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渝行申6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福仙，女，1955年2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戴明昌，男，1953年3月16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系杨福仙丈夫。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新华西路。
法定代表人云高举，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郭细妹，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云霁，重庆云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行署街。
法定代表人徐江，区长。
委托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福仙因诉重庆市黔江区社会保险局（简称黔江区社保局）医疗保险行政回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简称黔江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4行终第1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福仙申请再审称，第一，杨福仙通过本案行政复议已经知晓了原黔江区医保局并入黔江区社保局的事实，故现继续要求行政机关出具《医疗保险接续卡》已无实际意义，杨福仙愿意放弃该项请求，但仍然坚持要求黔江区社保局依法退还从2013年起至2017年重复多缴纳5年的医疗保险费共14425.20元的请求。第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存在遗漏。根据劳动部的三个医改配套文件以及黔江区实施的《大病统筹试行办法》及其他法律解释可知，黔江区是从1994年5月1日起开始试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即将大病医疗费用实行社会统筹。1999年，国务院又将该办法作为扩面改革的先进经验推向全国。2011年，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将该政策确定为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根据社会保险法释义第二条以及黔江区下发的大病统筹文件的规定看，黔江区下发的《大病统筹试行办法》的内容完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定义，该办法属于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法律解释。据此，黔江区社保局依据该办法征收的大病统筹费应当依法认定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解释依据存在遗漏从而导致其他事实认定错误。第三，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严重不足。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城厢供销社在补缴“三费”之前，是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报送《缴费申报表》、《代扣代缴明细表》的，上述材料是解决本案待证事实“三费”险种的组成情况和缴费职工组成情况的唯一有效证据，更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履行缴费登记职责而必须应有的证据。杨福仙为了证明城厢供销社为其缴纳了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事实，在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就已向黔江区社保局提出了明确的举证要求，但�江区社保局将上述证据隐藏至今不予举示。故杨福仙有理由认为黔江区社保局系故意隐藏相关证据，以掩盖“三费”险种和参保人员的事实真相。一、二审法院在无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待证事实作出主观认定，显属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第四，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系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与原答复相同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和其在2013年6月18日作出的黔江医保函〔2013〕5号《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关于杨福仙请求落实医保权益的回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一、二审判决认定两个行政行为不是针对相同事实和理由作出的答复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福仙的上诉请求。
黔江区社保局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第一，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二者也不是新旧制度替代关系。首先，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资金来源、缴费主体、实施目的、适用范围、实施时间等多个方面都完全不同，黔江区社保局在一、二审中已提供了确凿的事实证据和大量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充分阐述。其次，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大病医疗费用统筹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杨福仙认为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办法就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第二，杨福仙于2009年10月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09年10月23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同意其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经核查，从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杨福仙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年限为7年，不存在重复缴费的事实，黔江区社保局征收医疗保险费的行为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三，黔江区社保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黔江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和相关的财务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城厢供销社历年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及该单位改制时对社会保险征缴和医疗保险费的清算和缴纳的材料、法院判决书等证据，均能证明原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的7年零5个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不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黔江区社保局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无故意隐藏和伪造证据的事实，也不存在超期举证的问题，杨福仙主张适用推定的事实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四，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与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不属于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首先，两次回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同。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针对杨福仙提出的要求将其参加企业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年限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及是否不再缴纳医疗保险，终身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以及报销特病门诊医疗费等请求，原黔江区医保局按照该案的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政策作出的回复。而本诉回复是针对杨福仙申请履行出具接续卡的行政职责以及要求返还所谓多缴的医疗保险费的请求，黔江区社保局按照本案的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政策作出的回复。其次，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原黔江区医保局自行撤销而并非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本案回复是根据杨福仙重新提出的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并非依法院的生效判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驳回杨福仙的再审申请。
