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0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8922260041。负责人：彭建平，行长。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中支行，，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区**宏发领域花园****商铺A98-A106二层商铺B8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5365488。负责人：秦晓君，行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兴阳，男，汉族，1990年4月14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真民，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殷书，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龙璧工业城****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5594342Y。法定代表人：袁江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江涛，男，汉族，1975年7月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临颍县。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中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上诉人赵兴阳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涛源公司）、袁江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9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在判决第一项赵兴阳承担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自赵兴阳信用卡逾期以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通过多种途径向丽涛源公司、袁江涛主张要求就赵兴阳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实际从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在光大银行处开设的保证金账户中划扣24万元保证金用以抵扣部分债务，该行为已满足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在保证期间内向丽涛源公司、袁江涛提出承担担保责任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丽涛源公司、袁江涛理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由此可知，如当事人一方作为金融机构，只要符合当事人约定或法律规定，直接从对方账户扣收欠款本息，则视为“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行为表现，从而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针对丽涛源公司、袁江涛承担担保责任而言，债权人提出“要求”的行为标准应该或是说“成立要件”应当是一致的，即无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是向担保人主张担保责任，其主张权利的行为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只要作为金融机构一方通过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方式从对方账户扣收欠款本息，可视为当事人一方已通过实际行动提出向对方主张债权或主张担保责任的要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条件。2.根据光大银行与丽涛源公司、袁江涛签订的《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简称“合作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第1款约定丽涛源公司、袁江涛自愿为借款人提供不可撤销担保；第2款约定：“担保条件：借款人在还款期限（即对账单显示到期还款日内）连续二期逾期或最后一期超过60天逾期，乙方均应承担担保责任。”第4款约定：“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甲方有权直接从保证金账户或一般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本案中，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在光大银行处开设了保证金账户（账号:62×××32）,并存入了相应比例保证金。根据合作协议显示，双方就扣收欠款本息进行了明确约定，自赵兴阳逾期之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在2013年9月20日进行了系统强制扣划保证金24万元，该划扣行为巳经符合作为金融机构一方当事人，以划扣袁江涛保证金账户款项的行为，履行了向其主张连带担保责任的要求。3.袁江涛于2017年1月9日对赵兴阳的欠款进行过书面确认【见赵兴阳提供证据《深圳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授信客户情况说明》】，证明了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已向袁江涛提出了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袁江涛以书面形式进行了债务确认，并同意承担还款义务；而丽涛源公司、袁江涛作为丽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光大银行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效力应及于丽涛源公司。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根据以上规定可知，在连带共同保证中，债权人向共同连带担保责任的一人主张担保责任的，其主张效力及于其他担保人。本案中，丽涛源公司与袁江涛作为共同连带担保责任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已向袁江涛主张连带担保责任，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上诉人赵兴阳二审辩称：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承担的不应该是担保责任，而是直接的还款责任。其他以赵兴阳的上诉状意见和补充意见为准。上诉人赵兴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丽涛源公司、袁江涛连带承担全部还款责任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错判的情形，应该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在一审时故意隐瞒认定案件事实关键证据，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本案不是普通的信用卡纠纷，该卡在推广初期对外宣传是“光大银行小额采购卡”，光大银行推出的该卡因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光大银行小额采购卡”），该卡于2013年年底停止。