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7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秀，女，1961年1月11日生，汉族，个体，住诸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喜，山东担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城市新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诸城普桥村西平日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学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婕，山东东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秀因与被上诉人诸城市新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公司）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2民初6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工程款60万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资质承揽工程，只有上诉人才有权从被上诉人处支取工程款。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资质施工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铺装工程，由被上诉人与高密市建设局签订施工合同，所有的工程款均由高密市建设局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扣除相应的税费、管理费后，再将剩余的工程款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享有从被上诉人处支取涉案工程款的权利。二、王爱民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上诉人更未委托王爱民代为支取工程款。王学军的陈述已明确表示是基于征得上诉人的同意才给王爱民开的收款收据。但迄今为止，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给王爱民开收据并支取工程款。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王爱民之间存在某种合作利益关系无事实依据，一审依据王学军、王春花、邸见文的证人证言进行推定无效。四、被上诉人是全部工程款的支取者和实际控制人，高密市建设局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均为转账支票且转账支票的款项明确载明收款人为被上诉人，至于被上诉人是将转账支票存入银行获取现金，还是背书转让给他人，均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已收到转账支票中所载的款项的事实。被上诉人一旦将支票背书转让，说明被上诉人已将自己的款项转让给了他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收到高密政府支付的60万元转账支票后再背书转让，明显是被上诉人收到工程款入账后再支付给他人，说明被上诉人支付给王爱民的60万元系被上诉人自己的款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60万元现处于案外人王爱民控制状态”，明显错误。 新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王玉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新源公司偿付工程款6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9日，王玉秀借用新源公司资质并以新源公司的名义与高密市建设局签订《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铺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范围为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铺装工程，包括土方挖运、花岗岩板铺装等，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864500元；工程款通过高密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账户支付，由高密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与新源公司办理有关财务手续。在该施工合同中，代表王玉秀的经办人为案外人赵炳洪。一审庭审中，赵炳洪作证称，“我原来给王玉秀开车…2009年1月9日的施工合同是我替王玉秀签的…都是王玉秀去支钱，我只负责代签合同和一些施工资料…是王玉秀个人借用的新源公司资质”。 工程施工完成后，王玉秀至高密市建设局支取工程款，支款流程是：王玉秀需要支取工程款时，联系新源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王学军，由王学军安排人员出具收款收据，王玉秀持新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最初由新源公司单位财务人员陪同一起至高密市建设局领取收款人为新源公司的工程款支票，由新源公司单位财务人员背书后交由王玉秀，王玉秀到银行支取相应款项，并按2%的比例支付给新源公司管理费。后王玉秀支款时新源公司单位财务人员不再陪同，由王玉秀持新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自行至高密市建设局领取收款人为新源公司的工程款支票，至新源公司单位由新源公司单位财务人员背书后交由王玉秀，王玉秀到银行支取相应款项，并按2%的比例支付给新源公司管理费。