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802民初1341号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00709834635F。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园丁路1号。法定代表人：朱启忠，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云南五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女，汉族，1974年9月24日出生，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董昌仙，女，汉族，1968年11月6日出生，现住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普洱市思茅区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701015223805D。法定代表人：陈兰芝，局长。住所地：普洱市思茅区人民东路3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鲁,男,汉族,1964年12月10日出生，普洱市思茅区农业农村局职工，现住普洱市思茅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普洱市思茅区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701574678208Q。法定代表人：杨孙恒，局长。住所地：普洱市思茅区茶苑路4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钦，云南国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茶业公司）与被告董昌仙、第三人普洱市思茅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局）、第三人普洱市思茅区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区工信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云0802民初55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龙生茶业公司的起诉，龙生茶业公司不服裁定提起上诉，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9）云08民终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2018）云0802民初553号民事裁定书；二、指令本院审理。指令本院审理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2019年8月21日，龙生公司书面申请对沈光科（沈光科与董昌仙为夫妻，以户为单位签字）与龙生公司签订的《有机茶园承包合同》中落款处“沈光科”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12月19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因案件复杂，本案经报请批准延长审限6个月。并于2019年8月7日、2020年1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生茶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律、李建华、被告董昌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华、第三人区农业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鲁、区工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钦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系；二、原告不承担补偿被告经济补偿金的责任；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普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仲裁委）于2018年2月1日作出普劳人仲裁字[2018]11-1号《仲裁（非终局）裁决书》，裁决：1、解除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关系；2、原告向被告支付补偿金。原告认为该裁决确有错误。详细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的事实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依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因落实异地扶贫等相关政策以及发展经济等需要，思茅区人民政府从普洱境内各个县还有其他地州引入大量移民并办理了“农转农“的户籍地迁移手续。同时，为保护移民的收入来源，还出台了配套政策要求国有企业承担安置任务。当时包括原“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以下简称茶技公司）”在内的国有企业遵照政策同移民开展使用经营，将茶园土地发包给移民管理，回收茶叶鲜叶并支付价款,移民即逐步转变为今天所说的“茶农”。后续情况如下：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前，茶技公司与被告一户签订了《思茅县茶叶服务公司茶果农劳动合同书》（以下简称《茶果农劳动合同书》），该公司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将公司划定的茶园、果园承包给了从外地移民到本地的被告一户；2、2001年7月，因国有企业改制、茶技公司经批准注销，法人主体消灭；3、2001年，因政府将原茶技公司管理的国有资产委托至原告公司前身即国有企业“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移民安置任务也继续由公司承担；4、同年，该公司改制，当时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对公司的在职职工、离退休职工、抚养人员均进行了妥善安置。5、由于茶农并非原国有企业职工，改制后公司和茶农于2002年12月12日签订了新的《有机茶园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再次明确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为承包合同关系；6、自此以后，茶农和公司间的承包关系一直延续至2014年茶地被政府依法征收。以上事实有深刻的政策背景，虽时间久远，但均有相关证据证明。2017年，由于玉磨铁路普洱火车站建设需要，政府对涉及搬迁的茶农进行了安置。部分茶农就找到了1993年《茶果农劳动合同书》作为依据，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主张：1、茶农系原国有企业茶技公司职工；2、《茶果农劳动合同书》的签订主体茶技公司为现原告公司前身，因此原、被告间存在正式的长期合法劳动关系，并据此请求劳动仲裁委裁决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2018年2月，劳动仲裁委作出了仲裁裁决，支持了茶农的仲裁请求。二、原告认为上述裁决确有错误。1、原茶技公司与被告之间为承包合同关系。原茶技公司同被告一户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茶果农合同书》。但实为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不应受劳动法等相关社会法部门调整。合同签订的时间，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之前，当时签订合同的双方对劳动合同关系这一概念不可能是劳动法颁布后的理解；其次，合同正文和落款中如“乙方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孩子”，落款是两人签名等均反映合同主体系承包户以本户名义签订，非以自然人个人名义签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资格，体现合同主体系为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最后，合同正文中多次出现承包的表达。