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3728号原告：俞炬东，男，197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被告：上海睿葡斯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LIDAOZHI，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创成，上海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俞炬东与被告上海睿葡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葡斯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炬东、被告睿葡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创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炬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睿葡斯公司支付：1.2019年3月1日至同年6月5日期间的出差报销款15,864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元；3.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3,333元。俞炬东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本人于2018年12月10日入职睿葡斯公司，从事浙江区域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本人每月工资8,000元,睿葡斯公司每月1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本人上个自然月工资。睿葡斯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最后一次转账支付本人同年1月、2月出差报销款，故要求睿葡斯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同年6月5日的出差报销款。此外，睿葡斯公司未按时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是在本人离职后才补缴。2019年6月5日，本人以睿葡斯公司未缴纳社保、未报销多月出差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于该日解除，故要求睿葡斯公司支付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000元。睿葡斯公司规定员工每周一至周六上班，每天工作时间是8：30至17：30，要求打卡，但从未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故本人要求睿葡斯公司支付在职期间休息日加班25天的加班工资13,333元(8,000元/月÷30天×25天×200%)。睿葡斯公司辩称，不同意俞炬东的诉讼请求。关于出差报销款，俞炬东没有提供原始报销凭证。即使俞炬东提供了报销凭证，因其未完成销售业绩，未通过本公司审核，就算垫付了工作支出费用也不能报销。关于经济补偿金，本公司应俞炬东的要求为其在杭州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对此协商一致，相关手续提交后于2019年6月1日被批准。双方合同履行至2019年6月3日，俞炬东于同月6日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故不存在俞炬东离职后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俞炬东以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辞职，不构成被迫辞职。关于加班工资，本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俞炬东是销售人员，本公司只考察其业绩，上班时间由俞炬东自主决定。即使要加班，俞炬东也应向本公司申请，本公司同意方可算作加班，故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如果判决本公司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休息日加班工资，应按其月工资6,000元作为计算基数，认可俞炬东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0日，俞炬东入职睿葡斯公司。同日，双方签订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其中试用期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19年6月10日止)的《劳动合同书》。双方在该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为：“第四条甲方(指睿葡斯公司)聘用乙方(指俞炬东)从事浙江区域销售工作内容”。“第十一条乙方为甲方全日制员工，甲方依岗位和行业作业特点安排乙方出勤，乙方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周最长不超过四十小时。”“第十二条甲方因工作需要，并经劳动部门批准，涉及乙方岗位需调整为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按甲方公布的调整公式为依据，乙方同意遵照执行。”“第十四条甲方施行加班审批制度，凡乙方需要加班的，应事先向直属领导进行书面申请，经书面批准后方可加班，否则视为无效。”“第十九条乙方的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等栏目构成，乙方每月工资为人民币6,000元(其中试用期工资为每月人民币6,000元)。”“第二十条甲方于每月十日以人民币形式支付乙方上月工资。”