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1，女，1978年4月28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赵光（姚×1之夫），1977年8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兼姚×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姚×2（姚×1之父），1951年10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1，女，1952年10月20日出生。
姚×2、赵×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柏林（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男，1960年4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3，男，1982年5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女，1985年9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凤刚，河北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祥，（固安县新兴产业园区南赵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男。1964年7月6日出生。
上诉人姚×2、赵×1、姚×1、姚×3（以下简称姚×2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孙×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0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2等四人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000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孙×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孙×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孙×、姚×3已于2014年3月8日出具《声明》，放弃一切财产，离家后对姚×2、赵×1未尽赡养义务，故不应再享受拆迁利益，二人在离婚诉讼中主张无效损害了姚×2、赵×1等人利益；签订拆迁协议时，孙×、姚×3均拒绝到场签字，二人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放弃拆迁利益；孙×如享受拆迁利益，姚×3名下219.5平方米房屋面积中，161.675平方米产权属姚×2所有，孙×仅能享受21.625平方米房屋面积份额，且其已经声明放弃；本案拆迁院落系祖宅，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赵×1，故孙×不应享受宅基地拆迁补偿，仅能享受地上物补偿。
孙×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姚×2等四人上诉请求。声明系孙×与姚×3共同作出，没有指向其中任何一人，且在离婚诉讼中，双方都明确表示该声明作废；宅基地系按户审批，每户居民只有一块宅基地，所有家庭成员都有权使用，孙×作为家庭成员有权获得拆迁补偿；孙×与姚×3一直经营超市，超市收入均由姚×2掌握，故上诉人所述未尽赡养义务不属实。
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对于大兴区榆垡镇×街1号院的拆迁补偿权益进行析产分割（要求分到拆迁楼房110平米，价值130万；拆迁款、安置费和补偿款共计80万元）；2.依法对田地及地上物补偿款进行分割（要求分到补偿款6260元）；3.本案诉讼费由姚×2等四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孙×与姚×3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12月5号登记结婚，后于2016年3月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2014年3月18日，姚×3与孙×二人出具声明一份：“（1）姚×3，孙×自愿放弃一切财产；（2）姚×3承担赡养老人的应尽义务；（3）姚×3自愿放弃超市的法人和经营权；（4）放弃超市拆迁时的一切国家赔偿。声明人：姚×3、孙×。”3.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1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赵×1，姚×3、赵×1、孙×的户口均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11号院；1999年3月15日，北京市大兴县南各庄土地管理所为姚×2出具建房许可证，建房用途为经商（临建），此后该院落被编排为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二条1号院，但该院落没有宅基地使用权证，姚×2的户口在北京市大兴区×街二条1号院。4.因新机场建设涉及拆迁，2015年7月27日，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11号院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二条1号院被统一确认为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街1号院（以下简称×街1号院），产权人为姚×2，×街1号院的宅基地面积为1102.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58.52平方米。2015年7月30日，×街1号院被分为3户，姚×1、姚×3被新增为产权人，姚×2、姚×1名下的宅基地使用面积均为367.56平方米、建筑物面积均为219.51平方米；姚×3名下的宅基地使用面积为367.56平方米，建筑物面积均为219.50平方米。后，姚×2、姚×3、姚×1作为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的产权人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根据协议：姚×2享有的拆迁补偿款项如下：宅基地区位补偿款969290元、房屋补偿款365780元（含房屋重置成新价156270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
