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7刑初413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国才，男，197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赤水市。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义文，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雨菁，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沈佳，女，198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南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屠传孝，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利，女，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古佳伟，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祁琛，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宁，女，198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雷琳琳，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小莉，女，199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胡刚，四川和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琴，女，199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荣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锐，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蓉，女，1999年5月7日出生，侗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石阡县。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9月6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卫，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国波，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赤水市。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江凤，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游理，男，198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仁寿县。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袁雪，四川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乐巍，男，198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兴化市。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3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潘红伊，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成武检公诉刑诉（2019）3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国才、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游理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乐巍犯介绍卖淫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精华、胥敏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国才、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游理、乐巍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人周国才为谋取非法利益，组织被告人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等人在株洲、成都等多地设立工作室，通过“经纪人”介绍、网络招聘等多种方式招募、组织数十名卖淫女在成都、福州、深圳、上海等城市酒店内开设房间进行卖淫活动。被告人周国才为老板，全面管理各城市的组织卖淫团队。 被告人沈佳为株洲工作室股东及负责人，负责株洲工作室的全面管理并分取五成至六成获利。该工作室主要负责组织卖淫女在成都、福州地区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刘利、周宁2018年2月受雇为该工作室“钟房”，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负责成都、福州地区卖淫女的招募、包装，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该工作室共组织十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中包括多名外籍卖淫女。 被告人周国才直接管理成都工作室，该工作室主要负责组织卖淫女在深圳、上海地区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谢小莉、杨琴2018年3月受雇为该工作室“钟房”，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先后负责深圳、上海地区卖淫女的招募、包装，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该工作室共组织十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中包括多名外籍卖淫女。 被告人朱蓉2018年4月至5月初受雇担任上海地区“钟房”，负责安排上海地区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2018年5月底至6月负责核对、收取各工作室的嫖资，并向各工作室推送、调配卖淫女，其中包括部分外籍卖淫女。被告人周国波2018年3月至5月初负责核对、收取各工作室嫖资，并向各工作室推送、调配卖淫女。 被告人周国才与彭勇军（另案处理）的团队合作，由彭勇军的团队为周国才卖淫组织在成都地区招揽嫖客，并负责接送卖淫女、现场收取嫖资等工作。被告人游理为彭勇军团队成员之一，主要负责为周国才团队成都地区卖淫女招揽嫖客，其中包括部分外籍卖淫女。被告人乐巍长期为不特定的卖淫女招揽嫖客，曾为周国才团队成都地区卖淫女招揽过嫖客，同时其多次给周国才团队的两名卖淫女招揽嫖客。 2018年4月4日，民警在成都市武侯区“天邑华庭国际大酒店”挡获周国才团队一名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俄罗斯籍卖淫女。2018年6月22日，民警分别在贵州省铜仁市挡获被告人周国才，贵州省赤水市挡获被告人周国波，湖南省株洲市挡获被告人沈佳、刘利、周宁，四川省成都市挡获被告人谢小莉、杨琴、游理、乐巍。2018年9月5日在广东省中山市挡获被告人朱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国才、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的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其中周国才、沈佳系主犯，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系从犯，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予以处罚；被告人游理的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予以处罚；被告人乐巍的行为已构成介绍卖淫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被告人周国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但辩称外籍卖淫女有1、2个，卖淫女人数总共只有5、6个人，卖淫女会在这个城市上班后又去其他城市上班。