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13273号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8568812C。法定代表人：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xx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来宾，男,汉族,1988年10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系该公司工程师。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和社区福园一路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3039938K。法定代表人：范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xx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挥扬，男，汉族，1985年8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该公司工程师。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提起反诉，本院合并本诉与反诉，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王来宾，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林挥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917603元及每次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截至起诉日利息为82971元，以上暂计1000574元；2.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52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从事充电器等销售企业，被告系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双方自2016年一直有充电器的采购业务。双方通过网络传输《采购订货买卖合同》，部分进行了书面盖章确认，《采购订货买卖合同》约定了采购的型号、数量、单价及交货日期，并约定了品质、交货地址、包装需求、付款方式，还约定了交货逾期的违约责任。原告依约履行买卖合同，每次发货时会向被告送达《送货单》，由被告相关经办人清点、验收后签字确认，《送货单》备注了货物查验、品质检验及逾期付款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等条款。双方每月底会进行对账，并由双方盖章确认。经核对，被告自2018年10月-2019年3月已对账未支付的货款为人民币917603元。虽经原告相关经办人反复催促，被告一直未支付已到期的应付货款。根据采购订货合同约定，原告对交付给被告的充电器经进行了CE认证标准的浪涌测试，均符合质量要求后才交付产品。在本案提起诉讼后，原告委托深圳阿尔法商品检验有限公司对涉案产品包括CE认证标准等各种性能指标进行检测，并取得所有性能指标和认证标准均合格的结果。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于2019年4月25日对原告充电器即电源适配器进行了抽样检测，并于2019年5月20日出具《检验报告》，显示原告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自2017年2月成为合格供应商以来，原告供应被告的涉案产品自始至终仅有一款，采购合同也一直是相同版本，产品符合BIS认证和CE认证的标准，且之前双方交货、收货及支付货款一直按约定进行，从未发生过退货、索赔或罚款等不正常履约行为，直至被告一批货未被其采购商宏碁公司提货，被告希望原告分担其损失。原告在每次送货时，均会提交送货单，并告知被告如有质量问题需及时进行反馈，并应及时付款，逾期付款要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承担原告维权导致的诉讼费和律师费，被告相关授权经办人予以了书面确认，被告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包括承担原告支付的本案律师费。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答辩称，1、原告交付的充电器没有通过CE认证，包括浪涌测试是不过关，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标准，故被告行使抗辩权。2、原告提供的充电器不符合约定，且不退换，给被告造成很大损失，主要表现在因为充电器是给印度的宏碁品牌做，鉴于产品不符合，而且鉴于印度客户无法转让给其他客户，造成很大损失和积压，积压产品有1万多个，并且与之相配套的电子产品等进行了库存积压，造成被告500多万的损失。3、原告所依据送货单条款要求主张违约金以及律师费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所谓送货单仅是送货、收货的简单凭证，只能记载送货数量和名称等，不属于双方要约，也不属于达成合意，仅是单方声明而已，且仓库人员仅仅简单收货行为不能说我方对条款的认可。4、由于被告对产品的CE认证以及BIS认证是无法进行质量认证的，且认证需要的费用是相当高，所以原告说其所有CE和反诉后再进行认证的，我方不能认同。请求法庭依法按照合同法67条、111条等和最高院相关解释等应当减少价款，并且要求赔偿损失，我方已提起反诉，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请求，依法进行审判。被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赔偿损失5286693.18元及利息57965.33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自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6月24日计算，以后顺延计算至支付之日）；2.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支付违约金841680元；3.由被反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2日、10月16日、10月17日、10月31日、11月16日、11月22日，反诉人与被反诉人签订采购订货合同，约定由被反诉人为反诉人提供料号为34CDQ1500QUR004的充电器，并在规格中明确要求充电器应通过CE认证标准。反诉人将电脑及被反诉人提供的充电器等产品配套产品一并出口给印度ACER，在产品投放市场后遭到客户投诉，经我司排查，确属充电器没有通过CE认证标准。鉴于被反诉人提供的充电器对出口印度属于重要配套产品，该批充电器唯一编号，属于特定物，不能以其他充电器代替，现由于充电器品质不良导致反诉人充电器及与充电器配套出口的产品及物料大量库存积压，给反诉人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暂计为5286693.18元。此外，根据《质量保证协议书》的约定，由于被反诉人来料问题严重导致品质事故，被反诉人需要承担货款10倍的违约金。