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陕7102行初3123号 原告刘盛莉，女，196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东，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委托代理人张鹏，陕西莱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秦阳，陕西莱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陕西省XX队。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法定代表人郭平社，总队长。委托代理人宋欣，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天光，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陕西恒泰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东侧。法定代表人赵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小军，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卫少华，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盛莉诉被告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所道路行政许可一案，原告于2019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刘盛莉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于当日作出（2019）陕7102行初1538号裁定书，决定不予立案。刘盛莉不服裁定，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年8月8日，中级法院作出（2019）陕71行终457号裁定书，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1538号行政裁定，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予以立案。因陕西恒泰达物流有限公司与本案案件处理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3日和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盛莉诉称，2018年10月10日上午7时许，原告之子吴某某骑自行车上学途中被一辆陕汽集团所有的右置方向盘的重型普通货车碾压身亡。肇事车辆悬挂有省XX队车管所核发的陕VXXXXX临时号牌（有效期2018年10月9日至10月16日）。省XX队向机动车核发临时牌照需机动车与机动车所有人均符合法定条件向申请人核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6转向系6—1的规定：“机动车（三轮汽车除外）的方向盘应设置于左侧，其他机动车的方向盘不应设置于右侧”的规定来看，肇事车辆明显不符合我国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必然缺少适用于中国大陆境内的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所以肇事车辆所有人向省XX队申领临时号牌时，所应提交的关键材料必然欠缺。因此，省XX队为肇事的右置方向盘车辆核发号牌的程序严重不符合法定形式，其行为严重违法。根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规定：“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对于右置方向盘汽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律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省XX队给右置方向盘车辆核发临时号牌的行为无法律依据，违背公安部的通告通知精神。综上所述，因省XX队的违法行政行为XX路XX路行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事故使原告痛失爱子，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原告现诉至本院，请求：1、判决确认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所核发的陕VXXXXX临时号牌行为违法；2、诉讼费由陕西省XX队负担。经审查，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所为陕西省XX队内设机构。本院释明后，原告变更被告为陕西省XX队，并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确认陕西省XX队核发的陕VXXXXX临时号牌行为违法。”被告辩称，一、原告与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XX队并非涉案交通事故的肇事方，车辆管理所依法向机动车所有人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与原告之子出现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原告既非本案的相对人，亦非与行政机关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机动车注册登记，与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系两类完全不同的行政行为。三、《公安部关于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公安部关于加强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的通知》所列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右置方向盘汽车主要限于进口、外国赠送、走私、盗抢汽车，国产合法出口汽车不在限制之列，并未禁止对右置方向盘汽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四、车辆管理所核发陕VXXXXX临时号牌，符合现行机动车登记规定。综上所述，车辆管理所核发陕 V18186临时号牌，符合现行机动车登记规定。原告的诉请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陕西恒泰达物流有限公司述称，一、涉案车辆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未销售车辆，车管所给涉案车辆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修正)》第八条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修正)第四十五条规定涉案车辆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未销售车辆。二、涉案车辆具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符合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要求和程序，车管所给涉案车辆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并无不妥。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修正)第四十六条规定，涉案车辆已于2018年9月29日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检测合格证明，并载明“车辆经检验，符合本企业技术标准，质量合格，准予出厂”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临时行驶车号牌的申领条件。三、车管所给涉案车辆核发临时通行证号牌的行为不属于注册登记，不适用公安部《关于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2000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第一条的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对于右置方向盘汽车，公安机关交通管制部门一律不予办理注册登记。所谓的“注册登记”是指给机动车辆核发正式牌照，“临时通行证号牌”是针对需临时通行的车辆核发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和程序。因此，车管所给涉案车辆核发临时通行证号牌的行为不属于注册登记，不适用《关于右置方向盘汽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告》的相关规定。四、原告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是交通事故案件中的受害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法律关系，该案中民事赔偿部分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已全额向支付了赔偿款。刑事部分长安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检公刑不诉【2019】46号不起诉决定书。双方已不存在任何纠纷。被告车管所作为行政机关，向原告颁发临时牌照，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第三人而非原告，原告当然不具备主体资格。五、原告起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道路交通事故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为:闫某驾驶机动车行经车道减少的铁路道口时，安全意识不强、未给非机动车预留必要的通行空间是造成该事故的重要原因。对比起诉状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车管所的违法行政行为XX路XX路行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公安交警部门并没有认为临时牌照上路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原告的所谓因果关系只是其个人认为的因果关系，并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六、涉案车辆属于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倡议下，陕西省推动全球布局和产业体系国际化，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重要出口系车辆之一，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遍布于世界各地的陕汽重卡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靓丽的“中国名片”。原告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下的起诉，直接关乎国有企业能否继续践行“一带一路”汽车产业“走出去”战略和国家政策，客观上侵害了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综上，恳请合议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9日，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所杨凌分所依据2006年6月11日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所发布的《关于为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产品车辆发放临时号车牌的通知》，向第三人陕西恒泰达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待出口右置方向盘重型普通货车（陕汽SX3255DR464R），颁发了陕VXXXXX号临时行驶车号牌。