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102民初129号原告：安艳，女，汉族，1970年2月25日出生，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宾，山东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5614127349，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204国道西，岔路口村以南。法定代表人：陈亮祖，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旺，该公司员工，女，汉族，1977年4月14日出生，住山东省莒县，现住。原告安艳与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富凯木业”至判决主文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宾，被告日照富凯木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丁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40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社保补缴利息2087.01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案件已经日照市东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原告对裁决不服，现提起诉讼。一、原告2013年3月7日到被告处工作，2018年10月被告才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保。原告在2019年向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被告才为原告补缴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的社保，但2003年3月入职之初至2015年8月的社保，仍未缴纳。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既包括未缴纳，也包括缴费年限不足。二、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不因劳动者意愿而免除其强制义务。不因劳动者不愿缴纳社保而免除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被告提交的两张表格，不是原告真实意愿，且第二张表格上的签字并非原告本人所签，与第一张表格上的签字字体明显不同，不能证实缓交是原告的真实意愿。即使是真实的，缓交的意思是暂缓缴纳，也就是说在劳动者随时可以要求用人单位缴纳，被告的两张表格，仅能代表原告一段时间的意愿。即使原告开始不愿缴纳，但原告已通过投诉方式，改变了当初的意思，在原告已改变其意思后，在劳动监察介入后被告并未彻底改正，仅补缴一部分，因此被告对未全部缴纳具有重大过错，属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第十四条因用人单位过错，劳动者以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并获得经济补偿的情形，应当得到支持。三、被告给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因社保系统产生利息，此部分利息应由被告承担，不应由原告负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23261元，本院予以准许。被告日照富凯木业辩称：2013年3月原告到日照岚桥富凯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桥富凯”至判决主文前）工作，在入职时，原告向岚桥富凯提出原告在其他单位有社会保险，不同意在岚桥富凯缴纳社保，所以该公司未给原告缴纳社保。2015年9月9日原告从岚桥富凯调入至被告处工作，原告不同意在被告处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10月原告在被告处参保并交纳各项社会保险。2019年9月原告要求在被告处补缴其在被告工作期间（2015年9月到2018年9月）的社保，被告于2019年9月23日为原告补缴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各项社保，其中东港区劳动社保局收取了一笔利息4174.02元，经原告与被告协商，原告同意承担2087.01元，该部分利息原告已经交付给被告。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在2019年11月27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前，被告已经为原告办理了社保手续并且补交了之前未交部分的社保，被告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对于被告在答辩过程中陈述的原告工作经历及社保缴纳情况无异议，并主张岚桥富凯与被告同为法定代表人陈亮祖实际控制，岚桥富凯因环保原因整体从日照高新区滨州路厂区搬迁至河山工业园后不再经营，所有的设备、人员及业务由被告承接，所有权利与义务也由被告承接，两者实质属于同一主体。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于2015年9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1份。合同载明：双方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8日，原告的员工编号为130313。同时合同约定，原告在日照岚桥富凯木业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被告的工作年限。证明：原被告之间自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8日存在劳动关系，原被告在劳动合同中对于合并工作年限的约定，表示被告对承接岚桥富凯权利义务的承认。证据二、工作牌复印件一张，载明：原告工号为130313，工作部门为生产部，入职时间为2013年3月7日，并标有富凯FOREMOST标识。证明：原告实际于2013年3月7日入职，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工作牌上载明的工号与证据一劳动合同中记载的工号一致，原告入职岚桥富凯，在岚桥富凯搬迁至河山工业园并由被告承接所有业务后，原告又于2015年9月9日与被告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但实质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同一主体。证据三、原告中国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1宗，日照银行工资卡交易明细1宗。证明：原告自2013年3月份入职，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入职时通过中国银行工资卡账户发放工资，后搬迁至河山工业园后，换为日照银行工资卡账户发放工资。原告从2013年3月至2019年11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3323元。