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9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玉送，男，汉族，1989年6月17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书勇，广东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范志平，男，汉族，1991年10月21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鹤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焕君，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荣惠，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玉送因与被上诉人范志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7民初3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玉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李玉送无需向范志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撤销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范志平向李玉送返还股权转让款122000元；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范志平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深圳市桠熔电子厂（以下简称桠熔电子厂）在转让前有可能负债的事实已经有心理预期，无证据证明受到欺诈为由，对李玉送诉求撤销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不予支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李玉送与范志平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时，虽然已对转让前的债务进行了约定，但本案中范志平隐瞒的未缴税费已近6万元，而本案股权转让款才122000元，需要补缴的税费已经接近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并且，范志平至今未向李玉送交付桠熔电子厂的财务资料，李玉送亦无法核实桠熔电子厂是否还存在其他税费或者债务问题，如果李玉送发现一起，又向范志平主张一起，势必增加李玉送的经营成本及诉累，这也与李玉送受让股权的目的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1988年4月2日法（办）发〈1988〉6号】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而本案范志平的行为应认定为欺诈行为，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应当予以撤销。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故李玉送诉求撤销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故李玉送有权要求范志平返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以李玉送在与范志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桠熔电子厂在转让前有可能负债的事实已经有心理预期，无证据证明受到欺诈为由，对李玉送诉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不予支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李玉送向范志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已就股权转让款明确约定为122000元，这与该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亦是相符的，范志平系专门从事该类公司过户买卖业务的，对该类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及办理手续非常清楚，而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是范志平提供的，其利用其行业优势，在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将股权转让价款写为16.2万元，有违诚信原则。2.李玉送在本案诉讼中，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股权转让款支付证明，以及从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调取了桠熔电子厂备案的工商内档。该内档中有李玉送与范志平于股权转让前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出资转让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款为122000元，并约定了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将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范志平。并且李玉送向范志平转账时，亦明确股权转让款“尾款，已清”。从李玉送受让股权至今，范志平从未就股权转让款提出过异议，直到李玉送提起诉讼，范志平才要求李玉送支付《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款，与常理不符。3.范志平在一审庭审时，亦明确《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前，《出资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后，说明李玉送与范志平双方已经就股权转让的价款在后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中予以了明确。范志平在一审庭审中称，在办理工商登记时，为减少税费而将股权转让款协商约定为122000元，亦不符合常理，如果只是减少税费，完全可以将股权转让款约定更少，甚至象征性的约定为1元或者0元。因此，范志平的理由也过于牵强，有违常理。范志平在一审中反诉要求李玉送另行支付40000元股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4.李玉送之所以受让桠熔电子厂的股权，其目的也是为了获得该公司名下的车牌指标，该公司名下有2个车牌指标，而李玉送在受让本案股权时，深圳市小汽车增量管理系统中车牌的拍卖价格也是近6万元，与市场价值也是相符的，并且，范志平亦是专门从事该类公司买卖的，其本人亦非常清楚该类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同时一审法院以范志平与案外人韩晶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书》的基本格式、条款内容，来评判李玉送与范志平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亦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范志平从案外人韩晶处受让桠熔电子厂股权两周后，便向李玉送转让上述股权，不排除其明知该公司存在拖欠税款及其他债务问题，急于将股权转让给李玉送。而从股权转让价格可知，范志平是从中赚取了差价的。一审法院从范志平与案外人韩晶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书》的基本格式、条款内容上进行了审查，但却未审查范志平与案外人韩晶在《产权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否真实，如果范志平是按照在工商部门备案的《产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价格向案外人韩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则范志平在本案中所述，为了减少税费的理由，亦是不成立的。故一审法院判决李玉送向范志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范志平答辩称：一、范志平从未向李玉送隐瞒过案涉公司的任何财务及税务情况，不存在隐瞒或者欺诈的行为。1.双方于2017年6月27日办理案涉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当日范志平已将公司所有的财务资料及发票一同移交给李玉送。2.关于税务方面，李玉送是在2018年3月份才接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案涉“认证后失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案外人韩晶经营案涉公司期间于2016年8月份进行的认证抵扣，范志平2017年6月3日从案外人处受让案涉公司时，“认证后失控”发票的事实尚不存在，范志平在2017年6月27日向李玉送转让案涉公司时不可能清楚失控发票的问题，范志平不存在隐瞒的行为。二、《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出资转让协议书》仅为顺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桠熔电子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对于变更投资人的，不属于股权转让问题，因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合工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的文件格式。为顺利完成变更登记，双方直接签订了一份工商部门认可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作为登记备案，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出资转让协议书》与李玉送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七“工商档案查询信息”中的《产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条款、文本格式、字体等高度雷同，证明是工商部门要求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使用的统一格式文本，不是双方协商约定的。3.《股权转让协议书》每页均有双方的签字按手模，协议原件双方各有保存，而《出资转让协议书》双方并没有每页签字按手模，原件、复印件双方均未实际持有，从双方对待这两份协议的谨慎程度，也可证明双方认可实际履行的是约定转让款为16.2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4.范志平向案外人韩晶收购案涉公司时，分别于2017年6月3日支付1万元收购定金、2017年6月16日支付11万元收购款余款，实际向案外人支付收购款合计12万元。