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民终1342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田大勇，男，1970年5月22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高，宾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丽华，广西广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宾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商贸城广场综合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26711463562W。 法定代表人：覃国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卫文，宾阳县黎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4878730888208W。 法定代表人：齐耀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卫文，宾阳县黎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家通，男，196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卫文，宾阳县武陵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被告：刘某，女，198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 一审被告：杨某1，女，2005年12月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身份情况如上，系杨某1母亲。 一审被告：杨某2，男，2012年4月1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身份情况如上，系杨某2母亲。 一审被告刘某、杨某1、杨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啸，广西冠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吴先权，男，198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 上诉人田大勇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宾阳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公司”）、长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宾阳分公司（以下简称“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一审被告刘某、杨某1、杨某2、吴先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126民初3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长青宾阳分公司已注销，其权利义务由长青公司承继。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辩论、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田大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孙家通、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拖欠工程款24878元，并且该四被上诉人对该工程款偿付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存在违法转包、分包的行为。长青宾阳分公司将公园华府地上主体工程违法转包给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孙家通，孙家通又将抹灰工程违法分包给同样没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杨某3。二、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未明确“实际施工人”的概念，文意解释也不能将农民工排除，且该司法解释的目的也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农民工，而不仅仅局限于从中渔利的包工头。如果将农民工排除在“实际施工人”的范围之外，弊端显而易见，包工头债务履行能力弱，往往消极回避不积极履行债务，这有悖于对农民工弱势群体保护的现实需要。从本案来看，长青公司和孙家通违法转包、分包既违反建筑法规定，也加大了农民工不能及时足额获得劳务报酬的风险，应该负有向农民工支付相应对价的义务。三、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及建设部《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四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被上诉人孙家通、建设公司、长青公司共同答辩称：对一审查明事实无异议。本案属于劳务合同纠纷，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向与其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杨某3主张权利。各上诉人从杨某3手中领取劳务报酬，证明上诉人认可由杨某3发放其劳务费，尚欠的劳务费由杨某3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发放义务。长青宾阳分公司已于2018年1月12日注销，其权利义务由长青公司承担。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刘某、杨某1、杨某2陈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吴先权未陈述意见。 田大勇向一审法院请求：1、请求判决孙家通、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向田大勇支付拖欠的工程款24878元，并且对该工程款偿付承担连带责任；刘某、杨某1、杨某2在继承杨某3遗产范围内对田大勇承担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七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宾阳县公园华府为城建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项目。2015年1月8日，城建公司与长青宾阳分公司签订《公园华府2#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园华府3#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园华府4#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公园华府2#、3#、4#楼图纸范围内所有土建及安装工程（除合同约定不包含的工程外）发包给长青宾阳分公司。2015年9月14日，长青公司宾阳项目部与孙家通签订《公园华府小区1#、4#、5#楼地上主体施工劳务协议》，约定长青公司将公园华府小区1#、4#、5#楼地上主体施工工程承包给孙家通；2015年9月19日，长青公司宾阳项目部又与孙家通签订一份《公园华府小区地下工程及2#、3#楼地上主体工程劳务施工协议》，约定将公园华府小区地下工程及2#、3#楼地上工程承包给孙家通。2016年3月10日，孙家通与杨某3签订《公园华府2#楼抹灰工程施工合同》、《公园华府3#楼抹灰工程施工合同》、《公园华府4#楼抹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孙家通将公园华府2#、3#、4#楼抹灰工程承包给杨某3施工。同日，杨某3组织了田大勇等35名农民工进场实施公园华府2#、3#、4#楼的抹灰工程。在工程收尾阶段，杨某3于2017年3月21日在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因突发疾病死亡。杨某3死亡后，孙家通并未将剩余的原属杨某3施工的工程转给他人，而是要求杨某3召集的35名工人继续施工，并将剩余工程应计的工程款计入杨某3的名下。原为杨某3班组工人带班人的吴先权继续作为带班人，带领工人继续做工。