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6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曦，女，汉族，1980年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兵兵，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孺，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康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金盈新村华艺工业区C区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566362XQ。法定代表人:詹龙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幸福成长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办事处和平路金銮时代广场（弓村商业大厦）4楼4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7997853H。法定代表人:施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敏，女，汉族，1978年11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姬娜，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晓曦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康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深圳市幸福成长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施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晓曦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18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优先用于偿还被告电子公司的债务”的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认定为优先偿还施敏2016年7月25日借款及相关费用，电子公司剩余欠付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由各被上诉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从374万元款项来源来看，该374万元并非电子公司所自行筹得款项，而是施敏通过将房产过户至其本人名下，以刘巧云的名义获得的银行贷款。该笔贷款由施敏每月向银行进行偿还，施敏有权对该款项的用途进行支配。从实际支配情况来看，款项发放前施敏确认的还款计划及款项发放后施敏确认的催款书和承诺函，均可明确该笔374万元银行放款优先偿还出借日期在前的200万元本金及利息、230万元本金当期利息，扣除融资费用、垫付的税费等后，剩余的抵扣230万元中的部分本金，经计算为2016年11月8日确认的金额703748.33元。不难看出，该笔款项用于偿还出借在先的款项且还清款项所有人(即施敏）个人名义借款，更符合生活常理。其次，从涉案的230万元使用情况来看，明确用于电子公司经营周转，系帮电子公司还清了农村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即该230万元全由电子公司实际使用，电子公司为实际借款人。施敏作为连带担保人在获得的374万贷款后，扣除施敏本人名下借款、融资费用、利息、垫付的税费后，代电子公司偿还部分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施敏作为连带担保人，同时是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电子公司剩余欠付的本金多次进行了确认。陈晓曦诉请各被上诉人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关于剩余债权金额的确定有误。截至2016年11月2日欠付的金额应以施敏（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中核算的“703748.33元”为准。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变相高息”不成立。根据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和《融资服务协议》、《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确认函》等文件，其支付的费用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是陈晓曦自有资金出借给被上诉人应收取的利息，二是案外人深圳易达富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被上诉人提供了办理购买行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买卖交易和按揭贷款信息服务以及涉案款项融资服务，被上诉人依据《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向其支付咨询服务费。两者款项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被上诉人对于其应支付给案外人的费用，在其与案外人签订相关协议且后续债权结算中均进行了多次确认，一审法院不应再行予以调整并进行扣减。三、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1月3日后的利息计算标准有误。自2016年11月3日后陈晓曦已经收取的利息部分仍应按照年息36%的标准计算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刚发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7月31日施敏偿还了部分款项，对于该期间陈晓曦已经收取的利息，仍应按照年利率36%计算，一审法院的该调整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电子公司答辩称：电子公司为施敏的利益向陈晓曦借款。