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01行初876号原告荆义超，男，汉族，1991年11月16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孙会英，女，汉族，1955年10月23日出生，住郑州市。委托代理人肖强，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郑州市政通路**。法定代表人苏建设，区长。委托代理人苏慧珍，郑州市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米小娟，河南金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荆义超因诉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七区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12月10日在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手续。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会英、肖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苏慧珍、米小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父亲拆迁前与原告签订《房产分割协议》，将宅基地划归原告长12米、宽16.35米，共计三层和炮楼，总面积594.78平方米。2012年10月，拆迁时该《房产分割协议》得到了拆迁指挥部的认可，在把宅基地及房屋划给原告名下的基础上，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为137-2号），并附带其他拆迁安置文件。协议及其他附件约定被告需于36个月向原告交付回迁房，每半年支付一次过渡费。在2017年3月份，被告按照该协议向原告安排了第一期回迁安置房48.26平方米，并发放了过渡费到2019年5月底。但是从2019年6月初起停止发放过渡费等相关费用。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合同法，未按约履行，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为137-2号），向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546.52平方米；向原告支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拖欠过渡费65582.4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向原告支付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拖欠过渡费65582.4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9年12月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按期支付原告过渡费直到房屋安置完（原告在本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后通过“变更诉讼请求”的方式明确其本案所主张过渡费的内容，实质上增加了其原起诉状中没有包含的其起诉后新产生的半年过渡费及后续过渡费的请求，因被告亦无异议，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案中对于其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一并予以评判）；2．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第一组：2006年7月6日《房产分割协议》、2006年10月14日《房产分割协议》、证明，2010年7月长江路办事处书记文东升书写的材料并由其起草的协议书及签订的《协议》，《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四份（其中2010年6月2日协议为作废的）。证明：1．在2006年通过房产分割的方式原告已获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荆自强、荆义超及荆霜梅三个人各自房屋单独分开、归各自所有（原告分得房屋面积为594.78平方米）；拆迁前宅基地上有三户（分别为郑州市二七区端午路125号、125号附1号、125号附2号），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宅基证。2.2010年由指挥部、办事处主持，拆迁指挥部指挥长吴书文、长江路办事处书记文东升等人均在场时，由文东升亲笔起草协议书（当时在场的还有高砦村村委会领导及**组长王进林等人），并打印出签订的2010年7月1日三方《协议》，三方协议各方、指挥部及办处事均予以认可（甲方孙会英的信息由指挥部文东升亲笔书写，文东升书写的材料和协议书，相关内容均由文东升书写，从书写笔迹上可以说明）。3．四份补偿协议均由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盖章确认，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原告的补偿协议单独签订（编号137-2号）、过渡费单独核算（且总协议中已将荆自强、荆义超、荆霜梅的过渡费单独核算），协议签订后原告方积极配合进行搬迁工作。第二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补偿安置宣传手册、高砦村改造指挥部入户宣传册，户口本、身份证、高砦村改造审核确认项目表、荆自强的证明及申请、审批意见及购买协议各一份。证明：1．兑付流程中已明确了相关流程，其中在确认家庭房产分割协议真实有效后才填写拆迁补偿协议，进而兑付搬迁补助费、奖励费、过渡费等费用。而被告已支付了搬迁补助费、奖励费及数年的过渡费，可以充分说明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2．被告确定了村民过渡期不超过36个月，过渡费每6个月发放一次，安置以建筑面积为依据，回迁安置面积每宅人均不足170平方米住房的，可买足170平方米。原则上应将安置房的建设安排在第一期建设计划内，确需对安置房分期进行建设的，应该在前两期建设计划内全部建成。3．被告擅自修改档案中“审核确认项目表”中的内容，8人书写错误，并私自将“一宅多户”改为“一宅二户”；在2010年时一宅多户共9人，其中荆霜梅家4人，闫飞飞家1人，荆自强家4人，2012年闫飞飞儿子史泽昊出生，荆义超、荆自强与闫飞飞家共6人，其中荆义超另立门户已单独签订家庭房产分割协议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过渡费也单独核算发放，不再享有购房资格。