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来，女，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大埔县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9893841Q。法定代表人：赵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艺军，广东金卓越（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韦来与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3民初13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韦来上诉请求：1.判令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涉案车辆的拖车费（救援费）5500元；2.判令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车辆鉴定费用14600元。事实与理由：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整个湖南省只有长沙有一个保时捷维修中心，事故发生地与长沙有4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而韦来的经常居住地在深圳市，距事故发生地有6个多小时的车程，韦来考虑到两者距离差距不大，保险公司与维修公司均在深圳，后续沟通起来更方便，便决定拖回深圳维修，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对此决定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本次事故产生的拖车救援费用属于合理的救援费用，金额为5500元，有相关发票证实，故应当由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另外，韦来在民事起诉状中的第二个诉讼请求明确要求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不是“诉讼费”，包含了本案的鉴定费用，一审法院在判决中遗漏了鉴定费的项目。因在本案发生后，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没有配合韦来与4S店对涉案车辆进行车损认定，如韦来在诉前单方面作出鉴定，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肯定不会认可，鉴于此，后双方在诉讼中启动了鉴定程序并产生了鉴定费14600元，这是必然会产生的一个诉讼费用，韦来不可能会遗漏该诉讼请求。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辩称：一、韦来所主张的“拖车费”超出了正常的合法的范围，并且亦无相关的票据予以证实韦来已经实际产生了该笔费用，故韦来主张的该笔费用不应该得到支持。二、韦来在提起诉讼时并没有要求鉴定费，在鉴定后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认定不予支持鉴定费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3民初1341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驳回韦来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韦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韦来发生交通事故后，未遵照法律规定立即报警，致使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韦来存在过错。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事故性质、原因无法查清而不承担责任属于法定事由，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韦来发生交通事故后不立即报警违反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案发的时间是在2018年3月3日凌晨1时49分，报案时间却是在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坚持要求报警后的3月3日下午14时50分，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2.由于韦来故意不及时报警，致使本次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无法查清的过错在于韦来。2018年3月19日，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关于撤销〈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4304262201800249号的通知》中明确认定：“驾驶人程勋没有及时报警处理，也没有保护事故现场，并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致使该事故的相关证据灭失，导致我大队无法查清事故事实。”从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撤销通知可以得出如下事事实：(1)驾驶人没有及时报警；(2)驾驶人没有保护现场；(3)驾驶人弃车离开现场；(4)本案中的证据由于驾驶人上述原因导致灭失，与韦来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5)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无法查清事故的性质、原因。2018年3月13日，驾驶人程勋奇所做的《询问笔录》第5页第3行中，程勋奇承认，韦来随后从维也纳酒店赶到了事故地点。因此，韦来赶到事故现场时，驾驶人没有离开。所以，驾驶人后来离开，没有报警，证据灭失等行为均视为韦来的过错。一审庭审时，韦来承认，其处理过交通事故，并且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及时报警。3.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拒绝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无需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本案中，虽然一审法院通过司法鉴定的形式确定了保险事故的损害后果，但对于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并未给出明确的意见。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的过错是韦来故意不及时通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所造成的。因此，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无需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韦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情形规定在保险条款中，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只需尽到提示义务就可对韦来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未尽到解释说明义务为由驳回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答辩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1.韦来违反“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禁止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一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号码应当是有效号牌，否则国家对号牌的管理形同虚设，这与法律宗旨相悖。2.韦来存在肇事后驶离现场的逃逸行为。2018年3月19日，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关于撤销〈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4304262201800249号的通知》中明确认定，驾驶人程勋没有及时报警处理，也没有保护事故现场，并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致使该事故的相关证据灭失。因此，韦来的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的禁止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未尽到解释说明义务不支持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应予以纠正。韦来辩称：一、韦来在合理的时间内通知了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均可以确定，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二、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拒赔时并未以涉案机动车的临时号牌过期为由，且临时号牌过期与本次事故没有关联性，不符合保险法的法理。另外，本案的驾驶员离开现场，主观上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不构成逃逸，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也未作出“逃逸”的认定。三、韦来未看过保险合同，也未在上面签字，且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引用的交通类法律法规系管理性交通法规，非禁止性规定，亦未作出过任何提示，故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引用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与保险合同条款不能作为本案的适用依据。韦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韦来修车费用271735元，拖车费5500元，合计277235元;2.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临时牌云Ｍ×××**（发动机号为××××90，车架号码为××××38）所有人为韦来，在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处投保了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为124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1月24日0时起至2019年1月23日24时止。韦来和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确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及机动车单程提车保险投保单”上韦来的签字并非韦来本人所签。韦来向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了保险服务费23523.05元，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开具了发票。临时牌云Ｍ×××**的有效期至2018年2月22日。