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40728号原告：朱某，男，196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里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铭，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马某，女，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华，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某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朱某。第三人广州市某集团公司管理人：广东某律师事务所。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肖洁，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本霞，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诉被告马某、第三人广州市某集团公司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里新、何嘉铭，被告马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华，第三人广州市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某集团)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肖洁、朱本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诉称，现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被告名下的某集团30%的股权归原告所有；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协议离婚，在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原告与被告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被告退出某集团30%的股份。现协议早已生效，被告不曾遵照离婚协议约定将3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其行为已然违反双方的离婚协议约定。综上，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马某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与原告于2010年1月27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已经在民政局备案，是合法的协议，不容质疑。二、本案的案由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双方存在离婚后财产未分割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被告认为双方并不存在离婚后财产未分割的情况，本案实质上是对协议约定内容存在异议的纠纷，而双方对离婚协议书存在异议的，必须在协议离婚一年内提出。很显然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名下的某集团的30%股权归其所有，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离婚协议书》的第三条双方共同财产的处理，完全没有提及某集团的股权。公司股权的后续处理，放在《离婚协议书》的第四条：“债权债务的处理”。作为双方重大共同财产的某集团，却没有在共同财产的处理中列明，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于某集团股权的归属，双方认可离婚后该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以及章程的约定，仍然是被告占股30%、原告占股70%，对此占有比例双方均无异议，公司股权无须另行分割。双方离婚后只需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后续事项即可（包括清算、重整、重组、注销均以章程约定；按公司法履行）。某集团及广州市某置业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的公章在2007年7月23日就进行了共管存放于农业银行某支行保险箱，被告一直没有放弃并实际行使着公司股东的权利，而并非只是形式上的占股。共管的公章在2019年7月19日移交给破产管理人。2、《离婚协议书》的第四条第③项的定：“当女方对以上两公司的银行担保取消后，女方退出某集团30%股份，男方退出某置业公司的70%股份”，也非常明确的写明了前置条件“银行担保取消”。其真正含义就是当被告完全免除对某集团及某置业债务的承担后，才退出两公司相应的股份。鉴于双方协议离婚时，被告为公司债务做了个人担保，为保障自身权益，双方作出了上述约定。实际上无论双方如何约定，由于被告的个人担保，被告对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己经承担了无限连带责任。目前某集团正被破产清算，而根据破产管理人提供的2019年9月29日最新一期的债权登记表显示，银行的债权是有个人连带担保的债权，银行的债务、担保依然存在，前置条件并未达成。也就是说，原告承诺的某集团的债务归原告，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只有当“银行担保取消”，被告才能真正完全免除对公司债务的责任。而当被告对某集团责任完全免除后，才是被告退出某集团之时。再者，“退出”只是表示不再担任公司股东，而并非是“放弃”股权归另一方所有。“退出”也可以理解为待价而沽。退出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形式，可以有偿转让股权（原告可以享有股东优先购买权)、亦可以退出股东身份而享有继续分红权、亦可以无偿转让等等。至今，被告仍是广州市工商局合法登记的实际出资人，是某集团的合法股东，持有某集团30%的出资份额，有权享有以股东及出资人身份提出重整申请、参与出资人会议、行使表决权、参与财产分配等出资人的权利。3、股权和债权的区别在于股权拥有对企业的及其资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主要以分红的方式获得收益，同时也包括偿付债务的义务；债权是在某一期限内拥有追索一定资产或资金的权利。如前所述，双方对各自离婚后的占股比例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因离婚后被告不参与经营，公司的所有债权均由原告掌握，双方关于“广州市某集团公司、广州市某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归男方，与女方无关”的约定是对被告仍然作为公司股东的保障，是原告自愿免除被告对公司债务偿付义务的表现。四、原告在自身严重违约的情况下，还要求女方名下某集团的30%股权归其所有，简直无耻至极。原告违约事实包括时至今日将近10年未曾支付过抚养费，广州小北路15楼A座95.75㎡和B座73.53㎡的房地产因公司债务被多个债权人查封，至今未过户给被告；由于某集团与债权人何某及债权人广州市某实业公司的债务，被告承担了股东连带责任，查封了被告父母出资供楼的房产，致使被告及家人的生活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综上，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原告均没有确认某集团30%股权归其所有的理据，法庭应依法驳原告的无理请求。第三人某集团述称：第三人的管理人确认截止至2020年2月19日公司股份由原告占70%、被告占30%。管理人尊重法院判决，无论是否支持原告的诉求，管理人均会依法处理相关事宜。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0年1月27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于同日签订《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内容包括：“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四、债权债务的处理：①所有以个人名义借款的债权、债务由借款人本人承担，与对方无关。