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民终11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鞍山红烈农业市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景山大道300号2-全部。
法定代表人：陈方伦，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宪成，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华，男，195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兴，江苏高尔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烈，男，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红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8号府苑小区A座1-5层。
法定代表人：刘红烈，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泗洪县红利来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经济开发区千岛湖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红烈，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马鞍山红烈农业市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红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振华、刘红烈、宿迁市红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红烈公司）、泗洪县红利来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洪红利来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1初字6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鞍山红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依法驳回张振华全部诉讼请求，马鞍山红烈公司对刘红烈涉及的债务不承担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该案刘红烈与张振华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关系，而非借贷关系。2、三份借款协议和三份最高额担保函内容都是虚构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不是借款。张振华与刘红烈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利益，该担保行为无效。
张振华辩称，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借款协议、担保函上借款人签字、担保人的公章都是真实的，借款协议和担保函均应依法成立。马鞍山红烈公司无证据证明刘红烈与张振华恶意串通。马鞍山红烈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未作答辩。
张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刘红烈立即归还借款本金9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500万自2013年1月19日起，400万元自2013年1月29日起，50万元自2013年2月27日起均至实际付清之日按月息2%计算）；2、判令刘红烈支付违约金145万元；3、判令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与马鞍山红烈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请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月18日，他与刘红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由刘红烈向他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18日至2014年11月18日，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若逾期刘红烈承担借款金额15%的违约金。同日，他向刘红烈转账500万元。2013年1月28日，他与刘红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由刘红烈向他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月28日至2014年11月28日，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若逾期刘红烈承担借款金额15%的违约金。同日，他向刘红烈转账400万元。2013年2月26日，他与刘红烈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由刘红烈向他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2月26日至2015年2月26日，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若逾期，刘红烈承担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同日，他通过银行转账向刘红烈提供了50万元的借款。2013年1月18日、2013年6月26日，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与马鞍山红烈公司分别为刘红烈在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的借款范围内向他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借款到期后，刘红烈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本息。为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现特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振华为证明本案的借贷与担保事实，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张振华与刘红烈于2013年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载明：刘红烈向张振华借5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1月18日至2014年11月18日。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按季支付。若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则需承担按本息金额15%的违约金；
2、张振华与刘红烈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一份借款协议，载明：刘红烈向张振华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1月28日至2014年11月28日。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按季支付。若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则需承担按本息金额15%的违约金；
3、张振华与刘红烈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刘红烈向张振华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3年2月26日至2015年2月26日。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按季支付。逾期则另行加收利息金额20%的违约金；
4、银行汇款凭证3张及银行流水查询单，证明张振华于2013年1月28日向刘红烈交付了500万元，于2013年1月28日向刘红烈交付了400万元，于2013年2月26日向刘红烈交付了50万元；
5、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作为担保人于2013年1月18日向张振华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以及马鞍山红烈公司作为担保人于2013年6月25日向张振华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共三份，三份担保函均载明：债务人刘红烈与债权人张振华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债务人的主债务为：债权人向债务人在2013年1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连续提供的借款（各笔借款金额及期限以借条为准），借款金额在前述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1500万元整为限。担保人愿意为债务人的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除主债务外，还及于由此产生的一切利息、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所要的诉讼费、律师费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6、张振华与刘红烈（手机号为153××××9838）于2015年9月23日的短信记录如下：张发送给刘“还款计划。本人刘红烈于2013年1月至3月，向张振华借款4笔，合计人民币1015万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共结欠本金1015万元，利息650万元，合计1665万元。现订还款计划如下：1每月归还本金30万元，利息20万元，从下月开始。2未归还本金，按年息百分之十二计算支付。3违约责任：为按期归还本息，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评估拍卖费等费用。欠款人：刘红烈。2015年9月25日”。“请你按此要求抄写后，将原件寄与我”。次日，刘回复张“张总好，我目前的困境你知道的。你现在要让我每月还款等于睁眼说瞎话，写此条我认为毫无意思和必要，你的担心我明白，我也铭记于内心，待以后宽松时先考虑归还你，但对于向你所借款总金额我认可，至于利息待我以后有能力还款时再算不迟，并以此短信为凭证。”张振华明确本案主张的950万元是双方短信中所指的1015万元借款中的3笔。
