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友平，男，1965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锦，山东创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波，女，196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凡兵，男，196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荣，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丽，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友平因与上诉人陈凡兵、刘波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友平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并增加判决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多支付的房款3××13××7.4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已超额履行合作购房出资义务，超额出资部分被上诉人应予返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合作购房协议》，明确上诉人应支付总房款的20%即346万元，上诉人作为隐名购房人，所需购房款全部由被上诉人交付房地产开发商。2011年3月18日，开发商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分两次向被上诉人借款3××万元及170万元，其中3××万元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壹分二厘，170万元利息约定为月利率壹分伍厘，同时还约定，待办理完土地证、房产证3××日内借款本息转为购房款。两张借据的出借人虽标明为刘波，但被上诉人出具证明该两笔借款为上诉人合作购房出资。2017年2月7日，济宁仲裁委员会作出济仲裁字（2014）第328号裁决书，裁决书认定该两笔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抵顶购房款37613××7.4元（3××0000+217893.70+1700000+1543413.70），上诉人实际履行完毕合作购房协议约定的出资346万元的义务，剩余3××13××7.4元购房款是上诉人超付的购房款，被上诉人理应予以退还。二、被上诉人应承担应出庭而不出庭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为此上诉人书面申请法院通知两被上诉人出庭，并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被上诉人对于一审法院的通知，拒绝出庭，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当，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退还超付的购房款，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正。刘波、陈凡兵辩称，张友平与刘波、陈凡兵之间的共有权确认纠纷并不涉及借贷关系，刘波不欠付张友平借款，不应向其支付3××13××7.4元，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友平的上诉。刘波、陈凡兵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友平的诉讼请求，支持刘波、陈凡兵的一审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友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对于张友平和刘波于2011年3月18日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明的内涵认定错误。该份《证明》，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张友平所书写,内容为：“今有张友平以其本人名义借给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贰佰万元,待该公司办理购房有关手续后,此笔借款本息转为张友平交付购房款。”从文义上理解，此贰佰万元应当是张友平本人亲自向开发公司出借，然后，由开发公司向张友平出具借据。但从该份证明的下半部分刘波本人所写的内容“此证明以2011年3月18号的上述公司的借据为准。”可明显看出，这只是一种假设，即：刘波同意张友平以其本人名义向开发公司出借贰佰万元，待办理购房有关手续时，本息转为张友平交付购房款，但前提必须是张友平本人实际向开发公司出借此200万元，并应当以开发公司在收到借款后实际向张友平出具的借据内容为准。否则，该份《证明》便无任何效力。从出具该份《证明》之日及此后至今张友平从未以其本人名义向开发公司出借此贰佰万元，开发公司也从未向张友平本人出具贰佰万元的借据。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明》在没有任何其它证据佐证的前提下认定为：刘波所写的下半部分内容是对张友平所写上半部分内容的认可，刘波在向开发公司于同日出借此贰佰万元时，便与张友平达成合意，同意将刘波本人于同日分两次出借给开发公司的贰佰万元在办理购房手续时，转为张友平向开发公司的购房款。但这明显是荒谬的。如果这一认定成立的话，张友平所写的上半部分内容便应当是：以刘波本人名义向开发公司出借的贰佰万元，实际上是张友平出资。而绝不应当是张友平实际所书写的内容。一审法院对张友平所举出的《证明》作出的认定结论错误，该份《证明》因张友平本人未实际向开发公司出借贰佰万元、开发公司也未向其出具借据而未发生效力。对于刘波以其本人名义于2011年3月18日两次分别向开发公司各出借3××万元和170万元的事实，有刘波本人向开发公司的汇款凭证和开发公司向刘波本人出具的两张借据为证，这一事实也已经由发生法律效力的济宁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济仲裁字（2014）第328号仲裁裁决书所认定。