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0302行初510号原告周金虎，男，194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个体工商户，住湘潭市岳塘区。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湘潭高新区板塘花苑旁。法定代表人邱海斌，主任。委托代理人李文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周欢，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芙蓉路高新科技大厦5楼。法定代表人蔡胜彬，董事长。被告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湘潭市高新区芙蓉中路18号科技大厦4楼。法定代表人蔡胜彬，董事长。原告周金虎诉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安置方式变更协议无效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受理。同日，本院向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邮寄了应诉通知道书、起诉书副本等文书。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及证据。2019年9月12日，本院向原告周金虎送达答辩状副本及证据。2019年11月12日，本院依法组成了由审判员岳建清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戴红江、李姣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刘波出庭担任记录。原告周金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李文果、周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金虎诉称：一、因长株潭城际铁路拆迁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与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以及前妻姚爱珍分别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茶园小区安置房为140平方米和210平方米的安置房申购单及《协议书》，并由前妻姚爱珍向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支付350平方米购房定金175000元。依据湘政函(2013)84号文件的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原告与前妻姚爱珍的安置房限于2014年10月20日履行交房义务，否则承担被拆房屋面积10元/㎡双倍计算过渡费。对此，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仅仅只支付了姚爱珍6个月的部分逾期交房的过渡费19868.4元。鉴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对姚爱珍享有茶园小区210平方米的安置房与过渡费的权益觊觎已久，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玩到手，确实花了一番心思。二、2015年8月7日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电话通知原告带好茶园小区安置房申购单原件(包括姚爱珍的申购单原件)到**办公室协商《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相关事项。原告如期前往，**叫李文果将原告和姚爱珍安置房申购单原件收回，同时将印好的《变更安置方式申请书》要原告在空白栏内填写相关事项并签名，而后**又递给原告一式三份打印好的空白格式《安置方式变更协议》要原告在最后的“乙方(家属成员)”处签名按手印。当时原告就发现本变更协议上的甲方系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而“乙方”与“丙方”都是空白，而该协议第一条就是参照湘政函(2013)84号文件的相关标准进行货币安置，可货币安置总额为人民币处全是空白，显然不合法，带有欺诈性。不管怎样，原告认为出具的变更申请书是882000元，不管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玩什么套路，原告只要882000元也就算了，所以在协议上签名按了手印。2015年8月31日，**电话通知原告拿《安置方式变更协议》时，才清楚“乙方”空白栏内填写了原告的信息资料，安置方式货币总额为49万元，还要原告代姚爱珍签名并按手印。综上，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与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及被告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变更协议的“甲方”与原告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主体不适格，确有恶意串通之疑，构成欺诈行为。故请求确认原告于2015年8月31日与被告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安置方式变更协议》无效。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与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系民事合同，已被相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诉争协议非行政协议，不是行政诉讼审理的范围，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2015年11月16日，原告周金虎与姚爱珍在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起诉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政协议一案[（2015）岳行初字第98号]，请求判令湘潭市国土资源局立即支付周金虎、姚爱珍及其家人应得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等共计500万元。经法院审理认为：“周金虎、姚爱珍与案外人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系基于另一法律关系处分自身权益的行为，若由此产生纠纷，亦非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引发，且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这一企业法人与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之间既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又没有行政职权上的授权或委托情形，两原告若对这一变更协议不服，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该案判决后已发生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因《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的效力产生的争议应属于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的范围，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的效力问题，已经民事两审终审、申请再审、向检察院申请监督四个阶段审理，四个阶段均认定了该协议对周金虎及姚爱珍的合法有效性，原告诉求不应支持。根据法院释明，2017年1月12日，姚爱珍在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起诉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2017）湘0304民初88号）]，庭审过程中，姚爱珍主张周金虎于2015年8月31日与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安置方式变更协议》对姚爱珍无效，以此达到其获取经济损失赔偿的目的。经法院审理确认了周金虎签订该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以及该协议对姚爱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并据此驳回了姚爱珍的诉讼请求。