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大歌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娱乐楼二层，组织机构代码56160373-3。
法定代表人：丁本锡，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汪志国，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圣芬。
委托代理人：吴如璋。
原审被告：重庆市地坤建材商行，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村街道桃源路16号3区第1层1号门面，组织机构代码68391037-9。
投资人：陈杉杉。
上诉人重庆大歌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歌星公司）与被上诉人姚圣芬、原审被告重庆市地坤建材商行（以下简称地坤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南法民初字第0166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大歌星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严永鸿、代理审判员吴贵平、邓筱茜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圣芬在重庆市南岸区从事墙纸经营业务。2013年12月15日，姚圣芬组织人员运送墙纸到大歌星公司，并安排工人进行墙纸施工作业。大歌星公司工作人员鲁天宇在姚圣芬出具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载明了提供墙纸的数量、单价、人工费用以及施工区域等，共计金额为33915元。2013年12月24日，姚圣芬再次组织运送墙纸到大歌星公司，并安排工人进行墙纸施工。大歌星公司工作人员文可永在姚圣芬出具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该送货单上载明墙纸数量、单价、人工费等，共计金额4375元。2张送货单金额共计38290元。后姚圣芬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大歌星公司以与姚圣芬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与地坤商行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拒绝向姚圣芬支付款项。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遂发生纠纷。姚圣芬于2014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另查明，2013年12月的一天，大歌星公司与地坤商行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中约定工期为2013年12月10日至2013年12月18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33915元，约定的墙纸数量、单价、人工费及施工区域与姚圣芬在2013年12月15日出具的送货单上载明的完全一致。签订合同后，大歌星公司分2次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地坤商行款项共计32915元。地坤商行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该《工程施工合同》是为了向大歌星公司提供发票而应大歌星公司员工文可永的要求完善的手续。地坤商行在本案中仅仅是提供了发票，并未实际参与墙纸买卖和施工。地坤商行从未向大歌星公司提供过任何墙纸。大歌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收到价值38290元的货物。
一审中，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地坤商行三方均认可文可永的身份为大歌星公司员工。大歌星公司陈述文可永在大歌星公司的职务为工程维保，已于2014年1月自动离职。同时大歌星公司认可鲁天宇的身份为大歌星公司员工，现仍在大歌星公司工作。
姚圣芬一审诉称，姚圣芬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经营住房墙纸业务。2013年8月的一天，文可永来到姚圣芬门面，说他是大歌星公司的员工，要求姚圣芬为大歌星公司的过道更换墙纸。于是姚圣芬带墙纸样本和文可永来到大歌星公司与该公司财务室经理谈妥品种、价格。此后的一天多，姚圣芬安排人员送货施工完毕。姚圣芬向文可永要款，文可永说其他地方也要换，到时也一并开票付款。2013年12月15日，姚圣芬按文可永的要求将其所需墙纸送至大歌星公司处，打电话要求文可永来验货，文可永说他一时回不来，要求姚圣芬将货物交给在现场的鲁天宇即可。于是鲁天宇验收了姚圣芬送到的货物同时开了票（包括上次施工）。随后，姚圣芬组织人员到大歌星公司为其施工完毕。2013年12月24日，姚圣芬按文可永的要求又为大歌星公司送货施工，文可永签字认可。综上，姚圣芬为大歌星公司送货施工共应收款38290元。大歌星公司、文可永、鲁天宇相互推诿，拒付此款。故姚圣芬起诉来院，请求判令：1、要求大歌星公司、文可永、鲁天宇以连带责任支付姚圣芬货款及加工款共38290元；2、本案诉讼费由大歌星公司、文可永、鲁天宇承担。姚圣芬提起诉讼后，自愿撤回了对文可永、鲁天宇的起诉，并追加地坤商行为被告。姚圣芬变更诉讼请求为：1、大歌星公司和地坤商行以连带责任支付姚圣芬货款及安装款38290元；2、本案诉讼费由大歌星公司和地坤商行承担。
大歌星公司一审答辩称，大歌星公司就更换墙纸事宜只与地坤商行签订和履行了《工程施工合同》。大歌星公司与姚圣芬并无任何合同关系。大歌星公司只购买了一次墙纸，不应支付两次价款。姚圣芬系代表地坤商行向大歌星公司提供墙纸，且墙纸的款项已经支付给了地坤商行，故姚圣芬应向地坤商行索要墙纸货款。请求驳回姚圣芬对大歌星公司的诉讼请求。
