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民初2507号 原告：徐大能，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长江，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成林，安徽江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淝河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64751082G。 法定代表人：罗朝桂，执行董事。 被告：罗朝桂，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继红，安徽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颜安军，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大能诉被告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称高强公司）、罗朝桂，第三人颜安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大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长江、董成林，被告高强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朝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继红，被告罗朝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继红，第三人颜安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大能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高强公司向原告分配盈余4926万元、企业搬迁补偿费用3074418元、土地款967920元,合计￥53302338元(伍仟叁佰叁拾万贰仟叁佰叁拾捌元整)；二、判令被告罗朝桂对高强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4年6月28日,原告与罗朝桂、颜安军、王兴传、丁家良共同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高强公司,其中原告出资230.75万元占股23.075%、王兴传出资307.7万元占股30.77%、罗朝桂出资230.75万元占股23.075%、丁家良出资153.8万元占股15.38%、颜安军出资77万元占股7.7%。登记注册时,为享受外资企业政策优惠待遇,经前述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罗登华、胡正伦引入并出任公司的显名股东,其中罗登华注册登记占股90%、胡正伦注册占股1.66%,原告注册登记占股1.66%、罗朝桂占股1.7%、王兴传占股1.66%、丁家良占股1.66%、颜安军占股1.66%,但实际上罗登华、胡正伦并未实际出资,仅系名义股东。经工商部门审核后,于2004年7月6日核发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注册登记为商品混凝土销售、建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装饰材料、建筑机械销售、建筑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法定代表人为罗朝桂。2013年1月31日,因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注册资本经增资变更为2400万元,但注册登记各股东所持股权比例不变。2016年6月3日,公司增加注册经营范围一项为“预拌砂浆”，因环保整治,高强公司与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平塘王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了《上海路征迁退还土地款的协议》、于2016年5月27日签订了《安徽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征迁赔偿协议书》、于2018年8月1日签订了《协议》,高强公司将所占据土地退还给平塘村委会,村委会将土地款4194326元退还给高强公司;高强公司与平塘王村委会于2018年8月1日签订了《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集体土地上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由村委会向高强公司一次性支付13322478元补偿费用,由高强公司于30日内完成所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等一切物品的搬迁。同时高强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向平塘王村民委员会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贵村支付给我公司的房屋征迁补偿款,是属于公司股东集体(3个站)集体所有,一站共计7股,罗朝桂占6股(其含徐大能3股已经由罗朝桂回收)顾安军1股,由罗朝桂负责。……另外罗登华胡正伦非实际股”。原告后又得知罗朝桂颜安军二人于2018年7月1日即公司与平塘村委会签订搬迁协议前签署《协议书》一份,载明“高强公司分一、二、三站。一站,由罗朝桂主持日常工作、负责经营,二站由王兴传负责经营,三站由丁家良负责经营,各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于政府拆迁及没有环评验收的要求下停止生产,一站两位股东罗朝桂、颜安军就关于2005年至2017年底一站用于总投资和少量经营所产生的少量利润,双方各派会计四人对一站提供的现有财务报表进行核对确认。结果为2005年至2017年总投资和少量利润为11500万元,双方会计都签字认可。自此高强公司即一站老站的经营生产到2017年底,新站迁址待定,公司拆迁补偿由股东按股比享受,二股东享受利润分配后应承担以下义务:1.如在公司注销之前所产生的,按一站提供的现有财务报表以内的风险,如税务、政府及其他费用应有二位股东按股比承担。