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20民终77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裕东，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志华，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蕊，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安乐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8C。法定代表人：李礼开，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华，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燕飞，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裕东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山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498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审查上诉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裕东上诉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并改判支持戴裕东的全部诉求。事实和理由：（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了股权继受取得条件，其中包括了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应当证明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股权是戴裕东以1.5元/股的价格向案外人李礼开购买，属于继受取得公司股权方式，合法有效，且戴裕东成为股东后一直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参与股东大会并对各项议案表决，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富山公司对戴裕东的股东身份一直是认可的。（二）富山公司是否“终止挂牌”均不能对戴裕东的股东身份产生任何影响。1.《聘任合同》只对公司终止上市时股份处理进行约定，而未对公司“终止挂牌”时股份应当如何处理进行任何约定。“终止挂牌”与“终止上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富山公司从未作出过上市计划，也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过任何“终止上市”的决议。“终止挂牌”是针对在新三板挂牌的非上市公司，不再将股票放在新三板进行交易，因此摘牌；“终止上市”是针对在证券交易所进行IPO的公司，不再将股票放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二者完全不同，互相排斥，富山公司想要实现IPO，必须先在新三板终止挂牌。富山公司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均明确显示，作出的决议均是“终止挂牌”而非“终止上市”。2.戴裕东与李礼开在2015年9月18日和2015年9月22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均对《聘任合同》中的“股权约定”作出明确变更，在先合同不能否认后合同效力，二者不一致的，应当以后合同的明确约定为准。3.富山公司审议通过“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李礼开赞成该议案，并承诺在规定的回顾期限内，异议股东申请回购的，他将以不低于成本价进行回购，否则视为继续持有，而后李礼开及富山公司向戴裕东发出要约，征询公司摘牌后其所持股份的处理意见，戴裕东明确回复“继续持有”，对此可以视为三方对《聘任合同》中“无条件退还股份”明确变更。一审法院以“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承诺均是为了遵循程序性要求而作出”为由，认定上述决议、承诺、公告实际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视为对《聘任合同》的变更是错误的。4.公司在摘牌、退市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制定妥善的异议股东保护机制，本案中，富山公司在摘牌过程中作出的各项关于保护异议股东合法权益措施的决议、公告及李礼开对异议股东持有股份进行回购或由其继续持有的承诺，本质上是为了应监管机关要求实现对中小异议股东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而非遵循程序性要求，全部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公司终止挂牌未能影响戴裕东的股东身份。（三）即使一审法院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合同自然解除”，那李礼开要求戴裕东归还股份只是债权请求权，而非股东权利，双方未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回购协议》前，戴裕东仍然是公司股东。一审法院错误将债权权利混同为股东权利。（四）富山公司及李礼开在一审中提交的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文件出现三个不同版本，一审法院不但未予处理，反而作为裁判依据，是错误的。富山公司在本案及另案所提交的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内容中有多处不同，如签名人数、签名顺序、骑缝章位置及财务总监杨萍签名等，均不相同。虽然富山公司称几份不同版本决议是由于事后修改，但戴裕东11月2日-7日都在富山公司上班，却没有在决议上签名，证明富山公司说谎隐藏了原始董事会决议，并伪造了没有戴裕东签名的文件。综上，富山公司通过“摘牌退市”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这种恶意促成条件成就，应视为条件未成就，且双方已在《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聘任合同》进行明确变更，其后又通过公告和承诺的方式再次明确变更为“继续持有”，只要戴裕东一天未与富山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或《回购协议》，法院就不能否定戴裕东股东身份，更不能剥夺戴裕东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富山公司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戴裕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富山公司提供公司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会计报告，供戴裕东和戴裕东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查阅和复制；2.富山公司提供公司2018年1月1日至今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银行对账单等）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被查的有关资料），供戴裕东和戴裕东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查阅；3.