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宏运发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平北路**金鹏物流园******（办公住所）。法定代表人：朱纪春，总经理。委诉讼托代理人：朱尔特，广东牧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轩翥，广东牧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志才，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道凤，广东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笨鸟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白马先锋路**泰滔物流园D6档>法定代表人：唐小文。上诉人深圳市宏运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志才、东莞市笨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笨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4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宏运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尔特、吕轩翥，被上诉人王志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道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宏运发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笨鸟公司的起诉，同时驳回王志才的诉讼请求；三、判令王志才、笨鸟公司向宏运发公司返还22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立案之日起计算到其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判令王志才、笨鸟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遗漏重要事实，且其认定及推论过程存在明显的瑕疵和矛盾，判决结果不当。具体如下：一、笨鸟公司并非《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当事方，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笨鸟公司的起诉。（一）依《公司并购协议书》内容，笨鸟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署方。本案为合同纠纷，核心证据为《公司并购协议》，该协议书的内容如下：1.首部：甲方为宏运发公司，乙方为笨鸟公司，法人代表为手写的“王志才”。而工商登记资料和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均显示，笨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唐小文，并非王志才。故就《公司并购协议书》的签署，王志才并不能代表笨鸟公司。2.末页签署：甲方处由宏运发公司加盖公章，乙方处为手写签名“王志才”。笨鸟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乙方处加盖公章。所以，《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当事方应为宏运发公司和王志才。由于笨鸟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其显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方。（二）依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的表述，《公司并购协议书》签署时，王志才无权代表笨鸟公司，且直至一审第二次庭审结束，笨鸟公司自始至终都不认可该协议。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称，“……因为并购的是一条专线，并不是笨鸟公司，所以笨鸟公司不可能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面盖章……”。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的上述说法，至少反映两个事实：1.2016年5月20日，王志才签署《公司并购协议书》之时，根本就没有获得笨鸟公司的授权签署该协议；2.直到一审第二次庭审结束，笨鸟公司仍不认可《公司并购协议书》。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的上述说法，再次证明笨鸟公司并非《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当事方。（三）依合同相对性，由于笨鸟公司并非《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当事方，其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其起诉。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此为合同相对性的法律依据。而根据合同法基本理论，合同相对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主体的相对性。即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合同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2.内容相对性。即只有合同当事方才能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其他任何第三方不能主张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3.责任相对性。即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方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方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方也不向第三方负违约责任。所以，在笨鸟公司并非《公司并购协议书》当事方的情况下，其无权依据该协议书向宏运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笨鸟公司作为一审共同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在认定了笨鸟公司并未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面签字盖章，笨鸟公司并非涉案《公司并购协议书》当事方的情况下，判令宏运发公司向笨鸟公司负返还义务，明显有违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公司并购协议书》和王志才、笨鸟公司《民事起诉状》，协议双方明确约定合并的系笨鸟公司的全部有形、无形资产，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仅合并宁波专线。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多次声称，王志才、笨鸟公司与宏运发公司合并的是宁波专线，并非合并笨鸟公司。