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7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关华，男，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春秀，女，197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 上述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道根，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三忠村5号。 法定代表人：沈学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彬、张彬彬，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江荣，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武川，男，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坤荣，福建闽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涂群东，男，198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培宏，男，198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上诉人刘关华、贺春秀、上诉人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江荣、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关华、贺春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沈武川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10723元（即增加191948元），升顺公司对该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事实认定错误，刘清军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居住在厦门，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刘清军初中毕业后就随父亲刘关华、母亲贺春秀来厦门打工，和其父母一直居住在集美区碑中路97号401室。刘关华、贺春秀在一审中提交了居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刘关华、贺春秀的居住证，足以证明刘清军在事故前一年已经在厦门居住生活满一年。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核心证据居住证明系房东陈某出具，属于证人证言而不予采信明显是错误的。该份证据系由集美区杏滨街道马銮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并加盖了单位公章，应当属于书证而不是证人证言。居委会作为基层居民的自治机构，对社区内的居民是否居住在本社区可以出证明，该证明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二、一审法院认定升顺公司为闽Ｄ×××××车辆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庭审中已确认沈武川系闽Ｄ×××××的实际车主，虽升顺公司系登记车主，购买交强险需要通过该公司购买.但沈武川作为实际车主，对自己所有的车辆有着不可推卸的购买交强险的责任和义务，且购买交强险的费用也是由沈武川承担，因此应当和升顺公司一起作为该车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一审法院仅认定升顺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投保义务人是错误的。 沈武川辩称，应驳回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诉请求。 一、刘关华、贺春秀一审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刘清军事故发生前一年在厦门连续居住且工作满一年的事实。刘关华、贺春秀提供的居住证与受害人刘清军的生前居住、工作情况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刘清军是成年人，有其独立的生活。刘关华、贺春秀提供房东陈某出具的证明，陈某与刘关华、贺春秀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证人陈某未出庭作证，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社区居委会虽在房东陈某出具的证明上加盖公章，但没有相应人员签名，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求，不具备证据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受害人刘清军的户口本可以证实其生前居住地在农村，死亡赔偿金应按2018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进行计算。 二、本案肇事车辆闽Ｄ×××××号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升顺公司，根据挂靠协议约定，该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投保，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不得自行投保。因此，该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为升顺公司。 升顺公司辩称： 一、一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刘清军的死亡赔偿金，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刘关华、贺春秀在一审时仅提供《居住证明》和刘关华、贺春秀的居住证，拟证明刘清军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厦门市连续居住满一年，但是该两组证据的关联性均无法得到认可。首先，《居住证明》为房东陈某签字确认，该份证明的性质应属于证人证言，在陈某没有出庭作证，接受双方询问的前提下，该份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虽然该份《居住证明》上加盖了居委会的章，但是一则没有居委会负责人的签字确认，也未对盖章的目的进行说明，因此居委会盖章的目的是对该房东身份的确认，还是对该证明内容的确认，完全无法体现。再者，对于居民居住情况的证明应当由公安机关出具，居民委员会无权出具相应的证明。最后，退一步说，居委会盖章旨在对该证明内容进行确认，那么居委会应提供相应的入户调查表或者定期入户登记表相佐证，否则居委会如何得知刘清军的居住情况。其次，刘关华、贺春秀的居住证无法证明刘清军的居住情况，刘关华、贺春秀称刘清军一直和刘关华、贺春秀一同居住，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再者刘清军如果一直都和刘关华、贺春秀一同居住，那么为何刘关华、贺春秀办理了居住证，而刘清军却没有。刘关华、贺春秀有此意识，如果刘清军能达到办理居住证的条件，那么也会让其办理，但事实上却没有，由此证明刘清军并未达到办理居住证的条件，未连续在厦门市居住满六个月。 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升顺公司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本案肇事车辆的投保义务人为沈武川，而不是升顺公司，且无法律规定升顺公司应就沈武川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错误。 陈江荣、唐培宏、涂群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升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升顺公司与沈武川之间成立挂靠法律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沈武川未与升顺公司签订过挂靠协议，双方之间也并未就车辆挂靠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沈武川也未向升顺公司缴纳过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挂靠的民事法律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若依一审法院的认定，双方只有一个挂靠的名头，但没有权利义务的内容，只是一个空架子，明显是错误的。