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终1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六路南段100号有色地勘产业大厦1709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3XM。 法定代表人：张贤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广西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珍，广西冯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善吉，男，193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受害人李某3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廉，女，194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受害人李某3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女，197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檀圩镇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受害人李某3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0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檀圩镇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受害人李某3的女儿。 法定代理人：梁某1，女，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被上诉人李某1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2004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檀圩镇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受害人李某3的儿子。 法定代理人：梁某1，女，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系被上诉人李某2的母亲。 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自湖，广西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公路发展中心（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公路管理局）。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建设街通达巷2号。 法定代表人：冯永平，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琛，广西同望（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琼方，广西同望（钦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湘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公路发展中心（以下称沿海公路发展中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湘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被上诉人梁某1及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自湖，原审被告沿海公路发展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琛、区琼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湘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五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已按照行业规范在施工路段设置了明显的施工安全标志和警示标志，一审以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仅依据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即认定上诉人在对南宁伶俐至钦州陆屋公路工程No5标段施工过程中，存在对尚未完工、路面凹陷的路段没有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标示与事实不符，以此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错误。1.上诉人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行业的规定，在整个施工路段均已设置施工标志、路标、限速等安全警示标志，在施工路段的两端，中间不同部位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已经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尽到提示来往车辆在经过施工路段时安全驾驶的谨慎注意义务，而被上诉人的亲属李某3在驾车经过事故路段时，因其自身疏忽大意，没有注意驾驶安全，致使车辆失控后驶出路外跌落水沟中，且所驾驶的车辆与准驾车辆与其所持有驾驶证不符，所造成的事故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在事发路段已经依法设置有警示标志牌，并在一审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上诉人不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二、一审以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第45072112019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划分本案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的依据，属于证据采信错误。本案的事发路段为灵山县新建伶俐至，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事故发生时场所拍摄的相片选取的角度过窄，没能客观反映事故现场及施工路况的全貌，尤其是在该路段两端及中间不同部位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的情况下，存在以偏概全之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客观，不能作为本案民事赔偿的依据。三、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的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存在错误。1.本案中，受害人李某3登记的住所为灵山县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明显属于农村居民，且其妻子梁某1在接受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询问时，明确回答其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均为灵山县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李某3死亡赔偿金应按2019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所确认的农村居民纯收入12435元/年计算，而非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36元/年计算。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受害人李某3需要抚养的人数为4人。分别为父亲李善吉（83岁）、母亲苏廉（73岁）、女儿李某1（17岁）、儿子李某2（15岁），根据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户籍信息，以上四人均为农村户口，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10617元/年计算。加之上述四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故四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为46714.8元。计算方式如下：[被扶养人李善吉的生活费：（10617×5）÷5=10617元；被扶养人苏廉的生活费为：（10617×7）÷5=14863.8元；被扶养人李某1的生活费为：（10614×1）÷2=5308.5元；被扶养人李某2的生活费为（10617×3）÷2=15925.5元]，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92765.91元错误。3.关于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害人李某3系当场死亡，根本不存在就医治疗的情形。且被上诉人主张1000元交通费根本没有提交任何正式票据，一审支持被上诉人1000元的交通费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四、本案属于地面、公共场所施工损害责任纠纷，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对本案的案由确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本案是地面施工损害责任纠纷，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根据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第45072112019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民事赔偿的依据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交警部门已经做出了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对责任划分是正确的，依据的法律是清楚的。被上诉方在城镇经营农资、化肥多年，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关于案由的问题，由法院认定。本案事故发生在公路上，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 原审被告沿海公路发展中心辩称，一审法院对于原审被告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对原审被告的判决。 