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传法，男，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崴，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士江，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法定代理人：孙秀竹（孙士江之女），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明珍（孙士江之妻），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奎峰，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传法因与被上诉人孙士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传法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74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等由孙士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没有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转款共计125万元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是替朱传法偿还的涉案借款60万元。理由如下：首先，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时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修岚出庭作证称，其向孙士江转款是因为孙士江要解除房产抵押，借给孙士江65万元之所以没有让孙土江写借条，是因为房产抵押完后，双方还有别的合作。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8月31日，孙士江以其自有房产为修岚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350万元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因此，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的行为，不能排除孙士江与修岚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不足以证明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是偿还的涉案60万元借款。”第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曲解了证人证言原意，背离了事实。判决书中阐述的内容系断章取义，把“希望双方之后有别的合作，但是后来没有合作”直接阐述成“双方还有别的合作。”该阐述完全背离了事实，曲解了原意；把“借给孙士江65万元是用于解除房产抵押”阐述为“房产抵押”。一审法院在判决依据的论述中，把证人证言中关键的原句写错，原意误读，无论一审法院就是这样理解和认定还是笔误或对内容的遗漏，因其阐述的内容系判决的依据，依据错误其判决结果必定是错的。第二、一审法院颠倒举证责任，将原本属于孙士江的举证责任强加给朱传法。判决书中称:“不能排除孙士江与修岚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不足以证明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是偿还的涉案60万元借款。”《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朱传法虽然没有及时收回已经还过款的借条，但证人修岚出庭作证明确替朱传法还款并向法庭提交了银行转款记录，此时朱传法的证明责任已经完成。如果孙士江认为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有其他用途并非替朱传法还款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院在孙士江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径直否认了朱传法还款事实，用“不能排除孙士江与修岚之间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的猜测代替了证据规则，免除了孙士江的举证责任，增加了朱传法的举证义务，一审法院依此作出的判决有违法律的明确规定，有违公正客观的审判原则。第三、一审法院割裂了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对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未进行全面审查。法院认为:“修岚转款是在2016年8月29日，而朱传法在2017年7月22日向孙士江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并承诺一个月归还，可以说在2017年7月22日，朱传法仍确认尚欠孙士江60万元，与其认为2016年8月29日已委托修岚还款自相矛盾。朱传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借条上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虽抗辩借条落款年份‘2017’系其书写笔误，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的认定歪曲了事实，首先，从借条落款时间和转款(借款)时间来看，朱传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非常明白借条中“今借”二字的含义。如果是2017年7月22日所写借条，那么在借条开端就不会用“今借”二字；如果借条明确“今借”二字，那么就应该是当日收到了借款，但涉案借款却是2016年7月22日转款，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的认定背离了事实和逻辑，割裂了各证据及时间节点的关联性，由此认为修岚于2016年8月29日向孙士江还借款是自相矛盾，这足以证明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审查证据和全面查清事实，依据主观判断作出了判决。按一审法院的判决及孙士江的逻辑，本案一审原告提起的民事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16日”,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在立案和审判过程中均未发现或改正，对待如此严肃的事情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应明白日期错误的重要性，且前后时差两年之久依据原告和一审法院之逻辑这是不可能笔误的,但现实是落款2017年的起诉状在2019年顺利开庭并且作出了判决。同理，朱传法将“2016”误写为“2017”法院无视证据径直认定为朱传法“仍确认尚欠孙士江60万元”，这有违司法公允和审判中立原则。