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荣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世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涛，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市吉兆餐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良溪。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上诉人王荣芳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牛公司）、原审被告广州市吉兆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荣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王荣芳无需向和牛公司支付2017年6月承包金2.5万元；3.依法改判王荣芳无需向和牛公司支付2017年5月、6月房屋租金、水费、电费及物业管理费人民币179136.46元；4.依法改判王荣芳无需向和牛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68.75万元；5.依法改判王荣芳无需向和牛公司支付律师费38900元和担保费2000元；6.依法改判和牛公司向王荣芳返还承包押金25万元；7.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和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荣芳有“个人原因无故退回承包场地”的违约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与事实不符。(一）王荣芳与和牛公司签订《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时,并未就整个合同期内的租赁标准进行约定,双方对此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二）2015年8月12日,丁世芳个人与深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名城房屋租赁合同》,未经王荣芳参与和同意,对王荣芳没有法律约束力。该租金标准对于王荣芳是意志以外的因素。和牛公司无权将该租金标准强加给王荣芳。对于王荣芳不合理,严重增加了王荣芳的经营成本。王荣芳无力承担有权解除合同,退回场地。（三）在承包场地无任何增加和变化的情况下,和牛公司单方通知增加近一倍的租金是王荣芳在签订《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时无法预见的因素,因租金上涨,最终无法承担而导致承包关系的解除,责任不应由王荣芳承担。（四）王荣芳从未同意和接受租金的不合理上涨。一直以来一边都是先交付租金维系承包关系,一边与和牛公司,以及以和牛公司名义与场地出租方×公司沟通。一审法院认定“视为王荣芳认定租金增加且未提出异议”是错误的。（五）王荣芳作为“经营餐饮业”的个体承包人,承包的目的是赚取微薄的劳动利润,在承包场地后,进行了大量装修和宣传等投资,为了收回成本和投资,不得以苦苦维持经营,否则就会血本无归,这是餐饮行业“前期投资大、回本慢”和承包人租赁投资后处于“弱势地位”的特征决定的,不交租就会被认定违约,且会被出租方停水、停电、甚至封门等干扰,导致投资血本无归。一审法院“视王荣芳认定租金增加且未提出异议”是错误的。（六）2016年9月2日的《关于申请经营支持函》,就是王荣芳向和牛公司提出租金增加异议的书面证据。该函是和牛公司在法庭互相询问环节,和牛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世芳回答王荣芳代理律师询问“是否有向你提出租金标准异议？”时,丁世芳答复“王荣芳很多次要求减租,并且其也协助了王荣芳,向业主×公司书面申请减租”。应王荣芳要求,和牛公司向法庭提供了该函。该函的内容也证明了,王荣芳直至2016年9月还在就不合理的租金增加问题,与和牛公司及业主沟通,申请减少。因王荣芳不是场地的承租方,业主不与王荣芳协商,所以该函的内容是王荣芳起草后,以场地承租人即和牛公司的名义发出给业主。一审庭审时,和牛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庭也多次陈述：“有与业主方协商减租事宜,都在他的手上,他手上有很多份申请,当时没有带,只差找到了这一份,即2016年9月2日这份”,王荣芳要求其提供给法庭,故而和牛公司才不得不在2018年1月30日补充提供该函作为证据材料。（七）王荣芳与和牛公司均确认涉案承包场地没有任何扩大和变化,租金的成倍增加是不符合常理,也是一般人正常情况下无法预见的因素。和牛公司所述“租金增加”理由不成立,不仅与物业费没有增加反而降低自行矛盾,也没有证据给予证明。二、在和牛公司毫无证据证明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王荣芳承担一百多万的违约金,严重偏离了公平公正,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一）王荣芳向和牛公司交回租赁场地,是由于承包场地租金的不合理增长导致经营亏损,绝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王荣芳的个人原因”。（二）和牛公司是涉案场地的法律上承租人。且对场地具有合法的占有和使用权。王荣芳将承包场地（包括自己添置的装修和财产等）原封不动退回给和牛公司的行为,不会直接导致和牛公司的损失。和牛公司如果认为“涉案场地按现在的租金成本,依然可以获取利益”，完全可以寻找其他承包人,也可以自己继续经营。而不是在王荣芳退出后,自行与业主方解除租赁关系。（三）和牛公司自行解除租赁关系,导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其解除租赁关系时,业主方仅仅收取了实际产生的费用,并未收取任何违约金或没收保证金。和牛公司对于租赁关系的解除并无任何损失。（四）一审法院在支持了房租、水电和物业费等费用179126.46元,甚至律师费38900和担保费2000元都支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约定,就认定“93.75万的损失”是和牛公司“实际受到的损失”,该认定毫无根据,且严重偏离公平公正立场。