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周国才及其工作室并未组织十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不属于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周国才组织卖淫女数量证据为被告人的供述及手机微信截图，但并不能核实案涉微信号身份，更不能证明案涉微信号为卖淫女，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卖淫人员询问笔录证实周国才及其团队卖淫人员数量为4人，另外本案中卖淫女人数实际存在空间重合，存在一名卖淫女使用多个花名多个微信号，且一个卖淫女会在成都、上海等多地进行卖淫，以微信号认定卖淫人数实际将卖淫女人数重复多次结算，另外根据多名被告人供述本案微信号中存在大量一次卖淫活动都未进行过的卖淫微信号，不应将该类微信号计算在内，组织卖淫的组织性要求一个长期稳定的组织关系，本案中基本稳定的卖淫女人数只有约六七人；2.周国才及其团队并未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进行卖淫活动，亦不属于情节严重。2018年4月4日被挡获的俄罗斯籍卖淫女并非周国才团队组织的卖淫人员，周国才团队只是向其介绍嫖客收取介绍费用，对其无管控行为，属于介绍卖淫行为；另外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使用外文并不能认定对方为外籍人员，多数卖淫女存在虚报自身信息吸引客户的情况；4.扣押的周国才的黑色丰田轿车并非本案作案工具，该车辆购买时间在本案发生之前，且系用周国才与其妻子的共同财产购买；5.周国才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 被告人沈佳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其负责的株洲工作室卖淫女有20人左右，有外籍卖淫女。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沈佳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而系容留、介绍卖淫，沈佳团队对卖淫女没有控制、管理行为，仅是起一个中介的介绍作用，另外认定本案有十人以上卖淫人员存在争议；2.沈佳在成都团队中的作用低于周国才。 被告人刘利对指控的事实有异议，辩称其不负责招募卖淫女和招揽嫖客。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刘利的行为应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刘利安排卖淫女仅系传递信息，并非指挥、调配卖淫女，嫖资的收取也不由刘利掌控，其也未招募卖淫女，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另外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有十名以上卖淫女卖淫；2.刘利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 被告人周宁对指控的事实有异议，表示认罪，辩称其没有联系卖淫女和招揽嫖客，工作室有10人以上的卖淫女，成功卖淫的有6、7个，其中有外籍卖淫女。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周宁系受雇于他人仅领取工资并按照上级人员安排完成任务的工作人员，无决策权，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2.周宁系初犯、从犯、认罪悔罪、有老人需赡养。 被告人谢小莉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辩称其是安排、包装卖淫女，没有招募卖淫女和招嫖。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被告人谢小莉并未参与招募、包装、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的工作，其工作主要内容为收取嫖资后将卖淫女房间转达给招嫖业务员以及统计提成，另外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谢小莉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2.谢小莉系初犯、从犯、主观恶性较小、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谢小莉从轻、减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杨琴对指控的事实有异议，辩称其没有招募卖淫女和招嫖。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被告人杨琴系受雇于他人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的操作员，其不存在招募、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行为，其行为应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2.杨琴系初犯、从犯、具有坦白情节。综上，请求法庭对杨琴适用缓刑。 被告人朱蓉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辩称其未调配过卖淫女。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被告人朱蓉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其只是对接信息，核账行为亦不是组织卖淫的必备环节，其只起到协助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2.朱蓉系初犯、从犯、具有坦白情节等辩护意见，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朱蓉从轻、减轻处罚并发还其个人财物。 被告人周国波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辩称其系协助组织卖淫罪，没有推送和调配卖淫女。其辩护人提出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周国波在本案中的行为仅是帮助周国才对账和收钱，属于管账人的行为，根据司法解释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且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其涉案时间仅一个月左右，对于团队招募卖淫人员国籍情况不清楚，非法获利仅3万元；2.公诉机关认定周国波存在招募卖淫女和推送卖淫女信息行为的证据不足，仅有沈佳的供述并无客观证据印证，且卷宗情况说明也明确未发现周国波除了收钱和对账外还存在其他行为；3.周国波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主观恶性较小、认罪悔罪态度好。 被告人游理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其辩护人提出游理系初犯、主观恶性不大、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请求法庭对游理从轻处罚。 被告人乐巍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表示认罪。其辩护人提出乐巍与卖淫女合作时间短、社会危害性小、乐巍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如实供述、认罪悔罪，请求法庭对乐巍从轻处罚，建议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人周国才为谋取非法利益，组织被告人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周国波等人在株洲、成都等多地设立工作室，通过“经纪人”介绍、网络招聘等多种方式招募、组织数十名卖淫女在成都、福州、深圳、上海等城市酒店内开设房间进行卖淫活动。