指挥部、办事处、高砦社区及一组组长及审批小组均同意荆自强、孙会英、孙闽闽、闫飞飞四人补够人均170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在2012年11月16日买房时添加一人史泽昊（闫飞飞之子），史泽昊不享受人均170平方米的资格，史泽昊只参加家庭人均数30.548平方米的房屋面积。经审批确认并签订了《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村民人均安置购买协议》，不存在原告重复计算的问题。第三组：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拆迁费用结算单、原告银行交易流水。证明：自拆迁补偿协议签订至今已近十年的时间，该协议已履行多年，被告对原告的过渡费单独核算并予以发放的事实，但被告仍未向原告分配安置的房屋，且2019年6月之后的过渡费未予支付。第四组：关于高砦村一组编号137和编号137-1协议修改说明一份，编号137-1的申请及审批意见、《补偿协议》及《购买协议》各一份，编号137号借条，第一期安置房确认单票据。证明：由同一户主编号137通过房产分割协议所得房产编号137-1已单独签约、过渡费单独核算并发放，在2019年8月7日将原协议号137-1更改为466号，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予以确认，并在2019年6月初发放过渡费。编号137-2在第一期高砦村安置房中分得48.26平方米（见编号137号的借条和2017年4月1日第一期安置房确认单票据）被告辩称：一、被答辩人荆义超家庭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多种违反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情况，继续履行将会显失公平，造成侵犯村集体其他成员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应当认定协议无效。根据拆迁高砦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一个宅基地对应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但是荆义超的安置房屋对应的宅基地证是他的父亲荆自强的，荆自强所有的一个宅基地证衍生出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分别为137号（荆自强），137-1号（现编号466号荆霜梅），137-2号（荆义超）。该情形是违反政策规定的。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37-2号可知，被答辩人分得594.78平方米。但是在荆自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37号的人均不足170平方米，可以买足170平方米的补充协议中，计算家庭总人口以及享受村民待遇人口时，又将被答辩人计算到了荆自强的家庭人口中，出现了重复计算，严重多占的情况。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原告家庭宅基地证范围内的建筑面积为1342.3平方米，家庭人口为9人，享受村民待遇人口为8人，为达人均170平方米，家庭可买面积为165.9平方米，可是按照被答辩人家庭的方法，实际其家庭共购买557.8+85.22=643.02平方米，严重多占。根据《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书》的约定可知：高砦村村民房屋（含三层）的约34.17万平方米，三层以上约16.84万平方米，村集体房屋面积约20.57万平方米，合计安置总面积为46万平方米其中安置村民住宅面积为39.65万平方米。该39.65万平方米是严格按照拆迁前高砦村村民房屋建筑面积，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计算出来的，属于全体高砦村村民所有的集体共有财产，任何人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多分，都是违反公平原则，同时侵犯其他村民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应当认定为协议无效。应当在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障村集体内各位成员的合法权益得前提下，确认各被安置家庭的安置房屋面积和过渡费金额。涉及到村民集体利益的事项，应当经过“4+2工作法”，即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决策实施。否则，即为无效决议。针对高砦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涉及影响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事项，应当以法定程序进行决议公开，否则也应属无效协议。被答辩人家庭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严重违反补偿办法，严重多占，侵害了村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未经过村集体决议，应属无效协议。二、答辩人自签约始终按期履约。此次高砦村之所以未按约定发放过渡费，并分配安置房，是非答辩人原因导致的。在高砦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已经让村民享受了最大的政策福利。根据约定，三年内未回迁的，过渡费翻一番。原协议签订之初，过渡费为8元每平方米，翻一番应为16元每平方米。但是答辩人实际是按照20元每平方米支付的过渡费。答辩人已经在拆迁安置的过程中超约定的保障了包括被答辩人在内的高砦村民的权益。而且在拆迁项目进行的几年内，答辩人都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过渡费的义务。此次，过渡费未正常发放也并非完全答辩人的原因导致。高砦村拆迁安置项目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协议，高砦村村民的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对高砦村的拆迁安置补偿进行倒查。而且还出现了答辩人几次安排的分房现场被严重阻挠，分房进行不下去的情况。现在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情况倒查工作已于2019年6月初开始，过渡费停发只是暂时的，倒查纠错工作完成会按时发放的。综上，被答辩人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严重违反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出现了严重多占情形。