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2071刑初918号 公诉机关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中山市城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城环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5787099-9，住所地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大南路污水处理厂侧，法定代表人黄容毅。 诉讼代表人黄某1，女，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中山市。 被告人刘文锐，男，1973年9月2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汉族，高中文化，中山城环公司监事、广东中电能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能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中山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孙振科，广东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锦活，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容毅，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中专文化，中山城环公司法定代表人、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昊，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伦耀，男，1967年3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高中文化，中山城环公司大涌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以下简称垃圾分类中心）厂长，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谢方玉，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勇，男，1972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汉族，大学文化，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分类中心副厂长，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芝荣，广东雅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秀平，男，1969年12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池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广州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石立华，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伟军，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广州拯绿公司董事长，户籍所在地广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7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中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有华、丁一元，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中检一区刑诉〔2019〕8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被告人王秀平、黄容毅犯污染环境罪、串通投标罪，被告人刘文锐犯污染环境罪、串通投标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重婚罪，被告人苏伦耀、黄勇、张伟军犯污染环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先忠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污染环境、串通投标犯罪事实 2013年，被告人王秀平、黄容毅、刘文锐伙同曾庆汛、黄照浩、王喜天等人（均另案处理）为取得中山市大涌镇垃圾处理的BOT项目，由王秀平、黄容毅和曾庆汛、黄照浩等人为股东的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人刘文锐实际控制的广东中电能照明有限公司联合成立被告单位中山市城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由王喜天与大涌镇相关关系密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沟通协调，按照中山城环公司“量身定制”制作招标文件，由刘文锐安排江门市江海区某某环卫运输有限公司、佛山市某某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围标，并安排张某1统一制作三家投标公司的投标文件，通过串通投标的方式取得该BOT项目，并约定中山城环公司收取人民币90元/吨的垃圾处理费用，多出部分作为刘文锐的公关、业务等费用。 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取得上述BOT项目后组建大涌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并于2014年9月开始营运。经营过程中，广州拯绿公司作为中山城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处理业务及资金运转，先后任命曾庆汛和被告人黄容毅为中山城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命被告人苏伦耀、黄勇为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分类中心的正、副厂长，由被告人刘文锐任中山城环公司监事。2015年5月，被告人张伟军以其实际控制的广州毅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入股广州拯绿公司，出任广州拯绿公司的董事长，参与广州拯绿公司的运作与决策。 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在经营垃圾分类中心的过程中，由于垃圾处理技术无法达到产能的要求，经过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被告人王秀平、黄容毅、张伟军和曾庆汛、黄照浩决议，由广州拯绿公司向中山城环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黄容毅、苏伦耀、刘文锐先后雇请梁某1、符某、江某、周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将绝大部分无法处理的垃圾以人民币110元至180元不等的价格非法外运填埋。