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5121号原告：郑某1，女，2006年10月27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法定代理人：田力(系郑某1的母亲)，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元宏，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俊峰，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某2，男，1969年1月9日出生，现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占兵，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秀，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郑某1与被告郑某2抚养费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付郑某1自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生活费，按照每月人民币(下同)12,500元的标准，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部分，尚未支付共计33,450元(诉讼中变更为41,940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2月起每月10日前向郑某1支付生活费12,500元至指定账户，直至郑某1大学毕业之月止；3、判令被告补付截至2019年1月郑某1的医疗费、教育费(包含学杂费、课外班费、冬夏令营费)共计267,358元，并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13,353元(暂计至2018年12月20日)，违约金支付标准按照离婚协议约定的日万分之1.75的两倍计算，至被告付清时止。事实和理由：郑某2与田力原系夫妻，婚后生育双胞胎郑某1、郑若兰，郑某2婚前育有两名子女郑博鸿、郑伊珊，田力婚前育有一女郑若菲。2015年9月28日田力与郑某2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约定郑某2每月向田力支付郑若兰、郑某1生活费25,000元，同时还约定五名子女的医疗费、教育费(包含学杂费、课外班费用及冬夏令营费用等)均由郑某2全部承担。自2016年4月起被告拖欠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各项款项，经田力多次催讨，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被告郑某2辩称，不同意原告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请，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是五个子女生活费共计25,000元，每个子女5,000元，并不是原告诉称的郑若兰、郑某1每人每月12,500元。离婚后至2016年5月，被告和前妻生育的两个子女郑博鸿、郑伊珊跟随田力共同生活，故每个月被告给田力生活费25,000元，由田力再给郑博鸿和郑伊珊。2016年5月起(之后表示从2016年10月起)郑博鸿的费用由被告单独支付给郑博鸿，故被告每月给田力的费用变为20,000元，2017年4月起郑伊珊的费用也由被告直接给郑伊珊本人，被告每月给田力的费用降为15,000元。五名子女每月5,000元的生活费被告一直在支付，从未间断，故不存在拖欠生活费的情况。离婚协议中也没有约定每月10日前支付的期限，故不同意每月10日前支付生活费。关于第三项诉请，认可郑某1的医疗费6,106元，同意支付。关于郑某1的教育费、学杂费等，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截至本案诉讼前，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教育费、医疗费，被告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多少费用，故被告没有延迟行为，不同意承担延迟履行违约金。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郑某2与田力于2006年3月6日结婚，2006年10月27日生育两女郑若兰、郑某1。郑某2婚前育有一儿一女郑博鸿和郑伊珊，田力婚前育有一女郑若菲。田力与郑某2于2015年9月28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主要内容为：“……二、子女抚养问题与探望，1、双方婚生子女郑若兰和郑某1均由田力抚养并随田力生活，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郑若兰、郑某1大学毕业为止，郑某2每个月向田力支付子女生活费25,000元。2、五名子女的医疗费、教育费(包含学杂费、课外班费用及冬、夏令营费用等)均由郑某2全部承担。……五、经济补偿。郑某2自愿从协议生效之日起每个月向田力支付经济补偿费3万元直至田力满55周岁。六、有关本协议中的按月支付内容，郑某2于每月的10日以前支付至下列账户……。