富山公司承担律师费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山公司原名为广东富山玻璃机械有限公司，股改前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富山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李礼开认缴出资2346万元，持有公司78.2%股份。2014年8月25日，富山公司与李礼开、戴裕东签订聘任合同，合同主要订明：“聘任戴裕东担任富山公司总经理，戴裕东全面负责公司经营运作，组织完成公司新三板挂牌及转创业板或中小板等重大工作；富山公司与戴裕东签订劳动合同，戴裕东起始月工资为4万元，完成新三板挂牌后月工资调整为5万元，完成创业板或中小板后月工资调整为10万元，年终奖金根据公司效益状况由董事长决定；富山公司及李礼开同意在公司股改前给予戴裕东3.8%原始股份所有权，戴裕东按每股1元购买，所购股份款在公司上市股份解禁时支付给李礼开；如戴裕东任职期内富山公司终止上市的，戴裕东所持股份应无条件归还给李礼开，三方互不追究；如戴裕东任职期三年后，由于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导致公司效益不理想，或经董事会决定公司终止IPO上市计划的，可撤销聘任，双方互不追究。”聘任合同签订后，戴裕东担任富山公司总经理。2015年9月10日，富山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李礼开将持有富山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其中包括李礼开向戴裕东转让公司3.8%的股权份额。2015年9月18日，李礼开与戴裕东签订广东富山玻璃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李礼开将持有富山公司3.8%的股权以171万元转让给戴裕东。后富山公司办理了戴裕东的股东资格登记备案手续。2015年9月22日，李礼开与戴裕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富山公司每股净资产1.5元，双方交易涉及的股权为3.8%，金额为171万元。即日，李礼开与戴裕东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戴裕东向李礼开借款171万元用于购买李礼开持有富山公司的3.8%股份。协议签订后，李礼开向戴裕东转账支付借款171万元；同日，戴裕东向李礼开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171万元。富山公司董事会成员7人，分别为李礼开、戴裕东、高毅、李景昌、黄秀珍、林长青、陆璐。根据李礼开提交的富山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显示，该次董事会有高管和监事列席，召开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一、“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及终止IPO上市计划”的议案。1.议案内容：公司2016年申请挂牌的目的，是为提升和规范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企业品牌，促进市场开拓，扩大企业宣传，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从而实现公司IPO上市计划。公司自2017年挂牌至今，从股票流动性来看，公司股票没有交易，没有流动；从经营结果来看，公司连续亏损，公司效益非常不理想；同时作为挂牌的公众公司，还需一定的运营成本和信息披露成本。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为提高公司经营决策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终止IPO上市计划……。2.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1票。二、“关于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三、“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各项事宜”的议案。……2.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1票。四、“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的议案。1.议案内容：公司拟于2018年11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上述决议共4页，前2页为决议的文字内容，下方空白处有参加人员签名；第3、4页为签字页，其中第3页有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第4页有列席监事及高管人员签字。此外，参加会议的人员均在签到簿上签字；戴裕东的表决票上有其签字确认，载明其对表决的第一、三项议案投反对票，二、四项议案投赞成票，与会议决议的内容吻合。后富山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发布“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显示审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为“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其余二、三、四项决议议案与前述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一致，另第四项议案中关于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时间为2018年11月8日。2018年10月22日，富山公司在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回购或者协调第三方受让异议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尔后，富山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在股份转让系统上公告，会议决议免去戴裕东总经理、董事职务。2018年11月23日，富山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股份转让系统上公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关于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各项事宜”等议案。李礼开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均投赞成票，戴裕东均投反对票。2018年11月28日，富山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股份转让系统上公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意免去戴裕东董事职务。一审法院同时受理了李礼开与戴裕东、富山公司股权转让纠纷[（2019）粤2072民初5906号]和戴裕东与富山公司劳动合同纠纷[（2019）粤2072民初5793号]两案，富山公司、李礼开在该两案中亦提交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戴裕东在股权转让一案中指出，该案与另两案中的决议存在差异，具体包括：1.股权转让一案决议的第1页空白处有监事廖满意签字，本案则没有。2.决议第2页的签名顺序不一致，且股权转让一案决议无董事黄秀珍、高管杨萍签名，本案则有；拟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时间有差异，股权转让一案为2018年11月8日，本案为2018年10月8日。3.