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玮，女，汉族，1974年3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湖南湘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新区韶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彭细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萍，江西赣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谭玲，女，汉族，1972年4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男，汉族，1968年5月14日出生，住江西省萍乡市湘**，系谭玲之夫。上诉人谭玮因与被上诉人萍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乡农商行）及第三人谭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玲，被上诉人萍乡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萍，原审第三人谭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玮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3民初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不得执行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改判确认该房屋归上诉人所有；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不排除谭玮转账行为系代谭玲支付房款的行为”“谭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谭玲之间存在对于双方借名买房的约定”“无法排除其系代谭玲完成上述行为的可能性”为由，认定购房款系谭玲支付，认定争议房屋归谭玲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转账记录证明购房款由上诉人支付，提供了物业费支付凭证、租赁合同和收取租金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一直在实际占有、使用诉争房屋，原审第三人也当庭认可其系借名给上诉人买房，上诉人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是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人。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其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但被上诉人提交的长沙市政府文件、不动产信息查询及登记表等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买房，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毫无关联，被上诉人的举证明显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支付了购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诉争房屋的事实，无视原审第三人当庭认可其借名给上诉人买房的事实，无视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的事实，仅基于“不排除可能性”的怀疑，认定诉争房屋为原审第三人所有，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谭玲，故谭玲是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的规定，只是赋予因登记所应体现的权利推定效力，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即不是因为不动产登记行为而取得物权。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确定房产的物权归属，应当依据“原因”行为，而非“登记”行为。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的规定，以“本案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谭玲”，认定“故谭玲是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借名买房”并不违反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制度，且《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只是行政管理性规范，即使违反，也不会导致物权丧失，一审法院以违反不动产权登记制度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我国不动产权登记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进行物权代持，“借名买房”并不违反我国不动产产权登记制度，《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只是行政管理性规范，不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效力性规范，“借名买房”在法律效力上并无不妥。另外，我国法律也没有违反不动产登记制度将导致物权消灭的法律规定。在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名义购买诉争房产时，该房产所在地长沙市政府并没有出台任何限制上诉人购房资格的政策，且上诉人是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以原审第三人名义买房也不是为了规避商业贷款的限制，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也不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因此，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名义购买诉争房产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应当认定上诉人对诉争房产享有物权。四、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仅及于善意第三人，而被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法院以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涉执行案件中，被上诉人并非针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诉争房产从事借款交易，仅仅是因其与江西健友实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查封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诉争房产，诉争房产既不是担保物，亦未在诉讼中予以保全，仅是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财产不足后方予以查封，且被上诉人向江西健友实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不是基于信赖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诉争房产而作出的商业行为，甚至不是基于信赖第三人而作出的商业行为，原审第三人作为江西健友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明的配偶，其在担保协议上签字提供人的担保，仅仅是为了满足被上诉人发放贷款的风控形式要求。故被上诉人对诉争房产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也非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中保护信赖利益债权人的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以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萍乡农商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物权登记及公示的信息，上诉人不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该房产登记不动产权人是原审第三人谭玲，其物权登记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产生公示公信效力。（二）上诉人提出系借名买房的理由不充分。其一，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到，长沙市本地户籍的只有购买第**房停发贷款的限制；只是没有长沙市户籍的及省外有限购**新建商品住房的限制，而上诉人系长沙市本地户籍，根本无需借名买房。其二，不动产登记行为系当事人申请的行为，登记所有权人是当事人意思的真实表示，现上诉人又提出否认所有权人，其行为于理相悖。二、上诉人所述支付全部购房款及缴纳物业管理费和以其名义对外出租的行为，不能实现其是财产权利人的证明目的。本案通过上诉人自有提交的证据：1.购房款明确是谭玮代理转账；2.物业管理费的交纳房主名称是谭玲；3.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人虽然是上诉人，但据调查和了解，承租人首先是与谭玲谈妥所有租赁事宜后，再由上诉人代理去签订合同和接收租金，房屋实际权利处理的主体是物权登记所有权人谭玲。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包括自己转给邢霓虹的房款凭证及所谓通过廖克勤代理转账的行为相互矛盾，没有有效的证明其是物权的实际出资人和权利人，达不到证明目的的高度盖然性和排他性。因此，也无法排除对诉争房屋强制执行的效力。综上，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原审第三人谭玲述称，诉争房屋是谭玮借用其身份证买的，所有买卖、租赁、付款都是谭纬本人处理。其一直没有工作，其丈夫陶明的企业常年亏损，所以也没有能力购房。谭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不得执行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判决该房屋归其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萍乡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6月19日，谭玲作为乙方与案外人邢霓虹作为甲方、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甲方邢霓虹将诉争房屋出售给乙方谭玲。2017年7月5日，谭玮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邢霓虹转账110万元。2017年7月10日，诉争房屋权利人登记为谭玲。同年9月27日，诉争房屋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陈湘。2018年7月16日，谭玮通过其中国银行借记卡以网上快捷支付方式支付物业服务费1368.4元，同日，湖南正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业主谭玲缴纳的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物业服务费1368.4元。