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3905号 原告：江山三特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山市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725235309P。 法定代表人：张国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四春，浙江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明，浙江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西隆升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贵溪市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81763385287B。 法定代表人：程仁武。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润涛，江西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山三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特电器公司）与被告江西隆升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升电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17日、2020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国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仁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润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一、三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四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二、三次开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三特电器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01717.90元，逾期利息（从2018年2月6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5年到2018年存在买卖变压器外壳、油箱等业务关系，每次都由被告指派的驾驶员自己上门提货，并由驾驶员签字确认，截至2019年2月5日被告尚欠货款人民币301717.90元。之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起诉。 被告隆升电气公司辩称：对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无异议，但原告主张截至2019年2月5日被告尚欠其货款301717.90元不属实。双方没有对账，被告不清楚是否尚欠原告货款及尚欠款项是否为301717.90元。双方业务发生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不属实，这期间的货物没有通过业务经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确认。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也不存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其中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信息、被告工商基本情况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身份信息。 被告无异议。 2．原告的员工（刘某）与被告业务来往ＱＱ聊天记录15份（打印件），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及被告到原告处购买了相关电器设备的事实。 被告对双方有业务往来的事实无异议，对真实性无异议。 3．《应收款明细表》1份、李某、吾辉英记录的账本1页、《退伙协议书》（复印件）1份、2016年12月吾辉英手写记账单1份、《增值税发票》6份，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8份，刘某记录的2016年4月6日至2017年10月27日期间原、被告交易流水账13页，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及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其中退伙协议书中吾辉英的笔迹证明手写记账单系吾辉英所写。 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认为账本如是吾辉英本人所书写，可作为本案货款参考。 4．《工资发放单》、《公司投资入股协议书》各1份，拟证明证据3账本中的笔迹是吾辉英本人笔迹的事实。 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否为吾辉英本人笔迹无法认定。 5．《应收款明细表》3份、2015年4月22日至2017年1月12日发运单16份、2017年3月21日至2018年7月13日产品发运单17份、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国明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仁武于2018年5月25日电话录音资料1份，拟证明截至2017年1月被告尚欠169874.90元，现尚欠原告货款301717.90元，2018年2月6日以前产品发运单涉及货款被告尚未全部支付，2018年2月6日之后的产品发运单涉及货款已付清的事实。 被告认为该组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应收款明细表及发运单都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签字确认，所欠货款金额怎么构成单凭发运单无法证明。2017年之前的欠款被告已经结清，对发运单记录截止时间所欠总金额有异议，对单次发货货物，部分收到，有一小部分有偏差，没有名字及没有任何电话、车牌号码的发运单没有收到，对有被告员工程丽华签字的发运单被告认可，没有的不认可。2017年3月21日发运单上货款数额是对的，但被告持有的复印件与原告提供的原件内容不完全相同，欠款总额系事后补写。2018年4月12日的发运单上货款是26400元，而对应明细表上是46400元，两者不一致。录音资料确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声音，2018年5月25日双方的确通过电话，但只是大概说一下被告欠原告的钱，并没有结算，也没有提到具体欠款数额，被告强调以前的钱已经付清了，对原告讲的40万元欠款未认可。 6.证人李某、刘某、祝某当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金额301717.90元的事实。 