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撤4号原告：熊菲，女，198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代理人：王敬平，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思奇，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方县广播电视器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答复镇南街。法定代表人：吴维瑁。被告：蒋黎明，男1948年10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代理人：蒋翔云，男，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原告熊菲诉大方县广播电视器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广某公司）、蒋黎明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菲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敬平、王思奇，被告蒋黎明的委托代理人蒋翔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大方广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菲的诉讼请求：1.撤销贵阳市南明区法院（210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书及本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等已实际产生为准）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10月26日原告与被告大方广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将该公司名下位于贵阳市南明区营业房（建筑面积34.26平方米）以29万元价格出售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支付了购房款，被告将相关房屋产权证（筑房权证南明字第××号）原件交予原告，并在2014年4月原承租户租赁期满后将房屋交付给原告。此后，原告熊菲将房屋出租给案外人汪某经营使用至今，租金每月1300元，半年一付，租赁期至2022年3月31日。期间，原告收取相应租金但未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9年租户汪某突然接到被告蒋黎明通知要求腾房搬离，原告进行交涉后方知晓两被告合同纠纷经南明区法院作出（210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书及贵阳中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书，变更了房屋所有权。原告从2014年就一直在占有、使用、收益房屋。被告大方广某公司无答辩意见。被告蒋黎明答辩称，1.熊菲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案涉房屋原产权人大方广某公司当时属于国有企业，并无权自行处分国有资产，只有大方县广电局才有此处分权；熊菲并未举证证明其支付了合同约定的29万元对价。2、原告与吴维瑁签订的合同及收据等证明原告与大方广某公司约定针对的是房屋使用权，同时原告长期不查询关注房屋产权情况，与大方广某公司也没有进行产权变更登记的意思表示，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在起诉前6个月才知晓上述生效法律文书。3、原案诉讼中吴维瑁陈述该处房屋正在对外出租，且当时吴维瑁已知身患绝症，该案中与蒋黎明诉讼利益对立，没有故意隐瞒的动机，并不存在恶意隐瞒，吴维瑁在该案中的陈述也证明了原告与大方广某公司之间是使用权转让。4、如原告所称吴维瑁在临终前向原告出具了29万（购房）收条，那么为何还要隐瞒事实来损害原告利益，这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5、原告与吴维瑁之间签订的转让房屋使用权的合同内容明显异于常见的合同内容，可以比对大方广某公司与唐某的合同。2013年的合同中约定转让的是使用权，对使用权进行了强调，并不是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被告大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也在原案一审中承认房屋系出租，其也没有讲过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可以推定原告在合同中仅仅享有使用权，从合同履行来看，6年间原告均未办理房屋过户系不符合常理的。至于原告收租的行为，与合同中约定的转租行为相符。原告主张房屋交付，同样符合转让使用权的情形。房屋的相关使用费的缴纳，也符合使用权的转让情形。而被告大方广某公司从未将所有权转让给原告的事宜向上级上报或请示，即大方广电局从未同意转移所有权。而本案中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在1994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对价。综上原告主体资格不适合，原告不能证明对房屋有所有权，不动产在物权上只能通过权证状态判断，法院不可能通过公告等情况进行通知。原判决没有损害原告权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熊菲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原告熊菲身份证及被告大方广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人吴维瑁身份证，证明原、被告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被告质证对原告身份证无异议，对被告大方广某公司的营业执照不能确认，企业性质信息的差异对案件有关联性，可能涉及对于房屋的类型进行定性，对吴维瑁身份证无异议，对组织机构代码证载明的代码数字有质疑，其他无异议。