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21477号原告：张嘉佳，女，汉族，1983年4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被告：深圳市益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MHDU2B。法定代表人：黄大平。被告：黄大平，男，汉族，1984年10月20日出生，住，住址：广东省龙川县/div>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科整，广东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嘉佳诉被告深圳市益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帮公司”）、黄大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丽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欧阳标、戴绿燕共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嘉佳，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宋科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益帮公司向原告支付合作费用报酬人民币251578元（注：本文金钱币种均为人民币，以下金额前略去“人民币”）；2、被告益帮公司、被告黄大平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5157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原告与被告益帮公司为劳动合同关系。2017年3月7日，被告益帮科技与原告张嘉佳签订《聘用合同》（下称《聘用合同》），聘用期限为2017年2月15日至2020年2月14日，约定月薪4万元，另约定张嘉佳投资40万元、以股权转让方式获得益帮公司2%股权，具体薪资发放及投资方法为每月被告向原告发放4万元薪资中的2万元，剩余薪资作为投入益帮科技作为投资款，每月投入2万元。《聘用合同》3.2条约定，在《聘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二、2018年2月26日被告益帮公司与原告签订《解除聘用协议》，前述协议第一条确认2017年7月31日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为咨询合作关系，合作费用报酬金额及支付方式比照原聘用合同处理，合作费用报酬与原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即每月合作费用报酬（咨询服务费）为4万元。被告益帮公司自2017年8月1日起即未按时向原告支付合作费用报酬，计至2018年2月28日（原告同意免除2018年3月的合作费用报酬）被告益帮公司合计拖欠原告合作费用报酬28万元。《解除聘用协议》2.1条：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原告同意免除2018年3月的合作费用报酬）益帮公司共拖欠张嘉佳合作费用报酬14万元（未包含扣除为投资款每月2万元部分，详见下述）。《解除聘用协议》2.3.1条：2017年2月15日至2018年2月底益帮公司扣缴张嘉佳投资款25万元（《解除聘用协议》2.3.1条误写为24万元）（该25万元中有11万元原告已通过在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深劳人仲案（2018）4746号案进行处理，故该25万元中扣除11万元后被告益帮公司仍需另行退还原告14万元），同时确认解除原《聘用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益帮公司须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张嘉佳返还已扣除投资款。上述《解除聘用协议》确认的被告益帮公司拖欠原告合作费用报酬为14万元+14万元，合计28万元。鉴于在2017年8月1日起原告虽与被告益帮科技不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但被告益帮公司仍然为原告代扣五险一金及个税，原告同意该部分金额在28万元中予以扣除，故原告主张拖欠的合作费用报酬为251578元人民币。三、请求判令被告益帮公司、黄大平共同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51578元。鉴于上述28万元中（未扣除代扣五险一金及个税），其中14万元根据《解除聘用协议》2.1条需要在2018年3月31日前支付，另外14万元根据《解除聘用协议》2.3.1条需要于2018年12月31日前向支付，而被告益帮公司均未按期向原告支付。根据《解除聘用协议》3.1.4条约定被告益帮公司需要向原告支付所拖欠金额一倍的违约金，即251578元违约金，而前述《解除聘用协议》3.1.4更进一步约定“甲方（即益帮公司）须于拖欠之日起的一个月内按实际拖欠乙方的款项总额的一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否则乙方有权依法追究甲方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现益帮公司未及时支付违约金，故其法定代表人黄大平应当共同向张嘉佳支付违约金。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在客观事实上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顾问服务；2、违约金过高，应当予以驳回；3、被告黄大平作为被告益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被告益帮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当由个人来承担债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至9均有原件核对，两被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并在卷为证：1、解除聘用合同：证明原告（乙方）与被告益帮公司（甲方）2018年2月26日签订该协议，各方确认劳动合同关系转为咨询合作关系并对咨询合作、费用拖欠、借款事项等作了核算，被告黄大平、益帮公司确认欠款金额等。该合同约定，甲方于2017年3月6日与乙方签订聘用合同，约定于2017年2月15日起正式聘用乙方兼任其公司总裁职务；双方于2017年7月30日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于2017年7月31日解除双方之间的聘用关系，同时双方一致同意于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转为咨询合作关系，即乙方担任甲方之公司顾问，负责按需向甲方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合作费用报酬与原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并按月结算支付；2.1拖欠的合作费用报酬的结算：截至2018年2月，甲方拖欠了乙方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的合作报酬费用120000元，甲方须于2018年3月31日前在为乙方代扣代缴完五险一金及个税后，将拖欠的全部款项费用和2018年2月份的合作费用报酬总额支付给乙方，合计140000元；2.3.1股权结算：依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甲方每个月从乙方40000元/月的工资中代扣代缴20000元作为乙方支持甲方及甲方法定代表人创业的投资款项，截至2018年2月份，甲方累计扣除乙方24万元的费用报酬作为投资款，但甲方并未按原《聘用合同》之约定与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确认乙方之股权的所有权，亦未曾给予乙方对应的股东权益，双方一致同意取消原《聘用合同》中的股权转让约定，甲方同意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已扣除的作为投资款的该部分乙方之薪资费用全部分期退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3.1.4若甲方违背本协议2.1、2.2、2.3等约定，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须于拖欠之日起的一个月内按实际拖欠乙方的款项总额的一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否则乙方有权依法追究甲方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及其他条款。