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辖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88号海创科技中心4号楼4楼4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MA27WBG89H。 法定代表人：吴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祖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5-1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61136T。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3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6726XG。 法定代表人：马化腾，董事长。 上诉人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24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不当扩大解释“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结果发生地”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及司法实践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本案原审法院认为“用户点击登录后进入后羿采集器并可以下载相关插件，上述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被诉侵权行为的结果是基于用户登录、运行或下载后羿采集器以及上传文档的行为而产生，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后羿采集器’的下载、运行、上传文档的地点，亦为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在该等系列行为中，登录、下载、运行、上传文档等行为主体均是本案的两被上诉人，因此，两被上诉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作为指控上诉人侵权管辖的连接点，是完全错误的。其次，两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的侵权行为系“删除并停止向用户提供针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微信文章采集及伪原创（洗稿）产品和服务等”，上诉人的被诉行为和行为后果可以说是同时产生。原审法院以“杭州市上城区作为登录、下载、运行等的行为地点，属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其将被上诉人再现网页内容等人为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显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等规定的限定网络侵权的管辖地法院的立法本意，按原审法院的逻辑，只要涉侵权相关网页是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浏览、下载，就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如此能成立的话将会导致管辖法院的随意性，原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选择管辖法院。从管辖制度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出发，结合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两便”原则，人民法院也应当对“侵权行为地”作限制性解释。再从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的精神看也是对侵权行为地作限制性规定的。被上诉人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而本案诉称的侵权行为系发生在境内，上诉人的住所地信息均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本案没有扩大解释侵权行为地的事实基础。同时，上诉人也注意到最高院2012年6月26日作出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权异议二审民事裁定书》【（2012）民三终字第3号】，该份裁决书对本案管辖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理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实施日是2015年2月4日，已经明确对侵权行为地作出明确限定，同时该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也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作出的涉网侵权案管辖裁定中，均态度鲜明的表示“在网络环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而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不能作为该类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并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上诉人还注意到本案被上诉人在（2018）京0108民初31159号案中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要理由为“软件下载地不应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为互联网具有广泛联结、任意联结的特性，在互联网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其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地具有扩散化的特性，如果将涉案信息可以到达的地方均视为侵权行为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就会导致管辖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与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地域管辖原则相悖。”并获得北京一审、二审法院的支持，将该案管辖从软件下载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移送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综上，上诉人认为如果原审法院认定能成立的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等的规定就会被架空。原审法院在认定其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存在遗漏，且不当扩大解释现有法律亦有违相关管辖的立法本意。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并未不当扩大解释“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范围。杭州市上城区作为用户获取和使用微信爬虫工具和微信数据包的地点，亦为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的侵权表现为：上诉人定制出专门爬取微信公众平台数据的爬虫工具（例如“微信公众号文章信息API”和“微信订阅号和最新文章API”等爬虫工具），还将自己爬取的大量微信公众平台数据做成可拆分售卖的数据包（“辖区内按省市微信公众号及其企业认证信息数据”），并且在其运营的神箭手网站的醒目位置宣传售卖，用户在注册其网站账号并付费购买微信爬虫工具或微信数据包后，即运行使用微信爬虫工具来专门爬取微信公众平台数据。当用户导出2000条以上的数据时，则必须下载安装上诉人的“神箭手客户端”到用户使用的电脑中用自己的神箭手账号才能操作。从侵权行为实施地来看，上诉人将微信爬虫工具和微信数据包上传并存储于神箭手网站，同时设置成可供用户预览、试用、购买的状态，完成后，用户运行使用微信爬虫工具和微信数据包向本地电脑返回微信数据等的后续行为才是侵权行为的实质部分。本案的公证书证据表明，杭州市互联网公证处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用户可以在神箭手网站和“神箭手客户端”软件上购买和使用上诉人提供的微信爬虫工具和微信数据包，并且可以通过神箭手网站后台系统和“神箭手客户端”软件成功为杭州市上城区用户提供微信数据的爬取服务和微信数据包产品，因此，杭州市上城区作为网站后台系统登人使用地和软件下载运行地属于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从侵权结果发生地来看，本案中被诉侵权行为的结果是上诉人开发爬虫工具和提供爬取结果数据包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微信用户体验和被上诉人享有的竞争优势及经济利益。其次，本案中的直接侵权结果就是用户本地电脑接收到了爬虫所爬取的微信数据。因此，杭州市上城区作为网站后台系统登人使用地和软件下载运行地，属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及最高院司法观点集成、司法实践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综合以上法律规定及相关的事实，杭州市上城区属于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上诉人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示，其立法精神是在网络侵权领域内列举了部分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可能存在的情况，与本案的侵权行为并无相悖之处，是上诉人错误理解立法精神所致，且后两条规定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和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内容，有其侵权表现的特殊性，不能类同本案的侵权行为表现。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不能作为该类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并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被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被诉侵权行为不等同于网络购买，不能据此条款以网络购买收货地类比软件下载地来确定管辖。“3Q大战”案【（2012）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裁定虽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6日作出的，但该裁定书中确认“属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的地域管辖”。比对新旧《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应条款，发现对应的新旧条款内容一致，并无更改，“3Q大战”案裁定书仍是以“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前述条款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来确定管辖的，该证据对本案管辖权的认定有重要参考价值。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认为，经对起诉事实及证据的审查，本案争议为涉及计算机信息网络侵权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纠纷，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的规定，原审法院对二被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公证证据（公证地点为杭州市上城区）审查后，认定“杭州市上城区”为本案的“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及被诉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并以此确定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与上述法律确立的管辖原则不符。首先，对于涉及计算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法律已明确规定了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作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的规定，该细化规定与上述法律规定实质上并不冲突。表明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的情形下，“发现侵权内容地”才作为侵权地。其次，对于二被上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所作的公证行为，如果将“发现侵权内容地”的“公证”地点均视为侵权行为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就会导致任意一地均可成为管辖连接点，造成管辖地的随意性和管辖权的不确定性。在有明确的“住所地”可以确定案件管辖法院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杭州市上城区作为本案管辖连接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第三，本案亦不属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跨区域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批复》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跨区域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通知》集中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集中管辖权。依据上述民事法律规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即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杭州市余杭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综上所述，上诉人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将本案移送管辖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243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审判员 陈 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庄露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