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9143号原告：邓民锋，男，1957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本朝，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燎原，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怀，男，195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喜生，广东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民锋与被告李本朝、王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被告李本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燎原、被告王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喜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6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费用67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43505元（该利息金额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0年9月16日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止，但实际利息应计算至二被告返清款项之日止）；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直接投入的资金损失148000元和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25万元；4、本案所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等费用均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于2010年6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二被告提供*公司合作地块（两块地情况：广州市白云区*路119406平方米；广州市白云区*路*村29870平方米）的使用权给原告，原告出资投入项目，具体由双方成立投资公司与*公司签订正式合作合同书，以运作合作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二）款还同时对二被告具体负责办理的项目手续内容进行了约定，其内容具体包括：1、提供项目建设用地，共同选址，协调经济社按时移交土地，使项目顺利开工；2、向*公司提供项目所需的文件、证件、证明；3、开发建设土地测量、设计、环保审批、安监及消防审批，设施配套等手续办理；4、按法规在政府职能部门办理立项、规划选址、国土审批、报建、申报证件、办理项目批、文、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原文件项目公司存档；5、于协议生效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在广州市规划部门办妥批准同意恢复项目原选址的有效文件；6、在取得同意恢复的有效文件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办妥区环保局批准文件（含环保评估25个工作日在内）；7、取得环保局在批准文件之日50个工作日内在广州市规划局办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8、按政府职能的办理程序和规定时间取得各种法规证件。《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依约定于2010年6月22日成立项目公司即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拟以该公司名义运作原被告双方合作的项目。为推进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在2010年7月29日至2013年9月10日期间，原告向二被告支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费用675000元，投入项目所需其他资金148000元。但二被告收到原告投入的资金后怠于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义务，至今未能办理项目所需任何手续，致使双方约定项目无法继续推进，至今原被告双方拟合作项目处于长期停滞，造成原告巨大损失。为维护原告自身权益和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特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除双方合作关系并追究二被告违约责任，希望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被告李本朝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主张解除其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后，被告按照约定积极履行办理相关手续事宜，以*公司的名义先后多次向广州市土地规划部门申请办理用地手续，至原、被告（代理人）及李*公司与钟*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前，已于2010年10月22日取得了广州市规划局的《关于申请工业用地项目规划选址的复函》，又于2010年11月9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局立案办理《出具村经济发展工业用地的书面意见》，并作为《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办理用地手续前期成果。相反，因此申请用地受*建设规划（政府原因）影响，办理相关用地手续还需要大量资金，原告缺乏资金，经双方协商，引进第三方钟*投资，并于2011年1月20日签订《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原告与被告李本朝退出。2、在《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本案《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已经终结履行了，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此时，钟*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其中邓民锋收取了200万元，被告李本朝与王怀各收取了100万元。3、即使《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各方经过协商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解除了《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解除的根本原因是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属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该不可抗力的原因及于《合作协议书》。即使《合作协议书》不因《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生效而终结，《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也实际落空了，原因是不可抗力，并非被告违约。