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3行终3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男，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代理人杜裕娴，女，住广东省博罗县，系杜汉先女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邹运章，局长。委托代理人钟日红，博罗县公安局柏塘派出所科员。委托代理人常颖，广东卓凡（惠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高诚苗，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天宇，惠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委托代理人李粤蕾，惠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原审第三人朱汉荣，男，住广东省博罗县。委托代理人吴锋彬，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国新，广东标远（博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惠州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及委托代理人杜裕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钟日红、常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杨天宇、李粤蕾，原审第三人朱汉荣委托代理人吴锋彬、罗国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7日，因案外人黄*强（又名黄*华）与原告杜汉先位于柏塘镇荷排路口土地（柏塘联大家私城对面空地）转让纠纷，村建所的朱汉荣（第三人）、林*泉等工作人员与所长王*明到现场进行测量、调解。原告不满村建所的测量，表示要离开，不处理了。因为在此之前，村建所已进行过几次测量，本次测量是第三、四次测量。第三人批评原告，并冲原告说了一句当地农村的粗口，原告便对第三人头部击打一拳。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争吵拉扯，被在场人拉开。原告又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丢砸第三人，导致第三人头部受伤流血。在场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县公安局（柏塘派出所）于当日上午10时44分接到报案。被告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干警于当日上午11时10分赶到事发现场，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和《现场平面示意图》，拍摄了现场方位、现场概貌、现场重点部位、现场细目、伤者（第三人）照片、原告受伤部位（手掌心虎口部分）照片等相关照片。2017年10月27日，第三人被送到博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11月9日出院。2017年10月27日，被告县公安局向村建所的林*泉进行调查询问，林*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1.黄*强与杜汉先因荷排路口联大家私城对面的土地买卖争议，2017年10月27日10时30分许，他们叫村建所过去，村建所所长王*明、我、朱汉荣三人现场处置。2.双方因意见分歧准备要离开现场，杜汉先说“黄*强什么事都是因你引起的，你以为你是皇帝”。朱汉荣听到后有点气愤，这才讲了句粗口，杜汉先立即动手对朱汉荣左边太阳穴打了一拳，朱汉荣便上前殴打杜汉先，他们互殴，我们将他们分开，他们再次冲上去继续互殴，朱汉荣用手中的角尺扔杜汉先，没扔中，杜汉先随即捡起一块物品扔到朱汉荣头部，当场流血，接着我们控制住他们两人；3.是杜汉先先动手打朱汉荣，朱汉荣有还手，只有朱汉荣受伤等。2017年10月27日，被告县公安局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杜汉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1.我用拳头殴打了村建所的“钢铁”（朱汉荣），没有使用工具。2.我打“钢铁”是因他粗口骂我，他也用拳头打我头部。3.我与村建所的王*明等约好到现场测量。我觉得“钢铁”测量方法不对，我便对王*明说这样测量不了，我先走。一听“钢铁”用粗口骂我，我很恼火，立即用拳头打了“钢铁”的头部，“钢铁”随即用拳头打我头部和右手虎口处。我们被分开后，“钢铁”用手中的角尺向我扔来。4.身上没有伤痕，头部和右手虎口处现在都很不舒服。5.“钢铁”头部流血如何造成的不知道等。在此次调查询问中，民警向杜汉先发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杜汉先确认收到。2017年10月27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家属发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但原告家属拒绝签收。2017年10月27日，被告县公安局向黄*华进行调查询问，黄*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1.今天10时30分许，因我将位于荷排路口的一块地卖给杜汉先，我们约了村建所过来测量、核实面积。当时朱汉荣选好位置后，杜汉先认为村建所不行，不满意。朱汉荣就讲了一句粗口，并说你们叫村建所来了几次，要把事实处理，你是不是做皇帝么？紧接着便看到杜汉先过去对朱汉荣太阳穴打了一拳，之后两人都在地上拿了一块砖头，村建所的林*泉抱住朱汉荣，王*明所长挡在他俩中间，杜汉先用砖头扔向朱汉荣，砸到朱汉荣的头。2.当时在场的有我、杜汉先、村建所的朱汉荣、林*泉、王*明；3.杜汉先没有受伤，朱汉荣太阳穴被打了一拳、头部被砸了一下。4.两人都使用砖头。2017年10月27日，被告县公安局向王*明进行调查询问，王*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黄*华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当晚20时12分，被告县公安局对第三人做了《询问笔录》，第三人陈述的主要事实：1.我的头部被杜汉先用拳头打了二拳，又用砖头扔我，砸中我的头部导致流血；2.杜汉先不满村建所的测量，要离开测量现场不处理了。我批评杜汉先，并讲了一句粗口；3.杜汉先立即用拳头打了我头部。我想还手，被同事抱住了，杜汉先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我也捡了一块砖头。杜汉先用砖头砸了过来，我用手一挡，砖头就落在我的头部，立即流血；4.案涉土地的纠纷一直由我负责，在此之前已处理过两次了等。