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7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信，男，汉族，1982年7月26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涟源市*************，公民身份号码：432************033。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志坚，广东九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华林，男，汉族，1983年2月5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道县**********，公民身份号码：432************819。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通，广东伟伦（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勇，男，汉族，1973年2月16日，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长湖西路1号B区*****702房，公民身份号码：430************739。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树钦，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信、蒋华林因与被上诉人任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信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上诉、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判决书中第11页中第4、5、6、7行表述：“被告蒋华林陈述原告任勇从2018年4月开始已参与公司管理，享有股东权益，但被告蒋华林提供的会计凭证及《对外银行日记帐》无法充分证明原告任勇已实际获得股东权益，也没有其他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任勇已实际享有股东权益”，这显然是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认定，而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三方已清晰地陈述，上诉人于2018年4月份进入公司后就负责公司的财务这一块，所有的资金进出审批、发放均由其负责，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三、证据五也能充分地证明其享受公司为其带来的股东红利。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在上诉人成为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惠城区XX通水漆商行股东七个月后才签订的补充协议，据了解，上诉人是发现上述XX通公司及商行没有达到盈利反而亏钱的情况下，想利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而退出，达到只赚不赔的目的，事实上，上诉人自从与被告蒋华林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就在公司掌管财务，也一直领取公司工资，虽然没有像原告所说的在《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形式瑕疵并不实际影响原告的股东权益。三、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最后约定：“乙方提供其身份信息协助甲方予以办理”，事实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需双方配合才可以办理好的，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没有履行好上述配合义务才造成没有及时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而审理此类纠纷的法律依据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公司法》是特别法，其在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要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处理股权转让的条款，而根据《公司法》的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才是工商登记的义务人，工商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双方的责任，而是公司的责任，同时，公司是否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不影响受让人对股权的取得，当然，受让人要求公司进行股东名册变更，如果公司拒绝或怠于办理，股权受让人可以以公司为被告提起办理转让手续请求之诉，如果转让人不予协助的，受让人可以将转让人和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而不是一审法院直接判定解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适用法律错误。五、同时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蒋华林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诉人并非违约方，并且积极配合他们的变更登记工作，履行了相关随附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蒋华林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9）粤13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法院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任勇已根据事实和法律成为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之一，《股权转让合同》未达到法律规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法院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任勇的诉讼请求。1、2018年11月2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再次对2018年4月19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具体事项进行确认，从其内容以及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看出，在2018年4月19日至2018年11月23日半年多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任勇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只是对于其股东身份未办理工商登记有异议而已。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会计凭证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而事实上是，被上诉人任勇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已承认了在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并认可该部分会计凭证是其本人签名。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四条第6款“三股东协商一致决定：由蒋华林全面主管公司经营统筹，任勇继续负责财务账目管理。”的约定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自2018年4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一直以股东的身份在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主管财务工作。3、被上诉人任勇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承认用其个人账户收取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应收款。如非公司股东，在没有公司的委托之下，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不可能同意被上诉人任勇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的应收款。二、公司股东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根据工商登记认定任勇并非股东与事实不符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对被上诉人任勇来说，其受让股权，其合同的根本目的在于享有股权相应收益，而享有股份权益的关键体现在于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因未办理工商登记导致被上诉人任勇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一方违约，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判决上诉人退回股权转让款463636元和支付违约金。