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3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现住云南省威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屯元，男，194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纯英，女，195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男，200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现住云南省威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女，201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现住云南省威信县。余某1、余某2的法定代理人：胡某，系余某1、余某2之母。上列胡某、余屯元、胡纯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吉敏，云南意衡（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太文，男，198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威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琨杰、宗润叶，云南耀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昆明市经开区玉缘路世纪浩鸿4栋20层2001－2004室。法定代表人：袁志靖，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军，北京京师（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与上诉人龚太文、上诉人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合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威信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9民初1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完毕。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死者余发忠系余屯元和胡纯英之子，胡某之夫，余某2与余某1之父。人合公司承揽威信县高田乡土地整治项目四标段的工程施工，该段施工的负责人系姜仁林。2019年7月20日左右，因施工需要，人合公司第四标段口头租用龚太文的成工牌轮式装载机车用作工程施工使用，龚太文自行雇佣余发忠为其驾驶装载车。余发忠在人合公司第四标段驾驶装载机时，服从第四标段的管理和指挥。2019年8月9日16时许，邹忠应的水果车在高田乡大坪上村公路边发生侧翻，需用一个吊车或者铲车将水果车吊上公路，因刘武洪与邹忠应系朋友，邹忠应请求刘武洪（又名刘玉强）联系第四标段项目部的负责人姜仁林找车将水果车吊上公路，刘武洪打电话给姜仁林将此情况向姜仁林说明后，姜仁林就将余发忠的电话号码通过手机短息发送给刘武洪，刘武洪根据姜仁林发送的电话号码联系余发忠，余发忠驾驶龚太文租用给人合公司第四标段的成工牌轮式装载机去到邹忠应拉水果侧翻在高田乡大坪上村的公路上将邹忠应的水果车吊起，邹忠应给付了余发忠300元的费用并送给其一些水果。余发忠驾驶装载机返回第四标段位于高大线Ｋ14＋500米处时，其驾驶的装载机翻坠下垂直高度20米边坡，造成余发忠死亡，成工牌轮式装载机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发生后，2019年8月12日，经威信县高田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龚太文先行赔付了胡某、余屯元等人因其亲属余发忠死亡的丧葬费及其它费用共计人民币80000元。另查明：死者余发忠之父余屯元生于1948年1月24日，现年71岁；其母胡纯英生于1953年1月12日，现年66岁；其父母共生育四个子女，即长子余发权；次子余发聪；三子余发书；四子余发忠；余发忠与其妻胡某共生育二个子女，即长女余某2生于2011年3月29日，现年8岁；长子余某1生于2005年10月22日，现年14岁，余某1、余某2均在威信县桂花小学就读。原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龚太文自行雇佣余发忠为其驾驶装载机，龚太文与死者余发忠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劳务关系；而龚太文与人合公司口头协议将该装载机租赁给人合公司在威信县高田乡土地整治项目第四标段工程施工，余发忠驾驶龚太文租赁给人合公司第四标段项目部的装载机在工地施工过程中受人合公司第四标段项目部的监督、管理，死者余发忠与人合公司第四标段项目部之间形成了间接的劳务关系。死者余发忠在驾驶装载机救援他人时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龚太文、人合公司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均应对余发忠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死者余发忠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在驾驶机动车救援他人并得到报酬后返回途中因操作装载机不当，不注意自身安全，其对自身死亡存在主要过错，应对其过错行为造成自身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其余责任由龚太文和人合公司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龚太文虽与死者余发忠形成直接的劳务关系，但对余发忠施工过程未直接进行管理，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小于人合公司；人合公司虽与死者余发忠形成间接的劳务关系，但其对死者工作直接进行管理、监督，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大于龚太文。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案由死者余发忠承担主要责任，即55%的责任；剩余45%责任由龚太文承担20%，人合公司承担25%较为恰当。另死者余发忠与其妻在县城租房居住，其子女在县城就读，其生活来源于城镇，其赔偿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者余发忠的父母生活在农村，赔偿标准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胡某、余屯元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66976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丧葬费52038.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被抚养人生活费185593元，经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03838元（其中余屯元71岁，计算9年，即9123元／年×9年÷4人﹦20526元；胡纯英66岁，计算14年，即9123元／年×14年÷4人﹦31930.5元；长女余某28岁，计算10年，即21626元／年×10年÷2人﹦108130元；长子余某114岁，计算4年，即21626元／年×4年÷2人﹦43252元）。因胡某、余屯元等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未超过实际应赔偿数额，对此请求予以支持。