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苏0581民初4657号之二 原告：俞某1，男，195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兵，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某2，男，1949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原告：俞某3，男，196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原告：俞某4，曾用名俞某5，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原告：俞某6，女，196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梦秋，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范某1，男，193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范某2，女，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俞某7，女，192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菊芳，系俞某7女儿，女，195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俞某8，女，194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邵某，女，1952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金某1，男，197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上述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怀华，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3、俞某4、俞某6、王某（已于2019年8月9日死亡）诉被告范某1、范某2、俞某7、俞某8、邵某、金某1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4及其三人与俞某3、俞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被告范某2、俞某8、邵某及其三人与范某1、俞某7、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怀华、被告俞某7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菊芳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季兵、原告俞某2、俞某3、俞某4及其三人与俞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殷梦秋、被告范某2及其与范某1、俞某7、俞某8、邵某、金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怀华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原告俞某2、俞某3、俞某4及其三人与俞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菊、被告范某2、俞某8、金某1及其三人与范某1、俞某7、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怀华、被告俞某7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菊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3、俞某4、俞某6、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按照各自房屋面积占总房屋面积比例分割常熟市莫城街道×××号范围内土地使用面积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部分对应的征收（拆迁）补偿权益1550436元（暂计，最终以相关各方确认的数值为准）；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由。审理中，原告提出原、被告各方均未与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具体的征收拆迁补偿金额还未确定，故变更诉讼请求为：原被告按照各自房屋面积占总房屋面积比例分割常熟市莫城街道×××号范围内土地使用面积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部分对应的征收（拆迁）补偿权益。事实和理由：六原告与五被告系同族亲属，常熟市莫城街道×××号房屋系原被告之祖宅。该处祖宅及土地系由原告俞某1、俞某2、被告俞某7、俞某8的爷爷俞某9于民国年间购置，共计大小房间四进28间，过街廊棚4架，下岸沿河4间，大小天井5方，大小场地3块。俞某9育有四子：长房俞某10(宗鑫)、二房宗涛(殁)、三房(宗淦)及四房俞某14(金森)。长房俞某10育有四个子女：俞某11(已过世，被告范某1系其丈夫，被告范某系其女儿，二人为俞某11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被告俞某7、俞某8以及被告金某2(宝)的母亲(去世较早，户籍档案无登记信息)。三房(宗淦)育有两个子女：俞某12(己过世，儿子为原告俞某3)和俞某13(已过世，原告俞某4系其儿子，原告俞某6系其女儿，原告王某系其妻子，三人为俞某13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四房俞某14(金森)育有七个子女，包括原告俞某1和原告俞某2及案外五人(四房所得房屋由原告俞某1和原告俞某2继承，其余五人放弃继承)。1948年8月20日，俞家析产分家，书面约定长房分得房屋10间、廊棚1架及小天井2方；二房分得房屋4间、廊棚1架及大场地1块；三房分得房屋7间、中间半间，廊棚1架及天井半方；四房分得房屋6间、中间半间、廊棚1架、场地1块及天井半方。