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6375号原告：龚美玲，女，195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文章，男，社区推荐人员。被告：王玉梅，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方锦林，男，195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原告龚美玲与被告王玉梅、方锦林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美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席文章，被告王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被告方锦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美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玉梅提交的《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不成立；2、判令王玉梅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我与方锦林于1980年1月28日结婚，婚姻存续至今。王玉梅与方锦林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以下称合同）中涉及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一方无权单方处置，所涉及的财产超过日常生活支出范围，并且违反公序良俗，侵犯我的合法权益。合同第一条约定，方锦林决定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号的房屋一套，建筑面积133.73平方米，无偿赠与给王玉梅。合同第四条约定，方锦林赠与王玉梅人民币玖佰万元。《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合同既侵犯我的合法权益，又违背公序良俗。合同中没有方锦林的意思表示，方锦林没有签订这个合同。因此，我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合同不成立。王玉梅辩称，我不同意龚美玲的诉讼请求，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有效，是我与方锦林亲自签订，合同实际是同居财产分割协议。第一，方锦林涉嫌重婚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2002年3月至2015年2月，方锦林与我同居。2014年12月31日龚美玲与方锦林私下补办结婚登记，此后方锦林仍然与我继续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方锦林构成重婚事实，构成重婚罪。第二，方锦林与龚美玲的婚姻登记行为不具有补办效力，婚姻关系应始于2014年12月31日，方锦林有权独自对婚前财产进行处分，龚美玲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民政局仅仅根据龚美玲与方锦林签署的《申请补办婚姻登记声明书》及户口本记载就做了婚姻登记，明显违法。对于补办婚姻登记的效力，民政局无权进行确认。我认为该描述仅仅依据当事人自行声明作出，是否属实需要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进一步确认，不能据此作为影响当事人重大权益的判断依据。民政局仅仅根据户口本的记载及方锦林、龚美玲二人的声明就予以确认其有效婚姻起始日期是违法错误的。扬州派出所户口本记载方锦林与龚美玲是夫妻关系是错误的。婚姻关系只有民政部门才能确认，只有民政局颁发了结婚证，公安局才能登记为夫妻关系。龚美玲的户口于2005年11月4日迁到方锦林户口本上，在没有领取结婚证时派出所就登记为夫妻关系，是严重违法的，应予撤销。方锦林、龚美玲的目的是为了要剥夺侵占我的财产权益，刻意隐瞒了此时二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二人的婚姻关系起始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涉案合同中所涉房屋及款项属于方锦林的婚前财产，与龚美玲无关，方锦林有权独自处分，故龚美玲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无权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权利。针对方锦林与龚美玲的结婚登记行为，我于2017年提出过撤销该登记的行政诉讼并上诉，但是未得到公正裁判。现我已经向江苏高院提出申诉并被受理。第三，方锦林与我所签订的合同实为同居财产分割协议。在我与方锦林共同生活的13年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共同创业，积累了一定财富，合同第三条第四条均提到方锦林是为了补偿我多年来为其所作出的牺牲或付出，并且该协议也是方锦林起草的，均能说明合同实际为同居财产分割协议。同居期间，我们于2011年5月7日共同出资购买了丰台区房屋一套，共同签订购房合同，其中我出资17万元，证明同居期间财产混同。2013年11月12日房屋变更登记为我和方锦林各占有50%份额，变更时是方锦林向房管局提供我与方锦林的结婚证。第四，婚姻法关于因补办婚姻登记后具有的溯及力所保护的法益是真实的婚姻关系，而不是鼓励当事人借此恶意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益和游戏感情。方锦林根本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民政局如此备注登记确认，已经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方锦林在北京开公司，与我同居13年，期间积累财产很多，民政局将龚美玲与方锦林二人的婚姻有效起始日期确定为1980年1月28日，将他们的婚姻有效期向前推进了34年，势必严重侵犯我与方锦林的财产权利。龚美玲与方锦林在2014年12月31日才提出补办婚姻登记显然是恶意的，刻意在我与方锦林同居十多年后逐渐产生矛盾准备分手之时才去补办，是恶意串通。方锦林有玩弄女性、欺骗感情的恶意，通过龚美玲之手进行恶意诉讼，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扬州民政局违法备注内容后果非常严重不应采信。第五，方锦林多次玩弄年轻女性，欺骗我，我不是方锦林的情人，我是一个受害者，并不是小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方锦林在与我同居之前，与张某同居，同居期间将丰台新发地房屋赠与张某，双方分手后，方锦林于2005年5月12日将赠与的房产要回。直到2016年龚美玲起诉我时，我才知道其与方锦林在2014年12月31日补办结婚登记，而我与方锦林关系不好准备分手也是在此日期左右，显然他们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方锦林针对本案合同中的一部分进行过诉讼，并且败诉。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方锦林为了保证我今后老有所养，同意为了补偿我多年来为其作出的牺牲或付出，特赠与我900万元，作为今后养老金等费用。合同签订后方锦林仅仅履行了900万元中的320万元，之后方锦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要求我偿还320万元，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该320万元是方锦林赠与我的财产，驳回了方锦林的诉讼请求。龚美玲与我在丰台法院还有一案件，也是龚美玲起诉我确认合同效力，该案件中龚美玲的律师系方锦林所介绍，有录音为证，录音中龚美玲确认是律师到其家中，并指明起诉的是我。第六，2017年我就方锦林与龚美玲婚姻登记，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登记，2017年6月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在扬州市江都区法院门口，方锦林、龚美玲的儿子方某纠集8名社会闲散人员及黑道人员，将我的律师刘某打伤至轻伤一级，当时也殴打了我，引起媒体关注报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打人者已经受到刑事处罚，方锦林与龚美玲的气焰与社会能量可见一斑。