故被反诉人应承担的违约金841680元。现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反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反诉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被告的反诉，原告答辩称，一、被答辩人要求赔偿损失5286693.18元及利息57965.33元（2019年3月25日-6月24日）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1.原告交付的涉案充电器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印度市场相关标准，且已通过BIS认证及CE认证标准，无任何质量问题。被告反诉称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无事实依据。2.被告产品积压系其采购商印度市场结构调整导致，无任何证据显示系因原告充电器不合格造成。3.根据《质量保证协议书》及《承认书》，原告交付的产品完全符合各项性能要求，从未收到被告所谓存在质量问题的反馈，也从未发生退换货的情况，被告抗辩违背客观事实，不应采信。4.涉案充电器并非特定物，即便存在质量问题，也并非无可替代，被告辩称与事实不符。此外，被告出口的是价值数千元的平板电脑，充电器仅为成本价7元的附随配件，非核心配件，且充电器生产制造并不需要高精尖技术，普通充电器企业均可生产，而被告本身也有多家充电器供应商，不可能出现因充电器质量问题导致产品积压。故被告反诉明显违背常理，不应采信。再退一步讲，即便确因原告产品质量所致并需要进行赔偿，也不可能因7元充电器赔偿整体产品的价值。此外，如系原告充电器质量问题，完全可以及时要求更换，或向第三方另行采购予以解决，故被告怠于处理所谓产品质量问题，不应就不及时反馈质量问题及更换良品导致扩大的损失主张赔偿。二、被告要求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41680元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虽然被告滥用供销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在签署《质量保证协议书》时约定了诸多处以10倍罚款的合同条款，但比照约定的合同条款，基于上述分析，在无证据证明原告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前提下苛以10倍罚款无合同依据，也背离诚实信用原则。三、被告违背诚信、拖欠货款，不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反而滥用诉权，捏造事实提起反诉，并主张巨额赔偿。答辩人认为，被告的行为不仅不理性，也无助于事情解决，反而会严重损害其商业信誉，其在本案中反诉产生的大额诉讼费亦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恳请法庭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被告自2017年开始向原告采购充电器，交易方式为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向原告发送《采购订货合同》（部分合同书经被告书面盖章确认），约定质量标准需达到BIS、CE认证标准。原告按照订单要求生产和送货，被告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双方次月对账确认前月送货数量及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30天。根据原告提交的采购订单、送货单、对账单等证据，被告应付原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货款总额为917603元。据原、被告于2017年6月2日签署的《质量保证协议书》约定，充电器来料检验采用一次抽样计数型抽样方案进行检查，致命缺陷数AQL为0，重缺陷品数AQL为0.65，轻缺陷品数的AQL为1.5；协议还约定如由于原告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被告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视情况双方可协商处罚）。庭审中，被告对对账货款金额无异议，但提交2019年3月25日、3月29日的两份浪涌测试报告，拟证明原告提供的料号为34CDQ1500QUR004（以下简称“R004”）的充电器浪涌检测未达标不符合双方质量约定，并以此要求扣减价款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原告对两份报告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测试报告，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双方均已当庭确认关于涉案充电器的质量标准约定为达到CE认证检测的合格标准。浪涌测试是CE认证检测的必测项目，因此涉案产品达标必须通过浪涌检测。1.2019年3月25日浪涌测试报告，从检测取样、送检到检测机构选取均系被告单方进行，未经原告确认，检测报告上也未有检测机构签字或盖章，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份检测报告不予采信。2.2019年3月29日浪涌测试报告，被告主张该次检测由原、被告双方一同进行，原告虽然否认这一事实，但是其工作人员刘怀忠庭后提交的测试过程情况说明却显示其工作人员和被告确一同前往第三方机构现场进行检测，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情况说明中均反映原告有收到被告发送的检测报告，原告陈述前后矛盾，且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此次检测是在原、被告双方共同参与见证下进行，检测报告也经第三方检测机构盖章确认，本院对该检测报告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检测报告显示，抽取的5个涉案样品中有2个未能通过浪涌测试。被告为证明因原告充电器质量不符合标准导致被客户取消订单，造成充电器及配套物料大量积压，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包含库存损失5236693.18元及律师费50000元，并提交物料采购订货合同、库存物料清单及库存照片、视频。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经查，清单列明库存物料的数量及单价，合计5236693.18元，库存照片和视频载明了被告库存产品的名称、规格和数量明细；采购订货合同载明了商品名称、规格、单价以及交货日期等。本院认为，被告虽提交了与清单对应的库存照片和视频和采购订货合同，但是物料库存清单系被告单方制作，仅有采购订货合同而无对账单、送货单或者转账交易记录等其他证据亦无法证明交易实际存在，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库存照片和视频，仅能反映被告现有库存，被告未提交客户交易的相关证据证实其属于被客户退货的积压产品；即使属于积压产品，也无其他证据佐证系因原告供应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综上，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产品有库存，不能反映因原告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被告以此要求赔偿没有说服力。