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初2918号原告：上海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孙国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华，浙江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雄伟，浙江建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欧阳勇，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剑，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玲，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9日、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华、潘雄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2013年下半年，原告向被告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2013年10月，被告审批同意了上述贷款申请，给予原告授信额度人民币7亿元(以下币种同)，贷款年利率7%。但在贷款合同签订前，被告要求原告另行收购被告1.05亿元的不良债权，实质是变相提高贷款利率5%(7亿元×5%/年×3年=1.05亿元)，该1.05亿元原告需在获得第一笔贷款款项后，一次性支付给被告，另外原告还要委托被告清收这些不良债权，清收到的款项90%付给被告作为清收服务费，其余10%支付被告在清收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不足部分由被告自行支付。原告迫于资金压力，无奈接受了被告的上述条件。被告遂以案外人(被告关联公司)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加银公司)作为委托人，被告作为受托人，与原告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贷款本金7亿元，贷款期限3年，年利率7%，同时，原、被告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对原告收购被告不良债权作出上述约定。上述各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12月9日向被告支付了1.05亿元。被告于2013年11月29日至2014年11月10日期间，依《委托贷款合同》累计向原告发放贷款640,472,934.74元，但是2014年年底被告称因银监会政策变化，无法继续履行《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剩余的放贷义务，因此原、被告于2015年1月27日又签订了《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仍为7亿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27日至2016年11月20日，年利率7%。2015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放贷款3,900万元。同年3月4日，原、被告和民生加银公司共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前述《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尚未发放的59,527,065.26元贷款，由被告按照前述《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继续向原告放贷。最终，被告累计向原告发放贷款679,472,934.74元(640,472,934.74元+3,900万元)，尚有2,000万元因不符合金融政策没有放贷。2015年6月29日，经被告同意，原告提前归还了全部本金679,472,934.74元以及按年利率7%计算的利息。原告认为，首先，《债权转让合同》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的履行毫无意义，双方均没有履行两合同的实际行为，“转让”债权实现的利益没有移交，两合同系原、被告双方通谋的虚伪意思表示，故无效。其次，所谓债权转让款1.05亿元实为原告7亿元贷款中被被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合同外的违法高额利息，被告该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不准擅自提高和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十项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等法律和金融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再次，双方于2017年1月25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第6.5条约定与本案无关，且本案被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2款、第4款规定的情形，原告已依法行使解除权，《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已经解除，该合同第6.5条对原告无约束力。综上，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11月2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为公资转XXXXXXXXXX)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编号为XXXXXXXXXX)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以债权转让款名义违法收取的1.05亿元；3.被告支付原告以1.05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计算，自2012年12月9日起至实际还贷日2015年6月29日止的利息损失11,417,671.23元(1.05亿元×7%×567天÷365天)；4.被告支付原告以1.05亿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5%计算，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辩称：首先，原告本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假设《债权转让合同》是虚假的，则原告在2013年12月9日支付债权转让款时就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本案应当从原告付款日之次日起算诉讼时效。退一步讲，原告曾于2015年11月18日以《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为由起诉被告，即使认定因该次起诉导致时效中断，从2016年5月31日原告收到法院准许撤诉裁定书时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原告本次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都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因素，原告称两合同系双方通谋虚伪表示没有依据，与事实不符。2013年11月，原告向被告提出愿以年利率12%的标准申请贷款7亿元，当时房地产贷款市场的融资年利率一般有12%、15%、18%几个档次，四证齐全的借款人可以享受12%左右的年利率，而像原告这样缺乏自有资金的企业，通常融资成本在年利率15%左右。