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永中法刑二终字第159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生贵，男，1958年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公民身份号码：432XXXXXXXX********，汉族，大学文化，宁远县烟草局下岗职工，住宁远县。因涉嫌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于2014年8月14日被宁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被宁远县公安局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8月26日经宁远县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10月15日由宁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宁远县看守所。
辩护人ＸＸ军，湖南孚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唐东楚，湖南孚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生贵犯诈骗罪一案，于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作出（2015）宁法刑初字第45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郑生贵不服，于2015年10月26日提出上诉，宁远县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3日移送案卷，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永州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2月14日调阅案卷，同月24日归还案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4日在宁远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正海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生贵及其辩护人ＸＸ军、唐东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远县人民法院认定，2005年7月25日，被告人郑生贵与欧某林、何某勇、李某义、刘某涛、郑某龙、李某凯通过杨某赐购买杨某万、杨某友等10人位于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淌门口”的责任田12.5亩，共计价款387，500元。郑生贵等人与杨某赐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2008年8月，杨某赐死亡后，郑生贵等人找杨某万、杨某友核实买卖土地之事，杨某友以没收到卖地的钱为由不认可卖地之事，双方发生争执。2013年，石某斌得知郑生贵有地卖后表示愿意购买淌门口的田地。郑生贵在联系其他7人除刘某涛、郑某龙不同意转让外，其他人均同意转让。2013年11月9日，郑生贵在没有告诉石某斌涉案土地权属有争议的情况下，与石某斌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以每亩12，000元的价格将其中的10.5亩田地卖给石某斌。石某斌支付了126，000元的土地款及10，000元的补偿费给郑生贵。郑生贵收款后付给何某勇、李某义、李某英、顾某林、李某凯共计263，500元，余款据为己有，除去自己原购地款6400元，非法获利942，500元。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的陈述；2、证人证言；3、书证；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宁远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郑生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郑生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原审被告人郑生贵不服，上诉提出“我没有隐瞒事实，告诉了石某斌土地有争议的事，石某斌是知情的，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
辩护人唐东楚提出“本案两份土地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一种民事合同纠纷，郑生贵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隐瞒事实，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
