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303民初6705号 原告：高金成，男，195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菊红，山东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毛原飞，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春，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任钊，女，1987年11月6日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第三人高隆英，女，1954年9月1日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原告高金成与被告毛原飞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鲁0303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毛原飞不服，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9日作出（2017）鲁03民终39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6）鲁0303民初4610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追加了任钊、高隆英为第三人，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金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菊红，被告毛原飞及其与第三人高隆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春到庭；第三人任钊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金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搬出所占原告所有的房屋；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9年10月购买了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户的住房一套，尚未居住，被告于2011年2月找到原告要求临时居住。由于原被告系亲戚关系，原告同意被告暂时住一段时间。近来原告因需居住此房，要求被告搬出，但被告一拖再拖，致使原告无法使用。无奈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毛原飞辩称，本案涉案房屋不属于高金成所有，房屋的权属登记状态和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不能以登记证书确认权属。该房产实际系被告之父毛相义与母亲高隆英的共有财产。1998年6月父母离婚时，约定该房由高隆英居住，不得买卖和转让，作为被告的结婚用房。房产证办理到高金成名下，是毛相义为贷款方便，并不是卖给高金成，高金成没有支付任何购买对价。被告也没有租住高金成的房屋。根据离婚调解书的约定，被告一直和母亲在此居住。2010年毛原飞在此房结婚，至今与母亲、妻子和儿子住在其中，18年来从未有人主张该房的所有权。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严重不符合事实，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任钊未到庭，经本院电话询问，其陈述当时自己年龄小，只是在相关材料上签了字，房子并没有卖给自己的意思，怎么从自己名下转到高金成名下也不清楚。 第三人高隆英述称，同意被告毛原飞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原被告、第三人陈述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无争议的事实：被告毛原飞父亲为毛相义、母亲为高隆英。其父母于1998年6月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中注明：双方共有的住房一套归高隆英居住，不得买卖，以备子女结婚用。1998年7月8日，涉案房屋初始登记在案外人高幼林名下；1998年8月，毛相义与高幼林结婚；2000年11月17日，此房屋又转移登记在毛相义名下。高隆英于2000年8月将户口迁入涉案房屋处，并开始缴纳对应于此房的相应生活设施费用。2006年10月17日，毛相义与任钊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注明毛相义将涉案房屋以26万元价格卖给任钊；2009年10月20日，任钊又与高金成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内容为任钊将涉案房屋以31万元价格卖给高金成。但此房被登记在原告高金成名下的时间为2016年5月18日。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高金成是否购买了涉案房屋。庭审查明的情况表明，毛相义与任钊及任钊与高金成之间虽然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但原告所举的证据及陈述皆不能证明其支付了相应购房款项。首先，原告自己对房屋取得方式的描述多次变化，不能自圆其说。在原审时，原告方陈述的是从第三人任钊处取得的房屋，但又说不清楚如何取得的；在二审开庭前的调查笔录中，原告陈述是支付给了任钊现金；到二审开庭审时，则陈述是从银行贷款支付给的任钊。在本次庭审中，却又变成了因毛相义、高幼林夫妻欠其借款而“以房抵债”方式取得房屋。原告多次反复，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使其陈述缺乏可信度。其次，本次庭审前，原告皆陈述是付款给任钊，亦主张是从任钊处取得的房屋。而本次庭审中，其又陈述任钊只是中间人，是与毛相义、高幼林夫妻进行的“以房抵债”，其前后陈述存在自相矛盾。其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其陈述亦不一致。二审庭中，原告方陈述是以高金成的名义从招商银行贷款34万元支付给任钊；而其作为证据提交的招商银行出具的“还款证明”中，则注明借款人为毛相义，高金成是抵押房产的产权人。此证据还表明了房屋过户到高金成名下是在贷款之前，其用贷款买房的陈述也有悖于房屋买卖的交易顺序。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原告向毛相义或任钊支付过购房款的观点不能成立。 而原告“以房抵债”的观点，则因为与其之前的陈述相矛盾；同时，其提交的作为证明此观点成立的“借条”中，约定的借款时间皆为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也与房地产买卖契约签订时间不相符，其明显有悖于人们对“以物抵债”的正常理解，故使此观点缺乏事实和逻辑上的可信度。就“以房抵债”而言，首先需要已有债务的欠款本息明确，且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原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毛相义或任钊协商一致，也无证据证明具体的债务数额；而毛相义的证言及任钊电话录音更是否定了以“以房抵债”合意的存在。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断定，房屋被登记原告高金成名下并不是基于房屋买卖或合法有效的“以房抵债”。 2、涉案房屋是否是毛相义与高隆英离婚协议所指向的房屋。从原告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和被告提交的离婚调解书可看出，涉案房屋是在毛相义与高隆英离婚后一个月后登记在高幼林名下；毛相义与高幼林结婚后二年左右，又将房屋再转到毛相义名下。如果此房确实为高幼林出款购买，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应为其婚前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其心甘情愿的将自己新购买的房屋转到与其结婚不久的丈夫名下，且在房屋尚在自己名下时，就让其丈夫的前妻将户口迁入此住处，又任由其一直居住，这显然不符合常理。高幼林对此房产采取这种态度及处置方式，其合理解释就是此房屋的权属与毛相义具有高度关联性。由于此种可能性与毛相义所写的证明能够相印证。所以，可以高盖然性的判断此房屋就是毛相义与高隆英离婚时，确定归高隆英居住的房屋。 3、被告毛原飞是否具有对原告诉求的有效抗辩。本案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原告名下，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可看，不动产登记仅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并非是不动产权属归属的绝对依据，当事人如果有相反的证据，仍然可以推翻。而根据前述对高金成不具有房屋买卖关系的认定，结合毛相义证明中对此房屋过户行为目的的说明，可以看出，当初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不代表当事人具有进行房屋所有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而原告在庭审中多次自相矛盾的陈述，又表明了原告主张在逻辑上的错误，使其不能自洽：即原告提起本次诉讼的基础，是依据的房屋登记。如果此房屋登记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则此房屋登记所依据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意思表示也不能是虚假的；而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所依据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中房屋转让方是任钊，原告自己的陈述中却排除了任钊作为房屋转让方的地位。因此，基于原告主张中存在的上述证据、逻辑上的不足，结合对被告毛原飞占用此房屋是基于其父母离婚时之约定的高盖然性的判断，能够认定被告毛原飞对原告诉求形成的有效抗辩。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原告高金成名下，但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看出，毛相义与任钊及任钊与高金成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及房屋过户到原告高金成名下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为了房屋的转让。因此，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并不能成为原告要求被告搬出的充分理由；被告毛原飞作为第三人高隆英的子女，居住在此房并不是基于与原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故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金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保全费120元由原告高金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邵昌学 审 判 员  王怀建 人民陪审员  李秀芹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