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飞西工业村。法定代表人：王春生，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玲春，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锐，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中电信息大厦**2605、2611。法定代表人：王春生，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树莉，安徽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中心城盛龙花园****楼****。法定代表人：慈晟，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瑞，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以下简称“铜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九银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九九银公司对丰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鉴定费由九九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完全错误。为获取银行贷款，丰源公司的母公司即铜陵公司，曾与深圳平安银行签订《汇票承兑总协议》和《综合授信额度合同》，2010年度银行授信的担保抵押额度共5950万元，都是在有贸易背景下开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业务，但铜陵公司与其下属公司（包括丰源公司在内）贸易量有限，银行授信额度不能完全使用，而此时铜陵公司、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有业务关系。所以就通过铜陵公司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将汇票背书给作为铜陵公司下属单位的丰源公司，再由丰源公司在银行贴现的做法获得平安银行的贷款用于资金周转，这些贷款最终都是由铜陵公司偿还给银行的。正是明确知道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当时三方口头协议约定相互都不将这些汇票背书行为记入各方之间真实的业务往来账中，铜陵公司、九九银公司、丰源公司均是如此。以上过程中，九九银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并未实际付出任何货币资金，汇票只是通过九九银公司这个“桥梁”从铜陵公司流转到了丰源公司处并兑付、汇票资金也是铜陵公司偿还的。因此：1.九九银公司背书汇票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支付所谓货款，也更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因给付目的不达而形成的不当给付”，其真实目的就是配合业务伙伴做个名义上的交易流程、方便其获取银行贷款；2.九九银公司获得汇票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背书汇票也未遭受任何损失，九九银公司其实并不是汇票资金的实际权利人，汇票资金的实际使用与九九银公司并无实体关联；所以九九银公司不存在因其背书行为遭受的任何损失和因不当给付行为而产生的返还请求权。九九银公司根本无权据此向丰源公司主张根本不存在的这笔虚构债权。还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以上事实、包括三方都未记入业务往来账、未计入应收应付款的事实，不仅有一审已有的证据证明【铜陵公司2015年8月19日书面《证明》、2017年11月10日《情况说明》、两张汇票的银行贴现协议、铜陵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凭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2116号判决等证据】，也可从九九银公司自己在前案中提交给法院的诉讼材料中找到一定程度的映证，具体丰源公司将在二审中举证证明。二、九九银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所谓“铜陵公司联络函”应系伪造；不具备证据三性，与事实违背，应予以排除，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该份所谓的“联络函”不是铜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这份“联络函”在本案中出现以后，作为所谓“联络函”的出具人铜陵公司就立即出具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否定该函为铜陵公司意思表示并明确表示：“铜陵公司从未出具过这样的函件；铜陵公司当时还对九九银公司有大额债权，因此根本没必要支付什么汇票给九九银公司作为什么业务款；这两张汇票的真实用途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用于资金周转”。因此，这份“联络函”已经被其所谓的“出具人”铜陵公司自己否定、不能代表铜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铜陵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更是明确否定出具过该函、该函内容不属实和不是该公司意思表示。2.从案件事实上看，所谓“联络函”记载的内容违背基本事实，铜陵公司也不可能付款给九九银公司：（1）一审铜陵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2010年1月至7月，铜陵公司累计收到九九银公司付款仅为457万余元，并非“联络函”中所称的“650余万元”，这是“联络函”记载不属实之处。（2）铜陵公司的证据还显示：截止2010年7月28日，在第一张汇票背书日即2010年7月28日，九九银公司还尚欠铜陵公司125万余元货款，所以如果不是为了银行贷款、资金周转，铜陵公司是绝不可能在九九银公司还欠自己钱的情况下还开具汇票给九九银公司的。“联络函”中所谓的丰源公司“为了冲抵业务款”而开具两张汇票给九九银公司的说法是与事实完全相违背的。3.“联络函”显系伪造。（1）“联络函”上的盖章与正文内容相分离，且该份函上的印章加盖时间明显早于字迹形成时间（观察印章处的字迹可以发现，字迹是在盖章后才打印上去的），至于印章本身真实性和盖章、字迹的形成时间等事实，待司法鉴定后真相便会水落石出；（2）铜陵公司否认出具过这份“联络函”；（3）“联络函”没有任何铜陵公司经办人签字、不具备书面证据的合法形式要件，九九银公司也无法提供该份证据的合理来源。4.根据证据采信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也应对“联络函”不予采信。因为现有铜陵公司2015年8月19日书面《证明》、2017年11月10日《情况说明》、两张汇票的银行贴现协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2116号判决等证据，可以证明汇票的用途和来源。这些证据相互映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其证明力远远大于这份连“出具人”铜陵公司自己都不认可的孤证。因此，这份证据依法应予以排除、不予采信。三、本案九九银公司的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案中九九银公司据以起诉的两张汇票，都是前一个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116号案件中早已举证过的证据。九九银公司虽然本次主张与上次案由不同，但从本质上看，都是其主张对丰源公司的债权和资金支付。而2116号判决早已对两张汇票的用途查明定性、没有支持九九银公司的主张、也没有赋予九九银公司另行起诉的权利。因此，本案属于重复诉讼，应依法驳回九九银公司的起诉。四、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九九银公司早已丧失胜诉权。本案汇票背书于2010年，而九九银公司早已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们背书汇票给丰源公司的事实，至于九九银公司对其自身行为性质的判断，与其知道背书事实本身并无关系。所以，本案诉讼时效毫无疑问应从2010年开始计算——而到2017年九九银公司才起诉，明显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九九银公司已经丧失胜诉权，应承担败诉责任。五、即便假设九九银公司诉请属实，丰源公司也因本笔债务相互抵消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本案九九银公司本来就是汇票的实际权利人；但即便假设其主张有一定道理，那么背书汇票给九九银公司的铜陵公司也基于同样原因具有请求九九银公司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而事实上，由于九九银公司在前一案件（即2116号案件）中已经罔顾事实拿出这两张汇票抗辩，所以针对此违反诚信的行为，铜陵公司己在2015年8月将其基于这两张汇票产生的对九九银公司的这笔1000万元债权转让给了丰源公司且完成了通知义务（具体见丰源公司一审提交证据第三组）。因此，即便假设九九银公司主张事实得到法律支持，也会因与丰源公司互为此笔汇票债权的债务人而相互抵消这笔债务。但一审判决认为：铜陵公司2015年8月将其因上述两张汇票产生的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的行为，与铜陵公司在前一案件（即2116号案件）中所陈述的关于其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的答辩意见相矛盾，违反“禁止反言规则”。对此，丰源公司认为：这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最大的主观臆断和错误之一：1.铜陵公司在前一案件（即2116号案件）中的确表示过（这一意思表示于2013年8月15日由铜陵公司以书面《情况说明》形式向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其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给丰源公司。但这一意思表示针对的是在该案中九九银公司称丰源公司是从铜陵公司处承继了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债权债务这一错误说法的。事实上，至今为止，铜陵公司都从未将其对九九银公司的买卖合同等业务款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这一意思表示从没有改变——正如一审铜陵公司举证的那样：其对九九银公司的买卖合同债权尚有125万余元至今未收回，并未转让给丰源公司；与2116号案确认的丰源公司对九九银公司的759万余元债权并无任何混同。而铜陵公司2015年8月作出的债权转让行为，转让的只是前述基于背书这两张用于获取银行贷款和资金周转的银行承兑汇票而产生的对九九银公司的这笔1000万元的债权、是对九九银公司罔顾事实虚假陈述行为的回应。因此该笔1000万元汇票债权，与前述买卖合同业务债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笔债权。