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81民初6703号 原告：王志财，男，197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新民市。 委托代理人：彭欢，新民市新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民市大民屯镇方巾牛村。 法定代表人：徐海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迪，新民市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何家忠，男，1962年9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新民市。 原告王志财与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辽01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后，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辽01民终4221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应增加何家忠为本案当事人，以查清原告是与被告，还是与何家忠存在买卖鲜萝卜的合同关系。因此，裁定：一、撤销新民市人民法院（2018）辽0181民初4772号民事判决；二、发回新民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立案后，原告明确表示与何家忠没有买卖关系，不同意追加何家忠为被告。本院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4224号民事裁定书以及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追加何家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王志财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欢、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卢迪、第三人何家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志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付拖欠萝卜款33,243.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19日，原、被告签订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利用被告提供的萝卜种子，在原告承包地内种植萝卜，萝卜成熟后按合同约定，原告将合格的萝卜送到被告指定的何家忠腌渍点，每斤按0.135元计算，卸货后付款。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送货义务，经原、被告双方结算，被告尚欠33,243.00元萝卜款至今未给付，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催要欠款，被告无理由拒不给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告王志财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从2017年10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给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至欠款还清时止。 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并未将萝卜出售给我公司，而是出售给案外人何家忠，与我公司并未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同时原告增加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绿立方公司虽然与原告签订了《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但原告在萝卜成熟后并未将订单萝卜出售给绿立方公司，而是出售给本案第三人何家忠。因此，是原先违约在先，未按约定出售订单萝卜。2、在本诉中，原告及第三人主张何家忠为绿立方公司雇佣腌渍萝卜人员，但上述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雇佣关系存在，既无书面雇佣合同，也无绿立方公司主管人员的确认或其他相关证据。所谓的雇佣关系仅是原告与第三人的自认行为，而第三人与绿立方公司因其他诉讼案件其多次作为证人、被告、原告等，与绿立方公司早已存在厉害关系。3、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向人民法院出示“新民市白萝卜主业交流群”、原告与绿立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徐海华与于在海的共三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微信记录属实，但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订单萝卜就出售给了绿立方公司、证明本案第三人何家忠与绿立方公司存在雇佣关系。该几组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原告在与绿立方公司签订合同后的种植情况，而在收获后，原告并未按约定将萝卜出售给绿立方公司。原告王志财在询问徐海华萝卜出售给何家忠时，由于绿立方公司已收足出口萝卜，所以原告本人要求出售给第三人何家忠，徐海华表示同意，但该同意并不表示何家忠是就绿立方公司雇佣的人员。同时，绿立方公司安排的萝卜腌渍点并不包括何家忠的腌渍点，而是大民屯张立兴腌渍点、公主屯李红军腌渍点。4、在本案中，绿立方公司也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1、绿立方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供了（2018）辽0181民初73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足以证明本案第三人何家忠也是萝卜种植户，而非绿立方公司雇佣人员，其收购萝卜也是个人行为，不是受绿立方公司委托。