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5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从勇（曾用名汪丛勇）。
委托代理人陈智福，重庆市大足区棠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玲。
委托代理人陈智福，重庆市大足区棠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邦伦（曾用名邓帮伦）。
委托代理人谢全安，重庆利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邓国川。
原审被告汪霜。
委托代理人陈智福，重庆市大足区棠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汪从勇、汪玲与被上诉人邓邦伦、原审原告邓国川、原审被告汪霜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足法民初字第01622号民事判决。汪从勇、汪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9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汪从勇、汪玲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智福，邓邦伦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全安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邓邦伦系邓国川之父，汪从勇系汪玲、汪霜之父，汪玲系汪霜之姐。邓国川与汪霜认识后曾于2013年1月21日订婚，但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双方解除婚约各自与他人结婚组建了家庭。2014年元月2日，汪从勇与汪玲向邓邦伦出具了欠条2张，该2张欠条均由证明人李某书写（证明人李某时任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天河村4组组长），分别载明：“今欠到邓帮伦子女退婚款贰万元正（20000元），限于2014年元月30日送还，如到期不还，按1分利息计算，此据属实。欠款人汪从勇、汪玲（签名），证明人李某（签名），大足县金山乡天河村第四村民组（印章），2014年元月2日”；“今欠到邓帮伦子女退婚款肆万元正（40000元），定于2014年12月30日前归还，如到期不还，按2分利息计算，希遵照执行，此据属实。欠款人汪从勇、汪玲（签名），证明人李某（签名），大足县金山乡天河村第四村民组（印章），2014年元月2日。”上述欠条出具后，汪从勇、汪玲并未按照欠条载明的时间支付相关款项。
一审庭审中，对于2张欠条上载明的欠款，邓邦伦陈述是汪从勇在汪霜与邓国川婚约期间，向邓邦伦借款24800元用于修房，邓国川向汪从勇支付彩礼35000元，邓国川为汪霜购置项链首饰、拍摄婚纱照等花费28000元。之后双方通过结算邓邦伦和邓国川只要求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归还其中的6万元即借款和彩礼。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对此予以否认，并陈述汪从勇没有收到35000元的彩礼，汪从勇借款的实际金额是24800元，是在邓国川与汪霜形成婚约之前所借。之后该24800元被邓邦伦和邓国川当做了彩礼赠与给了汪从勇、汪玲和汪霜；24800元之外的款项都是邓国川与汪霜婚约期间花费的费用；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出具欠条时受到了邓邦伦和邓国川的威胁，被迫在欠条上签字。
邓邦伦和邓国川在一审中诉称：邓国川系邓邦伦之子，汪玲、汪霜系汪从勇之女。邓国川与汪霜于2013年1月21日建立恋爱关系后，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向邓邦伦和邓国川借了部分现金，邓邦伦和邓国川给付了汪从勇、汪玲和汪霜部分彩礼。2013年12月28日，双方解除婚约，并在证人李某的见证下达成协议：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应于2014年元月30日前送还2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归还4万元并约定了逾期利息，但至今汪从勇、汪玲和汪霜未按约归还相关款项。现邓邦伦和邓国川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汪从勇、汪玲和汪霜连带支付邓邦伦和邓国川有关款项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元月3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付清为止；另以4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2月3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汪从勇、汪玲和汪霜负担。
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在一审中辩称：不认可所欠邓邦伦和邓国川6万元的事实，该6万元款项内容不清，不应当支付利息；汪霜和邓国川也没有建立恋爱关系，只认可24800元的借款，并已归还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汪从勇与汪玲出具欠条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
