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撤2号原告：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世纪城**团**写字楼商业******。法定代表人：姚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贵州千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楠，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飞山街祥源大厦******。法定代表人：闵君儒。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倩颖，贵州信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刚，贵州信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住，住所地：贵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营盘路**>法定代表人：帅远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林，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水泥公司）诉被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黔灵支行）、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工矿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刚、被告工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增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南水泥公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原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被告工矿公司提供的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8500000元、36500000元权利质押编号分别为:01221347000150363700、010929959000234343097)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被告承担本案以及原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30日，贵阳中院就农商行黔灵支行诉工矿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作出(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西南水泥公司作为出质应收账款之债务人，非因自身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直到2019年4月17日被强制执行，才得知此案。而原审判决确认的西南水泥公司应付账款的债权以及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有效性等事项上存在严重错误，产生了重复清偿的法律后果，严重损害了西南水泥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应当撤销。一、西南水泥公司因不能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法律关系为农商行黔灵支行为贷款合同关系中债权人、工矿公司为债务人，此为主债。同时，为担保主债权的实现，债务人将其对西南水泥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出质，设立质权；因此，农商行黔灵支行也是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的质权人、工矿公司为出质人，西南水泥公司为第三债务人，此为从债。基于此法律关系，西南水泥公司与原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于权利质权中出质债权的金额，在原案审理过程中工矿公司曾对应收账款的数额提出过抗辩，但原审判决认为，虽然工矿公司称应收账款金额不确定，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在办理质押登记之前有变动，故对其抗辩不予采信。西南水泥公司作为这两笔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本可以举证证明两笔应收账款的金额情况，但原审法院却并未通知西南水泥公司参加诉讼、查明事实。直到2019年4月，农商行黔灵支行申请强制执行后，执行法院扣划西南水泥公司款项时，西南水泥公司才知道原审判决的相关情况。因此，西南水泥公司未参加诉讼并不具有可归责性。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应收账款金额为36500000元，质押登记编号为010929959000234343097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错误，质押权对应的应收账款从未发生，原审判决相关认定错误。1、质押登记记载的应收账款从未发生，质权未设立。涉案010929959000234343097质押登记证上记载，工矿公司提供基于其与西南水泥公司签汀的合同编号为ZGSXS2015000号煤炭买卖合同形成的价值为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设置质押。事实上，西南水泥公司从未与工矿公司签署过任何一份编号为ZGXS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出卖人工矿公司从未向买受人交付过该合同项下的任何买卖物，双方之间亦未有基于此合同所生债权。“应收账款”本属于合同之债，故以应收账款出质时，债所对应的基础交易关系应当真实、合法并且特定。且担保的形成必然以质物存在为前提，如作为质物的应收账款从未存在，设立在该账款之上的质权自始不能成立。2、盖有西南水泥公司印章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记载的ZGSXS20150001《销售合同》不存在，相关应收账款自始不存在。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双方从未签署过编号为ZGSXS20150001的煤炭买卖合同。而且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对账的《询证函》显示,2015年2月1日，西南水泥公司一共只欠工矿公司13101631.28元，不可能如《应收账款确认书》所述在2015年2月3日在所谓“ZGSXS20150001煤炭买卖合同”项下欠工矿公司3650万。就该事项，工矿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函》该承诺函表明相关应收账款并不存在，仅为办理贷款需要的手续，相关责任由工矿公司承担。综上，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相关010929959000234343097质押登记证质押登记错误，相关应收账款债权不存在，质权未设立。原审判决确认原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被告工矿公司提供的金额为36500000元，质押登记编号为010929959000234343097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的应收账款金额为8500000元，质押登记编号01221347000150363700的应收账款之债因清偿而消灭，该债权出质之质权亦随之消灭。首先，原审判决8500000元应收账款质押对应的质押合同为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以下简称《850质押合同》），该合同签订于2014年1月27日，同日农商行黔灵支行为该笔应收账款办理了质押登记。但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的《应收账款确认书》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记载内容为截至当天西南水泥公司欠工矿公司12271394.72元。从2014年1月1日-2014年1月26日，西南水泥公司共计向工矿公司付款7笔，共计11005726.64元。即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签署并办理质押登记时，应收账款未获清偿之部分只有1265668.08元，并不是12271394.72元。其二，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截止2017年12月31日青州西南水泥仅欠工矿公司货款350万元(含出质及未出质的其他债权)及保证金30万元。上述380万元也于2019年3月，被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02执3570-3号执行裁定书及(2018)黔0102执3570-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其作为工矿公司的应收账款予以划扣，用于清偿工矿公司的其他债务。此被动清偿行为已消灭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之前的全部债权，即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也已全部偿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被告工矿公司提供的金额为850000元，质押登记编号为01221347000150363700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认定错误。四、应收账款金额为8500000元，质押登记编号为01221347000150363700的应收账款与工矿公司对农商行黔灵支行的涉案债务之间没有对应担保关系8500000应收账款质押相关州西南水泥盖章《应收账款确认书》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记载内容为截至当天西南水泥公司欠工矿公司12271394.72元，而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之间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签署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同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还签署了《850质押合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银承字01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根据该承兑协议开具银行汇票为7张金额为33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工矿公司如期还款并未产生违约。