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16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注册号：441********1775。经营者：孔军玉，女，199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之二，公民身份号码：441************585。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春明，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佩珊，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紫山镇林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MA34AFN676。法定代表人：许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谟根，该公司常务副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红，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上甲社区长虹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54。法定代理人：吴诗卉，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雄文，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白烨，广东法铸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以下均简称华鑫经营部）与上诉人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达利公司）、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澄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02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鑫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达利公司向华鑫经营部支付处理旧货应补差价款3214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21464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二审诉讼费用由达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开始，华鑫经营部按照达利公司指示处理旧货，并与达利公司指派的员工吴相宝对接处理旧货事宜，华鑫经营部代垫的已处理旧货费用合计321464元，吴相宝签署了相应金额的欠条并制作了应补金额的明细表予以确认。吴相宝为达利公司的员工，其对外所作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华鑫经营部总经理孔祥伟与达利公司总经理高洋于2018年8月9日的谈话录音中提及吴相宝为达利公司的主管，且吴相宝亦向华鑫经营部展示了达利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及达利食品集团的文件，该文件的内容含“任命吴相宝为东莞石碣/石龙/东城区域特通渠道初级销售主管，协助城市经理做好该区域饮料相关的日常管理及销售工作”。华鑫经营部作为普通个体户对交易对象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且华鑫经营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吴相宝代表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对接处理旧货事宜，达利公司对华鑫经营部代垫的已处理旧货费用负有返还义务。达利公司诉辩称：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没有任何的合同及经济往来，吴相宝并非达利公司员工。澄兴公司辩称：1.澄兴公司不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只是受达利公司的指示参与交易，不应承担责任；2.华鑫经营部所谓的处理旧货差额款项，澄兴公司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该款项与澄兴公司无关；3.华鑫经营部主张的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没有明确的交货时间，更未确定退还款项或支付旧货差价的时间。达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华鑫经营部、澄兴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达利公司基于与澄兴公司的《经销合同》第5条第3款约定，收取澄兴公司直接支付或委托他人的付款，款到发货，根据经销商的要货指示向经销商发货。在收到此笔支付的货款之前及之后均依据合同约定在合同期限内持续性的进行货物买卖。本案中，达利公司基于澄兴公司及华鑫经营部出具的《委托汇款证明书》以确认收到澄兴公司作为经销商的货款，冲抵澄兴公司的货款额度，并以此在澄兴公司的要货指示下，向华鑫经营部发货，澄兴公司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华鑫经营部提供的抬头为澄兴（澄海）的对账记录，显示了双方存在交付货物（标的物、数量）、货物价格协商、支付货款等法律行为，即真正与华鑫经营部交易的是澄兴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华鑫经营部辩称：达利公司管理混乱，其以与澄兴公司的关系推卸本案责任，收取货款却不履行供货义务，并拖欠华鑫经营部处理旧货的费用，严重损害华鑫经营部的权益。澄兴公司辩称：澄兴公司是2018年才开始成为达利公司的经销商，但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的交易产生于2017年，与澄兴公司无关，澄兴公司也没有出具委托付款书给达利公司，仅是接受达利公司的指示交付货物给华鑫经营部及与华鑫经营部进行对账，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均不是澄兴公司与华鑫经营部处理。澄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部分判项；2.改判澄兴公司无需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一、二审诉讼费由华鑫经营部、达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款项属于华鑫经营部支付的预付款，双方没有约定具体的交货时间，该款项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需要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利息的范围，利息只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一审法院以华鑫经营部参与整个交易过程，负责交付货物及结算对账为由认定澄兴公司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卖方，该认定过于片面。根据华鑫经营部的主张，其系与达利公司直接签订协议，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是合同的相对方，澄兴公司是达利公司的一级经销商，达利公司告知澄兴公司，其先将货物发送给澄兴公司，再由澄兴公司将货物交付给华鑫经营部，此货物可计入澄兴公司的销售任务，所以澄兴公司才接受了达利公司的指示，直接向华鑫经营部送货，并代表达利公司进行对账，即整个交易中，澄兴公司只是中间方，不应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另外补充，达利公司在2018年9月有向华鑫经营部送乐虎380ml饮料913件，单价为43.5元，共计39715.5元，和其正550ml饮料2510件，单价为39元，共97890元，以上两笔货物应在华鑫经营部的预付款中扣除，是由达利公司直接送货给华鑫经营部，相关的送货单据由达利公司保管，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两笔货款进行处理。