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5民初404号 原告：尹某，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朱某1（曾用名：朱某2），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法定代理人：尹某（系原告朱某1之母），住四川省仁寿县。 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全文（系原告尹某之夫），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朱某3，男，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海林，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启平，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仁宗，男，196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朱某4，男，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朱某5，女，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全，青神县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艾红利，青神县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满井镇广桥九社。 法定代表人：朱仁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灿东，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第三人：朱某6，女，199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原告尹某、朱某1与被告朱某3、朱仁宗、朱某4、朱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川1425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二原告不服该判决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9）川14民终189号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本院（2018）川1425民初1051号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诉讼中，本院依法先后追加了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及朱某6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尹某、原告朱某1的法定代理人尹某及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全文，被告朱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启平、洪海林，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全、艾红利，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仁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灿东，以及第三人朱某6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某、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朱文才（已于2015年10月5日去世）原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由原告尹某继承六分之一，朱文才原投入货币60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亦由原告尹某继承六分之一；2.朱文才原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由原告朱某1继承六分之一，朱文才原投入货币60万元形成的兴大公司的股权份额亦由原告朱某1继承六分之一；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鉴定费154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尹某与朱文才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并取得了（2001）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该《结婚证》虽存在瑕疵，但仍合法有效，故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亦合法有效。尹某与朱文才结婚后，于××××年××月××日生育一子朱某1，三人长期共同生活。另：尹某与朱文才办理结婚登记时，对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知情，婚姻登记机关亦没有告知，原告直至本案诉讼中才得知这一情况，且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虽系在朱文才与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办理，但朱文才与颜红春已于××××年××月××日即登记离婚，故尹某与朱文才婚姻中的法定无效婚姻情形早已消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关系在××××年××月××日以后已合法有效。因朱文才生前系兴大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于1998年7月9日改制时，朱文才出资实物股权160.1565万元及货币股权60万元，故二原告均系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所享有股权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第三人兴大公司的述称意见均不成立；第三人朱某6的述称意见请法院依法处理。四被告系朱文才与前妻张雪云生育的子女。现原、被告就朱文才股权的继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故二原告起诉来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朱某3辩称，1.原告尹某提交的、其与朱文才的（2001）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加盖的印章即使经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后认定是真实的，亦不能仅依据该《结婚证》就认定双方存在夫妻关系。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存在没有结婚登记申请表等档案材料、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登记字号重号，以及当时的婚姻登记专员否认该结婚证上的文字系其所写或委托过他人办理等诸多瑕疵，不具有真实性，属无效登记，故该《结婚证》的法律效力，法院不应予以确认。同时，前述《结婚证》系在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现的，因该《结婚证》本身是虚假的，且本案并非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纠纷，故朱文才与颜红春虽已离婚，亦不能适用适用相关司法解释，认为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而确认此《结婚证》具备法律效力。据此，原告尹某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与朱文才之间曾系夫妻关系。2.原告朱某1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系朱文才的婚生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朱文才的非婚生子或双方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且原告拒绝进行被告提出的：原告朱某1与四被告是否系同一父系的鉴定，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朱文才与第三人朱某6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故双方没有法律上的父女关系，第三人朱某6不享有相关财产的继承权。综上，原告尹某、朱某1及第三人朱某6作为朱文才继承人的主体均不适格，故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求。 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均辩称，同意被告朱某3的全部辩称意见，并补充：1.原告提交的（2001）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属于孤证，而相同字号的《结婚证》档案登记材料中载明的结婚主体是他人，并非是尹某和朱文才。