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5民初4637号原告（反诉被告）：李社祥，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黄伟建，男，197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告：容仲欢，女，197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兴永，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赵国权，男，197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被告：邝锦红，女，197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第三人：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都斛镇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1692436170A。法定代表人：郑会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通。原告（反诉被告）李社祥与被告（反诉原告）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邝锦红、第三人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粤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原告在起诉时列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邝锦红为被告。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社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被告黄伟建、容仲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梁兴永、被告赵国权、被告邝锦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庭审后，本院根据原告李社祥的申请，通知了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院再组织各方于2020年3月1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二次开庭，原告李社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被告黄伟建及其与被告容仲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梁兴永，被告赵国权，第三人粤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邝锦红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社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立即返回货款43698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9766元（自2018年4月26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按年息6%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为39766元；之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36989元为欠款本金，按年息6%的标准，从2019年7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四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从事饲料销售。2013年开始多年来，向被告黄伟建、赵国权供应饲料，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向原告购买饲料用于喂养其在崖门镇承包经营鱼塘等。2018年4月26日，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向原告出具欠款书，确认截止2018年3月28日，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72380元货款未付，并在欠款书上签名确认，经原告多次催收无果，截至起诉时，尚欠货款本金436989元。被告容仲欢与被告黄伟建是夫妻关系，两人已结婚多年，被告邝锦红与被告赵国权是夫妻关系，两人已经结婚多年。本案原告主张的债权是发生在被告黄伟建与被告容仲欢、被告赵国权与被告邝锦红的婚姻期间，是被告黄伟建、赵国权为生活经营而产生的债务，其经营承包鱼塘养殖的获利也是属于四被告的家庭收入。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容仲欢曾经以其名下的账户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更加印证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被告之间无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并无付款期限的约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应收取货物当日支付货款给原告，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在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欠款书确认尚欠货款的供货日期最迟一批是在2018年3月26日交付。