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3民初3734号原告：朱继红，女，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6、8、10、12、16、18号6号楼11层1133。法定代表人:蹇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晨，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民，辽宁仲领达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继红诉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辽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朱继红、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均对该判决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2018）辽01民终1308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8）辽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张克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人民陪审员谢建华、解刚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继红，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晨、李兴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继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合同无效，立即返还原告本金及利息共46575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从双方合同到期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在本案中，原告就保本理财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辽宁分公司。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的起诉日期为2015年，而此时与本案有关的负责人，因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公诉机关提起公诉而被沈河民四初字第1649号裁定驳回起诉案件受理费用退回原告。2、原告从未接受任何人和委托任何人参与刑事诉讼。再者，刑事判决书针对的是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二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辽宁分公司与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原告要求承担的是，基于同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保本理财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我要重申的是，原告是和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辽宁分公司签订的理财合同，非是被告所说的和孙建光签订的合同。（所有的证据，票据，合同及收据等，都是出自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及辽宁分公司）证据已递交法院。（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的邓万江等49名被害人是以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义单独或指使被告人朱明祺、刘哲秀等向社会不特定群众集资诈骗辽01（刑初11号笫11页第一项说的很清楚），而我是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的理财合同。二、我在2013年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过一期与2014年相同的理财产品，并将款项汇入辽宁分公司账户（证据提交法院）。2014年合同到期履行完毕。正是出于对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信任与合作，2014年5月24日才又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了保本理财合同，合同金额465750元，由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违约，到期没有履行合同造成了本次诉讼。该公司法人的诈骗行为与因本案所涉的保本理财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赔偿关系是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审理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并不存在一事两诉的问题。因我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签订的保本理财合同而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该公司理应承担民事责任，赔偿我的全部经济损失。三、该公司存在以下严重过错，一审法院未予确认：1、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辽宁分公司曾经违规经营过保险理财产品。（证据已递交一审法院）2、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在销售理财产品，是该公司的一项常规经营业务是该公司的经营行为，且该公司自己的员工也购买了大量的本公司理财产品。刑事判决（2016）辽01刑初11号第12页（3）条正隆（北京）公司回复函：证明2012年10月16日辽宁保监局批复正隆（北京）公司设立辽宁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业务、财务均受总公司统一管理，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孙建光为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有批复文），2014年9月，辽宁分公司孙建光等12人全部离职，而我签的理财合同正是孙建光等人在正隆（北京）公司辽宁分公司履职期间签的合同。被告一再推脱说我们没有对公交易记录，原一审我们提供了与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公司在2013年4月28日的对公交易记录及向正隆（北京）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账户汇款凭证（作为证据递交一审法院）。被上诉人隐瞒了有过对公交易记录这一事实，并做伪证。原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这一对公交易记录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这一违规经营项目和主要过错做出认定。这是我们与正隆（北京）保险辽宁分公司签订的理财合同所对我造成经济损失的因果关系。其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有严重的过错，因此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我全部经济损失。但被告总拿沈中法刑事判决书（2016）辽刑初11号来推卸自己公司的责任，隐瞒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的事实。