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7民再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桂红，女，生于1981年2月9日，汉族，住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XX社区XX组。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乙，男，生于1965年10月24日，汉族，住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XX社区XX组。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素侠，女，生于1968年8月4日，汉族，住址同上，系张某乙之妻。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一审第三人：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表人：袁小红，系该居民委员会主任。再审申请人王桂红因与被申请人张某乙、一审第三人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社区居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陕07民终614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9)陕民申11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王桂红、被申请人张某乙及代理人文素侠、一审第三人朝阳社区居委会的代表人袁小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王桂红再审请求：请求撤销城固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2民初466号民事判决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7民终61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均认定被申请人张某乙1998年5月1日取得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案涉0.9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张某乙，张某乙依法享有由王桂红现在耕种的0.9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种认定必须是张某乙的经营权证书上的0.99亩土地和申请人王桂红耕种的0.99亩土地是同一块地才能成立。但在XX社区XX组有两块名称为“刘家洞赵怀备0.99”的土地，这两块相邻地系由原来的一块1.98亩的土地平分而来，并且在1995年9月30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时，两块地分别由张忠义、张某乙承包。此事实有第三人提供的原关王堡村《承包耕地登记表》中张某乙户页和张忠义户页予以证明。张忠义承包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由其一直耕种到2013年，当年因张忠义无儿女（单个人），又失去劳动能力，第三人将其纳入“五保户”范围，张忠义将这块地交还给第三人，第三人又将土地交给了王桂红耕种至今。另一块“刘家洞赵怀备0.99亩”的土地由张某乙的弟弟张某丙耕种至今。王桂红耕种的0.99亩土地和张某乙承包的0.99亩地根本不是同一块土地。据此，王桂红耕种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虽与张某乙承包证上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地名称、位置、面积相同，但却是不同的两块地。王桂红认为一、二审判决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张某乙答辩称，张某乙全家自1982年开始耕种刘家洞一丘1.98亩土地（稻田），1995年与其弟张某丙分家时各分得该丘地的一半即0.99亩，当年下半年城固县调整土地后，1998年给张某乙家发了《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全家外出务工，将土地交给张某丙耕种。XX村委会XX组长私自将该0.99亩地交给五保户张忠义耕种，张忠义去世后交王桂红耕种。王桂红属于本村迁入户，不符合本村分配承包地的规定。村干部为王桂红出具了各种假证据。据此认为，原一、二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王桂红的无理诉求。第三人朝阳社区居委会未提交书面意见，庭审中发表意见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提供所辖二组的土地承包登记册及税费改革任务到户计算表等书证证明：张某甲家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时，承包地中包括“刘家洞赵怀备”1.98亩土地。1995年张某甲之子张某乙、张某丙分家时，张某甲随张某乙生活，张某乙耕种“刘家洞赵怀备”地的一半0.99亩，另一半0.99亩由张某丙耕种。XX村XX组在1995年9月进行第二轮承包土地调整中，将张某丙家耕种的0.99亩土地调整给张忠义承包，2013年张忠义无力耕种时由村上收回再交由王桂红耕种。1996年1月，张某乙、张某丙达成《调解养老决议书》，张某乙、张某丙的父亲张某甲改由张某丙供养，随其生活，张某甲名下的承包地、自留地全由张某丙耕种。据此，村上将张某乙名下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又变更给张某丙承包耕种。1998年5月，该村给部分家庭先行颁发仅盖有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蓝色封皮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经办人员依据1995年9月调整土地时张某乙家的《承包耕地登记表》原始登记情况给张某乙家签发了包含有“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的经营权证书。后来，根据县上的规定，还与各家签订了红色封皮的《耕地承包合同》，但因张某乙全家外出，未改正已发给张某乙家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后期完善资料时，经办人员在《XX村XX队XX户承包责任田面积、产量表册》中张某乙、张某丙家的《承包耕地登记表》中，手写作了备注说明，但由何人具体在何时所为不能确定。