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3民初11112号原告：张婷，女，197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长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俊国，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合强，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永梅，女，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济南市历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伟，山东圣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婷与被告董永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俊国，被告董永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二审的实际损失40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张婷与被告董永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由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后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及法院判决，而是调词架讼，恶意扩大损失，给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对于二审期间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理应由被告承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望查清事实、依法判如所请。董永梅辩称，一、原告所诉不实，被告不存在调词架讼的行为，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据文义解释，“调词架讼”是指挑唆他人诉讼的行为。被告提起上诉系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就上诉程序而言，其存在的目的与初审程序有一致性，即保障当事人对同一民事争议能够获得充分的司法救济机会。因此，上诉程序是完整诉讼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诉权的行使也是内在于整个诉讼程序之中的。被告依法提起上诉，既不存在调词架讼，也不存在滥用诉权。原告在与被告发生纠纷后，不是先行协商，而是为获得莫须有的高额赔偿，迳行对被告提起（2018）鲁0103民初8899号案件诉讼，原告的行为才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本案原告诉称被告调词架讼，纯属恶人先告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二、本案原告主张的损失为律师费用。律师费并非诉讼必须发生的费用，也并非因诉讼而造成的必然损失，在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中也未予以约定承担，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当事人诉讼主义，而非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是否聘请律师进行民事诉讼，由当事人自行决定。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如知识产权纠纷等八类专业性较强的特殊案件，律师费用可由败诉方承担外，其他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并非诉讼必须发生的费用，也并非因诉讼而造成的必然损失。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要求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用，于法无据。（2018）鲁0103民初8899号、（2019）鲁01民终6455号两个案件事实理由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原告自己诉讼也可取得相应的诉讼结果，并非必须聘请律师才能解决的案件，因此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应由被告承担。三、（2018）鲁0103民初8899号、（2019）鲁01民终6455号根据当事人的诉求和具体案情属于按件收取律师费用的案件，原告与他人按照房款标的额计收律师费用没有合法依据。在（2018）鲁0103民初8899号案件中，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诉求，不涉及财产数额。依据当时尚未失效的《山东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及相关收费标准，该诉求应按件收取相应律师费用，而不应按房产标的额计收律师费用。这一点从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对该诉求按件收取案件受理费就完全可以证明。故，原告与他人为获得高额赔偿，按照房产标的额计算律师费用，并让被告承担的行为，于法无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四、本案有通过恶意诉讼从而获得高额赔偿之嫌。1、涉案发票开具单位属于税收减免优惠单位，其发票不能证明其确已收款并依法纳税。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6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利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的规定，涉案发票开具单位属于税收减免优惠单位，2019年1月1日前享有每月10万元的免税优惠，2019年1月1日后享有每季度30万元的免税优惠。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签署于2019年4月22日，在该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原告的付款时间是合同签订之日，而涉案发票的开具时间却为2019年11月4日。可见涉案发票是在开票单位避税“方便”时开具的，不能证明其确已收款并依法纳税。2、涉案发票为增值税发票，原告并未提供相应款项支付凭证，涉案发票不能单独证明款项确已支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买方已付款的主要凭证是银行转账单据或卖方开出的现金收款单据。卖方开具给买方的发票主要是作为卖方纳税、买方抵扣及记账的凭证，发票的作用通常在纳税方面体现，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已收货和已付款的凭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曾在关于《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中明确指出增值税发票仅是兼记供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一般不能单独作为支付价款的证据；也不能单独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因此，原告不能证明涉案律师费用已经确实交付。退一步讲，纵然原告确实交付了，依据上述事实和理由，也应由其本人承担，不应作为损失对被告提起本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婷曾于2018年11月2日以董永梅为被告、山东每客美家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以下简称每客美家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本院，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889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查明：“2017年5月26日，董永梅（甲方、卖方）、张婷（乙方、买方）、每客美家公司（丙方、居间服务方）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编号0000241）一份，约定：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房屋所有权人：董永梅……房屋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福景佳苑小区×区×号楼×单元××室，附属物：储藏室一处，编号：×号楼×单元××号。甲方对此房抵押情况陈述如下：未设立抵押。第二条：成交价格房屋及附属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1510000元。第三条：定金甲乙双方在签订此合同当日，乙方支付定金10000元。第四条：付款方式银行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于2017年5月29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300000元作为首付款（含已付定金），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30日前再次向甲方交付购房款900000元，剩余尾款310000元由乙方申请银行贷款，于银行发放贷款之日由银行向甲方直接支付，实际房款额度及年限以银行审批为准，不足部分由乙方在房产证进件前以现金补足；如银行放款金额超出剩余房款的，由甲方扣除剩余房款后，其余退还乙方。