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0494号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营业场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18号中交财富中心T326、27层。负责人：曹彦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亚雄，男，199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业务经理，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茂，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春英，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可义（韩春英之夫），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方林，男，195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中商国通（北京）电子有限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历，男，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钧，北京市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被告韩春英、被告魏可义及第三人王方林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茂，被告韩春英、被告魏可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玲玲，第三人王方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钧、张凌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信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韩春英、魏可义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x号院x号楼x室房产转让予王方林的行为；2.判令韩春英、魏可义、王方林将王方林名下的该处房产变更至韩春英名下；3.判令韩春英、魏可义、王方林负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信达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事实与理由：韩春英与魏可义二人系夫妻关系，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x号院x号楼x室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2016年7月12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魏可义签订了编号为ZB2701201600000036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魏可义为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案外人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信集团）自2016年7月12日至2017年7月11日期间内发生的融资业务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韩春英签署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附件《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承诺同意该保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同意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作为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6年7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三信集团签订编号为2701201628010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约定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向三信集团提供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7月19日至2017年6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依约向三信集团提供了3000万元借款。2017年6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三信集团签订《贷款展期协议书》，将该笔贷款展期到2018年5月19日。魏可义与韩春英均签字确认继续为展期贷款承担担保责任。2017年8月28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魏可义签订编号为ZB2701201700000019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约定魏可义为浦发衡水银行分行与三信集团自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内发生的融资业务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韩春英签署了该《保证合同》附件《承诺函》，承诺同意该保证合同的签署及履行，同意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作为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7年9月8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三信集团签订编号为27012017280163的《借款合同》，约定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向三信集团提供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上述两笔共5000万元贷款发放后，因三信集团未按期支付贷款利息，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依据借款合同约定宣告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衡水中院）提起诉讼，要求三信集团偿还借款本金50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魏可义与韩春英及其他保证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上述案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中，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发现韩春英与王方林于2017年3月28日签订合同编号为C1494823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韩春英以384万元的成交价格，将涉案房产出售给王方林。上述交易价格明显低于该房屋的市场价格。2018年6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并在《经济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通知了韩春英、魏可义上述债权转让事宜。信达公司认为，韩春英将其房产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进行转让，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王方林对此知情。