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73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贤探，男，197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高密市醴泉街道淘宝街商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黄保学，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昌培，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世绍，山东蓝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密凯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高密市醴泉街道淘宝街商业区。 法定代表人：钱贤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黄保学，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贤探因与被上诉人陈昌培及原审被告高密凯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地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5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钱贤探同时作为原审被告凯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黄保学，被上诉人陈昌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褚世绍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贤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0785民初1802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陈昌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陈昌培承担。事实和理由：1.钱贤探与陈昌培之间已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陈昌培支付给钱贤探的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收回，一审判决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权，属认定事实错误。（1）凯地公司10%股权的对价为162万元，一审判决在未对10%股权对价进行认定，也未对股权对价支付与否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却直接认定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权，属事实认定错误。钱贤探在一审庭审答辩过程中明确指出凯地公司10%股权对价为162万元，陈昌培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2010年9月1日《投资股份证明》也表明，钱贤探将所占凯地公司60%股份中的10%给陈昌培，陈昌培从银行打入的实际投资款是162万元。陈昌培主张凯地公司10%的股权对价为102万元与双方约定不符，并且2010年9月1日的《投资股份证明》是对陈昌培转让价款的最终确认，在陈昌培未提交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当以《投资股份证明》确定的转让价款为依据来认定凯地公司10%股权的对价，但是一审判决在未对10%股权对价进行认定，也未对股权对价支付与否进行认定的情况下，依据陈昌培提交的2010年6月30日证明及2010年9月1日《投资股份证明》中关于转让股权比例为10%的约定直接判决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权，属认定事实错误。（2）陈昌培支付给钱贤探的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收回，双方已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陈昌培无权要求钱贤探协助其就凯地公司10%股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陈昌培向钱贤探支付162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不但一直未按照约定追加投资款，而且还以资金紧张为由要求从钱贤探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中先挪用60万元，待资金充足后再支付给钱贤探，钱贤探分别于2011年12月19日、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13日分三次向陈昌培转款60万元，但是至今陈昌培仍没有将60万元返还给钱贤探。而且，陈昌培2012年2月21日从凯地公司转走40万元，2012年3月16日从凯地公司转走10万元，2012年5月24日从凯地公司转走20万元，2012年6月14日从凯地公司转走50万元，2012年6月20日从凯地公司转走20万元，2012年8月13日从凯地公司转走22.7万元，2013年1月23日从凯地公司转走27万元，扣除陈昌培转入凯地公司的40万元，陈昌培合计从凯地公司转走资金109.7万元，加上还未返还给钱贤探的60万元，陈昌培已全部收回其股权转让款。关于陈昌培从凯地公司转走109.7万元的事实，陈昌培在庭审过程中称，凯地公司于2010年6月通知陈昌培到公司上班，任项目部管理人，因业务需要，公司要求陈昌培办理银行卡由公司使用，对该银行卡的有关转账流水不清楚。但是，陈昌培的陈述与事实不符，2017年5月4日就公司前期（2014年10月之前）工作的分工及公章、账户管理事项的说明形成的会议纪要和2017年5月7日由股东万荣辉提供的凯地公司银行开户明细均证明凯地公司从来没有使用陈昌培的银行卡。