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31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住所地盈江县。经营者；潘定伟，男，1967年5月20日生，傣族，住云南省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康，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建康，男，1970年5月2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经商，住盈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菊莲（系叶建康之妻），住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梁河县。法定代表人：陈天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男。上诉人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以下简称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因与被上诉人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菌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3123民初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森太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康，上诉人叶建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菊莲，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农发菌业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发菌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农发菌业公司主张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与事实不符，亦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一）盈江县人民法院（2018）云3123民初250号民事判决说理部分认为：“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场地、支付租金的问题。合同解除后，被告一方长期占用场地，但原告怠于行使权利，没有采取恰当措施主张权益，直到2018年3月29日方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原告于2017年2月8日下发的《停租腾退通知书》仅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度以前的场地占用费，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本意，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10月3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206,158元的诉请按双方约定的租金在2015年10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即被告应支付的租金计算为：8,850元／年+12个月×14个月(2015年10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103,308元。”同时，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亦确认以下内容：1.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一致。2.该判决第7页第一段第三行确定：“关于场地占用费是否应计付、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在本案中，一审判决综合全案实际情况对场地占用费（租金）的认定并无不当，但应当及时支付，故对此项予以变更。”综上可见，一审、二审未支持2017年1月1日以后租金的原因系成都军区大理房地产管理处在《停租腾退通知书》中处分了自己的民事权利，仅要求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支付2016年度以前的场地占用费，放弃主张了2017年1月1日以后的民事权利。（二）案涉58,000元所谓租金包含了农发菌业公司在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占用场地费、上诉人为其看管薪材，以及因农发菌业公司经上诉人多次催促，未及时运输薪材并长期占用场地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租金。农发菌业公司在租用上诉人的经营场地堆放薪材时，曾安排过人员看管，但自2017年春节后，便无人进行看管，上诉人只能代为看管。同时，双方的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11月23日届满后，自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8月14日止的期间，场地仍然被农发菌业公司堆放的薪材占用，且经上诉人多次通过电话向农发菌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天雄、股东戴永莉、龚加丽等人催促，农发菌业公司均未清理，直到2018年8月，出租人成都军区大理房管处下了死命令后，农发菌业公司自2018年8月14日开始才安排人员清理堆放的薪材。正是由于农发菌业公司的拖延及在双方场地租用合同到期后未及时清理堆放的薪材并腾空占用的场地，从而导致上诉人无法按照出租人的要求及时返还租赁物。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在二审另查明部分载明：2018年8月14日，经成都军区大理房管处确认及现场查看，该批涉案租赁场地已腾退搬离，移交成都军区大理房管处，从以上事实可见，正是因为本案农发菌业公司堆放的薪材，导致上诉人无法向出租人及时腾退租赁物。（三）上诉人取得案涉58,000元所谓租金（实为场地占用费、看管费及用于场地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系双方签订的木材清运协议约定，而非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1）一方获得利益，包括财产积极增加与财产消极增加；（2）他方受有损失；（3）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根据上述四个要件来看，上诉人获得案涉58,000元款项系因农发菌业公司在超出双方合同约定的期间后仍然将薪材堆放在场地上，导致上诉人无法将租赁场地及时腾退并返还出租人，且由于薪材堆放在上诉人的加工厂内，上诉人还需要为其看管，以防发生意外事故。同时，堆放薪材导致上诉人违约责任的风险以及经营场地被占用的实际损失，是事出有因，故本案显然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四）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667号民事判决认定：“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于2017年2月16日向森太加工厂发出《停租腾退通知书》，双方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已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就此终止。至此，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已不再享有对该租赁场地的合法使用权，也无权收取该租赁场地的租金。”该判决虽然部分引用了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但并未结合该案一审民事判决所确定的事实，未对上诉人与出租人的租赁法律关系进行全面核实了解，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及内容的性质作出了片面的解释和变更，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根据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及盈江县人民法院（2018）云3123民初250号民事判决可知，上诉人无须向成都军区大理房管处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期间的场地占用费的原因系成都军区大理房管处在2017年2月8日发出的《停租腾退通知书》中仅要求森太加工厂支付2016年度以前的场地占用费，属于自行处分民事权利，放弃民事权利的范畴。上诉人是否因为上述判决获益，属于另外的民事法律关系，且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且该放弃行为与本案农发菌业公司堆放薪材占用场地无关。若按照农发菌业公司的主张及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667号民事判决的观点，那本案农发菌业公司在租赁场地堆放薪材期限届满后，拒不主动清理腾退，长期堆放薪材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无法按出租人要求及时腾退返还租赁土地）后不仅没有过错，还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不仅要免费提供场地供其继续堆放薪材，还要免费代为看管，还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及主张任何权利，而双方在事后根据本案农发菌业公司实际占用场地的事实，自愿协商签订民事协议对权利义务进行处分并实际履行的行为反而成了不当得利，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若以此法律思维解读法律，那法律何以引人向善，何以倡导当事人诚实守信，而农发菌业公司租赁占用森太加工厂的场地到期后，拒不及时清运堆放的薪材，是上诉人无法按出租人的要求及时将租赁场地返还出租人，导致上诉人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农发菌业公司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而且正是由于农发菌业公司的违约，导致了森太加工厂违反了与出租人的合同，导致上诉人为此遭受到了损失。