郑某2若未按时足额支付，除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双倍计算违约金外，田力有权就后期款项主张一次性收取……”。庭审中原告强调，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郑若兰和郑某1每人每月生活费是12,500元，并没有包括另外三个孩子的生活费，联系上下文，可以证明25,000元生活费就是郑某1和郑若兰的。离婚后虽然郑博鸿和郑伊珊随田力共同生活，但田力和被告结婚时，郑博鸿和郑伊珊才五岁，田力放弃自己的事业，抚养五个孩子长大，在被告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田力才同意从25,000元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给郑博鸿和郑伊珊每人每月5,000元。郑博鸿和郑伊珊离开田力后，被告还是按照每月25,000元给田力，田力仍然隔三差五的给郑博鸿和郑伊珊3,000元或5,000元，这是田力的心意，但不是法定义务。被告则称离婚协议中本来约定五个子女归田力抚养，后民政局表示只能约定婚生子女，故改成郑若兰、郑某1两个子女的抚养归田力，协议约定的是子女生活费，但没有约定是哪个子女的，故应当是五个子女的生活费。另查，2018年2月田力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2018)京0114民初4829号,以下简称4829号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做出认定：“……双方离婚后，郑某2每月支付给田力的经济补偿费和子女生活费是合并转账的。双方在庭审中一致认可，自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郑某2实际每月支付田力的经济补偿费为5,000元，其余是支付给孩子的费用，自2018年5月起，郑某2未继续支付田力经济补偿费。……”；昌平区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在2016年12月1日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郑某2说“为了避免后续沟通上的误解，我重新与你沟通一次关于后续生活费/正常教育学费/课外才艺班学费”，“生活费：田力和5个小孩每人每月5,000元人民币，衣食住行娱乐的支出都在这个范围内，包含学校的住宿费用。支付时间范围：田力到55岁，5个小孩最多到大学毕业，没有读大学或进修学院的小孩，以最高毕业学校为限”，“正常教育学费：5个小孩在中国的正式学费都由我负担，特殊情况需要提前商议。择校之前需要与我讨论并获得共识”，“课外才艺班学费：不属于国家国民教育的课外才艺班学费我一律不支付，包含语言类/音乐类/舞蹈类/书法类/绘画类等等”，“只要符合上述条件的，都会在每月10日前支付”，“这样我们有共识吗？”，“艰难时刻，大家共体时艰”，“上面的生活费包括：衣食住行娱医。我可以最后一次支付英语课外班学费”；田力说“每个孩子生活费5,000，但每个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就逐一归到兰兰希希身上，因为本身在北京5,000不够物价也逐年飞涨。我们已经和你共同应对，省吃俭用不玩不吃，做到极致了！你作为男人要有担当，说话算数掷地有声。要说困难我比你惨的多，我也得活下去”；郑某2说“如果物价飞涨，到时可以双方友好协商”；田力说“不要胡扯，离婚协议写清楚了，你自己看，希望你懂法律。不要一遍遍我们在这里纠缠这些说好的事情，太恶心”……郑某2说“我等你的回复”，田力说“回复什么”，“英语课最后一次？”，郑某2说“上面关于生活费/学费/才艺班的内容”，田力说“每个孩子生活费5,000，但每个大孩子大学毕业后就逐一归到兰兰希希身上，因为本身在北京5,000不够物价也逐年飞涨。我们已经和你共同应对，省吃俭用不玩不吃，做到极致了！你作为男人要有担当，说话算数掷地有声。要说困难我比你惨的多，我也得活下去”，郑某2说“郑博鸿、郑伊珊是有最多储蓄的才对，其他人都没有他俩多”，田力说“另外我的经济补偿金只是因为你现在拮据，不是就变成永远5,000”……郑某2说“要不是我的状况有变化，我何必与你讨论”，田力说“你因为你妈妈生病提的要求我不是当时立刻同意了吗？你有一点点感激吗？”“你不懂的知恩图报，只会步步欺人”，“兔子急了会咬人”，“你不要太过分了”，郑某2说“我只能做到我上面提到的内容，其他的我没有办法”，“房子都给你了，你也可以了吧”，田力说“现在只能如此，我也没逼你现在做什么，就是希望你把英语费用都交了，因为生活费用了”，郑某2说“那我们算是达成现阶段的共识了吗”，田力说“你以为你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还不付出一点代价就拍屁股走人？和我养大郑博鸿、郑伊珊十一年比起来，这一半的房子值吗？如果你说给我三四百万让我替你养大两个孩子我可能答应吗？你觉得心理平衡了？可笑！我不是爱财之人，否则不会选择你！你别用你的那点狭隘的心思揣度我”，“你再这样说话侮辱人就别怪我骂人”，“现阶段先这样”，郑某2说“好吧”。北京昌平区法院认为，郑某2主张在离婚后通过微信协商对经济补偿费进行了变更，证据不足，不予采信，遂于2018年做出判决：郑某2支付田力自2016年5月至2018年8月止的经济补偿费70万元，郑某2自2018年9月起每月10日前向田力支付经济补偿费3万元，直至田力年满55周岁止。对于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未予处理。