②男方持有股份的所有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与女方无关。③广州市某集团公司、广州市某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归男方，与女方无关。当女方对以上两公司的银行担保取消后，女方退出广州市某集团30%的股份，男方退出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70%的股份”。另查，某集团（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于1998年6月3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原告认缴出资金额2100万元（出资比例70%）、被告认缴出资金额900万元（出资比例30%），该公司因故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国银行广州某支行的申请，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7）粤01破申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某集团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1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破68-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某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现破产程序处于债权债务核查阶段。原告提出根据《离婚协议书》约定，某集团、某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归原告，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再持有某集团30%股份。被告则表示，被告应符合被告取消银行担保以及原告承担债权债务两个条件方可退出，实际上因为原告没有承担公司债务而导致被告承担了担保人责任，且被告名下财产已经被法院执行，故退出条件并未成就。被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拟证实双方并未有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2、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23日的《共管清单》，反映原、被告作为共管人共同管理某集团、某置业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章及财务章。拟证实被告一直为公司股东并行使股东权利。3、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的（2017）粤01破申47号《民事裁定书》，反映申请人中国银行广州某支行向法院申请对某集团强制执行一案移送破产审查，经法院认定某集团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故裁定受理申请人对某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4、破产管理人指定文书，拟证实法院指定广东某律师事务所担任某集团管理人。5、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穗中法执字第800号、（2010）穗中法执字第1706号、（2007）穗中法执字第2932号执行裁定书。上述文书反映中国银行广州某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某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某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某支行）、某研究所分别作为申请执行人，原、被告及某集团、某置业公司等作为被执行人，因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拍卖被执行人某集团、朱某所有的房产以清偿债务。6、《广州市某集团公司管理人破产清算案访谈笔录》（内附编制日期为2019年9月29日的《债权表》一份，以下简称：《债权表》）。反映某集团管理人向被告就公司清算的相关问题进行谈话，要求被告配合调查公司的银行账户等情况，并提交相应资料，被告表示因未参与经营、无法与法人沟通，故无法提供。《债权表》显示某集团债权人包括中行某支行、建行某支行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某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某支行）等数间银行、个人及公司（含何某、林某），债权金额认定为1082091976.55元。拟证实被告仍为某集团股东及债务的担保人，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未被解除。7、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某集团管理人出具的《关于广州市某集团公司出资人资格的情况说明》。拟证实被告针对原告于2019年7月出具的《情况说明》做出说明，以否认原告称被告已并非某集团股东、不应行使股东权利，鉴于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被告退出的前置条件（女方对以上两公司的银行担保取消）尚未成立，被告从未退出公司的股份。8、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2016）粤0104执914-5号《执行裁定书》。拟证实被告因某集团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清算而承担连带责任被强制执行。9、原、被告的离婚证。10、广州市公证处于2005年6月13日出具的（2005）穗证内经字第50304号《执行证书》，反映建行某支行作为申请人，包括原、被告在内的其他主体作为被申请执行人，执行标的为人民币本金7800万元整、利息2532344.41元（计至2005年5月20日止）。11、本院于2015年9月30日出具的（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91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被告因某置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清算，被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承担所有债务的承诺未兑现。12、原告于2019年7月4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某集团管理人出具的《关于广州市某集团公司出资人资格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其中反映原告认为根据与被告的离婚协议约定，被告已退出某集团30%股权，故被告已不是公司出资而不应行使出资人的相关权利。13、原告于2018年12月5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01破申47号的异议申请书。拟证实原告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某集团因资不抵债破产提出异议。14、原告于2017年6月16日书写的字据，反映其向“刘总”表示为了向法院呈送《异议申请书》，请其会同被告一起盖集团公章。拟证实原告从未否认被告为公司股东。15、微信聊天记录及信封照片。拟证实某集团破产管理人向被告发送相关照片，显示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已由其封存，相关用章记录登记本仍留存在原、被告之前共管的保险箱内，证实管理人承认被告的股东地位。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9没异议，离婚协议书反应被告应当履行退还股权的义务。