即一审法院认为工商变更登记是享有股权相应权益的关键体现，工商变更登记是股东资格的关键体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2、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股东未进行工商登记的不具有股东资格。首先，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隐名股东（未进行工商登记）就无法享有股权相应权益，这逻辑明显是错误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万家裕与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纠纷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以下观点：1、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2、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新修订的《公司法》为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本案中被上诉人股东身份已经为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在2018年4月19日《股权转让合同》上盖章确认）及另两个股东蒋华林、刘信所确认。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股东在2018年4月19日股权转让后，股东发生变更但未办理工商登记，但该股东变更不因未办理工商登记而无效。3、2018年4月19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蒋华林、刘信、任勇，该股东变更事项不因未办理变更登记而无效，即任勇在2018年4月19日后即已成为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股东。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也从未有阻碍被上诉人任勇实现股权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任勇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任勇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任勇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答辩人任勇与被答辩人蒋华林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任勇与蒋华林、刘信于2018年11月23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拘束力；答辩人任勇已经按照上述合同于2018年4月23日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义务。1.2018年4月19日任勇与蒋华林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蒋华林同意将所持有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33％股份，以原认缴货币出资33万元现以33万元转让给任勇。任勇同意按此价格购买蒋华林的33％股份。”同时，蒋华林也与刘信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2．该合同生效后，任勇依约将该投资款经蒋华林同意于2018年4月23日由任勇个人银行账户将90万人民币入股资金转账到刘信个人银行账户，答辩人履行完了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3．2018年11月23日答辩人任勇又与被答辩人蒋华林、刘信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现任勇以银行转账￥900000元(大写：玖拾万元整)方式受让股东蒋华林、刘信持有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和惠城区XX通水漆商行的股份各占33％股份。该投资转让款经蒋华林同意已于2018年4月23日由任勇个人银行账户将90万人民币入股资金转账到刘信个人银行账户上，刘信再将其中的35万人民币以其内部股权分配方式再转账给蒋华林个人银行账户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三条第3款又约定：“上述股份转让于任勇支付全额投资款后，蒋华林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任勇提供其身份证信息协助甲方予以办理。”4.该协议生效后，蒋华林带着任勇、刘信到惠州市XX会计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代理手续、授权该公司员工官素丹代理并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所需的全部资料(含任勇、刘信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申请资料文件签名等)。期间汤某通过任勇借款给两被答辩人60万元投入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1月10日蒋华林及公司已偿还给任勇该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剩余借款本金50万元及2019年3月1日的利息未偿付给任勇。另外，因蒋华林存在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混同，且个人挪用公司资金造成公司经营困难，任勇又增资投资了人民币114000元。（二）答辩人任勇与蒋华林、刘信签订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其目的在于便利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该补充协议使得答辩人能够按约定于2018年12月22日前通过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取得《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转移股权的合同权利。二、被答辩人蒋华林在该补充协议约定的2018年12月22日前仍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且蒋华林中途撤回本次股权变更登记，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造成任勇受让股权的合同无法实现，蒋华林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任勇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自解除合同的通知于2019年1月6日到达蒋华林和刘信之日起被解除。三、被答辩人蒋华林、刘信应当返还已收取的转让款90万元给答辩人任勇，并承担违约责任，依照《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赔偿答辩人任勇的损失。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2．本案三方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全面、足额的承担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2、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均应友好履行本协议所列事项：如由于甲方原因单方解除本合同的或者乙方无法享有股份的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甲方将全额退还乙方支付的转让费用，并赔偿乙方上述转让费总额30％的违约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行予以补偿。3、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应赔偿的守约方的损失包括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遭致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及任何可预期的间接损失及额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3.根据合同，在被答辩人蒋华林、刘信违约时，答辩人任勇有权取回转让款90万元并有权要求被答辩人蒋华林、刘信按转让款90万元的30％作为违约金子以赔偿损失。4.根据商法基本原则，结合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性质、主体身份、损失情形，本案应按三方合同约定适用违约金。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依法维持原判。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是正确的。被答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存在违约，依法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妥。