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事 判 决 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永丰，男，汉族，1986年5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绍栋，广东承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舒舒，广东承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欣，男，汉族，1955年1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原审第三人：杨文辉，男，汉族，1990年3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原审第三人：杨健雄，男，汉族，1979年3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原审第三人：潘永强，男，汉族，1983年7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上诉人潘永丰因与被上诉人杨国欣，原审第三人杨文辉、杨健雄、潘永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潘永丰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争议的餐费74000元不能作为租金予以抵扣的事实不清，上诉人认为该74000元应当认定冲抵租金。一审法院认为：争议餐费74000元不能作为租金抵扣。上诉人结合本案认定的事实，理解为，被上诉人直接转给原审第三人潘永强的74000元，不能作为抵扣租金。至于为何不能抵扣，一审法院列举了三个理由，但该三个理由都不能成立，该74000元应当作为租金予以抵扣，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杨文辉通过微信发给上诉人的图片记载“7月19日-8月19日，113900元，8月21日-8月25日，21700元，8月25日-8月27日，7400元，酒水晚上，3800元，共146800元。146800元-支付100000元-税3900元=42900元”，该42900元在事实上及一审法院认定为冲抵租金，显见，该笔代收餐费双方存在用于抵扣租金的合意存在，亦实际用于了抵扣涉案的租金。该笔款项146800元是属于客户在上诉人的L8餐吧用餐消费，由被上诉人代收，再用代收的餐费抵扣租金。而实际上，该笔餐费100000元中，有74000元是由被上诉人直接支付给原审第三人潘永强的，上诉人实际收到的是26000元。首先，上诉人从来没有指示被上诉人向潘永强支付该74000元，或授权原审第三人潘永强收取该74000元。至于被上诉人为何支付74000元给原审第三人，上诉人亦不知情、不清楚。第二，对于该笔74000元，原审第三人潘永强在庭审中声称属于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支付给潘永强的74000元不属于借款，是属于将已代其收取的餐费付给潘永强，已不受被上诉人所占有支配，不应作为租金扣减。上诉人百思不得其解该点理由，该74000元，已被被上诉人支付给潘永强，但潘永强又没有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的餐吧已实际又被客户消费了，该笔款项又不能被认定为租金予以冲抵。那么该74000元应当如何处理，假如是原审第三人潘永强所称的借款，那么是否潘永强不用再承担偿还责任了。假如不是借款或无其他法律关系，那么潘永强是否属于不当得利了？无论最终如何，上诉人均是明明白白地不见了74000元。再者，不论潘永强与被上诉人杨国欣之间有何法律关系存在，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且潘永强非餐吧的合伙人。被上诉人杨国欣不能够直接将本属于上诉人的款项支付给原审第三人潘永强。因此，该74000元，应当认定为冲抵本案的租金。二、一审判决未认定被上诉人私自锁门导致上诉人不能营业而不交租金的抗辩意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在庭前调解中，被上诉人及其儿子杨文辉均认可是实际封锁了上诉人的餐吧，后因为该74000元的争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坚决否认了锁门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罔顾事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从双方一审的证据来看，很显然被上诉人已在上诉人的餐吧大门张贴了告示，并有两把锁紧锁大门,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亦可以印证，是被上诉人封锁的店铺。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锁门导致不能营业而不交租的抗辩应当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此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4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国欣辩称,其中74000元是被上诉人转给原审第三人潘永强再转上诉人潘永丰的，是旅游团到潘永丰L8餐厅吃饭，旅游团把钱转入被上诉人账户后被上诉人再把钱转给潘永丰，因为被上诉人可以开发票。