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82民初3554号 原告：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田源路新安花园38幢。 法定代表人：邵晓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斌，浙江吴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庐县城南街道通源副食品经营部，住所地桐庐县凤川街道滩头村。 经营者：陈江，男，197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何伟荣，男，195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杭州市萧山区人，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嘉、胡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红牛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29号远洋大厦11楼A单元、E单元。 法定代表人：王建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尤晓波、张林利，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公司）与被告桐庐县城南街道通源副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通源经营部）、何伟荣、杭州红牛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向本院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本院准许其延期举证期限一个月。此后，原告百汇公司以“其未在被告提交的《配送交货单》及《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加盖公司印章”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该印文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准许后依法委托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材料的红色印文真伪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后，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后，原、被告向本院申请和解期限15日，本院予以准许。原告百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斌，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被告红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晓波、张林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百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共同归还货款212048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百汇公司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被告通源经营部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共同归还货款212048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红牛公司建德地区分销商。原告以《认购协议书》价格每箱116元向通源副食品经营部购买20000箱。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29日向何伟荣汇款2320000元。杭州源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鸿贸易公司）系红牛饮料浙江省总经销，何伟荣为源鸿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源鸿贸易公司与通源经营部系关联企业。何伟荣自称为通源经营部代收货款，并己将货款交给通源经营部。截止今日，原告共收到货物1720箱，剩18280箱货物尚未收到。原告认为原告己将货款支付给何伟荣，通源经营部理应按约发货。被告通源经营部未按约交付货物，已严重侵害原告权益，属于根本性违约，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另基于三被告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导致原告无法辨清具体买卖合同关系卖方主体，故将三方均列为被告，以便查清案情。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诉讼。 原告百汇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通源经营部、红牛公司于2017年签订为期一年的认购协议书，双方约定红牛的价格、送货方式、结算方式等其他权益的事实； 证据二、结算业务委托凭证原件二份和泰隆银行交易明细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邵晓清于2018年5月25日、5月29日分别汇款共计人民币232万元的事实。 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辩称：1.根据《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与原告签订该协议书的主体是被告通源经营部和红牛公司，与被告何伟荣无关。何伟荣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也没有分销商资格。2.被告通源经营部自2018年2月10日起分多次向原告交付了红牛饮料，已经履行完了交付义务。3.根据原告法定代表人邵晓清的夫人金凤君手写的书面材料，金凤君自认原告收到被告通源经营部交付的红牛饮料2940箱，该自认与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有矛盾之处。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复印于被告红牛公司），用以证明与原告签订认购协议书的系被告通源经营部和红牛公司，与被告何伟荣无关，何伟荣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 证据二、营业单位客户购货申请表（基本信息）打印件六份及配送交货单复印件八份（复印于被告红牛公司），用以证明被告通源经营部自2018年2月10日起已经通过被告红牛公司分多次向原告交付了合计19300箱的红牛饮料，已经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 证据三、邵晓清夫人金凤君手写材料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自认收到被告桐庐通源经营部红牛饮料2940箱的事实，与原告的诉讼主张不相符的事实。 被告红牛公司辩称：1.主体不适格。我司不是具体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我司未收取原告的货款，无需退还任何货款。（1）从涉案合同约定内容可以看出,我司没有收取原告货款的权利，也没有发货义务，不符合买卖合同主体要件，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原告与被告通源经营部；（2）原告实际未向我司支付货款，我司未通过分销合同获利，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及公平原则，我司无退还货款义务；（3）我司在涉案合同中只是授予原告分销商资格的授权主体，没有实际买卖关系的权利和义务。2.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看到邵晓清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5月29日以货款的名义向被告何伟荣银行账户合计转账232万元。