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902行初229号原告王某明,男，汉族,1970年4月16日生,袁州区人，住宜春市铜鼓县。原告张某花，女，汉族，1970年8月11日出生，住宜春市铜鼓县,系原告王某明妻子）。委托代理人徐某军，江西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铜鼓县某中心，地址：铜鼓县城南中路财政局大楼五楼，社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833769717191。法定代表人鲍某颖，铜鼓县某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余某民，铜鼓县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明、张某花国要求撤销与被告铜鼓国有资产营运中心于2016年9月27日签订的《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行政协议一案，于2019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某明、张某花的诉讼代理人徐某军、被告铜鼓国有资产营运中心副主任叶某红、委托代理人余某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明、张某花与被告铜鼓县某中心于2012年11月16日就征收原告的家馨宾馆房屋及土地事项签订了一份《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2018年9月27日，原、被告双方就履行签订的《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再次签订了一份《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原告王某明、张某花（以下称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的安置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原告置换所得的店铺及商品房已经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本来就应当由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根本不存在还需要另承担所谓的“土地性质变更的增值费”。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在迫于领导的权利压迫威胁和原告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生存的危机情形下逼迫签订的。原、被告之间本身就不具平等的法律地位。该补充协议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形。符合《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撤销。被告铜鼓县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中心（以下简称被告）辩称：我机关具备与原告夫妻签订《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的主体资格。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程序合法，不存在行政公权威迫的情形。2012年11月26日，我局向铜鼓县国土资源局申报了“关于定江西路普通商品房住宅楼项目用地出让规划条件的意见”。同年12月10日，铜鼓县人民政府下发了铜府办抄字【2015】359号抄告单，同意对位于定江西路涉案土地列入征收范围。2012年11月2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原告选择了产权置换的补偿方式。2013年8月14日，我局与原告、艺美电器地块开发项目办三方签订了《置换房产安置协议书》。因原艺美电器地块开发项目办无法完成。2016年2月17日三方再次签订了《置换房安置协议补偿协议》。协议对原告歇业损失费的赔偿和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我局严格按《置换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2018年9月3日、9月14日，我局两次将拟定的补充协议的初稿交由原告审查。原告对补充协议初稿中的置换房的结构、关于安置建筑面积的价值补差的交款时间、置换房的位置进行了修改。我局在充分采纳了原告的修改意见后，于2018年9月27日才与原告签订了《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原告自愿补交的工业用地转商住用地的土地增值出让金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国务院国发（2001）15号“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改变土地用途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的土地差价。原告被征收的土地使用性质为工业用地，房屋转换后属于商住用地。在此期间发生了国有土地用途的变更，原告自愿承担补交的土地性质变更价之差额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铜鼓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铜鼓县2011年城市城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证明被告的工作宗旨为负责全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确保其保值增值，依据铜府发【2011】9号文件精神规定，被告具备与原告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原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2、铜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铜鼓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定江西路普通商品住宅楼项目用地出让规划的审查意见”；证明经铜鼓县人民政府和铜鼓县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审批，同意将原告原有工业用地进行征收，转为商住用地。原告经质证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3、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及批示意见，铜鼓县国有土资源局【2012】123号文件；证明2012年11月16日双方自愿签订了一份《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且合法有效。铜鼓县国土资源局对涉案土地依法收回。原告经质证对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4、关于解决原艺美电器公司地块出让相关问题的请示，关于对国资委要求解决艺美电器公司地块出让相关问题的建议；证明涉案土地于2012年12月25日挂牌成交。5、转换房产安置协议书、关于《转换房屋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证明涉案土地挂牌成交后，原告、被告和艺美电器地块开发项目三方共同签订一份房产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三方对原告资产歇业损失费进行了约定。6、关于国资委要求拨付王某明房屋土地置换损失费的答复建议3份，关于兑现拆迁协议补偿王某明损失费的情况报告，关于要求拨付补偿王某明歇业损失费的请示，铜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证明被告依三方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歇业损失费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5日。7、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协议初稿及正式协议；证明在签订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前充分征求了原告的意见，原告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27日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8、适用法律和政策：（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十二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和顺利进行；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第二十五条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围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3）、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二、严格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对出让土地，凡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4）、铜鼓县城乡规划建设局铜建字【2012】54号文件。