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4966号原告：马某1，女，195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亚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某2，男，193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马某3，男，196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马某4，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马某5，男，1969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法定代理人：马某3、马某4。上列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年春，北京兴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某6，女，1965年5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某1与被告马某2、被告马某3、被告马某4、被告马某5、被告马某6分家析产、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亚南、被告马某2、被告马某3（兼马某5法定代理人）、被告马某4（兼马某5法定代理人）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年春、被告马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搬迁腾退补偿款、补助奖励、周转费及其他费用共计1445589元；2、请求确认原告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新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项目116地块11号楼2单元803室、116地块11号楼1单元801室、166地块4号楼2单元402室、166地块4号楼1单元402室享有50%的份额，由原告给付被告772440元房屋价款；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马文志、戴兵茹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马某2、次子马术堂、长女马某1。马文志于1999年12月29日死亡，戴兵茹于2001年11月9日死亡。马文志、戴兵茹在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石柱子村（以下简称石柱子村）遗留一处院落房产，即南街二条三排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2018年3月2日，马某1与马某2、马术堂签署了《分割协议书》，约定马术堂放弃对于1号院房屋的继承权，该院北房自东向西第1间至第3间的一半及马某2建设的东厢房3间归马某2所有，北房自西向东第1间至第3间的一半及南侧由马某1建设的南房4间归马某1所有。2018年7月29日，马某1、马某2签订《协议书》，约定“在本次拆迁中，该套宅基地及房屋所获得利益（房屋及土地的补偿、各项奖励、所安置的房屋等）各占百分之五十”。马某5是马某2之子，系残疾人，也居住在1号院。现1号院已经拆迁，请求法院判决支持马某1的诉讼请求。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辩称，一、马某1依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我们诉至法院没有法律依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是指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因拆迁事宜产生的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二、1号院并非马文志、戴兵茹的遗产，马某1无权以遗产为由分割拆迁利益。1号院内北房5间是马某2与妻子傅宝芹于1972年建造，东厢房3间是马某3、马某4共同出资建造，与他人无关。1号院的北房5间中有傅宝芹的遗产，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在该房屋中均享有份额，马某2无权就1号院与马术堂、马某1签订协议进行分割。三、马某2于1993年取得1号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号院及院内房屋不应、也不会因马某2与马某1的协议而转变财产归属，成为马文志、戴兵茹的遗产。马某2对两份协议的内容并不了解，另马术堂患有小脑萎缩，在2018年3月份已无能力签订协议。四、马某1所提交的协议侵犯了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的合法权利，应属无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马文志、戴兵茹夫妻二人均系石柱子村村民，二人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马某2、次子马术堂、长女马某1。马文志于1999年12月29日死亡，戴兵茹于2001年11月9日死亡。马某2与妻子傅宝芹共育有四个子女，即长子马某3、长女马某6、次子马某4、三子马某5。