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97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亚珍，女，苗族，1979年11月12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英杨，广东广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社区和安工业区厂房2栋第四层西。法定代表人：黄伟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坚，广东意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龙亚珍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20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亚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将已代上诉人收取的挂靠货款596964.83元支付给上诉人，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上诉理由是：上诉人的丝印部门在2016年8月20日即被上诉人的现三位注册股东黄伟良、吴双、李春国签订《合伙投资经营协议书》前就已成立，并一直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对外承接业务。根据《合伙投资经营协议书》第一条合伙经营项目及范围限于“轮转不干胶印刷及相关加工（丝印、硅胶部门除外）”的约定，丝印部不在三人合伙经营项目范围。2017年11月10日，被上诉人的现三位注册股东黄伟良、吴双、李春国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全部接手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迖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考虑到丝印部原先一直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义承接业务，为便于继续与丝印部客户合作，上诉人提出在办理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需同意上诉人的丝印部继续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对外承接业务。丝印部的客户款项进入被上诉人公账户后，再由被上诉人在扣留丝印部应分担的水电租金后将所剩余货款转付给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现三位注册股东黄伟良、吴双、李春国均同意后，上诉人配合办理了公司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事项。此后，上诉人的丝印部继续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业务，被上诉人也正常按约定将上诉人丝印部客户所支付货款在扣留相关水电费及租金后转付给上诉人，直到2018年8月因上诉人的前夫李春国与被上诉人的另两位股东黄伟良、吴双就经营公司产生矛盾，被上诉人才开始扣留上诉人丝印部的客户货款。关于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伟良的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确认丝印部属上诉人个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关。关于挂靠货款金额596964.83.元，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加盖有“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新启用公章的《催款联系函》、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销售（月结）收付明细表（客户名称：东创精密）》及东创精密公司提供的付款凭据可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代收上诉人丝印部客户东创精密公司货款500304.982。上诉人提交并由上诉人持有的由“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联络函》可证明被上诉人已代收上诉人丝印部客户“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货款82024.85元。付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5日。上诉人提交由“深圳市鸿利博实业公司”提供的2019年3月20日（交易日）“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电子回单”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代收上诉人丝印部客户深圳市鸿利博实业公司支付货款14635元。关于货款金额:596964.83元形成来源及归属，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与东创精密公司、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利博实业公司业务单据等证据(原件均在上诉人手中)及被上诉人为配合上诉人丝扣部向客户催款而出具的《催款联系函》和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销售（月结）收付明细表（客户名称：东创精密）》充分证明前述挂靠货款是上诉人的丝印部与客户发生业务才产生的，并非是被上诉人自己开发和承接的业务款项。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龙亚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将代收货款640968.04元支付龙亚珍；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原股东为龙亚珍和李春国（双方曾是夫妻关系），所占股份分别为90%和10%，法定代表人为龙亚珍。2017年11月10日，龙亚珍与吴双、李春国、黄伟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龙亚珍所持90%股份中的23.4%以23.4万元转让给李春国，将龙亚珍所持90%股份中的33.3%以33.3万元转让给黄伟良，将龙亚珍所持90%股份中的33.3%以33.3万元转让给吴双。随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做了变更，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黄伟良。《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提及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丝印部任何情况。二、2018年6月4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在深圳特区报刊登《遗失声明》，原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2018年6月14日经公安机关印章备案后，新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正式启用。三、龙亚珍提供《销售款项证明》和《付款承诺书》各一份。《销售款项证明》上面载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丝印部为龙亚珍个人所有，以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销售，货款需开具增值税发票收款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账户……”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3日，并有“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付款承诺书》上面载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丝印部为龙亚珍个人所有，独立经营……”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并有“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和李春国签字。经广东华亿司法鉴定所鉴定，上述《销售款项证明》和《付款承诺书》上的印章无阿拉伯数字印章编码，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公安机关备案印章不一致。龙亚珍称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后，将原公司公章移交给了股东李春国，《销售款项证明》和《付款承诺书》系李春国制作的。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则称法定代表人黄伟良从未掌控过原公司公章，所以2018年6月4日将原公章作废，申请新公章。四、根据龙亚珍提交的《催款联系函》显示，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的交易货款总金额为500304.98元，已付341728.05元，未付158576.93元。根据龙亚珍提交的《联络函》显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已收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货款总金额为82024.85元。根据龙亚珍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9年3月28日，深圳市鸿利博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4635元。五、根据龙亚珍提交的招商银行账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在2018年7月3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20日、2018年10月24日向龙亚珍账户汇款11737.2元、57287元、49422.7元、17981.5元。