在调查工程款由谁支款时，新源公司回答“王玉秀、王爱民、赵炳洪三人都可以支款”，并提供收款收据一份。王玉秀对该证据质证时陈述“赵炳洪是王玉秀的司机，王玉秀授权其支过款…支款时我与赵炳洪一起去支的，只是赵炳洪签的名”。 2011年7月29日，案外人王爱民持加盖“新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至高密市建设局领取了高密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人为新源公司、金额为600000元、用途为工程款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一份，支票领取后由新源公司背书后将60万元款项支付至案外人王爱民的个人账户。2011年12月15日，新源公司为王玉秀出具证明，载明2011年7月29日王爱民从高密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支取600000元工程款。 诉讼过程中，新源公司对王爱民持有的收款收据中加盖的“新源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在高密市建设局留存的以前支款时收款收据中“新源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一致申请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所于2017年5月25日出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送检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右下方盖印的“新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收款收据》中“新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法院至诸城市公安局调取了王玉秀报案的卷宗，报警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在该卷宗中，新源公司单位会计王春花在公安机关陈述“王玉秀开始到高密支取工程款的时候，我公司财务人员有时陪着王玉秀一起到高密建设局支取工程款，后来我公司经理就让王玉秀自己拿着我公司开好的收据去支取工程款…王玉秀来支取该工程款时，好像有一个叫王爱民的人和他一起来支取的工程款，还有一个叫邸见文的人…我公司没有到高密支取过工程款，在2011年7月29日只是有一个叫王爱民和邸见文的人找到我公司的经理王学军说，王玉秀委托他们到高密建设局支取60万的工程款，其中邸见文还给开了一份收据。…这两个人的情况我都不了解，只是他们经常陪着王玉秀来支取高密工程的工程款”。王玉秀在公安机关陈述“我认识（王爱民），他干什么我不知道，就只是认识…我是2008年通过招标承包了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铺装工程…因为我自己没有建筑工程的资质，所以我就借用了新源公司的资质竞标成功的…高密市建设局要求拿着新源公司盖有公章的收款收据去支款，多数是高密市建设局给我转账支票，刚开始的时候是我领着新源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去支款，我和财务人员一起支的有300余万元，剩下的260万元新源建筑公司的王学军说以后不用财务人员一起去了，在财务上盖有公章后自己去支就可以了，但是在2011年7月29日新源建筑公司私自支走了60万元，剩下的200多万元又由我自己支走了，到现在这个工程基本付清了…在2011年9月9日，我到高密建设局去拿工程款，高密建设局说我已经支取了60万元，我就问高密市建设局怎么回事，人家给我了一个证明，是新源公司出具的，说是王爱民支取的…刚开始王学军说那个收款收据盖的是假章，他没有安排给盖章，我又从高密返回诸城找王学军，他又跟我说是财务人员私自盖的章，不说是假章了，他并没有安排，后来又说是地税局的李永法领着他表弟王爱民去盖章的，王学军说那60万元是李永法他们干的工程，所以给他们盖了章让他们支走了。到现在这个款我还没有找王学军他们要回来…我什么时候支一次款，就在那几天给他一次管理费，到现在还欠着15万元的管理费的2%”。邸见文在公安机关陈述“原先我跟着王爱民在诸城市公交公司打工，后来我自己干个体…大约在2003年左右王爱民在高密搞建筑，干工程，自己揽了工程以后，对外承包工程，他只是收取承包工程的一部分管理费…我知道王爱民在高密承建了一个文体工程，将此工程转包给了王玉秀，他们两个人怎么谈得我不清楚…当时王爱民和王玉秀在高密合伙干的文体工程，王玉秀没有工程资质，只是用了新源公司的资质，支取工程款必须该公司去支取。在2011年7月30日我和王爱民到诸城市新源建筑支取在高密文体工程的工程款，王爱民找到王学军后，王爱民安排我到该公司财务开收据，我就给财务写了一张60万的收款收据，财务人员就给我开了一份到高密支取工程款的收款收据。当时王爱民和王学军怎么谈得我不清楚，我只是给王爱民开车。开完收据以后我就给了王爱民，具体办理这60万的工程款是王爱民办的，怎么办的我不清楚”。王学军在公安机关陈述，“我认识（王玉秀），她在2009年用我公司的资质在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进行施工，我记得和她一起干的还有王爱民、邸见文两人。当时借资质是王玉秀来借的，我与她签订合同，收取总工程额2%作为管理费…王玉秀与王爱民、邸见文之间是合伙关系，那个工程是王爱民揽的工程，交给了王玉秀来施工建设；王爱民和邸见文之间是朋友关系，邸见文跟着王爱民干。…大部分是王玉秀到我公司财务开具收款收据，然后加盖公章，由王玉秀拿着到高密市建设局支款，但有一次是王爱民、邸见文两人一起来我公司开的收款收据，我问王爱民，说你来开收据是王玉秀同意的吗？王爱民守着我当时给王玉秀打电话，在电话中是王玉秀同意让他来开收款收据到高密市建设局支款的，然后我就放心了，安排财务给他出了收款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王玉秀借用新源公司建筑施工资质施工高密市文化中心南北东西主路，新源公司的义务为出借建筑施工资质并提供相应的支款手续协助王玉秀支取工程款。