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93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燕，女，1947年11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映媚，女，1944年7月2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l)。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大卫，男，1954年10月2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瑛，女，1951年1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圻，男，1936年6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墀，男，1949年11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锴，男，1936年10月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列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赛吉拉夫，广东高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洪涛大厦主楼1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93686K。法定代表人：孟惠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鸿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黎明，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方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1043号深勘大厦610A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35728E。法定代表人：李凤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炜，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燕、上诉人张映媚、上诉人张大卫、上诉人张玉瑛、上诉人张玉圻、上诉人张玉墀、上诉人张玉锴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公司）、被上诉人深圳市方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兴达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2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2827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天地公司给付上诉人房产价款236.95万元人民币；3、天地公司偿付上诉人损失7809043.5元人民币（并继续计算至判决之日止）；4、方兴达公司对第二、第三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天地公司和方兴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的诉讼在法定时限以内。在本案一审诉讼之前，2015年上诉人曾提起诉讼诉请被上诉人天地公司交付涉案房产及赔偿损失。经向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查询，涉案房产B栋403号房已登记在案外人张玉华、张明二人名下，法庭提醒上诉人交付涉案房产的诉请无法实现，上诉人撤诉。但2015年的起诉就是主张权利的行为，距本案一审诉讼在两年法定时效之内。一审法院对该诉讼在认定事实部分提及，在判决理由中完全忽略，未予置评。上诉人举证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起诉在法定时效内。二、关于合同权利变更之说不能成立。首先，本案涉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天地公司和方兴达公司三方，所谓合同权利变更的主体是谁，谁与谁之间变更，如何达成一致，一审法院没有说明。其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和《“方海商苑”商铺住宅回迁合同书》（以下简称《回迁合同书》）的关系，在一审中已经查明，天地公司与方兴达公司系旧改项目的合作双方，前者出资、承建和安置拆迁户，后者出地出手续等，拆迁安置以外的房产按75%和25%比例分配。就上述事实，方兴达公司已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即拆迁安置的责任人，《安置协议》和《回迁合同书》的相对方，自始至终都是天地公司。再次，天地公司无权单方面变更合同内容，更无权直接单方面免除自己的责任，剥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后，一审判决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根据。被上诉人天地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本案的诉讼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在2015年提起相关诉讼，但该诉讼并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首先，两案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均不一致，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案件。其次，上诉人在提起2015年诉讼时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天地公司同样提起了诉讼时效抗辩，即便该案后来上诉人撤回起诉，但其撤回起诉的行为以及其曾经提起诉讼的行为均不足以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二、上诉人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全部予以驳回。首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相关诉讼请求和诉讼主张中的相关金额，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陈述其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均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纠纷中关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已通过合同变更的形式予以变更，最新的合同内容应当以签订日期在后的为准，天地公司认可该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三、天地公司认为本案上诉人在提起一审诉讼时主体已不适格，遗漏了相关当事人，虽然一审判决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天地公司仍认为一审判决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从上诉人提供的公证文书可以明确确定继承的权利是深圳市人民路二横街17号方海商苑首层商铺114A、142A号房产（建筑面积114.35平方米），而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权利是所谓合同中约定的33.85平方米住宅权权利，显然二者并不一致，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具有其主张权利的相关主体资格。