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洁，女，196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述耀，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嫚，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静，女，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沂德，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毛洁因与被上诉人宁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178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毛洁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2.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600万元未实际发生，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偿还600万元；3.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691594.5元，且无需支付2016年9月30日之后的利息；4.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农行深圳东部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贷款600万元，出借给了上诉人，并据此判决上诉人归还借款600万元及利息，属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借款明细”中的第一笔借款，即被上诉人向农行申请的600万元贷款，一审依据“借款明细”认定上诉人向农行申请的600万元贷款出借给了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第一，借款明细中第一笔借款系农业银行罗湖中心支行，而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借款600万元系与农业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相关，而非农业银行罗湖中心支行；第二，借款明细中第一借款，系被上诉人自行手写，上诉人并未在该借款明细上确认。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600万元农行贷款用于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货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农行贷款项下的“合同书”和“购销合同”是虚假的，且没有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向农行借款600万元，期间农行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贷款用于公司贸易的背景文件，故被上诉人向农行提交了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地文化公司）和深圳市润通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通元公司）之间的“合同书”和“购销合同”。但实际上，上述“合同书”和“购销合同”是虚假的，且没有实际履行；其次，上述“合同书”和“购销合同”在一审法院当庭质证时，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复印件，没有原件；最后，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因案件审理多项证据均与极地文化公司有关，且极地文化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上诉人据此请求一审法院追加极地文化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以便查明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3.《代持协议》与涉案600万元借款没有法律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据《代持协议》认定上诉人应对上述600万元承担清偿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代持协议》约定“甲方（上诉人）在经营管理公司过程中发生的个人借款和以公司名义的银行借款和私人借款也由甲方（上诉人）承担全部偿还责任”。该约定原意为：上诉人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以毛洁名义的个人借款或者以极地文化公司名义的借款，由毛洁承担还款责任。该《代持协议》旨在表明股权代持期间上诉人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上诉人个人借款及以公司名义的借贷，被上诉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本案中被上诉人600万元贷款，系以被上诉人宁静以其自身名义进行的银行贷款，既非公司股权代持期间发生的上诉人个人借款，也非以公司名义的借款。一审法院对《代持协议》中上述条款内容进行了扩大解释，混淆了事实。4.2013年10月12日“借条”和2015年3月4日“声明”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将600万元出借给了上诉人。首先，上诉人出具上述“借条”和“声明”后，上诉人并未收到600万元借款；其次，被上诉人未提交如银行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用于佐证上述借条中的借款600万己经实际交付上诉人。故上述借条等文件只能证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向，并不能证明借款实际发生；再次，上述“借条”和“声明”等证据，在另案农业银行深圳东部支行与宁静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均已审查（见证据：盐田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4至第6行）；最后，盐田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和深圳中院（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93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被上诉人是农行贷款6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并判决被上诉人宁静偿还农行贷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依据上述“借条”及“声明”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了6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5.一审法院认定极地文化公司从被上诉人600万贷款中受益，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如前述，极地文化公司和润通元公司之间的“合同书”和“购销合同”是虚假的，且双方没有实际履行，极地文化公司不存在向润通元公司采购货物的事实；其次，如前述，上述“合同书”和“购销合同”在一审法院当庭质证时，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复印件，没有原件，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对上述“合同书”和“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最后，被上诉人600万元农行贷款，由农行转账付入被上诉人指定的庄树潮的银行账户（即：收款人庄树潮;开户行农行深圳分行;收款账号62×××12。详见证据“个人贷款资金支付授权委托书”）。上述600万银行贷款，并未付入极地文化公司账户或其指定账户。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极地文化公司600万借款中受益，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宁静的答辩意见：一、毛洁拖欠宁静的借款本金应为1392万元。原判决中毛洁拖欠宁静的借款本金为1392万元，该借款本金金额系宁静与毛洁核对后由毛洁签字确认，但因时间久远、证据缺失，导致原判决只支持其中的600万元。二、原判决认定的600万元借款与农业银行深圳东部支行起诉宁静、毛洁、范×云及李×萍（案号（2015）深盐法民二初第1224号）涉及的600万元借款为同一款项，农行600万元借款系毛洁一手操办，且600万元款项全部由毛洁使用。宁静对案件涉及的整个借款过程毫不知情，毛洁是在农行中心支行营业处让宁静在空白处签名。作为房产抵押人的李×萍多次在法庭上确认不认识宁静，李×萍确认是毛洁让其签署一系列空白文件。范×云在法庭上确认不认识宁静，其是为毛洁做担保的。关于极地文化公司与润通元公司之间的“合同书”和“购销合同”，由于毛洁为极地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农行600万元借贷系其一手操办，毛洁亦出具声明借用宁静名义向农行贷款，至于“合同书”和“购销合同”是否虚假，是由毛洁一手操办，与宁静无关。三、本案涉及600万元款项与农行东部支行起诉的600万虽为同一款项，但法律关系显然不同。四、毛洁向宁静出具的“代付款委托书”及“宁静代付款核对确认汇总表”是毛洁真实意思表示，根本不存在作伪证情形。没有证据证明宁静私刻极地文化公司公章、财务章、毛洁私章。“代付款委托书”出具时间是2014年10月1日，是毛洁对之前其委托宁静代付款的确认。毛洁作为极地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用自己的章在“宁静代付款核对确认汇总表”盖章确认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五、国家对职业放贷人有非常严格的定义，毛洁拖欠宁静巨额款项未还，直接导致宁静因无法清偿行东部支行执行款而被盐田法院司法拘留十五天，毛洁非但不履行其作为真实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反而在本案中中伤、污蔑宁静为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宁静的原审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392万元及利息167.04万元（自2014年10月1日起按6%年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一）原、被告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有长期的资金往来。