马某5系智力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二级。1997年5月5日，傅宝芹死亡。1955年左右，马某2过继（收养）给其外祖父母戴勤夫妇，并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西张华村居住生活。1961年，马某2与傅宝芹结婚。戴勤夫妇去世后，马某2于1971年3月左右携妻儿回到石柱子村居住生活。因马文志、戴兵茹的老宅院面积小，马某2在石柱子村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并建造了1号院。1号院初建时为5间北房，该院东至韩振昆和马术宗（隔道）、西至周志芬、南至街道、北至刘国巡（隔道）。随着子女陆续结婚成家，马某3、马某4在石柱子村另审批了宅基地并搬离了1号院，马某6出嫁至前杨各庄村，家庭成员中便只有马某2夫妇及马某5在1号院居住生活。2010年左右，1号院内新建了东厢房3间和南房4间。关于1号院内北房5间的建造情况，马某1陈述1号院是马文志夫妇于1970年审批并于1971年建造。马某2反驳称1号院是其于1972年经村里审批取得的宅基地、由其与妻子傅宝芹共同建造、所用的建筑材料是原西张华村居住房屋的材料，为此，其提交了付某、马述芬、马文彬和宋怀芝的证人证言，付某证言为“马某216岁给姥姥家养老改姓戴，32岁后姥爷姥姥去世回到石柱子村，回家后自己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房基地，自己盖五间北房，盖房木料是我在我们村找7辆大马车拉回来的，盖房我一直在场，他父母没有参与盖房”，马文彬的证言内容为“1972年经大队批准马某2房基地，我当时是村领导”，马述芬亦证明马某2自己申请宅基地并建房，宋怀芝的录像内容称马某2从张华村拆掉房子回石柱子村盖房，其中付某曾于2018年9月14日到庭作证。马某1质证称：付某是马某2妻子傅宝芹的弟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父母是否参与建房，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宋怀芝和马述芬未到庭接受询问，二人均不清楚建房时间，二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马文彬录像时间短，明显系截取的，马文彬并非石柱子村干部，其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另马某2提交了编号为兴集建（93）字第07-10-076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其系1号院的合法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院向石柱子村委会书记及以前担任书记的马述香调查核实，1号院是马某2申请的宅基地，房屋是马某2所建，建房后一直是马某2一家在1号院居住生活。关于1号院内东厢房和南房的建造情况，马某1称上述房屋均系其2010年所建，马某2称东厢房是马某3和马某4于2009年所建，南房是马某1于2009年建造，双方对此均未提交证据。2018年7、8月份，因北京新机场噪声区治理和周边综合治理项目需要，石柱子村整村被搬迁腾退。搬迁腾退之时，1号院内的东厢房3间和南房4间未被列入搬迁腾退范围。经村镇两级确权，1号院产权人为马某2，宅基地面积458.64平方米、建筑面积77.04平方米（北房面积）。根据搬迁腾退政策，搬迁腾退实行分院原则，被搬迁腾退人年满十八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1号院按照马某2、马某5两个院落进行搬迁腾退，马某2、马某5各享有宅基地面积229.32平方米、建筑面积38.52平方米。之后，马某2、马某5（马某4代理）分别与搬迁腾退人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住宅房屋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马某2、马某5均享有宅基地区位补偿价700573元、房屋重置成新价41435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36594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186984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7632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搬家补助费6880元，另马某2享有创业补贴10000元、设备迁移补助720元、其他费用5000元，马某5享有房屋周转费577886元。另按照搬迁腾退政策，马某2、马某5在1号院搬迁腾退中按确权面积选房，可享受定向安置房指标为343.98平方米（每人享有171.99平方米）；马某2、马某5二人以马某5名义选购了4套定向安置房，马某5与北京新航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4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其中房号为噪116-11-2-803和噪116-11-1-801的2套房屋均系面积89.42平方米、单价4520元/平方米、价格404178元，房号为噪166-4-2-402和噪166-4-1-402的2套房屋均系面积82.57平方米、单价4460元/平方米、价格368262元。扣除选购的4套定向安置房购房款1544880元，马某2、马某5剩余搬迁腾退补偿款1346298元。