为方便计算四被告的违约责任，根据《买卖合同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原告要求四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是：以436989元为本金，从2018年4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年息6%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7月25日的违约金是39766元。综上，四被告恶意拖延付款至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维权。黄伟建辩称，一、原告李社祥所述与事实不符。2013年，黄伟建通过介绍认识了原告李社祥，并得知其是粤海牌饲料的经销商。黄伟建基于相信粤海牌饲料的品质，故向原告李社祥处赊购粤海牌鱼饲料。自2013年10月7日开始，原告李社祥提供粤海牌鱼饲料给黄伟建，在试用粤海牌鱼饲料后，黄伟建承包了新会区崖西镇的学仔朗（土名）18亩鱼塘，并于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进行了两次塘鲺鱼养殖。而在第二次养殖期间，黄伟建发现鱼饲料有问题，导致养殖的塘鲺鱼多病、异变，难以出售。原告李社祥为了自己的权益，自2017年6月开始直接联系塘鲺鱼买家到黄伟建的鱼塘收购塘鲺鱼，并要求买家将卖鱼货款直接支付给原告李社祥，而黄伟建只在旁协助清点、记录卖鱼的数量和金额。2017年8月，原告李社祥又哄骗黄伟建进行第三次塘鲺鱼养殖。至今，黄伟建才发现原告李社祥提供的粤海牌鱼饲料一直掺入了伪劣鱼饲料，该批鱼饲料是假冒粤海牌商标的伪劣产品。而对原告李社祥主张的货款数更是与事实不符。一是，原告李社祥主张的欠货款本金436989元没有事实基础。不应予支持。二是，原告李社祥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记账流水单472380元，仅是双方在2014年4月19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的买卖交易。原告李社祥却故意隐瞒此前发生的交易事实，2013年10月7日至2014年4月9日，双方已进行粤海牌饲料的买卖交易，且原告李社祥共预收了黄伟建的余款9640元。三是，在2018年4月26日之后，原告李社祥分别在2018年8月23日、2018年8月25日、2018年11月18日、2019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8日带买家到鱼塘收购塘鲺鱼，并直接收取买家支付的卖鱼货款共410476.74元，该卖鱼货款理应抵扣黄伟建的鱼料欠款。因此综上，黄伟建的鱼料欠款实际是52263.26元（472380元-9640元-410476.74元）。二、双方没有合同约定，一直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支付货款，黄伟建没有违约，无需支付违约金。黄伟建和原告李社祥之间没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1条、139条的规定，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黄伟建养大塘鲺鱼后再支付货款，且2017年6月之后，原告李社祥是直接与塘鲺鱼买家完成交易，在收到塘鲺鱼卖鱼货款后，再与黄伟建进行结算，即黄伟建实际上一直都在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所以，黄伟建没有逾期支付鱼饲料货款的违约情况，更不存在因此产生的违约金。三、原告李社祥提供的鱼饲料是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李社祥应按原告李社祥损失承担减少价款的违约责任。黄伟建自始至终要购买的是粤海牌鱼饲料，但原告李社祥却利用黄伟建的信任，向其销售假冒伪劣鱼饲料，在鱼饲料包装上伪造和冒用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以假充真。正是原告李社祥提供伪劣鱼饲料引致黄伟建养殖的塘鲺鱼多病、减产，造成了其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黄伟建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原告李社祥提供的鱼饲料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原告李社祥应按照原告李社祥损失承担减少价款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李社祥所述事实、理由均不成立，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容仲欢辩称，容仲欢被告主体不适格。另一被告黄伟建个人承包鱼塘并进行个人经营养殖塘鲺鱼，在本案中与李社祥达成买卖鱼饲料合意的是黄伟建。根据《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容仲欢在与黄伟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另有工作且收入稳定，因此本案涉案货款是黄伟建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容仲欢无需承担偿还义务。因此，容仲欢不是适格的主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赵国权辩称，赵国权于2013年跟朋友在崖门镇明苹村承包18亩鱼塘养殖塘鲺鱼，赵国权负责管理，他负责出资。经人介绍采用了崖门镇同和饲料店供应的塘鲺饲料（江门粤海饲料生产的），直到2015年都有利润（按上市价7.5元/斤），但从2016年所养殖的鱼很难大，出现短身、曲尾、烂身、鳄肿大，死亡率大。二年多才能上市（以前只有一年内就可以上市），经过多方面查找原因都没有发现存在其他问题，赵国权想放弃不养了，后来同和饲料店的老板找到赵国权说，“不用担心，再养下去啦，继续供鱼料给你，反正记数价与现金价多5元一包也不贵，鱼苗款我也可以帮你付，等卖鱼后冲减啦”。在他的再三劝说下，于2017年7月赵国权再次下了鱼苗，但同样在2019年5月才能上市，差不多又2年。这次卖鱼同和饲料直接叫人来按7.8元/斤收购来冲减饲料，原因出在哪里呢？