该号牌有效期为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10日，驾驶员闫某驾驶案涉车辆沿西安市XX街由西向东行驶至刘村铁道口时，XX房XX路向东右转弯至此的吴某某发生碰撞，造成吴某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吴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0许死亡。2018年12月20日西咸新区公安局沣东分局交巡警大队作出西咸公交认字沣东（2018）第6101122018000307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道路交通事故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闫某驾驶机动车行经车道减少的铁路道口时，安全意识不强、未给非机动车预留必要的通行空间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且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具有事故的主要过错。吴某某骑自行车行经铁路道口右转弯时，未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是造成该事故的次要原因，具有该事故次要过错。认定闫某负此事故主要责任，吴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2019年8月30日，原告刘盛莉(系死者吴某某母亲)、吴林博（系死者吴某某父亲）与肇事司机闫某及第三人陕西恒泰达物流有限公司达成案涉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协议，赔偿款已于当日支付完毕。2019年9月29日，长安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长检公诉刑不诉【2019】46号《不起诉决定书》，内容为“认为闫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其到案后自愿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积极悔罪表现，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闫某不起诉。”原告认为，因被告陕西省XX队违法向右置方向盘车辆颁发车牌，XX路XX路行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事故原告痛失爱子，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故诉至本院，诉请如上。另查明，依据陕公政【2015】90号文件《陕西省公安厅机关机构设置及编制分配方案》，陕西省XX队车辆管理处（车辆管理所）为陕西省XX队内设机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从正反两方面确定了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外延。同时，由于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公法救济法律关系，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判断，也应置于公法救济法律关系中加以分析。即,没有公法救济法上的权利（力）义务，便无以进入公法救济程序，无以形成公法救济法律关系。诉乃发动审判权的前提，一个诉讼最终能够获得审理判决，取决于诉的内容，也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起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司法审判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一般而言，在撤销之诉中，行政机关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或者拒绝一个申请，都有直接针对的对象，也就是行政相对人。由于行政相对人是具体行政行为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行政相对人都是有诉权的。但在除撤销之诉以外的其他诉讼中，或除行政相对人之外的其他原告，在主张其与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时，则必须主张其受到公法保护的权益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侵害。因为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利害关系指的是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并不包括反射利益和私法上的权利。而利害关系的判断是“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也即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原告的主观公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损害，而非私法上的权利或反射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任何人都“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因为“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利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结合本案，《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一）未销售的；（二）购买、调拨、赠予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三）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四）因轴荷、总质量、外廓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由此可以看出，该行政许可所设定权力义务的相对人是“机动车所有人”，也就是说，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行政法律规范并不要求公安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除“机动车所有人”之外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因此，除“机动车所有人”之外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所主张的权益，并非行政法上所保护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存在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进而也就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刘盛莉并非机动车所有人，其所主张的权益亦非公安机关在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时所依据和适用的行政法律规范所要求考虑或保护的权益，故原告刘盛莉不属于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次，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行为的作出、被诉请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以上述不同时间作为裁判基准时，将可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得出不同结论。故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是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就本案而言，公安机关核发机动车临时行车号牌时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仅要求其考量“机动车所有人”的利益，其他交通参与者显然不在其当时的考量范畴之内。因为任何一辆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行为均构成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甚至其本人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潜在地、泛化地，并非绝对必然发生。任何人对这种潜在、泛化的危险均无法准确预见，更不存在采取措施避免这种危险发生的义务。如果将公安机关核发机动车临时行车号牌这一行政行为的适格原告扩大解释为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交通参与者及其亲属，则势必得出一个极为荒诞的结论，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需要为一个行政行为作出时无法预见是否会必然的发生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样的裁判将严重破坏法的预测作用，导致行政行为的萎缩，造成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混乱。诚然，原告刘盛莉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亲属无疑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情感伤害，而人民群众的情感不仅是司法裁判合理性及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依托。但司法对于当事人情感的尊重仍必须遵循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明确地法律规定，法官更不能出于对当事人情感的尊重而随意突破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治的基本精神，从而使得法律失去确定性以及对社会公众行为规范的指引作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义，唯有法律能够做到相对的公平。”司法判断面临的是利益交织、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取向，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路径出发，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合议庭唯一可以确保的是，合议庭法官对本案作出的裁判是忠实于法律及法律精神的理解，忠实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忠实于习**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明确要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盛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盛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翟汉卿                        审  判  员    唐颖杰                      人民陪审员    孙玉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卢晓蕊 2019710232131969827425XXXXXXXXXXXXXXXXXX123201941520197102153820198820197145720197102153820191223202011520181010718186201810910167258201766111818621818618186181862011201220122018929200098201946201810920066113255464181862018109201810162018101010201812202018610112201800030752019830201992920194620159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