同时，鉴于其他案件未归档，无法调取相关证据，绿立方公司也向法院提供了案号（2019）辽0181民初5302号、5972号，该两案件过程也足以证明绿立方公司与第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2、绿立方公司提供了公司与原告的“付款协议”，该协议也足以证明原告明知绿立方公司与第三人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代付行为，且同意有争议时其帮助协调并证明的义务。同时原告与第三人承认的双方给付10,000元货款是二人之间直接履行的，关系所谓绿立方公司借款二人均未提供有效证据。 第三人何家忠称，原告王志财的萝卜就是卖给被告绿立方公司了，被告公司将萝卜出口到了韩国。2017年7月通过新民市农村经济局王局长介绍我与被告公司总经理徐海华认识，因绿立方没有腌渍场地，找我帮租腌渍场地，并且我是本地人有技术有人脉，经协商达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给我每吨150元的劳务费，我只出人工，不出材料。我与绿立方公司系雇佣关系，在此后我多次参加公司举办的种植技术培训及参加由徐海华为员工召开的收购动员会。在收购过程中，徐海华也经常到腌渍点检查萝卜的收购情况及腌渍情况，并提供技术指导。我在检斤票上盖章是徐海华口头授意的，其目的是为了我们三方计算账目的凭证。一是为了我代表公司对于送来的萝卜的数量进行确认。二是为了防止老百姓有虚报斤数，给公司造成损失。三是为了将来我与公司结算时以此做为给付我劳务费的计算依据。王志财于2017年10月7日至10月12日期间共送10车萝卜，并按绿立方公司指定送至另一腌渍点，新民市大古城子腌渍点。当时公司技术人员蔡王、翻译小都、主任吕广明在场，最后一车时因当天太晚，会计下班了，徐海华向我借了10,000元，给付王志财做车费。事后王志财拿着检斤小票找到徐海华结算，当时我在明细上签字是为了将来我与徐海华结算时，用做计算劳力费的凭证，并且王志财与绿立方结算的明细原件在被告公司保存，如果是我与王志财私下交易，为什么由徐海华书写明细，原件在公司保存，并且扣除了合同中约定的籽钱、袋钱。而在该明细的右上角的“老伍送货给何家忠，何家忠同意将腌好的萝卜卖给绿立方后，绿立方从货款中直接扣除给老伍”写的这个内容，在其他案件中绿立方已承认是后来绿立方工作人员私自添写的，王志财与我均不知情，并在（2019）辽0181民初1463号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被告公司已承认该字迹为公司工作人员填加”，对于后添加的部分内容法院未予支持其主张。该批萝卜腌渍完成后，是公司找王志财帮雇佣人装包的，后绿立方公司销售。假如将王志财将萝卜卖给我，绿立方怎么能够未经过我，并且也未检斤的情况下直接拉到公司进行包装处理并销售。关于付款协议我根本不知情，事后经多次庭审及询问王志财得知，因被告绿立方公司一直未支付王志财萝卜款。2017年11月12日王志财得知绿立方要将他送的萝卜销售至韩国，他当天到公司，要求结账，双方发生争执，王志财报警，后绿立方支付王志财18,557元。如果王志财不签付款协议就不给钱，在此期间，王志财及绿立方人员均未找过我，如果是我与王志财私下交易，王志财为何不找我要钱。如果绿立方知道我与王志财私下交易，为何当时不找我让我给钱，而公司在微信中让王志财找公司李主任。我并没有与公司签订合同的种植户私下交易，我与种植户都知道萝卜是公司出售给韩国的，如果种植户违约，将每亩赔偿600元违约金，故种植户均不可能萝卜卖给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如果被告公司所说是我收取种植户合同萝卜，那么王志财在不多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冒着合同违约每亩600元的风险，不符合客观交易习惯及常理。我是代表绿立方公司与种植户来往的，公司欠王志财萝卜款与我无关。 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及当事人陈述，本院审查确认本案事实情况如下： 对于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明确表示无异议的证据及事实，即，2017年7月19日原告王志财与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提供萝卜种子，原告按被告的技术要求种植萝卜，成熟后由被告收购。合同中对种植数量、种植地点、收购标准、装车标准（原告送货到新民工厂院内，协助配合卸车）、收购价格（合格品送到工厂卸车价格按净萝卜计算每斤0.135元）、付款方式（卸车后付款）、违约责任（如果被告不买原告不卖，违约方按每亩600元给予赔偿）以及对纠纷解决方式等予以了明确约定。合同签定后，原告加入了“新民白萝卜产业交流群（2）”的微信群，该微信群中有种植萝卜的农户，被告方的管理、技术人员、被告方的法定代表人徐海华以及本案第三人何家忠等。原告种植的萝卜成熟后，自2017年10月7日至12日期间，共送了10车萝卜到新民市前当堡大古城子腌渍点，并由何家忠在检斤小票上盖上本人印章。2017年10月18日晚7时许，在原告王志财、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第三人何家忠及案外人于在海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原告提供的盖有第三人何家忠印章的萝卜数量的小票，对原告所送的萝卜进行了结算（老伍明细）。确认萝卜净重244410㎏，按每斤0.135元计算出萝卜总价款为65,990.70元，扣除籽钱3,840.00元和袋钱350.00元以及2017年10月12日已经支付萝卜款现金10,000.00元，尚应该给付原告萝卜款51,800.70元。该结算明细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执笔计算并书写，原告王志财、第三人何家忠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后原告又于2017年11月13日收到萝卜款18,557.00元，至此原告已收到萝卜款共计32,747.00元，其尚应收萝卜款为33,243.70元，现其主张尚应收货萝卜款33,243.00元。 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予以承认且无异议，并有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即，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收购原告萝卜的是本案被告，还是本案第三人以及是否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损失。 庭审中，原告主张，其种植的萝卜是卖给了被告公司。并要求被告从2017年10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给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至欠款还清时止。 