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3民初3555号 原告：卢志铭，男，197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忠，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幼妹，女，193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告：卢琴珠，女，1960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告：卢晓坤，男，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告：郑铃春（曾用名：郑林春），男，197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祥伟，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淑云，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国辉，男，195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惠安县惠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章，惠安县惠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凤祥一里**。 法定代表人：洪三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必燕，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伟，福建同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志铭与被告郑铃春、卢国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8）闽0213民初856号民事判决书后，郑铃春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卢东升、卢志铭一直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向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张讼争工程款，生效的（2009）翔民初字第1065号、（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书也认定“郑铃春、卢国辉挂靠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讼争水电工程分包给卢东升、卢志铭”。因此，卢东升对讼争工程款有独立的诉求，而一审法院未核实卢东升主体情况，也未依法中止通知其继承人参加诉讼，属于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闽02民终34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闽0213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重新立案，审理中，根据卢志铭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卢东升的法定继承人蔡幼妹、卢琴珠、卢晓坤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根据郑铃春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城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志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忠、被告郑铃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卜祥伟、被告卢国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第三人银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必燕、许志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蔡幼妹、卢琴珠、卢晓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志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郑铃春、卢国辉支付卢志铭工程款1605811.3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07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1163789元）；2.判令郑铃春、卢国辉返还卢志铭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20万元；3.判令郑铃春、卢国辉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6年1月22日，郑铃春代表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鑫志恒海绵制品厂项目部（甲方）与卢志铭（乙方）签订了一份《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承包鑫志恒海绵制品厂厂区的水电装项目分包给乙方施，工程范围：鑫志恒海绵制品厂切割车间、发泡车间、综合楼及配套工程等水电安装项目；工程造价：按甲方水电中标价格222.2万元优惠至80%即177.76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图纸外增加、减少部分按实计算（同等优惠）；承包范围以甲方与建设单位合同、建设单位的招标书内工程量清单内容及施工图纸范围的工程项目；工期及质量以甲方合同为准；付款方式为甲方应按乙方提供给建设单位或监理确认的月进度85%付给乙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支付97%的工程价款，剩余3%留作保证金，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一次性给乙方等合同条款。 合同签订后，卢志铭即筹集资金，并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甲方因整体工程进行重大设计变更，其中卢志铭分包的水电安装部分项目也相应作了四次的设计变更。该水电安装工程项目于2006年12月底竣工，2007年2月15日经厦门市公安消防支队“厦公消（建验）字[2007]第0122号”验收合格后并交付给建设单位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使用。郑铃春、卢国辉于2007年12月10日与建设单位进行结算。而关于卢志铭实际完成的水电安装项目工程价，后根据承建方银城公司与建设单位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的结算证明确认，其中卢志铭分包的水电安装项目的总工程价为3182264.23元。据此，在本案中，根据双方的协议书第二条第一项：“图纸外增加、减少部分按实计算（同等优惠）的约定，即卢志铭实际完成的水电安装的工程价为3182264.23元，优惠至80%即实际应为2545811.38元。该工程款后经卢志铭多次催讨结算，但郑铃春、卢国辉仅支付94万元，而余额1605811.38元工程款不仅拒不履行支付，而卢志铭交付的20万元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也拒不支付。因此，为了维护卢志铭的合法权益，依照《民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令支持卢志铭的请求。 蔡幼妹、卢琴珠、卢晓坤未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 郑铃春辩称，一、关于本案原告诉讼主体问题，由法院审查现有原告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本案作为发回重审案件，在翔安法院第一次审理过程中，郑铃春已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主张。