被告人周国才为老板，全面管理各城市的组织卖淫团队。 被告人沈佳为株洲工作室股东及负责人，负责株洲工作室的全面管理并分取五成至六成获利。该工作室主要负责组织卖淫女在成都、福州地区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刘利、周宁2018年2月受雇为该工作室“钟房”，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负责成都、福州地区卖淫女信息的包装、发布，联系业务员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该工作室共组织十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中包括多名外籍卖淫女。 被告人周国才直接管理成都工作室，该工作室主要负责组织卖淫女在深圳、上海地区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谢小莉、杨琴2018年3月受雇为该工作室“钟房”，领取固定工资和提成，先后负责深圳、上海地区卖淫女信息的包装、发布，联系业务员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该工作室共组织十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其中包括多名外籍卖淫女。 被告人朱蓉2018年4月至5月初受雇担任上海地区“钟房”，负责安排上海地区卖淫女接待嫖客，收取嫖资、发放提成等工作。2018年5月底至6月负责核对、收取各工作室的嫖资，并向各工作室推送、调配卖淫女，其中包括部分外籍卖淫女。被告人周国波2018年3月至5月初负责核对、收取各工作室嫖资，并向各工作室推送卖淫女。 被告人周国才与彭勇军（另案处理）的团队合作，由彭勇军的团队为周国才卖淫组织在成都地区招揽嫖客，并负责接送外籍卖淫女、现场收取嫖资等工作。被告人游理为彭勇军团队成员之一，主要负责为周国才团队成都地区卖淫女招揽嫖客，其中包括部分外籍卖淫女。被告人乐巍长期为不特定的卖淫女招揽嫖客，曾为周国才团队成都地区卖淫女招揽过嫖客，同时其多次给两名卖淫女招揽嫖客。 2018年4月4日，民警在本市武侯区碧云路118号“天邑华庭国际大酒店”挡获周国才团队一名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俄罗斯籍卖淫女。2018年6月22日，民警分别在贵州省铜仁市挡获被告人周国才，贵州省赤水市挡获被告人周国波，湖南省株洲市挡获被告人沈佳、刘利、周宁，四川省成都市挡获被告人谢小莉、杨琴、游理、乐巍。2018年9月5日在广东省中山市挡获被告人朱蓉。 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证实案件来源情况及被告人到案经过情况。 2.身份信息材料。证实被告人的身份信息情况。 3.检查、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及清单等。证实民警对涉案人员随身物品及其住处等地依法进行检查、搜查，并对查获物品进行扣押的情况。 4.案件照片。显示被告人指认作案地点、涉案物品和所使用微信账号、微信记录等情况。 5.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截图、电子证据。证实本案被告人及涉案人员使用手机从事组织、协助组织卖淫活动的聊天记录、部分记账、转账分赃等情况。 6.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被告人周国才、沈佳、刘利等人部分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情况。 7.判决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民警对本案卖淫嫖娼人员行政处罚的情况以及PETRUSHKINAEKATERINA（卡佳）的判决情况。 8.证人朱某某的证言。其陈述其丈夫周国才经常使用“战神”这个微信给其转钱，每次从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其不知道周国才在外做什么生意，不会关注周国才的手机内容，也不会问他去哪儿。周国才每个月会往尾号8784的建设银行卡汇钱，每月家庭的房贷和车贷由周国才和其共同还款。 9.证人杜某某的证言。其陈述其男友乐巍在做外围经纪人的工作，即在客人和卖淫女之间牵线搭桥达成卖淫交易。 10.证人周某涛的证言。其陈述其女友谢小莉和杨琴系闺蜜关系，三人一起租住在本市马赛城5栋709号。2018年3、4月，谢小莉和杨琴开始做网上组织卖淫嫖娼活动的工作，有专门拉嫖客的业务员通过微信把嫖客介绍给她们，她们通过微信通知、安排小姐给客人，杨琴和谢小莉一起使用3、4个工作手机，两个人每天轮班交班，她们的老板是一个姓周的人。 11.证人ＥＧＯＲＯＶＡＩＮＧＡ（英佳）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俄罗斯人，2018年4月2日从中国北京入境，我是被一个叫卡佳的俄罗斯女孩叫来中国的，来中国就是通过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挣钱，除成都外我还到过上海、福州、昆明这些城市卖淫，如果某个城市生意不好，卡佳还会安排我换到另一个城市。卡佳的微信号是×××,卡佳中国领导的微信号是×××、网名Ｐｅｔｅｒ。我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收费2000或2500元人民币，分别会提成得到600元或1000元人民币，一般情况下领导用微信告诉我客人和收费价格，并发给我一个收钱的二维码，我每次卖淫后卡佳都会有提成。我这次来成都安排我入住天邑酒店的是微信号“花花公子”的人，“花花公子”微信朋友圈还发了很多其他卖淫者的照片供客人选择。另外微信账号“ｍｅｍｅ-1314886”、网名“两朵花的图案”给我发了一个上班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成都安排我卖淫的有四个微信号，除了“花花公子”、“两朵花的图案”，还有“唯美、成都2区”、“棉花糖”。2018年4月3日至4日下午，我一共与5位客人发生了性关系。 英佳辩认出PETRUSHKINAEKATERINA就是介绍自己卖淫的卡佳，每次卖淫她都会抽取一定的提成；辩认出2018年4月4日在天邑酒店支付2700元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刘某喆；辩认出2018年4月3日在天邑酒店支付2300元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子宋某。 12.PETRUSHKINAEKATERINA（卡佳）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中国的朋友都称呼我为kate凯特。2017年9月我与朋友那斯佳、英佳等人在深圳一个KTV里从事唱歌跳舞工作，当时KTV工作的另外一名女孩介绍我认识了“peter”，我当时就知道“peter”专门从事组织卖淫女进行卖淫嫖娼的交易，之后我们五名俄罗斯女子就跟着“peter”在深圳卖淫，但由于“peter”对卖淫女不友好，我只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2017年10月初，我通过微信安排英佳从福州到成都卖淫，由于英佳不懂英语，所以“peter”通过我向英佳交流。我总共推荐了五个俄罗斯女孩到“peter”的团队工作，这五名俄罗斯女孩每成交一笔生意，我都会提成100元人民币。我也负责帮卖淫女订机票和车票。我与自己推荐的卖淫女之间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卖淫女下班后，我每天会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记录他们接客的情况。“peter”是卖淫团队老板，他下面有很多经理，这些经理分布在全国各个城市，卖淫女要进入团队工作，必须经过“peter”同意，“peter”同意后会将卖淫女安排到相应的城市工作，经理就会介绍客人给卖淫女。 13.证人罗某的证言。其陈述了2018年4月4日其通过微信号×××的联系安排在成都天邑酒店817号房间与一名外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并支付2100元人民币的经过情况。 14.证人曹某龙的证言。