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8民初5929号
原告：许水堂，男，1973年3月21日出生，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克海、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501号。
法定代表人：田少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王钦，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许水堂与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此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2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许水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克海，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水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裁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因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8600元（2600元/月*11�）；3、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26212.5元（3495*7+3495/2）；4、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9月10日止的拖欠工资2380元；5、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加班费75923元；6、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事实和理由：仲裁委对本案证据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提交的“区平安（2006）1号成立区平安支队的决定”仅能说明区政府成立平安巡防支队，并不能证明浦沿大队的设立和组建情况。事实上，浦沿大队的领导人员都是被告的综治科人员，原告的工资社保都是街道统筹发放，被告在仲裁程序中将责任推卸给浦沿大队，完全是混淆视听。2009年5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聘请原告为浦沿街道巡防直属中队队员，劳动期限届满后，原告一直在被告处从事巡防工作并享受相关待遇，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一直到2013年6月，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与原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上半年，原告房屋涉及拆迁，因补偿不公、程序违法，原告一直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为了逼迫原告签订协议，2016年8月19日，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指示杨家墩商业街办公室现场办作出《关于许水堂同志停止工作的通知》，声称从即日起停止许水堂现场办的工作。2016年8月28日，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又作出《通知》，通知原告暂停巡防工作，回家做亲属的思想工作，在此期间发放基本工资。原告自始未停止过工作，坚持打卡工作至2016年9月10日，但被告只对原告发放了1115元（18天）的工资。原告目前赋闲在家，以后的工资也没有了着落。2009年5月1日至今，被告都未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被告依法应按照原告的工资标准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此外，被告直接剥夺了原告的劳动条件，致使原告的劳动权利落空，且随意克扣原告8月份的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原告可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第四十七条等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因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拖欠工资、加班费共计133115.5元。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辩称：一、答辩人并不是本案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答辩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与许水堂签订劳动合同的是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浦沿大队是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大队的下属机构，而并不属于答辩人的内部机构。浦沿大队的主要管理工作都是由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负责的，仅部分业务工作由被告综治科负责。此外，原告的社会保险也并非缴纳在答辩人�下。故本案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答辩人无需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首先，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本质上并非劳动报酬，而是属于法定赔偿，由于浦沿大队自2013年6月起已经与原告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故无论用人单位实体上是否应承担该项费用，但该项请求所适用的一年的仲裁时效已经超过。三、答辩人无需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首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根据答辩人向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了解情况，目前该机构仍在向原告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故并不存在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四、答辩人无需向原告支付工资或加班费用。首先，答辩人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据答辩人向杭州市�江区平安巡防支队了解情况，原告的工资和加班费均按时支付，并不存在拖欠或者未支付的情况。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两份）、养老保险查询记录、工装与工牌照片、《2015年4月至8的工资表》及《4月至7月加班补贴清单》、《关于许水堂停止工作的通知》、2016年8月28日《通知》、2016年1-8月的工资转账记录、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均无议，对证明目的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力综合认定。
被告提交区平安[2006]号关于成立区平安支队的决定及关于朱伟静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拟证明浦沿大队是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的下属机构，不是被告的下属机构，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定。本院认为原告的质证异议成立，且即使该文件与通知真实，被告也未充分阐述及证明原告与平安支队是何关系，也不必然得出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被告提交社保参保证明、调岗通知书（2016年12月）、短信对话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提交调岗通知书（2016年11月）及邮寄凭证、通知、《证明》，原告认为该份调岗通知书未收到；通知是给杨家墩办公室的，不是给原告；对《证明》中表述有异议。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力将结合全案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5月11日，甲方浦沿街道直属平安巡防队（综治科）与乙方许水堂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09年5月1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乙方从事平安巡防工作，工作地点在浦沿街道；乙方月薪1200元，月考核奖300元等。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浦沿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以及浦沿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的公章，乙方处有许水堂本人签名。此后，许水堂开始在工作。其工作证封面有打印字样，首行为“杨家墩商业街长效管理办公室”，末行为“浦沿街道办事处”；工作证主页内容则记载许水堂的职务为“巡防组长”，单位为“杨家墩中队”等。2013年6月9日，甲方浦沿街道综治科（平安巡防）与乙方许水堂签订《巡防直属中队队员劳动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劳动合同类型为无固定期限，自2013年6月9日起至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条件出现时止；工作内容为从事平安巡防工作；工作地点在浦沿街道辖区内；工作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每周休息两天；甲方由于工作需要加班，以8小时为一班，发放加班工资60元/班；试用期满后基础工资按照浦综[2013]2号文件执行（连续在岗每三年晋级一级工资，一级基础工资为1700元/月，二级基础工资为1850元/月，三级基础工资为1900元/月，以此类推）等。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公章及浦沿街道综治科负责人的签名，乙方处有许水堂本人签名。
