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2民初11242号 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苗，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住所地福州市古田路**名流大厦。 负责人：杨远达。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婕，女，银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雨馨，女，银行职员。 第三人：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利嘉诚**综合层第**第20商场C1-01 法定代表人：赖天送。 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民终2974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受理后，重新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追加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公司”)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东支行”)、第三人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怡亚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屏、张新苗，建行城东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雨馨到庭参加诉讼。华源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公告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怡亚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建行城东支行立即向怡亚通公司支付索赔款9997816.08元；2.判令建行城东支行赔偿怡亚通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其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5月19日为670059.11元)；3.诉讼费用由建行城东支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怡亚通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与华源公司签订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经销商）》，就华源公司向怡亚通公司采购联想品牌的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等产品作出了约定。同日，双方在《合作协议（经销商）》项下，签署了《供应链服务协议》，针对电脑类货物采购及具体货款支付期限等进行了进一步约定。2015年10月14日，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B字21号的《履约保函》，为华源公司就上述合同提供不超过1000万元的履约保证，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2015年11月30日，因华源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催促未能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怡亚通公司依照《履约保函》的要求，向建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总计索赔金额为9997816.08元，并于2015年12月15日前往建行城东支行处由建行城东支行工作人员对于包括《履约保函》在内的合同原件、拍照件、扫描件进行核对确认。根据《履约保函》的约定，建行城东支行应于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及《履约保函》原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保函金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向怡亚通公司付款。但是，经多次沟通，建行城东支行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向怡亚通公司付款，并已造成怡亚通公司的资金损失。鉴于此，怡亚通公司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履约保函》关于诉讼管辖的约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建行城东支行辩称，一、《合作协议（经销商）》与《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存在重大差异，《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收货确认单》并非《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不属于建行城东支行的担保范围，不应作为认定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怡亚通公司称《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在《合作协议（经销商）》项下对电脑类货物采购及具体货款支付期限等进行进一步约定，两份协议是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于同日签订，但签订地点居然相差甚远（分别为福州、北京），且华源公司向建行城东支行申请开立保函时仅提交了《合作协议（经销商）》及补充协议，建行城东支行直至怡亚通公司索赔时才得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还签订了《供应链服务协议》。建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书及索赔材料（即怡亚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后，进行了审查，发现以下问题： 1.《合作协议（经销商）》与《供应链服务协议》在有效期、合同条款、附件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差异（详见附件：《与主要条款差异》）。 2.《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2《销售合同》与《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完全不同。 3.金额为6518722元的《收货确认单》首部载明：“我公司与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而本案原告为深圳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因此，建行城东支行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并非《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不应作为认定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若将《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视为《合作协议（经销商）》的附件或补充协议，则违背了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出具保函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建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索赔通知书及索赔材料（即怡亚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之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6年1月18日回函怡亚通公司提出了异议（详见建行城东支行提交证据二）：“建行城东支行开具保函担保范围为：在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贵公司提交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并非履约保函担保范围中《合作协议》的附件。而《合作协议》中也并未约定《供应链服务协议》为《合作协议》的附件或补充协议。请贵公司予以说明，并补充提交能够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项下订单在我行担保范围内的材料”，但怡亚通公司至今未对建行城东支行进行任何书面回复。因此，不存在怡亚通公司诉称的“经多次沟通，建行城东支行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向怡亚通公司付款，并已造成怡亚通公司的资金损失”的情况。建行城东支行未及时履行担保义务是因为怡亚通公司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债权，根据案涉保函第六条“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主张”的约定，担保法第二十条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建行城东支行未按怡亚通公司要求的金额作出赔付，不属于违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怡亚通公司之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 华源公司未发表意见。 