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3民初10358号原告：解石超，男，199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庆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大涧沟（103省道西侧鸿发汽车城）。法定代表人：张晓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尉帅，山东鲁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豹，山东鲁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龙腾小区教师楼6-102。法定代表人：张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刚，山东天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岱岳经济开发区泰山国际汽车城。法定代表人：黄舜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峰，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解石超与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发森江公司）、被告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程公司）、第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解石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尉帅、董豹、被告乐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刚、第三人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舜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马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解石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7360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向原告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27600元（计算方式：自2018年8月9日起，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为27600元）；三、依法判令被告乐程公司就本案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7日，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就拟由原告通过被告乐程公司的渠道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事项，签订名为销售合同实为居间服务合同一份，并由原告于当日向被告乐程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25000元。2018年8月8日，原告在被告乐程公司的居间介绍下，与所谓“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约书”一份，约定由原告自“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处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采购总金额为736000元，交付期限为“10日内”。之后，被告乐程公司通过微信将前述“销售合约书”发送给原告，但被告乐程公司并不能向原告交付前述“销售合约书”原件。经查，“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长泰公司的曾用名，但其名称早在前述所谓“销售合约书”签订日期之前的2018年6月20日即已变更为现名称。另据原告向第三人长泰公司了解，第三人长泰公司亦并未与原告签订过本案所涉的所谓“销售合约书”。2018年8月8日，被告乐程公司另行向原告提供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银行账户，告知原告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支付款项，并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处提车。遂原告于当日按照被告乐程公司的指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支付前述736000元款项。之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被告乐程公司交付车辆未果。直至2018年9月1日，被告乐程公司告知原告，涉案车辆无法交付，并将原告已付被告乐程公司的25000元居间服务费退还给原告，但对于原告按照被告乐程公司的指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支付的款项，两被告均未予以退还。此外，原告曾于2018年9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本案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返还本案所涉购车款，但未获支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相应利益，致使原告遭受损失，其所取得的涉案款项应当依法返还给原告，而被告乐程公司在本案居间事项中存在明显过错，亦应当承担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原告称其与被告乐程公司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根据已生效的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及原告的自认，2018年8月7日，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订购飞度汽车十台，总价761000元，先支付订金25000元，双方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原告支付的25000元系订金，而非居间服务费。二、涉案款项是任培向答辩人订购车辆的购车款，答辩人已将相应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之所以将涉案款项汇入答辩人账户，是受任培的指示所为，这是本案不争的事实。对答辩人来讲，购车方为任培，在收到任培的购车款（指定原告打款）后，将相应的车辆交付给其指定的提车人，答辩人即已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乐程公司辩称，乐程公司系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而非原告述称的居间合同，该销售合同因原告未按合同第七条约定签章回传而无效，故原告起诉乐程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第三人长泰公司述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买卖关系，也未收到涉案任何款项，答辩人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乐程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6日，股东为姜桂艳、张晨，监事为姜桂艳，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为张晨。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变更为现名称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8月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乐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晨转款25000元，后被告乐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晨于2018年9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转款25000元，并注明“飞度退定金”。关于原告购买涉案车辆事宜，原告解石超（以下简称解）与被告乐程公司股东兼监事姜桂艳（以下简称姜）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内容如下：“姜：这个价格我不挣钱，818白5台，858白5台对吧？”解：不。姜：要什么配置的？解：7台8**，3台8**。姜：公户：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37×××0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名泉支行，个人账户：张晨，账户：62×××76，转农行张晨这个吧，优惠5000左右开票。