……同日，张婷向董永梅支付购房定金10000元，董永梅向张婷出具《定金收据》。此后，张婷按照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分别于2017年5月28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6月30日通过齐鲁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董永梅支付购房款290000元、150000元、150000元、600000元，董永梅亦分别向张婷出具《收到条》四份，以上购房款合计1200000元（含定金10000元）。2017年7月2日，张婷与董永梅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交接，……2018年8月25日，董永梅为涉案房屋及储藏室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房产证号分别为：济南20180××、济南20180××。2018年9月3日，董永梅为涉案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抵押金额：190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2018年9月3日起至2021年9月2日止。2018年9月5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向其发放贷款1300000元，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8月5日。……张婷与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70000.01元，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月14日为其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判决认为：“……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的形式及内容反映了出卖人董永梅与买受人张婷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体现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规定的情形，故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剩余购房款310000元由张婷通过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方式，由相关承办银行直接向董永梅支付。但董永梅在其于2018年8月25日为涉案房屋及储藏室办理完毕不动产登记手续后，以解决其自身融资问题为由，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贷款，并于2018年9月3日为涉案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致使张婷无法按照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办理310000元尾款的公积金贷款手续，亦导致涉案房产至今无法办理过户登记，董永梅违反了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关于‘双方约定在接到开发商统一办证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双方去办理房产证相关手续’的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婷主张的担保服务费、律师代理费等款项，均系董永梅违反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约定，致使涉案房产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而由张婷所实际支出，作为张婷实现其权利的费用，应属张婷的实际损失。同时，结合董永梅在涉案房产设定抵押系出于为其融资贷款的目的，实质上亦节约了其融资的成本；而张婷无法办理公积金贷款支付尾款，必然造成对其融资成本的增加。综合以上事实，张婷主张董永梅向其支付实际损失70000元，并未超出张婷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担保服务费以及融资成本等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并判决：“……二、被告董永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婷实际损失70000元；……”董永梅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鲁01民终645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认为：“……关于实际损失的问题。……虽涉案合同中并未对律师费用的承担有明确约定，但该费用系董永梅违反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导致张婷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所支出，一审判决综合董永梅之违约事实、张婷所实际支出以及融资成本判令董永梅向张婷支付实际损失70000元并无不当。……”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2019年4月22日，原告张婷与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因张婷与董永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接受张婷委托指派律师吕合强、曲俊国为张婷第二审诉讼代理人，案件代理费40000元，由张婷于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2019年11月4日，山东智富律师事务所为张婷开具金额为4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张。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实际损失为原告在二审期间支付的律师费、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是指原告当时支付房款时，向朋友及同事借款，按照约定在被告及时办理房屋过户后，从银行进行贷款来偿还之前的借款，因被告违约，涉案房产未能及时办理过户，致使原告向借款人支出的借款利息。原告提交现金取款单及网上银行明细查询打印件以证明其向他人借款用以支付本案所涉律师费40000元。被告认为，原告当庭明确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除律师费外增加了融资成本，但其称其向亲朋好友借款，按照我们现在社会的人际交往，一个人在购置大件物品或婚丧嫁娶时，大家互帮互助，这是我国的社会美德，并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形，而且原告也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原告在诉状中，已经明确了其4万元损失仅为二审期间支付的律师费4万元，且与律师费数额相等，所谓的融资成本只是原告为了获得高额赔偿的诡辩之称，依法不应支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现金取款单中取款人曹秀英的身份不明、取现金用途不明，且取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7日，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告提交的网上银行明细查询打印件为复印件，且其中记载的银行卡归属不明，取款时间为2019年5月6日，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不符，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以上事实，有生效民事判决书、委托代理合同、发票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已生效的（2018）鲁0103民初889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鲁01民终64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董永梅在履行涉案《房产买卖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并认为张婷在该案中主张的实际损失70000元未超出其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担保服务费及融资成本等损失，已判决支持张婷主张的实际损失70000元。现张婷又诉至本院，要求董永梅赔偿实际损失40000元及利息，并明确其主张的损失为上述案件二审律师费、融资成本。对此本院认为，涉案《房产买卖合同》中并未对律师费用的承担有明确约定，且（2018）鲁0103民初889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鲁01民终6455号民事判决书对张婷的实际损失已予以处理，故对于张婷在本案中主张的实际损失40000元及利息，本院不宜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张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 芳人民陪审员  乔永欣人民陪审员  宋锡翠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宫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