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07行终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昌邑市北海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滕林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丁伟波，山东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明，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伟，女，197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委托代理人张泽公，山东恒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昌邑市鲁东铸造城东二区1号。 法定代表人高学峰，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明建伟，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治国，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工伤认定一案，不服昌邑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786行初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之夫王某2系原告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铸造车间造型工，与牛某1、朱中利、项某系同一班组。2017年4月8日至4月10日，原告公司因省环保督察行动放假三天。2017年4月9日，公司铸造车间负责人孙占彦与造型工牛某1电话联系，通知其不要走远了，晚上有可能开工。牛某1又通知了王某2、朱中利、项某。2017年4月9日17时10分许，王某2酒后驾驶两轮摩托车沿下小路由南向北行驶到小小路41KM+100M处时，与李恩先驾驶正在倒车的拖拉机发生碰撞，交通事故导致王某2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4月2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部分证据材料。被告于当日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补正材料告知书，第三人补正材料后，被告于2018年4月13日受理了第三人的申请，并对第三人进行了调查，并对第三人提供的证人项某、牛某1、王某1的证言进行了调查核实。2018年4月1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于2018年4月25日提交工伤认定意见书，对王某2系原告公司职工无异议，对其系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提出异议，同时提供了相关证据：环保停业通知、公司电能表码示数证明、牛某1组入库单、电炉组出勤表、牛某1朱中利证言、孙占彦证言以及公司14名职工的证言，证明2017年4月8日至4月10日原告公司因查环保放假三天且其间4月9日公司没有通知职工上班的事实。被告于2018年5月15日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人证言进行了调查核实。2018年6月11日，被告作出昌人工伤认字[2018]091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王某2系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王某2的死亡为工亡。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住所地的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具有对辖区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对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人作为职工近亲属，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有权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认定工伤，因与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有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当事人均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款中“上下班途中”，是指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职工发生交通事故是否符合上述条件，工伤认定行政部门应作出正确的认定。本案中，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已经提出异议，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公司因故放假并未通知职工上班的事实，被告应当着重对事发当天原告是否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并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对相关证据作出采纳与否的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工伤认定决定书在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昌人工伤认字[2018]091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昌邑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786行初43号行政判决认定的“13号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足以推翻被告据以认定的相关的证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上述证人证言能够与其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供的证据相佐证，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被告工伤认定决定书在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上诉人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符合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及规定。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争议的焦点是王某2是否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上诉人认为：王某2去被上诉人处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一事实清楚。