光大银行在一审时隐瞒的关键证据是一份《购销合同》，该份《购销合同》是办理“小额采购卡”的基础，没有该合同光大银行是不会办理本次的借款业务。结合光大银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丽涛源公司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一、相关定义：第2条：本协议所指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是指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诺的前提下，甲方为购买乙方产品或者服务且有分期付款需求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用以支付产品或服务款的业务。...五、业务流程：1.借款人与乙方签订有担保内容的产品分期销售合同，并由乙方将借款人身份证、背景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件交由甲方经办支行审核；2.借款人按甲方要求填写《中国光大银行采购卡申请表》；3.乙方就事情分期付款的借款人向甲方签署担保函；4.甲方经办支行审核借款人相关资质及资料，分行复核，盖章后传真至总行信用卡中心；5.甲方将相应款项划拨至乙方一般账户；6.借款人提取产品”。在结合光大银行提供的证据《交易确认请款单》有载明：“本人已完成采购卡分期业务（产品）的购买……”，且赵兴阳在一审时有提交一份2017年7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回复给郑玉芳（跟本案赵兴阳具有同样的情形）《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其中有载明：“……经查，《丽涛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编号：（ＸＳ）20120913-Ｎ0：8）……乙方盖章一栏有‘深圳市华颖栩服饰有限公司’印章。”从该些证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光大银行在一审中有意隐瞒了案件的关键证据，导致案件事项出现认定错误。赵兴阳在一审庭审时有将上述合同事宜向法庭说明了情况，要求法庭责令光大银行提供隐瞒的合同，且法院也责令其三个工作日提供该证据。但是，光大银行未将该证据提交给法院，光大银行故意隐瞒该证据不提交的根本原因是该证据是光大银行与袁江涛共同伪造的一份《销售合同》。二、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存在错误，即便不认定刑事犯罪，也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1.光大银行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在庭审时主要证据无法提供原件。且在一审判决书中（第3页第三段第四行）列明：深圳市圣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信息查询单及请款证明、（2018）粵0304民初6511号民事判决书，赵兴阳在一审时并未收到该些证据。赵兴阳收到判决书后，通过查询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知道该证据的具体证明目的。2.有关《采购卡申请表》的认定错误，申请表申请人的签名是赵兴阳本人所签。当时袁江涛说帮他去光大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只要赵兴阳填一张《采购卡申请表》就行，其他的事宜均不需要赵兴阳办理。当时在填写申请表时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以及丽涛源公司的财务总监储百顺均未告知“采购卡”办理需要具体的条件要求以及需要办理怎么样的手续，只是说是一张普通的信用卡。赵兴阳在填写《采购卡申请表》时，只是简单的填写自己的身份信息，没有注明具体的信用额度。《采购卡申请表》中的银行专用栏位的内容在赵兴阳填写时是空白的，之后是由光大银行工作人员刘雅珂补填的。100万元额度由光大银行事后补充填写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光大银行已经予以承认。同时赵兴阳在一审时提交的谈话录音3也同时应证了100万的额度是光大银行事后添加，赵兴阳并不知情。3.光大银行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丽涛源公司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是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光大银行之间的协议约定，赵兴阳并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所以该协议所约定的100万的授信额度赵兴阳完全不知情。4.赵兴阳与丽涛源公司、袁江涛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兴阳也没有收到丽涛源公司、袁江涛交付的任何的产品。该合同完全是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为了获得银行款项所伪造的的合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回复给郑玉芳（跟本案赵兴阳具有同样的情形）《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根据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信用卡部反馈，您小微采购卡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由丽涛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袁江涛还款。”在结合《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丽涛源公司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第四条、账户开立，其保证金账户是袁江涛的光大银行账户，账号是：62×××32。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丽涛源公司、袁江涛是实际的用款人及实际的还款人。5.光大银行自始至终都没有向赵兴阳催收欠款的事情，在发生欠款后都是找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催款，通过这途径可以看出，光大银行本身就认为该事情跟赵兴阳无关。另外，在赵兴阳发现征信有不良记录以后，就找袁江涛处理欠款事宜。当时，袁江涛出具了证明给赵兴阳，其承诺赵兴阳办理的所谓小额采购卡与赵兴阳无关，该卡的所有责任均由其承担。三、原审法院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基于上述光大银行的陈述，所有的款项实际用款人和还款人均为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并非是赵兴阳本人，赵兴阳根本就不知道具体的还款账号，且所谓的还款账号并非由赵兴阳所掌控。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2017年2月20日所谓的还款记录，不知道是何人所谓。