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03行初113号
原告史长春，男，汉族。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号写字楼9层。
法定代表人张辉烨，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红生，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会娜，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辉。
委托代理人周良东，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姜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平安大厦1-3层东侧。
代表人赖剑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旭浩，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钟宇婷，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史长春不服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及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史长春，被告深圳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刘红生、王会娜，被告中国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姜鹏、周良东，第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深圳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宇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深圳保监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史长春经查实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其投诉的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史长春对此不服，向被告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该会于2016年8月9日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深圳保监局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史长春诉称，2016年1月4日，史长春向深圳保监局投诉平安深圳分公司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2016年3月7日，深圳保监局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史长春经查实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其投诉的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投保单P050000004649196（以下简称涉案保单）的投保人尹某于2009年4月到深圳市务工，2009年年底回老家后未再回过深圳市，但该保单于2010年3月25日签订，故该保单上尹某的签名、风险提示语句等均系由他人代签代写，并非尹某本人签写。投保人尹某只认识平安深圳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尹某放，但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为李某新，故平安深圳分公司未经投保人尹某的同意即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亦属违法，深圳保监局在核查过程中对此视而不见，明显未履行监管职责。平安深圳分公司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深圳保监局在未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中国保监会未对史长春提交的《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所列明的全部事项进行审查，其作出的维持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亦存在不当，依法亦应予撤销。史长春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请求：1、依法撤销深圳保监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2、依法撤销中国保监会于2016年8月9日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3、判令深圳保监局针对史长春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史长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史长春向深圳保监局提交的投诉件；2、《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3、保监复议〔2016〕117-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4、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5、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6、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7、李某兴于2016年9月3日出具的证言；8、兴安县兴安镇塘市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的《证明》；9、兴安县兴安镇人民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于2016年12月20日出具的《证明》；10、尹某生前笔迹；11、尹某的《深圳市居住证》。
被告深圳保监局辩称，2016年1月4日，深圳保监局收到史长春的投诉件即向平安深圳分公司进行初步调查，该司已于2016年1月11日向深圳保监局提交投诉情况反馈报告。2016年1月12日，深圳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史长春决定受理其投诉。深圳保监局已向平安深圳分公司调取《人身保险投保书》、《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业务员报告书》、投保人尹某签收涉案保单等的回执、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停效通知书》、尹某放及李某新的电子档案、《尸体处理证明》、《死亡户口注销单》等相关材料，平安深圳分公司已向深圳保监局出具《关于客户史长春投诉案件处理情况的汇报》。经调查核实，深圳保监局于2016年3月7日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史长春经查实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其投诉的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投保人尹某在回访电话中已确认其本人在涉案保单上签名及抄写风险提示语句，并确认对涉案保单的内容基本了解，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平安深圳分公司在保险业务活动中存在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涉案保单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的疾病选项可打勾确认，健康告知栏已明确提示如保险条款涉及对投保人承担保险责任事项，投保人栏必须填写，投保人尹某在《人身保险投保书》上签名并备注“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故现有证据可证实平安深圳分公司在销售涉案保单的过程中已询问尹某是否有过重大疾病的事实，并无阻碍其如实告知。投保人尹某在回访电话中已确认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为李某新，尹某放亦确认涉案保单系由李某新销售，尹某放及李某新在销售涉案保单时均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故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销售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无保险代理人资格的违法行为。综上，深圳保监局已针对史长春的投诉进行调查核实，平安深圳分公司向投保人尹某销售涉案保单不存在史长春所投诉的违法行为，故深圳保监局作出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史长春的诉讼请求。
被告深圳保监局向本院提交的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有：1、史长春向深圳保监局提交的投诉件；2、深圳保监局向平安深圳分公司调查核实投诉情况的电子处理单及反馈报告等；3、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4、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5、邮寄送达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6、邮寄送达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7、《人身保险投保书》；8、《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及投保人尹某签收涉案保单等的回执；9、《业务员报告书》；10、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含光盘）；11、尹某放的电子档案；12、李某新的电子档案；13、李某新的离职证明；14、兴安县兴安镇塘市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出具的《尸体处理证明》；15、《死亡户口注销单》；16、平安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出具的《关于客户史长春投诉案件处理情况的汇报》；17、《停效通知书》；18、对尹某放进行电话调查询问的记录资料（含光盘）；19、对史长春进行电话调查询问的记录资料（含光盘）；20、法律依据是《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
