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3行初31号 原告方家建，男，壮族，1936年11月12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代理人潘小泉，广西天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兴宾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周廷新，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覃秀龙，该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韦彭亮，该区自然资源局干部。 被告来宾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来宾市人民路1号。 法定代表人雷应敏，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祖初，该市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韦顺，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张思慎，男，汉族，1955年11月11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代理人张思杰，男，汉族，1959年8月10日出生，住来宾市兴宾区，系第三人张思慎之弟。 委托代理人刘颖，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家建诉被告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兴宾区政府）、来宾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来宾市政府）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2018）桂行终107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新以（2019）桂13行初31号立案受理，依法向被告兴宾区政府、来宾市政府发送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书，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家建的委托代理人潘小泉，被告兴宾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秀龙、韦彭亮，来宾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顺，第三人张思慎的委托代理人张思杰、刘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兴宾区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为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与姜定磊购买的房屋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而方家建于1984年9月13日与韦佳奎购买的泥砖房也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韦佳奎将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卖给方家建，未经张思慎同意，因此，该泥砖房不能转移给方家建，该泥砖房仍是张思慎的房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确认争议地面积31.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权属属于张思慎所有。被告来宾市政府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宾区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的兴政处〔2017〕18号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方家建诉称，一、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下列事实错误。1.认定1970年后原来宾公社把争议地房屋卖给姜定磊，后姜定磊在此争议地建一间泥砖房。实际上不是把争议地房卖给姜定磊，而是把争议地南面的房屋（现已倒）卖给姜定磊。争议地的泥砖房不是姜定磊所建，而是韦佳奎1966年前购买的房子。原决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为姜定磊建房。张思慎购买姜振盛房子介绍人吴某在2010年11月2日国土局兴宾分局《问话笔录》证实“韦家规（韦佳奎）下放回来没房子住，就与张思慎妈协商，在张思慎家的房地造一间房子暂住，当时也没签有什么协议，只是口头协议”。可见，不是张思慎所起的泥砖房，亦可证明张思慎妈将房地赠与韦佳奎。姜振盛、莫某证实天井后有一间羊毛纸盖的泥砖房，但实际上泥砖房是用瓦盖的，可见他们所说的不是事实，泥砖房根本不是姜定磊所建。2.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买了姜定磊的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张思慎只是购买姜定磊争议地南面的房子，《房屋买卖契纸》属于格式合同不是房产证，契纸也没有明确将泥砖房卖给第三人张思慎，同时契纸上北面为菜地属于北界不明，不能证明购买了争议地的房子。3.1979年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来后暂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韦佳奎不是暂住张思慎的泥砖房，而是韦佳奎下放前1966年自己购买的房子，原决定也没有证据证实韦佳奎暂借住。4.1984年9月13日韦佳奎将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卖给方家建。事实是韦佳奎将下放前1966年自己购买的房子卖给方家建，原决定也没有证据证实该房为姜定磊所起。二、争议地面积31.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权属属于方家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韦佳奎建房合法。