《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工商银行发放的贷款为电子公司借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在电子公司没有其他还款来源的情况下，电子公司向陈晓曦的借款230万元已由工商银行发放的贷款374万元优先偿付，电子公司无需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另外，根据陈晓曦提供的《借款借据》显示：施敏于2016年7月25向陈晓曦借款的200万元，只约定130万元用工商银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也符合374万元优先偿还电子公司向陈晓曦借款本息的约定。被上诉人文化公司答辩称：文化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对电子公司或施敏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电子公司与陈晓曦的《借款合同》第七条虽然把文化公司列为担保人，但文化公司并没有在合同最后一页盖章，不对电子公司的23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施敏答辩称：工商银行发放的贷款374万元不管是优先偿付电子公司的230万元借款，还是优先偿还施敏的200万借款，施敏都已经偿还了施敏向陈晓曦的借款200万元本息，偿还了电子公司向陈晓曦的借款230万元本息，偿还了易达海富公司垫付的首付款本金和服务费。并且已多还了钱。被上诉人陈晓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电子公司一次性偿还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的借款本金60万元；2、电子公司支付从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的利息12万元（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息2%的标准计算），利息实际计算至偿还所有款项之日止；3、文化公司、施敏对电子公司的以上支付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电子公司、文化公司、施敏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原审查明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10月10日，陈晓曦（出借人）与电子公司（借款人）、文化公司（担保人）、施敏（担保人）签订编号：深借201600901《借款合同》，约定：出借人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借款金额为230万元，以出款金额为准；借款仅限用于农村商业银行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赎楼；借款期限自2016年10月10日至2016年11月10日共计30天，具体以借款的实际发放日为起算日；借款月利率为3%，不足一月的按日折算，即日利率为0.1%；如借款人到期未还款且未能就展期事宜与出借人达成协议，则出借人有权对逾期的借款按每日千分之五的罚息利率从逾期之日起计收罚息；借款人以房产抵在工商银行的二手楼按揭贷款确认书（编号：2016676657）项下发入的贷款为本合同项下的第一还款来源，但不排除借款人用其它的还款来源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之后，电子公司（借款人）、文化公司（担保人）、施敏（担保人）出具了《借款借据》，记载：今有深圳市康特电子有限公司向陈晓曦借到230万元，用于企业周转，借款期限为30天，最终以实际用款天数为准，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2016年10月18日，案外人何美娟向施敏转款230万元。2016年10月19日，案外人何美娟出具《代付证明》，记载：本人何美娟于2016年10月18日通过招商银行账号62×××09，向深圳市康特电子有限公司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龙华支行账号00×××75存款230万元，该笔款项是代陈晓曦支付款项。2016年11月8日，施敏出具《承诺书》，记载：深圳市康特电子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借款230万元，截至2016年11月2日尚余欠款703748.33元。本人及深圳市幸福成长文化有限公司承诺以上借款于2017年5月1日前全部还清。该承诺书手写“附”部分记载：11月还本金5万及利息；12月还本金5万及利息；1月还本金5万及利息；2017年2月还本金10万元及利息；3月还本金15万元及利息；4月一次性结清余款及利息。2017年6月28日，文化公司、施敏签署《催款通知及还款承诺书》，记载：深圳康特电子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借款230万元，截至2017年6月28日本金及利息等共欠款75万元。本人施敏及深圳市幸福成长文化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及担保人承诺以上借款于2017年9月30日前全部还清。另查，2016年7月25日，施敏（乙方）与案外人深圳易达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甲方）签订《融资服务协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提供融资的信息咨询及协助办理融资服务；办理购买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买卖交易及按揭贷款，咨询服务费按批款金额的2%收取；免费垫付定金40万元，首付款垫资126万元，服务费按0.11%/天计算，实际使用金额及天数以转账记录为准；办理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赎楼，赎楼金额240万，服务费按0.1%/天计算，实际使用金额及天数以转账记录为准；自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融资服务费5000元，等放款后1年工作日内将剩余全部服务费支付完毕，融资服务费用汇入甲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即本案陈晓曦名下中信银行深圳市南山支行账号62×××47）或至甲方营业处支付现金。2016年7月25日，施敏（甲方）与案外人资产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甲方拟融资200万元整用于资金周转；融资期限30天；融资期限内服务费为融资款项的3%，即6万元，由甲方在收到融资款前一次性支付，且不得要求退还；如借款经出借人许可得以展期，则展期内咨询服务费交纳标准为每展期1天，收到融资款项的0.167%。2016年7月25日，陈晓曦与施敏签署订《借款合同》，约定：出借人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7月26日至2016年8月25日共计30天，具体以借款实际发放日为起算日；借款月利率为2%，时间不足一月的按日折算，日利率=月利率/30，本合同借款期限内利息共计4万元整，利息可在出借人出款前一次性给付；如借款人到期未还款且未能就展期事宜与出借人达成协议，则出借人有权对逾期的借款按每日千分之五的罚息利率从逾期之日起计收罚息。