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2行初191号 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板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理道，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仁林，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伟，广西涌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廖万昌，组长。 委托代理人覃涨，广西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江滨路**。 法定代表人黄炳锋，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伟宁，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谭俊儒，广西永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 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 委托代理人邹庆梅，河池市司法局干部。 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板同村民小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不服被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河池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分别于2019年10月22日、2019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板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板同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廖理道及委托代理人韦仁林、韦伟，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甘花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廖万昌及委托代理人覃涨，被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环江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伟宁、谭俊儒，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池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邹庆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环江县政府于2019年3月1日作出环政处〔2019〕2号《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查明：1、争议地位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的正东面，板同的东北面，隔着小环江河(又名中洲河)与甘花隔河相望，其四至范围是：正东起于牛峰坡顶标高600.2米沿东南向经过509.5米标高沿小路经过上圾坡到正南。在距标高363.0约80米处向正西沿不明显山脊经过闹巴花到达323.0标高往西南沿山脊到达守卡山顶往正西过山脊到达巴哑340.9标高。从340.9标高折向东北到后哑沿哑洞田的东南边到达土城墙的起点。沿着土城墙经过肯雅坡到达土城墙终点往冲槽下到正西与长美至东兴公路相交。西北方向以长美至东兴公路为界到达拱桥。东北方向从拱桥沿大汝点冲槽上到牛峰坡与东兴乡界相连接。大约还有200多米的乡界到达牛峰坡600.2标高形成闭合圈。面积约为2224亩，地类，地类大部分属于宜林荒坡在争议地范围内的闹巴花、守卡山、后哑一带分布有板同的廖仁强、廖从高等七农户于一九八八年前后种植有分散的杉木林八块，面积约40亩和少量油茶树零星分布，其余大部分面积均是宜林荒坡，中间和周边的冲槽内有少部分的水源林，在争议地南边的肯雅坡(地名(地名山腰有一道土墙旧址，总长约700-800米左右，甘花称之为“防洪墙”板同则称之为“防牛墙”,土城墙旧址至今仍清晰可见。甘花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附作物。在争议地的西面坡脚甘花有一片责任田和一些零散的开荒地，但不在争议地范围内。板同除在争议地边缘种有部分杉木林和零星的油茶树外，还有一条约4米宽的牛路自本屯的中半部沿着该屯的正北方向延伸，一直到达争议地的中心地带(即牛峰坡下面的三角点和标高为396.0、432.8、428.2一带),具体详见现实管护图。3、争议地自解放后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全县进行山界林权划界时，该地也没有明确权属划归哪个屯(队)进行管理使用。政府认为：争议地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划分山界林权时，也没有将争议地确权给各生产队。甘花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作物，但甘花在每年耕作季节在争议地放牧。而板同在争议地内放牧并种植有零星杉木、油茶树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调处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一、以争议地(牛峰坡)的A点标高600.2为起点，向西顺着冲槽和自然坡脊分别经过470.2、479.2、484.0、428.2标高，沿着西南面冲槽直下向南至B点的明显凹槽，作为确权分界线，界线北面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甘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界线南面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板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详见附图)；二、争议地内的人工林权属归原种植者所有，但不得扩大面积。 板同村民小组与甘花村民小组对处理决定不服，分别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环江县政府作出的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 原告板同村民小组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两被告认定甘花村民小组每年耕作季节在争议地放牧，主要依据几个证人证言以及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西面坡脚的一片责任田和一些零星的开荒地，证人证言无客观证据佐证与支某，证据明显不充分。