想不明，后来听朋友说可以拿他供给的饲料送去检验，经检查才发现饲料的数值与供应料的数值有很大相差，而且饲料中的主要成分也不同，以前供应给赵国权的是进口鱼粉为主要成分，但从2015年底开始逐步供应的饲料中渗有鱼粉为主要成分，而不是进口鱼粉，再核查，原来同和饲料店（原告李社祥的店）没有工商注册，饲料有变更也没有通知赵国权，不知道是不是劣质饲料，这不是欺骗赵国权吗？而且他还急催赵国权确认欠款数。为此问题我们找李社祥商量，李社祥说没得商量。根据2019年11月14日收到法院交来此案件的资料，经阅读存在如下问题：1.赵国权一直都认为同和饲料店是代理江门粤海饲料产品的经销商，但材料合同显示是私人经销没有任何保障，而且合同主要显示2016年和2018年才是经销人。2.厂家提交的检验证明及产品成分，标签等相关证明赵国权认可，但为何有部分与赵国权采购饲料的标签及证明、产品成分等不一致，为什么“3982小鱼2号料”检验三聚氰胺只有2014年送检，应该每年都有检验报告，134页的第一点，厂家进口鱼粉的变更时间是2016年，为何2017年8月还有部分标签显示是进口鱼粉。这不是过期劣质饲料吗？134页的第三点，厂家在2018年换证将生产许可证号由原粤饲证（2014）13028改为粤饲证（2018）13096，为何2019年4月供给赵国权的饲料还是（2014）13028的过期生产证号呢？134页的第四点，厂家在2018年将“3982小鱼2号料”改为“2号料3982”，为何经销人送来的料到2019年4月都是“3982小鱼2号料”。134页的第五点，厂家在2018年将《产品成分说明标签》去掉“广东粤海饲料集团”，但供应商供给赵国权的饲料还是“广东粤海饲料集团”的标签呢？第135、136页，厂家的《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电子版，赵国权从2014年至2019年采购的饲料标签只是与2014年版的相同，饲料供应商同和供应的饲料没有2019年最新版本。根据以上问题，同和饲料店供应的饲料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不同。邝锦红辩称，赵国权与邝锦红是夫妻关系，其同意赵国权的答辩意见。黄伟建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决：1.反诉被告李社祥立即支付620751元赔偿损失给反诉原告黄伟建；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社祥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黄伟建自始至终需要购买的是粤海牌鱼饲料，而李社祥却销售假冒伪劣的鱼饲料给黄伟建。黄伟建于2013年通过介绍认识了李社祥，并得知其是粤海牌饲料的经销商。黄伟建基于相信粤海牌饲料的品质，故向李社祥处赊购粤海牌鱼饲料。自2013年10月7日始，李社祥提供粤海牌鱼饲料给黄伟建。在试用粤海牌鱼饲料后，黄伟建承包了新会区崖西镇的学仔朗（土名）18亩鱼塘，先后于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进行了两次塘鲺鱼养殖。而在第二次养殖期间，李社祥发现鱼饲料出现问题，导致养殖的塘鲺鱼多病、异变，难以销售。李社祥为了其利益，自2017年6月开始直接联系塘鲺鱼买家到黄伟建的鱼塘收购塘鲺鱼，且哄骗黄伟建于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进行第三次塘鲺鱼养殖。至今，黄伟建才发现李社祥一直掺入伪劣鱼饲料提供给黄伟建予以牟取暴利。李社祥在2015年6月以前配送粤海牌鱼饲料的送货单，只有“粤海*号料”的鱼饲料。而在2015年6月后（多数是黄伟建第2次、第3次养殖塘鲺鱼期间），李社祥配送的鱼饲料所附的送货单出现“*号料”和“粤海*号料”两种鱼饲料。经发现，两者是不同的鱼饲料，其一，“*号料”的包装袋上“粤海”的商标无论图案还是字样，均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均有不同，实为假冒粤海牌商标的伪劣产品。其二，“*号料”主要原料是鱼粉组成，与“粤海*号料”的主要原料为进口鱼粉也是不同。鱼粉是基本配方，按照常理，基本配方的不同必然引致产品质量有巨大的差别。其三，根据李社祥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的《饲料经销合同》第四点第1点“销售折扣以实际达到的销售范围核准折扣，不能重复叠加计算增加折扣”，李社祥在送货单上作区分，目的是核准销售给黄伟建粤海牌饲料的实际数量。综上，李社祥销售的“*号料”实为假冒粤海牌饲料的伪劣产品。二、李社祥的假冒伪劣饲料不但违反了双方之间粤海牌鱼饲料的买卖约定，还导致黄伟建养殖的塘鲺鱼减产、异变等问题，应承担赔偿黄伟建损失的责任。李社祥故意欺瞒，提供的伪劣鱼饲料不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鱼目混珠，是造成黄伟建养殖的塘鲺鱼病变、减产的直接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黄伟建可按照损失的大小，要求李社祥承担赔偿的违约责任。而李社祥销售给黄伟建的伪劣鱼饲料，绝大多数是黄伟建第2、3次的养殖期间，即黄伟建的损失是2015年6月至2019年5月共4年期间涉案鱼塘的减产损失。根据黄伟建的销售产量，其在第一次养殖期间的年亩产是2369斤/亩，而在第2、3次养殖期间的年亩产分别是1402斤/亩、1643斤/亩。按照第1次养殖的亩产为基准的情况下，第2、3次养殖的塘鲺鱼产量损失为67473斤，参照“水产前沿”2019年10月11日的报价塘鲺鱼的塘头价9.2元/斤，黄伟建在第2、3次养殖期间的损失是620751元（9.2元/斤×67473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113条的规定，黄伟建诉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黄伟建的全部事实请求。对于黄伟建提出的反诉，李社祥答辩意见是：一、李社祥所出售给本诉被告的全部鱼饲料，均循正规渠道从江门粤海公司购入，绝不存在出售假冒伪劣饲料给黄伟建的情况。（一）李社祥出售给本诉被告的鱼饲料均是从粤海公司购入的鱼饲料。对于相关的事实，李社祥已提交与粤海公司的交易凭证予以证明。