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7民终1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强，男，198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厚，河南启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住所地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太行大道与滨湖大道交叉口市民之家418室。负责人：胡献智，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男，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强，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强与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5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郭强上诉请求：1.判决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手机后，补偿郭强经济损失30545元，赔偿郭强利息（从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8日暂计算为3926元，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审理本案不当。根据一审法院查清的事实，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取得手机造成郭强的经济损失，双方损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或者合同依据，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且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明知案外人张静没有代理权仍与之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恶意，应赔偿郭强全部损失。2.一审法院分配过错责任错误。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只签订了一份合同，不存在阴阳两份合同之说。该无权代理的合同因新乡县移动公司没有追认而不发生效力。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借互联网专线服务合同之名，行手机买卖之实，双方均明知，都存在一定过错。3.自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8月8日郭强起诉时，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职工使用手机长达一年之久，客观上造成了手机的贬值，理应补偿上诉人的损失。且2018年11月9日郭强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通知《债权转让协议》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依然让职工使用手机，对手机贬值造成的损失扩大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辩称，其与郭强所遭受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应当赔偿郭强任何损失。第一，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与郭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郭强将案涉手机出卖给了张静，张静自愿偿还郭强手机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予以确定。第二，郭强在案涉手机买卖合同中，主观上存在较大过错。郭强之所以起诉张静，系因郭强办公地址与新乡县移动公司同属一栋楼，郭强基于张静新乡县移动公司员工身份，认为张静系代表新乡县移动公司采购手机，但因手机买卖合同未加盖新乡县移动公司印章，新乡县移动公司不予认可，郭强无奈才起诉张静，可以印证郭强在手机买卖合同中存在较大过错。第三，郭强的损失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郭强将手机交付给张静时，手机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了张静，张静只需将相应的手机款支付给郭强即可。后张静以新乡县移动公司名义将该手机赠送给了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张静系代表新乡县移动公司履行无偿赠与的职务行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主观上不存在任何恶意，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存话费送手机的行为，不能认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主张上存在恶意。且在郭强另案起诉的同类判决中，该赠与行为未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而认定张静向国税局送手机系个人行为，未构成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按合同无效的规定处理后续事宜，同时认定郭强与张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故郭强应向张静主张相应的权利，本案郭强向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返还财产，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也应当返还给张静，而非郭强。第四，郭强之所以起诉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系因张静涉嫌诈骗罪并立案侦查，后被取保候审，郭强在张静取保候审期间在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书，并在张静明显不具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恶意诉讼明显，不应当予以保护。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郭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郭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在新乡县移动公司未参与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与新乡县移动公司之间存在阴阳合同错误，系对互联网专线服务理解有误。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和新乡县移动公司签订互联网专线服务合同，接入设备（手机）由新乡县移动公司提供，并开通大流量4G套餐，符合互联网专线服务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手机非新乡县移动公司所有的手机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援引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认为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从而张静已将涉案手机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了郭强错误。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自始无效，其法律效果为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本案一审法院既已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依据无效的债权转让协议，反而推导出张静将手机返还请求权转让给郭强，自相矛盾。一审法院适用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错误，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及张静作出的《通知》内容可以看出，张静转移的系手机货款，而非手机本身，系债权，手机返还请求权系物权返还请求权，一审法院混为一谈，从债权请求权推导出物权请求权错误。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在郭强向张静交付手机后，手机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张静，后张静以新乡县移动公司名义将手机赠送给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开展互联网接入服务，所有权已转移至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与郭强无任何法律关系。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应与张静处理后续事宜，而非郭强。郭强辩称，第一，关于事实认定，郭强不同意一审法院关于阴阳合同的说法。但是，以下事实存在：2018年5月3日前，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签订“集团客户电信服务【互联网专线】”业务合同，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移动公司“通信费”51600元。其后张静与案外人李锦从郭强处取走华为手机P20五台Mate10十六台移送给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工作人员韩华君出具收条。