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8民初12386号原告：潘启良，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重庆美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黄彬，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波，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潘启良与被告黄彬合同纠纷一案，潘启良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交起诉状。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启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被告黄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潘启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谅解协议书》；2.由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10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告系经营烟酒的个体工商户，在重庆市铜梁区XXX经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与在永川区经营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的罗中兰有酒类业务往来。2018年11月初，原告接到被告电话称，其在罗中兰处买到了假茅台酒，其已向原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以下简称永川工商局)进行了举报，该局也进行了查处，现要求原告予以赔偿，否则将向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永川公安局）举报原告。原告在2018年10月确实向罗中兰销售过两批共计76瓶茅台酒，原告随即向罗中兰电话了解，罗中兰称该两批酒确实因原告举报被永川工商局查处扣押，并经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公司）鉴定为假冒注册商品产品。原告为避免刑事追究，被迫与被告协商，并同意了被告要求赔偿100万元的请求。双方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了《谅解协议书》，载明因被告在罗中兰处购买了烟酒，购买消费后发现烟酒有质量问题，而原告系供货方，故由原告赔偿100万元，被告不再追究原告的责任。《谅解协议书》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人民币。其后，原告仍然受到了永川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后经行政复议、一审行政诉讼、二审行政诉讼后，仍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1月3日永川工商局向永川公安局移送作刑事案件处理。永川公安局于2019年1月24日决定不予立案。原告在处理行政处罚的过程中了解到，原告销售给罗中兰的76瓶茅台酒在进货前并不知道该批酒经鉴定为假冒注册商标产品，并且按照茅台公司认可并公布的检查查询方式方法进行了反复查询，均显示为正品茅台酒，已经履行并穷尽了一个酒类经营者应有的防伪技能和主观意志。原告受到行政处罚的真正原因是仅仅是原告不能说明该批茅台酒的提供者，并非原告故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故原告销售76瓶茅台酒的行为缺乏主观故意，不构成犯罪，与被告的谅解无关。原告销售给罗中兰的76瓶茅台酒，根本没有销售给被告，除此76瓶茅台酒外，原告从未销售过假冒注册商标酒及茅台酒给罗中兰，故《谅解协议书》载明的被告购买了原告销售的有质量问题的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事实不成立。被告以其购买了原告销售的假酒的虚假事实来欺骗原告，并利用原告害怕并想避免追究刑事责任的心理，以追究原告刑事责任来胁迫原告与之达成赔偿100万元的《谅解协议书》，已构成了欺诈；原告在不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下，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与被告达成了《谅解协议书》，属于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要求判如所请。被告黄彬辩称，1.原告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为3个月，胁迫和欺诈的除斥期间为1年，原、被告签订协议并履行协议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9日，原告起诉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已超过了除斥期间，其主张撤销权的实体权利已经消灭。2.被告不具有胁迫、欺诈行为，双方不存在重大误解。原告在被工商部门查获这76瓶假茅台酒之前一年内，还卖了价值80余万元的假茅台酒给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这些假酒全部销售给了被告。工商部门查获前述假酒时，被告处仍有尚未消费的、从原告处销售出的假酒。鉴于被告手上的铁证，原告主动提出赔偿100万元，哀求被告不要追究这一年以来甚至更早的假酒。被告在原告的哀求下，同意谅解原告，双方签署谅解协议后，被告也未再追究原告责任，被告从周贤志食品经营部购买茅台酒的单据和周贤志食品经营部从原告处购买茅台酒的单据，也在原告的再三请求下，一并归还了原告，原告当面销毁了这些单据。原告行使撤销权无事实依据。3.原告销售假茅台酒被工商部门查处后，本应承担更严重的法律责任，然而现原告却主张所谓的撤销权，其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综上所述，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9日，潘启良(赔偿方)与黄彬（消费方）签订《谅解协议书》，载明：兹有消费方黄彬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在永川区君临烟酒行消费烟酒共计1103476，分别使用黄彬、李青容的银行卡在该商铺刷卡支付。购买后消费方发现其销售的烟酒有部分质量问题，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后经消费方详细了解后，其供货方货源系收购，收购时使用专用机器识别检验，并未发现异常。现经双方协商：现由烟酒行供货方潘启良赔偿消费方黄彬现金壹佰万元整。至此消费方不再追究供货方责任，给予谅解。同日，潘启良通过中国银行向黄彬转账100万元。同时查明，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是从事烟、预包装食品零售的个体工商户，在经营期间同时从事礼品酒的回收和销售。2018年10月27日，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的经营者罗中兰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购买36瓶飞天XXX贵州茅台酒。次日，罗中兰之夫杨稀棚到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经营场所以1500元/瓶刷卡支付货款54000元。同月31日，罗中兰再次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提出购买28瓶飞天XXX贵州茅台酒和12瓶15年陈XXX贵州茅台酒并约定飞天XXX贵州茅台酒1500元/瓶、15年陈XXX贵州茅台酒4300元/瓶。同年11月1日12时许，罗中兰收到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来的28瓶飞天XXX贵州茅台酒和12瓶15年陈XXX贵州茅台酒，共计货款93600元，该批货款罗中兰未支付给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2018年11月1日，原永川工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对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对疑为假冒注册商标的飞天XXX贵州茅台酒64瓶、15年陈XXX贵州茅台酒12瓶，共计76瓶贵州茅台酒进行了扣押。