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691行初927号 原告周庆荣，男，1966年5月31日生，××族，住江苏省海安市。 原告王艳芳，女，1976年9月1日生，××族，住河南省泰康县。 被告海安市民政局，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市永安中路**。 法定代表人吉临兆，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曹瑞敏，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佳姗，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立群，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鲍某，男，1982年4月13日生，××族，住江苏省如皋市。 第三人郑某，女，1979年1月29日生，××族，住北京市平谷区。 第三人鲍谊润（曾用名周某），男，2015年12月18日生，××族，住北京市平谷区。 法定代理人鲍某、郑某，详情同上，系第三人鲍谊润养父母。 三名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永祥，江苏哲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庆荣、王艳芳不服海安市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一案，于2018年2月24日向如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东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周庆荣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苏06行终8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因南通市一审行政案件由本院集中管辖，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于8月12日向被告海安市民政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鲍某、郑某、鲍谊润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庆荣、王艳芳，被告海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曹瑞敏及委托代理人曹佳姗、许立群，第三人鲍某及三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永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6月3日，被告海安市民政局发放（2017）收字第17018号收养登记证，准予鲍某、郑某收养鲍谊润（原名周某）。 原告周庆荣、王艳芳诉称，原告周庆荣与王艳芳于2011年9月5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月12日生育一子周某，于2016年4月21日经海安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儿子周某随原告周庆荣生活。因原告周庆荣要外出打工，案外人金柳辛出于同情，介绍其母亲崔粉兰代为照顾周某，原告周庆荣遂于2016年8月8日将周某交给金柳辛，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原告周庆荣多次与金柳辛电话联系，也曾到崔粉兰家中探视周某。后由于原告周庆荣长时间未与金柳辛联系，引起金柳辛的不满，甚至气愤。金柳辛于2017年2月14日报警，谎称其母于2016年8月8日上午6时18分在自家门前捡拾一男孩周某。2017年2月26日，金柳辛夫妇与海安市社会福利院签订了《寄养协议》，由金柳辛夫妇代养周某，期限从2017年2月27日至2020年2月26日。2017年6月3日，第三人鲍某、郑某在海安市民政局办理了与周某的收养登记，并将周某改名为鲍谊润，收养登记证号为（2017）收字第17018号。2017年7月，原告周庆荣从外地回来，经多方打听，得知上述情况。原告周庆荣于2018年1月24日书面向被告海安市民政局申请撤销上述收养登记，但被告置若罔闻。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海安市民政局作出的（2017）收字第17018号收养登记证，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周庆荣、王艳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6）苏0621民初2355号民事调解书； 2.南通儿童入园、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 3.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 证据1-3证明周某是原告的儿子，周庆荣和鲍谊润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4.周庆荣向被告提交的申请书，证明周庆荣于2018年1月24日向被告申请撤销17018号收养登记证。 5.金柳辛出具的说明（未签字），证明周庆荣将婴儿交给朋友金柳辛代养。 被告海安市民政局辩称，1.被收养人鲍谊润经公安机关确认属于弃婴。2017年2月14日8时许，金柳辛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母崔粉兰于2016年8月8日6时许在自家门前发现有一婴儿车，车内有一男婴。海安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以下简称城北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即展开调查，未发现弃婴生父母。根据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城北派出所会同捡拾人将该弃婴送交到海安市社会福利院，上述情况有2017年2月14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2017年5月8日的弃婴儿报案证明登记表，捡拾弃婴（儿童）情况证明为证。2.将弃婴寄养海安市社会福利院符合规定。海安市社会福利院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将该婴儿办理入院手续。为了保障儿童合法权利，更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海安市社会福利院根据《家庭寄养管理办法》，于2017年2月26日与金柳辛夫妇签订了海安市家庭寄养协议，将该弃婴交由金柳辛夫妇家庭寄养。2017年3月4日，在扬子晚报刊登寻亲公告，60天期满后，未有人前往海安市社会福利院认领。3.涉案收养登记的办理程序合法。在鲍谊润寄养期间，第三人鲍某、郑某夫妇提出申请，拟收养该弃婴。