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57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昌邑市三合苑小区******。 法定代表人：吴继灿，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剑瑛，女，197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韩波，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龙兴，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郎德芳，男，196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雄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玉娟，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小妹，女，195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徐晓波，男，197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宏公司）、徐剑瑛、徐韩波因与被上诉人郎德芳及原审被告徐小妹、徐晓波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7）鲁0786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龙兴与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雄杰、卢玉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宏公司、徐剑瑛、徐韩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法院未依法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剥夺了上诉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一审判决书显示，一审中不存在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的情形，也不存在适用普通程序时临时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合议庭接受案件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确定案件承办法官，或者由审判长指定案件承办法宜）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是先组成合议庭后再确定案件承办法官。并且，作出财产保全等裁定、对案件及其有关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判或者提出裁判意见、制作裁判文书等均是合议庭的基本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合议庭或者法官独任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经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法官签署，由人民法院发布。因此，本案在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诉讼程序中作出财产保全等裁定、对案件及其有关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判或者提出裁判意见、制作裁判文书等均应是合议庭做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但原审案件中，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告知当事人，属于程序严重违法。2、原审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不详细核实证人身份，不要求其签署保证书，反而要求上诉人一方只对证人提交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限制上诉人向证人发问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符合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本案不属于该情形。3、审判员张**法官在原审案件应当自行回避而未自行回避。在徐希成作为原告起诉康宏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中，讼争双方分别是徐希成和实际控制人李宇钦、李学，虽然最终徐希成撤诉，但双方之间纠纷并未解决。本案中，郎德芳作为原告起诉，幕后控制人仍然是李宇钦、李学。该事实不仅为众多圈内人士所共知，而且在案件证据中也有所体现。张**法官作为曾经独任审理过双方纠纷的审判员，理应回避。从民二庭到民四庭组成合议庭，其既非审判长又非承办法官，其主导庭审、违法通知证人出庭、限制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言，庭审表现令人心存疑虑。4、原审案由反复变更，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剥夺了上诉人充分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该案立案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开庭时确定的是民间借贷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判决时则变成了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述案由的变化反映了原审判决回避真实和合法基础法律关系，片面认定事实的行为。5、吴继灿作为必要共同当事人应依法参加诉讼。首先，吴继灿为康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是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应依法到庭参加诉讼；其次，康宏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吴继灿的出庭对于本案事实查明有着重要意义。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但一审法院没有通知吴继灿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更没有列明其为共同被告，遗漏了重要当事人，不仅使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更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6、一审法院超标的查封行为违反了诉讼程序，给上诉人造成了财产损失。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786民初246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康宏公司、徐剑瑛在内的几百套房产及数个公司股权，查封总价值远远超过案件标的950万元，已严重超出了上诉人应承担的财产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的规定，徐剑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超标的保全异议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据申请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部分财产的查封，存在程序错误，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7、本案已严重超出审理期限。