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802刑初145号 公诉机关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秀珍，女，197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曾因犯寻衅滋事罪，2017年12月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白城市看守所。 被告人高建华，女，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曾因犯寻衅滋事罪，2017年12月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2018年12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5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白城市看守所。 被告人高雅菊，女，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6年3月19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2018年10月1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5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学东，男，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6年3月18日被白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白城市看守所。 被告人金东江，男，1971年3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5年12月30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白城市看守所。 被告人赵红军，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5年12月30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1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白城市看守所。 被告人赵长星，男，1974年9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5年12月30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2018年11月30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5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永臣，男，1964年3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5年12月30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2018年11月30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5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佐建国，男，1966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吉林省白城市洮**，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因多人多次进京上访2015年12月30日被行政拘留10日，又涉嫌寻衅滋事罪，2018年11月30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15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以白洮检刑诉〔2019〕140号起诉书，于2019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犯寻衅滋事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晶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至2018年10月间，被告人高雅菊、王秀珍、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因更换第二代身份证时，公安机关将白城牧场居民的身份证地址更改为白城市洮**平安镇牧场而产生异议，而后被告人高雅菊、王秀珍、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上访到白城市信访办、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在上述机关对其请求作出明确答复后，被告人高雅菊、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仍以上述理由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缠访、滞留北京，被告人王秀珍组织串联他人上访，并提供经费，被告人高建华积极参与商讨上访。2017年、2018年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共去14次接访，白城牧场花去费用29万余元。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上述事实所列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雅菊、王秀珍、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之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致使国家机关各部门在人力财力上遭受严重损失，给各级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恶劣影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王秀珍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辩解称，王秀珍既未组织串联他人上访，亦未资助他人上访。 被告人高建华辩解称，因为户口登记错误这事儿，我上访过，但没组织串联过其他人，我在缓刑期间没上访过。 被告人高雅菊辩解称，我们因为户口登记错误问题去北京上访，但未聚众，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我不认罪。 被告人刘学东辩解称，我是自己要去上访的。 被告人金东江辩解称，我们不是去上访，我们是走法律程序去最高检申诉的，我们有法律申请书。 被告人赵红军辩称，我是和金东江，高雅菊，刘学东一起去的。我们是自己要去的，去最高检申诉，且从未看到过最高检不支持申请的文书。 被告人赵长星辩解称，我跟佐建国我俩去的，我们自己怕案子过期了，去最高检看看。 被告任刘永臣辩解称，去北京我自己去的，听说的我就去了。 被告人佐建国辩解称，我们商量完就去，赵长星我俩商量的，没有别人，去了两次，最后一次是2018年9月份。 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8年10月间，被告人高雅菊、王秀珍、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因更换第二代身份证时，公安机关将白城牧场居民的身份证地址更改为白城市洮**平安镇牧场而产生异议，而后被告人高雅菊、王秀珍、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上访到白城市信访办、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在上述机关对其请求作出明确答复后，被告人高雅菊、高建华、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仍以上述理由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缠访、滞留北京，被告人王秀珍组织串联他人上访，并提供经费，被告人高建华积极参与商讨上访。2017年、2018年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共去14次接访，白城牧场花去费用29万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王秀珍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5年12月30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13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18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4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7月10日被逮捕，2018年1月23日被释放。被告人高建华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5年12月30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18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7月7日被逮捕，2018年1月23日被释放。 上述事实，在庭审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白城牧场2015年8月21日出具的“白城牧场关于场区居民胡永清同志上访提出的问题答复意见”、白城市公安局户政管理支队2015年9月6日出具的“关于对胡永清信访事项的答复”、白城市公安局2015年10月16日出具的“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均证实“吉林省白城市牧场”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牧场X委X组”为同一地址。 2、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证实该院于2015年12月15日驳回胡永清等89人要求被告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政府拒绝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违法，并要求其受理的诉讼请求。 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行终306号行政判决书：证实该院于2016年7月5日驳回胡永清等89人不服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 4、吉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证实该院不支持胡永清等73人的监督申请。 5、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4124号行政裁定书，证实该院于2017年11月11日裁定驳回胡永清、王秀珍等57人的再审申请。 6、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该局于2015年12月30日分别给予刘永臣、赵长星、佐建国、赵红军、金东江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18日给予刘学东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19日给予高雅菊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7、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证实该局分别于2016年3月18日、3月17日对高雅菊、刘学东进行训诫。 8、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8行终79号行政判决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行申200号行政裁定书，证实对刘学东拘留十日合法。 9、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白洮检刑诉〔2016〕394号起诉书、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6）吉0802刑初436号刑事判决书、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8刑终120号刑事裁定书、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17）吉0802刑初414号刑事判决书、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8刑终44号刑事裁定书，证实2017年12月29日王秀珍、高建华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 10、社区矫正人员报告记录单、社区矫正人员学习笔记（王秀珍），证明：2018.4.24-2018.9.17，王秀珍到白城市洮北区司法局平安司法所报到和学习情况。 11、社区矫正人员报告记录单、社区矫正人员学习笔记（高建华），证明：2018.4.24-2019.4.8，高建华到白城市洮北区司法局平安司法所报到和学习情况。 12、平安镇派出所出具的照片复印件11张：证实赵红军、金东江、高雅菊、刘学东等人滞留北京。 13、平安镇派出所出具的胡永清等七人的诉讼书，证实其上访诉求，一、把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二、二十四年里是工人按工人、是农民按农民这二十四年里是谁在管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三、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们；四、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刑事案件必须给我们解决；五、高检给政府的裁定，为什么不给我们裁定。签字的有胡永清、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金东江、刘学东、赵红军。 14、白城牧场2018年12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记账凭证，证实白城牧场2017年共发生维稳费用147,170元，2018年共发生维稳费用150,095.50元，合计297,265.50元。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关于高雅菊、刘学东等人来访情况说明”：证实胡永清、王秀珍、周某、刘学东、赵红军、金东江、张某等21人从2017年7月4日至今，共到该院来访39次。 （二）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第一次证言，证实：因为我去北京上访被带到公安机关来的。我是因为牧场户口的问题到北京上访。我第一次去上访是在2017年7月份。我上访过三次，都是去北京上访，都是最高检和最高法。第一次是2017年7月份，第二次是2018年8月份，第三次是2018年9月份。 我2017年7月份第一次上访是和胡永清、王秀珍、张国明、王昭君、冷青君、刘永臣、武某1母亲、刘学东、高雅菊、王某1、赵长星、徐传金、周某、武某1、孙友军和佐建国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叫啥名，我们大约有二十人左右。第一次去我忘记了是谁叫我去的，时间太久了，具体和谁去的我记不清了。我第一次去北京，我们去了最高检察院。2017年7月份，我们得有十多人准备集体上访，但是王秀珍告诉我们得分开走，我和冷清军、高雅菊和张国明从白城坐火车到了太平川，我们一起坐火车到了北京之后去北京最高法上访，我记得王秀珍是我们的代表，她拿着诉状和最高法判决书去最高法上访，她回来时也没跟我说具体的情况，之后我们去最高检，我也不知道最高检是如何答复的，王秀珍带着我们回到我们的宾馆休息，我们宾馆被北京信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找到，将我们这20人送上大客车遣返回白城，在车上胡永清说道我们这次回去男生不跑都得被拘留，我们在密云水库的服务区内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都跑了然后回到白城市，第一次上访就是这样。我去上访，最高检和最高法的答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王秀珍也没跟我说，反正大家上访我就跟着上访。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天。 我第二次上访是和冷清军、武某2、武某1一起从乌兰浩特市坐大客车一起去的北京市，当时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等人已经在北京市了。当时我听说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老二他们已经在北京上访了，王秀珍就联系我们去北京和高雅菊等人会合。 2018年8月份左右，我听说高雅菊等人已经去北京上访了，之后王秀珍还联系我去北京找高雅菊等人，我当时是和冷清军、武力军、武某1三人在乌兰浩特市坐大客车去的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就与已经在北京的上访人会合了。赵红军问我们是不是要上访，要去上访就去刷身份证、递材料，我们去了最高检去上访，但是在8月20日左右，我们就被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劝回。我到了之后在北京待了大约十多天。最高检的答复是不予受理。 我第三次去上访是赵长星联系我的，他问我去不去上访，去的话一起去，但是真正组织的人不是赵长星，是谁我也没问赵长星。第三次上访有我、赵长星、佐建国、高传明的媳妇（我不知道名）我们四个从白城坐火车去的北京，当时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了。 第三次上访是赵长星叫我的，他问我去不去上访，我就答应跟他一起去，我和赵长星、佐建国、高传明的媳妇（我不知道名）我们四个从白城坐火车去的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才知道高雅菊已经在北京上访了。我们这些后来到北京的人就跟之前在北京的高雅菊等人会合，一同到最高检察院上访，我们轮流给检察院递材料，我也递过一次材料，在我们上访期间中间每隔几天就有人回白城，一共走了6个人，最后剩下10人，我们剩下的人被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劝回。第三次我在北京滞留了大约十天。 2017年8月份上访，我在北京就是每天都去最高法，最高检上访。2018年9月份上访，我在北京呆了十多天，就是和一起上访的人，去最高检递材料，每次都换不同的人刷身份证。我们在北京上访我不知道具体的分工是什么。 我知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是2018年9月份在北京第三次上访，到了北京才知道有这份决定书的，是谁给我看的记不清了，但是是跟我们一起上访的人给我看的。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没人和我说。 我们去北京最高检去上访。材料都不是我带的，我去递的材料都是先去北京上访的人手里拿着的。材料是赵红军带去的，在北京时也都是赵红军拿着这些材料，回来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在金东江的包内。诉状是王秀珍写的。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我没有去过，但是裁定是不支持我们复议。最高检的答复现在是不予受理。最高法的答复是不予受理。 我们去上访的地点我不知道是谁定的，大家去哪里上访我就跟着去。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车费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 因为我对最高法的裁定不服，最高检给我的答复我不服，所以还要去北京上访。 王秀珍没有联系过我，但是王秀珍组织了别人进行上访，是谁我不知道。王秀珍组织过上访，但是多少次我不知道。在我的这么多次上访中，我从来没有串联过其他人上访，我都是听说有人在北京上访，和别人一商量就去了北京。没有人串联过我去北京上访，赵长星问我去不去北京，我就去了。我在北京上访期间，我没组织过牧场的上访人员进行上访。我不认字。 证人张某第二次证言，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我之前在公安机关供述的属实。我一共上访去过三次，都是去北京，我没去过别人的地方上访。 证人张某第三次证言，证实我上北京上访一共去了三次，长春去了一次。以前的时间记不清楚了，最后一次是2018年9月22日去的，2018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的。我去北京上访告白城牧场的名称的事情。我上访是牧场的王秀珍串联、指使的。 第一次去北京上访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串联指使的胡永清、王秀珍两口子，骨干还有高雅菊、高建华、孙树伟、李成菊、刘学东、赵红军、金东江，别人我就记不清了。第二次是王秀珍让武某1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王秀珍家，当时王秀珍家还有不少人，王秀珍中我说：让我跟着上访，只要我跟着去，就有好处，就能分到钱，不去就什么都没有。我就跟着去了。