且分家析产协议明确：第三进房屋前长天井、第四进房屋前大天井及第四进墙外自北至南余地一长块为各房公用。后俞家各房按照该分家方案共同在×××号生活。因二房去世较早，无子嗣，故其名下所得作为奶奶俞石氏养老保障所用，由四房赡养俞石氏并养老送终，故二房名下房屋归四房所得。1966年四清运动，×××号部分房屋收归国有，剩余自用房屋面积共计约334㎡，共占土地约565㎡。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发还房产，各房按照原析产分家协议的约定签字确认各自房产归属。1992年6月3日俞家三房就房屋产权问题协商后签订协议书，确认按照1948年分家书及1979年发还房通知单按各自居住房屋分配。后各房亦陆续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其中长房拥有的房屋(共计建筑面积90.34㎡)，登记在俞某11与被告俞某7、俞某8等名下；三房拥有的房屋，析产分给两个儿子俞某12(44.09㎡，己过户登记至原告俞某3名下)和俞某13(61.38㎡)；四房拥有的房屋，析产分给两个儿子原告俞某1(81.21㎡)和原告俞某2(53.86㎡)。同时，第四进房屋和第三进房屋中间的天井及第四进房屋后的场地仍然是各房作为通行、晾晒衣物，存放每年修茸房屋的材料，保障消防通道等共同使用。一直到2018年9月×××号所有房屋被常熟市莫城街道强制拆除前，俞家各房都是共同使用该天井和场地的。1996年常熟市开展地籍调查，国土局工作人员告知原告俞某1，由于×××号所占地包含公用土地，只有俞家各房就土地分割达成协议方能办理土地登记，并留下了协议书及土地登记申请书模版。但由于各房均需要使用公用区域通行，客观上无法分割全部土地，最终并未达成土地分割协议。其后原告俞某1数次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部门均以权利归属存在争议为由不予办理。2013年，×××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莫城街道征收科召集原被告各方协商补偿事宜，原告方得知俞某11、被告俞某7、被告俞某8和被告邵某已经于1998年7月16日将×××号内的218.3㎡土地登记至己方名下，土地使用证号为常城国用(1998)×××号(以下简称“×××号土地证”)。各原告均提出，长房所登记的土地远超出其按照房屋面积比例应当享有的土地面积，且其办理土地证时并未征求其他各房同意或达成土地分割协议，故对其土地使用权证的效力不予认可。后原告至档案馆查询，发现在“×××号土地证”对应的1997年4月20日的地籍调查表中，作为相邻宗地指界人的原告俞某1对应的“签章栏”内签章系他人伪造后加盖，原告俞某1本人从未盖章或签字。同时在“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中载明的“相邻宗地指界人按规定出席现场指界”亦是虚假记录，原告俞某1及其他土地共有人均对此不知情。后长房一方在其他各房不知情的情况下根据该地籍调查表申请土地登记，将其房屋所占土地约90㎡、各房公用的第四进房屋前天井及第四进房屋后的场地约128㎡登记到了己方名下。2018年7月26日，常熟市莫城街道向×××号户主发出通知，称×××号房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有坍塌的危险。因家庭内部财产分割有异议，要求10日内分割好家庭财产并至莫城街道征收科签订书面协议。在原被告之间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2018年9月常熟市莫城街道强制将房屋拆除。至此×××号房屋和土地已经拆迁，相关的权益已经转化为征收(拆迁)补偿权益。原告认为×××号内原被告各自所有的房屋部分征收补偿权益应归各自所有。关于土地使用面积大于建筑面积的部分(根据四清运动后发还土地的面积为565㎡，具体实际面积数以相关各方最终确认的数值为准)，从民国时期一直到2018年9月房屋被拆除，各房都是根据1948年的分家协议的约定使用，其中登记在长房一方名下的218.3㎡土地就包含各房公用的大小场地三块。原告认为对于土地征收(拆迁)补偿权益的分配，应当以常熟市相关征收(拆迁)政策为依据，按照原被告各自房屋面积所占总房屋面积比例进行分配。作为×××号房屋和土地所有人的原、被告因对征收(拆迁)补偿权益的分割事宜无法协商一致，迟迟未能依法获得各自应得补偿。又因原被告部分人员年龄较大，久拖不利于此事的解决。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无奈向法院起诉。 被告范某1、范某、俞某7、俞某8、邵某、金某1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析产纠纷，被告及原告俞某3、俞某4、俞某6、王某均领取了各自房产、土地的相关权证，原告俞某1、俞某2也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各方房产、土地权属均已明确，应按照权属登记各自办理拆迁补偿，原告俞某3、俞某4、俞某6、王某更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办理了房产土地证，均未提出权属争议，现在提出土地争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各方房产土地权益均由政府部门合法登记，如原告现在有异议，应该向政府部门申诉或提起行政诉讼。二、1948年的析产分家笔据出自建国前，已经历了俞家四代，析产对象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特殊历史背景、俞家子孙的实际使用等情况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份笔据仅能作为现有各方权属的历史演变源头，不能作为现在房产土地析产的依据，其中笔据中第一进房屋四清运动期间被国家征收，其中包括长房的四间、二房一间、三房两间、四房一间、长房房产损失最大，四期运动后国家归还了两套住房，长房考虑到三、四房成年子女多，住房紧张，未主张住房，由三、四房分得了政府归还的两套住房。另外，笔据中分给长房的第四进西北面灶房、二房的大场地已被政府征收，第四进墙外由北向南一长块用地，自析产后就由长、三、四房使用，该场地均等分为三份，长房一直使用最北面一块（仅沿长房一方），三、四房使用剩余两块。所以实际上长、三、四房已经对该土地使用进行了划分。