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421民初675号 原告：莫桂兰，女，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现苍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敏，广西富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西苍梧县旺甫镇新旺路**。 法定代表人：梁楷贤，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镜林，广西建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莫桂兰与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旺甫镇政府）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桂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敏，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镜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5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11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请求补足从200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22150元；三、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3月份的工资报酬人民币418.39元；四、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4300元（自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3月11日止）；五、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8200元；六、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失业金损失40040元。 事实与理由：2005年7月1日原告到被告处工作，任清洁工类后勤职务，双方约定工资为350元/月，每月工资以现金方式于当月中下旬发放。从2008年4月开始工资升至400元/月，2010年8月开始工资发放改为银行转账，并升至500元/月，从2013年10月开始升至800元/月。2018年下半年开始，原告要求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达到梧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但被告不同意。2019年3月11日被告辞退原告，此后原告不再到被告处工作，被告也没有支付原告2019年3月份的工资。2019年5月16日，原告向苍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同月20日该委立案受理；同年7月17日该委作出[2019]第14号仲裁裁决。原告不服该裁决，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应当赔偿解除劳动关系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对其陈述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苍劳人仲案字[2019]第14号裁决书、送达回执，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向苍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同年7月17日作出仲裁裁决。原告于同月25日签领裁决书； 3、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被告在2010年8月份之后通过农村信用社定期发放工资，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4、劳动合同、证人证言，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5、证人卢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于2014年至2018年在旺甫政府工作，主要在饭堂工作，也会从事清洁工作，其来之前和离职之后原告都在旺甫政府工作；其与政府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告没有和政府签订合同；其去开会的时候，原告也会在；平时的生活会其去参加的时候都看到原告也参加，所以其认为原告与其是一样的工作身份。 被告辩称，原告是旺甫镇大盈村村民，属于农村户口，是该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告每天完成清洁工作前后均在家从事农活，是农村劳动者。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4点“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原告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原告只要在不影响政府工作人员办公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且每天不超过四小时，不用坐班，因此原告不受答辩人制度管理、工作安排和考勤监督。原告的钟点劳务费按日薪形式发放，考虑到日结财务工作较为不便就改为每十五日发放一次，后又改为每月结算，且原告的劳务费未列入单位工资发放范围。答辩人没有设置原告提供的劳动的职能岗位，原告的工作不是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便存在劳动关系，也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旺甫镇政府临时工（聘用人员）补助表、代收代付业务明细清单，证明被告发放给原告的劳务报酬为补助费，不是工资； 2、李金洁证明，证明原告与林燕明表示3月份起不再在被告处作清洁钟点工作； 3、陈庆贤证明，证明原告不在被告饭堂工作，仅在大型会议过来帮工，帮工每天按100元补贴； 4、苍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第9页倒数第11行以及第10页，证明原告工作时间不足4小时，工作不受被告安排，不受被告考勤和监督，不受被告规则制度的约束，不用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完成清洁任务后，可以回家干私活。 另被告申请本院对李北强、林文锋、谢红强和梁素琴四名证人进行调查询问，以查明原告在其单位准确的工作时间，本院依法制作了询问笔录在庭上出示。 经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证据3不能证明发给原告的是工资，而是劳动补助；证据4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证人工作岗位是饭堂，与原告的工作岗位不同，不能以岗位不同的工人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证人也证实原告参加的是生活类的会议，没有参加工作会议，所以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首先对被告没有异议的上述证据1、2予以采信；证据3的明细流水明确显示发放给原告的报酬注明为“工资”，被告辩称为“劳动补助”没有事实依据，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证明了证人卢某曾经是被告单位的劳动者的身份，且其本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该组证据以及其证言均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中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以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这些明细清单明确显示，被告将与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人以及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包括原告）是列在一起的，发放的报酬均称为“工作补助”，因此反而证实被告发放的报酬实质上是工资；对其中的证据2、3是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是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予认可；对其中的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日工作时间不足4小时，认为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据5证人证言的内容一样并不冲突。本院认为，被告的证据1是其内部工资发放的审批表，具有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的性质，结合原告的证据3，这些表上注明发给原告等人的报酬虽名为“工作补助”，但不改变其是劳动报酬的性质；证据2、3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且原告不予认可，证明效力较弱，不足与原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抗衡，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证据4是要证明原告的每日实际工作时间，对此应当结合原告的证据4、5以及被告申请法院调查的证人证言结合起来认定。首先被告的证据4实际上是原告在仲裁开庭时的陈述，从原告陈述的内容来看，原告自己主张的劳动时间是每天5小时，即上午是6至9点，下午是5至7点，并没有被告要证明的不足4小时的内容；其次从原告证据4的证人证言以及出庭作证的证言来看，该证人证明了原告工作上下午的开始时间，即上午是从6点多开始，下午是从5点左右开始，但结束时间不明确；最后从被告申请调取的证人证言来看，这四个证人证言当中，均用了“大约”、“左右”、“前后”等词来陈述原告的工作时间，没有准确证词。需要说明的是，林文锋、谢红强和梁素琴三人正在被告工作，与被告利害关系较密切，故其证明效力相对较弱；李北强已经退休，故其证明效力相对较强。李北强证实，原告上午清洁的时间大概在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下午清洁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工作内容包括政府办公楼一至七楼的过道、卫生间、领导办公室、会议室、楼梯，有时候要擦窗户、扫蜘蛛网、烧开水等，若有其他工作，如召开人大会议、大型活动等，工作都由办公室安排，领导会叫她们（包括另一清洁工林燕）提前做好清洁工作，垃圾多她们的工作时间又会长一点；大楼外边的工作内容包括大楼前后、广场的清洁（林文锋、谢红强的证言补充证明了广场的具体范围是包括球场、停车场在内，政府大楼周围以及广场范围的垃圾桶也是她们的清理范围）。