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受理该案，上诉人于2019年4月4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作为案件当事人，有知晓案件审理期限的权利，故法院在作出延长案件审理期限的决定应送达当事人，但上诉人作为案件当事人未收到任何关于延长审限的裁定及通知，一审法院超过审理期限裁判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李宇钦、李学与康宏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但本案中没有任何一份以康宏公司名义给李宇钦、李学出具的材料作为借款证据，并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就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地点利息、借款用途、借款期限、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最基本的案件事实进行调查。2、原审判决将郎德芳与李宇钦、李学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是错误的。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专门约定了保密条款。李宇钦、李学与郎德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严重违反了上述条款的合同约定，系恶意串通，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郎德芳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具备债权转让协议的实质要件，不但没有约定最基本的对价支付，并且对交易债权进行了权利限制；其在庭审中提交的另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也没有约定最基本的对价支付，没有提供所称的《补充协议》及支付对价的凭证，郎德芳并不能基于该协议取得民事权利。原审判决书中没有对上述原因进行解释，没有对上诉人的意见进行回应。3、实际控制人李宇钦、李学要求部分股东以公司名义给自己担保的行为明显具备恶意，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是有效担保明显错误。李宇钦、李学基于隐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身份，其与康宏公司发生的业务不同于公司外人员，应受《公司法》规制，首次《债权转让协议》因其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而归于无效。同时，该公章的加盖也并非法定代表人加盖。4、担保程序不符合《公司法》第16条规定，侵害了股东利益，应归于无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康宏公司从未就此事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提供的资料均无康宏公司对于该担保事项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证明。故，该担保在程序上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规定，应归为无效，康宏公司无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行为有效的事实错误。5、原审判决认定徐剑瑛未出资到位毫无事实依据，突破合同相对性判决徐剑瑛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 郎德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小妹、徐晓波未陈述意见。 郎德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小妹、徐韩波、徐晓波、徐剑瑛立即向郎德芳偿还徐希成生前应归还的本金950万元、违约金363000元（以本金5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8日暂计算至2017年6月22日，之后以95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为标准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以上暂计共9863000元；2.判令康宏公司对徐希成生前（即其继承人徐小妹、徐韩波、徐晓波、徐剑瑛）的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徐剑瑛在对康宏公司的前述付款义务承担清偿责任；4.徐小妹、徐晓波、徐韩波、徐剑瑛、康宏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负担。 一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进行了质证及认证： 一、郎德芳为证实其主张成立提供证据：1.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2016年6月3日补充协议各一份，证实案外人李学、李宇钦将其对康宏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徐希成，徐希成应向李学、李宇钦分三期支付债权转让款1000万元，康宏公司对徐希成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转让协议中明确指明出借款项由李宇钦委托陈某向徐希成打款500万元，并由徐希成代为转款给康宏公司，李学向徐希成打款500万元，并委托徐希成转款给康宏公司。2.中国农业银行网上电子回单两份，证实2016年7月15日、2017年5月15日徐祖其、徐韩波分别打款45万元、5万元入指定账号，还证实徐希成依据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6月3日补充协议向李学、李宇钦支付第一期债权转让款项50万元。3.2017年7月15日债权转让通知两份、ＥＭＳ快递单两份，证实李学、李宇钦将其依据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6月3日补充协议对徐希成和康宏公司享有的全部剩余债权转让给了郎德芳后，对徐希成和康宏公司以邮寄方式向其在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地址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一份，证实徐剑瑛作为康宏公司的股东，应对康宏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清偿责任。根据工商企业信用信息截图证明徐剑瑛认缴的出资额为650万元，出资到位时间是2016年6月13日。5.（2017）浙杭钱证内字第12443号公证书、（2017）浙杭钱证内字第12444号公证书各一份，证实李学、李宇钦于2017年7月20日就案涉债权转让事宜对徐希成和康宏公司以邮寄方式向其在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地址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6.