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吉7101行初5号 原告冯德本，男，汉族，1953年12月4日生，住长春市南关区，系死者冯某父亲。 委托代理人刘杨，吉林关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孟宪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崔建东，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陶崑鹏，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林华翰印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马思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孟宪臣，吉林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冯德本不服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长人社工认字（2019）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于2020年1月7日向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德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杨，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崔建东、陶崑鹏，第三人吉林华翰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孟宪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长人社工认字（2019）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冯某是在下班时间在宿舍内突出疾病死亡，既不是工作时间也不是工作岗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冯某不死亡不符合该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 原告冯德本诉称，一、依法撤销被告市人社局做出的长人社工认字［2019］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市人社局针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书》重新做出认定结论。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冯某系第三人华翰公司职工，于2015年1月5日与第三人华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冯某在第三人单位生产部门一直从事裁切岗位（工种），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度，月基本工资为2300元／月，并为冯某缴纳五险一金。冯某于2019年5月17日到其单位华翰公司上班，并于次日被本单位同事陈刚发现在本单位死亡，后报警，玉潭镇派出所出警以及刑事技术人员到场现场勘查，因家属对冯某死因存疑，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结合吉林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组织病理学检验鉴定意见书以及乙醇含量检测、甲基苯丙胺、氯胺酮和3，4--亚甲双氧甲基苯丙胺（MDMA）定性检测；常见毒（药）物筛选的鉴定意见书，长春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冯某的死因作出鉴定，鉴定意见为：冯某系脑干出血致脑功能障碍死亡（即突发疾病死亡）。原告认为，其子冯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9月向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书》，请求被告对第三人华翰公司职工冯某在其单位死亡一事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认定冯某的死亡视同工伤。该局于2019年11月8日做出长人社工认字［2019］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结论为：对于冯某于2019年5月18日在其单位死亡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并于2019年11月25日对原告进行依法送达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作为认定工伤的行政机关，有依法调查取证以及作出工伤认定的权利。针对本案，其对于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而作出的认定决定，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吉林省高院《关于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调查程序有瑕疵，不合法、不全面、不完善、不彻底，合法性有待审查，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对于冯某工作和死亡的大致时间，笔录载明的第一报警人陈洪有与实际第一现场发现人陈刚因何不符、死亡时因何身穿工作服、因何冯某死亡时床铺上的被褥保持整洁未动、因何冯某死亡后延迟数小时方通知死者家属以及未结合公安机关对于本案调查取证的刑事勘察工作所取得的相关证据（原告调取不能，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申请被告调取而被告以公安机关不配合为由不予调取上述监控录像和现场勘查照片）和结论，冯某死因的认定等基本事实都没有调查核实清楚，劳动合同约定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度就表明是有活就到单位加班的可能而因何未认定冯某可能系加班时突发疾病死亡，以及对冯某缘何非“工作时间”和非“工作岗位”、是否系突发疾病死亡等工伤认定的基本事实没有做出具体阐述和没有对如何进行工伤认定调查取证工作的具体解释，更没有对公安机关关于冯某死亡前后的全程视频资料和现场勘查照片等电子数据和物证的依法调查和调取，就作出了冯某是在下班时间在宿舍内发病死亡，既不是工作时间也不是工作岗位，不符合认定工伤情形也不符合其他应当认定或视同工伤情形，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的决定书。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的应认定或视同工伤所具备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以及突发疾病死亡等问题的认定以及结论，缺乏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之规定，被告对于冯某死亡工伤认定的过程中，其用人单位隐瞒了有关情况（即1.用人单位隐瞒了没有全程录像的事实，据集团领导告知有全程监控录像，该录像即能证明冯某加班或在工作时间死亡，未予调取从而导致被告做出错误的工伤认定结论；2.隐瞒了冯某的死亡地点系车间即工作岗位的事实。理由是冯某死亡的所谓的“宿舍”尚有大型机械设备，试问，哪个用人单位的宿舍放置固定的大型设备。）以及可能提供了虚假材料（即原告有理由怀疑用人单位提供的证人的证明材料或存在虚假，理由是发现冯某死亡后至通知家属时隔数小时，原告怀疑可能存在其他不正常人为因素，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和常理），导致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错误，被告应当在本诉讼当中依法予以更正。原告认为，被告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待审查。被告对其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冯某的死亡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应当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冯某的死亡地点非单位宿舍，而是单位车间，不应认定为非工作岗位。参考山西高院的裁判案例，职工为完成其本职工作或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必要相关区域可以认定为“工作岗位”，“必要相关区域”就包括宿舍、食堂和车间等单位院内的其他角落，被告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认定，在法律概念上做了缩小和限定的解释。