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再6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黔东南州施秉恒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两江路。负责人殷国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光，施秉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龙云发，男，1958年8月27日生，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施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再建，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龙虹伶，女，1990年12月13日生，苗族，贵州省施秉县人，无业，住施秉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龙泓竹，女，1986年9月10日生，苗族，贵州省施秉县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再审申请人黔东南州施秉恒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河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龙云发、龙虹伶、龙泓竹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26民终906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黔民申9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恒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光、被申请人龙云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再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恒河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本院（2018)黔26民终906号民事判决，维持施秉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3民初614号民事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恒河置业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六份重要的《绿岛国际认购协议书》作为证据证明龙云发协议购房的价款、房号、支付方式，证明龙云发为什么要写借据冲抵首付款的原因及条件，但龙云发不予质证。二审法院对这一重要证据也不予认证。因此，此六份证据在一、二审都未认证的情况下，应该作为新证据。恒河置业公司向法庭交纳的两份证据证明龙云发交5万元抵10万元购房款的优惠，龙云发只有在2015年8月31日订购四房二门面时交了30万才能享受6个交5万抵10万的优惠，如果龙云发不认可做错误账的5万，只认可交纳了5个“交5万抵10万”的话，龙云发在2015年9月2日的认购协议中就不能享有4套房屋2个门面的优惠。(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推定龙云发没有交纳恒河置业公司作错账的5万元事实缺乏证据。恒河置业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和录音，能够证明这一事实。且争议发生后，龙云发在起诉协商前已经知道作错账的事实，在原一审庭审和上诉中都不否认已交5万元的事实。二审判决推定120.3万元首付款收据于2015年9月3日出具并于当时交给龙云发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龙云发在和恒河置业公司多次协商以及原一审庭审时都是认可在2015年9月15日交的收据。同日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条是首付冲抵款，是包含在120.3万元里的。如该50.3万元是除开120.3万元首付款外的总房款的组成部分的话，龙云发已经向恒河置业公司支付了190.6万元，而其主张的总房款是170.6万元，龙云发就不会在2016年6月7日向恒河置业公司再次出具12.757万元的借条了。被申请人龙云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为：120.3万元的购房首付款，龙云发于2015年9月3日已全部交清，9月3日的总收条是恒河公司真实开据并认可实际收到龙云发120.3万元的有效凭证。2015年9月15日，龙云发向恒河公司出具的50.3万元借款条，是恒河公司工作人员为办理房屋有关手续需要逼其写的，与9月3日开具的总收条无关联性。其它意见与原一、二审的意见基本一致。