韩春英、王方林恶意转让财产，损害了信达公司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魏可义与韩春英系夫妻关系，二人以共同财产向信达公司承担清偿责任，而涉案房产转让给王方林系魏可义与韩春英共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共同财产，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规定，信达公司诉至法院。信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魏可义和韩春英的身份证及结婚证复印件；2.编号为27012016280107的《借款合同》；3.编号为ZB2701201600000036的《保证合同》；4.《借款凭证》；5.《贷款展期协议书》；6.编号为27012016280163的《借款合同》；7.编号为ZB2701201700000019的《保证合同》；8.《借款凭证》；9.（2017）冀11财保14号民事裁定书；10.民事起诉状；11.《买卖合同》；12.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房产平面图、房屋登记表；13.《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14.《查询信息结果告知单》。韩春英辩称：不同意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1.涉案房产系韩春英与王方林之间正常的买卖行为，房屋交易价格为1000万元，并非信达公司所诉的384万元，因此不存在低价转让的行为。2017年1月8日，韩春英与王方林通过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爱我家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韩春英以总价1000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屋转让给王方林，协议约定：王方林应于本合同签订当日向韩春英支付定金100万元；王方林采取商业贷款，拟贷款金额为230万元。双方一致同意，王方林分2次向韩春英支付除定金与拟贷款金额外的所有成交总价款；第一次，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前3日，王方林向韩春英支付135万元，资金通过资金监管方式划转。第二次于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前3日，王方林向韩春英支付535万元，资金通过资金存管方式划转。合同签订后，王方林按约定向韩春英支付了除贷款外的全部购房款770万元，同时，该房产经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宏基公司）评估，评估价格为58110元每平方米，总计价款为9565487元，因此该房屋交易价格完全符合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不存在以384万元低价转让的行为，信达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依据本案现有证据，韩春英不是债务人也不是保证人，首先，《保证合同》是由魏可义与浦发银行衡水分行签订的，韩春英只是签署了该保证合同附件《承诺函》，并不是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而韩春英并不是信达公司或浦发银行的债务人，因此信达公司所提主张没有法律依据。3.本案已经超过1年的法定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因此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信达公司在起诉书中已明确陈述其是在诉前保全时发现韩春英将房屋转让给王方林，而衡水中院作出保全裁定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3日，而信达公司起诉的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起诉日已超过一年，显然已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韩春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往来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924号民事判决书。魏可义辩称：同意韩春英的全部答辩意见，补充如下：信达公司追加魏可义为本案被告的诉讼已经超过撤销权法定的除斥期间一年。魏可义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王方林述称：不同意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1.王方林从韩春英处购买涉案房产的实际成交价格是1000万元。2017年1月9日，经我爱我家公司介绍，王方林与韩春英签署编号为E1701062414号的《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实际成交价格1000万元，其中房屋主体价格365万元，房屋装饰、装修和相关设施补偿价格635万元。2017年1月8日和10日，王方林的女婿张凌历分别向韩春英转账10万元和30万元。2017年1月10日，王方林向韩春英转账60万元。上述三笔款项合计100万元，是王方林按照约定支付的定金。王方林于2017年4月11日将516万元转入光大银行的托管账户，将154万元转入我爱我家公司指定的监管账户。上述款项合计670万元，是王方林按照约定支付的部分房款，房屋过户后，上述款项已经转入韩春英账户。2017年4月20日，王方林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北京分行）签署《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王方林向银行借款230万元，用于支付涉案房产的尾款。该款于6月2日支付给韩春英。上述款项共计1000万元，均已经汇入韩春英的账户。2017年4月14日，王方林取得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书。2.1000万元的实际成交价格与涉案房产成交时的市场价格基本一致。为申请银行贷款，王方林聘请康正宏基公司对诉争房产进行评估。2017年3月3日，该公司出具康正评字2017-3-04352-RB《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确认涉案房产评估价格为9565487元（估价有效期一年）。以上事实说明在2017年初涉案房产的市场价格约为956万元，而本案中涉案房产的实际成交价格是1000万元，两个价格基本一致。3.2017年3月，王方林与韩春英办理存量房屋网上签约时，签署了C1494823号《买卖合同》，合同上记载的384万元仅是房屋主体价格，而不是诉争房产的实际全部成交价格。4.王方林购买涉案房产款项的主要来源是其出售自有房屋所得。2016年11月，王方林与案外人李勤治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王方林将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北里x号楼x层x房屋出售给李勤治，房屋实际成交价格785万元，其中房屋主体价格300万元，房屋装饰、装修和相关设施补偿价格485万元。王方林以出售上述房产所得支付了涉案房产的部分房款。5.本案中，王方林与韩春英之间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信达公司主张不能成立。首先，王方林和韩春英就涉案房产所签订的E1701062414号《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是有效合同。其次，C1494823号《买卖合同》是交易双方在办理网签时签署的，上面记载的合同价格只是房屋主体的价格，没有全面反映出涉案房产的实际成交价格。网签目的在于规范存量房交易市场行为，保障存量房交易安全，提高交易透明度。在买卖双方已前期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下，网签只是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必须手续，不能视为双方就同一交易标的物重新签订的买卖合同。本案中，即使由于网签合同没有全面反映房屋实际成交价格而存在瑕疵，也不能因此否定面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最后，结合前述事实，涉案房产的实际成交价格为1000万元，与当时的市场价格基本一致，王方林已经足额将1000万元房款支付给韩春英，因此本案中王方林与韩春英之间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6.