2017年7月10日，田大勇等35名工人全部完成了孙家通与杨某3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各项工作，但是未能及时足额领取工资。 另查明，截止2017年7月23日，孙家通共向杨某3支付了工程款359万元，其中在杨某3死亡前，孙家通向杨某3支付了328万元（其中杨某3的带班人吴先权代领了8万元），杨某3死后，孙家通向吴先权支付了31万元，吴先权领取的该31万元均用于发放工人生活费。孙家通承认还有47460元应计给杨某3的工程款未支付。由于孙家通与杨某3签订抹灰工程施工合同前，2#、3#、4#楼的抹灰工程已先由案外人钟雄生进行了一部分施工，该部分价值为162540元，2017年1月12日杨某3同意在其与孙家通总的劳务款中扣除162540元给钟雄生。 再查明，长青宾阳分公司已于2018年9月13日注销。刘某为杨某3的妻子，杨某3、刘某生育了一儿一女，分别为杨某2、杨某1。杨某3死亡后，刘某于2017年12月29日向吴先权出具一份《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兹委托受托为我的代理人，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如下事务：一、因原包工头（姓名：杨某3，身份证：××××××××，住址广西凌云县）已于2017年3月20日病故，原在武汉长青建设集团宾阳分公司所承揽的房地产室内外装修工程，后续一切工作由杨某3的继承人即妻子刘某全权处理。二、因委托人刘某需在家照顾小孩及身体欠佳，不能亲自前往宾阳，因此，武汉长青建设集团宾阳分公司拖欠原承包人所承揽的房地产室内外装修工程劳动报酬人民币捌拾伍万肆仟捌佰陆拾柒元整（￥854867.00），现全权委托该工程原带班人吴先权（即受托人）代为出面进行追讨。三、所追讨回来的上述劳动报酬，全权委托受托人吴先权发放给所欠劳动报酬的务工人员。四、上述委托事宜为特别授权委托。委托期限：从签署委托之日起至武汉长青建设集团宾阳分公司所拖欠的劳动报酬支付完毕且所有务工人员的劳动报酬支付清楚为止。代理人在其授权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正式文件，本委托人均予确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后果均为委托人承担。”2018年1月4日，刘某在《民工工资表》中签名，《民工工资表》中记载有欠付工人工资的明细。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3雇佣田大勇等35人在公园华府2#、3#、4#楼从事内外墙抹灰工作，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田大勇依约提供劳务，有权要求及时、足额领取劳务费。杨某3已因病死亡，但是孙家通在杨某3死亡后并未将原属杨某3的剩余工程转给他人，而是仍由杨某3原雇佣的由35名工人组成的劳务队继续施工，工人计收工资的方式与原来无异，孙家通亦将剩余工程的工程款全都计入杨某3名下。并且，刘某在《个人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后续一切工作由杨某3的继承人即妻子刘某全权处理”，并授权吴先权代为追讨工程款及将追回的工程款代为支付工人工资，因此，刘某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其在杨某3死亡后接手了杨某3所承包工程的后续事务。因此，田大勇要求其劳务费由杨某3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其遗产的范围内予以清偿，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刘某签字确认的《民工工资表》，田大勇尚有劳务费24878元未得到，支持田大勇要求劳务费24878元的诉求。 关于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的责任问题。因长青宾阳分公司已经注销，故其权利义务应由长青公司承担。本案中，田大勇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田大勇要求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支付劳务费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田大勇主张其为公园华府2＃、3＃、4＃楼抹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向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主张工程款。法院认为，实际施工人是指因转包、违法分包、肢解合同等违法行为导致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从事工程建设的主体，实际施工人可能是自然人、超资质等级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超资质许可施工范围从事工程基础或结构建设的劳务分包企业等，该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田大勇并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只是单纯提供劳务的劳动者，其只与杨某3发生劳务关系，不与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故田大勇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城建公司、长青公司、长青宾阳分公司、孙家通主张权利，对田大勇的该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某、杨某1、杨某2在继承杨某3遗产的范围内清偿田大勇劳务费24878元；二、驳回田大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2元，由刘某、杨某1、杨某2负担。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能否作为“实际实施人”直接请求城建公司、长青公司及孙家通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凤凰印象1#、2#商住楼抹灰工程施工合同》、《凤凰印象5#商住楼抹灰工程施工合同》、手机短息记录，用于说明除涉案工程外杨某3还承揽了孙家通其他项目的工程，以及孙家通支付给杨某3的款项中包含材料款，证明孙家通未完全支付涉案的工程款。经组织质证，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与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查明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合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除非法律有除外规定，否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双方产生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实际施工人”是指在整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相对于“转包人”、“分包人”而言的一方法律主体，并非特指其中某个实际参与施工的人员。“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分包人”一样，各方内部均有可能存在雇佣人员等情况，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内部的合同纠纷只能在各自内部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而不能突破直接向其他人主张。本案中，涉案的公园华府2#、3#、4#楼抹灰工程系由杨某3与孙家通签订合同负责施工，故在整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实际施工人”应为杨某3。杨某3又雇佣上诉人等人从事劳务工作,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内部的劳务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未能足额领取劳动报酬，应向杨某3主张，其要求城建公司、长青公司、孙家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2元，由上诉人田大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 莲 审判员 覃尹柔 审判员 韦 欣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