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3组证据中借款协议上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三份借款协议均是事后补写的，落款时间均是虚假的；对第4组证据中转账记录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并不是借款；对第5组证据中的三份担保函上的签字盖章真实性无异议，但系张振华事先填写好让其签字盖章的，落款时间也是虚假的；对第6组证据中的短信记录不认可其真实性，认为“153××××9838”不是刘红烈的手机号。
马鞍山红烈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3组证据中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三份借款协议系事后补签。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款项为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对第5组证据中马鞍山红烈公司的最高额担保函上张振华的签字与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而无效；对第6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马鞍山红烈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张振华提供的三份借款协议和三份担保函上除刘红烈签字外的其他书写笔迹是否在同一时间内形成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因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以及马鞍山红烈公司对借款协议及担保函上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仅是认为系事后补签的。法院认为，借款协议及担保函的出具时间并不影响各方对借款协议及担保函约定内容的确认。马鞍山红烈公司要求对借款协议及担保函上除刘红烈签字外的手写部分内容是否在同一时间内形成进行鉴定，但该鉴定意见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借款协议及担保函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影响，没有进行该鉴定的必要，故对马鞍山红烈公司的上述鉴定申请，法院不予采纳，故法院对张振华提供的三份借款协议及担保函（第1-3组、第5组）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双方对张振华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第4组）的真实性无异议，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庭审中，刘红烈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占青先是否认“153××××9838”是刘红烈的号码，不清楚是谁的，后当法庭向其询问刘红烈的手机号码时，代理人无法提供刘红烈的手机号码并表示都是刘红烈联系他的，再结合张振华提供的“153××××9838”号码的充值发票，该发票载明的名称为刘红烈，由此法院认定“153××××9838”号码系由刘红烈在使用，张振华提供的其与刘红烈的短信往来记录的真实性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未提供证据。
马鞍山红烈公司为证明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系股权转让纠纷，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恶意串通，通过补签借款协议和担保函将债务转嫁他公司，故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刘红烈与张振华于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证明刘红烈将其持有的“马鞍山红烈农业市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20%的股份（2000万元，其中已到位400万元，未到位1600万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振华，同时该股份所含该公司的债权债务份额一并转让给张振华，张振华自愿接收该股份。同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张振华向刘红烈支付的95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并非借款。股权变更后，刘红烈还占有马鞍山红烈公司9%的股权；
2.张振华与宿迁红烈公司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张振华将其持有的马鞍山红烈公司20%的股份（2000万元，其中已到位400万元，未到位1600万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宿迁红烈公司。同日，马鞍山红烈公司的股东由马鞍山昊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51%）、刘红烈（9%）、张振华（20%）、费庆和（20%）变更为宿迁红烈公司（90%）、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10%）。
张振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上其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他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的，刘红烈转让给他的马鞍山红烈公司20%的股份仅是他替刘红烈代持，实际上仍然是刘红烈实际持有该股份；对第2组证据中股份转让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对马鞍山红烈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双方对第1组证据中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对于第2组证据，张振华对转让协议上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无关，双方可以通过另案诉讼解决，故在本案中法院不予理涉。
一审法院认为，
争议焦点一、关于借款协议与最高额担保协议的效力问题。
四被告认为，借款协议、最高额担保合同无效，理由如下：
1.借款协议、最高额担保函均是刘红烈与张振华事后签订的，目的是为了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以表面的借款形式掩盖刘红烈与张振华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以达到将债务转嫁给马鞍山红烈公司的非法目的。该借款协议、最高额担保函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2.担保函属于从合同，因借款合同无效而无效；
3.马鞍山红烈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系刘红烈私自盖章，该担保行为没有经过他公司股东会决议，张振华与刘红烈均作为马鞍山红烈公司的股东，对未经过股东会决议以公司提供担保是明知的。因此他们的行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不管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还是效力性规定担保函都是无效的。
张振华认为借款协议及最高额担保函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1.借款协议、担保函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张振华按约交付了借款。
2.马鞍山红烈公司出具担保函的时候，张振华已经不是该公司股东，而且公司法十六条第二款只是管理性规定，他没有义务去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并不能因未经过股东会决议而否认担保行为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马鞍山红烈公司主张刘红烈与张振华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但其提供的公司章程以及张振华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证明其上述主张，马鞍山红烈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恶意串通事实存在的可能。故对马鞍山红烈公司关于双方恶意串通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虽然马鞍山红烈公司提出借款协议系事后补签，但即使是事后补签也不影响认定借款协议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出具的两份《最高额担保函》系担保人为其股东刘红烈之负债向债权人张振华作出的担保行为。作为公司组织及公司行为当受公司法调整，同时其以合同形式对外担保行为亦受合同法及担保法的制约。对该担保函效力的认定，因其并未超出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行为的范畴，故应首先从合同法相关规定出发展开评判。关于合同效力，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法人主体，其合同行为在接受合同法规制的同时，当受作为公司特别规范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公司法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外，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故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虽未就此事召开过股东大会通过《最高额担保函》，在主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并不影响两份《最高额担保函》的效力。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及庭审中马鞍山红烈公司的陈述，在马鞍山红烈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上载明的出具时间，刘红烈与张振华均不是马鞍山红烈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公司为刘红烈对张振华的借款提供担保不违反法律规定，马鞍山红烈公司主张该担保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因此，马鞍山红烈公司出具的担保函亦为有效。
