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6906号原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法定代表人：徐天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琳，女，该公司员工。被告：王岳伦（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投资人：王岳伦。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一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简称原告）与被告王岳伦（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简称被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玥琳，被告投资人王岳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萌、董一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我公司的宣发费250万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9月19日开始计算至实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1日，我公司与被告签署《电影故事片投资合作合同》（简称涉案合同），我公司投资电影《爸爸的假期》（简称涉案电影）共计700万元，其中450万元为制作费，250万元为宣发费。根据该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本片无论盈亏，被告均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18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我公司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本片产生利润的，我公司有权分享利润的10%。该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本片制作费加宣发费总计7000万元。本片于2015年2月19日上映，由官方数据可知，该片票房大约1.16亿元。根据该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的计算方式可得，本片各投资方可分配的境内院线票房收入大约为4200多万元。因此，本片已经产生收益，我公司有权按照投资比例回收宣发费。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被告及其关联企业上海酷哇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酷哇伊公司）共计向我公司返还制作费及分成款454.56万元，但宣发费250万一直未支付，其最后一次付款为2016年9月19日，故我公司以此为时点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首先，涉案电影是由我方与酷哇伊公司作为主控方发起的电影，是在电影《爸爸去哪儿》大卖的基础上策划制作的电影续集，当时所有人都很看好涉案电影的票房，资金不成问题。因为王岳伦与原告的制作人胡某一原系朋友关系，在涉案电影的其他投资基本到位、已经开机拍摄之后，胡某一找到王岳伦表示原告想投资涉案电影，王岳伦出于照顾朋友的考虑就同意了，并且还同意给原告450万元的保底。涉案合同是投资合作合同，投资是有风险的。该合同约定原告的总投资款是700万元，其中的450万元和250万元都是投资款的一部分，之所以分别写成制作费和宣发费，就是为了给原告保底返款450万元；剩余的250万元并非真正的宣发费用，是投资款的一部分，应当与其他投资人一起承担风险，并且原告支付款项时也是700万元一次性支付的。其次，涉案合同第四条约定“本片产生收益的按照宣发比例回收宣发费”，该约定不能当然的理解为只要有收益就支付宣发费，应该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结合电影行业特点和涉案合同全文来理解，在存在净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进行分配，原告不论盈亏能获得的就只有450万元保底，这也是我方签署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再退一步讲，即使合同约定不明，也应当依照交易习惯、双方合同地位和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如果按照原告所称的合同解释，则其投资700万元将会获得700万元固定返还再加上10%收益回报，在涉案合同订立的背景下，这是任何理性人都不可能同意的交易，对于我方和其他投资人来说都显失公平。之所以会出现用词不准确的情况，还是由于王岳伦对胡某一过于信任，在开机之后仓促签订涉案合同。再次，原告主张以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进行票房计算，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涉案电影是亏损的，在此情况下即使按照合同字面约定，我方亦无需支付宣发费，并且由于原告有450万元保底约定，其在事实上已经优于其他投资人获得返款。