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1民终3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越，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梓桦，女，198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细明，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忠，广东锦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巍巍，广东锦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巧兰，女，1966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潮州市湘桥区，
上诉人李文越、詹梓桦因与被上诉人丁细明、陈巧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7）粤5102民初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文越、被上诉人丁细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忠、被上诉人陈巧兰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詹梓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直接改判驳回丁细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丁细明、陈巧兰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程序严重错误，采用逾期提交未经法庭出示质证的证据，应予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举证期限内，丁细明仅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6年6月份送货单16份作为证据，而在庭审结束后(已超过举证期限)丁细明又提供了2016年4月及2016年5月的送货单各18份、17份，陈巧兰也提供了多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的规定，丁细明、陈巧兰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证据，并在李文越、詹梓桦不同意质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违反上述规定予以采用并采纳所要证明的内容，属于适用程序严重错误。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对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并予以训诫罚款。丁细明逾期提供的送货单，陈巧兰逾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明显均属于可以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系属于故意逾期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未按上述规定责令其说明理由，并对故意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未予以训诫罚款。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均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于丁细明、陈巧兰逾期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并没有再次开庭，询问是否同意质证，并在法庭上予以出示、质证，而是采用召集三方当事人同时进行询问的方式，明显违反了上述关于证据需在法庭上出示、质证的规定，属于适用程序严重错误。4.一审判决书中多次提到“丁细明提供的35份送货单予以佐证”。佐证的含义为“辅助的证据，无法对争议的事实提供直接的证明”，即予以佐证的材料仍是证据，而一审法院采用未在法庭上出示、质证的材料作为证据，明显违反民事诉讼程序规定，属于适用程序严重错误，应予发回重审。（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直接撤销驳回丁细明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1.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巧兰是否有权代理签收货物，李文越、詹梓桦明确表示没有授权陈巧兰签收货物，丁细明称陈巧兰有代理权签收货物，即双方对陈巧兰是否存在代理权存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显然应由丁细明承担举证责任，而在丁细明无法提供证明存在代理权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强行认定李文越、詹梓桦与陈巧兰存在口头委托关系，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本案剔除未经法庭出示质证的逾期提交的证据，应以丁细明提交的2016年6月份送货单16份作为定案依据，丁细明已自认此16份送货单系陈巧兰签名，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陈巧兰具有代理权代为签收，李文越、詹梓桦也一直主张从未授权陈巧兰代为签收服装辅料；而且从常理上说，李文越、詹梓桦夫妻在工作期间至少有一人在工场管理生产，签收服装辅料都需要夫妻一方进行签收验货，且陈巧兰只是李文越、詹梓桦雇佣的一名普通员工，不可能具有管理、代签收辅料的权力。3.一审判决未经李文越、詹梓桦质证，也未经任何笔迹鉴定程序，就妄自断定2016年4月21日的送货单系李文越签收，2016年5月11日送货单系詹梓桦签收，对此表示疑惑。4.本案中李文越、詹梓桦夫妻已明确自认工场系夫妻共同经营，丁细明、陈巧兰也明确提出工场系李文越、詹梓桦共同进行经营，一审查明也认定“双方开办一服装礼服加工场”，而送货单的抬头“客户”填写只是出卖人的一种标记，且本案中并未得到李文越的质证、认可，并不能以此作为认定债务人的依据，而应按工场系夫妻共同经营的事实进行认定。因此，按照上述认定和日常常理，假如李文越需要购买服装辅料，即夫妻两人均系债务人，而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系詹梓桦一方应承担的债务，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假如败诉也应由夫妻共同负担诉费。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
