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5民初389号 原告：张国彦，男，1942年8月2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24邻临沂街32巷**。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义俊，福建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哲林，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邱华荣，男，198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被告：刘伟娜，女，198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强翼，福建笃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邱华峰，男，198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 原告张国彦与被告邱华荣、刘伟娜，第三人邱华峰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义俊、钟哲林和被告邱华荣、刘伟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强翼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邱华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张国彦与邱华荣、刘伟娜于2011年3月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已经解除；二、判令邱华荣、刘伟娜共同连带偿还张国彦投资款28万元（人民币，下同）并支付利息（以2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判决全部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张国彦于2011年初经人介绍认识邱华荣、刘伟娜。2011年3月8日，张国彦与邱华荣、刘伟娜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下称“案涉合作协议”），合作经营“厦门港南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港南公司”），约定各占50%股份，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实际资本金为170万元，实际各出资85万元。但事实上港南公司早于2009年便已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实际股东仅出资10万元，其中刘伟娜出资8万元、邱华峰出资2万元。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应邱华荣、刘伟娜要求，张国彦向刘伟娜账户转账70万元，向邱华荣账户转账14万元及现金支付8万元，邱华荣、刘伟娜以“港南公司”单位名义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事后，张国彦发现邱华荣、刘伟娜虚构亏损，无意真心合作，遂以欲控告诈骗提出退股，邱华荣、刘伟娜口头答应如数退股。2011年12月14日起，邱华荣通过个人银行账户陆续向张国彦退还入股资金64万元（其中包括通过邱华峰退款的24万元），现尚余28万元入股资金未退还。虽经张国彦多次催讨，邱华荣、刘伟娜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长时间拖延。 邱华荣、刘伟娜共同辩称，一、张国彦与邱华荣、刘伟娜于2011年3月8日签订的案涉合作协议并未解除，该协议涉及的投资项目并未进行清算，案涉协议依然有效。二、张国彦的行为是投资行为，应对其投资承担风险，张国彦不能因为该项目经营不善即单方提出退股的主张。三、张国彦认为案涉协议于2011年11月即已解除，至今才起诉，其相关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 第三人邱华峰书面述称，一、张国彦与邱华荣确有合作投资港南公司事实，起初双方意向通过原有的港南公司增资增项进行合作，双方亦签订了案涉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出资并由亲朋好友见证；在经营的过程中，张国彦与邱华荣均有参与港南公司管理。二、在邱华荣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国彦多次向其催款，其考虑到亲戚关系，前后汇了24万元给张国彦先生。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1年3月8日，邱华荣和张国彦签订案涉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并经营港南公司。约定:1.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实际资本金暂定170万元，邱华荣、张国彦各持股50%，现金出资；2.公司成立时间拟为2011年度营业执照变更时间，合作期限暂定三年，期满后，若双方均无异议则自动延续，其间任一方欲解除合作均须提前半年通知各方。该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另案涉合作协议落款处有邱华荣、张国彦、刘伟娜及案外人张林钰静的签字。庭审时，各方均确认张林钰静在协议中签名仅系作为张国彦妻子对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并非案涉合作协议当事人和合作股东。但对刘伟娜的签名，邱华荣、刘伟娜确认系作为邱华荣妻子对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并非案涉合作协议当事人和合作股东，张国彦则主张刘伟娜有缴纳8万元出资，系港南公司股东，故为案涉合作协议当事人。 二、2011年3月至8月期间，张国彦向刘伟娜、邱华荣账号转账三笔，金额分别为50万、20万、14万，合计84万元。2011年9月14日，盖有港南公司公章的《收据》载明“兹收到张国彦交来港南公司投资款92万元”。对于其中的差额8万元，张国彦主张系其银行取现后现金支付给邱华荣。 三、2011年12月至2014年间，邱华荣分多次向张国彦转账。其中：2011年12月14日转账6万元，2012年9月17日转账10万，2013年6月20日转账16万元，2014年11月12日转账3万元，合计35万元。另，2015年至2016年间，邱华峰多次向张国彦转账。其中：2015年6月11日、8月11日、10月23日各转账6万元、6万元、5万元，2016年2月19日转账5万元（分两笔，分别为2万元及3万元）、2016年8月2日转账2万元，合计转账24万元。 张国彦主张上述款项均为退还的投资款。其中，邱华荣向张国彦除上述转账退还35万元外，于2011年11月份以现金方式退还1万元，于2011年12月16日以现金存入方式退还4万元，合计共退还40万元；邱华峰代邱华荣向张国彦退还24万。邱华荣则主张上述款项并非退还予张国彦的投资款，且邱华峰的转账支付的24万元亦与本案无关。 四、张国彦提交录音证据两份及相应的文字稿，拟证明其与邱华荣就案涉合作协议早已达成解除合议，张国彦多次通过电话形式向邱华荣主张剩余未退还的投资款。 其中，2015年3月5日的通话记录体现张国彦向邱华荣主张欠款50余万元。邱华荣在通话中还提及“没有55万了，后来不是又给你了，现在只剩下52万了，你忘了？” 