其陈述了2018年4月3日其通过微信名“Ａ成都152××××8903小冯”的联系安排在天邑酒店x号房间与一名外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并支付3100元人民币的经过情况。 15.证人宋某的证言。其陈述了2018年4月3日其通过微信号×××的联系安排在天邑酒店817号房间与一名外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并支付2300元人民币的经过情况。 16.证人刘某喆的证言。其陈述了2018年4月3日其通过微信名“定金A琪（成都经济活）”的联系安排在天邑酒店817号房间与一名外籍卖淫女发生性关系的经过情况，刘某喆先向该微信号通过微信红包方式支付了100元人民币，后在卖淫女房间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钱多多”向外籍卖淫女支付了2700元嫖资。 17.证人唐某的证言。其陈述2018年6月12日晚其与微信名“柠檬”联系挑选了卖淫女后，在木莲庄酒店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并支付了2100元嫖资。 18.证人李某骏的证言。其陈述2018年6月10日，其通过朋友联系了一个介绍卖淫的中间人（微信号×××）,并以2300元价格挑选了一名卖淫女，之后该卖淫女到其家中与其发生了性关系。 19.证人赵某卓的证言。其陈述其在网上添加了一个介绍卖淫小姐的微信号“yunanziyuan”，其以2000元价格选中了一名卖淫女，并按照地址来到汉易酒店818号房间准备和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时被警察挡获。 20.证人周某甜的证言。主要内容：我通过朋友添加了微信“ＫＩＳＳ唯美公司”，然后通过该人又加了一个介绍卖淫的上家微信“招财进宝”（微信号×××），我将自己的情况和照片发给对方，然后在上家安排、指定的酒店开一个房间，对方就会开始给我介绍嫖客上门。微信号×××叫“菲儿”的是专门带卖淫女的经纪人，业务员是专门联系嫖客的，钟房是专门联系并安排卖淫女的。我每次卖淫收入是固定的1000元收入，其余的钱通过支付宝账户扫描二维码交给上家，上家“招财进宝”再把提成分给经纪人和业务员。我最近两次卖淫是在2018年6月13日的木莲庄酒店和6月16日的一家太古里酒店。 21.证人于某慧的证言。主要内容：我通过一个叫“菲儿”的介绍卖淫经纪人，认识了在成都介绍卖淫的上家“招财进宝”这个团队，“招财进宝”的两名女子告诉我这个卖淫团队负责成都和福州地区的卖淫业务。我按照上家的要求在酒店开了房间，从2018年6月9日开始至6月20日，我一共在该酒店的416和420房间进行了12次左右的卖淫活动，每次卖淫之后我将自己所得嫖资留下，其余部分通过二维码转给上家，上家“招财进宝”的微信收款码是“钱多多”、支付宝收款二维码是“快到碗里来”。 22.证人鲁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之前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叫“流氓兔（兔子符号）”（微信号×××）的人，对方介绍我到汉易酒店进行卖淫活动，称每次会给我800元的报酬。我在汉易酒店开了一间xxx号房间，之后一名嫖客就来了，我们正准备进行性交易时被警察抓获。 23.被告人周国才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7年初，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叫“黄小兵”（Jack）的男子，加入Jack组织后开始从事组织卖淫活动做键盘手。2018年3月初，我和弟弟周国波（和我在同一家公司）、Angela（沈佳）、刘利同时辞职并商量一起单做。我拷贝了60多个可以联系卖淫女的经纪人的资料，周国波拷贝了招聘小姐的一些资料，沈佳拷贝了一些业务人员的微信号资料（业务员可以联系嫖客），刘利拷贝了一些联系业务的资料。沈佳和我商量由我们两人牵头做，做一单除去所有费用之后，沈佳分60%，我分40%，刘利还是继续做钟房键盘手，月工资八千，每单提成二十元，周国波跟着我做。沈佳和刘利提出回株洲建立钟房工作室，周国波回贵州，我在广东驻地，我们通过微信和电话保持联系。沈佳回株洲后建立了工作室，并找了周宁当键盘手，最开始在酒店开房间，三月底他们在株洲锦绣江山小区租了一套房用作工作室，我们就开始联系业务了，我负责团队中的招聘小姐，与小姐的经纪人联系；沈佳主要负责建立管理钟房工作室，还负责与业务团队沟通，以及成都和福州的业务；周国波负责帮我进行财务统计，也会用他拷贝的资料招聘一些卖淫女。同时我自己建立了上海的团队工作室，无锡、西安、重庆团队分别通过“小财神”、“猫猫”建立起来的，分成也和成都团队一样。上海的钟房由于是我自己负责，所以上海的利润全属于我。 成都的卖淫团队（微信团队名称“唯美”），除了我还有四名成员，沈佳、周宁、刘利负责钟房的运作，“海胖儿”（前Jack公司工作人员）负责具体的业务，即专门招揽嫖客的。业务员只和钟房还有客人联系，业务员把客人的信息发给钟房，钟房联系妓女并发定位，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业务”谈好一单卖淫嫖娼业务，钟房的工作就是负责跟卖淫女联系，同时也跟“业务”联系，在中间起好联系的作用，钟房同时还收取卖淫嫖娼的费用，如果客人将现金给妓女，妓女先将自己的钱扣下来，剩下的钱转给钟房来分配，钟房将一部分钱转给业务员，一部分转给地区负责人，地区负责人再把我的提成转给我；如果客人直接转账支付嫖资，会直接转给业务员，业务员将自己的提成扣出来后，剩下的转给钟房，钟房再把妓女的钱转给妓女，剩下的钱转给地区负责人，后地区负责人再把我的提成转给我。周宁的底薪每月6000元，刘利的底薪每月8000元，两人的提成按照业务量来提成，每单20元、30元往上不等。“海胖儿”没有底薪，他按照每笔业务80元的奖励进行提成，“海胖儿”手下有抢单手，抢单成功会另外支付抢单手50元提成。我和沈佳没有底薪，所得利润除正常的开支外，剩下的我得40%，她得60%。我和沈佳共同经营的成都片区从经营至今共盈利了十五六万，我分了大概6、7万，沈佳大概分了8、9万元。我所得的大部分都在银行卡里面。另外周国波没有固定的底薪，总共获得了2、3万元的工资，周国波使用过“鹰会重生”的微信名。钟房收到嫖资后由每天上班的键盘手负责分配和记账，键盘手会记录每天成交单的情况，然后把记录纸拍照发到“CD”微信群中，“CD”群是成都片区和福州片区的报单群。 2018年4月，我招募了侄女朱蓉（微信名“萝莉”）来工作，作为上海二片区的钟房负责人，我将两部手机（微信号分别为“如意”、“上海娱乐汇”）交由朱蓉，用“上海娱乐汇”联系业务，用“如意”联系卖淫女，并统计每天的账单。2018年5月，朱蓉称太危险离开了，我又找来谢小莉和杨琴接手上海的钟房业务，担任键盘手。5月底，我再次交给朱蓉一部手机，安排朱蓉用“我是小助理”的工作微信号联系卖淫女，并推送到各个卖淫组织片区，另外还收集各片区报送的账目。后来，我安排朱蓉申请新的微信“把我举高高”，先后把昵称改为“龙傲天”“龙啸天”，朱蓉一直从事这项工作直至我被抓，期间我大概发了2000多元工资和一些红包给朱蓉。杨琴和谢小莉在成都找了工作室后，就开始开展上海的组织卖淫业务，两人的底薪是8000元，完成一笔业务提成由二人平分。杨琴和谢小莉每天将账单通过微信发给我，然后把每天的利润提现到绑定的银行卡，我再把自己该得的利润转到自己银行卡。我每月为杨琴和谢小莉结算一次工资。 我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招聘卖淫女，一种是通过一些社交平台在网络上打广告招聘卖淫女到“公司”上班；另一种是通过专门的经纪人介绍到“公司”上班。经纪人主要有“茶茶”、“雷洛”、“菲儿”和“凯特”（凯特为外国人，介绍来的都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女孩，她介绍了三名外籍女），这些经纪人的微信都是我从Jack公司复制来的。经纪人介绍卖淫女到钟房时，会同时定一个参考价格给钟房，钟房根据卖淫女的资料与经纪人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凯特”向我介绍的卖淫女中，其中一名叫“芭比”的卖淫女主动联系我的团队从事卖淫工作。2018年4月初，“芭比”在成都卖淫被民警挡获后，“凯特”询问我中国警方会如何处理，我说正常情况下会被遣送回国，之后“凯特”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了。外籍卖淫女的定价是我与“凯特”商量决定的（每笔均在1000-1200元之间），我将底价告诉沈佳后，沈佳和“海胖儿”再根据市场行情对外定价。外籍卖淫女每单生意进行一次性行为，凯特抽成100元，凯特的抽成一般由外籍卖淫女离开时，将提成一次性算好转给她。卖淫女一般由钟房进行管理，如果由于卖淫女的原因导致嫖客投诉，钟房需要给业务员赔钱，另外钟房会让经纪人与卖淫女沟通，如果卖淫女态度依旧不好，就会被踢出团队。