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民终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原名：信丰县万隆长防林林场），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 法定代表人：张燕宇,该林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寿，江西文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新生，男，1953年11月6日生，汉族，住广东省大埔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昌跃，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 原审第三人：郭朝阳，男，1973年7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现住江西省赣州市。 原审第三人：罗冬运，男，1971年10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现住江西省赣州市。 上诉人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下称万隆林场）因与被上诉人卢新生、原审第三人郭朝阳、罗冬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万隆林场法定代表人张燕宇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光寿、被上诉人卢新生及其诉讼代理人谢昌跃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郭朝阳、罗冬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隆林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卢新生的诉讼请求。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万隆林场与罗冬运之间真实意思并履行的是2006年3月2日的合同；2005年12月28日的合同中，万隆林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水发签字并盖章的行为不能视为对转让合同的同意；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有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上诉人协助被上诉办理了采伐指标及放行手续的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三、本案合同不仅无效，且无法继续履行，需经过评估拍卖程序才能处理涉案林木。本院受理本案后，万隆林场提交变更上诉状，上诉请求未变，上诉理由变更为：一、原审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林木销售不涉及森林资源转让是错误的，林木销售就是林木所有权的转让，林木资源属于森林资源。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案涉合同未办理批准手续，合同未生效。三、本案案涉合同是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但案涉合同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也未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验证确认。 卢新生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二、上诉人援引的相关规定不属于行政法规甚至不是行政规章，只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三、本案的合同应是劳务投资及管理合同。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罗冬运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法庭提交了书面意见《关于我与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签经过的说明》。《说明》称，2005年万隆林场负责人李水发因资金困难，需要付工资，要求他帮助购买林场的期货幼树。因当时木材价格较低，投资周期又长，在签订合同书并支付12万元之后，就将合同原价转给了郭朝阳。林场盖章并同意转让，由郭朝阳履行合同。 郭朝阳未到庭参加诉讼，向法庭提交了书面意见《关于我与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签经过的说明》。《说明》称，接受罗冬运的这份合同后，经过多年投资。期间间伐2年，是由林场派出技术员进行规划设计，按照林场需要开路进山征用村民的土地费和拆迁费均由其支付。间伐的木材需开具木材通行证，向林业局交放行费、间伐指标等费用，也是由其缴纳。间伐期林业局办理了各项手续也经过了林业局验收。2012年，因资金不足，将合同转让给卢新生，林场是知道的。卢新生进行了一次间伐，林场都派人参加，并收了按合同规定缴纳的钱。 卢新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全面、严格履行二〇〇六年三月二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合同总价款依照现可出林的山林计算价值约壹仟壹佰万人民币，110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28日，万隆林场与罗冬运签订了一份《期货销售合同书》。约定：1.万隆林场向罗冬运提供本场1996-1997年造林的水口迳、勒木迳的林木资源以期货方式进行交易，山场范围见附图。2.期货期限截止2019年，如果遇有国家政策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该山场的林木不能按期完成主伐，则该批期货期限（采伐期限）自然延伸至主伐完成为止。3.期货交易方式：罗冬运首付给万隆林场货款12万元整。万隆林场把该山场的木材销售给罗冬运。单价：第一次出材（抚育间伐）按130元/m³计价。第二次出材（中龄林间伐材）按160元/m³计价；第三次出材（主伐材）按230元/m³计价。第二次出材木材款拆抵40%的首付期货款4.8万元整，第三次出材（主伐材）全部抵清所付期货款。木材验收后，一个月内结清所有木材款。上述单价均为场地价。4.在该期货期限内，经营权归万隆林场所有，罗冬运应协助万隆林场对该山场的经营管理。5.木材采伐要按照万隆林场提出的技术进行，双方均参与木材的检尺验收。6.办理木材放行规费及采运工资由罗冬运负责。采伐工人由罗冬运自主安排。采伐指标由万隆林场提供。7.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主伐完成后即终止等。 2006年2月15日，万隆林场召开了职工大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了以期货方式对1996-1997年造林的水口迳、勒木迳的林木资源进行交易。 2006年3月2日，罗冬运与万隆林场签订了一份《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内容与2005年12月28日签订的《期货销售合同书》内容一致。当日，罗冬运向万隆林场支付木材期货首付款12万元，万隆林场出具了收据给罗冬运。 2006年3月17日，罗冬运与郭朝阳之间签订了一份《期货销售合同》。经双方协商，罗冬运将2006年3月2日与万隆林场所签订的期货销售合同转让给郭朝阳经营管理，并达成如下协议：1.期货范围：罗冬运与万隆林场签订的1996-1997年造林的水口迳、勒木迳的林木资源，山场分为详见附图。2.期货期限截止2019年12月底，如遇有国家政策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该山场的林木不能按期完成主伐，则该批期货期限（采伐期限）自然延伸至主伐完成为止。3.罗冬运付给万隆林场的12万元，郭朝阳一次性付给罗冬运。付款后，该山场罗冬运与万隆林场2006年3月2日签订的期货合同各条款由郭朝阳遵照执行，自负盈亏，一切事务与罗冬运无关等。罗冬运在落款时间2005年12月28日的《期货销售合同书》上标注“本合同于2006年元月10日转让给郭朝阳，并于当日把转让款拾贰万元付清。转让人：罗冬运”。万隆林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水发作为见证人在该合同右上角签名并加盖被告公章。 