原告曾向被告提供多笔个人借款。2014年10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借条》和《毛洁借款明细》。《借条》记载截止2014年10月1日为止，被告个人共计借原告人民币1392万元，以上金额双方以原借款清单合计为准，经双方确认。《毛洁借款明细》记载，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如下：1、农业银行个人贷款600万元（宁静个人借款）已借给毛洁个人；2、招行原借款到期毛洁借宁静个人330万元；3、宁静汽车粵BN×××J抵押借10万元借给毛洁个人；4、宁静名下2套房抵押借款452万元借给毛洁个人。同时上述借条还注明“深圳极地文化传播公司一直由毛洁负责经营管理，宁静只是代作法人，本月股权及法人变更。在宁静任法人期间全部税款是毛洁经营，由其承诺全权负责，承担一切责任”等。此后，被告毛洁于2014年10月13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人民币5万元；于2014年10月19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人民币10万元此外未再还款。原告催款未果，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二）2012年8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确认借到原告人民币300万元，借期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该借条其后备注“延期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以及“招行信贷”。(三）2013年9月24日，原告作为借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作为贷款人，被告作为保证人，案外人范×云和案外人李×萍作为抵押人，共同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借款600万元，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本，按月付息；被告为原告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于2013年10月12日发放贷款500万元，于2013年10月18日发放贷款100万元。2013年10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借到原告人民币600万元，借期2013年10月12日至2014年10月10日，农行信贷。2015年3月4日，被告出具《声明》，称其借用原告名义在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一事与原告无关，所有的借款中出现法律纠纷由被告一人承担。上述两笔贷款到期后，原、被告均未能依约按期足额还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遂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上述《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并要求借款人、保证人及抵押人偿还借款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于宁静、毛洁、范×云、李×萍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二、宁静于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973409.73元和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5年1月4日，利息（含罚息、复利）为人民币107245.99元，自2015年1月5日起，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的约定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毛洁对宁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宁静于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和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5年1月4日，利息（含罚息、复利）为人民币26771.68元，自2015年1月5日起，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的约定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毛洁对宁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如宁静逾期未还款，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有权就依法处分抵押物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大冲村××花园×栋××号房产（深房地字第**）、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广场×栋××号房房产（深房地字第**和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新村住宅共四层房产房产（深圳房地字第**得价款优先受偿，不足部分由宁静继续清偿。毛洁、李×萍不服，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变更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宁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973409.73元和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5年1月4日，利息（含罚息、复利）为人民币107239.15元，自2015年1月5日起，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的约定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罚息不再计收复利，毛洁对宁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变更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宁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和利息（含罚息、复利），截至2015年1月4日，利息（含罚息、复利）为人民币26650元，自2015年1月5日起，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的约定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对罚息不再计收复利，毛洁对宁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毛洁的其他上诉请求；六、驳回李×萍的上诉请求。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因该案各付款义务人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向深圳市盐田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依法执行了抵押物。抵押人范×云已另案提起诉讼，向本案原告追偿。(四）2014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借条，确认借原告人民币10万元，利息已付6000元（2个月），时间2014年7月10日至2014年9月9日（押车N××J)。(五）2012年6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代持协议》，约定被告由于个人原因不愿公开进行工商登记，由原告代持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0%股权及代名法定代表人一职，原告只代持股代挂名，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公章及原告法人私章由被告妥善保管；被告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个人借款和以公司名义的银行借款和私人借款也由被告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及一切法律责任等。2012年6月26日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毛洁变更为原告宁静。2014年10月29日日，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宁静变更为被告毛洁。(六）原告于2008年2月2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785000元，于2008年3月26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150万元，于2008年4月10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00万元，于2008年7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185000元，于2010年1月4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15万元，于2011年1月27日向被告转账支付50万元，于2011年2月1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0万元，于2012年1月13日向被告转账支付170万元，以上共计792万元。原告主张上述转账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借款。