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2民初9844号原告：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同乐西路**首层之一。法定代表人：谭树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娴，广东朗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儿，广东朗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第**法定代表人：雷红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延沛，湖南濂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莎莎，女，199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服公司）与被告中山市抽象男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抽象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并依职权追加王莎莎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优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惠娴，被告抽象男公司法定代表人雷红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延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莎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优服公司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清偿货款190795.8元及因逾期偿还货款产生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购进针织布品，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对交易货物、数量、单价等事宜进行约定。原告根据被告要求交付约定之货物，并由被告公司在付运表上签章确认收取货物。原告按交易金额开具相应发票给被告，并由被告在增值税发票签收单上盖章确认。2019年6月18日，被告公司监事向业双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付款10000元，剩余货款190795.8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偿还，均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抽象男公司答辩称，1、被告抽象男公司与原告优服公司没有任何交易，不存在优服公司所称诉讼事实。案涉证据中有关抽象男公司的印章均虚假，优服公司以虚构事实对抽象男公司提起诉讼，抽象男公司不放弃追究其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2、优服公司与案外人中山市龙都服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有交易，20000元收付款记录是因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发生交易，龙都公司指示抽象男公司向原告优服公司支付货款。第三人王莎莎未到庭，亦未提交证据及陈述意见。双方当事人依法提交相应证据，本院组织对证据进行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抽象男公司系2018年7月30日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向业双、雷红波系公司股东，雷红波任执行董事、经理并兼任法定代表人，向业双任监事，公司登记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北44号第六层，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服装、内衣。龙都公司系花贤明于2017年2月27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场所位于中山市，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内衣、鞋、帽、袜子、手套、饰品等，花贤明系公司一人股东并任执行董事及经理，王莎莎任公司监事。后于2019年7月31日变更公司监事为倪永兰。优服公司现提供购销合同、付运表、增值税发票签收单各2份、付款回单及付款记录各1份、送货单11份于2019年7月23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抽象男公司向其支付货款190795.8元及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等。编号为2018012012的《购销合同》记载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并加盖优服公司及抽象男公司印章。前述合同载明优服公司（甲方）于2019年1月26日前向抽象男公司（乙方）供应2247.19公斤针织布，含税价款100000元。合同另记载：1、甲方按乙方样板及工艺进行生产；2、甲方运送货物到乙方指定地点，乙方除货物数量、规格及外观等问题有异议外不得拒收，每拒收一天，甲方可要求乙方按照拒收货款金额的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并应支付逾期接收货物期间甲方保管或委托第三方保管的费用；逾期6天不提货（视为乙方拒绝接收货物），甲方可解除合同，因此给甲方造成一切损失的，乙方应赔偿损失；3、交（提）货方式：珠江三角洲内；4、交货之日起30天内结清货款。编号为201905xxxx的《购销合同》记载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7日，合同尾部抽象男公司（乙方）确认一栏仅有王莎莎签名，合同上并无加盖优服公司及抽象男公司印章。该合同载明优服公司（甲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向抽象男公司（乙方）供应2265.07公斤针织布，含税价款100795.80元，本合同其他约定条款与前一份合同基本一致。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11份送货单载明优服公司于上述期间交付针织布合计4512.26公斤，贺保林在收货单位一栏签名。送货单记载收货客户为抽象男公司，收货地址为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北44号。其中，标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送货单主要记载以下内容：款号：06#、颜色：N9131浅蓝、缸号：T190521008、品名：40S/1精棉平纹布、成品规格：178cm×120g、合计9匹210.70kg。