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湖南商会大厦东塔**。法定代表人：吴一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颖燕，湖南善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海波，男，198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现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婧，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江海波保险纠纷一案，华泰保险公司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湘0181民初4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泰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江海波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判决江海波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江海波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1、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17年2月2日，江海波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2月4日，江海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20年4月27日，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四）》第十八条，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赔偿责任确定之日即江海波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时间2017年2月4日，江海波向法院起诉之日已超过诉讼时效，江海波未向法院举证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2、一审判决错误混淆保险报案和保险索赔请求的概念，一审法院将“报案”视为“行使了请求赔偿的权利”明显存在理解错误，“报案”是被保险人通知保险公司发生了保险事故，“行使了请求赔偿的权利”是被保险人行使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偿。根据保险法第22、23条，被曝向人应当向保险公司条索赔资料，保险公司收到索赔资料并给予保险人签收回执，才开始进行核定。而本案江海波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保险法22条规定的“证明和资料”，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报案即索赔并要求保险公司按法定期限及程序法拒赔通知书属于认定事实和法律错误。二、本案江海波酒后驾驶并致人死亡，商业险不予赔偿。1、酒后驾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酒驾是商业险不赔的条款，保险公司只需进行提示即可。本案商业险的保险条款免责事项已黑色字体加粗提示，且投保的时候与保单一起交给了江海波，江海波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向法庭出示的保险单原件左上角有明显的大头针针孔，就是用以别保险条款的，江海波声称未收到过保险条款与事实不符，更何况江海波有多年驾龄和投保经验，酒后驾驶商业险不陪这种常识性知识更是不可能不知道；2、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特别是关于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提示并说明的义务，保单“重要提示”一栏有明确说明，江海波所称的未收到保险条款与其本人未仔细阅读保单内容有关，责任应由江海波本人承担；3、本案江海波已交纳保险费，视为对投保人声明中的代签字行为的追认；4、酒后驾驶是社会危害极大的行为，本案受害人之所以被江海波当场撞死，就是由于江海波酒后驾驶造成的，如果保险公司还予以赔付的话，无异于是由保险公司为江海波酒家的违法行为买单，客观上纵容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有违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江海波辩称：一审判决合法公正、判决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江海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泰保险公司支付江海波保险理赔款50万元整；2、华泰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2月2日21时05分，江海波饮酒驾驶湘Ａ8××**小型越野客车沿浏阳市区北正北路由南往北行驶至398号门前路段时，恰遇行人徐某某（女，1970年7月24日出生，生前住湖南省浏阳市××路××）由西往东横过道路，在路中停顿后又临车突然加速横路。由于徐某某未经人行横道横过道路，且临车加速突然横路，江海波驾车判断失误，措施不当，致使湘Ａ8××**小型越野客车将徐某某撞倒，造成徐某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3月29日，浏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浏公交认［2017］0033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江海波、徐某某在本次事故中均承担同等责任”。2017年2月4日经浏阳市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江海波与死者徐某某家属达成调解协议：“一、江海波一次性赔偿徐某某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扶（抚）养费、交通费、亲属处理此事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因此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共计人民币柒拾陆万圆整（￥760000元）；二、履行方式：2017年02月04日前已由江海波支付给徐某某亲属人民币肆万圆整（￥40000元），2017年02月04日达成本协议时由江海波支付给徐某某亲属人民币壹拾陆万圆整（￥160000元）（由徐某某亲属出具刑事谅解书和赔偿凭证），余款人民币伍拾陆万圆整（￥560000元），双方约定2017年02月08日17时之前江海波支付给徐某某亲属人民币拾万圆整（人民币ｌ00000元），2017年03月15日17时之前江海波支付给徐某某亲属人民币贰拾陆万圆整（人民币260000元），2017年05月05日17时之前由江海波支付给徐某某亲属人民币贰拾万圆整（￥200000元）赔偿款全部付清，（由徐某某亲属出具收条）；三、江海波因此事故造成的车损和其他损失由江海波自己承担，湘Ａ8××**小型越野车投保依法获得保险赔偿金归江海波所有，徐某某亲属应配合办理保险理赔；四、本协议有关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并互不要求对方承担本协议约定外任何义务。”协议签订后，江海波按协议履行完毕了其义务，其共支付给死者徐某某家属赔偿款76万元。该交通事故造成死者徐某某亲属的损失参照当时标准（注：徐某某系本市某村村民，自2015年1月起与其女儿入住本市城区理想家园小区2栋105房，故相关标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核实如下：①死亡赔偿金576760元（注：28838元／年×20年）；②被扶养人生活费19501元（注：女儿19501元／年×2年／2）；③丧葬费26944.5元；④死者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办理丧事交通费1000元（酌定）；⑤死者亲属处理交通事故、办理丧事误工费1800元（酌定）；⑥精神抚慰金25000元，以上共计651005.5元。湘Ａ8××**小型越野客车的登记车主为郭某（身份证号43018119********），实际所有人为江海波，车辆检验有效期止于2017年6月30日。江海波为该车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总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并在华泰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赔偿限额为50万元，保险期限为：自2016年12月17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本案诉讼过程中，华泰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投保人声明书》原件，该声明书载明：“……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该声明书并有三行手写字迹：“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声明书“投保人签章处”落款有“江海波，2016年”的手写字迹。江海波在庭审质证时否认上述手写字迹为其本人书写，并于2020年5月2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笔迹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准许笔迹司法鉴定申请后，华泰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撤回了该《投保人声明书》的证据原件，并向一审法院陈述：“上次开庭后我回去向相关人员了解，得知《投保人声明书》手写的字迹及签名估计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代签字，根据保险法的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最重要的是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我们认为无须进行笔迹鉴定”；当被问及：“那本次开庭（注：开庭目的在于因鉴定需要对相关笔迹检材进行质证）你方认为还有必要进行吗？”，其陈述：“如本次开庭只是针对笔迹鉴定的话，那就不需要进行开庭了”；当被问及：“江海波是什么时候向你公司申请理赔的？有无书面拒赔通知书：”，其陈述：“出事后就报了案，我公司知道酒驾后当时就拒赔了，我们了解到江海波交强险平安保险公司2017年就赔偿了，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第十八条，诉讼时效是从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计算，江海波与受害者家属于2017年2月4日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即是保险责任确定之日，时效应该从2017年2月4日开始计算，江海波应当举证诉讼时效中断，拒赔通知书应该由江海波举证，江海波未举证时效中断，时效已过”。诉讼过程中，华泰保险公司提交的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之“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另查明，江海波作为投保人于2016年12月16日向华泰保险公司交纳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费2665.15元。