最后，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没有依据，假设按照涉案电影的上映日期起算，其在上映之后至起诉之前从未向我方主张过250万元，其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我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1月，《爸爸去哪儿》电影上映，获得了较高的票房收入。2014年5月，导演王岳伦准备筹拍电影续集，并以被告的名义与酷哇伊公司签订《电影故事片投资合作合同》，后续酷哇伊公司与北京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时代星空公司）、北京嘉宝伯锐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嘉宝伯锐公司）签订了相关投资合作合同，被告还与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博纳集团）签订了《影片投资发行合约》等。2014年8月底，涉案电影开机拍摄。2014年9月11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涉案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资摄制涉案电影，并达成如下合同：第二条、剧本。剧本由甲方提供，甲方负责本片审批立项。第三条、电影制作协定。1、影片基本情况：片名《爸爸的假期》，导演：王岳伦，主要演员：郭涛、林志颖、张亮、田亮、王岳伦；拍摄周期：约60天，拟定于2014年8月26日开机。2、本片由甲方负责制作。第四条、预算。1、本片制作费、宣发费预算预计为人民币7000万元整，其中制作费4500万元，宣发费2500万元（甲方负责制定制作费预算并提交乙方等投资方，并作为附件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投资人民币700万元整，享有本片10%的投资收益，其中450万元为制作费，250万元为宣发费。甲乙双方同意：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本片无论盈亏，甲方均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18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乙方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本片产生利润的，乙方有权分享利润的10%。甲乙双方同意严格执行经本片各投资方确认的与本片有关的所有摄制、宣传发行方案及预算。乙方对制作费使用情况如有异议，有权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制作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如甲方提供的制作费结算报表与审计结果相差不超过1%，相关审计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制作预算及结算报表的真实性，否则乙方可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3、若本片制作费预算超支，则由甲方承担，乙方股份收益权益不变。5、制作费到款的时间及方式：本合同签约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通过汇款支付全部制作费450万元。第六条、影片宣传发行协定。1、甲方应于影片上映前3个月向各投资方提交宣发费用预算，经各投资方确认后，并于影片上映前2个月一次性将各自宣发费投资款汇入甲方指定专用账户。2、中国大陆地区内电影院线发行。2.1、经双方协商确定，由甲方负责确定本片中国大陆地区电影院线发行，并签署《境内电影院线发行代理协议》。境内电影院线宣发方进行本片的境内宣传和境内电影院线发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院线公司、放映单位等进行洽谈签约，统一进行境内电影院线发行管理等，签约前书面通知乙方。有关境内电影院线宣发费及预算、境内电影院线发行代理费比例及计算条款将在《境内电影院线发行代理协议》中另行约定并由甲方书面通知乙方。2.2甲方或境内电影院线宣发方应提供本片宣发方案及宣发费预算并书面通知乙方等其他投资方，乙方等其他投资方审核确定后方可执行，并作为本合同附件3。第七条、投资方收益分配条款。1、本片的境内电影院线票房收入（指本片投资方应得的境内电影院线票房收入部分，计算方法见本条1.1款），先扣除《境内电影院线发行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发行代理费及宣发费用，剩余部分汇入甲方指定专用账户。1.1、境内电影院线票房收入=境内净票房*投资方与院线的分成比例（根据委托发行方和各院线所签订比例为准，原则上不低于40%）。境内净票房=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电影专项基金-影院营业税及附加（以影院实际情况为准）；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全国各院线公司、影院等发行放映单位形成的原始票房总额（以统计报表为准）；电影专项基金=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5%。2、本片因其它发行方式产生的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境外发行收入、新媒体或网络播映收入、衍生品和版权收入等，在扣除相应的代理佣金、相关税金后，剩余部分汇入甲方专用账户。3、本片广告植入和商务开发收入，在扣除相应的代理佣金、相关税金后，剩余部分汇入甲方专用账户。