继续履行协议，将会导致严重侵犯高砦村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被答辩人的家庭协议应属无效协议。同时，过渡费的停发只是暂时的，倒查纠错工作的开展也是为了维护村集体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维护公平正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第一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137号、第137-1号、第137-2号、补充协议两份、宅基地证、房产证和房屋测量登记表。证明：1．针对荆自强的一份宅基地证出具了三份协议书，是严重违反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要求的，一份宅基地证只能对应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荆自强以其152.14平方米的面积在计算人均不足170平方米可以买足170平方米时，又将荆义超计算为其有效人口进行计算，严重多占；3．对比一个宅基地证对应一份补偿协议，与一个宅基地对应三份协议，原告家庭存在严重的超限购买的情况；4．荆义超家庭其父亲荆自强宅基地证上的安置住宅面积为1342.**平方米。第二组：高砦村的村民福利领取表，申请、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荆义超家庭即户主荆自强家的有效人口为8人，家庭人数为9人。第三组：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书、二七政文〔2011〕167号政府文件。证明：高砦村的总安置面积为46万平方米，其中村民住宅安置面积为39.65万平方米。该39.65万平方米住宅安置总面积为高砦村村民的集体共有财产，应严格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签订拆迁安置补偿进行协议分配。对于严重违反补偿办法的协议，实际上严重侵犯了其他村民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应属于无效协议。第四组：倒查方案。证明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的倒查工作于2019年6月初已经开始，是倒查纠错的过程，旨在保障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第五组：证明一份。证明高砦村房屋安置过程中，三层以上是按照4：1进行补偿的。第六组：过渡费发放汇总表。证明自协议签订后，被告按期支付过渡费，履行协议。经庭前会议及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第一组证据中2006年7月6日签订的房产分割协议、2006年10月14日签订的房产分割协议、证明和2010年7月份签订的协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该四份证据属于原告方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情况，与本案无关；而且该协议也只是对荆自强的建筑房屋进行的分割，不能作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实施的依据，二七区高砦村的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应当是针对一个宅基地证签订一份协议，原告家庭分割财产应该是针对该一份协议对应的财产进行私下分割，分成三份协议是严重违反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对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四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四份协议是高砦村拆迁安置工作进行过程中，因政策解读有误等原因而产生的错误的补偿安置办法，严重侵犯了高砦村村民的合法利益。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上述兑付流程是在前期政策解读有误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的兑付流程签订的相关手续，但在后期进行的倒查工作中才发现了原告家庭的拆迁安置存在多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情况，严重侵犯了高砦村村民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该组证据结合第一组证据中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证实了被告在答辩意见中陈述的原告家庭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的各种违反政策行为，导致其家庭多买安置房达六百多平方米的事实；第三，根据《高砦村拆迁补偿安置宣传手册》中有关问题解决办法，也证实凡是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组领导下，按照4+2工作法的程序，决策实施，原告家庭签署的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存在导致原告家庭严重多占安置房的情况，该情形应当经过村4+2工作法的程序予以决策，否则即应视为无效协议；第四，通过荆自强签订的购买协议，在家庭总人口和有效村民人口的计算中，也将本案的原告荆义超计算在内出现重复计算，严重多占的情况。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该证据也证实自签署协议后，被告按约履行协议，只是在2019年6月份应高砦村村民的要求开展倒查工作开始发现荆义超家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才暂停支付，要求其按照程序进行倒查认证。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由荆自强作为宅基地证所有人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1**，由此主协议衍生的137-1和137-2均是违反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虽然前期被告按约定向其履行协议，但根据倒查工作的开展，应当在倒查纠错后保证全体村民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履行新的协议。