恒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50.3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4年3月，经被告现场查看，预定了原告的商品房15-23-01、15-23-02、15-24-01、15-25-01(签订合同时为15-22-1、15-23-1、15-23-2、15-24-1)四套住房和商用房17-1-21、17-1-22(签订合同时为10-1-8)。约定被告分期付款(签订合同时为一次性支付)的方式支付总房款172.5万元。此后被告于2014年3月17日交款两笔共5万元,2014年11月10日交款5万元，2014年11月14日交款5万元，2015年8月31日一笔交款5万(原告公司出纳因当日交纳人员多而误将该笔款作帐成被告刷卡)和一笔刷卡10万元，至此时(2015年8月31日)被告共交款30万元。2015年9月3日，在被告应交纳首付款签订合同时，被告当日交纳现金6万元和刷卡14万元，截止2015年9月3日,被告龙云发共付款50万元,尚欠70.3万元首付款，被告承诺几天内交完首付款再签订合同，于是原告收回被告2015年9月3日前的预交收据,并向被告出具了一张首付款120.3万元的总首付款的收条给被告。2015年9月15日，经催收，被告于当日刷卡两笔共20万元后，出具了一张50.3万元的“欠据”，即“借款条”。此时，被告所支付的70万元加“借款条”50.3万元共计120.3万元首付款付清，尚欠余尾款52.2万元待付。2015年11月15日、2016年1月30日、2016年6月6日，被告分别以女儿龙泓竹、龙虹伶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上列四套住房和门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备案，在签订合同时，将原约定的分期付款改为一次性支付。2016年1月30日，被告以他人转款290804元转付和现金9196元交纳合计30万元，2016年6月1日交纳95110元，2016年9月28日交纳8万元，合计475110元。至此，被告四套房屋、一个门面的总价款尚欠46890元。2016年12月，原告通知被告交纳借款50.3万元和尚欠的46890元尾款时，被告以借款50.3万元已交纳为借口发生纠纷。经多次协商无果。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人民币50.3万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龙云发的反诉请求及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同时判原告返还被告多支付的房款154340元。事实及理由：2014年3月17日开始，被告向原告交纳房款，预定原告开发的“漂城归梦”房产项目，房号为15-23-01、15-23-02、15-24-01、15-25-01四套商品房和17-1-21、17-1-22门面。直到2015年9月3日，原告要求被告将零散收据上交换成总收据，在当天，被告交纳6万元现金和刷卡14万元，经双方核对至2015年9月3日止，被告向原告所交房款共计120.3万元，原告将被告所有收据收回，向被告出具总金额为120.3万元的首付款收据。2015年9月15日，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补签借50.3万元房屋首付款的借条。2016年1月30日，原告将所欠他人转款抵扣被告房款290804元后，被告接到原告电话，要求被告过去统计剩余房款的金额。通过双方统计核算。依据原告当时保存的收据结算，剩余尾款126890元加上手续费680元，总共为127570元，被告应原告要求写了一张127570元的借条。后被告被通知到原告处结算时，由于被告没有携带自身持有的银行转款凭证，故在这次结算中，原告没有将被告在2015年9月15日通过银行转存入原告帐户的20万元计入已付房款。被告共计支付原告房款1879340元，4套房屋和一个门面的合同总价则为172.5万元，被告已多支付了154340元。特提出返诉，要求判令原告返还多支付的房款154340元。另外，对于本案，1、原告称被告于2014年3月17日至2015年8月31日共向原告交纳了30万元。但被告只交了25万元，另外5万元系原告错将他人房款作入被告账上被告不认可。2、被告认可2015年9月3日前共支付房款45万元，尚欠购房首付款为75.3万元，原告为了达到数额吻合的目的，将别人交的5万元计入被告账上。3、2015年底前，原告的门面价格及面积均未定，所以不可能对房屋的总价款予以确定。4、2015年9月15日，被告按原告销售经理王奎强的意见暂定房屋总价为170.6万元，才结算出被告尚欠房款50.3万元的。5、如果被告实欠首付款50.3万元，应按约定在15天后支付，但至2016年12月原告出纳才向被告催交，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同时判原告返还被告多支付房款154340元。针对反诉原告龙云发的反诉，恒河公司辩称：1、被告龙云发在一审庭审和上诉时，均认可2015年8月31日已经交5万元现金。2、被告未实际交纳购房款170.6元。3、被告于2016年6月7日所写的欠127570元的欠条，从时间结点证明了被告支付款项的整个事实经过。