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135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睿林，男，汉族，1975年10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小雪，女，汉族，1977年11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山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丽华，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楠，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薛季民，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惜，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庄某某，男，汉族，1968年7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余翠凤，女，汉族，1968年11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上诉人王睿林、上诉人聂小雪因与被上诉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原审被告庄某某、原审被告余翠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3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睿林、聂小雪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3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陕国投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陕国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为王睿林、聂小雪违约，判决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义务，未就《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是否终止或解除作出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没有厘清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未厘清双方的转让合同究竟属于什么合同，而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援引的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简单地按照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未考虑转让合同的特殊性，对要求王睿林、聂小雪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是否成就未进行论证和阐述，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书第12页“陕国投与王睿林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限售股在限售期限内不得转让，但是该合同却以股票收益权买卖的方式变相买卖限售股，属于以股票收益权买卖的合法方式来掩盖转让限售股票的非法目的，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而且，原审法院对于“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项下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审查，忽视了陕国投与案外人上海银行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洗白金融机构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违法操作；原审法院没有按特别法优先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及国家的信托管理法规对本案涉及信托产品的合法性的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和查实。本案转让合同未明确约定合同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合同的起止期限。该转让合同第二条第1项第二款约定:“乙方将标的股票收益权之购买价款用于归还上海银行借款”，陕国投作为国内知名信托公司，在订立合同前早已经对王睿林与上海银行的借款合同做过详尽的尽职调查。陕国投并没有提交委托人已经交付信托资金导致合同生效的相应证据，原审法院也未就合同是否生效的事实进行调查。事实上，陕国投的官网上根本查不到该信托产品。陕国投在未发行相应信托产品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或者上海银行提供的资金借道虚假信托流入股市，涉案转让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国务院颁布的具有法规效力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禁止性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信托合同效力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合同有效显属错误。另，原审法院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定对涉案合同进行合法性审查。涉案合同前言2中陈述以拟设定的信托产品购买王睿林的股票收益权。原审法院未就信托目的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也未重点审查王睿林所持股权激励股票解锁行权的期限、是否具备行权条件，因为权利的不确定，相应的信托财产亦不确定;未查明信托产品尚未发行，受益人以及受益人范围并不确定等涉及合同效力的事实。(二)即便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系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非信托纠纷，但原审法院并未对是否构成“要求王睿林、聂小雪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进行审查和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涉案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股票收益权转让是基于资金信托计划而存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实现款的支付时限等均以信托计划的金额、时限为准。而陕国投并未实际发行该信托产品，导致本案在支付期限、提前支付等约定均不明晰，原审法院认定本案非信托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涉案转让合同系陕国投制定的格式合同，加重王睿林、聂小雪责任的条款应为无效。合同中股票收益权转让应当以通常理解为权利转让。基于通常理解以及交易惯例，权利转让之后的权利升值、贬值的收益及风险应由受让人承担。陕国投对“股票收益权转让”单方面作出对王睿林、聂小雪不利的解释基础上，不公平地强加王睿林、聂小雪的义务以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此外，涉案转让合同约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又约定条件未成就时陕国投的单方面履行有效，是格式合同提供方陕国投制定的内容互相冲突的条款，应当选择对王睿林、聂小雪有利的理解与解释。原审法院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查，造成原审判决不仅事实不清，而且对事实定性错误。(三)原审法院错误认定王睿林、聂小雪存在违约行为，导致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书第10页“合同第八条第2款第(9)项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发生了不利于陕国投债权的变化，包括担保人出现部分或全部丧失担保能力的情形以及质押财产毁损、灭失、价值减少而未能按陕国投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担保的情形，属于王睿林的违约事件”。但是，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八条第2款第(9)项写明“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发生了不利于甲方债权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或其他担保方式未生效、无效、被宣布撤销，或担保人出现部分或全部丧失担保能力或明确表示不能履行担保义务，或担保人违反担保合同或其他承诺中约定的任一义务或承诺，或抵押财产、质押财产毁损、灭失、价值减少，而乙方未能按甲方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的担保的”，根据双方约定，即便王睿林、聂小雪存在违约行为，陕国投有权要求王睿林、聂小雪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必须要满足王睿林、聂小雪未能按陕国投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的担保这一必要条件。