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5民初73513号
原告：连毓斌，男，1972年9月1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希，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中南路XXX号三层336室。
法定代表人：LARRYSTEVENS，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侣翊，女。
原告连毓斌与被告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连毓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希、被告伍尔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侣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连毓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526,82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年终奖差额19,118元、2016年年终奖146,080元，共计165,198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3月、4月的私车公用补贴5,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4月的报销款1,400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油卡充值款1,700元；6、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5天应休未休年休假折薪13,41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4年3月与伍尔特(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尔特广州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伍尔特广州公司担任销售一职，并一直被安排驻昆明负责销售工作。2015年9月27日，原告根据伍尔特集团的安排，与伍尔特广州公司以及被告共同签署《劳动关系转移协议》，约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原告与伍尔特广州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并与被告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原告的工龄自2004年3月8日起连续计算。同日，原、被告签署自该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大区大客户经理一职，并负责被告华南地区的销售，工作地点仍在昆明。2017年4月17日，被告通知原告，其已单方面决定将原告的职位变更为培训师，工作地点变更为上海。此后，原告希望与被告协商解决该问题，但被告不予同意，并于2017年5月3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单方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关系。至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关系之日，被告仍欠付原告2015年、2016年奖金165,198元、私车公用补贴5,000元、报销款1,400元、油卡充值款1,700元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13,413元。因仲裁未支持原告的相关请求，故原告提出本案诉请。
被告伍尔特公司辩称，1、2016年被告因销售业务不理想，导致严重亏损，故董事会决定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取消部分销售业绩不理想的区域，专注有潜力的区域，取消二三线城市销售配置，因此被告取消原告所在区域的销售配置，并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协商过程中，原告表示不同意解除，想留在公司。为此被告积极为原告寻找安置机会，并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努力下，公司高层同意将原告转至上海中央办公室担任客户培训师一职，并在保留原告原待遇的基础上为原告争取到2,500元的住房补贴。此后被告多次与原告沟通，并于2017年4月17日向原告发出正式转岗通知，要求原告一周后至新岗位报到。之后原告既未表示是否同意转岗，又未按通知准时到岗。2017年4月24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出转岗通知，并明确该岗位系根据原告工作技能和经验等设置，公司会为其制定具体的岗位职责和考评方式，同时延后了其到岗时间。而原告收到第二份通知后虽然同意转岗，但是拒绝到新岗位报到。2017年4月27日被告再次通知原告将其到岗时间最后一次延长到2017年5月2日，但原告仍未到岗。无奈之下，被告于2017年5月3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同意在原告归还公司财产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后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因此被告并非违法解除原告劳动合同，不同意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2、被告已经足额支付原告2015年年终奖112,183元，且原告在2016年薪资协议上明确确认往年发放的薪水奖金社会保险等全部正确，因此就2015年的年终奖金额双方没有争议。针对2016年年终奖，根据公司政策，年终奖是依据员工和公司的绩效考核结果按照一定比例向员工发放年终奖。根据伍尔特直线中国的政策，2016年的年终奖将在完成审计并经过德国总部批准后于2017年4、5月期间发放，原告所在部门的年终奖于2017年4月27日至28日期间发放。此前原告的销售达标基数计算结果是146,080元，但因被告所属的伍尔特直线中国2016年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亏损，集团总部经特批对可以享受年终奖的员工按照45%的比例发放年终奖。