原审判决认定出现违约的承兑汇票开立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金额1700万),2015年3月18日(金额3300万)，开票依据的协议为2015年2月11日签署的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银承字020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以下简称《2015承兑协议》)。涉案债务的产生，违约均发生在850万应收账款质押1年之后。《850质押合同》并非最高额质押合同，为针对特定债权的普通质押，仅针对质押合同签署时已经存在的特定债务提供担保，而不能及于未来发生的债务，即《2015承兑协议》项下的涉案债务不在《850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原审判决认定该笔应收账款为《2015承兑协议》项下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承担保证责任，事实认定错误。五、农商行黔灵支行从未通知西南水泥公司向其清偿债务，原审未予查明，显属错误。由于作为第三债务人的西南水泥公司被隔离于在主债务人工矿公司与债权人农商行黔灵支行之间的主债之外，不得获悉其履行情况。因此，当主债务人工矿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致使担保债权未获清偿时，应收账款质权人贵阳农商行黔灵支行负有对第三债务人西南水泥公司的通知义务，其有义务通知第三债务人向自己清偿。如农商行黔灵支行未尽通知义务，对第三人债务人已清偿部分的债权，不可再行追索，以免发生重复清偿的后果。但原案审理中，对农商行黔灵支行是否通知西南水泥公司向其清偿债务这一重要事实却未予查明，显属错误。综上，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原审判决第三项确有错误，损害了原告的民事权益，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答辩称，一、农商行黔灵支行与工矿公司签订有书面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间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期间，授信金额五千万元，本案的债务系工矿公司依据综合授信合同的约定承兑汇票所产生的债务，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符合合同约定。二、2018黔01民初441号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依据，系2014年01001号质押合同以及2015（02001）号合同，原告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两份，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两份，证书尾号分别是3700、3097的两份，以及原告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三份，其中两份权利质押合同明确记载所对应的主合同是综合授信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手续中记载的主合同编号也是（2014）01001号。因此，4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权利质押合同以及质押登记并非是针对承兑协议，而是针对综合授信合同，在应收账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三、原告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款均明确记载农商行黔灵支行与工矿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同金额以及尚欠的货款，并承诺货款均支付到工矿公司名下尾号9555的账户中。如未支付到该账户，原告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四、农商行黔灵支行在441号案件中已出示银行承兑汇票、粘单、托收凭证、利息清单及以及工矿公司的还款情况已证实了工矿公司尚欠款项情况；五、本案的原告在441号案件中并非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441号案件中法院依据农商行黔灵支行、工矿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以认定441号案件的事实，并未侵害原告的权益。被告工矿公司答辩称，若如原告所称质押登记错误，应当另案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2019）黔01执295号执行裁定书；（2019）黔01执295号告知书。拟证明：西南水泥公司为原审判决的第三人，非因自身原因未参加诉讼，直到款项被执行法院扣划才知道原审判决。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质证称，对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未参加诉讼的原因。对于执行裁定书及告知书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提起了执行异议但被驳回。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组：（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及其附件1、2；010929959000234343097质押登记证书；贵州西南水泥与工矿公司之间签署全部煤炭买卖合同；询证函5份。拟证明：3650万应收账款不存在，相关质押登记错误，质押权无效。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质证称，对权利质押合同及质押登记证书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编号问题是笔误原因造成的，不导致质押登记无效。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载明的事实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证书上记载的事实一致，可以认定原告尚欠被告工矿公司货款的事实；本案质押的应收账款确实存在，对于煤炭买卖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农商行黔灵支行不是合同交易的双方且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五份询证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询证函上记载的数据恰好能证明工矿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煤炭交易的事实。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五份询证函的真实性需要核实。在2014年4月14号，有我公司盖章但无我公司相关人员签字，需要庭后核实。第三组：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以及附件；01221347000150363700质押登记证书；贵州西南水泥向工矿公司付煤炭款的明细以及全部付款凭证。拟证明：850万应收账款已经结清，质押权已经灭失。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于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及01221347000150363700质押登记证书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权利质押合同前言部分明确记载该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为综合授信合同。质押登记证书记载的也是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441号判决中产生的债务均系01002号合同下所产生的债务，因此441号判决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对于付款凭证三性均不予认可，交易双方及付款方均不是农商行黔灵支行。原告提交的付款记录表系其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要求。对于该表中体现的付到工矿公司尾号是9555的账户中，时间是2015年并非2014年1月1号到26号之间，且出具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的时间是2013年12月31日，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目的。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四组：《综合授信合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银承字020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工矿公司垫款情况清单。拟证明：850万应收账款质押对应的主债权为结清，原判决中工矿公司逾期的贷款与850万应收账款质押没有对应关系。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所有债权债务产生的主合同为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本案中签订了两份质押合同，所对应的主合同系综合授信合同非承兑协议。所质押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是850万和3650万，综合授信合同下所产生的承兑汇票也只有这两笔，因此441号案件认定事实清楚。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五组：1、《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确认应收账款的必经前置程序。