第三次是王秀珍让赵长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王秀珍家，到了王秀珍家，王秀珍还是让我跟着上访去，说跟着去就能得到钱，不去就没有我的。当时我没有路费了，就跟王秀珍说了，王秀珍就主动给我拿了500元钱，我就跟着他们去北京了。我不知道上访的诉求是什么，我不识字，他们写的东西我也不认识，就知道告赢能分到钱。王秀珍给我拿500元钱时说：你先花着，以后有就还我，没钱就拉倒。 一开始上访就是找户籍的问题，后来上访是为了要上访的费用。最后一次王秀珍跟我说：去北京高检就能把费用要出来。跟我一起去北京高检要费用的有刘永臣、佐建国、赵长星、高明媳妇（叫啥名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姓高的女人（不知道叫什么名）我们六个人。 2、证人周某第一次证言，证实因为我们去北京上访的事被带到公安机关的。因为地和人要分开的问题、待遇的问题和这四年上访的费用问题还有胡永清等人因为上访被拘留的问题上访。没人组织上访，2017年8月份大老孙（叫什么名我不清楚）组织过一次。那一次大老孙（叫什么名我不清楚）说：“上北京去不去（意思指上访）？再不去就到日子了”。我就答应了。 2015年至今我一共参与上访六、七次，之前去的是北京最高检，这次去的也是最高检，但是最高检放假了，我们就去了信访和中纪委。 之前几年去北京的人员名单我记不清了，2018年7月份左右，去北京的有：大老孙的儿子（叫什么名我不清楚）、老徐太太（叫什么名我不清楚）、老吴太太（叫什么名我不清楚）、金东江、赵老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刘学东、高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2018年8月份，去北京的有：金东江、赵老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刘学东、高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老吴太太（叫什么名我不清楚）、佐建国、王某1、刘三（叫什么名我不清楚），2018年9月16日，去北京的有：金东江、刘学东、赵老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高二（叫什么名我不清楚）、老吴太太的儿子（叫什么名我不清楚）、武某1、武某2、谭炳丽、王某1、张立国。 没人通知我，就是大伙都说该走就走了（意思去北京上访），我和谭某1、王某1、武某2、武某1在白城坐火车直接去的北京，到了之后最高检让我们只能进一个，不让一起进去，没人组织。 我们还通过去法院起诉的方式，在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起诉过。洮北区法院的判决是户籍没有问题，上诉到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维持原判。我是2017年1月份左右最高法作出判决后听参加开庭宣判的人说的。当时去了大概7、8个人左右，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中纪委说给解决，信访没给我们答复，最高检和我们说让我们回地方解决。 每一次的经过我记不清了，我每次都是跟着大伙走，就是每次去都是递材料。 听说过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裁决书。我是听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的，意见是不支持监督申请。我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因为最高法没给我们出裁决书。 以前我都是在白城坐客车直达北京，今年7月份和8月份是坐白城到乌兰浩特的客车，到乌兰浩特之后又坐客车从乌兰浩特直达北京。9月份都是从白城坐火车直达北京。别人怎么去的我不清楚，到北京之后是约定到最高检集合。到北京之后我们去了最高检，当时程序走到最高检了，没谁定的。在北京上访时没分工，就是一个进去递材料，剩下的在外面等着。我们是拿着身份证和材料一个进去递材料。上访时带着材料、判决书、诉状等东西了。省检维持原判，告诉我们不服可以去最高检；最高检让我们去信访局、中纪委、公安局。最高法让我们去最高检反映情况。 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车费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食宿和车费问题。程序到最高检和最高法了，事情也没有给我们解决，就必须得去北京上访。 证人周某第二次证言，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因为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我之前在公安机关供述的属实。 证人周某第三次证言，证实：因为我们去无理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事拘留的。因为我上当了，听了王秀珍的话，才被蛊惑去上访的。王秀珍说上访能给我们好处，而且费用也能给我们报。我总去王秀珍家商量找户籍这件事，这次是王秀珍让我去国家最高检，让最高检必须给我们答复解决户籍问题，所以我就去了。我和武某1、武某2、谭某1、王某1我们一起去的。是武某1串联我们五个人，然后让张某买的火车票。 最后一次去北京我们一共去了16人。除了我们五人以外，还有刘学东、高雅菊、赵红军、金东江、佐建国、刘永臣、张春燕、徐传金、张某、赵长星，还有一个人我忘了。这16人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都是王秀珍串联我们大伙去的。大伙在王秀珍家商量，于2018年9月17日去的北京。这次我们去北京，诉求第一我们人和土地不能分开，第二我们这几年上访费用让政府给解决，第三工人按照工人待遇、农民按照农民待遇，第四国家最高检必须给答复，第五是胡永清被拘留这事必须给明确说法。这些诉求是我们大伙在王秀珍家开会，大伙共同研究提出来的。 我们原来的诉求是户籍问题，把户籍信息上的平安镇牧场改为白城牧场，后来我们听说都归平安镇管了所以我们大伙以王秀珍挑头，大伙一同研究就提出了五条新的诉求。 我们提出的新的五条诉求，现在我知道了，都是违法的，是错误的。以后再也不去上访了。 3、证人王某1第一次证言，证实：我是去北京最高检和北京信访局反映白城牧场改名为平安镇牧场不合理后被驻京办民警由北京带回白城的。我认为我们是白城牧场不应该改名为平安镇牧场。我们的案件已经结案了，我认为判决不合理就到最高检反映诉求。我不清楚，我就知道我们败诉了，判决上写的是白城市牧场和平安镇牧场是同一归属地。三次，几年前去过吉林省信访局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2017年7月份左右去过北京最高检一次，这次是2018年9月份去的最高检。前两次是我自愿去的。2018年9月份这次是王秀珍组织的，2018年9月16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路上碰到了王秀珍，她就问我你去不去北京最高院，这是咱们最后一步了（指的是我们上诉的事），我说我也想看看咱们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我问她哪天去，她和我说今天就走，我说那我也去。之后我们俩个就分开了，分开后我就碰见了我们牧场的谭某1了，我问她你去不去北京最高院，她说那就去呗咱都看看是赢还是输，我说我今天就去，但是咱们不能就这么去，咱们去之前应该和咱们镇里的派出所所长刘所说一声，她说行，我说我今天有事你帮我和刘所长说一声，她说行。我是下午16时坐的客车到火车站买的票。我下车后在火车站遇见了周某我们俩个一起买的火车票。之前两次时间长我记不清了，我就记得这次有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老二（赵红军）、武某2、张某、周某、谭某1还有一个人我们都叫他小胖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和周某坐2018年9月16日晚21时18分由白城开往北京的T40次火车去的北京，到达北京是第二天（9月17日）下午一点多。到地方后我们俩个打出租车去的最高检，在最高检等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有赵老二（赵红军）还有几个人我忘记有谁了，等到能来八、九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进去刷身份证，先后进去俩个人拿自己身份证和赵老二（赵红军）提供的上诉材料进去登的记，是谁我记不清了。我们每天上下午各有俩个名额进最高检，每次我们出俩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和赵老二（赵红军）提供的上诉材料进去的，我一共就进去过一次。2018年9月份这次是进京之前我让谭某1将我报到我们辖区派出所刘所长的，说我要进京上访，其他人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前两次都是在平安镇市场上唠嗑时我看他们去上访了我就跟着去了，没有人组织。第一次去省里是和我们牧场的人大约二十人左右乘坐火车一起去的；第二次是我自己坐火车去的北京，我到北京信访局和他们汇合的，到那登记后我就被驻京办带回白城了；第三次是王秀珍的问我去不去，我才去的，买票的时候我碰见了周某，我俩个一起买的票，乘坐9月15日晚上21时的T30次列车去的北京，2018年9月16日13时许下车后直接到的最高检，在最高检呆的十二天每天都是早上8时到最高检下午15时30分他们下班后离开最高检。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书，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有个叫小花的（大名我不知道）她给我读的。我是2017年8月份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王秀珍通知我的，她和我说我们在省高检败诉了，不支持监督申请。我和周某坐火车去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北京最高检汇合的。我们在最高检呆了十二天，我们看也没有效果，也不给我下最高检的裁决书，我们就决定去北京信访局，在信访局签到后我们去的火车站，到火车站后驻京办工作人员帮我们联系了省里领导，和省里领导谈完话我们就被驻京办工作人员开车带回白城了。我们到最高检后每天早上八点到最高检，每天上下午上班后我们都出俩个人拿自己的身份证和赵老二（赵红军）提供的上诉材料在最高检登记，向最高检要我们败诉的裁决书。到信访局后每个人都登记了，赵老二（赵红军）将身上的材料让信访局看了。上访时我没带材料，材料在赵老二（赵红军）身上了。我去最高法和最高检就想知道我们什么结果。 证人王某1第二次证言，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的，我之前在公安机关交待的都属实。 证人王某1第三次证言，证实：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去上访了。我不应该去无理上访，我再也不去了。我上访就是因为户籍的事，想把身份证上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回白城牧场字样，上访的事是王秀珍让我去的，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察院上访。就是想找最高检把我们的户口改回来，把平安镇牧场改回白城牧场。我现在知道了，最高检不是改户口的地方，我知道我做错了。都是胡永清、王秀珍两口子串联要我们去上访的，说是能给我们解决费用，还能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以前去过一次。这次去国家最高检上访是在路上碰着王秀珍，王秀珍让我去的。我一共去上访过三次。我去过省公安厅一次，当时是胡永清、王秀珍两口子串联我去的；国家最高检我去过两次，这两次去上访是王秀珍串联我去的。这三次上访有周某，张某，武某2，武某1，谭某1，佐建国，刘永臣，张春燕，其他人我都记不住了。 4、证人武某1第一次证言，证实：因为我去北京最高检申述了，因为我们觉得之前最高法对我们牧场这些居民户籍及待遇的判决不合理。后来信访办找到了我们了，就把我们接回白城了。因为我们最开始第一代身份证地址是吉林省白城牧场，现在是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牧场，我们觉得不合理，所以就上访。是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都去过什么地方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了。去过多少次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我去过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人民政府，沈阳市的第二最高法庭，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检察院。之前的都记不清了，都是和大家伙一起去的。能记清的是最近两次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察院，一次是2018年8月份我和冷清军、武某2、张某一起从乌兰浩特坐大客车到的北京市。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还有赵老二他们之前去的北京，我们到北京汇合的。我在北京待了两个星期。费用都是自己出自己的。这次去的是国家最高检察院，几乎天天去。第二次是2018年9月16日我和我哥武某2还有别人一起去的，我们在北京待了半个月左右，具体跟谁去的我记不清了，我们是坐火车去的。我们到那之后和之前高雅菊那伙先到的人汇合的。这次去的也是国家最高检察院，基本每天都去国家最高检登记。我不知道，都是大伙研究去的，具体是谁组织的我也不知道，但我都参与了。法院判我们败诉了，大概得一年多了。我是听大伙说的判决败诉了，但具体听谁说的忘了。洮北区法院判我们败诉了，然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的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都判维持原判，判我们败诉了。然后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察院抗诉，北京最高检察院给我们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不接受我们的诉求。我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书，大概一年多之前知道的，听大家伙说的。不知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裁决书。我只知道北京的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我们的诉求不予受理。不知道谁组织的。都是我们村的（平安镇牧场的），每次都有谁记不清了。没人通知，就是在村里碰见后大家一商量就去的。都去的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我就是跟着大伙去的，具体谁定的谁张罗的我不知道。因为申诉就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以就去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我就想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文书答复，对我们口头答复的不予受理我们不接受。 证人武某1第二次证言，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18时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因为我多次到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申诉）最高法院对我们牧场这些居民户籍及待遇的判决不合理问题。我都去过哪些部门我记不清了，都是和大家一起去的。最近两次我能记清，去的是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每次去在北京待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基本天天去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除了休息日）。没有人主张。最高人民检察院口头告知我们不予受理，不接受该案件。我天天去最高检察申诉是因为我走法律程序上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给我们答复意见书。我是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其他问题我拒绝回答。 证人武某1第三次证言，证实：我因为户籍问题去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而进来的。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再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去找户籍这件事，我感觉我这是无理访，以后再也不去了。每次都是胡永清、王秀珍两口子串联的，让我们找户籍问题，如果官司打赢了，能给我们提高待遇，所以我就听她的去上访了。去北京上访的人员有武某1、王某1、冷青军、张某、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佐建国，还有几个人我叫不上名来。都是王秀珍组织串联的。都是因为王秀珍打电话通知我去上访的。我没去过王秀珍家里商量上访的事儿，因为我一直都在白城。还是户籍问题，让国家最高检给答复。因为国家最高检怎么答复的我不知道，但我听别人说知道给别人答复了，我知道国家最高检对我们的诉求不再受理。我还去过吉林省农委和省信访局。都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妻俩组织的，他俩召集我们大伙去他家开会研究上访的事的。我没交过，别人有没有交过我就不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去上访了，听候组织处理。 5、证人武某2第一次证言，证实：因为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反映问题。因为户籍、户口问题无法办理医疗保险，到人民法院上诉，败诉后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反映问题。2017年至今去过二次，先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后去的北京纪检委部门。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我们败诉了，我是听高雅菊、赵老二（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刘学东、金东江他们上诉回来我问的他们四个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2017年知道的判决结果。具体什么月份我记不清了，2018年8月5日、6日看到的原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纪检委部门怎么答复我们的我不知道。我是打电话跟王秀珍说上访的事，让王秀珍帮我跟平安镇派出所所长申请一下可不可以去北京，后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说上访的事。第一次有高雅菊、刘学东、赵老二，金东江、武某1、还有一名姓冷的男子，叫什么名我不知道，我们7个人；第二次有刘学东、高雅菊、赵老二（全名叫什么我不知道）、金东江、我、武某1、张某、一个姓王的女子、高某的爱人、一个姓谭的女子我们10个人。第一次是8月20日左右，坐火车去的；第二次是两周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是坐火车T40的火车。第一次是在刘学东、高雅菊、赵老二、金东江他们从北京回来后，我跟王秀珍打电话说你帮我跟刘所申请一下，我去北京看看什么结果了，王秀珍当天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刘所同意了，告诉我们只要不乱跑，别闹事就行，然后武某1去车站买的我们俩的票，然后我和武某1还有一名姓冷的男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火车去的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们三个直接就去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在检察院与刘学东、高雅菊、赵老二、金东江汇合，然后高雅菊或者是赵老二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他们俩其中一个人将我们上访的材料递交给最高检的，最高检答复我们了，但是我没听到，然后过了2、3天，我们家里孩子开学我就先回来了；第二次两周前，我给王秀珍打电话说让她帮我跟刘所申请一下去北京，看看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当天王秀珍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可以去，然后武某1去车站买的我们两个人的火车票，然后我、武某1、一名姓王的女子、高某的爱人、一名姓谭的女子我们五个人坐火车去的北京，我们五个人到了北京直接就去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到了检察院与刘学东、高雅菊、赵老二、金东江、张某汇合，然后我们10个人轮番拿着上访材料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反映问题。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我们回去吧，我们10个人就又去中纪委了，高雅菊和赵老二就拿着我们的上访材料去中纪委反映的问题。中纪委怎么答复的我们，我不知道，我也没问。然后张航处长找我们10个人说谈谈，然后让我们先回去，他去协调省国资委、农委、省委，说8号上班之后协调后答复我们，然后我们就被公安机关带回白城了。