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02民初1186号 原告：刘友林，男，197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强，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西乡塘区心圩街道大岭农民新村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99837711M。 法定代表人：黄心奋，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壮族，该公司经理，住广西横县。 被告：广东高林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街道水濂山路96号联科国际信息产业科研中心26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66CA06。 法定代表人：张佳，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东莞新雅美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常平镇司马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848611153。 法定代表人：杨彼德，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贵，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梁邦，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友林与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东公司”）、广东高林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林公司”）、东莞新雅美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雅美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强，被告高林公司及新雅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贵、覃梁邦，被告恒东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心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友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277533.0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友林为高峰五洲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峰五洲公司”）的成品仓库工作人员。被告新雅美公司、高林公司向高峰五洲公司采购板材，并委托恒东公司负责运输。2018年5月3日晚，恒东公司指派工作人员黄作欢、张波驾驶桂Ｇ×××××货车到达高峰五洲公司的成品仓库。板材装载完毕后，恒东公司工作人员雇佣原告整理车厢上的篷布。因其工作人员存在严重过错，原告从车厢高处摔下，造成双侧跟骨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原告与恒东公司工作人员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恒东公司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当由恒东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高林公司、新雅美公司作为货物采购方，在货物装卸完毕后未全面履行工作职责，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亦需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在该次事故中遭受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77533.03元。其中医疗费49494.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4500元、护理费14447.84元、误工费40212.16元、残疾赔偿金1297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24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700元。原告以上损失应当由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恒东公司辩称：一、原告受伤系其自身过错所导致，被告恒东公司没有任何过错。被告恒东公司司机按照指示到指定地点高峰五洲公司仓库提货，正当司机开车到达高峰五洲公司仓库时，便看到几个人在成品仓库那里等候，等被告恒东公司司机办好提货手续后，高峰五洲公司的叉车将货物装到被告恒东公司的车，之后也是高峰五洲公司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个员工直接帮被告恒东公司盖篷布，就在盖篷布的过程中，原告因自己操作不当，从车厢上摔下来。原告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无需任何人指挥或者提示，原告摔下来完全是其不小心所为，且在整个过程没有看到原告佩戴任何防护措施，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爬到车厢上会存在摔下来的风险，因此做好防护措施是其应当想到的，但本案中没有看到，因此原告应当对自己的受伤后果承担责任。二、被告恒东公司没有雇佣原告，被告恒东公司受被告高林公司的委托，到指定地点提货，高峰五洲公司有装货及盖好篷布的义务，原告在本案装货及盖篷布应当是高峰五洲公司指派，故本案的责任人应当是高峰五洲公司。l、高峰五洲公司作为生产商，负责将货物完整装到购买商指定车已经形成一种长期约定俗成的交易惯例，而将货物完整装到指定车便包含盖好篷布。这个惯例已经在木板行业中持续了很多年，不仅适用于本案的交易活动，也适用于所有向高峰五洲公司购买货物的交易活动中，甚至适用于整个木板行业，对此法院完全可以调查证实。本案原告是在盖篷布的过程中摔下受伤，而其作为高峰五洲公司的聘用员工，其受伤应当向其用人单位主张赔偿，而不是向承运人一方主张。2、被告恒东公司从未雇佣过原告，且被告恒东公司与原告间不具备雇佣关系的构成条件。首先，本案中，被告恒东公司从始至终均末指挥安排过原告的工作。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原告等人完全是自己主动到被告恒东公司的车上装好货物盖篷布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指示。且根据被告恒东公司司机陈述，如果有哪个司机不让高峰五洲公司的员工盖篷布的，则厂家开叉车的司机便拒绝装货物到车上。换句话说盖篷布的行为不仅仅是高峰五洲公司应当履行的交易义务，而且是其强行附加的一项条件。其次，原告在整个过程是受其单位高峰五洲公司指派，并领取高峰五洲公司发放的工资，其工资薪酬均是高峰五洲公司支付，与被告恒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高峰五洲公司作为仓库的所有人及管理人，且作为原告的用人单位，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包括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提供安全保障设施等等，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案发地点地面是坚硬的水泥板，且工作人员原告等也没有佩戴相应的安全服饰及设施，本案之所以发生与高峰五洲公司没做好安全保障措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案应当追加高峰五洲公司作为被告，其才是本案的责任人。被告恒东公司对本案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请法院依法驳回本案原告对被告恒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关于本案各项费用的计算。