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祥，男，1979年12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平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奇，贵州贵黄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尖山村9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4314225333Y。负责人：张亚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馨木，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袁文，男，1983年8月2日出生，住贵州省思南县。上诉人黄祥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连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袁文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13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祥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由连庆公司赔偿黄祥贵号车辆车损产生的景观修复费31554.99元、拖车费和水车救援费11000元、车辆修理费及购买配件费104979元，合计147533.99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连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车辆的所有人系黄祥，黄祥不是《车辆挂靠合同》的相对人，《车辆挂靠合同》约定的缴纳保险的险种种类对黄祥不具有约束力；2.一审判决认定连庆公司在微信催款中载明的“意外”系司乘意外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黄祥与连庆公司的员工对于投保的险种，双方已对《车辆挂靠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实质性变更，故一审判决以《车辆挂靠合同》对黄祥具有约束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连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袁文述称，保险是黄祥买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其卖车给黄祥的时候所有费用均未到期。黄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连庆公司赔偿贵号车辆车损产生的景观修复费31557.99元、拖车费和水车救援费11000元、车辆修理费及购买配件费104979元，合计147533.99元。诉讼中，黄祥自愿撤回要求连庆公司支付景观修复费31557.99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3日，袁文与连庆公司签订《车辆挂靠合同》，约定袁文将其按揭购买的二手贵号车辆挂靠在连庆公司名下经营，挂靠期限自2016年9月23日至车辆法定报废年限为止；合同期内，车辆保险由连庆公司以其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统一投保，袁文当年应交的保险费金额在保险到期前一个月前由连庆公司根据保险公司优惠前的费率计算，保费金额按袁文预留的手机发送短信告知，保险项目为车损险（足额）、三者险（不低于100万）、乘坐险（5万）、司乘意外险（每座20万）、交强险；袁文每年向连庆公司交纳服务费3000元，挂靠车辆应按时参加审验，袁文交清所需费用后由连庆公司负责办理检审手续；合同期内，袁文不得擅自转售车辆，如需转售应征得连庆公司书面同意，完清相关费用并交纳过户费。2017年3月10日，袁文将贵号车辆转让给黄祥，未经连庆公司书面同意。2017年3月26日，黄祥向连庆公司交纳贵号车辆按揭款11600元，连庆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贵A84017黄祥，2017年3月份还款11600元”。2017年5月16日，连庆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向黄祥催收贵号车辆挂靠相关费用，微信载明“黄老师，你所经营的货车保险5.29到期，费用如下：服务费3000、车船税750、快递费100、委托年审500、保险35013、保险优惠2363，费用合计37000”、“保险买了三者100万、座位、意外、交强、不计免赔”。次日，黄祥对案涉车辆向保险公司进行询价，询价的保险项目包含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司机乘客险、交强险、车船税、机动车损失险，询价总金额为23209.90元，黄祥遂将询价表通过微信发送连庆公司。嗣后，双方协商确定由黄祥支付年服务费、委托年审费、车船税及保险费在内合计34000元。2017年5月27日，黄祥向连庆公司支付34000元（其中包含年服务费3000元、委托年审费500元）。当日，连庆公司为贵号车辆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29日）、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6月1日）以及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交纳保险费合计25076.51元、车船税744元。其中商业险包含机动车损失险保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司机责任险、车上乘客责任险、车损不计免赔、三责不计免赔、车上司机乘客责任险不计免赔。2017年6月7日，黄祥驾驶贵号车辆行驶至贵州贵安新区黔中大道时发生自燃，导致车辆受损。