被告认为三位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证人李某是原告的原股东，其证言属于当事人陈述，其记录的账本是根据之前股东吾辉英陈述，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送货单上结余数字，并不是本次发生的金额，不能证明本次交易以外的其他事实。证人刘某是原告的员工，不能解释具体情况，给司机签字的金额是传来的数据，没有经过被告核对。证人祝某也是原告的员工，其记录的数字也是传来且未经被告核实确认，所有的书面账都是原告单方制作的。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8年4月12日《产品发运单》及银行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该次交易货款为26400元，而被告4月16日汇款46400元。 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原告46400元，其中20000元是税费。 2．2017年3月21日产品发运单1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已付清货款，同时证明原告提交的发运单中欠款总额系原告补写，被告不认可。 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加上去的内容是原告财务加上去的，恰恰证明被告收到货物的事实。 3．2014年1月3日承兑汇票1份（复印件），拟证明给付了账本中对应的11万多的金额，也对应2015年7月25日发运单的记录。 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汇票出票时间为2014年1月3日，但认可原告于2015年7月25日收到被告100000元货款的事实。 4.隆升付三特货物明细表格3份、《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0份、银行承兑汇票1份（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8份、鹰潭农村商业银行回单1份、鹰潭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流水清单4份，证明2014年1月28日被告付原告尾款216900元，2013年的货款已全部付清，2015年2月11日付原告尾款111700元，2014年的货款也已经付清，2015年以前的货款被告都已结清。 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对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4年11月24日鹰潭农村商业银行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均是付款方与吾辉英之间的个人款项往来，在被告没有出示相关发运单及没有得到吾辉英确认前，只能证明程仁武与吾辉英个人之间的账目往来，不能证明系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014年的货款及被告结清原告2013、2014年度的全部货款的事实。2019年2月3日未收到被告50000元，对2015年7月至2019年2月4日的其他付款情况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货款已付清。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本院认为，账本中李某记录部分的内容及刘某记录的流水账，因李某、刘某当庭作证承认系本人所写，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退伙协议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增值税发票》被告无异议、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与被告自认的付款情况一致，故本院对《增值税发票》、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本院认为，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故不予确认。证据5、6，本院认为，《应收款明细表》中记载的付款情况被告无异议，对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录音资料，被告法定代表人认可系其本人声音且双方的确于2018年5月25日通话，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5月25日电话联系的情况，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产品发运单，本院认为，2015年4月22日至2018年2月6日的发运单均有原告主张的驾驶员签名，证人刘某确认均由其制作，清晰记载了2015年4月22日至2018年7月13日止每次发货产品的规格、数量、金额、被告尚欠货款总额（包括部分税费）及被告付款时间、金额，且前后记载时间具有连贯性，货款金额及尚欠总额能够相互衔接，其中记载的被告付款时间、金额与被告确认的付款情况基本一致，被告亦自认收到过驾驶员转交的部分发运单并对其中有程丽华签字部分无异议，同时，发运单记载的货款金额、交易时间、被告付款情况与账本中李某记录部分的内容及刘某记录的流水账吻合，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证人李某、刘某、祝某虽系原告原股东及员工，但其证言与发运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被告从2015年4月22日至2018年7月13日止数次交易的基本情况，原告在发货时一般将本次交易货物及金额、被告尚欠货款总额、被告付款情况一并写入发运单并交提货驾驶员签字及原告在发运单中确认被告截至2018年2月6日的欠款情况，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该笔交易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金额为63744元，原告持有的原件并无“已付清”字样，而根据被告的付款记录，被告于同年4月17日、26日共付款63700元，与交易金额基本吻合，故“已付清”应指该笔交易已付清，并非指所有货款。同时，仅凭该发运单不能证明所有产品发运单中尚欠货款总额均系原告补写的事实，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认定。证据4，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系被告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能直接反映双方结算情况，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2015年以前的货款已与原告结算并付清的事实，故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变压器外壳、油箱的生产厂家，被告多次到原告处购买油箱等产品，双方存在多年业务往来。交易前，原、被告先通过电话、或QQ聊天等联系，由被告确定购买产品的型号后，原告将指定的货物交驾驶员运输至被告处。负责运输货物的驾驶员系由被告安排或被告委托原告安排，相应运费由被告承担，不计入货款。原告将货物交付运输时会制作一份产品发运单，2018年2月6日之前的发运单一般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本次买卖货物型号及金额，二是被告尚欠货款总额、三是被告支付货款的时间和金额。