吉林省检察院裁决书我没看到，我知道他们去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我也知道，但是我没参与。我两次都是坐火车，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然后我们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汇合。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中纪委部门，我自己去的，就是想知道我反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去北京上访时高雅菊、刘学东、赵老二、金东江四个人负责带判决书、诉求书，我、武某1、张某、王姓女子、高某的爱人、谭姓女子负责正常上访，等处理结果。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们带着判决书、诉求书去的，在中纪委也是拿着判决书、诉求书去的。省检察院如何答复的因为我没有参与，我不知道怎么答复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我到了之后我有事就回家了，没进去，第二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我别来了，回去吧；最高人民法院我没去。因为刘学东、高雅菊、赵老二、金东江跟我说去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后一步，必须得通过北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解决，然后我也想去看看结果，我就一起去了。我认为我的行为是上诉，是按照电视上讲的我认为的法律途径走的，不应该是上访。 证人武某2第二次证言，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的，我之前在公安机关交待的都属实。 证人武某2第三次证言，证实：我进来10天了，我因为户籍问题去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而进来的，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再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去找户籍这件事，我感觉我这是无理访，以后再也不去了。我一共去过两次。两次去北京上访有我、武某1、王某1、冷青军、张某、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佐建国，还有几个人我叫不上名来，都是王秀珍组织串联的都是因为王秀珍打电话通知我去上访的，我没去过王秀珍家里，因为我一直都在白城。还是户籍问题，让国家最高检给答复。因为国家最高检怎么答复的我不知道，所以第二次我又跟着去了。我还去过吉林省农委和省信访局。都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妻俩组织的，他俩召集大伙去他家开会研究上访事宜的。 6、证人谭某1证言 证人谭某1第一次证言，证实：因为我去北京最高检察院和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带到公安机关来的。主要诉求是原白城牧场的土地、我户口和职工待遇三合一把土地要回来，想把我们户口改回白城牧场。2018年9月16日到北京上访一次，到北京的最高检察院和国家信访局刷身份证登记。和我一起上访的有王某1、武某2、武某1、周姓女子（大名不详，高传明母亲）我们五个人。是胡永清的爱人王秀珍组织的，赵长星给我打电话召集到王秀珍家，王秀珍给我们开了会后，武某2帮大家购买车票，当天晚上王某1、武某2、武某1、周姓女子我们五个人乘坐T40火车前往北京。赵长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胡永清家去一趟，没说其他的事情。我到北京后没有人接待，到北京后我们五个人直接到了最高检察院，然后碰到了高雅菊，我们五个人将身份证交给她，她负责每天给我们刷身份证。 2018年9月13日上午赵长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胡永清家谈事，当时电话里没说什么事，当天我没有去，9月16日上午赵长星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趟胡永清家，然后我就去了，到了后我看见王某1、武某2、武某1、周姓女子（大名不详，高传明线头）都在胡永清家中，这时胡永清的爱人王秀珍跟我们说我们牧场的土地再不找就没有了，我们牧场员工的身份也找不回来了，让我们五个人抓紧到北京去上访，然后我们都答应了去了。当天武某1在网上订购了去北京的车票，武某2开着面包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乘坐T40次列车于次日中午到达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五个人到了最高检察院将身份证交给高雅菊，进行刷身份证，我们五个人在9月16日至28日工作日到最高检察院进行刷身份证登记，29日我们五个人到国家信访局进行身份证登记，30日我们被维稳办的人发现了就给遣返了回来。 证人谭某1第二次证言，证实：与第一次陈述一致。 证人谭某1第三次证言，证实：我是涉嫌寻衅滋事，2018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的，现在被羁押在白城市看守所。因为上访。我以前在公安机关交代的都属实。我认识到错误了，希望公安机关能够从轻处罚。我现在知道我们上访是无理上访，而且保证以后不再去因为此事去上访。 7、证人王某2证言 证人王某2证言，证实：我是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局长。2017年我没有接待过平安镇牧场王秀珍、胡永清等人因解决户口及相关待遇上访的事情。2018年在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接待过一次，2018年8月初时在北京接待过他们一次。是2018年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们信访局对上访的人员都会进行登记，我们有登记簿。一共有4人到洮北区信访局上访，具体的姓名我不知道，我们信访局有登记簿，对上访人员进行登记。接待他们四个的有我、洮北区公安局的张勇副政委。他们上访的诉求是要求公安局解决户籍和土地的问题，并且索要政府赔偿，有诉状，但是没有交给我们。 当时是洮北区公安局的张勇政委答复王秀珍、胡永清等人的，张勇政委对他们的诉求进行一一解答，告诉他们的事情最高法的裁决已经下来了，你们再上访就是无理访，但是那些上访的人对张勇政委的答复不满意，之后就离开了，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吧，就接到反馈信息他们有10多人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的消息，然后我们就赶到北京去稳控。 我是2018年的8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接到了关于名叫什么菊的一名女子及多人到北京最高检上访的事情，我和平安镇派出所所长刘洪生，还有一名律师去北京稳控，我们在北京接待的她们。上访人员一共有10多个人，他们派了四名代表，具体名字我叫不上来，我知道其中有一名女子叫什么菊。他们到北京上访的具体诉求除了原来的诉求之外，还要求进行赔偿他们这些年上访等的费用，但是具体的钱数没有说。他们一直在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听说已经在哪10多天了。他们每天去一个不同的人到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去登记，递交上访信。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明确告知他们，他们的诉求不予受理，吉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已经下过最终裁定。 在北京接待的时候有我、平安镇派出所所长刘洪生和律师。我们在到达北京之后，最高检先接待了我、平安镇派出所所长刘洪生和律师，最高检将上访的情况向我们做了解释，说吉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对此事做出了裁决，且为最终裁决，我们最高检对于此事将不再受理，现在上访的人员属于无理访，扰乱办公秩序。随后我们找到来北京上访的人员，他们派了四名代表，我、平安镇派出所所长刘洪生和律师与他们见面，我给了他们的答复是省检察院已经做出决定，最高检将不再受理，你们如果在上访那就是无理访。第二天上访人员劝返回白城，最近从北京反馈的消息说她们又到北京去上访了。我不知道这次又去北京上访的具体情况，北京驻京办的同志在稳控。 8、证人冷青军证言 证人冷青军第一份证言，证实：我有过上访行为。我从2014年11月份左右，因为解决户籍问题我开始上访。我之前没有想到过去上访，之前我们的诉求是向白城市牧场索要土地使用权，我们一直是对白城牧场说话，2016年左右的时候，白城牧场不给我们土地使用权，于是王秀珍和李承菊在北京市请了一个叫顾东庆的律师为索要土地使用权打官司。顾东庆在听了简单情况之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索要的不是土地使用权，而是洮北公安局户籍的问题，我们应该找洮北区公安局给我们更改户籍，于是我们之后多次到洮北区公安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公安厅、中国公安部对户籍问题进行上访。我到信访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进行上访，后来我们决定到法院以起诉公安局的方式解决我们的上访诉求。 我不清楚是谁提出以到法院起诉公安局为方式解决上访诉求的，我就知道是王秀珍和李承菊在北京市请的顾东庆律师起诉公安局的。在北京市请律师是王秀珍和李承菊对我说的。 自2016年至2017年07月份之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们先后到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 具体下达判决的时间我不清楚，大至时间是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下达了判决决定，洮北区人民法院判决我方败诉，我们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后，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都维持了洮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判定我方败诉。法院起诉的时候都是王秀珍、胡永清、高建华等人应诉的。因为一直都是王秀珍、胡永清、高建华等人带头上访和到法院起诉，所以应诉也是这几个人。 自2016年至2017年之间，到各级法院出庭应诉的都是王秀珍、胡永清、高建华等人，也是王秀珍、胡永清、高建华等人在法院收到判决决定，在收到决定之后，王秀珍、胡永清通过电话告知的方式将法院判决决定告诉我们。我是2017年06月份左右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决定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在王秀珍家里王秀珍告诉我的。 我不知道最高法最终裁定的法律性质是终审判决，王秀珍没有告诉我，但收到最高法判决决定后，王秀珍在2017年07月份左右再次组织我们到北京市上访，在此次上访的时候我知道了最高法的最终裁定是终审判决，我们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了。 王秀珍说最高法的最终决定还有地方可以提起复议，就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提出复议。于是王秀珍带我们到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提起复议。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提起行政复议是王秀珍提出来的。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后，王秀珍一共组织去过几次具体次数我记不清了，大致是有4次。时间段是在2017年07月至今，每次去的时间我记不清了，每次去的人数从王秀珍、胡永清、李承菊、孙树伟4人至20人一起去不等。我自己参与过2次，我妻子谭某1参加过1次。我第一次参加是2017年07月03日，第二次参加是2018年08月分左右参加的。都是王秀珍组织去的。第一次20人左右，第二次12人左右。 第一次去的20人有胡永清、王秀珍、张国明、张某、王昭君、佐建国、刘永臣、徐传金、高传明母亲（周某）、武某1母亲、刘学东、高雅菊、王某1、孙树伟、赵长星、武某2、孙友军和我，剩下的我记不清了。是胡永清和王秀珍组织的。王秀珍和胡永清通过电话通知让所有上访的80多人一起到他家开会，在王秀珍和胡永清的家中王秀珍和胡永清组织大家到北京市最高检察院上访，胡永清说大家自愿，想要到北京上访的，在大约一周后到北京集合，王秀珍告诉要去上访的这些人不能直接从白城市买票去北京，王秀珍建议大家先从白城市买票去其他城市，再转程火车去北京。最后在北京市火车站集合。王秀珍说她买了K4998号火车，火车从海拉尔终到北京，想要去北京上访的，就坐这趟火车，下火车后在北京市火车站集合。 王秀珍和胡永清这样组织大家到北京上访时，上访的人都在现场。我当时先买的白城市到太平川镇的火车票，从太平川镇转程火车到的北京市。我和张某、高雅菊还有张国明一起去的北京市。王秀珍之前规定了乘坐K4998号火车，大家都是乘坐这趟火车到的北京，在北京市火车站集合的。到北京后，主要张罗上访内容和上访方向的是胡永清和王秀珍，剩下的其他人都是听胡永清和王秀珍的。此次上访的食宿和车票都是自己承担自己的。上访材料是胡永清写的，打印材料是之前在2016年上访的时候胡永清齐的钱，每人1000元，这次到北京上访的材料是胡永清准备好的，材料是孙树伟拿着的。我们先去的最高法上访，最高法答复我们说我们的案件受理不了，然后王秀珍提议大家去最高检上访，于是我们20多人到最高检上访。 这次上访是胡永清和王秀珍组织的，我们在到北京集合后，先去的最高法上访，最高法说我们的案件已经终审判决，不能受理我们的案件，我们从最高法出来之后，王秀珍提议到最高检上访，于是我们20多人又到最高检上访，在最高检因为我们此次上访的人中张国明多带了他妻子高建华的身份证，最高检认为我们上访人数无法核定，于是将我们撵了出来，在从最高检出来之后，我们到宾馆办理入住，我们在入住之后被北京信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找到，将我们这20人送上大客车遣返回白城，在车上胡永清说道我们这次回去男生不跑都得被拘留，我们在密云水库的服务区内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都跑了，等我们回到白城之后胡永清就被拘留了。 我第二次去北京上访是2018年08月份左右，是王秀珍组织的。2018年08月份，王秀珍通过电话通知让所有上访的30多人一起到他家开会，在王秀珍家中王秀珍对大家说她再次组织大家到最高检上访，王秀珍说组织大家去北京上访是自愿的，可以不去，不去的话如果国家有赔偿的话不给没去北京上访的，王秀珍说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还有赵老二（大名不详）在北京市已经蹲守了40多天，有结果了，王秀珍让我们赶紧去北京，于是我和其他7人到北京市找到了高雅菊等人。这次到北京上访的有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还有赵老二（大名不详）、武某1、武某2、张某、佐建国、刘永臣、王某1、周某还有我，一共12人。我是和武某2、武某1、张某一起从乌兰浩特做大客到北京市的，我们是先去的，过了四天又来了四个人。2018年08月份左右，王秀珍和高雅菊等人在北京市被白城市信访局接回白城后，王秀珍对我们说白城市公安局给答复了，可以给我们赔偿。我们此次到北京的诉求还是到最高检上访，要求重新对户籍问题进行行政判决，同时索要我们相关待遇，到北京往返路费进行赔偿并将正在服刑的胡永清释放。到北京上访的诉求是王秀珍提出来的。此次到北京上访是王秀珍组织的，在我们到北京之后是高雅菊带头上访，高雅菊和王秀珍单线联系，高建华负责记账，王秀珍幕后指挥。此次上访的食宿和车票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上访的材料是谁起拟和打印的，我不清楚，我去的时候材料已经有了，这次的材料是高雅菊拿着的。我们到最高检上访了。这次上访是王秀珍组织的，王秀珍让我们到北京联系高雅菊，我们到北京后与高雅菊会合，在我们到北京之后是高雅菊带头上访，高雅菊和王秀珍单线联系，高建华负责记账，王秀珍幕后指挥。我们在到北京集合后，高雅菊说大嫂（王秀珍）让我们到最高检上访，每个人拿着一份材料，每天去一个人，你们每刷一次都可以给吉林省积分（积什么分我不知道），我在北京待了13天，其中有一天是高雅菊让我去最高检刷的身份证和递交的材料，在之后我就回家了。 第三次我妻子去北京上访是2018年08月14日左右去的。是王秀珍组织的。2018年08月07日左右，王秀珍通过电话通知这次上访的10个人到她家开会，之后王秀珍说我们这次还是要去北京最高检上访，要求重新对户籍问题进行行政判决，同时索要我们相关待遇，到北京往返路费进行赔偿并将正在服刑的胡永清释放。这次到北京上访不是我去的，我不是特别清楚都有谁，有张某、武某1、武某2、高传明的母亲（周某）、高雅菊、王某1和我妻子谭某1等人。因为我在家里给人开车，脱不开身，于是我让我的妻子谭某1代替。我们的上访诉求是重新对户籍问题进行行政判决，同时索要我们相关待遇，到北京往返路费进行赔偿并将正在服刑的胡永清释放。他们都是在白城购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去的。这次的食宿和车票及相关费用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他们应该还是去最高检上访。他们现在还在北京，具体回来的时间我不知道。 这几次上访，第一次是王秀珍、胡永清，第二次是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三人组织。每次都是王秀珍组织大家到一起开会，一般都是每次上访前都把这些去的人找到她家后，通过开两三次会后，确定上访的时间，然后再去，王秀珍说高建华给大家伙儿记账，但是我没有看见过账本，高雅菊第二次上访的时候与王秀珍单线联系，高雅菊安排大家在北京怎么去上访。开会的时候高建华都在场，但是每次基本不说话，她就是第三次的时候跟大家说传达区政府开会内容，说取消牧场归白城市里了，让大家都去北京上访找地和待遇去。她记得是每次都有谁去上访了，说是以后告赢了按照账本分钱，我没见过账本，也没看到过她怎么记账。在收到最高法院判决之后，王秀珍和高建华去过一次，2018年上访的时候王秀珍与高建华两人因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能去北京上访。到北京之后的吃住行都是自己负责自己的，高雅菊告诉我们第二天到哪集合。 第一次我们没有刷上身份证，第二次上访的时候高雅菊与王秀珍单线联系，告诉我们说每天去一个人到最高法递交上访材料，第三次上访的时候也是高雅菊与王秀珍单线联系，告诉每天去一个人到最高检上访。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最高法的答复是法院已经作出终审判决，最高检没有去上；第二次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最高检的答复是不予受理，第三次我妻子去上访时最高检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 第二次上访的时候王秀珍说我们已经和洮北区政府谈完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所以我们才去的，并且告诉我们每刷一次身份证都给吉林省积分，积什么分我不知道，第三次王秀珍说是要待遇，所以这帮人才去北京上访的。 我们第一次去最高法，第二次是去最高检，第三次还是去最高检，都是王秀珍定的，为什么去那里上访我不知道。王秀珍告诉我们，如果公安局调查的时候就说是因为户籍的问题，问别的事情就说不知道。 第一次我们是分批走的，王秀珍告诉我们不要从白城购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要从外地上火车，并且告诉我们具体的火车班次，我、张某、高雅菊还有张国明结伙从太平川坐火车到北京，之后一起在北京火车站汇合；第二次去北京时，王秀珍告诉我们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蹲守了40多天，现在有结果了你们赶快去，于是我们四人坐大客车从乌兰浩特到北京，高雅菊告诉我们第二天到最高检汇合；第三次是我妻子去的，他们一起从白城坐火车到北京。我第二次去上访的时候有一个政府的人和我们谈，是白城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自己想过不想去了，因为这次去上访我有事去不了，于是我就让我的妻子去了，到北京溜达。 我们上访时带着最高法的裁定文书，还有我们的诉求去，第一次的材料放在孙树伟那了，第二次在高雅菊那里了。 我不知道诉求是谁写的。我有判决还有申诉的诉状复印件是2018年3-4月份的时候在王秀珍她家，王秀珍发给我们每户一份。今天我带来了（交上复印材料26页）。 这是我们去最高检上访时所拿的诉状，就是这些内容，但是我去的那次诉求文书没有下面诉求他们7个人的签名。 第一次上访的时候王秀珍去了，告诉我们就最高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继续去最高检上访；第二次从北京回来的时候，王秀珍当着大家说，你们回来这么快，在多呆一天就50万变100万了，就最高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继续去上访，高建华没说什么，高雅菊一直与王秀珍保持单线联系，什么也不和我们说。 证人冷青军第二份证言，证实： 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都在缓刑期间，没有去外地直接上访，但是王秀珍在幕后属于头头，王秀珍一直在组织、张罗、撺掇上访，王秀珍每次在家里召集大伙开会商量上访的事时，高建华都在边上，时不时插几句话，对上访的问题溜缝，给王秀珍捧臭脚。判刑以后高建华就没记过帐了，高建华就在判刑前才记过账。 大约2018年8月的一天，王秀珍通过电话召集上访的三十来个人来到王秀珍家里，一起开会商量上访的事，当时我也去参与开会了，我记得还有佐建国、刘永臣、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高雅菊、赵长星也来开会了，那些总上访的人都来参会了。