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2民初12445号 原告：沈阳万业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上蒲河村，注册号210114000063441。 法定代表人：王纯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威，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戈，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81766862X8 负责人：刘志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慧，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阳市电信工程公司，住，住所地铁**滑翔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263255400D。 法定代表人：宋春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策，男，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沈阳乾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云集街**1-1-20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6753385529。 法定代表人：王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雨佳，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项东，男，1975年1月24日出生，住沈阳市铁**。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雨佳，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阳万业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业达公司）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第三人沈阳市电信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沈阳乾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峰公司）、项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由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业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纯远、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威及郭戈、被告联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慧、第三人电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策、乾峰公司及项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雨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业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1039542.4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2年12月31日起以1039542.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3月6日360072.94元，最终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0-2014年间，原告与电信公司签订若干《建设工程分包施工合同》，承建该公司大东区局盛京帝景小区等项目的光缆综合工程，每项工程的合同签订后，原告都保质保量施工，如约完成并通过工程竣工验收。2014年11月2日，经双方对账，电信公司尚欠原告工程款1039542.4元。2014年12月10日，电信公司将该笔欠款全部转付给被告。期间原告曾多次催告，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返还该笔款项。同时，被告系原告承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被告拒不支付工程欠款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现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本案诉至贵院，请求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被告联通公司辩称，经核实，乾峰公司与联通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甲方（联通公司）指定乙方（乾峰公司）为3G、2G、固话业务代理商，截止至2014年11月12日，乾峰公司共拖欠联通公司营业款1039542.4元，鉴于电信公司欠原告工程款，经原告与乾峰公司负责人项东协商，原告同意以工程款代乾峰公司偿还上述营业款欠款，为此2014年11月12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同意电信公司将欠原告的工程款1039542.4元付给联通公司，该份情况说明有原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还有乾峰公司原股东项东的签字。2014年12月10日，电信公司将1039542.4元转账给联通公司。联通公司收到该笔转款后，冲抵了乾峰公司欠付联通公司的代收营业款。联通公司认为原告作为工程款权利人有处置权，其出具书面材料明确同意电信工程公司付款给联通公司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代偿乾峰公司营业款欠款是原告权利处分的具体体现，明显不属于非本人意愿造成的利益损失，而且原告的代偿行为乾峰公司也是认可的，同意转款的数额与乾峰公司欠款数额完全一致，联通公司接收款项并实际上将该笔款项冲抵了乾峰公司的欠付代收营业款，故联通公司接收此笔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亦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告要求返还没有法律依据。另外，不当得利属于债权之诉，原告同意电信公司向联通公司转款是2014年11月12日，电信公司转款给被告联通公司的时间是2014年12月10日，原告主张返还该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求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 第三人电信公司述称，一、2019年2月27日，我司按大东区人民法院要求出庭了万业达公司诉我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当庭我司出具了由王纯远即万业达公司总经理和项东亲笔签名并按有手印，盖有万业达公公司公章的一份情况说明，说明里明确说明万业达公司同意将我司欠其的工程款1039542.4元转给联通公司，与说明一同出示的还有一份相应也是有王纯远和项东亲笔签名并按有手印的与这笔工程款相对应的工程明细表，同时，我司还当庭出具了相应的财务记账凭证，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以及有时任部门经理、财务经理、法人签字的，我司内部的内部预算内事项申请表。综上所提供的证据，该笔工程款是在王纯远和项东本人要求并授权和同意的前提下，我司才将1039542.4元转给联通公司；二、由于我司证据确凿，大东法院的法官当庭判决是驳回万业达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但法官考虑到万业达公司的诉讼成本，如宣判出判决书，则案件受理费3211元，由原告万业达公司负担。所以法官建议原告万业达公司当庭撤诉，因为这样受理费可以减半收取，于是大东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为准予原告万业达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3211元，减半收取1605.5元，由原告万业达公司负担；三、综上所述此纠纷实际与我司已无任何责任，我司与万业达公司只是分包合作关系，我司与联通公司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我司与乾峰公司无任何关系。