（2017）浙杭之证字第8561号公证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收款收据各一份，证实李学、李宇钦于2017年8月22日就案涉债权转让事宜以短信方式向徐希成和康宏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7.2017年5月5日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证实李学、李宇钦将其依据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及2016年6月3日补充协议对徐希成和康宏公司享有的全部剩余债权转让给了郎德芳。8.（2017）浙杭钱证内字第10760号公证书、（2017）浙杭钱证内字第10761号公证书、（2017）浙杭之证字第14094号、（2017）浙杭之证字第14095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收款收据各一份，证明为督促徐希成、康宏公司履行义务，李学、李宇钦分别于2017年6月19日、7月20日、8月22日、12月22日以短信、特快专递等形式将通知并督促徐希成及康宏公司。9.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证实李学、李宇钦与徐希成、康宏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在2016年6月8日经吴继灿、徐剑瑛确认并签字，即康宏公司所有股东均签字确认。10.活期存款账户明细一份，证实2013年6月3日康宏公司已经收到李宇钦、李学支付借款本金1000万元。11.（2015）昌民初字第1499号判决书一份，载明李宇钦与董超在所有股权转让出去时实缴的资金就是200万元，成为股东时实缴的资金也是200万元。 经质证，徐韩波称郎德芳提供证据1-10与本案没有关联，2015年12月14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康宏公司、徐剑瑛质证称：证据1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同意，也不能说明徐希成应当向李学、李宇钦支付债权转让1000万元，因该债权转让协议是一份双务合同，不仅对徐希成有约束力，同样对李学、李宇钦也有约束力，该协议中也约定了相关的保密义务，郎德芳不在应该获得该债权转让协议的人员之内，同时该债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该债权不应当有任何的权利瑕疵，当时李宇钦、李学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掌控着公司的其中一枚公章，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基于徐希成、李学、李宇钦三人的意思共同形成的，并不能代表康宏公司的意思，另外，该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权利不能被单独对外转让，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对外转让应当征得合同相对人的同意，李学、李宇钦对该协议中的权利在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向郎德芳进行转让是无效的，郎德芳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标的债权是康宏公司向李学、李宇钦的借款，故该债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实郎德芳是一个适格主体，且与郎德芳受让债权以及法律性质、担保效力、股东责任等争议的焦点均没有关联，业务的发生和郎德芳也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3、5、6、8，李学、李宇钦于2017年7月15日所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是其单方行为，并不能证实其债权转让的合法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剑瑛作为康宏公司的股东，并不应当就本案向郎德芳承担清偿责任；证据7并未征得原债权转让协议中合同相对人徐希成、康宏公司的同意，违反合同法规定，该债权转让协议也违反了2015年12月14日李学、李宇钦与徐希成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是郎德芳与李学、李宇钦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协议，是无效的，同时该债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该债权的转让对价，在本案中郎德芳也没有提交其支付对价的相关证据，另，郎德芳在本次开庭时提供的该债权转让协议与以前郎德芳立案时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是不相符的；对证据9提出同证据1质证意见外，又称该证据多了吴继灿和徐剑瑛的签字，签字从笔迹上看是徐剑瑛对该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确认，并没有认可该债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徐剑瑛没有任何关系，而吴继灿的签字不能证明系其本人所签订；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且该证据不能证实郎德芳所主张的事实，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徐剑瑛还称本案系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徐剑瑛作为康宏公司的股东，因涉及股东利益，徐剑瑛不应作为股东身份成为被告，郎德芳提供的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保密条款，案外人与郎德芳在明知存在保密协议而进行债权转让属于恶意串通，应属无效；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徐剑瑛称该证据与其无关。 二、一审法院通知证人陈某出庭作证。1.证人陈某证实，2013年5月31日由李宇钦打入其银行账户500万元并委托其将该款打给徐希成，并提供了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款记录。2.银行明细对账单一份，证实2013年5月31日李宇钦分五笔打入陈某账号5000100元，同日，由陈某将500万元打入徐希成账户。 徐建波、康宏公司、徐剑瑛质证称，上述证据只能证实在这个时间内李宇钦通过陈某的账户转给徐希成500万元，不能证实该款项的用途，因康宏公司发起人股东是李宇钦和董超，在款项发生的这一阶段内董超是康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宇钦是控股95%的控股股东，整个公司在李宇钦和董超的控制之下直至2014年3月17日李宇钦对外转让股权。 三、康宏公司提供证据：1.项目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实该协议书的甲方是李学、李宇钦，乙方是徐希成、董忠阳，丙方是伞德明，丁方是江苏三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该协议书约定李学、李宇钦共同出资1000万元及各方利润分配情况。康宏公司发起设立时，李宇钦同其司机董超共同认缴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其中李宇钦认缴注册资本金950万元。