原审法庭以卢志铭持续通过持续诉讼及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主张权利为由，不予采纳该答辩意见，对此，郑铃春认为，原审法庭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之处。卢志铭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知道自己权利受损之后，有通过合法途径持续主张权利，且已达到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延续至本案起诉之时的法律后果。首先，本案讼争协议签订时间为2006年1月22日，按卢志铭诉状所述，讼争水电工程2007年2月15日就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而郑铃春一方于2007年12月10日即与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总结算。因此，2007年12月10日，是卢志铭向郑铃春主张工程款的第一个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其次，卢志铭于2009年8月31日就本案讼争水电工程款项起诉第三人银城公司，该行为可作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此案经二审审理，厦门中院于2011年3月31日作出终审判决。根据该终审判决意见，认为卢志铭应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无权向第三人银城公司主张权利。该判决结果已明确告知卢志铭应向合同相对人郑铃春主张权利。因此，从该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卢志铭向郑铃春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即开始计算。第三，卢志铭不服该二审判决，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因此，卢志铭申请再审行为，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但是从省高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之日起，诉讼时效又开始重新计算。按当时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是两年，因此，卢志铭向郑铃春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3年12月20日。第四，根据本案原审法庭查明的事实，卢志铭有于2016年间向厦门市翔安区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及（2011）厦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的行为，以及有于2017年2月15日向市人大常委信访的情况。但是，从时间跨度来看，卢志铭从2011年12月20日被省高院驳回再审申请后，到卢志铭2016年向检察院申诉，期间已间隔近五年时间。而卢志铭并没有向原审法庭举证证明其有在该期间内，另有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向郑铃春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所以，卢志铭在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的情况下，再实施的申诉、信访行为，该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律后果。第五，卢志铭于2016年提出申诉的对象是要求撤销（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及（2011）厦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并不是针对与郑铃春有关的（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及（2011）闽民申字第1259号民事裁定。也就是说，卢志铭即便在2016年间，提出翻案请求，针对也不是与银城公司及郑铃春有关的事项，而是与业主厦门鑫志恒公司的纠纷一案。综上所述，卢志铭既然已通过（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判决书，清楚其应当主张权利的主体为郑铃春，但卢志铭却怠于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郑铃春提起诉讼，故本案诉讼时效已超过。三、从实体上讲，卢志铭仅依据第三人2008年12月5日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讼争水电安装项目工程款为3182264.23元，显然事实不清，依据不足。1.在本案诉讼之前，郑铃春并不清楚该份《证明》的存在，也不清楚该份《证明》的证据来源。在原审法庭审理过程中，卢志铭或审理法庭也没有向郑铃春出示过该证据原件。2.该份《证明》从形式上看，是第三人银城公司单方出具的，并没有加盖建设单位鑫志恒公司的公章，也没有与郑铃春核对，郑铃春也没有在该《证明》上签名确认。该份《证明》证据只是一个无法确认真实性、无法说明来源的孤证。原审法庭将该《证明》陈述为“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建设单位鑫志恒公司出具的结算证明”，显然是对该《证明》书写内容的曲解。该《证明》即便确为第三人银城公司出具，也只是第三人银城公司的单方意思，并没有得到建设单位鑫志恒公司的认定，也没有得到郑铃春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认可。如果该法院依据该《证明》判令郑铃春向原告支付该数额的工程款，则郑铃春则有权向第三人银城公司主张追偿该笔款项。3.从该份《证明》的书写时间及书写内容看，显然与（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及（2009）翔民初字第1065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完全相悖，足以证明该《证明》之证据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首先，卢志铭在2008年3月14日起诉厦门鑫志恒公司时，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因其水电工程发生重大变更，故2006年12月2日，经卢志铭、监理单位、银城公司及鑫志恒公司协商一致，对讼争水电安装工程的发包进行调整。即原讼争合同内的水电安装项目按原合同执行，但是对于合同以外的更改、变更及增加项目，则改由业主鑫志恒公司直接与卢志铭结算。这就是卢志铭为何会在2008年及2009年间分两个案件起诉的由来。卢志铭于2008年3月14日起诉业主鑫志恒公司是为了追讨更改、变更及增加项目工程款，于2009年8月31日起诉第三人银城公司是为了追讨讼争合同内的工程款项。当时，原告起诉鑫志恒公司所主张的变更及增加后的工程款为1112317.51元，起诉第三人银城公司所主张的工程款是以讼争合同约定的中标价222.2万元的80%，即177.76万元。原告当时起诉主张的两部分工程款相加起来为2889917.51元。该数额显然与第三人出具的该《证明》中所载明的3182264.23元完全不一致。其次，卢志铭既然在2008年主张权利时，已明确其所施工的水电项目，其中涉及变更、增加部分，与银城公司无关，也与郑铃春无关，该部分是由卢志铭直接与业主结算的；卢志铭就没有权利在本案诉讼中依据第三人银城公司出具的《证明》，全额向郑铃春主张，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原审法庭无视之前翔安法院两份判决文书查明的事实，支持了卢志铭的主张，存在明显的错误。第三，卢志铭在（2009）翔民初字第1065号民事案件审理时，已确认其有权向第三人银城公司追讨的工程款数额限定在合同价款177.76万元之内。卢志铭虽然当时起诉第三人银城公司属主体错误，但即便卢志铭转而向郑铃春追讨，也只能限定于1776.76万元之内。第四，本案审理中，即便先不考虑诉讼时效超过因素，卢志铭要向郑铃春主张讼争合同内的工程造价款项，卢志铭仍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2009）翔民初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内容，第三人银城公司当时已就卢志铭的诉讼主张予以反驳。