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其自2007年11月至2013年9月期间向被告转账7776459.80元及向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主张上述9776459.80元为原告担任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期间的对公账务，与原、被告之间的借款无关；以及其向诸多案外人转账12969970元的转账凭证，主张系其受被告委托支付的款项。被告毛洁于2007年至2014年期间，亦向原告宁静的银行账户多次转账，总金额达28559109.3元。其中于2014年10月1日出具借条之后的转账仅两笔，共计人民币15万元。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加盖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毛洁私章的《宁静代付款核对确认汇总表》。该汇总表记载宁静经确认代付款在2007年为728970元，2008年为5405076.30元，2009年为5019975元，2010年为2747069元，2011年为2979500元,2012年6197020元,2013年为3506690元，2014年为1176800元，合计27761100.30元。(七）庭审中，原告确认：借款明细中的第一笔借款对应被告2013年10月12日出具金额为600万元借条，也是（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93号民事判决的涉案贷款，贷款银行起诉前的贷款利息由被告偿还；借款明细中的第二笔借款对应被告2012年8月1日出具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条，该借款于2008年2月2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人民币785000元，于2008年7月25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185000元；借款明细中的第三笔借款对应被告2014年7月11日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借条，该款原告于2011年2月15日转账支付被告；借款明细中的第四笔借款借条被被告收回，借款于2008年3月26日转账支付150万元，于2008年4月10日转账支付100万元，于2011年1月27日转账支付50万元，于2012年1月13日转账支付17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本案的焦点在于：一、原告出借给被告借款的本金数额；二、被告在2007年至2014年10月期间对原告的转账是否均系被告对原告的还款；三、借款的利息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原告虽提交了被告2012年至2014年期间出具的多张借条，但除了借款明细中的第一笔之外，其他的借条均与借款支付凭证无法对应，第二笔借款借条时间为2012年8月，而借款转账凭证时间为2008年的2月和7月；第三笔借款借条时间为2014年7月，而支付借款的转账凭证时间为2011年2月，第四笔借款除2014年10月1日的借款明细外，并无借条佐证，原告所提交支付借款的四笔转账凭证时间跨度长达四年，且原告对于第二笔、第三笔和第四笔借款具体的款项来源经法院询问，仍不能作出明确说明，也不能提交抵押房产、车辆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对原告诉请的二、三、四笔借款共792万元，法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转账凭证与借条时间逻辑存在矛盾，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原、被告双方之间长期存在款项往来，经济关系复杂，故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实际支付上述792万元借款。关于借款明细中的第一笔借款，即原告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部支行申请的600万元贷款，被告虽主张原告没有将该贷款支付给被告，但依据原告所提交的贷款支付凭证，上述贷款用于支付深圳极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货款。而原、被告双方在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代持协议》中约定在被告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个人借款和以公司名义的银行借款和私人借款由被告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在2013年10月12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部支行发放第一笔贷款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到原告人民币600万元。且被告在2015年3月4日，再次出具书面《声明》，确认上述贷款是其以原告名义所借，相应责任由其承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从农业银行东部支行贷款的600万元虽不是直接支付给被告，但系由被告的公司收益，被告对此作出个人承担该笔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该笔600万元的农业银行贷款应认定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至于被告向银行代偿的款项，被告可另行向原告主张权利。综上，法院认定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借款为人民币600万元，原告主张的其他借款，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焦点，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曾在深圳极地文化传播公司任职，且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长期多笔的资金往来。被告提交了2007年至2014年期间向原告转账的多笔转账记录，主张其偿还原告借款本息总计28959109.3元。但其中在2014年10月1日被告出具借条确认借原告1392万元之后支付的仅有15万元。被告已经还清借款的辩解意见与其2014年10月1日出具《借条》和《毛洁借款明细》的行为显然相互矛盾。其主张2007年至2014年期间向原告转账的多笔转账均系偿还借款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对被告2014年10月1日之后的两笔转账15万元，被告主张为还款，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为其他用途,故对上述两笔转账支付原告款项，应视为被告偿还原告的借款。因此，被告还应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为人民币585万元。关于第三个焦点，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就涉案借款约定了利息，故其请求被告自2014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但被告于2013年10月12日出具的借条载明60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0日，故被告应自2014年10月11日起对逾期偿还的借款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计至2016年9月30日逾期利息为人民币691594.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毛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静借款人民币5850000元；二、被告毛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静逾期偿还借款585万元的利息691594.5元（利息计至自2016年9月30日，其后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付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宁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15342元，由原告负担66946元，被告负担48396元。案件受理费原告已经预交，法院不予退还，被告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迳付原告。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6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是否已实际向上诉人支付。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其他认定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不再审查。上诉人主张其虽于2013年10月12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到被上诉人600万元，但事后并未实际收到借款。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4日与农业银行签订额度为600万元的借款合同，农业银行于2013年10月12日发放贷款500万元并数日后发放贷款100万元，上诉人于银行发放贷款当日向被上诉人出具600万元《借条》，在时间和金额上均与被上诉人向农业银行贷款的情况相吻合，结合上诉人于2015年3月4日出具《声明》述称其借被上诉人名义向农业银行贷款的情况，被上诉人主张该600万元银行贷款实际为上诉人使用，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故被上诉人已实际向上诉人支付600万元借款。上诉人主张未收到款项，但对其2015年3月4日出具《声明》的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综上所述，上诉人毛洁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7591元，由上诉人毛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赵敏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