被告认为，原告并未将萝卜出售给其公司，而是出售给何家忠，原告与其公司并未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并且，原告要求增加给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表示，原告的萝卜是卖给被告了，被告进行了出口。被告欠原告萝卜款与其无关。其与被告系雇佣关系，其帮被告租腌渍场地，为被告验收萝卜，只出人工，不出材料，被告给其每吨150元的劳务费。并且，原、被告签定合同时其当时在场，合同约定萝卜要卖给被告，如违约每亩赔偿600元。如果原告与其私下交易，原告在不多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冒着合同违约每亩赔偿600元的风险，不符合客观交易习惯及常理。 各方当事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情况如下： 一、原告王志财向本院提交了5份证据： 1、原告与被告2017年7月19日签定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的复印件（原审卷宗第15—16页）。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对被告收购原告种植的由被告提供种子的白萝卜的种植技术、收购标准、收购价格、付款方式、田间管理、违约赔偿标准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2、检斤小票10张（原审卷宗第19—20页复印件，小票原件在原审卷宗尾页的信封中）。用以证明自2017年10月7日—10月12日期间，原告共送货10车萝卜，净重244410㎏。 3、原告王志财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于2017年7月21日—12月1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共17页（原审时只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7年10月4日上午的2页截图复印件，即原审卷宗第18页、第30页）。用以证明原告经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同意并确认第三人何家忠是由被告公司按排腌渍萝卜的以及证明原告萝卜送由何家忠腌渍，同时证明原告向徐海华索要萝卜款时，徐海华答复让其找被告公司李主任（李广明）的事实。 4、“新民白萝卜产业交流群（2）”中的2017年7月23日—10月31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共47页（原审时只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中的2页截图复印件，即原审卷宗第32-33页）。用以证明原告种植萝卜一直由公司派工作人员（王技术员即菜王、庄嫂、于在海等）进行指导、查验长势，并由公司工作人员在群里宣传其起萝卜的视频，在此期间原告也一直向公司建的微信群汇报萝卜长势等情况。该份证据结合2017年10月4日上午原告与徐海华的微信记录内容，证明原告的萝卜是卖给了被告公司。 5、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与案外人于在海于2017年10月9日—10月18日期间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及光盘。该微信聊天记录聊天内容为，于在海向徐海华汇报农户种植萝卜的情况以及徐海华微信中指示于在海去地里检查是否可以起萝卜，对已收的萝卜要评估出口或内销的数量及价格，并于2017年10月18日上午微信指示于在海：“老五，王志财种子款是3,840元，扣除结算就行”。用以证明是被告公司收购了原告的萝卜。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庭审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对双方签定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没有异议，合同是其公司委托庄淑娥（即庄嫂，新民白萝卜产业交流群群主“健康是福”）销售萝卜种子时，交给庄淑娥的空白合同，由庄淑娥负责对购买萝卜户签订萝卜回收协议，本案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方并未按约定将种植的萝卜送到我公司院内，我公司并未收到原告销售的萝卜。检斤小票只有何家忠个人印章，没有其公司印章，检斤情况不清楚，也不是我公司进行的计价和检斤，能够确定形成买卖关系是原告和第三人，与被告公司无关。同时，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对于原告提供的三组微信记录以及微信记录之间有无关联关系，其需要同徐海华本人核实真实性之后于12月30日前一并向法庭陈述质证意见。 第三人表示，原、被告之间签定“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时我在场，是徐海华亲自和种植罗卜户签的合同，徐海华签的字，庄淑娥也是代表被告公司的。我与被告公司系雇佣关系，被告公司给我每吨150元的劳务费，我只出人工，不出材料。我在检斤小票上盖章是徐海华口头授意的，其目的是为了我们三方计算账目的凭证。一是为了我代表公司对于送来的萝卜的数量进行确认。二是为了防止老百姓（种植萝卜农户）虚报斤数，给公司造成损失。三是为了将来我与公司结算时，以此做为给付我劳务费的计算依据。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充分证明了王志财的萝卜一直由公司指导收购、销售的情况属实，与我没有关系。 二、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3份证据： 1、2017年10月12日—10月31日群聊天记录复印件（原审卷宗第23页—第28页）。用以证明本案诉争的萝卜是由第三人何家忠直接进行的交易，与被告无关，何家忠并未受雇于其公司，是其自己收萝卜。 2、2017年11月13日收款人为王志财的“付款协议”复印件（庭审中，被告表示，该件于原审上诉时提供至二审法庭）。用以证明本案是原告同第三人何家忠进行的买卖合同，与被告公司并未实际发生买卖关系，被告公司给付原告部分款项是代替何家忠和于在海给付的，并约定在收购何家忠腌渍萝卜后予以扣除，同时如果与何家忠发生纠纷，本案原告负责协调并证明。 3、本院审理的另一案件，即张某诉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2018）辽0181民初737号〕的原审两次庭审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何家忠在此案件的萝卜种植回收过程中，被告从未委托或者聘用何家忠代替其收购腌渍萝卜，何家忠收购萝卜是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该案证人金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通过庄淑娥介绍将萝卜出售给何家忠，庄淑娥本身不是其公司员工，是经济合作社的法人，萝卜群是庄淑娥建立的，她也是群主。