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六路苍松大厦南座81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5179957W。法定代表人：邓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曦，男，汉族，1966年4月1日出生，住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林，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明，男，汉族，1967年5月22日出生，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忠香，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黎，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廖广宁，男，香港特别31行政区居民，1968年6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忠香，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舒群，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鸿公司）、上诉人邓曦因与被上诉人何明、被上诉人廖广宁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鸿公司和邓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具证明力，存在重大瑕疵及作假嫌疑。1、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来源及真实性均存在问题。根据《关于几家公司股东股份更改协议》的约定，2015年1月15日，中鸿公司的实际管理权由廖广宁转交给法定代表人邓曦，廖广宁不再担任中鸿公司总经理。在移交过程中，本应移交的财务凭证和账册并未按约定移交。被上诉人提交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本应由上诉人持有，由于被上诉人未办理移交手续，现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证据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是否为实际存在的财务资料、是否有篡改、嫁接等情况尚不能确定，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被上诉人在持有公司财务资料的情况下，未能提交证明关键事实的证据，应自行承担未能举证的责任。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制度》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被上诉人将增资款转入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在记账凭证中记为何明的其他应收款，但根据银行流水，此笔款项的流向与何明无关。明显账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假使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存在，其未提供关于何明借款的股东大会决议、借款合同、何明的借据等证据，此外，作为中鸿公司总经理的廖广宁和何明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即何明为中鸿公司挂名股东，假使何明有向中鸿公司借款的意向，作为被代持人的廖广宁有义务向所有股东说明何明的借款请求，并做好相应的工作去维护中鸿公司的法人财产和股东权益。但事实却是：关于廖广宁所述的何明的借款及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代收款等事项，在一审庭审中仅提供了廖广宁签字的借款审批单及会计填写的34号记账凭证作为证据，而能够证明中鸿公司资金走向的银行水单却未在此凭证中出现。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借贷行为，为何在被上诉人举证时，却未看到能证明资金流向及最具法律证明力的银行水单。同时，上诉人庭审质证中质疑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从验资账户转走增资款的行为是正常的经营及借款行为，也没有提供其未违反有关金融管理、财务制度的规定的证据。目前公司记账凭证及相关财务资料均在被上诉人掌握中，如被上诉人未能提交以上所述相关证据，应承担未能提交的责任。3、被上诉人提交的记账凭证2010年3月15日的记帐凭证（第34号）存在作假现象。中鸿公司于2010年2月5日经过工商登记、核准，法定代表人己经由付晓丹变更为邓曦，但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3月15日的记帐凭证载明何明其他应收款3,999,690.00元，核准人处签章为“付晓丹印”的盖章，因此，有重大瑕疵及作假嫌疑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被上诉人提交的原始凭证2010年3月15日的《借款审批单》的原件实为复印件。庭审质证中上诉人发现并当庭提出2010年3月15日的《借款审批单》（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第25页）的原件为复印件，特别是“审批意见廖广宁签名处”和“借款人何明签名处”上的签名都是复印形成的。《借款审批单》本为被上诉人单方提供，被上诉人居然连原件都不能提供。如被上诉人能提供或敢提供，上诉人一定申请司法鉴定。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审批单》复印件不但不具证明力，并且完全不能排除做假的嫌疑。5、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4和证据8不符合会计记账的要求，存在重大瑕疵。①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8中的八份银行水单应该作为原始凭证附在相应的记账凭证（凭证号为：44、32、28、40、22、89)之后，但事实是这八份银行水单却没有附在对应的记账凭证后面。在一审庭审质证中，一审被告将八份水单单独作为一组证据提供，并未附在任何记账凭证之后，这完全不符合会计制度的要求，有违常理。证据3中的34号记账凭证后，除了附有何明的借款审批单外，再无记载“何明其他应收款”的任何原始凭证，如果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为何明指定，那么转款入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的银行水单应附在证据3的34号记账凭证之后，何明应在此单签名确认，但一审被告在有举证义务的情况下却未提交相应的上述证据。②证据8共有八份原始凭证，而证据4记账凭证共计六项有关“何明其他应收款”的记载，从记账的角度来说证据8的原始凭证与证据4的记载项目不能一一对应，并且还出现了尚未发生款项往来就己先行记账的矛盾状况，如证据4中12月8日的记账凭证与的证据8中12月10日的收款回单。