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行终2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火召，女，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沈娜，女，199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沈某，男，2004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法定代表人杨火召，女，1968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上诉人共同委诉讼托代理人刘泊江、李建春，云南泊江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昆明市呈贡新区行政中心八号楼三楼。法定代表人唐琪，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琼，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山光复楼。法定代表人杨榆坚，厅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蒋俊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一审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五一路177号审计厅宿舍1-2楼铺面。法定代表人郑鑫，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业永坤，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火召、沈娜、沈某与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市市人社局）、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云南省人社厅），一审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杨火召、沈娜、沈某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行初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死者沈德晏生前为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2018年7月25日，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2018）五劳人仲字第1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沈德晏与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之间自2017年11月18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杨火召与死者沈德晏系夫妻关系，沈娜、沈某分别系死者沈德晏与杨火召的女儿和儿子。2017年12月14日，死者沈德晏被安排在昆明市西山区草海万达工地6号公路附近区域值夜班，工作内容为夜间巡逻草海万达城工地6号公路附近200米左右的区域以及看守该区域内工地上堆放的电缆线，夜班工作时间是2017年12月14日19:30至2017年12月15日7:30，该工地为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服务点。2017年12月15日7:30分许，沈德晏被工友发现躺在草海万达工地6号公路7号配电箱旁，呼之不应。云南省急救中心前往急救，到达现场时沈德晏已死亡，急救病例载明死亡原因待查。2018年3月15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沈德晏尸体检验意见》载明了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刑侦大队刑事科学技术室于2017年12月15日到达昆明万达城工地6号公路旁对沈德晏死亡现场以及尸表勘验的尸检意见为：排除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致死的因素，排除暴力致死的可能；死亡现场发现农药容器，尸表检验可检见常见农药中毒征象，未发现他杀依据，考虑沈德晏系农药中毒死亡，为明确沈德晏的死亡原因以及性质，必须对沈德晏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死者沈德晏妻子杨火召表示对沈德晏初步检验意见无疑义，经商议不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并签字确认。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东风派出所对昆明市西山区草海万达工地保安王永志、陈光友、马跃忠、辛允祥、张天虎、李文平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11月5日，杨火召向昆明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昆明市人社局于2018年11月8日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向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用人单位举证通知书》。被告昆明市人社局在作出决定前调取了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东风派出所对昆明市西山区草海工地保安王永志、陈光友、马跃忠、辛允祥、张天虎、李文平进行调查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并于2018年12月21日再次对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草海万达工地保安王永志进行了调查询问。2018年12月26日，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编号为18010551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沈德晏的死亡不予认定工伤，并依法进行了送达。原告杨火召不服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向被告云南省人社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10日，云南省人社厅依法受理了原告杨火召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云人社行复受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依法送达。2019年1月10日，被告云南省人社厅向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云人社行复通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并依法送达。同日，被告云南省人社厅向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作出云人社行复第三人告字［2019］第2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并依法送达。被告云南省人社厅在受理该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2月21日依当事人申请作出云人社行复听通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并依法送达。被告云南省人社厅于2019年3月7日组织举行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充分听取了案件当事人的陈述、申辩。2019年3月8日，云南省人社厅经审查后作出云人社行复决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18010551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了案件当事人。2019年4月11日，原告杨火召签收了被告云南省人社厅邮寄的云人社行复决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4月22日，原告杨火召、沈娜、沈某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18010551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云南省人社厅作出的云人社行复决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一审法院通过公开开庭审理，对该案进行综合评判如下：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以及《工伤认定办法》第二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工伤认定的受理部门，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为昆明市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编号为18010551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体合法。第二，沈德晏生前作为保安的工作职责为夜间巡逻草海万达城工地6号公路附近200米左右的区域以及看守该区域内工地上堆放的电缆线，并不必然接触农药。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沈德晏尸体检验意见》所载明“农药中毒死亡”的初步检验意见以及原告杨火召对该初步检验意见明确表述无疑义、不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并签字确认的事实，不能认定沈德晏的死亡系因工作原因导致。因死者沈德晏的家属不同意对死者沈德晏进行尸检，原告应当对不同意对死者沈德晏进行尸检而导致的不能明确死者沈德晏的确切死亡原因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从现有证据来看，沈德晏的死亡虽然发生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但因不能认定系因工作原因所致，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以及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视同工伤的其他情形，原告提出“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因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不适用于本案。被告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编号为18010551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事实依据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形，不属于应当依法撤销的行政行为。