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2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娟，女，1978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举斌，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法定代表人：王正宇，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法定代表人：陈劲松，公司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蓓，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菁菁，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红娟因与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泽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行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红娟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9)粤0303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投资本金总额40%的损失及对应利息，即人民币24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2012年6月22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焦点一，确认两被上诉人因侵权承担40%赔偿责任，上诉人无异议。对争议焦点二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时效至迟应从刑事案件公开开庭审理之日起重新计算，判决本案因已过诉讼时效，驳同上诉人诉讼请求；该争议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是（2013)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70号、（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48号、（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刑事判决）生效之日，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刑事庭审结束，即意味着被上诉人已不存在承担责任的可能，据此认定诉讼时效起算。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后，仍有追加被告人的程序，即存在追究被上诉人退赔责任的可能。故只有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明确刑事案件未追究被上诉人刑事责任及退赔责任，才能据此起算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至迟在刑事案件开庭之日，上诉人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未被提起公诉而起算诉讼时效。事实上，根据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是否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承担退赔义务，不是在刑事庭审完毕即结束，根据法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仍有追加被告人的程序，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仍处于待定状态。只有待刑事判决生效后，上诉人才能知道被上诉人是否承担刑事及退赔责任，才符合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的诉讼时效起算标准。2.本案的基础事实认定，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诉讼时效应当由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本案红鹰基金涉及刑事案件，红鹰基金是否违法设立、是否违法募集、被上诉人是否共同参与违法活动，这些基础的法律事实明显属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均需查明的基础事实，该事实的查明应当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查明。即根据规定，本案件因涉及刑事案件且案件已进入审理阶段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3.本案只有经过刑事判决确定红鹰基金存在诸项违法行为，上诉人才具备知道或可能知道本案存在侵权行为的可能，才具备认知被上诉人为侵权人的可能。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被上诉人主要的侵权行为，多来自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项，如基金违法设立、向不特定人募集等，如果刑事判决认定红鹰基金合法、募集合规，则上诉人的投资属于投资失败，被上诉人的推介等行为就不属于侵权行为，就不会有本案的诉讼。只有经刑事判决认定红鹰基金违法设立、违法募集，上诉人才具备认知被上诉人有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才能依据侵权行为确定被上诉人为侵权人，才能符合民诉法规定的有明确被告、有具体的事实、理由等诉讼基本要件主张权利。4.如非经刑事判决确定上诉人为被害人且确定退赔金额，并在刑事判决后无法退赔，则无法确定侵权损害金额，即不具主张赔偿金额的可能性。故诉讼时效应当从得知无法退赔之日起算，最早起算时间也应当是刑事判决生效次日。本案只有经过刑事判决，确定上诉人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明确退赔金额，且上诉人明确得知无法从刑事退赔中获赔，此时上诉人的损失金额才得以确定，即侵权损害结果明确。如刑事判决后被告人可以足额退赔上诉人损失金额，则不会有本案诉讼；如仅退赔部分金额，实际收到的退赔金额与判决退赔金额的差额可认定为损失金额。因此，上诉人损失金额有赖于刑事判决结果及退赔情况确定，最早知道或可能知道损失金额的时间也是刑事判决生效次日。二、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诉讼时效从刑事案件开庭之日起算。但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后，上诉人也不断地在向两被上诉人积极主张权利，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在不停的中断，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上诉人作为巨额财产损失的受害人，长期不向应当承担责任的相对方主张权利，本身也与常理完全不符。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仅凭两被上诉人的口头解释，就简单认定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不仅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更是对已经确认的被上诉人侵权行为的保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诉讼时效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做出了错误判决。因此，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3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答辩称：一、对于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有异议，被上诉人仅为推荐人，只收取服务费，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远远超过其收取的服务费。二、被上诉人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至少在2015年7月10日刑事案件开庭时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被提起公诉，此时诉讼时效开始重新起算，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应当先刑后民，但该原则不适用被上诉人，因为侵权行为而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并非被上诉人。刑事判决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影响上诉人在合理诉讼时效内向其他人主张民事权利，上诉人主张应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侵权责任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实际是在了解到马国佑等五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胜诉后，明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才亦提起本案诉讼，刑事案件判决书中亦明确记载被害人的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因此上诉人是清楚被上诉人并没有被提起公诉。上诉人购买涉案基金时，世联行公司尚未收购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陈红娟一审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盛泽公司向原告赔偿由其造成的财产损失本金60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6月22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判决被告世联行公司对被告盛泽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审法院查明：一、原告与深圳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南航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并签订协议。原告投资金额为600000元。二、2012年5月22日，被告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被告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红鹰基金的募集工作达成一致，被告盛泽公司或其关联企业作为发起基金的募集服务顾问；被告盛泽公司提供的募集顾问服务的期限为2个月，自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止；基金募集成功的，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按被告盛泽公司所募集的客户实缴出资额×1.5%支付募集服务费和管理费；被告盛泽公司有权了解基金有关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控制等信息，有权及时、完整地知晓各种与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信息、资料；被告盛泽公司应按工作进度，及时地提供募集顾问服务；基金募集成功的，被告盛泽公司有权按合同的约定收取募集服务费和管理费；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按照被告盛泽公司的要求提供与基金项目相关的信息及资料，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及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合法。