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8601行初36号 原告姜兴茂，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代理人陈宗浩，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沙中路211号。 法定代表人熊宜武，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修亮林。 委托代理人熊武，浏阳市公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白沙路27号。 法定代表人寻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钟丹，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何欣璐，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人民东路60号。 法定代表人王辉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范磊，湖南首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兴茂与被告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淮川街道办事处）、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征收补偿一案，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及第三人浏阳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市城建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其他诉讼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兴茂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宗浩，被告淮川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修亮林、熊武，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钟丹、何欣璐，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兴茂诉称：原告系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组村民，系该组村民谭青柏女儿谭娟娟的丈夫。原告于2010年12月与谭娟娟结婚并入赘谭家，2011年4月18日将其户籍迁至城东社区邹桥组，户主为谭青柏。原告系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的合法成员，享受组上的收益分配，具有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成员资格。2016年7月26日，因城东保障房源开发建设需要，征收原告所在的村民小组土地，经被告委托浏阳市城建公司与谭青柏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在被征地农业人口情况中遗漏了原告姜兴茂，该户农业人口应该为5+1人，而不是4+1人。该协议剥夺了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法律规定，应当确认该部分约定无效，变更为“该户有农业人口为5+1人（增加原告姜兴茂）”。另浏阳市城建公司作为受被告委托的拆迁方，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因保障性房源指标按照20.8万元每人标准予以回购，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8万元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故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具有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确认浏阳市城建公司与谭青柏签订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对被拆迁农村房屋货币安置农业人口人数4+1人的约定无效，应变更为“该户有农业人口为5+1人（增加原告姜兴茂）”；3.被告向原告支付20.8万元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姜兴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一：《招郎协议》、《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2010年12月19日与谭娟娟家签订招郎协议，2011年3月17日与谭娟娟登记结婚将户口迁至女方家落户，成为邹桥村民小组成员以及女方家登记家庭成员是5人，该户安置农业人口为5＋1人的事实。 证据二：《邹桥组征收分配明细表》。拟证明：邹桥村民小组确认原告参与征收分配、该户安置农业人口为5＋1人的事实。 证据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银行流水。拟证明：第三人接受被告委托与原告所在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将原告所在拆迁户农业人口登记为4＋1、遗漏原告，没有补偿原告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20.8万元的事实。 证据四：《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续订书》、《请求解决本人指标回购款一事的报告》。拟证明：原告除被拆除房屋外没有其他房屋、从2008年至今一直是聘用制合同工，不属于事业编制、原告村组认可原告符合获取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条件，应该得到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的事实。 证据五：被告及第三人与胡本龙签订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康慰与胡丹的户籍证明、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拟证明：同为城东社区的胡本龙女婿康慰也是上门女婿，同样是2010年将户口迁入村民小组，同样是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却享受了所有的安置补偿。 被告淮川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淮川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案涉征地拆迁行政主体应是浏阳市人民政府或是浏阳市人民政府依法授权的单位。此外《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明确拆迁方为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淮川街道办事处不具有征地拆迁的主体资格，不能作为本案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村民自治事项之一，被告淮川街道办事处没有确认原告是否属于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职责。2.原告起诉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浏阳市城建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与原告岳父谭青柏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已于2016年8月17日履行完毕，原告于2020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3.原告所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和《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户籍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浏阳市城建公司与原告岳父谭青柏签订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对农业人口的认定真实有效。综上，淮川街道办事处不具有征地拆迁的主体资格，不能作为该案被告主体，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又已过法定起诉期限，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淮川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拟证明：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被告浏阳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1.原告起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三人于2016年7月26日与原告岳父谭青柏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已于2016年8月17日履行完毕，原告于2020年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2.案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户籍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对象。第三人与原告岳父签订的协议对农业人口认定真实有效。3.浏阳市自然资源局没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职责。