至于为何钱贤探与陈昌培于2015年3月13日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向陈昌培退还股权转让费200万元，同时约定钱贤探确保售与陈昌培的住宅房屋是无抵押无一房多卖的事件发生，如有违反，调解协议作废，陈昌培恢复持有凯地公司股份所有权，是因为凯地公司2014年6月1日前由万荣辉控制，2014年6月1日之后才由钱贤探接管，凯地公司2014年10月16日之前的会计账册由万荣辉持有，钱贤探只持有2014年10月17日之后的账册；凯地公司的两位股东即钱贤探与万荣辉矛盾较深，使得凯地公司陷入僵局，直到2016年7月28日，凯地公司的账册交给业主代表以后，钱贤探才通过查阅2014年10月16日之前的公司账册了解到陈昌培已从凯地公司转走109.7万元。陈昌培已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收回，但却利用钱贤探不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情况与钱贤探签订调解协议，构成了对钱贤探的欺诈。2.陈昌培拒绝按照《投资股份证明》的约定追加投资款，违反了双方的约定，钱贤探有权不协助陈昌培就凯地公司10%股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陈昌培提交的2010年9月1日的《投资股份证明》明确写清楚了，如今后凯地公司实际投资额超出公司原计划投资额，陈昌培须依据公司要求按股份比例追加投资款。钱贤探自公司成立以来，累计约为公司融资达2200万元，但是陈昌培却拒绝为公司融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钱贤探有权中止履行。房地产开发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公司成立之初需要的注册资本金不多，但是公司运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陈昌培不履行《投资股份证明》中约定的追加投资款比例，违反了双方的约定，钱贤探享有不安抗辩权，有权不协助陈昌培就凯地公司10%股权办理公司变更登记。3.钱贤探名下的股权已经被冻结，事实上已不能进行公司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协助陈昌培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钱贤探已提交《出资权益冻结情况》，证明钱贤探名下的股权已被相关法院全部冻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股权在被冻结的情况下，已不能进行公司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协助陈昌培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陈昌培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钱贤探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1）陈昌培与钱贤探的股权转让合意，形成于凯地公司设立前，效力及于凯地公司设立后。且陈昌培已于2009年5月21日、5月22日分三次向钱贤探支付股权转让金100万元，钱贤探也于2009年5月20日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凯地公司于2009年9月8日设立后，钱贤探于2010年6月30日再次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证实已收到陈昌培转款，并认可陈昌培的投资占凯地公司注册资本的10%。2010年3月30日、2010年4月7日，陈昌培又分别向钱贤探付款22万元、30万元。2012年9月22日陈昌培又通过其妻子林美线向凯地公司付款10万元。至此，陈昌培合计实际出资162万元。2010年9月1日，钱贤探为陈昌培出具《投资股份证明》，再次认可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份。2011年12月19日、12月31日、2012年1月13日，钱贤探以公司红利名义返还陈昌培60万元。至此，陈昌培实际出资也是应付股权转让金102万元。2014年10月，济南市温州商会为解决钱贤探与另一股东万荣辉之间的矛盾达成调解协议，钱贤探及万荣辉均认可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权，并约定自协议达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变更登记。但钱贤探未履行该协议。2015年1月20日，陈昌培曾以钱贤探和凯地公司为被告，向高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之诉，双方于2015年3月13日和解，约定由钱贤探和凯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200万元，并约定由钱贤探负责用凯地公司开发的3号楼部分住宅抵顶。同年3月16日，钱贤探书面承诺，由凯地公司以7套楼房抵顶陈昌培应得股权转让金。同年3月24日，陈昌培撤回该案的起诉。但因钱贤探违反“一房多卖”的承诺，加之钱贤探滥用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权力，以公司房产抵顶个人债务，故该承诺一直未履行。按照双方的和解意向和钱贤探的抵债承诺，陈昌培仍享有凯地公司10%的股权。一审判决基于完整的证据体系，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2）钱贤探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①陈昌培应支付股权转让金或应缴出资为102万元。由于陈昌培受让股权于凯地公司设立前，效力及于凯地公司设立后，其性质等同于原始股，而此时根本不存在股权溢价的问题，故10%符合凯地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与陈昌培按约定应付股权转让金或应缴出资102万元的比例。至于钱贤探2010年9月1日出具的《投资股份证明》，其内容明确记载“陈昌培从银行打入的实际投资款是壹佰陆拾贰万元”。