后三、四房的用地连同二房的大场地一同被政府征收。经过以上变迁及各方几代人的实际使用，才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房产土地登记，现在不可能完全按照1948年的笔据进行析产，更可能按照原告诉状所主张的各自房屋面积占总房屋面积比例分割土地使用面积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部分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因为各方的房屋面积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被告被征收的房屋面积最多），如果按照现有房屋面积比例确定土地使用面积，本身已经违背了1948年笔据。三、对于1992年6月3日的协议书，被告对此都不知情，其大房“俞某11”的签字非本人所签，印章也无法确认真伪，且长房一共有四个子女，俞某11不可能代表其他人签章，也无权代表长房其他子女签章，故该协议书真实性存疑，缺少共有权人的签字，应属无效协议，对长房各方不产生效力。且该协议内容针对的是房屋产权，并未涉及土地使用权。另外对于本属于二房的第二进两间房产，目前登记在四房子女名下，这本身也不符合1948年笔据内容，事实上，俞石氏是由长房和四房共同赡养，并养老送终，并非原告诉状所述由四房单独赡养，1948年笔据中明确记载“余之膳食由长四两房挨次供给仍有长四两房继续担负……”，故该两间房屋应属长房、四房共同所有，长房当时考虑到四房子女较多住房紧张，才任由四房一直占用，后四房子女将两间房屋全部登记在己方名下，已经违背了1948年笔据。当然，如果原告各方能够念及同族之情，妥善解决争端，被告也不愿争此房产。对于第四进长房屋前天井，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由长房与四房共用，后四房占用了二房遗留的两间房屋，该天井自此一直由长房管理使用，此后四房一方俞某1还在该天井内搭建了一间6.76平方米的洗浴室供其使用，因碍于兄弟情面，双方未有争执。土管部门在实际勘察丈量面积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核实清楚后，扣除俞某1浴室6.76平方米，将其余面积登记在被告名下，在地籍调查材料中，有指界人俞某1的签章确认，所以无论从各方实际管理使用的情况看，还是土管部门实地勘察依法确认的土地权属情况来看，被告均依法享有土地权属登记证书确认的土地使用权益。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在上述土地上已实际管理使用数十年之久，即便存在原告诉状所称的土地权属争议，相关争议土地使用权也应属被告所有。四、关于原告诉状称1997年的地籍调查表中，原告俞某1在相邻宗地指界人“签章栏”内签章系他人伪造加盖的说法，被告对此不认可，该地籍调查表中对指界现场及指界过程有详细记载，俞某1的个人印章不可能由他人加盖，且该地籍调查表由政府土管部门制作，不可能存在伪造印章的行为。被告的土地使用权证在1998年就已依法颁发，此后未收到原告方任何形式的异议，现在原告方提出土地权属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原告方对于政府部门已经确认的土地权属登记有异议，应该向土地登记部门提出，而非起诉被告各方，所以原告的起诉主体错误。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析产纠纷，相关各方的房产土地权属早已明确，原告俞某1、俞某2由于历史及自身原因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现在却要求被告方已合法登记的土地权益与其分割拆迁补偿权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俞某3、俞某4、俞某6、王某更是早已办理了各自的土地权属证书，更加无权要求分割。原被告各方应该按照各自的房产土地办理拆迁补偿。且原告起诉主体错误，故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补充答辩：我们认为原告起诉的补偿权益不明确，也没有具体的补偿标的，另外原告起诉的依据也不充分，故请求贵院驳回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六原告身份证，六被告身份信息证明，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2、1948年析产分书，证明×××号房屋及土地的分配情况。3、原告俞某1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登记查询、申请表、申请书、协议书、1948年分家协议书，证明原告俞某1因继承获得×××号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于1996年8月22日根据分家书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房屋面积为81.21平方米。4、原告俞某2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原告俞某2因继承获得×××号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于1996年8月22日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房屋面积为53.86平方米。5、原告俞某3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原告俞某3从其父亲俞某12处转让取得×××号部分房屋，于2004年8月24日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房屋面积为44.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8平方米。6、原告俞某13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明俞某13取得×××号房屋61.38平方米，于1996年8月22日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土地使用权面积71.9平方米。7、俞某13户表、死亡证明书及户口注销证明，证明俞某13已过世，其合法继承人为原告俞某4、原告俞某6和原告王某三人。