以上事实和证据说明当时李宇钦在未出资到位的情形下，没有股东会决议，擅自将其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款项定义为借款，涉嫌抽逃出资。2.2014年3月31日康宏公司第五次股东会决议，证明李学、李宇钦在公司中是作为项目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并增设徐希成个人账号作为康宏公司账户使用，对原徐希成宝马车的使用、权属、车价款的承担及增发徐希成等人的工资等作了约定。本案涉及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最基础认定是基于协议中所陈述的李宇钦、李学汇款到徐希成名下的资金性质，为证实该资金性质提交了上述股东会决议，证实李学、李宇钦用其款项支付案外人车款的事实。 经质证，郎德芳称证据1未能提供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的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无法确定，且2014年3月31日股东会决议在本案的两份转让协议的时间之前，2015年12月14日及2017年形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这份协议能反证康宏公司主张是错误的，其称李宇钦与董超是持有公司百分百股权的股东，但是该决议中即使徐希成不是股东照样参加决议，说明注册资本与案涉工程投资款之间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所涉款项性质应归还的义务主体在于2015年12月14日协议，经徐希成、康宏公司所有股东进行了确认。徐韩波、徐剑瑛对证据1、2无异议。 四、徐剑瑛提供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康宏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7日。2.昌邑市工商局设立登记备案表，证明原始债权发生时李宇钦为康宏公司的控股股东，占股95%，该笔债权极有可能是李宇钦利用其职权便利进行的虚假借款行为。3.股权转让协议（李宇钦）及康宏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证明2014年3月17日李宇钦将其股权分别转让给韦有常（22%）、仇仁广（43%）及徐希成（30%）。4.康宏公司章程，证明韦有常、仇仁广及徐希成应于2015年5月1日完成实缴出资950万元。5.股权转让协议（韦有常、仇仁广），证明2016年6月13日，韦有常、仇仁广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前提下分别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剑瑛。 经质证，郎德芳对证据1无异议，但称该证据能够证实徐剑瑛有520万元没有出资到位；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确认，认可在工商登记备案时李宇钦占有95%的股份，实际到位200万元，在判决书中已载明；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仇仁广、董超等股东责任在判决书中已经处理，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徐剑瑛、吴继灿等都已经根据2015年12月14日的债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履行，仇仁广等已经根据徐希成的指定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等变更到徐剑瑛、吴继灿名下，徐剑瑛、吴继灿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当天也对郎德芳提交徐希成与李学、李宇钦的债权转让协议进行了确认并履行；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未提交原件；证据5中，徐剑瑛提交协议中的对价都是1块钱，章程第五章余额缴费期限2015年5月1日，缴付责任是董超、仇仁广、徐希成、韦有常的，注册资本金的交付责任与本案的债权转让协议关系没有关联性，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徐韩波、康宏公司对徐剑瑛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证认定：郎德芳提供的证据1-9、11，来源合法，真实，予以采信；郎德芳所提供证据10，结合郎德芳提供的1、9证据及证人证言、银行明细对账单，能够证实郎德芳付款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康宏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复印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且郎德芳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康宏公司提交的证据2，因无公司公章，且该证据的时间系在郎德芳提供证据1、9时间之前，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徐剑瑛提供的证据1-5，结合郎德芳提供的证据4、11，能够证实康宏公司成立及股东缴纳出资情况。 康宏公司、徐剑瑛主张郎德芳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通过郎德芳提供的证据1-9能够证实郎德芳从李学、李宇钦处受让对徐希成、康宏公司的债权，且李学、李宇钦向徐希成及康宏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故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康宏公司、徐剑瑛主张债权转让协议存在保密条款不能转让。一审法院对此认为，不能转让的债权种类在我国合同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合同的保密义务不等于不得转让，保密义务实际上是合同方对合同内容保密的合同义务，不影响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的效力。因徐希成的债权人已变更为郎德芳，保密义务不能对抗合同外第三人，且康宏公司及徐希成的债务在李学、李宇钦的债权转让给郎德芳前后均为950万元的转让款、相应利息及违约责任，该债权转让也没有损害徐希成及康宏公司的利益，故对上述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康宏公司、徐剑瑛主张债权转让未能履行。