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87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其勇，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瑾玮，广东铭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静言，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鹏，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征鹏，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翠林，广东奥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徐其勇因与被上诉人徐志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民初2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徐其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撤销双方在2019年3月8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依法改判徐志鹏将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的45%的股权返还给徐其勇，并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四、由徐志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重大事实、未审查陶苓英、徐志鹏的行为与徐其勇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遗漏徐志鹏母亲陶苓英控制并强行扣押宏昌公司全部证照印章、银行续贷资料及徐其勇证件的事实。2019年2月17日，陶苓英未经徐其勇、陈碧桃的同意擅自打开徐其勇办公室的门，将宏昌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章、财务章、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银行续贷的资料、徐其勇私章、徐其勇的身份证等全部取走。徐其勇、张秀娥、李力就陶苓英盗取公司证照、重要文件事宜向三灶派出所报案，但三灶派出所却以证照印章被盗系徐其勇家庭纠纷为由拒绝受理。2019年2月18日，陈碧桃、徐其勇向陶苓英寄送了《通知》、《公司被盗物品及资料清单》，要求陶苓英立即返还全部证照文件。2019年2月22日，陈碧桃、徐其勇、张秀娥、李力、张继生、吴贵华就陶苓英盗取宏昌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及徐其勇证件，以此要挟徐其勇、陈碧桃转让公司股权之事宜召开紧急会议，并形成《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紧急状态会议纪要》。陶苓英控制并扣押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的事实导致徐其勇作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陈碧桃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对宏昌公司完全失去控制。对于陶苓英盗取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徐其勇证件之事实，陶苓英在与徐其勇的微信聊天中已经承认，而徐志鹏在一审质证时并不否认陶苓英持有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及徐其勇证件的事实，只是认为陶苓英属于合法持有而已，并且后续徐志鹏也是持上述被盗的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办理工商变更和银行业务。但是，陶苓英既非宏昌公司的股东、也非宏昌公司的高管，未得到宏昌公司或股东的授权，其持有宏昌公司的证照及重要文件没有任何理据，更何况她是采用几乎偷盗的方式窃取。一审判决未能核实该重要事实以及该事实对徐其勇、陈碧桃的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对因果关系认定出现错误。（二）一审判决未对陶苓英非法持有、扣押宏昌公司的证照及重要文件、续贷阻力、陶苓英对徐其勇的持续家暴与徐其勇被迫以0元转让45%的宏昌公司股权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审查。陶苓英及徐志鹏的行为不仅有胁迫，更有乘人之危之势，股权转让并非徐其勇的真实意愿。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陶苓英非法持有了宏昌公司全部的证照印章及重要文件，徐其勇报案后，民警却以家庭纠纷为由不予受理，但证照印章、重要文件是宏昌公司经营的必要条件，且此时宏昌公司正在办理贷款续期手续。没有证照印章、续贷所需的重要文件，宏昌公司根本无法完成正常续贷手续、也无法正常经营。另外，陶苓英对徐其勇的持续家暴令徐其勇及母亲陈碧桃对陶苓英一直心存恐惧。2019年2月17日下午，陶苓英在三灶镇万科城市花园地下地库殴打徐其勇，要求徐其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1月11日，陶苓英又将89岁的陈碧桃推倒在地，导致陈碧桃摔伤头颈部肿痛。事实上，公司续贷并非必须得到陶苓英、徐志鹏的同意或担保，若宏昌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未被陶苓英非法持有、扣押，而是仍在徐其勇、陈碧桃处管控，二人完全可以找到其他担保人或担保物来完成续贷手续，实际上以往历次银行贷款一直是由徐其勇独自负责办理。本案中陶苓英、徐志鹏两次向银行发送《不同意续贷的函》，造成银行对贷款风险产生恐慌，人为制造续贷的阻力。换言之，本案的主因是宏昌公司证照印章、重要文件被陶苓英非法持有并扣押，而续贷阻力只是人为造成的果。一审判决将徐志鹏、陶苓英是否为宏昌公司提供担保作为徐其勇转让股权条件完全是对事实的片面解读，贷款完全无需他们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陶苓英非法控制宏昌公司证照印章及重要文件，不断胁迫徐其勇、陈碧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利用其家暴带给徐其勇及陈碧桃内心恐惧、通过联系银行工作人员故意制造续贷阻力，散布贷款不到位后公司破产的惨状，二人极力使徐其勇、陈碧桃陷入危困状态，并乘机迫使徐其勇、陈碧桃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0元转让其持有的价值近两千万元的公司股权。陶苓英、徐志鹏的行为已经实际构成胁迫及乘人之危。徐其勇在此情况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理应被依法撤销。但一审判决未审查徐志鹏掌握证照印章及重要文件、持续家暴行为、人为制造的续贷阻力、致使徐其勇陷入危困状态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三）0元转让既显失公平，也不合常理。如上所述，陶苓英长期对徐其勇实施家暴，且股权转让期间正是陶苓英与徐其勇双方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在这种情势之下，徐其勇自愿以0元转让公司股权及财产，明显有悖常理，其中肯定是有迫不得已之缘故。并且0元转让也不符合正常交易规则，显失公平。