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7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饮会，女，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同，男，196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吴饮会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明，男，196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钦玲，女，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刘伟明之妻。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娟，寿光兴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新东，男，198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因与被上诉人王新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4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新东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都不是完整的录音，不能有效证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有效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蔬菜款的事实。（2）上诉人吴饮会、刘树同雇佣吴钦玲、刘伟明到被上诉人处收货。吴饮会与董家杰的录音中，吴饮会说“你说有个欠条在他（王新东）那放着，他不去找你，总是来找咱妹妹……你说有正常的货主不去起诉，起诉这些没有关系的干嘛？我就是代收，你就是发一车给我几百块钱，咱妹妹就是个小工干活的，论天给她发工资”，从录音中也可以证明吴钦玲、刘伟明是受雇于吴饮会。（3）从吴钦玲、刘伟明的工资表中可以看出吴钦玲、刘伟明的工资是吴饮会、刘树同给其发放的，证明吴钦玲、刘伟明是受雇于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被上诉人的货款吴钦玲、刘伟明没有付款义务。（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吴饮会、刘树同设立的是代收点，仅仅是代收蔬菜货物，案外人董家杰（实名董某）雇佣吴饮会、刘树同帮其买菜，蔬菜的价格、重量由董家杰决定，运输车辆的运费、运输目的地等都是由董家杰决定。吴饮会、刘树同的报酬是以小车500元，大车800元由董家杰支付，并且最终也是由董家杰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因此，上诉人吴饮会、刘树同是董家杰雇请买菜的雇工，上诉人只是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示、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由雇主支付报酬。本案的实际买受人是董家杰，上诉人并非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被上诉人的货款上诉人没有付款义务，上诉人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其雇主承担。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设点给董家杰代收蔬菜的行为系代理行为，即使系代理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期间是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6月15日，在2018年3月份左右时，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披露了委托人董家杰并由董家杰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买卖合同关系又持续到6月15日进行的最终结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披露程序，被上诉人是在明知上诉人与董家杰存在代理关系的情况下与上诉人进行的蔬菜交易，故本案的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 王新东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不认可上诉人所主张的雇佣关系，四上诉人是合伙经营，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不认识董家杰，是后期吴饮会将所称的董家杰带到被上诉人处，但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本案与董家杰无关，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相对人是四上诉人。 王新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立即支付尚欠蔬菜款123058元及利息（从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6月4日，其余不再主张）；2.诉讼费用由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支付。 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新东提交其于2019年2月22日和2月25日分别与吴钦玲、吴饮会的电话通话录音及2018年11月30日其父母与吴钦玲的现场谈话录音，拟证明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在王新东处收购蔬菜、建立蔬菜买卖关系及王新东追要欠款的事实；吴钦玲、吴饮会质证称，对通话事实予以认可，但通话内容不完整、存在剪切和编辑等情形，因其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申请鉴定，且又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故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王新东提交其与吴钦玲在2018年1月11日至6月16日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在此期间结算的蔬菜款是吴钦玲直接打到王新东账户。