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黄祥与连庆公司是否建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黄祥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袁文将其所购的贵号车辆转让给黄祥，该车实际为黄祥所有，车辆转让前已挂靠连庆公司，《车辆挂靠合同》约定车辆转让须经连庆公司同意，虽连庆公司否认其同意转让该车辆，但在其出具的车辆按揭款《收款收据》中以及微信催收挂靠相关费用时均明确载明相对方为黄祥，而连庆公司均以行业惯例为由进行抗辩，却未能作出明确说明，亦未举示新的证据证明双方间不存在挂靠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黄祥与连庆公司之间就涉案车辆存在挂靠关系，黄祥主体适格。关于连庆公司是否违反合同约定致使所购险种不全无法理赔的问题。本案中，黄祥支付的34000元中，应扣除双方均认可的年服务费3000元、委托年审费500元，就余款30500元，连庆公司是否应为贵号车辆购买包括自燃险在内的机动车全部险种。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16年9月23日袁文与连庆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中约定案涉车辆保险项目为“车损险（足额）、三者险（不低于100万）、乘坐险（5万）、司乘意外险（每座20万）、交强险”，并未约定购买自燃险在内的机动车全险；2017年3月10日袁文将贵号车辆转让给黄祥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就保险险种等事项进行协商，虽黄祥称连庆公司承诺为案涉车辆购买包括自燃险在内的机动车全险，但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且连庆公司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在连庆公司微信催款中载明“保险买了三者100万、座位、意外、交强、不计免赔”，黄祥认为此处的“意外”并非指某一具体险种，而是指因地震、火灾等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非人为的所有行为结果，基于此连庆公司应该购买因所有意外事件造成损害结果的全部保险项目。而连庆公司称该“意外”仅是《车辆挂靠合同》约定的“司乘意外险”的简称。因该微信内容载明的“三者100万、座位、交强、不计免赔”均系保险的具体险种，结合连庆公司依据《车辆挂靠合同》约定的保险险种为案涉车辆投保，且黄祥在保险询价项目中仅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司机乘客险、交强险、车船税、机动车损失险询价，并未对包含自燃险在内的全险询价，虽黄祥庭后提交的询价照片中显示有自燃险损失的报价，但该询价车辆系贵，与黄祥庭审时陈述并不一致，亦能够说明黄祥应知晓案涉车辆并非投保自燃险在内的全险，一审法院认定连庆公司微信催款中载明的“意外”系司乘意外险。综上在黄祥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购买包括自燃险在内的机动车全险的情况下，扣除连庆公司已实际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的25076.51元、车船税744元后，多收取4679.49元的行为和黄祥所称在案涉车辆2017年6月7日发生事故后的次年度的保险中购买了自燃险的事实，不能推定连庆公司在2017年5月27日购买车辆保险中未购买自燃险在内全险的行为构成违约，黄祥要求连庆公司承担因贵号车辆因自燃造成车辆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连庆公司多收的费用，黄祥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黄祥提交的贵号车辆修复费用评估申请，一审法院认为连庆公司在2017年5月27日对案涉车辆未投保自燃险在内的机动车全险不构成违约，黄祥就案涉车辆的修复费用评估申请无实质意义，如果同意黄祥的评估申请反而增加其的诉讼成本，无必要进行评估鉴定。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不同意黄祥的评估申请。判决：驳回黄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50元，由黄祥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示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自燃险是否属于双方约定的应当购买的保险险种。围绕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述：首先，袁文将车辆转让黄祥后，黄祥并未与连庆公司签订新的车辆挂靠合同，因此，连庆公司按照之前其与袁文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约定的保险险种购买保险符合合同约定；其次，黄祥诉称连庆公司在微信催款中载明的“意外”不是指司乘意外险，而是指包括自燃险等五种附加险在内的车辆意外险，但《车辆挂靠合同》中并未约定车辆意外险，而约定的是司乘意外险，因此，黄祥的该项诉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黄祥就案涉车辆向保险公司进行了询价，询价后与连庆公司进行协商并缴纳了保费，说明黄祥就案涉车辆购买的具体险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综上，黄祥关于自燃险属于双方约定的应当购买的保险险种的诉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50.68元，由黄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淳审 判 员  杨 瑾审 判 员  柳光洪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熊学敏书 记 员  彭夕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