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603行初16号 原告：刘焕荣，女，195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斌，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住所地：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603004387572E。 法定代表人：任宪村，局长。 出庭负责人：李宝国，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华、杨德贤，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滨州市沾化区金海五路**/div> 法定代表人：刘长海，区长。 出庭负责人：宋光义，副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以超。 第三人：刘增国，男，197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玲，山东法之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焕荣诉被告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以下简称沾化分局）与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沾化区政府）、第三人刘增国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原告于2019年10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焕荣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帅斌、被告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出庭负责人李宝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华、被告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宋光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以超、第三人刘增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建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6月11日沾化分局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2018年12月13日许，在下洼镇人民政府院内，刘焕荣与刘增国因经济纠纷发生矛盾，后经公安机关调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刘焕荣不服，提出行政复议，沾化区政府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原告刘焕荣诉称，2018年12月13日原告在沾化区××镇××院内，被第三人刘增国殴打。由原告家属报警，被告沾化分局受案调查。经被告沾化分局受案调查后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依法向被告沾化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沾化区政府作出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原告刘焕荣认为，被告沾化分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错误，被告沾化区政府维持该决定错误。首先，第三人刘增国存在打人的事实。（一）、从证据的远近，以及证据证明力大小来看，原告在2018年12月17日在被告沾化分局处做的询问笔录，属于被害人陈述，是直接证据，最具有可采性。该被害人陈述可直接证明第三人存在打人的事实。（二）、原告丈夫路洪论的询问笔录，其内容体现第三人刘增国将原告推倒在地，路洪论保护原告上前拎住第三人的衣服领子，第三人将路洪论的手给掰青了。公安机关拍摄的路洪论的手，显示手上有淤青。这与原告的表述相响应，可以直接证明第三人存在打人的事实。（三）、原告在被告沾化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期间，提交了录音证据和调解协议等证据，可以证明刘增国存在打人的事实。但被告沾化区政府针对以上新证据，并无展开新的调查，仅是做书面的分析和推理，没有顺着原告提供的线索进一步调查，被告沾化区政府未能起到上级机关应有的作为。（四）、被告沾化分局在2018年12月14日在下洼镇政府做的勘验笔录，不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属于间接证据。第三人是否存在打人的视频证据，居然因监控存储问题，监控录像无法储存，原告认为，办案机关应将监控设备封存做进一步的分析鉴定。（五）、宋某、盖岩鹏系两位下洼镇政府干部，职位均在第三人刘增国之下，他们的言辞证据，证明力极低，不具备可采性。尹某的询问笔录“…刘镇长在抬胳膊的一瞬间，那名妇女就坐在了地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第三人打人的事实。他们三人的笔录，不能证明第三人没有打人。其次，两被告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当发现路洪论手上有淤青，且受害人等均陈述系第三人刘增国所致，应当第一时间对淤青处是否存在第三人留有的ＤＮＡ生物样本进行技术鉴定。（二）、本案在程序问题上被告沾化分局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三）、从原告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了解当初案件事实的人应该是多人，被告应当让原告对于政府工作人员做辨认笔录，但被告沾化分局没有那样做。综上，现原告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沾化区政府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被告沾化分局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3、依法确认被告沾化分局未向原告送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程序违法；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沾化分局所作行政决定； 证据二、沾化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沾化区政府维持被告沾化分局所作行政决定； 证据三、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提起过行政复议，里面的事实和理由足以证明第三人存在违法事实； 证据四、三份录音、一份视频以及一份PDF，证明：原告作为自然人提供了初步足以证明刘增国存在打人事实的相关证明线索，其中录音1是与保安谈话的录音，听该录音我们不难发现该保安是下洼镇政府的保安，但复议机关仅书面审理，未向该保安进行询问案件事实，却以录音来源不合法（该表述无法律依据，录音合法），保安身份不明为由，未做进一步调查取证，未起到上级机关的监督作用，录音2刘增国派立国调解的录音，该证据也能从侧面反映刘增国存在打人事实，若无则无调解的必要，同理复议机关也应当进一步核实录音的内容，对立国做相应的询问，但并没有相应的叙述。