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敏红。 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 原审第三人：张学增。 上诉人曲敏红、曲绒因与被上诉人李伟、原审第三人张学增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敏红、曲绒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盐湖区人民法院（2019）晋0802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二、解除张学增与李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判令李伟腾出案涉的承包经营地（果园后的3亩2分地）；三、案件受理费由李伟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曲敏红、曲绒要求解除2009年10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若以后国家正式征用土地时，猪舍赔偿款和猪苗赔偿与甲方（张学增）无关。”第一，国家是否征用诉争土地未定；第二，何时征用诉争土地未定。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土地承包合同》为：“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一审判决书的第7页表述：2007年10月20日，李伟与张学增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若国家正式征用土地时，猪舍赔偿款应先付给李伟猪舍全部投资款项外，剩余部分由李伟及张学增各得一半”；2009年10月20日，经中间人曲某、杨某再次协调，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除承包费变更为每亩每年承包费为500元（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均无变更。该表述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的土地为家庭承包地。原审判决己认定曲敏红、曲绒为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本案案由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张学增与李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土地流转期限约定不明，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行使解除权。张学增在庭审中表示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曲敏红、曲绒作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本案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的随时解除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请求。 李伟辩称，曲敏红、曲绒要求解除合同，不能认同。曲敏红、曲绒没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请求维持原判。 张学增述称，在签订承包合同时，我没有向曲敏红、曲绒说过。现在我同意曲敏红、曲绒的意见。 曲敏红、曲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张学增与李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判令李伟退还曲敏红、曲绒案涉的家庭承包经营地（果园后的3亩2分地）；二、判令李伟停止在曲敏红、曲绒家庭承包地内的一切施工活动，赔偿因李伟强行施工给曲敏红、曲绒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待定）；在一审中，曲敏红、曲绒表示，李伟自其阻拦后再未施工，对该项诉讼请求，同意法院驳回诉讼请求；三、由李伟负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学增、曲敏红、曲绒系兄妹，父亲曲某、母亲张某。张学增出生后，户口登记在外公张某名下，属非农业户口。1997年4月至9月，三人的父母先后去世。1994年6月30日，在农村土地承包时，曲某以家庭承包形式与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的土地为果园地3.44亩、市北沟土地1.40亩，承包期30年。同时，曲某取得《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2007年10月20日，经中间人曲某、杨某协调，李伟与张学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张学增将本案诉争的果园地3.4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李伟建猪厂；土地上附着物小树苗，作价500元，由李伟一次性赔偿；所属土地由李伟长期使用，到国家正式征用时为期限，双方商定每亩每年承包费200元，承包费为年交，付款日期为每年的10月20日；若国家正式征用土地时，猪舍赔偿款应先付给李伟猪舍全部投资款项外，剩余部分由李伟及张学增各得一半。合同签订后，李伟在承包地投资建猪场。2009年10月20日，经中间人曲某、杨某再次协调，李伟及张学增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除承包费变更为每亩每年承包费为500元（随行就市），其余条款均无变更。自2013年10月20日起，每亩每年承包费涨至1500元。李伟已将土地承包费支付至2019年10月20日。上述承包费由张学增收取。在一审中，曲敏红、曲绒自认：自2009年起就知道张学增与李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张学增将曲敏红、曲绒名下的果园地3.44亩土地承包给李伟建猪场，李伟支付的承包费由张学增收取。 一审法院认为，曲某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曲某虽已去世，但是，曲敏红、曲绒的承包经营权仍然存在。曲敏红、曲绒系本案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诉讼主体适格。李伟辩称，曲敏红、曲绒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不予采纳。张学增在曲敏红、曲绒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收取李伟支付的承包费，时间12年之久。曲敏红、曲绒在得知后，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对张学增与李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行为的追认，故，《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债务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曲敏红、曲绒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未提供有力证据证实，所持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于法无据；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驳回曲敏红、曲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曲敏红、曲绒负担。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1994年6月30日，曲某以家庭承包方式与经济合作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2009年10月20日，李伟与张学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自2013年10月20日起，每亩每年承包费变更为1500元。2019年10月20日之前的土地承包费，由张学增收取。 根据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为：张学增与李伟2009年10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否解除？ 二审中，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查，2009年10月20日，李伟与张学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张学增将果园后3亩2分地承包给李伟建猪厂；土地上附着物小树苗，作价500元，2007年10月20日一次性赔偿；所属土地由李伟长期使用，到国家正式征用时为期限，双方商定每亩每年承包费500元，（随行就市），承包费年交，付款日期为每年10月20日；若以后国家正式征用土地时，猪舍赔偿款、猪苗赔偿与张学增无关。本案在审理期间，经本院组织调解，当事人就本案纠纷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的通知》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原审原告曲敏红、曲绒的起诉请求是：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判令退还承包经营地。起诉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是：2009年10月20日，张学增与李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果园后3亩2分承包地流转给李伟建猪厂。根据原审原告曲敏红、曲绒的起诉请求及起诉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本案是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引起的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二、关于承包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其中，第（三）项为：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根据曲某与运城市经济合作社1994年6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30年，承包期将于2024年到期。虽然2009年10月20日《土地承包合同》约定，“长期使用，到国家正式征用时为限”；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2009年10月20日《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不得超过曲某所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的剩余期限；所以，2009年10月20日《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应以1994年6月30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为限。曲某承包期限尚未到期，一审判决驳回曲敏红、曲绒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退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诉讼费负担。《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决定案件受理费由曲敏红、曲绒负担，符合前述规定；依据该规定，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曲敏红、曲绒负担。综上所述，曲敏红、曲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曲敏红、曲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松伟 审判员  张山平 审判员  淮 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子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