解：电话关机了？姜：收到了，明天出合同，出哪个名字？明天必须全款。解：出我的，现在我是老板，全款的话车几天能到，我能不能看看他那个4S店。姜：15之内到车，我给你保守说的，是济南店里提车，鸿发。解：OK，明天我能带我大老板过去吗。姜：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经十路支行，账号：73×××23。解：我靠，你们公司。姜：你一笔过不来，可以5万5万转，店里问多久可以到？”2018年8月8日，原告解石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分四笔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款共计736000元。原告至今未收到涉案10台本田飞度车辆。任培（以下简称任）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就打款及发车事宜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内容如下：“任：交易明细：2018年8月8日：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36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2018年8月7日：张晨，-25000；王玉博，-40000；2018年8月4日：解石超，-5100；2018年8月3日：冯立晶，-14000；2018年8月1号：冯立晶，-45000；郭宗代，-34800；郭宗代，-190000。任：现在李东那边你能先安排装车吗，有点着急了。工：马上啊。任：于大勇3个。剩下李东的3个818,3个858，可能还差点，一会就能付，先让他装着吧。你能先让李东装车吗？工：好的。先装858的吧。任：麻烦你现在就联系他，他装的时候剩余的就到了。你现在能先联系他吗？工：好的，你跟他联系好了是吧。工：1115600，到了这些对不。85800的车提走了6台+5台（其中两台导航皮座多8000元）。任：对。工：207800。任：还剩207800对吗？工：我算的是，你也算一下，那个于大勇的3台还没算，245400，那钱还不够。工：我问一下啊。这是谁的钱？在不。任：鲁斌，150××××****济南提车人。6台8**。工：又打款了么？任：还没，李东的要等下。工：尽快啊。我能先让他们把车开出来么？任培：你先安抚下，说直接和我们财务沟通。任：2018-08-07，司健，6231700690000095519，---，366000,460215.46，司健5台飞度车款；邵方，6223191783185999,86375，---，373840.46，退车款；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50000,423840.46，飞度858张彦；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50000,473840.46，---；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49600,523440.46，---。”2018年9月6日，被告乐程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我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解石超未收到车辆。”该证明落款处加盖被告乐程公司公章并由姜桂艳签名。本院依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申请，调取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于2018年9月13日对原告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你的个人情况？答：我叫解石超，现在经营庆云县永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问:你今天来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有什么事吗？答:我来说说我在天平办事处国际汽车城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车辆无法提车的事情。问:你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什么品牌汽车？答:我是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白色广汽飞度汽车,总共购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白色飞度汽车十辆,指导价为85800元，有7台,优惠11000元后每台748**元,81800元有3台,优惠11000元后每台708**,总共是736000元。问:你当时跟谁签的合同？答: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的合同,当时合同上十台飞度汽车总价是761000元,我支付订金25000元,后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我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2018年8月8日姜桂艳帮我又直接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十台总共是736000元,合同上我的名字不是我本人签字,购车合同是姜桂艳通过微信发给我的,我没收到过原件，2018年9月1日姜桂艳知道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没法提车后退还我25000元。问:你通过什么方式将车款打至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答:2018年8月8日,姜桂艳称任培让我打款至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就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分四次支付,前三次每次200000元,共计600000元，第四次136000元,总共是736000元。问：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情况？答：是中信银行的账户,账户名是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号:73×××23,我是通过我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号62×××95，户名是我本人）转账过去的。问：讲一下事情的经过？答：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十台飞度汽车,签订购车合同后8月8日支付25000元订金,也是当天姜桂艳让我看了看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并约定十五天提车,她让我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打款736000元，当时我问姜桂艳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为什么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打款,姜桂艳告诉我说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跟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团,到时可以在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车,她跟我说了这一情况后，我就把钱打到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户上了。2018年8月20日前后几天,我就催姜桂艳提车,姜桂艳说再等几天,而且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承诺到月底前提不了车退回本金,每台车补助一万元损失,当时我就没再问。8月25日左右,我又联系姜桂艳,姜桂艳还是让我等几天,她也在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联系,8月27日,我联系姜桂艳时，她在电话中说让我到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看看,中午11时左右我就过来了,过来后很多人都在公司,我一听他们跟我都是一个情况,交了钱没法提车,随后我就在这待了几天，后来就回家了,在家待了几天我又回来的。问:讲一下姜桂艳、任培的情况？答：姜桂艳,女,30岁左右,济南人,她是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培这个人我不认识，是姜桂艳联系的任培,中间也是姜桂艳联系的,包括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的合同也不是我本人签的字。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答：没有了。问：你以上所讲的是否属实？答：属实。”原告曾于2018年9月以鸿发森江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7306民事判决，载明：“原告系庆云汇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员工。