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71行终3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梅芳，女，汉族，1963年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刘祥杰，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立，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原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陶镇广，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宝东，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左艳菊，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梅芳因诉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称市城管局）行政强制拆除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29日组织了庭询，上诉人唐梅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祥杰、周立，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宝东、左艳菊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6日，被告市城管局下属铁路分局的执法人员对原告唐梅芳位于越秀区广州机务段机山巷山顶即广州市越秀区**********（以下简称涉案地址）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一、当事人自行搭建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物，面积约为50平方米；二、现场拍照取证；三、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相关报建资料及说明；四、现场对当事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铁责字〔2018〕9892号）一份，要求当事人在2018年7月13日24时前自行拆除，恢复原状。被告作出的穗综铁责字〔2018〕9892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唐梅芳于1995年8月11日在涉案地址违章搭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于2018年7月13日24时前自行拆除，恢复原状。原告对上述笔录和责改通知书均拒签。见证人对拒签笔录情况予以见证。被告留置送达上述责改通知书。7月10日，被告对原告上述擅自搭建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7月13日，市城管局铁路分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对涉案地址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主要内容为：一、当事人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自搭建一栋两层砖瓦结构的构筑物，面积约50平方米；二、当事人未按要求在2018年7月13日前自行拆除该建筑物；三、现场对当事人再次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铁责字〔2018〕9900号）一份，要求当事人在2018年7月23日18时前自行拆除，恢复原状。四、现场对当事人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穗综铁强拆公字〔2018〕2030号）一份。被告作出的穗综铁责字〔2018〕9900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于1995年8月11日在涉案地址违章搭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于2018年7月23日18时前自行拆除，恢复原状。原告对上述笔录和责改通知书均拒签。见证人对拒签笔录情况予以见证。被告留置送达上述责改通知书。同日，被告现场向原告发出穗综铁强拆公字〔2018〕2030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的主要内容为：经调查，位于广州市广铁广州机务段机山巷山顶违法搭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拆除。被告已于2018年7月6日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穗综铁责字〔2018〕9892号），责令违法建设当事人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上述违法建设予以公告督促违法建设当事人在上述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被告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公告期间，违法建设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并将上述公告书张贴在涉案地址。12月14日，市城管局铁路分局对涉案地址的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并制作《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笔录》，主要内容为：一、8时45分，该局会同属地城管中队、街道派出所、居委、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下称广铁集团）房产处、住房建设指挥部、广铁公安处、铁路客技站派出所等单位人员，当地医院到达现场，参加人员共131人；二、9时0分设置警戒线，各单位人员就位；三、9时15分劝离当事人离开现场；四、9时20分清点物品并打包搬离现场；五、9时30分实施拆除；六、10时0分拆除完毕；七、10时15分拆除完毕全体人员撤离现场。据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14日强拆涉案违法建筑现场的视频资料显示，被告对该违法建筑内的物品情况、清点物品情况、搬离物品情况以及强拆全过程均进行了同步视频拍摄，在被告强拆该建筑的过程中，有电冰箱、空调、热水器等电器以及生活物品、杂物从该建筑坠落的情况。被告对被搬离的物品进行清点后制作了物品清单，并经现场多名工作人员签名确认，后对清单上的物品就近封存。据原告提供的强制拆除现场照片及视频资料显示，在被强拆的现场散落了一些电器、生活物品及杂物。另查明，2015年11月9日，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作出穗住保函〔2015〕729号《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关于广铁（集团）公司机山巷职工公租房项目纳入保障性住房范畴有关问题的复函》，原则上同意广铁（集团）公司将广州市越秀区*********机山巷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并纳入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年度计划。2017年11月17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作出穗国土规划批〔2017〕210号《关于同意总平面规划方案的批复》，同意广铁（集团）公司送审的位于站西路工人新街地段的机山巷职工公租房项目总平面规划方案。