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桂11刑终125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某林，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10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辩护人杨超进，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莲，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退休工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2014年10月29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4月30日被八步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董良慧，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梁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10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工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10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辩护人陈力铭，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某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11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辩护人欧海燕，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辩护人黄家念，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黎某莲，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10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某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居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9日被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6日被逮捕。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审理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6月9日作出（2015）贺八刑初字第33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贺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何稚婷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辩护人杨超进、董良慧、陈力铭、欧海燕、黄家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0年以来，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邓某、梁某平、罗某星、黎某莲、叶某珍先后在湖南省××××区的“湘江世纪城”以“连锁经营”、“1040工程”的名义进行传销活动，通过鼓吹“纯资本运作”是国家扶持的行业，加入该行业可以获得巨额回报，邀请亲戚、朋友到长沙市考察投资项目，诱使他人购买虚拟份额加入“纯资本运作”，形成金字塔型上下线传销网络结构，由上线人员对下线人员缴纳的申购款按固定方式进行瓜分，不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既无经营执照，又无营业场所和商品，采取“拉人头”的方式发展下线，参加者以购买虚拟份额的形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建立起上下级网络关系。参加者购买第一份份额需要交纳3800元，随后购买的份额每份以3300元计，一人最多可出资69800元认购21份。之后加入者再发展人员加入，每人最多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从而逐层递增形成其伞下体系，并以其伞下体系人员缴纳费用和购买份额为计酬和返利依据，谋取非法利益。同时，该组织按照“五级三晋制”进行管理运作，并以参与传销人员本人及其伞下人员累计缴纳费用和购买份额来确定各自的传销级别：购买1－2份为业务员，3－9份为业务组长，10－64份为主任，65－599份为经理，600份以上即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俗称“老总”）。该传销组织设置有“总裁”、“总监”、“老总”、“总管”等职务级别对传销人员进行传销活动实施有组织的管理，其中“老总”又分为“大老总”、“申购老总”、“能力老总”和“自律老总”，“总管”分为“大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和“自律总管”。在传销资金的收取上，传销组织要求所有新人缴纳的申购份额款一律交到指定的银行账户，新人缴纳的申购份额款的银行回单以及填写的“申购产品”资料，经由“申购总管”汇总后分流用于传销组织各层级瓜分非法收益，级别越高者获利越多。在该传销组织中，邓某林、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均已晋升为“老总”级别，其中邓某林担任过“大老总”，梁某担任过“申购老总”，邓某担任过“申购总管”和“自律总管”，罗某星担任过“能力老总”，黎某莲担任过“申购总管”和“大总管”，叶某珍担任过“申购总管”等高级职务，分别负责过该传销组织的发展下线、申购款收取转账、管理、培训、组织学习、后勤等活动。邓某林、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在该传销组织的下线均达到三层以上、网络体系的业务员达到三十人以上，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被告人邓某林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另查明，被告人邓某林、梁某和被告人罗某星分别于2014年8月10日、8月11日到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搜查笔录、扣押涉案物品文件清单、发还清单，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江西警方提供的邓某林、梁某莲、梁某、黎某莲、叶某珍、罗某星等人资金流向图，银行信息查询清单，户籍证明，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犯罪嫌疑人到案说明，被告人梁某莲线下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被告人梁某线下证人邱某、陈某乙等5人的证言、被告人黎某莲线下证人谢某等27人的证言、被告人梁某平线下证人任某等10人的证言、被告人邓某的线下证人陈某丙、邓某乙等40人的证言、被告人叶某珍线下证人丘某、罗某等33人的证言、被告人罗某星线下证人王某、林某丁等12人的证言，同案人廖某、袁某的供述，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科桂司某中心（2015）会鉴字第072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以及关于对（2015）会鉴字第072号鉴定意见书相关问题的说明，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邓某、黎某莲、梁某、叶某珍、罗某星的供述和辩解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以“纯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认购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上述被告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是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其行为确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八被告人均系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邓某林、梁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罗某星主动投案，但归案后，避重就轻，未能如实供述发展下线传销人员情况、参与传销活动的违法所得及赃款去向等主要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叶某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梁某莲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邓某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梁某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梁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四、被告人梁某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五、被告人罗某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六、被告人邓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元。七、被告人黎某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被告人叶某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九、对被告人梁某莲依法退缴的违法所得10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十、依法扣押的被告人邓某林的桂Ｊ×××××凯迪拉克牌小轿车一辆，予以没收，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
