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03刑终154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兰英，女，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淇，女，199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蒋晓琨，广西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某，男，196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辽宁省灯塔市，现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邬某，女，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建平县，现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8年11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被逮捕，现被取保候审。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兰英、高淇、张某、邬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桂0304刑初20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兰英、高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讯问二上诉人，听取上诉人高淇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2年初，被告人高淇经其母亲孙艳君发展加入“西部大开发”非法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投资国家高回报为名，以“西部大开发”(又称“移民经济”、“商务商会运作”)为名在桂林市临桂区进行“连锁销售”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缴纳3800元至33500元申购款购买1至10份产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通过参加者发展下线人员缴纳申购款，每名参加者最多只能发展三名直接下线，下线发展的人数累计至上线名下。传销人员根据下线人数分别取得“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资格，“高级业务员”单条下线人数累计满60人后，则自动从该线出局。该传销组织依据层级及不同代数从申购款中获得数额不等的提成，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被告人高淇成为高级业务员后，利用其名下的工商银行卡负责收取下线交纳的申购款及发放下线提成。2013年2月、12月及2014年9月，被告人张某、邬某、刘兰英先后加入该传销组织，成为高淇间接下线，并积极宣传和发展下线，相继发展了祖素梅、董小明、孙勇、李雪等人加入“西部大开发”行业，形成传销组织体系。张某、刘兰英升为高级业务员后，负责收取下线申购款及发放下线提成。至2018年10月，高淇、刘兰英在该传销组织中均系出局高级业务员，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超过60人，层级均达三级以上，涉案金额人民币均在250万元以上；张某系高级业务员，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超过60人，层级达三级以上；邬某系业务经理，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超过30人，层级达三级以上。 另查明，刘兰英在参与传销活动期间，通过其银行账户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6727000元；高淇在参与传销活动期间，通过其银行账户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4153700元。2018年11月1日，公安机关抓获刘兰英、邬某、张某，2018年11月8日，公安机关抓获高淇。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材料、抓获经过、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体系图、传销资料、下线提成记录、汇款单、笔记本、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被告人的供述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兰英、高淇、张某、邬某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发展下线或承担管理、宣传职责，其中被告人刘兰英、高淇均系出局的高级业务员，被告人张某系高级业务员，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均达六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被告人邬某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达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四被告人对传销组织的扩大均起到关健作用，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刘兰英、高淇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达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某、邬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原判依法对其二人予以从轻处罚。刘兰英、高淇当庭自愿认罪，原判酌情对其二人从轻处罚。刘兰英、高淇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均超过60人，层级均达三级以上，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达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犯罪事实，有公安机关依法调取二被告人名下的银行流水清单所证实，且与二被告人供述其都系出局的高级业务员的事实相吻合，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故对刘兰英、高淇及其辩护人辩称涉案的金额没有达到250万元，发展下线人员没有达到60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原判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兰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二、被告人高淇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三、被告人张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四、被告人邬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上诉人刘兰英提出，其只发展下线30人左右，传销金额为90万元左右，原判认定其发展的下线人数及传销金额有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高淇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依据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及体系图认定传销人数及金额证据不足，据以认定人数及金额有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辩护人另提出高淇系从犯，认罪态度好，请求二审法院减轻处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兰英、高淇及原审被告人张某、邬某组织、领导以投资“西部大开发”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其中刘兰英、高淇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上诉人刘兰英、高淇及原审被告人张某、邬某自愿认罪，原判已依法从轻处罚。对于上诉人刘兰英、高淇及高淇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传销人数或金额有误的上诉理由，经查，二上诉人各自发展的下线层级与参加传销组织的具体人数和传销金额，有刘兰英、高淇及同案人的传销组织体系图、传销资料、下线提成记录、汇款单等证据证实，能与二上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亦有同案人的供述、银行流水等证据相佐证，因此原判认定二上诉人的传销人数或金额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高淇的辩护人提出其系从犯，经查，高淇加入传销组织后，负责收取下线交纳的申购款及发放下线提成，其在该传销组织中系出局高级业务员，至2018年10月，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传销人员超过60人，层级达三级以上，涉案金额人民币在250万元以上，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关健作用，在本案中系主犯，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判根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综合考量其他各项情节，依法已作出适当量刑，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亮 审 判 员  涂光照 审 判 员  殷林静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黄 岚 书 记 员  陈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