虽升顺公司知晓案涉车辆经多次转手卖给沈武川，但并不能依此推断为升顺公司同意沈武川将案涉车辆挂靠于升顺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违背上述法律规定。案涉车辆虽登记在升顺公司名下，但并不影响沈武川作为实际所有人对案涉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的行使，且案涉车辆未进行变更登记，并非双方的协商结果，而是实际所有人怠于行使要求升顺公司变更登记的权利；再者没有权利人的配合，升顺公司是无法完成变更登记的，且升顺公司当时也只是知道沈武川的姓名以及电话，其他信息一无所知，也不知晓车辆的状况，根本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唐培宏与涂群东、沈武川之间仅就案涉车辆产生买卖法律关系，唐培宏并未将与升顺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涂群东、沈武川，依法《挂靠协议》现也只约束唐培宏与升顺公司。 二、一审法院认定升顺公司是案涉车辆闽Ｄ×××××号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升顺公司作为车辆交强险投保义务人的依据是《挂靠协议》，而该《挂靠协议》的合同双方是升顺公司与唐培宏，而非沈武川。据上所述，升顺公司并未与沈武川形成挂靠关系；退一步说，即便二者构成挂靠关系，但一审法院依据唐培宏签订的《挂靠协议》来类推升顺公司应负责沈武川所有的案涉车辆闽Ｄ×××××交强险的投保，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显属逻辑错误。该《挂靠协议》仅是升顺公司在唐培宏支付保险费后代为投保的约定，而不是双方关于车辆交强险投保义务的分配，仅为升顺公司替挂靠人代办车辆保险的意思表示，对于约定中的“乙方不得自行投保”，也只是双方内部的一个管理约定，乙方通过其他方投保也只是承担违约责任而已，并不能得出升顺公司需承担车辆投保义务的结论。一审法院混淆了侵权法律关系和合同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规定中的“投保义务人”应指的是法定的义务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一审法院查明，案涉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所有人以及管理人为沈武川，并非升顺公司，即便升顺公司与沈武川之间是挂靠关系，关于投保的约定是二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本案作为侵权案件关于投保义务人认定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的认定超越了本案审理的法律范畴。虽升顺公司作为案涉车辆的登记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沈武川作为案涉车辆运行支配的主体和享有运行利益的主体，依法应承担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沈武川未向升顺公司缴交过任何挂靠费用，也未向升顺公司支付案涉车辆保险费，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升顺公司为案涉车辆的“投保义务人”，从而判决升顺公司需要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也将造成升顺公司无法向沈武川追偿，给升顺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升顺公司为案涉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但是案涉车辆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以及保险权利均属于实际所有人沈武川，既然沈武川享有相关的权利，那么也应该承担为案涉车辆投保的义务，因此“投保义务人”应为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沈武川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沈武川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刘关华、贺春秀辩称，一审认定升顺公司与沈武川成立挂靠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升顺公司乃是闽Ｄ×××××号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闽Ｄ×××××号车辆的相关营运手续登记为升顺公司，虽然签订挂靠协议的唐培宏将车辆转让出去了，但升顺公司并没有与唐培宏解除挂靠协议，也没有办理变更。且升顺公司对于车辆转让情况也是知情的。明知车辆已经转让，但并没有提出解除挂靠协议，也没有去办理过户变更，应当是默认沈武川与升顺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挂靠关系。一审法院仅认定升顺公司是闽Ｄ×××××号的交强险投保义务人是错误的。沈武川作为闽Ｄ×××××车辆的实际车主，对自己所有的车辆有着不可推卸的购买交强险的责任和义务，且购买交强险的费用也是由沈武川承担，因此沈武川也是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一审法院仅认定升顺公司是投保义务人是明显错误的。 沈武川辩称： 一、2016年5月15日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挂靠期限至2019年5月14日止。唐培宏将其实际所有的车辆闽Ｄ×××××号挂靠在升顺公司从事运营业务，双方形成挂靠关系。沈武川购买闽Ｄ×××××号车辆后，虽未与升顺公司重新签订挂靠协议，但升顺公司仍是闽Ｄ×××××号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且闽Ｄ×××××号车辆的相关营运手续仍登记在升顺公司，升顺公司2018年10月知道闽Ｄ×××××号车辆已卖给沈武川，因此，升顺公司与沈武川之间形成挂靠关系。升顺公司对沈武川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本案肇事车辆闽Ｄ×××××号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升顺公司，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闽Ｄ×××××号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投保，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不得自行投保。因此，闽Ｄ×××××号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为升顺公司。 陈江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涂群东、唐培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刘关华、贺春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陈江荣、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共同赔偿刘关华、贺春秀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43338元，升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一、事故发生概况：2019年1月11日23时10分，刘清军驾驶无牌两轮摩托车（事发时尾部悬挂闽Ｅ×××××号牌）沿海翔大道南侧辅道由东往西逆行至事故路口，与沿潮瑶村路右转弯进入海翔大道辅道的，由陈江荣驾驶的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碾压，造成两车损坏及刘清军当场死亡的损害后果。 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集美大队认定，刘清军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江荣负事故次要责任。 三、受害人概况：刘清军1997年2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射洪县，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 四、赔偿权利人及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刘关华系受害人刘清军的父亲、贺春秀系受害人刘清军的母亲。 