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1550号。法定代表人：郭颂，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翟雯婕，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锦延，男，1963年1月20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伟，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锦延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7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新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海新洲公司与陈锦延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海新洲公司与陈锦延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劳务派遣关系，上海新洲公司只是陈锦延的用工单位，陈锦延与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之间才是劳动关系。陈锦延于1994年10月5日入职Z公司担任烫金机机长，2001年4月，因Z公司在大陆拓展业务，陈锦延被Z公司派至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逐步从烫金机机长、烫金主管、后加工主管升迁至后加工副经理职务，Z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每月支付陈锦延工资，上海新洲公司则每月支付补贴。此外，作为员工福利，Z公司还为陈锦延缴纳香港的社会保险。一审认定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无法合理解释Z公司按月发放劳动报酬给陈锦延、按月为陈锦延缴纳香港社会保险的问题，虽然上海新洲公司与Z公司是关联企业，但毕竟都是独立法人，如陈锦延是上海新洲公司的员工，那么Z公司就不会给予陈锦延报酬福利待遇了，一审认定劳动关系有误。此外，陈锦延自2001年4月起在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1月16日提起劳动仲裁，在长达近十八年时间里，都未向上海新洲公司提出确认劳动关系及缴纳社保的请求，这也反映出上海新洲公司、陈锦延双方对于劳务派遣关系的认知不存在分歧。陈锦延辩称，不同意上海新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从2001年开始双方办理了就业证且签订劳动合同，上海新洲公司按月给陈锦延发工资，写明“境外员工工资”。陈锦延从2001开始一直在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听从上海新洲公司指挥，从未去过Z公司。仲裁调解时上海新洲公司承认双方于,2001年5月8日开始存在劳动关系。陈锦延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公司自2001年5月8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0月5日，陈锦延与Z公司签订《雇佣合约》，约定陈锦延担任烫金机机长职务，底薪为每月港币10,100元。同日，双方签订《聘请书》，约定职位为烫金机长，月薪港币10,100元，工作地点元朗工业即XX中心，工作时间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八小时（需按公司安排轮班，假日加班或超时工作）。一审法院另查明，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7年3月14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雇佣合约》，约定陈锦延工作岗位为后加工副经理，每月基本薪资港币13,000元。上海新洲公司向陈锦延盛京银行账户每月转账款项，摘要为“境外人员工资”。上海新洲公司为陈锦延办理了有效期为2001年4月30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其中最近两份备案合同期限分别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4日至2020年3月13日。一审法院又查明，上海新洲公司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股东为Z公司。2019年1月16日，陈锦延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在2001年5月8日至仲裁裁决之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3月26日，该仲裁委员会以沪劳人仲（2019）办字第134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一、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在2018年1月17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陈锦延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处理。裁决后，陈锦延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陈锦延为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供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及情况说明、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盛京银行客户对账单予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辩称陈锦延受Z公司派遣至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上海新洲公司根据Z公司要求每月固定给付陈锦延港币13,000元补贴。为此，上海新洲公司提供陈锦延与Z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及聘请书、资历证明、雇员入息报告、调令函、解雇通知书、员工动态报告表、行程单及用票申请表予以反驳。陈锦延对资历证明、调令函、解雇通知书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雇佣合同及聘请书、雇员入息报告、员工动态报告表、行程单及用票申请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认为Z公司发放款项不是工资而是补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陈锦延于2001年至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上海新洲公司为陈锦延办理了有效期为2001年4月30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且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4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劳动合同，并每月向陈锦延盛京银行账户以“境外人员工资”名义转账款项。根据上述查明的内容，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陈锦延在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上海新洲公司每月发放陈锦延工资。上海新洲公司虽辩称双方系劳务派遣关系，但其提供的Z公司与陈锦延之间的《雇佣合约》签署于陈锦延、上海新洲公司之间的《雇佣合约》之前，且约定内容与陈锦延实际劳动关系履行内容并不一致。另上海新洲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与Z公司之间就陈锦延进行了劳务派遣，且从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Z公司支付陈锦延部分薪资、福利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Z公司对陈锦延实施实质上的人事管理。综上，结合劳动合同实际履行情况，陈锦延要求确认与上海新洲公司自2001年5月8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确认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于2001年5月8日至2019年3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陈锦延负担。