而原告在争议地内放牧，除了证人证言，还有清晰可见的牛路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至于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西面坡脚有一片责任田和一些零星的开荒地，据此就推定甘花村民小组每年耕作季节在争议地内放牧，其理由更是不成立。其实，甘花村民小组在耕作季节把牛放在责任田旁边，也就是挡堵墙的西边，此放牧地点在争议地之外。争议地并非甘花村民小组的放牧区域，其牧区在中洲河的西边，也就是甘花村民小组村后背的几个岭坡。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1、在争议地南边的肯雅坡的半山腰有一道土墙旧址，总长约700-800米左右，甘花村民小组称之为“防洪墙”，板同村民小组称之为“防牛墙”。两被告对该道土墙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查清。一道建在半山腰的土墙，哪里有洪水可防？谁见过建墙来挡洪水的先例？其实，该挡堵墙建设的目的就是防止板同村民小组放牧在争议地内的牛羊越过挡堵墙侵害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岭脚处责任田内的农作物，也防止甘花村民小组耕作后的耕牛跑进争议地走远而无法寻找。该挡堵墙的作用已经明显划清了板同村民小组与甘花村民小组习惯性的权属范围，即挡堵墙以东的林地（争议地）归板同村民小组所有，挡堵墙以西的林地归甘花村民小组所有。也就是说，争议地的权属与甘花村民小组无关，这堵挡堵墙就是名副其实的“防牛墙”。对争议地权利归属有如此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挡堵墙，两被告视而不见，仅在事实查明部分予以罗列，而对其在划分权属界线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重视也没有查清。2、两被告仅对争议地划分了一条界线，但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各占多大的面积，确权决定书不予明确，也属事实不清。三、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其一，在本案中，两被告已经清楚地查明，板同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不仅种有杉木、油茶等农作物，而且有四米多宽的牛路从本村直通争议地的中央，可见争议地为板同村民小组的主要牧区；而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农作物，即使有放牧的事实存在，也是季节性放牧，争议地并非甘花村民小组的主要牧区。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对争议地的管理深度迥然而异，板同村民小组几乎有完全的管护事实，而甘花村民小组即使存在管护事实，也是暂时和表面化的。其二，板同村民小组有三百多人口，而甘花村民小组仅有一百多人口，人口数差异较大。其三，争议地为板同村民小组的主要牧区，有牛路直通，管理起来较为便利，而甘花村民小组另有牧区，争议地并非其主要牧区且隔河相望，管理起来并不便利。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的原则出发，争议地也应当裁决归板同村民小组所有，两被告把争议地的一半裁决归甘花村民小组所有，属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并非行使自由裁量权。四、环江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错误。没有制作书面的勘查笔录，争议地区域图没有板同屯的签字确定，政府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进行集体讨论；被告环江县政府在处理本案时违反三大纠纷处理条例的程序性规定。五、被告河池市政府复议时没有依法通知板同屯听证，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环江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河池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并责令环江县政府对涉案争议地重新进行确权。 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在庭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2005年9月10日覃经发的证明；2、2006年8月15日覃小玖的证明，证据1、2证实争议地与甘花村民小组无关。 原告甘花村民小组诉称，一、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1、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的南面（长美至东兴公路东边）经营约100亩松木林，环江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河池市政府的复议决定认定“甘花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附着物”错误。2、争议地自古以来就是甘花村民小组的牧场，不是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认定的“在每年耕作季节在争议地放牧”。3、甘花村民小组大部分承包田位于争议地的西南面，自然形成了甘花村民小组对争议地的历史管护事实。二、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甘花村民小组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承包田位于争议地的西南面，这些承包田又全靠争议地内的溪水灌溉。现被告把甘花村民小组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承包田灌溉水源地划给板同村民小组，违背了“三个有利”的法律原则。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环江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及河池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把争议土地确权为甘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在庭审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照片①，证实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有100亩松木林，并在与争议地连为一体的地上种植有杉木林；2、照片②、③，证实甘花村民小组在与争议地连为一体的坡上种植的松木林；3、照片④、⑤、⑥，证实甘花村民小组常年放牧的牛路；4、照片⑦、⑧、⑨，证实所谓的防牛墙根本不存在，实为排洪沟。 