原告申请以12%年利率贷款的同时，主动提出，若再降低5%的利率，则原告可以购买被告的不良债权。在此情况下，原、被告与被告关联公司民生加银公司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上述《委托贷款合同》和《债权转让合同》，另鉴于被告熟悉债权情况，故原、被告签订《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由原告委托被告继续以被告名义清收欠款，清收费用由被告垫付，合作清收期限为5年，收回部分90%归被告，其余10%在扣除被告垫付的费用后归原告。合作5年期满后债务人归还的欠款全部归原告，同时约定原告有权随时提前解除《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因此，《债权转让合同》不符合《民法总则》第146条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被告收取的1.05亿元系基于《债权转让合同》转让贷款债权所获得的对价，并非贷款利息。原、被告已履行《债权转让合同》项下义务，原告称该合同双方未履行，与事实不符。再次，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第6.5条约定，双方此前就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所产生的争议已全部了结，此后原告无权再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被告在《委托经营处置合同》项下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的解约通知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产生解约效果。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23日，原、被告与民生加银公司共同签订《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民生加银公司委托被告向原告发放贷款7亿元，贷款期限三年，自2013年11月20日起至2016年11月20日止。贷款实际发放日与上述贷款期限约定的起始日不同的，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贷款期限的起始日，但上述约定的贷款期限不变，贷款到期日自动变更。贷款年利率为7%。2013年11月29日至2014年11月10日期间，被告依上述《委托贷款合同》累计向原告发放贷款640,472,934.74元。2013年11月23日，原、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共计本金1.05亿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转让对价为1.05亿元，原告应于2013年11月27日将1.05亿元支付给被告。自转让日(原告将转让价款全部汇入被告账户之日)起，标的资产转移至原告名下，原告享有标的资产项下的债权人权益。转让日指原告将转让价款全部汇入被告账户之日。同日，原、被告又签订《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在该协议生效后的5年内对上述《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转让的债权进行管理和清收。合作期间内资产处置的回收款，原告按处置回收款项的90%支付给被告，作为清收服务费。处置费用由被告垫付，被告有权从处置回收款其余的10%中扣除，处置费用不足部分由被告自行支付。剩余的处置回收款归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12月9日向被告支付1.05亿元。另查明，前述《债权转让合同》所附债权转让清单中记载的债权真实存在。2015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发放贷款7亿元，借款期限为22个月，自2015年1月27日至2016年11月20日，借款年利率为7%。2015年1月30日，被告依该合同向原告发放贷款3,900万元。2015年3月4日，原、被告与民生加银公司共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该三方共同签订的前述《公司委托贷款合同》下未提用的金额59,527,065.26元不再提用，由被告按照上述《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发放贷款。2015年6月29日，原告提前归还了上述《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和《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实际发放的全部贷款本金679,472,934.74元以及按年利率7%计算至2015年6月29日止的利息。2015年11月，原告就案涉《债权转让合同》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被告返还1.05亿元及相应利息。后原告向该院申请撤诉，该院于2016年5月27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17年1月25日，原、被告签订《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约定被告(甲方)委托原告(乙方)经营销售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XXXX号的抵押房产(以下简称龙东大道房产)。该合同第2条约定：“委托经营处置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若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届满前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成功出售抵债房产且乙方也未能按本合同约定自行收购抵债房产的，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延长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双方就延长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协商一致的，甲方不追究乙方未在2019年6月30日前成功出售抵债房产或自行收购抵债房产的违约责任。甲方允许乙方在2019年12月31日前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各项条件履行抵债房产销售或自行收购义务，若乙方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仍未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抵债房产销售义务，也未履行自行收购义务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该合同第4.2条约定：“在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届满前，若全部抵债房产均未销售成功的，则乙方承诺以总价款9,300万元自行收购全部抵债房产，并在委托期限届满前向甲方付清全部房款9,300万元。”该合同第5.2.1条约定：“在委托经营处置期间，甲方收到销售回款超过9,300万元(不含9,300万元)但未超过1.05亿元(含1.05亿元)的，则甲方将该超过9,300万元的部分作为佣金归乙方所有……”该合同第6.5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签订前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全部争议即全部了结，此后乙方不得针对本合同签订前甲乙双方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任何争议向甲方提出任何形式的权利主张。”