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11号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谢熳蓉，女，汉族，1973年1月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5************848。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光，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惠国，男，汉族，1966年10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2************01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鹏，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二被告：蔡东恒，男，汉族，1996年6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1************516。原审第三被告：蔡东琪，男，汉族，1993年9月1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5************894。上诉人谢熳蓉因与被上诉人黄惠国及原审第二被告蔡东恒、原审第三被告蔡东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6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熳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光，被上诉人黄惠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熳蓉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6772号民事判决书；二、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利息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请求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借条》上载明的款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10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的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交付了借款20万元，《借条》上亦未载明以现金形式交付借款，仅被上诉人单方主张以现金形式支付，且一审开庭时，原告本人也未出庭就现金的来源、交付的方式等作出合理说明。如此大额的借款，在电子支付如此普及的现代社会，以现金支付，即不合常理，也没有必要，况且也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蔡培文之间有经常性的现金交易，故也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蔡培文通过微信给被上诉人的三次转账为利息，缺乏事实依据。蔡培文的微信转账记录为被上诉人庭后提交，超过举证期限，且未经上诉人质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47条和51条第二、第三款的规定，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蔡培文给被上诉人的三次转账分别在2017年2月9日、4月28日和11月4日，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黄惠新的《声明》，2014年6月25日至2018年5月28日的利息由黄惠新收取，一审法院依此《声明》认定原审被告蔡东恒转账给案外人黄惠新的是利息，又认定蔡培文在《声明》的代收期间内转给被上诉人的此三笔转账为利息，岂非自相矛盾？蔡培文的三次转账均在涉案《借条》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两三年以后，且无任何规律性，故仅以转账数额与《借条》上载明的利息数额一致，即认定为是蔡培文支付的是涉案《借条》上所载的借款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蔡东恒通过支付宝给案外人黄惠新的转账为涉案《借条》上所载的借款利息，更无任何依据。因为原审被告蔡东恒和案外人黄惠新均非涉案《借条》的当事人，他们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根本不具有任何关联性，而一审法院仅以案外人黄惠新（被上诉人的亲兄弟）的一纸单方《声明》，就认定是偿还涉案《借条》上载明的利息，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65条、69条的规定和证据认定规则，而且在与蔡培文微信转账性质的认定上存在矛盾（见第3点）。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逻辑矛盾。一审法院首先认定蔡培文给被上诉人的微信转账和原审被告蔡东恒给案外人黄惠新的支付宝转账为“利息”，然后根据所谓“交易习惯”，即所谓即然还了“利息”，那么肯定“借”了本金，来推定借贷关系成立且生效，此推断的矛盾之处在于，进行推理之前，已经首先认定了涉案借贷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不然如何又认定蔡培文和原审被告的转账是“利息”呢？此种结果和条件互为因果的推理方法，实属自相矛盾。由上可知，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不清，本案的主要事实，即《借条》的真实性和被上诉人是否实际交付涉案借款本金均缺乏证据予以证明，而一审法院的推理又自相矛盾，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蔡培文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而且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退一步而言，假设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与蔡培文之间借贷关系。生效的认定成立，但《借条》记载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5月25日，还款期限为1年，被上诉人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7年5月24日届满，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即便根据案外人黄惠新的《声明》认定原审被告蔡东恒支付宝给其的转账为涉案借款利息，但原审被告蔡东恒首次支付利息是2017年10月1日，也是在诉讼时效届满以后，属于对自然之债的偿还，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而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9日提起诉讼，其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推理自相矛盾，且违反法定的举证、质证程序，将超过举证期限且未经上诉人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故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上诉人谢熳蓉补充意见称：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声明、主张出借人是黄惠国，而其提交的录音证据，其主张实际出借人是黄惠新，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本案的实际出借主题并不明确。