五、受害方已获得赔偿情况：讼争事故发生后，沈武川已向刘关华、贺春秀支付款项20000元。 六、保险投保情况：讼争事故发生时，陈江荣驾驶的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未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七、机动车使用人与其他赔偿义务主体：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为升顺公司。讼争事故发生时沈武川是闽Ｄ×××××号轻型自卸货车的实际所有人。沈武川陈述，讼争事故发生时陈江荣义务帮工为其驾驶车辆。陈江荣陈述，讼争事故发生时沈武川临时叫其驾驶车辆的，沈武川说每天给其200元。 八、机动车使用人之外的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之间的关系：2016年5月15日唐培宏与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唐培宏将车牌号为闽Ｄ×××××号车辆挂靠升顺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唐培宏接受升顺公司的管理，挂靠经营手续由升顺公司协助唐培宏办理，所需费用由唐培宏承担；挂靠期限从2016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唐培宏支付保险费用，唐培宏不得自行投保；唐培宏应每年向升顺公司缴纳服务费，并承担从事营运业务发生的各项规税费用（升顺公司代收代缴，代为办理相关手续）；唐培宏擅自转让、转租、转借车辆或升顺公司提供的证照的，视为唐培宏违约。2017年4月唐培宏将闽Ｄ×××××号车辆卖给涂群东，双方未签订买卖协议。2018年6月涂群东将闽Ｄ×××××号车辆卖给沈武川，双方未签订买卖协议。升顺公司的工作人员苏婕雯在集美交警大队对其询问时陈述，唐培宏与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后，车辆管理的事均是与郑泗强联系，2018年10月其电话通知郑泗强闽Ｄ×××××号车辆保险过期没续保，郑泗强说车卖给沈武川了，已通知沈武川。 一、赔偿项目的争议： 1.死亡赔偿金：448200元。 刘关华、贺春秀主张及依据：死亡赔偿金1088026元，按照2018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401.3元/年，计算20年，死者刘清军的经常居住地在厦门。提交居住证明、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户口本，拟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经常居住地为厦门，赔偿标准应适用城镇标准。 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沈武川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居住证明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负责人和盖章人的签名，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沈武川、升顺公司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的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的居住情况。沈武川、升顺公司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户口本没有异议。涂群东、唐培宏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升顺公司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居住证明客观性没有异议，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认为，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户口本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生前户口为农村户口，刘关华、贺春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刘清军生前在厦门居住工作满1年。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厦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为448196元。 陈江荣对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居住证明系由房东陈某出具，并由集美区杏滨街道马銮社区居委会加盖印章确认所填内容属实，该证据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陈某未出庭作证，且居委会未有相应人员签名，刘关华、贺春秀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刘关华居住证、贺春秀居住证具有客观性、合法性，该证据与受害人刘清军的生前居住、工作情况无关，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户口本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受害人刘清军生前居住地是农村，死亡赔偿金应按2018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22410元计算20年。故，死亡赔偿金为448200元（22410元／年×20年）。 2.丧葬费：37728元。 刘关华、贺春秀主张及依据：丧葬费37728元，标准按2017年厦门市社平工资6288元/月计算6个月。 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厦门市平均工资计算，应为37325元。 陈江荣对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厦门市201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每月6288元。故，一审法院确认丧葬费为37728元。 3.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321.4元。 刘关华、贺春秀主张及依据：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700元，按10人7天，每人每天10元计算。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4672元，按10人7天，误工费标准按2017年度厦门社平工资每月6288元计算。提交火化证，拟证明火化时间为2019年1月25日。 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火化证没有异议。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150元，按5人3天，每人每天10元计算。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为2085元，误工费标准按2017年度厦门市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收入50901元计算，误工人数按5人计算，误工时间按3天计算。 陈江荣对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交通费、误工费。刘关华、贺春秀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产生的上述费用，受害人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误工费，根据受害人刘清军亲属户籍地在四川省射洪县，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700元。酌定误工费为2621.4元，按照3人5天计算，误工费标准按照厦门市2017年度农林牧渔业工资收入每天174.76元计算。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共计3321.4元。 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刘关华、贺春秀主张及依据：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受害人刘清军是刘关华、贺春秀的独子，且刘关华、贺春秀已经45岁了，独子的死亡对刘关华、贺春秀精神上造成的损害非常巨大。 