第三份录音证据证明内容同上。第四份视频证据旨在证明原告从始至终均在请求被告沾化分局能客观公正合法的调查本案，并寄送了相关的文书，陈述了事情经过，并附送了住院病历等内容，但被告沾化分局回复说没有收到，且自行又多此一举的向医院调取证据，向医院调取证据前也未曾联系原告，也未曾联系代理人（代理人多次致电下洼镇派出所，寻求跟承办人通话，但接线警官均说承办人外出，未曾回复代理人），该项证明在前案中有相应的证据体现。对PDF文件，原告方曾自行向涉案场所拍照取证，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内外均有不同的视频监控设备，反观被告沾化分局的勘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未对视频监控设备的分布做详细的勘验说明，仅以文字表示。代理人认为被告沾化分局取证程序存在瑕疵，导致案件审理不清。 证据五、增加行政复议请求书及邮寄快递单，证明原告增加的复议请求，被告沾化区政府未能予以处理。 被告沾化分局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三份录音证据，认为该证据不能够说明原告所主张的问题，该三份录音证据中录音人采取多次提示、诱导、强迫证人的语言，且第一份录音证据保安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清楚，该所谓的保安并没有证实刘增国打了刘焕荣。第二份录音证据当事人如果说通过其他人调解的话，其目的也是为了息事宁人。该录音证据并没有反映出因刘增国殴打了刘焕荣，而让其他人去调解，且刘焕荣、路洪论与刘增国之间存在经济纠纷，而且该经济纠纷沾化区人民法院曾作出结论性判决。对三份录音证据是否征得被录音人同意，原告并未有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法院相关规定，未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而私自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号证据，显示原告向沾化县公安局寄出了原告住院病历，但这与沾化分局主动调取刘焕荣的住院病历并不矛盾。沾化分局为查实案情，主动向沾化区人民医院调取了刘焕荣的住院病历，但关键是住院病历显示让刘焕荣出院两周后复查，该复查结论原告始终未向沾化分局提供，导致不能通过法医鉴定证实刘焕荣住院病症与刘增国发生争执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是导致沾化分局不能够作出刘增国殴打刘焕荣结论的原因之一。对第五项监控现场录像，不知道原告该录像是什么时间录制的，其不能够推定沾化分局未客观全面收集证据。 被告沾化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为：复议机关已对沾化分局的行政行为作了全面审查，对于原告提出的沾化分局未向原告送达不予处罚决定原件的行为已经包含在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当中，沾化分局已在不予处罚决定送达回证中注明原告拒绝签字，复议机关对此行为经过审查后认为沾化分局已做到了依法送达。对三份录音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三份证据均未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证号，不能证明其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对第一份录音证据中的打人、被打等词语，不能等同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殴打行为，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二份和第三份录音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PDF文件中出现的摄像头位置的图片，因该摄像头设备原为沾化区人民法院下洼法庭监控设备，下洼法庭搬迁新址以后，其监控的存储设备被带走，导致不能够存储。在下洼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中及沾化分局的勘验笔录，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监控确实不能存储，同时沾化分局在勘验时，当事人家属因去沾化区人民医院就医导致当事人家属不在场，勘验笔录中已进行了详细说明，并且在勘验笔录中有见证人作为见证，沾化分局已尽到了合理的调查取证职责。 第三人刘增国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同被告沾化分局和被告沾化区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份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所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该录音中无法显示被录音者的真实身份，所谓的保安是否真实存在，该录音中原告女儿的谈话与客观事实不符，该内容不真实、不客观，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并非录音中所述的数额，况且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已经通过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及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作出有效的判决。对第二份、第三份录音证据同第一份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还需要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则中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况且该几份录音中并不能显示刘增国对原告实施过殴打行为，对第四份证据视频，该视频系原告代理人自行粘贴快递，该操作并非快递员操作，该邮件的内容是否真正的被快递员邮寄，无法证实该快件寄出，更无法证实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被告沾化分局主动到医院调取原告的住院病历，代理人称未通知原告，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调取证据有通知当事人的义务，该调取行为也足以证实为查明案件事实，被告沾化分局客观、全面、主动、公正的收集了证据，并作出了公正、合法、有效的行政结论。 本院认为，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四号证据，两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五号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亦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沾化分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12月14日沾化分局接到原告之女路兴翠报警后，依法及时予以受理，并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委托法医对原告进行伤残鉴定，依法向滨州市公安局申请延长办案期限三十天。