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4879号原告：马振，男，1985年1月7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磊，男，1986年5月6日出生，回族，北京同仁堂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梅，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季，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马连国，女，1958年4月1日出生，回族，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住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理人：伊守堂（系被告马连国之夫），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海梅，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珊珊，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浩然，男，1985年4月29日出生，蒙古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忠（系第三人王浩然之父），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益淑英（系第三人王浩然之母），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振、原告马磊（以上2名原告以下简称二原告）与被告马连国、第三人王浩然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振，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梅、李季，被告马连国及其法定代理人伊守堂，被告马连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海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浩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海家园日苑22号楼2单元603室房屋（以下简称603室）、10号楼6单元302室房屋（以下简称302室）为二原告所有，二原告为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马连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的父亲马连兵（已去世）与马连国系姐弟关系；二原告父亲马连兵于2000年在村里出资建造平房4间并实际使用，马连国既未参与建房也未在此居住；2007年1月30日，马连国与其配偶伊守堂和马连兵签订“证明”，明确表示该房屋系马连兵出资所建，自己并未出钱出力参与建房，自愿放弃房产，愿意让马连兵变卖该房产；2007年9月3日，该房屋拆迁，补偿了603室、302室2套回迁安置房，马连兵因治病所需将2套房屋出卖给他人；2008年5月24日，马连兵因病去世，未留遗嘱，其法定继承人只有二原告；后马连国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原告返还原物和要求确认马连兵与案外人签订的2套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均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由于马连兵已去世，为确认二原告为上述2套房屋的权利人，二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马连国辩称，第一，回迁房屋归马连国所有，该事实已经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生效判决确定；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在(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生效判决中，已经明确：“马连国名下的位于西红门三村的宅基地院落一处被拆迁后，马连国应取得上述院落的拆迁利益，包括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屋及剩余补偿款”；该判决是法院经过司法程序审理做出的合法有效判决，法院应当维持生效判决作出的认定，维护司法权威。第二，被拆迁土地是马连国的宅基地，马连兵在马连国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事实，无法产生不动产物权效力；法院不应仅因马连兵的建造行为确认房屋所有权归二原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筑、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土地的合法权利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房屋，才可依据该条规定取得不动产物权；本案中，马连兵的建造行为是发生在马连国的宅基地上，不能仅考虑马连兵的建造行为将马连国的宅基地认定为马连兵的财产，更不能认定其为涉案两套拆迁安置房的所有权人。第三，“证明”系马连兵欺诈马连国、伊守堂签署，并非伊守堂及马连国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明”无效；在1981年，伊守堂因家庭困难，明知马连国有精神疾病，仍与马连国结婚，入赘马连国家；在北京居住几年后，后因家庭琐事带着马连国回廊坊居住；因马连国是精神病人，伊守堂又是文盲，没有文化，长期以来，为马连国的孩子在北京办理户口及领取村里福利等一切事宜均由马连兵代为办理；马连国的户口本、身份证、村里的股权证等也一直由马连兵保管，伊守堂一家对马连兵十分信任；2008年4月份左右，马连兵以想念马连国与伊守堂为由，先后将马连国和伊守堂接至北京，以为马连国一家办理村里福利领取事宜为由，骗取伊守堂在已经有马连国签字的空白纸上签字，之后套打了“证明”的内容；因此，该“证明”系马连兵欺诈马连国与伊守堂签署，并非伊守堂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该“证明”无效。