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28民再2号抗诉机关：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原审第三人）：可某1，女，1949年生，住元江县。申诉人（原审第三人）：可某2，女，1957年生，住元江县。申诉人（原审第三人）：可某3，女，1963年生，住元江县。申诉人（原审被告）：可某4，男，1966年生，住元江县。四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民，云南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可某5，男，1955年生，住元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文，云南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莹，云南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可某6：男，1952年生，住元江县。申诉人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因与被申诉人可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2019）云0428民申1号民事裁定，向元江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玉溪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玉检民（行）监【2019】53040000044号民事抗诉书，向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4民抗1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玉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元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丽清、书记员罗长青出庭，申诉人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及四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民，被申诉人可某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文、吕莹，第三人可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玉溪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经审查认定事实为位于元江县房屋系可某1、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所有的财产，1992年10月2日可某1因病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房屋继承开始后，所有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故视为接受继承，如果进行遗产分割，应当先将该房屋价值的一半分出归李某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为李某、可某6、可某5、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共同继承。2016年5月10日，李某因病危无民事行为能力，其子可某4作为监护人代其签署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继承的《遗产继承协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监护人可某4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故该《遗产继承协议》中可某4代理李某自愿放弃继承的部分无效。且元江县澧江街道司法所对该《遗产继承协议》办理见证时不是由具有资质的见证人亲自承办，对涉及的关键性当事人未形成谈话笔录，没有体现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已严重违反办理程序，经元江县司法局调查核实，认为元江县澧江街道司法所对该《遗产继承协议》进行见证并出具的澧（红）法见字（2016）第158号《见证书》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不具合法性。因可某4代理李某自愿放弃继承权的代理行为损害了继承人李某的合法权益，元江县澧江街道司法所出具的《见证书》没有体现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严重违反办理程序，故该《遗产继承协议》不具有合法性。元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认定该《遗产继承协议》为有效协议，缺乏证据证明；李某因病危无民事行为能力，其子可某4作为监护人之一代其签署《遗产继承协议》，代理李某签署《遗产继承协议》自愿放弃继承权，已损害了李某的财产权利，其代理行为无效，而元江县澧江街道司法所出具的澧（红）法见字（2016）第158号《见证书》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不具合法性，该《遗产继承协议》应为无效协议。2016年5月11日李某去世，除可某6外，可某5、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均未明确表示放弃对位于元江县房屋的继承，故该房屋作为遗产因政府征收转化为补偿款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进行分割处理。元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认定该《遗产继承协议》为有效协议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进行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自愿、公平正义、公序良俗原则，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提出抗诉，依法再审。申诉人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称，可某5与可某4继承纠纷一案，元江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判决：由可某4给付可某5应得补偿款295420.30元。元江县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房屋被纳入改造范围后，除可某6以外的6名继承人于2016年5月10日在元江县澧江街道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有效。申诉人不服该判决，向元江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元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云0428民申1号民事裁定，驳回可某1、可某2、可某3的再审申请。