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最高法执复42号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钮瑞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法定代表人：KELVINYINKANGHU，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杨，陕西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强，陕西连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青。住所地：青海省格尔木市藏青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雪峰，该公司董事长。被执行人：李建民，男，汉族，1955年3月15日出生，住。复议申请人钮瑞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钮瑞西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藏高院）（2019）藏执异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执行人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恩公司）与被执行人钮瑞西公司、李建民合同纠纷一案，西藏高院作出（2016）藏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钮瑞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荣恩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预分红款共计6783万元；二、钮瑞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荣恩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405.72561万元；三、驳回荣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310号判决书，判决：一、维持西藏高院（2016）藏民初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西藏高院（2016）藏民初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钮瑞西公司对应返还荣恩公司的6783万元自2017年9月28日起按年利率6.15%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李建民对前述第一项、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荣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执行人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荣恩公司向西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西藏高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钮瑞西公司履行下列义务：“（1）向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预分红款共计6783万元。（2）向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应返还的6783万元自2017年9月28日起按年利率6.15%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向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迟延履行金。（4）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482082.26元，申请执行费143252.29元。”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决定“限制被执行人钮瑞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KELVINYINKANGHU（美国护照号码：565330019）、被执行人李建民（身份证号码：）出境。”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审计），决定“对被执行人钮瑞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审计调查。”2019年9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9年10月11日，钮瑞西公司以成都市公安局刑事立案为由向西藏高院申请中止执行，西藏高院口头驳回异议人钮瑞西公司申请。钮瑞西公司对西藏高院作出的（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和（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不服，于2019年10月28日向西藏高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中止执行西藏高院作出的（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和（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事实和理由：申请执行人荣恩公司利用控股股东身份，通过虚假手段恶意侵吞、掏空西藏顶峰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峰公司）的资产，造成顶峰公司严重亏损、无法经营，通过关联交易、提供虚假证据等方式转移顶峰公司资产和采矿权证，给顶峰公司和异议人钮瑞西公司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为此异议人已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该局经侦查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成公（刑）〔2019〕13号立案决定书，根据我国"先刑后民"原则，同一主体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案件，可能会导致刑事犯罪，应当优先受理刑事部分。同时从社会危害性方面考虑，如果申请执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法院仍继续执行将会导致错误的法律行为发生，从而降低人民法院的公信力，成为恶人的"帮凶"。并且异议人钮瑞西公司的主要资产系对顶峰公司的股权投资，而本案的执行措施委托审计评估单位实施的审计评估工作，离不开对顶峰公司的资产范围确认，目前顶峰公司的资产尚处在成都市公安局刑事追赃过程中，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也无法展开，执行工作仍需要等待成都市公安局的刑事结果。西藏高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是否属于中止执行（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和（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的法定情形。关于是否中止执行（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在限制出境期间，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执行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限制出境的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的，可以自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原决定的执行。”之规定，异议人应当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才可以解除限制出境措施；如异议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的理由不属于中止执行（2019）藏执5号执行决定书（限制出境）的法定情形，西藏高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中止执行（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的问题，即是否中止对异议人钮瑞西公司财产的执行问题。异议人钮瑞西公司提出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应当根据我国“先刑后民”原则中止本案执行的理由，西藏高院认为，对异议人钮瑞西公司财产的执行不以荣恩公司是否涉嫌诈骗为先决条件，西藏高院不予支持。异议人钮瑞西公司还提出其主要资产系对顶峰公司的股权投资，而本案的执行措施系委托审计评估单位实施的审计评估工作，该工作离不开对顶峰公司的资产范围确认，而顶峰公司目前的资产尚处在成都市公安局刑事追赃过程中，故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也无法展开，执行工作仍需要等待成都市公安局的刑事结果。该诉求试图说明在顶峰公司资产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法开展审计工作。因西藏高院作出的审计决定书，是对异议人钮瑞西公司进行审计，而不是对第三人顶峰公司审计，第三人顶峰公司的资产范围确认不直接影响对异议人钮瑞西公司进行审计，该理由西藏高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之规定，申请人提出的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不属于应当中止执行的法定情形。故，异议申请人关于中止执行（2019）藏执5号执行通知书的诉求，西藏高院不予支持。据此，西藏高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藏执异5号异议裁定，驳回钮瑞西公司异议请求。钮瑞西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西藏高院（2019）藏执异5号执行裁定，依法中止执行。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当在荣恩公司涉嫌诈骗罪的刑事侦查终结后再继续进行，对复议人钮瑞西公司的执行应当中止。1.钮瑞西公司与荣恩公司之间的纠纷起因是2014年1月4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因荣恩公司接管顶峰公司未实际展开任何工作，并利用其控股股东的身份，违法组织拍卖掏空顶峰公司财产导致双方未能继续合作，被法院判决解除合作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2.由于钮瑞西公司的主要资产都是对顶峰公司的股权投资，且《合作协议》认定的购买股权金额都是以顶峰资产为依据，如果执行法院继续执行钮瑞西公司的资产，同时顶峰公司资产又被恶意拍卖，相当于钮瑞西公司在顶峰公司的财产被重复处分，对钮瑞西公司不公。3.2019年9月12日，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荣恩公司已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有诈骗顶峰公司财产的嫌疑。如果诈骗行为成立，那么顶峰公司的财产被非法侵占也成立，根本上还是最初作为顶峰公司的全资母公司钮瑞西的财产被非法侵占。目前顶峰公司的资产尚处在成都市公安局刑事追赃过程中，资产尚不确认，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执行应当中止，以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尽快查明案件真相。(二)本案钮瑞西公司的中止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的执行中止的法定情形。西藏高院仅仅从该法条的前四项判断本案有失偏颇，本案荣恩公司与钮瑞西公司、顶峰公司涉及纠纷跨度时间长，种类多，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诉讼，符合第五项应当中止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是否符合中止执行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规定：“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等法律法规也对中止执行的情形作了相应规定。西藏高院在异议裁定中认为，成都市公安局以荣恩公司在合作期间非法侵占目标公司顶峰公司相关财产权益等行为，决定对荣恩公司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的情形，并不符合上述法律条文规定的应当中止执行的情形。对此，钮瑞西公司提出，因本案情形复杂，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的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为保证生效判决的及时履行，中止执行的事由应为法定事由，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不应随意放宽中止执行事由的范围。就本案而言，本案主要涉及钮瑞西公司与荣恩公司两个法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关系，双方矛盾源于合作投资，在合作协议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解除，本案执行依据明确判决由钮瑞西公司返还荣恩公司相应股权转让款和利息的情况下，执行法院经荣恩公司申请，依法启动执行程序并无不当。而公安机关对荣恩公司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的事由因涉及荣恩公司在经营期间与另一法律主体顶峰公司衍生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联系，可由顶峰公司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不应影响本案执行程序的正常推进。同时，由于对涉嫌诈骗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都需要一定时间，最终结果目前尚不能确定，贸然中止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荣恩公司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不构成本案中止执行的法定理由。综上，钮瑞西公司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钮瑞西商贸（上海）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藏执异5号执行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薛贵忠审 判 员 向国慧审 判 员 刘慧卓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邵夏虹书 记 员 万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