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6738号原告：郭启海,男,195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杨丽华,女,195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琳，女，198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系被告杨丽华的女儿。被告：陈嘉琳，女，198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晓为，男，198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系被告陈嘉琳丈夫。原告郭启海诉被告杨丽华、陈嘉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启海，两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晓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534987元及利息（以1534987元为基数，从2004年6月15日起，按年利率5%计算，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15日，陈国科从原告处借走1534987元（借款金额是多年的累计和利息数而重新确定的），并当场向原告写下借据、还款保证书、还款计划时间表，以房产证抵押和工资卡内的工资交由原告全权处理。但到2017年3月，陈国科忽然到银行报失了银行卡，重新办理新卡将资金转移。等原告发现联系陈国科，其不理不睬。当面找到陈国科就说家里有事需要用钱，以后再谈。过后多次电话联系，只说身体欠佳不便谈。2017年4月中旬联系，就说重病住院。后原告与陈国科约好时间去医院谈，因为当时陈国科情况不是太好，就简单说了一下，把资料留给其配偶即被告杨丽华后就离开了。之后一直没消息，打电话一直关机，直至2017年10月原告听说陈国科病逝，后多次联系被告杨丽华其手机关机，前往住处，发现房子也出租了，联系陈国科女儿即陈嘉琳也不听电话和回信息。原告因此提起本案诉讼。两被告辩称，原借款人陈国科病逝且没有留遗产给两被告。对于2009年的借款，借据不确定是陈国科亲手写的，5%的年息和还款时间也不合理，对于借款真实情况存疑。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款项的交付。就算借款确实发生，在还款计划里也已写清楚，借款是用于经营生意，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审理查明：2007年7月25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字条”，载明欠原告的钱至今未还，目前也无法还，因此等其工资卡扣完省电力物资公司钢材款后，其工资卡内所有款项交由原告保管和全权处理，作为还其欠原告的钱，直至还清为止。2009年6月15日，陈国科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1534987元，年息按5%计算，时间两年（2009年6月15至2011年6月15日）。同日，陈国科出具《还款计划》，载明2009年12月31日前还30000元（该行另有“2010.3.还齐”字样）；2010年6月30日前还46748元；2010年12月31日前还30000元；2011年6月31日前还46748元；阳西县溪头镇土地拍卖成一次还清1534987元及年息5%。另标注“注：2011年1月陈国科因家有急用借3万元。（总金额不变）”。该日，陈国科另出具《还款保证书》，载明其借原告的钱是用在阳江市××县××镇搞房地产开发，时间已经六年了至今未开发成功，建商品房的土地至今还空置着，这主要是没钱建房，为保证还清借原告的钱，两年内拍卖溪头镇用于开发商品房的土地以还清原告的欠款，超过两年不拍卖该地还原告的钱，原抵押的房产原告可以拍卖。原告主张上述1534987元借款由2001年4月20日至2004年7月3日期间的13次借款共1383000元（包括借原告的1358000元及借原告妻子时玉芳的25000元）及相应利息构成，为此，原告另提供了相应借款凭据（其中2004年2月25日的《借条》为打印件，无陈国科签名）、原告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情况说明及陈述，显示：2001年4月20日，陈国科向原告妻子时玉芳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时玉芳25000元，借用时间为一年半，利息为年息25%，抵押物为本人的银行存折、工资卡和住房公职金卡，每到5000元还一次本金和息，直至还清本金和利息为止。2001年7月3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50000元，借用时间六个月，到期连本息一起归还，如超期不还，愿以自建的花都区建设北路房屋一层（约176㎡）由原告处理。2003年12月11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原告165000元，此款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535号、（200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广州建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广州市二轻工业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后归还。期限自2003年12月11日起，约六个月时间左右。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150000元。2004年1月3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原告95000元，此款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535号、（200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广州建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广州市二轻工业建筑公司工程款后归还。