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3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玉明，男，195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利刚，男，196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高玉明因与被上诉人李利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9）晋0110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玉明，被上诉人李利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玉明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9）晋0110民初1749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被上诉人立即给付上诉人2018年度、2019年度土地租金61500元，并从2018年5月10日起至付清上述租金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支付相应欠款滞纳金；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转租土地的行为发生在2003年，并非2018年，对此一审法院明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是同意上诉人转租的。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签订的《补充协议》，产生在一审法院；其次，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不涉及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更谈不上（2018)晋0110民初924号民事调解书的履行；第三，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有效证据（特别是被一审法院忽略不计的上诉人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签订的)，并经被上诉人质证认可，完全证实被上诉人理应给付上诉人请求的相应租金。（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本应依照上诉人提出的案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但一审法院随意变更上诉人请求，无限扩大审判权利，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超出上诉人诉讼请求，公然违反法定程序作出错误判决；其次，上诉人在法庭审理期间，于2019年10月23日依法申请追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为本案第三人，可一审法院在收到上诉人《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后，未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依法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裁定，错误终结本案一审程序，实属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裁判时本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却错误适用了该法条第一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错误认定本案事实，从而导致错误地适用法律，进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作出公正的终审判决。李利刚辩称，土地租金已经给了高玉明，房子也盖上了，希望维持一审判决。高玉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2018年度、2019年度土地租金61500元，并从2018年5月10日起至付清上述租金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支付相应欠款滞纳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23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农场（甲方）签订“有偿借给晋夏公路东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位于晋夏公路东侧土地23.3亩（其中涵洞、坟地、道路占地约5亩，实有土地18亩），有偿借给乙方经营，土地权归属甲方”。2003年3月20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副食品生产基地（甲方）签订“有偿占用土地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签订有偿借给晋夏公路东土地合同书，因当地经济和环境等因素影响，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合同拖延至今无法兑现，为保证双方利益，减少经济损失，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每年每亩租金500元，18亩土地合计租金每年9,000元，使用期从2003年延长30年，合计租金270,000元；乙方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权属属甲方，2033年4月20日甲方收回土地，若乙方继续租用，具体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如因国家征地（修路、绿化等），甲方配合乙方共同处理，所得补助由乙方收回，造成损失甲方概不负责”。2003年4月，原告作为出租方、被告作为承租方，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被告以每亩50,000元价格向原告租赁土地1.5亩，租赁期限30年，合计75,000元。后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75,000元租金。2018年5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达成调解协议，其中约定：“一、解除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农场与高玉明于1994年11月23日签订的《有偿借给晋夏公路东土地合同书》；解除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副食品生产基地与高玉明于2003年3月20日签订的《有偿占用土地补充协议》。二、同意高玉明继续承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高家堡村口307国道以东，坐落编号为武总晋字第0092号的23.3亩土地。租期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2028年3月19日。三、高玉明须按照398,137元支付首年租金，并按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规定的5%递增率计算次年租金，以此类推。高玉明未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书面同意不得转租、新建，高玉明不可改变现有土地用途，如果军委有新规定、政策，则按新规定、政策调整租金递增率。高玉明须自2018年3月20日起五个月内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付清首年租金，之后年限的租金须在上一年度租期届满前一个月内付清。若高玉明逾期支付租金，须按日万分之五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告支付滞纳金”，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2018）晋0110民初924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同日，原告（甲方）与包括被告李利刚在内的六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均知悉并认可晋源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的（2018）晋0110民初924号民事调解书，同意按照该调解书第二条相应调整双方原约定租期截止日为2028年3月19日，并按照调解书第四条约定履行届期交回义务。二、乙方同意按照调解书确定的甲方租金调整比例相应调整各自与甲方原约定的租金数额，并按照原约定期限、方式给付，调整后的租金数额由甲乙双方根据各自情况最终协商确定。三、原租赁协议约定与本协议不冲突的，继续有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依约遵守。原告与案外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就涉案土地租赁合同纠纷经本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作为当事人一方，理应恪守调解书的协议内容。调解书中第三条明确写明“高玉明未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书面同意不得转租、新建”，本案中原告将涉案土地转租给被告，但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举证证明原告的转租行为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书面同意，对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租金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玉明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武警山西总队农场隶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保障部。2003年4月1日，武警山西总队农场出具《关于延长土地使用期限的证明》载明，高家堡村村民高玉明租用武警陕西总队农场位于晋夏公路以东土地，经农场请示上级批准，该土地现在起延长使用年限为叁拾年，即2003年4月1日起至2033年4月11日止。2018年8月2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与高玉明签订《房地产租赁停偿委托管理项目整治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未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书面同意不得转租、不得违规新建、装修装饰，不可改变现有土地租赁用途。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高玉明将案涉土地转租给李利刚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与上诉人高玉明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停偿委托管理项目整治协议》及（2018)晋0110民初924号民事调解书均约定，未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书面同意高玉明不得转租案涉土地。2003年4月1日，武警山西总队农场出具的《关于延长土地使用期限的证明》仅能证明高玉明租用的土地延长使用年限至2033年4月11日，无法证明其将案涉土地转租给李利刚的行为经过了出租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的书面同意。上诉人高玉明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转租行为合法有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高玉明要求李利刚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土地租金及欠款滞纳金的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高玉明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李利刚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土地租金及欠款滞纳金。一审法院经审理最终以高玉明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该项诉求，并未超出高玉明一审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程序合法。其次，关于高玉明要求追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为第三人的请求，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综上所述，高玉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8元，由上诉人高玉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庆河审 判 员 郝利亚审 判 员 任 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李 静书 记 员 聂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