1966年建泥砖房，1975年建二层楼房，两次建房都得到居民委的同意和批准。宅基地从四固定即1962年起属于集体所有，居民委有权将宅基地给予韦佳奎建房。2.房子门牌是房屋所有权属的法定凭证。从城镇街道的划分看，六七十年公安机关统一制作的门牌，姜定磊是北二路××号并不包括泥砖房，韦佳奎是北二路××（现××）门牌就一直钉在争议地的泥砖房门口，包括了泥砖房。可见，韦佳奎当时建有泥砖房和楼房。3.原告与韦佳奎房屋买卖合法有效。1984年9月13日，韦佳奎全家将位于北二路××（现××）房卖给原告，成交时，买卖双方完全自愿，写有房屋买卖契约，买卖双方均签名盖章。原告交付了房价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32年。原来宾县镇北街道委员会同意双方协定，居民组长也签字盖章，因而原告与韦佳奎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合法有效的。4.原告取得用地建房的法律凭证。2004年，原告申请建房，来宾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通过调查土地权属，确定四至界址为74.5平方米，2004年6月9日取得了《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用地的法律凭证，虽已失效，但仍能证明争议地土地使用权属于方家建所有。5.张思慎及家人从未提出异议。韦佳奎从1966年建泥砖房、1975年建楼房到1984年将泥砖房、楼房卖给原告，韦佳奎的泥砖房至今存在50年，楼房至今已存在41年。原告已购买并管理使用32年，属于长期使用。张思慎、张思样都在来宾工作，也曾将南面27.54平方米其房屋租给他人居住，如果韦佳奎占其地建房屋又卖给原告居住生活，难道不站出来反对吗？但是张思慎及家人从未提出异议，张思样去年曾找到原告提出将房屋已倒塌的房地卖给原告，但因其家人未签字而未成。张思慎及家人从来没有向原告和有关部门反映原告的泥砖房、楼房是占用其宅基地而起的。张思慎及家人现在提出异议超过了20年的诉讼时效，依法亦应当不予支持。同时，张思慎在出卖人韦佳奎在世时从未主张，韦佳奎去世后才主张，有悖于情理。6.从现场来看，泥砖房和楼房属于原告所有。从照片来看，南面一间房已倒塌就是张思慎跟姜定磊购买的房，隔天井北面的泥砖房和楼房都是原告管理和使用，属于原告所有。原告、张思慎因宅基地存在纠纷，最近都未能办理土地使用证，原告管理使用泥砖房、楼房下的宅基地，依法属于原告所有。7.争议土地上的泥砖房，第三人从未居住使用过，两被告认定其购买违背常理，认定事实错误。两被告均认定张思慎1973年11月购买该房，但第三人从未居住使用过，而韦佳奎卖之前由韦佳奎家人居住，韦佳奎卖之后是原告家人居住使用至今已有45年之久。认定第三人购买而从不居住，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两被告认定第三人购买泥砖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涉及到买卖合同民事纠纷是否有效问题，人民政府无权处理。原告取得的房子是与韦佳奎购买得来的，合同是否有效属于民事纠纷，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不属于人民政府处理范畴。原决定却作出“未经张思慎同意，因此，该泥砖房不能转移给方家建”的民事认定，属于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其认定违法。四、张思慎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纸依法不能作为房地产凭证和依据。契纸只是买卖合同的范本，不是房产权属证书。姜振盛与张思慎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纸，契纸上双方没有按规定盖章或按手印，没有载明买卖多少间，没有载明面积多少，也没有载明房屋坐落位置、地段、地号，所写西至公社房也不对，西面是吴润生，所写北至菜地也不明确，无法确定北至何处？契纸上中证人、监证人、县长均未签名，立契内容也不写。未盖税务征收税务机关印章及粘贴税收收据或缴款书收据。根据契纸上注意事项第一条“本契纸如未盖征收机关印信及粘贴税收收据或缴款书收据不能作为合法管业凭证”的规定，不能作为张思慎拥有房地凭证。且该契纸是买卖房屋的合同范本，谁都可以填上。因存在很多瑕疵,原告认为是张思慎自己填的，根本不能作为凭证。本案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引起，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依法应当由人民法院审理,不属于人民政府的处理范畴。因此，两被告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属于无效决定。同时，根据历史、事实、现状和宅基地使用权跟随房屋所有权转移原则，并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北二路二巷15号房屋属于原告通过转让取得，并直接使用宅基地，依法应当确定宅基地使用权属于原告。张思慎与姜定磊之间买卖房地产的行为无效。各项证据证明争议地的泥砖房属于韦佳奎所建，宅基地为韦佳奎使用。房屋买卖契纸依法不能作为产权凭证。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应当确认争议使用权属于原告。综上，原决定认定第三人购买争议地的泥砖房并将争议地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是错误的，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确认争议地面积31.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方家建所有。 原告方家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买卖契纸，证明1973年张思慎购买的是姜振盛位于北二路××号的房子，只有约19.5平方米，与现状一致；因未盖征收机关印信及未粘贴税收收据，不能作为合法凭证，不是房产证。2.房屋买卖协议书，证明1984年方家建购买是韦佳奎位于北二路××号的房子，与张思慎购买的房子门牌号完全不一样，且有镇北街道和居民组长签字，面积约80平方米（包括天井）。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私04-370)、《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来建规）城规管私地规字第04-370号、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来建函〔2015〕102号）、界址调查表，证明2004年6月，来宾市建规委批准方家建拆旧房建新房，证明74.5㎡宅基地属于方家建；2004年7月，土地部门调查员调查界址，东邻居胡求进、西邻居吴润生签字确认方家建房地界限，证明74.5㎡宅基地属于方家建。