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6248号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平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鑫，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颖，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靳磊，男，197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申万宏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洁（被告靳磊之妻），女，197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中央电视台员工。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并购公司）与被告靳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并购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鑫、高颖，被告靳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信并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中信并购公司无需支付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中信并购公司与靳磊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靳磊的工作地点为北京，靳磊于2017年2月15日离职，离职理由为主动辞职。靳磊要求的2016年度绩效奖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双方没有约定绩效奖金，在双方的劳动合同中未约定靳磊必然享有绩效奖金，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未承诺应当发放绩效奖金，因而是否发放绩效奖金，以及发放规则属于中信并购公司经营自主权的范畴，均应当由中信并购公司自行决定，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约定，中信并购公司有权决定不向靳磊发放年终奖，且不受过往发放绩效奖金记录的制约或影响。二、靳磊不具备参与分配奖金的条件，靳磊所主张的绩效奖金来源于公司利润，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由董事会决定，而根据董事会决议，离职员工不参与2016年的奖金分配，故靳磊不具备参与奖金分配的条件，并且公司采用的是奖金池的分配方式，有权获得奖金的员工已经分取了奖金池中的全部奖金，因此中信并购公司没有剩余奖金可以发放，除非其他员工退回。三、靳磊主张的奖金数额没有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便中信并购公司应当向靳磊支付绩效奖金，奖金的数额也不应当超过41万。因为靳磊主张的税后100万是参照2015年获得奖金金额提出，但是（1）公司2016年的奖金池中的总额和奖金分配规则与2015年不同；（2）靳磊2015年的奖金数额是基于其绩效表现为A获得的，而2016年靳磊的绩效表现为B；（3）2016年同级别绩效为B的两名员工分别是40万、41万，同岗位绩效为C的员工是19.5万。因此靳磊主张的100万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且不合理。综上，为维护中信并购公司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靳磊辩称，不同意中信并购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信并购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中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一、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里明确约定了绩效奖金事项，合同第四项第十条约定：“按照甲方薪酬制度，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不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不享受甲方年度绩效奖金；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按如下原则办理：（一）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二）参与公司组织的年度绩效评估，且绩效结果为合格及以上；（三）甲方根据对年度整体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后拥有是否给乙方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四）任何年度的绩效奖金发放额度均不构成其他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对应以上约定，首先，靳磊的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2016月6月2日，中信并购公司向靳磊发放了2015年度的大部分绩效奖60万元，其余部分在2016年7到12月分月发放。2016年11月9日，中信并购公司开具的收入证明也显示：靳磊月固定收入为税前人民币73440元，2015年全部境内年所得额为税前人民币2091008元。全年所得额与月固定收入之间的差额总共1209728元，即是2015年度绩效奖金。具体的四项原则，对第（一）项，靳磊离职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且试用期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满足该条件。对第（二）项，靳磊于2016年12月提交了“2016年度个人工作总结”，参加了中信并购公司组织的“360绩效考评”。在中信并购公司的考核IT系统内完成了所有考评环节，参加了公司召开的年度总结会议，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肯定。2017年考核结果出来后，中信并购公司行政负责人电话告知，2016年靳磊年度考核结果为“B”，在全公司考评结果中，位居前列。在中信并购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三点第（2）项中，也写明“2016年靳磊的绩效表现为B”。即靳磊满足第（二）项。第（三）项，中信并购公司确实拥有是否给靳磊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依据原则是“年度整体经营业绩”。2017年5月，中信并购公司所有在职人员都发放了2016年度绩效奖金，说明2016年度的整体经营业绩支持当年发放绩效奖金。第（四）项是有关奖金金额的事项，靳磊认可2015年度的绩效奖金不构成2016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但这也意味着2016年度靳磊应有绩效奖。二、中信并购公司提出靳磊不具备参与奖金分配条件与劳动合同违背。中信并购公司在起诉书“事实与理由”的第二项提出，“根据董事会决议，离职员工不参与2016年的奖金分配，故靳磊不具备参与奖金分配的条件”。在劳动仲裁中，中信并购公司出示了该份《董事会决议》，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系靳磊离职之后。相关内容在靳磊离职前从未有过沟通并获得双方签字认可，其法律效力不应大于双方正式签订的《劳动合同书》。靳磊主张应以劳动合同约定为准。