4、投资方收益（即本条第1、2、3款中所约定之已汇入甲方专用账户的收入）由本片各投资方按照各自实际分配比例分配，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5、经由各投资方共同确认后由甲方垫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费、宣发费及参奖参赛费用），甲方有权在分配投资方收益前先行扣除。第八条、结算条款。1、甲乙双方依据共同确认的相关决算报告（制作决算报告、宣发决算报告），依照本合约第七条及有关的代理发行协议中相关结算条款之约定，于影片首映日起的第180天对乙方收益进行结算。其后每6个月结算一次直至首映日后3年期届满。2、甲方应向乙方提交书面结算报告，乙方确认结算结果后15天内，甲方按照约定将乙方应得收益汇至乙方指定账户。第十条、版权及署名。1、乙方享有本片10%的版权及权益。3、乙方作为投资方之一，在本片中的署名为联合出品方。第十三条、违约条款。1、任何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除另有约定外，违约方自收到守约方纠正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仍未纠正的，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此外，双方还就参赛参展、保密等条款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有手写内容“注：因本片已开机，且本片宣传工作已于6月份开始，双方一致同意，本片乙方投资款柒佰万元整于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付给甲方”。另，合同尾部标明的附件包括：附件1、制作费预算；附件2、摄制计划；附件3、境内电影院线宣发方案及宣发费预算；附件4：其他宣发方式宣传方案、预算及宣传费用的支付方式。但双方在审理中均确认，涉案合同后并无相应附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原告认为，电影行业的惯例为宣发费相较于制作费而言是应当优先收回的费用，双方在涉案合同中将制作费与宣发费分开列明，在该条款中首先约定宣发费的收回条件，其次约定保底返还，最后约定利润分配，符合行业惯例；并且，合同第四条第1款与第七条的约定内容可以相互呼应，明确了投资方收回宣发费的条件为“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且“本片产生收益”约定中的“收益”即为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投资方收益”，双方签约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明确。为此，原告提供了证人胡某一出庭作证、原告作为投资方与案外人签订的其他影视投资合同中的类似约定，以及涉案合同签约过程中带修订框的版本等为证。其中，证人胡某一出庭陈述称，其原系原告的独立制片人，与王岳伦系朋友关系，涉案合同系通过其居间介绍由原、被告签署，该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优先收回宣发费条款与电影行业惯例相符，同时也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涉案影片拍摄前，所有资方均看好该片票房，因此对于具体的制作费预算、宣发费预算等并未细究，但影片上映后票房不好，被告仅支付原告保底返款450万元，宣发费一直未付，原告为此将在其他项目中应当给付胡某一的款项扣留，以此要求胡某一向被告催款。为此，胡某一多次与王岳伦沟通催款，王岳伦并未否认欠款，仅以资金周转困难、博纳公司未支付款项等为由拖延，原告不得已起诉。在庭审中，胡某一出示其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1月12日，胡某一联系王岳伦催要关于原告的欠款，王岳伦称“近期我确实也有项目可能要开，到时候……这块算你的也好算横店的也好，反正就是给你排进去，去抵掉这块支出……就这么两百来万的事儿，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一个让大家比较舒服的方式去解决，你放心，我这边其实也是有项目在动的……一旦启动了我会把你这块放进去的”等等。另外，原告提交的涉案合同的中期修订版本显示：合同第四条预算第1款原始版为“本片制作费、宣发费预算预计为人民币7000万元整，其中制作费4500万元，宣发费2500万元（甲方负责制定制作费预算并提交乙方等投资方审核确定后方可执行，并作为附件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投资人民币700万元整，享有本片10%的投资收益，其中450万元为制作费，250万元为宣发费。甲方承诺各投资方收回投资成本后，乙方有权从本片大陆票房收益优先回收250万元宣发费；本片无论盈亏，甲方均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9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乙方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本片产生利润的，乙方有权分享利润的10%。”