张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张某乙坐落在刘家洞的0.99亩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原告。二、要求被告王桂红返还耕种的该0.99亩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朝阳社区居委会村民。1998年5月1日由城固县博望镇关王堡村村民委员会给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载明张某乙承包土地面积3亩2分4厘，其中包括陈洪生小西渠田0.90亩、赵怀备刘家洞田0.99亩、张永清八幺田1.35亩。1998年11月原告及其家人外出打工后，将其承包地交由其弟代耕，后其弟又将该责任田交回村集体。后村集体将其中位于刘家洞的0.99亩土地交由张忠义耕种，2014年该土地又转由被告王桂红耕种，王桂红现已在该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归原告，并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另查明，1996年1月14日原告与其弟张某丙达成《调解养老决议书》，决议书第四条约定“父张某甲分的责任田、自留地全由次子张某丙耕种，与长子无关，责任田自1996年6月1日起张某丙插秧种植”。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原告作为朝阳社区的村民，有权依法承包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1998年5月1日城固县博望镇关王堡村村民委员会给原告颁发了《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上载明本案争议的0.9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且庭审中第三人也明确表示，本案所争议的土地至今并没有进行重新确权，故本案所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归原告。第三人提出本案所争议的土地系原告父亲张某甲的土地，按照原告与其弟弟签订的赡养协议的约定，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原告弟弟；但原告与其弟弟签订的协议上未显示其父亲张某甲所承包的土地的具体面积和位置，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系原告父亲所有，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第三人认为原告外出打工多年未耕种土地，属于“弃耕”，村集体有权重新将该土地分配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国法律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因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第三人就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当庭认可本案所争议的土地至今并没有进行重新确权，故本院对第三人的意见不予支持。被告虽系朝阳社区村民，有权承包耕种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但因其未经合法程序取得而耕种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理应返还原告。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结合被告王桂红已在争议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的客观情况，本院酌定王桂红在2018年7月30日前向原告返还。判决：一、原告张某乙对位于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刘家洞的0.99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二、限被告王桂红在2018年7月30日前将位于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刘家洞的0.99亩土地返还给原告耕种。本案诉讼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承担。上诉人王桂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城固法院民初466号民事判决，改判由第三人归还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不公，非法损害和剥夺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系朝阳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成员，耕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系朝阳社区依法分配，上诉人依法享有。被上诉人张某乙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上诉人王桂红向本院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身份无法证实，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王桂红提供的承包耕地登记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因其与张某乙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相矛盾，故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张某乙于1998年5月1日取得《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载明本案争议的0.9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张某乙，故张某乙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张某乙外出打工时将上述土地交由其弟耕种，后其弟将该土地交回集体，村集体将该土地交由张忠义耕种，2014年又转由上诉人王桂红耕种，王桂红也据此认为其应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因张某乙本人并未向集体组织交回该土地，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弟将该土地交回集体是张某乙本人的意愿，因此，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为张某乙，上诉人王桂红应将案涉土地交还张某乙。