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84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03号新时代广场。负责人：戴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男，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莞蓉，女，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808号新领地公寓3栋1-2层。负责人：周尚梅，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湖南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珍妮，湖南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高新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创业大楼505号。法定代表人：冯芳竹。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因与被上诉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原审第三人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北京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认长沙银行对“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内资金没有优先受偿权，恢复对该账户内存款的强制执行；二、判令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长沙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关于“在长沙银行与债务人的每份借款合同中并不需要一一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且与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性的结论前后矛盾。原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认为，“最高额质押是以特定范围的不断发生的债权为担保对象，这些债权是否发生以及债权的数额在质权设定时尚不能确定，故在原告与债务人的每份借款合同中并不需要一一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这个结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银行信贷业务客观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风险防控措施，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时，如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方式既可以是保证，也可以是质押或其他担保方式。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如采取质押担保方式，既可以是一般质押，也可以是最高额质押。不管采取哪一种担保方式，银行应将其体现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与审批、贷款合同签订等业务流程各环节。保证与质押是两种不同的担保方式，应根据借款主合同签订不同的担保从合同。本案中，长沙银行在与借款人签订的主合同中，只约定由中达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或最高额保证担保方式，从来没有约定采取“质押”或“最高额质押”这种担保方式，更没有与质押人（即中达公司）基于每一份借款合同签订具体的《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而且，从《保证合同》的内容来看，也仅要求中达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根本没有提及保证金质押问题。质押与保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担保方式，即使担保人为同一人，银行也应基于《借款合同》的约定，与担保人分别签订《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本案中，长沙银行在办理中达公司担保项下的信贷业务中，均另行与中达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其中不乏与《最高额质押合同》相类似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在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第7.1款）中明确约定：“担保人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方式的担保，并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担保本合同下借款本金、利息、利息损失……。”但是，从长沙银行提供的所有证据来看，虽然单方面强调他们同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担保方式，但事实上只签订了《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没有签订《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从来没有涉及质押担保。在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既然长沙银行能够与中达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那么必然可以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但是，原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最高额质押是以特定范围的不断发生的债权为担保对象，这些债权是否发生以及债权的数额在质权设定时尚不能确定，故在原告与债务人的每份借款合同中并不需要一一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但另一方面又提出，“此后在与债务人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时，又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行为并无矛盾与冲突”。都是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原审法院前面认为不需一一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后面又认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有效性，明显前后矛盾。二、原审法院没有对借款主合同与相应从合同的关系进行认定，系遗漏法律事实。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质押与抵押一样，都是在物上设定的担保物权，即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由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特定的物或者权利，作为质押或抵押标的物而设定的限定物权。作为一种债权担保制度，不管采取哪种担保形式，其目的都在于保障主合同债权的实现，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都是主从关系，没有主合同也无所谓从合同。质押合同作为一种从合同，不管是一般的质押合同，还是最高额质押合同，均具有从属性的特征，即：不管是质押合同的成立，还是质押合同的变更、移转、消灭等，全都依附于主合同，甚至质押合同的范围、质押人承担责任与否等也都与主合同直接关联。我国《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都针对性地作出了一系列强制规定。在担保法规定的5种担保方式中，保证、质押都是约定的担保方式，即基于担保合同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担保方式。在银行信贷业务中，主合同只能是借款合同或其他相类似的业务合同，且只有在银行与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合同或其他业务主合同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签订担保合同。而且，质权合同属要式合同，依法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即银行、质押人双方应订立书面的质押合同，并就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债务履行期限、质押财产状况、担保范围等作出明确约定。