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2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利，男，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玲，广东盟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保安服务公司综合楼（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任晓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江，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静洁，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浦社区洋涌一路**法定代表人：洪毅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雪，广东法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堂水，广东法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靖，男，198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上诉人李文利、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向靖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文利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再兴公司向李文利支付赔偿款521880.96元；2.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保安公司应对赔偿款521880.96元向李文利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赔付时应扣除已垫付的1000元）；3.判令向靖、保安公司、再生公司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再生公司对员工李文利的工资数额负有举证责任，应当依据诚信原则提交银行详单信息并如实说明情况，但其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提交不完整的《工资表》，导致一审法院计算李文利的月平均工资有误，进而计算李文利的误工费有误。1.一审时，李文利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的2017年1月17日的7600元系再兴公司董事兼财务人员郭怡苹代表再生公司向李文利发放的年终奖，但再生公司否认该款是年终奖。现李文利调取了全面反映李文利的工资情况的详细银行流水及查询到郭怡苹系再生公司董事的商事登记簿，足以证明上述事实。2.一审时，李文利说明了每月再生公司会由财务人员黎玉林、沈浪以现金形式向电工主管李文利及其他电工发放电工值班费300-500元不等，每月共发放电工3-5人，一共1500元（限额）。至今再兴公司都是这样发放，二审法院可以调查落实。综上，李文利的月平均工资应为6169.52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月平均工资5236.19元＋年终奖7600元÷12个月+电工值班费300元/月），误工费应为34039元（6169.52元/月÷21.75天×120天）。二、一审法院采用2017年度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错误，应当采用2018年度标准，残疾赔偿金应为317628元。三、一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理由同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90971.68元。四、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利对纠纷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酌定李文利对其自身所遭受损害承担20%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李文利对自身所遭受损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李文利的确存在进厂未佩戴厂牌不服从管理的过错，但该过错并非损害的发生（向靖故意伤害他人致重伤）的过错。何为“民事过错”，我国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可以参考我国刑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可见，过失是应当预见损害会发生，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那么，李文利未佩戴厂牌进厂，是否应当预见向靖会故意伤害他，是否应当预见向靖会用丁字棍大力锤击致脾脏破裂呢？显然，李文利作为常人，是不应当预见的，也是没法预见的。虽然刑事判决认定“辩护人温传铭辩称被害人（指李文利）不服从管理挑起事端并存在过错”，但不服从管理的过错并非对“损害的发生”的过错。此过错非彼过错，因为李文利是不应当预见的，也是没法预见损害会发生的。再说，刑事判决定性向靖构成故意致人重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退一步讲，就算李文利有过失，也不过是一般过失，向靖是故意犯罪，不能减轻向靖赔偿责任。保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李文利对保安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保安公司无需对李文利承担任何责任；3.改判保安公司无需承担诉讼费用，由李文利及其他责任人依法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根据保安班长及向靖的证言可知，案发时李文利因喝了酒而拒不配合向靖的检查工作，此时应认定向靖的检查行为是在依法履行保安员职责的职务行为；后来，李文利故意闹事，双方发展为互相谩骂，进而演变成斗殴，此时向靖的行为已远远超出其作为保安员本身的职责范围，其上述行为已不属于职务行为而属于个人行为。另外，事件发生后，李文利与向靖之间有签订和解协议的行为。因此，双方互殴的行为已超出了向靖作为保安员的职责范围，不属于职务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向靖的个人行为，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其个人承担，与保安公司无关。再者，根据李文利提供的破案报告、协议书及相关刑事判决可以确认，事件起因系因李文利故意拒不出示厂牌而引发纠纷，进而发展为肢体冲突，属于互殴行为，李文利存在重大过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李文利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虽认定李文利存在过错，但认定其只承担20%的次要过错责任，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再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保安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再兴公司无须支付任何赔偿款；2.判令李文利、向靖、保安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向靖故意伤害李文利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再兴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对向靖的监督、管理责任而应承担侵权责任，认定明显错误。向靖的岗位职责仅是负责在工厂后门口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内容并未包括可对未服从者采取暴力手段，其与李文利的打斗纯属其个人过激行为，与其工作职责无任何联系。一审法院认定向靖是实施与职务有关的行为才致人损害，进而要求再生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实属错误。向靖的个人行为已远远超出工作职责范围，且构成刑事犯罪。