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筑观法民初字第1819号
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西部研发基地西裙楼，组织机构代码07602838-4。
法定代表人：程建峰，职务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流，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110207057。
被告：王燕，女，汉族，1965年12月27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告：周大强，男，汉族，1963年7月21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被告：王贵花，女，汉族，1974年9月3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告:雷敬文，男，汉族，1973年12月1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以上被告王贵花与雷敬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戢骁，贵州跃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453977。
以上被告王贵花与雷敬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子义，贵州跃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李敏，女，汉族，1970年10月29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炼，贵州丰语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510127860。
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智家服务中心）与被告王燕、周大强、王贵花、雷敬文、李敏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与本院（2015）筑观法民初字第1818号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智家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流，被告王燕，被告王贵花、雷敬文及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戢骁、潘子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敏与被告周大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智家服务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3063828.71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标准支付原告利息(利息以3063828.71元为计算基础金额,自2015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五被告连带承担原告主张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46500元;3、本案诉前财产保全费用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3年8月24日,原告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3002013ZY0001”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原告按该合同约定为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为500亿的质押担保。
2014年6月24日，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913002014001355”的《综合授信合同》，王燕、周大强由此获得了民生银行贵阳分行300万元授信额度，该授信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0日。同日，被告王燕、周大强根据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以经营需要，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递交了一份编号为113002014002393的《借款支用申请书》，申请借款300万元，经审查，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同意发放300万元贷款，双方在该《借款支用申请书》中明确了贷款期限为12个月，期限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5日止，年利率为8.4%的固定利率，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双方签订的上述《综合授信合同》和《借款支用申请书》还约定了双方各自的其他权利义务。上述文件签订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即按约定于同日将300万元借款支付到了王燕、周大强指定的银行账户。
被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之日，原告与被告等签订了一份编号为“913002104001355FBO”《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约定被告等按该合同约定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为原告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
此后，在上述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因被告王燕、周大强不能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冻结了原告300万元的存款，并要求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为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曾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申请对被告王燕、周大强的财产予以保全，以敦促被告承担相应责任。2015年7月31日，为避免扩大损失，原告按前述合同的相关约定代被告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偿还了3063828.71元（其中本金300万元、罚息20360.68元），承担了担保责任。在此过程中，原告多次催促、要求被告等承担还款责任，但均无果。为此，原告特来法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燕辩称，我对原告这个公司不清楚，我们是针对民生银行贷款的，不清楚更不知道有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被告周大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王贵花与雷敬文共同辩称，第一，本案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与民生银行于2014年6月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被告雷敬文、王贵花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理由如下：
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于2013年6月向民生银行借款，还款期为2014年6月，但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在2014年6月时已经不具备偿还能力，在此种情况下，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通过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第三方，并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将本已到期的债务通过第三方做了调头。银行在明知借款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主动介绍第三方并直接操作欠款调头的行为违反了《银行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借款合同无效，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应当以“不当得利”将借到款项偿还。因此，银行要求还款与本案原告的质押无关，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更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
第二，本案中原告没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基础，其行为应属普通的代偿行为，被告雷敬文、王贵花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理由如下：
