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83民初7590号 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欢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04MA0Y37WC5J。 法定代表人：刘德强，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鑫，潍坊奎文梨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洛兴街**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306296856XL。 法定代表人：张华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芹，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润德，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农业机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8）鲁0783民初8328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鲁07民终3871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鲁0783民初832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德强、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据合同约定赔偿原告应当得到的国家农机补贴金额损失106650元；2.退回不合格的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一台，并退还该农机价款80000元及支付该农机运费损失5000元；3.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2015年12月12日签署产品买卖合同并于2016年2月29日签署销售增补协议，约定被告提供国家推广产品，并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元鸣”牌各种型号的插秧机系列产品，被告承诺严格按照农机产品的三包规定执行；事后，原告对严重存在质量问题的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要求退回，并且，要求被告对已经出售给原告的农机及时提供农机国家补贴材料，但由于被告在此时间段没有拿到国家农机推广证书，致使原告购买的农机产品没有享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农机补贴，造成应当得到的国家农机补贴金额损失106650元。被告一系列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辩称，（1）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也没有承诺销售的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不是发放国家农机补贴的主体，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2）双方买卖合同中未约定质量异议期限，涉案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原告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提出质量异议超过了两年的异议期。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被告提交的案件上诉缴费单据一份，经原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1－15号证据，被告经质证有异议。 1、《产品买卖合同》、《销售增补协议》，拟证明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国家标准产品和国家推广产品。 2、《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拟证明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购置国家推广的某些大中型农业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 3、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二份，拟证明被告2ZS-630型、2ZS-4A型农机产品于2016年6月27日方取得推广鉴定证书，在此时间节点被告已经错过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载明的吉林省2016年农机补贴的归档时间，购机户错失享受该型号农机在2016年度的农机补贴惠民款项。 4、《吉林省关于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归档情况公示的通知》、《吉林省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拟证明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于2016年3月28日至同年4月12日开展2016年度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申报工作，2016年购机补贴截止时间为当年11月30日，2017年不再对2016年购置的补贴机具进行补贴。该实施意见第七条规定农业生产企业对所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系原告在经销过程中遭受的补贴损失向被告追偿的法律法规依据。 5、《2016年全国各省农机购置补贴查询系统目录》，拟证明：（1）2ZS-630型号的6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补贴款为6750元，2ZS-4A型号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补贴款为4050元；（2）该型号农机产品早已列入国家农机补贴目录，全国任何地方的农机购买户购买该型号农机都能够享受补贴款项，也反证了被告销售给原告的该型号产品是列入国家补贴的产品，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国家推广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产品，只是由于被告在此时间节点没有获得国家推广的入市证书，错过吉林省农机补贴归档时间，致使购机农户未能享受补贴。 6、承诺书一份，拟证明2015年12月12日双方《产品买卖合同》的经手签订人李世润，以原告的名义于2016年3月10日向原告作出补贴承诺，保证合同款下的产品获得农机补贴，如造成补贴损失，将在农机价格内承担国家农机补贴损失，同时证明产品应该享受农机补贴。 7、寿光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3民初660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6号证据即承诺书内容系李世润真实意思表示。 8、奎劳人仲案字［2016］第56号仲裁裁决书，拟证明李世润于2016年4月30日方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李世润于2016年3月10日向原告作出的书面承诺是代表被告的承诺，其行为是代表被告的职务行为。 