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辽行终6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文，男。委托代理人，包腾飞，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陈万松，该区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唐佳玉，辽宁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望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定代表人孙长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彭会超，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郭斌，该局村镇办主任。上诉人李长文因与上诉人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望花区政府）、被上诉人抚顺市望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望花区住建局）房屋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一案，上诉人李长文、望花区政府均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行初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长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包腾飞、上诉人望花区政府的副区长乔玉虎、委托代理人唐佳玉、被上诉人望花区住建局的副局长彭会超、委托代理人郭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长文上诉称，原审对损失赔偿部分的事实认定不清，导致上诉人的绝大部分经济损失未得到弥补。1999年2月18日，上诉人从抚顺矿务局西露天建筑工程公司处购买房屋700余平方米，其中321.8平方米在2001年3月18日取得非住宅产权，其余房产事实存在，只是囿于当时政策原因未能及时办理产权手续。2007年7月23日望花区政府将李长文的房屋及围墙拆除，导致李长文发生巨额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损失、物品损失、营业损失等共计3400余万元。原审对下列事实尚未审查清楚：1、李长文被强拆的房屋面积是700余平方米，而非原审认定的321.8平方米，有抚顺矿务局西露天建筑公司出具的“证明”佐证；2、李长文将大部分房屋用作出租收取租金，因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在夜间，导致大部分租户的室内物品无法清除，全部被瓦砾所埋。虽各租户至今未向李长文主张赔偿，但催债行为屡屡发生，这一点原审并未审理；3、李长文原本经营医院、药房等产业，由于强拆，前述经营停止，因停业产生大量经济损失；并且医院、医药库房存放的大量库存损毁灭失也产生大量经济损失；4、原审按照“行政补偿”而非“行政赔偿”的标准裁判，严重损害李长文的合法权益。原审未考虑实际赔偿时与强拆房屋时，房屋的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原审未考虑损失的发生并非因依法征收而是因性质恶劣的“夜间强拆”合法房屋所导致。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望花区政府、住建局赔偿李长文房屋损失1050万元、物品损失94万元、营业损失2304万元、围栏等其他损失3324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望花区政府辩称：一、本案李长文的请求超过起诉期限。李长文诉称其房屋2007年被拆迁，但其2016年才提起本案诉讼，且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情形。对于起诉期限问题法院应主动审查，但原审未予审查。二、房屋所有权证并非确定被拆迁房屋的唯一标准，当产权证与真实权利不一致时，应以客观存在的真实权利状况为准。本案中，2007年棚户区改造时实施了入户调查程序，并留存档案，也有验收程序。现场调查时不存在本案所诉房屋，也不存在无主或无人主张权利的房屋。李长文本案所诉与棚户区改造现场调查登记的真实情况不符，故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望花区住建局辩称，同意望花区政府的答辩意见。上诉人望花区政府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根本不存在李长文所诉房屋。（1）原审所查明的抚顺矿务局西露天建筑公司门诊楼及房产班从名称上并不一致，二者不是一个标的物。另外本案争议的不是门诊楼，是房产班。原审查明的《产权出售协议》并没有载明将房产班卖给李长文。（2）原审中，望花区政府已出示证据，证明李长文办理00011438号《房屋所有权》所持的《产权出售协议》，与当时公证的《产权出售协议》并不一致，明显涂改。而涂改的目的是为证明西露天矿建筑工程公司出售了房产班。但原审对前后两个出售标的不同的《产权出售协议书》真伪，没有查明情况；（3）西露天矿建筑公司在一审中出具证明，证明没有向李长文卖过房产班，所谓2000年3月18日该公司证明上的签章，是内部科室管理章，不是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公章。但原审对这一证据没有进行查明，依然引用该证明作为本案认定事实证据，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望花区政府提供了抚顺市勘察测绘院存档的地形地貌图，证明在2007年4月望花区棚改之前，根本不存在李长文所诉房屋。但原审拒不对该证据进行质证。2007年4月望花区棚改，望花区政府对李长文所诉地区进行拆迁时，对现场房屋进行了核实登记，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建筑工程公司作为大产权单位对房屋出示房改手续。现场根本没有李长文所诉房屋，而李长文也没有主张过权利；（4）望花区法院（2014）望民一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认定李长文持有望花盘南路2号房屋证据。原审没有查明是否存在李长文所诉赔偿房屋，即认定望花区政府拆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李长文的请求超过起诉期限。李长文购买并一直经营的门诊楼就在被拆迁地区附近。2007年拆迁时，李长文是清楚的。但他没有提出自己有房产证，有被拆迁房屋，没有主张任何权利。2012年，李长文在现场围起栅栏，说自己有房屋被拆迁。2016年，李长文才提起本案诉讼，且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情形。本案早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予驳回。三、虽然李长文持有房产证，但不能证明该房产证与客观真实状况相符。案涉房产登记存在极大错误，不能作为李长文主张权利的唯一证据。2007年棚户区改造时实施了入户调查程序，并留存档案，也有验收程序。现场调查时不存在本案所诉房屋，也不存在无主或无人主张权利的房屋。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驳回李长文诉讼请求；3、上诉费用由李长文承担。李长文辩称：一、望花区政府主张案涉房屋并非真实存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望花区住建局连续二次撤销李长文持有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均被法院二审认定撤销行为违法。现李长文持有的该《房屋所有权证》足以证明其合法拥有案涉房产。且李长文原审提供了大量证明案涉房屋真实存在且被强制拆除的证据，包括目睹拆迁过程的租户、照片及拆迁前的营业票据。二、望花区政府主张本案超过起诉期限，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在2007年及2012年。在首次强拆发生后，李长文就通过上访等方式维权，维权无果，反而发生了第二次强拆行为。再次上访无果后，2014年，李长文向望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抚顺矿区西露天建筑工程公司恢复原状。2014年10月16日，法院作出判决后，李长文才知晓抚顺矿区西露天建筑工程公司是依照政府授权拆除，才明确知晓了具体行政行为及其作出机关。故李长文于2016年3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本案原审被告未在一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期间提出的，没有法律依据。望花区住建局辩称，同意望花区政府的上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望花区住建局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抚望住建决字【2018】第001号行政决定书，撤销李长文持有的案涉第00011438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诉人望花区政府于2018年7月18日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称，本案审理需待上述行政行为是否生效的结论，故申请中止审理。李长文遂以撤销上述行政决定书为诉讼请求，以望花区住建局为被告，以抚顺矿区西露天矿建筑工程公司为第三人，向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本院对本案中止审理。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对上述另案作出（2019）辽0402行初1号行政判决，判令撤销望花区住建局作出的抚望住建决字【2018】第001号行政决定。望花区住建局不服该判决，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辽04行终2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长文原审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的拆迁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700平方米房屋经济损失1050万元，物品损失94万元，营业损失2304万元，围栏等损失3324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李长文自述拆除房屋行为发生在2007年，拆除围栏行为发生在2012年。经法院释明上述二次拆除行为并非同一行政行为，李长文表示对围栏部分另案再诉。故本案仅应对李长文主张的2007年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李长文起诉本案时尚未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李长文要求确认违法的拆除行为发生在2007年，其于2016年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法院应依法查明并认定的基础事实。李长文在原审多次庭审或询问中对房屋拆除后其主张权利情况的陈述并不一致，原审在对该节事实未作出明确认定的情况下，即作出本案实体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发回重审后，应对该节事实作出明确认定。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4行初73号行政判决；二、发回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蒋华明审判员  李永财审判员  张宇庭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邓宇喆书记员辛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