范志平与案外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所签订《产权转让协议书》备案金额为8万元，证明《产权转让协议书》与涉案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性质相同，仅为顺利完成变更登记而签订，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几个方面能够证明后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仅是为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应认定签订在先的合同为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合同。三、李玉送至今仍未向范志平支付剩余的4万转让款。双方当时口头约定2017年6月27日完成办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如范志平逾期办理变更登记，每逾期一天，按照李玉送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为避免造成违约，范志平基于李玉送已支付转让款12.2万元的情况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但多次催促，李玉送至今仍未向范志平支付剩余的4万转让款。四、《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任一种可撤销情形。综上，范志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李玉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玉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范志平向李玉送返还股权转让款122000元；三、范志平向李玉送赔偿补缴税费59010.58元；四、范志平向李玉送支付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五、范志平赔偿李玉送因补缴税费产生的交通费500元；六、范志平向李玉送返还股权转让中介费6000元；七、本案诉讼费用由范志平承担。之后李玉送两次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最后一次变更为撤销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范志平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李玉送向范志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万元，并从2017年7月7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以每逾期一天支付万分之三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止的违约金为7224元），合计47224元；二、范志平承担本案全部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桠熔电子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李玉送提交的工商查档信息显示，2017年6月3日，范志平（受让方）与案外人韩晶（转让方）签订一份《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桠熔电子厂由韩晶个人投资并经营，全部财产属韩晶个人所有，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出资额为8万元，韩晶愿意以8万元的价格将其在桠熔电子厂的全部出资转让给范志平，范志平愿意受让；范志平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一次性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韩晶；韩晶保证对上述出资拥有所有权及完全处分权，保证在出资上未设定抵押、质押，保证出资未被查封，保证出资不受第三人追索，否则韩晶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自该协议项下的转让完成之日起，范志平对桠熔电子厂全部财产享有所有权及相关的权益，并以其个人财产对桠熔电子厂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范志平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韩晶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范志平违约给韩晶造成损失，范志平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范志平必须另予以补偿；如由于韩晶的原因，致使范志平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范志平实现订立该协议的目的，韩晶应按照范志平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范志平支付违约金。如因韩晶违约给范志平造成损失，韩晶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韩晶必须另予以补偿。范志平于2017年6月16日向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企业变更登记。同时，桠熔电子厂的投资人由韩晶变更为范志平。2017年6月27日，李玉送（受让方）与范志平（转让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桠熔电子厂于2005年6月10日设立，认缴注册资本为8万元，实际出资为0，由范志平出资经营，范志平占100%股权，现范志平将其占有桠熔电子厂100%的股权以16.2万元转让给李玉送，李玉送愿意受让；李玉送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10天内将上述转让款以银联转账方式支付给范志平；范志平保证对其转让给李玉送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受其他人追索，否则范志平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该协议生效后，股权转让前该股权应享有和分担桠熔电子厂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即范志平承担，股权转让后应享有和分担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即李玉送承担。如因范志平在签订该协议时，未如实告知李玉送有关桠熔电子厂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李玉送在成为桠熔电子厂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李玉送有权向范志平追偿；如李玉送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范志平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如由于范志平的原因，致使李玉送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每逾期一天，范志平应按照李玉送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三向李玉送支付违约金；该协议经李玉送、范志平签字后生效，各方应于协议生效后依法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李玉送提交的工商查档信息显示，2017年6月27日，李玉送（受让方）与范志平（转让方）签订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桠熔电子厂由范志平个人投资并经营，全部财产属范志平个人所有，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出资额为8万元，范志平愿意以12.2万元的价格将其在桠熔电子厂的全部出资转让给李玉送，李玉送愿意受让；李玉送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转账的方式一次性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范志平；范志平保证对上述出资拥有所有权及完全处分权，保证在出资上未设定抵押、质押，保证出资未被查封，保证出资不受第三人追索，否则范志平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自该协议项下的转让完成之日起，李玉送对桠熔电子厂全部财产享有所有权及相关的权益，并以其个人财产对桠熔电子厂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李玉送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范志平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如因李玉送违约给范志平造成损失，李玉送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李玉送必须另予以补偿；如由于范志平的原因，致使李玉送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李玉送实现订立该协议的目的，范志平应按照李玉送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李玉送支付违约金。如因范志平违约给李玉送造成损失，范志平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李玉送必须另予以补偿。2017年6月27日，李玉送分三次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范志平转账支付共计12.2万元，并分别对款项性质备注：“收购桠熔电子厂转让费”、“收购桠熔电子厂公司费用”“收购桠熔电子厂公司费用尾款，已清”。同日，桠熔电子厂的投资人由范志平变更为李玉送。另查：李玉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税收完税证明（入库日期为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以此主张其代为垫付股权转让前的税费及罚款共计59010.58元。李玉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5日）、《税务事项通知书》、增值纳税申报表以此主张李玉送在受让桠熔电子厂股权前，桠熔电子厂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失控发票及补缴的税额，各项税款合计59010.58元。根据李玉送提交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记载的内容显示，深圳市龙岗区国税局龙岗税务分局通知桠熔电子厂，称桠熔电子厂取得“认证后失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税额33927.40元，其中2016年8月已经认证抵扣20份，税额33927.40元，告知桠熔电子厂应在2018年3月税款所属期将以上20份发票，税额合计33927.40元先作进项税额转出。2018年11月29日，深圳盛隆达实业有限公司向桠熔电子厂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其处理国税、地税税务服务费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撤销，李玉送主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时范志平隐瞒公司财务情况、税务情况，误导李玉送签订，存在欺诈的行为。