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锁门的，被上诉人还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2019年4月份还在营业。 原审第三人杨文辉、杨健雄、潘永强没有陈述意见。 杨国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杨国欣与潘永丰于2016年8月5日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二、判令潘永丰支付拖欠的租金（含水电费）100527.25元（2017年12月、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共15个月租金147500元、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共15个月电费33483.9元、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共15个月水费2488.35元，扣除潘永丰已付的82900元，尚欠100527.25元），之后租金按每月9500元计算直至潘永丰搬离租赁房屋时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潘永丰承担。庭审中，杨国欣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关于利息部分，计至2019年4月追加潘永丰利息19170元，以后的利息计至潘永丰结清房租为止，超过2个月部分按照2%利息计算出来。2017年12月潘永丰欠14500元租金，逾期两个月开始计算利息，计至2019年4月止，按2%利率计算，每推迟一个月，增加9500元本金，按照同样的计算方式，计至2019年4月，共19170元。杨国欣于2019年10月17日撤回对上述利息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xx镇xx小区xx号，权属人是杨健雄。2015年3月30日，杨健雄作为出租方（甲方），杨国欣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楼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茂名市茂名市电白区xx镇xx小区xx号的楼房1至7层包括天面在内（整栋楼）约2500平方米，连同楼房前后属于甲方用地、道路在内租给乙方经营使用。租赁期限为十五年，自2015年12月1日至2030年11月30日止。2016年8月5日，杨国欣（合同甲方）与潘永丰（合同乙方）签订一份《铺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杨国欣将坐落于茂名市电白区xx镇xx号铺面约300平方米租给潘永丰经营餐饮使用。租赁期限自2016年10月1日至2022年10月1日止。第一个阶段租金每个月9500元，第二个阶段租金每个月11000元，租金以开业起计付。乙方未按约定日期足额缴纳租赁费超过3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潘永丰支付了按金19000元给杨国欣，在涉案房屋经营L8餐吧。2019年4月26日，杨国欣以潘永丰拖欠租金及水电费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办理。杨国欣就潘永丰拖欠租金及水电费的事实提供了两份由潘永丰出具的结欠材料作证明，2018年8月17日出具的材料列举了潘永丰在2018年8月及此前所欠的租金及水电费为“14500+3579+47500+10860.3+771.05=77228.35，L8餐吧至今为止共欠77228.35元。潘永丰，2018年8月17日”。2018年11月20日出具的材料载明“2018.30/11前结水电费。15/12还租金1月至2月个月租金。2019,1月份，30号所有租金结清，如果不结清租金，本人同意退出本店一切业务与物质货源铺的材料。潘永丰，2018.11.20”。杨国欣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L8餐吧欠款明细》，列举了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租金147500元、水费2488.35元、电费33438.9元及已支付情况，其中2018年4月已支付42900元，2018年12月已支付20000元，2019年2月已支付20000元，共已支付82900元，未支付100527.25元。潘永丰对上述《L8餐吧欠款明细》的电费33438.9元、水费2488.3元及已支付的两笔20000元无异议，提出杨国欣遗漏了2018年2月8日支付的15000元。杨国欣在庭审中自认收到该笔15000元。潘永丰对已经支付的42900元有异议，并提供由杨文辉（杨国欣的儿子）通过微信发给潘永丰的图片对42900元进行阐述，图片载明“7月19日-8月19日，113900元，8月21日-8月25日，21700元，8月25日至8月27日，7400元，酒水晚上，3800元，共146800元。