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20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海燕，女，197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在勇，重庆大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征，广东宝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芳，女，1983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广东瀛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众房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远金丰路金丰花园天景居138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3379155212。法定代表人：罗志威，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胜和路段兴业金融大厦29号首层、31号首层、五层、八层、九层及十层。负责人：林国华。上诉人李海燕、彭芳因与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众房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房网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369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海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在勇、刘征，上诉人彭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胡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33697号民事判决：一、李海燕与彭芳继续履行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即李海燕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银行申请贷款，后续交易步骤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相应顺延，其余合同权利、义务均按合同执行；对于税费中的所得税金额超过8000元部分，由彭芳承担，其余税费由李海燕承担。二、驳回李海燕的其它诉讼请求。三、驳回彭芳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6080元（李海燕已预交22880元、彭芳已预交3200元）、保全费5000元（李海燕已预交5000元），合计31080元，由李海燕负担15540元，彭芳负担1554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3697号民事判决书。李海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海燕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重审后一审程序违法。重审后一审未经法庭辩论，李海燕曾申请一审再次开庭，但遭到拒绝。一审判决后也未进行宣判，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二审应予以纠正。二、一审认定“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合同条款无效错误，掩盖了卖家违约责任。二手房交易约定“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的合同条款，是因买方先行支付购房款，为卖家还贷解押“赎楼”而设定，为了控制或减少此种情况可能给买家带来的风险而拟订的条款，以保障二手房交易流程正常推进。本案中，买家负担了卖方故意违约的交易风险。为保障二手房交易的正常进行，控制或减少由此可能给买家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合同需拟定“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办理房屋过户等事项。彭芳的抵押贷款房屋挂在中介“待售”时，房屋抵押贷款余额尚有约450000元，本就不具备买卖交易的条件。李海燕为购得房屋为其还贷解押“赎楼”，促成房屋由买家先行支付购房款，让抵押贷款房屋消灭银行外债，达成出售交易的条件。因此，案涉“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条款由第三人居间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对于二手房交易不仅有必要、可行，而且为第三人居间方操作交易、服务客户、提高工作效率的普遍做法，并非一审认定的“为了达到逃税目的，为了签订阴阳合同”，而在合同中专门商定“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合同条款。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第九条、第十条的内容也可以佐证上述“卖家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条款的意义。一审认定“卖房所得税8000元由买方承担有效”错误。合同有关不交、少交，或转嫁他人承担，加重他人税负的“约定”均无效。《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为1550000元，按套计价，成交价格为成套价格。依法纳税是民事交易行为当事人在行政法上必须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任何企图不交、少交税款的行为都是错误的、违法的。任何一方期许或迫使对方达成逃交税款的条款都是无效的。民事判决不能作出有行政法内容的判决，否则超出民事审判范围。案涉合同关于李海燕承担彭芳卖房8000元所得税的约定不符合税法规定，是错误的。一审以李海燕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为由，认定约定有效错误。该作法支持了彭芳的逃税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造成国家税收利益损失。三、除纠纷或诉讼中彭芳一方口头谬称，并一直反复强调“阴阳合同”外，双方均没有发生阴阳合同的事实与说法。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在居间方参与并主持下签订的二手房买卖成交的三方合同，系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买卖成交房屋的初步合同。