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107号原告：文育林，男，1975年4月14日生，白族，云南省漾濞县人，从事建筑行业，现住。被告：郑东升，男，1962年5月16日生，汉族，云南省永胜县人，住大理市。被告：孙志红，女，1962年4月27日生，满族，黑龙江省宜春市人，住大理市。原告文育林诉被告郑东升、孙志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受理，2018年7月14日作出（2018）云2901民初101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孙志红不服该判决，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云29民终1039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育林、被告郑东升、孙志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文育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郑东升归还借款人民币50万元，由被告孙志红承担担保责任；二、由二被告承担2013年6月3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息3分计算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至2013年6月3日期间，二被告以做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多次到原告位于金贝商业城建筑公司办公室向原告借款，共计借走现金50万元。借款经原告长年多次催要未归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被告郑东升辩称：2016年6月3日我向原告借款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被告孙志红担保，借期是一个月，月息10%。后来我没有按时偿还，经过利滚利，最后给原告出具了80万元的借条。我从来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原告提交的借款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是原告根据我在10万元借条上的签字拼接形成的，我申请对50万元的借条进行司法鉴定。我只向原告借过10万元，至今未偿还本息，原告诉称的其他借款我从来没有借过。被告孙志红辩称：我和郑东升是同事，当时郑东升和我说他借款10万元需要我担保，我出于朋友关系帮他签了字。我签字时是为10万元担保，我从来没有在50万元的借条上签过字。原告起诉后郑东升告诉我借条是假的，我就去公安机关报案，因为案子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原告文育林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A1、2013年6月3日出具的《借条》原件1份，证明被告郑东升向原告借款50万元的事实以及孙志红担保情况。A2、2013年10月3日出具的《借条》原件一份，证明以月息6分结算了4个月的利息12万元，同时郑东升再次向我借款2万元，出具了14万元的借条。A3、承诺书一份，证明2016年5月25日郑东升给原告还款4万元的事实。A4、2015年4月28日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被告无法偿还借款后，双方按本金50万元结算，月息3分计算了20个月的利息，本息合计80万元，另有2013年10月3日的借款2万元，被告郑东升出具了82万元的借条一份。经质证，被告郑东升对原告提交的证据A1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伪造的，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对证据A2无异议，认可借条载明的金额是结算后的借款本息；证据A3无异议，但是没有偿还给原告4万元；证据A4无异议，该借条是2013年6月3日的借款10万元利滚利后最后计算的本息82万元。被告孙志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A1不予认可，认为其没有在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上签过字，只是为被告郑东升提供了10万元的担保，其他证据因为没有参与原告与被告郑东升之间的借款，不清楚证据是否真实。被告郑东升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B1、借条复印件三份，证明原、被告多次结算利息出具借条，原告提交的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是虚假诉讼。经质证，原告对被告郑东升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孙志红对被告郑东升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孙志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被告郑东升、孙志红向本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就原告提交的证据A1的《借条》中借款人处的签字及手印是否为二被告本人笔迹、手印以及该借条是否系拼接形成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后因鉴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超出了鉴定中心技术条件及鉴定能力，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决定不予受理鉴定委托。本院另行委托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云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云南公正［2019］文鉴字第1145号”、“云南公正［2019］文鉴字第1146号”、“云南公正［2019］痕鉴字第29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2013年6月3日借款50万元的《借条》不存在拼接变造事实；郑东升、孙志红的笔迹是郑东升、孙志红书写形成；指印是郑东升、孙志红留存。经质证，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被告郑东升、孙志红对笔迹、指印的鉴定意见无异议，对借条不存在拼接变造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认为该借条系原告拼接形成。本院认为，云南公正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委托程序合法，被告对“落款日期2013年6月3日借款50万元的《借条》不存在拼接变造事实”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但未提出实质理由及足够充分的证据反驳该鉴定意见，也无充分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拼接、变造、伪造借条，故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裁判参考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A1经鉴定未见任何剪切、挖补、粘贴拼接、拼接复印现象，不存在拼接变造事实，借款人的签名手印也系被告郑东升、孙志红亲笔签名、留存，原告亦认可借条主文“今借到文育林人民币伍拾万元现金支付”的内容系原告书写后再交给被告签字，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不成立，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A2、A3、A4经质证后被告郑东升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郑东升提交的证据B1为复印件，在本院延长举证期限后被告郑东升未提交证据原件，本院对被告郑东升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根据上述举证、质证、认证以及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如下法律事实：原告与被告郑东升在工作中认识。被告郑东升与被告孙志红系同事关系。2013年6月3日，被告郑东升向原告借款，被告孙志红担保。原告文育林书写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现金支付！”，被告郑东升在“借款人”处签字按手印，被告孙志红在“担保人”处签字按手印。借款后被告郑东升、孙志红未偿还借款。庭审中被告郑东升自认借款期限为一个月。2013年10月3日，被告郑东升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人民币壹拾肆万元整（￥140000元），约定2013年1月3日归还借款”，“借款人”处有被告郑东升签名。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该《借条》载明的借款14万元为第一次借款50万元的利息12万元，加上当天出借现金2万元。被告郑东升陈述该借条载明的金额为借款10万元结算利息后的借款本息。2015年4月28日，被告郑东升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文育林同志人民币捌拾贰万元整￥820000元，此款于2015年5月15日归还”，“借款人”处有被告郑东升签名捺印。庭审中原告陈述该《借条》载明的借款82万元系借款本金50万元以及该本金以月息3分计算的20个月的借款利息30万元，以及2013年10月3日的借款本金2万元。被告郑东升陈述82万元系借款本金10万元利滚利所得。2016年5月16日被告郑东升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5月25日前偿还借款4万元。本案诉讼中被告郑东升自认借款后未偿还过任何借款本息。另鉴于原告文育林作为出借人在本院涉及多年多次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诉讼的事实，本院通过法院综合信息门户平台查询，2010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原告文育林作为出借人，在本院已涉及有40余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依据以上法律、法规规定，本案原告文育林向不特定的被告等人发放贷款并获取相应的利息，从事向不特定对象进行贷款业务的活动，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故本案原告与被告郑东升之间的借贷合同已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被告郑东升因合同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予以返还。庭审中被告郑东升自认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且未按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息，被告郑东升实际使用了原告提供的款项，原告客观上具有利息损失,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关于双方争议的借款本金金额，原告主张借款本金为50万元，其中2012年初出借现金20万元，2013年初出借现金20万元，2013年6月3日出借现金10万元。被告郑东升认可2013年6月3日借款现金10万元，对原告其他主张不予认可；被告孙志红认可仅对2013年6月3日的借款10万元提供了担保。本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以借款的实际交付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对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及出借人是否已经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郑东升之间有50万元的借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本案中原告应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这两个要素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被告郑东升签字的《借条》能够证实双方的借贷合意，但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款项支付凭证及款项来源的相关证据。关于被告郑东升不予认可的40万元借款，原告在（2018）云2901民初1018号案件二审过程中陈述：2012年“三月街”出借了一次、2012年“中秋节”出借了一次，就同一借款事实，原告自己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原告主张的4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因此，原告仅完成了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但不能举证证明其确已经将款项40万元实际交付给借款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被告郑东升明确承认的10万元借款，原告无需举证证明。综上，对于本案的借款本金，本院确认为10万元。关于被告孙志红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孙志红承担担保责任，被告郑东升、孙志红辩称孙志红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且本案借贷合同系因原告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被告孙志红对担保合同无效的后果并无过错，其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郑东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文育林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3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原告文育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文育林承担7040元，由被告郑东升承担1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先勇审判员  李瑞娟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苏 韬书记员  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