9、寿光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3民初654号判决书，拟证明该案承办法官对农机补贴一事经电话咨询吉林省农机厅工作人员，未出售的产品，生产厂家应于当年再次将产品信息重新录入吉林省农机信息系统申请归档，该产品才能享受农机补贴，该证据进一步证明购机农户享受农机补贴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厂家有义务将符合推广证书的产品每年都向吉林省农机信息系统提交产品信息，购机农户才能对应产品型号享受国家农机补贴款项；同时反证了被告案涉农机产品由于没有完成应尽的一系列程序义务，造成购机农户不能享受补贴的事实。 10、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强与被告公司销售经理王守全的通话录音，拟证明被告在双方合同签订时，口头承诺原告代理销售的农机产品能够享受农机补贴的事实。 11、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2017）黑0225民初2320号判决书，拟证明在被告与案外第三人的案件中，被告承认2016年5月份出售给第三人的农机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反证了本案原告购买的涉案型号2ZS-630插秧机也享受农机补贴的事实，只因被告在2016年5月份并没有获得国家农机推广证书，冒用国家已经公布的插秧机型号出售给原告，致使购买农机用户造成补贴损失，最终损失转嫁给原告。 12、17户购机农户出具的证明、收条、垫付协议，拟证明依据2016年国家农机补贴标准，原告的经济损失数额为：14台×6750元/台＝94500元，3台×4050元/台＝12150元，以上合计106650元。 13、寿光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3民初660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李世润在该案出庭作证过程中证实原告就质量问题要求过退货。 14、被告开具的发票一张，拟证明2019年7月13日被告才正式交付农机。 15、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4民初2500号裁定书，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份已将有质量问题的高速插秧机出售，但因质量问题被买方退回，买方并对本案原、被告提起产品责任纠纷诉讼。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并未约定被告就涉案产品保证原告获得国家农机补贴；对2号证据，认为根据该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而非应当给予适当补贴，并且给予补贴的主体是当地人民政府，而不是本案被告；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本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何时取得吉林省的推广鉴定证书与本案无关联；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何时取得吉林省的推广鉴定证书以及是否申报2016年度农机补贴产品与本案无关联。《吉林省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规定的农机补贴对象是农牧渔民，农场、林场职工等，主体并非本案原告，且该实施意见第七条规定，生产企业对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本案并不涉及补贴产品，该责任也是经销商向农户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下对生产者的约束，并非经销商直接向生产者提起农机补贴的法律依据；对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提交的3－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李世润原系被告职工，后因劳动争议与被告产生诉讼，与被告之间有利害关系，且李世润早已成立农机公司，与本案原告有业务往来，因此李世润出具的该承诺书不应被采信，且承诺书中李世润保证的内容是产品进入2015年度国家农机补贴目录，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其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度的国家农机补贴相矛盾，同时被告从未授权李世润代表被告承诺国家农机补贴的相关事宜，李世润的承诺书属于证人证言，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被采信；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李世润虽在（2018）鲁0783民初660号案件中出庭作证，但结合该庭审笔录，李世润从被告处离职后销售插秧机，且该案中还有一份2015年11月3日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李世润当时陈述该证明出具的前提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多次要求退机及补贴事宜的前提下出具的，但双方合同最早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12日，第一次发货时间是2016年2月29日，根本不存在证人陈述的证明出具前提，明显存在矛盾，故不应采信；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李世润于2016年4月12日离职，该证据的具体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且被告从未授权李世润代表被告做出书面承诺；对9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民事判决书并未生效，被告已提起上诉，且该案件当事人并不包含本案原告，不同案件情况不能进行类比；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确定通话录音的完整性，王守全已从被告公司离职，被告在原一审庭审后向其核实，其称对录音事宜不知情，不是其本人通话，且该通话录音不能体现明确的补贴内容；对11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民事判决书涉及的农机经销行为发生在黑龙江省，并非本案涉及的吉林省，与本案无关联；对12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获得农机补贴的主体是农户，被告不是农机补贴的发放主体，原告也不是农机补贴的享受主体，且本案中合同并未约定产品获得农机补贴，因此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对13号证据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提交的7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4号证据有异议，认为2019年7月13日只是发票开具时间，正式交付涉案农机的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对1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将该涉案高速插秧机一台出售给原告后，原告在两年内并未提出质量异议，其如何处理插秧机与被告无关，且该民事裁定书的内容不能证明产品有质量问题被买方退回。 