2014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中山城环公司共计非法外运处理垃圾136731.76吨。 2018年2月开始，由于垃圾分类中心设备及处理技术无法运转、资金短缺等原因，致使大量垃圾无法及时处理或者外运，在广州拯绿公司的股东黄照浩的指挥下，擅自将垃圾分类中心后面的农用地7.91亩平整后用于堆放垃圾。至案发时共堆放垃圾20093.51吨，经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评估，上述垃圾的清运、处置费用共计人民币455.58万元，厂区内现暂存的渗滤液约3000吨，运输、处置费用共计64.23万元，厂外土壤植被恢复需人民币0.72万元，造成损失数额总计为人民币605.24万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人民币13.93万元，环境恢复费用为人民币520.53万元，事务性费用为人民币70.78万元。 2018年6月，由于垃圾分类中心后面空地堆放的垃圾产生的渗滤液无法合理处理，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经营的垃圾分类中心厂长被告人苏伦耀、副厂长被告人黄勇指使公司员工谭某等人将公司燃料棒车间内连接污水处理池的水管锯断，致使垃圾分类中心后面空地堆放的垃圾产生的渗滤液通过厂区地面直接排向垃圾分类中心的生活、雨水管道。2018年7月2日，中山市环境监测分局对垃圾分类中心排水渠通往中山市大涌镇生活污水厂内雨水管网管道口排放的水样进行监测，检测结果显示总铬含量为0.852毫克/升，超过《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标准三倍以上。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犯罪事实 被告人刘文锐在获取大涌镇垃圾处理BOT项目及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的大涌垃圾分类中心运营过程中，为牟取不当利益，自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共计向与大涌镇政府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王喜天贿送人民币1249697.73元。 三、重婚犯罪事实 被告人刘文锐2000年与郑某登记结婚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公开以夫妻名义与叶某同居生活至案发。 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或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笔录等证据以证实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被告人王秀平、刘文锐、黄容毅、苏伦耀、黄勇、张伟军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处置其他有害物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山城环公司、王秀平、刘文锐、黄容毅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应当以串通投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刘文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原指控为情节严重，当庭变更），且有配偶而重婚，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第二百五十八条，应当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山城环公司、王秀平、刘文锐、黄容毅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黄容毅、苏伦耀、黄勇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黄某1对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被告人王秀平辩称其没有参与涉案项目的投标，并对起诉指控堆放垃圾的数量及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存在司法解释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其中，起诉指控涉案垃圾分类中心排放水样总铬含量超标参照的标准错误，应参照《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规定，上述总铬含量并未超标；涉案环评报告评估结论明确本次涉嫌污染环境案未产生财产损害费用，且该报告认定的环境损失数额大部分并非必然产生，具有不合理性，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的情形不存在；其他情形亦不存在。2.中山城环公司外运垃圾及在厂区后面临时堆放垃圾均得到政府方面的默许，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外运垃圾的行为构成环境污染；3.中山城环公司即便构成环境污染罪，王秀平并非中山城环公司的直接责任人或主管人员，其作为广州拯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直接参与或主导中山城环公司的污染环境行为，不应任意扩大追责主体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的共犯。4.若认定污染环境罪成立，中山城环公司造成污染环境后果是事出有因，并非该公司及涉案人员主观上追求的结果，主观恶性不大。5.没有证据证明王秀平有参与涉案招投标或指使他人串通投标，且起诉指控串通投标的事实已过追诉时效，指控王秀平犯串通投标罪不成立。 被告人刘文锐辩称其没有参与过中山城环公司的管理，也没有雇请他人外运垃圾，指控污染环境的事实与其无关。其辩护人提出：1.指控污染环境方面，刘文锐未参与中山城环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亦未直接参与起诉指控其雇请他人清运垃圾的行为和其他指控的污染环境行为，其并非污染环境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控其污染环境的犯罪事实不成立；且中山城环公司对其委托他人外运的垃圾是否被非法倾倒处理的情况并不知情，环评报告认定中山城环公司其他污染行为的损害数额亦不客观，是否能认定该公司及相关人员构成环境污染罪存疑。2.指控刘文锐串通投标的事实已过追诉时效，不应再以此追究其刑事责任。3.指控刘文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方面，本案对于有影响力的人的相关证据缺失，亦缺乏证据证实王喜天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有影响力的人；即便认定，涉案贿款实际均由中电能公司支付，行贿利益也归属中电能公司，应认定为中电能公司单位犯罪；即便认定刘文锐构成犯罪，其行贿行为与污染环境没有因果关系，认定其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没有依据。4.指控刘文锐重婚方面，刘文锐并未与叶某登记结婚，公诉机关适用法律错误；且证明其与叶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证据不充分，本案也可能已过追诉时效。