“第二十四条如因工资或解除、终止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事宜产生的争议，则工资及补偿金以本合同第十九条约定的金额为准。(因此金额为税前，故计算时应扣除税金。)”俞炬东在职期间与睿葡斯公司之间往来的相关微信聊天内容为：俞炬东与“卡斯特董某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4日，“卡斯特董某某”表示：“一切赵(找)沈总解决，不要来问我。”“现在你发多少工资，能核多少费用，都是沈总定的等级，麻烦你找给你安排工作的人，不要问我，我是不知道业务老总怎么安排你的。”“如果没有他的审批，你的任何费用我们都不会报销的。”“所以你还是找他问问清楚的好。有调整，也是沈总提出给总部。”“不是你自己来问的。”2019年6月6日，“卡斯特董某某”表示：“我得到的结果是，公司不予认可交通费，按照制度，不予报销，请了解，可以一并申诉。”俞炬东表示：“我是真可笑，交通费不予报销，三月份开始搞的。报销上去的啊，各个领导都签字的，没人说不能报销，四月份报上去了，各个领导签字了，没说不准报销。五月份各个领导都签字了，报上去了，没人说不能报销让我辞职了，说不能报销，这是公司恶意拖欠阿员工的费用这是。”“卡斯特董某某”回复：“通过的报销了”。俞炬东与“卡斯特李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13日，俞炬东询问：“李某，我3月份的报销什么时候可以报下来，现在都快5月中旬了，到目前我垫了1万多出差费了，我实在垫不出钱了！”李某回复：“还在走流程。我这边提上去了”。俞炬东表示：“不是，这流程要走到什么时候，我们杭州一起交的发票，洪金松怎么有一部分发下来了，我一点都美(没)发”。2019年6月1日，“卡斯特李某”表示：“你的这次公里计算和你的报销差别有点大，我给你看下”。“只要票的金额大于核算金额就可以了”。俞炬东与“甘某某卡斯特有限公司”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29日，俞炬东询问：“甘总，我报销的事处理好了吗？”“甘某某卡斯特有限公司”回复：“研究过了，行政人事走流程”。2019年6月4日，俞炬东询问：“甘总，我的报销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出差没钱垫资了，信用卡透支都过期了要罚滞纳金了，麻烦甘总再叮嘱一下！已经3个多月没报销下来了”。“甘某某卡斯特有限公司”回复：“好的，我问问，现在扬州出差”。2019年6月5日，俞炬东表示：“甘总，又一天过去了，我报销费用怎么还没有反应啊？我信用卡要还钱了，出差住宾馆钱也没有了，这样很难工作了！”“甘总；沈总说他已经签字了！您们几个领导为这出差报销的事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都无法办理，我的工作无法开展了，社保6个月了都还有交，我只能被迫辞职了！希望公司在端午节(6月7日)前把我的事处理好，否则端午节后我只能请劳动仲裁部门来仲裁了！”俞炬东与“沈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5日，询问：“沈总，我的报销出差费的事，你让我找李董，李董交给甘总了，甘总又打电话来说找你办理！”“沈某”回复：“我早已签了”。俞炬东表示：“这个报销的出差费用的事，怎么和踢皮球一样您们几个领导踢来踢去的，没有人在实实在在过问解决的！！！”“沈总：您们几个领导为这出差报销的事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都无法办理，我的工作无法开展了，社保6个月了都还有交，我只能被迫提出辞职了！希望公司在端午节(6月7日)前把我的事处理好，否则端午节后我只能请劳动仲裁部门来仲裁了！庭审中，俞炬东表示：上述各微信聊天的对话人分别是睿葡斯公司人事总监董某某、销售部内勤李某、总经理甘某某、销售总监也即自己所在部门负责人沈某。睿葡斯公司确认俞炬东主张的各对话人的身份，但又不确定他们的职务，确认这些人均可以代表睿葡斯公司意见，最终以人事总监董某某的意见为准。在上述对话期间，2019年6月3日，睿葡斯公司向俞炬东发送《员工调岗通知书》，以俞炬东“目前不符合原岗位工作要求”为由，通知其“从原岗位嘉兴地城市经理职务调整至上海总部地区工作，职务上海地区城市经理，调整时间为长期。”要求俞炬东“自您收到通知日起在2019年6月6日内至新岗位报到”，“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旷工达3日及以上者(含3日)，公司有权予以辞退不予资遣”。同月6日，睿葡斯公司再次向俞炬东发送《员工调岗通知书》，通知其“自您收到通知日起在2019年6月10日内至新岗位报到”，其余内容同前份通知。俞炬东通过微信于2019年6月5日向甘某某和沈某、于同月6日向董某某均发送了《辞职报告》，以“不能按照国家劳动法规依法交纳社保和拖欠劳动者正常出差垫付费用”为由提出辞职，并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赔偿一个月工资，及时下发报销的出差费用及提成，按每月6,000元标准补发工资，支付加班工资。另查，俞炬东工资单显示：2018年12月应发工资5,760元(包括工资总额6,000元、其他免发-1,680元、补贴1,440元)；2019年1月、2月应发工资均为8,000元(包括基本工资6,000元、岗位工资2,000元)；2019年3月、4月应发工资均为5,000元(即基本工资)；5月应发工资8,000元(包括工资总额6,000元、岗位补贴2,000元)；6月应发工资620元(包括工资总额6,000元，其他免发-5,380元)。睿葡斯公司在俞炬东2019年5月工资中扣除了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合计8,100元，该月工资实得数即为负数，其余各月均未作扣除。2019年7月9日，俞炬东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因睿葡斯公司不愿意调解，于同月16日撤回调解，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睿葡斯公司支付：1.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工资9,333元；2.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工资差额6,000元；3.