当时王秀珍在开会时对大伙说“高雅菊他们在北京待了四十多天了，马上就要成功了，你们也去北京上访吧，大家再努力一下，这次上访是自愿的，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去了户籍、经济补偿就有可能给你了，你要不去就没你份了”，我们大伙在王秀珍的撺掇下都感觉可行、挺好的，大伙挺多人都表示也要跟着上访去，之后在王秀珍的组织下，大伙一起商量把上访日期也定了，我记得当时订的说是“下周一”。总而言之，王秀珍通过给大伙开会、和别人唠嗑等方式一直在幕后组织、串联、煽动上访，然后高建华天天都和王秀珍在一起，就呆在王秀珍家，王秀珍给上访的人通过语言灌输上访的思想时，高建华就在边上接话茬，因此高建华也属于上访的撺掇人之一。 王秀珍除了召集大伙开会以外，一直以来都是王秀珍带头研究写诉状，关于上访的材料、手续、程序都是王秀珍研究的，关于上访的判决、处理结果等文书都是有关部门邮寄给王秀珍或者王秀珍去取，之后王秀珍再把结果告诉我们，或者给我们复印件。我不清楚王秀珍、高建华有没有给去上访的人掏过路费等费用。 9、证人于某证言 证人于某证言，证实：我是来报案的。我们白城牧场的胡永清的媳妇王秀珍串联我丈夫刘学东等人上北京上访的事情。刘学东是2015年春季的时候开始上访。我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上访，只听说他们要找户籍找待遇。上访具体人数我不清楚，三四十人吧。开始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妇组织串联的，2017年的年初，胡永清因组织、串联上访被洮北法院以寻衅滋事判刑。后来就是王秀珍组织串联了。最近她组织、串联过上访。 2018年9月18日，在王秀珍的组织、串联下我丈夫刘学东和十多个人又去北京上访（具体是谁我不知道）。2018年10月1日回来的。回来之后就被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了。王秀珍她没有去，她在背后指挥。 2018年9月初，我丈夫刘学东去平台部队院里打工，王秀珍就给他打电话串联他上访的事情。接连几天刘学东晚上下班回家都跟我说，王秀珍打电话让他去北京上访。我知道上访是违法的，就不同意他去。他说王秀珍告诉他：上访是合法的。我把他的身份证藏了起来，阻止他买票。2018年9月18日他用他的身份证复印件买票偷着走了。2018年10月1日被公安机关劝返，当天被刑事拘留。他在北京滞留期间王秀珍还多次打电话不让他们回来，继续跟政府作对。 我不同意我丈夫上访。我强烈反对他上访，我一直不同意，我把他的身份证都藏起来了。他是受王秀珍的蛊惑，鬼迷心窍了。 从2015年至今他们上访一直是胡永清夫妇，胡永清被判刑之后就由胡永清媳妇王秀珍一直背后操纵指挥。王秀珍一直是电话和他们联系，包括我丈夫在内这些上访的人都去她家开会。开会内容我不知道，我丈夫回家从不说这些事，我也问不出来。上访人员都是在王秀珍家聚会的，有时早上有时是晚上，上访这些人随叫随到。 我丈夫刘学东被王秀珍洗脑了，我多次劝说但他都听不进去，每次去北京上访都是背着我偷摸走的，有一次在北京滞留四十多天的时候，我领着我姑娘去北京找他劝他放弃上访跟我回家，但他执迷不悟，坚持上访，而且他们每次去王秀珍家开会的时候我都打电话叫他回家，不许他参与这种聚会，因为不让他参与上访的事，我和我丈夫经常发生口角，就在10月5日他们去北京上访被刑拘之后，我去王秀珍家拿刘学东的物品，王秀珍还对我说：“你反对上访，我就不让刘学东接你电话，必须关机，你再反对上访我让刘学东打死你”，王秀珍的父亲坐在炕上对我进行辱骂，我没敢吱声拿着我丈夫东西就回家了。王秀珍说上访打赢官司，能得到大笔的钱，按家庭实际人口数每人能给三十多万块钱。说拿到这笔钱我家下半生衣食无忧了。刘学东上访的费用都是自己负责自己的。 10、证人高某证言 证人高某证言，证实：我来反映情况关于我爱人周某上访的事。周某一共上访三次，两次去的北京，一次是去长春。大约是2016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媳妇开始就是和胡永清夫妇一起上访的，说是找户籍待遇，找成功之后每户会分得很多钱，所以我媳妇就跟着去了。我不支持她上访，我认为上访是不对的，现在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保证我爱人回来后再不参与上访了，希望政府宽大处理给我爱人机会。 胡永清夫妇带领她们一起上访的，后来胡永清因为无理访被判刑后，胡永清媳妇王秀珍在背后组织串联上访。她们之间都是电话联系，具体说啥我也不知道，有时候把上访这些人召集到她家（王秀珍），具体商量啥我也不清楚，应该都是关于如何上访的事。王秀珍在背后串联，对上访时的5个诉求要求政府给予赔偿，而且还说这次会得到赔偿，谁去谁能得到，不去的没有份儿，我媳妇就跟着去了。 11、证人郭某证言 证人郭某证言，证实：我叫郭某，我来派出所反映我丈夫张某去北京上访有关事情。我丈夫张某去北京上访是被别人串联的，还有人给他提供路费。幕后的指示人是王秀珍，出面串联他的是武某1、赵长星。提供路费的是王秀珍。 张某一共去过三次。第一次去是夏天（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武某1去我家找张某串联他去上访，只要去上访就能分到钱。所以张某就跟着去了。 第二次是今年6月份，还是武某1去我家找的张某，还是用利益引诱他，张某就又跟着去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大概是今年的9月中旬，赵长星打电话找的张某，把张某找到王秀珍家去了。王秀珍让他还是跟着上访去，张某说没有路费，王秀珍给他拿了500元钱。张某就跟着去了。 2015年的时候，王秀珍的丈夫胡永清串联我去上访，我也跟着去长春和北京上访。后来胡永清被判刑之后，王秀珍还继续串联上访，我又跟着上访过，但是后来我觉得上访是错误的，王秀珍串联我也不去了。他们就串联张某去上访，都是背着我。上次张某一天没有回家，我给张某打电话，张某告诉我去北京上访去了。并且张某告诉我是王秀珍给他拿了500元钱的路费。张某上访没有什么诉求，就是被人忽悠了。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4）被告人王秀珍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王秀珍第一次供述与辩解，证实：2018年5月至今高雅菊等十余人去北京上访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承认我组织高雅菊等多人去北京多次进行上访。我不承认多次召集大家去我家中进行开会研究去北京上访的事情。我就知道他们去了北京的最高检察院，别的我不知道。他们去了之后我才知道的。 2017年7月份我去过北京的最高检，当时我们去了20多人。这次去北京去了20多人，我不知道是谁组织的，就是大伙送材料去了。这20多人有我老公胡永清，孙树伟，徐传金，等人，还有的我记不清谁了。这20多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没人组织。我不承认这次是我和我丈夫胡永清两个人组织去北京上访的。 我们的上访诉求是把身份证上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回白城牧场字样。除了上访以外我们还进行了法院起诉和法院申诉。中级法院对我们的诉求进行了判决，判我们是败诉，之后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对我们进行了裁决，依然维持我们是败诉。2017年5月，吉林省高检对我们下了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124号、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吉检民（行）监【2017】22000000030号，是最高法和省检给我们下达的。比文书上下达的日期晚几天收到的。这两份文书的内容基本都是收到的当天我告诉他们的。 这5条诉讼内容是律师告诉我这么写的，然后我手写的，然后我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发给高雅菊的。 2017年7月，最高法口头答复我们说，让我们去最高检去申诉这件事去。之后我们去了最高检，最高检说我们的材料不全让我们回去补材料。因为我们不服，所以还要聚众、继续去找这件事。 每次判决到我手之后，我就打电话将结论告诉了几个村民，之后他们之间自己互相通知了，再之后他们就会来人上我家来看判决书，他们有要复印件的就自己复印去了。因为我老公胡永清，我，孙树伟，李承菊，高建华，我们五个人是每次申述的代表人，所以这些判决、结论书先邮寄到我家。 被告人王秀珍第二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是在2018年10月11日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 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等人多次去国家最高检进行上访就是申诉户籍问题。关于户籍问题，洮北区相关部门、白城市相关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已经多次给予了我们明确答复，因为给我们答复的是，白城牧场和平安镇牧场是同一地址，所以一直没给我们改回白城牧场，如果给我们更改回白城牧场，我们会享受到分配土地等等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但是具体是啥好处我不知道。 法院、检察院，对我们的诉求不予支持，我们仍然还要去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我认为申诉是我们的权利。国家最高检必须给我们出一个受理或者不受理的书面通知单。必须给我们出具有文字答复的正规手续，必须出，不出不行。 我去过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在2017年7月3日我去过国家最高检。最高检告诉我缺一份材料，叫我回去补材料下次再送来。 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等人多次去国家最高检进行上访，不是我支持的，是他们自愿去的。因为政府一直没给我们说法，所以我们就得去找。这五个诉求都是户籍问题，都是关于白城牧场待遇的诉求。一是要求把牧场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二是这些年里，谁在管理我们，是工人必须给工人的待遇，是农民必须给我们农民的待遇；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必须给我们解决；五是最高检对我们的申诉给公安机关的裁定，为什么最高检没给我们出具裁定书。这五条诉求是我自己先提出的想法，之后大伙看过后又一起综合出来的。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我们的申诉不予支持，我们还要求政府给我们解决这五条诉求，我不知道是什么行为，我就是找户口和待遇。 被告人王秀珍第三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在2018年10月11日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7年12月，我被洮北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我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人去上访。等我缓刑期过了以后，我会继续去上访。 被告人王秀珍第四次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被判刑以后，没有参与和组织过上访。大家没有在我家里商议过关于上访的事。我没有说过煽动大伙去上访的言论，高建华有时是来我家，我俩就闲唠嗑，不唠上访的事。我没给其他上访人员掏过路费。我没给别人拿过钱，我自己家都没钱呢，我不可能给别人钱也不能借给别人钱。我没有借钱给过刘学东。对于我上访的事我没怎么想，我认为我的做法就是对的，我不认罪，你说我认罪你是开玩笑呢。宣读材料我都听了，但我不看材料了，我也拒绝签字也拒绝按押。 2、被告人高建华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高建华第一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高建华，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过，没有受过行政处罚。2018年我因非法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被白城市中级法院判了一年零七个月，缓刑两年。我的缓刑期是到2020年才结束。 2018年5月至今高雅菊等十余人去北京上访的事情我知道，他们去北京的诉求和我的诉求一样。今年我没有去北京上访。因为我是缓刑期间，我遵守司法所的规定，必须每周一去平安镇司法所进行报道、刷脸、学习法律常识，而且司法所规定被判缓刑的人如果要出门必须向司法所打报告、打申请，得到批准才能去出门，所以我没去参加上访。 我认为申诉是我的合法权利，我就按照法律程序往上走，如果我没被判缓刑，那我还会去北京参与上访申诉。因为王秀珍老公胡永清进监狱了，王秀珍还不太会做饭，因此我总去王秀珍家帮做饭，而且有时我没啥事我也会去王秀珍家闲唠嗑。我俩是好朋友的关系。 今年在王秀珍家研究商量关于上访申诉的事我知道，大伙是有研究过。我知道的大概有过3、4次。有王秀珍，有我，其他人不一定有谁，有时有赵长星，有时有佐建国，有时还有武某1、武某2还有其他人，具体每次准确地说都有谁我记不清楚了。王秀珍也打电话联系别人，有时大伙也主动过来研究事的，我也打电话联系过别人。我记得今年有一次在王秀珍家，我给赵长星打电话通知他来研究商量关于上访申诉的事，我还让赵长星叫上刘永臣一起来。至于我还有没有打电话联系过别人我记不清了。 我们申诉的事已经依照程序走到最高检了，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大伙就是商量之后如何在北京最高检进行申诉的话题。我发言比较少，我记得有一次我说过“申诉是自己合法权益，大伙都自己找自己的，自己愿意去就自己决定”，我还说过“去北京上访申诉的话走的时候得提前跟平安镇派出所刘所长申请一下”，我还说过“你们去不去上访申诉，跟我没关系”，我参与的其他的发言我就记不清了。我当时具体跟谁说得这些话我记不清了，我就记得我发言过这些话。 有一份五个诉求的文书我知道，我参与研究了。这5个诉求的内容：一是要求把牧场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二是这些年里，谁在管理我们，是工人必须给工人的待遇，是农民必须给我们农民的待遇；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必须给我们解决；五是最高检对我们的申诉给公安机关的裁定，为什么最高检没给我们出具裁定书。 大概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有天上午王秀珍叫我去她家帮她做饭，我就去了，之后10点多钟的时候，王秀珍跟我说“刘所长（平安镇派出所所长）问咱们上访的诉求是什么，我也不太懂这个，咱俩一起想想，这东西怎样提出来能合理合法”，我说“行”，我俩就一起开始研究，等我俩研究商量完后，是王秀珍先把内容写了一遍，然后王秀珍又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别人不容易认出来，然后王秀珍念，让我写一遍，我就写了一遍，然后王秀珍咨询了一下律师，并把这份五条诉求通过手机给律师发过去了，之后王秀珍告诉我说律师看完了告诉说行、没问题，然后王秀珍又把这份五条诉求通过手机给高雅菊发过去了，然后高雅菊打印出来后给了刘所。就是王秀珍让我跟她研究一下五条诉求怎样提能合理合法，我就陪她研究商量了，对于之后他们去上访申诉要求国家部门必须解决这五条诉求的事那我不太清楚。 我们的户籍被改了，从白城牧场改为平安镇牧场，待遇没了，我还摊上了刑事案件、还被判刑了，所以我感觉我冤，我就想向最高检察院反映问题，好解决我实际困难，但是因为我现在是缓刑期间，我不能去上访，我没去最高检，是别人去的最高检，他们去上访的人的诉求跟我的诉求是一样的，我们就想让最高检协调当地政府，解决问题。 被告人高建华第二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就上访事宜记过账本，但那都是2015年的事，也是我判刑之前的事了，被判刑之后我再也没记过账本。2017年、2018年我没记过账。2015年12月我因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被抓进看守所关了10来天，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我再也没记过账本。 账本主要是2015年我们牧场的人因为户籍问题上访关于我们自己的花销。吃喝住宿等之类的花销，我给每个上访的人都分别记了账。这个账本早都找不着了。 我参与研究五条诉求了。就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没有其他人。上次我和你们交代过，大概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有天上午王秀珍叫我去她家帮她做饭，我就去了。之后10点多钟的时候，王秀珍跟我说“刘所长（刘洪生）”问咱们的上访诉求是什么，我也不太懂这个，咱俩一起想想，这东西怎样提出来能合理合法，我说行，我俩就一起开始研究，等我俩研究商量完后，王秀珍先把内容写了一遍，然后王秀珍又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别人不容易认出来，然后王秀珍念，让我重写一遍，我就写了一遍，然后王秀珍咨询了一下律师，并把这份五条诉求通过手机给律师发过去了，之后王秀珍告诉我说律师看完了告诉说行、没问题，然后王秀珍又把这份五条诉求通过手机给高雅菊发过去了，之后高雅菊又把它给了刘所。 就我和王秀珍我俩研究了，别人不知道都有谁参与研究了，2017年、2018年我没上访。因为我是缓刑期间，我必须遵守司法所的规定，定期去司法所报到，另外如果我再去上访的话就会被监狱收监。如果我没被判缓刑，我还要按照法律程序往上走，我还会继续参与上访申诉。 3、被告人高雅菊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高雅菊第一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高雅菊，2016年3月份，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行政拘留10天。因为户籍的问题，土地及待遇问题，和我们到北京上访这么多年的费用问题。2017年之后我一共去北京上访8次，去北京的最高法和最高检上访。我们通过法院起诉，我先后到白城市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进行起诉，同时我们决定到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信访厅，上访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户籍问题。 各级法院都判我们败诉，每级法院下来判决的时候，我们都去胡永清、王秀珍家里问结果，最高法的判决是2017年7月份之前我知道的，吉林省人民法院的裁决是2018年6月份我去北京上访的时候看见的。 2017年7月4日，去北京上访共20人，去北京市最高法和最高检上访；2018年5月份，我们四人去北京上访被劝返三次，2018年5月25日，去北京共4人，没有我，去最高检上访；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1日，去北京上访共4人，去北京最高检上访；2018年6月21日，去北京上访共4人，我们在北京连续呆了40天，去北京最高检上访；2018年8月2日，开始是4个人，呆了半个月，后续牧场上访的人又来了几个，后来变成10多个人，去北京最高检上访；2018年9月15日，去北京上访共16人，去北京最高检上访。 2017年7月4日，去北京的有：胡永清、王秀珍、赵红梅、刘三（大名不详）、佐建国、孙树伟、张国明、刘学东、赵红军、周某、武某1和我，剩下我记不清了。2018年5月25日，去北京的有：赵长星、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2018年5月31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在北京呆了一星期。2018年6月21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在北京呆了40多天。2018年8月2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呆了半个月，又来了武某2、武某1、王某1、佐建国、刘三（大名不详），大老张（大名不详），冷清军，剩下的我记不清了。2018年9月15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徐传金、金东江、武某1、武某2等人，剩下的我记不清楚了，在北京有先回白城的，后来剩下我们10个人被遣返回白城。信访部门答复是对于我们的这件事是涉法涉诉的，不予受理；最高法答复是让我们去最高检；最高检开始的答复是让我们3个月来一次，2018年8月份时答复是不予受理。 没人组织上访，都是我们自己互相串联的。2017年7月份，具体怎么去北京上访，时间太久我忘记了；2018年5月份时上访：2018年3月份左右，我和我姐姐高建华在平安镇的家里聊天，我姐姐高建华和我说咱们的最高法判决的申诉期要到期了，你还去不去北京找了，我这是缓刑去不了北京，我说我去北京上访，之后我给赵红军和刘学东打电话说咱们三个去北京上访，之后我们在2018年5月初至31日之间，我们去北京上访共三次，三次都被劝了回来，在从北京回白城市的路上我、赵红军、金东江和刘学东四人就在车上商量什么时候在去北京上访，然后我们定好日期，在2018年5月30日我给赵红军打电话说你们坐哪趟车几号走，赵红军说我们到乌兰浩特市集合，然后购买5月30日的从乌兰浩特到北京的客车票，去北京上访。2018年6月21日时上访：在我们5月份上访被劝回的时候，我和赵红军、刘学东、金东江和平安镇派出所所长说过完五月节就去北京上访，我们四人在派出所定好从乌兰浩特去北京，然后我们6月20日到乌兰浩特市集合，坐大客从乌兰浩特市到北京上访。2018年8月2日上访：2018年8月1日我和刘学东、赵红军和金东江去白城洮北区信访局上访，信访局给我们的解答我觉得不满意，然后我刘学东、赵红军金东江四人在一起商量第二天就去北京上访，我们第二天坐大客车从白城市到乌兰浩特市，然后从乌兰浩特市坐大客去北京上访；2018年9月15日上访：2018年9月5日左右，我去长春找朋友聚会，2018年9月13日我接到赵红军给我打的电话，赵红军说我们去北京上访，我问赵红军哪天走，赵红军说明天走，之后第二天赵红军、徐传金、金东江三人坐火车去北京，我从长春坐火车去的北京，最后我们在北京的东火车站汇合。 