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43826号原告：程红红，女，汉族，1976年4月9日出生，住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祖扬，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阳牧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肖水龙，男，汉族，1963年9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身份号码31011019630926329%被告：深圳创展谷富润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软件产业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3RF21D。执行事务合伙人：阮庆国。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彤彤，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婉倩，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深圳市创展谷创新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软件产业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14870X。法定代表人：肖水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闯，男，汉族，1986年10月2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公司员工。原告程红红与被告肖水龙、深圳创展谷富润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润企业）、第三人深圳市创展谷创新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展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祖扬、阳牧野，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彤彤、叶婉倩，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肖水龙将深圳市创展谷富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富润企业的行为无效；2、被告肖水龙与被告富润企业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恢复富盈企业持有第三人20%的股权;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与担保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肖水龙、案外人闵杰成立富盈企业，原告持有25%的份额，被告肖水龙、案外人闵杰分别持有该企业37.5%的份额，被告肖水龙作为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12月29日，案外人闵杰将其持有的富盈企业37.5%的份额全部转让给被告肖水龙；截止到起诉之日，原告持有富盈企业25%的份额，被告肖水龙持有富盈企业75%的份额。2015年，第三人创展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创展谷公司的股东深圳木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棉公司）、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东方公司）分别转让其持有的创展谷公司10%的股权至富盈企业，并于2015年11月2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此后，富盈企业持有第三人创展谷公司20%的股权。2018年，被告肖水龙在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一致（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富润企业恶意串通，擅自将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富润企业，并于2018年10月8日变更了工商登记，根据《合伙企业法》《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且合伙企业属于人合性质的企业，被告肖水龙在未经原告明确授权，亦未得到原告的追认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的行为应属无效。此外，原告作为的合伙人，有权参与企业重大事项的决议，二被告恶意串通，转让股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该行为当属无效，被告肖水龙与被告富润企业应当恢复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两被告共同辩称，一、原告并非富盈企业的实际合伙人，而是代为持有第三人的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故两被告之间关于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无需经过原告同意，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1、原告并非富盈企业的实际合伙人，而是代第三人的员工持股平台持有该企业的合伙份额。原告自2015年1月1日起，入职第三人处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在原告任职期间，基于对原告的充分信任，第三人委托原告代为持有富盈企业25%的合伙份额，原告对此表示同意。2018年3月28日，原告从第三人处离职，并与第三人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18年3月31日解除，第三人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共计179520元，原告应在协议签署后一周内配合第三人完成第三人体系内（第三人本身、第三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或控制的公司）各商事主体在工商登记中的有关事项（包括担任的董监高职务、所持有的股权或份额），变更至第三人指定的其他人。由此可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原告代持第三人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企业（包括富盈企业）的股权或份额事宜达成了合意，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2、被告肖水龙经履行合法程序后，将富盈企业所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富润企业的行为合法有效，无需经过原告同意。鉴于原告并非富盈企业25%股权份额的实际出资人，其与其他合伙人亦未达成合伙经营、参与合伙盈余分配、共担风险的合意。原告在富盈企业名册上的工商登记行为，并不代表原告由此获得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及合伙人的权益。因此被告肖水龙与被告富润企业之间关于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进行转让的行为，无需经过原告同意，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3、原告作为名义合伙人，具有配合第三人完成其代持的相关企业的股权及合伙份额（包括富盈企业的份额）进行转让的义务。因原告未履行该义务，被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应以该案件确认的事实为审理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签署后，第三人依照协议约定，于2018年3月30日向原告全额支付了高额的赔偿金179520元。然原告经第三人多次催告，至今仍未履行《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约定的将其代持的相关企业的股权或份额进行转让并完成变更登记的义务，其中也包括涉案的富盈企业的合伙份额的转让变更手续。