后续又对案件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向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调取了被答辩人的住院病案。因案发现场监控存储问题，未能调取现场监控。同时，对案发现场监控是否存在无法存储问题，向下洼镇人民政府取证，下洼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1日出具证明称：“经检查下洼镇综治楼外面没有安装正常使用的监控设备，早已失去监控功能。整个综治楼只安装了司法所室内三个摄像头，对楼外场地无监控作用，无法监控楼外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通过上述事实，我局已尽到合理的调查取证职责，即基本做到全面、客观的收集涉案证据。二、我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沾化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鲁1603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我局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要求我局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我局不服，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9月20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我局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我局2019年6月11日对刘增国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天依法向刘增国、刘焕荣送达了制式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决定书复印件符合法律规定。并向双方交代了相应的权利。三、我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够认定刘增国对刘焕荣进行了殴打，因此，对刘增国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我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告起诉无理，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沾化分局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受案登记表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4日12时13分，沾化区下洼镇河刘村的路兴翠（电话:136××××2657）报警称，因债务纠纷，有人将其母亲打伤，接报民警为胡涛。同日，受案民警胡涛、李晓东作出属本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建议及时调查处理的受案意见，经负责人审批，同意调查处理。 证据二、受案回执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4日，沾化分局下洼派出所向报案人路兴翠出具受案回执一份，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沾公(洼)受案字[2018]137号。 证据三、勘验笔录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4日17时10分至2018年12月14日17时30分，沾化分局下洼派出所办案民警胡涛、张治平对刘焕荣被殴打案现场进行勘验。经勘验，中心现场位于沾化区××镇××大院西侧综治中心楼门口，中心现场的东侧是下洼政府办公主楼，中心现场的南侧是停车场，中心现场的西侧是下洼镇政府西院墙，中心现场的北侧是创业园小区。经调取中心现场监控，因监控存储问题，监控录像无法存储，现场未发现其他情况。 证据四、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一份。证明:2018年12月15日，沾化分局下洼派出所出具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一份，委托书编号为[2018]第0038号，委托沾化分局法医室对刘焕荣被殴打一案中刘焕荣的伤情进行鉴定。该份委托书于2018年12月15日送达报案人路兴翠。 证据五、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一份。证明:2019年1月13日，承办人胡涛、李晓东出具意见:因案情复杂，违法嫌疑人无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9年1月13日，承办单位沾化分局下洼派出所拟同意延长办案期限。2019年1月13日，审核部门滨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拟同意延长办案期限。2019年1月13日，滨州市公安局同意延长办案期限。 证据六、刘焕荣询问笔录一份，共5页。证明:2018年12月17日12时56分至2018年12月17日14时00分沾化分局办案民警李晓东、张治平对刘焕荣进行询问。刘焕荣陈述，2018年12月13日上午在沾化区××镇××大厅门口刘增国将其抡倒，致其头部、腰部受伤，需要做法医鉴定。 证据七、路洪论询问笔录一份，共7页。证明:2018年12月14日16时22分至2018年12月14日18时47分，沾化分局办案民警张治平、胡涛对路洪论进行询问。路洪论陈述，因其与刘增国有债务纠纷，去下洼政府找刘增国要钱，刘增国把其老伴刘焕荣推倒在地，刘增国没有打路洪论，其不需要做鉴定。 证据八、尹某询问笔录一份，共4页。证明:2018年12月15日14时30分至2018年12月15日15时10分沾化分局民警李晓东、胡涛对下洼镇政府干部尹某进行询问。尹某陈述，2018年12月13日上午11点左右，下洼镇政府审计所同事打来办公室电话，说有人和刘镇长吵起来了。尹某和办公室的宋某到的时候，发现有两名老人在和刘镇长争吵，话题是向刘镇长要钱。争吵过程中，那名妇女上前用手抓刘镇长的衣领，刘镇长在抬胳膊的时侯，那名妇女就坐在了地上，称干部打人了，我们就把刘镇长劝到办公室里面去了。派出所工作人员来了之后，我就回办公室了。 证据九、宋某询问笔录一份，共4页。证明:2018年12月15日15时30分至2018年12月15日16时24分，沾化分局民警李晓东、胡涛对下洼镇政府干部宋某进行询问。宋某陈述，2018年12月13日上午11点左右，正在下洼镇政府办公室上班，尹某接到一个电话，说刘镇长被人围了，让我赶紧过去。当时尹某也没有具体给我说什么事情，我就和尹某到镇政府西侧综治中心楼那里去了。我和尹某到的时侯，看到刘镇长站在综治中心楼大厅门口，那名老年妇女和那名老头站在台阶下面，当时双方情绪都很激动。听着那名妇女说，刘镇长欠她的钱，是找刘镇长要钱的，具体是要什么钱我也不清楚。这时候，盖岩鹏把刘镇长拉到办公室里面去了，我就去给刘镇长停车去了。过了一会儿，刘镇长又从办公室下来了，刘镇长问那名老年妇女是谁让她过来的，那名妇女始终向刘镇长要钱，后来那名老年妇女和刘镇长双方又吵起来了，我就把刘镇长带到办公室里面去了。派出所工作人员来了之后，我和尹某就回办公室了。 证据十、刘增国询问笔录一份，共5页。证明:2019年1月4日16时09分至2019年1月4日17时52分，沾化分局民警胡涛、李晓东对下洼镇政府副镇长刘增国进行询问。