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35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燕红，女，壮族，1976年5月4日出生，住南宁市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军，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钟升，广西冠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召武，男，土家族，1979年11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慈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英梅，广西锐嘉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燕红因与被上诉人龚召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105民初8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燕红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梁燕红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实际借款金额为2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一、龚召武实际借款金额为125万元，这一事实有龚召武出具的《借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证实。龚召武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出具借条时应当能预见到法律后果，其不可能在未收到125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出具该借条。同时，案外人韦某与龚召武在微信聊天中，也曾于2018年7月26日提到尚欠梁燕红125万元。二、证人韦某的证言虽与另外两位证人的证言在借款时间、金额上存在一定矛盾，但该证言并非系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证据，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梁燕红与龚召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实际借款金额为125万元。该证言与《借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所证实的内容并未矛盾，应予采纳。三、梁燕红并非所有收入都经过银行流水，仅以银行借记卡收入来认定梁燕红支付能力并不合理。梁燕红并非仅有一种收入来源，同时并未将所有资金存入银行，因而每次将现金出借给龚召武，并非一定存在相对应的银行取款记录。广西世纪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个人收入证明》亦可证明梁燕红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仅按货量的25%提成收取利润，月收入可达25000元，还可另外代收现付运费。梁燕红同时从事其他事务亦有一定的收入，其完全具备向龚召武出借125万元的能力。四、梁燕红与龚召武系朋友关系，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而借款给龚召武，并未想过龚召武过后不予认可，故而并未在每一次将现金交付龚召武时都请其他人到场见证，亦未进行拍照或录音录像取证，但《借据》亦可证明梁燕红出借给龚召武的是现金。同时，龚召武于2014年开始向梁燕红借款，梁燕红系多次向龚召武交付借款，累计125万元，并非一次性交付125万元。五、龚召武出具的《借条》中虽没有载明“梁燕红需向龚召武交付现金”等字样，但从《借条》内容来看，龚召武就是收到了梁燕红交付的现金，梁燕红与龚召武有权口头约定借款交付方式，并非一定按交易习惯来支付借款，同时龚召武于一审中认可的20万元借款亦系现金交付，这亦可证实以现金支付方式出借款项为双方所认可。六、龚召武一审抗辩《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梁燕红从未威胁过龚召武，多笔借款均系梁燕红基于对龚召武的信任而出借，龚召武于2014年10月15日向梁燕红借款12万元，并向梁燕红出具《借据》，之后又多次向梁燕红借款，就部分借款出具了《借条》，后因龚召武无力还款，遂于2018年3月8日向梁燕红出具《借条》，该《借条》明确了龚召武总的借款金额及还款时间、逾期责任，同时将其之前出具的《借据》、《借条》原件收回，该过程梁燕红并未对其进行言语或肢体威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梁燕红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龚召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上诉人梁燕红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判令龚召武返还梁燕红借款本金1250000元；二、判令龚召武向梁燕红支付逾期利息72400元（计算方式：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8年4月15日起暂计至2018年12月13日，共计242天300000×2%÷30×242＝48400元；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8年6月15日起暂计至2018年12月13日，共计181天150000×2%÷30×181＝18108元；以本金1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8年10月15日起暂计至2018年12月13日，共计59天15000×2%÷30×59＝5900元；以本金6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8年12月13日开始计算）；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龚召武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证人韦某曾是龚召武工地上的员工，龚召武通过证人韦某的介绍而与梁燕红相识。龚召武以工地需要资金周转为由，曾通过证人韦某向梁燕红借款200000元，该200000元原告均以现金方式通过韦某交付龚召武，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5%计付。 2018年，龚召武以借款人的身份向梁燕红出具《借条》一份，承认其借到梁燕红1250000元现金用于工地周转，定于2018年4月15日前返还300000元，于2018年6月15日前返还150000元，于2018年10月15日前返还150000元，2019年之前返还650000元，承诺若逾期还款愿意按月利率2%向梁燕红计付利息。《借条》注明龚召武已将号牌为苏Ａ×××××、品牌为别克的车辆抵押给梁燕红。证人韦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按手印。 另查明，梁燕红名下卡号为62×××98的工商银行借记卡从2014年1月9日起至2017年3月3日（即梁燕红主张15笔出借款项中的第15笔出借的时间）止的收入合计约为154828元，另一张卡号为62×××40的工商银行借记卡从2014年1月9日起至2017年3月3日止的收入合计约为308992元。 庭审中，梁燕红主张借条记载的1250000元系由2014年10月至2017年3月的15笔出借款项组成，即2014年10月15日出借120000元、2014年10月24日出借80000元、2014年11月7日出借90000元、2015年1月17日出借80000元、2015年1月22日出借60000元、2015年2月6日出借100000元、2015年4月8日出借80000元、2015年6月15日出借80000元、2015年7月2日出借50000元、2015年8月15日出借100000元、2015年10月18日出借60000元、2016年11月3日出借80000元、2015年11月8日出借100000元、2016年12月5日出借70000元、2017年3月3日出借100000元。