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3民初4171号原告：曹永菊，女，196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辽宁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永亮，男，196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辽宁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法定代表人：吴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莹，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菲，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原告曹永菊、曹永亮与被告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永菊、曹永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威，被告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莹、季晓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永菊、曹永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兑付存款本金300万元；2、请求判令银行支付违约利息2011年11月18日至2018年11月18日，按照年利率4.2%为88.2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1月18日，原告曹永菊在被告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农联社马刚信用社开设一银行存折账户，账号14×××21，之后正常使用。原告曹永亮与曹永菊系兄妹关系，2011年11月18日，原告曹永亮从自己名下存折取出300万元，直接转存至其妹曹永菊在被告处开设的存折内，约定存款方式为活期。2012年4月原告到被告位于沈北新区的马刚信用社兑付该笔款项却被拒绝。根据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原则，存折作为一种合同要约，是双方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基本依据。储户有随时兑付支取自己存折内款项的权利，金融机构就必须依约履行，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兑现。我国《商业银行法》第29条第1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法律规定了每位储户的合法储蓄存款的利益不受侵犯。银行应保证储户的存款安全和能正常自由转款、取款的便利条件。现被告无理由拒不兑付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储户正常经营和运作项目的开展，对此应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针对上述兑付及赔偿问题，原、被告多次沟通无果，无奈诉至贵院，请贵院支持。被告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曹永亮主体不适格，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诉争的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合同双方主体分别为银行和曹永菊，故根据合同相对性，曹永亮不应作为本案的原告，由于主体不适格，法院应当裁定驳回曹永亮的起诉。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原告所述，其早在2011年12月28日得知案涉款项被刘学武使用，则按照当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时间，诉讼时效早在2013年12月已过。本案是原告在2019年3月起诉，显然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三、本案非曹永菊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是曹永亮与案外人刘学武、侯千一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一）根据刘学武、侯千一证人证言：案涉300万元借款是其二人向曹永亮借的，用于建设朱尔屯钢材市场。当时曹永亮提出他将钱存进银行，由刘学武操作存款对应的存折挂失，并补办存折，将原存折项下的资金分笔取出，曹永亮对于整个过程是明知的，也是授意的。另外，他们约定月利2分，从2011年至2014年10月，刘学武、侯千一共向曹永亮支付了利息200余万元（本金才300万）。（二）曹永亮的种种表象证明其对于案涉资金系其与刘学武、侯千一之间的个人民间借贷是自认的。1、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每月支付利息，截至2014年11月被告不再支付利息”。原告作为以高利贷为业的人，其所谓的“利息”不可能是很低的银行存款利息，而是刘学武、侯千一支付的月利2分的高息。2、原告曾在庭审中自认，其收到了刘学武付的月利1分的利息。月利1分显然远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不可能是银行支付，恰恰印证了刘学武、侯千一与曹永亮民间借贷的事实。3、原告称“被告2014年11月不再支付利息，故发现本金不翼而飞”。这个时间点与刘学武、侯千一自认的“利息支付至2014年10月”是互相印证的。另外，普通老百姓都不会每月等着银行存款利息，更不会每月查询银行存款利息的到账情况，更何况以高利放贷为业的原告了。4、根据曹永亮与刘学武的电话录音内容可知，曹永亮对于案涉款项是刘学武、侯千一个人借和个人用是明知的，曹永亮是向刘学武要钱，而不是向银行要钱，这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的反应，而不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的正常反应。