华鑫经营部辩称：一审法院关于澄兴公司与达利公司均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方，应向华鑫经营部返还预付款71986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澄兴公司参与了案涉买卖合同交易的全过程，实际履行了出卖方的义务，应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案涉交易流程为华鑫经营部向达利公司支付货款，由澄兴公司将相应的货物交付给华鑫经营部，并与华鑫经营部进行对账及结算。澄兴公司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在履行案涉买卖合同中出卖方的义务，且又向华鑫经营部出具了加盖澄兴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以证明尚欠华鑫经营部货款逾期未返还的事实。二、华鑫经营部支付货款后，澄兴公司及达利公司未及时履行供货义务，至今未返还货款，一审判决澄兴公司及达利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向华鑫经营部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三、华鑫经营部于2018年9月7日收到产品名称550ml*15瓶达利园瓶装和其正凉茶（有奖）共2510件、380ml*15瓶乐虎氨基酸功能饮料（有奖）共913件，上述货物是澄兴公司返还从华鑫经营部仓库借走的十多万元的货物，在华鑫经营部一审提交的2018年8月9日华鑫经营部总经理孔祥伟与达利公司经理高洋的谈话录音中有多次提及，因华鑫经营部已收到上述返还的货物，故对该部分货款未诉请，澄兴公司主张的该部分货物与本案无关。达利公司辩称：1.对于澄兴公司补充的意见，达利公司不予认可。2.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存在经销合同关系，至于华鑫经营部支付的货款，是按照汇款委托证明书操作的。华鑫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签订的《二级经销协议》；2.达利公司返还华鑫经营部合同预付款769316元,以及资金占用费28593元（从2018年5月31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至起诉之日共223天，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3.达利公司向华鑫经营部支付处理旧货应补差价321464元，以及资金占用费7715元（从2018年8月18日起按年利率6%暂计至起诉之日共144天，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4.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5.达利公司、澄兴公司共同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上述款项合计112708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华鑫经营部主张2017年6月与达利公司签订《二级经销协议》，达利公司将该协议收回，华鑫经营部没有协议文本。华鑫经营部于2017年12月29日向达利公司转账了105万元，其提交的客户业务回单的附言为货款。华鑫经营部主张达利公司指示澄兴公司向华鑫经营部交货并进行对账，截至2018年5月31日，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尚欠华鑫经营部货款769316元，并提交对账单佐证。该对账单显示：截至11月30日东莞澄兴贸易有限公司欠华鑫货款117333.5元；12月1日-12月31日华鑫到货243320元，1月1日-1月31日华鑫到货115362元，2月1日-2月28日华鑫到货229008元；12月1日-12月31日华鑫汇款1321750元；12月1日-12月20日飞粤行动4825件×3元=14475元；9月10日-9月20日乐虎出库奖励2295件×1.5=3447.5元；3月31日澄兴汇款华鑫货款100000元，截止到3月31日澄兴贸易有限公司欠华鑫货款769316元；下方手写“东莞澄兴贸易有限公司经手人阳小辉2018.5.31”并加盖了“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澄兴公司确认确实有一名员工叫阳小辉，现已离职，无法确认对账单上的签名以及盖章的真实性，并称阳小辉虽然系澄兴公司的业务员，也曾经是达利公司的员工，长期代理销售达利公司的产品，与澄兴公司之间实际为业务合作关系。华鑫经营部主张对账单是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交易。华鑫经营部主张达利公司应当补旧货处理差价321464元，吴相宝为达利公司的员工，代表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进行交易，并提交经吴相宝签名的旧货处理明细表（显示：应补金额合计321464元，下方签有“吴相宝2018年8月18日”）、《欠条》（共23张；其中日期为2018年5月24日的欠条显示“澄兴百货”欠东莞市东城华鑫副食经营部货款198000元，欠款单位处手写“澄兴百货”、负责人“成*”；其他欠条显示“达利园”欠东莞市东城华鑫副食经营部货款，欠款单位或负责人、经手人处分别签有“吴相宝”，合计金额为277922元）及出货单（共9张；其中2018年4月17日的出货单上加盖了“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2018年4月23日的出货单上加盖了“东莞市东城延兴配送部专用章”，2018年5月11日的出货单加盖了“东莞市东城铭展批发部”的印章，其他均无法辨认有无印章）、通话录音和录音摘要（显示：2018年8月9日华鑫经营部总经理孔祥伟与达利公司总经理孔祥谈话录音）佐证。澄兴公司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认为吴相宝不是澄兴公司的员工；录音谈话内容明确是华鑫经营部向达利公司在讨要两笔款，并未要求澄兴公司承担责任，澄兴公司与华鑫经营部主张的两笔款项不存在关系。澄兴公司辩称2018年7月23日共送了2150件货物给华鑫经营部；达利公司曾经有将一车货送给华鑫经营部，澄兴公司向达利公司要送货单据，达利公司回复有将550件和2510件（和其正饮料）、380乐虎913件，以上货物是已经送给华鑫经营部，对应的货物价值是以之前销售单的单价参考计算，合计金额196444元，并提交3张销售单[显示:抬头均为“澄兴（澄海）销售单”；2018年7月23日销售单件数2150，品名规格为500ml达利园青梅茶1*15等，单价1.53元，合计金额为49450元，加盖了“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收货专用章”；2017年8月20日销售单件数4743，品名规格为380ml达利园乐虎功能饮料1*15，单价2.9元，合计总价206320.5元，加盖了“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的印章；2017年12月29日销售单件数2958，品名规格为600ml和其正凉茶1*15，单价2.6元，合计金额为115362元，加盖了“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收货专用章”]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澄兴公司主张聊天对象是澄兴公司员工与达利公司员工邢栋）佐证。