交易备注均显示为丝印部货款，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称上述款项系支付业务提成。六、2016年8月20日，吴双、李春国、黄伟良三人签订《合伙投资经营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共同经营“深圳市顺祥达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和平村福园一路高新建工业园B1栋西四楼，经营项目及范围为轮转不干胶印刷及相关加工（丝印、硅胶部门除外），投资总额为205万元，其中100万元为银行贷款，剩余105万元由吴双、李春国、黄伟良各出资35万元，吴双、李春国、黄伟良各占深圳市顺祥达实业有限公司33%股份，剩余1%为非投资股，归企业在职管理者龙亚珍所有。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变更决议、工商变更信息单、销售款项证明、付款承诺书、收付明细表、催款联系函、联络函、对账单、送货单、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合伙投资经营书、遗失声明、印章信息公示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是否存在挂靠经营关系；二、挂靠经营所得货款金额是多少。首先，原、被告并无任何挂靠经营合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也无任何原告挂靠经营的内容。原告称丝印部门一直是独立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之外的，但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原本股东就是龙亚珍和李春国两人，两人还是夫妻关系，可以说公司本就是自己的家庭企业，在同一个地址自己另成立一个丝印部门挂靠在自己公司里经营有违常理。《销售款项证明》和《付款承诺书》中虽然载明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丝印部为龙亚珍个人所有，但该两份书证均系李春国制作，且加盖的系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声明作废的旧公章，鉴于李春国与龙亚珍的关系，该两份证据无法充分证明挂靠经营的事实。其次，对于挂靠经营的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包括员工工资的发放，水电费、场地租金的缴纳，挂靠费的支付。原告称挂靠经营所得款项由客户汇入被告公司账户后，扣除丝印部应付的房租水电及员工社保，剩余款项才支付给原告，但未能提供任何结算凭证。第三，原告主张深圳市鸿利博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创自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系自己开发联系的，除了上述《销售款项证明》和《付款承诺书》有提及，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三家公司的货品是否全部由丝印部加工生产的也无证据证明，因此，无法认定上述三家公司的货款属于丝印部所得。综上，原告主张双方存在挂靠经营关系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已代原告收取的挂靠货款（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8月29日原告客户付至被告公账的货款）640968.04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亚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5元，由原告龙亚珍承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原为被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被上诉人公司90%的股份。上诉人于2017年11月10日将其名下90%的股权转让与被上诉人现法定代表人黄伟良及股东吴双、李春国。上诉人主张其转让上述股权后，上诉人经营的丝印部仍使用被上诉人的场地，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进行经营，该丝印部一直由上诉人自行聘请员工并自行发放工资，并向被上诉人支付部分场地使用费。场地使用费的支付方式系由丝印部客户将款项转入被上诉人公司账户，由被上诉人代收货款，再由被上诉人扣除丝印部场地使用费、丝印部员工社保、公积金等费用后转入上诉人名下账户。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业务提成款，其与上诉人之间对业务提成款并未作出书面约定。上诉人主张丝印部客户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97429.81元，被上诉人确认已收取上述款项，主张上述款项为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合作款项。上诉人主张丝印部客户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82028.45元，并提供对账单予以证明，被上诉人确认对账单的真实性，主张其确与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对货款进行对账，但不清楚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是否已支付上述货款。上诉人主张丝印部客户深圳市鸿利博实业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4635元，并提供银行电子回单予以证明，被上诉人确认已收取该笔款项，主张该笔款项为深圳市鸿利博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被上诉人的货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经营的丝印部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进行业务活动，上诉人为证明其该项主张提供了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上诉人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其中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显示，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支付款项，并在转款时注明款项为“丝印货款”，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业务提成款，但被上诉人不能对其该项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亦不能对将业务提成款注明为“丝印货款”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对账单可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业务往来及案外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对账单与银行交易记录可相互印证，可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丝印部存在且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为其代收丝印部货款。经查，深圳市东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497429.81元，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82024.85元，深圳市鸿利博实业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4635元，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等证据可证明上诉人与上述付款方存在业务往来，而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可认定上述款项为上诉人的客户支付上诉人的货款。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收取货款594093.26元(497429.81+82028.45+14635)，被上诉人应将上述货款转付上诉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2009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龙亚珍货款594093.26元；三、驳回上诉人龙亚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05元，已由上诉人龙亚珍预交，由上诉人龙亚珍负担50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4605元，上诉人龙亚珍多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缴纳一审案件受理费46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70元，已由上诉人龙亚珍预交，由上诉人负担80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8970元，上诉人龙亚珍多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回，被上诉人深圳市顺翔达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9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  向  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振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