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0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华永，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俊，广东帅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百威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黎阳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宏，广东真善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顺皇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大岑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卢先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顺皇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工业区******之1一至二层。主要负责人：张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先喜，男，195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泸永桥村四方井村民小组**。上诉人汪华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百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威公司）、中山市顺皇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皇公司）、中山顺皇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以下简称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卢先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139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华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百威公司对汪华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依法查明案件的实际交易主体，汪华永并非本案的交易主体。在本案中，百威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均指出的交易主体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而汪华永只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员工，不应当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百威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明汪华永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股东，汪华永只是该公司的经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二）一审判决中判决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不符，该涉案货物送货地点为顺皇公司，与判决中的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实际上并没有联系，没有任何关系。（三）一审法院没有依法查明本案的实际货款数额。一审判决依据两张支票的总额认定汪华永承担该货款，实际上24万元的支票是先提供的，因支票承兑时被告知退票，后来汪华永及其公司才另行支付10万元的支票，因此，货款金额并非两张支票简单相加的关系。（四）百威公司提供的货物配件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有很多退货没有进行处理，也没有依法进行扣减，一审法院在一审的过程中没有依法选择鉴定机构对百威公司提供的配件进行司法鉴定，违反了法定程序，有违公平的原则。（五）百威公司的业务员刘华桂预先借走货款6万元，一审没有依法进行调查，简单地认为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要求汪华永另案起诉，显失公平。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汪华永的公司是直接与百威公司的业务员进行对账，汪华永认为百威公司的业务员刘华桂预先借走货款6万元是与本案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关系，应当在本案中审查并且进行扣减，一审判决有误。被上诉人百威公司辩称，（一）百威公司一直是与汪华永进行生意往来，相关的货款的支付也是由汪华永交付支票给百威公司进行交易。由于汪华永拖欠百威公司的货款，经多次追讨，汪华永避而不见，长期拖欠货款。百威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苦于没有汪华永的身份信息，经了解汪华永曾经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曾经担任顺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是百威公司便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将上述两家公司列为被告，主要是为了在法院立案后凭受理通知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取档案查询汪华永的身份信息。（二）本案汪华永实际拖欠498033元，24万元的支票是汪华永向百威公司支付的2017年11月及之前的货款，而2017年12月、2018年1月、3月、4月的货款汪华永在收取了百威公司提交的结算单之后写下了收条，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之后由百威公司持收条去汪华永处换取支票，但由于汪华永长期回避不见百威公司的工作人员使三张收条的款项仍未支付。（三）24万元的支票向银行兑付退票后汪华永要求将支票原件退还汪华永，并亲笔在该支票复印件上签名写上“4月26日”的日期，并注明已付9620元，未转230380元。10万元的支票是汪华永交付给百威公司用于支付2017年12月及之后的货款，由于当时双方约定该货款中10万元要扣除9620元，故百威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该支票的复印件上注明了减去9620元还支票，随后将该支票原件还给汪华永。综上，汪华永拖欠百威公司的货款证据充分，一审认定汪华永应向百威公司支付货款是正确的，虽然百威公司对一审认定货款金额有异议，但为了尽快结案故没有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汪华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顺皇公司、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卢先喜未向本院提交二审诉讼意见。被上诉人百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顺皇公司、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卢先喜、汪华永向百威公司支付货款498033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以货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百威公司于2011年开始与汪华永进行业务往来，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双方交易的送货单、《收条》及货款支付，均是由汪华永经手，双方交易的货物为点火器、控制器、热水器配件等产品。汪华永交付给百威公司业务员两张支票分别为2018年4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支票，金额230380元（已经扣除已付款9620元）及2018年6月25日乌鲁木齐银行转账支票，金额100000元，支票的金额合计330380元，用于支付拖欠的货款。其余货款167653元，百威公司认为送货后结算汇总交给汪华永，其中收条三张，分别代表是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及2018年4月的货款。百威公司认为汪华永之前是顺皇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也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卢先喜是顺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均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此，百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百威公司与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分析如下：关于双方买卖关系的主体的问题。顺皇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卢先喜。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汪华永系其股东。两个主体的地址、法定代表人、股东之间的关系反映，两个企业是各自独立的法人。百威公司认为上述两个企业经过多次变更之后而来的，但是，从百威公司提交的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显示，两个企业之间没有变更记录。因百威公司没有举证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百威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汪华永是代表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与百威公司交易。综上，一审认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百威公司与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之间。关于本案货款的实际数额。百威公司认为顺皇公司、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卢先喜、汪华永欠2017年12月，2018年1月、3月、4月、5月货款合计258033元，加上2017年11月之前的货款240000元，合计欠货款498033元。百威公司举证的送货单、销货单、退货单，时间混乱，账目不清，百威公司在庭审中无法说明退货与销货关系，无法说明采购方是顺皇公司还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无法说明送货单与哪一张支票对应，因此，一审认为，百威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只能证明双方有买卖交易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双方具体交易的数额。