第二组，熊菲与大方广某公司2013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借款单》（复印件）、《收款单》、银行流水、转款凭证，拟证明2013年10月26日原告与被告大方广某公司就涉案房屋已签订转让协议且依约支付全部购房款。被告蒋黎明质证认为银行凭条只有交款金额，没有写明收款人，汇款人不明。转账15万的借条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原告提供的协议及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房屋款项已经付清，银行流水也只能证明原告曾经转账给唐某，至于用途并不清楚。对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组，筑房权证南明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13筑第16305号《土地使用权证》、《契税证》、《售房协议》、《土地登记申请书》、《房屋拆迁合同》、《产权兑换合同》、《安置补偿协议》、《收据》3份（复印件）、《发票》。拟证明被告大方广播公司在收到原告全部购房款后，依约向原告移交涉案房屋及相应权利证书、涉案不动产关联合同、协议、文书、维修基金、三通费等收据和发票。被告蒋黎明质证对于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证、契税证、产权兑换合同及安置补偿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是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房屋拆迁合同、安置补偿协议、收据等只有复印件，而原件是在蒋黎明处，房屋配套证书只是部分移交了，并未支付完所有购房款，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四组、《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契约》、银行存款凭条、银行转款截图、微信收款截图、房租收据、电费收据、水费通知单。拟证明大方广某公司把房屋移交给原告后，原告便实际占有房屋，将房屋出租给汪某使用并收取相应租金收益，现房屋仍在对外租赁状态。被告蒋黎明质证对房屋存在租赁情况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可以确认房屋处于租赁状态，原告在收取租金。第五组、南明区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书、南明区法院（2018）黔0102执2974之四号协执通知书、不动产登记查询记录。拟证明在该案诉讼中吴维瑁隐瞒事实，未依法追加第三人熊菲参加庭审，将涉案房屋通过确权方式变更至蒋黎明名下的过程存在严重的法律瑕疵。被告蒋黎明质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六组、南明区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案件开庭笔录及1988年4月8日民事起诉状，拟证明1、被告蒋黎明与被告大方广某公司曾互为民事委托代理关系，被告蒋黎明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2、庭审过程中被告大方广某公司故意隐瞒房屋已出售给原告的客观事实，存在诉讼欺诈。被告蒋黎明质证表示，对1988年曾代理大方广某公司诉讼案件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是原告推理被告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第七组、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收据、诉讼保全保单票据、《评估报告》及评估费发票，证明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利，而在本案中垫付的相应诉讼费用。被告蒋黎明质证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无异议，但是评估不是必须产生的费用。第八组、信合转账流水凭证及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与大方广某公司系房屋买卖关系，购房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付款人杨德英系熊菲婆母。案涉房屋熊菲是从唐某手上转让的，是唐某先付了15万定金就不想买房屋了，后熊菲进行接手房屋。2013年熊菲向唐某付款15万元，吴维瑁向熊菲出具借款单载明退唐某款15万元。因向吴维瑁支付的14万元的收款单遗失，故此后让吴维瑁再次打了29万的收款单。29万元的构成是14万元现金（公司里取的）和15万元转账。被告蒋黎明质证认为仅证明杨德英曾向唐某转账，资金用途不明。第九组、南明区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2528民事判决书，证明当时法院已认定转让标的物已经灭失，故房屋不归蒋黎明所有。被告蒋黎明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判决书已被撤销，当初大方广某公司起诉蒋黎明，经过一审、二审两次发回重审，这份判决书已被撤销，重审中因为被告吴维瑁死亡，作视为撤诉处理。原告提供的这组证据正好证明了大方广某公司和蒋黎明没有合谋的情况。第十组、农村信用社流水清单及熊菲与李强婚姻关系证明、李强与杨德英母子关关系户籍证明，拟证明2013年10月21日熊菲婆母杨德英向唐某付款15万元，唐某名下银行账户收款15万元，付款人杨德英系原告熊菲婆母，该房屋系杨德英购买后赠送给熊菲。被告蒋黎明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一只能证明原告与杨德英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不能证明构成赠与，不能达到原告主张赠送争议房产的证明目的。汇款凭证只能证明杨德英曾经向唐某支付过款项，但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更不能证明原告支付了29万元“购房款”。其二杨德英与吴维瑁、唐某相熟，应当知晓案涉房屋相关诉讼情况。其三吴维瑁个人与唐某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不能由大方广某公司承担，在无上级单位批准情况下吴维瑁个人债务不能转化为购房款。