原告辩称R004充电器系根据被告要求和标准生产，符合质量要求，并提交部分CE认证证书、检验报告以及涉案产品最新CE测试合格证书予以佐证。经查，部分CE认证证书、检验报告检测的充电器型号与涉案充电器型号均不一致，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告提交的2019年7月15日涉案产品最新CE测试合格证书检测样品型号为XCM060-0515UB02，2019年8月5日被检测机构阿尔法公司更正为XCM06-0515UB02。虽然检测样品型号与涉案产品型号一致，但是检测结果仅能证明原告送检的样品通过浪涌测试。虽然原告辩称该样品系从被告返还库存产品中抽取，但是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该项检测系原告单方委托送检，因此对于原告关于送检样品即涉案产品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证实涉案产品全部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这一事实。因原、被告对涉案R004充电器是否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不能达成一致，经被告申请产品质量鉴定，并由原、被告共同确认质量鉴定范围为涉案充电器是否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本院通过公开摇珠依法选定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进行涉案充电器的产品质量技术鉴定。2019年11月20日，上述鉴定机构出具《34CDQ1500QUR004料号的充电器质量技术鉴定报告》（报告编号：2019SZJY93325），鉴定意见为“本次鉴定的料号为34CDQ1500QUR004的充电器不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标准”。鉴定报告送达原、被告后，原告在异议期内提出书面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理由为鉴定机构未提交资质证明，鉴定组成员执业、鉴定收费不符合规定存在程序违法，并认为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不应对相关协议及合同进行判定，鉴定意见超出委托范围。鉴定机构针对原告异议复函称，本次鉴定为产品质量鉴定，不属于物证类范畴；其作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在册产品质量鉴定机构具备产品质量技术鉴定资质，专家组三名成员亦均具备相关专业高级职称；当事双方现场已对鉴定收费进行确认，原告并未在鉴定机构组织现场抽样前就鉴定收费提出异议；浪涌测试结果为20个样品中3个不合格，根据双方对AQL0.65的约定即不符合浪涌测试性能标准。原告对鉴定机构回函仍有异议，并申请鉴定机构专家出庭。庭审中，本次鉴定鉴定组成员就有关原告提出鉴定资质异议陈述称“根据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那三类，产品质量鉴定是千千万万的，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把所有产品的专家涵盖在那里……我们是组织机构，每次有产品质量鉴定每次都是针对不同的产品进行鉴定，不可能每个都常驻在我们那里从我们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具备资质职称的工作人员”，并就AQL0.65标准的含义解释称“该标准含义为接收数0、拒收数1，检测结果为3件不符合也就是达到了拒收数达到1的判定标准，因此我们判定为性能不达标。原告让我方仅简单罗列测试的数据结果属于对AQL0.65标准的误解”。本次产品质量技术鉴定鉴定费86336元，已由被告预交，专家出庭费2250元，已由原告预交。以上事实，有对账单,送货单,采购订货合同，《质量保证协议书》，《深圳市北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浪涌测试报告》，电子邮件，物料库存清单、照片及视频，《34CDQ1500QUR004料号的充电器质量技术鉴定报告》，《异议答复》，鉴定费发票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有关充电器购销的买卖合同关系及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货款为917630元的事实不持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原告供应的R004充电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经本院依法委托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进行产品质量技术鉴定，该机构已出具鉴定意见认为被告库存充电器不符合CE认证的浪涌测试性能标准。原、被告已约定涉案产品的质量标准为达到CE认证，浪涌测试是该标准的必测项目，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库存的充电器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原告虽以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等事由主张本次鉴定程序违法并要求重新鉴定，但其异议理由均不能成立，故本院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需实行登记管理的司法鉴定业务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三类，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而本案系产品质量技术鉴定；其次，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评定事务所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在册产品质量鉴定机构，且本次鉴定机构系经由本院公开摇珠选定，原、被告均未在本院选定鉴定机构后就其资质提出异议；最后，本次鉴定专家组成员均具备相关领域技术高级职称，即便参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组成员亦具备进行涉案产品质量鉴定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且，专家组成员出庭质询中有关产品质量涉及专业领域繁杂，不可能要求某一鉴定机构就产品质量涉及数量庞大的专业领域均聘请常驻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解释，符合客观情况，亦有其合理性。