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再3号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万根，男，1956年5月14日生，汉族，住峡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男，1981年7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为峡江县，现在外地工作，系李万根之子。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自富村小组。负责人：李茂忠，该村小组组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仁根，男，1949年2月2日生，汉族，住峡江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有生，男，1977年9月23日生，汉族，住峡江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富生，男，1970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峡江县。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江西玉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李万根因与被申诉人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自富村小组（以下简称自富村小组）、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原经峡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16年7月23日作出(2016)赣0823民初219号民事判决。李万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赣08民终1365号民事判决。李万根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赣民申338号民事裁定，驳回李万根的再审申请。李万根仍不服，向江西省人民检察提出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赣检民（行）复查[2018]36000000001号民事抗诉书，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民抗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2020年1月20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令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丽娟、书记员张丽珍出庭。申诉人李万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煜，被申诉人自富村小组的负责人李茂忠，被申诉人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李万根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交回承包地，既缺乏主要证据支持，适用法律也确有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我国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发包的方式给内部组织成员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也是农村稳定的基本。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于土地流转、放弃承包权交回土地等具有严格的限定程序条件。即签订书面合同或书面形式是土地流转或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必备条件。本案中，李万根与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之间并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规定了土地流转的其他方式，如代耕、转包、出租等。当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较多，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较为常见，流转关系也复杂。代耕、转包、出租中有让他人缴纳农业税的，有不领取农业补贴的，有收取租金或不收取租金的等。民事权利的放弃是需要明示的。本案尚未有证据表明李万根明示放弃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审判决以李万根未主张农业补贴相关权利、2006年换发新证时未及时要求发放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为由，认定本案不符合代耕法律关系并推定李万根放弃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既缺乏证据支持，又缺乏法律依据。李万根是否主张农业补贴、是否要求发放承包经营权证与是否放弃承包经营权并无本质联系，法律对此也没有做出规定。基于2006年发证程序简单粗糙以及不规范，而李万根一家居住在街道一直从事非农业生产，且在李万根仍然持有1998年旧证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其陈述的2014年发生纠纷后才知道2006年换证一事。申诉人李万根申诉称：1、转让承包经营权必须有书面转让合同，诉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不应以政府发证行为来确认转让关系。2、原判决认定2006年的承包经营权证已及时发放给了各家各户以及推定李万根当时知晓2006年换证一事是错误的，且无证据证实。李万根一直持有1998年的旧证，只是在2014年发生纠纷后才拿到了新证。3、原判决认定李万根自愿承包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交回承包地必须是以书面形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过数”时，双方也没有约定这是转让承包经营权。4、原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本案应由对方提供证据证明李万根以法律规定的程序明示放弃了承包经营权。代耕协议并不是本案所必须的，不能因为没有代耕协议就认为李万根放弃承包经营权。被申诉人自富村小组辩称：2006年签订合同是李明生一人操办的，没有经过村小组开会同意。李仁根现在有两份土地，李万根却没有土地，请法院改判。被申诉人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共同辩称：1、民事法律行为并不是一定要签订书面协议，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自己的意思表示。李万根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认可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那么超过一年的，就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如果是代耕，双方根本没有必要到村委会、村小组进行“过数”。一审判决作出后，李万根提出上诉称，为了方便代耕人管理，暂时将代耕的承包地登记在代耕人名下，便于代耕人缴纳农业税和享受农业补贴。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一是“过数”并不会让代耕人管理方便，反而会造成混乱。二是代耕是短期行为，不可能从2000年一直代耕到2016年。三是“过数”是转让承包权的外在表现。李万根虽然居住在村委会的街道上，但该街道离自富村小组仅有500米左右，且是连片的，自富村小组还有十多户村民同样居住在村委会街道上。