原告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16672.07元；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8日傍晚，受害人李某3驾驶其本人所有的车牌号码为桂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沿新建（南宁）伶俐至（钦州）陆屋线由太平镇方向往陆屋镇新坪村委会方向行驶，行驶至上述路段时，通过路面凹陷处，车辆失控后驶出路外跌落水沟中，造成受害人李某3当场死亡，桂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3月26日，灵山县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作出第45072112019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李某3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通行，被告湘江公司施工人员在对事发路段施工过程中没有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标示的事实。并据此作出涉案事故责任认定：受害人李某3承担此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湘江公司承担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2019年7月16日，原告方以上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诉至该院。另查明，原告李善吉（1936年10月2日出生）与原告苏廉（1946年7月6日出生）是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长子李成许于1965年2月4日出生，健在；长女李萍出生于1967年11月12日，健在；次女李勤英出生于1972年3月8日，健在；次子即本案受害人李某3出生于1973年6月16日，因涉案交通事故于2019年1月18日死亡；三子李成刚出生于1977年10月1日，健在。受害人李某3生前与原告梁某1于2000年9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有二个子女，分别是：女儿李某1出生于2002年4月22日，健在；李某2出生于2004年12月12日，健在。受害人李某3生前于2011年4月26日在灵山县陆屋镇河东新街44号注册经营灵山县陆屋镇李八农贸经营部，并以该经营部名义与云南云天化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云南云天化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工厂加盟协议书》一份，由云南云天化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该经营部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作为“云天化智能化肥微工厂”的独家加盟商，授权期限为2016年11月16日起至2019年11月15日止。还查明，被告广西沿海公路管理局通过依法招标，接受被告湘江公司投标方式，于2013年11月14日将南宁市伶俐至钦州陆屋公路工程第No5标段发包给被告湘江公司承建，工期为24个月。该工程至今未验收交工，路面存在尚未完工、凹陷不平路段。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被告湘江公司是否需要对原告方实际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需要应如何分担的问题。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任何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湘江公司施工人员在对南宁市伶俐至钦州陆屋公路工程第No5标段施工过程中，存在对尚未完工、路面凹陷的路段没有按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标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的规定。该行为导致受害人李某3驾驶其本人所有的车牌号码为桂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通过该标段路面凹陷处时，车辆失控驶出路外跌落水沟中，造成受害人李某3当场死亡，桂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被告湘江公司作为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法人，应当预见施工未完成、路面凹陷的路段会对过往车辆造成的损害，但却放任其施工人员存在上述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湘江公司应根据其过错承担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责任的分担，受害人李某3作为成年人，在驾驶车辆时，应依法谨慎驾驶，但其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上道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通行，以致引发涉案事故，主观上存在较大的过错责任，因此应自负60%的民事责任，被告湘江公司应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2.关于被告广西沿海公路管理局是否应当与被告湘江公司对原告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广西沿海公路管理局依法通过招标，接受被告湘江公司投标方式，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被告湘江公司承建，没有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的规定，事故发生时，涉案工程尚未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尚有路段处于施工阶段，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事故应由施工企业即被告湘江公司负责。原告方主张被告广西沿海公路管理局与被告湘江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3.关于原告方在涉案事故中的实际损失应为多少的问题。该院认为，受害人李某3生前作为经营者，在灵山县陆屋镇经营灵山县陆屋镇李八农贸经营部多年至今，原告方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应按照城居民标准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并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对原告方的各项实际损失认定如下：1.原告方请求死亡赔偿金648720元（32436元/年×20年），受害人出生于1973年6月16日，至涉案事故发生时为已满四十五周岁未满四十六周岁的成年人，原告方该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2.原告方请求丧葬费36774元（6129元/月×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标准，该院予以支持。3.原告方请求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5.28元（131.96元/天×3天×6人）。对此，二被告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人数一般不超过3人，原告方主张按照6人计算，但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需要6人的必要性，因此该院支持按照3人计算。另原告方自愿按照131.96元/天计算，是其对自己合法权益的自由处分，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即原告方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为1187.64元（131.96元/天×3天×3人）。4.原告方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共102810.9元。对此二被告不予认可。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于受害人李某3有多人要扶养，从受害人李某3死亡之次日2019年1月19日起至原告李某1成年之日（2020年4月22日）止，受害人李某3需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即为25419.67元；从2020年4月23日起至原告李某2成年之日（2022年12月12日）止，受害人李某3需要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47863.82元；从2022年12月13日起至2024年1月18日止，受害人李某3需要承担原告李善吉、苏廉的生活费总额为9540.08元；从2024年1月19日至2026年7月6日（原告苏廉八十周岁生日），受害人李某3需要承担原告苏廉的生活费总额为9942.34元，以上各阶段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92765.91元，原告方主张102810.9元过高，该院依法支持92765.91元。5.原告方主张交通费1000元，对此二被告不予认可。该院认为，虽然原告方不能提供交通费的相关票据等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受害人李某3在事发地点当场死亡，无论是与经常居住地还是户籍所在地都有一定距离，在处理事故过程中，客观上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原告方主张1000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该院予以支持。6.原告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该院认为，原告方的至亲在涉案事故中死亡，精神上确实受到较大打击，但受害人李某3在涉案事故中存在较大过错，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原告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以上，原告方的各项实际经济损失为780447.55元。由被告湘江公司对原告方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方实际经济损失312179.02元。关于被告湘江公司主张其已经依法在事发道路上设置明显的安全标示，充分起到警示的作用，并称其提供的证据足以推翻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的意见。该院认为，被告湘江公司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主张，以推翻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效力，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由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湘江公司承担。