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95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朝兰，女，1953年10月6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自坤，男，1977年9月7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自美，女，1986年3月5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鹏，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萍，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金坛路**。统一社会代码：913713020817857692。负责人：孙爱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莉，女，198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义，山东国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朝兰、王自坤、王自美因与被上诉人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10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朝兰、王自坤、王自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1082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仅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王孝全驾驶“无号牌机动三轮车”、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三轮车系家用电动三轮车为由，故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发回重审，原审时原告已提交涉案电动三轮车系“亿昌”牌电动三轮车，原审法院已认定；争议在于涉案“亿昌”牌电动三轮车经交警部门认定为“属于机动车范围”，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有失公允，对此有所偏颇。二、关于被保险人王孝全电动三轮车是否为机动车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九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准予驾驶的车型顺序依次分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附件1准驾车型及代号规定:“轻便摩托车,准驾车辆为发动机排量小于等于50m1,最大设计车速小于等于50km/h的摩托车,代号F。”以上规定的所有车型,并不包括电动三轮车。充分说明,王孝全驾驶的“亿昌”牌电动三轮车,车管所无法办理行车证挂牌手续,行政部门也无法办理驾驶证证件。此项属于法律上的空白。本案中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三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王孝全驾驶的车辆为“亿昌”牌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范围),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作用较小,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认定书只是对涉案电动三轮车性能认定属于‘机动车范围’,有利于责任划分,并不当然认定就是机动车、并排除民事的合同效力。王孝全驾驶的涉案车辆经交警部门认定为电动三轮车为机动车范围,对此新型能源车辆的驾驶证及行驶证的要求目前法律尚无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天安人寿以《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及交警部门委托山东理工大学交通安全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认为王孝全所驾驶的车辆为机动车,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776199)、及GB7258-2017《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仅为行业技术标准,并非法律规定的强制标准。事发时,对于案涉新能源电动三轮车辆的认定属于法律上的空白。2018年5月15日,国家工信部最新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新的标准将于2019年4月15日才正式强制执行。而王孝全所驾车辆发生事故时间为2018年4月25日,法律法规具有滞后性,故而,不能适用以前标准。众所周知,作为新能源家用电动三轮车驾驶、挂牌手续,目前法律和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性规定,在临沂挂不上牌,车管所都是作为非机动车对待。电动三轮车无牌不能作为被告拒绝赔付的理由。即使,王孝全无证驾驶无牌家用电动三轮车,但不是导致事故死亡的原因,按照被告保险条款释义第6条第4款约定,也属于被保险人的保险理赔的范围。三、关于被上诉人天安人寿保险公司是否应赔偿的问题。首先,该交通事故属于意外事故,被保险人王孝全属于意外死亡空水样义第6条第4款明确说明:“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的且主要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顾名思义,因意外造成的、非本人主要责任造成的伤害,属于被告承保赔偿的范围。这是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并非原告对合同条款作出的误解或扩大解释假如该事故王孝全有证驾驶有牌机动车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造成的,保险公司依据“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的且主要原因导致的身体伤害”该条款赔不赔?反正都不赔,都是保险公司的理。依据《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取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条款有两种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且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重审认定有所偏颇驾驶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情形,虽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不是保险公司法定免责条款。禁止性规定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产生影响,更不能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因此,对于保险合同所约定的投保人或保险人违反禁止性条款将导致保险公司责任免除或减轻的条款,保险人仍需进行解释提示。涉案《天安人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规定,均属于天安人寿保险提供的格式化条款。虽然,法律禁止无牌无证驾驶车辆上路违法行为,但结合临沂实际情况,作为新能源家用电动三轮车驾驶、挂牌手续,目前法律和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强制性规定,在临沂想挂牌都挂不上牌,想办理电动三轮车驾驶证都无处办理,车管所都是作为非机动车对待。故,被告拒赔不符合保险合同的根本利益。四、被保险人王孝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机动车、因次要责任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投保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价值所在?由于当事人对涉案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天安人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均是保险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条款中只对机动车概念的理解,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做出明确而具体的约定,根据《中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问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验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对涉案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该新能源电动三轮车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所约定的机动车。被保险人王孝全驾驶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所约定的“无有效行驶证”及“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情形,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作为被保险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减少经济损失,合同即已生效,符合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利益,被告拒赔理由不能成立。即使被保险人王孝全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认定为机动车,但因其负事故次要责任,其无证驾驶与死亡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按照保险合同第2条第3款、及保险条款释义第6条第4款约定,也属于被保险人的保险理赔的范围。五、根据被告提供的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民终5604号民事判决书案例,也充分说明,对于被保险人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负主要责任发生意外伤害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孝全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两案不能相提并论。