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民申104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诉讼代表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华俊，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农垦总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陈少平，局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陈少平，董事长。再审申请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下称先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省农垦总局（下称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下称农垦集团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1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先达公司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1048号民事判决，改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人民币617.3万元及利息；2、判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依据先达公司会计账册，先达公司的实收注册资金仅有382.7万元，欠缴617.3万元。原审判决将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对先达公司的1300余万借款直接视为对先达公司出资，违反我国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仅到位382.7万元，欠缴617.3万元，原审判决对欠缴出资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本案中，先达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于1994年4月4日设立，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开办单位和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1995年，农垦总局改名为农垦集团公司，施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2002年4月22日，先达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并于2015年被申请而进入破产程序。该公司停止经营后，其原始财务账册、资料和重要文件均由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一直保管，直至本案一审阶段才移交给先达公司破产管理人。因此，本案判定先达公司注册资金是否到位最基础的证据或者说第一手的证据就是先达公司自己的原始财务资料。而根据先达公司在十几、二十多年前自己编制的会计账册等财务资料：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先后支付给先达公司款项共计有14笔，总金额为17261959.84元，其中列入实收资本的仅382.7万元（包括货币出资80万元、股权出资22.7万元、债权转股权280万元），其余1300余万元款项则全部列为企业的长、短期负债。由于先达公司成立时，我国是实行注册资金实缴制，当时所有法律、法规均规定开办人或股东的投资在被投资企业成立时必须到位。即便是政府开办的企业，也要求投资必须到位，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对此问题的处理也与法律规定一致。若开办人或股东的投资在企业开办之时未足额到位，则欠缴的注册资金属于开办人或者股东对企业的负债，该企业的开办人或股东负有补足投资义务。另根据当时无论是公司制企业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非公司企业法人），都通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规定：实收资本为企业投资人实际投入到企业中的资本金，即注册资金，属于所有者权益类；长、短期负债为企业借入的资金，属于负债类。且该两种会计科目的属性有着本质的区别，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调整。本案中，先达公司自1994年设立至200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间的全部会计总账均清楚地显示：该公司1994年设立时的实收资本是80万元，1995年增加22.7万元至102.7万元，1997年再次增加280万元最终至382.7万元，此后就再未增加。除此之外，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先达公司还有其他出资性质的投入。由此可知，在先达公司破产前其注册资金一直欠缴617.3万元，是先达公司会计账册所反映出来的客观事实。但原审判决对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上述欠缴出资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反以先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对于先达公司注册资金尚有617.3万元未到位的这一基本事实不予认定，严重违背了证据适用规则，错误地将本属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先达公司。如前所述，因为先达公司1994年4月设立时的注册资金1000万元应为实缴金额，但该公司会计账册记载设立时仅到位80万元，破产受理时也仅到位382.7万元（含设立时的80万元），所以，对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在先达公司成立之后，是否履行了补足出资义务，理应由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并非先达公司。结合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在原审中极力主张的先达公司账册记载的1300余万元长、短期借款就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实际出资的观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事实上已经确认：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仅到位382.7万元，欠缴617.3万元，只是其认为可以用1300余万债权冲抵欠缴的出资。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先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是错误的。相反，先达公司的举证已经足以证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欠缴出资的事实。2、原审判决将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没有办理过相应手续，在财务上也没有“债转股”相应记载的1300余万元借款直接视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出资是完全错误的。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在本案中坚持主张：除382.7万元出资外，其余1300余万元长、短期负债一直由先达公司管理使用，且并未归还，故应视为出资。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可并支持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上述抗辩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先达公司认为对于上述1300余万款项的性质认定只能依据上述资金进入先达公司时所依据的财务资料、原始文件及先达公司当时对于上述资金性质的会计处理和记载，依据相关企业会计规定和规则进行认定，而不能由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事后解释”，更不能像原审法院那样抛开企业账册的原始记载或会计处理，撇开国家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等规范进行“自行理解”后加以认定。