一审法院未予审查认定导致误判，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二、一审法院未追加陶苓英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存在程序错误。徐志鹏的母亲陶苓英盗取并扣押了宏昌公司的证照印章、重要文件，联系银行制造续贷阻力，多方多次软硬兼施要求徐其勇、陈碧桃与徐志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陶苓英实际强势操纵并参与了整个股权转让的全过程，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属于应当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但一审法院未追加陶苓英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存在程序错误。为查明本案事实，应当将其作为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三、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缘起疏而未查，从而导致后续之违法违理推断。徐其勇与徐志鹏，一对血亲父子，至亲之间发生争讼，自是人间伦理之悲。徐其勇与妻子陶苓英皆是高级知识分子，陈碧桃的兄长、父亲、祖父几代均为教书先生。所谓“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朱子家训》中的治家格言，其中道理，书香门第，必有明晓。然而徐其勇却忍无可忍，诉之于法院，肯定是非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事情原委，系本案缘起之根本，对于本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审法院竟疏忽遗漏未与认定，妄下结论，未免草率。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以维护徐其勇的合法权益。徐志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案涉股权转让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胁迫情形。（一）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受让人也即徐志鹏胁迫徐其勇的事实。（二）关于家庭财富的传承。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会、家庭道德伦理观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规定，符合家庭财富传承的社会习惯，合理合法。本案的源头其实是占家庭主导地位的夫妻双方（徐其勇与陶苓英）的家庭矛盾，而家庭矛盾的源头是因为徐其勇违反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对家庭不忠实，自2013年起出现外遇并且严重到生育私生子，即将导致家庭破裂。为挽救家庭，徐其勇与陶苓英均作出让步，把作为家庭共同财产的宏昌公司，无偿转让给他们唯一的儿子即徐志鹏。徐志鹏也年近30岁，是成年人，并且在宏昌公司的多年经营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种父母传子的无偿转让，符合了现今中国社会正统的、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因其契合实际的合理性，契合《继承法》、《婚姻法》等法律规定的合法性，符合家庭财富传承的社会习惯，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三）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香洲法院）（2018）粤0402民初1363号案件中，徐其勇于2018年4月2日私下对徐志鹏亲笔写下承诺：公司变更后，将股权仍转回给徐志鹏。后该案于次日即2018年4月3日达成调解。在该案调解前，由徐志鹏持有宏昌公司100%股权。结合本案的股权变更，徐志鹏持有宏昌公司100%股权与本案涉及的最近三次股权变更结果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是各股东真实意思前因后果的延续。故徐其勇主张遭受胁迫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四）纵观本案的股权转让过程，是一个多次递进确认的过程，毫无任何胁迫因素存在。本案的股权转让手续，先是召开股东会，形成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接着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而次日甚至隔了好多日，再去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依法合理层层递进。退一步说，就算在哪个环节徐其勇遭到胁迫，失去人身自由，不能及时救济自己，但是事后其完全有机会、有自由、有途径去实现救济。而事实是徐其勇根本未遭受任何胁迫，反而非常自愿的进行股权转让程序。（五）据徐其勇在一审中陈述，为了让公司获得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徐志鹏，在公司获得了银行贷款后，又反悔以受到胁迫为由起诉要求拿回转让给徐志鹏的股权，实属过河拆桥的不诚信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与肯定。（六）关于家庭暴力。陶苓英并未实施家庭暴力，反而是婚姻关系中的受害者，而作为股权受让者的徐志鹏，更不存在对徐其勇的任何暴力行为。在徐其勇与陶苓英离婚纠纷中，徐其勇把陶苓英描绘成一个在毫无任何原因的情况下，一言不合，动则打骂，状若疯癫的疯婆子的状态。这种严重的不讲事实，岂能让人信服？陶苓英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面对老公的长期背叛，在亲戚、朋友圈中为保全家庭，为顾及家庭及个人的脸面而忍辱负重，甚至视其为家丑，在一审诉讼中也不愿提及此事。奈何恶人先告状，试想下，徐其勇是身强体壮的男人，而陶苓英是一羸弱的女子，怎么可能打得过作为男人的徐其勇？因为这个家事，陶苓英在离婚诉讼前半年时间内，体重从120斤直降到了85斤，瘦的只有皮包骨头，可见陶苓英所遭受的巨大伤害！夫妻之间发生矛盾，这是每一个家庭都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很多次的口角，或者如徐其勇所述的“家庭暴力”，都是徐其勇为了离婚，自己先挑起先实施所谓打骂的暴力行为。徐其勇完全隐瞒了自己不端的行为举止，逃避其所应担负的责任。而作为股权受让者的徐志鹏，更不存在对徐其勇的任何暴力行为。当父母发生矛盾时，俩人均退让、均放弃财产，徐志鹏仅仅是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并且在宏昌公司的多年经营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合理合法的受让了股权。再退一步说，即使徐其勇、陶苓英之间存在相互的家庭暴力行为，但本案是徐其勇与徐志鹏之间的股权转让，其父母之间是否有家庭暴力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三、关于另案上诉人陈碧桃，其在宏昌公司成立时（2005年）已经74周岁，是一个无任何经济收入农村老太太，其自己的生活起居支出都完全依赖徐志鹏的父母，根本未对公司出资，仅是挂名股东（当时陶苓英在体制内工作，不便登记为公司股东）。双方一审中也确认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员是徐其勇。故陈碧桃在事实及法律上做原告或上诉人并不适格，更何况徐志鹏也根本未对奶奶陈碧桃实施过任何胁迫行为。四、关于是否追加陶苓英作为第三人的问题。