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322民初2374号 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琵琶镇农场村**。 法定代表人：谢磊，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四川石合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友丽，四川石合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男，198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毅，北京德和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南农业公司）与被告刘建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诉讼中，被告刘建秋于2019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建、王友丽，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自2019年7月31日起解除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与被告刘建秋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和《承包补充协议》；2．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欠付的承包费50000元；3．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赔偿所欠承包费50000元的逾期损失（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所欠付承包费付清为止，按年利率6%计算）；4．被告刘建秋归还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健康母猪296头（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5．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6．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猪场财产损害赔偿金164000元；7．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垫付的水电费39840元；8．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代其垫付的工资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1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刘建秋（作为乙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浩南农业公司将位于富顺县琵琶镇农场村七组的猪场全部生产经营权发包给刘建秋承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的期限为3年，从2017年1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1日止；承包费为第一年800000元，第二年起1000000元/年，合计2800000元，一年一付，年初付款，在双方议定付款日后5日内支付完毕；在承包期间内，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给被告刘建秋承包使用的生物资产及设备在合同结束时应维持原数量（本合同特别注明生物资产为母猪数量）及原使用状况，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认可为准；被告刘建秋不得作出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被告刘建秋必须按期足额支付合同中应由其支付的费用，延期支付的，经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被告刘建秋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应及时通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经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履行，否则视为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所缴纳的承包费不再退还；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内容，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需承担6%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事项。当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刘建秋（作为乙方）再次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刘建秋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承包费第一年扣除饲料款、保险费后为735123元，第二年原则上同第一年方式一致；被告刘建秋需在承包期满内将猪场扩群到母猪500头以上（含500头），超出部分生物资产（含母猪及仔猪），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有优先采购权；场内用人、猪场使用等其他事项。其后，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按合同约定将猪场生产经营权交付给了被告刘建秋，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刘建秋接受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的猪场后，按合同约定行使猪场生产经营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刘建秋支付了第一年、第二年承包费，第三年承包费未按约定支付。2019年6月22日，被告刘建秋（作为甲方）与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有：被告刘建秋在承包结束时应归还健康母猪296头，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应分批次在2019年12月27日前全部拉回，第一批母猪最迟不晚于2019年7月25日引回；被告刘建秋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不低于130000元承包费，并于7月31日前支付完本年所有承包费；被告刘建秋履行承包合同至2020年1月27日；296头母猪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原母猪淘汰或死亡低于50头以前，必须到位引种240头；其他补充事项。承包费支付期限（2019年7月31日）届满时，被告刘建秋尚欠付承包费50000元未支付，并在未告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的情况下，悄然撤走猪场工人和管理人员，擅自单方面放弃对猪场的生产经营。由于生产经营过程中，被告刘建秋管理不善，猪场出现母猪、育肥猪大量死亡的情形，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曾多次联系被告刘建秋，要求加强经营管理，履行好合同义务，采取措施制止、减少猪场可能产生的损失，但被告刘建秋未予响应。为了避免被告刘建秋的行为给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向贵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贵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川0322财保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告刘建秋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顺分公司投保的母猪、育肥猪死亡理赔款予以限额冻结400000元。