按照银行业的通行做法，办理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各种授信业务时，一般采取两种形式：如果只是单笔业务，签订相应的单笔业务合同作为主合同，如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等，对应的从合同则是一般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如果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将反复多次办理业务，为了减少申报审批、抵押登记等业务手续，促进提高交易效率，则会采取“先授信，后支用”的操作流程，即先与借款人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明确授信总额度及各业务品种的分额度，待具体办理业务时再签订相应的业务合同，对应的从合同则是《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并明确其担保的主债权是《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的具体业务合同所对应的全部债权，但具体担保债权的数额在最高额质押或抵押合同成立时，质押或抵押双方当事人是无法预料的，只能待最高额质押或抵押决算期届满时才能确定。本案中，虽然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签订了《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及《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并且中达公司实际缴存了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但前者仅是双方就未来的担保业务合作所签订的框架协议，根本不是银行信贷业务合同，因为这份合作协议中缺乏借款合同的最基本要素，如借款人、借款种类、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还款方式等。换言之，中达公司根本不是长沙银行的借款人，双方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没有相对应的主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针对每笔信贷业务，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均签订了《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唯独没有签订《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银行办理担保贷款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担保方式，与担保人签订不同的担保合同，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长沙银行作为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法律常识不可能不清楚，能够与中达公司逐笔签订《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本案中，长沙银行没有针对每笔贷款业务签订《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完全是主观故意所致。三、原审法院关于最高额质押保证金存取方式的有效性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虽然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但根据我国《物权法》关于质权、最高额质权等担保权利的规定，该项最高额质权不符合《物权法》的强制性要求。按照通常的抵押制度，当事人若要使每项交易都获得抵押担保，必须分别设定抵押，并办理抵押物的选择、评估、登记等相关手续。如果只是单笔交易，这样操作无可厚非。但若交易双方形成了连续不断的长期合作关系，这种单笔抵押的方式不但使得交易程序繁琐，效率低下，而且交易成本高涨，明显不符合现代交易追求高效率的价值原则。为此，我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第二百二十二条同时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可以协议设立最高额质权。最高额质权除适用本节有关规定外，参照本法第十六章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设立最高额抵（质）押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解决抵押权连续设定中烦杂的程序问题，即通过办理一次抵押手续，为当事人之间长期反复的商业交往提供充分的保证和有力的支持。根据这个立法目的及上述法条精神，可以清晰地看出，最高额抵（质）押的典型特征是，抵（质）押手续必须一次办理到位，即先明确“担保财产”，为将来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且在整个抵（质）押期间不允许浮动变化，否则就不是最高额抵（质）押而是类似于浮动抵（质）押。比如，假设某企业向银行申请最高额存款质押贷款，金额1亿元，本金质押率100%，那么，在发放贷款之前，该企业必须先在银行存入资金1亿元，直到最高额质押合同所担保的所有借款全部归还为止，而不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时存时取。我们相信，长沙银行对于其他企业的最高额抵（质）押贷款（或综合授信），一定是按照先办妥最高额抵（质）押手续、后办理具体业务的程序操作，而且在贷款（或综合授信）完全结清之前，抵（质）押物价值不会发生变化。本案中，长沙银行出示的证据是《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主张的权利是最高额质押权。如果是最高额质押，根据相关法律精神，中达公司应当在质押合同签订之后，按照约定的最高额担保额度及保证金比例，一次性在保证金账户存放相应金额。比如，根据2014年12月8日签订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如以25000万元担保额度、12.5%的保证金比例计算，保证金额度应当为3125万元。但是，针对保证金金额的约定与操作，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自始至终没有遵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一方面，双方在《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约定，保证金金额由甲方（即）按业务需要决定，由乙方（即第三人）转入甲方保证金账户，余额最低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余额最高为人民币3625万元。这种约定明显不符合法律精神。另一方面，根据长沙银行提供的保证金账户存取明细表可以看出，约定账户中的保证金存取业务，除2013年11月14日转入500万元初始保证金、2013年12月25日转出500万元初始保证金外，其他87笔业务全都是对应具体的信贷业务，即发放一笔贷款时存入相应的保证金，归还一笔贷款后转出对应的保证金。而且，长沙银行对于中达公司交存的保证金，管理十分混乱，比如，有3笔贷款已经办理“借新还旧”，但长沙银行没有将保证金退还给中达公司，而中达公司也未就新贷款重新存入相应的保证金；有9笔贷款在账户被冻结前即已到期或结清，但保证金至今仍留在保证金账户。换言之，质押账户内的资金不但处于浮动状态，而且与中达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业务之间也没有一一对应，保证金账户形式上也未做到一般质押要求的特定化，更遑论将“担保财产”全部特定化。由此可见，长沙银行主张的保证金最高额质押，根本不符合《物权法》关于最高额质押的基本要求，其最高额质押权自始不存在。综上，由于长沙银行无法提供针对案涉账户中每一笔资金相对应的主债权的《质押合同》或《最高额质押合同》，账户内资金在形式上又不符合金钱质押特定化的要求，最高额质押权自始不成立，长沙银行对“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内资金没有优先受偿权，不能产生对抗上诉人的物权效力，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已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裁定结论于法有据，长沙银行不能排除法院执行。我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的规定，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长沙银行答辩称：一、最高额浮动质押担保模式并非长沙银行独创的新型担保模式，而是近年来银行业界普遍采用的一种与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合作的担保模式。该种方式不但为业界广泛使用，还受到了各级法院实际审判判例的法律确认；二、在长沙银行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在人民法院报指导案列选编发布的第54号案例，即（2014）民申字第1239号民事裁定书所涉及的案列中已经明确了金融机构与小额担保公司在保证金账户最高额浮动质押担保业务中的法律要件和法律依据，该种业务模式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三、长沙银行在二审过程中提交的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22号），再一次证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实际审判工作中对新型担保模式的观点和态度，即“依法认定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方式。