华鑫经营部确认2017年12月9日的印章，以2018年的章较模糊而不予确认，认为三张销售单没有华鑫经营部收货人的签名，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货物的价格不以之前的销售的价格为准，因为商家间会有促销返利的情况应当以当时的价格为准；从华鑫经营部提交录音中，多次有提到澄兴公司从华鑫经营部仓库借走了10万余元的货物，该部分货款的追缴没有体现在诉讼请求中，华鑫经营部认为该销售单即为澄兴公司返还的货物，不应为本案的审理范围；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因为是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间的对话，华鑫经营部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其内容也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达利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对华鑫经营部的主张亦未提交答辩状和证据予以抗辩，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达利公司自行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主体是谁；二、华鑫经营部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华鑫经营部提交的对账单上经手人处签有“阳小辉”并加盖“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虽然澄兴公司对该对账单予以否认，但是其又确认阳小辉是其员工，且该对账单上“1月1日-1月31日华鑫到货115362元”与澄兴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29日的销售单显示的金额115362元能相对应，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再者，结合各方的举证情况和庭审辩论意见，虽然澄兴公司辩称其是受达利公司委托向华鑫经营部交付货物，但是结算和对账的是澄兴公司，即澄兴公司是参与整个交易过程的。最后，华鑫经营部将货款交付给达利公司，达利公司为买卖合同的收款方，而达利公司向华鑫经营部交付相应货物，故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均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方。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主体是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及澄兴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华鑫经营部第一项诉求。华鑫经营部并未提交《二级经销协议》文本，亦未准确说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是否真实存在该协议，故华鑫经营部要求解除该协议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华鑫经营部第二项诉求。首先，根据对账单显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澄兴公司欠华鑫经营部货款769316元。再者，澄兴公司主张在2018年7月23日曾向华鑫经营部送了2150元件货物，并提交2018年7月23日销售单原件予以佐证。华鑫经营部确认2017年12月29日销售单上的印章，却以该销售单的印章模糊而不予确认。结合证据实际情况，该销售单上显示加盖了两个“东莞市东城华鑫视频经营部收货专用章”，且样式基本与2017年12月29日销售单的一致，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华鑫经营部主张货物的价格应当以当时的价格为准，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确认案涉对账单出具之后，澄兴公司向华鑫经营部交付了49450元货物。其次，华鑫经营部主张从其提交录音中有提到澄兴公司从华鑫经营部仓库借走了10万余元的货物，该部分货款的追缴没有体现在诉讼请求中，该销售单即为澄兴公司返还的货物，不应为本案的审理范围。澄兴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且华鑫经营部亦确认录音对话人员并非澄兴公司的员工。华鑫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尚未交付货物的价款为719866元。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收取华鑫经营部货款之后，未及时交付货物，必然对华鑫经营部造成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故一审法院认为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应当向华鑫经营部返还预付款71986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19866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华鑫经营部第三项诉求。首先，华鑫经营部为该主张提交的证据中均无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的盖章确认。再者，虽然华鑫经营部提交的录音中有提及吴相宝的身份，但是该录音中的谈话人身份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后，澄兴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华鑫经营部该项诉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达利公司、澄兴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华鑫经营部返还预付款71986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719866元为本金，从2018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华鑫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43.79元（华鑫经营部已预交），由华鑫经营部负担4943.79元，达利公司、澄兴公司负担10000元。二审期间，华鑫经营部提交了以下证据：1.吴相宝的社保缴费记录、照片（达利食品集团文件），拟证明吴相宝是达利公司的员工，担任东莞石碣/石龙/东城区域特通渠道初级销售主管，负责协助城市经理做好该区域饮料相关的日常管理及销售工作，其受公司指派与华鑫经营部对接处理旧货事宜。2.吴相宝的个人历年缴费明细表，拟证明吴相宝是达利公司员工，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所签的欠条应由达利公司承担。3.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客户汇出汇入款明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成品出库单（盖有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运输专用章）、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送货回执单（盖有东莞市华鑫食品经营部收货专用章），拟证明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纠纷前，华鑫经营部多次转货款给达利公司，达利公司亦通过广东货仓直接向华鑫经营部发货，并要求华鑫经营部收货后向达利公司返回送货回执单。达利公司对华鑫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确认；对证据3中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客户汇出汇入款明细、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华鑫经营部是依据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变更为东莞市南城澄海百货店）委托其代为向达利公司付款，实际上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并无直接贸易往来；对证据3中成品出库单及送货回执单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内容不完整，无法证明相应货物由达利公司直接发出。澄兴公司对华鑫经营部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认为与其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因为澄兴公司不是收付款项及收送货物的当事人，关联性不确认，且从时间上看，该证据并非新证据。