其次，本案还涉及一名叫张新的自然人，张新在继承取得涉案权利时，鉴于其已婚且配偶健在，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张新在婚后取得的继承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张新的配偶张谢少芳也是涉案合同的权利人，但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没有涉及对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处置的证据，也就是说，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其实是没有办法明确本案上诉人是否是仅有的所谓权利人。综上，一审判决实质判决正确，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在上诉人主体资格问题上，请一并更正。被上诉人方兴达公司答辩称：一、方兴达公司与上诉人自始至终不存在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关系。1、方兴达公司与天地公司共同开发方海商苑项目时，在权责划分及分工方面有清晰的安排，即红线范围内的住户拆迁安置和补偿由天地公司单方负责。方兴达公司一审提交了双方的《合作合同书》已阐明（见第三条乙方责任第一项）。从一审查明的有关补偿协议来看，与被拆迁方签署最后一份《回迁合同书》的主体是天地公司，落款日期为1996年4月26日，方兴达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盖章。2、从本案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回迁商铺的录入通知来看，发出回迁通知的主体落款人是天地公司。3、1999年4月商铺回迁后，上诉人也是一直与天地公司协商33.85平方米的住宅回迁事宜。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写明“拆迁安置的责任人，《安置协议》和《回迁合同书》的相对方，自始至终都是天地公司”。说明上诉人即使在本案二审阶段，依然坚持认为拆迁安置工作的主体是天地公司。以上事实，足以表明方兴达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房屋拆迁安置的合同关系。二、关于一审对诉讼时效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与天地公司之间的拆迁安置纠纷是否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当以1996年4月26日天地公司与上诉人签署的回迁协议并结合当时被拆迁方办理了商铺回迁入伙手续的事实，以及其他有关查明的事实予以判定。对方兴达公司而言，方兴达公司没有参加天地公司提及的2015年的诉讼，方兴达公司是在本案的一审阶段即2018年本案一审被罗湖法院追加进诉讼时才获悉已交付超过20年的方海商苑项目竟还存在此纠纷，在此之前完全不知情。上诉人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天地公司、方兴达公司给付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房产价款236.95万元；2、天地公司、方兴达公司偿付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损失78904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深圳市陶兴街十九号的房产（建筑面积：176.79平方米，其中首层商场：142.94平方米，二层住宅：33.85平方米）是张金叶和庄竹的遗产，由张新、张寿林、张玉锴、张映媚共同继承。张谢少芳是张新的妻子，张槟汉、张大卫、张玉麟、张玉华是张新的儿子，张玉芬是张新的女儿。张槟汉先于张新死亡。张新死后，张谢少芳、张玉芬、张玉华、张玉麟声明放弃对张新遗产的继承权，张槟汉的子女（ChangDavidMichaelJordan、ChangEmmaRoseJordan)声明放弃对张新遗产的代位继承权。张大卫对张新的遗产享有继承权。黄森是张寿林的妻子，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是张寿林的子女。黄森先于张寿林死亡。张寿林死后，子女四人对其遗产享有继承权。(二）1996年3月6日，张寿林、张新、张玉锴、张映媚(乙方）与方兴达公司（甲方）签订《安置协议》，主要内容是：1、乙方位于甲方改造红线范围内的人民路二横街17号，建筑面积176.79平方米，其中：首层商场142.94平方米，二层住宅33.85平方米。2、按“拆一补一”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议定：（1)乙方原有的首层商场面积142.94平方米，按比例补偿新楼首层商场面积114.35平方米。（2)乙方原有的住宅建筑面积33.85平方米，按1:1回迁方源商业城住宅，即建筑面积33.85平方米。（3)乙方原有商场142.94平方米要求全部按80%回迁商场首层，其余20%弃权，不予补偿。合计共补偿新楼商场建筑面积114.35平方米（其中首层114.35m2，二/三层/m2)，住宅33.85平方米。人民路二横街17号即为前述深圳市陶兴街十九号房产。(三）1999年4月26日，天地公司与方兴达公司作为甲方与张大卫、张寿林、张玉锴、张映媚（乙方）签订了《回迁合同书》，该合同书主要内容是：1、乙方原先物业位于该地块二横路一巷17号，按照甲、乙双方原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乙方应回迁商铺面积114.35平方米，住宅回迁面积/平方米。2、甲方统一安排乙方于1999年3月25日办理回迁入伙。方兴达公司未在该合同书上盖章。(四）天地公司和方兴达公司在人民路二横街17号所在的地方合作开发了方海商苑，系方海商苑初始登记的权利人。1999年4月26日，张大卫、张寿林、张玉锴、张映媚等四人办理了商铺的入伙手续，即方海商苑114A和142A房，共114.35平方米。(五）方海商苑B座403房为住宅，建筑面积99.39平方米。该房原来物业对应的位置是解放路东门巷17号。1998年11月19日，天地公司与案外人张玉华、张启明签订了《住宅、商铺回迁合同书》，约定张玉华、张启明原有的物业解放路东门巷17号回迁至方海商苑B座403房。张玉华、张启明支付了面积差额对应的房款。2002年4月19日，该房产登记到案外人张玉华、张启明名下。(六）2015年9月23日，张玉燕、张映媚曾起诉天地公司要求天地公司交付方海商苑B座403房并赔偿延迟交房违约金。后于2015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准予撤诉。