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桐法民初字第1770号 原告：**碧，男，1969年4月3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原告：杨国碧，女，1973年2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杨学勇，桐梓县楚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伟，男，1992年5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委托代理人：马龙远，桐梓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维均，男，1969年1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被告：王永孝，男，1967年3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委托代理人：张体文，桐梓县燎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碧、杨国碧诉被告刘伟、刘维均、王永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因本案的事实查明及审判可能以另案刑事判决结果为依据，本院依法中止诉讼，该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本院依法恢复本案审理，并由审判员冯珊珊适用简易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碧以及**碧与杨国碧的委托代理人杨学勇、被告刘伟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龙远、被告刘维均、被告王永孝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体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碧、杨国碧诉称，2015年3月19日，被告刘伟驾驶贵Ｃ×××××号车在娄山关镇文笔路与××路口处与吴桃桃（已故）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吴桃桃死亡。该事故经认定为刘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桃桃负事故次要责任。同年3月21日，经花秋镇花秋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组织事故双方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由刘伟及其父刘维均一次性赔偿给死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8000元，2015年3月20日，刘伟已支付70000元，2015年3月22日支付80000元，第三次应支付398000元；协议第二条约定，刘伟的父亲刘维均承担连带责任。刘伟的姑父王永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签订后，原告安葬了死者，被告没有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经原告多次催收无果，被告的行为违反双方的自愿约定，而且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责任，故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三被告支付协议约定的各项赔偿款478000元，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申请费。 被告刘伟辩称，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存在，被告刘伟同意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死者吴桃桃是无证驾驶；吴桃桃是农业户口，相关赔偿应该按照农村标准来计算；其余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主张按协议约定承担478000元，但刘伟并不清楚协议的内容和事实，原告所谓达成协议的时间，被告刘伟在交警队被限制自由，第二天被告刘伟出来之后才知道此事，随后被告刘伟即书写了一份申请交给交警队；事故认定被告刘伟承担刑事责任无异议，之所以承担刑事责任是因喝酒，但是民事方面，不同意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时是吴桃桃骑车撞向被告刘伟，故民事责任不同意按主要责任承担责任。 被告刘维均辩称，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刘伟在交警队，被告刘维均不清楚其情况，签订协议时实际上被告刘维均这方也不愿意签订，并曾要求先拿给刘伟看看，但原告坚持要求被告必须签字才能离开。 被告王永孝辩称，被告王永孝不是车辆所有人、实际掌控人，更不是肇事人，刘伟造成的损害没有法定的归责事由由王永孝承担责任，王永孝不具有承担事故的侵权主体资格；针对交通事故的协议书，王永孝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是事实，这是因为王永孝与刘伟是姑侄关系，受刘维均邀请陪同参与事故处理，其仅为随行人员、参与人、见证人身份，非承担事故赔偿责任的人员，在协议上签字是考虑当时受害方的情绪，同时也系为解决事故，求得受害方谅解，并非为了对刘伟承担替代责任；刘维均与王永孝参与签订协议并未得到刘伟的授权；事故认定书已经载明承担责任主体和肇事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9日1时59分许，被告刘伟驾驶贵Ｃ×××××号小型轿车，沿文笔路从“横四锅贴”往四中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桐梓县时，与二原告之子吴桃桃驾驶的贵Ｃ×××××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吴桃桃及摩托车乘车人徐毅受伤后吴桃桃经抢救无效于当日4时30分死亡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遵义市桐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刘伟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桃桃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2015年3月20日，在温永志等人见证下，被告刘伟作为甲方与原告**碧作为乙方达成《桐梓“3.19”交通事故丧葬协议》（以下简称“丧葬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先行预付支付乙方柒万圆人民币（￥70000.00元）整（含丧葬费人民币贰万壹仟叁佰陆拾陆）。