被告环江县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告在调处工作中，遵循纠纷调处程序，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调处申请书、答辩书。调处工作队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勘查，确认争议地四至范围和争议地地名，并作出现实管护图和现场勘查笔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在作出处理决定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组织会审集体讨论案情并作确权建议和确权决定。作出处理决定后依法进行送达等，程序合法。二、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主要认定下列几方面事实：（一）该争议地位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的正东面，板同的东北面，隔着小环江河（又名中洲河）与甘花隔河相望，其四至范围如处理决定确认一致，面积约为2224亩，地类，地类大部分属于宜林荒坡）在争议地范围内的闹巴花、守卡山、后哑一带分布有板同的廖仁强、廖从高等七农户于一九八八年前后种植有分散的杉木林八块，面积约40亩和少量油茶树零星分布，其余大部分面积均是宜林荒坡，中间和周边的冲槽内有少部分的水源林，在争议地南边的肯雅坡（地名（地名山腰有一道土墙旧址，总长约700-800米左右，甘花称之为“防洪墙”，板同则称之为“防牛墙”，土城墙旧址至今仍清晰可见。甘花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附作物。在争议地的西面坡脚甘花有一片责任田和一些零散的开荒地，但不在争议地范围内。板同除在争议地边缘种有部分杉木林和零星的油茶树外，还有一条约4米宽的牛路自本屯的中半部沿着该屯的正北方向延伸，一直到达争议地的中心地带（即牛峰坡下面的三角点和标高为396.0、432.8、428.2-带），具体详见现实管护图。（三）争议地自解放后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全县进行山界林权划界时，该地也没有明确权属划归哪个屯队进行管理使用。三、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争议地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划分山界林权时，也没有将争议地确权给各生产队。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作物，但每年的耕作季节在争议地放牧。板同在争议地内放牧并种植有零星杉木、油茶树等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调处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了处理决定，均引用相应的程序法和实体法，适用法律正确。四、针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出的材料问题，1、集体讨论因涉及个人问题，不便于提交当事人，但庭后可以复印给法庭；2、对于争议区域的划分制作有笔录，可以提交给当事人质证；3、制作有争议地现状的勘查笔录，因本案经过多次处理，当时的处理较为简单，没有那么的规范，但并不是没有相关的材料。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处理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环江县政府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基础材料一：1、调处申请书（甘花屯），证明申请调处的事项；2、调处答辩书（板同屯），证明板同屯就申请书作答辩；3、授权委托书，证明甘花屯委托蒙亮陆律师；4、询问笔录（廖建足、廖万康），证明向两人了解争议地的基本情况；5、争议范围图，证明现场勘查勾绘纠纷范围图；6、现场调解会及人员名单，证明现场组织调解未果；7、调解听证会及人员名单，证明进行质证、调解未果；8、关于廖万刚等人反映其甘蔗、菜、果树等被板同屯群众破坏的情况说明，证明长美派出所到现场调查；9、调解笔录，证明组织调解未果；10、环政处（2008）9号处理决定书；11、环政处（2010）6号处理决定书，10-11证明环江县政府下文确权，被法院判决撤销；12、委托书、队长身份证明，证明群众选出代表负责案件；13、调解笔录及人员名单，证明两次组织调解、未果；14、会审记录，证明集体讨论，研究案情；15、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书，证明政府下文确权。 基础材料二：1、坡名、现实管护图（各一张），证明争议地内的地名、坡名，争议地内的现实管护勘查；2、问话笔录（坡当屯廖国琼），证明1979年任内同大队长，参加1979年山界划分，站在“守卡山”从守卡山下有个水塘，向才料屯方向延伸至“闹岜花”倒水向河边的甘花屯，牛峰坡是板同地界内，至“闹岜花”上到“汝闹材源头”到底按哪条线记不清，当时已划分过了，各队均无意见；3、证实书（坡当屯廖全会、廖国琼），证明1979年任内同大队长，参加1979年山界划分：从“守卡山”（经板同路进入甘花哑洞田的碍口）向东“闹花坡”南坡脚有条小溪是哑洞田的（水源）直至上圾坡顶，向北到“牛峰坡”以水倒为界，水倒向甘花的属于甘花的区域，水倒向板同的属于板同区域，当时无异议；4、廖忠熙的证明，证明1979年参加山界划分，甘花屯与板同屯的界线：从“守卡山”经“闹坡花”向东到最高坡脊，水倒向甘花屯的属于甘花，水倒向板同屯的属于板同，当时不发证，划分时有效；5、调查笔录（巴内屯廖佩仕），证明1979年任巴内队队长，参加1979年山界划分，争议地历史以来都是甘花屯的，里面有甘花屯约50亩责任田。界线：从“守卡山”向上经闹花、上圾坡，向北到牛峰坡，均以坡顶倒水为界，倒水向甘花屯的属甘花，倒水向板同屯的属于板同；6、调查笔录（板甫屯廖从见），证明参加1979年山界划分：站在“守卡山”，从“守卡山”向上经闹花、上圾坡，向北到牛峰坡，均以坡顶倒水为界，倒水向甘花屯属于甘花，倒水向板同屯的属于板同，当时无异议，当时不发证，当时有效，属实。 被告河池市政府辩称，一、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因不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处理决定书》(环政处〔2019〕2号），分别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于2019年4月11日、2019年4月26日依法予以受理。