李社祥从粤海公司购入的饲料远远大于其销售给本诉被告的鱼饲料数量，李社祥无需、也根本不可能向本诉被告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绝不存在出售黄伟建所声称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李社祥从2013年开始供货给黄伟建到2019年停止供货。上述近六年的时间里，本诉被告从没有向李社祥提出过质量或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黄伟建是在李社祥起诉后才提出了质量问题，明显是为了逃避支付货款而捏造的理由。黄伟建声称其第二个养殖已经发生塘鲺鱼减产、异变的情况，而其声称的第二个养殖期是从2015年7月开始，至2019年4月，接近4年的时间，按照常理，如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鱼真因鱼饲料导致出现减产、异变的情况，其完全可以停止向李社祥采购饲料，而且应该立即提出质量异议、停付货款、甚至可以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为何统统没有，反而是继续向本诉被告采购鱼饲料，而且还与本诉被告进行对账结算，在2019年还继续支付货款李社祥。上述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鱼根本没有发生过其声称的减产、异变情况。（三）如前所述，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购买鱼饲料长达近六年，而其又声称在第二期养殖期间已发现鱼饲料有问题，如其认为反诉被告送交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其大可以申请公证处在李社祥交货时封存货物并送交有关部门检测，从而以有力的证据证明本诉被告送交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但其为何却完全没有进行上述操作，明显是其十分清楚，李社祥所送交的货物是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一情况充分说明，李社祥送交鱼饲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均是江门粤海公司的真品鱼饲料。还有，如黄伟建在本案中主张李社祥送交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则其应举证证明其提交的所谓假冒伪劣包装袋及产品标签、包装袋内的饲料均来源于李社祥；同时，上述物品还必须经有资质的部门鉴定，确定上述物品均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否则，仅凭一个来源不明的包装袋及标签说明，且包装袋及标签说明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也缺乏权威部门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便主张李社祥送交的货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二、黄伟建所陈述的李社祥向其出售假冒伪劣鱼饲料导致其养殖的塘鲺鱼减产、异变并导致其损失620751元，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1.本案黄伟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鱼出现其所主张的减产、异变问题及存在损失620751元的情况。黄伟建所提交的证明不能证明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鱼出现减产、异变及导致损失了620751元的情况（具体分析意见详见我方提交的对黄伟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的第四、五及第八点质证意见）。2.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社祥所交的鱼料存在导致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鱼出现减产、异变的情况。本诉被告所养殖的塘鲺的鱼塘、养殖全过程全部有本诉被告掌控、运作，其投放的鱼苗的质量、数量、鱼塘的水质、养殖的技术、气候、药物的使用等因素均可以影响其所养殖的塘鲺鱼的质量及产出，除此之外，其在养殖的过程如曾因鱼价不理想，为防止塘鲺鱼继续长大，而暂不喂养、减少饲料的投放，也会导致养殖周期的延长。如真出现过减产、异变，则其应举证证明不属于上述任一因素所导致并证明是李社祥送交的鱼饲料与其塘鲺鱼减产、异变存在直接的关系。但黄伟建显然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情况。黄伟建是在出售塘鲺鱼的资料全部由本诉被告掌控的情况下，连其声称的其养殖的塘鲺鱼出现过异变、减产的情况其都不能证明的情况下，单凭其单方制作的单据，便主张是李社祥送交的鱼饲料导致了其塘鲺鱼减产、异变，显属强词夺理。综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实为逃避支付货款义务而捏造的理由，请法院查明真相，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并支持李社祥于本诉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李社祥为其本诉诉称和反诉辩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A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以及经销合同4份，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从事饲料销售工作，作为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的经销商，向被告供应饲料。A2.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欠款确认书1份，拟证明被告黄伟建、被告赵国权在2018年4月26日签字确认尚欠原告货款本金472380元未结，该欠款的供货日期最迟一批是在2018年3月26日。