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6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丘秀红，女，汉族，1972年5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东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婕，系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惠娟，女，汉族，1957年11月4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家民，男，汉族，1955年12月25日出生，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惠玲，女，汉族，1959年12月2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家卫，男，汉族，1962年6月2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公民身份号码************。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崇云，系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丘秀红因与被上诉人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借用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2016）粤1323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书，丘秀红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受理并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粤13民终41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2016）粤1323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8）粤1323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书，丘秀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丘秀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婕、被上诉人丘惠娟、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崇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丘秀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23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2、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房屋状况与判决书中描述的情况不一致，且被上诉人父亲根本不可能取得涉案的安置补偿用地，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事实上，诉争的房屋确实为上诉人所有、占有、使用，一直由上诉人所居住，根本不可能将该房屋“返还”给被上诉人。具体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在本案原审起诉时主张其父亲修建的房屋为“一间一层”房屋，直至本案重审阶段，被上诉人从未主张其父亲自建的房屋是“一间二层”，故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对“一栋一间二层房屋”享有权益，明显为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被上诉人2016年7月份提起诉讼时的《民事起诉状》可见，被上诉人在“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中，均主张其父亲自建的房屋是“一间一层”房屋。其次，虽然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被上诉人为配合涉案房屋为“一间二层”的实际情况，变更诉讼请求主张第二层为“后来加建的简易房”，但被上诉人也未曾主张该第二层房屋是由其父亲建造，故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二层无权主张任何权益。实际上，涉案房屋为上诉人父亲建设，而第二层确实为上诉人后来再行加建，为砖石结构楼层，并非被上诉人主张的“铁皮房”。被上诉人就涉案房屋所在土地并无使用权或者所有权，何况涉案房屋并没有办理房产证，故被上诉人主张已经自认并非其父亲建造的二层房屋的相关权利，更加缺乏依据及理由。然而，一方面，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二页中却直接将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诉讼请求第一项改为“上诉人立即返还父亲丘佛位于惠东县*******自建一间二层房屋”。但从未有任何材料显示，被上诉人曾经变更该诉讼请求。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在2018年7月20日提交的《增加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增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位于惠东县********屋的权利人是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该房屋属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共同所有”。