原告解石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鸿发森江公司返还购车款736000元及相应利息（以73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8日，原告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广汽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被告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原告未收到车辆，也未收到提车通知。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辩称，鸿发森江公司与解石超、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购车款736000元是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向答辩人订购车辆的购车款，答辩人已按任培的要求将对应的车辆交付给其指定的提车人，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款736000元。二、2018年9月6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我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解石超未收到车辆。证明落款处加盖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并由姜桂艳签名。我院依被告申请，调取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原告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笔录中解石超称:‘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十台飞度汽车总价761000元，其先支付订金25000元。后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我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并于2018年8月8日姜桂艳帮我直接与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十台总计736000元，合同不是我本人签名，购车合同由姜桂艳通过微信转发的，我没收到过原件。2018年8月8日，姜桂艳称任培让我将款汇至鸿发森江公司，我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方式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款项共计736000元。当时，我问过姜桂艳，和长兴文泰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为何要给鸿发森江汇款，姜桂艳告诉我说长兴文泰公司与鸿发森江公司是一个集团，到时可以在鸿发森江公司提车。2018年9月1日，姜桂艳告知我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提不了并退还我25000元。’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主张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介绍向被告订购10台飞度车，并已经支付车款，双方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认为其与原告之间无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工作人员邢吉美与任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与被告工作人员联系订购车辆，其中包括打款人为本案原告解石超所对应的车辆十台，被告已按任培的要求将该十台交付给其指定的提车人鲁斌、李冬。2、鲁斌、李冬提车手续各一份，证明被告已按任培的要求将其订购的车辆交付给指定的提车人鲁斌和李冬。3、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原告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内容同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可印证原告付款的事实。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认为其系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公司介绍购车，从中收取中介费，而不是向其订购车辆，被告如不能给付车辆，就应向原告返还购车款。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审查；关于证据3的真实性原告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虽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汽车法律关系，但依据本院调取的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原告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解石超自认与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购买十台飞度汽车。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其联系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并与该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合同不是其本人签名），后依据案外人（笔录载明“姜桂艳称任培让我打款至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指示将款汇至鸿发森江公司。故原告仅凭银行转账不能证实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解石超主张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证实其向鸿发森江公司汇款736000元，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车辆的合意，并进一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解石超在公安局笔录中陈述的购车、付款过程，其并未与鸿发森江公司就车辆买卖进行磋商并达成合意，而是基于案外人指示向鸿发森江公司进行付款，故解石超关于其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从而其以此为由提出的关于鸿发森江公司退还购车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解石超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便于2019年4月1日以鸿发森江公司、乐程公司为被告及长泰公司为第三人再次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以该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尚不确定，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原告解石超的起诉。后原告解石超不服该裁定，依法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解石超一审起诉主张其通过济南乐程公司的渠道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后济南乐程公司告知解石超从山东鸿发公司处提车，解石超按济南乐程公司指令向山东鸿发公司账户支付款项736000元，但济南乐程公司、山东鸿发公司均未交付车辆，也未退还已收取的购车款。解石超曾于2018年9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与山东鸿发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山东鸿发公司返还本案所涉购车款，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解石超的诉讼请求。据此，解石超认为，山东鸿发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相应利益，致使解石超遭受损失，其所取得的涉案款项应当依法返还给解石超，济南乐程公司在本案居间事项上存在明显过错，亦应当承担责任。