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03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新利，男，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姗，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法定代表人：王正宇，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法定代表人：陈劲松，公司董事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蓓，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菁菁，广东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新利因与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泽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行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新利上诉请求：1.撤销（2019)粤0303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2.改判两被上诉人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500000元及利息187454.17元(利息从2012年5月28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起诉日2018年12月12日，实际计至清偿之日）；本息合计687454.17元；3.判令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罗湖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按照罗湖法院关于网上立案的相关规定，于2018年12月13日在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上提交立案申请，应认定该日期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间。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应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关于“权利人提出请求的”，在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情况中，应当理解为权利人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了一定行为。本案中，上诉人依照罗湖法院的相关规定，己于2018年12月13日在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上提交了立案申请，上诉人提交立案申请的行为，应当被视为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而不应根据人民法院审查材料后发出诉前联调通知书的日期作为上诉人要求保护权利的日期。故，本案上诉人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的时间应为2018年12月13日。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签收刑事案件判决书之日起算。关于本案中涉及的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认定该公司在严重亏损无归还能力的的情况下，为骗取资金，以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设立红鹰基金，使用虚假的财务数据制作募集说明书，隐瞒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严重亏损的事实，虚构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利润，以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市为幌子承诺一定年收益利率，在末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情况下，向不特定人员募集资金，构成资金诈骗罪、合伙诈骗罪。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3日签收该《刑事判决书》后，才从该案卷中得知被上诉人详细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虽然为该红鹰基金提供募集顾问服务并代理销售，但其并没有核查相关收入，利润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以原法人罗守坤个人名义收取了募集服务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盛泽公司及母公司世联行公司均无代理销售基金的资质，却作为红鹰基金的募集顾问并代理销售该基金。既然作为募集顾问收取代理费，就有责任核实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有责任确保其销售的理财产品合法性，被上诉人在没有履行其应有责任的情况下，利用上诉人等普通投资者对被上诉人作为上市公司的信任，利用上市公司世联行公司的形象和渠道向上诉人等投资者推销该红鹰基金，导致上诉人遭受损失，至今未取回分毫投资款。在签收该《刑事判决书》之前，上诉人并未完全了解被上诉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无法组织证据材料提起诉讼,上诉人要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签收《刑事判决书》的次日，即2015年12月24日起算三年，至2018年12月23日届满。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3日提起立案登记，即要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利，上诉人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上诉人特上诉至贵院，望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答辩称：一、对于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有异议，被上诉人仅为推荐人，只收取服务费，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远远超过其收取的服务费。二、被上诉人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至少在2015年7月10日刑事案件开庭时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被提起公诉，此时诉讼时效开始重新起算，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主张应当先刑后民，但该原则不适用被上诉人，因为侵权行为而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并非被上诉人。刑事判决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影响上诉人在合理诉讼时效内向其他人主张民事权利，上诉人主张应从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侵权责任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实际是在了解到马国佑等五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胜诉后，明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才亦提起本案诉讼，刑事案件判决书中亦明确记载被害人的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因此上诉人是清楚被上诉人并没有被提起公诉。上诉人购买涉案基金时，世联行公司尚未收购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杜新利一审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500000元及利息187454.17元(利息从2012年5月28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起诉日2018年12月12日，实际计至清偿之日）；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一、原告与深圳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南航空港设备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并签订协议。原告投资金额为500000元。二、2012年5月22日，被告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被告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就红鹰基金的募集工作达成一致，被告盛泽公司或其关联企业作为发起基金的募集服务顾问；被告盛泽公司提供的募集顾问服务的期限为2个月，自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止；基金募集成功的，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按被告盛泽公司所募集的客户实缴出资额×1.5%支付募集服务费和管理费；被告盛泽公司有权了解基金有关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控制等信息，有权及时、完整地知晓各种与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信息、资料；被告盛泽公司应按工作进度，及时地提供募集顾问服务；基金募集成功的，被告盛泽公司有权按合同的约定收取募集服务费和管理费；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应按照被告盛泽公司的要求提供与基金项目相关的信息及资料，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及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合法。合同签订后，被告盛泽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收取了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的服务费216750元。