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5民终15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住所地汕头市*******。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秀贞，广东国源岭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伟忠，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金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19。上诉人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因与被上诉人吴伟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上诉请求：一、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9）粤0511民初224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自2011年5月起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是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认定上诉人认为诉讼请求超出仲裁时效继而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本案确认劳动关系的请求应适用仲裁时效一年的规定。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其自始至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无证据证实其有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因此被上诉人的请求因超出仲裁时效，继而超出了诉讼时效。本案系劳动法律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一审判决直接以民事规定来认定是确认之诉便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第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早于2011年5月在上诉人处任业务员缺乏事实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仅是“原告提供了其以被告员工名义开办公务卡的资料、《工资表》及被告广告管理系统的相关依据”，并认为“原告的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这显然是错误的。根据我国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对劳动关系的确认具有举证义务，证实后举证义务才倒置至用人单位。前述三份证据，上诉人的质证意见非常清楚，所谓的“公务卡”系被上诉人与银行间的合同关系，没有上诉人的任何确认，不具对外效力；“工资表”系被上诉人单方资料且无任何上诉人的确认；“广告管理系统的相关数据”的来源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无法证实其在2003年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但一审判决完全无视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对完全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资料全部“予以认可”，继而将举证义务倒置至上诉人，即上诉人要自证一个不存在的劳动关系，一审判决显然是违反举证规则和逻辑关系的，因此前述所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认为上诉人无法提供被上诉人自称2003年时的入职资料有悖常理和违反相关规定，继而支持被上诉人在2003年入职时有填写了《入职申请表》的事实主张，逻辑思维混乱，是认定事实错误。如前文所述，被上诉人需就其在2003年向上诉人实际提供劳动予以证明，非仅以口述“在2003年入职已填写《入职申请表》”而上诉人“没有该份资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如果被上诉人主张的是未签订劳动合同要求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该份“《入职申请表》”才是上诉人必须提供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然本案不是。一审判决机械性地将劳动关系的全部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是显失公平和错误的。第二，一审判决“确认原告自2005年1月30日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依据是“证号为0006号的《工作证》及多份涉及日常工作业务方面的资料”，对此，上诉人完全无法理解该《工作证》何处显示“2005年1月30日”了，所谓的“多份涉及日常工作业务方面的资料”又是哪几份，何处显示了“2005年1月30日”任何实际提供劳动的信息。上诉人对《工作证》的质证意见十分清楚，上诉人从未制发该工作证，也提供了上诉人全社统一制发的工作证，本案被上诉人与另二案的被上诉人也承认了有统一制发的工作证，但一审判决完全无视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证据以及被上诉人的事实陈述。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与判决的其他事实认定存在前后矛盾。如上文所述，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辩称没有入职资料有悖常理也违反法律规定，继而支持被上诉人在2003年入职时有填写了《入职申请表》的事实主张，但又在后文“确认原告自2005年1月30日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显然前后矛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实全案证据，综合仲裁裁定意见和上诉人的一审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依法判准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吴伟忠辩称，一、上诉状的上诉理由属于强词夺理的诡辩。1.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要上诉人自证一个不存在的劳动关系”，属于偷换概念。事实上，即便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以及仲裁程序中，也一直承认被上诉人就职于上诉人单位，只不过双方就何时开始入职存在争议而已，即使上诉人在2011年以后已经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说明被上诉人必定于某个时期开始入职，既然已经入职，就必定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就必定保管着有关入职的资料。可是，上诉人在上诉状却偷换概念，将关于何时开始入职的纠纷偷换概念而演变成为“不存在劳动关系”，进而扮演无辜的角色而喊冤叫屈，认为一审判决“要上诉人自证一个不存在的劳动关系”，这说明上诉人已经词穷理屈。2.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将劳动关系的全部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属于胡搅蛮缠。在劳动关系纠纷中，用人单位的举证能力和举证责任远远大于劳动者。而在一审程序中，被上诉人已经穷尽举证能力，列举了包括公务卡、《工资表》、上市企业《东方锆业》证明等、广告管理系统资料在内的近七十份证据；而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却没能举出任何证据，反而认为“一审判决将劳动关系的全部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这种说法显然属于胡搅蛮缠。3.上诉人认为“所谓公务卡系被上诉人与银行间的合同关系，没有上诉人的确认，不具有对外效力”，这个提法属于混淆概念。到建行办理公务卡，需要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而且建行作为大型国有单位，其从十几年前保存至今的资料不存在造假的可能，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因而依据该公务卡完全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办理该卡时已经就在上诉人单位入职的事实。