不排除光大银行自己为了规避法律的规定，自行将5000元汇入还款账户在进行还款。因此，该还款行为不能认定是赵兴阳的还款行为，所以赵兴阳在一审时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合法有效。赵兴阳二审庭审中补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进行处理。第一、通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深圳监督局2019年6月26日给赵兴阳的《告知函》，该函载明“经查已办理采购卡业务的《丽涛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编号（ＸＳ）20120913—ＮＯ8中甲方委托代理人栏有张丽平签字字样，甲方盖章一栏有丽涛源公司印章，一方委托代理人一栏有郑玉芳签字字样，乙方盖章一栏有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印章，该销售合同于（2016）粤0307民初10083号案件是同一份合同。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曾责令光大银行五个工作日向法院提交，而光大银行拒不提交，该案法官综合案件考虑将案件移送公安。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赵兴阳再次要求光大银行提供销售合同，光大银行仍然拒绝提交，赵兴阳在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进行投诉，银监局两次回函中均明确了销售合同的存在，而作为证据的持有人拒不提供证据，根据光大银行的表现完全可以判断该销售合同是一份伪造的合同，如果是正常签署的合同，为什么光大银行不能公之于众，在结合银监局的回函可以看出该合同并无赵兴阳的任何信息，没有证据证明赵兴阳签署了该合同或者是该合同的实质受益方在没有采购合同和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光大银行凭什么将100万元的循环授信于赵兴阳。另外采购合同上的张丽平与袁江涛原为夫妻关系，而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颍涛与袁江涛是亲兄弟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可以看出，合同伪造的可能性极大。基于这些原因光大银行总行于2013年下半年叫停了所有的小额采购卡的业务。光大银行领用合约的第一条名词解释的第二点，信用额度，中国光大银行根据乙方（赵兴阳）的资信状况等核定的持卡人在卡片有效期内使用的最高授信额度，包括了永久额度、临时额度，再结合光大银行提交的《采购卡分期支业务合作协议》第五条业务流程第一点借款人与乙方（丽涛源公司）签订有担保内容的产品分期销售合同，并由乙方将借款人（赵兴阳）身份证、背景材料及相关证明文件交由甲方经办支行审核。那光大银行在办理该业务时是如何核实赵兴阳的资信，乙方又提供了什么样的背景材料给光大银行，通过赵兴阳提供的谈话录音可以证明的是光大银行在办理该业务时仅核实其指定的核心企业（丽涛源公司），并不在乎借款人的资信问题，赵兴阳本人作为借款人为什么所谓的资信材料由丽涛源公司提供？一审法院在处理该案件过程中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未查明案件情况下作出该判决。赵兴阳在办理业务时并不知道背后的真实情况，且所谓的借款与还款也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仅依据不完整的证据要求赵兴阳承担责任不妥，而反观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同类案件案号（2017）京0202民初3784号等判决均判定由实际的用款人、还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该些判决体现了公平原则。上诉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共同辩称：一、赵兴阳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借贷双方当事人是赵兴阳与光大银行，丽涛源公司及袁江涛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本案中双方合同依据的采购卡申请表是由赵兴阳本人亲自签署，且其明确对采购信用卡的相关事宜已十分清楚，且在本案中亦签署了借款确认表，光大银行按照确认表将款项划付给丽涛源公司。本案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十分客观清晰，原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正确。赵兴阳应当依照判决偿付光大银行的欠款；二、赵兴阳陈述不知情的事实与客观不符，其本人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亲自填写了申请表。在办理该采购卡时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到赵兴阳确认的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与其进行了现场核实，且赵兴阳本身就是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的注册股东之一；三、本案中自欠款开始光大银行一直按照申请表赵兴阳所留的地址按照约定的平信的方式向其送达催款通知，而赵兴阳在一审中也确认光大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直有向其催款，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丽涛源公司及袁江涛应当为本案中赵兴阳所欠款承担连带担保偿付责任。具体详见我方的上诉状意见。被上诉人丽涛源公司、袁江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及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兴阳立即偿还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欠款本金706750.22元、利息41900.3元、滞纳金136631.5元（利息、滞纳金计至2017年2月20日止）；2.判令丽涛源公司、袁江涛对赵兴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赵兴阳、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主张赵兴阳于2012年10月向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申请办理卡号为62×××31的采购信用卡，约定信用额度为100万元，分期期数12期，每笔手续费率为交易金额的6.8%，分期手续费在首期自动扣除；采购卡领用人应承担因其采购卡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透支本金、利息、服务费、滞纳金等；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变动而调整，信用卡账户内的存款不计付利息。此后，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和丽涛源公司、袁江涛签订《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为贷款人甲方，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为担保人乙方和丙方，在乙方和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承诺的前提下，甲方为购买乙方产品或服务且有分期付款需要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用以支付产品或服务。