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3行初144号 原告汝红秀，女，汉族，1976年4月6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成，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400弄46号。 法定代表人杨晓萍，局长。 委托代理人叶青松，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汝红秀诉被告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民政行政管理（民政）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要求补正后，本院于同年12月23日受理，向被告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L330103-2014-000635号离婚证，内容为：汝红秀与童立国，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离婚。 原告汝红秀诉称，原告汝红秀和第三人童立进(男、汉族、生于1976年10月17日、住杭州市下城区××单元××室、公民身份证号码：3404211976××××××××)是大学同学，两人于1997年开始恋爱，历经5年于2001年04月12日在临安市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04年03月09日生育女儿童婳，后购买不动产学苑春晓花园12幢509室房屋一套、戒坛寺巷17号4单元102室房屋一套。2011年初第三人童立进表示“能搞到一个身份证，让原告同这个身份信息(即童立国)登记结婚”，为了“多生个孩子、有继续买房子的资格、可以避开房产税等”提出假离婚；原告想如果能为女儿童娅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陪伴她共同生活当然是最好的，也是自己对家庭付出的表现，另相信第三人童立进、对于第三人童立进出具的离婚协议以及申请假离婚、和另外一个身份信息登记结婚也只是形式，并不影响夫妻共同生活。遂双方于2011年01月06日办理离婚登记。后第三人童立进说搞到了身份证，双方约定了时间即2011年06月10日申请结婚登记。第三人童立进持童立国身份证、户口簿与原告汝红秀于当日向下城区婚姻登记处申请结婚登记，时至原告才知道对方系童立国(男、汉族、生于1974年12月18日、住安徽省凤台县古店乡童圩村童圩249、公民身份证号码：3404211974××××××××)。后第三人童立进以童立国的名义与原告申请再生育审批。2011年12月22日，原告汝红秀与第三人童立进生育儿子童尧。直到2014年，第三人童立进表示“人口普查越来越严重，如果童立国被注销，那就和童立国离不了婚，和自己结不了婚”；原告认为第三人童立进拿着童立国的身份、户籍信息与自己登记结婚这个行为是错误的，现在和童立国登记离婚既是纠正错误的一种形式，又是保护第三人童立进的一个程序，另是和第三人童立进复婚的必要一步。遂双方于2014年06月17日签定男方签名为童立国的离婚协议并办理男方为童立国的离婚登记。至此，原告汝红秀与第三人童立进以夫妻名义一直居住于下城区××街道××单元××室并为复婚做准备。直到2017年02月23日，第三人童立进单方面搬走，并声称给原告汝红秀一年的时间分居冷静考虑，却在半年后，第三人童立进突然告诉原告，爱上了别的女人并和其登记结婚。2018年08月20日，原告经凤台县公安局古店派出所户籍证明得知，童立国身份、户籍信息已于2018年06月26日注销，且第三人童立进与童立国系双重户口。原告万万没想到童立国与第三人童立进竟然是同一人，深知自己被第三人童立进所骗。第三人童立进利用其虚假身份、户籍信息与原告办理离婚登记，以欺骗的手段，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与其达成离婚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该离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第三人童立进是在违背原告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原告达成的离婚协议，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认为，第三人童立进使用童立国的身份、户籍信息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及离婚登记，该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汝红秀与第三人童立进具有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始终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孩子，符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应肯定其婚姻关系；原告汝红秀与童立国的离婚登记有违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自始相信童立国并非第三人童立进，原告与童立国的离婚登记绝不等同于与第三人童立进的离婚登记，原告始终没有与第三人童立进离婚的意思表示。现童立国的身份信息以双重户口的原因已被注销，原告与童立国的离婚登记亦失去法理基础。原告至下城区婚姻登记处申请撤销离婚登记，被告知“其没有撤销权限，如情况属实、可提起行政诉讼以处理”综上所述，原告在签订和童立国的离婚登记时，不知道第三人童立进和童立国是双重户口，属同一人，原告系被骗离婚。第三人童立进通过隐瞒真实情况，捏造虚假事实，使原告陷入童立国和第三人童立进是2个人的错误认知，令原告在根本不愿意和第三人童立进离婚的情况下，被骗同意和童立国离婚，从而骗领登记离婚。骗离婚既是第三人童立进一方的欺骗行为，又是一种基于欺骗而产生双方同意的离婚行为，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违反了婚姻自由、自愿的原则，破坏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该行为是一种绝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即从登记离婚行为开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被骗的原告，可以随时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离婚无效，撤销离婚登记的主张。为维护原告方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4年6月17日审查处理的原告汝红秀、童立国的离婚登记；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间，应当依法驳回起诉。2014年6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童立国在被告处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当日被告经过审查，认为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离婚，并将离婚证颁发给原告与第三人。2019年12月5日，原告向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离婚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从知晓行政行为内容至提起行政诉讼长达5年6个月，早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二、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责。《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规定“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第十条规定“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本案中，原告系下城区常住人口。根据上述规定，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具有作出被诉的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登记的法定职权。三、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作出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4年6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童立国携带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来到被告的婚姻登记部门，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婚姻登记员诸秋红负责具体办理，登记员首先查验了原告与第三人提供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经过核对，三证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均一致。其后，向原告与第三人讲明了婚姻法关于离婚登记的条件，并询问原告与第三人的离婚意愿，原告及第三人明确表示自愿离婚，登记员制作了询问笔录。登记员又询问了双方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双方表示离婚协议中的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为协商一致的结果。再后，原告与第三人填写《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并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在声明人处签名。签好声明书后，原告与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最后，婚姻登记员对原告与第三人的证件、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书进行审查，认为符合离婚条件，填写了《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和离婚证，将离婚证颁发给原告及第三人，并向双方宣布取得离婚证，解除夫妻关系。整个离婚登记办理过程原告精神状况正常，意思表达清楚，无任何异常表现。《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本案中，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对原告及第三人出具的证件及材料进行了仔细查验，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各项内容一致，询问了离婚意愿并制作了笔录，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经审查完全符合办理离婚登记的条件，颁发了离婚证，完全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间，请下城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定职权，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经审理查明，杭州市民政局经汝红秀与童立国的申请，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L330103-2014-000635号离婚证，内容为：汝红秀与童立国，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离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起诉人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原告汝红秀的诉请是撤销杭州市民政局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L330103-2014-000635号离婚证，但原告在当日就知道该行政行为，直至2019年12月18日原告方才提出撤销之诉，显然已超过一年的法定起诉期限。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汝红秀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汝红秀。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培芳 审 判 员 董臻静 审 判 员 张闪闪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代书记员 蒋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