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2民初6356号原告：吴惠佳，女，1986年10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现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汤克绍，男，1940年4月9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正静，江苏信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惠佳与被告汤克绍为收养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旭，被告汤克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正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收养人汤明德与被收养人汤克绍之间的收养关系无效。事实和理由：根据被告及案外人汤明德的老户籍显示，被告于9岁时过继给汤明德，汤明德于1996年1月14日去世，其妻刘桂英于2012年4月29日去世。汤明德与刘桂英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取名汤某，汤某于1999年5月26日去世。我系汤某之女，即汤明德的外孙女，现因汤某名下房屋发生继承问题，需对被告是否是汤明德及刘桂英之养子进行确认。首先，因当时的过继行为就是立嗣，属于一种封建性的做法，时收养法尚未颁布，应适用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38条规定，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是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不能享有继承权。其次，汤明德虽将被告接到上海居住学习，但仅仅是因为被告家中贫困，而被告是汤明德的外甥，故以立嗣的名义或照料的缘由将被告接到上海，被告在高中毕业就至北京工作，其后并未回到上海，经向上海当地居委、派出所了解，街坊邻居均不知晓汤明德有被告这一养子。再次，从人事档案中可以看出，1971年家庭成员一栏，汤明德未将被告作为儿子进行填写，被告1982年档案中也将汤明德及刘桂英称为舅父、舅母，原因就是被告1959年离开上海后，与汤明德、刘桂英很少联系，后续也未尽抚养义务。最后，从汤某的人事档案中可以看出，汤某一直以独生子女进行填写，故汤明德、刘桂英、汤某从未认可被告是其家庭成员。综上，汤明德与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应为无效。被告辩称，收养关系发生在汤明德、刘桂英与我之间，原告是汤明德的外孙女，无权要求确认该收养关系无效，故原告主体不适格。汤明德与我之间的收养关系合法有效，首先，我亲生母亲徐汤氏与汤明德系姐弟，因汤明德与刘桂英婚后长时间未生育，故找到徐汤氏协商，将我（原名徐希宝）过继给汤明德夫妇。1945年大年三十，在亲戚朋友、公亲族长的见证下举行了过继拜祖仪式，且次日汤明德即带着我到亲戚、邻居家拜年告知，后将姓名改为汤克绍，当时双方家人包括亲朋好友均认同。其次，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中显示，50-60年代，汤明德夫妇家庭成员中将我登记为儿子，60-70年代档案中继续将我作为儿子登记在户口簿上，故双方的收养关系是经过公安部门登记认可的。汤明德1971年的档案中之所以未填写我的信息，是因为当时我在北京国防部，作为国家保密人员，不能出现在档案中。而我的1982年档案中填写汤明德和刘桂英为舅父舅母本身也没有错，因为他们确实有两种身份。再次，1958年汤明德出国工作前，汤明德夫妇与我拍了全家福。1996年汤明德去世后，我作为儿子去捧骨灰，墓碑上亦刻有“子克绍”字样，墓碑背面刻有“曾孙汤文骏”字样，汤文骏系我儿子，此时刘桂英仍健在，对此予以认可。1999年汤某上吊自杀，我作为哥哥去处理相关事宜，2012年刘桂英病逝，我主持的告别仪式。另我结婚、生子均在上海。最后，我被收养后，由汤明德夫妇精心抚育，并于9岁时迁至上海，在上海读书生活，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被提前选拔到国防部科研院，当兵时收入较高，汤某读书期间的费用由我支付，我除了个人开支外其余均交给汤明德夫妇，后二人为了我成家，用我给的钱先后买了斜土路、蒙自路的住房。刘桂英晚年住进敬老院，我每月也支付生活费，这些情况原告无法知晓，故其陈述我没有尽孝道不是事实。综上，我和汤明德之间的收养关系是成立的、合法有效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被告辩称，原告补充陈述，我提起的诉讼是确认无效纠纷，我是利害关系人，是适格的原告。被告陈述过继举行了仪式，并非签订过继协议等法律程序，故过继行为无效。公安部门的登记仅是人口普查时根据自行上报的情况填写的，并非政府部门的认可。被告参加葬礼以及墓碑刻名字是基于封建习俗，因双方本是亲戚，于情于理应当通知，汤明德夫妇的生老病葬均是我父亲吴林生操持，被告仅是出席仪式，并不能以此证明被告与汤明德夫妇存在长期共同生活或长期抚养的关系。汤明德逝世后，刘桂英一直是由吴林生进行赡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生母徐汤氏与汤明德系姐弟，20世纪40年代，被告亲生父母将被告送养给汤明德、刘桂英夫妇。后被告随汤明德夫妇至上海生活学习，1959年至北京参加工作。汤明德与刘桂英于××××年××月××日生育一女，取名汤某。汤明德于1996年1月14日去世，刘桂英于2012年4月29日去世。汤某于1999年5月26日去世。原告系汤某之女，现因汤某名下房屋发生继承问题，故提起本案诉讼。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人事档案及双方陈述等在卷佐证，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系汤某之女，汤某系汤明德与刘桂英之女。因汤某逝世后名下房产发生继承问题，本案所涉确认之诉直接影响原告作为继承人享有的继承权益，故原告系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汤明德与汤克绍之间的收养事实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颁布实施,根据199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当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因此,汤明德与汤克绍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应当依照1992年《收养法》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定。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项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被告原名徐希宝，送养给汤明德夫妇后更名为汤克绍，且户口迁入汤明德户。被告随汤明德夫妇在靖江、上海读书、共同生活直至其高中毕业参加工作。1996年汤明德去世后，其墓碑上亦刻有“子克绍”字样，故双方虽未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手续，但确已形成事实上的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原告以当时的过继行为是立嗣，属于一种封建性的做法为由主张汤明德与被告的收养关系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另诉称被告后期未对汤明德夫妇进行赡养，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又未提供相关证据，其以此否认被告与汤明德之间的收养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亦不予采信。原告又无证据证明汤明德夫妇与被告之间还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收养行为，故对其要求确认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惠佳要求确认汤明德与被告汤克绍之间的收养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两份，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严 欢人民陪审员  刘玉娟人民陪审员  徐玉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黄振兴本案援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五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收养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的，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