但本案中，现有证据并未显示陕国投向王睿林、聂小雪提出另行提供担保的要求。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王睿林、聂小雪违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采纳的部分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未经当庭质证，违反法定程序。王睿林、聂小雪在2018年11月8日才收到陕国投所提交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而本案开庭时间是2018年10月12日。陕国投提供的两组补充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未经当庭质证。该证据为陕国投持有或者能够利用公共渠道获取，属于其明知举证期限且在举证期内不予提供。在王睿林、聂小雪提交了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后，原审法院依然认定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五)原审判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条规定的是借款逾期利率问题，并不适用本案，且原审判决既支持了陕国投的利息，又支持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未通知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也未给原审被告答辩期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审法院未通知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陕国投在明知向王睿林账户在上海银行开立的第三方存管绑定银行账户汇入资金，资金会被上海银行扣划，却虚构信托产品，在合同尚未生效时向王睿林账户汇款，款项支付的时间与上海银行的借贷合同无缝联结，实质上是履行陕国投与上海银行之间恶意串通规避金融监管的非法契约的约定。本案争议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上海银行是对该笔款项有返还义务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依法须参加本案诉讼。但是，原审法院割裂本案合同与上海银行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未通知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导致本案事实没有查清。2、陕国投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并未给原审被告庄某某、原审被告余翠凤答辩期间，属于程序违法。陕国投起诉时，其第2项诉讼请求为“依法拍卖、变卖王睿林持有的质押证券12万股、庄某某持有的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原告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1+3项范围优先受偿。”，原审判决书第12页“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请第2项为请求确认对拍卖、变卖股票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变更后，原审法院未依法向庄某某、余翠凤送达并给予答辩期间，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厘清涉案转让合同的性质，错误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并以王睿林、聂小雪存在违约行为、满足了提前履行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为由，仅判决王睿林、聂小雪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未就双方合同是否解除或终止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原审法院违法采信证据，未追加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未给原审被告答辩期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陕国投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睿林、聂小雪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一、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9条的规定，陕国投与王睿林之间因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产生的纠纷并非营业信托纠纷而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本案不适用信托法的规定，原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一）涉案转让合同为陕国投与王睿林签署的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9条“信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特定资产或者特定资产收益权，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应当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具体如何确定案由，应当以信托公司与交易相对人之间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为准。本案陕国投设立的信托计划，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和自然人认购该信托计划，合计认购份额2.0435亿份(1份信托份额对应1元)。陕国投将募集资金中的435万元用于购买王睿林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万股限售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的收益权，期限届满后由王睿林购回该股票收益权，上述行为属于陕国投“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因此陕国投与王睿林之间的纠纷不属于营业信托纠纷。（二）股票收益权转让与回购作为非标准化金融产品，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且已获得司法认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907号民事判决书)。就本案转让合同的性质，“人民法院认定民事合同的性质，应当根据合同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本案王睿林主要合同目的在于通过转让标的股票收益权的方式向陕国投融资，买受人陕国投的主要合同目的在于收回转让价款的同时按季度向王睿林收取固定的资金收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通过出卖后购回的方式进行融资。因此，原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之规定，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王睿林、聂小雪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于法无据。二、涉案转让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格式合同，且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和维护诚信的角度出发，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根据转让合同第一条第一项的约定“本合同项下买卖标的为乙方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万股限售股股票的收益权”，本案转让标的为股票收益权非限售股股票，该约定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涉案信托计划真实存在，联储证券设立“联储证券慧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该资管计划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并在协会网站进行公示。联储证券共募集资金2.0335亿元用于认购本案信托计划，2017年3月21日联储证券慧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向转让合同约定的陕国投账户支付资金2.0335亿元;另有自然人认购信托计划份额100万份。信托计划共募集信托资金2.0435亿元，陕国投与王睿林等18名融资人签订转让合同，并向18名融资人支付资金2.0435亿元，原审法院认定陕国投已经依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向融资人王睿林支付435万元转让价款。