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郎德芳提供的证据1、9明确载明“出让方为李宇钦、李学，受让方徐希成，目标公司（担保人）康宏公司，标的债权是出让方于2013年5月31日向目标公司出借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为李宇钦委托陈某向受让方打款500万元并由受让方代为转款给目标公司，李学向受让方打款500万元并委托受让方转款给目标公司）所形成的包括利息在内的民事权利”，2016年6月8日康宏公司的股东徐剑瑛、吴继灿也在该协议签字确认，结合郎德芳提供的证据10及证人陈某的证言、银行打款明细，能够证实2015年12月14日《债权转让协议》中李学、李宇钦通过徐希成出借给康宏公司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事实，虽康宏公司提供项目合作协议书、公司第五次股东会会议，但无法证实该证据与本案有关，故对康宏公司、徐剑瑛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康宏公司、徐剑瑛主张郎德芳与李学、李宇钦之间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郎德芳系基于债权受让获得的对徐希成及康宏公司的债权，同时李学、李宇钦也明确通知康宏公司将其享有债权转让而不是委托给郎德芳，且康宏公司、徐剑瑛也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康宏公司、徐剑瑛主张没有通过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故该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为，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此外，关于公司违反这一规定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本案中，康宏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在郎德芳提供的证据1即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处加盖公章，虽未经股东会决议，但该担保不影响上述款项的担保效力，且李学、李宇钦转让给徐希成的债权，债务人本身是康宏公司，康宏公司的股东徐剑瑛、吴继灿在该债权转让协议签字，故对康宏公司、徐剑瑛提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徐剑瑛主张作为康宏公司股东不应作为被告。一审法院对此认为，徐剑瑛认缴出资额6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上述股权由韦有常转让徐剑瑛股权220万元、仇仁广转让徐剑瑛股权430万元而来，根据（2015）昌民初字第149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韦有常实缴出资额为44万元，仇仁广实缴出资额为86万元，即徐剑瑛实缴出资额为130万元，尚欠520万元到期未实际缴纳公司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徐剑瑛应在其未缴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康宏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对徐剑瑛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徐剑瑛主张应追加董超、仇仁广及韦有常为共同被告；郎德芳主张此属于股东内部相互追偿的另一个法律关系，该三人并不是本案必要参加共同诉讼的被告，不同意追加。一审法院对此认为，董超、仇仁广及韦有常在转让股权时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受让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是否向转让股东主张权利是郎德芳作为债权人的权利，现郎德芳不同意追加原股东为共同被告，故徐剑瑛要求追加原股东董超、仇仁广及韦有常为本案共同被告，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4日，徐希成、康宏公司与案外人李宇钦、李学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出让方，李宇钦、李学；受让方，徐希成；目标公司（担保人），康宏公司。李宇钦、李学将其于2013年5月31日向康宏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具体为李宇钦委托陈某向受让方打款500万元并由受让方代为转款给目标公司，李学向受让方打款500万元并受托方转款给目标公司）所形成的包括利息的权利，转让给徐希成，转让价格为1000万元，并对价款的支付等作了约定，在康宏公司股东董超、仇仁广签署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希成或徐希成指定的人《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全套文件，并向工商局提交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文件时，徐希成向李宇钦、李学或李宇钦、李学共同书面指定的收款人支付200万元；在康宏公司完成上述股权工商变更后180日内，徐希成支付400万元给李宇钦、李学或李宇钦、李学共同书面指定的收款人，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2年；剩余400万元在目标公司完成上述股权工商变更后12个月内由受让方支付给出让方或出让方共同书面指定的收款人，同时由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2年。双方对“签约后安排”作了约定，违约责任约定徐希成逾期支付转让款的，应当在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外，每逾期一日，受让人按应付未付金额的万分之四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不遵守保密义务，导致本协议内容被其他第三人知悉的，泄密方承担违约金100万元。由康宏公司提供担保。2016年6月8日，徐剑瑛、吴继灿在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中签字，并注明“该协议我已看过”。 2016年6月3日，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康宏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付款时间进行变更，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康宏公司股东董超、仇仁广签署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徐希成及其指定的人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其他全套证件，并向工商局提交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文件时，徐希成向李宇钦、李学或李宇钦、李学书面指定的收款人支付50万元；股权转让工商信息变更完成后180日内徐希成支付款项550万元，并由康宏公司提供保证，保证期限为2年，剩余款项400万元按原协议约定执行，出让方指定收款人为张佐宗，农行永康环城支行，账号为62×××19。 2016年7月12日，原股东仇仁广、董超的股权转让的工商信息变更完成。同年7月15日，徐希成通过徐祖其、徐韩波将50万元打入双方指定的张佐宗账号。 2017年5月5日，郎德芳与案外人李宇钦、李学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案外人李宇钦、李学将其对徐希成享有的债权本金950万元、相应利息及违约金等债权一并转让给郎德芳，案外人李宇钦、李学已经就前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徐希成、康宏公司。 另查，康宏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6年7月12日由股东董超、韦有常、徐希成、仇仁广变更为徐剑瑛、徐希成、吴继灿，其中徐剑瑛认缴出资额650元，实缴出资额13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徐希成认缴出资额3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3年5月2日，吴继灿认缴出资额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 一审诉讼过程中，徐希成于2018年4月5日因病去世。