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0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男，1937年5月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1，女，1941年10月11日出生。
二上诉人共同之委托代理人刘福明，北京市铸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周艳林、王维的委托代理人）王×3，男，1965年5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1，女，1976年3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2，男，1994年11月19日出生。
上诉人王×1、吕×1因与被上诉人王×3、周×1、王×2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96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4月，王×3、周×1、王×2起诉至原审法院称：王×3与周×1系夫妻，王×2系二人之子。王×1、吕×1系夫妻，王×3系二人之子，王×3、周×1与王×1、吕×1曾经居住在朝阳区×1号院。2009年10月21日，王×1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孙河乡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约定对以上院落的房屋进行拆迁腾退，腾退范围内有正式房屋28间，在册户籍2户，户籍人口4人，实际居住5人，分别为户主吕×1、之夫王×1、之子王×3、之孙王×2和周×1，被腾退房屋补偿款合计3276983元，腾退补助费合计506842.6元，合计3783825.6元。王×3、周×1、王×2在这次腾退中是被安置人口，每人有50平方米购买回迁安置房的指标，当时购买回迁安置房时都是以王×1的名义购买的三套安置房，分别为朝阳区×1号房屋（以下简称703室）、朝阳区×2号房屋（以下简称702室）、朝阳区×3号房屋（以下简称301室）。王×3、周×1、王×2曾经起诉王×1、吕×1，要求确认三人对703室有使用权，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王×3、周×1、王×2对703室享有使用权，现王×3、周×1、王×2起诉要求对另外两套安置房享有使用权。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3、周×1、王×2对朝阳区×2号房屋、朝阳区×3号房屋享有使用权。
王×1、吕×1辩称：一、×1号院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均为王×1、吕×1所有。是王×1于2006年继承父母遗留的财产。另外，从2006年到2009年之间，王×1、吕×1又建了一些房屋。所建的房屋，王×3、周×1、王×2没有投资过一砖一瓦，也未出过资。根据《孙河乡城市化建设房屋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凡在孙河乡区域范围内实施住宅房屋及附属物和非住宅的建筑物腾退，需要对被腾退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这一规定说明，凡在孙河乡区域范围内实施的腾退，只对被腾退人给予补偿、安置。只有被腾退人才是补偿、安置的合格主体和直接受益人。对于被腾退人的定义，该办法规定的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在整个腾退的过程中，王×1、吕×1是腾退人认定的唯一的被腾退人并签订了“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和“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王×3、周×1、王×2既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也不是地上物的所有人，显然不是被腾退人也不是王×3、周×1、王×2自称的所谓“被安置人”。所以，王×1、吕×1在腾退的过程中所有的签约行为都不代表王×3、周×1、王×2。这说明了，无论是对腾退的房屋补偿或是对被安置的房屋，受益人均属于王×1、吕×1，与王×3、周×1、王×2无关。二、×1号院在腾退前王×3、周×1、王×2没有实际居住。王×3从1985年7月开始，一直在×1学校工作，在2004年以前在该学校的宿舍居住。2004年后，王×3及其家人自购了丰台区×4号经济适用房一套，王×3一直在该房屋居住。王×3的单位在云岗中学，该校亦是王×2及周×1之女的就读学校，该校离王×3自购的经适房很近而离×1号院很远，王×3、周×1、王×2不可能舍近求远在×1号院居住。王×3属于典型的人户分离。具有法律意义的实际居住，应居住在自己的房屋或居住在共有的房屋内。像双方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不要说没有实际居住，即便是实际居住，在法律层面上也没有任何意义。三、王×3、周×1、王×2没有所谓的购房指标，不存在其指标被使用的问题。乡人代会通过的《办法》，虽然层级比较低，但是在该乡的职权范围内，是以该“办法”为依据实施了腾退工作，我们认为，该“办法”也应该是解决腾退问题的依据。“办法”对定向安置房购买规定：“（二）定向安置房安置标准：安置房按被腾退人在册人口每人50平方米购买。总标准安置面积=认定人口X人均标准安置面积。被腾退人购买安置房面积标准购买总安置面积。这和该办法五、定向安置方式：“腾退人负责提供定向安置房，由被腾退人购买，所购房屋产权为经济适用房产权，归被腾退人所有”的规定一致的。这些规定表明了：1.购房标准是给被腾退人制定的，与他人无关；2.总标准安置面积由被腾退人购买，他人无权享有。3.被腾退人按安置标准购买房屋后，产权归被腾退人所有。在“办法”的所有规定中，就没有什么“购房指标”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每人享有50平方米购买安置房指标”的内容。我们认为，“安置标准”和“购房指标”的概念有原则性的区别，标准是规则。而“指标房”是低价房源，两者不容置换。既然证明了“购房指标”的概念和“每人享有50平方米购买安置房指标”的内容是王×3、周×1、王×2编造的，也就不存在其所谓的指标被使用的问题。四、双方之间不存在用益物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17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一定义说明了，用益物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是所有人设置的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方式。首先，从王×3、周×1、王×2确定的案由和诉讼请求来看，对×1号院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均为王×1、吕×1所有。对此，王×3、周×1、王×2是不持异议的。因此可以得到结论，对被腾退的×1号院，双方之间不存在用益物权纠纷。其次，王×3、周×1、王×2的诉讼请求，对702室和301室享有使用权，我们认为是荒谬的。因为，按照《办法》第一条第六款规定：“腾退人应当与被腾退人按照办法规定，订立腾退补偿协议和定向安置协议”。安置的三套房屋，均是王×1于2009年11月7日，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的《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应当说明的是：1.在涉诉的两份合同中，找不到与王×3、周×1、王×2有关的任何文字；2.两套房屋均是王×1出资购买，王×3、周×1、王×2没有出过一分钱；3.所购房屋转归王×1所有的仅是房屋的使用权，没有房屋的所有权。王×3、周×1、王×2以用益物权为案由提起诉讼，本身就已经承认了自己既没有房屋的所有权，也没有房屋的使用权。因为，用益物权的客体是自然资源。房屋不属于自然资源，双方之间就不存在用益物权的法律关系，也就不存在用益物权纠纷，所以王×3、周×1、王×2的诉讼请求是不能成立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3月29日，王×1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继承取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1号院内北房5间、西厢房3间及所属院落的权利。2009年10月21日，王×1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孙河乡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约定对北甸东村38号所有房屋腾退，腾退范围内有正式房屋28间，在册户籍2户，户籍人口4人，实际居住5人，分别为“户主吕×1、之夫王×1、之子王×3，之孙王×2”和周×1，被腾退房屋补偿款合计3276983元，腾退补助费合计506842.6元，以上共计3783825.6元。
