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922行初37号原告曾永良，男，197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化县。被告安化县公安局，住所地安化县城南区雪峰湖大道。法定代表人曾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伍佑东，男，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张仁，湖南资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曾永良诉被告安化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20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曾永良、被告安化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伍佑东、张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安化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安公（马）决字［2019］第12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曾永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原告曾永良诉称，原告因举报村支书、村干部贪污问题，于2019年9月1日前往北京上访。2019年9月3日，行至中南海地段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民警劝阻并予以训诫。2019年9月5日，原告被马路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安化。次日，被告对他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事实与理由：1.被告的行政执法行为程序违法，未向原告送达相关文书，也未告知原告其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2.被告的行政行为实体违法。同一件事情，处罚二次，明显是重复处罚。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涉足中南海地区就要受到拘留处罚。***总理在2013年“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中南海的大门永远向访民打开。3.被告工作人员暴力执法。被告工作人员将原告的手反铐，对其拳打脚踢，不准吃喝。4.原告举报基层村支书、村干部严重贪污问题，是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理应赞赏和维护，被告不顾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作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应予以纠正。故请求依法撤销安化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6日作出的安公（马）决字［2019］第12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曾永良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解除拘留证明书，欲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已执行完毕。3.***总理的承诺，欲证明到北京上访不违法。4.蒋友元、邓耀珍、黄兴太的证明复印件三份，欲证明被告殴打了原告，采取了刑讯逼供，执法粗暴。被告安化县公安局辩称：1.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他局调查查实，原告曾永良因不满安化渔民上岸补贴政策及怀疑村支书贪污等问题，于2019年9月3日（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特别防护期）伙同邓抗洲等多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区域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训诫书、原告的陈述等证据证实。2.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量罚适当。原告伙同他人在中南海周围非法集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反了《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属情节较重，被告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在处罚幅度内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是正确的，且量罚适当。3.被告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他局马路镇派出所接到马路镇政府工作人员移送的相关线索后进行了受案审批，于2019年9月5日使用传唤证将原告曾永良传唤至安化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并对其进行了询问，同时将传唤的情况通知了原告的家属。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进行了集体研究，并依法对原告曾永良进行了告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送其至拘留所执行拘留时通知了其家属。因此，他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安化县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接报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欲证明接警及案件受理情况。2.传唤审批表、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欲证明传唤原告的程序合法。3.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欲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4.案件研究记录，欲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进行了集体研究。5.行政处罚审批表，欲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履行了审批程序。6.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对原告的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并将决定书依法送达给了原告。7.行政拘留回执，欲证明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的情况。8.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欲证明被告已依法将原告被拘留的情况通知了家属。9.与同案处理人员邓抗洲有关的法律文书，欲证明邓抗洲因同一事实被行政处罚的情况。10.曾永良的两次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欲证明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行为。11.邓抗洲的询问笔录及权利义务告知书；12.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曾永良、邓抗洲的训诫书；13.黄兴太的询问笔录；14.黄兴平的询问笔录；15.黄兴太对曾永良的辨认笔录；16.黄兴平对曾永良的辨认笔录，以上证据11-16欲证明2019年9月3日，原告曾永良伙同邓抗洲等多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区域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17.北京市公安局对黄兴太、黄兴平的训诫书，欲证明2019年9月3日，黄兴太、黄兴平到北京市中南海区域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18.安化县公安局对黄兴太、黄兴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黄兴太、黄兴平因同一事实被行政处罚的情况。19.到案经过及情况说明，欲证明曾永良的到案经过。20.户籍信息，欲证明曾永良的基本的身份信息。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信访条例》第二十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有异议，报案的人不是群众，是一个干部；对证据2有异议，传唤审批表原告不知情，没有收到传唤证，也没有通知家属；对证据3有异议，被告没有告知，告知笔录不是真实的，但告知笔录上陈述的内容属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本没有研究；对证据5不知情；对证据6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证据7、8有异议，没有收到；对证据9有异议，原告不认识邓抗洲，只是关在一起，与邓抗洲没有关联；对证据10有异议，原告陈述的内容没有记录，是被告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笔录后再拿给原告签字的，而且在询问的过程中有暴力行为，第二次的笔录原告没有签名；对证据11、12、13、14有异议，黄兴平、黄兴太的询问笔录陈述的不真实，都是在公安机关的威逼下形成的；对证据15、16没有异议；对证据17没有异议，但与原告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8有异议，公安机关作的对黄兴太与黄兴平处罚决定是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而处罚的，原告与他们都是在北京中南海上访的，而其收到处罚事的由不同；对证据19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对证据20没有异议。