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公安机关的最终认定和参考最高院的裁判案例，应认定为冯某突发疾病死亡，对冯某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按照扩张解释也应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依据吉林省高院《关于处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四合法性审查中第（六）条的规定，认定职工工伤的“工作时间”是指劳动合同经定的工作时间、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加班加点工作时间以及完成用人单位临时指派工作的时间，本案当中被告认定的工作时间是第三人单位提供的证人自行陈述的所谓的非工作时间，而根据冯某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书》第2页，双方约定的工作时间明确载明是“不定时工作制度”，何为“不定时工作制度”，按照文义解释，根据原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的规定），不定时工作制是指每一工作日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限制的工作时间制度。它是针对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职工所采用的一种工时制度。所以不应将这种用劳之间互约为“不定时工作制度”背景和前提下导致的职工伤亡认定为非工伤，冯某的不定时工作制度下的死亡所确定的时间应依法认定为工作时间；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职工工伤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从文义上予以解释，此处应当采用扩张解释，不定时工作所触及的工作以及休息区域均应理解为工作岗位，即便是认定为单位宿舍，不是车间，单位该宿舍作为员工工作休息场所，也可以视为冯某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鉴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见（2018）最高法行申10600号行政裁定书］对下级法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述理由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事实，被告应该充分考虑冯某突发疾病可能与不定时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应当认定冯某的死亡视同工伤，借以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最大限度的保障劳动者权益。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村委会证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单、鉴定书、死亡证明、通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微信照片、现场勘查照片、监控情况说明、马思军、何忠波、陈洪有、杨鑫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行政判决书两份。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其作出冯某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市人社局在接到原告冯德本提交的认定工伤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并立案。经调查核实，冯某生前系第三人华翰公司职工，从事裁切工作，工作时间为早8时至16时，公司设有员工宿舍和食堂。2019年5月17日冯某无晚班，约15时55分下班回到宿舍，随后到食堂用餐完毕后返回宿舍，次日7时55分同事陈洪有到宿舍换工作服时发现冯某仰卧于宿舍内，头朝外，120急救车到场后确认其已死亡。经长春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冯某系脑干出血致脑功能障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冯某系在下班后在食堂就餐完毕后回到宿舍，在宿舍突发疾病死亡，其发病时间并非工作时间，其发病时也并未从事与工作相关之工作，不符合上述视同工伤之条件，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他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二、其作出冯某不予认定工作决定程序合法。市人社局在调查过程中严格遵守《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向用人单位送达了《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用人单位向市人社局提交了情况说明材料。经调查，冯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作的条件，故作出并送达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邮寄回执、单位情况说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2.死亡证明、杨鑫、刘兆峰、陈洪有、何忠波工伤调查笔录、劳动合同书、鉴定文书，监控录像。 第三人华翰公司述称，一、冯某系第三人职工，工时制度为不定时工作制，单位为其缴纳了“五险一金”。二、2019年5月17日单位无晚班工作任务，下班后冯某与工友在单位食堂吃过晚饭后自己回到宿舍休息，次日7时55分许单位员工陈洪有去宿舍换衣服时发现冯某躺倒在寝室地上，立即向单位领导杨鑫报告，随后报警及拨打120，急救车到现场后确认冯某已经死亡，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采集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三、原告称第一报警人陈洪有与实际第一现场发现人陈刚不符问题，陈刚系陈洪有的曾用名，陈刚的身份证登记为陈洪有。关于延迟数小时通知死者家属系因无法找到其家属的联系方式及不知道其家庭的具体位置。其单位在第一时间已将涉及当天的监控录像已交给警方。宿舍是单位为下班不回家的员工准备的，是有单独进门的房间，宿舍内没有生产设备，冯某的工作地点离宿舍很远。原告认为单位提供证人的证明材料或存在虚假没有任何依据。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 第三人华翰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劳动合同书、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变更表、缴费记录、申请表、情况说明。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邮寄回执、单位情况说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调取证据不全面不完善。第三人对前述证据没有异议。 对被告提交的死亡证明、杨鑫、刘兆峰、陈洪有、何忠波工伤调查笔录、劳动合同书、鉴定文书、监控录像，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死亡证明、鉴定文书、劳动合同书亦无异议，但对四份调查笔录所证明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该四份调查笔录能够证明冯某系在加班过程中突出疾病死亡，属于工伤。原告对监控录像有异议，认为冯某并未回宿舍，应该是去加班工作。 对原告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劳动合同书、银行流水单、鉴定书、死亡证明、通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微信照片、现场勘查照片、监控情况说明、马思军、何忠波、陈洪有、杨鑫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行政判决书，被告对村委会证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劳动合同书、鉴定书、死亡证明均无异议。被告对银行流水单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对该银行流水单无异议。