刘增国陈述，他和路洪论是一个村儿的庄乡爷们儿，与路洪论之间有经济往来。2018年12月13日上午刚上班，路洪论两口子又到下洼镇政府大厅坐着等我，我到班上后他们见到我大声说“刘增国欠账不还”等话语。他们两ロ子ー边追，一边骂我，我没有理他，继续走。我上车准备走，路洪论家属刘焕荣站在我车前面，不让我走，我就从车上下来了。刘焕荣跟我面对面理论，路洪论从大厅追出来到我面前，路洪论用双手抓住我左小臂，刘焕荣用双手准备抓我的脸，我抬起右手挡在我头前面防止她抓我。刘焕荣继续用双手抓我脸，也没有抓到，我就一直躲，躲到大厅前面台阶处，这时我们办公室同事们拉开了，我没有还手打人。 证据十一、盖岩鹏询问笔录一份，共4页。证明:2019年1月1日14时40分至2019年1月11日15时52分，沾化分局民警胡涛、刘辉对下洼镇政府村镇办副主任盖岩鹏进行询问。盖岩鹏陈述，2018年12月13日上午10点多，看见有老两口儿找下洼镇副镇长刘增国，说是要钱的事情。没有看见有人打架，只是看见那老两口与刘增国互相争吵，吵的声音很大，没看见有人受伤。 证据十二:调取证据通知书一份，共1页。证明:2019年1月1日，沾化分局出具沾公（治）调证字［2019］01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一份，调取刘焕荣，居民身份证号码372325195612××××，户籍地为沾化区××镇××村，在沾化区人民医院相关诊断证明材料。 证据十三、刘焕荣在沾化区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共17页。证明：(一)2018年12月13日23时至2018年12月29日14时，刘焕荣在沾化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6天。患者因“头痛8小时”入院，入院诊断为紧张性头痛，出院诊断为1.紧张性头痛，2.脑缺血灶，3.L2-3-4椎间盘膨出，4.L4-5-S1椎间盘突出，5.腰椎退行性变。(二)出院记录中出院医嘱第3项载明“2周后复查血常规及肝功，如有病情变化，及时就诊”。(三)同时证明虽然刘焕荣于2018年12月29日出院，但对其病情仍然需要两周后复查再确定，两周后的时间为2019年1月13日。但是，至今天开庭，刘焕荣未向我局提供复查结果，对她的法医鉴定仍在鉴定期间。 证据十四、沾化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一份：（2019）鲁1603行初4号。确认沾化分局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行为违法，要求沾化分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证据十五、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一份：（2019）鲁16行终78号。驳回沾化分局上诉，维持沾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证据十六、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沾化分局执行法院判决，对沾公（洼）受案字[2018]137号一案作出处理决定。 证据十七、送达证明两份，证明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刘增国、刘焕荣送达。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 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治安案件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二日内将决定书复印件送达被侵害人。 被告沾化区政府辩称，一、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但程序违法；区政府据此作出确认该行为违法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一）沾化分局认定事实清楚。2018年12月14日市公安局沾化分局接到原告之女路兴翠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后续又对案件相关人员（刘焕荣、路洪论、刘增国、尹某、宋某、盖岩鹏）进行了调查询问。沾化分局向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调取原告住院病案。因案发现场监控存储问题，未能调取现场监控。同时，对案发现场监控是否存在无法存储问题，下洼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2月11日出具证明称：“经检查下洼镇综治楼外面没有安装正常使用的监控设备，早已失去监控功能。整个综治楼只安装了司法所室内三个摄像头，对楼外场地无监控作用，无法监控楼外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通过上述事实，沾化分局已尽到合理的调查取证职责，即基本做到全面、客观的收集涉案证据。 原告刘焕荣与其对象路洪论均作为该案直接参与者，但原告刘焕荣的询问笔录与其对象路洪论询问笔录中反映的情况差别较大。同时，第三人及现场目击人员尹某、宋某、盖岩鹏对第三人殴打原告之事实予以否认。为证明第三人殴打了原告，原告向沾化区政府提交了一份标注为“01证明刘增国打人的录音证据（保安谈话录音）”的录音，并提供了保安的照片。但是该保安具体指的哪一个政府部门，哪一位保安，该保安是否是现场目击证人，聊天录音的来源是否合法有待进一步核实。同时，原告刘焕荣未向沾化分局提供该录音，未向沾化区政府提供该保安身份信息。另外，沾化区政府认为该份录音证据中“打人”“被打”等术语均为笼统、模糊的表述，不能等同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殴打”，不能直接证明第三人有殴打原告之事实。原告在医院被诊断为“紧张性头痛”，沾化区政府认为，原告的头痛与第三人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沾化分局基本尽到全面、客观收集涉案证据的前提下，基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确有殴打原告之违法事实，沾化分局认定事实正确。 （二）沾化分局作出的决定程序违法。沾化分局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受理，2018年12月15日沾化分局出具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委托对原告伤情进行鉴定。沾化分局于2019年1月13日向滨州市公安局申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滨州市公安局同意延长办案期限30日。2019年6月11日，沾化分局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伤情鉴定不是沾化分局作出处理决定的必要条件，且沾化分局也根据已认定事实作出了处理决定，但沾化分局超期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据此沾化区政府作出上述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二、区政府作出的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 区政府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作出受理通知书并依法向原告、沾化分局、第三人进行送达。