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92658号原告：唐某，女，1939年5月15日出生，中国台湾居民，住台北市信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宣，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玉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奚某，女，1938年11月12日出生，中国台湾居民，住台北市大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世龙，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某，女，1975年12月15日出生，回族，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鹏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某（以下称姓名）与被告马某（以下称姓名）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奚某申请准许奚某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左玉茹，奚某的委托代理人汪世龙，马某的委托代理人李军、付鹏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继承人朱某遗产上海市2603室公寓（以下称2603号房屋）由唐某继承，归唐某所有，马某配合办理该房产的法定继承手续，协助将该房产过户至唐某名下。2、判决被继承人朱某遗产北京市朝阳区3A05公寓（以下称305号房屋）由唐某继承，归唐某所有，马某配合办理该房屋法定继承手续，协助将该房产过户至唐某名下。3、判决被继承人朱某遗产北京市朝阳区36车位（以下称36号车位）由唐某继承，归唐某所有，马某配合办理该车位的法定继承手续，协助将该车位过户至唐某名下。事实和理由：唐某是被继承人朱某的母亲。朱某是台湾地区居民(台湾地区身份证xxxx，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xxxx)，于2018年6月2日去世。朱某生前未订立遗嘱、未签订遗嘱抚养协议或其他具有遗产分配效力的文件，因此，其全部遗产将进入法定继承程序。朱某生前未缔结任何婚姻关系，无配偶，无亲生／收养子女，其父亲朱某2己于2009年9月1日先于朱某去世，即，其母亲唐某是朱某唯一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将依法继承朱某全部遗产。朱某生前所购买的下述财产，一直委托马某代为持有，具体包括：2603号房屋、305号房屋、36号车位。上述财产属于朱某先生的遗产范围，应由唐某女士依法继承，马某女士应予以配合，但其拒绝配合。奚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上海2603号房屋归奚某所有。2、判决朝阳新源南路305号房屋、36号车位归奚某所有。事实和理由：首先，争议的房产是朱某的遗产。虽然在马某名下，但都是由朱某购买和使用的。奚某认为这是属于共同财产，并且朱某贡献比较多，要求马某配合过户。其次，奚某照顾、抚养朱某长达三四十年，朱某从小、成年以后都跟奚某生活在一起。唐某是朱某的生母，有继承权，但是她有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北京市朝阳区二期的公寓是朱某跟开发商签合同买的，唐某在朱某去世后通过遗产公证的方式将该房产从开发商处过户到唐某名下，公证时没有披露朱某继母奚某的情况。珠海市的房屋原来有房产证，在朱某名下，唐某也通过遗产公证的形式过户到了唐某名下，公证时没有披露朱某继母奚某的情况。因为唐某存在转移遗产的情况，所以奚某要求分得本案中的全部遗产。唐某非常清楚奚某是朱某的继母，但是她在本案起诉时也隐瞒了奚某的继母身份。马某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马某以“借名买房”为由提起的诉讼主张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如下：一、唐某实行双重标准，对其不利的证据和事实一概不认，无端对马某横加指责。唐某在朱某只有几岁时即和朱某父亲离婚离开，朱某和其亲生父亲在台湾长大，唐某并没有对朱某尽到抚养教育义务。基于此，朱某和其母唐某的关系并不好，是在马某的劝解下朱某和母亲唐某的关系才慢慢缓和。唐某明知朱某名下有亿万财产，明知朱某和马某二人自1995年、1996年开始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共同创造财富长达20多年等事实，但为了让人相信其所谓的“借名买房”，却不予认可。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15条“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主张确认房屋归其所有或要求登记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不予支持”等规定，根据司法审判实践，起诉“借名买房”，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可能成立：1、借名人和出名人“双方有借名买房的合意”；2、房屋全部款项全部由借名人出资；3、借名人实际掌握房屋权利凭证并实际占有、享有房屋实际权益等。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第l点双方有借名买房的合意是核心和关键，此外还要看双方关系等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本案中，明显是马某自己买房，朱某和马某本来就没有借名买房的合意，原告也没有依法提供朱某和马某之间有借名买房、借名买车合意的任何证据，涉案房屋的全部款项也不是全部由朱某先生出的，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由朱某实际持有相应权利凭证，实际居住、使用、实际享有房屋权益的证据，故原告的主张明显不成立。