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青01刑终31号原公诉机关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海（曾用名刘烨），男，1980年7月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即墨市，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总经理。2019年4月3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金龙，男，1990年1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前厅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南拉太，男，1987年6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藏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服务员。2019年3月16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生邦，男，1989年5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青海省西宁市，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后包”负责人。2019年3月16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春艳，女，1973年4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青海省西宁市，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录单员。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芦月平，女，1988年1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收银员。2019年3月16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刘大昌，男，1971年4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苏省仪征市，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股东。原审被告人熊国俊，男，1998年10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青海省海东市，案发前系水木年华温泉洗浴服务员。2019年3月16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西宁市第二看守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该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刘大昌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林海、何金龙、熊国俊、南拉太、韩生邦、袁春艳、芦月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青0102刑初41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林海、何金龙、南拉太、韩生邦、袁春艳、芦月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陈仲国（已死亡）是西宁市城东区五一路水木年华温泉洗浴总负责人，负责管理、安排西宁市城东区五一路水木年华温泉洗浴中的组织卖淫各项活动；被告人刘大昌为水木年华温泉洗浴的股东之一，2018年4月负责后勤工作；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林海为水木年华温泉洗浴的总经理，负责为陈仲国上传下达，安排一些员工的具体工作；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15日被告人何金龙经被告人林海安排担任该店前厅经理，负责在前厅接待嫖客，并将嫖客带至被告人芦月平处缴纳嫖资。后由被告人南拉太将嫖客从浴池带至“后包”暗门处，再用微信通知“后包”。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15日，被告人韩生邦担任该店“后包”的总负责人，负责在“后包”迎接嫖客、安排卖淫女试钟、带卖淫女供嫖客挑选。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3月14日，被告人熊国俊在该店负责前厅接待工作，并将嫖客带至被告人芦月平处缴纳嫖资，案发当天被调到“后包”负责接送嫖客、带卖淫女供嫖客挑选。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15日，被告人袁春艳经被告人何金龙安排到“后包”录单，负责在电脑上录入卖淫嫖娼的包间号、嫖客手牌号、技师号及卖淫项目名称，并与卖淫女核对消费清单，签字确认。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3月15日，被告人芦月平经被告人刘大昌安排在该店内担任收银员，负责收银。2019年3月，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西宁市××区水木年华温泉洗浴内存在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同年3月15日23时许公安机关对该洗浴中心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抓获卖淫嫖娼违法行为人六名（现场3起卖淫嫖娼违法行为），并当场抓获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的被告人何金龙、芦月平、南拉太、熊国俊、韩生邦、袁春艳。2019年4月1日，被告人刘大昌到公安机关投案。上述事实有物证主机箱二台、OPPO牌手机一部、POS机一部，被告人基本信息，到案经过和抓获经过，扣押决定书及清单，上班时间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书，企业基本信息，证人谭×、睢×、杨×、黄×、李×1、马×地某、曹×、李×2、孙×、何×证言，辨认笔录，搜查笔录，视听资料及刘大昌、林海、何金龙、熊国俊、南拉太、韩生邦、袁春艳、芦月平供述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原判认为，被告人刘大昌组织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林海、何金龙、南拉太、韩生邦、熊国俊、袁春艳、芦月平协助组织卖淫，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刘大昌案发后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何金龙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犯罪，可酌情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林海等各被告人均能够自愿认罪，依法可对各被告人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大昌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林海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何金龙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韩生邦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南拉太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芦月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熊国俊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袁春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随案移送的物证主机箱二台、OPPO牌手机一部、POS机一部依法没收，留作罪证。林海上诉提出：1.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属初犯、偶犯，上诉人系打工人员，不是“水木年华”老板，且认罪认罚，原判量刑过重。2.办案机关在案发当天从收银台扣押一个内装现金的黑色钱包，至今未返还上诉人，请法院查处。何金龙上诉提出：本案主犯是陈仲国和林海，上诉人处于从属地位，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原判量刑过重。南拉太上诉提出：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原判量刑过重。韩生邦上诉提出：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属初犯，原判量刑过重。袁春艳上诉提出：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原判量刑过重。芦月平上诉提出：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属初犯、偶犯，在“水木年华”上班时间短，所起作用小，认罪认罚，原判量刑过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原判所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刘大昌伙同陈仲国（已死亡）采用招募、雇佣等手段，在本市××区织他人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林海、何金龙、南拉太、韩生邦、袁春艳、芦月平及原审被告人熊国俊明知他人从事组织卖淫活动而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原判定性正确。关于林海所提被公安机关扣押的黑色钱包未返还的上诉理由。在案不能证明黑色钱包被公安机关扣押，且该黑色钱包与本案上诉人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并无关联，非本院审查范围。此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何金龙所提其系从犯的上诉理由。经查，何金龙受雇帮助陈仲国、刘大昌组织卖淫，其行为从属于组织卖淫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不构成组织卖淫的从犯；在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中，何金龙负责前厅接待工作，并给袁春艳、熊国俊等安排工作，在协助组织卖淫过程中作用突出，且参与犯罪的时间较长，其行为不具从属性，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针对各上诉人关于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我国《刑法》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根据上诉人林海、何金龙、南拉太、韩生邦、袁春艳、芦月平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等因素分别确定刑罚量，所作量刑并无不当，且原判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各上诉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吕 勇审判员 赵丽艳审判员 马芙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王孟姣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