由居间方促成的二手房买卖，在房管局办理过户时，双方都需在房交所内，在房交所打印准备的、统一格式的、正式《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填写相关交易的约定内容。本案中，合同有先后之分，存在合同“初步”与“正式”的区别，由买卖双方或中介方拟定的、任意格式的一般合同，不同于房交所打印准备的、统一格式的标准合同。本案不存在阴阳合同，只有彭芳一方一再强调的阴阳合同之说。四、本案即便依法认定三方合同中关于不交、少交，或转嫁他人承担而加重他人税负的约定也依法无效，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其他条款效力，其他条款仍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否则就是违约，需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案涉合同虽然是三方当事人商议的结果，但合同中不交、少交、或转嫁他人承担而加重他人税负的约定，直接减轻或免除了彭芳的纳税义务和责任，加重或增加了李海燕的纳税义务和责任，还损害了国家利益。无效约定或无效合同条款仅让彭芳个人获利，在合同的履行中成为彭芳对李海燕敲诈勒索、损害国家法律与国家税收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性质恶劣、气焰嚣张。彭芳最后还密谋商定，妄想“以哪种方式”取消交易，让国家税收利益受损，让买方受害。重审后，李海燕在一审后续的开庭中依法陈述，而一审未全面、充分彻底地保障李海燕的辩论权，直接非法剥夺了诉讼当事人的辩论权。合同履行的内容是两方面的，一审存在漏判情形。案涉合同约定的“逃税”条款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当事人各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买卖双方都部分履行了合同，但卖家不办理二手房公证委托，直接影响或阻却后续交易流程进行。案涉合同约定的“逃税”条款无效，中介方居间服务也存在过失，应承担责任。一审应作出裁判，但一审对此却遗漏判决。彭芳、李海燕履约《房地产买卖合同》过程中，一审对谁违约，是单方违约还是双方违约认定错误。本案是彭芳违约，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常行为，有原因与目的。彭芳在其代理人的违规、违法的代理行为怂恿、操纵、指使下，为达不法目的，想方设法耍尽手段，直接暴露其违约行为，反映其违约目的，一审认定彭芳的行为不存在违约情形错误的。五、本案应根据合同约定依法直接判决彭芳在判决生效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公证，委托居间方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或者判决双方直接到房管所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并在完成过户当日，买方付清卖方120000元首期款，买方在完成过户手续七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额度至少为930000元剩余部分房款贷款，通过购房抵押商业贷款方式在获得贷款时由贷款银行直接将余款支付彭芳银行账户。六、一审对本案双方诉讼费等费用所作分摊比例与数额的决定错误。一审支持李海燕提出的判令彭芳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驳回彭芳全部反诉请求。假设一审互不追究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李海燕也仅对自己提出的追究对方违约的部分诉请承担诉讼费，即李海燕诉请彭芳承担违约金、律师服务费承担诉讼费。李海燕胜诉，却要平摊一审全部诉讼费不正确。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其他诉讼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级别管辖几个问题的批复》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以其具体的诉讼请求金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金额，并据以确定级别管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本诉、反诉合并审理的，针对本诉及反诉的案件受理费均减半收取，第二十九条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判决情况决定案件受理费的分担。彭芳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彭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决支持彭芳的诉讼请求；3.李海燕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运用证据错误，论证混乱且矛盾。一审几乎完全依赖形式、内容均非法的税收预算表，无视房地产买卖合同中主要条款，导致一审以税收预算表篡改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关于合同总价及税费承担等主要条款。李海燕提出的税收预算表在形式、内容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备有效证据的三要素，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税收预算表的形式并不是合同附件，也不是修改合同条款的补充协议。一审认定税收预算表由三方平等协商达成错误。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六条提及的是置业计划书，未提及税收预算表。彭芳对税收预算表的真实性存疑，一审推定税收预算表就是置业计划书过于武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要证明税收预算表就是置业计划书的举证责任在李海燕，而不是彭芳，彭芳没有证明税收预算表不是置业计划书的举证责任。彭芳作为卖方没有签署税收预算表，税收预算表上只有买方及中介签名，不是买卖双方的合意。彭芳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拒绝认可税收预算表及表上所列各项，但一审仍以中介是专业机构，明白过户税率，认定彭芳也应知晓双方约定交易过程中的税费计算基数为税收预算表中的900000元的事实。这种推断既无事实证据，也不合逻辑。税收预算表本质上是中介向买方说明买房需要承担的税费款项，且房地产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所有税费由买方承担，因此税收预算表上没有卖方签名和签名位置。事实上，彭芳在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时，根本不知道税收预算表。彭芳第一次见到此表为2017年8月2日，李海燕将此表发到微信交易群时看到。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到七月底，合同三方从未提及税收预算表，也未对税费问题有过争议。