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6民终9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忠云，男，1972年10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伟良，男，1972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松、张金铭，广东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荣生，男，1972年6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温晓文，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忠云、周伟良因与被上诉人黄荣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5）河城法民一初字第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8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粤Ｐ×××××租给被告使用，租赁期为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租赁车辆在2010年3月16日前进行更新，更新费用由被告承担，更新车辆产权经营归被告所有，更新后车辆证件归原告所有，旧车辆由原告收回，车辆的《责任经营合同书》由原告负责到同发公司签订；被告应支付原告伍万元作为租赁车辆风险保证押金，车辆租赁费每车每月8000元，如被告延迟支付租金，则按租金的3‰按日支付利息；被告在承租期间必须及时缴交车辆各种营运费用；车辆租赁期间，如遇到国家政策变动和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合同自动终止，原告应在合同终止后三天内退回押金；如原告违约与第三方签订车辆证件手续租赁合同，则应赔偿被告损失30万元，同时退还5万元押金，如被告单方面终止合同，则应赔偿原告30万元，原告可取回车辆的证件和更新后的大客车，不再退回5万元押金。
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被告亦出资回收粤Ｐ×××××客车并购买粤Ｐ×××××客车替换经营。
2013年1月11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作出批复：同意河源市交通运输局提交的《关于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请示》，同发公司与其余三家运输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同发公司省际客运线路标志牌经营权单位变更为粤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同发公司向源城分公司车辆承包经营者发出通知：因客运标志牌经营权已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同发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已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之后不再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业务，请承包经营者在2014年11月10日前将运营车辆办理“三证”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登记至粤运公司名下，以确保车辆能继续正常经营。根据上述通知，原告办理了变更手续，并在2015年3月16日与河源市源城区粤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取得河源至深圳营运线路牌一块，承包经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不能以任何理由擅自将车辆转让他人经营。
本案车辆粤Ｐ×××××现还由被告继续使用中，但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新的租赁合同。被告认为，同发公司因国家政策的变动，其道路运输运营许可证于2014年9月30日到期，已丧失了客运班线的运营权。国家政策的变动已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原告出租线路牌的行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条例》规定，属于无效行为，被告据此解除双方的合同符合合同第9条的约定。被告告知原告在2015年1月1日起，线路牌持有人的租金将调低并应另行签订在粤运公司管理下的《线路牌租赁合同》，考虑到原告已经与粤运公司签订了路线合同，并且绝大多数线路牌持有者已经和被告签订了合同并同意每月5000元的租金，故被告每月只支付原告5000元费用。原告则认为，被告所谓的国家政策变动理由只是仗着自己在客运班线的垄断地位以此胁迫原告对其妥协，从而达到减少租金费用的目的，再者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这只是交通厅对企业内部请示变更的批复，并不属于国家政策变动的情形，这并不影响原被告合同的继续履行。被告擅自调低租金，侵害了原告权益，故租金原告一直没去领取。
另查明，被告已给付2014年11月份的8000元租金，2014年12月份（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月14日）的租金只给付了6500元，另有1500元没有给付。从2015年1月份开始，原告没有再领取租赁费用。
原审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成立后，原告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则认为同发公司线路运营权的丧失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双方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应予以终止并解除。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为：原告将自己所拥有的具有路线运营权的车辆租赁给被告使用，双方继而均可从中获取收益。据此，只要不影响被告对车辆的正常使用，双方的合同就应继续履行。虽然双方签订合同后同发公司的线路运营权已变更为粤运公司，但原告随后根据同发公司的通知，及时将“三证”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登记至粤运公司名下，确保了车辆的继续正常经营权。截至目前，被告依然对租赁车辆进行使用，其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辩解，并不能成立，且线路经营权的变动，只是同发公司等几家运输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从而将经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的一种企业合作行为，交通厅据此作出同意的批复并不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再者，《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并非同发公司、粤运公司，原告已将线路牌的运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被告也一直使用车辆，因此，线路牌运营权的变动并不影响双方合同的继续履行，也不会导致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对于原告的出租线路牌运营权问题，虽原告与粤运公司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不能擅自转让，但根据被告提供的《租用线路牌协议书》显示，二三十位线路牌经营者均已将自己所有的在粤运公司取得的线路牌运营权出租给被告，由此可见粤运公司对该转租行为持默许态度，已以默许行为改变了对不许转让的约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虽然规定禁止出租线路牌，但此为强制性规范中的取缔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规范，原被告合同的履行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合法有效，且被告也继续租赁原告车辆，双方签订的合同应继续履行。再者，被告抗辩所依据的《广东省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条例》，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无权就合同效力作出评价。据此，被告认为原告出租线路牌运营权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的辩解，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合上述认定，被告认为合同应终止并解除，及要求原告返还50000元押金的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在双方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被告擅自将车辆租赁租金从8000元／月调低至5000元／月，已属违约，原告据此抗辩不领取租金，并无不当之处。结合查明事实及原告请求，被告应支付至2015年3月份所拖欠的租金1500元+8000元／月×3个月=25500元，并应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被告延迟支付租金，应支付原告利息，但约定的每日3‰（则每月为9%）利息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利息应从2015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进行计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及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忠云、周伟良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荣生租金25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付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被告李忠云、周伟良提起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437元，由被告李忠云、周伟良负担；反诉费575元，由被告李忠云、周伟良负担。