而且，被上诉人在新兴路x号房屋的描述中明确“该房屋为一间两层楼房，其中第二层是后来加建的简易房”。无论被上诉人就该房屋状况的描述是否属实，一审判决在说明诉讼请求时，应当予以列明。但实际上，一审判决书在罗列被上诉人该项诉求时，仅就房屋描述部分中关于“一间两层”的情况以及第二层来源不予罗列。正是由于一审法院擅自变更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在“本院认定如下”以及“本院认为”的论述中，均未论述涉案房屋状况，诉讼期间也未就房屋第二层的来源、现状等情况进行调查，从而到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采纳证据时，就证据本身显示的内容并未进行客观全面的描述，对证据显示的事实问题视而不见，造成事实认定错误。（一）从判决书第八页可以看到，法院采纳的证据包括1979年11月14日的《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受淹情况登记册》，认为以此为据证明杨某1改嫁后，与丈夫赖某1未生育子女。事实上，该证据中较为详细地登记“赖某1”与“杨某1”的信息：赖某167岁、杨某165岁，并注明“五保户”。从该材料可以推断：杨某1在1979年时是65岁，为1914年出生，属于无人照顾的五保户。该材料中可以看出，按照杨某1的出生时间来推断，其与丘佛（1926年出生）根本不可能是母子关系，且杨某1无子女照顾。然而，一审法院仅凭惠东县民政局的《复函》“巽寮赤坳村村民杨某1不属于我县五保供养对象，也从未享受过五保待遇”为由，否定《受淹情况登记册》中杨某1在1979年时的五保户身份。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涉案房产修建年代为1992年-1993年期间，已经属于年代较为久远，惠东县住建局等部门即使明确告知“本机关无相关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法院依然可以认定两个许可证的效力。但对于年代更为久远的1979年形成的《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受淹情况登记册》中登记的“五保户”信息就予以否定。由此可见，法院在采纳证据时，明显存在偏颇，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二）证人赖某2出庭作证时，称“规划许可证上其名字记录错误，写成‘赖文荣’”，但一审法院却完全认为上诉人主张规划证中“邱某1”的名字被登记错误成“邱佛”是不可采信的。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多次提醒法院，被上诉人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所有与分配相关的内容，如涉及单位、项目名称、位置、规模、面积、附图等居然都是手写，且手写部分并没有主管部门盖章确认或者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即便两个许可证的钢印是真实的，但内容居然是不合规范的手写形式，两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并不具有真实性。而且，除上诉人主张的“邱某1”被登记成“邱佛”的情况外，赖某2也明确告知法院其在两份规划许可证上的名字亦登记错误。然而，一审法院居然完全忽视两份规划许可证登记内容屡屡出错的情况，坚持认定该两份规划许可证的内容，并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三）丘某1、陈某1两位证人出庭时均明确告知法院，当年能够分配取得安置用地的，只能是赤坳村的村民，“村民”的认定标准以户口为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证人该方面的证言完全予以忽略，甚至没有在判决书上进行描述。根据涉案房屋建造当年的《广东省征地管理规定》第三章“征地的补偿安置”的相关规定，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进行补偿或者安置的对象是被征地单位。因此，只有因征地而搬迁的原赤坳村村民才能够取得安置地块建造房屋。然而，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复印件》、《户口注销复印件》等材料来看，均无法显示其父丘佛与惠东县***有任何联系。相反，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证明（2016年6月5日）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父亲是1954年从惠阳区淡水街道（原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岗村）迁往广州的，即被上诉人父亲由始至终都不曾是惠东县*****民。因此，丘佛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补偿安置用地，更不要遑论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一审法院完全忽略取得安置用地的条件问题，在本案审理期间完全未就此进行调查，在本来就没有证据证明“杨某1是丘佛母亲”的情况下，认为“杨某1在赤坳村居住，分得土地且登记在其儿子‘邱佛’，名下符合情理”，故造成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该案的审理存在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辩称，一、一审法院确认答辩人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等四人是本案讼争房屋的权利人，享有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是正确的，因为：1、答辩人的父亲丘佛（邱佛）是讼争房屋所占的40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人。