海安市民政局受理了其收养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工作规范》程序的要求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符合收养登记条件。2017年6月3日，第三人鲍某、郑某依照法定程序在海安市民政局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4.原告周庆荣自称其系被收养人的生父，虽然在二审审理期间，于2019年5月7日进行亲子鉴定，确定与鲍谊润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但这是在诉讼中确认的，对于是否应该确认父子关系，请求法庭予以确认。 被告海安市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明收养登记合法的证据、依据： 1.接处警工作表、弃婴（儿）捡拾证明、弃婴（儿童）捡拾证明，证明2017年2月14日8时许，金柳辛向辖区公安机关（城北派出所）报案，称其母崔粉兰于2016年8月8日6时许在自家门前发现有一婴儿车，车内有一男婴。城北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即展开调查，未发现弃婴生父母。海安县社会福利院将该婴儿入院。 2.海安县家庭寄养协议、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证明海安县社会福利院根据《家庭寄养管理办法》，与金柳辛夫妇签订了海安县家庭寄养协议，将该弃婴交由金柳辛、邓宝富家庭寄养，并且登寻亲公告，60天期满后，未有人前往海安县社会福利院认领。 3.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登记表、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证明该婴儿系弃婴。 4.收养登记申请书、村（居）民委员会关于收养弃婴的证明、申请收养当事人有（无）子女证明； 5.健康体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簿、鲍某和郑某身份证及结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 证据4、5证明在该婴儿寄养期间，北京居民鲍某、郑某夫妇提出申请，拟收养该弃婴。海安县民政局受理了该收养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工作规范》程序要求进行了认真审查，符合收养登记条件。2017年6月3日，申请人鲍某、郑某夫妇依照法定程序在海安县民政局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第三人鲍某、郑某、鲍谊润述称，1.没有证据及书面手续证明周庆荣将年仅八个月的儿子交给他人代养。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据证明周某（后更名为鲍谊润）属于弃婴。原告未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也未有任何联系关心孩子成长，在公告寻亲期间也没有人来认领孩子。原告生有三个子女，离婚时均明确由周庆荣进行抚养，但是周庆荣未对三个子女尽到应有的抚养责任，两个女儿也推给了女方。从离婚协议中看出周庆荣有经济能力，但对案涉弃婴，周庆荣未支付一分钱的抚养费，如果周某是周庆荣的儿子，周庆荣将其遗弃，未尽抚养义务，法律上也应认定为弃婴。原告将年仅八个月的婴儿丢弃，长期不闻不问，并非没有经济能力才不负责任，故该婴儿作为弃婴的事实是清楚的。2.收养登记的程序和实体均符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福利院、失踪人口比对、寻亲登报公告均已证实婴儿为弃婴，且仅限法定程序进行收养登记。3.鲍某、郑某夫妇系北京人，其收养符合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婴儿的行为和程序均无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鲍某、郑某、鲍谊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报警记录中称周某为弃婴有异议，因周庆荣公司破产，与王艳芳离婚，周某交给周庆荣抚养，因周庆荣要外出打工，朋友金柳辛提出由其母亲代为照顾，后金柳辛因联系不上周庆荣就报案说是弃婴。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之外，对其他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进行收养登记时原告与鲍谊润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对证据5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该说明是金柳辛出具的，也不能证明是金柳辛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不能确认是否系金柳辛出具。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待后文予以阐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庆荣与王艳芳于2011年9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女一子，分别为长女周熙雯（2011年10月17日生），次女周涛（2013年9月2日生），儿子周某（2016年1月12日生）。两原告经海安市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离婚协议，内容为：一、王艳芳要求与周庆荣离婚，周庆荣同意离婚。二、婚生女周熙雯、周涛、婚生子周某均随周庆荣生活，并由周庆荣负责抚育至婚生子女独立生活时止，周庆荣自愿不要求王艳芳给付婚生子女的抚育费。目前婚生女周熙雯、周涛随王艳芳生活，王艳芳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婚生女周熙雯、周涛交给周庆荣。三、周庆荣自愿补偿王艳芳人民币8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履行完毕。四、离婚后，双方住房均自理。五、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经手的债权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清偿。海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6）苏0621民初235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上述协议内容。 