3.何伟荣并非合同当事人，邵晓清向被告何伟荣转账,不能证明其为履行原告与被告通源经营部及我司的三方协议。4.被告通源经营部向我司订货的实际操作过程是：我司基于被告通源经营部的经销关系，根据被告通源经营部的订单指示发货至指定收货地点或者指定收货人（一般是分销商）。我司与被告通源经营部根据双方签订的经销商认购协议结算货款,与作为分销商的原告不发生货款结算。5.原告在庭审中认为北京数据在线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责任,我司就应当承担责任，该主张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该公司系第三方合作公司，该公司即使存在责任，也不应由我司承担。综上，恳请法庭驳回原告对我司的全部诉请。 被告红牛公司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红牛经销商认购协议书》及附件、《2018年经销商认购补充协议》、经销商经营风险确认函复印件各一份（提供原件核对），用以证明被告红牛公司与被告通源经营部之间的经销关系，系红牛公司根据被告通源经营部的订单发货的依据，也是红牛公司与通源经营部的货款结算的依据。 庭审中，原告百汇公司和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均陈述，被告红牛公司仅向其提供《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复印件，原件由被告红牛公司持有，并要求被告红牛公司提供原件进行核对。本院责令被告红牛公司将其持有的该协议书原件提交本院进行核对。此后，被告红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该协议书原件，经庭审质证，原告百汇公司及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简称“三性”）均没有异议。 本案审理过程中，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了浙光华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1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日的《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中内容为“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3301820048365”的红色印文与样本1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订单号分别为“0081794411、0081827910、0081853331、0081892600、0081893596”的《配送交货单》中内容为“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3301820048365”的红色印文与样本1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原告百汇公司对其“三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提交的配送交货单上所加盖的印文均非原告所加盖，被告并没有完成货物的交付义务；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但补充说明一点，“红牛公司联络桐庐、建德、淳安三处的办事处主任刘天红，去年失踪了，类似原告起诉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涉案金额达上千万，去年7、8月份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查了，刘天红已经潜逃境外了，目前也没有回国迹象”，故要求中止审理；被告红牛公司对其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检测鉴定样本的真实性存疑，故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作为检测的样本印章系伪造的，涉嫌刑事犯罪，应交由公安部门调查，恳请法庭中止审理，待公安机关调查完结后再恢复审理。本院认为，本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红牛公司所提的相关异议，因其未能提供反驳证据加以证明，故该异议不成立。至于本案是否符合中止诉讼的法定情形，本院将在以下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上述原、被告所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 一、原告百汇公司提供的二组证据，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对其“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明知与其签订分销商认购协议的是被告通源经营部，被告何伟荣并非合同当事人，不是适格被告；证据二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何伟荣支付232万元的事实，但是不能推定被告何伟荣是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也不能推定被告何伟荣负有向原告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合同关系相对方是被告通源经营部和被告红牛公司，因此，原告只能依据合同向被告通源经营部、红牛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被告红牛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案涉合同关系发生于2018年，应以2018年认购协议书为依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显示的是原告法定代表人邵晓清与何伟荣之间的资金转账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百汇公司提供的该二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何伟荣是否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以及是否适格被告的问题，本院将在以下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被告红牛公司所提的相关异议不成立。 二、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提供的三组证据，原告百汇公司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2018年原告与被告通源经营部、红牛公司没有签订过该份认购协议书，协议书上“邵晓清”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印章也非原告加盖；对证据二中的六份购货申请表的真实性无法进行判断，且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认为该六份购货申请表是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向被告红牛公司提出的购货申请，原告并没有看到过，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八份配送交货单除了三份是系2018年6月8日的交货单，其他五份配送交货单均系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29日二次汇款之前的交货单，与原告向被告通源经营部购买货物的时间相矛盾，而且有三份配送交货单上的“收货人”为“建德市更楼街道新风副食品商行”，与原告无关，另五份配送交货单上加盖的“百汇公司”印章，并非原告加盖，系假冒印章；对证据三系原告法定代表邵晓清妻子金凤君书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形式上为草稿件，右下方有“4页”的文字，系残缺、不完整的书面材料，当时金凤君系凭着记忆书写的，其记忆与实际情况仍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不能视为其代表原告所表示的真实意思。