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5日休息日加班25天加班工资13,333元；4.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出差报销款15,864元；5.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提成2,537.4元；6.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个月工资8,000元。仲裁期间，俞炬东于2019年7月22日向睿葡斯公司出具一份《收据》，内容为：“本人现收到2018年12月养老保险金840元，医疗保险630元，失业保险30元，工伤保险12元，生育保险72元，保障金90元，公积金720元。公司合计2394元。(贰仟叁佰玖拾肆元整)本人承诺不再就2018年12月-2019年6月期间社保及公积金的事宜，提起任何诉讼或劳动仲裁及投诉。”同日，俞炬东在前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最后一页手写添加文字内容为：“本人俞炬东希望社保缴纳地为杭州，本人与公司双方达成一致，将本劳动合同地改为杭州，社保缴纳地确认改为杭州。”2019年8月19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2447号仲裁裁决。该裁决认定，俞炬东每月基本工资6,000元，另有岗位工资2,000元、销售提成，认为睿葡斯公司应按每月8,000元标准，补足俞炬东2019年3月1日至6月5日的工资，其中扣除俞炬东社会保险费和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该仲裁委员会遂裁决：一、睿葡斯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371.26元；二、睿葡斯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6,000元；三、睿葡斯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的提成2,537.4元；四、对俞炬东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俞炬东不服该裁决，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上述事实，除有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俞炬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银行账户明细及工资单，以及睿葡斯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书》、《员工调岗通知书》、《辞职报告》、《收据》等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确认睿葡斯公司已支付前述仲裁裁决的钱款。庭审中，睿葡斯公司确认对俞炬东2019年1月、2月的差旅费给予了报销，但这是本公司对员工的支持，不能据此认为对俞炬东后续的报销全部都要认可。庭审中，关于报销流程，双方各自的陈述为：俞炬东表示：自己每周一将报销单填写好，贴好凭证，交给部门负责人沈某签字，再交给内勤，由内勤寄给在上海办公的内勤，在上海办公的内勤人员收到后会将信息录入系统。本人要查看时从系统中找到“掌上报销”，点击进入后会看到每次出差的记录；点开每次出差记录，会看到相应的“差旅报销单”，显示的是这次出差申请报销的总金额；再点击进入，会看到相应的“出行计划表”，显示的是申请报销金额的具体明细情况，包括出差行程、日期，报销金额、支出名目等，应该是由内勤人员根据本人邮寄提交的原始凭证输入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审批路径”，显示对每次出差报销申请在各个环节的审批情况。睿葡斯公司则表示：员工首先应在APP平台上填写报销信息，同步还要跟领导口头汇报，本公司对APP平台中的报销信息和员工口头汇报的报销金额进行审核，认为合理的，才会要求员工提交书面凭证材料。如果对APP平台中的报销信息和员工的口头汇报审核均未通过，也就没必要提供书面凭证了。由于俞炬东的报销申请第一个环节就未通过，所以就没有让其提供书面发票等材料。庭审中，俞炬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1.网上报销系统截屏打印件，包含“掌上报销”、“差旅报销单”、“出行计划列表”三部分的页面打印件。其中“掌上报销”页面打印件显示2019年4月至5月期间有9次差旅费报销，相应的“差旅报销单”打印页面则显示了这9次报销的每次报销金额，分别为1,214元、897元、2,122元、1,196元、1,375元、419元、792元、719元、1,192元，合计9,926元，除其中的897元外，其余8笔均有对应的“出行计划表”页面打印件，显示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包括项目、金额、出发地和到达地等。另有2019年3月1日至4月2日期间的“出行计划列表”页面打印件，显示有11笔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包括项目、金额、出发地和到达地等，合计4,449元，其中有一笔项目名称为“油费”的申请报销金额为1,930元，出发地为杭州，到达地为“嘉兴德清长兴……”。上述两部分合计金额,总计14,375元。俞炬东表示，上述证据证明自己每次报销均将原始凭证材料寄给内勤,由内勤登记录入在网上报销系统,故在系统中会有这14,375元报销金额对应的信息。2.网上报销系统“审批路径”页面打印件，俞炬东表示，该“审批路径”是“掌上报销”、“差旅报销单”、“出行计划列表”之后的最后一个环节，该证据所反映的审批通过的金额就是证据1中的第一部分合计金额9,926元，证明该9,926元报销金额已经审批通过。关于证据1、2的原件，俞炬东表示，由于自己离职后被移出，故已无法登录演示。3.8张《费用报销单》的照片打印件及发票的照片打印件。其中8张《费用报销单》照片打印件显示每张费用报销单下方“部门主管”处均有沈某签名，费用合计15,864元。