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431号 原告：潘仁昌，男，196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发、吴剑桥，浙江丰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史闻雷，男，198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淼，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莉莉，女，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原告潘仁昌诉被告史闻雷、第三人周莉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荣发，被告史闻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仁昌诉称：被告因其实际控制的诚中乐公司（原名全称绍兴县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2016年7月22日更名为绍兴柯桥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资金周转需要，经案外人周如超介绍，向原告提出借款10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原告指示妻子王彩英于2016年1月29日将100万元借款汇入被告指定的第三人周莉莉账户。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对上述借款予以确认，载明“今史闻雷向潘仁昌借款壹佰万元人民币整”。但借条出具后，被告仍未归还借款，故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史闻雷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借条的形成与原告陈述的100万元借款无关，实际系欠付染费的担保。绍兴纽俊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俊公司）与绍兴振迈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迈公司）均成立于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年初，被告系该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基于振迈公司与纽俊公司尚欠杭州集美印染有限公司（下称集美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本案原告）染费超过100万元，集美公司为此压货不发，故在原告的要求下由被告出具借据作为支付染费的担保。2、案涉100万元转账实际是诚中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如超向原告的借款。被告虽于2016年年初任职于诚中乐公司，但并非诚中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原告所述被告因诚中乐公司信用证到期资金周转需要而向原告借款，不符合逻辑。且该100万元借款并非打入被告账户，而是打给诚中乐公司的出纳周莉莉账户。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莉莉述称：案涉转入第三人账号的100万元款项，系被告应归还原告的借款。2014年以来，诚中乐公司由周如超转给被告实际经营，被告也一直将诚中乐公司的款项往来经由第三人名下的收款账号。该款项后打入诚中乐公司的另一接替第三人工作的邬志敏账户，邬志敏又将该笔款项转入绍兴县乐华德纺织品有限公司（下称乐华德公司）账户。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借据一份，欲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据上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100万元的事实；2、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申请书复印件（经萧山分行党湾支行签章确认）一份，欲证明原告通过其配偶王彩英账户向被告指定的第三人周莉莉账户交付100万元的事实；3、结婚证一份，欲证明原告与王彩英系夫妻关系的事实；4、崔子洲的证人证言一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以借据形式作担保及案涉借据的形成过程；5、用款申请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系诚中乐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及诚中乐公司向常州市俊亨纺织有限公司转账的事实。经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5放弃质证。被告认为，证据1中“史闻雷”的签名确系被告亲自所签写，纸张是在记载外贸相关客户信息的被告的本子上撕下来，但是对该借条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是借款实际交付，因振迈公司与纽俊公司欠集美公司染费，集美公司压着胚布不发，基于此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作为担保，故该借条所载内容并未实际发生，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因该份结算申请书系复印件，且被告并非借款人，所以被告无法确认该笔汇款是否发生，即便发生，也与被告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王彩英之间是夫妻关系，但是不能证明原告委托王彩英打款给第三人。对证据4，证人的陈述并非事实，与其在电话录音中陈述不符，证人与集美公司的徐高峰关系密切，证人与被告之间又存在工作冲突，2016年1月前，被告与证人均任职于诚中乐公司，直到2016年年初，被告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证人才开始跟着被告工作，而证人于2019年3月离职，正是原告起诉被告之前不久，故证人作出对被告不利的陈述，且原告的发问存在误导。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用款部门系诚中乐公司的外贸部，在被告的职权范围内，被告在总经理处签字也合理，故不能证明被告是其所在公司的总经理，而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足以证明被告并非总经理。