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04民初1464号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住所地：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801499370640U。 法定代表人：李国升，该林场副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寿平，广西元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英耀，男，196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港市覃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抗芝，广西正大五星（港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港市覃塘区覃塘林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7884404226(1-1)。 法定代表人：左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鹏，广西中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以下简称凤凰林场）与被告梁英耀、第三人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翔公司）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凤凰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寿平、被告梁英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抗芝、第三人扬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凤凰林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003号、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2.被告退还原告不当得利19053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003号、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原告。事实与理由：200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003、004号《承包林业合同书》，合同分别约定原告将位于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古平站鸡母岭一带80亩、圆卵山一带170亩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为2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圆卵山一带承包金为：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55元/年/亩，2014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为100元/年/亩。鸡母岭一带承包金为：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70元/年/亩，201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为100元/年/亩，每年1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承包金。2012年承包金统一变更为120元/年/亩。2013年12月16日，被告未经原告的同意，便以850元/年/亩将43.5亩林地转租给扬翔公司养猪，转租期限为16年（2014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被告从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转租期间获得转租差价190530元。被告的转租行为已构成违约，其把转租所得差价占为己有没有合法依据，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不当得利。此外，第三人扬翔公司擅自在林地上大面积建造建筑物，改变了林地的用途，致使合同约定的植树造林的目的不能实现，且转租行为也未能得到原告书面同意，转租行为无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事实与理由：2011年5月份，梁英耀、梁广明等4人为达到继续租赁林地的目的，共同送给时任林场场长杨伟才好处费人民币6万元后，续签了承包林地合同，并倒签落款时间。被告与杨伟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规定，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被告梁英耀辩称,一、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超过法定期限，不同意原告的变更，法院不应该支持；二、若法院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如下答辩：1.被告与原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并非无效合同。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土地延包造林补充》期限将到后，被告根据优先权的原则经过双方的洽谈，并经过原告方内部讨论后才续签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其次，《承包林地合同书》经过原单位盖章，并经过杨伟才、梁志彬的签字确认，这事实证明《承包林地合同书》已得到原告单位的认可，并非杨伟才一个人的认可。再次,《承包林地合同书》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双方约定的租金和其他承包人交的租金一样，完全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2.2013年7月12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实质是对《承包林地合同书》法律效力的确认及内容的变更。如果说原《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的话，那么双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对原来《承包林地合同书》通过变更来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双方签订《承包林地合同书》时原告方的法定代表人杨伟才于2013年2月18日已经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日被逮捕，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是在杨伟才被逮捕后才签订的，原告方当时新上任的法定代表人及全体职工均同意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可见该《合同补充协议》是对《承包林地合同书》的变更，并而确认其他按原合同执行，事实上也就是对合同的重新确认。三、如果法院判决确认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那么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事实林地租赁关系，应由原告另案起诉解除事实林地租赁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将林地及所有附属物返还原告没有法律依据。四、对于原告主张退还的不当得利190530元，是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首先，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是《合作经营协议书》，双方是合作关系，并非转租关系。其次，原告主张的所谓的差价190530元是被告承包林地与第三人合作经营活动的一种收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没有约定承包后不能转租或与他人合作。再次，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规定转租或者合作得到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而应归发包方。因此,原告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扬翔公司述称，一、原告在变更诉讼请求后，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指责被告与杨伟才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第二项与原告变更诉请后，在法律上自相矛盾，因为合同无效在法律上的处理就是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若合同无效，不存在不当得利一说。三、本案被告与第三人的关系不是转租，是合作经营。就算是认定为转包，法律并无禁止转包的规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也没有约定禁止被告转包的约定。所以，必须明确转租和转包不是同性质的法律概念，既无法律的禁止，也无合同的约定。原告便无权指责所谓的转包行为，更不能斥之无效。 原告凤凰林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承包林地合同书》（003号、004号），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事实； 3.《合作经营协议书》复印件，欲证明被告转租林地面积及转租林地价格情况； 4.宗地图，欲证明涉案林地具体位置； 5.“覃法建（2019）4号”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欲证明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建议覃塘区林业局对非法转租行为依法处理的事实； 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 7.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书》，欲证明被告向时任场长杨伟才送好处费6万元，双方续签承包林地合同，并倒签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事实。 8.