2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注销,二股东应协助配合提供相关材料及证明。二股东最终所收回投资及少量利润进行分配达成如下协议:1.总投资及少量利润分成:11500÷7(股)=1642万。颜安军应得1股计1642万元。2、颜安军应得1股1642万元,扣除已收回的1187万元,最终应得455万元,2018年春节支付100万,2018年5月份已支付80万,尚欠275万元。3.余款275万元以现金方式,按季度支付,91.16万元/季,至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按照原告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原告应得可分配现金盈余4926万元、企业搬迁补偿费用3074418元、土地款967920元。自公司2004年开办以来至今,高强公司从未向原告分配利润,截至公司与平塘王村委会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停止经营,原告方知自己应得的股东收益均已被罗朝桂代表公司隐瞒并利用其为一站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据为己有,故此,特依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五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具状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高强公司辩称：原告不是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其公司成立初期所缴纳的出资款，已经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收回。原告徐大能不再是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益，不再享有公司管理和利润分配的主体资格。其诉状所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一、原告徐大能具有退股的行为和事实，其与被告罗朝桂之间具有股权转让的事实。该股权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答辩人高强公司成立于2004年，原告徐大能和被告罗朝桂、第三人颜安军等人均是答高强公司初始设立时原始取得股权的股东之一。2005年，答辩人高强公司成立初期出现亏损，原告徐大能提出退股，因法律规定，股东的出资依法不得抽回，只能依法转让，所以，原告徐大能与被告罗朝桂协商，由被告罗朝桂支付其投资款225万元，其将在答辩人高强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罗朝桂，他们之间是口头协商并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当时挂靠武汉建工承建科大花园闻欣苑项目，其将所收回的投资款225万元用于抵偿所购混凝土款，以转让方式收回了投资款225万元。之后，被告罗朝桂陆续将所购股权转让款225万元缴纳至答辩人高强公司，答辩人高强公司财务均向被告罗朝桂开具了收款收据，该收据明确收款事由为投资款，说明被告罗朝桂已经履行了支付原告徐大能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答辩人高强公司也已经认可被告罗朝桂投资为450万元的事实。之后被告罗朝桂称其向原告徐大能索要收款收条时，原告未向其出具书面收条，而是将答辩人高强公司出具给其的收取股金的12张收款收据全部交给被告罗朝桂，以此说明其已退股未实际投资。2005年10月，答辩人高强公司分为一站、二站，2006年成立三站。2006年7月28日，原告徐大能让其妻子曹光转到答辩人高强公司财务，与被告罗朝桂一起三方对原告徐大能所欠答辩人高强公司及一站的砼款、投资款和付款数进行了结算，确认原告徐大能收到被告罗朝桂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25万元并将此款用于支付其所欠的砼款，最终尚欠被告罗朝桂31×××××.22元。故，被告罗朝桂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与原告徐大能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实际完成，证据是充分的。此事实已经（2019）皖01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原告徐大能诉状所述其注册登记占股1.66%与事实不符，其诉状所述的答辩人高强公司各股东和股权比例均非实际出资数额和比例，仅仅是公司工商登记的形式标准，无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徐大能的诉讼请求。 二、答辩人高强公司存在初始设立时原始取得股权的股东和通过股权转让继受取得股权的股东。第三人颜安军和公司其他股东均能证实：被告罗朝桂共向高强公司投资450万元（其中含购买原告徐大能的股权），答辩人高强公司及公司股东将公司股权分为13股，其中一站共7股，一站股东为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被告罗朝桂占6股（其中含徐大能3股已经由罗朝桂回收），第三人颜安军占1股；二站共4股，由股东王兴传占有（其中含黄敦旺1股已经由王兴传回收）；三站共2股，由股东丁家良占有（其中含罗贺芬1股已经由丁家良回收）；三个站均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原告徐大能自2005年通过股权转让退股后，从未向答辩人高强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和异议，原告徐大能非答辩人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仅仅是因为其股权转让后，答辩人高强公司至今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并不能影响其与被告罗朝桂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更不能改变原告徐大能已经通过股权转让收回投资款丧失股东资格的事实。据此，答辩人高强公司无须向原告徐大能分配公司盈余等其他任何费用。 