2017年2月14日，城北派出所接到金柳辛的报警，其称于2016年8月8日在海安市××花××楼××室门口捡到一男弃婴，经城北派出所民警处警并形成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该表记载的处警经过及结果为：民警朱金富、储春红到达现场，经了解系金柳辛报警称其父母去年8月8日在门口捡到一男婴，其称该男婴被人送来时包裹里有孩子的健康检查等相关手续，手续上的名字叫周某（2015年12月18日出生），其有送孩子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联系不上，其称之前其还借钱给送孩子的人了。民警建议其将孩子送福利院收养。2017年2月26日，城北派出所与海安市社会福利院签定了公告期疑似弃婴（儿）代养协议。次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与邓宝富、金柳辛夫妻签订家庭寄养协议，将周某寄养于邓宝富家庭。2017年3月4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在扬子晚报刊登寻找该弃婴生父母公告，60天期满后，未有人认领。 2017年3月14日，城北派出所委托海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对捡拾婴儿的血样与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人员儿童DNA数据库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为无比中。2017年5月8日，城北派出所向海安市民政局出具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称依据《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兹证明周某于2016年8月8日在海安市××花××楼××室被崔粉兰捡拾，未查找到其生父母。同日，城北派出所弃婴（儿）报案证明登记表“捡拾弃婴经过”一栏记载“崔粉兰早上起床在门口发现有一婴儿车，婴儿车里有一男婴，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有男婴出生时间：2015年12月18日，另有一个奶瓶、6块尿布、体检单，体检单上有手机号，手机号联系不上”。“查找弃婴（儿）生父母的经过及结果”一栏记载“2017年2月14日8时17分，我所接指挥中心称2016年8月8日6时18分在海安县××花××楼××室××拾一名男弃婴，我所民警接警后即开展调查，未发现弃婴亲生父母。2017年3月1日，我所民警对该弃婴进行血样采集比对，未比对到被拐卖人员DNA。2017年2月28日，与当事人将弃婴送至县社会福利院，并签订《代养协议》。2017年3月4日，在扬子晚报B8版登《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在有效期内，公安机关经调查未找到弃婴亲生父母。核实体检单位也未能查找到体检单上父母的相关线索。” 2017年5月31日，海安市社会福利院为被捡拾婴儿取名为鲍谊润，并为其申报户口。2017年6月3日，第三人鲍某、郑某向海安市民政局申请，要求收养鲍谊润。同日，海安市民政局为收养人鲍某、郑某，被收养人鲍谊润（即周某）办理了收养登记，证号为（2017）收字第17018号。2017年6月12日，城北派出所为鲍谊润进行了户口登记，所记载出生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2018年1月24日，周庆荣向被告海安市民政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涉诉收养登记未果，故向如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理该案过程中，周庆荣向该院申请与周某进行亲子鉴定，但经摇号委托鉴定后，周庆荣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鉴定费用，经鉴定机构延长缴费期限后，周庆荣仍未缴费，故鉴定机构将案件退回，终止了鉴定。2018年10月24日，周庆荣要求再给予一次缴费机会，并承诺在2018年11月6日前一定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缴纳鉴定费用，如东县人民法院同意原告恢复鉴定程序的请求，并明确告知原告如仍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用，视为其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周庆荣在上述时间内仍未缴纳鉴定费用。如东县人民法院认为，在原告放弃亲子鉴定的情形下，不能确认鲍谊润即为原告周庆荣、王艳芳的婚生子周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涉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11月27日，如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周庆荣、王艳芳的起诉。 周庆荣不服该裁定，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述。在二审审理期间，周庆荣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请求进行亲子鉴定，经摇号确定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2019年5月7日，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苏大司鉴中心（2019）物鉴字第39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支持周庆荣与鲍谊润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周庆荣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所作的陈述能够表明周庆荣与被收养人具有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海安市民政局所作收养登记行为可能会侵犯周庆荣的合法权益，周庆荣与收养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故裁定撤销如东县人民法院（2018）苏0623行初2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 2019年12月16日，本院依职权向金柳辛及城北派出所民警朱金富进行调查。金柳辛表示周某系其母亲于2016年8月8日早上在家门口捡到，当时婴儿车上有体检表、奶瓶等，还有一张记录周某名字、生日及一个电话号码的纸，纸上的电话多次拨打不通，去送孩子打防疫针时听医生说孩子家人多次要把孩子送人。后金柳辛于2017年2月14日报警捡到弃婴。民警朱金富向本院反映，其是周某弃婴案件的办案民警，当时报警人说有人送了个孩子在她妈妈那边，报警人说还借了钱给对方，以前给抚养费的，后来不给了，也联系不上人，就报警说有人送了个孩子。民警拨打报警人提供的电话，无人接听。后来采集孩子的DNA在数据库比对，也没有找到，就让报警人将孩子送去福利院。寻亲公告结束之前报警人说了孩子是周庆荣的，说住在新桥那边，说他在外欠了很多债，民警去新桥找过，但没找到。