③证据8共有八份原始凭证，收款回单上其中二份摘要记载为投资款，其余六份均记载为往来款，无一份记载为一审被告主张的归还借款。根据前述①、②、③项可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证据8收款回单的款项往来与其主张的所谓“何明借款”有直接关系。6、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陆续转入其个人账户的肆佰万元与增资款有关。2015年1月15日之前，廖广宁一直实际管理中鸿公司，其与中鸿公司的经济往来多达数千万元。被上诉人代理人曾经当庭说到，中鸿公司有备用金存留在廖广宁个人账户中，而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证明中鸿公司有多笔款项进入廖广宁个人账户，而廖广宁转款给何明的账户也正是这个账户。那么被上诉人又有何理由和证据说明是归还借款？7、何明作为中鸿公司监事，其从中鸿公司借款的行为属违法行为。即使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将验资账户中的增资款转走是借款行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而廖广宁利用其实际管理公司的权利，向其股权代持人并担任中鸿公司监事的何明借款，其行为明显违背《公司法》的要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有重大瑕疵的情况下，无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证据提出的质证及代理意见。1、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当庭提出的质证意见及庭后的补充代理意见，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及作假嫌疑于不顾，完全以其为“查明事实”，致使本案出现以存疑证据、甚至是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的状况。2、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就认定其转入中鸿公司的款项为归还借款。但实际上，被上诉人从2008年至2010年末，已经从中鸿公司转款4,037,582.78元进入其个人账户，从2010年至2013年末，从中鸿公司账户转款5,311,192.52元入个人账户，2014年又有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该账户就是其向中鸿公司转款的民生银行账户。被上诉人在本案及其他案件中也自认自2008年至2013年间从公司提现近1500万元，冲账后仍然存在500多万元的差额，此亦应属“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只审查了2010年度被上诉人是否有抽逃增资的行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没有进行彻查。退一步说，即使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那也只能确认被上诉人至2010年度末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而上诉人主张的是在廖广宁作为实际管理人期间（至2015年1月15日之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全面查清事实。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一审判决中认定廖广宁、何明为无过错方，所以判决上诉人需分别承担二位被上诉人律师费15万元（共三十万元）。但事实是:中鸿公司的增资款在未完成增资流程后已经被转出到其它公司账户。此外，假使被上诉人辩称的借款行为存在，此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同时，作为公司实际管理人的廖广宁更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要求，向担任中鸿公司监事的何明提供借款。因此，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起诉合理合法。即使存在无法提供相关的财务凭证作为证据的情况，也是因为廖广宁一直未履行移交义务而造成。所以一审判决中关于廖广宁、何明的无过错判定，违背客观事实。何明和廖广宁是代持人与被代持人的一体关系，最终的权利义务的承担和享有人也只是廖广宁一人。即使上诉人全部败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同时承担二份律师费也是有悖常理、于法无据。三、一审法院只审理了在增资过程中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虽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但一审并未认定。在一审起诉理由中还有一部分即被上诉人在管理公司过程中存在提现1900多万元的情况，未以发票冲帐的金额有534.7万元。该部分存在缺口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事实，但在（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48号案中查明被上诉人自认其的确存在534.7万元的缺口，该部分缺口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以其他方式抽逃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但该部分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并未彻查，即仓促作出判决。另外在（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48号案中被上诉人辩称534.7万元的去向时其中有80万元被上诉人主张与双方存在借款予以抵扣，但该部分事实被上诉人于2018年在前海法院起诉，案号为（2018）粤0391民初1345、1346号，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得到前海法院的支持。目前上诉人没有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因此在148号案中上诉人主张抵扣提现部分未以发票冲帐的缺口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该部分缺口至少有80万元是可以确定的。四、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不正当行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律师费30万元。被上诉人何明和廖广宁答辩称：1、中鸿公司于2010年2月5日转给何明所指定的账户390多万元的借款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因为该笔借款有法定代表人确认，并且每一笔还款均进入了中鸿公司的公账，其法定代表人邓曦已盖章确认。