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初4756号原告（反诉被告）：周钢，男，1976年3月2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军，系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杨波，男，1978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璇，系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系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唐佳文，女，1994年11月17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敖良芳，系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周钢诉被告（反诉原告）杨波、第三人唐佳文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雪方担任审判长并与审判员邓方彬、审判员江信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周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军、杨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璇和**、唐佳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敖良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钢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拖欠费用430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19年5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及从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还之日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就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事宜，于2018年2月5日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2018年3月6日签订《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双方各自出资50%购买土地并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后因合作出现分歧，双方于2018年9月9日解除《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2018年8月14日解除《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房地产项目合作后，原、被告双方对此前产生的项目费用进行审核清算。原告周钢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准备期间垫付璧山、江津与涪陵三个项目中，施工图费用、土石方及工程管理费、拓展费用与团队工资共计12646425元；资金占用利息等其他付款3790万元，即原告周钢预先支付50546425元。后原告周钢从上述支付的款项中个人支取两个600万元。同时被告杨波承诺代替原告周钢向唐佳文支付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1765号裁决书裁决确定的3000万元。该款实为唐佳文出借给重庆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款项。上述款项品迭后，被告杨波仍需向原告周钢支付14546425元。2019年5月27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被告杨波承诺，一次性向原告周钢支付800万元人民币。此款项为双方之间所有民事行为产生的经济往来最终确认的金额，该款项支付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解除，不再有任何经济纠纷。同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情况说明》，约定被告杨波需再配合公安机关录完笔录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向周钢支付800万元，逾期未支付的则需支付1300万元。《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三款约定被告杨波承诺代替原告周钢向唐佳文支付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1765号裁决书裁决确定的3000万元。唐佳文同意由杨波代替周钢向其支付3000万元，并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但被告杨波并未依约代替原告周钢向唐佳文履行3000万元债务。现唐佳文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周钢的财产，以偿付仲裁裁决所确定的债务。被告杨波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债务严重损害周钢的合法权益。故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杨波还偿付本应由其代替原告周钢向唐佳文支付的3000万元。被告杨波辩称：原告诉请一不属实。双方没有13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争议事实背景是双方签订了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和涪陵烟厂地块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各出资50%，这是事实。周钢没有根据以上协议履行出资义务属于根本违约，因此向周钢发出解除通知，该两份合同已经解除。周钢收到解除通知后提起诉讼并转高院处理，由于没有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周钢意识到通过民事诉讼无法达到自己的诉讼目的，向公安机关控告杨波涉嫌诈骗，追究杨波的刑事责任，因此双方在2019年5月27日当天在没有财务对账的情况下签订了解除协议和情况说明。在情况说明中陈述支付及和解都是以撤销案件为基础，这是没有经过财务对账，迫于民刑事控告的双重压力与周钢签订了解除协议和情况说明、费用明细，因此提出撤销反诉。原告第二项诉请，我方不予认可，原告不能依据解除协议中关于3000万元代偿的书面内容来确定被告欠3000万元，该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项诉请诉讼费及资金占用利息，我方不予认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原告杨波向本院提起反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双方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璧山、江津、涪陵项目周钢垫付费用明细》《情况说明》。2、反诉费用及案件产生的其他费用由反诉被告周钢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与周钢于2018年2月就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开发事宜经过协商，签订了《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就出资比例、分配方式、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约定，但上述协议签订后周钢并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出资款，属根本性违约，致使双方合作开发的目的无法实现。反诉原告于2018年8月13日、9月9日向周钢发出两份解除通知，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至此双方之间的合资合作开发合同已经解除。周钢收到上述两份解除通知后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合同继续履行，案件先由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在审理期间，周钢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公安机关为此传唤杨波，唐佳文进行调查。反诉原告迫于解决民事诉讼纠纷和避免刑事控告的双重压力，与周钢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璧山江津涪陵项目周钢垫付费用明细》《情况说明》。反诉原告认为上述三份文件系在诉讼期间为缓和矛盾，解决纠纷，在没有财务人员对合作开发项目进行财务结算的情况下，迫于民事诉讼和刑事控告的双重压力下对周钢的垫资的事实和金额存在重大误解，且明显受到了民事刑事双重压力的胁迫，并非杨波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对于因重大误解和一方以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反诉原告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反诉被告周钢辩称：不知道反诉原告杨波是对什么产生了重大误解。本案不是债权债务关系，是项目开发运作中双方对项目的投入，杨波的投入并不排斥周钢的投资款，周钢投资总共50546425元。反诉被告一直强调双方没有对账，但并不影响对项目的判断力。杨波对项目也是了解的，并不存在重大误解。这是杨波在头脑清晰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由于杨波要解除项目，我方不同意解除协议，因此在涪陵法院起诉，后来移送高院。关于刑事诉讼，是因为周钢发现杨波和第三人唐佳文之间有大量资金交易，严重违反金融法律法规，因此周钢提起了刑事诉讼。