一审中被上诉人本人并没有出庭。被上诉人黄惠国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逻辑清晰。答辩人提交的《借条》有蔡培文本人亲笔签名及身份信息，被答辩人多次以答辩人提交的《借条》存疑但并均未有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答辩人一审提交的录音中案外人郭燕及原审被告蔡东恒、蔡东恒的叔叔的录音证据，蔡东恒及蔡东恒的叔叔均知悉并承认蔡培文收到了《借条》20万元，并认可借款的事实。同时被答辩人也清楚知悉答辩人与蔡培文无经常性的交易，也没有其他“交易习惯”。因此，蔡培文自2014年6月（即签署《借条》的第二个月开始每月现存3000元利息至黄惠新的账户，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5月蔡培文均授权蔡东恒每月通过支付宝向黄惠新支付3000元利息。蔡培文从2014年6月每月向黄惠新现存3000元利息及蔡培文每月通过支付宝转账3000元利息与蔡东恒及蔡东恒叔叔的录音资料中承认向黄惠国借款200000元并收到了现金相互吻合。另外，蔡培文在2017年的2月、4月、11月均有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3000元利息的记录。被答辩人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及上诉状中述说其两人均未与黄惠国及黄惠新有任何的其他交易，又认为蔡培文及蔡东恒向黄惠国及黄惠新支付的3000元并非利息，又未提供其他合同关系推翻借款关系的成立，若这3000元并非是支付利息才不符合常理。因此，蔡培文向答辩人出具的《借条》为其本人亲自签署及其已收到20万元现金均为事实，并且每月通过现存3000元利息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3000元利息与《借条》利息相互吻合。另外，蔡东恒及蔡东恒叔叔在录音资料中所承认的事实与蔡东恒向黄惠新支付的利息相互吻合，即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逻辑清晰。本案仍在合法合理的诉讼时效中。蔡培文自2014年6月（即签署《借条》的第二个月开始每月现存3000元利息至黄惠新的账户，并在2017年的2月、4月、11月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3000元利息。蔡东恒在蔡培文的授权下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28日通过支付宝向黄惠新转账3000元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义务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蔡培文自2014年6月至2017年11月一直履行偿还利息的义务，蔡东恒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偿还利息亦应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条之规定，民事诉讼权利诉讼为三年，因此，综上所述，答辩人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5月28日起进行计算为其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逻辑清晰，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贵院应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黄惠国补充意见称：在一审的时候，被上诉人黄惠国已经在庭上阐明了，该笔钱是由黄惠国出借，但实际上该笔钱是黄惠国本人给黄惠新的，以及用于补贴黄惠新日常家用，因此该笔钱实际上由蔡文培支付利息及还款给黄惠新的。原审第二被告蔡东恒、原审第三被告蔡东琪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意见。被上诉人黄惠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连带承担蔡培文（已逝）向原告所借借款200000元及利息30000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但应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共计224000元；二、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承担诉讼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5日，原告黄惠国作为出借人，案外人蔡培文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条》，约定：蔡培文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息按月息3000元计算。蔡培文在“借款人”处签名。2017年案外人蔡培文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黄惠国，2017年2月9日转账3000元、4月28日转账3000元、11月4日转账3000元。蔡培文儿子也即本案被告二蔡东恒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曾九次通过支付宝转账到案外人黄惠新银行账户。2017年10月1日转账3000元、11月26日转账3000元，2018年1月3日转账3000元、1月27日转账3000元、3月5日转账3000元、3月26日转账3000元、5月6日转账3000元、5月28日转账3000元。另查一、2018年7月7日，蔡培文因病逝世。2018年9月26日，被告一谢熳蓉为继承案外人蔡培文的遗产向惠州市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2018年10月12日惠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载明：“现因被继承人蔡培文的父亲先于其死亡，被继承人蔡培文的母亲谢木卿和蔡培文的儿子蔡东琪、蔡东恒均自愿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因此，被继承人蔡培文的遗产及股东资格由其配偶谢熳蓉一人继承。”另查二、2018年12月13日，案外人黄惠新出具《声明》载明：“2014年5月25日，黄惠国向蔡培文出借200000元，约定月息3000元。自2014年6月25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均由本人黄惠新代黄惠国收取蔡培文借款200000元的利息3000元。”案外人黄惠新在声明人处签名。