4、被告为获优惠政策，承诺交齐首付款而获得原告出具的2015年9月3日的120.3万元收据，在开盘当时这种情况有多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被告龙云发到原告恒河置业公司售楼部预定了四套住房和两间门面，同年11月7日原告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被告经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在原告处购买四套住房和一间门面，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此后，被告龙云发分别于2014年3月17日交现金两笔共5万元；2014年11月10日交现金5万元；2014年11月14日交现金5万元；2015年8月31日交现金5万元和刷卡10万元；2015年9月3日，被告交纳现金6万元，刷卡14万元，截止2015年9月3日前原告认可被告龙云发共交房款50万元。为使被告能够享受到购房活动优惠，原告于2015年9月3日在收回被告龙云发至此以前的预交房款收据后，为被告开具了一张首付款120.3万元的总收条；同年9月15日，被告刷卡两笔共20万元，且向原告出具了一张50.3万元的“借款条”（该借款并未实际交付，且双方约定10月1日前归还）。后被告龙云发分别以其女龙泓竹、龙虹伶的名义与原告签订15-22-1、15-23-1、15-23-2、15-24-1四套住房。其中，2015年11月15日原告与龙泓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龙泓竹购买15幢23层23-2号房，与龙虹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龙虹伶购买15幢23层23-1号房，2016年1月30日与龙泓竹签订合同购买15幢22层22-1号房，2016年6月6日与龙虹伶签订合同购买15幢24层24-1号房。2016年6月6日与龙虹伶签订10-1-8商用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上合同均已备案。在签订合同时，原、被告将原先约定的向银行按揭付款改为一次性付款。2016年1月30日，被告龙云发以他人转款转付29.0804万元，加现金0.9196万元，共向原告交纳合计30万元；2016年6月7日被告龙云发在交纳9.511万元（未含代收费890元）房款后，以龙虹伶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一张12.757万元的借款条（该借款未实际交付，双方承诺于2016年8月10日付清）；2016年9月28日又交房款8万元。2016年1月30日至2016月6月7日，被告龙云发共交纳了47.511万元（已扣除费用890元）。至此，原告认可被告共支付了房款167.811万元，其中包括50.3万元欠款。后因原告向被告龙云发多次催要50.3万元双方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龙云发支付欠款50.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而被告则以多付原告房屋款15.434万元提起反诉，要求判令反诉被告立即返还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龙云发以其女龙泓竹、龙虹伶的名义在原告恒河公司处购买房屋，向原告出具“借款条”给原告的行为，系双方对房款支付方式达成的合意，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对该案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是：（1）原告向被告出具的120.3万元的收条内是否包含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首先，双方对房屋总价款为172.5万元是认可的。其次，原告说包含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庭审中原告提供了：2014年3月17日交款现金两笔共5万元；11月10日交款现金5万元；11月14日交款现金5万元；2015年8月31日交款现金5万元和刷卡10万元；9月3日交款现金6万元，刷卡14万元；9月15日，刷卡20万元，共计付款70万加上被告出具的借款条50.3万元，总计120.3万元。被告说不包含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是双方结算后下欠的房屋尾款，但在庭审中原告提供2015年8月31日刷卡10万元，9月3日刷卡14万元，9月15日刷卡20万元，共计44万元，加上原告认可的交现金26万元，尚有50.3万元未向法院提交付款证据，亦未能说明每次交付现金的具体时间、地点和金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按照双方认可的总房款172.5万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20.3万元，被告应当尚欠52.2万元，而不是被告陈述的50.3万元。