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2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海江，男，汉族，1981年4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博罗县******委会田心小组，公民身份号码：441************213。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萍，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超强，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淘淘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宏成国际五金机电批发城B区12栋C3029号首层。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亮，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子生，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中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区。法定代表人：秦某1。上诉人崔海江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淘淘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26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海江起诉请求：1.解除崔海江、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向崔海江返还购车款770000元；2.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向崔海江三倍赔偿购车款共计2310000元；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崔海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31440元，由崔海江负担。崔海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解除崔海江与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的买卖合同（购车协议），淘淘汽车公司、中胜公司向崔海江返还购车款770000元。三、改判淘淘汽车公司、中胜公司赔偿崔海江款项2310000元。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淘淘汽车公司、中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不清，并出现多处事实认定错误，对淘淘汽车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模糊其词。（一）案涉车为“2017款中东版宝马X5”及2016年7月生产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内容，一审法院否认该事实是根本常识错误。“2017款中东版宝马X5”就是车的具体型号，这是基本常识。案涉车辆属于平行进口车型，车的具体型号是由“多少年版”+“对应的出口国”+“车品牌”+“大型号”组成，“2017款”、“中东版”、“宝马”、“X5”即分别对应“多少年版”、“对应的出口国”、“车品牌”、“大型号”，可见“2017款中东版宝马X5”就是一个完整平行进口车具体型号。交易车辆是明确约定为2016年7月生产的车型。能证明崔海江拟购车辆是明确约定为2016年7月生产的车型的事实，除了双方有明确约定为“2017款”外，还在与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记录中的2018年6月28日17:35至18:38微信聊天记录中，已经非常明确双方交易的车辆就是2016年7月生产的车型。并且在维权沟通中，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次确认“每年的6月都会改款，都是叫下年款，比如15年6月开始就是16年款，16年6月开始就是17年款的，17年6月开始，就是18年的......”，可见双方是明确案涉车辆就是2016年7月生产的车型，而且这里所指的生产日期并非是进口至中国的改装出厂日期，而是车辆在宝马公司的出厂日期。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事实确凿清楚。崔海江为了证明案涉车为2015年7月生产除了提供《鉴定报告》外，案涉车驾驶位置车门下部是有该车的出厂铭牌的，该出厂铭牌是明确记载了该车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货物进口证明书》并不能成为证明案涉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6月的有效证据。虽然淘淘汽车公司提供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记载出厂日期为2016年6月，但从该《货物进口证明书》左下角的备注信息明确记载“此证明仅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其中车辆其他信息由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向海关申请签发本证明时提供”，也就是说该《货物进口证明书》记载的车辆其他信息是转载于进口货物收货人所提供的信息，该信息的真实与否取决于进口货物收货人所提供的信息，该《货物进口证明书》记载的车辆其他信息并非必定真实，而且该《货物进口证明书》用途仅限于向公安机关办理车辆牌照使用，因此《货物进口证明书》并不能成为证明案涉车辆出厂日期为2016年6月的有效证据。