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双方离婚后，原告屡次催告被告交出某集团公司公章并退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向被告寄出律师函主张权利。因此，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证据3、4没有异议，某集团公司已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其股权无法办理过户的工商登记手续，原告才向法院诉请将被告名下30%某集团公司股权确认归原告所有。证据5、6、10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已向某集团公司管理人提交声明，否认被告马某的合法股东地位，且声明被告对四笔银行的担保债务已由原告承担。被告之所以被列为被执行人，系因为其未能如期退出公司所致，并非因为对银行担保未解除，因此，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条件未成就。证据7证明力有异议，被告单方出具的说明并不能证明被告持有该股权的合法性。证据8、11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对银行的担保范围，并不包括何某的债务。证据12原告多次对被告未履行离婚协议书的义务提出异议，而并非被告所称的对离婚协议书本身提出异议，不能反映所谓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根本不存在诉讼时效的争议。证据13证明力有异议，某集团公司的资产足以清偿公司债务，被告退出公司股权不会产生影响被告个人财产的法律后果。证据14原告并不否认被告仍是某集团现时的登记股东，但并不体现原告起诉时仍认可被告能合法、依约持有某集团30%股权。证据15聊天截图不能反映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且管理人承认被告属公司股东与否，均不影响被告是否能依照离婚协议书不退出公司股权，也不影响离婚协议书的履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由原、被告制作，第三人不清楚，三性由法院认定；证据3、4三性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管理人没有收到该份证据，该执行裁定书没有全面反映对被执行人的执行情况，包括房产的拍卖和执行尾款，且该裁定的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朱某、某集团的财产，没有写对其他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情况；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担任管理人以来，管理人通过现有证据确认原、被告为某集团的自然人股东，管理人仅有对某集团债权债务的审查责任，被告原有的担保责任并未在审查范围之内；债权表为债务人初步核查过程中的债权表，并非最终意见，最终的债权表以债权人会议通过及法院裁定确认的为准。证据7确由被告单方向管理人出具，管理人已收到。证据8、11依据的是（2015）穗越法民三初字第914号民事判决书，某集团并非该证据所涉及的当事人，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判断，而某置业与某集团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因此不应混同。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原、被告离婚时间晚于执行时间，仅能证实双方离婚之前依约向两人主张担保责任。证据1、12、13为原告单方向管理人出具，三性由法院认定。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管理人依据破产法已接管某集团的的相关证照及印鉴。庭审中，被告提出其现仍需就《债权表》中债权人为中行某支行（《债权表》中第1笔债权债权人，认定债权金额为40749738.82元）、建行某支行（《债权表》中第2至5笔债权债权人，认定债权金额分别为32906779.36元、40865917.35元、63136430.53元及57417092.26元）及农商行某支行（《债权表》中第11笔债权债权人，认定债权金额为1358399.39元）相应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故《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并未成就。第三人确认上述表格对应债权所涉的法律文书如下：第1笔债权文书为（200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书、（2006）穗中法执字第800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第2笔债权文书为（2006）穗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2007）穗中法执字第1731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第3笔债权文书为（200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2006）穗中法执字第415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第4笔债权文书为（2005）穗证内经字第33428号执行证书、（2005）穗中法执字第1159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第5笔债权文书为（2005）穗证内经字第134号执行证书、（2005）穗中法执字第360号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第11笔债权文书为（2005）番法民初字第3189号民事判决书、（200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60号民事判决书、（200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60号民事裁定书、（2006）番法执字第4094号民事裁定书、（2006）番法执字第04094号恢字1-1号执行裁定书。根据本院要求，第三人提交了上述文书以及农商行某支行出具的《债权申报表》。上述文书其中第4笔债权所涉文书内容反映，贷款人（建行某支行）与借款人（广州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抵押人某集团于2004年3月31日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3800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04年3月31日至2005年3月30日止），同日贷款人与保证人（本案原、被告及本案案外人）分别签订了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贷款人与借款人自2004年3月31日至2006年3月30日间形成的最高额分别为920万元、4500万元及92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在借款人收取贷款后，借款人未到期还本付息，故贷款人于2005年4月21日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被申请执行人为上述借款人及保证人，执行标的为人民币本金3800万元整、利息942768.85元（计至2005年3月20日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05年5月13日受理建行某支行作为申请人的执行申请并立案执行。