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没有依据，不予认可；误工费应根据医院疾病证明等材料计算住院及全休天数为77天；精神抚慰金数额过高。 被告高林公司辩称：一、原告刘友林关于被告高林公司在货物装卸后未全面履行工作职责，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高林公司在签订运输合同时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货物未到达运输地之前风险义务在于承运人，高林公司作为托运人，不是赔偿义务人，高林公司对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8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在实现货物运输合同目的的过程中，托运人对承运人行使的仅是一种监督权利，即托运人监督承运人依照双方约定的运输方式、路线，安全地将货物运至目的地，而作为实现合同目的的主要工具运输车辆则完全在承运人的控制之下，承运人自己承担履行合同中的风险责任。本案中，高林公司与恒东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很明确，就是利用恒东公司的车辆运送板材，车辆用油、修理等一切费用均由恒东公司自理，可能产生的风险与责任也由恒东公司承担。高林公司与恒东公司两者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高林公司作为托运人，没有义务去看管装卸过程，高林公司的行为也不满足认定侵权行为的四个要件：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联系。所以高林公司不是赔偿义务人，高林公司无须就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二、高林公司与原告刘友林所属的高峰五洲公司约定高峰五洲公司具有运输货物的义务，原告刘友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高林公司对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产品销售合同》盖有高林公司和高峰五洲公司的公章，表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达成合意，该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在《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由高峰五洲公司负责运输货物至高林公司的指定地点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高峰五洲公司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具有运输货物的义务，原告刘友林作为高峰五洲公司的员工帮忙装卸货物，是履行职责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履职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应属于工伤范畴。高林公司作为买货方，没有运输货物的义务，虽然委托了恒东公司派车去装运货物，那也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为了方便货物的尽快运输，这并不当然免除高峰五洲公司的运输义务。货物装卸地点是在高峰五洲公司厂区，高峰五洲公司作为厂区管理方，没有制定完善的规章管理制度，在装卸货物工作期间，没有安排专人指挥、看管作业过程，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综上，高林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刘友林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新雅美公司辩称：一、原告刘友林关于被告新雅美公司作为采购方，在货物装卸后未全面履行工作职责，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的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新雅美公司与高峰五洲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新雅美公司没有义务看管装卸货物的过程，新雅美公司不是赔偿义务人，新雅美公司对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高林公司与高峰五洲公司存在着一个买卖关系，新雅美公司与高林公司存在着一个买卖关系，高林公司指示高峰五洲公司将货物直接发给新雅美公司，发票也直接开具给新雅美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新雅美公司与高峰五洲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更没有义务去看管货物的装卸过程，所以新雅美公司不是赔偿义务人，新雅美公司无须就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二、高林公司与原告刘友林所属的高峰五洲公司约定高峰五洲公司具有运输货物的义务。原告刘友林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新雅美公司对原告刘友林受到的人身损害依法不承担连带责任。《产品销售合同》盖有高林公司和高峰五洲公司的公章，表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达成合意，该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在《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由高峰五洲公司负责运输货物至高林公司的指定地点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高峰五洲公司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具有运输货物的义务，原告刘友林作为高峰五洲公司的员工帮忙装卸货物，是履行职责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履职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应属于工伤范畴。综上，新雅美公司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刘友林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高林公司因向被告新雅美公司转售其向案外人高峰五洲公司订购的板材，委托被告恒东公司进行承运。2018年5月3日，被告恒东公司派遣桂Ｇ×××××号货车前往高峰五洲公司位于南宁市兴宁区的成品仓库装载前述转售的板材。板材装车后，恒东公司桂Ｇ×××××号货车随车人员雇请包括原告刘友林在内的四名高峰五洲公司的职员对其货车车厢篷布进行布置。刘友林在前述货车车厢顶部布置篷布过程中，从车厢尾部跌落地面受伤。站在货车右后方观察的桂Ｇ×××××号货车随车人员第一时间发现了刘友林跌落的情况并上前查看和呼救。 事故发生后，刘友林于当日被送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行双侧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并于2018年5月21日出院，共计住院17天。出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出院医嘱为：1、避免患肢负重，出院后1月返院复查；2、门诊伤口换药，隔天一次，术后14天拆线；3、逐渐按医嘱行患肢功能锻炼；4、若有不适，请及时就诊；5、全休壹月。为进行此次治疗，刘友林支出门诊医疗费469.7元、住院医疗费37762.28元，合计38231.98元。另外，刘友林住院期间因购置轮椅支出500元。 2018年6月25日，刘友林前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复诊，医嘱建议：1、加强功能锻炼，避免剧烈活动；2、建议全休肆周。此次就诊，刘友林支出医疗费271.12元。 