对法律依据有异议，原告没有违反这些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4真实性与合法性有异议，三位证人只有签字与按手印，无法确认是本人出示的，三个人所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殴打原告的现象，也不能证明原告当时身上的伤是被告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所举证据1、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3，与本案无关，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所举证据4，三位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无法查实原告所举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可以证明案件来源及案件受理情况，报案人的身份并不影响案件立案和受理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2，传唤审批表系内部文件，传唤证和被传唤家属通知书上，注明原告拒绝签字、以及电话通知了其家属的情况，有两名办案民警签名确认，符合法定程序，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3，原告承认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陈述的内容，却不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前后矛盾，该笔录记录完整，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4、5，案件研究记录和行政处罚审批表属于内部文件，其程序和内容均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6、7、8，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注明原告拒绝签字、以及电话通知了其家属的情况，有两名办案民警签名确认，符合法定程序，行政拘留回执证实原告已被执行公安行政处罚的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9，能够证实邓抗洲因同一事实被行政处罚的情况，原告与邓抗洲是否相识对其并无影响，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0，原告自己的陈述和邓抗洲的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吻合，足以证实其去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法上访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1-14，笔录制作程序合法，且有邓抗洲、黄兴太、黄兴平的签名捺印，与事实相符；训诫书能够证实曾永良、邓抗洲因非法上访被北京市西城分局训诫的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7、18，证实黄兴太、黄兴平因到北京市中南海区域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后受到公安行政处罚的情况，原告与上述两人系因同一事实受到训诫和公安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之处，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9，办案民警对原告到案情况和接警展开调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有办案民警签名，并加盖公章，足以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所举证据15、16、20，原告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曾永良系安化县马路镇岳溪村二村民组村民。2019年9月1日，原告曾永良因不满安化渔民上岸补贴政策及怀疑村支书贪污等问题，与邓抗洲等人前往北京上访。2019年9月3日，原告等人窜至北京市中南海区域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民警查获并训诫。2019年9月5日，被告接到马路镇政府工作人员夏亲华报警称，原告于2019年9月3日下午3点多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原告已经由马路镇政府工作人员从北京接回，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被告即日以行政案件予以立案。立案后，被告依法将原告传唤至安化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进行询问，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在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后，被告作出安公（马）决字［2019］第12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曾永良上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的安公（马）决字［2019］第12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依法成立？第一，《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北京市，但由于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在安化县，且立案时其已从北京回到居住地。因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即本案被告）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且由其管辖更为适宜。第二，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的规定，信访人行使信访权利应当在法定的场所以法定的形式提出，北京市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原告错误地理解了***总理讲话的原意，李总理的意思是欢迎人民依法上访，而不是支持人民越级上访、非法上访。根据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训诫书、原告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伙同他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区域非法上访，扰乱了该区域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的事实，其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自接警立案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告知、报批、集体研究等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予以送达，程序合法。原告称被告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但权利义务告知书、处罚告知笔录上均告知了原告的权利义务，对其陈述和申辩均予以记载并答复，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所称被告办案人员对其有暴力取证行为，但相应的证人并未出庭证实该情况，不能证明当时原告身上有伤，或者身上的伤是被告办案人员所致，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暴力执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种类，故本案不存在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一事二罚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安公（马）决字［2019］第1200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所提诉讼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永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曾永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勇人民陪审员  汤迪连人民陪审员  李惠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杨怀远书记员欧阳小玲附相关法律条文：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