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7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俊芝，女，汉族，住址：山东省鄄城县***************，身份证号码：372************44X。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系广东港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晓群，女，汉族，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身份证号码：362************922。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江，系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俊芝因与被上诉人罗晓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第1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俊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被上诉人罗晓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俊芝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粤1303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改判：一、确认上诉人高俊芝与被上诉人罗晓群之间在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令被上诉人罗晓群向上诉人支付因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违法解除/违法终止同上诉人高俊芝之间的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而应承担的赔偿金人民币35448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6个月)；三、判令被上诉人罗晓群向上诉人高俊芝支付因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未依法给上诉人高俊芝购买和缴纳社保费用遭受经济损失而应承担的医疗费用人民币47203.46元;四、判令被上诉人罗晓群向上诉人高俊芝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的医疗期工资人民币17724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3个月)；五、判令被上诉人罗晓群向上诉人高俊芝支付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工作期间应休而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人民币12223.4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21.75天×15天×300％)；六、判令被上诉人罗晓群向上诉人高俊芝支付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而应支付的加班工资人民币28314元、休息日加班工资人民币30888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123元，合计人民币60325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对一审诉求一:(一)上诉人法定退休年龄应当以l972年1月12日为起算点。1、有明文规定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时间不一致时以档案为准:根据劳社部发(1999)**《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二、(二)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严禁随意更改职工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的规定，现在上诉人的年龄相关的档案显示其是1972年1月12日生。所以在身份证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意见时应符合法律规定。通过上诉人提交的新旧身份证、公安户籍档案、证明等看，上诉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72年1月l2日。2、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出生的时间以户籍文件为准，而不是身份证。身份证并不是唯一的出生日期的证明文件。按照《民法总则》第十五条“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规定，上诉人提交的新旧身份证、派出所证明等，尤其是公安户籍档案原始档案看，明显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户籍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l972年1月12日，应以此为准。3、假设以身份证为绝对证明，那么上诉人换领身份证后本案是否要重审?根据《身份证法》公民如果有证据证明居民身份证上的号码登记错误，符合法律法规情形的，可以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更正。上诉人现在有证据证明身份证信息和户籍档案信息不一致，假设以身份证为绝对证明，上诉人换领身份证后本案是否要重审?4、关于退休年龄女工人为50周岁的标准，一审法院理解有错误。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女工人退休的年龄的前提是“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缺一不可，具体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连续工龄满十年”。5、不能以上诉人入职前后提交的文件判定其退休年龄。上诉人在入职前后提交给被上诉人的相关文件只是上诉人基于彼时身份证出示的文件，不存在恶意，也并不意味着上诉人的真实年龄发生实质性变更，也不能以此推翻劳社部发(l999)x号《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民法总则》规定。按照现在的用工实践，大量存在虚假年龄的现象存在，不能在计算退休年龄时因为劳动者求职时登记的年龄为准，而应当以相关的档案证明为准。(二)退一步讲，一审法院对司法解释和广东高院相关的劳动关系存续和终止理解有错误。假设以身份证年龄为准，那么2018年1月l2日之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能建立劳动关系?答案是肯定的。事实和理由如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十六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关系终止。”此处并未没有说明“终止”后是以“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处理，也没说明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是否可以与用人单位继续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更没说明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者就不再是劳动者！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此处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的前提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上述意见不应当违背该司法解释的本意。此外，按照《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未对不能够建立劳动关系的年龄上限作强制性规定，只要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均可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上诉人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在20l8年1月l2日后，上诉人显然是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的，比如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定时上下班打卡，定时发放工资等。被上诉人未继续给上诉人缴纳保险，在实践中并不会出现无法缴纳的问题，只是缴纳保险的技术性、操作性问题，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二、对一审诉求二、三、四、五:(一)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不存在劳动关系就对上诉人的二到五项请求未作处理严重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假设2018年1月12日劳动关系终止的话，2018年9月25日上诉人就去惠阳区人社局投诉，并于2018年9月29曰提出劳动仲裁，显然2018年1月12日前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加班费等均应予处理。(二)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医疗费损失与存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前提是被上诉人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而导致无法报销，而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只要上诉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即可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退休起算的时间并应当违背法律的规定，实际应当为1972年1月12日，其二到五项请求并未过诉讼时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罗晓群答辩称：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在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一)对于被答辩人的退休年龄应当按照其身份证显示的出生年月起算，即按照1968年1月12日计算，理由如下: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被答辩人入职的时候填写了入职登记表、提供了其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经答辩人审查原件无误后，留复印件留底)，也询问了其基本情况，答辩人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尽到了谨慎的审核义务，不仅是答辩人甚至是其他任何人也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答辩人的真实年龄与身份证年龄是否对应，只能通过被答辩人提供的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从而采信其身份证上的身份信息。