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丽妹，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诏生，男，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河，福建大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文体中心商住小区A幢1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46650682370。 法定代表人：林镇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仰宁，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少莉，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律师。 上诉人许丽妹、郑诏生因与被上诉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4民初1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丽妹、郑诏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之间所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2012年1月18日财政部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为盘活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促进金融支持经济发展，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八条第四项同时规定“个人贷款不得批量转让”。鉴于管理办法关于禁止批量转让个人贷款的这一规定属于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该管理办法至今依然在施行，并未失效，故该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债权转让行为，明显违反了管理办法的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制定管理办法所根据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国有资产流失等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等规定，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之间所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二、本案的债权转让行为对许丽妹、郑诏生不发生效力。根据2001年4月23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只有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登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依法设立的办事处，受让国有银行债权的情形，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的，人民法院才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而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并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以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3月23日在《福建日报》刊登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不能认定为已经对许丽妹和郑诏生履行了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且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也未通过其他方式向许丽妹和郑诏生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因此，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就本案借款进行的债权转让行为，对许丽妹、郑诏生不发生效力。对此，许丽妹、郑诏生已经在一审过程中明确提出，然而一审法院却无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及本案的客观事实，径直认定本案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享有本案债权，一审判决显然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只有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形下，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行为，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许丽妹系家庭妇女、郑诏生是诏安县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本案借款发生之日起至今均长期居住生活在诏安县城，且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也充分表明在2006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还曾多次向许丽妹、郑诏生催收过借款，根本不存在许丽妹、郑诏生“下落不明”的客观情形，因此，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三次在《福建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以及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3月23日在《福建日报》刊登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均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从许丽妹最后一次签收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债务逾期催收通知单》的时间2010年1月16日起算至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颁布施行之日止，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就已经届满，而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诏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2月2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本案的债权当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本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为2005年4月22日起至2006年4月5日，担保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担保期间为2006年4月6日起至2008年4月5日止。虽然本案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2008年1月21日向郑诏生发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开始计算，但是如上所述，由于郑诏生并非“下落不明”，上述的催收公告行为均不会造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本案担保合同二年的诉讼时效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颁布施行时同样也已经届满。四、一审判决中存在杜撰案件事实的错误情形。本案根本不存在2018年3月21日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在《福建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客观事实，然而，在本案一审判决中却多次出现2018年3月21日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事实认定，一审自行杜撰并在判决中认定该事实，判决支持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涉案债权转让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合法有效，依法可以认定为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肯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即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但并未否定普通企业可以适用该规定使用报纸公告方式进行债权催收公告或债权转让通知。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第十一条《关于既有规定的适用》：“会议认为，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案件交纳诉讼费用的通知》。受让人受让不良债权后再行转让的，不适用上述规定，但受让人为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除外。”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在诏安县人民政府、诏安县财政局的牵头领导下，为了防止在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债权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2015年12月28日在诏安县财政局的见证下，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受让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不良资产包；2016年3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福建日报》上进行债权转让公告通知并催告债务人履行义务，因此本案的债权转让符合法定程序，合法有效，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诏安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享有本案债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诏安县人民政府的代表，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以及第十条：“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的规定，因此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联合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合法有效，依法可以认定为债权人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二、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发布的债务催收公告合法有效，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分别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公告催收讼争合同项下债权及其他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催收，是债权人主张其权利这一意思表示的一种形式，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的以上三次公告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此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向诏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次提起诉讼，并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综合来看，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一直在持续，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一直在持续，并未超过。综合本案证据来看，本案《个人借款合同》的担保期间为2006年4月5日到2008年4月5日。正如许丽妹、郑诏生所述，本案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语安县支行2008年1月21日向郑诏生发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开始计算。此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首先于2010年1月16日继续向担保人郑诏生发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并经其签字捺印确认。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分别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公告共同向借款人以及担保人催收讼争合同项下债权及其他权利，因此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的以上三次公告依法可以对担保人郑诏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向诏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次提起诉讼，并可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本案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一直在持续，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的问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6日的第一次起诉确有提供，但是在此次诉讼撤诉后再重新起诉，即案号为(2019)闽0624民初2103号一案中，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已撤回该证据。同时，一审判决书第3-4页中对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的表述也未提及和认定2018年3月21日的债权催收公告，至于判决书后文中所提及的“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应为一审法院的笔误，对此笔误可予以更正。事实上，无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提交2018年3月21日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作为证据，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和适用的法律都没有影响。