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12998号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东莞市仁德皮具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王名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杨，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广东顺言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福州紫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宏杨新城1#楼17层F室。法定代表人：符慧麒，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宦均，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仁德皮具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州紫成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及被告反诉原告买卖合同纠纷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被告法定代表人符慧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宦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本诉诉称，原告与被告有商业交易关系，被告于2017年6月至8月向原告多次采购数量众多的挎包、背包、钱包、手袋等物品，双方签订有多份购销合同。并约定票到付款。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并开具了相应增值税发票给被告。但被告却未按约付款。被告至今仍拖欠货款796612.08元未支付给原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796612.08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为止，暂计算至起诉日的利息为34652.62元，本息暂合计831264.7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货款1233287.21元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计算的利息。被告针对原告本诉辩称，一、原告从事的不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原告是欺骗、利用被告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行为。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原告只是欺骗、利用被告从事骗取国家税款的犯罪行为。本案是四个系列案之一，四个原告表面形式上各自独立，实则四个原告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都是王名顺、洪清滔，四个原告是作为整体，统一与被告进行结算。表面上看，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每份购销合同附随一份送货单盖章，但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送过货。合同所称的手提袋、钱包都是附加值低占用空间大的商品，又岂能是一次一车能拉完的呢？既然是原告送货，那又是在什么时间、用什么车、什么路线、分多少次送货的呢？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实际送货证据，因为原告没有向被告送过任何货物。本案是原告方面操盘，把所谓的货物用原告的名义直接发往国外，造成原告出口的假象，叫被告将从国外收到的货款全部汇给原告及其关联公司，被告分文不留。若真是被告从原告处购买货物出口，被告岂能白忙活、没有差价、没有一分利润全部付给原告？被告提供银行账户全部的流水，以证明所收的每一分钱都转交给原告及其关联公司了，被告实际只是被原告借用了名义和账户，最多也只能是代为退税的代理关系。按常理，被告出口享受国家退税奖励，退税款理当归被告享有，但原告是要求被告将退税的95%都汇给原告及关联公司账户（而且是要求被告提前垫付退税款），被告只享有了退税金额的5%。若真是买卖关系，被告为何会将自己享受的退税奖励金额达95%几乎全部都白白拱手送给原告，只能说明，原、被告之间并不是真正的买卖关系，被告只是代理其退税而已，被告提供银行流水以证明所收退税款的95%都汇给了原告，国家的退税政策是按货物金额的15%退还税款，意味着出口货物金额越大，退税款也就越多，夸大货物金额正是本案原告骗取国家税款的神秘之处。原告所谓的出口商品只是普通的手提袋、钱包，但每份合同金额动辄上百万元，原告夸大金额数十倍，如果夸大3000万元，则可多退税450万元，扣除被告收取的5%的劳务费，其余427.5万元都归原告了，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则是实实在在的450万元。原告的行为不仅于此，还存在用虚假提单、报关单品名与提货单不符、报关单重量与提货单不符、以未备案单证出口等方式骗取国家退款2296870.14元。原告欺骗、利用被告申报货物价值金额达数千万元，骗取国家退税金额应高达数百万元。原告实际控制人不断地注销旧公司、注册新公司的原因也在于此，在于为了消灭罪证。显然，原告及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骗取国家退税事实清楚，金额巨大，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其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二、原告、被告间是虚假的买卖关系，原告无权起诉货款。如上所述，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关系，原告只是欺骗、利用被告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所以，原告无权起诉所谓的货款。被告发现原告骗取国家退税的行为，起因于原告提供虚假提单、报关单品名与提货单不一致、报关单重量与提货单不一致、出口单证未予备案等方式骗取退税款2296870.14元，税务机关处罚要求被告退回该税款时方才如梦初醒，方才明白原告欺骗利用被告骗取出口退税款的全部套路。被告遂要求原告承担骗取退税款的责任，要求原告赔偿给被告造成的损失2296870.14元，被告已对该税款金额退交给了税务机关。但原告恶人先告状，遂假借诉讼手段使被告屈服。故，原告无权以货款之名起诉被告。三、被告已将所谓的货款足额支付给了原告。原告无权再起诉。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交合同的金额是11007957.02元，被告已经直接转款了30480239.19元。