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7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德昌，男，1946年7月19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文，山东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同利，男，196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 上诉人夏德昌因与被上诉人夏同利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3民初3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德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文、被上诉人夏同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德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并进而认定被上诉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是委托人，被上诉人是受托人，被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偿还32000元款项证据不足，属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收款凭条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7日收取了上诉人32000元的款项并给上诉人办理存期为3年的银行存款。被上诉人应当在完成委托存款后将32000元的存单交付给上诉人，如果不能完成委托事项，应将上诉人交付的款项32000元返还上诉人。现被上诉人既没有证据证明将委托成果交付给上诉人，也没有证据将收取的32000元款项交还给上诉人，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成立。2、本案争议的是2015年12月27日32000元的存款，而一审法院却将2015年12月28日的10000元存款作为调查和论述的重点，并根据上诉人对2015年12月28日存款10000元的陈述不一致作出上诉人2015年12月27日32000元的存款缺乏事实依据的认定，该认定显属错误。上诉人是70多岁的老年人，在时隔近2年的时间内发生对时间细节的陈述有细微差距是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对与本案无关的另一笔存款的陈述不一致推定涉案32000的存款不存在，结论太过牵强。三、被上诉人的陈述不合常理且与事实严重不符。1、被上诉人声称2015年12月27日收到的是10000元现金和二张存单不符合常理，是虚构的。如果被上诉人收到的是存单，他应当在存款凭条中注明，但存款凭条中却未有任何显示；如果被上诉人收到两张存单并计算出22000元本息存款转存，那么被上诉人收到存单的当场一定会对存单的本金、利息进行详细的阅读与计算，否则无法计算出应转存款额为22000元。被上诉人作为二十余年专业办理代存取款业务的人员，对存款时间应当非常敏感，被上诉人不可能对存单的其他细节都细致了解而对存款时间予以忽视，所以被上诉人称因为天黑事多，没仔细看就收下存单和现金，与常理不符，是为推脱责任而编造。如果被上诉人在2015年12月27日收到的是两张存单的话，按照被上诉人答辩及庭审中的陈述，两张存单本息合计22550元，与被上诉人陈述的22000元转存额存在550元的差距，被上诉人对该差额或者一并转存或者找补给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却对此未作出合理的陈述和说明。如果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7日收到的是10000元现金和二张存单的话，按照被上诉人陈述，10000元的存款在其家中就能办理，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在家中办理完结10000元的现金存款，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二天持现金到稻田信用社办理。被上诉人不合常理的陈述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当天收到的是32000元的现金而不是10000元现金和二张存单。2、被上诉人辩称“第二天上午夏同利去银行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时才发现存单尚未到期，到期日分别为2016年11月13日、2016年12月10日。提前提取将按照活期利率计算利息，为使夏德昌不损失利息，夏同利将夏德昌的10000元现金存入夏德昌的存款本”，明确陈述是在2015年12月28日上午在银行柜台将10000元现金存入上诉人的存款本，但是上诉人的存款本中根本没有2015年12月28日上午10000元的存款记录，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收取了上诉人的32000元代存款后根本没有给上诉人办理，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8日13：55：44在其家中办理的10000元存款是上诉人另一笔存款。3、被上诉人辩称“夏同利第二天将存入10000元的存款本及两根未到期的存单一块交还夏德昌时，双方合意将凭条撕毁作废，后由于双方之前的矛盾，夏德昌不但没撕毁，而是故意留下临时条借以诈骗夏同利”，该陈述一方面证明被上诉人自认凭条具有证明收到款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证明被上诉人为了达到占有上诉人款项的目的，在做与常理严重不符的虚假陈述：如果双方之前有矛盾，上诉人会委托被上诉人办理大额存款？被上诉人会敢将应当撕毁作废的凭条继续存放在上诉人手中吗？被上诉人以上不符常理的虚假陈述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款项后没有完成委托存款的事务，也没有将款项退还给上诉人。 夏同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夏德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夏德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夏同利立即归还存款3200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诉讼中，夏德昌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2015年12月27日，夏同利为夏德昌出具的存款凭条。记载内容：姓名夏德昌，存期3年，32000元；经办：夏同利（私章）。夏同利质证称，存款凭条是临时性的，是在为农户办理存款过程中临时出具，这种凭条在农户手中很多，从未收回过，近三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该凭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夏同利就其抗辩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28日，为夏德昌办理10000元存款的业务交易流水及夏同利为夏德昌到银行办理现金存入业务的交易明细；2、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寿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日记账、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委托存款登记簿；3、夏德昌庭前收回的存款凭条（自2013年至2017年的）；4、2017年10月22日，双方当事人在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稻田支行，银行工作人员为双方调解时的电话录音；5、夏德昌于2013年11月13日、2013年12月10日存款数额均为10000元的定期三年储蓄存单及夏德昌于2016年12月12日提取后的存款计息单；6、夏德昌作为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代办员的工资本；7、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委托存款须知、警示标语；8、自2006年至2015年12月份自己记录的大棚种植销售情况流水明细。