A3.欠款确认签字记录簿3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多年的饲料买卖关系，被告赵国权在2014年10月14日、2015年5月3日、2016年12月23日多次签名确认尚欠原告货款。A4.送货单9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饲料买卖关系，原告已经履行完毕交付货物的义务。A5.银行流水1份，拟证明被告容仲欢（被告黄伟建的配偶）曾经以其名下的账户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更加印证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A6.送货单据224份；A7.《被告尚欠货款情况计算表》1份；A8.送货、对账情况记录本1份；A9.《被告向原告采购饲料情况整理表》1份；A10.《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销售对账单》4份；证据6-10拟证明：1、被告自2013年至2019年4月向原告采购饲料，至今尚欠437024元未支付。2、被告在2014年7月13日之前（即其声称第一个养殖期之前）其已向原告购入大量的塘鲺鱼饲料，证明在上述时间之前，被告已有养殖塘鲺鱼，其在2015年8月15日之前出售的塘鲺鱼并不是其所声称的全部都是在2014年7月13日之后养殖的。3、证明原告向江门粤海公司购入的饲料数量远远高于出售给被告的饲料数量。原告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向被告供应假冒伪劣产品。A11.《经销合同》2份；A12.《检验报告》5份；A13.《检测报告》1份；证据11-13拟证明：结合证据10，证明原告出售给被告的饲料均是从粤海公司进货，其出售的饲料均是合格产品。A14.《关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产品包装袋以及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的曾用版本更改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江门粤海公司所使用过的产品包装袋以及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的曾用版本更改情况，证明原告出售给被告的货物均是粤海公司的真品；A15.证明人为“陈子康”的证明一份及陈子康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李社祥所列的货款中有一笔4100元的款项，该款项是李社祥代对方支付的鱼苗款。黄伟建为其本诉辩称和反诉诉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B1.记账流水单19张（2013年10月7日至2018年4月26日），拟证明：1.自2013年10月7日始，李社祥提供粤海牌鱼饲料给黄伟建。（证据P1）2.记账流水单是由李社祥的儿媳妇黄琼芝出具。3.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黄伟建养大塘鲺鱼后再支付货款。4.李社祥2018年4月26日出具的记账流水单472380元，仅是双方在2014年4月19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的买卖交易（证据P2-P19）。李社祥却故意隐瞒此前发生的交易事实，2013年10月7日至2014年4月9日，双方已进行粤海牌饲料的买卖交易，且李社祥共预收了黄伟建的余款9640元。B2.收据1张，拟证明李社祥在2014年1月27日收到黄伟建的鱼饲料款10000元，与证据1中2013年10月7日至2014年4月9日的记账流水单（证据P1）相符。李社祥却故意隐瞒此前发生的预收黄伟建余款9640元的交易事实。B3.卖鱼记录单6张（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17日）；B4.卖鱼记录单7张（2017年12月9日至2017年12月16日）；证据3-4拟证明：1.李社祥自2017年6月开始直接联系塘鲺鱼买家到黄伟建的鱼塘收购塘鲺鱼，而买家直接将卖鱼货款支付给李社祥、李社祥的儿子李志坚等人。2.同时也证明了在2017年6月之后，李社祥是直接与塘鲺鱼买家完成交易，在收到塘鲺鱼卖鱼货款后，再与黄伟建进行结算，即黄伟建实际上一直都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B5.卖鱼记录单2张（2018年8月23日、2017年8月25日）；B6.卖鱼记录单1张（2017年11月18日）；B7.卖鱼记录单12张（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5月8日）；B8.黄伟建卖塘鲺鱼所得明细表（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5月8日）；证据5-8拟证明在2018年4月26日李社祥出具记账流水单之后，李社祥分别在2018年8月23日、2018年8月25日、2018年11月18日、2019年4月26日至同年5月8日带买家到鱼塘收购塘鲺鱼，并直接收到买家支付的卖鱼货款合计共410441.74元；B9.李社祥提供的伪劣鱼饲料的包装和商标；B10.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证据9-10拟证明李社祥向黄伟建销售假冒伪劣鱼饲料，在鱼饲料包装上伪造和冒用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以假充真。B11.黄伟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反诉原告主体适格；B12.李社祥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反诉被告主体适格；B13.鱼塘承包合同书一份；B14.鱼塘承包转让合同书一份；证据13-14拟证明反诉原告于2013年12月19日承包了新会区崖西镇的学仔朗（土名）18亩鱼塘。B15.购买塘鲺鱼苗单1张（2014年7月13日）；B16.