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庭审中，原告表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我于2017年10月12日晚最后一次送萝卜到指定地点前当堡大古城子腌渍点，萝卜是被告公司的王技术人员和庄淑娥工作人员接收的，还有其他人员以及何家忠在场。因为原告是第一个送萝卜的，被告公司特别重视，安排原告到指定的泵站检斤，泵房给的小票，凭检斤小票结算，拿小票找何家忠盖章，何家忠是公司徐海华安排的人员（2017年10月4日原告与徐海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何家忠是公司排的人员）。关于庄淑娥的身份，2017年10月4日晚，徐海华在新民白萝卜产业交流群里说“各位种植户：如果谁有什么困难，请及时与庄嫂电话联络，公司会全力帮扶！”，这说明被告公司及徐海华均承认庄嫂（庄淑娥）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履职行为代表的是被告公司。原告在2017年10月31日晚22时27分已被群主庄淑娥移出该微信群。该付款协议的形成是因为2017年11月12日公司要将我卖给被告并经其腌渍后的萝卜进行包装销售，因被告未给付萝卜款，其得知消息后我赶到被告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萝卜款之后才能卖萝卜，双方发生争执近一个晚上并予以了报警。第二天，即2017年11月13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李广明，也就是2017年11月10日、11日我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微信询问其萝卜哪天能算上帐时，徐海华直接给了我电话号码的李主任（李广明）。李主任要求我必须签署公司拟定的付款协议，否则不给我付款，该付款协议不是我所书写，也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收到该18,557元的萝卜款后，即付款协议的第二天，我微信徐海华催要萝卜款，并阐明2017年11月13日结算的钱为公司给我结算的。以上事实说明我是按合同约定将萝卜出售给了被告，否则，我在不多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冒着合同违约每亩赔偿600元的风险，将萝卜卖给第三人，不符客观交易习惯及常理。对于被告提供的张某诉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的开庭审笔录，因张某撤诉且该案件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本案事实。 第三人表示，我与绿立方公司系雇佣关系。2017年7月通过新民市农村经济局王局长介绍我与被告公司总经理徐海华认识。因被告公司没有腌渍场地，被告与我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我帮被告租腌渍场地，为被告验收萝卜，只出人工，不出材料，被告给我每吨150元的劳务费。此后我多次参加公司举办的种植技术培训及由徐海华为员工召开的收购动员会。原告的萝卜送到了徐海华指定的腌渍点，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0491号、（2019）辽01民终10515号生效判决书已经确定的，这个腌渍点就是被告公司的腌渍点，萝卜送到腌渍点就是送到了被告公司。并且徐海华2017年10月12日告诉我让我在群里喊一声，说绿立方腌渍点收萝卜，现金结算，我是代表被告绿立方公司说的，被告提供的该证据最后一页聊天记录中，我在微信聊天记录说了：“看看这大萝卜好不好呀？这大萝卜这是今晚上最后一坑，这是绿立方盐渍的大萝卜。”。对于被告提供的这个付款协议我不知道，我没在场。张某起诉被告承揽合同纠纷的案子与本案无关。 三、第三人何家忠向本院提交了7份证据： 1、本院审理的另一案件，即杨东仁诉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何家忠买卖合同纠纷案〔（2019）辽0181民初2902号〕的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本案第三人何家忠是被告公司的收货人员。 2、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049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辽01民终10515号民事判决书及新民市人民法院（2019）辽0181民初1463号庭审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何家忠是被告公司收购萝卜的员工。 3、本案原告王志财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徐海华的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及光盘。用以证明本案第三人何家忠是受徐海华委托腌渍的萝卜。 4、标有签名为“杨铁力”（萝卜种植户）的“证实”复印件2份。用以证明其是被告公司安排的腌渍人员，是打工的。 5、标有签名为“董啟贵、张福军”（萝卜种植户）及本案原告王志财分别出具的“证实”复印件3份。用以证明本案第三人何家忠是被告公司雇佣的人员，萝卜都卖给被告公司。 6、标有签名为“李广明”（被告公司主任）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公司李广明主任亲自在现场验收腌渍萝卜数量。 7、标有签名为“张某”（萝卜种植户）和“习某”（收购萝卜人）分别出具的“证实”复印件。证明张某想卖萝卜，别人想买萝卜，被告公司不让买。 对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庭审中，原告表示，除了张某和习某的证实与本案无关外。对上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均证明第三人何家忠为该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 被告表示，对于第三人提供的新民市人民法院（2019）辽0181民初2902号判决书和第一次庭审笔录，因该判决书未生效，我方已经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该判决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049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辽01民终1051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公司对二审这两个案子现在正在提起申诉过程中。