2017年7月份上访我和谁一起走的我记不清了，我们20多人到北京是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带头，到北京之后先是在北京市车站附近旅店住宿，胡永清说明天咱们去最高法上访，第二天我们就去北京最高法上访，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三人是我们的代表，等这三人出来后胡永清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归最高法管了，我们去最高检，都是胡永清带头我们就是跟着；2018年5月31日上访是我、赵红军、金东江和刘学东一起去的，我们坐乌兰浩特市到北京的大客车去的，到北京之后，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到最高检上访，刘学东刷完身份证递交完材料之后，出来说一天只能刷一次，然后我说那我们一天去一个人就完了呗，之后我们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2018年6月份上访是我、赵红军、金东江和刘学东一起去的，我们坐乌兰浩特市到北京的大客车去的，到北京之后，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2018年8月份上访我和刘学东、赵红军和金东江一起去的，从白城市到乌兰浩特市，然后从乌兰浩特市坐大客去北京上访，到北京之后开始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呆了半个月，又来了12个人，他们怎么商量来的我不知道，一共16人，我们在最高检汇合，赵红军问后来的几人，你们去不去上访，上访的话就拿材料进去刷身份证。2018年9月份上访，我是自己从长春坐火车去北京的，赵红军、刘学东、金东江三人一起坐火车从白城到北京的，到北京之后我们汇合，赵红军负责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隔了几天来了12人，他们就是找赵红军拿上访材料去最高检上访。后到北京上访的人员是谁组织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和他们联系，他们怎么来上访的我不清楚。 2017年7月份那次怎么去的我不清楚了，到北京之后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带头，到北京之后先是在北京市车站附近旅店住宿，胡永清说明天咱们去最高法上访，第二天我们就去北京最高法上访，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三人是我们的代表，他们拿着诉状和最高法判决书去最高法上访，等这三人出来后胡永清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归最高法管了，我们去最高检，然后我们就去最高检上访了，最高检的答复是你们的案子有点大，明天再来吧，于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宾馆休息，我们在入住之后被北京信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找到，将我们这20人送上大客车遣返回白城，在车上我们大伙商量说回去肯定被拘留，我们在密云水库的服务区内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都跑了然后回到白城。 2018年3月份左右，我和我姐姐高建华在平安镇的家里聊天，我姐姐高建华和我说咱们的最高法判决的申诉期要到期了，你还去不去北京找了，我这是缓刑去不了北京，我说我去北京上访，之后我给赵红军和刘学东打电话说咱们三个去北京上访，之后我们在2018年5月初至31日之间，我们去北京上访共三次，三次都被劝了回来，在从北京回白城市的路上我、赵红军、金东江和刘学东四人就在车上商量什么时候在去北京上访，然后我们定好日期，在2018年5月30日我给赵红军打电话说你们坐哪趟车几号走，赵红军说我们到乌兰浩特市集合，然后购买5月30日的从乌兰浩特到北京的客车票，去北京上访，到北京之后，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到最高检上访，刘学东刷完身份证递交完材料之后，出来说一天只能刷一次，然后我说那我们一天去一个人就完了呗，之后我们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最高检给我们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之后我们被北京市信访办劝回。 在我们5月份上访被劝回的时候，我和赵红军、刘学东、金东江和平安镇派出所所长说过完五月节就去北京上访，我们四人在派出所定好从乌兰浩特去北京，然后我们6月20日到乌兰浩特市集合，坐大客从乌兰浩特市到北京上访，到北京之后，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我们四人在北京呆了40多天之后被劝回。 2018年8月1日我和刘学东、赵红军和金东江去白城洮北区信访局上访，信访局给我们的解答我觉得不满意，然后我、刘学东、赵红军金东江决定第二天就去北京上访，我们第二天坐大客车从白城市到乌兰浩特市，然后从乌兰浩特市坐大客去北京上访，到北京之后开始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呆了半个月，又来了12个人，他们怎么商量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变成了16人，我们在最高检汇合，赵红军问后来的几人，你们去不去上访，上访的话就拿材料进去刷身份证，在2018年8月20日左右的时候我们被北京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劝回。 2018年9月5日左右，我去长春找朋友聚会，2018年9月13日我接到赵红军给我打的电话，赵红军说我们去北京上访，我问赵红军哪天走，赵红军说明天走，之后第二天赵红军、徐传金、金东江三人坐火车去北京，我从长春坐火车去的北京，最后我们在北京的东火车站汇合，到北京之后我们汇合，赵红军负责拿材料，我们四人每天去一个人刷身份证递交诉状，隔了几天来了12人，他们就是找赵红军拿上访材料去最高检上访，中间每隔几天就有人回白城，一共走了6个人，最后剩下10人，我们被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劝回。 2018年8月份上访，在北京呆了半个月，我就是和金东江、赵红军、刘学东我们每天都去最高检，每天刷一次身份证，递交一次材料，每天都换不同的人。我知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是2018年6月份才知道有这份决定书的，我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复印过这个复印件，但是我没有看，6月份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我拿上访材料的时候看见的。 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我是2017年几月份我忘记了，我在王秀珍的家里看见的这份裁定书，这个裁定书我是2018年4月份复印的，我的上访材料里有这份裁定书。我们去北京最高检去上访。我带着各级人民法院的额判决书、诉状、拘留通知书等东西。材料是赵红军带去的，在北京时也都是赵红军拿着这些材料，回来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在金东江的包内。诉状是王秀珍写的。王秀珍手写之后拍成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在北京的复印社复印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我没有去过，但是裁定是不支持我们复议。最高检的答复现在是不予受理。最高法的答复是不予受理。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车费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我对最高法的裁定不服，最高检给我的答复我不服。我有王秀珍的微信，微信号：zxc123zzx，我在我的手机微信里存的是王秀珍。 王秀珍在家组织这些上访人员进行上访，2018年8月2日王秀珍通过微信聊天和我说过，徐传金和王昭君两个人没有来开会，王秀珍到这两家去找他们，将事情告诉他们怕落下；2018年7月份王秀珍打电话也和我说过，上访人当中有人去王秀珍家找王秀珍说要去北京上访，于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说让上访人来找我，我没有同意。王秀珍是通过微信和我说她组织过，但是多少次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过串联过其他人上访，我就是和赵红军、金东江、刘学东经常互相打电话联系上访的事情。没有人串联过我去北京上访。因为我在北京上访的时间非常长，所以他们来都找我。 指证我在北京上访期间，带领平安镇牧场的上访人在北京上访，我不承认。 被告人高雅菊第二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在2016年3月份因去北京上访被白城市公安局给予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就是对户籍的事、还有我和胡永清、王秀珍等人被拘留的事进行申诉。因为我们认为对我们户籍信息的事有疑义，我们是白城牧场，不是平安镇牧场，我们就要求给说法。如果我们户籍信息是白城牧场的话，我们就是国家正式职工，可以享受国家相应的工人待遇，但是具体什么工人待遇我不清楚。我解释不了，对此事我就存在疑义，所以就得去上访申诉去。 因为国家最高检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当地协商解决此事，最高检不给我们受理这事，所以我们就要在最高检一直申诉，目的就是让最高检给我们受理这事。我们意思是让国家最高检必须给我们出一个受理或者不受理的书面的正规手续。 我在今年2018年6月20日左右去的北京，在2018年7月20日左右回白城的，之后2018年8月初又去了北京。在北京的过程中去了很多次最高检，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平均每星期得去4次左右。 当时在北京的国家最高检门口，平安镇派出所的刘洪生所长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给王秀珍打电话，我说“刘所长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你给我发过来，”，之后王秀珍用手机微信给我发过来五条诉求，我就找了一家打印社，打印了一份单子，交给了刘所长。 这5个诉求的内容：一是要求把牧场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二是这些年里，谁在管理我们，是工人必须给工人的待遇，是农民必须给我们农民的待遇；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必须给我们解决；五是最高检对我们的申诉给公安机关的裁定，为什么最高检没给我们出具裁定书。 没有人背后组织、支持、串联。因为王秀珍现在在缓刑期内，所以王秀珍不能来北京参与上访，只能是我们其他人去上访，然后我们再咨询王秀珍具体的事宜。王秀珍也是上访参与人，而且这次申诉名单中有王秀珍的名字，只是王秀珍现在在缓刑期，不能去北京上访。 去北京之前，有时大伙总在王秀珍家聚集，一起研究、商量上访的具体事宜；去北京之后，我跟王秀珍联系，让王秀珍给我们邮递过几次上访方面的材料；再有，有时王秀珍也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上访进展如何等等问题，并且关于上访问题我有不懂的，王秀珍就给我解答了。 我不觉得我们是错误的，我就认为我们是正常申诉，最高检不给我们受理我们就得天天去人，天天换不同的人给最高检刷身份证、递送材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最高检给我们解决户籍的事。我现在取保候审呢，不去上访了，等案子结了也不去上访了。我不认罪。 被告人高雅菊第三份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之后，她俩没有过上访行为，一直在平安镇牧场的家里了。高建华被判刑之后，我俩有时闲唠嗑就聊过关于上访的事，高建华有时就问关于我们上访的事进展如何了，并且表示自己是缓刑期间不能上访，如果没有缓刑她就也去上访了。2018年3月的一天中午，我和我姐高建华在平安镇牧场我的母亲家里唠嗑，我姐高建华问我：“咱的最高法判决的申诉期要到期了，你还去不去北京找了，我现在是缓刑我去不了北京”，我说：“我去北京上访去，我去找去”。我不知道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之后，有哪些组织、串联、煽动上访的行为。王秀珍平时有没有召集过大伙儿商议关于上访的事我不清楚，我也没参加过。高建华被判刑后就没记过账。 4、被告人刘学东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刘学东第一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刘学东，我在2015年因上访的事情被平安镇派出所行政拘留10日。由于近日我到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的事被遣返至白城。我有过上访行为。我从2015年5月开始上访的，我因为户籍问题和土地使用权问题开始上访。我的上访诉求就一是解决我的户籍问题，二是解决我和我们场的土地使用权问题。我去过洮北区公安局、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区信访局、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政府、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检察院、北京最高检、北京信访局、北京最高法。 2017年至今我一共去过4次北京上访。2017年去过1次北京，当时去的北京最高检。2018年去过3次，去的是北京最高检和国家信访局。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7年7月份去的。去的最高检。当时有胡永清、王秀珍、张某、王昭君、冷清军、刘永臣、徐传金、高传明、武某1、高雅菊、王某1、孙树伟、赵长星、孙友军等20余人。这次去北京最高检都是大伙一起商量的，决定那天走。就一起坐车走的。第二次是2018年5月份。我和金东江、赵洪军、赵长星我们四个。由于我们四人有上访记录。在刷身份证准备购汽车票的时候被当地派出所抓获。然后北京警方联系白城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将我们四人遣返回白城。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在2018年5月我们四人被遣返回白城后的一周左右。我们四个（我和金东江、赵洪军、赵长星）又坐火车去的北京。我们坐大客车从平安镇到乌兰浩特。然后从乌兰浩特坐火车去的北京。这次去北京我们四人一直在北京呆着了。大约在北京待了将近40天。后期冷清军、武某2、武某1张某、佐建国、刘永臣等人是后来到北京与我们四人汇合的。这次在北京白城信访局人员找到我们然后将我们共计12人遣返回白城。第四次是2018年9月。高雅菊等7人先去的北京。我自己买票自己坐火车去的北京。我到北京后在最高检与其他人员汇合的。 2017年去北京上访是王秀珍、胡永清是我们这帮上访人的代表，2018年这几次去北京因为我们的代表胡永清被判刑了。无法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上访。王秀珍属于缓刑阶段也不能去北京。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权益就共同商议去北京最高检上访。我先后到白城市信访局、洮北区公安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信访厅、吉林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上访，同时我们决定到法院以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户籍问题。 到法院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解决户籍问题是一个叫顾东庆的律师跟我们提出来的。说我们户籍错了。我们才想到公安局去找我们户籍的事情。顾东庆律师是我们这36家上访人请的。他是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的。是我们上访的这群人中的某个人到北京请的顾东庆。具体是谁请的顾东庆我不知道。36家上访户都支付给顾东庆律师费。每家拿3200元律师费支付给顾东庆。顾东庆到牧场后，我们在胡永清家与顾东庆律师见的面。 我们先后到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安局提出行政诉讼。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判决我们败诉，我们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后，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都维持了洮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判定我方败诉。维持了原判。最高法下达的判决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王秀珍、胡永清、高建华等人到最高法出庭的，最后最高法下达的判决也是王秀珍等人取回来的。 王秀珍等人从最高法出庭后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败诉了。维持了洮北公安局的原判。通过律师的建议然后我们决定到最高检察院找。然后我们到了北京最高检，到高检的时候，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回到当地解决问题，我们的问题最高法已经下达最终判决了，我们不能再上诉了，要回到白城解决问题。 最高检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的复议在吉林省最高检察院已经作出判决了，最高检不予受理，同时现在最高法已经终审判决了，我们不能再到最高检上访了。但是最高检没有给我们不予受理的文书。只是口头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去最高检投递资料继续找最高检申诉。 最高法是2017年01月下达最终判决的，我也是2017年一月份时候知道最高法的判决。就是判决下来不几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当时是王秀珍等出庭代表的人告诉我的。2017年1月我们知道最高法的判决之后。我们大约去了20人。准备去最高检申诉。到最高检的第一天我们往最高检递送材料。但是没有递进去。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被白城遣返回白城了。 当时胡永清、王秀珍已经知道最高法已经下达了最终裁定，因为当时法院出庭和在法院取判决都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妇在办理，我是听王秀珍和胡永清告诉我们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 当时胡永清、王秀珍等人还有我已经知道了最高法的判决了，我们还要到最高检上访是因为我们觉得去最高检申诉是我们的合法权益。因为最高检没给我们书面文书。最高检只是口头答复。所以我们才三番五次的去最高检上访。 2017年1月我知道最高法下达最终判决之后至今，我去北京最高检上访是我自己自愿去的，没有人组织我去。 2017年5月10日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向我们下达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知道该决定。之后我去了5次最高检。我没有组织其他人同我一起去。我们上访的诉状是律师给我们写的。我交过诉状的复印费。我记得有一次我把25元复印费交给了赵红军。赵红军是我们上访这群人里面记账的。还有一次交复印费交给谁我记不清了我是在路上碰见赵红军然后我把诉状复印费钱给他了。 我是坐火车去的北京。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赵红军、赵长星、金东江我们四个坐火车一起走一次。剩下几次和谁一起去的我记不清了。我们就是一起坐车的这几个人商量的那一天走。就买同一天的票一起坐车走。 到北京之后没有人组织。就是坐车一起去这几个人一起去最高检。然后分别每个人刷自己的身份证。每次只有一个人代表。我们轮班刷身份证。轮班递诉状。 我不知道王秀珍是否组织开会。我没参加过。 我们上访的诉求1-5条，分别有胡永清、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金东江、刘学东、赵红军的签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就看了1-5条诉求都符合我本人的诉求。我就签字了，这个诉状不是给最高检的。 我知道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下达的裁决书，当时是王秀珍等代表拿回来之后她向我传达的。 被告人刘学东第二次供述与辩解，证实：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我在2018年9月19日去最高检察院“申诉”了，直到2018年9月30日被北京驻京办遣送回白城市，因为我的户口问题，我以前是白城市白城牧场的户口，现在是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牧场，觉得现在的户口写的是错误的，我想改回去然后我会获得相关的待遇，我是自己去的北京，我没有提前与他人商量，我是自己决定要去的，我也是自己买票去的北京，我们是16个人一起到最高检的，期间有6个人因为有事先离开了北京，八月节之后就剩下我们10个人。