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吉0103行赔初1号 原告：孙国柱，男，196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宽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境丽，女，1960年12月23日，汉族，现住长春市宽城区。与原告系夫妻关系。 被告：长春市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亚泰北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颖明，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舒蔚，该单位法制科副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冬梅，吉林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长春市宽城区欣园街道办事处，住所，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北三环路**div> 法定代表人：王立东，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闵，吉林邦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国柱因与被告长春市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执法局）、第三人长春市宽城区欣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欣园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于同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国柱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境丽、被告区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任舒蔚、邢冬梅、第三人欣园办事处委托代理人李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国柱诉称：原告孙国柱诉被告区执法局确认行政违法一案，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一审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区执法局强制拆除原告孙国柱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乙二路房屋及温室等附属物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送达后，在上诉期内本案所有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法院于2019年9月3日向原告出具了“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一份。根据我国《赔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原告孙国柱向被告邮寄了“赔偿申请书”，同时原告亲自将该“赔偿申请书”送给被告一份，然而被告在二个月内未向原告作出书面赔偿决定。原告认为：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已确认被告非法强拆原告孙国柱君子兰花窖养殖基地等财产行政行为违法。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花窖、温室等附属设施损失886,0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君子兰花及花苗损失802,5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内电视、家具等及花窖附属设施损失111,318元，以上共计损失合计180万元。 原告孙国柱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出生地、居住地及原告的身份；2.宽城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孙国柱诉区执法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中，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区执法局强制拆除原告孙国柱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乙二路房屋及温室等附属物行政行为违法。3.生效证明，证明（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国柱具备了向区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赔偿的前提和条件。4.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赔偿请求人孙国柱要求赔偿义务人区执法局赔偿其君子兰花卉养殖基地全部经济损失180万元。5.邮件交寄单及邮政特快专递封套照片2页；6.邮件交寄单收据（照片1页），证明2019年9月10日，孙国柱将行政赔偿申请书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了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正式向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出行政赔偿申请。7.孙国柱君子兰花卉养殖基地非法拆迁前的花窖、房屋、葡萄树、君子兰花卉等照片16页，证明孙国柱君子兰花卉养殖基地在非法拆迁前，其全部财产的实际状况。8.区执法局对孙国柱的君子兰花卉养殖基地非法强拆的现场照片27张，证明区执法局对孙国柱实施非法强拆的实际情形。9.损毁房屋内、花窖内及设施明细，证明区执法局非法强拆给孙国柱君子兰花卉基地房屋内、花窖内及设施损毁的实际情况，被损毁的价值为111,318元。10.孙国柱养殖君子兰房屋、花窖、温室等设施明细，证明区执法局非法强拆给孙国柱君子兰花卉基地房屋、花窖、温室等设施损毁的实际情况，价值886,718元。11.损毁君子兰花卉数量及价格明细表，证明区执法局非法强拆给孙国柱君子兰花卉基地君子兰花及花苗等损毁的实际情况，现市场价值为802,500元。 被告区执法局辩称：一。对于原告的损失我局不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根据长春统一要求，宽城区政府将我局的执法权限、执法力量下沉到街道，由街道统一指挥、管理、考核，负责辖区内的城市管理工作，我局只负责对各执法人员培训、监督检查、业务指导。经调查，拆除孙国柱位于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乙二路房屋、花窖及果树等附属物一事中的执法人员，系我局执法力量下沉到欣园办事处的执法中队人员，其行政、党务、纪检、安全等工作均由所在街道接管，下沉原则是权随责走，各执法中队的绩效考评，不再列入我局，均纳入所在街道。因此，原告的损失不应由我局承担。二。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1.原告称其与王立杰两人与于连香签订协议书，将原二人从许景山处承包的合计0.207公顷土地以于连香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签订了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原告自认其房屋及温室在于连香名下。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效力不能及于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只能及于合同相对人。因此，区执法局认为原告并不是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是适格的原告。2.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而原告并非是五星村村民，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其无权承包案涉集体土地，而王立杰所有的地上物已经以于连香继承人范围国林的名义获得补偿，因此原告以其个人名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体不适格。