三、马某提供了她和朱某先生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共同经营20多年的证据，她自己购买涉案房屋的认购协议、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房产证、交纳公共维修基金、契税等的票据和权利凭证，马某母亲帮着她选房、买房，马某出资对涉案房屋装修、装饰及交纳契税、水电、物业、暖气费等的相关凭证，及马某和家人自购房开始一直占有、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车辆的证据，还进一步提供政策文件证明原告主张朱某先生因购房受限才借名买房与事实不符等证据。结合马某提交的证据，根据《物权法》第16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及上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15条等相关规定，原告“借名买房”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四、虽然涉案上海房产及北京昆仑公寓的房产购房款来源于朱某，但马某和朱某从1995年、1996年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共同创造财富，马某个人购房时虽然是朱某给的钱，但这是马某应得的，因二人共同生活多年，很难分清当时给马某的钱是纯分给马某的还是纯赠给马某的，但很明确当时是马某买房，马某买的房产当属于马某个人所有，与朱某无关，更不存在“借名买房”问题。马某购买房产后稳定享有所有者权利，且占有、使用、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10余年，对此，朱某明知也完全认可，不持任何异议。且朱某名下的财产一直比马某多，因二人没有领结婚证，朱某很清楚马某个人购买的房产、车辆是属于马某的，这是对马某的交代和保障，是符合社会常识的，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朱某和马某感情很好，活着时不持任何异议，其去世后其继承人无权提出任何异议，无权主张任何权利，毕竟，其法定继承人的一切权利都来源于朱某先生。原告方的“借名买房”主张明显不成立，且至今己长达10余年，也明显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基于“借名买房”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奚某对唐某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唐某的诉讼请求。理由同奚某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奚某是合法继承人，并且唐某故意隐瞒真相转移财产。唐某对奚某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奚某的诉讼请求。对于抚养关系是否成立应适用与抚养最为密切地区的法律，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法律，奚某对朱某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奚某没有提交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她对朱某有抚养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朱某2与唐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均系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婚后于1962年9月16日生育朱某（曾用名唐某2、朱某3，英文名T某）。台湾地区户籍记载朱某2与唐某于1967年2月21日离婚，朱某由母亲唐某抚养，朱某21970年3月12日与奚某结婚。2018年6月2日，朱某与马某在泰国游玩时，朱某因意外去世。朱某生前未婚，无子女。朱某2已于2009年9月1日去世。2007年8月28日，马某作为购房人与开发商签署《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2603号房屋，成交价3978884元（本判决书中的货币如不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2603号房屋购房款均系朱某支付。马某2010年6月7日取得产权证，登记为2603号房屋所有权人，建筑面积152．83平方米。2007年9月29日，马某作为购房人与开发商签署《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购买了305号房屋，成交价448万元。马某2007年11月8日取得产权证，登记为305号房屋所有权人，建筑面积122．71平方米。2017年12月26日，马某作为购买人与物业公司签署《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36号车位，成交价50万元。马某2018年6月28日取得产权证，登记为36号车位所有权人。马某称，305号房屋的购房款来自朱某。马某提交2603号房屋、305号房屋、36号车位的购房合同、购房款发票、产权证、装修施工合同等装修材料、水电气费开通资料和交费凭证、居住证明等证据，证明上述房屋和车位一直由其实际居住使用。马某提交其与朱某的住宿登记表、居住证等证件、照片，证明其与朱某自1996年建立恋爱关系后长期共同居住生活。马某提交公司员工冯某等人的书面证言公证书、2000年1月31日科广电子有限公司（T-SquareTechnology，以下称科广公司）被扬智电子收购的《购股协议》英文版及中文翻译件，证明马某与朱某自1996年建立恋爱关系后共同经营科广公司直至朱某去世。《购股协议》主要内容是卖方将其持有的科广公司股份出售给买方，协议末尾卖方签字处有6人签名，按先后顺序分别为：T某（朱某）、C某、R某（唐某）、T某2（马某）、C某2、M某。因马某申请，科广公司原职员冯某到庭作证称，我1998年3月到科广公司工作，到2000年10月初离职。公司是1996年成立的，我在该公司的时候，老板中文名叫朱某3，英文名Tony，老板的女朋友中文名叫马某2，我们都喊她马某3，就是本案被告马某。马某2和朱某3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公司里居住，公司里有他们的房间。