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158号 原告：黄静，女，198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峰，四川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帝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杨克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富东，四川律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静与被告四川帝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威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云峰、帝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富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帝威公司归还借款1441319元；2.判令帝威公司承担上述借款资金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为止）。事实和理由：黄静与帝威公司下属凉山分公司实际控制人苗育碧是朋友关系，并有长期的业务交往，从2017年开始，苗育碧代表帝威公司多次向黄静声称帝威公司因业务需要须交纳投标保证金，但资金短缺，能否帮忙提供资金。黄静考虑到与其的长期合作关系，对其要求表示同意，黄静从2017年6月开始多次从建设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西昌海河路支行，账户号:62×××99）向帝威公司建设银行账户（开户行:建行成都岷江支行，账号:90×××12）转款9490000元，后帝威公司陆续分多次归还部分款项，2018年11月30日经黄静与帝威公司经办人对账，由帝威公司开具借条，书面确认借现金用于帝威公司缴纳投标保证金，帝威公司实际未归还借款余款为1441319元，并承诺在2018年12月4日前归还661319元，同年12月9日前归还780000元。约定期限届满后，帝威公司未归还上述借款，黄静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帝威公司辩称，一、帝威公司从没有与黄静达成过借款合意，帝威公司与黄静协商过借款事宜，未形成过借款合意。黄静陈述因与案外人苗育碧系朋友关系，苗育碧代表帝威公司从2017年开始向其借款，但黄静并未提供帝威公司任何授权苗育碧对外借款的委托书或者其他依据。且各方当庭确认黄静持有的苗育碧向其出具的2018年11月30日《借条》、2018年11月30日两份《收据》所加盖帝威公司印章系伪造的。从黄静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帝威公司提交的账户名为帝威公司、账号为90×××12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1412账户）明细可以看出，黄静所谓的出借资金实际在黄静与1412账户及苗育碧、黄静之间流转，形成资金流转的闭合循环，黄静转到1412账户的资金基本在当日即转入苗育碧银行账户，其后时间苗育碧又将资金转入黄静账户，如此往复循环。同时我们注意到黄静银行明细中也多次在向苗育碧的转款中备注“借给苗苗暂用、暂借给苗苗”等内容，可以看出苗育碧与黄静之间是明显存在借贷关系的。2018年2月26日黄静其他银行账户向黄静62×××99的账户（以下简称3099账户）转款600000元，备注为借给苗苗，而3099账户收到该600000元后随即转入了1412账户，由此可以看出，黄静出借给苗育碧的借款是转入1412账户的。1412账户实际是苗育碧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开立，用于接收黄静向其出借的款项的，对此，黄静也是明知的。黄静与苗育碧将她们之间的借贷关系转嫁到帝威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帝威公司权益。故我方认为，案涉借贷关系的双方是黄静与苗育碧，与帝威公司无关，帝威公司从未与黄静达成过借款合意。二、1412账户系苗育碧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开立，由苗育碧控制使用，帝威公司对该账户并不知情。2018年底，帝威公司陆续接到要求偿还借款（借款都支付到1412账户）的要求，才知道1412账户存在，经核实，帝威公司并未开立过该账户，该账户系苗育碧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开立。后西昌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对苗育碧立案侦查，其诈骗行为中使用的正是1412账户，西昌市公安局核查中向帝威公司调查涉及1412账户的情况及其他相关情况。代理人也将1412账户涉及苗育碧诈骗案的相关情况告知了法庭，苗育碧诈骗案涉及1412账户的认定，而1412账户的认定也决定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我们在庭审中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另从帝威公司提供的1412账户交易明细也可看出，该账户交易情况没有一项与帝威公司经营业务有关，高达数千万的资金基本都转入苗育碧个人账户或者其他个人账户，且均与帝威公司无关。1412账户是苗育碧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开立，由苗育碧控制使用，甚至用于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三、黄静所诉借款1441319元没有事实依据。黄静提供两份2018年11月30日《收据》注明是代缴帝威公司投保保证金（金额合计1441319元），但黄静并未提供具体代缴凭证。2018年11月30日《借条》借款金额141319元，黄静陈述为系其与苗育碧对此前借款结算合计所得出的金额，但并未提供具体结算依据。从黄静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看出，自2016年10月12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借条》出具之日，黄静3099账户转入1412账户资金1076000元，1412账户转入黄静银行账户（包括3099账户及另一账户）资金5751600元，资金差额为5008400元。庭审中黄静陈述，其与苗育碧约定的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那么黄静所谓借款的本息金额肯定远大于5008400元。