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13284号原告：蒋艳华，女，汉族，1977年5月14日生，身份证地址：长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委，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银辉，女，汉族，1976年5月1日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力，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董建辉，男，汉族，1962年4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第三人：董龙山，男，1966年6月28日出生，香港居民。原告蒋艳华与被告杜银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受理，并于2018年6月27日依法作出（2018）粤0305民初10212号民事判决。被告杜银辉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5月18日重新立案受理，依法追加董建辉、董龙山作为第三人，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艳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委，被告杜银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第三人董龙山到庭参加诉讼，董建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蒋艳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3、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200万元自2015年5月20日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是十多年的朋友关系。2015年5月5日，双方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两公司(重庆安德森传媒有限公司和重庆两江新区中视金鹰表演培训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安德森公司和金鹰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200万元，原告将转让款在签订协议后的15天内转到董龙山的工商银行账户上。2015年5月7日、12日、19日、20日，原告分四笔将股权转让款共计200万元转入被告指定银行账户。其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变更股份，被告一直推脱。原告见无法受让股份，不能参与公司经营也享受不到分红，于2016年初联系被告要求解除协议及退还转让款，被告虽然同意退钱，但至今没有将款项退还。综上，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上解除。被告应当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经济损失。被告辩称：1、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双方签订合同首先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不违法，合同也已履行，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股权具体变更的时间，原告没有提出变更股权的要求；2、原告要求被告退回股权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该股权转让款已经参与公司经营范围内，若抽走股权转让款，势必会减少企业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3、原告称多次向被告主张变更股权，合同没有约定具体的时间及如何变更，原告需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原告没有书面证据及通话记录，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原告称其于2016年提出退款被告已同意不是事实。2017年，双方在账上互有往来，当时没有涉及股权转让的问题，原告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诉状及律师函均是污蔑。被告是代董龙山持有公司的股份，原告也是知情的。重审时补充：1、原告诉讼时效已届满，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原告主张解除协议，应在两年内行使权利，即在2017年5月5日前提出诉讼。2、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涉案公司的实际股东、名义股东均知晓并同意原告受让股权，并且涉案的两家公司均在协议上盖章，证明原告已经取得了该两家公司对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因此本案不属于合同解除的任何一种情形，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也应当依法被驳回。第三人董建辉书面答辩称，2015年4月21日，在安德森公司股东均在场且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形下，其以200万元价格转让给杜银辉，转让股权及款项两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被告纠纷与其无关，其与本案审理的实体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追加其为第三人明显不当。第三人董龙山辩称，其是本案两个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杜银辉系代持其的股权。被告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是其让被告将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款是由其收取的，公司其他股东也确认股权转让，转让以后原告是公司的股东。因为原告与被告是多年的朋友，原告的股权暂时由被告代持，这是原告本人意愿，因为当时原告没有时间到重庆办理变更股权转让，原告本人没有到场，所以一直没有变更股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安德森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登记的股东为刘燕平(75%)和董建辉(25%)。金鹰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6日，登记的股东为杜银辉(70%)和陈良(30%)。原、被告系多年朋友关系。2015年5月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两家公司（安德森公司和金鹰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200万元；被告保证向原告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告即享受20%的股东权利；原告应将转让款在签订协议后的15天内转账到董龙山的工商银行账户上；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该协议上述两家公司均加盖骑缝章。2015年5月7日、5月12日、5月19日、5月20日，原告分四笔将股权转让款共计200万元转入董龙山的银行账户。上述股权转让后未进行变更登记。关于未变更登记的原因，原告主张其自2016年初有电话要求被告配合变更而被告未予配合，被告不予确认。被告提交其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蒋艳华通过其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7年7月11日向杜银辉的账户还款60万元，于2017年7月17日向杜银辉的账户还款40万元，意即如果原告所言2016年初即要求解除协议属实，被告不可能在拒绝退款的情况下还向原告出借100万元。原告确认借款、还款事实，陈述双方有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4月25日，被告收到原告方发出的律师函，内容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被告提交安德森公司、金鹰公司《股东会关于股权变更的决议》(2015年5月4日)，分别有两公司盖章，分别有董建辉、刘燕平、杜银辉、陈良签字表示同意股权转让，刘燕平、陈良放弃优先购买权。被告以此拟证明安德森公司、中视金鹰公司的实际股东、名义股东均知晓蒋艳华受让股权的事实。原告认为该份证据虽系原件，但在原一审、二审中未提交，应该是后补的。另，第三人董龙山陈述两家公司于2017年停业，2015年签订股权转协议后未盈利、未分红。在庭上，被告表示可以随时配合原告变理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董龙山表示因为董建辉与杜银辉系代持，所以没有障碍，其可以配合；原告表示目前已经没有办理登记的必要和意愿。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表明股东身份并不需要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才产生，但是如果不经登记其效力只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不具有对外的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本案中，安德森公司的股东董建辉登记了25%的股权，虽董龙山、被告杜银辉陈述董建辉系代董龙山持有，但董建辉的书面答辩状并未陈述相同意见，故对董龙山、被告杜银辉该陈述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2015年4月21日董建辉将安德森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杜银辉，之后虽未变更股权的工商登记，但董建辉已经确认该股权与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予以照准。杜银辉与董龙山均承认杜银辉持有两家公司的股份系代董龙山持有，且两家公司在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盖章的行为可推定公司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该代持关系。原告表示对此不知情，不合常理。首先，原、被告是多年朋友关系；其次，200万元转让股权，此等较为重大事项，原告不提前查询公司相关资料或了解公司相关情况，不尽正常的审慎义务，实在匪夷所思。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两家公司均盖章，表明知悉且无异议；各股东的确认书即使是后补的，亦表示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故原告已取得两家公司的股东身份。至此，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益的请求亦当然不予支持。至于办理变更登记，该事项虽未在合同中约定，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属后合同义务，被告及第三人董龙山应配合变更；尚登记于第三人董建辉名下的股权，因董建辉已经不是实际股东，亦有义务配合变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告亦可主动与被告协商或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提出过该要求，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对方违约。现原告不要求转让，本院对此不作处理。最后，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本案诉讼时效为2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未向被告提出变更登记的要求，即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故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最后，根据该规定第四条的精神，被告在一审阶段未得出诉讼时效抗辩，在重审阶段应无权提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艳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5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蒋艳华及被告杜银辉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韩悦秋审判员  谭素青审判员  刘 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胡海燕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