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711民初147号 原告：汪成文，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林，安徽皖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成岗，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被告：章革生，男，196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郊区。 被告: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郊区铜山杨村。 法定代表人：章革生，该厂经理。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利，安徽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成文与被告孙成岗、章革生、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成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松林，被告孙成岗、章革生、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成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共同退还本金102万元，并共同向原告支付利息79万元，以上合计181万元（利息从实际汇出计算至2019年12月1日）；二、判令被告自2019年12月2日起以102万元为计息本金，以月息2%支付利息至被告实际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14日、2018年8月26日，原告与各被告达成一致合作开发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的意见，并分别签订《定金协议》及《矿山意向合作开采协议书》，上述协议约定了合作（合伙）开发开采郊区铜山采石厂相关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合作款项222万元，但因各种原因，被告未能履行上述协议。鉴于实际情况各方于2019年4月11日达成《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解除上述合伙关系，并明确约定各被告最迟于2019年8月31日前向原告退还前期收取的222万元合作款项，如各被告逾期支付，则自款项实际汇出（支付）时起，按月息2%向原告支付利息。《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9月11日还本50万元、于2019年10月17日还本70万元，合计归还120万元。原告认为，各方形成合伙法律关系，因各种原因未能履行合伙协议，且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协议解除合伙关系。该协议明确约定了退还原告已支付合作款项的时间以及逾期归还应承担利息，且约定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标准，各被告应当履约，如违反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汪成文在诉讼中（法庭调查终结前），将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各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利息84.1万元（原利息79万元加后续利息以102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12月2日计算至2020年2月17日计5.1万元）。各被告对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均没有异议。 被告孙成岗、章革生、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共同辩称： 1、对原告在合伙期间投入合作资金222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我方在2020年2月26日之前已经将222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了原告。2、任何纠纷的处理都要建立于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虽然我国强调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不能违反相关法律规定。3、原告要求的利息损失，实际就是违约金。因为《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逾期返还的利息标准，显然是对双方产生违约后的一种处理方式。4、本案法律关系是因解除合伙协议引发的纠纷，合伙关系是本案的基本事实，不能偏离该事实。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对于民间借贷以外合同关系中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5、《合同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违约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公平原则。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其实际损失只能是法定利息损失，因此双方约定的标准明显超过原告实际损失，违反了法定的利息标准，请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从原、被告约定本金返还之日计算至2020年2月26日。 经审理查明：2018年2月14日，孙成岗（甲方、转让方）和汪成文（乙方、受让方）就转让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股权事宜协商一致，并经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丙方）同意，三方签订了《定金合同》，其中约定：乙方自愿受让甲方全部股权，预付定金100万元；转让股权总价款2280万元。2018年8月26日，汪成文与章革生达成合作开发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的意见，签订了《矿山意向合作开采协议书》，其中第六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自……拿到政府扩界同意正式技改证之后生效”。协议签订后，汪成文陆续向被告支付合作款项222万元（其中2018年2月14日100万元、2018年5月14日40万元、2018年7月31日60万元、2018年8月20日10万元、2018年8月26日10万元、2018年9月1日1万元、9月6日1万元）。 协议签署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拿到“政府扩界同意正式技改证”，2019年4月11日，孙成岗（甲方）、汪成文（乙方）、章革生（丙方）、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丁方）达成《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由于政府原因没有拿到上述“技改证”，经甲乙丙丁四方协商解除之前所有协议；第二条约定：此前协议书均解除，各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且甲方、丙方、丁方最迟在2019年8月31日前退还乙方之前给付的222万元；第三条约定：若甲方、丙方、丁方完全按照承诺履行，乙方不主张利息，若未按照本协议足额履行，乙方有权自上述款项实际汇出之时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利息，甲方、丙方、丁方在付清所有款项后，乙方和甲方、丙方、丁方没有任何合作和经济关系。 另查明，《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9年9月11日还款50万元、于2019年10月17日还款70万元，合计归还120万元。本案诉讼中，被告于2020年2月26日还款102万元。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4.35%（一年以内）。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定金合同》、《矿山意向合作开采协议书》、《补充协议》、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被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为凭，已经庭审举证和本院审查核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协议》未能按约履行而涉诉。对于原告给付被告的合作款项222万元以及被告已经返还原告合作款项222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有：1、《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息是否属于违约金？2、如果约定的利息属于违约金，是否属于法定违约金过高的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1。违约金是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一方当事人违约，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其他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惩罚违约人和补偿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所受损失的效果。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补充协议》约定：若被告完全按照承诺履行，原告不主张利息；若被告未按协议足额履行，原告有权自款项实际汇出之时按月息2%计算至各被告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利息。由此可见，协议中约定的利息，前提是被告未能按约履行，其本质是被告违约的一种不利后果，与违约金本质相同。故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息本质属于违约金的范畴。 原告称“根据补充协议，可以确定本案当事人按照民间借贷的意思进行约定，约定利息不属于违约金”的意见。因为民间借贷的利息属于孳息即收益，并非以违约为前提，与本案约定的利息有着本质的区别，且补充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所以原告的该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我国《合同法》中对违约金的规定强调补偿性的理念，同时有限度地体现惩罚性，避免以意思自治为由而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违约金。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对违约金作出约定，且为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故本案如果双方约定存在违约金过高的情形，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违约金进行审查及调整。 对于如何认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确认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作为确认的基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逾期返还222万元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是多少。因此，本案无法根据实际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作出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判断。在此情况下，应主要结合协议的约定及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根据公平原则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作出裁量。本案被告已经分别于2019年9月11日还款50万元、2019年10月17日还款70万元、2020年2月26日还款102万元，虽有迟延返还合作款项达11天、47天、176天的违约行为，但最终已分次将合作款项返还完毕；同时《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按月息2%计算且追溯至从原告汇出款项之日（2018年2月14日）起计算，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四倍利息计算，均依据不足。根据公平原则，并兼顾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综合衡量全案情况认为，被告逾期返还合作款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系利息损失，本案违约金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 关于违约金计算时间节点。原告主张按照协议约定从款项实际汇出之日（2018年2月14日）起计算，被告抗辩应当从约定的本金返还之日（2019年8月31日）计算。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19年4月11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就是明确约定解除之前协议，且对债权债务作出重新约定，解除协议各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退还合作款项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之前。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应当按约履行，若有违约诚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协议约定违约金的计算起点不仅仅是从逾期时间计算（2019年8月31日，而是追溯至《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已经远远追溯至《补充协议》签订之前的2018年2月14日。该计算方法对于被告课以的违约责任过重，在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体现惩罚性以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综合考量中，本院认为违约金计算时间节点从签订《补充协议》之日即2019年4月11日起计算较为适宜。 据此，违约金核算如下：1、2019年4月11至2019年9月10日，违约金以222万元为基数计算为52308.75元；2、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0月16日以172万元为基数计算为9593.36元；3、2019年10月17日至2020年2月26日，按102万元计算为20543.92元。以上合计82446.03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孙成岗、章革生、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汪成文支付违约金82446.0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90元因原告减少诉讼请求数额计为12210元，减半收取6105元，由原告汪成文负担5506元，被告孙成岗、章革生、铜陵市郊区铜山采石厂共同负担5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   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高山（代）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