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21民初32号原告：邹伟权，男，196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身份证号码：441************53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华，广东法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振科，广东法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超贤，男，1962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佛冈县*************，身份证号码：441************537。原告邹伟权与被告黄超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伟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华、凌振科、被告黄超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伟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5万元整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邹伟权与被告黄超贤是亲戚关系。2017年10月被告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50万元，原告同意并于当天转账50万元到被告账户，被告确认收到借款50万元后当日写下《借条》1以作凭证，并将汇款单1作为附件。《借条》1明确：“被告向原告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2017年11月1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60万元，原告也同意了并于当天转账50万元到被告账户，另交付现金10万元给被告，被告确认收到60万元借款后当日写下《借条》2以作凭证，并将汇款单2作为附件。《借条》2明确：“被告向原告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此后，被告陆续还款给原告，合计共还款95万元。现借款期限已届满，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归还剩余借款本金15万元，未果。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反应做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原告邹伟权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借条》1、《汇款单》1，证明原告向被告出借50万元借款且被告已实际收到借款；3、《借条》2、《汇款单》2，证明原告向被告出借60万元借款，被告已经实际收到借款；4、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具备出借能力的事实。补充证据：5、短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借款的事实；6、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具备拿出10万元现金的能力。被告黄超贤辩称：1、本人于2017年10月13日向邹伟权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万）是事实；2、本人2017年11月1日又向邹伟权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元（60万元），但当天下午3点左右我的手机信息显示我的信用社银行卡到账人民币只有伍拾万元（50万元），后来我联系邹伟权同他讲你才转了伍拾万元（50万元）给我，还有十万元未转。邹伟权说上个月你借伍拾万元（50万元）没有扣利息，这十万元当壹佰壹拾万元的利息，到时多除少补。借款时邹伟权没有讲多少利息一个月，后来我想了下，只怪自己当时没有讲好多少利息一个月。现在他起诉状说给我十万现金，我根本没有收到邹伟权的现金。起诉状还说我只还了九拾伍万元（95万元）给邹伟权，我实际还了壹佰零伍万（105万元）给邹伟权，有银行转账记录的。上述借款是通过转账完成的：2017年10月13日收到邹伟权以信用社账户800***********046转给我信用社账户800***********074伍拾万元正（50万元），2017年11月1日收到邹伟权同一账户转给我信用社同一账户伍拾万元（50万元）。我还款的情况是：2017年11月16日从我工商银行账户622…..5418转给邹伟权工行账户622…..6147叁拾万元整（30万元），2018年1月5日从我工行账户转给邹伟权工行账户伍拾万元（50万元），2018年3月30日从我工行账户转给邹伟权工行账户贰拾万元整（20万元），2018年8月16日从我工行账户转给邹伟权工行账户伍万元正（5万元），总共还款壹佰零伍万元整（105万元）；3、邹伟权在2019年12月3日委托广东法行律师事务所发来一份律师函给我，说我还欠邹伟权伍拾万元，要我3日内将借款归还给邹伟权，否则将依委托人的授权提起诉讼。其他的我不再讲了，我会复印一份律师函给法院。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债权人律师的，简直就是恐吓威胁。以上所讲均是事实，望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黄超贤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汇款凭证，证明被告已将105万款项还给原告；2、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被告只收到原告的100万借款；3、律师函，证明原告胡乱报大数。庭审中，原告要求将诉讼请求第一点变更为：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借款本金5万元整，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之日。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原、被告是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双方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原告是做生意的，在本县县城开了一间床上用品店，店名为“佛冈县石角镇盛宇床上用品店”；被告也是做生意的，曾在佛冈县***开过一间饭店。2017年10月初，被告提出向原告借款50万元用于做生意，原告表示同意。同年10月13日，被告立下《借条》给原告收存，载明：“今借邹伟权人民币伍拾万元正，时间1个月。借款人：黄超贤2017年10月13号身份证441************537”。当天，原告转款50万元到被告账户。同年11月1日，被告再向原告借款60万元，原告表示同意。当天，被告立下第二张《借条》给原告收存，注明：“今借邹伟权人民币陆拾万元正，时间1个月。借款人：黄超贤2017年11月1号”。当天，原告通过银行转账50万元到被告账户。对转账金额与《借条》金额不一致的问题，原告称借款当天，自己先转款50万元给被告，另在自己档口交付10万元现金给被告，然后才叫被告写《借条》的。被告称事实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借款当天，自己先写好《借条》给原告，然后原告才转款给自己的。