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521行初389号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毕节市七星关区环东路毕节东客站内。法定代表人穆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学韩，贵州锐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C栋西713室。法定代表人郑荣，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菁华，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科科长。委托代理人黄育忠，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科长。被告毕节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毕节市行政办公中心。法定代表人张集智，市长。委托代理人杨静，毕节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成举，毕节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第三人刘发毕，女，1981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润，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毕节市交运司）诉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毕节市人社局）、毕节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毕节市政府）及第三人刘发毕工伤认定行政管理一案，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毕节市交运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学韩，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菁华、黄育忠，被告毕节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静、邓成举，第三人刘发毕及其委托代理人彭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毕节市交运司诉称，2017年11月20日，李顺祥自行购买车辆（贵Ｆ×××××）、聘请驾驶员，挂靠原告公司进行经营，并与原告签订了《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实际为挂靠合同。2018年7月12日，龙甫突发疾病，当即送往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于2018年7月14日5时30分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10月，龙甫的配偶即本案第三人向毕节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第137号裁决书，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夫龙甫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裁决书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起诉，经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认定龙甫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向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毕节市人社局认定龙甫因病死亡视为工伤，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原告不服，向毕节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毕节市政府复议维持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认为，在本案中，2018年7月12日9时22分，龙甫因感到身体不适向贵Ｆ×××××的实际车主李顺祥打电话请假，李顺祥同意龙甫请假，随后龙甫将车钥匙等物品交给赵绍贵。当日10时30分沈定国发现龙甫脸色苍白、神志异常，将其扶到候车大厅休息，李顺祥赶到车站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龙甫送至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7月14日死亡。龙甫在向李顺祥请假也得到了同意，其突发疾病时属于其请假后的休息时间，并不属于工作时间内，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且《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能否认定工伤问题答复》明确指出：“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五款：“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规定，龙甫系因自身疾病去世，不是因工作原因造成的疾病，并不符合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因工伤亡的情况，因此，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撤销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及原告公司的基本情况。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经答辩人查明，自然人李顺祥等人集资购买贵Ｆ×××××号车，登记于被答辩人的名下经营，并聘用第三人之夫龙甫为该车驾驶员。该车经营线路为毕节至安顺线），发车时间为每日上午12时。2018年7月12日上午9时22分许，龙甫在毕节东客站（贵Ｆ×××××号车始发地）内打电话给李顺祥请假，称其身体不舒服，需去医院。经李顺祥同意并安排赵绍贵作为顶班驾驶员，同时要求龙甫将车钥匙、行车证等物品交给赵绍贵。龙甫按要求在发车台贵Ｆ×××××号车上将车钥匙、行车证等物品移交给赵绍贵，并称其“眼睛花，出不了车”。同日上午10时30分，其同事沈定国发现龙甫坐在贵Ｆ×××××号车前排座位上，脸色苍白、神志异常，并将其扶到候车厅休息。随后李顺祥等人赶到现场并拨打120出诊，120赶到现场并于当日13时11分许将龙甫送至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龙甫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7月14日05时30分死亡。另查明，经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判决确认，龙甫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李顺祥等人集资购买的贵Ｆ×××××号车与被答辩人之间系挂靠关系；二、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8年8月27日依法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分别向第三人和被答辩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因第三人之夫龙甫与被答辩人之间劳动关系不明，且被答辩人否认与龙甫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依法中止对本案的工伤认定程序。中止情形消除后，答辩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经调查核实后，答辩人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故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三、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答辩人系挂靠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意见，答辩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龙甫死亡情形为视同工伤的行为有据。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刘发毕、龙甫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关系证明、火化证明复印件、贵州省毕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龙甫从业资格证、技能合格证、驾驶证等复印件、收据、荣誉证、工作记录、回复函、驾驶员推荐书、承诺书、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仲裁裁决书、七星关区法院民事判决书、毕节市中院民事判决书等复印件、证明、病历复印件、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事实不清，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第65页证明，所证明的内容不属实，龙甫于2018年7月12日上午9时22分向车主请假，车主当时就同意其回去休息，已经是准假的，但是龙甫自己未离开车站，且行为是自身行为，故龙甫突发疾病时间不是在工作时间范围内，也不是在其工作过程中，故被告认定工伤的事实不清；（2）被告提供的病历上所列明的龙甫的死亡原因不明，并且该病历上载明龙甫在一周以前已感冒并且在发生病故前一天到私人诊所进行治疗，其服用了双黄连及曲克芦丁脑蛋白等药物进行治疗，根据病历所体现的情况不排除龙甫由于诊所的错误治疗导致其药物中毒可能性，因此在被告方所提供的证据中均不能体现龙甫的死亡原因。龙甫的死亡不属于工伤认定中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况，并且其死亡原因与其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强度均无关系；调查笔录中均显示了车主及其他证人证明了在9点22分便让龙甫回家休息的事实。被告毕节市政府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其在认定事实上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理由同第一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毕节市政府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3、法律依据。