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8民终2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
负责人：叶健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敏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金贵，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群达，男，195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入妹，女，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吴丽红，广东御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马平，男，199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立新社区新源路319号锦绣旗峰花园1-9栋商铺138号、139号、148号、149号。
负责人：刘柏球，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向马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7）粤1821民初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3日5时10分许，向马平驾驶沪Ｑ×××××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沿京港澳高速公路由北往南行驶至2092KM（佛冈路段）处时与欧阳海君驾驶的粤Ｓ×××××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粤Ｓ×××××号小型轿车乘车人欧阳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粤Ｓ×××××号小型轿车乘坐人陈某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7年3月8日，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作出清公交认字（2017）第4418904201700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向马平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欧阳海君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欧阳某和陈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欧阳某被立即送往佛冈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诊断为：1、重型颅脑损伤并脑疝：左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双颞顶骨骨折、左额颞顶部及右颞顶部头皮血肿；2、胸部损伤：双肺挫伤，左第1-6肋骨骨折；3、腰2-5左侧横突骨折；4、第2颈椎齿状突、第5颈椎右椎弓骨折；2017年2月6日转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继续治疗，于2017年2月7日经抢救无效死亡。2017年2月28日，经广东清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被鉴定人欧阳某符合交通事故钝性暴力作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本案肇事车辆沪Ｑ×××××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车主是向马平，该车已在广州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赔偿限额为100万元并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在东莞保险公司处购买了赔偿限额为1万元/座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有效期限内。事故发生前，2015年6月5日，东莞蜂巢电子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3800501XJ）成立，欧阳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群达和欧阳入妹夫妇共生育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女欧阳海艳（1986年12月18日出生）、长子欧阳海君（1988年9月22日出生）、次子欧阳某（1990年5月22日出生）。死者欧阳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欧阳群达（父亲）和欧阳入妹（母亲）。事故发生后至今，向马平已支付了赔偿款3万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其余广州保险公司、东莞保险公司均没有支付赔偿款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本案另一名乘坐粤Ｓ×××××号小型轿车的伤者陈某现没有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欧阳某是东莞蜂巢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作、生活在城镇，户籍性质属居民（2016年1月1日开始，湖南省统一登记户籍性质为居民），对方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上记载欧阳某是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事实，因此，依法应当按城镇居民户籍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宜，即34757.20元/年×20年=695144元】；5、丧葬费36329.50元（结合实际情况按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即72659元/年÷12个月×6个月=36329.5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158317.45元（由于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的赔偿项目清单中被抚养人生活费该项只有欧阳群达一人的请求，因此，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只计算欧阳群达一人为宜，结合实际情况按城镇居民户籍标准计算，即25673.10元/年×18.5年÷3人=158317.45元）；7、住宿费1000元（虽然未提供相关的住宿费票据予以佐证，但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欧阳群达、欧阳入妹为处理相关事宜确实发生一定的住宿费用，因此，结合实际情况酌情给付住宿费1000元为宜）；8、交通费1500元（虽然未提供相关的交通费票据予以佐证，但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欧阳群达、欧阳入妹为处理相关事宜确实发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因此，结合实际情况酌情给付交通费1500元为宜）；9、家属办理丧事误工费1000元（结合欧阳群达、欧阳入妹请求及实际情况认定家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欧阳某死亡，其家属精神上遭受极大伤害和痛苦，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因素，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1-10项合计1011756.14元。本案引发的民事赔偿问题，由于本案肇事车辆沪Ｑ×××××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已在广州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赔偿限额为100万元并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有效期限内，因此，依法应当先由广州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有责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10000元内（预留1000元给本案另一名伤者陈某）赔偿9000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在“交强险”有责伤残赔偿限额项下110000元内（预留10000元给本案另一名伤者陈某）赔偿100000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超出“交强险”赔偿部分，由广州保险公司在不计免赔的“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万元内按责任赔偿451378.07元【即（1011756.14元-9000元-100000元）×50%=451378.07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综上，广州保险公司应赔偿560378.07元（即9000元+100000元+451378.07元=560378.07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扣减向马平已支付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的赔偿款30000元后，广州保险公司仍实应赔偿合共530378.07元（即560378.07元