徐其勇在一审过程中从未提及追加陶苓英为第三人，现在反而指责一审法院，实属可笑。案涉股权已经合理合法转让，是否追加陶苓英为第三人毫无意义。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其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徐其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双方于2019年3月8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二、判令徐志鹏将其名下的宏昌公司45%的股权返还给徐其勇，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5日，宏昌公司股东陈碧桃与徐其勇签订《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陈碧桃持有的宏昌公司5%股权转让给徐其勇，转让价格为0元。同日，陈碧桃与徐志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其持有的宏昌公司60%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中陈碧桃以货币出资26万元，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1174万元，总认缴出资1200万元）中，陈碧桃持有的55%股权（即注册资本2000万元中陈碧桃1100万元的认缴出资部分，其中货币出资26万元，以及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1074万元）转让给徐志鹏，作价0元。宏昌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公司股东为徐志鹏、徐其勇。2019年2月28日，徐志鹏与陶苓英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宏昌公司55%股权中的40%作价0元转让给了陶苓英。股权转让后，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于当日召开了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即：公司股东会同意徐志鹏转让40%股权给陶苓英，徐其勇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后，徐其勇占有宏昌公司45%股权、陶苓英占有宏昌公司40%股权、徐志鹏占有宏昌公司15%股权。并形成新的公司章程。宏昌公司于2019年3月4日变更了工商登记，变更新股东为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并备案了新的公司章程。2019年3月8日，宏昌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公司股东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参会，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如下：徐其勇同意转让其持有的45%股权给徐志鹏；陶苓英同意转让其持有的40%股权给徐志鹏；股权转让后，徐志鹏占有宏昌公司100%股权，并任命陶苓英为监事，免去陈碧桃的秘书职务，任命李秋英为秘书，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当日，徐其勇、陶苓英分别与徐志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按照股东会决议内容转让了股权。2019年3月11日，宏昌公司再次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徐志鹏，徐其勇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陶苓英为监事，李秋英为公司秘书，备案了新的公司章程。在上述股权变更之前，宏昌公司还进行过多次股权变更。其中，陈碧桃于2018年以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作为被告，向香洲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402民初1363号，在该案中请求：一、确认陈碧桃与徐其勇、陶苓英于2015年5月10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徐志鹏与徐其勇、陶苓英于2015年8月16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判令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协助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恢复原始股登记状态，即陈碧桃出资60%，徐其勇出资40%。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徐其勇于2018年4月2日向徐志鹏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公司变更后，将股份仍转回给徐志鹏。随即四人于2018年4月3日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调解协议与案有关内容如下：一、双方确认陈碧桃系宏昌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陈碧桃占公司出资额60%，另一股东徐其勇占宏昌公司出资额40%；二、解除陈碧桃与徐其勇、陶苓英于2015年5月10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徐其勇、陶苓英在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到工商机关办理恢复原状的变更手续；三、解除徐志鹏与徐其勇、陶苓英于2015年8月16日签订的《珠海宏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徐其勇、陶苓英、徐志鹏在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到工商机关办理恢复原状的变更手续。2015年9月2日，宏昌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股东陶苓英、徐其勇为徐志鹏，徐志鹏持有宏昌公司100%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徐其勇主张，2011年5月10日、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宏昌公司贷款到期，徐其勇、陶苓英以不同意继续担任保证人为公司续贷，胁迫徐其勇将股权转让给了徐志鹏。徐其勇称，案外人陶苓英于2019年2月17日在宏昌公司办理续贷手续期间，偷取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银行贷款资料等，为此，徐其勇于2019年2月22日召集公司原股东陈碧桃及公司管理人员召开了紧急状态会议。徐其勇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由徐志鹏、案外人陶苓英发给邮政储蓄银行珠海香洲支行的函件两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18日，在该两份函件中，徐志鹏、陶苓英表不同意继续为宏昌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徐其勇还申请了公司员工李力、张秀娥、张继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力、张秀娥、张继生均表示，股权转让的时候不在现场，是否存在胁迫事宜不清楚。