2017年12月21日，中国铁路广州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房产公寓处作出〔2017〕110号《土地房产公寓处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研究落实了广州机务段机山巷公租房项目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并对拆迁安置依据、拆迁范围、安置原则、过渡原则、房屋拆迁补偿原则等作出规定。2018年6月7日，中国铁路广州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房产公寓处向企法处、人事处、住建指、城管铁路分局、深土公司、广州供电段、机车车辆验收室、广州机务段、广州车辆段、惠州电务段、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铁路公安处、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发出《会议通知》，通知上述部门单位派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于2018年6月8日下午15:00时召开的加快推进广州地区机山巷职工公租房项目拆迁工作会议。2018年12月5日，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房产部作出的《关于唐梅芳住房情况的证明》载明：唐梅芳与刘勋于1999年在该集团分配购买了一套福利住房，……2019年2月1日，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房产部作出的《关于广州市越秀区*****土地上刘勋（妻唐梅芳）违建房屋核实证明》载明：经审查，广州市越秀区*****土地上广铁公安处干警刘勋（妻唐梅芳为退休干警）违建房屋未办理铁路建房审批手续。再查明，唐梅芳与刘勋于2017年8月15日离婚。庭审中，原告述称其与刘勋未对于1999年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分配购买的一套福利住房进行分割。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行政机关，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市、区职责分工，依法查处本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派出机构，以市、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名义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违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应当依法强制拆除。”据此，被告对辖区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具有查处以及强制拆除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四款规定：“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报区、县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市人民政府批准强制拆除的，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区、县级市、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配合；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批准强制拆除的，由区、县级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违法建设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依照本条规定实施强制拆除时，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给予协助。”第二十二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镇人民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进行公告和催告，严格遵守送达和期限等相关要求。对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时，应当制作执法笔录、现场拍照、录音录像。”第二十三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前自行搬出财物。当事人拒不搬出财物的，应当对其财物进行登记、制作物品清单。物品清单应当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三）当事人取回财物的途径和时间；（四）行政机关的名称、日期。物品清单应当经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可以由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见证或者由公证机构现场公证后，由执法机关代为临时保管。当事人应当在强制拆除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指定的地点领取，逾期不领取的，执法机关应当发布招领公告，当事人应当在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领取，临时保管费用和因逾期不领取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承担，但是因执法机关的过错造成损失的，执法机关应当依法赔偿。”本案中，被告向原告先后发出两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该两份限改通知书对原告的涉案违建行为进行了认定，并责令原告限期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因原告未按照限期通知书的内容自行拆除，被告在涉案地址张贴《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公告督促涉案地址的违法建筑当事人在限期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原告未按《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的要求在限期内拆除涉案违法建筑，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并对搬出的物品制作物品清单及就近封存，同时制作了执法笔录，亦对强拆全过程进行同步视频拍摄。从本案被告查处涉案违法建筑的过程可以看出，被告以两份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形式对原告的涉案违建行为作出了认定和处理，并按照强制执行程序向原告发出了《行政强制拆除公告书》，保障了原告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但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前，未按规定报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违法法定程序，因涉案违法建筑已被强制拆除，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12月14日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因此，原告诉请确认涉案强拆行为违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130平方米住房或住房损失300万元、补偿同地段建筑面积130平方米商品房价值的6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主张行政赔偿是因行政主体违法行政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