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七民初字第80066号
原告康晓梅。
委托代理人薄容天，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医院），住所地：兰州市七里河区。
法定代表人刘志远，系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俊明，甘肃博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康晓梅诉被告武警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七民初字第5007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康晓梅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3月10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兰民一终字第832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晓梅及其委托代理人薄容天，被告委托代理人李俊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康晓梅诉称，原告于2010年6月怀孕，自第29周起一直在被告医院进行产前检查，预产期为2011年3月1日。产检期间显示原告一切正常。2011年3月1日，预产期届满，原告并未出现产前征兆，便于当天前往被告医院门诊检查，医院告知原告可回家待产。3月11日，原告再次前往被告医院检查被收治入院。原告服用被告开出的吲哚美辛片后出现头痛症状，3月15日晚头痛剧烈，胎儿出现异常。3月16日，被告医生为原告注射了地西泮安定注射液，并于当日批准原告请假离院7天。3月17日，原告感觉不适便步行回院，经检查孩子已胎死腹中。被告为原告行死胎引产术过程中动作粗暴导致原告胃部、子宫破裂出血，后又行子宫切除术，原告于4月16日出院。由于被告的不当诊治行为致原告身体受到巨大伤害，胎儿死亡，终身不育，并伴有并发症，先后就诊于多家医院。2014年4月14日，原告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甘肃武警总队医院在被鉴定人康晓梅41＋1周住院并待产中，应用吲哚美辛片及安定注射液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胎儿死亡存在因果�系。原告及家属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297元、伙食补助费1440元，误工费137796.67元，护理费4020元，交通费515.2元，伤残赔偿金151718.2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825.2元，营养费14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鉴定费7500元，共计381552.31元；2、保留原告向被告主张后续治疗费的权利；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武警医院辩称，第一、原告的诉请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首先，如原告起诉状所述，其于2011年3月19日就因胎死宫内接受了引产术及子宫摘除的手术。即便原告认为武警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也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主张权利。无论是2011年3月19日的手术之日起算，还是2011年12月14日签订困难捐助协议之日起算，原告都需在法律规定的诉讼保护权利时效期间内依法主张�利。现原告在2014年6月12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权利保护的诉讼期间。
第二、原告已对自己的权利做出了处分，其与武警医院间因医疗纠纷造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终结。原告就丧失的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2011年12月14日，原告丈夫与被告签订了《关于给康晓梅困难捐助的协议》。协议签订后，武警医院立即支付原告32000元，其丈夫出具了收条确认收款事实。原告就其已经处分过的权利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武警医院在治疗的过程中并无过错，原告要求武警医院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原告于2011年3月11日来武警医院就诊，病案首页入院初步诊断即载明：“孕41＋1周，子宫瘢痕”。且病例明确记载原告是经产妇，曾于2002年行剖宫产术。以上证实1、由于有过剖腹产的经历，子宫存在瘢痕，强行顺产有子宫瘢痕撕裂的可能，原告身体已不适宜自然分娩；2、较一般正常足月孕期37-38周相比，原告孕期已经超出正常范围，情况比较危重。3、孕期37周就已足月，原告超出正常孕期6周，已属非正常范围，属于极危重病人。但原告入院后坚决不听从医生建议，经被告产科医生多次劝阻无效后，仍执意自然分娩。武警医院于2011年3月12日向原告告知病情并要求其签署了病情告知书。在病情告知书中，被告明确告知原告要求试产可能出现预计不到的意外，对这份告知书，原告本人签字予以确认，并坚持要求试产。2011年3月16日，原告称有事要返回家中，医院劝阻无果，便要求其签署了请假离院协议书，在这份请假协议书中，原告明确表示了解医生向其交代的病情和随时会发生病情变化的危险性，且如果病情有变化，其会立即与院方联系，并迅速返回医院。医生还交代其回家期间一定要对胎动进行监测。原告签字确认请假回家，而胎死腹中的结果正是原告离院回家期间发生。据此，武警医院的医疗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原告离院在家期间胎儿死亡的后果与我院无任何因果关系。至于科信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是原告单方委托，没有任何证明效力。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康晓梅自怀孕29＋4周在被告医院进行产前检查。2011年3月11日，原告入院初步诊断孕41＋1周，子宫瘢痕，羊水过多。3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病情告知书一份，告知原告坚持试产可能出现的后果，原告签字认可。3月16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病情告知书，告知继续等待可能造成的后果。