铜陵公司的前述表态和后来的转让行为针对客体不同，并不矛盾，根本不是所谓“反言”。2.从时间上看，铜陵公司关于未转让债权债务的意思表示是2013年作出的，而2015年铜陵公司才将与前述债权不同性质的1000万元汇票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这两个行为一前一后，时间并不矛盾、且转让标的又与2116号案件涉及到的买卖合同债权事实和性质均完全不同，请问又有何不可、到底是否违反“禁止反言”原则。本案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显然属于混淆基本事实和法律概念的严重错误。六、一审委托鉴定中存在严重不公和违反程序之处，所以丰源公司才撤回鉴定申请。一审中，丰源公司曾申请对九九银公司提交的《联络函》进行鉴定，请求鉴定事项为：对印章真实性、印章和字迹形成时间（是否为2010年7月28日）等进行鉴定。但提交检材过程中，丰源公司提交的比对样本原件却被九九银公司质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鉴定机构还要求丰源公司或铜陵公司提供与这张《联络函》同期、同种纸张、同台打印机打印的材料原件，这两个荒唐的行为，直接导致一审鉴定无法进行。因为显然：如果在民事诉讼中要求所有笔迹、物证鉴定的比对样本原件都要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那么所有的司法鉴定都将无法做出。正确的做法应是人民法院审核确定比对样本的真实性后即可；还有：既然这张联络函根本不是铜陵公司出具的，丰源公司或铜陵公司又怎么可能有能力提供出上述所谓“同种纸张和同台打印机”打印的材料，有能力提供的应是造假的九九银公司。正是因为一审中这两个不公、荒唐的行为，才导致丰源公司被迫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所以，不能在不当剥夺丰源公司举证权利后又据此判定丰源公司举证不能。综上，丰源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违法支持了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债权，严重损害了丰源公司的合法权益，黑白颠倒。故强烈要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伪证和虚假诉讼责任，改判支持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丰源公司的上诉，铜陵公司辩称，认可丰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理由。针对丰源公司的上诉，九九银公司辩称，驳回丰源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铜陵公司将涉案汇票交付至九九银公司处，是为了冲抵业务往来款项，并非丰源公司所述资金周转，丰源公司主张涉案汇票是九九银公司配合其与铜陵公司的资金流转，没有任何证据支撑。1.九九银公司证据已经明确载明“我司今年1-7月份累计收到贵司650万元款项，贵我两司一直未进行财务对账……共壹仟万元支付给贵司，以冲抵业务往来款项……”。2.关于丰源公司主张的铜陵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书面《证明》、2017年11月10日《情况说明》均为铜陵公司为配合诉讼而作出的，铜陵公司与丰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为母子公司，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其为配合丰源公司诉讼，提供不实的情况说明、陈述等，不应被采信。3.丰源电缆和银行之间的贴现协议上载明是“资金周转”，反映的是贴现银行和持票人丰源电缆之间的关系。而并非九九银和丰源电缆之间的关系。本案涉案汇票并未载明“资金周转”。4.在2116号案中提出的“资金周转”本身缺乏事实依据，其并未查明本案所涉及的两张汇票的实际用途，仅是为了说明本案两张汇票没有被认定为支付货款的原因，而并非如丰源公司所主张的已经作出过事实认定。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六条关于汇票出票的效力的规定。涉案票据的出票人是铜陵公司，其本应承担保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汇票的出票人在汇票承兑前，是票据的主债务人，在汇票被承兑后，需要承担票据的保证责任。所以汇票被承兑后，并不能说解除了汇票的责任，而是由主债务人变为次债务人（承兑后的汇票主债务人为承兑人银行），如果汇票到期后承兑人没有付款，出票人仍然要向持票人支付汇票票款及其他费用。由此可见，票据的承兑关系跟票据的流转关系是不同层面的，不管票据签发、流转是否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承兑都是最基本层面的法律关系。因此，丰源公司证据3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扣款回单》，所载扣款项目名称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扣款”，正是九九银公司所述的铜陵公司作为出票人最终承担兑付和付款的责任，本身并非什么银行贷款，并非丰源公司所述“深圳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凭证”，而是银行在承兑汇票后，从铜陵公司处的扣款。铜陵公司与银行的承兑关系与铜陵公司向九九银公司交付汇票及九九银公司向丰源公司交付汇票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法律关系，不能用来证明丰源公司主张的“资金流转关系”。况且，本案审理的是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之间的票据关系是否有合法的依据，与其他公司无关联，对《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扣款回单》三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二、联络函是真实有效的，一审鉴定程序无误。1.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未进行梳理对账结算，铜陵公司也当庭确认没有进行结算，与本案无关。2.联络函真实有效，作为九九银公司抗辩性证据，用以证明涉案汇票从第三人流转至九九银公司，是为了冲抵双方的业务往来款项，用以证明的是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汇票流转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铜陵公司就涉案汇票对九九银公司并不存在债权，用以反驳丰源公司债权转让的说法。但其实九九银公司从铜陵公司处取得汇票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3.鉴定中鉴定的检材本身双方有异议，如本案中联络函，但是鉴定对比的样本材料需要双方均无异议，而丰源公司又不能依照要求提交样本材料。对于字迹形成时间的鉴定，需要科学合理的对比样本，鉴于丰源公司无法提供样本材料，因此无法鉴定。但是对于印章是否真实，一审法院调取了第三人留存在公安局的印鉴卡，九九银公司对印鉴卡作为对比样本无异议，完全可以对比是否真实。但是丰源公司却撤回了鉴定申请，足见，其认可联络函中铜陵公司印章的真实性。4.此外，通过肉眼并不能辨别丰源公司主张的“印章加盖时间明显早于字迹形成时间（……字迹是在印章后才打印上去的）”。三、关于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说理清楚。关于丰源公司主张的时效问题，在（2013）深龙法民初字第415号、（2016）粤03民终2116号中九九银公司主张的汇票抵扣资金拆借款，并从汇票背书丰源公司之日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从上诉两判决最终确定生效之日起，才得知汇票支付给丰源公司没有任何合法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因此，本案不存在时效问题。四、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定正确，说理清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案案由为货款纠纷（诉讼标的不同），原被告地位相反（诉讼主体不同），诉讼请求不一致，因此丰源公司“一事不再理”重复起诉的抗辩根本不成立。并且（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处理意见“九九银公司若认为向丰源公司支付的汇票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可另循途径解决”，可见，关于汇票，（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案未作出任何处理。因此，不属于重复起诉。五、关于丰源公司所主张债权抵消主张不成立。1.铜陵公司并不拥有对于九九银公司的合法债权，不存在可以转让的债权，所以抵消无从谈起。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未清理完毕，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2.由于涉及九九银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方复杂的关系不能仅凭丰源公司及铜陵公司之间的串通主张就抵消，九九银公司也从未收到任何抵消通知。3.丰源公司在诉讼程序中出尔反尔，违背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请法庭作出处罚。在（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2016）粤03民终2116号案中，丰源公司并不承认其对于九九银公司享有的债权债务承继铜陵公司而来，且第2116号判决第16页载明“虽然九九银公司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要求自始清理九九银公司和铜陵有色深圳公司、丰源公司的交易款项，但其与铜陵有色深圳公司的交易已经超出本诉范围，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铜陵公司与九九银之间债权债务并未清理完毕，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并且，在该另案中，丰源公司及铜陵公司已经明确表示“铜陵公司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也未与丰源公司有任何债权的混同”，而在本案中，又提出铜陵公司将汇票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的主张，前后不一。4.而且在本案中，丰源公司提出了自相矛盾的主张，涉案汇票在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之间并没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丰源公司主张汇票用于铜陵公司与丰源公司的资金流转，并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又主张铜陵公司对九九银公司享有债权，用以抵消九九银公司对丰源公司享有票据债权，显然是自相矛盾。