另外，当时的审理法庭也确认了卢志铭因没有申请鉴定，故无法确定卢志铭实际完成的水电分包工程量，为此，该案是以原告举证不能驳回卢志铭的诉讼请求。同样，如果本案即便进入实体审查，卢志铭同样仍对其实际完成的水电分包工程量进行举证，否则同样面临败诉的法律后果。综上，卢志铭仅凭一份来源不清、目的不明的加盖了第三人银城公司印章的《证明》来证明其所完成的水电分包工程量为3182264.23元，显然于法无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 卢国辉辩称：1.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厂房、综合楼工程项目是郑铃春的关系，因郑铃春没有资金和资质投入，故拉卢国辉合伙承包。因该项目为垫资工程，卢国辉主要负责施工中的垫资资金和处理好建设单位的关系，郑铃春负责处理监理、厦门市银城建筑公司、质监站、设计院等的关系。2.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是由卢国辉与郑铃春共同挂靠银城公司合伙共同承包。3.鑫志恒公司厂房和综合楼工程项目最初的中标价为960万元，其中水电安装分项工程造价为222.2万元。该合同在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同安分站备案，备案时间2005年11月18日。在施工中因工程项目设计变更，相应的工程量增加到（暂定）工程造价为1618万元（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05年11月22日）。后经结算，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的总造价为1768万元（结算签订时间为2007年12月10日），其中水电安装分项工程造价为3182264.23元。4.因施工中卢国辉垫资太多，且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工程款又未能按时拨付，无法按时支付各施工班组工程款，包括水电分项工程款。水电部分增加的工程量较大，后经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协商一致，双方均同意水电分项工程合同外增加的工程量由卢志铭直接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结算。5.卢志铭是卢国辉介绍与郑铃春认识的，但协议书是卢志铭与郑铃春签订的。当时合同约定卢志铭要先支付20万元作为质量履约保证金，但不清楚有无退还。6.水电安装分项工程的工程款均由郑铃春、银城公司和项目经理沈福经手支付，具体的金额不清楚。7.工程竣工后，郑铃春在银城公司结算时，还向公司支出80万元，称要拨付给卢志铭，但不清楚有无支付。8.水电安装分项工程是卢国辉介绍卢志铭、郑铃春签订的分包合同。郑铃春原住在厦门市同安区建设局对面福星楼的地址已经搬迁，卢志铭找不到郑铃春。卢志铭通过诉讼要求银城公司支付工程款，但均被驳回，就逢年过节到卢国辉家里闹，要求支付工程款。卢国辉表示合同是卢志铭其与郑铃春签订的，款项均由银城公司、郑铃春支付，其应该向郑铃春主张工程款。 银城公司述称，一、银城公司与卢志铭不存在合同关系，卢志铭的诉求与银城公司无关。根据卢志铭提供的已生效的（2011）闽民申字第1259号民事裁定书证实，经福建省高级法院再审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卢志铭应向合同相对方卢国辉及郑铃春主张权利，而银城公司并不是与卢志铭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故卢志铭无权向银城公司主张权利。故本案卢志铭的诉求与银城公司无关，银城公司与卢志铭也无利害关系。银城公司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中3182264.23元仅是施工前报价的水电安装工程造价，并不是实际施工完成后结算的应付工程款。1.翔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判决进行再审后做出的（2011）厦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均证实，银城公司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证明》中3182264.23元仅是施工前报价的水电安装工程造价，该份证据与2005年11月5日的《工程清单造价表》一起作为检材用于（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给鉴定单位进行造价鉴定，并不是实际施工完成后结算的应付的水电安装工程款，卢志铭对这件事情是明知的，故卢志铭主张水电安装工程款为3182264.23元并要求按该金额支付工程款于法无据，更与事实不符。但卢志铭在本案中却作出虚假陈述，在诉状陈述称该份《证明》是结算证明，并以此来作为其已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量价款来主张权利，明显违背事实，应追究其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三、卢志铭并不清楚自己在涉讼项目的水电安装工程中实际完成了多少工程量，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涉讼的水电安装项目在2007年2月份就已全部施工完成通过验收，之后没有再进行施工增加任何工程量，当时卢志铭告施工的工程量已明确并且固定，但是卢志铭在已生效的（2011）闽民申字第125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其应得的水电安装工程款为177.76万元，并认为其已收到94万元，故诉求再支付83.76万元。而在本案中又认为其应得水电安装项目的总价款为2545811.38元，扣除94万元后，被告还应支付1605811.38元。可见，卢志铭并不清楚自己完成了多少工程量。由于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工程量及材料也发生了多处重大变更，卢志铭不能以原来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作为支付工程款的依据，卢志铭对其已完成的工程量及应获得多少工程款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银城公司与卢志铭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同时，卢志铭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裁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1月18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该企业后变更为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向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承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的海绵制品厂厂房及综合楼的土建及水电工程，合同价款为960万元等内容。同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又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向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承建位于厦门市翔安区的海绵制品厂厂房及综合楼的土建及水电工程，合同价款为1777.2527万元等内容。2005年11月22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再次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工程价款变更为总价款1618万元一次性由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总包干，不作调整等内容。 