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2108号原告：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吕志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民，上海海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韦德书，男，197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杰，浙江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勇，男，197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颍上县黄桥镇高油村王海队XX号。原告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韦德书、第三人李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判决。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8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4日重新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巧民、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杰、第三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解除；2.要求被告腾退返还上海市斜土路XXX弄XXX号底东西(即大木桥路XXX号XXX室)商业用房(原告称于2019年10月25日自行收回房屋，当庭撤回该诉请)；3.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4月至2018年6月的房屋承包金212,601元、逾期支付承包金的滞纳金212,601元；4.要求被告支付占用违约金(即房屋占用使某费)，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24日止，按照每月141,734元(月承包金的两倍)的标准计算；5.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2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承包经营合作关系。2018年1月29日，原、被告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原告将上海市斜土路XXX弄XXX号底西.东南、14号底东西(大木桥路XXX号XXX、XXX室)商业用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出租给被告，面积约300平方米。出租期限为7个月，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月租金为70,867元，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到期前十天支付下期租金。原告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告经营餐饮须得到原告的许可，方可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根据《承包经营协议》，被告不得随意转租；被告未按规定交付承包金，应支付逾期滞纳金按日承包金两倍计算；被告逾期返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按日承包金三倍支付违约金。在履行期间，被告擅自将系争房屋出租给第三人李勇，并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且拒不支付房租。原告于2018年4月11日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催缴租金。4月21日发出《解除协议专函》，通知被告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6月15日发出《告知书兼通知函》，通知被告腾退房屋。因被告违约致使《承包经营协议》解除，被告不支付房屋和腾退房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原告已经自行调低了逾期支付承包金的滞纳金(并未按合同约定的“日承包金的两倍”主张，仅主张了承包金一倍的滞纳金)、逾期占用房屋使某费(并未按合同约定“日承包金的三倍”主张，仅主张了日承包金两倍的使某费)。因原告与第三人并无关系，也未建立租赁关系，本案中并无针对第三人诉请。故原告提起上述诉请。韦德书辩称，原、被告之间并非承包经营关系，而是房屋租赁关系，原告所称承包经营关系，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原告不是系争房屋产权人，目前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获得实际产权人的委托授权，原告无权出租。故原、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应属无效。原告2018年4月发出的书面解除函被告收到过，但无法确认收到时间，原告发出的微信解除函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收到，上述解除函均不发生解除效力。因为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又发出告知书，认为双方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到期终止。终止后，原告与第三人李勇于2018年7月已形成新的租赁关系并收取了租金，李勇据此使某房屋，被告无需再返还原告系争房屋或向原告支付使某费。本案的违约方是原告，被告不支付房租的行为是正当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原、被告自2005年开始便建立了租赁关系，2010年签了租赁合同，此后又签了三份经营合同，均明确约定支付租金后要开具租金发票，但原告从未提供。被告曾多次催讨，但原告拒绝履行提供发票的义务，故被告才拒绝支付后续的租金。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的违约金，使某费等过高，要求法院予以调减。原告主张律师费，无法律依据。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2018年4月至6月的租金，其余诉请不同意。被告支付了10.4万元履约保证金，同意用保证金抵扣应付租金，剩余保证金应予返还。第三人李勇述称，原告针对被告的诉请，由法院依法判决。第三人原从被告处承租系争房屋，后因原被告之间发生纠纷，原告要求第三人与被告解除合同，原告清楚第三人与被告于2018年6月30日解除。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7月至9月的房屋使某费用或称租金，是按照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的，但原告开具的收据写的是租金补偿金。