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6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暾，女，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520************823。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波，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展锋，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天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厂房319-32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71Q。法定代表人：胡某1。原审第三人：胡某1，男，196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440************910。上述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胡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建，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胡某1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衬南，广东展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胡文贵，男，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522************336。原审第三人：彭振球，男，196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身份证号码：452************012。原审第三人：谢永红，男，198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连平县**********，身份证号码：441************618。上述原审第三人胡文贵、彭振球、谢永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连斌，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晓暾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天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天益工程公司），原审第三人胡某1、胡文贵、彭振球、谢永红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2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晓暾向原审法院起诉，诉讼请求：1、被告天益工程公司依法予以解散；2、由被告天益工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晓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用50元，由原告杨晓暾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2075号民事判决。杨晓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东莞市天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依法予以解散。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1.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曾为夫妻，被上诉人是两人共同创立的事业，两人的占股达到77%。可见，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的基石。然而，从2010年开始，双方在工作、婚姻与家庭均开始产生冲突，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关系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上诉人在2013年4月辞职离开公司。离职后，双方虽然同意各自经营自己的公司，但是现实中却无法实现。双方的矛盾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甚至还平添了不少以被上诉人名义起诉上诉人的民事诉讼案件，最后双方正式离婚。离婚至今，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之间都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会面与沟通。从时间上看，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的矛盾积压已经有6年之久，离婚也有3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两大股东关系已经积重难返，信任基础完全破裂。身为被上诉人的两大股东，双方之间的矛盾与积怨势必严重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2.被上诉人停产停业是两大股东矛盾不可调和的直接后果，并非源于经营转型之需。被上诉人从2014年左右开始停止停业，该时间正是从上诉人离职之后开始。根据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食品添加剂是被上诉人的核心业务与收入来源，也是被上诉人在市场上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是，被上诉人的生产至今仍未恢复，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停滞内耗的状态。试问，没有了生产，何来经营可言？停产停业正是被上诉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外部表现。对停产的事实，被上诉人已在（2019）粤1971民初34090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予以确认，也在本案中明确其已经将生产业务转移至其他公司。但是，被上诉人辩称，停产为公司转型之需，后续公司以研发、股权投资、技术咨询服务以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为主要经营企业。这些主张前后矛盾，均无依据，具体如下：（1）关于研发。根据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第6条，被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技术研究与开发。因此，若被上诉人希望通过从生产转型至研发来解决经营问题，必然涉及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根据章程第16条，变更经营范围属于公司章程的修改事项，必须经过三分之二表决权以上的股东通过。鉴于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连目前停产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即便在未来，公司转型也会因股东矛盾无法实现，根本没有继续经营的现实基础。更何况，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过往的财务数据，表明其在研发方面进行了投资或依靠出售研发成果获取经营性收入，而且未来的经营策略或规划也不应当是判断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的直接因素。（2）关于股权投资与1400万元的流动资金。被上诉人所宣称的股权投资，主要是指被上诉人参与投资设立的两个公司：东莞市天益生物发酵技术有限公司与广东天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成立于2011年，被上诉人的投资关系也是发生在上诉人与胡某1产生矛盾之前。其中的东莞市天益生物发酵技术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的研发公司，股东分别是被上诉人、胡某1与杨晓暾，同样因上诉人与胡某1之间矛盾已经停止经营，4年以上处于僵局状态。另外，被上诉人早在2016年12月8日将广东天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价2000万对外出售，目前被上诉人唯一所剩的1400万元流动资金正是来源该股权的出让金。对此事实，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刻意隐瞒。由此之后，被上诉人没有参与任何公司的股权投资，也没有获取过任何来自股权投资的收入。另外，所谓“现金流充裕”的主张根本没有依据，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诸如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等财务数据，目前仅有的流动资产存款1400多万只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与生产销售、股权投资等经营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更别说形成正常经营活动下的现金流。可见，以股权投资为主要经营范围是被上诉人子虚乌有的说法而已。