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民终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极乐安居小区******。法定代表人：张卫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顺，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贞娟，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翔，男，汉族，1982年5月24日出生，住云，住云南省安宁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祥飞，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学海，云南众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符诗旋，女，汉族，1976年1月3日出生，，住昆，住昆明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顺，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贞娟，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高公司”）与被上诉人李翔、原审第三人符诗旋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宁市人民法院（2019）云0181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盛高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1、原审判决指定的举证期限不足，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定程序，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发回重审。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23日，仅有7天，不足法律规定的15天。2、被上诉人一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有证据突袭的嫌疑。原审法院仅在庭审证人出庭时向被上诉人说明，并未告知是何时申请，即使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的，法院应当及时告知方便上诉人进行质证。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二、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投资合作协议书》，起诉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向合同相对人即原审第三人主张。2、从法院送达的起诉状看，被上诉人起诉的对象是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并非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将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中载明的被告也是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3、一审起诉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未经过当庭释明直接将案由变更为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显然违反了处分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三、被上诉人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之后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能成为盛高公司的股东，原审判决确认其股东资格缺乏事实依据。盛高公司收到的是案外人的投资款，并非被上诉人的股东实缴出资款。股东出资款与投资款是两个性质的款项，投资款侧重投资行为，可以是借款，也可以是其他投资款项。被上诉人并未履行缴纳出资义务，不应认定其为上诉人盛高公司的股东。《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因协议双方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理念达成一致，双方至今仍未到工商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盛高公司目前的实缴资本仍为0。四、案外人吴曦、姜丽华的转款行为与本案无关，应当由案外人另行主张。该笔款项的收据中载明的是投资款。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付款说明》中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3月1日，显然是诉讼过程中后补的，不应具备委托支付的效力，不应认定为被上诉人的出资款，由案外人另行主张。案外人转款时间和金额与《投资合作协议书》没有关联性。上述协议是2017年10月26日才签订，案外人2017年10月25日就开始转款。盛高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缴纳的注册资本金66.67%与案外人转款金额无法匹配。被上诉人李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足影响诉权的理由不成立。在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已经指定了举证期限，作出管辖异议的裁定后一个多月才将案件移送安宁市人民法院，安宁法院审理时上诉人在开庭前未提交延期举证申请，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也未在开庭时对举证期限事项提出异议，开庭前和开庭后均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指定的答辩期限届满前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经人法院许可通知证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审过程中，已经充分保障了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利和对证人的询问权利，不存在证据突袭、程序违法等问题。二、本案案由依法应当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上诉人的名称民事诉状中系笔误，安宁法院在开庭时也将该笔误情况告知上诉人。三、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案外人吴曦、姜丽华代被上诉人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原审法院当庭询问上诉人及第三人代理人与吴曦、姜丽华是否另行订有投资或借款协议或有其他经济往来时，代理人当庭表示不清楚，且未按法庭要求在庭后提出反驳证据。四、被上诉人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五、上诉人及第三人故意违反诚信，恶意违约，不履行公司法法律义务是导致被上诉人至今未能合法登记为股东的根本原因。原审第三人符诗旋的意见与上诉人盛高公司的意见一致。李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为被告之股东，持有被告公司66.67%股权。2、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公司登记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将股东由第三人变更为原告及第三人。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盛高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在安宁市注册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三人符诗旋为公司唯一股东认缴出资1000万元，持有该公司100%股权。2017年10月26日，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第三人将所有的盛高公司100%股权中66.67%以0元价格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后原告李翔即持有盛高公司66.67%的股权，第三人符诗旋持有盛高公司33.33%的股权。股权转让基准日为第三人完成向原告交割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因第三人认缴盛高公司的出资未实缴，原告在受让股权后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由原告与第三人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步向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公司在收到股东实缴的注册资本时，应当向股东出具收款收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确需增加资金的，由股东按各自的股权比例同步向公司增加出资，所增加的出资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直至公司资本（含资本公积）达到人民币200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双方即召开股东会，就股权转让、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变更等事项做出决议，并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的统一书式，到公司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以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时，视为第三人向原告交割股权完毕。协议同时对被告盛高公司的组织机构及运营、债权、债务的处理、财务管理、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以及该协议的违约责任、合作终止清算、争议解决方式做出了约定。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向被告盛高公司转账1500万元。盛高公司向案外人吴曦、姜丽华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吴曦、姜丽华相应数额的投资款。2018年5月2日，由第三人符诗旋以执行董事的身份召集召开盛高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原告李翔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股东会形成决议：“1、按原有合作协议中第三人33.33%、原告66.67%的出资比例同步再次出资，直至公司资本达到2666.67万元。2、在公司资本达到2666.67万元以后，公司经营过程中若需再次增加资金，将按照1:1的比例同步进行资金出资。3、此次增资相关权益依照原双方《投资合作协议》执行。”该决议经原告、第三人双方签字确认，被告盛高公司加盖公司印章。2018年5月15日，案外人吴曦向被告盛高公司转账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以及股权份额，并非与第三人符诗旋就履行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的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与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应为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诉状中列置的被告名称为“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经本院审查，原告诉状中载明的“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盛高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完全一致，另原告已提交《更正说明》阐明诉状所写“云南盛高商贸有限公司”系笔误，原告起诉的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有明确的被告”之规定。