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1民终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润民，住哈尔滨市呼兰区。
委托代理人王丽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呼兰区。
委托代理人滕泽民，住哈尔滨市呼兰区。
委托代理人张秀波，现住哈尔滨市呼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广丰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呼兰区东直路263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健，黑龙江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润民因与上诉人黑龙江广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丰种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2015）呼民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刘润民的委托代理人王丽娟、滕泽民、张秀波，上诉人广丰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3月24日刘润民通过广丰种业公司的销售人员顾维礼、郭淑贤、谭某甲联系，购买了广丰种业公司的展资KD168号玉米种子17袋，耕种1.7垧地。在耕种期间，因苗情不好，顾维礼、郭淑贤、谭某甲亲临实地进行了协商解决，送给共计5袋KD169玉米种子进行补种，后来双方又进行协商未果。2014年10月20日经呼兰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认定，“KD168”“KD169”两个玉米品种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秋后，刘润民耕种的玉米产量为17080公斤，销售时的价格为每斤0.78元。
以上事实有刘润民提供的村委会证明、购买种子的发票、玉米种子及包装袋、呼兰综合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售粮票据、名片一张、照片、证人谭某甲出庭证言、广丰种业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为凭。
刘润民在一审中诉称：2014年3月24日广丰种业公司经理（雇员）谭某甲到白奎镇双山村，对新品种名牌产品展姿KD168、KD169高产30000斤以上、防虫害、抗倒伏、优质角质粮进行推广，经张秀波联系刘福春、吕士河、刘运志加刘润民共计4户进行购买，4月24日进行播种，5月初出苗时进行查看，苗情不好，几户找到联系人张秀波向广丰种业公司反映，广丰种业公司派总经理顾维礼、郭淑贤前来送5小袋KD169种子，让刘润民补种，然后刘润民第二次向广丰种业公司又反映情况，广丰种业公司又派顾维礼、郭淑贤、谭某甲进行现场查看，确实有问题，出苗率在65%，未出苗率35%，广丰种业公司多次进行现场拍照，刘润民要求广丰种业公司给一个合理的赔偿结果，没有任何答复，刘润民投诉到呼兰区种子综合执法大队，两次进行调解处理，广丰种业公司无人理睬，更无结果。种子不好是执法大队认定的，应负责进行赔偿。诉讼请求：1、要求广丰种业公司赔偿刘润民经济损失共计13923.00元。（刘润民购买KD168、KD169共计17袋，播种时间4月24日，播种土地面积为1.7公顷，按未出苗率计35%。0.595公顷无苗地，0.595公顷×30000斤=17850斤×0.78=13923.00元）2、诉讼费由广丰种业公司负担。
广丰种业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广丰种业公司不应当承担赔付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刘润民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刘润民不能证明所种植的种子是广丰种业公司出售给刘润民的；2、所谓出苗率低不能证明种子有问题；3、刘润民要求的赔付数额无具体依据。对刘润民陈述的自己种了1.7公顷土地，需要刘润民提交土地使用证来证明。广丰种业公司不认识谭某甲，谭某甲不是广丰种业公司区域经理，广丰种业公司经销展姿KD168、KD169品种种子。广丰种业公司没有指派顾维礼、郭淑贤去现场，顾维礼、郭淑贤去没去刘润民不知道，顾维礼、郭淑贤不是广丰种业公司的人。种子预计产量都是技术指标，不是死的，受自然条件影响，可能会多可能会少。有使用广丰种业公司种子的人给广丰种业公司出证明了，都说产量很好，明年还要继续种。有一户种玉米是每公顷25000斤。现在没必要研究产量问题，应该研究到底是不是广丰种业公司卖的种子。而且刘润民没有直接在广丰种业公司买，是从经纪人手中购买的，无法证实是广丰种业公司的种子。刘润民的票据没有广丰种业公司的公章，依法驳回刘润民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刘润民购买的种子是否为广丰种业公司销售；2、刘润民使用的种子是否应当赔偿；3、赔偿损失的标准是什么。刘润民从广丰种业公司处购买KD168玉米品种进行耕种，刘润民提供的证据证实充分可信，广丰种业公司虽主张未曾直接销售给刘润民该玉米品种，但顾维礼、郭淑贤、谭某甲均以广丰种业公司的名义销售此品种，广丰种业公司没有到相关行政部门或公安机关予以解决，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该玉米品种不是黑龙江广丰种业有限公司销售。广丰种业公司承认该公司经销展资KD168、KD169玉米种子，在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中也证实购买该品种的渠道是经顾维礼所购。KD168、KD169包装袋上均标注产品来自黑龙江广丰种业有限公司，因此认定刘润民所使用的KD168玉米品种为广丰种业公司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KD168”“KD169”两个玉米品种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不准销售推广，由此产生的后果，广丰种业公司应予以承担。刘润民主张按出苗率及玉米种子包装袋上标注的每垧产量计算损失，因该玉米品种是未经国家和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广丰种业公司在玉米品种包装袋上标注了产量表现为30000斤以上，此信息只是宣传信息，不具有科学性，况且呼兰区历史上平均产量也未达到过30000斤，以此为标准赔偿不妥。广丰种业公司所提供证人证言证实耕种KD168、KD169平均每垧地产量为25000斤，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每垧地产量25000斤为标准计算损失较为合理。故刘润民的损失为6505.20元{（1.7垧地×25000斤-34160斤）×0.78元}，对刘润民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七）项、第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广丰种业公司赔偿刘润民财产损失6505.20元，此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给付；二、驳回刘润民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08元，由刘润民负担98.08元，由广丰种业公司负担50元。
原审原告刘润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仅依据证人谭某甲的证言及谭某乙的名片即认定广丰种业公司向刘润民出售种子，即认为刘润民使用了广丰种业公司的种子，无法律依据。广丰种业公司出售种子的发票已在呼兰由县变区时，改为现用发票，刘润民的发票早已作废。