三、2012年11月12日，原告作为报案人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递交《举报特大集资诈骗案的情况说明》，主张被告盛泽公司作为基金销售商，提供虚假宣传资料，蒙蔽投资人，达到销售该基金收取佣金的目的，要求被告盛泽公司在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人得不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2012年12月19日原告又向该局递交《关于吴捷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举报信》，请求以集资诈骗罪追究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并要求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四、2015年12月14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犯集资诈骗罪等作出（2013)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70号、（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48号、（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吴捷在明知无归还能力情况下，伙同李春晖在深圳××××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空壳公司，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2012年3月，李春晖及欧阳江南以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名注册成立了红鹰基金，陈雪芳作为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出纳负责红鹰基金的相关财务事宜，自2012年5月至8月期间陆续骗取包括原告在内的十九人共计2275万元。上述判决认定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吴捷构成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的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追加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2015年2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五、被告盛泽公司的股东为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被告世联行公司，持股100%。被告盛泽公司为被告世联行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被告盛泽公司为仅有一名法人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六、原告作为涉案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涉案刑事诉讼程序中，退赔等事项尚未执行到位。七、2018年1月，马国佑等红鹰基金的投资人基于与本案原告同样的事实理由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马国佑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马国佑等原告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马国佑等原告与被告盛泽公司之间为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盛泽公司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有偿的金融产品理财服务，其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对所推介的金融产品尽到合理的尽职调查义务，确保其在向马国佑等原告推介的过程中提供真实、可靠、确凿的信息。被告盛泽公司作为红鹰基金的销售渠道，在推介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基金的合法性进行最基本的审核。在红鹰基金不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客户推介红鹰基金，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对马国佑等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而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涉案单一客户的投资金额均高迖数十、上百万元，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人，应当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知，其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马国佑等原告却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受到较高收益回报率的诱惑，选择明显不具备基金代销资质的被告盛泽公司来购买基金。被告盛泽公司在马国佑等原告支付资金并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其出示《合伙协议》、《入伙协议》的空白合同文本。但马国佑等原告并没有全面了解合同内容、明确资金投资去向、查询红鹰基金的合法备案情况等，而是偏听偏信被告盛泽公司的口头宣传，轻易将大额资金投资购买涉案非法基金，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序，酌定被告盛泽公司对马国佑等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世联行公司通过由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告盛泽公司百分百股权，实际上是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在被告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被告世联行公司应当对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二被告的再审申请。以上事实有《合伙协议》、《合作协议》、《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和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第一，二被告是否应就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对焦点一，法院认为，被告盛泽公司作为红鹰基金的销售渠道，在推介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基金的合法性进行最基本的审核。在红鹰基金不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向不特定客户推介红鹰基金，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对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而产生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原告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人，应当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知，其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原告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选择明显不具备基金代销资质的被告盛泽公司来购买基金，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序，酌定被告盛泽公司对原告因购买红鹰基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被告世联行公司通过由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告盛泽公司百分百股权，实际上是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在被告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被告世联行公司应当对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焦点二，法院认为，原告在2012年11月1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已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于2012年11月12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报案，要求被告盛泽公司在深圳市红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人得不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2012年12月19日原告又请求以集资诈骗罪追究被告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并要求被告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提起公诉的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追加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2015年2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原告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理应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至迟也应当在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日就知道被告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未被立案、未提起公诉，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至迟从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之日起重新计算。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原告向二被告主张民事权利，原告主张应自刑事案件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后有向二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联调，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被告现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新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74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盛泽公司一审称包含上诉人在内的13宗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系列案件，与马国佑等五人起诉的案件在诉讼时效上有根本性不同，马国佑等五人从2012年至2018年之间曾多次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上诉人等13名受害人自从2012年、2014年向公安机关要求追究责任之后，再没有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过权利。二、上诉人提交一份以红鹰基金受害人身份致函盛泽公司、深圳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世联行公司的函件《关于追究世联金融涉嫌吴捷集资诈骗案件中连带责任的函》，该函件上有16名红鹰基金受害人的签名，包含此前已经向原审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的马国佑等五位受害人，上诉人未在该函件上签名。