4.现场照片9张，证明张思慎与方家建以天井中间为界，张思慎房已倒但地基仍在，地基以南为张思慎房地；方家建门口和新旧门牌号，××、现为15号；方家建女儿至今生活在涉案砖瓦房里；房屋北至界限，北面西至界限以及房屋一、二楼现状。5.收条，证明方家建交付房款4490元给韦佳奎。 被告兴宾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所称没有事实依据，其所陈述几个理由均不成立。经查实，争议地原是来宾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宿舍，1966年前卖给韦佳奎，文革期间韦佳奎被下放农村时，收归原来宾公社管理。1970年原来宾公社把争议地卖给姜定磊，后姜定磊在此争议地改建一间泥砖房。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姜定磊的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1979年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无房屋居住，曾暂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1980年韦佳奎在该泥砖房北面空地上建起两层楼，1984年9月13日便将该两层楼卖给了方家建，方家建及其家人居住至今。所以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1970年原来宾公社把争议地卖给姜定磊，后姜定磊在此争议地改建一间泥砖房是正确的。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姜定磊的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契纸明确张思慎购买的是房屋，房屋坐北向南，东边是胡佑祥的房屋，南边是小巷，西边是城厢公社房，北边是菜地。现争议地的东边是胡佑祥的儿子胡求进居住；南边是小巷；西边是吴润生的房屋，据吴润生证实争议地是张思慎购买姜定磊的房屋；北边是韦佳奎起的二层楼房。其他证人证言也证实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的房屋包括争议地上的房屋。所以张思慎所持有1973年11月9日《房屋买卖契纸》中的房屋就是争议地的房屋。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与姜定磊购买的房屋（泥砖房）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而方家建于1984年9月13日与韦佳奎购买的两层楼房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因此该泥砖房不能转移给方家建，该泥砖房仍是张思慎的房子，所以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确认争议地面积31.84平方米土地权属属于张思慎所有是正确的。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姜定磊的混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方家建于1984年9月13日购买韦佳奎自建二层楼房，并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该泥砖房不能转移给方家建，该泥砖房仍是张思慎的。本案处理的是土地纠纷，并没有涉及到原告所述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处理了买卖合同民事纠纷是不成立的。张思慎所持有的1973年11月9日《房屋买卖契纸》和证人证言以及争议地的现状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本案的事实。因此,张思慎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纸》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二、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本案纠纷发生后，被告派员进行调查取证，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代表进行现场场踏勘。经查实，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位于来宾市兴宾区××号，四至界线为：东边是胡佑祥的儿子胡求进房屋；南边是张思慎的房地；西边是吴润生的房屋，北边是方家建的房地，面积约31.84平方米。争议地原是来宾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宿舍，1966年前卖给韦佳奎，文革期间韦佳奎被下放农村。争议地上的房屋由原来宾公社管理。1970年原来宾公社把争议地卖给姜定磊，后姜定磊在此争议地改建一间泥砖房。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买了姜定磊的这间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1979年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来后因无房居住，曾暂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1980年韦佳奎在该泥砖房北面空地上建起了两层楼房，1984年9月13日，韦佳奎将两层楼房卖给了方家建。期间，原告方家建向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于2004年6月9日得到批准，但由于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批准用地文件，其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私04-370)已经失效。2016年,第三人向政府申请争议地权属，遂引发权属纠纷。纠纷发生后，被告派员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调解，召开调解会，但调解未能达成协议。