俞炬东表示：证据3中的发票照片打印件并非全部原始凭证，自己只是对部分面额大的发票进行拍照留存；该证据证明自己已完成报销申请的第一步，即填写《费用报销单》并附上全部原始发票凭证，交给部门负责人沈某签字；完成这第一步后，自己就将证据3《费用报销单》及全部原始发票凭证的原件交由内勤寄给上海的内勤工作人员，由上海的内勤人员根据收到的原件材料输入系统；自己诉请的报销金额就是证据3中8张《费用报销单》的合计金额15,864元。4.“浙江卡斯特领导”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及群内文件照片打印件。相关聊天内容为：2019年3月9日(周六)，群内有人询问：“今天上午签到了吗，今天做周报”。其余各人回复：“已经打卡”或“已签到！”等。2019年3月27日，群内有人发送一份文件照片，放大显示该文件抬头为《卡斯特有限公司销售人员管理实施办法(直营事业部试行)》，其中第二条“适用范围”为“适用本公司直营事业部全体销售人员”。其中第三条第1点“报岗”规定：“报岗以云之家签到和拜访记录为准，如记录不全视为旷工；”“报岗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8：30-17：00(午休12：00-13：00)”。2019年4月，群内发布相关放假安排，相关内容为：“销售部职能人员4月5日(周五)放假一天，4月6日(周六)正常上班，4月7日(周日)正常休息；放假期间请提前安排好销售工作。”“销售职能人员5月1日(星期三、‘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法定节假日，共1天，4月28日(星期日)、5月5日(星期日)照常公休，不做调整。”该群内容还显示，沈某于2019年7月7日将俞炬东移出群。5．俞炬东与“沈某”于2019年5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俞炬东表示：“沈总：由于前几天嘉兴区域经销商五一假期，为了不影响5月9日苏州会议精确邀约，5月5日需要给嘉兴悦腾送请帖，特申请5月5日星期天上班调休到5月18日星期六休息。”“沈某”回复：“收到”。“5号，云之家报岗一下”。6.“卡斯特销售团队4”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显示群内发送的一份表格，放大显示俞炬东于2019年4月6日(周六)8：24至17：08之间有三项工作安排。俞炬东当场演示上述证据4至6的原件，并表示这些证据证明，自己每周六都要上班，并在“云之家”系统签到打卡，如周六不上班则需请假，还证明睿葡斯公司于2019年清明节(4月5日)放假期间，要求员工4月6日(周六)上班。7.俞炬东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云之家”系统签到的截屏打印件。俞炬东表示，该证据证明自己在该期间共有25个周六上班，碰到放长假有些周六就调休了，相应的周日就上班。8.署有程卓、洪金松、陈怀名字的的证明三份，用以证明睿葡斯公司要求员工每周一至周六上班打卡，对“浙江销售人员”均是在离职后补缴社会保险费，且俞炬东已将报销发票原件提交给睿葡斯公司。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1网上报销系统截屏打印件、证据2网上报销系统“审批路径”页面打印件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表示即使俞炬东使用系统软件提交过这些材料，也只是一个流程，很多数据是虚假的，俞炬东只是形式上提交了这些数据，且都由其自行填写，即使真实，从“审批路径”的页面打印件来看，也未经各相关人员审批通过，水分非常多。睿葡斯公司同时表示，由于俞炬东已离职，与其有关的报销信息均被删除了。此外，睿葡斯公司还指出在证据1中的2019年3月1日至4月2日期间的“出行计划列表”中,有一笔项目名称为“油费”的申请报销金额高达1,930元，认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俞炬东对此解释为，该1,930元是自己于2019年3月1日至4月2日一个月期间往来杭州、嘉兴等地跑业务多次发生的油费，并不是一次产生的油费。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3即8张《费用报销单》照片及发票照片的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从未收到过原件，即使收到，能否报销，报销多少，本公司对此有自主权。本院遂询问睿葡斯公司能否指出这些费用有哪些不合理之处，睿葡斯公司则回答，即使收到过这些材料，因为俞炬东业绩不好，所以按规定不予报销。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4“浙江卡斯特领导”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及群内文件照片打印件、证据5俞炬东与沈某于2019年5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表示：证据4显示的是“卡斯特”，并非本公司，群内所发的规章制度不是本公司颁布，本公司也未这样要求过；即便真实，销售人员在“云之家”系统签到也只表明有拜访客户的想法，是由员工自己选择，并非加班行为，本公司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无法掌握员工的安排；至于为何会显示沈某于2019年7月7日将俞炬东移出群，睿葡斯公司表示，不清楚沈某与俞炬东私人之间是否有关系，与本公司无关；俞炬东加入的微信群很多，群内也有其他公司的员工，都是销售葡萄酒的，这些证据无法证明本公司要求俞炬东加班。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6“卡斯特销售团队4”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周六即使有上班，也不是加班，是销售人员正常安排自己的工作，无法证明是本公司要求俞炬东加班。睿葡斯公司同时确认，沈某在该微信群内，可能是沈某在几个公司都兼任职务，不清楚俞炬东为何在该微信群，并非本公司的安排，与本公司无关。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7俞炬东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云之家”系统签到的截屏打印件，明确这些打印件与本公司系统记录一致，但表示不代表是本公司要求俞炬东周六加班，是俞炬东自己认为需要周六工作，员工如果加班，需要书面申请，经批准才能算加班。