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谊聪，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301，公民身份号码440************918。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华，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柏，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汝强，男，198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广贤，男，199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210。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忠，广东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梓豪，广东高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夏谊聪因与被上诉人梁汝强、罗广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3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谊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汝强、罗广贤向夏谊聪返还多支付的桉树转让款29.4万元；2.梁汝强、罗广贤向夏谊聪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梁汝强、罗广贤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1月13日，夏谊聪与梁汝强、罗广贤签订《桉树购销合同》，约定梁汝强、罗广贤将其所有的位于四会市贞山区***委上厂、大寨经济合作社李水新种植桉树林木卖给夏谊聪砍伐销售，林权证号为四府林证（2006）第02158号，面积约650亩，桉树林木总购销款为人民币297万元。付款方法为：自签合同当日夏谊聪先付定金人民币10万元，自签约起8天内付110万元，砍伐进度约三分之一时付人民币100万元，砍伐约一半（300亩）付70万元，余下7万元在砍伐进度90%以上付清。双方还约定了一些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夏谊聪于当日向梁汝强、罗广贤支付10万元定金，之后再依约向梁汝强、罗广贤支付桉树转让款合计293万元，梁汝强、罗广贤分二期办理多份李水生名下的砍伐证交夏谊聪砍伐。夏谊聪最终砍伐的桉树面积为567亩。经查，涉案林权证号为四府林证（2006）第02158号的林地上种植的桉树面积为567亩，余下约83亩为非桉树。夏谊聪已经将涉案林地范围内的桉树全部砍伐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夏谊聪与梁汝强、罗广贤于2018年11月13日签订的《桉树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当事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桉树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砍伐面积是全部林木面积还是仅是桉树的面积？夏谊聪认为砍伐面积应当是四府林证（2006）第02158号林权证下的所有林木的面积，包括桉树与非桉树；而梁汝强、罗广贤则认为砍伐面积应当只是桉树的面积，不包括非桉树的面积。对此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双方签订的是桉树购销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买卖标的物是桉树，没有提到桉树之外的林木。因此，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应当是针对桉树的买卖。其次，合同约定的是总价款297万元，而不是用单价×面积这种计价方式，说明双方对桉树的面积只是估算，这种估算对双方来说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双方也都应当接受这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再次，夏谊聪在庭审中陈述，其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在现场看过林木情况，也了解到涉案林地有部分非桉树的存在，只不过其以为非桉树的面积不大，但随着砍伐的进行夏谊聪才发现自己对非桉树的面积存在误判，对于这种误判应当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理应由夏谊聪自身承担该风险。最后，合同约定的林木面积650亩指的是整个林权证下的林木面积，而不是指桉树的面积。如前所述，双方对于涉案林地种植有非桉树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双方都清楚在种植有非桉树的情况下，桉树的面积不可能有650亩。