徐希成的继承人有：妻徐小妹、子女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 一审法院认为，李学、李宇钦将其向康宏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产生的债权与徐希成及康宏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徐希成向李学、李宇钦分三期支付债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约定康宏公司对徐希成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后因徐希成未按协议约定付清全部款项，李学、李宇钦将剩余的债权950万元转让给郎德芳，并且李学、李宇钦向徐希成、康宏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上述债权转让，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债权转让对转让人及受让人均产生法律效力。因徐希成已去世，徐小妹、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作为徐希成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在其继承遗产范围内对徐希成的债务进行清偿。康宏公司为上述债务950万元提供保证担保，双方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康宏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徐小妹、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追偿。徐剑瑛作为康宏公司股东，到期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在其未缴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康宏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郎德芳主张的违约金应以5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8日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2017年7月11日，自2017年7月12日起以95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为宜。徐剑瑛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小妹、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在继承徐希成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郎德芳借款本金950万元及违约金（以5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8日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2017年7月11日，自2017年7月12日起以95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徐剑瑛在未出资到位的520万元范围内对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徐小妹、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在继承徐希成的遗产范围内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84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5841元，由徐小妹、徐剑瑛、徐韩波、徐晓波、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康宏公司围绕上诉请求补充提交：①项目合作协议书原件，证明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董忠阳、伞德明及江苏三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系项目合作关系，其转入徐希成账户的1000万元资金是项目投资款而非借款；②康宏公司活期存款账户明细账页，证实李宇钦在2013年5月17日侵占公司资金2000040.50元，2013年6月3日，徐希成将项目合作协议中投资人的款项分三笔共计39050000元转入康宏公司账户，其中包括李学、李宇钦的投资款1000万元；③股东会议纪要及决议原件，证明李宇钦、李学与董忠阳、徐希成等人系项目合作关系，并且李学、李宇钦将其款项用作了支付伞德明车辆款及中介费用；④借条一份，李宇钦因经营需要向徐韩波借款300万元，徐韩波与李宇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⑤一审法院（2015）昌商初字3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审案件承办法官张**审理过有关康宏公司股东之间纠纷的案件，与本案实际的纠纷发生者属于同一主体，应当在一审中自行回避。郎德芳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上述所有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其已在一审中对证据①③发表过质证意见，该二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并进一步证明李学、李宇钦投资康宏公司1000万元是真实的；证据②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此证据也证实了2015年12月14日李学、李宇钦与徐希成及康宏公司所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记载内容是真实有效的，更印证了李学、李宇钦通过徐希成汇入康宏公司1000万元的事实；证据④与本案无关联，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证据⑤与本案无关联，当初康宏公司发生股东间冲突，徐希成提出公司解散，最后是李学、李宇钦退出康宏公司，将其投资康宏公司款项所形成的债权转让给了徐希成，整个项目实际上完全交给了徐希成。本院认证认为，康宏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非民事诉讼法所界定的二审新证据，且证据①②③并不足以有效证实上诉人所主张的讼争1000万元款项的具体性质，证据④与本案的处理缺乏直接关联性，证据⑤不能体现符合法官自行回避法定情节，故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采信。 另，案外人伞德明于二审中提交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主张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申请参加二审诉讼。三上诉人称伞德明、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忠阳都应作为案件当事人参与本案诉讼。