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26004号原告：卢扁女，女，1948年6月2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广州联系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瑞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胡艳青，女，汉族，1975年2月9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克，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大院****之一（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胡俊能。第三人：胡俊能，男，汉族，1981年1月1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第三人：胡雪芬，女，汉族，1977年2月28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胡焕珠，女，汉族，1979年3月24日出生，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原告卢扁女诉被告胡艳青、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建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卢扁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芳、施瑞涛，被告胡艳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黄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扁女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胡艳青向原告卢扁女返还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19.8%股权份额（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594万元），并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3.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4.被告胡艳青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188万元；5.被告胡艳青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用人民币11880元；6.被告胡艳青承担本案受理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均系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股东。2016年3月31日，原告卢扁女及被告胡艳青与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签订一份《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由五个股东组建，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原告卢扁女出资人民币1314万元，占43.8%；第三人胡俊能出资人民币1029万元，占34.3%；被告胡艳青出资人民币219万元，占7.3%；第三人胡雪芬出资人民币219万元，占7.3%；第三人胡焕珠出资219万元，占7.3%。原告卢扁女将原出资额人民币594万，占公司注册资本19.8%转让给被告胡艳青，转让金额为人民币594万元；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原告卢扁女转让股权后占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20万，占24%，被告胡艳青受让股权后占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840万元，占28%。2016年3月31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通过该协议所述股权变更事宜。同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全体股东签署新公司章程。协议签订后，原告卢扁女依照协议约定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将协议约定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19.8%出资份额转至被告胡艳青名下，但被告胡艳青截至起诉之日仍未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卢扁女于2019年3月15日委托律所向被告胡艳青发送《律师函》，催促被告胡艳青自收到《律师函》之日起2日内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万元并支付赔偿金。然被告胡艳青自3月18日收到《律师函》后，至今未作任何答复，亦没有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金。基于此，原告卢扁女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胡艳青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鉴于被告胡艳青长期以来拒不履行协议约定，且经原告卢扁女口头及书面催告后仍拒不履行协议约定，致使股权转让协议目的无法达成，属于根本违约，故诉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卢扁女的诉讼请求。被告胡艳青辩称：第一、原告卢扁女的起诉不符合事实，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卢扁女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原告卢扁女委托律师发出的律师函，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该函件是对被告胡艳青的履约催告，被告胡艳青于2019年3月25日收到该函件的第二天（即2019年3月26日），即向原告卢扁女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了人民币59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至此，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卢扁女不享有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另外，因原告卢扁女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未送达被告胡艳青，故不产生解除协议的法律效力。第二、被告胡艳青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故意拖欠股权转让款的行为，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是家族企业，公司股东由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等家族成员组成，原告卢扁女是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的母亲，被告胡艳青是大姐。原、被告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还拥有另一家族企业广州银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山建设公司”）。根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1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银山建设公司与白云建设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的财务人员先后或者共同在原告卢扁女和被告胡艳青处工作过，故银山建设公司与白云建设公司之间的股东及财务人员构成混同，股东的财产亦可能与公司财产构成混同，该判决认定了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各第三人相互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利益混同的事实。因此，股权转让款在公司的经营中及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长期的资金往来中发生冲抵的事实是存在的。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包括原告卢扁女、被告胡艳青在内的协议各方及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自股权变更登记之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原告卢扁女从未向被告胡艳青提出任何付款要求。尽管被告胡艳青认为没有欠付股权转让款，但为了避免与原告卢扁女之间母女矛盾激化，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在收到律师函后先行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万元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卢扁女，并在付款凭证上注明“2016331股权转让款原已付，现再付待核清楚，多退少补”，作出了积极履约的意思表示与行为。第三、原告卢扁女向被告胡艳青退回人民币594万元不能产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果。