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阎勇峰，男，198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蓉，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佳，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凌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03号12层1203单元。法定代表人：栗华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婷贤，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保太和（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35号1109室。负责人：纪永军。上诉人阎勇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凌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猫公司）、原审第三人中保太和（北京）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太和上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8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阎勇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凌猫公司偿还借款152,097.80元。事实和理由：阎勇峰向凌猫公司交付借款所形成的相应银行流水上有“借款给公司”、“借款”等字样，凌猫公司收到后未就该些记载内容提出异议，表明凌猫公司认可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且凌猫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18日微信内容亦证明借款系双方合意。阎勇峰系凌猫公司股东和员工身份，没有和凌猫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以凌猫公司财务记载中没有标明借款即认定双方无借款合意错误。凌猫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11月19日分别向中保太和上海分公司各转账51,780.70元用于发放阎勇峰工资和缴纳社保后，凌猫公司出现资金紧张故而向阎勇峰借款。因此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转款金额大于阎勇峰向凌猫公司的转款金额的事实，能更进一步印证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此外，一审判决认定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与当事人陈述不符，且与一审判决认定阎勇峰自愿承担社保事实自相矛盾。凌猫公司辩称：一、虽然阎勇峰在银行转账时附注“借款”或“借款给公司”，但这是阎勇峰的单方意思表示，在案证据显示凌猫公司没有向阎勇峰作出过借款的意思表示。凌猫公司在收到转账款后，在财务账册中将该些款项记录为“其他应付款”，并且在代为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支付社保等费用时，冲销相应同等金额的“其他应付款”。借款合意应通过明示的方式作出，凌猫公司从未认可借贷，双方并未形成借款合意。二、在案证据显示，阎勇峰与中保太和上海公司之间签订有劳务派遣类劳动合同，凌猫公司与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签订有劳务派遣协议，阎勇峰的工资、社保及公积金等费用自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均由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发放及缴纳。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为劳务派遣关系并无不当，判决内容并无自相矛盾之处。综上，一审判决正确，阎勇峰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保太和上海公司未向本院陈述意见。阎勇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凌猫公司返还其借款152,097.80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凌猫公司原名称为北京XX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变更为现名称。阎勇峰于2017年9月25日开始成为凌猫公司股东至今，于2018年6月28日至2019年5月24日担任凌猫公司董事。2018年9月18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10,000元；2018年10月25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10,000元；2018年11月21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30,000元；2018年12月13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50,000元及1,800元；2019年1月18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25,149元；2019年2月19日，阎勇峰向凌猫公司转账25,148.80元，以上转账均附言：“借款”。对于2019年1月18日及2019年2月19日的两笔款项，凌猫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中记载为“代扣代缴-阎勇峰”及“代缴社保（阎勇峰）”。再查明，2016年11月16日，阎勇峰和凌猫公司签订《薪资确认单》，约定本协议为三年期限的薪资协议，自2016年11月16日生效至2019年11月15日终止，其中试用期至2017年2月15日止，阎勇峰在凌猫公司处从事渠道事业部管理工作，月薪为税前50,000元。同日，双方又签订《保密协议书》，约定了阎勇峰在凌猫公司处工作期间的各项权利义务。2017年3月3日，阎勇峰与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类）》，约定该合同为劳务派遣类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7年3月3日生效至2019年3月2日终止，实际用工单位为凌猫公司；每月由中保太和上海公司10号以货币形式支付阎勇峰上月工资，中保太和上海公司为阎勇峰办理相关社会保险手续，社会保险费用中依法应由阎勇峰缴纳的部分，从阎勇峰工资报酬中代扣代缴；2017年3月6日，凌猫公司（用工单位）与中保太和上海公司（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该协议期限为2017年3月6日至2019年3月5日，中保太和上海公司于协议期限内向凌猫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中保太和上海公司每月收到凌猫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后及时向派遣人员发放，或凌猫公司直接发放不得拖欠/克扣；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残保金/工会经费等项目的付费标准，应每年按照政府新调整颁布的规定作相应的调整。另查明，2018年9月18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51,708.70元，摘要：“9月份劳务费”；2018年10月17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51,708.70元，摘要：“10月份派遣员工劳务费”；2018年11月19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51,708.70元，摘要：“上海社保费”；2018年12月13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51,708.70元，摘要“上海社保款”；2019年1月18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25,148.80元，摘要：“1月服务费”；2019年2月19日，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转账25,148.80元，摘要“201902月劳务费”。又查明，自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阎勇峰的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均由中保太和上海公司代为缴纳。2018年12月13日，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向阎勇峰发放工资34,994.93元，缴纳社保等费用16,713.77元；2019年1月21日，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向阎勇峰发放工资14,780.30元，缴纳社保等费用10,368.50元；2019年2月20日，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向阎勇峰发放工资14,780.30元，缴纳社保等费用10,368.50元。