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822民初1161号
原告：余自志，男，1932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峰（系余自志女婿），男，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怀宁县秀山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余凤球，男，1945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文，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刘生，男，197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怀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文，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琚建生，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安徽省怀宁县。
原告余自志与被告余凤球、余刘生、第三人琚建生土地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余自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峰、陈建国，被告余凤球、余刘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文、陈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琚建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自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团六斗”0.96亩农田；2、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2005-2015年“团六斗”0.96亩水稻良种补贴款844.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二被告是同一村民组的村民，二被告系父子关系。2003年上半年，余凤球经与原告协商，原告考虑自身身体状况，同意将承包的“团六斗”农田0.96亩给余凤球及余刘生耕种，农业税由余凤球及余刘生承担。时至今日，原告在2015年下半年，土地确权登记摸底时发现，原本承包的“团六斗”耕田被登记在二被告户下，而且自2005-2015年的“团六斗”耕田0.96亩的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全部被二被告领取。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余凤球、余刘生辩称：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其承包的“团六斗”0.96亩农田，无正当理由。原告对该农田已丧失承包经营权，被告已经合法取得承包经营权。2001年下半年，原告家农业户口由三人变成两人，但实际登记在其家庭户名下的为三人农田，其女儿余毛园出嫁未及时变更。由于当时根据人数（人均占有的田亩数相同）缴纳农业税和教育附加费，原告多次找村领导商量将其名下的一个人的田亩数退让出来，以避免多承担税费。时任村长余凤林（已逝），以被告家中当年增加人口为由，说服被告考虑原告夫妻年长的困境，接受原告退让的承包田。其后，原告与余凤球于2002年共同前往时任怀宁县金拱镇久远村文书汪长海（现已退休）家，更改纳税农业田亩面积，将“团六斗”的0.96亩面积变更登记于被告户名下，并且当年开始缴纳相应税费。因当时全村均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事宜，故对原告及被告的承包经营权没有及时变更。根据我国农业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被告已经取得原告自愿交回的“团六斗”农田承包经营权，原告再无权要求返还。另据农村当时不成文的规定，缴纳农业税应当根据自己名下登记的田亩数来确定。若如原告所说，其仅仅将自己名下的“团六斗”交给被告耕种，而非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又何故与被告共同前往时任怀宁县金拱镇久远村文书汪长海家更改纳税农业田亩面积？可见，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原、被告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的解释原则，除非违法无效，否则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具有法律效力。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琚建生未作陈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余凤球、余刘生系父子关系。余自志与余凤球，均是怀宁县金拱镇久远村余屋组土地承包农户。1995年1月1日，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期。1998年12月份，余自志、余凤球两户，分别取得了怀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余自志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户主为余自志，家庭人口为2人，承包土地面积为2.54亩。包括“团六斗”、“六斗”、“开荒田”、“秧田”各1块；余凤球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方户主为余凤球，家庭人口为6人，承包土地面积为3.97亩。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后，余自志对其取得的上述农田，自己耕种几年后，将其中的“团六斗”农田交由余凤球户耕种，并由余凤球户缴纳和承担“团六斗”0.96亩面积的农业税。余凤球、余刘生虽为一个承包农户，余凤球与其子余刘生实为分开耕种，分户缴税。其中，余刘生耕种自家农田1.51亩，耕种“团六斗”农田0.96亩，合计2.47亩。自2002年开始，余刘生即按2.47亩承担并缴纳农业税。农业税相关征管部门，根据上述情况的变化，在余屋组台卡数据中，将余自志、余刘生计税面积做了相应的变更记载，即将余自志户应税面积2.54亩，调减0.96亩，实际计税面积为1.58亩。将余刘生的应税面积1.51亩，调增0.96亩，实际计税面积为2.47亩。在余刘生耕种期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费，并自2005年起，对水稻良种推广实行资金补贴，良种补贴资金，由余刘生领取。庭审中，余刘生称其耕种的“团六斗”农田，于2016年转包给琚建生耕种，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未约定耕种时间。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对“团六斗”农田的流转方式，是转包还是转让；2、国家良种补贴资金，是归原告享有还是归被告享有。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在本案中，被告主张“团六斗”农田是转让方式流转，原告主张是转包方式流转。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又无证据证明该块农田发包方与原告方的承包关系已经解除，与被告方的承包关系已经设立。根据法律规定，当争议双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已经依法登记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不仅是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主体，且“团六斗”农田承包经营权至今未做变更登记。在被告耕种期间，虽然“团六斗”农田的农业税是由被告承担，相关部门在台卡数据中将计税面积亦做了相应的变更记载，但被告承担农业税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依据，台卡数据不能等同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故被告以此为由，主张“团六斗”农田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法律依据。在承包期内，虽原告户人口减少，被告户人口增加，但双方人口的增减，不是“团六斗”承包经营权发生变更的理由。综上，应当认定“团六斗”农田为转包方式流转。转包方式流转，不改变原告对该块农田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原告提出返还“团六斗”农田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鉴于该块农田现由余刘生转包给第三人琚建生，故余刘生负有返还义务。对于水稻良种推广补贴资金，国家实行直接补贴方式，按面积直接发放到种植良种水稻的农户。实行补贴的目的，在于调动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恢复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增加水稻有效供给。根据国家政策精神，该补贴资金，应当是谁种植、谁收益，故原告在没有耕种水稻的情况下，主张水稻良种补贴资金，没有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刘生于判决生效后下一耕种期开始前，返还原告余自志“团六斗”农田；
二、驳回原告余自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依法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余凤球、余刘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丁杰华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汪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