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吴钦玲虽认为其系刘树同、吴饮会雇佣的会计，称刘树同、吴饮会没有银行卡，故用了其银行账户，其给王新东打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吴饮会虽认为，刘树同、吴饮会受雇于董家杰，蔬菜款都是由董家杰打给吴钦玲账户后再从吴钦玲账号向王新东支付货款，其上述主张并不影响对该银行交易明细系吴钦玲与王新东结算蔬菜款的事实认定。吴饮会提交其于2018年11月7日和2019年5月30日与董家杰的电话通话录音，拟证明董家杰承认吴钦玲、吴饮会系受雇于董家杰，且货款也是由董家杰与王新东进行结算，并为王新东出具欠条的事实。王新东质证称，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录音只能证明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与董家杰之间存在生意关系，与其跟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之间的买卖关系是两回事，与其没有关系。吴饮会提交其与董家杰之间的收货明细。王新东质证称，该明细只能证明董家杰与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形成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因该收货明细并无王新东签字认可，且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在王新东与吴饮会的通话录音中，王新东说：“……我统计了统计，小吴俺婶（吴钦玲）给我开的那张单子还欠我123058元一共，我和你说说。”吴饮会说：“你给我发了微信上，你上次和我说的是多少？”王新东说：“12万多，她那两张单子加减了去还有123058块钱。你能多少给我弄点吧，这段时间直接周转不动。”吴饮会说：“给弄点，我恨不能都给你。”王新东说：“今前天，我也给我婶打电话来，……在说这个事来。”吴饮会说：“我和你说啊，小王，我那天问你的时候你和我说12万多来？是那个数吧。”王新东说：“123058块钱。”吴饮会说：“我上次问你的时候，你和我说的是这个数来吧？”王新东说：“是啊，是啊，就这么个数。”吴饮会说：“囊对就中啊，你和我说来我记下了，我和你说你等等，我打听着老董那边……”王新东说：“我不管别人，你和小吴在这边设的点，在这边收的货，我就只能找你俩，我不是和你说了，我没法牵扯别人。”吴饮会说：“我知道啊。”王新东说：“我牵扯别人还了得，对啊吧？”吴饮会说：“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我这边怎么样呢，我这边直接没的（钱）给你。”王新东说：“我不着急是我不着急的事，我和你说，你起码先明白这个道理，是吧，你和小吴俺婶来设的点，我就只能找你俩，你说是这个事吧。”吴饮会说：“你找我也很对付，我和你说了，对付也很对付，但是货确实不是我的货，就是帮忙给给别人收货，就是代收。”王新东说：“你帮忙收货是你们帮忙收货，我给你们俩收是我给你们俩收的事，是啊吧。你牵扯别人是你和别人的事。”吴饮会说：“对啊，对啊。你先等等，牵扯这么多事，又不是说账不还了。”王新东说：“我和你说，你起码先明白这个道理。”吴饮会说：“明白啊，明白，我和你说，这个事，当初……”王新东说：“当初就是刘伟明来找我的时候，就说你和小吴他们两家合伙来做这个买卖，我只能牵扯你们两家，我不能牵扯别人，我牵扯别人牵扯不上。”吴饮会说：“你听我说啊，小王，他的意思就是收货的都这样，说自己的好收，说给别人帮忙就不好收，我这也是一个手段，这些年了我没发过一回车。”王新东说：“当时收的时候说是你们俩合伙，刘伟明和我说你们合伙我才放心大胆的收，收完货了你们牵扯出个别人来，这和我没关系。”吴饮会说：“这么多年了，咱也没发过车，没发过货，就是给人家代收，咱觉得有个市场，好收货。”王新东说：“你们没发过货是你们哄了我。”吴饮会说：“这不是哄了你，这是觉得好收货。”王新东说：“你给我弄点钱吧，咱别说些无用的了，你看看能多少给我凑点就多少给我凑点，说些无用的没用。”吴饮会说：“行啊，行啊，我再尽量想办法，反正到这一步了。”在王新东与吴钦玲的通话录音中，王新东说：“昨天给你打电话你没接。今昨天闲着没事，我把你开的那货单，我都给统计了一遍，我都给加减了一遍，正好是123058块钱。”吴钦玲说：“啊，你弄清楚它就行了。”王新东说：“我这不是寻思给你打个电话，你能多少给我点就多少给我点。”吴钦玲说：“没有啊，我是直接没有钱啊。”在吴饮会与董家杰的通话录音中，吴饮会说：“还有12多万呢，当初那个条是我拉着你去的，你打的这个条，又还了些账，还剩12多万。王新东老是去跟我妹妹（指吴钦玲）要账，你来收的货，我跟你要。妹妹说‘我来收货，整个的市场的收货的，都是小工，老板没有收货的。’”董家杰说：“嗯。”吴饮会说：“他又打电话问我，我说不要紧，你来问我也很应该，我是安的点，咱妹妹去收的货，条是老董给你打的，你问问老董怎么办，他就赖着咱妹妹不散伙。老的也来啊，连打板凳带敲桌子。啦些不讲理的，你也不打电话和他说说，天天这样怎么弄啊。”……吴饮会还对董家杰说：“你说有个欠条在他那放着，他不去找你，总是来找咱妹妹，然后打电话给我。你们老板不下去收货，在我这，我给你们代收，我代收，我设的点，说的点是你们打款给我，我再给他，你没钱打不过来了，最后没办法，欠的钱咱也是出于好意，别让人家再不放心，咱们一起去的，去了之后你给他打上欠条了，他也接下欠条了，准备收货了，又给他带了4万去，然后收了新货，赶么的老账还有12多万……你说有正常货主不去起诉，起诉这些没有关系的干嘛？我就是代收，你就是发一车给我几百块钱，咱妹妹就是个小工干活的，论天给她工资。”董家杰说：“你慢慢和他说说，找咱妹妹慢慢的和他说说。”吴饮会说：“这不是说不通啊，说通了咱不就不这样了。”董家杰说：“那他就是说不通，后期上了法庭它也有个事实啊。”吴饮会说：“你又不是不认账，条在那放着……收货又给他送了4万块钱去，你先使着这些，新账咱也不欠他的，这不是新账也没欠他的，这不是赶么了赶么吧老账割下来2万多块钱，还欠着他12多万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1日至2018年6月16日期间，四被告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受董家杰委托在王新东处设点收购黄瓜。2019年2月25日，经双方确认，尚欠王新东蔬菜款123058元至今未付。四被告在王新东处设点收菜时，没有告知王新东其是属于给董家杰代收蔬菜的情形。四被告与董家杰及王新东之间结算货款的方式是，董家杰打款给被告，被告再付款给王新东。在董家杰无钱给被告打款、被告也无钱给王新东付款的情况下，被告把董家杰介绍给王新东，说董家杰是他们的老板，货款应由董家杰支付。董家杰打了欠条。董家杰打下欠条之后，虽然王新东与四被告又发生收购蔬菜业务，但都是现款交易，且“新货”已结算完毕。涉案欠款123058元系董家杰所打“欠条”中的欠款。