被告红牛公司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红牛公司虽系签约主体之一，但综观合同内容，其仅是授予原告分销商的授权主体；对证据二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红牛公司是根据被告通源经营部申请发货的指示进行发货；对证据三的“三性”无法确认，认为其作为第三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金凤君自书材料认可的收货数量与原告所述的收货数量有出入。本院认为，被告通源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一系《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本院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并结合案情及其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原告百汇公司所提的相关异议成立，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提供的证据二，系被告通源经营部向被告红牛公司提交的六份购货申请表和八份配送交货单，六份购货申请表所记载的申请发货的时间、数量及收货人等信息，与八份配送交货单所记载的送货时间、数额和收货人等情况不能相互对应，而且仅有三份交货单系在原告预付二笔货款232万元之后的交货单，其他五份交货单均在2018年5月25日之前的交货单，收货主体为“建德市更楼街道新风副食品商行”的交货单有三份，红牛饮料合计6700箱，价款合计人民币777200元（6700箱×116元/箱=777200元），被告通源经营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的该商行与原告百汇公司系同一经营主体的事实主张，另外五份配送交货单，虽盖有名为“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3301820048365”的红色印文，但经司法鉴定，该印文与本院依法提取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并结合三被告在庭审中均陈述到“红牛公司联络桐庐、建德、淳安三处业务的办事处主任刘天红失踪了，类似原告所诉的案件已经发生多起，涉案金额达上千万元，通源经营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正在调查中”的事实，本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提供的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不予认定；原告百汇公司所提的异议成立。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提供的证据三，系原告法定代表人邵晓清妻子金凤君书写的材料，综观该材料所记载的“2018.5.21.打款1160000.00元，2018.5.25.打款1160000.00元，以上打款贰万件红牛，共计百汇收到红牛贰仟玖佰肆拾件整，源鸿公司尚欠百汇红牛17060件整（壹万柒仟零陆拾件整）。2017年返利987件红牛未返，另费用垫付71320元整，另战马“果倍爽”、可可费用未算。2018年所有费用和返利未算。听战马借走100件。4月8日发货听战马少6件、红牛少发100件。2018.6.16.。5.25.战马拉环600个。6.13.战马拉环300个”等内容,该自书材料就形式而言，未经被告通源经营部、何伟荣签字确认，作为结算依据的形式要件欠缺；就内容而言，内容较杂，涉及付款、收货、欠货，以及销售返利等多项内容，金凤君自书的二次付款时间与原告转账付款的实际时间有出入，说明其系边回忆、边书写，该材料中的“源鸿公司尚欠百汇红牛17060件”，源鸿公司与三被告是何关系，三被告均无具体的说法，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能作为结算依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百汇公司所提的相关异议成立。 三、被告红牛公司提供的《2018年红牛经销商认购协议书》及附件、《2018年经销商认购补充协议》、经销商经营风险确认函复印件各一份，原告百汇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看到过，系被告通源经营部和被告红牛公司之间订立的红牛经销商认购协议书及经营风险确认函，形成了营业单位与经销商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与原告百汇公司无关；被告通源经营部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何伟荣并非被告红牛公司的分销商，不实际经营红牛饮料销售业务，其作为自然人不构成合同主体，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院认为，被告红牛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系被告红牛公司与被告通源经营部之间签订的2018年红牛经销商认购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经销商经营风险确认函，其效力仅及于签约主体双方，与原告百汇公司没有关联，故本院对被告红牛公司提供的该组证据不予以认定；原告百汇公司所提的异议成立。至于被告红牛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院将在以下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7年1月1日，被告通源经营部作为甲方（经销商），原告百汇公司作为乙方（分销商），被告红牛公司作为丙方（当地营业单位），三方签订了《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了“丙方授予乙方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简称红牛饮料）分销商资格，乙方负责在建德销售区域或渠道红牛饮料的销售业务；丙方授予乙方的销售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协议期满后三方根据需要另行续签；甲方供货价格：原味型250ML红牛饮料的含税供货价为116元/箱（每箱24罐），强化型250ML红牛饮料的含税供货价为132元/箱（每箱24罐）；销售期间内，乙方负责的销售区域中红牛饮料的总认购量为26000箱，其中原味型为26000箱；乙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协议货款结算条款，并必须将货款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结算方式为预收货款”等内容。该协议还对三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丙方权利与义务为：1.行使对区域市场销售的管理权。2.协助甲方、乙方共同对销售区域内的市场秩序进行管理。3.督促甲方及时兑付销售惠让。4.向乙方提供销售支持及终端推广活动。5.根据市场的实际状况开展促销活动,支持乙方进行丙方产品的销售。6.有通过甲方行使对乙方违约行为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7.为保障各方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健康公平市场环境秩序,丙方对甲方的供销行为进行监督或建议,尽可能避免出现不公平价格、不正当折扣等违法违规情形等。该协议届满时已经履行完毕。2018年，原告百汇公司未与被告通源经营部、红牛公司签订《2018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但三方仍按照《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中的经营模式发生货物销售。