5.若刘文锐罪名成立，其在串通投标方面有自首情节、是初犯、认罪悔罪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被告人黄容毅辩称指控串通投标的事实其未参与、不知情。其辩护人提出：1.起诉指控部分污染环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包括指控受污染的土地面积有误且并非均遭受污染；常理上生活垃圾重金属含量不高，且存在有其他污染物排入涉案厂区外垃圾堆放地块的情况，故该地块土壤被污染与堆放垃圾之间很可能不存在关联性。2.缺乏证据证实黄容毅有授意或指挥他人将厂区外堆放垃圾产生的渗透液抽回排放至厂区地面，以及改造污水处理池的水管将渗透液直接排放至生活、雨水管道的事实，其对上述情况均不知情。3.中山城环公司根据与大涌镇签署的合同委托他人将垃圾外运并要求承运方依法处理外运垃圾，对于承运方非法倾倒垃圾的行为不应归责于中山城环公司一方。4.黄容毅有自首情节。5.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堆积的情况应归因于政府部门违约支持垃圾运输公司将建筑、工业垃圾运送至中山城环公司致使其处理垃圾的效率降低，本案或存在遗漏其他应追责人员及各方责任划分不明确的情况。6.黄容毅不存在串通投标的主客观行为，且涉案项目招投标时黄容毅未在中山城环公司任职，不应认定其为串通投标的共犯。 被告人苏伦耀辩称其没有雇请梁某1外运垃圾，其也没有安排他人锯断、改造污水处理池的水管。其辩护人提出：1.从公司的决策地位来看，苏伦耀在本案的作用次要。2.苏伦耀任职期间虽然清楚垃圾外运的情况，但未参与雇请他人清运垃圾，也没有组织决策权，且对垃圾外运填埋的现场及环境损害后果均没有证据证明，不能认定苏伦耀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3.苏伦耀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黄勇辩称其没有安排他人锯断污水处理池的水管，其对此事不知情。其辩护人提出：1.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污染环境的问题同意上述辩护人的意见。2.本案缺乏证据证明黄勇有指使谭某改造水管的行为，谭某等人未明确指认由黄勇指使；且黄勇在中山城环公司无决策权，其担任副厂长是被动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并非污染环境的主要责任人员，不应承担责任。3.即使认定黄勇应承担污染环境责任，量刑时也应考虑其具体职务、是否有决策权等问题。 被告人张伟军辩称其在中山城环公司已执行外运垃圾之后才投资广州拯绿公司，广州拯绿公司对中山城环公司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非为了污染环境，其主观恶性小。其辩护人提出：1.根据相关规定，涉案被外运的生活垃圾不属于危险废物，且“处置”与“委托他人处置”是有区别的，根据司法解释，委托他人处置污染物仅在处置的是危险废物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而中山城环公司是委托他人处置生活垃圾，其行为不应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对法律的理解适用有误。2.即便认定中山城环公司外运的垃圾是危险废物，张伟军已尽到注意义务，根据其客观情况不能推定其存在污染环境的主观故意。3.张伟军是在垃圾外运决策作出之后才加入广州拯绿公司，若认定其构成犯罪，其也是基于对政府部门及相关公司创始人的信任而监管失职，且广州拯绿公司与中山城环公司独立决策，广州拯绿公司仅作为债权人监管中山城环公司的财务；且将垃圾在厂区外堆放并非由张伟军决策或指挥实施，该行为也经过政府部门同意，故其主观恶性较小，属于从犯。4.张伟军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认罚。综上，请求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串通投标事实 2012年底，中山市大涌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公开招标，被告人刘文锐与广州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方面沟通合作后，决定由广州拯绿公司与刘文锐实际控制的广东中电能照明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占股的被告单位中山市城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参与竞标。2013年初，刘文锐为使中山城环公司取得上述项目的承包权，联系安排另外两家公司参与围标，并安排他人统一制作三家公司的投标文件；并由王喜天（已判刑）找大涌镇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沟通协调，按照中山城环公司标书“量身定制”招标文件，使得中山城环公司成功中标该BOT项目。中标后，中山城环公司按照约定收取90元/吨的垃圾处理费，多出部分作为刘文锐的公关、业务等费用。 二、污染环境事实 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中标承包中山市大涌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后，组建大涌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并于2014年9月开始营运。经营过程中，广州拯绿公司作为中山城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处理业务及资金运转，先后任命曾庆汛和被告人黄容毅为中山城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命被告人苏伦耀、黄勇为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分类中心的正、副厂长。2015年5月，被告人张伟军入股广州拯绿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参与广州拯绿公司的运作与决策。被告人刘文锐主要参与中山城环公司与大涌镇政府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并在2018年4月担任中山城环公司监事。 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在经营垃圾分类中心的过程中，由于投产资金不足，垃圾处理的设备、技术等方面存在问题，加上运送到场的垃圾违约掺杂非生活垃圾，导致垃圾分类中心的产能无法达到要求，造成未经处理的垃圾开始大量堆积。2014年底，经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决议，中山城环公司方面开始联系他人将堆积的垃圾批量外运填埋。至2018年2月，由于仍有大量垃圾无法及时处理或者外运，垃圾分类中心厂区内部已无法容纳更多垃圾。被告人黄容毅、苏伦耀向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被告人张伟军、王秀平等人）多次汇报厂区垃圾堆积情况后，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厂区后面地块临时用作堆放垃圾，并由被告人刘文锐负责与大涌镇政府方面人员协调。后在广州拯绿公司股东黄照浩（另案处理）的指挥下，中山城环公司安排人员将垃圾分类中心后面的土地平整后用于露天堆放垃圾，未进行有效的防渗滤措施。