六、本案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说理详实清楚正确。当事人一方本于一定目的而为给付时，其目的即为给付行为的原因，从而给付欠缺其原因时，他方当事人受领给付即无法律上原因，应成立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在（2013）深龙法民初字第415号、（2016）粤03民终2116号丰源公司所主张的金额是其在理清双方在2010年合作以来至合作终结期间的所有的债务，除此之外双方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见丰源公司取得票据权利却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没有任何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构成不当得利。铜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九九银公司一审全部诉请；3.判令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九九银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铜陵公司以九九银公司为收款人申请汇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资金，并非交易付款，“联络函”记载内容违背基本事实。本案两张汇票系铜陵公司为了获取银行资金，以九九银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收款人，向银行申请的，两张汇票金额各500万元，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虽然两张汇票上的收款人是九九银公司，但铜陵公司并不是真的要付款给九九银公司，而是通过让九九银公司背书给丰源公司（因丰源公司系铜陵公司的子公司）达到资金最终回到铜陵公司控制使用的目的。故铜陵公司以九九银公司为收款人申请汇票只是为了自身的资金周转，而不是真的要付款给九九银公司，该事实在已生效的（2016）粤03民终2116号民事判决中已被深圳市中院予以认定，即（判决第16页第一段）：“该两张汇票出票人系铜陵有色深圳公司，铜陵有色深圳公司和丰源公司均对该两张汇票作出详细说明，称系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而开具，该陈述与汇票上记载的领取事由‘资金周转’相符，九九银公司主张上述两张汇票用于支付货款，与汇票记载不符，且其提出的调查申请事项属于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本院对九九银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案一审法院同样认为令这张张汇票不是铜陵公司支付给九九银公司货款用，并判决九九银公司败诉，但九九银公司在该案从一审到二审终结都未将本案中所谓的“联络函”（2010年7月28日出具）作为证据提交。事实上，铜陵公司不可能付款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提交的所谓的“联络函”记载内容并非事实，理由是：2010年l月至7月，铜陵公司累计收到九九银公司付款457万余元（该事实有铜陵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二可以证明），并非“联络函”中所称的“650余万元”，并且在第二张汇票背书日2010年7月28日，九九银公司还尚欠丰源公司546万余元货款，所以如果不是为了银行贷款、资金周转，不可能在九九银公司还欠自己钱的情况下还付款给九九银公司，而且从铜陵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到，九九银公司收到的两张汇票是没有记入铜陵公司应收款账目中的，两张汇票金额共计1000万元，如此一笔大额款项，如果是真实付款，铜陵公司不可能不入账，所以唯一的解释是这两张汇票根本不是铜陵公司真实付款给九九银公司，上述事实更加可以证明铜陵公司不是真实付款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一审提交的“联络函”中所谓的铜陵公司“为了冲抵业务款”开具两张汇票给九九银公司的说法是及其荒唐、与事实相违背的。至于九九银公司提交的“联络函”，该联络函上虽盖有铜陵公司公章，但铜陵公司从未出具过该份材料，该盖章是否为真实铜陵公司并不清楚。但即使假设盖章为真实，也绝对不是铜陵公司加盖的，可能是因为铜陵公司2013年开始清算，人员流动较大、管理相对混乱，不排除当时有人拿走盖有铜陵公司公章的空白便签纸事后伪造该“联络函”。不论所盖公章是否真实，即便盖章是真实的，但“联络函”的形成行为与公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公章与文字的前后顺序、文字形成日期等对认定书证的真实性亦有重要影响。而本案“联络函”的真实性有如下不足：“联络函”上公章属于黑压红，即先盖章后打字，不符合行文习惯：联络函上的盖章与正文内容相分离，且没有经办人签字，在原审庭审中九九银公司也无法阐明来源；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如果该“联络函”（落款时间2010年7月28日）为真实的，九九银公司在前案中为何不作为证据提交、反而任由自己败诉。九九银公司解释是后来才找到，但结合该“联络函”相关内容对双方关系的重大影响，其解释明显不合情理。从内容上看，“联络函”表达的意思是因为九九银公司在2010年1-7月付给铜陵公司650余万元款项，可能存在多付的情况，所以铜陵公司将两张汇票给九九银公司冲抵业务往来款，但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铜陵公司系出卖人，九九银公司系买受人，双方业务模式也是先供货后收款，怎么可能存在九九银公司付钱付过了数百万元的情形，明显不合常理。从前后案联系上来看，九九银公司在前案中也将两张汇票作为其付款给丰源公司的证据提交，并提出反诉，要求返还364872.48元，而前案丰源公司起诉货款和违约金仅8556348.54元，假设九九银公司认为两张汇票是作为付款给丰源公司的，至少也应要求丰源公司返还144万多元，九九银公司的做法前后矛盾。因此，从铜陵公司提交的证据和客观事实来看，都是与联络函中描述的内容相矛盾的。二、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即便构成不当得利，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之间也可以相互抵消债务。本案案由系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本案形式上虽然是铜陵公司给付两张汇票给九九银公司，但实质上九九银公司只是作为资金周转的中间人，在以收款人名义取得两张汇票时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给铜陵公司，铜陵公司申请汇票的本来目的就是让九九银公司背书给丰源公司，两张汇票从来都不是铜陵公司支付给九九银公司的款项，两张汇票的贷款最终也是铜陵公司还给银行的。既然两张汇票不是九九银公司的真实收款，九九银公司自始至终也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那么也就不存在受到损失的问题，所以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三、铜陵公司在前案抗辩没有转让任何与九九银公司之间业务债权给丰源公司，不影响其之后转让汇票债权给丰源公司的效力。在本案之前，丰源公司因主张货款起诉九九银公司并列铜陵公司为铜陵公司，在该案一审审理中铜陵公司确实抗辩从未转让任何与九九银公司之间业务债权给丰源公司，因为在该案审理前，铜陵公司确实没有将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业务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正是该案审理后，铜陵公司得知九九银公司不顾事实将两张汇票作为付款给丰源公司的证据使用，才决定于2015年8月19日，将两张汇票产生的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债权转移通知书》中的内容也是如此记载的，这与铜陵公司在一审中的抗辩观点并不矛盾。铜陵公司在前案一审审理中抗辩此前从未转让债权给丰源公司，并不意味此后不会、不能转让债权；并且《债权转移通知书》中的债权是两张汇票的还款请求权，铜陵公司抗辩没有转让过债权是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请求权，两者性质上根本不同，不是同一笔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仅需通知债务人即生效，本案《债权转移通知书》早已发出，因此该债权转让已生效。本案一审法院以铜陵公司在前案中的抗辩与《债权转移通知书》中的意思表示相反，从而不予认可铜陵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明显属于混淆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即便本案九九银公司、丰源公司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因铜陵公司已将因两张汇票产生的债权转让给了丰源公司，丰源公司已经取得了铜陵公司的上述所有权利，基于此，九九银公司、丰源公司互负债务，丰源公司也有权主张与九九银公司抵消债务。综上所述，铜陵公司认为，虽然铜陵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如其生效，必将严重损害铜陵公司及丰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追究相关人员的伪证责任，改判支持铜陵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铜陵公司的上诉，丰源公司辩称，同意铜陵公司的上诉，并且既然九九银公司认为《联络函》是铜陵公司出具的，那么作为当事人自身铜陵公司当然有权利和资格对这份《联络函》是否能够反映铜陵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说明和回应，故恳请法庭采纳丰源公司和铜陵公司的上诉理由。针对铜陵公司的上诉，九九银公司辩称，一、对于铜陵公司的上诉人资格提出异议，铜陵公司本人在一审是为了协助查明案件事实，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查明事实后，一审判决并未涉及铜陵公司承担任何的权利义务，为协助查明事实对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的人在案件无权提出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二、铜陵公司与丰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丰源公司的母公司，其所作出的证明情况、说明等均为配合诉讼提供的不实情况说明，其相关证言与本案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不应被采信。铜陵公司为配合诉讼在（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2016）粤03民终2116号案中均作出的与本案前后不一的陈述，违背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请求法庭作出处罚。