原告对被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137号、137-1、137-2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予以认可。该三份协议恰恰可以说明原告已经独立签约并且应当获得相应的回迁安置房以及过渡费等费用。对2010年7月1日、2006年10月14日签订的所谓房产分割协议以及该材料中所显示的原告方及荆自强、荆霜梅家户口登记、户口本的复印件以及身份证这些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恰恰可以说明被告所保存的档案中已经明确原告已经获得独立的房产，并且拥有独立的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资格。对被告证据中高砦村改造审核确认项目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因为该项目表中实际上原告在拆迁时家庭人口为9人，而一宅多户确认时，本来是一宅多户，但是被告私自将一宅多户改成一宅两户，那么被告明显存在修改档案材料等违法行为，并且从该档案材料中也可以明确看出被告已经将荆自强、荆义超、荆双梅整理成三个不同的户来整理档案入卷，那么原告应当享有独立分户的资格，并且独立获得回迁安置房以及过渡费的权利。对购买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解释一点，购买协议中所显示的家庭人口5人，享受村民待遇4人，那么这4人分别是荆自强、孙会英、孙闽闽、闫飞飞4人，并不包含原告荆义超，所以说荆义超并不存在多占或者重复占问题。孙闽闽、闫飞飞是孙会英的亲生女儿，是再婚时带过来的。另外家庭人口还有一个史泽浩，他是2012年出生的，是闫飞飞的儿子。史泽浩不享有购房资格，所以说他不存在购买170平方米的情形，他只是参加家庭人均数。对宅基证、房产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拆迁前，该宅基已经分成三户，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各自办理宅基证。对房屋测量面积的真实性无异议，充分说明被告在进行拆迁安置前已经对房屋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对高砦村村民福利领取表由于该证据是复印件，并且不显示具体的时间及来源，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二组中的其他证据在这个证据里面没有见到，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书》的双方并不涉及原告，所以原告对该合同的形成过程以及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同时由于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并非合同的相对方，该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予认可。二七政文〔2011〕167号文件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该文件原件存在，真实合法的情况下，该文件对原告个人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该文件是被告单方出示的一个政策性的规定，并不影响本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履行，故对该证据也不认可。《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改造安置补偿情况调查工作宣传手册》，首先，该宣传手册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印章或者签字，对形式的合法性不认可；第二，该宣传手册没有经过充分的公示、公开以及征集意见的程序，是被告单方面所出示的文件，该文件对原告没有必然的约束力；第三，本案所涉拆迁安置协议签订至今已近十年的时间，而该文件是在本案诉讼产生过程中被告所出示的，在时间上明显过长，并且充分显示了被告不诚信或者恶意的行为，对证据三性不认可。对高砦社区居民管理委员会的证明，该证明所显示的落款时间是2019年12月25日，也就是说本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所谓的居委会出示该证明是明显妨害诉讼进程，主观上具有恶意，是不诚信的行为；同时该证明也无法推翻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该证明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过渡费发放汇总表，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复印件，也不是原件，而是拍照之后所谓的打印件，并且是不清晰的，首先证据的真实性是无法核实，请法庭核实；即使该证据本身是真实的，那么该证据中明确显示荆自强、荆义超、荆霜梅三户是单独核算并且分别单独发放过渡费，那么从该事实可以说明原告理应享受单独户的拆迁回迁安置房以及享有过渡费的权利。结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第一组证据中2006年7月6日《房产分割协议》，被告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该协议系荆义超父母荆自强、孙会英与荆义超所签房产分割协议，证明人也系荆义超舅父孙玉龙、舅爷王全成，上述人员均系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被告提交的原荆自强涉案宅基地及房屋以及由此衍生形成的所有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也均未出现过该协议；另荆自强与孙会英系2006年6月30日再婚，据原告提交的户口簿显示，荆义超和孙会因系2007年9月17日才从河南省鹿邑县迁入荆自强户号为48030146号、住址为郑州市**端午路**的户口簿上；且2006年7月6日《房产分割协议》与原告提交的2006年10月14日《房产分割协议》的内容有冲突之处，故本院不能确定该协议确系2006年7月6日形成及其约定内容的真实性，且法律意义上独立成户而享受的宅基地使用权也非通过持有同一个宅基地使用证的同一家庭内部房产分割的方式所能获得，故原告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2006年10月14日《房产分割协议》，同被告该份证据，在被告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有留存，拆迁档案中指挥部申国定2010年6月8日出具证明中也有提及，故本院认可其真实性；原被告证明目的相反，这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证据2019年12月2日落款的“证明