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沪02民申8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宋海亮，男，195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德铭，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豫，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上海汉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胡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龙，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市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张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三扣。再审申请人宋海亮因与被申请人上海汉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汉森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市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简称纺原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22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宋海亮申请再审称，本案一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2019-0057《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认定海鑫公司已将纺原公司开具的4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予认证”，现他提交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2019-0561《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证明纺原公司开票日期为2015年12月30日的2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未经认证，因此海鑫公司不可能将待证发票用以抵扣，纺原公司并没有履行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的基础证据。涉案货物进口的实际委托人是上海艾托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艾托公司)，海鑫公司是艾托公司的进口代理人，纺原公司是海鑫公司的进口代理人，海鑫公司与艾托公司签订的各个代理协议对应于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所有协议均有先付款后提货的条款，海鑫公司已通过银行汇款向纺原公司支付开证前的预付货款人民币(币种下同)12,232,320元，剩余货款等共计45,604,674.56元已在艾托公司提货前以艾托公司支票的方式向纺原公司支付，纺原公司接受艾托公司支票，因此海鑫公司并不欠付纺原公司货款，即使艾托公司支票未兑现付款，纺原公司已先行交付货物，也背离了先付款后交货的约定，纺原公司应自担风险，海鑫公司并无责任。各代理协议约定剩余货款的付款时间最迟在纺原公司对外付汇期前3天内支付，最后一份代理协议项下海鑫公司的付款期限是2015年7月24日，即在先各协议项下的诉讼时效均于2017年7月24日或之前届满，纺原公司在2017年12月28日向汉森公司转让涉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016年12月27日至12月29日，他在浙江旅游，他未于2016年12月28日签收《催款函》。即使《催款函》确实向海鑫公司发出，但海鑫公司在2016年1月已注销，因债务主体不存在，不产生对债务主体中断诉讼时效的后果，而他非《催款函》对象，对他也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因此《催款函》没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他及海鑫公司不再承担法律责任。海鑫公司从未确认过纺原公司享有债权，海鑫公司注销前也未收到纺原公司债务通知，因此海鑫公司清算过程中未将纺原公司作为已知债权人予以书面通知，不违反清算的法律规定，海鑫公司的清算注销程序合法，他作为海鑫公司的股东，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海鑫公司承担责任，他已实缴出资，汉森公司无权要求他对海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他不知晓也未拒收纺原公司与汉森公司于2018年8月8日寄送的《催款函》。即使该《催款函》确实向海鑫公司发出，但海鑫公司已注销，该《催款函》不能起到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纺原公司转让债权未合理通知，汉森公司无权向他及海鑫公司主张涉案债权。他使用XXXXXXXXXXX的手机号多年，其间从未中止、中断，在案两份《催款函》所附顺丰速运单据上对该手机号均有记载，本案一审阅卷应知他的手机号而未在寄送诉讼文书的邮件上填写，致使邮件被退回，他不知情而未能到庭应诉。本案一审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予以再审。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向本院提交：1、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2019-0561《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2、海鑫公司与艾托公司签署的27份《代理进口货物合同》；3、海鑫公司向纺原公司支付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项下20%货款的银行水单；4、宋海亮与纺原公司及艾托公司等人员之间的QQ聊天记录；5、2016年12月27日-12月29日，宋海亮在浙江旅游的导游短信、就餐付款凭证、旅游照片；6、纺原公司于2014年3月5日收取海鑫公司合同专用章、于2014年3月31日收取海鑫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宋海亮印章所出具的收据，作为新的证据。被申请人汉森公司称，海鑫公司出具的《承诺书》表明涉案进口代理业务交易模式为：海鑫公司在收到纺原公司提货单后，提供支票作为抵押，并在信用证结算之前完成付款义务。宋海亮自认已通过交付支票的方式支付剩余货款45,604,674.56元，说明宋海亮确认海鑫公司应当支付货款并主张已经支付完毕，但相关支票账户并无款项，无法兑现，因此海鑫公司应当支付涉案款项。该公司于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纺原公司开具并交付海鑫公司，海鑫公司是否认证、抵扣属海鑫公司内部财务安排，不影响海鑫公司对外付款责任的承担，即便2019-0561《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说明纺原公司开具的2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抵扣，那么尚有其他发票已经认证并抵扣，也与宋海亮所述事实不符。该公司于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是伴随对外合同等一系列文件才能开具，该公司还可补充提交进口报关单及银行结汇等可予核查的文件，说明纺原公司已完成涉案货物进口代理合同义务，而海鑫公司将背书的支票交付纺原公司，说明海鑫公司已收到纺原公司的提货单。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海鑫公司从未向纺原公司提出艾托公司是涉案货物进口的实际委托人，纺原公司也从不知晓海鑫公司与艾托公司之间的合同情况，海鑫公司与艾托公司签订的各个代理协议，对纺原公司不产生效力，而海鑫公司出具《承诺书》及背书支票的行为，也说明海鑫公司为涉案货物进口代理合同的实际责任人和付款人。