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7民终7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超，男，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陈明武，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邦校，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委托代理人：何燕君，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孔文，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盛，男，195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上诉人孙超因与被上诉人梁邦校、张秀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阳春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的（2015）阳春法民一初字第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梁邦校与张秀盛是朋友关系，梁邦校通过张秀盛的介绍认识孙超。在一审庭审中，张秀盛自认是阳春市科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孙超自认是阳春市科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4年1月，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2500000元，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4年2月，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2500000元，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4年3月，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2621000元，梁邦校现金支付给张秀盛，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4年6月10日，孙超写下承诺书给梁邦校收执，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书。我与梁邦校形成的债权债务，以茂名市油城三路170号服装市城处理还款计划。承诺人：孙超。2014年6月10日。见证人：张秀盛。2014年6月10日。”2015年2月2日，梁邦校、张秀盛、孙超三人汇总上面三笔借款，写成一张借据，借据内容为：“借据。今借到梁邦校现金人民币7621000元，借款时间一个月，由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3月2日止。注：该借款借据由担保人孙超用所有财产做担保，债务由担保人负责偿还清为止，借据担保永远生效（每月按中国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结算）。借款人：张秀盛。担保人：孙超（签名盖指模）。2015年2月2日”。2014年7月，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1652000元，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4年8月6日，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2000000元，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5年2月6日，梁邦校、张秀盛、孙超三人汇总上面两笔借款，写成一张借据，借据内容为：“借据。今借到梁邦校现金人民币3652000元，借款时间一个月，由2015年2月6日至2015年3月6日止。注：该借款借据由担保人孙超用所有财产做担保，债务由担保人负责偿还清为止，借据担保永远生效（每月按中国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结算）。借款人：张秀盛。担保人：孙超（签名盖指模）。2015年2月6日”。2014年10月，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1753000元，张秀盛立下借据一份交梁邦校执存，孙超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2015年2月10日，梁邦校、张秀盛、孙超三人重新写借据，借据内容为：“借据。今借到梁邦校现金人民币1753000元，借款时间一个月，由2015年2月10日至2015年3月10日止。注：该借款借据由担保人孙超用所有财产做担保，债务由担保人负责偿还清为止，借据担保永远生效（每月按中国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结算）。借款人：张秀盛。担保人：孙超（签名盖指模）。2015年2月10日”。2015年2月15日，孙超写下保证书给梁邦校收执，保证书内容为：“保证书。我保证担保张秀盛在梁邦校处借款，在处理还款中用2003年1月25日梁禄抵押给孙超的他项权证号：3××××6国土证号：3××.×-4××.×(1:1×)或用科茂综合大楼（即是茂名市甲路m号）卖或抵押变现金偿还清为止，多还少补。保证人：张秀盛。担保保证人：孙超。2015年2月15日。”2015年2月24日，孙超写下承诺书给梁邦校收执，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书。本人孙超向梁邦校承诺限于2015年3月6日之前在办理贷款偿还本金9000000元给梁邦校，在该笔贷款还款金额9000000元可按上期利息减除一半，如超期不能偿还给梁邦校，必须按上期签收的利息计算至还清为止。承诺人：孙超（签名盖指模）。2015年2月24日。”2015年2月24日，孙超写下委托书给梁邦校收执，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书。本人孙超担保张秀盛借到梁邦校现金人民币限于2015年3月6日原将茂名市2003年1月25日孙超借款给梁禄抵押的他项权处理作价按一千万元正的债权转让或卖还款，并且本人委托梁邦校处理。委托人：孙超。2015年2月24日。”张秀盛借款后，一直没有还款付息，孙超作为担保人也没有还过本金和支付利息。