移动公司不认可郭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所签的合同，于2018年12月重新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签订协议书，并提供了同型号同数量的手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未再付款。可以看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出了一次钱，得到了两次手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获得了不当利益，从张静手里拿到了非移动公司所有的手机。第二，关于法律适用，依据张静与郭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原欠张静华为手机P20伍台Mate10拾陆台，款项P20金额17250元，（Mate金额）43840元，合计61090元，全部转让郭强所有。”指的是手机动产的物权转让，张静转让的是手机，其后的款项是对手机价值的注明。一审法院按照《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认定郭强从张静处取得手机返还请求权是正确的。张静与郭强之间是赊账买卖，包含了买卖手机“所有权保留”的意思在内。即使依照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858号民事判决，张静与郭强的《债权转让协议》对国税局不发生效力，但张静与郭强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郭强依协议取得了手机所有权。第三，关于同类案件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858号民事判决的适用，上诉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混淆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的概念。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7民终1858号判决认定的是，张静向国税局送手机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因而未构成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合同不成立，而不是合同无效。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还认定：国税局“作为相对方基于上述合同内容理应知悉张静并无赠与手机的代理权限”而存在恶意，且2018年7月13日至2019年8月8日郭强起诉时，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职工使用手机长达一年之久，客观上造成了手机的贬值，理应补偿郭强手机价款，并赔偿郭强的实际损失。综上所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明知张静没有赠送手机的权利，依然签订合同明显是贪图手机，且让自己的职工使用手机达一年之久，客观上造成了手机的贬值。诚实守信是法律倡导的，任何人都不能从其不诚信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郭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郭强华为手机P20五台、mate10十六台价值30545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0545，共计61090元；2、判决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以6109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郭强从2018年7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3、诉讼费由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新乡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签订《集团客户电信服务【互联网专线】业务合同》。合同约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新乡县分公司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提供互联网专线接入服务，并提供维护工作，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相应的价款（价款处为空白，未填写）。合同签订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于2018年5月3日、6月27日分两次向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转账支付16600元、35000元，共计51600元。2018年7月13日，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工作人员韩华君向张静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移动公司送华为手机P20伍台，mate10拾陆台。落款处加盖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办公室公章。该5部华为P20手机、16部华为mate10手机非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所有的手机。2018年8月29日，李锦为郭强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我是李锦，身份证号，现住河南省新乡市××楼××单元××号。在我的见证下，2018年7月11日郭强与张静自愿签订了《手机供货协议》。2018年7月13日，我与张静送51部手机到河南省新乡县国家税务局；送12部手机到河南新乡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送21部手机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2018年11月9日，经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郭强与张静达成调解协议，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郭强于2018年7月13日交付张静84台手机，价值280000元，张静已支付10000元，尚欠270000元；按约定计算，张静欠郭强违约金80000元；张静于2019年3月9日前偿还30000元，于2019年7月9日前偿还28000元；若如期偿还，余款不再主张，若逾期偿还，应偿还350000元并支付利息。2018年11月9日，张静与郭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协商，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欠张静的华为手机P20五台、Mate10十六台；款项P20金额5台×3450元/台=17250元，16台×2740元/台=43840元；合计61090元；全部转让给郭强所有。2018年11月9日，张静作出《通知》，内容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现将我与贵公司所欠本人的手机货款61090元所有费用债权转让给郭强，请协助办理。根据庭审调查，案涉手机现仍存放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一审法院认为，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签订《集团客户电信服务【互联网专线】业务合同》，合同约定，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提供互联网专线接入服务，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相应价款；此为阳合同。平原示范区并非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业务辖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实际并非需要中国移动互联网专线服务，而是需要购买手机为员工提供通讯终端；双方借助互联网专线服务合同之名，实际履行的是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提供通讯终端手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对价的合同；此为阴合同。合同签订后，张静将其赊购郭强的华为手机以其供职的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的名义交付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按张静要求将相应的对价支付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张静向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的该款为购买充值卡款，从而取得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的信任，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将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的款项折兑为充值卡交给张静，让其送予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张静借欲此机会将该部分充值卡销售变现，销售所得一部分用于偿还郭强手机款，一部分作为己有。由于张静违反职业操守，假借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之名，行利己之实，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与张静解除劳动合同，将张静开除；新乡县公安局已介入，并以张静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张静利用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授予其代理签约合同的权利，为达到获取额外利益的目的，隐瞒交易事实，骗取合同双方的信任，套取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的充值卡；在未获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授权的情况下，私自购买手机向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供货。