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被告确认签字的真实性，且所载借贷关系的性质、内容明确，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再结合以下分析予以评判。一是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100万元转账当时被告任职于诚中乐公司并全权负责公司业务，其认为该100万元系诚中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如超所借而非被告所借，但该借款人身份的陈述并未有充分证据证实；相反，法庭调查笔录、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等存在相互印证并足以形成内心确信的陈述内容，即：借款当时周如超已将诚中乐公司的业务经营包括业务所需资金进出由被告全权负责，案外人周如超与原告商量过因诚中乐公司业务相关资金急需（公司信用证到期）向原告提出借款，由周如超出面打电话给原告提出借款需求，原告基于周如超的面子和被告的经营能力保障出借款项并且原告事先征求过被告意见，被告后来向原告口头充诺过被告会归还，该笔借款经走账诚中乐公司的出纳周莉莉和邬志敏，当日即转入被告为股东的乐华德公司，综合分析该借款流向与被告业务经营所需及被告经营利益存在关联。二是被告异议认为案涉借据系欠付染费的担保，极不符合常理。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欠付款项确需个人担保的，完全可在公司对公司的对账单、结算单或欠条上予以签字担保，而要以个人另行出具100万元巨额借据的形式作为公司支付款项的担保，有悖日常经营习惯，且自2016年12月9日借据出具至案涉纠纷产生二至三年时间内，双方从未提到染费结算合并借据的处理问题。故担保染费支付一说不足采信。退一步说，若集美公司压货不发，要求被告出具借条系事实，其性质存在更合理的解释，即原告因诚中乐公司（包括周如超、被告史闻雷）一直未予归还100万元借款，基于借款当时信赖被告的还款能力保障及事后的还款允诺，借不给被告经营的振迈公司与纽俊公司发货的机会，要求被告确认该笔借款。综上，再结合证据2的相应事实，被告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对该借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相应的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虽系复印件但经转账业务经办银行审核确认，本院认定其真实性；汇款人王彩英系原告的配偶，原告由其配偶将借款打给诚中乐公司的出纳周莉莉账户，诚中乐公司也一直利用周莉莉的账户进行公司往来款项的走账，且并无证据推翻该款项交付的其余性质，不管是周如超指示原告还是被告指示原告打款账户，均不影响借款交付行为的认定，本院确认其证明力。证据3、本院认定结婚证的证明力。证据4崔某的证人证言，从证人在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来看，证人与被告共同在诚中乐公司工作9年之久，两人在诚中乐公司离职后，证人曾某随被告工作，各方均未提起过证人与被告有发生纠纷的陈述，结合被告于2019年5月18日约证人就涉案借款事实到被告处进行谈话并录音，应认定双方关系正常。证人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足以造成偏私的利益关系。该次被告与证人的约谈录音中，被告谈话明显存在诱导性，即便在此情况下，证人亦未对借据形成过程有明确表达，但在被告与证人于2019年7月23日的通话录音中及在到庭调查笔录中证人对借据形成过程陈述是明确的、一致的。故对崔子洲证人证言中其参与借据形成事实的相应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5、虽系复印件，但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上看，诚中乐公司的货款需申请人申请，部门负责人、财务、行政审核，最后由总经理审批放款，而被告在总经理审批栏签字，可以证明被告对诚中乐公司的相应资金走向具有一定权限，本院认定该份证据的相应证明力。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企业信用信息一份，欲证明原告系集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的事实；2、纽俊公司的营业执照一份、公司章程一份、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两份，振迈公司营业执照一份、公司章程一份、公司登记信息一份、结婚证一份、户口簿两份、身份证两份，欲证明被告系纽俊公司、振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事实；3、纽俊公司与集美公司的业务流水明细两组、增值税发票九份、付款记录九份，振迈公司与集美公司的业务流水明细一组、增值税发票四份、付款记录二份及财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欲证明截至2016年年底，被告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尚欠原告实际控制的集美公司染费100多万元的事实；（证据1、2、3共同证明被告并未向原告借款，而是基于向集美公司提供欠付染费的担保才出具借据的事实）；4、劳动合同一份、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一份、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一组，欲证明被告在2016年年初之前就职于诚中乐公司的事实；5、企业信用信息一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有关诚中乐公司、周如超的被执行信息一组，欲证明周如超系诚中乐公司控股股东，诚中乐公司及周如超个人在2016年至今债台高筑，被法院强制执行的事实；6、被告与周莉莉的电话录音两份、被告与崔某的谈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周莉莉系周如超实际控制的诚中乐公司的财务人员，周莉莉接受周如超的指示进行款项接收及支付，与被告不存在关系的事实，以及案涉借条形成过程的事实；7、被告自2018年12月份至今的通信客户详单，欲证明原告自2018年年底至今从未向原告催讨案涉借款的事实；8、被告与周如超于2019年5月13日的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周如超承认案涉100万元借款系其向原告所借的事实；9、原、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的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原告承认