郑某2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本案中，郑某2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4829号案中田力向北京市昌平区法院提交的①起诉状、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②证据清单、证据3、证据4；③4829号案的庭审笔录四份；④田力和郑某2分别向昌平区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田力提交了五个孩子的户籍证明，主张的每月55,000元也是按照五个孩子的抚养费25,000元加上田力本人的3万元补偿费合计的，证据4的费用表格里均是按照每月55,000元计算，五个孩子的抚养费共计25,000元。上述证据中《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显示：田力将原书写的“于每月10日前将郑若兰、郑某1的生活费25,000元(至郑若兰、郑某1大学毕业止)”改为“于每月10日前将子女生活费25,000元(至郑若兰、郑某1大学毕业止)”。在田力提交给昌平区法院的费用计算表中“说明”一栏标注“子女生活费25,000元/月+经济补偿费30,000/月+学费课外班费+医药费”，其中2016年5月13日“已支付”一栏标注“21,520”元，“欠款”一栏标注“28,480”元，“说明”一栏标注“至本月起，郑博鸿5,000元单独支付给个人，所以每月子女生活费+经济补偿金应支付50,000元”；2017年4月10日“已支付”一栏标注“18,260”元，“欠款”一栏标注“26,740”元，“说明”一栏标注“自本月起，郑博鸿、郑伊珊共10,000元单独支付给个人，所以从此每月应支付45,000元”。在2018年2月6日的庭审笔录中(当时田力未出席庭审，由其代理人出庭)当法官问：2017年4月10,000元单独给个人是什么意思时，田力代理人表示：就是从这个月开始，郑博鸿和郑伊珊每人5,000元直接给他们个人，郑某2应给田力的离婚补偿及子女生活费每月减为45,000元。在2018年3月20日14：15的庭审笔录(田力出席庭审)中田力代理人表示“每个月25,000元的孩子抚养费，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该费用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孩子的，因为这两个孩子是随原告(田力)生活的，至于起诉书中提到的五个孩子一起随原告生活因为被告(郑某2)在离婚时为了摆脱这个婚姻他自己去外边创业，离婚后被告将五个孩子一起留给原告，原告单独抚养五个孩子，原告出于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出发善意把被告给的25,000元自行做了分配，并不代表被告给每个孩子5,000元，证明分配是原告的权利”。当法官问“原告提交证据第2页微信记录2016年12月1日左上角每个孩子生活费5,000元是什么意思”时，田力表示“我说过郑博鸿和郑伊珊每个月给5,000元，到大学毕业后这个钱归到兰兰和希希身上，被告答应给5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在大学毕业之前拿出5,000元给郑博鸿和郑伊珊”。当法官问：后来什么时间把钱直接打给郑博鸿和郑伊珊的？田力表示“郑博鸿2016年5月直接给本人(之后田力表示因在北京昌平区法院案件审理时资料不齐全，故陈述的时间有误，现经核对后，本人修正如下：田力自愿赠与郑博鸿每个月5,000元是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9年6月郑博鸿大学毕业)，没有通过我转，2017年4月郑伊珊由郑某2直接给她了，是两个孩子自己提出来的，我也同意了”。当法官问：当时25,000元是给谁的，田力表示“协议上写的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但是我当时和被告协商的我同意在大学期间给郑博鸿和郑伊珊每个孩子5,000元，大学毕业后把钱还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的”。2、郑某2招商银行(尾号9789、5733)的交易明细、郑博鸿关于抚养费说明的视频和视频说明、郑博鸿的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2015年11月至2019年6月郑若兰、郑某1的抚养费每人每月5,000元被告均已支付，2015年11月至2018年4月郑若菲的抚养费每月5,000元均已支付；郑博鸿的抚养费从2016年10月开始不再支付给田力，单独支付给郑博鸿本人；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田力支付郑博鸿3,000-5,000元不等的生活费。3、郑某2在4829号案中提交的申请书，以证明郑某2明确表示愿意支付的教育费为基本国民教育及国家认可的正式学费，未经郑某2本人同意的学费郑某2均有权不予支付。4、高思数学班电脑截图，以证明郑某1高思数学班辅导机构仅能提供电脑截图，无合同、无正规发票。5、郑某2证据保全的公证书，以证明2015年9月20日田力通过本人的邮箱将拟好的离婚协议内容发给郑某2，其中明确写明五个子女均随田力生活，郑某2按每人每月5,000元标准向田力支付抚养费。在田力发送给郑某2的离婚协议中写明“双方婚前子女与婚生子女共5个均随田力生活，郑某2每月按5,000元/人的标准向田力支付抚养费25,000元，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在郑博鸿、郑伊珊、郑若菲每人大学毕业后，其5,000元/人的抚养费标准就都转加至郑若兰、郑某1名下……”。