证据四、日照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1份，载明：被告为原告缴纳了自2013年3月至2019年10月的工伤保险，缴纳了自2015年9月至2019年10月的五险，证明：原告自2013年3月入职，至2019年11月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仅为原告缴纳了2015年9月至2019年10月的社会保险（其中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是在原告向东港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后，被告为原告补缴），但2013年3月至2015年9月社保一直处于欠缴状态；被告以上欠缴社保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原告因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证据五、东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东劳人仲案字［2019］第1101号仲裁裁决书原件1份，载明：被告自认原告自2013年3月7日入职，2018年10月才开户为原告参保，并补缴了2015年至2018年的社保，证明：原告自2013年3月7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只为其补缴了自2015年9月以后的社保，2013年3月至2015年9月处于欠缴状态，被告的违法不缴纳社保行为，应承担支付原告经济补偿的责任。证据六、东港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出具的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据1份，被告出具的收据1份，证明：被告在为原告补缴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的社保过程中，因为被告的拖欠缴纳社保行为，产生利息4174.02元，实际为拖欠社保产生的滞纳金，被告责令原告把补缴社保个人部分交给被告，利息由双方分半承担，为此原告共向被告缴纳了15380.65元，其中含利息2087.01元，因拖欠社会保险费完全是被告违法导致，原告无任何责任，产生的利息应由被告自行全部承担，被告对于原告承担的2087.01元应予以退还。证据七、网页打印件两张，证明日照富凯木业就是岚桥富凯搬过去的，二者为一家企业。被告质证：对于证据一劳动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从证据一可以看出原告的工作单位在2015年9月9日前是岚桥富凯，与被告建立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9月9日后，对于工作年限的约定无异议。对于证据二工作牌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三原告从2013年3月至2019年11月的工资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工资单可以看出被告是从2015年9月向原告发放工资，之前工资的付款账号是岚桥富凯。对于证据四、五、六无异议。对于证据七，与本案无关。被告主张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原告不在被告处工作，原被告劳动关系建立于2015年9月，被告无法为原告缴纳在此之前的社会保险费用。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原告在岚桥富凯缴纳的是工伤保险。并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岚桥富凯参加社会保险调查表一张，证明2013年3月原告到岚桥富凯工作，在入职时，原告向岚桥富凯提出原告在其他单位有社会保险，不同意在岚桥富凯缴纳社会保险费，所以该公司未为原告缴纳社保。证据二，被告的会议记录一份，证明2015年9月9日原告从岚桥富凯调入至被告工作，但原告不同意在被告处缴纳社保。证据三，被告处的社保调查表一份，证明2016年6月3日在被告要求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时，原告要求缓交。证据四，社保缴费发票的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于2019年9月23日为原告补缴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其中东港区劳动社保局收取了一笔利息4174.02元，经原告与被告协商，原告同意承担2087.01元。证据五，安艳前12个月平均应付工资核对表，证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安艳平均应付工资实际为3144.42元，与安艳提交的证据有出入。证据六，安艳2013年3月在岚桥富凯发放工资明细，中国银行分两笔发放，一笔为1825.49元，一笔为988.62元。证据七，安艳在2015年8月在岚桥富凯发放工资明细，浦发银行分两笔发放，一笔为1725元，一笔为432.80元；向安艳发放工资的浦发银行的账户为岚桥富凯，证明安艳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间在岚桥富凯正常发放工资，属岚桥富凯员工。原告质证：对于证据一、证据二中2013年的签字和2015年的签字系原告本人所签，对于证据三中2016年的签字非原告本人所签，不需要笔迹鉴定，对于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原告在2013年入职时在被告发起的参加社保的调查表中“是否同意在本公司参加社保”一栏中填否，因当时原告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有限对社保没有认识，被告只是下发统计表，让填写是或否，对原告未作任何关于社保的解释，原告仅盲从填写，而且当时被告只是以调查表的形式了解原告是否有缴纳社保的意向，原告仅参与调查，未以书面等正式形式明确实质性的放弃社保，后被告于2016年又一次进行调查，原告填写缓交社保，进一步明确原告并未放弃社保缴纳，且从时间上来看，2016年的调查表已代替原告入职时填写的调查表，原告已明确表示被告应为其缴纳社保，只是当时被告责令原告填写缓交，鉴于双方地位不对等，原告只能如此填写，但是被告在其后长达数年并未为其缴纳，原告于2019年向东港区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更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被告的催缴，明示被告必须为其补交社保。对于证据四不认可，原告所提交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明细为原告从银行打印出的流水，具有真实可靠性，应当以此为准计算平均工资。对于证据五、六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与岚桥富凯为同一法定代表人，实际为同一家公司，岚桥富凯因环保问题，被政府责令搬迁，于2015年由高新区搬迁至河山工业园，其人员、设备、业务等都由被告承接，岚桥富凯所有的权利与义务均由被告承接，岚桥富凯已经不再经营，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可以看出，而且被告在劳动仲裁中对于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已经自认，所以鉴于被告对于岚桥富凯所有权利义务的承接，应该为原告补缴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之间的社会保险，被告不能以更换公司名称而逃避为原告缴纳社保责任。本院依职权于2020年3月25日至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征缴科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因安艳在2015年9月前的工资并非由日照富凯木业发放，不能推断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日照富凯木业截至目前不能为安艳补缴社保。而且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安艳的工伤保险系由岚桥富凯缴纳的。”本院依职权调取岚桥富凯及日照富凯木业的工商登记信息，岚桥富凯成立于2002年9月30日，注册地位于日照市西侧，法定代表人为陈亮祖，股东为美国富凯生产事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55%）、岚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35%）、杭州宏顺家具木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10%）；日照富凯木业成立于2010年12月16日，注册地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204国道西，岔路口村以南，法定代表人为陈亮祖，股东为ForemostWorldwideCompanyLimited（香港）（出资比例为100%）。