达利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经销合同》两份（2017年、2018年各一份），拟证明达利公司与东莞市南城澄海百货店、澄兴公司存在经销关系。2.《委托汇款证明书》（扫描件），拟证明东莞南城澄海百货店委托华鑫经营部向达利公司付款，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鑫经营部打款到达利公司的货款，是按照委托汇款证明书的约定操作。华鑫经营部对达利公司提交的两份经销合同不予确认，认为该两份合同与华鑫经营部无关；对委托汇款证明书三性不予确认，认为无原件，且落款处亦没有华鑫经营部的盖章。澄兴公司对2017年的经销合同不予确认，认为东莞南城澄海百货店并非澄兴公司，对2018年的经销合同确认；对委托汇款证明书三性不予确认，认为没有原件，且落款处盖章的是东莞南城澄海百货店，与澄兴公司无关，澄兴公司亦未委托华鑫经营部向达利公司付款。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吴相宝2016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社保缴费单位为达利公司。以上事实，有华鑫经营部、达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及本院法庭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仅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是谁；二、逾期付款利息应如何计算；三、华鑫经营部关于处理旧货应补差价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二审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关于达利公司于二审期间提交的《委托汇款证明书》的证明力问题。经质证，该证据仅为扫描件，达利公司未能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且该证明书落款的经销商为“东莞市南城澄海百货店”，被委托方为手写字样的“华鑫贸易”。鉴于该《委托汇款证明书》上的经销商并非澄兴公司，且达利公司无法证明被委托方的“华鑫贸易”即为本案当事人华鑫经营部，故该委托书并不足以证明澄兴公司曾委托华鑫经营部向达利公司电汇货款的事实，故达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达利公司与华鑫经营部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其次，综合本案三方的陈述，华鑫经营部主张达利公司指示澄兴公司向华鑫公司交货并进行对账；澄兴公司主张案涉交易是华鑫经营部与达利公司之间的交易，与己无关；达利公司主张其是受澄兴公司的委托收款，按澄兴公司的指示发货，与华鑫经营部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三方各自主张的交易对象各有不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华鑫经营部于2017年12月29日向达利公司转账了105万元货款；2.澄兴公司已经向华鑫经营部送出了部分货物；3.华鑫经营部提交了有澄兴公司员工签名且加盖了澄兴公司印章的对账单。综合该三点事实，足以证明达利公司、澄兴公司都共同参与到与华鑫经营部的案涉买卖交易当中。基于达利公司是收款方，澄兴公司是送货方及结算方，一审法院认定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共同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达利公司、澄兴公司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是受对方的指示参与到交易过程中，故达利公司、澄兴公司各自上诉称自己并非案涉交易相对人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华鑫经营部预先支付了货款，达利公司及澄兴公司未及时向华鑫经营部交付货物，必然对华鑫经营部造成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澄兴公司与华鑫经营部于2018年5月31日进行对账，一审判决逾期付款利息从该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根据吴相宝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吴相宝在2016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为达利公司员工，达利公司对此不予否认，故吴相宝在任职期间所签署的案涉旧货处理明细表及欠条，应视为履行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达利公司承担；其次，华鑫经营部提交的欠条及出货单与吴相宝签署的旧货处理明细表中应补金额相对应，达利公司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达利公司应向华鑫经营部支付处理旧货应补差价款321464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应以321464元为本金，从对账之日即2018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外，关于澄兴公司主张的达利公司于2018年9月直接向华鑫经营部交付的货物应在本案中扣除的问题。一方面，达利公司对澄兴公司的该项主张并未认可；另一方面，澄兴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货物与案涉货款存在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对澄兴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华鑫经营部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达利公司与澄兴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惟二审出现了新的证据，在事实认定方面发生了变化，导致处理结果有变，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0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以及诉讼费用承担部分；二、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30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限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支付处理旧货应补差价款3214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21464元为本金，自2018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驳回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8411.05元（东莞市东城华鑫食品经营部已预交6397.62元，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1014.77元，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10998.66元），由福建达利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7396.28元，东莞市澄兴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14.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姚渠旺审 判 员 谢佳阳审 判 员 邓晓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赵志芳书 记 员 袁云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