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河南岸大石湖演达一路华阳大厦十五楼A、B、C号、十七楼D号房。负责人：江敏。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潮，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兰，女，汉族，1961年12月2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公民身份号码：442*********262。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春兰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潮、被上诉人陈春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不服赔偿保险金额200000元，改判为无需承担保险金赔偿；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保险条款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签名，没有黎某的确认，我司所主张的免责事由及条款不能生效，作为保险人也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不能证明本案保险合同存在免责条款的情形。针对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上诉人排查了死者黎某投保的保险为电话销售保险，投保时上诉人已作了电话录音，上诉人将提供投保人黎某投保时的电话录音，根据录音上诉人有对免责情形进行说明，特别对酒后驾驶等情况的免责进行提示和告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的说法不成立。二、投保人死者黎某持有保单原件可证明双方保险关系成立并生效，应按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保单原件“重要提示”第一条：本保单合同由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第三条：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保单原件有“重要提示”载明上诉人对条款进行说明，对其中的保险人免责条款，投保人黎某已充分理解且无异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需赔偿被上诉人陈兰春保险金的事实不清，适用的法律不正确，请上诉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赔偿被上诉人陈兰春保险赔偿金。另，上诉人庭审时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次事故中，黎某醉酒驾驶死亡，其行为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即使上诉人是否有如实告知均属于法定不予赔偿的部分，所以我方不予赔偿。二、由于原告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黎某有无儿子及妻子，请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被上诉人是否为适格主体。被上诉人陈春兰辩称，上诉人二审提交的《黎某投保时的电话录音摘录》（下称录音）并非新证据，二审法院对该证据不应采纳。上诉人对录音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由于黎某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被上诉人无法核实录音的真实性，该录音的具体时间也无法确认，录音也没有对保单号等内容作出说明，不能证明该录音指向的就是本案的保险单（即保险合同关系）。录音资料中“黎某”对身份证到期日陈述时为“2034年7月21”，而实际上黎某本人的身份证到期日为2036年5月27日。此处足以说明该录音的对方并非黎某本人，二审法院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生效，保险人应对该条款向被保险人承担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两者缺一不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保险合同及条款均有投保人（黎某）签名，也交付给投保人，但一直未提供上述两份有黎某签名的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此外，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也陈述“然后请您收到保单、保险条款后请仔细阅读车险和非车险条款内容…。然后请仔细核对承保单上的信息、承保内容以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并提醒投保人说明签字确认…”证明上诉人有义务将保险条款和保单交付给投保人且需投保人仔细核对承保单上的信息、承保内容以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并提醒投保人说明签字确认，同时，上诉人按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有义务就其交付给投保人的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至此，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向黎某提交双方确认的保险条款并就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可以认定双方根本没有保险条款的约束，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的生效更无从谈起。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反而证明了保险合同约定以保单和保险条款为准，录音并非保险合同的一部分。综上，上诉人没有按规定向投保人黎某交付保险条款并就保险条款的免责事项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其主张对被上诉人免于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事故发生在黎某与上诉人保险合同生效期间，保险单明确约定座位险保额为20万元，且没有法律和约定免除上诉人赔偿的事由，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陈春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6日04时57分，受害人黎某驾驶粤S*****号小型轿车（搭乘案外人谢某、黄某、黄某2）沿博罗县*******自北向南方向行驶，行至和XX桥面时，驶往对向车道与相对方向由案外人李某驾驶的湘D*****号重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黎某当场死亡，李某、谢某、黄某、黄某2受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案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441322[2019]第A001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黎某具有醉酒驾车等过错行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等人均不负事故责任。受害人黎某（男，1985年8月6日出生，广东省博罗县******小组人）系原告陈春兰之子。黎某为其所有的车辆粤S*****号小型轿车在被告阳光财险惠州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1月5日0时至2019年11月4日24时，商业保险其中包含机动车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该险种保险责任包括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险金额非节假日（不含双休日）为每座20万元，节假日（含双休日）为每座40万元。被告阳光财险惠州中心支公司提供《机动车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5版）》，辩称根据该条款第七条第一款：“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残疾，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二）被保险人醉酒或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三）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驾驶（驾驶学校学员除外）及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辆期间；”的约定，黎某醉酒驾驶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于上述约定的保险责任免除情形，故被告无需向原告给付保险金。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签名，也没有黎某的确认，被告所主张的免责事由及条款不能生效，被告作为保险人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也不能证明本案保险合同存在免责条款的情形。庭审中，被告陈述保险合同及条款均有投保人签名，也交付给投保人。被告未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春兰之子黎某为其所有的车辆粤S*****号小型轿车在被告阳光财险惠州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保险，黎某于2019年3月6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其时尚在保险期间，黎某投保的保险中包含“机动车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险种，原、被告均认可本案所涉保险为该项保险，按该险种的保险责任约定，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额非节假日（不含双休日）为每座20万元，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之日并非节假日和双休日，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保险金为黎某的遗产，原告系黎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故被告作为保险人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主张的保险责任免除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被告提供保险条款，辩称黎某醉酒驾车导致发生事故身亡，属于约定的保险责任免除事由，被告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保险条款为打印件，并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被告称投保人有在合同及条款上签名，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原告亦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被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主张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原告保险金2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给付原告陈春兰保险金20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50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立案时一审法院已准许原告陈春兰缓交，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证明我司有对免责情形进行说明，尤其对酒后驾驶的等情况的免责进行提示和告知，履行了责任免除的告知义务。被上诉人陈春兰经质证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黎某已经死亡，我方无法予以核实其真实性，具体意见详见书面答辩状中的内容。被上诉人陈春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新证据：1、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黎某的身份证到期时间为2036年5月27日，而上诉人录音资料显示，与上诉人职员通话的黎某的身份证到期时间是2034年7月21日，证明与上诉人通话的对方不是黎某本人，该份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和关联性。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经质证认为，我司也没有核实到黎某的身份证，是由黎某本人告知我司，我司也提示了他，如果有错误请改正。被上诉人陈春兰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如下新证据：1、证明材料，证明黎某生前没有结婚，也没有非婚生子女；2、户籍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黎某的身份证有效期至2036年5月27日。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对被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一不予认可，因该份证明无派出所盖章，无法证实该证明的真实性。对证据二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博罗县******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可知，黎某生前未结婚，也无非婚生子女。本院认为，本案系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已就违法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免责条款向黎某履行提示义务，二审中提交了一份录音资料。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无法证明与上诉人保险推销员对话方即是黎某，而被上诉人并不认可。因此，该录音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已就其免责事项履行提示义务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是否就免责任情形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应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作为认定的前提。录音资料并非保险合同，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上诉人已经将保险合同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履行了将酒后驾驶的禁止性行为载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同理，保险单“重要提示”中载明的条款亦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已将保险条款提供给黎某的依据。综上分析，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向黎某提供了保险条款，上诉人主张其已尽提示义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博罗县******合作社出具的《证明》可知，黎某生前未结婚，也无非婚生子女，故被上诉人作为原告主体适格。综上，原审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付2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均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邓耀辉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兵勤书 记 员  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