引发的赔偿，而涉案地址的建筑经被告作出的两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定为违法建筑，该两份通知书在未经有权机关确认违法或者撤销前，具有法律效力，且原告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对涉案地址的建筑享有合法的财产权益，故对原告的上述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每月安置过渡期费用5000元、支付拆迁搬家费10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诉请的安置过渡费和搬家费是因被告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所致，且原告对该损失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该诉请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财产损失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被告在强拆违法建筑的过程中，应对原告违法建筑内合法财产予以清空并妥善处理。本案中，被告提供了物品清单、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其在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前，对建筑内的物品予以搬离、清点并制作物品清单，且就近封存，但据被告提供的拆违现场视频资料以及原告提供的拆违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显示，在被告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电器、生活物品及杂物从被拆建筑内坠落，并被填埋或散落在现场，可见，被告对涉案违法建筑内的物品未尽到全面、审慎及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原告部分财产受损，因涉案违法建筑已被拆除，原告仅能提供现场照片、损失物品清单及个别物品的网购记录等证据，已穷尽举证手段以证明其财产受损情况。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30,000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市城管局于2018年12月14日强制拆除原告唐梅芳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山顶（广州市越秀区*********）房屋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二、判决被告市城管局赔偿原告唐梅芳财产损失人民币30,000元；三、驳回原告唐梅芳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唐梅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在涉案地址现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现场发出两份《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张贴《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并告知上诉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强拆全过程进行同步视频拍摄，上诉人对上述笔录和责改通知书均拒签，见证人对拒签笔录情况予以见证，被上诉人留置上述责改通知书”等行为和内容与事实不符。1.2018年7月6日上诉人本人回到衡阳老家，在家中办理房屋租赁事宜，并且打印复印相关资料，有当日开具的打印复印费收据为证。不存在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现场并拒签相应文书的情况。2.2018年7月12、13日上诉人本人回到衡阳老家，12日在家中办理配钥匙事宜；13日在家中维修手机，并且开具手机销售专用票据，证明当日上诉人在该单位更换华为手机电池，不存在上诉人在涉案房屋现场并拒签相应文书的情况。3.见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证明其见证行为和签名属实。且见证人是实际拆迁人广铁集团公司的员工，尽快实施拆迁和创造合法条件与其单位利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避免其故意与被上诉人共同虚构事实以达到自身的利益的目的。违反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二十六条“应当由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盖章见证”的规定，其见证事实和行为无效。同时，被上诉人有条件选择却放弃选择更有公信力的公证机构进行现场公证，也没有采取拍照或通过执法记录仪记录现场送达情况，刻意回避采用合法途径证明上述事实，目的是为了避免上诉人知晓通过虚构事实以顺利达到非法拆除的目的。4.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均无法确认进行张贴的是哪份公告和公告内容，无法证明有现场留置和张贴公告的事实。5.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并未进行全程视频录像，不知原审法院认定的全程视频录像情节从何而来，有何依据。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涉案房屋是砖瓦结构的两层构筑物，面积约50平方米与事实和常识不符。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和上诉人提交的照片可以看出，上诉人建设的房屋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130平方米，其中一层共有2个房间，二层有3个房间，三层共有2个房间。如此结构和满足居住条件的房屋，依据基本生活常识建筑面积不可能是50平方米。被上诉人作为国家执法机关和掌握权力的部门，不去履行实事求是的调查责任，为了达到强制非法拆除的目的和利益集团的非法利益，在没有调查和测量的前提下，罔顾事实，恶意虚构房屋结构，减少上诉人房屋的建筑面积，侵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三、被上诉人擅自认定上诉人于1995年8月11日在涉案地址搭建房屋缺乏依据，与事实不符。1.被上诉人应就其上述认定时间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无法认定相应事实。在上诉人提供证人证明该房是八十年代所建时，就应采纳上诉人的意见和证据。2.上诉人涉案房屋是因工作单位住房紧张，上诉人工资低在外租房困难。上诉人单位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原所长陈建宏到当时羊城铁路总公司城管中队，上诉人请求在机务段山顶自建住房。羊城铁路总公司城管中队杜平、陈国良两位城管干部调查取证后，经主管领导批准，铁路总公司的同意，由上诉人向亲戚借款购买建筑材料，于1989年12月底请民工在机务段山顶转盘附近机山自建130平方米住房。上诉人建房手续合法，广州市政府将上诉人的住房编号为广州市越秀区*******2*，上诉人在此已居住近30年，该住房是上诉人期间唯一的住房。3.即使上诉人的房屋建于1995年8月11日，也属于历史遗留住房，不算违章建筑，理应得到诉讼的各项赔偿或补偿。四、2019年6月25日一审庭审中，法庭要求被上诉人3日内通知上诉人对被存放保管的物品进行清点和确认损失情况，申明如逾期不通知的当报废处理。然被上诉人并未通知上诉人，故上述物品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五、一审法院认定物品损失价值3万元违背生活常识和事实。