而一审判决书并非依据公务卡直接确认建行和上诉人之间的某种合同关系，而是依据公务卡确认被上诉人在办理该卡时就已经在上诉人单位入职的法律事实，这种事实的确认不涉及合同是否对外具有效力的问题，上诉书强行引入“合同关系是否对外具有效力”的问题，显然有意混淆概念。4.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2003年入职已填写《入职申请表》的提法，进而认为一审判决前后矛盾，这属于无中生有。事实上，纵观通篇一审判决书，从来没有支持被上诉人2003年入职已填写《入职申请表》。5.本案属于确认之诉，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的这个提法根本不值一驳。二、被上诉人于2003年入职于上诉人单位，期间陆续形成各种证据，这些证据的日期不可能一致，一审判决根据各种证据，综合认定被上诉人于2005年1月30日就职，在逻辑上不存在矛盾。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诸多证据。工作证由报社广告中心制发无误。被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报社部门公章有：广告中心、分类专版部、日报广告部、人事部、发行部、保卫科、财务专用章……等十几个公章都在日常使用行使报社管理职能，不容置疑!上诉人不能指鹿为马，拿出不相关的几张人事部发的几张在编人员工作证与和广告中心发的工作证不一样就一句话不承认劳动关系。其中，建设银行公务员卡办理条件必须有单位的工作证和证明才能办理，所以可以证明被上诉人2007年前就是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广告中心的业务员，申办《建行公务员卡》的原始资料有交一审法院。工作证上加盖的公章和报社2002年12月19日在《汕头日报》登报公开招聘的落款一致，报社和广告客户签收广告的《认刊书》上加盖的公章和工作证上的公章也一致，《认刊书》上电话号码是七位数的，报社为方便外地客户汇款到私户也有书面加盖公章给被上诉人，让客户将广告款打到被上诉人银行卡。一审认定被上诉人2005年1月30日入职是依据《广告管理系统》的截图，还有进入广告系统的全程录像，上诉人在一审时也认同广告系统真实有效存在。再者无论认定某年入职也需要填写《入职申请表》，被上诉人有同事彭成斌、林志明（另二被上诉人）的书证证明和2003年分类广告某些客户登报的样报，证明被上诉人2003年1月1日就是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业务员。还有其他同事书证和录音提交二审法院。综上情况，请二审法院支持一审法院的前提下，认定被上诉人是2003年1月1日就是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广告中心的业务员。吴伟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吴伟忠自2003年1月起至今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伟忠于2019年6月11日向汕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吴伟忠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自2003年1月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吴伟忠提交了证人彭成斌的证词、汕头经济特区报社2002年12月19日招聘业务员的广告及《收款收据》证明其自2003年1月起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汕头经济特区报社认为彭成斌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招聘广告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关联性、《收款收据》没有汕头经济特区报社盖章确认，无法体现为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业务性质，且该《收款收据》记载时间与吴伟忠的主张存在矛盾。汕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吴伟忠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2003年1月起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为由，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汕劳人仲案字〔2019〕216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吴伟忠自2011年5月起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吴伟忠不服该裁决，遂于2019年8月9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吴伟忠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何时开始存在劳动关系。汕头经济特区报社抗辩吴伟忠的请求已超出仲裁时效，继而超出诉讼时效。但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确认，属于确认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汕头经济特区报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吴伟忠提供了证号为0006号的《工作证》及多份涉及日常工作业务方面的资料，只能证实吴伟忠自2005年1月30日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吴伟忠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劳动关系起算的时间应以该时间为准，一审法院确认吴伟忠自2005年1月30日起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主张吴伟忠自2009年9月起才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确认吴伟忠自2005年1月30日起与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由汕头经济特区报社负担。受理费吴伟忠已预交，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吴伟忠受理费5元。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何时开始建立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自2003年1月起建立劳动关系，并提交了《工作证》以及其他涉及报社日常业务方面的证据，其中《汕头经济特区报社广告管理系统》中显示“广告标题∕代理人∕公司”一栏为“吴伟忠”，日期为“2005年1月30日”的广告刊登情况；上诉人主张以被上诉人自认缴纳社保的时间来确定其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起建立劳动关系，仅提交了部分报社员工工作证及工资表，欲否认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为上诉人所制发，但无法提交其职工名册或其他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的有效证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应确定为2005年1月30日。被上诉人提出其于2003年1月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进行认定，属于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故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出仲裁时效继而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汕头经济特区报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舜川审 判 员 陈楚纯审 判 员 陈勇蓬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周司琪书 记 员 郭丹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