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2034号原告：廖华媛，女，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博白县，委托代理人：容绍云，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宝欣，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边支行，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鹤边村。负责人：陈绍敏，行长。委托代理人：王永强，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邱华娟，公司员工。原告廖华媛与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边支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华媛的委托代理人容绍云、曹宝欣、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边支行的委托代理人王永强、邱华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华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原告银行卡被他人无故扣款的损失人民币93306.68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2357.44元（由最后一次无故扣款之日起开始，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律师费900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31日，原告到被告处银行账户（账号：02×××46)办理关联银行卡以领取工资，并当天开通了短信通知服务，原告并没有开通网上银行支付或代理扣款业务，原告一直完好使用这张银行卡。直到2018年12月30日，原告到被告处查询账户交易明细才发现，原告的银行账户于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2月27日期间被通过所谓“支付宝支人民币”方式将原告账户存款17次转到xx清算户，金额共计93306.68元,此外，原告一直没有收到银行发出的扣款短信通知，后经向银行了解,银行称系统没有发出过通知，原告知道后马上申请冻结其银行账户，办理挂失手续及报警处理。原告认为，在这过程中，被告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原告损失的赔偿责任。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边支行辩称：1、本案不存在盗刷情形。开通支付宝并绑定银行卡，需要提供原告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及手机短信验证码，原告曾多次进行银行卡绑定支付宝及解除绑定操作，每次绑定均需输入手机验证码及银行卡号，试问在原告未遗失手机及银行卡的情况下，上述信息都为原告所掌握，他人如何获取，且涉案17笔交易均是在原告常用手机设备上进行的，支付宝交易亦需输入支付密码，上述信息均为原告所掌握。2、被告按照快捷支付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符合合同约定。2018年10月7日，被告受理原告开通涉案银行卡支付宝快捷支付申请，通过原告在支付宝平台上输入银行卡号等信息及验证码验证原告身份，与原告签订《广州农商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快捷支付业务线上服务协议》，将涉案借记卡与原告支付宝账户绑定。涉案17笔交易不是无故扣款，是原告在支付宝账户中发起交易指令，被告按照支付宝提供的指令进行支付（由支付宝公司验证支付宝账户密码），被告相关操作符合合同约定。3、被告履行了短信通知义务。被告向原告的预留手机号发送了验证短信，并进行提示，且因原告的多次签约、解约操作，被告共向原告发送了八次短信，已尽到通知和风险提示义务。原告账户发生变动时，被告亦发送了动账短信提醒，已尽到通知义务。4、即使存在盗刷情形，原告应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签约支付宝快捷支付协议需要提供原告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在银行端预留的手机号，通过在支付宝输入银行发送的短信验证码后方可绑定银行卡，若非本人操作，说明原告泄露了银行卡等信息，原告未保管好个人信息，应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根据支付宝公司就本案提供的说明得知原告的17笔交易均是在原告的常用手机设备上进行的，并且原告在交易的过程中进行过人脸验证，支付宝交易必须输入支付宝的账户密码，故此可以知道原告的账户和手机均未脱离原告的控制，所以本案不存在盗刷的情况。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1年3月31日到被告处开办银行卡，账户账号为02×××46，银行卡号为62×××96。原告称该卡为原告的工资卡。2018年10月7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2月27日，原告的涉案银行卡支出5000元、6000元、8000元、9000元、9000元、9000元、9999.85元、5000元、5000元、4999元、4999元、4999元、2589元、2624.93元、2488.43元、2497.47元、2110元。转账“对方户名”处显示为xx清算户，“用途”处显示为何xx等案外人，原告称不认识收款方，钱转给谁其不知情。关于xx清算户，被告称该账户为银行自己的账户，凡是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的转账，被告要先把原告的钱转到网联平台清算账户，然后网联清算组织才可以从账户里面把钱划到相应的支付机构的账户上面去。首先客户要把他的银行卡绑定一个第三方支付的账号，也就是本案中的支付宝。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到微信财付通就是要绑定的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机构的账号。然后绑定也就是签快捷支付协议的时候就会涉及到，签了这个协议，客户他就授权支付机构可以向银行发出扣款指令，银行根据支付机构的扣款指令，把钱划到网联清算户上进行清算。本案中涉及的17笔款，全部都是原告在支付宝发起交易由支付宝把交易信息传给银行，银行根据支付宝的交易信息进行转账。关于原告开通支付宝的情况，被告提交的支付宝签约身份认证材料显示，2018年10月7日，原告使用尾号5396的银行卡与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并身份认证成功，并收到发送的验证码，成功开通支付宝。被告称该身份认证材料为被告的后台打印出，具有不可篡改性。被告亦现当庭演示支付宝的开通操作，需绑定银行卡，进行实名验证，点击同意被告出具的协议及支付宝公司的协议后，绑定银行卡，并会收到验证短信，输入验证码后方可通过验证。被告另提交支付宝签约身份认证材料，称原告银行账户发生变动时，其会向原告发送短信，关于短信记录，仅包括其中8笔的支出提醒，被告称该数据为移动公司的数据，为直接引用过来使用。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称，支付宝用户将本人银行卡与支付宝账户进行绑定时，将开通“快捷支付”功能，根据用户与支付宝公司、银行签订的协议，用户在支付宝中输入密码即视为用户确认支付指令由本人作出，银行根据支付宝的支付指令直接从银行卡中扣除相应款项，用户绑定银行卡时需输入本人银行卡号，银行向该银行卡绑定手机号发出短信验证码，用户必须在支付宝中正确输入短信验证码，以此确保是用户进行绑卡操作。2018年10月7日14时30分，原告在设备串码为861***917的安卓手机上注册了支付宝账户，20×××21并进行了实名认证，该账户绑定的手机号134××××4353同时绑定在原告名下另一支付宝账户上，随后，原告为账户20×××21绑定了卡号为62×××96的银行卡。2018年10月7日至12月27日，原告多次在本人手机（设备串码861***917）上使用本人手机号134××××4353登陆支付宝账户，通过短信验证码验证及“人脸”验证，并正确输入支付密码进行转账，交易完成后，原告均立即删除了交易信息。2018年12月27日17时27分，原告在设备串码861***917的安卓手机上通过了“人脸”校验，距离前一次涉案交易不超过两分钟。原告多次在设备串码为861***917的安卓手机上进行“人脸”校验，表明该手机是原告在涉案期间的常用手机，且未脱离原告的控制（如丢失），原告多次通过短信验证码校验，表明支付宝账户绑定的手机号码未脱离原告的控制。原告注册支付宝账户、进行实名认证并绑定银行卡，需正确提供本人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并实际控制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码以便接受短信验证码，上述操作均是在原告常用手机上完成，足以证明注册支付宝账户和银行卡是基于原告的真实意思。涉案交易均是在原告的常用手机上完成且均通过了支付密码校验，足以证明涉案交易是原告本人操作，或者原告将手机和密码均授权他人代为操作，符合原告真实意思，不存在卡内资金被盗刷盗转的情况。