增值税专用发票需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章”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工矿公司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都盖有发票专用章。工矿公司提交证据中的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假票。2、《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均采用自身统一制备、可反复使用、也方便签约的企业格式文本。原告在2013～2015年期间使用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贵阳农商行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内容完全不同。3650万应收账款出质所依据的《煤炭购销合同》与850万元出质所依据的合同也显著不同。贵阳农商行所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不具有真实性。3、煤炭销售合同配套过磅单、化验单、发热值检测单。拟证明，真实的煤炭交易需要进行过磅、验货、检测发热值等。只有买卖合同无货物交付证据，并不能证明应收账款存在；贵阳农商行无法证明应收账款存在。4、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盖章的合同签章部分；拟证明：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供的《煤炭购销合同》上签字的“赵静涧”不是贵州西南水泥的员工，其长期工作生活在成都，其不可能在2015年1月1日在贵阳农商行提供的ZGSXS2015000合同上签字。真实的赵静涧的签字用肉眼就可以分辨与贵阳农商行提供的ZGSXS2015000合同不符。5、《证人证言》及附件；拟证明：出质应收账款3650万元以当时的煤炭含价格510元/吨对应的煤炭数量为7.16万吨，如此巨大的供货量工矿公司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完成，市场也没有任何一家煤矿具备如此生产能力。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质证称，该组证据并非本案质押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交易产生的票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且交易的签章并非是本案的工矿公司，对于所提交的五份购销合同，交易对象并非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对于过磅单、化验单等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可以证明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之间存在煤炭交易的行为。对于合同签章部分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及附件不予认可，出具该证言的证人系西南水泥的副总裁，与西南水泥公司具有重大利益关系，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达不到证明目的。附件均是范本，对此附件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西南水泥公司所有的煤炭购销合同均采用统一的合同版本，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被告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律师证、律所函，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及委托代理人身份。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及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二组：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拟证明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金额￥50000000元，具体种类及金额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差额部分额度为人民币25000000元，使用方式：循环使用，余额控制。借授信期限自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综合授信合同对逾期罚息利率、争议管辖等进行了约定。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实是合同条款。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应收账款确认书（2份）、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一初始登记（2份）（编号01221347000150363700及编号0192995900234343097）、煤炭购销合同3份（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ＺＧＳＸＳ2015000）、合同签订清单1份、增值税发票10张；拟证明：1、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该权利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85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物保管费、乙方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质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质权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原告于2013年12月31日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书面《应收账款确认书》、确认其与工矿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2份（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合同合计金额5376万元，现原告尚欠工矿公司款项12271394.72元，且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原告承诺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将该笔款项支付到工矿公司账号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否则原告全权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应收账款质押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一初始登记（编号01221347000150363700），出质人为本案工矿公司、质权人为本案农商行黔灵支行，质押对应主合同为编号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签订清单共同证明原告与工矿公司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应收账款来源于该煤炭购销合同。2、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该权利质押合同对应的主合同为综合授信合同。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物保管费、乙方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质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质权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原告于2015年2月3日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书面《应收账款确认书》、确认其与工矿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编号ＺＧＳＸＳ20150001，改编号应为笔误，实际编号为ＺＧＳＸＳ2015000），合同合计金额每月2200万元，现原告尚欠工矿公司款项36500000元，且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原告承诺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将该笔款项支付到工矿公司账号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否则原告全权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应收账款质押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编号0192995900234343097），出质人为本案工矿公司、质权人为本案农商行黔灵支行，质押对应主合同为编号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煤炭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共同证明原告与工矿公司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应收账款来源于该煤炭购销合同。原告西南水泥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不认可，我方没有找到盖章的登记表，两份应收账款确认书及5000号合同来源不清楚，目前没有我方盖章记录，需核实。关于尾号为036、093两份煤炭销售合同同与我方提交证据一致，5000号合同与我司合同体例不一致。被告工矿公司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经庭审举证及本院核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编号为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综字01002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综合授信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授信种类为开设银行承兑汇票，差额部分额度为2500万元，使用方式为循环使用、余额控制。