案涉借款属于周如超的借款；原告认为借条是在原告的办公室写的；杨会计承认当时被告实际控制的公司欠集美公司染费100多万元的事实；杨会计承认借条经其要求出具的，出具后再发货的事实；10、被告与崔某于2019年7月23日的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崔某承认原告告诉他可以去原告处工作并可以预支业务费，说明崔某与原告之间有利害关系；崔某陈述其对案涉款项的借款人并不知情，与当庭陈述不符合；崔某说借条不是杨会计要求打的，与杨会计的陈述不符，且与被告提供的第一段崔某的录音内容不符；11、用款申请单一组，欲证明被告相关票据报销由周如超签字，且款项往来汇入周莉莉个人账户亦由周如超签字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原告只占了集美公司5%的股份，并非集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证据2中的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跟本案无关联性，其次也不能证明被告是纽俊公司、振迈公司实际控制人，工商登记中被告没有股份或者职务，而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的岳母，并非被告；对证据2中的结婚证、户口簿及身份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中的业务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对发票、付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纽俊公司、振迈公司尚欠集美公司染费100多万元的事实，集美公司染费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原告无法核实，且内容载明的是快100万元，而非100万元，且截止时间为2017年1月6日，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据原告核实，截至2016年12月29日，纽俊公司尚欠集美公司839335.90元，振迈公司欠39410.60元，也就是两家公司加起来只有80多万元，而非被告陈述的100多万元。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5中工商登记信息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借款发生时，周如超已经失去了对诚中乐公司的实际控制，周如超当时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被执行信息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对被执行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6录音中的周莉莉是否就是接收原告打款的周莉莉原告不清楚，录音中周莉莉对100万元款项是不清楚的，因此凭这段录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崔子洲的录音，应当以崔子洲在法庭调查中的陈述为准，录音中的陈述是模糊的，不真实的。对证据7，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催款方式不仅局限于电话，而且电话也可能有好几个。本案是原、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关系，与两家公司之间无任何关系。被告并未对本案争议焦点进行举证，以上证据都是边缘证据。对证据８的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该段录音是被告私下录音的，不能断章取义，周如超没有承认借款是他借的，因此录音内容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恰能证明案涉借款是被告向原告借的，案涉借款100万元诚中乐公司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根据录音内容，借款是被告与周如超共同商量，借款用于公司运营，因该公司已经处于运营异常阶段，且公司在2014年开始就由被告在实际控制，所以要求被告个人出具借条，根据录音内容，周如超陈述“将公司全部转让给被告，包括债权债务及库存”，在此之后，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符合逻辑。对证据９，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没有承认借款是周如超的，也没有承认借条是在原告办公室写的，杨会计的身份不能确认，欠染费100万元也非事实，原告是杨会计的老板，不可能会计出面要求被告出具欠条，集美公司从未压过货，第15页第8段说明被告之前表示愿意还钱，第15页第12段说明被告妻子表示被告愿意以染费的形式还钱，第17页第16段说明被告承认借款前他就知道借款的事实，与被告陈述“不清楚借款事实”、“借条是出货的担保”相矛盾，综上，证据9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且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0不能证明崔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被告是断章取义，崔某并没有陈述“他不知道是谁借款的”，第2页第2段可以看出原告在起诉之前已经跟被告打过招呼了，第4页最后一段可以看出被告陈述“出借条是因为原告压货”并非事实，第5页第14段可以看出借条是被告让崔某书写的，然后被告签字，因此案涉借款就是被告借的，综上，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被告陈述证据系在遗留的办公文件中找到，说明证据的来源不合法，且证据至今没有入账，故其不是正规的公司文件，周如超签字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 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5、7均无异议，对证据6中被告和第三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与崔某之间的录音第三人不清楚，另外，“嗯”只是口头用语，并非表示确认。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不确定，证据8第６页第７段并非事实，实际公司运行都是被告在操作的，证据9第８页第11段并非事实，业务资金也是只要被告允许就可以了，自2014年周如超将公司全部转交给被告后，就不用周如超签字确认，周如超就没有在业务上签字了。 