经测算，垃圾分类中心内部及周边现场堆放固体废物占地面积5274平方米（折合7.91亩），至案发前共堆放固体废物20093.51吨，厂区内现暂存的渗滤液约有3000吨，造成的环境损害主要是中心厂区外堆放的固体废物造成的堆放区域土壤环境污染。经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评估，中山城环公司污染环境造成损失数额总计为人民币605.24万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人民币13.93万元，环境恢复费用人民币520.53万元，事务性费用人民币70.78万元。 2018年6月，垃圾分类中心厂长被告人苏伦耀、副厂长被告人黄勇指使中山城环公司员工将公司燃料棒车间内连接污水处理池的水管锯断，致使垃圾分类中心厂区后面空地堆放的垃圾产生的渗滤液流到车间后未能被抽走，而通过厂区地面直接排向垃圾分类中心的雨水管道。2018年7月2日，中山市环境监测站对垃圾分类中心场内排水渠通往中山市大涌镇生活污水厂内雨水管网管道口的水样进行监测，检测结果显示总铬含量为0.852毫克/升，超过《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标准三倍以上。 三、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事实 被告人刘文锐在获取大涌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及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的大涌垃圾分类中心运营过程中，为谋取不当利益，自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共计向与大涌镇政府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王喜天贿送人民币1249697.73元。 四、被告人刘文锐重婚事实 被告人刘文锐2000年与郑某登记结婚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公开以夫妻名义与叶某同居生活至案发。 2018年7月1日下午，公安人员依法对垃圾分类中心进行检查时，在现场缴获相关物证、书证一批。当日晚上，被告人黄容毅、苏伦耀、黄勇接到电话通知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主要罪行。次日下午，被告人刘文锐接到电话通知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但仅在后期如实供述了其部分的犯罪事实。同年7月8日、7月25日，王秀平、张伟军先后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二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主要罪行。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出示、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证明串通投标事实的主要证据 1.证人王喜天的证言，证明2012年，其得知广州拯绿公司有一条垃圾处理的生产线有前景，其向刘文锐及大涌镇政府相关领导介绍并与他们到广州考察后，相关领导跟刘文锐反映这个项目可以谈。后来大涌镇政府对垃圾分类处理项目进行招标，招标前刘文锐和广州拯绿公司的曾庆汛曾对接招标事项，后广州拯绿公司中标，由中山城环公司负责运营。 2.证人张某2（中山某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12年底，刘文锐联系其担任大涌镇一个垃圾处理项目的招标代理，对其称中山城环公司一定中标。后其与大涌镇相关部门接洽后得到大涌镇的招标条件，其感觉该招标条件已经是为中山城环公司定做的。其让下属根据要求制作招标文件，招标公告发布后有中山城环公司等三家公司投标，中山城环公司的标书做得最符合招标文件的标准，其他两家的标书做得比较马虎。中山城环公司中标后，其收取了刘文锐的好处费，中山城环公司也给了某某公司好处费。 3.证人张某1（中山某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其根据张某2的安排跟进大涌镇垃圾处理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招标文件挂网后不久，中山城环公司的刘文锐就带来三家竞标公司的文件，其中中山城环公司的文件最齐全。其根据刘文锐带来的资料制作了三份标书。事后，刘文锐给了其好处费。 4.证人陆建军（中山某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13年大涌镇政府委托其公司办理垃圾处理项目招投标事宜，当时只有三家公司参与投标。 5.证人吕某、郭某的证言，证明其二人各自就职的公司参与串通投标的经过。 6.中山市大涌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招标材料、投标文件、评标报告、中标结果确认函，证明该项目的招投标情况。 7.被告人刘文锐的供述，证明2013年初，其经朋友王喜天介绍认识广州拯绿公司的法人代表王秀平，得知广州拯绿公司有意在大涌镇开展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其觉得项目可行，就跟广州拯绿公司管理层和王喜天商议好，由其按照广州拯绿公司的报价去办理该项目的竞标事宜，中标价高出公司报价的部分由其与王喜天瓜分。后其向大涌镇方面推荐了广州拯绿公司与中电能公司共同占股的中山城环公司承接该项目，因其与广州拯绿公司曾庆汛、王秀平等人曾带领大涌镇政府相关人员考察过该公司，政府方面有让中山城环公司承接项目的意向，于是招标条件就根据中山城环公司的工艺参数设定。之后由其负责联系中山某某公司进行项目招投标事宜，同时联系了其他两家公司参与竞标。投标过程中，三家投标公司的标书统一由某某公司的人员负责制作提供，另外由曾庆汛负责支付招投标费用，王喜天负责与大涌镇政府落实招标条件和保证中山城环公司中标。2013年1月份，中山城环公司顺利中标。自2015年起，其按照之前与广州拯绿公司的约定从中山城环公司中收取“业务拓展费”，至2017年为止。 8.被告人黄容毅的供述，证明2013年初，广州拯绿公司得知中山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招标，因中电能公司的刘文锐知道中山城环公司能够参与招投标，于是将该公司介绍给广州拯绿公司购买后，通过中山城环公司参与投标，之后曾庆汛就代表中山城环公司投标。广州拯绿公司投标时需要刘文锐与中山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对接，大涌项目才有可能顺利达成。 9.被告人王秀平的供述，证明当时刘文锐曾主动联系广州拯绿公司，称可以在中山市大涌镇搞生活垃圾分类项目，后大涌镇政府曾派人到广州拯绿公司在广州的试验场考察，洽谈工作是黄容毅、刘文锐负责的。后来到项目招投标程序，广州拯绿公司与刘文锐各自出资共同成立中山城环公司，刘文锐、黄容毅负责与当地政府方面的洽谈工作。 二、证明污染环境事实的主要证据 1.中山市大涌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终端分类中心环境问题现场勘查意见，证明现场垃圾堆放区域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露天区域设置沟渠汇集垃圾渗滤液，但部分沟渠已被垃圾覆盖，收集效果不佳，存在泄漏风险；室内地面有渗滤液积水，存在泄露风险；厂区道路存在垃圾露天堆放情况，堆放区无渗滤液防流失的有效措施，存在泄漏风险；厂区雨水管网存在明显污染痕迹，疑似有垃圾渗滤液通过地表流入雨水管网，雨水排放口直接与厂外市政管网联通。 2.