（一）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的相关情况2014年1月27日工矿公司依据《综合授信合同》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承字01001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双方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年质贷字01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工矿公司以850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原告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85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之前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后附由西南水泥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我单位于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1日与贵阳工矿物资总公司（销售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贰份合同合计金额为5376万元，合同标的为无烟煤。该合同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且该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贸易争议。该合同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方已按照签订《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并已形成应收账款，现我公司欠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款项12271394.72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保证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承诺将该笔应付账款支付到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收回专户内，账号为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内，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同日双方就85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编号为：01221347000150363700）载明：工矿公司与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交易合同编号ＧＺＸＮＧＹ2013036、ＧＺＸＮＧＹ2013093形成的应收账款12271394.72元的应收账款作质押。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承诺上述合同确认书签订后将该笔款项支付到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的应收账款回款专户20×××55。若支付到其他账户西南水泥公司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XNGY2013036）约定，工矿公司为西南水泥成员企业瓮安县玉山水泥（厂）有限公司生产所需供煤，收货人名称为瓮安县玉山水泥（厂）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5000吨/月（其中11月份4000吨，12月6000吨，具体以需方实际书面通知为准）。付款方式为先货后款，每月月底供需双方结算确认后开具相应发票，需方收到供方开具的发票验收合格后需方办理结算手续以转账、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该合同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签订清单载明，GZXNGY2013036合同供货时间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合同总金额为3960万元。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GZXNGY2013093）约定，工矿公司为西南水泥成员惠水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所需供煤，收货人名称为惠水西南水泥有限公司。供货数量为2000吨/月（具体以需方实际书面通知为准）。付款方式为先货后款，每月月底供需双方结算确认后开具相应发票，需方收到供方开具的发票验收合格后需方办理结算手续以转账、汇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该合同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合同专用章。工矿公司与西南水泥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签订清单载明，GZXNGY2013093合同供货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合同总金额为1416万元。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及工矿公司未提交上述二份煤炭购销合同原件，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表示，认可850万元质押登记对应的合同的真实性。对于850万元质押对应的应收账款债务，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主张其已于2014年1月26日（质押登记前）支付11005726.64元，并在此后陆续支付结清了所欠工矿公司的全部债务。对此，原告提交了其向工矿公司的支付煤矿的凭证，其中以下三笔为支付至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的20×××55账户中：1、2016年3月30日转账支付50万元；2、2016年12月22日转账支付936987.94元；3、2017年12月20日转账支付50万元。其余款项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其余款项均未支付至上述20×××55账户。（二）关于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的相关情况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依据《综合授信合同》与农商行黔灵支行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承字020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同日双方签订筑农商（黔灵支）行2015年质贷字02001号《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工矿公司以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对农商行黔灵支行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何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后附由西南水泥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书》，载明：“我单位于2015年1月1日与贵阳工矿物资总公司（销售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ＺＧＳＸＳ20150001，合同金额为每月2200万元，合同标的为原煤。该合同具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且该合同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有效，贸易争议。该合同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方已按照签订《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并已形成应收账款，现我公司欠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款项3650万元，该笔款项不存在权属争议等限制情况。我公司保证自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承诺将该笔应付账款支付到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在贵行开立的应收账款收回专户内，账号为20×××55，不得支付到其他账户。如支付到其他账户内，我单位全权承担赔偿责任。同日双方就3650万元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编号为：0192995900234343097）载明：工矿公司提供基于其与西南水泥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ＺＧＳＸＳ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所形成的价值3650万元的应收账款作为履行筑农商（黔灵支）行201401002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的编号为ZGSXS2015000号的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工矿公司作为供方，西南水泥公司作为购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供方将货送达购方指定货场，按购方通知每月40000吨，未约定煤炭单价。该合同复印件显示工矿公司在出卖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西南水泥公司在买受人处加盖公章，并有“赵静涧”签字。被告农商行黔灵支行及工矿公司均未能提交该合同原件，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主张该合同中西南水泥公司的印章及签字均为伪造。在被告未能提供原件的情况下不申请对公章司法鉴定。