2017年10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二次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杜汉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朱汉荣当时有受伤流血。其他陈述事实与第一次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当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家属发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但原告家属拒绝签收。2017年10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二次向黄*华调查询问，黄*华在《询问笔录》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第一次的陈述基本相同，只增加了一个：朱汉荣太阳穴被杜汉先打了一拳后，朱汉荣用手中皮尺扔向杜汉先（没扔中），我们就看到他们相互拉扯。2017年10月29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三次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杜汉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前两次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一点：我愿意私下（与朱汉荣）调解。2017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县公安局提交其《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复印件、博罗县**********的手掌透视照片等。照片（影像学诊断）注明“右手掌未见明显骨折”。2017年10月30日上午，被告县公安局第二次向林*泉进行调查询问，林*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其第一次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只是此次陈述朱汉荣扔向杜汉先的是皮尺。2017年10月30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二次向王*明进行调查询问，王*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第一次所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一点：杜汉先与黄*强对巷道安排有争议，杜汉先对土地的划分和测量不愿意协商，要离开，说“我不想处理了，我先走了”，在此情况下，朱汉荣才讲了粗口。2017年10月30日下午，被告县公安局第三次向林*泉进行调查询问，林*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其第二次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被告县公安局的办案单位委托广东省博罗县********对第三人朱汉荣、原告杜汉先的的人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2017年10月30日，该鉴定中心受理了鉴定申请，并在当日对第三人朱汉荣、原告杜汉先的损伤程度鉴定。2017年11月6日，该鉴定中心分别对第三人朱汉荣、原告杜汉先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博公（司）鉴（法伤检）字[2017]1357号（朱汉荣）、博公（司）鉴（法伤检）字[2017]1358号（杜汉先）}，鉴定意见：“伤者朱汉荣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杜汉先体表检验未检见明显损伤”。鉴定书还有：绪论、检验、论证、两个鉴定法医师签名、检验机构盖章、作出鉴定书时间等内容。2017年10月31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三次向王*明进行调查询问，王*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第一次所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2017年11月3日，被告县公安局再次对第三人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三人陈述的主要事实：1.当天，由我与同事林*泉测量案涉土地。按黄*强与杜汉先的购买合同测量后，在省道S244线方向测过来多出了7.6米，村建所认定这7.6米宽的土地是柏塘镇府所有，不属于任何私人的。并向杜汉先表明其合同土地可由其本人选择摆布（可靠里面，可靠公路边）。杜汉先认为这7.6米宽的土地系其与黄*强的私人土地，留作道路使用。2.王*明所长继续对杜汉先解释，杜不听。我也对杜进行解释，并说这事已处理过三次了，你可以选择土地位置，总要解决这事。否则，村建所便认定此土地为争议土地，不得报建。3.杜说“你们当皇帝好了，你们说了算。我讲了一句粗口，杜汉先便冲过来一拳打在我的左边太阳穴上。我愣了一下，用手中的皮尺扔向杜汉先，但没有扔到杜。两人被同事劝开。4.杜汉先从地上捡起皮尺向我扔来，但没扔到我。杜汉先挣脱王所朝我冲来，拿起石头砸我，我用手一挡，石头划破我头顶，导致流血。5.王所查看我伤口，杜汉先又一脚踢向我腹部等。2018年11月5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三次向黄*华进行调查询问，黄*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前两次所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2018年11月8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三次向第三人进行询问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三人陈述的主要事实与11月3日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2017年11月9日，被告县公安局第四次向王*明进行调查询问，王*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第一次所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2018年11月14日，被告县公安局第四次向黄*华进行调查询问，黄*华在《询问笔录》陈述的主要事实是有关案发现场土地的购买、计算，以及与杜汉先相关的土地买卖事宜问题。2017年11月14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杜汉先、第三人朱汉荣告知了鉴定意见，并制作了《鉴定意见告知书》{博公（行）鉴告字[2017]第0125号}，告知：朱汉荣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杜汉先体表检验未见明显损伤。