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1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302号。 诉讼代表人：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捷，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军，男，195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 法定代表人：王天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多，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敬鹏飞，该公司职员。 再审申请人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银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昊森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据以认定昊森公司作为发起人承担责任的《发起人协议》是伪造的，该份协议没有发起人签字和签署时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复中，有经过批准的《章程》和《发起人名录》，发起人是各信用社，并非信用社股东。2.昊森公司确认欠款的《会议纪要》是伪造的。《会议纪要》的组织方郑州市人民政府已出具证明，证明其并未组织召开过这个会议。3.有新证据证明《委托书》是伪造的。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2018年10月22日对《委托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载明：送检《委托书》上印文“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与样本印文“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出于同一枚印章，该鉴定意见表明昊森公司从未对该笔欠款进行过确认。（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郑州城市合作银行1999年5月14日给工行合肥分行开具的492万元存款凭证和8700元现金支取凭证未经质证。2.1999年9月1日（1998）郑经初字第1242号案件、2000年3月15日（1998）郑法移字第1242号《案件移送函》未经质证。3.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6）245号《关于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开业的批复》的附件《郑州城市合作银行章程》《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未经质证。（三）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1.没有证据证明郑州银行已支付了492万元存款票据及8700元现金。2.郑州银行从工行合肥分行融资的300万元一直是由科星信用社作为周转资金、贷款资金使用，并未造成任何损失，一二审判决关于造成损失相关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四）二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情形。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二审判决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没有证据证明郑州银行在1999年提起过诉讼。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移送给郑州市公安局，也没有证据证明郑州市公安局曾经对本案进行了刑事立案。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11月29日，郑州市公安局向一审法院移送了案件。《案件移送函》移送的根本不是案件，而是相关资料，不能作为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2.一二审判决引用（2006）豫法民再第3、4、5号判决相关内容，属于断章取义。该三案判决对拆借款项事实的认定与本案未如实申报造成损失属于不同事实，科星信用社因与河南省技术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技经所）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法定代表人混同承担责任也不能得出科星信用社未申报就必然存在损失。在昊森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郑州银行通过诉讼收回了对外借款，未造成郑州银行损失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昊森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依据。综上，昊森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昊森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需审查的问题为：一、昊森公司应否承担案涉4928700元及利息的还款责任；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昊森公司应否承担案涉4928700元及利息还款的责任问题 首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4928700元已实际发生。本案中，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7月17日作出(1998)经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因科星信用社未按期偿还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的欠款，导致郑州城市合作银行作为科星信用社的债权债务承继方被判决承担还款责任，并由郑州城市合作银行支付了4928700元欠款（含利息）。昊森公司主张科星信用社该笔欠款未造成郑州银行损失，与已查明的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已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支付4928700元的事实不符，其主张不能成立。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向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支付4928700元的相关证据在本案发回重审之前的诉讼中已经由昊森公司进行质证，本案审理期间，昊森公司亦未就此提出异议，现昊森公司以此申请再审，其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技经所作为科星信用社的股东，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根据《郑州城市合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各城市信用社如不如实申报债务给郑州城市合作银行造成损失的，由该信用社股东承担责任。本案中，因科星信用社并入郑州城市合作银行时未申报该笔债务，故根据上述约定，科星信用社相应股东应当按照上述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生效的二审法院(2006)豫法民再字第3、4、5号民事判决认定科星信用社与其股东技经所，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法定代表人混同，科星信用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利益和自我决策能力，已成为技经所实现目标的工具。本案的债务发生时间与该三案债务发生时间相同，均是在杨林军担任科星信用社和技经所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因此二审判决依据(2006)豫法民再字第3、4、5号民事判决查明认定技经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技经所经核准注销后，其债权债务由昊森公司负责清理，二者亦共同出具债权债务承继报告，明确技经所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昊森公司承继。因此，昊森公司应当承担因科星信用社未履行还款义务而导致郑州银行产生的案涉4928700元损失赔偿责任，昊森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郑州银行起诉昊森公司承担责任符合案涉《会议纪要》约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会议纪要》有与会各方的签字，杨林军根据昊森公司授权亦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且《会议纪要》真实性亦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豫法民再字第3、4、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根据《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确定昊森公司欠付郑州城市合作银行确定部分债务2.075亿元，待确定部分为613万元，并确定由郑州银行向昊森公司主张权利。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在《会议纪要》形成后，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个案件，要求昊森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符合该《会议纪要》约定。昊森公司主张《委托书》《会议纪要》系伪造，但其提交的《郑州市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仅能证明相关信息在郑州市政府办公厅档案室查询不到，并不能证明《会议纪要》是伪造的。昊森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由其单方委托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相应的检材属于复印件且并非同一时间形成，该份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规定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委托书》系伪造，不能否定杨林军有权代表昊森公司签署《会议纪要》的事实。 此外，昊森公司主张案涉《发起人协议》系伪造，经查，案涉《发起人协议》有郑州市区包括科星信用社在内的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股东签字，郑州城市合作银行亦已实际成立，可以证明该《发起人协议》是真实的，该《发起人协议》未加盖各城市信用合作社印章和写明签署时间，并不能否定该《发起人协议》真实性。综上，昊森公司关于二审判决依据伪造证据认定事实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经查，案涉《案件移送函》系由郑州市公安局于2010年11月29日作出，该《案件移送函》系郑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依职权出具的公文书，亦经过昊森公司的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该《案件移送函》载明的内容，本案立案审理后，因技经所涉嫌犯罪，而被移送至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根据郑州银行的申请，本案原案卷材料又移送回一审法院。郑州银行在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回一审法院后继续提起本案诉讼。郑州银行的一系列诉讼行为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故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昊森公司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昊森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昊森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方 芳 审判员  朱 燕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陈其庆 书记员王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