得知预算表后，彭芳一直没有认同税收预算表，而知晓税收预算表也不等于认同并接受该表内容。彭芳不认同税收预算表，是因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是1550000元，交易产生的税费由买方承担，1550000元是卖家实收价，而该表“评估价”只有900000元。彭芳如果按照此“评估价”配合到不动产交易中心签订阴阳合同，将给彭芳带来巨大财产风险及法律风险。该表可能会导致合同价格条款、税费承担条款的实质改变，造成卖方损失。除非双方重新协商并达成合意修改主合同条款，彭芳当然不会接受。该表中的评估价只是中介和买方为了少缴税而随意设定，不是房地产交易中心或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在买方李海燕与中介微信聊天记录里，买方还要求中介方将900000元再降低一些。税费预算表的内容违反国家相关税收法律，应认定为无效证据，不予采信。案涉房产合同价为1550000元，却被买家和中介评估为900000元，表中个人所得费等相关税费均按评估价计算。中介与买家试图通过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在房产交易时以此价另签订假合同，达到偷税目的。一审一方面认定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关于办理委托公证条款的目的是为了签订阴阳合同、规避税收，不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却把明显违反税法的税收预算表认定为有效，并且作为本案关键证据使用，并认定“没有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明显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意味着签订阴阳合同合法有效，用虚假评估价避税可以被法院认可，不配合签订阴阳合同、拒绝偷税漏税的一方反倒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判决结果。税收预算表作为合同一部分，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无效条款，不能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变更的效果。一审认定彭芳单方要求加价100000元不符合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海燕提交一份录音证据，据称是彭芳与中介的通话录音，可该证据未在法庭上播放，彭芳也未收到此录音证据，一审仍要求质证。彭芳只能在一审庭审中简单质证。事后询问彭芳得知，电话录音是中介首先提出在原合同价上增加100000元，企图劝说彭芳同意签订阴阳合同，但该提议被李海燕拒绝。彭芳坚持要求按照合同实际价格去房产交易中心签订合同，拒绝按照税费预算表上评估价签订假合同，不能认定彭芳违约。一审判决彭芳依据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约定向违约方发出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不产生解除合同效力错误。众所周知，合同一经签订就对签订方有约束力，除非另行协议补充或修改。一审既然认为双方就税费承担问题未协商一致，未能达成新的协议或补充协议，理应认定按照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条款执行，根本不会存在合同价款增减及税费由谁承担等待确定的问题。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四条、第六条、第二十九条，都明白无误地写明房产成交价为1550000元，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买方承担，并强调是卖家实收款。该条款实际排除任何导致成交价增减的可能性。实收款就是不因税费等任何问题导致房屋价格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彭芳发函要求李海燕按合同价1550000元去房管局签定合同、办理过户程序并无不当。鉴于过户是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需要履行的最主要义务，彭芳在买方拒绝履行过户义务十五天后依据合同违约条款发函，解除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应得到支持。一审对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六条关于多退少补约定的认定错误。按照合同条款原意，多退少补是指房产中介在办交易手续代收代付费用时产生的费用，因难以确定具体数额，产生误差，才会产生多退少补。合同提到的多退少补是指代办方与买卖双方按照最终标准结算，不是买方和卖方结算，因此对买卖双方而言，不存在税费上的多退少补。该条款的约定不受多退少补的影响，仍然是由买方承担二手房交易税费。二、彭芳不存在违约情形，李海燕违约行为既明显又严重，最终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一审认定彭芳违约缺乏依据，应支持彭芳的反诉请求。彭芳自始至终都积极、善意履行合同。彭芳没有及时办理公证委托及从房管所领回房产证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李海燕坚持办理公证委托的目的是为了签订阴阳合同偷逃税款。彭芳认为委托公证既没有必要，也存在风险，应由自己亲自签名。此后交易流程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正常进行，合同三方并无争议，中介和买方也没向彭芳提出需要办理公证。八月初，彭芳得知存在税收预算表，将案涉房产价值评估为900000元，才明白双方为了达到偷税目的试图通过委托公证代替卖方签订阴阳合同。彭芳对此存在严重的财产损失风险和违法风险。彭芳基于这点忧虑，领回房产证自己保存。彭芳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应认定为违约。无论是否办理委托公证，房产证由谁保管，都不影响过户。当买卖双方产生争议后，彭芳多次表示愿意配合对方办理相关程序，包括办理委托公证和办理过户手续。委托公证没有办成，是因为司法部出台最新规定，公证处告知不能办理此类公证。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因为彭芳将房产证保管在自己手里，而是李海燕坚持要求彭芳配合其签订阴阳合同，以成交价900000元而不是实际成交价的1550000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彭芳虽经多次催告以实际成交价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但李海燕一再拒绝，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作为卖方的彭芳始终想按合同约定的实收价完成交易，不愿意承担因税费等因素造成实收价减少的风险，并无导致双方交易无法进行的根本性违约行为。