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8民初15867号原告：明杨，男，汉族，1979年10月27日出生，重庆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员工，住重庆市云阳县。被告：重庆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219130996。法定代表人：黎振宜。委托代理人：谭毅忠，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孙仲春，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明杨诉被告重庆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津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叶竹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明杨及被告顶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仲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明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伤医疗未报销的费用629.72元（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康复住院治疗期间发生9405.97元治疗费，工伤可报销8776.25元，超标629.72元应由被告支付），垫付每次工伤住院押金2000元、伤残赔偿金差额124063.25元（38703元/年×20×30%=232218元，2018年10月26日被告向南岸区社保局申请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08154.75元，差额部分124063.25元）、未成人抚养费116070.9元【女儿两岁：22759元/年×(18-2)×50%×30%=5421.6元，儿子4个月：22759元/年×18×50%×30%=61449.3元，共116070.9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6年9月进入被告公司工作，并于2011年10月1日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依法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至今原告于2006年9月至2011年3月从事生产线技术员及工程师岗位，2011年4月至2017年12月从事被告公司江北分厂设备科主管岗位。原告于2017年12月被通知属于被告公司的“A专案”缩编裁员规划对象，需选择资遺或者调岗处理。原告由于身体原因，选择资遣选项，并以邮件形式报名提交。提交后，原告在找工作的途中，被应聘公司要求提供职业性健康档案及离职前健康体检。咨询被告公司安全专员，告知为主管人员，不需要进行职业病健康体检，无法提供相关档案。原告在2018年2月12日自费进行职业病健康体检，发现听力异常，并于2018年4月4日经市职防院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8年5月21日经重庆市南岸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2018年9月25日由南岸区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级，无生活自理障碍。原告由于确诊职业病，已无法继续寻找工作，根据病情需要，依法至重庆市职防院申请职业病康复治疗。被告在原告职业病治疗期间，故意拖延，在市职防院于2018年10月19日根据病情出具康复申请书需立即住院治疗的情况下，拒绝完成负责人签字及公章流程。拖延至12月26日才完成住院手续办理，整整延误治疗两个多月的时间。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原告病情加重，经市职防院2019年1月23日出院记录确诊由噪声聋引起神经衰弱并发症。原告于2019年2月14日办理听力四级残疾证，丧失部分劳动力，并于2019年5月5日经市职防院复查诊断升级为中度噪声聋。原告2017年工资收入总额109404.99元，确诊职业病后2018年收入总额被降至89255.20元。在2018年12月，被告在未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调至库管发货员岗位，需接触货车噪音及叉车运行环境，对原告生命健康安全有巨大危害，同时于2018年12月开始，每月减少1347元固定薪资。被告在严重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给原告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同时，恶意强制调岗降薪，给原告抚养两个子女的生活造成困难。故原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顶津公司辩称：1、在本案中被告不构成侵权，不应对原告诉请的侵权赔偿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12条规定，原告应按照工伤的相关规定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2、原告以《职业病防治法》58条的规定，直接提出侵权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该条只是笼统提出若有民事法律规定可以提出赔偿的，才能提出赔偿请求，并未有明确赋予劳动者患职业病的，可以就工伤待遇和侵权获得双重赔偿或者是差额赔偿，从该条规定来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意味着职业病病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向用人单位提出民事赔偿应当符合一定条件，也就是说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显然原告在本案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构成了一般侵权；3、从原告的具体请求来看也不应得到支持，超标医疗费和住院押金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请求的残疾赔偿金和抚养费也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因此抚养费是不能单独主张的，其次原告提出本案人身损害赔偿的残疾标准是基于劳动能力鉴定的一个标准，并非是人身损害的伤残标准，因为劳动能力等级鉴定与人身损害伤残鉴定在鉴定标准和鉴定目的方面均存在差异，劳动能力鉴定的结果与人身损害伤残鉴定不能等同，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以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来代替人身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因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被告已经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原告事实上也领取了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基于工伤保险制度，对劳动者的补偿和对用人单位的免责功能，同时具有替代侵权损害赔偿的作用，故原告不能再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明杨系被告顶津公司员工，与被告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为原告购买了工伤保险。2018年2月12日，原告自行到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体检，体检结论为：气导：右耳语频平均听阀52dB，右耳听阀加权值53dB，左耳语频平均听阀57dB，左耳听阀加权值58dB，双耳高频平均听阀74dB。体检建议为保护听力。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3月13日，原告至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噪音接触。在该次住院的入院记录载明：原告在工作时戴安全帽、口罩、手套、穿工作服，单位有发放但经常因需听机械故障故未佩戴耳塞。2018年4月4日，明杨被诊断为职业病，结论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处理意见为调离噪声作业环境、职业病专科治疗、一年后复查。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境内同仁异动申请表》，该表记载原告于2018年5月1日从设备工程师岗位调至成品库管岗位，被告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认可，但根据原告自行提交的该份证明，上面载明调岗原因为“考虑员工身体健康因素，调整工作岗位。”2018年5月21日，重庆市南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南岸人社伤险认字【2018】5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8年4月4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予以认定为工伤。2018年9月25日，重庆市南岸区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南岸劳初鉴字【2018】627号《初次鉴定结论书》，依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标准认定为伤残*级，无生活自理障碍。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12日，明杨再次住院治疗，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音聋，出院情况为患者仍感听力下降，余无特殊不适，出院医嘱为避免接触噪音。该次住院共产生医疗费9405.97元，其中超过工伤保险的部分为629.72元（包含床位超标费580元）。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23日，明杨第三次住院治疗，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神经衰弱综合征。住院时患者病情较前好转，出院医嘱为加强个人防护，注意休息。2019年2月14日，明杨取得《残疾人证》，为听力残疾人。2019年5月5日，明杨再次进行了职业病诊断证明，结论为职业性中度噪声聋。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了伤残等级鉴定，在本院释明未按时选取鉴定机构视为放弃鉴定的前提下原告未按时选取鉴定机构。庭审过程中，原告放弃了由被告垫付每次工伤住院押金2000元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了耳塞收货清单、备件收货清单、现场噪音检查报告、照片，拟证明被告在2016年9月第一次对工作现场进行职业噪声危害检测，未配备足够的职业病防治工具被告藐视职业病防治法，不注重员工的生命健康，同时证明公司对原告人身伤害是故意伤害。被告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另查明，原告已经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上事实，有职业病诊断证明书2份、认定工伤决定书、初次鉴定结论书、出院记录、出院证、医院药费工伤结算资料、残疾人证、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健康检查报告、职业病治疗申请表等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为凭，并经当庭质证认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认为此处的“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关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规定予以赔偿。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已经明确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所称“有关民事法律”并非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也并非原告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的依据。原告明杨已经被认定为工伤，且已经获得了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明杨的伤情如有继续加重的情况，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明杨认定的伤残*级依据的是《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标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规定的残疾等级，依据的是《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二者之间依据的是不同的标准，原告依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鉴定的*级来计算残疾赔偿金没有依据。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明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56元，由原告明杨承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叶竹芊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马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