第一期卖鱼记录单8张；B17.现金收入证明（2015年8月17日）一张；证据15-17拟证明：1.反诉原告第一次养殖时间从2014年7月13日至2015年8月15日，养殖周期是13个月，产量共46198斤，年亩产是2369斤。2.反诉原告的交易习惯是在销售时清点和记录卖鱼数量和金额。3.反诉原告卖第一次养殖塘鲺鱼共348769元，证据17与证据16的记录一致，互相印证。B18.购买塘鲺鱼苗单2张（2015年6月7日、2015年10月27日）；B19.第二期卖鱼记录单16张；B20.现金收入证明（2016年12月9日）；证据18-20拟证明：1.反诉原告第二次养殖时间从2015年6月7日至2017年12月16日，养殖周期是30个月，产量共63121斤，年亩产是1402斤。2.反诉被告自2017年6月开始直接联系塘鲺鱼买家到反诉原告的鱼塘收购塘鲺鱼，而买家直接将卖鱼货款支付给反诉被告、反诉被告儿子李志坚等人。3.反诉原告卖第一次养殖塘鲺鱼共137063元，证据20与证据19（P18-P20）的记录一致，互相印证。B21.购买塘鲺鱼苗单1张（2017年8月16日）；B22.第三期卖鱼记录单14张；证据21、22拟证明反诉原告第三次养殖时间从201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8日，养殖周期22个月，产量54223.8斤，年亩产是1643斤；B23.黄伟建养殖塘鲺鱼情况说明表一份，拟证明以第一次养殖的亩产为基准的情况下，第二、三次塘鲺鱼产量损失为67473斤；B24.送货单104张，拟证明反诉被告在2015年6月以前配送粤海牌鱼饲料的送货单，只有“粤海*号料”的鱼饲料。而在2015年6月后（多数是反诉原告第2次、第3次养殖塘鲺鱼期间），反诉被告配送的鱼饲料所附的送货单出现“*号料”和“粤海*号料”两种鱼饲料；B25.反诉被告提供的伪劣鱼饲料的包装和商标；B26.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证据25-26拟证明“*号料”的包装袋上“粤海”的商标无论图案还是字样，均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均有不同，实为假冒粤海牌商标的伪劣产品。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销售假冒伪劣鱼饲料，在鱼饲料包装上伪造和冒用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粤海”注册商标，以假充真。B27.“粤海2号料”的标签；B28.“2号料”的标签；证据27-28拟证明“*号料”主要原料是鱼粉组成，与“粤海*号料”的主要原料为进口鱼粉也是不同。基本配方鱼粉的不同必然引致鱼饲料质量有巨大的差别；B29.江门粤海饲料有限经销合同2份，拟证明《饲料经销合同》第四点第1点“销售折扣以实际达到的销量范围核准折扣，不能重复叠加计算增加折扣”，反诉被告在送货单上作区分，目的是核准销售给反诉原告粤海牌鱼饲料的实际数量；B30.塘鲺鱼照片4张，拟证明第二、三次养殖期间，反诉被告发现鱼饲料出现问题，导致养殖的塘鲺鱼多病、异变；B31.塘鲺鱼市价4张，拟证明“水产前沿”2019年10月11日报价塘鲺鱼塘头价是9.2元/斤。B32.2017年8月塘鲺饲料的标签，拟证明《关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产品包装袋以及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的曾用版本更改说明》第1点明确成分“进口鱼料”更改为“鱼料”是2016年，但是反诉被告于2017年8月还继续提供“进口鱼粉”的鱼饲料给反诉原告。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标签管理混乱，以致反诉被告随意使用旧版标签。因此，反诉被告在2017年销售给反诉原告的鱼饲料不是“粤海牌”鱼饲料；B33.2019年4月1日塘鲺鱼饲料的标签；B34.2019年4月9日塘鲺鱼饲料的标签。证据33-34，拟证明：1.反诉被告于2019年4月提供饲料生产许可“粤饲证（2014）13028”鱼饲料给反诉原告，但根据《关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产品包装袋以及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的曾用版本更改说明》第3点显示饲料生产许可于2018年已改成“粤饲证（2018）13096”，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李社祥的鱼饲料是伪劣生产的；2.反诉原告于2019年4月收到鱼饲料的标签与《关于江门粤海饲料有限公司产品包装袋以及产品成分说明标签的曾用版本更改说明》2019最新版本有多处不一，反而与2014年早期版本相似。因此，再进一步说明李社祥的鱼饲料不是“粤海牌”鱼饲料。被告赵国权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二十一份标签，拟证明因为进口鱼粉转为鱼粉后造成被告损失。经庭审示证质证，本院对本案证据作如下审核认定：对于原告李社祥提供的证据。对于A1、A2，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双方对账有关部分的证据，黄伟建表示由赵国权进行确认，赵国权表示有赵国权签名确认的是属实的，故经核定，原告关于该部分的证据A3、A6、A7、A8、A15，本院予以采信；结合证据A6，原告提供的证据A9可确认其数据与证据A6相符，本院予以采信；结合粤海公司在庭审时，对于证据A10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A4、A5、A11、A12、A13，本案未发现有影响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因素存在，本院予以采信；对A14，经粤海公司庭上确认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黄伟建提供的证据。