以上事实有《安置协议》、《回迁合同书》、方海商苑“回迁”核对表、公证书、方海商苑B座403房产权登记变更资料以及一审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上诉人在一审主张的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33.85平方米回迁住宅的权利，该权利来源于张金叶和庄竹对深圳市陶兴街十九号房产享有的权利。《安置协议》载明被拆迁人为张寿林、张新、张玉锴、张映媚。该四人分别为张金叶和庄竹的两个儿子、孙子、孙女。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公证书可以证明，张寿林的继承人是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新的继承人有其妻子张谢少芳，儿子张玉麟、张玉华、张大卫，女儿张玉芬，孙子（ChangDavidMichaelJordan)、孙女（ChangEmmaRoseJordan)。张谢少芳、张玉麟、张玉华、张玉芬及其孙子女均表示放弃对张新的遗产，即上述来源于深圳市陶兴街十九号房产的继承权。因此，张大卫作为张新遗产的继承权人，与张寿林遗产的继承权人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以及张玉锴、张映媚，有权对该回迁住宅主张权利，具有本案的主体资格。天地公司关于上诉人未穷尽对涉案住宅享有权利的继承人，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釆信。关于上诉人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依据其与天地公司、方兴达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和《回迁合同书》，其享有拆迁补偿安置的权利。但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天地公司未向上诉人交付补偿的住宅，上诉人在1999年4月回迁入伙同期补偿的商铺时就已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其应当在此后的2年诉讼时效内及时主张权利。上诉人主张其在2000年3月向有关部门就商铺面积差异和住宅交付的问题投诉，即使属实，至其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上诉人现在提起一审诉讼，在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时，天地公司关于上诉人于1999年应知道其回迁住宅的权利受到侵害，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即使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提交的《安置协议》亦约定了回迁房产中包括33.85平方米的住宅，但在此之后签订的《回迁合同书》并没有载明33.85平方米住宅的回迁房产。该合同内容的差异应视为双方对拆迁补偿安置房产的变更，变更内容以签订日期在后的合同为准。故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33.85平方米住宅的回迁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要求天地公司、方兴达公司给付房产价款236.95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张映媚、张大卫要求天地公司、方兴达公司偿付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张映媚、张大卫损失789043.5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人民币31268元，由张玉燕、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张映媚、张大卫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因房屋拆迁而产生的33.85平方米安置补偿款，这是关于拆迁补偿的权利请求。根据已查明的事实，1999年4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回迁合同书》第五条约定，“甲方（即天地公司）统一安排乙方（即上诉人）于1999年3月25日办理回迁入伙，原定回迁的时间约提前3个月，甲乙双方在回迁之后不再有拆迁补偿纠纷”，可以认定该合同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于拆迁纠纷事项的最后确认。虽然1996年3月6日上诉人与方兴达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但《回迁合同书》是双方在签订《安置协议》之后就回迁事项进一步协商而达成的新协议，方兴达公司虽未在《回迁合同书》上签字，但其与天地公司共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应视为《回迁合同书》是天地公司和方兴达公司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回迁合同书》上签字，表明其已知悉《回迁合同书》项下的权利是其所能享有的全部拆迁权利。依据该合同书，上诉人应回迁商铺面积114.35平方米，没有住宅回迁面积，如果上诉人认为其还享有拆迁差价补偿款，从此时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至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其于2000年3月曾向天地公司提出过面积不足、与原铺位置不同等异议，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异议中有关于住宅面积33.85平方米的回迁和补偿问题，不能视为其向天地公司提出过拆迁补偿款的请求。即使该异议可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从此时重新起算至其提起本案诉讼也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主张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商铺产权证办理完毕之日起算，本院认为，上诉人是针对住宅回迁而提起的诉讼，与商铺无关，以商铺权利取得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其于2015年提起诉讼的行为应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本院认为，诉讼时效中断应以诉讼时效未届满为前提。2015年上诉人的起诉是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提起，不能构成时效的中断。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另，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并非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的全部权益人，一审遗漏当事人，但其在一审从未申请追加原告，其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之外还存在其他共同权利人，故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268元，由上诉人张玉燕、张映媚、张大卫、张玉瑛、张玉圻、张玉墀、张玉锴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