190000元、房屋综合定额补偿19510元）、拆迁补助及奖励
715856元（含未建房奖励135033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5922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房屋周转费407516元、搬家补助费11027元、设备迁移补助2580元、弃楼补贴480元），并享有200平米的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姚×1享有的拆迁补偿款项如下：宅基地区位补偿款969290元、房屋补偿款344212元（含房屋重置成新价134702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
190000元、房屋综合定额补偿19510元）、拆迁补助及奖励
527597元（含未建房奖励135033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5922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房屋周转费222317元、搬家补助费11027元），并享有200平米的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姚×3享有的拆迁补偿款项如下：宅基地区位补偿款969290元、房屋补偿款338867元（含房屋重置成新价129367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190000元、房屋综合定额补偿19510元）、拆迁补助及奖励406414元（含未建房奖励135043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59224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10112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11027元），并享有200平米的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4.姚×3将选房指标中的188.27平米转让给姚×2，将选房指标中的11.73平米转让给姚×1。后姚×2选购期房四套，分别为榆328-9-1-1003（面积为87.12平方米、价值397267元）、榆330-8-3-1201（面积为89.26平方米、价值407026元）、榆330-8-3-1101（面积为89.26平方米、价值405240元）、榆310-11-2-103（面积为122.47平方米、价值
531520元）；姚×1选购期房两套，分别为榆310-1-1-1103（面积为89.26平方米、价值405240元）、榆310-11-1-101（面积为122.47平方米、价值531520元）。5.拆迁之时，姚×2被确认为家庭承包地的产权人，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用地，面积为4.69亩（小麦1.57亩、玉米3.12亩），补偿标准为4000元每亩。2015年7月30日，姚×2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地上物补偿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地上物补偿总额共计18760元。6.拆迁之时，×街1号院户下有姚×2、赵×1、姚×1、姚×3、孙×五人；关于×街1号院的剩余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总额减去购房价款）及地上物补偿款目前均在姚×2名下。7.关于×街1号院内房屋的建造情况，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法院依法认定北房、西厢房、临街超市系在孙×与姚×3结婚前建造，应属婚前财产；东厢房、超市前接房屋系在孙×与姚×3结婚后建造，应属家庭共同财产；另，关于超市后接房屋是否系在孙×与姚×3结婚后建造，双方意见相左，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房屋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现状，法院依法认定超市后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新机场项目地上拆迁腾退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地上物拆迁腾退补偿款系给予地上物所有权人的补偿。本案中，地上物补偿款系因拆迁腾退涉案的1.57亩小麦及3.12亩玉米而来，孙×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农用地上的玉米、小麦系其种植，故对于孙×要求分割田地及地上物补偿款的诉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宅基地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是被安置人在宅基地及院内房屋被拆迁后享有的权利。庭审中，关于姚×3与孙×二人于2014年3月18日所出具声明的效力问题，孙×声称该份声明系受姚×2、赵×1胁迫所写，经法院询问，姚×2、赵×1否认有限制其人身自由和胁迫行为；孙×亦称声明系在自由受限制之前所写，其没有报警行为，其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声明签订之时姚×2、赵×1夫妇存在以给孙×本人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的情形；故法院对孙×关于声明存在胁迫情形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另，孙×方称声明系孙×与姚×3二人单方作出，且二人在离婚调解笔录中均同意声明作废，不需要征求姚×2夫妇的意见；姚×2等四人称该份声明系孙×与姚×3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具有法律效力。法院认为孙×、姚×3二人在此份声明中，并未指定受让对象，故孙×、姚×3二人放弃一切财产、超市的法人和经营权、超市拆迁时的一切国家赔偿的声明仅系二人的单方行为，并非赠与行为，即使声明有效，其亦不能成为姚×2、赵×1夫妇取得相应财产权益的依据。结合我国宅基地管理制度、×街1号院房屋的建造情况、拆迁之时户内成员关系、姚×3与孙×被确定为被拆迁人和安置对象、实际拆迁过程、具体拆迁补偿项目、姚×3被新增为产权人、姚×3名下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等事实，可以认定拆迁之时，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有过再次分配和分割，故该声明不能成为姚×2等四人否认孙×方享有相应拆迁利益的依据。综上，法院依法认定孙×应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利益。现×街1号院已被拆迁，关于孙×所应获得的拆迁份额，法院将结合北京新机场工程相关的拆迁政策，对各项补偿予以公平处理。
