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5550号 原告：沈有明，男，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征，四川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神算子财务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长庆东一路********。 法定代表人：汪兰，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成松，男，1988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员工。 被告：陶凯，男，1984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沈有明与被告成都神算子财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算子公司”）、陶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有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征，被告神算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成松，被告陶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有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立即归还代为办理公司的所有证照印章等手续资料；2、二被告连带赔付因未交付原告公司资料，致使原告名下公司被冒领发票，造成的各项损失536,856.35元；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沈有明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证照印章等手续资料具体包括：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控盘。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3日，原告在金牛区政务中心咨询办理公司事项时，一自称神算子公司负责人的向原告承诺代办公司，并称支付代理费后就可以让原告拿到公司的所有手续。次日，神算子公司派公司员工陶凯与原告联系，并签订《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约定被告为原告代为办理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务报到，原告向神算子公司支付代理费3,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陶凯的要求将身份证原件以及设立公司的资料交予被告陶凯，次日陶凯又通知原告到税务部门采集头像，同时安排了原告不知情的财务人员采集头像。上述手续完成后，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办理的公司证照等手续不仅未拿到，连原告的身份证原件也一并被卷走。2019年4月，原告重新办理公司过程中，发现原告委托被告办理的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25日就登记成立了，法定代表人为原告，且发现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已开具了1,879,091.27元的发票，因欠下56,372.73元税款已被税务部门列入黑名单。因二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神算子公司辩称，被告公司了解的情况是沈有明与别人组织一起到被告公司办理执照，被告公司只是根据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办理证照相关事宜，并不是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到政务中心去找到沈有明，让他到被告公司办理这项业务，在办理该公司的时候也不是在政务中心办理的，是在抚琴工商所办理的，原告也是亲自到场。办理完成后，被告公司在刊刻完印章后交予了原告，当时到场办理的时候，因为成立的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成立时必须两个人到场，当时到场的另外一人被告公司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与原告是什么关系，且原告也当了到场另外一个人公司的监事，都是他们本人亲自签字。 被告陶凯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提到是我要求其到税务部门采集头像，还安排了原告不知情的税务人员采集头像，与事实不符。办理营业执照当日，我有向原告提到完成执照办理和印章刊刻后，他们还需要自行办理税务报到等事宜，当日完成执照办理后，原告就再也没有与我联系过。原告提供了身份证等相关信息委托神算子公司办理相关业务，我已将全部的公司相关资料都交予了原告，原告签字予以认可，原告因为需要刊刻印章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给我，刻章之后的所有材料都完整移交给了神算子公司，之后就再未与原告联系。后续，我不知道是原告本人，还是原告委托的人取走了办理公司的证照。但后续办理税务报到与银行开户等事宜均需原告本人持身份证件及公司证照印章亲自办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24日，沈有明以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甲方，下同）委托代理人名义与神算子公司（乙方，下同）委托代理人陶凯签订了《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主要约定如下：一、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权委托并授权乙方为其代为办理企业的设立相关手续；二、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相关法律文件按其授权委托代办企业的设立手续，故乙方为甲方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如下：1、设立：为甲方代为办理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务报到；……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证件和资料负有妥善保管和保密责任，乙方不得将证件和资料提供给与本次合同约定范围之内的相关机关单位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五、本项代理工作收取总代理费3,000元；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本协议定金800元，当乙方完成合同约定，为甲方办理完成合同约定事项时，甲方应在当日向乙方支付本合同尾款，甲乙双方办理相关资料交接，本合同终止。该份《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首部甲方载明为“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乙方载明为“神算子公司”；尾部签名处，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由沈有明签字，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由陶凯签字确认。诉讼中，神算子公司与陶凯均确认陶凯系以神算子公司员工身份与沈有明签订合同并为沈有明代办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的工商设立事项。 2018年12月25日，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经成都市金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登记为沈有明，主体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要人员信息登记为沈有明、陈远征。在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中载明的联系电话为“134××××2386”，财务负责人和联络员信息均登记为沈有明，联系电话同样登记为“134××××2386”。 诉讼中，沈有明陈述其于2018年12月23日在金牛区政务中心咨询办理公司事项时，一人自称为神算子公司负责人，并向其承诺公司代办“一条龙”服务，只要支付代理费即可。次日，神算子公司的陶凯便与其联系，并签订了《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 神算子公司与陶凯陈述，当日一自称沈有明工作人员的人上门向其咨询执照办理相关事宜，并留下了沈有明的联系电话，神算子公司遂安排员工陶凯与沈有明联系，之后双方签订《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为沈有明代办了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 另，双方一致陈述，沈有明与陶凯于2015年12月25日向抚琴工商所申请设立公司当日即取得了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因次日还要继续刊刻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印章，故当日陶凯并未将沈有明身份证原件、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交予沈有明。 另查明，填表日期载明为2018年12月27日的税务登记表载明以下内容：纳税人名称“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058368983”，财务负责人“邓玺铭”，联系电话“159××××1120”。诉讼中，沈有明提交的企业开票机报税情况查询单显示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报税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为1879091.27元。 