本案事故发生后，江海波即分别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华泰保险公司报案。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支付了江海波交强险理赔款11万元。华泰保险公司认可江海波已及时报案，但陈述其知道江海波酒驾后即向江海波表示拒赔，江海波则表示其并未收到华泰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江海波作为湘Ａ8××**小型越野客车的投保人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已按调解协议支付完毕受害人家属损害赔偿款，故江海波现依据其与华泰保险公司达成的保险合同要求华泰保险公司赔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执焦点在于：一、关于江海波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华泰保险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期间抗辩，一审法院应予审查。华泰保险公司认为本案交通事故的时间是2017年2月2日21时5分，江海波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2月4日，此时江海波已经知道了事故的发生，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2017年2月2日（注：后又称起算点为2017年2月4日），至今已过去三年多时间，故江海波主张的权利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八条：“商业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结合本案，本案所涉责任保险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江海波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已及时向华泰保险公司报案，即其已在保险事故发生当日行使了向华泰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内作出核定……”，及第二十四条：“保险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之规定，华泰保险公司在接到江海波报案后若核定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应按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及程序，及时向江海波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拒赔理由，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华泰保险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已向江海波发出拒赔通知书的送达回执或邮寄存根联，不能证明华泰保险公司主张的已向江海波通知关于华泰保险公司拒赔的事实，也无证据表明江海波在其报案后放弃了向华泰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故应认定江海波索赔之主张在其报案后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在华泰保险公司作出拒赔通知书前一直处于中断阶段，江海波在2020年4月2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华泰保险公司关于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及江海波应负拒赔通知书之举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华泰保险公司能否依据保险条款免赔的问题。针对华泰保险公司能否依据保险条款免赔的问题，案涉事故的原因之一是江海波饮酒驾驶判断失误，措施不当，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之“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华泰保险公司规定的酒驾免责事由为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华泰保险公司虽不需向投保人江海波履行说明义务，但仍应当向投保人江海波履行提示义务。本案诉讼过程中，华泰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曾提交了《投保人声明书》，在江海波对该声明书的手写字迹及签名否认为其书写，并提出笔迹司法鉴定后，华泰保险公司将该《投保人声明书》证据原件撤回，并陈述上述笔迹“估计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代签字，……我们认为无须进行笔迹鉴定”。鉴于华泰保险公司将该《投保人声明书》证据撤回，故无证据证明华泰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江海波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华泰保险公司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认为江海波交纳了保险费即视为对签字行为的追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与《投保人声明书》系两种不同的文书，不能当然认定保险合同包括《投保人声明书》在内，该司法解释条款中的“保险合同”不能扩大适用于《投保人声明书》，故华泰保险公司不能据此证明其已向江海波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因此，上述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江海波不产生效力，华泰保险公司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江海波理赔款270502.75元[注：（总损失651005.5元-交强险已赔付11万元）×50%责任比例]。综上，江海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核准后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支付江海波商业三责险理赔款共计270502.75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江海波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江海波负担2020元，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负担2380元。本院二审期间，华泰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拒赔通知书》，拟证明华泰保险公司2017年9月出具了拒赔通知，并陈述因江海波未向该公司索赔，该《拒赔通知书》系依照理赔程序做出来的。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江海波否认收到过该《拒赔通知书》，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拒赔通知书》“被保险人确认签收”处为空，亦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华泰保险公司向江海波送达了该《拒赔通知书》，且江海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江海波提交的《华泰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重要提示”栏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江海波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二、华泰保险公司能否依据保险条款主张免赔的问题。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八条“商业责任险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所涉责任保险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且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之日即2017年2月4日计算，江海波在2017年2月2日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虽已及时向华泰保险公司报案，但并无证据证明其2017年2月4日后向华泰保险公司主张了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现其在2020年4月27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有违日常保险纠纷的索赔习惯，亦不符合诉讼时效期间制度的立法目的，一审法院以江海波已在保险事故发生当日报案即行使了向华泰保险公司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并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律规定酒后严禁驾驶车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江海波提交的《华泰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中“重要提示”栏亦已明确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并提请被保险人立即核对保险条款，如有不符或疏漏，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同时提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等，且《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字体加粗加黑等重点标示处理，因此可认定华泰保险公司已尽到了适当的提示义务，故对华泰保险公司对江海波因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有权依据保险条款应予免赔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华泰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处理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湘0181民初42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海波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共计13200元，由江海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安审  判  员  郭柏奎审  判  员  李兴艳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彭雯书记员（兼）  彭 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