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01民初434号 原告：董连兴，男，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志刚，系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明，系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中晟环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 法定代表人：胡新节，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栋，系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高时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 法定代表人：王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董连兴诉被告贵州中晟环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交易公司）、贵州高时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时咨询公司）期货交易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志刚、被告中晟交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高时咨询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连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双方合同关系，并注销原告在被告贵州中晟环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交易中心注册账号；2、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422968元；3、判令由二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原告通过微信介绍，了解到被告中晟交易公司旗下的期货交易平台，后通过该平台的ＱＱ客服得知被告中晟交易公司不仅可以进行各类期货交易，还可以对投资者进行技术指导。原告便轻信客服的介绍，在其指导下注册了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平台，并汇款交易。然而原告注册后，随着交易额度的增加，原告亏损越来越大，后来甚至无法登录交易平台。为此，原告前往被告中晟交易公司了解情况，才发现被告并没有交易资质，而且在2017年５月２６日还受到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匀市监处【２０１７】消－１号处罚通知书）。此外，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平台服务器为被告高时咨询公司所有。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晟交易公司辩称：原告请求判令解除双方合同，并主张我公司赔偿其交易损失款项422968元诉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原告解除合同一年的除斥期限是否超过。1、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原告于2018年4月18日向法院起诉，并主张解除合同，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驶，否则权利消灭。２、依据原告与我公司签订的《客户协议书》第15条第5项约定“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交易中心另有规定，本协议有效期至甲方被交易中心终止会员单位资格之日或甲乙双方解除协议之日”，交易平台于2017年3月11日起停止交易，据此《客户协议书》解除时间为2017年3月11日。原告应在解除权利的一年内行使权利（即2018年3月11日），否则解除权权利消灭。而原告却在2018年4月18日提起解除合同，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限（并未约定解除期限），其主张解除合同权利业已消灭，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对方问题。《客户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原告与我公司（被告高时咨询公司、会员单位），原告合同解除的相对方为会员单位，并非我公司，原告向我公司主张赔偿，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告针对我公司解除合同的主体主张。三、关于合同解除赔偿损失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主张赔偿损失，其主体应是合同当事人，即会员单位，并非我公司。同时《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返还或赔偿主体亦是合同相对方（被告高时咨询公司、会员单位），并非我公司。此外，即便会员单位赔偿，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来主张，但本案合同性质系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且即时履行，并非期货交易业务，不存在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其前提是认为《客户协议书》是合法有效，既然《客户协议书》合法有效，就不存在赔偿损失。四、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一）我公司系贵州省商务厅正式批准运营的商品交易场所，后因国家政策调整与变动原因，现处于清理整顿阶段。（二）原告在本案中诉请的核心系解除合同，并以期货交易业务为由，主张赔偿损失。根据国务院及证监会、商务部等相关文件要求，各类交易场所（包括我公司）正处于行政清理整顿阶段，而本案涉及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业务定性问题，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文件所涉的“各类交易场所已设立的分支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分支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下称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清理整顿”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对交易所进行分类处置，已经明确为各省级人民政府作为清理整顿交易所违法违规行为的主体。《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行业发展规划和其他具体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依据职责负责辖区内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涉及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等工作”，对于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是一种行政行为，应当由行政部门作为认定主体予以明确认定后，再视情形确定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中，我公司至今尚处于清理整顿状态，对于该类交易行为性质的认定尚无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也明确，对于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由行政机关专门处理或先行处理的纠纷，在行政机关处理前，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裁定不予受理。据此，对于本案案涉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业务，在行政机关尚未处理或作出定性之前，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已受理，驳回原告的起诉。五、关于原告与我公司是否存在合同法律关系问题。（一）关于本案我公司并非适格被告问题，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现有的证据表明，原告与我公司并未签署过任何相关的合同或协议（如客户协议书），意味着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未形成原告所主张的合同关系，亦非合同当事人。