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温民终字第1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玉青。
委托代理人：孙娟娟，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闻人剑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飞。
委托代理人：谢佩信，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雅利，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慈溪市晨升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慧栋。
委托代理人：汪叶静，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玉青、闻人剑波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温龙开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4月1日，温州市尖端标准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端公司）作为买方，慈溪市晨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升公司）作为卖方，双方签订《合同》一份，约定以480000元购买全自动上料机一台，在买方工厂交货并安装。2014年4月21日，闻人剑波以其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城北装璜厂的名义（乙方），与晨升公司（甲方）签订《合同》及《大型上料机钢构技术协议书》各一份，约定甲方以97000元购买全自动上料机钢结构一台，合同签订生效后15天内在客户现场（温州）安装完毕，乙方负责钢构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安装、调试及运行期间负责乙方人员的安全等。2014年4月22日，晨升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按约向城北装璜厂账户支付30%预付款29100元；后于2014年10月8日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城北装璜厂支付50000元；又于2014年10月28日通过网上银行向城北装璜厂账户支付余款17900元。闻人剑波与闫玉青此前曾就制作、安装钢架业务进行过合作，合作方式不定，但均为临时，并不持续。王飞、卢某与闫玉青此前亦曾有合作，具体方式为王飞等人为闫玉青制作、安装钢架提供劳务，报酬按天计算并由闫玉青支付，但亦均为临时，并不持续。2014年4月下旬，闻人剑波在接下前述业务后，准备了钢架、油漆等原材料，并将制作、安装部分交给闫玉青完成；闫玉青联系了王飞、卢某等人为其制作、安装钢架提供劳务，约定报酬200元/天，先在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康山村闻人剑波名下的另一个体工商户和利夹心板厂的经营地址制作了一周左右时间；后于2015年5月初将材料、工具及人员转移至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的尖端公司进行制作、安装，期间闻人剑波、闫玉青仅在温州停留一、二天便先后离开，王飞、卢某等人继续在尖端公司制作、安装，制作、安装所用的电焊机系闫玉青提供。2014年5月10日下午，王飞在制作、安装钢架时，从钢架上摔下受伤，伤后当天被送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就诊，诊断为“高坠伤，重型颅脑损伤，脑疝，右颞叶急性硬膜外血肿，右侧颧弓骨折，L2、3右侧横突骨折，坠积性肺炎，双侧胸腔积液”等，住院后行开颅手术等对症治疗，同月26日出院，医嘱随访，三个月后行颅骨修补术。2014年8月18日，王飞再次至该院住院治疗，行颅骨修补术后，同月30日出院，医嘱门诊随访。出院后，王飞陆续门诊治疗。共计支付住院及门诊医疗费97077元（其中住院费中含伙食费623元）。经王飞亲属委托，温州律证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温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17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王飞系高坠致重度颅脑损伤、脑疝、右颞叶急性硬膜外血肿，遗留右额颞顶颅骨缺损（已修补）和右眼视力下降的伤残等级综合评定为9级；误工期评定为180日，护理期评定为90日，营养期评定为90日（均从受伤之日开始计算）。王飞支付鉴定费1960元。闻人剑波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城北装璜厂登记经营范围包括铝合金装璜、钣金的加工、铜结构制作、安装，登记经营地址位于余姚市凤山街道永丰村闻家。闻人剑波名下的另一个体工商户和利夹心板厂登记经营范围包括夹心板、C型钢压型、钢管的制造、加工，钢化玻璃、玻璃制品的制造、加工、安装，登记经营地址位于余姚市阳明街道康山村（租房）。王飞系农业户口，但自2009年开始在浙江省宁波余姚市阳明街道康山村斑竹园居住并连续办理暂住证或临时居住证，平时主要从事废旧物品收购行业。2013年宁波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1729元/年；2013年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4513元/年。