以重大误解提出撤销的期限应为三个月，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第三人唐佳文答辩称：我方不是原、被告合同的当事人。本案争议与我方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起诉。对于原告差欠唐佳文3000万元已由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1765号生效裁决书确认。该案正在执行过程中。虽然解除合同协议有第三人的签字，但解除合同协议的当事人是周钢和杨波。我方并不是协议当事人。我方在协议书中的签字就是见证，并没有免除周钢等人的还款责任。即使杨波不履行还款义务，也应当由包括周钢在内的一并承担还款责任。是否撤销协议由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告周钢与被告杨波就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事宜，于2018年2月5日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出资50%购买土地并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2018年3月6日双方又签订《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2018年8月13日杨波向周钢发出解除《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2018年9月9日杨波又向周钢发出解除《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江津璧山地块合作开发的通知。2019年5月27日杨波与周钢签订《璧山、江津、涪陵项目周钢垫付费用明细》，该明细表载明：璧山、江津、涪陵项目以及拓展费用、团队工资、兰恒合计周钢垫付12646425元。以上明细及费用本人核对无异，上述款项均由本人周钢负责支付并结清。同日，杨波与周钢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就合作开发事宜，于2018年2月5日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于2018年3月6日签订《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在前述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各自出资50%购买土地并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妥善处理上述合作开发事宜，现经甲、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的《房地产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以及江津、壁山地块合作开发项目于2018年9月9日解除，甲、乙双方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行终止不再履行。江津、璧山地块开发事宜由杨波自行出资独自开发，与周钢无关，周钢也不享有房地产开发的任何权益（若有投资也不再返还）。二、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双方的《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于2018年8月14日解除，甲、乙双方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行终止不在履行。周钢也不再享有房地产开发的任何权益（若有投资也不再返还）。三、就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1765号裁决书裁决的全部债务，即借款人重庆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人周钢等人，应向出借人唐佳文清偿的3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仲裁费、律师费等各项债务全部由杨波代周钢向唐佳文进行清偿。另借款人重庆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人周钢等向唐佳文借款600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并由杨波代周钢向唐佳文进行清偿。品迭周钢（包括周钢及其指派他人付款给杨波、唐佳文、唐浩然）支付的3790万元付款以及双方发生的各项经济往来（包括周钢及其指派他人借支的约600万元），双方对账后确认：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由杨波一次性向周钢支付人民币800万元，周钢指定收款人为蒲会全，开户银行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阳支行滨江路分理处，收款账户为X。此款项为双方各项民事法律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民间借贷、房地产合作开发等所有民事行为产生的经济往来最终确认的债权债务金额，该款项支付后，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不再有任何纠经济纠纷，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其他方提出任何要求及权利主张。四、乙方周钢以及重庆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余其碧、周庆云、周美琳、周玉林与唐佳文、唐浩然无债权债务，如有则由杨波负责偿还。五、本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在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对协议内容双方理解意思一致。本协议签订后，除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外，甲、乙双方之间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行终止不再履行。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杨波、唐佳文在协议后甲方处签字；周钢在乙方处签字。杨波同日向周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本人杨波与周钢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本人同意在周钢与本人一起到重庆市江北区刑警支队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配合公安机关录完笔录，如需要撤案的则提交撤案申请，两个工作日内向周钢支付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800万元款项，若未按时支付的，则杨波向周钢支付1300万元，周钢指定的账号错误无法完成汇款的除外，特此说明。2019年5月27日，江北区刑侦支队对杨波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公安人员问杨波，你和周钢的合作还生效没有？杨波回答，我和他（周钢）在2019年5月27日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以后就不生效了，我和周钢达成了一致，我和他没有任何的合同和经济往来了。大家就是简简单单的朋友。因为我和他前期没有好好的沟通才导致现在的局面，解决好了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公安人员问：你和周钢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杨波答：没有了，我和他在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附在我的材料后面。2019年5月30日，7月25日江北区刑侦支队对杨波还进行了询问，杨波就其与周钢的经济往来过程作了陈述。其中杨波在2019年7月25日的询问中陈述，我们总共收到周钢的打款3700万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3600万元周钢用作他公司自用的利息，一部分是用于合作项目开发的利息。我们2019年6月份左右签订了一份解除房地产合作协议，约定了将合作项目开发的那笔资金的利息，作为那笔3600万元借款的还款。解除合作协议的条件是周钢向唐佳文、唐浩然的所有借款由我杨波来代为偿还。周钢与我、唐佳文、唐浩然之后就不会再有债权债务关系，由我向周钢支付800万元。但现在我还没有支付给周钢的原因是因为周钢在合作期间产生的那几百万费用的票据还没有准备好。本院还查明，杨波与周钢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并向周钢出具情况说明后，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周钢支付相应款项，也未向第三人唐佳文代为清偿3000万元债务。本案审理中，原告陈述，本案法律事实是项目合作，后来被解除，周钢前期支付3790万元和12646425元，共计50546425元，周钢个人支取1200万元，双方均认为没有必要仔细对账，代周钢偿还3000万元后，再支付周钢800万元，若杨波没在两个工作日内支付，周钢要收取利息，因此杨波应向周钢支付1300万元，多支付的500万元并不是违约金。被告杨波认为增加的500万元应当是违约性质，原告基于情况说明收取违约金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违约金没有依据，且约定过高，我方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涪陵烟厂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通知、解除《房地产开发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江津璧山地块合作开发的通知、《璧山、江津、涪陵项目周钢垫付费用明细》、《解除合同协议书》、《情况说明》、江北区刑侦支队对杨波作的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杨波和周钢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二人签订的《璧山、江津、涪陵项目周钢垫付明细》、《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情况说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协议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杨波反诉称上述协议系受胁迫和重大误解所签，应予撤销。