其次，朱传法所述完全与借条开端的“今借”相统一，与借款期限届满后修岚代为还款的时间8月29日相统一，与转款数额、转款日期、借条日期、还款日期等全部相互印证和统一，但一审法院无视朱传法观点与证据的高度吻合，无视事实和逻辑的合理性，牵强附会的将借条形成时间解读为2017年所写，因此与实际借款时间、借条内容、还款时间等相互矛盾，由此认为修岚转款系在朱传法仍确认欠款之前。修岚在庭审中多次强调125万元中有60万是替朱传法还孙士江借款，曾希望与孙士江有合作但最终没有合作并明确其与孙士江之间除了本次转款外没有其他账目往来或合作。退一步讲，即便是法官认为修岚与孙土江之间有其他合作，那么在本案中修岚明确60万是替朱传法还清借款，也是修岚正当处分60万转款权利的行为，修岚在这里处分过该60万，在其他任何方面均丧失了主张这60万元的权利。如果法院仍认为双方之间有合作，那就应该全面调査清楚之间是否有合作以及有什么合作或什么数额的合作，至少应该调査修岚与孙士江之间和星宇公司与孙士江之间是否有其他账目往来用以证明该事实,但一审法院将待查事实搁置，径直以“不能排除孙士江与修岚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代替了所有证据和事实，否定了修岚替朱传法还款的事实。该判决如果生效，必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诉讼，即便转款没有备注为借款或还款，但法律需要给这两笔大额转款一个公正和交代，这会给各方当事人及司法各环节增添不必要的诉累。恳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一审法院认为录音证据没有明确指向涉案款项，属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当庭播放录音内容已向法庭证明了案件的事实，孙士江之女孙秀竹在电话中因为其母亲质疑而向朱传法称“叔叔，您也别太生气，我也是当着我妈的面问的我爸爸，爸爸点头了，我是相信你的”，虽然朱传法因开会而没能当庭提供原始载体，但案件事实已全面向法庭呈现。一审法院仅以录音中没有清楚说明“还清60万”的字眼而不予采信该证据，这明显对査清案件事实带来障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违法律规定。1、一审中朱传法因存储于建设路中国银行写借条现场的视频无法调取而向法庭申请调取或调查，但一审法院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四条规定而不予准许”。首先，该规定已于2015年2月4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失去了法律依据，该判决结果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重新审理审查案件事实并重新作出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一审中，朱传法申请调取的视频因存储于银行内部，朱传法或代理人均无法自行调取该视频，但该视频又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即便朱传法不向法庭申请调取该关键证据，对于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法院应本着查清案件事实为目的，依职权调取或采用其他方式全面、客观地调查核实事实。一审法院非但未依职权调取上述证据，也未准许朱传法调取证据的申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朱传法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孙士江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传法的上诉请求。1、通过一审的庭审可以确认无争议的事实是，2016年7月22日朱传法向孙士江借款60万元的事实，朱传法在一审答辩时及庭审质证时对此均予以认可，至于朱传法是否偿还借款，应由其负责举证。2、孙士江起诉主张的借款即是2016年7月22日的出借款项，仅主张这一笔60万元借款，朱传法出具的载明日期为2017年6月22日的借条是再次确认了该笔借款。二、朱传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偿还涉案借款。1、证人修岚的证言不符合常理，试想如果仅认识一两天就能将一百余万元借给对方吗？而且还不让对方出具任何手续，这违背正常人的认知，而且，在认识几天后孙士江就用自己的房产给证人经营的公司做抵押担保，这也明显不符合常理。2、修岚的转账数额明显与本案不一致，而且也没有备注任何信息，朱传法是银行从业人员，对于资金往来更应该有远超常人的认知，何况孙士江借给朱传法的款项是要求其出具了借条的。3、如果朱传法委托证人偿还了涉案款项为何时隔近一年没有收回借条，也没有让孙士江出具收到条，朱传法的辩解和证人证言陈述不符合正常人的认知，不足以证实偿还了涉案借款。三、朱传法一审庭审中申请调取的银行录像不影响本案的定案。1、本案的关键是朱传法是否偿还了涉案借款，而朱传法提供的证人修岚的证言及转账记录与其主张的偿还涉案借款不能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偿还的事实，退一步讲，假设有证据证明朱传法是在2016年写的借条，朱传法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已经归还。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而本案中朱传法申请调取证据是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况且朱传法申请调取的证据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综上，孙士江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传法的上诉请求。孙士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传法立即偿还孙士江借款60万元并支付利息85031.51元(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3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16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5%计算)；2、诉讼费用由朱传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2日，孙士江通过中国银行向朱传法转账60万元。孙士江与朱传法签订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孙士江人民币陆拾万元整(￥600000.0)利息及相关费用由我支付。时间一个月。若到期还不上，自愿将中海社区A2地块1号楼1单元3002室(面积87m2)无偿过户到孙士江名下”。朱传法在借款人一栏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2016年8月29日，修岚向孙士江两个不同的银行账户分别转款35万元和90万元。2016年8月31日，法定代表人为修岚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了《融资额度协议》。同日孙士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自有房产为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另查明，2017年8月2日，孙士江突发脑梗死被送往山东省立医院治疗，2017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102民特104号民事判决，宣告孙士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妻子管明珍为其监护人。