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23民初1437号原告：钟丽珍，女，汉族，1989年8月13日生，江西省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现住大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斌，大余县青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曾庆安，男，汉族，1960年10月26日生，江西省人，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现住大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孝安，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龙，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原告钟丽珍诉被告曾庆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7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丽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献斌、被告曾庆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孝安、申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丽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对王家翔溺水身亡赔偿事宜承担全部责任，并返还已垫付的430000.00元赔偿款；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在池江镇举办“快乐作文”辅导班，2019年8月初因辅导班的大部分学生想去游泳，2019年8月2日就口头通知学生并让他们回去征询家长的意见。2019年8月5日中午原告在家长微信群再次询问，并告知家长会去的要备好泳衣泳裤和游泳圈，不去的可以请假，同时还和被告方的管理人员充分沟通。2019年8月6日上午原告培训班安排了50人到被告游泳馆游泳，上午的游泳一切正常。当天下午3点钟之后又继续安排21人到被告游泳馆游泳，其中包括王家翔，一切按照被告方管理人员的要求入池游泳的。不久，一个游泳的同学发现王家翔脸部朝水下浮在水面上，过了1-2分钟身体没动静，叫他名字也不应，就叫救生员说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潜水泳，救生员说：“没事，他是在潜泳。”听救生员这样说之后该同学就游走了，另外一个同学就把王家翔的身体用手翻过来，之后坐在观望台上的救生员就马上跳下水游了过来把王家翔拖起来并叫老师及其他救生员过来，对王家翔采取了人工呼吸及其他抢救措施，120也来了救护，但都没有挽救。后来经过镇、村、派出所等单位派员多方沟通、协调下，同时为了安抚死者家属，原告与被告在不确定责任的前提下，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调解协议书，双方各凑了43万元终结了此事故。之后原告要求与被告就责任进行明确，但被告方却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想继续承担其他任何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判如诉求。被告曾庆安辩称，本案诉争43万元赔偿款系原告履行其与被告、王家翔亲属间的《调解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义务，并非代被告垫付款项，被告无需向原告返还任何款项。被告作为泳池的经营者，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因未履行其对王家翔的监护职责，应对其死亡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在泳池周围及水中放置了救生用具，还配备了救生员，且泳池水深不足以使王家翔陷入危险，已经尽到了安全保证义务，无需承担责任。原告未对王家翔履行监护职责，应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补充协议书》，因原、被告双方都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故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2.原告与游泳馆管理人员刘铭生的聊天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虽然被告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但该份证据可以反映出原告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刘铭生对学生的安全进行了商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3.原告提交的其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该份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出具的，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的被告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该份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出具的，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5.原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对钟振南、张君金、兰樱、刘铭生、廖杲琳、黄鸿、刘旭明制作的询问笔录，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6.被告提交的《调解协议》和收条，可以证明被告已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向王家翔家属支付了赔偿款43万元，故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7.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对原告、刘铭生、黄鸿、廖杲琳、兰樱、钟振南、张君金、邓永芳、刘旭明以及被告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该组笔录与原告提交的笔录一致，且该组笔录对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作用，故本院对该组笔录予以认定；8.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对王启鼎制作的询问笔录，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被告提到王家翔的死因除了溺水之外，还有可能因突发心脏骤停所致，但这也仅是王启鼎根据现场对患者身体检查初步得出的死因，且王启鼎在笔录中也提到“并不一定准确”，可见，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家翔除溺水外，还因突发心脏骤停导致死亡，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9.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对王诚金、刘小珍制作的询问笔录，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但本院认为，虽然死者王家翔身高是1.45米左右，但在游泳池游泳是否具有危险，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10.