金东江、武某1、武力军、张某、王某1、周某、谭某1、高雅菊、赵红军，然后我们十个人就进到最高检察院，我们十个人都是户口问题，我们走过司法途径了，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都是我们败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下的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然后我就去了国家人民检察院。最高检给我们的答复是回到当地解决。我一共去过最高检四次，第一次是告诉我回到当地解决，前三次有我和高雅菊，金东江。赵红军，还有其他人我都记不清楚了，最后一次是我自己去的，我没有主动找过其他人一起到最高检“申诉”。因为我想要最高检察院的一个书面答复。 被告人刘学东第三次供述与辩解，证实：因为我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的。我现在知道错了，不应该长时间滞留北京和去最高检察院去缠访。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都去过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公安分局、白城市信访局、洮北区信访局、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法院、吉林省农委、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检察院，就去过这些地方。一开始想把我们户籍信息上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为白城牧场，后来吉林省公安厅和白城市公安局给我们答复说白城牧场和平安镇牧场为同一地址，我们认为答复的不对，所以我们就上北京的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 国家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的申诉不归我们管，你们应该回到当地由当地政府解决”。 因为国家最高检不给我们解决户籍问题，因此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新的五条诉求，我们想让最高检给我们解决。第一是把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第二是二十四年里是工人按工人、是农民按农民，这二十四年谁在管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第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们；第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行政案件必须给我们解决；第五是高检给政府的裁定，为什么不给我们裁定。 这五条诉求不知道谁提的。我就知道高雅菊拿出来的写有五条诉求的单子，之后我看了看，符合我的想法，我就在单子上签了字。 我没在王秀珍家参与关于这五条诉求的研究。我们往国家最高检送交材料大概送过三十多次，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2018年我一共去过国家最高检三次。有我、高雅菊、金东江、赵红军、周某、王某1、赵红军、谭某2、张某、武某1、武某2等人，还有其他的人我记不清还有谁了。 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上访是王秀珍串联我们去上访，到北京以后，是王秀珍指使高雅菊、赵红军组织我和金东江在北京长期滞留让国家最高检给答复，不给答复王秀珍就不让我们回，所以我们在北京最长时间滞留了30多天。因为国家最高检没有给我们书面答复，所以驻京办人员以及警察劝我回白城时我们就不回来。 我代表我自己，以后再也不去上访了，我再也不要求改户籍了，再也不求政府给我们补偿费用了。 被告人刘学东第四次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之后没去过上访。就是2018年夏天的时候，是赵红军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王秀珍家，之后我自己去的，当时王秀珍在她家里对我们说“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继续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上访申诉去”，在王秀珍的组织、煽动下我们就去了北京参与上访申诉。王秀珍在她家里有时就开会召集大伙商议关于上访申诉的事。高建华有啥参与上访的行为我不知道。高建华被判刑后是否记过账本这个我不清楚。王秀珍没有给别人掏过上访的路费，我们都是自己拿自己的路费。 5、被告人金东江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金东江第一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去北京的国家高检去上访送材料去了，高检没给我们书面答复，后来我们就去国家信访局了，之后就给我们带到公安机关了。我对国家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及行政判决书和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书不合理，要求国家高检重新裁定判决。我们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去过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检察院、吉林省法院、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农垦局、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到2018年每年我都上过访，具体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我们上访诉求是户籍问题，我们要求把我们身份证上的平安镇牧场恢复为白城牧场。 第一次去吉林省我们去了大约30多人，当时有胡永清、王秀珍、赵红军、刘学东、高建华、高雅菊、武某1、武某2、孙树伟、赵长星、张淑艳、徐传金、孙友军、冷青军、刘永臣、佐建国等人。 刚开始找户籍的时候是李承菊串联我让我找的，之后因为我在北京因寻衅滋事后来被白城公安局行政拘留了。我感觉对我拘留不合理，我们才起诉的。我去王秀珍家商量事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拘留以后再也不给我打了。有时是赵红军打电话让我去王秀珍家商量事的，有时是我自己去的。 2018年今年我到北京高检上访一共去过三次，是我们大伙商量后决定去上访的。是我们自己去王秀珍家的，因为我们没事就在王秀珍家商量官司。 我们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去过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法院、吉林省高级法院。我们到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法院、吉林省高级法院是起诉公安机关对我们上访人执行行政拘留。洮北区法院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把我们的申请都被驳回了，让我们去人民检察院。后来我们向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了。检察院决定不支持我们的监督申请。我们去以上这些部门都没有给我们解决户籍问题，所以我们去了最高检进行申诉。国家最高检口头答复我们三个月再回来，所以一直也没给我们书面的答复意见。我们意思是让最高检必须给我们出具答复意见，如果不给我们出答复意见我们就不走、我们就天天送材料。 我们这次去国家最高检申诉还有五项诉求。第一是把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第二是二十四年里是工人按工人、是农民按农民，这二十四年谁在管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第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们；第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行政案件必须给我们解决；第五是高检给政府的裁定，为什么不给我们裁定。我不知道这些诉求是谁提出来的，高雅菊打出来单子后，我和高雅菊、刘学东、赵红军商量后在单子上都签了字。 大约在2017年夏天的一天，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书是邮寄到白城牧场，然后邮递员给我打电话我去取的。内容是吉林省检察院决定不支持监督申请。 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决书是怎么知道的？什么时间知道的？这个记不清了。 2018年9月这次，我们是一起坐火车去的。我们就去了国家最高检察院和国家信访局，我们四个人（包括我、赵红军、高雅菊、刘学东）商量去的。我们就是要去最高检申诉去，不给结果我们就一直在那待着、一直在那申诉。 被告人金东江第二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因为多次去北京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进看守所的。自从2015年至今每年都去上访过，去过很多次，具体去了多少次记不清了。我们是想把户籍信息里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回白城牧场字样，还有我们之前因为上访被公安机关给拘留了，我们认为不公平。我们就是想解决户籍问题还有被拘留的事要个说法。今年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去上访过三次。最高检不给我们出答复意见，我们就不能走，就得天天送材料，我们必须让最高检给我们出答复意见。我不认为我们的行为叫上访，我认为这叫申诉。 被告人金东江第三次供述与辩解，证实：因为我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的。我错了，我之前没有清楚认识到我非法上访的行为，我以后好好过日子，再也不上访了，我长时间滞留北京和去最高检察院去缠访的行为是错误的。 我是从2016年开始上访的，我去过白城市信访局、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法院、吉林省农委、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检察院。我就是想把我们户籍信息上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为白城牧场。有关部门在文件中给我们答复了说白城牧场和平安镇牧场为同一地址，但是我们认为答复的不对，所以我们就上北京的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国家最高检的人说叫我们三个月后再来，所以一直没给我们出书面的答复意见呢。因为国家最高检给我们没能解决户籍问题，而且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新的五条诉求，因此我们想让最高检必须给我们解决这些事。 五条诉求第一是把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第二是二十四年里是工人按工人、是农民按农民，这二十四年谁在管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第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们；第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行政案件必须给我们解决；第五是高检给政府的裁定，为什么不给我们裁定。我不知道这五条诉求谁提出来的，当时高雅菊打出那张写着五条诉求的单子，高雅菊让我们看，然后我认为这五条诉求合理，然后高雅菊就让我认为合理就签上字，然后我就签上字了。我不知道这五条诉求是怎么制订的。 我们往国家最高检送交材料一共有三十多次，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2018年我一共去过国家最高检三次。 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上访以前有好几次是王秀珍张罗我们大伙在王秀珍家一起商量、研究去国家最高检上访这件事。王秀珍就是叫上我们大伙去王秀珍家里，没事隔三差五就唠一唠，谈一谈怎么上访、如何上访。因为国家最高检没有给我们答复，所以我们就不回来，最高检必须得给我们答复我们才走。 我对上访这事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再也不去上访了，我再也不去要求改户籍了，另外公安机关对我们拘留的事都是正确的，以后我们再也不找赔偿了。 被告人金东江第四次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没有直接去参与上访过。王秀珍是上访申诉的牵头人，我们有关于上访申诉的事就愿意去王秀珍家商量，因为王秀珍对上访申诉的法律比较懂。我们大伙在2018年去过北京大约去过两次，每次去北京之前我们都去的王秀珍家商量上访的事，王秀珍还说“上访的事再不去就过期了”等这一类煽动的话，我们大伙一起研究去不去、怎么去，哪天去之类的问题，然后之后才去的北京。王秀珍家研究上访事时高建华有时在有时不在，据我所知是高建华被判刑之后，对上访的事就不太说了，但是偶尔也会插插话，具体说啥忘了。高建华被判刑后她就不记账了。我不清楚王秀珍被判刑后是否给别人掏过上访的路费，但是我们原则上是自己拿自己的。 6、被告人赵红军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赵红军第一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赵红军，现住白城市平安镇牧场四委**，2015年12月因非访被行政拘留10天，我血压高没有执行。因为我去北京“申诉”去了。2018年9月17日，至9月30日，（在北京每天只要是工作日，我们一群人都去最高检去申诉）坐火车去的北京，一共去了16人。9月22日先回来6个人，后来剩下我们10个人，都是后来被送回来的，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申诉，一直陆陆续续很多次了。因为我找户口的问题。以前户口为白城牧场户口，现在更改为平安镇牧场户口，因为我感觉户口性质改变了，我们享受的待遇也没有了，我们就此事进行很多次“申诉”。平时大家都叫我赵老二，实际上我叫赵红军。2017年1月份去过一次，吉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去抗诉过一次，之后从2017年7月份左右至今到现在去过北京三次，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每次都是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次我最后一天我们10个人还去的信访司和中纪委去上访，我们一行人都去之后递送材料。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都是我们败诉了。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时2015年12月15日下的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是2016年7月5日下的判决，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是2017年1月11日下的判决。我还去过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是2017年5月10日下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口头答复我们不予以受理。我都知道，但是因为我感觉不合理，我需要申诉，想再次让法院重新判决。2017年5月份，人民检察院的裁定书下达的，最高法是2017年1月份下达的裁定，都是王秀珍给我看的，我自己拿去复印社复印的，这两份的复印件我都有，我也在王秀珍那里看到了带公章的复印件。第一次是赵长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北京申诉的，第二次是刘学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北京“申诉”的，这两次都是把钱给我打电话说申诉的人他负责买票，我就跟着去北京“申诉”，最后一次是我找的金东江。徐传金我们三个人先去的，后来他们13个人怎么去的我不清楚。前两次我就是收到电话，把身份证和票钱给赵长星、刘学东，最后一次我找的徐传金、金东江去的，我们三个人自己买自己的票。本次“申诉”参加的有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我、武某1、武某2、张某、王某1、周某、谭某1（我们十个人是后来被遣送回来的）、徐传金、赵长星、佐建国、高英梅、刘三、小凤（他俩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我和金东江、徐传金我们三个先去的，他俩是我找的，我说去北京“申诉”，他俩也同意了，我们一起到火车站自己购买自己的火车票，坐火车去的，到地方后，我们在最高检就碰见了其他的“申诉”的十三个人，我们就此汇合了，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就不清楚了。这次申诉我是坐火车去的，我先和金东江（我妹夫）、徐传金一起坐火车去的，因为我们三个平时关系不错，唠嗑的时候，我找的金东江和徐传金说去北京“申诉”，他们俩同意了我的想法，我们三个人一起先去的坐火车，之后剩下的十多个人他们怎么去的，怎么组织的，我不清楚，本次就去了最高检，最后最高检告诉我们答复完之后，武某2就说这（最高检）不管，咱们都去信访司和中纪委，之后最后一天我们就去了这些地方，希望通过这些地方解决我们的诉求，但是这些地方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管辖之内，之后我们就被驻京办的人送回白城了。我们三个先去的，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申诉”一切费用，没啥分工。在北京高雅菊用手机在复印社给复印社（复印社在哪我忘记了，她哪里弄的材料也不清楚）的人传的材料之后打印的一张诉求一共五条（具体记不住了），之后我和高雅菊一起去打印我们用的材料，打印了四份左右，然后给我们用这个材料和判决书和裁定书去“申诉”。第一次申诉时间是2017年7月份（就呆了一天），“申诉”的人员是：胡永清、王秀珍、张国明、王昭君、冷青军、刘永臣、武某1母亲（叫啥我不知道）、孙树伟、高雅菊、刘学东、我、武某1、武某2、张某、王某1、周某、孙友军、赵长星、佐建国、徐传金、高传明，我们21人，当时这次是赵长星跟我打电话说去北京“申诉”，说大家都去，我说行，之后我把票钱和身份证给了赵长星，赵长星买了票我跟着在乌兰浩特坐火车去的北京。其他人他是怎么通知的我不清楚。我们这次去“申诉”的地点是最高检“申诉”，就是到最高检刷身份证进行登记，递送“申诉”材料，费用都是自己出自己的。第二次“申诉”时间是2018年6月份，（待到7月份，40多天在北京），“申诉”人员是：我、高雅菊、金东江、刘学东，我们四个人，当时是刘学东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让我和他去北京申诉，说还有其他人，我说行。但是怎么通知的其他人我不知道，之后我把身份证和票钱给了刘学东，他买的车票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的，我们四个人去了北京的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就是到最高检刷身份证进行登记，递送“申诉”材料，费用都是自己出自己的。第三次：时间是2018年9月17日—9月30日。这次我们16个人，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我、武某1、武某2、张某、王某1、周某、谭某1（我们10个人是后来被遣送回来的）、徐传金、赵长星、佐建国、高英梅、刘三、小凤（他俩叫啥名字我不清楚，他们6个人是9月22日回白城的），这次我找了徐传金、金东江、去北京申诉的（当时我说去北京“申诉”去，他俩都说行，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北京），这次我们16个人去了最高检，第一波，6个人9月17日到9月22日就走了，剩下的我们十个人是9月17日-9月30日一直都在北京，之后最后一天剩下的十个人我们去了信访司和中纪委（这两个地方都告诉我这个不是他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也没有进去），就是到最高检刷身份证进行登记，递送“申诉”材料，费用都是自己出自己的。没有人分配工作，也没有去过王秀珍家开会或者聚集，就是我接到电话就直接去北京了，也没有人分配工作和记账。这三次，每次都是明确给我们答复告诉驳回我们的诉求，这三次住的地方都在大白楼村居住，就最后一次有“申诉”材料（材料的来历我都说了）其他两次都是带着判决书和裁定书去的。每天我们去“申诉”的每一个人都拿着“申诉”的材料，之后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到最高检门外进行“申诉”，之后我们每天派出一个代表（大家轮流进）将大家的身份证和“申诉”材料拿着，进去之后逐一刷身份证和上交“申诉”材料，登记之后我们就站在门外等着，早上上班就去，中午吃饭，下午也是下班之后我们就撤退，只要上班我们就在最高检门外“申诉”。就是我做的这些都是“申诉”。 被告人赵红军第二次供述与辩解，证实：我是2018年10月1日因为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的，我在2018年9月17日去最高检察院“申诉”了，直到2018年9月30日被北京驻京办遣送回白城市的。因为我的户口问题，我以前的户口是白城市牧场户口，现在更改为平安镇牧场户口了，我感觉我的户口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享受的待遇也都没有了。我与金东江和徐传金一起去的北京。我们三人去北京申诉是我提出的，我和金东江和徐传金我唠嗑的时候我说去北京“申诉”，之后他俩说行，然后我们三个就各自买了火车票去北京了。 我和金东江、徐传金到了北京的最高检察院门口碰见了武某1、武某2、张某、王某1、谭某1、高雅菊，然后我们十个人就进到了最高检察院。