2019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致《律师函》一份，载明：“……在贵行配合荣信公司自行购买房产并按时腾空交付房产的情况下，荣信公司将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房款9,300万元。另外，经贵行要求，荣信公司愿意在不违背《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的情况下，配合贵行以拍卖形式购买上述房产，根据贵行的承诺，拍卖款中的9,300万元归贵行所有，超出9,300万元部分归荣信公司所有。”2019年8月2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致《律师函》，载明“……处置期限届满前，荣信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6月28日两次通过本律师事务所发函给贵行，要求按照《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约定由荣信公司以9,300万元自行购买全部49套委托处置房产，但贵行却提出须经内部审批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出售房产，对此荣信公司不同意。之后，荣信公司作出让步，但双方一直无法达成补充协议。贵行的该行为严重违反《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的约定，已构成违约，导致荣信公司无法直接以9,300万元的价格自行购买上述房产，造成合同无法履行。为此，荣信公司特通知贵行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经营处置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自贵行收到本通知之日解除，荣信公司保留追究贵行违约责任的权利。”邮寄回单显示，该函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签收。2019年8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拍卖告知函》，告知《委托经营处置合同》项下房产将公开拍卖的相关时间、地点等事宜，提示原告“根据《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第2条，贵司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履行自行收购义务”。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收到该函。2019年9月5日，《委托经营处置合同》项下房产拍卖会举行，拍卖结果为流标。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单位借款凭证》《入账回单》《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贷款还款凭证》《贷款扣款回单》《律师函》两份以及被告提供的《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及补充协议、《拍卖告知函》等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的效力及1.05亿元款项的性质；3.《委托经营处置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若未解除，原告是否在该合同中免除被告案涉债务。第一，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原告第一项诉请确认合同无效系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告其余诉请即要求被告返还1.05亿元及利息，则均系由合同无效而产生的债务，涉及确认之诉后果的处理，亦不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被告主张原告本案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的效力及1.05亿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原告诉称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由《债权转让合同》与《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两个合同组成，双方先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正常的债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关系，再通过《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剥夺原告债权转让取得的一切权利。结合二者，该债权转让没有任何意义且无需履行，属双方虚假意思表示，1.05亿元实为被告收取的超额利息。原告主张双方债权转让系通谋的虚伪意思表示，主要理由如下：1.根据两份合同，原告花1.05亿元购买本金为1.05亿元已经严重逾期、难以收回的不良债权资产包，同时合同又约定该1.05亿元债权收回所实现的利益，90%归被告所有，10%留置给被告作为清收费用，显然原告花1.05亿元实现的利益为零，实现债权对原告没有任何意义。2.双方均没有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的实际行为，表现在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告仍然对债权享有管理权和清收权；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债权有关的合同、借款凭证、权利证书等债权文件移交给原告，没有协助原告办理债权担保权利的变更手续，也没有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不良债权的债务人，直到原告第一次起诉后，被告为应付诉讼，才登报公告。3.合同约定的5年合作清收期至今已超出一年多，但被告清收的款项并没有与原告结算。被告则认为向原告转让案涉债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相关债权转移给原告，并于2015年11月27日在文汇报上刊登公告，就债权转让通知了相关债务人，其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通谋虚伪表示的双方均知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不是真实意思，均不希望此行为能够真正发生法律上的效果，双方通过意思联络而对虚假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本案原告于2013年12月9日向被告支付1.05亿元，按照《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自该日起本案《债权转让合同》项下相关债权已经转移给原告；本案被告明确表示其向原告转让相关债权系其真实意思，且被告于2015年11月27日通过公告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相关债务人，故原告称双方均没有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的实际行为，与事实不符。《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协议生效后的5年内，合作期内收回债权的10%扣除被告清收费用后剩余部分归原告所有，合作期满后收回的债权全部归原告所有，故原告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其支付1.05亿元但不能获得任何债权利益，缺乏合同依据。