三、原告徐大能自2005年转让股权收回投资款后，从未参与答辩人高强公司的任何经营，更未主张过任何股东权益，自2005年至今已近14年之久，其诉请依法也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综上，答辩人高强公司认为：原告徐大能明知没有实际出资，不是答辩人高强公司实际股东，意图通过诉讼方式达到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符合涉嫌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审查，追究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 被告罗朝桂辩称： 一、被告罗朝桂同意被告高强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告徐大能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其公司成立初期所缴纳的出资款，已经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收回。原告徐大能不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益，不再享有公司管理和利润分配的主体资格。其诉状所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二、被告罗朝桂不是本案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适格主体。其诉状中所述的“自己应得的股东收益均已被被告罗朝桂代表公司隐瞒并利用其为一站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据为己有”与事实不符。其所述的事实已在其2019年元月起诉被告罗朝桂、吴贤翠、第三人颜安军损害股东利益纠纷案中，经法院开庭审理查明且确认。此后，原告徐大能提起上诉，上诉过程中，因其提起撤回起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询问被告罗朝桂意见时，被告罗朝桂考虑原告徐大能既然已经认识到虚假诉讼，撤回起诉，考虑其实际支付的诉讼费用数额较大，为了减少其损失，故同意其撤回了起诉，该判决书是因原告徐大能撤回起诉而依据法律规定被撤销，而非二审法院的审理行为所致。所以该判决书中所查明和确认的事实依然应当予以确认。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8条的规定，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对其起诉被告罗朝桂的诉请应予驳回。 三、原告撤回起诉后，对其没有实际出资，不是高强公司实际股东，不享有股东权益，不享有公司管理和利润分配的主体资格的事实是明知和清楚的。但其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的事实于2019年10月再次提起诉讼，后又撤诉。此次又再次提起诉讼，不仅是妨害了司法秩序，而且严重侵害了被告高强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其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达到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显然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虚假诉讼罪的法律规定。故，答辩人罗朝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涉嫌虚假诉讼罪的法律责任。 第三人颜安军述称： 一、原告不应将颜安军列为本案当事人，本案系原、被告之间纠纷，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或者权利义务分配与第三人颜安军并无关联与影响。二、公司成立初期，各方投资及持股确实如原告所述，但随后罗朝桂告知第三人颜安军，罗朝桂已将原告的股权收购，但具体是否收购等细节第三人无从知晓。之后，原告找到第三人声称被告与第三人侵占了其股权，第三人迫于无奈将相关协议及会议纪要等出示给原告以证清白。 原告徐大能围绕其诉讼请求举证如下： 证据一，《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公司章程》、《公司（企业）设立注册资本验资报告》、《股东会决议》，证明原告系高强公司的设立股东，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股权比例为1.66%，另罗朝桂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且公司职务登记为执行董事。 证据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安徽恒谊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书》，证明高强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由1000万元增资为2400万元，全体股东注册股权比例无任何变化。 证据三，《董事会（股东会）会议纪要》、《股东会纪要》、《承诺书》，证明高强公司成立之初，罗登华、胡正伦仅系名义股东，系公司为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登记注册，未实际出资。公司实际出资人及股东为：王兴传占30.77%、罗朝桂占23.075%、徐大能占23.075%、丁家良占15.38%、颜安军占7.7%。 证据四，《会议内容（2018.9.17）》、《承诺书》、《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集体土地上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上海路征迁退还土地款的协议》、《安徽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征迁赔偿协议书》、2018年8月1日《协议》、《收据》四份，证明1、高强公司与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平塘王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8月1日签订了《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集体土地上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由村委会向高强公司一次性支付13322478元补偿费用，由高强公司于30日内完成所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设施等一切物品的搬迁；2、高强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向平塘王村民委员会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贵村支付给我公司的房屋征迁补偿款，是属于公司股东集体（3个站）集体所有，一站共计7股，罗朝桂占6股（其含徐大能3股已经由罗朝桂回收）颜安军1股，由罗朝桂负责。