被告曾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尹某提交的《结婚证》与两本样本之间进行了比对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与样本中的钢印印文不是同一枚钢印所盖，检材与样本中填写的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此鉴定意见与本案中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一致，加之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中，没有对两枚印章直径大小、字体及大小等进行鉴定，故不能采信。在1994年至××××年××月××日期间，朱文才与颜红春存在合法婚姻关系，朱文才不可能再与尹某去办理结婚证。据此，本案诉讼中已经充分证明了原告尹某与朱文才的（2001）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尹某不是朱文才法律上的妻子。2.原告提交的户口登记簿不能当然证明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系父子关系，原告还应提交朱某1的医学出生证明和父系血缘关系司法鉴定书，才能充分证明其系朱文才的儿子。朱某1的户口先以张双成（案外人）侄子的名义入户在张双成的户口上，后因投亲迁到朱文才户口上，属于户口挂靠关系，且朱文才与朱某1没有办理过收养登记，朱某1也不是朱文才的继子，故原告朱某1不是朱文才法律上的儿子。综上，原告尹某、朱某1及第三人朱某6作为朱文才继承人的主体均不适格，故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求。 第三人兴大公司述称，1.本案二原告是否具有法定继承资格、朱文才的遗产范围及数额、如何进行继承分配等事宜均与第三人无利害关系，除股权性质外不参与和发表诉讼意见。2.朱文才在兴大公司的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占该公司股份63.93%）不属于其实际实物出资的股权，而系其名义实物出资所持有的股权。3.因兴大公司改制时，总债务32056422.06元应由朱文才负责偿还而至今分文未付，故以朱文才名义实物出资的兴大公司63.93%的股权，不能作为其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和分割；若法院要将此认定为朱文才的遗产进行继承和分割，应依法将该股权所对应的债务进行明确分割，且继承或持有股权的人应及时、足额的清偿其股权所对应的债务后，才能成为兴大公司实物出资的股东。4.原告尹某与朱文才的（2001）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系在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现的，该《结婚证》已被根本性否定。综上，第三人兴大公司不同意对朱文才原在该公司享有的股权进行分割。 第三人朱某6述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处，保护朱某6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年××月××日,原告尹某与朱文才（男，汉族，1949年7月16日出生）领取了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后，一直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至朱文才于2015年10月5日去世。在此期间，原告尹某于××××年××月××日生育一子朱某1（即本案原告朱某1），并曾以案外人张双成侄子的名义，将朱某1的户籍登记入户在张双成的户口薄上。后朱某1的户籍于2011年7月25日被迁入了朱文才为户主的户口薄上，且该户口薄中，朱某1与户主朱文才的关系一栏内登记为“子”，相关户口迁移手续中载明其迁入原因为“投靠亲属”等。朱某1、朱文才、尹某三人长期共同生活，直至朱文才去世。被告朱某3、朱仁宗、朱某4、朱某5均系朱文才与前妻张雪云（其与朱文才系于1991年离婚）所生育的子女。朱文才生前系兴大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该有限公司系由原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于1998年7月经改制后设立。设立时，经原仁寿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及原仁寿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复，确定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的总资产33657987.48元送给朱文才，同时将总债务32056422.06元转给朱文才负责偿还；且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经资产评估后确认的净资产1601565.42元送给朱文才作为资本金，同时将朱文才原投入的60万元资金亦作为资本金后，投入设立了兴大公司。该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载明：注册资本共计237.1565万元，共有五名自然人股东，分别系朱文才（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占比63.93%，货币出资60万元、占比28.86%）、朱某3（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仁宗（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某4（货币出资5万元、占比2.12%）、朱某5（货币出资2万元、占比0.85%）；且该公司章程中未对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事宜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 本案诉讼期间，原告尹某申请对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了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川旭鉴［2019］文鉴字第40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是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2、因2002年6月22日邹华根、杨晓兰《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不具备比对检验条件，故无法确定其与××××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是否为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3、××××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中“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和2002年6月22日邹华根、杨晓兰《结婚证》中“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此次鉴定，原告尹某花去鉴定费15400元。现原、被告双方因朱文才原持有的兴大公司股权的继承事宜发生纠纷，经协商无果，致使二原告起诉来院。 另查明：1、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其基本情况为：女，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廉租房******）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于××××年××月××日登记离婚。在此期间，朱文才与颜红春于1997年收养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朱某6（即本案第三人朱某6）为女儿，但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颜红春与朱文才离婚后，仍一直履行了对朱某6的抚养责任，朱文才亦一直支付朱某6的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至其17岁时止。 2、1998年11月左右起至2003年期间，仁寿县原黑龙潭镇（现已更名为：黑龙滩镇）政府负责婚姻登记办理工作的工作人员系曹子林。本案诉讼中，曹子林作为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当庭陈述：其担任婚姻登记员期间，“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自己没有掌握，是由仁寿县陵阳区民政局掌握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则系其一个人在保管；自己未委托过别人代办婚姻登记工作；尹某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的字迹不是其书写的，该《结婚证》亦不是其经手办理的。 3、在仁寿县档案局存留的相关档案材料中，有备案材料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系2001年4月18日办理，持证人为案外人“干代贵”与“周菊玲”。经仁寿县档案局查询结婚档案，未查找到持证人为朱文才与尹某的婚姻登记档案。 4、本案诉讼中，被告朱仁宗、朱某4、朱某5提交了原告朱某1的户口迁移手续，否认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的父子关系，并申请对朱某1与朱某3、朱仁宗、朱某4、朱某5是否为同一父系血缘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原告尹某作为朱某1的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以保护其与朱文才名誉权、隐私权，尊重朱文才，以及保护未成年人朱某1的合法权益为由，拒绝配合进行该项司法鉴定，故该项鉴定未进行。 