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初2257号 原告：吉德华，男，1967年2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一凡，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春山，男，1966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如皋市。 被告：韩寿南，男，1937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如皋市。 被告：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丁堰镇朝阳村****。 法定代表人：韩春山，职务董事长。 被告：孙祥德，男，1964年3月9日生，汉族，住如皋市。 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如皋市丁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吉德华与被告韩春山、韩寿南、如皋市盛鸿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公司）、孙祥德返还财产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德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一凡、被告韩春山、韩寿南、盛鸿公司、孙祥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吉德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向原告返还37670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费，被告孙祥德对前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盛鸿公司（原名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光公司）设立于2005年，工商登记股东为被告韩寿南、韩春山，法定代表人为韩春山。被告孙祥德之妻韩秀梅系被告韩寿南的女儿，被告韩春山的姐姐。盛鸿公司成立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未开展任何经营，甚至没有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2009年，韩春山、韩寿南将盛鸿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资料交予韩秀梅和孙祥德。随后，韩秀梅和孙祥德以被告盛鸿公司隐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找到原告、姚宗元、盛爱华，称被告盛鸿公司有排污许可指标，但没有资金，需要招募新股东一起投资办厂。10月31日，在孙祥德明确孙祥德为盛鸿公司股东、持有公司100%股权，并承诺尽快通过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前提下，原告、姚宗元、盛爱华与被告孙祥德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协议约定: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有意对公司进行投资，孙祥德同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三方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第二条：本次公司增资内容，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新增资本750万元，按以下约定进行出资：孙祥德货币出资190万元，占股30%；吉德华货币出资200万元，占股25%；姚宗元货币出资200万元，占股25%；盛爱华货币出资160万元，占股20%。第四条：股东地位确立，孙祥德应在协议签订且出资额的10%到账后，尽快通过公司对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并在30日内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第五条：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增资后注册资本10%的违约金等。2010年4月，孙祥德要求减少出资，四方遂于2010年6月再次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书》，减少孙祥德的增资额（被告盛鸿公司再次在协议中加盖骑缝章予以确认），约定：第二条：本次公司增资的内容，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孙祥德货币出资30万元，占股10%，吉德华货币出资280万元，占股35%；姚宗元货币出资280万元，占股35%；盛爱华货币出资160万元，占股20%。第四条：股东地位确立，孙祥德在协议签订后30日内配合其他股东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原来四方于2009年10月所签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作废。除上述条款，该协议其他内容与2009年10月31日《增资扩股协议书》一致。 以上协议签订后，吉德华与姚宗元等四人陆续将出资款投入盛鸿公司，四人实际投资额高达10493795元，其中，吉德华实际投入3767040元，远远超过约定出资额。然而，孙祥德却对股权变更之事一拖再拖，既未通过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亦未按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致使吉德华等人的股东资格一直未能合法确认。原告为此曾起诉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但因被告韩春山、韩寿南矢口否认被告孙祥德系享有被告盛鸿公司100%股权的隐名股东，又无关于增资扩股的股东决议等因素，原告请求未获支持。 2009年10月至2012年4月间，经被告韩春山、韩寿南认可，被告盛鸿公司实际由韩秀梅、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和孙祥德负责经营，由于经营不善，被告盛鸿公司于2012年4月停产歇业。2012年6月2日，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韩春山、韩寿南与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孙祥德就盛鸿公司停产歇业后的资产处置方案等达成调解协议书，约定：对2012年6月20日前急需支付的职工工资以及清算费用，合计约32万元，由吉德华、姚宗元各先行垫付12万元，孙祥德先行垫付8万元，上述款项按年15%的标准计息，作为盛鸿公司的债务列支，对盛鸿公司进行清产核资并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合作期间债务等费用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的差价为亏损（或盈余）。上述调解协议签署后，原告依约为被告盛鸿公司垫付12万元费用，但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等却故意回避，拒绝履行公司转让之事，导致原告对被告盛鸿公司的投入，迟迟无法收回。故，原告特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韩春山、韩寿南、盛鸿公司、孙祥德共同辩称，1、（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已经提车撤销和不予执行的申请；2、韩春山、韩寿南、盛鸿公司并非两份《增资扩股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原告吉德华无权向其主张权利；就原告吉德华与孙祥德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该协议当事人已经于2012年6月2日签订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已经确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双方应根据调解协议主张权利和义务，原告吉德华提起本诉讼违背调解协议的约定，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四被告对原告吉德华提交的2009年10月31日、2010年6月签订的两份增资扩股协议、吉德华的投资统计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及清理报告、（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书、（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2012年盛鸿公司出具的函告的真实性无异，本院予以确认，证明力待后综合分析认定。