争议焦点二、张振华支付给刘红烈的950万元的性质。
张振华认为他支付给刘红烈的950万元系借款，他与刘红烈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他与刘红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代持。
马鞍山红烈公司认为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仅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振华交付给刘红烈的950万元系交付的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认定该950万元为基于借款协议交付的借款，理由如下：1.三份借款合同上约定的借款期限与借款金额与张振华支付给刘红烈的三笔款项在时间和金额上完全吻合，但与股份转让协议上约定的转让款金额无法对应；2.刘红烈将未全额出资的股权转让给张振华，张振华明知该股权存在瑕疵仍以2000万元的价格受让不符合常理；3.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的短信往来记录可以证实刘红烈对张振华于2013年1月至3月向其出借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该借款事实与张振华所主张的本案借款在时间亦相吻合，且刘红烈未能举证证明他与张振华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4.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与马鞍山红烈公司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中对张振华向刘红烈在2013年1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连续提供的借款这一事实进行了明确，该借款事实与张振华提供的借款协议相印证。说明担保人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与马鞍山红烈公司对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的借款事实是明确知晓的。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振华已按约向刘红烈交付了合同项下的借款，双方之间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担保单位出具的三份担保函亦属有效。现刘红烈的借款均已届还款期限，刘红烈应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双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现张振华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法院予以支持，故刘红烈应立即归还张振华借款本金950万元并承担500万元自2013年1月19日起、400万元自2013年1月29日起以及50万元自2013年2月27日起均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关于张振华主张的违约金，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振华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借款利息已经得到了支持，逾期利息部分已达年利率24%，如再计算违约金，总费用则将超过年利率24%，故对张振华主张的违约金法院不予支持。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应按照担保函的约定对刘红烈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一、刘红烈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张振华借款本金950万元，并承担500万元自2013年1月19日起、400万元自2013年1月29日起以及50万元自2013年2月27日起均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泗洪红利来公司、宿迁红烈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分别在1500万元范围内对刘红烈应承担的上述第一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张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8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7830元，由张振华负担8700元，由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负担12913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中，马鞍山红烈公司申请对张振华提供的和刘红烈签署的三份借款协议，泗洪红利来公司、宿迁红烈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向张振华出具的三份最高额担保函中全部书写记录的书写工具、所使用的墨水、书写人和书写笔迹以及签约时间是否在同一时间内书写及其真实性应予鉴定。张振华则不同意，认为担保函上的单位公章是真实的，不需要进行鉴定。
二审另查明，工商资料显示，2013年10月12日，马鞍山红烈公司股东再变更为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占10%，赵守仁27%、颜叙忠36%、陈方伦9%、天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8%。
二审再查明，原告陆琴诉被告刘红烈、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4）锡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案中法院查明，2013年5月15日，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通知，准予将马鞍山红烈公司1530万元股权办理质押登记。2013年12月1日，费骁、陆琴作为甲方与乙方刘红烈、丙方宿迁红烈公司、丁方泗洪红利来公司、戊马鞍山红烈公司签订《民间借款担保合同》。该案审理中，马鞍山红烈公司提供一份刘红烈书写的《说明》，证明担保非马鞍山红烈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涉案借款与马鞍山红烈公司无关。法院要求马鞍山红烈公司讲清《说明》来源，马鞍山红烈公司称系直接向刘红烈索取，上面有刘红烈签名，且内容均是刘红烈书写。最后法院判决：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对刘红烈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事实由（2014）锡民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工商资料、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张振华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张振华与刘红烈签订的三份借款协议及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关于950万元的借贷合同真实、合法、有效。马鞍山红烈公司上诉认为，张振华与刘红烈之间关于950万元的借贷合同是不真实的、虚假的，950万元的转让款是股权转让款，无证据证明，本院对马鞍山红烈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张振华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分别向张振华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这三份最高额担保函上刘红烈的签名及公司印章都是真实的，也可以证明张振华与宿迁红烈公司、泗洪红利来公司、马鞍山红烈公司之间的担保合同真实、合法、有效。马鞍山红烈公司上诉认为最高额担保函是虚假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马鞍山红烈公司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马鞍山红烈公司该上诉理由也不予支持。
二审中，马鞍山红烈公司再次要求对借款协议及担保函是否在同一时间内形成及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一审法院认为鉴定结论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借款协议及担保函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影响，没有进行该鉴定的必要，是正确的。第二，虽然刘红烈在一审答辩中称不存在借款事实，三份借款协议和三份担保函均是后补的，但是，一审判决后，刘红烈并没有上诉。第三，马鞍山红烈公司为刘红烈提供担保，并不是个案，现有证据证明，马鞍山红烈公司在同时段还为刘红烈向其他债权人提供担保。第四，在（2014）锡民初字第74号案件中，马鞍山红烈公司也提供了一份刘红烈书写的《说明》，这次，刘红烈在一审时也进行了抗辩，认为不是借款，是股权转让款，且协议是后补的，但是，刘红烈无法推翻自己出具的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担保函，退一步说，如刘红烈所言，借条和最高额担保函是后补的，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以前借贷合同是口头的，后来可以补办手续，以前没有担保的，事后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甚至补强担保。综上，马鞍山红烈公司要求进行相关鉴定，完全没有必要。
综上所述，马鞍山红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130元，由马鞍山红烈公司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伟
审判员 潘晓峰
审判员 李 飒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程夫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