……另外罗登华胡正伦非实际股东。……”；3、高强公司已于2018年实际停止经营并实质上清算完成，徐大能按照出资比例应分得公司搬迁补偿费3074418元，但徐大能股东权益已为罗朝桂实质侵占；4、高强公司将占有的土地退还给平塘王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将土地款4194326元退还给高强公司。 证据五，《安徽省高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一站内部股权分配协议》、《协议书》及附件，证明罗朝桂、颜安军于2009年5月20日确认高强公司注册资本总计1000万元，实际股东按每股75万元进行出资，计13股。公司内部分一站、二站，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站占7股，由罗主持管理经营，按罗占6股、颜占1股划分。2、罗朝桂、颜安军二人确认，高强公司一站生产经营至2017年底，完成清算后应分配总利润为11500万元，罗朝桂、颜安军按6：1比例分配完成，罗朝桂已将应分配与原告之利润据为己有，按出资比例原告应分得4926万元。 被告高强公司、罗朝桂共同质证意见： 证据一，三性无异议。原告徐大能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原始设立股东之一。 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原告在2004年高强公司成立初期陆续投资2250000元，是高强公司成立时的工商登记股东之一；2、公司成立后运转不良，处于亏损，2005年原告徐大能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罗朝桂，其在高强公司的出资已经收回，其股权由被告罗朝桂所有，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经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名称。3、原告徐大能自2005年收回出资后至今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增资时原告徐大能未实际出资，被告高强公司增资与原告徐大能无关。工商登记所记载仅仅是因为被告高强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所致。 证据三，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来源并非是被告高强公司提供，而是第三人颜安军私自提供（原告在起诉罗朝桂损害股东权益纠纷案时该组材料均有第三人颜安军的签字注解，证实该组材料原件在其手中）。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1）该董事会会议手写稿内容不真实，有事后增写内容，不具有合法性，没有法律效力；(2)该份董事会手写稿与2018年12月2日的股东会纪要是一致的；（3）形成该董事会手写稿是有前提的，是因被告高强公司在2018年8月1日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高强公司股东2018年9月27日召开了会议，形成会议内容，就公司面临拆迁后公司营业地址变更及如何重新组建公司股东及股权比例等问题所作的商议，仅仅是对公司拆迁后重新组建公司股东结构和股权还原的初步意见；（4）原告徐大能不是公司股东，未参加会议，未签字。2、（1）该股东会议纪要没有法律效力，会议纪要中载明的股东出资和股权比例与事实不符。其形成的前提是在2018年9月27日召开了股东会议之后，因为公司拆迁后需重新组建公司，为重新调整股东和股权比例所作的商议；（2）该会议纪要与董事会手写稿是同一天形成的，是董事会的手写稿的打印版，是为了重新组建公司工商登记所需而形成的意向；（3）该会议纪要所商议的内容，因未予工商登记而无任何效力；（4）该股东会纪要第2条中明确载明：“公司仅以此作为工商登记信息，不作为公司股东结构和股权依据”。不能由此证明原告徐大能出资占股23.075%；（5）、原告徐大能不是公司股东，未参加会议，未签字。3、（1）该承诺书是在董事会会议手写稿内容、股东会议纪要之后形成，是重建公司还原股东和调整股权比例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所需材料，没有法律效力；（2）因被告罗朝桂不同意继续重建公司和还原股东和股权，故未予签名，股东商议的重新调整股东和股权比例未达成一致意见，该承诺书未用于工商登记而无任何法律效力；（3）原告徐大能不是公司股东，未参加会议，该承诺书上徐大能签名是其事后为了此次诉讼擅自所写，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被告高强公司不得而知。因为其在损害股东权益纠纷案证据目录中明确是被告罗朝桂冒签，后在庭审中又陈述是其本人所写。 证据四，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目的中第3点不予认可。该会议内容是被告高强公司股东和三个站的负责人因公司拆迁对公司相关问题所作的商议；足以证实：1、被告高强公司实际股东为罗朝桂、颜安军、王兴传、丁家良四人，原告徐大能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被告高强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和挂名股东，存在未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存在实际股东与工商登记股东不符的事实；2、证实三位股东及负责人对公司股权作了商议，即：“等到拆迁款到位后，公司资产清零，重新组建安徽高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到时协商解决”；3、2018年12月2日的股东会纪要、董事会会议手写稿、2018年12月18日承诺书均是因此产生的商议内容；最终均因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无任何法律效力。 