因此，农发菌业公司是不当得利者而非上诉人。（五）农发菌业公司以《木材清运协议书》及支付款项的凭据向龚加丽主张权利被驳回，系因农发菌业公司在另案中主张的法律关系错误及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所致，与本案上诉人依木材清运协议书收取58,000元费用无关。案涉堆放薪材的所有权人为农发菌业公司，龚加丽在与农发菌业公司的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申请对薪材进行了财产保全，而财产保全措施仅仅系为了防止农发菌业公司转移财产，且财产保全措施并不产生及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费用的发生与财产保全行为相关，对农发菌业公司来说，58,000元的费用本质上是因财产保全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属于因申请诉讼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法律关系的范畴，而非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追偿权纠纷的范畴，正是由于法院对案件法律关系及性质的错误认定，从而导致了本案的诉讼发生。（六）上诉人与农发菌业公司就2017年8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租金签订过一份《木材清运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的约定由农发菌业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该期间租金58,000元。首先，双方签订的《木材清运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系合法有效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上诉人是基于该生效协议而向农发菌业公司收取租金（含场地占用损失、无因管理费用等），收取租金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对该协议的效力做出认定，草率判决，程序违法。其次，即便协议无效，亦应当在确认合同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而非直接越过双方签订的《木材清运协议书》按照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来处理。一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错误，且存在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更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公然践踏。（七）—审法院认为叶建康系森太加工厂员工，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收条、木材清运协议书等证据材料，均系由叶建康签字，且根据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叶建康为该厂的实际经营人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违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认定叶建康是森太加工厂的员工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森太加工厂缺席审理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显失公平，有悖于相关法律规定，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无权收取案涉租金系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原另案一、二审判决已确定森太加工厂与成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签订的《部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合同解除后,森太加工厂、叶建康不在享有对上述租赁场地的使用、收益等他物权，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无权将场地租赁并收取祖金。2.森太加工厂、叶建康于2018年8月15日向农发菌业公司索要58,000元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返还农发菌业公司。2016年11月24日，农发菌业公司向森太加工厂、叶建康租赁位于盈江县平原镇部队坡的场地，就地收购了三堆薪材，查封期为一年，查封期自2017年8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止，2017年8月14日龚加丽申请保全了农发菌业公司的上述三堆薪材，龚加丽未支付申请保全期间被保全薪材堆放的场地租金。2018年8月14日，为讨要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租金，农发菌业公司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和一辆装载机堵住森太加工厂大门，农发菌业公司参加装运的车辆被堵在森太加工厂内无法出入。农发菌业公司与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多次协调均未让开大门，阻止农发菌业公司参加清运车辆撤出，迫于无奈，农发菌业公司与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多次协商并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木材清运协议书》，支付了58,000元的被保全财产堆放场地的使用租金。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森太加工厂、叶建康自2017年2月16日起不享有对租赁场地的使用、收益等他物权，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无权收取自2017年2月16日以后的场地租金，故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并无不当。（二）农发菌业公司支付的58,000元仅为场地租金，并非看管费用。综上所述，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在场地租赁到期后,人为制造权利假象，使农发菌业公司错误代龚加丽向森太加工厂、叶建康丈付了58,000元的场地租金，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收取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农发菌业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森太加工厂、叶建康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农发菌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森太加工厂、叶建康返还农发菌业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支付的盈江县部队坡森太加工厂的场地租金5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建康系森太加工厂员工。2014年4月1日森太加工厂与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签订《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将位于盈江县平原镇部队坡的场地4667平方米出租给森太加工厂使用，租赁期限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后双方因租赁事宜发生争执，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云3123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后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上诉至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云31民终432号民事判决书。经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上述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2月解除。另查明，2016年11月24日，农发菌业公司与森太加工厂签订了《木材加工厂租赁合同》，约定农发菌业公司向森太加工厂租赁上述场地存放薪材，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17年11月23日止，租金每月8,000元。在农发菌业公司租赁场地期间，因农发菌业公司与龚加丽产生纠纷，龚加丽曾向梁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查封农发菌业公司堆放在上述场地的三堆薪材。后梁河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云3122民初3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保全农发菌业公司的三堆薪材，查封期限自2017年8月14日至2018年8月13日。