被告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综上，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和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兴宾区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确权申请书及上访材料，证实纠纷当事人申请土地确权，要求解决纠纷的事实。2.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实当事人的身份及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理本案。3.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处理笺及送达回证，证实本案已依法立案受理，并将各类文书送达当事人的事实。4.现场踏勘记录及附图，证实经过现场踏勘程序，确认争议地四至界限。5.调解会记录，证实经过调解程序，由于争议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6.1973年11月9日《房屋买卖契纸》，证实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姜定磊的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契纸上明确了房屋座落、四至界限，争议地权属属于张思慎。7.《房屋买卖协议书》及收条，证实方家建于1984年9月13日购买韦佳奎的房屋。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私04-370)、私人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来建规）城规管私地规字第04-370号、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来建函〔2015〕102号），证实方家建经申请批准于2004年6月9日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批准用地文件，方家建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私04-370）已经失效。9.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兴宾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兴国土资信处字〔2012〕第3号）、来宾市国土资源局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来国土资查字〔2012〕4号）、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告知书（来国土资信告字〔2015〕1号），证实双方当事人到国土局要求解决纠纷的事实。10.证人证言，证明本案发生后城东街道办事处对知情人进行调查的事实，吴某、曾国庆、李金梅、朱广椿、吴润生、胡求安等证实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来后无房居住曾暂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争议地权属属于张思慎。11.证明，证明姜振盛、胡求进、吴润生、莫某、吴某、曾国庆等证人证实争议地权属属于张思慎。12.情况说明及现场指认图，证实经协商由张思慎作为本案的争议主体及争议地范围。13.情况汇报、处理意见书、案件讨论会议纪要等，证明已按程序对本案纠纷进行集体讨论并一致通过。14.送达回证，证实政府依法将处理决定送达当事人的事实。 被告来宾市政府答辩称，一、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属于兴宾区政府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属于人民政府的受案范围。根据《土地权属调查办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本案方家建和张思慎之间的纠纷，属于个人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争议地也没有跨县级行政区域，应由兴宾区国土资源局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即兴宾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二、兴宾区政府作出的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所列当事人正确，同时先对房屋占用的土地进行确权正确。仅仅是购买该房屋的资金来源是张思慎的胞姐张瑜琉给的，但是购买人是张思慎本人，《房屋买卖契纸》上面的新主（即购买人）也是张思慎。张思慎才是本案权属纠纷的当事人，其姐姐仅仅是调处阶段的受托人。张思慎曾经于2011年7月5日向兴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方家建归还房屋。法院作出（2011）兴民立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以诉请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归属尚未明确，该案应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不属于民事调整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之后张思慎向政府提交确权申请，在兴宾区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该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效力。现在争议地上面的房屋已经破烂不堪，兴宾区政府根据“房随地走，地随房走”原则，确定土地使用权并无不当。三、针对“张思慎妈将房地赠予韦佳奎”的说法。房地是张思慎于1973年购买，韦佳奎1979年从农村下放回来后受赠房地不合法也不合理。房地所有人是张思慎不是张思慎的母亲，张思慎的母亲无权将该房地赠予韦佳奎。房地赠予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慎重的大事情，张思慎的母亲不可能随意将不是自己所有的房地赠予他人。政府关于韦佳奎暂时借住张思慎泥砖房的事实认定正确。四、针对原告所称“《房屋买卖契纸》属于格式合同不是房产证”问题。