因被告刘建秋单方面行为造成《承包经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从而致使该合同实际上已于2019年7月31日解除，截止2019年8月19日，被告刘建秋欠付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第二年承包费50000元，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猪场猪舍等财产损坏价值约164000元及代为垫付的款项。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被告刘建秋辩称，对于第1项诉讼请求同意解除合同；对第2项诉讼请求不认可；对第3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客观事实上，被告并未实际使用案涉猪场，且已于本案提起诉讼之前，合同已经解除，不存在后续承包费及后续支出问题；对第4项诉讼请求不认可296头母猪，因本案起诉前，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公司交付了40头母猪；对第5项诉讼请求向原告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不予认可，被告主观上没有违约的故意，客观上也并未实施违约行为，合同解除与其无关；对第6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被告并未对猪场财产造成损害；对第7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电费系被告垫付；对第8项诉讼请求不予认可，工资系被告已经垫付；对第9项诉讼请求由法院裁定。对原告诉状上陈述的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承包补充协议》的时间、过程是真实的，但是关于签订《承包补充协议》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本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3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建立了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约定了双方经营期限内及届满后的权利义务： 1.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拟证明被告经营原告的猪场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期限3年，2017年1月21日至2020年1月20日；承包费为第一年800000元，第二年起1000000元/年，合计2800000元，一年一付，年初付款，在双方议定付款日后5日内支付完毕；被告刘建秋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应及时通知原告公司，经原告公司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履行，否则视为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所缴纳的承包费不再退还；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内容，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需承担6%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 2.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被告在承包期限内将猪场母猪扩群到500头以上； 3.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补充协议》，拟证明被告刘建秋在承包结束时应归还健康母猪296头，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应分批次在2019年12月27日前全部拉回，第一批母猪最迟不晚于2019年7月25日引回；296头母猪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原母猪淘汰或死亡低于50头以前，必须到位引种240头；被告刘建秋应于7月31日前支付完本年所有承包费；被告刘建秋履行承包合同至2020年1月27日； 第二组（1份）《刘建秋支付第三年承包费明细》，拟证明被告刘建秋于2019年1月24日至6月10日期间，共向原告支付承包费13笔，计950000元，截止2019年8月6日，被告刘建秋欠付原告第三年承包费50000元； 第三组（1份）2019年7月30日生猪盘点，拟证明被告刘建秋聘用的猪场人员牛某于2019年7月30日对猪场生猪盘点为159头； 第四组（1份）猪场养殖环境照片，拟证明猪场脏乱及被污染的环境； 第五组（2份）拟证明被告刘建秋对设施、物品的损坏情况： 1．被告刘建秋对猪场的损坏项目及金额明细表，拟证明被告刘建秋造成猪场6个项目损坏，金额为164000元； 2．猪场被损坏设施、物品照片，拟证明被告刘建秋损坏猪场设施、物品； 第六组（2份）拟证明原告代被告交纳欠付的水费： 1．《水费催费通知书》，拟证明富州水务集团东湖营业所向原告催收水费； 2．《四川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原告公司于2019年8月1日交纳水费50400元； 第七组（1份）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刘建秋欠付第三年承包费，对猪场管理不善、自主放手猪场及聘用的管理人员等事实； 第八组原告垫付的工资表30040元，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工资； 第九组四川增值税电子收据，拟证明该收据上的电话系被告刘建秋的； 第十组利率标准，拟证明金融机构执行的贷款利率的调整表； 第十一组证人黄某证言，拟证明证人系被告刘建秋聘请的饲养员，自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在被告刘建秋经营的猪场，2019年猪发生病情，但没有进行防范，被告刘建秋具体离开猪场的时间不清楚； 第十二组证人熊某证言，拟证明证人系被告刘建秋聘请的财务人员，2019年7月31日，被告刘建秋猪场的人员全部都离开了，2019年7月25日，被告刘建秋向猪场拉了40头母猪，2019年4、5月份请人支付的工资，是因为环保问题需要治理猪场请的工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刘建秋对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承包经营合同》第11.2条有异议，该约定在客观上违反了自然规律，无法履行，该约定排除了被告刘建秋的权利，增加其义务；对《承包补充协议》，虽系被告刘建秋签订，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第二组证据被告认为不是证据，是原告公司制作的统计表，但被告刘建秋认可向原告交付了950000元的事实，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盘点时间及数量均认可，但牛某不是被告刘建秋聘请的人员；对第四组、五组证据照片系复印件，原告未提交原件，被告不予质证；对第六组证据系复印件，催缴的主体是原告公司，金额为200000元，无法证明是被告刘建秋应当缴纳的水费为39840元；对第七组证据不发表意见；对第八组证据，四月份工资表的工人不是被告的工人，另外两份工资表是被告离开猪场后的，原告单方面制作的，与被告无关；对第九组证据无异议，系被告刘建秋使用的电话号码；对第十组证据系国家规定，不是证据；对第十一组、十二组证据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能客观证明原、被告双方的承包关系，以及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能客观证明被告刘建秋截止2019年8月6日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缴纳了2019年的承包费950000元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三能证明2019年7月30日，被告刘建秋猪场人员对猪进行了盘点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四、五该照片没有拍摄时间、地点，无法证明其系被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情