本院对原告提交、被告提出异议的1－15号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对该组证据关于被告向原告出售案涉插秧机，并承诺产品能够获得农机补贴，但由于被告取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时，已经超出吉林省规定的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归档时间，致使购机农户错失该型号农机补贴款项，导致原告经济损失106650元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该组证据关于案涉2ZGC-6型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一台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12日，案外人李世润代表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与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被告授权原告销售插秧机等系列产品，销售区域为吉林省吉林市五县区，合同有效期为2015年12月12日至2016年12月25日，以及其他事项。2016年2月29日，原、被告又签订《销售增补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国家推广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元鸣牌”手扶式、亚高速、高速乘坐式等水稻插秧机系列产品，免费三包二年，按照农机产品的三包规定执行，以及其他事项。同日，被告向原告销售发货2ZS-630手扶式水稻插秧机4台、2ZS-4A手扶式插秧机2台、2ZGC-6(RGO-60SD)高速乘坐式插秧机1台。同年3月10日，代表被告签订案涉《产品买卖合同》的李世润为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一份，主要载明：对于2015年12月12日双方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产品，被告保证合同项下的产品进入2015年度的国家农机补贴产品目录，如果被告产品在公司出售后，产品用户得不到国家农机产品补贴，因此造成的用户补贴损失，被告保证承诺在合同项下的产品价格内承担该农机产品国家补贴损失。同年3月12日，被告又向原告销售发货2ZS-630手扶式水稻插秧机10台。同年5月18日，被告再向原告销售发货2ZS-4A手扶式插秧机1台。至此，被告共计向原告销售发货各类型号插秧机18台。 另查明，根据《吉林省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规定，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的销售补贴产品的经销企业，由农机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农机生产企业对其所确定的补贴产品经销企业的经销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负责将经销企业和其补贴产品信息自主录入农机购置补贴系统，对录入系统信息的真实性承担主体责任。根据2016年全国各省农机购置补贴查询系统查询结果，在吉林省行以及以上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购机补贴数额为6750元，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每台购机补贴数额为4050元。根据《吉林省关于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归档情况公示的通知》，农机生产企业当年度向吉林省申报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4月12日，但由于迟至2016年6月27日被告生产的案涉水稻插秧机方取得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颁发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此时已超出吉林省规定的2016年度本省级行政区域农机补贴产品归档申报截止时间，导致从原告处购买案涉插秧机的吉林省吉林市曹云贺、向义红、姜海林、仲崇生、尚永生、尚文义、关博庆、赵明志、张亮、郭淑芹、白天宇、徐学军等17农户不能取得农机购置补贴。后经该17农户追要，原告为其垫付或欠付农机购置补贴的数额包括，2ＺＳ-630型6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14台×6750元／台＝94500元，2ＺＳ-4Ａ型4行手扶步进式水稻插秧机3台×4050元／台＝12150元，以上原告遭受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06650元。 本院认为，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水稻插秧机买卖合同及销售增补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双方在销售增补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国家推广产品，该约定内容亦经代表被告签订案涉产品买卖合同的李世润出具书面承诺确认，并经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强与被告公司销售经理王守全的通话录音印证，本院确认此国家推广产品应为被告经自主申报以及吉林省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公示等法定程序后，购机农户能够享受购机补贴的国家支持推广的农业机械产品。合同履行中，被告未按约定向原告提供已进入国家支持推广目录的农业机械产品，供货之后又未在产品销售地即吉林省规定的农业机械补贴产品归档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取得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从而导致销售给原告的案涉农业机械产品未能进入吉林省2016年农机补贴产品目录，进而导致从原告处购买农机的农户不能享受应得的农机购置补贴，最终导致原告向购买农机户垫付或欠付应得农机购置补贴后遭受经济损失。综上，对上述归责于被告的原因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应得农机购置补贴损失1066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关于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亦未承诺销售的产品享受国家农机补贴，被告不是发放国家农机补贴的主体，原告起诉被告主体错误的抗辩意见，因与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应退回被告不合格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一台并由被告退还原告该农机价款80000元以及支付该农机运费损失5000元，因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该案涉2ZGC-6乘坐式高速插秧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东元鸣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农机购置补贴损失人民币106650元； 二、驳回原告吉林市博远农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第一项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33元，由原告负担1700元，被告负担24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升云 人民陪审员  董祥丰 人民陪审员  于会锡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单 璟 书 记 员  朱燕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