对方辩护也一直在规避我们与该分公司有对公交易记录这一事实，我确实在2013年往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汇过款，买了他家的理财产品。3、关于汇款：当时辽宁正隆资产公司与正隆（北京）保险辽宁分公司是在同一地点办公、同一法人代表、同一班人马管理混乱（证据已递交法庭）。公安查封的正是现在被告所注册的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87-1号。（2017）刑初终289号例举的证人中：罗笑然、李新、王晓慧、刘景娜、（刘哲秀，案外嫌疑人）等，正是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职员，也是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这足以证明这两个公司是同一班人马，同一地点办公。对外宣称都归正隆(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统一领导都是总公司旗下的企业，所以我是按孙经理给的账户汇的款这并没有错。4、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用人不察有严重过错。根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描述，孙建光在入职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辽宁分公司负责人之前，曾因抢劫罪判处15年，交通肇事罪，判处一年，缓刑一年，是有重大劣迹人员。该公司在其入职前，未对其作必要的入职审查，直接认定为辽宁分公司负责人（总经理），任命聘任如此重要的公司高管如此草率，给孙建光犯罪提供平台，是对社会及消费者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造成此次民事纠纷的根源，作为经营公司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四、原一审时认定我方未尽到谨慎义务不准确，未考虑我方提供的证据及说明材料。1、由于该公司负责人对我宣称，辽宁正隆资产公司是该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将款项汇入到指定账户，是其总公司业务的流程需要，我按照合同一方正隆（北京）保险辽宁分公司法人要求才将款汇入到其指定账户。2、年利率14%，是我和正隆保险辽宁分公司签订合同时，由对方提出，并协商确定的，你情我愿，且未超过法定标准。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双方约定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年利率14%，远低于法定标准，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何来高息诱惑之错？投资追求回报社会常识，人之常情，投资者需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而不是被诈骗的风险。五、原一审时对我方损失金额认定错误。原一审判决只承认了我的本金损失，却未确认到我方给付之日的利息损失。原判决对被告过错认定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明显偏袒，严重有失公允公证。六、原一审判决应根据法释（1998）7号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带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已签订经济合同等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切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认定被告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不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的情形，即在本案中存在明显严重过错。那么就应该按照该条法律的规定，判决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辽宁分公司赔偿我的全部经济损失。七、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单位主管负责人员履行职务行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孙建光在担任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在正隆（北京）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的办公场所（公司注册地），以公司的名义，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及总经理的法定身份与我洽谈签订的保本理财合同。并按照孙总指定的账户汇款完成交易（这是对公交易）。合同到期后二被上诉人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辽宁分公司拒绝履行合同，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上述情况下，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人代表，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三条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我就保险理财合同法律关系起诉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辽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当合法的，原审法院依据事实不清，混淆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单位有明显过错，该过错行为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望法院，能依据法律的规定，坚持公平正义，拨乱反正，对原审法院错误判决予以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告所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如下：一、涉案合同系因孙建光的犯罪行为而无效，因案涉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是孙建光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既本案原告）造成的损失，该损失由刑事追偿程序予以确认并追偿。原告所签订的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原因为孙建光伪造了合同、发票等法律文书，并编造了虚构的事实用于诈骗犯罪。原告主张的依据是其持有的“甬江系列理财产品”及“保险单”、“保险发票”，这些已经被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被告人孙建光为实施犯罪而伪造。该合同涉及的刑事犯罪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刑终289号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效力。