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28民初120号原告：戴某，女，1992年2月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原告：罗某1，男，2011年1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原告：罗某2，男，2018年10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未到庭。二原告法定代理人：戴某（系二原告母亲），基本信息同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浩南，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章泽坤，男，1973年11月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罗厚元（系罗某某父亲），男，1953年6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第三人：吴天美（系罗某某母亲），女，1968年9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安龙县。原告戴梦娇、罗某1、罗某2与被告章泽坤、罗厚元及第三人吴天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浩南、被告章泽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被告罗厚元及第三人吴天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章泽坤与被告罗厚元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协议》、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和解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撤销被告章泽坤与被告罗厚元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协议》、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和解协议》。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26日，被告章泽坤驾驶车牌号为云Ｄ×××××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由新桥经福昆线往安龙方向行驶，13时50分，行驶至福昆线2172公里＋300米（小地名：新桥普咱）处，车身左侧与对向行驶由罗某某驾驶的无号牌正三轮摩托车车头相撞，造成罗某某受伤（于2018年10月9日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认定，章泽坤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某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次事故发生后，原告近亲属罗某某被送往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13天，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被告章泽坤驾驶的云Ｄ×××××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且在保险期限内。在罗某某因本次事故去世以后，被告章泽坤与罗厚元私下达成《道路交通事故协议》与《交通事故和解协议》，并且未经原告同意，也未将结果告知原告。原告是在交通事故案件开庭审理的当天，才知道两被告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了，该协议已经严重损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协议中以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严重损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没有涉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罗厚元无权代原告作出选择，更为重要的是罗某1与罗某2属于未成年人，该调解协议的处分行为严重损害到两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处分，原告对该处分行为不追认，更不认可。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特具状诉至贵院。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协议》（复印件）、《交通事故和解协议》（复印件）、收条（复印件），证明2018年9月26日，被告章泽坤驾驶车牌号为云Ｄ×××××号的货车造成原告近亲属罗某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章泽坤负事故主要责任，罗某某负次要责任，同时被告罗厚元与章泽坤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协议》、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和解协议》未经原告认可，且显失公平，损害未成年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3.黔西南州人民医院病人住院病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证明2018年9月26日，罗某某受伤被收治于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3天抢救无效后死亡，并花费医疗费101611.7元。4.浙江得力高文具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情况说明、华夏银行流水、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证明罗某某在浙江省居住，收入来源于城镇，赔偿标准应该以城镇标准进行计算的事实。5.户口簿（复印件），证明罗某某有两个子女需要抚养，有父母需要赡养。被告章泽坤辩称：被告章泽坤与罗厚元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撤销的事由。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合同的情形有：因重大误解签订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在本案中我方认为在签订赔偿协议及和解协议时，其由于无法与原告联系，本身原告戴某是被告罗厚元的儿媳，与被告罗厚元系家庭成员的特殊关系，在无法取得与原告联系的情况下，被告章泽坤相信罗厚元有权利代表家庭成员处理罗某某交通事故死亡的赔偿事宜，签订协议时，罗厚元对其协议内容是经过双方确认认可之后才签订的，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关于赔偿金额，由于死者本身是农村户籍，当时罗厚元没有向保险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可以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故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相关赔偿金额共计509800元，已经完全能够弥补相关损失，所以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同时签订协议时，更加不存在有欺诈的情形，该协议签订后，我方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所有的赔偿义务，被告罗厚元与被告章泽坤签订协议，其产生的行为系有效代理，对本案原告具有约束力，被告章泽坤与被告罗厚元是真实诚恳的意见，也希望得到和谐圆满的解决结果，作为善意相对人，如果案件将两份协议撤销，对章泽坤不公平，因此应当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认为被告罗厚元的行为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属于原告与被告罗厚元家庭内部就赔偿款分配事宜纠纷，原告可以另案解决，与被告章泽坤无关。被告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章泽坤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2.