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过法定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浏阳市自然资源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有： 证据一：《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书》及支付凭证。拟证明：协议履行完毕，原告起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 依据一：《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第三章第二十六条。拟证明：原告为非农业户口，不属于安置对象。 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陈述意见称：1.原告不具备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原户籍地为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西正社区，户口性质为非农户，后与谭娟娟结婚后，以夫妻投靠名义将户口迁入邹桥组，其性质仍为非农户。另外，原告不是以邹桥组农村集体土地收益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2008年原告就与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结婚后仍继续在新华书店工作，未以邹桥组农村集体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所以原告不具备邹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原告诉请案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关于对被拆迁户安置农业人口数4+1人约定无效应变更为5+1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拆迁协议是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与谭青柏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约定的条款均合法有效。另，拆迁协议载明“农业人口4+1”正确，原告不具备邹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农业人口。第三人在核算谭青柏户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款时，原告、谭青柏、高金莲、谭娟娟共同签具了《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申请表》，均确认指标回购总金额为832000元，可见，原告当时就认可自己不属农业人口的事实。3.本案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案涉协议是2016年签订并已履行完毕，原告迟至2020年才起诉，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浏阳市城建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有： 证据一：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不是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证据二：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拟证明：2008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止，原告均在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分公司工作，不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证据三：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拟证明：2016年7月26日，第三人与谭青柏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 证据四：浏阳市被征地农户保障性房源指标回购申请表。拟证明原告已认可谭青柏一家指标回购总金额为832000元。 证据五：领款单、本转业务回单。拟证明：第三人已依约支付指标回购款832000元。 依据一：《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阳市征收集体土地货币安置区保障性房源分配和指标回购暂行办法》。拟证明：征收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内容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有关原、被告证明目的的主张及证明力的大小，本院需综合全案进行审查并以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为准。 经审理查明：因“城东保障房源开发带”项目需要征收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土地，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甲方）于2016年7月26日与谭青柏（乙方，原告姜兴茂的岳父）签订《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被告淮川街道办事处亦在该协议落款处盖章签字。该协议约定：1.拆迁谭青柏户房屋合法面积260平方米，违法建设面积163.56平方米，各项补偿费用共计604570元；2.谭青柏户农业人口为4+1人，包括谭青柏（户主）、高金莲、谭娟娟，姜雅茹，另加一个独生子女证，不包括原告姜兴茂。谭青柏于2016年8月17日领取上述补偿款后将房屋拆除，因为不需要保障性房源指标，谭青柏户按照当时征收政策规定以208000元/人申请指标回购，2017年5月26日，谭青柏户从第三人浏阳市城建公司收到指标回购款832000元。因为姜兴茂未被纳入被安置对象，故未能领取到指标回购款。而原告姜兴茂认为，其是集体经济组织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的成员，应纳入补偿安置而获得208000元指标回购款。故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04年11月，姜兴茂大（中）专毕业后落户湖南省浏阳市淮川街道办事处西正社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2008年12月30日至今陆续与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分公司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1年3月17日，姜兴茂与谭娟娟结婚。2011年4月18日，姜兴茂以夫妻投靠的方式迁户至淮川街道办事处城东社区邹桥村民小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口。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作为浏阳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补偿安置的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请求《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部分约定无效，而淮川街道办事处作为该协议的签字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另原告诉请行政机关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和主张行政协议无效，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原则性规定的约束，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姜兴茂是否应该获得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浏政发[2014]8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原告姜兴茂的户口无论是迁入邹桥村民小组前还是迁入后，其户口性质均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并不具有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础，如无当时浏阳市征地拆迁安置政策的特别规定，不应获得补偿安置。故被告及第三人不予发放保障房指标回购款20.8万元给原告姜兴茂并无不当。《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认定谭青柏户家庭农业人口数为4+1人正确，对原告主张该项约定无效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应比照案外人胡本龙的安置协议获得补偿的问题，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征收项目，且浏阳市的征收政策已发生变化。故不能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依据。 综上所述，原告姜兴茂不具有获得补偿安置的条件，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兴茂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姜兴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院平 人民陪审员  魏建莲 人民陪审员  苏 麟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孙洁 书记员王露淇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