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691民初341号原告（反诉被告）：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经营者：李定文，男，汉族，1960年1月4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泼军，湖南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正黄社区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李纲要，该合作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民，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以下简称汨罗江农资）与被告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山边合作社）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2019年7月5日，被告山边合作社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分别于2019年8月7日和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汨罗江农资的经营者李定文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泼军，被告（反诉原告）山边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李纲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伟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汨罗江农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山边合作社支付拖欠汨罗江农资的水稻植保服务费269965元，并支付以269965位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7年晚稻收割完即2017年12月1日起，至欠款归还日止的资金占用逾期利息；2、判决由山边合作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汨罗江农资变更其诉求中的水稻植保费用为314394.55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24日，汨罗江农资与山边合作社就2017年度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值保服务事项签订《水稻值保合同书》。合同约定：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面积由汨罗江农资提供的农药和人工进行病虫防治，其单价为再生稻单季承包价145元／亩，中稻单季承包价145元／亩，早晚稻双季承包价175元／亩，面积按丈量实际面积计；值保承包时间从水稻移栽到收割为止；值保款在收割前一次性付清。合同还对双方的责任进行了约定。合同达成后，汨罗江农资按约履行，自带农药、组织人工为其服务，然而，水稻收割后，山边合作社不讲诚信，一直不结算值保服务费，连水稻种植面积都不肯告知。汨罗江农资为了得到值保的水稻面积，找山边合作社当年聘任的田间管理经理陈某取证，陈某出具了山边合作社在官塘农场种植的水稻面积1089亩的书面证据。岳田村干部周应章也出具了该村“2017年双季稻400多亩，一季稻270亩，总共670亩”的书面证明。为维护合法权益，汨罗江农资只得提起诉讼。山边合作社辩称：一、诉状所述“山边合作社不讲诚信”与客观事实不符。合同约定汨罗江农资承包山边合作社的稻田植保病虫草防治，汨罗江农资自备药剂并安排人员。但2017年9月汨罗江农资所安排工作人员监守自盗，不仅没有按约定履行义务，反而偷工减料，由于其严重违约，致使稻田大幅度减产，损失极大。为此双方多次协商，达成口头协议，互不向对方提出要求，但现在汨罗江农资不顾客观事实，提起诉讼。二、诉状所述“陈某出具了山边合作社在官塘农场种植的水稻面积1089亩的书面证据，岳田村干部周应章（实为周某）也出具了该村‘2017年双季稻400多亩,一季稻270亩，总共670亩’的书面证明”，系虚假陈述。经向陈某、周某了解，李定文曾诱骗证人签字，但其他内容系李定文自行编撰，该证据不具有“三性”要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事实上，官塘农场439.24亩，岳田村415.57亩。三、汨罗江农资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汨罗江农资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了山边合作社的极大损失，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汨罗江农资应赔偿山边合作社的损失。因双方曾达成口头协议，互不向对方提出要求，所以至今没有进行结算。如果进行结算，则两抵之后，汨罗江农资还需赔偿山边合作社的损失。汨罗江农资的诉讼请求不仅服务费计算错误，而且要求资金占用逾期利息，更是荒谬无理，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山边合作社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汨罗江农资赔偿山边合作社经济损失295921.42元；2、判决由汨罗江农资承担诉讼费用。庭审中，山边合作社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决汨罗江农资赔偿山边合作社经济损失330927.82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山边合作社将其安定镇、正黄社区水稻植保病虫草防治承包给汨罗江农资，双方签订了《水稻保值合同书》，约定汨罗江农资为山边合作社进行病虫草防治。汨罗江农资安排人员作业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当，致作业人员偷工减料，且盗窃农药。2018年11月，山边合作社向平江县安定派出所报案，要求查处2017年9月22日汨罗江农资作业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于汨罗江农资严重违约，病虫草严重危害水稻，造成山边合作社极大损失。山边合作社曾多次要求汨罗江农资赔偿，但其拒不履行义务。汨罗江农资对该反诉辩称：一、山边合作社反诉所述汨罗江农资管理不当，喷洒农药偷工减料不属实。汨罗江农资雇请的人员出现偷盗农药事件发生后，因担心植保的晚稻农药可能喷洒不到位，汨罗江农资当即聘请无人飞机为晚稻再次喷洒农药，仅支付聘请无人飞机的费用就高达5000元，加上农药款，一共花费二三万元。至于山边合作社向法庭举出的一组杂草严重的照片，没有时间记载，没有任何标志，拍照时也没有邀请汨罗江农资的人员见证，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二、山边合作社诉称因病虫草致其损失330927.82元不属实，其从未向汨罗江农资提出过因除草不到位水稻减产要求赔偿的事，在水稻收割时也未邀请汨罗江农资人员共同参加测产。