李海燕为达偷逃税款目的，拒不办理过户手续，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约。彭芳拒绝配合买方和中介签订阴阳合同，坚持由本人到房管局按照实际成交价签约，合法合理，符合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彭芳多次在微信群里善意催促对方前往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但买方和中介方一再要求彭芳配合签订以逃税为目的的假合同，拒不履行合同约定，涉嫌违法。在微信上催促对方没有效果后，彭芳被逼无奈聘请律师，通过寄送律师函的方式，先后发出通知书、通知书（二）、限期履行合同义务通知书，多次催促李海燕到房管部门办理过户交易手续。李海燕未按期办理过户手续、履行合同义务，恶人先告状，先行起诉，反咬彭芳违约，导致房产无法过户，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彭芳可以解除合同。李海燕辩称：一、彭芳上诉的理由不成立，税收预算表不是非法证据，而是买卖合同中由中介方在交易过程中进行的预算，且买卖双方均知情。税收预算表真实、合法，但不影响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能成为彭芳抗辩合同解除的理由。税收预算表仅是房地产买卖合同的附件，是佐证的证据，不是认定双方是否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的依据，彭芳故意混淆视听。税收预算表是双方在买卖合同过程中由中介方拟定的意见，不能成为双方纳税的根据，其税收的纳税义务、计税方式均有特别规定，不能由当事人约定。彭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彭芳在上诉、答辩称该房产买卖是因李海燕要求彭芳签订阴阳合同，该说法没有根据。三、彭芳称在交易过程中由中介提出在合同价上增加100000元没有事实根据。彭芳当庭陈述与重审前二审庭审笔录中第7页的内容不一致，故意颠倒黑白。四、彭芳虚构事实，向法庭胡乱陈述，从第一次审理一、二审、发回重审一审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由李海燕提出签订阴阳合同。五、彭芳找律师非法代理，律师在诉前非法签订相关合同履行过程的法律文书，故意挑起矛盾。诉讼后，彭芳的律师非法代签解除合同函件。彭芳委托律师非法代理行为产生的不合法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彭芳及其非法代理人共同承担责任。彭芳签发解除委托合同的函件是在李海燕起诉后、保全案涉房屋时。彭芳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行为的效力，已经与该案司法程序相矛盾。六、彭芳辩称办理公证委托手续是李海燕和中介方要求或企图签订阴阳合同的说法没有根据，双方合同明确约定办理公证委托是为了交易正常进行，为了赎楼，并不是彭芳所称李海燕的事后要求。众房网公司、兴业银行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第四条第（三）项：手续办理至E，支付120000元至甲方；第（四）项：剩余部分930000元，由乙方通过购房商业贷款方式支付，以该物业作抵押。付款时间备选项如下：E、甲乙方到房管所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先过户，当日付该笔首期款）。（2018）粤19民终5758号案审理期间，本院于2018年8月3日法庭调查，彭芳代理人陈述“中介及对方称我方要求补10万元，因为对方迟迟没有确定银行贷款放款的时间，故我方在2017年7月24日发书面通知确定放款时间，若无法放款应确定时间，但上诉人不能确定，我方要求要不确定放款时间，要不增加10万元，对方不同意。我方后来就要求按实际交易价格缴交税费”，“李海燕与中介的微信记录显示，其想拖到9月28日后这样就免交个人所得税。另，对方想要用其他发票冲抵”。本案二审期间，李海燕称“只能按照合同约定通过银行贷款，我方现在暂时没有其他办法筹措其他资金支付尾款”，主张“合同必须要履行，没有不能履行的情况”。后经本院释明，李海燕提供名下银行存款1050000元作为履行案涉合同的保证，以证明其有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的能力。本院已依法冻结李海燕在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账户存款1050000元，冻结期限为2020年3月23日至2021年3月22日。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分析如下：彭芳与李海燕、东莞市众房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金域中央分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第六项明确约定交易税费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彭芳、李海燕需支付的费用项目均在计划书上列明。李海燕提交税费预算表，主张该表系上述条款记载的置业计划书，彭芳看过该表，李海燕按照该表的数额承担各项税费。彭芳则主张其未签订税费预算表，签订合同时也未看过该表，所有税费依合同应由李海燕承担。上述条款约定费用承担一方的内容均由手写填写，而各方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清楚合同条款的内容，并了解合同记明的计划文书材料。众房网公司一方也陈述买卖双方在其提供居间服务时均看过税费预算表，对此彭芳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条款记载的置业计划书与税费预算表的内容不一致，也未提交置业计划书等其他相关合同文书。一审据此认定彭芳、李海燕上述条款记载的置业计划书为李海燕提交的税费预算表，且均知道案涉交易税费的数额情况，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彭芳有关税费预算表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分别以具体行为实现了合同约定的第一笔、第二笔款项支付内容，基本能够按约定的交易程序履行各自义务。彭芳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出自行保管资料、提议补充协议但拒绝协商等合同约定外的情形，但经双方协商均未影响合同后续的履行，因此双方至此均不存在违约情形。李海燕提出彭芳以上行为构成违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合同并未约定李海燕第三笔、第四笔款项支付的具体时间，但依据彭芳与李海燕微信沟通的记录，李海燕于2017年4月已明确告知彭芳5月份首付款到位，6月份申请贷款，彭芳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而李海燕亦按承诺如期支付赎楼款，取得银行贷款的同贷书。李海燕并未提出其获得银行发放贷款的具体时间。依据合同约定，李海燕支付第三笔款项、银行发放李海燕贷款的条件均需要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而银行发放贷款的时间无法由李海燕具体确定，因此合同约定李海燕支付第三笔、第四笔款项的条件明确，彭芳应当知道该两笔款项支付的实质条件。