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有举证责任及有举证能力证明案涉车辆的正确生产日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作为汽车销售的经营者其负有所提供的案涉车生产日期信息的义务及举证责任，并由于每一款宝马汽车的生产日期、配置信息、维修信息、出口及改装信息均可通过宝马系统进行查询，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作为宝马汽车的销售商其可通过宝马专属系统进行查询及体现，如今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拒不提供宝马专属系统中案涉车的生产日期信息，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鉴定报告》的鉴定人员亦是通过宝马专属系统确认案涉车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二）一审法院罔顾交易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笔误”否定双方的沟通，错误认定双方未约定交易车辆的发动机配置是双涡轮增压的事实。微信聊天记录是双方交易的合同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微信聊天记录虽非常规合同，但只要是与本交易相关的微信内容，符合意思表示要件的均可成为案涉购车协议的合同内容，并没有法律规定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意思表示，不能成为合同内容。相反微信聊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软件，用微信购物、支付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密不可分，在当今的微信通讯已经成为双方交易意思表示重要体现。纵观双方交易过程，先是由淘淘汽车公司的销售人员在获知购买汽车的意愿后主动通过微信与崔海江沟通车型及配置，双方也是在确定的车型、配置，以及价格后才确定进行交易，再签署《购车协议》，并且崔海江与淘淘汽车公司签订的《购车协议》对交易车辆的具体配置等事宜并没有明确，那么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定的车型、配置当然就是合同的内容，双方的意思表示。发动机是汽车重要组成，发动机配置是双方交易的核心内容。发动机是汽车提供动力的装置，决定着汽车的动力性、经济性、稳定性和环保性，是汽车整个动力系统的源头，是汽车动力性能的关键，同时也是汽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市面上汽车发动机常用采用单涡轮增压或者双涡轮增压，两者相比在动力性、连贯性等直接使用性能上，双涡轮增压具有巨大的优势，单涡轮增压还是双涡轮增压不仅仅决定了车辆动力性能的不同，而且两者的价格天渊之别，这也是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更是崔海江是否选择向淘淘汽车公司购买车辆的决定因素，一审法院认为“仅是汽车的一个部件”简直就是荒唐至极。“双涡轮增压”的配置内容不可能是笔误。“双涡轮增压”的配置内容不只是出现在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还出现在淘淘汽车公司销售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且淘淘汽车公司销售人员明确交易的案涉车辆比其他报价的汽车配置的区别包括案涉车是双涡轮增压。（三）崔海江提交的鉴定报告合法有效，应予采纳。崔海江提交的由广东中车检汽车服务咨询有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公司)就案涉车辆出具的《鉴定报告》已经明确了案涉车辆存在多处喷漆及零件拆装，轮胎非原厂配置轮胎、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中车公司是合法设立、具备鉴定资质第三方机构，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法律效力，无其他法定情形下，中车公司的鉴定意见应予采纳。并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崔海江已经就案涉车辆问题进行了鉴定并提交了有效《鉴定报告》，如淘淘汽车公司对此有异议的，应由其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而一审法院未经新的有效鉴定报告推翻现有效的《鉴定报告》的情况下，作出否定《鉴定报告》的认定，是严重错误。二、淘淘汽车公司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并告知崔海江虚假信息，从而诱使崔海江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构成欺诈，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应向崔海江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一）淘淘汽车公司故意隐瞒及告知的虚假信息是重大利害关系信息。关于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问题。汽车属于一般消费品，具有的一定的使用寿命，随着时间的增加，其使用性能会下降、寿命也会缩短，亦因其天然特性，直接关系到个人及公共安全，因此全球各地政府对车辆是否需要报废，何时报废等有明确要求，如我国就对机动车采取了强制报废的要求，并出台了《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文件。也就是说一台汽车的生产日期早晚直接影响到了车辆的使用寿命及购买者使用权限。崔海江与淘淘汽车公司已明确购买案涉车辆是2016年6月生产，但是事实上案涉车辆却是2015年7月生产，晚了近一年，这将直接折损崔海江原来拟购车辆的使用年限，直接损害到崔海江的重大利益。并且一般车辆生产商都会一年一小改版，三五年一大改版，迟一年生产的车就是两个版的车型，新版车往往会比旧版车更先进，而且旧版车与新版车也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差一年生产的车是直接损害消费者的重大利益。关于案涉车辆的发动机配置问题。发动机之于汽车的重要作用上文已有陈述，此处不再赘述。