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绍诸民初字第527号
原告：杨某1，男，1960年8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邵云舟，浙江靖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琦，男，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宣某1，女，193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蒋均浪，男，194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住诸暨市，系宣某1之子。
原告：杨某2，男，195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户籍所在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
原告：杨某3，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住诸暨市。
原告：杨某4，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户籍所在地诸暨市，现住诸暨市。
被告：宣某2，男，193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建春，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许加彪，男，196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住杭州市下城区，系宣某2女婿。
原告杨某1为与被告宣某2继承纠纷一案，于2014年2月18日诉讼来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昕独任审判，于同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随后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追加宣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为原告参加诉讼，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5日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随后，根据原告杨某1的申请，本院委托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涉案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该鉴定部门于2015年3月5日完成鉴定。本院于同年6月1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1的委托代理人邵云舟、原告宣某1的委托代理人蒋均浪、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被告宣某2的委托代理人周建春、许加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1起诉称：原告的养父赵炳灿与被告宣某2系兄弟。原告系赵炳灿的合法继承人，与被告宣某2系叔侄关系。20013年，诸暨市人民政府对本市陶朱街道桑园陈村进行动迁。原、被告祖辈所遗留的房产，置换获得坐落在诸暨市陶朱街道城西新村欣泰小区的5套房屋，分别为该小区3幢2单元304室和5幢1单元402室、5幢2单元204室、5幢3单元105室、5幢3单元305室。现被告将五套房屋及补偿费用占为己有，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为此以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其中的3套房屋（即5幢2单元204室、5幢3单元105室、5幢3单元305室）、以及拆迁安置所获得的装潢补偿费30550元。
原告宣某1起诉称：被拆迁的房屋系宣某3夫妇所有，安置所获得的讼争房屋应由宣某3的子女继承。宣某3夫妇有四个子女，即我和赵�灿、宣某2、宣文琴。父母在世时，宣某2曾出资对房屋进行翻建，当时他交给我儿子蒋均浪20000元，让我儿子负责管理，实际开支18400元，剩余部分退还给宣某2。父母生前由我照顾，而赵炳灿16岁到上海闯荡，后到香港定居，没有对父母尽过照顾义务；宣文琴从小就被他人领养。我小时候曾被他人领养，10岁时养父死亡，我被亲生父母领回，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直至出嫁。故我和宣某2享有继承权，赵炳灿的子女和宣文琴的子女则无权继承。
原告杨某2起诉称：对于母亲宣文琴被他人抱养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我母亲出嫁时，户口还在外公宣某3处。我大舅赵炳灿经常寄钱给外公外婆，每次都由我代为支取，杨某1确实系赵炳灿的养子。讼争房产应由宣某3的四个子女及其后代继承。
原告杨某3未发表起诉意见。
原告杨某4起诉称：我外公宣某3�世期间，曾经对老屋进行翻建，翻建费用均由我大舅赵炳灿从香港汇过来，小舅宣某2当时并没有经济能力。我大舅赵炳灿还出钱为外公外婆雇了保姆，后因保姆无力照顾，外公外婆到我母亲处居住了一段时间，再后来由姨妈宣某1两夫妻进行照顾。宣某1从小被他人领养。我母亲宣文琴和大舅赵炳灿都享有继承权。