且告知：如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申请，经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申请重新鉴定以一次为限。2017年11月15日，第三人朱汉荣、原告杜汉先在该告知书上签名、写上了时间、捺上指模。2017年11月15日，被告县公安局第四次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杜汉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1.我不认为是我殴打他（“钢铁”），我是与他打架。2.村建所对杜汉先与黄*强买卖的土地前后测量了不低于5次。3.对于与朱汉荣调解，可以考虑，让我考虑清楚再说等。2017年11月23日，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殴打第三人一案进行调解，第三人不愿意调解，只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办理，追究法律责任。调解不成功。2017年11月30日，被告县公安局的办案单位向局领导提出《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报告》，当日，得到审批同意。2017年12月4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五次向黄*华进行调查询问，黄*华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第四次陈述的主要事实基本一致。2017年12月6日，被告县公安局第五次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杜汉先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是关于他与黄*强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2017年12月25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告知：原告的违法事实、拟作出行政处罚及法律依据、是否进行陈述和申辩等内容。但原告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名。被告县公安局的两名民警在告知笔录上写明情况并签名证实。当天，原告向被告县公安局递交《我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里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内容有异议》：1.我是被骗去现场测量的。2.在这（发生打架）之前已测量过4次。3.是朱汉荣拦着我的车不让我走、用手指着我的脸辱骂我，我感觉到人身受到威胁这才导致发生冲突。4.朱汉荣的头部流血不是我用拳头打伤的，是朱汉荣用皮尺和砖头打我的过程中自己受的伤等。2017年12月27日，原告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签名”一栏签名并捺上指模。2017年12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第六次向杜汉先进行调查询问，在《询问/讯问笔录》中：1.杜汉先向被告县公安局陈述了自己的基本情况。2.被告县公安局告知杜汉先：对于2017年12月25日对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所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内容，你提出异议，我局经核实现作出回答，对于你书面提出的异议，我局认为不影响对你殴打朱汉荣一案中作出的行政处罚。3.被告县公安局告知原告，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关于民事赔偿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你是否清楚？杜汉先不回答，拒绝在笔录上签名。办案的两位民警在笔录上签名确证。2017年12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办案单位作出《关于违法人员杜汉先殴打他人案的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拟对杜汉先处以行政拘留二日行政处罚。2017年12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作出12号《处罚决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杜汉先行政拘留二日。决定书中还有被处罚人的基本情况、查明的事实、相应证据、执行方式和期限、不服处罚决定而进行行政和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当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宣读送达，但原告拒绝签名。被告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在决定书上签名证明并书写上原告拒绝签名的事实。当日，原告向被告县公安局递交《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申请书》，以其年近9旬老母亲在惠州市**人民医院住院需要照顾为由申请暂缓执行12号《处罚决定》。当日，被告县公安局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博公缓拘决字[2017]001号），同意暂缓执行12号《处罚决定》。原告于2017年12月29日签收。直至本案庭审时，12号《处罚决定》尚未执行。2017年12月28日，被告县公安局向原告发出《告知书》，告知原告、第三人就民事赔偿问题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拒绝签收。原告不服被告县公安局作出的12号《处罚决定》，于2017年12月29日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当日受理，并向原告发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8年1月2日，被告市公安局向被告县公安局发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惠公复决答字[2018]3号）。被告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材料。