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加万江，男，193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田金云，女，193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广东普罗米修（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襄州朝阳××医院，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204号。法定代表人：陈克举，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家赋，男，1952年6月17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月华，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加万江、田金云、襄州朝阳××医院因与被上诉人陈家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3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加万江及其与田金云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斌、上诉人襄州朝阳××医院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张健、被上诉人陈家赋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蔡月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万江、田金云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3701号民事判决，改判襄州朝阳××医院与陈家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连带赔偿全部损失447968.5元；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划分责任比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违法，并存在隐匿及拒绝提供病历的行为，应当推定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加保亮进医院时做过体检，身体健康，平时也无心脏病史，其死亡是因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造成。二、陈家赋应承担连带责任。襄州朝阳××医院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无须进行工商登记，但根据《关于城镇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襄州朝阳××医院应到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合伙）或（个体）的企业性质登记，而这三种形式的登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法人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合伙或个体则由合伙人或负责人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因襄州朝阳××医院未办理该登记，无法确定营业性质，应按有利于上诉人的原则，判决医方的开办人陈家赋承担连带责任。襄州朝阳××医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7民初370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患方未提出封存病历的要求，襄州朝阳××医院也未同意和加万江一起封存病历，当时是为查明患者死亡原因，医方将复印的病历加盖单位公章后交患者家属作为鉴定依据，病历原件一直由医方保存，医方未在每张病历上加盖医院公章，也未封存病历。2.证人加保松、姜某出具的书面证言，不能证明封存病历的事实，且联名证据形式不合法，证人也未出庭作证，该证言不应被采信。3.医方提交的病历原件与患方提交的病历复印件及送检病历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上诉人也没有隐藏封存病历的必要性，上诉人提交的病历就是原始病历。二、医方对加保亮死亡无过错。1.加保亮是经其父亲加万江同意，并由其所在村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后，送往襄州朝阳××医院治疗，上诉人的收治行为不存在过错。2.上诉人是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合法医疗机构，具备检查、诊断相关诊疗科目的条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执法行为与医院对加保亮的诊疗行为无关。3.加保亮入院后上诉人对其进行了体检及精神科检查，其死亡原因经鉴定是因重度冠心病致急性心功能不全所致，在患方不申请因果关系鉴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诊疗行为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毫无科学性，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家赋答辩称：上诉人加万江、田金云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襄州朝阳××医院是合法机构，有独立的财产，对外能够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为此，陈家赋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上诉请求。加万江、田金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审二被告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47968.50元（其中丧葬费27951.50元、死亡赔偿金27624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777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5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0日，陈家赋、陈克举等七人签订《关于共同开办襄州区襄州朝阳××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协议书》，约定七人共同出资，开办襄州朝阳××医院，合作期间由各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作期限为三年，自2010年10月10日至2013年10月9日止。协议到期后，陈家赋、陈克举等七人又重新签订协议，约定合作期限至2019年10月9日止。2011年10月8日，原襄阳市卫生局批复同意设立襄州朝阳××医院。2011年11月25日，原襄樊市卫生局为襄州朝阳××医院核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于2016年和2018年两次换证，有效期至2021年8月8日。执业许可证载明的所有制形式为私人，性质为非营利性（非政府办），核准诊疗科目为预防保健科、××科和医学检验科共三个科目。2011年和2016年核发的执业许可证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家赋，2018年变更为陈克举。襄州朝阳××医院取得执业许可证后开始营业，但一直未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加万江、田金云系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加岗村一组居民。加万江、田金云育有两子一女，其中长子加保亮，生于1969年4月1日，生前与加万江、田金云同住。2017年7月20日，加万江、田金云所在的村委会干部做精准扶贫工作时，加万江向村干部反映儿子加保亮××又犯了光闹事，村干部告诉加万江、田金云××可以免费住院治疗。在征得加万江、田金云同意后，村干部向襄州区石桥镇政府反映，镇政府与襄州朝阳××医院沟通后请求襄州区石桥派出所协助，当天下午派出所干警欲送加保亮入院治疗，因加保亮反抗未果。