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并民终字第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甲40号。
法定代表人陈胜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苗国宾，山西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晋祠路甲40号。
法定代表人陈胜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鑫，山西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18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程飞，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必高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机场大道郑村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冯常洪，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崔王伟，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娟，女，汉族，住太原市万柏林区。
委托代理人庞海青，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田渝生，女，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代理人庞海青，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秦建中（系田渝生之夫），男，汉族，住重庆江北区。
委托代理人庞海青，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高公司）与原审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亨运公司）、原审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秦建中、原审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千年公司）、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下达（2013）万民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后，新千年公司、新亨运公司、亨运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亨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苗国宾，上诉人新千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程飞，上诉人亨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鑫，被上诉人必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王伟，原审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秦建中的委托代理人庞海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经审理查明，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由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何娟、田渝生四个股东组成。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40%，第三人田渝生占注册资本的30%，第三人何娟占注册资本的20%，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0%。2012年9月，第三人何娟、田渝生在股东会上向公司其他股东提出转让股权的意向。同年10月9日，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分别向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表明“拟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万元。请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是否同意的书面答复，在期限内未作答复的，视为同意，如不同意，第三人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在股权转让通知书发出的期限内，第三人山西新千年工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山西亨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均未作答复。2012年11月13日，第三人何娟与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何娟将其持有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于原告，转让价款240万元。同年11月14日，第三人田渝生与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第三人田渝生持有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于原告，转让价款360万元。随后，原告按约向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但是，被告以公司章程规定，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不得对外转让出资为由，不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另查明，被告在庭审中未提交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系国家公务员的证据，对第三人秦建中的隐名股东身份，被告提交了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山西煤炭工业厅纪检组谈话笔录，在该笔录中，秦建中陈述其是实际股东代表，其爱人田渝生担当股东名义。但在庭审中，被告陈述秦建中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以上事实，有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通知书、银行付款凭证、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山西煤炭工业厅纪检组谈话笔录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原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根据该条款，股东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出资时，应当向公司其他股东通报其转让出资的意向，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愿意出资购买转让股东的出资的，在相同条件下有优先购买出资的权利；如果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也未要求出资购买转让股东的出资，即视为同意转让，股权转让合同同时生效。第三人法人股东不同意第三人自然人股东转让股份，在同等条件下也不出资购买转让的出资，应视为同意股权转让，故第三人何娟、田渝生与原告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争议焦点二、关于行使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价格问题。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并无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一方面也是为股东退出公司留有余地，并尽可能地使该股东的投资财产价值实现最大化。转让股东与第三方所达成的价格条件作为依据并无不妥。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享有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二、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山西洪达必高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签发50%的股权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将第三人何娟、田渝生持有被告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亨运公司等上诉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没有依据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的特别规定，而是片面适用《公司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认定第三人何娟、田渝生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法》第72条第4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此款作为《公司法》第72条的兜底性条款，充分的考虑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和性、尊重了公司章程的权威性、保障了公司股东的决策性。再依据山西新亨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第13条的规定：“股东已缴纳的出资允许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因此，本案第三人何娟、田渝生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在未经全体股东同意情况下没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引用《公司法》第72条第2款来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新千年公司在收到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的委托代理人送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后均未作答复。事实上通过庭审查明，上诉人、第三人新千年公司在2012年9月召开股东会时、在收到《股权转让通知书》后，在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审的法院开庭时均明确表示：不同意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秦建中的对外转让股权行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对外转让股权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方可；上诉人、第三人新千年公司均为国有性质企业，受让股权需经评估后方可受让股权。而原审判决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认定上诉人、第三人亨运公司未作答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对第三人秦建中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事实未予认定。庭审过程中，原审被告向人民法院递交了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纪检组的谈话笔录，足以证明第三人秦建中为重庆长安集团公司处级领导干部，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参照《公委员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相关规定，不得参加营利活动、不得投资经商办企业。同时参照中纪委的相关文件，第三人田渝生、秦建中系夫妻，田渝生持有公司股权应该退股或者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但不能转让给公司以外的其他人。而原审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对第三人秦建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未予认定。3、被上诉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银行付款凭证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签字页股权转让方何娟、田渝生的签字笔迹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司章程》《授权委托书》的签字笔迹完全不同。上诉人、第三人新千年公司一致认为该份《股权转让合同》属于虚假合同。对此，上诉人在一审及发还重审中当庭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及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的签字委托进行笔迹签定，以确定上述签字是否属于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的真实签字。但一审法院完全不顾上诉人代理人的申请，认定该股份转让合同生效。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第三人何娟、田渝生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依据该份证明材料记载：被上诉人先后向第三人何娟、田渝生支付了“劳务费”60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金600万元。