上诉人李忠云、周伟良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25500元及利息。3、改判确认《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解除，并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押金50000元。4、一、二审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并未查清，从而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将线路牌的运营权由同发公司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不属于国家政策变动，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是明显错误的。1、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说明“2014年9月30日因国家政策变动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到期，变更为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和粤运公司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经营期限由12年缩短至8年9个月，上诉人的运营成本及分摊成本急剧增加，已严重影响到上诉人的正常经营。”一审判决仅就被上诉人“线路经营权”未受影响，认定合同应继续履行，且对被告所诉情况未做任何说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被上诉人与粤运公司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不能擅自转让他人经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禁止出租线路牌。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实现依赖于被上诉人所取得的线路经营权权利的合法性及被上诉人拥有对该线路经营权的转让处分权。根据被上诉人与粤运公司所签合同及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并不具备转让该线路经营权的权利，因此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一审法院认为转租行为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是明显错误的。（二）一审判决未根据公原则重新确认合同租金，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在《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发生情势变更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仍按照合同原来约定租金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未能考虑实际情况，判决结果显失公平。由于被上诉人线路经营权的变动，导致上诉人经营期限由12年缩短至8年9个月，上诉人的运营成本及分摊成本急剧增加，调低租金价格符合公平原则，且与粤运公司签订线路合同的绝大多数线路牌持有者都已经和上诉人重新签订了在粤运公司管理下的《线路牌租赁合同》，并同意每月每辆车5000元的租金。这说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求重新签订合同调低租金价格至是合理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租赁合同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依然要求上诉人按原合同约定的租金继续履行合同，明显是显失公平的。
被上诉人黄荣生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两上诉人以国家政策变动原因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首先，将客运航班线路经营权变更视为国家政策是属于认识错误。从证据可以看出，这是企业内部变更的批复，无论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是通过分立、重组、合并乃至更名为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其权利义务已经由河源市粤运公司承担，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可，同发公司等几家公司合作成立粤运公司，从而将经营权变更到粤运公司名下的一种企业合作行为，交通厅据此作出同意的批复不属于国家政策的变动。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主体并不涉及河源市交通集团同发运输有限公司，也并非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是从2010年3月16日至2022年3月15日止，即只要能够保证两上诉人在此期间内正常使用租赁物，双方签订的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而事实上被上诉人也已经与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办理了涉案车辆相关的变更手续，确保了两上诉人对车辆的继续正常经营权。因此，两上诉人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辩解不能成立。2、原审法院审判合理，两上诉人以公平原则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同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合同成立后，被上诉人依约履行了义务，保证了上诉人的经营权，上诉人应当如期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因此，两上诉人擅自将租金从8000元降到5000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另外，公平原则的适用是有严格的条件，如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出现了明显的恶性竞争、追逐暴利或者明显的严重亏损导致交易不公平，人民法院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上述情况在本案并未出现，至今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出现过亏损以及无法经营的事实。最后，两上诉人与其他31人签订的调低租金的租赁合同，是其双方自愿重新达成的合同，是其意思自治，尊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以此来对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3、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押金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两上诉人单方面解除合同，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两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被上诉人人民币30万元损失以及将车辆的证件和更新后的大客车返还给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集约经营河源至深圳往返线路客车租赁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被上诉人是否应返还两上诉人车辆风险保证押金50000元。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首先，同发公司与其他两间公司共同合作成立粤运公司，粤运公司取得该经营权，且被上诉人黄荣生也按照同发公司的通知及时变更登记为粤运公司，该运营权利义务由粤运公司承接，且上诉人对该线路至今仍正常运营，即该变更行为并没有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租赁关系的继续履行。故上诉人认为此情况属于国家政策变动，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此线路的道路运输经营期经公司变更后，缩短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认为此造成上诉人的运营成本及分摊成本急剧增加，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调整租金。在新承包期限到期后，被上诉人是否能保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是属于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而缩短期限造成的运营成本与分摊成本的增加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该部分应属于上诉人的经营风险，上诉人据此主张解除或者要求降低租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押金50000元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217元，由上诉人周伟良、李忠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伟亮
审 判 员 邓天仕
代理审判员 黄 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曾慧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