《联络函》的落款公章真实有效，充分证明该汇票从铜陵公司流转至九九银公司是为了冲抵双方往来的业务款项，而且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未进行对账结算，铜陵公司也在一审当庭确认没有进行结算，并记入笔录，因此与本案无关。在一审中，一审法院向深圳市公安局调取的铜陵公司留存的印鉴卡，九九银公司对印鉴卡的对比样本无异议，完全可以通过鉴定公章确认是否为真实，但是丰源公司却撤回了鉴定申请，足见其认可《联络函》中印章的真实性，本案审理的汇票关系存在于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因此，前手票据关系与本案无关。铜陵公司对九九银公司并不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因此并不能用来抵消涉及到三方复杂的关系，不能仅凭铜陵公司与丰源公司的串通就主张抵消，九九银公司从未收到任何抵消通知。（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2016）粤03民终2116号案已经梳理了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清理了双方在2002年合作以来至终结的所有债务，双方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且另案已经载明九九银公司若认为向丰源公司支付的汇票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可另寻途径解决。丰源公司取得票据权利，并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没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构成不当得利。三、关于《联络函》的鉴定问题，作为鉴定检材对比样本必须经过双方质证之后，方可作为鉴定样本，这是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的基本常识，丰源公司自行撤回了鉴定申请，其中导致的所有后果应由其承担，而且根据《联络函》原件，所谓先盖章后打印的说法明显是狡辩，任何人从《联络函》可以看出来是打印完毕之后再行盖章，而且盖章位置刚好落在《联络函》落款的正上方，如何是套打，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对应位置。四、铜陵公司将汇票开给九九银公司的一刻，九九银公司实际取得1000万元的汇票权利，后续九九银公司将汇票背书给丰源公司，丰源公司将汇票贴现取得票据权利获得资金占用的好处，从而导致九九银公司丧失汇票权利。而且根据另案买卖合同，该汇票款又没有用于抵扣欠付款，根据现在形成的结果，就是在判定九九银公司承担全部欠付款的基础上，又另多付了1000万元的汇票款。而且丰源公司在一审期间屡次强调，归还银行承兑汇票的还款人是所谓的铜陵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只是有付款人委托银行开具的一种延期支付的票据，因为银行见到票据是承担的是见票即付的义务，所以在铜陵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票时，银行对铜陵公司的开票资格会有严格的审核，而确定该种资格的前提是铜陵公司必须与开票银行签署授信额度合同，并在授信额度范围内使用额度，如果没有取得银行的授信，是没有资格开具承兑汇票的，而铜陵公司开具承兑汇票之后，铜陵公司仍然要对汇票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并不是在其开具汇票之后付款责任就全部转移给银行或汇票接受人，九九银公司在汇票上的权利主体是收款人，所以在银行向九九银公司付款或向丰源公司付款之后承担向银行归还款项义务的主体仍然是铜陵公司，因为铜陵公司本质上就是该汇票的付款人，所以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强调的铜陵公司是最后两张汇票的实际归还款人对本案来说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九九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丰源公司返还九九银公司不当得利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其中500万元自2010年6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500万元自2010年7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丰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9日，平安银行深圳景田支行开出1张票号为GB××09、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出票人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汇票。2010年7月27日，平安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开出1张票号为GB××31、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出票人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汇票。原告分别于2010年6月10日及2010年7月28日，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将上述2张汇票转让给被告。被告分别于2010年6月12日和2010年7月28日通过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贴现的方式，取得上述2张汇票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的款项。原告提交1张《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联络函》（以下简称“联络函”），内容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我司今年1-7月份累计收到贵司650余万元款项，贵我两司一直未进行财务对账，因业务转移，为便于业务的持续开展，我司现将2张各伍佰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GB××09，金额：500万元，开具日期：2010年6月9日；票号：GB××31，金额：500万元，开具日期：2010年7月27日）共一千万元支付给贵司，以冲抵业务往来款项，待贵我两司核对账务后尽快清算，我司不承担上述2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特此函告。落款日期为：2010年7月28日，并加盖了“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公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对《联络函》中的印章及形成时间（是否为2010年7月28日）、印章是否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真实印章进行司法鉴定。我院采纳了该申请，并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进行该项鉴定。案涉的鉴定材料有：1.联络函原件；2.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3.被告提交的比对样本原件21页（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2018年9月3日，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发出《补充材料函》，要求补充提供：1.与2010年7月28日《联络函》同期、同种纸张、同台打印机打印的材料原件；2.2010年5月至9月各月盖有“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印章印文的材料原件；3.若有怀疑时间，请按照上述1、2项要求提供怀疑时间的样本材料原件。被告未提供上述要求补充提供的材料，并于2018年10月24日申请撤回鉴定，表示其提交的比对样本并非证据，法院未经其同意交给原告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故撤回鉴定申请。2018年10月29日，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被告提交1份第三人给原告的《债权转移通知书》，内容为：鉴于贵公司不顾事实将相关汇票作为付款给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证据使用，故本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公司对贵公司因2张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债权（贵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原因就获得本公司支付汇票，故应依法承担还款义务）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享有本公司对贵公司的该笔债权的一切权利，特此通知。后附的汇票信息即案涉汇票信息，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19日。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主张这是第三人单方出具的文件，且与第三人在前案中的答辩意见完全不符。第三人则提交其与原告业务往来汇总表及明细、与原告2010年度应收款项和已收款项清单及原始凭证账册（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收到的2张案涉汇票并不在2010年度第三人应收款范围内。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主张业务往来汇总表及明细、2010年度应收款项和已收款项清单均是第三人单方制作的证据，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从未进行结算，原始凭证账册中的增值税发票、产品购销合同、电子回单均无原件且与本案无关，且第三人系被告的母公司，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第三人的陈述亦与其在《联络函》中的意思表示不符。关于之前案件的情况：深圳市××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原告九九银公司的关联公司，第三人铜陵公司系被告丰源公司的全资母公司。××公司自2001年12月开始与铜陵公司开展业务，约定由铜陵公司销售锌、铝、锡等锌合金产品生产用原料给××公司。2007年9月25日，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签订协议书，仍然约定由铜陵公司销售锌、铝等生产用原料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一直未进行结算。