原告卢扁女在2019年3月15日的律师函中指定了收款银行账户，并要求被告胡艳青向该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在该账户于2019年3月26日收到被告胡艳青支付的人民币594万元的那一时刻，被告胡艳青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产生了协议履行完毕的法律效果，即使原告卢扁女过后另行退还人民币594万元，亦不能否认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事实，更不能达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原告卢扁女退还人民币594万元，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外的行为，属于原、被告双方另行产生的独立法律关系，与股权转让无关。第四、经依法转让的股权应保持交易的安全与稳定。2016年3月31日《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于2016年4月28日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公示，被告胡艳青至今一直按28%的比例承担股东义务和行使股东权利。第五、原告卢扁女并没有给予被告胡艳青宽裕的履行期限，涉案律师函所称的两日内支付，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参照合同法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履约催告期限的规定是三个月，技术合同法所规定的催告履约期限是三十天，也就是说合理期限最少不能少于三十天，原告所发律师函对于两天付款的要求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更存在恶意，意图造成被告胡艳青无法付款的事实；第六、原告卢扁女主张人民币1188万元的赔偿及保全保险费人民币1188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合上述答辩意见，请驳回原告卢扁女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没有到庭陈述意见，但向本院邮寄一份书面答辩意见，内容为：“2016年3月31日，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与被告胡艳青、第三人胡雪芬、胡焕珠之间就各自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出于便利，上述股东均同意将各自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在同一书面，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数个独立合同的结合，相互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且各方股权来源、股权份额、股权转让份额、股权转让价款以及转让方与受让方均清晰可分，任何一方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效力、履行、撤销、解除均不会对其他各方所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产生影响。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就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后，积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转让义务，但被告胡艳青没有依约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且被告胡艳青频频与原告卢扁女发生矛盾，利用股东及担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提起多宗恶意诉讼，致使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资金链多次面临断裂的危险，被告胡艳青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原告卢扁女行使解除权合法合理。此外，被告胡艳青曾于2018年12月18日向我公司抄送《股权转让告知书》告知其计划以5亿多的价格转让其持有公司的股份，可见其有套利出售股权的想法，从回函地址可知，汇景新城龙熹山E1-B2-2901房为被告胡艳青的有效送达地址。最后，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不影响公司架构的稳定，对公司的出资总额、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组成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运营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维护交易的稳定也不应当以牺牲守约方以及公司的合法权益作为实现条件。综合上述意见，我公司认可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同意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亦没有到庭陈述意见，但分别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内容如下：“对原告卢扁女陈述的意见及出示的证据均予以认可。2016年3月31日，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与被告胡艳青、第三人胡雪芬、胡焕珠之间就各自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出于便利，上述股东均同意将各自股权转让协议订立在同一书面，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数个独立合同的结合，相互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且各方股权来源、股权份额、股权转让份额、股权转让价款以及转让方与受让方均清晰可分，任何一方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效力、履行、撤销、解除均不会对其他各方所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产生影响。原告卢扁女已积极履行了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被告胡艳青却没有在协议签订后的七天内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且被告胡艳青频频与原告卢扁女发生矛盾，利用股东及担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提起多宗恶意诉讼，致使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资金链多次面临断裂的危险，被告胡艳青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原告行使解除权合法合理。此外，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不影响公司架构的稳定，对公司出资总额、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组成不会发生变化，公司运营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维护交易的稳定也不应当以牺牲守约方以及公司的合法权益作为实现条件。综合上述意见，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认可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被告胡艳青应当向原告卢扁女返还涉案股权份额，同意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针对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陈述的意见，原告卢扁女表示没有异议，认为股权返还，更有利于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稳定经营，且各第三人也同意配合办理股权恢复的登记手续。被告胡艳青则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份整体协议，签订时反映的是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是对家族企业股份的安排与分配，互相之间不能拆分，体现的是缔约各方对于股份转让的优先权和知情权的确认；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陈述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从原告卢扁女提交的诉讼文书可以反映是原告卢扁女及第三人对被告胡艳青的股东利益存在严重损害行为，正是基于对被告胡艳青自身股东权益的保护才依照法律的规定，并且在法律架构范围内主张自身的合理诉求，不存在恶意诉讼；被告胡艳青在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经营过程中付出了极大努力，为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才会有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今天诸多楼盘销售的利益，如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势必对原告卢扁女包括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整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以及各第三人提交的书面意见，本院依法查明以下事实：一、关于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及股东构成情况部分。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系1994年8月22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0元，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等业务。