实际投资款并不等于应缴出资款，钱贤探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完全理解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实际投资款”等于“应缴出资款”，钱贤探不会用“实际投资款”表述；也不会有“如今后高密凯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实际投资额超出公司原计划投资额，陈昌培须依据公司要求按股份比例追加投资款”的要求；更不会有钱贤探以公司红利名义返还陈昌培60万元的事实；还不会有在162万元变动前、变动后多次书面认可陈昌培享有凯地公司10%股权的证明。上述事实足以证实双方议定的转让价格是102万元，而并非162万元。②钱贤探诉称陈昌培已全部收回支付给钱贤探的全部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如上述，60万元是钱贤探以公司红利名义返还的陈昌培。所谓“陈昌培（另外）合计从凯地公司转走资金109.7万元”，“凯地公司从来没有使用陈昌培的银行卡”，陈昌培“利用钱贤探不了解财务状况与陈昌培签订调解协议，构成了对钱贤探的欺诈”，更是歪曲事实。从陈昌培调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密支行客户名称为陈昌培，卡号为62×××62银行账号的交易记录看，钱贤探所诉称的（转给陈昌培的）109.7万元，事实上全部是凯地公司的业务往来。这进一步证实了陈昌培所主张的凯地公司借用陈昌培银行账号的事实；也进一步否定了所谓“（陈昌培）利用钱贤探不了解财务状况与陈昌培签订调解协议，构成了对钱贤探的欺诈”的主张。 2.钱贤探的上诉缺乏法律依据。（1）所谓“陈昌培拒绝追加投资，钱贤探有权不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没有法律依据。要求股东追加投资，至少要有股东会决议甚至需要变更公司章程，而并非仅凭钱贤探单方出具《投资股份证明》的附加条件。陈昌培自始至终未见钱贤探提供要求股东追加投资的任何文件。而钱贤探所诉称的追加投资，实际上是“融资”。“股东追加投资”和“融资”，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分别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并且，融资还要受诸多客观因素影响，而不仅仅取决于钱贤探的主观意志。即便钱贤探主张的“陈昌培拒绝为公司融资”成立，也不构成钱贤探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一方面，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钱贤探无权以公司决定对抗股权转让协议；另一方面，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权利人是“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而本案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是陈昌培，并非钱贤探。钱贤探当然无权行使该抗辩权。且钱贤探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陈昌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丧失商业信誉；或有丧失、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2）所谓“钱贤探名下的股权已经被冻结，事实上已经不能进行公司变更登记”，没有法律依据。首先，钱贤探“名下的股权”和钱贤探“实际享有的股权”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更不能依此来抗辩陈昌培应享有的股权。其次，“钱贤探名下的股权被冻结”，也不构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非金钱债务违约责任）的条件。因为，陈昌培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前提下，已经事实上受让钱贤探对凯地公司享有的10%股权。且对股权的冻结也并非对股权的处分，即便强制执行对股权进行处分，也不能侵害陈昌培的权利。在经判决确认的前提下，也足以对抗第三人。因此，构不成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变更登记义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钱贤探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昌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陈昌培与钱贤探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依法确认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份；3.钱贤探、凯地公司协助陈昌培办理股权转让登记；4.诉讼费用由钱贤探、凯地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钱贤探与案外人万荣辉于2009年5月拟出资1000万元设立凯地公司，钱贤探出资比例为60%，万荣辉出资比例为40%。公司成立前，钱贤探经万荣辉同意，将自己股权的1/6即占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陈昌培。2009年5月20日，钱贤探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内容为“今收到陈昌威（陈昌培曾用名陈昌威）投资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人民币1000000.00元），以上投资款针对凯地公司，钱贤探，2009年5月20日”。2009年5月21日、2009年5月22日，陈昌培分三次分别向钱贤探的中国农业银行帐户转帐付款20万元、30万元、50万元，合计付款100万元。凯地公司于2009年9月8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钱贤探、万荣辉，法定代表人为钱贤探。2010年6月30日，钱贤探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内容为收到陈昌培投资款，其本人有凯地公司股份比例10%。