从形式上看，原告与我公司并未签署任何的协议书；从实质上分析，原告与我公司从未发生实质上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行为，不存在事实的合同关系。事实上，我公司是一个接受市场参与者委托的电子市场，行使电子市场平台的独立第三方信息平台角色，与原告、被告高时咨询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和合同关系并无关联，不是适格被告。（二）原告与会员单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1、依据原告及我公司提供的证据，如《开户约定书》、《风险揭示书》、《交易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禁止代客户交易协议书》等书面内容，明确表明原告的合同主体或相对方系被告高时咨询公司。《风险揭示书》约定，“本客户已认真阅读本揭示书，并对以上风险说明书完全理解和同意，自愿承担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所有风险及交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切损失”。原告董连兴与会员单位签署的《客户协议书》约定，“乙方就参与大宗商品交易事项达成共识，并自愿签订协议”。故原告与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其合同主体或相对方及当事人系会员单位，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针对我公司的起诉。六、关于原告自行开户，自主交易行为效力问题。（一）关于开户问题，原告自行提供身份证信息、银行卡等自身私人信息，通过网上签约方式与会员单位签订《客户协议书》等协议文件，确认交易规则及风险揭示，约定原告在我公司提供的独立第三方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上进行大宗商品现货交易，自担交易风险，自负盈亏。（二）关于协议书效力问题，1、原告与会员单位通过数据电文方式签订的《客户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2、原告申请网上签约《客户协议书》流程时，必须点击确认相关开户约定书、风险揭示书、交易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禁止代客交易协议书等协议文件，方可完成相关签约程序。同时，原告在账户激活前会员单位业已明确告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等相关风险揭示内容。（三）关于交易行为效力问题，从原告持续频繁交易之客观事实分析，其以自己的客观交易行为认同交易行为之交易规则与效力，否则其完全可以不交易的。原告与会员单位通过数据电子方式网签的《客户协议书》约定的是大宗商品现货交收交易，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交易。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时原告自行开户、自行交易，其间有交易盈利、有交易亏损，符合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基本规律。故原告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的开户及交易行为合法有效。七、关于原告要求我公司赔偿其交易损失问题。本案中，我公司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信息平台和市场中介，本身没有参与任何的交易行为，不能也没有分配任何的交易盈亏，只起到一个电子市场协调和信息服务的作用。所以，原告主张投资交易亏损，由我公司赔偿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1、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其他法律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交易损失，应首先提供原告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合同事实关系证据，其次双方之间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并产生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依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其他现有的证据，原告并不能证明其属于债权人，我公司属于债务人，以及我公司因该《客户协议书》取得财产，所以原告主张答辩人赔偿其交易损失，无事实依据。2、原告迄今为止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交易亏损，系由于我公司所致，且归属于我公司所赚取或获得，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主张我公司赔偿其交易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八、关于本案交易模式是否涉及期货交易模式问题。本案交易经营模式系现货交易业务，而非期货业务问题，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交易并非集中交易方式，交易对象亦非标准化合约，（一）案涉交易并非以集中交易为交易方式，（1）在价格产生方面，在期货交易中，交易价格经过集合竞价产生，而案涉交易模式中，其交易价格的生成，系交易系统引入国际第三方权威报价数据并结合其他客观参数，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相应商品的交易价格。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会员单位（被告二）与投资者（原告）互相报价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人为操纵价格的情况，所有交易价格均由交易系统自动生成，交易参与方认可该等价格并根据其自身判断参与交易，故其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存在“集合竞价”这一过程。（2）在成交机制方面，期货交易实行的是“集合竞价方式撮合成交”，所有买方和卖方“分别报价”，由期货交易中心的计算机交易系统对所有交易方的交易指令进行“配对”，当买者一方中的人员提出的最高价和卖者一方的人员提出的最低价相一致时，交易价格就已确定，买卖就可成交，即买卖有一个是否成交的撮合过程。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中，所有交易价格均由交易系统根据国际市场价格自动生成并报出，投资者和参与交易的会员单位均无权自行进行报价，投资者一旦按照其认为适宜的实时“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进行建仓买入或者卖出，相关交易即可成交，不存在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撮合成交的问题。（3）在交易主体方面，期货交易的交易主体是不特定的任意投资者，特定投资者之间无法进行“一对一交易”，不形成一对一的交易合同关系，买卖双方无法知悉相对方的身份，故是典型的“匿名交易”。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中，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者均与会员单位签订是一对一的《客户协议书》，进而形成一对一的交易合同法律关系，且所有交易均是由投资者与其签约的会员单位直接成交，所有交易均存在特定的交易对象，并非是匿名交易。据此，从交易模式来看，涉案交易并不存在通过“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故涉案交易模式不符合期货交易的核心特征。（二）交易对象并非为标准化合约，（1）在标准化程度方面，期货交易的标的物（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具有高度的标准化，即所有的交易要素（包括商品名称、品级、数量、质量、交割时间和地点）均已在合约中预先设定，交易各方均不具有选择和修改任何交易要素的余地和权利。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下，买卖标的物是现货商品，并非是标准化合约，交易双方在买卖时也不能确定所有交易要素（比如交割时间和地点等），故并不具有期货交易中心具有的高度标准化的特征（即使存在合约，该合约也是非标准化的）。（2）在交割时间方面，期货交易的交割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期货合约中必须明确约定具体的交收时间，在约定的交收时间之前是不能进行交收的，即实物交割时间完全受到标准化合约中规定的交割时间的严格约束。