合法的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约定清偿债务。债务人一方为二人以上的，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本案中，邓国川与汪霜有过婚约但双方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后双方解除婚约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包含借款、赠与、买卖或婚约财产等内容。故在双方解除婚约后的2014年元月2日，汪从勇与汪玲向邓邦伦出具的欠条2张，实际上包含了借款等多种债权债务关系。汪从勇与汪玲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自己在欠条上签名摁印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该2张欠条上不仅有欠款人汪从勇与汪玲的签名和摁印，也有时任村民小组的村干部证明人李某的签名和村民小组的印章，其形式相对客观；且汪从勇、汪玲和汪霜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实其在该2张欠条上签名或摁印时曾受到邓邦伦和邓国川的胁迫，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责，故该2张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予以认可。虽然前述欠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因邓国川与汪霜的婚约所引发，但汪玲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应视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债的法律关系，其作为债务人承担债务清偿义务的意思表示清楚明晰。故汪从勇与汪玲在欠条上的签字认可，可视为其与邓邦伦就双方的债权债务所作出的重新确认，汪从勇与汪玲作为债务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返还欠款，其至今尚未返还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汪霜未在欠条上签名或摁印，不能将其作为共同债务人予以确认，故汪霜不应承担返还义务。由于欠条上已经明确指定邓邦伦为债权人，并未指定邓国川作为债权人，故邓国川并不享有要求汪从勇及汪玲返还欠款的合法权利。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邓邦伦和邓国川自愿表示放弃要求汪从勇、汪玲和汪霜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其对自己享有的实体权利所作出的合法处分，其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和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从勇与被告汪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邓邦伦欠款60000元；二、驳回原告邓邦伦、邓国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50元（已减半），由汪从勇与汪玲共同负担。
宣判后，汪从勇、汪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邦伦、邓国川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邓邦伦、邓国川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2014年1月2日下午，邓邦伦、邓国川邀约十几人到汪从勇家，名为解除婚约实为闹事，后在邓邦伦、邓国川等人的胁迫下，在当晚11点左右汪从勇、汪玲被迫在见证人李某书写的2张欠条上签字，出具欠条并不是汪从勇、汪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胁迫而为，因此该欠条不合法不应当受法律保护；2、本案不是合同纠纷，而是婚约财产纠纷，邓邦伦和汪从勇、汪玲并不是婚约缔结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邓邦伦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1、欠条是双方在汪从勇家，并在汪从勇所在生产队队长李某的见证下所写，不存在胁迫；2、即使存在胁迫，汪从勇、汪玲也可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未行使；3、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因为双方既有借款又有彩礼，在统一结算后确定了具体数额，还约定了利息，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属于债务纠纷，现汪从勇、汪玲未按其承诺事项履行自身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审审理中，汪从勇、汪玲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证明：2014年1月2日晚上10点多钟，汪从勇的大女儿汪玲和女婿找到他，称邓邦伦来退婚，想请他去做见证。李某到汪从勇家后，按邓家的意思写了欠条，他并不清楚所欠60000元是如何组成的。汪从勇最初不认可欠了这些钱故不签字，后来汪玲对汪从勇说如果他不签字邓家的人就不走，汪从勇才在欠条上签了字。在这件事情后，双方又在他的主持下就还钱的事情调解过一次，但未达成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证人李某的证言，不能充分证明汪从勇、汪玲系胁迫在欠条上签字的事实，即使汪从勇、汪玲在当时对方人多的情形下，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欠条上签了字，也可以通过当时或事后报警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请求撤销等途径进行救济，但汪从勇、汪玲均未行使其权利，故本院对汪从勇、汪玲上诉认为系胁迫签订欠条的理由不予认可。另对于汪从勇、汪玲上诉认为本案主体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欠条载明的欠款60000元是双方对借款、彩礼、邓国川在恋爱期间为汪霜花费的费用等所有费用的最后结算金额，汪从勇、汪玲在签订欠条后与邓邦伦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笔欠款的收款主体和给付主体不一定必须是婚约的双方当事人，而且按农村给付彩礼的传统习俗也基本是婚约双方的家长在给付和收取，故汪从勇、汪玲上诉认为本案主体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汪从勇、汪玲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玲
审 判 员 师玉婷
代理审判员 张晋鹏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江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