在查封期间，龚加丽负责保管被查封的三堆薪材。保全期间届满后，龚加丽未申请续封，查封期内龚加丽也未向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支付查封期间的场地租金。2018年8月14日农发菌业公司清运堆放在上述场地薪材时，受到叶建康阻挠，要求农发菌业公司支付自2017年11月24日至2018年8月14日期间的场地租金。农发菌业公司为在部队规定的时限内将被查封过的三堆木材清运处置，于2018年8月15日代龚加丽向森太加工厂支付了场地租金58,000元（以290吨木材冲抵）。农发菌业公司曾因代龚加丽支付上述租金为由，向梁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龚加丽偿还上述租金。后龚加丽对梁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3122民初500号民事判决不服，向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4日，经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31民终66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与森太加工厂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就此终止，故对农发菌业公司要求龚加丽偿还农发菌业公司代为支付场地租金58,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与森太加工厂就涉案场地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就此终止。至此，森太加工厂已不再享有对该租赁场地的合法使用权，也无权收取该租赁场地的租金。因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未能举证证实其收取农发菌业公司场地租金58,000元存在合法根据，故一审法院认为该款项应属不当得利，森太加工厂应予返还。关于叶建康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问题，因叶建康系该厂员工，仅有权在2018年8月18日前代表森太加工厂全权处理上述场地出租及租金清收事宜，故返还租金义务人应为森太加工厂。森太加工厂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放弃了对农发菌业公司所主张事实和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对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森太加工厂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农发菌业公司场地租金58,000元。二、驳回农发菌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森太加工厂负担1,250元（未付）。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陈述：杨某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是森太加工厂的管理人员，案涉场地租给农发菌业公司后，杨某的主要工作是看厂和看管薪材，老板每月给杨某4,000元的工资，生活费、养狗的费用每月1,000元。杨某从2016年春节后至2018年8月帮农发菌业公司看薪材。杨某打电话给过农发菌业公司的人来看管和处理。杨某帮农发菌业公司看管薪材期间还为农发菌业公司做过薪材过磅、薪材堆放和防火工作，是木材加工厂的老板安排杨某看管薪材，农发菌业公司的人也和杨某说过。木材加工厂从2016年出租后就没有经营了，木材加工厂老板回大理，杨某在加工厂看管，加工厂里面有薪材、机器设备和板材，加工厂有大门的，四周也有围墙。农发菌业公司在春节过后就没有派人来了，在春节前有两个人。经组织质证，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认可证人证言，但认为时间错误，应该是2017年的2月至2018年8月期间帮农发菌业公司看薪材；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但农发菌业公司认为已支付过堆放薪材费、过磅费。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能证实森太加工厂为农发菌业公司看管过薪材。对一审确认的事实，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对“受到叶建康阻挠”有异议，认为当时叶建康和农发菌业公司商量支付看管费，农发菌业公司没有支付看管费就不让农发菌业公司拉走薪材，并认为查封的情况与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无关，在2018年8月15日前森太加工厂、叶建康对租赁场地有合法使用权。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对一审确认的事实无异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应否返还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支付的58,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成都军区房地产管理局大理房地产管理处与森太加工厂就涉案场地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就此终止，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已不再享有对该租赁场地的合法使用权，也无权收取该租赁场地的租金。本案中，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在一审提供的《木材清运协议书》、《收条》虽明确了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收取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的58,000元系场地租金，但在《木材清运协议书》中也明确了龚加丽未支付过保全期间的场地租金和保管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规定，梁河县人民法院根据龚加丽的申请对案涉薪材进行财产保全，并由龚加丽负责保管保全财产。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主张自2017年的2月后，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就没有派人看管案涉薪材，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则主张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从2017年的7月开始才没有派人看管案涉薪材，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没有派人看管案涉薪材的期间为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15日。在案涉薪材无人看管期间，上诉人森太加工厂让其员工对案涉薪材进行了看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是为避免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的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属于无因管理，上诉人森太加工厂与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之间成立无因管理关系，上诉人森太加工厂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虽然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为此支出看管费用58,000元，但结合看管时间、当地生活水平、全案案情综合判断，并从无因管理的行为应予以肯定的角度考虑，本院酌情认定上诉人森太加工厂的看管费用为每月2,000元，共计27,000元，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应返还被上诉人农发菌业公司31,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58,000元均属不当得利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森太加工厂、叶建康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盈江县人民法院（2019）云3123民初38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场地租金31,000元。三、驳回上诉人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叶建康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在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上诉人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负担668元，由被上诉人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负担5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上诉人盈江县平原镇森太木材加工厂负担668元，由被上诉人梁河农发菌业有限公司负担582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王赶红审判员  蔡瑶丽审判员  杨蓉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