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行终108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曾美丹，女，1991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委托代理人曾建峰，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兴涵街1号。 法定代表人连向红，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斌，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德，男，196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玉云，女，196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原审第三人王金山，男，198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上诉人曾美丹因王文德、肖玉云诉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涵江区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不服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行初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王文德、肖玉云系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都邠村村民。第三人王金山、曾美丹系两原告的儿子、儿媳妇。2015年8月，被告涵江区政府为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将两原告1992年所建位于涵江区国欢镇都邠村下沟10号的房屋列为征收范围。2015年8月13日，第三人王金山作为案涉房屋编号H-34的户主在《房屋拆迁平面图》及《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表格上签字，确认其户的被征迁面积及附着物等。同年9月22日，第三人曾美丹、王金山（“王金山”签名及公民身份号码均是第三人曾美丹所签）作为乙方（被征迁人）与甲方（征迁人）涵江区政府的受委托单位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016年3月3日，第三人曾美丹在被告的《交房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征迁编号H-34户已完成搬迁，并同意当日把房屋交付拆除。原告对补偿安置协议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认为，关于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原告王文德、肖玉云提供的居民户口簿、门牌证、所在村村委会证明等材料，可以证明原告王文德是案涉房屋（丈量编号为H-34）的所有人。案涉房屋系1992年所建，结合两第三人的年龄，且至今继承尚未发生，被告关于第三人属于原告的家庭成员，对该房屋的产权亦享有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夫妇作为所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涉及的房屋所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原告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原审认为，涵江区政府作为合同的甲方，与第三人曾美丹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虽然最后甲方（签章）上为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但在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简称甲方）”为受委托单位。故原告将涵江区政府作为本案被告正确，被告主体资格适格。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原审认为，原告请求确认《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即无效行政行为自始、绝对无效，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具有合法效力，当事人可以随时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针对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确认无效请求的，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关于本案被诉的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原审认为，审查《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是否无效，不仅要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行政法律规定，也应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被诉的安置补偿协议处分的是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都邠村下沟10号房屋（房屋编号H-34），而该房屋的所有人是原告王文德、肖玉云夫妇，本案被诉的安置补偿协议是由第三人曾美丹所签订的，虽然合同约定的甲方为第三人王金山、曾美丹，但签名确认均为第三人曾美丹所签，且未提供任何委托代理材料。被告在未查明案涉房屋的权属的情况下，由原告的儿子王金山作为户主确认案涉房屋的面积及附着物，在第三人曾美丹未提供任何委托代理材料的情况下，由原告的儿媳曾美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且合同未说明“王金山”签名为第三人曾美丹所签，未有代签标识。被告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第三人曾美丹作为无处分权人，在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处分原告所有财产后，该无权处分行为未经过原告的追认，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故该合同无效。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重新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与第三人曾美丹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被告对此应采取补救措施。作为案涉房屋权利人的原告请求被告重新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主张成立。合同的订立是合同各方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各方合意的结果，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原告主张将本案被诉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标的直接补偿安置给两原告，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原告王文德、肖玉云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第三人曾美丹作为无处分权人，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得到权利人原告夫妇的追认，所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无效。被告应采取补救措施，重新与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原告主张将被诉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标的物直接安置给原告没有法律依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七十六条、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与第三人曾美丹于2015年9月22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二、责令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承担。 上诉人曾美丹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主要理由是：1．王金山庭审中承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均是居住在一起，从2015年9月22日签订安置协议书至2016年3月3日全家搬迁交付房屋，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均未过问拆迁房屋情况，亦未向各个部门主张权利被侵害等情形，其行为足以认定是以默示的方式对合同予以追认，故合同有效。2．案涉征迁行为已经完成，且相关安置房均已办理产权证书，因此案涉房屋已经属于上诉人与第三人王金山共同所有，且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对儿子、儿媳的赠与属于婚后赠与，不可撤销。3．本案补偿协议已经默示追认有效，故诉讼时效也应自追认之日起计算，原审认定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明显错误。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4．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代表王金山在案涉补偿协议上的签字应当有效，符合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辩称：由于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人对本案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予以追认，故答辩人尊重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王文德、肖玉云是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正确的，彰显了法律对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案涉被征收房屋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赠与的问题。3．答辩人对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虽然知晓，但两答辩人均是文盲，相信涵江区政府会按规定将协议签订在答辩人名下，上诉人将协议书签订在自己名下，两答辩人不知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原审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已有一套安置房屋办理好交接手续，由王文德、肖玉云居住使用。王金山与曾美丹于2019年经民事诉讼判决离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诉请确认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于2015年9月22日与原审第三人王金山、上诉人曾美丹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经查，被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涉及的补偿对象为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都邠村下沟10号房屋（房屋编号H-34），在案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于1992年所建，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以及原审第三人王金山、上诉人曾美丹对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建造的事实均无异议。上诉人曾美丹主张其在婚后曾就涉案房屋进行添附，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上诉人曾美丹主张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已将涉案被征收房屋赠与原审第三人王金山和上诉人曾美丹，亦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因上诉人曾美丹与原审第三人王金山既非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亦非其他有权处分人，上诉人曾美丹在未取得涉案房屋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与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后，又未获得权利人的追认或者在订立协议后取得处分权，应属无权处分。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未认真核实涉案房屋的权属情况以及签订人的主体资格，其将王金山、曾美丹作为涉案房屋的被征迁人，并与上诉人曾美丹签订被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依据明显不足，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原审判决确认被诉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行为被确认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因此，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应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履行对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的补偿安置职责。由于案涉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需要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补偿职责的基础上，通过各方磋商以形成合意。协议签订的过程涉及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宜由人民法院司法权直接替代行政权，为此，原审直接判决被上诉人涵江区政府与王文德、肖玉云重新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当，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主张将被诉补偿安置协议项下标的物安置给其的诉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应为13,962.07元，一审判决误将案件受理费计为50元收取，本院在此一并予以更正：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2.07元由涵江区政府负担。 综上，原审判决确认被诉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并驳回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原审判决责令涵江区政府与王文德、肖玉云重新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曾美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行初80号行政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判决，即：维持确认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与曾美丹于2015年9月22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内容。 二、撤销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行初80号行政判决的第二项判决，即：撤销责令莆田市人民政府与原告重新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判决内容。 三、责令被上诉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履行对被上诉人王文德、肖玉云的补偿安置职责。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962.07元，由被上诉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962.07元由上诉人曾美丹和被上诉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各负担一半。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声鸣 审判员  余鸿鹏 审判员  许秀珍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宋安然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