刑事判决书可以确认：1、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孙建光为犯罪行为而设立的公司，依法不符合单位犯罪的规定；2、被害人诉讼代表及代理律师参加的诉讼，并发表的代理意见；3、孙建光使用虚假的“昆仑信托”投资合同、保险合同向不特定社会公司非法吸收资金，行为构成非法集资罪；4、昆仑信托项目被害人书面意见，三个项目受害人钱都投入辽宁正隆公司，请求法院平均分配公司现有款物；5、答辩人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正隆（北京）公司并非保险公司，无权出具保险合同或者保单，从未刻制“保险合同专用章”；6、《甬江**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无保险条款，也无投保人签名确认，印章均系伪造，发票也系伪造，无对公交易记录；7、邓万江等40余名被害人陈述，甬江22-26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保险费专用发票等，证实被告人孙建光承诺给付高额利息，通过理财产品合同，吸收社会公众投资及集资群众个人投资及损失数额情况；8、辽宁恒信达会计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证实，自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以昆仑信托项目吸收资金9746万元，造成实际损失8364.9885万元。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为：扣押款物根据各被害人损失数额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责令被告人孙建光退赔。原告作为被告人孙建光犯集资诈骗罪的受害人，接受了办案机关调查，其因孙建光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已由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并判决追偿。刑事判决书判决追偿部分与本案的民事诉讼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赔偿部分重叠。则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对于订立无效合同并依无效的合同支付款项过程中均存在明显的过错，对于本案所涉“被骗”的过程中存在未尽到注意与审慎的责任，应自行承担“被骗”的后果。1、原告将款项汇入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为是明显的过错行为。在不考虑印章、发票及合同系伪造的前提下，原告所举的合同证据中加盖印章的字样并无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票载明的字样是答辩人，但其汇入的银行账户却是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显然违反商业习惯，原告对此明知，其行为有明显的过错。2、原告提供的合同名称为“保险合同”，发票名称为“保险费专用发票”，合同及发票上载明的名称均为“保险公司：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但事实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即可以判断，其不能承保，其也不能成为合同中的保险人。3、原告既然已经通过网站等方式对于答辩人公司、高管进行过了解，那么就应该完全知道答辩人公司从事的经营范围，更能知道答辩人不能作为保险人承保的基本事实。4、既然存在“理财产品”，那么如果原告没有与理财产品发行方签订合同了，又怎么会有对理财产品的保险呢？5、需要强调的一点，原告与其余与本案相关的其他起诉人中的刘斌均很熟悉，刘斌为本溪市国税的干部，作为国税的干部应当对于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保险费用的收取以及发票的真伪做出判断，国税本身既可以提供发票真伪的验证，在国税公开的系统中也可以对于发票验证真伪，因此说，本案中，原告以及与原告相似的其他起诉人均应对于孙建光的犯罪行为有所判断，其对于合同无效存在全部过错。综合以上理由只能说明，原告在签订合同及付款时，并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为了追求高回报，甘于承担“被骗”的风险，而在事实“被骗”发生后，却找出种种“无辜”的理由，并试图通过诉讼“转嫁”其被骗的损失。三、原告的行为系由于其明显贪图高息而甘于冒险所致，巨额的利息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之所以能够甘于冒险，签订如此漏洞百出又不符合常理的合同，完全是贪图高息所致。根据合同约定，年收益率达到14%，已经超出了正常理财保险的收益范围。所以，原告所主张的利息并非其实际损失，利息本身就是被告人孙建光为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手段，原告正是受到这种高息的诱惑才会“受骗”，所以，原告主张的利息并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不应由被告承担。四、原告主张无效合同的利息损失不应得到支持。本案的合同为孙建光为实施犯罪行为而伪造的合同，不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为无效的合同，依据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其无效合同的利息不应得到支持。原告的损失应为原告支付的本金，扣除原告已取得的孙建光返还的款项，并扣除刑事追偿程序已赔偿的款项后方能计算损失。故本次诉讼中原告的损失不能确定，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待原告损失确定后再行诉讼。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所诉的事实为孙建光的犯罪行为，其犯罪行为已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追诉，其损失亦由刑事判决书判决退赔，答辩人并无过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5月23日，原告通过其中国银行账户向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帐户汇款45万元，用途载明：货款。2014年5月24日，被告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孙建光为原告提供了《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一份，载明：“被保险人：朱继红；保险费：40万元；满期日期：2015年5月24日；满期给付金额：456000元；保险公司经办人姓名：孙建光。特别约定：2、缴费方式：一次性交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返息日如遇节假日顺延到下个工作日。5、为了保证被保险人利益不受损失，正隆公司和冰晶集团作为担保方在被保险人在保险其间达不到预期收益时，由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支付被保险人不足利息。6、本保险计划要求被保险人到期领取满期给付金额。逾期领取，则不再另行支付利息。”当日，孙建光还为原告提供了盖有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公章的保费40万元的保险费专用发票，载明的收费形式：现金。2014年6月10日，被告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孙建光为原告提供了《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一份，载明：“被保险人：朱继红；保险费：5万元；满期日期：2015年6月10日；满期给付金额：57000元；保险公司经办人姓名：孙建光。特别约定：2、缴费方式：一次性交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返息日如遇节假日顺延到下个工作日。5、为了保证被保险人利益不受损失，正隆公司和冰晶集团作为担保方在被保险人在保险其间达不到预期收益时，由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支付被保险人不足利息。6、本保险计划要求被保险人到期领取满期给付金额。逾期领取，则不再另行支付利息。”当日，孙建光还为原告提供了盖有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公章的保费5万元的保险费专用发票，载明的收费形式：现金。后原告收到上述保单返息47250元。