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06民初791号原告：李光耀，男，199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15。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功，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琳，广东东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德明，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要市**********，公民身份号码441************377。原告李光耀诉被告张德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琳及被告张德明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78784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74444.31元，从2017年6月29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货款78784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20日；3.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第1、2项：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682840元；2.利息从2017年6月29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货款68284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8月20日。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素有业务往来，原告自2011年起向原告供应安全网，双方业务往来均有送货单记录，收货人是由被告的工人签收。截至2017年6月29日，被告共拖欠原告安全网款项787840元，后被告共还款105000元，尚欠682840元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收，均无果。被告的答辩意见：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拿这么多货，有部分送货单被告不承认。被告支付了货款共270000元。原告围绕争议焦点均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对账单打印件一份、送货单六十一份（为案涉诉请货款的相关送货单）、中国农业银行退票理由书一份、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复印件一份、送货单三十二份（为此前已结清货款的相关送货单）。本院作如下认证：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退票理由书一份、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复印件一份，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证据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2.送货单六十一份（为案涉诉请货款的相关送货单）、送货单三十二份（为此前已结清货款的相关送货单），该些送货单均有收货人签收确认，虽被告只对其中部分由其签名确认的送货单予以确认，但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些送货单构成形式、记载内容上均具有高度统一性，无论是否有被告签名确认，收货人多为重复，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对该些送货单均予以确认并采信。被告围绕争议焦点均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收据三份（金额分别为50000元支票、100000元支票、100000元支票）、收款收据一份（20000元）。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均为其出具给被告的，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但因部分为支票的收据，即使原告收取了被告交付的该部分支票，并不等同于支票必然承兑成功而取得货款。本院在结合双方庭审陈述及庭后书面说明，可确认，2014年12月29日的收据中所涉的支票号为35973678的100000元支票，原告请求银行支付时遭到银行退票处理，故原告并无收到该100000元款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自2011年起存在业务往来，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安全网并送货至被告指定的工地，由被告雇请的工人签收，被告再支付货款。其中，2011年3月7日至2014年1月15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送货三十二次；所涉工地主要为“新会碧桂园”、“中海金沙湾”、“中海云麓公馆”等；收货单位为“张德明老板”、“张老板”等；客户电话均为138*****972；在该些送货单上签收人主要为“龙桂培”、“冯桂彬”、“张五娣”、“蒙鉴洪”等；所涉货款金额已逾500000元。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期间，原告共向被告送货六十一次；所涉工地主要为“萝岗中海”、“高明中旅银湾”、“金沙洲中海”、“海中二路、海中村仓库”等；收货单位为“张德明老板”、“张老板”等；客户电话均为138*****972；在该些送货单上签收人主要为“龙桂培”、“冯桂彬”、“陈根明”、“龙月好”等；所涉货款金额共为787840元。其中有部分送货单，由被告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2018年2月18日再次签名并按捺指模确认。六十一次的具体送货货款情况如下：2014年2月26日17400元、2014年3月2日6960元、2014年3月23日14500元、2014年4月11日7540元、2014年4月13日17400元、2014年4月30日10080元、2014年5月3日14500元、2014年5月16日15950元、2014年6月3日8700元、2014年6月17日17400元、2014年6月27日26100元、2014年7月11日17400元、2014年7月28日10150元、2014年8月7日15950元、2014年8月18日15660元、2014年8月29日23200元、2014年9月20日17690元、2014年9月25日20300元、2014年10月3日26100元、2014年10月23日17400元、2014年10月24日14500元、2014年10月31日17400元、2014年11月9日19140元、2014年11月13日19140元、2014年11月26日11600元、2014年11月27日14500元、2014年12月11日11600元、2014年12月14日5800元、2014年12月17日8700元、2014年12月22日17400元、2014年12月30日11600元、2015年1月8日8700元、2015年1月10日5800元、2015年1月14日5800元、2015年1月20日10150元、2015年1月21日8700元、2015年2月1日11600元、2015年3月9日14500元、2015年3月11日12180元、2015年3月25日22620元、2015年4月19日20300元、2015年5月14日900元、2015年6月2日5800元、2015年8月20日11600元、2015年9月14日14400元、2015年10月4日8640元、2015年10月10日19200元、2015年10月26日12800元、2015年11月13日12800元、2016年1月2日9600元、2017年3月18日18850元、2017年4月12日23000元、2017年4月20日6400元、2017年5月8日11500元、2017年5月18日6900元、2017年5月27日10350元、2017年6月5日2990元、2017年6月12日2300元、2017年6月14日9200元、2017年6月20日1600元、2017年6月29日6900元。