第四，不讨论“证明”的效力问题，单就二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而言，属于给付之诉，不属于形成之诉，法院无权作出产生物权效力的形成性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本案中，二原告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主要依据和理由系由马连国、伊守堂及马连兵签订的“证明”，暂且不讨论该证明如何取得及是否有效，单就“证明”的内容来说，二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具有赠予内容的合同法律关系，而不具有共有或者其他创设实体法意义上物权意义的法律关系，法院无权根据“证明”作出具有物权效力的形成性判决。第五，根据“证明”内容，无法认定马连国有处分涉案2套回迁安置房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根据“证明”所载：“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自愿放弃马连兵在西红门给予马连国的房产（因为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分力，都是马连兵一人出钱出力所盖），我们真心自愿让马连兵便卖房产，换成钱来挽救马连兵生命中的一劫。”根据证明内容，马连国基于没有建造房屋也仅放弃的是马连兵在宅基地上所建房产，根本不涉及宅基地的权属，马连国更未处分两套回迁安置房的所有权。因此，即便“证明”被认定有效，马连兵也仅可取得地上建筑物或因地上建筑物本身价值转化的拆迁货币补偿，二原告以此要求确认603室、302室归其所有，于法无据。第六，涉案两套拆迁安置房屋具有特殊政策性安置性质，仅有被安置人员有权取得；如法院将涉案房屋所有权确认为二原告所有，一方面系通过法院判决确认了二原告取得违法利益，另一方面剥夺了马连国享有回迁安置房屋的福利政策的权利；拆迁安置房是福利性房屋，是为符合特定政策的在农村房屋拆迁中丧失原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家庭设置的，只有被拆迁宅基地的在册户籍人员，才有取得安置房屋的权利；本案马连国是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农村房屋拆迁后有权获得政策性安置房的所有权，而马连国又属于贫困家庭，根本无力在北京市购买其他商品房，孩子们又都是北京户籍，将来面临在北京入学、升学的问题，依据政府的福利政策取得回迁安置房是解决马连国家庭最基本居住保障的唯一希望。第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根据该法律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流转；如果法院将2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确认为二原告所有，无疑是以法律的形式宣告，即使不是合法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也可以通过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等房屋拆迁的时候，通过买卖回迁安置房在事实上流转宅基地，从而获得国家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一切权益；这样一来，法院会鼓励更多非法流转宅基地的行为，完全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同时，马连国作为宅基地合法使用权人，其因拆迁获得安置房是国家的政策福利，是国家对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生活居住的基本保障，如果马连国这一合法权利因为二原告的非法行为被法院剥夺，实则严重侵害了马连国的合法权益。第八，本案二原告诉讼主体身份不成立，因为回迁房屋登记的是马连国所有，在（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了，在该判决书中法院明确认定马连国名下的位于西红门三村的宅基地被拆迁之后，应由马连国取得回迁房屋和拆迁款，该判决是经过司法程序审理的生效判决，在该案中二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已经出售给王浩然，但根据原告所出示的2份购房协议书，房屋买卖的甲方是马连国，乙方是王浩然，根本没有马连兵的事情，马连兵最多是个见证人，这一点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2018）京02民终10752号明示判决书中“本院经审理查明部分”也已经予以认定，请法院注意该份判决书中第11页第2段有关302室、603室房屋的购房协议书中甲方处均签由马连国按印，马连兵在见证人处签字按印，所以涉案房屋与马连兵无关，既然马连兵与涉案房屋无关，所以二原告主体身份存在重大问题，不是适格权利主体。第九，马连国方去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调取了拆迁公告，首次发布的公告时间是2006年11月1日，二原告所提交“证明”显示的时间是2007年1月30日，按照伊守堂的回忆，该“证明”签署的时间为2008年4月份，在马连兵去世之前1个月，当时说的是要办村里的福利，签了几张空白纸；拆迁补偿合同实际签订在2007年9月3日，马连国认为所谓伊守堂出具的“证明”的签署时间无论是在拆迁之前，还是在拆迁之后，都应该被认为是无效，理由是2006年11月份已经发布拆迁公告，如果“证明”确实是在2007年1月30日签署的，则马连兵明知宅基地上的房屋即将拆迁，伊守堂放弃拆迁利益，而不是“证明”中所载明的马连兵所建的地上房屋，但是从“证明”内容中没有看出是放弃了拆迁利益，如果“证明”是签署在拆迁之后，则此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不存在，马连兵应告诉伊守堂放弃的是2套回迁安置房，不再是宅基地上的房屋的权利；被拆迁的财产是宅基地，首先是因为是马连国具有身份属性，关于宅基地的处理及基于户籍安置人员对权利的处分，在“证明”中也没有提及；综上，所谓伊守堂出具“证明”中没有处分宅基地和全部拆迁利益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处分回迁安置房购买资格的意思表示，因此暂时不讨论“证明”是套打一节，依据现在证明中的意思表示，马连兵也仅仅可以取得地上建筑物或者地上建筑物转化的货币补偿，不应该取得回迁安置房购买资格的权利；对被拆迁人来说有两个权利，一个是拆迁补偿的权利，第二是购买回迁安置房的权利，就第一个权利，只是地上建筑物投资和价值的权利，第二个权利是回迁安置的权利，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权利，马连国一家是贫困家庭，唯一的指望是在拆迁过程中取得优惠购房来取得安身之所，且关系到孩子上学、家庭生存，马连国不可能放弃回迁安置房的权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2018）京02民终10752号民事判决书中，再次提请法院注意第11页第2段。