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1203行初12号原告：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永联有色金属加工厂（以下简称永联加工厂）。住所地：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大坑村（土名：东坑岗）。投资人：黄初行。委托代理人：冼健康，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要人社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南岸和平路75号。法定代表人：黄伟尧，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温江明、谢舟韵，均系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蒋安，男，汉族，1965年2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乡石山脚村小冲组145号，公民身份号码：43290119650207569X。委托代理人：何巨华，广东千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永联加工厂不服被告高要人社局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分别于2020年1月9日、17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永联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冼健康，被告高要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温江明、谢舟韵，第三人蒋安的委托代理人何巨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要人社局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核实第三人蒋安是原告永联加工厂员工。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蒋安在生产车间驾驶厂内的电瓶车工作时，由于电瓶车刹车失灵，不慎摔倒，造成了受伤。受伤后，蒋安先后到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卫生院、肇庆仁爱手外科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为：右胫、腓骨闭合性骨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蒋安在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所受到的：右胫、腓骨闭合性骨折的伤为因工受伤。原告永联加工厂诉称，2017年3月25日原告将加工厂内的铝制品氧化车间（第8车间）出租给黄超毅（身份证号码440721197412177317）。第三人实际上是黄超毅聘请的工人。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前，除应查明受伤时间、地点外，还应调查了解第三人受聘于谁？用人者是否具有用人资格？然后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显然，被告并没有查明事实。《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该职工所在单位”。原告自2016年12月28日成立以来，从没有变更过经营地址，工商登记的住所地（营业地址）也清楚明了，有关文书完全可以送达。但被告却一直没有向原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2019年11月26日，肇庆市高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向原告送达《仲裁裁决书》时，原告才知道有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存在。原告于2019年12月6日到被告处复印了该决定书。因被告没有依法向原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致原告的相关法律权利得不到保障，令原告无法申请行政复议，也无法及时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见，被告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反程序和违背事实。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原告永联加工厂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2、认定工伤决定书；3、协议书（2017.3.25）；4、协议书（2019.3.16）；5、收据。被告高要人社局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支持，法院应予以驳回。一、被告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尊重客观事实并依法依规作出的行政行为。（一）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被告提出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全部申请材料于2018年12月17日收悉后被告依法受理展开调查。（二）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依法取得第三人的调查笔录，而且根据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查实有关情况如下：1.第三人是原告员工。2.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第三人在生产车间驾驶厂内的电瓶车工作时，由于电瓶车刹车失灵，不慎摔倒，造成受伤。3.受伤后，第三人先后到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卫生院、肇庆仁爱手外科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为：右胫、腓骨闭合性骨折。综上所述，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被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在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所受到的伤害为因工受伤。上述事实证据确凿、充分，被告经过合理分析，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将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5日送达第三人，于2018年12月28日送达原告，原告签收人为刘成富；二、对原告《行政起诉状》的答辩事实和依据。被告认为，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提出的观点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持，请法院予以驳回：（一）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被告提出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全部申请材料于2019年12月17日收悉后被告依法受理展开调查。原告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有加盖原告的公章。（二）原告提交第三人的工伤认定材料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原告的公章，且注明用于办理工伤认定申请。（三）原告提供与第三人的劳动合同盖有原告的公章，劳动合同中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名为刘成富，且合同中注明“乙方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的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的条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工伤报告，确认第三人是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提交人签名为刘成富，签名处有原告公章。由此可证明，刘成富为原告处理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相关事宜的负责人。（四）原告提交的《行政起诉状》中协议书及收据等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而且原告在整个工伤认定的过程中都未向被告提交。