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14刑终40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礼博，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扶绥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东平，男，198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因本案于2019年8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扶绥县看守所。 辩护人黄若琛，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邓庆平，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因本案于2019年3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扶绥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邓卫平，男，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司机，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因本案于2019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扶绥县看守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桂1421刑初16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邓礼博、邓东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案件材料，依法讯问了上诉人，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谭垌村白作屯与扶绥县渠旧镇驮迓村分处左江河同一河段的两岸。2017年8月份至2019年3月份期间，被害人廖某、陆某1、苏某、陆某2等人在该左江河段进行捞沙作业。在此期间，被告人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结伙多次口头威胁廖某、陆某1、苏某、陆某2等人不得在该左江河段捞沙，如要捞沙则要上交每船次300-800元不等的“保护费”，否则将受到村民及其他人滋扰或破坏捞沙设备。同时，扶绥县渠旧镇驮迓村村民甘海深（另案处理）在该左江河段采取相同方式收取捞沙船主“保护费”。邓庆平等人以谭垌村白作屯与驮迓村共处左江河同一河段为由，经与甘某深协商约定收取捞沙船的“保护费”，并由甘某深将收取到的部分“保护费”转给邓庆平等人。廖某、陆某1、苏某、陆某2等人为了捞沙船能正常捞沙作业不被他人滋扰及破坏捞沙设备，被迫多次通过微信、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所谓的“保护费”给邓庆平或甘某深。其中，转账给邓庆平的有廖某人民币3200元、陆某1人民币1600元、苏某人民币800元、陆某2人民币800元；转账给甘某深的除了廖某、陆某1、苏某、陆某2之外，还有被害人马某1、叶某、马某2等，具体为：廖某人民币4000元、陆某1人民币5500元、苏某人民币8400元、陆某2人民币2300元、马某2人民币9500元、叶某人民币4200元、马某1人民币5100元。之后，甘某深将其所收取的上述款额中的16850元“保护费”按之前的约定通过微信转账给邓庆平，则邓庆平等人所得的“保护费”合计23250元，所得款均由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分取。 另查明:1.2017年至今，被害人廖某、马某1、叶某、马某2等人均未取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河道采砂许可证。2.被告人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被抓获归案后，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均供认得收取捞沙船老板交给的“保护费”；而被告人邓东平却否认和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一起收取“保护费”的事实，只供认得收取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使用其小艇后给的油费。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被害人廖某、陆某1、苏某、马某1、叶某、马某2的陈述、证人邓某的证言、现场勘验笔录及相某、辨认笔录及照片、确认微信号照片及微信转账交易照片、办案说明、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涉案微信号交易记录清单、廖某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到案经过、户籍证明、被告人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的供述、同案人甘某深的供述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甘某深、黄某、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敲诈勒索罪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过程中黄某、甘某深、李某均积极实施犯罪行为，其中黄某、甘某深的作用相当，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李某作用较小，三人均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被告人黄某及辩护人辩称黄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甘某深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李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李某及其辩护人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黄某、甘某深、李某经常纠集在一起，分别多次对受害人陆某1、廖某、马某3、马某2、马某1、叶某等12名捞沙船主进行敲诈勒索，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恶势力组织犯罪，应当从重处罚。根据被告人黄某、甘某深、李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甘某深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期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被告人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被告人黄某、甘某深、李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91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五、扣押在案一部金色VIVO牌智能手机、一部iphone智能手机，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礼博上诉提出：1.一审对事实认定错误，量刑过重。上诉人仅在2017年11月份至12月份得参与分钱。上诉人并未直接参与任何威胁、勒索的行为。上诉人不是恶势力犯罪；2.捞沙船主属于非法捞沙，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减轻上诉人的刑罚。3.上诉人没有前科，参与本案时间短，在本案中不是主犯，应减轻处罚。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东平上诉提出：1.上诉人2017年7月之后就离开住所地，没有参与本案的勒索行为；2.上诉人并没有平分邓庆平收到的“保护费”，邓庆平租用上诉人的小船艇，所以支付给上诉人费用，但不是分赃；3.