1973年我国还没有房产证，原告不能以此为由证明政府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房屋买卖契纸》可以作为权属凭证。立契日期为1973年11月9日的《房屋买卖契纸》，该契纸加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契纸记载“税率，6%”、“税额，壹拾伍元”、“实纳税额，拾伍元”，也记载了四至。《房屋买卖契纸》既加盖了征收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革命委员会”的印信，又实际缴纳了拾伍元的税额，可以作为权属凭证。由此可知，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向姜振盛购买北二路××号房屋，该房屋位于争议地内。基于本案事实，张思慎持有的《房屋买卖契纸》效力高于方家建持有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和《收条》，政府以此为据结合其他证据后将争议地确定为第三人张思慎所有正确。来政复决字〔2017〕89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来宾市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兴宾区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兴政处〔2017〕18号），证明兴宾区政府原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决定内容。2.《来宾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证明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和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以及行政复议查明认定的事实、行政复议决定内容。3.《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原告行政复议的主张、理由。兴宾区政府行政复议答复的主张、理由。4.《行政复议答辩状》，证明第三人的主张及理由。5.《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的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通知涉案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程序合法。7.《行政复议调解意向告知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8.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9.有关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时间，行政复议程序合法。10.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证明来宾市政府有权行政复议的职权的依据、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的法律法规。 第三人张思慎述称，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与原告因北二路一巷24号房屋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产生争议，依法提出确权申请。兴宾区政府在受理后，第三人向兴宾区政府提交了《房屋买卖契纸》，兴宾区政府向相邻土地使用权人如吴润生、胡求安、朱广椿，原房地使用权人姜振盛、交易介绍人吴某和知情人莫某调查询问，并到现场踏勘。查实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土地原是来宾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宿舍，1966年前卖给韦佳奎，文革期间韦佳奎被下放农村后，房地由来宾公社收回管理。1970年来宾公社把地卖给姜定磊，1973年经吴某介绍，姜定磊将两间总长约30米宽约3米的泥砖房卖给第三人，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张思慎在购房后，曾先后借给江仁姣和莫某两家居住。1979年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来后，与张思慎的母亲商量，暂时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1980年韦佳奎推倒其中一间泥砖房建起两层楼房，1984年9月13日将两层楼房一起卖给了方家建。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现场踏勘笔录及附图、《房屋买卖契纸》等证据充分证实，事实清楚。涉案房地由第三人之姐张瑜琉出资购买，张瑜琉及张思杰均曾作为该土地争议案件在调处及信访阶段中第三人的受托人向相关部门主张要求原告返还土地。2017年9月7日第三人与张瑜琉、张思杰共同向兴宾区政府提交了《关于城东街道张思慎与方家建房地权属纠纷情况说明》，明述第三人为本案的争议主体。在本案调解过程中，第三人在相关工作人员互谅互让的调解建议下，为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忍痛割地，放弃了对韦佳奎借住期间擅自拆除旧房屋所建的两层小楼占地使用权之主张。兴宾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调查案件事实、现场踏勘、组织双方调解不成后作出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来宾市政府经复议审查予以维持正确。二、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是土地确权纠纷而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11年兴宾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为诉请的房屋土地使用权权属不明，应由行政机关予以确权，不属于民事调整范围，遂作出不受理的裁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行终1074号行政裁定书对此予以认可。