况，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六系水务公司向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催收缴费通知，不能证明该欠缴的水费系被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使用而欠付的，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七聊天内容主要证明被告刘建秋与刘浩南对猪场卫生的管理，不能证明被告刘建秋欠付承包费及放手不管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八中被告刘建秋聘请的熊某的工资10000元系原告垫付，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其余临时雇请的工人支付的工资，不能证明其费用应由被告刘建秋承担，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九电子发票上的电话能证明系被告刘建秋电话号码，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十利息的计算标准，原、被告之间系承包合同纠纷，不是买卖合同纠纷，适用该计算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十一、十二证人证言，能客观证明猪场的卫生及2019年7月25日，被告刘建秋交付40头母猪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反诉原告刘建秋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的《承包经营合同》；2．被反诉人立即退还反诉人已支付的租金422200元；3．被反诉人立即退还反诉人垫付的水电费、饲料费、设备费共计64898元。以上共计487098元，其中水电费12898元、饲料费8632元、设备费环境治理10000元、设备估值33000余元。事实和理由：反诉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合同》，同日再行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前述合同约定：反诉被告将其位于富顺县琵琶镇农场村七组的猪场的生产经营权及其中的生物资料（母猪）发包给反诉原告，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21日至2020年1月21日，共计3年。第一年租金为800000元，第二年租金为1000000元，第三年租金为1000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内容。2019年6月10日左右，因非洲猪瘟在全国大面积爆发，反诉原告承包的猪场也因非洲猪瘟的传播，开始出现猪只死亡。同年6月12日，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告知此事并非人力可控，并询问反诉被告是直接向政府报告还是逐步减存栏慢慢处理，但反诉被告对此并不理会。2019年6月22日，反诉被告找到反诉原告刘建秋，并迫使反诉原告前往反诉被告处签订《承包补充协议》，反诉原告在反诉被告共4人的胁迫下签订了前述协议，该协议约定反诉原告应于2019年7月25日前向反诉被告交付第一批母猪，于2019年12月27日前交付共计296头母猪，5头杜洛克公猪。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反诉被告不低于130000元的承包费。反诉原告迫于无奈只有履行该协议，于2019年7月25日向反诉被告交付了第一批母猪，并向反诉被告支付了140000元的承包费。2019年7月18日，反诉原告在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反诉被告向贵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贵院受理后出具了（2019）川0322财保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对反诉原告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顺分公司对投保的母猪、育肥猪死亡理赔款400000元，冻结期限为一年。反诉被告的该行为彻底导致反诉原告刘建秋资金链断裂，无法再继续履行合同。因非人力可控的因素，现反诉原告刘建秋承包猪场内的猪只感染非洲猪瘟后已基本全部死亡并无法再继续喂养猪只，反诉原告遂与被告解除前述合同。 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辩称，1．2019年6月，猪场出现生猪死亡的情况并非非洲猪瘟所致，而系猪场管理不善所致，猪场环境脏乱差是重要原因，反诉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富顺县出现了非洲猪瘟疫情，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猪场的生猪死亡系非洲猪瘟所致；2．被告公司与反诉原告刘建秋于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协议》系反诉原告刘建秋打印好带往被告公司刘浩南处签订。协议内容系双方平等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反诉原告刘建秋与刘浩南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反诉原告刘建秋表示了自愿履行该协议义务的意思；3．反诉原告刘建秋系因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决定放手猪场，并非因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所致；4．反诉原告刘建秋放手猪场的违约行为并非非洲猪瘟疫情所致，而是其主观决定，不属于法定不可抗力事件．综上所述，反诉原告刘建秋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第2、3项反诉请求。 反诉原告刘建秋为证明自己的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组证据：反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反诉被告工商信息，拟证明反诉原、被告双方主体身份适格； 二组证据：《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承包补充协议》，拟证明1．反诉原、被告签订了书面的《承包经营合同》，本案的法律关系为承包法律关系，案由为承包合同纠纷；2．《承包经营合同》中第11.2条关于“生物资料及设备在合同结束时维持使用状况”属于无效的约定，客观上无法维持且完全违背常理和自然规律； 三组证据：《“瘦肉精”快速检测结果通知单》、《琵琶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单》、《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卫生监督记录表》、《兽药使用环节监督执法记录表》、《四川省无公害畜产品产地（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单》，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在承包期间，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政策饲养猪只，管理猪场，其猪场无瘦肉精的添加，无需进行整改，卫生条件良好，全部符合国家标准，从未出现经营管理不善等过失； 四组证据：(共4份）1.《自贡市病死动物及其产品无公害化集中处理收集单》，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每月均存在猪只正常的死亡和淘汰，但2019年6月底至7月，因患非洲猪瘟，造成猪场出现了大量猪只死亡，该死亡明显不符合常理； 2.《非洲猪瘟防控检测》照片，拟证明全国大面积爆发非洲猪瘟，各个省、市全面限制猪只的运输，加强防感染； 3．《丹麦科研人员证明非洲猪瘟可以通过空气有效传播》、《为什么非洲猪瘟没有疫苗》，拟证明非洲猪瘟传播方式广、速度快，在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是生猪养殖行业整体落后，客观上无法有效避免该疫情的传播，且一旦传播、也无法控制其他猪只感染和死亡，无疫情可以预防； 4.