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绍知初字第286号
原告：宋徐方。
委托代理人：申铁旗。
委托代理人：竺旦颖。
被告：朱伯康。
被告：朱红燕。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国芳。
被告：盛素英。
委托代理人：王伟钢。
原告宋徐方为与被告朱伯康、朱红燕侵害作品复制权纠纷一案，于2011年10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原告申请，作出了（2011）绍知初字第286号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并已执行。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伟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王超、人民陪审员莫伯林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申铁旗，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委托代理人王国芳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朱伯康、朱红燕披露其销售的涉诉花样的合法来源为盛素英，原告遂申请追加盛素英为本案共同被告。2012年4月10日，因本案案情复杂，不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结，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6个月。2012年8月30日，对原告所作的追加被告的申请，本院予以了准许。2012年9月29日，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发生变更，变更为由审判员李籽苏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王超、人民陪审员莫伯林组成合议庭。2012年10月11日，合议庭对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申铁旗，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委托代理人王国芳、被告盛素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伟钢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美术作品《富贵牡丹》的著作权人，2011年1月18日原告对该作品在浙江省版权局进行了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编号为11-2011-F-647。现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被告盛素英将《富贵牡丹》花型提供给被告朱伯康、朱红燕，由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在自己的门市部销售以《富贵牡丹》为花型的窗帘布面料，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以下责任：1、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犯原告美术作品著作权的窗帘布料并销毁侵权产品和为实现侵权所使用的生产工具；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2万元；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朱伯康、朱红燕辩称：两被告合伙经营，所生产、销售的是名为《花圣》的美术作品，该作品是两被告委托盛素英设计完成，并于2011年8月25日向浙江省版权局进行了作品登记，并非原告的《富贵牡丹》作品。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也没有提供损失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未侵犯原告著作权。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盛素英辩称：被告盛素英系专业设计人员，具有设计能力，朱伯康、朱红燕被控侵权的花型是被告盛素英设计并转让著作权的。但该花型是名为《花圣》的美术作品，是盛素英独立完成设计的。被告盛素英以前不知晓有原告的作品存在，而且《花圣》作品也依法取得了版权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作品，独立完成的，应认定各方享有独立的著作权。其次，《花圣》与《富贵牡丹》两幅作品也完全不同，故不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问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1年1月18日浙江省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一本，证明原告对美术作品《富贵牡丹》享有著作权。
2、原告自己电脑上留存的创作图片一份，证明原告自行创作完成了《富贵牡丹》。
3、公证书及封存的布样各一份。证明被告门市部在销售印有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富贵牡丹》美术作品的面料。
4、公证费发票以及公证书上所附的码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支付公证费用1500元和取证费用1375元。
被告朱伯康、朱红燕质证认为：对证据1作品登记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被告无关，因为花型不相似。证据2创作素材是电脑上打印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公证书两被告不知情，两被告销售的是《花圣》，并不是销售《富贵牡丹》，两幅作品不相似。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盛素英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创作素材的真实性有异议，仅这份打印件无法证明其创作过程。对证据3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因为公证人员取样的布上的图案是《花圣》，不是《富贵牡丹》，两幅作品不相似。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朱伯康、朱红燕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出以下证据：
5、2011年8月25日朱伯康和盛素英签订的作品转让协议一份，证明朱伯康、朱红燕生产、销售的窗帘布所载《花圣》花型来源于盛素英。
6、《花圣》作品登记证一份，证明2011年8月25日盛素英取得了《花圣》版权登记。补充陈述：为主花清晰可见，版权登记证上的花型仅是半幅图案。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5作品转让协议有异议，签订协议的时间和作品登记证的时间是同一天是不合理的。对证据6作品登记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个作品登记证上登记的《花圣》作品与被告销售的花样是不一致的。
被告盛素英质证无异议。
被告盛素英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出以下证据：
7、2003年1月ISBN7-81038-539-9东华大学出版的《中国轻纺面料花样图集（八）》一份。其中180页、519页、521页可证明原告所谓的主花并不是原告独创的，而是随处可见。
8、2003年东华大学出版的《中国轻纺面料花样图集（八）》497页的图样、来源于昵图素材网上的各种牡丹主花的创作素材打印件，以及《花圣》图样的创作过程记录，证明《花圣》作品的创作思路、素材来源。