《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欲证明本院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的（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书》已于2013年12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梁英耀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 1.《合同补充协议》，欲证明原告与被告已经对原《承包林地合同书》作出了变更，变更为265亩，对承包金由原来的每亩100元变更为120元，并且每隔四年递增10元，《承包林地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的确认，是合法有效的。 2.《土地延包造林补充协议》、《公证书》，欲证明到期后，被告根据优先权与原告续签《承包林地合同书》。 3.现金交款单、收据，欲证明被告按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每年的租金。 4.《林地承包合同书》、《林地转包合同书》，欲证明被告梁英耀与原告及梁德耀签订的《林地转包合同书》中原合同约定给梁英耀的170亩承包期限为2001年12月20日至2013年12月30日,而本案的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也是在原合同基础续签。 第三人扬翔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开庭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2、4、6、8），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5、7，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其真实性，且该三份证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2、4，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对该三份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3，经核实被告已交纳林地租金至2019年度，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1998年1月10日，原玉林地区编制委员会确定原告凤凰林场为副科级事业单位，虽然名为财政差额拨款，实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性质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主要从事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等。1997年1月15日，被告梁英耀与案外人梁广明、梁金亮合伙以梁英耀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把位于鸡母岭一带的土地发包给梁英耀经营管理用，土地面积合计380亩，承包期限自1997年1月15日起至2002年12月30日止，承包金按180元/年/亩计算”等内容。2002年9月18日，梁英耀与原告签订《土地延包造林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经原告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在原合同基础上，延长土地承包期造林，从原合同期满即2002年12月30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止，延长12年，延包期的承包金按70元/亩/年计算，面积与原合同面积保持不变”等内容。但合同中未就承包人能否转包、如何转包的问题进行约定。 2001年12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梁耀德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梁耀德原承包的柠檬桉林木及蒸油期限到2006年1月30日结束，现原告延长8年给梁耀德承包，进行低产林改造，梁耀德承包林地的时间从2001年12月20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承包面积为1100亩，包括三片，其中第5林班的第23、24小班面积500亩，第6林班第3小班面积440亩，第6林班第6小班面积160亩，梁耀德自2006年1月1日起按55元/年/亩交纳土地承包金”等内容。2006年8月23日，原告与被告梁英耀、案外人梁耀德、梁广明等人签订《林地转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梁耀德于2001年12月20日与原告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梁耀德承包原告的1100亩林地，现因梁耀德经济短缺，无法继续经营管理，自愿将承包原告的1100亩林地转给梁广明、梁英耀等人经营管理，梁耀德与原告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关梁耀德的权利义务由梁广明、梁英耀等人享受和承担。其中梁英耀承包的林地为第5林班23小班，四至界址是东至梁枝兴承包地为界，西至梁枝兴、梁金亮承包地为界，南至闭映奇承包地为界，北至林区小路为界，承包面积为170亩，年承包费为9350元”等内容。合同中未就承包人能否转包、如何转包的问题进行约定。 本院（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案经审理查明“杨伟才于2003年11月27日被任命为凤凰林场场长，于2011年5月24日被开除党籍，同年7月25日被开除公职。2011年5月份，被告梁英耀和案外人梁广明、梁金亮、黄志规共同商定，为成功与原告签订林地延包合同，共同送给时任凤凰林场的场长杨伟才好处费60000元。后梁英耀代表上述四人向杨伟才提出签订林地延包合同，送给其好处费，杨伟才表示同意。不久，杨伟才帮助梁广明、梁英耀、梁金亮、黄志规等人签订了林地延包合同，并倒签合同落款时间。”2011年5月份，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003号）约定“为了便于林地的管理，经甲方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将原承包给乙方在古平站鸡母岭一带的林地，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延长林地承包造林，四至界址是东至通往古平的林路为界，西至梁广明的承包地为界，南至通往古平的林路为界，北至通往古平水库的林路为界，承包面积为80亩（该承包面积实际上系1997年1月15日梁英耀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的380亩承包面积中的80亩），承包期限20年，即从200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承包费从2009年至2014年按原来的70元/亩/年计，2015年至2029年按100元/年/亩计。乙方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自主经营管理使用的权利，甲方不得干涉”等内容。同日，原、被告签订的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004号）约定“为了便于林地的管理，经甲方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将原承包给乙方在古平站圆卵山一带的林地，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延长林地承包造林，四至界址是东至梁枝兴承包地为界，西至梁枝兴、梁金亮承包地为界，南至闭映奇承包地为界，北至林区小路地为界，承包面积为170亩（该承包面积实际上系2006年8月23日梁英耀、梁耀德、梁枝兴、梁广明、梁金亮与原告签订的《林地转包合同书》约定的1100亩承包面积中的170亩），承包期限20年，即从200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承包费从2009年至2013年按原来的每55元/亩/年计，2014年至2029年按100元/亩/年计，乙方对承包的土地享有自主经营管理使用的权利，甲方不得干涉”等内容。此外，003号、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003号、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中落款位置原告法定代表人处与杨伟才并列还签有一个“梁志彬”的名字。 另查明，2013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为了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针对林场经济困难问题，根据2012年6月20日在贵港市召开承包老板的会议精神，林场领导班子开会研究讨论，组织召开外来承包户老板和林场全体干部职工会议协商，经双方协商一致从2012年起承包林场土地承包金统一提至120元/亩，并每隔四年递增10元。承包合同面积按林场重新核实的面积265亩计，承包租金按该面积计算。除此之外，其他条款按照原合同执行，若有未尽事宜，双方另外协商解决。”等内容。签订协议后，被告已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承包金支付标准和实际承包面积向原告支付了土地承包金至2019年度。 再查明，2013年12月16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扬翔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甲方提供原承包凤凰林场古平站园卵山一带的林地（经双方实际测量面积为43.5亩）为合作条件。二、乙方利用下属凤凰种猪场产生的肥料的有利条件，种植经济作物，独自经营、自负盈亏，负责该林地的种植、护理、管理等一切投资经营事项。三、合作经营期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四、因甲方不参与经营管理，亦无须再投入资金，其利益分配采用固定方式分配，即乙方在合作期内以每年每亩850元分期付给甲方作为合作收益金，具体如下： （一）协议生效后15日内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合作收益金184875元；（二）2018年12月份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合作收益金184875元；（三）2023年12月份支付2024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合作收益金221850元。签订协议后，第三人扬翔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合作收益金。 又查明，杨伟才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合并刑期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十年。