解石超的上述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解石超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并裁定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3110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本院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本院依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申请，于2019年6月24日到泰安市看守所就涉案相关问题询问任培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2018年8月7日左右,你当时在哪个公司,任何职务?答：在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任总经理。问：你和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怎样联系汽车交易？答：有时候我和山东鸿发公司联系,有时候别人找我要车，我也会和鸿发公司联系。问：解石超有没有找你定过车?答：不确定,因为他没有直接与我对接过。问：你和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怎么联系？答:有时候乐程公司的姜桂艳会找我定车,如果我没有这种车型，我会联系别的公司定车。问：你看一下卷宗的聊天记录，是你与鸿发公司的吗?答:应该是。问：这里面涉及到剩下的李冬的车，先让他装是什么情况?答：这就是李冬打过款后，联系我让鸿发发车。问：如果去鸿发提车需要什么手续?答:一般需要打款人身份证、转账凭证，其他我不大清楚。问：你看一下这张交易明细(工行尾号4995),你和打款人认识吗？答:我记不清了,谁发给我的我认识，后来我转发给鸿发的,具体打款人是谁我不知道。问：2018年8月份,你与鸿发公司定的车，如何进行提车？答:打款人把打款记录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鸿发,让鸿发确认该笔款项是否到账,到账后,我会把打款人或提车人的姓名电话发给鸿发，或者把鸿发的电话发给打款人或提车人，他们再联系，如果是通过乐程公司找我定的车，我会把鸿发公司的电话发给乐程公司,乐程公司再进行对接,因为我与打款人没联系，是乐程公司将转账凭证发给我的，提车人是打款人确定的，带着手续提车。”在本院（2019）鲁0103民初4467号一案中于2019年7月19日向任培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现向你出示司健与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约书，这是你公司与司健签订的合同吗？答：是，但司健这个人我没有印象，应该不是我签的，是其他业务员签的合同，司健应该是第一次从我们公司做业务，我对这个人不认识，他应该是通过我们公司的长期客户介绍来的。问：出示青岛银行淄博张店支行账户明细，根据这张明细，司健将366000元转给了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你清楚吗？答：我们公司有这种情况，如果客户来买车，我们这里没有车的话，我们会和济南的本田4S店合作，从他们那里提车，山东鸿发森江是我合作比较多的4S店，其他本田4S店我们也有合作，但司健这次车我们有没有提走，有没有给司健我现在记不清了，一般情况签完合同，后期的事都有业务经理去完成，也没有固定的人，谁有空谁来干。司健的这个业务我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但这事有，合同确实签过。问：之前有没有出现过客户将钱转给其他4S店，你们公司将车提走后没有交付给客户的情况？答：没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我们公司内部出现问题。问：你涉及刑事的案件中涉及不涉及这366000元的事？答：不涉及。问：本案涉案的366000元你怎么知道转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了？答：应该转了，有转账记录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司健这个业务我记不太清了。我们公司有时候让客户直接把钱转给其他4S店，我再和4S店的人确认款已经转过去了，司健的这个款有转账记录应该没有问题。问：客户一般怎么把车提走？答：有的客户自己去提车，有的是让提车司机去提，在提车之前，客户把提车人信息发给我，我再发给4S店，但司健的这些车我记不清了。问：还有其他要讲的吗？答：我认为这个事与山东鸿发森江公司无关，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应该起诉我们公司，这事情在我们公司也不只司健一个人，其他人起诉我们公司也胜诉了。”该本院（2019）鲁0103民初4467号一案，原告为司健，被告为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告司健的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36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案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原告的诉求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有关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并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鲁0103民初446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司健的起诉，后原告司健依法提起上诉，现二审尚未审结。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24日向本院出具任培诉讼情况说明，载明：“我院于2019年1月10日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任培后，公安机关于2019年3月8日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移送审查起诉，现该案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仍在审查起诉阶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被告乐程公司、第三人长泰公司及任培相互之间分别系何法律关系，应由哪一方负返还原告涉案款项的义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之间本应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贵院作出的（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尊重该判决的认定，据此能够认定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在至今未交付涉案车辆的情况下，仍然占有涉案款项，已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返还原告向其支付的涉案款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由于被告乐程公司在为原告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应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上述返还原告涉案款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其不认识任培。原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一、销售合同及支付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就原告通过被告乐程公司的渠道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事项，由被告乐程公司向原告出具名为销售合同实为居间服务合同的文本，并由原告于当日向被告乐程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25000元。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主张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支付的25000元应为定金。被告乐程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并主张该销售合同恰恰证明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的是汽车销售协议，与原告述称的居间服务无关。第三人长泰公司主张证据一与其无关。经审查上述销售合同载明：“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甲方：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型号:飞度，颜色:白，成交价格：761000元，配置：柒台858**、叁台818**，优惠8500元，送交强。交付地点：4S店，交付方式：乙方自提，合同签订日期：2018.8.7，交车时间：期货15天。乙方交付订金人民币25000元并以甲方银行收到为准，余款人民币736000元于提车前一次性付清，打款到甲方指定付款账户，否则订金不予返还。”被告乐程公司在该合同落款处加盖其公章，但没有原告解石超的签字认可，乙方处亦为空白。