2016年2月，孙建光、朱明祺、刘哲秀、李雷、金笛、费嘉伟因涉嫌刑事犯罪被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1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1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孙建光为高中文化，曾因犯抢劫罪于1996年7月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0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该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8月31日，孙建光为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2014年9月离职。辽宁正隆公司招收劳动合同制人员名单、劳动用工备案表，证实孙建光、朱明祺、刘哲秀、李雷、金笛、费嘉伟等均与辽宁正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在辽宁省人社厅备案。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害人投资购买的《甬江**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使用的是虚假印鉴、虚假发票，本案被告未收到上述保单的保费。该判决书判处孙建光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刘哲秀、朱明祺、李雷、金笛、费嘉伟分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刑罚，并判处扣押款物根据被害人损失数额按比例退赔被害人。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责令被告人孙建光退赔。后孙建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系该案刑事案件受害人。2015年，原告曾将本案被告诉至本院，主张被告返还保费。本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朱继红的起诉。朱继红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朱继红申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民申306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朱继红应在刑事案件作出认定后，根据本案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的牵连程度，确定是否应当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驳回朱继红的再审申请。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经营范围为在总公司授权范围内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保险公司以及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者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该公司已于2018年12月核准注销。另，原告提供保单一份，发票一张及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载明2013年4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涌江11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约定保险费20万元，一次性交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利息，满期给付金额228000元。被告将该款项汇入被告辽宁分公司账户，被告开具发票。原告称该投资款被告如数返还了，证明被告曾非法经营过理财业务。被告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成立，孙建光为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工商登记住所地为沈阳市沈河区。被告辽宁分公司的原工商登记住所地为沈河区，后变更变沈河区小西路87-1号。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保单系孙建光为诈骗而提供给原告，依法应为无效合同。故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孙建光因私刻公章、出具虚假发票，承诺给付高额利息，通过经营理财产品等方式，吸收社会公众投资及集资群众个人投资，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亦判令由其对受害人进行退赔。本案原告将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打入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导致被告未能对案涉款项进行监管；案涉《保单》无保险合同条款，实为理财产品，却远高于市场上的同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原告未能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孙建光为原告提供的保单上载明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为担保方，却未要求孙建光提供担保人的书面担保承诺，甚至该保单中没有写明正隆公司与冰晶集团的全称，案涉保单具有明显缺陷。原告对造成案涉合同无效的损失具有过错。孙建光自2013年10月8日起即在被告辽宁分公司住所地成立以犯罪为目的的辽宁正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距本案原告投保之日达半年之久。被告辽宁分公司多名工作人员涉孙建光案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被告对辽宁分公司疏于监管，且孙建光系分公司的负责人，被告在选人用人方面亦存在过错，且该过错导致了本案原告的损失，依法应对原告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原告已经收到返款47250元，该部分应当从损失中予以扣除，综合考虑刑事判决内容、执行情况及孙建光的退赔能力，以及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截止目前的损失402750元（450000元-47250元）承担20%赔偿责任，为8055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2014年5月24日被保险人为原告朱继红的《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保险单号码：LN15004083，投保单号码：NO.LC12012352）无效；二、确认2014年6月10日被保险人为原告朱继红的《甬江24号保本理财计划保单》（保险单号码：LN15004083，投保单号码：NO.LC12012407）无效；三、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朱继红损失80550元；四、驳回原告朱继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86元，由被告正隆（北京）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57元；由原告朱继红负担66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克明人民陪审员  谢建华人民陪审员  解 刚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陈 曦书 记 员  郭 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