股权转让一案的决议第4页有监事廖满意签名，本案则没有。针对戴裕东的上述异议，富山公司在本案、李礼开在股权转让一案均提交了情况说明认为：“1.2018年10月18日召开董事会，所有董监高都在签字页签名，公司盖章后上交股份转让系统。由于董事会决议上交系统后，公司需留底，故让董监高在原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每页下方都签字。董事会召开时，监事廖满意出差在外，没有列席会议。公司董秘黎坚强按照平日工作习惯在加盖富山公司公章提交给股份转让系统前就将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复印存档，之后才在会议决议原件上加盖公章扫描发给恒泰券商。恒泰券商审议后，发现监事廖满意没有在决议上签字，遂提出让其在签字页和签到簿签字，并要求将第一项议案中‘IPO上市计划’这几个字删除（理由是富山公司没有上市，只涉及终止新三板挂牌）。为保证删除‘IPO上市计划’之前和之后的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内容真实有效，公司董秘就复印原来的决议第1、2页，要求董监高在下方签字。当时除了廖满意以及擅自前往德国的戴裕东不在岗没有签字外，其他人员都签了字。本案提交给法院的就是该决议，此为没有廖满意签字的原因。后廖满意出差回来，公司董秘就找他在决议第1、2、4页签字，所以股权转让一案提交的决议有其签字。2.公司拟定于2018年11月8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的议案，公司董秘因为笔误，误将‘2018年11月8日’错写成‘2018年10月8日’，因发现笔误，所以又重新打印第2页找董监高签字。后来杨萍已经离职，所以在重新签字的第2页没有其签字。另股权转让一案的董事会决议第2页下方第二行签字倒数第2个，为黄秀珍签字，戴裕东称无其签字是错误的。”另查，富山公司董秘黎坚强于2018年11月26日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征询戴裕东对其所持公司股份的处理方案是继续持有，还是以取得股份时实际的成本转让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授权代表。此外，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受富山公司委托，于2018年12月3日出具“关于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对富山公司申请终止挂牌是否符合规定情形、是否履行法定程序、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是否对异议股东作出安排（包括保护措施安排、公司与异议股东沟通情况、股票回购安排的定价合理性和回购方履约能力）等发表法律意见。即日，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富山公司主办券商，作出“关于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合法合规意见”，意见书对富山公司申请终止挂牌是否合法合规、终止挂牌履行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终止挂牌事项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对异议股东作出的安排（包括解决方式、保护措施、公司与异议股东沟通情况、股票回购安排的定价合理性和回购方履约能力）等出具意见，其中“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载有如下内容：“经查看公司提供的‘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主动终止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书’，公司决定股票终止挂牌的主要原因如下。公司2016年申请挂牌的目的，是为提升和规范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企业品牌，促进市场开拓，扩大企业宣传，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从而实现新三板转板至创业板或中小板的战略目标。但公司自2017年挂牌至今，从股票流动性来看，公司股票没有交易，没有流动；从经营结果来看，公司连续亏损，公司效益非常不理想，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作为挂牌的公众公司，需承担较高的沟通成本及财务压力……。”再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及撤回终止挂牌业务指南》规定：“挂牌公司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或撤回终止挂牌，应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挂牌公司应当在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同时，披露关于拟终止挂牌的临时公告，说明终止挂牌的具体原因、股票暂停转让安排、对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相关安排等情况；挂牌公司、公司股东或相关方应当制定合理的异议股东保护措施，通过股票回购、现金补偿等方式对股东权益保护作出安排，并主动联系异议股东，对保护措施进行解释说明；主办券商应当督促挂牌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协助挂牌公司对异议股东作出妥善安排”。诉讼中，戴裕东确认控股股东李礼开、黄秀珍提出过公司不再上市。一审法院在审理戴裕东与富山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查明，戴裕东于2018年10月21日至2018年11月1日出行德国。此外，戴裕东在该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请求富山公司以3元/股回购其持有公司1140000股的股份并支付回购款342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粤2072民初5793号民事判决，对戴裕东的上述请求，法院以不属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不作处理。2019年9月27日，一审法院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2019）粤2072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判令戴裕东将其持有富山公司3.8%的股份退还给李礼开，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协助李礼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本案中，因戴裕东与李礼开、富山公司签订的聘任合同有“如戴裕东任职期内富山公司终止上市的，戴裕东所持股份应无条件归还给李礼开”的约定，富山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戴裕东在起诉时不具备股东资格，故需审查富山公司是否终止上市，并对上述合同条款的性质作出认定。富山公司通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为不争事实，因富山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公告中无“终止IPO上市”的决议事项，双方对富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内容存在争议，故应结合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证据以确定富山公司是否决议公司终止上市的事实。