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1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水成，男，196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森,广西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崇越，男，1963年5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生,广西宝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巫常君，男，196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上诉人唐水成因与被上诉人韦崇越及原审被告巫常君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方式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唐水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森、被上诉人韦崇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唐水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韦崇越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的诉讼费全部由韦崇越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审认定“唐水成、巫常君与韦崇越之间签订《借条》本质上属于股东之间对于股权转让行为的确认，双方所签订《借条》对股权转让的金额与转让的份额作出明确约定”，该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条中的金额是借到投资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 2.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本案中，韦崇越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履行了以上法律规定关于股权转让的手续，而且在事实上唐水成、韦崇越、巫常君均没有就股权转让办理任何变更手续，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将借条中的投资款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 3.韦崇越在民间借贷案件（案号：2019桂02**民初1232）起诉状中称其是退伙，在本案中也是称性质属于退股清算，而不是唐水成和巫常君受让韦崇越的股权，即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韦崇越要求公司回收其股权，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审中唐水成在庭审中称即使要承担损失，也是由公司承担的原因。 4.借条中的金额不能认定为韦崇越股权的价值。对于韦崇越的股权价值认定，即使认定借条中的金额为韦崇越股权的价值，那么该股权的价值也只有唐水成和巫常君、韦崇越三人认可，其他的股东没有认可。 二、一审判决唐水成与巫常君共同支付韦崇越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韦崇越的一审诉请“判决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退股股金”，而一审判决却判决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和退股股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审在没有向被上诉释明并询问韦崇越是否变更诉请的情况，就直接作出以上判决明显超出韦崇越一审的诉请范围，程序违法。 2.就算是按股权转让款处理，那么也应当对唐水成与巫常君各自受让的股权进行区分，各自承担其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审直接判决唐水成与巫常君共同支付唐水成的股权转让款显然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3.借条当中借到投资款只是对于韦崇越投资款的具体金额的确认，韦崇越的投资款分为两笔：一笔做为股权投资，一笔在经营当中的垫资。那么作为在经营当中的垫资，除了唐水成和巫常君的确认之外，还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确认，才能确认该笔垫资性质以及如何处理。 4.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韦崇越认可在出具借条当时的情况下，公司是经营不善的，也就是在公司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不存在唐水成购买韦崇越股权的情况，这与正常逻辑不相符。 韦崇越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本案《借条》内容已经明确了股权转让的行为，将股权转让写成借款形式；其次，《借条》内容有明确的转让金额，内容真实有效合法，应受法律保护。 二、唐水成在一审时已经自认股权转让后，唐水成与巫常君已经将原来公司资产进行了完全的处分。因此，唐水成应该偿还韦崇越的股权转让金。 三、唐水成上诉称韦崇越在一审也认可企业经营不善下才进行的股权转让，没有事实依据，为唐水成编造。 原审被告巫常君未到庭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韦崇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唐水成、巫常君共同偿还韦崇越退股股金251519元，支付2015年6月1日起至2019年9月1日止的利息51774.69元，两项合计303293.69元。2019年9月2日起以本金10151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至偿清时止，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偿清时止。2、案件受理费由唐水成、巫常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7月30日，韦崇越与唐水成、巫常君及案外人梁华山、王剑、谭黎明注册成立柳城金剑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巫常君。注册资金100万元，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水产品、水产养殖设备、水产养殖饲料销售。股东构成为原、被告及案外人梁华山、王剑、谭黎明，持股比例分别为15%、15%、20%、10%、20%、20%；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2015年5月，公司因经营不善，经股东协商，原告退股。2015年5月20日，巫常君、唐水成作为借款人向韦崇越出具《借条》两份，两份《借条》分别载明：今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人民币）150000（壹拾伍万元）。于2017年5月31日前偿还清楚，不计利息；今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人民币）101519元（壹拾零万壹仟伍佰壹拾玖元）。自2015年6月1日起以1%的月利息计息，于2016年5月31日前偿还清楚本息。上述两份《借条》上借款人落款处均有巫常君、唐水成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中，韦崇越具有公司的股东身份，应当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转让其股权。依据韦崇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韦崇越与唐水成、巫常君之间签订《借条》本质上属于股东之间对于股权转让行为的确认，双方所签订《借条》对股权转让的金额与转让的份额作出明确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巫常君、唐水成作为受让人应依据双方所确认《借条》的约定期限向韦崇越支付转让款，其迟延履行已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二，关于利息计算。根据双方的约定，韦崇越主张转让款101519元按照月息1%自2015年6月1日起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未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该院依法予以确认，故转让款101519元自2015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止的利息为51774.69元（1015.19元/月×51个月）。关于转让款150000元逾期利息的确认，因该转让款双方未约定利息及逾期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中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规定。故韦崇越主张转让款150000元的逾期利息应当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又因双方约定该转让款支付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即逾期之日为2016年6月1日。