睿葡斯公司对上述证据8三份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出具证明的证人未出庭作证，该证据无证明力。睿葡斯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1.落款处日期为2019年5月25日并加盖睿葡斯公司和卡斯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斯特公司)公章的《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卡斯特有限公司(系我司股东)人事部主管曾双(身份证号略)代为就员工俞炬东调岗(包括通知等)有关事宜实施相关行为。”2.《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在“述职内容”大栏显示“自我评价”为“有待改进”，并由俞炬东在“个人签字”一栏签名，之后的“直属领导意见”、“行政人资部意见”、“公司领导批示意见”各栏均有相关人员所写的书面意见(提及“差旅费按公司规定报销”)和签名。睿葡斯公司表示：证据1、2表明，俞炬东业绩未达标，本公司因此对其进行调岗，俞炬东是为了不履行调岗指令，才以本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借口提出辞职，证明俞炬东确实业绩不达标，本公司可以对其差旅费不予报销。3.《社会保险职工增减表》复印件、《参保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申请核定表》复印件，证明本公司并非在俞炬东辞职后才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手续在2019年6月1日前就已提交，于2019年6月1日得到批准。4.落款日期为2019年6月13日的《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载明睿葡斯公司销售人员等岗位人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证明俞炬东在职期间适用不定时工作制。俞炬东对上述证据1《委托书》、证据2《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自己是未完成销售业绩，但认为销售业绩完成情况与差旅费报销不挂钩,否则销售业绩不达标，又不给报销差旅费，垫付的金额超过本人工资，根本无法继续开展业务；对上述证据3《社会保险职工增减表》复印件、《参保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申请核定表》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表示无法证明是睿葡斯公司为本人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手续是于2019年6月1日得到批准；对上述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这是本人离职后发生的，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不适用本人在职期间。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采证如下：关于俞炬东提供的证据1、2，即网上报销系统截屏打印件，包括“掌上报销”、“差旅报销单”、“出行计划列表”、“审批路径”的页面打印件，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俞炬东的报销申请确实需通过网上报销系统，睿葡斯公司一方面对这些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另一方面又以俞炬东离职后已将其报销信息全部删除为由，不提供任何网上报销系统材料，故本院对俞炬东提供的网上报销系统的截屏打印件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关于俞炬东提供的证据3，即8张《费用报销单》照片及发票照片的打印件，由于均为照片打印件，睿葡斯公司否认收到过原件，俞炬东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向睿葡斯公司提交证据3的全部原件，且《费用报销单》与所附发票并非能够一一对应，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睿葡斯公司提供的证据1《委托书》和证据2《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由于俞炬东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关于俞炬东提供的证据4至6“浙江卡斯特领导”微信群、与“沈某”往来微信、“卡斯特销售团队4”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睿葡斯公司虽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表示“卡斯特”与本公司无关，但俞炬东已当场演示这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而睿葡斯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1《委托书》和证据2《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均显示与卡斯特公司有关，甚而俞炬东的述职报告抬头就明确俞炬东是“卡斯特销售人员”，故本院对俞炬东提供的证据4至6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睿葡斯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并据此认定睿葡斯公司确有规定销售人员每周一至周六上班，每天上班时间为8：30-17：00(中间午休1小时)。关于俞炬东提供的证据7“云之家”系统签到截屏打印件，由于睿葡斯公司确认这些打印件与本公司系统记录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阐明。