2019年4月10日，谭玮与案外人深圳一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谭玮将诉争房屋出租给深圳一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居住使用，每月租金为1600元，租赁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至2020年4月10日。2019年4月11、7月2日，深圳一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谭玮中国银行借记卡转账5951元、4800元，转账附言标注为“房租”。再查明，2019年5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赣03执62号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查封了诉争房屋。谭玮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要求撤销（2019）赣03执62号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解除对诉争房屋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赣03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谭玮的异议请求。另查明，根据《长沙市不动产信息查询证明》显示，长沙市岳麓区玉兰路577号达美苑6栋1304号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谭玮，建筑面积为88.58平方米，发证时间为2014年1月26日。谭玮与第三人谭玲系同胞姐妹关系，谭玮与案外人陈湘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的争议焦点为诉争房屋是否属于谭玮所有，该房屋能否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谭玲系与案外人邢霓虹及中介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且谭玲在合同中签名确认。谭玮主张其系实际支付房款的人，但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显示，谭玮转账行为系代理，结合谭玮与谭玲的姐妹关系，不排除谭玮转账行为系代谭玲支付房款的行为。谭玮称系因邢霓虹的要求才在转账中备注代理，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无法据此认定谭玮系实际支付房款人，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该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不动产产权实行登记制度，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是对社会公众产生的外部效力。本案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为谭玲，故谭玲系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人。谭玮诉称其系借用谭玲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其应当预见到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可能产生的风险。且谭玮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谭玲之间存在对于双方“借名买房”的约定。“借名买房”实际违背了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权登记制度，可能导致房产市场管理混乱、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后果。故关于谭玮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最后，谭玮主张其系房屋实际占有、使用、管理人，并提交其缴纳房屋物业费支付凭证、出租诉争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取房屋租金的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其主张。谭玮虽行使了上述权利，但无法排除其系代谭玲完成上述行为的可能性，且上述证据无法达到谭玮要求排除执行诉争房屋的目的，也无法证明其系房屋实际所有权人。诉争房屋虽抵押给谭玮的丈夫陈湘，但该抵押权登记与本案无关。故此，一审法院认为，谭玮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也无法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谭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谭玮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谭玮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金茂支行活期转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客户回单上注明的“代理”二字，系案外人廖克勤代谭玮在银行柜台进行转账操作，是廖克勤代谭玮支付购房款，而非谭玮代谭玲支付购房款。第二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买房契税是由谭玮交纳。萍乡农商行对第一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一致，但内容有冲突。一审提交的转账凭证是谭玮代理谭玲，本次提交的证据是廖克勤代理谭玮转款，虽然金额相同，但该次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购房款。因此，该证据不能实现证明目的。再者，无论什么转账方式、具体谁操作的转账行为都不能否认物权公示认定的事实。毕竟，物权登记是依照当事人申请所进行的一种登记。所以，转账凭证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其在本次提交的证据与一审所提交的证据冲突。对第二组证据质证认为，不能证明是为了本案诉争房屋所缴纳的税金，因此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谭玲质证认为，对谭玮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案涉诉争房屋购房行为及付款都是由谭玮本人操作，实际购房人就是谭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谭玮二审中所提交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证明诉争房屋系谭玮所有之证明目的。根据上诉人谭玮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7月5日，案外人廖克勤代谭玮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案外人邢霓虹转账110万元。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原审第三人谭玲为江西健友实业有限公司所担保的萍乡农商行1290万元贷款的期限为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10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谭玮是否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谭玮作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院认为，谭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首先，从物权法定原则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因此，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其在确定不动产物权归属方面的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2017年6月19日，谭玲作为乙方（买受方），案外人邢霓虹作为甲方（出售方），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作为丙方（居间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甲方邢霓虹将诉争房屋出售给乙方谭玲，诉争房屋于2017年7月10日办理了产权登记，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谭玲。因此，依据法律规定，谭玲应视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次，从诉争房屋购买经过来看，《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一方是谭玲，而谭玮并非合同相对人。谭玮提出其与谭玲是“借名买房”关系，但双方之间并无“房产代持协议”之类的约定，且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当时的相关房产政策规定，谭玮并非限购对象，谭玮在庭审时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从当时情势分析，谭玮并无借谭玲之名买房的必要性。谭玮提交的转账凭证、买房契税等也只能证明其付过购房款的事实，并不足以排除该付款行为是代谭玲支付购房款的可能性。同时，谭玲所担保的萍乡农商行129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10日，而诉争房屋购买并登记于2017年7月10日，正处于该债务担保履行期间。除此之外，谭玲庭审中亦承认除本案债务外，还负有三四件其他债务。在谭玲身负巨额债务担保并牵涉多个案件的情况下，谭玮还借用谭玲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明显有违常理。此外，虽然诉争房屋于2017年9月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此举只能证明诉争房屋是否处于抵押状态，并不因此否认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案外人谭玲的事实。再次，从诉争房屋实际情况来看，虽然谭玮提交了其缴纳诉争房屋物业服务费的支付凭证，但物业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的业主名称是谭玲，而非谭玮，不能据此排除其代谭玲履行物业服务费缴费义务的可能性；谭玮还提交了其出租诉争房屋的租赁合同和收取房租的银行流水，也只能证明其参与了对诉争房屋管理、出租等事项，不能据此排除其代谭玲对诉争房屋行使出租和收益权利的可能性，不足以证明其系诉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然而，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谭玮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其所提供的证据经本院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难以达到否定产权登记效力的证明力。因此，谭玮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也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谭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谭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郭卫斌审判员  刘伟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叶若苏文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