大涌镇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清运合同，证明中山城环公司曾委托他人清运垃圾。 3.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清单、清运垃圾明细表，证明从中山城环公司相关财务人员的电脑中提取的相关明细表显示，中山城环公司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向外清运垃圾共计13.6万余吨。 4.广州拯绿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主要证明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研究清运中山城环公司垃圾的问题。 5.中山城环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主要证明中山城环公司董事会成员黄容毅、刘文锐、苏伦耀讨论制定清运垃圾运行及资金支付流程，其间讨论到清运垃圾的安全问题，认为“清运队清运垃圾始终不合法，但目前无其他办法”。 6.大涌镇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处理告知书、整改通知书，证明因发现中山城环公司有擅自将垃圾往处理厂外空地堆积的现象，该办公室先后于2018年3月、4月要求中山城环公司不得擅自对外违规倾倒、填埋垃圾，依法依规处理场内外积存垃圾。 7.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大涌分局关于中山城环公司用地及背后用地的情况说明，证明中山城环公司的垃圾处理厂区用地面积约20亩，规划为城镇建设用地区；垃圾处理厂背后有约3.6亩被用于堆放垃圾的土地，规划为一般农用地区。 8.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相关鉴别报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证明本案相关环境损害情况。 9.证人梁某1、江某、周某的证言，证明其二人曾受中山城环公司方面委托，联系雇请货车司机从中山城环公司处外运垃圾。 10.证人林某（中山城环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中山城环公司存在将垃圾分类中心的垃圾清运出去的情况，刚开始由苏伦耀安排，清运费的支付需要苏伦耀、黄容毅、张伟军审批，整个管理层都知道并支持将垃圾清运。后来中山城环公司召开了小范围的董事会，决定将垃圾清运费支付给刘文锐，由刘文锐负责安排将垃圾拉到其他地方处理。 11.证人谭某（中山城环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18年6月份，有人叫其去改燃料棒生产车间的水管，当时其叫了朱某1、蒲某帮忙，把原来通往净化池的水管锯断，然后把弯头往下拧，使燃料棒生产车间沟里的污水直接排到另一条水沟。指使其锯断水管的人其已忘记，可能是苏伦耀、黄勇。 12.证人蒲某（中山城环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18年，垃圾分类中心开始将垃圾堆放在厂区后面的空地，当时其见黄容毅、黄照浩在中心现场指导钩机进行垃圾堆放工作，之后该区域的垃圾堆放工作就由苏伦耀和黄容毅负责了。厂区外的垃圾会产生垃圾渗滤液从地势高的位置流到燃料棒车间的水沟内，形成污水。同年6月，其见厂区师傅谭某到厂区仓库拿工具，说要将燃料棒车间对面的水管进行改装，将原本链接到废水沉淀池的水管直接改道对接旁边的生活雨水沟排水渠。据其了解只有苏伦耀才叫得动谭某。 13.证人朱某1、雷某（中山城环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因厂区外堆积了很多垃圾，会流出来很多脏水到厂区车间旁边的明渠，明渠如果满了就溢出，需要用泵抽入污水沉淀池。2018年6月，其二人曾见谭某在锯这个泵，并将连接污水池的管改过去到厂外面的排水口。 14.证人朱某2（中山城环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18年2月，垃圾分类中心经与政府部门沟通，将垃圾暂时堆放在厂区料仓后面的空地，堆放了2万多吨的垃圾。露天堆放的垃圾没有做专门的处理，下雨时垃圾堆的污水会溢出到公路旁的明渠。员工在垃圾周围挖了一条水沟，产生污水后把污水用水泵抽回工厂的废水沉淀池，沉淀池满了会用软管和水泵把废水排入水井盖排到外面。 1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8年5月开始陆续受雇于黄容毅、苏伦耀多次到垃圾分类中心作业，将该中心料仓后面的空地钩平整后堆放垃圾。该空地没有做硬底化处理，没有铺防渗漏材料。其曾看见该中心员工将空地周围水沟的废水抽到厂区内的路面上排放。 16.证人余某（时任大涌镇政府综合执法局城管分局科员）的证言，证明其与同事曾视察、汇报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分类中心厂区垃圾堆积的情况。2018年2月，其在工作中发现中山城环公司的人员已经将部分垃圾转移到厂区外面的地块并向领导汇报。同年5月，厂区内的垃圾已经全部堆积到厂区外的地块。同年6月，刘文锐、苏伦耀到镇领导办公室提出请几台挖掘机将厂内堆积垃圾堆到外面地块，领导曾口头表示同意。其提供了其工作时的笔记内容以证明上述证言。 17.证人李某（时任大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的证言，证明黄容毅、刘文锐曾在其办公室谈及想将垃圾分类中心的垃圾堆放在隔壁污水处理厂处，其认为不安全，曾口头安排余某去现场研究看中心后面或周边有无合适的地方借用来存放垃圾。 18.证人黄毅（广州拯绿公司总裁助理）的证言，证明广州拯绿公司是中山城环公司的绝对控股方，中山城环公司是广州拯绿公司专门经营涉案垃圾分类项目的子公司，经营决策必须经过广州拯绿公司。黄容毅和苏伦耀就垃圾分类中心大量堆放垃圾等问题曾多次向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反映，曾反映过将垃圾堆放到中心厂区外空地的情况。 19.被告人黄容毅的供述，证明其从2015年底开始接手担任中山城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州拯绿公司作为中山城环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山城环公司遇到的实际困难都需要董事会成员决策后落实，而刘文锐作为中山城环公司股东中电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中山城环公司与大涌镇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问题。2015年开始，垃圾分类中心已经有很多垃圾不能处理，其与刘文锐均有雇请他人到场清运垃圾；刘文锐担任中山城环公司监事后，向外清运的垃圾需要经过刘文锐审批才能出厂。2018年春节后，因厂区垃圾一直堆放积压没有处理，在向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汇报后，大家一致同意在中心后面的空地堆放垃圾。刘文锐也知道空地堆放垃圾的情况，其当时曾与苏伦耀、刘文锐一起找政府相关领导商讨免费提供厂区后面空地给他们用作堆积垃圾，获答复可以后，其就和苏伦耀在黄照浩的监督下指导在现场堆放垃圾。他们先在空地上铺盖塑料膜再堆放垃圾，同时在空地四周地面挖了水渠收集垃圾废水抽回沉淀池沉淀，但并未对地面进行硬化处理。 20.被告人苏伦耀的供述，证明其在中山城环公司任职厂长，中山城环公司基本上是听广州拯绿公司的决策后才实际展开工作的，而涉及政府方面的事由刘文锐处理。中山城环公司运营后，由于设备老化磨损等原因，垃圾处理量下降，垃圾积压量变多，因未能及时处理堆积的垃圾有废气、废水产生，废水流进了厂区生活污水管道排入了河涌。