经原永川工商局核实，该76瓶贵州茅台酒系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销售给永川区周贤志食品经营部罗中兰的。2018年11月7日，原永川工商局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该76瓶茅台酒进行鉴定。2018年11月9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表：通过外观辨认（鉴定），送辨样品与我公司出厂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符，非我公司生产，属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2018年11月20日，原永川工商局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结果告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未提出异议。2018年11月30日，原永川工商局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达了渝永川工商经听告字（2018）80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渝永川工商经听告字（2018）80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2018年12月10日，原永川工商局作出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侵权商品贵州茅台酒64瓶（飞天XXX）、贵州茅台酒12瓶（15年陈XXX），2、罚款290000元。原永川工商局于同日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于2018年12月10日缴纳了行政罚款100000元，2018年12月24日缴纳了行政罚款190000元。2018年12月25日，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月2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受理了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的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4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向原永川工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原永川工商局在收到通知书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相关材料。2019年1月11日，原永川工商局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年2月27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永川府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永川工商局作出的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于2019年2月27日向原永川工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于同日向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邮寄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不服，于2019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永川工商局作出的渝永川工商经处字[2018]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川府复[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审理后，判决驳回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的诉讼请求。铜梁区明月街爱辉烟酒行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7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原永川工商局对罗中兰的询问笔录中，罗中兰称在该76瓶茅台酒之外没有在潘启良处购买过贵州茅台酒。另查明，原永川工商局现已变更为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永川工商局于2019年1月3日将该案移送永川公安局，永川公安局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永川公(经)不立字[2019]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审理中，罗中兰、杨稀棚作为证人到庭称《谅解协议书》中所涉及的酒并非被工商部门查处的76瓶酒。杨稀棚举示了其母周贤志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在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银行消费明细，金额共计975210元；潘启良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是其妻子开办的，但认为只能证明潘启良与罗中兰之间有交易，但不能证明在除案涉76瓶茅台酒之外潘启良或潘启良妻子销售了茅台酒给罗中兰；黄彬对该证据无异议，并认为这些消费都是茅台酒，双方签订的《谅解协议书》就是基于这些茅台酒的赔偿。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首先，潘启良并未举示证据证明黄彬对其进行了胁迫的证据，故不能认定黄彬有胁迫行为，也就不能适用前述法条第一款第二项在受胁迫时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其次，《谅解协议书》中载明黄彬消费的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消费金额为1103476元，而罗中兰从潘启良处购买被工商部门查处的76瓶假酒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7日之后，金额为147600元，时间、金额相差如此巨大，潘启良作为一个从事烟酒买卖的经营者，不可能不会发现；并且《谅解协议书》中载明的事实也与证人杨稀棚举示的其母周贤志在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银行消费明细所载明的事实相吻合，而潘启良作为铜梁区力辉烟酒行及铜梁区尚品爱辉酒行的经营者对此也应知晓，故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最后，退一步说，即使如潘启良所述，存在其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其在2018年11月19日签订《谅解协议书》就应当知道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并且签订《谅解协议书》的次日2018年11月20日，原永川工商局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产品辨认（鉴定）结果告知了潘启良，也是对该事实的再次提醒，潘启良也理应发现可能存在重大误解或被欺骗的事实，但潘启良一直到2019年11月28日才向本院提交起诉状，已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撤销权应消灭。综上所述，本院对于潘启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潘启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原告潘启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欧阳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苟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