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102行初436号 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仙游县郊尾镇圣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苏碧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婧，女，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明治，男，单位工作人员。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原莆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 法定代表人杨志捷，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艳玲，福建律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柯晨，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住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div> 法定代表人林京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作雄，男，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剑萍，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及不服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向被告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婧、杨明治，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的副局长宋建文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黄艳玲、柯晨，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委托代理人范作雄、吴剑萍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八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你公司（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存在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少申报收入71,961,979.77元，造成少缴增值税9,719,140.4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少缴增值税合计9,719,140.45元，予以追缴，同时核减当期留抵税额2,513,946.22元。以上共计查补增值税9,719,140.4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同时告知成本列支问题、滞纳金的计算期限、办理缴纳手续和逾期后果，并告知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期限。原告不服，于2018年9月26日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1、变更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施检查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2、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其余决定事项均予以维持。 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4月3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对原告立案检查，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莆税稽处[2018]1号），认定原告于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存在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少申报收入71,961,979.77元，造成少缴增值税9,719,140.45元的违法事实，对原告作出处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决定。原告收到该《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在规定时间内向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11月16日做出的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税务处理决定书》（莆税稽处[2018]1号）决定。现原告不服二被告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一、《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2015年4月3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到原告处进行税务检查，在原告公司的一台电脑上拷贝出一份电子资料，该资料系原告测算授信额度使用，并非原告日常经营的真实记录。电子表格中《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与《挂账销售明细表（2012年07月-2012年12月）》中的勾稽关系、逻辑关系不成立。二、《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的证据不足。证据链中缺乏营业账簿，收讫销售款项、营业款项的收款凭据、有关合同等能证实原告存在少缴税款的具备真实性、充分性的证据，理由如下：1、原告电脑上拷贝取得的2012-2014年“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不具备真实性。为使授信额度增加，原告融资人员在该表格中对销售额数据进行修改，为了便于区别真实交易与修改部分数据，原告的融资人员在《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等表中“备注”加注标明：有票、空格，备注“有票”部分即原告已开具发票、申报税收的真实交易，没有备注的就是原告按照行业默认行规为使企业销售流水增加的凭空捏造的不存在的交易数据。且为增加可信度，融资人员在制作表格时尽可能按照融资要求将表格信息做的真实、符合融资要求。并不能因为其标注有票部分为真实或表格之间能够对应即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2、原告按照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的多次格式化要求而确认挂账的现场笔录及自述报告缺乏真实性。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多次要求原告提供相应原始凭证，原告无法提供。因原告系被管理者，所以为了寻求稳定和发展而配合检查屡次作出自证行为实属无奈，也是本着早日落实退税政策的期待，才按照被告的要求在格式化文件上签字盖章，不能反映原告经营收入的真实情况。3、原告2015年5月单独设置的“预收账款”、“以前损益调整”等科目账簿不具备真实性。原告于2012-2014年没有通过“预收账款”、“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而2015年的“预收账款”、“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设置、使用，是为配合税务部门要求而设置、使用，不具有真实性。4、原告提供的2012年期间至2014年期间相关购进原材料“废电机铜”的“购销信息确认单”、“货物进仓单”、“全电子汽车衡磅码单”被税务部门否认真实性，更不能作为证据。税务部门认为原告需要提供真实交易合同、付款证明、对方收款证明等相关证据才可以证明交易的真实性，否则相应的成本费用不予税前列支。说明税务部门对原告的上述反应成本费用的相应证据真实性予以否认，则该证据不应被采信，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本案缺乏其他具备真实性、充分性、合理性的书证、物证，证据链是不完整的。三、原告拥有证据证明原自认部分的不真实，可推翻原自认证据。为推翻原告按照税务部门的多次严厉要求原告自认“挂账销售行为”，原告与电子表格中所列的所有销售对象进行2012至2014年间的往来账对账，确认莆田市税务局拷贝的电子表格中显示无票交易之间的销售行为并不存在，供法庭厘清事实。四、退一步说，即使被告认定电子资料具备真实性，在税务处理上仍存在片面认定、处理不公的问题。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同属于国家税务局管辖范围，应当在同一份处理决定书中按照整体认定后的企业经营情况进行予以直接核算、认定。而被告只对增值税部分予以认定，是不合理的。综上，原告请求：1、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2、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在起诉时仅有第二项诉讼请求，在庭审中做了如上变更。）