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10民终1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德利多富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Ｘ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职员。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之间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2015）安民初字第1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某与被告马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9年7月16日经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如下：“一、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与被告马某离婚，被告马某同意离婚，本院依法准予刘某与马某离婚；二、婚生双胞胎，子刘加奇（1990年1月13日生），女刘加希（1990年1月13日生）由原告刘某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300元，每月第一个周日给付；三、婚后共同财产，日历牌彩色电视机一台、双人床一架、小天鹅洗衣机一台、组合柜一套、计算机一台归原告所有，其他财产归被告所有，个人衣物各归已有”。
1998年12月27日，原告刘某与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水清木华园认购书》，认购书约定了刘某认购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水清木华园小区的房屋，并约定了房屋面积、总价及付款方式等等。1999年1月6日，原告刘某与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原告购买该公司的海淀区水清木华园B座405号房屋，合同详细约定了房屋面积，总价款及分期付款的方式。1999年5月6日，原告与北京汇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2000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了《北京市内销商品房预售契约补充协议》，确定该房屋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4#楼四层405室，房屋建筑面积为114.43平方米，最终结算的成交售价为598244元。2000年2月2日原告刘某分期付清上述款项，并有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专用发票。2001年11月30日，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海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刘某。该房屋从购买至今一直是被告马某管理使用，使用方式为出租。
庭审中，被告称交房款是夫妻共同财产交的，虽然办手续都写的是原告名字，但并不是原告个人的钱所交。被告陈述双方离婚后，女儿刘加希、儿子刘加奇一直都随被告共同生活。被告出具2004年8月2日承诺书一份并经过公证，内容为：“本人在取得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4号楼405（京房权证海私字第××号）全部产权后，该房产的出租收入将只用于刘加奇、刘加希的教育和生活用途，决不另作它用。2、本人保证提供刘加奇、刘加希必要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至他们成年自立。如果上述房产的出租收入不足以提供上述费用，将以上述房产抵押贷款或出售转让等形式尽力提供。承诺人：马某，2004年8月2日。”庭审中，被告称当时原告说在国外生活困难，提出让我抚养两个孩子，把房子过户给我，这种情况下我做了承诺办理了公证。庭审中被告提供2004年8月5日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受托人为田佳增，委托事项：“我是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的原告。我同意该《民事调解书》第三条规定的“其他财产归被告所有”其中包括北京市房产一处，为《京房权证海私字第××号》（建房注册号11001），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4号楼405。我现为该处房屋的所有权人，我同意将该处房屋的所有权人刘某变更为马某。我委托田佳增办理此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一事。（完）转委托权：受托人在受托范围内无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至委托事宜完成为止。声明：受托人在受托范围内签署的文件，本人均予以承认。委托人签名：刘某，日期：2004年8月5日。”2004年10月21日，海淀区三才堂水清木华园4号楼405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被告马某。庭审中，原告称对被告承诺书的情况不知情，对委托书中签名：“刘某，2004年8月5日”予以认可。
庭审中，被告提出双方的子女刘加奇和刘加希出庭作证。其子刘加奇出庭证实，我在北京、廊坊的生活费、教育费、抚养费等都是由我母亲支付的，钱都是由我母亲给我，有时打卡，有时给现金。如果我父亲通过转账方式把抚养费给我母亲，我肯定不知道。我父母离婚后，我父亲在北京工作，出国后我没随我父亲生活过，我不清楚父母的离婚时间。我父母在电话里商量房产过户，抚养费的事，是在廊坊家里打的，我听我父亲说的，当时我母亲给我父亲打这个电话用的是免提，协商房子过户及我们抚养的问题，我不参与协商，我是听的。其女刘加希出庭证实，我的抚养费、生活费、教育费都是由我母亲出，2004年我母亲商量房屋过户及抚养费的事，我没在场，当时在上学。我父母离婚的时间我不太清楚。大概在我上小学时，我父亲到北京工作，在去北京前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去北京后就没有共同生活了。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离婚调解书、房屋认购书预售合同、预售契约、在京购房批准通知单、代理服务合同书、发票等，有被告提交的离婚调解书、原告签署的委托书及公证书、预售契约、房屋产权证等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1999年7月16日经法院调解达成（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其中第三项已载明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方案，现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双方争议的房产问题，双方离婚时此房屋尚在购买过程中，双方在调解书中并未明确此房屋的归属，2001年11月30日，该房屋购买、交款手续都完毕，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刘某。2004年8月5日原告出具委托书，明确即调解书中第三项“其他财产归被告所有”，其中包括北京市房产一处，即本案涉案房屋，原告对自己的委托书表示认可。自2004年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已11年。且此房屋从购置至今一直由被告方使用，通过双方子女的陈述也能反映双方子女近十几年的教育、生活支出被告作出了很大的付出，房屋在其名下也合乎情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所以本院认为该房屋的权属归被告马某所有。综上，原告方提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予以分割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虽然上诉人手中持有一分所谓的文号为“（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但上诉人当年从未参与过该离婚的审理，完全是被上诉人一手操办的。