4、精神抚慰金80000元，余发忠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确实给其亲属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害，但因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支持20000元；5、其他损失5000元，胡某、余屯元等人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发忠死亡，产生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669760元；2、丧葬费52038.5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185593元；4、精神抚慰金20000元，共计927391.5元，由龚太文在20%的责任比例内承担赔偿责任，即185478.3元；人合公司在25%的责任比例内承担赔偿责任，即231847.9元，其余损失由死者余发忠自行承担。因龚太文已支付了80000元的赔偿费用，龚太文还应赔偿胡某、余屯元等人因余发忠死亡所造成的损失105478.3元。对龚太文辩称其与余发忠之间不成立劳务关系，不属案件适格的赔偿主体，其未对死者实施侵权行为的辩解理由，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龚太文提出死者余发忠在驾驶装载机过程中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余发忠对自身的死亡存在过错的辩解理由，予以采纳；对龚太文提出赔偿给胡某、余屯元等人的损失为92380元，而不是胡某、余屯元等人所诉的80000元的辩解理由，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对人合公司辩称其公司与余发忠不存在劳务关系，且事发当日公司项目工程停工，余发忠驾驶装载机救援他人并非公司所安排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龚太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因余发忠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105478.30元；二、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因余发忠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231847.90元；三、驳回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0元，减半收取2585元，由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负担1422元，龚太文负担517元，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46元。宣判后，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与龚太文、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胡某、余屯元等人的上诉请求是：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龚太文、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709174元（927391.50元×70%十精神抚慰金60000元）。主要上诉理由：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一审判决已认定余发忠与龚太文、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而余发忠是受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前去救援邹忠应的车辆，属于从事雇主指示范围内的工作。因此，龚太文、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虽然余发忠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责任，但本案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故余发忠的交通事故责任是次要责任，龚太文、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三、胡某、余屯元等人请求的精神抚慰金为80000元，已经考虑了余发忠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裁判20000元，数额偏少，且又按比例划分，显然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精神抚慰金80000元。龚太文的上诉请求是：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龚太文不承担20%的责任；三、重新计算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主要上诉理由：一、龚太文介绍余发忠到人合公司工作，余发忠的工资、住宿等由人合公司负责，余发忠是受人合公司的安排从事活动。一审判决认定龚太文与余发忠之间形成劳务关系错误。二、余发忠受人合公司的安排施救水果车，与龚太文无任何关系。即使龚太文与余发忠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但龚太文并未对余发忠有任何工作安排，余发忠外出施救水果车的行为不是工作行为，是受人合公司四标段项目负责人姜仁林的安排所致。一审判决确定由龚太文和人合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严重错误。三、龚太文作为装载机的所有人，提供的装载机无任何缺陷，龚太文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且余发忠对损害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因此，龚太文不承担侵权责任。四、胡某等人提交的《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没有相应的暂住证等证据予以佐证，无法充分证明受害人连续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及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余发忠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五、死者余发忠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涉及的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六、其他损失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人合公司的上诉请求是：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胡某等人对人合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主要上诉理由：一、人合公司作为单位，与个人之间不可能形成劳务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人合公司与余发忠之间形成间接的劳务关系，存在错误。其一，高田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明确记载余发忠系龚太文雇佣的轮式装载机驾驶员。故本案雇佣关系的主体明确，雇主系龚太文；其二，胡某在庭审中陈述，余发忠系龚太文叫去驾驶装载机的，月薪5000元；其三，龚太文与人合公司之间系租赁关系，龚太文安排余发忠到工地上驾驶装载机，系履行租赁合同的义务，人合公司不是余发忠的雇主，对余发忠外出从事非工地业务，不具有管理义务。二、一审判决对人合公司提交的录音视听资料、通话记录不予采信，对刘武洪、邹忠应的证言未加甄别予以采信，违背法律规定。其一，人合公司提交的录音资料系事发第二天9时4分姜仁林与刘武洪的通话录音，刘武洪在一审庭审时也认可2019年8月10日早上与姜仁林通过电话讨论事发的经过，现对谈话内容记不得了。该视听资料、书证还原了案件事实的前因后果，但一审判决视而不见，以不能确定真实性为由加以否定；其二，刘武洪、邹忠应出庭作证的证实，与姜仁林出庭作证的证实截然相反，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辨别真伪；其三，姜仁林将余发忠的手机号码通过短信发给刘武洪，刘武洪依据姜仁林提供的余发忠的手机号码联系余发忠，请余发忠前去施救邹忠应的水果车，邹忠应给予300元和一些水果。