丁细明辩称，第一，詹梓桦没有到庭，应视为其撤诉，一审判决对其生效。第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李文越、詹梓桦的上诉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陈巧兰辩称，本人是履行职务行为。
丁细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李文越、詹梓桦、陈巧兰立即付还货款人民币12262.5元及该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诉讼费用由李文越、詹梓桦、陈巧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文越与詹梓桦于2012年6月1日在湘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为夫妻关系，双方开办一服装礼服加工厂，该加工厂没有经工商登记，陈巧兰前为该加工厂的员工。李文越与詹梓桦经营的该加工厂素有与丁细明购买服装辅料的生意往来，丁细明于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向该加工厂送加工辅料共16份送货单，合计金额人民币12262.5元，以上16份送货单均由陈巧兰署上“越”字签收。因该16份送货单尚未结算，丁细明向李文越与詹梓桦要求结算未果，遂于2017年1月9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
另查明：上述送货单16份的单据样式统一，单据的抬头“客户”栏注明为“华姐”，丁细明主张“华姐”即为詹梓桦。陈巧兰均在该16份送货单的左下角“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处署上“越”字样。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丁细明提供2016年4月及2016年5月的同样的单据样式统一及单据的抬头“客户”栏注明为“华姐”送货单各18份、17份，欲证明2016年4月和2016年5月的送货单已经结清及根据其与李文越、詹梓桦的交易习惯，送货都是丁细明出具送货单及送货的名称和规格，除了2016年4月21日的送货单由李文越亲自签收，2016年5月11日的送货单由詹梓桦亲自签收之外，其余均由李文越、詹梓桦的员工陈巧兰在收货人一栏签上“越”字，即陈巧兰是代李文越、詹梓桦签收货物。李文越称其无法确认其上述35份送货单，因其与丁细明2016年4月和5月结清的送货单均被其销毁掉。陈巧兰对丁细明提供的该35份送货单无异议。李文越主张陈巧兰于2016年6月中旬即离职，陈巧兰主张其于2016年6月30日下午16时领完工资才离职，并提供其与微信名称为“明”的聊天记录截图1页，主张微信名称“明”为丁细明，证明其在李文越和詹梓桦经营的工厂根据职务于2016年6月17日及2016年6月23日向丁细明下单购买服装辅料；提供其与微信名称为“倪太假@硪配合不了倪”的聊天记录截图1页，主张微信名称“倪太假@硪配合不了倪”为李文越和詹梓桦经营的工厂员工谢湘如，证明2016年6月28日其还在李文越和詹梓桦经营的工厂上班负责管理，工厂员工谢湘如请假还须向其请假；提供其与微信名称为“一心一意”的聊天记录截图1页，主张微信名称“一心一意”为李文越与詹梓桦经营的工厂员工映珠，主张映珠2016年6月27日问其工厂是否还有发货，证明其2016年6月27日还有在工厂上班。丁细明对陈巧兰提供的上述材料无异议，认为陈巧兰系职务行为；李文越对陈巧兰提供的上述材料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陈巧兰还主张一直都是詹梓桦要求其下订单和签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谁是本案讼争货款人民币12262.5元的债务人。丁细明主张其向李文越、詹梓桦的工厂送货的服装辅料共计16单，货物为李文越、詹梓桦雇佣的员工陈巧兰代为签收，并在送货单的左下角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由陈巧兰署上“越”字确认，丁细明为其主张提供16份送货单作为依据。从该16份送货单的内容看，单据抬头“客户”栏均写上“华姐”字样；丁细明还提供2016年5月、4月同样的单据样式统一及单据的抬头“客户”栏注明为“华姐”的送货单共计35份送货单予以佐证双方的交易习惯；李文越不予确认，但其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反驳；陈巧兰对丁细明所提供的上述送货单均无异议。陈巧兰主张其受雇于李文越、詹梓桦，其在16份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栏中签名系受詹梓桦委托，丁细明也主张16份送货单所载明的货物由李文越、詹梓桦开办的工厂员工陈巧兰签收，认为陈巧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陈巧兰庭审中也主张系由詹梓桦要求其下订单及签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陈巧兰在16份送货单的左下角“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栏处署上“越”字样，从日常买卖交易有关单据的惯常写法看，经手人处的签名人通常代表系该人经手接收货物，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陈巧兰签收本案16份送货单，经手接收16份送货单所载明的货物。
另一方面，李文越否认其有委托与詹梓桦经营的工厂员工陈巧兰签收货物，且主张陈巧兰于2016年6月中旬即离职，陈巧兰对该离职时间予以否认，主张其于2016年6月30日下午离职，并提供微信截图材料予以证明其与工厂其他员工在2016年6月中下旬的信息往来及其根据职务性质于2016年6月17日、2016年6月23日向丁细明下单购买服装辅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文越对其主张的陈巧兰离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但李文越对其主张没有举证证明，依法不予认定。对于陈巧兰提出的其系由詹梓桦要求下订单及签单的主张，詹梓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及举证质证权利；李文越对陈巧兰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供证明予以证明。且从丁细明提供予以佐证的35份送货单中的日期为2016年4月21日的送货单据看，该单由李文越亲自签收；从日期为2016年5月11日的送货单据看，该单由詹梓桦亲自签收，该两份送货单从侧面证明，李文越与詹梓桦对送货单的抬头“客户”栏均填写“华姐”名字的情况也是知悉的，但均从未提出异议。另外，从日常买卖交易有关单据的惯常写法看，单据的抬头通常即是买方，经手人处的签名人通常代表系该人经手接收货物，但该人不一定就是货物的买受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的规定，结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证据，可予确认陈巧兰系受詹梓桦口头委托，代理签收丁细明所送的案涉16份送货单的货物，詹梓桦即为与丁细明买卖服装辅料的买受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詹梓桦应对陈巧兰的签收货物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规定，丁细明与詹梓桦之间的买卖服装辅料业务，双方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各方的陈述及丁细明提供作为证据的案涉16份送货单，可以认定丁细明与詹梓桦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詹梓桦作为该服装辅料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有给付货款的义务，系本案讼争货款12262.5元的债务人。
