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30民初4491号原告：刘本建，男，1966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汶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湘萍、张广存，山东国曜（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灿，男，198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菏泽市单县。被告：魏晓裕，男，197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于振，山东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本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杨灿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的《矿山转让合同》无效，确认被告杨灿与被告魏晓裕转让案涉矿山及资产的行为无效；二、请求判令被告魏晓裕停止开采涉案吉顺矿山的行为，返还吉顺矿山处两层楼房及矿山机械设备等财产价值104.64万元(附：吉顺矿山资产清单)；三、本案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0日，原告刘本建向被告杨灿借款人民币40万元，被告杨灿实际支付借款38万元，双方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4月10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杨灿偿还了借款23.3万元，下欠借款14.7万元。2016年12月10日，在借款未到期的情况下，被告杨灿向原告索要借款，并以威逼、乘人之危的手段逼迫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矿山转让合同》，强迫原告将案涉吉顺矿山采矿权及矿山资产等以54万元的低价转让给被告杨灿，但被告杨灿并没有实际支付给原告刘本建该54万元转让款。后被告杨灿和案外人陈新路将案涉吉顺矿山的承包人詹圣城强行赶走，强行侵占了案涉吉顺矿山内已开采出的所有石材及原告的机械设备等财产。后被告杨灿又将涉案矿山及全部资产转卖给被告魏晓裕，现被告魏晓裕实际开采案涉吉顺矿山。鉴于案涉矿山及资产系原告与兄妹共同投资经营，原告的兄妹得知案涉矿山被强迫转让、霸占的情况后，就原告受胁迫和强迫交易的事实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另，2016年12月10日，原告刘本建受被告杨灿威逼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时，案涉矿山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3708302010107130076723)已经到期。基于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原告刘本建与被告杨灿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转让案涉采矿权及矿山资产的行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杨灿乘人之危，威逼、强迫原告刘本建签订的，违背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后被告杨灿将案涉采矿权及矿山资产转让给被告魏晓裕的行为，当然也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应属于无效。故被告魏晓裕应将案涉矿山及资产等财产予以返还给原告。另，原告保留向被告要求赔偿上述财产损失的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决。魏晓裕辩称，因原告刘本建诉答辩人及杨灿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答辩人与杨灿签订的协议是风险投资协议。原告与杨灿签订矿山转让协议之前的2015年4月10日，刘本建、杨灿签订借款合同，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本建在还款期限届满无力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原告与杨灿双方于2016年12月10对借款本息进行核算确认后，将借款本息数额54万元转为《矿山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款，原告与杨灿双方虽然签订的是《矿山转让协议》，但转让的标的实质是对涉案矿点开采经营的权利并非汶上县隆达矿业有公司的采矿权，原告与杨灿双方借贷关系通过协商一致予以解除，原告与杨灿双方基于借贷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因设立新的《矿山转让协议》法律关系而归于消灭。因此，原告与杨灿之间系涉案矿点开采经营权转让法律关系。在审查了上述法律关系后，答辩人与杨灿达成协议，答辩人向杨灿支付转让款54万元，刘本建原下欠的税费由答辩人承担，办证过程中杨灿、刘本建协助办理，办不下来的风险由答辩人承担。答辩人按照约定向杨灿支付了54万元的转让款，代刘本建向汶上县白石镇综合治税办公室交纳了其拖欠的2015、2016年度的税费195696元，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55255元、矿产资源补偿费36000元，支付了测量费14000元、采矿权价款145600元、采矿权使用费1470元、大气污染治理费6000元，共计508291.元。2017年3月6日，刘本建向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自愿将汶上县鲁兴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刘本建矿点的名称变更为魏晓裕，变更后的一切事务均由魏晓裕负责。除此之外，为了开采，答辩人还投资数百万元用于矿点清理和购买采矿设备，杨灿受让的原刘本建的采矿设备根本无法正常使用。二、关于是本案否应当追加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问题刘本建原是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其他股东均有各自的矿点，各个矿点均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原告与杨灿双方虽然签订的是《矿山转让协议》，但转让的标的实质是对涉案矿点开采经营的权利并非汶上县隆达矿业有公司的采矿权。故本案本质上不涉及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民事权益。至于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及将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审批的问题，根据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权的原则，如果原告对采矿许可证的审批存在疑问，如其认为是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及《矿山转让协议》法律效力问题原告不能全面的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理解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内容为：”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显然，采矿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转让的，合理认定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对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明确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优化矿产资源配置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实质上不涉及采矿权转让，采矿权和取得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之内的矿点开采经营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和权利，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是本案最为关键的焦点问题。由于本案实质上不涉及采矿权转让，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相关采矿权转让的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也没有转让，因此不存在将采矿权倒卖牟利的情形。刘本建以《矿山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禁止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原告与杨灿双方签订的矿山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院应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违背本案的基本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契约严守、契约正义等法律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杨灿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2015年4月10日，刘本建与答辩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答辩人向刘本建出借40万元，约定借期30天，月利率3分。刘本建向答辩人出具《质押协议》，内容为“刘本建今借杨灿现金四十万元整，将吉顺矿山共计20亩，质押给杨灿，质押时间2015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0号到期，如到期不还，矿山使用权归杨灿”。同日，答辩人在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后向刘本建农行账户实际转账38万元。但直到2016年12月，刘本建也未能偿还借款。2016年12月10日，刘本建与答辩人签订《矿山转让协议》，约定刘本建将其实际开采经营的矿点(在汶上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权人为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C3708302010107130076723号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范围内)转让给答辩人，转让价格为54万元，刘本建协助办理工商局、国土资源局的过户、变更手续；同日，刘本建向答辩人出具收到购买矿山款现金54万的凭据。2013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3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9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0日至2022年5月10日。