辩护人ＸＸ军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郑生贵没有隐瞒事实，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土地买卖纠纷，纯属民事争议，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的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2005年时，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村民杨某赐告诉李某英、刘某涛等人说葫芦淌村有田地出售，大概30，000元／亩，要李某英、刘某涛等人买点田地。李某英将此事告诉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生贵以及欧某林、何某勇等人。郑生贵又告诉了郑某龙。李某英、刘某涛、郑生贵、欧某林、何某勇、郑某龙以及李某义、李某凯都愿意通过杨某赐到葫芦淌村买田地。杨某赐便找到同村村民杨某万、杨某友，表示想帮助杨某万、杨某友将位于葫芦村“淌门口”处的责任田卖出去，售价28，000元／亩。杨某万、杨某友表示同意。2005年7月25日，杨某赐拟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由杨某赐和杨某万、杨某友作为卖方，郑生贵、李某英、欧某林、何某勇、郑某龙、李某义、刘某涛、李某凯等人作为买方签名按印。郑生贵等人共购买杨某万、杨某友等10人土地面积12.5亩，31，000元／亩，计价款387，500元。购地款387，500元全部交给了杨某赐，杨某赐出具了收条。2008年8月，杨某赐与他人发生矛盾被殴打致死。郑生贵等人购地所涉及的售地村民姓名（除杨某万、杨某友外）、土地面积、位置及杨某赐是否将款支付给售地村民等情况无从核实。郑生贵、郑某龙、李某英、李某义、欧某林、何某勇等人遂找杨某万、杨某友核实确认田地买卖之事。杨某万、杨某友以没收到卖地的钱为由，不认可卖地之事，双方发生争执。此后，该事一直搁置未作处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生贵在上述买卖田地事件中购田地2亩，花64，000元钱。郑生贵为了挽回损失并能赚钱，想将上述田地出售。2013年10月的一天，郑生贵的女儿郑某娜跟自己的同学即被害人李某2讲了家里有块地想卖的事。后郑生贵的妻子郑某英在向李某2借钱时亦讲了家里有块地因办不出手续，想出售的事。李某2将此事告诉了丈夫即被害人石某斌。石某斌、李某2夫妇想看看地的情况。郑生贵便带石某斌夫妇到葫芦淌村淌门口处，指着一片田地告诉石某斌说田地的面积为12.5亩以及四至界限，并说不超过100，000元／亩，但要和其他人商量。几天后，郑生贵告诉石某斌说12.5亩田地是8个人于2005年买的，有6个人同意卖地，有2个人不同意卖地（郑某龙1.5亩，刘某涛0.5亩），并说100，000元／亩少了点，其他人不同意，至少要120，000元／亩。石某斌表示同意。2013年11月9日，郑生贵拟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交与石某斌签名按印。石某斌即付给郑生贵1**万元购地款和1万元补偿费，共计127万元。郑生贵将127万元中的263，500元付给李某义、李某英、何某勇、欧某林等人外，余款用于支付自己在长沙市阳光100小区的房款和装修以及家庭开支。石某斌支付钱款后在办理国土手续时得知该土地有争执，根本办不出手续，便要郑生贵退钱。郑生贵以各种理由拒不退款。后关闭手机躲避。石某斌便到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8月13日，公安机关在长沙市岳麓区阳光100新城2区2栋附近将郑生贵抓获归案。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害人石某斌的陈述，证明郑生贵的女儿郑某娜与自己的妻子李某2是同学。2013年10月的一天，郑生贵的妻子郑某英找李某2借钱，聊天时谈到郑生贵和他人一起在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买了一块地，没有手续的，因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方便出面办手续，想转卖出去。李某2将此事告诉了他，因他平时也搞些小工程，就想去看看。郑生贵夫妇带他去看地，在葫芦淌村的北面，地点叫“淌门口”。郑生贵告诉他说有12.5亩的田积和四至界限。他看了觉得还可以就问郑生贵卖地的价格。郑生贵说“卖给你不超过10万元每亩，但还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过了几天，郑生贵告诉他说那12.5亩地是8个人于2005年从葫芦淌村的村民手里买的，郑生贵分了2亩地。有6个人同意卖地，有2个人不同意卖地（分别占1.5亩、0.5亩）。郑生贵还讲“10万元每亩少了点，其他人不同意。”他问郑生贵到底要多少钱才将地卖给他。郑生贵讲“最少要12万元每亩。”他答应了。那块地的总价是126万元。2013年11月9日，郑生贵通知他去签土地转让协议。