沈武川、升顺公司、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抗辩意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事故主要原因是受害人刘清军引起的。 陈江荣对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讼争的交通事故造成刘清军死亡，根据本案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及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 二、责任认定的争议： 刘关华、贺春秀主张及证据：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沈武川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超过交强险部分，沈武川承担30%的责任。陈江荣应对沈武川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江荣系沈武川的雇员，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涂群东应当根据其过错与沈武川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涂群东转让肇事车辆没有与沈武川去升顺公司办理过户交接手续。唐培宏转让肇事车辆没有与沈武川去升顺公司办理过户交接手续。升顺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6年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协议约定挂靠期限为2016年5月15日到2019年5月14日，事故发生在2019年1月11日，事故发生时，升顺公司还是肇事车辆的挂靠单位。肇事车辆经过多次转让，但该车辆使用性质是货运，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才能经营，转让货车所有权时必须同时将与升顺公司签订的挂靠协议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升顺公司依然是该车的被挂靠单位。双方签订挂靠协议只约束协议的双方，对外的公示效力应当取决于车辆登记。实际车主虽已变更，升顺公司作为被挂靠人，行驶证上的登记车主，其对挂靠车辆有管理和缴纳保险的义务，其在2018年10月就知道肇事车辆已经转让他人，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变更车辆登记，默认了转让行为及对应的挂靠关系，其对外展现的挂靠关系并未消除。升顺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超过交强险部分，由刘关华、贺春秀承担70%的责任。本起事故，死者刘清军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印证。 沈武川抗辩意见及证据：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110000元由升顺公司承担，升顺公司是肇事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超出交强险部分由陈江荣和升顺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陈江荣作为实际侵权人，应对本事故承担赔偿责任。陈江荣沈武川存在义务帮工的关系，陈江荣在本事故存在重大过错。升顺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且为被挂靠人，在2018年10月就已知晓实际车主是沈武川，虽然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升顺公司在知晓车辆转让后，没有解除挂靠合同，也没有将车辆所有权登记在沈武川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升顺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国家对道路运输经营设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禁止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出租、出借行为，被挂靠人明知行为违法仍然为之，存在明显过错。涂群东、唐培宏对陈江荣、升顺公司应承担得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涂群东在车辆转让的时候，没有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和告知保险情况，导致车辆脱保，唐培宏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唐培宏与升顺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其保险应由挂靠公司来完成，唐培宏没有尽保险告知的义务，导致车辆保险脱保，因此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沈武川是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陈江荣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沈武川在事故发生之后向刘关华、贺春秀垫付20000元。 涂群东抗辩意见：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应该由沈武川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沈武川是实际车主，具有经营权和收益权。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中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的部分由沈武川承担。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超过交强险的部分，由沈武川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当事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唐培宏抗辩意见：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刘关华、贺春秀承担70%的赔偿责任，沈武川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余当事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升顺公司抗辩意见：对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沈武川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承担赔偿责任。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超过交强险部分，由沈武川承担30%责任。陈江荣是直接侵权人，沈武川是陈江荣的雇主，沈武川应当承担30%赔偿责任。陈江荣作为沈武川的雇员，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涂群东、唐培宏作为连环买卖的车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升顺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提交挂靠协议，拟证明升顺公司与唐培宏在2016年5月15日就涉案车辆成立挂靠协议关系，当时的实际车主是唐培宏。事故发生之时，实际车主是沈武川，升顺公司与事故发生之时的实际车主沈武川并未就涉案车辆达成挂靠合意，事故发生之时升顺公司并非涉案车辆的被挂靠单位。刘关华、贺春秀对挂靠协议的客观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挂靠协议是升顺公司与唐培宏之间的协议，该协议只约束双方，对外的公示效力应当取决于车辆登记。沈武川对挂靠协议没有异议，认为事故发生在挂靠协议期限内，按照协议约定，车辆的保险只能由升顺公司进购买，肇事车辆脱保，升顺公司具有过错。涂群东、唐培宏对挂靠协议没有异议。 陈江荣对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述主张未提出抗辩意见。 