对此，被告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应以该案件确认的事实为审理依据，在该案件未作出判决前，本案应先中止审理。综上，原告并非富盈企业的实际合伙人，且其基于代持行为在劳动关系解除时已获得额外赔偿。原告违反代持协议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约定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向法院提出的被告之间就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股权的转让行为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告之间就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股权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被告无需将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份额进行恢复登记。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代持安排，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因此，该代持行为合法有效。再则，隐名合伙人与显名合伙人之间的合伙权益纠纷，属于内部纠纷，应严格依照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予以解决。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因代持事宜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进行确定，双方应严格履行该协议约定的内容。由于原告不配合办理富盈企业合伙份额的变更手续，其违约在先，被告履行合法程序后将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股权进行变更的行为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进行工商变更恢复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20%的股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所主张的涉案的合伙份额，来源于创东方公司及木棉公司，这两个企业主体为本案第三人创展谷公司的原始股东，是这两位原始股东分别拿出10%的股权转让给了富盈企业，使富盈企业成为员工的持股平台，富盈企业成立时37.5%的份额由被告肖水龙持有，肖水龙为创东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外37.5%由当时第三人的总经理闵杰持有。闵杰为木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剩下的25%由时任第三人创展谷公司的副总经理即原告程红红代为持有，原告并未实际出资，并非本案合伙份额的实际权利人，其无权对涉案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其次，原告就涉案合伙企业份额与第三人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时明确约定了原告有义务配合将其代持的第三人关联企业的股权或份额包括本案的涉案合伙份额进行相应的变更，原告违反与第三人的协议在先，恶意诉讼在后，其未配合进行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同时，其基于代持的事实对被告肖水龙与被告富润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权提出无效的主张。第三，由于原告未履行与第三人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约定的进行相应股权或份额变更的义务，原告就此已向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南山法院已经受理，本案因以该案件确认的事实为审理依据应先中止进行审理。综上所述，两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同时，原告违约在先，恶意诉讼在后，其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应予以告诫。第三人答辩称，原告持有的富盈企业的股权系在企业成立时为未来激励员工进行一个股权池的预留，作为当时创东方公司控股股东对委派到创展谷公司员工的激励，为了方便管理由原告和创东方的实际控制大股东肖水龙共同代为持有富盈企业的全部份额。第三人创展谷公司从成立一直到现在，经营上一直都是年年都是亏损状态，管理也不好，所以员工股权激励这个事情一直就没有做。原告提出这个离职之后，包括原告持有的富盈企业以及其他一些代为持有的股权，当时根据劳动补偿协议的约定是要求其限期进行配合转出，但是经多次催促，原告一直没有履行相关义务。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创展谷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2日，由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分别持股50%。2015年11月2日，第三人股东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分别转让10%的股权给富盈企业，木棉公司转让10%股权给被告肖水龙；转让后，第三人股东变更为木棉公司（持股30%）、创东方公司（持股40%）、富盈企业（持股20%）、被告肖水龙（持股10%）。2015年6月2日，第三人创展谷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股东双方确立在公司设立初期商定的对管理团队的股权激励方案。即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同意分别出让其持有的创展谷公司10%的股权，共计为20%的股权作为管理团队的股权激励池。二、同意在管理团队的股权激励池中，联合创始人程红红占有5%的股权，其余15%的股权另行制订分配方案，由股东会讨论通过。三、同意股东木棉公司向深圳新莱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公司10%股权，转让价格为200万元。创东方公司放弃其优先受让权。该股东会决议加盖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公章并由两公司的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肖水龙、闵杰签名。第三人认为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系原告担任第三人副总经理期间借管理公司的职务便利执行签署的。2015年7月14日，富盈企业成立，合伙人为原告、被告肖水龙、案外人闵杰，分别持有25%、37.5%、37.5%的份额；据《合伙企业出资额确认书》载明，各合伙人实缴出资均为0元，以货币出资，2025年1月1日前缴足。2017年12月10日，富盈企业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变动后，原告及被告肖水龙分别持有富盈企业25%、75%的份额，被告肖水龙为普通合伙人并执行合伙事务。《深圳市创展谷富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十条约定：普通合伙人，肖水龙；有限合伙人，程红红。第十八条约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方法；第十九条约定：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2018年9月12日，富盈企业与被告富润企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富盈企业持有的第三人创展谷公司20%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被告富润企业。被告肖水龙当时持有被告富润企业40%的份额，系被告富润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年10月8日，第三人创展谷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木棉公司（持股5%）、创东方公司（持股45%）、肖水龙（持股30%）、被告富润企业（持股20%）。