二、2018年3月3日凌晨1时49分，案外人程勋奇驾驶韦来所有的临时号牌云Ｍ×××**小型轿车，在国道322线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叉路口地段与公路边石墩发生碰撞，致使案涉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湖南省祁东县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载明：2018年03月02日02时00分，程勋奇（男，31岁，驾驶证号430××××××××7）驾驶临时号牌为云Ｍ×××**小型轿车，沿国道322由东往西行驶至国道322与祁东县地段时，因程勋奇驾驶机动车操作不当，致临时号牌为云Ｍ×××**小型轿车撞到路边石头墩子，造成临时号牌为云Ｍ×××**小型轿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当事人程勋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三、2018年3月19日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向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股发出了“关于撤销《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430××××49号》的通知”，载明：你股室于2018年3月5日作出的《祁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430××××4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程勋奇（男，31岁，驾驶证号430××××7）驾驶云Ｍ×××**保时捷轿车（临时号牌）于2018年3月2日凌晨02时00分，在国道322线与祁东县交叉路口地段，与公路边石礅发生碰撞，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经过我大队调查核实：驾驶人程勋奇驾驶云Ｍ×××**保时捷轿车（临时号牌）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8年3月3日凌晨01时49分。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程勋奇没有及时报警处理，也没有保护事故现场，并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致使该事故的相关证据灭失，导致我大队无法查清事故事实。经我大队集体研究决定：撤销本次事故的事故认定书。四、庭审中，韦来主张，事故发生后，驾驶人程勋奇打电话给韦来，韦来也到了事故的现场。后因为不知道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电话，故联系买车的车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停留了二十分钟左右就离开了现场。韦来于3月3日上午10点左右向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报的保险，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派员到场后，在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下，韦来于3月3日下午14点左右就案涉事故报警。五、2018年3月25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向韦来发出了一份《客户告知书》，载明：非常遗憾地通知到您，我司保单（商业险保单号：060××××46）项下车辆云Ｍ×××**（临时号牌）于2018年3月3日凌晨2点许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单方撞树，事故后，驾驶员程勋奇未及时报警，也未通知我司的情况下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致使交警部门及我司无法查清事故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认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及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故本案商业险部分损失我司不予受理。六、经韦来申请，本院委托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车辆损失维修费用进行了鉴定，在基准日涉案车辆损失维修费用金额为19843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责任免除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本案中，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确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及机动车单程提车保险投保单”中投保声明一栏中“韦来”的签字并非韦来所签，具体是谁代签，4S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认为驾驶员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该院认为，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据该条款主张予以免责，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该条规定，根据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第一章第十三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釆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在上述条款中，保险人要求的通知保险人的时间为48小时内，故本案韦来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八个小时左右通知保险人，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且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损失扩大。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的肇事司机涉嫌酒驾、毒驾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这只是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单方猜测，并没有证据证明，故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这一主张，并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主张责任免除的理由并不能成立。至于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涉案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临时牌照过期，但是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处于不适于驾驶的状态，临时牌照过期只是违反了国家行政部门对车辆管理的规定，并不影响韦来和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故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这一主张也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根据对涉案车辆损失维修费用进行了鉴定的结论，涉案车辆损失维修费用金额为198430元，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应当向韦来赔偿车辆损失费用198430元。韦来主张拖车费5500元，但韦来并未提交其支出该项费用的证据，故对于韦来请求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支付拖车费5500元，证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韦来198430元。二、驳回韦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58元，由韦来负担1472元，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负担3986元。此款韦来已经预缴，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负担的3986元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韦来。二审中，韦来提交拖车费发票、拖车公司费用清单、拖车公司救援单以及鉴定费发票，证明其支付了拖车费5500元、鉴定费14600元。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质证称对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拖车费发票、拖车公司救援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韦来提交的拖车公司救援单上记录的车架号后六位与涉案车辆相符，与拖车费发票、拖车公司费用清单相印证，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韦来是否依法采取措施的问题，应结合交通安全法规的规定来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前述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的重要义务之一是保护现场。驾驶员作为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饮酒、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因素，均是确定其是否承担事故责任的依据。若允许驾驶员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在目前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现状下易诱发道德风险，亦违反保险法中最大诚信原则。此外，作为商业性质的车辆损失保险，在出现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弃车离开现场的情况时，保障保险人以上述条款行使赔付抗辩权，不仅有利于当事人慎重缔约、履约，更有利于鼓励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履行法定义务和践行违法自负的理念。综上，案涉被保险车辆虽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擅自离开现场，致使驾驶员是否饮酒、是否存在禁驾事由等影响保险人承担事故责任的事实均无法查清，保险公司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应予支持。综上，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法律适用理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粵0303民初134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韦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58元，二审受理费5758元（上诉人韦来预交300元，上诉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预交5458元），均由上诉人韦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范志勇审判员 王 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郑为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