2010年1月16日，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惠州市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公司”）及慈晟签订协议书，约定如下：1.由丰源公司销售锌、铝、锡等锌合金产品生产用原料给九九银公司，货款最高限额不超过500万元，每年销售额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2.九九银公司需确保丰源公司每月在原料采购价款上增浮1%的增值；3.丰源公司委托九九银公司提供原料供应商，并委托九九银公司全权处理与原料供应商有关产品质量、价格、付款时间及增值税票等方面的一切事宜；4.九九银公司对丰源公司货款期满30天时，于次日支付给丰源公司，若不能按时付款，则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并有权终止合同；…6.九九银公司以全部资产提供担保，九九银公司法人代表慈晟以个人全部资产提供担保，华×公司对九九银公司所欠货款提供担保。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签订协议后，双方依约履行协议。2010年-2013年期间，丰源公司共计向广州××创展贸易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钢材贸易有限公司、铜陵公司、深圳市×××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冷轧板、电镍的货款共计57049536.41元，丰源公司将上述货物中价值53797249.75元的货物作价55850121.58元销售给九九银公司，余下货物销售给其他公司。九九银公司共计向丰源公司支付了冷轧板、电镍、锌锭的货款48256423.42元，尚欠7593698.16元。上述货款丰源公司均向九九银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九九银公司均已抵扣。另，丰源公司还向九九银公司销售自产的铜线共计12289379.92元，九九银公司支付了铜线货款1080万元。另外，丰源公司自称于2010年8月委托九九银公司购买价值7744850元的铜杆，丰源公司预付了货款6258755.14元，尚欠货款1486094.86元。丰源公司主张在九九银公司尚欠的铜线货款中抵扣。2012年11月21日，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合同期满，因双方就货款的数额与性质存在争议，故签订备忘录。内容如下：1.丰源公司、九九银公司的合作虽自2010年元月始，但双方业务系由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的上级公司铜陵公司业务合作关系转移而形成，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的债权债务亦大部分转移至与丰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2.截止2012年10月31日，丰源公司账面反映九九银公司（含九九银公司关联公司华×公司）欠丰源公司货款8196706.6元，该数额是由丰源公司结转铜陵公司债权债务以600万元为基础乘以增值计算得出；3.九九银公司认可丰源公司按合同的计算方式，但对双方结算债权债务的数目600万元提出异议，要求往前追溯清理后按实际续存数加增值计算确认。由于就货款结算问题发生纠纷，2013年7月16日，丰源公司作为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案由诉至一审法院，被告为九九银公司、华×公司、慈晟，第三人为铜陵公司，九九银公司则提出了反诉。丰源公司诉讼请求为：1.九九银公司支付货款本金7596983.22元及违约金959365.32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2年11月29日起计算至2013年5月31日止）；2.华×公司、慈晟对九九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九九银公司、华×公司、慈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九九银公司在该案中反诉并答辩称：九九银公司因生产需要采购大量锌、镍、冷轧板等工业原料以致资金短缺，为解决部分周转资金缺口，九九银公司自2002年起向铜陵公司拆借资金，其中2002-2003年由九九银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实施，2004年起由九九银公司继承实施。资金拆借的方式为铜陵公司向九九银公司提供一定的循环使用资金额度（自2007年起提高到600万元），九九银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时，委托铜陵公司向供应商代付货款。供应商向铜陵公司开具发票，为平衡账目，再由铜陵公司开具销售发票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向铜陵公司偿还款项后又可再使用资金，资金拆借利息标准为月息1%-2%，按实际使用资金额及实际使用天数核算并支付利息。双方以该种表面形式为贸易的方式实现资金拆借，既解决了九九银公司的融资问题，又增加了铜陵公司账面上的交易量，虚增营业规模，达到获取银行较高信贷授权并满足集团公司考核目标的目的。双方一直按此方式合作至2010年。2010年初，铜陵公司考虑其下属公司即丰源公司经营业绩不佳，遂将与九九银公司的合作业务转移给丰源公司，即在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没有进行最终结算的情况下，安排丰源公司承接了原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合作业务，资金拆借方式不变。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按原有合作模式于2010年1月1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资金拆借利息为月息1%（名为增值），仍以表面形式为贸易的方式实现资金拆借。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合作至2012年9月时，因铜陵公司和丰源公司共同上级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合作。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的资金拆借业务终止后，双方开始进行对账并结算。在对账及结算过程中，丰源公司以结转铜陵公司的60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息1%、年息12%并计算复利的方式核算出九九银公司应还款总额为8196706.6元（600万元本金+两年九个月的利息2196706.6元），扣除九九银公司的子公司华×公司应付欠款199723.38元，再扣除九九银公司支付的40万元，从而单方确定九九银公司最终欠款为7596983.22元。九九银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九九银公司自2002年开始与铜陵公司及丰源公司的合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中间从未进行对账及结算。丰源公司书面承认继承了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最终结算应当溯及既往，应对包括铜陵公司和丰源公司在内的全部往来业务进行审核，并据此进行结算。事实上，铜陵公司也主动参与了对账和结算，但因账目计算方法存在分歧，三方最终未能完成结算。综上，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表面形式为货物贸易但实为资金拆借。根据九九银公司确认的款项进出流水进行的核算，九九银公司回款额超出拆借金额364872.48元。九九银公司的反诉请求为，请求判令：1.丰源公司返还款项364872.48元；2.丰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九九银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案涉2张银行承兑汇票（GB××31、GB××09），拟证明九九银公司已支付了相关的货款。丰源公司对案涉汇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该案无关，系为了获取银行贷款所开具。铜陵公司在该案中的答辩意见为：1.铜陵公司自2002年起与九九银公司开展买卖合同业务，由铜陵公司出售锌锭、锡锭、冷轧板及铜线等金属产品给九九银公司，九九银公司尚欠铜陵公司货款1257321.12元，铜陵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各项业务往来均为真实、合法的买卖贸易关系，开具正规的增值税发票，双方合同约定的增值比例为铜陵公司应得的利润部分约定。2.铜陵公司自2010年开始逐步终止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至2012年时完全停止。丰源公司作为铜陵公司下属的独立法人企业与九九银公司之间从2010年开始逐步开展买卖贸易往来，但铜陵公司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也未与丰源公司有任何债权混同。2015年10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判决，认为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华×公司于2010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保护。丰源公司与供货商之间以及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九九银公司称与丰源公司系资金拆借关系，但九九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铜陵公司业务往来说明和附件、铜陵公司对对账情况的答复，并未明确双方系资金拆借的关系，铜陵公司作为丰源公司的母公司，在主张债权的时候，将丰源公司的债权一并列举，并无不妥。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于2012年11月21日签订的备忘录其中涉及到铜陵公司债权债务转让的约定需经铜陵公司同意方能发生法律效力，而铜陵公司表示对该备忘录不知情和不认可，故该备忘录中关于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的债权债务系由铜陵公司结转的约定系无效约定。故对九九银公司关于将铜陵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结算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九九银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汇票拟证明已经支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汇票的领取事由系资金周转，不是用于支付货款，无法证明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故对于九九银公司要求抵扣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九九银公司若认为向丰源公司支付的汇票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可另循途径解决。