2010年9月1日，钱贤探为陈昌培出具《投资股份证明》，内容为：双方本着自愿诚信、共同合作的目的，经双方友好协商，钱贤探将其所占凯地公司60%股份中的10%（应为1/6）给陈昌培。陈昌培从银行打入的实际投资款是162万元，有钱贤探的字据为证。如今后凯地公司实际投资额超出公司原计划投资额，陈昌培依据公司要求按股份比例追加投资款，同时也证实陈昌培占凯地投公司总股份的10%。此证明与投资协议、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钱贤探签字为有效，特此证明。 2015年1月20日，陈昌培以钱贤探、凯地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钱贤探、陈昌培于2009年开始商谈股权转让事实，陈昌培陆续将100余万元款项汇入钱贤探的银行帐户。2010年9月1日，陈昌培与钱贤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期间，陈昌培入职凯地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多次要求变更股权登记，但钱贤探一直拖延。2014年11月9日，经温州商会调解，陈昌培、钱贤探及凯地公司另一股东达成和解协议，确认陈昌培享有被告公司10%的股权，并约定自协议达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变更登记。但钱贤探未能履行和解协议。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陈昌培享有凯地公司10%的股权；2.钱贤探继续履行与陈昌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凯地公司10%的股份转移给陈昌培；3.凯地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案在审理过程中，陈昌培、钱贤探于2015年3月13日自行达成调解协议，约定钱贤探向陈昌培支付股权转让金200万元，钱贤探负责将凯地公司开发的3号楼部分住宅房屋协议签于陈昌培名下，以抵顶钱贤探应退还陈昌培的股权转让金。自本协议及住宅房屋协议签订后陈昌培不再拥有凯地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权利。本协议生效后由陈昌培在三个工作日内撤回对钱贤探的起诉。钱贤探确保售与陈昌培的住宅房屋无抵押无一房多卖。如有违反，调解协议作废，陈昌培恢复持有凯地公司的股份所有权。 2015年3月16日，凯地公司为陈昌培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收陈昌培在凯地公司三号楼7套住宅款，共计2096942元。7套住宅的收据还未开给陈昌培，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在2015年4月10日前或3月底开出收据，款已付。三号楼住宅位置号如下：1503号南东户、中东户802号、中西户805号、中东户602号、中东户502号、中西户905号、中东户1502号。以上住宅楼系陈昌培定购，收据未开。钱贤探在该证明书上书写“完善手续后以上购房总款多退少补”。2015年3月24日，陈昌培撤回对钱贤探的起诉。钱贤探未依约与陈昌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亦未将证明上载明的7套房屋交付陈昌培，陈昌培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钱贤探与案外人设立凯地公司过程中，陈昌培与钱贤探即协商将钱贤探所持公司的股权的1/6即凯地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陈昌培，陈昌培向钱贤探支付股权转让费前，钱贤探于2009年5月20日即为陈昌培出具收到股权转让费的收到条。公司成立后，钱贤探于2010年6月30日又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明确陈昌培在凯地公司的出资比例为10%。钱贤探于2010年9月1日为陈昌培出具的《投资股份证明》再次明确钱贤探将其持有的凯地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陈昌培，陈昌培的出资比例为10%。根据陈昌培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并结合本案实际综合审查判断，陈昌培与钱贤探股权让事实存在。陈昌培、钱贤探股权转让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昌培、钱贤探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陈昌培于2015年1月提起诉讼后，双方于2015年3月13日达成的调解协议记载钱贤探向陈昌培退还股权转让费200万元，以凯地公司开发的部分住宅房抵顶应退还陈昌培的转让费，自该协议及住宅房屋买卖协议签后，陈昌培不再拥有凯地公司的股权及相关权利。钱贤探确保抵顶款项的房屋无抵押无一房多卖，否则该调解协议作废，陈昌培恢复持有凯地公司的股权。钱贤探辩称陈昌培自2012年2月21日至2013年1月23日从凯地公司转款109.70万元，收回了其支付的股权转让费，陈昌培与钱贤探已经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凯地公司的股东原登记为钱贤探及案外人万荣辉，钱贤探将部分股权转让陈昌培后，凯地公司应当办理变更登记。陈昌培要求钱贤探协助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昌培与钱贤探股权转让有效；二、陈昌培占凯地公司10%的股权；三、凯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陈昌培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钱贤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钱贤探提交以下证据： 1.2017年5月4日，凯地公司小股东万荣辉对凯地公司账号说明的会议纪要及万荣辉出具的凯地公司使用账号的开户明细； 2.2017年5月9日，凯地公司小股东万荣辉出具的承诺函原件。 证据1-2证明陈昌培在一审辩称自2012年2月21日至2013年1月23日其从凯地公司收回转走109.7万元的行为和事实是将自己银行卡提供给凯地公司使用，不是其个人收取，该辩解不符合常理，且没有证据证实。