其四转账也只是15万元，与原告所称29万元并不一致。其五、杨德英本人也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无权处分赠与案涉房屋。被告大方广某公司未提交证据。被告蒋黎明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大方广某公司1999年的营业执照和法人执照，该份营业执照上登记名称与原告所述登记名称有差异，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且1999年时大方广某公司是国有企业，处置国有资产必须要经审批。原告质证认为企业名称不是本案核心问题，市场管理局查询不到，大方广某公司后变更了全民所有制性质，该公司是大方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企业。第二组、房屋产权证、国土登记处税务局的明细单，拟证明1、证明房屋权属现状。2、因为房产过户被告蒋黎明缴纳了19800多元的税费（有一部分替被告大方广某公司交的）。原告质证对产权证无异议，因为尚在诉讼期间，其效力待定。被告交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第三组、大方广某公司托人带来给蒋黎明的书面函件，拟证明该公司通过该方式与蒋黎明协商门面的事情，其中提到了和另外的人协商和其他的条件，拟证明大方广某公司在原案诉讼中应与熊菲、唐某沟通过，原告对房屋的权属情况早已知情。并且大方广某公司至今仍然明确这个房屋是国有资产。原告质证对证据不予认可，证据的出处不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函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四组、大方广电局1994年11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涉案房屋系经上级主管单位作出书面卖房的批准，该证据也系原案7773诉讼案件中出示的证据之一。原告质证认为因大方广某公司未到庭，无法确定证据来源，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阐述的都是房屋渊源等情况。第五组、1994年大方广某公司与蒋黎明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拟证明1994年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签订博爱路房屋买卖的合同，合同合法生效，且房款已付清的事实，原告质证表示对于合同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达不到证明目的，房屋转让合同上写明的是博爱路31号房产，并非本案争议房产，博爱路31号已经拆迁了，不能达到两被告之间有转让本案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同样，转让合同第二条也约定了3万元的房屋转让款，在原案诉讼到现在的庭审，蒋黎明一直没有提交付款的证据并作出合理解释，原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吴维瑁也没有认可当时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第六组、2004年、2005年由被告大方广某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证明该公司在2004年、2005年多次准备履行房屋过户的手续，在2004年的承诺书上也提到了房款付清的事实，上面也提到购买涉及的是两个房屋，一个是住房，一个就是本案涉案房屋。原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且大方广某公司未到庭，公章是否真实并不知道。2004年的承诺书捺印是“贵州省大方县广播电视器材公司”，2005年承诺书信笺头则为“大方县文体广播电视局用笺”。承诺书内容提及的是博爱路31号，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七组、大方广某公司答复意见，拟证明因当时办理手续复杂，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进行了协商退房等，该公司出具答复意见，也明确陈述了案涉门面房历史由来情况。原告质证认为印章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且上面提到的是22平方米的门面，而本案房屋建面30多平米，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八组、2001年二份申请、函件、安置意见，拟证明2001年至2014年，被告一直向贵阳产权处和拆迁公司申报产权。两被告一直在履行合同，并且通过产权置换得到本案涉案房屋的过程。原告质证对三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只能证明原告有申请办理博爱路31号房屋产权证等情况，置换房屋建面22.9平米，与本案涉案房屋无关。第九组、《估价报告》，拟证明原告知晓房屋涉及原案诉讼的时间应该是在房屋勘察、评估期间，2019年1月21日评估人员专门到涉案房屋进行评估，评估公司去了以后对方也没有提出疑问。原告质证认为评估报告上没有承租人和原告的签字和谈话笔录。本案中租客是开汽修店的，属于公共场合，每天有人去拍照也不能证明原告知道了房屋所有权人经诉讼变更，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第十组、大方县宏建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企查查”工商登记信息，记载股东是杨德英和吴维瑁，拟证明吴维瑁与杨德英之间存在商业伙伴关系，对原案诉讼情况均应系知情的，可以推定本案原告也知道诉讼情况。原告质证认为，该公司工商登记情况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只能证明曾经一起开过公司。正是因为一起开公司关系好，所以才好接手唐某原购买的房子。