许水堂的工资由浦沿街道综治科制表经手发放，其2015年的月实发工资为3495元，包括基本工资2200元、电话补贴100元、工龄工资300元、职务补贴500元、浮动考核奖600元，扣社保205元。许水堂提交的《2015年4月至7月加班补贴清单》显示其在2015年4月、5月、7月各加班1天、6月加班4.5天。许水堂提交的《2016年1-8月的工资转账记录》显示其在2016年1-8月每月均有1天加班。综治科均按150元一天支付了许水堂加班费。此外许水堂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均由浦沿街道新浦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参保单位进行缴费，保险费由社区与街道结算。
2016年8月19日，杨家墩商业街长效管理办公室向浦沿街道综治办（科）发出一份《关于许水堂停止工作的通知》，表示“现场办已按照浦沿街道综治办的通知精神，即日起停止许水常现场办的工作”。8月28日，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向许水堂发出《通知》，内容为“根据街道三改一拆工作要求，现通知你暂停杨家墩长效管理办公室日常巡防工作，安排你回家做好家属及亲属的思想工作，配合征迁。在此期间给于发放基础工资”。此后，许水堂向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与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的劳动关系，浦沿街道办事处支付其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资差额、经济补偿金�拖欠工资及加班费等。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杭滨劳人仲案字[2016]第635号仲裁裁决书，认为许水堂系与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具有劳动关系，其与浦沿街道办事处不具劳动关系，故驳回了许水堂的仲裁申请。许水堂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引发本案纠纷。
另查明：在许水堂提起仲裁申请过程中，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于2016年11月30日向许水堂发出《调岗通知书》，通知其到杨家墩商业街现场管理办公室报到，工资待遇恢复到原工作岗位标准；又于2016年12月9日向许水堂发出《调岗通知书》，仍通知其到杨家墩商业街现场管理办公室报到，工资待遇按岗位实际发放，如未报到将按缺勤处理。但许水堂一直未到岗。本案审理过程中，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又于2017年4月7日向许水堂邮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明因“许水堂违反考核细则中规定的‘连续旷工达2天以上或全年累计旷工达7天的’及‘不服从上级指挥、不听从命令，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的’条款之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另，关于许水正常上班的截止时间，许水堂本人陈述工作至2016年9月11日，被告未予认可，基于本案中许水堂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8月28日后正常出勤、提供劳动，本院认定许水堂正常出勤至2016年8月28日。再查明：2016年9月13日，浦沿街道综治科向许水堂发放2016年8月工资1115元（不包括加班工资150元），10月再向其补发8月工资1780元，及9月工资2295元。
本院认为，原告许水堂自2009年6月以来一直在滨江区浦沿街道综治科所管理的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工作，具体工作地点在浦沿街道辖区的杨家墩社区，职务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杨家墩中队的巡防组长，与许水堂签订劳动合同的一方虽然是浦沿街道综治科或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但不论是综治科还是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均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其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属的本案被告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来承担。故本案原告虽然还起诉了“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但该被告主体不适格，本院在审理过未再将其列为被告。对于被告抗辩的“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系“杭州市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的下属机构，亦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巡防支队的合法用工主体资格，故本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
自2013年6月9日以来，原告与被告存在着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然而在双方的合同履行期内，被告下属的滨江区平安巡防支队浦沿大队于2016年8月28日给原告发出了停工通知，“安排其回家做好家属及亲属的思想工作”，以至原告不�继续原岗位的工作，本院认为该情形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存在‘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原告作为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上述情形发生后，原告未直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而是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委裁决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虽然在仲裁过程中，被告已向原告发出调岗通知书，但是原告并未接受；在仲裁请求被驳回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仍是主张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由此可见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明确，而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原告已诉至仲裁委员会或法院来决定，在生效裁判未作出之前，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或如何履行并不确定，故在此期间，不存在原告旷工。即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应以被告在《解除劳动合�的通知》所记载的理由而解除。鉴于原告有权解除劳动合同，而最终被告在2017年4月7日亦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本院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7日解除，被告依法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金额26212.50元，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加班费，本院认为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原告在2015年及2016年期间存在着加班，但证据也表明被告已按150元/天向其支付了加班工资。本院认为加班工资应按合同约定的工资为计算基数而非以原告主张的3495元为基数，故被告已足额发放。此外，原告主张2014年以前的加班工资亦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本院对原告的加班费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自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9月10日止的拖欠工资2380元，从被告支付给原告8月、9月的工资来算，已超出了原告所主张的金额，故被告不存在欠发该2380元工资的事实，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按照原告工资标准补缴社会保险，该项请求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许水堂经济补偿金26212.50元；
二、驳回原告许水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许水堂与被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浦沿街道办事处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季隽虹
人民陪审员 谢建儿
人民陪审员 马燕芬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颖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