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6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祁志贤，男，199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广东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梓乐，男，199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金安，广东莞港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煜豪，广东天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祁志贤因与被上诉人何梓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3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祁志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被上诉人何梓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金安、谢煜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粤1971民初23371号民事判决：驳回祁志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814.08元，由祁志贤负担。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民初23371号民事判决书。祁志贤上诉请求：1.判令何梓乐支付祁志贤本金1290896元；2.判令何梓乐支付祁志贤逾期付款利息，以1290896元为本金、月息1%利率从2018年12月20日计算至还清之日，截至上诉日利息为77454元（1290896元×1%/月×6个月=77454元）；3.判令何梓乐支付祁志贤律师费57000元；4.何梓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何梓乐出具借据后仅支付祁志贤12400元，未支付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6月20日利息。经祁志贤催要，何梓乐并未理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何梓乐未依约定期限支付利息，足以表明其不会继续履行义务，祁志贤有权起诉要求提前清偿借款。一审并未明确以上事实，仅以“但其后被告支付1240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未果”略过。借条虽约定月利率1%，但一审未查明何梓乐是否应当归还利息及为何不按月支付祁志贤利息。何梓乐明确表示不归还利息，祁志贤才起诉主张利息并要求一并归还本金。一审直接依据借条归还期限2020年5月22日进行判决，未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二、关于祁志贤转账交付的案涉款项性质，一审清楚记录了祁志贤的质证意见，但祁志贤提交的苏万发出具的借条则可以抗辩何梓乐的主张，但一审既未查明，也没有记录何梓乐的质证意见。苏万发向祁志贤偿还借款利息与本案没有关联，何梓乐主张其代为收转投资款不能成立。何梓乐主张代收款项，苏万发后来陆续通过银行、微信转账支付祁志贤投资收益款合计117450元不能成立。苏万发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何梓乐多次提及转账给苏万发，意图将自己可能承担的还款义务转移至第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三、一审遗漏何梓乐向祁志贤还款的性质。何梓乐虽主张2018年6月30日至2019年5月22日退回投资款，但除第一笔50000元外，其余均在20000至30000元左右，每月具体金额为：2018年6月50000元、7月24000元、8月30500元、9月21000元、10月29000元、11月23000元、12月8500元，由于何梓乐未按约定偿还利息，该持续性还款数额与利息吻合，应认定其归还利息，因此何梓乐的主张不能成立。祁志贤借款金额为1290896元，其中2018年6月14日2018年6月22日转账1166000元。如何梓乐主张返还投资款，祁志贤没有必要于2018年10月30日转账50000元给何梓乐，也没有必要在2019年1月3日转账74896元给何梓乐。退一步讲，何梓乐既然已返还一部分投资款，即构成了还款事实。双方虽然对还款性质主张不一致，但何梓乐在庭上自认还款事实，一审应认定何梓乐不利的自认，在款项即使认定不清的情况下判决何梓乐归还款项。何梓乐主张归还款项的性质不能提供证据，祁志贤则可提供新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一审应在双方各持一词时，给予当事人新的举证期限，以便查清事实。四、何梓乐庭审中答辩“代为收转投资款”，但质证时又主张“向原告转款的性质为返还投资款”，后又主张并举证苏万发向祁志贤支付投资收益，何梓乐主张前后矛盾，不应采纳。何梓乐举证其退还部分投资款201880元，即使主张成立，一审应询问何梓乐余下款项的返还时间，但一审并未对此询问。五、一审认定借款金额与借条金额不一致，认为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错误。因双方借款金额达1000000元多，从2018年6月14日至2019年1月3日期间共9笔流水，在何梓乐不愿意配合核对流水的情况下，借条金额与实际流水有误符合常理，应以实际流水为准。何梓乐收钱后补写借条，居于强势地位，从不偿还利息的行为可看出，其故意写1150000元有赖账之嫌。补写借条时，笔在何梓乐手上，祁志贤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对数字有异议，但要求重写遭拒也只好委曲求全。何梓乐作为借款人书写借条，借款数字不会大于实际借款金额，可以认定借款金额最少应为1150000元。自然人之间借款，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条金额与实际金额不一致，应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六、祁志贤举证借款本金及利息，何梓乐答辩反驳代收投资款。一审未询问何梓乐“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于投资”的意思表示，把未能查明的事实归咎于祁志贤，违反公正审理原则。“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于投资”是何梓乐自行书写，其含义为何梓乐委托苏万发投资，但这与祁志贤的借款没有关联。借条第一句话为“为投资理财筹集资金”，可认定何梓乐为投资理财筹集资金借款。何梓乐借款后补写借条，借条格式虽然为祁志贤打印，但内容由何梓乐书写，何梓乐有赖账之嫌疑故意书写内容含糊不清。七、何梓乐借款时仅口头提出，祁志贤无法举证。假定不能认定借款时双方达成合意，但由于事后补写借条，至少可以认定在何梓乐书写借条后达成归还借款的合意。