1、原告不能证明其主体适格。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基金的设立，必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查批准。”之规定，原告方应当提供其批准文件，但是经过代理人两次质证，原告均未能提交该证明。因此，原告根本不能证明其主体合法，也不能证明其有为他人提供担保及代偿的基础，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2、因为本案的借款合同存在违法行为导致合同无效，因此，《最高额质押合同》作为从合同也应无效。同时，民生银行在明知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已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要求原告提供担保，其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原告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基础已经不存在，至于原告提出已经为被告承担了担保责任的说法，原告的行为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代偿行为，原告可以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返还已支付的款项，或是要求民生银行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3、原告代偿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的依据为《最高额质押合同》。但是根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原告就其“基金会员”的借款行为向民生银行承担担保责任，但是在被告代理人多次要求下，原告均不能证明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为其“基金会员”。同时原告作为“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按照基金契约的规定运用基金资产投资并管理基金资产；”规定，其会员只能是企业，不能让自然人作为其会员。而且本案中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所设定的最高担保额为500亿，原告根本没有该实力做担保。因此，原告不能为自然人提供担保，原告的行为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代偿行为而非担保责任，原告只能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返还已支付的款项。
4、原告未能提供其已实际出质的相关证明，因此质权并未设立，原告的还款行为只是普通的代偿行为，而雷敬文、王贵花所承担的反担保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原告的质押担保成立。同时，原告所管理的基金是民生银行出资设立的，而原告为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做担保为自担自保，质权不可能成立。所以，雷敬文、王贵花不应当承担反担保责任。
第三，本案中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合同，被告雷敬文、王贵花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
1、本案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为《最高额质押合同》的从合同，因《最高额质押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应属无效，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并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原告要求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承担反担保责任更于法无据。而且被告李敏的《最高额反担保》签订日期竟然早于李敏的借款日期，同时李敏和王燕的《最高额反担保》从签订日期来看并非同一天，但是各担保人的签字顺序及签字位置却是一样的根本不符合常理，而且李敏的签字并非李敏本人签署，可见两份《最高额反担保》是不真实的。
2、被告雷敬文、王贵花于2014年6月向民生银行借款时，明确向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连保，在《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上签字只是基于为个人债务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没有为王燕、周大强、李敏的债务提供反担保的意思。而且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王燕也证明了在雷敬文、王贵花签订《最高额反担保》时曾表示不为他人做联保。且从《最高额反担保》的担保人签字上来看，雷敬文、王贵花是第一个签字的，银行工作人员在骗取其签字后才将签字页交与其他担保人签字。
3、被告雷敬文、王贵花至始不知道原告的存在，在办理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一直只与银行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在签订《最高额反担保》合同时，银行工作人员仅仅提供了签字页，被告雷敬文、王贵花一直认为合同相对方是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成立基金为他人做担保，再让实际担保人做反担保，其目的是赚取两次手续费用及所谓的会员费，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最高额反担保》无效。
第四，原告要求支付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
首先，原告向民生银行提供的是质押担保，在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的债务到期无法偿还是民生银行可以直接实现债权的情况下未实现担保物权从而产生了利息及罚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之规定，违约利息和罚息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不应当承担，原告也不应当承担该费用。
其次，被告王燕、周大强、李敏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已各自缴纳了保证金（王燕及周大强缴纳30万，李敏缴纳20万），被告雷敬文、王贵花在其向银行贷款时也缴纳了30万元保证金，但是所有保证金民生银行均交与了原告。因此，原告在追偿时应当在代偿款中将保证金先与扣除，而且原告在被告雷敬文、王贵花偿还了自身贷款后应当将保证金退还，但直至今日原告依旧未退还保证金，那么原告还应当扣除自被告雷敬文、王贵花还清贷款之日起该笔保证金所产生的银行同期利息。
最后，原告诉请的代偿款产生的银行同期利息及律师费并无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
综上，本案中银行与实际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至此原告没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依据，且，在质权尚未设立，原告的还款仅仅定性为一个代偿行为，且连保并不是被告雷敬文、王贵花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原告要求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承担反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对雷敬文、王贵花提出的诉讼请求，做出公正判决。
被告李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李敏是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借款，并未与原告签订担保质押合同，系原告单方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提供代偿，不存在担保合同关系，原告无权根据担保追偿法律关系起诉被告李敏。
第二，原告无权向被告李敏主张利息损失及实现债权产生的损失。原告提供的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的反担保主债权内容只是原告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实际对外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未约定被告及连带担保人需向原告支付代偿后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律师费损失。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出借人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支付任何实现债权产生的损失。
综上所诉，原告无权向被告以担保追偿法律关系进行追偿，就算以追偿法律关系主张，也无权向被告主张追偿期间的利息损失、律师费损失。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8月24日,原告作为甲方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乙方）“为了确保甲方‘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业务下会员（以下简称‘主合同债务人’）与乙方签署的主合同的履行”，双方签订了一份《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为13002013ZY0001），约定原告按该合同约定以其合法财产为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从2013年8月24日至2023年8月23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500亿元。