三、靳磊主张2016年度绩效奖金为税后100万元，依据为其2016年度的工作业绩、所负责项目的考核情况以及岗位贡献度。靳磊在中信并购公司工作期间，独立开发，并带领团队完成了恩智浦Ampleon半导体跨境并购项目，总交易金额18亿美金。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担任该项目中信方面派出执行董事，2016年里多次在荷兰完成项目投后管理工作。除了恩智浦Ampleon项目，靳磊在2016年完成的工作主要还有：1、作为负责人，独立开发了Sigma、Delta、Vineyard三个项目。其中sigma项目推进到立项阶段；Delta项目完成入库；Vineyard项目进入拟入库阶段。同时，在1-11月负责Gamma项目投后管理。2、作为跨境投资部总监，在项目筛选方面，所带领的团队在2016年把十个项目推进到入库阶段项目，包括：Sigma、Angel、清泉、Bollywood、Delta、智取、Compass、Vineyard、Alpha-D。3、与外资投行交流方面，组织了八次正式与投行交流会议，从投行提交Teaser中获取项目源30余项。4、独立创造收入方面，根据Gamma项目与华融融德投资协议，投资1亿美元金额中，2016年度应收取1%管理费，对应应收管理费688万人民币（1美元=6.883人民币）。据了解，中信并购公司2016年度奖金总额为2480万元，投资前台业务和投关及中后台的比例约为80%：20%。投资前台业务部门人员奖金是在按项目得分情况进行分配的基础上，乘以调整系数表（主要区别为投委、部门负责人及高职级员工的岗位贡献度大小）。2016年，中信并购公司前台业务部门总员工23人，按2480万元的80%计算，为1984万元，即人均86.26万元。靳磊作为执行总经理和跨境投资部负责人，参照2016年度的岗位贡献，合理提出主张年度绩效奖金税后100万元。中信并购公司提出2016年与靳磊同级别、绩效为B的两名员工分别是40万，41万。在劳动仲裁中，中信并购公司出示的证据显示，这二名员工分别是：业务发展与投资者关系部执行总经理，投资者关系部执行总经理。二人均为投关及中后台部门，与靳磊所在的投资前台业务部门完全不同，不具备参考意义。与靳磊同级别，绩效为C的员工，在劳动仲裁中，中信并购公司出示的证据显示，该员工为投资二部员工。该员工2015年9月14日入职，试用期到2016年3月13日，即2016年里约一个季度处于试用期。2016年在中信并购基金公司的投资业务中，该员工没有担任任何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因为公司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不同绩效等级意味着对公司的贡献完全不同，因此也不具备参考意义。综上，靳磊请求法院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判决。靳磊以中信并购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信并购公司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元（税后）。2017年11月20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7]第1264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中信并购公司支付靳磊二〇一六年度绩效奖金一百万元（税后）。中信并购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靳磊于2015年2月12日入职中信并购公司，入职时担任跨境投资部总监一职，后升任跨境投资部执行总经理，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书》，后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年度绩效奖金，靳磊主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绩效奖金事项，且其符合《劳动合同》中第四项第十条约定的关于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同时依据其2016年的最终考核情况、工作业绩以及岗位贡献度，主张中信并购公司应当向其支付2016年度绩效奖金100万。靳磊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其中第四项第十条显示：“……按照甲方薪酬制度，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不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不享受甲方年度绩效奖金；乙方所在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的，按如下原则办理：（一）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二）参与公司组织的年度绩效评估，且绩效评估结果为合格及以上；（三）甲方根据对年度整体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后拥有是否给乙方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四）任何年度的绩效奖金发放额度均不构成其他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证据二、离职证明，显示内容为“靳磊于2015年2月12日至2017年2月15日担任我司跨境投资部投资负责人，其职级为执行总经理。自2017年2月16日起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已离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特此证明。”，落款处加盖中信并购公司公章，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证据三、离职交接清单；证据四、银行卡工资奖金流水；证据五、收入证明，显示靳磊任职投资部执行总经理，月固定收入为税前人民币73440元，2015年全部境内年所得额为税前人民币2091008元，靳磊表示全年所得额与月固定收入之间的差额总共1209728元，即是2015年度绩效奖金，说明其岗位薪酬结构中包含年度绩效奖金；证据六、2016年度个人工作总结；证据七、2016年度绩效考核系统截屏；证据八、中信并购公司董事会决议，显示“中信并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2017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公司应到董事三名，实到董事三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适用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作出决议如下：一、提取2016年度员工绩效奖金总额人民币2480万元。二、奖金计提方法及分配金额具体情况见附件”，落款处显示有三名董事签字，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证据九、2016年度奖金分配方案，显示“1.2016年度奖金总额为2480万，投资前台业务和投关及中后台的比例约为80%：20%；2.投资前台业务部门人员奖金是在按项目考核得分情况进行分配的基础上，乘以调整系数（主要为区别投委、部门负责人及高职级员工的岗位贡献度大小）…4.在上述基本原则基础上，根据员工入职时间、日常工作表现、工作敬业度、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等因素进行综合调整。”证据十、并购基金项目投资业务工作分解、中信并购基金投资项目全周期考核评价表。