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玉兰，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贺俊，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晓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翠环，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兴钜，住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秋红，住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兴注，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秋盈，住址。
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平毅，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3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1988年10月8日核发的穗天沙字第005640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记载，广州市沙河镇杨箕村和睦里13号宅基地使用人为秦某甲，宅基地面积34.61平方米，为混合结构2.5层，建筑面积共99.1平方米。
1991年12月28日，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公证书》，证明赠与人秦某甲、冯翠环与受赠人蔡玉兰于1991年12月28日在该处自愿签订《赠与合同》。所附赠与合同内容为：赠与人秦某甲、冯翠环，受赠人蔡玉兰；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的房屋是秦某甲与蔡玉兰的夫妻共有财产，该房屋以秦某甲名义登记产权，现由于我谊妹蔡玉兰居住地方有困难，经我们夫妻两人同意，特将上述房屋产权赠给蔡玉兰所有，蔡玉兰愿意接受赠与等。
因涉案和睦里13号房屋涉及旧城改造，2010年7月13日，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以下简称杨箕合作社，合同中为甲方）与秦玉兰（合同中为乙方）签订《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约定：鉴于乙方称其是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的实际使用人，乙方与宅基地及房屋登记产权人就该楼房因杨箕村旧村改造产生的补偿待遇如何分配的争议，经过甲方多次组织协商后仍未能与宅基地及房屋登记产权人达成调解，为不影响杨箕村旧村改造项目进程特约定如下：乙方保证：该房屋是乙方与登记产权人秦某甲共同出资建设而成，乙方目前就是该房屋唯一实际使用及管理人，期间未将该房屋的权利转让或赠与给其他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退还甲方按照本协议支付的全部款项；乙方在2010年7月15日前将该房交付甲方用于拆除及重建，考虑到该房屋存在合建、买卖等历史原因，目前暂无法解决乙方与登记产权人之间的争议，为照顾乙方在房屋拆迁后的搬迁居住问题，甲方向乙方支付搬迁费102944元；乙方清楚甲方签署本协议书是甲方为了解决乙方在该房屋被拆迁后的短期居住问题而向乙方支付的搬迁费用，本协议不能视为甲方已经将乙方纳入回迁安置的权益人之列等。该协议附有《房屋现状表》，载明：产权人秦某甲，实际使用人蔡玉兰，权属证种类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证号穗天沙某第005640号，房屋实际层数3.5层；实际使用人使用范围为一至四层，房屋附属物阁楼6个、储水设施0、水某0；另有度量阳台（第2、3层）10.332平方米、夹层（第3层）3.565平方米、铁皮屋（第4层）4平方米等。
2013年5月9日，杨箕合作社（甲方）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协议》是基于秦某甲是和睦里13号房屋的登记产权人，并不意味着甲方对乙方与蔡玉兰之间就该房屋的拆迁补偿待遇归属进行判断；如无法院生效判决书、调解书确定该房屋拆迁补偿待遇归属于他人的，乙方按照《协议》之约定享受《杨箕村城中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以及《计算表》中所确定的所有补偿待遇，但甲方之前为使蔡玉兰搬迁而向其支付的102944元，乙方同意在该房屋对应的临迁费等货币补偿金额中扣除等。
2013年，秦玉兰起诉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至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秦玉兰是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房屋的全部拆迁补偿待遇的权益人。经审理，该院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61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涉案房屋是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而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补偿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就集体资产的分配问题，而集体资产收益如何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的事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因此，秦某乙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裁定驳回秦某乙的起诉。秦某乙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本院，后本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64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秦某乙撤回上诉。
原审另查明：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龙洞派出所死亡人口登记册记载，秦某甲已死亡，但未注明具体死亡时间。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称秦某甲于1992年9月9日死亡，秦某甲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是其法定继承人，但尚未办理继承手续，涉案房屋因此一直登记在秦某甲名下。