理由如下： 1、第三人王伟提交的昌邑市交警部门询问／讯问笔录，该证据系王某2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对家属进行调查核实形成的笔录，在该证据中王伟明确陈述“2017年4月9日晚上7点左右，王某2驾驶鲁Ｖ×××××号二轮摩托车，从家里去围子奥达铸造有限公司上班，他出村后向东到了下小路左拐，沿下小路向北就到了上班的地方”，该证据是由行政机关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并出具，客观真实，证明效力远大于其他证人证言。而一审并没有采信该证据。 2、王某2生前一个班组的同事项某出具证言，且接受我局依职权进行的调查核实并形成笔录，项某明确表述“2017年4月9日之前因为环保查得紧我们放了两天假。放假之前造型都干好了，2019年4月9日下午我接到车间主任老孙的电话说晚上开炉，我和王某2一个班组，公司通知我的话肯定通知王某2。当天晚上我接到老孙的电话说王某2出车祸了，今天晚上不开炉了。当天晚上我们没去。”该证人明确证实当天晚上上班的事实，以及在王某2发生事故之后没有工作的事实。 3、王某2生前一个班组的同事牛某2出具证言，且于2018年4月13日接受我局依职权进行的调查核实并形成笔录，牛某2明确陈述“2017年4月9日之前因为环保查得紧我们放了两天假。2017年4月9日早上6点来钟我接到厂长孙占彦的电话说晚上开炉，然后我打电话通知了项某、王某2和朱中利。因为王某2离家远，我们是晚上12点之后开炉，他提前到单位。当天晚上9点来钟我接到孙占彦的电话说王某2出车祸了，在昌邑抢救，今天晚上不开炉了。孙占彦也通知了项某、朱中利”，该证人明确证实其通知王某2事故当天晚上上班的事实。牛某2在被上诉人的安排下于2019年5月10日再次来我局作证，也并没有明确否定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其表述“2017年4月9日早上我接到厂长孙占彦(负责安排活)的电话说今天可能开火，在家等信。然后我通知了我们组的王某2、朱中利、项某”。迫于被上诉人的压力，牛某2作出了模糊的回答，但也没有否定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所做的对其不利的证言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在一审的行政诉讼中也未出庭作证，其在一审中为被上诉人出具的“不属实”证言应不予采信。而为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第一次出具的证言及笔录中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足以证明其通知王某2事故当天晚上上班的事实，而王某2正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4、王某2虽然是证人王某1的姐夫，但王某1的证言陈述了其经历的具体事实，能够证明事故当天两人的行动轨迹，客观反映了王某2当天晚上要上班的事实。 5、第三人提供的录音形成于2018年4月10日13：30许，系在王某2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二天，王某2的工友牛某2、项某、邢姓同事到第三人处探望形成。在该录音中明确记录了通知王某2上班以及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一审中虽未提供原始载体，但该证据有上述证据予以佐证，应予采信。一审简单的以未提供原始载体为由而不予采信，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 6、第三人提供的王某2与备注名为“德州孙”的微信记录，也客观反映了被上诉人处管理人员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应予采信。“德州孙”系被上诉人处管理人员孙占彦的微信，在一审中，孙占彦陈述其没有微信，并提供了电话号码152××××3667，而当庭证实该手机号己注册微信使用。鉴于孙占彦与被上诉人的利害关系，孙占彦的虚假陈述以及其庭审中的证言应不予采信。2018年5月10日孙占彦在工伤行政确认阶段为被上诉人作证时的陈述为“2017年4月9日早上我给牛某2打电话说别走远了，等通知开火”，该证言与牛某2的证言相互印证，牛某2在接到孙占彦的电话后通知了王某2上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7、在工伤行政确认阶段，朱中利在被上诉人的安排下到我局接受调查并形成笔录，其陈述“2017年4月9日牛某2给我打电话说等电话开火，当时公司己经放假三四天了。王某2是去公司的路上出的事，去公司就是上班。”该证言也明确证实了通知王某2上班以及王某2系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所做的对其不利的证言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8、被上诉人提供的孙士凯、李连东、郝清川等人的证言以及考勤表、出库单、电能表表码示数证明等证据仅仅能够证明王某2事故当天2019年4月9日未开工没有工作的事实，但没有工作的原因是因为王某2在上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而取消了工作的计划，而不能否认已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且孙士凯、李连东、郝清川、邢洪波、张丽梅、王述磊、朱春江、王述杰、张文斌的证言对有没有通知王某2的上班事实均不清楚，且其所从事的工种也不一样，具体工作时间也不一致，所描述的具体开工时间也不一致。但可以明确的是孙占彦是被上诉人处的管理人员、由其安排具体的工作及通知上班。一审中关于被上诉人没有开工就否定王某2上班的事实的判定，与事实不符。 9、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王某2于2017年4月9日19：10许，在下小路石埠田家村处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2在该事故中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2居住地点离工作地点较远，且原告的工作时间系在晚上十一二点，王某2出于上班的目的，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六条“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的规定。 10、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工伤行政确认程序以及一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没有完成举证义务，不能证明其主张，并不能否认王某2在接到上班通知后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反而能够证明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13号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足以推翻被告据以认定的相关的证据”，是对事实的认定不清，与事实不符。 综上，第三人提供的证人牛某2、项某、王某1的证言、王伟的陈述、交警的询问笔录并结合录音、微信等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高于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隶属于其管理的内部职工的证言，被上诉人提供的考勤表、出库单、电能表表码示数证明等证据也不能否认己通知王某2上班的事实。