6、2019年9月18田力的告知函及郑某2的回函，以证明田力自认郑博鸿、郑伊珊每月的抚养费是每人5,000元。田力的告知函的主要内容为“1、因郑博鸿2019年6月大学已经毕业，2019年7月起我停止赠与郑博鸿5,000元/月。2、因郑伊珊、郑博鸿出庭为郑某2做伪证，不明是非，企图侵害郑若兰郑某1的生活费……所以我2019年10月起停止赠与郑伊珊5,000元/月。请严格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支付郑若兰、郑某1的生活费……”。原告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将郑若兰、郑某1改为子女，是因为原法官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写的是子女，所以法院要求田力更改，原来打印的内容恰恰反映了当事人原本的真实意思；田力提交的证据3-5中有五名子女的户籍是因为这五名子女均产生了医疗费、教育费等费用，该费用主张也是根据离婚协议确定的。田力计算的生活费的数额是因为田力本人决定从郑若兰、郑某1的生活费中分别给郑博鸿、郑伊珊每人5,000元到大学毕业，出发点是希望郑某2能回心转意，当时郑博鸿和郑伊珊在精神上也非常依赖田力，田力觉得不能让他们在生活上受委屈；2018年2月6日的庭审笔录(田力因心脏病原因未能出庭)，当时田力的代理人只陈述了部分事实。2018年3月20日14：15的庭审笔录(田力本人参加庭审)中田力的代理人非常明确的表示每月25,000元的生活费只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孩子的，田力出于一个母亲的角度，善意地把郑某2给付的25,000元作了分配，这是田力的权利，但并不代表被告给每个孩子5,000元。2018年3月20日16：20的庭审笔录中田力再次强调25,000元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孩子的，由于田力实际抚养了五个孩子，田力在收到郑某2给付的25,000元后自愿拿出一部分费用给郑博鸿和郑伊珊，不属于对离婚协议的变更；聊天记录中郑某2有删改，断章取义，未呈现完整的微信对话。在郑某2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田力回复“现阶段先这样”是表示田力只是不想再跟郑某2继续交流，不是对郑某2观点的认同，田力提供的微信记录证明了田力一直在要求郑某2按照离婚协议履行，拖欠的费用必须补足。证据2，郑博鸿的银行明细真实性无异议，恰好证明了田力愿意给郑博鸿多少钱是田力自行决定的，并不是固定的5,000元。证据3，郑某2取消郑若菲的生活费和学费是其一厢情愿，郑某2未支付过郑若菲的生活费，而支付学费是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的。证据4，该辅导机构已经提供了正式发票，原告已经提供。证据5，2015年9月20日离婚协议书只是双方协商的过程，基于多种原因，双方修改了该协议，再咨询专业律师进行了调整，最终签署的是2015年9月28日离婚协议。证据6，在告知函中，田力明确告知郑某2，郑博鸿2019年6月大学已经毕业，2019年7月起停止赠与郑博鸿每月5,000元。被告郑某2并申请郑博鸿、郑伊珊出庭作证，郑博鸿到庭陈述：本人是郑某2的儿子，在田力与父亲郑某2结婚时本人就与他们共同生活。2015年本人高三毕业，在和田力从高铁回北京的路上，田力跟本人讲父亲和她的婚姻情况，当时田力并未和郑某2离婚，他们协议是每个孩子5,000元生活费。本人于2015年9月上大学，郑某2跟本人说每个月给本人生活费5,000元，田力说给本人3,000元就够了，剩下的2,000元帮本人存着，等大学毕业再给本人，所以大学期间本人每月的生活费是3,000元，由田力转账到本人的银行账户，这笔钱田力从2015年9月一直支付到2016年4月，经本人要求，田力从2016年5月起每月支付本人5,000元直至2016年7月，8月本人在田力家，田力没有给本人生活费。从2016年9月起本人不再去田力家，生活费由郑某2每月直接给本人5,000元，田力就不再给本人生活费了。本人的学费由郑某2另外支付。郑伊珊到庭陈述：本人是郑某2的女儿。田力与父亲郑某2结婚时本人就与他们共同生活，直到2017年9月不再与田力共同生活，除了在学校外，就与郑某2共同生活。2016年田力就多次和本人说过每个孩子5,000元生活费，2016年本人的生活费5,000元都在田力处，是郑某2给田力的，田力没有给过本人。2016年8月开始，田力每个月给本人1,200元，一直给付到2017年3月，本人曾要求每月5,000元生活费，田力不同意。从2017年4月开始郑某2每个月直接给本人2,800元，本人与田力就没有关系了。针对上述证人证言，原告表示转钱过程正确，两位证人从未成年开始就和田力共同生活，在年满十八周岁时，不属于田力抚养的范围。田力表示愿意给郑博鸿、郑伊珊每人5,000元，意思是从田力的收入以及被告给田力的钱款中自愿划出一部分给郑博鸿和郑伊珊，但这不是田力的义务，且田力也表示到郑博鸿和郑伊珊大学毕业后钱款仍然要归并到郑某1和郑若兰名下。