2005年12月1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与卢国辉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下达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及综合楼的工程由卢国辉承建，资金来源为自筹，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公司按工程造价收取1%管理费。 2006年1月22日，郑铃春（与卢国辉合伙）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鑫志恒海绵制品厂项目部的名义作为甲方与卢志铭（与卢东升合伙）作为乙方签订《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将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切割车间、发泡车间、综合楼及配套工程分包给卢志铭。上述协议书约定：二、工程造价及承包方式：1.按甲方水电中标价格2222000元优惠至80%即1777600元分包给乙方，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图纸外增加、减少部分按实结算，同等优惠。2.承包范围以甲方与建设单位合同、建设单位招标书内工程量清单内容及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工程项目。3.乙方应付给甲方200000元作为工程质量履约保函金，待工程结构验收时付还给乙方。四、付款方式：1.甲方应按乙方提供给建设单位或监理确认的月进度85%付给乙方。根据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在工程施工中甲方应垫资3500000元，乙方也应按比例垫资380000元后继续按进度支付乙方工程款，其中380000元自垫资当月起至一年内付给乙方，如甲方无需垫资，乙方也取消垫资。若增加的工程量经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审核确认的价款同月进度一并付给乙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支付97%的工程价款，剩余3%留作保修金，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给乙方。协议书甲方落款处加盖了“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郑铃春亦在甲方代表签章处签名。 2007年2月15日，该工程经消防验收合格。 2007年12月10日，卢国辉、郑铃春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就案涉工程达成结算《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双方同意工程款在1618万元的基础上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再追加150万元了结，总工程造价1768万元等内容。 2008年3月14日，本院受理原告卢志铭、卢东升与被告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卢志铭请求判令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因案涉工程设计变更增加的工程款1082317.5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本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查明，卢志铭、卢东升在施工案涉工程过程中，因图纸变更，银城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经协商同意由水电组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就变更部分的工程款由水电组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直接结算（包括变更减少、没做、少做、材料变更或改由业主采购等），除因变更而增减的部分外，水电工程款按原合同约定由银城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结算。后本院根据卢志铭的申请，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变更部分的工程量，以及2008年12月5日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确认“我司施工的翔安区鑫志恒办公综合楼、厂房等项目总造价为17772528.99元，其中水电安装项目为3182264.23元。”等委托鉴定材料，依法委托厦门天和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对卢志铭、卢东升施工的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厂房水电工程变更设计部分（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变更部分的工程量）的工程款进行鉴定。2009年2月9日，厦门天和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出《鑫志恒海绵制品厂厂房及综合楼水电工程变更量造价鉴定报告》，结论为海绵制品厂厂房及综合楼的变更工程造价为73321.22元。同时，该鉴定报告还对是否由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存在争议的配电箱、电缆桥架、电力电缆及控制电缆、综合楼排气扇、潜水泵、消火栓泵及喷淋泵等设备合价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报告对是否按施工图进行施工存在争议的应急照明回路的造价以及编号11的工作联系单中控制电缆、模块、信号电磁阀接线及水流指示器接线的工程造价作出鉴定结论。同时，经本院查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已支付给卢志铭、卢东升工程款411000元，本院认为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在卢志铭、卢东升施工过程中支付给卢志铭、卢东升工程款多于鉴定结论变更工程造价，卢志铭、卢东升的诉求缺乏依据，本院于2009年7月15日作出（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驳回卢志铭、卢东升的诉讼请求。后卢志铭不服，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1年10月26日作出（2011）厦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驳回卢志铭的再审申请。 2009年8月31日，本院受理原告卢志铭、卢东升与被告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卢志铭请求判令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37600元及利息。本院经审理认为卢志铭因没有申请鉴定，故无法确定卢志铭实际完成的水电分包工程量，并于2010年5月10日作出（2009）翔民初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驳回卢志铭、卢东升的诉讼请求。卢志铭不服，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卢国辉、郑铃春挂靠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讼争水电工程分包给卢志铭、卢东升并无不妥。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卢志铭应向合同相对方卢国辉及郑铃春主张权利，而银城公司并不是与卢志铭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故卢志铭无权向银城公司主张权利。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1日作出（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卢志铭不服（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闽民申字第1259号民事裁定，驳回卢志铭的再审申请。 