综上，《茶果农劳动合同书》所约定的法律关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生效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2、原茶技公司非原告前身，原告与茶技公司不存在合并等承继关系。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为原茶技公司系原告前身。相关证据充分证明茶技公司已经批准注销，即法人资格消灭非法人合并或分立。在无任何证据证明茶技公司发生合并或分立的前提下，原告自然不应当被认定为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茶技公司注销的材料可以看出，该公司是在公司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妥善安置、处理后，经申请并由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情况下才办理了注销登记，而因当时茶农非国有企业职工，未被纳入安置范围。3、应认定原、被告双方自2002年至2014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非劳动合同关系。2002年，原、被告签订《有机茶园承包合同》，该合同比较《茶果农劳动合同书》更加明确的确认了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原告将合同约定亩数的有机茶园承包给被告一户，由被告一户管理、修剪、采摘，并在原告的统一指导下自行购买其承包茶园内所用的生产物资，双方对违约责任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至2014年，因地方发展需要，原告发包给被告一户的茶园承包地被政府依法征收，原告无法继续承包，双方的承包合同关系终止。4、因2014年政府征收，2017年政府将安置补偿费用下发给原告，同年，原告与被告一户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双方约定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原告发放补偿款后，被告应积极准备搬离居住地，在政府帮助下安置并重新就业。上述协议也再次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另协议也约定，被告在领取搬迁补偿款后，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对原告有其他任何要求。5、被告的仲裁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劳动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一年，若被告认为其所主张权益受侵害,其提起请求的时间也早已超出了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当获得支持。6、本案相关第三人，因原茶技公司在注销时未经清算程序，原“思茅县农牧局”（现区农业局）为原茶技公司的发起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列为本案第三人。因原“思茅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区工信局）为原茶技公司注销时作出决定的机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列为本案第三人。综上所述，原、被告曾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但自始未曾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被告无权向原告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相关。被告董昌仙辩称，一、原告所述事实经过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情况为：被告系80年代末，因原思茅县大力发展普洱茶产业需要，向原思茅地区辖区各县引进的茶果农，并非如原告所述的易地扶贫对象。原告于1993年1月与被告签订书面长期劳动合同，之后原告服从被告的管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完成被告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原告已在被告处工作25年。原告在诉状中称公司改制时对公司的员工进行了安置，被告不是公司职工，因此未进行安置。该陈述正好说明了原告对自己的员工严重不负责任，不尽应尽的法律义务，并导致诉讼。二、劳动仲裁委作出的普劳人仲裁字[2018]11-1号裁决事实清楚，合理合法。裁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非承包关系合法，依法应得到法律支持。首先《茶果农劳动合同书》为用人单位原茶技公司与劳动者之间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合同的主体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次，合同中已明确了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被告受原告的劳动管理，从事原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再次，被告提供的劳动是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合同约定原、被告具有经济上及人格上的从属性，即原告作为劳动力使用者从事生产活动，被告通过提供劳务，完成原告安排的各项生产任务，接受原告培训，遵守原告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并获得工资报酬。双方签订的《茶果农劳动合同书》属于典型的法定劳动合同。《有机茶园承包合同》系2002年12月原告单方制定的承包合同，未与被告协商一致，未经被告签字认可，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有权向原告主张享有的各项权利。2、根据被告提供的《企业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中法定代表人朱启忠签字确认的注销理由为：“思茅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于1988年8月成立，又于1995年下半年进行股份制改革，由公司和公司职工持股会共同发起组建了云南思茅龙泉生态茶实业有限公司，现属龙生集团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随着龙生集团公司的深化改革，市政府将原来投入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的国有资产委托给龙生集团公司经营管理”。被告服务的新星茶场是原告的分场，至今原告一直在使用、管理原来投入茶技公司的所有国有资产。仲裁委作出的裁决并无不当。3、被告自1993年1月至今与原告仍存在法定劳动关系，二十余年来，被告一直要求原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被告长期置之不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其申请仲裁时效，不受一年时间限制。三、原告要求增加区农业局、区工信局为本案第三人的诉求，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判决。综上，原告所诉的事实及理由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劳动仲裁委的仲裁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支持市仲裁委的所有仲裁决定。第三人区农业局述称，一、区农业局是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行政机关，在本案的民事争议中，区农业局不享有民事权利，也不负有民事义务。