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9829号原告：马某1，女，1963年6月9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某2，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马某3，男，1968年8月16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兵，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小芳，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1，女，194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刘某2，女，1972年5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明某，女，199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生，住北京市大兴区。以上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某1、原告马某2、原告马某3与被告刘某1、被告刘某2、被告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原告马某2、原告马某3、3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国兵、3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马某2、马某3（以上3名原告以下简称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三原告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二村欣荣北大街西9条7号（以下简称7号院）的4套回迁安置房（分别为西红门理想城四期3号楼1单元301、1401、2101、2301）分别享有三十四之九的份额；2.判决刘某1、刘某2、明某（以上3名被告以下简称三被告）支付三原告继承的被继承人马德福的存款，截至2017年12月29日，马德福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9997的账户余额为131.43元，马德福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2167的账户余额为6306.36元，马德福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6729的账户余额为19338.59元，马德福名下在北京农商银行尾号为5754的账户余额为94079.29元，马德福名下在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3214的账户余额为344.26元，刘某1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5052的账户余额为505481.42元，刘某1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1628的账户余额为10211.78元，上述存款余额合计635893.13元，要求分得238459.92元（总金额的一半，再乘以四分之三）；3.判决三原告继承马德福名下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股份在2017年、2018年的分红款33360元；4.判决三原告分别继承马德福名下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四村村民股份的四分之一；5.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马德福和张秀云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3名子女，分别为女儿马某1、长子马某2、次子马某3；1990年8月，张秀云过世；1990年11月，刘某1与马德福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95年左右，被继承人马德福分两次在其与刘某1居住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二村宅院（即7号院）内加盖东厢房4间、西厢房4间、南房2间，并在院外加盖3间房；2008年，7号院所在区域拆迁，7号院拆得回迁安置房4套（均位于西红门理想城四期3号楼）。另，被继承人马德福以个人名义承包了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四村工业区三条12号的0.4亩土地，从事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批发；承包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该地块及地上物被拆迁腾退，拆迁腾退补偿款为816670元。再，被继承人马德福自2005年开始作为原西红门四队社员股东，一直享有其股权及红利收入。2017年12月29日，马德福因病去世；三原告作为被继承人马德福的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继承其遗产份额，但其全部遗产份额全部由三被告占有。经查，7号院被拆迁房屋为17间，其中北房5间为马德福、刘某1婚前所建，二人婚后建设房屋12间，回迁安置房按被拆迁面积加25平方米选购，7号院共拆得回迁安置房4套，320平方米；由于拆迁档案没有明确每间房屋的面积，按17间房屋平均进行计算，马德福所享有的份额为（17-5）/17÷2=6/17，其有4名继承人（三原告及刘某1），三原告应享有份额为6/17×3/4=9/34；马德福在2017年作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和股民应得分红为21990元，在2018年作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和股民应得分红为22490元，上述款项应由4名继承人继承，三原告应得（21990+22490）×3/4=33360元；马德福作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和股民，其应得份额应由继承人平分，各占四分之一；在马德福死亡时的2017年12月29日，马德福和刘某1的7张银行卡均有余额，对遗产存款，三原告应享有四分之三，即每人四分之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三被告共同辩称，第一，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所以刘某2、明某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不是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如果三原告认为对上述二人形成其他法律关系，应另行提起诉讼。