《交通事故和解协议》（复印件）、收条，证明被告章泽坤与罗厚元签订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且该协议我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3.被告罗厚元出具给保险公司的保证书（复印件），证明是发生后被告罗厚元向保险公司出具证明，保证其有权处理赔付事宜，并保证赔付结束后，死者家人及配偶、子女不再找保险公司及车主索赔任何费用，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承担一起法律后果。被告罗厚元辩称：原告三人于2018年12月27日离家出走后，失去一切联系，我是在与原告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才与被告章泽坤于2019年1月10日、2019年1月11日分别达成《道路交通事故协议》和《交通事故和解协议》。这并非是剥夺原告的合法权益，而是在与原告无法联系的特殊情况下所做的特殊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此两份协议是合法的、有效的，不应当撤销该两份协议。被告罗厚元无证据提交。第三人吴天美述称：因为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原告将两个孩子带走了，我们是在无法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我认为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不应当撤销。第三人吴天美无证据提交。审理查明：原告戴梦娇与死者罗某某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原告罗某1、罗某2，被告罗厚元、第三人吴天美系罗某某父母。2018年9月26日，被告章泽坤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为云Ｄ×××××号重型仓栅式货车由安龙县新桥镇经福昆线往安龙县城方向行驶，13时50分，行驶至福昆线2172公里＋300米（小地名：新桥普咱）处，车身左侧与对向行驶由罗某某驾驶的无号牌正三轮摩托车车头相撞，造成罗某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10月9日死亡及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12月3日，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承担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某某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次事故发生后，罗某某被送往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计住院13天，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医疗费均系被告支付，另向罗某某父母支付80000元。后原告戴梦娇、被告罗厚元、第三人吴天美在处理罗某某身后事宜时双方发生矛盾，原告戴梦娇遂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湖北老家。2019年1月10日，被告章泽坤与被告罗厚元签订《道路交通事故协议》，计算罗某某的各项损失为445124.25元，被告章泽坤应承担的金额为347586.98元，被告罗厚元在该协议“乙方代理人”处签字捺印，后因对赔偿金额有意见，该协议未实际履行；次日，被告章泽坤与被告罗厚元又另行签订《交通事故和解协议》，确定被告章泽坤赔偿费用合计为429800元，被告罗厚元在该协议“乙方或代理人”处签字捺印。同年1月16日，被告罗厚元、第三人吴天美共同向被告章泽坤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赔偿款429800元。2019年5月，原告在本院起诉被告章泽坤及相应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时知晓该两份协议的存在，现其以该赔偿协议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偿显示公平且被告罗厚元系无权处分为由，请求撤销该两份协议。同时查明：罗某某自2014年11月起至事故发生时就职于浙江得力高文具有限公司，月工资4000元至4700元不等。以上法律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及原告、被告章泽坤提交的上述证据在卷为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及本院审查，应予认定。本院认为，罗某某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原告戴梦娇作为罗某某的配偶，亦作为未成年子女即原告罗某1、罗某2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就涉及子女的抚养费等事项行使相关的权利，本案被告章泽坤、罗厚元在原告戴梦娇未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协议》、《交通事故和解协议》赔偿协议，故三原告有权就该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章泽坤、罗厚元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协议》、《交通事故和解协议》是否可撤销。首先，各方均认可原告戴梦娇没有参与商议赔偿事宜，且事实上赔偿协议也仅有被告罗厚元一人的签字，其亦未取得原告戴梦娇的授权，事后原告戴梦娇也明确表示不认可该两份协议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被告罗厚元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故其与被告章泽坤签订的两份协议均系效力待定的合同，因原告戴梦娇未予以追认，故该协议对原告戴梦娇不发生效力。其次，各方均认可对罗某某的赔偿标准系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赔偿，被告罗厚元、第三人吴天美在庭审中亦表示“罗某某在浙江打工已经有两年了”、“我们只知道他在哪里打工，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我们没什么依据，所以就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但根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罗某某在外务工的工资收入明细、银行流水、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2018年贵州省人身损害（含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两份协议中对罗某某的死亡赔偿项目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有失偏颇，罗某某实际应得的赔偿款项与双方实际履行的《交通事故和解协议》确定的金额差额较大，利益失衡，足以影响到原告的正常生活，具有显失公平的事由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的规定，现原告以该两份协议系被告罗厚元无权处分且显失公平为由行使撤销权，并在法定期限内，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被告罗厚元因《交通事故和解协议》而获得的由被告章泽坤支付的赔偿款429800元，其应当返还给被告章泽坤；至于被告章泽坤在罗周国住院及死亡时支付的80000元，由各方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另行解决。被告章泽坤明知罗周国已成家且生育子女，而仍然在其妻及子女法定监护人原告戴梦娇未在场的情况下只与被告罗厚元一人达成协议，难以认定其为善意相对人，故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及理由，判决如下：撤销被告罗厚元与被告章泽坤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协议》及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交通事故和解协议》。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罗厚元、章泽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王 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朱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