法院的认定及理由：刘关华、贺春秀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升顺公司提交的挂靠协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刘清军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江荣负事故次要责任，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予以确认。升顺公司提交的挂靠协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车牌号为闽Ｄ×××××号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升顺公司，根据挂靠协议约定，闽Ｄ×××××号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不得自行投保。一审法院确认升顺公司为闽Ｄ×××××号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闽Ｄ×××××号肇事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升顺公司作为投保义务人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的经济损失。沈武川主张陈江荣义务帮工为其驾驶车辆，陈江荣主张沈武川雇佣其驾驶车辆。如陈江荣与沈武川系雇佣关系，陈江荣为雇工，沈武川为雇主，陈江荣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刘清军死亡，雇主沈武川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陈江荣无偿为沈武川帮工，沈武川为被帮工人，陈江荣为帮工人，陈江荣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刘清军死亡，被帮工人沈武川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刘清军、陈江荣的过错，一审法院确认刘清军自己承担其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部分70%的民事责任，沈武川承担刘清军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部分30%的民事责任。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没有经济损失。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丧葬费37728元，死亡赔偿金为448200元，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3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539249.4元，超过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赔偿限额110000元。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110000元限额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项下没有经济损失。故，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沈武川承担30%的赔偿责任。沈武川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的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限额的数额应为刘关华、贺春秀的合理损失539249.4元先扣除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应赔偿的110000元，再乘以沈武川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30%，即128774.82元〔（刘关华、贺春秀合理损失539249.4元-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数额110000元）×30%〕，扣除沈武川已向刘关华、贺春秀支付的款项20000元，沈武川应再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2016年5月15日升顺公司与唐培宏签订挂靠协议，唐培宏将其实际所有的闽Ｄ×××××号车辆挂靠升顺公司从事运营业务，双方形成挂靠关系。沈武川购买闽Ｄ×××××号车辆后，虽未与升顺公司重新签订挂靠协议，但升顺公司仍是闽Ｄ×××××号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闽Ｄ×××××号车辆的相关营运手续仍登记为升顺公司，且升顺公司2018年10月知道闽Ｄ×××××号车辆已卖给沈武川。故，一审法院认定沈武川与升顺公司形成挂靠关系。升顺公司对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沈武川应再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升顺公司对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关华、贺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沈武川、涂群东、唐培宏、升顺公司的其他抗辩主张，不予支持。陈江荣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现已查明事实，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10000元；二、沈武川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再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108774.82元；三、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对沈武川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刘关华、贺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关华、贺春秀、沈武川没有异议，陈江荣、唐培宏、涂群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视为无异议；升顺公司则认为：1.“车辆保险由升顺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唐培宏支付保险费用，唐培宏不得自行投保。”该表述不准确，根据升顺公司与唐培宏之间的挂靠协议第三条应该是，乙方应当在每年度保险期限届满前30日向甲方支付办理交强险、第三者险、车损险、盗抢险、车上人员险等保险的相关费用，保险费用由乙方承担，车辆保险由甲方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乙方不得自行投保。如乙方自行投保，仍需向甲方支付合同规定险种的保险费用。2.“郑泗强说车卖给沈武川，已通知沈武川”，该表述与事实不符。当时升顺公司联系郑泗强的时候，郑泗强并未说车子已经转让给沈武川，升顺公司知道车子已经转让给沈武川是在本起事故发生之后。3.没有其他异议。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除刘关华、贺春秀外，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刘关华、贺春秀提交如下证据：1.刘关华、贺春秀的暂住人口信息查询表，拟证明刘清军的父母刘关华、贺春秀在刘清军7岁的时候，就举家迁移到厦门工作，至今将近15年；2.刘清军暂住登记凭证，拟证明刘清军2017年4月开始和父母一起，暂住在集美区碑中路97号，2017年4月7号是去办暂住登记，办完后需要6个月之后才能去申报居住证，因为刘清军工作早出晚归，作息时间不固定，所以没有和其父母一起去办居住证；3.射洪县太乙镇道祖庙村村委会及太乙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刘关华、贺春秀、刘清军一家自2004年起一直在厦门务工，已不在户籍地居住生活，且不以农业劳作为生产方式；4.租赁合同，拟证明刘关华、贺春秀、刘清军一家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暂住在集美区碑中路97号。 