2015年3月7日的通话记录体现张国彦再次向邱华荣主张欠款。邱华荣在通话中称“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子。接下去时间上看看能不能慢慢还给你”；张国彦称“当时告诉我，你说我撤资，我退出这个合同，你全部承受下来，2年给我钱，现在已经3年多了。现在我真的是缺钱，我才跟你说”，邱华荣回复“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立场，我很清楚。” 针对该组证据，庭审时，邱华荣否认录音中的通话对象系其本人，为此本院征询邱华荣是否就该录音通话人是否系其本人进行司法鉴定。邱华荣、刘伟娜庭后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明确答复不申请鉴定。 五、张国彦提交通话记录，拟证明其多次向邱华荣主张讼争款项。该通话记录显示张国彦曾于2018年10月29日与“136××××9255”的号码有两次通话记录。 邱华荣质证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通话内容是否如张国彦所述的系向邱华荣主张案涉款项无从得知。 六、刘伟娜与邱华荣系夫妻关系，邱华峰系邱华荣的弟弟。港南公司于2009年7月24日由刘伟娜和邱华峰发起设立，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元，其中：刘伟娜出资8万元，持有港南公司80%股权；邱华峰出资2万元，持有港南公司20%股权。后港南公司经增资及股权转让，股权结构变更为邱华荣出资570万元，持有港南公司95%股权；邱华峰出资30万元，持有港南公司5%股权。2017年7月，邱华荣将其持有港南公司95%股权全部转让给刘伟娜。 七、张国彦的配偶张林钰静已去世，其子女张义昌、张千千出具《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书》，明确放弃各自对张林钰静就案涉债权的遗产继承权。 八、2019年1月18日，张国彦诉至本案，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有《合作经营协议书》、转账明细、《收据》、录音光盘及文字、通话记录、工商登记信息、《放弃遗产继承权声明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张国彦系台湾地区居民，案涉合作协议履行地在厦门市，故本案属上级法院指定由本院集中管辖的涉台案件，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没有约定，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中，案涉合作协议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与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国彦向邱华荣支付合作款项92万元有转账凭证及《收据》为证，张国彦亦未予否认，本院予以确认。张国彦主张案涉协议已经双方合意解除，对此，其提供的录音有体现邱华荣多次认可其尚欠张国彦的钱、亦提及其已还款的金额，以及对张国彦提出的双方解除合作的说法亦未予否认，仅要求多给予时间还款等细节，相应录音记录内容与邱华荣自2011年至2014年间多次向张国彦转账的事实亦能相符。邱华荣否认张国彦提交的录音中的通话对象系其本人，但在本院征询其是否申请鉴定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应承担不利之法律后果。故可以认定案涉合作协议已合意解除。因邱华荣系案涉合作协议当事人，且其亦在录音中多次表示愿意退还投资款，并事实上已履行了部分退还义务，故邱华荣负有向张国彦退还剩余投资款之义务。刘伟娜虽系邱华荣妻子且在案涉合作协议中签名，但纵观协议内容，案涉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刘伟娜的权利义务等，故其并非案涉合作协议当事人，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刘伟娜知悉张国彦和邱华荣存在合作关系，并不足以证明刘伟娜愿意承担返还投资款之义务，现张国彦以邱华荣、刘伟娜系均系合同当事人为由主张刘伟娜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予支持。 对于诉讼时效问题。邱华荣否认邱华峰向张国彦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有关，邱华峰则陈述其系在邱华荣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汇款24万元给张国彦。如前所述，案涉合作协议已解除且邱华荣事实已返还部分投资款（其在2015年3月5日录音中确认尚余52万元未返还）。邱华峰陈述邱华荣不知情即其在未告知债务人邱华荣且未经邱华荣许可情况下即支付款项，明显不符常理；并且，鉴于邱华峰系邱华荣的弟弟，邱华峰当时亦是港南公司股东，则对张国彦而言，在其催款下有相关进账，其亦有理由相信所收到款项系邱华荣退还的投资款。邱华荣、邱华峰也未举证证明邱华峰与张国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可以认定，案涉债权诉讼时效应自邱华峰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即2016年8月2日重新开始计算。故张国彦于2019年1月18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邱华荣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 综上，张国彦请求确认案涉合作协议已解除和邱华荣退还28万元投资款及自起诉之日起的相应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邱华峰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抗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张国彦与邱华荣于2011年3月8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已经解除； 二、邱华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国彦投资款28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三、驳回张国彦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邱华荣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3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6150元，由邱华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张国彦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邱华荣、刘伟娜、邱华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进杰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玲玲 书记员蔡鸿嘉 附本裁定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据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