（3）关于技术咨询服务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按照正常的经营活动，技术咨询服务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均应当有对应的购买主体，服务合同或进出口合同，以及经济收入与发票等资料。被上诉人主张公司已经转型为以技术咨询服务与进出口业务为主的企业，却没有提供过往前述任何一份材料作为证明。3.内部决策机制失灵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客观证明。除了停产停业之外，自从上诉人在2013年4月15日离开公司后，被上诉人在长达6年内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或形成过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有效决议，无法履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唯一一份股东会决议是在没有通知上诉人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2018年11月23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2019）粤1971民初34090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之后，被上诉人针对该诉讼匆忙形成的。决议内容也与被上诉人的生产经营或业务发展没有任何关联。该份决议恰好是股东内斗的旁证。4.被上诉人处于停滞内耗状态，继续存续将严重损害股东利益。前面论述已经证明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被上诉人多年以来停产停业；二是内部决策机制因股东矛盾处于瘫痪状态。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司没有生产，等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等于公司失去保持运转的血液。若不及时解决停产问题，只能通过消耗原先积累的资本与利润来维持生存，长期以往势必导致股东的投资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两大股东的内斗导致内部决策机制失灵，无法解决僵局困境，内耗因此加剧。更尤甚者，被上诉人已经开始沦为两大股东内斗的工具：被上诉人一直处于胡某1一人的控制之下，多年来不停地利用公司资金与资源起诉上诉人，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公司资产不必要的损耗。过往的诉讼已是最好的证明。若被上诉人不解散，在没有生产经营且两大股东处于对立状态的情况下，每个股东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并且造成巨大社会资源的浪费。一审判决选择忽视该部分的事实，对股东内斗毫无帮助，甚至助长了社会资源的浪费。5.被上诉人的僵局状态在一审法院的组织调解下仍然无法解决。上诉人与第三人胡某1的冲突形成后，双方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力图化解纠纷，例如约定各自经营自己的公司，互不干涉，或者通过中间人进行调停等，但是均未能成功。双方在多次的诉讼中也不缺少机会沟通，甚至也尝试通过律师寻求解决之道。但是，这些方法不但没有起到挽回的作用，而且还导致双方的关系还继续恶化。虽然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过程中同意调解，但是，在一审法院给予一个多月的调解时间后，上诉人与胡某1、其他第三人在众多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各方不但在股东转让价格差距太多，而且由于被上诉人至今仍拒绝履行（2018）粤1971民初34090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的生效判决，配合上诉人查阅公司的财务数据，故最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可见，股东之间难以取得共识，被上诉人的持续性僵局已经穷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解散公司能为股东提供退出机制，避免股东权益在僵持中逐渐耗竭。二、1.关于“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两大股东内斗与被上诉人停产停业均为双方认可之事实，上诉人无需再进行进一步举证。相反，被上诉人一方面认可停产停业与股东纠纷，另一方面又主张公司正在正常经营。这两个主张明显属于矛盾的陈述，无法并存。因此，在停产停业被认可的前提下，由于被上诉人主张公司仍然在正常经营，故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被上诉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法院在分配举证责任的时候应当考虑当事人与证据距离远近、证据的控制主体与举证难易程度等因素公平裁断。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财务数据是反映经营状况的最直接客观的证据。然而，因被上诉人的阻挠，上诉人根本无法获取相关材料。上诉人已经在庭审中提交（2018）粤1971民初34090号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的生效判决，明确被上诉人有义务配合提供2011年5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但是，被上诉人至今拒绝履行生效判决，导致上诉人无法进一步提供相关的财务数据，用以证明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见，被上诉人不但持有与经营相关的证据资料，也有能力向法庭提供，却故意不提供或阻挠上诉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与第（四）款在本案中的适用应当综合考察股东会决议内容与形成背景，且不以诉讼前置程序为前提。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没有要求股东在适用该条款的时候必须先履行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的前置诉讼程序，法院无权额外创设程序义务。其次，股东会的召开与决议是否有效的依据在于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根据被上诉人的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2018年11月26日所召开的股东会是在没有通知上诉人的情形下进行的，即便涉及表决事项的回避，也不等于可以免除股东会召开前的通知义务。上诉人据此认为该决议无效。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的立法目的是给予法院判断公司出现严重影响经营管理的人合性障碍的具体依据，而非唯一依据，也并非限制上诉人仅可以选择唯一条款作为起诉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第一条的适用关键仍应当在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标准。因此，从立法目的出发，上诉人认为在本案中应当从第一条第（一）款与第（二）款出发，以第一条第（四）款为依据，对涉案事实进行法律的适用。例如，一审判决在考察2018年11月26日的股东会是否能够成为公司正常经营的合法依据时，应当结合该份决议的具体内容与形成背景综合判断。如前所述，该份股东会决议与经营管理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为了解决停产停业问题，其形成于上诉人以股东知情权纠纷起诉被上诉人之后，针对诉讼纠纷的回应。单凭该份股东会决议无法否认被上诉人在之前长达5年时间没有形成过任何股东会决议，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无法成为股东会依然正常运作的直接证据。因此，即便本案的事实前提可能无法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但是原审判决仍然有义务依据第一条第（四）款的规定，结合全案事实，综合审查本案唯一出现的股东会决议效力。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杨晓暾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虽然杨晓暾曾与天益工程公司存在数个诉讼案件，与原审第三人胡某1之间存在感情矛盾，与其他原审第三人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分歧，但上述情况不必然导致公司经营困难，可通过公司原设定好的管理机制处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如召开股东会决议相关事项等。天益工程公司虽曾在2019年1月份表示其“已经没有再生产了”，但没有生产不代表其不再经营或不能继续经营，该行为仅为公司调整经营策略，不能证明杨晓暾主张的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事实，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晓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杨晓暾已预交100元，由杨晓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振彪审判员  王九龙审判员  李达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