我认为龚美玲的起诉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方锦林辩称，2002年我不认识王玉梅，2005年我公司的会计走了，就聘请了王玉梅到我的公司做会计，王玉梅是在我公司打工的，我和我的司机王某、后勤人员魏某住在莲花小区×房屋，王玉梅从来没有住过这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赠与合同。我委托律师的时候在律师事务所签过字，我签的时候是在白纸上签的，没有看到任何内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方锦林与龚美玲系夫妻，二人于2014年12月31日办理结婚登记，结婚证上备注一栏记载“补办：有效婚姻起始日期1980年1月28日”。王玉梅对结婚证上之备注内容不予认可，并向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龚美玲与方锦林之婚姻登记，江都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因王玉梅持有其与方锦林的结婚证，王玉梅可向公安机关控告或提起刑事自诉，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处理范围，据此驳回了王玉梅的起诉。王玉梅不服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苏10行终16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中，龚美玲原诉讼请求为确认方锦林与王玉梅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无效，王玉梅称双方自2002年至2015年期间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上述合同实际为双方同居财产分割协议。审理中，王玉梅以方锦林涉嫌重婚罪向本院提起刑事自诉，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京0108刑初818号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自诉人王玉梅对被告人方锦林的起诉。后王玉梅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京01刑终53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王玉梅之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恢复审理后，龚美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不成立，并申请将方锦林变更为本案第三人。方锦林曾于2016年向本院起诉王玉梅，称其与王玉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要求王玉梅偿还借款320万元。该案审理中，王玉梅提交其与方锦林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主要内容为：方锦林与王玉梅在2002年3月认识后至2015年2月，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室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为保证王玉梅今后生活无忧，特赠与王玉梅房屋及货币。其中合同第一条约定，方锦林决定将莲花小区×室房屋无偿赠与给王玉梅，王玉梅同意接受此赠与。合同第七条约定，在本协议生效后，方锦林应在20日内向王玉梅交割人民币玖佰万元。2015年6月，方锦林向王玉梅转账共计320万元。本院审理后，判决王玉梅偿还方锦林借款320万元，后王玉梅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26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由方锦林签字捺手印，合同内容明确载有方锦林赠与王玉梅900万元款项的内容，王玉梅据此主张涉案320万元系方锦林赠与款项，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虽然该合同的签字页与合同主文内容并未在同一页面，双方也未在合同两页纸上均签字，但合同第一页主文内容行文已至末尾，在第二页进行签字并不违反常理；且方锦林虽否认该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但既无法说明2015年3月10日曾与王玉梅或其他人签订过两页纸的其他书面合同的事实，也不就该合同是否存在编造的可能性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内容，王玉梅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抗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方锦林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方锦林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与王玉梅之间320万元转款系民间借贷的事实，仅依据转款记录，无法认定上述320万元系借款，故驳回方锦林的诉讼请求。另查，龚美玲曾于2016年将方锦林、王玉梅诉至丰台法院，要求确认方锦林于2013年11月12日将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室房屋产权百分之五十份额赠与王玉梅的《房产约定说明》无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龚美玲与方锦林于1980年1月28日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一子，二人未办理结婚登记，属事实婚姻，二人之婚姻受法律保护。根据王玉梅提交的相关证据，法院认定方锦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与王玉梅长期共同居住的事实。在此期间，方锦林与王玉梅共同购买涉案房屋，并使用虚假结婚证在房屋登记机关办理房产份额赠与，将其与龚美玲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王玉梅，方锦林的赠与行为侵害了龚美玲的财产权益。据此，法院判决方锦林与王玉梅于2013年11月12日签订的《房产约定说明》无效。王玉梅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667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方锦林提交其与王玉梅于2018年6月的对话录音一份，证明王玉梅承认向其借款320万元。龚美玲对录音认可。王玉梅对录音不予认可。本案庭审结束后，王玉梅向本院邮寄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方锦林提交的录音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方锦林提交录音的证明目的为320万元的性质，方锦林已就借贷纠纷提起诉讼，且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该款项与本案争议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不影响本案审理，故本院对王玉梅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生效判决的认定和本案查明事实，方锦林在《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上签字捺手印，该合同在双方签字时即已成立。现龚美玲要求确认该合同不成立，显然与事实不符，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龚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00元，由龚美玲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夏文慧人民陪审员  岳 维人民陪审员  石亚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 记 员  汤思淼书 记 员  高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