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终6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栋华，男，汉族，1969年3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子文，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昱，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燕玲，女，汉族，1962年6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昱，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智强，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龙马（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小西关青年路**天津青年创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亚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北京市永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住所，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民生银行大厦div> 负责人：范国德，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晋，该分行工作人员。 上诉人董栋华、董燕玲与被上诉人保利龙马（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栋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子文，董燕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智强，董栋华、董燕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昱，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栋华、董燕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董栋华、董燕玲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上诉费用由保利公司、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双方未约定提供反担保义务的履行期限。《框架协议》签署后，保利公司即已明知董栋华、董燕玲需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案涉股权转让于2016年5月5日完成时，保利公司向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条件已具备，应履行提供反担保义务。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董栋华、董燕玲未催告保利公司履行提供反担保义务。董栋华、董燕玲已通过多种方式与保利公司多次协商，要求其尽快解除担保或提供反担保。在案涉股权已转让于保利公司，而保利公司无法解除担保的情况下，董栋华、董燕玲如未要求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以控制风险，明显不合商业常理。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保利公司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保利公司已多次明确表示不提供反担保。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保利公司仅存在迟延履行。保利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董栋华、董燕玲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五、一审判决错误将违约损害赔偿效果等同于提供反担保效果。保利公司目前已陷入多起诉讼案件，经营无序、管理混乱，一旦违约将难以向董栋华、董燕玲清偿。除非保利公司如约提供反担保，否则董栋华、董燕玲控制风险的真实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六、案外人北京百润世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润公司）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同时，董栋华、董燕玲已与百润公司解除债权转让。七、董栋华、董燕玲依法有权解除《富地长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及《富地长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保利公司未履行解除担保义务，导致董栋华、董燕玲保证责任扩大，应承担赔偿责任。八、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全程参与案涉股权转让，并承诺股权变更后向富地长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地长泰公司）发放新贷款以替换原有30亿元贷款。《框架协议》对新贷款发放金额、期限、利率等作出明确约定。现该分行未发放新贷款，导致富地长泰公司贷款逾期、董栋华与董燕玲担保债务范围持续扩大，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九、案涉项目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备受社会关注。一审判决未判令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并就清算事宜作出安排，违反审判活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原则。 保利公司辩称，一、保利公司已多次要求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解除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但该分行未同意。董栋华、董燕玲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且因涉及重大案件协助调查，一直未要求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导致保利公司反担保义务履行延迟。保利公司愿随时提供反担保。二、保利公司根据另案生效判决已向法院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余款可随时支付。董栋华、董燕玲与百润公司解除股权转让补偿款债权转让合同不能改变该另案判决已生效的事实。三、董栋华、董燕玲要求保利公司支付赔偿款、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辩称，一、董栋华、董燕玲未对案涉贷款实际承担担保责任，损失未产生。二、董栋华、董燕玲不是《框架协议》当事人，无权依据该协议要求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承担责任。三、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未承诺发放新贷款及解除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栋华、董燕玲一审起诉请求：1.解除董栋华、董燕玲与保利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2.判令保利公司协助富地长泰公司为董栋华、董燕玲办理富地长泰公司100％股权变更登记；3.判令保利公司赔偿董栋华、董燕玲经济损失1亿元；4.判令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对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赔偿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保利公司及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8日，董栋华、董燕玲作为转让方，保利公司作为受让方，富地长泰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三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第四条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第五条根据目标公司的资产现状，转让方与受让方经协商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1元（大写：壹元整），由受让方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支付给转让方。第八条转让方作出如下陈述、保证、承诺：……8.7转让方确认，截止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受让方在本次股权收购中所认可的目标公司负债总额不超过35亿元，目标公司债务总额超出35亿元的部分由双方协商解决。第九条受让方作出如下陈述、保证、承诺：……9.7受让方同意签署本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后，对目标公司已经发生之民生银行30亿元贷款（编号为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及《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编号为公委贷字第FD14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原有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需原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则受让方提供反担保。