另查，原告于2014年12月30日与第三人创展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至2015年1月1日起入职第三人公司，任职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3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创展谷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确定双方协商一致于2018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并就赔偿及后续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原告在协议签署一周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做好完整的工作交接文件，并配合完成将公司体系内（公司、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或控制的公司）各商事主体在工商登记中的有关事项（董监高、股权或份额），变更至公司指定的其他人。2019年11月，第三人创展谷公司因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将原告以合同纠纷诉至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又查，原告因本案诉讼支出担保费1200元。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为富盈企业25%份额实际合伙人；二、富盈企业与被告富润企业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三、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第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见，合伙人依法在企业登记机关予以登记是一项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活动，即表明登记机关对合伙人身份和合伙人权利的一种确认和公示。该登记记载的事项还具有很高的公示效力、公信力以及证据效力。本案中，富盈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人为被告肖水龙及原告程红红，两被告虽称原告系代为持有第三人的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但两被告并未提交代持股协议予以证明代持股情况。在本案现并无书面代持股协议存在的情况下，被告亦未提交任何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确存在代持股方面的意思表示，原告也对代持不予确认，故被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关于原告系代为持有25%份额的主张不予确认。此外，2015年6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加盖了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公章并由两公司的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肖水龙、闵杰签名，足以代表两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第三人称该股东会决议系原告担任第三人副总经理期间借管理公司的职务便利执行签署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股东会决议确认给予原告第三人创展谷公司5%的股权作为股权激励；此后，2015年7月14日，富盈企业成立，原告持有25%份额；2015年11月2日，两股东木棉公司、创东方公司分别将10%的股份转让至富盈企业名下，上述股权、份额的设立和变更与原告主张的通过持有富盈企业25%份额持有第三人5%的股权的事实吻合。综上，被告主张原告系富盈企业的名义合伙人系代为持有第三人的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工商登记认定原告系富盈企业25%份额实际合伙人。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以及《深圳市创展谷富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十九条约定：“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据此，富盈企业在对外转让其持有的第三人创展谷公司股份时，应取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但事实上，被告肖水龙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富盈企业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出让创展谷公司股权时，未获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且至今亦未获得作为另一合伙人原告的追认。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被告肖水龙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同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人为被告富润企业，其当时执行事务合伙人亦为被告肖水龙，故被告富润企业理应知晓被告肖水龙的订约行为越权，被告富润企业并非善意相对人。此外，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以1元转让第三人创展谷公司20%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过低。因此，富盈企业和被告富润企业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情形，应该认定为无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基于无效合同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亦无效，富盈企业及两被告应当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第三人2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富盈企业名下。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依据是其系富盈企业25%份额的合伙人，本案审理的范围当然包括确认原告是否实际持有该部分份额。而本院受理本案的时间在前，第三人创展谷公司与原告就《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在后。因此，本案可以先行审理无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应中止审理。对被告提出的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本案担保费1200元，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深圳创展谷富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深圳创展谷富润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9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被告肖水龙、被告深圳创展谷富润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十五日内将被告深圳创展谷富润天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名下第三人深圳市创展谷创新创业中心有限公司20%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深圳创展谷富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名下；三、驳回原告程红红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5600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红华人民陪审员  杜富昌人民陪审员  黄美容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罗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