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3637号
原告任占峰（海兴县兴发丰年虫卵加工厂经营者），男，1948年6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洁，女，196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系原告亲戚。
被告吴桂英，女，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
被告洪诗对，男，196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郭跃元，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锦隆，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任占峰与被告吴桂英、洪诗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芦絮分别于2015年11月19日、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任占峰及委托代理人刘洁，被告吴桂英、洪诗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占峰诉称，2002年原告在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林亚展的水产育苗厂认识了该村的吴桂英、洪诗对，开始与吴桂英、洪诗对进行英达牌丰年虫卵的生意，由原告向其夫妻二人供货。双方约定押一批货，第二批出货时付清上一批款。截止2008年7月，二被告欠款46万元（人民币，下同）。后二被告陆续还款，截止2009年6月欠款38万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一、二被告返还38万元；二、二被告承担自2008年7月至2015年11月的利息19万元（以38万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合计57万元；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吴桂英、洪诗对共同答辩称，第一、洪诗对并非适格被告。本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为任占峰与吴桂英。第二、被告在2009起就已经欠原告38万元，即使2010年被告吴桂英出具了一份保证书，而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长达近4年的时间，原告都没有向两被告主张货款。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不应当得到支持。第三、2014年和2015年的债务确认文书仅是对自然债务的认可，并没有主动偿还的意思表示，不能够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中断的法律效力。第四、根据双方协议，在不考虑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货款应当要有被告出具的相应收据即交货凭证，但原告并未提供。第五、原告之所以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向被告主张款项，实际是因为原告违反合同的约定，在被告的销售网点销售相同的货物，扰乱了被告的市场价格体系，导致被告目前还有51万元货款无法收回，所以原告才在前几年放弃了对该货款的追索。
经审理查明：原告任占峰系海兴县兴发丰年虫卵加工厂经营者。被告吴桂英、洪诗对系夫妻关系，二人从事水产养殖相关产业。2002年2月27日，任占峰（甲方）与吴桂英（乙方）签订《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丰年虫货物交给乙方销售。乙方作为销售方，必须在收到货物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货款。2005年5月27日，任占峰作为海兴县兴发丰年虫卵加工厂经营者（甲方）与洪诗对（乙方）签订一份《代理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约定甲方将英达牌丰年虫交给乙方销售。双方特别约定，如出现货款拖欠二个月一直不付，造成违约，甲方有权选择在各省市地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2008年7月4日，被告吴桂英出具一份《欠据》，内容为：“前欠河北省海兴县任占峰人民币肆拾陆万元正（￥460000.00元正）”；2009年6月10日，吴桂英又出具一份《欠据》，内容为：“洪诗对欠河北省海兴县小山乡张皮村任占峰人民币肆拾伍万捌仟元正（458000.00）。此条长期有效”；2010年7月13日，吴桂英出具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在今年12月份汇款伍万元正，今年卖虾池前年底付清。到年底有钱了保证汇过去”；2014年6月30日，吴桂英再次出具一份《欠据》，内容为：“欠河北省海兴县任占峰丰年虫卵款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正（￥380000.00元正）”；2015年10月24日，吴桂英出具一份《欠据》，内容为：“由鳌冠村吴桂英确认收到任占峰英达牌丰年虫卵货物，截止今日本人确认尚欠任占峰丰年虫卵货款共计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正（￥380000.00元正）。特此确认吴桂英。身份证号码35021119660517452X”。在起诉前，原告及其代理人到二被告家里对欠款事宜进行沟通，形成了录音资料。二被告代理人于2015年12月3日对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西片45号陈志伟进行询问，形成了一份询问笔录。陈志伟陈述称：其知道任占峰在厦门本地有代理商洪诗对、吴桂英，其向洪诗对、吴桂英购买丰年虫卵。在2005年之前，任占峰也向其销售丰年虫卵，比其向吴桂英、洪诗对购买价格便宜100元／件，其向任占峰购买了40件。因二被告尚欠38万元货款未支付，原告于2015年10月28日诉至本院。
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二被告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后又申请撤回。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四张《欠据》、《保证书》、《代理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书》、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录音光盘，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以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被告洪诗对是否是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超过。
一、被告洪诗对是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吴桂英与洪诗对分别于2002年、2005年与原告签订两份销售丰年虫的协议。原告陈述2005年的合同并没有履行，其起诉要求的欠款是2002年履行合同所积欠的货款。被告洪诗对与被告吴桂英是夫妻关系。在二被告提供的《调查笔录》中，二被告自认洪诗对与吴桂英是任占峰在厦门本地的丰年虫的代理商。虽然只有被告吴桂英在2002年的合同上签字，但二被告作为夫妻关系，共同代理丰年虫的销售，对于所欠货款应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被告洪诗对辩称其不是合同相对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从四份《欠据》前后金额的变化可知，被告在2008年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陆续支付货款，货款金额从46万降至38万。而且，综观被告吴桂英出具的《欠据》，均没有明确债务履行的期限。因此，欠据是对原告债权的确认，原告可以随时向二被告主张履行付款义务。2014年6月30日，被告确认尚欠38万货款未支付，该金额与2015年10月24日确认债务的金额一致。因此，应从2014年6月30日开始计算该38万元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期间，至原告2015年10月28日起诉，尚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二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被告虽辩称原告违约向二被告代理销售区域低价销售同类产品。但《代理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销售丰年虫协议合同书》均未对此行为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约定。而且，被告吴桂英已经对所欠原告的销售款进行确认，被告以此为由不支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主张的38万元货款是双方履行2002年销售合同所欠，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原告从2008年7月4日即开始主张权利。因此，应从有证据证实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之日，2008年7月4日开始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洪诗对、吴桂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任占峰货款3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8万元为基数，从2008年7月4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被告洪诗对、吴桂英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500元减半收取4750元，由二被告负担；保全费337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芦 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邱智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十六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