期限自2004年1月3日起，约六个月时间左右。2004年1月13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原告325000元，此款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535号、（2003）粤高法民一终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广州建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广州市二轻工业建筑公司工程款后归还。另外，还以阳西县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南天碧海湾花园首期售楼款归还。时间约六个月左右。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300000元。2004年2月20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107500元，时间三个月。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100000元。2004年2月25日的《借条》载明，陈国科借到原告215000元，此款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535号、（2003）粤高法民一经字第23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广州建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广州市二轻工业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后归还。另外，还以阳西县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南天碧海湾花园首期售楼款归还。时间约三个月左右。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2004年2月24日取款100000元，2004年3月25日取款100000元。2004年3月28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115000元，时间六个月，到期归还。2004年4月2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60000元，时间六个月，到期归还。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50000元。2004年4月16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60000元，时间六个月左右。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50000元。2004年6月6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33000元整，时间6个月，以穗房地证字第××号杨仁杰的房产证作为抵押，到期归还，此据。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该日取款10000元。2004年6月18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57500元，借用时间六个月左右，此据。2004年7月2日，陈国科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50000元，时间一年，2005年7月2日归还。经核算，以上13份借款凭据总金额为1358000元（含向时玉芳借款25000元和向原告借款共1333000元），相应取款记录共860000元。原告第一次庭审时称陈国科从2001开始向其借款，共13次，是双方直接到银行，在柜台取钱后直接给陈国科现金，当场写借条，之前的借款凭据已经销毁，之后原告提交了上述借款凭据，称陈国科销毁的是其自己手上的借款凭据，原告手上另有一份，之前是认为不需要原来的借款凭据因此没说。对于借款的交付，原告称其中2001年4月20日及2001年7月3日的借款因时间太久，无法打印交易流水，其他显示有取款记录的均是取款当日直接交付给陈国科，还有两次（2001年7月3日及另一笔时间记不清了）是陈国科根据原告存折上的余额提前写好借条，另还有2004年1月13日是在银行拿到钱之后，陈国科说不够，又去原告家里拿了钱后重新改写了借条，2004年3月28日是直接去原告家里拿的现金，其他无取款记录的都是原告拿家里备用的现金交付的，出具借款凭据的时间都是陈国科写的，原告未计较过时间。原告另提交了显示陈国科于2007年3月15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据》，载明今借到原告1383000元（原借据分开写），以2007年3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年息为5%。该《借据》上另标注还款计划为：2007年4月5日前还50000元，2007年10月1日前还200000元，2008年春节还400000元，余款2008年12月30日前还（733000元）。该《借据》除陈国科签名外，另有“陈志奎”字样签名。原告称其不认识陈志奎，陈志奎可能是给陈国科作证，一起搞工程的。两被告质疑陈志奎可能是共同借款人，原告称不认识陈志奎不诚信。诉讼过程中，两被告曾申请对2009年6月15日的《借据》中陈国科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之后撤回了该笔迹鉴定申请。原、被告确认原告从2009年6月15日至2017年通过持有陈国科的工资卡（称原卡号为62×××30，2017年挂失后新卡号为62×××48）收取还款共448000元。两被告另主张原告还通过收取陈国科和被告杨丽华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天河街3号801房（以下简称801房）的租金以及出售801房的售房款抵偿案涉借款。