一审法院在没有司法鉴定结论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认定的情况下，仅凭刘润民的口述，并不考虑施肥、播种时间等其他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自行判定，出苗率与争议种子有关，是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三条：现场鉴定由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而刘润民只凭谭某甲秋后10月中旬所查苗情65%不能作为证据。根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作物生长期已错过该作物典型性状表现期，从技术上已无法鉴别所涉及质量纠纷起因的；第六条规定：现场鉴定由种子管理机构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且庭审过程中证实出苗率低的农户都使用了证人谭某乙的三无化肥所致，因此，在无司法鉴定结论及农业执法大队认定的情况下，直接判定出苗率低与广丰种业公司销售种子有因果关系，缺乏证据支持。该案件中一审法院具以认定该案事实的证据充满疑点，而一审法院故意忽略疑点问题避而不谈。刘润民在原审诉称：于2014年3月24曰购买的争议种子，而证人谭某甲证实，于2014年4月25日卖出的种子，如认定了上述证据，则证实的内容就是，刘润民所种的种子不是广丰种业公司提供的，而一审法院即采信了上述证据，却做出了相反的认定，是认定事实错误。且刘润民诉称，4月24日种地，5月初查苗情作出结论是65%出苗率，是不符和农作物生长规律的。正常情况下应在播种20天后才能查看苗情，计算出苗率。刘润民提供了证人谭某丙发票三张，证人谎称该发票为广丰种业公司出具，但发票中公章与广丰种业公司名称不符，也不是广丰种业公司（顾维礼，郭淑贤）所开，且填写内容属伪造。因此，依据该证据，不能确认刘润民使用了广丰种业公司的种子，只要对三张发票进行司法鉴定，就能证明证据伪造。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必然不当，且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标准，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一审法院判决的标准，不能仅凭刘润民提供的售粮票据作为损失证据。因为售粮标准是粮食产量的最低标准，而余粮、存量和其他销售途径未计算在内，对广丰种业公司是不公平的。请求：撤销（2015）呼兰民初字第96号判决，驳回刘润民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润民承担。
广丰种业公司针对刘润民的上诉答辩称：广丰种业公司认为刘润民的种子不是广丰种业公司卖的，广丰种业公司不同意承担责任，赔偿数量没有计算依据，损失多少没有依据，对于刘润民的损失，没有证据。
刘润民针对广丰种业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刘润民认为不应该按照25000斤作出判决，应该按30000斤算，刘润民对标准有异议。
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刘润民举示了一份证据：村委会提供的产量证明一份，意在证明2014年是好年，产量非常好。
广丰种业公司对刘润民举示的证据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润民的实际产量问题，而不是可能预计的最高产量，只有实际产量才能证明刘润民减产。
本院认证意见为：因仅凭该份证据所述内容不能证明刘润民所主张第公顷30000斤的事实成立，且广丰种业公司对刘润民举示的证据又不予认可，故对刘润民举示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在刘润民通过广丰种业公司的销售人员顾维礼、郭淑贤、谭某甲联系，购买广丰种业公司玉米种子时，双方就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刘润民与广丰种业公司的种子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关于广丰种业公司提出不能仅依据证人谭某甲的证言及谭某乙的名片即认定刘润民购买并使用了广丰种业公司的种子，并且刘润民提交的购买种子的发票已在呼兰由县变区时作废，并改为现用发票的主张。因广丰种业公司未举示相关证据对其该项主张予以证明，且刘润民所持购买种子的凭据亦是广丰种业公司所出具，故对广丰种业公司的该项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广丰种业公司应在刘润民将购买种子的全部款项交付完毕后，按照双方约定为刘润民提供相应的玉米种子，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但广丰种业公司在刘润民耕种期间，因苗情不好，只是送给刘润民5袋KD169号玉米种子进行补种，但并未实际解决刘润民的出苗率低的问题，广丰种业公司属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并且，广丰种业公司为刘润民提供的玉米种子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和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实行省级审定。”、第二十三条：“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第七十四条（三）项：“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三）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以及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各自分别确定的其他一至二种农作物。”的规定，玉米作为我国主要农作物，在其推广和销售时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广丰种业公司将未经审定的玉米种子销售给刘润民耕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故对刘润民的损失，广丰种业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查，呼兰区白奎镇双山村2014年度玉米“平均”产量是每公顷产19500斤。本案中，原审法院依据广丰种业公司所提供证人证言认定耕种KD168、KD169平均每垧地产量为25000斤，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每垧地产量25000斤为标准计算损失亦符合公平原则。故原审法院判决根据当地实际及证人证言，而酌定广丰种业公司以每公顷按25000斤计算赔偿刘润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并无不当，这也是人民法院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故本院对此不予调整。因此，对刘润民上诉提出的应按出苗率及玉米种子包装袋上标注的每垧产量30000斤计算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审判决已认定每公顷25000斤的产量中，包括了刘润民所有耕种亩数的产量，而并非65%亩数所获得的利益，故刘润民提出还应计算35%未出苗亩数产值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广丰种业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在没有司法鉴定结论和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认定的情况下，认定出苗率与争议种子有关，是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因广丰种业公司在本案的一、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均未提出进行该项鉴定，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广丰种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广丰种业公司提出刘润民提供的证人谭某丙的三张发票上加盖的公章与广丰种业公司名称不符，且填写的内容是伪造的主张，亦因广丰种业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广丰种业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08元，由刘润民负担98.08元，由广丰种业公司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松江
审 判 员 安红霞
代理审判员 张惟光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翀
鲍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