关于宅基地补偿，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故户内成员均具有使用该宅基地的权利，均是该宅基地的权利人之一，故户内成员均应当享有相应的因该宅基地被拆迁而产生的拆迁利益。根据补偿方案，本次拆迁实行“分院原则”，分院主要是考虑属地政府近年来一直对村民建房用地审批管控，部分家庭人口较多、家庭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但未实际取得宅基地的被拆迁户，可以对现状住宅占地按照北京市宅基地控制标准进行分割，从而保障这部分可申请新宅基地而未实际获得审批的人员利益不受损失。在拆迁之时，×街1号院被分为3户，考虑孙×与姚×3彼时的夫妻关系，二人应属一户。结合“分院原则”的设计初衷，孙×理应享有姚×3户下的确权宅基地所对应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的50%权益。
关于房屋补偿，此项补偿款系对房屋、附属物等地上物进行的补偿，现根据拆迁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姚×3获得了219.5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面积，故姚×3与孙×应当享有姚×3名下的房屋补偿款。但该部分利益在二人之间的分配亦应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共同生活状态及当事人对地上物的贡献大小，法院酌情确定孙×对姚×3名下房屋补偿款的享有份额为40%。
关于拆迁补助和奖励部分，根据北京市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搬家补助费均直接和宅基地直接关联，工程配合奖系按户分别进行的奖励，故孙×理应享有姚×3户下的上述补助和奖励的50%份额。停产停业综合补助系对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利用自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被拆迁人的补偿，拆迁档案显示超市的法定代表人为姚×3，然姚×3等四人均称孙×与姚×3于2014年离家出走，此后超市系由姚×2、赵×1夫妇经营，姚×2还提交了证人李×1、赵×2、李×2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孙×与姚×3于2014年离家出走的事实；孙×虽称其与姚×3于2014年外出找工作，中间回来，还负责超市的进货，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和姚×3在2014年后有实际参与经营超市行为。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法院依法认定停业停产综合补助款应由超市实际经营人姚×2、赵×1夫妇享有，故孙×方无权要求获得相应的停业停产综合补助。另，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的目的在于保障被安置人居有定所，现×街1号院拆迁时的定向安置选房原则系按确权面积选房，且姚×3户下享有的安置房选房指标为200平方米，故作为被安置人的孙×理应享有姚×3户下100平米的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虽然姚×3将全部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转让给了姚×2、姚×1，但其单方行为不能代表孙×的真实意思，故孙×要求获得定向安置房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因定向安置房已经选房完毕，故法院结合姚×2选购四套期房、期房尚未取得完全产权等情况酌情确定孙×对以姚×2名义选购的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328-9-1-1003（面积87.12平方米、价值397267元）有权居住使用。另，因房屋周转费系根据选购的定向安置房面积计算，故孙×亦有权获得相应的房屋周转费。此外，因328-9-1-1003定向安置房面积小于100平米，孙×尚有12.88平米的选房指标被占用，故孙×方应当获得相应的弃楼补贴作为补偿。
综上，法院依法认定孙×依法享有的具体拆迁补偿份额为宅基地区位补偿款484645元、房屋补偿款135546.8元、未建房奖励67521.5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29612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房屋周转费91476元、搬家补助费5513.5元、弃楼补贴38640元，共计902954.8元，扣除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328-9-1-1003（面积87.12平方米、价值397267元）房屋价值后，剩余505687.8元。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孙×有权对以姚×2名义选购的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328-9-1-1003定向安置房在具备入住条件后居住使用（该房号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姚×2、赵×1、姚×3、姚×1负有在过户条件具备时协助孙×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的义务；二、姚×2、赵×1、姚×3、姚×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孙×就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朱家务×街1号院的拆迁补偿款505687.8元；三、驳回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姚×2等四人主张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街二条1号院有宅基地使用证，所有建房都在宅基地四至范围内；姚×3名下拆迁的大部分房屋均系姚×2建设，姚×3与孙×婚后只建了超市前接、东厢房、超市后接部分。孙×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姚×2等四人提交《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宣传手册》一份（内含《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解读》、《北京新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楼层价格表》三份材料），用以证明分院拆迁系为满足拆迁政策多争取利益而为，并非家庭内部析产。孙×认为依据政策宣传，孙×有权分得拆迁利益。对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均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孙×是否有权分得×街1号院拆迁中姚×3户下相关拆迁利益，一审判决对本案所涉拆迁利益处理是否正确。