据此在仅按原告销售达标基数作为个人业绩考评基数的情形下，原告2016年的年终奖为65,763元。但因原告的销售指标完成率太低，明显低于其他大客户部的销售结果，因此原告当年考评结果为0，不应该享受2016年的年终奖。3、关于私车公用补贴，2017年2月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了大客户部南区即原告所在区域的销售配置，并自该月起未再安排原告任何工作。而私车公用补贴仅针对外勤人员用于拜访客户、送货等补贴，但自2017年2月之后被告已通知原告，因公司经营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原告岗位进行调整，被告也未再安排原告工作，原告也一直处于休假和考虑转岗方案的状态中。因此原告不再符合公司私车公用的补贴条件，不应享有2017年3月、4月的该补贴。4、2017年2月原告已经知晓公司决定取消其所在的大客户区域销售配置，之后双方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和调整岗位事宜，被告也没有安排原告从事实际工作，因此也不存在发生报销费用的情况。而且根据公司规定，报销须员工通过销售管控工具记录客户拜访等出勤记录，并提交相关的销售日报、周报，而原告提交的车费均没有相应的客户拜访出勤记录，也未提交销售日报或周报，故原告部门负责人以及被告财务审核人未审批通过原告的报销，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该1,400元报销款。5、被告处确实有私车油卡充值报销政策，根据该政策不存在员工个人垫付油费的情形。原告之前有使用伍尔特广州公司油卡的情况，之后原告转入被告公司使用被告公司的油卡。但原告已经书面确认其与伍尔特广州公司不存在尚待解决的事宜，因此其也不应该把其在广州公司的油卡充值费用再向被告主张。据此，原告主张2012年的油卡充值款1,700元，与被告无关。6、2017年1月19日，原告申请自2017年1月22日至26日休5天年休假，并实际休假。2017年3月23日至31日期间原告又申请休了7天年休假。因此2017年原告共休年假12天。此外，2017年4月17日之后原告一直未到被告处出勤，也未去新岗位报到，在此期间被告也一直支付原告工资，因此原告不存在再休2017年年休假的情况。综上，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连毓斌原系伍尔特广州公司员工，双方签订自2013年11月26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9月28日，原告与被告伍尔特公司以及伍尔特广州公司签订“劳动关系转移协议”，表明鉴于被告与伍尔特广州公司系伍尔特集团内部的关联公司，三方同意原告的劳动关系从伍尔特广州公司转移至被告公司，并约定：原告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与被告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原告与伍尔特广州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被告承继原告在伍尔特广州公司的工龄，并确认原告的工龄从2004年3月8日起连续计算；伍尔特广州公司就解除劳动关系不向原告支付任何经济补偿，原告确认其与伍尔特广州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尚待解决的权利主张和经济纠纷争议等。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约定被告安排原告担任大区大客户经理工作，原告的工作地点由被告在生产经营区域内进行安排；原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等。后原告实际工作地点在云南省昆明市。
2017年1月3日，被告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表明：鉴于公司在2016年运营遭遇巨大亏损，为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公司应对组织架构进行必要的调整、优化及重组业务活动，从而专注于比较有潜力的市场区域等，因此董事会决定应取消部分区域的大客户销售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的销售配置，从而将公司有限的人力资源得到最大优化等。2017年4月13日，被告销售总裁助理向原告等发送了来自被告上级公司伍尔特直线中国首席执行官、销售副总裁以及法务、人事及合规部副总裁的联名来信，表明由于公司在2016年运营的巨大亏损，公司针对南区汽车集团销售的销售市场疲软的状况，尤其是广东、云贵、重庆区域，不得不取消在该地区的大客户销售人员的配置等。2017年4月17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和快递方式向原告发出“岗位及工作地点变更通知”，表明：基于伍尔特直线中国集团所出现的上述亏损等情况，公司自2017年4月12日起取消了原告所在的该地区大客户销售人员配置；鉴于上述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曾与原告沟通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原告不同意；因此公司现为原告提供前往上海中央办公室工作的机会，职位为客户培训师，基本工资不变，公司另外补贴原告2,500元每月的住房补贴；自2017年4月24日起，公司将转移原告的岗位至上海中央办公室等；并请原告于2017年4月21日下班前回复是否接受公司安排；如逾期不回复，公司将视为原告不同意安排，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处理等。当日，原告向被告回复电子邮件称，其进入伍尔特集团工作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现人事部安排的培训部岗位属于内勤，该工种的变更和层级的降低会使其实际收入降低，同时，其和家人户口均在昆明，小孩没有上海户口在上海能否找到合适的学校？2,500元能否在上海租到房等问题亦需要公司给予答复。2017年4月19日，被告人力资源部回复原告表示，对于公司经营引起的客观情况变化并非冒然，公司曾于(2017年)2月28日邀请原告至上海详谈沟通，但原告对此变化表示不理解；原告的基本工资不变，年终奖金的考核与内勤员工一致等。在邮件中，被告还回复了原告关于小孩就学以及上海租房的问题，并再次告知原告于4月21日前回复意见，并于4月24日至上海报到，逾期按旷工处理等。2017年4月20日，原告在给被告管理人员的回复邮件中表明了其入职以来的销售业绩情况，并确认公司人事部人员(2017年)2月28日约其至上海是谈公司对其裁员等，现要求公司人事部对其新岗位的直属领导、岗位职责、薪酬制度等相关情况予以回复；同时表示现阶段其直属领导大客户总监没有给其具体的工作安排等。