另，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后台日志记录显示，2018年10月7日、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12日、2018年10月17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0月23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0月28日、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2月26日、2018年12月27日，原告的支付宝通过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通过使用支付宝，向不同的案外人付款，数据显示，2018年10月7日，原告通过输入短信验证码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后，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何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何xx付款5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8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叶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叶xx付款6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并解绑涉案银行卡除。2018年10月9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张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张xx付款8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10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林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林xx付款9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12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王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王xx付款9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17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赵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赵xx付款9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18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熊xx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熊xxxx付款9999.85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23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深圳市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深圳市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付款5000元、500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0月28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麻xx、周xx、刘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麻xx付款4999元、4999元、4999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1月21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盛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盛xx付款2589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1月22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谭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谭xx付款2624.93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2月26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敖xx、黄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敖xx、黄xx付款2488.43元、2497.47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2018年12月27日，原告再次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绑定涉案银行卡，在支付宝平台上与案外人王xx发生交易，并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向案外人王xx付款2110元，在付款后立即将交易记录删除并解绑涉案银行卡。上述付款的时间不固定，有上午、中午、下午、傍晚和晚上十点前。被告亦提交支付宝签约身份认证，佐证了原告银行卡绑定与解绑的情况。另，2018年12月30日，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1月2日，公安机关受理该案件，并于2019年1月24日向原告送达立案告知书，目前该案件未有进一步处理。2019年1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换卡申请，2019年2月18日，原告填写《查询/打印账户业务资料申请书》，申请支付宝支付协查。2019年7月8日，原告与广东宾得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律所律师代理本案诉讼，并支付律师费9000元。上述事实，有账户基本信息、报警回执、受理回执、立案告知书、《个人银行卡特殊业务申请书》、转账记录、银行卡复印件、《委托代理合同》、发票、支付宝签约身份认证材料、短信记录、情况说明、支付宝公司情况说明、后台记录、支付宝签约身份认证、《查询/打印账户业务资料申请书》、《个人银行卡特殊业务申请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开办涉案银行卡，并将该银行卡与其支付宝绑定，通过支付宝平台将涉案银行卡中的款项对外支出，在银行卡绑定支付宝后，在支付时，只需输入支付宝的支付密码，即可完成支付，在原告将银行卡绑定了支付宝后，只需向支付宝平台发出支付指令，无需向银行发出银行卡的支付指令。本案中，原告的支付宝多次向支付宝平台的个人/商家付款，共17笔，在上述款项支付过程中，涉案银行卡被多次进行解绑和再次绑定操作，而每次解除绑定后再次绑定，均先由原告的手机收到短信验证码后，输入短信验证码，成功再次绑定银行卡后，通过输入支付宝密码的方式，支出相应款项，在反复绑卡的过程中，均需要持有原告的手机方可成功操作，而在此期间，原告的手机一直由原告持有，并未脱离原告的控制，且在成功申请支付宝并绑定银行卡后，反复解绑和再次绑定的操作，均不符合通常用户的使用习惯，被告在此过程中，既没有直接接收原告的支付指令，又不存在过错行为，其在支出款项后亦向原告发出付款短信，即使被告提交的短信发送记录数量不齐，但在原告接收到被告发出的若干条短信后，并未表现出紧张与重视，亦无证据证实原告在收到被告系统发送的一条或几条短信后曾经采取过相应的措施对该种情况进行核实与救济，其在向被告提出协查申请时，距离其最后一笔支付宝支出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故该17笔款项是基于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支出的可能性极高，即使不是原告本人亲自操作，亦是在原告授意下进行操作，且无证据证实涉案银行卡存在交易风险，亦无证据证实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华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97元，由原告廖华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翀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