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王方林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房地产经纪服务告知和提示》、《居间服务合同》、《服务及收费标准》的照片；2.E1701062414号《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C1494823号《买卖合同》、康正评字2017-3-04352-RB《不动产估价报告书》；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电汇凭证、个人转账回单及《定金收据》；4.《中国光大银行房屋交易资金网上托管业务申请协议书》（以下简称《托管协议》）、信汇凭证、个人转付回单、POS机刷卡小票、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5.《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银行对账单；6.100000442334号《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C1468994号《买卖合同》；7.（2017）西不动产权第0019002号《不动产权证书》；8.（2019）京0102财保38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韩春英、王方林、魏可义对信达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信达公司、王方林对韩春英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信达公司、韩春英、魏可义对王方林提交的证据3、证据5、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各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持有异议：1.信达公司对王方林提交的证据1《房地产服务告知和提示》、《居间服务合同》、《服务及收费标准》的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本院已向我爱我家公司核实相关交易属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房地产服务告知和提示》、《居间服务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服务及收费标准》的照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2.信达公司对王方林提交的证据2中E1701062414号《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组证据中只有双方签字而未按捺手印，且没有在合同骑缝处签字，不符合大额交易签订协议的惯例。因王方林提交的该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且本院已向我爱我家公司核实相关交易属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信达公司对王方林提交的证据2中C1494823号《买卖合同》和康正评字2017-3-04352-RB《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信达公司对王方林提交的证据4《托管协议》、信汇凭证、个人转付回单、POS机刷卡小票、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王方林提交了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的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信达公司认可王方林提交的证据6，100000442334号《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件合订本》、C1468994号《买卖合同》原件与复印件形式上一致，但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不认可其关联性。因王方林提交了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求的证据原件，且王方林提交该组证据欲证明其购买涉案房产的资金来源，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通过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查明以下事实：韩春英和魏可义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9年3月1日登记结婚。涉案房产于2007年4月25日登记至韩春英名下。2016年7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三信集团签订编号为27012016280107的《借款合同》，向三信集团出借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7月19日至2017年6月19日，并约定了借款利率。后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将上述借款展期至2018年5月19日。2016年7月12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魏可义签订了编号为ZB2701201600000036的《保证合同》，约定魏可义为三信集团提供5600万元限额内的最高额保证。同日，韩春英签署该合同附件《承诺函》，承诺对保证合同内容已知悉，在发生保证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时，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6年7月19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向三信集团发放贷款3000万元。2017年9月8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三信集团签订编号为27012017280163的《借款合同》，向三信集团出借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8日至2018年9月7日，并约定了借款利率。2017年8月28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与魏可义签订了编号为ZB2701201700000019的《保证合同》，约定魏可义为三信集团提供5600万元限额内的最高额保证。同日，韩春英签署该合同附件《承诺函》，承诺对保证合同内容已知悉，在发生保证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时，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2017年9月8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向三信集团发放贷款2000万元。2017年12月12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向衡水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包括魏可义、韩春英等在内的被申请人采取保全措施，衡水中院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丰台分局查询得知，韩春英名下涉案房产的登记信息已经失效。2018年1月16日，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将三信集团、魏可义、韩春英等诉至衡水中院，要求判令三信集团偿还贷款本金500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判令魏可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韩春英在其与魏可义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其他诉讼请求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在此逐一列明。