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8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水木，男，196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孙炳，浙江乾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立春，男，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余干县。
委托代理人朱晓芬，浙江立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敏，男，197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刘佳，男，198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委托代理人郑章法，系被上诉人父亲。
上诉人姚水木与被上诉人叶立春、李敏、郑刘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7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10月11日，郑刘佳有一车货送到李敏开办的大理石加工厂，由姚水木驾驶叉车进行卸货，叶立春则站在翘起的叉车尾部以达到平衡叉车的目的，期间叶立春摔下受伤。2015年10月13日，各方在富阳区平安中心主持下进行协调，并形成《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郑刘佳称，我是送货驾驶员，从富阳送了两吨货给李敏，货到店门口，叉车来卸货和以前一样，我请工人来帮忙；工人来帮忙，李敏不知情；卸货约定由李敏所在的李敏花岗石加工店负责；叉车到位后（我带路的），叉车师傅姚水木问我货卸哪里，我说了一件卸在厂里，一件卸在外面；之后，姚水木开始卸货，卸货时没有询问被卸的货物重量；开始卸货时，叉车将货物移出点，我就过去找工人来帮忙，并安排放置位置（工人属厂里职工，知道放置位置）；后来发生两位工人受伤。姚水木称，当时移货出来时，移出20厘米时，后面没有注意，可能因重量太大，有翘起情况；移出之前没有叫工人出来，移时，郑刘佳去叫工人来站上去；两位工人叶立春、杨某某站到已翘起的叉车尾部，我提醒他们注意点，之后全部移出后，货放不下，导致人摔下，并致货物摔下。李敏称，早上联系石材老板送货，郑刘佳下午2点打电话询问可以发货，我在确认联系好叉车姚水木司机后，就让郑刘佳送了两件货来；三点左右，我交代郑刘佳，叉车到了，让他进去，其中一件放店里，一件放店外，之后来电话说出事了；受伤的叶立春（头部受伤）、杨某某（手指两根受伤，腰部受伤在家休养）被我弟弟送医急救，我之后去医院看望，医疗费暂由我垫付了仅8000元。我请叉车司机卸货，约定100元完成，不知姚无资证。对上述事实，调解主持人询问各方有无异议？李敏、郑刘佳、姚水木均称无异议。随后，调解主持人提出，姚水木没有叉车司机操作证明承揽了卸货工作，明知车尾站人是不安全的违规行为，没有阻止，且在移卸货物时判断不准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原因；李敏不审核叉车司机资格，且未对郑刘佳指挥两人及时制止，是次要原因；郑刘佳受老板李敏委托让叉车司机卸货及安排卸货放置点，且叫工人站到叉车尾部是导致工人受伤的诱因；叶立春、杨某某作为成年人，有安全知识基本认知，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姚水木承担四成、李敏承担三成、郑刘佳承担二成，伤者本人承担一成。对以上意见，郑刘佳、李敏、姚水木均表示同意。叶立春受伤后被送至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右侧颞叶脑挫裂伤、右侧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头皮血肿、左侧枕骨骨折、颅底骨折、肝多发囊肿、左肾多发结石、牙龈炎等，共住院29天，花去医疗费44746.26元。2016年5月9日，叶立春自行委托杭州市富阳区精神病防治院司法鉴定所对其目前有无精神或智能障碍、与此次从高处摔下来的因果关系、伤残等级进行评定。该所经鉴定后出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被鉴定人叶立春目前患有脑挫裂伤所致的精神障碍为轻度智能损害，与此次从高处坠落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评定人体损伤残疾为七级伤残。2016年6月1日，叶立春自行委托浙江商检司法鉴定所对其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评定。该所经评定后出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被鉴定人叶立春因意外事故致闭合型颅脑损伤，经保守治疗，目前遗留轻度精神障碍的后遗症，其伤后误工期建议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护理期建议为90日（包括住院天数），营养期建议为60日。审理中，李敏要求对叶立春的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重新鉴定。根据李敏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叶立春的伤残等级进行了鉴定。该所经鉴定后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被鉴定人叶立春目前患脑挫裂伤所致的精神障碍（器质性人格改变、神经症样综合征），评定为八级伤残。此外，原审法院根据李敏的申请，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就叶立春的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进行了文证审核。该中心经评定后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叶立春系意外造成右侧颞叶脑挫裂伤、右侧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血肿、左侧枕骨骨折、颅底骨折等，评定误工日期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叶立春父亲叶天宝（已去世）与母亲卢庶花（1942年11月26日出生），共育有包括叶立春在内的四个子女。至今，李敏、郑刘佳、姚水木各已支付叶立春26600.26元、10000元、10000元。