第二，不同意三原告要求取得回迁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涉案7号院及拆迁所得回迁安置房与三原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其并非马德福的遗产，不应该作为遗产参与分配；涉案7号院是由刘某1的前夫刘永义生前所享有并出资建造，在刘永义去世后该院落内在1996年由刘某2出资增建房屋，刘永义在1978年建造的4间北房、3间西厢房一直到1990年都没有进行过翻建，但是对于增建房屋的材料已经购买了一部分，在1996年刘某2拿出了自己的农转非补助20000元在院落内进行了增建，主要增建的是东房2间和门道；在1997年刘某1取得了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到2009年7号院被拆迁，并取得4套回迁安置房，均是由刘某1的女儿刘某2签署拆迁协议，并由刘某2作为被拆拆迁人获得补偿，并基于被拆迁人身份选取了4套安置房；据此，对于7号院内房屋，与马德福没有任何关联，不能作为马德福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产生继承事宜。第三，对于三原告所要求分割存款，其中马德福名下尾号为6946的银行卡中有500000元的交易金额,该笔转账发生在马德福去世之前，是马德福、刘某1夫妻二人对日常生活财产的自愿处理，而继承纠纷中首先要明确的是哪些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而界定就是在死亡之时及之后由被继承人合法享有的财产才是遗产，因此对该笔500000元不应作为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参与分配；对马德福的银行卡有部分三被告没有持有，所以不太清楚数额情况；对于马德福去世之前的存款，无论是在马德福名下还是在刘某1名下，其存取都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处分，都是留给刘某1生活及安享晚年的钱，在马德福去世前有流转的记录，代表了马德福对处分存款的意思表示；对诉争刘某1名下银行卡及账户的真实性认可，这属于刘某1的个人财产，是马德福生前与刘某1对财产所进行处分，本案继承人应继承遗产应该是死亡之后的财产，而不是死者生前的财产。第四，三原告要求继承的2017年、2018年的分红款还在当地村委会，同意依法继承分割，但不同意三原告所说的每人继承四分之一份额的款项及未来的股权分红，因为所涉股权及分红系夫妻共同财产，其一半为刘某1之财产。第五，三被告认为，自2009年7号院被拆迁到2017年年底长达10年的时间内，马德福作为和刘某1共同生活的老伴，没有对拆迁事宜进行过质疑，而在马德福去世后，作为继承人的三原告要求分割财产，在世的人不能代替死去的人做决定，马德福生前没有提出异议就代表同意生前的财产分割方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马德福（1943年8月15日出生）与张秀云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马某1、马某2、马某33名子女；后张秀云死亡，即马德福丧偶；刘某1、刘永义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刘红、刘某22名子女；后刘永义死亡，即刘某1丧偶；在1990年9月经人介绍相识后，在1990年11月28日，马德福与刘某1登记再婚，二人之原婚姻状况均为丧偶，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马德福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4村宏福路南4条13号，即马德福系大兴区西红门镇第肆村（以下简称西红门四村）村民；刘某1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二村欣荣北大街西9条7号（诉争7号院），即刘某1系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二村（以下简称西红门二村）村民。刘某2、明绍武于1995年1月6日登记结婚，明某系刘某2、明绍武之女；刘某2、明某的户籍住址均为诉争7号院。被继承人马德福于2017年12月29日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死亡地点为北京同安骨科医院；在马德福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马德福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三被告主张马德福生前曾口头表示银行存款是留给刘某1的，并在去世前1个月就转给了刘某1；对上述口头意思表示情况，刘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7号院位于西红门二村；在1978年2月，对7号院颁发有民房建筑证，该证书载明盖房人姓名为刘永义，原有房间数为1间，盖房间数为砖房4间，盖房地点为“赵井风房前”，批准使用基地面积为“东西肆丈，南北叁丈玖尺”；在1997年5月，对7号院颁发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该证书的登记户主姓名为刘某1，占地时间为1978年3月16日，宅基地面积为0.36亩（长16.52米，款14.40米），建筑面积为正房66.95平方米，四至为东至胡同、西至赵井凤、北至空地、南至周素花；2018年12月10日，西红门二村村民委员会为三被告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西红门镇二村集建（93）字第172号宅基地属于刘某1、刘永义所有”。关于在马德福、刘某1结婚后在7号院的生活居住情况，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马德福、刘某1在1990年结婚后即长期生活在7号院，三原告主张刘红一家、刘某2一家都不在7号院内居住，三被告则主张刘红不在7号院内居住，但刘某2、明绍武夫妇及女儿明某一家三口也居住在7号院，直到1998年买房后才搬走。就7号院内建房情况，三原告陈述称：“北房4间是刘某1和刘永义建造的，拆迁档案中显示的是5间，因为有1个过道。西边有1个棚子，在马德福（与刘某1）结婚之前就有，在1996年至1997年就拆除了。马德福当时是（西红门）四村的书记，完全有能力出资盖房，把东西厢房和南房盖成了拆迁时候的状态。在1996年（马德福）退休之前盖了一部分，退休之后盖了一部分，三原告也进行了帮忙。第1次盖的东厢房、西厢房后，之后盖的南房。