”，除荆自强签名外，还有其他人员签名，但未提交其他签名人员的身份证件，无法核实其证明人身份及其签名真伪，多人在同一份证明上署名，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且是否有资格划分宅基地也非他人所能证明，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该组证据中手写的“协议书”，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2010年7月1日《协议》，同被告该份证据，在被告提交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有留存，本院认可其真实性；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这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提交的四份《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被告该四份证据，在被告提交的涉案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均有留存，本院认可其真实性；但原被告证明目的截然相反，这是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原告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亦认可其真实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对原告证明目的的异议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被告第一组证据中四份《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同原告提交的四份协议，本院认证意见同上。被告第一组证据中补充协议两份（即荆自强和荆霜梅的购买协议）、宅基地证、房产证和房屋测量登记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对被告证明目的的异议系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述。被告第二组证据中“高砦社区第一村民组2011年村民福利分配表”显示荆自强名下3人享受并领取村民福利（孙会英签字领取），闫飞飞1人享受并领取村民福利（孙会英签字领取），荆霜梅家4人享受并领取村民福利（荆霜梅签字领取），虽然该表被告仅提交了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是被告所称荆自强家共8人（即荆自强、孙会英、荆义超、闫飞飞以及荆霜梅家4人）享受村民待遇及安置资格的主张，除该表印证外，还有拆迁档案中荆自强的购买申请及购买协议均载明其“家庭人口5人，其中享受村民待遇4人”，以及档案中留存的是荆自强、孙会英、荆义超、闫飞飞4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人口页为证（即被告第**证据中的申请、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故被告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第三组证据系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高砦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书和被告提请审批高砦社区城中村改造方案的请示，与原告本案诉请履行涉案行政协议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第四组证据倒查方案，对被告据此证明的高砦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的倒查工作于2019年6月初开始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被告第五组证据证明中所称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过程中实际是按照宅宅基地证范围内四层以上居民住宅41的比例安置住宅房的标准，与荆自强2010年6月2日签订的137号协议中所载四层以上证内建筑面积置换安置住房面积的比例一致，但与原告本案诉请履行涉案行政协议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第六组证据过渡费发放汇总表，虽系复印件，但是原告认可其过渡费已经发放至2019年5月底，故本院认可上述事实。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二七区政府开展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涉及原告家位于二七区高砦村端午路125号的宅基地及房屋。对该处宅院，荆自强持有1993年签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392.4平方米，建筑占地171.6平方米，该处房屋领取有郑房权证字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3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999.76平方米。荆自强与其原配妻子生女荆双梅，荆自强和荆双梅均系高砦村村民，后荆自强原配妻子去世。荆自强与原告荆义超之母孙会英于2006年6月30日登记再婚。孙会英于2007年9月17日将其本人以及其亲生子女荆义超、孙闽闽的户口从河南鹿邑县迁入荆自强所在的郑州市**端午路**户口簿上。孙会英亲生女儿闫飞飞的户口系户口系2009年2月3日从河南省鹿邑县迁入郑州市，9年7月1日迁入郑州市二七区端午路125号附2号，系独立的户口簿。据荆霜梅2005年12月29日签发的居民身份证显示其住址为郑州市二七区端午路125号付1号。2006年10月14日，甲方荆自强与乙方荆霜梅签订《房产分割协议》，对双方共同拥有的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端午路125号（高砦村）房产一处进行分割，约定附图中的北三层楼和东侧平房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南三层楼和西侧平房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该处房产南北长24米，各自拥有12米等。