经被告市公安局法制部门经集体讨论通过后，2018年2月12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3号《复议决定》，维持县公安局作出的12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的答复、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复议机关的分析认定、不服复议决定进行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作出复议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月12日，市公安局通过邮寄形式向当事人送达。原告不服被告县公安局作出的12号《处罚决定》及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遂成本案。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原告是否存在故意伤害第三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及第三人有无受到人身伤害的事实？二、县公安局作出12号《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关于原告是否存在故意伤害第三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及第三人有无受到人身伤害的事实的问题。根据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①现场勘验证据，②对原告、第三人、村建所工作人员、黄*强等人的《询问笔录》，③第三人、原告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档案，④司法鉴定意见，⑤公安交通视频等，足以认定原告用拳头击打第三人，用砖头砸伤第三人头部致第三人头部流血的违法事实；至于原告认为其是与第三人打架、其原告也受了伤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档案，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不能认定原告在此次治安违法案件中身体受到第三人伤害的事实。第三人在此次治安违法案件中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者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并不影响公安机关认定对原告故意殴打、伤害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委托或者指定的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鉴定的内容；（二）鉴定时提交的相关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鉴定的过程；（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及鉴定部门签名盖章。”原告不认同广东省博罗县********出具的《鉴定书》，但又没有提出存在的具体的、实质性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照该《鉴定书》，原审法院认为其项目齐全，内容适当，应可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原告殴打、伤害第三人身体发生在2017年10月27日，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第三人人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都是在2017年10月30日。因此，原告认为在鉴定时原告原受到的伤害已复原（意思是鉴定不准确）的观点，于理不通。如果鉴定时原告原受到的伤害已复原，那么，第三人原受到的伤害同样也存在复原的情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被告县公安局综合分析、考量原告殴打他人并致人身体伤害的事实、前因、违法情节等，最终作出12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二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过罚相当。关于县公安局作出12号《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依据可以看出，县公安局立案后，对现场进行了勘验调查，对当事人、相关在场人、知情人进行询问调查，向原告发出权利义务告知书，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当事人的人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将鉴定结果告知了相关当事人，经办案单位集体讨论通过后，对原告制作了治安处罚告知笔录，最终作出行政处罚（拘留）决定并送达给原告，向原告家属发出相关通知书，处罚决定书内容齐全、适当等。审查被告县公安局被诉行政行为，其整个行政程序完全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程序要求，被处罚人的程序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没有不当之处；原告认为被告县公安局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前没有给予其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一是于事实不符合，二是不了解法律规范对公安机关关于办理治安行政处罚案件的相关规定及操作流程。被告市公安局2017年12月29日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当日向原告发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8年1月2日，向被告县公安局发出《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被告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市公安局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等材料。被告市公安局法制部门经集体讨论通过后，于2018年2月12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3号《复议决定》，维持县公安局作出的12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书还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的意见、被申请人的答复、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复议机关的分析认定、不服复议决定进行司法救济的期限及途径、作出复议决定的机关及时间等内容。2月12日，市公安局通过邮寄形式向当事人送达。