被告宣某2答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继承法律关系，被继承人是宣某3夫妇。土改登记时，宣某3夫妇名下只有一间半房屋，后来宣某2向他人买了一间半，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将上述三间房屋翻建为四间房屋。所以宣某3夫妇的遗产实际只有一间半。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原告杨某1要求继承的讼争房屋系在两被继承人死亡后的2003年拆迁时获得，补差款也由被告缴纳，故讼争房屋不应作为遗产加以分割。二、按照农村习俗，被告宣某2系宣某3夫妇唯一的儿子，有一定的工作收入，并切实负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宣某3夫妇去世后，丧葬事宜亦由宣某2办理。而赵炳灿在上世纪50年代去了香港，并随养父赵汝泉改姓赵，与宣某3夫妇脱离了父母子女关系。后来赵炳灿回诸暨老家探亲，主要出于对家庭的思念和对家乡的向往。赵炳灿去世后，其生前所立遗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其后代对讼争房屋不享有继承权。三、宣某3夫妇在1991年先后去世，而原告杨某1在2014年方才提起诉讼，即使其享有权继承，也已经超过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杨某1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对继承遗产声明书和更正声明的公证书（英文部分内容附有翻译文本），用�证明原告杨某1系赵炳灿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2、亲属关系公证书，用以证明杨某1系赵炳灿的养子，具有法定的继承权利。
3、房屋拆迁协议，用以证明登记在宣某3夫妇名下的房屋，在2003年11月以“宣某2（赵炳灿）”的名义与拆迁部门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
4、墓碑照片三份，用以证明宣某3夫妇的墓碑上刻有“祀男炳灿”，而赵汝泉的墓碑上并未刻有赵炳灿的姓名，说明赵炳灿与赵汝泉并不存在收养关系，与宣某3夫妇并未脱离父母子女关系。
5、诸暨市五泄镇西皇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4月2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用以证明宣文琴生育子女的情况。
6、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各一份，用以证明被拆迁的房屋登记在宣某3夫妇名下。
原告宣某1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供了如下证据：
7、诸暨市陶朱街道城西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宣幼琴（宣某1）系宣某3的女儿。
被告宣某2围绕其答辩主张，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8、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用以证明土改时登记在宣某3名下的房屋只有一间半。
9、房屋拆迁经费补偿单，用以证明房屋拆迁时获得的补偿费用为49407元，该项费用由杨某2的妻子慎明珍领取。
10、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用以证明被告出面与拆迁部门签订了产权调换合同，据此获得了讼争的五套安置房屋。
11、税收通用完税证、契税完税证、补差款发票五组，用以证明被告向拆迁部门缴纳了讼争房屋的补差款项217892元，并交纳了相应的契税、印花税。
12、原告宣某1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下方有证人陈某、赵某1�签名及“以上情况属实”等签字，用以证明拆迁前宣某2负责办理了宣朝章的丧葬事宜，据此获得了宣朝章名下的房屋，再审批一间后共有四间房屋，后来宣某2出资对该四间房屋进行翻建。
13、证人钟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的主要内容为：上世纪80年代，宣某2决定对老家的三间二层房屋推倒重建，重建后变成四间二层。当时宣某2与我协商，以2万元的价格交由我包工包料施工，房屋建造费用均由宣某2支付，宣某2的外甥蒋均浪也来帮忙的。
14、根据被告宣某2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是宣某2儿子的亲爹。宣某2的父亲宣某3原有房屋一间半，宣某2的小伯宣朝章也有一间半，与宣某3的房屋相连。宣朝章去世后，宣某2出面办理了丧事，这一间半就给了宣某2。上世纪80年代，我当村书记时又批给宣某3一间地基�经我仔细回忆，应该是批给宣某2的）。后来宣某2出资对上述四间房屋进行了翻建，赵炳灿有没有出资我不清楚。宣某1并没有被他人抱养。
15、根据被告宣某2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赵某1出庭作证，赵某1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与宣某2的父亲宣某3是邻居，两家以前经常走动。宣某3在本村有二间半房屋，他的弟弟宣朝章也有半间房屋。宣朝章没有子女，一直随宣某3家生活，由宣某3照顾，后来宣某2也有一定的照顾。宣朝章死后，后事由宣某3办理，宣朝章名下的半间房屋也归了宣某3。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宣某2与我联系，要求对三间房屋进行了翻建，翻建时将房屋扩建为四间，由此产生的一些邻里问题由我出面进行协调。管场的人是宣某2的姐夫蒋良法和外甥蒋均浪。至于建造费用由谁负担我不清楚。赵炳灿虽然经常回家探亲，但对父母经济上的供养情况我并不知情。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1，原告宣某1提出异议，认为其中所附的遗嘱并非赵炳灿的笔迹；原告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宣某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公证书证明的对象系杨某1个人的声明，相当于其个人的宣誓，至于声明的内容是否属实，需要结合其它证据方可作出判断，其中所列的赵炳灿的遗产也仅限于香港地区的财产，不包括大陆的财产。