证据五，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原告的证明目的2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足以证实：1、被告高强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总计1000万元，实际各股东按每股75万元计算出资，计13股；2、被告罗朝桂共向被告高强公司投入投资款为450万元；第三人颜安军投资75万元，原告徐大能因转让后无实际投资；3、原告徐大能退出后其在被告高强公司的股份由被告罗朝桂所有。被告高强公司一站股东仅是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4、被告罗朝桂享有高强公司6股，第三人颜安军为1股；一站股东经营管理、决策和分红均是按此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5、被告高强公司分一站、二站、三站。一站股东是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原告徐大能不是一站股东；6、被告高强公司因政府拆迁和环评验收被要求停产；一站经营至2017年止；7、一站两股东对拆迁补偿款和利润按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被告罗朝桂已经按此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已足额支付第三人颜安军的分配款；被告罗朝桂无任何侵占原告徐大能股东利益的侵权行为，原告起诉被告罗朝桂损害股东权益纠纷案已经合肥市中级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原告上诉后在安徽省高级法院撤回了起诉。 第三人颜安军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四，无第三人签名，不予质证。对证据五，三性无异议。 被告高强公司、罗朝桂共同举证如下： 证据一，（2019）皖01民初534号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民终922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12张收据复印件。证明：1、原告徐大能于2004年7月6日与被告罗朝桂、第三人颜安军等共同出资成立了高强公司，是高强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之一；2、2005年下半年，原告徐大能与被告罗朝桂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徐大能将其投资225万元所涉股权转让给被告罗朝桂，双方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徐大能不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股东，实际不在享有股东权益。不再享有公司管理和利润分配的主体资格；3、2006年7月28日，原告徐大能妻子曹光转与被告高强公司及被告罗朝桂三方对原告徐大能所欠公司及一站砼款、投资款进行结算，并确认在扣除其已付砼款68.1万元及转让的225万元投资款外，原告徐大能尚欠被告罗朝桂31×××××.22元。原告徐大能将其向公司缴纳投资款的12张收据原件交付给被告罗朝桂，以示其将股权转让给了被告罗朝桂并退出被告高强公司；5、2009年5月20日，被告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签署《一站内部股权分配协议》，确定被告罗朝桂（甲方）与第三人颜安军（乙方）按照甲方占6股、乙方占1股的比例享有权益和承担责任。同日，甲乙双方还签署了《一站利润分配办法》，办法约定按照上述比例分配3000万元利润；6、2011年1月29日，被告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签署《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约定按照上述比例分配1000万元利润；7、2018年7月1日，被告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签署《协议书》，对截止至2017年底公司投资及利润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8、原告徐大能起诉主张的诉请，已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其不服后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已撤回起诉，此次，就同一事实属重复起诉，法院应当不予受理，驳回其起诉。 证据二，原告徐大能投入股本金收据和财务明细。证明：1、原告徐大能建站初期投入股本金共2250000元；2、2005年，原告徐大能退出被告高强公司，其股权由被告罗朝桂购买，因双方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徐大能将公司出具的入股收款凭证12张收据交给被告罗朝桂；3、原告徐大能将其收到的投资款用于支付其挂靠武汉建工承建的科大花园闻欣苑项目所欠混凝土款；4、2006年7月28日，原告妻子曹光转对所付混凝土款及收取投资款数额予以签字确认；5、原告徐大能自2005年退出后即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依法不具有股东资格和享受权利。 证据三，被告罗朝桂缴纳投资款及支付购买原告徐大能投资款的收据（复印件30张）。证明：1、被告罗朝桂自2004年4月起至2006年12月止，陆续缴纳投资款2250000元和支付了购买原告徐大能投资款2250000元，被告罗朝桂共向被告高强公司投入投资款为4500000元；2、自2005年原告徐大能退出被告高强公司后，其在高强公司的股权由被告罗朝桂所有，故被告罗朝桂享有被告高强公司一站7股中的6股，第三人颜安军为1股。 证据四，2009年5月20日一站内部股权分配协议、一站利润分配办法、2009年元月29日一站2009年利润分配方案。