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依法享有共同的权利。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本案中，孙×与姚×3于2005年12月5日登记结婚，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街1号院发生拆迁并获得相关拆迁利益，根据《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孙×系拆迁户下人口，根据拆迁补偿实施方案，拆迁安置对象包括被拆迁院落内户口在册的产权人及其直系血亲（含配偶），现孙×主张析出其应得部分于法有据。
关于姚×2等四人所提孙×、姚×3在拆迁前出具《声明》，并通过实际行动放弃拆迁利益一节，本案诉争拆迁利益系依据相关拆迁政策及拆迁协议获得，一审判决结合本案情况，认为上述《声明》并未指定受让对象，故孙×、姚×3放弃一切财产、超市的法人和经营权、超市拆迁时的一切国家赔偿的声明仅系二人单方行为，并非赠与；即使声明有效，亦不能成为姚×2、赵×1夫妇取得相应财产权益的依据。故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姚×2等四人据此认为孙×已放弃本案所涉拆迁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姚×2等四人主张分院拆迁系为满足拆迁政策并非家庭内部析产，不应按照分户拆迁方案进行利益分配一节，根据《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被拆迁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北京新机场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解读》对此亦有解释，即：“分院主要是考虑我区近年来一直对村民建房用地审批管控，部分家庭人口较多，家庭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但未实际取得宅基地的被拆迁户，可以对现状住宅占地按照我市宅基地控制标准进行分割，从而保障这部分被拆迁人的实际利益不受损失。”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7月30日，姚×2在《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签字，同意“将现状宅基地面积1102.68平方米中的367.56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的219.51平方米划分到姚×1名下”、“将现状宅基地面积1102.68平方米中的367.56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的219.51平方米划分到姚×3名下”，拆迁单位根据“产权人要求按均分原则分院”，将姚×1、姚×3新增为产权人。姚×3、孙×婚后未另申请宅基地建房，符合上述分院政策，姚×3依据相关拆迁政策及上述《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有权与拆迁单位签订相关拆迁协议并获得分院后拆迁所得。孙×作为拆迁安置人口，按照政策应当享受相关拆迁待遇；且此时姚×3、孙×婚姻关系并未解除，故上述分院拆迁所得亦应当作为夫妻财产予以分配。因姚×3、孙×在2016年3月14日离婚调解中对此未予分割，故孙×要求在本案中予以分割符合法律规定。姚×2等四人虽主张上述分院拆迁并非家庭析产，但姚×2在《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已经同意将“现状宅基地”及“现状房屋”均分至姚×2、姚×3、姚×1名下，拆迁单位据此进行分院拆迁并确定相关拆迁利益，故姚×2等四人此节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
关于姚×2等四人所提孙×并非×街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故不应分得区位补偿一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户内成员均有使用宅基地的权利。孙×与姚×3结婚后，其户籍迁入×街1号院户内，故根据上述规定，其亦有权使用该户名下宅基地。后宅基地使用权利经拆迁转化为拆迁利益即区位补偿，故孙×有权分得区位补偿利益。一审判决对此所做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姚×2等四人所提×街1号院内房屋系姚×2、赵×1所建，孙×与姚×3婚后只建盖了院内极少部分房屋，故孙×仅对其中21.625平方米房屋享有权利一节，×街1号院大部分房屋虽系姚×2在孙×与姚×3结婚前建设，但因姚×2在《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已经明确将“现状房屋中的219.5平方米划分到姚×3名下”，姚×3、孙×据此有权取得219.5平方米房屋拆迁补偿。一审判决已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共同生活状态及当事人对地上物的贡献大小，酌情确定孙×有权获得40%房屋补偿款，姚×2等四人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亦难以支持。
另，一审判决对各拆迁补偿项目及定向安置房屋所做认定及处理亦属适当，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姚×2等四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50元，由姚×2、赵×1、姚×3、姚×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施 忆
审判员 陈广辉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韩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