怡亚通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合作协议（经销商）》、《供应链服务协议》、《履约保函》、《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及《收货确认单》、《索赔通知》、《签收确认单》及《核对确认单》、2015年12月3日及2015年12月29日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发的函、《确认章授权书》、《发货声明函》、《CDC转储说明函》、《货物签收委托证明》、联想物流配送单、增值税专用发票。 建行城东支行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补充协议》、《函》及EMS寄件单。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查，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讼争双方的庭审陈述及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出如下认定： 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在福州签订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内容为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进行货物采购及支付货款，华源公司负责采购货物的销售责任。采购供应商为联想公司，货物为电脑、数码、手机及通讯器材类商品。采购货物前，华源公司须向怡亚通公司提供银行履约保函，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的资信和保函额度给予其相应的信用额度，双方结算事宜，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方式或期限进行结算；华源公司在《销售合同》约定期限内付款，逾期付款的，怡亚通公司有权要求履约保函出具银行支付货款，并终止本协议，怡亚通公司亦可同时要求华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采购前，怡亚通公司根据华源公司发出的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进行评估、认定，华源公司就对方认可的采购需求签订《销售合同》，信用额度起算日以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日期为准。怡亚通公司根据采购货物清单和销售合同，核定华源公司当日可用额度可用满足采购需求的货款金额，向联想公司完成付款采购。货物发运方式为怡亚通公司委托联想公司发运至华源公司指定地址，怡亚通公司不承担货物交付验收中的毁损、灭失、保管等风险，该风险在华源公司收货前由联想公司承担，收货后转移到华源公司。华源公司承担怡亚通公司和联想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买方”的全部义务的可能发生的纠纷，包括不限于货物质量、延迟交货等。协议自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0月9日，为期一年。 该《合作协议》的附件包括《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客户印鉴卡、提（收）货授权委托书、《货物价格体系通知函》等空白范本。在《采购需求货物清单》范本中载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司依据编号为EASZ-FZHY-2015《福州华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现我司需向贵司采购如下电子产品……附：委托采购明细……”，“委托采购明细”包含了品名、规格型号（颜色）、数量（台）、单价（元/台）、含税金额（元）等具体项目；在《销售合同》范本中列明买卖双方为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其中的货物清单包含了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内容。 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还在北京签订了编号为EASZ-FZHY-2015的《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怡亚通公司作为华源公司的代理人，按照华源公司与联想公司确定的条款向联想公司进行采购；怡亚通公司按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华源公司交付货物；怡亚通公司收到联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华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向华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改变其代理性质，其仍只是代理华源公司采购货物。前述三项统称怡亚通公司提供的“供应链服务”内容。华源公司就每批委托代理采购货物编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须经怡亚通公司认可，后者在认可的货值范围内提供供应链服务。该协议项下货物仅限于联想消费电脑笔记本、台式机、一体机。华源公司在约定时间付款，华源公司在联想SEC系统中确认签收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怡亚通公司基于华源公司的信用及银行出具的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授予华源公司信用额度。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3月31日，为期一年。双方认可《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协议附件。 该《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列明买方华源公司、卖方怡亚通公司，载明怡亚通公司代华源公司向联想公司采购货物并销售给华源公司，并对付款日期、货物型号、数量、价格、单价、总价等作出具体约定。 2015年10月12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就2015年10月9日订立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简称主合同）补充约定，华源公司需开立一张期限为三个月、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履约保函作为主合同的担保。 2015年10月14日，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开具了编号为2015年建闽东房保函-1B字21号的《履约保函》，载明因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建行城东支行接受华源公司申请，就华源公司履行前述合同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保函有效期至2016年1月14日；保函有效期内，若华源公司违反EASZ-FZHY-2015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建行城东支行在收到怡亚通公司提交的符合条件的保函原件及索赔通知后五个工作日，以前述保证金额为限支付索赔金额。怡亚通公司在索赔通知内应列明索赔金额、说明华源公司违约事实，并声明华源公司并未支付索赔款项；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保函无效，华源公司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建行城东支行均有权主张。 保函出具当日，怡亚通公司和华源公司签订订单号为FZHY20151014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内容为：根据双方于2015年10月9日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编号为EASZ-FZHY-2015），怡亚通公司代华源公司向联想采购以下货物并销售给华源公司：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200U4G50010H的联想产品877件、单价3967.04元、总价3479094.08元；型号为LenovoG50-80BKCI75500U4G1TB10H的联想产品1400件、单价4656.23元、总价6518722元；合计9997816.08元。交货地点为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武警训练基地华鹏飞；付款方式为现金；付款日期按照怡亚通信用账期计算；收货方式见收货章备案；本订货单为《供应链服务协议》之附件，如与《供应链服务协议》有冲突之处以《供应链服务协议》的约定为准。 2015年10月16日，前述FZHY20151014号《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分别由怡亚通公司和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物流配送至产品订货单约定的交货地点，《联想物流配送单》上载明的产品名称、型号、数量等与订货单一致。 