依据各方微信沟通记录，李海燕针对彭芳合同的要求，均提出协商解决的意愿，表明了李海燕希望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李海燕至此未违反合同有关支付价款的约定，合同应继续履行。李海燕期间并未提及签订房管部门备案合同、所得税分担的问题，直至彭芳经众房网公司负责人员提议加价100000元被李海燕否认后，彭芳遂开始主张按实际成交价到房管部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双方从未争议如何签订备案合同的情况下，该主张亦与其有关从未看过税费预算表的陈述不符。彭芳虽提议加价100000元，但李海燕并不同意，彭芳此后仍按原合同的交易价款继续履行，合同未因此造成不能履行的情形，李海燕以此主张彭芳提议加价的行为违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房屋应按双方议定的交易价格签订备案合同，但依据税费预算表及李海燕的主张，李海燕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为愿意负担税费预算表所记明各项费用的确定数额。彭芳坚持所有费用均由李海燕负担，则大幅增加李海燕需要缴纳所得税的数额，李海燕为此曾通过众房网公司的负责人员设法减轻其税费变更后的负担，因而客观上亦反映其并无违约的意思。双方清楚房屋交易价格及交易合同的签订情况，对超出合同订立时由李海燕负担的所得税数额应由李海燕、彭芳另行协商，一审参照司法实践认定所得税超过税费预算表确定的数额由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彭芳承担，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李海燕依合同及税费预算表的约定承担不超过8000元的房屋过户登记产生的所得税，如所得税超过8000元部分则应由彭芳承担，合同及税费预算表约定的其余税费均由李海燕承担。彭芳主张双方合同约定彭芳实收价款为1550000元、交易税费由买方承担，彭芳承担税费将造成损失。如上所述，彭芳、李海燕均知道税费预算表列明的交易税费数额，所得税一项依法应由财产转让所得人彭芳作为纳税义务人，李海燕订立合同时同意承担税费预算表列明的数额，彭芳单方主张超出金额直接由李海燕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李海燕一直按合同约定的价款履行付款义务，不存在降低合同价款的情形，而彭芳以依法应由其承担的税费、且未经双方商定承担的税费数额主张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法律法规对房屋转让的所得税分担有明确规定，在双方对所得税数额分担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由李海燕负担超出订立合同时愿意负担的数额不符合其真实意思，李海燕以此抗辩并拒绝签订房管部门备案合同，不构成违约。彭芳据此解除合同依法不能成立，因而彭芳主张李海燕违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上虽约定彭芳办理公证委托，但公证委托待办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彭芳明确提出亲自办理并无不当。彭芳未经公证委托亲自办理完成提前还贷、办理房屋涂销抵押登记等事项，未影响合同的后续履行，其亦承诺且以实际行动亲自前往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事项，但仅因双方其他争议而未能办理，因此彭芳未办理公证委托不是本案合同后续履行的事实障碍，并不构成违约。李海燕主张彭芳未办理公证委托手续的行为违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一直按合同约定履行，现因合同交易税费的负担发生争议，该争议虽未经协商一致，但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可以确定，合同能够依法继续履行，一审认定双方未能履行合同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违约事由，不支持李海燕、彭芳的违约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海燕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为了证明具备一次性支付剩余房款的能力，提供了银行存款1050000元的流水，因而合同继续履行不存在法律及事实障碍，其主张应予支持。李海燕认为应按合同约定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支付房屋交易余款，但本案双方经历了长时间诉讼纠纷，银行贷款审查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银行发放贷款的前提为彭芳配合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在各项条件均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由李海燕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支付房屋交易余款则将增加收取房屋价款一方的风险、拖延合同继续履行的时间，损害彭芳的合理利益，根据李海燕的支付能力，应由其一次性支付房屋交易余款。一审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处理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但判项执行内容并不明确，应予变更。综上所述，李海燕、彭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36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336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海燕与彭芳继续履行2017年3月14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即彭芳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将位于东莞市南城区****（房产证号为粤房地权证莞字第040****524号）过户登记至李海燕名下，由此产生的税费中所得税金额不超过8000元部分由李海燕承担，超过8000元部分由彭芳承担，其余税费由李海燕承担；李海燕应于上述房屋办理过户登记并取得过户回执当天支付彭芳房屋交易余款10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450元（李海燕已预交50元、彭芳已预交6400元），由李海燕负担50元，彭芳负担6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浩审判员 胡文轩审判员 张 莹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