他到了郑生贵家，郑生贵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土地转让协议》给他看，并说“同意卖地的那5个人和我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盖了印。”他看后觉得协议内容还可以，就在协议上的乙方位置签了字盖了手印。他即将126万元买地款和1万元补偿费共127万元现金交给了郑生贵。郑生贵写了收据给他。他买下地后准备请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去丈量办理合法手续时听人讲那块地是有争执的。等他请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去量地后不久，有人就在那块地上打桩扯线了。打桩的人说“这地我们2006年就买下来了，还与地的主人签了合同。”他就去问郑生贵，郑生贵说“不可能，你去办是了，这地没有争议的。”他又想办法到葫芦淌村里去打听，村里的人讲郑生贵卖给他的地根本就不是郑生贵等人买的，卖地的村民在那里也没有地。因卖地给郑生贵等人的合同上有杨某赐、杨某万、杨某友的签名，他又去核实。结果是杨某赐已经过世，杨昌友讲合同上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的，是妻子代签的，且没有收到卖地的钱。杨某友外出打工不在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找郑生贵退钱。郑生贵总是拖，后连手机也打不通了，他就到公安机关报案了。
2、被害人李某2的陈述，证明2013年10月的一天，她在长沙遇到“老庚”郑某娜，郑某娜跟她讲家里桐山那边有块地想卖。十多天后郑某娜的母亲郑某英向她借钱时讲家里的地批不出手续来，因是国家公务员身份。后郑生贵、郑某英夫妇带起她和她的丈夫石某斌到葫芦淌村去看了那块地。石某斌想买下这块地。2013年11月9日，他们就跟郑生贵签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买下了那块地，他们付给郑生贵1**万元。2014年2月，他们去办那块地的手续时才知道村里将那块地卖给桐山的人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那块地有纠纷。他们联系郑生贵，郑生贵不管并将手机也关了。
3、证人李某英的证言，证明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她在跟“欧老三”、杨某赐等人打麻将时，杨某赐说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有田地卖，30，000元／亩。杨某赐劝他们当时在场打麻将的人买点地。她觉得地价很便宜，就答应杨某赐买1亩地。郑生贵、欧某林、李某义、何某勇也买了地。他们要杨某赐带着去看地，杨某赐带他们到葫芦淌村一个叫“淌门口”的地方看了地。他们觉得还可以。过了一个多月的一天，她分2次将购地款给了杨某赐，第一次给了1万元，第二次给了2万元。杨某赐写了收条给她。2005年7月25日，杨某赐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给她签。她看了下觉得内容还可以，也就签了名并按了手印。过了几年的一天，郑生贵告诉她说杨某赐死了。她听后也着急了。后他们买地的人一起到葫芦淌村找了卖地的村民。卖地的村民讲没有收到卖地的钱，不肯给地给他们，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买地的事情就拖了下来，一直没有处理。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9日的“土地转让协议”上面她的签名和手印不是她本人签的和按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她的名字和手印。
4、证人欧某林的证言，证明她与李某英曾是邻居，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李某英告诉她讲杨某赐有地卖，大概是30，000元／亩，并劝她也买一块，她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天晚饭后，李某英带她到葫芦淌村找到杨某赐。杨某赐带她们去看了地。后她得知土地的手续蛮难办就决定不买地了。2005年7月25日的“土地转让协议”和2013年11月9日的“土地转让协议”上她的签名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5、证人何某勇的证言，证明他与李某英的儿子钟某宇是初中同学。2005年的一天，李某英告诉他说宁远县葫芦淌村有一块地要卖，31，000元／亩，问他要不要地。他回家后跟姐姐何格芳商量后决定由他出面买2亩地。次日，李某英叫他去交钱，他拿了62，000元钱通过李某英给了杨某赐，杨某赐提出1亩地还要交2000元手续费，他又给了杨某赐4000元钱。杨某赐写了收条，收条上写的是62，000元（买地款）。当时，李某义（之前并不认识）也在场。次日，李某义打电话喊他去葫芦淌村看地，他去后看到李某义和一个姓郑的男子（后才知道叫郑生贵），一个姓刘的老师已经到了。