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5民终6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郭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内蒙古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1，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徐某，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郭某、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哲一建）、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0526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上诉请求：一、撤销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0526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返还上诉人900000元款项，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三、依法改判徐某对刘某2、刘某1的返还900000元款项及支付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徐某、刘某2、刘某1的返还900000元款项及支付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刘某1应当承担占用90万元不当得利款项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对利息请求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900000元款项的支付及实际用途为偿还徐某撤出前所欠的第三方材料款(商砼)约200000元;冲抵此前和徐某共同施工期间,刘某1所投入的材料款379960元;工程继续施工投入325366元(按照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结果,刘某2、刘某1施工部分工程造价为325366元)。2、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之债为法定之债而非合同之债,不可能存在“双方约定利息”的可能性，而且根据案件有关事实,至少证明在2009年10月13日刘某1停止继续施工后,该笔款项已经支付完毕,完全可以从该时起计算利息。上诉人认为,应当判决被上诉人刘某1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被上诉人刘某2参与了徐某撤出后刘某1的继续施工,且系900000元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应当判决刘某2和刘某1共同承担款项返还和利息支付义务。本案所涉及的徐某和刘某2、刘某1的合伙关系中,徐某为一方,刘某2、刘某1叔侄为一方,从合伙内部关系来看，刘某2与刘某1的身份本身即具有不可分割性。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通民终字第232号二审判决中明确认定,“2009年7月15日刘某2以徐某欠刘某1材料款379960元作为合伙投资款(第10页第一行)”(内蒙高院再审判决也确认贵院认定的事实);在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二审和再审中,刘某2、刘某1均承认最终确实收到了上诉人支付的900000元款项,并在该案件中以与徐某系共同承建方之理由、共同以“有独立求权的第三人”之身份,要求将欠付工程款的一半归其所有,被上诉人刘某1未持异议,并对徐某退伙持否定的意见,徐某在撤出后,也多次和刘某2电话交涉这900000元是否收到、刘某2和刘某1无权以哲一建的工地负责人名义继续进行施工的问题。这些事实,也足以认定刘某2实际参与了徐某撤出后的工程施工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刘某1领取的900000元款项后200000元用于偿还了三人合伙期间的债务,37万余元用于抵销了刘某2作为合伙投资款的款项,且在哲一建与丁贵臣一案中,哲一建自认徐某撤出后是刘某1、刘某2继续施工。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刘某2应当和刘某1共同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900000元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责任。三、被上诉人徐某作为刘某2、刘某1前期的合伙人以及900000元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应当对刘某2、刘某1的返还款项、支付利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徐某与刘某2、刘某1之间形成合伙关系,且徐某与刘某2以合伙人的身份,共同收取上诉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支付的工程款,该笔900000元款项,刘某1将其中一部分(20万元)用于支付了合伙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材料款债务,一部分（36万余元)抵销了合伙存续期间刘某2和刘某1的材料款投资,剩余部分用于了工程的继续施工。也就是说,该笔债务虽然性质为不当得利之债,但该笔900000元款项的支付用途,系用于合伙期间所从事的事务,上诉人有权起诉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徐某。至于徐某是否已经退出与刘某2、刘某1合伙,属于其合伙内部纠纷,不能产生对外效力，不能对抗上诉人针对全部合伙人提出的针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而产生的合法请求。更重要的是,在明知自身系借用哲一建资质、自身为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在合同纠纷案件中,未直接向上诉人主张工程欠款,任由哲一建主张(包括其已经撤出施工后刘某2、刘某1自行施工部分)的工程欠款,应当视为对与刘某2、刘某1之前的合伙关系继续存续的认可,其应当作为合伙人,应当对刘某2、刘某1的不当得利返还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徐某作为资质借用方,由于内蒙高院将工程欠款债权判归资质出借方的哲一建,哲一建收取的工程款应当实际归属徐某，由此其将无正当理由受有利益,而上诉人在向哲一建支付工程款后,无疑会受有损失，从这一角度而言,徐某本身也会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本案从性质上而言,属于上诉人针对合伙中部分合伙人的行为要求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提起的诉讼,且徐某对此900000元的款项收取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系受益人,故应当对徐某与刘某2、刘某1的合伙关系进行认定并据此判决徐某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哲一建公司作为资质出借方,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依据法院生效判决享有工程欠款债权,也构成不当得利,对徐某、刘某2、刘某1的返还款项、支付利息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刘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l7)内0526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某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刘某1从未收到过900000元工程款。