本院认为，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组公证书可以证实原告杨某1系赵炳灿遗产的唯一执行人，有权继承赵炳灿名下的遗产；至于赵炳灿对讼争房屋是否享有继承权，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论述。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2，原告宣某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杨某1实际上并不是赵炳灿�养子，当时为了学技术而以收养的名义到香港去的；原告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宣某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经查询公证档案，其中所附的收养协议书内容不真实，协议上的签名均系宣某2所签，收养申请书也是由宣某2执笔，与赵炳灿确立收养关系只是杨某1才能去香港的借口，并提供一组公证材料为凭。对于被告提交的公证材料，原告杨某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证程序十分严谨，被告提出的质证意见不成立；原告宣某1无异议，原告杨某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相关的公证手续是其母亲宣文琴全权委托舅舅宣某2办理的；原告杨某4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当时杨某1为照顾舅舅赵炳灿才到香港去的。本院认为，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原告宣某1和被告宣某2虽提出异议，但并未提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亲属关系公证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公证材料，并不足以否定亲属关系公证书的效力。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3，原告宣某1、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宣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赵炳灿）”等字系在拆迁部门的逼迫下添加。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为“（赵炳灿）”等字系在拆迁部门的逼迫下添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4，原告宣某1、被告宣某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祀男炳灿下方并未刻有杨某1的名字，说明杨某1并非赵炳灿的养子；原告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5，原告宣某1、杨某2、杨某4和被告宣某2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对该证据依法确认有效。原告杨某1提供的证据6，原告宣某1、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宣某2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房屋本该登记在宣某2名下，由于登记手续系由其兄弟姐妹出面办理，登记材料上载明登记年份是1995年，当时宣某3夫妇已经去世，故宣某3的签名不真实。因到庭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签名是否真实，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对拆迁房屋享有产权，故对拆迁房屋的权属判定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原告宣某1提供的证据7，原告杨某1、杨某4和被告宣某2无异议；原告杨某2提出异议，认为宣某1从小被他人领养，养父母去世后，又以童养媳的身份嫁入大姨夫家；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至于原告宣某1是否系讼争房屋的继承人，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再作论述。
被告宣某2提供的证据8，经庭审质证，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4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另外一间半又一弄系宣某3从兄弟宣朝章处继承得来，故拆迁时房屋间数变为四间；原告宣某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余一间半系宣某2从宣朝章处继承得来；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9，原告杨某1无异议，但认为慎明珍并未领取过拆迁补偿经费，实际由宣某2领取，原告宣某1、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无法证明拆迁补偿费用由慎明珍领取。被告提供的证据10，原告杨某1、宣某1、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1，原告杨某1、宣某1、杨某2无异议；被告杨某4无异议，但认为补差款和契税、印花税实际由赵炳灿和宣某2共同支付；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到庭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杨某4并未举证证明款项由赵炳灿和宣某2共同支付，本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认定以上款项由被告支付。