庭审中，双方对于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郑某2转给田力的钱款总额(包括田力的经济补偿费、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等)没有异议，扣除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每月给付田力的经济补偿款5,000元，剩余的是给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双方对于剩余钱款的用途存在分歧，原告主张其中的生活费应当是给付郑若兰、郑某1两个人的，自2016年9月起至郑博鸿大学毕业(2019年7月)田力自愿将郑某2给付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人的生活费25,000元中的5,000元赠与郑博鸿，郑某2从2016年9月起支付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人的生活费相应减少至每月20,000元，郑博鸿的生活费5,000元由郑某2直接支付给郑博鸿；自2017年4月起至2019年9月田力再次自愿将郑某2给付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人的生活费中的5,000元赠与郑伊珊，同意郑某2从2017年4月起支付郑若兰和郑某1两个人的生活费再次相应减少至每月15,000元，郑伊珊5,000元生活费由郑某2直接给付。郑某2则认为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给付的钱款是五个孩子的抚养费。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给付的是除了郑博鸿外的四个孩子的抚养费，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给付的钱款则是支付郑若兰、郑某1和郑若菲三个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关于郑某1的医疗费和教育费，田力向本院提供了郑某1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学杂费、课外辅导班费、冬夏令营费、医疗费等票据，总计金额为267,358元。田力为了证明郑某1在离婚后的教育花费的合理性，还向本院提交了离婚前后郑某1课外辅导班费用对比，田力称离婚前郑某1平均每年课外辅导班费用为27,000余元，离婚后因物价上涨、郑某1小升初费用的增加等情况，郑某1平均每年课外辅导班费用为42,000余元。郑某2对于郑某1的医疗费票据均没有异议。对于田力计算出的郑某1离婚前后课外辅导班每年平均费用金额亦予以认可，但认为离婚后课外辅导班的支出金额不合理。对于原告主张的教育费的票据，部分认可，部分不认可，认为很多票据都不是正规发票，或者仅有收据，没有付款凭证，没有合同，没有上课证明等。参赛费用不予承担，学校的餐费属于生活费范围，不应重复计算。有些票据显示是郑若菲的，也计算在了郑某1的费用里。本院认为，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田力和郑某2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抚养费均予以了明确约定，双方均应当遵照执行。离婚协议中“双方婚生子女郑若兰和郑某1均由田力抚养并随田力生活，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郑若兰、郑某1大学毕业为止，郑某2每个月向田力支付子女生活费25,000元”，本院认为该条款从字面上理解不存在歧义，25,000元指向的对象为郑若兰和郑某1，结合协议中“五名子女的医疗费、教育费(包含学杂费、课外班费用及冬、夏令营费用等)均由郑某2全部承担”的约定，可见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对于不同子女的不同费用做了具体的有差别的规定，郑某2主张协议约定的生活费25,000元实际是五个子女的，即每个子女每人每月5,000元，而非郑某1和郑若兰两个人的，应对此节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节事实的，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就郑某2提供的证据看，首先，在田力提交给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的材料中，田力虽然将《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原书写的郑若兰、郑某1的生活费修改为子女生活费，但在括号中仍然明确写明“至郑若兰、郑某1大学毕业止”，故田力根据原法官要求的修改行为不能证明其认可25,000元生活费是五个子女的。田力在诉请中要求了五个子女的医疗费、教育费，故田力提交五个子女的户籍资料也不能证明25,000元的生活费是五个子女的。从4829号案的庭审笔录看，田力并非存在自认行为，其多次强调了在郑某2给付的25,000元生活费中，出于一个母亲的情感，自愿拿出一部分给郑博鸿和郑伊珊，给付郑博鸿、郑伊珊每人5,000元是田力的自愿行为，并非是法定义务，故田力列举的费用表格对于田力自认五个孩子每人每月5,000元并不具有证明力。同理，郑某2的银行交易明细，只能说明钱款的客观给付状态，不能证明该给付状态是田力和郑某2协议约定的结果，仍不能推翻田力自愿赠与郑博鸿和郑伊珊部分钱款的主张。关于郑某2提供的2015年9月20日的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双方协商过程中的协议，并未产生法律效力，如果之前双方曾有过25,000元生活费给予五个孩子的约定，那么恰巧反证了2015年9月28日双方最终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25,000元是给郑若兰和郑某1的，郑某2提出是民政局要求更改的，对此未能提供证据，即便是民政局提出的，郑某2最后也是接受了该更改，而之后田力和郑某2就25,000元是给付五个孩子的生活费并未重新签订书面协议。