证明：1、被告高强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总计1000万元，实际各股东按每股75万元计算出资，计13股；2、被告罗朝桂共向被告高强公司投入投资款为450万元；第三人颜安军投资75万元，3、原告徐大能没有任何投资，原告徐大能退出后其在被告高强公司的股权由被告罗朝桂所有，被告高强公司一站股东仅是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4、被告罗朝桂享有被告高强公司6股，第三人颜安军为1股；一站股东经营管理、决策和分红均是按此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 证据五，2018年7月1日协议书。证明：1、被告高强公司分一站、二站、三站。一站股东是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原告徐大能不是一站股东；2、被告高强公司因政府拆迁和环评验收被要求停产；一站经营至2017年止；3、一站两股东对拆迁补偿款和利润按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4、罗朝桂按此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已足额支付第三人颜安军的分配款。 证据六，2005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17日会议记录。证明：1、原告徐大能不是被告高强公司股东，自其退出高强公司后，从未参与公司的任何决策和公司经营活动；2、原告徐大能不是被告高强公司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 证据七，2018年9月17日会议内容。证明：1、高强公司三个站的负责人(股东)对公司股权作了商议，前提是即：“等到拆迁款到位后，公司资产清零，重新组建安徽高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到时协商解决”；2、被告高强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和挂名股东，存在未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存在实际股东与工商登记股东不符的事实。 证据八，2019年元月24日承诺书。证明：1、被告高强公司分一站、二站、三站。一站共计7股，原告徐大能的3股由被告罗朝桂购买，被告罗朝桂为6股，第三人颜安军为1股，股东是被告罗朝桂和第三人颜安军两人，原告徐大能不是一站股东；2、二站共计四股，王兴传4股，其中包括王兴传购买黄敦旺1股；三站共计2股，丁家良2股，其中包括丁家良向罗贺芬购买的1股；3、原告徐大能、罗登华和胡正伦均不是被告高强公司的实际股东；4、被告高强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和挂名股东，存在未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存在实际股东与工商登记股东不符的事实。 原告徐大能质证意见： 证据一，对（2019）皖01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民终922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案与前述案件依法不构成重复起诉。此外，根据（2019）皖民终9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534号民事判决；可以判定（2019）皖01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撤销，依法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故判决文书确认的基本事实因判决已被撤销被告不能免除举证证明责任。退一步而言，仅从（2019）皖01民初53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判决书22页“因此，即便原告徐大能在高强公司享有股东权益”)来看，其并未否决徐大能的股东资格。所以，对被告证明内容和第2、3、8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主张的第1、5、6、7项证明内容和目的正好印证了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原告系高强公司注册股东、出资225万元，应按22.5%的比例享有权益。罗朝桂以自己为一站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侵占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将本应分配与原告的利益均占为己有。 证据二，对徐大能投入股本金的收据三性均认可，对证明内容和目的第1项予以认可，确能证明原告自2004年7月22日至2005年6月29日陆续出资225万元参与注册成立高强公司的事实。对《徐总工地砼款收回投资和付款数》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份签署日期为2006年7月28日，文件并没有徐大能的签字确认，被告也没有提供徐大能对曹光转的《授权委托书》予以证明授权，故依法对徐大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次，即使真实，也仅能说明徐大能与高强公司成立了价款计293.1万元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说明徐大能与罗朝桂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并完成履行。《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被告主张罗朝桂代表高强公司与徐妻子曹光转出具结算单并将原告的出资作为货款偿还，本质上都是根本改变徐大能对高强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徐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均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行为应属无效。徐大能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此审判观点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故此，该份证据因不具备合法性、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被告的第2、3、4、5项证明内容和目的不能成立，故不予认可。 