中山城环公司曾经安排垃圾清运工作，最先由黄容毅负责，后期刘文锐也有监督。对垃圾堆放的问题，其和黄容毅在2018年春节前后去广州拯绿公司向董事会反映过，但董事会忽视了堆积垃圾造成的危害，无有效应对方法。董事会成员曾提及过让黄容毅和刘文锐找大涌镇政府的人员看能不能找一块临时用地用于堆放垃圾，黄容毅曾建议将垃圾堆放在中心后面的空地。后由黄容毅安排将垃圾堆放到厂区外不属于垃圾分类中心的土地上，地面没有进行防渗透处理，产生的渗滤液会通过水泵抽到附近厂区地面。其辩称没有安排过人修改水管布局将燃料棒车间的污水直接排出。 21.被告人刘文锐的供述，供称其在2013年以中电能公司入股中山城环公司49%的股份，2015年中电能公司减持至占股20%，其不参与中山城环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其知道中山城环公司因垃圾处理能力不足造成大量垃圾堆积，并安排他人清运垃圾。按其理解公司雇请的垃圾清运队费用较低，他们处理垃圾的途径可能是不正规的，但不清楚填埋垃圾的具体地点。就垃圾堆放问题，黄容毅、苏伦耀曾提出向政府要求给厂区后面的空地来堆放垃圾，后其与黄、苏二人一起去找政府相关领导商谈，但当时领导没有马上同意。2018年4月份，公司与政府开了协调会，广州拯绿公司请求政府负责解决垃圾堆放用地问题，政府方面要求不能将垃圾堆放在厂区门口空地，实在不行就考虑在后面空地堆放。 22.被告人黄勇的供述，证明其在垃圾分类中心担任副厂长，听从厂长苏伦耀的安排开展工作。由于公司设备老旧损坏导致产能不足，垃圾分类中心处理垃圾的能力有限，导致垃圾堆积，所以公司一直都将垃圾外包给别人去清运，但不清楚垃圾外运的去向。其和苏伦耀会将垃圾分类中心的情况向广州拯绿公司反映。2018年，黄照浩和黄容毅决定在中心厂区后面露天堆放垃圾，由于他们是广州拯绿公司的股东，只能听他们的，具体是在黄照浩的指导下联系施工队到场处理。堆放垃圾的土地没有作硬底化，其和苏伦耀就决定在土地周围挖了沟渠收集垃圾渗滤液，然后用水泵将渗滤液抽回产区内进行处理排放。对于车间废水沉淀池的相关管道被切断，可能是苏伦耀安排员工改造管道的。 23.被告人王秀平的供述，证明其任广州拯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州拯绿公司占中山城环公司80%的股份，负责把控该公司发展方向及垃圾处理中心经营过程中的资金投入。由于垃圾处理中心接收的垃圾中掺杂工业垃圾，中心设备难以处理，垃圾处理效果不好，因此垃圾大量囤积，目前已堆积约2万吨。2018年春节前后，黄容毅和苏伦耀曾到广州向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提及垃圾堆积导致厂区后空地存在大量垃圾堆放情况。其否认广州拯绿公司对垃圾分类中心的日常管理有监督，并供称垃圾分类中心排污管道改造是中心管理人员所为，未向其及董事会汇报。 24.被告人张伟军的供述，证明其2015年5月份后加入广州拯绿公司任董事长，中山城环公司的资金、技术均依靠广州拯绿公司支持，所以垃圾分类中心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讨论。其入股后中心针对处理不了的垃圾一直有外运的情况，黄容毅也曾在广州拯绿公司会议上提出过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2018年初，黄容毅和苏伦耀到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反映，因大量垃圾一直堆在厂区内，并逐渐堆积到厂区门口。二人与大涌镇政府沟通后，征得镇政府方面同意将中心垃圾转移至厂区后面的地块，广州拯绿公司同意了黄容毅、苏伦耀提出的办法，将垃圾转移到厂区后面的空地，但当时未聘请环评机构评估。另据其了解，刘文锐主要负责与大涌镇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之间的沟通，还负责监督中心垃圾清运和费用结算，是知道中心大量垃圾堆放情况的。 三、证明被告人刘文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主要证据 1.被告人刘文锐与王喜天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经其二人确认，刘文锐转账给王喜天的款项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共计人民币1249697.73元。 2.证人王喜天的证言，其作证称其和大涌镇某领导是老乡，一直保持较好的关系。当时为了帮助刘文锐顺利拿下大涌镇的垃圾处理项目，其动用了自己的人际关系，通过向该领导介绍广州拯绿公司的垃圾分类技术运作情况，并在涉案垃圾处理项目招投标期间疏通大涌镇有关部门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促使涉案项目顺利落地。最后中山城环公司中标，其想入股中山城环公司以赚取利润，向刘文锐购买股份，并曾于2013年下半年转账给刘文锐150万元用于购买股份。但该事情一直未能落实，刘文锐退还上述款项，并承诺在中山城环公司垃圾处理项目的利润中给予其三成的业务提成费作为参与项目的补偿。其承认于2014年至2015年间曾向大涌镇政府的某些人员送过钱物，但否认与本案有关。 3.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中山城环公司担任会计期间，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刘文锐每个月定期从公司中提取约20万元的资金，这笔钱应该与某些利益关系人分成的。 4.被告人黄容毅的供述，证明刘文锐在涉案垃圾处理项目上是重要核心人物，广州拯绿公司投标时需要刘文锐与大涌镇政府相关领导对接，该项目才有可能顺利达成。 5.被告人苏伦耀的供述，其供称按刘文锐的说法，广州拯绿公司和他之前有协议，广州拯绿公司无论涉案项目盈亏都要每月向刘文锐支付约20万元。 6.被告人刘文锐的供述，其供称2013年，其通过王喜天了解到广州拯绿公司想在中山市谈一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后其与广州拯绿公司股东及王喜天约定，广州拯绿公司报价后，由王喜天负责与政府相关领导搞好关系，其负责办理竞标事宜，最终中标价高出约定报价的部分由其与王喜天瓜分享受。其知道王喜天与政府某些领导关系较好，供认涉案项目的取得和顺利落地都是靠王喜天的关系。之后在2014至2017年间其每月收取中山城环公司转账约20万元的业务拓展费，其收到该笔费用后每月支付王喜天数万元。其间，中山城环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难度较高的沟通协调工作主要由王喜天出面，包括2015年王喜天称垃圾处理中心未完成环评手续，政府部门要罚款，之后称他已经跟镇领导沟通好了；2017年中山城环公司想申请开具垃圾处理中心的土地性质证明，王喜天就与相关部门领导协调开出相关证明。王喜天曾对其说过要给好处费给相关部门的领导才能保证涉案垃圾处理项目的正常经营。 四、证明被告人刘文锐重婚事实的主要证据 1.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知道刘文锐与叶某的关系，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刘文锐也给叶某买了房。其与刘文锐没有离婚，但在2012年就开始分居了。 2.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其与刘文锐生育有两个孩子，其没有经济来源，孩子一直由刘文锐出资抚养。刘文锐经常过来其家里看望小孩并留宿，其弟弟也知道其与刘文锐是以夫妻名义生活。其一直认为其跟刘文锐是事实的婚姻关系，在郑某来找其之前其不知道刘文锐是已婚的。 3.