王飞于2014年12月29日以提供劳务受害为由诉至原审法院，称：2014年5月10日，王飞受闫玉青雇佣在尖端公司厂房内安装全自动上料机时，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王飞随即被送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后经温州律证司法鉴定所鉴定，评定伤残等级九级，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尖端公司从晨升公司购买全自动上料机，晨升公司委托和利夹心板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即闻人剑波）安装，该厂雇佣闫玉青安装，闫玉青再雇佣王飞从事安装工作，王飞在安装过程中坠落导致人身损害。因此，闫玉青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闻人剑波、晨升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请判令：一、闫玉青赔偿王飞残疾赔偿金（按2013年度宁波市城镇标准41729元计算）166916元、医疗费9707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30元/天×27天）、误工费（按2013年度宁波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8927元计算）24120元（134元/天×180天）、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护理费13500元（150元/天×90天）、鉴定费19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共计317083元；二、闻人剑波、晨升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闫玉青在原审答辩称：一、关于各方关系。闫玉青和闻人剑波认识已有7、8年，但闫玉青并不是一直受雇于闻人剑波，而是闻人剑波临时有事偶尔找闫玉青帮忙做。2014年4、5月份，闻人剑波第一次找闫玉青帮忙叫人一起安装上料机，工资按天算，之前闻人剑波按200/天/人支付工资，此次尚未约定工资，应该和之前一样。闫玉青帮忙找老乡王飞、马某、卢某一起，先在闻人剑波的夹心板厂里把机器做好，做了一个星期，大概4月底5月初运到温州的尖端公司准备安装，安装了10天王飞出事。闫玉青与王飞、马某、卢某共同受雇于闻人剑波，闻人剑波并没有把安装分包给闫玉青。二、关于事发经过。当天吃过中饭一个多小时后准备干活时，王飞说自己有点晕，就去洗脸，之后他在工地的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仍说自己有点晕，我们看到他鼻子流血，就打电话给尖端公司的戴总，由戴总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在场的人均未看到王飞摔倒，当时马某、卢某还问过王飞有没有摔过，王飞称没有摔过。综上，闫玉青认为王飞受伤与其无关，不同意赔偿。
闻人剑波在原审未到庭，但以书面形式答辩称：王飞是闫玉青所派遣的人员，与闫玉青存在劳动关系，所发生的伤害经济赔偿由闫玉青处理解决，闻人剑波与王飞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王飞受伤与闻人剑波无关。
晨升公司在原审答辩称：一、关于各方关系。晨升公司与尖端公司签订全自动上料机买卖合同，与城北装璜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闻人剑波）签订全自动上料机的钢结构制造和安装的合同，约定由该装璜厂到最终用户即尖端公司处上门安装，双方是承揽关系。城北装璜厂具备相关的制造和安装资质，因此，王飞主张晨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城北装璜厂如何叫人或者承包，晨升公司不清楚。二、关于事发经过。王飞受伤没有通知过晨升公司，直到收到法院的传票才知晓该情况。
原判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飞与闫玉青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王飞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清楚，应根据双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王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无过错责任，但该款规定已被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取代，故该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至于闫玉青提出的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及王飞并非因劳务受伤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晨升公司将全自动上料机钢架制作、安装业务分包给闻人剑波（以其名下的个体工商户即城北装璜厂名义）承揽，该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范围包括铜结构制作、安装，与本案钢架制作、安装相近，故应认定其具备相应资质与安全生产条件；双方已签订书面合同并约定安全责任由城北装璜厂负责；至于闻人剑波实际在其名下的另一个体工商户即和利夹心板厂的经营地址进行制作问题，并不影响对晨升公司的选任义务的判断，且和利夹心板厂的经营范围亦与本案钢架制作、安装相近；因此，晨升公司并不存在选任过失，王飞诉请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闻人剑波在准备了相关原材料后又将钢架制作、安装业务分包给闫玉青个人承揽，但闫玉青并不具备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对此闻人剑波应当知道，其仍将业务分包，存在选任过失，应当与闫玉青承担连带责任。王飞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提供劳务即制作、安装钢架时未注意自身安全，导致自己受到损害，具有一定过错；闫玉青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本身缺乏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且未尽到现场安全管理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具有过错；闻人剑波作为承揽人，将承揽工作交由缺乏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闫玉青完成，存在选任过失；综合各方过错情况，确定王飞损失由其自负30%，由闫玉青承担40%的赔偿责任，闻人剑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由闻人剑波与闫玉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王飞损害赔偿的项目及金额，依法确认如下：关于残疾赔偿金，王飞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其虽系农业户口，但受伤前已在浙江省宁波市居住一年以上，且以非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故可按2013年度宁波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标准41729元/年计算，残疾赔偿金应为166916元（41729元/年×20年×20%）。