而韦崇越在庭审中，自愿主张该款利息起算点为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3日起算，晚于实际逾期之日，系韦崇越自行处分的权利，应予以准许。故转让款150000元的逾期利息，应自2019年9月3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至于唐水成提出扣除韦崇越从公司拿的钢架、桶、架子钢管等材料款，韦崇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院在本案依法不予处理，唐水成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巫常君、唐水成向韦崇越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9年9月3日起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二、巫常君、唐水成向韦崇越支付股权转让款101519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止的利息51774.69元；自2019年9月2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月息1%计付）。案件受理费5848元，减半收取2924元（韦崇越已预交），由唐水成、巫常君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唐水成与被上诉人韦崇越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有以下异议：一审认定2015年5月，公司因经营不善，经股东协商，韦崇越退股的事实有误。唐水成主张事实应为：2015年5月，公司因经营不善，韦崇越向公司申请退股。被上诉人韦崇越主张公司不存在经营不善的情形。 针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唐水成、韦崇越等当事人持股的目标公司柳城金剑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否经营不善，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当，本院予以更正。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除上述争议以外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7月28日，柳城县柳城金剑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首次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作出决议。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两份《借条》的意思表示应如何认定；二、唐水成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 关于案涉两份《借条》的意思表示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任何意思表示都是通过语言、文字、行为等一定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而这些外在表现形式与表意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是否一致，常常因表意人的表达能力或者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或者意思表示不清楚、不明确。这就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表意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不同的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理解，甚至产生争议。为了定分止争，在对意思表示的含义产生争议时，就需要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解释的目的就是明确意思表示的真实含义。在进行意思表示解释时，要综合运用所使用的词句、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探究表意人的内心真实意思。 本案中，唐水成、巫常君二人于同日共向韦崇越出具了两份《借条》，其中一份《借条》载明“今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150000元，于2017年5月31日前偿还清楚”。当事人均确认该投资资金系公司设立时韦崇越的股权出资。因股东依据公司章程的出资在公司设立后属于公司财产，股东之间亦不可能对股东出资的资本金再进行出借。因此，综合《借条》的文义、当事人出具《借条》的性质和目的以及韦崇越在此之后退出公司经营的事实，可以认定该“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的解释应为受让韦崇越对公司出资而享有的股权。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借条》系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合理，本院亦予以认定。唐水成辩称其出具该《借条》仅系对韦崇越的出资的确认及公司对其持有的股权进行回购。对此，本院认为，该《借条》不仅确认了韦崇越对公司的出资资本金，还明确约定了偿还义务期限和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作出决议。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均确认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作出回购韦崇越持有股权的决议。故，唐水成辩称回购股权的理由并不符合上述法律及公司章程的约定，本院认为其该项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唐水成辩称如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股权受让人唐水成与巫常君未约定各自受让股权的比例的问题，本院认为，股权受让人是唐水成和巫常君，至于其受让股权后如何分配股权比例，系唐水成与巫常君之间的法律关系，该二人并不能以此对抗股权出让人主张其支付价款的请求。 对于另一份《借条》，载明“今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101519元”。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当事人均认可该101519元系韦崇越在案涉公司成立后为公司经营而投入的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作出决议。对于该部分款项，公司并未召开股东会也未作出有效决议，故该款项不能认定为韦崇越对公司的出资。但基于当事人对韦崇越投入公司款项认可的事实，本院认定该款项的法律性质应为韦崇越对公司出借的借款。巫常君、唐水成共同向韦崇越出具该份《借条》，确认“借有韦崇越投资资金101519元”的真实意思即为韦崇越将其主张对公司享有的该笔债权转让给唐水成、巫常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即唐水成、巫常君取得该笔债权。因此，本院认定该《借条》系当事人之间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该笔款项也系股权转让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更正。 关于唐水成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如上所述，本案唐水成、巫常君出具的二份《借条》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该二份《借条》明确载明了义务人系唐水成、巫常君，也约定了付款的期限和利息计算方式。现付款期限已经届满，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和利息计算方式判决唐水成与巫常君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与当事人的约定，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唐水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2019）桂022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巫常君、唐水成向韦崇越支付债权转让款101519元及利息（其中自2015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止的利息51774.69元；自2019年9月2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月息1%计付）； 驳回唐水成的上诉请求； 驳回韦崇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48元，减半收取2924元（韦崇越已预交），由唐水成、巫常君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848元（上诉人唐水成已预交），由上诉人唐水成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立波 审判员  孙 翔 审判员  李 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隋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