2013年11月29日，秦玉兰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秦玉兰于1985年期间出资以秦瑞伦名义购得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权并建房，一直以来由秦某乙实际居住使用。因秦玉兰非杨箕村村民，无法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名手续，故秦瑞伦、冯翠环夫妇于1991年12月28日在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明确将上述房屋的全部份额赠与秦某乙。后秦某甲去世，上述房屋在杨箕村旧村改造过程中被合法拆除，秦某乙依法领取了搬迁费用102944元，而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作为秦某甲的继承人，拒绝配合秦某乙办理拆迁补偿，导致秦某乙无法获得相应拆迁补偿。故请求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将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房屋按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评定的现行市场价值向秦某乙支付1361337元。
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原审答辩称：不同意秦某乙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秦某甲有购房的经济实力。秦某甲出生于1937年7月7日，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代开始一直在生产队工作，开始任八队队长、出纳。1975年开始在东山龟岗市场工作。1982年至1992年间，秦某甲任职于杨箕村委会（大队）出纳，1987年左右其在杨箕村每月工资就有1000多元，并且每年递增，直到其去世。此外，1975年至1981年期间，秦某甲还为省委后勤配送蔬菜赚了很多钱。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一家在1981年就已经有电饭煲、双门电冰箱、乐声牌17寸黑白电视机、双缸洗衣机等，1985年左右购买了全套日本进口音响，1987年左右购买了家庭卡拉OK等。之后，秦某甲还与他人一起做建材生意，又经营过服装，属于先富起来的人群。二、涉案房屋购买、改建等经过。涉案房屋原属秦秋盈叔婆父亲招能所有，其知道秦某甲能赚钱，所以问秦某甲买不买。秦某甲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以后儿子成家后分家好分一些，就决定买下该房。经过协商，秦某甲最后花费5500元购买了该房屋，改建一层，再加建二、三层，之后补办了报建手续付了罚款，最后于1988年10月8日办理了宅基地房屋使用证。而秦某乙当时正是30岁左右，离婚带一名2岁多女孩返城后无任何职业和收入，没有经济能力，不可能有资金以秦某甲名义购房或合作建房。且秦某甲与秦某乙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秦某乙关于借名购房的陈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三、秦某乙是因与秦某甲有特殊关系而居住在涉案房屋的。自1988年底至2010年7月，秦某乙占用该房屋转租牟利超过30万元。秦某甲去世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没有追究秦某乙的租住行为是为尊者讳。四、秦某乙曾经以同样的被告、同样的证据和同样的事实提起过诉讼，并已被法院驳回。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也应该不再受理。
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秦某乙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双方均确认涉案房屋是向某夫妇购买，但均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合同书；购得该房屋后对该房屋进行了改建及加建，约自1988年建设完毕后一直由秦某乙使用和出租该房屋至2010年拆迁，秦某乙从未支付过房屋租金。
秦某乙明确其与秦某甲是借名购房关系，秦某乙借用秦某甲名义购买涉案宅基地和建房，但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为证明该事实，秦某乙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为“秦某甲”的白条收据三张，内容分别为“兹收到蔡玉兰小姐现款柒仟捌佰元正1985年6月29日”、“兹收到蔡玉兰小姐现款人民币叁仟叁佰元（有关建房用款）1985年10月21日”、“兹收到蔡玉兰小姐建房用款贰仟叁佰元正1985年10月29日”；2、1988年2月13日经手人“莫某甲”收据一张，载明收到蔡玉兰建房款14500元；3、证人姚某乙证言，证人姚某乙出庭作证称：秦某乙于1985年通过姚某乙家公认识了冯翠环、秦某甲夫妇，当时秦某乙称想买房屋，秦某甲就介绍秦某乙购买招能夫妇的木屋和睦里13号，因秦玉兰不是本村村民，故借了秦某甲名义购买该房屋并办理了报建、登记及办证；1986年左右，入伙的当天，秦某甲曾当着大家的面说会把房屋转给秦某乙，1992年我们邀请冯翠环出来协商，冯翠环称到大家一起转名的时候再办理；第一次秦某甲带秦某乙看屋的时候证人姚某乙有去，后来签订合同及交款证人姚某乙均不在场，买了木屋之后他们进行了重建，建好房及入伙的时候也有去过；秦某乙买木屋和建房的时候有无给过钱，证人姚某乙均未亲眼看到，证人姚某乙亲眼看到的是秦某甲自己的房屋（不是和睦里××号）漏水，秦某乙借给秦某甲8000元等；4、证人莫某丙书面证词（内容为：“本人莫某丙是杨箕和睦里13号住宅的施工方，建设方为蔡玉兰。本人共收到蔡玉兰杨箕村和睦里13号住宅工程款55400元，并分别收到蔡玉兰杨箕村和睦里13号住宅装修和维修款共47200元”等）及身份证复印件；5、秦某乙缴纳1995年7至12月、1997年7至12月及1998年1至12月涉案房屋房产税、土地税的税收完税证；6、出租屋纳税登记本、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1999年及2000年出租屋许可证年审费收据、2006年1至12月个人出租房产税完税证。上述证据经质证，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收据上的签名均不是秦某甲本人所签，但不申请笔迹鉴定，因为即使是秦某甲所签，收据未写明地址，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确认，收据签名为莫某甲，而秦某乙陈述建房的是莫某丙，相互矛盾；证据3姚某乙证言不能全面反映涉案房屋的来源，事实与证人所述不相符，也与其自己写的证人证言有矛盾；证据4与本案无关，相关资料显示施工人为莫某甲，而非莫某丙，秦某乙是无收入人员，一年就有10万元作为工程款不符合常理，且1988年期间五羊新城附近的房子售价也就300元／平方米，如秦玉兰有10万元就不会去农村建房，另莫某丙未出庭，其证言无效；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秦某乙一直使用涉案房屋出租、牟利，即使秦某乙曾经出资，23年的租金收入足以抵扣房屋建设的金额。