后原告未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双方未建立租赁关系，第三人要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起的租金时，原告表示与第三人没有租赁关系，不收取后续费用。后第三人于2018年11月告知原告之后不再使某系争房屋，因相关证照被被告注销，第三人无法继续经营，于2019年3月底搬离系争房屋，系争房屋内只留存了第三人的货架。自2019年2月起，第三人一直与原告的接洽人员伊阿姨沟通要求退房，但原告处无人搭理或收房，2019年4月第三人曾要求原告补偿装修及抛货损失，并表示钥匙存放于第三人的店长处。2019年6月30日，第三人也告知过原告房屋内留存的货架不要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上海市斜土路XXX弄XXX号底西.东南(建筑面积236.89平方米)、14号底东西(建筑面积174.27平方米)房屋的权利人为案外人上海轻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物业)。2005年11月25日，轻工物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大木桥路XXX号底层商铺是与斜土路XXX弄XXX号、14号一体的为了经营需要，回避了‘十三’、‘十四’，取‘三二发’吉利号，所以申请营业执照时用大木桥328号登记。特此证明。”审理中，原告、第三人均确认被告租赁的房屋位于上海市斜土路XXX弄XXX号底西.东南、14号底东西，该两号房屋相连通，即原、被告合同中记载的“大木桥路XXX号XXX、XXX室”，且与轻工物业的《证明》相符合。该处房屋中不沿街面的部分区域由案外人使某，该部分面积已扣除，故原、被告合同中载明租赁房屋“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被告则称，房屋不包括上海市斜土路XXX弄XXX号底西.东南，但对合同记载的“大木桥路XXX号XXX、XXX室”无异议，虽然该地址不存在。被告自2005年开始承租系争房屋。2010年，原告(出租方、甲方)与被告(承租方、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条款，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出租给乙方，甲方已向乙方出示公有非居住房租赁合同。租赁期自2010年12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月租金52,833元。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交付该房屋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保证金为2个月的租金，即104,000元整(以2005年11月11日支付保证金顺延，不再另行支付)。租赁关系终止时，甲方收取的房屋租赁保证金除用以抵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的费用外，剩余部分无息归还乙方。补充条款约定，乙方交付租金后，甲方应提供租赁发票和收据。甲方同意乙方承租三年，需要再延长二年，租金递增到54,000元整/月。2013年5月9日，原告(发包方、甲方)与被告(承包方、乙方)就系争房屋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条款，约定承包金为每年648,000元，承包期为2年，自2013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止。承包期间税金由乙方支付。乙方除了自己使某外，在甲方同意的范围内，可加盟品牌经营。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商铺，乙方应保持商铺及附属设施完整，乙方如需要再续租三年，但须在期满两个月前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在承包期间内如无违法违纪，甲方应优先考虑，承包金另谈。本合同签订盖章后乙方支付保证金104,000元，甲方不得随意更换承包经营者，乙方须在甲方同意范围内进行经营的商业活动，不得随意转租。补充条款部分，除关于出租房屋、租金、承租期等与租赁关系相关的文字表述，变更为发包的经营场所、承包金、承包期等，并增加了劳动管理、安全防范措施、安全隐患整改等条款，其他同租赁合同补充条款的内容。2014年2月27日，被告(发包方、甲方)与第三人(承包方、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承包给乙方经营使某，承包期为四年零八个月，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止。第三人自此开始使某系争房屋。(原告称，此前原告曾询问被告，但是被告说李勇是被告公司的人员，直到2018年3月因为被告未交承包金，原告去房屋现场时李勇拿出其与被告的合同，此时原告才知道被告转租房屋。原告随即与被告交涉此事，被告才提出开具发票的问题。)2014年4月14日，轻工物业(甲方)开具《同意转租证明》，声明：同意将大木桥路XXX号底层(A、B室)出租给韦德书。该材料存档于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理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轻工物业出具的同意转租证明提出质疑，认为公章系原告伪造的，因原告曾在催款通知书中提及被告私刻公章、伪造同意转租证明，但未提供书面证据。原告称，该证明系从食药监徐汇分局调取的档案材料，被告凭此申办了食品流通许可证。)2014年5月29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徐汇分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徐汇分局)向上海市徐汇区德书食品店(注：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被告)核发食品流通许可证(编号：SPXXXXXXXXXXXXXXXX)，经营场所地为大木桥路XXX号底层A、B室，有效期限自2014年5月29日至2015年11月30日。2015年10月14日，原、被告双方再次就系争房屋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承包金为每年680,400元整，承包期2年，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本合同签订盖章后乙方支付保证金104,000元整。其他约定同2013年的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条款。2015年11月13日，食药监徐汇分局向上海市徐汇区德书食品店换发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30日。2018年1月29日，原告(发包方、甲方)与被告(承包方、乙方)就系争房屋再次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合同编号：XXXXXXXXA)及《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期7个月，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承包金共计496,069元整。