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6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住所地保定市易县西环路**。 法定代表人：李双建，该行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生，河北李俊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河北李俊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伯，男，196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易县，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印刚。 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以下简称易县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刘永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3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县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给付工程款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错误，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原审原告的主体资格。我行职工家属楼的施工工程通过公开招标，1997年10月17日由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中标。1999年9月6日，我行又与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了《关于锅炉房及基附属工 程的协议》，约定家属楼的锅炉房及其附属工程也由该公司承建。被上诉人当时为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1997年11月25日的《施工单位现场质量保证体系审查登记表》显示被上诉人的职务是处长，责任分工是主管全面。2003年12月27日我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程协议》的工程内容明显包括在《关于锅炉房及基附属工程的协议》中，因此被上诉人诉称的工程是由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履行的，刘永伯在签订《工程协议》时履行的是代表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职务行为，被上诉人本人与我行不存在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即使因该工程发生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是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与我行，与被上诉人个人无关。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被上诉人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2003年12月27日双方订立的《工程协议》没有结算依据，显然是无效的。通过查询我行当年的会议记录及了解当时的主要领导，2003年12月27日我行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工程协议》未通过任何形式的集体表决，也未进行结算、审计，《工程协议》中的小库房、锅炉房、室外暖沟等只有总的价款，没有工程量和单价，计算依据不明确。结合2003年12月27日正值我行原负责人李德水即将调离的特殊时期，我行认为该《工程协议》的内容没有结算依据，是无效的。原审法院直接依据《工程协议》判决我行支付工程价款，明显证据不足。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期问，原审法院认定未超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04年初，被上诉人曾持上述协议向我行及当时的新任行长主张权利，要求按协议内容支付款项，我行对两份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内容不予认可，其主张被我行断然拒绝。自2004年至被上诉人2011年1月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内，被上诉人从未向我行主张过上述款项，且在2011年的诉讼中也未涉及30万元的工程款。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多次索要工程款，但未列明具体索要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最基本的因素。从2011年9月被上诉人撤回起诉到2014年4月被上诉人信访，被上诉人也从未向我行主张过上述款项。另外，2014年5月，我行已针对被上诉人的信访进行了答复，有关部门对被上诉人予以了回复，直到本案提起诉讼，被上诉人也未继续主张所谓的权利，期间又长达5年之久。从2004年第一次主张被拒绝到2011年1月第一次起诉大约7年，从2011年9月撤诉到2014年4月信访大约2年零6个月，从2014年信访被答复到2019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大约5年，三个阶段均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原审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原审诉求的诉讼时效巳超过法定期间这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就应该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永伯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原告具备本案主体资格。双方所签订的工程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基于以上事实，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刘永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给付原告欠款48万元整；2、判令被告自2011年4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直至被告履行义务完毕止；3、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97年10月17日，易县招标办和被告共同向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发出“河北省保定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内容为：经招标评标小组评定，贵单位为住宅楼工程施工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人民币413.28万元，工期362天，工程质量达到优良。2.1997年11月25日，《施工单位现场质量保证体系审查登记表》显示刘永伯（波）为处长，主管人行家属楼全面工作；3.1999年9月6日，被告与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关于建锅炉房及其附属工程的协议》，约定锅炉房、小库房、排水设施、路面和后院硬化、室外暖气沟由乙方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负责施工；4.2001年9月19日，保定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出具证明，内容为：该工程经我站竣工验收、保定市建设委员会复验，工程质量评定为市级优良工程，工程名称：易县人行住宅楼，施工单位：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5.2003年12月27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人行职工住宅楼金牌奖经甲、乙双方商定金额为100000元；人行职工住宅楼施工管理费由乙方为甲方代缴，最后经甲乙双方协定，人行应返还乙方80000元；以上两项共计180000元。该协议有原告签名、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德水签名并加盖被告公章；6.2003年12月27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工程协议，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刘永伯为人行家属楼建造小库房50套，最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共计价款160000元；锅炉房及其他采暖等设施共计100000元；室外暖沟及相关工料费计40000元；以上三项共计300000元。该协议有原告签名、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德水签名并加盖被告公章；7.2011年4月3日，原告刘永伯就被告易县支行拖欠工程款提起诉讼。2011年9月5日，法院（2011）易民初字第436号裁定书准许原告刘永伯撤诉；8.2014年4月14日，网民致保定市委书记留言交办卡，内容为：原告通过网络向中共保定市委社情民意办公室反映被告拖欠工资款之事，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厅交市清欠办处理，至今无处理结果；9.