关于医疗费，王飞住院及门诊医疗费97077元中含伙食费623元，应予剔除，故医疗费应为96454元。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王飞诉请810元（30元/天×27天）合法有据，予以确认。关于误工费，王飞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固定收入及最近三年平均收入，应参照2013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4513元/年标准计算，经鉴定误工期180天，故误工费应为21951元（44513元/年÷365天/年×180天）。关于营养费，王飞经鉴定营养期为90天，营养费为2700元（30元/天×90天）。关于护理费，王飞经鉴定护理期为90天，护理费亦应参照2013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4513元/年计算，故护理费应为10975元（44513元/年÷365天/年×90天）。鉴定费1960元予以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8000元。以上合计309766元，应由闫玉青承担40%计123906.4元，闻人剑波承担30%计92929.8元，二者负连带赔偿责任。王飞相应诉请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闫玉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飞123906.4元。二、闻人剑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飞92929.8元。三、闻人剑波与闫玉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王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28元，由王飞负担577元，闫玉青负担1389元，闻人剑波负担1062元。
宣判后，闫玉青、闻人剑波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闫玉青上诉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的规定，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市的，可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王飞在一审提交的暂住证有效期为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4月3日，而王飞的受伤日期是2014年5月10日，因此，受伤时其暂住地并非其经常居住地，且该暂住地也并非城市，而属于农村。王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王飞的残疾赔偿金错误。二、城北装璜厂的经营范围为“铝合金装璜、钣金的加工、铜结构制作安装”，铜结构与钢结构的焊接工艺并不相同，二者没有可比性。因此，一审认定该厂经营范围与本案钢架制作安装相近，认定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明显不当。晨升公司将全自动上料机钢架制作安装交给没有相应资质的城北装璜厂，属于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王飞并非闫玉青雇佣，事实上闫玉青与王飞共同受雇于闻人剑波，需听从闻人剑波的安排与指挥，闫玉青并未得到除劳动报酬外的其他收益，因此，闫玉青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证人卢某出庭证实王飞在受伤后亲口告诉卢某没有摔下来，事发前王飞就因为身体不适休息。因此，王飞受伤极有可能是因其自身疾病引起，闫玉青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闻人剑波针对闫玉青的上诉答辩称：一、闻人剑波与闫玉青已认识十多年，闫玉青一直从闻人剑波处承包业务，闻人剑波也有主动介绍业务给闫玉青，因此闫玉青并非受雇于闻人剑波。二、闻人剑波不认识王飞，也没有雇佣王飞。王飞受伤后，闻人剑波去了现场，当时王飞称自己没大碍，当时在现场的工友也称，王飞自己受伤后承认不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因此，王飞的受伤极有可能是自身疾病原因导致。
王飞针对闫玉青的上诉答辩称：一、王飞于2009年暂住宁波余姚并办理了暂住证，从事废旧物品收购行业，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收入，一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正确。二、王飞与卢某等人先在余姚的厂里干活，后到温州的尖端公司进行安装，安装工具由闫玉青、闻人剑波提供，相关事宜均与闫玉青接洽，受闫玉青指派并由闫玉青提供报酬。因此，王飞受雇于闫玉青，一审认定正确。王飞对闫玉青与闻人剑波之间如何结算不知情。三、根据病历记载及鉴定意见，王飞的伤势系严重外力所致，不可能系自身疾病造成。根据证人证言及通某，事发时王飞系在脚手架上刷油漆，尖端公司出具的证明也可以证明王飞是在安装设备过程中受伤。因此，其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致伤的。四、晨升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