8、被告俞惠芬等房屋所有权证，证明俞某11等四人取得×××号房屋90.34平方米，于1993年7月24日办理房屋权属登记。9、29-2-29号地籍调查表，从拆迁办调取，证明该地籍调查表的邻宗地指界人的签章是虚假的，“权属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中载明的“相邻宗地指界人按规定出席现场指界”亦是虚假记录，长房一方在其他共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章，填写了1997年4月20日的地籍调查表。10、被告俞某7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1998年7月16日，俞某11等四人依据29-2-29该地籍调查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面积为218.3平方米。11、俞某10、俞某11户表，证明俞某11已过世，其合法继承人为被告范某1和被告范某二人以及证明俞某11、俞某8、俞某7系俞某10子女。俞某7在上面未有显示，因俞某7的户籍在户籍登记之前就已经迁出常熟市。12、常熟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常政公（2013）8】、补偿方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通知书，证明2013年11月，×××号房屋和土地被划入莲花路（招商北路-横泾塘）贯通工程征收范围，征收部门书面告知本案原告相关政策，要求配合征收工作。13、2018年7月26日通知及其信封（俞某1、俞某2各一份），证明×××号房屋因户主家庭内部财产分割有异议未能签订书面协议，莫城街道数次催促原被告尽快分割好家庭财产并至街道征收科签订书面协议，但原被告迟迟不能达成协议。2018年7月，莫城街道以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为由，通知原告将先行拆除房屋。2018年9月，常熟市莫城街道在原被告未就拆迁补偿权益分割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制将房屋拆除。14、×××号宗地图，证明×××号房屋坐落和公用土地位置具体情况。这份宗地图原告是到常熟市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取的，莫城街道拆迁办也有这张宗地图，当时拆迁办协调原被告各方调解时，就以盖章宗地图为参考。这张是房屋的坐落位置的宗地图，除了这张图还有拆迁办汇同国土局共同进行测绘形成的现场图。提交文化大革命中接管房屋政策落实审批表、公布图，现状图，证明房屋坐落及公用土地情况。拆迁办根据现状图协调原被告各方调解，并形成了书面调解协议，按照6:5:6的比例对土地进行分割。该协议原告已签署，被告金某2和俞某8也已经签署，目前该协议保管在山湖社区。15、常熟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根据该文件第五条第（三）款第4点的规定，对于土地使用面积大于房屋合法面积的部分，权利人有权享受相应的补偿。补充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6号。16、户口注销证明，证明俞某11于2010年5月19日死亡，2010年5月20日注销常住户口。17、人民调解协议书，证明原被告经社区居委会拆迁办国土局等各方多次协调，于2013年12月26日就×××号地大于房的土地面积安置补偿分配，达成调解协议，并以书面协议确定下来，原告及被告金某2、俞某8均认可，并已签字确认。虽被告范某1、范某和俞某7未签字，但该协议对于×××号土地总面积及俞氏宗家房产土地的由来及使用情况记载系政府相关部门经过核实后进行确认的，能够证明×××号除房屋占地外土地面积为224平方米，证明长房及三房未经土地分割向土管部门申领土地证的相关事实。 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4、7、8、10、11、12、16均无异议。对于证据2、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份笔据仅是现在各方权属的历史演变源头，不能作为房产土地分配的依据，且其中第一进房屋及部分场地已经被政府部分征收。对于证据3、认为对于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异议。对于1992年6月3日三房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俞雪芬处的印章并非本人所盖，且俞雪芬仅是大房四个子女中的一个，无权代表大房一方。且该协议书针对的房产分割，未涉及土地。对于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于证据5、没有异议，说明一下俞某3已经领取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证，且未提供任何对土地使用面积有异议的证据材料，说明俞某3对于该土地使用权证是认可的。那么他也就无权要求分割被告的土地权益。对于证据6、没有异议，意见同证据五意见。对于证据9、对于该份地籍调查表没有异议，符合客观事实，原告的举证内容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该份证据无法说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另外，俞某1签章处的签章模糊不清，被告认为原告在此前提供的证据也有俞某1的签章，如果能够进行核对，即可说明该签章系俞某1所盖。所以总的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对于证据13、认为证据是发给原告方的通知，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院确认。房屋拆除确实是2018年9月份。对于证据14、认为对于宗地图测绘的年份不清楚，该份宗地图的部分房屋即第一进房屋已被征收为公房，有部分场地也被国家征收，可以清楚看到该份宗地图的南北面有一块手绘的场地，该场地当时是二房的一块空地，已被国家征收。对于政策落实审批表及附图，系复印件，且年代久远，被告方无法核实。