徐志鹏对徐其勇的主张不予认可，其主张，上述股权变更属于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宏昌公司在2018年初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徐志鹏就是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贷款由徐志鹏、陶苓英、徐其勇共同担保完成，贷款于2019年3月20日到期，贷款到期后，担保人有权选择是否继续担保，徐其勇掌握贷款的全部资料，其可以选择其他银行继续贷款，无胁迫之情形。另，宏昌公司于2005年成立，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徐其勇出资20万元，占股40%，陈碧桃出资30万元，占股60%。陈碧桃为徐其勇之母，徐其勇与陶苓英为夫妻关系，徐志鹏为徐其勇与陶苓英之子。因家庭纠纷，徐其勇于2019年5月份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其勇向徐志鹏转让股权是否存在胁迫情形。本案中，徐其勇主张徐志鹏、案外人陶苓英以徐其勇不转让股权，就不为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以此为胁迫，徐其勇迫不得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应予撤销，并在工商部门恢复至股权变更前之状态。从案件查明的事实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一，徐其勇所称徐志鹏、案外人陶苓英不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以此胁迫徐其勇转让股权，就该问题，是否为公司提供担保，涉及到是否自愿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属于担保人的自由选择，徐其勇在公司贷款到期后，可以选择由徐志鹏提供担保，也可以选择变更担保方式，由其他人提供担保，徐志鹏不提供担保，不构成胁迫的事由。其二，上述股权变更过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召开了股东会，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并办理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在此过程中，无证据表明徐志鹏或者案外人陶苓英采取了胁迫手段，徐其勇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该情况，徐其勇申请的多名证人，也均表示不清楚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其三，宏昌公司作为以家庭成员为股东的家族企业，陈碧桃、徐其勇、徐志鹏及陶苓英几人之间属于家庭成员，关系特殊，宏昌公司从成立至今，有过多次股权变更，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其中，宏昌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5年9月2日宏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后，即由徐志鹏担任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四，在（2018）粤0402民初136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徐其勇自愿向徐志鹏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在公司股权变更后，将股权转回给徐志鹏。出具承诺书次日，各方在香洲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而双方达成调解前，即由徐志鹏持有宏昌公司100%股权，本次股权变更，与徐其勇的承诺之间，存在关联。综上，徐其勇主张其因受胁迫转让股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诉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徐其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88元、保全费1645元，两项合计4033元，由徐其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徐其勇提交如下证据：一、香洲法院（2019）粤0402民初957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徐志鹏的母亲陶苓英在2019年2月17日胁迫徐其勇签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以及陶苓英当日未经徐其勇、陈碧桃同意，偷取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银行贷款等相关原件，导致无法办理银行贷款的事实；二、《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经过》、报警回执、病历，拟证明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三、微信截图，拟证明徐其勇于2019年2月22日向徐志鹏发送《被陶苓英强行扣押的证件和物品清单》（公司证件印章及重要文件资料等），并要求徐志鹏一方返还清单内的物品，但徐志鹏称陶苓英要求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才返还清单内的物品。徐其勇还向本院申请调查令，以调取徐其勇、李力的报警笔录，拟证明2019年2月17日，徐其勇、李力就陶苓英偷取公司证照事宜向珠海市公安局金湾分局三灶派出所报警，公安部门对徐其勇和李力制作了笔录。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9年2月27日至3月4日，陶苓英与徐其勇的微信聊天部分内容如下：徐其勇：“你叫他（徐志鹏）同时带上我的身份证，银行贷款资料，公司公章（海信资料要盖章）。”“否则就不要来了，反正都要倒闭了，做无用功已没有意义了。”陶苓英：“办理好变更才会。”……“我押你身份证等等不对，但为了保你我的家呀。”……徐其勇：“由于你扣押我的身份证号及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财务章，银行贷款资料，小汽车等，已导致我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也导致公司的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又阻扰公司银行贷款，已致使公司房产即将面临被银行查封拍卖，你这也叫积极主动为公司办事，你的这些行为即将导致公司破产倒闭。”陶苓英：“你逼的，我自卫，结果你承担。”根据2019年2月21日至2月25日徐志鹏与徐其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徐其勇多次提及要求陶苓英带上他的证件和资料，徐志鹏则要求徐其勇与陶苓英自行沟通。另查明，徐其勇主张其原为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3月18日，徐志鹏、陶苓英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珠海分行香洲支行发出的不同意为宏昌公司的续贷进行担保函件中，亦称当时宏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其勇。