后杨某赐带他去看地，杨某赐指着一块田地讲就是他们买的地，地名叫“淌门口”。当时杨某赐没有具体告诉他们田地的四界，只是大概地指了一下地方。2005年快过年时，他妻子欧某打电话讲在葫芦淌村“淌门口”买的地要签合同了。他就要欧某代他在合同上签了他的名字。2008年，欧某告诉他说杨某赐死了。2013年4月份时，李某义打电话给他讲“与我们一起买地的郑生贵找到了要地的老板，我们买的那块地现在有争议，还不如亏点本将地卖掉算了。”他开始有点不愿意，后来想到中间人杨某赐死了，这地确实难要到，不卖掉也是个麻烦，就答应李某义将地卖掉算了。过了一段时间，郑生贵打电话告诉他讲要地的老板找到了，28，000元／亩卖不卖？他不同意。后来他与郑生贵协商好还是以原价31，000元／亩的价格将地卖掉。又过了几天，郑生贵打电话要他去拿钱。在郑生贵家里，郑生贵给了他62，000元钱，他在郑生贵事先打印好的领款表格上签了名字就走了。他不知道郑生贵将地卖给了谁，也不知道卖了多少钱。2013年11月9日，与石某斌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上他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的，该协议是郑生贵伪造的。以他、郑生贵、李某凯、欧某林、李某义、李某英等人写给石某斌的地款收条上面他的签名也不是他本人签的。他们在葫芦淌村所买的地具体是哪个村民的地，他不知道。杨某赐负责将葫芦淌村的地卖给他们，他们将购地款给杨某赐，杨某赐再将钱分给卖地的村民，地是村民的责任田。
6、证人李某义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杨某赐。杨某赐讲葫芦淌村有块地要卖，并带他到葫芦淌村淌门口处，指着一片农田说那十二三亩地出卖，每亩31，000元。2006年5月25日，杨某赐打电话告诉他讲淌门口的地搞好了，他就拿了93，000元钱给了杨某赐，杨某赐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给他签了。杨某赐收到钱后写了一份93，000元的收据。杨某赐讲村里还要交1000元／亩的土地转让手续费。过了两天，他又交了3000元钱给杨某赐，没写收据。后听说杨某赐去世了。他就去葫芦淌村了解情况。当时杨某赐还没下葬，他在杨某赐家里碰到了郑生贵、欧某林的一个亲戚以及刘某涛等人。他才知道郑生贵等人也是和他一样通过杨某赐买葫芦淌村淌门口地的人。他们就一起去找村里几个卖地的村民。那些卖地的村民有些人讲卖地的钱还没有给完，有些村民讲根本就没卖过地。这个事就一直搁置着。2013年，郑生贵打电话给他讲找到一个买主，是否同意以2006年购地的价钱93，000元转让。他当时同意了。过了几天，郑生贵要他去拿钱。在郑生贵家中，刘某涛和一名妇女也在，刘某涛的半亩地就没转让。郑生贵的妻子拿了93，000元钱给他。出来后听那名妇女说拿了60，000余元钱。
7、证人郑某龙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郑生贵告诉他讲舜陵镇葫芦淌村有地出售，30，000元／亩，问他买不买。他同意了，拿了36，000元或是38，000元钱给郑生贵。过了几天，郑生贵给了他一张署名为杨某赐的收据，收据上写的就是他给郑生贵的钱。过了两年后他听郑生贵讲杨某赐死了。他就要郑生贵带他去葫芦淌村看了那块地，郑生贵讲的界限模糊，他根本搞不清楚是哪块田地。2013年底，郑生贵打电话问他是否将在葫芦淌村买的地转手卖给他人，他没同意。他不认识杨某赐，也没和杨某赐见过面。
8、证人刘某涛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他姑爷杨某赐找到他讲葫芦淌村有一块田土要卖，30，000元／亩，问他要不要？他答应买0.5亩田土。后杨某赐带他到葫芦淌村一个叫淌门口的地方指着一片田土告诉他就是要买的田土。他将购田款15，000元钱给了杨某赐。杨某赐写了收条给他。过了2个月，杨某赐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给他，他看到协议上的买方有8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某凯、欧某林、李某义、李某英、刘某涛、何某勇、郑生贵、郑某龙。杨某赐向他解释说那块地一共有12.5亩，待田土的手续办好后，他们8个人再分开。他就起了疑心，因为：一是买卖双方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协议就签了；二是所买的田土四界也没有讲清楚。他当时就要求退钱。杨某赐讲钱已经给卖方了不能退。他没在协议上签名就走了。后他多次问杨某赐田土的手续办好没有，杨某赐一直讲没有办好。2008年，杨某赐去世了，他就没管买地的事了。2013年8月，李某义打电话给他讲一起将淌门口买的田土划出来，他答应了。后他与李某义等人一起到葫芦淌村找村两委的人，但没找到。2013年底，李某义又打电话给他讲郑生贵找到了一个要田土的买主，要他们一起以原价将所买的田土卖出去。他到郑生贵家，郑生贵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给他，他看后发现买方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买方也不在场。他没答应就走了。