被上诉人郎德芳对此发表意见称，伞德明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其若权益受侵害应当另行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伞德明非本案必要诉讼参加人，对其在本案二审中所提上述申请不予准许，其与李学、李宇钦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 针对上诉人提到的一审程序违法问题，本院对应查明以下事实：①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李梅杰、审判员张**、人民陪审员徐绍华。一审法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时一并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一审法院开庭时向双方当事人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并对应告知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及询问是否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回避，徐韩波、徐剑瑛、康宏公司均当庭答复称不申请回避，遂正常进行了庭审。徐剑瑛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书面回避申请，申请张**回避，但未提交张**存在法定回避情节的有效证据。②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据原告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对应财产保全裁定的签署法官为李梅杰。徐韩波、徐剑瑛、康宏公司在一审中未对该裁定提出异议及申请复议，二审中也未提交该裁定作出违法的对应证据。③证人陈某于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对证人身份进行了核查，郎德芳与康宏公司也对证人进行了发问质询。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讼争焦点有以下几点：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及对本案处理结果的影响；二、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郎德芳是否具备本案适格原告资格；三、康宏公司保证责任及徐剑瑛股东出资责任的认定与处理。 一、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程序违法问题。经审查一审卷宗材料，一审法院并未剥夺上诉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上诉人称张**法官违法办案亦缺乏事实依据，其申请回避的事由不属于法定回避情节，故对上诉人对应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所称的一审案由的变动与确定问题及必要诉讼参加人追加准否问题，系法院民事诉讼审判工作中正常工作运行的体现，一审法院的对应认定与处理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上诉人有关超标的查封的上诉主张，不属于二审法院实体审判的审查范围，其有关未提前告知合议庭组成及一审法院超审限办案等其他有关一审程序方面的上诉主张，并非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致发回重审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依法不予采纳。 二、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其一，郎德芳受让债权的认定。关于案涉债权，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于2015年12月14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对其进行了明确界定，双方对债权性质、内容及当事人过付义务并违约责任均有具体约定，该协议系当事人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一审法院对于上述协议中的标的债权的由来与性质作了对应审理调查，其结合协议内容及证人证言、银行凭证等证据认定标的债权真实合法，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并未提交足以反驳上述协议效力及一审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应负担不利法律后果。其二，李宇钦、李学与郎德芳债权转让的效力认定。李宇钦、李学将享有的对徐希成及康宏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郎德芳，有2017年5月5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凭，并履行了向债务人通知的义务，依法应予生效，郎德芳据此主张权利包括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证实此转让系恶意串通，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所签协议也无禁止转让债权的限制性约定，保密条款并不能当然否定债权转让的合同效力，同时，债权转让系无因处分行为，郎德芳是否支付对价并不能否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不能据此排除其提起诉讼的适格原告资格，故三上诉人有关李宇钦、李学与郎德芳间债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有悖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康宏公司与徐剑瑛的案涉责任认定。康宏公司作为保证人在李宇钦、李学与徐希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签章，如前所述，该协议系有效合同且对双方义务和违约责任约定明确，同时也涉及到了康宏公司的其他股东并股东、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而吴继灿、徐剑瑛于2016年6月8日又予确认签字，结合上述事实的查明以及当事人有关康宏公司实际控制人并隐名、显名股东的陈述及康宏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已作对应变更的事实，三上诉人在诉讼发生后提出康宏公司担保无效的主张及事由，有悖事实，不予采信。关于徐剑瑛未出资到位的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郎德芳诉请对应审理并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有关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上诉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和查明事实，康宏公司、徐剑瑛、徐韩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41元，由上诉人昌邑市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剑瑛、徐韩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兰 审判员  孙 涛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赵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