被告提交的关于案涉泳池现状的照片、视频，被告拟证明泳池配有救生圈、浮板等急救设备，但因照片及视频的拍摄时间在事发之后，并不能反映出事发时泳池的现状，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经审理查明，原告钟丽珍在大余县××镇开办了“快乐作文”假期兴趣班，工商登记为“大余县××镇畅想培训中心”个体工商户。王家翔于2019年7月8日开始在原告开办的“快乐作文”假期兴趣班上课。被告曾庆安在大余县××镇经营了“梦幻水上世界”游泳馆，游泳馆有两个泳池，大池是支架式泳池，小池是充气式泳池，曾庆安经营的游泳馆未办理营业执照及相关手续。2018年7月31日，原告想组织“快乐作文”培训班组织学员到曾庆安经营的游泳馆游泳，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刘铭生进行沟通协调，确定于2019年8月6日分两批带学生去被告的游泳馆游泳，上午一批50人，下午一批21人，其中王家翔（2009年3月8日出生，年满9周岁）为下午一批的学员。2019年8月6日下午3时左右，原告组织“快乐作文”的其他几名老师带领21名学生到“梦幻水上世界”游泳，到了游泳池后，学员更换泳衣泳裤休息2-3分钟后陆续下水。学员张君金、钟振南、王家翔一起到大泳池玩，大概玩了5-6分钟后，张君金和钟振南看见了王家翔的身体脸部朝水下，人浮在水面上，并以为王家翔在潜水，过了1-2分钟左右，发现王家翔身体没有移动，然后钟振南就找到在大泳池游泳的刘旭明，并要求其去看一下王家翔是不是在潜游，刘旭明回复说：“没事，他是在潜游。”过了1分钟左右，有的学员就叫了王家翔的名字，发现王家翔没有回应，之后有人把王家翔的身体翻过来，坐在观望台的救生员黄鸿看到此种状况就跳下水游到王家翔身边，并把王家翔抱到刘铭生手中（刘铭生与钟丽珍在阴棚谈事情），刘铭生就把王家翔放地面上，并对王家翔做了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急救措施施救，在场××池江镇医院的内科医生王启鼎之后对王家翔接手施救，但王家翔没有任何反应。同时，钟丽珍拨打120，3-4分钟左右医生到来后，给王家翔进行急救，但王家翔还是没有救回来。后来经过派出所民警、村干部与家属沟通后，决定把王家翔送到了殡仪馆。另查明，刘铭生、黄鸿是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刘旭明与刘铭生、黄鸿是朋友关系，事发当日下午刘旭明也来到大泳池游泳，在游泳前，刘铭生对刘旭明说：“今天下午游泳的小朋友比较多，你帮忙看一下。”再查明，原告钟丽珍、被告曾庆安以及王家翔家属在池江镇镇政府、池江镇派出所等单位组织协调下，于2019年8月8日草拟了一份调解协议，由原、被告各向王家翔家属赔偿43万元，原、被告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最后王家翔家属未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由池江镇政府、池江法律服务所收回并销毁。2019年8月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丙方）之间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根据2019年8月8日调解协议书有关王家翔的死亡赔偿款项责任划分问题，现乙方钟丽珍和丙方曾庆安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按2019年8月8日的赔偿款总额86万元不变。付款方式先由双方按各自百分之五十向原调解协议书的甲方付款。二、原调解协议乙方与丙方的责任过程大小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乙、丙双方可走司法途径，按双方责任过错分担金额，乙、丙双方依照司法裁判文书确定的金额，确定双方责任，向对方多退少补金额。三、因乙方延迟签订《2019年8月8日调解协议书》而造成的赔偿款递增费用丙方概不负责。四、乙方只按照2019年8月8日的款项执行。”原告（乙方）与被告（丙方）均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捺印，大余县池江法律服务所在见证人处盖章。后原告（乙方）、被告（丙方）以及王家翔父母王诚金、李秀洁（甲方）在池江镇镇政府、池江镇派出所等单位多次组织协调下，于2018年8月19日，重新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甲方儿子王家翔（生于2009年3月8日，身份证号）于2019年7月8日在乙方举办的快乐作文补课，在补课过程中，乙方于2019年8月6日下午15时30分许，乙方组织学生到丙方开设的梦幻水上世界游泳时，王家翔发生意外溺水，经抢救无效死亡。现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协商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甲方儿子王家翔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的一切费用计人民币86万元，乙方、丙方同意甲方以上的赔偿款项，在签订协议时乙、丙双方各支付43万元给甲方。二、甲方、乙方、丙方三方一致同意在2019年8月19日此协议签订时一次性付清。三、乙方、丙方付清以上款项后，甲方不得以任何事实和理由要求再次赔偿，同时放弃对乙方、丙方追究任何责任的诉求。四、以上协议三方共同遵照执行，甲方、乙方、丙方不得反悔，协议签订履行后此事就此终结。”原告、被告以及王家翔父母在该协议上签字，大余县青龙法律服务所、大余县池江法律服务所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盖章。之后，原、被告双方各向王家翔家属支付了43万元。现原告认为应按照2019年8月9日的《补充协议书》进行责任划分，并要求被告向其支付43万元。本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向大余县××镇副镇长严超军、池江镇法律服务所主任王晓波进行了调查了解，该两人参与过原、被告以及王家翔家属协调工作，本院制作了两份调查笔录。对严超军调查笔录记录到，审：2019年8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怎么来的？严：因为当时没有调解好，死者家属于8月14日去县政府信访，后来我们把他们劝回来，又多次做了工作，但当天还是没有调成，冷静几天后，于8月19日最终谈拢了，就在8月19日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书。当时钟丽珍提出还有下一步，与游泳馆的责任还要进一步分摊。审：那8月19日签协议时，有无提到2019年8月9日的补充协议书？严：提过，如果没有2019年8月9日的补充协议书，快乐作文和游泳馆这边都不会签2019年8月19日的协议，补充协议书是快乐作文和游泳馆签8月19日协议的基础，他们当时都认可2019年8月9日的补充协议的。审：2019年8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签订后，是否意味着快乐作文和游泳馆以及死者家属三方互不追究责任？严：当时签8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时快乐作文和游泳馆都是被追究方，是死者家属这边不追究快乐作文和游泳馆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并未提到快乐作文和游泳馆之间的责任划分问题，而快乐作文和游泳馆之间是认可他们之间2019年8月9日的关于责任划分的补充协议，那个补充协议对他们来说还是有效力的。如果没有这个责任划分的补充协议的话，快乐作文、游泳馆、死者家属也不会签2019年8月19日的调解协议书。对王晓波的调查笔录记录到，审：协调的过程你都在？王：基本都在。审：那你是否知道原、被告之间单独签订了协议？王：知道，2019年8月8日晚上，在池江派出所，在死者家属谈好86万元的基础上，钟丽珍与曾庆安又单独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是双方各赔偿43万元，责任划分的问题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由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样就不会影响赔偿死者家属的钱。