范志平辩称李玉送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根据李玉送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显示税款入库期间为2018年4月27日至2018年11月29日期间，李玉送请求判令撤销其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4月2日，请求判令撤销其与范志平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李玉送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但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李玉送与范志平对于桠熔电子厂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如何进行承担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如李玉送未如实告知桠熔电子厂在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李玉送遭受损失的，李玉送有权追偿。由此可见，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李玉送对桠熔电子厂在转让前有可能负债的事实已经有心理预期。李玉送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受到了范志平的欺诈。李玉送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时受到了范志平的欺诈。《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系李玉送、范志平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遵照执行。李玉送请求判令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玉送请求判令范志平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22000元、股权转让中介费6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李玉送所主张的补缴税费59010.58元、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李玉送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税收完税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5日）、《税务事项通知书》、增值纳税申报表、收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实李玉送补缴了桠熔电子厂在转让之前产生的税费合计59010.58元，并为此支出了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该些费用应由范志平承担，故李玉送请求判令范志平支付补缴税费59010.58元、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玉送所主张的因补缴税费所产生的交通费500元，因李玉送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出了交通费500元，故对于李玉送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范志平所主张的李玉送应向其支付剩余转让款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范志平称《出资转让协议书》所涉12.2万元转让款数额不是双方真实意思，因《股权转让协议书》不符合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的形式要件，为此双方根据工商部门的要求签订了一份《出资转让协议书》作为登记备案，考虑减少变更登记税费，把转让款减少写为12.2万元，《出资转让协议》并没有变更、代替《股权转让协议》，更没有作废《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李玉送与范志平同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李玉送自行对款项性质备注尾款已清并不能证明《出资转让协议书》已经代替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此外，从登记备案的范志平与案外人韩晶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内容来看，其基本格式、条款内容等与登记备案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相似。故对于范志平的上述说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转让价款等内容李玉送、范志平应该照《股权转让协议书》执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款、价款支付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李玉送应向范志平支付剩余转让款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7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对于范志平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范志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玉送支付补缴的税费59010.58元；二、范志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玉送支付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三、李玉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范志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7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至付清之日止）；四、驳回李玉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述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035.11元，由李玉送承担1397.48元，范志平承担637.63元；反诉受理费490.30元，由李玉送承担。二审调查时，李玉送申请涉案股权转让的中间人出庭证明转让价实际为12.2万元。李玉送该申请已超过举证期限，本院不予准许。范志平补充提交其与案外人韩晶的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其从韩晶受让桠熔电子厂，实际支付转让款12万元，登记备案的《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格为8万元，范志平不可能仅以12.2万元将桠熔电子厂转让给李玉送。李玉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前，《出资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后，除登记备案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原件外，双方均无该协议的原件、复印件；李玉送称其一直按转让价12.2万元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其认为备案的也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故起诉时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而未提及《出资转让协议书》。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范志平向李玉送支付补缴的税费59010.58元以及代缴税费服务费1000元，双方对此均未上诉，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玉送与范志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转让协议书》应否撤销的问题，双方在二审中均无新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就此问题论述详实充分，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李玉送主张撤销该两份协议并由范志平返还12.2万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转让价的问题，李玉送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签订在后，已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转让价的约定，故转让价为12.2万元；范志平则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仅作登记备案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股权转让协议书》，故转让价为16.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转让价是双方交易的重要要素，也是两份协议的重要区别，若李玉送所称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代替《股权转让协议书》属实，依据常理，双方理应对《出资转让协议书》赋予更重要的关注。但事实上，双方仅持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原件而不持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原件、复印件，李玉送起诉时仅提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而未提及《出资转让协议书》，李玉送在二审中也自称其一直认为备案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书》，可见李玉送对《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关注甚少，与常理不符。李玉送转款备注“尾款，已清”是其单方行为，并不能证明《出资转让协议书》已代替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而《出资转让协议书》与范志平、韩晶之间签订且备案的《产权转让协议书》在基本格式、条款内容等相似。两相比较，范志平的说法更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转让价为16.2万元，进而判令李玉送支付转让款4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李玉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6.65元，由上诉人李玉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