叶立春在原审何种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李敏、姚水木、郑刘佳共同赔偿叶立春残疾赔偿金等共计410860元[其中：医疗费2646元、误工费37350元（150元/天×249天）、护理费12753元（141.70元/天×90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6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450元（50元×29天）、交通费2239元、鉴定费32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162元（16108元/年×6年÷4人）、残疾赔偿金349712元（43714元/年×20年×40%）、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总计456512元，按9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李敏、姚水木、郑刘佳共同承担。审理中，叶立春对其第1项请求变更为：判令李敏、姚水木、郑刘佳共同赔偿叶立春残疾赔偿金等共计322530元[其中：医疗费2646元、误工费27810元（154.50元/天×180天）、护理费9270元（154.50元/天×60天）、营养费3000元（50元/天×6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450元（50元×29天）、交通费2239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530.60元（30068元/年×6年÷4人×30%）、残疾赔偿金283422元（47237元/年×20年×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总计389939元，按90%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郑刘佳及姚水木辩称的其车辆被李敏扣押的事实存在，姚水木辩称情况说明中的“同意”两个字并非其本人所签，但该情况说明中除“同意”之后有姚水木的签名之外，在落款“当事人”处还签有姚水木的名字并捺有指印，姚水木对此并无异议，且各方对事发过程均予以确认，该情况说明是在街道调解室由相关调解人员主持而形成，之后各也未提出撤销该情况说明的请求，故原审法院对情况说明的全部内容系当时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调解主持人针对各方确认的事实提出李敏未审核姚水木的叉车操作资质，郑刘佳邀请叶立春等人帮忙卸货并要求叶立春等两人站到尾部已翘起的叉车上，姚水木无叉车操作资质且明知叶立春等人已站到叉车上而未制止，叶立春本人也应有安全认知等，建议确定由李敏、郑刘佳、姚水木及叶立春各承担30%、20%、40%、10%的责任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李敏辩称叶立春事发时的工作不在其雇佣范围之内并已将卸货工作发包给姚水木，郑刘佳、姚水木辩称受李敏胁迫，姚水木辩称其受雇于李敏及对叶立春等人站在叉车尾部不知情等等，或与事实不符，或不能作为其免责的理由。对叶立春各项损失，认定如下：医疗费，除叶立春自行支付的2646元外，尚应加上李敏等人垫付的42100.26元，合计46600.26元；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分别按鉴定意见确定的时间及住院时间，对叶立春主张的27810元（154.50元/天×180天）、9270元（154.50元/天×60天）、1450元（50元×29天），均属合理，予以确认；营养费，按鉴定意见确定的60天，并以30元/天计算，为1800元，叶立春要求按50元/天计算，不予支持；交通费，根据其票据及就诊记录等，原审法院酌情确定1500元；因本次事故，造成叶立春残疾，从叶立春提交的暂住证等看，其居住于富阳已多年，且所从事非农职业已多年，故李敏、姚水木、郑刘佳辩称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叶立春主张的残疾赔偿金283422元（47237元/年×20年×30%）在合理范围之内，予以确认；因卢庶花尚需要叶立春进行扶养，被扶养人生活标准应与残疾赔偿金标准一致，叶立春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13530.60元（30068元/年×6年÷4人×30%）也在合理范围之中，因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该项费用已纳入残疾赔偿金之中，故残疾赔偿金总额为296952.60元；以上费用合计385382.86元。按前述确定的比例，由李敏、郑刘佳、姚水木分别赔偿115614.86元、77076.57元、154153.14元。因本次事故造成叶立春残疾，根据其残疾程度及各方过程、本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由李敏、郑刘佳、姚水木分别赔偿叶立春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元、3000元、6000元。