2018年7月30日，刘友林前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复诊，支出医疗费271.12元。 2018年10月22日，刘友林再次前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复诊，医嘱建议：1、全休壹月；2、定期复诊，不适随诊。此次就诊，刘友林支出医疗费271.12元。 2018年10月29日，经刘友林委托，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对刘友林人体损伤致残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鉴定意见：刘友林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为九级残疾。为进行此次鉴定，刘友林支出鉴定费700元。 2019年5月6日，刘友林前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复诊，支出医疗费271.12元。 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5月16日，刘友林为取得内固定，再次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共计住院2天，出院医嘱：1、门诊伤口换药，隔天一次，术后14天拆线；2、术后伤口恢复后，可全负重行走；3、若有不适，请及时就诊；4、全休壹月。此次住院期间，刘友林支出医疗费10177.87元。 因就赔偿事宜发生争议，原告遂向本院起诉，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刘友林系高峰五洲公司职工，于2014年6月1日入职该公司，工作岗位为成品叉车司机。 还查明，刘友林父亲刘华友于1948年12月22日出生，母亲夏定芳于1947年8月17日，两人共有生育有包括刘友林在内的三个子女。 因刘友林于其内固定尚未取出、治疗尚未终结之时自行委托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该鉴定报告结论缺乏客观性，经本院释明、刘友林申请，本院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刘友林的涉案伤残登记进行重新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1月13日对刘友林进行鉴定，并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桂公明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刘友林本次外伤致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评定为九级伤残。为进行此次鉴定，刘友林预付鉴定费1800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 原告刘友林系因受到被告恒东公司的桂Ｇ×××××号货车随车人员雇请对前述车辆的车厢篷布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生坠跌事故而受伤。一方面，由于刘友林系广西高峰五洲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劳动者，因此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对其的雇请不能与之形成具有人身依附性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现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对刘友林的雇请，其实质系由刘友林根据要求完成整理货车车厢篷布的工作成果，再由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根据完成工作的情况支付报酬，由此可见，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与刘友林之间实际形成的应为承揽合同法律关系。虽然被告恒东公司主张其司机将车厢篷布整理工作交由刘友林等广西高峰五洲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员工承揽是行业习惯，但是由于刘友林整理车厢篷布并非其在用人单位的本职工作，且恒东公司的司机也系直接向刘友林等人支付的承揽报酬，因此恒东公司所述行业习惯既不影响其司机与刘友林等人之间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建立，也不能作为认定刘友林等人整理篷布的行为属于其职务行为的依据。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选任刘友林等四人对其货车车厢篷布进行整理，虽然刘友林等四人共同承揽了车厢篷布整理的工作，但是由于四人并非具有意思联络、分工合作的团体，且涉案的货车车厢高度高达4米，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恒东公司货车随车人员作为定作人，在明知承揽人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负有及时提出警告、进行制止的义务，其实质是对各类危险因素做出及时、正确的指示，确保承揽人安全、正确地完成承揽工作。现从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的画面来看，恒东公司的货车随车人员于事故发生时正站在其货车右后方，第一时间发现了刘友林跌落的情形，显然其对刘友林等人的工作是存在进行监督、指示的，但其未能及时对处于危险境地的刘友林提出警告进而导致刘友林踏空跌落，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疏漏，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指示过错，应对刘友林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刘友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从事工作的危险性具有充分的认识，现其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距离地面较高的车厢顶部进行作业时，未注意观察自身所处位置，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导致损害的发生，其亦负有主要的过错。综合考虑前述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恒东公司的货车随车人员应对刘友林的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由于恒东公司的货车随车人员雇请刘友林等人对其货车车厢篷布进行整理属于为完成其工作任务而实施的行为，因此恒东公司的货车随车人员的赔偿责任应由恒东公司承担。 至于被告高林公司、新雅美公司，两公司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均不存在过错，刘友林要求该两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友林诉请的数额问题。 对于刘友林在本案中的各项损失，本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经审核后认为： 1、医疗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刘友林因本案事故受伤后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住院治疗，支出医疗费共计49494.33元，有相应的医疗票据及医疗记录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2、住院伙食补助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刘友林住院共计19天，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天计算，共计1900元，本院予以支持。 