一审判决建立在一个不成立的假设的命题之上。租金的成倍增长是王荣芳在签订该协议书时无法预见的情况,和牛公司不用承担租金,却答应业主成倍增长租金的要求,并将这些责任全部转移到王荣芳身上,不用出任何劳动或成本,只要续签合同,就可以从王荣芳身上获取每月2.5万元的承包金。（五）一审法院将律师费判由王荣芳承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未就承包合同的解除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进行严格审查和全面评判。王荣芳解除承包关系，符合情势变更原则，应依法给予支持。具体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二）关于租金问题,因承包合同对2015年以后的租金标准没有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八条。（三）原审法官区别对待王荣芳和和牛公司,有违公平公正。原审审理期间,因王荣芳未收到传票和应诉通知,虽然是当庭提交反诉和证据材料,但是完全不是由其过错所致,且也没有过举证期限。一审法官在庭审中,给予训诫；和牛公司在反诉开庭期间,也是当庭提交证据,法庭却未提出任何异议,和牛公司未给予任何合理的解释,原审法官对其举证全部采信。四、王荣芳与丁世芳之间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丁世芳个人与物业产权人签订了两份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与承包合同之间存在条件关系，承包合同的存在必须以租赁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第二份租赁合同是在王荣芳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租赁场地没有任何变化，租金却增加近一倍，王荣芳从来没有明确同意过租金的翻倍增长，且一直与丁世芳、物业方沟通，但因为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不是王荣芳，因此相关沟通是以和牛公司的名义向场地产权人沟通，由此可以证明我方一直没有同意过租金的增长。一审法院在和牛公司已经终止租赁合同，减少损失的情况下，依然判令王荣芳承担90余万元的违约责任，违反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减损的规定。被上诉人和牛公司答辩称：一、王荣芳无故退回店铺已经构成违约，和牛公司有权向其追偿垫付的金额及违约金。二、和牛公司并非收取租金及管理费的主体，王荣芳如认为租金过高应及时向案外人即业主×公司提出，而非在连续交租20多个月的情况下以所谓的高昂租金未经其同意的理由来掩盖无故解约的事实。三、王荣芳违约在先，拒绝沟通，逃避责任在后，导致和牛公司诉至法院，其应承担和牛公司已垫付的诉讼相关费用。原审被告吉兆公司陈述意见称：该公司未上诉，与该公司没有关系。和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荣芳立即向和牛公司支付2017年6月份承包金人民币25000元（以下均为人民币）；2.判令王荣芳立即向和牛公司支付2017年5月、6月的房屋租金、水费、电费及2017年6月的物业管理费共计179126.46元；3.判令王荣芳立即向和牛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4.判令王荣芳承担本案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15637元、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38900元、担保费2000元等；5.判令吉兆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王荣芳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判令和牛公司返还租赁押金250000元；2.判令和牛公司赔偿王荣芳多付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损失72×46元；3.判令和牛公司向王荣芳支付违约金5万元；4.判令和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和反诉的诉讼费用。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如下：2012年7月26日，丁世芳与×公司签订《×名城房屋租赁合同（附件）》，约定由丁世芳承租×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租金按月支付，每月租金不包含应由丁世芳支付的保证金、其他费用，商铺面积为使用面积273.78平方米，租赁期限为5年，从2010年8月25日起至2015年8月××××日止，第一年月租金为379×.58元。除首月租金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即应支付外，每月租金须于每月5日前支付。管理费为每月61.54元每平方米，月合计为16848.42元，除首月外须于每月5日前支付。丁世芳向×公司支付两个月租金75815.16元作为租金履约保证金、33696.84元作为水、电、管理费履约保证金。同等条件下，丁世芳有优先承租权，须在合同终止60天前向×公司提出书面续租申请，合同条件重新协商。20××××年5月28日，和牛公司与王荣芳签订《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和牛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餐厅（和牛御品日本料理）全权交给乙方经营管理，承包期内所有经营收入和产生的费用归王荣芳所有和承担。合同期为6年，从20××××年6月1日至2020年8月××××日止，承包费用为王荣芳交给和牛公司25万元作为餐厅承包押金，合约到期，和牛公司如数退还押金给王荣芳。本合同的承包金为每月2.5万元，王荣芳于每月29号前支付和牛公司。承包期内，餐厅的经营管理全部由王荣芳自主决定，和牛公司不得干涉。和牛公司不得无故中途收回承包给王荣芳的经营场所，如收回则和牛公司需退还所有押金共计25万元给王荣芳，并连带赔偿给王荣芳100万元的违约金。