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7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雄斌，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71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豪，广东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永华，广东粤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国分，女，197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428。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克健，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雄斌因与被上诉人庄国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702民初3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雄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庄国分退还张雄斌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00万元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50万元从2013年10月13日起计算；50万元从2014年1月30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庄国分付清款时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庄国分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庄国分在收到张雄斌委托转支付给冼习恒的200万股权转让款后，擅自将该款项转给他人，造成了张雄斌的经济损失，应予返还并赔偿。一审判决以张雄斌未能举证证明庄国分对2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为由，驳回了张雄斌的诉讼请求，是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的主要理由是：张雄斌未能提供永升公司的《出纳日记账》；对庄国分2015年离职时办理移交手续，张雄斌没有提出异议；没证据证明庄国分与郑兰娟、林年、李孔强等有其它债权债务关系；不排除张雄斌委托庄国分将涉案款项转给庄国分与郑兰娟、林年、李孔强等人用于清偿其或用阳江市永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债务等，这些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永升公司在财务管理上或存在不完善之处，而未能提供该出纳账本，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出纳账本对张雄斌所主张的事实不利，且根据庄国分的口供及其他人的口供，足以证实庄国分转出该200万元的始末，证实庄国分侵占了张雄斌2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推定张雄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推定庄国分认为涉案款项不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因张雄斌一直认为庄国分已将该200万元支付给了冼习恒，直到冼习恒于2016年以张雄斌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且认为从未收到庄国分代支付的200万元时，张雄斌才知道庄国分非法占有了张雄斌200万元的事实，后因庄国分拒绝返还，张雄斌才提出本案诉讼。故张雄斌在2015年并不知道庄国分将该款擅自转给他人，不可能在2015年庄国分离职时就提出异议要求其返还。一审判决的这一理由与其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不能成立。再者，根据本案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庄国分是根据谭世健的指令，擅自处置了其代管的200万元，依法应予返还。本案的一个关键是庄国分受何人指示转出该款。这200万元是张雄斌认为转给庄国分，是委托其支付冼习恒股权转让款，而庄国分辩称收到了该款后，根据张雄斌的指示还款给了郑兰娟、林年、李孔强等三人。因此，庄国分根据张雄斌指示还是擅自汇款给这三人，张雄斌与这三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关系庄国分在本案行为的性质。为查清本案事实，对涉案资金的流向及用途作出列举说明。（一）张雄斌分别于2013年9月2日、2013年10月12日、2014年1月30日分别汇款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给庄国分，委托其用于支付冼习恒股权转让款。庄国分已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二）庄国分认为按张雄斌的指示分别将该200万转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2013年9月2日转100万元给郑兰娟；2013年10月12日转50万给林年；2014年8月27日转款42万元给李孔强，取款现金8万元给李孔强，并且是张雄斌给了要转款的账号或打电话告诉其转款的账号。