二、原茶技公司是经思茅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三、区农业局虽在茶技公司成立之初作为主管部门，但随着人民政府对所属职能部门职责的调整，区农业局自1995年以后就不再作为茶技公司的企业主管机关，从该公司的注销审批情况即可得到印证。四、在区农业局主管茶技公司期间，区农业局没有审批过该公司在自主经营范围内的任何事项，也未干涉过该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综上，区农业局认为自己在本案中既不享有民事权利，也不负有民事义务。第三人区工信局述称，一、本案中列区工信局为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一、茶技公司的成立组建、隶属思茅县农牧局。2001年注销也是企业自愿向思茅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的注销申请，成立组建也好，注销登记也罢，区工信局既不是主管部门，也不是审批机关，仅仅是作为有关部门提供同意注销的意见或建议。其二、法律法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一条规定，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为当事人，撤销与注销的字面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于2015年2月4日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废止。二、区工信局没有审批过该公司在自主经营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没有干涉过该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区工信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在本案的民事诉讼法，不负有民事义务。综上所述，区工信局认为被列为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区工信局不负有民事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属共认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龙生茶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第一组:1、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2、《联营茶场协议书》，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二组：1、思茅县人民政府思政发[1990]11号文件、2、《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茶农劳动合同书》、3、思茅市人民政府思政发[1995]76号文件、4、思茅市人民政府思政发[1995]68号文件，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征收集体土地协议》，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各方当事人认可真实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因该协议为征收补偿的协议，不能证明该协议是沈光科户（沈光科与董昌仙是一户）与龙生公司达成过领取补偿款后，不得对龙生公司有任何请求的协议，对龙生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情况说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关于用国有股权置换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请示、2、市政府来文处理通知单1份、3、关于要求提高置换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补助金额的请示、4、市政府来文处理通知单、5、关于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安置费确认的通知、6、思茅市拍卖出售企业职工安置费核定表、7、云南思茅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职工安置费计算费用明细表，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第七组：《情况说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茶园承包合同》，已经司法鉴定部门鉴定合同中落款处签字非沈光科本人签字，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董昌仙提交的证据中：第一组临时务工证，本院仅对被告1990年在思茅茶叶科技服务公司务工的情况予以采信，第二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对于龙生公司根据沈光科、董昌仙户采摘茶叶鲜叶的数量支付款项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关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的申请、中国思茅普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云南思茅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公司名称注册登记申请、关于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申请、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龙生公司申请，本院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云春鉴[2019]文鉴字第41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有鉴定资质的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鉴定费票据为实际发生的费用，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成立于1988年8月12日，为国营企业。1988年8月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分别与原思茅县南屏乡曼连村公所天干箐村等三个村民小组签订《联营茶场协议书》，约定思茅县南屏乡曼连村公所天干箐村等三个小组用本村经过批准划定的集体荒山地和杂木林地，与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联营办茶场，联营年限为30年，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在以上联营土地上组建新星茶场。思茅县茶业技术服务公司于1993年1月与沈光科、董昌仙签订《茶果农劳动合同书》，思茅县茶业技术服务公司作为甲方，沈光科、董昌仙作为乙方（庭审中被告自认合同是以户为单位签订，董昌仙与沈光科是一户，系夫妻关系），约定：乙方按公司规定的技术要求管好公司划定承包给的茶园、果园，同时管好公司划定的主干道、环山道、步道，乙方必须按公司规定的技术要求管好承包茶果园内所种植的覆阴树种，包括行道树、遮阴树、防护林；乙方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包括中耕、除草、打药、施肥、采摘、修剪、间作、套种等），须完成公司各年度下达的产量指标和质量要求，承包地内所种植的各种覆阴树种的生长量、生长势要求达到公司规定的指标，严格搞好承包园内的茶园、果园的防盗、防牲畜践踏和防洪抗旱工作，确保承包园内园地四季无杂草、土壤疏松，茶树生长健康、正常，棚面形成良好，小区路、环山路、主干道四季畅通，无杂草生长；生产季必须按时上下班，有病有事必须先请假，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技术规范进行工作，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及生产、工作安排；甲方组织供应茶果基地建设所必须的生产资料，按时支付乙方应得的各种工资待遇，协助乙方解决建房所需的工地；鲜叶价、鲜果价根据级别，由公司决定，扣除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外，剩余部分属乙方应得的工资。