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20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梅燕，男，1956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龄，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莉，女，197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绍豪，男，194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林莉、林绍豪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鸿东、黄秀燕，福建建达（长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梅燕因与被上诉人林莉、林绍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7）闽0182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梅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林莉、林绍豪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林莉、林绍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4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系事实认定错误。林梅燕与林莉、林绍豪之间既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林莉、林绍豪在其诉林梅燕、林琼琳合同纠纷一案【（2015）长民初字第3427号】庭审中亦明确《承诺书》上部内容是要求退股。（二）林莉、林绍豪是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的隐名股东，其向天成公司投资的600万元于2012年8月28日入账到公司，已完成对天成公司的投资，成为公司的股东。二者在天成公司的股份由吴某代持，并委托吴某担任天成公司总经理，吴某在2012年8月至2014年9月间是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案涉480万元系林莉、林绍豪对天成公司投资款600万元欲以80%的比例进行退股的款项，其应向天成公司而非林梅燕主张，案件审理应适用公司法而非合同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同纠纷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林梅燕是天成公司实际控制人、隐名股东，认定事实有误，林梅燕并未投资天成公司，其既不是天成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更不是实际控制人。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某，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林梅燕涉及天成公司人事任免、财务等事务，林梅燕担任监事长仅是因为天成公司董事长陈某的信任，行使监督、督促职能，对天成公司是否与股东达成退股协议并无决定权。（五）林梅燕并非退股义务主体，无权作出同意林莉、林绍豪退股的意思表示，其承诺的是在天成公司同意按照80%的比例退股的情况下予以协助办理，故天成公司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六）林莉、林绍豪曾于2015年以借贷关系提起诉讼，现又以股权转让关系再次起诉，而本案实际上是退股法律关系，二人因天成公司经营不善，捏造虚假法律关系，企图将投资损失转嫁给林梅燕，涉嫌滥用司法资源，虚假诉讼。 林莉、林绍豪辩称，（一）林莉、林绍豪的出资虽然最终流向天成公司，但出资是通过林梅燕完成的，股权依附于林梅燕名下，与林莉、林绍豪发生投资关系的是林梅燕而非天成公司，二人也从未取得天成公司股东的地位。1.林琼琳是以林梅燕的代表身份收取投资款的，其行为代表林梅燕而非天成公司。首先，林琼琳建行账户的开户时间为2012年8月28日，开户当天便收到五笔投资款，开户后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来自六位不同投资人的1500万元投资款。林琼琳在收款后数天内即将其中900万元转入天成公司账户。若投资人是直接与天成公司发生投资关系，则没必要通过林琼琳的账户转款，因为款项经林琼琳账户后，法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对投资者而言，所持有的就是林琼琳的凭条，对天成公司而言，其所收到的则是林琼琳的投资款，与公司发生投资关系的就是林琼琳而非林莉等投资人。故林琼琳开立账户的目的就是汇集各方投资款后再汇入天成公司，完成投资主体为林梅燕的投资。其次，林琼琳的银行流水体现，其于2012年9月26日向其另一账户转账200万元，此后该款并未转回，虽然该款性质不明，但该做法显然违反出纳现金制度，林琼琳至今也未能解释该款去向，因此，林琼琳该账户并非公司现金账户。再次，从天成公司的财务凭证分析，林梅燕提交的天成公司记账凭证体现“其他应付款林琼琳500万元”，这意味着天成公司欠林琼琳500万元，若林琼琳系代公司收取投资款，总账科目应是“投资款收入”而非“其他应付款”。该证据进一步证明天成公司在入账时，是将林琼琳作为独立债权人而非出纳列入做账科目的。2.因投资代表为林梅燕或林琼琳，与天成公司发生关系的就是二人，林莉、林绍豪始终未取得公司股东身份。首先，林梅燕辩解林莉、林绍豪系向天成公司直接投资，并提交了2015年9月23日的《股东身份证明书》、2015年10月4日的《投资人会议纪要》和两份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但除此之外，其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显然与常理相悖。因为各投资人是在2012年8、9月间完成投资的，而且金额不小。