9、证人杨某万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同村村民杨某赐找到他讲将他家在葫芦淌村淌门口的1亩田地卖出去，价格是28，000元／亩。他表示同意。后杨某赐将他家的1亩田地以多少钱卖给了谁，他并不清楚，杨某赐也没给他钱。当杨某赐去世后，两名姓郑的男子找到他说要看地，他才得知杨某赐将他家在淌门口的1亩田地卖给了那两名姓郑的男子，那两名男子还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上面有他的签名。他当时没认可卖地的事。土地转让协议上他的签名是他妻子杨某志代他签的。杨某友的签名是杨某友的妻子谢某英代签的。协议签了后，杨某赐告诉他说买地的事没谈好，地没卖出去。杨某赐也没给他钱。他不认可他家在淌门口的1亩田卖掉了。
10、证人杨某志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他们村里的杨某赐到她家里讲帮助将她家位于淌门口的田卖掉，价格是28，000元／亩。他们同意了。后杨某赐拿了份协议要他们签名。因她丈夫杨某万在外打工，她就在协议上签了杨某万的名字并按了手印。她还帮杨某赐将杨某友的妻子谢某英叫到家里在协议上签了“杨某友”的名字并按了手印。后杨某赐一会儿讲买地的人要，一会儿讲买地的人不要了，反正他们一直未收到杨某赐的卖地款。杨某赐死后，有两名男子找到杨某万要地。杨某万带那两名男子去淌门口看了田，并说她家的田并没有卖。那两名男子就走了。2013年时，一个住在县地税局的男子和另一名男子到她家要地，还拿了合同出来看，他们没有认可卖田地的事。
11、证人杨某友的证言，证明他家在葫芦淌村淌门口有1.2亩田地，是村里分给他家的责任田。2005年时，杨某赐说要帮他家将地卖了，价格是28，000元／亩。但是否卖了，卖给了谁都不清楚，只是由他的妻子谢某英在杨某赐拿来的一份土地转让协议上代签了他的名字。杨某赐也没有给他们钱。后来有人找到他要土地，他就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12、证人谢某英的证言，证明她家在葫芦淌村淌门口处有1亩2分田，是村里分给她家的责任田。2005年时，他们村的杨某赐到她家讲帮他们将田卖掉。她和丈夫杨某友就答应将淌门口的田卖掉。后杨某赐拿了份协议到杨某志家叫同意卖田的人签字。杨某志叫她过去，她在协议书上签了杨某友的名字并按了手印。当时杨某志在协议上是签杨某万的名字，杨某赐讲卖地的价格是28，000元／亩，后杨某赐一直没给他们卖地款，也不清楚杨某赐是否将他们的田卖了。杨某赐死后，有三名男子和两名妇女到她家要地。杨某友不认可她家淌门口的田卖了。双方发生了争执并有肢体上的推搡。
13、证人杨某胜的证言，证明他是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支部书记。2008年时，杨某赐死后，郑某龙、郑生贵等人拿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找到他讲通过杨某赐在葫芦淌村淌门口处买了10余亩田地，希望能够通过村委会将地要过去。他看了协议后，发现卖地方是杨某赐、杨某万、杨某友的签名。因杨某赐已去世，杨某友在广东，他就带郑某龙等人找到杨某万。杨某万承认是2005年时通过杨某赐将自家在淌门口的水田卖出去了，但具体卖给谁不清楚，而且卖了多少水田，卖了多少钱双方都没有讲，协议上也没有写清楚。土地转让协议上证人落款是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村民委员会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公章可能是假的，该章子与他们村委会的公章盖出来的明显不同，而且村委会的公章一直由会计杨某旺保管。他找杨某旺核实过，杨某旺并没给郑某龙等人做证人，也未给郑某龙、杨某赐等人盖村里的公章。杨某赐过世了，郑某龙、郑生贵等人通过杨某赐购买的10余亩田地根本核实不了在什么地方，只能知道杨某万、杨某友的地在那里，而杨某万、杨某友不承认自己的田土卖掉了，因为他们讲没有收到卖地的钱。郑某龙、郑生贵等人去找了杨某万、杨某友许多次，每次都是吵架子。
14、证人杨某军的证言，证明2008年8月，他父亲杨某赐与人发生矛盾被人打死了。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有七八个男女到他家向他要杨某赐生前帮葫芦淌村村民转让淌门口处田土的土地转让协议和款项收条等物，杨某赐作为中间人帮葫芦淌村村民出卖过淌门口处的田土，有10余亩，但具体卖了多少钱，钱是否支付给了卖田土的村民，他都不清楚。
15、证人郑某英的证言，证明2005年时，她丈夫郑生贵与李某英、李某凯、欧某林、李某义、李某英、刘某涛、何某勇、郑某龙等人通过杨某赐在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淌门口处购买了12.5亩田地。31，000元／亩，他家买了2亩，共付了64，000元钱给杨某赐（含2000元的手续费）。签了协议，协议中没有将8人各自所要的农田四至界限分清楚。后杨某赐死了，他们购地的人都没分出四至界限。2013年时，石某斌听说他们在葫芦淌村淌门口有地卖后就找到郑生贵，并委托郑生贵联系其他购地的人。郑生贵联系李某义，由李某义联系其他人。除郑某龙、刘某涛不愿卖外其他人均同意卖。郑生贵与石某斌谈好以120，000元／亩的价格将地卖给石某斌。这些事都是由郑生贵在家里操作的。石某斌给了126万元购地款给郑生贵，另外加了1万元的手续费。那126万元钱，郑生贵写了收条给石某斌。