原债权人即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在2010年1月24日向许丽妹进行了最后一次书面单独催收，此后均以报纸公告的方式进行了报纸公告催收，此后在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将本案债权在内的批量债权转让给诏安城投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于2016年3月23日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以及债权催收联合公告，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第一次提起了诉讼。综上所述，本案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诉讼时效也一直在持续。故请求依法驳回许丽妹、郑诏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许丽妹偿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元，以及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期间利息2394元（以本金30000元为基数，自2005年4月22日起计至2006年4月5日止，按年利率8.37%计算）；偿还逾期期间利息（其中自2006年4月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借款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150%计付）；二、许丽妹赔偿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本案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郑诏生对以上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22日，许丽妹作为借款人，郑诏生作为担保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许丽妹向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贷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4月22日起至2006年4月5日止，借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执行年利率8.37%。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郑诏生为许丽妹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范围包括该笔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支行依约发放贷款30000元给许丽妹。之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06年4月6日、2008年1月21日、2010年1月18日向许丽妹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于2006年4月6日、2008年1月21日、2010年1月18日向郑诏生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许丽妹、郑诏生均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名确认。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分三次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公告进行债务催收。2015年12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诏安县支行在福建省诏安县财政局的见证下，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另查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变更名称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2月28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许丽妹、郑诏生，后于2019年6月25日撤回起诉。2019年7月17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再次具状诉至一审法院。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05年4月22日，许丽妹向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贷款30000元，由郑诏生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为凭，依法予以确认。2015年12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并在《福建日报》上进行公告告知并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享有本案债权。许丽妹、郑诏生辩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转让已依法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公告及催收，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取得本案债权。许丽妹另辩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借款期限自2005年4月22日起至2006年4月5日止，借款到期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06年4月6日、2008年1月21日、2010年1月18日向借款人许丽妹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进行债务催收，此后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三次在《福建日报》上进行登报催收，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联合在《福建日报》进行联合公告催收，并于2019年2月28日诉至诏安县人民法院。上述催收、公告催收、起诉均造成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债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许丽妹还本付息，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许丽妹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具体计算为：1.借款期间利息：自2005年4月22日起计至2006年4月5日止，以尚欠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计算;2.逾期期间利息：自2006年4月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尚欠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150%计付。其次，本案《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许丽妹支付本案律师费3000元，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最后，关于郑诏生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为2005年4月22日起至2006年4月5日，担保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担保期间为2006年4月6日起至2008年4月5日止。在此期间，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08年1月21日向郑诏生发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本案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自2008年1月21日开始计算。之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10年1月18日向担保人郑诏生发放《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并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三次在《福建日报》上进行登报催收，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联合在《福建日报》进行联合公告催收，并于2019年2月28日诉至诏安县人民法院。上述催收、公告催收、起诉均造成担保合同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担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郑诏生对许丽妹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许丽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000元，并应支付利息（利息的具体计算为：1.借款期间利息：自2005年4月22日起计至2006年4月5日止，以尚欠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计算;2.逾期期间利息：自2006年4月6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尚欠本金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150%计付）。二、许丽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律师费3000元。三、郑诏生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诏生承担代为清偿的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许丽妹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84元，减半收取942元，由许丽妹、郑诏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许丽妹、郑诏生提供诏安县南诏镇城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欲证明许丽妹、郑诏生长期在该社区居住，不存在下落不明的事实。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证明的落款是诏安县南诏镇城内社区居民委员会，单位出具的证明不止有单位的盖章还需代表人或经手人的签字，但该证明未存在任何人的签字，形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具有证据能力。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在一审判决前就已形成，并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现许丽妹、郑诏生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案经本院审理，许丽妹、郑诏生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中“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有异议，认为该份公告并未实际发生，本院审查后发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一审的证据中并无该份公告，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有误，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涉案债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2.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1.关于涉案债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许丽妹、郑诏生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均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转让标的为“农业银行股改剥离、由财政部委托农业银行处置管理的剩余不良资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故而，本案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转让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后，于2016年3月23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第六条关于在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许丽妹、郑诏生上诉提出涉案债权转让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2.关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国有银行是金融的重心；而且，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涉及债务人众多，难以逐一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第十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减少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实力和兑付能力，为国家金融债权清收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合同效力、诉讼时效等重要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债权”的意见，亦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即国有银行可以该条规定的公告或通知方式进行不良债务催收。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受让讼争债权后的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福建日报》发布的公告，均具有催收债务等内容，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许丽妹、郑诏生该部分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且于国家金融政策相悖，不予采纳。如上所述，上述公告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诉至一审法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许丽妹、郑诏生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许丽妹、郑诏生上诉主张涉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许丽妹、郑诏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4元，由许丽妹、郑诏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月华 审 判 员 傅志杰 审 判 员 傅 京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朱俊平 书 记 员 肖 薇 附：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