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晋03行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文娟，女，汉族，1989年11月20日生，盂县镇村人，现住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盂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郝富平，职务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张玉林，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煜，盂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胡文娟不服被上诉人盂县公安局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前由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郊行初字第47号行政判决，胡文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文娟，被上诉人盂县公安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张玉林，及其委托代理人梁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日，原告胡文娟因自己家土地被侵占问题同父亲胡某某到北京上访，到达后同4月1日先到的母亲郝某某取得联系。盂县镇村村民胡某甲、胡某乙也分别于4月3日、4月20日到达。五人住在同一宾馆。2015年4月28日早，原告胡文娟一行五人经协商携带由郝某某准备的上访材料乘坐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执勤警察对其询问“来天安门广场干什么”，郝某某回答“上访”并出示上访材料。警察将一行五人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其进行训诫并宣读了“训诫书”（五人均拒绝签名），后又将一行五人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2015年4月29日早5点左右，原告一行五人被接回盂县。盂县信访局将原告一行五人进京非正常上访一案移交被告盂县公安局。被告盂县公安局受案后，经过传唤、询问、审批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一款第二项于当日作出拘留胡某甲、胡某某十日，拘留郝某某、胡某乙和原告胡文娟五日的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行罚决字（2015）000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胡文娟不服，于2015年7月27日向郊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盂县公安局行罚决字（2015）000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以上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性场所，维持天安门广场的良好秩序更是近些年来防控维稳的重点工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原告胡文娟反映自家土地被侵占问题，应当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但原告胡文娟却越级到北京上访，又伙同他人到非指定又未设立信访接待点的天安门广场聚集，其行为有本人陈述与同案违法行为人郝某某、胡某乙、胡某甲、胡某某的陈述相互印证，又有盂县镇政府、盂县信访局驻京接访人员的证言和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予以佐证，证据确凿、充分。原告胡文娟的行为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认为该案由盂县公安局管辖更为适宜，将该案移送被告盂县公安局管辖，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盂县公安局作出的行罚决字（2015）000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文娟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胡文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去北京主要是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不是上访，上诉人在天安门地区也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安全的事情，上诉人的母亲也只是向北京警察表达到有关机关进行上访的意愿，没有做任何危害社会安全的事情；处罚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解决自家问题的部门，并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不应当受到任何处罚；北京警方已经对上诉人予以训诫处理，盂县公安局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是二次处罚，是非法的行为。
被上诉人盂县公安局辩称：被上诉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上诉人伙同其他四人到天安门进行非正常上访，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的训诫书及与原告同行的其余四人的询问笔录为证。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所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并不构成二次处罚的问题。故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适当，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在一审期间盂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有：1、调查报告、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2015年4月10日盂县信访局向盂县公安局移交盂县镇村村民五人为反映土地被侵占问题进京非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盂县公安局于当天进行了受案登记。2、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盂县公安局受案后依法对胡文娟进行了传唤并通知其家属。3．询问笔录：胡文娟：“4月28日上午，五个人从宾馆坐公交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北京警察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然后就被北京警察带到了天安门地区分局，随后被带到马家楼接济中心”，“我收到训诫书了”；胡某乙：“一直到2015年4月28日早，郝某某对我们4个人说镇政府崔某某告她到天安门上访就有人接待，然后我们5人就坐8路车到了前门下了车，通过一条地下通道到了天安门附近，郝某某便问警察上访应该去哪里，警察便叫了车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地区分局”；郝某某：“因为五个人才算集体上访，集体上访造成的影响大，给政府造成的压力大，所以我们凑够五个人”，“4月28日，我们一起商量到天安门上访”；胡某某：“我们剩下的五人一直在宾馆住着直到28日，我妻子郝某某说我们上来也有段时间了，现在政府也不管，不行的话咱们就到天安门附近找个地方上访。我当时说，咱们上来干什么来了，该上访就上访去。剩下的我女儿、胡某甲、胡某乙都同意一起去上访”，“然后，我们坐8路车到了前门再往天安门广场走，公安人员拦住问我们干什么，我说找个上访的地方，随后就有公安人员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具体名字我叫不来），然后又把我们拉到马家楼接济中心”，“我收到训诫书了”；胡某甲：“直到28日早上吃完饭后郝某某说咱们到天安门找个上访的地方吧，你们谁想去就去。然后我们就都同意了，一同坐8路车到了前门，然后我们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公安人员拦住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找个上访的地方，郝某某拿着上访材料给公安人员，公安人员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具体名字我叫不来），然后又把我们拉到马家楼接济中心”，“我收到训诫书了”。以上询问笔录证明胡文娟一行五人4月28日早到天安门广场上访被北京天安门地区分局警察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治安大队，被训诫并下达了训诫书，后被送至马家楼接济中心。4、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及盂县镇政府、盂县信访局驻京接访人员的情况说明，证明胡文娟等一行五人因进京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治安大队训诫之后被从马家楼分流中心接回。5、案件情况说明、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经呈报批准于2015年4月29日作出对胡文娟的处罚决定书并送达。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拘留处罚决定作出后盂县公安局已执行。7、法律法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等。
胡文娟在一审中经质证认为：从未见送达过训诫书，故对训诫书的来源及真实性有异议；对盂县公安局作出处罚的程序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对处罚结果有异议。
胡文娟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有：行罚决字（2015）0002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盂县公安局经质证对此证据无异议。
上述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要求并上诉人胡文娟、被上诉人盂县公安局在一审、二审举证及庭审质证情况，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完整的证明了其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及处罚程序，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要求，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2015年4月29日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经查，上诉人胡文娟于2015年4月28日伙同他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进行走访，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所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胡文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永明
审 判 员 黄哲霞
代理审判员 李 欣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翟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