但根据庄国分的口供及郑兰娟、林年、李孔强、谭世健等人的口供，却证明了庄国分是按谭世健的指示分别将该200万转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三人。关于转给郑兰娟的100万元、转给林年的50万及支付李孔强的50万元，庄国分、张雄斌、郑兰娟、李周生、冼习恒、林年、李孔强等人分别作了陈述，综合分析各人陈述，庄国分在本案中作了虚假陈述，其认为是按张雄斌的指示汇款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三人不能成立，而是根据谭世健（庄国分之前是谭世健在国投集团工作时的出纳，也帮谭世健处理其个人财务）的指示，分别汇款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相关账号也是谭世健提供的，这有上述郑兰娟等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三）谭世健与张雄斌之间不存在200万元债务，庄国分根据谭世健的指示将该款用于偿还谭世健的个人债务，没有合法依据，应予返还200万元给张雄斌。谭世健自称张雄斌是因阳春市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广华公司）购地而向其借款160万元，不属实。广华公司成立2009年6月17日，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原股东为李权周（占公司股权50%）、何建群（占公司50%），后杨继军、张雄斌、冼习恒通过受让李权周、何建群的全部股权而成为公司股东，分别占公司股权15%、50%、35%。当时公司股东以广华公司名义与阳春国土局签订合作征地合同，并于2009年6月24日支付合作征地款570万元。570万元的出资情况如下：2009年6月，广华公司收到张雄斌2810000元、杨继军1305000元、李权周1600000元。谭世健在陈述中自认，当时广华公司的股东之一李权周是谭世健的同学，借用了李权周的身份证作为股东注册了广华公司。所以，谭世健称张雄斌因广华公司购地而向其借款160万元是虚假陈述，该款是李权周名义的出资（冼习恒亦自认是其向谭世健借款160万用于上述广华公司购地），因此，这160万元只是谭世健与李权周及冼习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张雄斌无关。庄国分认为将该200万元（谭世健也只是认为张雄斌借款160万）汇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三人是代张雄斌偿还债务，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为“谭世健、冼习恒等人均陈述与张雄斌或永升公司有借贷或其他经济往来，不排除张雄斌委托庄国分将上述款项转给郑兰娟等人，从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其从中获得不当利益”，与本案证据已经证实的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庄国分是永升公司的出纳，其在收到张雄斌委托支付的200万元后，在没有得到张雄斌的指示前，根据谭世健的指令，擅自处置200万元，实际上是据为己有，应予返还。另外，根据现有证据，庄国分与谭世健有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故本案中追加谭世健为第三人非常必要，一审判决不予准许追加谭世健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张雄斌的诉求。庄国分答辩称：一、张雄斌主张当时口头指示庄国分将涉案的200万元支给洗习恒，而庄国分却将该款转支付给了他人，不是事实，且张雄斌未能举证证明这一主张。1、张雄斌称庄国分没有按其指示将涉案的200万元支给洗习恒，而是擅自将钱转给了他人，除了张雄斌自己的主张和何小满的书面证言外，再无任何证据证明。而何小满是张雄斌聘请的财务人员，也是其妻妹，两人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何小满所作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张雄斌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指控庄国分职务侵占，但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证明了庄国分没有职务侵占，不予立案（职务侵占与不当得利，均以行为人将案涉款项占为己有并取得了利益作为法律要件）。公安的调查结论足以推翻张雄斌的主张，故从证据角度，张雄斌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2、庄国分是永升公司和张雄斌个人的财务。庄国分根据张雄斌的指示处理永升公司和其个人的财务行为。涉案金额高达200万元，如果真是庄国分擅自处分了，张雄斌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而不会等到庄国分离职几年后才主张。3、庄国分是永升公司和张雄斌的财务人员，何小满是永升公司的账务总监，张雄斌和何小满在公安制作的笔录中均陈述庄国分所有支出均要经张雄斌同意并均由何小满监督。在庄国分离职并于2015年1月18日做离职交接时，张雄斌叫何小满、陈泳凌与庄国分进行了工作和财务资料的交接。由此证明，永升公司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且张雄斌及永升公司已经对庄国分离职前的财务工作进行了审查。这就是工作交接的意义和作用。既然庄国分离职交接时，永升公司和张雄斌没有任何异议，同意庄国分离职，就充分说明庄国分没有违背张雄斌的指示而处理涉案的200万元。4、庄国分根据张雄斌个人的指示处理涉案的200万元，没有给回单回公司记账，何小满也没有问庄国分要单据记账。在此情况下，如果是庄国分擅自处分了200万元，张雄斌在对庄国分进行离职审查时不可能不发现问题。