2、何明的增资行为已全面履行，其增资以后是经过严格的验资程序，并且在2010年年度审计报告中也确认了增资款足额到位，工资的注册资本至今一直维持不变，未受到任何侵害，增资行为已经完成。3、现有证据充分证明作为显名股东何明共向公司账户支付了800万元现金，这800万元有增资款400万元，有所还的借款3,999,690.00元及归还转账时的银行手续费310元。这些证据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即何明的增资义务和借款以后的还款义务已经全面履行。4、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显名股东何明与中鸿公司存在任何其他的经济往来，中鸿公司也无法说明其从何明处的回款是何明与中鸿公司的其他经济往来。按照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一付一收。账面非常清楚。5、本案上诉人上诉的真实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拖延何明从福田法院领取的邓曦支付给何明的执行款。因为在福田法院的股权纠纷案件中，邓曦向何明支付了300多万元的执行款。据福田法院执行法官反馈，执行庭在收到执行款的当天就收到前海法院的诉前财产保全裁定。何明拿到前海法院的诉状后才得知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邓曦捏造莫须有的事实，以何明曾向公司借款为由虚构事实让该案从2015年一直走到现在，上诉人何明到现在为止无法领到执行款的损失也将依法予以维权。6、中鸿公司割裂提交证据作出的一些断章取义的理解，被上诉人已明确告知法院这些另案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被上诉人也向法院全面说明这些证据背后的事实真相，目的就是让对方的恶意诉讼真实面目予以暴露。7、廖广宁在另案中从未自认或者确认过其存在有534.7万元的缺口没有补上。在一系列材料中反而向法院详细说明了500多万元用在公司各个方面，并且在公司移交后还将200多万元的公款转到了邓曦的账户。如果细算公司的公账，廖广宁非但未欠公司钱，反而公司目前还欠廖广宁巨额款项。在（2015）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48号案中，被上诉人希望对80万元与公司的账目一并处理，但中鸿公司在该案中明确表示不予一并处理，借款归借款，往来归往来，而且在前海法院借款纠纷中，其再次向法院声明借款与冲账没有任何关系。前海法院已全部支持被上诉人请求，并且已经在执行阶段中，请求驳回上诉。上诉人中鸿公司、邓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明、廖广宁向中鸿公司全面履行增资义务，偿付增资款人民币4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168万元（按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2月6日起暂计至2017年2月5日，以后继续计至该款项本息全部偿清为止）；2.何明、廖广宁对上述偿付增资款本息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何明、廖广宁承担。被上诉人何明、廖广宁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中鸿公司、邓曦赔偿何明、廖广宁反诉人律师费损失30万元；2.反诉费由中鸿公司、邓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2年12月23日，中鸿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万元，其中股东徐红芳出资额为45万元（占45%）、股东尹然出资额为45万元(占45%)、股东王桢出资额为10万元（占10%）。2007年3月16日，中鸿公司股权发生变更，股权比例变更为：何明出资90万元(占90%)，付晓丹出资10万元（占10%）。2009年12月20日中鸿公司决定增资400万元，增资后的出资额比例为：何明出资490万元（占98%），付晓丹出资10万元（占2%）。2010年2月25日，股权发生变更，股东及出资额、出资比例变更为：邓曦出资10万元（占2%），何明出资490万元（占98%）。2013年5月2日，股权再次发生变更，股东及出资额、出资比例变更为：邓曦出资255万元（占51%），何明出资245万元（占49%）。2015年2月1日，股权又一次发生变更，股东及出资额、出资比例变更为:邓曦出资375万元（占75%），何明出资125万元（占25%）。2.2010年2月5日，何明通过转账方式汇入中鸿公司增资账户（中国农业银行4102-8900-0400-31857）400万元。同日，该账户向收款人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汇入3,999,690.00元。3.2010年2月5日，中鸿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申请将法定代表人付晓丹变更为邓曦，申请变更章程中注册资本相关内容。深圳中兴会计师事务所为中鸿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其中《验资事项说明》显示审验结果：截至2010年2月5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实收资本合计为人民币4000000元，其中股东以货币资金出资为人民币4000000元，于2010年2月5日按照有关规定以投资款的用途缴存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人民币账户（账号41×××57）。工商登记机关将中鸿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4.2010年2月5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15号载明：增资实收资本40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原法定代表人付晓丹印章。5.2010年3月15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34号载明：摘要付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支出金额3999690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原法定代表人付晓丹印章。同日，何明签署《借款审批单》，以私人借用的事由向中鸿公司借款3999690元，约定还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借款人处有何明签名，审批意见处有廖广宁签名。6.2010年4月22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50万元，2010年4月28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50万元。