对于2013年12月×××号的现状，该图的地形地貌基本和拆除前一致，但是该现状图无法作为本案土地分配的依据，且该现状图明确注明本图仅供参考，所标距离不作为权属调查定界依据。对于证据15、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另外对于通知的第五条第三项第二点明确载明以土地使用证记载面积或其他有效依据认定被征收土地的使用面积，若未领取土地使用证的，由国土部门负责确认，所以本案中被告的权属登记明确，原告如认为自己的土地使用面积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土部门要求确认，而不是起诉本案被告。另外该两份证据针对被拆迁人享有的房产土地进行拆迁补偿。原告方无权要求他人分割依法登记的土地权益。对于证据17、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且该份证据形式上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从形式上看该协议没有人民调解员的签字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签章。协议内容一式十份，被告方对该协议也不清楚。该协议的内容涉及到本案被告各方的房产土地权益，但本案被告各方对该协议书均不知情。金某2以及金某2代签的俞某8不能代表被告各方就相关房产土地权属进行签字确认。另外据被告方了解到金某2文化水平较低，当时被原告各方叫去签字，糊糊涂涂就签了字，当回去后得知协议内容涉及到土地分割时，向被告各方表示，如果知道内容，肯定不会签字。而金某2代俞某8的签字，更为无效。没有相关的委托授权手续。且即使金某2签了字，该份协议从根本上也是无效的。另外，该份人民调解协议仅仅是原告各方的一个初稿，没有经过被告确认。本身也不具备权属分割的效力。不能同经政府部门依法登记的房产土地权属证书相抗衡。 被告范某1、范某、俞某7、俞某8、邵某、金某1未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对于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3、俞某4、俞某6提交的证据1-8及证据10-12、15、16，被告范某1、范某、俞某7、俞某8、邵某、金某1未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9，原告认为系虚假的，但未有相关证据相佐证，本院对证据9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3，系常熟市人民政府莫城街道办事处发出的，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4，对于宗地图、审批表、公布图，现状图系复印件，且未有相关单位的公章确认，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对于人民调解协议书，各方当事人未能一致确认协议的内容，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48年，俞某9的配偶俞石氏出具分家析产书一份，将俞某9生前置有的坐落于五老峰坐西朝东四开间四进住宅一所及下岸沿河房屋四间总共计大小房屋二十八间过街廊棚四架大小天井五方大小场地三处做四份由长、次、三、四名儿子各得壹份。具体为：长子俞某15（俞某10）所得部分计房屋10间、过街廊棚1架及小天井2方；次子俞某16分得房屋4间、过街廊棚1架及大场地1块；三子俞某17分得房屋7间、中间半间，过街廊棚1架及天井半方；四子俞某18（俞某14）分得房屋6间、中间半间、过街廊棚1架、场地1块及天井半方。 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俞某9共生育俞某10、俞某16、俞某17、俞某14四名儿子。俞某10共生育俞某11、俞某7、俞某8、金某2的母亲四名子女。俞某11已去世，金某2的母亲已过世，金某2在诉讼过程中去世，被告邵某系金某2的妻子，被告金某1系金某2的儿子。俞某16未成家即过世。俞某17生育俞某12和俞某13两名子女，俞某12、俞某13均已去世，俞某12与其配偶汤某生育俞某3和俞某19两名子女，俞某13生育俞某4和俞某6两名子女。俞某14生育俞某20、俞某2、俞某1、俞某21、俞某22、俞某23、俞某24七名子女。 另查明，俞某13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原告俞某6、俞某4；俞某13于2018年4月27日死亡，王某于2019年8月9日死亡。金某2与邵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一子金某1，金某2于2019年5月11日死亡，金某2的父母已先于金某2去世。俞某11与范某1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一女范某。 再查明，原位于常熟市××号6幢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俞某1，建筑面积为81.21平方米；所有权性质为私有；该房屋原产权人为俞某20；变动内容为：父母于一九八〇年病故后，遗产继承；变更时间为1996年9月6日，与产权证户名关系为兄弟。原位于常熟市××号4幢的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俞某2，所有权性质为私有，建筑面积为53.86平方米，填发日期为1996年8月22日；原位于常熟市××号4幢的房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俞某3，丘（地）号为×××，建筑面积为44.09平方米，土地使用者为俞某3，地号为×××，使用面积为58平方米。原位于常熟市××号3幢、4幢、5幢的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俞某13，建筑面积共计61.38平方米，填发日期为1996年8月22日。土地使用者为俞某13，使用权面积为56.7平方米、15.2平方米。原位于常熟市××号，建筑面积为90.34平方米的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俞某11，共有人为俞某7、俞某8、金某2，所有权性质为私有。土地使用者为俞某11、俞某8、金某2、俞某7，使用面积为218.3平方米。审理中，原告表示，本案涉及的土地总面积为555平方米，具体包括原告方和被告方各家房屋占地面积和地大于房的公用面积。