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杨某1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宣朝章的丧葬事宜并非由宣某2负责，其余证明内容也不是事实；原告宣某1无异议；原告杨某2、杨某4提出异议，认为证人陈某、赵某2与被告有亲戚关系，不具有作证的资格；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院认为，宣某1系本案原告，其出具的证明实际上系当事人的陈述，需提供证据方可采信，由于该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3，原告杨某1提出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且未出庭作证；原告宣某1无异议；原告杨某2提出异议，认为证人证言不符合事实，翻建费用到底由谁支出，自己确实不清楚；原告杨某3、杨某4提出异议，认为翻建费用实际由赵炳灿支出，只是交给宣某2经�而已。本院认为，证人钟某未出庭作证，以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致证人内容是否真实无从审核、判断，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4，原告杨某1提出异议，认为部分证言不是事实，证人陈述批给宣某2的一间地基，与拆迁房屋并无关系，宣某1未被他人抱养一节陈述也与原告宣某1的陈述不符；原告宣某1、杨某2、杨某4无异议；原告杨某3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无异议，认为该证人系知情人，其陈述的情况既符合历史，又符合常理，可信度极高。本院认为，证人陈某系被告宣某2的亲戚，存在利害关系，除其中宣某2出资重建房屋这一事实可予确认外，其余证言并无其它证据作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5，原告杨某1对证人证言基本无异议，但认为证人未客观反映赵炳灿和宣某3之间的经济供养情况；原告宣某1、杨某2无异议；被告杨某3、杨某4对证人证言基本无异议，但认为证言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对赵炳灿的贡献避而不谈；被告无异议，认为证人反映的事实均系亲身经历，符合客观事实。本院认为，当庭当事人对证人赵某1的证言基本无异议，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审理中，根据原告杨某1的申请，本院委托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讼争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该鉴定部门于2015年3月5日出具估价报告，该估价报告选取2006年3月、2015年1月13日两个价值时点，确定了讼争房屋的评估价值。对于该估价报告，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4对2015年1月13日的评估价值予以认可，对2006年3月的评估价值不予认可；原告宣某1、杨某3无异议；被告宣某2提出异议，认为前一个价值时点确定为拆迁时即2003年10月更为恰当。本院认为，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是一家具有法定鉴定资质的评估机构，其出具的估价报告论证理由详实，符合讼争房屋同类地段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报告中之所以选取2006年3月作为价值时点，是因为宣某2当时以其名义缴纳了相应的税款和补偿款，这一时间点对讼争房屋份额的认定存在重要影响，故本院对该估价报告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本案被继承人为宣某3和其妻子朱芬兰。宣某3夫妇生育了四个子女，依长幼次序分别为赵炳灿、宣某1（女）、宣某2、宣文琴（女）。宣某1幼时曾被他人抱养，后由宣某3夫妇领回抚养。宣某2在大学毕业后到杭州工作，户口随之迁出。宣某3夫妇于1991年先后去世。宣文琴夫妇生育了四个子女，依长幼次序分别为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宣文琴于2003年农历11月去世，宣文琴的丈夫早于宣文琴去世。
赵炳灿在解放后赴香港定居。1981年4月10日，绍兴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明确原告杨某1系赵炳灿的养子。随后杨某1赴香港与赵炳灿一起生活。赵炳灿此后经常回国探望父母。2008年1月2日，赵炳灿立下遗嘱，指定杨某1为其遗嘱的唯一执行人，将其名下所有所有无论属任何性质或类别及无论何处的动产或不动产，在扣除债务、丧葬费、遗产办理费用和所有遗产税后，全部给予杨某1。2012年12月7日，赵炳灿在香港一家医院去世。
宣某3土改时取得坐落在本村的一间半又半弄的房屋。宣某3还有一兄弟宣朝章，宣朝章也在本村也有一间半又一弄的房屋，两兄弟的房屋并排相邻。宣朝章早已去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宣某3夫妇在世期间，上述三间多的房屋被拆除重建，重建后的房屋为四间二层，重建费用由宣某2支付。1990年4月，宣某3向诸暨市土管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土管部门于1995年5月同意登记至宣某3名下，土地登记审批表上载明家庭人口为2人。