后孙士江之女孙秀竹向该院申请，请求撤销指定管明珍为孙士江的监护人并指定孙秀竹为孙士江的监护人。2018年2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102民特9号民事判决，孙士江的监护人变更为孙秀竹。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孙士江为证明其与朱传法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提交了2016年7月22日向朱传法转账60万元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及由朱传法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2日、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朱传法认可收到了孙士江交付的6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朱传法应按约定时间归还借款。朱传法抗辩称其已委托修岚于2016年8月29日将涉案借款全部偿还孙士江，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共计125万元，其中60万元是偿还涉案借款，剩余65万元是孙士江向修岚的借款，有银行流水及修岚的证人证言为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共计125万元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是替朱传法偿还的涉案借款60万元。理由如下：首先，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时没有备注款项的性质，修岚庭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向孙士江转款是因为孙士江要解除房产的抵押，借给孙士江65万元之所以没有让孙士江写借条，是因为房产抵押完后，双方还有别的合作。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8月31日，孙士江以其自有房产为修岚任法定代表人的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350万元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因此，修岚分两次向孙士江账户转款的行为，不能排除孙士江与修岚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不足以证明修岚向孙士江转款是偿还的涉案60万元借款。其次，修岚转款是在2016年8月29日，而朱传法在2017年7月22日向孙土江出具了60万元的借条一份并承诺一个月归还，可以说明在2017年7月22日，朱传法仍确认尚欠孙士江60万元，与其认为2016年8月29日已委托修岚还款的主张相矛盾。朱传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借条上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其虽抗辩借条上落款年份“2017”系其书写笔误，但并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该院对朱传法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庭审中，朱传法申请法院调取2016年7月22日打借条现场的监控，一审法院认为该申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关于朱传法提交的其与孙秀竹的录音证据，孙士江质证认为不是原始载体，不具有法律效力。经查，该录音证据内容未明确指向涉案的60万元。朱传法以该录音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已经还清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孙士江要求朱传法应向其返还借款本金6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孙士江与朱传法未约定借期内利率，故孙士江主张的借期内利息该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2017年7月22日，朱传法向孙士江出具借条，并承诺一个月内偿还，故朱传法应于2017年8月21日之前偿还。孙士江主张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5%计算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逾期利息，应当以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7月1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5%计算，故该院对孙士江主张的逾期利息51263元予以支持，超出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ー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朱传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士江借款本金60万元；二、被告朱传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士江逾期利息51263元(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7月1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5%计算)；三、驳回原告孙士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传法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8月29日孙士江个人贷款还款凭证手机照片一份，载明孙士气归还建设银行贷款及滞纳金35万余元；2、2016年8月29日孙士江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手机照片一份，载明孙士江贷款总额为58万元的贷款已还清；3、2016年8月29日孙士江中国银行跨行人民币汇款凭证手机照片一份，载明孙士江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建设路支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瑞都国际支行（收款人祖彬）汇款90万元，附言为还款。4、2016年8月29日《借款结清证明》手机照片一份，载明抵押人孙士江与债权人（姓名不清）共同向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借款结清证明，借款人孙士江所借金额90万元整，现已全部还清，申请解除抵押，并注销不动产登记证，证号为鲁（2016）济南市不动产证明第0051707号。