第十，关于本案案由，二原告起诉的确认之诉，按照物权法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没有权利就本案改变物权权属的判决，人民法院只有在有关形成性判决的时候才能产生物权效力，本案中二原告主张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基础是二原告提交的所谓伊守堂出具“证明”，暂不考虑“证明”是否有效，就“证明”的内容来说，是给付性的诉讼请求，不是确认之诉，在本案中不具有形成性权利的基础；涉案房屋具有特殊政策安置房屋的性质，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得流转的。综上所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浩然未到庭，其在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中述称，本案诉争603室、302室为王浩然实际使用，系王浩然于2008年在马连兵处购买所得；在王浩然当时买房时认可房子是马连兵的，对于本案诉讼，王浩然同意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意涉案房屋判归二原告所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马连国、马连兵系姐弟关系；马连国系精神残疾人，自1980年患有精神病，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9年12月2日，本院作出（2009）大民特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马连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马连国之夫伊守堂为马连国的监护人。马连国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三村欣宏北大街西24条9号”（以下简称9号西院），马振、马磊系马连兵与案外人陈福玲之子；马振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三村欣宏北大街24条9号”，并非9号西院。2004年10月8日，马连兵与其妻子陈福玲经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登记离婚。2006年左右，马连兵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癌。马连兵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三村（以下简称西红门三村）签订借款合同1份，马连兵向西红门三村借款200000元用于治疗疾病，借款期限为2006年11月27日至2011年11月27日，约定马连兵以手术后报销的医疗费和西红门三村每年给付的分红款偿还其向西红门三村的借款。2007年9月3日，西红门三村村民委员会出具“宅基地权属证明”，该证明载明：“马连国为西红门镇叁村村民，房屋位置坐落在大兴区西红门镇三村欣宏北大街西24条9号。宅基地南北宽13.4米，东西长13.45米，面积为180.23平方米”。在2003年10月之前，案外人陈连会、陈启旺曾经在西红门三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村主任；2010年5月，陈连会、陈启旺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我在三村担任书记期间，马连兵（村民）以马连国的名义建一处院落，房屋四间，此事属实”。马连国既没有参与9号西院内房屋的建造，亦未曾在所建成房屋内居住过，但9号西院宅基地系以马连国名义申请，且马连国的户籍住址位于9号西院。2007年1月30日，马连兵与伊守堂、马连国夫妇签订“证明”1份，其内容为：“我伊首堂是河北省伊指挥营的一个普通农民，因家庭困难与马连国结婚。因马连国智残生活上和经济上一直由他的父亲和弟弟支撑着，他父亲死后一直由他弟弟马连兵来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活上。在2000年马连兵在西红门镇以他姐姐马连国的名义盖了四间房一座院落，一个临时的建筑。想让我们一家人搬过来住。没想到他的弟弟马连兵却患有急性淋巴癌，我马连国伊守堂夫妇在盖房过程中在经济上没有帮助马连兵一分一毫。因马连兵和他媳妇已离婚，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马连国。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出钱帮助马连兵，但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自愿放弃马连兵在西红门给予马连国的房产（因为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分力，都是马连兵一人出钱出力所盖），我们真心自愿让马连兵便卖房产，换成钱来挽救马连兵生命中的一劫。生产队每年给予的股份和分红钱，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全部拿走，从此和马连兵在房产上经济上毫无关系”；该证明原件由马连国与马连兵的表哥甘连长保管；上述证明签订后，马连国、伊守堂及其子女搬到伊守堂位于河北省的户籍地居住。马连国主张伊守堂不识字，伊守堂与马连兵签订该证明时纸张为空白页，并无内容，且签署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并提交由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指挥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兹有我村村民伊守堂，男……本人自小因家庭困难，没有上过学，文化程度是文盲”；同时马连国提交“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份、“拆迁公告”1份（载明“拆迁公告”发布于2006年11月1日，所涉项目为建设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工程，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要求各被拆迁的单位和居民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自2006年1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搬迁），证明上述“证明”系马连兵让伊守堂签署在空白纸上，且马连兵故意向伊守堂隐瞒了空白文件的真实用途以及房屋即将拆迁的事实。