2019年6月27日，徐其勇向香洲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与陶苓英解除婚姻关系等。香洲法院（2019）粤0402民初9579号民事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转述了徐其勇自述的陶苓英实施的多次家暴行为。该判决认定陶苓英对徐其勇存在长期家暴，但对于徐其勇主张的陶苓英于2019年2月17日威逼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陶苓英偷取公司证照的事实未作认定。《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经过》由徐其勇书写，称陶苓英于2019年11月11日下午推倒陈碧桃致其昏迷。报警回执记载徐其勇于2019年11月11日至珠海市公安局金湾分局三灶派出所报案，但未载明报案的具体情况。病历记载陈碧桃于2019年11月11日下午就诊的情况，自述病史为被人推倒受伤。再查明，二审法庭调查中，徐其勇称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陶苓英未对其实施家暴行为。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为徐其勇和徐志鹏，虽然徐其勇主张合同系在陶苓英的胁迫下签订，但陶苓英本人与案涉合同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予追加陶苓英为本案当事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徐其勇据此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徐其勇二审提交的香洲法院（2019）粤0402民初9579号民事判决不足以证明陶苓英在2019年2月17日胁迫徐其勇签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以及陶苓英当日未经徐其勇、陈碧桃同意，偷取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银行贷款等相关原件的主张，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纳。《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经过》由徐其勇本人书写，属于当事人陈述，无法单独证明案件事实。而报警回执和病历也不能直接证明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因此，该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徐其勇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徐其勇主张的陶苓英殴打陈碧桃的事实发生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后，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亦不予采纳。徐志鹏与徐其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形成于本案一审庭审之前，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徐其勇无客观原因逾期提交，本院依法予以训诫。不过，该份证据与徐其勇一审期间提交的陶苓英与徐其勇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足以证明陶苓英持有徐其勇的部分个人证件和宏昌公司的部分证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至于徐其勇向本院申请调查令事宜，其主要目的系证明陶苓英偷取了宏昌公司的证照等。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文所分析，本案现有的证据已足以证明陶苓英持有宏昌公司部分证照的事实，无需其他证据佐证。而且，徐其勇申请调取的公安部门对徐其勇、李力的调查笔录，也只是徐其勇、李力的单方陈述，而李力已经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发表了证言。故此，徐其勇的该申请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而案涉协议签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之后，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有关合同撤销权的规定。对于徐其勇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不作分析。本案中，虽然徐其勇主张陶苓英对其有长期的家暴行为，但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亦明确，在签订案涉协议时，陶苓英并未对徐其勇实施家暴。据此，案涉协议并非直接在陶苓英暴力威胁下所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情形，徐其勇的此节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徐其勇与陶苓英以及徐志鹏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实可以证明陶苓英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前持有徐其勇的个人证件和宏昌公司的证照，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诚然，在陶苓英与徐其勇关系不和的状态下，陶苓英持有宏昌公司的证照会造成徐其勇经营宏昌公司的不便利。但是，徐其勇作为宏昌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其本人依法可以直接代表宏昌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因此，陶苓英持有宏昌公司的证照并不会造成宏昌公司的经营即刻陷入停滞的短期效应。即便如徐其勇所主张，陶苓英持有公司的证照将导致宏昌公司面临无法续贷的困境，本案亦无证据证明无法续贷将导致宏昌公司即刻面临破产的严重后果。此外，无论是徐其勇个人还是宏昌公司作为相关证照的权利主体，都可以直接向有关部门重新申领证件或者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要求陶苓英返还相关证照。假以时日，徐其勇和宏昌公司必定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权利救济。这说明，陶苓英持有宏昌公司的证照和徐其勇的个人证件的行为不可能对宏昌公司的权益造成长期危害。综上，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宏昌公司或者徐志鹏本人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处于危困状态，使得徐其勇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徐其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行使撤销权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其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76元，由上诉人徐其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