而且双方采用估算总价款而不是用单价×面积这种计价方式也反过来说明双方对于桉树面积是估算出来的，否则双方完全可以对价款进行精确的计算。综上所述，《桉树购销合同》约定的是桉树买卖，梁汝强、罗广贤已将涉案林权证下的所有桉树交付给夏谊聪砍伐完毕，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对夏谊聪要求梁汝强、罗广贤返还多支付的转让款29.40万元并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夏谊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710元，减半收取4355元（夏谊聪已预交），由夏谊聪负担。夏谊聪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梁汝强、罗广贤立即向夏谊聪返还多支付的转让款29.4万元，并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汝强、罗广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补充案件的相关事实。1.现场察看：涉案的桉树林木是梁汝强、罗广贤从第三人手上受让而来，且梁汝强、罗广贤只带夏谊聪去过现场一次，为慎重起见，夏谊聪在签订合同前自行再次到现场察看，对照林权证地图，估计林权证上650亩中约有550亩的桉树，有约100亩不是桉树，当时已拍照记录。2.交易价格预判：是按亩数分开桉树和非桉树，根据桉树年限、其他林木大小、高度、密度进行综合预判的。根据当时的实地察看，桉树约550亩，每亩平均有55棵桉树，9年树龄左右，每棵桉树约0.18立方米成材，约每亩10立方的材积，当时每立方桉树价值为700元，每亩桉树剩柴约1吨，可卖500元左右，故预算每亩桉树的产值约为7500元。即当时预判桉树林的产值约为550×7500＝4125000元。非桉树林都是成木林，有各种树，树径有大有小，约100亩，估计每亩可产8吨左右柴木，每亩产值约4000元。故预判非桉树林木产值约为：100×4000＝400000元。因此，夏谊聪当时预判650亩桉树和其他林木的总产值约为：4125000+400000＝4525000元，产值约450万。3.成本预判：(1)请勾机约10万元；(2)砍树人工：按产出每立方桉树材95元人工结算，包括桉树剩柴也是按每吨95元人工结算。其他林木同样是按产出每吨95元人工结算，故砍伐每亩桉树的人工为：10×95(成材)+95(桉树剩柴)＝1045元，砍伐其他林木每亩人工为：8×95＝760元。砍伐人工合计：550×1045+100×760＝650750元，约65万元。(3)请4名管理人员人工(负责清点计数、管理砍伐工等)工资约10万元，当时按工期3个月左右计算。(4)其他支出约10万元。(5)交易成本：当时梁汝强、罗广贤开价是300万元。故总成本预算约为：10+65+10+10+300＝395万。4.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价为297万元，合同、《林权证》确认砍伐面积为650亩。2018年11月13日签订合同后，梁汝强、罗广贤即向夏谊聪交付第一批318亩的砍伐证，后于2019年1月25日才向夏谊聪交付第二批249亩的砍伐证，但在上述567亩砍伐证中，约有30－40亩位于山坳间的林木不是桉树，同样已由夏谊聪砍伐，实际上桉树面积不超过540亩。因砍伐期间雨水多，加上春节，砍伐工期拖长达8个月(包括等最后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导致请勾机费用增加约10万元，管理人员人工增加约8万元。在砍伐后期，夏谊聪多次要求梁汝强、罗广贤提供最边上连片的剩余约80多亩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梁汝强、罗广贤经咨询四会市林业局，称不能办理该片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导致无法砍伐，最终造成夏谊聪出现约30万元的亏损，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在协商过程中，梁汝强、罗广贤也曾主动提出赔偿一、二十万，但与夏谊聪损失相差太大，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二、在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对本案很多关键事实没有进行认定或者查明，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主要有：1.一审判决对2018年11月12日梁汝强、罗广贤在收到夏谊聪支付的10万元定金后所出具收据上注明“四会山林约650亩”的事实没有认定。2.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梁汝强、罗广贤在《林权证》复印件上签名确认“本合同砍伐的标的”面积为650亩，主要树种是桉树，并有明确的四至范围：东与坑口塘山林交界，南与杉山面交界，西：山剑交界，北：至山脊与石狗山林交界。3.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梁汝强、罗广贤在《林权证》四至图复印件上签名并特别用红线圈划“红线范围为夏谊聪的砍伐范围”。