2014年6月17日，被告王燕向中国民生银行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入会申请书》，被告周大强作为王燕的配偶在该申请书上签名，该申请书中会员承诺部分载明：本人自愿加入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承认《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章程》，同意并委托智家金融中心对本人交纳的互助保证金、风险准备金进行管理。该入会申请书后附有附件1《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会员入会确认函》及附件2《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会员入会告知书》各一份，其中《入会确认函》由王燕与周大强共同签字确认，载明其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章程约定的全部内容，并确认其成为基金正式会员后，交付基金管理人的资金即成为基金财产，并由基金管理人以自身名义向全体基金成员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债务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中国民生银行因此有权在本章程约定的条件下要求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财产为基金成员的债务承担代偿责任；其知悉并同意，仅在章程约定的条件下才能转让依法享有的基金收益权或者向基金管理人赎回保证金，同时，同意缴纳的风险准备金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赎回或以其他理由请求基金管理人返还；《入会告知书》由原告向被告王燕发出，告知王燕中国民生银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的管理人为原告，同时告知“您加入本基金后，您向基金管理人缴纳的基金财产不但要对加入前的现存全体基金成员在中国民生银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而且要对加入后的全体基金成员在中国民生银行发生的全部债务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王燕与周大强在“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告知事项”处签名确认。之后，王燕按照要求交纳了保证金30万元及相关风险准备金。被告李敏与被告雷敬文以同样方式成为该基金会会员并交纳了保证金及风险准备金。
2014年6月24日，被告王燕作为受信人（甲方）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了一份《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913002014001355），由此获得了民生银行贵阳分行300万元的授信额度，该授信有效使用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0日，该合同尾页甲方签名处由王燕、周大强签名并加盖指印。次日，即2014年6月25日，原告智家金融中心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出具一份《互助合作基金担保确认函》，载明李敏已经过贵行审批，获得授信额度200万元，本单位确认，该借款人已经根据贵行批准的授信额度缴纳了授信额度10%的互助保证金、1.5%的风险准备金相关费用，已成为本单位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正式成员；本确认函与借款人向本单位提交的入会申请书及基金章程共同构成有效的基金信托法律文件，本单位同意接受借款人的委托管理基金财产，并以基金财产向借款人在贵行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责任。被告王燕于同日根据上述《综合授信合同》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递交了一份《借款支用申请书》，申请借款300万元，在该申请书的担保方式一栏中，“小微互助担保基金”项被勾选，此外双方还在该申请书的银行确认部分中明确了300万元的贷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4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0日止，年利率为8.4%的固定利率，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被告王燕与周大强分别在申请人签名处签名并加盖指印。上述文件签订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将300万元支付到被告王燕指定的银行账户。
被告王燕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之日，还与李敏、杨洪、雷敬文、杨亭亭、袁鑫、共同作为甲方与原告（丁方）签订了一份《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913002104001355FBO），约定：鉴于王燕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基金”的基金成员（以下简称基金），与民生银行签署了编号913002014001355的基础合同，原告作为基金管理人，与中国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为包括该基金成员在内的全体基金成员在民生银行的高额质押担保，如基金成员未按期清偿基础合同项下的民生银行债权，原告应按照最高额质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为了确保原告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甲方自愿为原告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反担保责任。对于反担保的主债权内容及最高本金限额，双方在合同第2条约定“2.1反担保人在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主债权内容为丁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实际对外支出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丁方为该基金成员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诉讼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2.2反担保人所担保的主债权的最高本金限额为该基金成员在基础合同项下的授信额度：（大写）叁佰万元整（小写3000000），币种为人民币。该最高债权额为该基金成员尚未清偿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在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反担保范围内所有的应付款项，反担保人均同意承担反担保责任。”其中合同第41条中关于合同签署日期处的日期为手写。王贵花、雷敬文、李敏、王燕、周大强、杨亭亭、杨洪、王兰萍、袁鑫依序在合同尾页甲方签名处签名并加盖指印。对于此合同上李敏的签名，被告王贵花与雷敬文的代理人提出不是李敏本人所签，合同系伪造，但并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王燕按约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支付了利息，因借款到期后王燕无力归还本金，民生银行贵阳分行遂在2015年7月31日按其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先用王燕在原告处交纳的30万元保证金冲抵了部分欠付的本金、利息及罚息，随后从原告的银行账户中扣划了剩余未还本息共计2754189.04元。原告认为其已承担了担保责任，被告亦应按照双方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约定向其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遂以前述事实及理由诉至本院并提出诉请如前。
此外，原告为此次诉讼聘请律师支付律师代理费38750元，并于2015年6月3日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交纳保全费用5000元，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2015）云民商初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王燕、周大强300万元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财产进行查封。
被告王燕在庭审中表示该贷款实际发生于2013年，借款期限为一年，当时交了30万元的保证金，在贷款到期后其无力归还本金遂由银行以做调头方式重新贷了一年，这一年中其按期支付了利息，但到期后仍无力归还本金，并提交了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实其主张，根据该对账单显示，王燕的账户于2014年6月25日有两笔金额分别为30万元和4.5万元的转账信息，转账的对方账户名称为“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信息摘要栏内容为“王燕互助基金收取”。此外2014年8月15日亦有一笔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转账信息，金额为133308元，信息摘要栏内容为“保证金回退”。对于上述三笔款项，原告表示30万元是王燕交纳的保证金，4.5万元是王燕交纳的风险准备金，两笔款原告确已收到，30万元同意从诉请金额中抵扣，且也已经实际抵扣完毕，4.5万元根据双方约定是不退还的，至于2014年8月15日的133308元保证金回退是王燕在2013年贷款时交纳的保证金剩余部分，不包含在30万元之内。