（三）陕国投是受银保监会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依据当时有效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银监会依法对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的情况实施现场检査和非现场监管，并要求信托公司提供管理信托计划的相关资料”。如有不合规之处就会受到处罚，目前陕国投并没有受过处罚，而且其本身作为上市公司也受证监会监管以及社会公众监督。王睿林、聂小雪称“查不到该信托产品”主要是因为信托计划成立时即2017年3月，对于信托产品的公示没有统一的规定，2017年8月28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信托登记管理办法》才要求信托产品进行统一的信托登记。所谓信托产品虚假只是无根据的臆测，置监管部门于何地。（四）转让合同并非格式合同，是经过陕国投和王睿林协商一致签订的，合同的内容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保障了各方的权利义务(第五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特别约定)，合同条款均是根据本案标的股票收益权的特殊性而拟定的。合同条款中限制乙方即王睿林资金使用的内容也已经加黑特别提示（转让合同P13第二条1)，不存在单方面限制王睿林的条款;在合同签字页用加黑字体提示“各当事人对合同的所有条款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王睿林已签字确认转让合同的内容且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对其签字也未提出异议。王睿林在签订合同时作为上市公司保千里的高管，对于涉及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宜都是比较专业的，涉案合同条款的理解以及股票收益权交易细节也都非常清楚，在二审上诉状中曲解合同用语，更是毫无根据和道理。三、本案原审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且原审时王睿林、聂小雪委托了代理人参加庭审，在庭审过程中其代理人也并未对程序问题表示异议。（一）根据原审开庭传票，本案原审开庭时间是2018年10月18日，陕国投当庭提交了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王睿林、聂小雪委托了代理人参加了庭审，并对该两组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审判决第18页中详细论述了采用原审原告证据的理由和依据，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王睿林、聂小雪在上诉状中称“2018年11月8日才收到被上述人所提交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而本案开庭时间是2018年10月12日”纯属臆造。（二）上海银行既不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又不是受益人，不是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无需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陕国投已依照转让合同的约定将转让价款435万元支付至王睿林名下的银行账户，王睿林在签订合同时已知购买价款用于归还上海银行借款仍在该转让合同和股票质押合同上签字，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此外，王睿林、聂小雪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海银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系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故上海银行并不是本案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不应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起诉状中陕国投诉讼请求第2项为“依法拍卖、变卖王睿林持有的质押证券12万股、庄某某持有的240万股保千里股票，原告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1+3项范围内优先受偿。”，庭审过程中陕国投“明确诉请第2项为请求确认对拍卖、变卖股票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该项只是对诉讼请求中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方法的进一步明确，不是诉讼请求的变更，不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或答辩期。综上所述，本案陕国投与王睿林因转让合同产生的纠纷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转让合同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应当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陕国投已按涉案合同的约定向王睿林支付435万元的转让价款，但王睿林并未在到期后返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和利息。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9条“如果合同中约定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无条件回购的……，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对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转让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定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王睿林、聂小雪的全部上诉请求。陕国投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睿林和聂小雪共同向陕国投提前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4,356,673.97元，利息（按8%/年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违约金（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利息数额为3,819.55元，违约金数额为5,228.01元，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利息、违约金三项合计为4,365,721.53元。诉讼过程中，陕国投明确股票收益权实现款中已扣减2017年6月20日至12月20日收取的实现款共261,238.35元。2、依法拍卖、变卖王睿林持有的质押证券12万股、庄某某持有的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陕国投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1＋3项范围内优先受偿。3、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评估费、鉴定费、执行费、差旅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均由王睿林、聂小雪承担。诉讼过程中，陕国投明确诉讼费为41,726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8,731.44元，律师费21,287元，公告费260元。4、判令庄某某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余翠凤与庄某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审法院查明：王睿林是保千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之一，被授予的限售流通股于2015年12月31日办理登记，其中被授予的限售流通股中的20%于2017年1月3日解锁上市流通。陕国投与王睿林于2017年3月6日签订《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H002），该合同主要约定：陕国投以信托资金人民币435万元受让王睿林持有的保千里60万股限售股股票的收益权，王睿林将该435万元用于归还上海银行借款，并按约定支付该股票的收益权实现款项，股票收益权实现款的利率为8%/年。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24个月，并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情形。其中，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项约定，王睿林在其他信托期限内各季度末的第20日向陕国投支付股票收益权部分实现款项（即4,350,000元×8%×上一季度第20日（含该日）至当个季度第20日（不含该日）的实际天数/365）。合同第八条第3款第（1）项约定，王睿林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的，陕国投可要求王睿林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按照违约期间每日（应付未付金额×0.03%×违约天数÷365）支付违约金。