证人崔某出庭证明：2013年6、7月间，和原告一起去人行找姓张的行长要工程款；10.2019年7月24日，法院调查原良村村委会会计武凤河，其陈述：收过刘永伯的管理费，管理费就是村委会起的名，叫建筑管理费。1997年至1998年，村里和刘永伯说好的管理费130000元。刘永伯没有一次性交清，陆续交了83000元，还欠我村47000元。我查过我任会计时的账目，以上说的都是根据查账结果计算出来的。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易县支行住宅楼已经竣工验收，交付被告使用，但工程至今未结算。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存在被告与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关于建锅炉房及其附属工程的协议》及原、被告签订的2003年12月27日二份协议书的问题。以上协议均符合合同形式要件，但原、被告签订的工程协议在后，且由原告实际施工完毕并使用，即原、被告就被告易县支行住宅楼达成了新的协议并已履行，故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主体适格。自被告易县支行住宅楼竣工、验收、使用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工程款。2004年以后，仍多次找被告索要工程款，并于2011年提起诉讼，后又于2014年4月20日向中共保定市委社情民意办公室反映，故原告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的款项包括金牌奖100000元、施工管理费80000元、小库房价款160000元、锅炉房及其他采暖等设施价款100000元、室外暖沟及相关工料费40000元，其中金牌奖也就是市级优良工程奖，该奖的得奖单位是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原告无权就此主张权利，故对原告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原、被告在2003年12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人行职工住宅楼施工管理费由乙方为甲方代缴，最后经甲乙双方协定，人行应返还乙方80000元”。该施工管理费是否应交纳、是否合法，涉及到法律适用及其他案外人，本案对此部分纠纷不予涉及。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有原、被告就锅炉房及其附属工程达成了新的协议并已履行，故被告应给付原告小库房价款160000元、锅炉房及其他采暖等设施价款100000元、室外暖沟及相关工料费40000元，共计300000元。被告支付该部分工程款后，可在被告易县支行住宅楼工程结算时予以扣除。原告主张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故予以支持，被告应自2011年4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直至被告履行义务完毕止。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有部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限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刘永伯工程款300000元并自2011年4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直至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履行义务完毕止；二、驳回原告刘永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计4250元，由原告刘永伯负担1594元，被告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负担265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易县支行陈述，如果法院认定刘永伯系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2019年2月1日最高院公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2第24条规定，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本案合同承包人为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原审法院应当追加该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原审法院应当追加而没有追加，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或追加易县建设总公司为第三人参加二审庭审或者以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和承包方就整个工程款没有最终结算，但是根据合同所约定工程量及单价，我方已经超支了涉案工程的价款，在双方2003年12月27日签订工程协议前，该涉案工程价款已经支付给了被上诉人（代表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刘永伯陈述，追加被告应该在举证期届满前追加，而易县支行一审放弃该权利，我方不同意追加易县总公司为本案被告；我们直接与上诉人行长李德水口头达成的合同，合同约定的价款是48万元，我们负责附属设施建设，就是本案涉及的工程；在2014年向保定市委书记反映工程款情况，2016年4月10日向上诉人及保定市民情办李景山主任反映拖欠工程款情况，2018年4月9日向上诉人索要工程款同时向保定市民情办李景山主任反映过上诉人拖欠工程款事实，以上事实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易县支行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如实陈述，双方就锅炉房及小库房在1999年9月6日曾经签订过书面协议（以下简称《99年工程协议》），在一审我方提交过相关证据。证据显示涉案工程双方曾经达成过书面协议，承包方是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因此并非被上诉人回答的双方是达成的口头协议。关于诉讼时效，我们在上诉状第三条说明了，特别是从2014年4月后，在保定民意办公室处理后，被上诉人从未向我方反映过或者主张过上述款项。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永伯与易县支行2003年12月27日订立的《工程协议》的效力及刘永伯能否主张协议约定的附属工程款项及诉讼时效问题。1999年9月6日，易县支行与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99年工程协议》中，约定了易县人行住宅楼附属设施锅炉房、小库房、排水设施、路面、后院硬化及室外暖气沟由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负责施工，但易县支行2003年12月27日又与刘永伯签订两份《03年工程协议》，其中一份协议对部分附属工程及工程款约定“……乙方刘永伯为人行家属楼建造小库房50套，最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共计价款160000元；锅炉房及其他采暖等设施共计100000元；室外暖沟及相关工料费计40000元；以上三项共计300000元。”虽然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未参加一审诉讼，但鉴于刘永伯、易县支行对工程质量均未提出异议，且该工程还在2001年9月19日被评定为市级优良工程，故一审法院认定易县支行与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订《99年工程协议》及其与刘永伯签订《03年工程协议》均符合合同形式要件，并无不当，易县支行主张其与刘永伯签订的《03年工程协议》无效，未提交证据证实。考虑双方所签定《03年工程协议》上有刘永伯、易县支行法定代表人李德水签名并加盖易县支行公章，该协议时间明显晚于《99年工程协议》，一审法院综合案情，认定该《《03年工程协议》为新的协议并已履行，刘永伯作为实际施工人主体适格，不违反法律规定。因《99年工程协议》、《03年工程协议》均未约定工程款支付期限，易县支行也认可其未与承包方结算工程款，故一审法院根据刘永伯提交的相关证据，认定其自工程竣工、验收、使用后，多次向易县支行索要工程款，及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易县支行二审中陈述其已经超支了涉案工程的价款，及在双方签订《03年工程协议》前，该涉案工程价款已经支付给了刘永伯（代表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但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因易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不是《03年工程协议》签订主体，其是否已超额支取了易县支行住宅楼及案涉附属工程款，本案不宜审理，但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法院认定易县支行依据《03年工程协议》支付刘永伯该部分工程款，并无不当，认定易县支行在住宅楼工程结算时予以扣除，符合情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易县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鹏壮 审 判 员 张 力 审 判 员 张峰先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马巧灵 书 记 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