和牛公司不得无故与出租方解除租赁合同，如和牛公司未得王荣芳同意私下与出租方解除租赁合同则和牛公司需退还所有押金共计25万元给王荣芳，并连带赔偿给王荣芳100万元的违约金。王荣芳不得无故中途退回承包经营场所给和牛公司，如王荣芳无故中途退回承包经营场所给和牛公司，王荣芳需赔偿和牛公司100万元的违约金。王荣芳承担承包期内餐厅的所有经营费用（含人工、租金、水电费、工商卫生税务等相关经营费用）。承包期满后（即店面租赁合同期满后），是否继续承包经营由王荣芳自主决定，如果王荣芳继续承包经营由王荣芳自行跟业主签订租赁合同，与和牛公司无关，和牛公司从此不再享受该店面的任何经营权、收益权。本合同中的地址为双方的送达地址，如变更送达地址或银行账户需书面通知对方。合同附件为和牛公司所有证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王荣芳身份证复印件、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合同复印件、押金单复印件、深圳店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合同签订后，王荣芳向和牛公司支付承包保证金25万元，丁世芳于20××××年6月1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合同期满如数退还（不计利息）。2015年8月4日，×公司向丁世芳出具《缴纳租金温馨提示函（第一次）》。2015年8月12日，和牛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世芳与×公司签订《×名城房屋租赁合同（附件）》，约定由丁世芳承租×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租金按月支付，每月租金不包含应由丁世芳支付的保证金、其他费用，商铺面积为建筑面积397.6平方米，使用面积28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5年，从2015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日止，第一年月租金为79520元，年递增率为6%。除首月租金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即应支付外，每月租金须于每月5日前支付。管理费为每月42元每平方米（具体金额以物业公司核算为准），须于每月5日前支付。丁世芳向×公司支付两个月租金15904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同等条件下，丁世芳有优先承租权，须在合同终止60天前向×公司提出书面续租申请，合同条件重新协商。2016年8月6日，深圳市×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和牛公司出具《缴费通知书》，要求缴纳2016年7月的水电费和8月的管理费共计24472.65元。2016年9月2日，和牛公司向×公司出具《关于申请经营支持函》，申请将原租金调整到租金为全包价6万元等。2016年9月6日，深圳市×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和牛公司出具《缴费通知书》，要求缴纳2016年8月和9月的水电费共计24268.34元。2017年6月25日，丁世芳出具《收物凭证》，由于南山吉兆店撤退，归还店主（丁世芳）以下：第二批：1.店钥匙4条，2.营业执照正本，3.食品卫生许可证，4.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等。钟某在该凭证上签字，并签有“吉兆员工”。2017年6月29日，和牛公司法定代表人丁世芳与×公司签订《×名城Ｌ6-×Ｂ、××、×××Ａ、××××Ａ商铺房屋租赁合同提前终止协议》，约定：双方于2015年8月12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公司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世芳使用，租期2015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24日，商铺面积397.6平方米，截至2017年6月29日止，拖欠×公司房屋租金168582.4元，经×公司多次催要，仍未支付，故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商铺承租方丁世芳（品牌：吉兆和牛）共拖欠2017年5月房屋租金84291.2元、电费4632.18元、水费564元、6月房屋租金84291.2元、电费4988.88元、水费611元、物业管理费16699.2元，共计196×7.66元，丁世芳同意于2017年6月29日向×公司支付2017年5、6月房屋租金151631.2元，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等合计27495.26元向×公司×中央商务广场管理处支付。丁世芳自愿从2017年6月29日起放弃租赁权，提前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丁世芳同意×公司无条件提前收回商铺。2017年6月29日，丁世芳按照约定支付了179126.46元。2017年7月3日，和牛公司委托律师向王荣芳邮寄《律师函》，请王荣芳收到律师函后，于5日内向和牛公司支付承包金、房租、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合计221×7.66元，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如拒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次日，该邮件由他人代收。吉兆公司于2014年7月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伊凝，经营范围为日式餐、料理服务。2017年1月5日、2月4日、3月6日、4月5日、5月5日，杨伊凝向和牛公司分别支付当月承包金2.5万元。2017年7月27日，和牛公司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和牛公司于协议签订之日后7日内支付一审代理费38900元。2017年8月9日，和牛公司按约支付了上述律师费38900元。