在答辩人入职至第一次申请劳动仲裁时，被答辩人均没有向答辩人提出过更正或者提出异议，至今，被答辩人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显示其有向当地派出所申请办理变更更正手续。只是在答辩人提出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后，被答辩人才提出以旧的身份信息所记载的出生年月来主张其未达到退休年龄。2、根据法律规定，居民身份证是我国记载居民身份、出生年月日的法定身份证件，其记载的居民的出生年月日具有法律效力。答辩人认为只要被答辩人使用的身份证是真实有效，就应该以该身份证显示的信息为准。其提供的派出所的证明，该份证据答辩人三性不予认可。3、被答辩人提出的根据劳社部发[l999]x号《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二）》“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严禁随意更改职工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规定，该条所称的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时间指的是用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第一次参加工作时填报的出生日期，被答辩人并没有提供其本人档案，仅提供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与本案认定被答辩人的法定退休年龄起算点没有关联，而且该规定所针对的是办理提前退休的相关法律问题。因此答辩人认为按照事实及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按照被答辩人现有身份证登记的出生日期来计算被答辩人的法定退休时间。(二)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身份证显示其出生年月为“1968年1月12日”，其在20l8年1月12日已经年满50周岁，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依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应该退休。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明确:“1999年3月我部下发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中，'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请你们按此精神解释执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已经不是劳动合同的适格主体，因此，不论其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系劳务关系。(三)根据2012年7月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粤高法【2012】284号)第11小条:“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退休年龄但尚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者，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以及2018年7月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粤高法发【2018】2号)第十六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关系终止”以及2019年7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6979号建议的答复人社建字【2019】37号中明确回复：‘我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明确，符合一定情形的超龄劳动者，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未明确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以上所有的法律法规、实施条例等，均可以明确一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终止。”因为这是法定强制终止事由。因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已经不是劳动合同关系的适格主体，其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劳务关系。综上，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等均可以明确一点，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关系终止。被答辩人在2018年1月12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双方劳动关系自动即因为法定终止的原因而终止，不因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意愿而改变此时劳动合同的效力，因此在20l8年1月12日后被答辩人已经不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适格主体。此后双方当事人直至2018年8月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二、答辩人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无需向答辩人支付赔偿金。首先，根据前述的法律依据明确显示，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关系终止，是法定终止的理由。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1月12日已经自动终止，非劳动关系，根据相关规定，非劳动关系，不能使用《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被答辩人在没有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索要赔偿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事实上，劳动合同终止是因为法定强制规定的原因而终止。其次，被答辩人所陈述的答辩人没有与被答辩人进行沟通就搬迁办公地址，导致其没有岗位没有工作可做而被迫离职，该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事实上，在被答辩人达到退休年龄后因自身疾病去医院治疗，答辩人也曾电话安抚被答辩人，让其好好养病，好了就回来继续上班。待其出院后，被答辩人多次表示没有办法上班了，不干了，答辩人就安抚其让其继续休养身体，什么时候身体养好了就回来。但是被答辩人仍表示干不了了，答辩人让其书写离职声明，但其拒绝，直接不来上班。因此，哪怕是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情况下，答辩人也从来没有提出要解除与其的劳务关系，均是被答辩人拒绝提供劳务。因此，基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2018年1月12日起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甚至在其拒绝上班前也不存在任何违法解除劳务关系的行为，被答辩人请求答辩人支付赔偿金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三、答辩人无须向被答辩人支付2018年9月1日至9月11日住院手术治疗社保应报销的医疗费47203.46元，以及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需要支付被答辩人医疗期工资17724元。首先，如答辩人前所述的答辩意见，被答辩人于2018年1月12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劳动关系自动终止，答辩人没有为被答辩人强制购买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答辩人在20l8年1月12日以后也没有办法为其购买职工医疗保险，达到退休年龄，但是职工医疗保险没有达到缴费的最低年限，要么就是一次性补缴，要么就是按月缴纳到最低年限才能享受职工医疗保险。但实际上，哪怕答辩人想给被答辩人购买职工医疗保险，也是客观情况做不到的。被答辩人在入职答辩人处以前也从未购买过社会保险，哪怕在答辩人为其在与其建立劳动关系间购买社会保险，在被答辩人达到退休年龄之时，被答辩人也是不能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在其达到退休年龄后，答辩人不能也没有办法为其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在劳务关系答辩人也没有法定义务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被答辩人在9月份因其自身疾病入院手术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应当由其自行承担，非归咎于答辩人的过错，答辩人没有任何法定的、约定的义务为其因自身疾病住院支付任何医疗费。第三，在不存在劳动关系下，答辩人无需承担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医疗期工资。劳务关系雇主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需要在承担雇员因自身疾病治疗期间的工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系劳务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需要向被答辩人承担其因自身疾病手术住院期间的工资。同时需要明确，被答辩人提供的疾病证明书中治疗意见记载:“随诊三个月”，而不是全休三个月，更加谈不上三个月的医疗期。