如果是向公司投资，出资到位后即便不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也应有股东名册或者由公司向投资人开具出资证明，但这些材料均不存在，连起码的财务入账凭证也没有，在此情况下，投资人根本无从向天成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另外，若林莉、林绍豪是天成公司股东，则公司股东会决议或纪要上理应有二人签字，但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天成公司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召开投资人会议，却在林莉起诉后的2015年10月4日突然召开并形成会议纪要，显然是为诉讼炮制证据。而且，《股东身份证明书》载明“吴朝勇已于2012年8月28日缴纳出资600万元”，并未提及林莉和林绍豪，而《投资人会议纪要》却载明“吴某，出资额600万元（其中林莉200万、林绍豪200万元）”，两份材料明显矛盾，并不可信。其次，天成公司是在2013年12月才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林莉、林绍豪的投资发生于2012年8月，注资依法需取得主管部门的审批，故即便林莉、林绍豪是向天成公司投资，因未经行政审批，投资亦不具有合法基础。（二）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林梅燕，吴某是林梅燕的投资代表，代表林梅燕行使管理权。首先，吴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林梅燕的投资代理人，代表林梅燕与陈某签订投资协议，之后受林梅燕的聘任担任天成公司的总经理，直至2014年5月被林梅燕免职。另外，天成公司的登记材料体现，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林楠，而林楠曾是林梅燕的驾驶员。其次，《投资入股协议》第二条约定，天成公司的总投资额为10484万元，其中吴某投资6500万元，占股62%，陈某折价3984万元，占股38%；第九条约定“由林梅燕担任监事长，如有分歧由监事长决定公司决策”。若按林梅燕辩解，林琼琳在天成公司的投资仅为300万元，其有何资格决定公司决策，有何权力派遣总经理并委派林琼琳掌管公司现金权利。在第一次起诉的庭审中，证人陈某在回答为何会有这样一个条款时表示要问吴朝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林梅燕是天成公司的控制人，决定着公司重大事务。再次，从本案第一次起诉的审理过程，也可证实林梅燕的巨大影响力。诉讼过程中，林梅燕可以操纵天成公司的现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林楠按照其思路，提供财务凭证及银行流水，出具证明文件、召开投资人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两次让天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某和出纳吴升华出庭作证。若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这些是根本做不到。最后，从林梅燕出具的《承诺书》也可证实，若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梅燕如何敢签下“负责于2015年2月分之前归还”的字据。（三）《承诺书》是林梅燕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林梅燕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承诺内容。实际上，不管林莉、林绍豪是直接向天成公司注资，还是依附于林梅燕完成投资，在林梅燕出具承诺书之后，双方之间已建立起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承诺书》的内容虽分两次形成，但并不存在歧义。承诺书上半部先是确认款项的发生过程，随后是林梅燕对“其中480万元由林梅燕负责于2015年2月份之前归还”表示同意，其意思表示非常明确。承诺书下半部是对上述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即要归还的款项是天成公司的股份，而非其他款项，下半部的意思是林梅燕保证于2015年2月前退回股本金480万元。林梅燕作为长乐知名企业家，应当知道签字担保的法律后果，若承诺书内容并非其本意，则其绝不会签字，且若对承诺书上部内容有异议，其完全可以撕毁重写，但其只是在下部添加了解释内容，这说明按80%的比例退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这与双方之间数次口头协调的结果完全一致，故承诺书内容不存在误解。 林莉、林绍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林梅燕返还林莉、林绍豪股权受让款480万元并支付利息72万元（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5年2月28日暂计至2017年8月28日，并持续算至还清款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7月17日，蔡基旭设立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陈某担任天成公司的首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某通过企业家协会认识林海燕，陈某将天成公司需要引资事宜与林梅燕商讨。林梅燕于2012年上半年游说林莉、林绍豪投资天成公司。林莉、林绍豪基于信任关系，决定投资天成公司。2012年8月2日，陈某与吴某达成投资入股协议，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成立监事会，林梅燕担任监事长，如有分歧由监事长决定公司决策。后林莉、林绍豪分三次共向林梅燕指定的林琼琳（系林梅燕女儿）银行账户汇入600万元，其中林莉于2012年8月28日向林琼琳的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林绍豪于2012年8月28日分两笔向林琼琳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200万元。