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旭。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显英，梁旭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御书，梁旭之女。李显英、梁御书的委托代理人梁旭，基本情况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衡南县四大家机关院。法定代表人：邹小敏，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胡光明，该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委托代理人：刘诗宏，该县农村经济管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因与被上诉人衡�县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利息行政义务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10月至1999年2月，原告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及梁旭之亡母屈云先后在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共计存款223200元，其中梁旭11000元，李显英32200元，梁御书103900元，屈云761**元，除屈云697**元存期为三年外，其余存款存期均为二年。1999年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1999]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通知》，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处理、风险自担、稳步推进的原则”，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彻底清理整顿，以确保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1999年4月2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下达湘办发电[1999]27号《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在强调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要求积极兑付,对不能按时兑付的,由当地政府作出书面承诺,偿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1999年4月8日，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该《通告》第四条规定，坚决保护存款户的合法权益，对个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待清理整顿结束后，由政府负责组织兑付，并承诺储户的本金和法定利率不受一分一厘的损失。2009年1月15日，三原告兑付完所有本金后，要求衡南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其支付存款利息未果。2014年10月2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存入衡南县农村基金会�期存款11.73万元应得关账前国家法定利息23863.80元，并赔偿违约金19310.60元。该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衡中法立不字第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1月12日，省高院作出（2014）湘高法立行终字第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该院2014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案件审理期间，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利息45637元，违约金36899元；2015年3月3日该院作出（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仍不服，再次提起上诉。省高院于2015年6月3日作出（2015）湘高法行终字第11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指令继续审理。另查明，屈云系梁旭、梁祚兰兄妹之母，已于2003年8月18日去世；原告梁旭�衡阳市公证处公证证明系屈云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原告梁旭之妹梁祚兰已承诺放弃其母屈云涉案遗产的继承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我国1999年实行对农村合作基金会、互助储金会和供销社股金服务部进行清理整顿后遗留的问题。对该类纠纷的处理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1999]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通知》、湖南省委办公厅下达湘办发电[1999]27号《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处理、风险自担、稳步推进的原则”，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彻底清理整顿，以确保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上述两个联合《通知》尤其�调了对于农户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应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也即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原告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在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兑付完结后，向人民法院诉请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支付其存款利息、违约金97286元。理由是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在1999年4月8日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中，作出了“储户的本金和法定利率不受一分一厘的损失”的承诺，所以衡南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付原告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原告梁旭、李显英、梁御书系原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储户，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如果单从衡南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涉案《通告》的形式看，原告的请求并无不当；但是，从该《通告》的内容和国务院、省政府《通知》的原则规定看�原告的主张是于法无据的。国务院、省政府《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衡南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省政府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兑付储户存款，并未获得给储户兑付存款及利息的授权，事实上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也不是涉案存款的吸收人和管理者，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衡南县人民政府没有向原告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义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户（储户）与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国务院、省政府的《通知》也明确了这一原则。因此，梁旭、李显英、梁御书诉请衡南县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衡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被告没有支付原告存款利息的义务，也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不存在行政赔偿义务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旭、李显英、梁御书要求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梁旭、李显英、梁御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衡中法行初字第69号行政判决；判令被上诉人支付存款利息、违约金共计97286元。被上诉人衡南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有效，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义务。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另查明：衡南县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盘关闭后，通过清产核资属严重亏损状况，无力承担股金利息。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1999]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通知》、湖南省委办公厅下达湘办发电[1999]27号《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的通知》，被上诉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负有承担领导、组织、协调和善后处理的责任。即被上诉人衡南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通告》的主要职责是对个人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进行清理整顿和组织兑付。而农村合作基金会是涉案存款的吸收人和管理者，根据其性质、组织形式，及上述国办、省委办公厅下达的两个文件通知精神，农户（储户）与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衡南�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盘关闭后，通过清产核资属严重亏损状况，无力承担股金利息。在被上诉人组织、协调下，上诉人于2009年底已兑清了所有存款本金。因此，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衡南县人民政府履行支付存款利息和赔偿违约金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旭、李显英、梁御书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国文代理审判员  张 阳代理审判员  李俊颖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 弛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