如果卖淫女被民警挡获的话，也由工作室给予卖淫女以拘留一日1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 成都团队是2018年2月底组建的，我获得了4、5万元的违法收入；福州团队是2018年5月底组建的，我获得了1万元左右的违法收入，加上无锡、西安、上海、重庆团队，我总共获利20万元左右，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被告人周国才辩认出沈佳系成都、福州网络招嫖负责人；周宁、刘利系成都、福州两地网络招嫖键盘手；杨琴、谢小莉系上海、深圳两地网络招嫖键盘手；周国波系2018年2月至4月期间负责收取嫖资及管理账目的同伙；朱蓉在2018年4月至6月负责上海地区网络招嫖、记账工作。 24.被告人沈佳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7年8月上旬，我到ｊａｃｋ公司上班，该公司主要从事组织卖淫嫖娼活动，我的主要工作是操作手机微信与其他人联系业务，并安排卖淫女上班。我在这个公司认识了周国才、刘利、波哥。周国才与波哥主要负责对外招聘卖淫女，刘利是具体操作手机微信的键盘手。2018年1月初，周国才准备离开ｊａｃｋ单干，并说动了我一起离开，走之前周国才让我在ｊａｃｋ那里拷贝了一份资料。后来周国才与我商量后，我回湖南株洲建立了一个钟房，我又找到刘利与周宁让他们加入了自己的团队。2018年2月起，我、刘利、周宁三人先后在延年酒店、湖景酒店、迷你酒店等地方短租房间作为工作室使用。2018年3月20日才将工作室固定在了株洲市房屋（用周宁的身份证签订的租房协议）。 周国才是我的老板，周国才负责管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发放工资。我负责管理株洲工作室和工作人员刘利、周宁，以及资金和成交单数情况。我除了核对资金和成交单数，将资金转给周国才外（工作人员会记录每天的成交单情况，然后将记录纸拍照发到“CD”微信群中，工作人员再把记录单撕毁，工作人员还负责把工作室当天收取微信和支付宝上的钱提取到绑定的银行卡。我每五天通过“CD”群核对交易单量和资金，核对无误后，我将这五天的交易记录在一张纸上，拍照发给周国才，周国才核对无误后，就会让工作室将工作人员的工资、提成扣除后，将剩余的钱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给周国才），我还会负责招聘卖淫女。刘利与周宁是操盘手，具体工作是用自己的工作手机上的微信与卖淫女、业务员沟通，发布卖淫女的资料，在卖淫女与嫖客之间搭桥，促成卖淫嫖娼活动，二人的工资是我和周国才商量决定的，是固定工资加提成。刘利固定工资为每月1万元，周宁固定工资是每月6500元，二人提成均按成交业务量来计算，刘利每月工资差不多为15000元，周宁每月大约为11000元。公司实行占股分红制，开始我就和周国才商量好，我得所有利润的55%，周国才得45%的利润。我与周国才开始单独经营组织卖淫团伙以来，每个月有3至4万元的违法所得，一共大约11万元左右。另外我有时候会和周宁、刘利在周国才不知情的情况下吃单，吃单的钱被我们三人消费了。 株洲市的工作室主要针对成都市的卖淫嫖娼业务，工作室通过经纪人招聘卖淫女或者由工作室直接联系招聘卖淫女，然后再将卖淫女安排到成都市的某个酒店，将卖淫女的个人情况和照片做成一份资料发在工作微信号的朋友圈中，业务员将资料推送给嫖客供嫖客挑选，之后业务员直接与工作室联系，工作室将卖淫女的开房地址告诉业务员，由业务员联系嫖客到卖淫女所在的酒店房间进行卖淫嫖娼活动。与工作室合作过的业务员很多，一名叫“海哥”的业务员将我们拖进有很多成都业务员的微信群，我和“海哥”商量好，只要我工作室通过“海哥”介绍的业务员完成交易，每单给“海哥”提成80元的团队费。业务员的微信群中，有四个人是专门抢单的（“果宝”“糖宝”“平平”“阿杜”），抢单成功他们会获得40-50元的提成。 周国才告诉我“龙啸天”会给工作室推荐经纪人，经纪人主要工作是介绍卖淫女到公司卖淫，给我工作室介绍卖淫女的经纪人很多，这些经纪人全是“龙啸天”推荐的。经纪人介绍卖淫女到工作室会同时定一个参考价格给工作室，工作室根据卖淫女的资料与经纪人协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全部是卖淫女所得，然后工作室会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加上经纪人的提成和自己的提成大约四五百元，将这个价格报给业务员，业务员加上自己的利润（500-1500元）后，才是客人实际支付的嫖娼费用。卖淫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籍女子，成功一笔性交易后，经纪人会有金额不等的提成。卖淫团队的经纪人有“菲儿”、“茶茶”、“凯特”、“龙啸天”等人。一共有六个外籍卖淫女在成都卖过淫，有一个俄罗斯籍的卖淫女我们取名叫“白俄罗斯芭比娃娃”，是经纪人“凯特”介绍的；两名乌克兰籍卖淫女我们取名“波兰02号”“波兰03号”；还有一个俄罗斯籍的卖淫女取名“俄罗斯31号”，是“我是小助理”推荐来的；还有两个乌克兰籍卖淫女“乌克兰03号”“乌克兰09号”，也是“我是小助理”推荐来的。2018年3月底，周国才告诉我一名叫“凯特”的经纪人推荐了一名俄罗斯籍的卖淫女到团队卖淫，“凯特”加了我们钟房的微信号后将卖淫女的名片推荐到钟房，称卖淫女的价格是发生一次性关系60分钟600元，她抽成100元，两次性关系90分钟1000元，她抽成200元，我们同意。2018年4月2日下午“海哥”到机场接到卖淫女后送到酒店，并告知钟房酒店房间号，钟房就安排了卖淫女接单，当天接了4单，次日接了6单。第三天卖淫女到酒店后就与钟房失去了联系，次日凯特发微信告知周国才卖淫女被警察抓获，我们钟房知道后将卖淫女的微信拉黑，将工作室的微信停用了。与“凯特”的微信聊天都是通过钟房的工作人员周宁和刘利进行的。 如果由于卖淫女的原因导致未能完成性交易，客人不满意，工作室会赔偿业务员一些钱；如果卖淫女被警察挡获的话，也由工作室给予卖淫女拘留一天1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工作室也有针对卖淫女定下的规章制度。团队共掌握了在成都的卖淫女大概有五、六十人，现在还在成都的有10人左右。 2018年5月，周国才之前专门用于推送卖淫女的微信“QG”突然改为“我是小助理”，对方发出女性的语音，称以后该号为其所用，周国才也称该女子系其助理，以后由她负责向钟房推送卖淫女。昵称“龙傲天”的号在5月份加入“CD”工作群，接替周国波查收每天钟房发出的账单。周国波之前帮周国才统计核对项目。另外沈佳还供述了收取嫖客嫖资并分成的方式以及工作室使用的手机和微信账号、支付宝账号情况。 被告人沈佳辨认出周国才、周宁、刘利及周国波。 25.被告人刘利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2017年9月，我通过朋友介绍加入到深圳里当操作员，我的工作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小姐的广告来招嫖，安排小姐和客人发生性关系，当时团队老板分别叫老大（英文名“杰克”）、波哥（周国波）、才哥（周国才），同年11月该团队因为矛盾散伙，我回到了湖南。春节期间，沈佳联系我称团队搬到了湖南株洲，之后又在锦绣江山租了一间房当工作室，我就又加入了进来，现在团队只有周国才、周国波、沈佳、周宁和刘利、“欣欣”。 周国波和周国才不到株洲的工作室来，都是通过沈佳给我和周宁安排工作。平时管理操作员和招聘小姐的成都区域负责人是沈佳。我的团队组建有一个昵称为“CD”的微信群，群成员有群主“流氓兔”、“道恩强森”、“Angela”、“招财进宝”、“龙啸天”。我和周宁每天凌晨两点下班时就要在群里将当天的账单报给他们看，报账后就将钱从微信或支付宝提现到绑定的银行卡里，每五天再报一次总账，周国才会发给我们一个收款的二维码，我们每次将5000-10000元不等的钱转到这个指定的二维码中。我和周宁轮流两班倒操作工作专用的钟房微信，手上带有小姐的经纪人（负责推荐小姐并抽成的叫经纪人，微信名分别为“菲儿”和“茶茶”）会把小姐的微信号和价格发给我们，我们再用微信号和小姐加好友，然后将小姐按个人资料分别编号，把小姐的宣传照片和资料制成广告图，再把广告图通过与嫖客有联系的业务（向我们推荐嫖客并抽成的叫业务）的朋友圈发布出去，嫖客如果有看上的小姐就会联系业务，业务再联系我们安排小姐和价格，我们把选好的小姐的酒店房间号告诉业务，业务再告诉嫖客让其自己上门找小姐，小姐和嫖客发生完性关系后，便会使用我们指定的收款二维码进行收钱。经纪人和业务和我们都是不见面通过微信联系。 2018年5月之前，我们这个团队划分了两个区，一区叫“kiss”；二区叫“唯美”。2018年5月之后因为生意不好，两区合并为一区，使用的钟房和业务微信号是之前一区的微信号。另外在福州还有一个区。工作用的微信号、支付二维码、所用手机和其作用、使用方法都是沈佳告诉我们的。我每月的工资底薪是1万元，每做成一单提成10元，如果一天超过21单每单能提成15元；周宁的底薪是6500元，提成比例跟我一样，以前工资是一月一结，现在是五天按照比例和实际单数发一次工资，我们的工资都是沈佳在计算和发放，目前为止我共获取了大概3万多的工资。 