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民终1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济广企业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城中区济广塘。法定代表人：莫崇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辉，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伟，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城中区安利养殖场，住所地广东省四会市城中区****。经营者：郑少安，男，1961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四会市****碧海湾御水蓝湾A1402。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庆翔，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省济广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济广总公司）因与上诉人四会市城中区安利养殖场（以下简称安利养殖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会市人民法院（2019）粤1284民初2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济广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伟,上诉人安利养殖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庆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广总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三、四项；2.安利养殖场应从2019年3月起按照每月3万元向济广总公司支付租金暂计算至2019年10月合计24万元，并按照月息3‰支付滞纳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安利养殖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发生的疫情经有关部门定性为“异常猪瘟”并非是“非洲猪瘟”，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认定此次疫情为“非洲猪瘟”是错误的，以此认定该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也是错误的。四会市相关行政部门已经认定该疫情为“异常疫情”并非是“非洲猪瘟”，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疫情为“非洲猪瘟”，并认为构成不可抗力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系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该猪场遇到的“异常疫情”，系养殖户应当预料到的可能发生的疫情，属于正常的养殖风险，并非不可抗力，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疫情为“非洲猪瘟”且属于不可抗力是错误的，由此认定安利养殖场支付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19日租金54500万元亦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济广总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安利养殖场自该日之后仍在使用租赁的猪场，据此不予支持安利养殖场支付自2019年6月19日之后的租金是错误的。济广总公司已经将土地交付给安利养殖场进行使用，若安利养殖场不继续承租，其应先解除合同后将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并办理交接手续。在诉讼中，安利养殖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济广总公司返还土地，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安利养殖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即应认定安利养殖场未将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未返还土地即应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济广总公司将租赁土地交付给安利养殖场进行使用，在双方租赁合同成立且有效的前提下，无论安利养殖场是否使用承租的土地，这是属于其的权利，济广总公司无权进行干涉。因此，不能以安利养殖场是否使用租赁土地作为其支付租金的条件。同时，一审判决认定安利养殖场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十五日内将租赁的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事实上也是确认了安利养殖场至今未将租赁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况且，安利养殖场至今也没有与济广总公司办理土地移交手续或者提出将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故此，一审判决在安利养殖场占有土地的情况下，又不予支持其支付租金是完全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安利养殖场辩称，1.本案发生的疫情是非洲猪瘟。安利养殖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庭审笔录中双方已经确认养殖场发生猪瘟；济广总公司提交的代理词中也多次说到非洲猪瘟，代理词应属于自认；根据安利养殖场在非洲猪瘟发生后获得的补偿数额为3333600元，当时核查捕杀是2778头，即每头是1200元，与非洲猪瘟扑杀标准赔偿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综上，本案发生的是非洲猪瘟，属于不可抗力的事件。2.非洲猪瘟发生后，济广总公司作为应急小组人员之一参与安利养殖场生猪的扑杀，在没有做任何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把养殖场的生猪全部扑杀，违反了关于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规定，也使得安利养殖场无法履行租赁合同，所以安利养殖场租金从2019年开始的租金不应该再支付。安利养殖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济广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济广总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安利养殖场“以协商的口吻”，即不代表安利养殖场要求或同意解除合同，一审判决凭此断定《广东省济广机械化养猪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于《律师函》送达之日起(即2019年6月19日)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租赁合同》并未解除，济广总公司应继续履行合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由于本案出现非洲猪瘟疫情的不可抗力情形，而涉案猪场的用途仅能为养猪，故安利养殖场根据《租赁合同》而应支付的租金应全部免除直至涉案猪场能够重新恢复养猪。