因为按照被告所说至2015年9月15日经双方结算下欠房屋尾款50.3万元，那么被告于2016年1月30日用转款支付了29.0804万元、支付现金0.9196万元；6月7日被告支付现金9.511万元（未含代收费用890元）后，又以龙虹伶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一张12.757万元的借款条，显然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同年9月28日再次支付现金8万元（此款支付在后，应从借款中扣除），被告实际支付款47.511万元，而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判决原告退还其多收的购房款15.434万元，其陈述与实际情况显然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按照原告所说向被告出具的120.3万元的收条包含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即：总房款172.5万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20.3万元（包括50.3万元的借款），被告尚欠52.2万元，减去被告之后实际支付的47.511万元，尚欠4.689万元，其陈述能与实际情况及会计记帐明细相互印证。（2）2014年8月31日被告龙云发是否向原告交现金5万元。庭审中，会计卿某出庭作证证实其将案外人吴丽平刷卡支付的5万元作帐为被告现金支付的5万元，而将被告现金支付的5万元作账为案外人吴丽平现金支付5万元，并提供吴丽平刷卡条及会计原始帐本予以佐证，可以认定被告龙云发向原告交现金5万元。虽然原、被告对2015年9月3日开具120.3万元的收条是否包含50.3万元持有异议，但结合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出具的120.3万元的收条内包含有被告向原告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条金额。因此，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尚欠购房款人民币50.3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龙云发反诉要求原告恒河公司返还多支付的15.434万元购房款的请求，因被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据以证明其反诉请求成立，且其陈述与客观实际不想吻合、相互矛盾，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龙云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黔东南州施秉恒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0.3元；二、驳回被告龙云发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830元，反诉受理费3386元，共计12216元，均由被告龙云发负担。龙云发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施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623民初614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5年8月31日吴丽平通过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向恒河公司转账50000元，恒河公司于同日向吴丽平出具《绿岛国际定收据》（ＮＯ0000099）载明“现收到吴丽平电话139××××9346订购绿岛国际［商铺］17栋1层10号房屋定金50000元”。2015年9月2日双方签订《绿岛国际认购协议》，约定为按揭贷款。另查明，2017年1月9日恒河公司《民事诉状》中载明“2015年9月3日，在被告应交纳首付款签订合同时，被告当日交纳现金60000元和刷卡140000元，尚欠703000元未付，被告承诺几天内交完首付款再签订合同，于是原告收回被告2015年9月3日前的预交收据,出具了一张首付款1203000元的总付款的收条给被告”。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为：1.2014年8月31日龙云发是否向恒河公司交现金5万元；2.2015年9月3日恒河公司出具收到1203000元首付款的《收据》是在2015年9月3日还是在2015年9月15日交付给龙云发；3.恒河公司2015年9月3日向龙云发出具1203000元的《收据》是否包含龙云发在2015年9月15日由恒河公司出具503000元的《借款条》中签字确认的金额。1.2014年8月31日龙云发是否向恒河公司交现金5万元。2014年8月31日龙云发是否向恒河公司支付现金5万元，关系到1203000元收据载明的金额构成情况，恒河公司作为收回零星收条开具总收据的一方，应当有义务且有能力证明2014年8月31日的支付情况。一审庭审中，恒河公司申请的证人卿某证明是其做错了账，将案外人吴丽平刷卡支付的5万元误做账为龙云发现金支付5万元。该证人证言只能说明有做错账的可能性，不能证明1203000元收据的金额构成情况，并未达到恒河公司的举证目的。经本院释明和要求，恒河公司不能提供2015年8月31日收到龙云发5万元现金的《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可以推定恒河公司在当日并未收到龙云发交纳的现金5万元。2.2015年9月3日恒河公司出具收到1203000元首付款的《收据》是在2015年9月3日还是在2015年9月15日交付给龙云发。虽然恒河公司在原审、重审、二审庭审中均陈述首付款收据是在2015年9月3日开具，但直到9月15日才交付给龙云发。