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终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腾飞，男，199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高碑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同，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国，男，197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东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福，山东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俚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82166858357P。 法定代表人：宋玉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腾飞因与被上诉人刘建国、荣成市荣利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利阀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9）鲁0502民初29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腾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荣利阀门公司、刘建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审理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程序违法。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本案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判决，明显超过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刘建国陈述事实与理由时，称双方于2018年开始签订口头合同，由荣利阀门公司向刘建国购买阀门等物品，刘建国诉请的也是2018年之后的货款，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却将2015年、2017年双方可能存在的货物来往也计算在内，并据此作出判决。因此，一审法院不但认定事实错误，而且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2.一审法院仅依据刘建国提交的两份清单认定货款数额，证据不足。2018年的清单上没有高腾飞签字或盖章，该清单记载的货款数额是139081.92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384926.26元，且数额139081.92元后的“应实付”三个字无法确认是否为高腾飞所写，即使是高腾飞书写，高腾飞也只应承担139081.92元的给付义务，而不应承担384926.26元的给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高腾飞采购的货物金额为384926.26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已认定高腾飞是作为荣利阀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刘建国达成协议，并订购货物，那么高腾飞的行为即属于职务行为；且高腾飞作为东营市正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欣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由荣利阀门公司或者正欣机电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一审判决由高腾飞个人承担全部支付货款的义务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刘建国辩称，一、一审审限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高腾飞一审中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的时间是2019年9月16日，双方当事人收到该裁定书的时间更是在此日期之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判决，未超出法定审限，高腾飞主张一审法院超审限审理不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欠付货款数额为917758.8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高腾飞已自认两份送货清单的真实性。2.一审中，刘建国不只提交了高腾飞制作的两份送货清单，还提交了供货单位是荣利阀门公司的卸到货通知单、移库通知单、直达单等证明送货事实，上述单据所载明的送货数量、型号与两份清单记载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同时，刘建国提交的其与高腾飞的通话录音也能够证明欠付货款的金额。在通话中，双方多次谈到货款数额，高腾飞认可的货款数额与两份送货清单上的货款数额一致。高腾飞主张刘建国仅诉请了2018年之后的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刘建国在一审庭审中，已向法庭明确涉案买卖合同的起止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做出判决正确。三、本案与正欣机电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高腾飞承担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高腾飞一直以荣利阀门公司代理人身份与刘建国进行接洽，指示刘建国供货、与刘建国对账并代为办理结算手续的也均为高腾飞个人，高腾飞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刘建国提起正欣机电公司。在刘建国与高腾飞的电话录音中，高腾飞一直以个人名义与刘建国进行交谈，并明确表示其会通过借钱、卖房等多种方式想办法筹钱支付刘建国货款，其在通话中从未提起正欣机电公司。结合刘建国提交的收货单、送货清单、录音等证据，能够证实刘建国与荣利阀门公司、高腾飞供货行为所指向的合同是荣利阀门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以下简称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之间的合同，与正欣机电公司没有任何关联。高腾飞是借用荣利阀门公司名义与刘建国签订并履行涉案买卖合同，荣利阀门公司与正欣机电公司之间的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综上，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荣利阀门公司辩称，一、关于程序性问题，同刘建国答辩意见。二、关于实体责任问题，荣利阀门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与正欣机电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结清货款，刘建国未能提交证据证实高腾飞能够代表荣利阀门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荣利阀门公司、高腾飞共同偿还货款917758.80元，逾期付款损失11686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1日）及自2019年6月2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以上共计929444.8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及全部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荣利阀门公司、高腾飞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1日至2018年7月17日，高腾飞向刘建国采购中压闸阀、闸阀、截止阀，并要求刘建国将上述货物分别送至胜利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等单位。 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25日，高腾飞采购的货物金额为532832.54元；2018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17日，高腾飞采购的货物金额为384926.26元。上述货款金额共计917758.80元。但至今高腾飞并未向刘建国支付货款。 刘建国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11686元，系以所欠货款532832.54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4.35%上浮50%计算即6.525%计算至2019年6月1日，并主张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同时查明，高腾飞系正欣机电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建国与高腾飞、荣利阀门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或协议。 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11月26日，荣利阀门公司与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签订多份《框架采购协议》和《采购合同》，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向荣利阀门公司购买井口阀、旋塞阀、注水井加注装置等货物。