上述两份证据证明凯地公司从未使用过陈昌培的银行卡进行结算。陈昌培从凯地公司转走109.7万元就是收回股权转让款。 3.2016年6月17日，股东万荣辉和钱贤探签订的协议书原件一份； 4.高密市公安局出具的会计账簿扣押清单复印件。 证据3、4证明2015年3月15日钱贤探与陈昌培签订的和解协议是无效协议，由于小股东万荣辉担任总经理期间涉嫌职务侵占在2014年被发现，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万荣辉藏匿了2014年10月16日之前的会计账簿，拒不交给公司，2016年在业主无法办证、上访的情况下才交出，后又收回，直至2018年才交给高密市公安局。2016年之前钱贤探对凯地公司2014年10月份之前的资金支出完全不知情，因此是在陈昌培欺骗下，在2015年3月15日与其签订的和解协议。此后在2016年才发现陈昌培已从凯地公司私自收回股权转让款109.7万元，所以拒绝履行非法无效的和解协议，有正当的理由，和解协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合法证据。 5.（2014）高民初字第3760、3761、376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作出的（2019）鲁民监41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 7.2015年陈昌培第一次起诉的起诉状复印件。 证据5-7证明凯地公司小股东万荣辉和陈昌培互相串通起诉凯地公司均涉嫌虚假诉讼，万荣辉涉嫌职务侵占被发现，藏匿会计账簿后，于2014年11月以其弟弟万邦勇的名义向凯地公司提起虚假诉讼。高密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高民初字第3760、3761、3762号民事判决书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监41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错误。陈昌培在万荣辉的协助下从凯地公司转走109.7万元转让款，为配车万荣辉的虚假诉讼，在转走109.7万元后，也于2015年1月份提起了虚假诉讼。 8.高密全学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情况查询表复印件。证明万荣辉在涉嫌职务侵占被发现后，被免去总经理职务，为掩盖非法行为藏匿会计账簿，诬告陷害钱贤探，用暴力手段将钱贤探从凯地公司打走，侵占了凯地公司，因为没有夺去公章，只好注册高密全学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来管理项目资产，陈昌培是高密全学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陈昌培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万荣辉侵占公司。 9.2019年8月4日，陈昌培伙同万荣辉在凯地公司开发的物业小区张贴的公示复印件。证明陈昌培为配合万荣辉侵占凯地公司不仅提起本案的虚假诉讼，还与万荣辉编造谎言诽谤钱贤探，在本案判决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冒充股东欺骗业主，以达到与万荣辉非法侵占凯地公司的目的，后被高密市公安局责令销毁和消除影响。 10.2011年1月24日，钱贤探与万荣辉签订的股东投资确认函原件。证明2011年1月24日，钱贤探与万荣辉为共同融资投入资金1700万元，陈昌培没有按照2010年9月1日的投资持股证明的要求继续追加投资款，陈昌培违约，即使没有撤回162万元的转让款，陈昌培的投资款也没法与凯地公司10%的股权对应。 经质证，陈昌培对证据1不知情，从内容看剥夺了陈昌培作为实际股东的权利；证据2开户明细和承诺函是万荣辉单方提供和单方作出的承诺，陈昌培不知情，且也不能证明钱贤探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成立；对证据3的内容陈昌培不清楚；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高密市公安局之所以扣押凯地公司的账目，是因为钱贤探涉嫌职务侵占，且其仍在取保候审期间，证据3、4与钱贤探主张的证明目的不符；证据5、6与本案无关；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陈昌培曾于2015年1月20日起诉过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钱贤探和凯地公司均是该案的被告，与钱贤探主张的证明目的完全不符，如果钱贤探认为陈昌培或者其他股东行为涉嫌虚假诉讼，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范围；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钱贤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9是谁张贴的告示陈昌培不知情，从内容看钱贤探已经因涉嫌职务侵占于2018年11月被高密市公安机关取保受审，该公示内容提醒业主不要上当受骗；证据10陈昌培不知情，且陈昌培自始至终未接到过凯地公司或钱贤探或其他股东要求其追加出资的任何通知或文件，且从证据形成时间看与凯地公司成立时间相比较，钱贤探也早就应当协助陈昌培办理变更股权手续。凯地公司对钱贤探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陈昌培提交以下证据： 1.陈昌培账号为62×××6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密支行的银行交易记录一份，银行流水贷方发生额所体现的交易相对人包含钱贤探、凯地公司、凯地公司另一股东万荣辉，足以证实款项存入是用于凯地公司的业务，该银行卡系由凯地公司借用的事实。 2.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5民初3630-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6）鲁0785执91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证明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凯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王金荣与凯地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系凯地公司的职工，曾担任凯地公司会计，陈昌培名下银行卡交易记录有向该单位、个人进行交易的事实，该证据与证据1相互佐证，足以证实陈昌培的主张成立。 