首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下称《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但根据该《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该《实施细则》并非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是具备企业法人条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等所有企业均应适用。因此，上述《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对于企业注册资金来源的表述是针对各种企业类型笼统而言的，并不专指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而企业注册资金的构成状况，决定着企业的经济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二条之规定，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国有资本金应当是其注册资金的惟一构成。因此，原审法院“自行理解”的法律未禁止借款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金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上述1300余万元款项进入先达公司时，该公司的会计账册将其记载为长、短期负债，属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类而非所有权益类，这是一、二审法院均已查明的事实。而本案相关证据显示，上述款项进入先达公司时，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与先达公司就其中绝大部分款项签署过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故无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出借人与先达公司具有何种关系，也无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出于何种原因出借款项给先达公司，或先达公司是否支付过利息、清偿过本金，上述款项在法律上的性质只能被认定为是合同之债的债权，而不能是注册资金这种带有物权性质的所有权。第三，根据我国会计制度的要求，要将企业投资人对企业的借款转换为出资，必须要经过法定程序，办理相关的手续，且会计科目上要作相应的变更，即由负债类调整为所有权权益类。而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所主张的1300余万元借款可以当作出资之事宜，在其移交的所有财务凭证、会计账目中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支持性文件，相反该1300余万元款项20多年来一直都是被列为长、短期负债，因此该1300余万元不可能是出资。另外可供佐证的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在先达公司设立后的1995年增加股权出资20.7万元和在1997年增加债权转股权出资280万元时，均办理了相关手续，出具了正式文件。因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若认为该1300余万借款也转为了出资，理应履行同样的手续。然而，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并没有。由此可见，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将上述1300余万元款项出借给先达公司当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借款，并不是他们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是出资；先达公司的会计记载及财务上的处理，完全符合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当时借款的本意。从另一角度来看，注册资金未经法定程序进行变更登记其金额就应该是恒定不变的，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借款则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倘若借款可以直接视为企业的注册资金，那么随着企业借款的增加或者减少，企业的注册资金是不是也应该随之增加或者减少呢？企业是不是应该根据《施行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借款增加或者减少时，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注册资金呢。很明显，先达公司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所谓借款可视为出资的解释并不成立。最后，先达公司的财务账册显示先达公司已经归还了部分欠款给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如1996年-1997年间的550万借款中，除280万元依法转为出资外，另外270万元借款就已经通过财政亏损补贴的形式被抵消了。然而，原审判决对此却根本未做查明。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因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一直掌握先达公司的财务资料，且移交给先达公司管理人的资料也并不完整，这使得管理人对于先达公司是否已经清偿完毕借款难以举证。因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理应提供相关款项在自己原始财务账册的记录进行核对才合理。此外，管理人还注意到，先达公司歇业前最后一年即1998年的资产负债表中载明：先达公司的资产总额高达5260.9万元。据此推测，先达公司在停止经营前仍有巨额的资产。然而，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先达公司的主管部门在接收了上述巨额资产和公司财务资料后，却并未对先达公司进行清算，而是悬空了先达公司债权人的债权，这严重损害了先达公司及先达公司破产案件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明知1300余万元借款并非出资却强行将其解释为出资的唯一理由就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在先达公司破产后为了逃避被追究欠缴出资的责任而在故意信口雌黄。破产法院摇珠选定的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会计师，在本案二审阶段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发表了专业意见，他们也认为：先达公司实收资本是382.7万元，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所主张的1300余万元款项性质为该企业的负债，不能认定为出资。因此，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在先达公司设立至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经营期间支付给先达公司的资金虽然有17261959.84元之多，远远高于该公司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但除了382.7万元是注册资金外，其余1300余万元款项的法律性质只能被认定是借款，而不能被认定为出资。3、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资金来源只能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拨款及投资款而并不包括借款，不能因为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原审判决就违背案件的基本事实在多年后强行将本属借款的款项错误认定为出资。如前所述，先达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系由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全资投资开办，根据其投资主体单一的国有性质，注册资金来源只能是财政部门或者开办单位的拨款或投资，而并不包括借款。这从先达公司设立时提交的国有资产登记表（1994年3月29日）也足以印证：农垦总局在该登记表中明确表示“同意注册资金1000万”。加之，先达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六条更是明确规定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1000万元主要应由开办单位农垦总局拨付。因此，本案中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只能是开办单位即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承诺的拨款或投资款，而不应包括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借款。