-30000元=530378.07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由于本案是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引起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而欧阳群达、欧阳入妹起诉其自身车辆粤Ｓ×××××号小型轿车的投保公司（即东莞保险公司）要求其赔偿的请求，属另一法律关系的商业保险合同纠纷，不属本案民事侵权赔偿纠纷的调整范围，因此，本案不宜作处理；由于广州保险公司依法已足够赔偿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因此，向马平、东莞保险公司在本次民事赔偿诉讼中依法无需再另行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合理合法诉请，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广州保险公司、向马平、东莞保险公司答辩时提出的合理合法答辩意见，依据、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其他答辩意见，依据、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7）粤1821民初552号民事判决：一、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合共赔偿530378.07元给欧阳群达、欧阳入妹；二、驳回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66元，减半收取4783元，由欧阳群达、欧阳入妹负担38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399元。
宣判后，广州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258060.35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提供的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余祥俊出具的《工作证明》无法充分证明受害人欧阳某于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生活收入来源于城镇。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营业执照所载明的法定代表人欧阳某与本案受害人欧阳某同属一人，也未提供受害人欧阳某在该公司工作并实际取得收入的证据及相关的社保缴费记录。余祥俊出具的《工作证明》也未载明受害人欧阳某所从事工作的地址及该工作单位的相关信息，亦未加盖公司公章予以确认，上诉人对该份《工作证明》的真实性存疑，且上述两份证据明显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受害人欧阳某的《佛冈县入院记录》中写明其为无业人员，根据我国相关的户籍管理制度，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均可统称为居民家庭户口，且受害人欧阳某的户籍登记地址为农村，其户口类型也为农业家庭户口，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267208元（13360.40元/年×20年）。二、被上诉人欧阳群达的户籍登记地址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农村，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生活、居住于城镇，且根据被上诉人欧阳群达身份信息，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时长应为18年，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66618元（11103元/年×18年÷3人）。三、涉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向马平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应当调整至25000元以下范围内为宜。
欧阳群达、欧阳入妹答辩称：一、受害人欧阳某为居民户口，且其自2015年10月份至2016年12月份在东莞市从事地面美化工作，于2017年1月份开始担任东莞蜂巢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于涉案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故原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受害人欧阳某的《佛冈县人民医院入院记录》显示病史陈述者为急诊护士，且该记录载明其出生地、籍贯、家庭住址均为广东省佛冈县，明显与事实情况不符，故该记录关于受害人欧阳某为无业人员的记载属于笔误。二、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是受害人欧阳某的扶养人之一，且其户籍性质亦为居民户口，故原审判决结合实际情况认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合法合理。被上诉人欧阳群达于1955年10月23日出生，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为61岁零4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18.5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三、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欧阳某年仅26岁，给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心理上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故原审判决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向马平既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参加本案庭审。
东莞保险公司既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参加本案庭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二审诉讼期间，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该资料载明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阳某的身份证号码为，与本案受害人欧阳某的身份证号码一致。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资料无法证明受害人欧阳某在城镇生活、居住一年以上。
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广州保险公司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认定问题。从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证，受害人欧阳某在事发前在东莞蜂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且该公司的住所地为东莞市长安镇，属城镇规划范围。由此可知，欧阳某在事发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和工作，其生活消费和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故原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问题。因被扶养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于扶养人，扶养人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了被扶养人的生活水平，故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计算标准亦应按照扶养人的收入情况予以确定。而如前文所述，欧阳某的生活消费和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故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确定。且被扶养人欧阳群达于1955年10月23日出生，其在欧阳某死亡时（2017年2月7日）尚未年满62周岁，故上诉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年限为18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此，原审判决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8317.45元，并无不当。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问题。因本次事故造成受害人欧阳某死亡的严重后果，该后果给被上诉人欧阳群达、欧阳入妹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原审判决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171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伟诚
审判员 王 凯
审判员 刘永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古 蓉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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