根据被告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市公安局被诉行政复议行为不违反《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其适用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县公安局12号《处罚决定》的3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县公安局、市公安局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上述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汉先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官只选用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完全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但出现明显不公平，且歪曲了事实的审查结果。（一）违背法治公平原则，只选取对被告和朱汉荣有利的证据和证言，无视被告所举证据的不实及原告的合法诉求和合符事实的举证。一是对案发交通视频所反映的事实，只取有利于朱汉荣的部分，只认原告打了朱汉荣，任朱汉荣主动挑起事端的行为，视而不见，对朱汉荣拿着皮尺追打原告的行为也不予认可。二是以黄*华的身份中立为由，通过黄*华的《询问笔录》，认定原告使用砖头打伤朱汉荣的判定是缺乏依据的。原告从始至终都坚持的一个事实，除了赤手空拳反击过朱汉荣一拳之外，从来没有持任何器械进行反击朱汉荣。只一点，在原告《询问笔录》及柏塘派出所提供的治安视频里是一致的。而法官却通过柏塘派出所提供的所谓中立的朱汉荣黄*华的《询问笔录》，认定原告甩砖头打伤朱汉荣。试问一个在该案件中扮演挑起原告合法土地争议，与三人有着共同利益取向的人，他《询问笔录》的内容会真实吗？从整件事的发生，都很清晰的表明所有参与《询问笔录》的人都是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在其中，其中以朱汉荣为代表的柏塘村建所和社会人员黄*华所形成的利益取向就是，如果这一次侵占原告合法土地成功，他们都是受益方。他们的《询问笔录》根本就没有中立可言。三是不去甄别《询问笔录》反映事实的真伪，罔顾事实，只选取有利于被告部分，强行认定原告用砖头打伤朱汉荣。在朱汉荣及其同事王*明、林*泉和社会人员黄*华的《询问笔录》里，他们都一致认为原告持器械打伤朱汉荣：但他们看到的都不一样：朱汉荣先是第一次笔录时说是石头，第二次说是砖头，王*明说是“不知什么东西”，林*泉先是说“不知什么东西”，后来又说是皮卷尺，黄*华说是砖头。这一帮人都是成年人，也不是瞎子，也不是弱智的人，事发现场也不是打群架，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这四个人所看到的器械都不一样？这一点法官不会去甄别吗？难道原告有三头六臂，就在那一瞬间，用石头、砖头、皮卷尺、其他东西等把朱汉荣的头砸出了一个0.3CM×0.2CM的伤口！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难以置信。（二）一审无视柏塘派出所为掩盖真相提供虚假证据及擅改办案程序材料的事实，强行认为其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一是无视原告对被告所提供的物证及故意隐瞒事发中的关键材料的质疑。柏塘派出所向被告县公安局提供的有关原告打伤朱汉荣的物证为在事发现场拍下的两块半截砖头（半截水泥砖头、半截红色泥砖）是与原告无任何关联的物证。柏塘派出所竟然在无法确认证物的情况下敢堂而皇之当做原告打伤朱汉荣的物证。请问：这砖头与原告有什么关联？如果说是黄*华说的就认定，那么朱汉荣说石头呢？林*泉说的皮卷尺呢？这些证物又哪里去了？为什么又不提取？特别是林*泉说的皮卷尺，办案人员在其2017年10月30日的《询问笔录》里详细地描写了涉事皮卷尺的特征：“皮卷尺，胶质，颜色为黄色，圆形，直径20公分，皮尺头有个铁块。”因为这些都涉嫌造成朱汉荣受伤的物证。尤其是皮卷尺，在治安视频显示，这一物品是唯一参与了打架事件且没有任何争议的物品。至于砖头这一物证，虽然在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汉荣拿过，但被制止了，实际是没有被使用过。那么柏塘派出所提取证物的事实客观依据是什么？对选择性遗漏皮卷尺物证，又想掩盖什么事实真相？其目的在于掩盖朱汉荣所受的伤是自伤的事实，那就是朱汉荣在使用皮卷尺攻击原告是用力过猛，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露出外头带有铁块的皮尺头击打了自己的头部。一方面从事发视频可以清楚地看见朱汉荣使用皮卷尺的动作有反向运动的轨迹，皮卷尺运动的高度与朱汉荣的头部相近；另一方面从朱汉荣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所反映伤口0.3CM×0.2CM的表皮剥脱；再者，从人的受伤生理正常反应来看，一般人在头部受到打击后都有一个很自然捂头动作，事发视频的冲突过程中是看不到这一动作。由于朱汉荣受伤过程比较隐蔽，而有事实存在，导致现场的人都认为原告打伤朱汉荣，可他们包括（朱汉荣）都说不清楚原告是用什么打伤原告（请法官详细查阅所有的《询问笔录》）。作为专业的办案机构，他们不是不了解真相，而是在掩盖真相！刻意隐瞒证据的行为如下：1.把唯一参与了打架事件且没有任何争议的物品（皮卷尺）排除在物证之外。2.在博罗县公安局提交法制科事件证据时，他们是没有提供记录事发的治安视频，也就是说县公安局法制科是在缺少反映客观事实的事发视频的情况下作出的处罚决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我补充了对于视频的意见，首先案发视频是没有我用砖头打伤朱汉荣的情况，只有朱汉荣拿着卷尺，同时也拾起地上砖头意图攻击我的事实。在纠纷过程中，拾起砖头至少要3秒，我是没有拾起砖头的时间的。没有任何事实证明我拾起过砖头，派出所取证的两个砖头也不可能有我的指纹或皮屑。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证明我用砖头打伤朱汉荣。在如此事实不清，证据不全的情况下，一审法官只听利益相关人其中一位的证词就确凿说我拿砖头打伤朱汉荣。其次，博罗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博罗县公安局擅改了送达日期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公安局对朱汉荣打我的事实只字不提，这本是公安局判案不公平的体现，同时也只字未提我用砖头打伤朱汉荣这个情况，为何到了上诉后被答辩时，就会出现我用砖头打伤朱汉荣？事实依据是在哪里？处罚我的当时为何不敢写？处罚我的通知书为什么不敢写清楚公安局认定我用砖头打朱汉荣的事实？！因为根本并非事实。事件发生当日我也有受伤，验伤是在两日后的事实，法医要认为我未见明显损伤，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两日后的验伤认为朱汉荣有轻微伤，关我什么事？我签名是因为当时派出所人员送达报告给我，并不代表朱汉荣的伤是我打伤的。