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民初127号原告：彭石坚，男，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原告：吴建国，男，198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以上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华，高安市筠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洪东京，男，195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被告：洪拥军，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以上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尹，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文，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迪权，男，196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被告：吴昊，男，198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第三人：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6724202197。法定代表人：姚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行，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3861087638Z。负责人：邓东华，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龙，江西筠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石坚、吴建国与被告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第三人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佳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建国及吴建国、彭石坚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华、被告洪东京、洪拥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尹到庭参加了全部三次庭审，被告洪东京、第三人中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大龙到庭参加了2019年7月4日和2019年8月13日的庭审，被告洪东京、洪拥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文、被告吴昊到庭参加了2019年8月13日的庭审、第三人鑫佳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欢到庭参加了2019年7月4日的庭审。被告朱迪权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石坚、吴建国诉讼请求：1.撤销彭石坚、吴建国与洪东京、洪拥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朱迪权签订的《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2.判令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立即共同向彭石坚、吴建国返还股权转让款763万元，赔偿该款自2016年1月10日起至起诉时止按月利率2分计算的利息损失549.36万元，合计1312.36万元；并承担按该利率计算至还清上述款项止的利息损失；3.由鑫佳源公司对上述第2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中国银行在其收取的彭石坚、吴建国通过彭春账户向鑫佳源公司归还的贷款本金3000000元、利息77753.33元，合计3077753.33元，及该款自2016年4月7日起至还清该款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由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3日彭石坚、吴建国与朱迪权达成了《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朱迪权将其实际控制的鑫佳源公司的土地、厂房等资产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全部转让给彭石坚、吴建国，转让价为763万元；朱迪权在合同中声明鑫佳源公司的资产产权清晰，无纠纷，“以前公司的债权债务都与乙方无关，都由甲方承担。”合同签订后，彭石坚、吴建国按照约定向朱迪权支付了转让款313万元。2016年3月5日彭石坚、吴建国与洪东京、洪拥军在高安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1月10日彭石坚、吴建国向朱迪权付款50万元。此后，彭石坚、吴建国代鑫佳源公司向中国银行归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77753.33元，合计3077753.33元。另外，吴建国于2016年3月22日以江西省木绎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承揽朱迪权房屋装修工程的工程款100万元抵付股权转让款。至此，彭石坚、吴建国完全付清了股权转让款763万元及77753.33元的银行利息。2016年4月13日，王外华以鑫佳源公司为梅自强向其借款391万元及相应利息提供担保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鑫佳源公司对梅自强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最后被终审裁判认定鑫佳源公司应为梅自强向王外华的借款本息（至今共有700余万元）承担保证责任。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在转让股权时隐瞒鑫佳源公司负债500余万元的事实，彭石坚、吴建国受让鑫佳源公司的股权已按当时该企业财产的市场价格支付了对价，现再次承担该企业700余万元的债务显失公平。为此，特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起诉，请法院维护彭石坚、吴建国的合法权益。被告洪东京、洪拥军辩称：1.洪东京和洪拥军作为鑫佳源公司的代持股东，对于彭石坚、吴建国与朱迪权签订《厂房土地转让合同》之事并不知情，朱迪权也并非鑫佳源公司的股东，故签订《厂房土地转让合同》产生的法律效力应当由朱迪权个人承担，洪东京与洪拥军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厂房土地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房地产转让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的转让，该产权清晰，无纠纷。”这一条款所说的是厂房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无纠纷，并不是说鑫佳源公司没有债务，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鑫佳源公司厂房确实是产权清晰、无纠纷，由此可见，涉案的厂房土地转让合同并没有存在任何欺诈情况，而是彭石坚、吴建国将公司债务和公司资产相混淆了。最后，根据《厂房土地转让合同》第五条第2款约定：“甲方以前的债务债权都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己承担”，朱迪权与彭石坚、吴建国所约定的是如果公司存在债务，由朱迪权承担，与洪东京、洪拥军没有关系。2.彭石坚、吴建国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且彭石坚、吴建国起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请已过法律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候，并不存在彭石坚、吴建国所说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彭石坚、吴建国实际上是对合同法关于显失公平规定的错误理解。