我和金东江、徐传金与另外的七个人事先没有沟通，是碰巧遇见的。我们十个人的“申诉”都是户口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我“申诉”的问题都走过司法途径了。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都是我们败诉。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5月10日下的不予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口头答复我们不予受理。 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三次。因为我想要最高检察院的一个书面答复。 被告人赵红军第三次供述与辩解，证实：因为我上访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的。我现在知道错了，不应该长时间滞留北京和去最高检察院去缠访。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吉林省农委、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最高检察院，就去过这些地方。上访诉求一开始想把我们户籍信息上的平安镇牧场字样改为白城牧场，后来吉林省公安厅给我们答复说白城牧场和平安镇牧场为同一地址，我们认为答复的不对，所以我们就上北京的国家最高检进行申诉。 国家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你们的申诉不归我们管，你们应该回到当地由当地政府解决。”因为国家最高检不给我们解决户籍问题，因此后来我们又提出了新的五条诉求，我们想让最高检给我们解决。五条诉求第一是把人员、土地、待遇必须合在一起；第二是二十四年里是工人按工人、是农民按农民，这二十四年谁在管理，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第三是从2015年6月23日到现在所有找户口的费用，必须给我们；第四是在找户口期间的刑事、行政案件必须给我们解决；第五是高检给政府的裁定，为什么不给我们裁定。 这五条诉求是高亚菊提出来的。2018年9月大概18-20号时和在牧场的王秀珍沟通后提出来的，我同意了，就在上面签字了。我没在王秀珍家参与关于这五条诉求的研究。 我们往国家最高检大概送过三十多次材料，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2018年我一共去过国家最高检三次。我们一起去国家最高检的有我、高雅菊、金东江、赵红军、周某、王某1、赵红军、赵长星、佐建国、徐传金、还有个叫刘三的（大名我不知道）谭某1、张某、武某1、武某2还有两个女人（名我也不知道）等人。 我们去北京的国家最高检上访是王秀珍串联我们去上访，到北京以后，是王秀珍指使高雅菊、刘学东、我和金东江在北京长期滞留让国家最高检给答复，不给答复王秀珍就不让我们回，所以我们在北京最长时间滞留了30多天。因为国家最高检没有给我们书面答复，所以我们就不回来。 我代表我自己，以后再也不去上访了，我再也不要求改户籍了，再也不求政府给我们补偿费用了。 被告人赵红军第四次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没去上访过。她俩没有参加上访的任何行为。我们大伙就是愿意去王秀珍家里闲唠嗑，但是我们不唠上访申诉的事。也前我也没承认过在王秀珍家里唠关于上访申诉的事。路费是我们自己拿自己的，反正我是自己掏自己的，别人应该也都这样，具体王秀珍给没给别人掏过我就没问过人家了。 7、被告人赵长星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赵长星第一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赵长星。2015年6月份被行政拘留10天。因为到北京上访的事情来到公安机关。因为户籍的问题，土地及待遇问题，和我们到北京上访这么多年的费用问题。2015年至今到北京上访4次，去北京的最高法和最高检上访。 我们通过法院起诉，我先后到白城市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进行起诉，同时我们决定到白城市洮北区信访局、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信访厅，上访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户籍问题。各级法院都判我们败诉，每级法院下来判决的时候，我们都去胡永清、王秀珍家里问结果，最高法的判决是2017年7月份之前我知道的。 2015年3月份，我们去北京上访共20人，去北京市最高法和最高检上访；2016年去一次北京，2017年去一次，2018年去一次，都是去的最高法和最高检，每次都是被劝返。2015年3月，去北京的有：胡永清、王秀珍、赵红梅、刘三（大名不详）、佐建国、孙树伟、张国明、刘学东、赵红军、周某、武某1和我，剩下我记不清了。2018年5月25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2018年9月2日，去北京的有我和赵红军、刘学东和金东江，呆了三天，又来了武某2、武某1、王某1、佐建国、刘三（大名不详），大老张（大名不详），冷清军，剩下的我记不清了。我呆了三天就自己先回来了。信访部门答复是对于我们的这件事是涉法涉诉的，不予受理；最高法答复是让我们去最高检；最高检开始的答复是让我们3个月来一次，2018年8月份时答复是不予受理。 没人组织上访，都是我们自己互相串联的。2015年3月份，具体怎么去北京上访，时间太久我忘记了，今年9月份这次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上访的人在路上溜达，提起我们上访这个案件的时效快到了，我们就商量好去北京了。2018年9月份这次我是和佐建国、刘永臣一起坐直达北京的客车去的，我们几个商量好一起走的，到北京后住在六环外一个偏僻的旅店里。 2015年3月份那次怎么去的我不清楚了，到北京之后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带头，到北京之后先是在北京市车站附近旅店住宿，胡永清说明天咱们去最高法上访，第二天我们就去北京最高法上访，胡永清、王秀珍、孙树伟三人是我们的代表，他们拿着诉状和最高法判决书去最高法上访，等这三人出来后胡永清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归最高法管了，我们去最高检，然后我们就去最高检上访了，最高检的答复是你们的案子有点大，明天再来吧，于是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宾馆休息，我们在入住之后被北京信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找到，将我们这20人送上大客车遣返回白城，在车上我们大伙商量说回去肯定被拘留，我们在密云水库的服务区内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都跑了然后回到白城。之后我们在2018年5月份，我又去北京上访都被劝了回来，9月份我又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呆了三天我先回白城牧场了，没在那继续逗留。2018年8月份上访，我就是和佐建国、刘永臣我们每天都去最高检，每天刷一次身份证，递交一次材料。 我知道“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我是2018年6月份才知道有这份决定书的，我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复印过这个复印件，但是我没有看，6月份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我拿上访材料的时候看见的。 我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我是2017年几月份我忘记了，我在王秀珍的家里看见的这份裁定书，这个裁定书我是2018年4月份复印的，我的上访材料里有这份裁定书。我们去北京最高检去上访。我带着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诉状、拘留通知书等东西。材料是赵红军带去的，在北京时也都是赵红军拿着这些材料，回来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在金东江的包内。诉状是我们花钱雇律师写的。王秀珍手写之后拍成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在北京的复印社复印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我没有去过，但是裁定是不支持我们复议。最高检的答复现在是不予受理。最高法的答复是不予受理。去北京上访的食宿和车费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因为我对最高法的裁定不服，最高检给我的答复我不服。 我有王秀珍的微信，微信号：zxc123zzx，我在我的手机微信里存的是王秀珍。王秀珍是通过微信和我说她组织过，但是多少次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过串联过其他人上访，我就是和佐建国、刘永臣经常互相打电话联系上访的事情。没有人串联过我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上访期间，我没组织过牧场的上访人员进行上访。我被行政拘留过。因为上访户籍问题被北京公安机关开了训诫书，被遣返到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局后给我行政拘留了。我被行政拘留十日。和我一块被行政拘留的有佐建国、刘永臣、赵红军、金东江、刘学东。 被告人赵长星第二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讲一下高建华关于参加上访和记账的事情。以前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一直是高建华在记账，在我们去北京等地方上访时，高建华拿着一个笔记本、用手写给我们记账，如果我们上访的人员有吃饭、住店、车票等之类的费用花销，她就给我们记到本上。我知道高建华就在那俩年记账了，之后她就没记过账。我没打开看过她账本，就见她记账了，但没上前看过账本。自从她被判缓刑后，我看她经常在王秀珍家待着，有时开会研究事儿高建华也参与研究。从2015年到现在，我去过10来次胡永清家商量上访的事。我平时不太去，就是高建华有时给我打电话我才去。 胡永清被刑拘、判刑后，2018年我大概去过3、4次，其中有一次是2018年7月份左右，高建华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王秀珍家来开会的，其他时候都是我自己去的。2018年去北京最高检上访，当时我们在北京最高检这上访呢，我听说是王秀珍和高建华在平安镇的家里一起研究提出来的，之后他们用手机将五条诉求发给了高雅菊。 被告人赵长星第三份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就没有参与直接上访。王秀珍、高建华她俩都不亲自去外地参与上访了，但是有时我没啥事我总去王秀珍家，2018年也有次是高建华打电话叫我来王秀珍家的，去王秀珍家有时唠的是关于上访的事，然后每次去基本高建华都在王秀珍家，高建华对于上访的事说的不是太多，就是有时间插上几句嘴唠唠，主要都是王秀珍说的比较多。 我记得2018年中旬的时候，高建华给我打过电话叫我来王秀珍家商量上访的事，王秀珍倒没召集过我。因为王秀珍人缘好还挺能张罗，开始时主要是王秀珍老公胡永清张罗上访，胡永清进监狱后就王秀珍张罗了，王秀珍对上访的事最了解，所以大伙都愿意去王秀珍家。 8、被告人刘永臣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刘永臣第一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间开始上访的了，上访原因我不想说。 对于上访诉求、上访途径均保持沉默。我上访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每次上访也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行为。我自己掌握我上访的尺度。 对于是否有人组织过上访、是否参加过群体访均沉默不语，对于其余问题也沉默不语。 被告人刘永臣第二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刘永臣，我有过上访行为。我在2015年因去北京非法上访被白城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了10天。我大概从2015年左右开始上访的。我的上访诉求就是解决我的户籍问题，将平安镇牧场字样恢复为白城牧场字样。我就是跟风了，大伙说有好处我就跟着想去上访改户籍了，具体有啥好处我不知道。 我一共去过两次北京。第一次是2015年去北京非法上访被拘留那次，第二次是2018年9月份去过北京的最高检。2015年的那一次和2018年9月这次上访都是王秀珍组织、张罗的。 2018年9月份这次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她们家研究上访的事情，在王秀珍家，王秀珍给我们开会，王秀珍告诉我们说估计上访马上就要成功了，让我们也跟着去上访去，之后我就出屋了，后来王秀珍他们就定好了让我们上访出发的时间，并在网上给我们买好了火车票，告诉我们这次都去北京的最高检上访去，之后我和佐建国、还有两个女的（一个不认识，另一个好像姓王但是不熟悉）就在白城坐的火车直接去了北京，到北京后当晚在火车站附近宾馆住的，之后我们一起去的最高检，在最高检门口我们跟高雅菊等人汇合的，之后赵红军给我递的材料，告诉我去最高检刷身份证并递材料就行，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去给最高检递的材料给刷身份证，当时递完材料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就说让我回本地去解决这事去，然后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和佐建国我俩商量，看这样也够呛能成，消费着钱还遭罪，还够呛能上访成，我俩就研究第二天坐火车回白城。之后我买的火车票，我俩第二天就坐火车直接回了白城。经过就是这样。 到哪里上访都是王秀珍定的，让我们去最高检上访。我不知道王秀珍这次为什么没有来北京上访，就知道王秀珍在幕后指挥呢。这两次到北京的食宿和车票是自己承担自己的。我就去过北京上访两次，今年这次是去的北京的最高检上访了，去完然后第二天我就回白城了。每次上访我不关注去哪里上访，反正大伙说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之前都是王秀珍张罗、组织的，然后到了北京后就是跟着大伙，大伙上访我就跟着也上访。是王秀珍在背后组织、张罗的。我认识到错误了，以后我不去上访了。 被告人刘永臣第三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一共去了俩次国家高检上访。2017年8月去一次，2018年9月去一次。就去过俩次北京国家高检。 诉求是户籍问题。应该是2015年开始上访的，具体记不清了。开始是胡永清、王秀珍俩口子，在他家组织串联上访的，成员有孙树伟、佐建国、高建华、李成菊，还有谁我记不住了。我没去过王秀珍家商量上访的事。2017年8月那次是孙树伟给我打的电话串联我去的，2018年去北京国家高检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的。 高建华负责做什么具体我不知道，但是我总看见他在胡永清家。王秀珍说让我和大伙一起去北京国家高检上访，然后给我们解决问题，如果不去就什么好处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答应去了。我不知道是谁在网上订的火车票，我也没给钱呢。就是大伙都去，我就跟着去了。我的诉求就是关于我的户籍问题，其他的诉求我不知道。 一块去北京国家高检上访的有王某1、赵长星、佐建国、还有一个姓高的女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我们几个从白城走，到北京和其他人员汇合，这些事都是王秀珍安排的。 被告人刘永臣第四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不知道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我没看见高建华撺掇上访过，王秀珍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王秀珍、高建华平时有过召集大伙开会商议关于上访的事。 9、被告人佐建国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佐建国第一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有过上访行为。我从2015年9月份左右，我因为户籍问题和土地使用权问题开始上访。我的上访诉求就一是解决我的户籍问题，二是解决我和我们场的土地使用权问题。我一共去过北京5次。2017年之后我一共去过两次。2017年8月份去过一次，2018年9月份去过一次。2017年的那一次是王秀珍、胡永清，2018年的那一次是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三人组织。 2017年8月份，距离出发前一周的时间，王秀珍通过电话将我们上访的这30户左右人家一起叫到了胡永清、王秀珍的家，王秀珍在家对我们说：北京那边的上访情况差不多了，要成功了，让我们一起到北京去上访，王秀珍和胡永清煽动我们说，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和胡永清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大概组织了三、四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具体去北京上访的日期。 参加开会的有胡永清、王秀珍、张国明、张某、王昭君、冷青军、刘永臣、徐传金、高传明母亲（周某）、武某1母亲、刘学东、高雅菊、王某1、孙树伟、赵长星、武某2、孙友军和我，剩下的我记不清了。 2018年9月份上访的这次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她们家开会研究上访的事情，在王秀珍家，王秀珍告诉我们说她向组织大家在一周之后到北京上访，王秀珍说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呆了40多天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至于是什么好处，王秀珍没有说，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大约开了4次会议我就参加了一次，之后王秀珍确定了上访日期并且给我购买了车票，就这样我们就去北京上访了。参加会议的有我、赵长星、刘永臣和两名女子（我叫不出名字）。 2017年8月份，距离出发去北京上访前一周的时间，王秀珍通过电话将我们上访的这30户左右人家一起叫到了胡永清、王秀珍的家，王秀珍在家对我们说：北京那边的上访情况差不多了，要成功了，让我们一起到北京去上访，王秀珍和胡永清煽动我们说，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和胡永清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大概组织了三、四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具体去北京上访的日期（具体是几号我记不清了）。我们是分批走的，王秀珍告诉我们不要从白城购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要从外地上火车，并且告诉我们具体的火车班次，我、张某、高雅菊结伙从太平川坐火车到北京，之后一起在北京火车站汇合，我们集体在车站附近的宾馆住下，第二天我们统一乘坐公交车来到北京最高法上访，最高法是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进去的，胡永清、王秀珍夫妇出来之后，胡永清和王秀珍对大家说最高法不受理我们的案子，我们要去最高检上访，于是我们跟着胡永清、王秀珍夫妇一起到最高检上访，我们到达最高检之后，最高检给我们的答复是不予受理，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安排我们，每日去最高检上访一个人，一个人拿着材料进去，我们在最高法上访就去了一天，之后晚上我们在宾馆入住的时候被公安机关找到，把我们这20多人遣返回白城，在大客车上，胡永清说男的这次回去都得被拘留，还是趁机逃跑吧，于是在大客车停在密云服务区的时候，胡永清等人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跑了，我没有跑坐着大客车回到白城市。 2018年9月份这次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她们家开会研究上访的事情，在王秀珍家，王秀珍告诉我们说她向组织大家在一周之后到北京上访，王秀珍说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呆了40多天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至于是什么好处，王秀珍没有说，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大约开了4次会议我就参加了一次，之后王秀珍确定了上访日期并且给我购买了车票，就这样我们就去北京上访了。在出发去北京的头一天，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说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你去吧，此次到北京上访王秀珍没有去北京，王秀珍对我们大家说她现在正在缓刑阶段，不能去北京上访，如果她去北京上访，回来之后就要被拘留。王秀珍说她这次在家里坐镇，我们去北京联系已经在北京的高雅菊等人，高雅菊等人负责组织我们此次在北京的上访事宜。就这样我和刘永臣共计8人乘坐T40客车从白城市前往北京市上访，到达北京之后我们第二天与高雅菊等人在最高检门前汇合，高雅菊在北京和王秀珍单线联系，高雅菊说大嫂（王秀珍）在家坐镇，王秀珍给高雅菊打电话了，让我们每天出一个人到北京最高检递交材料和刷身份证，去多了人起不到轰动的效应，此次到北京，我们要完成三个诉求，一是要我们的户籍关系、二是要我们的土地赔偿和土地使用权，我第一天去递交材料的时候，最高检给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我心想这也没有成功啊，第二天我我觉得这也太没意思了，于是我就和刘永臣坐火车就回白城了。 