衡水中院查明案情后作出（2018）冀11民初3号民事判决，判决三信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000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魏可义在其最高额保证范围内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以韩春英不是涉案《保证合同》当事人，《承诺函》仅表明韩春英知晓魏可义为三信集团向浦发银行衡水分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如将来发生追究担保人责任涉及执行处置夫妻共有财产时，视为配偶方已放弃共有财产抗辩为由驳回了浦发银行衡水分行要求韩春英在其与魏可义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其他判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在此逐一列明。浦发银行衡水分行不服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信达公司从浦发银行衡水分行处受让了涉案债权，成为新的债权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于2019年3月10日作出（2018）冀民终924号民事判决书，变更了原一审判决中对于魏可义等对三信集团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内容，其中涉及魏可义部分变更为判决魏可义对三信集团欠付浦东银行衡水分行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在5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河北高院维持了衡水中院一审判决驳回浦发银行衡水分行要求韩春英在其与魏可义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的判项。该判决其他判项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在此逐一列明。2017年1月8日，韩春英与王方林通过我爱我家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韩春英将其名下的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x号院x号楼x室的房产出售给王方林。双方协商房屋成交价格为1000万元，其中房屋主体价格为365万元，房屋装饰、装修和相关设施的补偿价格为635万元。同日，张凌历向韩春英转账10万元作为定金。2017年1月10日，王方林向韩春英转账60万元作为定金，张凌历向韩春英转账30万元作为定金。韩春英向王方林出具了《定金收据》，确认收到王方林定金100万元。2017年4月11日，王方林通过资金监管方式共向韩春英支付购房款670万元。2017年4月20日，王方林向农行北京分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230万元，并将贷款直接划入韩春英账户。庭审中，韩春英亦认可收到了王方林支付的全部购房款1000万元。2017年4月14日，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正式变更为王方林。另查，王方林于2016年11月15日出售了其个人名下房产，获得售房款785万元。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在适当状态，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责任财产的增减与债权人债权实现有重大关联，因此债权人有权行使撤销权以防止责任财产发生不当减少。结合本案查明情况，生效判决已确认信达公司享有对魏可义的合法有效债权，而韩春英与魏可义系夫妻关系，涉案房屋系韩春英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魏可义虽在答辩意见中称涉案房产系韩春英个人所有，但本院明确询问涉案房产是否系韩春英及魏可义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并未予以否认，只是称系婚后购买，且韩春英和魏可义亦未举证证明涉案房产满足属于夫妻一方财产的法定情形。故结合涉案房屋登记至韩春英名下的时间，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认涉案房产为韩春英和魏可义的夫妻共同财产。鉴于韩春英已在《承诺函》中明确表示其同意在发生保证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时，债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现生效判决已经确定魏可义需承担保证责任，故韩春英负有维持作为责任财产的夫妻共同财产状态的义务。结合涉案债务金额及韩春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信达公司债权的实现。故信达公司对韩春英所为的危害其债权实现的行为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韩春英、王方林主张信达公司的撤销权已经超过除斥期间，但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故除斥期间的起算应当以债权人知道或应知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信达公司认可其于2017年12月17日已知悉涉案房产过户事宜，但其于2018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交本案诉讼材料时，撤销权除斥期间尚未届满，有权使其撤销权，韩春英的相应抗辩意见和王方林的相应陈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魏可义虽系信达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方追加为被告，但信达公司其行使撤销权时针对的行为与韩春英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具有同一性，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且韩春英、魏可义夫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通常情况下，魏可义应当知晓信达公司向韩春英就涉案房产转让行为主张撤销权的有关事实，故对魏可义称信达公司对其享有的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韩春英以无偿转让行为损害债权，应以债务人与第三人有偿转让时主观上具有恶意为要件。王方林购买涉案房屋系通过大型房产中介机构进行交易，交易流程符合不动产交易习惯，且已实际支付购房款，所付房款并不存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亦有证据显示其购房款的合法来源，现无证据证明其在主观上存在与韩春英、魏可义恶意串通的故意，或存在虚假交易行为，故王方林与韩春英的正常房产交易行为不属于信达公司撤销权行使范围。本院对信达公司要求撤销韩春英与王方林之间关于涉案房产的转让行为的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信达公司要求韩春英、魏可义、王方林负担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信达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一并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及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工行西直门支行，账号：×××，收款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并注明案件承办人姓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佳丽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赵亚坤-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