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其向韦佳奎购买的房屋包括争议泥砖房，且享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韦佳奎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回来，曾借住张思慎家的泥砖房，之后拆掉一间泥砖房建起两层楼房并卖给方家建。在《房屋买卖协议书》中未明确房屋的四至界限和面积，但写明房屋地址位于北二路××号，即当时韦佳奎起的两层楼房。原告与韦佳奎的房屋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房款至今未全额交付，韦佳奎也未曾向原告证明其享有土地使用权，其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没有依据。第三人持有的《房屋买卖契纸》系经来宾县革委会颁发的有效凭证，原告认为该契纸系格式合同没有根据。该契纸所载明的四至界限清晰，与证人莫某、吴某、曾某对房屋原状的描述一致。因后来城市发展，房地四周发生改变，但不能以此认为契纸存在瑕疵。综上，原告诉请撤销兴政处〔2017〕18号处理决定和来政复决字〔2017〕89号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张思慎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买卖契纸》，证明第三人张思慎向姜振盛（姜定磊之子）购买本案涉案争议地北二路××号（现在的24号），来宾县革命委员会颁发房屋买卖契纸并加盖公章。根据当时的四至边界清晰，没有写明面积。2.民事裁定书，证明第三人曾因本案向兴宾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认为本案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应由行政机关处理，驳回第三人诉请。 经庭审质证，原告方家建、第三人张思慎对被告兴宾区政府、来宾市政府依法有权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均无异议。 原告方家建对被告兴宾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5三性没有异议。证据6关联性有异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请第三人出示原件，根据该份证据注意事项第一项的规定，房屋买卖不能作为第三人拥有产权的凭据，四界不清楚。证据7、8、9三性没有异议。证据10关联性有异议，与证明内容不符，只能证明第三人的涉案房地是另一间。证据11质证意见与证据10一致，住哪一间不明确。证据12、13三性没有异议。证据14认可，已经送达。补充说明1970年把房屋卖给姜定磊、姜定磊建了泥砖房，这个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 第三人张思慎对被告兴宾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5三性没有异议。认可证据6，补充说明我们已经出示了原件，原件是盖有来宾县革命委员会的红油公章，而不是打印，原告认为是格式合同没有依据。证据7三性不认可，作为合同买卖的另外一方已经不在，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四至界限写明转让的是16号，即两层楼房不包括争议地，且原告只付了定金，没有履行全部交款义务，其主张争议地权属没有依据。证据8、9三性没有异议。证据10没有异议，我们认为区政府已经对争议地附近的居民以及知情人做了调查，居民证实了争议地为第三人所有，同时证据101页，韦忠平承认是与张思慎母亲协商暂住，而不是赠与。证据11-14三性没有异议。在兴宾区政府提供的第12份证据中，已经说明了由张思慎作为本案的主体。 原告方家建、第三人张思慎均认可被告来宾市政府提供的十份证据的三性。 被告兴宾区政府对原告方家建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是房屋买卖契约。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买卖是北二路××号的房子，与本案无关，请原告出示原件。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争议地是北二路24号，原告照的是16号的。对证据5收条，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这份收条是1984年韦佳奎将争议地北面的泥房推倒后重建的两层楼房与厕所卖给方家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的泥砖房没有卖，这两层楼房不在现在的争议范围。 被告来宾市政府对原告方家建提供的证据1、证据2同意兴宾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买卖是北二路××号的房子，与本案无关。证据3、4同意兴宾区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收条的质证意见与兴宾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张思慎对原告方家建提供的证据1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买卖是北二路××号的房子，与本案无关。街道居委会只是见证人，真实性无法认定，根据韦忠平的笔录，原告签订买卖协议没有足额支付价款，买卖协议没有履行完毕。证据3、4同意兴宾区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收条，同意兴宾区政府与市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时认为房屋买卖协议书，韦佳奎卖的是北二路××号门牌，在兴宾区政府处理决定附图中方家建宅基地范围，双方当事人之间宅基地权属买卖协议不能作为政府确权凭证。 被告兴宾区政府对第三人张思慎提供的证据，认可证据1三性，争议地是第三人的。认可证据2三性，本案是土地确权纠纷处理。 被告来宾市政府对第三人张思慎提供的证据，同意兴宾区政府的质证意见。 原告方家建对第三人张思慎提供的证据，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份证据注意事项第一项的规定，房屋买卖不能作为第三人拥有产权的凭据，四界不清楚。