具体几间想不起来了。再之后房子没有新建和改建，只是装修了。三原告没有出钱，就是帮忙”；就其主张，三原告提交张健出具的证明，即书面证人证言；该证明载明：“位于西红门二村刘某1、马德福所住宅院的东西厢房、南房、外院，由张健承建，日期大概是96年、97年，先后分两次建成”。就7号院内建房情况，三被告陈述称：“在1978年建4间北房、3间西房，一直到1990年之前没有翻建过。在1996年东边盖了2间东房和门道，是刘某2拿着她农转非的钱盖的，当时马德福出国旅游不在家。在2000年左右刘某2在南边盖了2间房。在拆迁的时候刘某2做了很多工作，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拆迁利益”；就其主张，刘某2申请证人宗某（女，1966年出生，7号院的街坊）、韩某（女，1948年出生，与刘某1系妯娌关系，原系西红门二村村委会主任）、刘某3（女，1951年出生，系刘某1之妹）出庭作证。2009年，对7号院开展拆迁工作。2009年10月21日，刘某2（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甲方、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约定，根据京建大拆许字（2008）第2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甲方因西红门经济适用房三期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西红门镇二村欣荣北大街西9条7号（即诉争7号院）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7间，合法建筑面积300.38平方米，占地面积400.50平方米，乙方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刘某2、之女明某；双方还约定，经评估，被拆迁房屋所在地区基准地价为每平方米1200，基准房价为每平方米600元，被拆迁房屋容积率调整系数为1.3，区位补偿价为648821元，重置成新价格为256629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合计905450元，同时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为63316元（含搬家补助费4506元、提前搬家奖励费0元、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损失补助费30010元、房屋周转补助费28800元、其它补助费0元），以上各项拆迁款合计968766元，乙方应在2009年10月2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上述补偿协议签订后，在2009年10月21日，刘某2向拆迁公司交付房屋，拆迁公司向刘某2出具拆迁条，并确定拆房日期为2009年10月22日下午。2009年10月26日，刘某2（买受人）与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4份合同编号分别为HK2522、HK2523、HK2524、HK2525的“安置房买卖合同”，刘某2自愿购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40801-0306（A08-LA08-2）地块项目”小区3号楼1单元2301室（购房款为206400元，房屋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入住时按实际测绘建筑面积结算，下同）、3号楼1单元2101室（206400元，80平方米）、3号楼1单元1401室（201600元，80平方米）、3号楼1单元301室（199894元，80平方米）。同日，即在2009年10月26日，刘某2（乙方）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回迁安置协议”；双方约定乙方选购安置房4套，建筑面积为320平方米（暂以图纸面积为准），购房总价款为814294元；双方还约定，乙方选购安置房后，按照“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款项，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为968766元，乙方同意甲方用乙方的拆迁补偿款等款项代为缴纳购房款。7号院的拆迁档案所存档入户调查明细表载明，7号院的户籍人口2人，户主为刘某2，其他家庭成员为明某（系户主之女）；拆迁档案存档有西红门二村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10月21日出具的“宅基地权属证明”（载明刘某2系西红门二村村民，房屋位置为7号院，宅基地南北宽26.7米，东西长15米，面积400.5平方米）；拆迁档案中存档有经营者姓名为明绍武的个体工商书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北京镒通利达五金机电商行，经营场所为7号院；拆迁档案所存档房屋平面图载明，7号院的产权人为刘某2，占地面积为400.50平方米，确权面积为300.38平方米，房屋间数为17间（含北房、东厢房、西厢房、南房等房屋），营业面积为60.02平方米。上述4套回迁安置房于2012年左右交付，至本案审理时尚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在上述4套回迁安置房中，其中3号楼1单元2301室由刘某1居住，剩余3套房屋对外出租。除上述针对7号院的住宅房屋拆迁外，针对非住宅房屋（即工业大院），在2016年4月21日，马德福（乙方、被腾退人）与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腾退人）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在腾退范围内有243.64平方米房屋，被拆除房屋位于西红门镇四村工业区三条12号，经评估，房屋腾退补偿款为231816元，腾退补助费为12182元，合计243998元；同日，上述民事主体还签订“腾退补偿综合协议”，双方约定乙方承包四村养殖小区土地位于西红门镇四村工业区三条12号，承包人数为1人，为马德福，乙方签订“腾退补偿协议”价款为243998元，另有腾退奖励补贴款572672元，以上金额为乙方承包土地范围内的腾退补偿最终所得总款816670元，在乙方签订该协议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腾退补偿综合总款支付给乙方。该工业大院的拆迁档案中存档有马德福（承包方、本村社员）与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四经济合作社（发包方）在2004年10月25日签订的“西红门四村农贸市场土地承包合同”及相关解除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2019年3月7日，四村村委会就马德福所享有股权分红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我村村民马德福……此人是西红门镇第肆村村民委员会村民和股民。