146800元-支付100000元-税3900元=42900元”。潘永丰认为杨国欣为潘永丰代收了餐费146800元，扣减税费3900元及返还给潘永丰的26000元，实际上还应当加上74000元，最终数应是116900元（42900元+74000元）。杨国欣、潘永丰、潘永强（潘永丰的胞兄）就该争议的74000元进行各自陈述。杨国欣主张该笔款餐费已经支付给潘永强，不能作为租金扣减。潘永丰主张该笔款项应作为租金抵减。潘永强主张该笔款项是向杨国欣的借款。经法庭核算，双方无争议款项为：1、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租金147500元、水费2488.35元、电费33438.9元。2、潘永丰已经支付的租金97900元（20000元+20000元+15000元+42900元）。争议的款项为74000元。另认定，2019年1月31日，杨国欣在涉案房屋坡璃门张贴欠费清单及停业通知书及潘永丰书写的结欠材料复印件，杨国欣拍摄图片通过杨文辉的微信发送给潘永丰。停业通知书载明“致L8音乐吧，潘永丰（乙方）：按合同条款，乙方贵场所本应付每个月5号上缴租金，每个月5号上缴水电费，但贵场所自2017年10月1日起直至今日，已欠我方数月的租金，水电费，明细见附件。我方已多次催乙方上缴欠款，但是乙方一直未支付该款项。我方最后一次警告后，乙方依然不结清欠款。那么，按照乙方承诺的，乙方同意退出L8店一切业务与货源，及商铺的财产。甲方杨国欣，2019年1月31日”，杨国欣、潘永丰均在诉讼中提交了上述图片，其中一张图片显示张贴时坡璃门是由两把锁锁住。潘永丰主张一把锁是自己的，一把锁是杨国欣的，杨国欣锁门导致潘永丰不能正常营业。杨国欣予以否认，潘永丰提供的录音证据也未证明杨国欣锁门。潘永丰自述在2019年4月8日停业，潘永丰因为杨国欣锁门导致无法使用房屋。74000元抵扣租金后，潘永丰实际未付的是2019年4月份的租金9500元，杨国欣应先交付房屋给潘永丰使用，潘永丰才交付房租，所以潘永丰没有延付租金。在庭审中，潘永强承认2018年6月至7月份，旅游团在租赁的餐饮吃饭，杨国欣在这段时间多次支付给他的一万多元，是借款，对借款时间称不记得了。 一审法院认为，杨国欣与潘永丰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潘永丰是否存在拖欠杨国欣的租金的违约行为。关于潘永丰是否存在拖欠杨国欣的租金的违约行为。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4月潘永丰应缴纳的租金为147500元、水费2488.35元、电费33438.9元。潘永丰已经支付的租金97900元(20000元+20000元+15000元+42900元）。以上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租金抵扣后，未付的租金为49600元（147500元-97900元）。潘永丰主张争议的餐费74000元应作为租金抵扣。一审法院认为，该款不能作为潘永丰欠杨国欣的租金抵扣，理由如下：从杨文辉（杨国欣的儿子）通过微信发给潘永丰的图片记载“7月19日-8月19日，113900元，8月21日-8月25日，21700元，8月25日至8月27日，7400元，酒水晚上，3800元，共146800元。146800元-支付100000元-税3900元=42900元。”的内容来看，杨国欣在与潘永丰结数时，减去的100000元包括杨国欣分多次转给潘永强74000元及支付给潘永丰的26000元，潘永强也承认在这个时间段分多次收到杨国欣转来的款，潘永丰对上述数额也没有提出异议;其次，在2018年8月17日，杨国欣提供给潘永丰一份写明潘永丰在2018年8月及此前所欠杨国欣租金及水电费为“14500+3579+47500+10860.3+771.05=77228.35元。”上签字确认。2018年11月20日又做出“2019，1月份，30号所有租金结清”的承诺。第三、潘永强主张是借款，其对借款原因和经过等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再者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杨国欣存在借贷合意。由此可见，杨国欣将餐费74000元支付给潘永强，并不是借款，是将已代其收取的餐费付给潘永强，该笔餐费74000元已不受杨国欣所占有支配，不应作为租金扣减。因此，潘永丰拖欠杨国欣的租金为49600元，减去潘永丰交的押金19000元，潘永丰应支付30600元。根据《铺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未按约定日期足额缴纳租赁费超过3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潘永丰拖欠租金未付，杨国欣请求解除《铺面租赁合同》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潘永丰应向杨国欣支付拖欠的水费2488.35元及电费33438.9元，并向杨国欣支付拖欠的租金30600元及从2019年5月起对涉案房屋的占用费（每月9500元）。