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22民初5399号原告:孙玉廷（曾用名孙玉庭），男，汉族，1962年4月3日出生，现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凤萍，女，汉族，1962年6月11日出生，现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系原告孙玉廷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40000010065270U。法定代表人：白耀华，系该厅厅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军、郭瑞，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玉廷诉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返还土地、恢复原状；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4月20日，原告孙玉廷与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委会签署了一份《土地开发承包合同》，该土地座落于常金路南、丁字沟西、本村砖厂北的荒地，面积100亩，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04年4月20日至2034年4月20日。2005年3月，贺兰县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局给原告孙玉廷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贺集用【2005】字第01号农用地），2004年至2006年投入资金改造荒碱地，2006年政府搞水产养殖大县，原告承包的土地全部挖成精养鱼池，2006年7月经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贺兰县农牧局等单位组织联合验收合格面积130亩，并于2006年7月24日由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以银农发（2006）92号文件联合发文公示，在银川晚报进行大量宣传公示，公示130亩精养鱼池。2006年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以银农发（2006）106号文件联合发文公示，开挖新池塘及旧池塘改造130亩。被告在没有征地、用地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也没有与原告进行协商补偿的情况下，私自占用原告精养鱼池130亩、耕地12.23亩、粗养鱼池12.6亩进行实施建设项目。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答辩要点：一、原告诉状中涉及的土地已经被征收，且已补偿完毕，故原告不再对该土地享有任何权利，无权向答辩人提出任何主张。经答辩人核实，涉案土地已经被征收，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早已于2007年与原告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因此，原告对涉案土地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其无权以权利人身份要求返还土地、恢复原状,且原告在征收前拥有的承包地仅为九十七亩，并非其在诉状所称的一百多亩。二、本案所涉事项实际为征地补偿纠纷，且原告已经以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多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已作出生效判决，故原告不得再针对该事项提出任何主张。原告在征地补偿协议签订后，因对补偿标准及面积不满，于2010年10月向贺兰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支付征地补偿款差额，该案经历一审、二审后审理终结，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之后，原告又于2016年7月以贺兰县人民政府、常信乡人民政府为被告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履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该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其诉求最终亦未得到支持。因此，本案争议事项实际系征地补偿纠纷，且已经过法院处理，原告无权针对该事项再提出主张。三、答辩人并未占用原告原有承包地，其诉状中的表述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不是适格被告。河西总排水干沟扩建改造工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系由自治区党委及人民政府决定，自治区发改委审批、多部门联合实施的集生态、农业、防洪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自治区重点项目，涉及的沟道扩整、开挖由财政厅及农发办负责，土地征收、补偿等由当地政府及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答辩人并非项目的责任主体，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联。原告认为答辩人占用其原有承包地没有事实依据，答辩人根本不是适格被告。综上所述，原告反复提起诉讼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查明的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孙玉廷系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在发包方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委员会处家庭承包土地耕种。原告耕种家庭承包土地期间，1998年12月31日，贺兰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了编号为NO10《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方孙玉廷在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十社，承包土地面积为9.12亩，其中旱地7.22亩、荒地1.9亩，承包期限30年，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2005年12月15日，在完善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原告孙玉廷又与发包方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委员会补充签订了编号为常信乡020374《贺兰县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孙玉廷在发包方处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为9.59亩，其中承包地7.5亩、新增开发地2.09亩，承包期限30年，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合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做了明确约定，由发包方加盖公章，并交贺兰县常信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盖章备案，同时交贺兰县农经部门备案。2004年4月20日，原告另与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开发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民委员会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原告开发经营，承包面积为100亩，承包期限30年即自2004年4月20日起至2034年4月20日止，承包费共计15000元，之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清了承包费，开始开发经营耕种涉案土地。2005年3月1日，贺兰县人民政府就原告承包的100亩集体土地颁发了贺集用（2005）字第0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孙玉廷，土地所有者为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地号为8-26，用途为农用地，使用权类型为承包，终止日期为2034年4月20日，使用权面积为100亩。2006年6月份，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决定对常信乡境内的新旧渔池进行改造，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将原告承包的上述集体土地开挖成渔池。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给改造鱼池的农民发放补助费时，未经实际丈量，将原告改建的鱼池亩数登记为130亩，并以银农发（2006）92号文件《关于2006年银川市新池塘开挖及旧池塘改造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公示的通知》予以公示。2007年1月份，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开挖河西总排水干沟，涉及到贺兰段征地补偿问题。