7月21日上午，村委会干部与派出所干警到加万江、田金云家里送加保亮入院治疗时，加万江、田金云为加保亮准备了换洗衣服、900元生活费和户口簿，由村委会干部加静一并带上以备入院使用。当天上午11时加保亮入住襄州朝阳××医院，村委会干部加静向襄州朝阳××医院陈述加保亮的病情，并在《精神科病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该同意书上没有患者或者患者亲属签名。加保亮住院期间，襄州朝阳××医院给予抗精神药物及其他辅助性治疗。2017年7月25日7时40分左右，加保亮起床后突然昏倒，当即被抬到大厅，检查血压测不到，呼吸、心跳微弱，襄州朝阳××医院立即采取注射强心针、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当天上午8时许，加保亮经抢救无效死亡。加保亮死亡后，襄州朝阳××医院因为没有死者家属的联系方式，即与当地公安机关和村委会进行了联系。当日上午恰逢加保亮的亲属前往医院探视，得知加保亮的死讯后，家属认为加保亮为非正常死亡，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提出封存病历的要求。襄州朝阳××医院同意封存病历，当日上午在律师姜某与死者堂弟加保松等人见证下，襄州朝阳××医院院长陈克举和加万江一起封存病历，双方在原始病历的每页上都加盖了医院公章，以防伪造篡改。加盖公章后，将病历复印一份交由加万江、田金云保存，然后将病历原件用档案袋封装，襄州朝阳××医院在封条上盖章，加万江亦在封条上签名，封存的病历由襄州朝阳××医院保管。2017年7月28日，医患双方共同请公安机关对加保亮进行尸检。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肖湾派出所在2017年8月17日作出的“关于处置加保亮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中表述，对加保亮进行尸检时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应当是实施抢救过程对胸部按压所致。同年8月10日，襄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根据对送检死者主要器官的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结合送检案情、原尸检所见、病历资料及其死亡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加保亮符合因重度冠心病致急性心功能不全而死亡。鉴定费用20000元，由襄州朝阳××医院先行支付。由于缺乏立案依据，公安机关没有刑事立案侦查，因此，发生争议，患方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一审另查明，2017年12月，原襄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襄州朝阳××医院进行精神医学质量现场评价，发现襄州朝阳××医院存在以下问题：缺乏基本的检验、检查设备，无急救设施；缺乏基本住院环境，且消防设施不完备，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等。该委作出《整改通知书》，责令襄州朝阳××医院暂停执业活动，认真进行整改。一审还查明，2018年7月，加万江、田金云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及襄州区石桥镇人民政府对加保亮实施的强制医疗行政行为违法，并共同赔偿损失1147968.50元。2018年12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607行初54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加万江、田金云的诉讼请求。其二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二审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加万江、田金云认为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造成了加保亮的死亡，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因诊疗损害责任引起的诉讼，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襄州朝阳××医院的主体资格问题。患方认为襄州朝阳××医院没有办理民政类企业登记，不能准确界定该单位的性质，开办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襄州朝阳××医院认为该院依法领取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审理认为，襄州朝阳××医院成立于2011年10月，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不适用民法总则关于非法人组织的规定，对其主体资格的判断，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其他组织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本案中襄州朝阳××医院经原襄阳市卫生局批准设立，有自己的机构和营业场所，依法领取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襄州朝阳××医院依法领取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意味着该医院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可以作为其他组织参加诉讼。襄州朝阳××医院没有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不影响其作为其他组织参加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二、关于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过错问题。患方主张襄州朝阳××医院存在诊疗过错，理由主要有以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医方隐匿了封存的病历，审理中提供了虚假的病历；二是认为襄州朝阳××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规程的行为；三是认为襄州朝阳××医院不具备基本的治疗和急救条件。关于加保亮死亡后双方共同封存病历一节，患方举出了加盖有“襄州朝阳××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的病历复印件，用以印证其陈述的病历封存过程，病历封存时先盖章后复印，故只能提供盖有医院公章的病历复印件；此外还提交了证人加保松、姜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证实了封存的经过。由于襄州朝阳××医院否认封存病历的事实，提交的病历又与患方提交的病历不一致，审理中一审法院调取了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时所依据的病历。经比对，该病历与患方提交的病历基本一致。特别是司法鉴定中心提交的病历是2017年8月10日由襄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送检的检材之一，虽然襄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在收取病历时没有交接记录，送检的病历是由哪一方提交不能直接作出认定，但由于尸检和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均发生在加保亮死亡后不久，且是双方于2017年7月28日申请的结果，当时提交的病历资料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根据鉴定时的病历与患方庭审中提交的病历基本一致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患方陈述的真实性，一审法院采纳患方的主张，认定加保亮死亡后双方对病历进行了封存，襄州朝阳××医院隐匿了封存的病历，在诉讼中提交了重新制作的病历。