2、一审法院认定：开发公司于2011年3月18日出具给刘波本人的两张分别为3××万元和170万元的借据一直由被上诉人张友平保留，而非借据记载的出借人刘波保留，从而可以印证双方同意将该借款转为张友平购房款，这一认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然，在本案一审庭审时，该两张借据的确由被上诉人张友平向法庭出示，但这两张借据在一审庭审时实际上已经是两张作废的借款凭据，已根本没有债权凭证的法律效力，也根本无法推论出张友平在一审出示了这两张借据，便可认定为张友平一直保留这两张借据的事实。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已采信为有效证据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举出的济宁仲裁委的庭审笔录（证据5）可以证实：刘波本人将上述两张分别为3××万元和170万元的借据作为证据向仲裁庭提交，并经对方当事人开发公司质证为有效证据。济宁仲裁委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济仲裁字（2014）第328号仲裁裁决据此将上述两张借据载明的贰佰万元借款认定为上诉人刘波本人向开发公司的借款。由此可充分说明：其一，在济宁仲裁委作出上述仲裁裁决之前，两张分别为3××万元和170万元的借据一直由刘波持有，并非由张友平持有；其二，在济宁仲裁委作出上述生效仲裁裁决之后，上述两张借据便失去了债权凭证的效力，即：这两张借据已经作废。而被上诉人张友平却在仲裁裁决生效后以帮助刘波协调执行仲裁裁决为由骗取上述已作废的两张借据而向一审法院主张其一直保留这两张借据，一审法院竟然相信了张友平的这一谎言，实属对上述已为仲裁庭笔录和仲裁裁决所证实事实的公然否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两项事实的错误认定结论，认定刘波已将其本人出借给开发公司的共计20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张友平享有，可转化为张友平向开发公司的购房款，无有效证据证实。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张友平并未向仲裁庭申请以债权人或联合购买人参与仲裁，也未在庭前或当庭、庭后向仲裁庭主张刘波对开发公司享有的此200万元借款本息的债权已转让给了张友平。刘波本人在仲裁庭上也未向仲裁庭主张或承认这一债权转让的事实，更未在庭前或当庭、庭后向开发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的债权转让条件。另外，虽然一审法院对张友平是否已经向刘波偿还346万元购房款项未予审理，认为系双方之间的债务纠纷，可以另案处理，但是，一审法院却对被上诉人张友平在一审庭审时所举证据五中的银行流水及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在张友平所举的这些银行流水和银行转账凭证中，没有一份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基本上全部是复印件，且没有一份加盖金融机构的合法印章，并且也没有刘波出具的相应收款收据证明其关联性，银行转账凭证的收、付款双方均有一方是案外人，根本无法证明用于张友平偿还其自称所借刘波案涉200万元的款项。二、一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合作购房协议书》认定为有效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合作购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合作购房协议书》因在刘波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并已支付了820万元大部分购房款之后的四个多月签订，其性质只能认定为二手房买卖合同，即刘波将所购商品房中的20%产权出售给张友平。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双方在签订《合作购房协议书》时，因刘波、陈凡兵尚未取得案涉商品房的产权证书,故双方所签的该份《合作购房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无效合同。2、《合作购房协议书》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以及第十四条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薄时发生效力”，被上诉人张友平与刘波签订该份《合作购房协议书》后，应当依法向不动产交易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将刘波名下的20%产权变更登记至张友平名下，但双方并未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即使在刘波、陈凡兵夫妇办理不动产证书之时，张友平也未要求与刘波、陈凡兵夫妇将20%的房屋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因此，该份《合作购房协议书》因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3、即使双方的合作购房合同并非二手房买卖合同，也仅能说明刘波与张友平仅具有合作购房的意愿，并未付诸实施。如果付诸实施的话，因《合作购房协议书》是在刘波与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四个多月，也是在刘波已向开发公司履行了820万元购房款之后，该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刘波如将合同中的房屋产权的20%转让给张友平，这实际上是合同权利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张友平作为20%不动产权的受让方，便应当与原房屋购买方刘波共同与房屋出卖方开发公司再行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明确原《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关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内容。