通过调取姜仁林的通话清单，2019年8月9日下午姜仁林根本没有与余发忠联系过，由此可见，余发忠是谁临时雇请去救援一目了然；其四，刘武洪、邹忠应讲系姜仁林与其达成施救费300元，不符合常理。因装载机不是人合公司的，人合公司在非上班期间对余发忠不具有调度的权利，同时姜仁林不会为了300元钱动心，并且如果300元钱和水果是给姜仁林的，那余发忠就没有好处了。因此，刘武洪、邹忠应作为临时雇主，担心承担赔偿责任，相互串供；其五，刘武洪、邹忠应作为临时雇主，应当是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也没有释明，程序违法。三、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及支持精神抚慰金不当。其一，《租房合同》明显是补签的，不是2016年所签。房屋照片不能佐证余发忠居住于此。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等有效证据证实其是房东。学校出具的证明没有经办人和负责人的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一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印章”之规定，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二，余发忠不具有装载机驾驶资质及救援车辆的资质，其驾驶装载机发生侧翻，自身负全部责任，涉案精神抚慰金不应当获得支持。四、余发忠不具有装载机驾驶资质及救援车辆的资质，违反了上路行驶及施救车辆的相关规定，但一审法院未将该情形作为认定余发忠过错责任的依据，仅划定余发忠自行承担55%的责任。其一，轮式装载机属于特种车辆，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之规定，Ｂ2驾驶证准驾车型有：重型、中型载货汽车或大、重、中型专业作业车。根据胡某等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余发忠持有的驾照为Ｃ照，并不具备驾驶装载机上路行驶的资格；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轮式机械车不得牵引车辆。本案中，余发忠驾驶装载机牵引机动车，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具有重大过错；其三，交警部门已认定余发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本案在二审程序中，除上诉人龚太文对一审判决认定余发忠系龚太文雇佣及上诉人人合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余发忠与人合公司之间形成间接的劳务关系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各方无异议的法律事实，经本院审查并无不当，予以确认。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应予追加刘武洪、邹忠应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二、龚太文和人合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三、一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四、涉案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否恰当；五、是否应予支持精神抚慰金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偏低以及纳入总损失中按责任比例分摊是否恰当。针对争议问题，本院评判如下：焦点一，关于本案是否应予追加刘武洪、邹忠应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的问题。上诉人人合公司认为，刘武洪、邹忠应作为临时雇主，应当是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也没有释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造成余发忠死亡的损害后果，系余发忠驾驶装载机施救车辆行为结束后返回途中因驾驶装载机操作不规范发生侧翻所致，损害的发生与余发忠是否具有救援资质无关联性。刘武洪、邹忠应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人合公司上诉要求追加刘武洪、邹忠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审判程序合法。焦点二，关于龚太文和人合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诉人龚太文认为，其仅起介绍作用，余发忠是与人合公司之间形成劳务关系。即使余发忠与龚太文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余发忠驾驶装载机施救车辆也不是执行龚太文安排的工作，而是受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姜仁林的安排从事工作，龚太文不应承担责任。上诉人人合公司认为，余发忠与龚太文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姜仁林仅将余发忠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刘武洪，姜仁林并没有与邹忠应商量施救费的事宜，也没有收取300元的施救费，人合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根据《高田乡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记载：“余发忠是威信县扎西镇石龙办事处大房子村民小组龚太文老板雇佣的轮式装载机驾驶员”的事实，结合余发忠之妻胡某陈述：“龚太文到家中叫余发忠到高田开装载机，工资为每月5000元”的内容，足以认定余发忠系龚太文雇请的装载机驾驶员。龚太文称调解协议书是迫于有关部门的压力所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主张，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高田乡人民调解协议书》依法应予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龚太文将装载机租赁给人合公司并配备驾驶员由人合公司管理使用，人合公司对租赁物及驾驶员具有管理、支配的权利，事发当天虽然余发忠处于休息状态，仅表明没有实际工作，但余发忠仍处于人合公司管控范围。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姜仁林将余发忠的手机号码通过短息发给刘武洪，实属同意余发忠驾驶装载机外出救援车辆。根据余发忠持有的驾驶证为Ｃ1Ｅ类证照，说明余发忠无轮式装载机驾驶资格。而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余发忠施救完车辆后返回途中因驾驶操作不规范发生交通事故所致。因此，人合公司使用无装载机驾驶资格的余发忠并同意其驾驶装载机外出救援车辆，导致余发忠返回途中因驾驶操作不规范发生装载机翻坠的道路交通事故，人合公司在人员的使用、管理方面具有较大的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同理，余发忠为龚太文提供劳务，虽然本次余发忠外出施救车辆不是从事劳务活动，但龚太文聘请无装载机驾驶资格的余发忠驾驶装载机，具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综上，龚太文与人合公司均应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各自上诉认为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确定龚太文与人合公司承担赔付责任恰当。但认定余发忠与人合公司之间形成间接劳务关系及将本案定性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当，应将案由更正为生命权纠纷。