2014年1月2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被告交付的支票号为33264380、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一张。原告确认该支票已进行承兑即已收到该100000元并主张系偿还2014年1月前案涉货款之外的其他货款。2014年1月2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张德明安全网款借支20000元”。原告确认收到该款项20000元并主张系偿还2014年1月前案涉货款之外的其他货款。2014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被告交付的支票号为3597367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的支票一张。但原告请求银行支付时遭到银行以“支付密码未填写或错误”为由退票处理，故原告并无收到该100000元。2015年2月18日，原告确认被告向其支付了30000元。2016年11月30日，原告确认被告向其支付了20000元。2017年5月30日，原告确认被告向其支付了5000元。2018年2月1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被告交付的支票号为10304430、票面金额为50000元的支票一张。原告确认该支票已进行承兑即已收到该50000元。原告认为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期间货款共787840元，被告只偿还了上述105000元，尚欠682840元，遂于2020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期间共六十一份送货单的货物被告是否已经全部收取；二、前述货物的货款被告已偿还了多少。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辩称其只对由其签名确认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对此，首先，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系由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送货至指定的工地，并由被告所雇请的工人先行签收确认收货的。而被告所谓的其签收确认，从送货单记载所反映的送货时间以及被告签名确认的时间来看，被告均非送货当日即亲自签名确认，应系原告主张的事后原告催收或双方对账时，被告再行在其工人签收的送货单上再次签名确认。其次，原告提供的多份送货单，包括2011年3月7日至2014年1月15日期间非案涉的三十二份送货单，以及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期间案涉的六十一份送货单，不管是否有被告再次的签名确认，该些单据无论从收货地址的多个工地、收货单位、客户电话等来看，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被告也确认其在该些工地具有工程，且从收货人签名来看，收货人均主要为“龙桂培”、“冯桂彬”等人。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庭审提供的送货单所涉的货物，被告已经收到，原告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被告理应履行相应的支付义务。本院并确认，案涉的2014年2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期间共六十一份送货单，根据单面记载，被告收到的货物价值共为787840元。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提供了四份收据辩称其已向原告支付了货款270000元，分别为2014年1月25日的100000元支票、2014年1月28日20000元现金、2014年12月29日的100000元支票、2018年2月13日的50000元支票。但经审查，2014年12月29日的100000元支票已遭到银行退票，原告并无实际收到该笔款项，故不能抵扣案涉货款。而2018年2月13日的50000元支票，原告确认收到款项，且属于被告已支付的案涉货款105000元中的一部分，故本院亦予以确认。至于2014年1月25日的100000元支票、2014年1月28日20000元现金，原告称该两笔款项实为支付此前双方已经结清货款的其他交易，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两份收据系在案涉交易期间之前出具的，从以往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并无签订正式的买卖或购销合同，被告多为货到付款或收货一段时间后再结算付款，且赊账的情况长期存在，因此，被告称该两笔款项为收货前预先支付的货款的理由并不成立。其次，双方此前自2011年开始就存在多次交易，其中，在案涉货款前，原告提供的部分送货单显示交易额已逾500000元，远高于被告所举证的已支付的货款。而原告称此前的交易双方已经结清，而被告则无法提供更多的其他支付凭证证明此前的货款系如何支付的，在此情况下，本院综合各方证据及陈述，采信原告的主张，即2014年1月25日的100000元支票、2014年1月28日20000元现金，实为支付案涉货款之前的其他货款，被告实际已偿还的案涉货款为原告确认的105000元。综上，被告尚欠的货款为682840元（787840元-105000元），原告主张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被告理应从收货时即向原告支付货款，但其并无履行该义务，该行为确会造成原告的资金占用损失。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原告主张从双方最后一次交易即2017年6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欠付货款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并确认按前述一年至三年期档次的利率标准4.75%暂计至2019年8月19日共782天的利息为70455.81元（4.75%÷360天×782天×682840元）。而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此，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取消，故原告主张的利息标准应由此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院予以纠正，对超出部分的利息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德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光耀支付货款682840元及其利息（暂计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70455.81元；此后利息计算方法：以尚欠的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光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211.42元（原告李光耀已预交），由原告李光耀负担785.09元，被告张德明负担5426.3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斯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