要知道我从案发当日就是强调我从未用过任何工具打伤朱汉荣。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博罗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二是一审法官无视柏塘派出所擅自修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送达日期，故意向法庭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2017年12月25日县公安局从未向我出示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我当庭就告诉过法官《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是于2017年12月28日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送达给我（我已拍照为证）至惠州市**人民医院。当日我的儿子及当时我母亲的医生和护士都在场！因《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同时到达的，我想既然公安局都给我做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给我这个《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有何意义？所以我拒绝了签名。在2017年12月25日，我的确到过一次柏塘镇派出所，柏塘镇派出所出具一份非法并没有任何署名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让拍照），但却要我写一份澄清说明才让我离开。我回复的澄清材料明确写着“行政处罚告知里的事实写着：杜汉先对测量的方案表示质疑，致朱汉荣与杜汉先发生口角。事实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对测量的方案表示质疑，是朱汉荣对我所持有的土地表示质疑。而致朱汉荣与我发生肢体冲突的理由是因朱汉荣拦着我的车不让我走并手指达我脸进行辱骂，我感觉人身受到威胁导致发生的冲突。”真正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没有写着杜汉先对测量的方案表示质疑，真正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从没有给过我澄清的机会。我在2017年12月25日回复的澄清材料反而变成了柏塘镇派出所避免用词错误为下发真正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不给我反驳理由的一个做法。惠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回复里也说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是在12月28日送达！博罗县公安局出示的证据清单中《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却说在12月25日送达。在2017年10月28日送达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里，当时想让我签名的原件所写日期是2017年10月25日，为了咨询我的律师，我当时就拍了照。但是在后面博罗县公安局出示给法官及我的证据里面，就擅自修改了日期，把10月25日稍做变化，变作12月25日。庆幸我在2017年12月28日留下了照片才发现博罗县公安局擅改证据材料的证据。博罗县公安局对我的证据材料作出任何更改，都应该告知我，真实的告知日期是12月28日，就算博罗县公安改12月25日也是一个假日期，这明显就是一份虚假的证据材料！一审法官对我补充提供的10月28日送达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照片），给予了完全的否认，只听任公安机关方，并提出了罔顾事实的质疑。我提供的证据是一张照片，里面有公安机关的盖章，也有除了日期不同外，其它都一模一样的字迹。与公安机关出示的告知笔录不一致即是公安机关私自擅改证据材料的一个证明。其次一审判决书里“对一份没有发出的告知笔录，作为办案人员发现有笔误是可以修改的”。如果这份告知笔录我没有收到，我是如何拍到的？！明明我是收到了。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作为被告方，同时是证据保存方，难道可以随意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因为说是笔误修改证据么？而且修改后的日期也不对，这是为了掩饰自己程序上错误，剥夺我申辩权利的一个做法。作为公安机关，博罗县公安局既是所有证据材料的取样方，保管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伪造证据材料，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么？我如何还能相信其它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博罗县公安局在向我作出（博）行罚决字[2018]00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并未通知我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从时间上也完全没有给予我合理的期间进行陈述和申辩。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博罗县公安局剥夺了我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该处罚决定的作出存在程序不合法的情形，行政处罚依法不能成立。博罗县公安局擅自修改证据材料，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点，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该行为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只要求道歉是我的最低要求，否则法治行同虚设。三、法院在判决中，无视原告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事情真相，以及朱汉荣的不法行为。一审认为原告故意伤害朱汉荣的事实，是有意回避朱汉荣已经侵犯原告财产权、人身权的事实，原告与朱汉荣的冲突是与违法斗争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3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惠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惠公复决字[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撤销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8]00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本案诉讼费用由惠州市公安局和博罗县公安局负担；5.