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19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宝涵，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星，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中，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美思，女，198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星，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中，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第乐，男，194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双木，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耀龙，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美霜，女，198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原审第三人：洪向阳，男，198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上诉人黄宝涵、林美思与被上诉人蔡第乐、原审第三人黄美霜、洪向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下称石狮法院）（2018）闽0581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宝涵、林美思一审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确认黄宝涵、林美思对执行标的享有民事权益，即确认黄宝涵、林美思共同并实际拥有对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下称新一代合伙企业）1.2469%的财产份额，含本金及分红（下称合伙份额），是上述执行标的的实际权利人；二、排除对上述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亦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蔡第乐负担。 事实和理由：黄宝涵与林美思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0月17日登记结婚。黄美霜系黄宝涵的胞姐，于2014年9月18日与洪向阳结婚，于2016年12月19日离婚。新一代合伙企业成立于2012年4月23日。该企业成立不久，黄宝涵决定投资500万元于该企业从而持有相应财产份额。但因黄宝涵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相关规定，不能直接以合伙人的身份投资，黄宝涵遂在2012年5月17日汇付500万元投资款后，与黄美霜签订《代持股权协议书》（下称《代持协议》），委托黄美霜代持诉争合伙份额。后黄宝涵与林美思登记结婚，不需继续由黄美霜代持前述合伙份额。为此，2016年3月15日，黄美霜向新一代合伙企业请求将诉争合伙份额办至林美思名下。同年3月18日，黄美霜与林美思签订《财产转让协议》（《下称转让协议》）。同年5月3日，新一代合伙企业申办变更登记。同日，福建省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州市市场监督局）将诉争合伙份额变更登记至林美思名下。后黄宝涵、林美思得知，2016年3月17日，石狮法院受理蔡第乐诉洪向阳、黄美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同年3月20日，蔡第乐申请财产保全。同年4月1日，石狮法院裁定冻结认为系“黄美霜所持的”诉争合伙份额。2016年4月6日，石狮法院将冻结信息录入福建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的“工商协助”中，但“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的“受理检查情况——网页对话框”显示，前述冻结的预警生成时间是2016年7月20日8时38分13秒。2016年4月8日，石狮法院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鼓楼区市场监督局）送达了作出日期为2016年4月6日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至2016年12月12日，石狮法院才向新一代合伙企业送达保全裁定，以上均不符合关于应向登记机关和市场主体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的要求，并且对登记机关的送达对象有误，故不产生法律效力。2017年11月21日，石狮法院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新一代合伙企业将“现在林美思名下（原黄美霜名下）的合伙企业份额的分红”汇至石狮法院账户，并要求新一代合伙企业将上述情况告知林美思。2017年12月20日，新一代合伙企业按石狮法院通知，将相关分红款315614.62元汇入石狮法院账户。黄宝涵、林美思在获知前述分红款将被汇转后，向石狮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石狮法院认为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黄宝涵、林美思作为案外人所提出的前述执行异议。对诉争合伙份额的权利人的审查，应以工商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为准，实行形式审查，应以执行阶段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在该案的执行阶段，诉争合伙份额业已登记在林美思名下，石狮法院仍将权利人界定成黄美霜，违反前述形式审查标准。即使是对诉争合伙份额的权利人是谁进行实质审查，实际权利人应是黄宝涵与林美思。在石狮法院于一审期间裁定冻结诉争合伙份额之前，黄美霜与林美思之间就已签订供作变更登记之用的《转让协议》，石狮法院认为诉争合伙份额的冻结在2016年4月6日就已完成，不能成立。因诉争合伙份额已登记在林美思名下，石狮法院仍以诉争合伙份额曾经在黄美霜名下为由，对该合伙份额进行继续冻结乃至通知要求汇转分红款，缺乏依据。 蔡第乐辩称：一、诉争合伙份额及其分红为黄美霜所有，石狮法院依法对其进行执行是正确的。蔡第乐向新一代合伙企业调取的证据可证明，黄美霜多次向新一代合伙企业陈述并作出承诺，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新一代合伙企业合伙份额的事实，并确认该合伙份额属于黄美霜本人所有。投资人可以委托他人付款，投资资金的转账行为无法证实转款的人就是投资人。由于新一代合伙企业系内资企业，黄宝涵属境外身份，根据当时的规定不得投资，故诉争合伙份额系黄美霜投资的。黄宝涵、林美思所提供的《代持协议》系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石狮法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保全裁定，依法冻结诉争合伙份额及其分红收入，该冻结行为于2016年4月6日生效，并在执行阶段转为了执行冻结，黄宝涵、林美思要求排除对诉争执行标的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三、黄宝涵、林美思提出法院采取对诉争合伙份额及分红收入进行实质审查为由而否定法院执行的合法性不能成立。