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7民初12803号原告：刘某1，女，1978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原告：宋瑞香，女，194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法定代理人：张宝双（宋瑞香之女），1972年11月4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原告：张世杰，男，200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法定代理人：刘某1（张世杰之母），1978年8月11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原告：张某，女，200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法定代理人：刘某1（张某之母），1978年8月11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村民。上述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军（法律援助），北京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永康，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被告：邢国红，女，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上述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亮，北京平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关东立，男，197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忠，男，1963年12月16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某1、宋瑞香、张世杰、张某与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中，经王永康、邢国红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关东立为本案被告。原告刘某1（兼张世杰、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宋瑞香的法定代理人张宝双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军，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亮,被告关东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1、宋瑞香、张世杰、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王永康、邢国红赔偿四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91428元（其中医疗费6655.12元，死亡赔偿金529800元，丧葬费6355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6546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273469.1元，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承担上述费用70%即891428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王永康、邢国红系夫妻关系，2019年9月11日，被告王永康、邢国红雇佣张宝基（已死亡）给其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镇×村×号的房屋做墙体保温，约定每天260元，2019年9月24日，张宝基在给二被告家干活过程中坠落死亡，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刘某1为张宝基妻子，张世杰为张宝基长子，2000年11月27日出生，为智力残疾二级；张某为张宝基女儿，2009年3月17日出生；宋瑞香为张宝基母亲，为智力残疾二级。张宝基逝世后，原告及整个家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现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为维护四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假如应当由被告关东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四原告也不向被告关东立主张赔偿。被告王永康、邢国红辩称：一、王永康、邢国红与张宝基不存在雇佣关系，二被告以包清工方式将工程承包给关东立，关东立承揽了这项工程。1、施工工人均是关东立聘用的，在施工前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并不认识施工工人，在庭审中及录音中关东立明确认可；2、关东立在施工前和张宝基查看工程现场并对工程价款进行预算，双方对施工时间（10多天）、工程款（1.5至1.6万元）及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上述洽谈过程可以看出，施工时间、工程款计算方式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显然符合发包与承包（承揽）的关系。如果双方是雇佣关系，只需洽谈日工资和上下班时间即可，无需估算工程款及施工期限；3、关东立是施工现场的组织者、指挥者。每天施工人员的人数、调配都由关东立决定。关东立在庭审中陈述：我们离家较远，为尽快完活儿，又调两个人。这说明施工的整个过程完全由关东立掌控。