2015年11月5日，华源公司出具两张《收货确认单》，内容为其已经收到编号FZHY20151014的产品订货单项下的货物。该确认单所载的货物金额、型号、单价、数量等均与订货单列明的一致。华源公司在确认单上加盖收货专用章。经查，2015年10月9日，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曾在《发货声明函》中确认：怡亚通公司委托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货，货物由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联想CDC库位转储，后者转储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供应链服务协议》的交货义务。华源公司亦同时向怡亚通公司出具了《CDC转储收货说明函》，称因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其为关联公司，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签约、采购，实际付款人为华源公司，因联想公司与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约消费产品，故货物将由怡亚通公司的联想CDC库位转储至后者的计通虚拟联想CDC库位，以便华源公司进行销售下游分销及报号处理。 另查明，2015年9月18日至2015年9月23日，怡亚通公司向联想公司采购型号为LenovoG50-80BKCI55200U4G50010H的联想笔记本电脑产品9044件、型号为LenovoG50-80BKCI75500U4G1TB10H的联想笔记本电脑4223件。 2015年11月30日，怡亚通公司向建行城东支行发出《索赔通知》，称其已经完成交货义务，但华源公司未支付货款，要求建行城东支行承担担保责任，支付货款9997816.08元。 2015年12月3日，建行城东支行对怡亚通公司发函，告知华源公司经营不善，要求怡亚通公司终止履行《合作协议》项下义务。 2015年12月15日，建行城东支行就怡亚通公司提交的包括《履约保函》、《合作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收货确认单在内的履约证明文件进行原件核对。 2015年12月29日，建行城东支行发函予怡亚通公司，要求怡亚通公司就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未签字、物流配送单的收货单位为华源公司的关联公司计通公司及收货备案章情况补充材料。 2016年1月8日，建行城东支行又发函告知怡亚通公司，履约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合作协议》及附件，要求怡亚通公司提供材料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及《怡亚通产品订货单》为担保范围。 本案争议焦点为：《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否系讼争《履约保函》所担保的对象？ 怡亚通公司认为，《合作协议》与《供应链服务协议》仅存在一些表述上的不同以及笔误，《合作协议》是框架协议，《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具体协议，二者编号完全一致；《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的货品范围包含于《合作协议》之中；二者均约定了华源公司提供履约保证；《合作协议》本身是一个框架协议的性质，并无具体的产品、数量、价格和货款的约定，而《供应链服务协议》则是针对具体采购货物的具体协议，附属于《合作协议》项下，只是怡亚通公司与华源公司所签署的具体协议没有采用《合作协议》附件的销售合同的名称；《合作协议》是建行城东支行认可，并提供了履约保函的，怡亚通公司不可能不履行一份有银行保函担保的协议，这不符合逻辑。《履约保函》担保的是一个具体交易行为而不可能是担保一个框架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双方用了《供应链服务协议》，其实际上就是履行了《合作协议》。建行城东支行不应仅以合同名称为由否认实际履行情况进而推脱其应当履行的担保责任。 建行城东支行认为，在出具履约保函时，华源公司仅向其提供了《合作协议》，而之后提交的《供应链服务协议》从未向其提供过，在保函开出一个月内怡亚通公司就向其提出了索赔，其却从未收到收到任何交易信息。《合作协议》是一个框架协议，但怡亚通公司的《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并非只是如怡亚通公司所说的名称不同。 本院认为，第一，应根据合同条款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来确定各协议间的关系。首先，《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在《合作协议》中，华源公司是怡亚通公司的经销商，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在《供应链服务协议》中怡亚通公司是华源公司的代理人，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其次，两协议的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不同：《合作协议》按照《销售合同》约定的方式或期限进行结算，华源公司在怡亚通公司给予的信用额度到期日前将相应货款支付至怡亚通公司账户；而《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华源公司在下单后60日内将相应货款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给怡亚通公司。再次，两协议的货物交付与验收方式不同：《合作协议》约定怡亚通公司委托供应商直接将货物发运至指定的收货地址，华源公司收到货物后向怡亚通公司提供货物的签收证明；《供应链服务协议》系约定华源公司提取货物后在联想SEC系统中确认签收即视为怡亚通公司完成交货义务。此外，两份协议在附件内容、对银行保函的要求、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亦不相同：如《合作协议》的附件为《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客户印签卡》、提（收）货授权委托书、货物价格体系通知函，但《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为《怡亚通产品订货单》；《合作协议》要求华源公司在采购货物前向怡亚通公司提供一般银行履约保函，但《供应链服务协议》要求银行出具的是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 经对比，《供应链服务协议》与《合作协议》的编号虽然相同，但是从合同条款来看，两份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不相同且不互补，两协议各自独立，不构成一个合同整体，《供应链服务协议》不能视为《合作协议》项下的某一类产品的销售合同。 第二、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务应依据主合同确定。涉案履约保函已明确建行城东支行就华源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华源公司与怡亚通公司业已明确《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为《合作协议》之附件。故建行城东支行之保函所担保的主合同系《合作协议》及《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等附件合同。 虽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文本与《采购需求货物清单》文本、《销售合同》文本均载有货物型号、数量、单价、总价等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但是上述要素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两文本可相互替换，更不意味着《供应链服务协议》、《合作协议》与附件之间的归属关系可以改变。既然建行城东支行之保函所担保的合同已经各方所作的附件文件得以明确，那么主合同的范围就不应再扩大解释为与《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的性质相同或要素相同的合同，譬如本案涉及的《怡亚通产品订货单》。 本案怡亚通公司以华源公司不履行《怡亚通产品订货单》的付款义务向建行城东支行提出索赔，但建行城东支行并未对《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怡亚通产品订货单》项下交易所产生的债务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在不能证明涉案债务因《采购需求货物清单》、《销售合同》产生的情况下，建行城东支行有权拒绝承担不属于《合作协议》项下债务的保证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及《怡亚通产品订货单》超出建行城东支行向怡亚通公司做出的保证担保的范围，建行城东支行关于其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5807元，由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叶士怡 审判员  林义挺 审判员  黄宜财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林鹤麟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