原告经质证对证据4、5、6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7中认为补充协议是胁迫下签订的，认为不签字被告就不拍卖，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法律适用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征收置换前土地房屋照片、补充协议；证明（一）原告适格诉讼主体。原告拥有被征收土地房屋合法所有权；（二）原告被征收置换土地面积和房屋面积；（三）被征收置换前店面房屋是正常营业中，原告唯一收入来源；（四）原告为了配合政府征地，提前解除店面租赁合同，且另行赔偿承租人。证据2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铜鼓县国土资源局（2012）123号文件、置换房安置协议书、要求兑现补偿协议书、关于《置换房产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关于王某明房屋土地征迁情况汇报、省委第四巡视组接待群众来访登记表；证明（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安置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二）原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搬迁完毕，履行了合同义务，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书已经注销；（三）被告本应当在2013年11月为原告办理好置换国有土地证、房产证，但由于开发商原因未兑现；（四）原告舍小家顾大局配合政府征地规划，导致家庭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安置协议作出很大经济让步，积极配合政府的城市规划，提升土地升值。证据3关于兑现拆迁协议补偿王某明损失情况报告、办理王某明同志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强烈要求取消补充协议报告、微信截屏；证明（一）被告确认原告安置补偿协议中遭到巨大经济损失，事实；（二）原告信访维权后，相关解决方案没有得到落实；（三）补充协议是在原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施压，强迫原告补缴所谓的土地增值款200万元，否则不开展二次挂牌招商，原告将再次面临遥遥无期的负债度日等胁迫情形，政府签订现在的补充协议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存在显示公平、乘人之危情形，属于可撤销情形。被告经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中的第（四）项提出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不能达到第（三）点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5、6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效力，原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1、2、3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明、张桂华夫妻原在铜鼓县定江西路拥有房产并经营商务宾馆（家馨宾馆）。其中拥有房屋的房产证号为赣铜私字第××号、赣铜房私字第××号和2003061号、土地证号为铜土国用（2003）字第072号，占用土地性质为划拨工业用地。2011年7月25日，铜鼓县人民政府下达了铜府发（2011）9号《关于铜鼓县2011年城市建设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的通知》，原告王某明夫妻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根据铜鼓县人民政府文件通知，被告铜鼓县某中心决定对原告所在铜鼓县定江西路的房屋进行征收。经协商，双方于2012年11月16日达成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铜鼓县某中心）对乙方（原告张某花、王某明）位于定江西路房产进行征收；其中征收土地使用面积2391.3m2，总建筑面积2543m2。房屋有产权证面积1828.77m2，无产权证面积714.23m2。2、乙方同意对被征收房屋、土地实行产权置换补偿，乙方选择产权置换的房屋位于本地上新建房屋临街第一栋第一层经营性店铺787.98m2，第二层建筑面积536.59，m2，第三层建筑面积536.59m2，经营性楼层上层建筑面积681.84m2。协议还对安置房的质量标准、补偿金额、搬迁期限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按协议及时对房屋进行了搬迁，铜鼓县国土资源局并将所征收原告的土地与相邻地块的土地合并一起按商业用地于2012年12月25日挂牌出让，铜鼓县原艺美电器公司并购得了该土地。土地原规划由铜鼓县原艺美电器公司开发建设，2013年8月14日，原、被告与铜鼓县原艺美电器公司签订了一份置换房产安置协议书，后由于艺美电器公司无力开发该土地。2016年2月17日原、被告及铜鼓县原艺美电器公司再次签订了一份终止《置换房产安置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由于艺美电器公司的土地开发退出，造成原告拆迁损失，铜鼓县财政局及铜鼓县某中心多次向铜鼓县人民政府报告请示，要求拨付补偿原告的歇业损失等费用，为了尽早盘活利用所征收土地，履行原、被告达成的征收安置协议。2018年9月27日，被告铜鼓县某中心经与原告经多次协商，双方再次签订了一份《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的补充协议》。该协议除再次明确了所征收土地、房屋的基本情况、补偿方式、安置建筑质量标准、补偿金额及明确房屋土地权属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一条关于安置建筑面积的价值补差，约定由乙方（原告方）按安置建筑面积进行土地性质变更价值一次性补差20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要求原告一次性补差200万元一项是在原告经济特别困难的危机情形下逼迫原告签订的，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并且在双方首次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在置换店铺及房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土地性质的改变，在主合同中没有条款约定土地拍卖后要原告补缴土地增值费。后期的土地增值本来就应该原告享有，不存在补交土地增值费。认为被告应当严格按照第一次的合同约定发放给原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不动产证，并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的房屋土地安置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主合同的履行和主合同中遗漏事项，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原告原位于铜鼓县永宁镇定江西路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工业用地，被告在征收原告的土地后，铜鼓县国土资源局将所征收土地以商业土地用地挂牌出让。故改变了原有土地的性质，原告被征收土地进行了增值，且原告在安置补偿协议中选择了店铺和房屋安置，改变土地用途应补交土地差价。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文件通知及《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法》的规定，被告要求原告补缴土地增值款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中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行为，不是原告真实意思求表示，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而被告提交的经双方协商多次修改的补充协议草稿更具有证据效力。由于我国各地的土地使用价值不同，铜鼓县人民政府在不违反国家土地增值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与原告协商确定土地的增值差价。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明、张某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某明、张某花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其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0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如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葵审 判 员  袁 军人民陪审员  单锦林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 记 员  李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