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5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运得源船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财。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洪波。原审第三人：鞍山市再生资源交易市场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上海运得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得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池洪波、原审第三人鞍山市再生资源交易市场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0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运得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建飞，被上诉人池洪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鞍山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得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未认定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订立的“鑫某”轮和“福某XXX”轮合同，存在错误。1.池洪波认可其与运得源公司之间签订的原“运某”轮合同。该合同系运得源公司方人员或代理俞某某与池洪波事先联系沟通，通过传输电子图片方式分别盖章签字。合同落款签章处分别为运得源公司和池洪波。池洪波也向俞某某指定的案外人高某的账号汇款，进一步证明合同已生效并履行。之后，虽然“运某”轮未装运涉案货物，但俞某某与池洪波之间的微信沟通记录可以证明双方就该合同变更达成合意，并由变更后的“鑫某”轮实际完成运输。2.池洪波否认其在“福某XXX”轮运输合同上的签名，但有池洪波签字的该份合同系从池洪波手机微信发送给俞某某，故其无权否认“福某XXX”轮合同关系。综上，“鑫某”轮和“福某XXX”轮两个航次租船合同是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装卸港、货物、重量、运费等均符合给鞍山公司运输货物的事实。运得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舱单、运单、港口费收据等虽系打印件，但均有各方印章，可以佐证两个运输合同依法有效，实际履行。二、一审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判决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池洪波并未主张其与“鑫某”轮和“福某XXX”轮有直接合同关系，只是由于上述两船为其提供了运输服务，其举证的付款记录不能作为抗辩理由。如果池洪波认为系运得源公司违约给其造成损失，可以依据合同向运得源公司主张违约赔偿；池洪波向“鑫某”轮和“福某XXX”轮直接支付的运费等，也可另行起诉索回，但不能免除其依据合同向运得源公司支付剩余运费的义务。池洪波辩称：运得源公司自己没有船，没有履行租船合同的能力，是通过俞某某找船。池洪波和运得源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系“运某”轮，之后分两次，共支付人民币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定金。但是“运某”轮没有按期到港装货，延误装货时间，导致池洪波额外支付了码头费用、滞期费、延期送货赔偿等共计约8万元，并对俞某某失去信任，故之后的运输系其直接与“鑫某”轮和“福某XXX”轮船东联系并支付相应运费，与运得源公司无关。原审第三人鞍山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其与运得源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与池洪波之间有合同关系，但约定全部运输费用由池洪波承担，故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的行为与鞍山公司无关。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运得源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起诉称：2019年1月9日和10日，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先后签订两份航次租船合同，分别约定由运得源公司为池洪波提供“运某”轮（需5,000吨载重量）和“福某XXX”轮（需2,800吨载重量）运载鞍山公司的货物，分别自张家港、岱山港至鲅鱼圈，包船运价分别为19万元和14万元。后因池洪波逾期装货，双方变更“运某”轮为“鑫某”轮，“鑫某”轮于1月17日抵港装货，31日卸货离港；“福某XXX”轮于1月14日抵港装货，25日卸货离港。池洪波仅支付两船定金共计5万元，拖欠剩余运费至今。为此，请求判令池洪波支付拖欠运费共计28万元及其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池洪波辩称：与运得源公司并无业务往来，涉案两船均由案外人俞某某介绍给池洪波，池洪波根据俞某某指示支付定金或中介费总计5万元至案外人高某账户；池洪波与俞某某经“微信”传输签订“运某”轮运输合同，但该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因俞某某介绍的“运某”轮不适合装载鞍山公司的废钢货物，造成装货延误，俞某某又介绍了“鑫某”轮给池洪波，实际运输货物的是“鑫某”轮；“福某XXX”轮亦由俞某某介绍，池洪波从未就该船签订任何书面合同，运得源公司提交的该船运输合同上池洪波名字非池洪波所签；因“运某”轮一事，池洪波不再信任俞某某，且“鑫某”轮和“福某XXX”轮两船船东均要求池洪波付费后才予以卸货，俞某某亦未能起到协调作用，故池洪波只得直接支付运费、滞期费等给两船船东，共计38.2万元；池洪波不知晓运得源公司，亦非鞍山公司员工，与鞍山公司无任何隶属、代理或代表关系。鞍山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与运得源公司无合同关系、经济往来和债权债务；与池洪波之间有合同关系，但约定全部运输费用由池洪波承担，故池洪波与运得源公司之间的行为与鞍山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9日，案外人俞某某与池洪波通过电子通讯方式，由俞某某将“运输合同”传送给池洪波，池洪波在其上签名。该“运输合同”约定的“货主（甲方）”为鞍山公司，“船主（乙方）”为运得源公司，船名为“运某”轮，货物为废钢，起运港为张家港、鲅鱼圈，包船运价19万元，装卸时限为装港两天、卸港三天，滞期费2万元/天，受载日2019年1月12日，并约定签订合同时甲方付3万元订金，船抵目的港后甲方付清运费和可预见的滞期费才能开舱卸货。同日，池洪波向案外人高某账户汇款3万元，高某于同日向俞某某转付3万元。但“运某”轮未装运涉案货物，运输实际由“鑫某”轮完成。池洪波确认，“鑫某”轮和“福某XXX”轮实际为其完成货物运输，其应两船船东或船长要求支付“鑫某”轮运费19万元、滞期费7.2万元以及“福某XXX”轮运费12万元。池洪波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其于同月18日向高某支付2万元（高某于同日向俞某某转付2万元），20日向案外人冯某支付4万元，23日向案外人刘某某支付10万元、2万元，29日向冯某支付15万元、7.2万元。运得源公司确认其并非“鑫某”轮、“福某XXX”轮船东。一审法院认为：运得源公司诉请池洪波支付船舶的单航次包船运费，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在于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是否成立合同关系，池洪波应否向运得源公司支付运费。