被上诉人称900000元工程款分期支付给了刘某1,但没有刘某1分期收款的收据;况且,分期给付的具体时间、具体给付金额、给付方式，是转让还是现金等等,被上诉人根本无法说清。被上诉人称总收据就是2009年8月26日徐某、刘某2签名的900000元收据,但该“收据”已经另案高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判决认定“900000元未实际支付”。被上诉人所举的公安笔录没有任何书面收据加以佐证;又因刘某1的公安笔录等证据前后矛盾,已被高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判决所否定(高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判决15页上数第4-10行),最终明确认定被上诉人在2009年8月26日之后“没有给付900000元工程款”。故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某1收取了900000元工程款。2、公安笔录不能证明刘某1收取900000元工程款。公安局卷中2009年9月20日刘某1给公安局书写的《收据》只起到证明作用,不是真正的收款凭据。“收据”内容只是写明收取了徐某的900000元工程款(实际未收到)，与被上诉人无关。“收据”中注明的仍是2009年8月26日收到徐某的工程款,而高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判决已认定,徐某未实际收到900000元,故刘某1也当然未收到该笔款项。3、徐某在庭审中已经证实,刘某1从未向她收取过900000元工程款,也没有扣留和分批支取900000元工程款。刘某1当时之所以出具900000元的“证明”与“收据”,是因为当时刘某1与郭某是一伙,目的是在另案中与被上诉人郭某联合对付徐某,以迫使徐某承认其在2009年8月26日收到过兴隆大酒店900000元工程款。此事实经徐某当庭证实,以及内蒙高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判决认定的刘某1公安笔录前后矛盾,不予采信。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刘某1未收取900000元工程款。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某1继续施工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刘某1、刘某2施工部分工程造价325366元是错误的。刘某1、刘某2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任何施工合同,刘某1、刘某2没有为被上诉人施工。评估鉴定的未完工程量的鉴定机构按照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徐某撤出工地后刘某1、刘某2单独施工部分的工程量》进行鉴定,该证据完全是由被上诉人编造的,且未经法院举证、质证,不具证据效力，且委托鉴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申请工程造价鉴定,法院未通知刘某1,也未通知刘某1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属鉴定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郭某不是本案当事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经向扎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查确认,本案被上诉人诉称的“兴隆大酒店”和“兴隆大酒家”均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郭某没有营业执照,也不是个体工商户业主,郭某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被上诉人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是被上诉人对另案三审即2010年4月哲一建诉兴隆大酒店、第三人徐某、刘某2、刘某1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再次起诉。另案三审中,内蒙高院于201l年4月16日提审该案,最终以(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再审民事判决书认定兴隆大酒店仅凭收据不足以证明900000元工程款已经给付徐某。最终,再次判决兴隆大酒店败诉。可事隔两年后,兴隆大酒店的个体业主郭某又以个人名义起诉刘某2、刘某1要求连带返还其已经被前案否认的900000元工程款,被上诉人对另案生效判决依法确认的事实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3、本案变更案由没有法定事由,且程序违法。本案变更案由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35条规定,案由变更后,被上诉人一直未变更诉讼请求。其诉求仍然是要求返还工程款及利息。其诉讼理由仍然是建设工程中发生的纠纷,因此,本案变更案由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刘某2、哲一建、徐某答辩，表示服从一审判决。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被告刘某1、刘某2连带返还原告已付工程款人民币9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5月，原告设立的个体工商户“内蒙古××旗兴隆大酒家”（现已注销）建设施工楼房，第三人徐某经被告刘某1的侄子刘某2介绍，借用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建筑资质投标、中标，并施工。在施工期间徐某与二被告合伙。2009年7月19日，徐某、郭敬贤（原告之女代理甲方）、被告刘某2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拨付工程款时由徐某与被告刘某2双方到位领钱，缺一甲方不可支付。从2009年7月21日至2009年8月25日，原告先后分四次向徐某和被告刘某2支付了工程款人民币1243211元，除第一笔800000元为徐某和被告刘某2签收外，其余三笔共计443211元均为徐某和被告刘某1共同签收。2009年8月26日，徐某与郭敬贤签订了补充合同，徐某第二天拿走盖章时填写了8月27日，主要约定了交工日期为2009年10月10日，甲方拨付工程款900000元。同日，徐某、被告刘某2给原告出具了900000元工程款的收据，但在前往银行划款途中，徐某与二被告发生争执，均要求将该笔款项划至本人账户，原告故未能完成支付，徐某随后停止施工，此时工程框架施工建设至三层。2009年9月15日，徐某以哲一建名义通知原告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后，该工程继续由徐某的合伙人被告刘某2和刘某1施工，原告将900000元工程款分批支付给二被告，至2009年10月13日该笔钱全部支付完毕，被告刘某1与刘某2也停止施工，此时四层楼房主体封闭，窗户已安装。