事故发生当日对工程款结算时，关东立称次日还有两个工即可全部完活儿，这也说明关东立在掌控着整个工程进度；4、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向关东立结算并支付工程款，计算方式为日工每天260元，至于关东立如何向施工工人发放工资，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并不知情也和其没有关系，王永康、邢国红不与施工工人进行施工日期、工资核算，而且关东立明确认可工人工资是由自己发放；5、原告刘某1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张宝基是和关东立搭伙干活儿，大伙儿一起干，挣些钱。这充分说明被告王永康、邢国红与张宝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责任。二、证人关于工作中不分大小的陈述是不符合常理的。1、工程施工时有技术活儿也有体力活儿，懂技术的人工资会高，体力活儿也有轻重、难易之分，工作的完成也与性别、年龄有关。涉案工程需要搭建很高的架子，属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此情况下，年龄、性别不同，工资待遇也有区别；2、证人刘某2是女同志，年龄50岁左右，她讲不去施工不用跟谁打招呼，这显然是在撒谎，不可能想不去就不去也不打招呼。如果她也需要上下爬很高的架子干活儿，显然是不实际的。如果是王永康、邢国红直接雇佣工人也不可能雇佣50岁的女性上下蹬高架子干活儿；3、证人都是与关东立有合作关系，证人讲他们都是王永康、邢国红雇佣的不属实，因为他们没有和王永康、邢国红谈过工期、工资给付等内容，施工过程中误工也不跟王永康、邢国红打招呼。三、张宝基出事地点、时间与施工没有关系。1、当时施工内容是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家北正房二层屋檐抹腻子，脚手架早已搭好。张宝基的相关工作是通过攀登脚手架到二层屋檐处施工，但是张宝基出事地点是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家正房屋内，屋内当时没有施工项目，且施工前王永康、邢国红曾向工人说明注意事项，并要求施工人员不得进入屋内也不能用屋内卫生间，张宝基也不应该在正房内随意活动。张宝基如果到二层干活儿也是应该在一层把腻子活干完以后再上去，而张宝基摔下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干活儿的工具。张宝基摔下来是摔的右脑，证明张宝基是背靠窗户，说明张宝基没有去干活儿，不知道去二层干什么，摔下来的时候耳朵戴着耳机。谁都不知道张宝基当时去干什么了，窗户我们是堵着的，他也不是在工作中摔下来的，我们客厅不是施工现场，张宝基从事民房建设行业二十多年了，对于丰富经验的工人来讲熟知工作的危险性，张宝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尽到应有的义务。故张宝基死亡与施工行为没有关系，更与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无关；2、张宝基出事时间是下午13时至13时30分之间，而工人工作时间是从1时30分开始，有证人证言为证，所以张宝基死亡系自己原因造成，其应承担全部过错，而不是30%,王永康、邢国红没有过错。四、关于赔偿数额，医疗费应以票据为准，四原告主张的丧葬费过高。2017年全口径工资/年94258元，6个月应为47129元。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原告宋瑞香、张世杰有残疾补助，算是有生活经济来源，并不是原告代理人所讲无经济来源；四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高；五、原告称即使关东立有责任也不追究，这非常反常，完全把责任推给王永康、邢国红。综上，不同意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关东立辩称：王永康、邢国红与关东立不是承包关系。我们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当时张宝基和关东立一起到王永康、邢国红家看的活儿，达成做日工的协议，每个日工260元，每天工作时间9个小时，在王永康、邢国红家干活儿的有六个人，一部分是关东立通知的，一部分是张宝基通知的。关东立通知的曹某、王淑艳，张宝基通知的刘晓强、刘某2（小名刘学民）。六个人平时都是干活儿的，他们不存在固定合伙的性质，都与王永康、邢国红形成雇佣关系。被告王永康、邢国红代理人称是包清工，即便是包清工，也应承担安全保障责任，而且包清工是计数的，涉案工程不存在包清工问题。出事前工程款都算好了，但还没有发放工程款，后张宝基就出事了，所以钱就一直没有给工人。综上，六个工人与王永康、邢国红系雇佣关系，六个工人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他们是与王永康、邢国红协商好每个人260元一天，不是六人自行分配劳动报酬。王永康一方的辩论意见与日常法则不符，保温、刮腻子都是油漆工范畴，平谷地区油漆工工作不存在年龄、性别之分的，油漆工的技术工种都是按天计算工资。如果说像王永康所述包清工包给关东立，那么就应该提及到工程款的准确数额，而张宝基出事当天才计算的工程款，承包应有承包的价款，包清工也应按照工种不同赚取差价。而本案中最初被告王永康方提到的大概用多少工多少天是不符合承包关系要件的，只是对工程内容的详细了解，虽然工程最初是与关东立联系的，但并不是把活儿承包给了关东立。公安机关笔录中刘某1所述大家一起干活儿挣钱并不能证明张宝基是给关东立打工。雇佣日工尤其是油工，不必要非和东家认识，其中一个工人可以帮东家即雇主介绍其他工人，几个工人都是一起干活儿，不存在承包问题，而且这几个工人经常在一起干活儿，都是自带工具。施工材料在二层放着，大家都去二层拿工具干活儿，施工材料从窗户一递就能上架子了。张宝基出事后其他工人又干了一天活儿，刘某2、曹某、刘晓强、王淑艳四个人都是关东立打电话联系的，因为东家要求把活儿干完了，关东立只是联系人。王永康认可260元每天一个工，关东立找人到王永康家干活儿，王永康是默认的，所以王永康、邢国红陈述不合常理。