甲方有权自乙方和丙方担保条件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乙方和丙方承担担保责任。合作协议附件《个人担保承诺函》中载明借款人为赵兴阳，担保授信金额为100万元。赵兴阳主张其对授信额度100万元并不知情，该授信额度系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在事后添加，实际欠款人为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也从未向赵兴阳催讨过欠款，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012年12月20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将932000元划款至丽涛源公司账号，其中已扣除6.8%的手续费68000元;2013年1月18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将77356元划至丽涛源公司账号，2013年3月25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将149120元划至丽涛源公司账号，2013年5月20日，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将154712元划至丽涛源公司账号。被告自2013年12月22日开始逾期还款。2017年2月20日，被告最后一次还款5000元，至今尚欠借款本金706750.22元及相应利息。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多次催讨未果，遂酿成纠纷。以上事实，有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提交的采购卡申请表、《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担保承诺函》、交易确认请款单、客户额度确认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客户还款明细表、对账单、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信息查询单、深圳市圣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信息查询单及请款证明、（2018）粤0304民初6511号民事判决书，赵兴阳提交的（2016）粤0307民初10083号民事裁定书、谈话录音、授信客户情况说明、深圳市华颍栩服饰有限公司章程及法人身份证、投诉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赵兴阳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承诺遵守《领用合约》等协议，及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和丽涛源公司、袁江涛签订的《采购卡分期透支业务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起诉赵兴阳是否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争议，因被告于2017年2月20日最后一次还款5000元，故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于2018年8月23日起诉赵兴阳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赵兴阳确认其在《采购卡申请表》上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但主张系受欺诈而签订，其在交易请款单上的签名系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提交空白A4纸让其在上面签名。赵兴阳提交了谈话录音、《证明》等予以证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均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赵兴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知晓其在文书上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赵兴阳未提交原始的录音载体，其提交的《证明》也是袁江涛单方陈述，袁江涛本人未出庭，该《证明》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赵兴阳主张系受欺诈而签名，但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赵兴阳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赵兴阳在进行透支消费后，未按约定时间还款付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请求赵兴阳偿还欠款本金706750.22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主张的利息和滞纳金过高，一审法院酌定除本金之外的以上各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以本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日即2013年12月22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清偿之日止的总额。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有权自担保条件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要求丽涛源公司、袁江涛承担担保责任。因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未能举证证明在保证期内要求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对赵兴阳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故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的担保责任已免除，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请求丽涛源公司和袁江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赵兴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中支行欠款本金706750.22元及相应利息、滞纳金（以706750.22元为基数，利息、滞纳金总额按年利率24%自2013年12月22日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652.82元，由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承担2551.82元，赵兴阳承担10101元。