农商行黔灵支行诉工矿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工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农商行黔灵支行承兑汇票垫付本金15315455.48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2日为8655320.07元，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汇票垫付本金15315455.48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工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起十五日内偿还农商行黔灵支行承兑汇票垫付本金4005564.55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2日为2517629.05元，之后的逾期利息以汇票垫付本金4005564.55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三、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对被告贵阳市工业矿业物资总公司提供的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8500000元、36500000元；权利质押编号分别为01221347000150363700,01929959000234343097)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灵支行的其余诉讼请求。（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2月11日，工矿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申请承兑金额1700万元，2015年2月12日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开立承兑汇票18张，金额合计1700万元。2015年3月18日，工矿公司向农商行黔灵支行提交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申请承兑金额3300万元，同日农商行黔灵支行向工矿公司开立承兑汇票7张，金额合计3300万元。该案中，工矿公司作为被告答辩称，因质押权在设立时质权对应的金额不确定，因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应收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此，法院认为虽然被告称应收账款金额不确定，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两笔应收账款金额在办理质押登记之前有所变动，故对其该抗辩，不予采信。该判决生效后，农商行黔灵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4月2日向西南水泥公司发出告知书，通知西南水泥公司：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将西南水泥公司账户内7597491.08元划至本案专用账户。原告西南水泥公司认为上述判决第三人存在错误，损害其合法权利，故提起本案撤销之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质押的两笔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而西南水泥公司作为该两笔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人，与该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西南水泥公司在2019年4月17日本院向其发出告知书后六个月内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权是否已消灭；二、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是否真实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西南水泥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发出《应收账款确认书》，确认西南水泥公司与工矿公司签订二份购销合同后已形成应收账款12271394.72元，并承诺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工矿公司在农商行黔灵支行开立应收账款收回专户，账号为：20×××55。该《应收账款确认书》加盖了西南水泥公司印章。原告西南水泥公司对该《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主张不能确定该《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的公章是否是公司真实印章，但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原告未向本院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印章系伪造，故本院认定《应收账款确认书》属于西南水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原告主张其已陆续将欠付工矿公司货款支付完毕，由于西南水泥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1日确认尚欠工矿公司货款并承诺将该货款支付至农商行黔灵支行专用账户20×××55中，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在煤炭购销合同确定的供货期（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并未将欠付货款支付至上述应收账款回收专户中，且原告西南水泥公司亦未向农商行黔灵支行反馈其向工矿公司付款的情况。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备注的款项用途并非全部用于支付《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的瓮安玉山、惠水西南公司的煤款，故无法认定原告向工矿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应收账款确认书》中确认的应收账款。原告主张其已清偿了850万元应收账款的债务不能成立。再次，原告主张农商行黔灵支行已于2014年向工矿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且工矿公司已全部清偿，并主张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不能用于担保2015年2月11日农商行开具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所产生的债权。对此，工矿公司与农商行黔灵支行2014年1月24日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约定，质押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850万元，质权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该《权利质押合同》并未约定850万元质押担保系针对特定的一笔债权。而2014年1月27日农商行黔灵支行与工矿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工矿公司可在授信期间（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循环使用相应的授信额度。因此，工矿公司清偿2014年开具的承兑汇票后，仍可循环使用授信额度。故农商行黔灵支行2015年向工矿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属于《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额度范围，双方于2014年设立的8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仍应作为2015年承兑汇票所产生债权的担保。原告称850万元质押权利已消灭的主张不能成立。（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的850万元应收账款（对应权利质押编号：01221347000150363700）在该判决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中载明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自始不存在，3650万元应收账款对应的交易关系亦不存在。首先，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的《应收账款确认书》有原告西南水泥公司盖章，且被告已提供该证据原件，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在本院指定期限内并未申请对该印章进行真伪鉴定，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该《应收账款确认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认为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中的公章并非西南水泥公司的真实印章，并主张该合同系虚假合同。本院认为，虽然被告未能提供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原件，但结合西南水泥公司作出《应收账款确认书》的内容，西南水泥公司已确认基于ZGSXS20150001《购销合同》，西南水泥公司欠付工矿公司3650万元货款，并承诺将该款项支付至应收账款回收专户中。应视为西南水泥公司认可其与工矿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成立。工矿公司以西南水泥公司《应收账款确认书》盖章确认的应收账款出质应属有效。原告主张3650万元应收账款质押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成立。（2018）黔01民初441号民事判决判令农商行黔灵支行对工矿公司提供的3650万元应收账款在该判决确认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无错误。综上，原告西南水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653.4元，由原告贵州西南水泥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曾 桢审判员 唐玉平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李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