所谓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优势或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无经验订立的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合同。洪东京、洪拥军主观上并没有故意隐瞒事实或利用其优势地位的情况，其只是代持股股东，并没有实际参与鑫佳源公司的经营与管理，对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没有决定权，其不可能隐瞒事实、利用其所谓的强势地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彭石坚、吴建国也并非没有经验，对于标的如此之大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不可能不去调查了解鑫佳源公司的相关情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彭石坚、吴建国在完成变更登记后享受了相应的股东权利。根据彭石坚、吴建国在诉状中所称，其早在2016年4月13日就已经知道鑫佳源公司转让股权时负债500余万元的事实，那么其如果认为当时转让股权时洪东京、洪拥军隐瞒了这一事实，造成其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的话，其最迟应该在2017年4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但彭石坚、吴建国直到2019年4月6日才向法院起诉，显然是已过除斥期间。3.彭石坚、吴建国在与洪东京、洪拥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就应当知道其在取得鑫佳源公司股权后作为股东应当承担的责任，洪东京、洪拥军不存在欺诈彭石坚、吴建国的情况。《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股东权利、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该股东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因此，对于鑫佳源公司的义务，应当由股权转让后的受让人即彭石坚、吴建国承担，而不是由洪东京、洪拥军承担。4.本案争议的股权实际所有人吴昊，洪东京、洪拥军只是代吴昊持有鑫佳源公司的股份，洪东京、洪拥军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个体户，其不可能参与鑫佳源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且对鑫佳源公司的相关债权债务也不可能知情，因此本案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吴昊承担。综上所述，彭石坚、吴建国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其诉请。被告朱迪权未参加庭审，书面答辩：1.朱迪权不是鑫佳源公司的股东，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彭石坚、吴建国对朱迪权的诉讼。2.朱迪权以鑫佳源公可的名义与彭石坚、吴建国于2016年1月3日签订的《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是接受鑫佳源公司的委托所为，转让合同上虽没有加盖公章(因公章在股东处)，但无论事前、事后都得到该公司原股东的认可，原股东与彭石坚、吴建国在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加盖公章，接受转让款即是明证。转让款由受让方彭石坚、吴建国代鑫佳源公司归还了中国银行300万元，抵付了鑫佳源公司原股东欠朱迪权的债务363万元，其余100万元支付给了鑫佳源公司原股东。3.朱迪权代表鑫佳源公司与彭石坚、吴建国签订的合同，本来约定釆取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交易过户的形式转让该公司的厂房、土地，但后来彭石坚、吴建国与原股东洪东京、洪拥军商议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才导致今天彭石坚、吴建国面临遭受损失而提起诉讼的状况。因朱迪权根本不知道鑫佳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其接受鑫佳源公司原股东的委托代表该公司与彭石坚、吴建国签订合同无任何过错，后来双方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实际上是原股东取得了股权转让款，故朱迪权不是受益者，朱迪权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被告吴昊辩称：因为梅自强和姚松（姚欢的弟弟）欠吴昊的钱，所以就把鑫佳源公司抵账抵给了吴昊。吴昊当时在高安农业银行上班，不好持有公司股份，所以吴昊找到了洪东京和洪拥军代持了股份，鑫佳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当时是吴昊。吴昊欠了朱迪权的钱无力偿还，便跟朱迪权说其有一个厂，朱迪权可以找人来买。朱迪权就找到了吴建国，朱迪权带着吴昊和吴建国见过一次面，当时因价格没有谈成吴昊就走了。此后朱迪权和吴建国怎么谈的吴昊不清楚，最后朱迪权说吴建国答应了700万元购买，吴昊没办法就说如果吴建国买的话就帮卖掉，然后抵账。至于朱迪权签的协议吴昊不知道也没有看过，朱迪权告诉吴昊说卖了700万元，并不是合同上载明的760万元。第三人鑫佳源公司（姚欢）述称：针对彭石坚、吴建国的起诉其不清楚。第三人中国银行述称：1.中国银行是向鑫佳源公司收回贷款300万元及利息，而不是收到彭石坚、吴建国的股权转让款。2.归还银行借款本息是鑫佳源公司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不受公司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的影响。3.如果法院判决支持彭石坚、吴建国撤销股权转让的诉讼请求，彭石坚、吴建国应当向转让人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与中国银行的正常收贷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彭石坚、吴建国要求中国银行在收回贷款本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彭石坚、吴建国提供的所有证据和洪东京、洪拥军提供的所有证据，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认定。对于中国银行提供的证据，因均系复印件，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月3日，朱迪权代表鑫佳源公司（甲方）、彭石坚、吴建国代表木绎居原木制造公司（乙方）签订《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约定：“该房地产坐落在江西省高安市新世纪工业园，建筑面积：钢结构5504.4平方米，砖混结构754.87平方米，转让土地面积16643.92平方米；房地产转让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的转让，该产权清晰，无纠纷，否则甲方违约，该合同无效，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并赔偿乙方违约金另加人民币壹百万元整（100万）；双方申报成交价款（土地及房产价值）为人民币柒佰陆拾叁万元整（763万）；甲方以前公司的债务债权都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己承担；甲方乙方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当日付人民币叁佰壹拾叁万元整（313万）给甲方，甲方的叁佰万元整（300万）中国银行贷款由乙方承担利息并到期还贷，甲方配合乙方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后，乙方需再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万）给甲方，甲方配合乙方办完房产土地过户手续之后乙方再付人民币壹百万元整（100万）给甲方，办理完工商变更及房产土地过户手续后支付150万元，余300万元第三人鑫佳源公司欠中国银行的贷款由两原告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鑫佳源公司和木绎居原木制造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盖章。