2012年3月23日，郭朝阳与卢新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1.郭朝阳将与万隆林场的期货销售合同及所有山地林木作价转让给卢新生。2.郭朝阳保证2006年3月2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以及林地勾图的面积是真实性，与任何农户没有争议的前提下作价为人民币：180万元整。3.郭朝阳原来交给万隆林场的合同第三款货款由郭朝阳处理，与卢新生无关。4.本协议签订日止的所有事务以及债务债权由郭朝阳处理，与卢新生无关，鉴定日后所有林场的事宜有卢新生负责处理。以及卢新生单方经营，与郭朝阳无关。5.郭朝阳保证与万隆林场的期货销售合同的山地面积和界限以附带林业勾图为准，并保证无任何农户以及任何人有任何争议，如林木林地有争议，对卢新生造成损失，郭朝阳必须按转让价的三倍赔偿给卢新生。6.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后，卢新生一次性将人民币180万元付清给郭朝阳。2012年3月26日，卢新生女婿施民服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郭朝阳指定收款人王飞支付180万元。之后，王飞代郭朝阳向卢新生出具收条，表示收到180万元整。郭朝阳对此表示认可。 另查明，卢新生在2013年6月28日履行合同时，万隆林场协助办理采伐指标及放行手续，卢新生也依照合同约定向万隆林场及其他相关部门缴纳了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罗冬运与万隆林场自愿订立《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其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确认。罗冬运与万隆林场签订《林木期货销售合同》并依约支付了木材期货首付款12万元，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之后罗冬运将上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郭朝阳，郭朝阳向罗冬运支付了转让款，万隆林场作为见证人对此知悉。然后郭朝阳又将上述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卢新生，虽未有书面文件确认万隆林场是否知悉，但卢新生在2013年6月28日履行合同时，万隆林场协助办理采伐指标及放行手续，卢新生也依照合同约定向万隆林场及其他相关部门缴纳了相关费用，由此可知万隆林场对卢新生承接本案合同权利义务是知悉的。因此，卢新生系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本案系林木期货销售合同，并不涉及森林资源的转让，也无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的权属变更，故不受万隆林场所称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约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案涉及关联交易，可能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万隆林场向卢新生履行二〇〇六年三月二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二、驳回卢新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万隆林场提交了一组新证据：证据一、信丰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1份；证据二、信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目的：万隆林场与罗冬运于2006年3月2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所涉及的林木价值未按规定进行评估，林业局对合同约定的价格不予认可，合同也未到信丰县国资办报批，该合同未生效。 卢新生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信丰县林业局和国资委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他可以管理林场，但是不能管理卢新生。就关联性而言，和本案无关。 卢新生也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8年6月29日卢新生与信丰县林业局产业股郭红平的2个电话录音光盘和文字，反映纠纷处理过程。证据二、网上下载的国务院总理李**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答记者问时有关尊重合同的讲话。证明目的：证明林业局对合同已经转让给了被上诉人，林业局是明知的，由此推断林场更是明知的，因为林场派了技术员等人去处理相关事宜。 万隆林场质证认为，上诉人是国有企业，转让国有资产，应当进行评估；信丰县林业局对案涉合同约定的价格不予认可，案涉合同也未向信丰县国资办报批，合同未生效；本案可以适用行政法规及依行政法规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 本院认为，万隆林场提供的两组证据是由国家机关提供，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证明案涉合同未经评估、未经报批涉及到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卢新生提供的两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的性质问题。二、案涉合同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三、本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现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问题 本案中涉及到的合同主要有4份，主要合同是2005年12月28日、2006年3月2日万隆林场与罗冬运签订的《期货销售合同书》《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该两份合同内容一致，后一份合同是在职工大会之后重新签订确认的。认定该合同的性质，应根据合同条款，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1、该合同不是期货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期货合同亦称定期合同，是当事人于将来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买进或卖出商品的书面约定。期货合同是一种标准化合同或格式合同，其商品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交货地点、结算方式都是以期货交易所或行业规定的内容进行交易，且期货合同必须在交易所内转让交易才生效力。本案中合同并不符合期货合同的特点，不是真正的期货合同。 2、该合同也不是劳务投资及管理合同。表面上看是罗冬运参与林场水口迳、勒木迳两个山场的经营管理而提供劳务，获取的收益是林场将两个山场间伐、主伐出材的木材按约定的价格销售给其的资格，但实际上是对山场林木的木材交易，一方先支付一笔货款，且货款在之后的木材销售款中分期扣抵。双方并没有就劳务投入及管理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具体的约定。 3、该合同是林木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明确本案的交易标的物是万隆林场的水口迳、勒木迳间伐、主伐出材的木材产品。万隆林场不转让水口迳、勒木迳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罗冬运参与经营管理，在林木生长和成材过程中，万隆林场将间伐、主伐出材的木材销售给罗冬运（郭朝阳、卢新生），价格以合同约定的为准。因此，一方支付货款，一方交付木材产品，符合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 （二）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 万隆林场与罗冬运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将影响后续转让给郭朝阳、卢新生的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案事实： 1、该份合同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06年2月15日，万隆林场召开职工大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同意将水口迳、勒木迳的林木资源以期货方式进行交易。