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在王新东处设点给董家杰代收蔬菜的行为系代理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委托人董家杰（债务人）和王新东（债权人），买卖合同的债务应由债务人董家杰承担。但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作为受托人从王新东处收购蔬菜时，并未向王新东披露其系代董家杰收购蔬菜的代理事实，在双方结算欠款时，才向王新东披露董家杰系其“老板”，董家杰系蔬菜的实际买受人。此时即便董家杰给王新东出具欠条，也是在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向王新东披露委托人董家杰后发生的；即便王新东收下董家杰写的欠条，王新东仍有权选择受托人（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或者委托人（董家杰）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王新东选择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并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刘树同、吴饮会主张其系受雇于董家杰；刘伟明、吴钦玲主张其系受雇于刘树同、吴饮会，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王新东亦不予认可，故不予采纳。据此，应认定王新东与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王新东要求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支付蔬菜欠款123058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王新东要求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6月4日利息的主张，王新东虽未提供有关双方利息约定的相关证据，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应自王新东向其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2月2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王新东要求支付利息至2019年6月4日，系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与董家杰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审查，当事人可另行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刘树同、吴饮会、刘伟明、吴钦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新东蔬菜款123058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5日起以123058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6月4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61元，由吴饮会、刘树同、吴钦玲、刘伟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就其上诉请求补充提交工资表五页，拟证明刘伟明、吴钦玲受吴饮会、刘树同雇佣，该二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本案欠款没有清偿责任。王新东质证称，真实性不认可，也无关联性，对证明效力不认可。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在无王新东确认或买卖合同订立及履行中向王新东对应披露辅证下，此证据所反映的刘伟明、吴钦玲与吴饮会、刘树同之间的关系不足以免除本案中刘伟明、吴钦玲的债务清偿责任。 四上诉人在二审中还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董某述称，2018年2.3月份开始雇佣刘树同、吴饮会在很多地方收蔬菜，报酬按一车800元支付，其曾到王新东处打过欠条，日期不记得了，数额14万多，其没有向王新东告知是其雇佣吴饮会和刘树同收蔬菜，也从没有直接向王新东付过款，在出具欠条后，王新东曾与其打过一次电话沟通货款事宜但没有说具体谁承担还款责任的事。四上诉人质证称，证人与吴饮会、刘树同存在雇佣关系，案涉欠款应由证人董某承担。被上诉人王新东质证称，证人没有向其出具欠条，证人与四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与其无关。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认证认为，董某虽认可雇佣吴饮会、刘树同收菜的事实，但其未将该雇佣事实在案涉债务发生前向王新东说明，在本案债务确认后也未向王新东说明还款责任主体问题，该证人证言能够印证一审法院有关上诉人在案涉买卖业务发生时未向王新东披露雇佣（委托代理）事实的认定。 本院所查明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新东所主张的案涉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王新东作为出卖人享有向买受人追索货款的合法权利。二审讼争焦点为本案债务清偿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王新东依据录音证据、微信记录、收款凭证、货单等证据以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作为合同相对人提起本案诉讼追要欠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虽抗辩主张刘伟明与吴钦玲受吴钦会、刘树同雇佣、吴钦会与刘树同受董某雇佣，案涉买卖业务系履行职务行为而应由董某负担债务清偿责任，但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交足以证实在案涉买卖业务发生时已向王新东披露履职代理事实的有效证据，应依法负担对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未妥当履行披露义务，符合本案现有查明事实，判令该四人负担本案债务清偿责任，法律适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1元，由上诉人吴饮会、刘树同、刘伟明、吴钦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