原告百汇公司向被告通源经营部购买原味型250ML红牛饮料20000箱，按照每箱116元的价格计算，合计货款人民币2320000元。原告百汇公司按照约定的“预收货款”的结算方式，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29日分二次向被告通源经营部指定的何伟荣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货款，合计人民币2320000元。此后，被告通源经营部仅向原告百汇公司提供红牛饮料1720箱（1720元×116元/箱=199520元），剩余18280箱红牛饮料一直仍未提供。 本院认为，原告百汇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其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百汇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本院将围绕本案四个争议焦点阐述裁判理由： 被告何伟荣、红牛公司是否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综观原告百汇公司与被告通源经营部、红牛公司签订的《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被告通源经营部系经销商，与被告红牛公司之间建立了经销关系；原告百汇公司系分销商，与被告通源经营部建立了分销关系；被告红牛公司系授予原告百汇公司红牛饮料分销商资格的授权主体。从三方的权利义务来看，被告红牛公司仅承担“协助甲方、乙方共同对销售区域内的市场秩序进行管理；督促甲方及时兑付销售惠让”等合同义务。由此可见，被告红牛公司只是授予原告百汇公司分销资格的授权主体，与原告百汇公司并没有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按照该协议约定，原告百汇公司“必须严格遵守本协议货款结算条款，并必须将货款汇入被告通源经营部指定银行账户，结算方式为预收货款”。由此可见，原告百汇公司系与被告通源经营部直接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何伟荣的银行账户系被告通源经营部指定的收款账户，被告何伟荣并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原告百汇公司转入何伟荣银行账户的款项，应视为其已经向被告通源经营部支付了货款。至于被告何伟荣收款后，与被告通源经营部如何结算或处置，应由其另行解决，与本案无关。因此，被告何伟荣、红牛公司不是责任主体，不应承担共同返还原告剩余货款的民事责任。 被告通源经营部有无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交货义务，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百汇公司对其提出的源鸿贸易公司系红牛饮料浙江省总经销，何伟荣为源鸿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源鸿贸易公司与通源经营部系关联企业”的事实主张，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节事实不予认定。《2017年红牛分销商认购协议书》约定了结算方式为“预收货款”，也就是，先付款、后供货。原告百汇公司已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5月25日、2018年5月29日分二次向被告通源经营部预付货款合计人民币2320000元，已履行了先合同义务。被告通源经营部收款后，理应按照约定向原告提供红牛饮料20000箱（116元/箱）。被告通源经营部虽辩称其已经向原告履行完货物交付义务，但被告通源经营部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故本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院依法认定被告通源公司已提供红牛饮料1720箱，尚欠原告百汇公司红牛饮料18280箱（18280箱×116元/箱=2120480元）。 案涉买卖合同是否应当依法解除？原告百汇公司与被告通源经营部之间建立的红牛饮料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百汇公司向被告通源经营部购买红牛饮料20000箱，已经按照约定的价格及结算方式向被告通源经营部预付货款人民币2320000元；被告通源经营部收款后没有全面履行供货义务，鉴于标的物的特殊性质，合同继续履行已经成为不必要，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通源经营部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四项之规定，原告百汇公司可以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原告百汇公司要求被告通源经营部返还剩余货款人民币212048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被告通源经营部系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原告百汇公司将案涉款项2320000元支付给被告通源经营部，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百汇公司只能依法向合同相对人通源经营部主张民事权利。至于被告通源经营部向被告红牛公司申请发货过程中，无论人为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发生货物短少、丢失等情形，这也是被告通源经营部与被告红牛公司在履行经销合同关系过程中发生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因案涉标的物没交付给原告百汇公司，且不属于该法条所规定的“但书”情形，故该标的物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其风险责任应由出卖人承担。被告通源经营部与被告红牛公司之间若存在纠纷，则应由其另行依法解决。即使三被告所述的“红牛公司联络桐庐、建德、淳安三处销售业务的办事处主任刘天红涉嫌职务侵占犯罪，被告通源经营部已经报案，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的事实成立，也与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无关，故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中止诉讼规定的情形。因此，三被告所提的请求中止审理本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百汇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不合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通源经营部所提的相关抗辩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何伟荣、红牛公司所提的抗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对其他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桐庐县城南街道通源副食品经营部于2018年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 二、被告桐庐县城南街道通源副食品经营部返还原告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预付的剩余货款人民币2120480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三、驳回原告建德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1882元，由被告桐庐县城南街道通源副食品经营部负担。 当事人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叶碧川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英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