龚召武则主张其实际收到2015年3月8日的50000元、2015年3月20日的50000元、2015年5月9日的50000元及2015年5月28日的50000元，合计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关于龚召武主张追加证人韦某为本案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梁燕红未与证人约定担保的方式，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规定，梁燕红可以仅起诉龚召武。故对龚召武追加被告的申请，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借贷实际发生的金额及梁燕红诉请的本金问题。本案中，龚召武于2018年3月8日向被梁燕红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记载借款主体、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款计划、计息标准，内容详实明确，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已经达成借款的合意。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梁燕红是否全部向龚召武交付了1250000元款项。梁燕红主张借款由现金予以全部支付，龚召武主张实际仅收到借款200000元。对此认为,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对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借款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审查当事人的举证,以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而不能简单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存在。本案中,关于款项的交付,梁燕红主张双方之间存在1250000元的借贷关系,并且分15次现金交付,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由出借人对现金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其中的借款200000元，虽然双方主张的时间不一致，但龚召武予以认可，予以确认。对另外的1050000元借款的交付,龚召武不认可,并抗辩该《借条》系受胁迫出具,在当前银行汇款比现金交易更为便捷和安全的情况下,梁燕红出借大额借款的交付以现金方式,而不通过银行转账行为实现,有违日常交易规则,结合双方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的陈述,双方缺乏大额现金交付的信任基础,仅依据借条,尚不足以使法官对其余1050000元现金交付的存在形成内心确认,梁燕红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梁燕红提供申请出庭的证人韦某的证言与另外两位证人的证言对于借款时间、借款金额的描述互相矛盾,而梁燕红提交的银行借记卡的流水记录未有与其主张的15笔现金借款相对应的取款记录，该两张银行借记卡在其主张的借贷期间仅有收入约851643元，与其主张的1250000元相差甚远，故难以认定梁燕红另行现金交付1050000元的事实,梁燕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仅支持梁燕红1250000元诉请中的200000元，对其主张的剩余1050000元借款，不予认定。 关于梁燕红诉请的借款利息问题。因龚召武在《借条》中承诺于2018年4月15日返还300000元，该还款时间须返还的金额多于认定的200000元，故认定还款时间为2018年4月15日。因借款时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仅约定逾期利率，现龚召武逾期未还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的逾期利率向梁燕红履行付息义务。故龚召武应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8年4月16日起向梁燕红支付借款的逾期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综上，判决：一、龚召武向梁燕红返还借款本金200000元；二、龚召武向梁燕红支付上述200000元借款本金的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驳回梁燕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35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由梁燕红负担7015元，龚召武负担6336元，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条》载明的借贷金额是否已足额交付？尚欠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 本案属于仅有借据而无转帐凭证证明实际交付的借贷纠纷，对该借贷事实的审查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审理，即“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为此分析认证如下：首先，梁燕红主张其自2014年10月至2017年3月先后15次累计出借125万元给被上诉人，但根据梁燕红本人一审提交的两张借记卡显示，其于上述期间仅有收入约463820元，与其主张的出借金额125万元相差甚远，且其主张的每笔现金交付均无对应的取款记录，从每笔交易金额上判断也不具备大额出借现金的能力。至于梁燕红提供的署名“广西世纪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出具的收入《证明》，亦无相应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及完税手续佐证其真实性，而根据梁燕红自认的其租房居住的事实（每月租金650元）来判断，也不符合月收入2万元的常情，故该《证明》不足以采信。其次，梁燕红一审申请的证人证言对借款时间及金额的描述亦相互矛盾，且证人之一韦某亦是案涉借贷的担保人，从梁燕红本案未向其主张权利来判断，其与梁燕红具有利害关系，故该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同理，对于梁燕红二审再次申请证人证言，本院不再予以准许。再次，梁燕红与龚召武系通过韦某介绍认识并建立起借贷关系，双方此前并未形成足够的信任基础，此情形下，梁燕红愿意大额出借现金给龚召武，且在龚召武未能依约还款付息的情况下仍继续出借，有违常理。梁燕红对此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综上分析，梁燕红主张现金出借125万元，其所举证据及解释未能达到形成内心确信的盖然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根据龚召武自认的借款金额进行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02元（上诉人梁燕红已预交），由上诉人梁燕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若鹏 审 判 员 姚 娟 审 判 员 覃 斯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蓝 凯 书 记 员 苏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