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沙行初字第103号
原告臧德利，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被告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谭坚，局长。
出庭的行政负责人孙静波，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白刚，辽宁正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臧德利诉被告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民政局）确认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5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臧德利，被告区民政局的行政负责人孙静波及委托代理人白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臧德利诉称，我生父于1979年病故，母亲重新组建家庭后于1982年经法院调解离婚，我是由她独自抚养成人。自1999年从学校毕业后，由于身患严重的银屑病无法正常就业，长期没有收入，基本生活没有保障。从2004年1月起被告批准我享受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当时批准的是家庭保障。由于我母亲是本户户主，所以低保证和低保存折都是她的名字，她从2002年10月退休，开始每月领取退休金。《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以下简称《大连市低保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中规定，年满30周岁，父母无工作或靠退（离）休金、遗嘱补助费生活、本人无工作、无固定收入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每月按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享受全额保障金，这是被告批准我享受低保待遇的依据，同时该条第（三）项规定，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独身、单亲家庭无劳动能力子女，在享受差额保障待遇时，每人每月按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上浮30%发放保障金，这是被告应该每月按此规定给我增发低保金的依据。所以我个人月保障金应为当月大连市低保标准的1.3倍。而从我家的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中的内容看，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我个人月保障金为320元，无劳动能力低保标准为380元/月；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我个人月保障金320元，无劳动能力低保标准为420元/月；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我个人保障金380元，应为无劳动能力，低保标准为480元/月；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我个人月保障470元，应为无劳动能力，低保标准为570元/月。从低保存折上看，2015年7月至10月，被告给予的家庭月保障金为610元，事实上我为无劳动能力，低保标准为610元/月，这期间显然被告没有给我上浮。所以被告自2010年12月至2015年10月没有按照大连市低保标准上浮30%的上浮标准每月给我增发低保金。《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下简称《辽宁省低保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抚养人的，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该款第（三）项规定“第（一）项中的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高龄老年人，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浮一定比例享受；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三）项、第（四）项中的上浮、下浮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所以享受了全额保障后仍可以再上浮一定比例。从2010年12月至2015年10月这期间，事实上我无生活来源（长期没有收入），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所以根据辽宁低保待遇规定和大连市低保优待规定，被告应按大连市低保标准的全额给予我保障。根据《大连市低保办法》第五条、辽宁低保待遇规定以及大连低保优待规定，我享受的不是定额保障，而是差额保障，确切来说是差额中的全额保障，我又是单亲家庭子女，无劳动能力，所以我符合大连低保优待规定中的前提条件，所以根据辽宁低保待遇规定和大连低保优待的规定，被告理应每月按大连市低保标准上浮30%的上浮数额给我增发低保金。故请求法院确认被告自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没有按照大连市低保标准上浮30%的上浮数额每月给我增发低保金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赔偿上述损失共计10902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用以证明被告自2009年5月起已认定原告是无劳动能力的患病人员，该表从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认定原告有劳动能力应属无效；2.1998年7月17日大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通知单、2015年5月28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诊疗记录，用以证明原告身患严重银屑病且易反复发作，原告应为无劳动能力患病人员；3.1998年12月28日大连市公共事业管理局组织部干部调动介绍信、1999年1月大连市第一公共汽车公司劳动人事处回复函，用以证明原告身患银屑病不符合就业条件；4.（2015）大行终字第413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1）原告及其母亲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桃山街1号4-5-2号房屋居住，没有其他共同居住人；（2）因原告患有严重银屑病无法正常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家庭生活困难，被告自2004年1月起批准原告享受家庭保障待遇，2015年7月14日决定调整原告享受个人低保待遇，并确认原告为无劳动能力的患病人员；（3）原告母亲2002年10月退休，2015年养老退休金为2101元；（4）原告受母亲供养的事实不存在；5.原告及其母亲臧静的低保存折，用以证明2015年11月前原告享受的仍是家庭保障待遇。
被告区民政局于2016年1月19日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本案所涉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原告享受的并不是全额保障金。原告与其母亲是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的低保待遇。首先，2004年1月1日，原告与其母亲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其次，在原告母亲的《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和《低保证》中，均明确表明保障人口为2人，即原告与其母亲。再次，历年来，在办理大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采暖费补贴时，均是以原告母亲名义申请的。原告的母亲为其二人居住房屋的使用权人，而享受采暖费补贴的一个前提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为受保障人员。可见，在本案所涉期间内，原告与其母亲均享受了低保待遇。而每月向他们合计发放的保障金额与大连市历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同。因此，原告享受的并不是全额保障金，且《审批表》中明确确定了原告与其母亲的个人月保障金额，从这个金额中也可以看出原告享受的并不是全额保障金。二、原告并非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原告大学毕业、四肢健全，智力、视力、听力、语言能力均为正常，应为有劳动能力人员，相关机构并未认定原告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首先，《辽宁省低保办法》第九条、《大连市低保办法》第八条均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共同指定的医院负责。