原股东分别为胡耀先（出资额为人民币21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3%）、被告胡艳青（出资额为人民币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及第三人胡雪芬（出资额为人民币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胡焕珠（出资额为人民币2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2006年1月4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达成决议，同意变更股东，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雪芬、胡焕珠将其持有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810万元（占注册资本27%）转让给案外人江东。2006年2月15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07年3月4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并达成决议，同意变更股东，案外人江东将其持有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出资额人民币810万元（占注册资本27%）转让给第三人胡俊能。同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胡耀先出资人民币2190万元，占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73%，第三人胡俊能出资人民币810万元，占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27%。因胡耀先去世，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再次发生股权变更，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留存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商事登记档案材料记载，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3000万元，股东分别是原告卢扁女、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其中原告卢扁女出资人民币1314万元，持股比例为43.8%；第三人胡俊能出资人民币1029万元，持股比例为34.3%；被告胡艳青出资人民币219万元，持股比例为7.3%；第三人胡雪芬出资人民币219万元，持股比例为7.3%；第三人胡焕珠出资人民币219万元，持股比例为7.3%。2010年9月2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股东有原告卢扁女、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代表公司股东85.4%的表决权，并决议选举第三人胡俊能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聘任被告胡艳青为经理。二、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及履行情况部分。2016年3月31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卢扁女、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就股权转让达成决议。同日，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签订一份《股东股权转让协议》，订明：“转让方为原告卢扁女及第三人胡俊能，受让方为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雪芬、胡焕珠；原告卢扁女将原出资额人民币59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8%转让给被告胡艳青，转让金额为人民币594万元；第三人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2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0.9%转让给被告胡艳青，转让金额为人民币27万元；第三人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8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转让给第三人胡雪芬，转让金额为人民币81万元；第三人胡俊能将原出资额人民币81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7%转让给第三人胡焕珠，转让金额为人民币81万元；协议签订后的七天内，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转让股权后，原告卢扁女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20万元（持股比例24%）；被告胡艳青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40万元（持股比例28%），第三人胡俊能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40万元（持股比例28%），第三人胡雪芬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持股比例10%），第三人胡焕珠占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持股比例10%）；至2016年3月30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偿，本协议一式七份，交登记机关一份，全体股东各持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等”。此外，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也重新制定了章程，订明：“公司设经理，由股东会聘任或解聘，经理对股东会负责，并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管理制度，提请聘任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原告卢扁女、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均在上述公司章程上签名，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启用新的公司章程。上述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签订后，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亦于2016年4月28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原告卢扁女提交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原告卢扁女出资人民币720万元（持股比例24%）；被告胡艳青出资人民币840万元（持股比例28%），第三人胡俊能出资人民币840万元（持股比例28%），第三人胡雪芬出资人民币300万元（持股比例10%），第三人胡焕珠出资人民币300万元（持股比例10%）；被告胡艳青任经理，第三人胡俊能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9年1月28日，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根据原告卢扁女出示的该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显示，该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为第三人胡俊能，已提前15天将会议通知送达给各股东，被告胡艳青委托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黄克、张昆红代为出席该次会议，其中议案二为白云建设公司曾于2017年5月2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议撤销胡艳青总经理职务，因一直没有正式任命新的总经理，现提议任命胡俊能为白云建设公司总经理，原告卢扁女及第三人胡雪芬、胡焕珠同意上述议案，胡艳青的代理人对该议案表示弃权，与会股东以72%表决权赞成，28%表决权弃权通过该议案。2019年3月15日，原告卢扁女委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向被告胡艳青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卢扁女已将出资额人民币594万元，占白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19.8%转让给胡艳青，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卢扁女至今未曾收到胡艳青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94万元，该行为已损害了卢扁女的合法权益，请胡艳青收到本函之日起2日向卢扁女指定的银行账户（62×××69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XXX支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94万元，同时要求被告胡艳青支付损失赔偿金额人民币1188万元（考虑到近两年来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环境的发展情况，暂以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万元的两倍计算损失金额），上述合计人民币1782万元等”。原告卢扁女为证实上述《律师函》已寄送至被告胡艳青处，出示了EMS快递单（10XXX32）及对应的《邮件查询单》，其中快递单载明：“收件人胡艳青，地，地址广州市广园东路**件品名卢扁女向胡艳青催收594万股权转让款及赔偿《律师函》”。《邮件查询单》载明：“上述邮件于2019年3月15日交寄，于2019年3月16日妥投，签收人丰巢柜”。