因此，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被答辩人诉讼请求要求被答辩人承担因其自身疾病住院治疗的医疗费47203.46元及医疗期工资，没有任何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四、被答辩人诉请的20l6年3月4日至20l8年10月08日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12223.4元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首先，被答辩人自2018年1月12日起因法定原因与答辩人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2018年1月13日至2018年10月8日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不存在带薪年休假工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故上诉人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即每年的1月1日起一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张其上一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的权利。因此，上诉人诉请的2016年3月4日至2017年12月30日之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五、被答辩人请求的加班工资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答辩人不应支付被答辩人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间的加班费。理由如下:首先，被答辩人的工资是计件工资，也就是说多劳多得，没有定额指标的，工资构成就是按照完成件数核算的工资。根本不存在被动的加班时间，被答辩人为了工资高一点，在规定的上班时间自行延长工作时间，为的就是多完成件数，而不惜主动延长时间。不能因为被答辩人自行主动加班，增加自己的产量而延长的工作时间，在按照计件计算工资还要再核算其主动延长的工作时间的费用，那等于是重复计算了。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被答辩人诉请的加班工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加班的时间、加班的事实，甚至说答辩人也不清楚其究竟有没有存在延长工作的时间，延长了多久，因为在每月核算工资是只需要核算共每月的产量，不需要核算其工作时间的，因为不是计时工资。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诉请的加班费已经过了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填写了员工入职登记表，答辩人作为用工单位己经尽到了谨慎审核的义务。被答辩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使用现有的身份证，具体到本案，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就提出应当适用其未做变更登记的原始身份信息，完全有背诚实原则，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直至被答辩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日，被答辩人也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更正或提出异议，答辩人自始至终也只有唯一的理由相信被答辩人的年龄应该是其填写的出生年月及身份证信息。要知道，答辩人作为一家企业，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核实劳动者所提供的身份信息的真伪，只能依靠劳动者诚实的告知以及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按照被答辩人现有的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来认定被答辩人的法定退休年龄起算点，因此，被答辩人在2018年1月12日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属于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定情形。既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其诉讼请求的要求答辩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医疗费、经济补偿金、加班费、医疗期工资都属于劳动法范围内，故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答辩人无须向被答辩人支付上述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审原告高俊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已注销的个体工商户(即: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之间在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违法解除/违法终止同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而应承担的赔偿金人民币35448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6个月)；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原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未依法给原告购买和缴纳社保费用遭受经济损失而应承担的医疗费用人民币47203.46元;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的医疗期工资人民币17724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3个月)；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工作期间应休而未休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人民币12223.4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908元/月÷21.75天×15天×300％)；6、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而应支付的加班工资人民币28314元、休息日加班工资人民币30888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人民币1123元，合计人民币60325元;注:以上应付而未付项目费用合计人民币172923.86元；7、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评估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俊芝于2016年3月4日入职被告经营的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从事底漆打磨工作，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被告没有为原告购买社保。原告因病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1日在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治疗期间共花费人民币47203元由原告先行支付。原告出院后，以工伤为由要求被告报销医疗费用和医疗期工资，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原告也未继续在被告处上班。随后，原告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1日以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8】5xx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粤1303民初4420号《民事裁定书》，以“被告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在本案起诉前就已经被注销而不存在，“被告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高俊芝将“被告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列为被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又以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罗晓群为被申请人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5日以“被申请人一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已于2018年10月8日注销，主体不适格；被申请人二罗晓群为自然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19】xxx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遂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罗晓群为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的经营者，该厂已于2018年10月8日注销。再查明，原告现有的身份证载明的信息为：“姓名高俊芝性别女民族汉出生1968年1月12日住址：山东省鄄城县***************公民身份号码372************44X”,身份证的有效期限为：2010年3月11日至2030年3月11日。原告进厂时所填写的职工简历表及向被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均与现有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致。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现有的身份证件是真实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本案中，原告在入职时所填写的身份信息及向被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均是现有使用的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复印件，从原告入职至离职，均未有证据显示原告有向被告提出过更正或提出异议，也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有向当地派出所申请办理变更更正手续。