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告人刘文锐的妻子是郑某。 4.出生证信息采集表及叶某产子相关就医材料，证明2008年叶某产子时被告人刘文锐以叶某丈夫的名义在上述材料中签名。 5.某学校出具学生家长信息，证明刘文锐与叶某被登记为刘某某的父母亲。 6.谅解书、民事调解书、离婚证明书，证明刘文锐与郑某于2018年11月29日离婚，郑某对刘文锐表示谅解。 7.被告人刘文锐的供述，证明其在跟郑某登记结婚前就跟叶某一起生活，后来郑某知道其与叶某的关系后与其关系开始疏远，现其已跟郑某分居，跟叶某一起生活。 五、本案事实，另有证人朱某1、杨某、黄某2等多名中山城环公司员工的证言，证人冯某、卢荣光、梁某2等其他方面人员的证言，中山市环保局环境监测分局的相关报案材料、调查询问笔录，抓获经过，检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据保全清单，提取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大涌镇生活垃圾综合处理BOT项目经营合同，相关政府部门的情况说明，现场勘查意见、中山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相关证人及被告人的辨认笔录、辨认现场照片，各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1.本案串通投标的事实，有多名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证实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作为投标人参与围标，其间被告人刘文锐作为被告单位法人股东之一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联络其他公司加入围标并安排他人统一制作标书进行投标，刘文锐对这部分犯罪事实也供认在案，对指控中山城环公司以及刘文锐的犯罪事实，足以认定。刘文锐的辩护人就此所提刘文锐在串通投标犯罪方面是初犯且认罪的意见属实，可予采纳；但刘文锐实施串通投标犯罪后，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其他罪，不存在追诉时效已过的情况，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另一方面，虽然本案证据能够证实广州拯绿公司为获得涉案垃圾处理项目的承包权而委托刘文锐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事宜，甚至对刘文锐许诺一定的报酬，但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刘文锐以串通投标的方式投得该项目是控股被告单位的广州拯绿公司的集体意志，被告人王秀平、黄容毅作为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也不排除他们当时主观上相信依靠广州拯绿公司的技术优势以及刘文锐等人在该项目招投标工作方面的能力即足以成功竞投该项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秀平、黄容毅个人在当时有参与串通投标的主客观行为。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该二人的相关事实及罪名，本院不予认定，对王秀平、黄容毅及辩护人所提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2.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污染环境的三部分犯罪事实中，首先，指控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安排他人外运垃圾的事实有相关书证、多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能够证实，足以证明在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被告人王秀平、黄容毅、张伟军等人的支持许可下，被告人黄容毅、苏伦耀、刘文锐等人均曾参与安排他人将垃圾分类中心的垃圾外运填埋。但是，鉴于缺乏证据证明被安排外运的垃圾是否全部均被清运人员非法填埋，包括具体的填埋地点以及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均无相关证据材料反映，故本院对此不作具体认定。其次，本案证据证实，中山城环公司将大量垃圾堆放在垃圾分类中心厂区后面空地的行为，是由黄容毅、苏伦耀提出，经过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后由包括被告人黄勇等人实施执行，而刘文锐作为中山城环公司的监事不仅明知中山城环公司有此污染环境行为，还协助代表中山城环公司方面参与跟大涌镇政府方面沟通协调促请得到政府许可，故本案被告人分别属于被告单位污染环境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应对被告单位造成的污染环境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对相关环境损害数额，鉴定机构是根据污染现场实际客观造成的污染现状，经科学专业的评估后得出，应予认定；辩护人所提认定的环境损害数额应扣除中山城环公司将来能够自行处理的部分没有理据，所提造成的污染与中心现场堆放的垃圾没有关联性亦没有依据。最后，对于起诉指控苏伦耀、黄勇安排他人锯断连接污水处理池的水管致使垃圾渗滤液排向雨水管道造成污染的事实，虽然相关证人证言未能明确具体是由苏伦耀还是黄勇指使他人实施该行为，但其二人作为垃圾分类中心的正、副厂长，对员工实施的改造排污管道行为应当负有监督管理责任，故对此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均应承担责任。辩护人另提出相关污染情况的鉴定意见适用标准错误，经查，辩护人主张适用的广东省相关标准是2001年制定的地方标准，该标准明确说明新颁布或修订的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若严于该标准则不再执行该标准。故鉴定意见适用更严格的2008年相关国家标准是正确的，该辩护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3.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文锐对王喜天行贿的事实，经查，本案证据证实，广州拯绿公司方面以及刘文锐在决定参与大涌镇涉案垃圾处理项目后，刘文锐通过向王喜天承诺瓜分部分垃圾处理经费，使王喜天通过其与大涌镇政府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关系，促成大涌镇政府方面人员前往考察广州拯绿公司垃圾分类技术情况，并促成大涌镇政府方面在指定涉案项目招标标准时制定出有利于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的评标项目。