原告确认直到卖出801房为止，共收取了约10年的租金，也确认陈国科和被告杨丽华曾于2013年委托其卖出801房抵偿借款，其于2014年卖出，售房款大约210万元，但主张收取上述租金及售房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是陈国科在白云区信用社的借款无力偿还导致801房即将被拍卖，原告用265000元帮其赎回该房屋，后来原告与陈国科签订了一份合同，将801房抵押给原告，一年后陈国科拿370000元赎回，直到2013年陈国科一直无力赎回，遂办理了委托公证，委托原告出售801房并收取售房款。原告认为之前双方签订合同时已经约定如一年内陈国科未能赎回801房，则该房屋归原告，相应售房款和租金也应该归原告，与本案无关，如两被告有异议，应另案主张。由原告提交，两被告确认的公证委托书复印件显示2013年6月13日，陈国科及被告杨丽华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801房出售并收取售房款等事宜。两被告提交了陈国科生前写的“自述材料”，其中有“陈国科确认2000年下半年开始向原告借款，一次30000元，一次20000元，也借过时玉芳的钱，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借时玉芳的钱用工资卡抵偿，已经还清，2003年由时玉芳将工资卡交给原告抵偿借原告的钱，经其统计，至2017年3月，原告通过工资卡收取款项达44万多元，而其借原告的本金只有50000元，第二次借原告的钱是801房要拍卖，原告交钱帮其赎回了房产证，并要求其两年内拿370000元赎回房产证，对于该370000元其每两年重新签一次借款凭据，共签了3次，并以801房让原告收租来还该笔借款，第三次借原告的钱是2003年至2004年冬，是用于开发阳西溪头镇的一块地，由原告借款给其后，由其再借给开发公司，开发失败又欠了原告大约110万元，于2013年把801房办理公证由原告出售来还该笔借款，2014年房屋卖了后其询问原告售房款多少，还清借款后还剩多少，原告没回答售房款多少，只说还差18.7万元没还清，其认为不属实要求原告拿工资卡、借条及买卖房屋的合同、收据、中介协议等对账，但原告一直推脱，之后从未对过账，期间还另外还过70000元”等内容。原告确认该“自述材料”的真实性，但认为内容不属实。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杨丽华在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内承担责任，主张被告杨丽华多次与原告有交流，2010年3月在王府井门口被告杨丽华归还过原告30000元，当时用报纸包着现金，在2013年被告杨丽华与原告及陈国科办理房产委托，被告杨丽华也提出将其工资卡给原告，原告没有收。被告杨丽华称不清楚原告与陈国科之间的款项往来，对于在王府井还钱给原告，是因为陈国科好面子不愿意出面，所以让被告杨丽华替他出面，跟原告经常见面属实，大多是替陈国科转交医疗记账单，对于原告与陈国科如何合资及借款用途均不清楚，但可以确定案涉借款不是用于家庭生活，包括陈国科治病的钱都是两被告支付的。另查明，陈国科与被告杨丽华于1982年12月3日结婚，于1984年8月18日生育女儿陈嘉琳。2015年7月1日，陈国科与被告杨丽华离婚。2017年7月29日，陈国科去世。原、被告均未主张陈国科另有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告陈嘉琳称陈国科未留有遗产，但未明确表示放弃对陈国科遗产的继承。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原告虽然提供了陈国科所写的借款凭据，但未提供交付相应款项的记录，且原告对于现金交付的经过多次前后陈述不一致，借款凭据中虽然写明是借到，但从证据及原告的陈述中均体现了有先写借款凭据再交付现金的情形。另外，原告称初始借款共13次，包含陈国科向原告借的1358000元及向原告妻子时玉芳借的25000元，但原告提供的13份借款凭据显示向原告借的总额是1333000元，向时玉芳借的是25000元，与其陈述不符。因原告并未充分举证证实其主张的借款均已交付给陈国科，且原告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考虑到陈国科在“自述材料”中确认有向原告借款，只是对借款数额有异议，本院以原告提供了取款记录的款项为基础进行核算，该860000元最后一笔取款发生在2004年6月6日，截至2009年6月15日，约5年时间，经计算[（1534987元-860000元）÷5年÷860000元]，约为年利率15.7%，未超出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的利率标准，因此，本院对2009年6月15日的《借据》中载明的1534987元借款予以认可。对于上述借款是否已归还。首先，对于801房的售房款，从原告提供的公证委托书来看，双方成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受委托人收取售房款后本应交付给委托人，但双方均确认该售房款是用以抵偿借款，只是对抵偿借款的范围有争议。原告主张抵偿的是其赎回801房所支出的借款，称与陈国科签订了合同，如一年内不能以370000元赎回，则801房归原告所有，但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并未生效，且其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则抵押物归债权人所有的主张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相应其主张的此期间的租金自然归其所有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另外，801房的售房款远超370000元，出售801房时案涉所有借款均已到期，故认定801房的售房款是双方用以抵偿所有借款更符合一般生活逻辑。因此，2009年6月15日后，仅以原告自认的801房的售房款2100000元核算，另加上通过工资卡收取的448000元，即使未计算801房的租金，也足以抵偿案涉借款本息。故原告主张两被告应向其偿还案涉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启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031元，由原告郭启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崔 玉人民陪审员  钱卫光人民陪审员  罗惠敏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邓子君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