成都和福州每天一共有十几单，工作室有一本封面“commix”写有“总单量”的米色笔记本记录抢单群的抢单结算、成都和福州的总单量。在成都工作的小姐都是到“海哥”和沈佳推荐安排的酒店去开房。成都的卖淫女有“嘉嘉”、“奶妈”、“莫雨潇”、“喵喵”、“司悦”、“李美亚”等，外籍卖淫女有“乌克兰09号”、“乌克兰95号”、“波兰02号”、“波兰03号”、“德国1号”、“俄罗斯33号”等，还有个俄罗斯籍卖淫女“芭比娃娃”是周宁负责的二区的，听说被警察抓了。我记得自己联系过的外籍卖淫女有“乌克兰09号”、“乌克兰95号”、“波兰02号”、“波兰03号”、“德国1号”、“俄罗斯33号”，这些外籍卖淫女都在成都从事过卖淫，因为外国卖淫女本来就少，所以我联系过的大部分都有印象。另外刘利还供述了涉案手机使用的微信、支付宝账号及使用方式情况、国内卖淫小姐和国外卖淫小姐的收费标准情况以及业务员、经纪人提成情况。 被告人刘利辨认出周国才、沈佳、周宁、周国波、游理。 26、被告人周宁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8年2月底，我经朋友沈佳介绍到沈佳团队（负责成都地区卖淫活动）进行工作，我和刘利一个白班一个晚班。我主要工作是通过微信操作进行卖淫活动：通过业务手机里的微信联系介绍嫖客的人，经纪人将卖淫女的基本情况、招聘、服务项目、交易价格通过微信发给自己，我再将这些内容编辑成广告发到业务手机里“KISS家族”的微信朋友圈里，性交易完成后我通过“米号”手机里的微信或支付宝收取嫖资，再将嫖资通过扫码支付的方式转给业务员、经纪人、卖淫女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人。我们每天的工作都会实时记账，共有三个笔记本来记账，有一个笔记本是橙色封面，上面用笔写有总单量，这是专门用来记录给团队抢单员的，还有一本绿色封面，上面写有“成都二区”和一本粉色封面，上面写有“对账本”的笔记本都是记录卖淫女每天的成交量。 我们工资和提成是由沈佳发放，我上班时间2018年2月到5月底的月底薪为6000元，每天200元，6月份开始每个月底薪6500元，每天216元。从第二个月开始有提成，提成是每接21单以内，每单提成20元，接21单以上每单30元。上班至今，一共获得2万多元。 在成都和福州片区的钟房手机微信上均有“龙啸天”和“我是小助理”，其中周国才大部分时间使用“龙傲天”，另一个“我是小助理”大部分是一名说普通话的女子在使用。“我是小助理”会经常推送一些卖淫女过来，告诉钟房该卖淫女的价格以及经纪人的价格，该微信号还推送过2名外籍卖淫女（乌克兰和俄罗斯籍）。另外如果卖淫女不想在福州片区待了，“我是小助理”让我安抚一下对方，如果安抚不了，“我是小助理”就会把该卖淫女调到其他城市。 我知道的成都外籍卖淫女有“波兰02号”、“波兰03号”、“芭比娃娃”、“雅典娜”，福州的外籍卖淫女有“比利时01号”、“乌克兰02号”、“乌克兰06号”。2018年3月中旬，我知道了一名叫“芭比娃娃”的卖淫女，4月初“海哥”到机场接到了“芭比娃娃”，并安排其住进了天邑酒店，第二天我就给她排了不到10单生意，第三天她就被警察抓了，“芭比娃娃”是外籍卖淫女。沈佳告诉我“芭比娃娃”的经纪人是“kate凯特经纪2”，“芭比娃娃”被抓后“kate凯特经纪2”打了两段英文给才哥，翻译后为“你能帮帮我的女孩么？她在警察局”。另外周宁还供述了涉案手机使用微信、支付宝账号及使用方式情况，嫖客支付嫖资方式和工作室对嫖资分配情况，经纪人和业务员提成情况以及“海哥”等人与工作室合作情况等。 被告人周宁辨认出被告人沈佳、刘利。 27.被告人谢小莉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3年我在深圳周国才开设的桑拿会所上班，与周国才认识并交往了两年左右，分手后我离开了深圳。2018年春节前，周国才联系我想让我帮忙在成都打理其位于深圳的通过网络联系的卖淫嫖娼团队，我同意，之后周国才到自贡与我、杨琴（同在深圳的桑拿会所上班）商定了工资和提成待遇，并将联系深圳卖淫团队的两部手机交给了我们。之后我和杨琴租住在成都市成华区，周国才通过支付宝前后两次共转账租金21000元（实际租金2700元每月），我们两人每个月伙食费6000元。2018年4月底周国才告诉我和杨琴在深圳通过网络卖淫的团队被公安机关查处了，从此我和杨琴开始转而管理上海的团队。我们在接手上海片区业务时，还认识一微信名为“萝莉”的女子，我们接手前是“萝莉”负责上海地区的卖淫业务。我和杨琴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到次日凌晨2点结束，分早晚班。工作时间同时使用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有两个微信号可以切换，一个微信号×××，是联系在上海卖淫的妓女和管理妓女的经纪人的，这个微信里面的妓女主要来源有三个：一个是微信名“我是小助理”（一名叫“萝莉”的女子在使用，系周国才亲戚，之前管理上海团队，后来因工作另有安排上海团队才由我和杨琴接手）推送过来的；第二个来源是由微信名“菲儿”和微信号×××的微信推过来的；第三个来源是微信昵称“圣诞姐姐”（我备注名字为“茶茶经纪”）推送过来的。妓女的照片、视频、身高体重三围以及服务项目都是妓女自己发给我和杨琴。另一个微信号为×××，主要用来收取嫖资。另外一部手机也有两个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号为×××、名称“上海娱乐汇”是用来联系业务员和团队长的，团队长只有一个，微信名叫“终于等到你”，这些业务员都是团队长介绍来的，他们每介绍成功一笔性交易就要给团队长提成100元。业务员负责按照我和杨琴发到朋友圈的妓女信息推广给客人知道。另一个微信号×××用来收取嫖资。另外这部手机上还有收取嫖资的支付宝，名字叫“如烟”。 每天上班我和杨琴负责联系当天在上海上班的妓女，给她们留言问他们所在的房间号（最多时每天10个左右，最少3、4个），这些妓女所入住的酒店都是我和杨琴告诉妓女们的。知道各个妓女所在的房间后，我们就会看联系业务员的手机，看他们有没有推客人来，并把每天上班的妓女详细价格及招聘发布到朋友圈。如果有业务员联系的客人看上了对应的妓女，业务员就会问我们妓女所在地址和预约时间，时间合适就会告知客人前往，等客人到达相应酒店后，业务员会联系我们询问妓女所在的房间号并告诉客人。客人到达房间后，如果看上了小姐就会先付钱给业务员，业务员把我们所收取的妓女费用转给专门收钱的那两个微信号或者支付宝里。收到钱后我们会在当天晚上把妓女的钱转给对应的妓女，再把经纪人和团队长的钱分别转给他们，剩下的钱提现到微信或者支付宝对应的银行卡里面。每月除提成外的净收入大概5000至8000元不等，我们工作三个月这里总收入大概40万元左右。业务员每成功交易一单，就会将自己谈成的价格减去团队挂牌的价格剩下的钱自己留下，然后把挂牌价格的金额通过上述两个收取嫖资的微信号转给我们。业务员谈的价钱只有现金交易的时候我和杨琴才知道，因为现金交易流程是客人把现金给妓女，妓女把扣除自己收的钱之后剩下的钱转给我们。妓女有两个价格标准，一个是小姐实际收入的钱，一个是挂牌价格，挂牌价格减去实际收入的钱属于团队，基本挂牌价都是1500元至1800元，妓女自己收900至1200元不等。“我是小助理”不需要支取经纪费用，因为这个微信号推过来的妓女都是周国才自己管理的。 我和杨琴的工资和提成是一样的，第一个月底薪5000元，第二个月底薪10000元，第三个月因为只上了几天班底薪3000元，提成是按照每天的成交量计算，由周国才转到我们各自的银行卡，目前为止共发了2万元左右。周国才负责管理并给我和杨琴安排工作，每天我和杨琴都要把当天成交的账单用管理妓女的微信号拍照发给周国才。 我不清楚上海地区有多少卖淫女，因为团队里的妓女流动性很大，都在钟房号“如意”的那个手机里。微信号“noname”、“wxid_zd5wggmc8atu22”这两个是在上海团队上过班的外籍妓女，这两个外籍妓女都通过钟房安排完成过性交易；“婷婷”、“招财猫”、“吖宝”、“小芋头”、“幸运”、“小仙女”、“依依“、“跳跳baby”、“Abby”、“小张呀”都是上海团队中上过班的中国籍妓女。 被告人谢小莉辨认出被告人周国才、杨琴。 28.被告人杨琴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7年6月，我在深圳团队上班。2018年3月我和谢小莉在成都市成华区的操作员。5月20日周国才打电话叫我们换成上海团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成都团队具体负责成都招嫖业务（团队中有一个外号叫“沈大妈”的女子）。我通过安排客人和妓女从事卖淫嫖娼（每天十多个）进而在团队挣取工资和提成，在深圳团队时每月5000元工资没有提成，在上海时每月1万元的底薪，提成是每天10单生意以下每单提成5元，每天10单至20单每单提成10元，每天20单以上每单提成20元，以此类推，所有提成我与谢小莉平分，我一共挣了2万余元。 我所在的团队包括老板、团队长、经纪人、操作员、业务员、妓女。