虽然襄州朝阳××医院提交的病历与一审原告提交的病历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该行为本身足以认定襄州朝阳××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其次是关于襄州朝阳××医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诊疗规范问题，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其中对存在自伤的行为和危险的病患实施住院治疗的，应经其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不得实施住院治疗，由监护人在家中做好看护管理。对存在伤害他人的行为和危险的病患实施住院治疗，患者或监护人对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住院治疗的，可以再次诊断和鉴定。可见不论何种原因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其监护人均享有知情权、同意权，特定情况下还享有重新诊断和鉴定的权利。本案中加保亮被送医时家中提供了换洗衣服和费用，只能说明其家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同意送医，并对可能住院治疗有一定预期，但不能免除专业医疗机构依据精神卫生法对其监护人履行解释说明义务。襄州朝阳××医院的《精神科病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上患者签名一栏为空白，亲属签名处是由村委会干部加静签名，剥夺了监护人的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可以认定襄州朝阳××医院存在过错。三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定襄州朝阳××医院不具备基本检查、检验设备和急救设施，其后果是该院不能全面检查诊断加保亮可能存在其他疾病，亦无法保证急救效果。襄州朝阳××医院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关于诊疗行为与加保亮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问题。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件事实之一。襄州朝阳××医院对加保亮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特别是该院缺乏基本的检验、检查设备，导致该院未能发现加保亮的其他疾患，并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无急救设施，直接影响到抢救的效果。因此，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加保亮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依据常识即可得出的判断，一审法院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认定。根据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加保亮的直接死因是重度冠心病致急性心功能不全而死亡，患方对该鉴定虽有异议，但未能举出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鉴定意见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加保亮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与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在加保亮死亡这一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于专业性问题，需要进行鉴定才能明确。本案审理期间，一审合议庭就鉴定问题对患方进行了释明，患方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一审合议庭评议后，认为仍有鉴定的必要，再次就鉴定问题向患方发出书面通知，患方书面回复表示仍不同意申请鉴定。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法院认为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也可以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但是，依职权启动程序后，鉴定机构应当按照规定选定，鉴定费用应由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预交；同时鉴定还需要当事人的配合，因为当事人原因导致鉴定无法进行的，不利后果应由当事人承担。第二次庭审中，一审合议庭就依职权鉴定问题再次向患方进行了释明。患方表示法院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后，若在法院指定的范围内选择鉴定机构，其不同意进行鉴定，而是要求自己寻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且没有能力承担依职权鉴定的费用。患方要求自己寻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意见，不符合相关规定，导致本案依职权鉴定事实上无法进行，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一审被告也以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足以证实加保亮的死亡原因，患方认为加保亮死亡与诊疗行为有关，医方对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为由，不同意申请司法鉴定。在能够认定因果关系，又未能进行原因力鉴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襄州朝阳××医院的过错大小，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程度，综合判定襄州朝阳××医院的赔偿责任。四、关于本案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依法核定为，丧葬费27951.50元（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5903元/年÷2）、死亡赔偿金276240元（1381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38777元（11633元/年×2人×5年÷3人），以上物质损失合计342968.50元。考虑到一审原告老年丧子，加保亮的死亡给其造成了较大的精神痛苦，一审法院另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0元，以上共计362968.50元。一审原告还主张交通费5000元，因未提交交通费票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加保亮的死亡是襄州朝阳××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其自身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襄州朝阳××医院存在隐匿封存病历，违反诊疗规程，未能发现其他潜在疾患，无急救设施以保证抢救效果等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襄州朝阳××医院赔偿加万江、田金云物质损失342968.50元的60%即205781.10元，另承担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225781.10元。剩余损失，由加万江、田金云自己承担。加万江、田金云还主张陈家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连带责任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其要求陈家赋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没有明确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襄州朝阳××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加万江、田金云因其子加保亮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225781.10元；二、驳回加万江、田金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襄州朝阳××医院负担。