2007年9月3日，马连兵代替马连国签署了“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选房通知”、“暂缓选房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等拆迁补偿手续，拆迁人（甲方）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被拆迁人（乙方）为马连国；“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0间，合法建筑面积135.17平方米，占地面积180.23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马连国、之女马美丽、之子马长城、之外孙符家皓”；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共计493314元，包括区位补偿价291967元（区位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2160元，确权面积为135.17平方米）、重置成新价186519元（包括房屋主体总价值91851元、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价值94668元）、搬家补助费2028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房屋周转补助费10800元；马连兵选择回迁房屋两套，即302室（建筑面积80平方米）和603室（建筑面积80平方米），房款分别为198400元、156724元，合计355124元。2008年1月7日，马连兵代替马连国与王浩然签订“购房协议书”，马连兵将302室和603室卖与王浩然，王浩然主张其已经一次性全部付清购房款。2008年5月24日，马连兵因病去世，未留遗嘱。马振主张其了解的情况是马连兵将卖房款用于治病及归还西红门三村的借款和其向他人的借款，继承人并未继承。2008年8月14日，马振代替马连国办理了诉争两套回迁安置房的入住手续，领取了两套房屋的电卡、气卡、钥匙并办理了物业委托协议书，上述电卡、气卡、钥匙、物业委托协议书及购房协议书、暂缓选房通知书原件在王浩然处。马连国主张，马振系伪造委托书，谎称与马连国系母子关系，办理的收房入住手续。2010年，马连国将马振以返还原物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要求马振返还马连国302室、603室以及上述两套房屋相关的拆迁补偿手续和房屋电卡、气卡、钥匙，即（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民事案件；本院于2010年12月13日作出（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马连国名下的位于西红门三村的宅基地院落一处被拆迁后，马连国应取得上述院落的拆迁利益，包括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屋及剩余的拆迁补偿款；但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屋及剩余的拆迁补偿款被马连兵处置，故马连兵是否有权处置上述拆迁财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马连国主张王浩然的证言及其提供的购房协议书虚假，因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诉争的两套回迁房屋302室和603室系王浩然从马连兵处购买，并由王浩然占用，马振虽在王浩然办理回迁房屋的入住过程中代替马连国办理了相关手续，但确定王浩然与马连兵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未解决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情况下，马连国要求马振返还诉争房屋及附属的拆迁手续、房屋电卡、气卡及钥匙等物品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马连国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民事判决已生效。2017年，马连国、符家皓、马美丽、马长城将马振、马磊、王浩然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案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在2008年1月7日王浩然与马连兵、马连国关于购买603室和302室所签订“购房协议书”无效，并要求3名被告立即向4名原告返还603室、302室，即（2017）京0115民初20431号民事案件；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7）京0115民初204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根据本案所查明事实，马连兵借马连国名义申请了9号西院宅基地，之后由马连兵建造9号西院内平房，马连国一家既未参与建房，亦未在9号西院居住，即马连国一家并非9号西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建房人马连兵系9号西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之后，9号西院被拆迁，9号西院转化为包括诉争302室、603室在内的拆迁利益，虽然系以马连国名义签署拆迁协议，但因马连兵系9号西院内平房的所有人，且伊守堂作为马连国的监护人已与马连兵签订‘证明’，明确表示：‘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出钱帮助马连兵，但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自愿放弃马连兵在西红门给予马连国的房产（因为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分力，都是马连兵一人出钱出力所盖），我们真心自愿让马连兵便卖房产，换成钱来挽救马连兵生命中的一劫’，故上述拆迁利益应由马连兵享有……因马连兵系302室、603室的权利人，故其出卖上述房屋与王浩然系有权处分，对4名原告要求确认2008年1月7日王浩然与马连兵、马连国订立的‘购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购房协议书’有效，4名原告并非诉争房屋权利人，故对4名原告要求3名被告返还302室、603室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马连国、符家皓、马美丽、马长城的全部诉讼请求。马连国、符家皓、马美丽、马长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02民终10752号民事判决书，经二审审理查明：“对于《证明》，伊守堂称其在上签字虽为其所签，但其签字的时候是一张纸盖在上面的，其对签字的内容并不知情。