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未按时足额偿还本息，原告遂于2019年3月29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诉讼主体资格资料、借条、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公证书、声明等证据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案外人蔡培文向原告黄惠国借款2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借条》约定月息3000元即月利率1.5%，符合法律的规定，故原告诉请按月息3000元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一谢熳蓉作为实际借款人蔡培文的唯一继承人，应当在其所继承遗产的价值范围内对被继承人蔡培文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庭审时，被告一对该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借款人蔡培文向原告黄惠国数次支付3000元（微信转账），借款人蔡培文的儿子被告二蔡东恒亦多次通过支付宝向案外人黄惠新支付涉案借款利息3000元，与原告提交《借条》上记载的利息吻合，根据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发生借款的交易习惯，对原告与蔡培文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采信。关于涉案借款诉讼时效的问题，因蔡培文在借款发生后支付最后一笔利息的时间是2017年11月4日，每次支付利息均是对先前借款的确认，也即诉讼时效因借款人返还利息而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于2019年3月29日诉至一审法院，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二、被告三通过到司法部门进行公证的方式放弃对借款人蔡培文遗产的继承权，故原告诉请被告二、被告三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一谢熳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黄惠国返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自2018年8月8日起按月息3000元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惠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7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谢熳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并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谢熳蓉认可2014年5月25日《借条》中借款人“蔡培文”签名的真实性。经本院核查，一审中，被上诉人黄惠国提交了亲属黄惠新名下中国工商银行622202********60847账户的流水，自2014年6月起自至2017年9月该账户每月固定现存3000元，自2017年10月起原审被告蔡东恒按月支付宝转账支付3000元。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黄惠国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三份，用以证明2017年2月9日、4月28日、11月4日蔡培文三次通过微信，分别转账给被上诉人黄惠国各3000元。一审法院未就此证据组织质证。二审中，被上诉人黄惠国申请证人郭燕（身份证号码：440************041）、李伟智（身份证号码：441************113）、黄小玲（身份证号码:442************021）出庭作证，三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证人黄小玲按照被上诉人黄惠国要求将20万元现金交给被上诉人黄惠国，由被上诉人黄惠国交付给蔡培文，证人李伟智在场证明。证人郭燕与黄惠新到蔡培文厂里向原审被告蔡东恒追偿并进行了录音。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谢熳蓉是否应清偿本案借款本息。被上诉人黄惠国主张借贷关系成立，按照2014年5月25日《借条》载明的金额，向蔡培文实际出借了借款，提交的2014年5月25日《借条》中留有“蔡培文”签名自己，上诉人谢熳蓉一审庭审中认可该签名的真实性，又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没有合理的解释，予以推翻该《借条》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5月25日《借条》为蔡培文出具并无不当。二审争议的关键在于，被上诉人黄惠国有无按照2014年5月25日《借条》中约定的金额，向蔡培文实际出借20万元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被上诉人黄惠国主张现金交付20万元借款，一审庭审中对于交付过程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没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二审中，证人李伟智（身份证号码：441************113）、黄小玲（身份证号码:442************021）出庭作证，予以证实了被上诉人黄惠国所陈述的现金交付的事实，结合被上诉人黄惠国经营汽车修理车的职业，以及本案涉及借款20万元的数额，特别是被上诉人黄惠国亲属黄惠新银行账号自2014年6月起每月固定收款3000元，而原审被告蔡东恒认可支付宝转账是基于蔡培文的要求，没有证据证明蔡培文与被上诉人黄惠国或是其亲属黄惠新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一审综合认定蔡培文按月偿还借款利息，被上诉人黄惠国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谢熳蓉应予清偿本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014年5月25日《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后，蔡培文按借条约定的利率，按月支付利息3000元，被上诉人黄惠国予以接受，双方以事实行为对借款合同期限进行了变更为不定借款，被上诉人黄惠国可随时主张清偿，本案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上诉人黄惠国一审庭后提交微信转账记录三份，一审法院未就此证据组织质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属于程序违法，本院予以纠正。但微信转账记录三份认定与否，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其他证据作出的实体处理，并未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的情形，本案无需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上诉人谢熳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谢熳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