5、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原告尹某提交的，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所贴结婚照中的男方是朱文才本人。该结婚照一角被“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所盖印。 6、原告尹某提交的，其与朱文才的川仁黑字第13号《结婚证》上，所记载的尹某的身份证件号为正确的18位数字；而朱文才的身份证件号记载为了16位数字，其中：前12位数字与朱文才原15位数字的身份证件号相同，均为“511121490716”。因朱文才办理居民身份证期间，居民身份证的号码仅有15位数或18位数两种情形，故该16位数的身份证件号显系登记错误。 7、仁寿县黑龙滩镇人民政府曾于2019年1月18日自行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进行了相关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川求实鉴［2019］文鉴2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是属于同一时期；2.××××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上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上的“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3.××××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02）”钢印印文，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02）”钢印印文，是出自同一枚钢印盖印；4.××××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的真实性，不属于鉴定机构判定范围。 8、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曾于2016年8月3日自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对××××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进行了相关鉴定。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325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发证日期为“××××年××月××日”、持证人为“尹某”的《结婚证》第1页人像照片处加盖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印文与送检的两枚同名钢印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钢印盖印形成；2.上述《结婚证》第1-3页填写字迹与供检的两份样本上的填写字迹不是同一人填写。本案诉讼中查明，此《鉴定意见书》中涉及的“两份样本”分别为：2001年4月3日、持证人“余英”的《结婚证》及2001年4月3日、持证人“邹明辉”的《结婚证》；此次鉴定时，该“余英”与“邹明辉”本系夫妻，该“两份样本”仅系此夫妻二人各自持有的同一婚姻关系的书证。同时，该《鉴定意见书》中载明“持证人为‘尹某’的《结婚证》”，此与本案中原告尹某提交的持证人为“朱文才”的《结婚证》不是同一本。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身份证、《结婚证》、居民户口簿、人口信息（户籍）证明、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营业执照、证明、关于群众来访的答复及调查笔录等材料、结婚登记申请书、婚姻状况证明、户口迁移材料、《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资产评估确认的批复、转制批复、企业改制产权移交协议书、资产移交清册、授权委托书、兴大公司章程、资产负债表、公司年检报告书、设立登记申请书及审核表、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发票、照片复印件、考核登记表等材料、离婚介绍信、离婚登记申请书、离婚协议书、证明书、证人证言、询问笔录、质证笔录、庭审笔录及原、被告和第三人的陈述等证据可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应受法律保护；朱文才与原告朱某1之间是否系父子关系；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及是否可予分割；朱文才与第三人朱某6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等。 1、关于原告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否应受法律保护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之鉴定意见认为，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比对件中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及“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均系同一枚钢印（印章）盖印形成；而该鉴定意见虽与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自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不同，但因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且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该鉴定意见中表述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钢印印文与本案中涉及的“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钢印印文本身即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加之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中未对是否加盖有“仁寿县黑龙潭镇婚姻登记专用章”印章印文及比对情况等进行说明或鉴定，故该鉴定意见不足以否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同时，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与仁寿县黑龙滩镇人民政府自行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相一致，且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中，确认了“××××年××月××日朱文才、尹某《结婚证》与2001年8月15日邹晓英、黄建忠《结婚证》，是属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并结合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在本案诉讼中依法委托而作出的，以及原、被告和第三人均认可原告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上所贴结婚照中的男方是朱文才本人，而该结婚照一角被“仁寿县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2）”这一钢印所盖印，难以在不破坏钢印的情况下替换该结婚照，故本院对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并确认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具备真实性（原告尹某已支付的鉴定费15400元，应由被告方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故具备真实性的、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的产生是婚姻登记机关审核登记的结果，审核登记是颁发结婚证的前提，登记机关颁发了该《结婚证》，就代表法律上确认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已成立，该婚姻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之规定，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仅此四种；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之规定，本案被告方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以外的瑕疵，辩称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无效的意见，不应得到支持；即：本案中，被告主张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存在的没有相应结婚登记申请表等档案材料、相同字号的《结婚证》档案登记材料中载明的结婚主体是他人、身份证号码填写错误、登记字号重号，以及当时的婚姻登记专员否认该结婚证上的文字系其所写或委托过他人办理等瑕疵，不属于可导致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依法均不能否定尹某与朱文才婚姻的效力。