在判断执行标的的权属时，应根据溯及既往的原则进行判断。基于上述事实，法院依法确认诉争合伙份额属于黄美霜所有是正确的，并没有改变形式审查规则。 一审法院查明：黄宝涵与林美思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0月17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黄美霜与黄宝涵系姐弟关系。黄美霜与洪向阳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9月18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12月19日离婚。新一代合伙企业成立于2012年4月23日，系一家有限合伙企业。2012年5月17日，黄宝涵转账505万元至新一代合伙企业的银行账户。黄宝涵与黄美霜签订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8日的《代持协议》，载明：黄宝涵在新一代合伙企业投资500万元，因黄宝涵属澳门居民不便于投资，委托黄美霜参与合伙会议和代持有股权500万元，并达成协议如下：一、黄美霜持有新一代合伙企业的股权500万元实为黄宝涵所有，黄美霜只有代持有权没有处分权；二、2012年6月新一代合伙企业的股权登记黄美霜投资500万元拥有1.25%的股权，属于黄宝涵所有，双方没有争议等内容。2012年7月18日，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进行了变更，黄美霜成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2013年4月9日，黄美霜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提交《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自然人）》一份、《资金来源情况说明》一份及网银交易明细查询二份、《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一份，其中，《资金来源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2年5月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投入现金500万元，该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于工薪和奖金收入，并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如有虚假，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担。《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载明黄美霜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等。2016年3月15日，黄美霜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提出要求将其出资份额全部转让给林美思。后黄美霜与林美思签订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的《转让协议》一份，载明黄美霜同意以其持有的合伙企业100%的财产份额，以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林美思。该协议签订后，林美思并未实际支付对价。2016年5月3日，新一代合伙企业向福州市市场监督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同日，福州市市场监督局受理并核准了上述变更登记。另查明，石狮法院在审理蔡第乐与洪向阳、黄美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蔡第乐申请，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6）闽0581民初1324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诉争合伙份额及股息收入（以价值528万元为限）。2016年4月6日，石狮法院将冻结信息录入系统，对黄美霜持有的诉争合伙份额及股息收入进行冻结，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上体现黄美霜的股权被冻结的信息，监控日期：2016年4月6日-2019年4月5日。2016年4月8日，石狮法院将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和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送达给鼓楼区市场监督局备案。2016年11月16日，石狮法院作出（2016）闽058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判决洪向阳、黄美霜偿还蔡第乐借款45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蔡第乐律师代理费5万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黄美霜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1月20日，黄宝涵、林美思以其是诉争合伙份额的共有权人为由，向石狮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石狮法院于2017年2月4日作出（2017）闽0581执异13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黄宝涵、林美思提出的执行异议。黄宝涵、林美思签收该执行裁定书后，以蔡第乐为被告、以黄美霜为第三人，于2017年2月17日向石狮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不得冻结林美思名下的诉争合伙份额及股息，并不得强制执行该股权及股息。2017年5月22日，黄宝涵、林美思向石狮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石狮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裁定准许黄宝涵、林美思撤诉。因黄美霜在收到催缴案件受理费的通知后仍不予缴纳，亦未提出缓交、减交或免交申请，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泉州中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闽05民终3152号民事裁定，裁定按黄美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该判决生效后，蔡第乐于2017年10月20日向石狮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石狮法院作出（2017）闽0581执4584号执行裁定，裁定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封、扣押被执行人洪向阳、黄美霜的财产（以执行标的额为限）。