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吴军。
委托代理人丁兴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东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四元。
委托代理人陶金龙，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昭宇，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平。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4）静民四（商）初字第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委托代理人丁兴峰、被上诉人江四元的委托代理人陶金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26日，江四元就其所有的牌号为沪F5XX**的机动车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保险单由平安财险公司签章），车辆损失险的赔偿限额为577，800元；保险期限自2013年9月8日起至2014年9月7日止。《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证据、毁灭证据的”。2013年9月28日凌晨2：51，上海市公安局110接到主叫号码为XXXXXXXXXXX（机主系江四元）的报警电话，报警人称，“昌邑路588弄地下车库内发生单车事故，请民警到场处理”。当天上午，张某某以自己作为驾驶员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报案，经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定损，保险车辆的修理费用为19，900元。后张某某前往梅园新村派出所报案，梅园新村派出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加盖交警支队事故处理专用章）上载明，“当事人姓名张某某，甲方（张某某）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因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调查得知张某某并非真实的驾驶员，遂拒绝理赔。张某某再次前往梅园新村派出所，在核实相关情况后，梅园新村派出所收回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原件后，就本起保险事故又重新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当事人姓名江四元，甲方（江四元）承担全部责任。”后江四元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申请理赔被拒，遂起诉法院，要求判令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平安财险公司赔偿江四元车辆修理费19，900元，牵引费2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另查明，江四元为修复保险车辆实际支付修理费19，900元，牵引费260元。
原审审理中，经江四元申请，原审法院通知证人张某某到庭作证，其证言如下：“我原系江四元的驾驶员，保险事故发生后，江四元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处理？我告知其要报警。江四元称他第二天要出差，让我代为处理该起事故。第二天一早，江四元跟我讲了保险车辆的一些情况，我随后就打电话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报案，并说是自己开车发生的保险事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的定损员赶来后，要求我去开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于忘记拿江四元的驾驶证，出于方便的考虑，我就拿了自己的驾驶证去报案。报案后，我便将保险车辆拖至4S店修理。两、三周以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我案子有问题，要求我前去协助调查，我也说自己是驾驶员。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查到保险事故发生时是江四元打电话给我，而不是我打电话给江四元，就说我涉嫌诈骗。于是，我将相关情况告知了江四元，江四元让我按照正常的流程重新报案。我和交警陈述了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交警训斥了我，让我交回之前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原件，并出具了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后我去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申请理赔，但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拒绝赔付。由于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不当，2013年11月，江四元将我开除了”。江四元对张某某的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证言证明了江四元确实是实际驾驶员，亦对为何存在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合理解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对张某某的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对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亦不清楚，他只是阐述了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来源，由于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都是根据证人的单方陈述作出的，交警支队未进行调查就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行政不作为，也导致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无法了解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
为查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至梅园新村派出所就存在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向张涛警官、赵志康警官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江四元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调查笔录》的内容与梅园新村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本案系争的事故只存在一份有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是依据报警人的陈述作出，无法由此确定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江四元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平安财险公司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予遵守。本案中，虽然存在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是梅园新村派出所在核实相关情况后，已经收回了以张某某为驾驶员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并通过重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SXXXXXXXXX）确认江四元为实际驾驶员，江四元对此亦无异议，故认定江四元为本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110接警后未及时出警，梅园新村派出所未进行实地调查就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行政不作为，导致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无法了解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可能存在酒驾、醉驾等情形。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梅园新村派出所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第二，根据梅园新村派出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起事故并不存在酒驾、醉驾等拒赔的情形，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江四元存在酒驾、醉驾等情况，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还辩称，事故发生后，江四元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后，江四元已及时报警，在交警未出警的情况下，江四元离开现场并不构成保险条款规定的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故对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综上，由于江四元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对车辆修理费及牵引费的金额均无异议，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平安财险公司应当对上述两项金额予以理赔。平安财险公司经原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应诉，应予缺席判决。
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平安财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四元保险金20，1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4元，由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平安财险公司负担。
原审判决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实际驾驶员是江四元，但报案时自称是驾驶员的却是张某某，本案存在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且事故发生后，江四元未立即报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和相关保险条款的规定，导致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无法核实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江四元很有可能存在酒驾等违法情形。
江四元答辩称：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过程，对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也是正确的。保险公司在发现张某某并非实际驾驶员的情况下，并未尽到调查义务。本案中江四元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或合同义务的情况，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应承担理赔责任。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平安财险公司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供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保险事故是否存在诈欺及保险合同中关于逃离现场的免责条款的适用。
首先，关于保险事故是否存在诈欺的问题。依据双方保险合同及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被保险人主张保险赔偿时应当证明保险合同关系、保险事故的存在及自己实际发生的损失等事项。本案江四元提供了机动车辆保险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维修结算清单及发票等进行了举证，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则主张保险事故的真实情况无法查清，江四元很有可能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江四元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能够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并说明事故的相关情况。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的梅园新村派出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并未得到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的支持，仅是其单方意见，不能影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且派出所也已对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了说明。至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江四元可能存在的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并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无法采信。因此，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所主张的保险事故存在诈欺，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保险合同中逃离现场的免责条款的适用。依据双方保险合同的规定，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证据、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本案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江四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立即报警，在交警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离开现场，未尽到保护事故现场的义务，据此主张合同所规定的抗辩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江四元提供的报警电话记录，江四元已及时报警，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至于交警是否出警，江四元既无法干预也不应承担相应的结果责任。合同规定的义务是被保险人的合理行为，而不是处理的结果，江四元只要合理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即可，而不必对相应的结果负责，因此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以被江四元未依法采取措施而逃离事故现场主张合同中免责条款的适用不能成立。
综上，本案保险事故并无诈欺之情形，也不应适用保险合同中逃离现场的免责条款，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4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符 望
审判员 金 冶
审判员 吴峻雪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 煜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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