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甘民终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彦斌，男，生于1981年1月16日，汉族，住甘肃省天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石录，甘肃昊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佑川,男，生于1961年5月27日，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红霞，甘肃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彦斌与被上诉人赵佑川合同纠纷一案，前因何彦斌不服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5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以（2018）甘民终78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经审理作出（2019）甘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何彦斌仍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彦斌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佑川的不当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一审认定何彦斌为诉讼主体，存在错误：1.案涉砂场的中标单位是渭滨芳公司，何彦斌不享有采砂权；2.案涉砂场是在渭滨芳公司名下，以该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何彦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将案件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但并未对生产产值、销售额、成本、利润等进行全面审查，违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1.关于356张发料单，雷小兵已当庭辨认其签名系伪造，一审法院仍以上诉人未申请鉴定为由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系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将2016年8-9月工资表认定为赵佑川工作期间错误，赵佑川在8月已经离开砂场，其后是何彦斌组织王平安生产，故二分场的材料单与赵佑川无关；3.一审法院对2016年6-10月的生产费用认定缺乏依据；4.一审法院对鑫淼公司电费单未认定错误，砂场使用的两台变压器中的一台就是鑫淼公司的；5.一审法院对赵佑川擅自离开砂场后上诉人垫付费用不予确认不当；6.赵佑川一审提交收款明细表载明其收到663850元，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7.一审法院对2016年8-10月何彦斌运砂石料支出未予认定不当；8.一审法院对砂场拆除费用不予认定不当，该费用应由合伙分担；9.一审法院对赵佑川伪造的单据予以确认，显属错误。（四）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1.合作协议违反招标意向2.采砂权利人为渭滨芳公司，个人私自合伙开采没有法律依据，属无效行为。（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何彦斌并无违约，而是赵佑川违约。   赵佑川答辩称，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但赵佑川无力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1.一审法院对356张发料单进行了确认，但对其余43张未认定，事实上该部分发料单也是何彦斌一方工作人员签字认可的；2.南崖砂场被拆除是何彦斌手续不全造成的，其应依约赔偿赵佑川损失500万元。第二，对于何彦斌的上诉理由，答辩意见为：1.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何彦斌虽是渭滨芳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合作协议履行全过程中自始没有渭滨芳公司参与，因此何彦斌是适格被告；2.何彦斌主张356张发料单系伪造，其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应承担不利后果；3.一审法院对双方账目的计算方法客观清楚，除43张发料单外，其它证据的认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部分维持。   赵佑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彦斌支付沙石销售款4102620.91元、利息损失273725.1元以及可得利益损失1206968.5元，合计5583314.5元；2.判令何彦斌赔偿赵佑川机器设备损失共计5016200元。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11日，天水渭滨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渭滨芳公司）中标天水市麦积区河道“以采代疏”采砂权出让项目二次招标第三十标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彦斌。2014年11月23日，何彦斌（甲方）与赵佑川（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内容为：“天水市麦积区第34号标段系甲方通过合法程序拍卖所得，拥有合法手续及采砂权，据此，甲乙双方就上述砂场合作事宜通过协商，本着互惠互利、平等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故订立协议如下，供双方遵守：一、甲方提供上述砂场的所有合法手续及砂场所有场地及现有生产平台；二、甲方保证砂场的水、电、路通畅，住房齐全，及协调砂场生产的相关事宜；三、甲方提供乙方砂石原料，确保乙方正常生产，甲方债权债务及政府相关手续问题，土地使用等，造成乙方停产的所有损失由甲方承担（注：乙方生产设备500万元）。甲方如果供应不上生产原料，购买的原料费、运输费由甲乙双方协商而定；四、乙方生产砂子的过程由乙方自行实施，生产过程中的电费、柴油、机械配件、人工工资、所有生产人员及生产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乙方生产发生的一切责任；五、乙方须保证将生产的砂子、开口石全部由甲方进行销售，砂子价格按签协议时市场销售价：60元/m为准，乙方40元/m，甲方20元/m，石子以市场销售价35元/m为准，甲乙双方各一半，即17.5元/m，如市场销售上涨部分甲乙双方各得50%。