另外，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出借给先达公司的1300余万借款均发生在先达公司设立以后，所有款项的用途和性质均明确记载为经营性借款，而且绝大部分借款都有配套的借款合同、借款收据，先达公司也需要向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并且借款合同还明确规定若先达公司不按时偿还借款需承担违约责任，加之，先达公司在经营过程已经偿还过部分借款本息。因此该1300余万款项只能是先达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合同之债（即借款），而不可能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出资。（二）原审判决采纳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主张，认定其对先达公司的债权可视为出资，实质是令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对先达公司的债权与其欠缴的注册资金实现了抵销，导致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对先达公司的债权实现个别清偿的法律后果，破坏了破产案件普通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本案一、二审判决都认为：虽然前述1300余万款项的会计凭证记载用途为借款和往来款，但没有证据证实先达公司已经归还欠款给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所以便认为这1300余万款项实际由先达公司管理使用，用于先达公司经营活动，故应该被视为先达公司的注册资金。一、二审判决的上述观点是违反法律规定的。1、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在破产案件中，全体普通债权人对于破产财产应该“公平受偿”，而不能由个别债权人单独受偿。本案是由破产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先达公司向其开办单位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追收欠缴出资的破产衍生诉讼，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应该优先适用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股东以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与其欠缴债务人的出资相抵销的，债务人的管理人提出异议，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债权能否与未到位的注册资金抵销问题的复函》也明确规定：债务人企业被申请破产后，企业投资人作为债务人企业的债权人同其他债权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企业投资人对债务企业享有的破产债权不能与未出足的注册资金相抵销。因此，在先达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主张将借款冲抵欠缴的出资，其实质就是单独受偿，这是被法律所明令禁止的。一、二审判决却仍认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对先达公司的1300余万元借款可以视为出资，将他们的破产债权与其对先达公司欠缴的出资进行抵销，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判决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向先达公司补缴欠缴的出资本息，同时告知其可和其他普通债权人一样向破产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而不能在破产管理人追收欠缴出资并归入破产财产的诉讼中，抗辩要求直接抵销欠缴出资。2、我国破产法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并没有例外规定，原审判决对作为国有投资人的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故意偏袒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我国破产法适用于所有企业类型，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并没有例外规定。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先达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和出资人，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它们在先达公司破产后对其享有的普通债权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样均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一、二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置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定于不顾，基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国有身份，而在判决中对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定故意不适用，完全没有考虑本案系破产衍生诉讼，完全没有从破产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多次强调的破产案件应积极追收债务人财产，充分保障及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角度和破产法严格禁止普通破产债权个别清偿的角度对本案作出符合事实的正确裁判，其判决结果是极其错误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先达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本案再审审查焦点问题是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是否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1988年5月13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企业法人办理开业登记，申请注册的资金数额与实有资金不一致的，按照国家专项规定办理。”1988年12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注册资金数额是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所有的财产的货币表现。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的注册资金应当与实有资金相一致。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的来源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本案中，先达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4日，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本案审查认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是否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参照适用上述规定。经查，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先后向先达公司支付款项远远超过其应承担的注册资金。虽然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并没有一一注明为投资款、拨款，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已经返还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故应认定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先达公司主张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不予支持先达公司关于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的请求，并无不当。现先达公司申请再审，也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先达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丁海湖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