丰富和拓展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方式，除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1、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强制性规定）外，应当依法认定新类型担保合同有效。符合物权法有关担保物权的规定的，还应当依法认定其物权效力，以增强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北京银行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中达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长沙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长沙银行对“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2、停止对长沙银行“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的执行，并解除查封、冻结；3、北京银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1月5日与2014年12月4日，长沙银行作为甲方与中达公司作为乙方分别签订了一份《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同意接受乙方为贷款担保业务的合作伙伴，乙方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甲乙双方可视具体情况互相推荐企业，作为甲方提供贷款或乙方提供担保的企业。甲乙双方按照各自的规定和条件独立地对被推荐企业进行审查审批。甲乙方合作的担保贷款（含政策允许的融资和银行信用，下同）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业务，以及其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银监会规定的融资业务。乙方提供的担保是连带责任保证和最高额质押担保，乙方对风险承担全部担保责任。若借款人到期不能按时还款，乙方应按本协议及相关协议、合同的约定履行代偿责任。乙方必须在甲方开立结算账户，乙方在甲方结算账户的余额，占乙方银行存款余额的比重，应不低于在甲方担保余额占乙方全部担保余额的比重。甲方同意授予乙方人民币20000万元、25000万元（2013年11月5日协议为20000万元，2014年12月4日协议为2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一年，保证金比例为12.5%，单户担保额度不得超过1000万元。乙方保证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其注册资本的6倍、5倍（2013年11月5日协议为6倍，2014年12月4日协议为5倍），计90000万元、100000万元（2013年11月5日协议为90000万元，2014年12月4日协议为100000万元）。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向甲方缴纳不低于5000000元的初始保证金。如甲乙已属合作的关系，乙方在甲方的保证金余额不得低于5000000元，其中基础保证金不得低于2000000元。保证金用于乙方担保的借款一旦发生风险和损失时，给予甲方贷款本息清偿的保证清偿资金，不得挪作他用。为防范、控制风险，乙方需以在甲方开设的风险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与甲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甲方对乙方授信额度的释放，根据乙方向甲方缴纳的保证金余额是否足额确定。由乙方选择甲方下属分支机构北城支行作为主办行，乙方向主办行缴纳不低于5000000元的初始保证金。在实施担保业务时，乙方按保证金比例应缴纳的保证金，可以从5000000元初始保证金中抵扣，但抵扣额不得超过3000000元。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受理乙方相关担保业务。抵扣后的保证金即为基础保证金。在初始保证金余额不低于5000000元及基础保证金余额不低于2000000元的基础上，保证金余额不足时，乙方应及时补充保证金。保证金的补充，以1000000元或1000000元的整数倍缴纳，不得分散缴纳。乙方向甲方缴纳的保证金，必须是乙方的自有资金。乙方不得占用客户的资金作为对甲方授信客户实施担保行为的保证金。若借款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还款的，甲乙双方互相配合催收，由乙方处置反担保物。贷款逾期一个月甲方仍没有收回全部本息的，乙方应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向甲方代偿。若乙方拒绝代偿，甲方有权从乙方向甲方缴纳的保证金中直接扣划贷款本息。保证金账户被扣划款项后，乙方须在三个工作日内补足所扣划的保证金，否则，甲方暂停受理新的担保申请，乙方在甲方的担保授信额度随保证金的减少而相应减小。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3年11月5日及2014年12月8日，长沙银行作为甲方与中达公司作为乙方分别签订了一份《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在与长沙银行以及下属支行签订合作协议后，将保证金转入：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保证金金额由甲方按业务需要决定，由乙方转入甲方保证金账户，余额最低不得低于5000000元，余额最高为30000000元、36250000元（2013年11月5日合同为30000000元，2014年12月8日合同为36250000元），保证金自转入之日起即由甲方占有，全部保证金本金及利息作为乙方与甲方及其分支机构自2013年11月5日起至2014年11月5日及2014年12月8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期间所订立的担保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质押物。乙方在此作出不可撤销的声明和保证：甲方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直接扣划保证金账户的资金，用于清偿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人未偿还的债务，无需再征得乙方同意。在乙方担保债务未全部清偿前，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动用保证金。在乙方担保项下债务到期归还兑付后，甲方可按业务需要退还部分保证金，但保证金账户余额不能低于5000000元。保证金及利息用于支付担保合同项下债务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期限为乙方所担保债务到期后两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及合同签订后，长沙银行此后在与各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采用最高额质押担保方式，长沙银行又与借款人及中达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另查明，本案北京银行在作为原告诉被告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湖南中达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湘0105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建工集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北京银行偿还贷款本金10000000元、利息164413.89元、罚息51837.50元以及2016年3月2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利息剩余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3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档次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罚息利率按利息利率上浮50%计算）；二、建工集团承担北京银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680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三、中达公司对建工集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达公司承担前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建工集团追偿；四、驳回北京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生效后，建工集团、中达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北京银行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再查明，2016年1月29日，北京银行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冻结中达公司的银行存款1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等值的其他财产，并提供了担保。