上述事实证明，王喜天利用其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人际关系即能够影响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足以认定王喜天属于对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人；刘文锐通过让王喜天向国家工作人员打点关系使得涉案项目落实且能够顺利影响政府部门的招投标工作，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刘文锐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另一方面，刘文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未达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其行贿行为与中山城环公司污染环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间也无必然联系，公诉机关指控刘文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据不足，不予认定；对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予以采纳。 4.被告人刘文锐重婚的犯罪事实，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刘文锐的供述均证实刘文锐与郑某分居后主要跟叶某共同生活，同时刘文锐也存在对外表示与叶某属于夫妻的行为，足以认定刘文锐重婚的犯罪事实。本罪不以被告人是否与第三人另行登记结婚为要件，刘文锐维持重婚状态直至案发，亦不存在追诉时效经过的问题，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均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5.关于其他情节的认定问题。被告人黄容毅、苏伦耀分别担任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垃圾分类中心厂长，是被告单位污染环境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刘文锐在后期担任中山城环公司的监事，而被告人黄勇在中山城环公司担任垃圾分类中心副厂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中山城环公司的污染环境行为当中；被告人王秀平、张伟军作为控股中山城环公司的广州拯绿公司董事会成员，也有参与中山城环公司污染环境行为的讨论和决策，均属于被告单位污染环境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可以认定为从犯。另外，黄容毅、苏伦耀、黄勇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主要罪行，有自首情节；王秀平、张伟军归案后亦基本如实供述了其主要罪行，可认定有坦白情节。刘文锐虽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但归案之初并未主动交代其全部犯罪事实，不能认定有自首情节；但其后期又能如实供认其串通投标及重婚的犯罪事实，对其向王喜天行贿的过程也基本供述在案，对该部分事实可以认定有坦白情节。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中山城环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处置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黄容毅、苏伦耀是被告单位污染环境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刘文锐、黄勇、王秀平、张伟军是被告单位污染环境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亦应惩处。中山城环公司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串通投标罪，依法应予惩处；刘文锐是被告单位串通投标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又构成串通投标罪，依法亦应惩处；刘文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情节严重，并有配偶而重婚，其行为另分别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重婚罪，依法亦应惩处。中山城环公司、刘文锐在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依法均应当数罪并罚。黄容毅、苏伦耀在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刘文锐、黄勇、王秀平、张伟军在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黄容毅、苏伦耀、黄勇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王秀平、张伟军归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刘文锐归案后基本如实供述了其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串通投标及重婚的罪行，对该部分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中山城环公司、刘文锐、黄容毅、苏伦耀、黄勇、王秀平、张伟军犯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但指控王秀平、黄容毅犯串通投标罪的证据不足，当庭指控刘文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属情节特别严重亦缺乏依据，不予认定。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如上述分析，理据不足部分，予以驳回；有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第一款、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三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中山市城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合并执行，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刘文锐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日起至2024年7月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黄容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苏伦耀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被告人黄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被告人王秀平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8日起至2020年7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七、被告人张伟军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5日起至2020年5月24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胡佑亮 人民陪审员  余楚云 人民陪审员  陈海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梅卓键 卜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