证据三，对罗朝桂缴纳投资款及支付购买原告徐大能投资款的收据，三性不予认可。首先，《收据》载明的款项均无银行汇款凭证佐证。结合罗朝桂系高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掌控人的身份便利，其可轻易制作出所谓的《收据》是简单且轻易的，因此仅凭高强公司出具的《收据》并不足以证明罗朝桂缴款的真实发生。其次，罗朝桂如购买了原告的股权，依照合同法的相对性原则，其应向原告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而非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公司，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罗朝桂曾向原告购买股权。再次，如前所述，被告主张原告通过与公司混凝土买卖的形式收回出资的行为依法应被认定为变相抽逃出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范属无效法律行为。故，被告罗朝桂主张已向公司缴款购买了原告的“投资款”应属无效法律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故此，即使罗朝桂如实向公司缴款，也只能认定其向公司增资，所以，被告证明内容和目的均不能成立，均不予认可。 证据四，2009年5月20日一站内部股权分配协议、一站利润分配办法、2009年元月29日一站2009年利润分配方案，三性均认可。但三份证据均系被告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做出的约定，并无原告签字认可，故对原告无法律约束力。其反映的内容恰可证明高强公司一站的权益应当由罗朝桂、原告、颜安军共同分配，原告的股东权益完全被罗朝桂占据，罗朝桂应当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证明内容和目的第2、3、4项中关于徐大能没有任何投资、徐大能退出的主张与工商登记、变更注册及前述举证证明事实相悖，不能成立。 证据五，2018年7月1日协议书，系被告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做出的约定，原告并未签字认可，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其内容反映，应当由高强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应的盈余，但该盈余已由罗朝桂分配至自己名下，故原告的分配盈余诉请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对其证明内容和目的关于原告并非一站股东的主张不予认可。 证据六，公司经营是非常具体复杂的事务，被告仅提供2005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17日两份会议记录，即欲证明原告未参与公司经营活动，是不能成立的。从会议召开的程序上看，应系召集人未通知全体股东参与，致使原告及颜安军等人均未出席。另依照《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自出资后，参与决策、管理、经营系其权利，而非义务，即使其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不能否定其股东身份，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七，对2018年9月17日《会议内容》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从其记载内容“二、关于现有股权变更：1、如果不需要审计，就变更股权：罗总负责徐大能、颜安军股权处理问题……”即可知，被告罗朝桂作为一站负责人与二站负责人王兴传、三站负责人丁家良共同确认原告、颜安军在该《会议内容》签署之日时仍持有股权，需要变更，且需要罗朝桂负责，同时罗朝桂将原告与颜安军按同等待遇处理。另根据被告所举证据三、四、五、六，颜安军也未参与一站的经营，但罗朝桂将颜安军应得的盈余款项、搬迁安置补偿、土地回收补偿全部给付，却将原告应得的收益全部占据，违背了情理法，故原告诉请应得到支持。其证明内容和目的与《会议内容》记载的内容不相符，不予认可。该证据结合原告提交证据三内容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截止2018年12月18日，高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股东仍为王兴传占30.77%、罗朝桂占23.075%、徐大能占23.075%、丁家良占15.38%、颜安军占7.7%。 证据八，2019年1月24日《承诺书》，该份《承诺书》系高强公司向平塘王村民委员会出具，“具体各股东的补偿数额由公司进行分配，如果因此产生矛盾及经济纠纷，我公司自行解决，与贵村无关”的内容仅可证明出具的目的是为了领取相应的搬迁安置补偿款，且各股东的得款数额由公司进行分配，如有纠纷与村委会无关，不能证明高强公司的实际股权及出资情况。从该份《承诺函》签名仅有罗、丁、王三个站点负责人签字，并无颜安军、徐大能等人签字也可以反映，不能对原告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从内容“一站共计7股，罗朝桂占6股（其含徐大能3股已经由罗朝桂回收）颜安军1股”，结合原告的出资情况可完全推断出，罗朝桂已利用自己系一站负责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完全占据了徐大能的股东收益，原告应得的搬迁安置补偿及土地回收补偿正如其起诉主张。故此，被告的关于原告徐大能不是高强公司实际股东的主张完全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第三人颜安军质证意见： 证据一，三性无异议。证据二、三，系原、被告之间纠纷，第三人不知情也无从核实。证据四，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仅认可自己占股比例为一股，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第三人无从知晓。证据五，高强公司按协议向第三人履行了付款义务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实际上高强公司尚欠第三人上海路的拆迁费用以及搬迁补偿费及土地款，第三人多次索要未果。