2016年，卢志铭向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撤销（2008）翔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及（2011）厦民申字第37号民事裁定。2016年4月11日，该院答复认为本案不符合民事申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2017年2月15日，卢志铭向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后信访事项转至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处理。 2018年6月22日，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出具证明称：据存档资料登记表原始记录（存档资料过期已销毁），工程项目“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公司厂房、切割车间、综合楼”曾于2005年11月30日在我站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工程造价为960万元，该项目产生劳保费192287元。 另查明，卢志铭确认收到郑铃春等支付的工程款共计940000元。 审理中，卢志铭、卢国辉确认卢东升已去世，卢东升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其母亲蔡幼妹、其妻子卢琴珠、其儿子卢晓坤。卢志铭主张其在协议签订后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郑铃春履约保证金200000元，但郑铃春未出具收条；郑铃春表示没有收到该款项。本院依法对《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的效力进行了释明，卢志铭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2009）翔民初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和（2010）厦民终字第2700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卢国辉、郑铃春挂靠银城公司将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分包给卢志铭、卢东升。因此，本院认定卢国辉、郑铃春系该工程的分包人，卢志铭、卢东升系实际施工人。因双方当事人均系无资质个人，故其签订的《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但是，卢志铭已施工完毕，且讼争工程业经竣工验收合格，故卢志铭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关于卢志铭、卢东升实际完成合同内（合同外卢志铭、卢东升已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直接结算）的水电安装项目工程价款，根据卢志铭与郑铃春签订的《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中关于工程造价及承包方式按甲方水电中标价格2222000元优惠至80%即1777600元分包给乙方，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的约定。以及2009年8月31日本院受理原告卢志铭、卢东升与被告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卢志铭、卢东升请求判令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37600元及利息的事实，再结合案涉工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的事实，本院认定卢志铭、卢东升实际完成合同内的水电安装项目工程价款为1777600元。扣除郑铃春、卢国辉已支付的940000元，郑铃春、卢国辉还应向卢志铭、卢东升支付工程款8376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卢志铭起诉之日即2018年4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予以支持。鉴于卢东升已亡故，其相关权益依法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其母亲蔡幼妹、其妻子卢琴珠、其儿子卢晓坤承继。卢志铭起诉的诉求超过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卢志铭主张实际完成合同内的水电安装项目工程价款应按第三人银城公司出具的《证明》确认的水电安装项目的总工程总价为3182264.23元的80%计算。因郑铃春及第三人银城公司不予认可，且与卢志铭与郑铃春签订的《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中关于工程造价的约定不符，也与卢志铭、卢东升与被告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卢志铭、卢东升请求判令厦门市银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37600元及利息的事实不符，同时，卢志铭、卢东升在施工案涉工程过程中，因图纸变更，卢志铭、卢东升和银城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经协商同意由水电组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就变更部分的工程款由水电组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直接结算（包括变更减少、没做、少做、材料变更或改由业主采购等），除因变更而增减的部分外，水电工程款按原合同约定由银城公司与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结算的约定不符，另外，卢志铭未能举证证明其施工的案涉工程的工程量（除卢志铭、卢东升在施工案涉工程中因设计变更增减工程量直接与业主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结算外）有超过卢志铭与郑铃春签订的《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厂水电工程协议书》中约定工程量，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卢志铭主张的200000元工程质量履约保证金，因郑铃春否认收到该款项，且卢志铭未能举证证明已向郑铃春支付，故本院对卢志铭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至于郑铃春辩称卢志铭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因卢志铭持续通过诉讼及向有关部门申诉、信访等方式主张权利，同时，卢国辉在审理中也认可卢志铭每年春节期间均有持续向其主张讼争的工程款，故本院对郑铃春的该项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卢国辉、郑铃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卢志铭、蔡幼妹、卢琴珠、卢晓坤支付工程款8376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4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8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执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卢志铭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557元，由卢志铭、蔡幼妹、卢琴珠、卢晓坤共同负担21076元，卢国辉、郑铃春共同负担948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梓忠 人民陪审员  林朝聘 人民陪审员  陈黑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戴小青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