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2民终2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阙正忠，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欢乐，江西昌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梅梅，女，198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上诉人阙正忠因与被上诉人吴梅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9）赣0203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阙正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欢乐，被上诉人吴梅梅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阙正忠上诉请求：1、撤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9）赣0203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不当得利500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给上诉人分配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在本案法律关系中已尽到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支付凭证以及被上诉人的自认，已经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获得诉争500000元以及该款项系上诉人婚前个人财产的事实，其所提供的证据就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言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因上诉人主张的是返还不当得利，主张的是消极事实，故无法举证直接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取得该款项的合法根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而作为争议款项的占有(获益)人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的返还主张，认为占有(获益)是合理的，对此反驳意见，被上诉人就负有举证义务，这属于举证责任转换。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给付的利益，应当举证证明其合法占有的依据,从证据远近来看，被上诉人作为诉争500000元款项的使用人，在近一个月之内将500000元取出或转向他人，被上诉人应当对该500000元的性质更容易举证；二、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关系分析存在错误。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上诉人的举证不能达到500000元系交由被上诉人保管的证明目的，该认定本身存在逻辑错误。上诉人所谓的“保管”是一种事实上的保管关系，结合交付500000元款项时双方的关系，双方不可能就保管关系作出明确的、法律性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只要将该500000元交付被上诉人，该事实上的保管关系就已成立。第一，上诉人在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本案原审法院的陈述并不矛盾。本案上诉人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意思表示，故唯有以不当得利纠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上诉人在原成都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代理人否认的是双方之间法律上的保管关系，而非事实上的保管关系，且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作二审谈话时，上诉人并不在场，其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是一般代理。故不能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查笔录中的上诉人代理人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案涉对账单是双方对资金往来的梳理，而非结算，且该对账单中只有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资金，没有被上诉人的支出，故不属于双方结算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也将对账后剩余款项中一半计100000元转给原告”，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结算，且结算金额为200000元，原审法院作出这样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持。离婚协议中双方虽确认在婚姻续存期间无共同财产，但本案诉争的500000元并非是共同财产，而是上诉人的婚前财产。第三，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恋爱和婚烟关系，不能排除500000元系其他原因发生，系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通过庭审发现或者排除该“其他原因”，即获益方能否举证证明其获益的“其他原因”；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金额有误。案涉对账单中载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7日收到上诉人500000元,2017年1月18日收到上诉人100000元,2017年2月8日收到上诉人220000元,2017年4月18日收到上诉人40000元。原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确认了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却在经审理查明部分未对2017年1月18日的100000元进行认定，系前后矛盾。另外，上诉人在2017年6月5日还在马来西亚向被上诉人转账人民币50000元，该50000元与上述转账一样，是通过上诉人在马来西亚取现委托他人转账给被上诉人，原审遗漏了该笔转款的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吴梅梅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一、原审分配举证责任正确，被上诉人已对500000元的合法占有进行举证，上诉人称原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上诉人除了对被上诉人取得财产性利益承担举证责任之外，还要证明上诉方受损，并且证明获利与受损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的支付凭证并不能证明其财产受到损失，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项证据证明该500000元为双方共同生活使用，上诉人也多次使用该财产，其并未遭受500000元的损失。其次，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了李哲良、张志刚的视频资料、江南燕子的证人证言以及出庭证人周某1、邵某的证言，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证明了上诉人婚前所支付的500000元系结婚时所给付的彩礼，被上诉人对此占有完全合法、符合公序良俗；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关系分析正确，上诉人称原审事实认定与法律分析有误没有任何依据。第一，上诉人称其在原审所陈述保管为事实上的保管，不具有合理性。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资金保管事实,从上诉人在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7171号案件中的起诉状以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的看出，在（2019）川01民终713号案件可以发现，上诉人本人签名的上诉状中再次重申了诉争的500000元系借贷关系，在本案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回答法庭发问时指出：“在上诉人阙正忠的内心来说、本案就是借贷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就上诉人自身而言也并不认可不当得利或合意保管的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保管的合意，婚前被上诉人已经告知上诉人其资金缺口，紧接着上诉人便将500000元转给被上诉人，二人次日便领证结婚，若上诉人本意将此500000元作为婚前保管搁置显然矛盾，不符合常理；第二，上诉人称其与被上诉人并未做离婚后财产分配，且该500000元为上诉人的婚前财产。