贺兰县人民政府专门下发了【2007】2号《关于河西总排水干沟贺兰段征地拆迁补偿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由于征占有关的承包鱼池，负责征地的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经与原告协商，双方签订了三份《河西总排水干沟征地补偿协议》、一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中2007年1月29日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征用原告精养鱼池25.26亩，补偿标准每亩2000元，补偿款50520元。2007年2月28日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征用原告精养鱼池59.14亩，补偿标准每亩2000元，补偿费118280元。同时签订了一份征用原告粗养鱼池12.6亩的征地补偿协议，补偿标准每亩1000元，补偿费12600元，共计征用原告精、粗养鱼池97亩，补偿原告181400元；其中《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拆迁原告房屋建筑面积46.4平方米，补偿金额8352元。协议签订后，原告领取了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发放的补偿款180052元，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截留了原告土地补偿费9700元。同时查明，2010年10月14日,原告孙玉廷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为由将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起诉至本院，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孙玉廷与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签订的四份补偿协议；2、要求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补偿差价564048元。该案经本院依法审理后，于2011年1月17日作出了（2010）贺民初字第19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孙玉廷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孙玉廷不服，上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银川中院于2011年6月10日作出了（2011）银民终字第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孙玉廷仍不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高院于2012年3月12日作出了（2012）宁民申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孙玉廷的再审申请。另查明，2016年7月12日,原告孙玉廷以土地行政管理为由将贺兰县人民政府、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起诉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履行对征收原告的44.72亩土地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中院审理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了（2016）宁01行初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孙玉廷的起诉。宣判后孙玉廷不服，又上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高院审理后，于2017年9月7日作出了（2017）宁行终14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宣判后孙玉廷仍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最高法院审理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92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中该院认为：“孙玉廷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令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立即履行对征收孙玉廷44.72亩土地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结合原审裁定和孙玉廷申请再审的理由，本案应当审查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孙玉廷要求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履行征收44.72亩土地安置补偿的职责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孙玉廷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关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关于孙玉廷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问题……。具体到本案，孙玉廷2007年已经获得其承包的97亩鱼池的安置补偿，其要求县、乡政府履行对其在同一项目即河西总排水干沟征地中被征收的其它44.72亩承包地的安置补偿职责，就应当首先证明其对所主张的44.72亩土地拥有合法权益，这是其享有本案原告资格的前提。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土地开发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土地使用权证均记载享有使用权的土地为100亩（常信乡政府称在该承包地被改成养鱼池后重新测量实际为97亩），没有孙玉廷享有所称的44.72亩承包地使用权的证明材料或者耕种证明；银川市农牧局、财政局的公示文件及报纸上的公示虽然载明孙玉廷有130亩池塘，但这一数字已被生效的贺兰县人民法院（2010）贺民初字第1924号民事判决认定为系人为扩大之后的虚假亩数；征地补偿款发放表关于44.72亩土地（包括15亩耕地和29.72亩开发地）补偿款领款人签章栏书写的名字虽然是孙玉廷，但是常信乡政府在信访答复意见中明确这44.72亩土地实际是村集体土地，仅以孙玉廷名义领取了补偿款，而且从孙玉廷申请再审时提交的历次信访答复材料来看，在2007年至2015年孙玉廷信访的理由中没有44.72亩土地安置补偿的问题，直到2015年孙玉廷从常信乡政府取得占地赔偿款发放表后才提出这一要求。结合上述对证据和对孙玉廷信访过程的分析，本案仅凭占地赔偿款发放表中44.72亩土地补偿领款人记载为孙玉廷，尚不能初步证明孙玉廷对争议的44.72亩土地享有合法权益，故孙玉廷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综上，孙玉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玉廷的再审申请”。现原告孙玉廷再次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判决的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在没有征地、用地等合法手续的前提下，也没有与其进行协商补偿的情况下，私自占用其精养鱼池130亩、耕地12.23亩、粗养鱼池12.6亩进行实施建设项目，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返还土地、恢复原状，但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是：涉案河西总排水干沟扩建改造工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系由自治区党委及人民政府决定，自治区发改委审批、多部门联合实施的集生态、农业、防洪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自治区重点项目，涉及的沟道扩整、开挖由自治区财政厅及农发办负责，土地征收、补偿等由当地政府负责。本案原告起诉状中诉称涉案鱼池的土地，在2007年其已分别与案外人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签订了三份征地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政府征用了原告承包经营鱼池共计97亩土地，且已补偿完毕，原告已获得了涉案97亩鱼池的安置补偿款，该三份征地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均真实、合法、有效。综上，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并非案涉土地的征收主体，原、被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且原告起诉的案涉土地在2007年已被征收，且得到补偿，原告不再对案涉土地享有权利，故其请求停止侵权，返还土地、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辩解，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玉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玉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新涛人民陪审员 吴中国人民陪审员 梁晨丽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徐 欢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