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4682号原告：刘绪兰，女，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刘绪建，男，196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绪兰(系刘绪建之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海明(系刘绪兰之夫)，男，汉族，1958年7月30日出生，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滨江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徐汇区。负责人：蔡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美玲，上海才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上海才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某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滨江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滨江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3日将之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绪兰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海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美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绪兰、刘绪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中行滨江支行返还刘某生前存于账号为XXXXXXXXXXXX活期一本通账户内的存款37,5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13日刘某去世。刘某生前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肇嘉浜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肇家浜路支行)订立储蓄存款合同，并开通了账号为XXXXXXXXXXXX活期一本通账户(涉案一卡通账户)。后中行肇家浜路支行更名为中行滨江支行。2016年5月刘某之姊刘绪兰至中行滨江支行调取涉案一卡通账户明细，发现该账户账号被多次修改。刘绪兰为此多次上访至上海市银监局，后中行滨江支行提供了五张存款凭条并提供了涉案账户下挂的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信用卡账户(涉案信用卡账户)。2017年4月刘绪兰调取涉案一本通账户和涉案信用卡账户的明细，发现中行滨江支行提供的账户单据有多处修改，取款凭条、销户记录等单据上的签名非刘某本人笔迹。经整理涉案所有账户明细，要求中行滨江支行归还涉案一卡通账户内的9笔存款共计37,500元(金额分别为10,000元、6,500元、3,200元、11,000元、5,000元、800元、400元、500元、100元)，但中行滨江支行均不予理睬。作为刘某的继承人，刘某某曾于2018年6月诉至本院。后刘某某于2019年1月去世，刘绪兰、刘绪建作为继承人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中行滨江支行辩称：刘绪兰、刘绪建诉请的刘某之九笔存款从未存入涉案一卡通账户，而是存入了尾号为3560的涉案信用卡账户，其中五笔存款(2008年7月24日现存10,000元、2008年10月6日现存6,500元、2008年12月8日现存3,200元、2009年5月14日现存11,000元、2009年7月11日现存5,000元)有对应的五份存款凭条印证。另有四笔存款(2008年12月8日分别通过现金存款机存入800元、400元、500元、100元)与中行滨江支行提供的交易明细对应。而之后刘某有长达七年的消费时间，并伴有多笔大额现金支取，故款项已使用完毕，因此中行滨江支行未造成刘某损失，故请求驳回刘绪兰、刘绪建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13日刘某死亡。2016年7月20日经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公证，刘某某系刘某唯一继承人。2019年1月5日，刘某某死亡。经2019年10月16日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公证书显示，刘绪兰、刘绪建系其仅有的继承人。刘某生前与中行肇家浜路支行订立储蓄存款合同，并拥有包括涉案一卡通账户及涉案信用卡账户在内的多个账户。2016年5月刘绪兰至中行肇家浜路支行调取涉案一卡通账户明细，发现该账户账号被多次修改。2017年4月刘绪兰调取涉案一本通账户和涉案信用卡账户的明细，发现中行肇家浜路支行提供的账户单据有多处修改，取款凭条、销户记录等单据上的签名非刘某本人笔迹。鉴于2017年6月14日中行肇家浜路支行更名为中行滨江支行，故刘绪兰认为中行滨江支行造成了刘某存款损失，经刘绪兰、刘绪建整理涉案所有账户明细，要求中行滨江支行归还涉案一卡通账户内的9笔存款共计37,500元(金额分别为10,000元、6,500元、3,200元、11,000元、5,000元、800元、400元、500元、100元)。审理中，中行滨江支行称，对方主张的2008年7月24日存入10,000元，于2008年10月6日存入6,500元，于2008年12月8日存入3,200元、800元、400元、500元、100元，于2009年5月14日存入11,000元，于2009年7月11日存入5,000元，均系存入涉案信用卡账户。该卡确是刘某的工资卡，但该张卡一直在进行消费及现金支取，故系争款项已被消费完毕。为此，中行滨江支行提交涉案信用卡账户自2005年7月至2016年6月20日的存取明细，其中显示在2014年12月25日取现64万元，于2015年7月10日取现14万元，于2016年3月26日至4月27日发生多笔取现。刘绪兰、刘绪建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2011年2月11日的32.42元取款与事实不符，欲证实银行存在伪造的嫌疑。中行滨江支行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予以反驳，并称由于中国银行进行了多次系统升级，故账号有所变更，但绝非对方所称的“伪造”。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公证书、委托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户籍证明、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询问笔录、刘某新旧账号截屏、涉案一卡通账户交易明细、涉案信用卡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某与中行滨江支行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刘某已于2016年3月13日死亡，之后其唯一继承人刘某某亦于2019年1月5日死亡，故刘绪兰、刘绪建作为刘某某的继承人，有权主张中行滨江支行可能造成刘某生前存款的损失，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行滨江支行是否将系争九笔钱款存入刘某名下账户及钱款是否从刘某名下账户支出。通过比对刘绪兰、刘绪建提供的涉案信用卡账户明细与中行滨江支行提供的存款凭证及涉案信用卡账户明细，中行滨江支行确实已将刘绪兰、刘绪建主张的涉案钱款存入刘某名下的信用卡账户。在上述钱款存入后，刘某使用涉案信用卡账户长达近十年之久，且有多笔款项的取现支出，根据中行滨江支行提供的账户明细，该账户支取钱款的过程正常、明确，刘某生前亦未对支取钱款的过程向中行滨江支行提出过任何异议。虽然刘绪兰、刘绪建主张中行滨江支行可能存在伪造一节的事实，但未能对此进行任何举证，相反中行滨江支行则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目前刘绪兰、刘绪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中行滨江支行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中有任何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故本院对刘绪兰、刘绪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绪兰、刘绪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7.50元，由刘绪兰、刘绪建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杨 阳人民陪审员  张菊华人民陪审员  顾 群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陈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