梁邦校多次追讨未果，于2015年8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张秀盛偿还借款13026000元及利息（其中本金7621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清日止；本金3652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清日止；本金1753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清日止）给梁邦校，暂计至起诉日止利息约为1500000元；2、孙超对上述借款130260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根据梁邦校的申请，于2015年10月9日查封了孙超在茂名市科茂置业有限公司价值320000元的股份和登记在茂名市科茂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甲路乙区m号地块[国土使用权证号：茂国用（20××）字第0×××8号]中价值3180000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查封陈华英、梁邦校用于担保的登记在梁木、梁邦校名下的座落在阳春市丙街道丁路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春府国用（20××）特0×××××6/第1×××××2号]、何望用于担保的登记在何望名下的位于阳春市丙街道戊路庚巷a号b房（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阳春字第02×××××××3号）和梁邦校用于担保的登记在梁邦校名下的位于阳春市丙街道戊路c号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号：春府国用（20××）特0×××××0/第1×××××0号）。原审法院认为：梁邦校主张孙超作为担保人担保张秀盛向其借款13026000元，提供了张秀盛、孙超亲笔签名的三份《借据》予以证实，张秀盛也承认孙超担保其向梁邦校借到13026000元的事实，担保人孙超分别在三张借据上签名确认借款的事实，并多次写下承诺书、委托书和保证书承诺还款，故梁邦校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的借款客观真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担保关系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形成的借贷和担保关系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孙超辩称梁邦校没有提供银行汇款单证实借款已经交付，本案的借款是不真实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辩称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的规定，梁邦校请求张秀盛、孙超偿还借款13026000元，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梁邦校与张秀盛、孙超双方约定月利息为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梁邦校据此诉请张秀盛、孙超从立据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借款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孙超辩称“每月按中国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结算”该句话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梁邦校与张秀盛、孙超双方在借款时均在借据上约定“该借款借据由担保人孙超用所有财产做担保，债务由担保人负责偿还清为止，借据担保永远生效”，该约定对保证期间没有明确约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双方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分别为“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0日”，梁邦校于2015年8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属在保证期间内起诉，孙超辩称本案担保期限已过不承担担保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梁邦校与张秀盛、孙超双方在借款时候均只是约定保证范围为“债务由担保人负责偿还清为止”，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应当认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孙超应当对本案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梁邦校请求“张秀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孙超负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张秀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3026000元及利息（其中本金7621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本金3652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本金1753000元的利息从2015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给梁邦校，孙超负连带偿还责任。本案一审受理费1089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13956元，由张秀盛、孙超连带负担。上诉人孙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梁邦校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梁邦校提供的多张由张秀盛作借款人，孙超为担保人的借款借据，全是由有关人员与外界同谋者合谋串通，经过精心策划恶意地虚构而编造出来的，双方之间没有借款的事实存在。梁帮校和张秀盛在一审时均没有提供款项交付的证据质证。本案中，梁帮校和张秀盛二人确定孙超是实际借款人和“拿钱者”，是故意地把案情引至反方向，法庭应重点集中在出借人梁帮校与借款人张秀盛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往来。孙超已向原审法院表明梁帮校和张秀盛是串通对孙超实行了欺诈，请求二审法院对梁帮校和张秀盛进行具体的经济往来进行调查，包括其两人的职业、经济实力、存款以及每笔借款的转款的具体地点时间、涉案银行、款项金额等事实。梁邦校陈述的现金交付过程与现实不符，255万元现金起码有一百多斤的重要，从阳春运输到广州是不可能的。根据最高法院和广东省法院对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大额借款不能仅以借据独立地认定借款关系成立，必须要有银行支付凭证相佐证才能认定借款事实存在，请求二审法院接纳。梁帮校的经济条件不富有，在一审庭审中，其陈述其是养金钱龟的人，有大量现金存放有家中的四个保险柜里，这绝对是谎言。梁帮校和张秀盛是企图通过虚假诉讼方式来谋取孙超的合法权益。原审对梁邦校出借款项的来源、运载现金的过程、存入孙超什么账户等事实几乎只字不提，直接采信梁帮校提交的三张借据不当。梁帮校向原审提交的证据质证全为复印件，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孙超发现了某些证据存在嫌疑，当庭提出异议并要求梁帮校提交原件核对但未被采纳，原审对证据的质证程序不合法，且原审庭审笔录与张秀盛的回答不一致，孙超向书记员提出要求修改，但书证员“你看你的笔录，别人的笔录与你无关”为由拒绝。二、孙超对本案的解释：近二十年来，孙超在阳春、茂名的投资形成了巨大的债权以及物业却一直无法处置，作为这些投资的引资者（中介人）张秀盛对孙超说可帮助尽快处理好这些事宜并收回现金。在2013年，张秀盛领着梁帮校到广州，介绍孙超向梁帮校借钱作经费。