二、再兴公司与保安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劳务)合同》明确进行责任划分，约定“由于乙方（指保安公司）进行保安服务工作时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甲方（指再生公司）直接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负责按法律规定或《保安服务方案》中的具体约定予以赔偿”，向靖的行为属于保安公司员工提供保安服务工作时的故意行为，因此，应由保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非由再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却对双方之间事先有效的约定置之不理而径行作出不公平的判决。三、一审法院对责任的划分错误。1.即便应由再兴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保安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具体份额过低，不符合情理。《保安服务(劳务)合同》明确要求保安公司选派的保安员必须无违规犯罪前科，然而，保安公司却向再兴公司派遣存在犯罪记录的员工，因此，保安公司在选任方面存在重大过错。结合前述第二点阐述，无论是事件潜在诱因，还是责任承担约定方面，保安公司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审法院却仅要求保安公司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于情于理均不符。2.李文利对本次事件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一审法院仅要求其承担20%的责任，显失公平。若李文利未酒后闹事，或是能严格遵守工厂明确规定的规章制度要求，则就不会出现与向靖发生肢体冲突致重伤的情形。本次事件皆因李文利酒后闹事、拒绝出示厂牌才引发的肢体冲突，李文利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刑事判决对此也作出了认定。然而，在上述相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李文利仅需为此承担20%的责任，明显显失公平，损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四、一审法院认定误工费、护理费错误。1.李文利在120日误工期期间（即2018年8月14日至12月13日）在家休养4个月，再兴公司依然每月按时向李文利发放工资，其中2017年8月至12月工资总计8837.79元已按时全部发放，一审法院计算误工费时并未扣减，最终导致认定误工费数额错误。2.一审法院参照2016年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67104元标准计算护理费，完全错误。李文利的护理人员即其妻子姚素菊也是再兴公司员工，其每月都有固定工资收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护理人员有固定收入的，护理费应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护理期为60天(自2017年8月14日起至10月13日止），期间再兴公司一直每月按时向姚素菊发放工资，故姚素菊并未因护理事宜导致其实际收入减少，再兴公司无须支付护理费。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再兴公司依然需要支付护理费，也应当扣除护理期间再兴公司已向姚素菊支付的工资，否则造成重复支付，极大损害了再兴公司合法的权益。李文利对保安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工作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才应当由工作人员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向靖的行为明显与职务有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之规定，向靖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李文利只是没有严格按照厂规出示厂牌进厂，没有酗酒、醉酒等其他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其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其他意见与我方上诉意见一致。李文利对再兴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如上所述，向靖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再兴公司与保安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内部约定，不涉及到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三、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利承担20%的责任，与相关法律规定冲突，李文利不应当承担责任，再兴公司也不应当减免责任。四、一审时，再兴公司没有提及或提交证据证明李文利受伤后领取了工资，二审提交相关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是否抵扣由二审法院判定。五、姚素菊在李文利受伤后领取了工资，但第一个月请假过多，工资明显少于其他月份，其领取的工资是其付出劳动所得的报酬，且其上班时请人护理，下班之后自己护理，因此，其领取的工资不能抵扣护理费。保安公司对李文利、再兴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一、向靖殴打李文利致残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应由向靖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与保安公司无关，李文利无权要求保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向靖的供述、李文利的陈述、保安班长莫舍发的证人证言以及向靖与李文利签订的和解协议书等材料可知，案发时，李文利喝了酒，向靖作为保安员按正常程序要求李文利提供进厂厂牌，但李文利酒后故意闹事，拒不配合向靖的安全检查工作，双方发生口角，进而互有肢体冲突，打斗过程中，向靖持丁字棍致李文利脾脏破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可对向靖的行为分析如下：1.向靖的行为应该一分为二：一是向靖作为保安员的职责为对出入再兴公司的人员进行必要的身份检查，要求李文利出示工牌，核实身份，此行为属于向靖的工作职责范围内；二是向靖之后殴打李文利致残的行为并非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行为，而是出于其个人的愤怒情绪及狭隘心理而引发的个人行为。2.在向靖的行为已远远超出授权范围的前提下，其个人行为与履行职务并无内在的密切联系。判断雇员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否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结合雇佣目的、雇员行为性质、行为发生地及雇员行为与雇主利益之间的联系等因素综合考量。雇员的行为应当属于通常可以预见的合理行为，与雇主利益有客观联系，表现形式与执行职务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不应是一般的联系，而应是稳定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律性的联系。本案中，向靖殴打李文利的行为与其保安员职责并无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并非基于雇主利益而作出，并非履行职责必要的需求和必不可少的过程，而是其因双方争执作出的个人应激性行为。二、向靖的行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不是执行工作任务，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或保安公司与再兴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劳务）合同》中约定“由于乙方（保安公司）进行保安服务工作时的过失或故意行为”的适用情形，依法应由向靖自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即使保安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利仅承担20%的责任，显失公平。