同时，林琼琳作为天成公司的出纳收取投资款：于2012年8月29日收林致书投资180万元、于2012年9月3日收投资款120万元，上述300万元投资款属于投资人林小云；于2012年8月28日收蔡圳投资款67万元、于2012年8月28日收林玉钦投资款103万元、于2012年8月30日收林玉钦投资款100万元，于2012年9月6日收林玉钦投资款30万元，上述投资款300万元属于投资人蔡圳出资；林琼琳于2012年8月10日向陈某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于2012年8月13日向陈某银行账户转账95万元、另外林琼琳以现金5万元给付陈某。林琼琳分别于2012年8月29日、2012年8月31日汇入天成公司银行账户500万元、400万元，共计900万元。天成公司于2015年10月4日召开投资人会议，确认各投资人的出资额：陈某出资1000万元，以设备和货款折价；谢应团出资1000万元；林琼琳出资300万元；林小云出资300万元；蔡圳出资300万元；吴某出资600万元（该款即林莉、林绍豪向林琼琳转账的投资款，但吴某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该会议记录由各出资人签字确认。自此，天成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500万元，未对相应的出资人进行股权登记。 2014年7月23日，林莉母亲、林绍豪妻子陈惠柔到林梅燕办公室商讨退股事宜，经协商，林梅燕同意林莉、林绍豪退股，并在林莉、林绍豪准备好的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承诺书上半部分内容为“林莉、林绍豪于2012年7-8月份从福建海峡银行长乐金峰支行、长乐支行汇款合计陆佰万元整到中国建设银行邵武支行林琼琳户头，其中肆佰捌拾万元款项由林梅燕负责与2015年2月份之前归还林绍豪、林莉。特立此据。2014年7月22日。”2014年7月23日，林梅燕在承诺书下方签写“同意.林梅燕”，并在承诺书下方备注“以上金额系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在吴某名下所持有的全部股额。本人愿为此担保，在规定时间内给予退股”的字样。约定期满后，林梅燕未兑现承诺，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林莉、林绍豪600万元是否投资在林梅燕名下；林梅燕是否应归还承诺的480万元退股款。 天成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注册资本始终为500万元。2012年天成公司属于外商独资企业，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外商独资企业在转让股权过程中，必须履行报批义务。2012年天成公司增资过程，由林梅燕主导引荐下完成增资。即便在后续投资人增资过程中仍未对注册资本进行增资变更，也未对出资人的增资进行相应的股权登记，但实践中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通常以合同形式约定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权利义务。2012年，实际出资人林莉、林绍豪基于对林梅燕的信任作出投资决定，并将投资款汇入林梅燕女儿林琼琳账户。实际出资人林莉、林绍豪完成增资后，也未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但林梅燕担任天成公司监事长，完全可以凭借实际出资人对其的信任产生的影响力，实际控制天成公司的经营管理或方针政策，可对天成公司的人事任免、财务等事务作出决定权，从原天成公司总经理吴某的任免过程、财务林琼琳收取增资款过程可见一斑。因此，法院认定林梅燕即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于林梅燕对于林莉、林绍豪600万元投资款在吴某名下的辩解，吴某未予认可，因此不予采信。 天成公司的增资人相互承认各投资人以隐名方式增资，天成公司隐名投资人之间约定系合同关系。林莉、林绍豪的600万元投资款已经入账到天成公司，已完成投资行为。2014年7月23日林梅燕同意林莉、林绍豪折价退股并签署承诺书。从林梅燕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看，该承诺书属天成公司隐名股东林梅燕与林莉、林绍豪关于退股事宜的合同约定，系林莉、林绍豪与林梅燕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林梅燕作为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担保对林莉、林绍豪的600万元投资款以作价480万元予以退还，内容未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属有效合同，林梅燕应按合同约定履行退还投资款的义务，故林莉、林绍豪主张林梅燕返还其股权转让款48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林莉、林绍豪主张林梅燕以股权受让款48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5年2月28日起至还清款日止，因林梅燕仅承诺规定时间给予退股，且林梅燕个人并未实际占用承诺退还投资款，故林莉、林绍豪该诉请理由不足，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林梅燕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返还林莉、林绍豪股权转让款480万元；二、驳回林莉、林绍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40元，由林莉、林绍豪负担5240元，由林梅燕负担45200元。 二审中，林梅燕提交以下两组证据材料：1.（2015）长民初字第3427号案件第一次、第二次法庭审理笔录、四份询问笔录以及本案2017年10月19日的一审法庭审理笔录，拟证明吴某在2012年8月至2014年9月期间为天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案涉款项是依附在吴某名下投资天成公司的投资款，因此本案为股东出资、退股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2.