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5民初11944号 原告：王某2，男，汉族，1927年9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王某3，男，汉族，1958年2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原告：王某1，女，汉族，1965年1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男，汉族，1968年9月1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瑞成，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原某与被告刘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3及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原某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王艳，被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瑞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王某2依法分得被继承人刘云庚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房屋（简称讼争房屋）5／8的产权份额，原某依法分得讼争房屋1／8的产权份额，原告王某3依法分得讼争房屋1／8的产权份额，房屋价值暂定1476158元；2.三原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刘云庚死亡时存款103420.50元及应收债权300000元；3.三原告依法分得被继承人刘云庚死亡的抚恤金暂定17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王某2与被继承人刘云庚系夫妻关系，均系再婚。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结婚时原告王某2与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即本案原告王某3、原某，王某1当时为未成年人。婚后双方未生育子女。刘云庚于1987年8月3日未经原告王某2同意通过公证方式收养了被告刘某。王某2与刘云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共同房产一套，存款若干。双方婚后感情尚好，共同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因王某1患有先天性神经性耳聋并严重影响到智力发育导致终身残疾，结婚后刘云庚将其视如己出，疼爱有加，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照顾其饮食起居和生活学习。王某1成年后因其生理原因受限，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没有经济来源，王某2和刘云庚夫妻二人一直给予其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帮助，王某1也将刘云庚视为亲生母亲对待，王某1与刘云庚已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女关系。刘云庚于1988年退休后与王某2、王某3共同居住在一起，两老人的饮食起居，生病住院等均由王某3负责。刘云庚虽然是继母但是和王某3一起共同生活近三十年，王某3夫妇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被继承人的晚年生活。刘云庚患有多种慢××，王某3经常跑前跑后、寻医问药治疗她的各种疾病。王某3本人尽到对刘云庚的主要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分割遗产。刘云庚死亡后刘某将其房产、存款以及抚恤金等一直据为己有，双方多次协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托，甚至剥夺三位原告的继承权，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起诉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刘某答辩称：1.原告王某3无权继承刘云庚的遗产，不是适格的继承人。刘云庚与王某2结婚时，王某3已年满23岁，其与刘云庚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刘云庚退休后虽然长期在重庆生活，王某3也经常与刘云庚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刘云庚有足够的退休金，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不需要王某3赡养。王某3分配住房后就居住在自己的住房里，只是经常去看望两位老人。因此，王某3不属于刘云庚的法定继承人，也不属于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的人。2.原告的诉讼请求遗漏了遗产，王某2名下存款的一半应作为刘云庚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3.被告应分得讼争房屋一半的产权份额。刘云庚享有讼争房屋一半的产权份额。刘云庚曾于2001年11月14日写信给被告的亲生父母，在信中表示“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东二巷的房子，今后肯定是刘某（被告）的，到时候我会把动产、不动产全部给他。”虽然这封信缺乏遗嘱的形式要件，但是这是刘云庚对自己身后财产的处理意见，应该视为其遗嘱。刘云庚有权对自己享有的房产份额进行处分，依照刘云庚的意思，被告应分得讼争房屋一半的产权份额。4.刘云庚名下房产之外的其他遗产应由被告继承。如前所述，刘云庚在2001年11月14日的信中已经明确表态，其名下房产外的其他财产今后都归被告所有。