焦点三，关于一审判决对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胡某等人认为，余发忠对损害的发生仅有一定的过错，一审判决划定受害人自行承担55%的责任不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余发忠无装载机驾驶资格，同时无充足的证据证实人合公司从中受益，装载机发生翻坠又系余发忠操作不规范所致，能够认定余发忠对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较大的责任。一审判决划定其自行承担55%的责任偏重，适当调整为由其自行承担50%的责任较为恰当。人合公司使用无装载机操作资质及驾驶资格的余发忠并同意其外出施救车辆，导致余发忠在返回途中驾驶装载机因操作不规范发生交通事故，人合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大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对较重的责任，确定由人合公司承担30%的责任较为恰当，一审判决划定人合公司承担25%的责任偏低。龚太文的过错责任在于聘请无装载机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装载机，同时考虑损害的发生不属为龚太文提供劳务活动造成，一审判决划定龚太文承担20%的责任恰当。胡某等人主张余发忠外出施救车辆是受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的安排且300元的施救费归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所有，要求人合公司和龚太文承担主要责任及连带责任问题，因仅有邹忠应、刘武洪事后陈述300元是给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姜仁林的，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事实，同时结合人合公司提交的通话清单无2019年8月9日下午姜仁林与余发忠的通话记录及300元费用在施救前未支付给人合公司四标段负责人姜仁林的事实，不足以认定余发忠是受人合公司的安排和指示从事救援行为及救援行为属于为龚太文提供劳务，请求龚太文、人合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及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焦点四，关于涉案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龚太文、人合公司均认为，涉案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不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胡某等人申请了出租房屋的房主黄志敏出庭证实余发忠夫妻及其两个子女租住其房屋的事实，结合余发忠受聘请在从事装载机驾驶工作的事实，说明余发忠的主要收入非来源于从事农业生产，其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具有合理性。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涉案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并无不当。焦点五，关于是否应予支持精神抚慰金及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偏低以及纳入总损失中按责任比例分摊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胡某等人认为，余发忠仅有一定的责任，一审判决支持2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偏低，且纳入总损失中按责任比例分摊不当。上诉人龚太文、人合公司均认为，余发忠具有重大过错，胡某等人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侵权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责任，承担数额须根据过错、损害后果、支付能力、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确定。本案中，根据余发忠家庭人员情况，其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及精神支柱，其死亡后必给家庭成员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幼小的子女失去父爱，今后生活、成长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金以示慰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获得支持。考虑余发忠具有重大过错、威信县经济欠发达及龚太文、人合公司的支付能力等因素，一审判决确定2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但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物质损害的范畴，且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时已考虑了受害人的过错，再将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总损失中按责任比例分摊不当。根据龚太文和人合公司的过错等情况，20000元确定由龚太文支付9000元，人合公司支付11000元。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威信县人民法院（2019）云0629民初1513号民事判决；二、余发忠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855353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185593元）、丧葬费52038.50元，合计907391.50元。由龚太文承担20%的责任即赔付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人民币181478.30元，扣减已付80000元，尚需支付101478.30元。由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30%的责任即赔付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人民币272217.45元；三、由龚太文支付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精神抚慰金人民币9000元。由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1000元；四、驳回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二、三项判决内容的履行期限为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付清。一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减半收取2585元，由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负担1422元，龚太文负担517元，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6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胡某、余屯元、胡纯英、余某1、余某2负担2000元，龚太文负担1000元，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1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宋明涛审判员 杨胜洪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马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