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22980号原告：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耿秉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歆，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章文，女，1980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雨，上海蓼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泱公司)与被告章文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某某、杨文歆，被告章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7月28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6207元；3.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的工资1365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自认其2017年10月开始，要求原告代缴社保，双方系业务合作，未建立劳动关系。其所谓2018年6月28日正式入职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从入职、工作期间、离职等各阶段来看，双方之间均不符合劳动关系应有的人身依附性和稳定性等实质特征及形式要件，被告的工作不受原告支配，不受原告规章制度制约，故被告无需支付工资及双倍工资。综上，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章文辩称，认可仲裁裁决。仲裁书中载明双方于2018年7月前是业务合作关系，后被告于2018年6月28日经原告公司员工冯某某邀请进入原告处工作，后因原告无故拖欠被告工资，被告于2019年6月9日通过微信提出辞职。原告称被告没有服从单位管理，因为被告本身就是销售，在外跑单，是情有可原的。对于办公地址，同普路XXX号也是冯某某在微信里告知的。原告公司拖欠被告工资，所以被告才离职，没有告诉其他员工是怕其他人也追讨工资。从冯某某与被告聊天记录可看出，冯某某确邀请被告到公司做销售。仲裁阶段我方也提供了录音，公司有例会，被告也是出席的。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本院庭审调查，本案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未为被告办理过招退工手续，原告为被告缴纳了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原告于2017年12月7日向被告转账支付4277元、于2017年12月9日向被告转账支付3500元、于2018年2月14日向被告支付3000元、于2018年4月29日向被告支付3000元、于2018年6月17日向原告支付2000元、于2018年7月19日向原告支付3000元、于2018年9月4日向被告支付6000元、于2018年10月12日向被告支付6000元、于2018年10月31日向被告支付6000元、于2018年12月18日向被告支付6000元、于2019年1月17日向被告支付12000元、于2019年4月29日向被告支付5860元、于2019年6月5日向被告支付5860元、于2019年6月26日向被告支付5860元。2019年7月，被告向被告支付420元。2018年3月29日，被告设立上海垚宸服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服装服饰及面辅料、针纺织品、床上用品等。被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职务。2019年8月14日，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8年6月28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支付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支付提成。同年9月25日，该会作出普劳人仲(2019)办字第2235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被申请人(原告)于申请人(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7月28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6207元；三、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13655元；四、对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如其诉请。上述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普劳人仲(2019)办字第2235号裁决书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庭审中，原、被告均提供了被告与原告公司员工冯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于2017年9月起通过微信联络业务及缴纳社保等事宜。2017年9月，被告称“9月份，我的金要帮我安排一下啊”。2017年12月7日，被告称：“好，你这边先帮我交，社保和公积金都算我自己的，到时候我在转过来就可以了。不能断，关系到唐翌宸在上海参加高考。”2017年12月11日，被告出具承诺“此次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给章文开具的收入证明，如后期产生一切责任有章文自负，于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原、被告均认可双方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系业务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双方自2018年6月28日起订立劳动合同关系，依据是2018年6月26日及其后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9月起每月发放6000元工资。对此，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作模式，是原告帮助被告代为缴纳社保公积金等费用。自2018年9月开始，考虑到被告的工作生活基本需要，原告会根据被告业务量预结算，因为冯某某与被告是老同事，基于帮助原同事的心态，即使某些情况下没有达到6000元，也先给了，冯某某在微信中还表述“我给你的工资发了不要说哦”，被告亦表示认可，双方最终还会进行结算，这也是2018年9月开始产生了较为稳定的6000元打款记录的原因。该打款记录与正常工资发放完全不同，并非每月固定发放，时间间隔不定，有时候几个月一发。其次被告实际也不是只与原告合作，她与很多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于被告2018年7月入职，每个月6000元结算是不真实的，因为6000元的出现是从9月开始，而且6000元是因为冯某某原系章文领导，长期基于照顾，为了把之前业务金额差额补上，所以出现了6000元。另外从2018年6月以后章文实际业务分成和6000元较接近。审理中，被告陈述自2017年9月开始，原告根据其接单金额的8%向被告发放业务提成。自2018年6月开始其工资组成为6000元底薪加5%的业务提成。原告则认为从2017年10月开始，根据双方的合作模式，被告的业务提成为8%，2018年7月之后，被告的业务提成调整为10%，被告无底薪，双方未结算。审理中，双方提供的业务明细中，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项目名称及金额均一致，且与双方在2019年2月形成的对账表金额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劳动关系。从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原告自2017年9月起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被告还于2017年12月通过微信出具承诺，表明原告为其开具的收入证明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被告自行负担，与原告方无关。由此可见，双方自一开始建立的就并非劳动关系。被告现认为双方于2018年6月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从庭审查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反映出双方在2018年6月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从双方确认的2019年2月对账单中，双方只确认了相应的业务量金额及社保费用，未提及被告所述的底薪。结合双方确认的部分业务明细及业务流程，被告所称的6000元底薪加5%业务提成的主张无相应事实依据，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亦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相应特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原告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章文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章文2018年7月28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56207元；三、原告上海宁泱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章文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10日期间工资人民币13655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元，由被告章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骏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高越书 记 员 李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