本案中，原告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原告将盛高公司列为被告，符诗旋作为盛高公司唯一股东列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盛高公司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不成立。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人符诗旋是盛高公司唯一股东，其转让盛高公司股权给原告系其对公司股权的自愿处分，故合同中符诗旋将其所有的盛高公司100%股权中的66.67%转让给李翔，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明确约定第三人符诗旋同意以0元的价格将其所有的盛高公司66.67%股权转让给原告李翔，故原告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原告并不对第三人负有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其只需接受第三人符诗旋转让的盛高公司股权。2018年5月2日，第三人符诗旋召集股东召开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股东会，原告李翔以被告盛高公司的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并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且经被告盛高公司签章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可以证实原告李翔已接受第三人符诗旋转让的盛高公司66.67%的股权，成为盛高公司股东并行使股东权利。原告李翔与第三人符诗旋在《投资合作协议书》虽约定股权转让时间为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是对已经变更的股东权利义务的确认，股权经登记后产生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是股权登记的附加效果，公司变更登记并不创设股东权利，并非获取股东资格的生效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告李翔基于与第三人符诗旋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以0元价格受让符诗旋取得盛高公司66.67%股权系鉴于符诗旋认缴的出资未实缴且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但在该协议签订后，李翔于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已向盛高公司实缴了1500万元，2018年5月2日，李翔与符诗旋约定公司由1000万元增资到2666.67万元，李翔按66.67%的出资比例同步再次出资，李翔按照股东会决议于2018年5月15日又再次实缴300万元，现李翔已依法按照出资比例向盛高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李翔与符诗旋关于以0元价格受让符诗旋取得盛高公司66.67%股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李翔请求确认其为被告盛高公司股东，持有盛高公司66.67%股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对被告盛高公司及第三人符诗旋提出的原告李翔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后，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未缴纳出资款，不能成为盛高公司股东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现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公司股东可以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金额、出资方式以及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如上所述，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以实际向公司缴纳出资为标准，原告李翔取得股东资格系受让第三人符诗旋所转让的股权，被告以原告未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而否定其股东资格的抗辩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原告已取得请求判令被告盛高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李翔为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66.67%的股权份额。二、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原告李翔登记为股东，持股比例为66.67%。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被告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针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本院评判认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一，根据现工商登记公示情况，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发生变化，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针对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二（2）转款凭证、收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1）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评述在此不再赘述。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本案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而应当发回重审？三、被上诉人李翔是否取得持股盛高公司66.67%的股东资格？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一，本案被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即要求确认自己在盛高公司的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按照《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诉求及所涉法律关系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并无不当，且针对上诉人所提出的被告公司名称的问题，原告已经出具情况说明更正笔误，故本案盛高公司作为被告主体适格。针对争议焦点二，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未到法律规定期限的问题，经本院核查一审法院从送达举证通知书到开庭不到十五天时间，一审法院在此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考虑到我院在移送安宁法院审理前已经指定过举证期限，一直到一审法院审理完毕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上诉人一审开庭时并未对举证期限问题提出异议且已实际应诉答辩。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法院重审。一审程序的该瑕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结果也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以此主张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审中上诉人又提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股东符诗旋将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张卫华，张卫华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应当发回重审。本院认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主张的向案外人转让股权的事实发生在符诗旋与被上诉人李翔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进行股权转让的时间之后，甚至发生在李翔以股东身份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事项进行表决后，故在与李翔进行股权转让时因张卫华并不是股东，无须征求张卫华的意见。且从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份额来看，符诗旋原持有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是66.67%，之后即便再转让给案外人10%，案外人与李翔之间在股份比例上也不存在利害冲突与利益关系。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追加张卫华作为第三人及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定李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受让股东的股权从而取得股东资格，上诉人提出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本案的证据显示李翔之后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并签字，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中再次确认了李翔以66.67%的出资比例再次出资。可见《投资合作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李翔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并行使表决权。此外，上诉人主张案外人的转款也并非是被上诉人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中》中的出资义务，本院认为打款的案外人与李翔系亲属关系，被上诉人也提交了书面证据证明案外人也认可所转款项为被上诉人李翔向公司实缴的出资款，上诉人不能提出反驳证据证明款项系因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而转。其中虽然有100万元的转款确实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前，但其余1700万元款项的转款都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后，且转款即便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也不能就由此否定该笔款项的性质。况且即便上述转款不是被上诉人的出资款，李翔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受让股权成为股东、并也实际参加股东会行使了股东权利后，公司可以按照约定要求其在认缴期限内履行出资义务，并不能仅因此来否认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因此一审认定李翔具有股东资格并判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上诉人云南盛高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审判员  张彬审判员  保红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