该案判决已于2013年12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认为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003号、004号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系杨伟才通过受贿方式与被告签订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遂于2019年10月22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的期限？二、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003、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同时判令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给原告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项19053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从以上法律规定看，两者规定不一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时间是2002年4月1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于2015年2月4日施行，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限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即变更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本案中原告在开庭前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并无不当，本院收到原告的申请书后便通知被告,被告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本院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故本院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予以准许，对被告不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003、004号《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并请求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给原告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凤凰林场时任场长杨伟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与被告签订涉案003号、004号合同时，收受了被告梁英耀等人给予的好处费60000元，其行为显然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为此杨伟才也付出了被判处刑罚、失去自由的代价。而梁广明、梁英耀、梁金亮、黄志规为了成功与原告签订林地延包合同，共同商定送给杨伟才好处费100000元（杨伟才承认收到60000元），结果梁英耀也确实成功地与原告签订了延包合同，杨伟才与被告梁英耀的此种行为，侵犯了不特定第三人对凤凰林场林地享有的公平承包竞争权，同时也不符合正确的价值取向，还会扰乱公平有序的社会经济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故原告该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关于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两份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003号、004号）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现因到案证据均无法证明被告梁英耀与案外人梁广明、梁金亮合伙以梁英耀名义与原告于1997年1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梁英耀与原告于2002年9月18日签订的《土地延包造林补充协议》、原告与案外人梁耀德于2001年12月20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原告与被告梁英耀、梁耀德等人于2006年8月23日签订的《林地转包合同书》以及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存在无效情形，故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前述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虽然涉案003号合同约定的80亩林地被告未与原告直接签订有其他的合同或协议，但是从被告、梁广明、黄志规等人在本院（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案件的陈述、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003号合同约定的承包面积范围结合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实际承包面积及被告按265亩交付承包金的实际情况可知，被告与原告于1997年1月15日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的承包林地面积中最少有80亩系由被告经营管理的。其次，原、被告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仅明确就承包金支付标准及被告实际营管理的承包地面积进行了补充约定，但对被告的承包期限等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问题，协议仅表明按照“原合同”执行，通常情况下在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原合同”一般理解为系签订时间与补充协议最近、最新的合同，据此，根据最初签订的合同确定被告的承包经营权期限分别于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2月30日届满，结合涉案003号、004号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及《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从2012年起承包林场土地承包金统一提至120元/亩，并每隔四年递增10元”的实际，该补充协议中的“原合同”应当理解为涉案003号、004号合同。虽然涉案003号、004号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是其无效的原因在于原告的时任场长与被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违反了法律规定，并非该合同内容本身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之无效情形，而原、被告在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实质上属于新的合同，因此双方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可以进行重新约定，当然也可以约定全部按涉案003号、004号合同约定的条款执行。现因原、被告在《合同补充协议》中未对被告的承包期限作出重新约定而表明按“原合同”执行，而“原合同”（003号、004号合同）约定被告的承包期限均至2029年12月31日止。现在《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在被告的承包期限尚未届满的前提下，被告对涉案林地仍依法享有经营管理权，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涉案林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林地上的附着物，因被告仍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且涉案林地上的附着物为被告所种植，并非原告所有，故不存在向原告退还之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将林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19053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有权请求他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人是利益受到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合作经营协议》，但是从该协议书约定的“被告按每年每亩850元的价格固定收取收益，且被告不参与经营管理、无须投入资金，由第三人独自经营、自负盈亏”等内容来看，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实为转包关系。原、被告签订的所有合同中均未约定被告不得转包，法律亦无规定承包人不得转包，而被告将承包地转包给第三人时尚在被告的承包期限内，因此被告该转包行为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就原告主张的“被告从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转租期间获得转租差价190530元”，该收益系被告通过转包方式取得的，不属于原告所有。假设被告在该段时间内自行经营管理，则被告需要支付给原告的承包金亦只会按原、被告在《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标准支付，不可能以被告转包给第三人的850元/亩/年的标准来支付，且被告现已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承包金，因此被告转包涉案林地所获得的差价并不属于原告的实际可得利益，原告的利益亦并未受到损失。此外，原、被告亦未约定被告如果擅自转包则须承担向原告退还擅自转包所得差价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项19053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与被告梁英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两份《承包林地合同书》（003号、004号）无效； 二、驳回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11元，由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4111元。款汇至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期满仍未预交也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 云 审 判 员  陈伟翠 人民陪审员  陆春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