对证据B1、B2，李社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B3至B8，李社祥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确认，本案也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能印证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B9、B10，李社祥对其三性不予确认，本案无证据辅助证明黄伟建主张证明的内容，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B11、B12，本案没有发现影响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因素，本院予以采信；B13、B14，李社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B15至B23，李社祥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鉴于该些证据材料显示的均是黄伟建单方形成的证据材料，本院未能就其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确认，但其证据B17、B20中显示的由“容仲欢”在“出纳”处签名确认的证据内容，李社祥在庭审时已指出，提出证据材料反映了容仲欢有参与涉案鱼塘经营，有参与原告与被告的交易，容仲欢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该证据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对B24，李社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证据B25、B26，李社祥对其三性不确认，鉴于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B27、B28、B32-B34，经粤海公司当庭辨认及质证，未对证据中的有关标签有异议，故本案证据尚不能证明黄伟建的关于李社祥销售伪劣饲料、不是“粤海牌”鱼饲料的主张，故本院对黄伟建的该证据主张不予采信；对证据B29，李社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李社祥存在销售伪劣饲料、非“粤海牌”鱼饲料给被告的事实，故黄伟建的该主张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B30、B31，不能确认与本案的双方争议的饲料有关联，并且，黄伟建在庭审回应李社祥的反诉答辩时称“是经专家检测及现场考察才得知是饲料问题”，但本案没有确定的证据证实被告饲养的塘鲺鱼发生异常并且该异常的原因就是从李社祥处购买的饲料，而非任何其他原因，故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能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赵国权提供的证据。经粤海公司当庭阅看，其对于能分辨清楚的4份标签，予以确认是其公司的标签。鉴于仅就目前证据而言，并不能证明因为粤海公司使用的标签改变而导致被告损失这因果关系，故对于被告赵国权凭该证据拟证明的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粤海公司能确认的标签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2013年10月7日开始，李社祥向被告黄伟建、赵国权销售塘鲺鱼饲料。2018年4月26日，黄伟建、赵国权与李社祥结算，双方确认至2018年3月26日止，黄伟建、赵国权尚欠李社祥款项人民币472380元。之后在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4月22日间，黄伟建、赵国权也从李社祥处购买饲料。至起诉时止，尚欠款项金额为436989元。被告自2018年3月26日之后直至2019年4月25日期间，实时欠原告的货款（累计结欠金额+新产生的金额-收到货款金额），一直高于437024元，直至2019年4月26日收到货款352086元后，结欠437024元。另查明：李社祥与粤海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均有签订经销合同，由李社祥作为粤海公司的经销商销售粤海公司的有关饲料。庭审时，黄伟建、容仲欢确认，其两人2013年开始已经是夫妻；赵国权确认赵国权与邝锦红是夫妻，于1999年登记结婚。本院认为：李社祥与被告黄伟建、赵国权之间购买饲料的行为，关系明确，双方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或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原、被告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邝锦红在本院组织的第二次开庭时，经本院传票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院对本案进行缺席判决。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李社祥主张的债权对应的债务主体应如何认定；二、李社祥主张的债权金额应如何核定；三、黄伟建反诉称李社祥销售的饲料致塘鲺鱼出现减产变异造成的损失事实是否可以认定，若存在相应事实是否可归责于李社祥提供的饲料；四、黄伟建在反诉中主张的赔偿金额应如何审核认定。一、关于第一个问题黄伟建与赵国权在结算款项时，均有签名与李社祥进行结算，黄伟建、赵国权作为饲料的购买方是明确的；如上述本院对证据审核认定中所述，黄伟建提交的证据B17《现金收入证明》和B20《现金收入证明》，显示了被告容仲欢是在相关凭证中在“出纳”的地方进行签名确认，参与了其中的经营活动，故应认定涉案债务属于黄伟建、容仲欢的夫妻共同债务；此外，本案尚无证据能证明邝锦红参与涉案的塘鲺鱼养殖的生产经营、无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赵国权与邝锦红的夫妻共同生活、无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属于赵国权与邝锦红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规定，李社祥作为其主张的债权的债权人，应对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本案债务为邝锦红与赵国权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综合本案证据，应认定黄伟建、容仲欢、赵国权为本案李社祥所主张的债权的债务主体。