如市场销售下滑部分甲乙双方各承担50%；六、付款方式：每月甲方3号前付清乙方砂石款；七、砂场乙方投入的所有生产设备归乙方所有，乙方有自行处理权，甲方无权干涉，因生产需求量增大，甲方另上生产设备需经乙方商量同意；八、双方上述合作方式期限为三年，从2014年11月23日起至2017年11月23日止，手续到期终止；九、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十、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鉴证方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签订后，赵佑川投入制砂生产设备及两台装载机用于砂场生产经营。合作期间的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赵佑川与何彦斌就涉案砂场砂石销售情况进行过对账，双方签署对账单10张，扣减每月何彦斌所有已付款后，每月何彦斌拖欠赵佑川砂石款情况为：2015年5月拖欠756528.05元，2015年6月拖欠291154元，2015年7月拖欠579218.56元，2015年8月拖欠178824.80元，2015年11月拖欠152759.80元，2015年12月拖欠973363.55元，2016年1月拖欠228746.60元，2016年3月拖欠-540603.03元，2016年4月拖欠435980.34元，2016年5月拖欠1687.03元，以上共计欠付3057659.70元。从2016年6月起至10月底，由于双方发生矛盾，再未形成对账单，在该段时间内，何彦斌共向赵佑川支付砂石款（含垫付的生产费用）的情况为：2016年6月支付477870.5元，2016年7月支付442416元，2016年8月支付178466元，2016年9月支付126334元，2016年10月支付125959.80元，共计支付1351046.3元。在2016年7月18日、7月29日，赵佑川单方出售砂石，收取销售款20万元。从2016年11月开始，赵佑川再未参与涉案砂场的经营。因群众举报渭河河道非法采砂，天水市麦积区相关部门对麦积城区砂场进行清理，2016年12月8日，何彦斌一方自行拆除涉案砂场设备、回填砂坑，砂场设备拆除时，业主代表为贾女士，相关制沙设备及两台装载机由何彦斌一方自行运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本案的焦点为：1.赵佑川与何彦斌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案涉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如何认定；2.何彦斌是否拖欠赵佑川砂石款，如拖欠，数额是多少；3.赵佑川要求赔偿砂场设备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本案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及案涉合作协议的性质及效力的问题。何彦斌虽然是渭滨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案涉合作协议及10张对账单上只有何彦斌的签字，案涉砂场销售砂石发料单及费用支出票据上也均未加盖渭滨芳公司公章，何彦斌已经支付给赵佑川的砂石销售款也无从渭滨芳公司支出的证据，因此从案涉合作协议的签订、各项费用支出、账款结算及给付的全过程看，赵佑川与何彦斌合作经营案涉砂场的事实清楚，该合作协议的履行主体为赵佑川与何彦斌，与渭滨芳公司及赵佑川是否与他人合伙购买制砂设备均无关联，因此赵佑川与何彦斌均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案涉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赵佑川与何彦斌在砂场经营中各自的投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内容，双方的合作方式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故赵佑川与何彦斌为合伙法律关系。关于案涉合作协议的效力，从麦积区水务局的情况说明内容看，虽然因渭河河道存在非法采砂问题，包括案涉砂场在内的麦积城区砂场都被清理，但赵佑川与何彦斌所签合作协议内容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河道第三十四标段采砂权的中标单位渭滨芳公司对该合作协议未提出异议，麦积区水务局的说明也没有案涉砂场非法采砂的内容，故本案中赵佑川与何彦斌签订的合作协议应为有效。   关于何彦斌是否拖欠赵佑川砂石款，如拖欠，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何彦斌拖欠赵佑川砂石料款3057659.70元。对于2016年6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的砂场经营情况，应先计算出该段时间内何彦斌应付赵佑川砂石款数额，再减去实际已付款数额，最终确定何彦斌是否拖欠赵佑川砂石款，为：1978713.5元－1551046.3元＝427667.20元，加上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拖欠的赵佑川砂石料款3057659.7元，何彦斌本案中共拖欠赵佑川砂石款为3485326.9元。在本案诉讼前，由于双方对何彦斌是否拖欠赵佑川砂石款及拖欠数额存在争议，故对于3485326.9元未付的砂石款利息应从本案首次立案的2017年6月16日起计算，而赵佑川关于利息的请求截止于2017年3月，故对其关于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赵佑川要求赔偿砂场生产设备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砂场的生产设备由赵佑川提供，故相关设备是赵佑川投入到合伙体的财产，在砂场合伙事务终止后，依照案涉合作协议关于砂场生产设备的规定，赵佑川可自行处置相关砂场生产设备。本案中赵佑川既无证据证明何彦斌妨碍了其对砂场生产设备的处理，也未举证证明何彦斌拒绝返还相关设备，在何彦斌明确陈述案涉砂场设备现由其保管并可返还的情况下，赵佑川诉请由何彦斌赔偿砂场生产设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相应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至于砂场生产设备返还及返还具体方式等问题，双方可另行协商或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诉讼解决。   另外，赵佑川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是其根据案涉砂场其他月份生产与销售情况单方计算的每月利润平均值相加得出，计算方法本身并不科学，而且赵佑川在未与何彦斌就砂场经营情况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单方离场，本身存在过错，故对赵佑川可得利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庭审中何彦斌所称砂场关闭前有4-5万立方未销售砂石的成本也应扣除的观点，由于何彦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所称砂石的方量及生产成本，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由何彦斌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赵佑川砂石销售款3485326.9元；二、驳回赵佑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397.09元，由赵佑川负担57317.09元，由何彦斌负担28080元。   