晨升公司针对闫玉青的上诉答辩称：晨升公司不存在选任过错。晨升公司向闻人剑波经营的城北装璜厂订购一台全自动上料机钢结构卖给尖端公司，闻人剑波负责钢构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现有法律并未规定这种简单的小型机械加工需要一定的生产资质，而且城北装璜厂是经合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包括简单的机械安装、加工。闻人剑波经营的和利夹心板厂经营范围也包括类似业务，晨升公司有理由相信闻人剑波具有相应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因此，双方之间是合法的承揽关系。双方合同已对安全责任进行约定，由城北装璜厂负责工作人员的安全。
闻人剑波上诉称：一、根据闫玉青、卢某、马某等人的陈述，王飞并非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医院的医疗证明书只能证明王飞受伤情况，但其中记载的“工地高坠伤”是王飞自己的陈述，且医疗证明书上没有医生的签名。王飞提供的病历上也有涂改的内容，将名字“王辉”改为“王飞”。根据本案客观情况，不排除王飞因自己疾病突然晕倒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因此，王飞提供的病历、医疗证明书等不能作为鉴定依据，要求重新鉴定。二、闻人剑波与闫玉青认识多年，闫玉青长期承包业务，并声称自己具有施工资质，导致闻人剑波产生错误认识，因此，闻人剑波不存在选任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
闫玉青针对闻人剑波的上诉答辩称：一、闫玉青是受闻人剑波雇佣安装自动上料机，自动上料机的安装较为复杂，之前系在闻人剑波的厂里进行操作，后来才去尖端公司进行安装，因此，闫玉青具体叫了哪些工人，闻人剑波是知情的。事实上也是闻人剑波派车将机器设备和工人送到温州的，而且闫玉青是受闻人剑波的指派从事该劳务，闻人剑波是最终的受益者。
王飞针对闻人剑波的上诉答辩称：一、同意闫玉青的答辩意见。二、闻人剑波未审查闫玉青是否具有资质，存在选任过失。三、王飞病历本名字的涂改是因为笔误，后经家属确认由院方修改；医疗证明书上虽然没有医生的手写签名，但已经有医生的签章，二者效力等同，上述证据合法有效。鉴定机构具有合法的鉴定资质，鉴定意见合法有效，应予采信。
晨升公司针对闻人剑波的上诉答辩称：晨升公司与闻人剑波系合同关系，闻人剑波雇佣何人去安装，晨升公司并不知情，也与晨升公司无关，由法院依法认定。
闫玉青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网上打印的有关余姚市康山村基本概况介绍，证明王飞的暂住地康山村属于农村，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证据2，证人马某的出庭证言，证明王飞并非在工作中受伤，闫玉青也系雇员而不是雇主。马某出庭称：马某与闫玉青是老乡关系，平常跟闫玉青一起做事，此次是闻人剑波叫闫玉青干活，闫玉青叫上马某，先在闻人剑波的厂里干活，材料是闻人剑波提供的，闻人剑波派车将其送到温州。当天王飞、马某、卢某三人一起刷油漆，晨升公司的一名杨姓工作人员在现场监工。三人事先有分工，马某和卢某站在脚手架上面刷油漆，王飞年龄较大，因此让其站在下面刷油漆，无需爬上脚手架，那天王飞也未爬上脚手架。后来卢某发现油漆用完了下来倒油漆的时候发现王飞坐在床上，告知马某，马某随后也爬下脚手架，三人一起将王飞送到滨海一个医院，医生说有可能脑出血需要转院，后便转至龙湾区第一人民医院。
闻人剑波对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康山村确实属于农村。对证据2马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陈述部分不真实，闻人剑波不认识马某，将机器设备和工人送到温州的车是闫玉青叫的，闻人剑波仅负担车费；闻人剑波已经将业务全部包给闫玉青，因此闫玉青具体雇佣了何人，闻人剑波并不知情。至于马某陈述的王飞没有爬上脚手架，并非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的内容是真实的，予以认可。王飞认为证据1系从网上打印，对真实性有异议，王飞长期从事废品收购，收入来源于非农业，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对证据2证人证言不予认可，马某与闫玉青系亲属关系，其证言与一审证人卢某的证言存在矛盾。晨升公司对证据1予以认可，认为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对证据2证人证言不发表质证意见，由法院依法查明。
王飞在二审期间提供余姚市公安局阳明派出所出具的人口历史信息情况，证明王飞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居住在余姚市，从事废品收购，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闫玉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王飞于2014年5月10日发生事故，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应于2013年5月10日-2014年5月10日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于均为城镇，方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但根据上述证据，王飞在事故发生前一年经常居住地并非城镇。闻人剑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王飞并非失地农民，在余姚仅是打零工，每年有回老家务农，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晨升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同意闫玉青的质证意见。
闻人剑波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人马某、卢某出庭作证，后撤回申请；当庭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但称杨某因已离职无法出庭。