上诉人转账给邓卫平的款项不再本案期间，是其与邓卫平的借贷往来，与本案无关；4.上诉人不属于“恶势力”，上诉人没有语言威胁、没有为非作恶；5.被害人属于非法采砂，对敲诈勒索存在过错，应减轻上诉人刑罚。 上诉人邓东平的辩护人提出：1.一审认定邓东平参与本案的时间无事实依据；2.认定邓东平伙同其他被告人实施威胁不符合事实，邓东平没有作案时间，从未见过被害人，未接触被害人；3.一审认定甘某深转账给邓庆平的数额16850元视为本案敲诈勒索的数额没有事实依据4.认定四被告人对所得款项平分没有证据，邓东平仅收取使用小艇的费用2100元；5.一审法院未对本案的具体被害人做个明确的认定；6.大部分被害人将钱交给甘某深，但甘某深并没有将所收到的钱都派发给邓庆平，一审没有查明；7.邓东平与邓庆平等人不是共同犯罪，如果法院认定为共同犯罪，邓东平是从犯。8.本案被害人存在过错，应减轻邓东平责任；9.邓东平社会危害性小，应酌情从轻处罚；10.邓东平不属于恶势力犯罪。 原审被告人邓庆平提出：其不是恶势力犯罪。 上诉人均无新证据向二审法庭提交。 原审被告人邓卫平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经审二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的一致，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一审法院庭审举证、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共同犯罪的问题。经查，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的供述均能相互印证，且与甘某深的供述吻合，证实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一起到河边阻止捞沙船捞沙，并趁机向捞沙船主收取“保护费”，之后甘某深向四人提出分钱给其四人，其四人才让捞沙船到捞沙。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四人有共同敲诈勒索的合意，一起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四人均供认均获得了分赃，亦有转账记录证实，四人构成共同犯罪。辩护人关于本案不是共同犯罪的意见，不予采纳。虽然邓庆平、邓礼博、邓卫平、邓东平四人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全体亲自、直接地去实施敲诈勒索，但四人之前已经形成了共同犯罪的故意，对犯罪所得共同受益，单人或多人地去实施犯罪并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邓礼博、邓东平辩称自己没有得直接进行实施威胁、敲诈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邓庆平、邓礼博、邓卫平、邓东平四人共同故意犯罪，应共同对犯罪后果承担责任，且四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邓庆平是作用相对较大的主犯，邓东平是作用相对较小的主犯。一审法院量刑时已经有所区别。上诉人邓礼博关于其不是主犯，上诉人邓东平辩护人关于邓东平是从犯的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恶势力犯罪的问题。经查，转账记录、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同案人的供述等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多名被害人为了能实施捞沙作业不被他人兹扰及破坏捞沙设备，多次向甘某深等人上交“保护费”，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在明知甘某深等人威胁要求被害人上交“保护费”的情况下，仍然参与其中，与甘某深协商收取“保护费”。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也曾亲自对捞沙船主进行过索取“保护费”。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与另案处理的甘某深等人对多名捞沙船主实施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扰乱了扶绥县渠旧镇驮迓村、白某左江河段及其附近捞沙作业的生产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于恶势力犯罪。关于上诉人、辩护人、原审被告人提出本案不属于恶势力犯罪的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本案敲诈勒索数额的计算问题。经查，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四人在公安机关供述获得敲诈勒索的数额均不一致，邓庆平供认每人分得5000元左右，邓卫平供认分得约有12000元，邓礼博供认分得17150元，邓东平供认每次得200-300元。四人的供认与转账记录亦不一致。邓庆平转账23014元给邓礼博，转账10500元给邓卫平，转账7500元给邓东平。本案多名被害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均证实了受到敲诈勒索的事实，一审法院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仅仅以查明的甘某深转账给邓庆平的和被害人转账给邓庆平的数额来认定，并无不当。对辩护人关于认定数额有异议，本案具体被害人不明确的意见，不予采纳。 4.关于本案案发时间的认定问题。经查，转账记录证实，被害人最早向邓卫平转账的时间是2017年9月22日，被害人最早向邓庆平转账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0日。邓庆平最早从2017年9月14日与在案其他被告人有转账联系，最晚到2018年11月21日。邓庆平与甘某深最早的转账记录为2017年12月16日，最晚至2019年1月24日。被害人、被告人、共同作案人均对具体的案发时间未能准确陈述、供述，陈述、供述的时间也在2017年至2019年3月间，被害人转账、被告人之间转账、邓庆平与甘某深之间转账也在此期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发期间在2017年8月份至2019年3月份间并无不当。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邓东平四人为共同犯罪，对案发期间的犯罪后果均需要承担责任。邓礼博、邓东平及邓东平辩护人提出有部分时间没有参与犯罪的意见，不予采纳。 5.关于捞沙船主属于非法捞沙是否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问题。经查，廖某等捞沙船主均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本案四名被告人作为普通公民，不是通过向相关部门反应情况，而是通过索取“保护费”的方式，让捞沙船主在交“保护费”之后实施捞沙作业，捞沙船主非法捞沙不是减轻刑罚的理由。对于上诉人、辩护人的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邓庆平、邓卫平，上诉人邓礼博、邓东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的方式，多次勒索他人钱财，数额较大，构成敲诈勒索罪。在共同犯罪中，四人积极实施，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邓东平是作用相对较小的主犯。邓庆平、邓卫平、邓礼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认罪，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邓东平当庭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上诉人邓礼博、邓东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阳 审 判 员  叶海英 审 判 员  李艳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梁媛媛 书 记 员  赵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