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4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萍，女，196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祥（系王秀萍丈夫），男，196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杜蒙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野生饲养场，住所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街法定代表人：张青文，该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萌萌，黑龙江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秀萍因与被上诉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野生饲养场（以下简称野牲饲养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2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秀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祥，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萌萌到庭参加诉讼调查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秀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4民初228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杜蒙县野牲饲养场按照杜蒙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定的当年最低工资标准，补发上诉人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8年2个月下岗生活费本金合计人民币48500元，按照当月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人民币89214元，合计人民币：137714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杜蒙县野牲饲养场赔偿上诉人18年上访、诉讼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合计20万元整（估算）；4.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劳动部（1994）489号文件《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2条、劳动部（1995）309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明确，“非本人原因造成的企业停工停产”用人单位应该给劳动者发放“下岗生活费”，这是劳动者维权的法律依据；只要能够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下岗生活费从下岗之日起就是上诉人的合法收入，该得利益，应该依法享受，私有财产不受仲裁时效1年限制。1.上诉人请求的“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下岗生活费本金、利息”属于本人该得利益、合法权益，自下岗之日起，就是本人的合法收入，属于私有财产；杜蒙法院（一审)已经确认“本案中，原、被上诉人双方于1996年3月31日签署了《劳动合同书》，并于2006年4月1日又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一审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一审上诉人）发放下岗生活费是应尽的法定义务，受民法保护，适用《民法总则》、《民法典》188条“普通时效3年、不超过20年”的规定：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7条第1款“仲裁时效1年期规定”。2.《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4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1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上诉人请求的下岗生活费发生在“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属于“最低工资标准”，合法收入、私有财产，所以不受“仲裁时效1年”限制。3.《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2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2002年企业停产下岗、上诉人就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向县政府、工科信局寻求救济，正在陆续解决、等待答复过程中，杜蒙法院（一审）承认“上诉人近年来一直进行信访、申诉”，上诉人有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从2002年开始上访、申诉，一直到2020年期间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真实存在，上诉人不可能第一时间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劳动争议之诉，杜蒙法院（一审）认为“上诉人诉请的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的下岗生活费的保护，应该在2011年2月前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不合乎人情道理，违反国家立法本意和法律规定；虽然上诉人2010年3月份退休，但是被上诉人、县政府、工科信局一直承诺陆续解决、处理、调解过程中，直到2018年县政府正式通知上诉人“走法律程序、行政途径无法解决”为止；并且国有资产清查公司一直以“耕地承包”的方式给与救济，期间都是“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因此杜蒙法院（一审）认为“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不能成立。4.杜蒙法院（一审）认为“上诉人第一次申请仲裁是在2018年7月20日，且以杜蒙县人民政府和工科信局为被申请人；以野牲饲养场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则是2020年10月12日，因此上诉人的申请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况且第一次仲裁、诉讼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均以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维权对象错误）为由依法驳回，不是法定仲裁时效中断事由”。上诉人认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普通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1年12月30日，杜蒙县政府与省外贸公司协商将被上诉人的全部资源、资产整体交给县政府，与招商企业草原兴发合资建厂，企业停产、职工下岗，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41条规定，“企业改制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被上诉人应该召开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但是上诉人毫不知情；我们亲眼目睹厂房场地被占用，财产被拉走，企业法人终止，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破产清算义务，没有注销工商登记信息，违反《民法通则》46条规定，我们毫不知情；被上诉人变更企业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177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应该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发公告30天”，但是我们毫不知情；不知道被上诉人还保留工商登记信息、还保留“空挂资质”，不知道被上诉人还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2018年上诉人向县政府、工科信局主张权利寻求救济得到信访答复，所以上诉人2018年只能以县政府和工科信局为被申请人提出劳动仲裁申请、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历经一审、二审、再审，被上诉人提交“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调取工商档案、省高院召开听证会，于2020年8月份收到省高院再审裁定书，才知道、刚知道被上诉人是法律意义的“用人单位”具有被上诉人主体资格！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规定，仲裁时效期间应该从2020年8月份开始重新计算，之前为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所以上诉人2020年10月12日以本案被上诉人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二、（2018）黑0624民初1873号、（2019）黑06245民初587号、（2019）黑06民终2722号、（2020)黑民申1070号，被上诉人连续提出仲裁时效的抗辩，但是杜蒙法院、大庆中院、黑龙江省高院都没有做出“超过仲裁时效”的判决，三级法院认为“仲裁时效没有过期”，一致认定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并做出驳回判决，足以证明本案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本案杜蒙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做出判决与之前判决自相矛盾，违反“同案同判”原则，应该依法撤销。三、杜蒙法院民事判决中事实认定不清，办案程序违法。自认“本院对被上诉人是否拖欠上诉人下岗生活费问题，也不进行实体审查”。（1）上诉人与委托代理人赵文祥是夫妻关系，都是野牲饲养场职工，都应该依法享受下岗生活费待遇。2002年下岗之后我们就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承诺向县政府、经济计划局(工科信局)反映，在(2020)黑0624民初2286号庭审笔录第4页、11页、12页连续3次自认“上诉人要求的这些东西，我都已经交给政府了，我也没有办法答复”，“现在企业不存在经营项目，提供不了工作岗位，现在都是开生活费”“留守人员只能发生活费”，并且县政府承诺陆续解决，能够证明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具有“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2）2003年上诉人得到可靠消息，常丽娟是经济计划局领导干部家属，原本是杜蒙县药材公司大集体职工，已经买断工职，办假档案从糖酒公司调入野牲饲养场开支，移交人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上诉人是野牲饲养场本地人，1977年参加工作，高级技工，连续10年评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被上诉人给常丽娟开留守工资、下岗生活费就必须给我开留守工资、下岗生活费。并且调取了2003年、2006年、2013年饲养场工资明细表，证明了常丽娟开下岗生活费执行的就是劳动部（1994)489号文件和劳动部（1995）309号文件。这就是上诉人上访的理由和仲裁时效中断的证据。（3）2004、2005、2006、2007、2008年连续上访，以常丽娟为参考，要求被上诉人开下岗生活费未果。2009年继续上访，上诉人名下有10亩承包田，按照协议规定职工退休必须交回承包田，2009年工科信局领导信访答复“王秀萍2010年退休后承包田继续耕种”，有证据足以证明2009年2010年上访事实真实存在，仲裁时效中断。