各已支付的费用，可从其应赔偿的总额中扣减；故尚应分别赔偿叶立春的款项为93514.60元（115614.86+4500-26600.26）、70076.57元（77076.57+3000-10000）、150153.14元（154153.14+6000-1000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敏赔偿叶立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3514.6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郑刘佳赔偿叶立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0076.5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姚水木赔偿叶立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50153.1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驳回叶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13元（已预交2454元），减半收取856.50元，由叶立春负担6.50元，李敏负担270元，郑刘佳负担150元，姚水木负担430元。
宣判后，姚水木不服，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情况说明》不是涉案各方特别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叶立春不慎受伤后，李敏扣留了上诉人和郑刘佳的车辆。为了解决叶立春的医疗费问题，解决扣车问题，上诉人和李敏、郑刘佳于2015年10月13日到，在工作人员王拥军的主持下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对事故经过进行了记录，谈到事故责任时，上诉人不同意其关于责任划分的意见。后王拥军把上诉人拉到另一个办公室做工作，直至快吃中饭才回到调解室，回到调解室后其根本没有向上诉人告知笔录内容就叫上诉人在笔录上签字，并明确告知上诉人这仅是一个记录，下午其再拟定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签好后相关内容才生效。当天下午上诉人再次来到街道办事处，就上午笔录事宜质问王拥军，王拥军再次明确告知上述调解笔录的效力。上诉人和王拥军之间的对话录音，一审时已提交一审法院，法院对该证据也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足以表明《情况说明》是上诉人在调解工作人员王拥军的故意误导下签字，上诉人对其中关于责任划分部分自始至终就没有同意过。《情况说明》所涉三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均不认为就叶立春的赔偿事宜已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协议。该《情况说明》无法律效力。二、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在卸货过程中，面向前方全神贯注操作叉车，根本不可能知道车辆尾部的情况，叶立春等人站到叉车尾部时上诉人不知情，叶立春等人也不是受上诉人指示站到叉车上去，故上诉人对叶立春受伤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更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家庭穷困，没有赔偿能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叶立春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叶立春二审口头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调解笔录是在各方当事人签字后的表示，真实有效，富阳法院按照笔录来判决正确。上诉人也有不当的行为，知道事发的行为有危险，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李敏二审口头答辩称：同叶立春的答辩意见一致。在调解笔录中，有当事人签字、指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郑刘佳二审口头答辩称：我已经安全送货，义务完成了。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争议的仍是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责任分担的问题。根据各方对案涉事故发生的陈述以及在案的其他证据，李敏作为案涉运送大理石的货主，未在卸货现场进行管理，且安排的卸货叉车和货物重量不匹配，是案涉事故发生的一大诱因，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姚水木在接到李敏电话要求其使用叉车卸货时，应合理评估自身操作叉车的资质、技能以及叉车的载重等因素，其出于疏忽大意的自信，在驾驶和操作叉车过程中导致帮助其压车的人员受伤，显然应承担较重的责任。此外，郑刘佳安排叶立春站到叉车尾部，置叶立春于危险状况，又没有尽到现场的协调管理，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叶立春明知站立在叉车尾部压货的行为存一定的危险性，仍甘冒风险，故也应自担一定的责任。综上，本院依据各方在该事故中的过错责任，酌情确定李敏承担30%的赔偿责任，姚水木承担40%的赔偿责任，郑刘佳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叶立春自担10%的责任。综上，原审法院确定的各方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860元，由上诉人姚水木负担。
上诉人姚水木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江 中
审判员 周志军审判员韩昱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姚 亦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