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原告存在少申报收入并作出相应处罚决定；2、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对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3、原告收到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快递单；4、EMS快递查询结果，证据3-4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17日收到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2012-2014年双方间全部往来对账单；6、企业往来对账情况统计表，证据5-6证明原告与往来销售客户不存在账外交易；7、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挂账销售明细表；8、2012年7月份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证据7-8证明处理决定书中的数据不真实；9、税务检查工作底稿，证明税务检查工作底稿中的数据没有依据；10、原告2012-2015年间企业部分会计账簿，证明企业2015年前没有设置预收账款、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该账簿缺乏真实性。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9年1月25日提交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应当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答辩人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被答辩人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提起行政复议，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变更了《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加收滞纳金决定的计算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本案复议机关改变了税务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应当以复议机关作为被告，且答辩人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故非本案适格被告，应当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二、答辩人作出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的程序合法。答辩人向原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后，依法对原告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有关的涉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答辩人经检查取证，依法履行检查、审理等税务稽查程序，并由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议后，依法作出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符合法定程序。三、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答辩人于2015年4月3日对原告依法立案检查,检查期间从其电脑上拷贝取得电子资料证据：2012-2014年“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其中“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按月详细载明合同编号、客户名称、数量、价格、产品销售收入、实际成本、销售费用、盈亏、备注(有票或空白)等项目。“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按单个客户记载合同编号、合同时间、客户名称、发货时间、收款金额、单位、数量、单价、计划金额、实际金额、产品销售收入、产品成本、产品销售税金、产品销售费用、产品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毛率、备注等项目。上述两份证据之间能够一一对应,相互印证，且“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逐户注明销售“有票”的交易,经核实,原告均已开具发票并作纳税申报,进一步证实“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而无注明的交易,原告均未开具发票也未作纳税申报。以上电子资料原告均予以打印并注明“由我公司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保存在我公司”后盖章确认。同时，在检查过程中，原告提供的《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0至2014年销售、成本费用等汇总》载明原告2010年至2014年已申报销售收入463,942,300.67元,未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的事实。原告于2017年9月出具《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2018年1月27日出具《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关于未开票销售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均明确解释说明其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不进行纳税申报的原因系“企业在严重亏损状态的同时要承担着过高的税率”、“只能账面暂挂不含税金额71,961,979.77元,以待后续政策落实可实际退税时补开具发票”。另，原告还提供了2012年期间至2014年期间相关购进原材料“废机电铜”的“购销信息确认单”、“货物进仓单”、“全电子汽车衡磅码单”等材料，于2015年5月在财务账簿通过“以前损益调整”对上述2012年至2014年未申报销售收入进行补记载、在《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中对答辩人查实的检查所属期纳税申报情况以及2012年7月-2014年1月间存在的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少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的违法事实签注“以上数据经核对无误，情况属实”予以确认。据此，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原告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少申报收入71,961,979.77元，并依法追缴其少缴税款，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9年1月25日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具备做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莆税稽处[2018]1号）的主体资格。第二组：2、《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3、《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4、《税务检查通知书》（莆国税稽检通一[2015]7号）及送达回证；5、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证明原告委托受托人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代为参加行政处罚听证程序；6、《税务事项通知书》（莆国税稽通[2017]3号）及送达回证；7、《税务事项通知书》（莆国税稽通[2017]4号）及送达回证；8、《税务事项通知书》（莆国税稽通字[2018]25号）及送达回证；9、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证明原告财务负责人在稽查工作底稿中当事人陈述意见处签注以上数据核对无误，情况属实，已对原告检查所属期纳税申报情况以及2012年7月-2014年1月间存在的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少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予以确认；10、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11、税务稽查报告；12、税收违法案件证据及其他资料交接清单；13、初审报告；14、税收违法案件集体审理纪要；15、税务稽查案件审理报告、税务稽查审理审批表；16、《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重大税务案件书面审理意见表》；17、《受理通知书》；18、《补充调查通知书》；19、《莆田市国税局稽查局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补充调查情况的报告》；20、《税务稽查审理报告》、《税务稽查案件审理审批表》、《税收违法案件集体审理纪要》；21、《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22、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莆国税重审决字[2018]11号)；23、《税务事项通知书》（莆税稽通[2018]1号）及送达回证；24、《税务处理决定书》（莆税稽处[2018]1号）及送达回证；25、纳税担保相关材料，证据2-25共同证明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做出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程序合法。