因此，张雄斌以“在2016年冼习恒起诉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时才知道庄国分非法占有了其200万元，2015年庄国分离职时其还不知道”为由解释离职审查时未发现问题，明显违背常理，是不能成立的。另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18日起计，张雄斌直至2019年提起本诉，已经过了诉讼请求，应驳回张雄斌的请求。5、张雄斌与冼习恒的股权转让诉讼案证实，张雄斌支付给冼习恒的每一笔股权转让款，均是转到阳西县东水茶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的，而且每一笔股权转让款，冼习恒或茶业公司均出具了收据。因此，从张雄斌与冼习恒股权款的支付方式和习惯来看，案涉的200万元，不是张雄斌指示庄国分支付给冼习恒的股权转让款。二、庄国分是根据张雄斌的指示而将涉案的200万元先后转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等人，并非根据谭世健的指示而转款。（一）庄国分是张雄斌公司（永升公司）的财会人员和张雄斌的个人财会人员，与谭世健无业务上交往关系和职务上的隶属关系，不可能受谭世健的指示来处理款项。（二）庄国分转出的款项，与张雄斌债务有关，与庄国分本人无关，这证实庄国分是受张雄斌指示处理案涉200万元款项的。李周生提交给公安的《收款收据》，与郑兰娟、林年、李孔强、李周生、谭世健等人的证言，还有与李孔强证言和李孔强提交的《结算业务委托书》结合在一起，共同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雄斌对李周生负有160万元债务本金，张雄斌为了处理对李周生的债务，指示庄国分将涉案的200万元分别转给了郑兰娟、林年、李孔强三个人以偿还本息。1、160万元债务的来历及张雄斌借款的用途。张雄斌在公安的笔录承认其与冼习恒一起购买土地（以广华公司名义买地），承认是以李周生名义存入广华公司160万元。李周生提交给公安的《收款收据》证实李周生对张雄斌及其广华公司有160万元的债权。据此，李周生的160万元是给了广华公司买地。广华公司一开始股东之一是李权周，后来李权周将其股权卖给冼习恒，冼习恒后来将股权卖给了张雄斌，冼习恒与张雄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冼习恒在广华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给张雄斌和永升公司。因此，这160万元借款本金，无论是依据李周生的《收款收据》，还是依据冼习恒与张雄斌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可认定为张雄斌的债务。张雄斌承认这160万元的用途是投入到了广华公司用以买土地，因此，张雄斌主张这160万元是谭世健、李权周、冼习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谭世健不是广华公司股东，投资购地不是谭世健的义务；广华公司股东李权周、冼习恒二人，与谭世健是不同的民事主体，本案没有客观证据证实李权周或冼习恒代谭世健持有广华公司股份。谭世健在公安制作笔录中并没有陈述他是广华公司的出资股东。在广华公司或是广华公司股东向李周生借款160万元用以买地的事情上，谭世健不是借款人，也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借据或证言等）证实谭世健是借款人，因此，张雄斌在上诉状主张庄国分受谭世健指示将代管的200万元来偿还谭世健的个人债务，实属无稽之谈。本案，在张雄斌无法举证证实谭世健是160万元借款人的情况下，本案无需追加谭世健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不追加谭世健为本案第三人，是正确的。2、160万元的借款和还款过程，牵连到了郑兰娟、李周生、谭世健、林年、李孔强等人，但是这些与本案无关，庄国分从公安调取笔录和李孔强证言中分析出逻辑关联性和合理性，就证实了庄国分处理的200万元，是基于张雄斌指示来处理张雄斌债务具有高度可信性，而不是张雄斌所主张的其口头指示庄国分向冼习恒支付股权转让款。（1）张雄斌叫谭世健帮忙借钱，于是谭世健介绍李周生借款给张雄斌，李周生出借的160万元是向郑兰娟借来的，故张雄斌才会叫庄国分将100万元汇给郑兰娟；（2）谭世健证言证实，谭世健推荐李周生出借款项给张雄斌。因此，李周生在主观认识上认为谭世健经手过款项，因此就向谭世健催款，再由谭世健向借款人催款，这符合常理。谭世健被李周生催款催得紧了，就向林年借款50万元加上自己的50万元垫付给郑兰娟（李周生指定转到郑兰娟账户，谭世健委托李孔强转100万给郑兰娟），证明张雄斌与李周生之间的债务、与谭世健与林年的之间债务，具有了牵连关系，故张雄斌才会叫庄国分将50万元汇给林年；（3）谭世健曾代张雄斌还过100万给李周生（李周生指定转到郑兰娟账户），谭世健叫李孔强转100万元给郑兰娟以还款给李周生，证明李孔强与张雄斌也产生了债务上的牵连关系，故张雄斌才会叫庄国分付款50万元给李孔强（转款42万元、取款8万元交给李孔强）。可见，上述三笔汇款均与张雄斌具有关联性。因为时间久远，证人之间对于个别细节陈述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至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债权人如何主张权利及及债权能否实现，与本案无关。（三）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庄国分是根据谭世健的指示处分了涉案200万元。即使根据谭世健的证言，也反映出先有张雄斌的指示，才有了后续的转款行为，转款行为均是基于张雄斌的指示而发生的，与张雄斌紧密不可分。