安艳对该调查笔录质证：对于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自2013年入职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通过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于岚桥富凯工作期间、工作年限的追认，以及被告在劳动仲裁中对于原告劳动时间的自认，足以确认。被告与岚桥富凯管理人员为同一套班子，在明知可以补交的时间段不予补交，完全是由被告自身的过错所导致，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日照富凯木业质证：均无异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3年3月到岚桥富凯工作，岚桥富凯为原告缴纳了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的工伤保险。原告安艳在2013年3月到岚桥富凯工作时，在岚桥富凯发放的《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调查表》中“是否愿意在本公司参加社保”一栏中填写“否”。2015年9月9日原告到日照富凯木业处工作，双方于2015年9月9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9日至2018年9月8日，劳动合同中约定乙方（原告安艳）在岚桥富凯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甲方（被告日照富凯木业）的工作年限。原告安艳并在入职被告日照富凯木业后在《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调查表》中“要求缓缴社保”一栏中签字确认。日照富凯木业自2018年10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9年9月原告至日照市东港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要求日照富凯木业为原告补缴其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劳动监察大队受理了原告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补交社会保险费的投诉，后日照富凯木业于2019年9月23日为原告补缴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期间劳动部门收取了补交社保的利息4174.02元，经原被告协商，原告承担2087.01元，并将该部分利息支付给日照富凯木业。安艳向日照市东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交齐2013年3月7日至2018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该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东劳人仲案字（2019）第11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并驳回原告安艳的其他仲裁请求。安艳对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岚桥富凯成立于2002年9月30日，注册地位于日照市西侧，法定代表人为陈亮祖，股东为美国富凯生产事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55%）、岚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35%）、杭州宏顺家具木业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10%）；日照富凯木业成立于2010年12月16日，注册地位于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204国道西，岔路口村以南，法定代表人为陈亮祖，股东为ForemostWorldwideCompanyLimited（香港）（出资比例为100%）。上述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调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关于被告应否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条中“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指用人单位在客观条件下能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未依法缴纳的。本案中，原告安艳在2013年3月到岚桥富凯工作时，在岚桥富凯发放的《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调查表》中“是否愿意在本公司参加社保”一栏中填写“否”，并在入职被告日照富凯木业后在《员工参加社会保险调查表》中“要求缓缴社保”一栏中签字确认，后原告安艳向日照市东港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要求被告为其缴纳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该劳动监察大队以岚桥富凯与日照富凯木业为两家公司为由只受理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投诉，日照富凯木业于2019年9月23日为安艳补缴了2015年9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结合本院依职权至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征缴科调查的情况可知，被告日照富凯木业在截至目前的客观条件下不能为原告安艳缴纳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的社会保险费，因此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形，原告安艳与被告日照富凯木业之间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原告安艳提出的要求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应否支付原告社保补缴利息2087.01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原告安艳要求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支付社保补缴利息2078.01元的诉讼请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未经仲裁,本院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安艳与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安艳要求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3261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安艳要求被告日照富凯木业有限公司支付社保补缴利息2087.01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安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安晓辉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聪媛书记员徐俪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