第三组：26、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检查所属期纳税申报表，证明原告检查所属期纳税申报情况，原告“挂账”销售收入未进行纳税申报；27、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陈述申辩材料[含《陈述和申辩书》]，证明原告承认原会计将2012年-2014年期间对无氧铜杆销售收入进行暂挂收入且承认存在少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的违法事实无异议，《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部分未开票销售情况说明及请求税务处理的报告》，证明原告承认“公司账面暂挂销售七千多万元，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基本情况说明》、《关于数据不一致的说明》，证明原告对于数据不一致的情况进行说明，并确认其未申报销售收入含税金额84,195,516.33元、不含税金71,961,979.77元，《关于预缴税款缴纳计划的报告》、《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确认其2012-2014期间销售无氧铜杆未开票含税金额84,195,516.33元，不含税金额71,961,979.77元，并承认挂账原因是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50%，税负过重，《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关于未开票销售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自认“账面暂挂不含税金额71,961,979.77元，以待后续政策落实可实际退税时补开具发票”，《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部分未开票销售情况说明及请求税务处理的报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2工艺流程》、《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3工艺流程》、《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4工艺流程》；28、《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29、《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证据28-29证明2012年7月-2014年2月期间原告实际取得销售收入的情况。30、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账簿资料，证明原告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处记载的2012年7月至2014年2月含税销售收入为：84,195,516.33元，换算为不含税销售收入为：71,961,979.77元，与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能够相互佐证，证实原告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少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31、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0年至2014年销售、成本费用、利润等汇总；（数据以第751页记载为准，该份证据证明原告2012年-2014年期间少申报不含税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32、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挂账材料及成本明细表（2012年7月-2014年2月）；33、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挂账销售明细表，该证据为原告自行制作并提交的书面材料，原告在该证据中自认的2012年-2014年期间少申报销售收入总金额与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以及最终处理决定书认定的金额一致，证明原告对于稽查局认定其少申报销售收入数额并无异议；34、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0年度-2014年度销售收入及成本、利润总表，证明原告申报销售收入的情况，以及其收入构成除单单汇总表载明的生产性销售之外，2013年度还存在贸易性销售收入；35、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2年度销售、成本、利润明细表；36、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3年度销售、成本、利润明细表；37、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4年度销售、成本、利润明细表，证明原告2013年8月申报的销售收入含贸易性收入4,321,024.8元、2013年9月申报的销售收入含贸易性收入28,992,564.11元、2013年10月申报的销售收入含贸易性收入17,136,289.98元，以上贸易性收入加上单单汇总表载明的当月生产性销售收入，即为稽查工作底稿中表格所载的2013年8月、9月、10月原告实际取得收入数额；38、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挂账现金收付情况；39、补充数据，证明原告确认其2012年-2014年期间少申报不含税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40、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确认原会计将2012年-2014年期间以废电机铜作为原材料生产的无氧铜杆销售收入进行暂挂收入，原告自认将部分收入登记在预收账款科目下、进行整理补录更正系原告公司会计所为，诉状中所谓“为配合税务部门要求而设置、使用相关科目”的说辞不成立；41、《听证笔录》，证明原告代理人承认2012年-2014年期间对无氧铜杆销售收入进行暂挂收入、2014年底，原告将该部分收入登记在预收账款科目下，进行以前年度损益调整；2015年5月重新整理补录更正，经自查后已将未及时申报的销售收入在税务机关查账之前登记在账本中，结合证据30《账簿资料》的记载内容，可证实原告少申报销售收入与71,961,979.77元，证明原告对于稽查局认定其少申报销售收入数额、不缴或少缴税款数额并无异议；证据26-41共同证明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莆税稽处[2018]1号）的证据充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稽查工作规程》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9年1月9日提交书面答辩状，并在庭审中辩称，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原告取得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未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2015年4月3日对原告依法进行立案检查，在调查取证中从其电脑上拷贝取得电子资料证据：2012-2014年“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其中“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按月详细载明合同编号、客户名称、数量、价格、产品销售收入、实际成本、销售费用、盈亏、备注(有票或空白)等项目。“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按单个客户记载合同编号、合同时间、客户名称、发货时间、收款金额、单位、数量、单价、计划金额、实际金额、产品销售收入、产品成本、产品销售税金、产品销售费用、产品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毛率、备注等项目。上述两份证据之间能够一一对应,相互印证。同时，“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逐户注明销售“有票”的交易,经核实，原告均已开具发票并作纳税申报,验证了“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的真实性；而无注明的交易，原告均未开具发票也未作纳税申报。以上电子资料原告均予以打印并注明“由我公司提供,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保存在我公司”后盖章确认。同时，在行政程序中，原告提供的《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2010至2014年销售、成本费用等汇总》载明原告2010年至2014年已申报销售收入463,942,300.67元,未申报销售收入71,961,979.77元的事实。原告2017年9月出具《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2018年1月27日出具《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关于未开票销售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均明确解释说明“只能账面暂挂不含税金额71,961,979.77元,以待后续政策落实可实际退税时补开具发票”。另原告还提供了2012年期间至2014年期间相关购进原材料“废机电铜”的“购销信息确认单”、“货物进仓单”、“全电子汽车衡磅码单”等材料，2015年5月原告在财务账簿通过“以前损益调整”对2012年至2014年未申报销售收入进行补记载。据此，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原告2012年7月起至2014年1月间存在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收入71,961,979.77元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告完全否定自身账簿、企业自述报告的行为没有确凿证据加以证明，其辩解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原告自称为了增加授信额度，对销售数额进行修改，凭空捏造企业销售流水增加；原告自称确认挂账的现场笔录及自述报告是处于无奈而签字盖章的，缺乏真实性；原告还辩称2015年的“预收账款”、“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是为了配合税务部门要求而设置的，该账簿不具有真实性等等。