2003年11月5日，原告杨某3的丈夫周颖佳出面与诸暨市人民政府陶朱街道办事处、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同意拆除上述重建后的四间房屋，该协议载明被拆迁人为“宣某2（赵炳灿）”。根据该份协议，被拆迁人可享受公寓房安置面积320平方米，拆迁人自愿选择面积为75平方米的套型五套，并获得装潢费、过渡费等补偿费用49407元。上述补偿费用以现金支票方式付给宣某2。2006年2月20日，宣某2出面与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所签订了私有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合同，据此获得了坐落在陶朱街道山下赵外商投资小区（即现在的陶朱街道欣泰小区）的房屋五套，分别为C幢（即3幢）2单元304室和D幢（即5幢）1单元402室、2单元204室�3单元105室、3单元305室及与之配套的五间自行车库和汽车库，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383.764平方米，汽车库面积为47.925平方米，自行车库面积为28.619平方米。该产权调换合同载明被拆迁人为“宣某2（赵炳灿）”。2006年3月1日，宣某2以其名义缴纳了相关费用221330.38元，具体金额项目及金额如下：C幢2单元304室的房屋价值差价款31677元、契税475.01元和印花税28元，D幢1单元402室的房屋价值差价款31208元、契税468.12元和印花税28元，2单元204室的房屋价值差价款63532元、契税952.98元和印花税44元、3单元105室的房屋价值差价款59653元、契税894.79元和印花税42元、3单元305室的房屋价值差价款31832元、契税477.48元和印花税28元。2014年2月，原告杨某1诉讼来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
审理中，根据原告杨某1的申请，本院委托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讼争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部门于2015年3月出具估价报告，鉴定结论为：讼争的五套房屋，其中C幢2单元204室房屋（面积76,648平方米）和配套的30号自行车库（面积为10.257平方米）在2006年3月的价值为215597元，在2015年1月13日的价值为337614元；D幢1单元402室房屋（面积为76.779平方米）和配套的27号自行车库（面积为平方米）在2006年3月的价值为211859元，在2015年1月13日的价值为331762元；D幢2单元204室房屋（面积为76.779平方米）和配套的5号汽车库（面积为23.594平方米）在2006年3月的价值为248963元，在2015年1月13日的价值为399062元；D幢3单元105室房屋（面积为76.779平方米）和配套的3号汽车库（面积为24.331平方米）在2006年3月的价值为242452元，在2015年1月13日的价值为389204元；D幢3单元305室房屋（面积为76.779平方米）和配套的18号自行车库（面积为10.275平方米）在2006年3月的价值为215966元，在2015年1月13日的价值为338192元；上述五套房屋在2006年3月的价值合计为1134837元，在2015年1月13日时的价值合计为1795834元。为此鉴定，原告杨某1支出鉴定费8327元。
另查明，讼争的五套房屋至今尚未办理产权证。该五套房屋经宣某2简单装潢后，一直出租给他人使用，原告杨某2经手收取了租金6万元。审理中，原、被告一致同意杨某2收取的租金6万元在本案中一并按比例进行分配，宣某2收取的租金可与装潢费用相抵，不要求再行处理。至于讼争房屋的分配问题，原告杨某1、杨某3和被告宣某2要求分得房屋，原告宣某1陈述分得房屋或款项均可，原告杨某2和杨某4要求分得款项。
本院认为，自被继承人宣某3夫妇死亡时开始，继承人有权继承两人的遗产。由于宣某3夫妇生前未立下遗嘱，故宣某3夫妇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焦点，现评判如下：
一、遗产范围如何确定。
宣某3夫妇在土改时取得的房屋只有一间半和半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拆除重建时，加上其兄弟宣朝章的一间半又一弄在内，结构上变更为四间。被告宣某2抗辩其中一间系其审批获得，因其并非陶朱街道桑园陈村居民，无权享受该村的宅基地，且其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宣朝章去世后，宣某3系其法定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宣朝章名下的房屋，宣某2抗辩宣朝章名下的房屋由其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因宣某2并非陶朱街道桑园陈村居民，与宣某3夫妇亦非同一户家庭成员，故其出资重建宣某3名下的房屋（包括宣某3从其兄弟处继承的一间半又一弄房屋），并不能获得相应的产权份额，后来宣某3以其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也说明该房屋的产权并未发生变化，故宣某2的出资行为应定性为为父母改善居住环境的赡养行为。此后，四间房屋被拆迁，获得了五套安置房和补偿费用49407元（至于宣某2收取49407元后怎么处理，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这只是遗产形态的变化而已，并不能以此否定五套安置房屋不属于遗产。但是，因宣某2在签订产权调换合同后，向相关部门缴纳了费用221330.38元，减去其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取得的补偿款49407元，实际缴纳的费用应为171923.38元。根据绍兴市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估价报告，缴纳上述费用时，五套安置房的价值为1134837元，故确定五套安置房屋其中15.15%的份额归宣某2所有，其余部分作为宣某3夫妇的遗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