2017年的那次我们是分批走的，王秀珍告诉我们不要从白城购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要从外地上火车，并且告诉我们具体的火车班次，我、张某、高雅菊结伙从太平川坐火车到北京，之后一起在北京火车站汇合；2018年那次去北京时，王秀珍告诉我们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蹲守了40多天，现在有结果了你们赶快去，于是我们四人坐火车到北京，高雅菊告诉我们第二天到最高检汇合。 第一次去最高法和最高检，第二次是去最高检，都是王秀珍定的，为什么去那里上访我不知道。我们带着材料去，有我们的诉状，但是具体怎么写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 这两次到北京上访的材料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妇起拟的，第一次是赵红军和刘学东负责拿着这些上访材料。第二次是高雅菊拿着材料。在北京上访期间，没有人找我们谈过，2017年那次我们被公安局的警察遣返了。2017年那次上访的时候王秀珍去了，告诉我们就最高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继续去最高检上访；2018年这次王秀珍没有说什么。2017年那次胡永清、王秀珍夫妇是此次上访的组织者和带头人，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其余的人都是跟着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上访的人；2018年这次是王秀珍在家坐镇指挥，高雅菊负责在北京与王秀珍单线联系，然后给我们下达命令去最高检上访。 2017年那次是当时我们到北京之后先去的北京最高法上访，最高法是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进去的，胡永清、王秀珍夫妇出来之后，胡永清和王秀珍对大家说最高法不受理我们的案子，我们要去最高检上访，于是我们跟着胡永清、王秀珍夫妇一起到最高检上访。2018年这次是王秀珍在家坐镇，然后高雅菊带领我们去最高检上访的。 这两次到北京的食宿和车票都是自己承担自己的。2017年的那一次是王秀珍、胡永清，2018年的那一次是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三人组织。每次都是王秀珍组织大家到一起开会，一般都是每次上访前都把这些去的人找到她家后，通过开两三次会后，确定上访的时间，然后再去，王秀珍说高建华给大家伙儿记账，但是我没有看见过账本，高雅菊第二次上访的时候与王秀珍单线联系，高雅菊安排大家在北京怎么去上访。 开会的时候高建华都在场，但是每次基本不说话，她就是第二次的时候跟大家说传达区政府开会内容，说取消牧场归白城市里了，让大家都去北京上访找地和待遇去。高建华记得是每次都有谁去上访了，说是以后告赢了按照账本分钱，我没见过账本，也没看到过她怎么记账。在收到最高法院判决之后，王秀珍和高建华去过一次，2018年上访的时候王秀珍与高建华两人因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能去北京上访。 我先后到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信访厅、吉林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上访，同时我们决定到法院以对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户籍问题。 到法院对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解决户籍问题是王秀珍、胡永清夫妇提出来的。王秀珍和胡永清说要起诉公安局，公安局才能重视我们，如果胜诉，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户籍关系。我们先后到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安局提出行政诉讼。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判决我们败诉，我们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后，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都维持了洮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判定我方败诉。维持了原判。 最高法是什么时间下达的判决我不清楚，是王秀珍、高雅菊等人到北京出庭的，最后最高法下达的判决也是王秀珍、高雅菊等人取回来的。前几次的判决结果王秀珍都没有告诉我，最后一次是我们到最高检的时候，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回到当地解决问题，我们的问题最高法已经下达最终判决了，我们不能再上诉了，要回到白城解决问题。王秀珍就是对我说快了，事快办成了，大家再努力一下就成功了，我们也感觉再努力一下也就真的能成功，于是就在王秀珍的组织下进行上访行为。 我不知道王秀珍为什么不告诉判决结果，我感觉王秀珍就是希望我们能聚集在一起上访，告诉我们法院判我们败诉后，很多人可能就不上访了，于是王秀珍不告诉我们法院判决的决定，王秀珍一直都告诉我说快了，我们快成功了，王秀珍就是为了稳定我们的情绪，让大家聚集在一起跟她去上访。我是2018年09月份，当时我在王秀珍、高雅菊的组织下一共12个人一起到北京最高检上访的时候，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最高检对我说我们的复议在吉林省最高检察院已经作出判决了，最高检不予受理，同时现在最高法已经终审判决了，我们不能再到最高检上访了。在收到答复之后，我和刘永臣感觉上访也没用了，我就和刘永臣先回到了白城市，剩余的几人还在北京市继续上访。 王秀珍一直都以马上就要成功了，差一步努力上访就成了为由煽动我去上访，我们一起去上访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是被王秀珍煽动的，如果王秀珍不以马上就成功了，差一步上访就成了为由煽动我们去上访，我就不上访了，当时是2018年9月份左右，马上就要秋收了，如果不是王秀珍极力煽动我去上访，我就不去了。 2018年09月份到北京市最高检上访的时候，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最高法的判决决定。2017年01月，最高法下达判决决定后，我去过一次北京，但我去的时候不知道最高法下达判决决定了，如果当时知道最高法下达判决决定，我们的上访诉求没有人受理，我就不去北京市上访了。 当时胡永清、王秀珍已经知道最高法已经下达了最终裁定，因为当时法院出庭和在法院取判决都是胡永清、王秀珍夫妇在办理，我们都是听王秀珍和胡永清告诉我们法院的判决结果。 第一次上访的时候王秀珍说我们已经和洮北区政府谈完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所以我们才去的，第二次王秀珍说是要待遇，说是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蹲守了40多天已经有结果了，现在去就可以解决以前的问题，所以这帮人才去北京上访的。王秀珍告诉我们，如果公安局调查的时候就说是因为户籍的问题，问别的事情就说不知道。 被告人佐建国第二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叫佐建国，我有过上访行为。我在2015年因去北京非法上访被白城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了10天。我从2015年9月份左右，我因为户籍问题和土地使用权问题开始上访。我的上访诉求就是解决我的户籍问题，平安镇牧场字样恢复为白城牧场字样。 2017年之后我一共去过两次北京。2017年大约8月的时候去过一次，2018年9月份去过一次。2017年的那一次和2018年这次都是王秀珍张罗的。 2017年8月份，距离出发去北京上访前一周的时间，王秀珍通过电话将我们上访的这30户左右人家一起叫到了胡永清、王秀珍的家，王秀珍在家对我们说：北京那边的上访情况差不多了，要成功了，让我们一起到北京去上访，王秀珍和胡永清煽动我们说，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和胡永清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王秀珍还告诉我们不要从白城购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要从外地上车，否则容易被警察接回来。最后王秀珍确定了具体去北京上访的日期（具体是几号我记不清了），我和赵长星、刘永臣和两名女子（我叫不出名字）我们一起从乌兰浩特坐的直达汽车到北京，然后去北京火车站汇合，然后我们集体在车站附近的宾馆住下，第二天我们统一乘坐公交车来到北京的国家最高法上访，最高法是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进去的，胡永清、王秀珍夫妇出来之后，胡永清和王秀珍对大家说最高法不受理我们的案子，我们要去最高检上访，于是我们当天下午跟着胡永清、王秀珍夫妇一起到最高检上访，我们到达最高检之后，最高检给我们的答复是不予受理，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安排我们，每日去最高检上访一个人，一个人拿着材料进去，但是当天晚上我们在宾馆入住的时候被公安机关找到，把我们这20多人遣返回白城，后来在大客车停在密云服务区的时候，因为胡永清等人害怕回去后被拘留，所以胡永清等人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跑了，我没有跑坐着大客车回到白城市。 2018年9月份这次是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她们家开会研究上访的事情，在王秀珍家，王秀珍告诉我们说她向组织大家在一周之后到北京上访，王秀珍说高雅菊等人已经在北京呆了40多天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大家再努力一下，马上就能成功了，这次上访是自愿的，大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如果不去，这次如果成功了，好处不给没去的人，至于是什么好处，王秀珍没有说，每次王秀珍组织大家上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对大家说的，王秀珍以马上就要成功了，马上就要有结果了为由煽动大家一起跟她去上访，同时王秀珍每次都说，如果不跟她去上访，如果上访成功，有好处都不给没去上访的，大家都怕得不到好处，于是都跟着王秀珍去上访。大约开了4次会议我就参加了一次，之后王秀珍确定了上访日期并且给我购买了车票，就这样我们就去北京上访了。在出发去北京的头一天，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说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你去吧，此次到北京上访王秀珍没有去北京，王秀珍对我们大家说她现在正在缓刑阶段，不能去北京上访，如果她去北京上访，回来之后就要被拘留。王秀珍意思说她这次在家里坐镇，我们去北京联系已经到北京的高雅菊等人，高雅菊等人负责组织我们此次在北京的上访事宜。就这样我和赵长星、刘永臣和两名女子（我叫不出名字）乘坐T40客车从白城市直达北京市去上访，到达北京之后我们第二天与高雅菊等人在最高检门前汇合，高雅菊在北京和王秀珍单线联系，高雅菊说王秀珍在家坐镇，王秀珍给高雅菊打电话了，让我们每天出一个人到北京最高检递交材料和刷身份证，此次到北京，我们要完成三个诉求，一是要我们的户籍关系、二是要我们的土地赔偿和土地使用权。我第一天去递交材料的时候，最高检给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让我们回到当地解决，我心想这也没有成功啊，我觉得这也太没意思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和刘永臣坐火车就回白城了。 第一次去最高法和最高检，第二次是去最高检，都是王秀珍定的，为什么去那里上访我不知道。我们带着材料去，有我们的诉状，但是具体怎么写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第一次是赵红军和刘学东负责拿着这些上访材料。第二次是高雅菊负责拿着材料。 2017年那次胡永清、王秀珍夫妇是此次上访的组织者和带头人，赵红军负责拿上访材料，其余的人都是跟着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上访的人；2018年这次是王秀珍在家坐镇指挥，高雅菊负责在北京与王秀珍单线联系，然后给我们下达命令去最高检上访。2017年那次先去的北京最高法上访然后去最高检上访是胡永清和王秀珍夫妇提的；2018年这次是王秀珍在家坐镇指挥的。这两次到北京的食宿和车票都是自己承担自己的。 我先后到白城市信访局、白城市公安局、吉林省信访厅、吉林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上访，还去过洮北区法院、白城市中级法院、吉林省高级法院、国家最高法。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判决我们败诉，我们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后，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都维持了洮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判定我方败诉，维持了原判。我们都是听胡永清、王秀珍两口子说的，如果我们户籍信息改回白城牧场的话，种地、职工待遇方面都能提高。 因为国家最高检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当地协商解决此事，最高检不给我们受理这事，然后我第二天和刘永臣就回白城了。今年我到北京后，我就去了最高检上访一次，当时我就是递送材料和刷我身份证。 我们多次去国家最高检持续进行上访，是王秀珍串联我们去的我认识到错误了，以后我不可能再去上访了。 被告人佐建国第三份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一共去了俩次最高检。2017年8月去一次，2018年9月去过一次。 还去过长春公安厅，白城市公安局。一是户籍问题，二是我们上访费用问题。我记得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上访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开始是胡永清、王秀珍俩口子在他家组织串联上访的，成员有高建华、孙树伟、李成菊，高建华负责记账，还有谁我就记不住了。前俩次去白城、长春是孙树伟串联我去的，去北京高检是王秀珍打电话让我去的。 我就去过一次王秀珍家商量过上访的事，我记得那时胡永清还在家呢，应该是2016年，胡永清召集我们大伙一起研究上访的事情。高建华负责记每次上访的人员名单和每次上访人员的费用，每次在胡永清家研究事的时候高建华都在场。都是大伙和我说的，高建华记得账本没看见过。 这次去北京国家高检上访王秀珍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和大伙一块去国家高检上访，如果你不去什么好处就得不到了”所以我就答应和大伙去了。我不知道是谁给我在网上订的火车票，到现在我还没给钱呢。她说国家能给我们赔偿上访的费用及对我拘留的补偿。应该是五条诉求，都是王秀珍、高建华等人在家里研究的，后来把五条诉求发给北京组织上访事的高亚菊了，但我没在诉求单上签字。我就知道国家会给我们上访的费用和拘留的赔偿，其他内容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看见诉求单。 两次去北京国家高检上访我都是和刘永臣、赵长星还有俩个女的不知道叫什么名，我们一块从白城走的，然后到北京和其他上访人员汇合，这些事都是王秀珍安排的。 被告人佐建国第四份供述与辩解，证实：2017年底，王秀珍、高建华被判刑以后，她俩就没有参与去上访。被判刑之后，高建华没有撺掇上访的行为，就是王秀珍在2018年9月找过我，告诉我说之前去北京的咱们的人已经被遣送回洮北区了，估计马上就成功了，你去不去，我说行我去。我知道王秀珍也找过别人撺掇这事，说的内容应该和我的差不多。 高建华没找过我开会商议关于上访的事，就王秀珍在2018年9月找过我一次，要是有其他时候他们召集大伙商量上访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尽管部分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未签字，但经过与询问、讯问录像核对，真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秀珍、高建华、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持续缠访、滞留北京，被告人王秀珍组织串联他人上访，被告人高建华积极参与商讨上访，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且为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王秀珍“未组织串联他人上访”的辩解，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张某、周某、王某1、武某1、武某2、谭某2、王某2、冷青军、于某、高某、郭某的证言及被告人刘学东、赵红军、刘永臣、佐建国的供述与辩解均能证实被告人王秀珍组织串联他人上访的事实，本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被告人王秀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秀珍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关于被告人高建华“没组织串联过其他人，在缓刑期间没上访过”的辩解，本院审查认为，高建华缓刑期间未上访属实，但被告人高建华积极参与商讨上访事宜，研究上访诉求，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高建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高建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关于被告人高雅菊“未聚众，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辩解，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高雅菊积极参与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缠访，且人数较多，其行为已扰乱公共秩序，该辩解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我们是正常申诉，是我们自己要去的，没人组织”的辩解，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在最高检缠访，不是正当申诉，且多位证人证言均能证实，是王秀珍组织上访，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纳。被告人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在共同犯罪中均起到次要作用，均为从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高雅菊、刘学东、金东江、赵红军、赵长星、刘永臣、佐建国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其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本院依法均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吉0802刑初414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王秀珍判处缓刑的部分；被告人王秀珍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前寻衅滋事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20年12月3日止。） 二、撤销本院（2017）吉0802刑初414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高建华判处缓刑的部分；被告人高建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与前寻衅滋事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2020年9月17日止。） 三、被告人高雅菊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刘学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被告人金东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被告人赵红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七、被告人赵长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八、被告人刘永臣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九、被告人佐建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十七份。 审 判 长  付海艳 人民陪审员  毕建英 人民陪审员  陈书琴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崔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