承包期间税金由乙方支付，并独立核算做好每个月纳税申报。承包期间商铺物业管理费由甲方支付。承包期间水、电、煤等日常费用由乙方支付。承包金为两个月支付一次，金额为141,732元整。第一次付款应在交房前十天，即2017年12月1日。以后每两个月到期前十天将141,732元支付给甲方。乙方应在每两个月的第一个月的1日前向甲方支付承包金。水、电、煤等费用及物业管理费按双方的账单各自结算。甲方收到乙方承包金后应在十天内将商铺及附属设施交给乙方使某，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承包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商铺，乙方如果要再续签合同，须在期满前两个月通知甲方，甲方应优先考虑，承包金另议。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保证金(金额以凭证为准)，甲方不得随意更换承包经营者，乙方须在甲方同意范围内进行经营的商业活动，不得随意转租。如因此产生不良后果，甲方可解除合同。乙方未按规定时间交付承包金应支付逾期滞纳金为日承包金两倍支付给甲方。逾期超过7天甲方可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承包期满，协议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应在本协议的承包期届满当日返还该商铺，乙方每逾期一日，应按日承包金三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保证金为乙方承包期内履行合同的保证，如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应在合同到期后14天内扣除所欠费用(如有煤、电、水费或房屋缺损等)无息返还乙方，不足部分有权要求乙方补足。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管辖，甲乙双方愿按合同规定严格执行，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索赔。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同意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费和律师费都由违约方承担。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交付承包金后，甲方应提供发票或收据。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尾部，甲方处为原告盖章、代表伊某某签名；乙方处被告签名。2018年2月起，被告就要求原告开具租金发票一事与原告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后双方因税费及发票开具问题产生争议。2018年3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函》，载明：关于本人已向贵司按时支付店铺租金，要求贵司及时提供发票事宜发函如下：本人自2005年始向贵公司租赁店铺至今，双方均有订立《租赁合同》，本人均已按合同约定向贵公司履行支付店铺租金的义务，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乙方交付租金后，甲方应提供发票。但，至今贵公司未依法向本人开具正式发票……贵司应在收到我店铺租金时开具正式发票，并补上2005年12月12日始至今的店铺租金正式发票，以便本人店铺经营、管理需要，如未能开具正式发票，将致本人无法支付之后的店铺租金……。被告支付了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承包金。原告代表伊某某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催讨2018年4月起的承包金。2018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发《催款通知书》，载明：经工商核查，你私刻公章伪造“同意转租”证明骗取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涉嫌伪造证件罪。又从税务部门核实，你从2005年至今都没有交付你应该承担的税费，已构成逃税的严重法律后果。现又逾期拒不付承包金，构成违约。考虑到我们合作过一场，现再次严肃通知你，请于2018年4月20日前付清所欠一切费用。2018年4月21日，原告向被告发《解除协议专函》，载明：……你应在每两个月的第一个月的1日前支付承包金，但经我方多次催促，仍未支付……现我司通知你，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予以解除。我方保留追究你方赔偿损失的权利。同时，你方在接到本通知后，应按《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将商铺返还我方。否则，由此而引起的损失扩大之责任，由你方承担。(审理中，被告确认收到过上述书面解除函，但无法确认收到时间。但确认于2018年4月30日通过微信收到解除函，但认为不发生解除效力，合同系到期终止。)2018年6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告知书兼通知函》，载明：你方与我司签订的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XXX号XXX、XXX室房屋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到期。届时我司与你方的所有承包经营租赁关系终止，收回该房屋。现通知你方在合同到期后2日清空返还该房屋，延期或延迟搬离，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你方自行承担。特别提醒：你方尚欠租金税收等相关费用未支付，我方已经多次催促提醒，烦请尽快支付。(原告称，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因被告违约已解除，此函件所称“终止”是因为书写人员不够专业，所以文字表述不准确。)2018年6月29日，第三人向原告提交《申请兼承诺书》，其中记载：接到贵公司2018年6月15日告知函后，我们知道贵方与我方合同负责人韦德书(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终止。并且知道韦德书与我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时超越权限和期限的，是无效合同。为了减少我公司损失，现提请贵方宽限我们三个月，三个月里我们终止和韦德书的合同关系，并做好违法建设行为整改工作，如果不符合要求(特别是消防要求)我们自行搬离。后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同意李勇申请”。同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18.75万元，原告出具《付款凭单》记载：付款用途7月8月9月租金补偿款。