二、关于第二个问题经审理核实，黄伟建提出异议的预付款9640元、不予确认的4100元，经庭审时已经核实属实，其中预付款9640元已在李社祥代支付鱼苗款时已经抵减，4100元已经经陈子康证明及赵国权确认无误，故应予以认定。原告所主张的金额436989元经核定无误。对于李社祥所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为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买卖关系中买方应何时付款，也不足以认定被告黄伟建所称的交易习惯，故应认定为买方应在收到饲料的同时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中关于“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16日发出《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有关事宜的公告》，自2019年8月20日起实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机制，故自该日起应将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改为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而自2018年4月26日起，被告拖欠原告的饲料款金额，一直未少于436989元，故原告主张自2018年4月26日起、以436989元为计算基数的主张，是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合上述规定和原告的主张，利息的计算应为：以实欠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五年期限档次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上述利率以年利率6%为限）。三、关于第三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如上述对证据审核认定所述，黄伟建的证据拟证明李社祥向被告销售假冒伪劣鱼饲料、冒用“粤海”注册商标、以假充真、鱼粉成分问题，但本案经通知粤海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让粤海公司对本案的证据查阅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粤海公司并未对本案中相应的标签、注册商标提出异议，并且对黄伟建、赵国权提出异议的标签确认了是粤海公司的标签样式，并未发现异常之处，故黄伟建、赵国权等被告提出的对饲料有前述问题的异议，不能认定。并且，本案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本案诉讼之前，被告有向原告提出过饲料存在质量问题的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黄伟建的抗辩意见和反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社祥本诉主张其债权有理据，但对于其要求邝锦红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被告黄伟建反诉主张缺乏理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社祥支付货款人民币43698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实欠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4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五年期限档次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上述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二、驳回原告李社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黄伟建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8451.32元（原告李社祥已预交），财产保全费2903.77元（原告李社祥已预交），合共11355.09元（原告李社祥已预交共11355.09元），由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负担。原告李社祥多预交的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合共11355.09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应向本院补缴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8451.32元和财产保全费2903.77元，合共11355.09元。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10007.51元，减半收取计5003.76元（反诉原告黄伟建已预交），由反诉原告黄伟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李社祥与被告（反诉原告）黄伟建、赵国权、容仲欢、邝锦红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峻永人民陪审员  梁长南人民陪审员  赵彩环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邓思欣书记员梁根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