补充上诉意见：六、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天安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责条款加黑加粗的提示”及投保单中“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加盖公章的问题:1、被上诉人庭审中提交的投保单盖章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而保险合同制作的日期为2017年11月21日,充分说明投保人盖章时保险单没有制作出来,不可能对其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2、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虽已采用加粗字体印刷,但字体过小(小于五号字体),且加粗字体印刷条文过多,免责条款与其他条款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不能充分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不能证实被告已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上诉人举证的投保单中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及投保单中“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均无任何提示和盖章,所谓投保单中“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加盖公章,只是保险人例行公事要求投保人签章,并无作出任何解释和说明。依据《保险法解释(二)》第13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不仅仅尽到说明义务,还应明确、具体、并作出解释。3、本案保险合同中对于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没有具体约定,被上诉人也没有对新能源电动三轮车作出任何提示、说明和解释,保险条款中只对机动车概念的理解,未对机动车的认定标准做岀明确而具体的约定,由于当事人对涉案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天安人寿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均是保险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中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问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验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对涉案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另外,相关指导意见中“对于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虽然符合机动车的概念,但实践中交警部门不予挂牌,不应作为机动车对待”作出了分析和说明,故此,被上诉人单凭交警部门为了划任对三轮电动车只是认定为“属于机动车范围”概念也非常模糊、保险人就此拒赔,不符合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目的和保险合同利益,有失公允。七、关于保险合同中“无证驾驶机动车”的免责条款问题:虽然保险合同中对“无证驾驶机动车”的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但不明确、具体。对涉案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没有约定。即使被保险人王孝全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认定为机动车,鉴于我国对电动三轮车管理现状,客观上被保险人不能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电动三轮车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其本身并不存在过错,被上诉人据此主张免责,明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目的和保险合同的利益,也不符合《保险法》立法的指导精神。八、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三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王孝全驾驶的车辆为“亿昌”牌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范围),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作用较小,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成因只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文明驾驶规定,不是王孝全无证驾驶导致事故的发生。不符合被告提供的长春市(2018)吉01民终5604号民事判决书案例中、被保险人因无证驾驶车辆、负主要责任发生意外伤害的事故情形,各自事故成因情节不同,两案不能相提并论。王孝全其无证驾驶与死亡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故,属于被保险人的保险理赔的范围。综上所述,保险合同对于新能源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范围没有约定,被上诉人不能证实其公司已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解释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被上诉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作为一个农民工老人因意外事故而丧失生命,用生命换来的意外保险得不到保障,不符合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目的和保险合同的利益及保险立法精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关于王孝全无证驾驶机动车的事实是公安机关依法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对公安机关的认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是对公安机关的认定认可的。上诉人以王孝全驾驶的三轮车不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列举的范围内为理由想说明该车不是机动车,这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车辆性质作出了认定,上诉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次,该车辆未在列举范围恰恰说明该车辆是不符合法律法规标准的机动车。最后,关于驾驶该类超标车辆发生事故后可以向超标车辆的生产及销售企业主张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过程中答辩人也多次建议上诉人已经公安部公交管(2018)9号文件对超标电动车的生产销售企业主张损失赔偿。无证驾驶机动车是案涉保险合同条款里明确约定的免责条款。其一,答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在投保单位临沂国威园林古典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投保时,答辩人的业务员将其投保产品的保险条款提供给投保单位,并详细解释说明了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投保单位对上述事实在团体业务投保单中盖章予以确认。投保单第十一条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第一项中明确记载“1、贵公司已向我公司提供保险条款并说明保险合同内容,特别提示并明确说明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单位已认真阅读并理解合同条款,对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事故通知、保险合同解除、相关释义等保险条款的各项内容,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上述证据证明答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二,根据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4责任免除第五条列举了“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详见释义)、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详见释义)、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详见释义)的机动车(详见释义)以上文字均进行了加黑加粗作出提示。条款第6条释义6.9记载“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至下列情形之一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6.11记载“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供人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被保险人王孝全无证驾驶机动车符合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约定,依据合同答辩人不应向原告支付保险金。四、上诉人以被保险人王孝全在交通事故中负责任为由主张答辩人赔付保险金显然逻辑不通,交通事故的主次责任区分,是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后事故双方主责任大小的认定,是事故双方向对方主张权利的依据,而本案是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与交通事故纠纷完全是两个法律关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与交通事故主次责任的认定没有关系。五、答辩人提供的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1民终5064号判决书,情况与本案极其类似,该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理由和依据是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还有保险合同的约定,和交通事故的主次责任完全没有关系。