2010年6月2日，甲方（拆迁方）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与乙方（被拆迁方）荆自强（即荆义超的继父）签订编号为137号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将乙方位于高砦村端午路125号，合法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总面积1637.48平方米予以拆迁，三层以下证内建筑面积1243.91平方米，按照1：1的比例置换，安置住房面积1243.91平方米；四层（含四层）以上证内建筑面积393.57平方米，安置住房面积98.39平方米（协议记载安置4.5：1的比例安置，实际上该村村民均按照4：1的比例安置住房）。即乙方回迁安置总面积1342.30平方米。过渡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按回迁安置总面积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发放，乙方每月应领取过渡费10738.40元。每六个月应领取64430.40元。其中，荆自强152.74m2×8元×6个月=7331.52元；荆义超594.78m2×8元×6个月=28549.44元；荆霜梅594.78m2×8元×6个月=28549.44元（该部分内容为写手添加）。以及搬迁补助费5000元；搬迁奖励费15000元等。2010年6月2日《高砦村改造审核确认项目表》户主荆自强，家庭，家庭住址端午路**人口（按宅）8人，一宅多户确认栏中原手写“一宅多户”的内容被划掉，改为“一宅二户”，并加盖有“高砦社区居民管理委员会认真专用章”（原告称系被告私自修改）。拆迁档案中留存的2010年6月8日“指挥部申国定”签名的“证明”称，户主荆自强于2006年10月14日与其女儿荆霜梅签订房产分割协议，将该宅基地划归其女儿荆霜梅长12米、宽16.35米，共三层加顶层炮楼总面积594.78平方米，因户主6月2日已签订补偿协议137号，而其与女儿发生纠纷，其女儿要求将其应分面积划归自己名下，指挥部已同意。2010年7月1日，甲方荆自强、孙会英、乙方荆霜梅、丙方荆义超签订《协议》，约定三方共拥有高砦村回迁安置房面积1342.30平方米，甲方荆自强应分152.74平方米，乙方荆霜梅应分594.78平方米，丙方荆义超应分594.78平方米，三方各自分得房产均以本人名字办理房本及相关手续等。2010年7月1日，荆自强的原137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拆分出荆霜梅的137-1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载明荆霜梅房屋位于高砦村端午路125号付1号，合法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面积594.78平方米，回迁安置总面积594.78平方米，每月应领过渡费4758.24元，每六个月应领取28549.44元，过渡费从2010年12月1日起执行。2017年12月6日荆自强向被告高砦村改造指挥部反映称，其与荆霜梅宅基已划开、拆迁时协议也是分开的，但是档案误放在一起、弄成一宅，要求高砦村改造指挥部纠正。后荆霜梅的137-1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编号处添加上了466号，被告认可荆霜梅的137-1号协议已经变更为466号，并独立成466号拆迁补偿安置档案，档案中留存有2019年8月7日“关于高砦村一组荆自强和荆霜梅协议修改说明”一份。被告提交本院的“说明”中称，荆霜梅的137-1号协议（后变更为466号）也在公告通知撤销协议决定的范围内；判前，被告向本院反馈称，该协议现已被撤销。2012年12月4日，乙方荆自强（孙会英）与甲方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签订《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村民人均安置购买协议》，载明乙方家庭人口5人，其中享受村民待遇4人，回迁安置面积152.74平方米，按照高砦村改造指挥部第**通告“享受村民待遇的村民，回迁安置面积每宅人均不足170平方米住房的，可买足170平方米，购买价格为每平方米450元”规定，乙方应购买557.8平方米住房，乙方应缴纳费用251010元。2012年9月12日荆霜梅签订其家4人、享受村民待遇4人的《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村民人均安置购买协议》。2012年10月29日，荆自强原137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又拆分出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的荆自强的回迁安置总面积为152.94平方米的编号仍为137号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的荆义超名下的房屋位于高砦村端午路125号附1号的回迁安置总面积594.78平方米的137-2号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137-2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即本案原告荆义超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的协议，仅约定了荆义超回迁安置总面积594.78平方米；过渡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按回迁安置总面积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发放，乙方每月应领取过渡费4758.24元，每六个月应领取28549.44元，协议其他格式条款内容均为空白。被告称荆自强原137号协议和后来拆分出的荆自强137号协议，以及荆义超137-2号协议均保存在同一个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本案被诉137-2号协议一直正常履行，原告称其过渡费发放至2019年5月底，2019年6月起的过渡费未再发放；2017年3月份被告向原告安置了第一期回迁安置房48.26平方米。据原告证据显示，原告领取的该48.26平方米回迁安置房，系因荆自强在第一期回迁安置房选房时其名下的房屋面积不足，向荆义超137-2号拆迁补偿协议借了回迁安置房面积48.26平方米而形成，拆迁补偿安置档案中留存有荆自强2017年4月1日出具的借条一份。2019年5月，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二期安置房建成，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要求分房，但遭到高砦村村民的强烈反对。2019年6月，被告制定《高砦村安置补偿情况倒查工作方案》，开始对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进行倒查纠错。被告从2019年6月开始停发原告荆义超协议项下的过渡费。原告于2019年12月10日将本案争议诉至本院。