和牛公司与深圳市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协议》，约定和牛公司因本案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拟申请深圳市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法院出具担保金额为1204126.46元的财产保全担保函。2017年8月9日，和牛公司向深圳市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2000元。和牛公司提供的微信公众号宣传信息的公证文件显示，吉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将南山区×店（位于×三道天××名城购物中心××楼／后××／×旁）作为其名下分店进行宣传。双方庭审均确认涉案店铺经营场所有“吉兆”和“和牛御品”的名字，且涉案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王荣芳支付承包金至2017年5月份，支付物业费至2017年5月份，支付房租、水电费至2017年4月份，但对于合同解除的时间有异议，和牛公司认为解除时间为2017年6月25日，王荣芳认为解除时间为2017年5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法律适用，合同履行地在深圳，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本案为合同纠纷，和牛公司与王荣芳签订承包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签订后，和牛公司依约将涉案店铺交由王荣芳承包经营，王荣芳向和牛公司支付押金，并每月向和牛公司支付承包金，每月向该店铺的物业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房租及水电费。但，王荣芳自2017年6月起未再支付和牛公司承包金和物业管理费，自2017年5月起未再支付房租、水电费，截至2017年6月29日共计拖欠196×7.66元，并于2017年6月向和牛公司表示退回店铺，不再继续经营。后和牛公司代王荣芳支付了上述欠款。王荣芳称因和牛公司单方增加店铺租金导致其经营成本加大、无力继续经营，故不得不与和牛公司解除承包合同。双方庭审均确认涉案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但和牛公司认为解除时间为2017年6月25日，因在该日王荣芳最后一次将店铺的相关材料交回和牛公司，王荣芳认为解除时间为2017年5月1日，因其5月就未再实际使用该店铺，并已告知和牛公司。因王荣芳确实于2017年6月25日才将店铺钥匙、营业执照等材料最终交还和牛公司，且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5月1日即已告知和牛公司解除合同且未再实际使用店铺，故对王荣芳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时间应当为2017年6月25日。关于餐厅房屋租金问题。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王荣芳承担承包期内餐厅的所有经营费用（含人工、租金、水电费、工商卫生税务等相关经营费用）。王荣芳自20××××年5月与和牛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一直按照约定向×公司支付店铺房租等费用，在和牛公司与×公司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后，亦按该合同约定的数额及日期向×公司支付租金等费用，并非由和牛公司收取餐厅租金，故王荣芳称其对该租赁合同不知情与事实不符。王荣芳称其就租金增加事宜向和牛公司提出过异议，但除了和牛公司向×公司发函申请减少租金外，王荣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王荣芳连续支付租金近20个月至2017年5月份的行为，应当视为王荣芳认可租金的增加且未提出异议。另，对于租金的增加，和牛公司亦提供其与×公司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予以证明，该合同系和牛公司行使优先承租权所签，王荣芳在反诉状中亦予以确认，且签订该合同时尚在王荣芳的承包期限内，故与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满后（即店面租赁合同期满后）王荣芳如继续经营则由王荣芳自行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并不冲突。该合同中涉案店铺的面积虽与之前的租赁合同并不完全一致，之前的合同约定使用面积273.78平方米，该合同约定建筑面积397.6平方米、使用面积280平方米，和牛公司称是因为在2015年第二次签订租赁合同时对商铺重新进行编排和规划，因此整栋楼的编号都进行改变，2012年的第一份租赁合同是按实际使用面积签订，而2015年的第二份租赁合同是按建筑面积签订，和牛公司所称与合同内容相吻合，王荣芳主张和牛公司单方将其他不属于王荣芳应支付的费用转嫁予王荣芳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拖欠承包金及房屋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问题。按照合同约定，王荣芳应每月支付2.5万元承包金，并支付房屋租金等费用。现王荣芳中途退回承包店铺并拖欠2017年6月承包金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牛公司代王荣芳支付拖欠的2017年5月和6月的房租等费用，王荣芳应当向和牛公司予以清偿，和牛公司庭审确认房租等费用因业主给予优惠实际为179126.46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和牛公司主张王荣芳支付2017年6月承包金2.5万元以及和牛公司代付的2017年5月和6月的房租、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共计179126.46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问题。