本案中，黄静主张其与苗育碧结算后最终欠付借款金额为1441319元，此金额恐怕连黄静庭审中陈述的借款利息都不够。庭审中黄静对借款归还情况的陈述为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为偿还1460000元，其他的却没有任何说明。帝威公司对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黄静的转账行为并不知晓，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黄静的付款属于何种性质应由其自身予以明确和表述，黄静将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转款自行认定为代帝威公司还款，在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既未明确表示，也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明显会损害其法权益，黄静的该主张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黄静所诉称的对账行为，我们通过对黄静提供的3099账户交易明细核查了黄静与苗育碧资金往来情况表明，自2017年1月25日至2018年1月30日《借条》出具之日，苗育碧向黄静账户转款金额为8539300元，黄静向苗育碧转账金额为2450000元，资金差额为6089300元。结合黄静向1412账户转账资金差额5008400元及黄静庭审中陈述的借款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的情况，可以表明，黄静与苗育碧所谓对借款的对账结算，是包括其与苗育碧之间的资金往来，也证明了案涉借款实际是发生在黄静与苗育碧之间的事实。通过黄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楚地体现了前述事实，苗育碧2018年11月30日向黄静出具两份《收据》、《借条》，是双方恶意串通，将自身债务转嫁给帝威公司的行为，庭审中黄静既不能提供具体对账依据，也不能对其所陈述的双方对账情况作出合理说明，为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在庭审中要求法庭依法追加苗育碧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四、2018年11月30日两份《收据》及《借条》对帝威公司不发生效力，庭审中已经确认苗育碧在《收据》及《借条》所加盖的帝威公司印章系伪造，则苗育碧系无权代理，其行为后果由苗育碧自行承担，与帝威公司无关。对黄静认为苗育碧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我们认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的规定进行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及第14条“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根据上述规定及纪要，我们认为，即使《收据》及《借条》所加盖帝威公司印章在其他地方使用，也仅仅能证明代理权的表象，而不能证明苗育碧具有代理权，黄静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苗育碧具有代理权。根据庭审，黄静与苗育碧系朋友关系，借款事宜是黄静与苗育碧协商的，借款交易时间长达三年，合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金额特别巨大，其在庭审中也陈述认识帝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克秋，但却对借款事宜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核实。根据黄静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及1412账户明细，可以表明，借款实际在黄静、1412账户、苗育碧、黄静之间流转，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黄静的银行交易明细也表明，黄静与苗育碧之间一直存在资金拆借行为，黄静明确出借给苗育碧的款项是转入1412账户的，以及黄静关于其与苗育碧对账情况的含糊其辞、无法说明并提供证据，均能够证明黄静明知其借贷相对人是苗育碧，而非帝威公司，且苗育碧向黄静出具《收据》、《借条》是在借款开始三年后的2018年11月30日，明显存在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同时，苗育碧没有帝威公司委托其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任何授权委托手续，借款并不是帝威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发生在黄静与苗育碧之间。黄静不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且无过失，苗育碧不构成对帝威公司的表见代理，其与黄静之间发生的案涉借款行为以及在2018年11月30日以帝威公司名义出具的两份《收据》、《借条》对帝威公司不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苗育碧在11月30日以帝威公司名义出具的两份《收据》、《借条》对帝威公司不发生效力，其法律责任和后果全部由苗育碧承担。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发生在黄静与苗育碧之间，与帝威公司无任何关系。黄静起诉要求帝威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黄静对帝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围绕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黄静于2016年10月12日起至2018年9月26日期间，通过其建设银行62×××99的账户（以下简称3099账户）向帝威公司凉山农商行90×××12的账户（以下简称1412账户）分别转款17次，转款金额分别为：1270000元、400000元、500000元、600000元、840000元、1600000元、600000元、200000元、1000000元、600000元、600000元、400000元、400000元、150000元、700000元、700000元、200000元，共计10760000元。转款备注为保证金、借款、往来款、投标保证金、装修保证金等。