九九银公司称在与铜陵公司的交易中多付款给铜陵公司，亦可另循途径主张。遂判决如下：一、九九银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丰源公司货款7596983.22元。二、华×公司、慈晟对九九银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华×公司、慈晟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九九银公司追偿。三、驳回丰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九九银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九九银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7月2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7民终2116号判决，认为丰源公司与九九银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由于丰源公司与铜陵公司均为独立法人，故2012年11月21日备忘录中虽有“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的债权债务亦大部分转移至与丰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表述，但铜陵公司并未签署该备忘录，在本案一审质证中称对该备忘录不知情，其并未认可将其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给丰源公司，且铜陵公司在本案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因此，丰源公司独立向九九银公司主张欠款并无不当。本案系丰源公司独立起诉，主张的欠款7596983.22元系丰源公司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向九九银公司销售各类货物产生的货款扣减九九银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和丰源公司拖欠九九银公司的钢杆货款所得，均与铜陵公司和九九银公司的交易无关。虽然九九银公司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要求自始清理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丰源公司的交易款项，但其与铜陵公司的交易纠纷已超出本诉范围，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九九银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未将2张款项合计1000万元的汇票项下款项在货款中扣除，系错误认定，并提出调查丰源公司申请贴现上述2张汇票时所提交的相关文件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该2张汇票出票人系铜陵公司，铜陵公司和丰源公司均对该2张汇票作出详细说明，称系为了获取银行贷款而开具，该陈述与汇票上记载的领取事由“资金周转”相符，九九银公司主张上述2张汇票用于支付货款，与汇票记载不符，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事项属于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九九银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6年8月4日生效。原告遂于2017年3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上列事实，有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民事判决书、联络函、债权转移通知书、业务往来汇总表及明细、2010年度应收款项和已收款项清单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经查，本案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即在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第一百四十条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中，原告长期与铜陵公司产生业务往来，但双方一直未进行全面对账，原告无从知晓其权利被侵害。而在之后原告转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后，双方又因对账发生争议，被告起诉原告要求支付拖欠货款后，原告即提出以案涉汇票抵扣并与被告及第三人进行全面结算的抗辩主张并提起了反诉，即在该案中原告已提出要求被告履行义务，故诉讼时效已依法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重新计算（且在该案未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原告亦无从确认其权利被侵害）。该案终审判决于2016年8月4日生效，本案原告于2017年3月27日诉至一审法院，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答辩主张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与案件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原告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具体到本案中，（2013）深龙法山民初字第415号判决中关于案涉汇票的处理意见为：“该汇票的领取事由系资金周转，不是用于支付货款，无法证明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故对于九九银公司要求抵扣货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九九银公司若认为向丰源公司支付的汇票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可另循途径解决”。（2016）粤0307民终2116号判决中对九九银公司反诉的处理意见则为：（九九银公司）要求自始清理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丰源公司的交易款项，但其与铜陵公司的交易纠纷已超出本诉范围，应当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可以看出本案起诉在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上与前诉并不相同，且本案诉讼请求亦非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反而前诉中法院还指明了九九银公司通过另案提起诉讼的救济途径。被告答辩主张本案属于重复诉讼，于法无据，与案件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3.本案是否构成债的抵销？被告还答辩称因被告享有第三人转让的债权，故可与原告的债权相互抵销。第三人则答辩称，本案即便构成不当得利，原、被告之间也可以相互抵销债务，2015年8月19日，我方已将案涉汇票对原告的还款请求权转让给了被告，被告享有第三人对原告该汇票债权的一切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铜陵公司在前案中的答辩意见为：铜陵公司自2010年开始逐步终止与九九银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至2012年时完全停止。丰源公司作为铜陵公司下属的独立法人企业与九九银公司之间从2010年开始逐步开展买卖贸易往来，但铜陵公司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也未与丰源公司有任何债权混同。而本案中第三人铜陵公司又在《债权转移通知书》中表示从即日起将本公司对原告因2张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债权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被告。一审法院注意到，《债权转移通知书》的落款时间（2015年8月19日）尚在前案的审理时间之内，但被告及第三人在前案中并未提交该证据，且第三人在《债权转移通知书》中的意思表示与其在前案中的答辩意见完全相反，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规则。禁止反言规则，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禁止违反先前的言论。在法律原则上它是指人们在进行民事诉讼等行为时，在表示出相应的言词后，要对自己的言词负责，不得为己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在同一个案件中，禁止反言规则是指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前后矛盾的陈述时，如不能合理解释，则法院通常会采信当事人第一次陈述的内容；在不同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在另案中提供的证据，在本案中被法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根据禁止反言规则，在另案中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在本案中已丧失对该证据真实性的质疑资格。民事诉讼贯彻禁止反言的诉讼原理和举证规则，是为了保证各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公平行使。禁止反言规则体现了诚信原则，即当事人在进行承认这种处分行为后，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程序安定原则，即当事人作出自认后不能出尔反尔，擅自推翻自己承认的事实，避免由此在审理中产生混乱，确保程序的明确性和重要地位，还体现了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原则。就本案而言，第三人在前案中作出了“铜陵公司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也未与丰源公司有任何债权混同”的陈述且已被人民法院采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在本案中又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之前的陈述，其行为显然违反了禁止反言规则，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及第三人的相关答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并以前案认定的相关案件事实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4.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具体特征有三：1.