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内05行终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住所地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镇。法定代表人林某，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该局法制大队民警。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女，1972年11月25日出生，蒙古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6行初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于某原系科左中旗都西庙水库管理所四场工人，其以要求恢复工作、补偿福利待遇为由，先后向科左中旗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反映诉求。2019年3月3日，原告乘车来到北京，但期间并未实施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2019年3月4日，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以原告于某于2019年3月3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9〕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行政拘留十五日，并送交科尔沁左翼中旗行政拘留所执行，现已执行完毕。原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及处罚是其法定职责。但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并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本案而言，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如认定于某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需要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及时、全面、客观地调取收集证据，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无误，程序合法。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答辩称于某于2019年3月3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具有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但是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不能证明于某2019年3月3日到北京是进行上访并具有寻衅滋事的行为，因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于某具有寻衅滋事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关于原告于某提出的赔偿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本案中，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对于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属于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故于某主张要求赔偿拘留期间的损失的，应予支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的通知“自2019年5月15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本案中，于某被拘留15日主张赔偿36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于某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诉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并赔偿于某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一）项、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作出的左公（舍）行罚决字〔2019〕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于某3600元；三、驳回原告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上诉称，请求：1.撤销（2019）内0526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2.维持左公（舍）行罚决字[2019]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与理由：原告于某原系科左中旗都西庙水库管理所四场工人，自1999年10月至2003年10月在舍伯吐水利站三产工作；2003年成立舍伯吐供水管理站，将原告调至该管理站，原告与该管理站签订劳务合同。在此期间，原告因长期无故旷工，不遵守单位规章制度，于2008年被辞退。原告以此为由，以恢复工作、补偿福利待遇为条件多次非正常上访。2019年3月3日，正逢全国两会期间，原告又一次进京非正常上访。我局认为，原告本是自己违反单位规章制度而被辞退，然而原告向当地政府提出恢复工作、补偿待遇等诸多无理要求。当政府无法满足原告所提要求时原告便进行非正常上访，企图通过越级上访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实现个人诉求的目的。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我局自接到报警后及时处警，并依法调查取证，向原告履行了处罚前告知义务，充分听取原告陈述和申辩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执行。被上诉人于某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二审经询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原审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于某以要求恢复工作、补偿福利待遇为由进行信访，科左中旗水务局于2016年7月15日对其作出《关于于某反映补发其25年工资及恢复其工作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左水发[2016]59号）、2018年6月5日作出《关于于某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左水字[75]号）、2018年10月19日作出《关于于某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左水发[2018]150号），2019年3月3日，于某到北京上访，同年3月4日，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以于某于2019年3月3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9〕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某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已执行完毕。另查明，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于2007年8月25日作出左公（治）决字〔2007〕1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于某在北京非正常上访时辱骂劝返人员”为由对于某罚款五百元。于2008年3月7日作出左公（治）决字〔2008〕4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于某在旗政府解决其信访问题期间以进京上访要挟”为由对于某行政拘留十天。通辽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通劳管决字（2008）第128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于某2008年7月23日再次进京越级上访”对其劳动教养一年。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6〕12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于某2016年10月24日到中南海非正常上访”为由对其行政拘留十日。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7〕7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于某2017年8月14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由对其行政拘留五日。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7〕9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于某2017年10月11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由对其行政拘留十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是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法治社会不存在法外之地、法外之人，谁都不能为所欲为。被上诉人于某于2019年3月3日全国“两会”期间到北京进行上访事实清楚。首先，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政府副镇长包某及工作人员白某等人的证言证明于某到北京的目的系进行上访。其次，于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对其询问时，拒绝回答问题，拒绝对其到北京的目的进行说明。最后，原审卷宗的庭审笔录也证明于某在原审庭审中对于法官的询问也不配合，对其到北京的目的不能自圆其说。结合于某自2007年以来数次进京上访，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处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9〕7号）“专门利用国家重大活动和全国‘两会’、‘七一’、‘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进京在非信访场所表达诉求，滋事扰序，向地方政府施压的人员”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打击。故上诉人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对于某作出左公（舍）行罚决字[2019]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6行初18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100元，由被上诉人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盖蓬蓬审判员 杨月英审判员 荣 贵 二○二○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