3、营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在医疗机构没有作出加强营养的医嘱的情况下，原告仅依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关于跟距骨骨折的营养期范围主张营养费，缺乏客观依据，但考虑到原告骨折确实需要一定的营养支持，故本院酌情支持刘友林营养费3000元。 4、护理费。护理费是护理人员误工减少的收入，由于刘友林并无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的意见证实其需要护理人员陪护，故刘友林主张护理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5、误工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为因事故受伤导致持续误工，刘友林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从事制造业，因此其主张误工费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制造业平均工资标准61156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根据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疾病证明书记载，刘友林住院19天、医嘱全休三个月零四周，共计137天，但其治疗终结前无法从事原工作，仍实际存在持续误工，而如从受伤之日计算至定残日（2020年1月13日）前一天，该时长又明显超过《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关于跟距骨骨折的误工期范围，故本院比照刘友林从受伤之日至其治疗终结之日即第二次住院出院医嘱全休一个月届满（2019年6月15日）期间共计408天，现刘友林主张按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关于跟距骨骨折手术治疗的误工期上限240天主张误工期，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刘友林误工费具体计算为：61156元/年÷365天×240天＝40212.16元。 6、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经刘友林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证实其因本案事故伤情构成九级伤残，刘友林虽为农村居民，但其提供的劳动合同可以证实其已经在城镇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故其主张参照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2436元/年计算伤残赔偿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友林的残疾赔偿金具体计算为：32436元/年×20年×20％＝129744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刘友林父亲刘华友、母亲夏定芳在刘友林受伤时已经各自年满69周岁、70周岁，均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无证据显示其仍具有劳动能力且有其他生活来源，符合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条件，故本院对刘友林关于支付其父亲刘华友、母亲夏定芳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扶养人收入的损失，与扶养人的身份相关联，故刘友林作为其父亲刘华友、母亲夏定芳的扶养人，刘华友与夏定芳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由于刘华友与夏定芳的扶养人为包括刘友林在内的3人，因此刘华友与夏定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019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为20159元/年×20％×〔20年－（69周岁－60周岁）〕÷3人＋20159元/年×20％×〔20年－（70周岁-60周岁）〕÷3人＝28222.6元。现原告主张25535.7元，未超出前述数额，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在内的残疾赔偿金共计为155279.7元。 8、辅助器具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刘友林因治疗期间行动不便购置轮椅作为辅助器具，由此支出500元，未超出合理限度，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9、交通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刘友林因本案事故受伤，往返医院确需支出一定交通费用，但其主张的500元交通费，未提交相关票据予以证明，本院酌情支持300元。 10、鉴定费。刘友林主张因本案事故造成了伤残，其于起诉前自行委托鉴定支出的鉴定费700元，虽然本案重新鉴定的结论与刘友林此前申请的结论一致，但由于刘友林在本案起诉前自行委托的鉴定系在其治疗尚未终结之时所进行，其程序上存在瑕疵，进而导致本院释明其重新委托鉴定，一方面刘友林诉前委托的鉴定并不能因为其结论与重新鉴定的一致而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所产生的费用并不属于本案诉讼的必要支出；另一方面未在治疗终结后进行的鉴定是刘友林所委托，其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诉讼风险，因此该诉前鉴定的费用应由刘友林自行承担，本案中产生鉴定费才应作为刘友林为进行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必要支出由被告恒东公司负担。 11、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刘友林因伤致九级伤残，确实遭受了较大的精神损害，但刘友林对其损害本身亦存在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现刘友林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过高，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 以上赔偿金数额，医疗费49494.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营养费3000元、误工费40212.16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55279.7元、辅助器具费500元、交通费300元，合计250686.19元，由被告恒东公司承担30％，即75205.8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亦由被告恒东公司向原告进行赔偿。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刘友林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辅助器具费、交通费75205.86元； 二、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刘友林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三、驳回原告刘友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63元（原告已预交4706元），由原告刘友林负担3708元，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755元。 鉴定费1800元，由被告南宁市恒东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聂 凯 人民陪审员  梁绍连 人民陪审员  韦道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滕秋梅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 四、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