之后，万隆林场与罗冬运签订《期货销售合同书》，合同内容与职工大会的会议纪要内容一致。因此，该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2、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该规定明确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万隆林场提出应当适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等，因相关条文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而且，本案交易的标的物是间伐、主伐出材的木材产品，而间伐、主伐的前提必须是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取得采伐许可证，所以，已经采伐出材的木材交易，不属于森林资源的转让，或者说，是已经经过批准的森林资源的转让，且万隆林场作为独立的法人，其业务范围包括林业产品销售，砍伐出材的木材产品交易属于其经营权范围。本案合同不属于必须经过审批才能生效的合同。《森林法》第十六条规定，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行。但对未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责任，法律没有具体规定。 3、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万隆林场二审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从一审所提出的关于原林业局长与当事人之一是亲属关系及所签合同与上报请示范围不符的理由，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内容事实上经过了林场职工大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共有16人签名确认。 因此，万隆林场与罗冬运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合法有效，其后的两份转让合同均合法有效，一审认定正确。 （三）关于涉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问题 本案合同签订后，双方都部分履行了合同。郭朝阳及卢新生均按照万隆林场的规划设计开展过间伐，由林场协助办理采伐指标、运输证等，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木材款和各种行政规费。按照合同约定，现已进入主伐期，因林场拒绝履行合同，遂成诉讼。合同合法有效，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履行。本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必须考虑法律和政策规定，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问题。 1、本案合同存在约定不明情形。根据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的《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9月10日发布、2011年1月8日修订）的规定，用材林的主伐方式为择伐、皆伐、渐伐，并对主伐的三种方式、每种方式采伐林木的蓄积量的数量或面积、采伐间隔时间等都作了规定。本案合同虽然约定了交易山场的范围和单价，但对主伐的方式、数量都无约定，虽然有2019年完成主伐，如不能完成则自然顺延的约定，但顺延的期限存在不确定性。关键还在于林木采伐的数量要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采伐计划、砍伐许可的影响，并非林场所能决定。上述不确定因素将影响合同的履行。 2、万隆林场在合同签订时存在过错。《森林法》第十三条规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2004年11月1日施行的《江西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国有、集体森林资源的转让应当采用拍卖、竞价、招标的方式并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禁止私下转让。2005年7月15日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下发《关于林改期间暂停森林资源流转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暂停国有林场森林、林木、林地的流转，一律停止对国有森林资源转让的审批。万隆林场作为国有林场，其经营管理的森林资源期货销售需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属于林业行政管理范围。现有证据表明，2005年12月4日，万隆林场向信丰县林业局呈交了《万隆林场关于森林资源期货销售的请示》并附《活立木资源期货销售方案》《活立木资源期货销售效益预测报告》，就本场森林采用活立木拍卖或经营权流转价位不高、变更经营合同难于取得各联营户支持，故决定将柏枧工区勒木迳山场造林地以期货方式进行出售以筹集资金，并确定了间伐和主伐的单价，向林业局请示。但无信丰县林业局已批复同意的证据。二审期间，万隆林场提交的信丰县林业局出具的《证明》中称：万隆林场与罗冬运于2006年3月2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所涉及林木价值未按规定进行评估，该合同约定林木销售价格我局不予认可。以及信丰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中称：万隆林场与罗冬运于2006年3月2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书》未来我办进行报批。万隆林场在未履行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就与罗冬运签订林木期货销售合同，而且山场的面积超过了所请示的面积。万隆林场未按规定完成内部报批手续，虽然其后果不能及于合同相对人，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效力，但林业行政管理问题将会实际影响到合同约定的山场林木采伐。 因本案的诉请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未就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提出诉请，为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解决双方讼争，万隆林场应积极成就条件，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如因万隆林场受林业管理相关政策的影响，出现不能从主管部门获批采伐指标等情况，导致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当事人可就合同是否解除及其法律后果承担问题，依法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本案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万隆林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考虑本案的执行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对一审的判决主文予以变更，以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向卢新生履行二〇〇六年三月二日签订的《林木期货销售合同》所约定的提供采伐指标、按规定采伐并销售给卢新生等义务。 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信丰县油山林场万隆分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训荣 审判员  王慧军 审判员  魏 巍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倩 书记员万苗苗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