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民终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远银，男，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祥，广东博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华强毛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郑锡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伙龙，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远银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华强毛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16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远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强公司向李远银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988.5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5000元、因未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50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失公允。一、李远银经华强公司技术主管詹某介绍于2018年2月27日入职华强公司，任职电脑机部主管。2019年3月19日，华强公司发表声明称双方从2019年2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二、一审中，李远银申请了证人詹某出庭作证，也提交了华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微信朋友圈截图，足以证明双方具有事实劳动关系，已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相反，华强公司并未对其辩解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劳动关系的多数材料由用人单位掌握，在举证能力上，劳动者明显弱于用人单位，一审加重李远银的举证责任，有失公允。三、李远银在职期间，华强公司未依法安排年休假也未支付年休假工资、未与李远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李远银购买社会保险，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华强公司辩称，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其主张有举证的义务，也即谁主张谁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用人单位举证责任倒置有明确规定，本案争议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李远银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远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强公司支付李远银2018年2月27日至2019年1月31日延长工作时间工资35750元（6500元÷21.75天÷8小时×2小时×1.5倍×29天×11个月＝35750元）；2.判令华强公司支付李远银2018年未休年假工资2988.5元（6500元÷21.75天×5天×2倍＝2988.5元）；3.判令华强公司支付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5000元（从2018年3月27日－2019年1月31日，共10个月；6500元/月×10个月＝65000元）；4.判令华强公司支付因未为李远银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500元。合计110238.5元。一审诉讼中，李远银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远银主张其系华强公司员工，于2019年4月30日，以华强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华强公司支付：1.2018年2月27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35750元；2.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988.5元；3.2018年3月27日至2019年1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5000元；4.因华强公司未为李远银缴纳社会保险而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6500元。该会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91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李远银的全部仲裁请求。李远银不服该仲裁裁决书，于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权利。另查：李远银提交詹某的书面证明，记载李远银于2018年2月入职华强公司任电脑机部门主管，每月工资6500元，现金收取工资。李远银提交关于辞职声明的微信信息截图一份，主张系华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航（微信号：ZXH7890）在微信朋友圈发表的李远银、詹某已离职的告知声明，雷兴亮看到后截图并通过微信发给詹某。一审庭审中，李远银申请詹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詹某陈述其在华强公司负责生产和技术工作，由华强公司老板郑锡航招聘进来，李远银在华强公司系一个车间的主管，其和李远银在2019年初被华强公司解雇，确认李远银提供的微信朋友圈截图是案外人雷兴亮（微信名雷霆）发给他。雷兴亮到庭陈述其在郑锡航朋友圈中截图辞职声明，但现因该信息已被删除故无法查看该朋友圈信息，其本人的手机截图的原件亦已删除。华强公司不确认证人詹某陈述，亦认为雷兴亮手机无法看到郑锡航该朋友圈信息的内容及无法提供手机截图原件，故不确认该离职声明。一审诉讼中，双方向一审法院申请两周调解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焦点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劳动者应负有基本的举证义务。李远银陈述在华强公司工作长达近一年时间，但未能提交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出入证、工作资料等有效证据。李远银提交华强公司法定代表人发布的辞职声明截图，主张系案外人雷兴亮发送给詹某，但在雷兴亮、詹某微信中均无对应记录可以查看，亦无对应截图原件，故对于该截图的来源及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李远银申请证人詹某出庭证明，但因其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尚不足以证实李远银所述与华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对李远银主张其与华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本案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远银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李远银负担。二审期间，李远银新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其与华强微信转账记录（汇总表），2.郑锡航微信主页，3.李远银2018年2月8日至2019年1月10日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以上证据拟证明李远银在职期间报销费用明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华强公司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不属于一审之后新形成的新证据，对此不予质证。2.微信支付收取红包、转账不能证明款项性质，不能证明是报销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李远银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显示在2018年2月8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其与微信名为“华强”或是“华强毛衫有限公司”之间发生交易往来12次，其中李远银支出两笔，分别是2018年3月5日10000元、2018年3月6日5000元；收入10笔，2018年6月2日红包94元、2018年7月13日红包70元、2018年7月30日转账50元、2018年8月9日红包80元、2018年9月11日转账1010元、2018年9月23日红包9.81元、2018年9月23日红包18.59元、2018年9月27日红包24元、2018年10月9日转账62元、2018年11月30日红包87元。李远银认为两笔支出15000元为其借款用于买机器、其余均为报销款，其中1010元为买针。华强公司认为李远银向华强（郑锡航）支付15000元，是李远银以15000元价格从华强（郑锡航）购买一台二手毛衫机的费用；50元和62元转账款是双方等几个朋友吃饭后AA制付款；1010元转账款是郑锡航打牌输钱后支付的款项；红包款均为华强毛衫有限公司（郑锡航）在毛衫行业朋友群所发红包被李远银抢到的红包。2.李远银在仲裁庭审时陈述由于华强公司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其于2019年2月向华强公司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而在一审庭审时李远银则称其在2019年春节过后收到电话通知无须再上班，此后就未再去上班了；一审证人詹某出庭作证时则称是华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航将李远银辞退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劳动者应负有基本的举证义务。二审中，李远银又提供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显示其与华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锡航有经济往来，拟证明其与华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份证据瑕疵矛盾较多，一是其中金额最大两笔共15000元是李远银向郑锡航支付的，且从时间来看，上述款项是在李远银主张其入职后才支付的，虽然双方均确认是李远银向华强公司购买机器款，但李远银自行购买生产机器后仍继续在华强公司工作是不符合常理的；二是对于其他李远银收入的款项，李远银主张均为报销款，若是报销款则李远银事先肯定支出了该笔费用，但其中有两笔金额精确到“分”，而在当前日常交易惯例中，一般无需使用“分”的单位，该两笔款项更符合微信随机红包的特征，李远银主张是报销款缺乏依据。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上述瑕疵，大大弱化了该份证据证明力。关于李远银一审提供的证据，除一审分析意见外，本院还注意到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原因上，李远银在劳动仲裁和一审所作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亦与证人相关证言相矛盾。因此，李远银提供的初步证据瑕疵较多，证明力较弱，尚不足以证实其与华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远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远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萧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