被告中国保监会辩称，2016年5月9日，中国保监会收到史长春提交的《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2016年5月12日，中国保监会向史长春发出保监复议〔2016〕117-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告知其需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16年6月12日，中国保监会收到史长春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2016年6月16日，中国保监会向深圳保监局发出保监复议〔2016〕117-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该局于2016年6月24日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深保监函〔2016〕168号《深圳保监局关于提交史长春行政复议案答复书的报告》及所附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相关证据材料。2016年8月9日，中国保监会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已于2016年8月10日向史长春邮寄送达该决定书。中国保监会经审查认为深圳保监局在对史长春所投诉事项的处理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史长春系针对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史长春在《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上所列明的与涉案保单无关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案审查范围。深圳保监局已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史长春的投诉属实，故中国保监会决定维持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且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史长春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保监会向本院提交的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有：1、《保险行政复议申请书》及《中国保监会机关文件处理单》；2、保监复议〔2016〕117-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及邮寄送达该通知书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3、史长春提交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及邮寄该材料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4、保监复议〔2016〕117-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该通知书的便函登记记录；5、深保监函〔2016〕168号《深圳保监局关于提交史长春行政复议案答复书的报告》及所附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相关证据材料；6、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送达该决定书的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7、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
第三人平安深圳分公司述称，2016年1月4日，平安深圳分公司收到深圳保监局转办的史长春的投诉件，已于2016年1月11日通过邮件向深圳保监局提交反馈报告，并已提交涉案保单的投保资料等。平安深圳分公司提交的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等可证明涉案保单系由尹某本人签名，其知道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为李某新。2016年2月4日，平安深圳分公司再次向深圳保监局提交《关于客户史长春投诉案件处理情况的汇报》，已如实汇报平安深圳分公司的自查情况。综上，平安深圳分公司已按深圳保监局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配合投诉处理工作，其销售涉案保单的过程不存在史长春投诉的违法行为，请求依法审理本案，公正判决。
第三人平安深圳分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收到深圳保监局转办史长春投诉件的电子处理单；2、《深圳保监局12378保险消费投诉维权热线投诉情况公司报告》；3、《人身保险投保书》；4、《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5、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6、《关于客户史长春投诉案件处理情况的汇报》；7、李某新的离职证明；8、尹某放的离职证明；9、《死亡户口注销单》；10、兴安县兴安镇塘市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出具的《尸体处理证明》；11、投保人尹某签收涉案保单等的回执；12、《停效通知书》。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深圳保监局、中国保监会及平安深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收集程序合法，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及合法性要求，依法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史长春提交的证据2至证据6真实有效，本院依法亦予以采信，但证据1与史长春向深圳保监局提交的投诉件内容不一致，且证据7至证据11与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关联性，均不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4日，史长春向深圳保监局投诉，称平安深圳分公司向其妻子尹某销售涉案保单时存在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2016年1月13日，深圳保监局向史长春发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告知史长春决定受理其投诉。深圳保监局已向平安深圳分公司调取《人身保险投保书》、《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业务员报告书》、投保人尹某签收涉案保单等的回执、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停效通知书》、尹某放及李某新的电子档案、《尸体处理证明》、《死亡户口注销单》等相关材料。其中就涉案保单向投保人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可证明尹某在电话回访时确认涉案保单系由其本人签名及抄写风险提示语句，并确认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为李某新；李某新的电子档案可证明其在销售涉案保单时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2016年2月4日，平安深圳分公司向深圳保监局出具《关于客户史长春投诉案件处理情况的汇报》。2016年3月7日，深圳保监局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史长春经查实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其投诉的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史长春对此不服，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5月12日，中国保监会向史长春发出保监复议〔2016〕117-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告知其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16年6月7日，史长春向中国保监会邮寄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016年6月16日，中国保监会向深圳保监局发出保监复议〔2016〕117-2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该局已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深保监函〔2016〕168号《深圳保监局关于提交史长春行政复议案答复书的报告》及所附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相关证据材料。2016年8月9日，中国保监会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深圳保监局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史长春仍不服，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深圳保监局针对史长春的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该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针对史长春的投诉事项，深圳保监局已对平安深圳分公司进行调查，未发现平安深圳分公司在销售涉案保单时存在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代签名、代抄写风险提示语句、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违法行为，故深圳保监局据此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告知史长春经查实平安深圳分公司不存在其投诉的违法行为，已依法履行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责。史长春以签订涉案保单时投保人尹某不在深圳市为由主张涉案保单并非由尹某本人签名及抄写风险提示语句，但深圳保监局提交的平安深圳分公司就涉案保单对尹某所作的电话回访录音资料可证明涉案保单系由尹某本人签名及抄写风险提示语句，而史长春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签订涉案保单时尹某不在深圳市，故对于史长春提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深圳保监局已核实李某新在销售涉案保单时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尹某亦知道李某新为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的事实，故对于史长春提出平安深圳分公司擅自改变保险代理人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依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关于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程序的规定，深圳保监局已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史长春决定受理其投诉，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及告知史长春处理结果，符合法定程序。因此，深圳保监局针对史长春提出的投诉事项作出的被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符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要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此外，中国保监会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复议程序合法，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对于史长春提出撤销深圳保监局作出深保监诉〔2016〕第042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及中国保监会作出保监复议〔2016〕117-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深圳保监局针对其投诉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长春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史长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育元
审 判 员 罗毓莉
代理审判员 谭晓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ＸＸ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