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20民终70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来升菊，女，197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含馥，男,197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利华，女，197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上诉人来升菊因与被上诉人袁利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4497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来升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来升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来升菊与袁利华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二）事前，袁利华要求来升菊在网点投资国珍健康**活馆，经营保健产品，投资60000元就可以了，来升菊在中山开店拿60000元的保健品销售，卖出后有提成28%的利润。等来升菊正式开店来拿产品时，袁利华说已经没有来升菊所需要的产品，也拒不退还60000元，理由是袁利华的店被盗了。（三）2015年4月9日，来升菊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支行转账50000元给袁利华。2015年4月10日，来升菊从中国农业银行张家边支行柜员机存10000元至袁利华账号。两次共转60000元。袁利华在东莞市开了间国珍健康**活馆，经营保健产品，来升菊上述60000元是用于购买保健产品。 袁利华辩称，（一）来升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袁利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袁利华与来升菊是朋友关系，袁利华因资金周转曾向来升菊借款60000元，当时袁利华向来升菊出具了借据。2015年4月9日，袁利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归还了来升菊。来升菊随后将借据退回了袁利华，之后，双方再无资金往来。（三）来升菊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如果真向袁利华购买了60000元的保健品，于2015年4月9日付款，则诉讼时效从2015年4月10日起算，至2018年4月9日止其3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一审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升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袁利华向其归还借款60000元。一审诉讼中，来升菊变更诉讼请求为：袁利华向其退还货款6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从2015年5月10日起计至2019年5月10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来升菊称与袁利华多年的老朋友。2015年4月9日，来升菊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张家边支行向袁利华转账50000元。来升菊另主张于2015年4月10日向袁利华账户现金存入1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来升菊称向袁利华交付款项的原因系向袁利华购买保健产品，但袁利华之后没有交付保健品给来升菊，也没有按承诺退款给来升菊，遂产生本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来升菊提交的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4月9日向袁利华转账50000元，无法证明另有向袁利华交付10000元款项的情况，也无法证明其与袁利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来升菊一开始是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认为袁利华向其借款60000元没有归还，后又变更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认为向袁利华支付60000元是购买货物，对基本事实作出根本的改变，来升菊没有合理的解释。又，一审法院当庭询问来升菊其主张的60000元购买货物的具体名称、数量、单价是什么，来升菊称都不记得。综上，对来升菊称交付的款项是购买保健品及袁利华没有按约定交付货物的主张不予认定，对来升菊基于与袁利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提起的本案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来升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来升菊负担。 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来升菊提供了以下证据：（一）2020年1月7日石林阳（男，197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京山县*************）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石林阳和老婆（来升菊）于2018年10月30日到东莞市********袁利华住所（鸿运商务住宿处）要回我们60000元货款，她以各种借口推托，拒付我们60000元货款];（二）国珍健康**活馆卡片一张、国珍牌松花钙奶粉包装盒一个、国珍牌竹菊百合粉包装盒一个。 二审诉讼中，石林阳提供证人证言称：2015年4月至5日，我妻子来升菊一共转账60000元给袁利华，但袁利华未给我们产品，当时存入60000元，是由于袁利华需要60000元周转产品，但后来袁利华一直未给我们产品。 二审诉讼中，刘某（男，1977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醴陵市*****************）提供证人证言称：（一）2015年4月、5月，我投资做国珍，来升菊是经合伙人介绍进来的，投资最多，投了60000元；（二）60000元用于购买袁利华产品；（三）来升菊的上级是石林阳，石林阳的上级是梅孝芬，梅孝芬的上级是我，我的上级是杨艳娟，杨艳娟的上级是张勇，张勇的上级是吴志龙，吴志龙的上级是吴昌明，吴昌明的上级是吴浦强，吴浦强的上级是王雅娴，张勇与袁利华是夫妻关系。