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23行初284号原告危永开，男，1940年12月2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贞丰县人，退休教师，住贵州省贞丰县。委托代理人危昌添，男，1982年2月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贞丰县人，住贵州省贞丰县。系原告之子。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贞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贞丰县永丰街道富民路。法定代表人郑梦英，县长。委托代理人梁昌焱。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南雄，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危永开诉被告贞丰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行政强制一案，于2019年11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危永开之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危昌添到庭；被告贞丰县人民政府之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南雄、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梁昌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危永开诉称，2003年6月5日，“必克新农村建设协调小组”的举手表决决定：在中心村么艾的责任田建广场，总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约12亩的责任田，且未同被占用土地的农户协商，就强行雇施工队挖了20多户村民的土地。其中，原告被占用312平方米，0.468亩，且每亩只补偿1.2万元，同时强行被占用土地的农户无偿贡献70平方米。超出70平方米的才补偿。2014年12月，又在原告责任田上建房，但原告一直不知是哪一机关在建房，也不知是哪一机关在毁坏其责任田。此过程中，原告一直寻求救济，先以必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必克村委会）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必克村委会主任和支书在法庭上一致否认他们征地。（2015）兴民终字第671号民事裁定认定：被告应该是××镇人民政府（现××街道办事处），于是又以××镇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二审裁定于2017年4月13日送达，行政诉讼二审裁定认定被告应该是贞丰县人民政府。于是，2017年7月3日找贞丰县人民政府主张权利，同年10月9日又去找贞丰县人民政府协调，递交协调申请书，同月10日又打电话给贞丰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张权利，又被转到国土资源局处理。之后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至今一直未处理，且未办理农用地的转用审批手续，其行为违法，无奈之下，以贞丰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请求依法确认贞丰县人民政府违法占用耕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针对被告侵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总则、土地管理法之相关规定，征收土地的，应当按照被征收土地的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故，谷子每年600斤，每斤2元，一年收入是1200元，稻草每年500斤，每100斤30元，年收入是150元，菜籽每年50斤，每斤3元，年收入是150元，以30倍计算，以上共计1200×30+150×30+150×30=45000元。特请求：1.依法确认贞丰县人民政府违法占用耕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贞丰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安龙县人民政府和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明：贞丰县××镇必克村修建的布依广场属于贵州省批复同意修建的现××镇必克村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之一，贞丰县委、县政府于2013年2月22日印发贞委［2013］5号《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镇必克村建设工作组全权负责必克村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因工作需要，贞丰县××镇人民政府批准组建了“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成员由必克村两委及村民代表推荐，经××镇人民政府考察确定并进行了公示，明确协调小组无偿承担必克村新农村建设用地等相关协调事宜。2013年3月7日，××镇人民政府政府相关领导主持召开了由必克村各组组长、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参加的“建设新农村示点宣传会”，会议通过了土地补偿标准。同月26日，协调小组组织召开了“必克布依广场建设占地补偿标准表决会”，必克村各组组长、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协调小组成员等128人参与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上述土地补偿标准。2013年4月，必克村经过土地丈量确认原告危永开户被占用土地面积为312平方米，原告危永开之子危昌添在广场建设用地补偿清册上签名领取了土地补偿款4356元（0.363亩补偿款）。一、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危永开系退休教师，属于事业单位人员，不是必克村村民，不是农村土地承包人员，不能就与农村土地相关的所有事务提起诉讼。二、原告诉求“确认贞丰县人民政府违法占用耕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能成立。建设布依广场用地，并不是贞丰县人民政府占用耕地，也不是贞丰县人民政府征收耕地，而是为了必克村的公益事业，由村民自己做出的决定。布依广场的建设属必克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现土地的性质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并不是国有土地。因此，广场用地不属于国家征收，不能按国家征收土地进行补偿。三、“协调小组”组织召开的“必克布依广场建设占地补偿标准表决会”，会议通过了土地补偿标准合法有据。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布依广场用地属村公益事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人只能给予适当补偿。对布依广场占地的补偿表也是通过村民会议决定，而不是由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四、原告危永开之子危昌添已在《征地丈量、补偿查记表》和《××镇必克新农村广场建设用地补偿清册》签名捺印，危永开已用其实际行动表明同意占用土地及补偿标准。危昌添已签名领取补偿，其用实际行动表示同意了修建广场占用其土地和土地补偿标准。现在反悔不应得到支持。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贞丰县××镇（现××街道）必克村因新农村建设需要，决定在中心组修建广场。广场的建设需要占用村民的农田。原告危永开之子危昌添于2013年4月23日签字领取了补偿款5613元。本院认为，2015年5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8年2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即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按照新修法律和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行政行为，且知道起诉期限时，起诉期限从其知道行政行为时起算6个月；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行政行为，但不知道起诉期限时，起诉期限从其知道行政行为时起算1年。本案原告危永开的涉案土地于2013年即被用来修建广场，其子危昌添在2013年4月23日便签字领取了补偿款5613元。因被占用的土地系用于修建农村广场，属农民公益活动场所，暂且不论该用地行为系属政府征地还是村民自治行为，即便存在其所主张的政府征地，则该行为发生的时间亦在2013年。而危永开的土地被用于修建广场的事实，从其子领取补偿款的情况看，其在当年用地时即已知晓。因该行为发生时，并未告知原告关于起诉和复议的权利，则不能推知其知道起诉期限，则按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从其知道行为开始起算1年时间，其至2019年方起诉该占地行为，显已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起诉期限是诉之合法要件，系诉讼程序法律制度，其是固定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情形；而诉讼时效是诉之有理要件，属于实体法律制度，其是可变期间，可能因法定事由发生中止、中断。因此，超过起诉期限，原告丧失的是“诉权”，即其诉之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而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的是“胜诉权”，即在对方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情况下，其胜诉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本案讼争行为发生在2013年，即便将其作为过渡期间的特殊情况处理，适用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之规定，也早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本案原告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中所提“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之情形，应驳回其起诉。综上，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危永开的起诉。已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0元，待本案生效后退还原告危永开。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颜虹审判员  王幼封审判员  张国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潘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