红线范围有一大片(连片)约83亩非桉树的其他林木因梁汝强、罗广贤没有办理砍伐证而导致无法砍伐，但梁汝强、罗广贤之前并没有在确认砍伐范围时将该83亩非桉树林木剔出来。4.梁汝强、罗广贤在一审庭上承认曾向四会市林业局咨询过办理该83亩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但没法办理。因此，双方均知道该83亩非桉树林木属于双方约定的砍伐范围，但一审法院对此没有予以认定。5.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没有被砍伐的非桉树也是成林林木，正常可以砍伐，价值约30多万元。在已办理砍伐证范围内的其他非桉树林木约30亩也同样被砍伐。以上事实对本案的处理非常关键，但一审故意忽略。三、一审判决对本案案件事实的论证分析完全是错误的，希望二审予以纠正。1.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不是单一的“桉树”，而是“桉树林木”。在签订合同前，双方都到现场看过，知道有一大片林木不是桉树。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注明只转让桉树，不转让非桉树林木，还约定转让的桉树林木面积约650亩；梁汝强、罗广贤在《林权证》上签名确认交易标的和在确认砍伐范围的四至红线图上并没有将连片的非桉树林木面积勾划出来，注明非桉树林木不属于转让范围或不能砍伐。在此情况下，应理解成650亩红线范围内的林木都属于转让范围，一审判决的分析是明显错误的。2.合同约定的总价款是采用“单价×面积”的计价方式，所有买卖林木的人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估算价格。在签订合同前，夏谊聪是知道有约100亩不是桉树林，且梁汝强、罗广贤从未说过非桉树林木不可以砍伐(事实也砍伐了约30、40亩非桉树林木)，这些非桉树林木的价值也有几十万。故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不是用“单价×面积”的方式估价是明显错误的，严重脱离实际。3.夏谊聪清楚该连片的非桉树林木有几十亩，在签订合同时，双方也确实已经将非桉树林木的价值考虑进总转让价款里，否则梁汝强、罗广贤应在确定砍伐红线范围时将该连片的几十亩非桉树林木面积圈划出来或者在林权证和合同中注明并告知夏谊聪，更不会事后向四会市林业局咨询办理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许可，因此，一审判决片面认为是夏谊聪对桉树面积出现误判风险自担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4.一审以双方都清楚不是全部林木都是桉树，来论证桉树面积不可能是林权证上的650亩是错误的，事实上双方争议的只是567亩桉树外的87亩非桉树林木是否属于合同的转让范围。在本案中，夏谊聪并没有预判错误，而确实是梁汝强、罗广贤违约。从以上反驳可以证明一审判决的理解和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二审予以纠正。四、梁汝强、罗广贤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夏谊聪的上诉请求应得到支持。(一)梁汝强、罗广贤确实存在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1.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转让的林木主要树种是桉树，也包括其他非桉树林木，转让林木的面积为650亩，有具体的四至范围。主要事实和证据有：(1)合同约定转让的是“桉树林木”而不只是“桉树”，约定的转让林木面积为650亩，还约定砍伐约一半(300亩)支付款项至290万元。合同并没有特别约定不转让(不能砍伐)非桉树林木。(2)梁汝强、罗广贤在《林权证》复印件上签名确认的转让标的是：650亩主要树种为桉树的林木，有具体的四至范围。(3)梁汝强、罗广贤在林权证四至图复印件上签名确认的转让标的的砍伐范围(红线范围)，就是林权证上的650亩。而未能砍伐的83亩非桉树林木是连片的，在砍伐红线图范围内(在西南边)，但并没有被圈出来注明是没有转让的非桉树林木，不能砍伐。(4)一审庭审中梁汝强、罗广贤承认曾向四会市林业局咨询过办理该83亩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足以证明梁汝强、罗广贤也知道该83亩非桉树林木也属转让范围，否则不会咨询办证。(5)梁汝强、罗广贤出具的定金收据也注明是“四会山林约650亩”。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梁汝强、罗广贤不能按其承诺的砍伐面积履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1)梁汝强、罗广贤在砍伐范围四至红线图上签名确认砍伐范围，在合同和林权证上签名确认转让林木面积为650亩，但其仅提供567亩的砍伐证，无法办理83亩非桉树林木的砍伐证，导致夏谊聪未能砍伐面积达83亩，梁汝强、罗广贤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2)即使按一审的错误理解，双方交易的只是桉树，但在定金收据、购销合同、林权证和砍伐范围红线图约定的砍伐面积都是650亩桉树的情况下，梁汝强、罗广贤只提供567亩的桉树砍伐证，未能按约定提供650亩的桉树砍伐证，相差足有83+30＝113亩(加上已经砍伐的非桉树林木30多亩)，占实际砍伐桉树面积的113/(567-30)＝21%，不仅明显有失公平合理，梁汝强、罗广贤的行为也同样是违约行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夏谊聪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1.