第十一组、大方县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查查”工商登记信息、大方县法院（2014）黔方民初字第146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杨德英还是宏建房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股77.5%，而吴维瑁也曾经担任过该公司民事诉讼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同时，杨德英作为房开公司实际控制人，理应深入了解不动产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质证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1、以上证据只能证实被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吴维瑁和杨德英相互认识且关系不错，但原告对此并未否认，正是双方相处融洽，原告的婆婆杨德英才会经吴维瑁的居间撮合从前任房东唐某那里接手并购买涉案房屋；2、在案发前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大方县广电公司配合履行房屋过户义务，但由于吴维瑁的拖延，隐瞒其与被告蒋黎明的确权诉讼导致未能在案发前及时过户，过错不在原告而在于吴维瑁。原告一直对房屋实际占有并正常收租，碍于情面在未得知涉案房屋被蒋黎明提起确权诉讼之前未先向法院起诉确权；3、吴维瑁虽以公司员工身份代理案件，也仅证明当时吴维瑁与原告家人曾有往来，与本案案涉房屋已出售给原告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原告并申请证人汪某、唐某到庭作证。证人汪某陈述：我是在案涉房屋内从事汽车修理的经营者。之前这里是做打印店的，他讲他找到一个仓库，然后他说他马上搬走了，我就从他手上转过来了。2014年3月底我和熊菲签了租赁合同，从2014年做到现在一直在从事汽修。大概在2015年或2016年办营业执照时看到过房屋产权证，记不清楚产权人是熊菲还是大方广某公司。向熊菲支付租赁款有转账、有现金，半年一付，7800元／半年。评估报告中收录的房屋图片，就是系前述门面房。2019年1月份并没有人持专业证书或其他授权委托书到店开展房屋评估鉴定，没有人表明身份说新房东来做评估。大概是5月份蒋翔云（蒋黎明之子）拿着产权证说他是房东，（我）就给熊菲讲了这个事。7月份，蒋黎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搬离，我未同意。没有法院的执行人员来找过，也没有做过谈话笔录。原告拟以上述证人证言证明：熊菲对房屋已实际占有，原告在本案中有独立使用权，并且本案原告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被告蒋黎明质证认为，证人的陈述不能证实原告是在2019年4月、5月才知晓原案诉讼事宜，证人与原告之间有多年租赁关系，且原告已另案向南明区法院提起排除妨碍之诉，要求汪某腾房，该案中原告与该证人是共同被告，该案现已中止等待本案的审理结果。证人汪某与蒋黎明之间有利益冲突，其证词应不予采信。证人唐某陈述：我与大方（广某）公司经理吴维瑁是大方老乡。吴维瑁与杨德英和我三个人是相互认识的。当时吴维瑁说有他沙冲路的门面要卖，双方签了协议。大方广某公司卖我30.8万，按照约定我先支付了15万，待办理过户后再支付尾款。房屋对外出租了两年，月租金1000元左右，做纸张生意。因为大方公司一直没有按照约定给我办理过户，原因是需要广电局盖章才能办理产权，我就想退房。后面就是熊菲母亲来买房、熊菲接手了，杨德英（熊菲婆母）将15万元通过农商行转到我账户后，我就将之前房屋相关的资料手续给了熊菲，当时吴维瑁也在场的。原告拟以上述证言证明购房资金置换的关系，杨德英当时通过转账给唐某，可以证明原告付款痕迹的真实性，当时通过吴维瑁牵线搭桥才达成的交易。被告质证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和证人陈述均不能证实15万款项的性质，并不是直接由杨德英以购房款的名义支付给吴维瑁。证人在2011签订了购房合同，后面也退房了，办理不到产权的原因是被告大方广某公司无法得到上级部门大方广电局的同意。支付15万的情况无法证明，只能证明杨德英支付了15万到唐某账户。且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三方都是认识的，联系紧密，故付款不一定是购房款。杨德英要购房，为何要先支付款项给唐某，然后再给房屋手续。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核，认定事实如下：本院查明事实，2000年6月1日位于本市博爱路31号（原27号）房屋3间（营业用房22.9平方米，住房56.99平方米）因涉及城市道路建设需拆除，案外人乙方余凤珍（实际使用人）与甲方贵阳新世纪建设开发公司（拆迁人）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约定由甲方安置乙方在玉田坝茶花新村3栋1单元8楼1号房屋四间。乙方原使用为营业房22.9（㎡）待产权手续确定后另行签订合同。2005年1月20日，本案被告大方广某公司作为被拆迁人与新世纪公司签订《拆迁房屋产权兑换补充合同》，就原博爱路31号房屋拆迁产权兑换达成协议，产权兑换安置房源与前述《房屋拆迁合同》一致。同日，双方签订《博爱路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记载因双方就营业房安置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大方广某公司诉至南明区法院，现经双方协商达成约定：对乙方22.9（㎡）营业房拆迁安置及补偿如下：1、产权兑换乙方在唐正佳苑01＃01-01-15，工程建面34.26（㎡），双方互不补差，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给乙方。2、甲方负责提供相关资料协助乙方办理营业房、住房产权手续，费用乙方承担；3、乙方承担南明区法院的诉讼费用并放弃全部诉讼请求。大方广某公司诉蒋黎明返还原物纠纷一案，2015年12月9日南明区法院作出南民初字第2528号，认为双方确定《房屋转让合同》指向的博爱路31号房屋在仍未取得有效产权证书的情况下因市政改造予以拆除，导致该合同标的物灭失，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被告未获得该房屋的合法产权，不能当然取得因拆迁该房屋获得的安置补偿权利。遂判决蒋黎明将位于茶花小区的住房及案涉营业用房返还给大方广某公司。