合同签订后，被告盛泽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收取了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服务费216750元。三、2012年11月12日，原告作为报案人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递交《举报特大集资诈骗案的情况说明》，主张被告盛泽公司作为基金销售商，提供虚假宣传资料，蒙蔽投资人，达到销售该基金收取佣金的目的，要求被告盛泽公司在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人得不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2012年12月19日原告又向该局递交《关于吴捷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举报信》，请求以集资诈骗罪追究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并要求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2015年12月14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犯集资诈骗罪等作出（2013)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70号、（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48号、（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吴捷在明知无归还能力情况下，伙同李春晖在深圳××××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空壳公司，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2012年3月，李春晖及欧阳江南以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名注册成立了红鹰基金，陈雪芳作为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出纳负责红鹰基金的相关财务事宜，自2015年5月至8月期间陆续骗取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九人共计2275万元。上述判决认定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吴捷构成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的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追加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2015年2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五、被告盛泽公司的股东为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被告世联行地产顾问公司（以下简称世联行公司），持股100%。被告盛泽公司为被告世联行公司的的二级全资子公司。被告盛泽公司为仅有一名法人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六、原告作为涉案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涉案刑事诉讼程序中，退赔等事项尚未执行到位。在刑事案件中查明，原告收到利息12000元。七、2018年1月，马国佑等红鹰基金的投资人基于与本案原告同样的事实理由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马国佑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马国佑等原告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马国佑等原告与被告盛泽公司之间为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盛泽公司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有偿的金融产品理财服务，其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对所推介的金融产品尽到合理的尽职调查义务，确保其在向马国佑等原告推介的过程中提供真实、可靠、确凿的信息。被告盛泽公司作为红鹰基金的销售渠道，在推介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基金的合法性进行最基本的审核。在红鹰基金不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客户推介红鹰基金，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对马国佑等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而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涉案单一客户的投资金额均高达数十、上百万元，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人，应当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知，其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马国佑等原告却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受到较高收益回报率的诱惑，选择明显不具备基金代销资质的被告盛泽公司来购买基金。被告盛泽公司在马国佑等原告支付资金并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其出示《合伙协议》、《入伙协议》的空白合同文本。但马国佑等原告并没有全面了解合同内容、明确资金投资去向、查询红鹰基金的合法备案情况等，而是偏听偏信被告盛泽公司的口头宣传，轻易将大额资金投资购买涉案非法基金，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序，酌定被告盛泽公司对马国佑等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世联行公司通过由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告盛泽公司百分百股权，实际上是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在被告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被告世联行公司应当对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二被告的再审申请。以上事实有《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和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第一，二被告是否应就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一，法院认为，被告盛泽公司作为红鹰基金的销售渠道，在推介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基金的合法性进行最基本的审核。在红鹰基金不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客户推介红鹰基金，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对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而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原告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人，应当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知，其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原告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选择明显不具备基金代销资质的被告盛泽公司来购买基金，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序，酌定被告盛泽公司对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世联行公司通过由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告盛泽公司百分百股权，实际上是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在被告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被告世联行公司应当对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焦点二，法院认为，原告在2012年11月1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已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于2012年11月12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报案，要求被告盛泽公司在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人得不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2012年12月19日原告又请求以集资诈骗罪追究被告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并要求被告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提起公诉的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追加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2015年2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原告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理应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至迟也应当在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日就知道被告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未被立案、未提起公诉，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至迟从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日起重新计算。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原告向二被告主张民事权利，原告主张应自刑事案件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后有向二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于2018年12月19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联调，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现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红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盛泽公司一审称包含上诉人在内的13宗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系列案件，与马国佑等五人起诉的案件在诉讼时效上有根本性不同，马国佑等五人从2012年至2018年之间曾多次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上诉人等13名受害人自从2012年、2014年向公安机关要求追究责任之后，再没有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过权利。