答辩人的父亲丘佛是原惠东县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光生产队的村民，与被答辩人父亲邱某1是堂兄弟关系（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有答辩人一审提交的《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光生产队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解放初期，答辩人父亲丘佛被广州造纸厂招收为工人，此后一直在广州工作生活。杨某1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的母亲，即是答辩人的祖母，邱某2是丘佛的父亲，即是答辩人的祖父（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有答辩人一审提交的《关于丘惠娟的档案记录说明》、丘惠娟的《学生登记表》、广州造纸集团出具的《证明》、赤坳村的证明及赖某2、陈某1、丘某1等人证言），答辩人的祖父邱某2在1941年或1942年去世后，答辩人祖母杨某1改嫁给赖某1（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有答辩人一审提交的丘惠娟的《学生登记表》、《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家沥生产队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答辩人的祖母杨某1改嫁给赖某1后没有再生育子女。因惠东县白盆珠水库建设需要，答辩人祖母杨某1随原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光村的房叔邱某1和其他村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移民到原惠东县***********住生活。1992年赤坳村全村土地被征收，当地政府在巽寮新港菜地即现在的巽寮尖坑街安排了住宅用地给赤坳村村民建房，答辩人祖母杨某1当时分得了一间40平方米的屋地（即本案讼争房屋所占的住宅用地），这间屋地位于被答辩人父亲邱某1分得的屋地右边，因答辩人父亲丘佛是答辩人祖母杨某1的唯一子女，在答辩人父亲丘佛和祖母杨某1的要求下，在登记屋地时，当时的村集体根据答辩人祖母杨某1的意愿，将这间屋地登记在答辩人父亲丘佛（邱佛）名下，这间屋地就是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的附图标注了邱佛的那间屋地，因“邱”与“丘”是通用的，所以在登记时“丘佛”写成了“邱佛”（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有答辩人在一审提交的巽寮村委赤坳村民小组与村民出具的《证明》及陈某1、丘某1、赖某2等人的证言）。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策，当时在惠东县乡镇，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相当于取得了合法的用地手续及报建手续，因此，从法律上来说，答辩人父亲丘佛就是本案讼争房屋所占的40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人，尽管答辩人父亲在该40平方米住宅用地上建了房屋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才为赤坳村核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答辩人父亲丘佛出资建起了讼争房屋的第一层，这层房屋属答辩人父亲丘佛所有。答辩人祖母杨某1分得屋地后，答辩人父亲出资在后来登记在答辩人父亲丘佛名下的这间屋地上建起了一层房屋。在建屋时，在答辩人父亲丘佛授权下，答辩人丘家民出名与包工头签订了建房合同（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有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6《建房合同》、证据7《建房购买材料费用及运费收据》、证据8《建房购买材料明细》、一审法院在2017年5月17日跟赖某2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赖某2、陈某1、丘某1等人的证言）。房屋在1993年建好后，答辩人祖母杨某1便搬进去居住，直到1994年12月去世。从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可以看出，政府约于1992年征收赤坳村土地后在巽寮新港菜地即现在的巽寮尖坑街划给赤坳村集体的屋地，是国有用地而不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赤坳村集体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当赤坳村集体将这些屋地分配给村民后，这些屋地的使用权就分属于得到屋地的村民享有，因此，严格来说，这些屋地实际上不属于宅基地（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宅基地特指所有权属于村集体的农户建房用地）。如上所述，本案讼争房屋所占的40平方米住宅用地早在1993年就已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上登记在答辩人父亲丘佛（邱佛）名下，答辩人父亲丘佛就是这40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人，因此，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答辩人父亲丘佛在该住宅用地上建造的房屋所有权属于答辩人父亲丘佛所有，并且自建好时起便发生物权效力。此外，被答辩人的父亲邱某1在委托惠东县巽寮法律服务所代书的遗嘱（见一审卷宗中材料）里也已确认了其在巽寮镇尖坑街只有一栋二间二层的楼房，这栋楼房的右边与邱佛的房屋相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本案讼争的房屋属答辩人父亲丘佛所有。3、讼争房屋第二层虽然是后来才加建的简易铁皮房，但该层房屋仍属于答辩人父亲丘佛（邱佛）所有。