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109民初162号 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 法定代表人：黄小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植强，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 被告：卢树喜，男，196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邕宁区。 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下称邕宁医药公司）诉被告卢树喜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粟少清独任审判，于2020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邕宁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小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植强、被告卢树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邕宁医药公司诉称：2015年7月31日第三轮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大部分职工遵守承包经营合同的规定，退出经营回公司报到，被告趁机串通几个不愿交回门市部的职工一起霸占门市部进行经营，并签订攻守同盟对抗公司，拒缴各项费用。申请人的利己行为直接造成公司26名职工下岗，公司全体职工失去社会保障福利。2016年11月公司职工大会对第一门市部进行整顿，被告与陈永杰、谭文好及其他三个门市部人员围攻公司领导，造成极大影响，惊动到政府部门。被告多次在代表门市部利益的文件上签名，证明其已有工作岗位，有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公司在对门市部进行承包经营时，将公司门店、证照、设备等作为职工福利，以低于周边店铺一半多的价格（即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和社保金）不计租金由职工经营，等于直接让利于承包职工的。霸占门市部经营就是把其中的利益据为己有，如果门市部采用社会公示招租（同等条件下职工有优先权），由市场定价，则不会发生强占经营事件。 综上所述，原告的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一、原告不予支付被告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待岗生活费48608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邕宁医药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2.限期补缴通知书；3.司法鉴定意见书；4.仲裁裁决书。 被告卢树喜辩称：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审理本案时，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决公正，请求人民法院支持被告的诉请。 被告卢树喜提交的证据：（2019）桂01民终5929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告是否属于原告公司待岗职工？如属于，被告待岗的原因是什么？原告应否支付被告2016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待岗生活费？如需支付，待岗生活费如何计算？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因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相互佐证，被告亦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安排被告工作的主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公司性质、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轮承包经营、双方履行劳动合同的有关情况。 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邕宁医药公司）前身为邕宁县医药公司，原属于邕宁县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8年5月，该公司实施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改制并变更名称为邕宁县医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被告为该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的员工。2006年2月，邕宁县医药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被告改制注册登记后至今，没有对职工股东增减的变化情况进行公司变更登记。 被告于1981年10月起到原告处工作，先后从事收购员、仓管、门卫等工作。2000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5年1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3年3月至2012年7月期间，被告与原告公司其他职工共同承包经营了原告的第一门市部。在被告承包经营第一门市部期间，原告不向其发放工资，其收入从第一门市部的经营收益中支出。被告自2012年8月起退出第一门市部的承包经营后因公司原因在家等待安排工作。 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8月1日期间，原告根据公司的章程、承包经营方案，经员工投标中标后，以员工自由组合的方式对该公司下属的批发部、门市部等工作部门实行员工内部承包制，原告与包括被告在内的部分公司员工签订有《承包经营合同》。公司员工承包门市部等工作部门后，自行出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上缴公司管理费、自行缴纳参与承包员工的社会保险、发放生活费等。承包期间，由承包部门自行负责考勤，原告未对在承包部门上班的员工进行考勤，但原、被告仍继续履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原告公司改制后，原告与公司员工共进行过三轮内部承包，其中第一轮承包合同期为2003年3月起至2006年3月止，第二轮承包合同期为2006年12月30日起至2009年12月30日止，第二轮承包期满后，因种种原因，未及时签订第三轮承包经营合同。2009年12月31日起至2012年7月31日期间，原、被告仍按照原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第二轮承包经营合同、承包经营方案继续履行。 2012年5月12日，原告召开股东（职工）代表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公司按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第三轮承包方案、实施办法、承包经营合同组织实施承包经营。第三轮承包合同期从2012年8月1日起至2015年8月1日止，合同期为三年。 2012年8月1日，部分公司员工参与了公开投标并承包原告的第一门市部、回春药店，原告与部分公司员工签订有第三轮《承包经营合同》，原告的第四门市部、红星药店因无人中标、公司与员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等种种原因，原告与部分公司员工未签订第三轮《承包经营合同》。原告便安排参与第二轮承包经营的人员继续在这两个门市部上班，其中，安排在第四门市部上班的有：被告杜天生、杜小源2人及卢树喜、谢绍廉等共9名员工；安排在红星药店上班的有：被告蒙晓萍1人及陈永杰、谭文好共3名员工。