沈武川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受害人刘清军和刘关华、贺春秀共同居住在厦门；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刘清军在事故发生前在厦门连续居住或者工作满一年；证据3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签名，形式要件不具备，该证据称一直在厦门务工，但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无证明在事故发生前刘清军在厦门工作的事实；证据4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内容都不是刘清军所写，单凭房屋租赁合同不足以证明有共同居住。 升顺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表面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刘关华和贺春秀二人的居住情况，与死者刘清军没有关系。证据2，表面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只有登记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详细的暂住信息以及暂住记录，从该份证据也可以看出，刘清军在2017年的4月17日登记之后，应该有发生中断的事由，并没有连续居住。刘清军没有提供居住证，应该是刘清军达不到办理居住证的条件。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不具有形式要件，没有具体负责人的签名及联系方式。其次，该份证明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其内容表述为全家一直在厦门务工，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无法得出刘清军在事故发生前连续在厦门市居住满一年的结论。镇人民政府以及村民委员会没有资质出具该证明。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刘关华、贺春秀并未提交相应的支付房租的转账凭证相佐证。其次，房屋租赁合同中关于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记录，都是空的，不符合日常的租赁合同的要件，共同居住人没有刘清军的名字。 本院认为，关于升顺公司是否为案涉车辆的被挂靠人的问题。升顺公司与唐培宏之间签订《挂靠协议》，由唐培宏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后案涉车辆多次易手，最后的买受人为沈武川。根据交警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升顺公司的业务经理苏婕雯的陈述，升顺公司对上述交易过程均知情，且通知挂靠车主续保。尽管案涉车辆发生了转让的情况，但升顺公司仍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案涉车辆亦登记在升顺公司名下，案涉车辆仍采用挂靠经营的模式，故虽然升顺公司与沈武川未签订新的挂靠协议，但升顺公司对案涉车辆的转让以及新的车主挂靠经营情况知晓，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升顺公司对上述情况表示反对且采取诸如解除挂靠合同等相应的措施。故一审认定沈武川与升顺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无不当。至于沈武川是否缴纳挂靠费用，系挂靠协议的履行问题，并不影响双方挂靠关系的成立。 关于案涉车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该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案涉车辆登记在升顺公司名下，应由升顺公司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费，故升顺公司系法定的投保义务人。沈武川以升顺公司名义挂靠经营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保险标的即案涉车辆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属于法定投保人。因此，升顺公司主张其并非案涉车辆的投保义务人，刘关华、贺春秀上诉主张沈武川亦系投保义务人，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升顺公司所称因沈武川未向其支付案涉车辆保险费导致其未能办理相关保险的问题，系其与沈武川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其可依法与沈武川另行解决。关于沈武川是否应承担未投保交强险的连带责任问题。本案案涉车辆的投保义务人系升顺公司，而案涉交通事故的侵权人系沈武川，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刘关华、贺春秀一二审均请求沈武川和升顺公司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包括了请求二者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刘关华、贺春秀关于沈武川与升顺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死亡赔偿金计付标准问题。刘关华、贺春秀提供的居委会出具关于刘清军的《居住证明》、刘关华、贺春秀的《福建省居住证》、暂住信息、刘清军的《福建省暂住登记凭证》、四川省射洪县太乙镇政府及道祖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刘清军的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厦门市，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54401元/年×20年=1088020元。一审认定的其他损失项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故刘关华、贺春秀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失为丧葬费37728元，死亡赔偿金为1088020元，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33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79069.4元。升顺公司、沈武川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项下限额内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110000元。刘关华、贺春秀的经济损失中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沈武川、升顺公司应连带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320720.82元〔（刘关华、贺春秀合理损失1179069.4元-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数额110000元）×30%〕。故升顺公司、沈武川合计连带赔偿刘关华、贺春秀430720.82元。扣除沈武川已向刘关华、贺春秀支付的款项20000元，沈武川、升顺公司应再连带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410720.82元。 综上所述，升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刘关华、贺春秀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1民初3616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与沈武川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刘关华、贺春秀经济损失共计410720.82元； 三、驳回厦门升顺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四、驳回刘关华、贺春秀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67元，减半收取1284元，由刘关华、贺春秀负担94元，由升顺公司负担595元，沈武川负担5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升顺公司、沈武川各负担6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南日 审 判 员 陈丽端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庄维旸 书 记 员 郑媛妮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