因答辩人父亲丘佛是讼争房屋所占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人，也是讼争房屋第一层的所有权人，而后来加建的第二层简易铁皮房是依附在第一层房屋之上，因此，尽管这第二层简易铁皮房不是答辩人父亲丘佛出资建的，但这第二层简易铁皮房仍属于答辩人父亲丘佛所有。4、本案讼争房屋应由答辩人继承。答辩人父亲丘佛与答辩人母亲黄某于1953年结婚后先后生育了答辩人丘家民、丘惠娟、丘家卫、丘惠玲等四人，答辩人四兄妹是丘佛与黄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除了答辩人四兄妹外，丘佛与黄某再也没有在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了。答辩人父亲丘佛于2007年6月7日去世，答辩人母亲黄某也因病去世已于2015年10月12日被注销了户口。因此，本案讼争房屋的权益由答辩人四兄妹共同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条及《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答辩人父母去世后，本案讼争的房屋就归答辩人所有，答辩人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二、被答辩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其将本案讼争的房屋返还答辩人是正确的。答辩人祖母杨某1于1994年12月去世后，本案讼争房屋空了几年，直到2000年左右，被答辩人提出将讼争的房屋借给她居住，当时答辩人这一方考虑到与她是亲戚关系，就同意了。在答辩人诉讼前几年，答辩人一直要求被答辩人归还房屋，但被答辩人以各种理由推脱，答辩人迫于无奈只好提起本案诉讼。被答辩人在一审时辩称本案讼争的房屋是其父亲邱某1建的，是其父亲留给她的遗产。被答辩人这一辩称是不成立的，因为：首先被答辩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其次被答辩人的辩称也与其父亲邱某1在2009年7月12日立的遗嘱里所确认的“邱某1只有一栋位在巽寮尖坑街的二间二层的房屋，该房屋座东向西，右边与邱佛的房屋相邻”等事实相矛盾。正因如此，一审法院才没有支持被答辩人的抗辩理由，判决其将讼争房屋返还答辩人。三、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上诉理由反驳如下：1、答辩人在重审时已申请变更了诉讼请求，将讼争房屋明确为一间二层。答辩人在一审法院重审本案时已变更了诉讼请求，明确了诉请的房屋为一间二层，其中第二层是后来加建的简易房。但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始终坚称讼争房屋是其父亲邱某1所建，从未认可讼争房屋所占的住宅用地是村集体分配给答辩人祖母杨某1、登记时登记在答辩人父亲丘佛（邱佛）名下的这一基本事实，被答辩人也不认可讼争房屋第一层是答辩人父亲丘佛出资所建并且是在答辩人祖母去世几年后才由答辩人这一方借给其居住的这一基本事实，并且被答辩人在一审时说这第二层简易铁皮房是其父亲邱某1后来加建的，从未说这第二层简易铁皮房是其后来加建的，而到了上诉时才改口说这第二层房屋是其加建的，单就被答辩人这一诉讼行为来说，其已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关于“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正因如此，依据讼争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人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第一层房屋是答辩人父亲丘佛出资建造、第二层简易房依附在第一层房屋之上的事实，在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讼争房屋是其主张的由其父亲邱某1建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诉讼房屋一间二层确认给答辩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不为过。2、一审法院并非凭《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受掩情况登记册》认定杨某1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的母亲。虽然关于答辩人祖母杨某1、赖某1的《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受淹情况登记册》上注有“五保户”，并且将杨某1的年龄登记为65岁，因该登记册主要是对因修建白盆珠水库而受掩财物的登记，不是针对年龄的登记，也不是对五保户情况的登记，并且出具该登记册的部门是移民办，不是公安部门，也不是民政部门，因此，关于杨某1的年龄，惠东县公安局巽寮派出所提供的关于杨某1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更有权威性，该表显示杨某1是1908年7月27日出生，关于杨某1的五保户情况，惠东县民政部门给一审法院的复函更有权威性，根据该复函，杨某1不属于五保户供养对象，从未享受过五保户待遇。一审法院认定赤坳村原村民杨某1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的母亲，不是依据该登记册而是依据其他一系列的证据。因此，即使该登记册关于杨某1的年龄、五保户待遇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不足以妨碍法院关于杨某1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的母亲这一客观事实的认定。3、被答辩人主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将“邱某1”名字被错误地登记成“邱佛”，但这仅可是被答辩人的主观猜测，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这一主张。