地坤商行一审答辩称，姚圣芬与地坤商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地坤商行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地坤商行已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地坤商行是因为文可永请求为其向大歌星公司供应墙纸代为提供发票，因此地坤商行与大歌星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只是为了开具发票而完善的手续，地坤商行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请求驳回姚圣芬对地坤商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2、姚圣芬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38290元款项的请求能否成立；3、文可永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是代表大歌星公司的职务行为；4、姚圣芬要求地坤商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能否成立。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
1、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姚圣芬向大歌星公司提供了价值38290元的墙纸（含人工费）。大歌星公司的员工文可永和鲁天宇在姚圣芬出具的2张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大歌星公司在一审中也明确认可收到过价值38290元的货物，但辩称是收到的地坤商行提供的货物，与姚圣芬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查，地坤商行与大歌星公司虽签订有书面《工程施工合同》，但该合同仅是为了提供发票而完善的手续而已。地坤商行明确陈述并未向大歌星公司提供过任何墙纸，也未安排工人在大歌星公司进行墙纸施工。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并不以签订有书面合同为必要条件，而是取决于是否实际提供并转移了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就本案而言，大歌星公司虽与地坤商行签订了书面《工程施工合同》，但该合同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地坤商行也从未向大歌星公司提供过墙纸，也未安排人员进行施工。大歌星公司与地坤商行并未真正建立墙纸买卖合同关系。姚圣芬将墙纸实际提供给了大歌星公司并安排工人进行了施工，并且有大歌星公司员工的签字确认。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
2、姚圣芬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38290元款项的请求能否成立。
如上所述，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姚圣芬向大歌星公司提供了价值38290元的墙纸（含人工费）。大歌星公司的员工文可永和鲁天宇在2张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大歌星公司就应该向货物的实际供货人姚圣芬支付相应价款。大歌星公司辩称已将款项支付给地坤商行，不应就一次供货支付二次货款。一审法院认为，大歌星公司与地坤商行并无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大歌星公司据以付款的送货单上也并未有员工签字确认。大歌星公司向地坤公司付款的行为并不能作为对姚圣芬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38290元款项请求权的有效抗辩。大歌星公司向地坤商行支付款项32915元与本案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也与姚圣芬无关。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姚圣芬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38290元款项的请求成立。
3、文可永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
姚圣芬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是文可永主动到其店里和她联系墙纸供货事宜，也是文可永带她到大歌星公司进行墙纸价格、数量的协商。正是因为文可永自称是大歌星公司的员工，并且胸前挂有大歌星公司的工作牌。故姚圣芬有理由相信文可永是代表大歌星公司在履行职务行为。大歌星公司辩称虽然文可永在当时是公司员工，但他只负责更换墙纸事宜的对外联络工作，并不负责具体对外签订合同事宜。签订合同只能由公司负责。文可永私自与姚圣芬的经济交往并不能代表公司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文可永随身携带大歌星公司的工作牌，并且和姚圣芬一起到大歌星公司进行业务洽谈，其行为足以使姚圣芬认为文可永是代表大歌星公司在履行职务行为。退而言之，即使大歌星公司并未实际授权文可永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和进行墙纸的采购，但其行为和外在表现也足以使姚圣芬相信其有权代表公司，文可永的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故文可永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文可永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大歌星公司负责。
4、姚圣芬要求地坤商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求能否成立。
正如前所述，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姚圣芬有权要求大歌星公司向其支付墙纸货款及人工费38290元。姚圣芬现要求地坤商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其理由是大歌星公司将款项支付给了地坤商行。一审法院认为，大歌星公司向地坤商行支付款项与姚圣芬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姚圣芬与地坤商行也并未有任何合同关系。本案审理的是买卖合同纠纷。大歌星公司与地坤商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就大歌星公司向地坤商行支付款项，大歌星公司和地坤商行可以另案解决。基于上述分析，姚圣芬要求地坤商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姚圣芬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大歌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姚圣芬支付价款38290元；二、驳回姚圣芬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57元，减半收取378.5元，由大歌星公司负担。
