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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114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卢有骏（LuYouJun），男，1972年6月7日出生，澳大利亚联邦国籍。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广东天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达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团章，男，汉族，1970年7月4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浠露，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飞洋出入境中介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6号富力盈隆广场1113－1114室。
法定代表人：罗洁冰。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卢有骏因与被申请人周团章、一审被告广东飞洋出入境中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卢有骏申请再审称：原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请求再审本案。主要理由：（一）卢有骏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卢有骏提交的《会计师尽职调查报告》《业务约定书》《律师专项核查意见》等十四份新证据，证明周团章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合作投资而非借款，其与卢有骏已按投资关系实际履行该协议并完成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二审判决将合作投资关系认定为借款关系错误。（二）二审判决认定双方首先形成借款合同关系，需要条件成就方能转化法律关系，属错误解释合同。1、合同条款清楚反映了合同目的与法律关系。卢有骏与周团章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应定性为合资经营企业性质的合同，自合同签订时起，双方形成合资经营法律关系。周团章资金自投入时起即应定性为投资款，周团章享有股东权益，亦应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不得单方终止合同和抽回投资款。2、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印证双方已形成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关系。周团章在合同签订后担任“飞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对公司进行全面经营管理，其依约投入的款项3000万元，均在其审批同意下用于公司经营。双方根据《投资框架协议》第五条（业务与股权重组款）的约定，完成了境外投资主体、控股主体及上市主体架构的搭建。3、《投资框架协议》4.1条款中“通过借款的方式”的约定属周团章对投资款在表面形式上的安排，而不是对投资款的性质作出约定。如将4.1条款解释为实质的借款关系，将造成股东权益与借款债务同时并存的情形，与合同目的及其他条款冲突，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4、二审法院认为“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的条件成就前，周团章有权基于借款合同关系以及未约定借款期限而随时主张返还借款，该解释明显不符合同目的及其他条款，亦有违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5、卢有骏从未作出确认周团章投资款属借款以及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片面抽取卢有骏在协商过程中的陈述及协议草案内容作为证明借款关系的证据显属错误。（三）退而言之，即使《投资框架协议》4.1条款可解释为借款在所附条件成就时可转化为投资，那么事实上该所附条件已经成就。周团章已根据合同设立了可作为投资主体的境外公司，亦与卢有骏共同设立、重组了可作为上市主体的境外公司，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条件已成就。再退言之，即使所附条件尚未成就，周团章不得单方终止履行合同，否则属于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应视为已成就。
周团章提交意见称：（一）卢有骏以有新证据为由否定原判决关于借款关系的认定，不能成立。卢有骏提交的十四份证据，均系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且由其所掌握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周团章与卢有骏在协议签订后已就合作事宜予以推进的情况，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投资款，更不能推翻协议约定的借款性质。（二）原判决认定周团章与卢有骏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投资框架协议》第4.1条款约定的意思明确，该约定系双方对于借款在所附条件成就后转为股权的特别安排。周团章将3000万元款项汇至卢有骏的银行账户，符合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事实上，由于卢有骏单方违约，擅自解除周团章的董事长兼总裁职务，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已合意解除上述协议。在返还款项的往来邮件中，卢有骏反复确认了款项的借款性质。原判决基于《投资框架协议》第4.1条款的约定及卢有骏在邮件中明确为借款的意思表示，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依据充分。（三）案涉借款转为股权投资的条件没有成就且已不可能成就，卢有骏应当返还借款。案涉借款转换为投资的条件为周团章投资主体及上市主体的确定，其中飞洋公司成为上市主体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工商登记资料，飞洋公司的股权至今仍登记在卢有骏的母亲罗洁冰的名下，并未转移登记至周团章或卢有骏控制的公司名下。如前所述，卢有骏单方违约，将周团章剔除在“飞洋集团”的管理层之外，致使上市公司的股权重组无法展开。双方已无合作可能，案涉借款转为股权投资的条件无法成就，原判决据此判令卢有骏返还借款，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关于卢有骏是否有新的证据并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
再审申请过程中，卢有骏提交了《会计师尽职调查报告》《业务约定书》《律师专项审核意见》《关于集团改革过渡时期财务审批办法》《会议纪要》等十四份证据，拟证明周团章与卢有骏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作投资而非借款，双方已按投资关系实际履行该协议，并已完成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经审查，上述证据材料均系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卢有骏也未就其逾期举证进行说明，故上述证据材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卢有骏此项再审申请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卢有骏与周团章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本案中，周团章作为甲方与卢有骏作为乙方于2012年6月11日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共同致力于打造一个为中国公民提供海外移民、留学服务以及海外投资咨询和海外财富管理的综合服务平台，并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义务。该协议第四条“投资方式”第4.1条款明确约定“甲方通过借款的方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以支持乙方实际控制的投资移民业务发展，待甲方确定境外投资的适当主体后，再转作甲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直接或者通过境外设立的公司对上市主体的投资，双方最终完成对上市主体的投资”，依据上述约定，周团章先通过借款的方式向卢有骏提供资金，待约定的条件成就后该借款再转为周团章的投资款。该约定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就周团章一方投资方式所作出的特别安排，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查明，协议签订后，周团章已向卢有骏提供款项3000万元。双方曾在2013年5、6月间就终止协议履行事宜进行磋商的往来邮件中，陈述“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及“还3000万是我的态度”等内容，与协议关于借款的约定能够相互印证。原判决结合双方协议以及往来邮件等认定周团章与卢有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卢有骏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
依照《投资框架协议》第4.1条款的约定，周团章向卢有骏提供款项的性质首先是借款，待周团章确定其境外投资的主体后转为该主体对上市主体的投资款。故周团章提供款项的性质转变为投资款是附有条件的，即需确定周团章境外投资的主体及上市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原审查明，由于周团章未确定境外投资的主体及协议约定的上市主体的股权重组亦未完成，故款项性质成为投资款的条件并未成就。卢有骏主张周团章境外投资的主体及上市主体已经确定，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卢有骏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其已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从“飞洋集团总裁办”免除周团章担任的“飞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双方曾就终止履行协议进行磋商等情形判断，双方之间的矛盾纠纷已深，该投资款法律关系所附的条件在事实上亦难以成就。原审据此认定案涉3000万元款项系借款，并判令卢有骏向周团章承担相关责任，尚属合理。
综上，卢有骏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卢有骏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祥壮
审判员 刘 敏
审判员 汪治平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陶峰军
书记员黄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