综上，不同意被告王永康、邢国红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四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一、户口本复印件和结婚证复印件，均证明四原告与张宝基间的亲属关系；二、两份残疾证复印件，证明宋瑞香、张世杰残疾情况；三、南独乐河派出所证明信，证明张宝双为宋瑞香女儿，并为其法定代理人；四、医疗费票据，证明张宝基医疗花费。五、注销户口通知单，证明张宝基户口被注销；六、死亡证明，证明张宝基已死亡。被告王永康、邢国红要求法院对上述证据依法审核，被告关东立对上述证据均认可。被告王永康、邢国红提交以下证据：1、2019年9月24日的录音（附书面材料），证明工钱是由王永康、邢国红发放给关东立，由关东立再发放给工人，此工程是关东立承揽。四原告和被告关东立对该证据均不认可；2、通话时间记录，证明张宝基出事时间是在下午1点之后1:30分之前。四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被告关东立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3、照片，证明当时张宝基不是做外墙保温施工，而是前房檐登架子刮腻子，张宝基根本不是从窗户上去的。四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被告关东立对该证据亦不认可。被告关东立提供证人曹某、刘某2出庭作证。四原告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认可。被告王永康、邢国红对证人证言不认可。本院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刑警支队的笔录并当庭予以出示，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均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永康、邢国红系夫妻。2019年8月，王永康通过他人介绍与关东立电话联系，要求关东立给其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村×号的房屋做墙体保温。后张宝基骑电动自行车带关东立一起到上述施工地点，王永康与关东立进行了洽谈，达成日工资260元的口头承揽协议。随后，关东立陆续通知曹某、王淑艳，张宝基陆续通知刘晓强、刘某2，上述六人到涉案施工地点做工。2019年9月24日13时20分许，张宝基到涉案房屋二层前檐刮腻子，不慎从二层客厅坠落一层地面摔伤，后张宝基被送至平谷区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9月24日17时25分死亡。原告刘某1支付医疗费6595.12元（不含车费60元）。现四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依诉求解决，并明确表示如应当由被告关东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四原告也不向被告关东立主张赔偿。王永康、邢国红持答辩理由不同意四原告的诉求。在审理中，经王永康、邢国红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关东立为本案被告，关东立持答辩理由，不同意被告王永康、邢国红的答辩和辩论意见。另查，刘某1系张宝基之妻，二人于2000年11月27日生育一子张世杰，其为智力残疾二级，于2009年3月17日生育一女张某。宋瑞香系张宝基之母，其为智力残疾二级。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四原告的诉求，经本院释明，四原告亦不向追加被告关东立主张赔偿，故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张宝基与王永康、邢国红是否形成雇佣关系；其二、如张宝基与王永康、邢国红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应如何确定责任比例和具体的损失数额。形成雇员关系的主要依据：1.双方有无订立雇佣或口头协议；2.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动，另一方支付报酬；3.雇员受雇主控制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础。从本案来讲，首先在当时洽谈协议时，张宝基虽然在现场，王永康作为房主和关东立作为施工方二人口头协商，张宝基只是将关东立带到现场，并未参与协商，现有证据亦无法证实张宝基与王永康、邢国红有书面和口头协议；其次，张宝基虽然提供劳动，但在事故发生时，关东立与王永康协商结算价款未成，张宝基并未参与协商结算价款，其只是在施工现场做工后摔伤并死亡；最后王永康、邢国红作为房主，其二人并未直接管理控制张宝基等人的具体施工情况或施工人数，从涉案施工现场的人员来看，关东立承认自己通知曹某、王淑艳，张宝基通知的刘晓强、刘某2，上述六人做工，且做工天数也不等，关东立提供的证人亦能证实此事实。在事故发生后，是关东立又通知的其他工人完成涉案工程，故王永康、邢国红与关东立之间形成承揽关系，综上四原告主张张宝基与王永康、邢国红形成雇佣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无法采信，四原告要求王永康、邢国红赔偿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四原告的全部诉求均不予支持。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王永康、邢国红与关东立形成承揽关系。对关东立与张宝基之间是雇佣关系，亦或合伙关系，因四原告明确表示不向被告关东立主张赔偿，故本院对此不做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宋瑞香、张世杰、张某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15元，由原告刘某1、宋瑞香、张世杰、张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杜德利人民陪审员  王乐成人民陪审员  李启顺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贾曾翔书 记 员  关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