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33445号原告：张胜娥，女，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山东省宁津县，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天津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文文，天津政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海红，女，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户籍地天津市宁河区，现住天津市宁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亚丽，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刘洋，男，1984年1月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天津市宁河区。第三人：李彩萍，女，197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张爱君，女，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人：任根妹，女，196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本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原告张胜娥与被告张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津0116民初24757号民事判决，被告张海红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津03民终1104号民事裁定，以二审期间张海红提交的证据足以影响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为由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被告张海红申请，依法追加刘洋、李彩萍、张爱君、任根妹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3日、2020年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胜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被告张海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高亚丽、李彩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洋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第三人刘洋、张爱君、任根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原告张胜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000,000元及自2018年7月24日至2019年2月24日的利息计140,000元，本息合计1,14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自2019年2月25日到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3.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律师费57,000元及保险费3,600元；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庭审中，原告自愿表示放弃第3项诉讼请求，对律师费及保险费不再主张。事实与理由：被告张海红于2017年8月14日、2018年4月23日、7月23日向原告张胜娥三次借款，共计1,000,000元。2018年7月23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为3个月，年利率为36%，被告以坐落于天津市宁河区（产权证书编号为：津（2018）宁河区不动产权第100XXX6号）及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产权证书编号为：津（2017）宁河区不动产权第100XXX6号的房产做抵押）并将两处抵押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在《不动产登记证明》中显示，权利人为张胜娥，义务人为张海红。借款合同到期后，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还款，给付利息至2018年9月，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还款，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迟迟不肯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之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成诉。原告张胜娥针对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居住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原告张胜娥经常居地为塘沽；2.2018年7月23日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原件在原审卷宗中），金额为1,000,000元，以被告名下宁河区两套房产作为抵押；3.转账记录及被告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原件在原审卷宗中），证实原告履行了出借义务，证实原告委托李彩萍分别于2017年8月14日向被告转账300,000元、2018年4月23日向被告转账200,000元，2018年7月2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500,000元；4.房屋产权证及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两份，证实原告名下两套房产已经设立抵押登记，权利人是原告张胜娥；5.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及保全费票据复印件一份（原件在原审卷宗中），证实原告已作了诉前保全，查封了上述两套房产，原告为此支出财产保全费5,000元。被告张海红辩称：第一，原告张胜娥不是本案的真正出借人，被告所借的1000000中的500000是第三人李彩萍直接转给被告的，另500,000元是由第三人张爱君转给张胜娥并附言张海红，再由张胜娥转给被告，从还款的资金走向上也可以看出张海红的大部分还款是转到第三人任根妹、张爱君的账户，再转入李彩萍的账户，因此，本案中借款的实际出资人不是原告张胜娥，还款也没有最终还至原告张胜娥，故张胜娥不是本案出资人；第二，张胜娥、李彩萍、任根妹、张爱君、刘洋等人是有组织的经常性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已构成职业放贷，张胜娥只是名义上的出借人，故原、被告之间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第三，张海红的还款金额应为292,000元，有现金也有转账，在原审的一审和二审中原告代理人当庭均有被告还款不少于200,000元的表述；第四，第三人刘洋、李彩萍在法庭上表示不认识任根妹等人，但是根据其银行流水显示，张胜娥、任根妹、张爱君、李彩萍、刘洋之间有多次银行转账，刘洋、李彩萍陈述其不认识其他人显然是虚假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原告张胜娥与被告张海红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被告张海红向张胜娥等人的还款应全部冲抵本金，且不需要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张海红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被告张海红名下农行卡号尾号为2318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证实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款转给刘洋、张爱君、任根妹共计159,500元；2.2019年7月29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证实张胜娥代理人付文文在庭审中陈述张海红支付利息20多万元包括现金和流水，笔录第11页有记载；3.原审一审2019年6月18日第二次开庭笔录（被告自行拍摄），证实原告张胜娥在庭审中陈述事实前后矛盾、原告张胜娥和李彩萍、刘洋陈述前后矛盾、证明原告及证人作虚假陈述；4.打印照片一张（在刘洋微信收藏里打印出来的），证实张胜娥为汇丰鑫通公司的员工，前面的男士是法定代表人曹海恒；5.汇丰鑫通的户卡信息，证实汇丰鑫通公司前负责人是任某发，现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是曹某恒，该公司没有对外发放贷款的经营范围；6.