对第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即几名证人的“证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其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证人未出庭，也没有附带身份证明，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其中原告作为证人以及张某、习某均与我公司因其他事由发生诉讼，与我公司有利害关系。因此不能说明何家忠与我公司有雇佣关系，萝卜就是我公司安排何家忠腌制的，这只是何家忠自己陈述，并未得到我公司认可，与我公司也没有书面的合同及协议。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5份证据、被告提供的3份证据、第三人提供的7份证据、法庭询问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结合原、被告双方签定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及2017年10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询问：“在不徐总，何家忠是公司安排腌制的不？我家萝卜是他腌呗”，徐海华回复：“行”。该聊天记录内容，能够确认被告公司已确定何家忠是其公司按排腌渍萝卜的人员，并同意原告将萝卜送至何家忠处腌渍。并且2017年10月18日，在原告王志财、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第三人何家忠及案外人于在海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原告提供的盖有第三人何家忠印章的萝卜数量的小票，对原告出售的萝卜进行了结算（老伍明细）。该结算明细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执笔计算并书写，原告王志财、第三人何家忠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以及2017年11月10日、11日原告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微信询问“徐总我想知道哪天能算上账，你说让我帮你把他俩萝卜拉到工厂就算账，萝卜拉到了，是不是该兑现了”，该微信中徐海华直接将其公司李主任电话号码发给原告。说明原告向被告索要出售的萝卜款，被告并未提出异议并安排结算联系人，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原、被告之间收购萝卜的过程、第三人是被告安排其收购原告萝卜、原告收取货款及其向被告催要货款以及被告对该债务实际上已认可的事实。故，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因收购萝卜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因而产生债权债务，债务应当清偿。 关于被告表示，其提供的结算明细（老伍明细）复印件中（原审卷宗第22页）右上角标有：“老伍送货给何家忠，何家忠同意将腌渍好的萝卜卖给绿立方后，绿立方从货款中直接扣除给老伍。”的这段话的内容是结算当天（2017年10月18日）形成的，是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李双所写的主张。对此，原告及第三人均予以否认，并表示，这些字未经过双方确认，是被告后来加上的，原件在被告公司。结算后，原告当时用手机对该明细进行拍照，并且将该照片微信发送至徐海华。该照片的明细中没有该段话的字样。因原告及第三人无该明细原件，原审时提供了当时原件照片的复印件（原审卷宗第17页拍摄的照片复印件）。现被告庭审中承认，该明细原件在其公司里，一共有两份，并表示，准备结算完后把原件复印一份，准备给原、被告一人一份用来将来结算。但，被告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供该明细原件，故，对该明细中右上角的这段话的内容，本院不予审查认定。对于该明细中的其余内容，因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承认且无异议，本院已经予以了确认。 关于庭审中，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对原告提供的三组微信记录以及微信记录之间有无关联关系，其需要同徐海华本人核实真实性之后于12月30日前一并向法庭陈述质证意见的请求。经法庭同意后，在期满后其对此并未提供质证意见，而其在庭审及答辩中又明确承认微信记录中的徐海华就是其本人、微信记录属实。因此，对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所证明的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提供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是其公司委托庄淑娥（即庄嫂，新民白萝卜产业交流群群主“健康是福”）销售萝卜种子时交给庄淑娥的空白合同，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方并未按约定将种植萝卜送到其公司院内，其公司并未收到原告销售的萝卜，并且，原告提供的其送萝卜的检斤小票只有何家忠个人印章，没有其公司印章，公司从未委托或者聘用何家忠代替其公司收购腌渍萝卜，何家忠收购萝卜是其个人行为，能够确定形成买卖关系是原告和第三人何家忠，与被告公司无关的抗辩。本院认为，庭审质证时，被告已明确表示，对双方签定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没有异议，现又提出该合同是空白合同，其所述前后矛盾。同时，原告提供的2017年10月4日的微信记录中其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询问：“在不徐总，何家忠是公司安排腌制的不？我家萝卜是他腌呗”，徐海华回复：“行”，随后原告将萝卜送至新民市前当堡大古城子腌渍点并由何家忠在检斤小票上盖上印章。该微信内容说明，被告公司确认何家忠是其公司安排腌渍萝卜的人员，同时也同意原告将萝卜送至何家忠处腌渍。可见何家忠不管是受被告雇佣还是委托，实际上何家忠是代表被告公司收原告萝卜进行腌渍，并且已盖章确认收到的原告送来萝卜的数量。该合同上述的实际履行情况与被告在庭审质证中发表的“从未委托或者聘用何家忠代替其公司收购腌渍萝卜，何家忠收购萝卜是其个人行为”的质证意见也相互矛盾。结合2017年10月18日，原告王志财、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第三人何家忠和案外人于在海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已对原告所送的萝卜进行了确认结算以及原告向被告索要萝卜款的过程和证据。