政府为了便于汶上县白石镇石材加工园区的统一有效的管理，自然人以企业名义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刘本建是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其他股东均有各自的矿点，各个矿点均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后因政府整合矿山资源需要，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因刘本建将矿点转让给魏晓裕并协助办理变更手续，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涉案矿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关于双方的法律关系问题。双方签订矿山转让协议之前的2015年4月10日，刘本建与答辩人杨灿签订借款合同，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本建在还款期限届满无力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双方于2016年12月10对借款本息进行核算确认后，将借款本息数额54万元转为《矿山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款，双方虽然签订的是《矿山转让协议》，但转让的标的实质是对涉案矿点开采经营的权利并非汶上县隆达矿业有公司的采矿权。《矿山转让协议》签订后，刘本建再未偿还借款和利息。可见，双方借贷关系通过协商一致予以解除，其基于借贷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因设立新的《矿山转让协议》法律关系而归于消灭。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涉案矿点开采经营权转让法律关系。不管《质押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实质是对涉案矿点开采经营的权利转让的《矿山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刘本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是受欺诈或胁迫威逼的情况下所签订，亦不能证实双方因履行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即转让资金是否全额支付或抵扣及转让的具体范围、价值。(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问题。上已述及，刘本建原是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其他股东均有各自的矿点，各个矿点均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双方虽然签订的是《矿山转让协议》，但转让的标的实质是对涉案矿点开采经营的权利并非汶上县隆达矿业有公司的采矿权。故本案本质上不涉及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民事权益。至于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及将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审批的问题，根据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权的原则，如果原告对采矿许可证的审批存在疑问，如其认为是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及《矿山转让协议》法律效力问题原告不能全面的正确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理解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内容为：“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显然，采矿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转让的。本案实质上不涉及采矿权转让，采矿权和取得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之内的矿点开采经营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和权利，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是本案最为关键的焦点问题。由于本案实质上不涉及采矿权转让，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相关采矿权转让的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也没有转让，因此不存在将采矿权倒卖牟利的情形。刘本建以《矿山转让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禁止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矿山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院应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违背基本事实。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0日，刘本建与杨灿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杨灿向刘本建出借40万元；刘本建向杨灿出具《质押协议》，内容为“刘本建今借杨灿现金四十万元整，将吉顺矿山共计20亩，质押给杨灿，质押时间2015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0号到期，如到期不还，矿山使用权归杨灿”。同日，杨灿向刘本建农行账户实际转账38万元。经刘本建申请，本院调取了刘本建向杨灿银行转款记录，显示2015年5月11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5年8月11日农行转账10000元，2015年8月14日农行转账10000元，2015年9月11日建行转账20000元，2015年10月10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5年11月12日农行转账20000元，2016年2月7日农行转账8000元。2016年12月10日，刘本建与杨灿签订《矿山转让协议》，约定刘本建将其实际开采经营的矿点（在汶上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权人为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C3708302010107130076723号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范围内）转让给杨灿，转让价格为54万元，刘本建协助办理工商局、国土资源局的过户、变更手续；同日，刘本建向杨灿出具收到购买矿山款现金54万的凭据。2018年1月19日，刘本建申请对涉案矿点的价值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6月27日，因鉴定机构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答复鉴定条件不存在无法进行鉴定，刘本建撤回了鉴定评估申请。2013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3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0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3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0日，汶上县国土资源局向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颁发证号为C3708302010107130076729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7年5月10日至2022年5月10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只能以企业名义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刘本建是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其他股东均有各自的矿点，各个矿点均独立经营，互不干涉。后因政府整合矿山资源需要，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因刘本建将矿点转让，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涉案矿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杨灿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的《矿山转让合同》无效，其理由是原告刘本建与被告杨灿签订案涉《矿山转让合同》转让案涉采矿权及矿山资产的行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杨灿乘人之危，威逼、强迫原告刘本建签订的，违背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关于被告是否趁人之危、威逼、强迫原告刘本建签订《矿山转让合同》，原告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仅凭口头陈述，人民法院无法采信。但目前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在签订《矿山转让合同》是受到威逼、强迫所签订，故对原告的此项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矿山转让合同》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根据该转让合同的约定，原告是将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全部采矿权、矿山资产一次性转让，将矿山资产转让，属于正常交易，并不违法。至于采矿权，在符合法定的条件下，亦可以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因此，采矿权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转让的，不能理解为采矿权一律不允许转让。另，本案转让合同虽然名为转让采矿权，但事实并上不涉及采矿权转让，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没有变动也没有转让，刘本建只是原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公司允许的拐点范围内有经营权，案涉转让合同，也不是将原汶上县隆达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转让，只是刘本建将自己在公司允许的拐点范围内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涉案矿点划归到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区域内，因刘本建将矿点转让，魏晓裕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实际经营涉案矿点，由此可知汶上县恒盛矿业有限公司对于刘本建的转让行为是认可的。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本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本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存政审判员  潘教民审判员  李福科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杜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