但张友平并未与刘波及开发公司针对上述20%不动产权属的转让签署合同，因此，刘波与张友平所签的《合作购房协议书》仅属一种意愿，并未付诸实施，不具有对刘波与开发公司所签的原《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权利义务转让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该《合作购房协议书》有效，且据此判决张友平对刘波、陈凡兵享有不动产权的房屋享有20%的所有权，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张友平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合法有效。2010年8月7日，刘波与张友平签订了《合作购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上述房地产，刘波出资80%即1384万元、张友平出资20%即346万元。张友平同意以刘波名义购买上述房地产并办理所有权证，房屋存续期间发生的维修费用和税费按上述比例双方分担，张友平将购房资金和有关税费交付刘波，刘波出具收据。经双方协商一致与第三方达成协议，以刘波名义出租或出售该房屋，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分配收益。二、双方的合作购房协议已实际履行。1、张友平作为隐名购房人，2011年3月18日以刘波的名义借给开发商200万元，开发商向刘波出据了170万元和3××万元的两张借据，这两张借据的内容由张友平书写，开发商签字盖章。在这2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上有张友平书写的“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字样。同时刘波出据证明：“今有张友平以本人名义借给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人民币贰佰万元，待该公司办理购房有关手续后，此笔借款转为张友平交付购房款。此证明以2011年3月18日的上述公司的借据为准。刘波，2011、3、18”。刘波出据的证明与开发商出据的两张借据吻合，相互印证，以此证明借给开发商的200万元实际是张友平出资。两张借据原件一直保存在张友平手中，在济宁仲裁委开庭时由张友平当庭提供，庭审后张友平带回保存。2、合同签订后，张友平多次向刘波还款。银行转账交易明细载明2011年3月18日即刘波向张友平出据上述证明的当天，张友平的妻子郭永玲转账支付给刘波购房款433800元；2011年3月18日向刘波借款交付合作购房款以来，张友平多次偿还刘波借款和利息2282700元，其中2011年底之前偿还的刘波已在借据上注明。另外通过结算6年的租金抵偿部分借款；2011年9月2日，张友平委托马传义支付给岳西陈100万元（该款系岳西陈向刘波借款，该款于2012年3月1日已还清）；2011年10月10日委托妻子郭永玲支付刘波52600元；2011年10月28日委托妻子郭永玲支付刘波43800元；2011年11月4日委托妻子郭永玲支付刘波40000元；2011年11月4日通过委托张友喜支付刘波100万元（通过农业银行汇款50万元，通过信用社汇款50万元）；2013年1月25日张友平支付刘波22000元；2014年12月12日委托侄儿张余波支付刘波13万元；2015年7月6日委托妻子郭永玲支付刘波3万元；2015年7月20日从妻子郭永玲信用卡账户为刘波支付税款23××500元；2017年5月22日张友平支付刘波女儿陈迪10万元（通过农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各汇款5万元）；2018年7月3日委托侄儿张余波支付刘波20万元。以上付款（不含未分配房租）合计310.27万元。3、张友平依合同约定承担税费。2015年7月20日，张友平在济宁地方税务局曲阜地方税务局鲁城中心税务所从妻子郭永玲信用卡46×××62账户支付税款23××500元，为刘波代开曲阜市邮政储蓄银行116万元的房租费发票两张。3、在仲裁过程中，张友平支付代理费及诉讼费，2017年2月15日张友平转账支付给张**2万元。张**为刘波起诉曲阜市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和起诉曲阜市国土资源局和济南润丰农村商业银行撤销抵押登记的代理律师，张友平按照刘波的要求支付给张**2万元律师代理费。4、刘波与张友平多次分配房租收益。2010年8月28日张友平妻子郭永玲469101100471465账号交易金额173996元，摘要为“转存”，对方名称为“刘波”，这是张友平与刘波合作购房收到刘波结算支付的第一年度的租金（租金106万元-税款190020元）x20%=173996元。2017年10月3××日张友平收到刘波转存借款144380元，这笔资金实际也是扣除分摊诉讼费19200元后支付的房租；5、2018年3月租赁刘波上述房屋的曲阜市邮政储蓄银行要求变更房屋租赁合同，刘波将该行有关信息转发给张友平并要求张友平一起去该行洽谈（信息中的“来行”，是该行来波行长）。综上，张友平全程参与了刘波购房、租赁、仲裁、诉讼和租金税务开票，履行了《合作购房协议书》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张友平参与洽谈、起草、填写购房合同、租赁合同，也参加了济宁仲裁委两次开庭，上诉人张波、陈凡兵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张友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张友平对位于曲阜市大同路西春秋路南交汇处的国贸中心商务楼壹、贰层不动产权证：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5、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6号房屋享有20%的产权；2、请求被告刘波、被告陈凡兵退还多支付房款3××13××7.4元；3、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刘波、陈凡兵承担。刘波、陈凡兵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反诉原被告之间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3日，被告刘波与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国贸中心商务楼一层二层。双方约定总房款为173××0000元。刘波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63××0000元，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将房屋交付给刘波占有使用。之后刘波自2010年7月21日起与中国邮政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济宁分行曲阜支行签订租赁协议，将房屋出租给邮政银行使用。