原审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湘0105财保1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中达公司的银行存款1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2016年2月4日，原审法院向长沙银行发出（2016）湘0105财保12-1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了中达公司在该行账号为80×××60的账户上资金11000000元。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2016）湘0105执150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中达公司、建工集团存款人民币11000000元，或扣留、提取被执行人中达公司、建工集团收入11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并据此于2016年8月9日向长沙银行作出了（2016）湘0105执1507、1504号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要求扣划中达公司在长沙银行处账户（账号80×××60）内资金19100000元。后长沙银行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1月17日，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7）湘0105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长沙银行的异议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最高额质权用以担保债权人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权。与普通质权一样，最高额质权也是以确保债权受偿为目的，属于担保物权的范畴。但最高额质权担保的是债权人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权，与普通质权以现存特定债权为担保对象明显不同。最高额质权所担保的债权，是以特定范围的原因关系所引起的不断发生的债权为担保对象，这些债权是否发生以及债权的数额在质权设定时尚不能确定。所以，如现有债权因为清偿、抵销等原因消灭，最高额质权仍然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特定债权而存在，不因现有债权的消灭而消灭。债权的让与可以使债权脱离最高额质权的担保范围，但最高额质权并不随被担保债权的让与而发生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该条规定，是针对普通质权的强制性规定，即单笔普通质押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单独签订质押合同，明确担保债权的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等，而最高额质押是以特定范围的不断发生的债权为担保对象，这些债权是否发生以及债权的数额在质权设定时尚不能确定，故在长沙银行与债务人的每份借款合同中并不需要一一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本案中，长沙银行在与中达公司签订了《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与《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后，此后在与债务人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时，又另行签订《保证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保证与质押均是担保方式之一，在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后，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另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并无矛盾与冲突。在长沙银行与债务人的《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部分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又借新还旧的，该债务的清偿与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并未影响最高额质押的效力，即符合现有债权因为清偿、抵销等原因消灭，最高额质权仍然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特定债权而存在，不因现有债权的消灭而消灭的立法原则。故长沙银行在部分债务到期或清偿后，并不完全退还中达公司的保证金既符合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的约定，也未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本案中，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通过签订《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与《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后，中达公司在长沙银行处设立保证金专户，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交存初始保证金，在此后的每笔借款中均按照约定的比例交纳保证金至保证金专户，并由长沙银行实际控制与占有，符合上述规定之“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的要求，故长沙银行要求确认对“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北京银行对中达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不得对抗长沙银行的优先受偿权，故应停止对该账户的执行，长沙银行可待本判决生效后向原审法院申请解除对该账户的保全措施。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对“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内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二、停止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长沙银行保证金专户”（账号80×××60）的执行；三、驳回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长沙银行与中达公司之间不仅签订了《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还另行签订了《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双方对所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量、债务履行期限、质物数量和移交时间、担保范围、质权行使条件等条款均作出了明确约定。该担保系中达公司为其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提供的特定账户内的金钱质押担保，与其向长沙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不矛盾。对北京银行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质押合同成立的认定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金钱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具备一定形式要件后，可以用于质押。本案诉争的保证金账户由中达公司依据上述与长沙银行签订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书》及《保证金最高额质押合同》开立，专门用于上述合同所约定的合作担保业务，未作日常结算使用，且长沙银行依据约定实际控制了该账户，故本案诉争的保证金账户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有关规定，应认定双方已就涉案的保证金账户内之金钱设立质权。对北京银行关于本案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账户资金浮动的问题。保证金以专户形式特定化并不等于固定化。本案涉及的保证金账户在使用过程中资金根据业务发生情况虽处于浮动状态，但均与保证金业务相对应，除缴存的保证金外，支出的款项均用于保证金的退还和扣划，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即长沙银行可以控制该账户，中达公司对该账户内的资金使用受到限制，故该账户资金的浮动仍符合金钱作为质权的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北京银行上诉称保证金处于浮动状态与担保贷款业务没有一一对应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北京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詹支粮审判员  曾庆军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 佳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