但此后因第四门市部负责人林宝英不同意接收卢树喜、谢绍廉到该门市部上班，红星药店负责人蒙晓萍不同意接收陈永杰、谭文好到该门市部上班等原因导致被告待岗，被告卢树喜、谢绍廉、陈永杰、谭文好便以原告未安排其工作、未支付工资为由于2013年11月22日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该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仲裁裁决：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申请人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卢树喜支付2012年8月工资3678.7元，及2012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生活费13600元；二、对申请人卢树喜其他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4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7月8日作出（2014）邕民一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树喜2012年8月工资1832.5元；二、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树喜从2012年9月起至2013年11月止的待岗生活费共13600元。原告不服该判决后提出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4)南市民四终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决。该案生效后，因原告未能按照民事判决书规定向被告履行支付上述款项义务，被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原告已全部履行了支付义务。 二、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被告申请仲裁、原告起诉等纠纷的由来。 2015年4月28日，原告作出书面《通知》，内容为：卢树喜同志，经公司研究决定重新调整你的工作岗位，现再次通知你，请你于2015年5月11日到公司办公室报到，若不按时报到按旷工处理，严重的将按有关劳动法规处理。 2015年5月29日，原告作出编号为邕医（2015）011号《关于对谭文好等四位同志重新调整工作岗位安排到公司门卫工作的通知》，内容为：公司各部门，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定：暂时调整安排谭文好、陈永杰、卢树喜、谢绍廉四位职工到公司门卫工作。从2015年6月1日执行实施。 被告接到上述《通知》后，于2015年6月1日到公司上班，工作岗位为门卫，原、被告没有另行签订书面协议约定被告每月的工资数额等。 2015年9月11日，原告作出编号2015年第015号董事会决议，内容为：1.研究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2.研究回公司报到，并在公司等待工作的员工工资及待遇问题。3.研究与公司签订《协议》在家待工作的员工待遇问题，该决议实施时间暂定1个月（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015年11月23日，原告作出编号2015年第015号董事会决议，内容为：1.安排谭文好、黄必环、黄学伶、梁兴如、卢树喜到公司仓库做门卫工作。工资待遇暂时按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发放。2.具体值班时间由办公室协调安排并做好考勤记录。 2015年12月26日，原告作出书面《通知》，内容为：谭文好、黄必环、黄学伶、梁兴如、卢树喜5位同志：经公司研究决定，安排你们到公司仓库做门卫工作，从2015年12月1日正式上岗。具体轮班时间由公司办公室安排。 2016年2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黄小军以2016年1月30日在《南国早报》刊出的《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系原告公司被人伪造证明文件、印章为由，向南宁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向黄小军出具了《受案回执》，但截止至本案开庭辩论终结之日止，公安机关未出具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2016年2月4日，原告公司办公室向该司董事会作出书面《报告》，主要内容为：1.鉴于谭文好、卢树喜两位同志于2016年1月29日参与伪造公司公章及公文的活动，并假冒公司的名义在《南国早报》刊登了虚假的《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董事会的声誉，导致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同时，该两位同志的行为也涉嫌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因梁兴如同志不服从公司安排，擅自在工作岗位以外兼职，经公司多次劝告，仍不悔改，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失控，造成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建议公司董事会对谭文好、卢树喜、梁兴如三位同志作出开除处理，并解除其《劳动合同》。 2016年2月15日，原告作出编号2016年第001号董事监事会决议，内容为：同意解除梁兴如、谭文好、卢树喜三位同志的劳动合同。 2016年2月19日，原告作出书面《公告》，内容为：经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董事会、经理行政办决定：1.鉴于谭文好、卢树喜两位同志参与伪造公司公章及公文的活动，并假冒公司的名义向社会公告虚假的《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董事会的声誉，导致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同时，该两位同志的行为也涉嫌触犯了国家的法律。2.因梁兴如同志不服从公司安排，擅自在工作岗位以外兼职，经公司多次劝告，仍不悔改，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失控，造成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决定于2016年2月29日解除与谭文好、卢树喜、梁兴如三位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自2016年2月29日起，谭文好、卢树喜、梁兴如三位同志以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业务与本公司无关。该业务的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 2016年3月1日，被告在原告公司办公场所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处得知原告已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后不服，便向南宁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接警后已派员到场处理。同年3月17日，被告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撤销该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原告支付待岗生活费、拖欠工资等，该委员会于2016年7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被申请人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撤销其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的解除与申请人卢树喜劳动合同的决定，双方继续履行2005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二、自裁决生效之日五日内，被申请人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卢树喜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待岗生活费18080元；三、自裁决生效之日五日内，被申请人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卢树喜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拖欠的工资余额5787元。 