李文越与詹梓桦系夫妻关系，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李文越与詹梓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上述规定的两种除外情形，故上述债务应认定为李文越与詹梓桦的夫妻共同债务，丁细明请求李文越与詹梓桦共同承担清偿还款义务，依法可予支持。丁细明请求陈巧兰与李文越和詹梓桦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文越、詹梓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丁细明货款12262.5元；（二）驳回丁细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6元，由詹梓桦负担。詹梓桦负担的上述受理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李文越与詹梓桦于2012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为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开办一服装礼服加工厂，该加工厂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李文越、詹梓桦经营的该加工厂有与丁细明发生购买服装辅料的生意往来。丁细明于2016年6月1日至6月30日向该加工厂送加工服装辅料共有16份送货单，每份送货单上均标明价款，合计金额人民币12262.5元，以上16份送货单均由该加工厂的员工陈巧兰署上“越”字签收。后丁细明向李文越、詹梓桦催讨该款未果，遂于2017年1月9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依法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上诉人詹梓桦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已依法作出裁定按其撤回上诉处理。
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主要的争议焦点是陈巧兰在送货单上签收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
李文越上诉称一审法院采用丁细明及陈巧兰逾期提交且未经法庭出示质证的证据，适用程序严重错误，请求发回重审。经审查，丁细明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2016年6月份16份送货单证明李文越、詹梓桦尚欠其服装辅料款人民币12262.5元。李文越对送货单上陈巧兰代签行为提出异议，否认曾授权其员工陈巧兰在送货单上签名。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3日庭审结束后，同月4日陈巧兰向一审法院提供多份微信记录截图以佐证有关事实，同月5日丁细明向一审法院提供已经双方结算的2016年4月及2016年5月的同样的单据样式统一的送货单共35份佐证与李文越、詹梓桦的交易习惯大部分均是陈巧兰代为签收“越”字。同月22日一审法院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询问（詹梓桦没有到庭），李文越对丁细明、陈巧兰庭审结束后提供的佐证材料发表了意见，并没有对证据提出时间提出异议,而在二审上诉状中提出。因丁细明、陈巧兰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又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不当；且上述证据不是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现二审不予以采信，故对李文越上诉请求发回重审的意见不予以采纳。综合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丁细明提供的涉案16份送货单，可对陈巧兰在送货单上签收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陈巧兰主张其在送货单上签收是履行职务行为，李文越主张其没有授权陈巧兰在送货单上签收，且陈巧兰在2016年6月中旬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文越对其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依据予以证明，应对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于陈巧兰系李文越、詹梓桦共同经营的工厂雇佣的员工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故可认定涉案16份送货单的签收时间系在陈巧兰受雇于李文越、詹梓桦期间，陈巧兰的签收行为是代表李文越、詹梓桦履行职务的行为；可认定李文越、詹梓桦与丁细明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尚欠货款应由李文越、詹梓桦共同偿还。一审法院判决由李文越与詹梓桦共同偿还丁细明货款人民币12262.5元并无不当，但判令一审案件受理费由詹梓桦本人承担不当，本院予以调整。
综上所述，李文越、詹梓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主文正确，应予维持。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元，由李文越、詹梓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元，由李文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泽华
代理审判员 刘建荣
代理审判员 陈 烨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