此外，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还陈述，关于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1991年12月28日出具的（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冯翠环并未办理过该公证，经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向该公证处查询，办理公证的时间是不同的，且在公证呈批材料中赠与合同是没有签名的，是空白的；另，公证处作出公证书是1991年12月18日，实际上秦某乙在1993年4月7日才去交费，但秦某甲在1992年已经去世，因此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认为该公证书是骗取的；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曾向公证处提出，也向司法局投诉，公证处答复说公证书只是一个证据，是否合法有效由法院认定，故未撤销该公证书。
关于购房款的金额，秦某乙在2014年3月20日第一次庭审出示署名“秦某甲”的三张白条收据时陈述“买木屋的总额是用了3万元港币”；在2014年6月26日第二次庭审本院询问“秦某乙一共向秦某甲支付了多少钱？是什么款项？付款是现金还是转账”时，秦某乙称买宅基地的钱其直接支付给秦某甲，前后共30万元港币，包括购买宅基地款及介绍费、办证费，全部给的是现金，付给了秦某甲和秦兴钜，但只能找到部分收据，其他收据遗失了，建房的钱是单独给了莫某丙等。
另，根据秦某乙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国汇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对涉案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房屋在2010年7月13日签订《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及2013年11月29日本案立案时两个时点的市场价和上盖建筑物价值进行评估。2014年4月23日，国汇公司出具粤国汇评（2014）0401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定该房屋在2010年7月13日的总价为999126元、（上盖）建筑物总价为91073元；在2013年11月29日的总价为1361337元、（上盖）建筑物总价为80965元。秦某乙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提出评定价格过高等共21点异议。针对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提出的异议内容，国汇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异议书〉的答复》，并于2014年6月26日安排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及解答。为此，秦某乙向国汇公司支付评估费8000元，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向国汇公司支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300元。
原审法院认为：秦某乙以其与秦某甲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该借名购房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是本案首要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秦某乙对于其与秦某甲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负有举证责任。纵观秦某乙提交的证据，其中署名为“秦某甲”的白条收据即使真实，亦仅能证明秦某甲收到秦某乙支付的“现款”或“建房款”，无法证明借名购房这一合同关系的存在；证人姚某乙虽然陈述秦某乙以秦某甲名义购房，但购房及付款的过程证人均不在场，其证言证明力不足；（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反映的是赠与合同关系，而秦某乙已明确其本案是基于借名购房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同理，秦某乙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仅能证明其占有、使用、出租涉案房屋多年，均不足以证明借名购房合同关系的存在。此外，秦玉兰与杨箕合作社签订的《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载明：“乙方（即秦玉兰）保证：该房屋是乙方与登记产权人秦某甲共同出资建设而成”，本案中秦某乙则称其是借名购房，是秦某乙出资，前后存在矛盾。对于房款金额、资金来源秦某乙也不能作出明确、合理的陈述。因此，秦某乙主张其与秦某甲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其基于该法律关系而要求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按评估价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某无据，不予支持。双方已付的鉴定费及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秦某乙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双方各自负担。另，秦某乙在（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615号案中的诉讼请求与本案并不相同，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蔡玉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蔡玉兰负担。