一审判决认定安利养殖场承担50%的租金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济广总公司应向安利养殖场赔偿损失。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济广总公司作为“疫情应急小组”的成员之一，将带瘟疫病菌的数千头死猪就地掩埋，造成涉案猪场水源和土地污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养猪，而《租赁合同》又约定案猪场的用途仅能为养猪，故济广总公司的行为已导致《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安利养殖场赔偿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安利养殖场特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判如所请。济广总公司辩称，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安利养殖场提到的疫情问题是四会市人民政府牵头的，济广总公司只是协助处理疫情。若对方认为四会市政府违反处置规定，其应向四会市人民政府主张权利，与济广总公司无关。济广总公司的代理词中明确非洲猪瘟是打了冒号的，是异常疫情，安利养殖场曾经发函给济广总公司也是异常疫情；济广总公司没有任何文件确认过异常疫情为“非洲猪瘟”。安利养殖场提到的一审庭审笔录，济广总公司没有对异常疫情提到过是非洲猪瘟，济广总公司没有作出这个确认；安利养殖场以补偿金额反推异常疫情属于非洲猪瘟是违反逻辑，不能以补偿款倒推认为是非洲猪瘟，逻辑不对。济广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济广总公司与安利养殖场签订的《租赁合同》；2.安利养殖场从2019年2月起按照每月3万元向济广总公司支付租金至安利养殖场实际将租赁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为止，并按照月息3‰，支付滞纳金(租金与滞纳金暂计至2019年5月，租金为12万元，滞纳金为540元)；3.安利养殖场向济广总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拖欠的水电费25787.2元；4.安利养殖场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将租赁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5.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安利养殖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28日，济广总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安利养殖场(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物座落于济广关押点西南侧的济广养殖场；租赁期限为15年，从2011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6月14日止；设备、厂房场地每年租金36万元整，按每月3万元租金交纳，每个月的租金乙方应当在当月15日前以现金支付或转账的方式到甲方财务部门交纳付清，逾期应另行交付月息3‰的滞纳金，租金超过半年未付，甲方可中止合同，收回猪场；租赁物只能用于养猪；乙方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当遵守甲方的用电及用水管理规定，按期交纳电费和水费等合同内容。2018以来，全国部分省份发生非洲猪瘟。2019年2月，安利养殖场猪场内生猪感染非洲猪瘟，2019年2月28日，四会市相关部门与济广总公司组成“疫情应急小组”对安利养殖场内全部生猪予以扑杀及就地掩埋处理。2019年4月22日，安利养殖场向济广总公司提交《申请书》，载明：“养猪场非洲猪瘟疫情处理工作在2019年2月28日已迅速完成，现已全面停产......考虑到我场与贵单位的租赁合同仍然生效且只能养猪，我场希望自2019年3月份起及接下来对我场用地方案未有定论之前，贵单位能对接下来养殖场的租金作减免处理”等内容。2019年6月17日，安利养殖场委托广东圣禾律师事务所伍松时律师向济广总公司出具《律师函》，认为该养殖场失去租赁合同中规定养猪的用途，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要求与济广总公司商谈解除租赁合同和免除发生疫情后租金的有关事宜。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安利养殖场已向济广总公司支付租金至2019年1月，且安利养殖场对拖欠济广总公司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水电费25787.2元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济广总公司与安利养殖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一、关于济广总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及要求安利养殖场支付自2019年2月起的租金问题。分析如下：1、涉案猪场发生非洲猪瘟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的认定标准采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即不可抗力系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系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系客观情况。关于不可抗力的不可预见性，由于预见性不仅与技术水平有关还与人的预见能力有关，而人的预见能力各异，因此应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以一般人在事实发生时的预见能力为标准；不可抗力的不可避免、不能克服表明事件的发生和造成的损害具有必然性，已超出当事人控制能力范围(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沈德咏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释义》，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众所周知，非洲猪瘟来势汹汹，对四会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部分生猪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2018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及相关部门多次发出了关于做好非洲猪瘟等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通知，指出了非洲猪瘟疫情存在“早期发现难、预防难、根除难、防控难度大”等特点。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2019年2月28日安利养殖场养猪场内全部生猪在“扑杀小组”的组织下已扑杀完毕并就地掩埋，且相关部门已针对疫情给济广总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由此，可以认定本案疫情应属于一般人不能预见，不能由现有技术条件、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控制的客观情况即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属于不可抗力。2、《租赁合同》何时解除的问题。