2019年3月22日，原告卢扁女向被告胡艳青邮寄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本人（卢扁女）于2016年3月31日与你、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签署了《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人将原出资人民币594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9.8%的股权转让给你，约定在协议签订后的7日内支付转让价款，但你迟迟没有付款，本人于2019年3月15日委托律师发函要求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赔偿金，但你仍没有履行，基于以上原因，本人决定解除与你于2016年3月31日签署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本通知送达你方时解除合同即生效”。原告卢扁女为证实上述解除合同通知书已到达被告胡艳青，出示了EMS快递单（10XXX29）及对应的《邮件查询单》，其中快递单载明：“收件人胡艳青，地址广，地址广州市广园东路**名《解除合同通知书》”。《邮件查询单》载明：“上述邮件于2019年3月22日交寄，于2019年3月23日妥投，签收人丰巢柜”。在庭审质证中，被告胡艳青认为收到上述《律师函》的时间是2019年3月25日，对《律师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律师函》要求被告胡艳青两日内付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在没有客观反映讼争双方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财产混同，未经对账和核对股权转让金的情况下，虚构了人民币1188万元的损失赔偿金额，故对上述《律师函》记载的事实也有异议；另，被告胡艳青没有收到原告卢扁女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因为原告卢扁女出示的《邮件查询单》显示签收人是丰巢柜，被告胡艳青从未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直到被告胡艳青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才见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胡艳青为佐证其答辩意见，出示了《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及《广州银行支付业务平台来账凭证》，其中《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载明：“汇款人胡艳青，收款人卢扁女，账户62×××69，中国民生银行XXX支行，转账时间为2019年3月26日，转账金额为人民币594万元正，附注2016331股权转让款原已付，现再付待核清楚，多退少补；代办人梁有全”。《支付业务平台来账凭证》载明：“付款方卢扁女收款方胡艳青，汇兑金额人民币594万元，附言协议已解除，股权款退回”。被告胡艳青在质证中认为，其于2019年3月25日收到原告卢扁女发出的《律师函》后，即于2019年3月26日通知其丈夫梁有全向原告卢扁女指定的账户转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万元，但原告卢扁女于2019年3月27日将上述股权转让款退回，并附言协议已解除，可见原告卢扁女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恶意的解除行为。被告胡艳青已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坚决不同意解除合同。原告卢扁女在质证中认为被告胡艳青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告胡艳青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经原告卢扁女多次口头催促，被告胡艳青仍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卢扁女于2019年3月22日向被告胡艳青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已于2019年3月23日送达，故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9年3月23日解除，被告胡艳青后续转账行为缺乏合同基础，故原告卢扁女将股权转让款退还给被告胡艳青。针对原告卢扁女的质证意见，被告胡艳青认为原告卢扁女给予两天的付款时间是明显不合理的，转让金额人民币594万元是大额资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筹集，被告胡艳青能够在收到《律师函》后的第二天即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卢扁女，可见被告胡艳青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属于原告卢扁女与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的家族企业，股权转让早已完成变更登记，被告胡艳青一直按28%的股权比例履行股东义务和享受股东权利，且在事隔三年多，双方财产及账目存在交付不规范、财产混同，被告胡艳青在不能确定是否已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为避免产生争议，再次向原告卢扁女支付股权转让款，可见被告胡艳青不存在违约行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全面履行完毕。三、其他查明事实部分。1、原告卢扁女系被告胡艳青、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的母亲，被告胡艳青与第三人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为同胞姐弟妹关系。2018年8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11民初1570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和认定银山建设公司的股东分别是被告胡艳青及第三人胡俊能。银山建设公司与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股东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的财务人员先后或者共同有在两家公司工作过，两公司之间的股东及财务人员构成混同，股东的财产亦可能与公司财产构成混同，双方之间的往来款项无法核实清楚，也不能判断该案款项的性质是借款或是其他款项，因此，银山建设公司在该案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白云建设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且尚有款项未予偿还的事实。据此，驳回银山建设公司主张白云建设公司清偿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2、被告胡艳青认为其户籍所在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但其提交的身份证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原告卢扁女立案时提交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被告胡艳青的住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XXX房。此外，原告卢扁女为证实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是被告胡艳青的有效送达地址，出示本院作出的（2018）粤0104民初20280号民事判决书，记载被告胡艳青的地址位于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另，被告胡艳青曾于2018年12月18日向第三人胡俊能发出的《股权转让告知函》以及第三人胡俊能向被告胡艳青发出《股东会通知送达快递单》、《临时股东会通知书》和《股东会会议公证书》，拟证实被告胡艳青自认的送达地址位于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被告胡艳青在质证中则认为上述地址既不是其户籍户籍地址，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或指定的收件地址，原告卢扁女明知被告胡艳青自2018年已赴香港居住，却将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邮寄至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显然是不希望被告胡艳青收到该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其目的是为了诉讼而举证，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不能推定被告胡艳青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本院认为：原告卢扁女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住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大院****之一，因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住所以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地均在广州市白云区。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的复函》（粤高法函[2018]115号），本院集中管辖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辖区内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故本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是本国企业法人，且协议履行地在中国内地，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解决本案争议存在最密切联系，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本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原告卢扁女催告被告胡艳青履行债务的合理期限的确定以及原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问题；2.