2017年11月21日，石狮法院向新一代合伙企业发出（2017）闽0581执4584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新一代企业在收到通知书后，立即将现在林美思名下（原黄美霜名下）的合伙企业份额的分红悉数汇到石狮法院账户，同时应将上述情况告知林美思，如有异议可向石狮法院提起执行异议。2017年12月20日，新一代合伙企业将相关分红款共计315614.62元转入石狮法院账户。2018年1月10日，黄宝涵、林美思向石狮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石狮法院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8)闽0581执异8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黄宝涵、林美思提出的执行异议。黄美霜因不服石狮法院（2016）闽058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于2018年3月27日向泉州中院申请再审。泉州中院经审查，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闽）05民申178号民事裁定，驳回黄美霜的再审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要审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诉争合伙份额于2016年5月3日前登记在黄美霜名下。在蔡第乐与洪向阳、黄美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蔡第乐申请，于2016年4月1日裁定冻结诉争合伙份额及股息收入，并无不当。诉争合伙份额在石狮法院裁定冻结之后转移至林美思名下，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理由如下：一、根据黄美霜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提交的《资金来源情况说明》、《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黄美霜明确声明诉争合伙份额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工薪和奖金收入，并承诺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而在诉讼过程中，黄宝涵、林美思主张黄宝涵与黄美霜之间存在代持股权协议，并提交黄宝涵与黄美霜签订的《代持协议》一份，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二、《转让协议书》约定黄美霜将诉争合伙份额作价500万元转让给林美思，但实际上林美思未支付对价。据此，可认定《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三、黄美霜系在蔡第乐与洪向阳、黄美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过程中转移诉争合伙份额，明显损害了蔡第乐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四、黄宝涵主张因其属境外居民，投资境内创投企业受限，故与属内地居民的黄美霜签订代持股权协议，但黄宝涵已于2014年10月17日与内地居民林美思登记结婚，其结婚后完全有条件将诉争合伙份额转移至林美思名下，而非待蔡第乐与洪向阳、黄美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过程中才要求黄美霜将案涉合伙份额转移至林美思名下。基于上述分析，应认定黄美霜将诉争合伙份额转移至林美思名下的行为无效。黄宝涵、林美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黄宝涵、林美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010元，由黄宝涵、林美思负担。 黄宝涵、林美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闽0581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黄宝涵、林美思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蔡第乐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据以获持诉争合伙份额的500万元投资款，是黄宝涵而非黄美霜投入的。一审法院仅认定黄宝涵的汇款行为，回避且拒不认定实际投资人系黄宝涵，违背事实；二、500万元投资款系黄宝涵所汇，除非蔡第乐能举证证明黄宝涵是代为黄美霜汇付此投资款或二人之间就此存在借贷等类融资法律关系，否则，只能认定黄美霜与黄宝涵之间存在代持法律关系。三、本案属执行异议之诉，应进行实质审查。原审法院却以仍属形式审查且系明显不能成立的理由，作为实质审查的理由，以实质审查为名，行形式审查之实，实属不公和不当。2016年4月1日，是一审法院因另案而决定对黄美霜名下财产进行保全的裁定的制作日期，不是送达日期。诉争合伙份额的变更登记在2016年5月3日即告生成，在相关工商登记机关及新一代合伙企业收到保全裁定书日期之前。黄美霜要求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是在蔡第乐另案诉讼之前，且黄美霜对蔡第乐与洪向阳、黄美霜一案亦不知情。退一步讲，即使以买卖为名而行取消代持委托之实的《转让协议》所涉虚伪表示与隐藏行为全部无效，则在表面上，诉争合伙份额仍应返还黄美霜。 蔡第乐辩称：诉争合伙份额系黄美霜所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石狮法院于2016年4月6日裁定冻结诉争合伙份额时，诉争合伙份额仍登记在黄美霜名下，石狮法院的保全措施合法有效；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应按照形式审查的原则确定诉争合伙份额的归属。从工商登记情况来看，因《转让协议》无效，诉争合伙份额应属黄美霜所有；三、黄宝涵提供的2012年5月17日的汇款凭证及《代持协议》，无法作为定案依据。黄美霜可以委托黄宝涵付款。黄美霜在本案中未出庭，《代持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退一步讲，即使《代持协议》系真实的，依法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黄宝涵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对抗外部债权人；四、新一代合伙企业实为内资企业，黄宝涵为境外身份，根据当时的规定不得投资，诉争合伙份额应认定属黄美霜所有；五、林美思与黄美霜于2016年5月3日进行的诉争合伙份额变更登记是无效的。黄美霜非法转让诉争合伙份额的行为不得阻却强制执行。 黄宝涵、林美思二审提供如下证据：一、黄宝涵与黄美霜的电子邮件往来，证明自2012年起，黄美霜将收到的新一代合伙企业向其报送的企业季度报告文件，发送给黄宝涵，向黄宝涵履行报告义务，黄宝涵才是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二、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零售客户交易清单、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黄美霜于2015年10月14日收到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分红款623382.84元。