被告有理由也应当采信原告提供的现有的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原告在发生纠纷后，又以旧的身份信息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来主张原告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应按现有的身份证登记的出生日期来计算原告的法定退休时间，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一、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坚决制止违反规定提前退休的行为：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６０周岁，女工人年满５０周岁……。”，原告在2018年1月12日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工作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同时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关系终止”。故，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与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奕峰乐器厂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而属于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劳务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违法终止合同的赔偿金、医疗费用、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期间的医疗期工资、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工作期间未休带薪年体假工资、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等都属于劳动法范围内，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高俊芝与被告罗晓群在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高俊芝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高俊芝提交了三份证据：1、关于高俊芝出生时间的证明，2、关于高俊芝身份信息证明，3、居民身份证编号分配顺序号登记表。上述证据证明，从派出所证明、新旧身份证、公安户籍档案原始档案看，上诉人户籍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72年1月12日，应以此为准。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我方认为应当按照其现行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来起算，即使因为历史原因，导致她的身份证年龄显示为1968年，但这也是第一代身份证显示的，第一代身份证已经过期，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有向派出所提出变更或者提出有异议的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2019年9月28日，鄄城县公安局彭楼派出所出具《关于高俊芝出生时间的证明》（后附1972年1月份的居民身份证编号分配顺序号登记表），证明：经查询高俊芝的户籍登记档案，其出生的实际年龄为1972年1月12日，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其身份证年龄显示为1968年1月12日。《居民身份证编号分配顺序号登记表》中的“72年1月份”是该表居民出生的实际月份，高俊芝分配号为544，所以其第一代身份证编号为“372********2544”，后来因为历史原因，办理身份证时其公民身份证号码登记为“372************44X”。二审另查明二，根据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明确2017年度惠州市有关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通知》（惠市人社【2018】xxx号），2017年惠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908元。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案，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认定。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违法终止合同的赔偿金、医疗费用、医疗期工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加班工资等有无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认定，关键是对上诉人退休年龄的认定。上诉人现有的身份证显示其出生年月为1968年1月12日，但其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其户籍档案上的出生年月为1972年1月12日，因此，根据劳社部发(1999)8号《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二、(二)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严禁随意更改职工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的规定，对上诉人的年龄应当以其户籍档案最先记载的时间为准，即应当认定为1972年1月12日。现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至2018年9月11日，应当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9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根据身份证记载时间认定上诉人于2018年1月12日达到退休年龄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的各项费用问题。关于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的问题，因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请求的加班工资不予支持。关于违法终止合同的赔偿金、医疗费用、医疗期工资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因本案上诉人在入职时所填写的身份信息及向被上诉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均是现有使用的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复印件，均未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提出过更正或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有理由也应当采信上诉人提供的现有的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其有理由相信双方的劳动关系至2018年1月12日终止。因此，虽然客观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工作期间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上诉人作为劳动者，没有如实说明自身年龄，存在严重的过错，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已于2018年1月12日达到退休年龄，被上诉人作为无过错方，其对上诉人要求的2018年1月12日后因劳动关系引发的违法终止合同的赔偿金、医疗费用、医疗期工资、2018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等费用无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本院对上诉人关于违法终止合同的赔偿金、医疗费用、医疗期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0月08日工作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系于2018年9月提起劳动仲裁，其请求的2016年度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已超过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至于2017年度的未休带薪年休假问题，被上诉人虽称已安排补休，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上诉人可享受5天年休假，因双方均未举证上诉人的工资，本院以2017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予以计算上诉人未休年休假工资。基于被上诉人已100%支付了上诉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因此，按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在扣除正常工资中已支付的100%带薪年休假工资外，仍需支付其余的200%带薪年休假工资，即2716.3元（5908÷21.75天×5天×200％）。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于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111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高俊芝与被上诉人罗晓群在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9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被上诉人罗晓群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高俊芝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716.3元；四、驳回上诉人高俊芝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二审免收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丁晓鹏审 判 员  严丽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马晓曼书 记 员  蒋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