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4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孔山，男，1956年4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职工，现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谢祖恒，男，1954年12月12日出生，土家族，黔江区城东街道石城社区推荐代理人，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
法定代表人：陈加旭，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石悟穹，男，生于1987年6月28日，土家族，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职工，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葛咏，男，生于1987年1月21日，汉族，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职工，住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解放路480号，现住重庆市黔江区。
上诉人胡孔山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黔法民初字第02861号民事裁定，胡孔山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
经审查，胡孔山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995年6月19日，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胡孔山与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现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签订《买卖房产契约》，协议约定：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卖方）将地处联合镇环城路20号（现改为黔江区城东街道丹兴路81号）一幢四单元4号房产出卖给胡孔山。该房产建筑面积52平方米，总价按建筑面积结算，共计2614.25元，购房款于1995年6月6日一次性交清。1995年胡孔山及家人占有和使用该房屋至今。根据契约的约定，在合同签署并缴清房款后，卖方应在合理期限内为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房屋产权转让至买方名下，但卖方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是由原黔江开发区公安局和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于2000年10月合并成立的，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原合同签署人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的责任，即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综上，胡孔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判令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立即协助胡孔山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本案诉讼费用由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承担。
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答辩称：本案所诉争议房屋从1995年至今由胡孔山占有使用。1995年根据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黔府发（1995）51号文件精神，原黔江县公安局开始对原公安局所有公有宿舍房屋进行出售，但因政策落实不到位，原黔江县公安局未向国土房管部门要求办理产权证明。199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1999年12月20日原县公安局根据文件重新对公房的分配作了变更，变更后的名单明确表明崔道学住原告占有的房屋。1999年12月20日，我局填写了75套住房制度改革出售公有住房的报批表（表中明确了由崔道学购买该争议房产的事实），由局长马世文捺印后提交原黔江县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原黔江县公安局与崔道学签订了公房买卖合同，2000年3月7日，崔道学向原县公安局缴纳了购房款。综上，原黔江县公安局已与崔道学就诉争房产签订了买卖合同，目前我局正在为崔道学办理房屋产权证明，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胡孔山诉求，诉讼费用由胡孔山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黔江县公安局对诉争房屋的出售是基于当时的住房政策产生的，其行为是因落实政策而存在。不论是胡孔山或是崔道学签订的购买合同都是由于其本身的身份价值，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买卖行为。黔江县公安局出售房屋是根据房改政策对职工的一种“福利补贴”，双方在庭审中出示的《买卖房产契约》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有住房出售（购买）合同书》中提到“按优惠价购入，但只拥有部分产权”、“乙方购房可享受工龄折扣”等均可显示出其具有政策性、局限性等特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对胡孔山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胡孔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
胡孔山对一审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实际履行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判决被上诉人协助上诉人办理房地产权证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1995年房改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被上诉人应当为上诉人办理房地产权证书。被上诉人于1999年把该房屋又出售给同一单位的第三人，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一审应当认定上诉人买卖的合法事实，判决由被上诉人提供相应资料协助上诉人到国土部门办理房地产权证书。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诉争房屋是1995年进行的房改，形成的是平等的买卖关系，不是单位内部的占房、分房、腾房纠纷，并有相同案件证明应当受理。
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基于住房产生的纠纷，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行为，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并无不当，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解决。”本案中，被上诉人于1995年6月19日依照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黔府发（1995）51号文件进行房改，虽然将联合镇环城路20号1幢4单元4号公房出售给上诉人，但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7月14日作出黔府发（1999）88号文件，明确规定：“……1995年4月14日至本实施意见发布之前按照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黔府发（1995）51号文规定出售的公有住房，一律按本实施意见规定的售房政策重新计算实际售价，明确权属利益”，“原有的房改政策和规定，凡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实施意见为准”。因此，本案所涉及的房改政策应当以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黔府发（1999）88号文件为据。该文件还规定“一户（指一对夫妇或单身职工）只能按规定面积购买一套（处）用于自用的公有住房。各售房单位要严格审定购房人的买房资格，并报房改办审批。”被上诉人根据该文件规定的精神作出《黔江县公安局九九年公有住房出售实施意见》规定“根据房改有关规定和本单位住房实际，夫妇已有私房，不准购买公有住房。”因上诉人的配偶已有私房，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不能再享受公房，将1995年原出售给上诉人的房屋通过此次房改，另行出售给了本单位的崔道学。因此可见，上诉人虽于1995年通过房改分得了房屋，但因为被上诉人的房改行为并未完成，上诉人也未实际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此，根据1999年的房改政策和房改行为分析，被上诉人并未将本案讼争的房屋通过房改政策实际出售给上诉人。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虽然是要求被上诉人为其办理房地产权证书，但实际上是上诉人提出的要实际分得房屋，同时取得物权的请求。故上诉人对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属于公有住房改革中单位内部分房、占房纠纷，且属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
综上所述，原裁定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胡孔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5）黔法民初字第02861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泽端
代理审判员 郑 斌
代理审判员 段成一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侯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