因黄宝涵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黄美霜于次日将该笔款项全额汇入黄宝涵指定的收款账户；三、黄宝涵户籍注销证明，证明因黄宝涵于2012年4月办理内地户口注销手续，导致黄宝涵丧失了在2012年6月以自己的名义登记为诉争合伙份额持有人的条件，故黄宝涵将其出资份额登记在黄美霜名下；四、2013年12月30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下称《变更申请书》）及附件《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以下同名文件均称《变更后名录》）、《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以下同名文件均称《合伙人名录》），《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以下同名文件均称《合伙协议》，包括该协议的封面页、主文末页及签字页，封面页所列日期为2013年12月，主文末页所列日期为2013年6月）及附件《全体合伙人名单、合伙人性质、实缴出资及出资比例》（下称《合伙人名单及出资比例》），五、2015年12月29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以下同名文件均称《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件《合伙人名录》、《变更后名录》，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1日的《合伙协议》（包括该协议的封面页、主文末页及签字页）及附件《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名单》（以下同名文件均称《合伙人名单》），六、2016年1月27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件《合伙人名录》，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的《合伙协议》（包括该协议的封面页、主文末页）及附件《合伙人名单》，七、2016年3月11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件《合伙人名录》、《变更后名录》，《合伙协议》（包括该协议的封面页、主文末页。封面页所列日期为2015年12月21日，主文末页所列日期为2016年3月11日）及附件《合伙人名单》，证据四至七证明在黄宝涵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投资500万元后，新一代合伙企业将黄宝涵确认为诉争合伙份额的合伙人。但因黄宝涵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遂将诉争合伙份额登记在黄美霜名下。新一代合伙企业一方面在2012年7月18日经由登记部门将黄美霜登记为诉争合伙份额的合伙人，并维持这样的登记做法，在另一方面，却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多次确认黄宝涵系合伙人。上述情况说明，黄美霜系显名合伙人，黄宝涵系隐名合伙人，亦即实际权利人。 蔡第乐对黄宝涵、林美思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黄美霜向他人分享其投资的新一代合伙企业的相关财务报告等信息，无法证明黄宝涵系实际投资人；二、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黄美霜于2015年10月14日收到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基金分红后，次日在晋江市恒达陶瓷有限公司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事实。无法证明黄宝涵系实际权利人；三、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四、证据四至七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合法性有异议。该部分证据仅是新一代合伙企业提供的用于工商存档的材料中的部分材料。新一代合伙企业已表示系因其工作人员失误，误将黄美霜写成黄宝涵，且已向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更正。新一代合伙企业并未确认黄宝涵系其合伙人。 蔡第乐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新一代合伙企业合伙协议》，证明黄美霜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在转让诉争股权份额时，未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未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及其他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其转让行为是无效的；二、《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新一代合伙企业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的《说明》、新一代合伙企业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新一代合伙企业于2012年4月23日注册成立，成立后吸收新的合伙人参与投资并于2012年7月18日办理合伙人变更登记手续，其变更登记是通过合伙份额转让的方式进行的。各合伙人根据合伙人名册行使合伙人权利。黄美霜亦在合伙人名册中，系实际投资人，诉争合伙份额为黄美霜所有，与黄宝涵无关；三、新一代合伙企业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四、申请日期为2012年7月18日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新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变更决定书》该协议书新旧合伙人签字或盖章页，《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及附件《全体合伙人名单、合伙人性质、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普通合伙人福建兴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各有限合伙人于2012年5月签署的《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签字盖章页及其他签字盖章页，《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入伙协议》及新旧合伙人签字盖章页，《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及实缴出资确认书》及签字或盖章页，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