区政府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给沾化分局，该局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答辩,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审查并经延期后，2019年9月19日区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程序合法。原告称区政府未对沾化分局未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行为确认违法进行处理，区政府认为该送达行为属于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中一个阶段性行为，且沾化分局在不予处罚决定送达回证上已注明申请人拒绝签字，区政府已对不予处罚决定作了全面审查。 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第三人确有违法行为 原告的询问笔录陈述，因与第三人存在债务纠纷，原告的陈述不能直接、单独证明第三人存在打人事实。因路洪论与原告为夫妻关系，其陈述证明力较弱。路洪论手上的伤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主体均为原告刘焕荣，路洪论为案外人，其受伤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再次，路洪论受伤与第三人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路洪论可另案处理。原告在行政复议期间向区政府提供了三份录音证据（1.保安谈话录音，2.派“立国”来调解的录音证据，3.带着调解协议上门和解的录音证据），区政府认为录音证据2、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第三人有违法行为，区政府未予采纳；对于录音证据1保安谈话不足以证明第三人有违法行为，且该证据来源不合法。沾化分局的勘验笔录和下洼镇政府的证明，足以证明视频监控确实存在存储问题。证人尹某、宋某、盖岩鹏的询问笔录能证明第三人不存在打人行为。尹某的询问笔录中“刘镇长在抬胳膊挡的一瞬间，那名妇女就坐在了地上”，虽有“挡”和“坐”这两个词，但不能等同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殴打行为。除了原告的言词证据外，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存在殴打原告的违法行为，未能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证据链条。 综上所述，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沾化区政府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申请行政复议提交材料清单(附：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委托手续、证据材料)。证明刘焕荣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证据二：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证明经刘焕荣的申请，沾化区政府受理了刘焕荣的行政复议申请。 证据三：受理通知书(3-1)、送达回证(3-2)。证明沾化区政府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后同意立案，将受理通知书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 证据四：提出答复通知书(4-1)、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4-2)。证明沾化区人民政府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给沾化分局，并限其在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程序合法。 证据五：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5-1)、EMS特快专递单(5-2)。证明沾化区人民政府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给第三人，并限其在10日内提出书面及有关材料。 证据六：沾化分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等。证明沾化分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沾化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认为，市公安局沾化分局的答复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程序违法。 证据七：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签发单(7-1)、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7-2)、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7-3)、EMS特快专递单(7-4)。证明经批准后，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作出，并向原告、沾化分局及第三人进行了送达。 证据八：行政复议决定书签发单(8-1)、行政复议决定书(8-2)、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8-3)、EMS特快专递单(8-4)。证明经对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作出行为进行审查，作出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确认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不予处罚决定违法。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后，沾化区人民政府分别向市公安局沾化分局、第三人及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九、下洼镇政府证明。证明对监控设备不能存储进行说明。 第三人刘增国辩称，一、第三人对沾化分局作出的行政答辩状没有任何异议。二、第三人从未动手打原告，原告主张第三人殴打原告与事实不符。因第三人担任追讨欠款办公室主任期间，后路王村的付聪聪（刘焕荣、路洪论的外甥）有一笔信用社贷款，多次追缴都遭拒绝，付聪聪态度强硬，没办法只好依法对其拘留，因第三人也是后路王村的，追讨欠款期间没有“照顾”原告的外甥，于是造成了刘焕荣、路洪论、路洪波等这一家族人的仇恨。刘焕荣、路洪论便想找机会打击报复，到下洼镇政府寻衅滋事。找麻烦，赖着不走，并辱骂诋毁，还说第三人欠他们钱，前几次经劝说后并将他们送回家。可到了2018年12月13日，刘焕荣，路洪论两口子坐在下洼镇综治中心大厅椅子上等第三人，第三人准备上楼，见到他们不想再跟他们讲什么。准备开车离开时，他俩便跑过来，一人拉着第三人一只胳膊不让走，这时刘焕荣顺势趴在地上说第三人打人了，第三人当时便报了警。同时有几名同事劝说着他们去了镇政府办公室，民警来时，他们又到综治办公楼前骂了一上午，到中午才离开。下午第三人去派出所做笔录，他俩也去了，这是事件的整个过程。第三人从始至终没有动过手，原告是诬告陷害。