孙超同意，并总共向梁帮校（及其家人）借到200万元左右给张秀盛作经费。但张秀盛言之无信，约定的债权和物业无一处理成功，造成借款利滚利，孙超不得不处理广州的物业兑现200多万元还清了欠梁帮校的本金，而该借款至2015年2月份，月息已滚到了200%，梁帮校长期打电话和发短信给孙超进行威胁。在梁帮校的威胁下，孙超签了一些资料给梁邦校。由于梁邦校不断的骚扰，孙超被迫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但公安部门一位副所长对孙超说“未造成实质性的恶果，暂不予立案”。张秀盛是该案的关键人物，其梁帮校内外勾结，合谋串通，编造出一系列的假证据、假借款、假担保。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孙超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梁邦校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维持。梁邦校真金白银共借款13026000元给孙超使用，孙超签写三份借据，形式上作为担保人，张秀盛为借款人，有孙超和张秀盛亲笔签名的三份《借据》予以证实，张秀盛也承认孙超担保其向向梁邦校借到13026000元的事实。孙超主张梁邦校没有提供银行汇款单证实借款已经交付而认为借款是不真实的，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二、孙超作为连带担保人也是借款实际使用人，应对借款向梁邦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判决完全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张秀盛没有参加二审诉讼，也没有应诉和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二审诉讼过程中，孙超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5年4月24日由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景泰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拟主张其因本案的借贷关系存在被迫而报警。梁邦校则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阳春市科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阳春市科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6年5月18日的任职文件、企业项目证书，拟证明张秀盛是孙超开办的阳春市科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理，本案的借款是孙超、张秀盛为该公司投资项目的融资；2、权利人为孙超的茂地他项（20××）字第××7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拟证明孙超将该证的原件交给梁邦校作借款抵押；3、七个保险柜的照片，拟证明梁邦校家里有七个保险柜，能够存放大量现金；4、由阳春市春城街道城南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8月15日出具证实梁邦校在该村建有一个占地1300平方米的金钱龟养殖场的《证明》和该养殖场的照片，拟证明梁邦校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和出借能力；5、手机录音，拟证明孙超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在与梁邦校的谈话中仍然有承诺偿还800万元的事实。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梁邦校对孙超提供的《报警回执》认为没有反映报案的内容，且内容有涂改，报警时间也与借款时间有相差，不具真实性和关联性。而孙超认可梁邦校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主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该金钱龟养殖场是梁邦校姐夫开办的。梁邦校主张证据5的录音是其在本案一审宣判后，于2016年5月16日找孙超协商时自行录制的，内容包括梁邦校问：“你承认系借了我13026000元系咩？”对方答：“都系拱讲果咧，我都讲还八百万元俾你，大家约好果野”等等。但孙超否认该手机录音是其本人所讲。为此，梁邦校向本院提出了对手机录音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据梁邦校的申请，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梁邦校提供的手机录音进行了司法鉴定，以确定其真实性。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向本院出具了穗司鉴16010030900016《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检材一未发现经过剪辑处理；检材二语音与样本语音是同一人所说”。经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梁邦校认可该结论，但孙超拒绝认可该结论。梁邦校为此支付了8420元鉴定费。对于借款交付的经过，梁邦校陈述除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6日、金额为3652000元的借据项下有其中的100万元是其于2014年8月6日从韦其素名下账户汇给孙超，30万元直接存入孙超的银行账户，70万元是梁邦校向李美环、李容“调款直接存入孙超建设银行账户”之外，其余所有借款都是梁邦校从家中取现金，根据张秀盛的要求，并与张秀盛一起，用自己的私家车运到广州，在“客家皇饭店交付给孙超”的。张秀盛参加了一审诉讼。张秀盛对梁邦校的主张以及在一审诉讼中的陈述全部予以认可。在一审宣判时，张秀盛明确表示对判决结果“无意见”，不上诉。本院认为：梁邦校主张张秀盛、孙超欠其借款共13026000元，提供了由张秀盛作借款人、孙超作担保人亲笔签名，分别于2015年2月2日、2015年2月6日、2015年2月10日签立的三张《借据》等书证为证据，故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因张秀盛在原审承认借款事实，且对原审判决明确表示服从，并没有提出上诉，故原审判决张秀盛承担偿还责任不属于二审审查范围，本院依法对该判项予以维持。张秀盛应按原审判决履行自己的义务。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是孙超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孙超仅在借据“担保人”处签名捺指模，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借据，梁邦校是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张秀盛是借款人，而孙超是保证人。因此，孙超在本案借款合同中是处在保证人的法律地位。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梁邦校只对张秀盛负有按合同提供借款的义务。