该条款经原告修订，删除了“甲方承诺各投资方收回投资成本后，乙方有权从本片大陆票房收益优先回收250万元宣发费”；修改为“甲乙双方同意：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随后的“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9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乙方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原告修改为“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18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乙方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最后一句内容不变。原告将带有修订框的合同文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双方最终签约的合同文本与原告修订后的文本基本一致。被告对此解释称，原告对涉案影片的总投资额为700万元，由于胡某一与王岳伦的朋友关系，因此给予原告优惠条件，450万元是保底返还金额；为了将保底返还金额与其他非保底金额进行区分，故在合同中将总投资款进行了所谓的制作费与宣发费的区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分，而且原告也是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投资款700万元；对于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而言，被告的理解为：除450万元保底返还之外，在影片收回投资成本之后，原告可收回250万元宣发费；如果有盈利，原告可以分得10%。对于合同文本的修订，王岳伦表示其当时并没有细看，而且胡某一表示修订“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因此就签约了。此外，关于胡某一当庭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陈述的证人证言等内容，被告认为，因原告以涉案项目亏损为由扣留了胡某一的其他款项，并逼迫胡某一向王岳伦要钱，故胡某一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据；王岳伦是出于与胡某一的朋友关系，才表示可以在后续新项目中让原告或者胡某一进来算是投资，可以分到一些收益，但事实上被告并不存在对原告的欠款，所谓的优先收回宣发费并非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电影行业惯例。为此，被告提交了一份由“穆晓穗”签名的书面证人证言，但该证人未出庭作证。此外，被告对其上述陈述及抗辩意见未进一步举证。2014年9月17日，即涉案合同签约后一周内，原告向被告指定账户一次性汇款700万元，附言为“电影《爸爸的假期》投资款”。2015年2月19日，涉案电影公映，署名的出品单位包括时代星空公司、博纳集团、酷哇伊公司，以及北京大安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单位包括原告、嘉宝伯锐公司，以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上海若木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宣艺天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等。涉案影片的导演为王岳伦，院线发行公司为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夏公司）。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专资办）主办的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中国票房网、猫眼电影等公开网站中查询，涉案影片的票房约为1.1635亿元。审理中，原告主张以上述数据作为涉案影片的“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来计算收益，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上述数据存在很大不实之处，应当以涉案影片的发行方博纳集团出具的结算数据为准，并提交了由天津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博纳公司）2016年出具的《最终结算报告》及华夏公司2015年10月15日出具的统计数据。其中，华夏公司的数据显示，涉案影片票房收入为82527776.02元，与天津博纳公司出具的《最终结算报告》中显示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大陆总票房”数据一致；但华夏公司出具的内容仅有一行数据结论，并无具体的数据统计报表。在《最终结算报告》中还显示，涉案影片总投资45016919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大陆净票房72954554元，大陆院线分账收入30495004元，院线宣发及佣金费用合计21172066元，影片大陆院线发行净收益9322937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网络版权收入为20000000元，税后版权收入6698613元；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电视版权收入4000000元，税后版权收入3680000元；以上合计，截至2016年6月30日，涉案影片的大陆发行总收益为19701550元。该《最终结算报告》中注明为涉案影片“完整且最终结算”。