夏德昌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夏同利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对本案无证明力；2013年的两张存单的存款时间及支取时间是真实的，对此无异议。 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1、夏德昌、夏同利系同村村民，从小认识且住的很近。夏同利自80年代末开始为当时的农村基金会做代办员，基金会改制之后为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做业务代办员至今。2016年之前，夏德昌一直委托夏同利为其办理存取款业务。夏同利在为夏德昌办理完存款业务之后，存款凭条有时收回有时不收回。2、夏德昌2013年11月13日、2013年12月10日的两笔定期三年存款均系夏同利为其代办的存款手续，到期后夏德昌于2016年12月12日自己到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提取。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 （一）关于夏同利主体资格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夏同利系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的业务代办员，其在为各储户办理存取款业务时，首先必须取得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授权其代为办理相应业务的代理权限。夏同利在接受夏德昌委托为其办理存款业务时，已取得为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稻田支行办理该业务的代理权限。夏同利系自然人，无存储业务的金融资质，其接受夏德昌委托，亦是代替夏德昌到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在该民事活动中，夏同利的身份首先是金融机构的业务代办员，其次是该存款业务夏德昌方的被委托人，夏同利接受夏德昌委托为其办理存款业务系职务行为，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夏德昌向夏同利主张权利，要求其归还存款32000元及利息系起诉主体错误，应予驳回。 （二）关于责任承担问题。 夏德昌主张，2015年12月27日上午7、8点钟，其带32000元现金及存款本到夏同利家中，委托夏同利为其办为期三年的定期存款业务，因夏同利在家不能打印存款而要去银行办理，夏同利为其出具了32000元的存款凭条，当日傍晚，夏同利将存款本交还夏德昌；次日上午10时许，其又带10000元现金到夏同利家中要求夏同利为其办理三年存款业务，夏同利在家中为其办理完存款业务之后，将存款本交还夏德昌。 夏同利主张，2015年12月27日傍晚（银行已下班），夏德昌携带存单号为475601753（存期三年、金额10000元、存入日为2013年11月13日、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3日、到期利息为1275元）、存单号为475605002（存期三年、金额10000元、存入日为2013年12月10日、到期日为2016年12月10日、到期利息1275元）的两根存单及10000元现金和存款本到其家中办理转存款业务，夏德昌要求将存单的本金及到千元的利息整数和10000元现金委托其去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东稻田支行办理成一笔本金为32000元、存期为三年的存款；当时因为天黑事多没仔细看就收下存单和现金，其为夏德昌出具了临时的存款凭条；2015年12月28日上午，其去银行柜台为夏德昌办理存款业务时才发现两根存单尚未到期，因提前支取按照活期利率计算利息，为使夏德昌不损失利息，其将夏德昌的10000元现金存入到夏德昌的存款本上，下午将夏德昌的存款本和两根未到期的存单退还给夏德昌；因存款凭条经常不收回，这次也按交易习惯未收回。 一审法院查明，夏德昌于2017年10月30日书写民事诉状递交法院后，于2017年11月20日为法院书写了内容为“2017年12月27号拿现金3万2千元到同利家去存是上午10点左右，28号下午5点拿1万到同利家去存，天冷没人”的情况说明；2017年11月7日夏德昌签名按手印的记录中载明“……2015年12月28日下午5点左右，又拿着10000元现金在家中给我打在了存款本上……”；夏德昌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第二天2015年12月28日上午大约10点多我又拿着存款本和一万元现金去夏同利家里让夏同利再给我存上，存三年。夏同利在家里就把我这一万元给我存在折上了，我就又拿着存折走了”。夏同利提交的银行存款客户终端显示夏德昌10000元款项的存入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13：15：44”。 一审法院认为，夏同利二十多年担任银行业务代办员，在几十年的代办工作中，基于本村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存款凭条不收回亦属正常，符合现实工作生活常理。夏德昌上述三次陈述其10000元款项的存入时间前后不一，且与银行出具的客户终端显示的存款时间不对应，其仅凭存款凭条要求夏同利偿还委托存款320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无有效证据支撑，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夏德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夏德昌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讼争焦点有两点，一是夏同利是否具适格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夏德昌所诉债务是否成立。其一，从本案查明的夏德昌委托夏同利为其代办存款业务的对应事实来看，双方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系当事人自愿达成，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夏德昌以夏同利未按约定为其存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是其诉讼权利的对应行使；夏同利系案涉委托合同关系中的受托人，其依法具有服从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及报告委托事务的合同义务，如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故夏同利于本案中具适格被告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夏同利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误，本院对应更正。其二，夏德昌主张夏同利未依约办理存款业务而要求夏同利归还32000元交付款本息，夏同利作出合理辩驳并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加以证明，经全面审查案涉证据证明力并结合夏同利银行揽储代办员身份、业务办理通常习惯及双方对存取款相关事实的陈述，夏德昌所诉之2015年12月27日交付夏同利32000元现金、次日又交付10000元现金的事实存疑，夏同利有关32000元系两份存单并10000元现金、其已退还存单及办理完10000元存款的抗辩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法应当确认夏同利抗辩主张的该待证事实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夏德昌诉请缺乏事实依据并判决驳回夏德昌诉讼请求，能够与现有证据所反映事实相印证，符合民事诉讼证据采信及待证事实认定的对应规定，也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应认定与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夏德昌的上诉请求判令夏同利返还32000元款项本息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上诉人夏德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