此人未领取的股份分红为：2017年股份分红为人民币贰万壹仟玖佰玖拾元整，2018年股份分红为人民币贰万贰仟肆佰玖拾元整”；本案当事人均认可未领取上述股份分红，三原告主张上述股份分红及股份均系马德福之个人财产（遗产），三被告则主张上述股份分红及股份应系马德福、刘某1之夫妻共同财产，应先析出一半归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马德福之遗产，依法进行继承。因马德福在2017年12月29日死亡，经三原告申请，调取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马德福、刘某1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情况。经在2019年11月5日向北京农商银行查询，对于马德福名下账户×××内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6日的账户余额为131.43元，在2017年12月31日支取现金131.43元，此时账户余额为0元；对于马德福名下账号×××内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6306.36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6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306.36元；对于马德福名下账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19338.59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19338.59元，此时账户余额为0元；对于马德福名下账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8日的账户余额为94079.29元，在2017年12月31日取现94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79.29元。经在2019年3月7日向北京邮政储蓄银行查询，对于马德福名下账户/卡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5日的账户余额为344.26元，在查询时的账户余额为345.30元，账户状态为未销户。经在2019年11月13日向中国建设银行查询，对于刘某1名下卡号/账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1月7日的账户余额为5202.73元，在2017年12月7日由马德福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上述刘某1的银行账户内转账存入502216.67元（分两笔，金额分别为500000元、2216.67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7419.40元，之后又在2017年12月7日现金支取2000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5419.40元，之后在2017年12月21日利息存入62.02元，此时账户余额为505481.42元；对于刘某1名下卡号/账号×××的交易情况，在2017年12月21日的账户余额为10211.78元。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中，被继承人马德福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虽然三被告主张马德福在病重时曾作出处理财产之意思表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被继承人马德福生前所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在被继承人马德福死亡时，其父母已死亡，其配偶为刘某1，其子女为马某1、马某2、马某3，上述4人系马德福之第一顺序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继承诉讼，当事人主体适格。需指出，在马德福与刘某1于1990年11月再婚时，刘某1与前夫刘永义之女刘某2（1972年5月出生）已满18周岁，刘某2之姐刘红更是年长于刘某2，即刘某2、刘红均已成年，其二人与马德福不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其二人并非马德福之继承人；但因诉争7号院的拆迁利益涉及刘某2、明某，故上述2人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诉争4套回迁安置房系7号院拆迁利益的转化，故需通过审查7号院内房屋权属等情况确认其是否含有马德福之遗产份额；就此，本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根据二村村委会所出具证明、民房建筑证及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7号院的宅基地登记户主为刘某1，在马德福、刘某1再婚前，7号院内即有由刘某1、刘永义所建造北房等房屋；第二，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陈述意见，在马德福、刘某1再婚后，7号院内发生了建造南房等房屋的建房事实，但就建房人，双方当事人持有异议，就其主张三原告仅提交张健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且张健既未出庭作证，该书面证人证言仅载明：“位于西红门二村，刘某1、马德福所住宅院的东西厢房、男方、外院由张健承建，日期大概是96年、97年，先后分两次建成”，并未载明由何人出资、主持建造，就其主张三被告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之作证内容虽因时间久远并非精确，但基本证明7号院内在刘某1、马德福再婚后所建造房屋系由刘某2主持建造，据此，三原告之举证并非充分，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三被告所提交反证，已达到反驳三原告所主张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故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退一步讲，在马德福、刘某1居住在7号院期间，二人在院落内新建房屋亦属正常，但在2009年拆迁时，马德福仍健在，且刘某1系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的登记户主，存在以刘某1等人名义签订拆迁协议之可能，但系以刘某2作为产权人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协议（含回迁安置房协议），这就意味着4套回迁安置房将登记在刘某2名下，且剩余拆迁款将由刘某2领取，但就此马德福、刘某1等人并未提出异议；第四，针对7号院拆迁发生在2009年10月，而马德福于2017年12月29日死亡，期间长达8年，在此期间扣除房屋价款的剩余拆迁款已下发，4套回迁安置房已在2012年左右交付，虽未下发不动产权证书，但刘某2等人已配合提交办证材料，就此马德福既未在生前提出异议，亦未以遗嘱等形式要求处分7号院内4套回迁安置房；第五，上述情况说明，马德福在离开西红门四村后来到西红门二村与刘某1再婚，虽未形成抚养关系，但马德福与刘某2形成了继父女关系，马德福在拆迁时并未对可能含有其民事权益的7号院主张权利，亦未在拆迁后至死亡前的8年里对拆迁利益主张权利，上述事实体现了马德福不对8号院之拆迁利益主张权利之意愿。