第十八条本协议书签署后，除本协议书第十章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书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承诺、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第二十三条本协议书自转让方或其授权代表及受让方、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第二十四条本协议书未尽事宜，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二十六条除本协议书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书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书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的附件《富地长泰公司信息披露资料》中，“财务情况披露说明”载明：富地长泰公司注册资本13000万元，实收资本13000万元，截至2016年3月31日，对外各项借款本金余额合计约为33.9亿元。“资产负债表”载明，富地长泰公司资产总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均为年初余额1649470612.35元，期末余额1651939363.93元；年初余额负债合计3397285590.75元，期末余额3399754342.33元。 同日，董栋华、董燕玲作为转让方，保利公司作为受让方，富地长泰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三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由受让方给付转让方补偿款人民币3200万元（大写：叁仟贰佰万元整）。该补偿款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1个月内支付2000万元，余下款项于股权转让完成后8个月内付清。上述款项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第五条鉴于目标公司运营期间转让方通过自有资源向第三方公司进行借款，其中向威海青翠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为1.03亿元，向百润公司借款本金为1.405亿元。受让方知晓上述借款事实，在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将与前述民间借贷债权人协商解决。第六条转让方与受让方同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转让方所披露的目标公司债务（见《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受让方同意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由目标公司承担。第七条鉴于转让方披露之目标公司外欠工程款额（2.368亿元）为预估数，受让方确认，如与施工单位最终结算欠付工程款数额少于转让方披露数额，则差额款项（披露数额-最终结算数额）由目标公司给付转让方。第八条其他1.如日后为了履行工商股权变更之需要，双方在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时，提供给工商管理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价格与《股权转让协议》及本补充协议不符的，以《股权转让协议》及本补充协议为准。2.本协议书自转让方或其授权代表以及受让方、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附件为补充协议的组成部分，与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富地长泰公司作为甲方，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作为乙方，保利公司作为丙方，案外人北京慧华东方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丁方签订《框架协议》，约定：“鉴于：……截至2014年3月31日，甲方已实际取得前述委托贷款资金。截至2015年12月20日，甲方已按照委贷合同的约定付清了应付利息。且根据前述委托贷款系列合同的相关约定，甲方应在2016年3月21日支付相应借款利息约人民币64583333.33万元。由于甲方目前自身现状，无法如期支付上述利息款项。二、乙方同意，如果丙方相关公司在2016年6月20日前完成本次收购（完成标准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为准，下同），则由甲方在乙方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进行融资贷款（以下简称“新贷款”），如果甲方融资贷款成功，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归还甲方在乙方的委托贷款，即《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号，涉及10亿委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委贷字第FD1402007364093号，涉及20亿委贷）项下共计30亿元。三、丙方已于2016年3月21日在乙方以丙方名义开立监管账户（账号6********），并已将6400万元打入该账户内。如果丙方相关公司在2016年6月20日前完成本次收购，丙方将6400万元划转至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专用账户，作为丙方代甲方偿还的如下期间的委托贷款利息，即：甲方在《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号，涉及10亿委贷）项下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3月20日期间的利息，以及甲方在《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委贷字第FD1402007364093号，涉及20亿委贷）项下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3月20日期间的利息。甲方未付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剩余利息由丙方于2016年6月20日前直接支付至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专用账户。如果丙方相关公司在2016年6月20日前放弃本次收购，各方同意监管账户（账号6********）解除监管，由丙方自行处置全部款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6年5月5日，富地长泰公司股东由董栋华和董燕玲变更为保利公司。 另查，2013年11月22日，案外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富地长泰公司作为借款人，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作为受托人三方签订编号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委托人为有效地运用其自有资金，自愿将自有资金：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拾亿元整，委托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3年，自2013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2月4日止。贷款实际发放日与上述贷款期限约定的起始日不同的，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贷款期限的起始日，但上述约定的贷款期限不变，贷款到期日自动变更。贷款实际发放日以实际放款时的借据上载明的日期为准。委托贷款的年利率为：8.5%。偿还方式为：一年以上的贷款，按季结息，利息支付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1日，到期结清本息。” 2015年12月，董栋华、董燕玲分别作为保证人（甲方），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作为担保权人（丁方）签订编号DB1332007364093-1、DB1342007364093-1号《担保合同》两份，约定：“主合同债务人与丁方签署的编号为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及2015年12月4日签署的编号为公委贷字第FD1302007364093-2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二）》项下的丁方全部债权（包括或有负债）甲方自愿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4年3月28日，案外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富地长泰公司作为借款人，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作为受托人三方签订编号公委贷字第FD14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委托人为有效地运用其自有资金，自愿将自有资金：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拾亿元整，委托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35个月，自2014年3月28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贷款实际发放日与上述贷款期限约定的起始日不同的，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贷款期限的起始日，但上述约定的贷款期限不变，贷款到期日自动变更。