根据《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第1项的约定，合同双方均免责。4、退一步说，即使原告还存在《合作协议书》解除权，而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适用除斥期间，形成权须在除斥期间内行使，除斥期间届满，形成权消灭。至少在签订《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时，原告就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作协议书》因政府部门（*建设）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即使原告有权解除《合作协议书》，直到2019年8月14日，原告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解除《合作协议书》，远远超过了1年的除斥期。二、原告主张返还建设规划用地许可证费用675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清偿直接投入的资金损失148000元、赔偿225万元可得利益损失，与事实不符，缺乏理据。1、原告提交的证据二第11页是伪造证据。该《收条》由被告王怀出具，其上签署的“李本朝”不是李本朝本人书写的。经王怀确认，是王怀应原告要求书写上诉的。出具该《收条》时，并无“2006年8月28日在*管理局办妥的*审字（2006）112号用地面积29870平方米，在三个月内若未办理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由王怀、李本朝等二位先生退回人民币675000元给邓民锋，特此为凭。”文字，从字迹及该段文字的位置，不难判断明显是原告事后添加上去的，是伪造的。原告为达诉讼目的，不惜伪造证据。2、姑且不论前述添加文字的性质如何，在2010年9月16日的三个月内若未办理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由王怀、李本朝等二位先生退还675000元给邓民锋，至原告起诉期间长达近9年，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同理，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资金损失即使成立，也因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3、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由原告主导合同项目的相关事宜，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费用应由原告支付。第一，李*公司是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设立的项目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2日，直接与广州石井红星经济发展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广州石井红星经济发展公司负责提供项目的建设用地、共同选址，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运作。第二、原告是李*公司占60%的控股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第三、已于2010年10月22日取得的广州市规划局的《关于申请工业用地项目规划选址的复函》，2010年11月9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局立案办理《出具村经济发展工业用地的书面意见》，经以红星公司名义向广州市规划局申请，该局于2011年1月31日回复《关于申请领取历史批复文件的复函》，均属于被告（项目公司）前期工作成果。第四、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均由被告王怀签收。被告李本朝不知情。被告王怀是否用于项目公司办理相关业务，被告李本朝不清楚。但是，按照约定，项目公司由原告出资前期投入费用，从该组证据来看，被告王怀签收原告支付的所有前期费用应该均用于前期开销。原告在其提交的证据二第9页“办事土地费675000元”、“10.11.24结算全部支付约964000元”予以确认，连同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确认的被告“前期征地乙方已付费用448.4万元”及其他前期费用，在《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第二条“乙方确认甲方为完成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各项工作已经支付了前期选址费用和补办后续规划许可证费用合计1300万元”再次得到确认，各方经过此结算，双方已支付的前期费用均已对外支付，实际属于各自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第五，《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生效后，双方之前各自投入的费用及其他权利义务均转移到了《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钟*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其中邓民锋收取了200万元，李本朝与王怀各收取100万元，原告及被告李本朝均退出，也已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原告、李*“被告李本朝的代理人）、王*（被告王怀的代理人）与钟*经协商，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了《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性。4、原告增加主张的225万元可得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是没有合同依据。第二是原告已在股权转让中获利。第三即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第1项的约定，双方免责。第四是原告因《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需向钟*支付的225万元系其应当承担的投资经营风险。后原告与被告李本朝均退出，该损益与被告李本朝无关。第五退一步说，原告在2019年10月9日才增加提出该项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李本朝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股权和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签订，证明了邓民锋、李本朝、王怀三人已经决定变更和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已于2011年1月20日就已终止履行。2、《合作协议书》是上述三人之间的项目合作关系，不是借款合同关系。原、被告为项目合作而投入的款项均系投资款，有获利则按照约定分配，亏损则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谁应当返还给谁的问题。三、在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时，原告不但已经收回了投资款，还有获利。四、在与钟*先生签订的《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解除后，特别是在邓民锋、李*、王*三方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后，三方的债权债务已结清。