2009年12月21日，徐某以哲一建名义向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起诉“扎鲁特旗鲁北镇兴隆大酒店”，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给付工程款155万余元。在诉讼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已完工程（包括二被告施工部分）造价进行鉴定。鉴定造价为2614585元。上述案件，最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工程鉴定的总造价为2614585元，原告已给付1243211元，但未给付徐某900000元工程款为由，作出（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给付哲一建工程款1367775.16元。原告认为，自治区高院将徐某、刘某2、刘某1共同施工应得的全部工程款判决给哲一建，而事实上原告已将900000元工程款支付给徐某的合伙人刘某2和刘某1，故要求被告刘某2、刘某1和第三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徐某连带返还900000元的不当得利，并从占用该款项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12日，第三人徐某借用第三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资质与原告郭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为郭凤翔，承包人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名称为“扎旗兴隆大酒店”。发包人处加盖名称为“内蒙古××旗兴隆大酒家”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处填写郭凤翔，委托代理人处填写郭敬贤。实际施工人为徐某，在施工中，刘某1提供部分建筑材料。2009年8月25日，徐某向原告提交一份拨款申请书。2009年8月27日，第三人徐某与原告女儿郭敬贤签订补充协议，并加盖了哲一建公司公章，约定：工程交工日期为2009年10月10日；甲方拨付工程款900000元直到工程验收合格。2009年8月27日，徐某给原告出具了收到900000元工程款的收据。被告刘某2在经手人处签名，但该款原告方未向徐某实际支付。徐某要求收回收据时遭到拒绝，同时原告方也未将该款给付徐某，徐某随后停止施工。2009年9月13日，徐某以哲一建公司名义书面通知与原告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此后，该工程由被告刘某1继续施工，刘某1为原告出具收据一枚，证明于2009年8月26日替徐某收到工程款900000元，并出具了收到900000元用于工程建设的证明。2009年10月14日，刘某1在接受扎鲁特旗公安局询问时陈述称“徐某要求把900000元打到她的账户上，我怕她再次拿走900000元不往工地投入，所以对甲方讲该笔900000元不能往她的账户上打而由我多次从甲方支取都投入到工程上了。”2009年9月20日，刘某1在接受通辽市公安局询问时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2009年8月26日，徐某来甲方取工程款，当时打的收据，收据金额：玖拾万元整￥900000.00，当刘某2在收据上签了名，当时这玖拾万元现金没有取走被我扣下，原因是以前徐某拿走我400000元工程款，其中200000元是我的工程款，因为我俩是合伙人，这笔900000元用于工程施工中，现徐某打的900000收据在甲方郭敬贤手中，当时我也给徐某打900000元的收据放在国三手里”。2009年10月17日，刘某1签未完工程确认书，确认未完成3个可视门，一楼窗户、玻璃幕墙，室外散水坡，抹灰、楼梯踏步粘砖、楼梯扶手、外墙保温及涂料、室内地面找平、采光井的阳光板、卫生间防水、楼顶找平及保温、防水。2009年12月21日，哲一建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扎鲁特旗鲁北镇兴隆大酒店，徐某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要求兴隆大酒店给付工程款，刘某1、刘某2以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要求分得工程款的50%。经鉴定：扎鲁特旗鲁北镇兴隆大酒店工程（徐某和徐某撤出工地后刘某1继续施工部分）造价为2614585元。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6日对该案作出（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以工程总造价为2614585元，兴隆大酒店已给付1243211元，判决扎鲁特旗鲁北镇兴隆大酒店给付哲一建工程款1367775.16元。2012年3月29日，丁贵臣诉刘某1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扎鲁特旗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1日作出（2012）扎鲁民初字第5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09年5月，丁贵臣按刘某1的指示将货物交给兴隆大酒店工地，且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兴隆大酒店项目部撤出工地后，由丁贵臣继续提供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至2009年10月，且刘某1在与丁贵臣结算后于2009年10月6日出具一枚199181元的欠据。2014年9月30日，通辽市中兴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扎鲁特旗兴隆大酒店工程-刘某2、刘某1施工部分工程造价的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续建工程施工的造价为325366元。另查明，2009年8月27日，原告向扎鲁特旗宏力混凝土搅拌责任公司支付了200000元商砼款。2009年8月31日，王云与刘某1签订了兴隆大酒店工程塑钢窗合同，并由刘某1支付了该款项。2009年8月中旬，为建兴隆大酒店工程，原告女儿郭敬霞分别向张树借款60000元、向林宏珊借款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的案由及法律关系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原告递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中明确表述“追加徐某、哲一建为本案的第三人，并与被告刘某2、刘某1的返还不当得利和支付利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主张变更本案的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就本案案由向原告委托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二、郭某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因原告郭某建扎鲁特旗兴隆大酒店工程时，原告使用内蒙古××旗兴隆大酒家名称（法定代表人处郭某签名）与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处徐某签名）签订施工合同，但该酒店没有注册，实际负责人就是郭某，也就是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主体，故郭某的原告主体适格。