田力在告知函中也明确表示给予郑博鸿和郑伊珊的钱款的性质是赠与，而不是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而郑某2提供的其余证据对于25,000元生活费的给付对象并不具有证明力。其次，从双方提交给北京昌平区法院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对于子女生活费等郑某2提出了数额变更的要求，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田力表示“现阶段先这样”，可见双方就相关费用达成的是阶段性的协议，不能证明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25,000元是五个孩子的生活费。最后，关于郑博鸿和郑伊珊的证言，一方面两名证人都是郑某2与前妻所生子女，与郑某2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两名证人证言对于生活费的支付数额也都是从郑某2处听来的，即使是听田力说过，也不能排除田力的赠与行为，不能推翻田力和郑某2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综上，本院认为，郑某2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25,000元是给五个孩子的，据此，郑某2应按照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约定，每月支付郑若兰、郑某1生活费每人每月12,500元，对于未足额支付的部分，应予以补足。田力表示自2016年9月起自愿从郑某2支付给郑若兰、郑某1的25,000元生活费中减少5,000-10,000元，以赠与郑博鸿、郑伊珊，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妥，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补付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的生活费共计41,94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生活费的支付时间和方式，离婚协议有明确约定，故原告要求每月10日前支付至指定账户，本院予以支持。郑某2同意补付郑某1的医疗费，本院予以准许。关于郑某1教育费的争议，田力提供了收据、付款凭证、报名凭证等证据证明教育费用的花销，被告提出没有正规发票、合同或实际上课的凭证等，本院认为日常生活中不乏课外辅导机构不向当事人出具正规的发票和合同等情形，郑某2也没有证据证明田力的该些费用不属实。关于被告提出的学校的餐费属于生活费的范围，本院认为，学生在学校就餐，学校的餐费理应包含在教育费中，同理，参赛费用也应当包含在课外班的费用内，故对于被告关于餐费和参赛费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田力提供的票据中有一部分票据抬头显示为郑若菲，田力表示实际上课为郑某1和郑若兰，由于郑若菲的课外班的费用也在另案的诉请中，而该项费用郑若菲并未重复计算，故该笔费用计入郑某1和郑若兰名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根据田力提供的离婚前后教育费用的对比，综合物价上涨、小孩小升初等情况，年均费用存在一定程度上涨，尚属合理，故对于田力要求补付教育费用的主张，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本院认为，因双方对于应当支付的费用数额存在分歧，郑某2亦没有主观拖延支付的故意，故对于田力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付原告郑某12016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生活费共计人民币41,940元；二、被告郑某2自2019年2月起每月10日前支付原告郑某1生活费人民币12,500元至田力银行账户(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慧忠北里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至郑某1大学毕业之月止；三、被告郑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付原告郑某1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医疗费、教育费(包括学杂费、课外班费、冬夏令营费用等)共计人民币267,358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6,139元，郑某1负担254元，郑某2负担5,8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龚 梅人民陪审员  金梨贞人民陪审员  祝建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胡心婷书 记 员  胡心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