法定期限内，被告向环江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环江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及作出处理决定时的证据材料。复议期间，被告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当事人不同意调解。2019年5月20日，被告对该案进行听证，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和环江县政府均到庭参加听证。2019年7月26日，被告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二、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复议期间，被告全面审查了环江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认为环江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被告对环江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维持了环江县政府作出的环政处〔2019〕2号的处理决定。三、关于板同村民小组提出没有听证相关材料的问题，在复议期间，被告邮寄送达了征求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但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因此，在复议期间针对相关案件事实于2019年5月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当时板同村民小组出席听证会的是原告组长廖理道，虽在提交的证据材料当中无法反映，但该事实是存在的。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恳请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池市政府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环政处〔2019〕2号《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处理决定书》，证明环江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2、行政复议申请书（板同村民小组）；3、行政复议申请书（甘花村民小组），证据2、3证明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分别依法向河池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河政复办受〔2019〕39、42号），证实河池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理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的行政复议申请；5、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河政复办受〔2019〕39、42号），证实河池市政府通知环江县政府依法进行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的相关材料；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实环江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7、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证实河池市政府已履行调解程序；8、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证实河池市政府对该案进行听证；9、送达回证、邮寄单，证实河池市政府已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对被告环江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基础材料一：1、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1甘花屯调处申请书当中认为争议地应归其所有的观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不予认可；2、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廖万康的询问笔录所证实的内容有异议；3、对证据5的争议范围图形式上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争议图应当是争议双方签字确认才有法律效力，但在该份图中只有甘花屯代表廖万昌的签字，没有板同屯的签字，由于庭上没有原件核对，由法庭核实原件再作出判定；证据5中的争议范围说明，只有绘图人的签名，没有板同村民小组及甘花村民小组代表人的签字，因此，原告板同村民小组也不认可说明的合法性；4、对证据6、7、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5、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处理三大纠纷作出确权处理之前必须经过调解程序，而该调解笔录是2005年制作的，是针对2008年的处理决定的调解笔录，2008年的行政行为已经被撤销。被告环江县政府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之前应当重新进行调解，但被告环江县政府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使用之前的调解笔录，因此，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对该份笔录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6、对证据10中的环政处（2008）9号处理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确权的事项不予认可；对证据10中的现场管护图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论是2008年还是2019年的处理决定均认为甘花屯在争议地内没有作物，但在该现场管护图中却标注甘花屯有一片马尾松，这就与2008年的处理决定相互矛盾，原因是由于未制作有管护图导致，因此，对其合法性有异议；7、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8、对证据12中队长的身份没有异议；9、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10、证据14由法庭核实后，是否符合程序由法院判定；11、对证据15的合法性有异议，对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基础材料二：1、对证据1中的争议范围图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因被告无法提供原件核对，无法看出有板同村民小组代表的签字。