的假协议会被拿去做工商变更。祁××告诉范向阳说：不会的，没有股东会决议变更不了。范向阳认为反正自己是法人代表，股东会没有范向阳参加也开不了。所以7月2日，当祁×和徐丽雅把打印好的《股权转让协议》让范向阳签字的时候，范向阳虽然看到了协议的条款对自己不利，甚至连合同必备条款都没有，但范向阳因为认为这是份假协议，而且祁××和徐丽雅之间也签了同样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假协议，所以范向阳也就签了。直到后来范向阳才明白徐丽雅和祁××是怎么串通好轰走石玉山的。因为石玉山和范向阳的配偶关系很好，徐丽雅和祁××先把范向阳变更出去，这样在和盛堂公司里石玉山就没有朋友了；再把股份稀释了，石玉山的股份就会变的更少，在和盛堂公司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存在的意义了，石玉山就只有拿钱走人了。当时范向阳与徐丽雅做局时签订了一份218.7万元的协议，因为范向阳之前进入和盛堂公司是以218.7万元的价格受让石玉山所占和盛堂公司30％的股份。证人祁××、曾×的证言证明徐丽雅与范向阳之所以签订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为了让石玉山感觉范向阳是真的要退出。之后徐丽雅与祁××模仿范向阳签字，伪造股东会决议，瞒着范向阳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如果范向阳同意做工商变更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模仿范向阳签字去做公司变更了）。徐丽雅与祁××密谋等石玉山退出公司后，立即将范向阳的股份偷偷恢复，故，这份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本就不是范向阳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该份协议是自始无效的。为了做局看起来更真实，当时祁××和徐丽雅之间也签订了一份与范向阳同样内容、同样金额为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另一份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最终祁××的股份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祁××在一审当庭作证，当时是因为徐丽雅考虑到有祁××在公司的话对付石玉山更有力度，更充分证明这是骗局，该协议是恶意串通，虚假的，无效的。综上，签署协议的初衷就是为了赶走其他股东达到徐丽雅掌控公司的目的，这一点上诉状也有明确的表述，故而签订协议的主观是恶意的，为了日后的骗局能够做的更真实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自始就是无效的，不会实际履行，更无从谈起价格合理与否。2、徐丽雅本身具有主观恶意，虚假收购。上述已经陈述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是恶意的。徐丽雅自身具有主观恶意。徐丽雅增大自己的持股比例和决策权的目的就是为了挤兑走石玉山，自己掌控公司。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徐丽雅自己也承认了自己具有主观故意，并亲自实施了具体的行为，比如去工商局进行虚假的变更登记（实施此行为时，范向阳并不知情），这充分证明了徐丽雅的主观恶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徐丽雅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为了挤兑石玉山，损害石玉山的利益。徐丽雅为达到排挤石玉山的目的，通过与范向阳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使徐丽雅、祁××占有公司大部分股权，从而能影响公司的决策。且从其后徐丽雅、祁××召开股东会，决定由徐丽雅及祁××对公司进行增资，进而稀释了石玉山所占股份来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确实存在损害石玉山利益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非常清楚。3、一审认定的恶意是指徐丽雅和范向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初衷和目的是恶意的。徐丽雅和范向阳恶意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拿给石玉山看，显得更真实，但自始至终范向阳本人并没有真正的转让自己股权的意思表示。但在实施过程中，具体的变更行为范向阳本人却不知情。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开始，之后的一系列变更行为及股东会决议更是为了达到稀释石玉山的股份，迫使石玉山退出和盛堂公司，徐丽雅掌控公司的目的。（二）徐丽雅在2013年8月5日去北京市昌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昌平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时，是在隐瞒范向阳的情形下进行的。（三）、一审过程中徐丽雅出具的税务局的协议，与218.7万元协议、30万元协议和30.45万元协议，其说三份协议同时签订同时存在，可见其虚假性，恶意串通是显而易见的。同时，30.45万元的协议也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因此依据合同法，上述三份协议均无效。（四）、一审中证人曾×、祁××的证人证言也证明了徐丽雅与范向阳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的结果，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是无效的。在徐丽雅、祁×的恶意欺骗下，一步一步设置陷阱，导致石玉山的股份被严重稀释，最后形成了逼迫石玉山出局的局面。