但恒河公司在起诉时提交的《民事诉状》中载明“2015年9月3日，在被告应交纳首付款签订合同时，被告当日交纳现金60000元和刷卡140000元，尚欠703000元未付，被告承诺几天内交完首付款再签订合同，于是原告收回被告2015年9月3日前的预交收据，出具了一张首付款1203000元的总付款的收条给被告”。该陈述已经清楚表明恒河公司在“2015年9月3日”“收回预交收据”出具“首付款收条”“给被告”。而恒河公司在原审、重审、二审庭审中否认出具收条当天给龙云发的陈述，不仅自相矛盾，也与龙云发在将60000元现金、140000元转账支付给恒河公司，并于当日将其手中所持有恒河公司于之前出具的所有零散《收据》交给恒河公司，而恒河公司不出具任何凭证给龙云发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交易习惯不符。因此，无法从内心确信龙云发在将几十万元的付款零散《收据》交付给恒河公司后，不要任何付款凭证或同意不要任何凭据。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本院认定1203000元《收据》是在2015年9月3日出具并于当日交付给龙云发。3.恒河公司2015年9月3日向龙云发出具1203000元的《收据》是否包含龙云发2015年9月15日由恒河公司出具503000元的《借款条》中签字确认的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龙云发已经提交2015年9月3日恒河公司收到其1203000元的收据和后续付款凭证，并主张超合同价款多支付了154340元。被上诉人恒河公司起诉提出2015年9月15日《借款条》中的503000元包含在2015年9月3日《收据》的1203000元首付款收条内，龙云发在2015年9月3日前没有实际支付1203000元。但恒河公司作为一个专门的房地产公司，其财务人员作为专门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员，如果在未收到收条记明的具体款项的情况下，仅凭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被告承诺几天内交完首付款”或在诉讼中辩称的“因龙云发是购房大户，相信其有足够能力支付”，就在2015年9月3日提前开具1203000元的收据交给龙云发，然后由龙云发在2015年9月15日才签字出具503000元的《借款条》。无论是从财务制度，还是从财务专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判断，无法相信财务人员在没有收到龙云发1203000元款项情况下，会提前开出并加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据》给龙云发，然后由龙云发事后再以补签借款条的形式交足款项。而恒河公司提交龙云发后期付款的证据，只能证明龙云发以实际付款行为变更了2015年9月2日签订《绿岛国际认购协议》中约定按揭贷款的履行付款方式，虽有超付情况，但无论是超付还是欠付都符合最终结算多退少补的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龙云发提交恒河公司2015年9月3日出具收到1203000元的收条和龙云发到2015年9月15日才在由恒河公司开具的《借款条》上签字借款50.3万元的证据与恒河公司在庭审中出示龙云发后续付款的证据而推理2015年9月3日出具收到1203000元的收条中不包含有龙云发2015年9月15日向恒河公司出具503000元《借款条》中金额的陈述等证据相比较而言，显然龙云发的证据在证明力上大于恒河公司的证据，故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对龙云发的上诉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按照双方认可的总房款172.5万元，减去龙云发2015年9月3日前已支付的120.3万元，2015年9月15日支付的20万元，2016年1月30日抵扣的29.0804万元，支付的现金0.9196万元，2016年6月7日支付的9.511万元，2016年9月28日支付的8万元，龙云发已多支付房款15.311万元。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8)黔26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施秉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3民初614号民事判决；二、恒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龙云发多支付的购房款153110元；三、驳回恒河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龙云发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6元，共计24432元，由恒河公司负担24000元，由龙云发负担432元。本院再审本案时，恒河公司出示了该公司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的原始三联收据和2015年9月的原始记帐凭证。拟证实2015年9月3日120.3万元的收据中，包含龙云发2015年9月15日向恒河公司出具50.3万元的借款条。