判后，上诉人秦某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秦某乙已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房屋系自我财产且秦某乙所提证据已形成充分、有效的证据链，故秦某乙应依法被确认为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待遇的唯一权益人。（一）本案事实及证据依据。1985年之际，时任村委会计的秦瑞伦（1992年已去世）享有住屋土地分配、无需用钱购地建房。在这种背景下秦某甲报建了东来里24、25号并在当时获村委会批准。这表明秦瑞伦当时不可能舍近求远、花钱去另一社区和睦里购买涉案房屋。1985年之际，因本案证人姚某乙的介绍，秦某甲认识了蔡玉兰，因见秦某乙有钱且欲买地建房，故向其推荐位于另一社区的涉案房屋。当时的杨箕村存在本村人与外村人合资建房并获批的情形，作为村委会计的秦某甲对此亦非常清楚。秦玉兰非杨箕村村民，在秦瑞伦建议下且基于涉案房屋的区位价值、交通及环境配套等综合因素决定借秦瑞伦的名义进行独资购房，以期能像其他合资建房者般同样获批。1985年6月29日，秦玉兰通过秦瑞伦向李联志、招玲夫妇出资购买位于杨箕村和睦里13号的小木屋（后才建成涉案房屋模样）。随后，又陆续向秦某甲支付了其他购房款。签署有“秦某甲”名字的三份收据，时间分别显示为1985年6月29日、1985年10月21日、1985年12月29日，证明了这一付款过程。1988年10月8日，秦某乙获得了穗天沙某第005640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后因秦某乙家中遭贼，原件已遗失，现仅存复印件。秦某乙于1995年12月1日在派出所打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对的是，《关于做好广州市农村房地产权登记发证、做好农村宅基地证换证工作的通知》则证明杨箕村已于2002年3月**日公示全体村民以《集体土地房产证》取代《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农村房地产权属的唯一证明），而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所属的杨箕村东来里24号和25号均已领证，但因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并未持有穗天沙某第005640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故未取得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房产证》。对于上述签署有“秦某甲”名字的三份收据以及盖有派出所印章的报告，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虽然予以否定，但却不同意进行笔迹鉴定或印章鉴定，且亦未提交任何证据。需要说明是，这三份收据的笔迹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在之前诉讼活动中出示的“建房用地申请表”中的笔迹是相同的。1986年之际，秦某乙聘请证人莫某丙重新建造房屋（也即拆迁之前的涉案房屋）。l988年2月13日的收据以及2011年10月5日莫某丙的证言及其身份证表明：秦某乙当时向莫某丙支付了建房款5万多以及装修、维修款4万多。1991年12月28日，秦玉兰与秦瑞伦、冯翠环夫妇签署了《赠与合同》并在广州市东山处办理了公证。后因该份《赠与合同》原件丢失，秦某乙在原公证处补办了（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2010）粤穗东内证字第13422号公证书证明了前后两份公证书的内容是一样的。本案证人姚某乙回忆当时情形，在书面证言中也称“当时秦某甲和冯翠环都在我面前确认该房屋完全属于蔡玉兰所以办理了该屋赠予书（赠予蔡玉兰）并办了公证。本来马上办理改名的事，但适逢秦某甲去逝，此事就耽误下来，但冯翠环承认该房屋实属蔡玉兰所有的事实”；在原审法院2013年3月25的庭审过程中称“蔡玉兰在秦某甲在场的情况下向招玲夫妇购买了和睦里13号木屋，由于蔡玉兰不是本地村民，故借了秦某甲的名义登记了上述房屋的宅基地证。在建了上述房屋的时候，秦某甲当着众人的面表示会将上述房屋过户至蔡玉兰名下，但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秦某甲去世了”。证人姚某乙的上述书面证言及庭审证言证明了本案秦某乙借名购房的事实。2010年7月13日，秦玉兰与杨箕合作社签署了《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并将涉案房屋交给了拆迁办，随后杨箕合作社于2010年7月14日向秦某乙支付了搬迁费用102944元，现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办拆除，已经不存在。至此，秦某乙已在涉案房屋持续居住了二十多年。12093114号税收完税证、12093113号税收完税证、81695800工商税收通用完税证、02159384号税收完税证、02159383号税收完税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出租屋纳税登记本》、《杨箕村治保会收据1999-10-9、2000-8-21》、《税收通用完税证》以及《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均证明秦玉兰一直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拥有者并持续交纳了涉案房屋的相关税费。2010年7月13日《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以及2010年7月13日《房屋现状表》则证明秦某乙已履行了拆迁办的要求。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在原审过程中出示补办的“建房用地申请表”和罚款日期分别为1988年12月21日、1989年1月3日，而秦某乙最后一笔建房款收据却是在1988年2月13日，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所示证据不仅与已建好实物不符，还能避免罚款，可见其根本不知晓涉案房屋的建设情况；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也曾在评估异议书第9点中错误运用所复印的“房屋报建申请表”中2.8层11米的资料，而实际“房屋现状表”是3.5层，已经大大超过12米；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还曾在法庭上出示过由于不按图纸建设（超建）而被罚款的单据。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所提证据自相矛盾，可见其根本不知道罚什么款，或只是代秦某乙交款而已。2013年5月9日（即原审法院第一次开庭之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以秦瑞伦（乙方）的名义与杨箕合作社补办签署了《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在该次补签之际，杨箕合作社还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签署了一份《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但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并没有主动向法庭出示该份《补充协议》，直到秦某乙向法庭提交自杨箕合作社处取得的复印件之际，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方才予以承认签订了该《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写明“因杨箕城中村改造，乙方与该房屋实际使用人蔡玉兰就该房屋因杨箕城中村改造产生的拆迁补偿待遇的归属发生争议”，“如法院生效判决书、调解书确定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权归属蔡玉兰的，乙方无权享有《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拆迁安置补偿待遇，甲方己支付乙方的临迁费等货币补偿款乙方应予退还”。