16、证人肖某涛的证言，证明2013年11月，他的朋友石某斌向他借钱，说要买块地。2013年11月7日，他就到建设银行取款125万元，交给了石某斌。11月9日，他陪石某斌去了卖地人的家里，卖地人姓郑，住在宁远县地税局家属房一楼。到姓郑人家里后，石某斌就与姓郑的人谈卖地的事，然后双方签了土地买卖协议。石某斌当场给了姓郑那人现金，姓郑的人给石某斌写了张收条。
17、土地转让协议，证明2005年7月25日，杨某赐作为甲方与郑生贵等人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计价款387，500元。
18、土地转让协议，证明2013年11月9日，石某斌与郑生贵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计价款126万元。
19、收条，证明杨某赐于2006年6月1日收到刘某涛购田款15，000元；于2006年5月25日收到李某义购田款93，000元；于2005年7月29日收到郑生贵购田土款64，000元；于2005年8月4日收到何某勇购田款64，000元；于2005年8月4日收到欧某林购田款32，000元。
20、领条，证明2013年11月9日，郑生贵收到石某斌购买葫芦淌老村北面淌门口地款126万元，另加其他补偿费用1万元。
21、被告人郑生贵的供述及辩解，证明2005年7月，他和欧某林、刘某涛、李某英、何某勇、郑某龙、李某义、李某凯等人在杨某赐的介绍下买了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杨某万、杨某友等人的12.5亩土地，31，000元／亩。他付了64，000元的购地款和400元的手续费给杨某赐。2008年，杨某赐去世了，他们去找杨某万、杨某友问地的事，杨某友不承认卖地的事，双方差点起了冲突。那地就一直放在那里。2013年11月，石某斌联系他买地。他问了李某凯、欧某林、李某英、何某勇、刘某涛、郑某龙、李某义是否卖地？除刘某涛（0.5亩）、郑某龙（1.5亩）外，其他人都同意卖。后他与石某斌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以120，000元／亩的价格转了10.5亩地，还有10，000元补偿费，共计127万元。他拿到钱后通知李某凯、欧某林、李某英、何某勇、李某义到他家领卖地款，是按原买地时的31，000元／亩的价格给的。所卖的10.5亩地是集体土地。他之所以将那10.5亩土地卖出去，就是要挽回自己的损失，还可以赚钱。他收到石某斌的126万元钱中付给李某凯46，500元、欧某林31，000元、李某英31，000元、何某勇62，000元、李某义93，000元，剩下的996，500元，拿出40万元左右支付在长沙市阳光100小区的房款，后花10余万元用于该房装修，余下的40余万元用于开支。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生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郑生贵上诉提出“我没有隐瞒事实，告诉了石某斌土地有争议的事，石某斌是知情的，不构成诈骗罪”及其辩护人提出“两份土地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是土地买卖纠纷，郑生贵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隐瞒事实，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经查，宁远县舜陵镇葫芦淌村淌门口处的田地属于集体土地，不能私下交易。杨某赐将位于淌门口处的所谓12.5亩田地（含杨某万、杨某友家的2.2亩田地）出售给郑生贵等8人，是一种违法行为。2005年7月25日，杨某赐与郑生贵等人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郑生贵等人无法获得该田地的使用权。郑生贵因杨某赐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失后，不是采取合法正当的途径进行救济，而是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将所谓的10.5亩田地转让给石某斌，从而达到挽回损失和牟利的目的，郑生贵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了诈骗罪。故该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的意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廖 辉
审 判 员 伍希永
审 判 员 黄校军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柏 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