原告提交证据二、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监事姜桂艳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支付凭证两份及销售合约书一份，证明被告乐程公司为原告居间服务的事实及被告乐程公司指示原告向其法定代表人张晨的个人账户支付服务费；2018年8月8日原告在被告乐程公司的介绍下与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约书一份，约定原告自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采购总金额为736000元，交付时间为10日内，之后被告乐程公司通过微信将上述合约书发送给原告；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6月20日变更名称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被告乐程公司向原告提供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银行账户，告知原告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支付款项，并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处提车；原告于当日按被告乐程公司的指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账支付前述款项736000元；被告乐程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告知原告涉案车辆无法交付，并退还原告已付的25000元居间服务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并主张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服务关系，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与原告及被告乐程公司此前并不认识，涉案款项系任培指示原告汇入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被告乐程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并主张被告乐程公司认可原告向其法定代表人支付25000元，该款是购车订金，不是居间服务费；原告认可其与第三人长泰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付款金额、付款方式均系履行其与第三人长泰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相关内容；通过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乐程公司仅提供了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名称、银行账户，并未涉及购车款金额，但原告直接将销售合约书所涉及的款项，全款汇入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账户，原告的该行为证明其系履行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约书；因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的上述销售合同无效，被告乐程公司已将合同所涉购车订金返还给原告。第三人长泰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主张所谓原告与第三人原名称签订销售合约书，没有原件无法比对，该销售合约书存在严重错误，出具时第三人公司的名称及公章均发生变化，在该时期并不存在合约书中加盖的公章，同时该合约书中所涉及的交易及车款第三人均不知情，也未收到，所以该合约书与第三人无关，且不具备法定的合同效力。经审查该销售合约书载明：“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约书车辆购买人:解石超，车型:飞度，颜色:白，车价：￥736000元，定金：￥736000元，预计交车日期：10日内，交车地点：济南。备注：指导价￥85800元，优惠￥11000元，台次柒台，指导价￥81800元，台次叁台，优惠价￥11000元，送交强。购方预交定金，双方签章后本约生效。买方解石超。”该合约书落款卖方处加盖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公章，但其中两处解石超的签名均非解石超本人所签。原告提交证据三、贵院（2018）鲁0103民初7306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曾于2018年9月在贵院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起诉讼，主张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返还本案购车款，该案经贵院审查认为原告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于2019年3月4日作出上述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书还能够证实被告乐程公司在该案中于2018年9月6日出具证明，明确称2018年8月8日原告系通过被告乐程公司介绍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定购10台车辆，也即被告乐程公司确实为原告从事本案居间服务事项，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存在居间服务关系。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并主张该判决书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服务关系。被告乐程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主张该判决书恰恰能够证明两点，一是通过该判决可以看出，原告自认“2018年8月7日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销售合同，支付合同订金25000元，被告乐程公司帮原告联系到本案第三人的人员任培，2018年8月8日与第三人直接签订合同。”因此原告付款均系履行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与被告乐程公司没有关系；二是被告乐程公司确认出示过相关证明，系证实原告向第三人订购车辆，因被告乐程公司与原告存在长期业务关系，在该业务中被告乐程公司只是帮助原告与第三人联系，未收取任何费用，与法律规定的居间服务无关。第三人长泰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与第三人无关。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主张，其与原告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款项是任培向我公司订购车辆的购车款，我公司已将相应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承担返还车款的民事责任；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我公司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不存在关系，并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实：证据一、贵院（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系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原告依据案外人任培的指示将涉案款项汇到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账户。证据二、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对解石超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同上述证据一的证明内容。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涉案款项系任培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订购车辆期间，安排包括原告在内的打款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汇款，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已将相对应的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鲁斌、李冬等人。证据四、鲁斌、李冬、李增成提车手续各一份，证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已将包括原告所汇款项在内所对应的车辆交付给任培所指定的提车人鲁斌、李冬、李增成。