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桂红负担。本院再审中，再审申请人王桂红提供了二组证据。第一组为三份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其提供的张某乙、张某丙、张忠义家的1995年9月30日填发的《承包耕地登记表》，当庭与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交的登记册原件进行核对，第三人朝阳社区无异议；被申请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院结合庭审和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为王桂红于2018年8月30日拍摄的两块0.99亩地的现状照片一张，三方均无异议，且与本院现场勘查笔录一致，对该份证据当庭予以采信。对一审中王桂红提供的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保留的《调解养老决议书》复印件补充质证，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朝阳社区居委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经审查符合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证人张建军当庭提交了其家《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其附件《耕地承包合同》予以印证其证言，本院对该证言及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证人余明强当庭提供了关王堡村二组2016年度农户交水电费情况统计表及同一地块承包农户登记表，证明经过1995年9月承包调整及张某乙与张某丙协议变更父亲生活供养后两家变更土地，2002年税费改革确定以后，张某乙承包土地2.11亩并按此亩数交纳水电费，张某丙承包3.06亩并按此交纳水电费，王桂红承包0.99亩并按此亩数交纳水电费的情况。为核实相关证据，本院对张某丙之妻宋改香进行了核查，并依法调取了其家代耕张某乙家土地并缴纳2007年2.11亩浇地水费的票据，该份证据证明了张某丙家一直代耕张某乙家耕地2.11亩，不包括案涉的0.99亩。本院认为，申请人、第三人对庭审中出示的相关证据无异议，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结合本院核查结果，予以采信。原一、二审均认定张某乙案涉的0.99亩地系在由张某丙代耕期间交回村上的事实认定，没有证据证明，该事实认定错误。被申请人张某乙在再审庭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庭审后才提交的证人证言及材料，不符合举证规定，未经当事人庭审质证，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张某乙及其代理人认为《调解养老决议书》中没有明确张某甲的责任田具体是哪一宗土地，张某丙供养张某甲生活以后没有实际耕种张某甲的责任田，自己名下应该有0.99亩承包地，村组干部将0.99亩土地从登记册上变更给张某丙，自己不知情，不予认可。经查，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调查张某乙的妻子文素侠（一般代理人）的谈话笔录中，文素侠曾陈述“张某丙耕种的0.99亩土地即是张某甲的土地，张某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3.24亩均应是张某乙的承包地，与张某甲无关。”鉴于张某丙不是本案当事人，本院认为，对该协议中张某甲的责任田由张某丙承包耕种的约定是否履行，对张某丙承包耕种0.99亩土地是否系因履行赡养协议而取得的此节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张某乙的其余主张，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以下事实：张某甲家原有承包地中的“刘家洞赵怀备”土地一宗1.98亩，在1994年或1995年张某乙、张某丙分家时，该地分成0.99亩两块，张某甲随张某乙生活，张某乙家耕种“刘家洞赵怀备”（南侧）0.99亩地（以下简称“南侧0.99亩地”），张某丙耕种“刘家洞赵怀备”（北侧）0.99亩地（以下简称“北侧0.99亩地”）。1995年9月份，关王堡村承包地进行第二轮调整，基本按照人均0.8亩核算实施。根据账面核算，张某丙家三人，应从原分家后耕种地中调出一个人面积耕地进行承包。同组张佰录家应调进承包耕地一亩多，五保户张忠义的原有承包耕地面积（1.2亩）超过人均亩数，故将张忠义原承包地调给张佰录家，将张忠义原承包地北邻的原由张某乙家耕种的南侧0.99亩地调给张忠义承包。这一次承包耕地调整结果形成1995年9月30日的《承包耕地登记表》。据此，张某乙家四人，账面承包地包括“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及“小西渠陈红德（生）”0.9亩、“八幺田张永清”1.35亩的三宗地合计3.24亩。张某丙家三人，账面承包地为“大西渠邓九福”0.48亩、“刘家洞刘孝贝”1.59亩二宗地合计2.07亩。张忠义根据1995年9月承包耕地调整的结果，承包耕种原由张某乙家耕种过的南侧0.99亩地，至2013年前后，张忠义失去劳动能力后交回村集体，村集体遂将该宗地调整给王桂红耕种。1996年1月，张某乙与张某丙就赡养父亲张某甲达成协议，张某甲随张某丙生活并由其赡养，张某甲的责任田、自留地全由张某丙耕种，责任田自1996年6月1日起由张某丙插秧种植。协议没有明确张某甲的责任田具体是哪一块，但是张某丙家持续耕种着北侧0.99亩地。本次土地调整、完善资料等工作完成以后， 1998年5月份由该村填发《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随后又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张某乙家领取《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后外出，将其承包地交由张某丙耕种。期间，张某丙交纳代耕张某乙家承包耕地的水电费按2.11亩计算。该关王堡村有关人员在1995年9月形成的耕地承包登记表中张某乙家的登记表相应项目中，手写添加备注说明：在“小西渠陈红德（生）”0.9亩项目栏中注明“减自留地0.14亩”，在“刘家洞赵怀备”0.99亩项目栏中注明“少华种”，合计2.11亩承包地。在张某丙承包地登记表中添加“小西渠…0.99亩”，合计承包地3.06亩。