大歌星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一、大歌星公司与地坤商行建立了合同关系，没有与姚圣芬建立合同关系；二、姚圣芬是代地坤商行履行地坤商行与大歌星公司签订的合同，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三、大歌星公司已经向地坤商行付了款，应该由地坤商行向姚圣芬付款，即使地坤商行已经向文可永支付了款项也应该由文可永向姚圣芬付款，大歌星公司不应支付两次款项；四、一审判决仅凭姚圣芬单方陈述就认定文可永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根据地坤商行的陈述，文可永和姚圣芬之间的价款应该低于32915元。
姚圣芬答辩称，一、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建立了口头合同，并且已经履行，文可永、鲁天宇收货就是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姚圣芬与大歌星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是正确的；二、姚圣芬与地坤商行没有任何关系，姚圣芬可以自己开具发票，大歌星公司员工文可永假冒大歌星公司名义与地坤商行之间签订合同，地坤商行也明确表示没有向大歌星公司提供任何货物，也没有派人施工，一审判决认定地坤商行和大歌星公司没有真实合同是正确的；三、大歌星公司错误支付款项给地坤商行，可以向地坤商行收回；四、文可永、鲁天宇是职务行为，应由大歌星公司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地坤商行二审陈述称，一、大歌星公司和地坤商行签订了合同但没有实际履行，只是为了开具发票；二、地坤商行和姚圣芬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三、地坤商行收到了大歌星公司向其支付的的款项，但是其扣除了6%的费用后全部打给了文可永，一审中姚圣芬追加地坤商行作为被告而撤回了对文可永、鲁天宇的起诉，应追加文可永作为第三人。地坤商行一审中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没有答复。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大歌星公司在一审中认可收到价值38290元的货物，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大歌星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姚圣芬还是地坤商行；二、大歌星公司是否应向姚圣芬支付货款以及金额。现分述如下：
一、与大歌星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姚圣芬还是地坤商行的问题。首先，姚圣芬运送墙纸到大歌星公司并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大歌星公司的工作人员文可永、鲁天宇在姚圣芬出具的送货单上进行了签字认可。因此，大歌星公司收到的货物系由姚圣芬提供。其次，地坤商行虽与大歌星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但其陈述签订该合同是为了向大歌星公司提供发票而应大歌星公司工作人员文可永的要求完善的手续，其并未向大歌星公司提供过墙纸。因此，地坤商行与大歌星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再次，大歌星公司认可收到墙纸但认为姚圣芬为地坤商行的代理人，系代地坤商行履行《工程施工合同》，而姚圣芬与地坤商行对大歌星公司该主张均不予认可，大歌星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大歌星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姚圣芬向大歌星公司提供了墙纸并组织工人进行了施工，地坤商行虽与大歌星公司签订有书面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其亦不具有履行该合同的意思表示，故与大歌星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姚圣芬。
二、大歌星公司是否应向姚圣芬支付货款以及金额的问题。大歌星公司认为墙纸的供货方为地坤商行，其已向地坤商行支付了足额价款，不应再向姚圣芬付款。本院认为，大歌星公司与姚圣芬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姚圣芬已履行了提供货物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姚圣芬现持有送货单原件并据此要求大歌星公司支付货款，大歌星公司理应按其签收的送货单向姚圣芬支付相应金额的货款。大歌星公司主张货款金额应低于32915元并无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地坤商行未向大歌星公司供货而收到大歌星公司货款的问题，双方可另行自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地坤商行在一审中申请调取其向大歌星公司工作人员文可永打款的记录，拟证明其已将所收到的大歌星公司货款扣除开票的手续费用后返还给经办人文可永。因地坤商行是否将该款项返还给大歌星公司与本案大歌星公司是否应向姚圣芬支付货款之间并无关联，故一审法院未同意调取该证据并无不当。因此，大歌星公司应向姚圣芬支付两张送货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38290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大歌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757元，由重庆大歌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代理审判员 邓筱茜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