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被告毕节市政府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毕节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和《贵州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毕节市人社局作为市级社会行政部门，有权对本统筹区域内职工伤亡是否属于工伤作出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市级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7号］规定：“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规定对被挂靠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主体予以明确。本案中，因生效的（2018）黔0502民初9617号民事判决已经对李顺祥等人出资购买的贵Ｆ×××××号大型客车挂靠原告公司经营，龙甫受雇于李顺祥并驾驶该车的事实予以认定。基于该事实，原告作为被挂靠单位，其应承担对挂靠人李顺祥等人聘用人员龙甫的工伤保险责任。龙甫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的规定。因此，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收到被答辩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受理，2019年11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被答辩人等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被告毕节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市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凭证、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凭证、第三人刘发毕提交的书面陈述意见。拟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毕节市政府在复议过程中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龙甫的死亡不属于工伤范围。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答复书、龙甫工伤认定证据目录、工伤认定申请表、结婚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龙甫生前工作记录、死亡证明、毕节市紧急救援中心调度科出具的证明、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疾病证明书及相关病例资料、收款收据（7张）、荣誉证书、毕运司承包业户使用驾驶员推荐书、客运车辆驾驶员承诺书、毕节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回复函、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安全责任合同》《客车经营线路管理合同》、服务质量承诺书、客运车辆验收凭证、《工伤认定调查笔录》（4份）、毕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毕市劳人仲案字（2018）第137号《仲裁裁决书》、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9617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终1890号《民事判决书》、授权委托手续、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编号：99103）及送达回证、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行政复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毕节市人社局提交的以上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述称：一、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即龙甫系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突发疾病。1、从发病的时间上看，2018年7月12日9：22分，龙甫因感冒向李顺祥请假，李顺祥同意后安排赵绍贵通知沈定国顶班。因贵Ｆ×××××号车只能由具备该车从业驾驶资格的葛传州和龙甫二人驾驶，沈定国只能驾驶贵Ｇ×××××号车，不能驾驶贵Ｆ×××××号车。故赵绍贵通知龙甫驾驶贵Ｆ×××××号车带上沈定国中午12点从毕节市东客站发车，与葛传州驾驶从安顺至毕节的贵Ｇ×××××号相遇后，葛传州驾驶贵Ｆ×××××号大型客车到安顺，沈定国驾驶贵Ｇ×××××号车带上龙甫返回毕节。虽然龙甫向李顺祥请假的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9:22分，但其必须驾驶贵Ｆ×××××号车带上沈定国中午12点钟从毕节市东客站发车，并完成以上车辆营运的扫尾工作后才属于请假后的休息时间。而龙甫当日在准备驾驶贵Ｆ×××××号大型客车时，于10:30分被同事沈定国发现其在贵Ｆ×××××号车前排座位上突发疾病，脸色苍白，神志异常。随后李顺祥等人赶到现场并拨打电话给120，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7月14日5时30分死亡。故龙甫突发疾病的时间为工作时间，并非休息时间；2、从突发疾病的地点上看，龙甫突发疾病的地点为其驾驶的贵Ｆ×××××号车上。综上，龙甫系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此，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二、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一》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龙甫驾驶的贵Ｆ×××××号客车系案外人李顺祥等人出资购买挂靠于原告公司经营的营运车辆。显然，李顺祥作为自然人，不具备营运资质，其出资购买的营运车辆挂靠于原告处经营，其聘用的驾驶员因工伤亡的，根据以上相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等相关法规，应由原告承担龙甫因工受伤的工伤保险责任。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在依法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原告送达了相关文书，在法定期限内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毕节市政府根据相关规定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因此，该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二被告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龙甫、刘发毕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拟证明龙甫、刘发毕的身份信息以及第三人系龙甫之妻，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经庭审质证，原告及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2、120急救中心证明、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及住院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沈定国、葛传州身份证复印件及调查笔录、葛传州从业资格证。拟证明龙甫是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突发疾病，送往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的情形应当认定或视同为工伤。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中葛传州、沈定国的调查笔录是虚假陈述，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故该证据系第三人单方制作。对其余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3、道路客运班车经营合同、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9617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终189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51号《行政判决书》、工伤认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龙甫驾驶的贵Ｆ×××××号客车系由自然人李顺祥等人集资购买挂靠在原告经营，龙甫系李顺祥聘用的驾驶员，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提交的最高院151号行政判决书不属于证据之列，且我国也不适用判例法，并且本案的事实与151号行政判决书事实不同。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列证据依法作如下认定：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第1组证据中七星关林口镇林前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医疗处方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第三人第3组证据中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51号行政判决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对本案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将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及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0日，原告（甲方）与案外人李顺祥（乙方）签订《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自有权属车牌号为贵Ｆ×××××号客运班车（实际所有人为案外人李顺祥等）采取单车风险承包经营方式，发包给乙方经营，营运线路为毕节至安顺往返。