身份证、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五、《变更申请书》及附件《变更后名录》、合伙人名录，《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变更决定书》及合伙人签字盖章页，《合伙协议》及签字盖章页、《合伙人名单及出资比例》），《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协议》、确认时间为2013年12月25日的《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及实缴出资确认书》及签字盖章页，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托代表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居民身份证、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六、2015年12月21日的《合伙协议》及附件《合伙人名单》、《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信息、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的委托书、居民身份证、联络员信息、财务负责人信息、申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七、2016年1月27日的《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件《合伙人名录》，《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决定》，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6日的《合伙协议》及附件《合伙人名单》，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信息）信息、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的委托书、身份证、营业执照；八、2016年3月11日的《登记备案申请书》及附件《合伙人名录》，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决定，《合伙协议》及附件《合伙人名单》，《福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转让协议》、居民身份证，《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表）信息、居民身份证、借条、营业执照，证据三至八共同证明2012年7月18日，黄美霜作为新一代合伙企业的新合伙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诉争合伙份额属黄美霜所有。2013年12月30日，新一代合伙企业变更合伙人，提交的备案材料《合伙协议》附件《全体合伙人名单、合伙人性质、实缴出资及出资比例》中错误记载黄宝涵为合伙人。2015年12月29日，新一代合伙企业申请变更合伙人时，提交的备案材料《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中错误记载黄宝涵为合伙人。2016年1月27日，新一代合伙企业申请变更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的代表时，提交的备案材料《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中错误记载黄宝涵为合伙人。2016年3月11日，新一代合伙企业申请变更合伙人时，提交的备案材料《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中错误记载黄宝涵为合伙人；九、材料记载错误更正声明、新一代合伙企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附件，证明因新一代合伙企业工作人员失误，错将部分《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录》中的合伙人黄美霜写成黄宝涵。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真实信息应当以签署合伙人协议的人员、合伙企业提供的正式合伙人名册及工商公示登记信息为准。 黄宝涵、林美思对蔡第乐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该份证据是真实的，亦与本案无关。虽然该份协议第16条有约定转让合伙份额需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但该份合伙协议同时约定，如果不涉及一般性变动，不涉及合伙人重大经济利益的变动，无需另外通知有限合伙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不是本案审理重点；二、证据二中的《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名录及出资情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应对诉争合伙份额的权属进行实质审查。该份证据仅是新一代合伙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提供的材料，属于公示公信方面的资料，不能用于证明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证据二中的《说明》无法体现实际权利人。证据二中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证明黄美霜系名义上的合伙人，实际合伙人应为黄宝涵；三、证据三的质证意见与证据二中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的质证意见一致；四、证据四至八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该部分证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证据，与黄宝涵、林美思提供的《合伙人名单及出资比例》和三份《合伙人名单》相同，均载明黄宝涵是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实缴出资500万元，持有1.25%。第二类证据材料，是指除第一类证据材料以外的其他证据材料。第二类证据，属于工商登记备案材料。是整个工商登记备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第二类证据材料的法律效果也就是对外公示公信。但本案需对实际权利人进行实质性审查，仅凭第二类证据不能证明黄美霜即为实际权利人。第一类证据材料，虽然也出现在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中，但是，由于本案不存在诉争合伙份额由黄美霜与黄宝涵同时共有并同时共持的情况，这两类证据材料同时出现在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中，只能说明，新一代合伙企业在内部以及向黄宝涵多年、多次确认诉争合伙份额归属黄宝涵且黄宝涵实际到资500万元及持有1.25%；五、证据九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所载的内容有异议。