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6014号原告：袁宝良，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雨林商贸有限公司员工，住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慧，北京市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乐口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院**楼**1106。法定代表人：胡友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海霞，女，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乐口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家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宝良与被告北京乐口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口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宝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春慧，被告乐口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家华、安海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宝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在2010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乐口乐公司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9832元；3、乐口乐公司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工资5000元；4、乐口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3572元；5、乐口乐公司支付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3月1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8500元；6、乐口乐公司支付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7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生活补助7500元。事实与理由：袁宝良于2010年3月15日到乐口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乐口乐公司没有与袁宝良签订劳动合同。乐口乐公司从2017年7月开始给袁宝良缴纳社会保险。乐口乐公司在袁宝良请事假期间，电话通知袁宝良不用来上班了。袁宝良在乐口乐公司工作8年多，早年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上社保。乐口乐公司在没有提前通知的前提下，就无故口头开除袁宝良，也没有给予任何经济补偿。袁宝良不同意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的裁决，诉至法院。乐口乐公司辩称，不同意第一项请求，认可双方在2011年10月至2016年2月、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袁宝良2016年2月离职没有手续，但2017年3月30日入职有手续；不同意第二项请求，袁宝良是自动申请离职，其公司不需支付代通知金；不同意第三项请求，2018年5月袁宝良没有来上班；不同意第四项请求，袁宝良是自动离职；不同意第五项请求，袁宝良主张的时间段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已过诉讼时效；不同意第六项请求，不属于仲裁裁决范围，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该项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宝良系乐口乐公司销售人员，农业户口，月平均工资9832元，工资大部分以转账形式发放，小部分签字领取现金。2017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从2017年10月10日起至2020年10月9日止；乙方基本工资为4000元/月，绩效奖金按公司绩效、薪酬制度执行；工资发放日期为每月10日期发放上月工资。乐口乐公司自2017年6月起为袁宝良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5月21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0月17日，袁宝良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在2010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乐口乐公司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9832元；3、乐口乐公司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工资5000元；4、乐口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3572元；5、乐口乐公司支付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3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8500元；6、乐口乐公司支付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75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生活补助7500元。2018年12月4日，大兴仲裁委作出京兴劳人仲字[2018]第5713号裁决书，裁决：一、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袁宝良其他的仲裁请求。乐口乐公司同意大兴仲裁委的裁决；袁宝良不同意该裁决,诉至本院。袁宝良为证明其入职时间为2010年3月，乐口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红乐昌盛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1月11日名称变更为乐口乐公司，提交了收入证明书，其上载明：“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和平支行：袁宝良（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系我单位员工，自2010年3月15日进入我单位并工作至今，现在销售部门担任经理职务，近一年度该员工税后月均收入人民币叁仟伍佰元（含税后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公积金、股份分红及其他收入）。本单位保证上述证明真实、有效。北京红乐昌盛商贸有限公司公章2014年3月1日”。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中公章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收入证明书确实是其公司出具的，但提供的时候是空白的，盖有公章，手写部分是袁宝良自行填写的；其公司确实进行了名称变更。经询问，袁宝良认可收入证明书中手写部分是其自己写的，但主张是经过乐口乐公司认可的。袁宝良为证明安建敏是乐口乐公司的财务人员，提交了证明。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认可，称安建敏是其公司出纳。袁宝良为证明其工资一直由安建敏发放，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安建敏一直给其发放工资、奖金及提成，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2015年至2018年6月）。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袁宝良离职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其公司给袁宝良支付的不是工资，是货款或劳务费，因为转账时间不是其公司发放工资的时间。袁宝良为证明其在职时间为2010年3月15日至2018年5月21日，提交了在职期间照片。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袁宝良离职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袁宝良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加会展。