李万根一直经营百货超市，开门经营时间较长，晚上九点都还在营业，是自富村村民聚集场所之一，其也不可能是2014年才知道换证一事。2004年，国家实行农业补贴政策，这个政策是家喻户晓的。李万根一家在街道经营百货超市，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政策。况且，从2004年到2016年，李万根家一直仅仅享受0.33亩农业补贴。2、李万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有生、李富生的父亲李义芳发生于200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系于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3月1日实施。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是在2005年7月29日发布，并于2005年9月1日实施。在当地，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就转让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比较普遍，应综合各方的证据进行考量，一律认定无效显然不当。3、李万根持有1998年承包经营权证属于废证。2005年11月30日，江西省农业厅发布的《关于换发〈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工作意见》明确规定，“持有原由省农业厅监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农户，应自觉交回有关部门注销。不交回的，将自动作废。”4、李万根将案涉土地“过数”行为应当认定为转让。2004年农业税费改革前，农民种粮食要缴纳乡提留、村统筹、水费、税费等，负担很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而峡江县当时本身就是人少地多，承包耕地就是负担。因此，李万根考虑到自己家的情况将承包经营权转让。2004年农业税费改革后，种粮有了补贴，加上农业机械化推广，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不存在将承包地转包、出租后不领取农业补贴的情况。李万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自富村小组与李仁根2006年11月11日签订的《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2、确认自富村小组与李有生2006年11月15日签订的《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3、确认自富村小组与李富生2006年11月11日签订的《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4、判令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停止侵权，恢复承包地原状，归还李万根承包地，并分别赔偿李万根经济损失36972元、19140元和58520元；5、案件受理费由自富村小组、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自富村小组将14.29亩土地发包给李万根，其中三角尖2.07亩、六十把0.33亩、石之坑0.66亩、哈蚂圣（形）1.61亩、老的港1.65亩、西坑牌上0.54亩、一晚田0.22亩、湖港1.69亩、门口0.81亩、秧田1.1亩、桩田1.1亩、把下2.03亩、西坑菜田0.48亩。之后，李万根因身体原因，无力耕种土地，便将所承包地“过数”给他人耕种，但未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未明确“过数”行为的性质为代耕行为还是转让经营权行为。其中，在2000年前后，将石之坑0.66亩、门口0.81亩、江背2.07亩，共计3.54亩耕地交由李有生、李富生之父李义芳耕种，2005年李义芳病逝后由李有生、李富生耕种；2003年，将哈蚂圣（形）1.61亩，老的港的1.65亩，西坑牌上0.52亩，塘坵0.22亩，湖港1.69亩，门口0.81亩，秧田1.1亩，桩田1.1亩，把下0.3亩，西坑菜田0.48亩，共计9.48亩耕地交由李仁根耕种。由土地实际耕种人负责缴纳相关农业税费，农业补贴也由实际耕种人享有。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耕种上列土地至今。2006年土地换证时，自富村小组与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分别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双方的签名系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会计代签，合同书上有签证人王某（罗田镇干部）、签证单位罗田镇的盖章。2006年，峡江县人民政府向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颁发了上列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2002年4月9日，自富村小组与李富生签订了一份耕地承包合同，将李富生原来的承包田亩数4.85亩扩大到了7.62亩。2014年，李万根与李有生、李富生、李仁根因土地经营权发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李万根因身体原因将其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于2000年前后、2003年分别“过数”给李义芳、李仁根经营，并由土地的实际耕种人承担相关农业税费和享受农业政策补贴，虽然在土地“过数”时未约定为土地转让行为，但从峡江县罗田镇在自富村小组与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签章、峡江县人民政府向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可得出，峡江县罗田镇、峡江县人民政府确定其行为为土地转让的性质。李万根认为自富村小组与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书上双方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而是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会计所代签，所以合同无效，因在2006年换发新证时，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干部代签土地承包合同的行为极为普遍，且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明知峡江县罗田镇安山村委会会计代替其签名的行为而未作否认表示，视为对代签行为的认可，故李万根以代签名的理由主张自富村小组与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李万根认为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侵犯了其承包经营权并要求赔偿，因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耕种其土地系李万根自愿“过数”给其耕种且由峡江县人民政府确定了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的承包经营权，故对李万根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万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6元（已减半收取），由李万根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李万根于2000年、2003年将其所承包经营的本案所涉土地分别交给李有生、李富生之父李义芳及李仁根经营，现各方对李万根交付承包地的性质各执一词，李万根主张其只是将承包地交给李有生、李富生之父李义芳及李仁根代耕，李有生、李富生、李仁根主张李万根系将承包地转让给其承包经营，由于双方均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根据李万根将承包地交付后，双方到自富村小组会计处将所交付的田亩数“过数”给实际耕种人，并由实际耕种人承担相关农业税费，特别是在2004年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后，李万根并未以土地承包人的名义主张相关权利，且在2006年完善二轮土地承包发证的时候，李万根也未以土地承包人的身份及时要求发放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而本案涉案土地自李万根交付后，一直由李义芳、李有生、李富生及李仁根耕种至2014年产生纠纷，上述现象并不符合代耕的法律关系，可以认定李万根于2000年、2003年将其承包地交给李有生、李富生之父李义芳及李仁根经营，系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交回承包地。