根据李文利提供的破案报告、和解协议书、相关刑事判决书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本案起因系李文利酒后进厂，拒不出示厂牌，拒不服从检查、管理，挑起事端，引发口角及肢体冲突。李文利与向靖的斗殴行为中，李文利存在重大过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李文利应当承担主要的或与向靖同等的过错责任。四、即便保安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保安公司对赔偿款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比例过高，显失公平。保安公司对向靖以虚假身份“冉术明”办理入职手续不知情，且保安公司并不是公安机关，也没有能力查阅向靖或者“冉术明”是否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记录前科，这是保安公司力所不能及的。即便向靖存在违法犯罪记录前科，违法犯罪记录仅为非暴力的盗窃行为，且该案发生至今已将近15年，在此期间向靖也有再就业的权利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因此，向靖在15年前的违法犯罪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反而是再兴公司对李文利和向靖都没有全面履行监督和管理责任，疏于对自己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教育，没有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导致员工缺乏安全意识，才会出现李文利不仅酒后进厂工作，还拒绝出示厂牌给保安人员检查，挑起纠纷，继而引发本案。五、即便保安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关于误工费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护理费的规定，李文利的妻子姚素菊也是再兴公司员工，属于有收入的护理人员，护理费应当参照误工费的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即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并且，期间再兴公司依然向姚素菊正常发放工资，因此，姚素菊并没有实际减少的收入，无权要求支付护理费。再兴公司对李文利的上诉辩称，一、李文利因喝了酒而不服从管理，导致事件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刑事判决对此也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其仅承担20%的责任，明显过轻。二、李文利提交的银行流水没有体现是年终奖，无法证明系其收入，且其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电工值班费的收入。再兴公司对保安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保安公司上诉意见。向靖对李文利、保安公司、再兴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没有意见。李文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向靖赔偿李文利553115.7元；2.判令向靖、保安公司、再兴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向靖、保安公司、再兴公司负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各方关系：保安公司与再兴公司存在保安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于2017年4月1日签订《保安服务（劳务）合同》，约定：由保安公司指派14名保安员到再兴公司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合同期限一年，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第一条约定，根据双方确认的《保安服务方案》，保安公司向再兴公司提供人力保安服务，依据双方确认的岗位职责要求，由保安公司执行再兴公司的保安服务任务，承担相应的保安服务责任。向靖是保安公司派遣到再兴公司的保安员之一，李文利是再兴公司的电工组长。二、事件经过：2017年8月4日21时许，李文利进厂时因出示厂牌的问题和正在值班的向靖发生口角并至打斗。在此过程中，向靖持丁字棍殴打李文利的头面部、腹部，后李文利报警，民警赶至现场，将李文利与向靖带回派出所处理，双方在派出所达成和解，向靖向李文利赔偿了1000元（由保安公司代付）。8月5日，李文利感觉身体不适，遂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检查，疑似脾脏破裂。8月14日晚，李文利再度感觉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检查，诊断为脾脏破裂，并于当晚进行脾脏切除手术。8月30日，李文利出院，《出院记录》显示住院时间为2017年8月14日至8月30日，住院天数为16天，出院诊断为腹部闭合性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出院医嘱建议为：不适门诊随诊，伤口隔天换药，出院后一周复查血常规；注意休息及饮食，勿暴饮暴食；出院后休息一月，一年内勿剧烈运动及重体力活；住院期间陪护人员一人，注意加强营养。经核算，李文利因本次事故花费医疗费用总计27409.7元（其中个人缴费26606.49元，医保统筹基金支付803.21元）。另，李文利为治疗支出交通费64元。2017年8月30日，李文利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进行鉴定。9月7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粤南[2017]临鉴字第25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李文利因外伤致腹部疼痛，全腹肌紧张，压痛及反跳痛。诊断为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可排除自身疾病。术中见脾下极脏面破裂，长约4.0CM，活动性出血，腹腔内积血2100ml,遂决定行脾切除手术治疗。以上损伤与本次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李文利伤残等级为八级伤残，误工期12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60日。李文利因本次鉴定支出鉴定费3948元。2017年10月14日下午14时许，向靖在重庆市站被抓获归案。2018年5月10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向靖犯故意伤害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8月21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06刑初3285号刑事判决，判决：向靖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向靖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定性不准，且量刑过重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0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刑终2489号刑事裁定，认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李文利的被扶养人情况：女儿李僮（1999年12月25日出生）、儿子李博（2002年12月2日出生）、父亲李遵光（1941年7月19日出生）、母亲禹庚容（1950年11月5日出生）。李文利兄弟姐妹共三人，儿女由夫妻共同抚养。四、保安公司与再兴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劳务）合同》第三条第三项约定，保安公司向再兴公司派遣的保安必须经过正规的保安培训，无违法犯罪前科。