但是原告上述诉称完全没有证据加以证明。首先，原告作为企业，应深知挂账收入未申报纳税的后果，如果确实不存在挂账收入，应在第一时间在行政程序中提出。但原告在长达三年多的行政程序中从未否认其挂账收入未申报的事实，也未否定其账簿的真实性，反而在调查过程中在不同时间多次出具多份说明确认挂账收入未申报的事实。其次，即便在2018年7月18日的处罚听证程序中，原告仍然未否认挂账收入的事实，并表示已将未及时申报的销售收入在税务机关查账之前登记在账本中，也未否认账簿的真实性，还进一步表明“公司财务健全，有完整帐、单、据在册可查”。（三）原告在诉讼中提交的“2012-2014年双方间全部销售往来对账单”未在之前行政程序中向行政机关提交，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2017年5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向原告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普国税稽通[2017]3号），通知原告“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供你公司2012年至2014年与收入有关的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和其他证明材料、文件资料。”但原告未在行政程序中向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供相关全部证明材料文件，而是在行政程序结束后在目前的诉讼中提供“2012-2014年双方间全部销售往来对账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四）被告并非单一地以原告提供的2012年期间至2014年期间相关购进原材料“废电机铜”的“购销信息确认单”、“货物进仓单”、“全电子汽车衡磅码单”这些证据来认定原告少申报收入，而是结合这些证据，在其他系列证据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进行综合判定。关于成本列支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须有法定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而原告提供的这些资料不符合规定，无法依法认定成本。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于2018年9月26日受理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8年9月28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送达给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要求其作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10月7日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据。被告经过审理，于2018年11月16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同日依法送达给原告。据此，被告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9年1月9日提交如下证据：1、1.1行政复议申请书、税务处理决定、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纳税担保书；1.2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EMS特快专递单。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局”）于2018年9月26日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经审查予以受理。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省税务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于2018年9月28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给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以下简称“莆田税务局”），并要求其作出书面答复、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3、莆田税务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材料（具体证据材料由莆田税务局稽查局提供），证明莆田税务局于2018年10月7日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4、行政复议决定书（闽税复决字［2018］1号），证明省税务局于2018年11月16日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5、EMS特快专递单证明省税务局于2018年11月16日依法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款，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的权力来源；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3、《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二款，法律依据2-3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复议程序合法；4、《税收征收管理法》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二款；5、《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6、《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的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四条，法律依据4-7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复议决定的实体依据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交的证据1-5、25-26无异议，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其中对证据6-24、41认为存在程序违法。证据11、13-16、18-20、22-24不仅程序违法，而且认定的事实错误，适用的法律错误，得出的结论错误。对证据9、27-41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42-43，由于被告认定事实错误，故适用法律也错误。本税收案件审限过长，申请延长调查期限的程序违法。 原告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提交的证据1-3、5无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无视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所存在的严重程序违法问题。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6认为原告在本案税务处理期间均未提出该证据,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8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致。证据9-10可以印证被告认定的事实。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6的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且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不应被采纳；对证据7-10证明对象有异议。 二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确认原被告对双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证据5、6，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的证据《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事项通知书》均可以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已依法要求原告提供证据，但原告未依法提交上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5年4月2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因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前年度税负明显偏低，涉嫌税收违法行为，对原告立案检查，并向原告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告知原告稽查人员名单及检查对象，并告知原告应提供有关资料。原告于2015年4月3日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以及稽查人员于同日在原告电脑上复制了原告公司2012-2014年“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无氧铜杆出仓授权清盘表”等电子资料，并经原告公司盖章确认。因调查未结束，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按检查时限依次作出《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办理了延长检查时限审批手续。