实际上，答辩人父亲丘佛曾经的用名为“邱佛”，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学生登记表》、《关于丘惠娟的档案记录说明》、《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光生产队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可以证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登记的“邱佛”这个人就是答辩人父亲丘佛。答辩人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是手写的，这是上世纪九十年度初的普遍情形，被答辩人不能以现在的条件去衡量过去的状况，更不能以过去的情形不符合现在的要求而否定过去。当时被答辩人父亲邱某1是赤坳村的村长，如果《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两证出了差错，把分给他家的三间屋地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40平方米，一部分80平方米，并且将40平方米屋地的权利人名字写成“邱佛”，邱某1对此应该早就知道并提出异议，但邱某1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何况邱某1在做遗嘱见证时已自认他只有一栋两间两层的房屋，并言明该房屋右边是邱佛的房屋。可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没有将“邱某1”的名字错误地登记成“邱佛”的名字。基于以上答辩意见，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审理本案后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返还父亲丘佛位于惠东县*******自建一间二层房屋。2.被告退还屋租3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如下：1.确认位于惠东县********屋【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号）、《建设用地规划讯可证》（编号xxxx号）记载的位于巽寮新港菜地且登记在邱佛名下的一间住宅用地（面积约40平方米，长约10米，宽约4米）之上所建的房屋】的权利人是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该房屋属于四人共同所有。2.判令被告丘秀红立即迁出上述惠东县********屋，并将该房屋返还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3.判令被告丘秀红赔偿房租损失3万元（从2016年7月1日起至房屋归还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结合当地历史习惯，本案原、被告以及家庭人员涉及的“丘”姓与“邱”姓是通用的。根据原告提供的由广州造纸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证明》及广州市越秀区***退管所出具的《学生登记表》、1979年11月14日的《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受淹情况登记册》显示，邱佛与丘佛是同一个人，其母亲为杨某1(已去世)，其妻子为黄某（已去世），原告丘家民、丘家卫、丘惠娟、丘惠玲是丘佛的子女。杨某1在1941年或1942年改嫁，与丈夫赖某1未生育子女。根据1979年11月15日《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白光生产队移民受淹情况登记册》显示，户主邱某1在家人口5，在外6人，分别为：家长邱某1、妻钟某、女邱某3、儿邱益明、女邱秀红，备注此5人现在家；兄邱佛、嫂黄娇、侄邱加明、侄邱加卫、侄女邱娟、侄女邱惠灵，备注此6人在广州造纸厂。根据惠东县公安局巽寮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其辖区村民邱某1，妻子钟某（1994年去世），长子丘某2（1999年去世），长女邱某3（1990年去世），二女丘秀红。丘佛一家因在广州造纸厂工作而久居广州，邱某1一家及杨某1则从新庵移民至巽寮赤坳村，杨某1与邱某1一家均在赤坳村尖坑街分得宅基地，尖坑街即现在的新兴街；杨某1将其名下宅基地登记到儿子丘佛名下；两块宅基地是相邻的，丘佛的宅基地为一间40平方米，邱某1的宅基地为二间80平方米，均建起二层住宅，丘佛名下宅基地现由被告丘秀红占有使用。丘佛与邱某1现均已去世。根据1993年10月16日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显示，建设单位：赤坳村，建设项目名称：住宅，建设位置：新港菜地，规划图标注大街右边分开标注“邱佛”、邱某1”。根据1993年10月16日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显示，用地单位：赤坳村，用地项目名称：住宅，用地位置：新港菜地，规划图标注大街右边“邱佛”40平方，“邱某1”80平方。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供由惠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提供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显示，“经我局审查核实，针对你所提及的惠东县巽寮村委会xxx安置用地分配档案，本机关无相关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为此，本机关无法向你提供上述申请事项的信息公开”。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原告申请对上述两证的公章进行鉴定，并提供由住建局向原告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复函证实鉴定的可行性。根据该复函内容如下：1.原惠东县建设委员会有核发过此类证件；2.经查，我局现存的档案记录中没有上述证件的相关资料，因此不能甄别上述证件的真假；3.