（4）2013年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文祥上访，工科信局领导信访答复“王秀萍名下的10亩承包田，转给赵文祥名下继续耕种”，有证据能够证明仲裁时效中断。（5）上诉人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上访，县政府、工科信局、国资委清查公司以耕地承包形式信访救济，有证据能够证明仲裁时效中断；连续三年仲裁、诉讼，虽然维权对象错误，仲裁、诉讼主体不适格，但是仲裁、诉讼本身就是“寻求救济”途径，是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符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2款规定。(6)上诉人提交的交通票据是上访诉讼的直接证据，与被上诉人侵权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必须承担责任。(7)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要求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案件承办人未尽法定义务，办案程序违法。要求法院调取野牲饲养场2020年地力补贴款公示表和粮价补贴公示表，能够证明2002年至2020年持续上访维权，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真实存在；要求法院调取常丽娟个人档案能够证明上访的理由和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真实存在。（8）民事判决书没有“本院查明”程序，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杜蒙法院以“上诉人诉讼请求早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为由，未尽“本院查明”程序，自认“本院对被上诉人是否拖欠上诉人下岗生活费问题，不再进行实体审查”，就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具有“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等情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野牲饲养场辩称，一、原审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清楚，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上诉人主张2010年前的下岗生活费，应当在2011年2月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劳动仲裁，上诉人以答辩人为被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2日，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且上诉人未提出证据证实2011年2月前具有仲裁时效中止的事由，杜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因超过仲裁时效期对上诉人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因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王秀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野牲饲养场按照杜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的当年最低工资标准，补发原告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8年2个月的下岗生活费本金48500元，并按照当月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利息89214元，以上计人民币137714元；2.要求被告野牲饲养场赔偿原告18年上访、诉讼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合计20万元整(估算)，案件受理费由野牲饲养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秀萍系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野牲饲养场职工，野牲饲养场系国有企业。1996年3月31日，王秀萍与野牲饲养场签订了10年期的劳动合同。2006年4月1日，王秀萍与野牲饲养场续签至退休的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王秀萍于2010年2月退休。2001年12月30日，杜蒙县人民政府与黑龙江省土产畜产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于签署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该公司将黑龙江省土产畜产品进出口公司杜尔伯特野牲饲养场全部资产和职工整体移交给杜蒙县人民政府，原有企业性质不变，干部、工人身份不变，主管部门为原经济计划局，企业名称变更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野牲饲养场。现该单位在杜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显示企业状态为“存续”，主管部门为杜蒙县经济计划局（现已改称杜蒙县工业信息科技局）。王秀萍就工资待遇等问题多次信访、上访。2018年7月16日，以杜蒙县人民政府和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被申请人向杜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8年7月20日，王秀萍以县政府和县工信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黑0624民初1873号民事裁定书，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王秀萍的起诉。王秀萍不服提起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2019）黑0624民终9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8）黑0624民初187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黑0624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以被告主体不适格、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王秀萍的诉讼请求。王秀萍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黑06民终27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秀萍不服二审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黑民申107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王秀萍的再审申请。2020年10月12日，王秀萍（以本案被告野牲饲养场为被申请人）再次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20年10月23日，王秀萍以野牲饲养场为被告提起本次劳动争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普通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1996年3月31日签署了《劳动合同书》，并于2006年4月1日又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虽然双方对2002年1月王秀萍“下岗”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争议，但王秀萍已于2010年2月退休，双方彻底终止了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王秀萍诉请2002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的下岗生活费的保护，应在2011年2月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但王秀萍第一次申请仲裁是在2018年7月20日，且以杜蒙县人民政府和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为被申请人；以本案野牲饲养场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则是2020年10月12日。因此，王秀萍的申请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尽管王秀萍近年来一直进行信访、申诉，但王秀萍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2011年2月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事实。至于王秀萍在超过仲裁时效后，又以县政府和县工科信局为被告提起劳动争议之诉，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均以被告主体不适格（维权诉请对象错误）为由被依法驳回，该过程显然不是法定的仲裁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王秀萍于2020年10月12日第二次申请劳动仲裁，杜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是正确的。综上，因王秀萍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本院对王秀萍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且本院对野牲饲养场是否拖欠王秀萍下岗生活费问题，也不再进行实体审查。对于王秀萍第二项诉请，即要求被告给付上访、诉讼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秀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王秀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普通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王秀萍于2010年2月份办理退休，即王秀萍与野牲饲养场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劳动争议事项应自终止之日的一年内向劳动仲裁机关申请劳动仲裁，王秀萍在原审及二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仲裁时效期间向劳动仲裁机关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且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及有他正当理由，故原审法院认定王秀萍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正确；至于王秀萍主张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调查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首先，王秀萍申请调取的常丽娟的人档案及野牲饲养场2020年职工地补和粮补公示表与本案的劳动争议事项不具有关联性。其次，王秀萍申请调取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在野牲饲养场提交原审法院并留存在一审卷宗，故一审法院对王秀萍的调查申请未予调查并无不当。综上，王秀萍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秀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力民审判员杨阳审判员范继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李雪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