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经检查发现原告公司存在不列少列收入，成本资料、收入凭证核算残缺，不能准确核算应纳税额的情况，于2017年5月11日发出莆国税稽通[2017]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交2012年至2014年与收入有关的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和其他证明材料、文件资料到税务机关进行检查。原告分别于2017年9月出具《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于2018年1月27日出具《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关于未开票销售的情况说明》、《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部分未开票销售情况说明及请求税务处理的报告》等材料，均明确解释说明“只能账面暂挂不含税金额71,961,979.77元,以待后续政策落实可实际退税时补开具发票”。2017年11月17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中，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认为该文件中的数据核对无误，情况属实。2018年5月14日，因拟处罚款达到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标准，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提请移交国家税务局莆田市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2018年5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认定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涉税案属于规定的审理范围并作出《受理通知书》。2018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补充调查通知书》，将该案退回并要求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7月12日前将补充调查材料及新的处理意见移送市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办公室。2018年6月20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发出莆国税稽通[2018]2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税务稽查案件检查人员变更，并于当日送达原告。2018年6月28日，原告再次提交《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部分未开票销售情况说明及请求税务处理的报告》等书面材料。2018年7月2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莆田市国税局稽查局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补充调查情况的报告》、《税务稽查审理报告》。2018年7月4日，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作出莆国税重审决字[2018]11号《莆田市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提出审理意见，并于当日作出《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案卷交接单》，将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涉税案移交至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2018年7月27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7月31日送达原告公司。原告不服，于2018年9月6日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9月26日收到并受理该申请。2018年9月28日，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向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7日送达原告。 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本案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仅对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中加收滞纳金的计算期限予以纠正，维持了其他决定事项，根据上述规定属于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情形，应当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原告仅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追加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为本案被告，故对原告将诉讼请求由原来的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变更为撤销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及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本院予以准许。 本案焦点有二，一是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主张原告电脑上的《力拓销售单单结算汇总表》等电子资料系原告为提高银行授信额度所制，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经营情况，且后续原告提供的供被告调查的资料均不是真实记载，从而认为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存在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少申报收入71,961,979.77元，造成少缴增值税9,719,140.45元”的事实认定和对应交纳增值税及滞纳金的决定错误。二是原告主张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对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条第二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信息。”的规定，原告有依法提交真实调查资料的义务。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原告在《听证申请书》及《听证笔录》中均承认原告公司会计通过“预收账款”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等会计科目进行暂挂收入及整理补录，且原告在《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关于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以废电机铜为原材料的无票生产经营的情况说明》中对于少申报销售收入的事实及具体金额进行确认。由于原告在稽查程序中多次通过签注意见、书面情况说明、听证陈述申辩等方式反复确认关于少申报销售收入的事实及具体金额，以及多份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故原告“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存在销售‘无氧铜杆’货物和提供加工劳务‘挂账’少申报收入”情况属实，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4月2日立案对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在涉案年度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检查应当自实施检查之日起60日内完成；确需延长检查时间的，应当经稽查局局长批准。”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且因该案拟处罚款达到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标准，于2018年5月17日经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确认为重大案件，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该案在确认为重大案件后所补充的证据没有超过审理期限，应予采纳，且2018年7月27日所做出的决定并未超出法定期限。故原告主张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莆税稽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被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作出的闽税复决字[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建省力拓铜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晓曦 人民陪审员  赵玉琴 人民陪审员  郑叔忠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郑少敏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