高腾飞作为荣利阀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协议和合同上签字。但高腾飞在与刘建国洽谈买卖合同事宜时，并未持有荣利阀门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亦未表明其系荣利阀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另外，高腾飞还以其他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存在业务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刘建国与高腾飞之间涉及的买卖合同，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对荣利阀门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高腾飞个人承担还是荣利阀门公司承担？ 刘建国与高腾飞之间关于本案涉及的买卖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或协议，但高腾飞认可刘建国向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等单位送货的事实，双方之间已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刘建国主张高腾飞支付货款917758.8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至于刘建国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仅支持自2019年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刘建国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刘建国与高腾飞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或协议，高腾飞虽为正欣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依此认定高腾飞系履行正欣机电公司的职务行为。高腾飞关于系履行职务行为、正欣机电公司应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荣利阀门公司签订《框架采购协议》和《采购合同》时，高腾飞虽系荣利阀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在与刘建国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高腾飞并未持有荣利阀门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亦未表明其系荣利阀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且高腾飞还以其他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胜利油田物资供应处存在业务往来，因此，高腾飞与刘建国之间的买卖合同，对荣利阀门公司无约束力，其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高腾飞个人承担。刘建国主张荣利阀门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腾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建国货款917758.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以532832.54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二、驳回刘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94元，减半收取6547元，保全费5000元，由高腾飞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刘建国因追要涉案买卖合同货款给高腾飞打电话，双方部分通话内容如下：刘建国：“真是我说荣利真不讲信用啊，你看总共就走了几匹料，第一批到这是你签了字的53万多，还有第二批18年孤岛的245844元。”高腾飞：“你别说18年的了，17年的都没给我清呢。”刘建国：“还有临盘的13万多，这加起来这八九十万啊”。高腾飞：“我知道，……。”刘建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们看你签字的这个是53万多，你不签字的，连孤东带临盘在里面又加起来又是三十七八万。”高腾飞：“38万多嘛”。刘建国：“对啊，你这38万多是吧，这样一弄，你根本你承担不了，你必须还得。” 本案一审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高腾飞于2019年6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8日做出民事裁定书，驳回高腾飞的管辖权异议。高腾飞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做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高腾飞于2019年9月24日签收二审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做出一审民事判决。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法院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二、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如何认定；三、一审法院认定的欠付货款数额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刘建国在起诉状中陈述，“涉案买卖合同自2018年开始……”，但在一审庭审中，其对该陈述进行了更正，主张买卖合同自2017年开始，并提交了相应证据证实，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货款数额917758.80元亦是根据2017年、2018年的送货清单计算而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并做出判决并无不当。高腾飞以此主张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审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一审是否超审限问题。本案于2019年5月31日立案，高腾飞于2019年6月11日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后，高腾飞不服又提出上诉，高腾飞于2019年9月24日收到二审法院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书。自2019年6月11日至9月24日，本案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时间不计入案件审限，因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做出判决，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审限。高腾飞主张一审法院超审限审理，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高腾飞主张其是正欣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刘建国签订履行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代表正欣机电公司的职务行为。本院认为，高腾飞虽系正欣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与刘建国签订履行买卖合同时，并未以正欣机电公司名义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高腾飞以自己名义与刘建国签订履行买卖合同，在高腾飞无法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即使高腾飞向刘建国披露其行为系代表正欣机电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建国也有权选择以高腾飞还是正欣机电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本案中，刘建国明确主张合同相对方系高腾飞，涉案买卖合同与正欣机电公司无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刘建国与高腾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三，关于拖欠货款数额。一审中，刘建国提交两份送货清单证实其货款数额，其中2017年的送货清单后有高腾飞签字，其货款数额为532832.54元；2018年的送货清单分两部分，标注为“孤岛”的清单后数额为245844.34元，标注为“临盘”的清单后数额为139081.92元，两数额相加为384926.26元，该清单上虽未有高腾飞的签字认可，但在刘建国与高腾飞的通话录音中，高腾飞明确认可“连孤东带临盘的相加系38万元”，该录音内容与2018年的送货清单能够相互印证证实2018年的货款数额为384926.26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高腾飞欠付刘建国的货款数额为917758.80元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高腾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94元，由上诉人高腾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隋美玲 审判员  宋国蕾 审判员  郭芳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王晓雨 书记员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