关于俞炬东提供的证据8三份证明，本院采纳睿葡斯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此不予确认。关于睿葡斯公司提供的证据3《社会保险职工增减表》复印件、《参保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申请核定表》复印件，由于均为复印件，且这些复印件也无法证明睿葡斯公司为俞炬东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手续于2019年6月1日被批准，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睿葡斯公司提供的证据4《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由于俞炬东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在下文予以分析阐明。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俞炬东诉请2019年3月1日至同年6月5日的出差报销款15,864元，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2.俞炬东提出辞职，是否构成被迫辞职的法定情形？睿葡斯公司如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是多少？3.俞炬东主张于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存在25个休息日加班，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睿葡斯公司如需支付该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是多少？关于第1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申请报销的流程，睿葡斯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形成书面有效的相应规章制度予以明确，而双方对此的陈述明显不同：睿葡斯公司主张报销流程为,先审查员工在APP平台上填写的报销信息以及跟领导的口头汇报，认为合理的，才要求员工提交书面原始支出凭证；俞炬东则主张，员工将书面报销申请单及原始支出凭证交给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再提交给内勤人员录入系统，进行审批。本院认为，从常理而言，审核原始支出凭证是报销审核的最主要环节，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比较而言，俞炬东关于报销流程的主张更符合常理，且俞炬东与内勤人员李某往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某在俞炬东询问报销事宜时回复“还在走流程。我这边提上去了”、“你的这次公里计算和你的报销差别有点大，我给你看下”、“只要票的金额大于核算金额就可以了”，对话内容涉及到相关票据的细节情况，也印证了俞炬东关于报销流程的主张。其二，俞炬东与部门负责人沈某、总经理甘某某、销售部内勤李某、人事总监董某某的关于报销方面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俞炬东在提出辞职前一直在询问差旅费报销事宜，李某的回复如前所述，沈某于2019年6月5日的回复则明确“我早已签了”，甘某某的相关回复是于2019年5月30日、6月4日的分别表示“研究过了，行政人事走流程”、“好的，我问问，现在扬州出差”，董某某即使于2019年6月6日最后回复时也只是指出“公司不予认可交通费，按照制度，不予报销，请了解，可以一并申诉”、“通过的报销了”。睿葡斯公司确认上述四人均可代表本公司意见，由此可见，睿葡斯公司相关人员一直回复俞炬东在走流程，甚而李某还提到相关票据的细节情况，从未提及缺少原始支出凭证，印证了俞炬东关于自己已向睿葡斯公司提交原始支出票据的主张。第三，俞炬东主张，报销系统中的申请报销信息均是根据自己提交的书面报销申请和原始票据凭证而输入形成。俞炬东为此提供了证据1、2即网上报销系统的“掌上报销”、“差旅报销单”、“出行计划列表”、“审批路径”四部分页面打印件，显示了总计14,375元报销款的网上报销信息，部分金额有对应的“出行计划列表”明确了支出费用项目、金额、出发地和到达地等，还有相应的“审批路径”、“掌上报销”、“差旅报销单”页面打印件印证。如同前文采证部分所述，睿葡斯公司确认俞炬东的报销申请确实需通过网上报销系统进行，但其一方面对俞炬东提供的网上报销页面打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另一方面又以俞炬东离职后已将其报销信息全部删除为由，不提供任何单位应留存的网上报销系统材料，故本院对俞炬东提供的证据1、2中的网上报销系统的截屏打印件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俞炬东已提供了与这些网上报销信息显示的总计14,375元报销金额所对应的原始支出凭证。俞炬东主张自己提交的原始凭证不止网上报销系统显示的金额,而是自己证据3中的8张《费用报销单》所对应的全部原始支出票据，如同本院采证部分分析，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采纳俞炬东关于报销流程的主张，并认定其已提供与网上报销信息所载总计14,375元报销金额所对应的原始支出票据凭证，睿葡斯公司应予审核报销。睿葡斯公司仅指出这些费用中有一笔项目名称为“油费”的申请报销金额高达1,930元，认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俞炬东对此已作解释，尚属合理。除此之外，睿葡斯公司未能明确指出其他报销费用的不合理之处，只是一味坚持因为俞炬东业绩不好，所以按规定不予报销，但其提供的俞炬东《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也仅提及“差旅费按公司规定报销”，睿葡斯公司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形成书面有效的规章制度明确员工差旅费报销与业绩相挂钩，且该规定已事先送达或告知员工知晓，故睿葡斯公司的该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合同依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睿葡斯公司应支付俞炬东报销款14,375元。