(被告称此即是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后续租金。第三人称该笔费用为使某费或租金，后来其打算再去支付后续2018年10月-12月的使某费或租金，但是原告并未接收，原告最终也未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合同。原告称收取的18.75万元仅是第三人给予原告租金损失的差价补偿。)被告(甲方)、第三人(乙方)签署《协议书》(无落款日期)，其中记载：自2018年6月30日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应将乙方已交纳的保证金退还乙方，除此之外，双方协商决定相互无其他补偿。乙方如需要继续承包门面则自行与产权人商议，如不再承包门面，则应在2018年6月30日前按交房原状返还房屋及附属品、设备设施。被告称，该协议书于2018年8月签署，即2018年6月30日，被告、李勇的承租、承包关系已经终止，由原告、李勇直接联系对接，当时被告口头告知原告其已经退出房屋、其与李勇已经签署终止协议，让原告与李勇自行交接，被告并未与原告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第三人李勇称，该《协议书》是2018年8月份签署，之后其与原告协商继续使某房屋及签约事宜。根据第三人李勇与原告代表伊某某的微信记录，2018年11月26日，第三人表示无法电话联系上伊某某，想要支付2018年10月至12月的房租。2018年11月30日，第三人一方面表示由于经营问题计划次年二月撤场，一方面又表示要求与原告面谈租赁事宜。伊某某则明确表示已宽限三个月，不可再延期。2018年12月22日，第三人又向原告表示次年二月底撤场。2018年12月25日，第三人再次表示要求原告提供账号以便支付三个月租金，并希望面谈租赁系争房屋事宜。2019年2月18日、3月7日，第三人表示要与原告协商门面事宜，原告未予以拒绝。2019年3月20日，第三人表示其原使某的证照被注销；原告则称与第三人不存在租赁关系，不能收取租金，也无法出借执照。2019年3月29日至4月25日期间，第三人多次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合作及租赁事宜，但也表示因无证经营被举报，其正在抛货。原告表示因本案原审进入上诉程序，原告无法接受第三人的提议。至2019年4月9日，第三人告知原告其撤场，钥匙因原告、被告均说与第三人无关，故由第三人店内负责人代为保管。2019年6月30日，第三人告知原告，听中介说系争房屋对外出租了，留存的货架第三人不要了。2019年8月6日，原告联系第三人将系争房屋钥匙次日送至原告处。2019年8月19日，第三人向原告表示，店铺装修花了几十万，租掉必须告知我，后果自负。2019年8月7日，第三人将系争房屋钥匙交还原告处。原告代表伊某某出具收条。原告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认为应由被告向原告交还房屋，其与第三人没有租赁合同关系，第三人即便在微信中表示其已腾退，但其货架留存屋内，且多次表示其投入了大量资金装修，要求原告再次租房后告知，故原告至2019年10月24日第三人明确在电话中向法庭表示不要货架后才自行收房。对此，第三人称其在2019年6月30日的微信、2019年8月交还钥匙及2019年10月法庭询问时，均明确表示房屋内货架不要了。审理中，原告提供《聘请律师合同》及发票一份，证明其为其与被告之房屋租赁纠纷，支付了2万元律师费。关于保证金，被告称2005年支付了保证金104,000元，原告并未退还。因时间久远，凭证已丢失，但此后每份协议都提到了该笔保证金，2018年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没有写清保证金的数额。原告确认被告已支付保证金104,000元，原告同意退还，但认为应先抵扣被告应付的费用。以上事实，除当事人一致陈述外，另有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同意转租证明、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条款、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食品流通许可证、函、催款通知书、解除协议专函、告知书兼通知函、聘请律师合同及发票、承包经营合同、协议书、付款凭单、银行明细、申请兼承诺书、收条、微信记录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承包经营合同是指发包人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间内交给承包人，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承包费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自2005年开始使某系争房屋，2013年5月起，原、被告先后三次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条款，在措辞上回避了租赁相关法律用语，使某“承包期”、“承包金”等表述，并约定税金由被告承担等。审理中，被告称双方之间实际为租赁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发包方向承包方交付的并非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而是系争房屋，协议中亦未约定由原告提供相关证照给被告使某，并且被告定期支付确定金额给原告，与被告经营所得利润及分配并不挂钩，故原、被告系以承包经营的名义，由原告将系争房屋出租给被告开展经营活动，双方所立之约虽名为承包经营协议，实为租赁合同。审理中，被告抗辩原告既非系争房屋的权利人，亦未取得权利人的委托授权，故涉案协议应属无效。经查，系争房屋的权利人为轻工物业，其于2014年4月14日曾开具《同意转租证明》，同意将系争房屋出租给被告。被告虽然就同意转租证明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提供充分反驳证据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且被告也自认至其使某房屋后，产权人并未对原告的出租权利提出异议并阻碍被告使某房屋，故本院就该辩称意见难以采信。原、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恪守。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之约定，被告应于每两个月的第一个月的1日前向原告支付承包金(实际为租赁系争房屋的租金，以下仍按双方合同记载的“承包金”进行表述)，被告逾期且至今未支付2018年4月起的承包金，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辩称，因原告未按约向被告提供发票，故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2018年4月以后的承包金。首先，根据原、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交付承包金后，原告应提供发票或收据，故原告既可以选择开具正式发票，也可以选择开具收据。