5、假使原告所述没有自相矛盾、没有虚假陈述、按照原告的自述，2011年12月18日原告发现300万元被刘学武取出后，没有向刘学武主张所谓“侵权”责任，而是继续放任刘学武对300万款项的占有，并继续收取刘学武和侯千一支付的每月2分利的高息，可见原告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追认其与刘学武、侯千一民间借贷的事实。四、刘学武的行为非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被告不应承担责任。1、职务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单位经营范围内的行为，民间借贷显然不是职务行为。《民法通则》第42条：“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170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可见，不在核准经营范围内活动一定不是经营活动，当然不是职务行为。2、曹永亮的主观非善意，其对于整个借款过程、取款过程明知且收取高息的情况下（出借本金为300万元，已经收到的利息达200余万元），将其与刘学武、侯千一之间的个人间民间借贷风险恶意转嫁给银行，显然不构成表见代理，银行不承担责任。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即使持有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真实凭证，“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使相对人持有银行存单、对账单等真实凭证，只要款项没有交付银行，相对人也不能主张银行返还款项，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五、原告涉嫌虚假诉讼，非法诉求不应得到保护。原告在明知实际借款人为刘学武、侯千一，并且已经收取200余万高额利息的情况下，仍然采用将个人间民间借贷风险转嫁给银行的做法，严重违背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不得将风险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本案情况符合“情节严重”虚假诉讼罪的特征，应当依法移送公安。如果在发现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下，继续放任结果发生，将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应当审查原告是否有合法资格，民间借贷是否实际发生。民间借贷“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或变相吸收他人资金用于借贷”，法院应当保护非职业放贷者的合法利益，不应保护非法诉求。另外，本案中有几个关键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询问，否则无法查清事实。一是曹永亮的司机姚某，据当事人陈述，“曹永菊的账户开户时是曹永亮的司机姚某拿着曹永菊的身份证原件来办理的存款”；“挂失当天是姚某拿着曹永菊的身份证复印件来办理的挂失”；“姚某系曹永亮沈阳红亮金鸿圣贸易有限公司的监事。询问姚某可以了解到案件的真实情况。二是刘学武、侯千一，因为其是实际借款人、用款人，其能将整个案件事实情况陈述清楚。故申请法院要求证人姚某出庭接受询问，并追加刘学武、侯千一作共同被告。最后，恳请法院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切实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防止银行成为最终的受害人，避免金融资产流失。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月，以曹永菊的名义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农联社马刚信用社开立存折一张，印密为密码。该存折于2011年11月18日存入300万元，其后至庭审之日均没有交易记录，也无利息情况的记载。该300万元款项系由曹永亮转存。曹永菊主张该存折也一直由曹永亮使用、保管。曹永亮与曹永菊系兄妹关系。自2011年11月25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案涉300万元被分多次采取大额支付及支取的方式取走。2014年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马刚信用社被注销，注销前其负责人为刘学武。由本案被告承接该信用社的遗留债权债务。2015年两原告曾就本案纠纷向在本院起诉本案被告，其民事起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2011年11月18日，原告曹永亮在被告沈阳市沈北新区农联社马刚信用社存入300万元。此后，被告每月支付利息。截止2014年11月被告不再支付利息。且原告曹永亮到被告马刚信用社查看发现存款300万元不翼而飞”。2015年11月10日，本院以该案涉及经济犯罪嫌疑，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将该案移送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2017年两原告再次起诉本案被告，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将案件移送至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被告在本次庭审中提供了一份刘学武与曹永亮的通话录音文字资料，其中载明：刘学武：“什么时候300万的事啊，好几年之前的事了。我说这边俺们市场用钱嘛，当时我拉的存款，后来侯千一跟他协商的后来又借出来的，俺们给挂的失。谁挂的失，侯千一来挂的失。”在庭审中，被告提供刘学武的书面证言一份，载明：“本案实际上是我和侯千一向曹永亮借钱的民间借贷，与银行无关。曹永亮不是普通的存款人，他是搞投资，并向外拆借高息贷款的。我们向曹永亮借款300万元，曹提出钱必须设定为银行存款，关于怎么从银行支出去这个问题，曹确定的方式是由我操作存款对应的存折挂失，并补办存折，将原存折项下的资金分笔取出，曹对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和侯千一按照事先与曹约定的2分/月利息，每两个月付一次，截至去年2014年10月，共付了200多万利息，后来付不上，曹就假装存在银行的钱丢失，起诉银行。实际上钱是我和侯千一借的，利息也是我们给的。目前资金链断裂了，无法偿还曹，但我们对于借钱的事实承认，也愿意积极筹钱，把曹的钱还上。”