三、山边合作社掌握有耕地面积的准确数据，其拒不提供，应当以汨罗江农资提供的数据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山边合作社作为一级法人，有专业的团队及财务人员，2017年度与当地村、组或农民家庭签订有多少土地流转合同，尤其是到平江县农业农村局申报多少面积并领取了多少种植水稻的补贴款项，这些数据都应当保留在其财务凭证账簿里，但山边合作社持有土地真实面积的证据却拒不提供，法庭完全可以以汨罗江农资提出的保值面积来计算保值费用。汨罗江农资提供证据如下：1、证人廖某、李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廖某、李某1受雇于李定文，2017年在平江为李定文承包的值保面积喷洒农药；2、《水稻值保合同书》，证明双方订立值保合同及具体内容；3、陈某出具的书面证明和周某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汨罗江农资值保面积明细；4、陈某、周某电话录音，证明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由汨罗江农资值保及种植面积情况；5、湖南中电金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申明、航拍图纸，证明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由汨罗江农资值保及种植面积情况；6、收据、增值税发票，证明2017年9月25日汨罗江农资在发生雇员偷盗农药事件后，为防止农药没有喷洒到位，重新请无人水机喷洒农药以及本次诉讼前请无人飞机航拍汨罗江农资值保面积发生的费用。山边合作社提供证据如下：7、证人周某、陈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李定文提供的书面证明他们仅签了名和写了时间，其余内容为李定文自己填写；8、证人马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李定文值保的农田杂草较多，早稻产量不高；9、《水稻值保合同书》，证明汨罗江农资在值保合同中的义务及合同约定费用按丈量的实际面积计算；10、报案材料、调查笔录，证明汨罗江农资在安排工作人员作业过程中，因管理不当，致作业人员偷工减料，偷盗农药；11、平江县安定镇岳田村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及租金收条、平江县安定镇正黄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及租金收条、陈某出具的领条、邓清海出具的书面证明、照片，证明因汨罗江农资的违约行为，致病虫草严重危害水稻，造成反诉人极大损失；12、证人李某2、袁某当庭作证的证言，李纲要与袁某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证明2017年山边合作社将自山背村承包而来的土地又流转给了袁某，该部分土地并不在汨罗江农资的植保范围内。庭审后，山边合作社提供证据如下：13、证人郑某的证言、李纲要与郑某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证明2017年山边合作社将自桃源村承包来的土地又流转给了郑某，该部分土地并不在汨罗江农资的植保范围内；14、平江县安定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出具的补贴表，证明2017年李纲要名下双季稻补贴面积763亩。本院调取如下证据：15、平江县安定镇农技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出具的《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16、山边合作社的《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山边合作社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两位证人的证言存在矛盾的地方，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证言系李定文雇请的员工，存在利害关系，因证人证明的主要内容是2017年在平江为李定文承包的值保面积喷洒农药，从证言来看，均能证明该内容，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9，双方均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4，因周某、陈某均已出庭作证，否认书面证明内容为其所写，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6，山边合作社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因该组证据能相互印证，且证人马某亦证明当时无人飞机喷洒了农药，本院予以采纳；证据7、8，汨罗江农资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证人均已出庭作证，本院对证人之间相互印证的证言内容予以采纳；证据10，汨罗江农资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纳；证据11，汨罗江农资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予以评析；证据12-16，均涉及到汨罗江农资植保面积的认定，本院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综合评析。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4日，甲方汨罗江农资与乙方山边合作社签订《水稻保值合同书》。合同主要内容为：山边合作社种植的水稻面积由汨罗江农资农药和人工进行病虫防治，再生稻单季承包145元/亩，中稻单季承包145元/亩，早晚稻双季承包175/亩，按丈量计算实际面积；植保承包时间从水稻移栽到收割为止；由汨罗江农资提供农药、人工，对山边合作社承包田进行防病治虫，各类病虫产生的危害，不得超过5%，如果超过5%，按当年的产量评估的比例赔偿；当季水稻务必全部纳入承包范围，并如实签订服务的面积和具体田块，山边合作社作物、面积有变化，必须及时通知汨罗江农资，补签服务合同，如因为山边合作社虚报承包面积，汨罗江农资有权终止合同，且造成的病虫害损失汨罗江农资不承担责任；山边合作社在汨罗江农资使用除草剂3天后必须将水放到每丘田，并保水5天，另在汨罗江农资杀虫前，山边合作社必须将水按田放到位，如果因山边合作社未达到要求产生不良后果，汨罗江农资概不负责。合同约定签字生效，李定文和李纲要分别在甲乙方代表处签字。合同签订后，汨罗江农资即安排人员喷洒农药。后山边合作社以汨罗江农资病虫草防治不到位致其水稻减产为由拒付值保费用，双方由此产生纠纷。本院认为，汨罗江农资与山边合作社签订的《水稻值保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值保面积和值保费用如何认定？二、汨罗江农资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其是否应承担山边合作社的减产损失？三、山边合作社是否代汨罗江农资支付了陈某4000元劳务费用？四、汨罗江农资作业人员植保期间的伙食费、住宿费如何认定？五、汨罗江农资主张逾期利息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水稻植保合同书》中约定单季稻、双季稻面积按实际丈量面积计算。本案审理期间，本院要求双方组织人员进行丈量，但双方对于2017年山边合作社承包农田的范围存在争议，也无法区分单季稻、双季稻各自的面积。因此，实际丈量已不可行。对于2017年水稻的承包面积，山边合作社作为一家专业农民合作社，应该保留有相关凭证。