马某2在公司我们都认为她是老板娘，她负责公司接待、管理资料、有客户来她会陪着去跟客户谈、吃饭。老板不在的时候她会照看公司。因唐某、奚某在本案中以继承纠纷起诉主张分割的遗产房屋并未登记在被继承人朱某名下，唐某请求确认朱某与马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进而继承相关房产。本院在庭审中已经释明，本案中对朱某与马某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定后，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法理，原告方不得再行就此另案诉讼，唐某、奚某对此无异议。因唐某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9265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2603号房屋、305号房屋、36号车位。另查，奚某已在中国台湾地区起诉唐某，要求继承台湾地区朱某名下的房产、机动车等遗产。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争议的房产均位于中国大陆地区，故本案应适用大陆地区相关法律。对于马某所提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现无证据证明原告此前得知诉争房产登记在马某名下，马某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首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的2603号房屋、305号房屋、36号车位是否为遗产，即诉争房产是否为被继承人朱某去世时遗留的个人财产。经审理查明，2603号房屋、305号房屋在朱某去世时均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登记的产权人均为马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法律均规定，不动产的物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36号车位虽在朱某去世后取得产权证，但系2017年以马某名义购买，产权最后亦登记在马某名下。房产属大额财产，原告主张相关房产系朱某借马某名义购买和登记产权，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朱某与马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书面或口头约定，原告的主张均系基于朱某与马某之间经济实力差距所做的推测。综合现有证据，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未能举证证明朱某与马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对于诉争房屋购房款由朱某出资一节，马某系相关房产的购房人，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筹措购房款，均无法影响其依据购房合同以购房人身份取得房屋产权。对于朱某为马某购房的出资属于何种性质，本案中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朱某与马某之间属于借款关系。而马某提交的科广公司《购股协议》、证人证言、照片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马某所称其与朱某共同经营公司，购房款系其与朱某共同财产一节具有可信性。原告以诉争房屋购房款来自朱某为由，主张朱某是诉争房屋的产权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除车位外，诉争房屋均系2007年购买，均于2010年6月前取得产权证。马某提交的购房合同、购房款发票、产权证、装修施工合同等装修材料、水电气费开通资料和交费凭证、居住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述房屋和车位购买后一直由马某实际占有使用。其他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朱某和马某在大陆地区长期共同生活，直至双方2018年6月去泰国游玩时朱某因意外去世。在双方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朱某对诉争房产登记在马某名下并由马某占有使用的状态未提出异议，根据生活常识，此一事实亦能说明朱某的主观意愿。综合上述因素，本院对原告所提朱某与马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并据此认为马某名下的诉争房产为遗产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原告分别要求继承诉争房产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对于二原告争议的唐某、奚某各自有无继承权一节，在本案中因诉争财产不属遗产，对于原告的继承资格问题暂无判定的必要，且此问题涉及身份关系，由原告居住的中国台湾地区法院作出判断更为方便稳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奚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唐某所提诉讼请求的案件受理费58900元，均由唐某负担（已交纳）。奚某所提诉讼请求的案件受理费58900元，均由奚某负担（已交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唐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二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培海人民陪审员  袁建民人民陪审员  李 可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祝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