同时还约定了承包期限为2017年11月20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乙方在承包经营期限内按照约定的年度及月度向甲方缴纳承包费、车辆资产折旧费，驾驶员由乙方聘请和雇用，由甲方进行审查、考核，乙方自负盈亏，全额负担包括雇用驾驶员劳动报酬、保险金等一切经营费用等等事项。双方还同时签订了《安全责任合同》《客车经营线路管理合同》，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第三人刘发毕之夫龙甫生前系案外人李顺祥聘用的驾驶员，主要驾驶贵Ｆ×××××号大型客车往返毕节与安顺之间，每天中午12时从毕节发车，下午从安顺返回。2018年7月12日上午，龙甫在原告所属的毕节东客站上班（作发车准备）时感觉不适，于09:22分打电话给李顺祥请假，称欲去医院看病，李顺祥同意并准备安排顶班驾驶员接替龙甫。但龙甫之后并未离开，而继续在贵Ｆ×××××号客车第一排座位上休息。12时许，李顺祥等人发现龙甫身体异常后立即通知120，医务人员于当日13:11分将龙甫送至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2018年7月14日05时30分，龙甫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等经抢救无效死亡。同年8月13日，第三人向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对龙甫死亡一事申请工伤认定。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于同年8月27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同年9月27日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认定工伤举证通知书》。因原告否认与龙甫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工伤认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并于同年10月29日送达原告及第三人。2018年10月16日，第三人向毕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1月9日作出毕市劳人仲案字（2018）第13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龙甫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裁决，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19日，该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96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龙甫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5月28日，该院作出（2019）黔05民终1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20日，第三人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因此于次日作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同年7月16日，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经相关调查取证后作出毕工认字（2019）00000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龙甫所受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予以视同为工伤，并由原告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原告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9月16日向被告毕节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12日，毕节市政府作出毕府行复决字（2019）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二被告的行政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第三人之夫龙甫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视同工伤的情形；2、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3、被告毕节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人民法院主要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进行审查。关于第三人之夫龙甫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视同工伤的情形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虽然龙甫的发车时间为每日中午12时，但因对客车运营的安全系数要求较高等因素考量，发车前驾驶员等往往需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检测或检修等预备性工作。因此，其于2018年7月12日上午就到原告所属的毕节东客站作发车前的准备工作，属于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彼时其正处于工作时间之内且位于工作岗位之上的状态。其感觉身体不适后于当日9:22分在客车站打电话给李顺祥请假，因此，其突发疾病的时间系在当天上午9时许，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情形。龙甫突发疾病后，经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经抢救无效后于2018年7月14日05时30分死亡，符合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综上，第三人之夫龙甫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视同工伤。关于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从实体上看，鉴于贵Ｆ×××××号客车系案外人李顺祥等人出资购买，李顺祥等人为该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因此，尽管原告与李顺祥签订的涉及该车的《道路客运班车承包经营合同》名为“承包经营合同”，其实双方之间并非真正的“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而属于双方之间关于该车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原告为被挂靠单位，李顺祥为挂靠个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龙甫虽然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龙甫系李顺祥聘用的贵Ｆ×××××号的客运班车的驾驶员，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当视同工伤，并由李顺祥所挂靠经营的单位即本案原告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因此，被告毕节市人社局在查明以上事实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作出毕工认字（2019）00000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其次，从程序上看，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依法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8年9月27日将举证通知书送达原告，但该举证通知书的落款日期却为同年9月28日，时间顺序上不符合逻辑；此外，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于2018年8月27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毕工认字（2019）00000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扣除实际中止认定的时间后，存在超出6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程序瑕疵。被告毕节市人社局以上处理期限及通知、送达程序方面的瑕疵，属于行政程序上的轻微违法且未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并不能直接导致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的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本院确认毕节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被告毕节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毕节市政府在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毕节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的情况下，维持了被告毕节市人社局的行政行为，而未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提出和指正被告毕节市人社局违反行政程序的行为，虽然对原告权利亦不产生实际影响，但同样也以属于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行政行为。同理，本院依法确认毕节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毕工认字（2019）000009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二、确认被告毕节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毕府行复决字（2019）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二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家前人民陪审员  曹一含人民陪审员  张宇龙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 助理  罗 单书 记 员  王 丽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执行告知书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