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凤英，女，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修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东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修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文芝，女，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张东奇，男，198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再审申请人郭凤英、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何文芝及二审上诉人张东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豫法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受理后，因案外人就原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中止本案再审审查。2019年10月，郭凤英、天冰公司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审理终结为由，向本院申请恢复审查。本院恢复审查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继续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郭凤英、天冰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郭凤英、张东奇与郑州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隆公司）原股东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何文芝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原判决判令郭凤英、张东奇向何文芝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兆隆公司原股东董俊杰、袁甪卡、程惠与郭凤英、张东奇签订《郑州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兆隆公司股权，同日双方还签订《付款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承诺书》均已实际履行，郭凤英向董俊杰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与董俊杰交接兆隆公司材料。兆隆公司原股东还与郭凤英、张东奇签订《郑州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已付款和未付款进行确认。何文芝仅在交接兆隆公司材料和收取股权转让款时出现，系原股东的履行辅助人，原判决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付款承诺书》判令郭凤英、张东奇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错误。（二）原判决以兆隆公司出具的所谓函认定何文芝是兆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该函是兆隆公司将自身转让，实际上是公司将属于股东的权利转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属于无效。2.该函确立的是何文芝以兆隆公司的名义独立经营商丘项目，不能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3.兆隆公司原股东袁甪卡、程惠与郭凤英签订《补充协议》并申请仲裁，证明兆隆公司原股东对该函并不认可，也不认可该函所加盖的袁甪卡印鉴。4.侦查机关讯问何文芝、董俊杰、程惠等人的笔录，证明其三人均否认依据该函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该函内容是何文芝在加盖兆隆公司公章的空白纸上私自添加。5.何文芝主张存在所谓的公司转让，但从未进行变更登记，实际上也不可能进行变更登记。（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一审法院询问董俊杰的笔录未经质证，原判决却据此错误地认定董俊杰认可应由何文芝向郭凤英、张东奇主张1.5亿元股权转让款。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适用《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认定何文芝是兆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相对方，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向郭凤英、张东奇主张权利，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何文芝是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法意义上的问题，但不能直接成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二）何文芝并非兆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兆隆公司出具给何文芝的函是为了其运作商丘项目方便，兆隆公司的原股东仍实际控制该公司并进行股权转让、收受股权转让款，不认可何文芝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何文芝持有郭凤英出具的《付款承诺书》原件并不能证明其是股权转让方，仅是为了何文芝运作商丘项目方便，郭凤英并非认为其是兆隆公司的股东。（三）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的股东纠纷处理本案错误。何文芝既不是兆隆公司名义出资人，也不是实际出资人。（四）原判决将不是合同当事人的何文芝硬性作为合同当事人，违背合同相对性原理。三、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为兆隆公司的原股东和新股东，原判决违背税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新证据即兆隆公司的原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税费，证明何文芝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法律关系，原判决导致本应由股权转让方承担的税款由股权受让方承担，违背税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郭凤英、天冰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一、原判决认定何文芝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相对方等基本事实有证据证明 原判决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兆隆公司出具的函、郭凤英等签署的《付款承诺书》和《郑州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材料交接清单》(以下简称《材料交接清单》)、郭凤英出具的承诺书、郭凤英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多份证据证明。1.2011年1月10日，兆隆公司向何文芝出具的函。该函加盖袁甪卡及兆隆公司印章，载明经兆隆公司全体股东决定，将兆隆公司转让给何文芝，在公司过户到何文芝名下之前，公司办理所有事务仍由原股东无条件予以协助。兆隆公司原股东董俊杰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未否定该函的真实性，郭凤英、天冰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否定该函的真实性。该函的内容反映出，兆隆公司股权转让系该公司全体股东决定转让，而非公司自行决定转让自身股权。郭凤英、天冰公司主张该函系为了运作商丘项目方便，但是该主张与该函载明的在公司“过户”到何文芝名下之前仍由“原股东”无条件予以协助等内容不符。因此，原审确认该函的证明力并据此认定何文芝与兆隆公司的原股东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并无不当。2.《付款承诺书》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的重要文件，该原件由何文芝持有。《材料交接清单》中由郭凤英手写的土地出让合同与团购房协议两份应交付材料“暂没接收，由小何交于我”。3.郭凤英向何文芝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其认可何文芝为兆隆公司开发商丘项目投入巨大精力，承诺何文芝对外仍以“兆隆公司股东身份”协调项目各项工作，并在项目结束后给予何文芝一定的利润分成。4.郭凤英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载明，郭凤英和其丈夫张振卿等均陈述案涉股权转让是何文芝与张振卿商谈的。以上证据能够证明郭凤英明知何文芝的实际身份，结合其他证据证明的何文芝对兆隆公司名下项目投资，以及郭凤英等已经直接向何文芝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原判决认定何文芝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相对人等基本事实，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因何文芝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当事人，郭凤英、天冰公司所主张的何文芝系兆隆公司原股东的履行辅助人的理由也不成立。兆隆公司原股东与郭凤英、张东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需要，不能据此否定何文芝系该协议实际当事人的身份。 此外，郭凤英、天冰公司还主张原判决根据董俊杰在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认定董俊杰认可应由何文芝向郭凤英、张东奇主张1.5亿元转让款的事实，但该询问笔录未经质证。经审查，原判决认定该事实系基于董俊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并非根据人民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故该主张与事实不符。 二、郭凤英、天冰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原判决 郭凤英、天冰公司提交两组材料作为新证据，第一组材料《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窗口业务报件运转表》（以下简称《运转表》），第二组材料睢阳区地方税务局新城中心税务所出具的《郑州兆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税收缴纳说明》（以下简称《税收缴纳说明》）及《证明》。经审查，《运转表》载明，兆隆公司申请对摘牌的两宗土地进行土地登记，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睢阳分局地籍管理股的处理意见是：该宗土地存在股权转让情况，应由税务部门依法出具完税或减税证明后，再办理土地的登记手续。《税收缴纳说明》主要载明兆隆公司原股东董俊杰、袁甪卡、程惠对于股权转让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印花税均已缴纳入库，而《证明》则载明兆隆公司的原股东由董俊杰、袁甪卡、程惠变更为郭凤英、张东奇，并证明应当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等税费均已缴纳入库。从上述证据材料的内容来看，能证明作为兆隆公司的登记股东所应缴纳有关税款已经缴纳入库，但不能据此否定何文芝与兆隆公司的原股东以及郭凤英、张东奇先后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董俊杰、袁甪卡、程惠将股权转让给何文芝，应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何文芝应否承担本次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应由税务机关确定，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即使何文芝应承担本次股权转让的纳税义务，但其尚未承担，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何文芝系股权转让合同实际当事人的基本事实。郭凤英、天冰公司该申请理由不成立。 三、原判决适用法律不属确有错误 在多份证据能够证明何文芝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受让人郭凤英、张东奇的实际相对人的情况下，何文芝即依法享有相应的合同权利、诉讼权利。原判决认定何文芝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根据郭凤英、张东奇作为股权受让人尚欠付股权出让人何文芝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判令郭凤英、张东奇向何文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由于天冰公司在《付款承诺书》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原审判令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郭凤英、天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凤英、河南省天冰冷饮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潘勇锋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吴景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唐荣娜 书记员任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