由于对法律了解不够，造成上诉人多年来一直误认为自己已经通过合法程序解除了与被上诉人的婚姻关系，直至在本次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没有找到当初调整离婚时的案卷，通过电脑输入我的名字也检索不到，而以文号检索的结果却竟然是一起毫无关联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所以我认为当初双方办得是假离婚，涉案房屋应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二）上诉人怀疑一审法院究竟查没查到原离婚卷宗，甚至是明明已经知道当初是假离婚却仍然包庇枉法、掩盖事审真相。（三）在上诉人提出上诉后，一审法院蹊跷地找到了离婚案卷宗，这个假案实际上是1999年9月12日才办理的，但却伪造成5月受理、7月结案。离婚档案中的1999年6月8日庭审和7月16日调解实际上根本就没发生过。当初我只在1999年9月12日去过一次，在送达回证和一些空白的法院用纸上签的字。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离婚调解书第三条中“其他财产”一词，有可能是被上诉人当年故意设下的文字圈套，以便在需要时对其作扩大解释，误导、欺诈、要挟上诉人。（四）“离婚”后，一家人生活如常，上诉人仍然在北京工作，除非工作忙或出差，基本上每个周末都回家，后来被上诉人以不再照顾孩子，并起诉上诉人不履行离婚调解书第二条为由，逼迫上诉人把房子过户给她。
被上诉人马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关于上诉人所说没有离婚卷宗问题，按照规定法院每立一个案子，都会有相关的卷宗，如果真没有卷宗，对方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一审法院确实有离婚案卷宗，对方也承认在相关办案流程和文书的签字均是自己所签。一审诉讼过程中，主审法官在查到离婚一案卷宗后，当着我的面给对方代理人ＸＸ律师打电话告知此事。（二）关于对方所谓的假离婚问题。我和上诉人当年离婚是经过法院开庭、调解，双方到场签过字的，而且对方在一审中也承认为律师田佳增在2004年8月5日出具的委托书是其本人所为，证明上诉人本人收到了离婚《民事调解书》，该委托书明确提到了离婚《民事调解书》第三条的具体内容，说明上诉人根本不存在误解。（三）我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各个环节均有相关证据充分证实，而对方反复无常，起诉时以涉案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主张分割，诉讼过程中因离婚案距今时间较长，一审法院暂时没能及时查到离婚诉讼案卷，就以所谓的假离婚为由提出上诉，在一审法院经过努力查找到离婚案卷后，又编造了自己当初只是在空白纸上签字的谎言。当初离婚约定由上诉人抚养两个孩子，由于他不尽该义务，才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变更为我方，由我承担两个孩子的抚养义务，其多年也未曾提过异议，等我含辛茹苦将两个孩子养大成人后，又回来找我要房子，无理争取自己本不该得到的利益，其行为不但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事实一致。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刘某提交了证据一：京人发（1999）第38号件一份，证明北京有高级职称者可以全家户口迁入北京。证据二：被上诉人1999年8月9日写给我的亲笔信，证明当时还没办离婚，办假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她户口不迁，留在廊坊。证据三：安次区人民法院诉讼书费据一张，证明在这一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律师带领下去安次区人民法院办了这个假案。证据四：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复印件。证据五：上诉人和两个孩子的北京户口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和两个孩子户口迁到北京属实。证据六：三张照片，证明2000年9月3日一家人浏览北京，证明当时夫妻感情没有破裂。证据七：被上诉人亲笔信复印件，证明2000年10月上诉人去新加坡后，双方感情仍没有破裂。证据八，安次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复印件及电邮件各一份，证明2004年我在新加坡需要使用，被上诉人在安次区人民法院做的。证据九：2004年3月3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电邮文字和截屏图，证明被上诉人承认北京房产为共同财产。证据十：2004年3月4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电邮文字和截屏图，证明被上诉人仍承认涉案房产有我的一半。被上诉人马某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我当年和上诉人离婚是经过安次区人民法院开庭调解，双方签字并确认的，对方所提交的电邮我不认可，不能证明是我发的。
另，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在诉讼过程中从安次区人民法院调取到了（1999）年度廊安民初字第22号原告刘某与被告马某离婚纠纷一案的原始卷宗。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法律效力问题。从调取的原始卷宗看，该案先后经过了原告起诉、立案审批、受理通知、被告递交答辩状、开庭公告、庭审、调解、送达调解书等各个环节，各个环节的内容、格式、时间均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且相关环节均有双方当事人亲笔签字认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双方当事人作为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特别是均受过高等教育，理应明白其诉讼行为当然会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刘某虽然现依据其提交的相关证据试图证明当初双方夫妻感情并没有破裂，但上述证据并没有向当初审理离婚纠纷案的法庭予以提交，人民法院在1999年根据双方诉讼时提交的起诉书、答辩状和庭审陈述进行审理并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调解，符合法律规定，故（1999）廊安民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定的法律效力。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刘某承认在当初离婚一案相关诉讼程序中和文书上签字认可均是其所为，虽然对其离婚诉讼中本人是否参加庭审、立案结案时间有异议，但并未提交的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尚不能足以推翻已生效离婚调解书的法定效力；虽然述称双方是“假离婚”，感情没有破裂，却在几年后再婚，且在2004年再次通过给他人出具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委托书的形式，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自愿过户到已不具有夫妻关系的被上诉人马某名下。故对一审关于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91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柴秋芬
审 判 员 王传民
代理审判员 相宪伟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于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