《农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止工作的紧急通知》，拟证明非洲猪瘟于2018年8月传入我国，双方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双方再签订合同时无法预料该疫情的不控性，因全球均无有效疫苗，现非洲猪瘟的爆发及爆发后猪只的死亡也无法控制。合同的签订基础已完全丧失，继续履行该合同将严重违反公平原则，非洲猪瘟并非是不可抗力，而是发生不可抗性； 五组证据（共3份）：1.《1号光盘》、《收条》，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即使在爆发非洲猪瘟，猪场内猪只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仍按照《承包补充协议》向反诉被告交付了40头健康母猪。熊某代表反诉被告予以接收。反诉原告刘建秋主观上从未有违约的故意，客观上也仍然在尽力履行协议内容； 2.《手机短信截屏》，拟证明猪场爆发非洲猪瘟后，反诉原告刘建秋于2019年6月21日及时向反诉被告告知此情况，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从未知情不报，故意拖延增加损失； 3.《微信截屏》、2019年7月30日的《生猪盘点》，拟证明熊某作为反诉被告的会计，熟悉双方的财务往来，其计算的反诉被告应支付反诉原告刘建秋饲料费、电费、环保整治费等共计31530元属实； 六组证据（共2份）：1.《告知函》、《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截图，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提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并告知反诉被告交付猪只无法保障两周内的疾病安全，注意接收后的预防工作； 2.《2号光盘》，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在履行《承包补充协议》时，因全国政策限制，提前向富顺县畜牧局报备并征求官方意见，官方同意后才将猪只拉回； 七组证据：水电照片、熊某与反诉原告刘建秋聊天记录，拟证明熊某统计的反诉原告刘建秋使用的自来水表为3828立方米； 八组证据：销售磅码单，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购买的母猪每只为1400元； 九组证据：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向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承包金的事实； 十组证据：证人牛某（大北农饲料公司人员）证言，拟证明证人系大北农饲料公司人员派驻该猪场的技术人员，今年猪场发现疑似非洲猪瘟后，出现大量死亡后，就开始重视，猪场的情况及时向反诉原告刘建秋反映，反诉原告刘建秋系2019年7月31日撤场的。 经庭审质证，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对反诉原告刘建秋提交的证据一、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卫生条件良好没有管理不善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四中《处理收集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猪的死亡是由于非猪猪瘟，只能证明猪的死亡情况；对于非洲猪瘟的照片，进行非洲猪瘟检疫恰好没有富顺县，反而证明了富顺县不存在非洲猪瘟的疫情，该照片与本案无关；对该组其余证据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收条》真实性有异议，熊某是反诉原告刘建秋的财务人员，也证明了《承包补充协议》是反诉原告刘建秋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6月22日的聊天内容真实性无异议；对2019年7月5日、7月6日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2019年7月30日的盘点是反诉原告刘建秋内部的盘点，牛某是反诉原告刘建秋的管理人员，熊某是财务人员，不是向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移交做的盘点，也没有向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移交；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有异议，反诉原告刘建秋未向法庭提交畜牧局同意将母猪引种到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批文；对光盘2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恰好证明拉猪回来并非通报了畜牧局，而是向吴本菊所设圈套，而对方未上当；对证据七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案外人德康公司的出售价，不是市场的公允价，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九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交付的承包金系分期支付的目的；对证据十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与作为畜牧兽医的专业人员的身份不符，对非洲猪瘟学名都不知晓，却说用试纸测试出患有非洲猪瘟。本院认为，对反诉原告刘建秋提交的证据一能证明反诉原、被告的身份信息，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证明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三能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在2017年、2018年期间对猪场管理的情况，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四系其他地区对非洲猪瘟的防疫和国家对防止非洲猪瘟所做的工作，与本案无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五中《收条》，能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在2019年7月25日向反诉被告公司交付了40头母猪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该组其余证据不能证明该猪场系感染非洲猪瘟导致大量猪死亡和饲料费、电费、环保整治费等共计31530元应由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承担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六系反诉原告刘建秋单方面制作的《告知函》和通话录音，不能达到反诉原告刘建秋的证明目的，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七不能证明该水表系反诉原告刘建秋使用的，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八能证明2019年7月25日反诉原告刘建秋购买了40头猪的价格，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九能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向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承包金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十证人证言证明反诉原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系2019年7月31日撤场的事实，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该猪场系感染非洲猪瘟导致猪大量死亡，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21日，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代表人刘浩南（作为甲方）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将位于富顺县琵琶镇农场村七组的猪场全部生产经营权发包给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经营，经营方式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