四被告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盛鸿公司（原名真光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更名为盛鸿公司）设立于2005年11月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被告韩寿南、韩春山父子，其中被告韩春山占股60%，被告韩寿南占股40%。被告韩春山为法定代表人。盛鸿公司成立后，并未实际生产经营，公司印章由被告韩寿南之婿即被告孙祥德保管。 2009年10月31日，原告吉德华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共同签订《如皋真光漂染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载明:1、被告孙祥德为真光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100%的股权。2、原告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有意对公司进行投资，被告孙祥德同意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接受三方作为新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增资扩股前真光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新增资本750万元，分别由吉德华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被告孙祥德货币增资190万元，占比30%，姚宗元货币出资200万元，占比25%，盛爱华货币出资160万元，占比20%。被告孙祥德应在协议签订且出资额的10%到账后，尽快通过公司对本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并在30日内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协议由缪金泉、吉德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签名。骑缝处加盖被告真光公司印章。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增资后注册资本10%的违约金等。 2010年6月，原告吉德华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其夫缪金泉代）再次签订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一份，对四人新增的出资额进行变更，约定：由被告孙祥德新增出资额为30万元，占比10%，原告吉德华为280万元，占比35%，姚宗元为280万元，占比35%，盛爱华为160万元，占比20%。要求在8月底全部到账。被告孙祥德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配合其他股东到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四方原于2009年10月份所签的真光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废止。 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孙祥德之妻韩秀梅与原告吉德华、姚宗元、盛爱华之夫缪金泉开始以真光公司名义进行合作经营。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今盛鸿公司的股东仍登记为被告韩寿南、韩春山。 2012年1月6日真光公司向原告吉德华出具投资款明细一份，载明原告吉德华投资款为360万元整。 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不善，真光公司于2012年4月停产歇业。2012年6月2日，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协调下，原告吉德华及被告韩春山、韩寿南（韩春山代）、姚宗元、盛爱华（缪金泉代）、孙祥德（韩秀梅代）就真光公司停产歇业后的资产处置方案、真光公司走向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 1、原告吉德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四位投资人共同委托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对各自的投资、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进行清资核产，清算结束后，出具清算报告，清算结果由四投资人承担。 对2012年6月20日前急需支付的工人工资以及清算费用合计约32万元，由原告吉德华先行垫付12万元，姚宗元垫付12万元，被告孙祥德垫付8万元。上述款项由各当事人在6月10日前汇入调解中心账户。该款项按年15%的标准计算利息，作为企业债务列支。 清资核产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被告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合作期间的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之差为亏损，由原告吉德华、姚宗元、被告孙祥德、盛爱华按35%、37%、20%、8%的比例承担。 真光公司整体转让过程中，被告韩春山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配合办理企业变更的义务。 四位投资人互不追究各自投资是否按期、足额到账的违约责任。 在清算过程中，义务人有无条件配合的义务。韩秀梅、缪金泉需全程参与清算，按5000元/月支付报酬，该费用列为清算费用。 对清算中出现需要召开投资人会议的，四位投资人必须随叫随到等。 上述协议签订后，吉德华、韩秀梅、姚宗元、缪金泉四人多次就清产核资进行沟通、对账。2012年12月10日，清算人员出具了《如皋市真光漂染有限公司清理工作报告》，该报告载明：一、股东出资情况：原告吉德华出资376.704万元，姚宗元出资487.3275万元，韩秀梅出资75.348万元，缪金泉出资110万元。合计出资总额为1049.3795万元；二、净资产情况：账面反映净资产为-64.760038万元，具体构成，账面反映资产总额为12487362.19元，账面反映负债总额为13134962.57元。根据以上账面反映数据，对相关往来进行合并核对，未知债务进行申报，同时会合相关经手人、股东进行核实确认，对实物资产进行丈量、盘点，并对部分无价财产进行初步估价，最终盘出实际净资产为-3432231.32元，具体构成，实际资产总额为11600599.74元，实际负责总额为15032831.06元。 上述清理报告出具后，清资核产及企业转让未能有效进行。2013年4月23日，姚宗元以常熟市哈达毛绒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真光公司归还其投资款487.3275万元。2013年6月23日，双方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真光公司给付投资款220万元。 2013年5月6日，原告吉德华以真光公司、韩秀梅、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返还投资款376.704万元，9月2日又撤回诉讼。2013年10月9日，原告再次以真光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为被告，被告姚宗元、盛爱华为第三人，要求确认其为真光公司股东，本院于2014年9月27日作出（2013）皋商初字第11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4月24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中商终字第00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6年10月14日，原告吉德华向南通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其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2019年11月4日，南通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书认为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协议内容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协议签订后，是否能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能否完成工商变更等均是该协议能否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效力。