百威公司提交的两张支票合计金额330380元证明货款数额，两支票均有汪华永备注签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对本案货款实际数额确认为330380元。关于百威公司主张的货款数额。百威公司主张货款498033元，减去两张支票合计金额330380元，余下货款167653元，百威公司举证《收条》三张，分别代表是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及2018年4月的货款合计258033元。但是，从时间来看，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3月及2018年4月的《收条》，与2018年4月15日、2018年6月25日的两张支票开出时间是重叠的，百威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收条》的货款是否已经在支票中已经支付，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收条》签订的时间栏没有填写，使得上述两者更加难以区分，《收条》累计的数额258033元，超过了余下货款167653元的数额，因此无法证明百威公司的主张。综上，一审对百威公司主张货款数额498033元不予确认。关于汪华永主张的借款抵扣。汪华永举证《借条》一张，证明百威公司的业务员刘华桂借款60000元，双方同意抵扣货款，百威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汪华永主张的借款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借款的主体是案外人刘华桂，案外人没有主张抵扣货款，百威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因此，一审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利息。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百威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百威公司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百威公司诉求合理部分，一审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顺皇公司、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卢先喜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抗辩权，但不影响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330380元及利息（以实欠款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百威公司；二、驳回百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70元，由百威公司负担3390元，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汪华永负担6680元。本院二审期间，百威公司补充提交顺皇公司及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拟证明汪华永曾是两公司的负责人。汪华永质证后认为：1.关于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登记资料，该公司与本案并无关系，送货地址也不是送到该公司，负责人在2015年也已经变更成为张攀。2.关于顺皇公司的登记资料，汪华永仅为该公司的经理并不是股东。经查，顺皇公司的变更登记资料显示，汪华永在2014年8月11日前为顺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于2014年8月1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建卫，股东变更为陈建卫、陈清。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变更登记资料显示，汪华永在2015年8月13日前为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负责人，于2015年8月13日负责人变更为张攀。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百威公司明确其一审请求49万元的构成为2017年11月以前的货款即24万元的支票，加上3份收条及2018年5月份的送货单。其中，3份收条记载的货款金额为249318元，汪华永均已签名，对应的送货单显示交易时间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2018年5月的送货单显示货款金额为8715元。汪华永确认24万元的支票是支付2017年11月以前的货款，同时主张该支票被拒绝承兑后，其先后支付过61000元、75230元的2张支票，扣减双方确认的9620元，实际仅欠94050元，并提供《现金支出证明单》、《百威2018年1月份对账明细表》及部分送货单原件予以佐证，其中《现金支出证明单》手写部分第四行有一行小字显示“24万支票-9620元-已付支票61000元-75230元，余转94050元”，明显区别于其他手写部分，收款人处有“黎淦康”签名；《百威2018年1月份对账明细表》空白页面为汪华永自行手写包含支付“61000元、75230元”的内容，未有百威公司的签名。百威公司不确认《百威2018年1月份对账明细表》的真实性；对《现金支出证明单》手写部分第四行小字内容不确认，主张是汪华永自行添加的，不确认收到过61000元、75230元金额的2张支票；对汪华永提供的送货单确认，并主张该部分送货单与百威公司保存的送货单为一式多联，相互印证，也能证明百威公司向汪华永交付送货单换取付款支票或者收条。本院要求汪华永提供支付61000元、75230元的相关证据，汪华永未能提供。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的事项，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中，一审认定顺皇公司并非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汪华永、百威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一、汪华永是否是百威公司的交易相对方；二、双方交易的货款如何确定。现分析如下：一、关于汪华永是否是百威公司的交易相对方问题。百威公司主张其交易对象为汪华永，汪华永则主张与百威公司交易的对象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其是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员工。本案交易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交易双方主要的凭证是送货单、收条等，由于汪华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的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百威公司提供的以送货单换取的收条均只有汪华永签名，且持有百威公司的送货单原件、交付24万元支票及退回24万元支票的对象均是汪华永等事实，百威公司主张汪华永是其交易对象更加可信，本院予以采纳。汪华永主张其不应承担本案货款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汪华永、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本院对汪华永是否是以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对外交易无法查明，但鉴于一审认定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共同的清偿责任，顺皇公司中山分公司未提出上诉，本院不作审查。二、关于双方交易的货款如何确定问题。一审根据百威公司提供的2张未能承兑的支票记载的票面金额，扣减双方确认已支付的9620元，认定涉案货款金额为330380元，未能全面审查核实双方交易明细和准确的交易金额，确有不妥。汪华永对双方尚欠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但根据其陈述及本案的证据来分析：首先，从百威公司提供的2017年12月至2018年4月期间送货单对应的3份收条及2018年5月份的送货单来看，其中的货款金额为258033元，汪华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该款项，故，汪华永拖欠的货款至少包含该258033元；双方在二审期间确认24万元的支票是支付2017年11月以前的货款，因支票未能承兑而退回给汪华永，扣减双方确认已支付的9620元，双方争议的是2017年11月以前货款尚欠的余额问题。其次，汪华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百威2018年1月份对账明细表》为汪华永单方制作，未有百威公司的签名确认，不足采信；《现金支出证明单》中手写部分第四行有一行小字显示“24万支票-9620元-已付支票61000元-75230元，余转94050元”，明显区别于其他手写部分，未得到百威公司的确认，在证据效力上存在瑕疵，特别是其中支付“61000元、75230元”部分，汪华永未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进一步佐证，不足采信；即使汪华永主张成立，上述“61000元、75230元”已经支付，按“余转94050元”计算，加上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份的货款258033元，为352083元，也已经超过一审认定的330380元。故，虽然一审认定货款金额的方式不妥，但鉴于百威公司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并对汪华永就尚欠货款金额提出的异议不予采纳。至于汪华永提出的质量问题，因汪华永在一审期间既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也未向一审申请质量鉴定，本院对汪华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另，关于刘华桂的借款6万元问题，因借款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且借款人是案外人刘华桂，汪华永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华桂借款系代表百威公司，其在本案中主张抵扣理据不足，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汪华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0元，由上诉人汪华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新林审 判 员 蔡惠群审 判 员 刘运充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曾颖珩书 记 员 黄铭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