限为3年，从2017年1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1日止；承包费为第一年800000元，第二年起1000000元/年，合计2800000元，一年一付，年初付款，在双方议定付款日后5日内支付完毕；在承包期间内，该猪场环保问题由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负责；承包期内，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给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承包使用的生物资产及设备在合同结束时应维持原数量（本合同特别注明生物资产为母猪数量）及原使用状况，以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认可为准；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不得作出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否则，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必须按期足额支付合同中应由其支付的费用，延期支付的，经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有权解除承包合同；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应及时通知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经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履行，否则视为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所缴纳的承包费不再退还；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内容，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需承担6%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等权利义务事项。同日，双方又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向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支付承包费第一年扣除饲料款、保险费后为735123元，第二年原则上同第一年方式一致；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需在承包期满内将猪场扩群到母猪500头以上（含500头），超出部分生物资产（含母猪及仔猪），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有优先采购权；场内用人、猪场使用等其他事项。协议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按合同约定将猪场生产经营权交付给了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接受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的猪场后，按合同约定行使猪场生产经营权。 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支付了第一年承包费800000元、第二年承包费1000000元，第三年实际支付了承包费950000元。 2019年6月22日，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作为甲方）与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代表人刘浩南（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在承包结束时应归还健康母猪296头，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应分批次在2019年12月27日前全部拉回，第一批母猪最迟不晚于2019年7月25日引回；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不低于130000元承包费，并于7月31日前支付完本年所有承包费；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履行承包合同至2020年1月27日，并应于2019年11月27日前同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协商后续承包事宜，同等条件下，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有优先承包租赁期。补：296头母猪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原母猪淘汰或死亡低于50头以前，必须到位引种240头。 2019年5月底开始，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猪大量的死亡，具体死亡原因不清楚，导致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2019年7月31日全部撤离了猪场。 2019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实际向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承包费950000元。 2019年7月25日，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已向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交付了母猪40头。 庭审中，反诉原告刘建秋撤回了对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退还垫付的电费、饲料费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代表人刘浩南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分别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要求解除以上三份协议，被告刘建秋对解除以上协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欠付的承包费50000元。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第三年（2019年1月21日至2020年1月21日）的承包费为1000000元，一年一付，年初付款，但被告刘建秋在履行协议中，均系分期支付的承包费，且双方在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刘建秋应于2019年7月31日前支付完本年所有承包费，被告刘建秋至今尚欠原告浩南农业公司承包费50000元，现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所欠承包费50000元，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主张被告刘建秋赔偿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承包费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因逾期付款的损失。双方在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于2019年7月31日前支付完本年所有承包费，但被告刘建秋至今未全额支付当年承包费，尚欠承包费50000元，因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应自2019年8月1日（约定付款日之次日）起至付清承包费之日止计算利息损失。