2018年11月28日，马某2、马某5签订《支付承诺》，马某5将应取得的全部搬迁腾退补偿款支付给马某2。经询问，马某2、马某3、马某4均表示剩余搬迁腾退补偿款已经均分给马某3、马某4二人，每人持有673149元。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马某6均表示同意上述分割情况，不要求在本案中重新进行分割。经查，马某1现为城镇居民户籍，户籍地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饮马井西街东1条14号。马某1称其与父母马文志和戴兵茹原在三间老房内居住生活，后跟随父母到石柱子街南一条一排5号院（即马术堂所在的院落，以下简称5号院）居住生活。2006年11月，马某1户籍由5号院迁入现在户籍地，而马文志、戴兵茹的户籍一直登记在5号院。本案审理中，马某1为证明1号院系父母的遗产，提交了兄妹三人签订的《分割协议书》、《协议书》及马某1书写的情况说明，其中分割协议书内容为“甲方马某2，乙方马术堂，丙方马某1，马文志、戴冰（兵）茹系配偶，育有二子一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石柱子村南街二条三排1号的宅基地房屋系马文志、戴冰（兵）茹的遗产。对于该房产的分配，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放弃对于该宅基地的继承权；2、该宅基地房屋北侧的正房从东向西第一间至第三间的一半以及甲方建设的东厢房三间归甲方所有；3、该宅基地房屋北侧的正房从西向东第一间至第三间的一半以及该宅基地房屋南侧的由丙方建设的正房四间归丙方所有；……”落款处有马某2、马术堂、马某1的签字并摁押手印；协议书内容为“马文志、戴冰（兵）茹系配偶……生前留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石柱子村南街二条三排1号宅基地房屋一套，大哥马某2与妹马某1协商同意，在本次拆迁中该套宅基地及房屋所获得利益（房屋及宅基地的补偿、各项奖励所安置的房屋等）各占百分之五十。大哥马某2妹妹马某12018年7月29日”。至于分割协议书，马某2认可名字是自己所签署，但表示签字时不清楚内容；马某1称兄妹三人均认识字，都知道内容。至于协议书，马某1表示是自己书写的内容，但名字是各自所签，内容也告知马某2了；马某2对此不认可，表示其签字时是白纸，并无内容。另马术堂于2019年4月被诊断为脑梗塞，不能正常作出意思表示。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1号院拆迁之前北房5间中是否存在马文志、戴兵茹的遗产份额；二、马某1可享有1号院的搬迁腾退利益的范围。至于焦点问题一，1号院内北房5间是否存在马文志夫妇的遗产份额。首先，关于1号5间北房的建设情况，马某1诉称1号院是父母于1970年审批的宅基地并于1971年建造北房5间，马某2未参与建房，上述房屋均是父母遗产；马某2对此不予认可，称自己于1971年回村、1972年审批宅基地并建造的北房5间，上述房屋是自己和妻子傅宝芹的共同财产，为此，马某2提交了付某、马述芬、马文彬和宋怀芝的证人证言，其中证人付某到庭作证，马某1对马某2的主张及证人证言均不认可，认为付某系马某2妻子之弟，证言证明力较低，其他证人未到庭，亦不可能知晓家庭建房细节。双方所述的建房出资人及建房细节真伪不明。其次，马某1主张上述房屋系马文志夫妇遗产的主要依据是兄妹三人签订的《分割协议书》及其与马某2签订的《协议书》，虽然《分割协议书》中第2条“甲方（马某2）建设的东厢房三间归甲方所有”与诉讼过程中马某1当庭陈述3间东厢房和南房是其于2010年建造存在矛盾之处，但马某2两次认可1号院房屋是父母遗产，在庭审中马某2虽否认存在父母遗产，称在签订协议时其并不知晓内容，但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马某2的当庭否认不能推翻之前的自认。再次，至于马文志夫妇遗产的范围，显然《分割协议书》和《协议书》仅载明1号院是马文志夫妇遗产，但未明确遗产的范围。根据双方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1号院东厢房和南房建于2009年或2010年，马文志夫妇已经去世，故东厢房和南房不属于马文志夫妇的遗产；至于1号院5间北房中马文志夫妇的遗产份额，应根据双方陈述，结合1号院的建房时间、房屋居住生活情况以及本院向村委会调查的情况等因素综合予以确定。马某2曾过继给其外祖父母，并在西张华村居住至外祖父去世，之后，举家迁回石柱子村居住生活；在1号院建房时，马某2已经年满30周岁，且已结婚单独生活，其所述拆掉西张华村原有房屋材料用于建造1号院的房屋，比较符合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建房的实际。另马某2回村后，在1号院建房过程中，父母应当参与了房屋建造，否则马某2将无法合理解释两次在协议中认可北房为父母遗产的行为。另一方面，除了前述马某2拆老房材料用于北房建设的事实外，马某2在建房时已经成年结婚，且建房是为了自己居住，此种情形下，马某2夫妻二人参与建房，符合事实和常理。因此，对马某2自认北房是父母遗产的行为，应辩证的看待，即一方面推定父母参与建房，另一方面不能简单据此否定马某2夫妻二人参与了建设；否则，在没有其配偶或者配偶继承人追认的情况下，简单以其自认为由进而将北房全部认定为马某2父母的遗产，将与前述马某2夫妻二人应参与建房的结论相矛盾，也会损害已故配偶的合法利益，从而导致其配偶的法定继承人无法继承北房中本属于马某2妻子的遗产。综上，本院认为诉争北房应认定为马文志夫妇与马某2夫妇四人共同建造，结合本案事实，本院酌情确定马文志夫妇的遗产份额为5间北房的50%。至于焦点问题二，马某1可享有1号院的搬迁腾退利益的范围。