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被告云南省人社厅属于被告昆明市人社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受理复议申请的资格，被告云南省人社厅在受理复议申请后，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且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序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行政文书，依照当事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履行了复议机关的行政职责。被告云南省人社厅作出云人社行复决字［201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形，不属于应当依法撤销的行政行为。综上所述，原告杨火召、沈娜、沈某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杨火召、沈娜、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上诉人杨火召、沈娜、沈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沈德晏死亡原因不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沈德晏死亡原因可能为农药中毒，不能基于此就判断沈德晏的死亡与工作无关，其死亡完全排除工作原因。本案经公安机关初步判断沈德晏考虑农药中毒，但是未进一步使用刑事侦查技术明确沈德晏的死因，①提取残留容器ＤＮＡ与死者ＤＮＡ比对、提取容器指纹，明确死者是否与之接触或者吸食，②残留容器成分比例，明确是否有毒或者致死;③提取血样，明确沈德晏死亡的原因等。但本案事实上公安机关只是进行现场简单勘察，并没有进一步核实死因，导致本案沈德晏死亡事故可能存在多种可能性，即沈德晏死因不明，无法完全排除工作原因致死。二、沈德晏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反之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本案沈德晏死亡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被上诉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死亡证明书》、《昆明市公安局死亡证明证书存根》及《沈德晏尸体检验意见》系公安机关侦办案件过程中的调查及推断并非最终的结论性意见，该组证据明确表述为“推断、可能”等相关情况，即本案不存在排出工伤认定的情形。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沈德晏死亡原因不明，用人单位与本案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沈德晏死亡的原因，也不能证明其死亡完全排除工作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1、沈德晏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火化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期间一直安放于太平间内。在如此长时间，用人单位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亦未申请工伤认定事宜，导致沈德晏死亡原因、是否属于工伤至今无法查明，作为用人单位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却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有违立法本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认定职工是否属于工伤的举证责任属于用人单位，现用人单位无法举证其死亡原因完全排除工作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沈德晏工作场所系草海工地上，系空旷场所，沈德晏工作内容不接触有毒有害物体并不能直接否定该场所无任何安全隐患，其无法排除意外伤害情况的发生，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3、上诉人文化知识层次非常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书写，其不同意尸检并不能就此否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此期间，用人单位未履行工伤申报义务，刻意拖延，上诉人需要进行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等漫长的诉讼程序，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更加严苛的举证责任而不是上诉人。四、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能参考最高法答复意见，即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因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虽然没有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但其处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且死因不明，依据公安机关推断的结论认定本案沈德晏死亡与工作无关，适用如此严苛的评判标准于法不公。综上，上诉人认为在无相关证据证明沈德晏死亡完全排除工作原因的前提下，应当最大限度保护职工权益作出工伤认定，由用人单位承担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职工受到的损害属于“不予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沈德晏的死因不明，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云南卫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陈述：对一审的处理无异议，请求维持原判。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二审确认事实与一审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工伤认定具有法定性，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事故或意外伤害是认定工伤的基本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是构成工伤的三个基本要件。而本案中，沈德晏是在上班时间发生事故，出事地点是在工作单位即草海万达城工地6号公路附近200米左右的区域，因此该起事故具备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本案的关键是是否满足“工作原因”这一要件要求。工伤归根结底属于一种职业伤害，是劳动者在从事生产工作中由于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设备或工作条件存在不安全因素，导致发生伤害事故，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被剥夺的情形，这是工伤事故有别于其他人身伤害最重要的一点。职业伤害突出了劳动者遭受伤害应与职业有直接关系的特殊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本案沈德晏死亡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沈德晏尸体检验意见》载明了经对沈德晏死亡现场以及尸表勘验的尸检意见为：排除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致死的因素，排除暴力致死的可能；死亡现场发现农药容器，尸表检验可检见常见农药中毒征象，未发现他杀依据，考虑沈德晏系农药中毒死亡，为明确沈德晏的死亡原因以及性质，必须对沈德晏尸体进行解剖检验。而本案中，沈德晏的死亡原因存疑，死者沈德晏作为保安的工作职责为夜间巡逻草海万达城工地6号公路附近200米左右的区域以及看守该区域内工地上堆放的电缆线，而公安机关出具的《沈德晏尸体检验意见》载明尸表检验可检见常见农药中毒征象。结合死者沈德晏的工作性质及工作范围，死者沈德晏的工作一般是不与农药接触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沈德晏的死亡是由于工作单位提供了存在不安全因素的生产设备或生产环境造成的。公安机关进行尸检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死者的死亡原因，由于本案死者家属拒绝尸检，导致死者死因存疑。被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沈德晏的死亡虽然发生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但因死亡原因不明，不能确定沈德晏的死亡与其从事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而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同理，被上诉人云南省人社厅通过全面审查，举行了听证，也是对沈德晏的死亡原因存疑，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上诉人昆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上诉人云南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处理明显不当的情形，不属于应当依法撤销的行政行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14条也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因公安机关对沈德晏的死亡原因需通过科学检查方可确定，而死者家属又不同意尸检，导致沈德晏的死亡原因不明晰，该状况下并不存在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情形。上诉人主张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对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可以认定为工伤做出特殊规定，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因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不存在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的情形，故不适用上述规定认定工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目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火召、沈娜、沈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琳审判员 曾蕙菁审判员 黄 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杨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