证据五、2019年7月19日贵院在（2019）鲁0103民初4467号一案中对任培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证实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已将相关车辆交付给任培。经审查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主张的三张提车单，其中一张案外人李增成在其身份证复印件正面下方书写以下内容：“提走车架号为LHGGK5866J8051896、LHGGK5862J8055248，车辆检查无异议，工具齐全。李增成（签名），159××××****。”李增成在其身份证复印件反面右侧书写以下内容：“下午提车人姜自清，电话139××******，身份证号：。”第二张系案外人李冬出示身份证复印件后，另外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本人李冬，身份证号，住址：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2018年8月8日前往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车，车辆明细如下：1.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8J8059384;2.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5J8058743;3.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8J8059448;4.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7J8051812;5.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5J8053624;6.车型GHA7155DBC5A(LX)18，车架号：LHGGK585XJ8059619;7.车型GHA7155DBC5A(LX)18，车架号：LHGGK5851J8064188;8.车型GHA7155DBC5A(LX)18，车架号：LHGGK5851J8064174。经检验：车辆外观、内饰、工具、保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反光衣、车架码、照片、合格证原件、车钥匙两套都没有任何问题，所有资料全部带走，发票后寄，特此证明！李冬（签名）。”第三张系案外人鲁斌出示身份证复印件后，另外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本人鲁斌，身份证号，2018年8月6日前往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车，车辆明细如下：1.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2J8057078;2.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8J8060860;3.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8J8059420;4.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1J8061980;5.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7J8062633;6.车型GHA7155DBC5A(LXS)18，车架号：LHGGK586XJ8062688。经检验：车辆外观、内饰、工具、保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反光衣、车架码、照片、合格证原件、车钥匙两套都没有任何问题，所有资料全部带走，发票后寄，特此证明！鲁斌（签名），18.8.7。”原告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主张通过判决书第2页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可以证实被告乐程公司在该案中于2018年9月6日所出具的证明，意思表示明确，即原告系通过被告乐程公司介绍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订购车辆，被告乐程公司在本案所涉事项中系从事居间服务，并先行收取原告支付的25000元服务费用，而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签订的合同文本，虽名为销售合同，但其实系居间服务合同，即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居间服务法律关系；该判决书还证明原告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并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取得原告的涉案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返还。对证据二中所谓原告按任培的指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付款不属实，原告不认识任培，更没有与任培取得过联系，原告在该份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也仅是原告通过被告乐程公司了解到的虚假信息，该事实从被告乐程公司向原告发出的销售合约书记载的虚假信息也可以得到印证，被告乐程公司作为居间人无法提供该销售合约书的原件，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长泰公司追认该销售合约书，同时该合约书所载明的出卖方名称在合同签订时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被告乐程公司向原告陈述的该部分信息均不属实，原告也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对话的当事方是否是任培，同时也不能证明该聊天记录与本案原告所付款项有关。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鲁斌、李冬所提的车辆与原告所付款项有关，同时从鲁斌出具的所谓证明来看，鲁斌去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车的时间为2018年8月6日，早于原告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付款的时间（2018年8月8日），事实上也不可能与原告的付款有关。对证据五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证实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为该份询问笔录中并没有涉及到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购车款项，另外即使在上述4467号一案中任培也明确说明所涉款项不涉及刑事案件。”被告乐程公司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乐程公司支付的系合同订金，而非原告所说的居间服务费。对证据三、四被告乐程公司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长泰公司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第三人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询问笔录仅是原告的单方陈述，原告并无证据证实其与第三人存在所谓的买卖关系及第三人向其作出过相关承诺，所以该询问笔录无法证实第三人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与第三人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五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以下几点：一、任培原职务仅是传祺品牌经理，并无权销售本田品牌车辆。二、本案所涉交易行为并未向第三人进行报备或备案，第三人并不知情，也未授权任何人员参与该笔交易。三、任培涉嫌刑事犯罪系由第三人举报，且制作该询问笔录时任培已经离职，该笔录中任培所陈述的内容存在对第三人恶意诽谤并推脱其自身责任的可能，该笔录与本案及第三人均不存在关联性。”被告乐程公司主张其系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而非原告述称的居间合同，该销售合同因原告未按合同第七条约定签章回传而无效，我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第三人长泰公司主张其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关系，也未收到涉案任何款项，其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原告提供销售合同，但同时主张该合同名为销售合同实为居间合同，且被告乐程公司明确主张该销售合同因原告未按约定签章回传而无效，经审查该销售合同原告未签字回传给被告乐程公司，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销售合同不成立。