第六条第二项约定，由于保安公司进行保安服务工作时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再兴公司直接经济损失的，保安公司负责按法律或《保安服务方案》中的具体约定予以赔偿，但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第七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其中第一项为：再兴公司追究保安公司保安工作失职的赔偿责任，双方可协商解决；如就责任有无、损失大小难以达成共识，再兴公司应向法院提起诉讼，保安公司的赔偿责任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保安公司应无条件按法院生效判决履行赔偿责任，在赔偿责任确定前，再兴公司不得擅自扣减保安服务费，否则按违约行为处理。第八条约定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其中第三项为：如因保安员监守自盗或工作失职，给再兴公司造成损失，再兴公司有权要求保安公司全额赔偿（以保安公司保险最高限额为准，保险理赔不足，差额双方协商处理）。五、向靖曾因犯盗窃罪于2005年4月15日被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6月20日刑满释放。向靖被保安公司聘用时是以“冉术明”的假名入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保安公司派遣向靖到再兴公司工作、职务为保安员，以及向靖在履行职务对李文利进行检查时双方发生口角，向靖将李文利打伤并致其八级伤残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各方争议焦点在于：1.向靖在值班过程中与李文利发生口角并打伤李文利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保安公司、再兴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如果应当承担责任，应承担的责任比例；2.李文利起诉赔偿项目、金额有无法律依据，李文利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应否减轻向靖、保安公司、再兴公司的责任。关于向靖是否履行职务行为，保安公司、再兴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向靖作为再兴公司的保安员，在履行工作职责时要求李文利出示厂牌，李文利不从，双方进而发生口角，并至打斗。向靖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职责而与李文利发生争执，系以用人单位名义实施的执行职务行为，虽然其殴打李文利致残的犯罪行为已超出用人单位工作职权，但明显与其执行工作职责和任务相关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再兴公司作为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由于其未能全面履行对被派遣至其处工作的保安向靖的监督、管理责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再兴公司辩称其与保安公司签订了协议，即使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也应由保安公司承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该约定属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双方内部约定，不足以对抗被侵权人即李文利，再兴公司在依法承担本案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后，可依据该协议另行主张保安公司承担的相应责任份额，但其不能以此约定对抗协议以外的李文利，因此，一审法院对再兴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保安公司作为向靖的雇主和劳务派遣单位，将向靖派遣到再兴公司担任保安员，未审慎审查向靖真实身份，在与再兴公司协议约定“保安必须经过正规的保安培训且无违法犯罪前科”的情况下，雇佣存在犯罪记录的向靖，被其使用假名入职，存在选任过失，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保安公司该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的具体份额，虽然保安公司和再兴公司在保安服务合同中已约定“由于保安公司进行保安服务工作时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再兴公司直接经济损失的，保安公司负责按法律或《保安服务方案》中的具体约定予以赔偿，但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但双方均未提供《保安服务方案》，一审法院根据保安公司过错大小酌定其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的具体份额为50%。向靖检查厂牌虽属履行工作职责，但在李文利拒不配合检查时未使用文明理智的方式处理，而是使用丁字棍将李文利殴打致重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也损害了李文利的生命健康权。按照法律规定，向靖作为雇员，因故意致李文利损害，应当与其雇主即保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保安公司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赔偿李文利相应损失。李文利喝酒后进厂，未佩戴厂牌，在作为保安员的向靖要求其提供厂牌检查的情况下拒不服从检查、管理，挑起事端，对纠纷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相关刑事判决对此已作出认定，故李文利对其自身损害亦应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其过错大小酌定其对自身所遭受损害承担20%的责任。因此，再兴公司作为向靖的用工单位应对向靖打伤李文利致其所遭受损害的80%的份额承担侵权责任，保安公司应就向靖打伤李文利致其所遭受损害的80%的份额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向靖应当在保安公司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李文利主张的各项赔偿金额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一级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利因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26599.49元、误工费20944.76元、护理费11030.79元、交通费6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营养费6000元、残疾赔偿金2921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6604.9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鉴定费3948元（详见一审判决书，不再赘述)，合计478961.99元，根据责任比例，再兴公司应向李文利支付赔偿款383169.6元（478961.99元×80%），保安公司应对赔偿款383169.6元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向靖在保安公司应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付时应扣除已垫付的1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文利支付赔偿款383169.6元；二、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应对赔偿款383169.6元向原告李文利承担50%的补充赔偿责任（赔付时应扣除已垫付的1000元）；三、被告向靖对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李文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9.46元，由原告李文利负担1591.46元，被告向靖负担897元，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负担897元，被告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担1794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一、2017年1月17日，再兴公司董事郭怡苹向李文利转账7600元。