故，恶意的转让行为严重损害了石玉山的股东权益，也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所以，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上诉状所诉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不可能实际支付。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虚假的，其重要条款缺失，金额涂改，内容也损害国家利益，并且该份协议并未实际支付，徐丽雅也从未提及付给范向阳这笔30万股份款。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的结果，范向阳签订该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日后挤兑走石玉山，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转让自己高价买来的股份。而且自己在和盛堂公司还有很多业务，不会转让股权使自己不利于做业务。所以，该协议的签订初衷和背景就决定了日后不会实际履行，因为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存在就是为了日后欺骗石玉山，说到底，该协议自始无效，所以无从谈起实际履行的问题。
四、上诉状所诉的所有《股权转让协议》根本就未实际履行，约定的股份转让款根本也从来没有实际支付过。（一）、徐丽雅农商银行的银行卡是公司用来倒账用的卡，通过该卡向在和盛堂公司做业务的业务员支付业务提成。2013年12月10日和盛堂公司通过员工曾×的银行卡向徐丽雅的农商卡转了两笔钱，分别是5万元和4.7万元，共计9.7万元。当天，徐丽雅将这9.7万元转给范向阳。和盛堂公司财务刘×当时确认这笔9.7万元是财务转给范向阳的业务款，证明了徐丽雅涉案的银行卡平时是在公司，为公司所用。结合2013年12月13日穆南刚签字的支出凭单的内容，该9.7万元在和盛堂公司财务上明确写明是业务款，不是徐丽雅支付的股份款。如果徐丽雅坚持认为这是自己给范向阳的股份款，那么这就涉嫌侵占公司财产，应负刑事责任。和盛堂公司其他业务人员的业务款均是从曾×、刘××或者徐丽雅等人的账上转到他们的账户上的，同样能看出，和盛堂公司的业务回款都是通过个人的银行卡支付给各个做业务的人员。所以，徐丽雅的农商卡绝对不是自己纯用于私人使用的银行卡，而是公司倒账用的银行卡。（二）徐丽雅所述己经支付给范向阳220.7万元，这与其签订的218.7万元的协议中所约定的金额不吻合。徐丽雅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称向范向阳多支付的2万元是业务款，但徐丽雅提供单据里没有2万元的支出凭单。徐丽雅说2万是业务款，又说这个农商卡是其个人的卡，这恰恰证明了其农商卡是和盛堂公司用于倒账用的，与其之前陈述的个人专用卡是自相矛盾的，从而证明徐丽雅恶意作假，主观恶意显而易见，更有之后背着范向阳去变更工商登记的恶意行为。（三）、徐丽雅自称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时间与218.7万元协议约定的应该向范向阳支付股份转让款的时间不一致。2013年8月5日徐丽雅去工商局做的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协议约定变更登记成功之后60日内支付款项，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协议来支付股份款的话，徐丽雅应在2013年8月初至2013年10月初这个期间向范向阳支付股份转让款。而一审过程中，徐丽雅出示的银行明细的时间大多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款日期，徐丽雅转款之后也并未向范向阳做任何说明及知会，足以说明徐丽雅出具的汇款单据上内容是她个人行为，该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徐丽雅出示的银行明细的汇款时间却恰恰与和盛堂公司给范向阳的业务提成的付款时间吻合，从而证实徐丽雅作假。1、2013年7月22日，徐丽雅通过其农商卡转了46万元给范向阳，这笔款项转账时徐丽雅尚未去工商局进行变更登记，也与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股份款的时间不吻合，该笔款项实际是和盛堂公司返给范向阳的业务款。2、2013年10月16日、11月8日、12月9日，徐丽雅通过其农商卡分别转了100万元、25万元、9.7万元给范向阳，这是在218.7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之后转账的，结合一审证据，该几笔款项同样是和盛堂公司返给范向阳的业务款。3、根据北京和盛堂药业有限公司与北京艾尚艾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尚艾德公司）2012年7月30日签订的《中药饮片代理推广协议书》，每次和盛堂公司给艾尚艾德公司的回款都是从徐丽雅、曾×、刘××等人的账户中直接现金转账至范向阳的个人账户中，徐丽雅当庭出示的银行转账明细单均与股份转让款无关，全部都是业务回款。徐丽雅每次给范向阳打款均是在商业单位或公司给和盛堂公司回款后，这个时间点的巧合更加证明徐丽雅是恶意的凑数，恶意的将业务款说成股份款，并未以任何形式通知范向阳是股份转让款，让本就是无效的虚假的为了做局而产生的218.7万的协议弄假成真，欺骗范向阳。（四）、徐丽雅当庭出示几份银行转账单据是徐丽雅自己单方恶意标明的，其在向范向阳转款时并未提前或者事后明确告知范向阳该笔款项的用途，范向阳一方也未接收到任何的通知或提示款项的用途。范向阳的银行明细中，2013年7月22日的46万元，2013年8月13日的40万元和2013年10月16日的100万元三笔款项摘要部分显示的是“附言”二字，说明当时并未写明用途，范向阳怀疑“股份转让款”、“借款”、“分红款”等内容这是徐丽雅事后补写上去的，更不会通知范向阳是股份款，徐丽雅作假涉嫌诈骗股份，已经构成诈骗罪。（五）五笔5万元的转账并非银行单据，还有2013年12月9日的单据，徐丽雅一审提交的这六张证据上并未有显示是股份转让款。范向阳提请调取徐丽雅农商卡及工行卡自2013年7月份至2014年4月份期间的明细单，从明细单上可以看出徐丽雅卡上的钱是和盛堂公司的钱，通过其银行卡支付货款、业务回款等。徐丽雅提交的220.7万元付款证明在金额及时间上都与《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不吻合，系徐丽雅提交的虚假证据，没有任何证明力。