综上，原告仅以鉴定机构不能出示登记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等资质证明，专家组成员非鉴定机构常驻在职人员为由否定其专业性，进而主张本次鉴定程序违法，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鉴定费收费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产品质量技术鉴定并非前述办法规定的三类司法鉴定事项，且鉴定机构已事先公示其收费标准，而原告亦在现场抽样时确认知悉本次鉴定收费依据并无异议，其事后又以鉴定收费过高为由主张被告与鉴定机构存在利益输送，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一、关于本诉（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货款的主张。被告对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货款数额917603元无异议，但主张库存12024个充电器有质量问题应减免相应货款。经产品质量鉴定，涉案充电器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被告请求减少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鉴定过程中,经原、被告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现场确认，被告处的实际库存情况为32整箱（其中13箱包装未开封）合计充电器9600个（32箱×300PCS/箱），拆封散件充电器2628个，共计12228个。庭审中原告虽以鉴定机构现场清点数量超出被告主张数量为由对鉴定机构检测程序提出质疑，但现场抽样情况有笔录佐证，笔录亦明确记载了清点情况及数量且已经原、被告到场人员签字确认，原告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己方到场人员在重大误解或受胁迫情形下签字确认，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库存充电器数量为12228个。现被告仅主张其中12024个产品有质量问题并扣减相应货款84168元（12024元×7元/个），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相应的，被告应将该12024个充电器退回原告。对于原告依约供应且被告已经使用的充电器，被告应支付相应的货款，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支付货款，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83343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及律师费的主张。原告称其向被告出具的送货单载明“买方未按期付款，每天按欠款总额1%支付利息，并且承担卖方支出的律师费、担保费等一切费用”，且送货单已经被告收货人员签字确认，据此主张违约金及律师费承担方式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被告对送货单记载的货物供应情况予以认可，但是对违约责任及律师费承担的约定提出异议，认为送货单针对的是仓库库管员，且原告未尽到合理提醒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被告通过采购订货合同向原告下单属于发出要约，原告实际以按订单约定标准送货的行为向被告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但是该送货单对违约责任约定与双方签订的采购订货合同记载不同，是对被告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因此属于新的要约。在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又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收货人员有被告授权的情况下，原告仅以被告收货人员签字主张双方已就送货单上记载违约条款达成一致，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告关于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并由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的主张，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现被告未依约支付货款，理应支付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在计算利息损失时需要明确各月货款本金及起算时间，本案有争议部分货款即涉案库存产品部分，原告主张被告库存涉案充电器产品系其2018年11月份供货，被告主张并不完全是2018年11月供货但是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本院酌定11月货款利息计算的基数在该月对账金额240023元基础上扣减84168元。据此，结合原告诉请范围，本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逾期付款利息，其中2018年10月货款479687元自同年12月1日起计，2018年11月货款155855元自同年1月1日起计，2018年12月货款142058元自同年2月1日起计，2019年1月货款50402元自同年3月1日起计，2019年3月货款5433元自同年5月1日起计，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计息利率，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执行，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执行。另，原告申请保全提供担保所支出的担保费1072.85元，可以认定为其因被告逾期付款支出的必要维权费用，理应由被告承担，原告该项诉请由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反诉。（一）被告主张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被告主张因原告供应的充电器品质不良导致产品物料积压，造成物料价款、律师费等经济损失。本院认为，被告有关经济损失的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库存充电器积压损失。被告主张库存的充电器经鉴定不符合双方关于CE认证标准的质量约定，导致该部分充电器被告无法销往印度市场，造成物料积压。但充电器积压损失实质为被告为购买充电器支付的货款，本院已在本诉中支持被告质量抗辩扣减了相应价款，被告又再主张充电器价款损失的赔偿属于重复计算，于法无据。2.关于其他物料积压损失。被告虽主张充电器与其他配套产品作为整体一体销售，具有唯一性，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被告的提交库存照片和视频既不能证明库存的其他产品系与充电器配套销售的产品，亦无法证实系原告供应的充电器质量不合格造成上述产品积压，其实际损失无法认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具体到本案，充电器并非平板电脑的核心配件，一般电器企业均可生产，即使涉案库存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也可以从其他供应商中采购质量合格的充电器，进而避免配套产品积压损失。