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已经到达被告胡艳青；3.原告卢扁女主张的赔偿金额能否获得本院的支持。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围绕上述争议焦点，结合原告卢扁女的诉讼请求作出以下评析：焦点1、关于合理期限的确定以及原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股东股权转让协议》是缔约各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并对缔约各方产生约束力。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基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已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和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同时启用新的章程，故涉案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已产生对外公示的作用。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受让方需在协议签订后的七日内将转让金额付给转让方，但并没有约定逾期付款所产生的违约责任，也没有约定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鉴于被告胡艳青不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原告卢扁女不享有协议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对于法定解除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收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据此，原告卢扁女给予被告胡艳青两天的付款时间是否合理以及原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是否落空是本案的关键。首先，原告卢扁女自2016年3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其明知被告胡艳青应在协议签订后七天内（2016年4月7日）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原告卢扁女却没有举证证实其在付款期限届满后至其向被告胡艳青寄送律师函（2019年3月15日）前有向被告胡艳青进行催收，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亦没有向被告胡艳青行使法定解除权；其次，原告卢扁女向被告胡艳青寄送《律师函》，要求被告胡艳青在收到该函之日起两日内向原告卢扁女指定的账号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94万元及赔偿金额人民币1188万元，原告卢扁女出示的EMS快递单及《邮件查询单》显示收件地址是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该邮件于2019年3月16日由丰巢柜签收，但被告胡艳青陈述是在2019年3月25日才收到上述《律师函》，即于2019年3月26日由其丈夫梁有全向原告卢扁女指定的账户转账划付了人民币594万元，同时认为在家族企业存在财产混同，且尚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下，为避免产生矛盾，积极筹款向原告卢扁女划付人民币594万元。因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订明合同文件的送达地址，且丰巢柜属于面向快递公司、电商物流使用的自助开放平台，以提供平台化的快递收寄交互业务，中间还存在邮递员的通知环节和收件人的具体签收时间，现有证据难以确定被告胡艳青本人于2019年3月16日就收到上述《律师函》。此外，原告卢扁女发出的《律师函》是催告被告胡艳青履行付款义务，并没有订明逾期付款则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故原告卢扁女催告到期债务时，应给予被告胡艳青合理的宽限期，该期限应综合考虑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履行金额、交易目的以及股权已完成变更登记，具有公示作用和被告胡艳青已在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接近三年的时间内按28%的持股比例履行股东义务和享有股权权利等因素，特别是被告胡艳青在原股权转让金额尚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下，按原告卢扁女指定的账户付款转账划付人民币594万元。再从被告胡艳青的付款时间（2019年3月26日）来看，被告胡艳青在原告发出律师函的次日起10天内就向原告卢扁女付款，该付款时间明显在合理的宽限期内。最后，原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是取得股权转让价款，如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被告胡艳青在原告卢扁女催告的合理期限内将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594万元支付给原告卢扁女，即使原告卢扁女于2019年3月27日将股权转让价款退还给被告胡艳青，但原告卢扁女的合同目的并没有落空。焦点2、关于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已通知到被告胡艳青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到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此，解除合同的通知应采用到达主义，即通知只有在送达到被通知人时才生效。本案中，原告卢扁女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邮寄至广州市广园东路XXX房，该地址既不是被告胡艳青的身份身份证地址和户籍户籍地址，告胡艳青在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指定的收件地址，特别是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属于重要的法律文件，并非直接由被告胡艳青签收，而是交由丰巢柜代收，如上所述，丰巢柜的性质是邮件代收平台，属于邮件收取的自助服务，中间环节还有投递人员的代通知过程，原告卢扁女在获知由丰巢柜代收的情况下，并没有通过信函、邮件等电子信息存储途径核实被告胡艳青的签收情况。因此，原告卢扁女所举证据无法证实解除合同通知书已送达至被告胡艳青。综合上述评析，原告卢扁女主张解除与被告胡艳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返还股权份额以及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对原告卢扁女的上述诉求不予支持。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胡俊能、胡雪芬、胡焕珠均没有到庭陈述意见，虽然其分别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同意协助原告卢扁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原告卢扁女的上述诉讼请求未获本院支持，故原告卢扁女主张各第三人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卢扁女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焦点3、关于原告卢扁女主张赔偿金额的诉讼请求是否获得本院支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金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被告胡艳青逾期付款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告卢扁女亦没有举证证实被告胡艳青的行为给原告卢扁女造成人民币1188万元的经济损失，故本院对原告卢扁女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卢扁女主张被告胡艳青负担保险费人民币11880元的诉讼请求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等。原告卢扁女的财产保全申请是指向被告胡艳青持有第三人白云建设公司的股权份额，但股权份额的对外转让，还要保障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鉴于原告卢扁女主张解除协议及返还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未获本院支持，故原告卢扁女申请财产保全所产生的保险费用人民币11880元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扁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2879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卢扁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卢扁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胡艳青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永华人民陪审员  蔡 蕾人民陪审员  莫健红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刘澜书记员钟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