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804民初1370号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住所地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801499370640U。 法定代表人：李国升，该林场副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寿平，广西元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琼树，男，1964年2月15日出生，壮族，住贵港市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炯泽，贵港市港北区港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港市覃塘区覃塘林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8007884404226(1-1)。 法定代表人：左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鹏，广西中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以下简称凤凰林场）与被告韦琼树、第三人广西扬翔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翔公司）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凤凰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寿平、被告韦琼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炯泽、第三人扬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凤凰林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2.被告退还原告不当得利1333452.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原告。事实与理由：200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承包林业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告将位于凤凰林场古平站黑石岭一带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承包给被告，承包期限为2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承包金为80元/年/亩，201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为100元/年/亩，每年1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承包金。2012年变更承包金为120元/年/亩。2014年5月1日，被告未经原告的同意，便以1080元/年/亩将245.12亩林地转租给扬翔公司养猪，转租期限为15年8个月（2014年5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被告从2014年5月至2019年12月31日转租期间获得转租差价1333452.8元。被告的转租行为已构成违约，其把转租所得差价占为己有没有合法依据，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不当得利。此外，第三人扬翔公司擅自在林地上大面积建造建筑物，改变了林地的用途，致使合同约定投的植树造林的目的不能实现，且转租行为也未能得到原告书面同意，转租行为无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事实与理由为:2011年5月份，被告为达到继续租赁林地的目的，送给时任林场场长杨伟才好处费人民币2万元后，续签了《承包林地合同书》，并倒签落款时间。被告与杨伟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被告韦琼树辩称,一、原告请求返还不当得利133452.8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4年8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承包林地由双方共同经营，原告此时已经知道合作经营的当事人和合作内容，从2015年起至2017年，林业部门补助的林木抚育金，原告都是直接拨付给第三人。由此可见，原告于2015年已经知道被告与第三人合作经营的事实，并知道被告收取了第三人付给的合作收益金。现在原告以该款属于不当得利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告请求确认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给原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从1997年1月起至今一直承包原告这块土地种植农作物和树木，期间曾4次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原告诉称其与被告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1、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的目的是延长承包期限，延长承包期限是国家政策允许和受土地承包法保护的，并不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被告与原告签订《承包林地合同书》采取的是最直接的方法，是在原有承包合同的基础上，适当延长承包期和合理提高延长期间的承包金，不存在需要采取迂回方法避开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1、被告是与原告签订《承包林地合同书》，不是与杨伟才个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时没有损害原告合法利益的故意，被告与杨伟才协商签订延长承包合同时，副场长梁志彬亦在场，双方都没有合谋要通过签订合同损害林场的利益，虽然杨伟才收受了被告的好处费，但这份合同上还有副场长梁志彬的签名，不是杨伟才个人的行为，所以不能以杨伟才个人违法而确认合同无效。2、被告是与原告签订《承包林地合同书》，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更没有以此获取非法利益：1、承包金只有提高没有降低。2009年至2014年期间的承包合同被告是与时任场长曾庆新签订的，该合同约定的承包金为每年每亩70元，而与杨伟才签订的合同，从2015年起承包金为每年每亩100元，比与曾庆新签订的合同提高了30元/亩。2、被告按原告擅自提高的承包金数额缴纳。刘荣良担任场长后，未与被告协商便擅自提高原合同约定的承包金数额，2012年至2015年按每年每亩120元收取，2016年和2017年又按130元收取，2012年至2017年，原告多收被告的承包金共计57500元。三、被告与第三人属于合作经营关系，被告没有将承包林地转租给第三人，第三人付给被告的是合作收益金，不是租金。被告与第三人均明确承包林地内的桉树属第三人所有，椿树属被告所有。双方签订的合同均没有约定不得将承包林地与他人合作经营，不得转租，转租须经发包人同意等内容。四、被告收取的合作收益金不属于不当得利。本案中，被告取得第三人给付的合作收益金具有法律上的受益原因，一是合作时被告已在林地内种植桉树和椿树并已初成林，被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理应得到补偿；二是桉树由第三人经营收益，第三人在合作期内每年每亩给付被告合作收益金1080元，是桉树利益分配，是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原告认为被告从2014年5月至2019年12月31日转租期间获得转租差价1333452.8元属于不当得利，属于定性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扬翔公司述称，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 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凤凰林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欲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承包林地合同书》，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事实； 3.《合作经营协议书》，欲证明被告转租林地面积及转租林地价格情况； 4.宗地图，欲证明涉案林地具体位置； 5.“覃法建（2019）4号”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欲证明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建议覃塘区林业局对非法转租行为依法处理的事实； 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 7.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书》，欲证明被告向时任场长杨伟才送好处费2万，双方续签《承包林地合同书》，并倒签落款时间2009年1月1日的事实； 8.《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欲证明本院于2013年11月21日作出的（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刑事判决书》已于2013年12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韦琼树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 1.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欲证明2009年至2011年承包金每年每亩按70元缴纳；2012年至2015年承包金按每年每亩120元缴纳；2016年至2017年承包金每年每亩按130元缴纳；2018年至2019年承包金按每年每亩100元收取； 2.覃塘区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欲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承包林地合同书》的经过，杨伟才收取2万元是其自己提出要的； 3.照片，欲证明承包林地种植有桉树和椿树，而且是两行桉树种一行椿树。 