证据六，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罗朝桂告知我方其与原告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才产生罗朝桂与我方的协议。证据七、八，第三人并未参与不予质证。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庭审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经审理查明： 2004年7月6日，原告与被告罗朝桂、第三人颜安军等人共同出资成立了高强公司。公司成立之初，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后期变更为24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预拌砂浆、商品混凝土、建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装饰材料、建筑机械销售、建筑设备租赁、物业管理。 2005年下半年，原告与被告罗朝桂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将其投资225万元所涉股权转让给被告罗朝桂，双方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2006年7月28日，原告徐大能妻子曹光转与高强公司及罗朝桂三方对原告徐大能所欠公司及一站的砼款、投资款进行结算，并确认在扣除其已付砼款68.1万元及转让的225万元投资款外，原告尚欠被告罗朝桂31×××××.22元。原告徐大能将其向公司缴纳投资款的12张收据原件交付给罗朝桂，以示其将股权转让给了罗朝桂并退出高强公司。 2009年5月20日，罗朝桂与第三人颜安军签署《一站内部股权分配协议》，确定罗朝桂（甲方）与颜安军（乙方）按照甲方占6股、乙方占1股的比例享有权益和承担责任。同日，甲乙双方还签署了《一站利润分配办法》，办法约定按上述比例分配3000万元利润。2011年1月29日，双方签署《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方案约定按上述比例分配1000万元利润。2018年7月1日，罗朝桂与颜安军签署《协议书》，对截止至2017年底公司投资及利润按照上述比例进行分配，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徐大能是否对高强公司具有股东权益，其要求二被告向其分配盈余4926万元、企业搬迁补偿费用3074418元、土地款967920元,合计￥53302338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因此，原告是否具有股东权益，是高强公司应否向其进行公司盈余分配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原告徐大能虽然登记为高强公司的股东，但在公司内部关系上对高强公司已不具有股东权益。理由如下：首先，各方当事人虽认可2004年高强公司成立之初各自分别出资并成为高强公司的股东，但2006年原告徐大能与被告罗朝桂已口头协议将徐大能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罗朝桂，且罗朝桂通过代付徐大能所欠高强公司和一站砼款的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虽无书面协议，但可从以下事实予以印证：2006年7月28日，原告徐大能妻子曹光转与高强公司及罗朝桂三方对原告徐大能所欠公司及一站的砼款、投资款进行结算，并确认在扣除其已付砼款及股权转让的225万元投资款外，原告尚欠被告罗朝桂31×××××.22元，此后，原告徐大能将其在公司成立时其对公司的出资收据（12张）交付给被告罗朝桂并完成股权转让。对上述款项的结算支付，原告徐大能在（2019）皖01民初534号案件起诉前将近13年的时间内一直未提出异议，足以认定原告徐大能对其妻子曹光转与高强公司及罗朝桂三方结算行为是知情并认可的，其与被告罗朝桂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通常情况下，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利润。但现有证据表明，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至2019年之前，高强公司一站曾分别于2009年5月20日、2011年元月29日、2018年7月1日进行了三次利润分配，原告徐大能既未参与也未就此向高强公司、一站和被告罗朝桂提出异议，更未向相关主体积极主张其股东权益，明显与常理不符。再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获取盈余分配是股东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权利。而按照本案原告徐大能的主张，其作为占有一站3／7股份的主要股东之一，在通常情况下，其应当积极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但在本案诉讼期间，除其个人陈述外，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此期间参与公司经营活动行使股东权利，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承担了相应的股东责任和义务。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被告高强公司和罗朝桂关于原告因股权转让行为而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和利润分配主体资格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认可。因此，鉴于徐大能实际已不再享有股东权益，被告高强公司不再将其作为公司盈余分配的主体，并不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大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8312元由原告徐大能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程亚娟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