这表明，当前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还未占有隶属于秦某乙的拆迁补偿权益待遇。（二）本案法律分析。（1）借名购房与《赠与合同》。在这场由借名购房导致的拆迁补偿权益纠纷中，秦玉兰虽然不是杨箕村的村民，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涉案房屋产权证上，但却是涉案房屋的真正拥有者；秦某甲虽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但却只是借名购房这一买卖过程的载体，并非涉案房屋的真正拥有者。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不随赠与合同的赠与而转移，但却并不能因此掩盖秦某乙乃涉案房屋全部拆迁补偿款权益人这一既定的法律事实。同理，秦某乙家中遭窃，导致原始赠与合同遗失，但经秦某乙在公证处查询与申请，公证处再次出具的（2010）穗东内证字第13422号公证书是与赠与合同原件相符合的，这一既定的法律事实也是不能抹掉的。（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是秦某乙借名购房行为的产物，也是整个借名购房关系的兜底之所在，所反映的也是最根本的借名购房关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明确写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秦某乙在原审过程中所提证据不仅充分证明借名购房关系的存在，且形成有力的证据链，明显优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所提证据。（2）借名购房与其他证据。本案秦某乙所提证据虽不能单独证明本案事实，但秦某乙购房、拿证、建房、居住、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形成有力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本案事实：签署有“秦某甲”名字的三份收据，虽然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有提出异议，但却向原审法院表明其没有证据材料予以推翻，也不愿申请鉴定。事实上，这三份收据的笔迹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在之前诉讼活动中出示的“建房用地申请表”中的笔迹是相同的。通过与证人姚某乙的证言以及本案其他证据相衔接与呼应，可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本案借名购房的事实关系；本案证人姚某乙虽未达到原法院所要求的亲眼见证秦某乙交付款项的行为，但证人却某听闻了秦某甲的讲述，与证人之前的表述以及本案证据已形成对应的证据链，充分证明本案事实；本案证人莫某丙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参加诉讼，一是因为其姐与本案被上诉人之一秦兴钜（杨箕村村委工作人员）同在杨箕村居住，若出庭作证恐其姐遭报复，二是封建思想作祟，害怕诉讼导致官司等不好事情缠身。本案秦某乙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其他证据不但表明了其占有、使用、出租涉案房屋二十多年，而且与前述证人证言能结合起来，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举证不能可呼应起来，与《关于做好广州市农村房地产权登记发证、做好农村宅基地证换证工作的通知》所反映的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所属的杨箕村东来里24号和**号均以《集体土地房产证》取代了《农村宅基地使用证》，唯独涉案房屋未取得《集体土地房产证》情形相呼应。《农村宅基地使用证》作为农村房地产权属的唯一证明，却只存在于秦某乙手中，而不在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手中，这本身就破绽重重；《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乙方（即秦玉兰）保证：该房屋是乙方与登记产权人秦瑞伦共同出资建设而成”与秦玉兰在原审过程中所称借名购房、独立出资并不矛盾。秦某乙当时接受秦某甲建议，以其本身单独出资形式进行借名购房。如前所述，在当时合资建房的背景下，《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只是杨箕合作社针对当时存在的合资建房大背景制定的一个格式合同，事实上杨箕合作社本身并不清楚秦某乙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借名购房关系。这在之后杨箕合作社与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于2013年5月9日签署的《杨箕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中可见一斑，因此《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中所列内容与秦玉兰所述借名独资购房并不矛盾。《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明确写明“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真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原审法院却数度割裂本案证据，既未对综合本案情形予以具体分析，亦未对本案证据进行整体考虑，其认定已构成对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的纵容，对秦某乙权益的严重损害。二、对于秦某乙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系涉案房屋真实拥有者的行为，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一直持否定态度并力争涉案房屋系其财产。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此时应由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承担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在原审庭审过程中，秦某乙已经就自己为涉案房屋真正拥有者进行了积极举证并提交了大量证据。