退一步讲，即使必须使用原告供应的充电器，根据双方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书》，来料不良时被告可要求原告退货返工或换货，也可以避免产品积压情况。因此被告未能就其主张的所谓库存物料积压损失予以充分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便因充电器质量问题导致配套物料积压，亦属被告自身未采取适当措施导致的额外损失，其要求原告赔偿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扩大损失，于法无据。3.关于律师费支出。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双方对一方违约产生的律师费承担问题并未作出约定，且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本案支出了律师费，故对被告的该部分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违约金。根据原、被告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第二条第2款约定,“若由于乙方来料问题，严重影响到甲方需要停线或延误交期的品质事故，予以货款10倍的经济处罚”，被告据此要求原告支付库存12024个充电器产相应货款十倍的违约金841680元，原告则主张被告诉前从未向其提出过质量异议，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因原告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停产或交期延误，即便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亦过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充电器确未满足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已经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数额。根据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承担问题产品货款10倍违约金的前提是原告产品不良造成被告需要停产停线或延误交期。但在原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被告就其主张交期延误并未能提交任何有效证据。况且，针对原告有关库存产品系其2018年11月份供货的陈述，被告反驳称库存系2018年11月起的供货中累积的问题产品，并非特定的某一批次，但在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3月20日原告最后一次供货近半年时间，被告从未有向原告正式提出过质量异议亦未催促交货，若被告确因原告产品质量导致对第三方客户的交期迟延，被告此种懈怠明显有悖情理。故被告主张因原告供货存在质量导致其交期严重延误，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要求适用协议约定前述违约金条款支持其关于问题产品货款十倍的违约金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充电器确因质量问题造成积压，必然造成被告经济损失，且原告已明确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被告仅能证明库存的12228个充电器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可兹认定的损失即库存充电器货款损失85596元（12228个×7元/个），而该项损失已以价款减免方式予以填补，在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他因原告违约导致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本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原告按照货款30%向被告支付违约金25679元（85596元×0.3）。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833435元及利息（其中，2018年10月货款479687元自同年12月1日起计，2018年11月货款155855元自次年1月1日起计，2018年12月货款142058元自次年2月1日起计，2019年1月货款50402元自同年3月1日起计，2019年3月货款5433元自同年5月1日起计，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息利率，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2019年8月20日以后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二、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应于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回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涉案料号为34CDQ1500QUR004充电器12024个；三、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保全担保费1072.85元；四、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违约金25679元；五、驳回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427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7539元，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3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55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0元，被告深圳市昱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32422元。鉴定费86336元、专家出庭费2250元，由原告深圳市鑫晨鸣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因鉴定费已由被告预交,原告应于支付前述违约金时一并支付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吕  海  云人民陪审员 王    冬人民陪审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叶  宝  英书 记 员 杨凯雄（兼）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