三。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的被拆除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依法应予拆除，不应给予赔偿。虽然行政机关拆除行为违法，但是并不代表其被拆除物就是具备依法获得补偿的条件，只有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所主张的君子兰花及花苗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君子兰花及花苗已经存放至君子兰基地附近，有专人照管，原告可随时取回，未给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房屋内物品及附属设施的损失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花窖损失重复请求，因此，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请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区执法局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宽城区人民政府关于长春市人民政府2017年实施方案20建设用地（宽城区八号地块（丙八十四路以东））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安置方案公告，证明案涉土地已经纳入征收范围，并明确征收范围安置补偿方案。2.长春市五星村8号地测绘报告（A44范国林），证明案涉房屋、温室面积，所有权人系范国林并非本案原告。3.长春市金利测绘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成果报告F12于连香、长春市宽城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办公室《情况说明》一份、赵长顺拆迁补偿档案一份，证明征收工作人员摸底踏查时，原告将村民赵长顺承包地范围内的一处温室（面积78.30平方米）和两处房屋（面积分别为82.47平方米和18.27平方米）指认到自己名下，经核实，证据二中面积为最终测绘面积，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中已经确认的房屋一、二、棚子、彩钢、三个温室、水泥地面、砖地面、围墙、菜窖的面积相符。4.范国林拆迁补偿档案两份，证明欣园办事处五星村民委员会已经就案涉0.207公顷土地上部分地上物与范国林签订《住宅房屋产权补偿安置协议书》，并支付了补偿款。5.长春健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构筑物及相关附属物分户报告》证明：根据评估公司估价，范国林案涉构筑物及相关附属物估价为201,167元，该分户报告上房屋一、二、棚子、彩钢、三个温室、水泥地面、砖地面、围墙、菜窖的面积、机井、下水井、铁大门的数量与原告证据十中列举的赔偿项目及数量相符，即便赔偿也应当按照该分户报告的评估单价及金额作为参考。 第三人欣园办事处述称：一。欣园办事处并非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不应列为第三人。1.原告依据的（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并未确认欣园办事处违法，也未提出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且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欣园办事处没有认定违法、违规的权限，也没有行政强制执行的能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宽城区城市管理职能下沉暂行办法》（长宽府办〔2017〕4号）虽然将区执法局的执法权限、执法力量下沉到街道，但因该办法并非法律或法规，故宽城区人民政府的授权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授权。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由此可见，宽城区人民政府的授权行为只能视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即便发生赔偿，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主体，欣园办事处并非赔偿义务主体，孙国柱将欣园办事处列为第三人于法无据。二。孙国柱应就其损失提供相应证据，且补偿标准应为拆除时的征收标准。退一万步讲，即便需要对孙国柱予以行政赔偿，其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如实际使用的房屋、花窖、温室的面积，君子兰花及花苗的实际数量，房屋电视、家具的明细及相关的正规发票等证据，若否，应依法驳回其不当的诉请。 第三人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对原告孙国柱提交的证据，被告区执法局质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不了原告出生地及居住地，原告并非奋进乡五星村村民，依法不能承包该村土地，因此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无法证明原告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是否合法，行政机关拆除行为违法并不代表被拆除物就具备获得赔偿的条件，只有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证据3真实性及证明问题没有异议。第三人质证该判决未确定第三人为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因此也不应当成为该行政赔偿的义务主体，其他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案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并不合法，不应给予赔偿。对证据5、证据6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第三人质证原告并未将该组证据邮寄给第三人，真实性及关联性都无法确定。对证据7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原告并未提供原始载体，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地点、无法、地点本案关联性。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证据8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原告并未提供原始载体，无法证明拍摄时间、地点、无法、地点本案关联性，其中34页至41页共11张照片，只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正在执法，因其未能提供拍摄的时间及地点，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42页至60页共31张照片，没有拍摄时间地点，也没有被告执法人员，证明不了是原告的房屋和温室拆除情况，也证明不了其被拆除房屋及附属物品的合法性。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证据9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出具且没有提供相应票据，无法证明实际价值也无法证明其真实存在，且该明细表中屋内物品与原告提供的第24-26页证明屋内物品的照片不相符，其中清单中的大部分监控系统、家电、家具等均不实际存在。对证据10中标注为房屋一、二、棚子、彩钢、三个温室、水泥地面、砖地面、围墙、菜窖的实际测量米数没有异议，但对其标注的市场单价及总价值有异议，其余标注为机井、下水井、铁大门三种物品的数量无异议，对其实际价值单价和总价值有异议，标注为鱼和葡萄树的真实性和证明问题有异议，赔偿标准应当以当时作出的征收补偿标准为准，且证据10的请求是对地上物的各项要求，与证据9的赔偿请求重复，属于重复主张。 