王志才、笨鸟公司代理人该说法，与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以及《公司并购协议书》明显矛盾。具体如下：（一）《民事起诉状》。王志才、笨鸟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一句话即载明，“2016年5月20日，双方签订《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宏运发公司以420000元，收购王志才、笨鸟公司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而且，《民事起诉状》当中，没有任何涉及到“仅合并宁波专线”的表述。所以，在王志才、笨鸟公司作为一审原告，且《民事起诉状》当中明确记载宏运发公司收购王志才、笨鸟公司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的情况下，本案公司合并显然是笨鸟公司整体合并收购，即宏运发公司合并／收购笨鸟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二）《公司并购协议书》。关于合并的具体内容，《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乙方（即王志才、笨鸟公司）以笨鸟物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详见明细表）折价人民币42万元……乙方在合并前的手机号码137XXXX****归宏远发物流所有”。而且，该协议第二条随即规定，“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甲方支付人民币22万元给乙方，双方开始人员、资产、客户资料等整合工作……客户对接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信息、客户资料、客户走访等工作”。根据《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明显可以看出：1.宏运发公司的并购，包括但不限于笨鸟公司全部的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料等；2.为了顺利完成经营网点、客户资料的顺利交接，王志才、笨鸟公司应当将137XXXX****的手机号码、客户信息、客户资料交付给宏运发公司，同时完成客户走访工作。所以，在王志才、笨鸟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和《公司并购协议书》明确规定宏运发公司并购笨鸟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推定宏运发公司并购的是王志才经营的笨鸟公司的宁波专线，与王志才、笨鸟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公司并购协议书》内容明显矛盾，且与案件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三、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王志才、笨鸟公司并未按照《公司并购协议》的约定履行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及客户资源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交付义务，且王志才、笨鸟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公司并购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并购及王志才、笨鸟公司应当交付的资产范围。在宏运发公司已经支付先期款项的情况下，王志才、笨鸟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履行资产交付义务。关于双方义务，《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甲方支付人民币22万元给乙方，双方开始人员、资产、客户资料整合工作……客户对接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信息、客户资料、客户走访工作”。而且，《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了宏运发公司并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详见明细表）……”。而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宏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向王志才支付了先期并购款22万元。所以，王志才、笨鸟公司作为被并购方，应当严格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的约定，向宏运发公司交付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并将客户信息、客户资料、业务手机等交接给宏运发公司，同时完成客户走访工作。王志才、笨鸟公司在收到宏运发公司支付的先期款后，根本就没有履行该义务。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调查，遗漏重要事实。（二）王志才、笨鸟公司对其履行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的交付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合同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则》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所以，王志才、笨鸟公司作为《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交付义务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已经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将约定的笨鸟公司的有形、无形资产全部交付给宏运发公司了，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在一审中，王志才、笨鸟公司除提供一份《房产使用权租赁协议》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王志才、笨鸟公司已经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的约定将有形、无形资产交付宏运发公司。四、因笨鸟公司迟迟不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盖章，且王志才、笨鸟公司拒不履行该协议书约定的资产交付义务，故双方于2017年1月18日签署《协议书》，并于当日通过直接销毁《公司并购协议书》原件的方式废止了《公司并购协议书》。