同日，施敏出具《借款借据》，记载：今有施敏向陈晓曦借到200万元（最终以实际用款天数为准）。该借款下方手写部分记载：“以上借款分批发放，以实际到账记录为准。7月26日50万，7月30日50万，8月2日100万。还款计划：7月26日5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为还款来源，7月30日5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8月2日3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70万房产公证至我司指定人员名下，从11月起每月还本金10万元……”。陈晓曦、施敏确认，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银行贷款发放后向陈晓曦支付款项374万元。陈晓曦为说明施敏于2016年11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中记载“尚余欠款703748.33元”的计算方式，提交了一份计算表格（截至2016年11月8日），该表格记载了6笔债权：1、2016年7月26日出借100万元，已收利息9万元（月息3%）、咨询服务费6万元（月2%）；2、2016年8月2日出借50万元，已收利息4.5万元（月息3%）、咨询服务费3万元（月2%）；3、2016年8月8日出借50万元，已收利息4.5万元（月息3%）、咨询服务费3万元（月2%）；4、2016年8月19日出借126万元，已收利息88240元（月息3%）、咨询服务费7560元（月0.3%）；5、2016年10月18日出借230万元，已收利息69000元（月息3%）、尚未收取咨询服务费；6、2016年7月26日出借87000元，尚未收利息、咨询服务费。该表格另记载“咨询服务费374万×2%”，即“74800元”。针对上述计算表格，施敏电子公司和文化公司提出：第1、2、3笔的利息标准根据合同应为月息2%，而不是3%；不应当收取咨询服务费；第4笔不应当计息，因为陈晓曦实际控制了施敏的收款账户，可以立即清偿。又查，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之后的清偿情况如下：1、2016年12月5日清偿22000元；2、2017年1月15日清偿4000元；3、2017年1月16日清偿26000元；4、2017年1月19日清偿50000元；5、2017年1月23日清偿20000元；6、2017年3月3日清偿51362元；7、2017年4月18日清偿15000元；8、2017年4月19日清偿50000元；9、2017年4月21日清偿30000元；10、2017年5月16日清偿50000元；11、2017年7月3日清偿22500元；12、2017年7月31日清偿150000元。原审庭审时，陈晓曦、电子公司、文化公司、施敏针对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是否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陈晓曦认为，根据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剩余债务仍系电子公司所负，故该笔还款不是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电子公司、文化公司、施敏认为，根据电子公司所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来源以及施敏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的《借款借据》上的还款计划，可以推断该笔还款应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原审法院认为，陈晓曦与电子公司、文化公司、施敏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陈晓曦与施敏签订的《借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为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是否优先用于电子公司的借款；二、本案债权金额的确定。一、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是否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法院认为，该笔还款应当认定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理由如下：首先，施敏于2016年7月25出具的《借款借据》所对应的系其与陈晓曦当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借据上记载的“还款计划”确认：“7月26日5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为还款来源，7月30日5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8月2日3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70万房产公证至我司指定人员名下，从11月起每月还本金10万元……”。故，针对该笔借款的还款来源，并未安排由银行贷款全额清偿。其次，电子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以房产抵在工商银行的二手楼按揭贷款确认书（编号：2016676657）项下发入的贷款为本合同项下的第一还款来源，但不排除借款人用其它的还款来源用于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在借款人（即电子公司）未明确其他还款来源的情况下，按合同之约定涉案房产抵押贷款应当优先用于清偿该笔债务。再次，施敏出具的《承诺书》中虽有剩余债务系电子公司所负之陈述，但该《承诺书》并未得到电子公司的认可，不能当然构成对电子公司的约束。最后，电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仅限用于农村商业银行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赎楼”。综合考虑该笔借款的用途、相应的借款出借、还款的实际情况以及陈晓曦的催收情况，可以推定该笔借款与施敏之关联性更大于与电子公司之关联性，因此，认定该笔还款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之债务，更符合权利义务对等之原则；陈晓曦要求电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文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债权金额的确定。