因此，对被告湘江公司的这一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关于二被告认为受害人属于农村户籍，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各项经济损失的意见，对此原告方不予认可。经查，受害人李某3虽然户籍地在农村，但结合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足以证实受害人李某3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城镇的事实。二被告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推翻，因此对二被告这一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判决：一、被告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12179.02元给原告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二、驳回原告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0元，由原告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共同负担647元，被告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5853元。 二审中，上诉人湘江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据1、《照片》80张，拟证明上诉人已在施工路段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证据2、《收据》3份，拟证明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4月、7月、11月向钦州市宏安劳保经营部购买了限速牌、施工牌、告知牌等施工警示标志，并按规定设置在南宁伶俐至钦州陆屋公路工程No5标段，上诉人已采取了防护措施。上诉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履行了义务；证据3，证人梁某2、龙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在事发地点K70+300位置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被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灵山县陆屋镇陆屋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李平成自2004年5月15日至2019年1月18日，携全家在租屋经营食品生意，并在此居住；同时在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8日在租屋经营农资生意。 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共同质证认为，无法确认证据1照片的形成时间，不排除是事故发生后补拍，证据1不能证明是事发地点的照片；证据2与本案无关；梁某2、龙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两个证人都是上诉人所聘请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原审被告沿海公路发展中心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所举的两份证据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认为住所地应当以居住地为准，被上诉人一直居住在农村，应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审被告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未显示拍摄时间，无法确认系事故发生前拍摄的，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证人梁某2、龙某的证言，因两位证人均为上诉人职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需要有其他证据加以补强，不宜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依职权向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函询上诉人在事发路段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关于受害人李某3机动车交通事故处理情况的复函》称“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事发路段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2017）的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随文附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2017）“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4部分：作业区”及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照片。上诉人湘江公司质证认为，复函内容错误，随文函送的国家标准不全，无法判断截取的国家标准是否真实及全面；图片没有将工程标志从头到尾反映出来，在图3、图4的车尾方向有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标识，两个标识之间的距离符合国家标准，但交警并没有标注，图片不能全面反映上诉人已按国家标准设置有关的警示标志的事实。被上诉人李善吉、苏廉、梁某1、李某1、李某2共同质证认为，对交警大队出具的复函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原审被告沿海公路发展中心质证认为，对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公路未经交付使用，属于作业区，不能适用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供的国家标准，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也未提交有关标准；根据图3显示，远处有交通警示牌，但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并未标注。本院认为，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制作的复函及附件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灵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本案是受害人李某3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规范操作确保安全通行而发生的事故，造成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结果，符合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因此，一审定性本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其次，公安交警部门去到事故现场勘验后，依职权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从事故现场图片看，上诉人作为施工人，其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距离事发的坑洼路段较近，交警部门经现场勘验后认定上诉人在事发路段未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2017）的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符合客观事实。因此，第45072112019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作为施工单位，在事发路段未能按国家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之规定，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于赔偿标准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一审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交通费的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1.关于赔付标准。上诉人主张受害人李某3户口本登记的住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山村委会李屋队9号，本案的赔偿标准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根据《营业执照》、《培训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房东证明》、《发货清单》、《宅基地转让协议》等证据以及被上诉人在二审补充提交的居委会《证明》，足以证实受害人李平成生前已经在城镇居住、生活、经商持续满一年以上的事实，由此，一审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对该两个赔付项目，其仅是对一审适用的计赔标准（农标或城标）有异议。根据上述第一点所述，本案应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损失，因此，一审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关于交通费。上诉人主张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准，被上诉人未提供正式票据，应不予支持其交通费。本院认为，受害人在事故中当场死亡，未产生就医或者转院治疗的交通费用，但受害人家属在协助交警部门调查事故及处理有关事宜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符合客观，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的交通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0元，由上诉人湖南湘江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成 审 判 员  赵斯婷 审 判 员  李彦君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海量 书 记 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