根据《租赁合同》第四条的约定“租赁物只能用于养猪”以及上述对本案疫情已构成不可抗力的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双方应明确知晓自2019年2月28日起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均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而合同的解除日期应综合全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安利养殖场若基于不可抗力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济广总公司，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济广总公司时解除，因此，安利养殖场抗辩不可抗力发生时合同即解除的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9年4月22日，安利养殖场向济广总公司发出的《申请书》，该材料显示“考虑到我场与贵单位的租赁合同仍然生效且只能养猪......”由此该《申请书》亦没有明确的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2019年6月19日，安利养殖场向济广总公司送达了《律师函》向济广总公司提出涉案猪场已无法继续经营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并以协商的口吻要求解除合同，济广总公司收到该函后没有即时向安利养殖场提出异议直到本案诉讼产生时才要求解除合同，故应视为合同于《律师函》送达之日(即2019年6月19日)解除。3、关于济广总公司要求安利养殖场支付自2019年2月起的租金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本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系不可抗力，安利养殖场是否应支付合同解除前的租金应综合疫情的影响程度、疫情给安利养殖场带来的困难程度以及安利养殖场有无主动减轻济广总公司的损失等情况认定。现安利养殖场经营猪场的生猪于2019年2月28日全部捕杀完毕，疫情给安利养殖场带来的损失极其严重，一审法院酌情免除安利养殖场2019年2月拖欠济广总公司的租金；由于疫情发生后，安利养殖场没有明确的向济广总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存在不交纳租金的情形，安利养殖场应对2019年3月之后至合同解除前的租金负主要责任，结合疫情的影响、租赁场地的用途及安利养殖场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安利养殖场承担50%的租金责任，故安利养殖场应当支付自2019年3月1日至6月19日的租金54500元(3万元×3个月19天×50%=5.45万元)。关于济广总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实为违约金)，由于《租赁合同》约定每月租金每月15日前支付、逾期按月利率3‰计算滞纳金，故违约金应自2019年3月16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19日为286.35元(3万元×50%×3个月3天×3‰/月+3万元×50%×2个月3天×3‰/月+3万元×50%×1个月3天×3‰/月+1.9万元×50%×3天×3‰/月=286.35元)，之后产生的违约金应按545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至租金偿还完毕之日止。4、关于安利养殖场是否应支付2019年6月19日之后的租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安利养殖场签订的合同已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且济广总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安利养殖场自该日之后仍在使用租赁的猪场，故济广总公司要求支付自2019年6月19日之后的租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济广总公司要求安利养殖场支付水电费及返还场地的问题。由于安利养殖场对拖欠济广总公司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的水电费25787.2元无异议，因此，济广总公司要求安利养殖场支付上述水电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虽然济广总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安利养殖场是否仍在使用租赁的土地，现安利养殖场对济广总公司要求返还租赁土地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支持该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济广总公司与安利养殖场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二、安利养殖场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济广总公司支付租金54500元及违约金286.35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6月19日，之后产生的违约金以545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计算至租金支付完毕之日止)；三、安利养殖场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济广总公司支付水电费25787.2元；四、安利养殖场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租赁的土地返还给济广总公司；五、驳回济广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3元，由济广总公司负担729元，由安利养殖场负担884元。二审期间,安利养殖场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1.扑杀现场视频；2.农业部关于印发《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通知。拟证明济广总公司是在没有做任何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将安利养殖场的生猪扑杀，违反上述规定，造成租赁物被严重污染，导致安利养殖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济广总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3.《四会市城中区安利养殖场（户）生猪扑杀头数核查表》；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控财政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5.《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6.《关于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的补充通知》；7.《农业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8.《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拟证明政府有关部门是根据非洲猪瘟的扑杀补偿标准（1200元/头）向安利养殖场支付补偿费用，即安利养殖场确实发生非洲猪瘟。9.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济广总公司自认安利养殖场发生非洲猪瘟。济广总公司质证如下：1.