本院认为，闫玉青提供的证据1虽系复印件，但系从网上打印的属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信息，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康山村属农村并不影响本案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无法证明闫玉青的待证主张；关于证据2马某的证言，马某与闫玉青系老乡，马某跟随闫玉青做事多年，且根据其陈述，事发时马某站在脚手架上刷油漆，并未看到王飞受伤的经过，而系在王飞身体出现不适之后经卢某告知才从脚手架上下来，故该证人证言无法证明闫玉青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王飞提供的人口历史信息情况系余姚市公安局阳明派出所出具并已加盖公章，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从该证据可以证实王飞自2009年3月起租住在余姚市阳明街道康山村并办理了临时居住登记，最后一次登记日期为2014年4月3日，到期日期为2015年4月3日。关于闻人剑波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闻人剑波自愿撤回其中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本院予以准许，而证人杨某并未到庭且不存在可以不出庭的法定事由，故对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查当事人在原审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闫玉青、闻人剑波、王飞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2、晨升公司、闻人剑波是否存在选任过失；3、王飞是否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损害；4、王飞的残疾赔偿金应按何种标准计算。
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闻人剑波有关“我提供钢结构材料，跟闫玉青定好时间、产量和工钱，其他事情一律由闫玉青处理，找谁以及找几个工人等均由闫玉青自行安排，工人的工资由闫玉青发放”的陈述，结合闫玉青一审证人卢某有关“这次活是闻人剑波的，料是闻人剑波买的，工具是闫玉青提供的，闫玉青找我干活，工资由闫玉青发放，闫玉青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现场”等陈述、二审证人马某有关“材料是闻人剑波提供的，在闻人剑波的厂里做事，是闫玉青找我干活，给谁干活谁发放工资”等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闻人剑波从晨升公司承接该业务后，将该业务发包给闫玉青，闻人剑波提供材料，由闫玉青自行提供工具及雇佣工人来完成，王飞、卢某、马某均是闫玉青找来做事，受雇于闫玉青，工资由闫玉青发放的事实。因此，原审认定闻人剑波与闫玉青之间系承揽关系、王飞与闫玉青之间系劳务关系，并无不当。闫玉青上诉称其与王飞共同受雇于闻人剑波，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晨升公司及闻人剑波是否存在选任过失的问题，晨升公司与城北装璜厂签订合同，由城北装璜厂进行全自动上料机钢结构设计、制造、安装等。虽然城北装璜厂的经营范围为铝合金装璜、钣金的加工、铜结构制作安装等，但该厂系闻人剑波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闻人剑波尚经营另一个体工商户即和利夹心板厂，该厂的经营范围包括C型钢压型、钢管的制作加工等，与本案钢结构制作安装相近。因此，应视为闻人剑波及其经营的加工厂具有涉案工程必需的资质和生产条件，故原审认定晨升公司不存在选任过失，并无不当。至于闻人剑波选任是否存在过失的问题，闻人剑波诉称其与闫玉青业务往来多年，闫玉青声称自己具有资质导致其认识错误，本院认为，该认知错误不能成为闻人剑波免责的理由，其将涉案业务发包给不具有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存在选任过失，原审据此判令闻人剑波与闫玉青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王飞是否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损害的问题。王飞系在提供劳务时发生身体不适后被工友送至医院，根据王飞的病历记载、出院记录等内容，王飞的伤势经诊断符合高坠伤情形，另结合事发时王飞及其工友从事的劳务内容为刷油漆且高处的油漆需要爬高作业等事实，原审认定王飞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从钢架上摔下受伤，并无不当。病历上的名字虽然存在涂改，但病历记载的内容与王飞受伤的时间、症状相吻合。医院的医疗证明书虽然没有医生的亲笔签字，但已加盖该医生的私章，从日常经验来看应视为医生已确认该医疗证明书上的内容。闫玉青、闻人剑波均上诉称王飞系自身疾病原因受伤，但均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闫玉青、闻人剑波应当对王飞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虽然王飞系农村户籍，但其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09年至事故发生前长期居住在余姚市康山村，离开家乡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废品收购以及打零工等为生多年，主要生活来源于非农收入。因此，原审根据本案的客观实际，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王飞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闫玉青、闻人剑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552元，由上诉人闫玉青负担2601元，由上诉人闻人剑波负担195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习军
审 判 员 王 蕾
代理审判员 郭阳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戚彬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