房屋交付后，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未按约定办理房屋权属手续。2010年8月7日，刘波、陈凡兵与张友平签订了《合作购房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双方共同出资173××0000元购买国贸中心商务楼一至二层，刘波出资80％（即13840000元），张友平出资20％（即3460000元）。同时约定，张友平同意以刘波名义购房并办理所有权证。房屋存续期间发生的维修费用和税费比例按上述比例分担。张友平将购房资金和有关税费交付刘波，刘波出具收据。以刘波名义出租或出售该房屋，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分配收益。2014年7月，刘波向济宁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经济宁仲裁委员会仲裁作出济仲裁（2014）第328号裁决，国贸中心商务楼一层二层归刘波所有。该仲裁裁决中，认定被告刘波出借给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三笔借款（2010年12月19日4000000元，2011年3月18日3××0000元、1700000元）及利息转化为购房款。其中3××0000元和1700000元的借款及利息抵顶购房款37613××7.4元。之后，刘波就曲阜市国贸中心一层、二层办理不动产证［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5号、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6号］。原告张友平认为其对涉案房产享有20%的产权，遂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产20%的产权，并要求被告返还多支付的房款3××13××7.4元。被告刘波、陈凡兵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其与反诉被告张友平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双方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合同；二、若《合作购房协议书》有效，该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关于焦点一、双方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是否无效。被告刘波、陈凡兵主张，按照《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该协议是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物权的设立、转让、消灭应该登记，但是没有登记，就没有发生效力，因此该协议既没有生效，也无效。本院认为，首先，双方的合同形式和内容均表明，该合同为合作购房合同，共同向开发商购买房屋，并非被告所述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虽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先，双方合作购房合同签订在后，但并不能否认原、被告双方具有合作购房意愿，且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期间，而非被告履行完付款义务后。被告认为其属于二手房买卖合同，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张其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即使原、被告之间确属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是法律限制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转让的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认定有效。第三、《合作购房协议书》为债权性约定，原被告双方是在自愿情况下，根据双方意思自制达成的协议，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反诉原告刘波、陈凡兵要求确认《合作购房协议书》无效，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合作购房协议书》约定，原告张友平出资20%，被告刘波出资80%。原告主张2011年3月18日借款3××0000元、1700000元，系自己出资，该协议已经履行。被告主张，该二笔借款是自己出资，原告并未实际出资，协议未履行。本院认为，二张借据中均记载“今借到刘波女士……”，即以刘波的名义向借款人出借，可以证明该借款实际出资人是刘波。但借款同日，张友平和刘波又共同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张友平书写，主要内容为张友平以本人名义借给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贰佰万元，待该公司办理购房有关手续后，此笔借款本息转为张友平交付的购房款。第二部分为刘波书写，“此证明以2011.3月18号的上述公司的借据为准”，系对第一部分内容的认可。二人共同出具证明，说明双方已形成合议，同意2011年3月18日向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借款2000000元本息转为张友平的购房款。此二笔借款发生在原、被告签订《合作购房协议书》之后，在借款发生同时，原、被告已约定该款可转为张友平的购房款。也就是说，即使该款实际出资人为刘波，其在当时也认可该款转为张友平的购房款。另外，该二张借据一直由原告张友平保留，而非记载的出借人刘波保留，也可以印证双方同意该款转为张友平购房款的事实。而根据仲裁裁决书，这二笔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37613××7.4元，超过了《合作购房协议书》约定的张友平的20%的出资款即3460000元。足以说明该《合作购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由此可以产生物权效力。