我局还保存着原惠东县建设委员会的“惠东县建设委员会证件专用章”钢印，我局可为上述证件真伪的鉴定提供协助。我院同意了该鉴定申请，经摇珠确定由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进行鉴定，并组织至住建局采样。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文书编号：粤中法（2019）文鉴字第41号】，确认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上的“惠东县建设委员会证件专用章”印文与至住建局采样的同名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另查，2009年7月12日，邱某1在惠东县司法局巽寮法律服务所立下《遗嘱》，该遗嘱为叶某代笔，另有在场人赖某2、赖某3见证，在立嘱人处书写邱某1，并加盖指印。遗嘱内容为：“本人邱某1，男，汉族，73岁，惠东县*************民，住赤坳村，身份证号……，和妻子生育有一子二女，妻子、儿子、长女分别于1994年、1996年、1990年先后去世，留下小女丘秀红在身边照顾，一生没有什么财产债务，只留下在巽寮尖坑街房屋壹栋二间二层，共80平米，座东向西，右与邱佛相邻。为避免日后财产争议，确定以上所立遗嘱无效，今重立遗嘱壹份，在百年以后将本人名下房产全部归小女丘秀红继承所有”。同日，惠东县司法局巽寮法律服务所也针对上述情况对邱某1进行询问并形成笔录，根据笔录内容所示，邱某1称：“我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债务，唯一留下一栋二间二层的楼房，如今人已经老了，为避免子女亲属日后争议，所以请了本村村长赖某2、证人赖某3到此，由你司法所代书一份遗嘱，到我百年以后将自己名下的房产留给小女丘秀红继承所有。另，原告提供由原告邱家民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收据、清单等证实案涉土地上的房屋为丘佛出资建造，由丘家民代为履行建房的相关手续。根据我院向惠东县民政局调查取证，民政局复函称，巽寮赤坳村村民杨某1不属于我县五保供养对象，也从未享受过五保待遇。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赖某2、丘某1、陈某1出庭作证，本庭准许了其出庭作证的申请。证人赖某2称，在1991年土地第二次被巽寮政府征收后，其与邱某1、杨某1等移民安排至巽寮尖坑街居住，杨某1是1间房子40平方米，由其儿子出了部分钱加上征收的钱帮其修建的，邱某1为2间房屋80平方米。案涉规划许可证是政府办理，现由其保管，规划许可证上其名字记录错误，写成“赖文荣”。其为邱某1立遗嘱时的在场人，立遗嘱时，巽寮司法所的所长叶某、赖某2、赖某3、丘秀红、邱某1在赖某2家中写遗嘱，写好后叶某将遗嘱交给丘秀红。证人陈某1称，其为邱某1大女儿丘秀娣（已去世）的丈夫，称邱某1和丘佛为叔伯兄弟，其是丘佛的侄女婿，丘佛是杨某1的儿子。1992年，丘佛的妈妈分了一间土地，丘佛在广州工作，拿钱回来让其帮忙建房，并由丘佛的儿子丘家民与施工方签了一份建房合同，由其监工并负责购买材料、与施工方进行结算，确认结算单据由其书写。证人丘某1称，其与原、被告均为堂兄妹关系，案涉房产为丘佛出钱建给他妈妈杨某1居住，邱某1分得2间宅基地；丘秀红以前居住在其父亲邱某1家中，因两父女经常发生矛盾，她姐姐丘惠娟就将房屋借给丘秀红居住，一直住到现在；分地的都为原住民，村内房屋仅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办理房产证。经询问原告，原告称土地为分给其祖母杨某1的土地，因丘佛为杨某1唯一儿子，故要求将土地登记至丘佛名下，村里也是同意的，并由丘佛出资修建房屋给杨某1居住；因被告家庭环境困难，将房产借用给被告时未约定租金；被告占用期间将房产出租给他人使用，一个月租金3000元，现在空置未出租，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房屋的租赁收益。经询问被告，被告称案涉房产为其父亲邱某1的房产，丘佛不为本村村民，不应分得地产，对原告的上述所述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位于巽寮尖坑街（现新兴街），修建年代较为久远。虽案涉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但根据原告提交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可见，以邱佛、邱某1为名划分的地块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的可能性，其中邱佛地块面积为40平方米、邱某1地块面积为80平方米，结合邱某1的遗嘱及证人证言，我院认定署名为“邱佛”的地产及地上建筑物属邱佛所有，丘佛去世后，该房屋应归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共同继承。因案涉房地产未办理相关权属证书，故无法对房屋的所有权进行确认，但原告共同享有案涉房地产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被告辩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是虚假的，邱佛不为赤坳村村民不应分得土地，邱佛名称为笔误、实际地产及地上建筑物为邱某1所有。本院认为，虽然住建局没有存留上述两证的相关资料，但根据鉴定结果显示，两证上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在无相反证据反驳下，对两证的真实性应予以采信，对两证上登记为邱佛的土地属邱佛占有使用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虽邱佛早年已迁往广州居住生活，但其母亲杨某1在赤坳村居住，分得土地且登记在其儿子“邱佛”名下符合情理；结合邱某1的遗嘱和证言证言，可以认定邱某1对杨某1分得的土地登记为邱佛一事是知情的，且自认其所有的房产为两间两层，与邱佛房产相邻。