对此，李文利称系年终奖，再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则称，据当事人回复，不会直接发放年终奖。二、再兴公司向李文利发放了2017年8月份工资1301.92元、9月份工资1858.86元、10月份工资1836.53元、11月份工资1949.62元，向姚素菊发放了2017年8月份工资2005.9元、9月份工资3248.13元、10月份工资3762.3元。三、2019年1月15日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本院认为，判断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工作任务范围时，须考虑行为的时间、、地点场合以及行为的名义、受益人等因素。本案中，一方面，向靖系保安公司派遣到再兴公司工作的保安人员，其侵权行为虽非再兴公司授权所为，但无论从行为的时间——上班时间、、地点——上班地点场合——工作场合，还是行为的名义——维护再兴公司的秩序和安全、行为的受益人——再兴公司，均与其工作任务密切相关，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再兴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一方面，保安公司作为劳务派遣单位，未审慎审查向靖真实身份，在与再兴公司协议约定“保安必须经过正规的保安培训且无违法犯罪前科”的情况下，雇佣存在犯罪记录的向靖，被其使用假名入职，存在选任过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保安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保安服务（劳务）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外不产生约束力，保安公司与再兴公司据此均主张应当由对方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应当另循途径解决。另，向靖对一审法院认定其对保安公司所负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责任比例。李文利喝酒后进厂，拒不服从检查、管理，挑起事端，向靖则在冲突过程中未采用文明理智的方式处理而将李文利殴打至重伤，李文利与向靖均有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李文利自行承担20%的责任，再兴公司承担80%的责任，保安公司对李文利的损失的50%的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关于损失。2019年1月15日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相关赔偿项目。1.误工费。一方面，李文利称再兴公司董事郭怡苹向其转账的7600元系年终奖，对此，虽然再兴公司不予认可，但郭怡苹系其董事，其举证更加便利，其有义务加以解释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本院采信李文利的主张。另一方面，虽然李文利称再兴公司每月发放电工费300-500元，但在其未能提交劳动合同或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其口头陈述，本院难以采信。综上，事发前12个月李文利的月平均工资为5869.52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月平均工资5236.19元+7600元÷12个月），即李文利的误工费为23478.08元（5869.52元÷30天×120天），期间再兴公司已向李文利发放6946.93元（1301.92元+1858.86元+1836.53元+1949.62元），应予扣减，尚有16531.15元（23478.08元-6946.93元）。2.护理费。李文利的护理人员系其妻子姚素菊，再兴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发放的工资高于姚素菊之前的工资收入，无法证实姚素菊没有产生工资损失，理应按照国有同行业（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6426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但应扣除护理期间已发放的2017年8月份、9月份的工资，10月份不在护理期间，不应扣除，因此，护理费为5665.31元（66426元/年÷365天×60天-2005.9元-3248.13元）。3.残疾赔偿金为317628元（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38元/年×20年×30%）。4.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0971.68元（深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8320元/年×5年×30%÷3人+38320元/年×13.25年×30%÷3人+38320元/年×0.33年×30%÷2人+38320元/年×3.33年×30%÷2）。综上，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赔偿项目的数额无异议，故李文利的损失总额为499007.63元，再兴公司应向李文利赔偿398206.1元（499007.63元×80%-已付1000元），保安公司应对其中的248503.82元（499007.63元×50%-已付1000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向靖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李文利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保安公司、再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李文利赔偿398206.1元；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对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所负赔偿款项398206.1元在248503.82元范围内向上诉人李文利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被上诉人向靖对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上诉人李文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李文利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179.46元，由上诉人李文利负担1429.46元，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向靖连带负担1250元。上诉人李文利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75.53元，由上诉人李文利负担2575.53元，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00元，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向靖连带负担100元。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131.7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保安服务公司负担。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131.7元，由上诉人再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负担。当事人同意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法院无需另行退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陈金洁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