其行为应认定为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根据合同法第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张静越权向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供应手机的代理行为对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后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另行向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提供了手机供货。张静越权与平原示范区之间的达成的手机交易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应将其自张静处接受的手机予以返还。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郭强与张静于2018年11月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张静将其对该部分手机的所有权转让给郭强，应认定为其已将对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郭强。现郭强请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该部分手机，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应将其接收的华为P20手机5台、华为Mate10手机16台返还给郭强。郭强基于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之间合同无效请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手机，并请求赔偿以手机时值61090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3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该损失应为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之间民事法律关系无效而给张静造成的损失。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民事法律关系无效，系因张静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导致，责任在张静一方，损失应由张静自己承担。郭强所享有的权利自张静转让而来，张静对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不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郭强当然亦不享有。郭强请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赔偿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郭强华为P20手机5台、华为Mate10手机16台；二、驳回郭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7元，减半收取664元，郭强负担614元，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负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新乡县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签订《集团客户电信服务【互联网专线】业务合同》，约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新乡市新乡县分公司为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提供互联网专线接入服务，并提供维护工作，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支付相应的价款（价款处为空白，未填写），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原职工张静（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现已与张静解除劳动合同）经办。合同签订后，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于2018年5月3日、6月27日分两次向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转账支付16600元、35000元，共计51600元。2018年7月13日，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工作人员韩华君向张静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移动公司送华为手机P20伍台，mate10拾陆台，落款处加盖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办公室公章。2018年7月11日郭强与张静自愿签订了《手机供货协议》。后因履行该协议，双方产生纠纷,郭强诉至法院要求张静给付手机款及违约金。2018年11月9日，经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郭强与张静达成调解协议：一、张静欠郭强手机货款本金270000元，违约金80000元，共计350000元；如2019年3月9日之前张静偿还郭强手机货款30000元，2019年7月9日之前张静偿还郭强剩余28000元；郭强不再主张剩余违约金40000元。张静按时履行完上述债务后，双万别无其他纠纷。二、如张静不能按照上述期限偿还郭强手机货款及违约金，则按照货款270000元，违约金80000元，共350000元计算，并从2018年8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350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2018）豫0703民初1983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上述协议予以确认。2018年11月9日，张静与郭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协商，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欠张静的华为手机P20五台、Mate10十六台，款项P20金额5×3450=17250，16×2740=43840，合计61090元，全部转让郭强所有，自双方签字按手印生效。二审审理中，郭强主张其和董志厚、姚超一同去平原示范区国税局送达了该《债权转让协议》，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对郭强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可。现郭强以平原示范区国税局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涉案手机并赔偿损失和利息。本院认为，本案郭强主张案外人张静系从其处赊购了涉案手机后送交了平原示范区国税局，造成其损失，平原示范区国税局构成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涉案手机并赔偿损失等。对于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一方面，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系因与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之间的《集团客户电信服务【互联网专线】业务合同》，由中国移动新乡县公司原职工张静经办取得的案涉手机。另一方面，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涉案手机在郭强交付给张静后所有权就已经转移至张静，且郭强与张静就涉案手机之间的纠纷已由人民法院处理完毕，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并未因取得涉案手机直接导致郭强受有损失并因此对郭强取得有不当利益。故郭强主**原示范区国税局对其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郭强也未提供其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债权转让协议》所涉的债权凭证以及债权人张静已经通知平原示范区国税局债权转让的相关证据，郭强据此要求平原示范区国税局返还其涉案手机并赔偿损失也无法律依据。故对郭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平原示范区国税局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郭强的上诉请求及起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5民初295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郭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27元，减半收取664元，由郭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元，由郭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荣军审判员  孙莉环审判员  付国强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谭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