2017年4月21日，被告人力资源部向原告回复邮件，对原告的新岗位的设置、隶属部门、汇报对象、管理及薪资体系等予以了回复，并要求原告当日下班前确认，如接受该岗位，则请准时至上海报到，若不接受，请书面回复等。当日晚上21时许，原告回复被告电子邮件表示转岗比较突然，24号到上海有困难；其非常理解公司的变化，本人也从未不同意转岗，相比被公司裁掉，当然宁愿转岗继续为公司服务；但公司安排的岗位不但要求其从云南长期转到上海，更使其级别和收入都大幅减少，故期待公司能有一个新的公平合理的岗位等。2017年4月24日，被告又向原告发出“岗位及工作地点变更通知”，表明原告因部门变化已近一个月处于休假和考虑转岗的状态；公司就安排的新岗位与原告进行多次沟通和协调，在维持原工资待遇的情形下为原告争取到2,500元/月的住房补贴，但原告未按要求于2017年4月24日至新岗位报到；公司现最后一次通知，请原告于2017年4月25日下班前回复是否接受公司的安排，如接受于2017年4月26日至新岗位报到，逾期公司将依相关规定处理等。原告收到被告上述通知后于次日予以了回复，仍表示其从未不同意转岗，但公司现提供的岗位对其不公平等，并表示其“只是3月23日到31日按照公司规定补休了7天2016年未休的法定年假”，被告所称其近一个多月处于休假与考虑转岗的状态与实际不符等。2017年4月27日，被告又再次向原告发送“岗位及工作地点变更通知”，再次将原告至上海总部新岗位的报到时间延后至2017年5月2日等。后原告仍未至新岗位报到。2017年5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表明：基于公司经营销售策略和组织架构的调整，公司撤销了原告所在的大客户销售区域，并就这一重大变化和岗位调整事宜与原告进行多次沟通与协商，但原告在公司连续几次延后报到时间后至今仍未至新岗位报到，鉴于原告不同意公司的岗位调整安排，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达成协议，故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等。2017年5月10日，被告就原告的劳动合同解除向康桥工业园工会予以了备案。2017年5月23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26,824元；2、2015年年终奖19,118元、2016年年终奖146,080元；3、2017年3月及4月私车公用补贴5,000元；4、2017年4月报销款1,400元；5、2012年8月油卡充值款1,700元；6、2017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3,413元。上述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年终奖65,763元、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2日期间的私车公用补贴3,419.60元，而对原告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
另查明，1、原、被告曾签订“薪酬协议”，约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原告的基本月薪为17,000元，年终奖基数为166,000元。2016年9月7日，原告的直属上级LiuCollin给原告发送了主题为“2016KPI设定﹠2015年终奖金”的电子邮件，告知原告其2016年度的KPI，并表示针对2015年的年终部分，会额外发给原告奖金，将其2015年的整年度的收入补到2014年整年度的收入一样，差异为19,118(税前)等。当日，原告回复表示其接受该方案。后原告直属上级表示“好的我会尽快落实薪资信的部分！”。此外，原、被告曾签署“2016薪资信”，表明原告2016年的基本工资为17,000元，年终奖基数为166,000元；原告2016年指标的60%与销售额挂钩，指标245万，40%与销售额增量挂钩，指标为增长180万；公司有权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在本年度内调整以上所提及的年度指标等。同时该“薪资信”中还载明：“我在此确认往年公司发放的薪水、奖金、社会保险、公积金及其它有关款项支付正确，没有异议。”2017年4月20日，原告的直属上级又向原告发送了主题为“年终计算提报”的电子邮件，告知其提报给公司的原告2016年的年终奖金计算(数额为146,080元)，但“公司正式核算多少，我不清楚，还需要公司上层领导确认。”
2、2017年1月、2月，被告每月发放原告2,500元的车贴。2017年4月、5月期间，原告曾就其2017年3月工资单中未收到上述车贴、4月份油卡未充值以及2012年其从报销款中垫付了1,700元为油卡充值等事宜向其直属上级以及被告车辆管控经理进行邮件沟通。后被告车辆管控经理告知，车管部得到公司的指示是，从人事部开始与之沟通解约事宜起，相关人员的车辆被停止，故原告私车公用补贴从3月份起取消，油卡4月份才停止充值，公司名义办理的油卡只接受公司银行账户汇款，不产生员工个人垫付钱款充值的情况，该情况发生于广州(公司)油卡，原告在停止使用广州油卡时该事宜就应该已处理清楚等。2017年5月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报销2017年4月的交通、业务招待等费用共计1,400元，并向被告快递提交了相应的发票。在该报销申请单中，原告直属上级“确认同意”，后被告未予审核报销。
3、2017年3月15日，被告所属的伍尔特直线中国首席执行官向伍尔特直线中国管理团队发送了主题为“2016年年终奖的计算比例”的电子邮件，表明鉴于伍尔特直线中国在2016年的运营结果为亏损，公司最高管理层以及所有人员的年终奖必须由集团的执行副总裁等人设立批准；对于所有年终奖计算，公司申请适用45%的比例，即每位可以享有年终奖的员工的年终奖数额按照45%发放，并对该45%的形成等作出了相应说明。
4、2017年1月19日，原告在被告办公系统中申请休法定年假5天，时间为2017年1月22日至1月26日，申请的备注信息为“年假”。2017年3月17日，原告又在被告办公系统中申请休法定年假7天，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至3月31日，申请的备注信息为“休16年剩余年假”。
