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12行终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柄超，男，1977年9月10日出生，瑶族，公务员，住南丹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怀叶，女，1975年7月26日出生，壮族，教师，住南丹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石国玉，广西万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丹县卫生健康局（原南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南丹县城关镇锡都路**。组织机构代码：32733546-X。 法定代表人龙兴慧，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莫文焱，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韦向恒，该局党组成员。 委托代理人宁昌学，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覃广标，男，1971年7月8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南丹县。 一审第三人袁启秀，女，196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南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广标，男，1971年7月8日出生，瑶族，农民，住广西南丹县，系袁启秀的丈夫。 上诉人覃柄超、黄怀叶因计划生育行政征收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9)桂1221行初第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覃柄超及上诉人覃柄超、黄怀叶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石国玉，被上诉人南丹县卫生健康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莫文焱及其委托代理人韦向恒、宁昌学，一审第三人覃广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1997年12月12日原告覃柄超与原告黄怀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登记结婚，1999年3月30日原告黄怀叶在南丹县中医院生育一女，取名覃籍峣。第三人覃广标是原告覃柄超的哥哥，与第三人袁启秀是夫妻，袁启秀于2008年9月29日在南丹县妇幼保健院通过剖宫产下第二个孩子，同时做了绝育手术，分娩后袁启秀在婴儿记录中盖上本人的右手拇指指印，该孩子取名覃薛豪，属违法生育。2008年10月10日-13日、11月10日-11日、12月1日-31日、2009年2月14日-7月20日，原告黄怀叶向所任教的南丹县第二小学及南丹县教育局请病假。2009年6月2日，登记为袁启秀的产妇到北海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入院诊断妊娠37周＋6天（即265天），6月3日在产妇要求下进行剖宫产下一名男孩，分娩后产妇在婴儿记录续页中盖上本人的右手拇指指印，6月9日出院，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所生育的男孩取名覃坚，户口与户主覃香禄（覃坚的爷爷）、第三人袁启秀等登记在一起。2015年，被告收到中国共产党南丹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的案件，称根据群众举报，初步调查核实覃坚是覃柄超和黄怀叶违法生育的一名男孩。根据移送的案件材料，被告于同年对覃柄超和黄怀叶是否存在违法生育行为进行立案受理，依法调查取证。其中到南丹县××医院、南丹县妇幼保健院、北海市妇幼保健院对黄怀叶、袁启秀及登记为袁启秀的分娩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对二原告及两个第三人进行询问。2017年6月5日，根据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被告委托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移送鉴定的检材1：母亲姓名为袁启秀，婴儿生产时间为2008年9月29日上午10时18分，住院号为81066的南丹县妇幼保健院《婴儿记录》中母亲右手指印处的指印；检材2：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被询问人为黄怀叶的《询问笔录》中第三页黄怀叶签名处的指印；检材3：产妇签名为袁启秀，新生儿的出生日期为2009年6月3日上午10点53分的北海市妇幼保健院病案室卷宗内《新生儿出院产科登记表》中产妇拇指指印处的指印。2017年6月20日，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检材1与检材3不是同一指印；检材2与检材3为同一指印。2018年3月26日，根据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被告认为二原告于2009年6月3日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生育了第二孩（男，覃坚），该生育属违法生育，遂向原告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2018年4月12日，被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5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了丹卫计费征决字〔2018〕第1号《南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按2014年南丹县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6064元的3倍分别对原告夫妇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共计156384元，其中对覃柄超征收78192元，对黄怀叶征收78192元。二原告对该征收决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认为，关于覃坚是谁生育的小孩，二原告是否构成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问题。本案中，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姓名登记为袁启秀的产妇分娩后按医院规定所盖的右手拇指指印，经广西公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与原告黄怀叶的指印相同，即登记为袁启秀的产妇实则是原告黄怀叶。黄怀叶在覃坚出生前一直请长假，虽然请假条上写明是因先天性腰椎节裂、尾椎引裂需请假到医院进行医治，但却未能提供相关病历资料，而且黄怀叶作为教师还享受寒暑假休息时间，其完全具备躲避孕育小孩的条件。袁启秀是通过剖宫于2008年9月29日产下覃薛豪，分娩时还做了绝育手术，覃坚是经过怀孕265天后于2009年6月3日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出生，覃薛豪的出生时间与覃坚出生的时间只间隔245天，即便进行剖宫产及绝育手术后无须休息并能马上再孕，从时间上推算覃坚也不是袁启秀所生的孩子。二原告主张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覃坚是第三人覃广标、袁启秀的孩子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相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覃坚是原告黄怀叶所生的孩子，第三人陈述覃坚是他们在家自己接生的小孩，上户口所使用的《出生医学证明》是他们在路边通过联系办假证广告而办得与二原告的主张相矛盾，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相符，一审法院对第三人的陈述亦不予采信。