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何确定。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宣某3夫妇死亡后，其遗产应由第一顺�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宣某3夫妇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即赵炳灿、宣某1、宣某2和宣文琴。没有证据表明，赵炳灿已经被他人收养。再者，赵炳灿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常回大陆探望宣某3夫妇，宣某3夫妇去世后，墓碑上也刻有“祀男炳灿”等字样，说明赵炳灿的兄弟姐妹并未否认长子的身份。最后，房屋拆迁和安置时，房屋拆迁协议和产权调换协议上均载明被拆迁人为“宣某2（赵炳灿）”，说明无论被告宣某2，还是宣文琴的子女，并未否认其继承人的地位，故赵炳灿在法定的被继承人之列。没有证据表明，宣某1已被他人收养，即使如宣某1自认，其幼时曾被他人收养，10岁时被父母领回，此时与他人的收养关系事实上已经解除，此后其随宣某3夫妇生活，故其亦在法定的被继承人之列。原告宣某1主张宣文琴自小被他人收养，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信，故宣文琴也属于法定的继承人。综合上述意见，被继承人宣某3夫妇的遗产应由四个子女共同继承。因赵炳灿在遗产分割前死亡，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养子杨某1。同理，宣文琴继承遗产的权利亦转移给她的其余三个子女杨某2、杨某3、杨某4。
三、各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如何确定。
被告宣某2出巨资对宣某3夫妇居住的房屋进行了重建，极大地改善了父母的居住环境，生前对父母夫妇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可以多分得遗产。赵炳灿一直在香港居住，即使经常归国探亲，对宣某3夫妇的赡养也相对有限。由于难以区分赵炳灿和宣某1、宣文琴对宣某3夫妇所尽的赡养义务程度，本院确定三人的继承份额均等。据此，本院确定宣某2的继承份额为1／3，杨某1和宣某1的继承份额均为2／9，杨某2、杨某3和杨某4的继承份额均为2／27。
四、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有否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可见，我们不能把简单地把继承人的死亡时间确定为提起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在被继承人宣某3夫妇去世后时，宣某3夫妇的法定继承人并未对遗产进行过实际的分割，意味着被继承的财产一直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状态，故本案中并不存在“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这一起算点。房屋拆迁和安置时，房屋拆迁协议和产权调换协议上均载明被拆迁人为“宣某2（赵炳灿）”，也说明赵炳灿的继承权利实际存在，被告宣某2抗辩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继承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根据绍兴平正房地产评估事务�出具的评估报告，讼争房屋现在的价值为1795834元，加上应纳入分配的租金6000元，被告宣某2可分得的财产价值为1855834元×15.15%＋（1855834元×84.85%）×1／3=806050.57元，原告杨某1和宣某1可分得的财产价值均为（1855834元×84.85%）×2／9=349927.81元，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可分得的财产价值均为（1855834元×84.85%）×2／27=116642.60元。根据各继承人对房屋分割的具体意见，结合各继承人实际可分得的现金价值，本院确定讼争房屋其中D幢2单元204室房屋和5号汽车库、D幢3单元105室房屋和3号汽车库归被告宣某2所有，其余三套房屋分别归原告杨某1、宣某1、杨某3所有。杨某3分得其中一处房屋后，应将差价款找补给其余继承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在诸暨市陶朱街道欣泰小区的C幢2单元304室房屋和30号自行车库归原告杨某1所有，D幢3单元305室房屋和18号自行车库归原告宣某1所有，D幢1单元402室房屋和27号自行车库归原告杨某3所有，D幢2单元204室房屋和5号汽车库、D幢3单元105室房屋和3号汽车库归被告宣某2所有；
二、原告杨某3应分别补偿原告杨某1、宣某1、杨某2、杨某4和被告宣某2差价款12313.81元、11735.81元、56642.60元、116642.60元、17784.57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杨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应收受理费21503元，由原告杨某1、宣某1分别负担4055元，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分别负担1351元，被告宣某2负担9340元；应收鉴定费8327元，由原告杨某1、宣某1分别负�1570元，原告杨某2、杨某3、杨某4分别负担523元，被告宣某2负担361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1503元，款汇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 昕
代理审判员 张晓龙
人民陪审员 周苗来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边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