合同第八条第2款第（9）项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发生了不利于陕国投债权的变化，包括担保人出现部分或全部丧失担保能力的情形以及质押财产毁损、灭失、价值减少而未能按陕国投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担保的情形，属于王睿林的违约事件。第3款第（7）项约定，王睿林违约的，陕国投有权要求王睿林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合同还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陕国投与王睿林分别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二）、《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三）质押财产为王睿林持有的保千里12万股及18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质权人实现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王睿林已于2017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12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为了确保转让合同的履行，2017年3月6日王睿林配偶聂小雪出具《关于同意共同承担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承诺函》，承诺与王睿林共同承担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在融资人不能返还全部股票收益权购买价款时，债权人有权处分聂小雪名下的财产。庄某某作为保证人与陕国投于2017年3月6日签订了《陕国投·联储保千里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证合同》（编号：1728002，以下简称：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了保证方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罚息、复利、违约金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庄某某与陕国投签订《股票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7-28-ZY002），质押财产为庄某某持有的保千里2400万股股票及其派生权益，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中出质人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质权人为实现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及担保权利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庄某某已于2017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2017年3月7日庄某某向陕国投出具《承诺函》承诺在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保千里股票，该部分股票不得对外提供质押或担保。庄某某配偶余翠凤于2017年3月7日出具《担保人配偶知悉函》并予以公证，表明其已知悉并同意担保人庄某某的担保情况。陕国投于2017年3月21日将435万元的信托资金发放至王睿林账户。庄某某后违反《承诺函》“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股票”的承诺，丧失担保能力，已质押股票因股票价值大幅缩水致价值减少。庄某某亦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主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的约定，陕国投认为王睿林、庄某某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有权宣布主合同项下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提前到期，并要求王睿林、庄某某支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陕国投已于2017年12月26日向王睿林、庄某某发送《通知函》，宣布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全部到期，要求王睿林、庄某某于2017年12月27日向陕国投归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及违约金等。庭审中，陕国投明确其诉请第2项为请求确认对拍卖、变卖股票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陕国投的起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睿林是否应当向陕国投偿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违约金；二、聂小雪是否应当就争议焦点一所列各项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庄某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配偶余翠凤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公告费、律师费是否应当由王睿林、聂小雪、庄某某、余翠凤承担。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陕国投与王睿林所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陕国投在庭审中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证明保证人庄某某出现了“违反《承诺函》留存不低于4000万股股票的承诺”，担保人庄某某丧失担保能力，已质押股票因股票价值大幅缩水致价值减少，亦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违约事件，已经违反转让合同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依据第八条第3款第（7）项的约定，陕国投有权要求王睿林提前支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转让合同对于提前到期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因此王睿林应当提前履行合同项下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并根据转让合同第八条第3款的约定计收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及违约金等。根据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约定，王睿林应于信托终止日即2017年12月27日一次性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计算方式为“4,350,000×（1＋8%×本信托计划实际存续天数/365）-乙方在信托终止日前已付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金额”，信托实际存续天数为陕国投支付购买价款之日至信托计划终止日，根据陕国投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的《通知函》，转让合同项下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于2017年12月27日全部到期，故实际存续天数为281天，“乙方在信托终止日前已付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金额”在陕国投提交的诉讼请求计算中，自认金额为261,238.35元，依据转让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王睿林应于2017年12月27日支付的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金额为4,350,000×（1＋8%×281/365）-261,238.35=4,356,673.97元。信托终止之日之后，王睿林应当向陕国投支付未偿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利息。因王睿林未能按照陕国投的要求于2017年12月27日支付全部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则信托终止日之后的第一日即2017年12月28日起，王睿林应当向陕国投支付未偿还款项的利息直至实际付清之日，以未偿还款项为基数，该期间的利率适用信托计划期间的年利率8%。依据转让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约定、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陕国投主张自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率适用8%/年，符合法律规定，信托终止日即2017年12月27日王睿林未付款项金额为4,356,673.97元，以此为计算基数，则信托计划终止后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4,356,673.97＊8%/年＊天数【2017年12月28日（含当日）至实际付清之日】/365，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含当日）利息为3,819.55元。