申诉人认为元江县人民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遗产继承协议》无效。理由如下：一、签订该协议时意思表示不真实。2016年5月9日，因母亲病危，全家人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过多的精力管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的事情，当天又是享受调查评估签约奖励金3万元的最后期限，于是一家人在可某6的指导下商量决定：1、由可某5、可某4两人作为代表具体办理该事项；2、补偿款领取后平均分配。对于遗产继承从来没有进行过约定。2016年5月10日下午4点左右，可某6打电话给可某1说可某5、可某4已经在红河社区办理领取房屋补偿款事宜，4点30分左右我们到红河社区，工作人员叫我们在已打印好的材料上签字，说是办理领取房屋补偿款手续，我们才签字的，并不知道签署的是放弃遗产继承协议；二、公正程序违法，公正无效。2016年5月10日下午4点，我们到红河社区签字时，澧江街道司法所的公正人员告知我们让我们在办理领取补偿款的材料上签字，并未告知我们是遗产继承协议，也未向我们宣读签署的文书。同时，当天在现场的见证人与澧江街道司法所出具的《见证书》上签名的见证人不一致，因此澧江街道司法所出具的《见证书》存在违法情形，应认定为无效；三、《遗产继承协议》存在违法行为，签订协议时李某已病危在床（次日去世），李某不知道协议内容，也未授权他人代理，且李某的名字系他人代签，属于无权代理。综上所述，该案中可某5、可某4实施了欺诈行为，使申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民事法律行为，损害申诉人合法权益。但元江县人民法院并未查清案件事实，便作出了（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使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要求撤销判决，重新进行遗产分割。被申诉人可某5辩称，（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和（2019）云0428民申1号民事裁定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申诉人的申请不符合再审的情形，其不同意申诉人的意见。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可某5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可某4支付属于可某5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295920.30元。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可某1（1914年8月出生）系澧江镇ＸＸ社村民，与李某（1923年4月出生）系合法夫妻，婚后共同生育了可某1、可某6、可某2、可某3、可某5、可某4六个子女。1972年，原居住房屋被县兽医站征用，生产队分给荒地自建了一幢房屋。1987年12月25日，该房屋取得了第001228号《元江县私房产所有证》，房屋座落为元江县，产权人为可某1，丘号为90，证载建筑面积为157.75ｍ2；1988年8月31日，该房屋取得了第200490号《云南省城市（镇）土地使用证》，土地座落为元江县，土地使用人为可某1，地号为90，证载使用土地面积为166.37ｍ2。1992年10月2日，可某1因病去世后，户主变更为可某4，李某的户口与可某4的一起，但各继承人一直未对该房屋进行过遗产继承处理。2016年，该房屋（征收前房屋座落变更为元江县）被纳入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当时在此房屋内居住生活的人员有李某、可某5一家三口及可某4父子等共6人。同年5月9日，权利人可某5、可某4在房屋土地分户确认表上和被征收房屋土地价值评估结果（第二期）通知书上进行了签字捺印确认，认定房屋面积为222.44ｍ2，房地产总价值为540504元。2016年5月10日，李某（当时李某因生病在家且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状态，其的名字及手印由可某4代）、可某5、可某4、可某1、可某2、可某3等继承人共同签订了1份《遗产继承协议》，就位于元江县房屋的继承及房产征收补偿安置的相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李某、可某1、可某2、可某3自愿放弃对上述房屋的继承；二、上述房屋全部由可某5、可某4继承，各继承一半；三、国家在征收安置补偿中给予该土地及房屋的补偿安置待遇全部由可某5、可某4平均享受；四、在征收补偿安置中办理相关事项的一切手续费由可某5、可某4承担；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红河司法所存。同日，元江县澧江街道法律服务所对该份《遗产继承协议》出具了澧（红）法见字（2016）第158号《见证书》进行了见证。同年5月11日，李某去世，户口于同年6月20日注销。同年7月15日，本案原、被告（乙方）共同与元江县红河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1份编号为ＦＸＸＸＸ的《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确定了如下主要事项：一、被征收土地和房屋的基本情况：元江县，土地使用权面积166.37ｍ2，住房总建筑面积为222.44ｍ2（其中：土木结构213.14ｍ2，简易结构9.3ｍ2）；二、安置方式：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在签订购房协议书后结算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屋的差价；乙方可以按安置价购买安置小区的住房面积244.68ｍ2）；三、补偿总额：（一）房地产总价值（含装修）合计540504元（其中：房地产价值502980元，装修价值37524元）；（二）其他补偿：搬迁费补偿3336.60元；（三）奖励补助：1、调查评估结果确认及签约奖励30000元；2、残疾补助费5500元（其中：李某4000元、可某51000元、可某2人民币500元）；四、临时过渡安置补偿：……；五、搬迁期限：乙方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搬迁的，甲方验收接房后15日内奖励乙方10000元。以上共计589340.60元。2017年1月10日，被征收人可某4、可某5（乙方）与元江县红河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安置小区安置房购房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甲方提供的安置房屋位于元江县城连接线与淇水路交叉口东北角的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安置小区（以下简称“安置小区”）。二、乙方实际居住人口6人，被征收住房建筑面积222.44ｍ2，可享受安置小区244.68ｍ2住房安置价，最多可选择购买安置小区住房1套。三、乙方在安置小区共购买住房1套95.08ｍ2（位于ＸＸ幢Ｘ单元ＸＸＸ室，登记产权人为可某4），小计购房款223438元。四、征收人应兑付乙方被征收房屋协议补偿款579340.60元（不含搬迁奖励10000元）-乙方购买安置小区房屋总价款223438元＝355902.60元，该差价由甲方向乙方兑付。2017年12月6日，红河街道办事处将355902.60元的差价打入可某4于2017年12月5日开立于云南红塔银行元江支行尾号为“5ＸＸＸ”的卡内，随后可某4取走50000元。