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次阐明如下：首先，关于违法解除赔偿金。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或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本案被告因经营战略及组织架构调整、重组等原因，2017年3月通过董事会决议决定撤销原告所在的大客户销售区域，确实导致原告再无法履行其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在销售部门担任大客户经理职务的情形。后被告为原告另行安排了培训讲师岗位，多次通知原告至上海总部的新岗位报到上班，并针对原告对新岗位和新工作地点提出的意见予以了回复和解释，后原告仍未至被告安排的新岗位报到上班。在此情况下，被告以公司经营战略和组织架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且就岗位和工作地点等与原告协商未达成一致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为此，原告主张被告系违法解除，并要求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2015年、2016年度年终奖的请求。本院认为，年终奖属于用人单位自主经营权范围内根据单位规章制度或依据与劳动者的约定而支付的奖励性报酬。原、被告签署的薪资信中确定了原告的年终奖基数，并明确了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相应的指标等。虽然原告直属上级曾在2016年9月的电子邮件中称额外支付原告2015年奖金，以使得原告2015年度的收入补到与2014年度一样的水平，但一则，原告在被告发放2015年年终奖后至其离职前从未对其2015年年终奖向被告提出过异议，且原告在签署2016年薪资信中亦明确表示对公司之前支付的奖金等没有异议；二则虽然原告直属上级在上述邮件中表示会额外支付原告2015年奖金，但从其直属上级与原告此后关于原告2016年年终奖的电子邮件中亦可看出，原告直属上级对原告的年终奖励等并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5年年终奖差额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直属上级在电子邮件中对原告所确认的其2016年年终奖146,080元的数额并非原告当年度年终奖数额。从本院查明事实看，被告所属的伍尔特直线中国首席执行官在2017年3月向被告等管理团队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已明确，公司基于2016年的运营亏损情况，给予符合年终奖支付条件的员工按45%的比例发放年终奖。该做法并不违反原、被告所签署的2016薪资信的约定。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按照146,080元的标准支付其2016年年终奖的请求，无事实依据。基于被告对仲裁裁决其支付原告2016年年终奖65,763元的内容并未提起诉讼，且该金额超过了按146,080元的45%比例计算的金额，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2017年3月、4月的私车公用补贴。从原、被告的往来电子邮件中可以明确，被告曾于2017年2月底与原告协商过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2017年2月底即通知原告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据此被告仍应按此前原告每月可享有的私车公用补贴标准支付原告2017年3月的该补贴。而从原、被告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被告已通知原告的原大客户经理岗位于2017年4月12日起取消，故被告不再支付原告2017年4月12日之后的该私车公用补贴，并无不妥。按照工作日标准计算，本院确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2日期间的私车公用补贴数额为3,500元。第四，关于2017年4月的报销款。虽然原告该月的报销申请单得到其直属上级的确认，原告亦提供报销发票，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已通知其原工作岗位于2017年4月12日取消，且原告也并无证据证明其上述报销费用确系为被告工作而发生，故被告以原告的上述报销申请未审核通过为由不予支付原告报销款1,400元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报销款1,400元的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第五、关于油卡充值款1,700元。基于原告所称的该笔油卡垫资款发生于2012年8月其在伍尔特广州公司任职期间，即使该笔油卡垫资款确实存在，其现要求被告支付该笔钱款亦无事实依据，且原告在2015年9月与被告以及伍尔特广州公司所签署的劳动关系转移协议中已明确，其与伍尔特广州公司之间再无尚未解决的经济纠纷和其它争议。因此，原告该项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难以支持。最后，关于原告2017年的年休假折算工资。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在被告系统中曾申请休息了2017年1月22日至1月26日的5天法定年休假，并备注为“年假”。虽然原告称上述5天年休假休的是2016年剩余的年休假，但从原告2017年3月申请休息2017年3月23日至3月31日7天年休假的备注信息明确注明为“休16年剩余年假”的记录来看，原告上述两次申请年休假时应当非常明晰其请休的年休假的年份性质。现原告主张其2017年1月所休的5天年休假系2016年剩余年休假的意见，既与其自行备注的信息内容不符，又未得到被告认可，本院不予采纳。为此，本院确认原告2017年已休5天年休假，故原告再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5天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请求，与事实不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连毓斌2016年年终奖65,763元；
二、被告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连毓斌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2日期间的私车公用补贴3,500元；
三、驳回原告连毓斌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小勇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亚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