关于合同关系，首先，“运某”轮“运输合同”载明的合同当事人甲方为鞍山公司，乙方为运得源公司，且载明合同待双方盖章后生效，实际却由池洪波在甲方处签名。在无书面批注、修改或补充约定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难以确定。其次，涉案“运输合同”的签署、联络均发生于自然人俞某某与池洪波之间，运得源公司虽主张俞某某为运得源公司员工，却未能举证证明。运得源公司主张的池洪波支付的订金亦向案外人高某账户汇出，且流水记录显示等额款项在池洪波汇入当日即向俞某某转出，并无证据显示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存在业务或法律上的联系。退而言之，即便认定“运某”轮“运输合同”成立，但涉案货物实际由“鑫某”轮运输，并不当然对“鑫某”轮运输的相关事项或行为发生约束力。运输船舶、装卸日期等属于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的重要内容，运得源公司虽主张合同约定的船舶、装卸日期等发生了变更，但并无证据证明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进行了约定。运得源公司提交的通讯记录未能明确合同变更的内容，且该记录恰印证了系俞某某与池洪波就货物运输及船舶事宜往来联络，佐证了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未发生业务联络，池洪波难以识别运得源公司系合同相对方及付款对象。运得源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与池洪波就“鑫某”轮运费的支付有过任何约定。因此，运得源公司仅以“运某”轮“运输合同”请求池洪波支付“鑫某”轮的运费，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福某XXX”轮“运输合同”，运得源公司未提交证据原件，如系电子数据，亦未提供核查途径，池洪波否认其签署过该“运输合同”，故对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就“福某XXX”轮的合同关系亦不予认定。因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就案涉“鑫某”、“福某XXX”两船的合同关系未能认定，池洪波向运得源公司支付两船运费尚欠缺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和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遂判决：对运得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750元，由运得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运得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涉案两船货物运输已经完成，“福某XXX”轮与“鑫某”轮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和2019年1月31日卸货离港。涉案两船船东未向运得源公司主张过相关运费。本院认为：本案系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一、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是否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二、运得源公司向池洪波主张涉案运费有无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在案证据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通过电子通讯方式，由俞某某将加盖有运得源公司公章的运输合同传送给池洪波，待池洪波在该运输合同上签名后再传送给俞某某。有关“运某”轮运输合同，虽然“运某”轮未实际出运货物，但将运输船舶由“运某”轮变更为“鑫某”轮，系由俞某某和池洪波通过微信方式联系完成。运得源公司就该节事实，由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联系记录为证，且池洪波对该微信记录的证据效力没有异议。同时，池洪波在一审庭审中亦作出“‘鑫某’轮是俞某某联系更换的”的相应陈述，与该节事实相印证。据此，本院认为，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就变更“运某”轮运输合同达成合意，双方就该份运输合同成立合同关系。有关“福某XXX”轮运输合同，池洪波否认该合同上的签名系其亲笔签名且辩称“福某XXX”轮系其自行联系，与运得源公司无关。但是，根据池洪波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有“池洪波”签名字样的“福某XXX”轮运输合同，亦是从池洪波手机上通过微信发送给俞某某的；同时根据一审庭审记录中，池洪波就“福某XXX”轮约定的运费及订金的相关陈述，与“福某XXX”轮运输合同约定的内容吻合。据此，本院认为，池洪波关于就“福某XXX”轮，其与运得源公司之间没有建立租船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与事实有悖。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就“福某XXX”轮，亦成立合同关系。综上，本院就一审法院对运得源公司与池洪波之间就涉案两份运输合同关系不予认定的判定，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池洪波主张应两船船东要求，支付给“鑫某”轮船东冯某运费19万元、滞期费7.2万元；支付给“福某XXX”轮船东刘某某运费12万元。池洪波提交的相应银行流水记录显示，2019年1月20日其向案外人冯某支付4万元；2019年1月23日向案外人刘某某支付10万元、2万元；2019年1月29日向冯某支付15万元、7.2万元。运得源公司虽然声称，货物运抵目的港后，联系过池洪波主张剩余运费，但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和书面记录。“福某XXX”轮与“鑫某”轮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和2019年1月31日卸货离港，池洪波支付两船运费和滞期费的时间与两船卸货离港时间相吻合，亦符合涉案两份租船合同关于船抵目的港后付清运费和滞期费才能开舱卸货的约定；涉案租船合同没有约定池洪波必须将剩余运费和滞期费直接打入运得源公司帐户，两份合同项下的定金池洪波亦是支付给案外人高某；在两船运抵目的港前、池洪波依据租船合同应当支付运费和滞期费时，没有证据表明运得源公司联系池洪波要求其直接向自己公司帐户付款，在池洪波将两船运费和滞期费打到船东指定的帐户后，没有证据表明运得源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再结合涉案运输完成后，运得源公司也未再次向两船船东支付过运费和滞期费的事实，本院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后认为，池洪波在两船抵达目的港前将剩余运费和滞期费打入船东指定帐户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池洪波履行涉案两份租船合同项下的支付运费和滞期费的义务，运得源公司要求池洪波再次支付剩余运费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运得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00元，由上诉人上海运得源船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敏审判员 胡海龙审判员 周 燡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