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下，交易双方在买卖时并未预先约定、也无从约定或知晓该标的物的具体交割时间，客户完全可以根据其实际需要和判断，随时要求实物交割，故是否办理实物交割以及交割的时间点完全由客户自主选择和决定，很显然，其实物交收并无具体时间的约定和约束，其现货交易缺乏“交割时间”和“交割地点”这一核心因素的约定，其交易模式不属于满足期货交易特点的高度标准化的合约交易，其买卖的标的物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3）在锁定价格的目标方面，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锁定的价格是标的物“交割时”的价格，是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判定，即投资者下单的价格是合约交割时的价格，是“未来”的价格。而在案涉交易模式中，买卖价格是按照“现货价格”（即时价格）而不是期货价格（未来价格）来确定的，双方进行交易采用“实时”或“建仓时”的市场价格，一旦交易触及该现货价格时即成交，即双方的成交价格，并非未来某一特定时间的价格，而是“现在”的价格。从该点也可以看出，案涉交易模式项下的交易并不具备期货交易所具有的价格发现的基本功能。据此，从交易标的物来看，涉案交易的标的物并非是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即交易标的物不满足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的定义），故涉案交易的标的物不符合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综合上述对比判断，案涉交易模式，无论从交易方式，还是交易标的物，均与期货交易存在本质不同。因此，根据有关证据及事实，本案属于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合同交易。且原告在交易时都清晰本案非期货交易，而是现货交易。我公司业经贵州省商务厅正式批复运营，从事的商品现货平台业务，系政府有关部门会同省政府金融办部门现场检查验收核准，具备合法合规性。2、根据原告与会员单位签署的《开户约定书》、《风险揭示书》、《交易风险揭示书》、《客户协议书》、《禁止代客交易协议书》内容以及相关交易规则等约定，我公司按照该规定所进行的经营活动并未超出其所批准的经营范围，原告主张我公司的经营活动（交易模式）系非法期货交易，其所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我公司的经营活动属于上述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期货交易行为。与此同时，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我公司成立至今，原告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被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取缔及受到行政处罚。3、原告与会员单位签署与确认的《客户协议书》、《风险揭示书》、《交易商确认函》等内容，明确约定的是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并非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交易，不属于期货交易，不适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我公司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开展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所，会员单位属于期货公司。4、类似案涉交易属于商品现货交易具有合同约定事实，且经最高院再审裁定该类交易系商品现货交易，不属于期货交易。故原告主张我公司从事非法期货交易，与事实与法律依据相悖，应不予支持。综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求，依法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告高时咨询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系经贵州省商务厅批准设立的公司。原告董连兴与被告高时咨询公司签订《开户约定书》、《客户协议书》，包括《交易风险提示书》、《风险揭示书》、《禁止代客交易协议书》。《风险揭示书》告知大宗商品交易具有高风险性的投资业务，大宗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投资价值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存在法律、政策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技术风险、交易风险及不可抗力风险。《客户协议书》主要内容：交易商品为经交易中心审核通过的挂牌交易品种，交易数量根据双方的交易需求在交易系统中确定，交易产品价格为甲方根据国际行情在交易系统中进行报价，交易方式为全款交易等。2015年，原告在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中心，注册了登录名为80802054、账户为2001308的交易平台，并存款对中晟铜等商品进行交易，账号流水报表显示原告先后在账户中存款649000元，交易期间自2015年10月22日至2015年12月28日止。交易过程中，原告产生亏损，且交易平台于2017年3月11日起停止交易。原告认为，被告中晟交易公司没有期货交易资质，且还受到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二被告应当连带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422968元。为此，原告特向本院起诉，请求如前所诉。 另查明，被告中晟交易公司因违反了第三方交易平台未显示管理制度，于2017年5月26日被都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匀市监处【２０１７】消－１号处罚通知书”，处以警告并罚款14500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原告董连兴向本院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中晟交易公司交易平台登录页面及账号信息页面截图、QQ客服信息页面及聊天记录截图、账号流水报表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中晟交易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营业执照、贵州省商务厅“黔商函（2016）11号”文件批复复印件、开户约定书、客户协议书、风险揭示书、交易风险提示书、禁止代客交易协议书、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裁定书复印件、关于业务模式调整公告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充分证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对于交易平台性质，原告主张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平台为期货交易平台，根据被告中晟交易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范围为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中晟交易公司提供的交易平台属于开展期货交易的平台，故原告主张被告中晟交易公司的交易平台为期货交易，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交易损失，在签订客户协议书时，被告中晟交易公司已经通过风险揭示书、交易风险提示书等形式告知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存在高风险性，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无法保证在投资过程中一定获利或者不发生亏损，被告中晟交易公司只是提供交易账户和平台，交易由原告自己进行并承担后果，原告的交易亏损等损失并非是开立交易账户的行为直接所导致，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中晟交易公司、高时咨询公司对其发生交易亏损存在过错，原告对造成交易亏损的结果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依法解除双方合同关系、注销原告在被告中晟交易公司交易中心账号，并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42296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连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645元，由原告董连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 翔 人民陪审员  广家雍 人民陪审员  韦国仕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李劼 书记员李菊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