双方在合同中亦对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未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录用手续。1993年11月3日茶技公司（原思茅县茶业技术服务公司）经批准名称变更为思茅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1996年11月18日云南思茅龙生茶叶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企业类型为国有独资，名称先后变更为云南思茅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7月11日思茅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和公司的职工持股会共同发起组建了云南思茅龙泉生态茶实业有限公司，属被告龙生茶业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市政府将原来投入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的国有资产委托给被告龙生茶业公司经营管理，此后思茅市茶叶科技发展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了注销，在工商部门注销登记中载明公司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务等已作了妥善安置、处理。2001年7月23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文件思国资字（2001）04号《关于授权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国有资产的批复》，同意将云南思茅龙泉生态茶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国有资产639000元转由被告龙生茶业公司经营，此后云南思茅龙泉生态茶实业有限公司注销。2001年原告龙生茶业公司进行企业改制，国有股权退出，以国有股权置换国有企业职工身份。11月30日，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了原告龙生茶业公司的《思茅市拍卖出售企业职工安置费核定表》，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该表中无被告的安置方案。2001年企业改制后，被告继续在新星茶场从事茶叶种植（新星茶场的租金由原告支付），庭审中双方认可，根据被告上交茶叶数量，扣除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原告以户为单位支付报酬给被告（前期转账名称为工资，后改为转账），2014年因修建铁路，原告龙生茶业公司租赁的新星茶场的茶地被征收，茶地的所有权人三个村民小组于2014年与政府签订了《征收集体土地协议》，2017年10月9日原告作为安置人，被告丈夫沈光科作为被安置人户主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是以户为单位签订，沈光科作为户主与龙生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因原告龙生公司承包的茶地被政府征收，沈光科户等新星茶场茶农失去生产所需的基础条件，且必须搬迁出位于茶场中的居住地，沈光科户愿意接受原告的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出居住地，沈光科户搬出后，因沈光科户在茶场范围内生产生活产生的各种关系均同时终止。沈光科户符合龙生公司招用，具有龙生公司或新星茶场独立户口的条件，原告实际给付沈光科户补偿费18万元。现被告及其丈夫沈光科已领取以上补偿款，并已搬出原经营管理的茶地。2017年12月，被告董昌仙向普洱市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认为1993年签订合同至今,被告一直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遂提出仲裁请求：1.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劳动合同关系;2.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1993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94776元。普洱市仲裁委于2018年2月1日作出仲裁（非终局）裁决书。仲裁（非终局）裁决书裁决：“一、2017年12月22日起申请人董昌仙与被申请人云南龙生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解除；二、被申请人云南龙生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董昌仙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的经济补偿金共计39490元，该款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诉讼中，经龙生公司申请，本院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对沈光科签字的《有机茶园承包合同》（该合同以户单位签订，沈光科与董昌仙是一户）中落款处的“沈光科”签字笔迹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的云春鉴[2019]文鉴字第416-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有机茶园承包合同》中落款处的“沈光科”签字笔迹非沈光科本人所写，龙生公司已支付鉴定费（该费用在龙生公司诉沈光科另案中处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起诉确认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不在涉案的仲裁（非终局）裁决书中，但确认劳动合同关系，与本案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对该请求应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2001年企业改制时未将被告作为国有企业职工改制，故2001年企业改制前被告的劳动关系与原告无关。2001年企业改制后，被告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原告根据被告交茶叶鲜叶数量向被告支付茶叶款。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以上规章中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条件。因原、被告在茶园种值工作中不具有从属关系，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故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对于被告提出的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亦不认定原、被告的劳动关系终止，原告无须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董昌仙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原告云南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应支付被告董昌仙经济赔偿金。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董昌仙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晓玲人民陪审员  牛冀群人民陪审员  李青倬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段云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