贷款实际发放日以实际放款时的借据上载明的日期为准。委托贷款的年利率为：8.5%。偿还方式为：一年以上的贷款，按季结息，利息支付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1日，到期结清本息。” 2014年3月28日，董栋华、董燕玲分别作为保证人（甲方），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作为担保权人（丁方）签订编号DB1452007364093、DB1462007364093号《最高额担保合同》两份，约定：“主合同债务人与丁方签署的编号为公委贷字第FD1402007364093号《公司委托贷款合同》（该合同与其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项下的丁方全部债权（包括或有负债），担保人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大写）贰拾亿元整（小写）2000000000元。甲方自愿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两份《公司委托贷款合同》项下贷款到期日分别为：2016年12月4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2月28日。截至一审庭审结束时，富地长泰公司尚欠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贷款本金30亿元及2016年第二季度至今的30亿元贷款相应的利息未付。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尚未诉请富地长泰公司偿还贷款，尚未诉请董栋华、董燕玲承担担保责任。 再查，保利通信有限公司系保利公司股东，其于2016年3月21日打入保利公司在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开立的监管账户6400万元。2016年5月25日、5月30日，保利公司分五次向富地长泰公司电汇共计9100万元。2016年5月26日，富地长泰公司向案外人中国如意技贸中心转账2000万元。2016年5月30日，富地长泰公司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支付30亿贷款利息64458333.33元。 又查，2017年12月25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认定董栋华、董燕玲将《补充协议》项下获得补偿款3200万元的权利转让给百润公司，并向保利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判决保利公司支付百润公司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已经生效，百润公司已经对保利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董栋华、董燕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二、保利公司是否存在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三、董栋华、董燕玲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保利公司、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是否应对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董栋华、董燕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合同的一般目的因合同的性质、类型而不同，同一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一般合同目的也不相同。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出让方的合同目的一般为获得转让价款，股权受让方的合同目的为取得目标公司股权。本案中，董栋华、董燕玲主张其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为不再对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承担担保责任，而保利公司则抗辩称董栋华、董燕玲的合同目的仅为获得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对此，《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目的应依据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的具体约定来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1元，由受让方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支付给转让方。第九条约定，受让方同意签署本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后，对目标公司已经发生之民生银行30亿元贷款，原有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需原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则受让方提供反担保。同时，《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由受让方给付转让方补偿款人民币3200万元。以上约定内容均应作为确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合同目的的主要依据。故董栋华、董燕玲与保利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既包含获得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又包含解除董栋华、董燕玲对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的担保责任或由保利公司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 关于保利公司是否存在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董栋华、董燕玲主张依据上述第四项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解除合同适用于迟延履行、不能履行、不适当履行、拒绝履行等违约形态，判断某一违约行为是否属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本违约），尚需根据违约的具体形态，结合案件情况，通过一定的因素和标准进行斟酌判断。首先，关于董栋华、董燕玲获得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的合同目的，经审理查明，董栋华、董燕玲将《补充协议》项下获得补偿款3200万元的权利转让给百润公司，并向保利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生效判决判令保利公司支付百润公司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故可以认定该合同目的因董栋华、董燕玲转让债权的行为以及生效判决结果已经得到实现。其次，关于解除董栋华、董燕玲对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的担保责任或由保利公司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合同目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受让方同意签署本协议并完成股权转让后，对目标公司已经发生之民生银行30亿元贷款，原有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需原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则受让方提供反担保”，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对于解除董栋华、董燕玲对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的担保责任并非通过二人的约定以及保利公司的单方履行行为可以达成，该合同目的实现与否，尚取决于担保权人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的意思表示。董栋华、董燕玲与保利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对此知晓，故董栋华、董燕玲与保利公司在第九条中同时还约定了“如需原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则受让方提供反担保”的内容以期在不能免除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时，能够达到由保利公司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合同目的，弥补因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不能免除可能导致的利益损害。经审理查明，《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并未对保利公司向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义务约定具体的履行时间，董栋华、董燕玲亦未催告保利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向其提供反担保。