被告张海红名下农行卡号尾号为1879的银行流水，证实张海红的朋友因个人需要通过刘洋与汇丰鑫通公司员工签订借款合同，汇丰鑫通公司作为回报给被告介绍费9,600元，备注付款人是汇丰鑫通公司，张爱君也曾经给被告打过介绍费，汇丰鑫通公司以员工的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转账、员工收息，实际出借人是汇丰公司；7.裁判文书网下载的判例，证实出借人有刘洋、张爱君、潘某玉、张胜娥、任根妹等人，包括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海恒曾因民间借贷案件非法拘禁他人被判决，本案原告因贩卖毒品罪判处5年2个月，证实原告并没有出借款项的能力，被告实际是和汇丰鑫通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但转款是个人，收息也是个人，汇丰鑫通公司没有发放贷款的金融资质，却一直在从事违法的职业放贷，对外发放贷款，为了规避法律，其放贷是以公司员工签署借款合同，其他员工收息；8.被告向法院申请调取的原告张胜娥、第三人李彩萍、刘洋、任根妹、张爱君名下银行流水一组，证实原告及第三人以及案外人他们是有组织经常性的从事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的规定，从事高息高回报的放贷活动；9.原告本人提供的还款说明一份（收息表格），证实该表格中收息人员有案外人潘某玉，收了两笔款项共15,000元。第三人刘洋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与本人没有关系，本人以介绍贷款为生，只是介绍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也没有收到被告所称的150,000元现金，被告应说清楚在哪里给的，什么时间给的现金。第三人刘洋未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证据。第三人李彩萍辩称：原告的钱放在本人这里，原告给了一个卡号让本人打钱给被告，其他的本人都不知情。第三人李彩萍未针对其答辩意见提交证据。第三人任根妹、张爱君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提交的证据1-5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3、8，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的证明目的，被告张海红坚持认为原告代理人在二审询问笔录中认可其已经给付20多万的利息，但该笔录载明“审：一共还了多少钱？被上：应该是二十多万元，具体数额代理人庭后提供”，本院认为，此处原告的代理人并未向法庭作确定性陈述，语气仅为猜测，且表示其需要庭后提交具体数额，不能作为代理人自认还款数额为292,000元的依据，故对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2．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7，不足以证实原告及第三人都是汇丰鑫通公司员工，被告实际是与该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因系自行统计的内容，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4日，第三人李彩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账户转款300,000元，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同日，原告与被告到房管部门办理了他项权登记，被告将其名下坐落于宁河区房屋（产权证书编号为：津（2017）宁河区不动产权第10XXX76号）作为借款抵押给原告，权利价值为500,000元。后2018年4月23日，第三人李彩萍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账户转款200,000元，双方未签订借款协议。2018年7月23日，原告通过本人名下银行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500,000元，同时，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了他项权登记，被告将其名下坐落于宁河区房屋（产权证书编号为：津（2018）宁河区不动产权第100XXX6号）作为该笔借款抵押给原告，权利价值为500,000元。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包括之前两笔借款在内共计1,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借款利率为年息36%。庭审中，原告自认收到被告还款134,500元；被告主张通过银行流水可以显示的还款金额为164,500元，其中相差的30,000元的具体情况为：2017年8月15日案外人潘某玉转账给第三人李彩萍7，500元，交易摘要为“张海红”，该笔款项系张海红偿还的利息；2018年1月25日第三人张爱君向第三人李彩萍账户转账13,500元，交易摘要为“张海红王海波”，其中7,500元为张海红偿还的利息；2018年4月9日，第三人张爱君向第三人李彩萍账户转账7,500元，交易摘要为“张海红”，该7,500元系张海红偿还的利息；2018年6月26日第三人李彩萍收到第三人任根妹转账的12,000元，标注为“张海红2宋晓卫”，该笔款项中7,500元系张海红偿还的利息。第三人李彩萍自认收到上述30,000元，但该款项系其与案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并非被告偿还原告的利息。通过本院审判系统查询，原告张胜娥于2018年在本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1件，2019年在本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5件，均为不同的被告。2019年3月25日，本院依原告张胜娥的申请，作出（2019）津0116财保20028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告张海红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宁河区房屋（保全价值1,200,000元），查封期限为三年，原告支付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原告在近两年内向本院提起民间借贷案件高达6件，被告均为不同的相对人；借款合同约定了利息，被告实际支付了部分利息，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出具款项，可以认定原告的放贷行为具有营业性和营利性；出借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的民间借贷，可以认定构成职业放贷行为。因原告的职业放贷行为，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中原告共给付被告借款1,000,000元，原告认可被告向其给付利息134,500元，被告主张其通过转账及现金的形式给付原告共计292,000元。本院认为，除双方一致认可的134,500元转账给付部分之外，另有四笔共30,000元转账系本案第三人和案外人转至第三人李彩萍账户，该部分转账均附有摘要“张海红”，根据该四笔转账数额的规律性及原告账户交易习惯，本院有理由推定此部分为被告张海红通过第三人和案外人向原告支付的利息；至于被告陈述的现金给付部分，因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给付的金额、时间、地点，本院难以认定，被告可待取得证据后另案主张返还。故根据被告提供的还款证据及原告的自认，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共给付原告164,500元。因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双方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作为借款人应当返还借款本金并给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告已收取的被告给付的款项应在被告给付款项总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海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胜娥返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给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已给付的164,500元在上述给付原告的款项总额中予以扣减；二、驳回原告张胜娥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606元，原告张胜娥负担1,806元，被告张海红负担18,800元（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 洁审 判 员  杨 辰人民陪审员  郑志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 莹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