上诉人邓某林及辩护人提出：1、邓某林在传销组织中没有起主要的关键作用，是从犯；2、邓某林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自首情节；3、邓某林规劝同案人梁某、罗某星投案，有立功情节；4、原判对邓某林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梁某莲及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邓某林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判适用法律不当；3、对梁某莲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梁某及辩护人提出：1、梁某在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没有发展下线；2、原判对梁某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梁某平及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梁某平的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对梁某平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罗某星及辩护人提出：1、罗某星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人、策划人或起操纵作用的人员，是从犯；2、原判认定邓某林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共同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罗某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4、原判认定罗某星担任过“能力老总”与事实不符；5、对罗某星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邓某及辩护人提出：1、邓某虽然加入传销组织，但只是一般参加者，不是组织、领导者，加入组织后并未获得过高额非法收入，是从犯；2、原判对邓某的量刑过重。
上诉人黎某莲提出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轻于同案的其他同案人，是从犯。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叶某珍提出：1、其没有担任过“申购总管”职务，原判认定事实错误；2、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3、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定案证据均经开庭审理举证、质证，且有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及辩护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故，本院查明的犯罪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一致。
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人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对上诉人邓某林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提出邓某林归劝同案人梁某、罗某星投案，有立功情节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邓某林于2014年8月10日10时到公安机关投案后，梁某、罗某星分别于同年8月10日13时40分、2014年8月11日15时11分到公安机关投案；罗某星供述是因其妻子叶某珍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才投案的，并无相关证据证明邓某林规劝梁某、罗某星投案；邓某林与梁某、罗某星是共同犯罪，其对其他同案人的揭发只是其应如实供述的内容，依法亦不构成立功。
二、对上诉人梁某莲、罗某星及各自辩护提出原判认定邓某林等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和上诉人梁某平、罗某星及各自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梁某平、罗某星的犯罪行为属“情节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但认定上诉人伞下人数及层级数可依据本案传销组织的规则并结合证人证言、传销人员关系结构图、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本案中，本案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传销组织的规则无异议。128名证人的证言、自画的传销人员关系网络结构图以及在叶某珍笔记本电脑、陈某丙移动硬盘内提取、打印的相关传销资料、组织人员工资表，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实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平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属“情节严重”的情形。对上诉人梁某莲、梁某平、罗某星及各自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不予支持。
三、对上诉人罗某星提出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上诉意见，经查，罗某星虽主动投案，但归案后，避重就轻，未能如实供述发展下线传销人员情况、参与传销活动的违法所得及赃款去向等主要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
四、对上诉人罗某星提出其没有担任过“能力老总”职务的上诉意见及叶某珍提出其没有担任过“申购总管”职务的上诉意见，经查，罗某星、叶某珍系夫妻关系，俩人对其参与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规则无异议。在案涉传销组织中，罗某星是叶某珍的上线，其中，罗某星线下的证人王某、梁倍源、林某乙、林某丙等的证言均证实他们的上线均是罗某星；王某的下线林某丁于2012年底达到老总级别。叶某珍线下的证人丘某、罗某的证言分别证实在案涉传销组织中各自的直接上线为叶某珍，叶某珍是老总级别。其线下证人李某甲、周某、李某乙、董某的证言均证实罗某的下线人员共有30多人，也已是老总级别的事实，且有同案人的供述及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传销人员关系结构图等证据相印证。故在案证据足以证实罗某星、叶某珍均已经晋升为“老总”级别，分别担任过“能力老总”和“申购总管”职务，负责在案涉传销组织中发展下线申购款项收取转账等工作。上诉人罗某星提出其没有担任过“能力老总”职务，叶某珍提出其没有担任过“申购总管”职务的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某林、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以“纯资本运作连锁经营”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认购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各上诉人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是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其行为确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各上诉人均系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上诉人梁某、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及各自辩护人提出梁某、罗某星、邓某、黎某莲、叶某珍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的意见，因与各上诉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各上诉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120人以上，上诉人梁某莲、梁某、梁某平、罗某星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上诉人邓某、黎某莲、叶某珍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对邓某林、梁某具有自首情节，梁某莲、邓某、梁某平、黎某莲、叶某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梁某莲退出部分违法所得的情节予以认定，并根据各上诉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作全面综合地考量，在量刑幅度范围内对各上诉人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宁 可
代理审判员 叶 懂
代理审判员 龚 建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蒋湘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