保利公司抗辩称其积极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提供新的担保方式协助解除董栋华、董燕玲的担保责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义务。富地长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保利公司应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协助解除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或向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义务，其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存在迟延履行行为，该违约行为虽可能导致董栋华、董燕玲财产权益受损，但可以通过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方式予以修补，即在董栋华、董燕玲因承担担保责任而受到财产损失时，可以向保利公司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且考量《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中关于保利公司向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约定，亦涵盖了保利公司在董栋华、董燕玲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其承担给付义务的意思。庭审过程中，保利公司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董栋华、董燕玲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维护交易安全和既有交易秩序，以及各方主体的交易稳定性、商事利益可预期性，因保利公司的迟延履行行为尚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董栋华、董燕玲主张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董栋华、董燕玲主张的经济损失是否存在，保利公司、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是否应对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董栋华、董燕玲主张的经济损失，其明确该损失系基于解除合同而产生，董栋华、董燕玲主张损失的计算依据为：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分别从2016年12月4日、2017年2月28日计算至2017年10月24日的利息损失。《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并未解除，同时，董栋华、董燕玲亦未对上述30亿元贷款利息承担担保责任，未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偿还上述贷款利息，其主张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故董栋华、董燕玲主张保利公司承担解除合同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董栋华、董燕玲主张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赔偿经济损失的问题。首先，董栋华、董燕玲不是《框架协议》的主体，其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仅存在担保合同法律关系，不能依据《框架协议》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主张相关权益。其次，《框架协议》约定“如果保利公司的相关公司在2016年6月20日前完成本次收购，则由富地长泰公司在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进行融资贷款，如果融资贷款成功，贷款资金专项用于归还富地长泰公司在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的委托贷款”，上述约定内容并未为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设定义务，其未向富地长泰公司提供新贷款没有违反《框架协议》约定，故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不存在违约行为。董栋华、董燕玲主张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董栋华、董燕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董栋华、董燕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董栋华、董燕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董栋华、董燕玲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1.《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函》;2.百润公司《关于对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函的复函》;3.《关于撤销债权转让通知的函》；4.快递单据。拟证明董栋华、董燕玲已与百润公司撤销关于32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的债权转让协议，保利公司应向董栋华、董燕玲支付该款项，但至今未履行。第二组：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初189号案件开庭公告；2.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1民初2107号民事判决书；3.保利公司被执行信息；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57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保利公司经营无序、管理混乱，无力有效经营富地长泰公司，且无能力履行提供反担保义务。第三组：本案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保利公司多次否认主要合同义务，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第四组：证人证言。拟证明董栋华、董燕玲曾委托证人催告保利公司解除担保人担保责任。第五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67号案件开庭公告。拟证明保利公司至今未履行主要合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导致董栋华、董燕玲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保利公司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1、2及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 保利公司提交一份新证据：通知书。拟证明保利公司曾请求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解除董栋华、董燕玲的担保责任，如不解除保利公司愿提供反担保。董栋华、董燕玲经质证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予以采信，能够证明董栋华、董燕玲与百润公司已解除关于32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的债权转让协议；对董栋华、董燕玲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印证，不予采信。对保利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期间，董栋华、董燕玲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百润公司已经对保利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系认定错误，百润公司并未申请强制执行。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经本院核实，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346号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但百润公司尚未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8年4月3日，董栋华、董燕玲向百润公司发出《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函》，要求解除关于32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的债权转让协议。同日，百润公司作出《关于对解除债权转让协议的函的复函》，同意解除上述债权转让协议。2018年5月29日，百润公司就该债权转让协议解除事宜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函通知保利公司。同日，该函被退回，退回说明为“电联，不承认”。2.2018年7月9日，保利公司向董栋华、董燕玲和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发出《通知书》，请求解除董栋华、董燕玲的担保责任，如不解除则保利公司愿提供反担保。二审程序中，保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材料，表示愿以一批油画及案涉项目资产向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3.2018年5月15日，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两份诉状，分别请求富地长泰公司偿还案涉10亿元贷款本息与20亿元贷款本息，并要求董栋华、董燕玲承担保证责任。