同时对被上诉人掩埋的物品损失，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应支持原告列举的证据和按照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与金额进行赔偿。1.涉案房屋在2018年12月4日被拆除前是上诉人的唯一居住用房。上诉人与刘勋于1999年分配的位于广州市******号*****的福利住房已由刘勋自2015年5月出租给伍时桐至今，上诉人毕生的生活用品都存放在涉案房屋内。由于被上诉人并没有全部搬离室内物品且搬离的物品全部按照报废处理，即上诉人毕生的全部生活物品都遭受损失。依据基本的生活常识，原审法院认定上述物品价值为三万元明显违背常识和居住地广州市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2.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将上诉人的物品掩埋和报废，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的，对物品的种类、数量和价值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举证又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的，应采纳上诉人主张的物品损失情况和要求赔偿的金额。六、由于上诉人的房屋建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广铁集团作为上诉人的工作单位和土地、房屋的管理者，即使上诉人建设房屋没有相应的报建手续，但其存在并居住近三十年，存在即有道理，不能溯及过往一律按照违建处理，被上诉人应综合考虑到上述历史原因和存在的事实，不能一概以违建拆除的方式了事。综上，被上诉人未依法出具和送达上述文书，未按规定报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未告知上诉人司法救济途径，剥夺了上诉人依法陈述、申辩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其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同时，被上诉人未依法搬离、保管、返还室内物品，造成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和推翻上诉人的证据时，依法应按照上诉人的诉请给予赔偿。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上诉人一辈子所积蓄的财产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毁灭，导致上诉人生活遭受巨大变故和心理伤害，违背法治精神和人伦常理，强烈要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全部损失，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综上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9)粤7101行初581号《行政判决书》第二、三项判决内容。2.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住房130平方米或赔偿上诉人住房损失300万元；3.判令被上诉人赔偿财产损失500万元；4.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被分配入住安置房屋时止每月支付安置过渡期费用5000元整(按照每月租赁房屋租金5000元计算)。5.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按照广州市有关文件补偿同地段建筑面积130平方米商品房价值的60%。6.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7.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拆迁搬家费10万元。8.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一、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唐梅芳及其代理人在二审中还提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立案审批表》《调查笔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等证据显示，本案强拆行为主体是市城管局铁路分局，但没有证据证明铁路分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无权代替被上诉人执法，其拆除行为属于超越职权，应赔偿全部损失并追究非法强拆人员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市城管局答辩称，我局依法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一、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上诉人要求赔偿房屋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局提交的补充证据，即案涉违法建筑所在地块产权单位相关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涉案建筑为没有任何合法审批手续的违法建筑，我局有权依法拆除。强制拆除前，我局曾分别于2018年7月6日作出穗综铁责字〔2018〕9892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穗综铁责字〔2018〕9900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均以留置送达方式送达。上述两份文件均认定了案涉建筑系违法建筑，上诉人对此并未提出复议申请或诉讼，因此该两份文件的认定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虽然一直声称案涉房屋具有合法手续，但对于案涉房屋的建设时间、经何种审批手续等问题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可见其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二、上诉人要求我局赔偿财产损失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1.我局原审提交的补充证据证实，我局对案涉违法建筑中的物品进行了登记造册，交上诉人所在单位进行保管并由我局封存，上诉人并不存在财产损失。2.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其财产损失。首先，上诉人称其在涉案建筑中存放了大量财物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其次，上诉人仅提供照片、购买网页截图等也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确实购买了所称的财物并存放在涉案建筑里。3.即使上诉人确实存在一定的财产损失，对于其过错导致的扩大损失也应由其负责，原审法院酌定损失数额正确。上诉人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声称，其在我局拆除前，不知道案涉违法建筑将被强拆。但根据我局庭审后提交的补充证据即刘勋出具的《承诺书》可知，其在2018年4月就已自行确认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并同意交所在单位拆除。可见上诉人对案涉地块要进行整体改造，涉案违法建筑可能会被强制拆除早已知悉，其违反承诺、拒不配合执法导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三、上诉人要求我局支付的精神抚慰金、搬家费等均无任何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审判决。二审期间，上诉人唐梅芳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刘勋（甲方）与伍时桐（乙方）签订的房租合同。