五、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作协议书》。原告将石井红星经济发展公司的合作项目无法履行的原因归结为被告王怀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六、原告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已过，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已超过。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七、对于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合作协议书》、借条、收条、《合作协议书》（乔京洲公司）、《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债权债务结算协议》、《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确认书、《关于申请领取历史批复文件的复函》、李*公司注册材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关于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复函》、《广州市规划局立案申请回执》、《关于申请工业用地项目规划选址的复函》、《关于申请领取历史批复文件的复函》、《关于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件的申请书》、《石井红星地块座标》、《规划导则地块》、《关于延长合同期限的商请函》、《授权委托书》、红星公司给白云区国土房管局的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6月4日，邓民锋（甲方）与王怀（乙方）、李本朝（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公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路119406平方米（以下简称大地块）、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路*村29870平方米（以下简称小地块）的土地建设商业网点；甲方负责投资，乙方负责提供用地及办理用地手续等；涉案地块因建设*周边规划控制等原因暂不能办用地手续，由乙方负责继续在政府职能部门办理恢复该项目的建设用地手续；双方的具体合作方式为组成项目公司，再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运作；双方约定收益分配方式为，先扣除双方投入成本和广州石井红星经济发展公司的土地租金（每月每平方米2元）后，再按照6：4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双方的合作期限为40年，自合作项目建设竣工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双方约定免责条款：合作期间，如因政府法规、政策原因、城市建设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协议部分或者全部无法履行，双方免责；双方特别约定：乙方负责协助*公司在广州市规划局恢复办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在国土资源局办妥土地使用证；甲方应投入的前期费用为466.2万元，其中（1）小地块：规划设计费6万元、环保审批费1.8万元、国土局及规划局手续批复出口每亩2万元×44.9亩=89.8万元（含预付款20万元），合计97.6万元；（2）大地块：国土局及规划局手续批复出后每亩交2万元×179.3亩=358.6万元（含预付款20万元）；（3）规划局办妥恢复文件出来后甲方支付乙方不可预见费10万元；前期费用的支付方式为：（1）项目公司与市规划咨询服务公司签订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预付40万元（有发票20万元，无发票20万元）；（2）在市规划局批复同意恢复地块有效文件时支付不可预见费10万元；（3）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两天内付清余款416.2万元；（4）甲方在引进投资办理《建设规划用地许可证》费用完善后，如没有继续投资建设资金，甲、乙双方同意后才能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者，可得利润由3人平均分（甲方三分之一、乙方三分之二）；同年6月22日，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其时，邓民锋享有该公司60%股权份额；李*（代表李本朝）享有该公司20%股权份额；王*（代表王怀）享有该公司20%股权份额。同年7月29日，邓民锋向王怀提供资金8000元用于支付办公司费用。同年8月20日，广州石井红星经济发展公司（甲方）与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两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涉案地块；甲方负责提供建设用地，乙方负责出资，双方组成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运作；等等。同年8月24日，广州乔京洲投资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李*公司。同年8月27日，邓民锋向王怀提供资金6万元用于办理红星合作项目。同年9月9日，邓民锋向王怀提供资金3万元用于设计费。同年9月13日，广州市规划局就*公司申请建设用地出具立案申请回执同年9月16日，邓民锋向王怀提供资金675000元用于办理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业务。当日，王怀写下《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邓民锋预付红星村合作项目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业务费用（675000元）大写人民币陆拾柒万元伍仟元正。此据。”同年10月11日，邓民锋向王怀提供资金5万元用于交国土开发中心咨询费。同年10月20日，广州市规划局向*公司复函，称：1、不同意该公司《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延期；2、申请地块位于《*地区城市设计》范围内，其规划成果由市政府审批；3、申请经济发展留用地规划选址必须取得市国土房管局核发的经济发展留用地指标核定书；4、请该公司持市国土局核定的村留用地指标文件及市土地开发中心同意该地块选址为村经济发展用地的书面意见，待该地块城市设计经市政府批准后，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区域选址，在向该局申请办理规划用地手续。2011年1月20日，邓民锋（甲方）、李*（甲方）、王*（甲方）、李*公司（甲方）与钟*（乙方）签订《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与石井红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已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以受让李*公司100%股权的方式获得对该公司的控制权继而承接该公司在与石井红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乙方确认甲方为完成前期各项工作已付出的前期选址费用和补办后续规划许可证费用合计1300万元，同意对此进行等价补偿，但如因前期手续所批的文件无效等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开发项目，则乙方无需支付此费用，已支付的，甲方应予退还，并赔偿乙方所受的损失；双方确认《合作协议书》在切实履行后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可能在履行中存在一些风险，故乙方同意向邓民锋、李*、王*支付2000万元，如因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无法开发项目，则乙方不需支付此费用；等等。