双方当事人必须一方为受益人，他方为受害人。2.受益人取得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3.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即：既没有法律上、也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或曾有合法根据，但后来丧失了这一合法根据。不当得利的发生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给付和因给付外事由两种。基于给付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而本案显然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当得利纠纷。此种纠纷，首先应当由原告证明有不当给付的事实存在，本案各方对原告的给付事实均无异议，争议在于是否为“不当给付”。其次，根据证据的一般规则，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对权利受妨碍或消灭的事实举证，故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还应当对欠缺给付目的的具体情况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欠缺给付目的，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给付目的，也可以是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或者是给付目的不达。这里的给付目的，即给付的原因，给付者给予财产总有一定目的或原因，或为债务的消灭，或为债权的发生，或为赠与，这里的目的或原因就成了受领给付者受取利益的法律上的根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给付目的（原因）不存在或不能达到，那么受领给付者的受有利益便会因为无法律上的根据而成为不当得利；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给付，但因种种障碍，给付目的不能按照给付意图实现的，受领给付者欠缺保有给付利益的正当性，因此也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可以看出原告的主张为给付目的不达，即原告之所以向被告背书转让案涉汇票，是基于相信该项给付会冲抵被告货款，以及对原、被告及第三人会对三方之间的全部往来业务进行审核结算的合理期待。但前案判决认为，由于丰源公司与铜陵公司均为独立法人，故2012年11月21日备忘录中虽有“九九银公司与铜陵公司的债权债务亦大部分转移至与丰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表述，但铜陵公司并未签署该备忘录，在该案一审质证中称对该备忘录不知情，其并未认可将其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给丰源公司，且铜陵公司在该案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故对九九银公司关于将铜陵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结算的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给付目的并未实现。原告已完成证明了其向被告的给付是不当给付（给付目的不达）的举证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原告完成上述不当给付事实发生的举证责任后，是否“没有合法依据”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因原告的给付而受益的被告。除前案认定的买卖合同关系之外，被告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之间还存在其它往来，或具有收取原告背书转让案涉汇票并通过申请贴现取得人民币1000万元的合法依据。第三人答辩称，我方作为案涉汇票的出具人，通过原告转手背书给被告，开具汇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银行贷款时使用，实际上与我方和原告之间的真实业务交易行为无任何关联性。被告则辩称原告提交的关键证据《联络函》显系伪造，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法院不应采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7月28日《联络函》加盖了第三人的公章，而公章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用自己的名称制作的签名印章，《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加盖公章是对加盖人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在没有充分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对加盖人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在《联络函》中作出“（案涉汇票）共一千万元支付给贵司，以冲抵业务往来款项，待贵我两司核对账务后尽快清算”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对第三人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第三人如仍有异议，应另循途径解决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被告虽然申请对《联络函》中的印章及形成时间（是否为2010年7月28日）、印章是否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真实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在一审法院采纳了该申请并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进行该项鉴定后，被告又以其提交的比对样本并非证据，法院未经其同意交给原告质证属于程序违法为由申请撤回鉴定申请，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符合不当得利的特征，不当得利事实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且不当得利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本身就是债的发生依据而非双方之间一定需要存在真实债务。被告答辩称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并非真实的债务以及被告、第三人均答辩称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于法无据，与案件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000万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其中500万元自2010年6月12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另500万元自2010年7月28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其中500万元自2010年6月12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另500万元自2010年7月28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657元（原告已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各方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一审期间，丰源公司以铜陵公司作为两张汇票的出票人及贷款的清偿人，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铜陵公司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准许后通知铜陵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另查明，丰源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与银行签订两份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其中约定“本协议项下贴现资金只能用于流动资金周转”。针对本院询问九九银公司“根据《联络函》的记载，本案争议的款项是用于冲抵业务往来款项，该证据在另案买卖合同纠纷中对于认定双方的货款有关键性作用，你方为何在另案中没有作为证据提交，而且落款时间是2010年7月28日，是在另案诉讼之前形成的证据，你方对此有何解释？”九九银公司答称“因为九九银公司人员流动，档案保管不善，在后续梳理档案过程中，在陈旧的文件夹中才发现该《联络函》，遂作为证据申请再审，是属于发现证据的疏漏。”针对本院询问铜陵公司向丰源公司转让的具体标的的问题，铜陵公司称只涉及案涉两张汇票全部的权益，没有其他债权转让。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据此，无独立请求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处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在诉讼中依附于本诉当事人一方而存在，并不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在诉讼中的权利受到限制。在法院没有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无上诉的权利。本案中，铜陵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仅对丰源公司向九九银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的方式及数额作出判定，铜陵公司未承担民事责任，故铜陵公司并无上诉权，其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九九银公司主张的丰源公司因案涉汇票贴现取得的1000万元是否为不当得利。对于不当得利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即规定了人民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有权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但其前提是“法律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明确将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限定为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否定了人民法院对举证责任的自主决定权和分配权。