该四份证据欲证明涉及的款项与证人修岚根据孙士江指示转出的款项数额全部一致，修岚证言属实，修岚替朱传法还款及借给孙士江的借款共计125万元均已根据孙士江指示转入相应的账户中。孙士江质证称，因孙士江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且朱传法提交的系复印件，未提交相应的微信或短信记录相佐证，无法核实证据的真伪，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退一步讲，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也无法证实上述款项系修岚替朱传法偿还借款，上述所有证据中并未载明系偿还本案借款。5、孙士江短信截屏手机照片一份，2016年8月29日孙士江（手机号150******3）短信三条，载明建设银行槐荫区支行建设路分理处孙士江账号622******485；中国银行阳光新路支行孙士江账号62178*****04512；建行35万、中行90万。欲证明修岚向孙士江建行账户转款35万元，向中行账户转款90万元均是按照孙士江的指示和要求所转；孙士江于2016年8月29日上午9点38分、47分、48分别发送了三个短信，向修岚提供了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账户，并要求向建行转35万元和中行转90万元。修岚在接到孙士江短信后，于同日10点03分向孙士江建行账户转款35万元，10点07分向孙士江中行账户转款90万元整；该短信截屏和一审中修岚提供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修岚在一审证人证言中关于其替朱传法还款并将款项根据孙士江的指示转入其账户的过程是真实的。孙士江质证称，因孙士江本人丧失行为能力，且朱传法提交的系复印件，未提交相应的微信或短信记录相佐证，无法核实证据的真伪，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修岚向孙士江账户转账即为偿还本案借款，该证据上并没有载明具体用途，不能排除证人修岚与孙士江存在其他合作。6、房产证、购房合同手机照片一份，载明市中区**路***号***社区*区**号楼**（鲁2016济南市不动产权第0****2）为权利人修岚单独所有。欲证明涉案借条中所记载的抵押房屋的信息系证人修岚名下房屋，因该借款也实际为修岚使用，借款期限届满时，修岚接到朱传法通知后及时将所借款项替朱传法偿还符合事实和常理，进一步间接说明修岚替朱传法还清涉案借款的事实。孙士江质证称，因房产证系复印件、购房合同我方不是当事人无法确定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对该两份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通过一审法庭调查及借条、转账明细能够证明涉案借款的借款人是朱传法，借条上并未载明房屋的所有人是谁，也没有说明该借款系证人修岚借款，即使该房产系修岚所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孙士江知道该房产系修岚的，如果孙士江知道是修岚的房产不可能会同意朱传法用其没有处分权的房产提供担保，这与借条的本意相互矛盾，而且修岚在一审开庭时称与孙士江在2016年8月29日之前一两天才认识，并且称双方无其他借款，这与朱传法的陈述及证明目的相互矛盾。7、朱传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原件一份，载明2016年7月22日向修岚转账20万元，欲证明2016年7月22日朱传法已将孙士江打给他的60万元中的20万元打给了修岚，剩余的40万元分多次通过现金给的修岚。孙士江质证称，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该笔借款是修岚借款，更不能证明修岚替朱传法还款，朱传法与修岚之间如何交易是其与修岚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本案所有证据均证明系朱传法向孙士江借款。以上事实由朱传法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传法对2016年7月22日孙士江借给其60万元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并认可已经收到涉案款项，但对涉案借条的落款时间有异议，主张当时因笔误将日期写成“2017年7月22日”，打借条的真实时间应为“2016年7月22日”，即孙士江转账汇款当日。从借条载明的内容来看，年份处没有修改，仅有的一处修改也已捺印，借款数额、房产信息、借款人等处也已捺印，可以看出借贷双方对借条所载明的内容进行过确认核实。即使如朱传法所主张的借条书写日期实为2016年7月22日，同年8月29日修岚已替其归还涉案借款，在孙士江突发疾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朱传法却未找孙士江收回借条有违常理，朱传法怠于维护自身权益，故本院对其涉案借条书写日期实为“2016年7月22日”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审中，朱传法对借条书写时间申请鉴定，并申请法院调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建设路支行2016年7月22日的监控录像，但借条书写时间为何，均无法改变朱传法与孙士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已形成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故本院对其鉴定申请及调取银行监控录像的申请均不予准许。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偿还的问题，朱传法主张修岚已替其归还涉案款项并提供了修岚向孙士江的转账明细等系列证据，但没有一笔款项能够明确指向系履行的本案借款。为证明修岚替其还款的合理性，朱传法向本院陈述了借款过程和借条由来，称借条上作为担保的房产系修岚所有，涉案借款实为修岚所借，收到涉案款项后，已将其中2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修岚，剩余40万通过现金分次支付，朱传法作为本案借款人，其与修岚之间如何约定，均无法对抗出借人孙士江，故朱传法的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朱传法申请本院调取修岚与孙士江之间、济南星宇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与孙士江之间自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银行往来记录，因孙士江与案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案外人的相关权利可通过诉讼另行解决，故本院对于朱传法该项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观本案现有证据，朱传法主张涉案借款已偿还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朱传法应当向孙士江偿还涉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传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0元，由上诉人朱传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