另查，张某乙所持《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说明”载明：……2.本证与土地承包合同一并使用，有关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登记必须与土地承包合同一致。土地承包合同作为本证的附件，与本证一并保存。……8.本证应妥善保管。承包事项如有变更，要按规定程序变更承包合同并及时到发证机关办理签证。处理承包土地纠纷依据本证和土地承包合同。9.本证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印制，乡镇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管理机构在签证承包合同时向承包人签发。还查明，在一审庭审中，第三人曾当庭作过 “张某乙家1996年弃耕，由村集体收回土地并发包给张忠义承包”的陈述，此部分陈述与经调查认定的其他证据证明的基本事实相矛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乙所持有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所记载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 是否与王桂红所耕种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是同一宗地；张某乙是否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及其后果如何承担。关于张某乙所持有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所记载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与王桂红所耕种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是否是同一宗地的问题。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两者是同一宗地。第一，王桂红所耕种的刘家洞赵怀备南侧0.99亩地，系由朝阳社区居委会及二组等集体组织收回无力耕种且无其他家庭成员的五保户张忠义的承包地，而张忠义对该宗耕地的承包权系在1995年9月由原关王堡村及二组根据调整承包地的政策而取得。由此可见，王桂红所耕种的0.99亩地来源清楚明确，并不是原审认定的张某乙所主张的1998年以后在其家外出、其弟代耕期间由该村、组干部私下收回该地并由张忠义耕种过，再由王桂红耕种。第二，张某乙所持有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所记载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没有四至界标，空间位置不明。该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明确载明，本证与土地承包合同一并使用，有关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登记必须与土地承包合同一致；土地承包合同作为本证的附件，与本证一并保存；处理承包土地纠纷依据本证和土地承包合同。张某乙没有提供耕地承包合同来印证其所主张的其经营权证书上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即是王桂红耕种的土地。第三，张某乙与张某丙签订赡养父亲张某甲的协议后，张某丙耕种的承包地由原2.07亩增加到3.06亩。案外人张某丙耕种的北侧0.99亩地，与王桂红耕种的南侧0.99亩地，坐落、名称及面积等相同，不排除系履行赡养协议后将张某乙承包地中0.99亩土地变更而增加了承包地。据此，显然不能确定张某乙所持有的《城固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所记载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 是与王桂红所耕种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土地是同一宗地。关于张某乙是否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及其后果如何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某乙主张其所持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地就是王桂红耕种地0.99亩地，证据不足。第一，张某乙的经营权证书中“刘家洞赵怀备”0.99亩地缺少地界四至，空间位置不明确，也没有耕地承包合同与之印证。第二，张某乙主张是在其家人外出而由其弟张某丙代耕期间交由集体，再由集体先后交给张忠义、王桂红耕种，但未能提供系由张某丙在代耕期间将该地交由村上的证据。第三，本院在再审中查明，张某乙家虽在1995年9月承包耕地调整前耕种过刘家洞赵怀备南则0.99亩土，但已在此次调整土地中由集体调整给张忠义承包，王桂红系由该集、组从张忠义手里收回该地接续耕种，没有证据证明是王桂红妨害了张某乙承包经营权的基本事实。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乙主张的该经营权证上的“刘家洞的0.99亩”地即是王桂红耕种的土地，张某乙未能完成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其在一审中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坐落在本组刘家洞的一坵0.99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请求判令王桂红返还耕种的0.99亩地的诉讼请求部分，事实和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张某乙可在有新的证据时另行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王桂红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7民终614号民事判决及城固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2民初4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150元，由张某乙负担。其他诉讼费用160元由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冉清杰 审 判 员  王 健 审 判 员  房建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杨荣荣书 记 员  王 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