首先，在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2017年11月7日双方离婚前对账的照片中标明了有500000元的财产在内，说明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时，已经将500000元的彩礼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统计与分配，并确认双方尚有200000元现金，在双方算账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8日通过朋友邵某支付上诉人100000元。由此，有明确转账记录，由上诉人支配、使用的金额就达390000余元，期间还不包含部分现金和通过其他朋友支付给上诉人，但暂无证据证明的资金以及日常使用、婚后前往马来西亚看望上诉人所产生的费用。以上事实证人邵某和周某2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第三，上诉人称原审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不清，没有任何依据。在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出示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诉人转账该500000元给被上诉人的原因，被上诉人对该款项不具有不当得利的可能性；三、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有误，该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所称，原审判决对2017年1月18日其给被上诉人100000元的认定前后矛盾，且遗漏了上诉人于2017年6月5日通过委托他人转账给被上诉人的5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焦点是500000元的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于2017年1月18日、6月5日的汇款的事实不影响原审法院的事实与法律认定；四、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之嫌。上诉人在成都的二次诉讼称与被上诉人之间对于这500000元是民间借贷关系，后在原审庭审中，又虚构事实，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保管合意，系委托保管关系，而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离婚前夕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可知，上诉人因不满被上诉人提出离婚要求，对被上诉人充满恨意，不排除上诉人有通过恶意诉讼报复被上诉人之嫌。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阙正忠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0万元；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阙正忠与被告吴梅梅于2016年10月2日通过“世纪佳缘”网站相识。2016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账户银行转账人民币50万元。2016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在景德镇市珠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双方未对婚前婚后财产进行约定。2017年1月10日，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前妻转账人民币5万元；2017年2月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22万元；2017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的姐姐阙连秀转账人民币10万元；2017年4月1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人民币4万元；2017年6月22日，被告通过邵某向原告转账人民14万元；2017年11月7日，原、被告对双方的进出账目进行了对账；2017年11月8日，被告通过邵某向原告转账人民币10万元；2017年11月8日，原告与被告在景德镇市珠山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协议约定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原告阙正忠诉请被告吴梅梅归还不当得利人民币50万元，应就被告吴梅梅取得该款项没有法律依据、造成原告阙正忠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庭审及原、被告举证，原告称将50万元转给被告系保管目的，但其举证不能证明该目的。第一、原告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诉称该50万元系借给被告，其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查笔录第9页中陈述，该50万元不可能是保管，而在本案中又以保管法律关系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原告对同一事实作出两种不同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第二、根据原、被告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查笔录第8页中确认的对账单，争议的50万元在该对账单中，且在对账后的第二天，双方办理离婚登记，被告也将对账后剩余款项中一半计10万元转给原告，离婚协议中原、被告已经确认双方无共同财产；第三、原、被告存在恋爱和婚姻关系，该50万元转账不能排除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证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阙正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阙正忠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通过上诉人阙正忠、被上诉人吴梅梅举质证及陈述，可以确认吴梅梅于2017年1月18日收到阙正忠10000元，原审对此事实认定有遗漏，予以纠正。其他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阙正忠、被上诉人吴梅梅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阙正忠、被上诉人吴梅梅诉辩意见，本案所涉阙正忠诉请吴梅梅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0元能否成立的问题是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规定，主张不当得利诉请的一方需应举证满足另一方取得相关款项无法律上的根据等构成要件。结合本案分析，阙正忠认为其已证明涉案500000元系婚前财产且是交由吴梅梅保管，吴梅梅取得该款项构成了不当得利，其已完成了不当得利的基本举证责任等。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阙正忠是与吴梅梅办理结婚登记的前一日即2016年11月17日转账支付给吴梅梅涉案款项的，对该款项，在阙正忠之前以吴梅梅向其借款为由向成都法院起诉，其方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查笔录中陈述不可能是保管，在本案原审庭审中阙正忠方亦陈述涉案支付的500000元是出借给吴梅梅的，因其举证不能，在成都武侯区起诉时而未被认定为借款。而通过吴梅梅原审举证的对账单亦能表明，双方在协议离婚的前一日对往来进出账目进行了对账，涉案的500000元即包括在该对账单中，后在办理协议离婚当日吴梅梅也通过邵某向阙正忠转账了100000元，且双方的离婚协议也已确认无夫妻共同财产。另外结合阙正忠支付吴梅梅涉案款项前后阶段双方存在的恋爱、婚姻关系及阙正忠支付涉案款项的时间和双方具有的年龄差等因素，涉案阙正忠所支付的款项不能排除系其他原因产生，而吴梅梅对此亦辩称其已举证证实涉案款项系结婚时阙正忠所给付其的彩礼。承上，因阙正忠对涉案支付的500000元前后有相互矛盾的陈述，离婚前一日形成的对账单亦含括了该给付款项，且亦不能排除系其他原因（如给付彩礼）发生的支付，故阙正忠现行举证不能证实涉案500000元系是其交由吴梅梅保管及由此吴梅梅取得该款项无法律上的根据，亦即阙正忠诉请吴梅梅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0元不能成立；至于阙正忠主张原审认定转给吴梅梅的其他款项金额有误，没有对其于2017年1月18日、2017年6月5日支付给吴梅梅的100000元、50000元进行认定，因经二审核实可以确认吴梅梅在2017年1月18日收到阙正忠10000元，而除此之外的上述其他金额，阙正忠没有直接证据能予证实，且上述金额的认定与否并不影响本案对阙正忠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款500000元的判定。综上，上诉人阙正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虽然有误，但原审判决结果处理妥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阙正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国审判员  刘亮常审判员  余 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