而孙超在借据上签名对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提供保证，是在张秀盛不能偿还债务时，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的义务。因此，原审认定孙超的行为构成保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因此，审查本案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是确定孙超能否免除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定标准。首先，梁邦校与张秀盛是朋友关系。阳春市科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阳春市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孙超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张秀盛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担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梁邦校通过张秀盛的介绍与孙超相识。其次，从当事人签立债权凭证的过程看。孙超于2014年6月10日向梁邦校签立了一份还款计划承诺书，确认“我与梁邦校形成的债权债务”，张秀盛以见证人的身份在该承诺书上签名。2015年2月2日，孙超在张秀盛向梁邦校出具的借款7621000元的借据上作担保人签名；2015年2月6日，孙超在张秀盛向梁邦校出具的借款3652000元的借据上作担保人签名；2015年2月10日，孙超在张秀盛向梁邦校出具的借款1753000元的借据上作担保人签名。在上述三张借据约定的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2015年2月15日，孙超向梁邦校出具了一份保证书，并将权利人为孙超的茂地他项（20××）字第××7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交给梁邦校收执。2015年2月24日，孙超向梁邦校出具的一份委托书，“委托”梁邦校处理其约定用以抵押的土地。上述证据证明孙超不但在借据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名，还通过本人的上述系列行为多次确认其本人“与梁邦校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孙超担保张秀盛借到梁邦校现金人民币”的事实。第三，从各方当事人的抗辩情况分析。梁邦校主张其是与张秀盛之间达成借款合同，孙超是担保人，至于张秀盛与孙超两人内部如何使用款项，与梁邦校无关。梁邦校还主张所有借款的交付均是按照张秀盛的要求进行，除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6日、金额为3652000元的借据项下有其中的100万元是其于2014年8月6日从韦其素名下账户汇给孙超，30万元直接存入孙超的银行账户，70万元是梁邦校向李美环、李容“调款直接存入孙超建设银行账户”之外，其余所有借款都是梁邦校从家中取现金，与张秀盛一起，用自己的私家车运到广州，在“客家皇饭店交付给孙超”的。孙超认可收到上述转账的两笔款项，但主张该两笔款项是其与梁邦校之间另外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此，孙超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梁邦校主张现金支付的事实，孙超均不予认可，主张其从未收到过梁邦校的现金。对该事实，梁邦校未能提供有孙超出具的收据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梁邦校对该事实的主张属证据不足，本院对梁邦校主张向孙超交付上述现金借款的事实不予认定。但是，由于张秀盛参加了一审诉讼，张秀盛对梁邦校的主张以及在一审诉讼中的陈述全部予以认可，故此，应认定张秀盛作为借款合同的借款人，认可自己已收到出借人梁邦校提供的全部现金借款的事实，应由张秀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关于梁邦校向本院提供的录音证据。梁邦校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的录音证据，主张是其在本案一审宣判后，于2016年5月16日找孙超协商时自行录制的。因孙超否认该证据，本院根据梁邦校的申请，依法委托了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梁邦校提供的手机录音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检材一未发现经过剪辑处理；检材二语音与样本语音是同一人所说”。虽然孙超在质证时拒绝认可该结论，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故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根据该录音的内容，可以认定孙超在回答梁邦校时明确了以800万元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由此说明孙超在一审宣判之后仍然认可自己对梁邦校负有债务偿还责任的事实。综观本案，因梁邦校确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孙超在当地也设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投资经营，有融资的需求，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孙超在一审宣判后仍然有以800万元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而且孙超也没有就本案是否存在高息借款的情形提出抗辩，故孙超主张梁邦校与张秀盛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或者梁邦校与张秀盛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孙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证据不足。孙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对自己的担保行为承担责任。虽然梁邦校、张秀盛主张孙超直接收取了梁邦校交付的现金借款的事实证据不足，但因借款人张秀盛明确承认其与出借人梁邦校之间的债权债务，根据本案的审查标准，孙超是为张秀盛向梁邦校借款提供担保的保证人，孙超是否直接收取了梁邦校的现金借款并不影响孙超承担担保责任的认定。而孙超与张秀盛之间因孙超实际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处范畴，双方如有纠纷，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孙超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69元，鉴定费8420元，由上诉人孙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飘审判员 施震宇审判员 莫怡华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林宗发詹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