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鲍谊润（原名周某）是否符合被收养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四条规定，下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本案中，鲍谊润生父母均健在，其生父母亦非因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故审查鲍谊润是否符合被收养的条件，即是审查鲍谊润是否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所谓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弃婴，二是查找不到生父母。 关于周某是否为弃婴。本案中，公安机关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登记表、弃婴（儿）捡拾证明中关于捡拾婴儿的说法主要基于报警人金柳辛的陈述，之后因未能联系找寻到周某的生父母，故出具了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现周庆荣与金柳辛说法不一，周庆荣称是金柳辛帮忙让其母亲代为照顾周某，金柳辛坚称捡拾周某。庭审中，周庆荣提交以金柳辛的名义所作的书面材料中反映因同情周庆荣，轻信周庆荣的承诺才决定由家中老人帮助照看周庆荣的孩子，但周庆荣却在此后拒绝与金柳辛见面和联系，对小孩不闻不问，导致金柳辛家庭发生矛盾。虽然金柳辛未在该书面说明中签字确认，在接受本院调查时也否认出具过该材料，但该书面材料口吻符合金柳辛的立场，也与金柳辛报警时间在所称捡拾时间的半年之后相吻合，与民警朱金富陈述报警人说以前给过抚养费，后来不给了也相吻合。虽不能确认该文字材料系金柳辛本人出具，但材料中所反映的内容与本案相关事实有高度关联。因此，弃婴一说尚有疑点。 关于周某是否为查找不到父母的婴儿。海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出具的报案证明登记表中记载“体检单上有手机号码”、“核实体检单位也未能查找到体检单上父母的相关线索”，可见体检单上有“周某”的名字及联系电话等。结合原告提供的原海安县中心卫生院出具的接种证查验证明，上面有周某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家长姓名及联系电话等，可见周某并非属于父母不详的婴儿。虽金柳辛报警称其母亲捡拾弃婴，但其报警时间距其所称的捡拾时间逾半年，民警朱金富也向本院反映报警人说以前给过抚养费，后来不给了，公告结束前说孩子是周庆荣的，住在新桥那边，这和接种证查验证明上家长姓名周庆荣，居住地址海安镇新桥村****相吻合。虽《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的，收养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前公告查找其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本案中，经过寻亲公告，周某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去认领。但在知晓周某父亲姓名的情况下，应穷尽其他可以找寻周某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一切手段，不宜径直公告。毕竟收养关系成立后，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收养登记割裂原骨血亲情，重新建立新的父母子女关系，对两个家庭均有重大影响，更应谨慎待之。周某父亲是海安本地人，在海安本地应有其他亲属，可以采取走访、找寻其他亲属等方式来联系周某的生父母。在未穷尽其他寻亲手段的情况下，不宜径直以周某的生父母未在公告期内去认领周某，而将周某视为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从情感上来说，案涉收养登记证撤销与否涉及鲍谊润（原名周某）此后生活环境、生长轨迹、抚养权归属等一系列的问题，属于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原告周庆荣、王艳芳作为鲍谊润的生父母，中年得子，对鲍谊润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另一方面，第三人鲍某、郑某作为鲍谊润的养父母，从2017年6月3日收养鲍谊润，将一个一岁半大的婴儿抚养至今，期间的辛苦与付出不言而喻，与鲍谊润也必然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此后不管鲍谊润与哪一方共同生活，对另一方都必将造成重大的伤感伤害。本院需要指出的是，造成今天两难的局面，原告周庆荣、王艳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鲍谊润的生父母，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不与代养人联系，对仅有数月的婴儿周某不闻不问，是对子女极大的不负责任。 但从法理上来说，审查本案收养登记证是否合法，必须审查鲍谊润是否符合被收养的条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鲍谊润生父姓名清楚，也不能认定鲍谊润系被生父母遗弃，故鲍谊润不属于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2018年1月，周庆荣也明确向被告提出要求撤销案涉收养登记证，后提起本案诉讼，可见周庆荣并无送养孩子的意思表示。因此，鲍谊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可以被收养的条件，故被告发放的（2017）收字第17018号收养登记证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虽然案涉收养登记证本院予以撤销，但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其营造和谐良好的成长环境，希望原告及第三人鲍某、郑某对鲍谊润的交接事宜等能友好协商，充分考虑鲍谊润的权益。此外，原告也应正视鲍谊润与第三人鲍某、郑某已建立的深厚感情，日后为第三人鲍某、郑某探视鲍谊润提供方便。鉴于第三人鲍某、郑某在抚养鲍谊润期间付出了大量的情感与财力，原告可以考虑与第三人鲍某、郑某友好协商相关的补偿事宜。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海安市民政局发放的（2017）收字第17018号收养登记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海安市民政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管丽君 人民陪审员  于 佳 人民陪审员  陆惠球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施逸凡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