黔江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第一，杨福仙认为大病统筹缴费年限应作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的主张无政策、法�规定，一、二审判决认定正确。杨福仙没有提供可将大病统筹缴费年限作为或者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的任何政策和法律依据，黔江区政府也没有查阅到该类依据。实际上，原劳动部1992年颁发的《关于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意见》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有企业职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试行办法》规定的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统筹，与前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间在缴费主体、法律属性、缴费基数和比例等方面均不同，其应属于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第六项规定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第二，杨福仙主张黔江区社保局故意隐藏证据、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属于企业改制补缴费用的历史账务核实问题。由于本案时间跨度大，期间又涉及机构分立与合并。黔江区社保局在作出具体�政行为及行政复议期间，只针对申请人提出其原单位城厢区供销社为其缴纳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并要求将此作为申请人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计算的问题进行核实和举证，黔江区社保局在复议期间举示的职工工资花名册、银行进账单、财政专户缴款凭证、财政专户进账清单、社保局记账凭证等，充分证明原城厢区供销社补缴的“三费”，不包括申请人主张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故黔江区社保局不存在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同时，因杨福仙在复议和诉讼中多次改变其主张，黔江区社保局按法院要求补充了财务凭证和协议等证据，清楚的证明了原城厢供销社2001年补缴的331621.80元的具体组成，黔江区社保局不存在故意隐瞒证据的问题。第三，因2002年1月1日，黔江区才开始施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故杨福仙推定原城厢区供销社补缴的“三费”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具合理性。第四，杨福仙主张黔江区社保局做出的本诉回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不是基于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的，也非基于自行撤销原行政行为之后作出的。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诉回复与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是基于杨福仙两次不同的申请作出的答复，且其两次申请的请求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均不相同，两次答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也不相同，故上述规定依法不适用于本案。第五，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福仙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国务院于1998年12月颁发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中明确要求，各地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12月5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和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的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1〕120号），规定在统筹区范围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重庆市黔江区未列入上述统筹区范围。经查，重庆市黔江区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杨福仙原系黔江县城厢供销社职工，于1977年9月参加工作，于2001年9月与供销社解除劳动关系，于2004年8月退休。在杨福仙工作期间，其工作单位为杨福仙缴纳了7年零5个月的大病医疗统筹费用（1994年5月至2001年9月）。2009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重庆市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渝府发〔2009〕29号)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为男年满30年、女年满25年，其中本人按规定实际缴费年限必须满10年。参保人员2003年12月3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视同医疗缴费年限。”本案中，杨福仙从2010年1月1日起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计缴纳了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间无重复缴费记录。黔江区社保局据此作出行政回复，认定杨福仙无重复缴费记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并无不当。杨福仙于2016年6月6日向黔江区社保局提交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黔江区社保局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本案被诉回复，存在超期答复的程序性瑕疵。但该程序瑕疵轻微，对当事人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杨福仙不服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向黔江区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黔江区政府立案后，向杨福仙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向黔江区社保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经依法审理后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黔江区政府的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程序性规定，并无不当。
杨福仙所称“黔江区社保局依据《大病统筹试行办法》征收的大病统筹费应当依法认定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再审申请理由缺乏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且其曾以上述理由提起行政诉讼，其诉求亦为法院生效判决驳回。杨福仙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杨福仙所称“其提交的2001年10月16日原城厢供销社以ＸＸ亮名义补缴“三费”的《�国农业银行进帐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城厢供销社为杨福仙缴纳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费”的再审申请理由。杨福仙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城厢供销社补缴的上述“三费”中包含了杨福仙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且在原城厢供销社补缴上述“三费”时，黔江区尚未开始施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故杨福仙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杨福仙所称“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本案被诉回复和其在2013年6月18日作出的黔江医保函〔2013〕5号《重庆市黔江区医疗保险局关于杨福仙请求落实医保权益的回复》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的再审申请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本案中，黔江区社保局作出的�述两个行政回复系基于杨福仙的两次不同申请而作出，且杨福仙两次申请的理由和请求在形式上均不相同，黔江区社保局依据杨福仙的两次不同申请作出的两个行政行为在事实和理由上也不相同。同时，黔江医保函〔2013〕5号回复系由黔江区社保局主动撤销，并非经法院判决撤销，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杨福仙的上述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杨福仙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福仙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 彦
审 判 员 谭秋勤
代理审判员 许 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熊其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