王雅娴的店位于东莞市*滘镇。我们一般去东莞市开会，一周开三次会议左右。上述人员，除了来升菊在中山，其他人都在东莞市。我们相互之间都统称老师。年会在东莞市、佛山市，每个季度都有大的研讨会，参加人数不定。年会一般有3万多人。有海外游，五级以上的人员曾经去过泰国。（四）我的级别无须承担租金，租金由王雅娴承担。卖产品的钱打给公司，公司按级别返钱，公司只是给产品，卖不卖随自己。我做了五、六年，有十几个下家，去年公司给我返了不到一万元，我大概转了一万余元给公司。我是兼职做的。（五）袁利华是其中一个网点的负责人，公司的所有产品直接给袁利华，本案发生以前，钱不是直接给公司的，当时只能给上级，一级一级交上去。当时这样做是为了缩短交钱流程，当时袁利华的店在东莞市洪梅镇。袁利华至今还在做。袁利华的店铺后来不做了，顶给了王雅娴。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诉讼中，来升菊在2018年11月19日的起诉状中称：袁利华因家庭生意资金周转急找我借款10000元。我当场转汇10000元到袁利华中国农业银行东莞洪梅支行账号。2015年4月9日，袁利华又找来升菊借50000元家族生意资金周转，鉴于友情，我当日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农业银行张家边支行转50000元给袁利华。双方口头约定，2017年12月30日前全部归还60000元。 一审诉讼中，来升菊在2018年3月5日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称：袁利华在东莞市开了国珍健康**活馆，经营保健产品。我转的60000元是用于向袁利华购买保健产品。半年后，袁利华并没有给我产品，且拒不退还货款60000元。一个月后，我找袁利华要求其给产品或退还货款。袁利华承诺一个月给我产品。一个月后，袁利华未给我产品，也未退还货款。2017年11月中旬，我再次找袁利华退货款，袁利华还是拒退。后来袁利华承诺2017年12月30日前退款，但袁利华至今未退，且拒不接听电话。 一审庭审中，来升菊称：（一）2015年4月9日我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支行转50000元给袁利华，2015年4月10日是我从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支行外面的柜员机存了10000元。我们当时认识了7、8年。袁利华在东莞市开了一家国珍健康**活馆，经营保健产品。之所以袁利华让我给60000元拿袁利华的产品，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我也可以赚点小钱。转钱后袁利华并未履行承诺。半年后，我找袁利华退款，袁利华拒不退款，且承诺一个月后给我60000元的保健产品。两个月后，袁利华没有给我60000元的产品。大约2017年2月，我再次找袁利华退款，袁利华所谓的国珍健康**活馆人去楼空。后来，我在一家小餐馆找到袁利华，我要求袁利华退款，袁利华保证于2017年12月31日前退款，但袁利华至今没有退款且不接电话。（二）我在中山卖化妆品和保健品，后来被骗了就没有卖了。我的年收入大概为10万元至15万元左右。（三）我与袁利华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我与袁利华是朋友关系，商量好了就打钱过去了。（四）转60000元是用于购买保健产品，具体名称不记得了，单价和数量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转了60000元。60000元是所购产品的价款。我们当时是通过电话聊的。（五）起诉状之所以把买卖当作借款，是因为我和袁利华关系比较好，袁利华来电和我说自己经济比较困难，问我是否愿意把60000元借给她周转，我没有答应她，后来我觉得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就变更了诉请。 二审诉讼中，来升菊称：（一）我给袁利华60000元，是因为只有给网点负责人才拿到产品。（二）袁利华没有给产品。（三）二审提交的产品不是袁利华给的，而是我另外花钱买的。（四）我给袁利华的钱不止60000元。（五）公司的钱是返还给我丈夫的，具体多少钱不清楚。（六）我不是做国珍的，当时是想开店，但没有拿到产品，就没有开成。（七）公司按20%返点给我丈夫。我丈夫收取返点是需要提供银行账户的。（八）我没有去过东莞市开会。我去过袁利华店里，用过产品后，我决定投资。（九）我和我丈夫都没有办理入职手续。（十）我转60000元给袁利华，是为了拿到产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来升菊主张袁利华向其退还货款60000元及利息，理据是否充分。 经审查，首先，来升菊称其向袁利华付款60000元，但其提交的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其于2015年4月9日向袁利华转账50000元，基于来升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另有向袁利华付款10000元，故对于来升菊关于其已向袁利华付款50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来升菊超出此金额的已付款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其次，来升菊称其向袁利华支付60000元，系用于向袁利华购买保健产品，但来升菊在一、二审诉讼中的陈述存在多处自我矛盾之处，且来升菊在一、二审诉讼中始终未能清楚陈述其向袁利华所购买的保健产品的具体品名、数量及单价，即来升菊自己都无法确定双方交易的标的物的具体品名、数量及单价，故来升菊主张其与袁利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纳。来升菊基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袁利华向其退还货款60000元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再次，由于来升菊确已向袁利华付款50000元，来升菊有权向袁利华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来升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0元，由来升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亦和 审判员  阮碧婵 审判员  刘运充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