一审法院判令宏运发公司向王志才、笨鸟公司返还资源估值款，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宏运发公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宏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王志才于2017年1月18日签署《协议书》的同时，当场销毁了涉案《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原件，故王志才、笨鸟公司自始至终无法提供《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原件，且该销毁事实对认定《协议书》的内容，以及《公司并购协议书》的效力终止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宏运发公司在一审中多次强调的，在《公司并购协议书》明确记载乙方为笨鸟公司，王志才自称为笨鸟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且宏运发公司并购笨鸟公司全部有形、无形资产的情况下，宏运发公司曾多次要求王志才通知笨鸟公司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但是，从2016年5月20日签署《公司并购协议书》，直到2017年1月18日之前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王志才不仅没有让笨鸟公司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也没有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的约定，将笨鸟公司的有形、无形资产交付给宏运发公司。基于上述原因，宏运发公司经与王志才沟通，遂于2017年1月18日签署《协议书》，明确表示王志才不再享有宏运发公司3％的股权，且《公司并购协议书》条款无效。同时，结合双方在2017年1月18日销毁《公司并购协议书》原件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双方在2017年1月18日废止了《公司并购协议书》，终止了该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无视《协议书》的内容，以及双方实际销毁《公司并购协议书》原件的重要事实，判令宏运发公司向王志才、笨鸟公司返还资源估值款，明显没有任何事实和合同依据。五、即便不考虑上述上诉理由，仅根据“资源估值款”的字面含义，并结合《协议书》第三段和《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的规定，在王志才、笨鸟公司根本就没有履行估值资产交付义务的情况下，按商事交易最基本的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一审法院也应当判令王志才、笨鸟公司向宏运发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22万元，而非继续加重宏运发公司的支付义务。宏运发公司需要指出的是，王志才、笨鸟公司主张和一审判决宏运发公司返还的是“资源估值款”。而所谓资源估值，是出现在2017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三段，条款原文为：“甲方声明乙方王志才以资源估值的20万元在两年内保证保值”。而按照“资源估值款”的字面含义，所谓资源估值款，首先要有资源，然后再有估值。结合《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的规定，资源估值款人民币20万元的来源，实际上是“……笨鸟物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详见明细表），折价人民币42万元……”当中除宏运发公司已经支付的22万元之外的部分。也就是说，资源估值款，实际上是笨鸟公司的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有形、无形资产的折算后的现金价值。由于《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折价42万元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故即便不考虑上述所有抗辩理由，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条、《协议书》第三段的规定，王志才、笨鸟公司要求宏运发公司在先期支付的22万元之外，继续支付资源估值款20万元，首先应当证明其已经将“笨鸟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详见明细表）”交付给宏运发公司，否则宏运发公司向王志才、笨鸟公司共计支付42万元的资源估值款，根本不符合商事交易当中公平、等价的基本交易规则。而在2017年1月18日双方签署《协议书》同时销毁《公司并购协议书》原件的情况下，双方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公司并购协议书》并终止了该协议书的效力，此时，王志才、笨鸟公司不仅无权要求宏运发公司支付余下“资源估值款”，反而应当退还宏运发公司此前支付的先期款22万元。一审法院在王志才、笨鸟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宏运发公司交付折价资产的情况下，不仅不判令王志才、笨鸟公司向宏运发公司返还此前支付的22万元，反而判令宏运发公司继续向王志才、笨鸟公司支付余款20万元，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在本院二审调查时，上诉人宏运发公司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乙方为笨鸟公司和王志才，但笨鸟公司没有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且笨鸟公司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认可该协议的内容，根据该协议第13条的规定，签字盖章后该协议才生效，所以该协议因笨鸟公司没有签署并加盖公章，并没有生效。二、即便不考虑《公司并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宏运发公司在2016年7月21日已经付清了收购款22万元，王志才应当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二条的约定向宏运发公司交付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和公司使用的手机号码，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合同的履行情况，王志才也迟迟没有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在王志才履行义务在先的情况下，宏运发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履行合同后续义务。三、根据宏运发公司代理人与王志才的通话记录及王志才在庭审中的自认，王志才已经不可能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第一、二条的约定将笨鸟公司的固定资产、客户资源、经营网点等全部约定资产交付给宏运发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并购协议书》已经构成履行不能，应当予以解除，王志才应当退还宏运发公司支付的22万元。被上诉人王志才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二、王志才已按照《公司并购协议书》将快马物流园宁波专线等经营地点、电话号码全部移交给宏运发公司了，且宏运发公司在移交后也一直任命其本人为专线的负责人。