该两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正在审理中，案号分别为（2018）鲁民初66号、67号。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解除；2.保利公司应否赔偿董栋华、董燕玲1亿元经济损失；3.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一、《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解除 董栋华、董燕玲主张保利公司未解除其担保责任、未向其提供反担保，亦未向其支付股权转让补偿款，构成根本违约，故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本院认为，董栋华、董燕玲与保利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包括解除对富地长泰公司30亿元贷款的担保责任或在担保责任不能解除时由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及获得32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因此，判断《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否解除，应主要考察上述合同目的是否因保利公司的违约行为而不能实现。 关于免除担保责任或提供反担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9.7条，该协议签订并完成股权转让后，保利公司同意董栋华、董燕玲对富地长泰公司所欠民生银行青岛分行30亿元贷款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如需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则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虽然董栋华、董燕玲在案涉贷款担保事项上的首要期待是由保利公司促成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免除董栋华、董燕玲保证责任，但上述合同条款亦对该首要期待未能实现、担保责任继续存续时双方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即由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分担、补偿董栋华、董燕玲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和损失。现该贷款债务未获清偿，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未同意免除董栋华、董燕玲担保责任，保利公司依约应履行提供反担保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保利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具体方式，保利公司与董栋华、董燕玲应就反担保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否则保利公司单方难以妥善履行该义务。董栋华、董燕玲及保利公司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曾就提供反担保事宜向对方催告或要求协商，故不能认定保利公司拒绝提供反担保。同时，保利公司已于2018年7月9日向董栋华、董燕玲和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发出《通知书》，表示愿为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在本案二审中亦表示愿以案涉项目资产及油画作品提供反担保。董栋华、董燕玲主张该项目资产已为案涉贷款债务设定抵押，且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已就该贷款另案起诉富地长泰公司并要求董栋华、董燕玲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董栋华、董燕玲尚未实际承担担保责任，而保利公司已作出提供反担保的准备与承诺，董栋华、董燕玲应就担保方式、担保财产等事项与保利公司积极磋商，达成反担保合同。同时，在保利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向董栋华、董燕玲和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发出《通知书》，表示愿为董栋华、董燕玲提供反担保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只要董栋华、董燕玲表示接受并不提出异议，就能够成立保利公司以保证方式提供的反担保。综上，董栋华、董燕玲在案涉反担保事项上的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 关于支付股权转让补偿款。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案涉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保利公司应向董栋华、董燕玲支付补偿款32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1个月内支付，余款于股权转让完成后8个月内付清。该股权变更登记于2016年5月5日完成，故保利公司应于2017年1月5日前付清全部补偿款，其至今未支付该款项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针对保利公司的违约行为，董栋华、董燕玲并未及时主张解除案涉协议，却于2017年5月15日将该补偿款债权转让给百润公司，并于同年6月1日向保利公司寄送债权转让通知。后百润公司另案起诉保利公司要求支付该补偿款。根据该另案生效判决，保利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百润公司股权转让补偿款3200万元及相应利息。虽然目前董栋华、董燕玲与百润公司已解除该债权转让协议，但董栋华、董燕玲作为上述另案生效判决确定债权的继受人，可依据该生效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要求保利公司支付3200万元股权转让补偿款及相应利息，依法对包括案涉股权在内的保利公司名下财产采取执行措施。考虑到另案生效判决对保利公司未履行补偿款支付义务行为已作出处理，董栋华、董燕玲具有实现补偿款债权的法律途径，对董栋华、董燕玲以保利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补偿款为由要求解除案涉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交易的对象是富地长泰公司100%的股权。在交易过程中，保利公司按照其与富地长泰公司、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签订的《框架协议》约定汇入监管账户6400万元，最终支付富地长泰公司银行贷款利息64458333.33元。2016年5月5日保利公司成为富地长泰公司股东后，实际控制并管理了该公司，并于2016年5月25日至6月8日分五次向富地长泰公司电汇共计9100万元。在保利公司长期控制目标公司并进行投资经营的情况下，若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需要针对股东退出及投入补偿等进行一系列清理结算，影响交易秩序的稳定。由于董栋华、董燕玲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合同目的并非无法实现，同时考虑到交易秩序的稳定，其要求解除上述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保利公司应否赔偿董栋华、董燕玲1亿元经济损失 董栋华、董燕玲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解除后，其有权要求保利公司赔偿案涉贷款分别自2016年12月4日、2017年2月28日起至2017年10月24日止的利息损失共计1亿元。本院认为，董栋华、董燕玲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且截至目前其未实际承担担保责任，故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董栋华、董燕玲主张其担保责任范围因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未按《框架协议》约定向富地长泰公司发放新贷款而扩大，故要求民生银行青岛分行与保利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框架协议》合同主体不包括董栋华、董燕玲，亦未约定其享有任何权利。《框架协议》第二条虽对新贷款期限、利率、利息支付等事项原则约定，但亦明确以富地长泰公司向包括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贷款成功为前提并以“实际发放时签署合同为准”。因此，《框架协议》对民生银行青岛分行并不构成应向富地长泰公司发放新贷款的义务性约束。董栋华、董燕玲要求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董栋华、董燕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虽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1800元，由董栋华、董燕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雪楳 审判员  曾宏伟 审判员  葛洪涛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郑勇 书记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