张雄斌在上诉状中称“根据本案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庄国分是根据谭世健的指令，擅自处置了其代管的张雄斌的200万元”，明显是曲解谭世健的证言内容，断章取义，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四）庄国分与郑兰娟、林年、李孔强、李周生、谭世健等人不具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如果不是出于张雄斌的指示，庄国分不可能将涉案的200万元转给这些人。综上，庄国分是根据张雄斌的指示处分涉案的200万元，目的是张雄斌为了处理与这些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庄国分违背张雄斌的指示而擅自处分的事实。三、庄国分于本案中没有任何获利，张雄斌诉请庄国分返还不当得利，没有法律依据。庄国分将张雄斌转到自己账户的200万元如数转给或交给了郑兰娟、林年和李孔强三人，自己没有截留或使用这200万元，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因此，张雄斌请求庄国分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雄斌向一审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庄国分退还张雄斌20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100万元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50万元从2013年10月13日起计算；50万元从2014年1月30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庄国分付清时止）；二、本案诉讼费由庄国分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永升公司是以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为经营范围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是张雄斌。庄国分担任永升公司的出纳。期间，2013年9月2日，张雄斌通过其账号为800***********063的账户转账100万元至庄国分卡号为621*************912的账户；10月12日，张雄斌的财务何小满通过其在账号为800***********870的账户转账50万元至庄国分卡号为621*************912的账户；2014年1月30日，张雄斌通过其账号为552**********402的账户转账50万元至庄国分账号为434**********687的账户，以上合共200万元。2019年6月10日，何小满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本人何小满（身份证号码：441************862），本人于2013年10月12日通过账号800***********870转账到庄国分账号800***********085的50万元是张雄斌所有。本人是受张雄斌的委托将上述款项转账给庄国分，用于支付张雄斌应付给冼习恒的股权转让款。”张雄斌主张涉案款200万元是其指示庄国分用于支付冼习恒的股权转让款，但庄国分将涉案款据为己有，没有支付给冼习恒。庄国分承认收到涉案款，但认为其是永升公司及张雄斌的个人财务，受张雄斌的指示，分别于2013年9月2日转账100万元给郑兰娟，10月12日转账50万元给林年，2014年8月27日转账42万元及取款8万元共50万元给李孔强，并向本院提供《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拟证实。另查明，2012年11月7日，冼习恒与永升公司、张雄斌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冼习恒将持有广华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永升公司、张雄斌。2016年6月23日，冼习恒认为张雄斌没有依约支付转让款，将张雄斌、永升公司作为庄国分，阳西县东水茶业有限公司、阳江市新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庄国分、杨继军、张喜娟作为第三人向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张雄斌支付股权转让款22200000元及利息。该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粤1702民初2397号民事判决，查明：“庄国分提供书面答辩状述称，张雄斌提供的证明目录清单中，汇入其名下银行账户的200万元不是支付冼习恒的股权转让款，该200万元与冼习恒无关”，判决：一、限张雄斌、永升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13772704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15年4月17日起按月利率1%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张雄斌冼习恒；二、驳回冼习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张雄斌、永升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粤17民终39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明，据（2017）粤1702民初3910号民事判决，查明：“2018年4月11日，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复函本院，内容是该局到本院调取的张雄斌相关资料是为查清永升公司张雄斌到该局称其员工庄国分职务侵占一案，根据调查情况，该局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根据张雄斌、庄国分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到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调取张雄斌、庄国分等人的《询问笔录》及《银行转账记录》、《出纳日记账》、李周生的《收款收据》等案卷材料。