对此问题，首先，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戴裕东本人有参加董事会，其在签字页、签到簿上签字，表决票记载其对第一、三项议案中投反对票，二、四项议案投赞成票的内容，与决议的内容吻合，可予认定决议的真实性。此外，富山公司应主办券商要求修改“终止IPO上市”内容，以及富山公司复印决议，再通知参加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管在第1、2页空白处签名，而戴裕东在2018年10月21日出行德国而没有签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李礼开在本案中提交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与富山公司在股东知情权、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提交的决议虽有不同，但李礼开已作出情况说明予以解释，说明的内容具体、充分，符合情理，可予采信。其次，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过半数董事出席，决议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且有监事、高管列席，议事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再次，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有关“公司股票没有交易，没有流动；公司连续亏损，公司效益非常不理想，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内容，与主办券商作出的合法合规意见相吻合，富山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后，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上市计划，一审法院认为有理由相信终止上市系富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的议案之一。最后，戴裕东也在另案诉讼中确认控股股东李礼开、黄秀珍提出公司不再上市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采信富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真实性，认定董事会已形成决议，决议终止上市计划。富山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是基于其“公司股票没有交易，没有流动；公司连续亏损，公司效益非常不理想，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理由主动申请，而非由于股票上市而申请暂停转让。富山公司不具备在短期内上市的基础和条件，其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即表明公司终止上市计划。李礼开、戴裕东与富山公司签订的聘任合同约定：“如戴裕东任职期富山公司终止上市的，戴裕东所持股份应无条件归还李礼开，三方互补追究”。在富山公司终止上市的情况下，戴裕东是否应将所持股份无条件归还李礼开为本案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聘任合同的上述约定，属合同当事人约定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富山公司终止上市作为解除条件。该民事法律行为约定的解除条件，条件与行为性质不相违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作为条件的事实不违背公序良俗。且戴裕东任职期间享受高薪待遇，条件成就使已生效的民事行为失效，也不致其利益受损而违反公平原则。从富山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再到律师事务所和主办券商出具的意见书均表明，富山公司终止挂牌、终止上市是基于“公司股票没有交易，没有流动；公司连续亏损，公司效益非常不理想，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等原因，无证据证明富山公司或控股股东李礼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上市致条件成就。至于李礼开及富山公司在公司终止挂牌过程中进行的表决和作出的决议等事项是否属变更上述聘任合同的权利义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及撤回终止挂牌业务指南》可知，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需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获通过，其中对异议股东的保护性措施则必须要求公司与异议股东进行沟通并进行解释说明，通过股票回购、现金补偿等方式对股东权益保护作出安排，律师事务所和主办券商在出具意见书时，也需对上述问题进行审查。李礼开作为持有富山公司78.2%股权的控股股东，其在表决公司终止挂牌的议案时同意对包括戴裕东在内异议股东的保护性措施，以及富山公司在终止挂牌、上市以后，其高管、董秘等与戴裕东沟通，征询戴裕东是继续持有股份还是予以转让等行为，均是为了遵循程序要求，以通过公司终止挂牌的决议以及达到公司终止挂牌的目的。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李礼开曾作出表示放弃、变更聘任合同有关“无条件归还股份”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以聘任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聘任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自富山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终止挂牌决议时成就。按照约定，富山公司终止上市的，戴裕东应将其所持股份无条件归还给李礼开。因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合同的约定解除有别，前者在条件成就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归于消灭，无需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双方签订的广东富山玻璃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协议自然解除，戴裕东丧失股东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法律规范可知，股权登记只具有对抗效力，而非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要件，戴裕东有关其仍然为公司登记股东，享有股东资格的辩解不应采信。由于戴裕东于2019年4月12日提起诉讼时已不具备股东资格，其又未能举证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戴裕东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前引司法解释，一审法院对戴裕东的起诉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戴裕东的起诉。戴裕东二审提交富山公司董事会秘书黎坚强与戴裕东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李礼开确认戴裕东的公司股东身份，并通知其参加2019年临时股东大会。2.