二审中，上海新洲公司提供证据如下：第一组，Z公司向陈锦延发送的邮件5份，旨在证明Z公司与陈锦延是雇主与员工关系，存在劳动关系，Z公司已经为陈锦延缴纳了香港社保，保障了陈锦延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邮件中Z公司始终以雇主身份向陈锦延发送，如证据第6页、第7页陈锦延签署了人员申请表信息，陈锦延以员工身份签署了申请表，说明其认可是Z公司员工身份。第二组，雇主填报的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来源是税务部门网站直接打印，证据第11页表上写着“薪金和工资”，旨在证明Z公司作为雇主向陈锦延发放了工资，陈锦延作为老员工享受了Z公司的年底花红。第三组，上海新洲公司向Z公司按月报送香港员工的考勤邮件及陈锦延的考勤记录，旨在证明陈锦延是接受Z公司管理的，上海新洲公司持续不断地向Z公司报送包括陈锦延在内的香港员工在上海的出勤情况。第四组，陈锦延于2014年4月22日、2014年8月14日、2017年1月某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9月21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12月某日、2018年12月27日填写的《员工动态报告表》、2014年4月至10月Z公司批量发放工资凭证及向陈锦延发放工资明细、上海新洲公司处2014年5月、2014年9月境外人员工资明细表及2014年6月、10月贷记凭证，旨在证明陈锦延是接受Z公司管理的，上海新洲公司提交的陈锦延考勤是真实的，结合考勤2014年5月5日至7日陈锦延事假3天、2014年9月6日至9日陈锦延事假两天，Z公司根据该考勤于当月扣除了陈锦延事假工资，而上海新洲公司仍然按照13,000港币发放补贴。第五组，资历证明，旨在证明陈锦延系Z公司委派至上海工作，其与Z公司是劳动关系，与上海新洲公司是用工关系。陈锦延对此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如下：第一，对邮件及强积金表格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本案无关，对于上海新洲公司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些强积金表格不是陈锦延去香港签署的，这些表格都是上海新洲公司拿给陈锦延，陈锦延在上海新洲公司签署的，其中一份签署的日期是2017年7月11日（证据第8页），根据上海新洲公司自己提供的陈锦延工作时间表（证据第39页）显示：2017年7月11日，陈锦延在上海新洲公司处正常上班。第二，对雇主填报的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不予认可，这个表格是Z公司自行填报的，而且其填报的薪金仅仅是Z公司发放的金额，对于上海新洲公司发放的工资部分并未填报进去。第三，对邮件及考勤记录不予确认，这些都是上海新洲公司自行制作的。第四，对《员工动态报告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这些表格可以看出，陈锦延如果要请假或者休假，首先陈锦延本人提出申请，其次经过上海新洲公司的陈锦延直接部门主管批准，最后还需上海新洲公司人事批准才可以。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对陈锦延具有管理权利，也能够证明陈锦延要遵守上海新洲公司的规章制度，从而进一步证明陈锦延实际与上海新洲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Z公司发放的工资凭证及明细不予认可，Z公司发放的这部分是补贴，陈锦延并未实际在Z公司工作。对2014年5月、2014年9月工资明细表及贷记凭证不予确认，这些表格是上海新洲公司自行制作的，但是从这些表格以及银行实际发放的明细单也清楚地写明每月是工资而不是补贴。这也足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和陈锦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五，对资历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Z公司自行制作的，是虚假的。上海新洲公司则认为，由于陈锦延在其书面质证意见中对于上海新洲公司提交的邮件及考勤记录（第三组证据）、Z公司发放工资凭证及明细（第四组证据第二项）不予认可，故上海新洲公司特聘请香港律师对前述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进行了公证，现向法庭提交，旨在证明以下事实：1、上海新洲公司按月通过邮件形式向Z公司发送陈锦延的真实出勤情况。由于上海新洲公司发送的邮件部分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找到，现存的邮件及附件又过于庞大，故上海新洲公司选取了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2017年整年、2018年1月、2018年5月、2018年12月的邮件资料提交法庭，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是持续按月向Z公司发送陈锦延的出勤情况。2、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Z公司发放工资的凭证及明细真实有效，Z公司根据上海新洲公司发送的考勤记录在2014年6月、10月据实扣发了陈锦延事假当月工资。3、结合Z公司为陈锦延缴纳香港社会保险（强积金）的事实，Z公司对陈锦延进行了实质性的人事、财务管理。陈锦延则认为，1、这些证据都是上海新洲公司一审就可以获得的，上海新洲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范围，不应予以采信。2、对邮件的证明目的，陈锦延不予认可，这些邮件仅仅能够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向Z公司传递相关材料，无法证明Z公司对陈锦延进行管理。3、从邮件中的《员工动态表》可以看出，陈锦延如果要请假或者休假，首先，陈锦延本人提出申请，其次，经过上海新洲公司的陈锦延直接部门主管批准，最后，还需要上海新洲公司处的人事批准才可以。这些足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对陈锦延具有管理权利，也能够证明陈锦延要遵守上海新洲公司的规章制度，从而进一步证明陈锦延实际与上海新洲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果是Z公司对陈锦延进行管理，那么陈锦延要请假应该经过Z公司批准而不是上海新洲公司批准就可以。4、从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考勤可以看出，陈锦延这么多年一直在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从未在Z公司工作过一天。即便是签署Z公司的相关文件，也是Z公司把文件给到上海新洲公司，上海新洲公司再拿给陈锦延签署，这也足以证明上海新洲公司对陈锦延进行管理，上海新洲公司与陈锦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鉴于陈锦延对邮件及强积金表格（第一组证据）、《员工动态报告表》（第四组证据第一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邮件及考勤记录（第三组证据）、Z公司发放工资凭证及明细（第四组证据第二项）均经过公证，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综合分析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及其他证据，均是为了证明Z公司与陈锦延系劳动关系，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公司只是用工关系，但是上海新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认定。陈锦延则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锦延与上海新洲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锦延于2001年至上海新洲公司处工作，上海新洲公司为陈锦延办理了有效期为2001年4月30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且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4日至2020年3月13日的劳动合同，并每月向陈锦延盛京银行账户以“境外人员工资”名义转账款项，双方实际履行了已经签署的劳动合同。因此，上海新洲公司与陈锦延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上海新洲公司主张陈锦延系受Z公司的派遣至上海新洲公司工作，上海新洲公司与陈锦延系用工关系，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海新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新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