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黄冈中民一终字第003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习之，务农。
委托代理人张柳，系罗田县河铺镇大河埂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昌洪，务农。
委托代理人雷世毕，湖北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徐习之为与被上诉人徐昌洪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一案，不服罗田县人民法院（2014）鄂罗田民一初字第00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林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亚东、宋顺国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6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习之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柳，被上诉人徐昌洪及其委托代理人雷世毕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徐习之妻子高淑辉系徐昌洪之母高情宜侄女。2013年5月12日，高淑辉与高情宜发生纠纷后，高情宜于当天突发疾病死亡。徐昌洪认为高情宜死亡系与高淑辉发生争执诱发疾病所致，要求徐习之赔偿因此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2013年5月13日，罗田县河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出所、司法所及河铺镇大河埂村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朱厚山、治保主任徐习东（系徐习之弟弟）、双方的亲属高国煊共同参与调解。徐习之未参与调解，其弟弟徐习东代徐习之与徐昌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徐习之一次性赔偿高情宜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共计72000元，此款限签订协议时付清”，徐习东代理徐习之在该协议上签字，并于当天支付了赔偿款。后徐习之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要求变更2013年5月13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由徐昌洪返还赔偿款42000元。
原审认为，徐习东代徐习之签订赔偿协议时并无授权，因徐习东与徐习之系兄弟关系且自始至终参与了调解过程，在调解协议上明确注明“徐习东（代笔）”后又将徐习东名字划去，补签“徐习之”。徐昌洪并不知道徐习东无代理权，主观上无过错，其作为合同相对人有足够理由相信徐习东有代理权。因此，徐习东与徐昌洪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徐习之承担。该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徐习之按调解协议内容全部履行，应当认定其知道徐习东代理其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并对该调解协议进行了追认。徐习之提出该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显失公平的情形，故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徐习之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习之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上诉提出：1、徐昌洪母亲去世与本人无任何因果关系，高淑辉虽是本人妻子，但在法律上属不同的民事责任主体，2013年5月13日的调解协议书将本人作为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是错误的，该协议对本人没有约束力；2、徐昌洪母亲意外去世后，徐昌洪将死者担到上诉人家停尸闹丧要挟，2013年5月13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3、本人未委托徐习东出面调解此事，徐习东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本质特征，原审认为徐习东代理嫂子高淑辉更是毫无依据；4、事发第三天，本人回家后弟弟徐习东告知已按调解人员和村支书的意见垫付了72000元赔款，本人后来看到调解协议就认为协议内容不合法，本人将72000元支付给徐习东换回收条，并不代表对调解协议的全部追认；5、徐昌洪母亲高情宜去世与高淑辉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人本来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但抱着息事宁人、友好相处的态度，本人愿意适当补偿30000元，故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徐昌洪返还赔偿款42000元。
上诉人徐习之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加盖有“罗田县河铺镇大河埂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书面证明材料一份，主要内容为高情宜与高淑辉发生纠纷的经过以及处理纠纷、签订赔偿协议的经过，高情宜死亡后其子女停尸闹丧胁迫签订赔偿协议，徐习之没有委托徐习东参与调解；
证据二、1976年5月15日《社员自留地登记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高淑辉没有过错；
证据三、加盖有“罗田县河铺镇大河埂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书面证明材料一份，主要内容为“徐习之全家无固定收入来源，徐习之夫妻均年满60周岁，身体不好，农业生产仅仅勉强糊口，家庭生活本来较困难。因2013年5月13日向徐昌洪支付72000元巨额赔偿款后，导致家庭负债累累”，拟证明徐习之支付赔偿款后家庭生活困难；
证据四、2011年11月3日罗田县河铺镇人民政府《当选证书》复印件一份，主要内容为“徐新春同志在2011年度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大河埂村第八届村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任期三年”，拟证明徐习东并不是治保主任，原审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徐昌洪未在法定答辩期内递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当庭质证，被上诉人徐昌洪对上诉人徐习之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三有异议，认为出具该书面证明材料的人员不明，且村委会印章由徐习之弟弟徐习东管理，存在利害关系。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拟证明目的。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徐习之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三虽加盖有村委会印章，但出具该书面证明材料的具体人员不明，真实性不能确定。证据二为复印件，来源不明且无原件核对，真实性亦不能确定，故证据一、证据二和证据三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四只能证明徐新春当选村委会治保委员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徐习东是否为村委会治保主任的事实，不能达到拟证明目的，故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根据原审已质证的证据（徐昌洪提交的罗田县公安局河铺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对徐昌洪与徐习之调解说明》，主要内容“调解时由徐习之委托徐习东全权处理，特别是达成最后的赔偿数额时徐习东在征得徐习之的同意下才代为签订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并没有威胁和诱导双方当事人，协议是通过双方充分协商达成的……”，该证据加盖罗田县公安局河铺派出所印章并有参与调解的民警汪志刚签名），本院另查明，徐习之委托徐习东与徐昌洪签订2013年5月13日的人民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徐习之委托徐习东参与调解，以徐习之名义与徐昌洪签订调解协议的事实，有参与调解的公安机关证实，徐习东的行为是接受徐习之委托的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徐习东代理签订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徐习之承担；
2013年5月13日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组织主持下，由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该协议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其他协议无效的情形，故该协议为有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该协议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徐习之要求变更调解协议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有权对自己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和民事程序权利进行处分，徐习之与其妻高淑辉在法律上虽属不同的民事责任主体，但徐习之参与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的调解活动，并自愿承担其妻高淑辉的民事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徐习之上诉提出其不是调解协议当事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徐习之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事实清楚，但认为徐习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有误，但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徐习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 俊
审判员 黄亚东
审判员 宋顺国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董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