李万根上诉认为本案所涉土地系其承包地，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与自富村小组签订的《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其上诉要求确认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与自富村小组签订的《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万根负担。再审期间，申诉人李万根以及被申诉人自富村小组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被申诉人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提交了江西省农业厅发布的《关于换发〈江西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工作意见》打印件一份，以证明1998年的旧证已经作废。申诉人李万根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与法律规定冲突；注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按照法律规定办，否则就是有效的；并且，李万根也不知道2006年换证一事，不知道要交回旧证。被申诉人自富村小组质证认为，没有意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经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2006年的经营权证系全国统一制式的新证，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李万根持有的1998年的旧经营权证已作废。本院再审查明：李万根二审时称，其1976年至今都是在开车，身体不好；1993年起至今，其妻子在上开店经营百货用品，后在村委会街道自建三层住宅；大儿子李煜（1981年7月2日生）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上海工作；二儿子李瑜峰（1985年5月7日生）初中毕业后读技校，现在开车；女儿已外嫁。另，李万根二审时还称，其是2014年某日早上开店时在家门口捡到了2006年的经营权证。但是，李万根在一审庭审（2016年5月31日）时称，“承包合同是2014年发现的，土地经营权证是今天才发现的”。其他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各方当事人的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为，李万根是否自愿放弃案涉争议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暨该承包经营权是否已分别转让给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本案中，李万根于2000年、2003年将其所承包经营的案涉争议耕地分别交给李有生、李富生之父李义芳及李仁根耕种，因各方当时未签订书面协议导致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仍然对于交付承包地行为的性质各执一词。并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相关利益出现巨大变化，证人因关系远近和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导致证人证言可信度下降。因此，本案只能基于有关事实、证据，并考虑行为发生的背景、原因等依法作出综合判断。现经审查，原判决认定李万根系自愿放弃案涉争议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该承包经营权已转让分别给李仁根、李有生、李富生，依据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1、李万根因身体和家庭原因将案涉争议耕地分别交由同组村民李有生、李富生的父亲李义芳以及李仁根耕种后，均及时在当地村委会办理了“过数”手续，相关农业税费均由实际耕种人以自己的名义交纳，当地镇政府分别向李有生、李富生、李仁根制发的农户基本情况表、农业税任务变更通知书上载明的“承包土地面积（亩）”、“计税面积”亦包含了案涉争议耕地。并且，农业税费改革后，相关种粮补贴亦由实际耕种人享有。上述行为，在当地通常认为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放弃和转让。2、当地村委会干部代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行为虽然在程序上有一定的瑕疵，但系根据1998年二轮承包的情况、上述“过数”的事实以及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核定的面积，并基于农村人员居住相对分散而工作任务又重等当时农村现实情况所为，且按程序在当地进行了张榜公示，李万根当时并未提出异议。此外，李万根在收到2006年的经营权证后亦长期未提出异议。李万根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其对村委会干部代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行为的认可。另，2006年完善二轮土地承包换发新证系国家政策，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6年的经营权证已及时发放给当地村民。而李万根关于其领到2006年的经营权证时间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且与常理不符，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不予采信。3、案涉行为分别发生于2000年前后以及2003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系分别于2003年3月1日、2005年3月1日、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当时，对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承包经营权手续如何办理事宜，村民、村干部等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具体操作存在不规范之处，但往往遵循诚实信用、尊重事实这一朴素的原则。如果对法律施行前发生的该类行为过于苛求并对其效力一概加以否定的评价，将可能造成诸多负面效果，实质上不利于承包经营权的稳定。综上所述，申诉人李万根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赣08民终136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苏平审判员  涂 强审判员  王东平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戴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