至于原告所称被告并未将相关债权文件交付原告，亦未将收回的债权与原告结算等，均系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难以就此推出转让债权系被告的虚假意思表示。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告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系双方通谋的虚伪意思表示之主张，本院难以采信。案涉《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之情形，原告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合同约定1.05亿元为债权转让的对价，原告主张1.05亿元实为被告发放贷款收取的超额利息，与约定不符，且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推翻合同约定，故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关于《委托经营处置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若未解除，原告是否在该合同中免除被告案涉债务。原告主张其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2、4款，具体如下：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届满后，被告称案涉房产必须通过拍卖出售，且不同意拍卖款中超出9,300万元部分归原告所有，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2款“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退一步讲，如果必须拍卖合同项下的房产，而拍卖行为是对所有不特定的潜在对象发出的要约邀请，原告即使参加竞买也与本合同无关，《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必然处于无法履行或无须履行的状态，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4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第2条约定，委托经营处置期间于2019年6月30日届满，此后委托经营处置相关事项终止，如需继续执行本合同相关条款，应由双方另行协商签署补充协议。但本案双方在委托期限届满后，并未另行签署协议。被告主张自委托经营处置期限届满至2019年12月31日的期间，系被告给予原告的宽限期，该宽限期的约定主要在于被告免除原告未能在委托期限内完成销售或自行购入义务之违约责任，在此期间，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必须以9,300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原告。本院认为，被告对于宽限期的解释符合合同约定，原告在委托经营期限内的各项合同权利并非自动延展至宽限期。根据《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第5.2.1条的约定，超过9,300万元部分的销售回款作为佣金归原告所有，其前提是在委托经营处置期间，被告已收到的销售回款超过9,300万元。原告在被告未收到销售回款，且未获被告同意的情况下，仍主张其有权在委托期限届满后以总价9,300万元自行购入49套房产，继续执行上述佣金条款，该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称双方已通过面谈就原告配合走拍卖程序，超出9,300万元的拍卖款归原告所有达成口头合意，但对此不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亦难以采信。原告主张被告对此前的口头约定反悔，属“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该主张无法成立。原告还主张被告的拍卖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然被告的拍卖行为并非违约行为，拍卖亦不影响原告销售义务的履行，且原告在拍卖前已收到被告发出的拍卖通知，但其未参与竞拍，拍卖结果为流标，故原告主张被告的拍卖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因此，原告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主张《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已解除，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抗辩根据合同第6.5条约定，双方之间已无争议，原告无权就案涉《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原告则主张《委托经营处置合同》是独立的合同，第6.5条的约定只能约束本合同，“争议的了结”仅指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对房产经营、管理、处置问题所涉争议在签订《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后均已了结，与本案“违规贷款及债权转让”的争议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上的关联。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称上述条款中的“争议”指的是双方在委托处置房产谈判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但双方在委托处置房产谈判过程中并未签署过除《委托经营处置合同》外的其他协议，所谓房产经营、管理、处置问题本为《委托经营处置合同》的主要内容，合同的签订即表明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了合意，故在该合同中专门约定对上述问题所涉的争议在签订合同后均已了结，不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故原告对合同第6.5条的解释难以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原告曾于2015年就《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产生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被告，后原告撤回该案起诉。本案双方之间无除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之外的其他诉讼，除案涉贷款、债权转让及房产委托经营处置之外，双方亦不存在其他交易。结合双方之间交易及纠纷的背景，被告所称合同第6.5条“争议的了结”指双方因案涉《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而产生的争议，该解释更具说服力，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该约定，双方就案涉《债权转让合同》《不良资产合作清收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已全部了结，故原告向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有违合同约定，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告的各项起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3,347.2元，由原告上海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 欣审 判 员 朱 瑞人民陪审员 雷 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