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明了第三人认可韦佳奎建房屋的事实，第三人同意他母亲的意见，涉案房屋不是第三人的，第三人提供的界址没有涉案房屋，本案是房屋买卖纠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对被告兴宾区政府、被告来宾市政府、原告方家建、第三人张思慎提供的证据材料，符合证据的要求，证明效力本院结合本案事实综合考虑。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位于来宾市兴宾区××号，其四至界限为：南边是张思慎的房地，北边是方家建的房地，东边是胡求进家住宅，西边是吴润生家住宅，争议地长9.95米，宽3.2米，土地面积31.84平方米，该土地上一部分建有一间泥砖房，另一部分为天井。原告方家建、第三人张思慎均主张涉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方家建持有《房屋买卖协议书》及《收条》，该协议书记载有1984年9月13日韦佳奎经全家商议将住房卖给方家建，房屋地址：来宾镇北街道北2路2巷16号门牌。原来宾县来宾镇镇北街道委员会加盖印章等内容；同日，方家建向韦佳奎支付订金，并写有收条。张思慎持有原来宾县革命委员会盖章的《房屋买卖契纸》，该契纸载明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购买姜振盛位于北二路××号房屋，房屋坐北向南，四至为东胡佑祥、南小巷、西城厢公社房、北菜地。 2004年6月9日，来宾市建设与规划委员会向方家建核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私04-370），用地位置为来宾镇北二路二巷15号，用地面积74.5㎡。因对涉案土地权属存在争议，张瑜琉向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交申请书。2015年5月12日，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关于张瑜琉申请撤销方家健户北二路二巷1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私04-370）的复函》（来建函〔2015〕102号），“方家健从2004年6月至今仍未办理来宾镇北二路二巷15号房屋的建设用地批准手续，也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延续批准手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方家健所持的来宾镇北二路二巷15号房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私04-370）已经失效，不需另外行文撤销。” 张瑜琉就涉案房地曾向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兴宾分局提出信访。2012年3月16日，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兴宾分局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兴国土资信处字〔2012〕第3号），认为：“一、张瑜琉购买该宅基地属事实，于1973年11月9日张瑜琉以胞弟张思慎的名字办理《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人民委员会印发房屋买卖契纸》证件事实，应给予支持；二、韦家规私下转让该房屋给方家建属占用其宅基地应退还给张瑜琉。”2012年8月21日，来宾市国土资源局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来国土资查字〔2012〕4号），复查意见：“撤销兴宾分局《来宾市国土资源局兴宾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兴国土资〔2012〕3号）文并重新调查处理”。2015年2月6日，来宾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告知书》（来国土资信告字〔2015〕1号），告知信访人张瑜琉，其与方家建就来宾市北二路一巷24号宅基地发生房地纠纷，该纠纷土地双方都没有办理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议其向当地政府申请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 2013年至2016年期间，张思慎及其姐张瑜琉曾向兴宾区城东街道办事处、兴宾区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将争议房屋及占用的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为其所有。兴宾区城东街道办事处及兴宾区政府对此事项进行处理，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踏勘、调查及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调解。2017年9月7日，张思慎、张瑜琉、张思杰提交了《关于城东街道张思慎与方家建房地权属纠纷情况说明》，在兴宾区××号张思慎与方家建房地权属纠纷一案中，经张思慎、张瑜琉、张思杰共同协商一致，由张思慎作为本案中的争议主体。 2017年9月19日，兴宾区政府作出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查明了包括当事人争议的房地位于来宾市兴宾区××号，该房地南边是张思慎的房地、北边是方家建的房地、东边是胡求进的房屋、西边是吴润生的房屋，争议地长9.95米，宽3.2米，面积31.84平方米。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买了姜定磊的泥砖房，并办理了《房屋买卖契纸》。1979年韦佳奎从农村下放回来后，曾暂住张思慎的泥砖房。1980年韦佳奎在该泥砖房北面空地上建起了两层楼房，1984年9月13日便将该泥砖房和两层楼房一起卖给了方家建，方家建及家人居住至今等内容。兴宾区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张思慎于1973年11月9日与姜定磊购买的房屋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而方家建于1984年9月13日与韦佳奎购买的泥砖房也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韦佳奎将借住张思慎的泥砖房卖给方家建，未经张思慎同意，因此，该泥砖房不能转移给方家建，该泥砖房仍是张思慎的房子。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确认争议地面积31.