2010年4月28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44号载明：摘要收回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10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7.2010年5月18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100万元。同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32号载明：摘要收到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10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8.2010年9月13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50万元。同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28号载明：摘要收到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5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9.2010年10月18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40万元，2010年10月25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30万元。2010年10月25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40号载明：摘要收到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7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10.2010年12月10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30万元。2010年12月8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22号载明：摘要收到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3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11.2010年12月23日，何明向中鸿公司转款50万元。2010年12月29日，中鸿公司记账凭证第89号载明：摘要收到款，总账科目其他应收款，明细科目何明，收入金额50万元，该记账凭证核准处加盖法定代表人邓曦印章。12.2015年1月9日，廖广宁与何明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廖广宁持有的中鸿公司股份由何明代持。何明是中鸿公司的名义股东，廖广宁是实际股东，何明所持股份均为廖广宁所有。13.2017年9月8日，何明、廖广宁与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分别约定一审代理费各为15万元。2017年9月11日，何明、廖广宁分别向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廖广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法律适用，由于中鸿公司、邓曦、何明均在我国内地，本案争议发生在内地，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本诉中，廖广宁是否为适格被告；（二）何明是否构成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三）反诉律师费用承担。现一一分析评判如下：（一）本诉中，廖广宁是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本诉原告中鸿公司、邓曦认为何明作为名义持股人，存在抽逃出资行为，要求何明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符合该条规定。本诉原告中鸿公司、邓曦认为廖广宁为中鸿公司实际控制人，协助抽逃出资应承担连带责任，其请求亦符合该条法律规定，故，本诉中，中鸿公司、邓曦起诉廖广宁承担返还抽逃出资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廖广宁为本案适格被告。（二）何明的行为是否构成股东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诉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何明有抽逃出资行为：首先，何明已经履行股东足额出资，完成增资400万元的义务。何明于2010年2月5日将400万元汇入中鸿公司增资账户（中国农业银行41×××57）中，用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验资完成后，工商部门亦确认足额增资并变更了工商登记。其次，何明虽然于增资的当日通过转账方式向深圳市利宾得投资有限公司汇入3,999,690.00元，但在中鸿公司财务记账凭证中注明为借款，并办理了借款审批手续，该借款有中鸿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付晓丹签名同意。再次，2010年4月28日至2010年12月29日何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6次共向中鸿公司支付400万元，在中鸿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载明为何明支付应收款，该记账凭证均有法定代表人邓曦的签章。综上，何明已于2010年2月5日，增加出资400万元，同日，转出3,999,690.00元，截止至2010年12月29日再次转入中鸿公司400万元，中鸿公司出资并未减少，中鸿公司、邓曦主张何明2010年4月至12月向公司转账的400万元不是何明返还出资款，而是何明与公司其他经济往来，但未提交证据，故中鸿公司、邓曦称何明抽逃出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反诉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鸿公司、邓曦称何明抽逃出资，廖广宁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协助抽逃出资，要求何明、廖广宁返还抽逃出资400万元及利息168万元。但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鸿公司、邓曦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何明抽逃出资400万元、廖广宁协助抽逃出资，中鸿公司、邓曦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予以支持。何明、廖广宁因中鸿公司、邓曦对其诉讼，委托律师参加诉讼，中鸿公司、邓曦对本案诉讼争议的发生存在过错，其诉讼造成何明、廖广宁财产损失应予赔偿。