其次，双方租赁关系持续十多年，2018年2、3月之前并无证据显示被告曾就原告未开具正式发票的行为提出过质疑，基于诚信原则，被告现以原告未开具正式发票拒绝支付2018年4月至6月的承包金，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再次，发票开具属于合同附随义务，被告以此为由拒绝履行支付承包金的主要合同义务，并无依据。故对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基于被告上述违约行为，原告有权依照合同单方解除合同。原告于2018年4月21日通过书面邮寄方式向被告发送《解除协议专函》，后通过微信发送该解除通知。被告当庭确认2018年4月30日通过微信收到解除函。故合同自通知到达被告即2018年4月30日解除。对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之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支付2018年4月至6月的承包金212,601元之诉请，被告对此予以同意，鉴于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4月的承包金及5月、6月的房屋使某费。被告逾期支付承包金，原告根据合同要求其支付逾期滞纳金，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提出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标准过高，本院结合原告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剩余租期情况、被告过错程度等，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判处原告支付滞纳金8万元。原、被告之间租赁合同解除后，原告要求租赁合同相对方即被告依据合同约定承担腾退返还系争房屋的义务、并支付逾期返还房屋的违约金(即房屋占用使某费)，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现被告抗辩其与第三人的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解除，原告对此明知且收取第三人支付的三个月租金，故被告不再负有房屋返还义务。本院认为，原告同意第三人的申请并收取18.75万元的行为并不能推定原告与第三人已建立租赁关系，从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及其与原告的微信往来看，第三人最终并未与原告就租赁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租赁合同，第三人向原告支付的18.75万元应视为其占用房屋的使某费。被告仍应承担向原告返还房屋并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至房屋返还日止的房屋使某费。关于房屋使某费的截止时间，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第三人在与被告解除合同后仍使某房屋直至2019年8月7日向原告返还钥匙。虽然第三人在2019年4月9日曾微信告知原告其已撤场，但其嗣后仍在微信中提出协商合作及租赁事宜；至6月30日第三人微信通知原告称房屋内留存的货架不要了，但并未有明确表示其要向原告交还房屋钥匙或要求原告交接房屋，也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此前拒绝收取第三人交还的钥匙，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至2019年8月7日(钥匙返还之日)止的房屋使某费。原告收回房屋钥匙后，对系争房屋已享有占有、处置权，尽管第三人货架仍在房屋内，在第三人此前明确已表示不要货架的情况下，原告应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止损失扩大，原告坚持房屋应由被告返还且在收到钥匙后未采取积极减损措施，对其要求被告承担2019年8月8日后的房屋使某费，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已自第三人处收取2018年7月起的18.75万元房屋使某费，该费用应在原告向被告主张的使某费中予以扣减。至于原告所称该费用属于租金差价补偿，并无充分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使某费的标准，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即使某费)标准过高，要求法院予以调减。综合考虑原、被告的履约情况以及原告损失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以原、被告合同约定的月承包金70,867元的1.2倍即85,040元/月为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返还系争房屋的占用使某费。关于律师费，《承包经营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律师费都由违约方承担。现合同因被告违约而解除，原告对其律师费的发生进行相应举证且数额尚在合理范围内，故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保证金，被告向原告支付了保证金104,000元。现因承包经营协议解除，原告应予返还保证金，而原告亦同意退还该保证金，故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撤回部分诉请，系其处分自己的权利，于法无悖，本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韦德书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二、韦德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4月的房屋承包金及2018年5月、6月的房屋使某费共计212,601元；三、韦德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承包金的滞纳金80,000元；四、韦德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7日止的房屋占用使某费937,863元(已扣除李勇支付的187,500元)；五、韦德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元；六、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韦德书返还保证金104,000元，该款项可与前述第二、三、四、五项的款项相抵扣。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76元，由上海投桃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5,106元，由韦德书负担13,17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晨辰人民陪审员  宣永明人民陪审员  戴玉琴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李洪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