老板是周国才和周国波（周国才亲兄弟），负责团队所有事宜；团队长微信昵称“终于等到你”，管理所有的业务员；经纪人微信昵称“菲儿”和“茶茶”，负责招聘妓女、管理所有的妓女，以及和周国才联系定出妓女卖淫的价格，将妓女的照片和视频发给操作员，然后收取介绍费用（一单100元或者150元）；操作员负责安排妓女和客人，以及记账；业务员负责招嫖；妓女负责卖淫。我和谢小莉倒班，我上晚班，谢小莉负责早班。平时嫖客联系业务员，业务员通过微信联系我和谢小莉共用的工作号，我们用另一个工作号联系妓女，并把妓女的视频和照片发送给业务员，然后业务员发送给嫖客，嫖客挑选上妓女，和业务员谈好价格后，我们就将妓女的地址发送给业务员，业务员再发送给客人，嫖客自己和妓女完成性交易，完成后由妓女或者业务员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收取嫖资。 我们有两个工作微信号，一个是×××用来联系业务员，一个是×××用来联系妓女，周国才邮寄了两部工作手机，2018年1月在自贡又交给我两部手机，工作微信号、收取嫖资用的微信二维码和支付宝二维码都是周国才提供的。我每天下班时将当天的营业情况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将当天记账情况用微信发照片给周国才，现在账本被公安机关扣押。 我记得上海地区的外籍卖淫女大概有四到五个，“noname”“三个框框符号”都是上海钟房联系过的外籍卖淫女，并成功与客人发生过性交易。另外杨琴还供述了嫖资收取方式及分配方式的相关情况。 被告人杨琴辨认出周国才、沈佳、谢小莉。 29.被告人朱蓉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2018年4月左右，周国才到广东惠州找到我，并交给我两部手机，要我帮他从事网络组织卖淫工作，手机中事先安装好了微信。其中金色的手机里有200多个卖淫女，还有1个4人工作组。手机中存有的卖淫女有“千寻雪”“小萌妹”“乌克兰1号”“乌克兰2号”“俄罗斯1号”“俄罗斯2号”。四人微信工作群中有我、周国才以及两名女子。我和周国才女儿前期负责上海的钟房，后来周国才把我拉到四人工作群，让我向另两名女子交接上海钟房业务。 我每天联系卖淫女，如果有人愿意卖淫，我就会把该卖淫女信息推送给各卖淫片区的负责人，由双方私聊。各片区负责人每天也要把收入情况发到工作群中，我统计后截图发给周国才。另外一部黑色手机里有一个支付宝账户，专门用于接收各片区上交的提成。金色手机微信昵称为“我是小助理”，后来改为“龙啸天”“举高高”。卖淫团队主要分布在成都、无锡、福州、西安、上海。我在这个团队工作了1个月（5月份暂停一段时间），周国才通过支付宝支付给我工资3000元。2018年6月底，我联系不上周国才就把工作手机扔掉了。 30、被告人周国波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4、5月至9、10月，我在深圳帮“jack”网上招嫖，具体工作是联系嫖客，当时周国才负责管理“jack”手下的员工，沈佳和谢小莉与我的工作一样，但周国才感觉在“jack”的团队工作不愉快，就与我商量自己出来单做，并拉了“jack”团队的一些工作人员，之后沈佳、谢小莉、我、刘利、杨琴都在帮周国才做事。 2018年3月1日，周国才开了“公司”，组织卖淫女在成都、上海、无锡、重庆、西安五个城市从事卖淫活动，并邀请我担任公司中的财务，负责每天帮他收取卖淫女卖淫所得的收入，同时负责将公司收入的部分提成、工资转给其他工作人员。我不清楚公司具体有多少工作人员，周国才事先给每名工作人员发一部手机，手机里已经建好了一个微信群，我拿到手机后，手机里的微信群是“成都、上海、无锡”，群中周国才的昵称是“雷神”，我的昵称是“财务”，其余三名工作人员昵称分别是“成都”、“无锡”、“上海”，三人是微信昵称相应地区卖淫嫖娼业务的负责人。沈佳是成都片区负责人，还有一名工作人员杨琴，我不清楚其具体事务。周国才规定如果工作人员不愿意继续在公司上班了，必须将自己的工作手机返还给周国才，周国才也会召集各城市的负责人通过微信群开会，还会不定时的解散微信群，然后再重新建群。 我知道公司总共有10多名卖淫女，公司有两种方式招聘卖淫女，一种是通过在网络上打广告招聘卖淫女，一种是通过专门的经纪人介绍卖淫女到公司上班。卖淫女上班前，周国才要先通过卖淫女本人照片对其定价，并安排卖淫女到上述五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从事卖淫活动，安排好后周国才再将卖淫女资料发给相关城市的负责人，负责人就会联系卖淫女入住酒店，掌握卖淫女所住房间的房号后，负责人会对该卖淫女在网络上进行网络招嫖，每个城市的负责人在固定的微信群发布卖淫女的推广资料，该微信群的业务员就会用手机发朋友圈，客人看到招嫖信息后会联系业务员，业务员联系负责人得知卖淫女房号后再将信息告诉客人，客人就会前往相应酒店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业务员不是公司固定员工，但能从中获取相应提成。 我每月的工资是1万元，提成按照业务量来计算，当天业务在1至10单，按每单20元提成；11单至20单，按每单30元提成；21单至30单，按每单40元提成；30单以上按每单50元提成。公司每天经营时间从中午12点到次日2点多，每笔卖淫业务的价格在1300元-2000元之间，公司每天的营业额在13000元-20000元之间，我在公司担任财务期间公司的总收入在20万元左右，利润在10万元左右。我的工作都是通过工作手机在家中完成，我在公司总共上班50天，工资一共3万元左右。 被告人周国波辨认出被告人沈佳、刘利、周国才、朱蓉。 31.被告人游理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我的工作是负责找嫖娼客人，并在网上发布小姐卖淫信息网上招嫖，我的手机里有很多介绍卖淫嫖娼的微信群，给我介绍这个抢单员工作并发工资给我的人叫李海军，我主要是帮一个叫“ＫＩＳＳ”团队的小姐抢单，“ＫＩＳＳ”团队微信群内还有：“果宝”（负责管理抢单员的李海军）、“ＫＩＳＳ主号”（钟房老板的人，钟房有两个叫刘利和小周的女子），“ａｎｇｅｌａ”（不知道是谁）、“成都小宝”（负责管理抢单员和制定工作规矩的“海哥”，每成功一单生意，“海哥”都要从“ＫＩＳＳ”钟房那里提成一部分团队费，另外还会去机场接外籍卖淫女到成都卖淫）、“平平”和“阿杜”（抢单员）。我们经常合作的客户经理是成都波哥，微信号×××。“ＫＩＳＳ”团队管理小姐的钟房老板把小姐照片和底价通过微信发给我，我再把小姐的卖淫信息发布到微信朋友圈，还会发到我手机里20多个卖淫嫖娼的微信群里，如果群里有客人看上小姐了，我就把小姐所在的酒店和房间号发给群里的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就把地址发给客人自己去找小姐，如果客人要小姐上门，就由客户经理将地址发给我，我再发给钟房老板。钟房老板一般会收取每个小姐1500-1600元的底价，客户经理会给客人报价2000-2200元不等，其中的差价就是客户经理挣的钱，每单生意做成了钟房老板会给我50元，如果一个月接单超过50单或100单，还会有1000元或1500元的奖金。小姐会给客人一个钟房老板的二维码支付嫖资，微信收款账号叫“钱多多”，支付宝收款账号叫“快到碗里来”。客户经理也会给我一个付款二维码，我把二维码给钟房老板后，老板就把客户经理那部分报酬支付了，一般是一单一结，然后再支付我那部分报酬，一般一天一结。如果客人直接把钱支付给了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就会把钱转给我，我再把钱转给钟房老板，最后再由老板来统一分配。我干这个介绍卖淫嫖娼的工作一年多，每一单挣50元，每个月平均能接80单左右，每月大概能挣5000元左右。 我给“KISS家族”抢过单的卖淫女太多了，现在记得的有“李美亚”、“夏天天”、“蓝蓝”、“喵喵”，还有几个外籍卖淫女，俄罗斯的“baby”、乌克兰的“乌克兰168号”、波兰的“波兰03号”“波兰02号”。 32.被告人乐巍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我在2015年被认识的卖淫女带入接单与发单行业，他给我介绍了KISS和唯美团队。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接触发单接单，从2017年6月左右至今从事这个工作。发单的意思是掌握了嫖客的信息和需求后，将该信息发送出来；接单的意思是带卖淫女的人或者团队看到发单的提供的性交易信息后安排卖淫女完成性交易。我安排卖淫女为嫖客提供性交易，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单的人发送的业务中有适合我的，我就通过微信安排手下的卖淫女到客人提供的地址提供性交易，一种是有客人需要卖淫女的时候，我就会把客户的信息和要求发单给带小姐的人或者团队的微信号，他们再安排卖淫女找到嫖客提供性交易。 