有关302、603房屋的《购房协议书》中甲方处均签有‘马连国’和捺印，马连兵在见证人处签字、捺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马连国、马长城、马美丽、符家皓系以马连兵无权处分302、603房屋为由主张《购房协议书》无效，不论马连国、马连兵谁是上述房屋的权利人，依据上述规定，其请求本院均无法支持。对于被拆迁房屋及所在宅基地的权利人系谁以及拆迁利益应归谁享有的问题，本案不予审查，双方可另行解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连国、符家皓、马美丽、马长城不服二审判决，主张一、二审认定购房协议有效性问题适用法律错误，购房协议的出售人为马连国，而马连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主体不适格，购房协议应属无效等理由，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京民申2472号民事裁定书，经该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马连国、马长城、马美丽、符家皓主张马连兵无权处分诉争房屋，要求确认购房协议书无效并予以返还的诉求，缺乏依据。应当指出，涉案被拆迁房屋及所在宅基地权利人的认定及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本案不予审查，双方可另行解决。综上，马连国、马长城、马美丽、符家皓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裁定驳回马连国、马长城、马美丽、符家皓的再审申请。经马连国申请，本院调取了针对9号西院所在区域拆迁所适用的《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项目拆迁安置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中“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实施细则”载明：“被拆迁人是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的补偿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两种方式”、“产权调换：被拆迁人愿意实行产权调换的，首先根据受委托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补偿金额，同拆迁人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与西红门镇政府签订购买安置房协议，按照优惠价格购买安置房”。二原告认可实施方案真实性，并主张根据所调取到拆迁政策，可以证实系按照地上物的面积来进行拆迁，并非按照户籍；马连国认可实施方案真实性，并主张根据其中“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拆迁时的合法建筑面积是和宅基地相关的，第十条规定，该条只是规定了回迁安置房面积的计算方式，并不是认定权属的依据，第十六条规定，该条可以说明马连国是本村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回迁房和相关拆迁利益；同时马连国还主张，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之规定，农村房屋的拆迁可以按照房屋面积，也可以结合被安置人口计算拆迁利益。本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所有权确认纠纷是指就所有权的成立、内容及归属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本案中，不同于分家析产纠纷等民事纠纷，虽然原、被告具有一定亲属关系，但无论是在原、被告之间，还是在马连兵、马连国之间，针对9号西院均不具有共同建房或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且302室、603室登记在马连国名下，二原告现就上述2套房屋主张权利，故二原告按照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由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在马连兵于2008年5月24日死亡时，其已离异，其父母已死亡，其子女为二原告，故二原告系马连兵的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主体适格；虽然存在与王浩然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但王浩然同意诉争2套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在此基础上其再与二原告另行解决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事宜，在核实清楚王浩然的上述陈述意见后，本案系审理原、被告之间针对诉争2套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事宜，对王浩然买受诉争2套房屋一节在本案中不做审查；同时需指出，虽然未对诉争2套房屋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但本案纠纷系发生在马连国向相关机构提交办证材料及二原告提交产权异议的过程中，针对诉争2套房屋已具备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之条件，故针对诉争2套房屋具备审理所有权确认纠纷之条件。据此，本案最大争议焦点即在于302室、603室的所有权归属，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房屋建设角度看，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根据本案所查明事实，系马连兵借马连国名义申请了9号西院宅基地，之后由马连兵建造9号西院内平房，马连国一家既未参与建房，亦未在9号西院内居住，即马连国一家并非9号西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建房人马连兵系9号西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之后，9号西院被拆迁，9号西院转化为包括诉争302室、603室在内的拆迁利益。