在本案中，单涡轮增压还是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是崔海江是否选择购买淘淘汽车公司车辆的关键性因素，崔海江通过比对其他销售商的车辆情况一开始对淘淘汽车公司提出的车辆及价格是存疑的，但淘淘汽车公司一再肯定、强调其向崔海江出售的车辆是双涡轮增压，因此较其他销售商更为优惠，因此崔海江最终向淘淘汽车公司作出购车的决定，而且淘淘汽车公司在沟通过交车时间前也一再明确是双涡轮增压。但淘淘汽车公司却向崔海江交付了单涡轮增压的案涉车辆，这是严重违背约定的欺诈行为。（二）淘淘汽车公司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发动机的真实情况，严重损害了崔海江知情权。崔海江在确定购买案涉车辆前，曾多次通过电话、微信方式向淘淘汽车公司明确拟购车辆的重要基本要求，如生产日期、发动机配置等。淘淘汽车公司也在微信中一再与崔海江沟通拟购车辆的具体情况，最终双方确认崔海江购买的车辆是2016年6月生产的、双涡轮增压的2017款BMW-X5中东版，双方对于购买车辆的要求是非常清晰明确的。但是淘淘汽车公司向崔海江交付的案涉车辆生产日期却是2015年7月、发动机是单涡轮增压，严重不符双方约定的要求，淘淘汽车公司故意隐瞒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发动机真实情况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崔海江的知情权。（三）淘淘汽车公司明知案涉车辆不符合双方约定要求，却告知虚假信息，从而诱使崔海江作出购车的决定，并交付不合格的车辆，构成欺诈。淘淘汽车公司明知案涉车辆与崔海江的要求存在巨大差距，却一直谎称其提供的车辆是符合约定要求的，直接隐瞒了影响崔海江是否购买案涉车辆的关键性因素，企图获得交易机会，诱使崔海江作出购车决定，并最终购买了案涉车辆。淘淘汽车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关于欺诈的规定，构成欺诈，应当承当相应法律责任。三、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同为销售人，应当对其欺诈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淘淘汽车公司直接向崔海江出售案涉车辆，并由济南中胜公司开具相应发票，二者同为销售人，应当共同向崔海江承担销售者责任。现因淘淘汽车公司在销售过程中，进行了欺诈行为，依法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共同承担。淘淘汽车公司答辩称:一、崔海江提车时并未对标的车辆提出异议，依《购车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应视为崔海江接受标的车辆无异议。《购车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提车前应对车辆型号、外观、内饰、加装用品以及基本使用功能，特别对制动、转向、灯光、水、电、油、气等状况进行检查，如有异议，应当场向卖方提出；乙方提车后，视为接受。”崔海江提车对标的车辆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依该条款约定推定崔海江已经认可接受标的车辆。二、淘淘汽车公司并未向崔海江承诺过车辆的生产日期，双方商谈的是车辆的出厂日期。标的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中载明的“出厂日期”为2016年6月，淘淘汽车公司作为销售商，对车辆的出厂日期的识别以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载明为准，不存在欺诈行为。另车身中文铭牌的“制造年月”及《车辆一致性证书》的“车辆制造日期”亦载明为2016年6月，出厂日期逻辑上在制造日期之后，本案标的车辆在制造日期为2016年6月的情况下，出厂日期最早也是2016年6月符合逻辑，进一步佐证了《货物进口证明书》所载出厂日期的真实。崔海江提车时未对出厂日期提出过异议，视为崔海江认可。三、“广东中车检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诉讼证据采用。一审法院未采信该报告，合法合理。《鉴定报告》第2页下方的《机动车辆单项鉴定评估委托书》“声明”中第5点载明：“本次检测仅仅是司法鉴定流程的初步技术判断，给的鉴定报告为初步结论报告，不涉及具体技术数据和证据材料,不参与调解或诉讼流程”，故该初步判断形成的初步结论不权威，不具有“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且鉴定人员中有一名只是“汽车修理工”，不具备鉴定人员资质；同时“鉴定委托事项”为“车辆是否存在零件的拆装及漆面是否是原厂喷漆”，但鉴定意见的内容却超出了鉴定委托事项范围；另《鉴定报告》中对鉴定过程及鉴定依据并未详尽记录及列明，故鉴定程序不合法，因此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案涉车辆发动机为“单涡轮增压”，微信聊天中的“双涡轮增压”是淘淘汽车公司笔误。一审法院认定正确。对于“双涡轮增压”的配置，当时市面上的宝马X5根本没有“双涡轮增压”配置，淘淘汽车公司微信中所发的“双涡轮增压”是笔误，打多了个“双”。双方并未书面约定“双涡轮增压”的配置，而在微信这种休闲社交聊天工具的沟通中出现笔误，属于正常情况。五、标的车辆崔海江提车后使用至今，没有出现质量问题，崔海江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崔海江自2017年7月8日提车起至今，一直使用标的车辆已有两年之久，车辆没有质量问题，未有出现影响崔海江使用车辆的情形。不符合《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关于退货情形的规定，故崔海江要求解除买卖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济南中胜公司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意见。