对证据中的现场管护图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由于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制作笔录，导致诸多问题。在争议区的西北部表明甘花屯的廖万昌种植有马尾松及甘花屯的牛道，这就与2008年的处理决定相互矛盾，且在现场管护图的东面还写到双方各有几片马尾松，对此被告并未进行排除，因此，对该现场管护图作为被告2019年处理决定的依据证据不充分；2、对证据2廖国琼的问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3、证据3廖国琼与廖全会的证明书是自行出具，对其证实内容有异议；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的来源、证人的身份都无法核实；5、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对被告环江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基础材料一：1、从证据目录看，该组证据（15份）都是证实程序性的材料，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内容没有异议；2、对所有证据中板同村民小组所作的陈述不予认可；3、证据5当中写到防牛墙的起点与终点问题，该防牛墙是防洪墙，且该位置证实防洪沟并不是墙；4、证据10当中附有两张图纸，图一没有异议，但其中标注的防牛墙有异议，这只是防洪沟。图二何人制作，何时制作无法核实，且在图中争议地内标有甘花屯廖万松100亩马尾松，这就与被告处理决定当中认定原告甘花屯没有作物相矛盾。基础材料二：1、对证据1中纠纷范围图（管护图）标注的防牛墙有异议，这并不是放牛墙，只是防洪沟。证据中的补充图也已经写明甘花村民小组的廖万康在争议地内有100亩的松木林，同时标注有甘花村民小组的牛道，这与被告在处理决定当中认定是耕作季节的牛道相互矛盾；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笔录当中所写道的站在“守卡山”从“守卡山”下有个水塘，向才料屯方向延伸至“闹岜花”倒水向河边的甘花村民小组，是真实的，至于说到牛峰坡是板同地界内，至“闹岜花”上到“汝闹材源头”到底按哪条线记不清，是由于年代久远导致；3、对证据3、4、5、6均无异议，但这些证据均证实两级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事实。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被告环江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交的9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河池市政府在答辩中称已经组织听证，但从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交的材料中并未看到听证笔录。 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 被告环江县政府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环江县政府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2两份证明并不是原件，只是彩色复印件，且证明人并未附有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无法核实证明人的身份情况，证明的内容违背事实；2、证据1在2005年政府调处本案时，板同村民小组并未提供该份证明，因此，对该份证明的来源及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两份证明只是复印件，原告并未提供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内容只是证明人个人的陈述，无其他证据材料佐证，因此，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 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均有异议，两份证明并不是原件，只是彩色复印件，且证明人并未附有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无法核实证明人的身份情况，证明的内容违背事实；同时，因为甘花村民小组与材料屯有土地纠纷，因此，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供的两份证明与原告甘花村民小组有利害关系，不应采用。 被告环江县政府对原告甘花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照片中的位置是否是争议地，无法核实，2016年政府处理时，甘花村民小组并未种植有松木林，重新处理时甘花村民小组是种植有些零星林木，但这些零星的林木是在2016年争议之后所种植，种植的面积也无法确定；2、证据2的照片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无法核实甘花村民小组的林木与争议地的林木连成一片；3、证据3的照片中无法核实是否是争议地内的牛路，且是否属于牛路也无法核实，对此不予认可；4、证据4中原告主张是防洪沟，但在政府现场调查时发现，地上，地上确实是有痕迹到底是防牛墙还是防洪沟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这到底是防牛墙还是防洪沟并不是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甘花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与环江县政府一致 