博罗县公安局为柏塘镇派出所提供虚假证据及擅改办案程序材料等行为向上诉人出具道歉函。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7年10月27日，柏塘镇人民政府派出工作人员王*明、朱汉荣等人（柏塘镇人民政府己经出具证明，证实王*明、朱汉荣等人为其工作人员）对被答辩人与黄*华买卖土地的范围进行测量。测量过程中，因被答辩人认为测量不准确，提出要先走不愿意继续协调。因该地已经多次协调处理不成，朱汉荣对被答辩人不配合的态度表示不满，用粗口骂了一句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即用拳头殴打朱汉荣头部，两人继而发生争吵及拉扯，后杜汉先用砖头扔向朱汉荣致朱汉荣头部受伤流血。以上事实，有现场证人、朱汉荣头部受伤流血照片、违法人员陈述、现场勘验笔录等为证。答辩人在2017年10月30日委托博罗县*********对被答辩人以及朱汉荣的伤情进行鉴定。经鉴定被答辩人体表未见损伤，朱汉荣属轻微伤。答辩人依法向被答辩人送达了鉴定文书，被答辩人并未对其本人及朱汉荣的伤情结论提出异议。以上事实，有被害人询问笔录、违法人员陈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记录、鉴定报告等为证，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二、答辩人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接到报案后，依法出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依法对违法嫌疑人、证人制作询问笔录及收集其他证据，证据收集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在拟对被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前已经依法提前告知被答辩人，充分保障了被答辩人陈述、申辩的权利。答辩人在2017年12月25日将拟对被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告知被答辩人，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被答辩人拒绝签署。但被答辩人在当天提交了一份异议书，说明其确已经知道答辩人拟向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答辩人通过提交书面异议书的方式对答辩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书面陈述。随后，答辩人在2017年12月28日向被答辩人告知了答辩人对其书面异议的处理意见，并于当天向被答辩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被答辩人拒绝签收《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其在当天向答辩人提交了《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申请书》，说明其确己经知道答辩人对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三、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在依法收集案件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后，认为被答辩人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殴打他人至轻微伤，属于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被答辩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证据、量罚适当。四、被答辩人的第五项上诉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院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方式的规定，行政诉讼审理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被答辩人上诉请求中的第五项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畴。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答辩称：一、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博）行罚决字[2018]00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我局依法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博罗县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2017年10月27日上午，博罗县柏塘镇村建所所长王*明组织村建所员工朱汉荣和林*泉对上诉人和黄*华买卖土地的范围进行测量。测量时，上诉人认为村建所测量不准，提出要先走，不愿继续协调。朱汉荣就用粗口辱骂上诉人，后上诉人打向朱汉荣头部太阳穴部位一拳。朱汉荣将手中皮尺砸向上诉人，后上诉人从地上捡起皮尺扔向朱汉荣但并未砸中。两人被分开后，朱汉荣在地上捡起一块砖头，上诉人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双方相互争吵拉扯。上诉人将砖头砸中朱汉荣，继而朱汉荣头部流血。经博罗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朱汉荣右额顶部头皮挫伤，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上诉人体表检验未见明显损伤。上述事实有在场人员黄*华、王*明和林*泉的证言和现场交通视频资料证明。综上，上诉人殴打他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治安处罚。（二）博罗县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程序合法。2017年10月27日，博罗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依法受理，并进行调查。2017年10月30日博罗县法医门诊受理对朱汉荣、上诉人伤势鉴定，并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鉴定结论。因案情复杂，2017年11月30日博罗县公安局将办案期限延长至2018年1月4日。