因本案的审理结果关系到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是谁，新一代合伙企业的投资法律关系相对人是谁、新一代合伙企业作为接受投资方应当向谁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新一代合伙企业在实体上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一诉讼当事人之一，故其出具的《更正说明》，不应轻易采信。新一代合伙企业虽声称第一类证据材料系记载错误，但无证据支持。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一、黄宝涵、林美思提供的证据一电子邮件往来，未经发件人黄美霜确认，对其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黄美霜为何向黄宝涵发送新一代合伙企业向其报送企业季度报告文件，存在多种可能，不能仅凭该份证据即认定黄宝涵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二、黄宝涵、林美思提供的证据二，来源于相关银行，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然该份证据仅能证明黄美霜在收到分红款后的次日，在晋江市恒达陶瓷有限公司通过POS机刷卡消费的事实，无法证明黄宝涵、林美思的证明目的；三、黄宝涵、林美思提供的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四、黄宝涵提供的证据四至七来源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五、蔡第乐提供的证据一、二，蔡第乐未提供原件以供核对，对其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六、蔡第乐提供的证据三至九，黄宝涵、林美思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对黄宝涵作询问笔录一份，于7月24日对郭介乐作询问笔录一份、于9月20日对新一代合伙企业作询问笔录一份。 黄宝涵述称：《代持协议》的落款时间虽为2012年5月18日，但实际签订日期系2015年1月至5月之间。因2014年黄宝涵与林美思结婚，黄宝涵认为有必要确认诉争合伙份额系其所有，故与黄美霜签订《代持协议》。2012年5月17日前，案外人郭介乐介绍新一代基金给黄宝涵。黄宝涵了解后决定投资，并按业务员的指示将款项500万元汇入新一代合伙企业账户。后新一代合伙企业在进行资格审查时，发现黄宝涵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故告知黄宝涵不能作为合伙人入股，故黄宝涵遂将诉争合伙份额登记在黄美霜名下，让其进行代持。当时进行投资时与新一代合伙企业是否有签订相关协议已记不清，如果有签订的话，相关材料亦无保留。 郭介乐述称：2012年4、5月份，兴业证券旗下的兴正基金管理公司发行一款名为福建省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金。郭介乐投资500万元。黄宝涵也投500万元。郭介乐、黄宝涵与新一代基金有签署投资意向函，黄宝涵、郭介乐签完后再传真给新一代基金。2012年5月上旬，新一代基金将基金成立的信息、营业执照及银行开户许可证发给郭介乐和黄宝涵，让郭介乐和黄宝涵汇款。2012年5月下旬至6月份，新一代基金的一名客户经理告知黄宝涵，因黄宝涵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符合投资人条件。至于后来的事情，都是新一代基金的客户经理与黄宝涵联系，郭介乐不清楚。黄宝涵所汇500万元具体是其家庭所有还是黄宝涵个人所有郭介乐不清楚。 新一代合伙企业述称：2012年5月17日黄宝涵所汇505万元确系投资款，但与新一代合伙企业签署相关协议的系黄美霜。蔡第乐在一审时提供的有黄美霜签名的《资金来源情况说明》、《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系新一代合伙企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黄美霜，黄美霜签署完毕后，再回传给新一代合伙企业。投资事宜的商谈过程均是黄美霜与新一代合伙企业进行对接的。 黄宝涵、林美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振中向本院申请出具调查令，通过查阅新一代合伙企业档案调取：新一代合伙企业于2012年间募集资金设立福建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创业投资者基金时，制作的《资本招募说明书》、《福建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筹）认购意向书》，黄美霜、黄宝涵、郭介乐及其他所有投资人于2012年向新一代合伙企业发送的《认购意向书》及《资本认缴承诺书》，新一代合伙企业于2012年间募集资金设立新一代基金时，验资机构关于黄宝涵、黄美霜实际出资的验资报告以及律师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备案材料，黄宝涵参加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交流会等有关黄宝涵行使其作为诉争合伙份额实际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如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等，新一代合伙企业同意黄宝涵或黄美霜投资的决定。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开具调查令给黄宝涵、林美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新一代合伙企业在本院调查令的回执上记载：本合伙企业不存在名为黄宝涵的合伙人。不存在2012年基金设定时《资本募集说明书》、《福建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筹）认购意向书》，不存在黄宝涵于2012年向新一代合伙企业发送的《认购意向书》及《资本认缴承诺书》，不存在验资机构关于黄宝涵、黄美霜实际出资的验资报告以及律师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备案材料，黄宝涵参加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交流会等有关黄宝涵行使其作为诉争合伙份额实际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如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等，新一代合伙企业同意黄宝涵或黄美霜投资的决定等材料。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宝涵、林美思是否为本案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 对于原审查明的除“2013年4月9日，黄美霜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提交《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自然人）》一份、《资金来源情况说明》一份及网银交易明细查询二份、《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一份，其中，《资金来源情况说明》载明其于2012年5月向新一代合伙企业投入现金500万元，该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于工薪和奖金收入，并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如有虚假，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承担。