对此，原告表示在诉讼之前被告并未向其出示过上述天津博纳公司的《最终结算报告》及华夏公司的统计数据，故对其中记载的票房数据不予认可，并且该《最终结算报告》中显示天津博纳公司收取的院线宣发及佣金费用合计21172066元，与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提交的其与博纳集团签订的《影片投资发行合约》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发行代理费金额亦无法对应。关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影片的结算。2015年底，原告对酷哇伊公司出具的《网络发行回款结算函》盖章确认，显示：酷哇伊公司负责涉案影片的网络发行，所得回款可用于投资方分配的网络发行利润为1800万元，根据原告的投资比例10%，扣除各项税费后应返还原告164.56万元。2015年12月4日，酷哇伊公司向原告汇款164.56万元，附言为“爸爸的假期分成款”。2015年12月28日，原告对被告出具的《电影投资分成结算函》盖章确认，显示：涉案电影票房结算已经完毕，被告共得票房回款为1600万元，根据原告的投资比例10%，原告可得160万元。2015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汇款160万元，附言为“还投资款”。2016年9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影制作费用结算函》称，涉案影片票房已经结算完毕，根据双方投资合作合同，被告应归还原告450万元制作费，扣减前期已支付款项，请将130万元尾款支付给原告。2016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汇款130万元，附言为“归还《爸爸的假期》制作费”。审理中，原告认可上述合计收到的454.56万元已经涵盖了涉案合同约定的“无息归还450万元制作费”及部分投资分成，现仅就宣发费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表示，按照合同约定和涉案影片亏损的事实，被告仅应支付原告450万元，多支付的4.56万元系因酷哇伊公司与被告的财务信息不畅且计算错误导致，其保留另案追索的权利；并且表示，原告自认收到的454.56万元款项为制作费，与其在审理中主张的“先收回宣发费、后返还制作费”的还款顺序自相矛盾，亦与其在涉案合同签订后至2016年9月19日期间并未催要所谓“宣发费”的实际行为相悖，故对于涉案合同还款顺序的理解仍应以被告所持“保底返还450万元、收回投资成本后各方按比例收回宣发费”的意见为准。审理中，被告提交了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由被告及酷哇伊公司与各投资方确认的结算函，其中多个函件均提到：涉案影片的票房回款为1600万元；网络发行回款为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可用于投资方分配的网络发行利润为1800万元。查，在2014年5月被告与酷哇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涉案影片摄制费预算为7000万元，其中酷哇伊公司投资5600万元，享有涉案影片80%的投资权益；在2014年6月被告与酷哇伊公司签订的第二份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涉案影片摄制费预算变更为4500万元，其中酷哇伊公司投资2250万元，享有50%的投资权益。在酷哇伊公司与时代星空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涉案影片摄制费预算为7000万元，时代星空公司投资700万元，享有10%的投资权益；在2014年8月酷哇伊公司与嘉宝伯锐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中约定的涉案影片摄制费预算为4500万元，其中嘉宝伯锐公司投资450万元，享有10%的投资权益。以上4份合同约定的宣发费预算均为1500万元；其中，时代星空公司合同约定宣发费包含在摄制费预算中，投资方式为与投资款共同支付（即包含在700万元投资款中），不再另行支付宣发费用；其余3份合同约定宣发费的投资方式均为后期追加，最终由各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分担。2014年7月18日，被告与博纳集团签订的投资发行合约中约定，涉案影片的摄制费预算为4500万元，宣发费用预算总额为1500至2500万元之间，由博纳集团的关联方天津博纳公司全权负责涉案影片中国大陆地区的宣传和发行工作，并收取上述地区发行总收入的8%作为发行佣金代理费；等等。2015年1月22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涉案影片的宣发费用预算为2492万元，其中1500万元由博纳集团垫付，并于回收票房中先行扣除；被告负责网络版权和电视版权发行，在收益中一次性扣除10%作为其代理费。另，上述各投资合作合同及投资发行合同中约定的投资方可获得的收益分配方式均不一致。此外，因涉案影片署名的出品单位、联合出品单位除上述酷哇伊公司、时代星空公司、嘉宝伯锐公司、博纳集团之外还包括其他多家公司，经询，被告并未提交其与其他公司签订的类似上述的投资合作合同，但其在代理词中自认“蓝色火焰”“阿里”都有追投的宣发费。