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取得银行贷款374万元后用于清偿涉案债务。按照常理，此时债权人、债务人应当对借款的清偿情况进行对账核算，故而，施敏于当日出具的《承诺书》所记载的剩余欠款金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对此，陈晓曦也提供了相应的计算表格。但，针对陈晓曦计算表格中第1、2、3、4笔借款项下记载的“咨询服务费”，应当认定为变相收取的高额利息，理由如下：首先，虽然《融资服务协议》及《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协议》系施敏与案外人资产公司签署，但相关咨询服务费却进入陈晓曦的账户，由陈晓曦实际收取；其次，从本案施敏办理借款、银行贷款以及还款的一系列案件事实综合来看，可以认定施敏收到了陈晓曦提供的借款以及陈晓曦与案外人在其办理涉案房产银行贷款中提供的帮助；但除此之外并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为施敏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咨询服务。陈晓曦就涉案借款收取了相应的利息，并就涉案房产发放的银行贷款部分按2%的比例收取了咨询服务费。故而，陈晓曦或者陈晓曦通过案外人就涉案借款再行向施敏收取咨询服务费，实为逃避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款利息限额的规定，应认定为变相收高额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于过高利息是不应予以保护的。在本案借款纠纷中，陈晓曦追求过高利息存在过错，施敏在未能认真核算欠款金额的情况下签署《承诺书》亦存在疏忽；综合考虑本案借款、还款的事实，陈晓曦、施敏的过错情况等，基于公平之基本原则以及计算之便利，法院将欠款计算方式酌定如下：1、截至2016年11月2日，施敏欠款金额应从《承诺书》中“703748.33元”中扣减陈晓曦收取的超过月息3%的变相高息，即咨询服务费共计127560元（60000元+30000元+30000元+7560元），那么，该日尚欠款项为576188.33元（703748.33元-127560元）。2、自2016年11月3日起，以576188.33元为基数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利息，《承诺书》中确定的罚息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施敏此后的还款先用于清偿已发生的利息，剩余部分清偿本金。施敏尚欠款项计算如下：1、至2016年12月5日，期间共33天，产生利息12502.50元（576188.33元×24%×33天/365天），施敏还款22000元，其中清偿利息12502.50元，清偿本金9497.5元（22000元-12502.50元），剩余本金566690.83元（576188.33元-9497.5元）；2、2017年1月15日，期间共41日，产生利息15277.36元（566690.83×24%×41天/365天），施敏还款4000元，尚欠利息11277.36元，剩余本金566690.83元；3、2017年1月16日，期间共1天，产生利息372.62元（566690.83元×24%×1天/365天），施敏还款26000元，其中清偿利息11649.98元（11277.36元+372.62元），清偿本金14350.02元（26000元-11649.98元），剩余本金552340.81元（566690.83元-14350.02元）；4、2017年1月19日，期间共3天，产生利息1089.55元（552340.81元×24%×3天/365天），施敏还款5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1089.55元，清偿本金48910.45元（50000元-1089.55元），剩余本金503430.36元（552340.81元-48910.45元）；5、2017年1月23日，期间共4天，产生利息1324.09元（503430.36元×24%×4天/365天），施敏还款2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1324.09元，清偿本金18675.91元（20000元-1324.09元），剩余本金484754.45元（503430.36元-18675.91元）；6、2017年3月3日，期间共39天，产生利息12430.96元（484754.45元×24%×39天/365天），施敏支付51362元，其中清偿利息12430.96元，清偿本金38931.04元（51362元-12430.96元），剩余本金445823.41元（484754.45元-38931.04元）；7、2017年4月18日，期间共46天，产生利息13484.63元（445823.41元×24%×46天/365天），施敏还款15000元，其中清偿利息13484.63元，清偿本金1515.37元（15000元-13484.63元），剩余本金444308.04元（445823.41元-1515.37元）；8、2017年4月19日，期间共1天，产生利息292.15元（444308.04元×24%×1天/365天），施敏还款5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292.15元，清偿本金49707.85元（50000元-292.15元），剩余本金394600.19元（444308.04元-49707.85元）；9、2017年4月21日，期间共2天，产生利息518.93元（394600.19元×24%×2天/365天），施敏还款3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518.93元，清偿本金29481.07元（30000元-518.93元），剩余本金365119.12元（394600.19元-29481.07元）；10、2017年5月16日，期间共25天，产生利息6001.96元（365119.12元×24%×25天/365天），施敏还款5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6001.96元，清偿本金43998.04元（50000元-6001.96元），剩余本金321121.08元（365119.12元-43998.04元）；11、2017年7月3日，期间共48天，产生利息10135.11元（321121.08元×24%×48天/365天），施敏还款22500元，其中清偿利息10135.11元，清偿本金12364.89元（22500元-10135.11元），剩余本金308756.19元（321121.08元-12364.89元）；12、2017年7月31日，期间共28天，产生利息5684.50元（308756.19元×24%×28天/365天），施敏还款150000元，其中清偿利息5684.50元，清偿本金144315.5元（150000元-5684.50元），剩余本金164440.69元（308756.19元-144315.5元）。