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8071号 原告：龚秀华，女，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范金良，男，194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 原告：吕秀方，女，1949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蒲江县。 原告：范秋红，女，199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范耀湘，女，200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登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牟德彬，男，197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富顺县，现住成都市双流区。 被告：贺大群，女，1974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现住成都市双流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泓志，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国彬，男，汉族，1973年7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资中县。 原告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与被告牟德彬、贺大群、第三人刘国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秀华及其与原告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登伟，被告牟德彬、贺大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泓志，第三人刘国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牟德彬、贺大群归还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借款本金4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11月19日起按每年6％计算，计算至2019年5月18日）。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牟德彬因家庭经营资金周转，向范友全借款48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年息6％。2014年11月18日，范友全向牟德彬转款330万元；2014年11月24日，范友全委托詹丽向牟德彬转款150万元。2015年2月18日，范友全因交通事故突然去世。牟德彬收到范友全出借的款项后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范友全去世后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多次催促，牟德彬、贺大群总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讼至法院。 被告牟德彬、贺大群辩称，案涉款项并非范友全出借给牟德彬的借款，实为牟德彬接受案外人刘国彬的委托代为收取的范友全的还款，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原先刘国彬出借给范友全480万元，后来范友全还款时委托牟德彬收取该笔款项。牟德彬与刘国彬之间有众多生意之间的往来，该笔480万元由牟德彬收取后，目前尚有部分款项没有付给刘国彬，这是牟德彬与刘国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刘国彬述称，刘国彬与范友全和牟德彬系在2013年北大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关系（刘国彬系经牟德彬介绍后来加入的），范友全和牟德彬更熟悉，刘国彬与范友全不太熟悉。范友全找刘国彬借钱时还不太熟悉，未达到借钱的关系，牟德彬说范友全很耿直，叫刘国彬把钱借给范友全，牟德彬帮刘国彬收回来。借钱时，牟德彬是刘国彬儿子的干爹，刘国彬告诉牟德彬如果把钱借给范友全收不回来的话牟德彬要承担责任的，牟德彬叫刘国彬放心。借钱时叫刘国彬打借条，刘国彬说比较信任朋友所以不用打借条。刘国彬问范友全大概多久还钱，范友全说在一个月之内。约定的利息是若一个月内返还本金就不用给利息，若超过一个月就按照每月3分的利息计算。过了没多久牟德彬告诉刘国彬，范友全已经还了钱，刘国彬便没有过问这件事，又过了一个月牟德彬说要用一下范友全借刘国彬的那笔钱，因为关系较好刘国彬就不太好过问，并且牟德斌还向刘国彬借了其他钱，包括范友全向刘国彬借的钱共计1千多万元没还给刘国彬。这些事情刘国彬保证完全真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18日，范友全因交通事故死亡。龚秀华（与范友全系夫妻关系）、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系范友全的法定继承人。 2014年11月，范友全向刘国彬要求借款480万元，刘国彬询问牟德彬了解范友全情况后同意出借，并同意牟德彬代为收回借款。2014年11月17日，刘国彬安排蔡某通过银行账户向范友全62×××59银行账户转款480万元。 另查明，2013年11月，范友全在邮政银行贷款300万元。2014年11月18日，范友全通过62×××59银行账户向自己邮政银行卡（卡号60×××86）转账150万元用于归还该银行贷款3020150元（邮政银行卡显示在2014年11月17日有其他两个银行账户转入该账户150万元），另向牟德彬转账330万元。 2014年11月24日，范友全又从中国邮政邮储银行继续借款300万元。同日，范友全通过自持的詹丽的银行账户向牟德彬转账150万元，注明为借款；向邓小群转账100万元，注明为还款；向魏晓焱转账40万元，注明为还款。 审理中，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称上述两笔贷款，第一笔系范友全帮牟德彬贷款，第二笔续贷300万元系范友全贷款后借给牟德彬，并帮牟德彬向邓小群、魏晓焱还款。同时，刘国彬认可牟德彬在范友全处收到的480万元款项系牟德彬代自己收回的借款。同时，龚秀华等人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在2015年4月24日、5月23日、6月23日、7月24日、8月24日，贺大群分别向龚秀华转款1万元、2万元、2万元、1.8万元、1.8万元，并称上述转款系牟德彬、贺大群对所借300万元借款的所还利息，年利率应为7.2%。而牟德彬、贺大群称上述转款系龚秀华借款，并提供相对应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其中2015年7月24日和8月24日各1.8万元转账凭证上载明为借款，其余转账凭证未载明转账用途。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亲属关系证明》、《情况说明》、中国银行汇款凭证、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一方诉称牟德彬、贺大群向范友全借款480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年利率6%，其主张依据是2014年11月18日向牟德彬转账的330万元及2014年11月24日范友全在贷款300万元后通过自持的詹丽的银行账户向牟德彬转账150万元。而在审理中，龚秀华等人又称其借款系从银行的贷款300万元、年利率7.2%。其起诉主张前后陈述不一致。其中2014年11月24日范友全通过自持的詹丽的银行账户向牟德彬转账150万元中虽注明为借款，但牟德彬、贺大群举出的蔡永晶的转款凭证，以及证人蔡某证言、第三人刘国彬的陈述等证证明案涉480万元款项系第三人刘国彬出借给范友全，并由牟德彬代为收取的还款。即范友全所借刘国彬款项480万元，刘国彬认可范友全支付给牟德彬该借款已经归还。故应当认定范友全向牟德彬转账480万元系其向刘国彬的还款而非向牟德彬出借款项。龚秀华等人又称在银行贷款300万元出借给了牟德彬、贺大群。如上所述，范友全借款300万元后，其中150万元转给了牟德彬已认定为向刘国彬的还款。其中转给邓小群100万元、魏晓焱40万元，均注明为还款，且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转款与牟德彬、贺大群有关。故龚秀华主张的300万元借款同样缺乏证据证明。 2015年4月24日、5月23日、6月23日、7月24日、8月24日，贺大群虽分别向龚秀华转款1万元、2万元、2万元、1.8万元、1.8万元，贺大群称其为龚秀华向其借款，并提供了其中两张转账凭证证明为借款。在牟德彬、贺大群举出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应进一步举证证明牟德彬、贺大群借款480万元或30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但龚秀华等人未继续进行举证证明其与牟德彬、贺大群有民间借贷关系或到底存在多少借款。故本院对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要求牟德彬、贺大群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56元，减半收取23428元，由原告龚秀华、范金良、吕秀方、范秋红、范耀湘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宗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