《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章程》（2014年7月17日），拟证明天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的职权包括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股东作出该事项的决定是应采用书面形式，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林莉、林绍豪质证称：对前述材料的三性均有异议，所谓证明对象只是林梅燕的单方主张，并非证据本身体现的客观实际；另外，案涉投资发生于2012年8月，当时天成公司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林梅燕所谓的增资并未通过外商企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其主张所有增资人都是公司股东，属于越过了行政审批障碍。经审查，本院对前述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再查明，林莉、林绍豪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于2015年8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林琼琳返还600万元并支付利息，林梅燕对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案案号为（2015）长民初字第3427号，后林莉、林绍豪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该案庭审及调查笔录体现：1.当事人双方均确认案涉600万元属于投资款，但林莉和林绍豪主张该款系通过林梅燕投资天成公司，林梅燕应承担退还投资款480万元的义务，林梅燕则主张林莉和林绍豪系通过吴某进行投资，退还投资款的义务人应是天成公司。2.吴某出庭作证称：其于2012年代表林梅燕在《投资入股协议》上签字，受林梅燕任命担任天成公司总经理，2014年5月被免职，任职期间都是根据林梅燕的指示执行；其自己在天成公司并无投资。3.陈某出庭作证称：2012年7、8月间其请林梅燕帮忙介绍投资者投资天成公司，林莉、林绍豪、吴某考察后决定投资，投资款是打到出纳个人账户再转到公司账户，其只知道一些大的股东，并不知道这些股东名下又有什么人；吴某投资600万元，其中包含林莉和林绍豪的400万元；林梅燕没有投资；投资完成后，企业由吴某负责运营；对于投资入股协议中为何会约定公司如有分歧则由林梅燕决策，陈某表示要问吴某。4.李琼琳自2012年8月至2013年2月任天成公司出纳，任职期间曾用个人银行账户为天成公司周转流动资金。 本院认为，林莉、林绍豪诉请林梅燕返还480万元款项的依据是承诺书。从内容来看，该承诺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上部是林莉、林绍豪事先准备的内容，其意思表示清晰明确，即二者于2012年7-8月份汇款600万元到林琼琳账户，其中480万元由林梅燕负责于2015年2月份之前归还林莉和林绍豪。林梅燕在前述内容下方签写“同意”，即应视为对前述内容的认可，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林梅燕应依约履行承诺的还款义务。至于林梅燕在承诺书下部备注的“以上金额系邵武天成布业有限公司在吴某名下所持有的全部股额。本人愿为此担保，在规定时间内给予退股。”，仅系林梅燕的单方表述，林莉和林绍豪并未予以确认，因涉及对款项性质和林梅燕责任的认定，前述备注内容是否属实以及该如何理解，应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 对于林莉、林绍豪向林琼琳所转600万元款项的性质，双方在一审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3427号案件中已经确认，该款属于投资款，也确已投入到天成公司。天成公司原为外商独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外商独资企业的股东及股权份额应根据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的记载确定，公司类型和注册资本变更的，也应经审批机关审批。但天成公司2012年增资时并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增资前后登记的注册资本和股东情况也未发生变化，包括林莉、林绍豪在内的多位投资人实际上均是以隐名方式投资，各隐名投资人之间为合同关系。至于林莉、林绍豪是隐名在林梅燕还是吴某名下投资天成公司，当事人各执一词但均无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证人证言也相互矛盾。综合天成公司2012年的增资主要由林梅燕引荐、林梅燕的女儿林琼琳于增资前才入职天成公司担任出纳一职、林莉和林绍豪系将投资款汇入林琼琳账户、林梅燕担任公司监事长、投资入股协议明确约定“如有分歧由监事长决定公司决策”以及天成公司原总经理吴某的任免过程等情节，应认定林莉、林绍豪的主张更加可信，否则将难以解释林梅燕为何会在林莉和林绍豪要求其归还480万元的承诺书中签署“同意”意见。林梅燕主张林莉、林绍豪的投资款在吴某名下，吴某予以否认，林梅燕提交的2015年10月4日的天成公司投资人会议纪要亦无吴某的签字，故该主张依据不足。林梅燕主张480万元应由天成公司负责退还，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不符，即便依据其在承诺书中所作备注内容，也无法得出这一结论，该主张亦不成立。实际上，不论林莉、林绍豪系在林梅燕还是吴某名下投资天成公司，自林梅燕在承诺书中签字表示同意归还480万元后，双方之间已达成新的合意，林梅燕应依约履行承诺义务。 综上，林梅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40元，由林梅燕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华 审判员 林星星 审判员 陈 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林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