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行终18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元辉，男，汉族，1971年4月9日出生，住惠东县。委托代理人：邓超环,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日辉，男，汉族，1986年2月11日出生，住惠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惠东县平山街道人民路23号。法定代表人：魏荣君，县长。委托代理人：郑启迪，广东卓凡（惠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段常英，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东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惠东县平山街道景民路2号。法定代表人：黄连聪，局长。委托代理人：郑启迪，广东卓凡（惠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段常英，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东县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惠东县平山新平大道。法定代表人：曾巧嫦，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伟华，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来英，女，汉族，1981年2月5日出生，住惠东县。上诉人胡元辉诉惠东县人民政府等核发房地产权证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13行初2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8年7月11日，惠东县人民政府向吴齐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面积为94.39平方米。2012年2月10日，吴齐儿子黄炳荣继承其房产，并办理了继承权公证。2012年2月27日，惠东县房产管理局向黄炳荣颁发了《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面积为94.39平方米。2015年1月7日，惠东县房产管理局向黄来英颁发了《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该证于2016年11月24日注销），面积为94.39平方米。2012年3月1日，惠东县国土资源局、惠东县人民政府向黄炳荣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现已作废）,面积为94平方米，东面为街道，南、西、北面为共墙。2014年12月8日，惠东县人民政府向黄来英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4）字第1030026号。1999年4月10日，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向吴齐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现已作废），面积为94平方米，东面为街道，南、西、北面为共墙。涉案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由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该三本《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四至范围与面积基本一致。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权利人为黄炳荣，系第三人黄来英的父亲，其于2012年5月26日死亡。2014年11月7日，第三人黄来英作为黄炳荣继承人向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的下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通过地籍调查及第三人继承资格的调查，认为第三人黄来英享有继承涉案土地的权益，继承条件及材料充分完善，宗地四至清楚，权属来源合法，报请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8日给第三人核发了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另，2016年12月14日，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具《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应诉主体的复函》给博罗县人民法院，内容：“惠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县不动产登记职责及机构设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惠东编{2015}42号）确定在县国土资源局设立县不动产登记局，并将本县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到县国土资源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6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行政机关职权变更后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即应诉主体）。”鉴于惠东县的房屋登记职责已归由县国土资源局行使的实际，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应作为县房产登记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主体。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涉案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由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登记而来，该三本《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除土地所有权人名字因继承变更不一致外，其他四至范围以及面积基本一致。涉案的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黄炳荣申请办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继承变更登记，惠东县国土资源局通过地籍调查及其继承资格的调查，根据惠东公证处(2012)惠东证字第133号公证书、申请书、死亡证明书、计价单、原房产证、原国土证等材料，认为该宗地调查情况属实，上述内容正确，符合《土地登记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黄炳荣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继承变更登记，惠东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有事实根据，核发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胡元辉请求确认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并撤销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节》第三十七条：“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发生变更的材料；（三）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补充协议；（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税费等缴纳凭证；（六）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2012年2月27日的《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2015年1月7日的《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均是1988年7月11日《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变更而来，除了权利人因继承发生变更外，该三本房屋所有权证的证载面积均为94.39平方米。权利人因继承发生变更向惠东县房产管理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继承公证书等材料，通过惠东县房产管理相关部门的实地调查和询问，后批准变更，事实清楚。