潘永丰主张杨国欣锁门导致其不能营业而不交租的抗辩意见，因潘永丰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杨国欣存在锁门行为，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杨国欣与潘永丰签订的《铺面租赁合同》；二、限潘永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水费2488.35元及电费33438.9元给杨国欣；三、限潘永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租金30600元给杨国欣；四、限潘永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每月28日前支付占用费（按每月9500元计算，从2019年5月起直至潘永丰搬离承租的房屋止）给杨国欣；五、驳回杨国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潘永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5元，由潘永丰负担982.66元，杨国欣负担172.34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国欣提供以下证据：一、微信语音通话记录，二、上诉人营业时的清单记录，拟证明：1.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74000元作为买菜，并非借款。2.上诉人2019年4月份还在营业，而上诉人说被上诉人3月份锁门，但是上诉人4月份还在营业，逻辑上说不通。上诉人潘永丰质证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仅仅是被上诉人和潘永强之间的聊天，所提供的聊天记录中双方确实有经济往来，潘永丰对争议的74000元的餐费由杨国欣如何处理上诉人皆不知情。原审第三人杨文辉质证称：杨文辉父亲杨国欣和潘永强没有经济来往关系，只有餐费来往，并且证据里面语音记录潘永强有说过这笔费用是用来买菜的，恰好这个时间段就是潘永丰和潘永强经营餐厅买菜的事实。语音记录杨国欣说已支付潘永丰餐费10万元，潘永强并没有回复说不同意，语音记录最后一条杨国欣又重复一遍支付潘永丰餐费10万元。原审第三人潘永强质证称：被上诉人说给潘永强的钱是用来买菜的不是事实，潘永强和潘永丰并没有合伙，潘永强只是叫杨国欣借钱，聊天记录是虚假的，因为潘永强问杨国欣借钱是为了搞基础排水的，潘永强也没有和杨国欣说过收钱给潘永丰，潘永强当时问杨国欣借几万元，都是断断续续在微信上转给潘永强的。原审第三人杨健雄质证称：没有意见。对此，本院认证如下：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杨国欣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上诉人潘永丰、原审第三人杨文辉、杨健雄、潘永强没有提供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有：一、杨国欣代收餐费74000元应否抵减潘永丰应付租金数额；二、是否杨国欣强行锁门致潘永丰不能使用租赁的不动产进行营业。 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一）杨国欣与潘永丰订立租赁合同，没有约定以杨国欣代收餐费抵减租金及其方式。（二）1.杨文辉（杨国欣的儿子）通过微信发给潘永丰的图片记载“7月19日-8月19日，113900元，8月21日-8月25日，21700元，8月25日至8月27日，7400元，酒水晚上，3800元，共146800元。146800元-支付100000元-税3900元=42900元。”潘永丰对上述数额没有提出异议。其中，“支付100000元”是指杨国欣已将代收的餐费100000元支付给潘永丰，该100000元包括直接交付给潘永丰的26000元和直接交付给潘永强的74000元。可见杨国欣、潘永丰双方已经确认的事实是不将现争议的74000元抵减潘永丰应当支付给杨国欣的租金数额。2.2018年8月17日，潘永丰签名确认2018年2月至8月欠杨国欣租金及水电费为“14500+3579+47500+10860.3+771.05=77228.35元。”双方结算再次确认的事实是不将现争议的74000元抵减潘永丰应当支付给杨国欣的租金数额。（三）潘永强主张争议的74000元是其向杨国欣借款，没有举证证明其与杨国欣存在借贷合意。综合以上理由进行判断，待证事实杨国欣已将争议的74000元通过潘永强支付给潘永丰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认定存在该事实。所以，不能再将现争议的74000元抵减潘永丰应当支付给杨国欣的租金数额。 二、承租人潘永丰与出租人杨国欣订立租赁合同，承租不动产进行经营，依合同约定享有承租人的权利，如出租人杨国欣违反约定妨碍承租人潘永丰行使合同权利，可及时向杨国欣提出异议，继续行使承租人权利。潘永丰没有举证证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向杨国欣提出异议，仅凭杨国欣在潘永丰租赁的不动产门口张贴《停业通知书》的事实、上述不动产门口曾被2把锁锁闭的照片，不足以证明杨国欣强行阻碍了潘永丰使用租赁的不动产进行营业。 综上所述，上诉人潘永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5元，由上诉人潘永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艳 审 判 员  徐忠圣 审 判 员  罗 文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 苗 书 记 员  陈 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