同日，原告请假离院回家�与医院签订了一份请假离院协议书。3月17日，原告自觉不适步行入院，经诊断：胎死宫内。3月19日，被告为原告行胎死宫内引产术、子宫修补术、子宫切除术。2011年4月16日原告出院。同年12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关于给康晓梅困难捐助的协议”，被告给予原告32000元作为困难补助，原告的丈夫李成俊出具收条一份。截止2013年11月8日，原告先后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临洮县人民医院就其胸部、心脏、胃部、胆囊进行检查。2014年4月14日，原告单方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其过错与胎儿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武警医院在被鉴定人康晓梅孕41＋1周住院并待产中，应用吲哚美辛片及安定注射液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胎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不认可。2014年7月11日，原、�告经协商，共同指定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康晓梅子宫切除评定为七级伤残。
2015年10月22日，本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就其武警医院对康晓梅的医疗行为与胎儿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原告亦同意重新鉴定，法庭予以准许。2015年11月16日，经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武警医院对康晓梅的医疗行为与胎儿死亡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武警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以下差错：1、武警医院对住院患者的请假制度落实不规范。2、患者病情特殊，当患者对武警医院提供的治疗方案配合不积极时，科室未能及时层层上报医院相关部门，形成有效主动的干预措施。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和结论部分均有异议，并于2016年2月26日提交申请要求鉴定人赵春霖、曾昭洋出庭参与质证。2016年3月2日，本院工作人员前往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送达出庭通知书，要求鉴定人赵春霖、曾昭洋于2016年3月9日下午14：30按时出庭，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签收出庭通知书。被告对鉴定意见基本认可，对于鉴定意见中提到的差错问题，被告认为其已向原告尽说明和告知义务且治疗过程按相关法律法规操作。2016年3月9日下午14：30鉴定人赵春霖、曾昭洋未出庭作证。
另查，原告康晓梅系甘肃省临洮县站滩乡站滩村上泉社3号农业家庭户口。于2002年10月8日剖宫产生育一女。2010年3月24日原告丈夫李成俊购买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房屋一套，原告随其丈夫在兰州共同生活。
以上事实，有武警医院病案、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检查申请单、报告单、胃镜检查报告单、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心电图报告单、心电监测记录单，超声检查申请单、X线拍片单、临洮县人民医院血细胞检验单、超声切面显像检查报告单、户口薄、房产证、婚育证明复印件、武警医院87259号病案首页、病情告知书、请假离院协议书、关于给康晓梅困难捐助的协议及收条、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甘肃集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问题之一：武警医院对康晓梅的医疗行为与胎儿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庭审中，原告与被告均同意就该问题进行司法医学鉴定，�形成（2015）甘集天司鉴字第A5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和结论部分持有异议并提出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参与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七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经本院合法传唤，两名鉴定人均未到庭作证，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医疗行为造成其损害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的问题之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出院后直至2013年11月8日因身体不适先后多次在多家医院就医检查而形成的证据来看，原告身体的术后病症仍然存在，原告做完最后一次检查后，可视为症状固定并作为本案时效起算点，原告于2014年7月14日向法院起诉并无不当，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的问题之三：困难捐助协议是否是原、被告双方医疗纠纷的终结。从协议内容来看，虽然约定与原告病情有关的一切，被告均无责，但不能以此剥夺原告就同一问题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权利，被告亦不能将该约定作为免责的依据，故原告的起诉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康晓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43元，由原告康晓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宏观
代理审判员 王 荔
人民陪审员 阎兰英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路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