在庭审中，被告提供侯千一的书面证言一份，载明：“本案实际上是我和刘学武向曹永亮借钱的民间借贷，与银行无关。曹永亮不是普通的存款人，他是搞投资，并向外拆借高息贷款的。我们向曹永亮借款300万元，曹提出钱必须设定为银行存款，关于怎么从银行支出去这个问题，曹确定的方式是由刘学武操作存款对应的存折挂失，并补办存折，将原存折项下的资金分笔取出，曹对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和刘学武按照事先与曹约定的2分/月利息，每两个月付一次，截至去年2014年10月，共付了200多万利息，后来付不上，曹就假装存在银行的钱丢失，起诉银行。实际上钱是我和刘学武借的，利息也是我们给的。目前资金链断裂了，无法偿还曹，但我们对于借钱的事实承认，也愿意积极筹钱，把曹的钱还上。”被告向法庭提供多份判决书，用以证明原告曹永亮长期从事高利放贷和民间借贷，并且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情况。其中：1、2014年，原告曹永亮起诉案外人沈阳宇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一案，原告诉称：于2011年4月20日借给沈阳宇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3分；2、2014年，原告曹永亮起诉沈阳近海美加工业区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一案，原告诉称：被告于2009年10月以支票的形式给付施工单位沈阳市龙腾鸿业木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人侯百一327万元工程款，侯百一将此支票放到曹永亮处并拿走现金。起诉要求被告给付支票款327万元及每月四分的利息；3、2017年，辽宁香格蔚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侯百一追偿权一案，该原告诉称，辽宁香格蔚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F区住宅项目，由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侯百一项目施工队施工。施工期间向曹永亮借款400万元；4、2017年，常杰诉曹永亮、沈阳胜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一案，该案的二审生效判决中载明“曹永亮与胜全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交付时间为2009年10月31日，而提交的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备案时间、开具发票时间、入住通知时间均为2009年6月14日。如为现房交易，则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不合常理；如为期房交易，则曹永亮不可能于合同签订当日取得入住通知。曹永亮对上述矛盾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曹永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曹永亮向法庭提供两份《借款协议》一份载明2007年6月18日刘学武向辽宁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款20万元，借款息费为银行同期贷款月息费的四倍，加综合费率1.5%，息费逾期，按逾期天数，每日加收0.8‰；另一份载明2008年8月28日刘学武向辽宁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万元，借款息费为银行同期贷款月息费的四倍，加综合费率1.5%，息费逾期，按逾期天数，每日加收0.8‰。用以证明刘学武向其借款的情况。原告陈述原告曹永亮系辽宁汇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存在以下情形：1、案涉存折系以曹永菊的名义开具，但却一直由曹永亮使用保管。曹永亮以曹永菊的名义存入案涉300万元活期存款。曹永菊虽为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方，却并非案涉存折的实际使用及管理人；2、刘学武与侯千一均陈述案涉款项是曹永亮借给他们的，约定2分/月利息，截止2014年10月已支付200多万元利息。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这两份陈述的真实性；3、两原告于2015年起诉本案被告偿还案涉借款时提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载明：“截止2014年11月被告不再支付利息，且原告曹永亮到被告马刚信用社查看发现存款300万元不翼而飞”。原告提交法庭的案涉存折上显示自2011年11月18日存入300万元后，再无存取款及利息数额的显示，原告是如何得知被告于2014年11月起不再支付利息的？原告虽解释为是原代理律师笔误造成的，但该起诉状上有两原告的签名。而原告这个陈述与刘学武、侯千一关于案涉款项利息支付情况的陈述相一致；4、本次原告提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中载明“2012年4月原告到被告位于沈北新区的马刚信用社兑付该笔款项却被拒绝”，那么从该日期起原告即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已经受到了侵犯，被告抗辩原告本次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并陈述在原告2015年起诉时，其才知道本案纠纷，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原告应于2014年4月前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永亮、曹永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856元，由原告曹永亮、曹永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芳人民陪审员  李一民人民陪审员  冯 凯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 记 员  张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