对证据11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出具且没有提供相应票据，无法证明实际价值，也无法证明其真实存在，君子兰现在已经保存至君子兰基地，原告可以取回，并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原告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质证意见同被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质证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原告依据行政判决书要求赔偿孙国柱房屋、花窖等设施，及损毁的君子兰花要求赔偿，和范国林没有关系，至于原告与范国林的纠纷由我们个人解决，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质证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原告申请的诉讼请求与赵长顺、范国林无关，房屋、花窖及设施都是原告的，本证据与行政赔偿事宜无关，要求被告拿出原告房屋、花窖、温室等设施的市场价值的评估报告。第三人质证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依据行政判决书已经确认房屋、花窖及设施是原告的，行政赔偿与范国林无关，此证据与原告无关。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对证据5有异议，评估报告是范国林的不是原告的，评估报告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评估报告是2018年6月20日作出的，已经超出了一年的有效期，已经没有法律效力。第三人质证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确认为：被告区执法局提供的证据，虽然原告孙国柱对部分证据有异议，但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及待证问题予以确认。原告孙国柱提供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物品损害事实，但不足以证明物品损失价值，对待证物品损失价值的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三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采信的证据，确认的事实如下：2003年10月17日，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村民许景山与原告孙国柱、案外人王立杰、赵殿华三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许景山（案外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原告孙国柱三人。2006年，原告孙国柱、王立杰两人与奋进乡五星村村民案外人于连香（系范国林母亲）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原从许景山处承包的合计0.207公顷土地暂用于连香的名义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签订《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如遇国家和第三者征用该土地时补偿款归原告孙国柱、王立杰所有。此后，原告孙国柱在案涉土地上建设了房屋和温室，主要从事君子兰花卉的养殖和销售。2018年10月17日上午8时许，被告区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将原告孙国柱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五星村乙二路用于花卉养殖的房屋和温室拆除，温室内君子兰花苗被执法人员转移他处安置。原告孙国柱以请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告孙国柱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区执法局赔偿原告孙国柱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80万元。 本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9）吉01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被告区执法局对原告孙国柱的地上物进行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现原告孙国柱请求的行政赔偿，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区执法局抗辩原告孙国柱系承包人，不具备行政赔偿主体资格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孙国柱虽为承租人，但强制拆除行为已至原告孙国柱在承租土地上的添附物造成损失，原告孙国柱与强制拆除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故被告区执法局的该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孙国柱主张应由被告区执法局申请评估鉴定，被告应负举证责任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根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关证据，只有在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提供时，举证责任才由被告承担。但原告仍应当就其主张的损失提供初步证据证明相关损失的物品存在。本案中，原告孙国柱在未申请评估鉴定，无法确定损失的情况下，被告区执法局提供的测绘报告及评估公司出具的构筑物及相关附属物估价报告，符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关于原告孙国柱主张房屋及附属设施损失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四）、（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物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长春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除榆树市、农安县、德惠市、九台市、双阳区的本市行政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等附着物，进行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地上房屋等;地上房屋等附着物补偿；约定不成的，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后确定补偿标准”。本案中，被告区执法局提供的现场测绘报告及评估公司出具的构筑物及相关附属物估价报告所记载的房屋、温室、菜窖等范围及数量与原告孙国柱举证被损失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范围及数量相吻合，该估价报告认定的赔偿数额201,167元亦足以填补原告孙国柱遭受的直接损失，且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支持。关于原告孙国柱主张的君子兰花及花苗损失，鉴于被告区执法局抗辩原告孙国柱所主张的君子兰花及花苗已经存放至君子兰基地附近，有专人照管，原告可随时取回，未给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原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告孙国柱该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孙国柱主张的葡萄树、鱼及房屋内被损毁的物品损失，因原告孙国柱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主张被损毁的物品存在，原告孙国柱该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春市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孙国柱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01,167元； 二、驳回原告孙国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景波 审 判 员  颜美华 人民陪审员  金浩然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谭雨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