签订该合同时，朱迪权还提供了鑫佳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复印件。2016年1月5日，鑫佳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洪东京将其持有的鑫佳源公司51%的股份255万元转让给吴建国，44%的股份220万元转让给彭石坚，同意洪拥军将其持有的鑫佳源公司5%的股份25万元转让给彭石坚，并且洪东京与彭石坚、吴建国，洪拥军与彭石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1月7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现在鑫佳源公司的登记股东为彭石坚和吴建国，各占股份49%和51%。彭石坚、吴建国称股权变更登记次日其就接管了鑫佳源公司。2016年1月3日，朱迪权向彭石坚、吴建国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彭石坚、吴建国购鑫佳源土地厂房款叁佰壹拾叁万元整（3130000元）”。313万元的组成是：吴建国分别在2015年12月1日和2015年12月24日各向朱迪权转账30万元，2016年1月3日彭石坚分3笔向朱迪权转账共计253万元。2016年1月10日，彭石坚向朱迪权转账50万元，当天，朱迪权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吴建国、彭石坚购买鑫佳源土地及房屋款伍拾万元整（500000元）。2016年3月22日，吴建国代表江西省木绎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乙方）与朱紫珠（朱迪权之子）代表朱迪权（甲方）签订一份《别墅木制品装修供应及安装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装修提供木制品，合同总价1114995元，签订合同时抵付彭石坚、吴建国与朱迪权、洪东京、洪拥军持有的鑫佳源公司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余款安装完毕验收时一次性付清。2019年4月10日，江西省木绎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出具声明，承认其应收的100万元装修工程款已经抵付给吴建国应付给朱迪权的转让款100万元。2016年4月7日彭春向鑫佳源公司账户存入3011400元，2016年4月8日鑫佳源公司向中国银行支付贷款本金300万元，利息12840元。2019年4月7日彭春出具证明，证实其2016年4月7日向鑫佳源公司转款3011400元是代彭石坚、吴建国缴款。本院另查明：2015年8月19日，吴昊分别与洪东京、洪拥军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由洪东京代持吴昊在鑫佳源公司95的%股份，洪拥军代持吴昊在鑫佳源公司5%的股份。2016年4月13日，案外人王外华向高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梅自强偿还借款本金391万元及利息，鑫佳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0月28日终审判决认定：2015年6月27日，鑫佳源公司向王外华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对梅自强向王外华的借款及利息担保，鑫佳源公司在该承诺书上加盖了公章，判决：梅自强偿还王外华借款本金352万元及利息，鑫佳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彭石坚、吴建国认为其受到欺诈，导致合同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故诉讼至法院。2020年3月10日，彭石坚、吴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邮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收到该申请书。彭石坚、吴建国在该申请书中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彭石坚、吴建国分别与洪东京、洪拥军于2016年1月5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将彭石坚、吴建国取得的鑫佳源公司的股权全部退回给洪东京、洪拥军，即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洪东京、洪拥军名下；2.判令洪东京、洪拥军及鑫佳源公司履行2016年1月3日签订的《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协助办理不动产过户；3.案件受理费由洪东京、洪拥军和鑫佳源公司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彭石坚、吴建国的申请作出（2019）赣09民初127号民事裁定书，对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鑫佳源公司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可见，彭石坚、吴建国在2020年3月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彭石坚、吴建国要求撤销《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是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隐瞒了鑫佳源公司的真实债务，致使其受到欺诈从而签订了显失公平的《高安市鑫佳源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厂房土地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协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彭石坚、吴建国履行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洪东京、洪拥军、吴昊履行完了股权交付和鑫佳源公司资产交付的义务，彭石坚、吴建国成为了工商部门登记的鑫佳源公司的股东，整个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毕，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均得到了实现。无论是在签订厂房土地转让合同还是股权转让合同时，彭石坚、吴建国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向其承诺过鑫佳源公司只负有中国银行的贷款债务，不存在其他任何债务。厂房土地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是“该产权清晰，无纠纷”，该约定并不等同于鑫佳源公司无债务的意思。厂房土地转让合同还约定“以前的公司债务债权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己承担”，可见双方对于鑫佳源公司以前的债务承担是有约定的，即最终由受让之前的股东承担，而该合同并未约定若以前有债务则受让方可以撤销转让合同。故彭石坚、吴建国称洪东京、洪拥军、朱迪权、吴昊隐瞒鑫佳源公司的真实债务，其受到欺诈，要求撤销两份合同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石坚、吴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54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05541元，由原告彭石坚、吴建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文建审判员  涂青达审判员  杨耀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赖梦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