梁素琴是原告离职之后被告聘请的清洁工，她证实她的工作时间每日是四小时左右，但是她的工作范围仅是政府办公楼内部。从以上证人证言综合分析，原告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是十分明确，大致在四小时左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莫桂兰是苍梧县旺甫镇大盈村村民。2005年7月1日，原告莫桂兰经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招用为清洁工。工作内容包括清洁政府办公楼、办公楼前广场、领导办公室、会议室，以及被政府办公室临时安排清扫街道等。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是十分明确，大致在四小时左右。劳动报酬开始为350元/月，2008年4月起升至400元，均以现金方式发放。从2010年8月起原告工资升至500元/月，并且由此开始改为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3年10月起至2019年2月，工资一直为800元/月。工作期间，原告曾参加被告组织的工作会议和生活会议。2019年3月，原、被告就劳动问题产生争议，被告对原告予以辞退。因经济补偿问题双方协商无果，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向苍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并补偿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损失。苍梧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劳动关系，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本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从1995年4月20日起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与本案有关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004年10月起至2006年8月为320元；2006年9月起至2007年10月为345元；2007年11月起至2008年7月为400元；2008年8月起至2010年8月为460元；2010年9月起至2011年12月为565元；2012年1月起至2013年1月为690元；2013年2月起至2014年12月为830元；2015年1月起至2018年1月为1000元；2018年2月起至今为13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存在劳动关系，是全日制劳动关系还是非全日制劳动关系？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一般可从以上三个方面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主体资格方面。被告认为，原告是旺甫街周边的村民，是农村劳动者，因此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4点“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原告不具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但是，该条文也明确列明了例外情形，即进城务工的除外。本案原告虽是农村户口，但其属于进城务工人员，故具备劳动者资格。二、是否接受被告管理方面。被告认为，原告每天只要不影响政府工作人员办公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支配工作，不用坐班，做完清洁工作后可以回家干农活，不需要考勤登记，因此不受其制度管理和工作安排。对此，出于不影响政府工作人员考虑，原告一般在政府工作人员上班前和下班后开展清洁工作，不是对工作时间自由支配，而该工作特点决定了其工作的时间；至于对原告管理和工作安排，显然不能与被告的公务员混同，对原告执行的应是工勤人员的管理制度，从原告根据办公室的安排开展清洁工作，以及参加被告组织的工作会议和生活会议来看，原告是受被告管理的；三、原告提供的劳动是否为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方面。关于上述业务的理解，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单位的对外、对公业务，而应理解为包括支持对外、对公业务开展的后勤工作；对一般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而言，清洁工都是一个独立的后勤工作岗位，是单位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3点“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以及按规定应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工勤人员；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人员；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工勤人员”显然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范畴。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原告提供的劳动还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劳动报酬按月定额有规律发放并且在连续用工期间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劳动工具由单位提供等一系列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可见，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以及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的规定，原告的计酬方式、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均不符合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规定。但原告每天的工作时间则不是十分明确，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对此应当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确定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的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在原告已经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被告主张不存劳动关系、存在的劳动关系不是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第一次开庭时被告没有提交有关原告工作时间的证据；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告为了证明原告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足四小时，向本院申请调取了其提供的四个证人的证言，但这些原本是被告提供的证人，所作的证言中有关原告的工作时间也是模糊的，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因此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被告之间应当认定为全日制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该劳动关系自2005年7月1日即已建立。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于2005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于2019年3月起将原告辞退，但没有依据劳动法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补足其劳动期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工资，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主张的22150元经核算未超过应补金额，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依据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一个月的工资标准计算有误，依法应当按照其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第二个月至第十二个的工资计算，即3850元（350元/月×11）。另外原告的这一项损失属于劳动报酬范畴，因此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200元，根据原告连续工作了14年（满六个月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被辞退前十二个月苍梧县平均最低工资为1300元/月的事实，该请求未超出法律规定应赔偿的限额，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另主张2019年3月的部分工资以及失业金损失，因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2019年3月仍在被告单位工作以及其被辞退后处于失业状态，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因此，被告共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是44200元。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莫桂兰与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于2005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莫桂兰经济补偿金和差额工资等共44200元； 三、驳回原告莫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苍梧县旺甫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晟 人民陪审员 林 凤 人民陪审员 黎锦仙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锦文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第二款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第三款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八条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