龙云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是虚假的。理由：1.在有龙云发交款记录存根三联收据中，有数页收据是空白，且有一张时间颠倒，不能排除恒河公司收款时没有使用其中的收款收据，而是另行用其他收据收取。2.龙云发在庭审过程中多次提出退回的分散收据中有一笔28万元，一笔10多万元都没有在收据中体现。3.记帐凭证中收回的4张票据只是部分票据，不是收回的全部票据。4.2015年9月15日50.3万元借款条是恒河公司工作人员为办理房屋有关手续需要逼其写的，与9月3日开具的总收条无关联性。5.9月3日的总收条是恒河公司真实开据并认可实际收到龙云发120.3万元的有效凭证。本院再审查明，2014年3月17日开始，龙云发向恒河公司交纳房款，预定恒河公司开发的“漂城归梦”房产项目，房号为15-23-01、15-23-02、15-24-01、15-25-01四套商品房和17-1-21、17-1-22门面。2014年3月17日分两次交款，一笔2万元，一笔三万元，共5万元,2014年11月10日交款5万元，2014年11月14日交款5万元，2015年8月31日交款5万和刷卡10万元。当天恒河公司向龙云发出具收据内容为“现收到龙云发订购绿岛国际商铺17幢1-21号房屋定金50000.00元。交10万抵14万交5万抵10万实562000注：订购人需在2015年9月5日前缴纳首付款，在协议期内未缴纳首付款视为自动放弃对该房屋购买权，恒河公司有权另行出售预订所属房源。9.6折去尾”和“现收到龙云发订购绿岛国际商铺17幢1-22号房屋定金50000.00元。交5万抵10万实561000注：订购人需在2015年9月5日前缴纳首付款，在协议期内未缴纳首付款视为自动放弃对该房屋购买权，恒河公司有权另行出售预订所属房源。9.6折去尾”各一张。2015年9月2日，恒河公司（甲方、卖方）与龙云发（乙方、买方）签订了六份《绿岛国际认购协议书》，其中龙云发以每套308000的优惠价格，以首付15.8万元，按揭15万元预定了恒河公司绿岛国际15幢23-1号、23-2号、24-1、25-1住宅四套，以57.7万元的优惠价格，首付29.7万元，按揭28万元预定了17幢1-21号商用房，以54.4万元的优惠价格，首付27.4万元，按揭27万元预定了17幢1-22号商用房。以上六套住房和门面的协议价为2，756，798.00，优惠价为235.3万元，首付为120.3万元，拟按揭房款为1150000元。2015年9月3日，恒河公司在收到龙云发现金6万元，刷卡14万元的当天，收回龙云发至此之前预交的房款收据，向龙云发出具一张“今收到龙云发住房15-23-1号、23-2号、24-1、25-1首付款632000.00元，门面17-1-21、1-22号首付款571000.00元，金额为1203000.00”的收据。同年9月15日，龙云发分两次刷卡交房款，一笔14万元，一笔6万元，共计20万元，并于当天向恒河公司出具了一张内容为“本人龙云发购买恒河置业绿岛国际商铺，因资金支付问题，特向恒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无息借款人民币50.3万元。本人承诺该借款在10月1日前归还全部借款”的借款条（该借款并未实际交付）。2015年11月15日、2016年1月30日、6月6日，龙云发分别以其女儿龙泓竹、龙虹伶的名义与恒河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认购协议书中的10幢25-1变更为22-1，17幢1-21、1-22号两套商用房变更为购买一套10幢1-8商用房，为了获取再次优惠，按揭房款变更为一次付清。实际购买的四套住宅每套价格为30万元，一套商用房价格为52.5万元，总计172.5万元。2016年1月30日，龙云发以他人转款290804和交纳现金9196元的方式交纳房款30万元（未包含代收费用340元）。6月7日交纳房款95110元（未包含代收费用890元）。同日，龙云发以龙虹伶的名义向恒河公司出具了一张12.757万元的借款条（该借款未实际交付，双方承诺于2016年8月10日付清）。9月28日龙云发又交纳房款8万元。另查明：龙云发在反诉状中，陈述其前后共支付恒河公司房款187.934元，该数额是将8月31日交纳的5万元计算在内的。经对恒河公司原始记帐凭证及三联收据进行审查，在恒河公司2015年9月的原始记帐凭证中的9月30日的原始记帐凭证上，龙云发首付款1，203，000元的金额构成为：银行存款490，000，其它应收款503，000元，调帐50，000元，调账100，000元，现金60，000元，并附有单据6张（其中包含有2015年9月3日收回的2014年3月17日、11月10日、11月14日的收据四张，2015年9月3日120.3万元收条一张，2015年9月15日50.3万元借款条一张）。恒河公司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的三联收据中，龙云发现金交纳的房款，在三联收据中有记录。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2015年9月3日恒河公司向龙云发出具的首付款收据中载明的1203000元款项，是否包含2015年9月15日龙云发向恒河公司出具的503，000元借款。龙云发是否多支付了房款。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审查，本案购房经过为：龙云发先向恒河置业公司交付购房预付款，然后在2015年9月2日双方签订的了四套住房和二套商用房认购协议，总价款为2353000元，首付为1203000元，按揭房款为1150000元。