黄静于2018年4月25日起至2018年9月26日期间，通过其3099账户向四川瑞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凉山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凉山分公司）90610120000002212的账户分别转款3次，转款金额分别为590000元、150000元、200000元，共计940000元。转款备注为保证金、往来款等。黄静向帝威公司、瑞源凉山分公司以上转款金额合计11700000元。 帝威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至2018年7月25日期间通过其1412账户向黄静3099账户分别转款7次，转款金额分别为260000元、200000元、1600元、600000元、400000元、400000元、1000000元，共计2861600元。帝威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至2018年9月20日期间通过其1412账户向黄静建设银行43×××52的账户（以下简称7252账户）分别转款5次，转款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690000元、70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共计2890000元。瑞源凉山分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20日、2018年1月12日向黄静3099账户转款800000元、1200000元；于2018年5月10日向黄静4340623710017252的账户转款400000元，以上共计2400000元。帝威公司、瑞源凉山分公司向黄静以上转款金额合计8151600元。 黄静主张帝威公司与瑞源凉山分公司均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所以在与苗育碧代表的帝威公司结算的时候，将转入瑞源凉山分公司的款项纳入出借给帝威公司的款项一并统计、收到瑞源凉山分公司的款项也纳入帝威公司还款中一起结算，黄静总计转款11700000元，黄静已收到8151600元，均为本金，未支付利息，尚欠3548400元，黄静自认与帝威公司通过其他方式抵扣还款2107081元，现在还尚欠1441319元。 2018年11月30日，帝威公司向黄静出具两张《收据》载明：“收到黄静代缴帝威公司预算保证金（2018年12月9日归还）780000”，“收到黄静代缴帝威投标公司预算保证金（2018年12月4归还）661319”。两张收据均加盖公章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公章，经手人签名均为“赵彩云”。同日，帝威公司向黄静出具《借条》载明：“我公司（帝威公司）已从黄静处借到现金用于我公司（帝威公司）缴纳投标保证金，截止2018年11月30日我公司（帝威公司）未归还给黄静的现金余额为1441319元，此金额约定还款时间分别为：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4日还款金额661319元）和2018年12月9日（2018年12月9日还款金额780000元）”。该借条加盖了公章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公章。 帝威公司主张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编号为“5101009525887”，《收据》与《借条》中加盖的“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均为苗玉碧伪造，1442的银行账户也并非由帝威公司开立，系苗育碧冒用帝威公司名义开立，并由苗育碧控制使用，黄静的转款皆是与苗育碧相关，与帝威公司无关。 另查明，帝威公司在凉山州参与了多个招投标项目，普格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收到的帝威公司提交的《普格县2018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维修项目比选申请文件》中，多处均加盖了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公章，拟任项目负责人薛杨、帝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克秋在文件盖章处亦签字确认。工商信息查询显示薛杨系帝威公司西昌分公司负责人。木里县民政局向帝威公司发出的《中选通知书》系列文件中，在《合同协议书》部分，帝威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木里县民政局委托代理人均签字确认，并加盖了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章，公司同时在该协议部分载明了帝威公司开户银行为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康路分理处，账号为90×××12，与黄静转款的1412账户为同一账户。在《授权委托书》部分载明：“委托帝威公司副总邹卓廷代表总公司洽谈西昌分公司投标善后相关事宜”。农商行1412账户开立账户相关资料显示，《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开立单位处加盖了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杨克秋印章，开立资料中附有帝威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与杨克秋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载明“杨克秋委托我单位工作人员苗育碧作为代理人，代为开立账户”，委托人处加盖有编号为“5101009525687”的帝威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杨克秋印章。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帝威公司为苗育碧购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险种。 据帝威公司反映，西昌公安局已对苗育碧涉嫌伪造印章、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本案审理过程中，黄静主动到西昌公安局刑侦大队就苗育碧代表帝威公司向其借款用于缴纳招投标保证金一事接受询问，黄静表示西昌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已告知其与帝威公司间纠纷系民事案件另行主张。