其中，1、庄国分陈述：张雄斌没有叫其转款给冼习恒，其记得在2013年至2014年，张雄斌通过自己的账户和财务总监何小满汇入其个人账户200万元，叫其转给他人，但当时张雄斌叫转给谁其不记得了；当时张雄斌给了要转款的账号或打电话告诉其转款的账号，其都按照张雄斌的要求转款了，但转给什么人不记得了，张雄斌没有讲明转款的用途，其不认识郑兰娟；其转出的这200万元没有回单公司记账，何小满没有问其要单据记账；这200万元不是汇入冼习恒账户的，所以其认为是与冼习恒无关；其上次问话之后回去向林年了解，林年对其讲是新江公司欠林年的钱，转给林年的50万元，是代新江公司还50万元给林年的，还有转给郑兰娟的100万元是张雄斌叫其转的，张雄斌向一个叫什么生的人借款，100万元是还给这个人的，还有转入其建设银行账号的50万元是张雄斌叫其还给新江公司李孔强的账户代收的，当时这笔款是在其账户放了几个月才还款的，其中还取现金几万元还给了其他人，但具体不记得了，当时张雄斌只是叫其转给郑兰娟的账号，但没有讲转款的用途。2、张雄斌陈述：庄国分是其公司的出纳，将转给冼习恒的所有股权转让款都是转款给冼习恒指定的账户的，所以才会出现其个人账户转款200万元入庄国分个人账户，再由庄国分转给冼习恒的情况，该200万元是专门用来支付冼习恒股权转让款的，其公司所有的支出都要经其同意后才能开支，庄国分没有将该200万元支出凭证交回公司入账；其叫林年筹过资金，不认识郑兰娟、李周生、谭杰文，认识李孔强，但没有叫庄国分转款给林年、郑兰娟。3、何小满陈述：其是永升公司的财务会计，庄国分是公司的出纳，主要负责公司一切的现金支出和收入，将收入资金和支出资金作出凭证交给其审核，其审核签名后，再由庄国分将凭证交给会计入账，张雄斌共转了3次钱共200万元入庄国分的个人账户，叫庄国分还款给冼习恒。4、林年陈述：庄国分账户转入的50万元是谭世健还给其的借款。5、冼习恒陈述：张雄斌只支付1200多万元就没有支付了，其没有叫张雄斌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入庄国分的个人银行账户，亦没有叫庄国分代收过股权转款。6、谭世健陈述：张雄斌叫其帮忙借钱，于是其叫李周生帮忙借钱，其将向李周生借到的160万元现金交给了张雄斌，张雄斌是以广华公司的名义出了一张收款收据；后来李周生催款，张雄斌叫其联系庄国分，其就将李周生的收款账号告诉了庄国分，庄国分转入至李周生提供的账户；后其又向林年借了50万元，自己垫付了50万元共100万元现金支付给李周生的亲戚兰姐或娟姐；后张雄斌打电话给其讲筹到50万元，已汇给庄国分账号，叫其联系庄国分，其就叫庄国分汇50万元给林年，还有50万元留在庄国分的账户待其用时再转出。7、郑兰娟陈述：其不认识张雄斌，其小妹夫李周生向其借了160万元，对其讲是别人借的，2013年9月初，李周生讲还100万元，就是庄国分账户转账给其的100万元。8、李周生陈述：其向郑兰娟借款160万元现金，再出借给谭世健，其一直向谭世健催款，并将郑兰娟的账号给了谭世健，叫谭世健将钱转入郑兰娟的账号；2013年大约9月，谭世健打电话称还钱给其，后郑兰娟打电话确认收到了100万元。《出纳日记账》载明：2013年9月2日、10月12日、2014年1月30日支冼习恒股权转让款（汇入庄国分户）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张雄斌于2018年1月3日签名及捺指模，并加盖永升公司公章。诉讼中，张雄斌称按常规日记账的记载是何小满，代理人需庭后向公司核实。庄国分则称不是庄国分所记载，不清楚是谁所记载，从字迹来看不是何小满字迹，且张雄斌在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没有提供。鉴于2013年、2014年出纳账本由张雄斌持有，一审法院责令张雄斌庭后七内提供。庭后，张雄斌的代理人出具一份《说明》，载明：贵院要求张雄斌提供永升公司2013年、2014年的出纳账本。经张雄斌询问该公司，该公司称未能找到上述账本，故张雄斌现暂不能提供上述账本给法庭。庭审中，张雄斌、庄国分确认张雄斌分三次共转款200万元给庄国分之后，庄国分将上述款项分别转账100万元给郑兰娟、50万元给林年、42万元给李孔强的事实，但对于庄国分转款是否受张雄斌指示，双方分歧较大。张雄斌主张其当时口头指示庄国分将涉案款支给冼习恒，《出纳日记账》有反映。庄国分则主张张雄斌口头指令庄国分将涉案款支付给林年等人，且张雄斌对其没有提出事后异议和监督意见，在离职交接时也没有异议，并同意庄国分离职。为证实上述主张，庄国分向本院提供《移交出纳账簿表》、《2015年1月现金收支票据移交》、《2014年12月份出纳移交表》、《现金存库余额》、《情况说明》、《结算业务委托书》拟证实。其中，《出纳账簿表》载明：2013年现金出纳账簿一个12月余额5428701.11元，备注外帐；2013年现金出纳账簿一个12月余额3223198.81元，备注内帐；2014年银行出纳账簿一个12月余额47519.24，备注12月份基本户；2014年现金出纳账簿一个12月余额9960152.12，备注外帐；2014年现金出纳账簿一个12月余额收入126906，备注支出690702.34（内帐）。《2015年1月现金收支票据移交》、《2014年12月份出纳移交表》、《现金存库余额》的移交时间均为2015年1月18日，移交人为庄国分，接收人为陈泳凌，监交人为何小满。《情况说明》是李孔强于2019年6月12日出具的，主要载明：“庄国分于2014年8月27日转款42万元给我本人，另外我本人还收到庄国分现金8万元，庄国分共交款50万元给我。谭世健曾叫我将100万元转给郑兰娟以还款李周生。谭世健对我说过，庄国分转给我的50万元，与向李周生的还款有关。”《结算业务委托书》显示，李孔强于2013年11月26日转账100万元至郑兰娟的账户。经质证，张雄斌认为《移交出纳账簿表》真实性庭后核实，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表中并没有显示庄国分在收取了200万元之后按张雄斌指示支付给冼习恒或者将200万元具体如何支出的证据交付给公司或张雄斌。