2017年12月28日，博罗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后，决定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作出处罚前博罗县公安局向上诉人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按照法定程序，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给上诉人。二、我局依据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017年12月29日上诉人提起行政复议，我局依法受理该复议申请。受理该复议案件后，复议人员向博罗县公安局调取案件材料，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提出审查意见，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在法定的期限作出惠公复决字[2018]3号复议决定，并于2月12日通过邮寄形式向上诉人送达。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惠公复决字[2018]3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朱汉荣述称：一、被答辩人殴打答辩人的行为事实清楚，被答辩人殴打答辩人的违法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答辩人是博罗县柏塘镇村建所办事员。2017年10月27日，答辩人根据所领导王*明的安排与同事缪*康、杜*泉等一起前往柏塘镇荷排（地名）路口，参与调查被答辩人与案外人黄*强（又名黄*华）在该处的土地争议。在本次调查之前，已经做了两次测量，因双方争议未果。在本次现场测量后，因发现柏塘镇政府与黄*强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面积与黄*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关于土地面积、规划道路情况不符，黄*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面积超出了1.6米，初步认定是占用了镇规划道路面积。本所领导就该问题与在场人员进行解释过程中，被答辩人因见对其不利，口出污言秽语伤害答辩人，答辩人还口，被答辩人即殴打答辩人，用拳头打答辩人的左边太阳穴，脚踢答辩人腹部，还用砖头重伤了答辩人的头部，导致答辩人头破血流。经报警，公安机关到场调查处理。答辩人于2017年10月27日至2017年11月9日在博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脑震荡，额顶部、左侧颞部、左眼外侧皮肤挫擦伤。全身多处皮肤软组织挫擦伤等。答辩人所受伤害经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属轻微伤，2017年11月6日，该中心出具了博公（司）（法伤检）字[2017]1357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的规定，因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履行职务过程中故意殴打答辩人致轻微伤，其行为已经违法，应受行政处罚。二、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依法作出的12号《处罚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被答辩人故意殴打答辩人，致使答辩人受轻微伤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经依法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做出处罚，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被答辩人不服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做出的12号《处罚决定》，申请复议。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作出的3号《复议决定》正确，被答辩人请求撤销没有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履行职务行为中，因心存不满实施了故意殴打答辩人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依法应受处罚；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与惠州市公安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因此，本院确认一审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在案的询问笔录、视频资料、鉴定文书等证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认定对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故意殴打、伤害他人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事实，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具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主张的处罚程序问题，其在收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前，已通过提交书面异议书的方式表示不服《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所载事项，并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书面陈述，其陈述、申辩的程序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综合全案情况，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公安局在上述法律规定的量罚范围对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无明显不当。同时经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杜汉先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汉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丽蕴审 判 员 覃毅华审 判 员 邱炜炜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黎芬妹书 记 员 林美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