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转让合同第八条第三款第（1）项作出了约定“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相关款项的，甲方可要求乙方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并按照约定期间每日（应付未付金额×0.03%×违约天数/365）支付违约金”，该院认为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变量，随着天数的变化，违约金的利率逐日变大，两年后违约金利率与利息利率之和将超过24%，结合第八条第三款第（2）项约定的利率为每日0.03%。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的减少。陕国投要求王睿林按照每日0.03%支付违约金，该院予以支持。王睿林应当于2017年12月27日向陕国投支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4,356,673.97元，但未能支付，自次日即2017年12月28日构成违约，应当从次日起根据转让合同约定计收违约金，已截至2017年12月27日王睿林应付未付款项（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即4,356,673.97元）为基数，计收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至实际付清全部款项之日的违约金，利率按每日0.03%，信托终止日之后的违约金计算公式为4,356,673.97＊0.03%/日＊天数【2017年12月28日（含该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含该日）的金额为5,228.01元。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聂小雪于2017年3月6日出具《关于同意共同承担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承诺函》并声明“本人承诺与乙方共同承担支付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的义务，在融资人不能返还全部股票收益权购买价款时，债权人有权处分本人名下的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聂小雪已签署了共同还款的承诺函，该笔债务为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聂小雪对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利息及违约金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陕国投与保证人庄某某于2017年3月6日签署的编号为1728002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方式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王睿林未按时偿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保证人庄某某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陕国投于2017年12月27日向保证人庄某某发送《通知函》，庄某某已签收，但截至陕国投起诉之日，保证人庄某某仍未履行保证责任，因此庄某某应当依据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庄某某配偶余翠凤于2017年3月7日向陕国投出具经公证的《担保人配偶知悉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第一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余翠凤知悉并同意保证人的担保，已对庄某某所负债务进行了事后追认，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余翠凤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根据陕国投与王睿林签署的转让合同第十条第一款，同时王睿林签署的两份股票质押合同第三条第4款质押担保的范围约定，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也属于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支出的费用。因此王睿林应当就陕国投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承担责任。依据转让合同和《承诺函》的约定王睿林之配偶聂小雪也应当就该笔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再根据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的担保范围，保证人庄某某就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保证责任，其配偶余翠凤依据《担保人配偶知悉函》的约定应当承担该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1,726元的诉讼费用及260元的公告费是陕国投为了实现自己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应当由王睿林、聂小雪、庄某某、余翠凤共同负担。对于陕国投主张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8,731.44元和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系为了维护财产保全申请人的权利而产生的制度，防止因被申请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申请人的判决利益无法实现或者产生其他损失。因王睿林违约引起本案诉讼，陕国投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和21,287元的律师费系其为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因此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和保全费、律师费应由王睿林、聂小雪、庄某某、余翠凤共同负担。关于陕国投所主张的就依法拍卖、变卖王睿林持有的12万股、庄某某持有的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陕国投对变价后所得款项在陕国投诉讼请求范围内优先受偿的问题。陕国投分别与王睿林签订编号为：2017-28-ZY002（二）《股权质押合同》，与庄某某签订编号为：2017-28-ZY002《股权质押合同》。并于2017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王睿林12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于2017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庄某某2400万股保千里股票质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质押合同已于登记之日起生效，陕国投是王睿林持有保千里12万股股票及庄某某持有的保千里2400万股股票的合法质权人，有权就该股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陕国投诉讼请求范围内优先受偿。至于王睿林辩称转让合同无效、未实际收到购买价款、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转让合同的标的为王睿林所持有的60万保千里限售股的收益权，非限售股本身，故王睿林以限售股不能流通为由辩称合同无效，该院依法不予采信。而且，本案系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非信托纠纷，故王睿林、聂小雪以转让合同标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为由主张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不能成立。同时，结合王睿林签订的转让合同和陕国投提交的XX组XX组证据，王睿林在签订转让合同时持有60万股保千里限售股股票，故王睿林以其未持有60万股保千里股票为由辩称合同无效，该院依法亦不予采信。此外，银行交易回单载明涉案款项已支付至王睿林名下的银行账户，且王睿林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已知购买价款用于归还上海银行借款并在转让合同和股票质押合同上签字；王睿林、聂小雪主张意思表示不真实，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故该院依法亦不予采信。因此，涉案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属合法有效合同。