该函件记载签收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上诉人称签收人是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的法务经理，该函件是全体受害人委托受害人中的徐燕、马国佑转交给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上诉人以此证明红鹰基金的受害人在维权过程中不存在个别人单独维权的情况，马国佑等五人是代表全体维权的，其起诉的案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亦未超过诉讼时效。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证明全体红鹰基金受害人是一个整体，只能证明在该材料上签名的16人在2014年9月有向世联行公司提交过该份函件。且在该函件上签名的马国佑等人已经另行提起诉讼。本院询问上诉人有无证据证明2014年9月之后，马国佑等五人继续多次向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主张权利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能否显示代表了其他的受害人共同主张权利？其他受害人有无在马国佑等五人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中共同签名？上诉人称没有书面证据。三、上诉人投资入伙的红鹰基金产品说明中约定基金投向用于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资金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上诉人在《举报特大集资诈骗案的情况说明》中举报，其受骗购买投入到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红鹰基金被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吴捷挪作他用，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以筹资为名实施集资诈骗行为，要求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退回挪用基金本金、支付利息；举报盛泽公司销售涉案基金时虚假宣传，蒙蔽投资人，要求盛泽公司在上诉人未能得到足额赔偿时承担赔付责任。上诉人在《关于吴捷等人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举报信》中举报要求追究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捷、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晖，以及盛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守坤的刑事责任，要求世联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欧阳江南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确认其是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涉案刑事案件判决于2016年1月20日生效。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就上诉人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上诉人2012年向公安机关控告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李春晖、以及被上诉人等犯罪嫌疑人涉嫌集资诈骗，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公诉机关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先后对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捷、欧阳江南、陈雪芳提起公诉、追诉。虽然公诉机关只对上诉人控告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提起了公诉，对于本案被上诉人未提起公诉，但公诉机关并未对上诉人控告的刑事案件决定不予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该刑事案件已经进入了审理阶段，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原审判决认为公诉机关对于受害人控告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未提起公诉，则受害人对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请求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受害人知道公诉机关未对该部分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时开始重新计算，该认定系对上述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主张其在收到刑事案件判决后才完全了解盛泽公司、世联行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从其收到刑事判决后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该理由具有合理性，亦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涉案刑事案件判决于2016年1月20日生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5年10月1日实施，本案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实施前一直处于中断情形，因此2016年1月20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时应当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上诉人2018年12月提起本案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盛泽公司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而虽然上诉人与盛泽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在上诉人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盛泽公司也并非合同当事人，但上诉人与深圳市南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从未直接接触、洽谈，上诉人就涉案基金的了解全部基于盛泽公司的介绍。盛泽公司将涉案基金推介给上诉人并协助签订合同的行为，也并非无偿服务，而是按照客户实缴出资额的1.5%收取较高的经济回报。因此盛泽公司实际上向上诉人提供的是一种有偿的金融产品理财服务，其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对所推介的金融产品尽到合理的尽职调查义务，确保其在向上诉人推介的过程中提供真实、可靠、确凿的信息。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盛泽公司作为涉案基金的销售渠道，未尽职调查涉案基金的合法性，在明知涉案基金不具备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资格及基金管理资格的情况下，仍向不特定客户推介涉案基金，具有明显过错，应对上诉人的财产损失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上诉人作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应对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具有合理选择资金投资途径、承担自主投资风险的能力和义务。然而，上诉人没有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而是受到较高收益回报率的诱惑，选择不具有基金代销资质的被上诉人盛泽公司购买基金，且没有对项目进行全面查询了解，而是偏听偏信盛泽公司的口头宣传，对于最终造成自身财产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审判决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被上诉人盛泽公司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在涉案刑事案件中的退赔等事项尚未执行到位，因此上诉人的损失为购买基金的全部本金50万元及其利息。被上诉人盛泽公司应对上述损失的40%承担赔偿责任，即应当赔偿上诉人20万元本金及利息。上诉人上诉要求赔偿全部本金50万元及利息，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款项支付之日即2012年5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本不违反法律规定。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基于此，本院认定，涉案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应当分段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5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被上诉人世联行公司通过其百分百持股的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百分百股权，实际系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一人股东，世联行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两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世联行公司应当对被上诉人盛泽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亦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杜新利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43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杜新利2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5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三、被上诉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上诉人杜新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74元，由上诉人杜新利负担6404元，由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75元，由上诉人杜新利负担6405元，由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270元。上诉人杜新利多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27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上诉人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270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钟文俊（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