以上事实，有涉案合同、涉案合同的中期修订版本、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结算函、汇款记录、网页打印件、被告及酷哇伊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影片投资发行合约》及补充协议、《最终结算报告》及华夏公司统计数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含义及该约定是否有效；二、如果约定有效，该付款条件是否已经达成；三、如果前述付款条件已经达成，原告本案中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及起算点是否应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针对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的理解分歧，本院将分别使用文义解释、合同上下文解释、合同目的解释、交易习惯解释以及诚信原则解释等方法，逐一进行分析。首先，从合同文本来看，涉案合同第四条将涉案影片的制作费与宣发费进行了分开约定，并将原告投资的700万元款项亦按照比例进行了分项列举，其中制作费为450万元，宣发费为250万元。随后，双方约定：“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本片无论盈亏，被告均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在本片首映日起的第180天第一次结算后无息归还原告投资的450万元制作费；本片产生利润的，原告有权分享利润的10%。”从字面意思来看，该约定中原告投资的可得利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宣发费，条件是本片产生收益，各投资方按比例优先回收；第二层次是制作费，自影片上映后一定期限内无息返还；第三层次是利润，在影片产生利润的情况下，原告可以分得10%。上述三个层次的约定本身并不存在内容冲突或者含义不清之处。对于“本片产生收益的，各投资方按宣发费投资比例各自优先回收宣发费”中的“优先回收”，可能存在如下三种解释：其一，扣除影片总投资额7000万元之后进行回收。如此扣除总投资额的剩余应当是净利润，该解释与该约定第三层次的利润分配存在文义和层次递进关系上的冲突。其二，扣除影片制作费总额4500万元之后进行回收，即投资方先收回制作成本，再收回宣发成本。该理解属于正常的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各自回收投资总额，并没有体现宣发费投资回收的优先性，因此与合同约定的层次递进亦不相符。其三，不进行扣除，在获得发行收入后就可以回收，此种解释与合同文本约定的文义本身和三个层次的递进关系最为相符。被告所称第一层次宣发费的回收条件“本片产生收益”并非指涉案影片产生发行收入，而应当是产生超过投资成本之外的收益后才可以回收宣发费，但“超过投资成本之外的收益”通常就是指利润，其解释与约定“收益”的字面含义不符，同时也会与第三层次关于可得利润的约定产生冲突，从合同文本的层次性来看，被告的解释与合同文本约定的层次递进关系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从上下文来看，涉案合同的多个条款中均将“制作费”与“宣发费”的预算和回收进行了分项约定，因此可以得出双方就制作费与宣发费存在分别处理的意思表示。合同第四条第1款所约定宣发费回收条件的“本片产生收益”，与第七条“投资方收益分配条款”的约定前后呼应。涉案合同第七条第4项约定，投资方收益（即本条第1、2、3款中所约定之已汇入甲方专用账户的收入）由本片各投资方按照各自实际分配比例分配，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第5项约定，经由各投资方共同确认后由甲方垫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费、宣发费及参奖参赛费用），甲方有权在分配投资方收益前先行扣除”。对此，合同第四条第1项中宣发费回收条件的“本片产生收益”，其“收益”应当就是第七条第4项中所明确指出的“投资方收益（即本条第1、2、3款中所约定之已汇入甲方专用账户的收入）”，此处仅对于原告垫付的费用可以先行扣除，此外的所有收入均属于“本片产生收益”，而非将所有投资成本扣除之后的利润。又次，从双方当事人签订涉案合同的目的来看，原告投资涉案影片的目的应当是获得投资收益，被告的目的在于得到原告投资用于影片的制作和宣发。按照原告对合同争议条款的理解，其投资700万元将从三个层次获得收益，首先是影片获得发行收益后可以优先按比例收回250万元宣发费，其次在影片上映一定期限后可以获得无息返还450万元制作费，最后如果影片有利润，还可以获得10%分红。作为一项投资而言，原告可以完全无风险获得的仅有450万元的无息返还；宣发费是否可以回收以及可回收的具体金额，与影片是否能够获得发行收益以及发行收益的多少有关；至于利润，则需要影片获得的发行收益足以超过所有投资成本后才可获得。因此，对于原告而言该投资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对于被告而言，其获得700万元投资的对价是给予原告10%的影片版权且给原告署名；在影片产生发行收入后，按比例向原告支付宣发费；在影片上映一定期限后无息返还原告450万元；如果存在利润，除支付原告10%之外，剩余利润将归被告所有。从上述约定的字面层次理解，原告投资700万元，在影片存在发行收入的情况下，其可以获得700万元投资本金返还的可能性较高，并且在另有利润的情况下原告还能分配到10%，但正如被告所称，涉案电影拍摄时各方均对其票房预期很高，因此即使存在对原告投资全额返还且额外分红的约定，亦不足为奇。相反，对于被告而言，其除智力劳动成果之外并无资金投资成本，却可以通过涉案合同获得原告的资金投资，即获得影片的制作和宣发资金，还可获得部分影片版权及预期利润。因此，该约定并无明显的不公平因素，会致使原告的可得利益明显过高而被告的预期利益明显受损。再次，从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来看，确实存在原告投资涉案影片的时间较晚这一事实。被告对此的解释为系王岳伦出于与胡某一的朋友关系而给予原告的优惠，无息返还450万元保底也是优惠条件之一。