诉讼中，神算子公司、陶凯陈述：双方签订的《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虽然约定的办理事项中包含银行开户许可证、税务报到，但实际仅为沈有明办理工商登记，陶凯为沈有明办理完毕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后，将沈有明身份证原件及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留下，次日刊刻完印章后将所有资料交给了神算子公司。之后，一名之前向神算子公司提供沈有明联系电话的人过来取走了沈有明的所有资料，因为沈有明的联系电话是那个人给的，所以神算子公司认为他和沈有明是一起的。交接资料时没有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审查领走资料的人是否具有沈有明的授权。 2019年5月，沈有明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裁定驳回沈有明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侦查。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审查后将案件退回本院，并复函：我分局通过金牛区税务局调取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税务登记、增值税开票情况显示该公司未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该可能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和沈有明与神算子公司、陶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审判。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在审查阶段，于2019年10月18日对案外人邓玺铭进行了询问，邓玺铭陈述：我不知道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也不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财务负责人。2017年9月份，我在网吧认识了一名叫“李波”的男子，后来在2018年12月份左右，我在成华区的网吧碰到李波，他喊我帮他个忙，我把身份证拿给李波照了个相，过了两天，李波又过来找我，喊我跟他去一趟金牛区税务局签个字，李波说他也要签字，于是我就同意了，之后我就和他一起到了金牛区税务局。到了税务局后我就按照李波说的签了两份资料，但是我没有看具体是什么资料，只是签了个名，后来旁边有个男子在我签名文件上面也签了名，民警把这个男子照片给我看，我认出就是这名男子签了字的，民警告诉我这名男子叫沈有明。然后税务局工作人员还采集了我的人像和沈有明的人像，之后我就和李波一起离开了。大概过了一周左右，李波又到网吧找到我喊我去一趟金牛区税务局，去了以后又签了个文件，这一次沈有明也在现场，也在我签字的文件上签了名的。但具体签了什么我也没注意，第二次税务局工作人员还给我采集了我的人像，沈有明也采集了头像的。后来又过了两个星期，李波又说之前信息录入有出入，喊我再过去签个字。然后我又和李波一起去了金牛区税务局，去了以后也按李波说的签了几个字，这次我也没有注意签的是什么，这一次沈有明没有去。 对邓玺铭陈述沈有明两次去金牛区税务局签字的事实，沈有明不予认可。沈有明称：“办理完毕工商登记当日本来要收回身份证原件，但陶凯称次日办理税务报到时还要用身份证原件，故将身份证原件留给陶凯，第二天，便有一人与其联系，并和该人一起在金牛区政务中心采集了头像，且只去过这一次。之后派出所让我去指认过，当天和我一起去采集头像的就是邓玺铭，采集头像当天（2018年12月26日）就是邓玺铭和另一个人联系我的，当天陶凯没有联系过我。” 以上事实，有《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财务负责人信息、联络员信息、税务登记表、企业开票机报税情况查询、接（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案涉《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的甲方虽然载明为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但《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签订时，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尚未登记设立，且根据查明的事实，系神算子公司代沈有明办理公司设立登记等事项，故案涉《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的合同双方应当是沈有明和神算子公司。《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系双方之间建立委托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全面履行权利义务。 关于神算子公司受托为沈有明办理的事项中是否包含银行开户许可证和税务报到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代理委托合同兼授权委托书》已经明确约定了沈有明委托神算子公司办理的事项中包含了“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务报到”，故神算子公司辩称双方仅约定为沈有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刊刻印章与查明事实不符，对神算子公司抗辩不负责为沈有明办理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税务报到，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神算子公司应否向沈有明交付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控盘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神算子公司辩称仅为沈有明办理了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刊刻印章，但结合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之后在金牛区税务局开具了发票的事实，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刊刻完印章后，应当已经办理了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和税控盘，神算子公司作为受托人，办理完毕委托事项后，应当将相应资料交付给委托人沈有明。故即便神算子公司辩称已经将办理完毕的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印章、身份证原件等资料交付他人属实，其在未核实领件人身份，未核实领件人是否具有沈有明授权的情况下，将前述证照资料原件交付给他人，亦不能免除神算子公司向沈有明交付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控盘资料的义务，故对沈有明要求神算子公司交付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控盘，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沈有明主张的损失536,856.35元。诉讼中，沈有明明确其主张的损失536,856.35元具体包括：1,879,091.27元增值税普通发票产生的税额56,372.73元，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产生的滞纳金3,946.09元，城建税、个人所得税等6,764.72元，产生的企业所得税469,772.81元。本院认为，沈有明主张的上述损失金额系其根据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目前被开具的1,879,091.27元发票的情况自行计算出的应补缴的税款金额，沈有明个人尚未支出上述金额，故损失尚未实际产生。且其中部分税款的缴纳主体应当是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并非沈有明个人。故对沈有明主张神算子公司赔偿损失536,856.35元，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沈有明主张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在本院第一次将案件移送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侦查后，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在审查后已经将案件退回本院，并复函认为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未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该可能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和沈有明与神算子公司、陶凯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审判。其二，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嫌的犯罪行为可能系邓玺铭所称的“李波”所为，但“李波”的犯罪行为不影响沈有明和神算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故对沈有明要求将本案再次移送公安机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成都神算子财务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有明交付成都多益新建材有限公司企业统一信用代码证、上网印章四枚、银行开户许可证、税控盘； 二、驳回沈有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169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4,584.5元，由成都神算子财务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郭雅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