9、盛素英的面料设计师证书、担任中国轻纺城家纺设计协会会长的证明材料以及媒体对盛素英设计能力的报道，证明盛苏英从事花型设计13年，具有创作能力。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7、8中的轻纺面料图集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所列页面中的主花和原告的主花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证据8中来自昵图网的图样的真实性庭上也不能确定，由法院庭后依法核实。证据8中创作过程的真实性被告不认可。证据9虽能证明盛素英的创作能力，但不排除其抄袭可能。
被告朱伯康、朱红燕质证无异议。
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评判如下：证据1、3、4、6来源合法，真实可信，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经对比，证据6《花圣》作品登记证上记载的花型仅是证据3中公证人员封存布匹上半幅所载的花型。证据2创作图片系单方制作，对方亦不认可，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5作品转让协议系朱伯康、盛素英之间的往来，现为朱伯康、盛素英所确认，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虽然《花圣》作品登记证反映的并非朱伯康、朱红燕所用花型的全幅图案，但盛素英自认朱伯康、朱红燕所销售的涉案花型全图来源于她，该事实依自认已可确定。证据7、8中的《中国轻纺面料花样图集（八）》有正规书号，是公开出版的合法刊物，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8中来自昵图网的图样，本院庭后根据上传人信息在昵图网搜索均能查到，但原编号显示为2010，现能查实的图样编号都发生改变，号码自2012起始，显示为2012年5、6月间上传。因上传时间较晚，对本案并无借鉴意义，在本案中无评判必要，故不作为证据认定。证据8中创作过程的记录是单方证据，也不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9能证明被告盛素英的创作能力，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宋徐方于2011年1月18日取得浙江省版权局颁发的美术作品《富贵牡丹》的作品登记证，登记号为作登字11-2011-F-647。2011年10月9日，原告委托孟玉美与公证人员一起到位于绍兴县柯桥街道中国轻纺城天汇广场A区四楼4027-4027号“蕾丝丽窗纱”门市部，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原告认为疑似《富贵牡丹》花型的窗帘布，并当场取得号码为0002722的《销售码单》一份及“朱红燕”的名片一张。原告支出购布费用1375元，公证费用1500元。原告认为，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合伙经营的门市部销售似《富贵牡丹》花型的窗帘布侵犯了原告对美术作品《富贵牡丹》享有的著作权，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应予担责。同时，被告朱伯康、朱红燕销售的似《富贵牡丹》的花型系被告盛素英提供，被告盛素英亦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而三被告认为，朱伯康、朱红燕销售的花型是盛素英自行创作设计的《花圣》作品，与原告的《富贵牡丹》不相似，不肯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双方意见不一，遂成讼。
另认定，被告朱伯康、朱红燕合伙经营“蕾丝丽窗纱”门市部，而被告盛素英系纺织面料设计师。被告朱伯康与盛素英签订过《花样作品转让协议书》，约定盛素英将《花圣》作品著作权转让给朱伯康。《花圣》作品亦由盛素英于2011年8月25日在浙江省版权局取得作品登记证。2011年10月9日，被告朱伯康、朱红燕销售的被公证人员封存的布匹上所载花型上半幅与盛素英登记的《花圣》作品有一致性。盛素英现确认朱伯康、朱红燕所销售的涉案花型全图来源于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朱伯康、朱红燕销售的花型是否与《富贵牡丹》花型有相似性，落入《富贵牡丹》这一花型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对此，本院对两花型予以了比对。本院认为：两花型均是以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牡丹为灵感来源。其要部是艺术加工后的牡丹，其整体又是牡丹排列组合后所表现出来的整体造型。
从要部审查来看，都采用了双主花形式，即“单朵牡丹”＋“插枝牡丹”，而且，双方所采用的“插枝牡丹”中的牡丹与“单朵牡丹”的形态都一致。但是，原告采用的牡丹无花蕊，被告采用的牡丹均有花蕊。而且双方所用牡丹绽放程度有异。原告采用的牡丹绽放程度较大，花瓣全部打开，而被告采用的牡丹绽放程度较小，花瓣向中心花蕊收拢挺立，有继续绽放的空间。花绽放程度的不同影响了花瓣的形态，导致了双方花瓣的表现不同。故单就牡丹这一图形而言，应认定双方采用了不同的牡丹（见附图一）。至于“插枝牡丹”中的插枝，原告的花枝是从花侧面穿入，而被告的花枝是从花中心位置穿入，穿插位置有区别。而且，原告所穿插的花枝与牡丹花倾斜方向一致，被告所穿插的花枝与牡丹花倾斜方向却相反，导致“插枝牡丹”观感也有所不同。再者，双方所穿插的花枝上附带的叶片数量、位置、叶片组合均不一致。因此，就“插枝牡丹”而言，亦是不同（见附图二）。综此，双方虽都采用“单朵牡丹”＋“插枝牡丹”为主花，但“单朵牡丹”和“插枝牡丹”都多有不同。
从整体审查来看，双方花型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一排“插枝牡丹”，一排“单朵牡丹”的排列；2、都是横向满版排列，满版都是七排；3、头尾都是单排“插枝牡丹”被勾边单独列出；4、“插枝牡丹”都较“单朵牡丹”形态大。5、各牡丹在横向、纵向上都有间隔，不是紧贴设计。以普通观众的审美观察能力和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在时间和空间都适当分离的条件下来判断，确实较易产生原、被告的花型在排列上相似的印象。但是，被告盛素英举出了2003年出版的《中国轻纺面料花样图集（八）》中第496页刊载的4241花型，该花型也是采用“单朵牡丹”＋“插枝牡丹”为主花，在排列上也是横向成排满版排列，具有上文所列的第1、第2特征中的部分元素，同时与上文所列的第3、第4、第5特征完全吻合（见附图三）。可以确定，双方花型所体现的整体创意和排列布局中的多项特征元素早已在市场上公开，不为原告独有，不能仅凭原、被告花型整体排列组合中多项特征的相似而认定被告侵犯原告权利。而且，被告花型中纵列的四幅“插枝牡丹”在同一直线上，首尾勾边的裙边宽广多层，与原告花型也有异。故单就双方花型的排列布局而言，也不是全然一致。
综合上述审查，本院认为，双方花型整体排列组合上有相似，亦有细节不同。而导致整体排列相似的多项元素早为市场公开，并非独创，在作品比对时宜予过滤。故本案审查两花型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相似，应偏重于要部的审查。现双方花型中构成要部的“插枝牡丹”和“单朵牡丹”形态差异都较大，应认定双方花型不相似。因此，被告朱伯康、朱红燕销售的花型并未落入原告诉请的《富贵牡丹》的保护范围。原告根据《富贵牡丹》所作的著作权之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宋徐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20元，合计520元，由原告宋徐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300元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籽苏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人民陪审员 莫伯林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易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