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06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柘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柘城县和谐大街与未来大道交叉口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吴月英，该单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河南保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楠，河南保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商丘市梁园区房地产管理局，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果园路66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河南腾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工贸路财政局家属院南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朱会兴，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商丘市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团结路南侧万堤沟西侧。 法定代表人：胡爱华，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胡爱华，女，196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宁陵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梅英，女，196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亚铭，男，196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朱会兴，男，196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 再审申请人河南柘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柘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柘城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商丘市梁园区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梁园区房管局）、河南腾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煌公司）、商丘市天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胡爱华、杨梅英、张亚铭、朱会兴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81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柘城农商行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该判决认定“商业房产安置在该小区的1号楼和2号楼的一层”缺乏证据证明，完全错误。二审判决作出如此认定的唯一证据，仅仅是天龙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向梁园区房管局出具的一份《关于商丘市梁园区株洲花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楼层、面积的说明》，难以令人信服。首先从形式上看，该份说明仅仅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一种陈述，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定证据；其次从内容上看，该说明显示是天龙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向梁园区房管局出具，但是天龙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还在用案涉房屋为腾煌公司在原柘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处的贷款作抵押，时间顺序上相互矛盾，不排除存在虚假的可能。因此仅凭该份说明，证明不了“商业房产安置在该小区的1号楼和2号楼的一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梁园区房管局作为案外人，应当就“案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屋”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从梁园区房管局提供的33份合同（20份《株洲花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意向书》及13份《回迁安置赔偿协议书》）上看，首先，这些合同没有被拆迁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出庭证明，不能证明这33份合同书的客观真实性；其次，这些合同书中有22份合同并不显示被安置房屋的位置，剩下的11份显示被安置位置的合同，也没有一份显示的位置是与案涉房屋位置有重合，无法证明案涉房屋（1-2层商铺）就是拆迁安置户的拆迁安置房。因此，即便梁园区房管局与被拆迁户存在拆迁安置合同关系，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案涉房屋是拆迁安置房的事实。因此梁园区房管局对本案的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柘城农商行申请执行的民事权益。(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异议的基础一定是实体权利，且系实体权利的权利人。但是本案商丘市梁园区房管局并非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其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主体不适格，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2.二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认为符合条件的无过错买受人与房屋消费者可以排除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的执行，是不严谨的。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是“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情形，而该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是“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的情形，从适用情形上看，很显然本案应当适用第二十九条而非第二十八条。但是，该规定第二十九条保护的是房屋消费者对于房屋的居住权利，即购房房屋应当是用于居住的商品房，而本案案涉房屋全部为商铺，因此从规定内容上看，本案也不应当适用该规定第二十九条。所以，二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认为被拆迁户对拆迁安置房屋产生的期待权效力优于房屋买受人，举轻以明重的认为，也更优于柘城农商行的抵押权是完全错误的。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是在本案一二审中，天龙公司明确认可梁园区房管局关于“案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的事实，且柘城农商行多次发问天龙公司就案涉房屋在办理抵押时是否明知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房的回答均为“知道”。因此如果人民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系拆迁安置房，那么天龙公司在明知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仍向柘城农商行抵押贷款已经构成贷款诈骗犯罪。柘城农商行在一二审程序中多次向法院提出该申请，但是一二审法院置之不理。因此一二审法院不适用上述法律规定错误。综上，柘城农商行作为银行金融机构，在办理抵押贷款时候严格审查了抵押房屋的开发建设手续以及登记状态，并依法办理有抵押登记，享有的抵押权应当受到优先保护。柘城农商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柘城农商行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须审查的焦点问题是：梁园区房管局能否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对案涉商铺排除执行。 首先，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梁园区房管局作为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了《株洲花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意向书》。约定了拆迁安置项目名称株洲花园，建设地点株洲路以北西大庄。明确了被征收房屋现状，被征收房屋置换的门面房面积、住宅面积及临时过渡费等。由此可见梁园区房管局虽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但其代表政府，负有补偿安置被拆迁人的行政管理职能，故其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以期能够履行向被拆迁人分配拆迁安置房屋之职能，故二审判决认定梁园区房管局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无不妥。虽然梁园区房管局与被拆迁人所签部分合同中未明确回迁房屋的具体楼层位置，但梁园区房管局与天龙公司所陈述的征收补偿意向达成之初房屋建设具体规划未完全明确，故导致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意向书中未完全明确具体安置补偿房屋位置的情况较为符合实际，结合天龙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向梁园区房管局出具的《关于商丘市梁园区株洲花园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楼层、面积的说明》，能够明确商业房安置在小区1号楼2号楼的一层，能够证实案涉1号楼1层101商铺、201商铺包含在了拆迁安置房屋的范围内，柘城农商行主张该说明仅为当事人陈述不能采信，但该说明系天龙公司向梁园区房管局出具，盖有株洲花园项目建设指挥部印章，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案涉商铺位于被拆迁安置范围内的事实，柘城农商行亦未提出其他证据推翻上述事实，而且，天龙公司出具该说明之后又将案涉房屋再行抵押的行为并不能反推该说明内容不实，故柘城农商行的相关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在一定情况下会产生适用竞合的情况，即当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时，案外人要求排除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房屋执行的，可以适用二十九条亦可适用二十八条进行判断，并非柘城农商行所主张的仅能以二十九条判断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能否对抗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赋予了被拆迁人就拆迁安置房屋享有优先于其他房屋买受人的权利，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精神，交付全部或大部分房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就该商品房享有的权利则优先于抵押权，故二审判决依照本案涉及的各权利的优先性排序，认定被拆迁人基于其对于被拆迁安置房屋的特定债权具有优先于柘城农商行成立在后的担保物权的效力，据此认定梁园区房管局主张排除案涉商铺的执行以便向被拆迁人分配拆迁安置房屋的诉求成立，并无不当，因此柘城农商行的相关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柘城农商行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但其所主张依据的上述司法文件并不存在，且本案系基于柘城农商行诉请天龙公司偿还借款的民事纠纷衍生的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柘城农商行主张天龙公司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犯罪，并不影响本案审理，故柘城农商行主张本案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柘城农商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柘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方芳 审判员  宁晟 审判员  朱燕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其庆 书记员王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