答辩人认为该判决说理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为了维护司法裁判的统一性,请贵院对该判决书的裁判理由、思路予以借鉴补充答辩意见：关于上诉人上诉状中的补充如下答，一、关于被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了投保人盖章确认的书面文件，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已证实被保险人履行了相关义务；二、关于三轮车是否是机动车的问题，由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事故认定书予以认定，上诉人未对该认定书提出异议，该认定书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应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王孝全无证驾驶的行为属于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行为，违法行为的后果应由自己承担，法院不能判决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三、关于交通事故主次责任的问题，是确定事故双方责任承担的一个依据，与人身保险合同没有关联性，所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2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国威公司作为投保人以该公司300余名职工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天安人寿（2014）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号码：×××37，保险日期自2017年11月17日0时至2018年11月16日24时止。保单载明被保险人王孝全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条款载明：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被保险人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主要原因导致身体伤害。被保险人因下列情形之一伤残或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5.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详见释义）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详见释义）的机动车（详见释义）……。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指下列情形之一：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机动车，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条款中对于上述免责事项均进行了加黑加粗加以提示。国威公司在投保单的“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加盖公章，内容包括“贵公司已向我单位提供保险条款并说明保险合同内容，特别提示并明确说明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单位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保险条款，对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事故通知、保险合同解除、相关释义等保险条款的各项内容，均已了解并同意遵守”。2018年4月25日5时许，案外人刘京雷驾驶鲁Ｑ8××**号车行驶至省道××庄路段时，与王孝全驾驶的无牌号“亿昌”牌机动三轮车相撞，造成王孝全（经120急救人员确认）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认定刘京雷负事故主要责任，王孝全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违反道路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王孝全的亲属（妻李朝兰、子王自坤、女王自美）向被告理赔，被告认为不符合理赔条件，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一审法院认为，国威公司作为投保人以其公司职工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天安人寿（2014）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签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该有效成立的合同对缔约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合同各方均应全面履行己方的义务。本案原告亲属王孝全在保险期间内驾驶三轮车与案外人驾驶的重型货车相撞后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保险责任，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对于案涉事故，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孝全驾驶的车辆为“无号牌机动三轮车”，因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已对“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等发生残疾或身故的情形，作出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约定，且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已对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责条款采取了加黑加粗的形式进行了提示，投保人国威公司亦在投保单的“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加盖公章确认，应当认定保险人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合同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原告主张案涉三轮车为家用小型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辆，但对其主张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纳。至于王孝全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与其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阻却本案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综上，原告亲属王孝全虽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身故，但属于被告天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免责范围。原告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推翻被告的抗辩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朝兰、王自坤、王自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证据一，涉案时亿昌牌电动三轮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交警部门为了进行事故的处理，在行政管理领域依据行政规章对发生事故的电动三轮车所作出的认定仅仅是属于机动车范围，并没有明确电动三轮车就是机动车。证据二，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9民终29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在该案件中同样作为天安人寿公司在泰安支公司处理的一起案件中，与本案案情几乎一致，受害人也是驾驶电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法院在该案中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证据一一审提交过了，对真实性无异议，该意见书恰恰证明了王孝全驾驶的车辆是机动车。证据二不应该属于证据范畴，应属于提交判决书供参考。因为该判决书在2019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之前做出的，现在全国民商事审判机要主要精神是统一裁判思路，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且法院判决对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予以支持，也违反社会公德，损害公共利益，在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出台后类似案件都是驳回了诉讼请求，提交两份生效判决供法庭参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是否因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而免除保险赔付责任。当事人对于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案外人刘京雷驾驶鲁Ｑ8××**号车，与王孝全驾驶的无牌号“亿昌”牌机动三轮车相撞，造成王孝全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刘京雷负事故主要责任，王孝全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违反道路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负事故次要责任。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事故责任认定书，因此一审依法采信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孝全驾驶电动三轮车为机动车，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未将电动三轮车纳入机动车范畴进行证照许可管理。被保险人购买及使用电动三轮车时,无法办理相关驾驶证和行驶证件，被保险人王孝全系因政策客观原因无法办理机动车相关手续,从而未持有电动三轮车驾驶证及行驶证。但上诉人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主张被保险人在客观上不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的情况下驾驶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亦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无证驾驶免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被保险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免责条款中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已对保险合同载明的上述免责条款采取了加黑加粗的形式进行了提示，投保人国威公司亦在投保单的“投保单位声明与授权”处加盖公章确认，应当认定保险人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故该合同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依据上述免责条款规定，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均由上诉人李朝兰、王自坤、王自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国栋审判员  李大军审判员  王海涛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庞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