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并州北路**金港国际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峰，男，汉族，1992年3月17日出生，系该公司经理，住山西省霍州市陶唐峪乡观堆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男，198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通达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住，住山西省朔州市/div>上诉人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7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峰，被上诉人李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晋0106民初709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解除《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须返还合同价款21800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应用程序并形成销售，其协议目的已经实现，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权条件，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履行行为存在轻微瑕疵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应用，其名称与约定稍有不符，是因为支付宝名称命名规则变化导致不能按照约定的名称提交使用，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且提交后的名称与约定名称并无实质区别，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了应用程序，并在应用程序上形成大量销售订单。上诉人履行瑕疵没有影响被上诉人正常使用，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要求解除协议没有依据。2、《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47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在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的，不得解除合同；同样，在合同没有约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的，同样不得解除合同。在本案件中，上诉人履行瑕疵没有影响被上诉人正常使用，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要求解除协议没有依据。二、在上诉人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实际使用小程序，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于一审程序中提供被上诉人使用应用程序的截屏，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了应用程序，并在应用程序上形成大量销售订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小程序，认定事实错误。三、因为被上诉人自身原因，致使原告不能依约履行合同，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导致的合同履行后果。一审庭审之前，上诉人反复与被上诉人沟通，在被上诉人配合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下，愿意尽力修改支付宝应用程序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但被上诉人拒不配合，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此导致的合同履行后果。四、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被上诉人无权解除协议。合同解除权不得滥用。本案中，上诉人交付的应用名称虽与约定略有不同，但其已全部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因履行略有瑕疵解除合同，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安全。本协议的履行由诸多第三人协助完成，解除合同将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客观上已不具备解除的条件。对被上诉人关于解除合同的主张不应支持。五、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协议，但并未依法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不发生解除协议的效果。《支付宝应用与开发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协议，但并未依法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协议，应当依法通知上诉人，没有通知的，不能产生解除协议的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履行行为虽有轻微瑕疵，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正常使用，且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上诉人履行行为并达到足以解除合同的程度；在上诉人愿意尽力修改支付宝应用程序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但被上诉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因此导致的合同履行后果也应当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协议，但并未依法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也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上诉人已经依约履行全部协议义务，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对价，收取价款不应返还。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事实认定不准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玉辩称，一、被上诉人签订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2018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开发支付宝应用软件，并约定应用软件的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并为此支付了21800元服务费。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已明确约定了应当将应用软件名称定为“朔州汽车服务”，也即代表被上诉人对该应用软件的名称明确的要求，上诉人作为委托人，应当严格按照被上诉人的委托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上诉人在未与被上诉人进行充分沟通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被上诉人定的朔州汽车服务变更为“朔州汽车服务|通达”侵犯了被上诉人的知情权，且导致被上诉人对该应用软件的心理预期明显降低。“朔州汽车服务”的语义范围较广，代表被上诉人在委托上诉人开发该支付宝应用程序时的合同目的为面向整个宿州市的汽车服务，而“朔州汽车服务|通达”则改变了被上诉人想要达到的合同目的。上诉人擅自加了个限定条件通达，导致意思表示变更为仅为通达汽修在朔州市提供汽车服务，限制了被上诉人想要达到的商业外延。另，上诉人将“朔州汽车服务”擅自变更为“朔州汽车服务|通达”，增加了客户的搜索难度，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应用程序在市场上的推广。另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使用了该应用程序，并形成了大量销售订单，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仅以应用程序截图上显示的订单数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投入使用，并产生大量销售订单。实际上该应用程序自上线后并无法正常使用，客户无法通过支付宝下单支付，上诉人所称的软件上的订单数在应用程序上线的，当时就存在，应该为上诉人的技术人员擅自修改的，且被上诉人委托制作的该应用程序目的是将朔州市的其他汽车服务商家吸纳进该软件平台中，并通过该软件平台向客户提供汽车服务。而上诉人所交付的应用程序中，商家入驻功能并未开通，导致被上诉人无法使用该应用软件的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无法实现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再者，上诉人将应用程序名称变更为“朔州汽车服务|通达”，以通达汽修名称可能导致其他商家基于品牌等考虑不愿入住该应用程序。二、被上诉人已通过诉讼的形式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合同自上诉人收到一审诉状副本之日起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仅规定了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而未限制当事人一方以提起诉讼的形式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既然合同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采取诉讼外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而诉讼的形式比诉讼外的形式更加正规，公正效力更高。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既然诉讼外的形式都可以行使解除权，那么通过诉讼的形式更可以行使解除权。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明确载明了需要解除合同，应当认为一审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给上诉人之日起，被上诉人的解除合同通知即为上诉人所知晓，合同也应当自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解除。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合同价款21800元。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4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编号为qy2018200138《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约定：1、甲方委托乙方注册支付宝应用，注册支付宝应用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商城版，费用为21800元；2、自2018年12月24日始，乙方需在40个工作日内提交至甲方验收，开发期限结束；3、乙方注册的支付宝应用符合甲方呈乙方的附件要求及各项技术指标即为合格。乙方完成开发工作，甲方应在三日内组织验收，超过七日不验收并且乙方未回复不合格时，视为验收合格。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18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支付的支付宝新应用注册与开发“朔州汽车服务”费用218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为原告开发注册了支付宝应用小程序，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通达”。被告陈述，变更小程序注册名称和原告沟通过，但是有和原告的聊天记录的手机丢失了，无法提供证据。原告陈述没有沟通过。原告陈述小程序上线后被告未通知原告，被告称微信通知了原告小程序上线，让原告验收。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告为原告注册的支付宝应用名称与原、被告约定的不一致，被告构成违约，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价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变更名称与原告沟通过，但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其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称小程序开发完成后通知原告进行验收，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原告已经实际使用了小程序，其相关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一、解除原告李玉与被告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支付宝应用注册服务协议》；二、被告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玉合同价款218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73元，由被告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支付宝注册名称为“朔州汽车服务”，上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进行过协商的情况下，将名称注册为“朔州汽车服务|通达”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元，由上诉人山西全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云英审判员 张璟芳审判员 刘平则 二O二O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