三、一审查明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宏运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志才、笨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宏运发公司返还王志才、笨鸟公司资源估值款20万元；二、宏运发公司支付王志才、笨鸟公司2016年5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分红款1万元；三、宏运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在一审庭审中，王志才、笨鸟公司明确表示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宏运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一、王志才、笨鸟公司向宏运发公司返还22万元及利息，其中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立案之日起计算到王志才、笨鸟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王志才、笨鸟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0日，王志才（乙方）与宏运发公司（甲方）签订《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乙方以笨鸟物流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详见明细表），折价42万元（包括快马物流园经营商铺C-C2二个月的押金5.98万元），其中22万元付现金，20万元入股到甲方，占甲方3%的股份；乙方在合并前的手机号137XXXX****归甲方所有；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甲方支付22万元给乙方，双方开始人员、资产、客户资料等整合工作，乙方在甲方的实际投资额为20万元；乙方常平的三方物流在同等的价格浙江区域货物必须给甲方运输；公司利润的50%作为红利按比例分配，剩余50%预留为流动资金，用于下一年的公司经营；合并二年届满，乙方可以选择退股或继续合作经营，如退股乙方必须在二年届满前二个月，即2018年3月30日前书面提出；退股时，如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甲方按乙方原注资的金额20万元全额退回，经营期间，如乙方追加了投资，追加投资部分按比例承担盈亏；退股时，如公司处于盈利状态，甲方按乙方的投资额退还股本金，预留的红利一并退还；公司经营三年内，退股、转让等不进行评估，按原投资额为基数计算；双方确定，2016年6月1日为并购日，6月1日前笨鸟物流及乙方的债权债务，包括员工工资等由乙方和笨鸟物流负责、与甲方无关，6月1日后笨鸟物流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如从事经营活动形成的债权债务、员工工资等均由乙方及笨鸟物流负责，与甲方无关；公司合并后，以甲方为经营主体，甲方法定代表人对公司享有经营权、决策权，乙方享有建议权、监督权等；公司合并后，聘用乙方为东莞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东莞分公司分管的经营工作；乙方在任职期间，不得从事公司业务以外的物流业务及其它业务；本合同签字、盖章生效。2016年5月21日、2016年5月29日、2016年7月21日，宏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纪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支付王志才12万、5万、4.1万，还通过其他方式，共计支付王志才22万元。2016年5月26日，王志才、笨鸟公司、宏运发公司与东莞市快马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房产使用权租赁协议》，约定：王志才、笨鸟公司将2016年1月15日与东莞市快马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快马物流园房产使用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权利义务整体转让给宏运发公司，王志才、笨鸟公司退出并解除该合同，由宏运发公司继续履行该合同中约定的承租方的全部权利义务。2016年5月26日，宏运发公司与深圳市浙盟物流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并协议》载明：笨鸟公司、王志才向宏运发公司以资源估值投资20万元（特别说明，该投资不体现在工商登记上，不参与宏运发公司决策，但可分红）；合并后公司四位股东工作职责分别为主持公司全面工作、直接监管浙江区域业务，监管公司行政和营运、直接监管深圳区域业务，监管公司财务，直接监管东莞及广州区域业务。2017年1月18日，朱纪春与王志才签订《协议书》，内容为：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原2016年5月20日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中的第一条占甲方3%的股份不进入2016年5月26日签订的合并协议，不占公司3%的股权；原双方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所列的条款无效；朱纪春声明王志才以资源估值的20万元在两年内保证保值。王志才、笨鸟公司主张：签订《公司并购协议书》时笨鸟公司经营有两条专线，泰滔物流园武汉专线由唐小文管理经营，收入归唐小文一人所有，而快马物流园宁波专线由唐小文与王志才共同投资、共同分红，但是由王志才经营管理，为了方便经营和管理，笨鸟公司制作了两个公章；《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合并的是快马物流园宁波专线，这也是协议书上仅有王志才一人签字的原因；协议签订后王志才在宏运发公司处任职，继续负责宁波专线，直至2018年5月30日离开宏运发公司；宏运发公司合并其他公司后，公司估值达1500万元，因此认为王志才、笨鸟公司以20万元资源估值占股3%不合理，故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王志才不再占股，但是20万元继续保留在宏运发公司，保值并继续分红。王志才、笨鸟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2016年1月5日唐小文与王志才签订的《合同书》，载明唐小文与王志才合作投资笨鸟物流宁波专线，由王志才负责经营管理；2.2016年5月20日唐小文与王志才签订的《合约》，证明签订《公司并购协议书》时宏运发公司要求王志才、笨鸟公司必须取得唐小文的授权，所以签订了该合约；3.银行流水，证明王志才在签订合并协议后将网点及其他资源全部移交给宏运发公司，并且本人也在宏运发公司处工作，由宏运发公司支付工资。宏运发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宏运发公司主张：签署《公司并购协议书》前宏运发公司与笨鸟公司有业务往来，也清楚笨鸟公司存在宁波和武汉两条专线；《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合并的是笨鸟公司，并不单指某条专线；王志才在签订合同时自称是笨鸟公司的实际股东，有权处理公司实际资产的资格签订合同后宏运发公司一直要求王志才通知笨鸟公司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履行交付义务；由于王志才、笨鸟公司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交接义务，且笨鸟公司一直未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故宏运发公司与王志才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协议书》，同意在王志才履行交付义务的情况下继续入股公司。宏运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1.