二审补充查明，崔海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户籍信息、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四川电信电子收据、公证书[（2019）粤莞东莞第018558、018559号]、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微信朋友圈截图，拟证明，（1）龚紫薇是淘淘汽车公司业务员，其行为代表淘淘汽车公司，行为结果归于淘淘汽车公司，龚紫薇微信关联的手机号码是133*****903，该号码登记在龚紫薇母亲郭作珍名下；（2）龚紫薇明确向崔海江销售的车辆的发动机是双涡轮增压，与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发给崔海江的微信信息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为微信聊天将发动机单涡轮增压写成双涡轮增压是笔误是严重错误的。2.电话录音（龚紫薇与崔海江）及录音整理材料，拟证明龚紫薇是淘淘汽车公司的员工，淘淘汽车公司明知案涉车辆存在问题仍销售给崔海江。3.交警助手APP截图、手机录屏，拟证明淘淘汽车公司向崔海江提供的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为2015年，宝马X5越野车的发动机有双涡轮增压。淘淘汽车公司对此质证如下：1.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其中018559号公证书公证的是崔海江手机中聊天记录截屏图片，而非记录的原始数据，崔海江主张133*****903对应的微信号为龚紫薇使用，但崔海江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该号码为郭作珍名下号码，且崔海江提供作为保全证据的载体为崔海江本人的手机，非其所述龚紫薇本人的手机，没有证据显示郭作珍将该号码交给龚紫薇使用，因此无法认定该手机号码及对应微信是龚紫薇本人聊天形成的。2.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因该音频通话对象无法确认。3.APP数据非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且该APP截屏显示的信息为美规版车辆的参数，非本案所述中东版车辆的参数，故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崔海江对淘淘汽车公司质证意见回应称：1.在微信中已明确其叫龚紫薇并且提供的电话号码就是133*****903，而且提供的公司定位就是淘淘汽车公司的定位。2.关于交警助手APP截图的问题，该查询是根据案涉车辆的车架号进行查询的，是经过查询系统直接体现的数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淘淘汽车公司还向本院提出对案涉车辆的生产日期进行鉴定，以便确定案涉车辆是否符合交付标准。淘淘汽车公司、济南中胜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崔海江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分析如下：崔海江与淘淘汽车公司对案涉汽车是否是2017年款、生产时间及发动机配置存在争议，各执一词。首先，双方在购车协议中并未约定2017年款的标准，且崔海江未举证证明17款中东版宝马X5越野车是哪款汽车及17款中东版宝马X5越野车与案涉汽车存在不同之处；其次，从崔海江提交的材料可见，因案涉车辆先从美国出口到阿联酋进行改装生产后再出口到中国，这样就涉及原产时间与改装时间，而双方在购车协议中对生产日期并未有明确约定判断标准，且货物进口证明书显示案涉车辆的出厂时间为2016年6月，由此可见，案涉车辆的出厂时间为2016年6月并不违反崔海江与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在微信中关于2016年6月开始就是2017年款的内容。另外，崔海江在一审时有提出对案涉车辆生产时间的鉴定申请，后撤回该申请，二审期间又提出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如前所述，案涉车辆存在改装情况，故崔海江提交的交警助手APP截图、手机录屏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案涉购车协议并未以书面形式确认所购买的中东版宝马X5越野车的发动机配置是双涡轮增压还是单涡轮增压，仅有的一条微信信息显示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给崔海江的信息信息显示发动机是双涡轮增压，且从微信聊天记录可见双方一直在对汽车情况进行沟通，而且在上述微信内容前一天（6月28）的微信中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海江所发车辆配置中没有双涡轮增压字样，而崔海江在此后明确就是这台，由此可见，双方在微信过程中也未明确发动机配置是双涡轮增压还是单涡轮增压。关于崔海江于二审期间提交的户籍信息、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四川电信电子收据、公证书[（2019）粤莞东莞第018558、018559号]、淘淘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微信朋友圈截图即使能证明133*****903对应的微信号为龚紫薇使用，也只能证明龚紫薇与崔海江在签协议之前有沟通，但在协议中并未明确中东版宝马X5越野车的具体配置情况，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崔海江于二审期间提交的音频通话，无法确认通话双方的身份情况，是事发之后一年的录音而非事发当时的录音，且淘淘汽车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纳。从上分析可见，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汽车买卖合同未达到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对崔海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崔海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440元，由崔海江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卫审判员 魏 术审判员 邹凤丹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