《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载明黄美霜不存在委托持股情形等”外的其他事实，本院均予以认定。此外，二审再查明：2013年12月30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及出资比例》，2015年12月29日、1月27日、3月11日新一代合伙企业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中，均载明黄宝涵系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合伙人。2020年1月12日，新一代合伙企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材料记载错误更正声明》，载明：2013年12月30日提交备案的《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合伙人性质、实缴出资及出资比例》，2015年12月29日、2016年1月27日、2016年3月11日提交备案的《合伙协议》附件《合伙人名单》中，“黄宝涵”应更正为“黄美霜”。 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宝涵、林美思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请求对《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资金来源情况说明》以及《承诺函》中黄美霜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自然人股东情况核查表》、《资金来源情况说明》以及《承诺函》是否为黄美霜所出具，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黄宝涵、林美思同时还请求追加新一代合伙企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新一代合伙企业已对本案事实进行了相关陈述，故无需再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对黄宝涵、林美思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诉争合伙份额首次进行工商登记时，系登记在黄美霜名下。黄宝涵主张其与黄美霜存在代持关系，遂将诉争合伙份额过户至黄宝涵妻子林美思名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应由黄宝涵、林美思举证证明其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因黄宝涵、林美思存在事后补充《代持协议》、为办理过户之需与黄美霜签订未实际支付对价的《转让协议》的情形，故应当对黄宝涵、林美思适用更为严格的举证标准。为证明上述主张，黄宝涵提供的主要证据为其于2012年5月17日将505万元（其中500万元为投资款、5万元为手续费）汇入新一代合伙企业账户的汇款凭证、黄宝涵与黄美霜的往来电子邮件（已在当事人举证部分予以分析认定）、案外人郭介乐的证人证言、二审补充证据中合伙人记载为黄宝涵的四份合伙人名录。黄宝涵的汇款行为，存在系受黄美霜委托汇款的可能。郭介乐在其询问笔录中并未明确黄宝涵所汇505万元系黄宝涵本人所有。合伙人登记为黄宝涵的四份合伙人名录，新一代合伙企业已说明系因工作人员疏忽所致，实际登记的权利人应为黄美霜。黄宝涵提供的上述证据，除了证明可能确实存在黄宝涵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的情形外，无法排除存在黄美霜委托黄宝涵汇款，四份合伙人名录登记错误，黄美霜为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的可能。故黄宝涵、林美霜应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黄宝涵、林美霜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黄宝涵主张在前期与新一代合伙企业商谈投资事宜时，与新一代合伙企业的工作人员有相关的邮件往来，并签署了相关文件、参加了相关会议，但黄宝涵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新一代合伙企业亦陈述未曾与黄宝涵联系，黄宝涵并非新一代合伙企业合伙人，不存在与黄宝涵相关的任何材料。故黄宝涵、林美思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黄宝涵、林美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无法认定黄宝涵、林美思系本案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 退一步讲，即使黄宝涵与黄美霜之间的代持关系成立，亦应优先保护名义股东黄美霜的债权人蔡第乐的权利。理由如下：一、代持法律关系本质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黄宝涵就该债权得以向黄美霜主张，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黄宝涵不能以其与黄美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蔡第乐对黄美霜的正当权利；二、债权人蔡第乐对黄美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查询获得，但代持法律关系却较难知悉，属于债权人蔡第乐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即使名义股东黄美霜代持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黄宝涵依然可以依据其与黄美霜之间的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黄美霜赔偿损失；三、黄宝涵不符合成为新一代合伙企业股东的条件，而由黄美霜代持诉争合伙份额，系存在风险的，黄宝涵对此亦是明知的，故理应由黄宝涵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因黄宝涵、林美思无法举证证明其系诉争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故其无法排除对诉争合伙份额的强制执行。原审判决正确，予以维持。黄宝涵、林美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9010元，由上诉人黄宝涵、林美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蕴真 审判员  黄海瑞 审判员  王 帆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徐蓝蓉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