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何家忠提供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10491号和（2019）辽01民终10515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被告主张，虽然其对二审该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公司对该两个案件现在正在提起申诉过程中，该两个案子仅是通过证据对比来判定的，不具有排他性。本院认为，该两案的终审判决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被告对案件的申诉并不影响已生效判决书的效力和证明力。因此，对于被告的因该两案其正在申诉过程中而否定已经生效判决书的证明力的抗辩意见，本院不支持。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即本院审理的另一案件〔（2018）辽0181民初737号〕，张某诉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案被告）承揽合同纠纷案的原审开庭审理笔录复印件。该案因原告张某撤诉，法院对案件事实未予认定，并且，该案为承揽合同纠纷，原告张某的萝卜是否是通过庄淑娥介绍出售给何家忠与本案无关，故，对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提供的“付款协议”，其主张是代替何家忠、于在海支付原告的部分萝卜款18,557元，此款项为代付何家忠腌渍萝卜原材料款。原告对此并不认可，其反驳称，该协议是2017年11月12日公司要将我卖给公司腌渍后的萝卜进行包装销售，我得知消息后赶到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萝卜款之后才能卖萝卜，双方发生争执近一个晚上并予以了报警。第二天，即2017年11月13日，被告公司工作人员李广明（李主任），要求我必须签署公司拟定的付款协议，否则不给我付款，该付款协议不是我所书写，也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收到款后的第二天（2017年11月14日），我继续微信向徐海华催要萝卜款，并阐明2017年11月13日是公司又给我结算的18,557元，剩余萝卜款公司必须马上给我结算，徐海华并未提出异议。本案第三人何家忠在庭审中表示：“这个付款协议我不知道，我没在场。”。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签定的“萝卜订单种植收购合同”，及2017年10月4日的微信记录中其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的微信记录内容，被告公司确认何家忠是其公司安排腌渍萝卜的人员，同意原告将萝卜送至何家忠处腌渍。以及2017年10月18日，在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原告提供的盖有第三人何家忠印章的萝卜数量的小票，对原告出售的萝卜进行了结算确认。并且2017年11月10日、11日原告向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华微信索要出售的萝卜款，徐海华在微信中直接将其公司李主任（李广明）电话号码发给原告，并未对原告催要萝卜款提出任何异议，其意思很明显原告索要萝卜款让其联系被告公司工作人员李主任。而且，自付款协议后，原告继续微信徐海华索要尚欠的剩余萝卜款，徐海华也未提出异议。以上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所欠原告的该笔债务是认可的。同时，在第三人不知情不认可、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有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被告表示是其代替第三人履行付款义务的理由，不能否定以上证据所证明的被告对所欠原告的该笔债务是认可的事实。故，被告表示该协议所付货款是其代替第三人给付原告萝卜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中的几组“证实”复印件，因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并且其提供的该几组证据是复印件，证人并未出庭，也无身份证明，故，对该几组“证实”复印件，本院不予审查认定。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自2017年10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给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至欠款还清时止的请求。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要求增加给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同意给付。依据《中华人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本案被告未按“卸车后付款”的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0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该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萝卜款并要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的诉讼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志财支付尚欠萝卜款33,243.00元； 二、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志财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尚欠萝卜款33,243.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2.00元，由被告辽宁绿立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新春 人民陪审员  张 威 人民陪审员  李 龙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商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