依据承包合同的约定，王荣芳不得无故中途退回承包经营场所给和牛公司，如王荣芳无故中途退回承包经营场所给和牛公司，王荣芳需赔偿和牛公司100万元的违约金。本案中，王荣芳退回承包店铺给和牛公司是因其拖欠店铺房租、水电、物业管理费及承包金导致无力经营，该原因属于王荣芳自身的原因，王荣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行为系由和牛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故王荣芳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王荣芳每月应支付的承包金为2.5万元，承包合同于2020年8月××××日到期，如王荣芳继续履约，和牛公司应当能够收取自2017年7月至2020年8月××××日共计93.75万元的承包金，且和牛公司还需退还王荣芳已交的押金25万元，即王荣芳提前解约，给和牛公司造成的损失为68.75万元，和牛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100万元高于其实际受到的损失，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王荣芳应当向和牛公司支付68.75万元的违约金。关于律师费和担保费的问题。和牛公司主张王荣芳支付其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38900元和担保费2000元，王荣芳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律师费和担保费均为和牛公司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维权费用，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关于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的规定，该律师费不违反该规定，和牛公司亦提供律师费票据和担保费票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和牛公司该主张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吉兆公司的责任问题。和牛公司主张吉兆公司系涉案餐厅的实际经营者，应当对王荣芳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荣芳、吉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为和牛公司和王荣芳，吉兆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和牛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荣芳代吉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和牛公司主张吉兆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荣芳要求和牛公司返还租赁押金25万元的反诉请求，因违约方为王荣芳，和牛公司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王荣芳该请求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王荣芳要求和牛公司赔偿其多付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损失72×46元的请求，如上文所析，由于王荣芳一直按约支付租金等费用，应当视为其认可租金等费用的增加，王荣芳要求和牛公司赔偿多付的租金等损失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荣芳要求和牛公司支付违约金5万元的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王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和牛公司2017年6月份承包金人民币2.5万元；二、王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和牛公司2017年5月、6月的房屋租金、水费、电费及2017年6月的物业管理费共计人民币179126.46元；三、王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和牛公司违约金人民币68.75万元；四、王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和牛公司律师费人民币38900元和担保费人民币2000元；五、驳回和牛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王荣芳的反诉请求。如果未能于判决指定的履行期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5637元，由王荣芳负担人民币11571元，和牛公司负担人民币4066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6993.36元，均由王荣芳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调查询问时，王荣芳、和牛公司均确认2012年7月26日丁世芳、×公司签订的《×名城房屋租赁合同（附件）》中约定的租赁场所L6-×3、L6-×4商铺，与2017年6月29日丁世芳、×公司签订的《×名城L6-×B、××、×××A、××××A商铺房屋租赁合同提前终止协议》中的租赁场所“L6-×B、××、×××A、××××A”商铺指的是同一商铺。和牛公司称因业主×公司调整了店铺的编号，导致商铺编号表述不同，但店铺的面积、位置均未发生变化，虽然两份合同中表述的面积数字不一致，但其实一个是建筑面积，一个是实际使用面积，所以其实是同一场所。被问及签订的《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中有无关于涉案商铺租金增长幅度或租金金额方面的约定时，王荣芳称合同没有约定，但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和牛公司与丁世芳有确定签订的承包合同超过附件租赁合同的期限，对方有说过一般租金增长幅度每年是5%，最多不会超过10%，但这是口头说的。