自2017年8月1日起，施敏应以164440.69元为基数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利息至本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本案中，施敏是直接债务人，陈晓曦要求施敏承担连带责任不妥，但其诉讼主张实际上包含要求施敏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故法院直接认定施敏向陈晓曦偿还借款本金164440.69元及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施敏向陈晓曦偿还借款本金164440.6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164440.69元为基数，按24%/年的标准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晓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施敏负担9645.13元，陈晓曦负担2854.87元；保全费4870元，由施敏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陈晓曦的上诉请求及争议事实，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第一，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是否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本院认为，陈晓曦与电子公司、文化公司（担保人）、施敏（担保人）在《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仅限用于农村商业银行加福广场A栋23A2房产的赎楼”，“借款人以房产抵在工商银行的二手楼按揭贷款确认书（编号：2016676657）项下发入的贷款为本合同项下的第一还款来源，但不排除借款人用其它的还款来源用于偿还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向陈晓曦还款374万元，是合同约定的房产抵在工商银行的按揭发放贷款。在借款人电子公司未明确其他还款来源的情况下，按合同之约定涉案房产抵押贷款应当优先用于清偿该笔债务。且根据施敏于2016年7月25向陈晓曦借款200万元出具的《借款借据》“还款计划”确认130万以工行按揭贷款发放还款，70万房产公证至我司指定人员名下，从11月起每月还本金10万元……。故可以认定施敏向陈晓曦借款200万元的还款来源，双方认可并未安排由银行贷款全额清偿。因此，本院认定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应当认定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陈晓曦上诉主张施敏出具《承诺书》说明剩余债务系电子公司所负，但该《承诺书》并未得到电子公司的认可，不能当然构成对电子公司的约束。综上，陈晓曦上诉主张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还款374万元优先用于清偿施敏200万元的借款，要求电子公司承担剩余借款的清偿责任，文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施敏还应偿还陈晓曦的剩余借款数额。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认定，施敏的还款374万元优先用于清偿电子公司的借款230万元，电子公司已偿还了向陈晓曦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施敏相对陈晓曦是直接债务人，陈晓曦要求施敏承担连带责任不妥，但陈晓曦诉讼主张实际上包含要求施敏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施敏向陈晓曦偿还剩余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审判决后，施敏不上诉，视为对原审判决的认同，本院予以确认。陈晓曦就涉案借款收取了相应的利息，又就涉案房产发放的银行贷款部分按2%的比例收取了咨询服务费。原审认定陈晓曦或者陈晓曦通过案外人就涉案借款再行向施敏收取咨询服务费，实为逃避法律、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款利息限额的规定，属于变相收高额利息。原审综合考虑涉案借款、还款的事实，陈晓曦、施敏的过错情况及公平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陈晓曦提交的施敏《承诺书》中的欠款金额“703748.33元”，扣减陈晓曦收取的变相高息咨询服务费127560元，认定截止2016年11月2日施敏尚欠借款576188.33元，符合法律规定和裁判规则，本院予以确认。陈晓曦上诉主张咨询服务费为合法收入，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纳。陈晓曦与施敏于2016年7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故原审认定自2016年11月3日起，施敏应向陈晓曦偿还剩余借款576188.33元，并以576188.33元为基数按年息24%的标准计算利息。施敏于2016年11月2日之后向陈晓曦清偿如下款项：1、2016年12月5日清偿22000元；2、2017年1月15日清偿4000元；3、2017年1月16日清偿26000元；4、2017年1月19日清偿50000元；5、2017年1月23日清偿20000元；6、2017年3月3日清偿51362元；7、2017年4月18日清偿15000元；8、2017年4月19日清偿50000元；9、2017年4月21日清偿30000元；10、2017年5月16日清偿50000元；11、2017年7月3日清偿22500元；12、2017年7月31日清偿150000元。原审根据月利率2%的标准核算，认定截止2017年7月31日，施敏尚欠陈晓曦借款剩余本金164440.69元，判令施敏向陈晓曦偿还借款本金164440.6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164440.69元为基数，按24%/年的标准自2017年8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陈晓曦上诉主张施敏2016年11月2日之后清偿的款项利息应按月利率3%的标准核算，与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陈晓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0元，由上诉人陈晓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彭  建  钦审判员 蔡  雪  燕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温岛(兼)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