因对判决结果不服，姚爱珍先后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湘03民终713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听证[（2018）湘民申2748号]、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潭检民（行）监[2019]43030000031号），各级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经公正审理均认定了该协议对周金虎及姚爱珍的合法有效性，据此，原告的诉求依法不应支持。综上，请求贵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均未作答辩。经审理查明：原告周金虎与姚爱珍系夫妻，夫妇在湘潭市岳塘区龙头组建有房屋一栋，并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办理了私房权人为姚爱珍的《私房产权登记证》（证上显示房屋建筑面积286.19㎡）以及土地使用权人为周金虎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上显示用地面积和建筑占地面积均为184.8㎡）。2001年7月18日，原告周金虎与姚爱珍协议离婚。2013年8月21日，因房屋拆迁，原告周金虎与姚爱珍分别与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城际铁路拆迁安置房申购单》、《城际铁路项目拆迁户安置人口面积、户型初审表》。安置房申购单中注明：“你户系城际铁路项目安置房自愿申购户，根据安置房认购35㎡／人的规定，你户现有农业人口6人，指标内安置房总面积为210㎡，单价1700元／㎡。户型为105㎡2套，按500元／㎡认购款代扣的标准，现应缴纳105000元安置房认购款。此款在房屋拆迁补偿款中扣除，凭财务收据进行安置房协议签订。申请安置房在茶园安置区。”姚爱珍户主名下家庭成员有“姚爱珍、周国平、李献忠、周湘昊、周倩如、周惠芝。”2015年6月1日，原告周金虎与姚爱珍复婚。2015年8月7日，原告周金虎持有姚爱珍以及名下家庭成员六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和姚爱珍名下的《城际铁路拆迁安置房申购单》原件前往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办理安置补偿事宜。同日，原告周金虎向被告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自己及家人的名义提交《变更安置方式申请书》，自愿放弃安置房的认购指标，请求以882000元对其进行货币安置。2015年8月31日，原告周金虎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协议约定对原告和姚爱珍及家人进行货币安置，货币安置总额为49万元，并退还原告周金虎和姚爱珍预付的安置房预交款175000元，合计665000元。2015年9月10日，被告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按变更协议的约定款项665000元支付至约定原告周金虎的银行账户。2015年11月17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周金虎和姚爱珍诉湘潭市国土资源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政协议一案。2016年6月12日原告周金虎和姚爱珍协议离婚。2016年8月11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做出（2015）岳行初字第98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对原告周金虎于2015年8月31日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作出认定，认为“两原告与案外人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系基于另一法律关系处分自身权益的行为，若由此产生纠纷，亦非基于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引发，且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这一企业法人与被告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之间既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又没有行政职权上的授予或委托情形，两原告若对这一变更协议不服，可以另行主张权利。”。2017年1月12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受理姚爱珍诉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1月10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湘0304民初8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对原告周金虎于2015年8月31日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被告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作出认定，认为“2013年8月，被告根据姚爱珍与周金虎离婚的客观情况，将两人分户进行拆迁安置，并将拆迁安置房申购单分发给原告与周金虎。2015年8月7日，原告与周金虎系夫妻关系。周金虎持姚爱珍名下的拆迁安置房申购单原件，形式上有姚爱珍及其户下成员签名捺印的授权委托书及《变更安置方式申请书》要求与两被告变更安置方式。上述条件均符合《安置方式变更协议》附件约定的1项“协议三方的身份文件（其中一方为户主的，应由家庭成员的授权委托书。”因协议并未约定所有手续必须面签，那么被告仅需对合同相对方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且原告与周金虎当时系夫妻关系，有形式完整的授权委托书，且提供了拆迁安置房申购单原件，那么被告有理由相信变更安置协议系原告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周金虎的代理行为有效，原告应按照《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得以无权代理人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或者以本人无过失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若原告利益受损，其可以依法向周金虎主张赔偿的权利。”。事后，姚爱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9月10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湘03民终713事民事判决书，驳回姚爱珍的上诉，维持原判。姚爱珍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2019年2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湘民申274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姚爱珍的再审申请。姚爱珍依然对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湘03民终713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9年8月1日，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做出潭检民（行）监〔2019〕4303000003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本院认为：因原告周金虎于2015年8月31日与被告湘潭高新区板塘街道办事处、湘潭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置方式变更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已由生效的行政、民事裁判文书确认，所以原告周金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安置方式变更协议》无效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故应予以驳回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金虎的起诉。本案诉讼费50元不予收取，退回原告周金虎。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建清人民陪审员  戴红江人民陪审员  李 姣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代理书记员  刘 波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