原告在本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主张就涉案736000元款项，其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被本院认定，后在本案中主张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就涉案736000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但其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即原告从未明确认可其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于2018年9月13日在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民警向其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原告在本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的陈述及在本案中的陈述，均无法认定原告已自认其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事发后原告即到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报案，故原告在该所民警向其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能够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被告乐程公司在本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于2018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明确认可2018年8月8日，原告通过其公司介绍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再结合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股东及监事姜桂艳通过微信进行联系时的陈述，能够认定就涉案购买10台飞度车辆事宜，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与被告乐程公司所提抗辩，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没有关系，被告乐程公司主张原告系与第三人长泰公司签订销售合约书，第三人长泰公司主张未与原告签订过该销售合约书，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被告乐程公司股东及监事姜桂艳传给原告的涉及第三人长泰公司的销售合约书，原告未签字认可，且第三人长泰公司不予认可，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销售合约书不成立。故本案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原告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不认识案外人任培，亦未申请追加任培为本案当事人，经审查在本案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原告与任培之间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亦无法认定任培在本案中的相关行为系代表第三人长泰公司的职务行为，但能够认定就涉案原告购买10台飞度车辆事宜，被告乐程公司在居间过程中系委托任培进行办理。关于原告与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就涉案款项736000元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已构成不当得利，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原告系按照任培的指示向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打款736000元，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系按照任培的指示交付车辆；任培在本院两次向其询问时明确陈述“如果去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车一般需要打款人身份证及转账凭证，其他不大清楚；打款人把打款记录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鸿发,让鸿发确认该笔款项是否到账,到账后,我会把打款人或提车人的姓名电话发给鸿发，或者把鸿发的电话发给打款人或提车人，他们再联系，如果是通过乐程公司找我定的车，我会把鸿发公司的电话发给乐程公司,乐程公司再进行对接,因为我与打款人没联系，是乐程公司将转账凭证发给我的，提车人是打款人确定的，带着手续提车；有的客户自己去提车，有的是让提车司机去提，在提车之前，客户把提车人信息发给我，我再发给4S店。”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主张原告之所以将涉案款项汇入其账户，系受任培的指示所为，这是本案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作为正规4S店，就车辆买卖频繁发生且未与任培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在确定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款项736000元后，应按照一般生活常识和正常逻辑负有通过任培向原告交付涉案车辆的法律义务；本案中，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主张在收到任培的购车款（指定原告打款）后，将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应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其已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构成不当得利，但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向李冬、李增成、鲁斌交付车辆时已收到与所交付车辆分别一一对应的购车款及交付的相应车辆是否包括原告主张的涉案10台飞度车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任培已指示其公司向李增成交付车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向李冬、李增成、鲁斌交付的车辆系按照任培的指示，由该三人代原告收取涉案10台飞度车辆，且被告鸿发森江公司主张的上述交付车辆方式与任培在本院向其询问时陈述的车辆交付方式明显不一致，亦未提供原告作为打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他人代收车辆时提供的原告作为打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故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按照任培的指示向其公司打款736000元后，其公司已按照任培的指示向原告交付涉案10台飞度车辆，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鸿发森江公司所提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法律规定及以上综合分析，能够认定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在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736000元款项后，至今未向原告交付涉案10台飞度车辆，已构成不当得利，故原告要求被告鸿发森江公司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项736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有误，应予调整。原告与被告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与上述不当得利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乐程公司对被告鸿发森江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解石超不当得利款项736000元。二、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解石超支付自2018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解石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40元，财产保全费4340元，均由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申红旗人民陪审员  房士明人民陪审员  方洪圣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赵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