另：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于××××年××月××日登记离婚，故尹某与朱文才的《结婚证》确系在朱文才与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办理，但该构成重婚的情形已于朱文才与颜红春登记离婚之日起消失，且尹某与朱文才办理结婚登记时，对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知情，而朱文才现已去世，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尹某与朱文才的婚姻因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而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虽系法定继承纠纷而不是婚姻无效纠纷，但人民法院在专门性的宣告婚姻无效案件的审理中，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于申请时已经消失的，尚且不予支持，加之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故被告以本案不属于宣告婚姻无效案件，主张不应适用该条司法解释规定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尹某与朱文才婚后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有持证人为“尹某”的另一本《结婚证》等事实存在，故原告尹某提交的《结婚证》亦不属于孤证。至于被告在诉讼中提及的“婚姻登记无效”这一主张，其与婚姻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确认原告尹某与朱文才之间的婚姻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2、关于朱文才与原告朱某1之间是否系父子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从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以及保护妇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区别情况，依法处理。现查明，尹某在与朱文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婚后20个月之后生育一子朱某1，故朱某1一般应当认定为尹某和朱文才的婚生子。朱某1的户口虽先入户在他人的户口上，但其后朱某1的户籍于2011年7月25日即被迁入了朱文才的户口薄上，并在朱某1与户主朱文才的关系一栏内登记为“子”，朱某1亦与尹某、朱文才三人长期共同生活，直至朱文才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一款：“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之规定，在原告方以保护尹某与朱文才名誉权、隐私权，尊重朱文才，以及保护未成年人朱某1的合法权益为由，拒绝配合进行该项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被告方仍应承担提供必要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的责任，且被告申请亲子鉴定只是对其所举证据的一种补充或补强，并不能作为证明其主张的唯一证据。现被告方仅以朱某1的户口曾经入户在他人的户口上，以及原告还应提交朱某1的医学出生证明等理由，否定朱文才与朱某1之间的父子关系，属于未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且本案中原告方已经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即使原告方拒绝做亲子鉴定，依法仍应推定相关亲子关系成立。据此，对被告方认为原告朱某1不是朱文才法律上的儿子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并确认原告朱某1系尹某和朱文才的婚生子这一事实。 3、关于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所享有的股权份额及是否可予分割的问题。本院认为，兴大公司系经原仁寿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及原仁寿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后，由原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于1998年7月改制设立，原仁寿县兴大工贸公司的资产亦系相关主管部门进行了行政性调整及划转。故第三人兴大公司述称朱文才未实际实物出资而系名义出资持有股权等意见，与企业改制设立的情况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且兴大公司设立时，该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中即载明：注册资本共计237.15万元，共有五名自然人股东；其中，作为自然人股东之一的朱文才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占比63.93%，货币出资60万元、占比28.86%；而该公司章程中未对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事宜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在兴大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况下，第三人兴大公司不同意对朱文才原在兴大公司享有的股权，由其继承人进行分割的述称意见，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另：第三人兴大公司述称朱文才的股权所对应的债务至今未清偿，故该股权不能作为其遗产进行法定继承和分割的意见；以及应依法将该股权所对应的债务进行明确分割，且继承或持有股权的人应及时、足额的清偿其股权所对应的债务后，才能成为兴大公司实物出资股东的意见，因朱文才享有的股权的处分与其个人债务的清偿是不同的法律问题，第三人兴大公司的相关主张均于法无据，故本院亦不予支持，并确认朱文才生前共计持有兴大公司92.79%（63.93%＋28.86%）的股东权益，应由其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 4、关于朱文才与第三人朱某6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朱文才与案外人颜红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7年收养了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朱某6为女儿，但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以及颜红春与朱文才离婚后，仍一直履行了对朱某6的抚养责任，朱文才亦一直支付朱某6的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至其17岁时止等均系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系于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并于1998年修正后，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颜红春及朱文才应在其具备收养法规定的收养人条件后，依法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朱某6的收养登记。现朱文才已去世，该收养登记未依法办理，故本院确认朱文才与朱某6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且双方亦没有其他法律上的父女关系，第三人朱某6不享有朱文才在兴大公司的相关股权的继承权。 综上所述，原告尹某作为朱文才之妻，原告朱某1作为朱文才之子，与作为朱文才子女的四被告，均系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兴大公司92.79%股权的法定继承人，且作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依法应对相关股权按照均等的份额予以继承。故现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均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原告尹某继承取得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的63.93%股权及货币出资60万元形成的该公司28.86%股权的六分之一（即：由原告尹某继承取得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共计15.465%的股权）； 二、由原告朱某1继承取得朱文才生前持有的实物出资160.1565万元形成的第三人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的63.93%股权及货币出资60万元形成的该公司28.86%股权的六分之一（即：由原告朱某1继承取得四川省仁寿兴大工贸有限公司共计15.465%的股权）； 三、鉴定费15400元，由被告朱某3、朱仁宗、朱某4、朱某5共同负担，并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尹某。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13元，由四被告朱某3、朱仁宗、朱某4、朱某5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缴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楠 人民陪审员  周玉芳 人民陪审员  张建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鲁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