三、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增国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2018年10月8日作出的（2018）鲁1603民初1884号民事判决书。该证据证实第三人与原告的丈夫之间的债务纠纷，涉案数额为36000元，而非录音中所称的150000元，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是路洪论、刘增和，担保人是刘增国，该判决驳回对刘增国的诉讼请求。 证据二：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6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的丈夫路洪论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5月17日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6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丈夫路洪论的上诉，维持原判。该两份判决书认定的原告及其丈夫与第三人刘增国之间的债务与录音中的内容相互矛盾，判决书的内容更为客观、真实，该两份证据也可以间接证实涉案原告寻衅滋事，故意找第三人麻烦，诋毁第三人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沾化分局提交的3号证据、8号-11号证据有异议，认为3号证据中第三人所处单位的监控设备存在存储问题，沾化分局没有进一步的将设备予以技术鉴定，或恢复存储录像，亦未对监控设备予以拍照、录像及认定摄像存在问题。原告认为该勘验程序违法，基于该录像设备是存在于第三人工作单位，且第三人具有较高职责，原告有理由相信或许有监控设备故意被破坏或者存储内容故意被破坏的可能，但公安机关并没有保护证据的相应程序，并且勘验过程中，原告及原告家属并不在场，故对该勘验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对下洼镇人民政府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理由是该证明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2月11日，严重滞后于勘验笔录的形成时间，明显是为了补强勘验笔录的证明效力而做的，从侧面证明被告沾化分局在调查本案过程中的取证行为存在不足和不规范行为，且因该证明是由第三人单位出具的，更因为原告代理人曾向被告沾化分局寄送相关文书的时候以及向被告沾化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提供的证据光盘中均有相应的照片，该照片系由原告方自行去涉案场所拍摄的监控设备分布图，与下洼镇人民政府的证明存在出入。3号证据中路洪论的伤情照片，可从侧面证明第三人存在打人事实。对8号证据尹某询问笔录真实性存疑，反而能从侧面证明第三人刘增国存在打人行为。对9号证据及第11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从笔录内容看不能证明刘增国是否有打人行为，故该笔录与本案没有意义。原告对被告沾化分局提交的1号-2号、4号-7号、12号-1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沾化分局提供的6号证据有异议，对刘焕荣询问笔录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因刘焕荣是涉案当事人，其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客观、不真实，对7号证据询问笔录内容部分不真实，路洪论系涉案原告的丈夫，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明显是在做虚假陈述。对1号-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8-1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所证明的内容无异议，该组证据综合看无法证实刘增国存在殴打原告的行为，被告沾化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代理人在质证中多次使用或许等推断性语言，相比被告沾化分局的严格的取证行为更严谨更客观。本院认为，被告沾化分局提交的3号证据系沾化分局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沾化分局提交的6号-11号证据，均是询问笔录，本院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的问题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对被告沾化分局提交的1号-2号、4号-5号、7号、12号-17号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对被告沾化区政府提交的1号-9号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原告向复议机关提交了补充复议内容，原告有相应的EMS记录以及增补内容，该项增补内容复议机关并无说明。第三人刘增国对被告沾化区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沾化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被告沾化分局和被告沾化区政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4日12时13分许，被告沾化分局接到原告之女路兴翠报警称：因债务纠纷，有人将其母亲打伤。下洼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胡涛、张治平对案发现场沾化区××镇××大院进行了勘验。被告沾化分局分别2018年12月14日对路洪论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018年12月15日对尹某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018年12月15日对宋某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018年12月17日对刘焕荣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019年1月4日对刘增国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019年1月11日对盖岩鹏时行了第一次询问，并均制作了询问笔录。因案发现场监控已失去监控功能，未能调取现场监控，下洼镇人民政府对此出具了证明。2018年12月15日沾化分局下洼派出所出具法医学检验鉴定委托书一份，要求对原告刘焕荣的伤情进行鉴定。2018年12月16日原告到被告沾化分局法医室进行伤情鉴定，因原告刘焕荣身体并无外伤，被告沾化分局未能对原告伤情作出鉴定意见。2019年1月13日，沾化分局因案情复杂，违法嫌疑人无法确定，申请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9年1月13日，滨州市公安局同意延长办案期限。