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褚福伟，男，1965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济宁市任城区，现住址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文新，山东晟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元，男，196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嘉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书静，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刘关，女，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现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褚福伟因与被上诉人张金元及原审被告马刘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1民初7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褚福伟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9)鲁0811民初766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债权凭证不能证明本案借贷关系成立。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虽然手持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借条内容为“今借张金元现金拾万元正”，但其提交的系转账明细，且转账明细为常庆喜与马刘关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不能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庭审中称不会转账，但其主张的5000元现金根据庭审调查显示也并非其本人交付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借贷事实不能提供任何合理证据证明。事实情况为涉案款项并非借贷，而是上诉人与常庆喜之间的多笔资金往来中的其中一笔不规范的存在，本案被上诉人无债权人资格。(二)被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所称“10万元借款”中的9.5万元是直接从常庆喜账户转至上诉人前妻名下账户，故常庆喜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是认定本案借贷是否真实发生的的关键。但通过常庆喜到庭陈述不难发现其说辞前后矛盾且极其不符合常理。首先，根据常庆喜陈述涉案款项分两笔支付，第一次即2015年4月4日转账9.5万元给马刘关，剩余5000元是在第二天即2015年4月5日现金交付。但其后来却说5000元现金是在打借条时即2015年9月支付的。有关这5000元支付时间上前后陈述矛盾。其次，对于转账的9.5万元部分，其后陈述被上诉人在2015年8月份给他现金之后又转账给的上诉人，而之前陈述确是很清晰的2015年4月4日转账给马刘关，且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亦陈述是在涉案借款完成后张金元偿还的常庆喜。对于亲自操作的款项支付时间及对象尚不能自圆其说，前后矛盾，且与被上诉人陈述亦相互矛盾，其陈述的真实性有待认定。最后，据常庆喜及上诉人陈述均能证实，原上诉人并不熟识，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将如此大额款项出借给一个相对陌生的人且不收取任何利息。此种说法严重有违常理。同时，被上诉人诉状中自称“借款”到期后，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上诉人清偿，但庭审中却陈述是通过常庆喜替被上诉人催要，前后矛盾，但证实了与上诉人并不熟实，平常没有联系。被上诉人作为“权利人”在手持上诉人书写的借条前提下，却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从未直接联系过上诉人，直至2019年3月14日才第一次诉讼，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之规定，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三)本案所涉款项系常庆喜转借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的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出具的2015年9月18日的现金借条，被上诉人并未履行交付相应款项的义务，该借条系虚设的。真实情况是常庆喜于2012年9月19日向上诉人借款15万元现金，为了偿还该款项而向与其比较熟悉的被上诉人借款，其为了不正当目的，同时鉴于上诉人文化水平有限，对此无法区分而要求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被上诉人提交的2015年4月4日常庆喜转账的9.5万元正是常庆喜偿还上诉人15万元债务的一部分，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提交的有关张金元的短信聊天记录也仅是常庆喜自身的陈述，并未有上诉人的认可意思表示。庭审中上诉人亦提交了15万元现金借条的证据，但一审法院对此真实性并未核实。一审法院在本案疑点重重的情况下，未能查清案件事实，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径行认定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而作出该判决明显缺乏公平公正。二、退一步讲，即使涉案“债权”存在，也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本案中借条显示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8日至2015年12月18日，2015年12月18日借款未能如期偿还，权利人就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自此开始计算。但直至2019年3月14日才第一次诉讼，期间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主张期间通过常庆喜催要过，但常庆喜并非权利人，且被上诉人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从未有上诉人认可的意思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之规定，只有权利人提出履行请求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本案明显不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张金元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涉案借款10万的民间借贷关系，有效成立、合法存在。通过上诉人书写的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张金元现金10万元，借款人褚福伟”，可以证实涉案借款的发生，另外通过常庆喜与上诉人的短信聊天记录来看，不止一次的提到要求上诉人归还该涉案借款10万的事实，上诉人均没有否认，反而到了法院，上诉人为了规避还债的风险，从根本上否认借款事实的发生，甚至于为了逃避对外负债，将自己名下的大量资产通过所谓“离婚签订离婚协议的方式”转移给马刘关名下，却仍在离婚后使用马刘关的银行卡接收有关款项，可见其离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而非真正的离婚。马刘关未作陈述。张金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款条,向原告借款10万元,其中原告委托常庆喜于2015年4月4日转账给被告马刘关9.5万元,后原告将涉案款项给付常庆喜。上述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12月18日止，未约定借款利息。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1月7日登记离婚,被告褚福伟认可收到涉案款项9.5万元。上述借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未向原告归还借款本息，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褚福伟向原告张金元借款9.5万元，原告张金元委托常庆喜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款项交付给被告褚福伟，被告褚福伟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且在庭审中认可收到涉案款项9.5万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原告张金元要求被告褚福伟偿还借款9.5万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借款10万元中的其余5000元，因原告未提供付款凭证，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12月18日起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息6%给付借款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马刘关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褚福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金元借款9.5万元及利息（以9.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8日起至借款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褚福伟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一、张金元与褚福伟之间是否存在涉案借贷关系；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2015年9月18日，褚福伟向张金元出具借条，载明借张金元现金100000元。张金元主张该款系通过案外人常庆喜予以支付，对此，褚福伟认可收到了常庆喜的转账95000元，只是认为该款系常庆喜向其偿还欠款。根据一审法院对常庆喜的调查，常庆喜认可转账的95000元系其代张金元支付的给褚福伟的涉案借款，结合褚福伟向张金元出具上述涉案借条的事实，应认定张金元与褚福伟之间存在涉案借贷关系，一审以转账金额95000元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借款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5年12月18日，根据张金元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借款到期后，其通过案外人常庆喜多次向褚福伟主张权利。鉴于涉案借款系张金元通过常庆喜向褚福伟支付，因此应可以认定系张金元委托常庆喜向褚福伟催要该笔债务，故这应可以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所以，至张金元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褚福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褚福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扈 琳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史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