袁宝良为证明乐口乐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将其开除，是违法解除，提交了告知函，其上载明：“尊敬的合作伙伴：……原和贵店或系统对接的业务员袁定良因严重违反公司相关制度（以乐口乐名义出售假冒产品），严重损害公司的形象，已于本月21日被公司开除，并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现贵店或系统的业务由我公司销售经理王爱国对接……。乐口乐公司公章2018年5月21日”。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当时很多客户投诉，其公司经过调查后得知，袁宝良将其他公司的产品充当乐口乐公司产品进行销售，给客户造成了食品安全隐患，所以其公司就告知所有客户，袁宝良已离职。袁宝良为证明其请假的真实原因，不是故意旷工；乐口乐公司在其请假时多次打电话要求其离职，提交了离婚证（2018年7月30日）。乐口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袁宝良离婚发生在离职之后，家庭纠纷不是不予上班的正当理由。乐口乐公司为证明袁宝良2016年2月从其公司离职后，2017年3月30日重新入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1、员工档案表，其上载明：“姓名袁宝良，工作经历……2006年4月至2010年10月佳锅居（四海桥），2011年10月至2016年2月乐口乐公司。……承诺：本人保证以上资料均属真实，如有虚假，愿受处分，签名：袁宝良”；2、员工承诺书（2017年3月30日）；3、员工入职申请表（2017年3月30日）。袁宝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2017年3月，乐口乐公司强迫其填写员工档案表中工作经历到2016年2月，因为之前双方一直未签订劳动合同，乐口乐公司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员工入职申请表可以证明袁宝良是销售员。乐口乐公司为证明袁宝良自2018年4月19日起因个人原因请事假，提交了请假单，其上载明：“乐口乐公司申请日期：2018-04-18，申请人袁宝良（已离职），请假类型事假，开始时间2018-04-1908：00，结束时间2018-05-2108：00，时长270小时，请假事由处理家务事。审批人……安总已同意”。袁宝良对该证据认可，称其请假是经过单位同意的。乐口乐公司为证明袁宝良表示假期结束后，无法到公司上班，同意自动离职，提交了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2018年5月21日，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安海霞），其上载明：“安海霞：嗯，你那个什么时候回来呀。袁宝良：嗯，现在确定不了啊。安海霞：嗯，……那个什么，确定不了那怎么办呀。袁宝良：嗯，我现在也闹不清，你现在是按休假还是按什么呀。安海霞：你要是回来不了的话，那就按离职算了吗，对不对。袁宝良：嗯，怎么样也行。……安海霞：嗯，那就按离职算了。袁宝良：好，行吧行吧……。”袁宝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是乐口乐公司提出的解除劳动关系。乐口乐公司为证明袁宝良2017年3月30日入职，2017年5月领取的第一笔4月份的工资，提交了工资袋（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袁宝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这是乐口乐公司重新整顿后才做的工资袋，之前一直没有，从转账记录中就可以体现，工资数额与工资袋中的工资不一致，对工资袋中2018年4月份工资数额不认可，乐口乐公司未支付其2018年5月工资。乐口乐公司为证明2018年5月11日其公司通过微信还支付袁宝良2018年4月工资1336.53元，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袁宝良对该证据认可，称该证据可以证明其在2018年5月提供过劳动。乐口乐公司为证明2018年5月4日，袁宝良担任北京雨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霖公司）股东和经理一职，袁宝良请假是为了该公司的筹备工作，袁宝良是自动离职，提交了雨霖公司的工商档案。袁宝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不是雨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离职与该公司无关。乐口乐公司为证明其公司于2016年3月至2017年4月向袁宝良转存支付的款项为袁宝良垫付货款的还款及服务费，不是工资，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在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转账袁宝良款项说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资金汇划来账凭证、收入凭单、收款收据、服务费明细、已结账客户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袁宝良对有其签字的已结账客户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其名字上标注为业务员，证明其在此期间为乐口乐公司员工，对其他证据不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入职时间，袁宝良主张其于2010年3月15日入职乐口乐公司，并提交了收入证明书予以佐证。乐口乐公司对此不认可，主张袁宝良于2011年10月入职，并提交员工档案表予以反驳。因袁宝良认可收入证明书中手写部分是其自己所写，且员工档案表显示2010年3月袁宝良还在其他单位上班，2011年10月才到乐口乐公司，故本院对袁宝良主张的入职时间不予采信，认定袁宝良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乐口乐公司。双方均认可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2016年2月袁宝良是否离职的问题。乐口乐公司主张袁宝良于2016年2月离职，离职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2017年3月30日袁宝良重新入职其公司。袁宝良对此不认可，主张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其为乐口乐公司员工。乐口乐公司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员工档案表、员工入职申请表（2017年3月30日）、转账袁宝良款项说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资金汇划来账凭证、收入凭单等证据。根据袁宝良在员工档案表中填写的工作经历，员工入职申请表中载明的申请日期，以及乐口乐公司提交的转账袁宝良款项说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资金汇划来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袁宝良2016年2月从乐口乐公司离职，2017年3月30日双方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综上，本院认定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问题。根据请假单及电话录音可知，袁宝良为销售员，其自2018年4月19日开始休事假，2018年5月21日8时应到岗工作，但袁宝良未按时回岗工作，乐口乐公司的销售总监安海霞主动联系袁宝良，并询问其什么时候回来，袁宝良说现在确定不了，安海霞说那就按离职算了。袁宝良说好，行吧行吧。综上，本院认定袁宝良同意乐口乐公司按其离职处理，该情况不符合法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情形，故对袁宝良要求乐口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支付工资问题。因袁宝良自2018年4月19日起因个人原因请事假，2018年5月21日自行离职，其在2018年5月期间未向乐口乐公司提供劳动，故对袁宝良要求乐口乐公司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及失业保险补偿问题。因袁宝良与乐口乐公司在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袁宝良要求乐口乐公司支付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3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10年3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及未缴纳失业保险生活补助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袁宝良与北京乐口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袁宝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宝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洪芳人民陪审员  潘宏伟人民陪审员  张景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璐书 记 员  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