临时股东会议案为《关于本公司整体股份委托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托管》，即李礼开准备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将股份登记托管，俗称“新四板”，其仍想通过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挂牌来谋求公司的上市之路。富山公司没有新证据提交，其质证称：对黎坚强与戴裕东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确认该微信内容的完整性以及关联性。戴裕东故意未提供完整的微信内容，断章取义。1.李礼开与戴裕东之间的诉讼情况未向其他人公开，黎坚强在不知情情况下群发通知，黎坚强无权代表李礼开对戴裕东的股东身份进行确认。2.黎坚强已经发送取消原定召开的股东大会的通知，戴裕东不可能参加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故不存在戴裕东所说的议案。3.富山公司新三板摘牌后，富山公司还是一家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地方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要求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进行集中登记托管，故富山公司委托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将股份登记托管，同时也是为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摘牌的后续程序性工作。戴裕东混淆事实，其所说的新四板（即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指由地方政府管理的、非公开发行证券场所，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为了非上市公司提供服务，这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不同概念，新四板（即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作为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场所，与上市显然是没有任何关联，戴裕东主观臆断富山公司进行股份登记托管就是进行上市，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网显示：2016年8月12日由广东富山玻璃机械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富山公司）。同日，进行股东备案登记，备案股东包括李礼开、林长青、高毅、戴裕东等11人。另，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富山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李礼开，登记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核准日期为2017年10月9日，登记在册的发起人股东姓名及名称包括中山百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礼开、黄秀珍、戴裕东等19人。同时，富山公司提交于2017年9月11日形成的“广东富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条，对公司现有股东及股权结构列表中显示：“戴裕东，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身份证号110************378，持股数量114万股，持股比例3.8%，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16年7月28日。截至本案二审，该公司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网显示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股东和持股比例中关于戴裕东的部分没有变更。本案为股东知情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戴裕东起诉诉请相关权益对应期间是否具备富山公司股东身份。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的规定，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这里的“起诉时”应结合其主张诉求的期间进行审查，而非单纯以起诉作为时间点。具体到本案，首先，此处的“起诉时”的股东资格应仅限于形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即，在无生效判决进行确定和认定，以及富山公司对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记之前，即便存在登记情况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形，在未经审查确定之前亦不能当然否定登记的公示效力。即关于戴裕东在起诉时是否尚具备案涉公司的股东资格（身份）或原有的股东身份，是否因约定条件成就股份需退回而导致丧失均存在争议。且有关联案件【（2019）粤2072民初5906号】尚在审理过程中，虽该案一并上诉至本院，亦已经作为终审判决认定聘任合同中关于戴裕东所取得的股东资格及股份因所附解除条件成就而丧失资格及需退回案涉公司股份。但亦说明戴裕东曾获得过相应资格及持有对应股份，暂未认定该资格及身份的自始无效。且基于股东身份而衍生的知情权具有时间属性，会随着身份的变化拥有或丧失。故对“起诉时”的审查要结合股东主张该权益的期间是否具备该身份而认定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即“资格”。本案，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戴裕东曾基于聘任合同获得了股东资格及拥有富山公司3.8%的股权，又以所附解除条件成就为由而认定戴裕东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自然丧失了股东资格，回避了戴裕东曾经拥有及持有富山公司股权的登记事实，从而驳回戴裕东关于主张股东知情权的起诉，明显矛盾及不妥。且将戴裕东持有股份是否已实际支付对价与持有股份的登记事实混淆，没有对其起诉进行实体审查，明显处理不当。案涉聘任合同明确约定：富山公司、李礼开与戴裕东在签订聘任合同时股改前给予戴裕东3.8%的原始股份所有权，这个关于“给予”的时间点约定明确且实际上双方也已按该约定进行了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的一系列手续。至于是否实际支付对价，一方面因为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另一方面合同还约定了资格及股份退回的条件，关于解除及丧失资格双方存在争议，故需要生效判决认定才能确定解除或丧失的时间点。亦可能基于该股权拥有的时长、有无获取权益等因素影响最终需支付的对价。因此，关于戴裕东获得的来源于聘任合同目的、身份、岗位目标等的股东资格是否区别于一般股东资格，持有期间双方有无就实质股东权益进行特别约定或形成区别状态，以及是否存在一种股东身份的拟制状态等，是否会影响戴裕东所主张对应期间的查阅、复制等知情权，尚需进行实体审查。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戴裕东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498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阮碧婵审 判 员 伍青花审 判 员 蔡惠群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皓晖书 记 员 刘梦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