房产证对应的建筑占地面积是330.88平方米，地大于房的土地面积是224.12平方米。其中地大于房的有土地证的面积是152.39平方米，剩余没有土地证的是71.73平方米。 2013年11月8日，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向×××号房屋所有人：（俞某1）发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通知书1份，内容为：因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常熟市人民政府需对莲花路（招商北路-横泾塘）贯通工程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您所有的房屋位于该征收范围内。我单位受常熟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现将相关事宜和政策通知如下：征收项目名称：莲花路（招商北路-横泾塘）贯通工程；房屋征收部门：常熟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征收范围：新建路42号（部分），南桥湾东10号，南桥湾东10号-1，刘家坝41号，莲墩浜南岸8号、9号、10号、28号、29号，五老峰7号、7号后门、8号、8号4幢、8号5幢、8号6幢。启征日期：2013年11月8日。 审理中，原告方提供2013年12月26日的人民调解协议书1份，申请人为俞某2、俞某1、俞某13、俞某3（俞某12）；被申请人为俞某11（范某2）、俞某25（金某2）；调解协议内容：一、经政府拆迁部门核准总空余土地为224.12㎡（房产占地除外），按下列比例分配：长房为6，三房为5，四房为6，按比例计算，长房得79㎡，三房得65.92㎡，四房得79㎡。二、长房子女，三房子女有（俞某13、俞某12之子俞某3）内部自行分配，四房由俞某18、俞某2得31.54㎡，俞某1得47.56㎡。三、各房房产按各自房产证享受拆迁补偿。四、长房二女俞某8及俞某7。履行方式、时限：各方应拆迁房户于2013年12月27日与拆迁办办理拆迁手续。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原告俞某2、俞某1、俞某13、金某2、俞某3、俞某8签字，其中俞某3签名处注明“俞某4代”、俞某8签名处注明“金代”。被告俞某8对其“金代”的签字及该协议的内容均不认可。 2018年7月26日，因×××号房屋涉及安全隐患，常熟市莫城街道办向×××号户主发出通知，要求在接到本通知后10日内分割好家庭财产，并来莫城街道征收科签订书面协议。如到期仍未处理好家庭财产的分割，莫城街道为安全起见将对相关房屋进行拆除，但房屋的补偿暂不进行兑现，待家庭财产分割完成后仍旧按照莲花路(招商北路-横泾塘)贯通工程房屋征收的相关政策执行。 审理中，本院向常熟市莫城街道办进行了调查，其工作人员表示，涉案房屋在去年“三三一”整治过程中，因涉及安全隐患，已全部拆除，房屋钥匙已全部交给拆迁部门，但因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各家的拆迁补偿协议均未签署。拆迁部门只能按照各户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房产及土地面积，确定相应的拆迁补偿。对于未有土地部门登记确认的土地，拆迁部门无法确认是原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按照现在原被告名下的房产、土地登记现状，拆迁部门可以分别和对方签订补偿协议，但没有办土地证的俞某1、俞某2及有土地证的俞某3、俞某13不同意以现有的登记签征收协议，因为对俞某11的土地登记面积不认可，所以一直没有签。俞某11是愿意签的，但拆迁部门考虑到各家之间的矛盾，也未签补偿协议。本案中涉及登记的土地是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对于2013年12月26日的人民调解协议，该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拆迁部门、居委会都在场的，后来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拆迁部门没有签字。按照2013年政策，如果双方当时签字确认，是可以以此作为补偿依据的。但现在拆迁政策中土地政策收紧，只能按有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土地面积进行补偿。对于没有土地登记的土地面积是无法进行补偿的。 本院认为，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本案中，原告要求原被告按照各自房屋面积占总房屋面积比例分割常熟市莫城街道×××号范围内土地使用面积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部分对应的征收（拆迁）补偿权益，但在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的土地面积中，一部分土地使用权已经登记在俞某11、俞某8、金某2、俞某7名下，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未经相关登记部门公示，现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大于总房屋建筑面积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归属存在争议，其应先行处理诉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而该争议依法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3、俞某4、俞某6的起诉不符合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俞某1、俞某2、俞某3、俞某4、俞某6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庆会 人民陪审员  张永泉 人民陪审员  姚利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吴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