上述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2系国家职能部门公文书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仅能证明集美公司与振迈公司及纽俊公司存在业务往来，所欠款项也未经双方具体结算确认，仅就被告提供的欠款证据核算，截至2016年12月29日被告出具借据当天，振迈公司及纽俊公司共计欠集美公司染费88万余元，故出具100万元借据担保亦不符合实际。且上述证据1、2、3并不能达到其出具借据担保染费支付的证明目的，诚如本院对原告借据的认证分析，出具借据亦并非一定系担保，原告以压货不发要求被告确认之前借款的情况亦符合常理。故对上述证据的相应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4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确认其证明力。证据5、确认其真实性，也可从侧面佐证周如超不便具名借款。证据6，周莉莉的通话录音真实性可以认定，但周莉莉对该笔款项往来没有印象，周如超作为公司老板，无论周莉莉还是被告均服从其领导，鉴于周如超将公司业务全权交由被告负责，结合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款项与被告没有关系；崔子洲的约谈录音，并无明确表达借条形成过程，录音中主要是被告的诱导性陈述，应结合2019年7月23日的通话录音和证人到庭作证内容为准。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8，确认其真实性，但从内容上看，周如超承认是其打电话给原告提出借款，同时表明周如超与被告因诚中乐公司资金需要两人共同商议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后借款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如超将公司库存、应收应付款、公司业务全权转交被告处理，基于此，在原告催款时被告自愿向原告出具案涉借据，自愿承诺归还。证据9录音的表面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根据该段通话内容，周如超以诚中乐公司需要为由向原告打电话提出借款，原告询问被告意见，并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同意借款，后被告明确表态愿意归还借款，并向原告出具借据。对证据10，结合当庭作证内容，证人崔某对案涉借据的形成过程因亲自参与并有明确的表述，与染费担保没有关系。证据9、10，原告的陈述与证人陈述一致的部分是借据由证人崔某起草，被告签名，其余证明力不足以认定；综观录音上下文，集美公司杨会计所述的借条、借据指向为原告由妻子王彩英打出的100万元是案涉借据项下的借款，杨会计说过出具借据后再发货，但出具后再发货并不能理解为是以借据形式担保染费的支付。证据11，采纳原告的质证意见，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两份，欲证明案涉100万元转账的流向。经质证，原告对其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被告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转到了周如超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而非被告名下，进一步佐证了案涉款项并非被告所借。经审查，本院认为，该款项经由诚中乐公司的出纳当日转入被告为股东的乐华德公司，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诚中乐公司（原名全称为绍兴县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更名为绍兴柯桥诚中乐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如超。被告史闻雷在该公司任职直至2016年2月份之后离职，离职之前数年间全权负责公司业务操作。2016年1月，周如超与被告因诚中乐公司资金需要共同商议向原告借款，后周如超出面打电括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并经征询被告意见后委托其配偶王彩英于同年1月29日向诚中乐公司财务人员即第三人周莉莉在中国银行绍兴轻纺城团结支行的账户转账100万元。周莉莉于当日将该笔款项全额转入诚中乐公司接替其工作的邬志敏账户，邬志敏于当日将款项全额转入被告为股东（占股比例为40%）的乐华德公司账户。后经催讨，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史闻雷向潘仁昌借款壹佰万人民币整！” 本院认为，案涉借据及转账记录，充分证明借贷合意和借款交付，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未归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案涉借据形成系因被告实际控制的公司欠付原告实际控制的公司染费，在原告方要求下出具借据担保染费的支付。该辩称并无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诚如本院对原告借据的审查认证部分详述，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不足采信。被告另辩称，案涉100万元的银行转账系案外人诚中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如超向原告的借款。对此，原告与周如超均予以否认，周如超并认为该借款用于公司业务流动资金，而公司业务包括业务相关债权债务已全部转交被告，应由被告负责偿还。本院结合在原告催讨后，被告对该借款表示愿意偿还并出具借据，据此该100万元的借贷关系得到明确。且案涉款项周如超并未收到，最终用于诚中乐公司业务需要且转入被告本人为股东的乐华德公司账户，与被告的业务经营及经营利益相关联。故该辩称亦不足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史闻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潘仁昌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被告史闻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史闻雷负担。 原告潘仁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史闻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童华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高恩典 书记员高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