在山边合作社没有提供承包合同、会计凭证等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评析。首先，李某2、袁某的证言和流转合同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017年山边合作社自山背村承包的土地又流转给了袁某，且该部分土地并未由汨罗江农资值保。本院向山边合作社会计邓海清调取的《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没有山背村的土地面积，该证据亦能佐证上述证明目的。故此，涉及山背村的土地面积不能计入汨罗江农资植保范围。其次，《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虽然记载有桃源村双季稻150亩、一季稻283.08亩，但山边合作社及证人郑某对此有较合理的说明，郑某的证言和流转合同书能互相印证，结合本院向桃源村负责人调查的情况，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认定2017年山边合作社自桃源村承包的土地又流转给了郑某的事实，涉及桃源村的土地面积亦不能计入汨罗江农资植保范围。最后，关于山边合作社自岳田村、承包土地面积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向平江县安定镇农技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调取的《安定镇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安定镇岳田村大户早稻种植核查表》中，记载2017年山边合作社在流转早稻面积547.52亩，在岳田村流转早稻面积427.14亩；后该服务站出具的补贴表中，记载2017年李纲要名下双季稻补贴面积763亩。经向平江县安定镇农技农机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郑中伟核实，其陈述核查表中记载的系村申报的早稻面积，而补贴表中记载的系实际补贴面积。综合上述两组证据，补贴表中的记载更符合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山边合作社双季稻补贴面积为763亩。又，证人郑某证明其流转的桃源村土地补贴并非自农技站处直接领取，而是由山边合作社领取后其再从合作社领取，则补贴面积763亩亦包括桃源村的150亩。综上，属于山边合作社的双季稻补贴面积为613亩，本院据此认定2017年山边合作社双季稻面积为613亩。郑中伟亦陈述2017年时一季稻没有进行补贴，则一季稻面积的认定可按《2017年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双季稻、一季稻打田、收割明细表》中的记载来认定，且汨罗江农资主张的一季稻面积亦按该明细表而来，但桃源村的一季稻面积应予以核减。则岳田村一季稻面积185.57亩，一季稻面积342.24亩，合计527.81元。《水稻值保合同书》约定当季水稻全部纳入承包范围，则上述双季稻面积和一季稻面积应全部属于汨罗江农资的植保范围。按双方约定的植保价格计算植保费用为613×175＋527.81×145＝183807.45元。关于焦点二。从现有证据来看，汨罗江农资履行了合同，尽到了植保义务。证人廖某、李某1当庭证实了2017年其与他人为汨罗江农资承包的山边合作社水稻面积喷洒农药的事实。山边合作社以李定文聘请的劳务人员盗窃农药为由认为其监管未到位，但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记载，劳务人员盗窃的农药系喷洒作业剩下的，且李定文立即（3天）聘请无人飞机进行了农药喷洒，应当认定汨罗江农资尽到了植保义务。山边合作社提供的杂草照片不能证明时间、地点，岳田村委会和正黄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对于减产事实的陈述没有参照的标准和来源情况的说明，均不能采纳。山边合作社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年水稻减产的事实，更不能证明由于汨罗江农资履行植保义务不当致使水稻减产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山边合作社应举证证明其减产损失的数额、汨罗江农资的不当行为及该不当行为与减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焦点三。2017年12月27日，陈某向山边合作社出具《领条》，载明：“今领到打草药工资20天4000元。”陈某在庭审中陈述李定文经常在外面不得来，就打电话要他带人去打药，在山边合作社处领取了4000元劳务费。但其一，陈某的证言与《领条》存在矛盾，其当庭陈述2017年“李定文要我帮他打药，200元一天，打了6天药，拖了一年没有给我”，但《领条》处却记载打草药工资20天4000元；其二，如果山边合作社代李定文支付劳务费，为何陈某不要求将拖欠的1200元一并支付，且2017年陈某亦在山边合作社处帮其种田，该4000元不能排除系山边合作社支付陈某为其提供劳务的费用的可能。综上，汨罗江农资不认可该费用系山边合作社代其支付，而山边合作社亦无证明证实系代为支付，本院对山边合作社要求汨罗江农资归还该40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山边合作社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汨罗江农资支付2017年其聘请的劳务人员植保期间的伙食费、住宿费6200元。虽山边合作社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但根据证人李某1的证言，汨罗江农资聘请的植保人员有在山边合作社住宿、就餐的事实。李某1当庭证实期间有三个人在山边合作社住了六天，吃住都在那，本院据此酌定汨罗江农资应支付山边合作社相关费用1800元，该费用在植保费用中予以扣除，故山边合作社还应支付汨罗江农资182007.45元。关于焦点五。《水稻保值合同书》约定植保款在收割前一次性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汨罗江农资主张自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经营者李定文）植保费用182007.45元，并支付以182007.4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植保费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经营者李定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求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经营者李定文）赔偿其减产损失、返回其代为支付的劳务费用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015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3131元，合计9146元，由屈原区汨罗江农资经营部（经营者李定文）负担2800元，由平江县山边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63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勇新人民陪审员  许雄建人民陪审员  喻利民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陈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