综上所述，我司只是应和平法院传票要求出庭此次庭审同时也本着尊重事实原则，将我司提供的材财务证据原件带来。 第三人乾峰公司、项东均述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4年11月12日，联通公司、电信公司及乾峰公司及原告四方结算确定工程款的给付方式，同时于2014年12月10日给付完毕，此后原告未提出任何的诉讼主张。截止到本案开庭时止，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向联通公司主张权利，案由为不当得利，在与电信公司未明确建设工程合同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属于基础法律关系未予认定，不应当在本案中缺失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三、第三人乾峰公司与与本案的原告之间有经济往来关系。在结算之后，本案的原告又与第三人乾峰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由第三人乾峰公司为本案原告在五爱街铺设管网线路以上的种种经济往来过程中。本案原告均没有向第三人乾峰公司或者是项东支付任何的合同款，实际上是与电信公司早在2014年之前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因该笔债权本案原告无法取得基本形成呆死账。所以原告委托项东以项东和乾峰公司欠联通公司的款项与该笔债权抵顶，事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及账目也进行了抵顶，双方互不拖欠。据此第三人认为不能判准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原告称，被告联通公司作为发包方将光缆工程发包给第三人电信公司，后电信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万业达公司并形成若干《建设工程分包施工合同》，由万业达公司负责具体施工。就该工程的各方主体地位，联通公司及电信公司均无异议。在施工完毕后，万业达公司与电信公司进行结算，工程款合计即案涉款项，双方于庭审中均予以确认，且提供了核算日期为2014年11月12日的《万业达通信工程明细（项东）》，载明了十项工程合同名称、分包金额，十项分包金额总计即案涉款项数额，下方由项东签字并捺印。 2.同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沈阳万业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同意将沈阳市电信工程公司欠本公司工程款1039542.4元转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特此说明。下方由原告万业达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王纯远签字，第三人项东签字。原告万业达公司称其出具《情况说明》的目的系因其与电信公司另存在案外工程款尚未结算，亦含案涉工程款，而电信公司怠于给付，故通过项东的个人关系按其要求将该款先行转至联通公司账户后，再由联通公司将案涉款项转给原告，并称在其出具该说明时与项东刚结识。而项东称因其与原告存在案外债权债务，在双方一致商榷下，原告同意将案涉款项转至联通公司名下以清偿项东负责的乾峰公司尚欠联通公司的营业款，从而抵消其与原告的债务关系。联通公司认可收到案涉款项系清偿乾峰公司欠付的营业款。电信公司称在万业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已通过《情况说明》盖章签字确认的前提下才向联通公司进行的转账。 3.2014年12月10日，电信公司将案涉款项转至联通公司名下。 4.2019年1月25日，原告万业达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将电信公司诉至大东区人民法院，并于2月27日提出撤诉申请，同日，该院作出（2019）辽0104民初1488号民事裁定，准予万业达公司撤回起诉。原告称，在该案诉讼期间才对案涉款项的具体转让时间知情，并以此否定其本案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5.2012年5月23日，联通公司与乾峰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约定乾峰公司成为联通公司的2G、3G、固话业务代理商，代理收取客户营业款，并按期将该款存入联通公司指定账户。联通公司称，其收取的案涉款项为截至2014年11月12日乾峰公司欠付联通公司的营业款金额，并提供财务系统中的明细账截图，其中摘要处载明“收铁西乾峰通信11月现金营业款”，同时，联通公司亦提供了与乾峰公司履行上述代理协议中2012年、2013年的财务系统明细账。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系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及庭审查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联通公司是否构成不得当得利；2.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联通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取得案涉款项，并称该款收款事由系截至2014年11月12日乾峰公司尚欠联通公司的营业款，二者数额一致，并向法庭提供了联通公司财务系统明细截图，就其与乾峰公司的合作关系，亦提供了《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证据，故本院认定双方存在该代理服务关系。而原告与电信公司形成的工程明细中记录的结算工程款数额与之一致，《情况说明》的出具亦表明原告对此转让事实的知情，且工程明细及《情况说明》的记载日期均为2014年11月12日，该日期与联通公司的该笔营业欠款截至月份相同，且彼时项东作为乾峰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故结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款项实系联通公司为结清其对乾峰公司的营业款债权而收取，原告就联通公司对该款项的取得亦知情，因此，联通公司取得案涉款项具有法律依据，并非构成不当得利。 关于原告主张其出具《情况说明》的目的系因电信公司怠于给付，故通过项东的个人关系按其要求将该款先行转至联通公司账户后，最终由联通公司将案涉款项转给原告，但原告作为权利主体，其处分自身权利时应审慎且就受让主体取得款项的事由知晓并能够清晰表述，而庭审时原告称并未听说过乾峰公司，若原告在同意联通公司取得案涉款项后积极与之沟通协调，定能够分辨出联通公司取得款项的具体事由，从而知晓乾峰公司的存在。另，如按其表述最终由联通公司为原告付款，应将该内容明确写入《情况说明》中或由联通公司作出承诺，而该《情况说明》中未有任何体现，且其称在出具《情况说明》时，刚刚与项东结识，而与陌生人合作来处分如此巨额财产又未明确写明款项“最终应予返还”等内容，显不符合常理。原告在同意电信公司转款给联通公司且现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现已消灭，时隔多年，又主张联通公司应负返还义务，其并未向法庭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2日，该《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原告同意电信公司将案涉款项转给联通公司，故其应知晓案涉款项存在随时转入联通公司的“风险”，且应随时关注该笔款项，因此，该债权的诉讼时效自该日起计算，至2017年10月1日起民法总则施行，已超过二年，原告并未提供债务关系存在中止、中断事由的证据，故其诉讼时效应按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标准计算，现显已超过时效。而原告关于2019年大东区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对此事知晓的主张，显不符合逻辑经验，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阳万业达通讯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397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亮 人民陪审员  周苏阳 人民陪审员  徐海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霍骏升 书记员王皓然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