对于通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整理材料，被告认为无法体现录音的产生时间及无法确定具体通话对象且未在认定工伤程序中向被告提交，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人对此提出没有录音时间且该单位员工中没有杨总这个人，其内容也只能表明第三人单位有监控录像。对于微信照片两张，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冯某死亡时并非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更无法确认事发当晚冯某正在加班。对于现场勘查照片及监控情况说明，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冯某死亡地点在宿舍内，其穿着也并非原告说的工作服，也无法体现原告所说的床上被褥折叠完整，宿舍内的摆设均为其生活用品，不能证明其死亡时正在工作，同时无法体现第三人手中有原告所述的完整监控录像且第三人已将所有案涉监控录像向公安机关及被告提供。对于玉潭派出所对马思军、何忠波、陈洪有、杨鑫的询问笔录，被告认为从四份笔录内容来看，并未体现原告所称的冯某在事发当晚加班工作的事实，原告的推断不符合一般证据规则。第三人认为该四份笔录没有体现冯某当时在是在加班，同时陈洪有的笔录中提到了事发下班时冯某对他说当时在单位住不回家了，也足以说明当时是下班时间不是加班状态。对于冯某和第三人食堂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聊天对方人员的身份，况且冯某在回应对方是否上班的问题时回答是“不上班”，说明当晚并不存在加班工作的事实。第三人认为该回答不完全，但事实上不是加班状态，不能认定冯某当晚有加班行为。对于两份行政判决书，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第三人提交的劳动合同书、相关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变更表、申请表、情况说明，被告均无异议，原告对劳动合同书无异议，对相关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变更表、申请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情况说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所述内容不属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各方提交的、他方无实质异议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邮寄回执、当事人身份信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等工伤认定程序性证据及死亡证明、村委会证明、劳动合同书、鉴定文书等证据予以认定。 对于杨鑫、刘兆峰、陈洪有、何忠波工伤调查笔录，其内容综合表明，冯某所在单位工作时间为早8点到下午4点，事发当天晚上没有生产任务亦没有安排加班，单位工人也没有加班的习惯，冯某有总在单位宿舍住的习惯，其在单位宿舍留宿是个人行为。尤其陈洪有工伤询问笔录中证实冯某在下班后在宿舍对陈洪有说“不走了，在单位宿舍住”。同时能够证明冯某死亡时并没有穿工作服，这与在食堂吃饭的录像内容及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照片相互印证，亦与陈洪有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今天在单位住，不回家了”等内容一致，更与庭审中询问第三人内容相印证即冯某的工作任务需要其他人协同配合才能完成，故原告所称冯某一个人晚上在单位加班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述证据相互佐证，均能够证明冯某突出疾病死亡时系下班时间且非工作岗位，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监控录像能够反映出冯某在下班后去食堂吃饭前后的活动轨迹，其内容客观、真实且能与相关调查笔录所反映的内容相互印证，予以采信。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调取的现场勘查照片，能够证明冯某死亡时现场相关情况且其穿着与食堂就餐时相符亦与陈洪有笔录陈述内容相一致，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与前述调查调查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原告提供的马思军、何忠波、陈洪有、杨鑫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因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对于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单、相关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变更表、申请表复印件，与本案审理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均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供的两份行政判决书，因其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冯某生前系第三人华翰公司从事裁切工作的职工，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关系。2019年5月17日15时50分许，冯某下班后回到单位宿舍，后于17时许到单位食堂吃晚饭并在单位宿舍留宿。于次日早8时许冯某被发现在宿舍内死亡，经鉴定死因为脑干出血致脑功能障碍死亡，并在其血液中检出乙醇成份，其含量小于5mg/100mg。被告市人社局于同年9月11日受理冯某父亲冯德本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于同年11月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年11月25日送达冯德本。冯德本对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诉到本院，请求撤销。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被告市人社局作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行政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认定工伤的法定职权。冯某系第三人华翰公司职工，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关系。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冯某事发前下班时身体无异常，下班后正常去单位食堂吃饭并在单位宿舍留宿。第三人华翰公司的宿舍，其功能和作用是让工人中午临时休息、入闱制卷期间封闭管理、为不回家或路远的员工提供日常生活居住，同时也没有要求职工平时必须在单位居住。冯某下班后在单位宿舍留宿完全是与其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且其平时就有在单位留宿的习惯，其突发疾病死亡既不是工作时间也不是工作岗位。关于原告所称冯某劳动合同中不定时工作制问题，华翰公司仅在有入闱制卷任务期间因涉密需要封闭管理外，均执行早8点晚4点的上下班时间，原告的诉讼理由与本案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原告虽不认可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但其并未提供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冯某突发疾病死亡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反，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充分、证据确凿，作出的结论合法合规。故对原告的诉讼理由不予采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被告市人社局受理冯德本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相关规定履职履责，工伤认定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冯德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冯德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黄殿波 审判员  张忠雷 审判员  李 靓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