二审中，襄州朝阳××医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病历加盖公章后与患方一起封存的相关事实提出异议。经审查，加万江、田金云和襄州朝阳××医院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套加保亮的病历。加万江、田金云提交的是加盖“襄州朝阳××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后复印的病历，襄州朝阳××医院自称提交的是病历原件，病历上未加盖印章。经与一审法院向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调取的送检病历复印件比对：加万江、田金云提交的病历打印内容、书写内容、盖章位置等与一审法院向鉴定中心调取的送检病历复印件一致。襄州朝阳××医院提交的病历中无“精神科病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精神科住院志”尾部审阅医师签名处多了“陈克举”签名及日期，“日常病程记录”多了7月25日8:00:23抢救记录的单页内容。除此之外，两套病历的记载内容基本一致，但襄州朝阳××医院的病历中，手写医嘱、手写签名的笔迹均与从鉴定中心调取的病历有肉眼可分辨的不同。一审法院从襄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调查了解到，襄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收到的病历是加盖了“襄州朝阳××医院病情证明专用章”的黑白复印件而非原件，向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移交的是包括病历等涉及加保亮死亡原因鉴定的全部检材。至于襄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收到的病历是医方还是患方提交的，因未办理交接手续及时间过长而无法确定。本院认为，襄州朝阳××医院主张未与患方封存病历，也未在每张原始病历上加盖公章，但对其向法院提交的病历与送检病历中存在的内容差别、字迹差别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有关病历是否封存的事实，从加万江、田金云向一审法院的陈述，以及从一审法院向患方亲属加保松、律师姜某的调查笔录中可以看出，加保松、姜某对病历封存时的在场人员、封存前病历盖章签字情况、封存过程中来电通话情况等具体细节作了详细的陈述，虽然加保松、姜某未作为证人出庭，但其二人向一审法院所作的陈述，与加万江、田金云的陈述、与一审法院从鉴定中心调取的病历等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襄州朝阳××医院主张患方未提出封存病历的要求，医方未封存病历，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针对加万江、田金云、襄州朝阳××医院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襄州朝阳××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如何确定；二、陈家赋应否与襄州朝阳××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㈠襄州朝阳××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医疗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⑵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⑶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本案中，襄州朝阳××医院对其向法院提交的病历与送检病历中存在字迹差别等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基于两套病历的记载内容基本一致，一审判决认定其隐匿了封存的病历并在诉讼中提交了重新制作的病历，该认定并无不当，襄州朝阳××医院隐匿病历的行为符合前述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2.加保亮被送医时其家人提供了换洗衣服和费用，仅能说明其家人知道当地村委会和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将加保亮送往医院，但加保亮及其父母对襄州朝阳××医院精神科病房住院治疗的相关事项有知情同意权，而病历中与此相关的知情同意书并无加保亮本人或亲属签字，一审据此认定襄州朝阳××医院存在过错亦无不当。3.襄州朝阳××医院虽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在执业过程中经襄阳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其未达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缺乏基本的检验、检查设备，无急救设施，缺乏基本住院环境等。据此可以认定襄州朝阳××医院明显违反了相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符合前述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从襄州朝阳××医院隐匿病历、收治加保亮时未保障其本人或家属的知情同意权、缺乏救治条件三个方面推定襄州朝阳××医院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加保亮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符合法律规定。㈡关于责任比例，本院认为，襄州朝阳××医院虽然存在可推定过错的情形，但法律规定的推定过错，只是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至于责任比例，仍应结合过错性质、过错程度、患者的身体状况及疾病风险性等因素综合分析。具体到本案，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结合送检案情、尸检所见、病历资料及死亡经过等综合分析，认为加保亮符合因重度冠心病致急性心功能不全而死亡，即加保亮的死亡并非医疗机构的单一过错行为所致。加保亮自身存在的重症冠心病、重症冠心病所致的急性心功能不全，以及抢救过程本身的医疗风险，均是导致加保亮死亡的重要因素。对于医疗过错在本案损害后果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涉及专业性问题，需要借助鉴定机构的专业知识作出判断。一审法院多次向加万江、田金云释明鉴定的必要性，但其二人拒绝申请鉴定，也拒绝配合鉴定。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结合襄州朝阳××医院在诊疗中的过错程度和加保亮自身所患疾病，酌定襄州朝阳××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占主要因素，判决襄州朝阳××医院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关于焦点二，陈家赋应否与襄州朝阳××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查明，襄阳市卫生局于2011年11月25日为襄州朝阳××医院核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医院性质为非营利性（非政府办）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为陈家赋。襄阳市行政审批局2016年8月9日为襄州朝阳××医院换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6年8月9日至2021年8月8日。加万江、田金云以襄州朝阳××医院未办理登记、未确定经营性质为由主张陈家赋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加万江、田金云和上诉人襄州朝阳××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加万江、田金云承担2340元，襄州朝阳××医院承担23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勇审判员  柳莉审判员  江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