靳磊表示依据劳动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其离职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且试用期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满足第一个条件；同时其于2016年12月提交了“2016年度个人工作总结”，参加了中信并购公司组织的“360绩效考评”并在中信并购公司的考核IT系统内完成了所有考评环节，参加了公司召开的年度总结会议，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肯定，考核结果为“B”；中信并购公司确实拥有是否给员工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依据原则是“年度整体经营业绩”，中信并购基金所有在职人员均于2017年5月发放了2016年度绩效奖金，说明2016年度的整体经营业绩支持当年发放绩效奖金，因此其符合发放绩效奖金的条件。中信并购公司对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离职交接清单、收入证明、靳磊个人工作总结的真实性均认可；对中信并购公司董事会决议及2016年度奖金分配方案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奖金的分配方案是由董事会做出的，离职人员的奖金均为0，并且是以奖金池的形式，有权获得奖金的员工已经分取了奖金池中的全部奖金，因此靳磊没有剩余奖金可以发放，除非其他员工退回；对并购基金项目投资业务工作分解、中信并购基金投资项目全周期考核评价表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表示靳磊项目虽有可能做完了，但是否能给公司带来盈利是不确定的。中信并购公司认可已向靳磊支付2015年度绩效奖金及靳磊参加了2016年的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为B，但是主张公司对于奖金是否发放是有自主权，公司没有制订相关制度规定公司应当发放绩效奖金给靳磊，且奖金来源于公司利润，根据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方案是董事会制订规则，董事会于2017年4月作出奖金发放规则提出：根据员工的入职工作时间、工作日常表现、敬业度和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等因素进行综合调整；年终奖不仅仅是对员工过去一年的肯定，也是对员工为公司今后工作的激励，离职员工都没有奖金,发放当时靳磊没有在职，根据董事会决策应不发放奖金，且靳磊2015年获得了奖金，也知道奖金发放的时间，其却选择2017年2月奖金发放前主动提出离职；有权获得奖金的员工已经分取了奖金池中的全部奖金，因此靳磊没有剩余奖金可以发放，除非其他员工退回；另，靳磊主张的奖金数额没有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便中信并购公司应当向靳磊支付绩效奖金，奖金的数额也不应当超过41万。中信并购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中信并购公司表示依据该合同第十条第三项、第四项公司拥有是否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并且任何年度的绩效奖金发放额度均不构成其他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证据二、辞职函；证据三、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其中员工手册第6.7条规定“绩效评估结果对被评估者的薪酬调整、奖金激励、职级调整和培训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证据四、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同职级同岗位员工的奖金情况（案外人的劳动合同及2016年度奖金发放表）、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中信并购公司表示公司未承诺绩效考核达标时支付绩效奖金，与靳磊同职级、同部门、同考核结果的员工所获得的奖金最高未超过41万；证据五、审计报告。靳磊对劳动合同、辞职函的真实性认可，对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没有见过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系靳磊离职之后做出的；对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同职级同岗位员工的奖金情况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案外员工均是投资者关系及中后台部门，与其所在的投资前台业务部门完全不同，因此不具备参考意义；对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认可2016年度考核结果是B级；对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对审计报告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对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靳磊2016年12月31日在册，且试用期满；同时其参加了中信并购公司组织的绩效考评，考核结果为“B”，上述情形符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条中的约定，中信并购公司虽主张公司拥有是否给员工发放绩效奖金的最终决策权，但应就不予发放绩效奖金作出合理解释。本案中，中信并购公司以公司经营自主权、董事会决议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为由不发放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并提交劳动合同、员工手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关于绩效考核的电子邮件及公证书等证据，但是员工手册、公司章程仅显示奖金来源、利润分配方案等，并无具体的发放标准；董事会决议中关于“离职员工不发放奖金”的规定与劳动合同中关于“年度绩效奖金对应年度12月31日在册”的约定存在矛盾之处，且该决议系在靳磊离职后作出；另，在本案庭审当中，中信并购公司认可靳磊所在的岗位包含绩效奖金，且在离职前中信并购公司已经对靳磊2016年的工作进行了考核，亦发放了公司其他在职员工的2016年度绩效奖金。综上，本院认为中信并购公司关于不发放靳磊2016年度绩效奖金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具体发放数额，中信并购公司虽然提交了案外人的劳动合同以及三人各自的奖金发放表、职级和考核结果的公证书、公司组织结构图及职级说明、岗位说明书之公证书等证据，但是案外人奖金发放表未显示出与靳磊的关联性，上述证据也并未显示出中信并购公司有关年度绩效奖金的发放依据及标准，因此中信并购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鉴于靳磊亦认可2015年度的绩效奖金数额不构成2016年度发放奖金的参照标准，故本院对靳磊2016年绩效奖金数额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酌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被告靳磊支付二〇一六年度绩效奖金800000元（税后）;二、驳回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中信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靳磊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巍人民陪审员  张根管人民陪审员  周学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陈思梦书 记 员  蒋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