笨鸟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明笨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唐小文，而非王志才；2.泰滔物流园现场照片、现场视频，证明2017年10月27日，宏运发公司代理人到笨鸟公司的注册地址泰滔物流园现场察看，笨鸟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物流业务，王志才、笨鸟公司并未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经营网点、固定资产、客户资源等交接义务；3.通话录音及文字记录，证明2018年10月30日，宏运发公司代理人联系王志才（手机号码137XXXX****），王志才表示一年多前就离开了笨鸟公司，王志才已经不可能按照2017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将笨鸟公司的固定资产、客户资源、经营网点交付给宏运发公司。王志才、笨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说明泰滔物流园经营的武汉专线不属于合并内容；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王志才在2018年5月30日后离开宏运发公司经营的宁波专线。一审法院认为：王志才与宏运发公司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正确地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公司并购协议书》是如宏运发公司所述约定并购笨鸟公司还是如王志才、笨鸟公司所述约定并购王志才经营的笨鸟公司宁波专线，一审法院认为：1.笨鸟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载明该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唐小文，然而宏运发公司却是与王志才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虽然《公司并购协议书》名为“公司并购”，并多处提及“笨鸟物流”，但笨鸟公司并未在上面签字盖章；2.宏运发公司称多次要求笨鸟公司在《公司并购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未果，但事实上在《公司并购协议书》签订后几日，笨鸟公司即在王志才、笨鸟公司、宏运发公司与东莞市快马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房产使用权租赁协议》上盖章，由此可见王志才、笨鸟公司对于《公司并购协议书》及《房产使用权租赁协议》是否涉及到公司权利义务是有清楚区分的，而宏运发公司对此亦无异议（之后宏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付款给王志才）；3.宏运发公司称在签署《公司并购协议书》前宏运发公司与笨鸟公司有业务往来，也清楚笨鸟公司存在宁波和武汉两条专线，但在《公司并购协议书》签订后，王志才将宁波专线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宏运发公司，并且入职宏运发公司，而武汉专线则持续经营，宏运发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在宏运发公司与深圳市浙盟物流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合并协议》中并未提及武汉区域业务，宏运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纪春与王志才于2017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亦未提及武汉专线的移交问题。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公司并购协议书》是宏运发公司并购王志才经营的笨鸟公司宁波专线的一份协议。在《公司并购协议书》签订后，王志才将宁波专线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宏运发公司，并且入职宏运发公司，王志才已按约定履行了交接义务。宏运发公司以王志才、笨鸟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要求王志才、笨鸟公司返还22万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转让价款中的20万元入股到宏运发公司，合并二年届满后王志才可以选择退股或继续合作经营，宏运发公司应全额退还投资款。现王志才已从宏运发公司处退出，因此宏运发公司应返还王志才资源估值款20万元。王志才自愿与笨鸟公司作为共同原告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宏运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志才、笨鸟公司资源估值款200000元；二、驳回宏运发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付款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4450元，反诉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620元，合计8370元，由宏运发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宏运发公司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与其在一审的主张基本相同，一审法院已作较为详尽的评判，一审法院评判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关于笨鸟公司作为原告的问题，王志才在本院二审时解释称，快马物流园宁波专线对外而言是笨鸟公司的一个网点，是其与笨鸟公司唯一的股东唐小文共同投资经营，该42万元也涉及到唐小文的利益，其中宏运发公司支付的22万元其已将应由唐小文所得的部分支付唐小文，为了将案件事实查清，笨鸟公司也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王志才自愿与笨鸟公司作为共同原告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并未增加宏运发公司的债务负担，本院亦予以支持。宏运发公司主张《公司并购协议书》约定合并的是笨鸟公司全部的有形、无形资产，并不单指快马物流园宁波专线，签订协议后宏运发公司一直要求王志才通知笨鸟公司在协议书上加盖公章，履行交付包括固定资产、经营网点、客户资源等在内的笨鸟公司资产的义务，但宏运发公司并未提交《公司并购协议书》所附明细表证明其主张。2017年1月18日，朱纪春与王志才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双方签订的《公司并购协议书》所列的条款无效，朱纪春声明王志才以资源估值的20万元在两年内保证保值，结合《公司并购协议书》的内容，该约定应解释为《公司并购协议书》不再履行，但20万元的资源估值款在合并满两年王志才提出退出时应保证在不减少其价值的情况下予以支付。该《协议书》是双方在履行《公司并购协议书》过程中经协商达成的新的合意，其中既未提及王志才存在未交付并购资产的违约行为，也未就退还20万元资源估值款附加诸如王志才需继续履行交付笨鸟公司全部资产义务的前提条件。现王志才主张宏运发公司返还资源估值款20万元，合同依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宏运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宏运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