涉案2012年2月27日核发的《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己于2015年1月7日核发《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时注销，而2015年1月7日核发的该份《广东省房地产权证》亦于2016年11月29日注销，即本案所涉的二份房地产权证均已注销；且房产证名称的变更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胡元辉请求撤销(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确认(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应予驳回。另，惠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从2015年9月29日起，在惠东县国土资源局设立不动产登记局，将土地登记和房产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由惠东县国土资源局负责。本案原告起诉时间为2018年4月28日，此时的房产登记工作已由惠东县国土资源局负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被告应为惠东县国土资源局，被告惠东县房产管理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原告对起诉被告惠东县房产管理局。本案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原告在起诉时，已将其列为被告，且案件事实可以向惠东县国土资源局查明，故原审法院对原告错列惠东县房产管理局为被告，不再另行制作行政裁定。综上所述，原告胡元辉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元辉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胡元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仅停留在1988年的《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和对应的1999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上，但对于该证的前身“1944年粤财字××号房地产卖断草契”，只字未提，避重就轻。首先，据1999年12月的地籍调查表上显示证明，建筑时间为1944年，权源“有证件土地”房产证：11××09号、粤财字××号。而1944年粤财字××号房地产卖断草契的登记面积为：捌市井七十六方尺，与现有所有证件的登记面积94平方米完全不符，该面积是否存在区别，是否存在单位的换算，尚未有权威部门的认定，且原审法院亦未做任何解释说明。其次，上诉人的房屋当年从原审第三人房屋左侧通过巷子出入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1955年房产证件与原审第三人的1944年的房地产卖断草契所登记的地址分别为梁化镇永隆街25号内和梁化镇永隆街25号，且房屋四至方面，分别为前至黄石亮、前至大街，由此可得出上诉人方房屋存在巷子从原审第三人房屋通行到大街的事实。上诉人父亲的户口簿住址仍然登记为梁化大街。相关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当年的事实。上诉人房屋内仍存在当年巷子大门的痕迹，大门当年被原审第三人父辈所封堵。与原审第三人相邻的房屋左侧亦存在巷子由后屋通行的事实，房屋存在类似的前后屋之间的结构，这是当地临街房屋普遍的现象。正因为1983年巷子被原审第三人父辈恶意堵塞并隐瞒有关事实，且被上诉人有关部门办理各证件时均没有进行实地勘查、走访相邻的房屋，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明知道存在1944年房屋草契的前提下，超出面积办理了所谓的1989年或1999年国土使用权证，即使面积没有错误，但面对涉案房屋四至情况以及邻里前后左右的四至情况，未进行现场的勘查，更未在办证前听取邻里之间的意见，为此，被上诉人核发涉案权属凭证存在过错。从而造就了原审第三人现有的前身的证件面积有误，以及上诉人方原本通行的巷子荡然无存。此外，被上诉人的错误登记信息还体现如下：1988年房产证编号惠梁房登字329号，房屋四至当年是不存在后小巷的，如果有后小巷就应当存在一条小巷通往大街，应该就是在原审第三人房屋的左侧。上诉人的祖父叫胡腾英，并非胡少英。原审法院仅从1988年的《房屋所有权证>Ｘ粤房字第××号》和对应的1999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开始认定，根据继承的发生及权属人变更，理所当然认为不存在错误登记。但事实上，1988年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对应的1999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本身就没有延续历史，办证部门在没有实地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发证，存在错误登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撤销惠东县房产管理局于2015年1月7日核发的《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三、撤销惠东县国土资源局、惠东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8日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四、确认被上诉人核发的以下产权证、国土证违法：1、2012年2月27日核发的《广东省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2、1999年4月10日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3、2012年3月1日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被上诉人惠东县人民政府及惠东县国土资源局答辩称：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且在本案中提出了多个请求，违背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上诉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已经在（2018）粤13行初5号案中提出，依法应当驳回其该项上诉。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惠东县房产管理局答辩同意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黄来英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二）发生变更的材料；（三）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补充协议；（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税费等缴纳凭证；（六）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上诉人胡元辉就梁化镇大街35号房屋及土地的两次权属变更登记行为，涉及5份不动产权属凭证提起诉讼，该5份不动产权属凭证，均以惠东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7月11日核发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为基础，针对同一房屋和土地相继于1999年4月10日核发惠东国用(1999)字第13230401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2年2月27日核发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2012年3月1日核发惠东国用(2012)第04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4年12月8日核发惠东国用(2014)第103002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案中上诉人并未针对惠东县人民政府于1988年7月11日核发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提起诉讼，惠东县人民政府以及惠东县国土资源局其后针对同一地块核发相应的权属凭证，土地及房产面积亦未发生变化，且两次变更登记行为登记的权利主体均提交了相应的变更登记材料，惠东县人民政府及惠东县国土资源局作出涉案变更登记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发证条件。上诉人要求撤销或确认被诉权属凭证违法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予以判决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避重就轻，被上诉人的登记存在错误当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胡元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俊盛审判员  杨雪清审判员  窦家应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