但也不排除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涉案影片在开机之后出现资金缺口，因此被告急于引入原告的投资来保证影片的正常拍摄，故给予原告一定的优惠条件。但上述两种解释均是假设，并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就现有证据而言，从涉案合同，被告提交的被告及其关联方酷哇伊公司与时代星空公司、嘉宝伯锐公司、博纳集团等签订的数份投资合作合同或投资发行合同来看，每份合同中对涉案影片的总投资预算、制作费预算、宣发费预算以及投资方可得利益的分配方式等约定均存在差异，可以说每份合同条款都是各合同签约主体单独洽商的结果。因此，虽然双方当事人都认可在签约时各方对涉案影片的票房预期普遍较好，但本院并无法得出被告所称作为涉案影片的主控方，基于票房预期好其就可以在与投资者签约时处于优势地位，各投资者必须按照被告制定的条款来签约的结论。这一点从原告在涉案合同洽谈过程中对合同文本进行了大幅修订，且双方最终签署文本与原告修订版本基本一致的事实即足以证明。虽然王岳伦称系过于信任胡某一导致误解签约，但未提交反证证明，且涉案合同条款经过反复修订，被告作为一个依法成立的商业主体，应当对其签约负有足够的审慎义务，其仅以没有细看来进行解释，并提出签约系重大误解等抗辩意见，本院无法采信。此外，从交易习惯而言，就原告所称的宣发费在电影行业内属于优先回收费用，以及被告所称只有发行方的宣发费才属于优先回收费用，其他投资者的所谓“宣发费”均属于投资款中的一部分、不能优先回收的意见，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电影行业内存在其各方所述的交易习惯。且前述已经论述，从涉案合同以及被告及被告关联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数份投资合作合同及投资发行合同来看，各合同的合同条款都是签约主体单独洽商的结果，单从合同条款来看不能得出存在原告或被告上述任一种行业习惯的结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及被告对其所持的上述交易习惯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并且从合同解释的规则来看，合同约定本身应当优先于交易习惯，故本院对二者所称均不予支持。最后，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来看，涉案合同签订过程中，原告将修订文本加框发送给被告，并未隐瞒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条款层次分明、内容上下文互相呼应，不存在误解；被告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且有足够的既往经验，对于原告修订过的合同文本应当是在充分理解并认可的基础上才进行了签约。从合同约定条款来看，对于双方当事人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因素。从签约后胡某一代原告向王岳伦催要款项的过程来看，王岳伦对于欠款的事实并不否认，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亦未提出异议，仅对于支付方式提出以新项目进行折抵。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于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的解释，符合合同文义及双方的签约目的，该条款约定与合同其他内容前后呼应，系双方当事人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对于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所持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二。在涉案合同第四条第1款合法有效，且原告的解释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依照该条款，原告可以获得三层次的收益，第一层是在影片获得收益的前提下按投资比例优先回收宣发费，第二层是在影片上映后一定期限内无息返还制作费450万元；第三层是影片产生利润的情况下可以分得10%。同时，涉案合同第八条结算约定，被告应当在影片上映后第180天进行结算，其后每6个月结算一次直至首映日后3年期届满；在原告确认被告的书面结算报告后，被告在15日内将原告应得收益支付给原告。基于涉案合同中上述预算及结算条款，以及第七条关于投资方收益分配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在涉案影片上映180天进行第一次结算，提交书面结算报告，结算内容应当包括境内院线票房、境外发行、网络播映、衍生品及版权收入，等等。事实上，原告在签约后如约一次性向被告支付了合同约定的总额700万元。被告及其关联方酷哇伊公司并没有在影片上映后第180天向原告进行第一次结算，没有在获得发行收入的基础上与原告结算宣发费，也没有按照约定如期无息归还原告450万元制作费。在2015年底，即涉案影片上映10个月后，被告的关联方酷哇伊公司先就网络发行收入进行了结算，并给付原告164.56万元。继而，被告又向原告发出票房收入结算函，其中被告声称涉案影片的票房回款为1600万元，但其在诉讼之前并未向原告出示过天津博纳公司出具的《最终结算报告》，并且该《最终结算报告》中显示的总票房、净票房、院线分账收入、院线发行净收益，甚至是大陆发行总收益等项目，与被告在结算函中所称的“票房回款1600万元”均无法对应。