借条虽然有瑕疵，但应从借条内容推断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何梓乐书写借条，明确表示还款，应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即使不能认定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应就合同关系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的通知》指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法律关系或者案由属于人民法院认定范围，法院不能苛求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定法律关系或者案由，更不能以此驳回当事人的合法诉求。何梓乐辩称：一、本案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双方虽名为借贷，但实为委托投资。借条不全面反映民间借贷的性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祁志贤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其依据转账记录主张的借款金额与其提供的借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并不一致，其又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且祁志贤提供的借条落款处备注为“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由投资”，该备注由祁志贤捺印确认。祁志贤一审庭审称，其所出借资金，来源于贷款公司的贷款而非自有资金。本案中，当祁志贤按月息1.8%从贷款公司借款后，再按月息l%转借给何梓乐不仅无法获得利息差额利润，也不符合贷款再出借从中获利的常规。祁志贤对于何梓乐2018年12月20日前通过微信转账的款项，认为既不属于退还的投资款本金，也不属于支付借款利息和归还本金，而是属于何梓乐给予祁志贤日常使用的“零花钱”，借条表达意思前后矛盾。借条记载“于2018年12月20日达成协商愿意承担人民币1150000元”，但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不符合借款表达的方式，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逻辑。何梓乐没有向祁志贤借款的必要，也没有借款的合理用途。祁志贤是个投机的人，当得知何梓乐向苏万发投资有利，故不惜高利向他人借贷，现发觉投资失误，反而找何梓乐担责，有违常理。二、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何梓乐仅代为收转祁志贤的投资款交给案外人苏万发，祁志贤亦十分清楚资金的流向及使用性质，如祁志贤的投资款最终被认定为需要返还，则苏万发才是应承担责任的主体。祁志贤一审庭审表示，其由于知道何梓乐平时投资都交给案外人苏万发打理，因此其按何梓乐的指示，直接向案外人苏万发转款200000元，结合各方借条均备注“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于投资”等内容，签署日期均为同一天，所以祁志贤十分清楚其资金流向，均由苏万发用于投资，何梓乐与苏万发收取的款项均是投资款而非借款。依据转账记录、苏万发所签署的确认书等，何梓乐收取的款项绝大部分都转给案外人苏万发用于投资并得到苏万发确认。三、本案为委托投资关系，应按合同纠纷处理，且何梓乐对于接受委托代为收转投资款的行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因何梓乐仅代为收转投资款交给案外人苏万发，祁志贤亦十分清楚资金交给苏万发投资，苏万发才是应承担责任的主体。其次，借条是祁志贤担心投资损失，以生命安全相胁，要求何梓乐和苏万发在2019年5月22日当天签署借条，逼迫两人明确承担投资损失，将风险转嫁。两人为避免祁志贤发生不测，应其要求在祁志贤事先打印准备的空白借条上签名，但同时备注“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由投资”，以表明款项的真实意思，因此该借条关于“为投资理财筹集资金，于2018年12月20日通过协商愿意承担人民币1150000元…”的约定，属于委托投资合同中的“保底条款”，祁志贤依据借条要求何梓乐及案外人苏万发就有关委托投资的事项作出保本的承诺，该承诺有违投资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市场规律，应属无效。何梓乐承诺的“到期不本付息”，应理解为何梓乐协助祁志贤向苏万发要回投资款的承诺，苏万发也对本案涉及款项予以确认，何梓乐帮忙代收再转给苏万发，故不能由何梓乐承担返还责任。本院二审期间，何梓乐提交确认书，拟证明何梓乐仅代为收转投资款，所收款项大部分交付给案外人苏万发用于投资，得到苏万发确认，相关责任应由苏万发承担。祁志贤经质证，不确认真实性、关联性，认为祁志贤于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认识苏万发，苏万发曾向祁志贤借款，与何梓乐有利害关系，其与本案亦没有关系；苏万发出具的确认书为证人证言，其应出庭作证，确认书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何梓乐二审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新的证据”的规定，且祁志贤不予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分析如下：祁志贤主张民间借贷纠纷，提交交易明细、转账凭证、借条予以证明。祁志贤于2018年6月14日支付何梓乐案涉款项，直至2018年10月30日已共支付1216000元，而借条由何梓乐后补出具，但载明的金额直至2018年12月20日仅为1150000元。何梓乐期间偿还了相应款项，祁志贤主张偿还均为利息，因而祁志贤支付何梓乐案涉款项与其主张的借款数额并不一致，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情形。祁志贤主张借款1300000元、月利息60000元，则利息数额远高于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水平，而何梓乐主张的案涉款项由其代为向他人转交用于投资，与其借条上注明的“此笔欠款由债权人委托借款人用由投资”内容一致，综上祁志贤关于民间借贷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据借条，双方对案涉债务承担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何梓乐签订借条时明确提出“此笔欠款于2020年5月22号前不得追款”，借条也未约定提前偿还款项的情形，因此祁志贤依据借条主张何梓乐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偿还款项与上述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祁志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28.15元，由祁志贤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浩审判员 胡文轩审判员 张 莹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