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对原告甘花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2、3所证明的争议地内有松木林，这是不真实的，甘花村民小组的松木林并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这只是被告在处理过程中勾图错误；2、对证据3有异议，原告甘花村民小组主张的牛路不在争议地范围内，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关联性；3、对证据4有异议，对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在庭审中提出照片⑦-⑨中的防洪墙是排洪沟的观点不予认可，甘花村民小组在调处期间对该观点并未提出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环江县政府提供的基础材料一的全部证据、基础材料二中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基础材料二的证据2-6中关于争议地管护情况相同部分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未附有证人身份证明材料，无法核实内容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原告甘花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1-3，无法证明照片系纠纷产生前争议地的实际情况，不予采信，证据4无法证明图片所示为排洪沟，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的正东面，板同的东北面，隔着小环江河(又名中洲河)与甘花隔河相望，其四至范围如环政处〔2019〕2号《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与板同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处理决定书》所认定。争议地正东起于牛峰坡顶标高600.2米沿东南向经过509.5米标高沿小路经过上圾坡到正南。在距标高363.0约80米处向正西沿不明显山脊经过闹巴花到达323.0标高往西南沿山脊到达守卡山顶往正西过山脊到达巴哑340.9标高。从340.9标高折向东北到后哑沿哑洞田的东南边到达土城墙的起点。沿着土城墙经过肯雅坡到达土城墙终点往冲槽下到正西与长美至东兴公路相交。西北方向以长美至东兴公路为界到达拱桥。东北方向从拱桥沿大汝点冲槽上到牛峰坡与东兴乡界相连接。大约还有200多米的乡界到达牛峰坡600.2标高形成闭合圈。面积约为2224亩，地类，地类大部分属于宜林荒坡和周边的冲槽内有少部分的水源林，在争议地南边的肯雅坡(地名(地名山腰有一道土墙旧址，总长约700-800米左右，甘花称之为“防洪墙”板同则称之为“防牛墙”,土城墙旧址至今仍清晰可见。板同除在争议地边缘种有部分杉木林和零星的油茶树外，还有一条约4米宽的牛路自本屯的中半部沿着该屯的正北方向延伸，一直到达争议地的中心地带(即牛峰坡下面的三角点和标高为396.0、432.8、428.2一带),具体详见现实管护图。争议地自解放后经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全县进行山界林权划界时，该地也没有明确权属划归哪个屯(队)进行管理使用。 2006年3月27日甘花村民小组向环江县政府提出权属纠纷调处申请。环江县政府于2008年5月12日、2010年3月15日分别作出环政处（2008）9号、环政处（2010）6号两次处理决定，被河池市政府2009年8月10日、2010年8月5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09]79号、河政复决字[2010]82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撤销。2019年3月1日环江县政府重新作出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均不服，再次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44号复议决定，维持环江县政府作出的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板同村民小组、甘花村民小组仍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09年8月10日河池市政府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09]79号行政复议决定，查明“申请人甘花屯的廖善道户曾在争议地内建造6间住房，现旧房地基和墙址依旧存在。在争议地的西南面和西面分别有申请人甘花屯长期经营的责任田、开荒地50多亩和马尾松100多亩。其中近30亩的责任田主要依靠争议地内的水源供水灌溉。此外，申请人甘花屯有一条较为宽敞的牛路从公路边一直延伸到争议地核心部分……”。2010年8月5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0]82号行政复议决，查明“经实地勘界，争议地西北面较平缓处有申请人甘花屯廖善道户早年建造的屋基旧址，甘花屯农户在争议地内西北角和西面分别种植有马尾松100余亩和开荒地50亩……”。 本院认为，两原告对本案中被告执法主体资格，本案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以及1979年环江县进行山界林权划界也没有明确争议地权属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地四至范围、面积情况。两原告对涉案土地的争议由来已久。2006年2月27日原告甘花村民小组向被告环江县政府申请调处。根据2006年12月5日在争议地现场对争议双方时任队干廖万康、廖建足的询问笔录及县乡调处工作组相关人员签名的《长美乡内同村甘花屯和板同屯林地权属纠纷范围图》，2007年3月26日《板同屯与甘花屯林地纠纷现场调解记录》和《参加内同村板同屯与甘花屯林地纠纷现场调解会议》及《板同屯与甘花屯林地权属纠纷现场勘界》等证据，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的争议地四至范围、面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关于争议地的管护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纠纷经政府处理多次，河池市政府已经生效的复议决定对争议管护的相关事实作出了认定，其中2009年8月10日河池市政府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09]79号行政复议决定，查明“甘花屯的廖善道户曾在争议地内建造6间住房，现旧房地基和墙址依旧存在。在争议地的西南面和西面分别有申请人甘花屯农户长期经营的责任田、开荒地50亩和马尾松100多亩，其中30亩的责任田主要依靠争议地内的水源供水灌溉……”，2010年8月5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0]82号行政复议决，查明“争议地西北面较平缓处有申请人甘花屯廖善道户早年建造的屋基旧址，甘花屯农户在争议地内西北角和西面分别种植有马尾松100余亩和开荒地50亩……”，并在认为部分做出认定：“申请人甘花队在争议地内种植林木100多亩，经林业部门技术人员实地勾图，种植的林木在争议地范围内”。但被告环江县政府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却认定“甘花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附作物”，河池市政府在河政复决字〔2019〕44号复议决定中对环江县政府的环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予以维持，明显错误。