两个第三人违法生育有第二个孩子覃薛豪，袁启秀由此所缴纳的7000元社会抚养费不能证实包括有覃坚的费用，二原告及两个第三人与此主张覃坚作为两个第三人的小孩已为其缴纳了社会抚养费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覃坚是二原告生育的第二个子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执行中有关具体问题的答复（桂人法工委〔2016〕3号）中：“关于修改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前发生的违法生育行为，在该修改决定实施后处理的，应当以违法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作为处理的依据。”的答复意见，二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为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7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的决定》修正）第十五条的规定，属违法生育。关于被告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5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丹卫计费征决字〔2018〕第1号《南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适用上述依据不能证明不可以生育二胎，因为现行法律提倡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所以即使覃坚是原告的小孩也不能征收社会抚养费。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5日第二次修正）规定有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但二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覃坚是在该条例施行前，该条例施行前的规定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一个子女，被告依据该条例即便存在一定瑕疵也不影响二原告违法生育的事实。除该条例外，被告同时依据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没有进行修改，办法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不符合当时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依据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法生育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按违法行为被查出时的上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以下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违法生育一个子女的，按3倍至5倍征收。”据此，二原告违法生育覃坚是2009年6月3日，违法行为被查出的时间为2015年，被告按违法行为被查出时的上一年，即南丹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64元的标准的3倍计算，对二原告的违法生育行为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共计156384元（26064元×3×2），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覃柄超、黄怀叶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覃柄超、黄怀叶上诉称，一、认定原告是覃坚亲生父母亲的证据不足。被告认定覃坚是黄怀叶冒用“袁启秀”姓名，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生产的证据，是黄怀叶在其《询问笔录》上的指印，与产妇“袁启秀”在《婴儿记录》上的指印，是同一人按捺的司法鉴定意见。但该司法鉴定的检材既是复印件，又没有注明来源，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二、被告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提交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没有明确规定不能生育两个子女。2016年1月1日以后，是否征收之前已生育第二孩的社会抚养费，尚未有明确的法规规定。一审判决审查行政决定不依“情势变更”原则和“从旧兼从轻”原则，以被告都不认可其效力的个案请示答复作为维持征收决定的依据错误。三、覃坚的社会抚养费已经由袁启秀缴纳，不应当重复征收。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丹卫计费征决字〔2018〕第1号《南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被上诉人南丹县卫生健康局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覃坚是二原告生育的第二个子女”完全正确。二、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征收社会抚养费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三、被答辩人称覃坚的社会抚养费已由袁启秀缴纳，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覃广标、袁启秀述称，覃坚是覃广标、袁启秀的孩子，社会抚养费也已缴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查，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证据可作为二审定案的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上述规定表明，行政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法对其生效以前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南丹县卫生健康局认定覃柄超、黄怀叶以袁启秀的名义于2009年6月2日在北海市妇幼保健院生育二孩覃坚的行为属于违法生育行为，应当按照该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南丹县卫生健康局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5日第二次修正）、《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本案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覃柄超、黄怀叶请求撤销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覃柄超、黄怀叶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丹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1行初2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丹卫计费征决字〔2018〕第1号《南丹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合计100元，由被上诉人南丹县卫生健康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国毅 审判员  梁海亮 审判员  寇四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罗海浪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