在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位阶相等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颁布在后，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故该类型案件仍适用一般的举证规则，即主张不当得利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应由权利主张方即九九银公司对涉案款项是不当得利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汇票系九九银公司通过背书的方式转让给丰源公司，应是九九银公司基于一定意思表示或给付动机而主动实施的给付行为，故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较之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利益失衡状态肇始于受损人的给付行为，而不是由受益人或第三人基于一定的法律原因主动为之。在此情况下，受损人对于其财产权益的保持力和控制力显然主动于受益人，因此，在对“无法律原因”这一不当得利的核心要件的举证上，受损人即应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虽然这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中对“无法律原因”这一要件的举证责任归于受益人存在明显不同，但该不同之处恰好彰显了不当得利这一独立的请求权诉讼制度中应由引起财产权益变动的当事人对“无法律原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则，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的应有之义。落实到本案中，九九银公司是主动背书转让涉案汇票的当事人，即涉案款项在其与丰源公司之间发生权属变动的主动实施人，应当就该给付行为自始无法律原因或者给付行为发生时存在法律原因而嗣后该原因不存在或被撤销、无效等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九九银公司对上述情形的举证并未使本院达到认为丰源公司缺乏合法依据获取涉案1000万元款项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具体理由为：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各方当事人对于九九银公司已背书转让给丰源公司两张汇票共计1000万元（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金额错误的情形）均无异议，而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的原因”是指给付欠缺原因。由于货款结算问题发生纠纷，丰源公司曾作为原告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九九银公司等，该案中九九银公司提交了案涉汇票，拟证明其已支付了相关货款，在该案一审认定该汇票不是用于支付货款，无法证明与货款的关联性之后，其在该案二审上诉仍坚称应将汇票项下款项在货款中扣除。九九银公司表示因为另案中法院没有对两张汇票项下款项进行处理，便以本案不当得利起诉。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九九银公司的单方陈述，其主张当初交付丰源公司的1000万元汇票属于支付货款，因此该笔给付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即使丰源公司否认该款项为货款，本案也无适用不当得利之余地，因为不当得利制度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它并非凌驾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的负有衡平调节任务的高层次法律，公平原则已具体化于它的构成要件之中，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九九银公司在其作为买卖合同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要求其主张获得支持，这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对其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时，应予以具体化和类型化，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由以上分析可知，九九银公司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比较九九银公司在本案和另案中对款项性质和交易模式的自述，其先是辩称与丰源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是以贸易的方式实现资金拆借，但又要求以案涉汇票款项抵扣货款。另案生效判决对九九银公司所述案涉汇票款项用于支付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九九银公司又以“提起本案的目的是因为抵扣的目的落空了”为由“认可另案已经认定的事实”。可见，无论案涉汇票款项是否货款，九九银公司背书转让汇票系基于一定法律关系的行为，即九九银公司在向丰源公司转让汇票时对项下款项的基础关系、目的以及用途是了解的，并非错付。关于给付行为依托的交易基础事实，本案三方当事人均称三方之间合作从未进行最终对账及结算，丰源公司、铜陵公司称案涉汇票从未计入各方的业务往来账中，九九银公司虽然声称基于业务关系向丰源公司背书转让汇票并有对应账册，但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任何与案涉汇票存在关联性的合同、收货单据、账册或者请款申请等，对于如此大额汇票的转让行为，在转让事实发生前，既缺乏反映转让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又没有转让时应当有两公司之间的往来过程，令人费解。并且根据另案查明的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等签订的协议书、双方履约情况以及最终认定的拖欠货款金额，九九银公司作为收货方最终应向丰源公司支付拖欠的高达7596983.22元货款，却在双方合作之初并缺乏购销合同依据情况下向丰源公司转让大额汇票用于支付货款，有违常情。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九九银公司的说辞明显缺乏合理性，难以自圆其说，本院难以采信。再者，对于丰源公司受让案涉汇票是否有法律上原因，丰源公司在另案和本案中均主张与九九银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也得到另案生效判决的确认。至于案涉汇票的受让原因与用途，丰源公司、铜陵公司均称系为了获取银行贷款用于资金周转（这与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协议载明的资金用途一致），由九九银公司作为中间人转付给丰源公司，仅本案汇票存在此种情形，意思表示明确、稳定并无反复。为了辩驳上述主张，九九银公司提交《联络函》以佐证其主张的铜陵公司因冲抵业务往来款向其交付汇票，丰源公司对此《联络函》印章以及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提出异议，一、二审均申请鉴定。本院注意到《联络函》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28日，故询问九九银公司为何未在另案一、二审中提交该《联络函》，其仅以管理不善为由说明，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而对于铜陵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的意思表示与另案中答辩意见不一致的问题，铜陵公司的答辩意见“从未将对九九银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丰源公司，也未与丰源公司有任何债权混同”发表在前，其在之后《债权转让通知书》中表示“鉴于九九银公司不顾事实将相关汇票作为付款给丰源公司的证据使用，故本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公司对九九银公司两张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债权转让给丰源公司……”，铜陵公司对此辩解称由于九九银公司在另案诉讼对抗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故其决定将汇票还款请求权转让给丰源公司，二审中其明确除了案涉汇票的全部权益并不转让其他债权。对此本院认为，以上债权转让决定系铜陵公司根据情势处分自身权益的行为，并不属于违反禁止反言规则的情形，法院可以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予以甄别和评判。诚然，正如九九银公司一再强调其从铜陵公司取得汇票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同，本案应重点审查九九银公司与丰源公司之间汇票流转是否有合法依据，九九银公司与上一手铜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本案争议事实有所补充证明作用，但并不必在本案中明辨双方权利义务，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在于九九银公司所举证据是否充分以及其陈述是否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然而根据以上论述，依照证据规则，九九银公司并未完成举证义务，不足以证明存在其转让汇票行为自始无法律原因或者交付行为发生时存在法律原因而嗣后该原因不存在或被撤销、无效等情形，对其要求丰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10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有关九九银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的问题，原审阐述事实和判决理由有理有据，本院不再赘述，丰源公司的相应上诉理由缺乏新事实和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657元（被上诉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已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57元（上诉人深圳市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已预交104657元；上诉人铜陵有色金属深圳公司已预交104657元，由本院退回），均由被上诉人深圳市九九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负担（迳付深圳市丰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1046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