根据王玉秀、新源公司陈述的支取工程款过程，王玉秀持新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到高密市建设局获取工程款转账支票，新源公司将工程款转账支票背书给王玉秀，由王玉秀到银行支取工程款。工程款支取过程中新源公司仅提供支取工程款的相应手续，应王玉秀的支款请求提供配合、协助义务，新源公司并未实际支取工程款转入其账户，其无法控制、支配工程款，因此，新源公司在涉案工程的施工和支款过程中，其作用仅系向王玉秀出借建筑施工资质，协助王玉秀办理支款手续，并未实际施工和支取工程款。 关于案外人王爱民支取的600000元工程款，王玉秀在公安机关陈述其认识王爱民，邸见文在公安机关先陈述王爱民在高密市承揽工程，将工程分包给王玉秀，后又陈述王玉秀与案外人王爱民合伙施工涉案工程，虽对合伙或承揽陈述不一致，但均表明王玉秀与王爱民存在某种利益关系，同时王春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王爱民与邸见文经常陪着王玉秀支取高密工程的工程款及王爱民与邸见文支取600000元工程款的过程、邸见文陈述的与王爱民一起找王学军办理支款手续过程和王学军在公安机关关于王爱民找其办理支款手续时曾联系过王玉秀并征得王玉秀同意的情况下给王爱民办理的相关手续的陈述相互印证，可见王玉秀与王爱民之间并非仅相识，而是在涉案工程中存在合作利益关系。王玉秀亦陈述大部分工程款由王玉秀本人亲自支取，王玉秀曾口头授权司机赵炳洪到新源公司处支取工程款，可见，工程款的支取并非全部由王玉秀本人支取，支取工程款并非必须书面授权。因此，王爱民持加盖虚假的新源公司公章的收款收据到高密市建设局获取到真实的工程款转账支票后，基于新源公司知晓王玉秀与王爱民之间的关系且仅协助办理支取工程款手续的前提，其持真实的工程款转账支票到新源公司处要求新源公司协助办理支款手续，足以使新源公司相信案外人王爱民有权支取工程款。 综上，本案所涉及的600000元工程款由案外人王爱民支取，现处于由案外人王爱民支配、控制的状态，新源公司处于协助办理支款手续的地位，其在履行该义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协助案外人王爱民支取了上述工程款，新源公司应承担过错责任而非返还工程款的责任，故法院对王玉秀要求新源公司偿付工程款6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玉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王玉秀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据一份，主要内容为：2012年5月，上诉人与王学军就王爱民支取600000元的事情进行讨论，拟证明王爱民支取600000元工程款未经上诉人同意，与上诉人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于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录音内容与王学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并不矛盾，被上诉人没有占有使用涉案600000元款项，不应当承担返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该录音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予以确认。从录音内容看，上诉人与王学军进行对话，涉及王爱民支取600000元款项的内容，但对于该款项的支取过程及产生的问题如何处理，该录音中并未明确陈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该款项的责任。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600000元工程款能否成立。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借用被上诉人资质签订施工合同并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上诉人凭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从发包方处支取工程款。上诉人主张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只有其有权支取涉案工程款。从实际支款情况看，工程款支取并非完全由王玉秀本人操作，也存在他人代表王玉秀支取工程款的情形。本案600000元工程款，系由案外人王爱民予以支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然对于王爱民是否有权代表上诉人支取工程款存在争议，但是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王爱民与上诉人之间具有关联性，不能否定王爱民代表上诉人支取涉案款项的可能性、合理性，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向其支付涉案款项为由、要求被上诉人再向其支付600000元款项不能成立。另外，从涉案600000元款项的占有情况看，该款项已经由案外人王爱民支取并占有，并非由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对该事实清楚，其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与事实不符。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王玉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薛培忠 审判员  李玉信 审判员  贾元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褚诗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