提货的驾驶员在产品发运单上签字后，原告将产品发运单复印一份交驾驶员，由驾驶员转交被告。根据2015年4月22日的发运单记载：“上次15.1.27311714－111700＝200000＋28652＝228652元”。根据发运单及被告付款情况，2015年4月22日至2018年2月6日，原、被告交易27次货款金额共计1227224元，被告支付原告款项12次共计金额849492.10元（包括微信转账10000元）。2018年2月6日的产品发运单记载：“上次（2018.1.4日）欠542661.90元＋59056元＝601717.90元”，601717.90元中包括两次开增值税发票费用11260元和3603元。之后，被告于2018年2月13日、14日，支付原告货款20万元。双方又于2018年4月12日、5月7日、6月3日、6月9日、7月13日发生5次交易，交易金额共计286920元，被告在每次收货后已即时付清，并于2018年4月17日另行支付开税票费用20000元。 2018年5月2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电话联系被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法定代表人提出支付尚欠货款并陈述“前面这里还有40多万喂……”“40多万按道理说你这个月先帮我排10万掉起……”，被告法定代表人未对“40多万”数额提出明确异议，并回答“有钱来了一定会给你排”。2019年2月3日、4日，被告各支付原告货款50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支付。 另查明，原告、被告约定交易金额不含税费，如被告需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需另行支付开票金额8%-10%的税费。2016年1月24日、9月13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金额为40008.60元、100746.10元的增值税发票两张，被告需另行支付原告开税票费用11260元（40008.60元×8%＋100746.10元×8%）。2017年1月18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金额为45046元的增值税发票一张，被告需另行支付原告开税票费用3603元（45046元×8%）。2017年10月19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金额为100003.50元的增值税发票一张，被告需另行支付原告开税票费用10000元（100003.50元×10%，已于2017年12月7日支付）。2018年1月26日、2月5日，原告为被告开具了金额为100087.50元、100045元的增值税发票两张，被告需另行支付原告开税票费用20000元（100087.50元×10%＋100045元×10%，已于2018年4月17日支付）。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至今尚欠其货款金额为301717.90元，对此，原告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原告主要提供了产品发运单，录音资料、账本、证人证言等为证。被告抗辩货款未经双方结算，不知道是否欠原告货款及欠款总额，驾驶员非其员工，无权对发运单中尚欠货款总额进行确认，并提供了其收到的2017年3月21日的发运单予以反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买卖关系发生较为频繁，且为异地交易并采取被告安排驾驶员自提货物的交易方式，故由驾驶员在原告制作的发运单上签字符合异地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原告提交的单据上均有驾驶员签字，据此，应认定原告已完成了产品发运单上记载货物交付义务。同时，有26张发运单均记载了截至上次交易后欠款总额，且发运单按时间顺序记录、前后金额连贯，具有逻辑性，结合证人证言等，可推定在发运单中将尚欠货款总额结算并记录后并由驾驶员签字系原、被告之间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被告仅凭2017年3月21日一份发运单未记载欠款总额的事实，尚不足以推翻双方的上述交易习惯。根据产品发运单记载，截至2018年2月6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共计601717.90元，之后被告于2018年2月13日、14日各支付10万元，故截至2018年5月25日尚欠401717.90元。该金额与2018年5月25日录音资料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催要40多万元货款数额基本相符，之后被告分别于2019年2月3日、4日共支付10万元，据此，至今尚欠301717.90元。被告自认收到过部分发运单，如对发运单中尚欠款项的数额有异议，按常理应当及时向原告提出异议，但现未有证据证明被告曾对该事实提出异议，且被告已陆续付款100多万元。再则，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电话中也明确向被告提出尚欠40万元并进行催款，按常理被告如有异议也应当及时提出，但被告法定代表人在通话过程中未明确表示异议，并承诺还款，本身也是对债务的一认可，且之后又向原告转账10万元。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产品发运单，录音资料、账本、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01717.90元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对该事实有异议，应对反驳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被告该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约定向被告提供了相应货物，被告应按约定支付相应货款。被告未付清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故原告主张被告应从2018年2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可要求被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行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西隆升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江山三特电器有限公司货款301717.9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01717.9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同行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 二、驳回原告江山三特电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26元，保全费2120元，由被告江西隆升电气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丽斯 人民陪审员  程洋冰 人民陪审员  周开才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向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