租赁房屋为广州市************，其中2017年5月8日签订的合同载明租赁期从2017年5月8日起至2019年5月7日止。2.杨松（甲方）与唐梅芳（乙方）于2018年12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载明：甲方将坐落在广州市*****出租给乙方作住房用途使用，租赁期限自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12月18日，月租金3000元。3.住宿发票3张。开具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18日（3天）、20日（3天）、24日（3天）、26日（2天），金额分别为450、450、450、300元。4.按报废处理的物品清单及应赔偿金额说明。5.离婚协议书，载明唐梅芳与刘勋于2017年8月15日达成离婚协议，其中明确“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6.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拆除行为未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属程序违法并无不当，但对于行为违法内容、案涉房屋性质以及赔偿数额、方式的认定，尚有事实不清之处，上诉人对此持有强烈异议，本案应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准确的分析认定，并根据上诉人的财产损毁等实际情形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一、关于行为主体的认定。上诉人对本案强拆行为的实施主体坚执异议，认为是市城管局铁路分局实施拆除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铁路分局具有行政执法资格，无权代替被上诉人执法，其拆除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经查，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公告落款盖章均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执法专用章”，虽然在调查笔录、房屋封条中载有“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铁路分局”，但被上诉人市城管局在一、二审程序中均自认其为行为主体,且积极应诉答辩举证，自愿承担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认定双方是一种委托授权关系，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适格被告，本院亦予以认同。二、关于违法内容的认定。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及庭审中均提出被上诉人未依法送达《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和公告，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手机销售票据证明其于2019年7月6日、12日、13日回衡阳老家、不在被上诉人所称的送达现场。本案重新审理时应查明相关行政法律文书送达情况和上诉人是否知悉案涉房屋行将拆除的情况，以明确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法送达及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是否构成实质影响的情形，对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进行综合认定。三、关于案涉房屋性质的认定。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建成时间为1995年8月11日的认定，述称案涉房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并提交了相关证人证言，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向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房建公寓段调取案涉房屋建设时间和建筑面积的《调查取证申请》。案涉房屋是否违反规划以及是否属于违法占地，属于何种性质的违建，是确定行政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重新审理时应综合考虑案涉房屋建成时间、是否办理相关权属证明和报建手续、是否有违反规划情形及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案涉房屋是否位于广铁集团用地红线图内、案涉地块的使用权属等证据加以分析、判断，作出正确认定。四、关于赔偿问题。一是房屋价值。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主张行政赔偿是因行政主体违法行政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引发的赔偿，对不属于合法权益所加的损害，一般不能引起国家赔偿。如案经重新审理，认定案涉房屋确属于违反规划或者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情形的违法建设，则不应予考虑房屋建设价值的赔偿。二是财产损失。上诉人在一、二审阶段均主张其涉案房屋内物品损失数额500万元，也提交了自报价值清单，但主张金额过高，既不符合生活常理，也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提交的物品及价值清单（含补充清单）中，包括空调2台、热水器3台、惠普电脑2台、洗衣机2台等电器设备，书柜、床、沙发、餐桌等家具以及手机、床上用品、衣服、茶具、首饰等生活用品，上述物品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审法院认定其财产损失为3万元，相对偏低，难以体现对上诉人合法财产权益的合理保障，也不足以达到定分止争、实质化解矛盾的目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拆违现场视频资料以及上诉人提供的拆违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可见，强制拆除过程中确有电器、生活物品及杂物从被拆建筑内坠落并被填埋或散落在现场，被上诉人对涉案违法建筑内的物品未尽到全面、审慎及妥善保管的义务，导致上诉人部分财产受损，重新审理时应结合上诉人提交的损失物品清单及上诉人确以案涉房屋为主要生活居住场所的事实，对照被上诉人制作的物品封存清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对主要的必备家具、电器及日常生活用品的损失作出合理认定。对上诉人因案涉房屋拆除导致合理期间内租房过渡的问题，原审法院应一并考虑是否认定为合理损失并予以赔偿。三是赔偿方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4日即对案涉房屋中的物品予以搬迁封存，但该物品清单未经上诉人核对、签字，物品也未与上诉人交接，直至本案二审庭询被上诉人仍未通知上诉人领取，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重新审理时应组织当事人对相关物品进行清点，并判令被上诉人限期返还。如有损毁部分，还应折价赔偿。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依法应当发回重新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581号行政判决；二、发回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重审。审判长  谭建军审判员  余树林审判员  金 霞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