在原告对被告的票房收入结算函盖章确认之后，被告于2015年底向原告支付了160万元“投资还款”。至2016年9月，时隔涉案影片上映19个月后，原告向被告催要450万元制作费余款，被告又支付了130万元“制作费”。就上述履行过程而言，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方式进行收益结算及支付，对此被告应当负有责任。原告在本案诉讼中将被告已经支付的454.56万元作为“制作费及分成款”，并不能代表原告做出放弃第四条第1款约定中第一层次优先回收宣发费的意思表示，而是原告出于被告一直拖欠宣发费的权宜之举。这一点，从原告要求胡某一向王岳伦催款，以及王岳伦向胡某一表示已其他方式折抵250万元款项的事实，亦可得出相同结论。鉴于原告认可被告已经支付450万元制作费，且被告表示其余的4.56万元保留另案追索的权利，故本院就本案仅就宣发费的部分进行处理。前述已经论述，涉案合同约定的宣发费的回收条件应当是涉案影片产生发行收入，即包括境内院线票房、境外发行、网络播映、衍生品及版权收入，等等。虽然双方对于境内院线票房金额意见不一，但不论是以哪种计算结果为依据，涉案影片均至少已经产生了境内院线票房、网络版权及电视台播映三方面收入，具备回收宣发费的先决条件。至于原告可分配的具体金额，当以上述各项收入为基础进行计算。关于票房收入，按照涉案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全国各院线公司、影院等发行放映单位形成的原始票房总额（以统计报表为准），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提交以统计报表形式显示的原始票房总额，故本院无法以此作为计算基础。鉴于此，原告认为应以专资办公布的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为基数，被告认为应以天津博纳公司出具的《最终结算报告》及华夏公司出具的数据结论为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本案诉讼之前，被告并未向原告出示过上述结算报告及数据结论，且数据结论仅有一行，无具体数据统计报表；其次，在被告2015年底向原告发出结算函中所声称的票房回款为1600万元，与该结算报告中显示的总票房、净票房、院线分账收入、院线发行净收益，甚至是大陆发行总收益等项目均无法对应；最后，该结算报告中显示天津博纳公司收取的院线宣发及佣金费用合计为2100万元有余，与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提交的其与博纳集团签订的投资发行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发行代理费金额均无法对应。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结算报告及数据结论存在诸多疑点，本院难以采信；而原告所称专资办公布的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系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公开公布的数据，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应当以此为基础计算涉案影片的票房收入。按照涉案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以专资办公布的境内电影院线总票房1.1635亿元为基础，计算可得各投资方可分配的境内院线票房收入已超过4200万元，即使扣除博纳集团作为影片发行代理方的佣金，剩余金额亦超出了涉案影片的宣发费预算2500万元。此外，涉案影片还存在网络版权收入2000万元及电影频道收入400万元。综合上述发行收入，足以涵盖各投资方投入的宣发费，涉案合同约定的宣发费付款条件已经达成，原告有权按照其投资比例即10%的约定收回宣发费250万元。针对争议焦点三。涉案合同并未就宣发费的结算及付款的时间进行明确约定，原告主张以被告最后一次支付制作费的时间2016年9月19日作为宣发费的应付款时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现有证据显示，胡某一在微信中代原告向被告投资人王岳伦催要宣发费系在2018年11月12日，本院认为，在合同无明确付款时间约定的情况下，应以债权人催要时间为付款日期，被告逾期未付款给原告造成损失，其应当自2018年11月13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予以调整。此外，原告于2018年11月12日向被告催要款项，并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所持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之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岳伦（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宣发费250万元；二、被告王岳伦（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2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75元，由被告王岳伦（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巫 霁审 判 员  裘 晖审 判 员  谭雅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唐铁星书 记 员  耿培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