庄某某、余翠凤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该院提交任何答辩意见或证据，对于其放弃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睿林、聂小雪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陕国投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4,356,673.97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3,819.55元、违约金5,228.01元（2018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4,356,673.97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018年1月1日之后的违约金以4,356,673.9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0.03%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及律师费21,287元。二、庄某某、余翠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陕国投对王睿林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万股股票、庄某某持有的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400万股股票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照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726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8,731.44元，由王睿林、聂小雪、庄某某、余翠凤共同负担。因陕国投已预交，故王睿林、聂小雪、庄某某、余翠凤应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向陕国投支付。本院审理查明，涉案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9）项约定：“本合同项下的担保发生了不利于甲方债权的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合同或其他担保方式未生效、无效、被宣布撤销，或担保人出现部分或全部丧失担保能力或明确表示不能履行担保义务，或担保人违反担保合同或其他承诺中约定的任一义务或承诺，或抵押财产、质押财产毁损、灭失、价值减少，而乙方未能按甲方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的担保的”。二审庭审中，王睿林、聂小雪称涉案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本案应为借款合同纠纷，其签订本案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通融资金。其还称涉案借款进入王睿林、聂小雪账户属实，但收到后十几分钟即不清楚何种原因被划转至上海银行深圳分行账户，其实际并未收到该借款，故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经查，原审法院正式开庭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陕国投当庭提交了涉案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王睿林、聂小雪的委托代理人对该两组证据进行了质证。另，王睿林、聂小雪承认王睿林职务系保千里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副总经理，并当庭放弃其提出的原审法院未给原审被告庄某某、原审被告余翠凤答辩期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其余事实原审法院查明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合同性质及效力问题。二、本案上诉人王睿林、聂小雪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三、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题。一、关于涉案合同性质及效力问题。王睿林、聂小雪上诉认为原审认定本案合同性质系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且为有效合同错误，涉案合同性质应系信托法律关系，涉案合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禁止性规定且存在陕国投与案外人上海银行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故依法应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结合查明事实，王睿林在涉案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签字属实，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应合法有效。王睿林、聂小雪上诉称涉案合同性质应系信托法律关系，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二审庭审中其又称涉案合同性质系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也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本院对王睿林、聂小雪该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王睿林、聂小雪还认为涉案合同存在陕国投与案外人上海银行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导致涉案合同无效，其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另，王睿林、聂小雪称涉案合同系格式合同，其中加重王睿林、聂小雪责任的条款应当认定无效。经查，涉案转让合同不存在免除陕国投责任、单方面加重王睿林的相关条款，且该合同系王睿林本人所签订，不存在加重其责任的合同条款。故原审确认本案性质为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并认定涉案合同为有效合同正确。故本院对王睿林、聂小雪的上述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王睿林、聂小雪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根据涉案合同约定，若出现逾期还款，陕国投有权要求王睿林提前支付全部标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但王睿林、聂小雪未按约向陕国投支付本金显然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审中，王睿林、聂小雪称其并未实际收到涉案款项，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王睿林、聂小雪承认涉案款项进入其账户属实，至于之后该款项如何使用与陕国投没有关系，其以此否认其应承担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王睿林、聂小雪上诉认为其不构成违约不予支持。原审据此判令王睿林、聂小雪承担支付利息及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理由充分，本院依法应予维持。另，王睿林、聂小雪还上诉认为即便其存在违约行为，陕国投有权要求其提前履行支付合同项下全部标的的股票收益权实现款的前提是陕国投必须依约先向其提出另行提供担保的要求，只有其未能按照陕国投的要求另行提供担保时陕国投才有权行使该项合同权利，而陕国投并未要求其另行提供担保，故原审认定其违约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9)项中“而乙方未能按甲方要求另行提供所需新的担保的”约定内容，应系对陕国投合同权利的约定，不是向陕国投设定的合同义务，也非对陕国投行使因对方违约享有提前收款权利所设定的前提条件，是否要求王睿林、聂小雪另行提供担保陕国投有选择权。因此，王睿林、聂小雪称原审认定其违约属事实认定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王睿林、聂小雪上诉称原审未通知必须到庭的当事人上海银行参加诉讼属违反法定程序，由于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海银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系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故其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王睿林、聂小雪还上诉称陕国投在原审提交的第七组、第八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未经过当庭质证，属违反法定程序。经查，原审开庭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王睿林、聂小雪的委托代理人已对该两组证据进行当庭质证，故其上诉称原审采纳的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未经当庭质证、违反法定程序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睿林、聂小雪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975元，王睿林、聂小雪已预交，由王睿林、聂小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敏审 判 员  岳 新 文审 判 员  王 慧 芳 二○二○年三月四日    法官助理  郝   苗书 记 员  张   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