另本案庭审后，被告向本院寄交了其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撤销协议通知》一份及邮寄送达凭证、“补充证据”一份、说明一份。该《撤销协议通知》告知荆自强：撤销与您于2010年5月签订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137号），该协议不再履行，过渡费不再发放；请您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日内携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有效证件，到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重新签订《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若逾期未按政策重新签订协议，相应后果由您本人承担。据邮寄送达凭证显示，该《撤销协议通知》于2020年1月2日签收；经与原告代理人也即原告母亲孙会英核实，孙会英称收到了该《撤销协议通知》，但是该《撤销协议通知》撤销的是荆自强的137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原告荆义超本案诉请履行的137-2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关。被告提交本院的“补充证据”中称，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已于2020年1月1日向编号为137号的宅基地证所有权人荆自强发送了撤销通知，并于2020年1月2日送达签收，137号协议为主协议，撤销主协议，荆义超签的137-2号协议书也相应撤销。2020年2月7日，被告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作出《撤销协议决定》致荆义超，告知荆义超：撤销与您于2012年10月签订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137-2号），该协议不再履行，过渡费不再发放；请您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七日内携带《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有效证件，到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重新签订《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若逾期未按政策重新签订协议，相应后果由您本人承担。2020年2月12日被告向荆义超邮寄送达，据被告提交的邮寄凭证查询，该信件于2020年2月15日由他人代收；经与原告核实，原告母亲孙会英称其和荆义超未收到该信件。该份《撤销协议决定》及邮寄凭证系被告于2020年2月12日邮寄本院。2020年2月28日被告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改造指挥部再次作出撤销与荆义超于2012年10月签订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137-2号）的《撤销协议决定》，同日被告工作人员赴原告荆义超家直接送达，原告母亲孙会英开门后拒收，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后将该《撤销协议决定》留置送达，并将送达过程拍照和录像固定。被告于2020年3月6日收到被告寄交的《撤销协议决定》送达光盘一张和照片两张。经与原告核实，原告代理人也即原告母亲孙会英称，不认可被告的送达，也不认可被告该《撤销协议决定》的合法性。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荆义超诉请判令被告二七区政府继续履行《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137-2号），向原告交付回迁安置房、支付过渡费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经本院查明，原告本案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的《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编号137-2号）系从原告继父荆自强2010年6月2日签订的原137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拆分而来的分协议，而荆自强原137号《二七区高砦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已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撤销协议通知》予以撤销，并有效送达给原告，对此原告家亦予认可。2020年2月7日被告作出撤销荆义超137-2号协议的《撤销协议决定》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因原告不承认收到邮寄该《撤销协议决定》的信件，被告又于2020年2月28日重新作出撤销荆义超137-2号协议的《撤销协议决定》，在直接送达被拒的情况下向原告留置送达，应当视为被告已经作出并向原告有效送达了2020年2月28日的《撤销协议决定》。至此，被告已经明确将原告荆义超的137-2号协议予以撤销，即该协议现已经失去法律效力。那么，本案中原告坚持要求本院判令被告履行现已经被撤销、失去法律效力的137-2号协议，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涉案协议有效、被告应继续履行协议为基础而主张的交付回迁安置房、支付过渡费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本院亦无法支持，相关争议的解决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原告荆义超本案中所提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荆义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荆义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由本院开具上诉费缴费通知，于七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缴费后将上诉费缴费票据提交本院，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 判 长  何信丽审 判 员  魏丽平审 判 员  侯 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代理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