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该条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得利益；他方有损失；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此外，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不以当事人的过错为构成要件。本案中，第三人徐某以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兴隆大酒店工程，虽然第三人徐某撤出工地，被告刘某1继续施工该工程。对于刘某1是否收到900000元款项的问题：1、原告与第三人徐某因900000元发生争议后，刘某1最初在公安机关于2009年9月20日、2009年10月14日陈述其从原告处取走900000元用于工程建设；2、2011年11月2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兴隆大酒店与哲一建公司、徐某、刘某1、刘某2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一案庭审笔录中，刘某1在答辩中及庭审举证质证中多次认可其收到原告支付的900000元的事实，亦认可从2009年7月-9月组织施工的事实；综合以上事实和因素，认定原告证明其900000元已在施工中实际给付刘某1的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因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2011）内民提一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兴隆大酒店给付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款2614585元的工程款，故被告刘某1取得的900000元，该利益的获得既不是基于法律规定，也不是基于其与原告合同中的约定，刘某1所获利益没有合法的根据，构成对原告900000元的不当得利，应返还给原告郭某。被告刘某1辩称其没有实际继续施工该工程及收到原告支付的900000元款项，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刘某2和刘某1系合伙关系，共同收到900000元的主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后期刘某1施工中刘某1与刘某2系合伙关系，且刘某2本人亦不认可，故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主张，因双方未约定利息，且对工程量的计算及款项的给付时间双方均不明确，故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四、本案第三人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本案审理的系不当得利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不当得利由受有利益、致他人受到损害、没有合法根据三项构成要件。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取得不当利益人和受损人之间，原告主张第三人徐某、哲一建公司，对被告的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不当得利的还本付息义务人应当为不当得利的受益方。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第三人哲一建公司、徐某均不是不当得利的受益人，不负有共同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其要求第三人对不当得利负有连带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郭某900000元；二、驳回原告郭某对被告刘某2、第三人通辽市哲一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徐某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郭某负担5000元，由被告刘某1负担12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对证据的采信情况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收款是否实际交付的事实存在争议。故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涉案900000元收款是否实际交付给刘某1。根据《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郭某提起不当得利诉讼的依据为刘某1出具的900000元收据一张，但并未有向刘某1直接的转账凭证和交付款项的充分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前提条件。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郭某陈述涉案900000元分批现金给付，对此，上诉人刘某1不予认可。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郭某应当合理说明并提交巨额款项来源及已经实际交付的相关证据。但上诉人郭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收款实际交付的事实，亦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及解释。由此可见，涉案900000元收款，无论从上诉人郭某的现金来源，还是从交付方式、交易惯例来看，均无法认定上诉人郭某已将900000元实际交给刘某1，亦上诉人郭某提供的证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对涉案收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不能予以认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郭某所举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郭某与上诉人刘某1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并且上诉人郭某未能举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已给付上诉人刘某1900000元的事实，故上诉人郭某对自己主张未举出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综上，上诉人刘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扎鲁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0526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郭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8400元，由上诉人郭某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巴  雅  尔审判员 孙  向  群审判员 石     莹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包额尔敦必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