宣判后蒋黎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7）黔01民终2544号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南明区法院以蒋黎明已另案起诉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并判令大方广某公司为其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中止该案审理。2017年11月20日南明区法院作出（2017）黔0102民初7773号民事判决，判令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1994年11月14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大方广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办理茶花新村及案涉营业用房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大方广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6日南明法院作出（2017）黔0120民初8486号裁定书，以大方广某公司所提返还原物之诉实质是对南明区判决的否定，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为由，裁定驳回大方广某公司之起诉。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01民终7494号裁定指定审理。南明法院立案受理后以大方广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视为自动撤诉处理，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黔0102民初301号民事裁定按照撤诉处理。南明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73号判决生效后，蒋黎明向南明区法院申请执行，南明法院作出（2018）黔0102执2974之四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办理案涉房屋解封及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蒋黎明遂取得案涉南明区新寨路唐正佳苑1幢1层15号房屋产权证（证号2019南明区不动产权证0028407号）。另查明，2013年10月26日原告熊菲（乙方）与大方广某公司（甲方）于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约定案涉唐正佳苑营业用房（建筑面积34.26）甲方同意转让给乙方永久使用，转让价为29万元，协议生效时甲方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交给乙方，同时乙方一次性付清转让款；由于该营业房需到2014年4月底甲方才能收回，为此甲方到2014年5月才将该营业房交给乙方使用。本协议双方签字，甲方将该房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乙方，乙方付清该房转让款后协议生效，该营业房即归乙方永久使用。如果今后产生房屋产权等纠纷，致使乙方对该房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协议加盖有大方广某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吴维瑁签字捺印，熊菲签字。2014年4月1日熊菲作为甲方将该房屋出租给汪某使用，租金每月1300元，半年一付（7800元），租期2年。此后，双方续签合同约定汪某续租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中原告提交2015年10月5日、2017年4月2日、2018年10月3日、2019年3月23日微信截屏，均记载汪某向其转账7800元。原告并提交2011年案涉房屋水表、电表开户费收据以及汪某租用期间的水电费等收据。原告熊菲与案外人李强系夫妻关系，杨德英系李强之母。李强、杨德英与大方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身前同为大方县建宏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同时杨德英、李强亦为大方县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熊菲称案涉房屋是婆母杨德英购买后赠与给熊菲，29万元对价由杨德英支付。该房之前由唐某向大方广某公司购买，当时唐某先支付了15万后转手给熊菲。经过协商后，由杨德英向唐某转账15万元，杨德英再以现金向大方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支付14万元。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杨德英2013年10月21日向唐某转账15万元的银行流水，原告并主张当时杨德英认为“永久使用权”就是“所有权”，签订协议之后因与家里人沟通的原因一直没有办理产权过户。原告熊菲认为其作为该处房屋善意取得人并未被通知参加该案诉讼，南明法院（2017）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8）黔01民终1030号民事判决已经严重影响原告合法民事权益。遂于2019年7月向本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提出诉请如前，诉讼中熊菲申请对案涉房屋采取保全措施，本院作出（2019）黔01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屋。被告蒋黎明陈述：原博爱路31号房屋原系兴义地区农机公司驻贵阳办事处，1984年以1万元转让给大方广某公司，但因房屋一直被农机公司职工及其亲属占用，大方广某公司无法收回，遂由大方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将1万元交由公司，但因房屋一直未办理手续故公司财务没有入账。此后，大方广某公司将房屋出售给蒋黎明，蒋黎明自行与实际使用人余凤珍协商办理了腾房补偿事宜，但房屋一直被大方广某公司占用，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遂多次起诉至人民法院。