2019年1月10日付运表载明优服公司交付94匹2247.19公斤针织布至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北44号抽象男公司，签收单位一栏则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2019年1月23日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载明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交付编号为440017xxxx/3365xxxx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100000元），签名或盖章一栏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2019年5月付运表载明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交付96匹2265.07公斤针织布至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北44号抽象男公司，签收单位一栏由王莎莎签名，但并无抽象男公司加盖印章。2019年6月12日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载明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交付编号为440018xxxx/3291xxxx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金额100795.80元），签名或盖章一栏由郑姓人员签名并加盖抽象男公司业务专用章。抽象男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以支付货款为由试图通过网上银行向优服公司转账10000元，但因记录有误无法实现。向业双于2019年6月18日以支付“抽象男款”为由通过网上银行向优服公司转账付款10000元。再查，优服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将龙都公司、花贤明诉至本院，请求判令龙都公司清偿货款85753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花贤明对龙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优服公司后当庭撤回追讨部分货款数额（2019年2月至5月）的诉讼请求，仅要求判令龙都公司清偿货款659023.8元（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优服公司在该案中自认龙都公司拖欠其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货款，王莎莎以龙都公司名义向其支付部分货款。优服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供其与龙都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盖章签订的2019年5月份出货对账单1份，包括2019年1月欠布料款525694.70元、2019年5月送货2次397.60公斤共18693.20元。对账单第一行记载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向龙都公司交货9876.15元，关于该批次货物具体详情描述如下：序号：136、客户：龙都、款号/PO：06#、交货日期：5月28日、颜色：N9131浅兰、布类：40S/1精棉平纹布（浆切边）、缸号：201905210008、疋数：9疋（匹）、数量：210.70kg。对账单第二行记载优服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向龙都公司交货8817.05元，关于该批次货物具体详情描述如下：序号：137、客户：龙都、款号/PO：06#、交货日期：5月28日、颜色：N9131白兰、布类：40S/1精棉平纹布（浆切边）、缸号：201905210009、疋数：8疋（匹）、数量：186.9kg。本院后于2019年8月3日作出一审判决：1、龙都公司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659023.8元及迟延付款利息的损失；2、花贤明对龙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事实详见本院（2019）粤2072民初9369号民事判决书】。抽象男公司另提供微信群及微信聊天记录等拟证明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给优服公司一事均应龙都公司或王莎莎要求进行，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并无交易往来。经查，昵称为“sasa”的微信号与雷红波、向业双、抽象男公司会计郑桂芬之间就开票、付款进行多番沟通。“sasa”于2019年6月期间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要求抽象男公司盖章开具发票回单确认收取2019年1月、6月销售方为优服公司、购买方为抽象男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材料票），并指示账户向优服公司支付10000元，主要聊天内容及上传图片如下：“雷总，这个你跟花总沟通吧，我们财务都是80%材料票，没有100%的”、“发票回单优服-抽象男1月（即增值税发票签收单）”、“昨天是跟你通话的吗？这个单（即增值税发票签收单）要麻烦你打印两份盖章”、“嗯，这是之前优服开给你们的发票接收单，需要你们盖章”、“发票你们早都抵税了，可以查到，当时你们的会计李思明接收的”；“你好，转天美纺织厂-20719元转优服-10000元69476元转王丽农业银行”、“你好，天美的收到了，优服的还没有收到”、“上次收款行是错误的”、“客户没有收到，一直在催”、“你之前转账的单有吗”、“人家很着急，一直再催我们”、“好，你再看一下，实在不行就转私账”、“你们沟通一下，怎么处理。今天一定要汇出，那边很生气”。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有交易且由王莎莎经手，优服公司提交其与龙都公司之间交易送货单等供审核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实际交易情况。经查，优服公司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付运表6份、2019年5月出货对账单1份并附有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送货单佐证,但其复函本院称无法全部提供前述付运表、对账单所列明的送货单。其中，2019年1月付运表记载该月送货针织布510匹共11909.80公斤、2019年5月付运表记载该月送货针织布17匹共397.6公斤；标明出货日期为2019年5月28日送货单主要记载以下内容：款号：06#、颜色：N9132白兰、缸号：201905210009、品名：40S/1精棉平纹布、成品规格：178cm×120g、合计8匹186.9kg，但未出示2019年5月份出货对账单所列第一行出货明细项目。抽象男公司在庭审中否认《购销合同》、付运表所盖印章的真实性，并称要求考虑是否进行印章鉴定，抽象男公司后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回复确认不进行公章鉴定。