我局依职权对上述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在综合考量证据证明效力的基础上认定王某2的死亡为工亡的结论，而不是一审法院所认为的“被告工伤认定决定书在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所以我局作出的昌人工伤认字[2018]091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撤销昌邑市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维持上诉人的认定结论。 上诉人王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经过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依据的事实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与认定事实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原告公司因省环保督察组行动放假三天，2017年4月9日公司铸造车间负责人孙占彦与造型工牛某2联系，通知其不要走远了，晚上有可能开工，牛某2又通知了王某2、朱中利、项某”。通过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虽然被上诉人通知王某2的内容是“晚上可能开工”，但按照王某2的理解视为通知上班，王某2之所以如此理解，是结合当时具体情况作出的判断：当事人省环保督察组进驻昌邑，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部署要求，类似于被上诉人的污染企业在省环保督察组驻昌邑市期间停止生产，但被上诉人出于企业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在夜深人静、环保督察人员休息期间私自开工，这是当地污染企业的习惯做法，被上诉人也是如此。因此，被上诉人通知的内容是“可能开工”，而不是“不开工”，王某2理解为开工并为此进行工作前的准备完全符合正常的思维，所以一审判决应当认定事故发生时是被上诉人通知王某2上班。王某2的发生事故的时间、行驶轨迹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情形。职工王某2距离被上诉人企业路途达30多公里，由于工作时间是在深夜，考虑到上班距离、上班时间因素，提前到达工作地点、进行必要的工作前休息符合正常人的心态，而且其行驶轨迹也是在上班的必要路径，应当认定为王某2发生事故是在上班途中。 一审判决否定一审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无事实依据。虽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出庭作证，该宗证人均系被上诉人的单位职工，受利害关系影响导致其作证内容出现反复，但一审被告作为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其依法行使调查取证及裁判权，具有法定的公信力，如果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比较证据效力应当采信劳动行政部门的证据。一审被告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进行了调查核实，然后未予采信，属于一审被告的职能，法律并未规定一审被告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必需作出说理性说明，一审判决以“说理性形式瑕疵”否定工伤认定结论无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综上，被上诉人为逃避其应当承担的工伤责任，枉顾本次事故造成的上诉人的家庭悲剧，唆使其职工出具虚假证言误导人民法院，导致一审判决结果错误，判决结果与理于法无法令人信服，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重新作出正确的判决! 被上诉人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未提供书面答辩。 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有关证据，已经随卷移送本院。本院经查阅一审卷宗，相关证据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本院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但一审对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的描述错误，应为2017年4月9日19时10分，而不是2017年4月9日17时10分。另查明，王某2家距离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约40里路程。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款中“上下班途中”，是指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职工发生交通事故是否符合上述条件，工伤认定行政部门应作出正确的认定。本案中，原审已经查明，2017年4月8日至4月10日，被上诉人公司因省环保督察行动放假三天。2017年4月9日，公司铸造车间负责人孙占彦与造型工牛某1电话联系，通知其不要走远了，晚上有可能开工。牛某1又通知了王某2、朱中利、项某。当天，被上诉人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再次通知不开工。王某2在收到晚上可能开工通知情况，于当日19时10分发生交通事故。从时间上看，尽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王某2所在岗位往常晚上12:30上班，但考虑临时性放假事实和王某2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远且夜间作业的事实，4月9日19时10分应当认定为上班合理时间；从交通事故发生地看，位于王某2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必经路线之上，应当认定为上班“合理路线”。王某2上班路上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受到伤害，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情形。上诉人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昌人工伤认字[2018]0912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昌邑市人民法院（2018）鲁0786行初43号判决。 二、驳回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山东奥达铸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建明 审判员  郭明明 审判员  李长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巧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