所以，被告已将收到的货款足额全部支付给了原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提出反诉称，原告提交的ZC1703-01合同（金额1545852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的送货单），ZC1703-03合同（金额765936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送货单），ZC1703-04合同（金额628824元，对应2017年3月27日送货单），ZC1703-05合同（金额1180706.68元，对应2017年3月29日送货单）的送货并不存在，被告确认原告的送货金额合计是60814493.66元（64935811.34元-1545852元-765936元-628824元-1180706.68元），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金额合计63702524.13元，被告超额付款，原告应该退还2888030.47元（63702524.13元-60814493.66元）。为此，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原告向被告返还货款2888030.47元。原告针对被告反诉辩称，被告并未多支付原告货款，请求驳回被告反诉请求。经审理查明，自2016年开始，原、被告签订若干份购销合同，产品名称均为挎包、手袋、钱包、手提包等，并约定相应数量和合同金额不等，合同约定交货地点为深圳指定地点交货。原告提交送货单若干份，送货单与购销合同一一对应，送货数量即购销合同约定的数量，送货单上加盖原、被告双方公章。原告按照购销合同金额向被告开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载明收款人为王名顺，开票人为王名顺。原告提交统计表一份，统计表载明送货金额及开票金额为64935811.34元，收到货款金额为63702524.13元，剩余未付金额为1233287.21元。被告对原告提交编号为ZC1703-01合同（金额1545852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的送货单）、ZC1703-03合同（金额765936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送货单），ZC1703-04合同（金额628824元，对应2017年3月27日送货单），ZC1703-05合同（金额1180706.68元，对应2017年3月29日送货单）不予确认之外，对其他合同和送货单的数额确认。被告主张向原告账户直接汇款63702524.13元，但主张还向原告指定的东莞凤岗伟达手袋厂账户支付670701.19元。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主张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授权其他公司收取货款。本院询问原告为何以上四份送货单及合同没有被告盖章。原告主张没有盖章是因为当时验货时忽略了，因为双方比较信任。其中编号为ZC1703-01合同金额1545852元（2017年3月26日的送货单）对应的发票是0289986*******872，金额为1545852元；ZC1703-03合同金额765936元（2017年3月26日送货单）对应的发票是0289987*******879，金额为765936元；ZC1703-04合同金额628824元（2017年3月27日送货单）对应的发票是0289988*******885，金额为628824元；ZC1703-05合同金额1180706.68元（2017年3月29日送货单）对应的发票是0289988*******896，金额为1180706.68元。原告主张如果该四份送货单不属实，则被告超额付款几百万，且发票也抵扣了，所以以上送货属实。庭审中，被告确认以上发票均已抵扣。被告提交税务处理决定，拟证明由于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被要求返还税款，同时，是因为原告提供虚假的提货单、报关单的品名与运输单的品名、重量不一致，没有申请备案而直接出口，该行为本身是违法行为，被告是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时才得知原告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对于被告退还的税款2296870.14元的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该决定书载明存在备案单证虚假、报关单上的商品名称与出口运输单据载明不符、报关单上的重量与出口运输单据载明不符、出口单证未按规定进行报备，但相应内容并未发现与原告直接相关，或者载明相关责任主体是原告。被告提交汇入汇出明细表、一般户美元流水记录、人民币流水记录、基本户人民币流水记录（即存款明细账、对账单明细打印）、拟证明被告共为原告代收到货款8796445.33美元（人民币57266978.33元），被告已经转交了57266978.33元，其中的差额是银行按0.15%奖励的，所以被告已经足额支付了为原告代收的货款，原被告之间没有真实的买卖关系，被告是应原告要求为原告代理及转账。原告对以上证据真实性确认，主张不能证明被告代原告收货款，明细中也无法完全反应收支明细，被告的收入及支出相同或相似只能说明其收入的款项是用来支付原告的货款，无法说明两者之间有代理或委托或其他情况。被告提交代为退税和转交税款银行账户明细（即对账单明细打印、业务凭证、申请冲减退税报告、存款明细账），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在以上已付货款（57354942.73元）之外还向原告汇款了4785276.35元，该款是从被告退税款账户汇给原告的，该款应该抵扣货款。原告对以上证据真实性确认，主张该证据有部分是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凭证，其中也有退税的凭证，但是其获取的退税与原告无关，两者放在一起不能说明被告为原告代为转交了退税款，即使退税款支付给原告，也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被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附件：退税结算清单），拟证明被告是为原告代理，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经查看，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无直接代理关系的表述。被告主张本案交易是代理关系，被告转给原告的货款加上被告从税务部门的退税款才等于原告的货款，这不可能是巧合，且多次均是如此，被告表示庭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具体是如何等同的，逾期没有回复视为不回复，但被告没有对此进行回复，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代理关系。