海鑫公司于2014年3月将公司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宋海亮印章交付纺原公司，是因宋海亮当时需前往国外，而双方业务仍在继续开展，为此海鑫公司将上述印章交纺原公司办理约定事项，上述印章只是短暂由纺原公司掌控，已于2014年4月交还海鑫公司，否则海鑫公司根本无法正常持续经营，纺原公司收取海鑫公司印章距涉案货物进口代理业务相隔近1年，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纺原公司已向海鑫公司及宋海亮发送《催款函》，并在《催款函》上写明了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所述使用多年的XXXXXXXXXXX手机号，虽然宋海亮拒收《催款函》，但纺原公司已做出主张债权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宋海亮否认于2016年12月28日签收《催款函》，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宋海亮在注销海鑫公司时，明确表示对于海鑫公司未了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该承诺对宋海亮具有约束力，该公司有权要求宋海亮对海鑫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一审向宋海亮的住所地寄送文件后无法送达，并采取公告送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宋海亮反复强调通过XXXXXXXXXXX手机号可予联系，该公司在《催款函》上填写有该手机号，但多次邮寄均无法送达，可见宋海亮自始至终对涉案债务事宜采取逃避态度，现寻找各种理由是为逃避责任。本案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本案再审申请。汉森公司于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向本院提交：1、海鑫公司加盖公章于2014年3月15日向纺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2、作为涉案《进口代理协议》货款支票，由海鑫公司向纺原公司交付的出票人为艾托公司、收款人为海鑫公司，由海鑫公司背书的杭州银行支票27张；3、进口日期自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5月6日，经营单位为纺原公司、收货单位为海鑫公司的进口货物报关单37张；4、日期自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10月20日，购汇单位为纺原公司的中国光大银行售汇水单及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向纺原公司发出的融资业务还款通知书34张。原审第三人纺原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本案一审对汉森公司提供的进口代理协议、增值税发票、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催款函及海鑫公司注销登记通知书、清算报告等证据均进行了审查，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宋海亮在本案债务发生后躲债至国外无法联系(手机无法接通)，不积极履行还款责任，反倒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推托赖账，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所提供的材料，均不能证明海鑫公司、宋海亮已履行货款支付义务，纺原公司同意汉森公司的意见，请求驳回本案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就在案海鑫公司与纺原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至2015年4月8日签订有27份《进口代理协议》，宋海亮未表异议，本案一审根据各《进口代理协议》确定涉案当事人权利义务，并无不当。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均约定，纺原公司根据海鑫公司指定供应商及要求代理海鑫公司对外签订进口合同；90天后L/C付款，纺原公司收到海鑫公司支付合同的20%货款后，通过银行，向供应商开证。汇率结算按照中国银行当天的美元卖出价结算；海鑫公司须在货物到港前将关税、增值税、码头杂费、代理费0.8%付给纺原公司。提货前付清余下货款，最迟在纺原公司对外付汇期前三天内付清余下货款，因此海鑫公司是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的付款人，宋海亮自认海鑫公司已按各《进口代理协议》约定向纺原公司支付开证前20%的预付货款，认为剩余货款已在提货前以艾托公司支票的方式向纺原公司支付，即已确认海鑫公司剩余货款的付款责任，相应的亦即确认纺原公司已履行了各《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合同责任。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出具的编号为2019-0561《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与该局于本案一审中出具的编号为2019-0057《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对于海鑫公司收取纺原公司开具的4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情况的证明内容不同，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主要是为收票购货方抵扣税额审核之用，本身并非各《进口代理协议》合同履行的关键证据，且两份《涉税事项调查证明材料》均确认4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21张发票可查询到认证数据，故纺原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作为纺原公司履行各《进口代理协议》项下合同附随义务的佐证，另纺原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及汉森公司于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提交的证据1、证据3、证据4均能加以印证，因此宋海亮对于纺原公司对外付汇、进口货物并交付的质疑，本院不予采信。由汉森公司于再审申请审查过程中提交的证据2可知，纺原公司接受了出票人为艾托公司的支票，但支票的收款人为海鑫公司，纺原公司系由海鑫公司背书转让而取得票据权利，而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提供的27份《代理进口货物合同》系海鑫公司与艾托公司签订，因此在案并无证据表明艾托公司对纺原公司负有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项下剩余货款的付款责任。虽然纺原公司于2014年3月收取过海鑫公司印章，但收据显示，海鑫公司对于纺原公司使用印章的用途进行了限定：海鑫公司合同专用章用于代理协议盖章用，海鑫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宋海亮印章用于支票背书时用，宋海亮对于涉案27份《进口代理协议》的签订、艾托公司支票的背书转让均无异议，而在案他处未见上述印章的使用，即便纺原公司不当使用印章，亦可由海鑫公司另行追究，因此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6均非再审新证据。尽管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提交证据5，以表明他未于2016年12月28日签收向他在沪住所地寄送的《催款函》，但寄送的《催款函》上留有宋海亮XXXXXXXXXXX手机号，宋海亮自认该手机号可予联系本人，而寄送人员反馈记录的情况是“该地址人员拒绝签收退回”，因此《催款函》不因宋海亮拒收而失效，宋海亮于再审申请中提交的证据5，亦非再审新证据。纺原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向海鑫公司、宋海亮寄送《催款函》，此后于2018年8月10日，汉森公司、纺原公司共同向海鑫公司、宋海亮致函寄送《催款函》，告知汉森公司受让纺原公司对于海鑫公司的未偿债权，并再次进行货款催讨，虽此次寄送的《催款函》也遭宋海亮拒收，但汉森公司已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对海鑫公司、宋海亮发生效力，且涉案债权未过诉讼时效，因此汉森公司有权向海鑫公司、宋海亮主张涉案债权。承前所述，宋海亮再审申请述称海鑫公司不欠付纺原公司货款，但并未提供实质性、有效证明，因此海鑫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时，对纺原公司存在未了的债务，宋海亮作为海鑫公司的股东既然在海鑫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时作出过公司债务已清偿、对未了事宜承担责任的承诺，就应对海鑫公司未了债务承担责任。自然人以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本案一审向宋海亮住所地邮寄送达不成，在无宋海亮确切联系地址的情况下，公告诉讼事宜期满视为送达，并不违反诉讼程序规定。综上，宋海亮就本案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宋海亮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忻贤麟审判员  李江英审判员  蒋 晴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冬亮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