胁迫是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从事的行为。周钢此前不论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刑事控告均系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该行为并不构成对协议相对方的胁迫。杨波也无证据证明其与周钢签订上述协议过程中受到了周钢其他行为方式的胁迫。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指一方因自己的过错而对民事行为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而从事的某种民事行为。本案中，杨波与周钢在签订对账明细的基础上进一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以及《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杨波对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清楚的，这也与杨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吻合。杨波并无证据证明其自身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存在过错，并对协议内容产生误解。且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重大误解的除斥期间为三个月。因签订上述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杨波以重大误解请求撤销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日，故杨波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上述协议已过除斥期间，其撤销权已消灭。杨波请求撤销上述协议的反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周钢主张的因杨波代周钢偿还的3000万元债务而未代为偿还，杨波还应否向周钢支付该300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第三人唐佳文作为债权人在《解除合同协议书》签字，表明其同意杨波代周钢等人清偿债务。即按《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就重庆仲裁委员会（2018）渝仲字第1765号裁决书裁决的全部债务，借款人重庆元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人周钢等人，应向出借人唐佳文清偿的3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仲裁费、律师费等各项债务全部由杨波代周钢向唐佳文进行清偿。但杨波至今并未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代周钢等清偿上述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杨波未按照约定代周钢等人向第三人唐佳文清偿300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杨波应向协议相对方周钢承担违约责任。即杨波与周钢之间因代为清偿债务而予以抵扣的30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归于消灭，杨波在未代周钢清偿3000万元债务的情况下应将抵扣的该3000万元向周钢予以偿还。虽然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杨波代周钢偿还该3000万元的具体时间，但联系合同上下文约定，杨波代周钢向唐佳文清偿3000万元后，杨波还应向周钢支付800万元。而该800万元的支付时间为《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故杨波代周钢偿还该3000万元的时间应在《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杨波逾期未偿还，其应当向周钢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杨波与周钢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故计算该3000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点应为2019年6月7日。本院对周钢主张的该3000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19年6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以及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还之日的利息予以支持，超出该部分的资金占用利息不予支持。关于周钢主张杨波支付的1300万元及其利息的问题。2019年5月27日，杨波通过《情况说明》对周钢作出承诺，在杨波与周钢于2019年5月27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杨波同意在周钢与其一起到重庆市江北区刑警支队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配合公安机关录完笔录（如需要撤案的则提交撤案申请）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向周钢支付《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800万元款项。若未按时支付的，则杨波向周钢支付1300万元。该承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承诺附条件的变更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杨波应支付给周钢余款800万元的支付时间并约定了在条件成就时杨波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即支付金额增加500万元。该承诺约定增加的500万元具有违约金的性质。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杨波代周钢偿还债务后还应支付周钢800万元，但杨波至今未支付该800万元，故根据协议约定杨波应当支付该800万元。本院对周钢主张的该800万元予以支持。杨波在周钢配合其在公安机关录完笔录后的二个工作日内，并未向周钢支付《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800万元款项，违反了杨波作出的承诺，其应当按照《情况说明》的承诺向周钢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周钢认为增加的500万元系利息；被告杨波认为增加的500万元应当是违约金，且约定过高。本院认为，考虑杨波逾期支付该800万元给周钢造成的损失主要系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故即使按照原告周钢认为的增加的500万元系利息，也已远超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且周钢又同时主张该1300万元的利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综合衡量后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作为周钢主张的杨波违反《情况说明》应承担的违约金予以主张，对其超过部分及重复主张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该利息起算时间应从杨波承诺的周钢与其一起到重庆市江北区刑警支队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并配合公安机关录完笔录（如需要撤案的则提交撤案申请）后的二个工作日的次日起算即从2019年5月30日起算，至付清为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周钢3000万元并支付以30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及支付以30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杨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钢800万元并支付以8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3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以及支付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为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0%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周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杨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05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0600元，由原告周钢负担25600元，被告杨波负担28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28400元，由反诉原告杨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长  张雪方审判员  江信红审判员  邓方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肖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