第三人扬翔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开庭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2、4、6，8，被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5、7，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其真实性，且该三份证据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3，因无法确认拍摄地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1998年1月10日，原玉林地区编制委员会确定原告凤凰林场为副科级事业单位，虽然名为财政差额拨款，实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性质单位，其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主要从事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等。本院（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案经审理查明“杨伟才于2003年11月27日被任命为凤凰林场场长，于2011年5月24日被开除党籍，同年7月25日被开除公职。2011年5月份,韦琼树向被告人杨伟才提出延长其承包林地的合同期限,被告人杨伟才表示同意。被告人杨伟才根据韦琼树之前的合同拟好延包合同，并签字盖章后约韦琼树在安居小区附近见面，后被告人杨伟才在韦琼树开来的面包车上，收下韦琼树送的好处费人民币20000元。”被告韦琼树在（2013）覃刑初字第117号案中的证人证言证实其与原告签订合同承包林地250亩种植速丰桉，后经丈量核实，实际林地面积为405亩，比协议面积多出155亩，其已将多出林地租金人民币43400元交到凤凰林场。 2011年5月份，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约定“为了便于林地的管理，维护甲方林地的完整性，经甲方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将原承包给乙方在古平站黑石岭一带的林地，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延长林地承包造林，现经甲乙双方协商，特订延包合同如下，以便共同遵守。一、乙方所承包林地的四至界址是东至李文顶木林为界；西至林区山路为界；南至百怀耕地区为界；北至林区山路为界；界内的承包面积为250亩。二、延包期限为20年，即从2009年元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三、乙方的承包费从2009年至2014年按原来的每年70元/亩计，2015年至2029年每年按100元/亩计，2009年至2014年每年交纳承包费为人民币壹万七千五佰元，2015年至2019年每年交承包费人民币贰万五千元。四、承包费的交纳费方式：1、乙方必须自双方签订合同时先交清当年的林地承包费给甲方。2、以后的土地承包金乙方必须在每年的元月1日至元月10日十天内一次性向甲方交清当年度的土地承包金。乙方必须用现金直接向甲方交纳。五、1.乙方承包的土地，甲方只收承包金，乙方实行自主经营管理使用，甲方不得干涉……”等内容。此外，《承包林地合同书》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承包林地合同书》中落款位置原告法定代表人处与杨伟才并列还签有一个“梁志彬”的名字。 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扬翔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一、双方提供合作经营的条件：1.甲方提供原承包凤凰林场古平站园卵山一带（凤凰种猪场东南面）的林地（四至见附件，经双方实际测量面积为245.12亩）为合作条件。2.乙方利用下属凤凰种猪场产生的肥料的有利条件，种植经济作物，独自经营、自负盈亏，负责该林地的种植、护理、管理等一切投资经营事项。二、合作经营期：自2014年5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共15年8个月。三、利益分配方式：因甲方不参与经营管理，亦没有资金投入，其利益分配采用固定方式分配，即乙方在合作期内以每年每亩1080元分期付给甲方作为合作收益金，具体如下：1.协议生效后15日内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合作收益金1323648元；2.2019年5月份支付2019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的合作收益金1323648元；3.2024年5月份支付2024年5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合作收益金1500134.4元。”签订协议后，第三人扬翔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合作收益金。 又查明，杨伟才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合并刑期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十年。该案判决已于2013年12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认为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系杨伟才通过受贿方式与被告签订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遂于2019年10月10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同时判令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给原告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2.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项1333452.8元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时间？ 一、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并请求被告将租赁的林地及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给原告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凤凰林场时任场长杨伟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与被告签订涉案合同时，收受了被告韦琼树给予的好处费2万元，其行为显然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为此杨伟才也付出了被判处刑罚、失去自由的代价。而被告韦琼树为了成功与原告签订林地延包合同，送给杨伟才好处费2万元，结果被告韦琼树也确实成功地与原告签订了延包合同，杨伟才与被告韦琼树的此种行为，侵犯了不特定第三人对凤凰林场林地享有的公平承包竞争权，同时也不符合正确的价值取向，还会扰乱公平有序的社会经济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故原告该主张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关于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月1日的《承包林地合同书》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涉案林地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涉案林地上的附着物，为被告所种植，并非原告所有，不存在向原告退还之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将林地上所有附着物退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项1333452.8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有权请求他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人是利益受到损失的人。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合作经营协议》，但是从该协议书约定的“被告按每年每亩1080元的价格固定收取收益金，且被告不参与经营管理、无须投入资金，由第三人独自经营、自负盈亏”等内容来看，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实为转包关系。但原、被告签订的所有合同中均未约定被告不得转包，法律亦无规定承包人不得转包，因此被告该转包行为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就原告主张的“被告从2014年5月至2019年12月转租期间获得转租差价1333452.8元”而言，该收益系被告通过转包方式取得，并不属于原告的实际可得利益，原告的利益亦并未受到损失。故原告请求被告退还不当得利款项1333452.8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通过转包方式取得的差价1333452.8元并不属于不当得利，故不存在被告所主张的原告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与被告韦琼树于2009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林地合同书》无效，被告韦琼树于3个月内退还所租赁的林地给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 二、驳回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802元，由原告贵港市覃塘区凤凰林场自行负担16702元，由被告韦琼树负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加五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16802元。款汇至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农行贵港分行，账号：20×××16。期满仍未预交也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杨 云 审 判 员  陈伟翠 人民陪审员  陆春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