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权属属于张思慎所有。方家建不服，向来宾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来宾市政府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宾区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的兴政处〔2017〕18号具体行政行为。方家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8月21日，本院作出（2018）桂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撤销兴宾区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的兴政处〔2017〕18号行政处理决定及来宾市政府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的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决定。张思慎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2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行终1074号行政裁定，撤销（2018）桂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并发回重审。 另查明，张思慎曾于2011年7月向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方家建停止侵害，归还其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思慎诉请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归属尚未明确，该案应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不属于民事调整范围，裁定对张思慎的起诉不予受理。 庭审中，原告陈述购买后，房屋一直保持原状，没有重建。第三人亦陈述称没有对所购买的房屋进行修整，一直保持现状。原告、第三人对被告兴宾区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中确定的争议地地点、范围、面积及四至界限都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土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在本案中原告方家建、第三人张思慎均主张涉案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属于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权属纠纷，故被告兴宾区政府依法具有调处及作出处理的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来宾市政府依法享有行政复议职权。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方家建主张其于1984年向韦佳奎购买涉案房屋，持有《房屋买卖协议书》及《收条》。第三人张思慎主张其于1973年向姜振盛（姜定磊之子）购买涉案房屋，持有《房屋买卖契纸》。庭审中，原告、第三人都陈述购买到房屋后未进行推倒重建；双方也均未提供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原告方家建所持有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及《收条》，该协议书中仅记载买卖的房屋门牌号，没有四至界限及面积等信息，所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已失效，界址调查表也不是权属凭证；另韦忠平在调查时陈述其家在张思慎家房地建房，该房地是其父亲韦佳奎与张思慎母亲商量，而现无相关证据证明张思慎的母亲是涉案土地的权利人，且该房屋买卖在后，故原告方家建以上述房屋买卖协议等主张争议土地使用权的理由并不充分。第三人张思慎所持有的《房屋买卖契纸》记载四至为东胡佑祥、南小巷、西城厢公社房、北菜地。被告兴宾区政府组织双方现场勘查确定的争议范围南边是张思慎的房地、北边是方家建的房地、东边是胡求进家住宅、西边是吴润生家住宅。被告兴宾区政府向吴某调查时，其陈述张思慎的姐姐张瑜琉所购买的房屋东与胡佑祥（胡求安）家相邻、南面是小巷道、西面与吴润生家（原城厢公社房）相邻、北面至供销社围墙。另外，吴某、吴润生、胡求安等人在调查时有表述张思慎（张瑜琉）向姜振盛（姜定磊）购买涉案房屋，韦佳奎下放回来后与张思慎的母亲商量使用争议房地并在此建房的事宜，尤其是韦忠平系韦佳奎的儿子，也表示其家是在张思慎家房地建房，该房地是其父亲韦佳奎与张思慎的母亲商量的。张思慎、张瑜琉、张思杰向兴宾区政府提交情况说明，表示由张思慎作为本案争议主体。据此可以确定第三人张思慎所购买的房屋涉及本案争议地。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因此，被告兴宾区政府综合房屋买卖契纸、现场勘查情况以及相关人员调查等证据材料，依法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定归第三人张思慎使用并无不当，所作出的处理决定结果正确。被告来宾市政府对被告兴宾区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予以维持，程序合法，故来政复决字〔2017〕89号行政复议亦合法正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家建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方家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款汇：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逾期不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宋曾丽 审 判 员 蓝东桃 审 判 员 韦霄倩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 梁 良 书 记 员 周 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