关于利率的计算标准，由于双方未约定赔偿的标准，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案的利率标准应分段适用，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标准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归还健康母猪296头（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被告刘建秋对原告的该请求予以认可，但同时提出，按照双方约定，在2019年7月25日，被告刘建秋已经向原告交付的40头母猪应当予以扣减，被告刘建秋提交了《收条》一份，且证人熊某证明已经代原告收到被告刘建秋交付的40头母猪，因此，被告刘建秋的抗辩理由应当支持，被告刘建秋实际应归还原告的健康母猪256头（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违约金60000元（以第三年承包费1000000元，按合同约定的6%计算）。原告认为，因被告刘建秋自身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金。本院认为，被告刘建秋在经营该猪场期间，因自身原因导致猪场不能再继续经营，且擅自于2019年7月31日撤离该猪场，撤离前并没有得到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的同意，也没有与原告方进行撤离前的移交，属于被告刘建秋擅自单方面终止合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第十四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内容，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需承担6%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现原告主张以第三年承包费1000000元计算的违约金60000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猪场财产损害赔偿金164000元。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仅提交了几组照片和自行计算的财产损失清单，该照片既不能证明系被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的财产状况，也不能证明该财产的损害情况系在被告刘建秋承包期间，原告自行计算的财产损害金额为164000元，系原告单方面自行计算的，且被告刘建秋也不予认可，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自己的主张，将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对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原告为其垫付的水电费39840元。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仅提交了富顺县水务公司的《催收通知》和缴费发票，不能证明该水费系被告刘建秋承包的猪场所用，庭审中，被告刘建秋自愿承担2019年1月至7月的生活用水费用，每月按360元计算，计2520元，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对被告刘建秋自愿承担的水费2520元表示认可。 原告浩南农业公司主张被告刘建秋支付原告为其垫付的工资30000元。原告提交了猪场环保治污民工工资表和熊某的领款单，其中熊某2019年3月至7月的工资10000元，由于熊某系被告刘建秋聘请的财务人员，应当由被告刘建秋支付其工资，对原告垫付的熊某的工资，被告刘建秋表示认可。对于民工工资20000元，被告刘建秋辩解，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该工资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间内，该猪场环保问题由原告负责。”证人熊某证明，因环保问题需整治临时请民工支付了工资20000元，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该猪场环保问题由原告负责，因此，被告刘建秋辩解该工资由原告自行承担的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反诉原告刘建秋主张要求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退还已支付的租金422200元，其理由是合同解除后，反诉原告刘建秋并未享受合同带来的利益，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应当退还合同未履行完毕期间收取的承包金。本院认为，合同的解除并不是双方合意解除，而是反诉原告刘建秋自身原因导致猪场不能继续经营，反诉原告刘建秋在未征得被告浩南农业公司的同意下擅自撤场，而使浩南农业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刘建秋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应及时通知原告浩南农业公司，经原告浩南农业公司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履行，否则视为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所缴纳的承包费不再退还。因此，反诉原告刘建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反诉原告刘建秋主张要求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退还为其垫付的设备费（含环保整治费）10000元、现有设备（撤离后未搬走的）33000元。反诉原告刘建秋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为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垫付环保整治费用的依据，将自行承担责任。对于现有设备（撤离后未搬走的）33000元，系反诉原告刘建秋自行计算的费用，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未予认可，对反诉原告此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反诉被告浩南农业公司表示对反诉原告刘建秋主张的设备可自行搬走。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分别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2019年6月22日签订的《承包补充协议》于2019年7月31日解除； 二、限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所欠的承包费5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利息损失（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承包费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承包费，上述利息则计算至承包费付清之日止）； 三、限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交付健康母猪256头（为二元母猪，均重不低于200斤）、纯种杜洛克公猪5头； 四、限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 五、限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水费2520元； 六、限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为其垫付的工资10000元； 七、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八、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458元，减半收取为3229元，分别由原告（反诉被告）自贡市浩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853元，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承担13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606元，减半收取为430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建秋承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益勤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黄一翔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