五、徐丽雅主张范向阳与石玉山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未提交证据。
六、范向阳没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初衷是为了排挤石玉山，范向阳也没有参与股权变更的过程，不知道变更登记的事情。3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涂改和伪造的。范向阳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鉴定报告及另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范向阳没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徐丽雅也没有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
范向阳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证明：曾×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账户明细清单，证明徐丽雅2013年12月9日打给范向阳的9.7万元是业务款。
经本院庭审质证，对石玉山二审提交的证据，徐丽雅对证据1、2、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范向阳对石玉山二审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可。
对范向阳提交的二审证据，徐丽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亦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曾×2013年12月9日向徐丽雅汇款9.7万元，无法证明该款项是业务款，即使该款项是业务款，也不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石玉山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
因石玉山及范向阳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本案中，徐丽雅表示，2013年7月2日，其与范向阳就和盛堂公司30％的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协议共有三个版本，股权的价格分别为30万元、30.45万元和218.7万元。徐丽雅称，30万元版本用于工商变更登记，30.45万元版本用于税务登记，218.7万元的版本是真实履行的版本。范向阳称30万元的版本金额有涂改，其签字时并无涂改，但记不清涂改前的金额是多少；218.7万元的版本是其本人所签；30.45万元的版本不能确认是否其本人所签。石玉山表示虽然协议有三种不同的价格，但属于一份协议的三个版本，石玉山认为三个版本的协议均无效。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石玉山起诉要求确认徐丽雅与范向阳于2013年7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石玉山除确认合同无效外未提出其他诉讼请求，故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股权转让协议系徐丽雅与范向阳签订，目前存在三个不同的版本，三个版本的内容均约定范向阳将其在和盛堂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徐丽雅，现石玉山认为该协议系徐丽雅与范向阳恶意串通，损害了石玉山在和盛堂公司的股东权益，属无效协议。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徐丽雅与范向阳之间就和盛堂公司30％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协议，在事实上导致的结果为范向阳丧失了和盛堂公司的股东资格，徐丽雅在和盛堂公司的股权增加，但石玉山本身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首先，范向阳在公司股东资格的丧失，与石玉山的股东利益无关联性；其次，石玉山最终在和盛堂公司股权被稀释的原因为和盛堂公司2013年11月26日的股东增资决定，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直接关联；再次，石玉山认为，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其在公司的表决权比例受到影响，通过本案的股权转让，徐丽雅及祁××才得以做出损害石玉山股东利益的增资决议。就此本院认为，公司决议制度系公司的内部治理模式，本案的转让协议本身并未影响石玉山个人在公司的表决权，徐丽雅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扩大在公司的表决权比例，此行为并无法律禁止，石玉山据此主张其股东权益受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徐丽雅与范向阳之间就和盛堂公司30％股权转让的行为，并未实际损害石玉山的利益，故石玉山关于二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丽雅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4）昌民（商）初字第117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石玉山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石玉山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石玉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王 晴
代理审判员 吕云成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连漪
书 记 员 郭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