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四终字第5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秀群，女，汉族，1969年1月22日�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代理人：章帆，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张家湾1号。法定代表人：陶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明，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丁峰，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ChinaAgri-ProductsExchangeLimited）。住所地：百慕大汉密尔顿HM11区教堂街2号克莱伦登（ClarendonHouse,2ChurchStreet,HamiltonHM11,Bermuda）。法定代表人：陈振康（CHANChunHong,Thomas），该公司执行董事（主席）。委托代理人：吴志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长征村张家湾特一号。法定代表人：张志伟（CHEUNG，ChiWaiKenny），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志珍，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下称农�品公司）及第三人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下称白沙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四初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产品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称：白沙洲公司原为内资企业，由王秀群持股70%、天九公司持股20%。2007年5月，农产品公司与王秀群、天九公司签署了《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7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关于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有限公司30%股权之股权买卖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收购白沙洲公司90%股权及其目标权益。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转让方与受让方发生了纠纷。农产品公司请求：判令王秀群、天九公司协助白沙洲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理相关协议报送手续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王秀群、天九公司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主要理由是：农产品公司与王秀群、天九公司已明确约定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各方愿就本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约定香港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协议各方具有约束力。农产品公司基于上述管辖条款，已针对王秀群、天九公司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提起了诉讼，香港法院已受理了案件，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之中。就本管辖异议案，一审法院查明如下相关事实：在有关协议中，农产品公司分别与王秀群和天九公司约定了法律适用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其表述为：“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依据香港法律解释，各方愿就本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农产品公司在香港案件中主要是就相关损失和损害向王秀群和天九公司提出索赔请求，包括：（1）限制王秀群和天九公司行使提交票据（港币120000000元的承付票据和港币256000000元的承付票据）要求执行付款的权利；（2）因违反利润保证条款造成的损失；（3）318亩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证所需费用�因非法建筑所支付的罚款及其拆迁费用，因违反非竞争承诺应给予的赔偿；（4）因王秀群和天九公司欺诈或虚假陈述使农产品公司遭受的损失；（5）其他相关税款、利息、诉讼费和其他济助。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理由如下：第一，农产品公司在香港法院提起的诉讼与农产品公司在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并非同一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虽然香港案件中的原告与被告与本案中的原告与被告相同，且争议的产生均是基于相同合同的履行�但农产品公司在香港案件和本案中所提诉讼请求并不相同。香港案件涉及的主要是农产品公司就相关损失和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而本案涉及的主要是农产品要求相对方实际履行相关合同义务，香港案件中的赔偿请求与本案中的实际履行报批义务之请求并非重合、交叉或两择其一的关系，农产品公司在香港案件中与本案中所提之诉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而且，即使两者属于同一诉且构成平行诉讼，依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五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在平行诉讼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对享有管辖权的案件可行使管辖权。第二，对涉案约定管辖条款的理解。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各方愿就本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该约定条款中“非专属”之措辞表明双方当事人并未选择将香港法院作为解决涉案争议的唯一的、排他的法院，该约定实际上是赋予当事人一种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即当事人可选择香港法院作为解决涉案争议的法院，但这一选择不能被认为排除了其他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当事人的意图在于选择将香港法院作为唯一的、排他的管辖法院，可在约定的条文中排除使用“非专属”之措辞，也可以通过更明确的措辞来表明其所选择管辖法院具唯一性和排他性。综上，本案争议标的数额巨大，当事人在约定管辖条款中使用了“非专属”之措辞，未使用更明确的措辞表明香港法院为唯一的、排他的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告就被告”之地域管辖�则，以及相关级别管辖规则，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本案经一审合议庭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王秀群、武汉天九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对本案的管辖异议。王秀群、天九公司不服上述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一）当事人已在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接受香港法院非专属司法管辖权，且以香港法律为准据法。有关协议的附录二、管理帐目第11条进一步规定“本契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解释，且本契据各方特此不可撤销地服从香港法院的非专属管辖”。（二）被上诉人基于前述协议中的管辖条款，已于2011年10月24日针对上诉人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提起了诉讼，该案件正在审理中。被上诉人在香港法院起诉、上诉人应诉的实际诉讼行为，已确定各方接受有效选择的法院管辖，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且符合我国法律。如果任由被上诉人针对各个争议点在不同法院起诉，那是纵容其对已经确定的“非专属”管辖权提出挑战，将导致当事人之间的这种管辖约定变得毫无意义并实质上破坏了我国民诉法的协议管辖的法律制度及体系。综上，请二审法院考虑协议的签订地及上诉人的住所地均为香港、争议适用的准据法为香港法、双方已约定管辖香港法院非专属管辖及不方便法院原则等因素，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裁定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由香港法院管辖。本院认为：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协议约定内地法域外法院对其争议享有非专属管辖权时，并没有排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如果一方当事人向内地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可以受理。本案当事人约定：各方愿就本协议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当事人并未使用“专属管辖”一词，故不能根据上述约定排除内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还提出协议的签订地及被上诉人的实际住所地均为香港、争议适用的准据法为香港法，由内地法院管辖“不方便”。但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由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才方便判决的执行，而判决能否执行也是人民法院在适用“不方便法院”规则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案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王秀群、天九公司协助白沙洲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理协议报送手续。如果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该请求，有关判决将无法执行。由内地人民法院审理，则不存在执行上的困难。这是因为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尚未建立全面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机制。《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一条规定：“内地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具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的须支付款项的具有执行力的终审判决，当�人可以根据本安排向内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根据该规定，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当事人只能就某些金钱给付判决，根据本安排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当事人约定管辖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而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无法执行的判决。可见，将本案的“非专属管辖”理解为只能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管辖，从而排除内地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是不合理的，也不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审判长  陆效龙审判员  奚向阳审判员  杨兴业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许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