二审中，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袁江涛本人于2017年1月9日签署的《偿债声明》《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授信客户情况说明》，拟证明袁江涛明确其愿意承担本案张志平所拖欠的债务。证据2.2013年9月30日袁江涛签署确认的保证金账户款项扣划还款凭证，拟证明2013年9月30日扣划袁江涛保证金账户款的行为即是向其主张了袁江涛本人应当承担的担保还款责任。赵兴阳质证称：首先，结合《偿债声明》可以印证其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明》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以该证明是袁江涛单方陈述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光大银行的个人销户凭证信息可以证明涉案的所有贷款均由袁江涛使用，且由袁江涛还款，与赵兴阳没有任何关系，这也印证赵兴阳主张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合同无效的情形。另外光大银行作为贷款人，在放款本金中扣除24万元作为担保金，可以比较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该所谓的担保金应当从本金中予以扣除。赵兴阳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受理情况通知书》及《告知函》，证明丽涛源公司在办理该业务时提供了一份伪造的销售合同，该合同是办理小额采购卡的前提条件，并非像光大银行所述只要赵兴阳签署所谓的采购卡申请表就进行放款，同时也印证了赵兴阳一审时提供的通话录音与光大银行提交的《采购卡分期支业务合作协议》载明的内容相符。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质证称：《受理情况通知书》是由深圳银监局受理并告知的，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赵兴阳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在《告知函》已经载明采购卡办理过程中已经由亲见申请人、亲访申请人单位并确认单位资料信息真实，亲核身份证原件，且赵兴阳本人已在声明签署栏注明了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品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本案中采购卡项下光大银行看中核心企业及袁江涛提供的担保能力，本案中光大银行与上诉人赵兴阳的借款合同关系以及核心企业及袁江涛担保合同关系都是非常清晰的。赵兴阳签署的《交易确认请款单》也非常明确地就借款予以确认。另查明，袁江涛在《偿债声明》中明确承认本项目所有资金均由其本人使用，其作为核心企业法人及贷款担保人，自愿承担丽涛源小微采购卡项目涉及的包括张志平在内的五位申请人所产生的全部欠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赵兴阳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二、是否应免除袁江涛和丽涛源公司的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赵兴阳上诉主张其不是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赵兴阳本人亲自签署了本案主要的合同依据《采购卡申请表》，且其明确表明对采购信用卡的相关事宜十分清楚，并在《个人担保承诺函》上“借款人姓名”处填写其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担保授信金额，亦签署了《交易确认请款单》，并授权光大银行按照《交易确认请款单》将款项划付给丽涛源公司。赵兴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楚知晓其在文书上签名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袁江涛虽出具《证明》《偿债声明》自认本案所有资金均由其本人使用并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应视为其与赵兴阳等借款人内部责任的划分，不足以作为抗辩光大银行主张债权的事由。赵兴阳主张系受欺诈而签名，但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赵兴阳作为金融借款合同借款人的事实客观清楚，光大银行深圳分行请求赵兴阳偿还欠款本金706750.22元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内要求袁江涛和丽涛源公司对赵兴阳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袁江涛和丽涛源公司的担保责任已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三款：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2013年9月30日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扣划袁江涛保证金账户款的行为即是向其主张了其本人应当承担的担保还款责任。袁江涛本人于2017年1月9日签署《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授信客户情况说明》《偿债声明》，明确其作为核心企业丽涛源公司法人代表及贷款担保人，自愿承担丽涛源小微采购卡项目涉及的包括赵兴阳在内的五位申请人所产生的全部欠款，表明袁江涛及其代表的丽涛源公司同意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因此中断，本案诉讼期间未届满。因此，袁江涛和丽涛源公司的担保责任不应免除，仍应承担对赵兴阳全部欠款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赵兴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深圳宝中支行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由于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导致本案事实发生变化，本院依法依据新的事实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9400号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2018）粤0306民初19400号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袁江涛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9400号判决第一项中确认的上诉人赵兴阳承担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2652.82元、二审受理费21736元，由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中支行负担2551.82元，由上诉人赵兴阳及被上诉人深圳市丽涛源制衣有限公司、袁江涛负担318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范  志  勇审判员 王    畅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方浩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