二、上诉人提交一份以红鹰基金受害人身份致函盛泽公司、深圳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世联行公司的函件《关于追究世联金融涉嫌吴捷集资诈骗案件中连带责任的函》，该函件上有16名红鹰基金受害人的签名，包含此前已经向原审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的马国佑等五位受害人，上诉人亦在该函件上签名。该函件记载签收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上诉人称签收人是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的法务经理，该函件是全体受害人委托受害人中的徐燕、马国佑转交给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上诉人以此证明红鹰基金的受害人在维权过程中不存在个别人单独维权的情况，马国佑等五人是代表全体维权的，其起诉的案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亦未超过诉讼时效。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全体红鹰基金受害人是一个整体，只能证明在该材料上签名的16人在2014年9月有向世联行公司提交过该份函件。且在该函件上签名的马国佑等人已经另行提起诉讼。本院询问上诉人有无证据证明2014年9月之后，马国佑等五人继续多次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权利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能否显示代表了其他的受害人共同主张权利？其他受害人有无在马国佑等五人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中共同签名？上诉人称没有书面证据。三、上诉人投资入伙的红鹰基金产品说明中约定基金投向用于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上诉人在《举报特大集资诈骗案的情况说明》中举报，其受骗购买投入到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红鹰基金被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吴捷挪作他用，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以筹资为名实施集资诈骗行为，要求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退回挪用基金本金、支付利息；举报盛泽公司销售涉案基金时虚假宣传，蒙蔽投资人，要求盛泽公司在上诉人未能得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上诉人在《关于吴捷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举报信》中举报要求追究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捷、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晖，以及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要求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欧阳江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确认其是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涉案刑事案件判决于2016年1月20日生效。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就上诉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上诉人2012年向公安机关控告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李春晖、以及被上诉人等犯罪嫌疑人涉嫌集资诈骗，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公诉机关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先后对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提起公诉、追诉。虽然公诉机关只对上诉人控告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提起了公诉，对于本案被上诉人未提起公诉，但公诉机关并未对上诉人控告的刑事案件决定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该刑事案件已经进入了审理阶段，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审判决认为公诉机关对于受害人控告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未提起公诉，则受害人对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请求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受害人知道公诉机关未提起公诉时开始重新计算，该认定系对上述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称在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前，因为尚不知能否得到退赔，不知被上诉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不知上诉人是否能被确认为被害人，从而无法明确其所受损害的范围大小，无法明确其诉讼请求，该理由具有合理性，亦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应当以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时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理由成立，应当予以支持。涉案刑事案件判决于2016年1月20日生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5年10月1日实施，本案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实施前一直处于中断情形，因此2016年1月20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时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上诉人2018年12月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而虽然上诉人与盛泽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在上诉人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盛泽公司也并非合同当事人，但上诉人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从未直接接触、洽谈，上诉人就涉案基金的了解全部基于盛泽公司的介绍。盛泽公司将涉案基金推介给上诉人并协助签订合同的行为，也并非无偿服务，而是按照客户实缴出资额的1.5%收取较高的经济回报。因此盛泽公司实际上向上诉人提供的是一种有偿的金融产品理财服务，其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对所推介的金融产品尽到合理的尽职调查义务，确保其在向上诉人推介的过程中提供真实、可靠、确凿的信息。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盛泽公司作为涉案基金的销售渠道，未尽职调查涉案基金的合法性，在明知涉案基金不具备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仍向不特定客户推介涉案基金，具有明显过错，应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上诉人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应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上诉人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受到较高收益回报率的诱惑，选择不具有基金代销资质的被上诉人盛泽公司购买基金，且没有对项目进行全面查询了解，而是偏听偏信盛泽公司的口头宣传，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被上诉人盛泽公司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在涉案刑事案件中的退赔等事项尚未执行到位，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为购买基金的全部本金60万元及其利息。被上诉人盛泽公司应对上述损失的40%承担赔偿责任，即应当赔偿上诉人24万元。上诉人上诉要求赔偿本金24万元，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款项支付的第二日即2012年6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本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基于此，本院认定，涉案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应当分段计算，以2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6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上诉人已获得的12000元应从上述应付利息中扣除。被上诉人世联行公司通过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百分百股权，实际系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世联行公司应当对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陈红娟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150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陈红娟24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2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6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上诉人已获得的12000元应从上述应付利息中扣除）；三、被上诉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上诉人陈红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陈红娟负担588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9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0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陈红娟已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钟文俊（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