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1行终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晓俊，男，汉族，1998年6月8日生，住址：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委托代理人阮荣兴，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刘建华，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8号楼三楼。法定代表人唐琪，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陈建琼，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143号。法定代表人马学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潘阳洋，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晓俊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昆明人社局）、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云桥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4行初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5月，第三人云南云桥公司将武易高速公路路面工程LM2标段（一工区）工程承包给案外人张力伟。2017年1月10日，原告杨晓俊在工地上工作时被压路机碾压受伤。原告杨晓俊为确认劳动关系自述于2018年11月16日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9日裁决原告杨晓俊与第三人云南云桥公司于2016年7月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庭审中，因原告及第三人不服该仲裁裁决，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正在审理中。2019年1月17日，原告杨晓俊向被告昆明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昆明人社局以原告杨晓俊未能在规定的1年时限内提出申请为由，认为原告杨晓俊的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编号1904010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按规定将结论送达当事人。一审人民法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昆明人社局2019年2月28日作出的编号1904010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执法程序是否合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保险实行时限制度，本案中，在用人单位没有为杨晓俊申请工伤认定后，杨晓俊可以在1年的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本案原告杨晓俊在云南云桥公司武易高速公路施工时被压路机压伤的事故发生在2017年1月10日，杨晓俊提出工伤认定的时间最迟应于2018年1月11日前，但杨晓俊向被告提交申请的时间是2019年1月17日，已经超过了法定1年的时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但本案中杨晓俊自述于2018年11月16日确认劳动关系申请仲裁之时，已经超过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1年的时限，原告没有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其怠于或错误行使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其承担。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本案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杨晓俊请求撤销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904010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原告杨晓俊提出自己受到的事故伤害应认定为工伤的主张，工伤认定申请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被受理后，才能进行实体审查，作出是否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本案是对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故原告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杨晓俊在申请工伤认定后，对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决定不服，依法享有起诉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昆明人社局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劳动及工伤社会保障纠纷进行裁决处分，故被告昆明人社局行政主体资格适格，具有执法权限。第三人云南云桥公司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依法应参加诉讼。被告昆明人社局作出的编号19040100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判决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晓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晓俊承担。上诉人杨晓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当然也就违法。1、上诉人因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于2018年11月16日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仲裁，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云劳人仲案字[2018]第1339号裁决书，确认上诉人与第三人自2016年7月起建立事实劳动关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之规定，上诉人收到云劳人仲案字[2018]第1339号裁决书后，一方面向被上诉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另一方面因不服该仲裁书，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而第三人亦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现两个案件均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故此，一审法院应当中止本案的审理，但一审法院直接予以判决，显然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对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的理解与认定过于机械和教条，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进而作出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错误判决。1、上诉人自受伤之日起至2018年11月前的治疗期间，应当认定为申请时效因法定事由中止中断的情形。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5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进行工伤认定的前提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上诉人在治疗终结后于2018年11月16日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至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书的期间同样不能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3、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期限不受《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的限制。上诉人因伤势严重，且作为法律知识匮乏的农民工，根本不知晓在工地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加之上诉人的家属在全力对上诉人的损伤进行救治，亦无暇顾及工伤认定申请，更不知道工伤认定的时效性。而对工伤认定时效性熟知的第三人又怠于或者刻意隐瞒此重要事实，另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文义解释来看，可以表明申请工伤认定不是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上诉人受伤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审法院未认定属于工伤认定申请的中断情形，系对法律的错误适用。2、上诉人治疗期间及申请劳动关系确认的仲裁时间，应当不能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3、由于第三人未为上诉人缴纳工伤保险，即便认定上诉人的损伤为工伤，承担工伤待遇给付义务的责任主体是第三人，并不会因此损害被上诉人昆明人社局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初衷。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昆明人社局答辩称：一审法院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理解与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及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云南云桥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经本院审查，根据本案收录的有效证据，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经查询关联案件，杨晓俊与云南云桥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云011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被告）杨晓俊与被告（原告）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被告（原告）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无须与原告（被告）杨晓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驳回原告（被告）杨晓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被上诉人昆明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涉及上诉人申请工伤认定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杨晓俊受到事故伤害的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但其迟至2019年1月17日方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明显超过前述规定的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对于本案是否存在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一）不可抗力；（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善；（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上诉人提出其超过申请期限的主要原因是：自受伤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之后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受伤住院虽是客观事实，但不妨碍其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并不能构成上述规定的法定的耽误工伤认定的正当事由。关于其提起劳动仲裁的期间，其自述于2018年11月16日向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云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裁决书。本院认为，首先，其提起仲裁之日即2018年11月16日亦超过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1年的法定时限；其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并未规定须以法院生效文书及仲裁裁决书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因为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因此，其主张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后,才具备申请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缺乏依据；最后，即便扣除因劳动仲裁被耽误的期间即2018年11月16日至2018年12月29日，上诉人于2019年1月17日方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也已超过1年的法定期限。因此，昆明人社局以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超过法定期限为由，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杨晓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颜瑶瑶审判员  赵鸿章审判员  张 锐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叶 倩保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