综上所述，正如三被告所指出，“活着人不能替死去的人做决定”，现诉争4套回迁安置房并未登记在被继承人马德福名下，亦并非由马德福签订“安置房买卖合同”，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德福系7号院内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且即使系共有人，马德福在生前并未主张权利，视为相关家庭成员已对家庭财产作出相应处理，故对三原告要求分割4套回迁安置房，即确认其分别享有三十四之九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具有特殊个人人身性的村民股权应属个人财产，但村民股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益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本案中，被继承人马德福系西红门四村村民，刘某1系西红门二村村民，而诉争股权系在西红门四村的村民股权，故刘某1主张应先将诉争股权的一半析出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但对于尚未领取的西红门四村股权在2017年的分红款21990元，因马德福在2017年12月29日死亡，该收益绝大部分系在马德福、刘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故本院酌定其一半（即10995元）归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10995元作为马德福的遗产，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4人继承，即每人继承2748.75元；至此，对于2017年的股份分红款21990元，其中的13743.75元归刘某1所有，三原告各分得2748.75元。对于2018年的股份分红款22490元，系在马德福死亡后所产生收益，应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分别取得5622.50元；同理，对于马德福在西红门四村的村民股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4人分别继承四分之一份额。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关于存款，经核算，三原告所要求分割总额635893.13元与调取证据情况一致，均系在2017年12月29日马德福死亡时马德福及刘某1名下存款；马德福名下存款存在其死后的2017年12月31日几乎被取现提空的情况，而此时马德福已死亡，不可能是本人取现或授权他人取现，三被告主张此系马德福生前意思表示，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马德福名下在2017年12月29日的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其中一半析出为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同理，在马德福死亡时刘某1名下存款亦为夫妻共同财产，且存在大额款项系在2017年12月7日由马德福银行账户转入刘某1的银行账户（金额合计502216.67元）的情况，三被告主张此系马德福生前处理财产之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刘某1名下在2017年12月29日的存款系夫妻共同财产，应先将其中一半析出为刘某1所有，剩余一半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但是，考虑到确实存在刘某1等人以银行存款为马德福缴纳医疗费及办理丧葬事宜之可能，故对于应分割存款总额，本院酌情确定为600000元，先析出一半300000元为刘某1所有，剩余300000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依法继承，即每人分别继承75000元；因马德福名下存款基本被取空，刘某1名下存款可由刘某1支取，故本院确定由刘某1按照上述确定金额向三原告给付遗产存款折价款。综上所述，对三原告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马德福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股份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刘某1分别继承四分之一份额；二、被继承人马德福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股份在二〇一七年度的未领取分红款21990元，由刘某1取得13743.75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取得2748.75元；三、被继承人马德福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肆村的村民股份在二〇一八年度的未领取分红款22490元，由刘某1、马某1、马某2、马某3各取得5622.50元；四、刘某1及被继承人马德福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银行存款归刘某1所有，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马某1、马某2、马某3遗产存款折价款各75000元；五、驳回马某1、马某2、马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92元，由马某1、马某2、马某3负担6000元（已交纳），由刘某1负担449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