腾退安置过程中，王×1与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签订三份《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其名义购买了703室（建筑面积86.56平方米，价款共计为461331.9元）、702室（建筑面积90.99平方米，价款共计394441.65元）、301室（建筑面积113.87平方米，价款共计485086.2元）等三套定向安置房屋。购房款均自拆迁腾退补偿款中划扣，余款由王×1领取。
经查，经认定的被腾退人每人享有50平方米购买安置房屋的指标。经询，王×3、周×1、王×1、吕×1与王×2未就拆迁腾退补偿款进行过分割，对于购买安置房屋的指标使用问题，王×1、吕×1认为王×3、周×1、王×2放弃所使用指标，王×3、周×1、王×2对此不同意，各方未签订书面协议。经询，301室由王×1、吕×1居住，702室由王×1、吕×1对外出租。王×3、周×1称703室原由其居住使用，后王×1、吕×1更换了入户门锁芯，现该房屋由王×1、吕×1占用，王×1、吕×1称该房屋现由其对外出租。
另查，王×3、周×1曾于2013年11月起诉王×1、吕×1，第三人王×2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主张对703室房屋的使用权，朝阳法院于2014年3月27日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41499号判决书，判决确认王×3、周×1、王×1、吕×1及王×2共同对位于朝阳区×1号房屋房屋享有使用权。后王×1、吕×1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提出上诉。三中院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1143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3、周×1、王×1、吕×1、王×2均为朝阳区孙河乡×1号院拆迁腾退时的被安置人，每人根据该地区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均享有购买50平方米定向安置房屋的指标，现王×1因此次拆迁腾退购买了三套定向安置房屋，王×3、周×1、王×1、吕×1、王×2共计五人的购房指标混合使用，在无人明确表示放弃其购房指标，且各方未能对房屋的权属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王×3、周×1、王×1、吕×1、王×2对所购三套房屋共同享有权益。现王×3、周×1、王×2要求判决其对朝阳区×2号房屋、朝阳区×3号房屋享有使用权，法院根据上述共有情况予以确认。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如下：确认王×3、周×1、王×2与王×1、吕×1共同对位于朝阳区×2号房屋以及朝阳区×3号房屋房屋享有使用权。
判决后，王×1、吕×1不服原审判决，持原审答辩意见，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3、周×1、王×2的诉讼请求。王×3、周×1、王×2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三中民终字第11435号判决书认定：根据王×1与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拆迁腾退办公室签订的《孙河乡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王×3、周×1、王×1、吕×1与王×2均为被腾退人在册人口，每人根据该地区房屋拆迁腾退补偿安置办法均享有购买50平方米定向安置房屋的指标，现王×1因此次拆迁腾退购买了三套定向安置房屋，王×1、吕×1与王×3、周×1、王×2共计五人的购房指标混合使用，在无人明确表示放弃其购房指标，且各方未能对房屋的权属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王×1、吕×1与王×3、周×1、王×2对所购三套房屋共同享有权益并无不当。王×3、周×1起诉要求判决其对703室享有使用权，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共有情况确认王×1、吕×1与王×3、周×1、王×2共同对该套房屋享有使用权并无不当。另需指出，房屋的购房款均系从王×1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划扣，王×3、周×1、王×2并未实际支付，各方如对购房款支付一节发生争议，可另行解决。据此，上述判决驳回王×1、吕×1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2006）二中民终字第03587号民事判决书、（2014）朝民初字第41499号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11435号民事判决书、房屋使用权转让合同、收据、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已生效判决认定王×1因此次拆迁腾退购买了三套定向安置房屋，王×3、周×1、王×2、王×1、吕×1共计五人的购房指标混合使用，在无人明确表示放弃其购房指标，且各方未能对房屋的权属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认定为王×1、吕×1、王×3、周×1、王×2对所购三套房屋共同享有权益。由此，原审法院判令王×3、周×1、王×2与王×1、吕×1共同对702室、301室享有使用权并无不当。王×1、吕×1上诉主张王×3、周×1、王×2对该两套房屋没有使用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需指出，结合生效判决及本案当事人的诉辩称主张，现各方仅是对三套安置房概括性居住使用权利产生争议，如各方就三套安置房实质分割及拆迁款、购房款问题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
综上，王×1、吕×1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王×1、吕×1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1、吕×1负担（王×3、周×1、王×2已预交，王×1、吕×1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王×3、周×1、王×2）；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1、吕×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慧
代理审判员 鲁 南
代理审判员 史 晓 霞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陆九阳书记员陈立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