在二审中，各方均未出具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全部证据材料，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8）甘05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检察院诉天水市麦积区水务局及第三人渭滨芳公司等31家企业和个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一案）记载：“本院查明：2014年6月10日天水市麦积区公布了河道“以采代疏”采砂权出让招标实施方案，对麦积区河道采砂规划分段拍卖，一次性招标出让河道采砂权3年，以采砂企业的名义中标52家……上述企业或者个人与天水市麦积区水务局均没有签订河道采砂合同，没有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何彦斌在本院（2018）甘民终781号案件的庭审中，亦明确陈述其在采砂过程中未办理采砂许可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赵佑川与何彦斌签订合作协议因履行发生的纠纷，因此，识别合同性质和效力，应当是法院依法主动、而非依申请进行审查确认的首要问题。   案涉合作协议约定，赵佑川与何彦斌在黄河一级支流渭河河道内合作采砂，利润分成。河砂的主要成分为天然石英砂，属《中国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中列明的非金属矿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第四十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必须按照经批准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并向河道主管机关缴纳管理费。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甘肃省河道管理条例》（2014年）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从上述规定可知，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从事河道采砂应当取得采砂许可证，禁止无证开采，违者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   根据《天水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2008年）的规定，河道采砂许可的流程为：编制采砂规划-下达年度开采计划-采砂权出让（招标、拍卖、中标）-缴纳河道采砂权拍卖款-签订河道采砂管理合同、缴纳保证金-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持证到工商、税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上述程序进行完毕方可进场采砂。本案中，渭滨芳公司中标采砂权后，并未继续履行其后申请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法定义务，何彦斌、赵佑川就进入河道进行长达两年的采砂作业。这一过程中，不排除行政机关存在不作为的情形，但无论渭滨芳公司，还是何彦斌、赵佑川，从事无证采砂的事实客观存在。虽前述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无证开采的民事行为无效，在法律解释层面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但无证采砂行为不仅侵害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政府对矿业市场的监管，而且极易引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在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极其严重的黄河上游流域，因此属于国家严令禁止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对于赵佑川与何彦斌合伙无证采砂行为的效力，根据上述规定在民法上亦应作出否定性评价，故本院认定案涉合作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有效错误，本院予以撤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院认定案涉合作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五）项，而是该条第一款（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无证采砂是违法行为，当事人不得基于违法行为而获利，否则将变相承认无证采砂合法化。因此，本案中赵佑川基于合作协议约定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何彦斌在一审及上诉中虽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本院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与其并不一致，且何彦斌先以履行合作协议牟利，后又主张合作协议无效来对抗赵佑川的请求，明显有违诚信原则，故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本院其后将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对于合同无效后各方的损失，当事人应根据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结合各自过错程度，谨慎反思，理性判断，争取协调处理，或另案解决。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赵佑川的诉讼请求。   赵佑川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85397.09元，何彦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4683元，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烨   审判员 周 雷   审判员 沈亚中     二Ｏ二Ｏ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致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