我也看了他们单独签订的协议，我们很多人都在场，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审：现向你出示2019年8月19日的调解协议，这份协议原、被告之间有没有进行责任划分？王：这协议内容上说到了第三条增加了“同时放弃对乙方、丙方追究任何责任的诉求”，是因为快乐作文以及游泳馆都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上课，双方担心死者家属还会闹事，影响到有正式编制的老师，所以就快乐作文以及游泳馆要求死者家属这边不得再向快乐作文以及游泳馆追究责任，于是增加了这部分内容。这条内容是针对死者家属与快乐作文、游泳馆，快乐作文、游泳馆之间在当天并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提到责任划分的问题，他们之间还是按照2019年8月8日单独签订的协议进行责任划分。第四条内容与2019年8月8日的内容一样，不是8月19日增加的内容。审：第四条“以上协议三方共同遵照执行，甲方、乙方、丙方不得反悔，协议签订履行后此事就此终结”是什么意思？王：就是钱赔偿给死者家属后，这个事情就了结了，死者家属不得闹事，此时的乙方、丙方是同一方，对立面是死者家属，是针对死者家属不要反悔。乙方与丙方之间的责任划分没有提到，还是按照2019年8月8日单独签订的协议进行责任划分。本院依法组织原被告对两份调查笔录进行质证，原告对上述两份调查笔录无意见，被告曾庆安提出上述两份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本庭询问曾庆安是否申请两被调查人出庭接受询问，曾庆安表示不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原被告双方对王家翔死亡结果如何划分责任。1.关于《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问题。被告提出与原告之间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系以2019年8月8日调解协议书为基础，但2019年8月8日的调解协议并不存在，所以该补充协议对原、被告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双方与死者家属已经于2019年8月19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与原告以及死者家属的赔偿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因此，被告提出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责任划分问题，且也不需要向原告支付赔偿款。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双方于2019年8月8日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8月9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与丙方的责任过程大小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乙、丙双方可走司法途径，按双方责任过错分担金额，乙、丙双方依照司法裁判文书确定的金额，确定双方责任，向对方多退少补金额。”虽然2019年8月8日的调解协议最后因死者家属未签字而未履行，但原、被告以及死者家属在2018年8月1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在2019年8月8日的调解协议上进行的适当调整，其主要内容并未更改，且本院对参与调解的池江镇副镇长严超军以及大余县池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晓波的所作的调查笔录，该两人在笔录中均提到2018年8月1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针对死者家属而签订的协议，原、被告属于被追究方，该协议第三条“乙方、丙方付清以上款项后，甲方不得以任何事实和理由要求再次赔偿，同时放弃对乙方、丙方追究任何责任的诉求。”以及第四条“以上协议三方共同遵照执行，甲方、乙方、丙方不得反悔，协议签订履行后此事就此终结。”的约定，是指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原、被告的责任，并不是指原、被告之间互不追究责任，因此，本院对被告提出原、被告之间互不追究责任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原被告双方对王家翔死亡结果如何划分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中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该管理人或组织者，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被告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不具备合法的经营游泳馆的主体资格，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工作人员具有安全员的资质，王家翔在其经营的场所游泳死亡，被告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王家翔的死亡系自身原因或疾病所导致，王家翔的死亡后果与被告经营场所安全措施不足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可见，被告对游泳人员王家翔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应当对王家翔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其应承担70%的责任。王家翔为未成年人，原告作为王家翔的临时监护人，把未成年的王家翔带来游泳馆游泳，应当告知王家翔注意安全，佩戴游泳圈，并应保证王家翔的生命安全，王家翔在游泳时死亡，可见其未尽到监护职责，对王家翔的死亡亦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对王家翔的死亡承担30%的责任。综上所述，因原、被告双方已各向王家翔家属赔付43万元，合计86万元，其中原告应承担30%即25.8万元，被告应承担70%即60.2万元，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7.2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庆安应向原告钟丽珍支付人民币17.2万元，该款项限被告曾庆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钟丽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原告钟丽珍负担4650元，由被告曾庆安负担3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海英人民陪审员  王衍英人民陪审员  **年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陈苏平附：大余县人民法院标的款账户：开户行：大余农商银行南门支行，账号：13×××89，账户：大余县人民法院。汇款时请注明案号、缴款人的姓名。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三十九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第四十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的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