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任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解除原告任勇与被告蒋华林于2018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请解除原告任勇与被告蒋华林、被告刘信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判令被告蒋华林、被告刘信连带偿还给原告任勇股权转让出资款人民币9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7万元、增资款人民币11.4万元、借款60万元的剩余借款本金50万元，共计人民币1784000元及其利息（以1784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408元及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9日，原告任勇作为乙方，被告蒋华林作为甲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蒋华林将其所持有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33%股份转让给原告任勇，转让价款为33万元，原告任勇在该合同订立15日内向被告蒋华林支付转让款。其中第三条约定：“本合同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和分担亏损。”2018年11月23日，被告蒋华林作为甲方，原告任勇作为乙方，被告刘信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被告蒋华林和被告刘信分别是惠城区XX通水漆商行和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各占两家公司的50%的股份，被告蒋华林将持有上述两家公司股份的17%转让给原告任勇，被告刘信将持有上述两家公司股份的16%转让给原告任勇，转让后，被告蒋华林、刘信和原告任勇占上述两家公司的股份比例分别为33%、33%和34%，转价款共90万元。其中第三条第2款约定：“该投资转让款经甲方蒋华林同意已于2018年4月23日由乙方任勇个人银行账户将90万元人民币入股资金转账到丙方刘信个人银行账户上，刘信再将其中的35万元人民币以其内部股权分配方式再转让给蒋华林个人银行账户上。”第三条第3款约定：“上述股份转让于乙方支付全额投资款后，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本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提供其身份证信息协助甲方予以办理。”其中第九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各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如由于甲方原因违约或者甲方解除本协议的或者一方无法享有股份的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甲方将全额退还乙方支付的投资转让款，并赔偿乙方上述投资转让款总额30%的违约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行予以补偿。”并在第一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三方确认，2018年5月24日因上述两企业经营资金周转困难，经蒋华林同意，由蒋华林、任勇、刘信三个股东共同以个人名义向任勇朋友汤某借款20万元人民币，三人合计借款60万元人民币。此借款60万元人民币经蒋华林同意，由出借人汤某以其银行账户转账到任勇个人银行账户，再由任勇个人银行账户又转账到蒋华林个人银行账户，尔后再转账到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单位对公账户作为公司周转资金使用。该60万元债务由上述目标公司和企业承担。”三方在该协议中还约定各自的分工，其中被告蒋华林负责经营方针及客户开发、被告刘信负责客户开发和维护、原告任勇负责财务账目管理。被告蒋华林陈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任勇已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其提供了部分会计凭证，这些会计凭证没有显示有原告任勇签名，并提供了一份9月份到12月份标题为《对私银行日记账》，列明各项支出情况，但没有相关人员签名，只是加盖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公章。2019年1月4日，原告任勇通过EMS快递向两被告送达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原告任勇还提供了三份与被告蒋华林、刘信的通话录音，原告任勇在通话录音中主要就被告蒋华林未能按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进行交涉。原告任勇陈述其没有实际支付11.4万元，是被告蒋华林侵占公司资产，是被告蒋华林向其承认其中的11.4万元作为其增资款。另查明，被告蒋华林提供了一份由惠州市XX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被告蒋华林出具的通知函，表明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于12月20日委托其进行公司股权变更，其只是收到股东蒋华林、刘信身份证复印件，没有股东任勇相关资料，因申请资料签名一个月有效，要求被告蒋华林提供资料办理。2018年12月26日，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内部通知函》，载明：“鉴于股东三方协议办理股份工商登记，因两位资料未提供齐全，股东蒋华林已多次口头催促提交资料给办证公司（恒正会计）进行变更，办证公司（恒正会计）已于12月20日将相关资料整理完善，只缺两位股东个人资料（身份证及股权资料签名）。请收到此份通知书后三日内配合处理。”2018年12月26日，被告蒋华林把该通知函拍照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任勇。原告任勇陈述其原先已提供完善的资料了，是被告蒋华林没有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被告蒋华林主动撤回变更申请的，造成原先申请资料过期。被告蒋华林陈述原先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已超过一个月过期，无法办理的，为此要求再次补充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任勇与被告蒋华林于2018年4月19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原告任勇与被告蒋华林、刘信于2018年11月23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均有当事人的签名并按指模，应视为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各当事人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商事经营活动的，各方都要尊重契约精神，都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均应按该《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该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任勇受让了被告蒋华林占惠城区XX通水漆商行和惠州市XX通环保有限公司的17%股份，并受让了被告刘信占上述两公司的16%的股份，受让总价款为90万元，原告任勇已支付了90万元转让款。这些事实已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得到三方当事人的共同确认，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原告任勇来说，其受让股权，其合同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享有股权相应权益，而享有股份权益的关键体现在于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为此双方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被告蒋华林需要在签订该协议之日起30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约定是保障原告任勇合同目的的实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相关通话录音，原告任勇早已提供了股权变更登记相关资料，但由于被告蒋华林并没有按约定期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先已提供的股权变更登记资料已过期限。虽然被告蒋华林于2018年12月26日通过微信向原告任勇发送通知函，要求其提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相关资料，但被告蒋华林发该通知函时，已超过双方约定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期限，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造成原告任勇受让股权的合同无法实现。