二、甲方支付乙方的上述费用，在法定赔偿数额的总额中扣除。三、乙方在收到上述柒万元的款项后，应当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择日安葬尸体。”被告刘维均在甲方处签名，原告**碧在乙方处签名，该丧葬协议已于当日履行完毕。审理中，被告刘伟表示认可该丧葬协议，并称该丧葬协议的签订是在交警队进行的，虽然协议签订时被告刘伟未与原告等人会面，但协议签订前交警队工作人员及被告刘维均均征求过被告刘伟的意见。 2015年3月21日，在桐梓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原告**碧、杨国碧（甲方）与被告刘维均、王永孝作为被告刘伟（乙方）的委托代理人签订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赔偿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由乙方刘伟及其父亲刘维均一次性赔偿甲方**碧、杨国碧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相关费用人民币伍拾肆万捌仟圆整（￥54800.00元），付款方式为分三次付清。第一次：乙方刘伟已于2015年3月20日支付现金柒万圆（￥70000.00元）；第二次定于2015年3月22日支付现金捌万圆（￥80000.00元）；第三次定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向乙方刘伟赔付该事故保险金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将余款人民币叁拾玖万捌仟圆（￥398000.00元）支付给甲方**碧、杨国碧。以上付款必须出具收据，并以收据为凭。”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刘伟之父亲刘维均和刘伟之姑父王永孝自愿对本协议第一条中刘伟的赔偿全部款项和利息承担连带担保法律责任。”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当向乙方出具谅解书。”原告**碧、杨国碧在该协议甲方处签名，乙方处空白，被告刘维均在“乙方刘伟之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处签名，被告王永孝在“乙方刘伟的连带担保责任担保人”处签名，另花秋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了印章，主持人、在场人、执笔人等均签字确认。审理中，被告刘伟表示没有参与该赔偿协议，也并未委托他人代为协商并签字，不认可该赔偿协议。 另查明，2015年4月21日，经原告申请诉前保全，本院已对被告刘伟所有的贵Ｃ×××××号吉利牌小型轿车进行了扣押，原告缴纳了保全费200元。2015年9月6日，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通过（2015）桐法刑处字第17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案中没有原告的“谅解书”向法庭提交。 上述事实，有原告举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赔偿协议、村委证明，被告刘伟举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桃桃摩托车驾驶证、丧葬协议、收条、（2015）桐法民初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虽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实为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是各方于2015年3月21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被告刘伟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刘维均作为被告刘伟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与原告签订《赔偿协议》，被告刘维均虽为被告刘伟之父亲，但并未获得被告刘伟的同意或者授权，事后又未获得被告刘伟的追认，原告主张根据2016年3月20日被告刘维均代表被告刘伟签订《丧葬协议》并支付赔偿款的行为，能够推定被告刘维均同年3月21日代被告刘伟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本院认为，2016年3月20日签订的《丧葬协议》系在交警队的主持下进行的，此时被告刘伟在交警队的控制下，且被告刘伟事后明确表示该丧葬协议经过其同意并于当日实际履行完毕，而3月21日签订的《赔偿协议》系各方主动在桐梓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的，被告刘伟本人未参与，原告有义务重新对被告刘维均签订该《赔偿协议》的代理权限进行审查，且审理中原告未能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刘维均的代理行为系有效代理，故本院认定被告刘维均对被告刘伟的代理行为属无权代理，未获得被告刘伟的追认，该《赔偿协议》对被告刘伟不产生法律效力，因被告刘伟系该《赔偿协议》确定的赔偿义务人，故该《赔偿协议》应认定无效，第二条约定的担保义务系附属于第一条赔偿义务而存在，亦应认定无效，经本院释明，原告坚持按照协议主张权利，故对原告要求判决三被告支付协议约定的各项赔偿款478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碧、杨国碧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45元、保全费200元，共计1545元，由原告**碧、杨国碧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义务人未按法律文书的规定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判员 冯  珊  珊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吴玉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