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5民初4891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一份，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证明钱贤探所谓的陈昌培虚假诉讼、恶意侵占公司财产、股权转让无效等主张不成立，钱贤探才涉嫌职务侵占罪。 经质证，钱贤探、凯地公司对陈昌培的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实陈昌培通过凯地公司收回投资款的事实，陈昌培所称其本人的银行卡借给凯地公司使用，不符合常理，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借用的事实。对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5民初3630-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6）鲁0785执915号执行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案经重审判决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返还凯地公司多于支出的近400多万元，充分证明万荣辉、陈昌培主持公司期间，合伙欺诈公司财产。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钱贤探提交的证据1-3，陈昌培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宗证据中并没有陈昌培的签字认可，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7、8，陈昌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6、9均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证据10加盖有凯地公司印章及股东签字，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有该投资确认函，不能证明钱贤探或凯地公司曾通知或要求陈昌培追加投资，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陈昌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钱贤探、凯地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予以确认，但该宗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钱贤探与陈昌培之间是否还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钱贤探应否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凯地公司设立过程中，陈昌培与钱贤探达成股权转让合意，陈昌培受让钱贤探在凯地公司10%的股份，钱贤探分别于2009年5月20日、2009年6月30日、2009年9月1日为陈昌培出具收到条、投资股份证明等，确认收到陈昌培的投资款、钱贤探将其持有的凯地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陈昌培，陈昌培占有凯地公司10%的股份，该股权转让应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钱贤探主张陈昌培已从凯地公司全额取回股权转让款，对此，陈昌培不予认可，本案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为陈昌培与钱贤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亦应是钱贤探与陈昌培，而不是凯地公司，陈昌培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存在多人多次从该账户存转款项的情形，凯地公司与陈昌培银行账号之间的交易流水不能直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钱贤探关于陈昌培已经取回股权转让款、双方已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结合陈昌培2015年首次起诉钱贤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双方曾达成和解协议，钱贤探同意向陈昌培退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如有违反，协议作废，陈昌培恢复持有凯地公司股份所有权。钱贤探虽主张该和解协议系受欺诈签订，但无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综合全案证据，陈昌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持有凯地公司10%的股份，一审法院支持其诉求并无不当。钱贤探主张陈昌培拒绝追加投资，对此钱贤探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钱贤探的股权被冻结，仅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该措施会因案件的处理完结或采取其他措施而解除，且一审法院判决的是凯地公司履行协助变更登记义务，故钱贤探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钱贤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上诉人钱贤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