本院认为，本案共涉及了三个合同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关系，二是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及相应借款合同关系，三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关系，争议的焦点有两点：一是三个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二是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第一，关于三个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本案中的主合同为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借款合同关系，从合同则为原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
关于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之间的主合同《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系借贷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借款人王燕并未对该合同提出异议，该合同合法有效。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提出该合同是在王燕第一次借款到期后无力还款情况下由银行工作人员操作通过第三方做了调头，其行为违反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因此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之间的首次借款发生于《综合授信合同》签订之前，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综合授信合同》发生在第一次借款到期之后，也即被告与银行之间的借款事实上只有一笔，但双方在第一次借款发生时，银行对于借款人的资信进行了审查，且借款人也提供了合法有效的担保，并不存在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所说未严格审查的情形，另外王燕在借款期间也如期归还了利息，后借款到期后不能如期归还系因被告王燕经营状况恶化而并非银行审查不严格所导致，“调头”可以视为对于原借款期限的延展，被告雷敬文、王贵花认为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无效明显不符合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原告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业务主管单位为贵州省政府金融办公室，业务范围包括“配合银行开展互助担保贷款业务，提供互助担保贷款保证金受托管理、信息公示、账户管理等服务”。从本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民生银行贵阳分行最终是从原告开设在该行的保证金账户中直接扣划款项从而实现债权，且该被扣划的保证金事实上是“小微互助担保基金”，该基金并非《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基金，而是由小微互助担保基金会会员提供的保证金，用途也非用于证券投资，而是仅限于基金会会员在向民生银行贷款时用于担保，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系以货币出质，该《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原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约定的是最高额质押，但并未约定需要一次性全部出质，被告雷敬文与王贵花认为原告未一次性出质500亿元故该《最高额质押合同》无效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被告在该合同上签名是事实，虽然被告雷敬文、王贵花提出当时签订合同时是银行工作人员拿了一堆资料给他们签字，他们出于信任因此没有看内容就签名，银行与原告存在恶意串通欺骗他们的情况，同时提出该合同上李敏的签名不是李敏本人所签这一辩论意见，本院认为，五被告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签名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具备完全的认知能力，其所述银行与原告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其提出李敏的签名不是李敏本人所签，但李敏本人并未对该签名提出异议且雷敬文与王贵花亦非李敏本人，该签名是否由李敏所签雷与王仅表示不是，但并未申请笔迹鉴定加以确认，因此其该意见本院亦不予采信。
原告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会的管理人，对于该基金的使用负有管理义务，在使用基金代债务人向银行履行了还本付息义务后，当然具有向其他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权利，被告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责任，如何承担问题。本院现确认被告王燕、周大强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原告与民生银行贵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即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现原告已经按约履行了代偿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王燕、周大强偿还垫付款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据庭审查明事实，民生银行在2015年7月31日直接从原告保证金账户中扣划的借款本息金额总计为3054189.04元，其中包括被告王燕曾支付的30万元保证金，原告亦表示同意该30万元从其诉请金额中扣除，也即在2015年7月31日，原告代被告李敏向民生银行偿付的借款本息金额为2754189.04元，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以此金额予以确认。
原告要求被告从2015年8月1日按照代偿金额支付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因被告李敏在原告代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后未及时向原告还款，事实上产生了资金占用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履行完代偿义务系在2015年7月31日，故利息的起算时间本院予以认可。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律师代理费及诉前保全费，属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且已实际发生，符合双方当事人在《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中的约定，应由被告承担，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王贵花、雷敬文、李敏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双方当事人《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承担方式，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燕、周大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代偿款项2754189.0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754189.0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5年8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认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二、被告李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8750元及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三、被告王贵花、雷敬文、李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683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36683元，由原告贵州智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负担3168元，被告王燕、周大强、王贵花、雷敬文、李敏共同负担335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李丽
审判员 张铮
审判员 宁素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