当天下午，被告发现转款金额只有50万元，遂打电话给被告询问，原告称10万元是预扣的利息，看被告对这些资金需要用到多久，到时多除少补。因此，原告认为出借的本金是110万元，被告则认为是100万元。借款后，被告于2017年11月16日通过转账归还了30万元给原告，于2018年1月5日通过转账归还了50万元给原告；2018年3月30日，被告再归还了20万元给原告；同年8月16日，被告再支付了5万元给原告，合计支付了105万元。对最后一笔5万元，原告庭审时认为该笔款项是归还借款本金，被告则认为是自愿多给5万元给原告当做利息。双方各执一词。另，原告补充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曾于2019年3月至同年11月多次催被告还款，其中3月21日的记录是：黄超贤：“兄弟，给多两三天时间大洋才到手”；5月15日记录：邹伟权：“今天15号，收不到钱，我只能给律师，你实在骗了我太长时间，律师收就不是这个数”，黄：“老乡，还差你几多钱呢?我想办法解决！”，邹：“这个要法庭判才清楚，给你骗太长时间，你根本从来不想还，当我猴子一样”，黄：“你听听电话好吗，欠债还钱应该的，老乡，还欠你几多钱，报个数过来，今日我解决给你，还要发个卡号过来！”，邹：“621……9462”佛冈农商行邹伟权先给拾万，后大家对对数，也不会要多你的”，黄：“收到”……原告补充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及其妻子温菊容在2017年10月25日至同年11月1日，均没有取现金10万元的记录。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在2017年11月1日有无交付10万元现金给被告？现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作简要的分析：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原告提供了被告于2017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1日向其借款110万元的两张《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作证据，被告对借款100万元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2017年11月1日未交付10万元现金给被告，并作出了合理的说明，认为：当天被告是先写好《借条》给原告的，当时自己确实是想向原告借款60万元，但之后被告发现原告转款时没有足额转款60万元，还差10万元，遂与原告联系，原告称该10万元作为利息，看被告要用款多久，以后多除少补，故此被告也不好多说。原告则认为：当天是在自己的档口床上用品店交付了10万元现金给被告的，同时转账50万元给被告，合计60万元，是被告收到了60万元后才写《借条》给原告收存的，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在被告提供了归还105万元给原告的证据后，原告仍应就10万元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夫妻自2007年11月起经营“佛冈县石角镇盛宇床上用品店”至2017年11月已有10年，另从其提供的夫妻两人的银行流水来看，不排除原告具备拿出10万元现金的能力，但从其他维度考虑，则原告所述有悖常理。首先，原告称当天被告说要10万元现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是其一面之词；其次，10万元毕竟是大笔现金，从交易习惯来说，一般人是不会交付这么大笔现金的，因为拿着这么大笔现金保管不安全；再次，从常理上讲，如果原告交付这么大笔现金给被告，原告一般会要求被告在写《借条》时注明其中10万元是现金。但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并没有这样的表述。《借条》记载的是“今借邹伟权……”，并不是“今借到邹伟权……”；同时，原告称借款当天有录像，但庭后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交；最后，从2017年10月底至2017年11月1日，原告夫妻名下也没有取款10万元的银行流水记录。因此，从举证的角度讲，原告称交付了10万元现金给被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从原告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来看，也不能证明原告共出借了110万元给被告。在聊天记录中，被告问原告自己尚欠原告多少钱，原告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只是要求被告先支付10万元，由此引起被告反感，双方关系闹僵。从常理上讲，被告借原告的款项是2017年10月、11月借出的，至聊天时（2019年5月15日）也仅仅是1年多的时间，且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数额是整数，而被告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已合计付款105万元给原告，因此，原告对被告欠其多少款项是心知肚明的，当被告询问时，如果原告确实出借了110万元给被告，原告应能准确说出被告欠自己本金多少、利息多少，但原告的回复模凌两可、言辞闪烁，显然与常理不符。就聊天记录而言，被告的解释则合乎常理：由于自己借原告的金额实际为100万元，原告说10万元当作利息，看到时用多久，所以被告深知用款时间长了，是要计算利息的。因此，被告于2017年10月13日借到第一笔款项50万元后，在同年11月16日即归还30万元给原告，时间刚好是一个月多一天；接着，被告在2017年11月1日借到第二笔借款50万元后，于2018年1月5日归还了50万元给原告，时间是一个月多4天；此后，被告又于2018年3月30日再归还20万元给原告，至此，原告已足额归还借款100万元给原告。至于被告于2018年8月16日归还5万元给原告，被告称该笔款项是当作利息给原告的，毕竟原告帮了自己，又没有抵押，借款金额又大，自己不付点利息也不好意思。因此，当2019年3月后原告仍追被告还款时，被告感觉到自己给了5万元利息也差不多了，所以才问原告自己究竟还欠多少钱？但原告却难以应答。从以上分析可知，被告所述自然得体，合乎情理、合乎逻辑，本院予以采信；三、从被告提供的《律师函》来看，原告的律师出具的《律师函》称被告尚欠原告借款50万元，而出具《律师函》的律师称函的内容是原告提供的。不论原告是否注销了被告还款给原告的工行账户，也不论原告借给被告的是100万元还是110万元，在被告已归还105万元给原告的情况下，被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尚欠原告50万元，但原告方仅发出这样的《律师函》给被告，其行为显然难言诚信，因此，本院对原告所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借给被告的款项实为100万元，现被告已归还105万元给原告，原告再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有理有据，本院予以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邹伟权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邹伟权负担。原告预交的受理费1650元，本院不予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恩宽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罗 姗附：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