被告对该合同的三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合同的主体是针对原告与被告益帮公司，相关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合同的双方享有承担；被告黄大平仅作为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相关的责任不应当由其个人来承担；原告此前负责被告益帮公司的行政人事以及法务，该文件也是原告事先草拟打印好。其中的违约条款没有特别提示，且也超出了法律的规定，违约金标准明显畸高，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2、聘用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益帮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该协议，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被告对该协议予以确认，但认为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另案审理完毕，与本案无关。3、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张嘉佳多次向被告黄大平出借款项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正如证据一所显示，原告转账借款实际用于被告益帮公司的周转，与被告黄大平个人无关，且双方的借款合同纠纷已经另案起诉，该案以双方调解结案。4、深劳人仲案（2018）474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5、仲裁裁决书，6、仲裁裁决送达回证，7、立案通知书，证据4至7共同证明原告提起仲裁，要求被告益帮科技支付拖欠的工资及借款，仲裁裁决被告益帮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共计11万元，但对于拖欠的借款和合作费用报酬，仲裁机构以不属于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处理。对深劳人仲案（2018）4746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已经提起强制执行申请。8、社保清单：证明被告为原告代扣社保的事实。9、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对两被告另案起诉借款案件，原告出庭与黄大平、益帮公司达成和解。10、关于管辖地的说明：证明本案的管辖地和案件可受理法院。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第1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款项，其构成是：1、《解除聘用协议》第2.1条所约定的合作报酬费用14万元；2、第2.3.1条所约定的款项24万元，扣除原告在另案劳动纠纷案件所主张的11万元，即为13万元，因原告在草拟该协议时是在2018年2月中旬，该协议以电子版形式发送给被告黄大平，以当时的时间点去测算这个金额就是24万元，但是该协议是2018年2月底签的，所以在2月中旬之后原告仍有十几天为原告提供服务，所以原告起诉时就增加了半个月的费用报酬1万元，该款项应为14万元。被告认为，原告关于在2.3.1约定的基础上增加1万元费用的主张没有依据，应依据双方该协议约定的数额为准。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益帮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解除聘用协议》，有该协议为证，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该协议约定了原告与被告益帮公司关于解除聘用协议、支付合作报酬款、偿还借款等事宜，其中原告所主张的涉案款项为《解除聘用协议》第2.1条所约定的合作报酬费用14万元以及第2.3.1条所约定的款项24万元，上述条款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原告主张被告截至庭审之日未支付《解除聘用协议》第2.1条所约定的合作报酬费用14万元，被告没有提出异议，亦未提交其有实际支付该款项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原告诉求被告支付该14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原告同意扣除被告益帮公司为原告代缴的个税和五险一金28413元，故该笔费用被告益帮公司还需向原告支付111587元。关于《解除聘用协议》第2.3.1条所约定的款项。原告主张该条款约定的24万元为笔误，实际应为25万元，但原告并未对其该主张提交任何证据，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亦不予认可，本院难以采信。原告认可该款项中有11万元因属劳动纠纷，已经另案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有相应的仲裁裁决书为证，被告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仍需按该条款约定向原告支付13万元。综上，被告益帮公司依据上述条款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共计241578元（111587元+13万元）。至于原告主张被告益帮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当于欠款总额一倍的违约金，被告抗辩称该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认为，被告益帮公司未依约付款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主要体现为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根据本案的情况，本院对该违约金的标准予以调整，酌定该违约金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其中报酬费用111587元的违约金起算日为2018年4月1日，13万元款项的违约金起算日为2019年1月1日。关于原告主张被告黄大平需与被告益帮公司共同承担支付涉案款项的违约金，被告黄大平不予认可，并辩称其是作为被告益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只是履行职务行为，不应由其个人承担付款责任。本院认为，涉案《解除聘用协议》的签订主体系由被告益帮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黄大平在落款处仅是作为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合同的主体仅为原告与被告益帮公司，被告黄大平并非涉案合同的签订主体，且原告在本案中诉求的涉案款项是被告益帮公司拖欠原告的合作费用报酬，并非被告黄大平与原告的个人经济往来款项，在被告黄大平未明确其自愿以个人名义与被告益帮公司承担违约金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原告在本案中诉求被告黄大平需与被告益帮公司共同支付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益帮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嘉佳支付合作费用报酬人民币241578元；二、被告深圳市益帮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嘉佳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违约金应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其中人民币111587元款项的违约金起算日为2018年4月1日，人民币13万元款项的违约金起算日为2019年1月1日，该违约金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张嘉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31.56元，应由原告负担人民币245.56元，由被告负担人民币858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丽梅人民陪审员  欧阳标人民陪审员  戴绿燕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颂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