本案承办人在审理过程中亦多次与西昌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警官联系，核实到苗育碧已被逮捕，但苗育碧以帝威公司名义与黄静间借款存在有借有还的情况，尚无证据证实苗育碧有明显的以非法占有黄静财产为目的的主观故意，故西昌刑侦大队办案警官口头建议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民事案件径行处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需因苗育碧诈骗涉嫌犯罪一案，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或中止审理；二、帝威公司1412账户收到的黄静款项能否认定帝威公司系借款人；三、帝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1441319元款项及利息的还款责任。针对争议焦点，分别评议如下： 一、本案是否需因苗育碧诈骗涉嫌犯罪一案，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或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之规定，西昌公安局正在侦查的苗育碧涉嫌诈骗的案件本身与黄静与帝威公司间借款并非同一事实，帝威公司与黄静间存在大量的借款也有还款等行为，并不能表明苗育碧是有非法占有黄静财产的主观故意，故西昌公安局刑侦大队在黄静主动向其报案并询问后，并未将黄静的借款纳入苗育碧诈骗的数额中一并侦查，且借条、收据中加盖的印章是否真实、是否系苗育碧伪造，在民事案件处理中本身不必然就否定其效力，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无需驳回起诉或待苗育碧刑事案件终结再行处理，本院可继续审理，亦无需追加苗育碧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 二、帝威公司1412账户收到的黄静款项能否认定帝威公司系借款人。本院认为，虽然黄静主张苗育碧系帝威公司西昌分公司实际负责人无明显证据，但苗育碧系帝威公司工作人员，帝威公司为其购买了社保，苗育碧向黄静借款过程中，系以帝威公司名义履行借款行为，所借资金也主要是用于帝威公司经营活动，借款亦是以帝威公司1412账户收取，因此苗育碧代表帝威公司向黄静借款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虽然帝威公司主张收据中加盖的印章与其备案印章不符，收款账户也不是帝威公司所开立。但结合本案证据，足以证明收据中加盖的公章虽然与帝威公司主张备案的公章不符，但却在帝威公司凉山州的各项经营活动中大量使用，帝威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帝威公司西昌分公司负责人均在加盖了这枚非备案印章的合同中签字，故作为善意相对人的黄静已经足以相信并信赖该印章的真实性，即使该印章系苗玉碧伪造，仍不能否认收据的效力。同理，虽然帝威公司主张1412账户并非帝威公司开立，但银行调取资料显示苗育碧提供了帝威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帝威公司的相应证明材料，证明其受帝威公司委托开立银行账户，作为普通出借人，黄静是无法去甄别该账户是否系苗育碧私自设立还是帝威公司授权设立，按照交易常理，借款转入账户名为帝威公司的账户即足以视为该款项被帝威公司收取，至于帝威公司账户收到借款后，与苗育碧之间的转款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黄静转款的1412账户是否系帝威公司授权开立、收据上加盖的是否系伪造印章，均不能否认效力，帝威公司账户收到的款项应当被视为黄静出借的借款，帝威公司系1412账户收到款项的借款人。 三、帝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该1441319元款项及利息的还款责任。 本院认为，黄静自认以其他形式抵扣了帝威公司还款2107081元，该金额黄静自愿从帝威公司应还款中扣除，属于当事人的自认，该自认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虽然黄静总计向帝威公司与瑞源凉山分公司出借的金额减去其总计收到的金额确实尚欠1441319元，但结合黄静的转款、收款记录可以看出，黄静收到的帝威公司还款与向帝威公司出借款相比，帝威公司还尚欠5008400元；黄静收到瑞源凉山分公司的还款与向瑞源凉山分公司出借款相比，瑞源凉山分公司还多付了1460000元，故本来在结算时，即使黄静自认帝威公司以其他方式抵扣了2107081元，帝威公司本来仍还尚欠2901319元（5008400元-2107081元），但黄静与帝威公司在协商结算时，双方同意将瑞源凉山分公司多付的1460000元在帝威公司应还款中进行了抵扣，使得帝威公司本应还款的金额显著减少，为1441319元（2901319元-1460000元），故抵扣的瑞源凉山分公司的金额实际并未影响帝威公司利益，加重其负担，反而减轻了其负担。且截至目前，瑞源凉山分公司并未就超付款项向黄静提出返还超付主张、黄静也仅向帝威公司主张1441319元本金情形下，本院对黄静要求帝威公司承担还款1441319元本金的主张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鉴于借条中明确载明了金额的还款时间，故帝威公司应当从应还款逾期之日起分笔承担逾期利息，利息应当分段计算，一笔从2018年12月10日计算，一笔从2018年12月5日起计算，黄静自愿放弃部分权利，主张两笔款项均从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本院予以认可。黄静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未超过年利率6%的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但鉴于同期贷款利率已经在2019年8月20日后变更为了市场报价利率，故利息应当以1441319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四川帝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静归还借款本金1441319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1441319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886元，由四川帝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蔡 俐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张学十 书 记 员  罗艾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