为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现无过错方何明、廖广宁提出反诉要求中鸿公司、邓曦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明、廖广宁各反诉要求支付律师费15万元，共计30万元，何明、廖广宁要求中鸿公司、邓曦支付律师费30万元，该请求符合按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对律师费用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中鸿公司、邓曦对何明、廖广宁的诉讼请求；二、中鸿公司、邓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明、廖广宁律师费30万元。如果中鸿公司、邓曦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51,560.00元，反诉受理费5,800.00元减半收取为2,900.00元，总计54,460.00元，由中鸿公司、邓曦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何明向公司借款400万元是否构成抽逃出资。2.廖广宁从中鸿公司提现500多万是否构成抽逃出资。3.中鸿公司和邓曦是否应赔偿廖广宁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关于焦点一。上诉人称何明2010年2月5日将增资款400万元转到中鸿公司增资账户后又直接转出，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本院认为，第一，被上诉人提交了中鸿公司《借款审批单》、多份记账凭证以证明何明向中鸿公司借款400万元且已偿还的事实，上诉人以自己不持有这些财务凭证、记账凭证且系复印件及不符合记账要求为由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凭证虚假。本院认为，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中鸿公司由廖广宁实际控制，上诉人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这期间中鸿公司的财务管理由其实际控制人廖广宁及相关人员负责并制作财务凭证，这是公司正常的内部活动。上诉人自身也持有中鸿公司的记账软件，却未能提交相反证据否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凭证，故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审批单》及记账凭证的真实性。第二，何明于2010年2月5日向中鸿公司增资账户转账400万元，该转账行为经深圳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增资到位，这表明何明向中鸿公司履行了400万元的增资义务。第三，《借款审批单》显示2010年2月5日何明向中鸿公司借款400万元，而上诉人对《借款审批单》上廖广宁签名和何明的签名是否真实提出异议，且以何明作为中鸿公司监事向中鸿公司借款属于违法行为以否定该400万元是何明向中鸿公司的借款。本院认为，《借款审批单》上有廖广宁和何明的签名，该二人对《借款审批单》上本人签名并无异议。何明的借款履行了公司内部借款手续，得到了当时中鸿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广宁的签字和法定代表人付晓丹的盖章确认，可以证明何明向中鸿公司借款40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借款违法，这是对借款效力的异议，而本案处理的是抽逃出资纠纷，审理的是借款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借款行为的法律效力并不影响借款事实的认定，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四，从2010年4月22日至2010年12月23日何明陆续向中鸿公司账户转账合计400万元，在中鸿公司的记账凭证中记载为收回款，并盖有邓曦的印章。邓曦称其印章长期留在公司，并非每个印章都由其本人确认，本院认为，邓曦将本人印章放在公司，应视为其已授权他人代表本人使用印章，故即使记账凭证上邓曦印章系他人所盖，也应视为系邓曦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称上述400万元是何明偿还中鸿公司2010年2月5日的借款且有相应证据证明，而上诉人却未能提供其他合理解释，故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说法。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定何明已向中鸿公司履行了400万元的增资义务，虽然何明于当日又向中鸿公司借款400万元，但该笔借款已经偿还，故何明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关于焦点二。上诉人主张廖广宁从公司提现1900多万元与有发票冲账1400多万元之间存在500多万元差额，属于抽逃出资。本院认为，抽逃出资应以出资为前提，而上诉人主张的2008年至2013年期间的提现，在何明2010年2月5日向中鸿公司增资400万元之前已经发生，可以认定廖广宁的提现与抽逃出资并无关联，故上诉人关于廖广宁提现500万元的差额属于何明抽逃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三。本案系中鸿公司股东内部纠纷而产生，虽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但被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或虚假诉讼情形，其反诉要求上诉人承担其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关于律师费的上诉请求能够成立，一审对该部分认定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7）粤0391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上诉人邓曦、上诉人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何明、被上诉人廖广宁的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56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诉人邓曦承担；反诉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被上诉人何明、被上诉人廖广宁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460.00元，人民币51,683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上诉人邓曦承担，人民币2,777元由被上诉人何明和被上诉人廖广宁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