至2018年1月8日止，卡上余额为305963.59元。搬迁奖励10000元还在元江县城滨江片区建设工程指挥部未被领取。可某5未得到补偿款，故诉至本院，要求解决。庭审中，第三人可某6明确表示其对原、被告及其他第三人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没有意见，其自愿放弃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本院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遗产继承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如果《遗产继承协议》无效，遗产如何认定？三是如果《遗产继承协议》无效，遗产如何继承？针对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该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该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按照上述法律规定，1992年10月2日可某1因病去世后，位于元江县的房屋开始产生继承，但所有的继承人在2016年该房屋被纳入元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前的二十多年间，均未有人明确表示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故视为李某、可某6、可某5、可某4，可某1、可某2、可某3均接受继承，为共同共有。该房屋被纳入改造范围后，除可某6以外的6个继承人于2016年5月10日在澧江街道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签订协议的6个继承人中，除李某因生病导致意识不清楚而完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其名字和手印均由户主可某4代为实施外，其余继承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可某6虽然没有在《遗产继承协议》上签字捺印，但其在庭审中当庭对该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可某2、可某3在庭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辩解主张，而可某4、可某1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遗产继承协议无效”的辩解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该《遗产继承协议》系各位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本院认定该《遗产继承协议》属于有效协议。既然确认《遗产继承协议》有效，第二、三个争议焦点就无需再进行赘述。本院原审判决：一、由被告可某4给付原告可某5应得补偿款295420.3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可某5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9元，由被告可某4负担。判决生效后，可某5于2018年7月2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295420.3元和执行费4331元全部执行到位，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执行结案。可某1、可某2、可某3不服判决，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9）云0428民申1号民事裁定：驳回可某1、可某2、可某3的再审申请。再审中，抗诉机关提交了调查核实的见证程序不合法的材料，申诉人了撤销见证书的相关通知，其他提交的证据与原审案件无异。本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一致。围绕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申诉人的再审请求，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是可某4代理李某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代理行为是否有效？二是见证程序违法，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是否有效？本院再审认为，可某4代理李某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代理行为有效。2016年5月10日继承人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有效。2016年5月10日签订《遗产继承协议》时，李某因病危在家且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状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由其共同生活的儿子可某4（户主）代理李某签字捺印时，在场的其他继承人未提出异议，可某4代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者。”继承人可某6虽然没有在《遗产继承协议》上签字捺印，但其在原审庭审中当庭对该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追认，其余5个继承人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名字和手印均由5个继承人本人实施完成。签订遗产继承协议是继承人对遗产处理的意思表示，是继承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见证不是必经程序，见证只是非诉讼法律事务并非公证，其效力仅限于证明力的作用，本案中见证程序违法，《见证书》被撤销，只能证明见证人员在办理法律见证服务过程中未按相关流程规定操作，程序违法，导致《见证书》无效，不能证明继承人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和无效，也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提出2016年5月10日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存在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见证程序违法，该《遗产继承协议》无效，要求重新分割遗产的抗辩事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可某1、可某2、可某3、可某4的申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云0428民初10号民事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覃建国审判员  白相爱审判员  马艾萍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白倩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