我加了50多个业务方面的微信群，每天中午12点左右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我就会进到各个微信群查看发单的情况，或者嫖客直接通过微信联系我，如果有嫖客需要我提供卖淫女，我就会通过朋友圈将当天卖淫女的照片和性服务内容（称为菜单）发送给嫖客，如果客人选中了，我就会给接单的说，如果嫖客上房，接单的就会将卖淫女的酒店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转发给嫖客，如果嫖客选择卖淫女上房，我就会将嫖客的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接单的，由接单的再给卖淫女说。我从事接单发单至今一共赚了7-8万元。 我手下有两个卖淫女，微信名为“熊甜甜”的卖淫女给同行报价1200元，接一单卖淫女自己提800元，我得400元，微信名为“A敏希”的卖淫女报价1500元，接一单卖淫女自己提成1000元，我得500元。如果我发单，我会根据报价加价400-500元不等。在2018年5月之前，我只做发单，5月之后我手下有两个卖淫女，我就以接单为主偶尔发单。我给KISS和唯美团队发最近一单是2018年4月19日，唯美团队安排卖淫女在时代锦江与嫖客完成了性交易，我赚了900元。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评述如下： 1.关于部分被告人行为的定性问题。首先关于沈佳，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证实，周国才、沈佳团队要求卖淫女在指定酒店进行卖淫，并对卖淫女的卖淫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并具有惩戒措施，根据情况将卖淫女调配到相应城市，另外对卖淫女被行政处罚还具有补偿措施，该团队对卖淫女具有组织、管理性质，构成组织卖淫罪，故对辩护人提出沈佳团队对卖淫女没有控制、管理行为，仅起到中介作用，应定性为容留、介绍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本院认为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受雇负责包装、发布卖淫女信息、联系业务员招嫖、安排卖淫女接待嫖客、记录卖淫次数和金额、按指示收取分配嫖资等，已然参与到管理过程，系组织卖淫活动的直接实施者之一，其行为均已明确具备了组织性质，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协助性质，故其行为均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行为。关于被告人朱蓉，根据在案证据证实，朱蓉受雇于周国才前期负责上海片区组织卖淫活动的钟房业务，工作职责与杨琴、谢小莉等人基本一致，后期负责向各卖淫组织片区推送卖淫女信息，并查收、核算多个片区账目，协调卖淫女跨区域调动，朱蓉的行为亦已具备组织性质，对卖淫者形成了管理与控制，构成组织卖淫罪。关于周国波，周国波受雇负责核对、收取各工作室嫖资，向各工作室推送卖淫女，其未直接参与卖淫活动的管理，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 2.本案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本院认为，根据各被告人的供述、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中各工作室与卖淫女联系时卖淫女的微信名称、聊天内容以及电子证据中工作室发布的卖淫女称呼、照片、视频等内容，另外综合考虑该组织卖淫团队的运作时间、模式、获利金额等情况，综合全案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认定周国才团队株洲工作室、成都工作室组织的卖淫女人数均为十人以上，且包括外籍卖淫女。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国才、沈佳、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共同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周国波、游理协助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乐巍介绍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介绍卖淫罪。十名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罪行，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国才系整个卖淫组织的创建者，其亲自或指示沈佳等人在各地成立组织卖淫团队，招募团队成员，决定团队成员的工资和提成，分配嫖资并处理卖淫组织的关键事项，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沈佳系株洲工作室负责人及股东，管理负责成都、福州地区的组织卖淫活动并分取提成，其在成都、福州组织卖淫团队的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刘利、周宁、谢小莉、杨琴、朱蓉系受雇按照周国才或沈佳的安排负责相应环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在具体量刑时，应根据各被告人的负责岗位和具体行为，并结合各被告人参与时间长短、主观恶性大小、参与程度、非法获利等具体事实、情节，适当区别量刑。关于本案扣押在案的丰田汽车，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系犯罪工具或被告人周国才违法所得购买，故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处置。 据此，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国才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30年6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被告人沈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8年6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三、被告人刘利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四、被告人周宁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五、被告人谢小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六、被告人杨琴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12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七、被告人朱蓉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9月6日起至2023年9月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八、被告人周国波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6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九、被告人游理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3年6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十、被告人乐巍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12月2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十一、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收缴；扣押在案的其他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宋 沙 人民陪审员  王世伟 人民陪审员  李丽琼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晓军 蒲海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