优服公司针对交易过程陈述如下：1、优服公司通过第三人王莎莎签订案涉《购销合同》，王莎莎与其协商时未出示抽象男公司授权委托书或指派函，但持有抽象男公司盖章确认的《购销合同》；2、优服公司按王莎莎要求于2019年1月10日、5月29日交付两批货物至龙都公司处，并由龙都公司仓管人员贺保林签收。案涉针织布为半成品，前述货物由龙都公司加工完成后再交付成品给抽象男公司用于与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进行交易；3、优服公司在交货后多次向王莎莎追偿抽象男公司拖欠的货款，王莎莎多次联系抽象男公司财务人员汇款结算，抽象男公司后于2019年6月14日通过公账支付10000元，但因收款人开户行信息错误导致付款被退回，抽象男公司股东向业双通过私人账户于2019年6月18日转账10000元至优服公司账户；4、优服公司与抽象男公司就本案交易没有书面对账，但双方签订付运表。抽象男公司针对有关情况陈述如下：1、抽象男公司与优服公司无交易往来，抽象男公司未授权、指示或委派王莎莎与优服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抽象男公司对《购销合同》不知情，对内容全部否定。抽象男公司亦未从优服公司处收取货物或指示龙都公司代为收货。《购销合同》及付运表上的印章并非抽象男公司所盖，并非抽象男公司的意思表示；2、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存在交易，王莎莎任职龙都公司监事，故王莎莎持有抽象男公司与龙都公司过往交易合同不奇怪，但不能证明抽象男公司授权王莎莎与优服公司签订合同。抽象男公司对优服公司与龙都公司之间交易不知情，没有责任代替龙都公司承担法律责任；3、抽象男公司受王莎莎指示委托向业双向优服公司支付款项10000元，但抽象男公司对优服公司与王莎莎之间具体交易情况不知情。增值税发票签收单确认，但增值税发票由龙都公司王莎莎指示优服公司向抽象男公司开具，因龙都公司规模和性质问题不能出具发票而指示其向抽象男公司开具。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优服公司提供《购销合同》、付运表、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签收单以及付款明细等拟证明其向被告抽象男公司交付货物200795.8元。本院认为，2018年12月12日《购销合同》及2份付运表、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虽已经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但鉴于抽象男公司否认双方交易发生，案涉货物的送货单及优服公司自认证实案涉货物并非由抽象男公司本身收取，故本院仍须进一步核实案涉货物实际收货人是否为抽象男公司或案涉交易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优服公司自2018年12月起一直与王莎莎任职的龙都公司有针织布交易，相关交易亦由王莎莎下单、对账及付款等，本案所涉采购针织布交易亦由王莎莎下单，并由其指派优服公司将货物交付至龙都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收付亦由王莎莎经手，按照双方一贯交易惯例及商业交易习惯，案涉交易仍属龙都公司与优服公司之间发生，除非双方另有特别约定。优服公司现以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的《购销合同》2份、付运表2份拟证明案涉交易来源于抽象男公司，但其所持1份《购销合同》及付运表仅有王莎莎签名而并无抽象男公司印章，鉴于优服公司与王莎莎或龙都公司之间一直亦存在交易的情形，该《购销合同》所涉交易当然不应直接列入其与抽象男公司交易金额范围，优服公司负有进一步举证义务。另一份《购销合同》及付运表虽然加盖抽象男公司印章，但其未能充分证明抽象男公司确认或指示交付货物给龙都公司，且优服公司表示其起诉之前仅向王莎莎追讨所欠货款而并未向抽象男公司直接追讨欠款，故不能排除王莎莎或龙都公司借用抽象男公司名义进行交易且优服公司明知上述情形。其次，虽然王莎莎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抽象男公司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微信号实际使用人，但微信记载聊天内容及上传图片等能够前后连贯，且与抽象男公司、优服公司就对账、收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等事实相互印证，故本院确信微信聊天内容的证明力。虽然抽象男公司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货款10000元，但抽象男公司与王莎莎或龙都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莎莎要求抽象男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签收单及向优服公司支付货款，同时，王莎莎在微信中证实优服公司向其追讨货款，因此，微信聊天内容证明抽象男公司并非基于其与优服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而收取发票及付款。最后，优服公司于2019年7月将龙都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支付货款857536元，但其在庭审时自行撤回部分诉讼请求（金额198512.2元）。同时，优服公司在该案中以2019年5月出货对账单作为依据，但其经本院责令后仍未能提供对账单所列2019年5月28日送货明细（序号136）所依据的送货单供审核。相反的是，送货明细（序号136）载明事项与其在本案中出示的2019年5月29日送货单所记载的内容除个别字眼表述有差异外，其他主要内容基本一致。此外，优服公司庭审中确认交货后一直向王莎莎或龙都公司追讨货款，微信聊天内容亦证实优服公司一直向王莎莎追讨货款，可见，优服公司及王莎莎均一直确认本案所涉货物交易相对方并非抽象男公司，优服公司直至起诉才以抽象男公司未付货款为由提起诉讼，明显与商业交往惯例不符。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优服公司确认本案所涉交易不应纳入抽象男公司欠款之列。综上，抽象男公司并非案涉货物交易的合同相对方，且从前述证据亦证实优服公司明知案涉货物的交易对象，故本案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优服公司对抽象男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虽然抽象男公司在庭审时称考虑对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其已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确认撤回申请，且依据其他相关证据已经查实鉴定对证明待证事实已经没有意义，故本院不再组织进行司法鉴定。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16元，诉讼保全费1474元，合计5590元，由原告中山市优服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卢钊洪审判员  邱 岳审判员  吴柏强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徐杏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