被告举证不足以证实其辩解成立，故对于被告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将房屋借给丘秀红使用，因两家人是叔伯兄弟姐妹关系，且原告久居广州，出现房屋借用的情况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由于被告不肯返还房屋给原告，侵害了原告的权利，现原告请求判决被告返还房屋，理由充分，予以支持。鉴于原告将房屋借给被告使用时未对租金等情况作任何书面约定，且原告自认被告使用该房屋无需支付租金，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占用期间的收益情况及同类型房屋的租金情况，故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租金3万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记载在邱佛名下位于惠东县**************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二、被告丘秀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迁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记载在邱佛名下的位于惠东县**************房屋，并将该房屋返还给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三、驳回原告丘惠娟、丘家民、丘惠玲、丘家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借用合同纠纷，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四被上诉人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对于四被上诉人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首先应分析四被上诉人父亲丘佛与杨某1之间是否为母子关系。上诉人主张从1979年11月14日的《新庵公社白沙塘大队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中可推断杨某1在1979年时是65岁，为1914年出生，属于五保户，其与丘佛（1926年出生）非母子关系。但根据1979年11月15日的《新庵公社布心大队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显示，丘佛在1979年时是45岁，为1934年出生，故仅根据该两份移民户受淹情况登记册不足以认定杨某1与丘佛非母子关系。结合涉案证据广州市越秀区***退管所出具的《广州造纸厂职工子弟学生登记表》《关于丘惠娟的档案记录说明》、广州造纸集团人力资源部出具的《证明》以及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丘佛与杨某1之间系母子关系。上诉人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分析四被上诉人父亲丘佛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xxxx）中内容为手写且无相关部门盖章签字确认，惠东县住建局等部门明确告知本机关无相关办理上述两证的情况，因此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但根据惠东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9年2月22日出具的《关于复函》（惠东住建函[2019]215号）内容显示“原惠东县建设委员会有核发过此类证件。”，再结合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10日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得出上述两证上加盖的公章系真实的，以及证人赖某2、丘某1的证人证言，互相印证，足以证实上述两证的真实性。再结合涉案证据丘佛水（邱某1）于2009年7月12日所立《遗嘱》内容及其于当日在惠东县巽寮法律服务所的《询问笔录》内容以及惠东县******委赤坳经济合作社于2016年出具的《证明》内容，相互佐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父亲丘佛拥有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上诉人提出只有因征地而搬迁的原赤坳村村民才能取得安置地块建造房屋，丘佛非原赤坳村村民，无权取得该土地。但本案中丘佛与杨某1之间系母子关系，丘佛通过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最后，分析四被上诉人是否拥有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被上诉人父亲丘佛对涉案房屋拥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丘佛去世后，由其继承人即本案四被上诉人共同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二层无权主张任何权益。但涉案房屋二层是在涉案房屋一层的基础上形成的，添附的财产与原有的财产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性，上诉人如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二层建筑材料是其所出，可另行向被上诉人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丘秀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丘秀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岳淑敏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宇慧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晓露书 记 员 黄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