第11笔债权对应的文书反映，广州市某农村信用合作社（后更名为农商行某支行）作为贷款人、某置业作为借款人，某集团、某公司、原告、被告及案外人作为担保人，于2004年1月17日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的保证范围为向贷款人借用的人民币资金本金800万元整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13日终审判决：某置业公司向农商行某支行归还借款本金6984655.88元及利息，农商行某支行有权要求某集团及本案原、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0年8月9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出具（2006）番法执字第4094号恢字1-1号执行裁定书，反映被执行人某公司名下的多处房地产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处理，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农商行某支行的申请，将上述拍卖款扣除执行费后余款6943092.08元退回申请人，申请执行人表示再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包括本案原、被告）的财产证据或线索，故法院终结本次执行；在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或被执行人有履行义务的条件时，申请执行人可向本院申请继续执行。另农商行某支行出具的《债权申报表》所记载的申报事项为：债务人某置业、某集团、某公司、朱某、马某尚欠我行5225718.48元债务（截止2019年3月12日）尚未归还，现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某集团破产案件管理人申报债权。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实相应债权与被告有关，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存在关联性。其中第4笔债权所涉文书显示主债务人系某公司，某集团处于抵押人的地位，即便被告系该笔债务的保证人，但因为主债务人不是某集团，该笔债务也就不属于被告对某集团的保证债务。对第11笔债权所涉文书不能证明被告的担保责任尚未解除。首先，《执行裁定书》反映保证人某公司名下房产的拍卖价款足以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借款本息，且执行法院已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明确主张农商行某支行对该笔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足以证明已有足额资金清偿该笔债务，被告在事实上、法律上已无需再对该笔债务的担保责任。其次，据原告陈述，在2010年离婚协议书签订时，被告实际上已不需要为银行对某集团与某置业的债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两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由原告本人及相关公司自行处理。结合该组证据的记载农商行某支行主张的债权系唯一一笔某置业属主债务人、且被告需要承担担保责任的。但早在双方离婚前，原告在2007年时已将某公司名下的房产作为清偿，只是因为广州中院单方面的原因才导致在2010年时执行款还未能全部到位。由此可见，被告对某置业、某集团两家公司的银行担保责任事实上已经解除，《离婚协议书》所约定的条早已经成就，被告应当依约将名下某集团公司30%的股权转至朱某名下！同样根据《执行裁定书》显示，被告在该笔债权债务的执行过程中名下并无任何财产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更进一步印证了被告事实上就设有对该笔债权承担过任何担保责任，更没有因为该担保行为造成过任何财产损失，被告坚称的“其担保责任尚未解除”显然与事实不符！被告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第4笔债权涉及的文书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其中的文书不完整、不详尽，无法与《债权表》中显示的债权相对应。第11笔债权涉及的文书三性予以认可，根据相关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能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对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告对债务的担保责任没有取消。原告另提出已向第三人提交《情况说明》表明被告所需要承担的担保责任由原告承担，故被告无需再承担担保责任。第三人确认已收到上述文书，但表示其中的内容仅为否认被告的股东身份，并非代为承担被告的担保责任。原告认可对代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已向债权人申明，现仍在洽谈中。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原、被告基于解除夫妻关系而就相关问题协商一致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告在本案中所提诉求仅为要求被告依《离婚协议书》所涉条款履行变更股权的义务，并非请求变更或撤销相关条款。现无法律、法规的规定限定原告提出上述主张的期限，故被告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接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对某集团、某置业的担保责任是否已完全解除。根据《离婚协议书》涉案条款的约定，被告退出某集团股份的前提条件是“女方对以上两公司的银行担保取消后”，指向的担保责任范围应理解为债权人为银行、债务人为上述两公司，被告对相应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综合本案各当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本院对分析如下：首先，第三人制作的《债权表》所涉债务债务人为某集团，而其中第1至5笔及第11笔债权的权利人均为银行，如被告确需就相应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且该责任至今尚未解除，被告退出股份的条件则尚未成就。其次，从第三人就上述债权提交的文书可见，其中第4笔债权的执行证书可反映某集团作为抵押人、被告作为保证人，均需对所涉债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原告称上述债权主债务人并非某集团，但不能由此排除在主债务人未能如约还款时某集团所需承担的担保责任，该责任的承担亦应为某集团依法应负的债务。同前理，第11笔债权虽已执行到位部分款项，但鉴于各被执行人的财产受限而未完全执行完毕，申请人即农商行某支行可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法院继续执行各被执行人的财产，即某集团及被告仍有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可能。现无证据证实上述两笔债权已得到全款执行、相应债务已清偿完毕，故某集团及被告对上述债务所需承担的还款责任、担保责任仍在法定期限内并未解除。再次，原、被告虽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某集团、某置业的债权、债务归原告，与被告无关，但该协议为原、被告自行签订，仅能在两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据此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原告也确认其自行承担所涉债务的意见现未得到债权人的认可，更不能因此认定债权人已免除了被告应承担的担保责任。综上，在《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退出某集团30%的股份，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某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朱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琳人民陪审员  吴炎卿人民陪审员  资光荣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黄怡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