关于第2项争议焦点，俞炬东提出辞职，是否构成被迫辞职的法定情形？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现有证据表明，俞炬东于2019年6月5日、6日通过微信方式向睿葡斯公司相关人员发送辞职申请，理由为睿葡斯公司“不能按照国家劳动法规依法交纳社保和拖欠劳动者正常出差垫付费用”，睿葡斯公司则辩称，双方协商一致为俞炬东在杭州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在俞炬东提出辞职之前已为其办理了补缴社会保险费的手续，相关手续于2019年6月1日就得到批准。首先，无论俞炬东在仲裁裁决时出具的《收据》还是在双方《劳动合同书》上手写添加的内容，均反映出双方是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于2019年7月22日协商一致在杭州为俞炬东缴纳社会保险费，而睿葡斯公司至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补缴手续已于2019年6月1日或在俞炬东辞职前就已办妥，故本院认定俞炬东的辞职构成被迫辞职的法定情形，睿葡斯公司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至于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现有查明事实表明，俞炬东2019年1月、2月、5月应发工资均为8,000元，由基本工资6,000元、岗位工资或岗位补贴2,000元组成，俞炬东以此作为自己的月工资标准，并无不当。俞炬东也正是按此月工资标准申请仲裁，要求睿葡斯公司补足其余各月的工资差额，并得到仲裁裁决支持，睿葡斯公司对相应裁决亦予服从。本院同时注意到，双方劳动合同第二十四条确实约定“如因工资或解除、终止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事宜产生的争议，则工资及补偿金以本合同第十九条约定的金额为准。”但该合同第十九条的内容明确俞炬东的劳动报酬“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等栏目构成”，不能据此推断经济补偿仅包括基本工资，而剔除“岗位津贴”等其他项目。综上，睿葡斯公司应按每月8,000元标准支付俞炬东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8,000元,俞炬东的诉请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第3项争议焦点，俞炬东主张于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存在25个休息日加班，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睿葡斯公司主张俞炬东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而双方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为：“甲方(指睿葡斯公司)因工作需要，并经劳动部门批准，涉及乙方岗位需调整为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按甲方公布的调整公式为依据，乙方同意遵照执行。”现有证据表明，睿葡斯公司是在俞炬东离职后方取得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的《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至于俞炬东实际的工作情况，如同本院采证部分所述，根据俞炬东提供的“浙江卡斯特领导”等各段微信聊天记录及群内所发文件的内容，结合睿葡斯公司提供的《委托书》和《卡斯特销售人员述职报告书》，本院对俞炬东关于睿葡斯公司要求销售人员每周一至周六上班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根据俞炬东提供的证据7即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云之家”系统签到截屏打印件所显示的休息日出勤情况，结合证据4至6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及的调休假情况，依法判处俞炬东应得的休息日加班工资。至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如前所述，本院已认定俞炬东正常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其应得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应以此为计算基数。俞炬东诉请金额为13,333元，于法无悖，可予准许。俞炬东对于其他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睿葡斯公司未提起诉讼，均视为服从，其中有执行内容部分，双方确认一致睿葡斯公司已实际履行完毕，本案对此不再予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睿葡斯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2019年3月1日至6月5日期间报销款14,375元；二、上海睿葡斯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8,000元；三、上海睿葡斯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俞炬东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3,3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仪蔚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朱 磊书 记 员 顾祎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