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扑杀的行为无法确认是涉案的猪只。2.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安利养殖场认为四会市人民政府处置违反其相关规定，应起诉四会市人民政府，不应在本案进行处理。3.证据3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涉及到的畜牧部门和市政府签名的济广总公司无法核实，亦与济广总公司无关。4.证据4-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异常疫情不属于非洲猪瘟，不适用该法条。5.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济广总公司已经确认属于非洲猪瘟，非洲猪瘟这四个字是对方提出的，济广总公司没有进行确认，不能证明济广总公司自认的该异常疫情属于非洲猪瘟。二审庭审中，因安利养殖场在一、二审期间对于案涉合同主张继续履行还是解除存在不一致之处，本院要求安利养殖场对此予以明确。安利养殖场明确其主张为解除合同及要求对方赔偿。二审审理期间，安利养殖场以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扑杀其生猪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2020）粤1203行初60号]申请本院中止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针对当事人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养殖场发生了非洲猪瘟是否恰当；2.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及租金如何认定。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养殖场发生了非洲猪瘟是否恰当的问题。济广总公司与安利养殖场于2011年11月2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于2019年2月安利养殖场的生猪发生了疫情致使猪只死亡，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此进行了扑杀。至于是济广总公司主张的异常疫情还是安利养殖场主张的非洲猪瘟，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没有举证证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对此亦未作出具体认定。而对于安利养殖场的生猪发生的疫情是否非洲猪瘟的认定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更无权作出相关的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情况下，且在国家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认定前径直作出相应的认定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在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发生非洲猪瘟存在争议，但综合本案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至少可以确认案涉养殖场发生了异常疫情的事实。至于该异常疫情是否为非洲猪瘟应由国家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认定，本院不作审查与处理。同时，安利养殖场主张因数千头死猪就地掩埋造成案涉养殖场的水源和土地污染，致使无法继续养猪，济广总公司应予赔偿的问题。安利养殖场的主张在一审期间没有提出反诉，济广总公司亦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院不作审理与处理。至于就地掩埋处理是否恰当的认定，属于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可依法向其提出诉求和寻求处理。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及租金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如上所述，安利养殖场发生了异常疫情，异常疫情即为区别于一般常见的疫情，属于客观上不能避免和一般当事人不可预见的异常疫情，即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根据安利养殖场于2019年4月22日向济广总公司发送的《申请书》，该申请书仅为请求济广总公司对日后的租金作减免处理，并希望得到其“批准”，并没有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直至2019年6月19日发送的《律师函》才明确提出“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继而“要求总公司商谈解除租赁合同的有关事宜和免除发生疫情后的租金”。因此，安利养殖场直至2019年6月19日才向济广总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认定此时间作为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一审判决综合疫情的影响、造成的困难程度等情况，免除2019年2月份的租金及酌情对2019年3月之后至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由安利养殖场承担5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第三，对于2019年6月19日之后的租金问题。如上所述，案涉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6月19日解除，双方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况且，案涉养殖场发生了异常疫情，出现了不可抗力事件，安利养殖场已无法正常使用案涉租赁场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济广总公司主张安利养殖场支付解除后的租金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结合疫情的影响、租赁场地的用途及过错程度等因素认定免除2019年2月份的租金、酌情对2019年3月之后至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由安利养殖场承担50%和2019年6月19日后的租金无需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安利养殖场以相关行政职能部门扑杀其生猪行为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2020）粤1203行初60号]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的规定，扑杀生猪行为是否违法并不影响到本案租赁合同纠纷的审查与处理，因此，安利养殖场该申请事由并不构成中止事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济广总公司和安利养殖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16元，由上诉人广东省济广企业总公司四会市城中区安利养殖场分别负担4900元和32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任喜跃审 判 员 梁达明审 判 员 陈卓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邵丽虹书 记 员 吴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