至于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关系是否已处理完毕，即原告是否已经全部偿还所欠刘波的债务，都不影响《合作购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的事实。被告刘波主张，在2011年3月18日的证明签署后，原告张友平承诺立即向其支付2000000元，但并没有支付，故该证明没有存在的基础。该院认为，2011年3月18日的证明是刘波对借款2000000元的处置，双方并无原告不向其支付2000000元，该处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约定。故刘波主张原告未立即支付2000000元，该证明即没有存在基础，并无相关证据支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张友平与被告刘波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为有效合同，该合同确定的双方的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要求确认其对曲阜国贸中心商务楼壹、贰层房屋享有20%的产权。虽然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刘波、陈凡兵名下，但不动产登记具有权利推定性质，并非不动产归属的绝对依据。原告张友平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其也是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享有20%的产权。因此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合作购房协议履行后，原、被告之间即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至于原告张友平是否已经向被告刘波偿还346万元的购房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债务纠纷，可以另案处理。而本案属于确认之诉，即确认合同效力和物权，不是给付之诉，不涉及财产给付，系非财产性案件。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退还多支付的房款，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予审理。反诉原告刘波、陈凡兵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张友平对位于曲阜市大同路西春秋路南交汇处的国贸中心商务楼壹、贰层不动产权证：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5、鲁（2019）曲阜市不动产权第0002096号房屋享有20%的所有权；二、驳回原告张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刘波、陈凡兵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10元，由原告张友平负担2910元，被告刘波、陈凡兵负担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反诉原告刘波、陈凡兵负担。二审中，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友平与刘波、陈凡兵签订的《合作购房协议书》是否为有效协议，该协议是否已实际履行。一、张友平主张刘波、陈凡兵返还超付的购房款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涉案的《合作购房协议书》系债权性约定，为张友平与刘波、陈凡兵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依法认定为有效合同。刘波、陈凡兵以其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主张合同无效，但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系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转让的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签订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规定不能成为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要件，故刘波、陈凡兵关于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合作购房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首先，双方在《合作购房协议书》对购房出资比例进行明确约定。且张友平提交的二张借据中虽记载“今借到刘波女士……”，但借款同时，张友平和刘波又共同出具一份证明，二人共同出具证明说明双方形成将向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出借的2000000元本息转为张友平的购房款的合意。其次，向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借款发生在《合作购房协议书》之后，且二张借据一直由张友平持有，能够印证双方同意该款转为张友平购房款的事实。而根据仲裁裁决书，这二笔借款本息抵顶购房款37613××7.4元，超过了《合作购房协议书》约定的张友平的20%的出资款即3460000元，足以说明该《合作购房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关于焦点二，本案为确认之诉，系确认涉案《合作购房协议书》的效力及物权权属争议的诉讼，而张友平主张的返还超额购房款的问题系债权问题，关于双方债权债务是否给付是否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并未审查，且不属于确认之诉的审理范围，故一审法院未予审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友平、陈凡兵、刘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0元，由刘波、陈凡兵负担62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李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