被告在2019年4月21日、2019年7月4日与王某2会面协商时，提出刘云庚曾经与王某2商量过，刘云庚名下房产之外的其他财产归被告，王某2名下的归王某2、王某3、王某1。王某2并未否认，也明确表态，房产之外的其他财产都不计算了。故王某2也同意刘云庚名下财产都归被告继承。而王某2名下财产都归王某2、王某3、王某1所有，他们自行进行处理分配。而事实上，王某2名下存款比刘云庚还要多，王某2、王某3、王某1已经三次对王某2名下的存款进行分配，被告也没有参与。王某2名下义学路的房子于2018年10月过户至王某1名下，被告也没有参与。这都佐证了王某2与刘云庚有过关于财产继承分割的约定。刘云庚自2017年底在重庆生病住院到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在成都住院，直到去世，这期间刘云庚的所有医疗费、丧葬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被告支付。这也可以佐证，如果不是有刘云庚名下的财产归被告所有，刘云庚生病去世由被告负责的约定，王某2为什么一点费用都不支付。故从以上几方面，都佐证了刘云庚生前与王某2对遗产进行处理。5.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并且被告为刘云庚支付的医疗费及处理后事花费的费用已经大致与抚恤金相抵，原告主张分割抚恤金于法无据。6.原告主张被告曾向原告借款300000元，以及刘云庚名下有存款260000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佐证，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某2与被继承人刘云庚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原告王某2系再婚，原告王某3、原某系王某2与前妻生育的子女。刘云庚终生未育，于1970年5月收养刘德浩、熊文云夫妻之子即被告刘某，并于1987年8月3日在成都市公证处办理收养公证。王某2与刘云庚再婚时，王某3已成年，年满23周岁；王某1尚未成年，年仅16周岁，跟随王某2、刘云庚一起生活。王某1系听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现已领取社保。刘云庚于1988年退休后与王某2常住重庆，共同生活至2018年1月离开重庆到成都治病，2018年6月4日刘云庚在成都因病去世。在重庆生活期间，刘云庚与王某2年老体弱，日常生活主要由王某3照料。2018年刘云庚回成都后日常生活主要由刘某照料，这期间刘某为刘云庚支付了部分医药费。刘云庚去世后，丧葬事宜由刘某操办，共花费丧葬费47345元，包括火化费、殡仪服务费、骨灰盒、寿衣费、灵堂等一条龙服务费、墓地费、维护费、刻字等费用。 讼争房屋即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建筑面积69.64平方米），系刘云庚于1997年5月21日取得的房改房，登记在刘云庚名下。庭审中，各方均认可该房屋为王某2与刘云庚的夫妻共同财产。 刘云庚生前每月基本养老金为5332.79元，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44×××52的账户为养老金账户，截至刘云庚去世即2018年6月4日，该账户余额为561.88元。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9月21日，该账户收入多笔“工资”和“利息”，共计274462.50元，为“成都市社保局机关养老代付户”和“成都市农业委员会”发放。其中，2018年12月29日，该账户收入一笔171042元，为刘云庚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其中抚恤金151392元、丧葬费19650元。截至2019年9月21日，该账户内的存款已被陆续支取，余额为13.55元。其中，2018年10月15日，刘某支取49900元，并存入其名下账户；2018年10月16日，支取25000元，银行支取凭证上的“客户签字：刘云庚”，刘某否认是其签字；2019年1月22日，刘某支取170000元；2019年8月14日，刘某的生母熊文云支取30110.83元。庭审中：刘某陈述刘云庚的该银行卡一直是由其生母熊文云保管并支取。对此，王某3、王某1、王某2表示不追加熊文云参加本案诉讼，对于涉及熊文云的款项，另案解决，本案只针对转入刘某账户的款项。双方一致认可该银行账户上除171042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余额103420.50元系刘云庚的遗产。 另查明：刘云庚生前曾于2001年给其弟弟刘德浩即刘某的生父写信，在信中刘云庚提到：“……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东二巷的房子，今后肯定是刘某（被告）的，到时候我会把动产、不动产全部给他……”。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身份证、结婚证、死亡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收养公证书、王某1的残疾人证、交易房屋信息核实记录、张建邦的证人证言、工商银行成都分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国工商农行取款凭证、基本养老金证明、抚恤金丧葬费领条和审批表、丧葬事宜票据、刘云庚购药小票及银行ＰＯＳ签购单、刘云庚的信件等证据在案佐证，前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一）关于刘云庚在2001年的信中对财产处理的意思表示能否作为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由此可见，继承法实施后即1985年10月1日以后，遗嘱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且立遗嘱人须以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对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虽然刘云庚于2001年在给刘某父母的信中提及对其财产的处理，但时隔久远，且不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具有遗嘱的效力，故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分割遗产。