最后龙云发以其女儿龙泓竹、龙虹伶的名义，分别于2015年11月15日、2016年1月30日、6月6日与恒河公司签订了四套住房和一套商用房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总房款为172.5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可见，实际购买的四套住房和一套商用房的总价款172.5万元，在2016年6月6日才能够确认。龙云发变更购买四套房屋和一个门面以及变更购买方式的时间均晚于签订认购协议，在实际购买的房屋总价款未确定的情况下，龙云发在原一、二审辩称2015年9月15日，其按恒河公司销售经理王奎强的意见暂定房屋总价为170.6万元，才结算出其尚欠房款50.3万元与事实不符。一方面，2015年9月2日签订的六套房屋认购协议总价为2353000元，即使龙云发已经支付了1203000元；那么剩佘房款应为1150000元。在2015年9月15日，双方并没有协商更改购买范围和支付方式，龙云发主张50.3万元是尾款,与实际尾款1150000元相差过大。且如果该款是房屋尾款的话，按照正常交易习惯，龙云发只需正常交纳房款即可，在恒河置业公司并未实际为其垫付尾款的情况下，其向恒河置业公司出具借条的行为与常理不符。另一方面，如龙云发陈述差欠的50.3万元系尾款的话，其在2015年9月15日、2016年1月30日、6月7日共计交纳房款595110元之后，房款已超付，其在2016年6月7日又以其女儿龙虹伶的名义，向恒河公司出具12.757万元借款条的行为亦与常理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恒河公司向法庭出示了9月3日向龙云出具的120.3万元首付款收据中，包含了龙云发向恒河公司出具的50.3万元借款条，龙云发辩称未包含50.3万元借款条，120.3万元的首付款于9月3日其已付清，龙云发应当承担120.3万元的首付款已付清的举证责任。根据本案证据及恒河公司的自认，能够证实龙云发从2014年3月17日起至9月3日交纳了房款50万元，龙云发辩称其已交纳120.3万元，却未能提供交纳另外70.3万元的证据予以佐证。相反，2015年9月15日其又交纳20万元后，共交纳了70万元，加上9月15日的借款条50.3万元，金额正好为120.3万元。龙云发在原一、二审辩称50.3万元借款条是差欠的房屋尾款，但在再审过程中，又辩称50.3万元借款条是恒河公司工作人员为办理房屋有关手续需要，逼其写的，龙云发对其出具的借款条的辩解相互矛盾。恒河公司2014年3月至2016年9月的三联收据及记帐凭证，除龙云发不认可的2015年8月31日吴丽平刷卡的这张票据外，双方认可的其它交纳房款时间及金额的票据，在恒河公司的三联收据和记帐凭证均有记录，且能够相互印证，故恒河公司的三联收据和记帐凭证客观真实，可以采信。龙云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称9月3退回的分散收据中有一笔28万元，一笔10多万元没有在收据中体现，记帐凭证中收回的4张票据只是部分票据，不是收回的全部票据，恒河公司还有其他收款收据未提供，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此意见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经审查，从2015年11月15日双方正式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起至2016年6月6日签订最后一套商品房销售合同后第二天（6月7日），龙云发分三次支付房款共计39.511万元（未包含代收费用890元）给恒河公司，9月8日又支付房款8万元，共计支付房款47.511万元，加上至9月15日止已支付的70万元，总计支付房款117.511万元。再加上借款条50.3万元，共计支付房款167.811万元。本案的房款总计为172.5万元，龙云发并未多支付房款，故龙云发请求恒河公司返还多付购房款15.43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可以认定龙云发向恒河公司出具的120.3万元的收条内，包含有龙云发向恒河公司出具的50.3万元的借款条金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改判决错误，依法予以撤销。再审申请人恒河公司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黔26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施秉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3民初614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22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16元，共计24432元，由龙云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劲松审判员  谢文英审判员  李邦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唐庚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