《2015年1月现金收支票据移交》与本案发生于2013年及2014年1月的款项无关。《2014年12月份出纳移交表》、《现金存库余额》与本案无关，无法显示庄国分收取200万元之后按张雄斌指示进行处理。《情况说明》、《结算业务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证明了庄国分转账给李孔强的并不是根据张雄斌的指示，是其擅自将张雄斌的款项转付给他人。对于庄国分担任出纳的工作流程，张雄斌称庄国分实际操作公司资金的支出，处理之后按常规将处理凭证交给公司会计何小满记账。庄国分则称庄国分每次支出款项都是按张雄斌和何小满指示同意，受何小满监督，但涉案款张雄斌没有向庄国分要求凭证。诉讼中，庄国分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另，张雄斌主张为查明何人应对其的200万元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林年、郑兰娟、李孔强、谭世健、李周生为本案第三人，庄国分主张李周生是张雄斌的债权人，本案的处理与李周生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李孔强、李周生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张雄斌持有《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庄国分未按其指示将涉案200万元支付给冼习恒，庄国分应将该没有合法依据占有的款项返还为由提起诉讼，故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张雄斌分三次共转账涉案款200万元给庄国分，庄国分分别转款100万元给郑兰娟、50万元给林年、42万元给李孔强的事实，有张雄斌、庄国分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及《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且双方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庄国分主张现金支付8万元给李周生，有《结算业务委托书》、李周生的陈述及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应予采纳。综合双方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张雄斌的请求权是否超出诉讼时效；二、庄国分对涉案款2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三、应否追加林年、郑兰娟、李孔强、谭世健、李周生为本案第三人。对于焦点一，张雄斌主张自己一直认为涉案款200万元是支付给冼习恒的股权转让款，直至在（2016）粤1781民初2397号、（2017）粤17民终399号案中冼习恒否认收到涉案款及庄国分否认支款给冼习恒的事实，才知道庄国分对涉案款2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并提交了（2016）粤1781民初2397号、（2017）粤17民终39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而庄国分没有提供证据推翻张雄斌的主张。因此，对张雄斌主张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7）粤17民终399号民事判决（2017年5月19日作出）生效之日起计算，故张雄斌于2019年4月18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焦点二，首先，张雄斌、庄国分均确认转款时庄国分为永升公司的出纳，负责公司资金支出等工作，而张雄斌是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自愿将涉案款转给庄国分。张雄斌主张当时口头指示庄国分将涉案款支给冼习恒，但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一审法院调取的《出纳日记账》仅记载分三笔支冼习恒股权转让款（汇入庄国分户）共200万元，并无记载该200万元回单入账情况。鉴于2013年、2014年出纳账本由张雄斌持有，一审法院责令张雄斌庭后七日内提供，但张雄斌逾期仍未提供给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依法应由张雄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庄国分主张《出纳日记账》不能证实涉案款属于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应推定其主张成立。其次，庄国分提供了《2015年1月现金收支票据移交》《2014年12月份出纳移交表》《现金存库余额》证实其已于2015年1月18日与永升公司办理移交手续，永升公司或张雄斌在当时并无异议，且已接收。若永升公司或张雄斌认为庄国分占用了涉案款，其当时完全有条件提出返还，否则不符合常理，即永升公司或张雄斌应是认可庄国分上述转款行为。再者，本案无证据证明庄国分与郑兰娟、林年、李孔强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谭世健、冼习恒等人均陈述与张雄斌或永升公司有借贷或其他经济往来，不排除张雄斌委托庄国分将涉案款用于清偿其或永升公司所欠债务，故庄国分将上述款项转给郑兰娟等人，从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其从中获得不当利益。最后，阳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对永升公司、张雄斌与庄国分职务侵占一案，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证明庄国分没有构成职务侵占。