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成立的条件是：（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中，关于原告熊菲是否属于原案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根据原告熊菲提交历年房屋缴纳水电票据、租金收取微信截屏及证人汪某关于该处房屋经营活动的陈述，可以证实该处房屋在原案诉讼期间确系由熊菲以甲方的身份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多年。而被告蒋黎明对案涉房屋实际管理控制人为熊菲之事实，在其于2019年5月与汪某联系及2019年6月27日诉熊菲、汪某排除妨碍一案前，均无证据证实其持有异议。现熊菲并非基于普通债权人身份提出本案诉讼，而是认为其对案涉房屋标的物享有所有权而主张权利，应当属于原案诉讼中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故其应当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主体资格。关于原告熊菲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原告熊菲之婆母杨德英与大方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维瑁身前谙熟，系商业合作伙伴，证人唐某陈述本案被告蒋黎明与杨德英、吴维瑁在原案诉讼前均有交往。但仅有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足以推定熊菲在原案诉讼及原案判决生效后即必然知晓该案相关处理情况。现汪某出庭作证2019年5月期间蒋黎明之子与其接触后，其遂将原案相关诉讼情况告知熊菲。证人汪某虽与蒋黎明在另案诉讼中存在利益对立，但汪某关于案涉房屋租用事实、前后经营项目等陈述不仅有微信截屏转账记录、水电费缴纳票据等予以佐证，且与唐某陈述相互印证，结合被告蒋黎明确是2019年4月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办理房屋产权变更及2019年6月提起排除妨碍之诉的事实，本院确认原告熊菲于2019年7月提起本案第三人撤诉之诉，并未超过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关于原案判决是否影响熊菲合法民事权益。原告熊菲提交其与大方广某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主张系其于2013年10月26日受让取得所有权。但该份协议在协议多项条款中均将29万元转让价款的交易对象明确表述为“永久使用权”。现证人唐某证词中亦陈述其向大方广某公司要求退房的原因系该处房屋如无大方广电局同意无法办理产权。根据熊菲陈述该处房屋是通过其婆母杨德英的渠道购买的，实际也是由其婆母杨德英支付29万元对价。本院认为，因杨德英与吴维瑁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杨德英、吴维瑁、唐某也相互熟知，杨德英与吴维瑁均系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东，故客观上杨德英具有了解该处房屋存在产权变更障碍相关资讯的便利条件。同时2011年大方广某公司与唐某所签订协议内容从未出现“永久使用权”之表述，约定出售对价为30.8万元。两年后熊菲接手交易价格下落至29万元，不仅明确的约定转让的是房屋“永久使用权”还特别约定“如以后产生房屋产权纠纷，致使乙方（熊菲）对房屋的使用权受到影响，甲方（大方广某公司）将赔偿乙方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可以证明交易价格出现贬值与2013年订立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熊菲及大方广某公司）均认知到该房屋产权过户办理存在障碍具有关联性。熊菲对于该协议履行后可能因房屋产权争议而对其使用权产生影响之事实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而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交易对象存在重大瑕疵仍选择继续交易，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案诉讼审理的是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案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认定，判令大方广某公司协助蒋黎明办理案涉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解决的是蒋黎明与大方广某公司房屋买卖所有权变更登记事宜。而熊菲所持前述协议中使用的“永久使用权”并非法定所有权能的表述，亦不等同为所有权。熊菲称当时其婆母杨德英认为房屋“永久使用权”就是所有权。经查，杨德英实际系2013年交易乙方的主导者并由其支付款项，而杨德英于2006年即作为大股东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错误解读房屋永久使用权等同于房屋所有权之诉称缺乏事实支持，且该诉称与协议中关于产权如出现纠纷影响乙方（熊菲）使用权时乙方对甲方（大方广某公司）具有索赔权之特别约定明显相悖。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诉称理由不予采纳。至于原告将案涉房屋长年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租金，以及支付使用期间的水电等规费，并不当然表示其对该处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原案诉讼中熊菲作为房屋现实使用权人虽未参加诉讼，但原案判决结果并未侵害熊菲合法权益，故熊菲本案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熊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保全费2094元由原告熊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曾 桢审判员 唐玉平审判员 刘 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钟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