秦某乙的证明义务已经完成，不必再为自己的收入来源再度进行证明，原审法院要求秦某乙继续予以证明的行为在时隔二十多年的今天不仅存在现实的各种不可能因素，而且也严重违背了证据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明确写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在原审诉讼过程中虽有提出异议，但却未提出证据材料予以推翻收据及《公证书》的法定效力，也没有申请对签名、印章进行鉴定。因此，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虽不认可秦某乙证据的证明力却又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法院应当确认秦某乙证据的证明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将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房屋按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评定的现行市场价值向秦某乙支付1361337元；3、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秦某乙的上诉请求。
经查，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审查明的上述1991年12月28日，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关于“广州市杨箕村和睦里13号的房屋是秦某甲与蔡玉兰的夫妻共有财产”的内容，其中“蔡玉兰”应为“冯翠环”。对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审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蔡玉兰向本院提交莫某丙对上述其一审中提交的时间为1988年2月13日、经手人为莫某甲、内容为“收到蔡玉兰建房款14500元”的《收据》，作出的书面说明，并向本院申请对证人莫某丙作书面询问笔录。拟证明当时莫某丙习惯写“莫某甲”，实际名字叫莫某丙，该收据是莫某丙收取蔡玉兰涉案房屋其中一笔建房款出具的。涉案房屋是由蔡玉兰实际购买并加以改建，蔡玉兰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对此，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认为莫某丙对该收据的说明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没有出庭，故不同意质证。如果必须发表质证意见，则认为该收据是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且证人没有出庭，该证言没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秦某乙以其与秦某甲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该借名购房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是本案首要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秦某乙对于其与秦某甲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负有举证责任。秦某乙提交的证据中，署名为“秦某甲”的收据即使真实，亦仅能证明秦某甲收到秦某乙支付的“现款”或“建房款”，无法证明借名购房这一合同关系的存在；证人姚某乙虽然陈述秦某乙以秦某甲名义购房，但购房及付款的过程证人均不在场，其证言证明力不足；（91）穗东内证字第4133号《赠与合同公证书》反映的是赠与合同关系，而秦某乙已明确其本案是基于借名购房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同理，秦某乙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仅能证明其占有、使用、出租涉案房屋多年，均不足以证明借名购房合同关系的存在。此外，秦玉兰与杨箕合作社签订的《杨箕村旧村改造搬迁相关问题的协议》载明：“乙方（即秦玉兰）保证：该房屋是乙方与登记产权人秦某甲共同出资建设而成”，本案中秦某乙则称其是借名购房、建房，是秦某乙出资，前后存在矛盾之处。鉴于秦某乙主张其与秦某甲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证据不足，其基于该法律关系而要求冯翠环、秦兴钜、秦秋红、秦兴注、秦秋盈按评估价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某无据，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至于蔡玉兰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莫某丙对1988年2月13日《收据》所作的书面说明并申请本院对对证人莫某丙作书面询问笔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蔡玉兰一审中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该“莫某丙出具的1988年2月13日《收据》”，并提交了莫某丙的书面证词，但没有向原审法院申请证人莫某丙出庭作证或向莫某丙调查取证，蔡玉兰二审提交的“莫某丙对该《收据》所作的书面说明”性质属证人证言，蔡玉兰申请本院对证人莫某丙作书面询问笔录，显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蔡玉兰申请调查取证的待证事实即“当时莫某丙习惯写莫某甲，实际名字叫莫某丙，该《收据》是莫某丙收取蔡玉兰涉案房屋其中一笔建房款出具的”这一事实，应由蔡玉兰自行承担举证责任，其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蔡玉兰二审提交的“莫某丙对该《收据》所作的书面说明”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蔡玉兰提出“对证人莫某丙作书面询问笔录”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审查蔡玉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0元，由上诉人蔡玉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力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邹凌青
黄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