本院对刘某主张应将刘云庚2001年信中对财产处理的意思表示作为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继承人资格。被继承人刘云庚与王某2结婚时，王某3已成年，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抚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此可见，完整的赡养义务包括物质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三个方面。而本案中，刘云庚退休后在重庆生活期间，有较高的养老金收入，且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3对刘云庚在经济上进行了供养，故本院认定王某3与刘云庚之间并未形成赡养关系。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母与继子关系。但刘云庚与王某2均年老体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王某3在刘云庚生活在重庆的三十年里，坚持不懈尽力照料其日常生活，应视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适当分得遗产。王某1在刘云庚与王某2结婚时尚未成年，并跟随其生活，王某1系刘云庚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应作为刘云庚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王某2系刘云庚的丈夫，刘某系刘云庚的养子，均应作为刘云庚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三）关于遗产分割。讼争房屋系刘云庚与王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50%的产权份额归王某2所有，另外50%的产权份额系刘云庚的遗产，本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王某1、王某2、刘某各继承15%的产权份额，王某3继承5%的产权份额，故王某2共享有讼争房屋65%的产权份额。关于银行存款，刘云庚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44×××52的账户，在刘云庚去世后，有多笔工资收入，除去抚恤金和丧葬费以外，余下103420.50元，双方在庭审中一致认可属于刘云庚的遗产，但该账户上的存款在刘云庚去世后被陆续支取，现余额仅为13.55元。从银行支取信息来看，能够确认是刘某支取的为2018年10月15日的49900元。其余两笔，一笔30110.83元涉及刘某的母亲熊文云，王某1、王某2、王某3表示另案解决，故本案不予处理；另一笔25000元，银行支取凭证上的“客户签字：刘云庚”，不能确定是刘某支取还是其母熊文云支取，因王某1、王某2、王某3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追加熊文云参加本案诉讼，故本院对该笔存款不予处理。故本案仅处理刘某支取的49900元。因刘云庚的丧葬事宜由刘某操办，共花费丧葬费47345元，应从刘云庚的遗产中扣除，余下2555元，由王某1、王某2、刘某各继承30%即766.50元，王某3继承10%即255.50元。故刘某应支付王某1、王某2各766.50元，王某3255.50元。对于刘某主张本案遗漏了遗产范围，王某2名下存款的一半应作为刘云庚的遗产进行分割，但刘某未提供具体的财产线索及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刘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刘某主张，双方在诉讼前曾达成遗产分割协议，但王某1、王某2、王某3对此不予认可，刘某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四）对于王某1、王某2、王某3主张的刘某返还300000元债权，系另外的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对于刘某主张其在刘云庚身前为刘云庚支付了医疗费应在遗产中扣除的问题。刘云庚每月有较高的养老金收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医疗费用能够报销，且截至刘云庚去世时，其养老金账户的余额仅为561.88元，由此说明医疗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刘云庚自己负担。刘某在刘云庚去世前半年，确实也为刘云庚支付了一些医药费，但这是刘某作为刘云庚的养子应尽的赡养义务，其主张扣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 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建筑面积69.64平方米），由原告王某2享有65%的产权份额，原某享有15%的产权份额，原告王某3享有5%的产权份额，被告刘某享有15%的产权份额，各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各方相互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二、被告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支付原告王某2766.50元，原某766.50元，王某3255.50元； 三、驳回原某、原告王某2、原告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534元，减半收取9267元，由原告王某2负担2780元，原某负担2780元，原告王某3负担927元，被告刘某负担27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古夏飞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袁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