和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租金上涨与否与承包费没有关联性，和牛公司没有必要承诺租金增长幅度。被问及是否同意本案诉讼费由败诉方迳付胜诉方时，王荣芳表示同意，和牛公司表示不同意。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涉港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围绕王荣芳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对二审争议问题综合阐述如下：根据和牛公司与王荣芳20××××年5月28日签订的《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的约定，承包期从20××××年6月1日至2020年8月××××日，承包期内涉案餐厅包括租金、水电费的所有经营费用由王荣芳承担。该合同未就合同期内的租金标准进行约定，王荣芳应按照实际发生的租金进行支付。《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附件含有2012年7月26日丁世芳与×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写明租赁期限从2010年8月25日起至2015年8月××××日止，故王荣芳在签订《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时应知2015年8月之后和牛公司需与×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王荣芳未能证明与和牛公司就租金增长幅度有过约定，也未能证明和牛公司与×公司在2015年8月12日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相较于市场价格畸高或因和牛公司的过错导致租金不合理上涨，王荣芳以租金过高为由要求解除《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缺乏合同依据。本案中，王荣芳20××××年5月28日签订《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时，涉案房屋租金价格是按照2012年7月26日和牛公司与×公司订立的租赁合同确定的，该租赁合同于2015年8月××××日到期后，重新订立的租赁合同虽然租金上涨幅度较大，但不足以认定为《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故，王荣芳于2017年6月退回店铺提前解约的行为构成违约，和牛公司有权要求王荣芳支付拖欠的承包金、垫付的房屋租金、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并赔偿损失。《承包经营管理合同书》中约定违约金10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和牛公司可得利益损失（剩余合同期内承包金93.75万元）及和牛公司还需退还王荣芳承包押金25万元的事实，酌情调整王荣芳须支付的违约金为68.75万元，并无不妥。因承包押金25万元已在计算违约金时予以抵扣，和牛公司无须另行返还。关于律师费和担保费的承担,本案合同中无相关约定，综合考虑王荣芳违约的原因及本案具体情况，和牛公司要求王荣芳支付其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38900元和担保费2000元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王荣芳称原审法官区别对待其与和牛公司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有违公平公正。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受理了王荣芳的反诉，也组织了对王荣芳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未妨碍王荣芳的诉讼权利，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王荣芳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处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六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5637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王荣芳负担人民币15571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5066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6993.36元，均由上诉人王荣芳负担。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人民币20637元，由一审法院退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15571元，上诉人王荣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人民币15571元，拒不缴纳的，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674.83元，由上诉人王荣芳负担16674.83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上诉人王荣芳已预交人民币17674.83元，被上诉人深圳市和牛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荣芳支付人民币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晓  琴审判员 林  建  益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永雪（兼）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