一审庭审中，凌猫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屏（打印件）一组，系阎勇峰与凌猫公司工作人员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8年9月18日刘某表示：“现在账上差两千块就够给您交这笔款了”，后阎勇峰称“转了一万过去”；2018年10月12日阎勇峰问：“我这个月的社保弄了么”，刘某表示：“还没呢，下周的时候提交申请”，阎勇峰：“我个人的信用卡刷钱给公司”，刘某：“应该不用阎总，这次的钱好像够用，……”；2018年10月17日，阎勇峰称：“社保千万千万千万不敢给我断了，我要断了的话我就完蛋了”，刘某表示：“我已经和栗总申请这笔款了”；2018年11月19日，阎勇峰称：“回家你去问一下那个财务，就说今天给我办我这个社保，这5万多块钱能出的来吗……”“出不来的话，我就得去想办法去借钱去了”；2018年12月13日，阎勇峰称：“回家我这边儿给公司打了51800块钱，你尽快帮我安排把上海那个工资发放和社保的事情弄一下，因为是抽出来的钱，今天要给人还回去的好不好”；2019年1月17日阎勇峰称：“钱我凑够了，明天一早打到公司去”，2019年1月18日，阎勇峰称：“钱打过去了”，并一再催促刘某“事情弄好了么”，“上海落户的前提是连续7年社保不能断，我还差六个月”，“千万千万不能出岔子”；2019年2月20日，阎勇峰询问刘某：“社保怎么样了”，刘慧君回复“已经弄好了”。阎勇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聊天记录并不完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的合意。首先，就阎勇峰、凌猫公司之间的关系，从工商登记来看，阎勇峰系凌猫公司股东，且曾担任凌猫公司董事；从劳动关系来看，自2017年3月开始，阎勇峰与凌猫公司签订有《劳务派遣协议》、凌猫公司与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类）》，且阎勇峰的工资及社保、公积金等费用自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均由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发放及缴纳，形式上符合劳动法关于劳务派遣关系的定义。其次，就款项的用途，阎勇峰称凌猫公司因经营困难无法发放员工工资及为其本人缴纳社保、发放工资而向其借款，凌猫公司辩称涉案的款项系代阎勇峰缴纳社保等费用，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故对借贷关系的成立仍应由阎勇峰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中的摘要“借款”仅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且凌猫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中并未对涉案款项记载为借款，故无法证明双方就涉案的款项系借款达成了合意；就双方转账的金额和时间来看，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凌猫公司转账给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金额远大于阎勇峰转账给凌猫公司的金额，且在2018年10月、11月，阎勇峰转账给凌猫公司在后，凌猫公司转账给中保太和上海公司在前，如果系凌猫公司向阎勇峰借款为其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并不符合常理；根据凌猫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屏，仅能看出阎勇峰不断催促凌猫公司为其办理社保，并主动在每月缴纳社保前将款项打给公司，无法看出凌猫公司有就涉案款项向阎勇峰借款的意思表示，阎勇峰称该聊天记录并不完整，但对此应当由阎勇峰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无法提供完整聊天记录的情况下，举证不能的后果应当由阎勇峰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注意到，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19年2月，阎勇峰转账给凌猫公司的金额及时间与凌猫公司转账给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金额及时间一致，对于这三笔款项的性质究竟系阎勇峰自愿承担的社保费用，还是应当由凌猫公司缴纳但因其经济困难无力缴纳而阎勇峰为了不断保才先行垫付，双方可以另寻劳动纠纷解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阎勇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阎勇峰主张凌猫公司偿还借款152,097.80元，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阎勇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42元，减半收取1,671元，由阎勇峰负担（已付）。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在于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本案借款关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阎勇峰主张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故其应依法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阎勇峰一审中提供了相应证据，本院就该些证据分析如下：一、阎勇峰提供的其转款给凌猫公司的转账凭证上记载了“借款”或“借款给公司”用途，但此系阎勇峰单方记载行为，仅凭该些转账凭证的记载内容难以认定阎勇峰与凌猫公司已形成借款合意。二、阎勇峰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不完整，聊天内容虽能够反映其向凌猫公司转款，但微信聊天内容并未明确所转款项的性质，不能证明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三、阎勇峰提供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反映阎勇峰与凌猫公司之间截止2018年8月有资金往来情况，且阎勇峰系凌猫公司股东，凌猫公司为其报销款项亦属正常。阎勇峰主张本案借款关系从2018年9月18日开始，但阎勇峰提供的其与凌猫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缺少第一页和第二页，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难以认定凌猫公司在2018年9月之后对阎勇峰负有支付工资以及缴纳社保等费用的法定义务。并且，上述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清单间并不具有关联性，没有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阎勇峰与凌猫公司间存在借款关系。此外，阎勇峰自称凌猫公司因资金困难而向其借款用于发放工资。但本院注意到，凌猫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至2018年11月21日三次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转账总额远超出阎勇峰此期间向凌猫公司的转账金额，且凌猫公司2018年10月和11月两次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转款时间也早于阎勇峰向凌猫公司的转款时间。而阎勇峰一审庭审中自认收到2018年9月至11月三个月的工资总额大于其在该三个月内向凌猫公司的转款金额，因此阎勇峰主张凌猫公司的借款事由与其实际向凌猫公司的转账金额间存在矛盾。阎勇峰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三次向凌猫公司的转款时间及金额均与凌猫公司向中保太和上海公司的转款时间及金额基本一致，但因阎勇峰无法证明此期间凌猫公司应向其支付工资或缴纳社保等费用，且阎勇峰一审庭审期间自认，其为保证在上海缴纳社保记录的连续性故向凌猫公司转账。因此该三次转款行为亦无法认定系阎勇峰向凌猫公司出借款项，用于支付阎勇峰工资等事实。故阎勇峰关于凌猫公司借款事由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阎勇峰以其与凌猫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为由，要求凌猫公司归还其借款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42元，由上诉人阎勇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清审判员  王峥审判员  桂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