（五）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提出的观点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支持，而且没有依法为第三人购买工伤保险，存在事实违法行为，是不诚信的企业，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要承担经济赔偿，因此是在故意拖延时间，逃避工伤保险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已确认第三人受到的工伤以及被告在规定时间内已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事实清楚，被告确认第三人符合工伤认定受理条件，并经调查后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依法依规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市、县（含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告依照法定职权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高要人社局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2、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3、送达回证；4、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材料：（1）工伤死亡认定申请表、（2）身份证、（3）医院诊断证明书、（4）病历、检查报告单、（5）劳动合同、（6）营业执照副本、（7）用人单位工伤事故报告、（8）考勤表；5、第三人的调查笔录；6、《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第三人蒋安述称，原告于2018年12月28日已经收到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在超过起诉期限后才提起诉讼，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蒋安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经过双方当事人庭审举证、质证和陈述，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30日，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永联有色金属加工厂（八车间）为甲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委托代理人为黄超毅，第三人蒋安为乙方，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约定第三人蒋安在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永联有色金属加工厂（八车间）从事上挂工作。该劳动合同甲方处加盖原告公章，刘成富签名，乙方处为第三人签名。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第三人蒋安在生产车间驾驶厂内的电瓶车工作时，由于电瓶车刹车失灵，不慎摔倒，造成第三人受伤。受伤后，第三人先后到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卫生院、肇庆仁爱手外科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为：右胫、腓骨闭合性骨折。2018年10月25日，被告收到关于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诊断证明书、病历及检查报告单、劳动合同、工伤报告、考勤表等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其中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用人单位意见一栏载明：永联厂第八车间责任人尽责配合处理好，并加盖原告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为黄超毅。工伤报告中加盖原告公章，并落款署“永联八车间：刘成富”。全部材料齐全后，被告于2018年12月17日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同日，被告对第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2018年12月19日，被告作出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申请人和单位名称为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永联有色金属加工厂，与受伤人关系为劳动关系，法人代表为黄初行，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在2018年5月27日15时40分许所受到的：右胫、腓骨闭合性骨折的伤为因工受伤。该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5日送达给第三人，于2018年12月28日送达给刘成富。2019年12月6日，原告知悉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到被告处复印了该决定书。原告对该工伤决定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永联加工厂于2016年12月28日成立，投资人是黄初行。2017年3月25日，原告与黄超毅就铝制品氧化车间的经营问题签订《协议书》，约定黄超毅向原告租赁厂房及工人宿舍，租期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2019年3月16日，原告投资人黄初行与黄超毅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双方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作废，黄超毅必须在2019年3月31日前将在永联加工厂经营的第八车间的所有设备搬出及在永联厂所经营氧化车间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黄行初无关。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告高要人社局对其主管的行政区域内企业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权。被告受理关于第三人蒋安的工伤认定申请并进行工伤认定，是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三人蒋安与原告永联加工厂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及被告高要人社局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第一，根据协议书，反映原告永联加工厂与自然人黄超毅之间是出租与承租的关系，不属于发包与承包关系；第二，黄超毅以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永联有色金属加工厂（八车间）的主体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雇请第三人作为其员工，没有证据证实永联加工厂八车间与本案原告永联加工厂是同一主体，无法证实永联加工厂八车间是以原告永联加工厂的名义对外经营；第三，根据工伤认定申请表，反映第三人蒋安的工作单位是永联加工厂八车间，用人单位意见是永联加工厂八车间责任人配合处理好工伤认定，亦无法证实第三人是原告永联加工厂的员工；第四，根据劳动合同、工伤报告材料，反映第三人是永联加工厂八车间员工，第三人有与永联加工厂八车间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证实第三人与原告永联加工厂有劳动关系，在案的其他证据亦无法认定第三人与原告永联加工厂具有劳动关系；第五，被告在受理关于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没有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也没有就第三人受伤害的事实向原告进行调查核实，剥夺了原告依法应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不符合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被告在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亦无及时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原告，被告虽于2018年12月28日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刘成富，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刘成富为原告永联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的送达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高要人社局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的高人社工伤字〔2018〕36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蒋安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登魁审 判 员  伍钜雄人民陪审员  叶 发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黄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