同年1月21日，邓民锋退出李*公司，不再为该公司股东；钟*加入，成为该公司股东。同时，邓民锋、李*均不再担任该公司高管职务。《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签订后，钟*向邓民锋、李本朝、王怀支付了400万元。其中，邓民锋分得200万元；李本朝分得100万元。同年1月31日，广州市规划局向*公司复函：红星公司原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两个地块均位于*周边地区规划控制范围内，目前该地区的控规尚未完善。请红星公司待该地区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后，再持市国土房管部门核定的留用地指标向该局审理办理村经济发展用地手续。同年7月18日，邓民锋（甲方）、李*（甲方）、王*（甲方）、李*公司（甲方）与钟*（乙方）签订《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约定：鉴于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问题，《合作协议书》项下石井红星公司的二块土地仍未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用地手续，《股权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同意解除2011年1月20日签订的《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邓民锋、李*、王*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6个月内将原已收取的400万元全额退还乙方；乙方同意在收到400万元后15个工作日内将其拥有李*公司的51%股权变更给邓民锋，并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邓民锋、李*、王*指定的人，并办妥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乙方退出该公司；等等。同年7月31日，李*公司向红星公司申请延长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手续的时间。同年10月10日，红星公司委托王怀办理该公司拥有的*周边约400亩土地的合作开发事宜。同年11月15日，红星公司向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将涉案土地用途由商业用地改为商住用地。同年11月18日，红星公司向规划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点手续。2014年7月21日，邓民锋（甲方）、李*（甲方）、王*（甲方）与钟*（乙方）、*公司（担保方）签订《债权债务结算协议》，约定：基于《解除〈股权与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的协议》，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本金及违约金5071475.2元，但双方协商后，乙方同意甲方按照450万元一次性还款给乙方；三个甲方对甲方欠乙方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经协商，邓民锋向乙方清偿225万元，王*代李*共向乙方清偿225万元，乙方对此表示同意；由于邓民锋、王*将其拥有的资产转让给李*，李*应当付款给上述二人，因此，上述二人同意从李*支付的款项中支付450万元给乙方；邓民锋、王*应当出具付款指令给李*和乙方；乙方在甲方出具付款指令后，自行向李*收回450万元；担保方对李*支付450万元给乙方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乙方从李*处收到450万元后，双方即结清债权债务，双方均不得追究对方的责任；上述协议等作废后，乔京洲公司的权益归甲方所有。2018年3月26日起至今，李*公司的股东为王*（占股权49%）、钟*（占股权23%）、三*有限公司（占股权23%）、刘*（占股权5%）。本院认为，邓民锋与李本朝、王怀订立的《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恪守履行。对于邓民锋主张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一方面，邓民锋所主张的解除《合作协议书》的事实、理由不成立。从《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因为规划审批的不确定性，该合作项目本身就存在履行风险，且风险已在合同中明示。邓民锋主张两被告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但是，根据已查明事实，双方在2010年年底前应当知道合同履行困难的事实，并将履行方式实际变更为共同对外转让合作项目。虽然之后双方共同对外转让合作项目未成功，但相对于邓民锋，两被告已不再负有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他项目手续的义务，只负有协助转让合作项目的义务。因此，邓民锋以两被告怠于履行变更之前的《合作协议书》义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由于涉案项目继续履行存在长期困难，对外转让亦存在困难，双方继续合作已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邓民锋此时主张解除合同，虽然主张事实、理由不当，但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因此，对于邓民锋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仍予以支持。对于邓民锋主张王怀、李本朝返还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费用675000元及资金占有利息、直接投入资金损失148000元及可得利益损失22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期间，如因政府法规、政策原因、城市建设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协议部分或者全部无法履行，双方免责。虽然，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合作项目根本无法履行，但存在长期的履行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上述长期的履行困难，也可以视为合同无法履行。现邓民锋不愿与两被告共同承受项目长期履行困难的后果，提前解除合作关系，故两被告可参照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约定免予承担责任。因此，邓民锋的上述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邓民锋与被告李本朝、王怀于2010年6月4日订立的《合作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驳回原告邓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532.04元，由原告邓民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军人民陪审员  刘桂丽人民陪审员  曾秋萍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冼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