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6月1日作出(2016)桂0109民初634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与被告卢树喜劳动合同关系未解除，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与被告卢树喜继续履行于2005年1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树喜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5月期间待岗生活费18080元；三、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树喜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共4200元。 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后提出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7)桂01民终59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决。该案生效后，因原告未能按照民事判决书规定的向被告履行支付上述款项义务，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原告已全部履行了支付义务。 另查明：一、卢树喜提起本案仲裁时，第一项仲裁申请为“请求裁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7月16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住院治疗费9509.1元”，但因其直至2019年7月1日才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故该项仲裁申请未获支持。仲裁裁决后，原、被告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南劳人仲裁字[2019]第4790号《仲裁裁决书》中第二项裁决内容即“二、对申请人卢树喜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提起诉讼； 二、截止至本案辩论终结之日，原告因公司与职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等种种原因未进行新一轮的内部承包，未安排待岗员工工作岗位，原、被告仍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 三、2013年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200元，2015年1月起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400元,2018年2月起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是否属于原告公司待岗职工？如属于，被告待岗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与被告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因原告是否已经安排被告工作、被告是否属于待岗职工产生争议，应由用人单位对其是否已经安排被告工作、何时安排、安排被告从事的工作岗位、被告已经获得工作或经营收入、不属于待岗职工等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5年7月31日第三轮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后与其他不愿意交回门市部的职工一起霸占门市部进行经营、2016年11月公司职工大会对第一门市部进行整顿，被告多次代表门市部在文件上签名、证明其已有工作岗位，不属于待岗职工，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原告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及有关部门曾调处过原告与其公司职工因承包门店发生纠纷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安排被告工作、被告不属于待岗职工的事实，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据此，作为用人单位，原告负有安排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工作的义务。由于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7月2日前，原、被告一直处于劳动争议仲裁、诉讼过程中，原告一直未安排被告工作，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仍继续履行；2015年7月2日起至2016年2月期间，被告一直待岗，原告应支付被告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2月期间的待岗生活费，已由生效的法院判决书予以确认。原告在支付被告2013年12月1日至2016年2月期间的待岗生活费后，并未安排被告工作，被告待岗状态一直持续,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仍继续履行。因此，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均由于原告的原因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安排被告工作，未能实际履行安排被告工作的义务，造成了被告待岗的事实，应支付被告待岗生活费。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女职工因生育、哺乳请长假而下岗的，在其享受法定产假期间，依法领取生育津贴；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由企业照发原工资。”《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歇业、停产等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国家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原告应支付被告自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待岗生活费为48608元（1400元×80%×23个月+1680元×80%×17个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树喜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待岗生活费48608元。 案件受理费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南宁市邕宁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款项，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义务人如果未按本案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粟少清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朱 颜 书 记 员 李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