本院询问为何一份送货单的金额高达几十万，原告主张因为是真皮的比较贵，数量大，且主张福州市国税局在2016、2017年发了四份函件到清溪国税分局，2018年福州市国税局派了四名稽查人员过来，经过核实原告的来料供应商与原告的交易以及原告与被告的交易都是真实的。本院在2019年10月22日庭审时告知被告，如被告认为本案涉及骗取出口退税，应及时向相应政府部门报案并取得报案证明及相应的处理材料，逾期不能提交相应的报案材料，本院将无法根据相应的处理结果审理本案，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被告自行承担。但被告至今未能提交相关部门立案材料。庭审中，双方同意本案简易程序审限届满后延长三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主张利息从起诉之日起算；原告于2019年9月9日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税务处理决定、汇入汇出明细表、代为退税和转交税款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明细打印、业务凭证、申请冲减退税报告、存款明细账、货物报关单、购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退税结算清单等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起诉答辩主张及庭审主张，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民事案件实行高度盖然性原则，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基于对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之结果，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即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的，即便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也应当依法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该证明标准不同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的更高程度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绝大部分购销合同、送货单均有双方盖章确认，且有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可以佐证，已形成较完整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足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和交易金额。被告虽然提出各种抗辩，但均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实，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至于其中编号ZC1703-01合同（金额1545852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的送货单）、ZC1703-03合同（金额765936元，对应2017年3月26日送货单），ZC1703-04合同（金额628824元，对应2017年3月27日送货单），ZC1703-05合同（金额1180706.68元，对应2017年3月29日送货单）没有盖章或者签字，但原告提交了相应增值税发票且被告已经抵扣；双方长期交易中存在购销合同的金额与送货单金额、增值税发票金额等同的情况，从这一交易惯例可以看出，增值税发票本身也可以证实真实交易的存在；以上编号的购销合同和送货单的交易期间为2017年3月，发生在双方交易之初，如该交易并不存在，被告不可能支付如此巨额款项，且结合被告在此交易之前和之后连续稳定付款的情况可知，以上送货单和购销合同所涉交易真实。被告据此提出反诉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依法驳回。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主张双方存在代理关系，但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未能直接证明代理关系的存在，故被告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三、本院在2019年10月22日庭审时告知被告，如被告认为本案涉及骗取出口退税，应及时向相应政府部门报案并取得报案证明及相应的处理材料，逾期不能提交相应的报案材料，本院将无法根据相应的处理结果审理本案，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被告自行承担，但被告至今未能提交相关部门立案材料。本院经审查并没有发现相关税务处分决定中涉及的问题与原告直接相关，或者由原告导致，也没有发现本案证据存在涉嫌犯罪的明显疑点，故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机关，无需中止审理，本院基于现有证据进行判决。因此，本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虽然主张向原告关联公司支付款项，但并未举证证实，且原告对此亦不认可，故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233287.21元（64935811.34元-63702524.13元），被告逾期付款，必然造成原告利息损失，利息应当以1233287.21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9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福州紫成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东莞市仁德皮具制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233287.21元及利息（利息以1233287.21元为本金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9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被告福州紫成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7950元、关联案号（2019）粤1973财保382号保全费4676元、反诉受理费14952元，均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龙 为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韦雪冰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