2019年2月26日，原告刘焕荣因被告沾化分局未对该案作出处理，向本院起诉被告沾化分局行政不作为，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鲁1603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沾化分局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违法，判决被告沾化分局于判决生效后十内对沾公（洼）受案字［2018］137号一案作出处理决定。被告沾化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鲁16行终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沾化分局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当天向原告刘焕荣、第三人刘增国送达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原告不服，于2019年6月25日向被告沾化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沾化区政府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立案后，被告沾化区政府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2019年8月21日，因案情复杂，经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延期三十日。2019年8月21日，被告沾化区政府向原告刘焕荣、被告沾化分局、第三人刘增国送达沾政复延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依法延期后，被告沾化区政府经审查，认为被告沾化分局认定事实清楚，但超期作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被告沾化区政府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沾化分局有权对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是否予以行政处罚的决定。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服，有权提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原告刘焕荣不服被告沾化分局的决定，向被告沾化区政府申请复议，被告沾化区政府因被告沾化分局超过办案期限作出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而确认该决定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沾化分局和复议机关沾化区政府是共同被告。 本院认为，原告之女路兴翠报警后，被告沾化分局及时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并对原告、第三人及路洪论、尹某、宋某等在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对原告的伤情进行委托鉴定。因案发现场监控已失去监控功能，未能调取现场监控，下洼镇人民政府亦对此出具了证明。被告沾化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之规定，对第三人刘增国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院认为，被告沾化分局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应义务，该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案件，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可以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经公安机关通知，被侵害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公安机关确定的时间内作出伤情鉴定的，视为拒绝鉴定”的规定，被告沾化分局是否对原告伤情作出鉴定意见不是其作出处理决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告沾化分局于2018年12月14日立案，经延期后，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处理决定，已超过法定办案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之规定，被告沾化分局的决定应确认违法。 被告沾化区政府于2019年6月25日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了审查，被告沾化区政府依法延期后，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沾化分局超期作出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因此确认被告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本院认为，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沾化区政府作出的沾政复决字[2019]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llip;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的规定，本案沾化分局向原告送达了决定书复印件，该复印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副本。故沾化分局向原告送达复印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被告沾化分局未向原告送达［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程序违法。但本院认为，该送达行为系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过程性行为，是附着于该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阶段性行为，被告沾化区政府已对被告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确认违法，该送达行为不应与［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再行分开进行审查。被告沾化区政府的抗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沾化分局未向原告送达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程序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作出的沾公(洼)不罚决字［2019］4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二、驳回原告刘焕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焕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房荣玲 人民陪审员  赵长村 人民陪审员  张海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