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5441号 原告：刘强，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筱睿，四川蜀之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军，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学英，四川元绪（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立，四川元绪（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建强建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兴川路866号D20区13号。 法定代表人：刘强。 原告刘强与被告刘军、第三人四川建强建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强建邦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筱睿，被告刘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学英、刘振立，第三人建强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是代被告持有建强建邦公司70%的股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为四川鑫建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建邦公司，已注销）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因鑫建邦公司生产地址变迁，属地管理需要办理新的营业执照，固决定成立新的公司，新公司就是本案第三人建强建邦公司。被告找到原告，说因鑫建邦公司还未注销，他无法担任建强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原告担任建强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代为持有股份，而公司的管理权及决策权由被告行使。建强建邦公司成立后，鑫建邦公司的资产及设备由建强建邦公司继续使用，鑫建邦公司的股东都是建强建邦公司的隐名股东。被告作为实际出资人，作为建强建邦公司的隐名股东，虽未体现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簿等文件中，但建强建邦公司的股东及其他隐名股东都是知情的，且建强建邦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决策者均是被告。现建强建邦公司因经营失败、负债良多，被告作为实际股东，却不愿承担责任，想把一切责任推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第一，建强建邦公司在工商局注册的股东载明是原告而非被告，原告称系代被告持有既没有协议，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第二，工商局注册登记的另一股东刘航航是被告的儿子，即使是代持，也应由刘航航代持，由原告代持不符合常理；第三、鑫建邦公司中被告只占20%股权，并非原告所述的占70%，被告在鑫建邦公司的出资已到位。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的意见同原告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19日，建强建邦公司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成立时登记的股东刘强认缴出资70万元，刘航航认缴出资30万元，认缴时间均为2035年5月11日前。 2015年9月8日，建强建邦公司《关于张中秋入股所占比例的备案通知》中载明“1、张中秋入股金10万元；2、原公司原始股金100万元；3、现公司总股金110万元；4、张中秋所占比例9%；5、张中秋所占公司股权9%，所承担股责9%”。该份通知书上载明的原始股东签字人员为刘军、袁文兵、李某，张中秋亦签字确认。刘强称袁文兵系代何某签字。2015年9月8日，刘军签字确认自愿将在建强建邦公司的股份3%赠予张中秋，以鼓励张中秋为公司努力工作，张中秋作为受予方签字确认。刘强称上述两份文件中没有刘强的签字从而证明刘强不是实际股东，刘军在两份文件中签名，刘军才是建强建邦公司的实际持股人，刘军赠与给张中秋的股份就是刘强代刘军持有的股份。刘军对此予以否认，称其是代刘航航持股，代刘航航签字。 2016年5月21日，建强建邦公司作出《关于钟光文入股公司的决定》，刘强作为法人代表在该决定上签字，刘军作为总经理在该决定上签字。 2017年2月8日，建强建邦公司出具《任命书》，任命梁石勇为生产厂长，主持生产日常管理工作；任命刘强为生产副厂长，协助生产厂长日常安排工作及安全生产管理；任命曾代才为质量部长，负责管理公司进出产品质量。刘军作为总经理在《任命书》上签字。刘军手书了一份股权内容，其上载明股份重组后袁57.3%，刘16.5%，李8.2%，张8%，钟10%，无人签名确认。刘强当庭称袁指袁文兵、刘指刘军、李指李某、钟指钟光文、张指张某，袁文兵、李某、张中秋已将退出公司。 2018年9月1日，建强建邦公司与刘军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建强建邦公司聘用刘军从事业务岗位（工种）的工作，合同期限从2018年9月1日起到2019年8月31日止。2019年3月15日，建强建邦公司与刘军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4月8日，刘航航将持有的建强建邦公司30万元股权转让给钟光文，建强建邦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将股东变更登记为钟光文、刘强，钟光文出资额30万元，刘强出资额7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5年5月11日。 另外，刘强申请了证人李某、何某、张某、龚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其于2014年3月入股10万元成立鑫建邦公司，刘军作为公司董事长管理并经营，在2015年未经过股东会同意私自注销鑫建邦公司，也未进行资产清算。2015年因厂址变更刘军未经股东会同意私自注册建强建邦公司，原鑫建邦公司资产及设备直接划入建强建邦公司，其在建强建邦公司原来占股10%，于2018年8月退出公司，刘强在建强建邦公司中全权负责，李某称其不清楚建强建邦公司现在股东的持股人员及持股比例，知道刘军是实际股东。证人何某称其原来是鑫建邦公司的股东，不清楚鑫建邦公司的股权去了哪里，也对鑫建邦公司注销不知情。证人张某称其于2016年5月在建强建邦公司中入股10万元，将入股金转入刘军的账户，由建强建邦公司出具收据，在建强建邦公司持股2%，后来刘军向其赠与了3%的股份。2017年10月，因建强建邦公司经营不好，经刘强签字同意，退股10万元。证人龚某称其是钢材供应商，2016年开始刘军与其联系供应钢材，材料明细由刘强提供，2018年4月之后由刘强与其联系钢材供货事宜。刘强拟通过上述证人证言证明刘军系建强建邦公司的隐名股东，且作为股东实际管理公司。刘军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以上证言看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强而非刘军。 另查明，鑫建邦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成立，登记的股东刘军认缴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何某认缴出资额70万元，出资比例70%，李某认缴出资额10万元，出资比例10%。2015年7月14日，鑫建邦公司注销。 此外，刘强当庭陈述建强建邦公司现在持股情况为钟光文占股37.74%，刘军占股62.26%。 以上事实有《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营业执照》、《建强建邦公司章程》、《关于张中秋入股所占比例的备案通知》、《股份赠予通知》、《关于钟光文入股公司的决定》、《任命书》、刘军手书、《股东会决议》2份、《股权转让书》、《章程修正案》、《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强起诉确认其系代刘军持有建强建邦公司70%股份，其应对股份代持关系举证证明。刘强通过鑫建邦公司与建强建邦公司的承继关系、刘军签署的文件以及证人证言三个方面来证明登记在其名下的建强建邦公司70%股份系代刘军持有，本院认为，刘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如下：首先，鑫建邦公司已经清算注销，鑫建邦公司的法人资格已消灭，其财产在理论上也应当已经进行分配处理。建强建邦公司系新成立公司，其与鑫建邦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刘强关于刘军原系鑫建邦公司的股东，建强建邦公司的资产来源于鑫建邦公司，因此刘军当然系建强建邦公司的股东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次，刘军虽然在建强建邦公司的《关于张中秋入股所占比例的备案通知》、《股份赠予通知》、《关于钟光文入股公司的决定》、《任命书》等文件中签名，但是《关于钟光文入股公司的决定》、《任命书》中刘军系以总经理名义签名，《关于张中秋入股所占比例的备案通知》、《股份赠予通知》中虽有刘军签名，但刘军称系代其儿子刘航航持股并签名，鉴于建强建邦公司的股东并非只有刘强，而且该两份文件中也未注明刘军系代刘强签字，亦不能证明刘强主张的股权代持关系。刘军手书股权内容中关于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与建强建邦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不一致，也无其他人员签字确认，更无法看出刘强或者刘军持有股份为70%，也不能证明股份代持关系。最后，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刘军参与了建强建邦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不能证明刘军在建强建邦公司持股70%，更不能证明刘强代刘军持股70%。刘强当庭陈述刘军现在建强建邦公司实际占股62.26%，亦与其主张的70%股份不一致。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刘强与刘军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合意，而且刘军对股份代持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刘强要求确认其系代刘军持有建强建邦公司70%股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刘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8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400元，由刘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亚萍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罗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