同时认为，如皋市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第5条可视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约定的部分变更（即关于是否按期足额出资的违约责任），但调解协议的签订并非仅有本案当事人，还有案外人，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也多涉及案外人或盛鸿公司，本非局限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的当事人之间，故不能认为该协调协议已经取代《增资扩股协议书》，仲裁庭考虑到，各方当事人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目的系约定共同向盛鸿公司出自，并取得相应的股东地位。而事实上，增资扩股协议的履行，不仅应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需履行股东会决议、认缴出资、修改公司章程和工商变更登记等一些列法定程序。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因未能履行前述法定程序，原告吉德华不具有盛鸿公司股东资格。姚宗元已通过另案解决该协议书项下的投资款返还问题。被告孙祥德、盛爱华亦无继续履行该《增资扩股协议书》的意愿。故仲裁庭认为，2010年6月的《增资扩股协议书》客观上履行不能，且也无继续履行的必要，各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中裁定对原告吉德华请求解除《增资扩股协议书》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遂作出裁决如下：一、解除吉德华与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于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二、被告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德华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00000元；（三）被告孙祥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德华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等。 2016年12月2日，原告吉德华诉至本院，要求被告韩春山、韩寿南、盛鸿公司、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履行2012年6月2日《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约定，对盛鸿公司进行整体转让，被告韩春山、韩寿南应配合将各自持有的盛鸿公司股权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用盛鸿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原告吉德华3767040元，另在扣除盛鸿公司其他债务后，将余额总的35%支付给吉德华。本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6）苏0682民初11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吉德华诉讼请求。原告吉德华不服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苏06民终45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6）苏0682民初11851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2019年3月7日，本院重新立案受理本案。审理中，原告吉德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判令被告盛鸿公司、韩春山、韩寿南向原告返还37670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6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资金占用费，被告孙祥德对前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吉德华撤回对姚宗元、盛爱华的起诉，本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吉德华因履行2010年6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而向被告盛鸿公司投入的投资款3767040元应否返还？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吉德华不可直接主张几被告向其返还投资款。理由：首先，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原告吉德华与被告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经（2019）通仲裁字第111号裁决书裁决于2019年11月4日解除，但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了部分，吉德华、姚宗元、孙祥德、盛爱华等人已经向盛鸿公司投入资金建厂实际经营至2012年4月盛鸿公司停产停业，期间四人均参与盛鸿公司的实际经营，四人投入的资金部分转化为盛鸿公司的资产，部分用于盛鸿公司的日常经营，投资经营行为亦实际对外产生有债权债务，四人之间形成事实上个人合伙关系。增资扩股协议解除的法律效力并不及于四人个人合伙组织，四人个人合伙组织如果达成继续经营的合意，仍然可以继续个人合伙经营，如果不继续经营，也应就个人合伙期间的资产、债权、债务清算后依法解散；其次，原告吉德华与被告韩春山、韩寿南、孙祥德、姚宗元、盛爱华等人在社会矛盾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本质为四人个人合伙终止而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调解协议约定清产核资后，对企业进行整体转让，所得的转让金，在支付韩春山、韩寿南100万元营业执照的无形资产费用，及合作期间债务后的余额与投资总额的差为亏损，对亏损按吉德华35%、姚宗元37%、孙祥德20%、盛爱华8%的比例负担亏损。目前，盛鸿公司虽然经过初步清理，但盛鸿公司并未整体转让、亏损具体金额也未实际确定，各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继续履行的意思虽不明确，但在该调解协议尚未被解除、撤销的情况下，原告吉德华应当依据调解协议主张四人个人合伙终止的剩余资产分配权。综上，因《增资扩股协议》已经部分实际履行，原告吉德华等人虽未能成为盛鸿公司的股东，但增资扩股协议的当事人已经实际以盛鸿公司名义经营，所投资金用于四人个人合伙的经营，此后，增资扩股协议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权益人对四人个人合伙的解散也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目前仍处于履行阶段，原告吉德华在本案中直接主张返还其投资款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碍难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吉德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940元，由原告吉德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694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审 判 长  崔小兰 人民陪审员  汪 平 人民陪审员  严建平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沙凤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