综上，张雄斌未能举证证明庄国分对涉案款2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故对张雄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三，本案属不当得利纠纷，张雄斌、庄国分追加的理由均是为了查清谭世健、李周生等人与张雄斌是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这并不是本案审理范围，且庄国分转款100万元给郑兰娟、50万元给林年、42万元及8万元现金给李孔强的事实已经查清，双方均无证据证明谭世健、李周生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张雄斌、庄国分的追加申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雄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568元，由张雄斌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冼习恒与阳江市永升实业有限公司、张雄斌于2012年11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冼习恒将持有的广华公司35%股权转让给永升公司、张雄斌；第二条约定永升公司、张雄斌同意以2220万元按广华公司资产损益现状购买冼习恒的股权等；第三条关于风险转移内容中还约定：合同生效前冼习恒在广华公司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包括债权债务也同时转移给永升公司、张雄斌。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综合双方上诉意见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庄国分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返还涉案200万元及利息给张雄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从张雄斌上诉状陈述事实可确认，张雄斌承认庄国分收到其转汇的200万元后已转汇给第三人，但张雄斌认为庄国分不是按其口头指示将该款再转汇给冼习恒用作偿还股权转让款，而是根据谭世健指令将该款转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并称代张雄斌偿还债务。由于广华公司需向他人借款160万元应属冼习恒在该公司出资款，是冼习恒与谭世健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张雄斌与谭世健及上述人员并不存在债务关系，庄国分实际上侵占张雄斌2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其应予返还该款及利息给张雄斌。从张雄斌上诉陈述承认事实及庄国分陈述事实可证实庄国分收到张雄斌的200万元已转汇给他人。因此，庄国分现在并不占有该200万元。由于张雄斌及永升公司与冼习恒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除约定冼习恒转让其在该公司股权给永升公司和张雄斌，永升公司和张雄斌支付股权转让款外，还应负担冼习恒原有债权债务，而张雄斌上诉陈述的事实证实庄国分转汇200万元给郑兰娟、林年、李孔强与广华公司原来购地所借的160万元购地款相关，张雄斌上诉主张涉及到广华公司原来购地是谁借款及其后应由谁偿还的问题。且张雄斌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当时指令庄国分将200万元汇给冼习恒；同时，庄国分收到三笔款项后，转汇给他人没有在永升公司做记账，200万元属较大笔款项，张雄斌称转汇给庄国分后以为其转汇给冼习恒而没有了解该笔款去向，表示在庄国分离职时不清楚庄国分将该款转给冼习恒以外的第三人，不符合常理；张雄斌在庄国分离职时组织专门财会人员对庄国分的财务进行审查后双方办理了与财务相关的移交手续，有理由相信双方移交时对张雄斌转给庄国分的200万元亦进行了审查，但张雄斌或永升公司在庄国分移交时并没有提出异议。本案中，庄国分收到张雄斌分三次汇给其200万元，但庄国分收到三笔款项后，有两笔共150万元于收款同日转给第三人，有一笔50万元是收款几个月后转给第三人，庄国分并没有因此获得利益。因此，张雄斌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请求庄国分返还该款及利息，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根据张雄斌诉请，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张雄斌与谭世健、李周生等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庄国分收款后再转款给冼习恒是否属偿还冼习恒的债务，均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张雄斌上诉主张应追加谭世健为本案当事人理据不足，应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特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68元，由张雄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龙 飘审 判 员  何桂霞审 判 员  莫怡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詹礼迪书 记 员  林子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