合同约定砍伐面积是650亩，但梁汝强、罗广贤无法提供650亩的砍伐证，实际上夏谊聪仅砍伐567亩，故双方应按实际砍伐面积进行结算，故梁汝强、罗广贤应依法退回多付的转让款：83/650×297-4＝33.9万元。因夏谊聪一审起诉时理解已砍伐面积有错之后没有变更诉讼请求，故夏谊聪也仅按一审诉求要求梁汝强、罗广贤退回29.4万元。2.梁汝强、罗广贤违约，造成夏谊聪损失，应双倍返还定金。梁汝强、罗广贤违约的事实清楚，并因此造成夏谊聪30多万元的亏损，夏谊聪仅诉求梁汝强、罗广贤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应予支持。梁汝强、罗广贤共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双方签订的《桉树购销合同》约定买卖标的物是桉树，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所有的桉树已由夏谊聪砍伐完成。双方约定650亩面积是桉树所在林地的林权证面积，并非林权证内所有树木均属于本次买卖的标的，双方经过现场勘查达成买卖合意，夏谊聪不能因为个人经营风险曲解买卖标的物，其诉请的29.4万元没有任何合法有理的计算依据，请求返还定金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谊聪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照片4张，拟证明夏谊聪知道现场有部分非桉树并且拍照，合同约定面积约650亩，非桉树是连片的，夏谊聪在交易时已经将价值计算在内，梁汝强、罗广贤在签订合同时用红线圈出四至范围，对林权证也签字确认，证明非桉树也属于买卖标的物；2.收方单7张，拟证明计算依据是价格，价格与当初判断没有太大出入。经质证，梁汝强、罗广贤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确认该组照片拍摄于双方交易前现场勘查时，证明夏谊聪清楚知道案涉林地内种有部分非桉树，双方勘查后才签订合同，合同没有特别约定非桉树林地的处理，证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标的仅限桉树，并不包括林权证内的其他树木；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是夏谊聪与第三方的交易，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及是否发生梁汝强、罗广贤不清楚。经审核，由于梁汝强、罗广贤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是夏谊聪与案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审查。梁汝强、罗广贤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夏谊聪诉称梁汝强、罗广贤将案涉650亩林地树木向其销售，但尚余83亩林地未能砍伐，故梁汝强、罗广贤构成违约，应返还余款及双倍返还定金。罗广贤、梁汝强辩称双方约定交易的标的物是案涉林权证项下山林的桉树，而非林权证内的所有树木。因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桉树购销合同》项下的交易范围应如何确定。经审查，首先，案涉《桉树购销合同》名称上已经明确买卖标的物是桉树。合同首部“现甲方将位于四会市贞山区***委上厂、大寨经济合作社李水新种植桉树林木卖给乙方砍伐销售”、第一款“桉树林木总购销款为人民币297万元”的约定亦明确了交易标的是桉树。其次，夏谊聪在签订合同前已经到过案涉山林现场，其清楚知悉涉案山林种植的林木不仅是桉树，但其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对合同名称及约定交易标的物表述为“桉树”提出异议。最后，定金收据、林权证、四至图复印件记载的面积内容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内容一致，但并未对合同关于交易标的物为桉树的约定内容作出变更，因此，上述材料所备注内容并不足以认定双方交易内容为案涉650亩山林中的全部树木。综上，一审认定案涉交易标的物是案涉林权证项下650亩山林中的桉树，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夏谊聪所述的交易价格预判、成本预判属于商事主体对商业风险的预估，双方并未以此作为订立买卖合同的条件，亦未以此作为交易价格的确定因素，因此，一审认为商事主体应自行承担其误判造成的商业风险，并无不当。夏谊聪上诉认为梁汝强、罗广贤履约不符合约定故应返还部分款项及双倍返还定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10元，由上诉人夏谊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