第二，从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及拆迁转化利益角度看，马连兵提出了如果确认9号西院拆迁利益2套回迁安置房归二原告所有即变相确认二原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一切权益的抗辩；但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系关于经行政许可取得农村宅基地的取缔性规定，其不能作为农村宅院被拆迁后相关拆迁利益归属的认定依据；在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签订合同将房屋（包括拆迁安置用房等）的购买指标转让给他人，当事人一方主张转让合同无效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当事人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购房指标的除外；具体至本案，虽然9号西院所涉拆迁项目为“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项目”，但此系指利用被拆迁地块建造经济适用房（在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上具有收入及居住条件等严格要求），并非指诉争回迁安置房系经济适用房，9号西院的转化利益2套回迁安置房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并非必须由名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或本村村民取得。第三，从拆迁政策角度看，“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项目拆迁安置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被拆迁人是拆迁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其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针对拆迁补偿、补助款项、回迁安置房的面积等计算方式均是根据被拆迁房屋面积计算，与被拆迁院落的实际居住人口及户籍构成情况无关；而且，区别于在部分市区拆迁中，以考虑被安置人员为基础，在大兴区所普遍实施的拆迁政策中，拆迁补偿、补助款项（包含搬家补助、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周转费、工程配合奖等）及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与被拆迁宅院的合法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装修、附属物评估价等因素有关，而与被拆迁院落的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构成情况无关；上述拆迁政策也与防止空挂户人员（并非户籍住址房屋的产权人）获得拆迁利益，造成户籍不正常流动等有关；在市区普遍存在的每多1个户籍人员就可以获得50平方米优惠购房面积并非在大兴区适用，除非所涉拆迁政策有明确规定；经本院审查“西红门镇经济适用房项目拆迁安置实施方案”，未发现并非房屋产权人的户籍人员可以取得拆迁利益的明确规定，其所用措辞为“产权置换”、“被拆房屋”、“被拆迁房合法面积”，没有“在册户籍人数”或“实际居住人口”等相关措辞。据此，9号西院内房屋系马连兵一家所建，与马连国一家无关；根据该次拆迁政策，马连国无法基于其户籍住址在9号西院即可获得相关拆迁补偿。第四，从与已生效判决关系角度看，对于马连国与马振返还原物纠纷一案（要求马振返还马连国302室、603室以及上述两套房屋相关的拆迁补偿手续和房屋电卡、气卡、钥匙），本院作出（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民事案件，判决驳回马连国的诉讼请求；而返还原物纠纷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本院驳回马连国的诉讼请求，即说明马连国作为权利人的基础并非充分，不能将该判决的既判力延伸至其“本院认为”的全部说理部分；据此，不能依据（2010）大民初字第4600号民事判决认定马连国系诉争302室、603室的所有权人。第五，从审查本案重要证据落款时间为2007年1月30日的“证明”角度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马连国的配偶（监护人）伊守堂在该“证明”上签字并按印确认，马连兵亦签字并捺印确认；马连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关于欺诈）的规定提出抗辩，但就受欺诈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该“证明”明确载明：“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出钱帮助马连兵，但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自愿放弃马连兵在西红门给予马连国的房产（因为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出一分钱、一分力，都是马连兵一人出钱出力所盖），我们真心自愿让马连兵便卖房产，换成钱来挽救马连兵生命中的一劫。生产队每年给予的股份和分红钱，我马连国伊首堂夫妇全部拿走，从此和马连兵在房产上经济上毫无关系”，即马连国一家明确放弃西红门房产，愿意马连兵一家变卖房产，并主张从此和马连兵“在房产上经济上毫无关系”，又考虑到当地政府在2006年11月1日即发布拆迁公告，而该“证明”的落款时间为2007年1月30日，故当然可以推断出马连国亦不对9号西院拆迁所得主张权利，因拆迁所得房屋应归马连兵所有；在马连兵去世后，二原告因继承取得302室、603室房屋所有权。综上所述，对二原告之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案件受理费分担事宜，考虑到马连国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纠纷系马连兵在世时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简单按照胜败诉结果确定，本院酌情确定由二原告自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海家园日苑22号楼2单元603室房屋为马振、马磊所有；二、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海家园日苑10号楼6单元302室房屋为马振、马磊所有。案件受理费15960元，由马振、马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审 判 员  刘 瑶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