2015年6月2日，大连市民政局下发《大连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范（暂行）》（大民发[2015]83号，以下简称《操作规范》），根据该《操作规范》第六条第（三）项“父母无工作或靠退（离）休金、遗嘱补助费生活，供养无工作、无固定收入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重病重残人员（须经区市县民政部门审核认定）可单独申请低保”的规定，我局才在本项规定的范围内具有了审核认定原告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权力。也就是说，2015年6月2日前，只有相关的医院才能认定原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我局无权认定。其次，2015年6月2日之前，我局并未认定原告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当时我局之所以批准原告及其母亲以家庭为单位享受低保待遇，是因为原告母亲退休身体多病，原告患有严重皮肤病，常年用药花销很大，由于皮肤病的原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难（详见《审批表》中2009年5月15日的记载）。但是，由于皮肤病而找不工作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工作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并不相同。综上，在本案所涉期间内，原告并非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原告不符合《大连市低保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及《辽宁省低保办法》第八条中规定的条件。因此，在本案所涉期间内，原告既不能享受全额保障金，也不能享受按低保标准上浮30%发放保障金待遇。三、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从《审批表》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2009年5月，原告就未能享受按低保标准上浮30%发放保障金的待遇，至今已有六年半的时间，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此外，无论是以前原告和其母亲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的低保待遇，还是从2015年11月以后原告自己单独享受的低保待遇，都是我局考虑到原告及其家庭的困难情况，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对他们予以照顾而批准的。但是原告却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将我局推上被告席，这种做法确实值得商榷。综上，我局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审批表》、低保证、采暖费补贴申请表、干部调动介绍信，上述证据用以证明本案所涉期间内原告享受的并不是全额保障金，原告并非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人员。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申请审批表中月保障金的具体数额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法定依据；被告在事实上将原告母亲纳入低保对象，不能证明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不能证明被告已实际给付原告母亲月保障金，被告应给原告全额保障金；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据1并不是认定原告为无劳动能力，审批表中出现的无劳动能力的表述是当时办理该事项的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把握不够而填写的，被告发现后已于2012年5月改正原告为有劳动能力人员；证据2、3只能证明被告患有银屑病，不能证明其为无劳动能力人员；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没有接受其母亲供养，原告陈述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来源合法，与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互相佐证，能够证明被告依申请为原告办理低保的过程，客观真实，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未能举出反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与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相互佐证，也能够证明被告依申请为原告办理低保的过程及原告自身的相关情况。但原告以此证明其属无劳动能力人员，因劳动能力鉴定需相关部门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该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臧德利与母亲臧静的户籍均登记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桃山街1号4-5-2，户主为臧静，二人在此房屋居住，无其他共同居住人。因原告臧德利患有严重的银屑病，无法正常工作，无生活来源，家庭生活困难，经臧静申请，被告区民政局审核批准自2004年1月起给予原告家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并核发了低保证。此后，原告臧德利与其母亲臧静每月领取低保金，并享受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采暖费补贴。2015年5月，有居民投诉反映，原告及其母亲二人收入超标享受低保，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河口街道社会救助中心经调查后，于2015年7月14日作出《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通知书》，认为臧静一家两口因收入确实超出低保标准，不应该继续享受低保待遇，但考虑到臧德利病情特殊性，决定取消臧静的低保待遇；调整为臧德利一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通知调整将于2015年8月执行。原告臧德利不服该调整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5）沙行初字第67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2015）大行终字第41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被告给予原告及其母亲的家庭保障待遇截止至2015年10月，自2015年11月起，被告给予原告单独的个人保障待遇。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臧德利的诉求是，认为被告区民政局为臧德利确定的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低保标准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臧德利诉请每月应上浮30%也是以该标准为基础提出的主张。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指向的被诉行政行为实质，即本案的诉讼标的是被告区民政局为臧德利作出的确认其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的行政行为。
臧德利起诉认为区民政局为其确定的2009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违法并要求赔偿，而区民政局作出该确认行为的时间至少是在2009年当年或之前更早。区民政局于当时根据相关规定及臧德利的实际情况，对臧德利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作出确认后，已经且始终按照该标准向其发放低保金，并逐年递增。原告臧德利至少在2009年领取低保金当时就知道而且应当知道被告为其确定的低保金的标准和数额。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臧德利至少在2009年领取低保金时即已经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2011年以前，臧德利的起诉期限既已届满，其于2015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臧德利在本案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超过起诉期限具有法定的正当理由。被告区民政局对此提出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以上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臧德利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臧德利。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 晓 宇
审判员 陈莹莹人民陪审员曲志敏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 丹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三条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