关于争议地放牧问题，争议双方的主要证据均为证人证言，经现场勘查争议双方均有通往争议地的路，该路仅可证明此前可能存在放牧事实，环江县政府在处理本案纠纷时依法经过实地勘察，认定板同村民小组在争议地放牧，甘花村民小组每年耕作季节在争议地放牧，结合农村习惯等因素考虑，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根据现有证据，各方在争议地的管护情况为：板同村民小组在争议地范围内的闹巴花、守卡山、后哑一带分布有本组廖仁强、廖从高等7农户于1988年前后种植的分散杉木林8块，面积约40亩和少量油茶树零星分布，而在争议地内其他地方没有种植农作物和林木，同时，板同村民小组有一条约4米宽的牛路自本屯的中半部沿着该屯的正北方向延伸，一直到达争议地的中心地带（即牛峰坡下面的三角点和标高为396.0、432.8、428.2-带）。甘花村民小组农户在争议地内西北角和西面分别种有马尾松100余亩和开荒地50余亩，在争议地大冲槽西面有无争议的水田30亩，主要依靠争议地大冲槽内的水源林供水灌溉，在争议地外围西南面种植有无争议的水田约1亩，在争议地内西北面较平缓处有甘花屯廖善道户早年建造的6间住房屋基旧址，并也有一条较为宽敞的牛路从公路边一直延伸到争议地。在争议地南边的肯雅坡的半山腰有一道土墙旧址，总长约700-800米左右，甘花村民小组称之为“防洪沟”，板同村民小组称之为“防牛墙”，板同村民小组认为其作用是防止双方耕牛越过挡堵墙走远或者侵害农作物。由于年代久远，经环江县政府实地调查未能确认土墙所建时间以及所建目的，且在行政程序阶段板同村民小组与甘花村民小组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对防洪墙（防牛墙）的主张。因此，对板同村民小组主张防牛墙具有划分双方习惯性权属范围的地位和作用，本院不予采信。争议地长期以来一直由争议双方农民共同经营管理，争议地内除双方村民有部分种植外，绝大部分属于宜林荒坡，甘花村民小组“把争议土地确权为原告集体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理是否存在明显不当的问题。板同村民小组认为本小组人口多管理争议地便利，被告将争议地一半裁决归甘花村民小组，属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甘花村民小组认为将己方位于争议地外西南面的有30亩承包田所需的水源地划给板同村民小组，违背了“三个有利”原则。本院认为，争议双方的人口差异、水源地是行政机关对确定权属划分争议地的参考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本案中争议地水源溪水形成几条分支，经过并灌溉包括甘花村民小组在内的各村民小组的土地，各村民小组均可正常使用。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条第二款：“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二）权属纠纷当事人各方均有一定证据，但证据不足以支持权属主张的，可以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处理决定。”环江县政府根据调查的事实，结合争议的历史和现实管护情况，根据“三个有利”的原则，对争议土地进行分割，是依法定职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且环江县政府的实体处理并未存在明显不当。 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板同村民小组在庭审中提出两被告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三）组织和解、调解；（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根据现有证据表明，被告环江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并制作权属纠纷范围图与现实管护图，依据职权向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听取了争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虽然没有制作规范的书面勘查笔录，但据此确定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和面积的证据充分。诉讼期间环江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基础材料（一）的目录清单中记载有“会审记录”证明集体讨论，研究案情”，只是所附的证据材料中遗漏集体讨论材料复印件，庭审后环江县政府已将该证据复印件提交法庭，上述瑕疵，未对争议双方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针对庭审中原告板同村民小组提出关于被告河池市政府听证的相关问题，经核实，被告河池市政府在复议期间就相关案件事实组织了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于2019年5月组织听证，当时原告板同村民小组组长廖理道出席听证会。故对原告板同村民小组认为被告河池市政府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经过政府多次处理、复议，两原告对本案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几个历史时期均未经政府确权，1979年环江县进行山界林权划界也没有明确争议地权属的事实无异议。尽管被诉行政行为认定“甘花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没有种植任何附作物”，但并未否定争议地长期以来一直由争议双方农民共同经营管理的事实，实体处理时已将原告甘花村民小组长期经营的责任田、开荒地等划归其所有。环江县政府根据调查的事实，结合争议的历史和现实管护情况，根据“三个有利”的原则，对争议土地进行分割，是依法定职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且环江县政府的实体处理并未存在明显不当。两原告均主张争议地权属归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上述基本事实，本着实质解决纠纷的目的，避免争议双方因纠纷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及公共资源。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板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长美乡内同村甘花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两原告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凌云 审 判 员 梁海亮 审 判 员 韦荷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谢春程 书 记 员 吴菊婵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