原审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人民法院对股权转让金是否真实付款进行调查，但原审法院未予准予，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前提下，认定被上诉人向第三人何娟、田渝生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600万元。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认定案件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在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必高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原《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关于股权转让通知的规定，无必然关系。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该通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应属于管理性规定。因此，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是否履行通知义务，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没有必然关系。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虽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同意”，但并未对《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同意”的解释作出另行规定。因此，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章程仅排除了《公司法》第72条第2款第1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适用，而对《公司法》第72条第2款关于“同意”的解释，因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章程并未约定，故对于股东“同意”的解释仍然适用相应的规定。原审法院据此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二、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通过原审庭审调查可知，本案中，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向答辩人转让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的股权之前，就其股权转让事项曾于2012年10月9日书面通知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征求其同意，但其他股东在接到该书面通知之日起，无论是在三十日内还是在届满三十日后，均未予答复。因此，根据《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无论上诉人新千年公司、上诉人亨运公司是在收到股权转让通知后三十日内未答复，还是答复不同意转让但又不购买的，两种情形均发生法定的视为其同意的法律效力。故答辩人受让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的股权事项，已获得上诉人新亨运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符合上诉人新亨运公司《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转让的程序规定，答辩人受让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的股权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秦建中并非上诉人新亨运公司股东，是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新亨运公司、上诉人新千年公司、上诉人亨运公司主张原审第三人秦建中系上诉人新亨运公司实际股东及其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审查的核心是答辩人是否因继受方式取得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的股东资格，而非原审第三人秦建中是否是上诉人新亨运公司实际股东，故原审法院对秦建中身份不予认定并无不当。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确系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亲自签署，且系两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对此已经调查核实，上诉人的说法毫无依据。答辩人确实已经向原审第三人何娟、第三人田渝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至于银行付款明细的误漏，不能否认答辩人已经付款的事实。答辩人是否付款与答辩人无关，如果真欠付出让股权股东的转让款，也是与出让股权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影响答辩人对上诉人新亨运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问题。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何娟、田渝生、秦建中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新享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同意”。表明新亨运公司的股权是可以流动的，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为体现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我国《公司法》72条第2款规定，股东在履行一定的通知义务后，可以强制转让其股权，其他股东要么同意这一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要么自己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何娟、田渝生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就向洪达必高转让股权事宜书面通知被告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视为同意转让，因此，上述股权行为已通过法定程序取得了全体股东的同意，没有违反被告公司《章程》。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章程》并未排除适用《公司法》72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不排除适用，公司《章程》未作规定的，应该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所称的2012年9月召开的股东会是在收到《股权转让通知书》之前，本案一、二审，发还重审系在被上诉人洪达必高公司公司与何娟、田渝生交易股权之后，两个时间节点均不在上诉人亨运公司、新千年公司收到《股权转让通知书》后30日内，上诉人亨运公司、新千年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发还重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交其在该30天内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任何证据。在本案一审期间、重审期间、本次开庭前，法庭以及省煤炭厅就上诉人亨运公司、新千年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组织了多次调解，在第三人何娟、田渝生做出大量让步的情况下，上诉人亨过公司、新千年公司仍不购买该股权，事实证明上诉人亨运、新千年公司根本没有受让该股权的诚意。2、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的情况，秦建中与田渝生为夫妻关系，田渝生以其家庭财产投资新亨运公司，工商登记将股权登记在田渝生名下并享有投资权益，说明田渝生系新亨运公司的实际股东而非名股东。被告方向法庭提交的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山西省煤炭工业厅纪检组与秦建中的谈话笔录中秦建中提到“我爱人田渝生担当股东名义”，“股东名义”并不等同于“名义股东”。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山西省工业厅纪检组2012年对新亨运公司股东投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论已向相关人员宣读，结论为新亨运公司股东田渝生、何娟的投资及股东身份属实。我国《公务员法》禁止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该规定针对的是公务员，秦建中无论是否是新亨运的股东，其仅是国有企业处级干部，不属于规定调整的范围。3、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及价款的支付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发还重审阶段开庭前，法庭通知第三人田渝生、何娟、秦建中及相关人员裴嬿到庭，就田渝生、何娟、秦建中的身份问题，《股权转让合同》、《章程》、《授权委托书》字迹的真实性证实了田渝生、秦建中为重庆长安集团退休职工，何娟为山西第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上述签字均为田渝生、何娟本人签署，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章程》签字系由何娟、田渝生委托裴嬿签署。洪达必高公司在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付款凭证，完全是必高公司财务人员及银行办理人员的技术处理问题。而且，股权转让价款是否支付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影响本案的判决。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决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原判查明的事实存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关于被上诉人必高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先后向第三人何娟、田渝生支付了“劳务费”600万元的问题，经二审对何娟、田渝生询问，其表示收到“劳务费”600万元即为股权转让金600万元。认可本案在原一、二审、发回重审诉讼阶段的委托授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同的法律适用。本案上诉人新亨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13条的规定：“股东已缴纳的出资允许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看出，股东可以转让股权，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如有一方反对则不能向外转让。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围绕股权转让这一法律行为，股东的股份转让权利保护、其他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保护和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三者在此交汇，它们都是民商法律追寻的目标和价值。股权的对内和对外转让是股东本来就享有的重要权利，对股权流转的限制本身就会减损股权的财产价值，因此，除法律的明文规定外，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应被轻易否定。股东对其他股东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有限公司人合性而由法律预先设定的权利，它既是维系公司人合性的保障，又是股权自身所包含的内容和股东享有的既得利益。因此，《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的问题是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同后法律适用的问题，首先，《公司法》肯定和鼓励股权资本的流动，对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作出了过半数股东同意的限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在《公司法》规定之外设定的对股权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条件不应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发生根本性冲突，否则，《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则没有必要存在；其次，本案《公司章程》设定的对股权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条件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同意”，该规定并没有排除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不同意转让股权又不购买的的股东，依法应视为同意转让股权，说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本身并不冲突，这与公司人和性并不矛盾。被上诉人必高公司和原审第三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并非无效。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结果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二审上诉费，由各上诉人自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涛
审判员 孙广金
审判员 郝文晋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