1号院的5间北房中50%的份额系马文志夫妇的遗产，因马文志夫妇生前未留有遗嘱，故上述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马文志夫妇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马某2、马术堂和马某1，马术堂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故马某1可继承上述遗产的50%的份额，即5间北房25%的份额，现上述房屋已经搬迁腾退，遗产份额已经转化为房屋对应的搬迁腾退利益。至于1号院内的东厢房和南房，马某1、马某2均认可1号院中南房4间是马某1所建，东厢房3间虽有争议，但马某1作为直接证据的《分割协议书》载明东厢房3间系马某2所建，故本院认定东厢房三间系马某2所建，南房系马某1所建。拆迁时，上述东厢房和南房在搬迁腾退中均未被认定为合法建筑，亦未给予补偿，故马某1所建的南房无搬迁腾退利益。根据1号院的搬迁腾退档案，全部房屋即5间北房，面积为77.04平方米，对应的重置成新价共计82870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73188元，故马某1可享有25%的份额，即重置成新价20717.5元、房屋装修附属物定额补偿18297元。此外，马某1是否可依据兄妹三人签订的《分割协议书》或者其与马某2签订的《协议书》要求1号院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以及其他搬迁补助和奖励。首先，要解决此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上述两份协议书的效力。两份协议中对房屋分割或者对搬迁腾退利益的分割，均是以“石柱子村南街二条三排1号的宅基地房屋”系马文志夫妇的遗产为前提的，协议中“宅基地房屋”究竟是宅基地和房屋，还是仅指房屋，约定不明确。若包含宅基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以户为单位取得并享有，1号院的宅基地现无法认定系马文志夫妇申请，根据宅基地使用权证记载，此院落宅基地使用权人应为马某2一户。退一步讲，即使1号院宅基地系马文志夫妇申请，在二人去世后，宅基地使用权亦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若协议中“宅基地房屋”仅为房屋，且双方真实意思是指北房5间，那该约定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查明的事实，1号院北房5间应有马某2、傅宝芹二人的份额，现傅宝芹已经于1997年死亡，其享有的房屋份额应由马某2及马某3、马某6、马某4、马某5共同继承，在未进行遗产分割之前，傅宝芹的房屋份额应属于马某2和四位子女共同共有。马某2单方与他人签订分割房产的协议，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马某5（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故协议中对房屋的处分并非全部有效。其次，对于协议书的理解，应从协议整体考虑。根据1号院内房屋状况，马某1建造了南房4间，《分割协议书》约定北房一半和东厢房归马某2、北房另一半和南房归马某1，《协议书》约定宅基地及房屋所获得利益各占50%，可见上述约定是从1号院的房屋整体搬迁腾退的角度来讲的。目前，1号院只有北房在搬迁腾退中有补偿，东厢房和南房并未给予补偿，现马某1要求按照协议取得一半利益，有违兄妹三人签订《分割协议书》的本意，也有违公平原则。再次，搬迁腾退利益（房屋补偿除外）主要是安置房利益和区位补偿款等，该部分利益均源于宅基地利益的转化，而宅基地使用权人并非马术玲，也非马某2一人独享，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由户内人员共同享有，马某2与马某1协议约定宅基地一半的搬迁腾退利益给马某1，侵犯了该院落中其他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利益。另，马某1系城镇居民，亦非石柱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使有权继承北房中的遗产部分，其也仅能分割遗产部分对应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和装饰装修补偿款，而无权要求安置房和宅基地区位补偿款等利益。综上，上述两份协议中超出马某1应继承的份额外的部分无效，马某1无权依据两份协议要求超出其继承份额的搬迁腾退利益。另马某2已经将拆迁补偿款平均分给马某3、马某4，并由马某3、马某4扶养照顾马某5，马某6对此无异议，马某2及四个子女之间并不要求在本案中对1号院的搬迁腾退利益重新分割，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判决如下：一、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1因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石柱子街南二条三排1号搬迁腾退补偿款共计39014.5元；二、驳回马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马某1负担17525元（已交纳），由马某2、马某3、马某4、马某5负担7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鹏人民陪审员  张福良人民陪审员  莱满库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王皓宇书 记 员  许燕南-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