被告蒋华林陈述原告任勇从2019年4月开始已参与公司管理，享有股东权益。但被告蒋华林提供的会计凭证以及《对私银行日记账》无法充分证明原告任勇已实际获得股东权益，也没有其他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任勇已实际享有股东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一方违约，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蒋华林违约无法按约定期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造成原告任勇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违反商事经营活动基本契约精神，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告任勇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任勇受让的股权包括被告蒋华林和被告刘信各自的股权，分别为17%和16%，但原告任勇所支付的总价款90万元没有细分出被告蒋华林和被告刘信各自的转让对价。因此，应按被告蒋华林和被告刘信的股权比例确定各自的转让对价。至于被告蒋华林与被告刘信收到原告任勇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共90万元后的实际分配问题，是其双方自行处理的结果，不影响按转让股权的比例确定相应的对价。经核算，被告蒋华林的转让对价应为463636元，被告刘信的转让对价应为43636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被告蒋华林应向原告任勇退回股权转让款共463636元，被告刘信应向原告任勇退回股权转让款共436364元。双方当事人约定按转让款的30%计付违约金，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第一百一十四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综合双方合同的性质、履行的特点、履行状况，各方过错、原告任勇客观损失等综合因素，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没有充分证据原告任勇已实际支付过11.4万元的增资款，原告任勇也陈述其没有实际支付过该增资款，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蒋华林、刘信需向原告任勇履行返还11.4万元增资款的义务。因此，原告任勇要求被告蒋华林、刘信返还11.4万元增资款，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任勇主张的借款问题，是属于另外法律关系，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由当事人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原告任勇主张的诉讼保全担保费，并非必然发生的损失，也缺乏双方协议的明确约定，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任勇与被告蒋华林于2018年4月19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解除原告任勇、被告蒋华林和被告刘信于2018年11月23日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被告蒋华林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任勇退回股权转让款共463636元，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以463636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转让款463636元全部退完毕为止）；三、被告刘信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任勇退回股权转让款共436364元，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以436364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4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转让款436364元全部清退完毕为止）；四、驳回原告任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9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950元，（原告任勇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0475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任勇负担12859元，由被告蒋华林负担6545.5元，由被告刘信负担6545.5元。上述各当事人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各自负担的案件诉讼费，逾期不缴纳的，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任勇提交证据如下：任勇与解建江、刘信的电话录音光盘及其电话录音文字、通话号码截图。上诉人蒋华林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任勇与案外人的通话录音，尤其谢某是谁不清楚，然后取证的程序违法，也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即使是说他在公司那里有退了30万元，也不能证明该款被蒋华林侵吞，且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刘信质证认为，它包括两段话，第一段话谢某我们这方也不认识，确实对它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第二段话跟刘信的话三性没有异议，刚刚我也问过当事人。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否应予解除？股权转让款是否应予返还？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入股后三股东工作安排和两企业具体经营管理事项：蒋华林负责公司和企业经营方针管理及客户开发，刘信负责客户开发及维护，任勇负责财务账目管理；三股东协商一致决定：由蒋华林全面主管公司经营统筹，任勇继续负责财务账目管理。”，被上诉人亦承认从2018年4月开始负责目标公司的财务管理，即《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已按照协议约定的股东工作分工，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虽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被上诉人已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实际享有了公司的股东权益。因此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及享受股东的权益。上诉人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已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可以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但该违约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6日发函要求被上诉人补充材料办理股权变更，说明上诉人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股权变更的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股权变更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主张解除涉案合同并返还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一审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3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任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95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上诉人任勇负担。上诉人蒋华林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950元、上诉人刘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845元本院予以退还。被上诉人任勇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受理费10475元，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逾期不缴纳的，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刘艳妹审 判 员  邓耀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翟婧文书 记 员  王威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