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92民初1147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蔡晨杰，男，汉族，1988年1月16日，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劼成，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姚猛，女，汉族，1985年9月4日，住杭州市余杭区。 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与被告蔡晨杰、被告姚猛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3日书面告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2月11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6日组织各方召开了庭前会议，于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军、陈斐出庭履行职务，被告蔡晨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劼成、被告姚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蔡晨杰、姚猛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发布警示公告，召回所销售的口罩；2.判令被告蔡晨杰、姚猛共同支付所销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口罩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共计229200元；3.判令被告蔡晨杰支付其单独所销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口罩价款三倍的赔偿金，共计594300元；4.判令被告蔡晨杰、姚猛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事实和理由：2020年1月，全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急剧上升，引发公众担忧。各省市区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出台诸多举措全民防控，要求民众在外出时佩戴口罩用以阻隔病毒传播。2020年1月24日，蔡晨杰经姚猛介绍，一同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现场“验货”后，明知系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者名称的普通防尘口罩，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仍以4元／个的价格向王洋洋购买，后通过微信朋友圈、好友群等对外宣称为防细菌病菌、飞沫阻隔效率达到99%以上的Ｎ95专业口罩，又通过微信以8元／个的价格销售给罗玉兰，用于超市销售和单位职工保障，其中已进入公共流通领域的伪劣口罩共计9550个，销售数额76400元。1月24日，姚猛经与王洋洋商量，直接从上述口罩货款中截留10500元作为好处，另收取王洋洋给予的好处费10000元。1月25日，蔡晨杰给予姚猛好处费2000元。2020年1月24日至1月31日，蔡晨杰明知系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者名称的普通防尘口罩，分别以2.2元／个、2元／个的价格向余红军、杨杰购买口罩，通过相同模式以4.5-9元／个不等的价格向罗玉兰、戴霞、陈淑敏等人出售，口罩被销往湖北、广东、浙江、河南、湖南等全国21个省市，用于防疫物资捐赠、药店超市销售、单位员工保障和民众自我防御等，其中已进入公共流通领域的伪劣口罩共计28400个，销售数额198100元。经检测，蔡晨杰从余红军、杨杰处购得的口罩的过滤效率实测值分别为6.5%、20.1%、8.7%，均不符合ＧＢ2626-2006检测方法的标准要求。被告蔡晨杰、姚猛通过互联网向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实施侵权行为，致使不具病毒防御功能的口罩被不知情的社会公众购买用于防护，在疫情防控期间，扰乱了合格口罩的市场经营秩序，侵占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物流资源，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可能造成社会公众的不安心理，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本案系在互联网上实施侵权行为而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蔡晨杰、姚猛发布警示公告、召回已销售商品、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并赔礼道歉。 被告蔡晨杰答辩称：1.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书所列基本事实没有异议；2.蔡晨杰对外销售的口罩因存在质量问题部分已被购买方拒收或退回，未实际流入市场被销售、使用，具体数额市场监管部门、公安局机关已进行过核实统计，请求将前述已拒收或退回的口罩从赔偿金额中予以扣减；5.公益诉讼起诉人不是消费者，也未从被告处购买口罩，本案不适用三倍惩罚性赔偿；4.本案被告现被刑事羁押，等待刑事判决，将被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事判决将伴随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50%-200%的罚金，现本案中又面临一赔三的追责，存在对被告人的重复处罚，希望可以考虑被告的实际情况，对其民事责任可以在服完刑后再履行。 被告姚猛答辩称：1.对自己做的错事，有责任也有义务登报向公众发出警示、公告并赔礼道歉，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社会公众的危害。关于赔偿，自己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愿意把这次的违法所得22500块钱赔偿，再把没有请律师省下来的费用也拿出来作为赔偿。2.自己并未与蔡晨杰共同销售过口罩，只是给蔡晨杰介绍了货源，从中获取一定的好处费，且在和蔡晨杰一起去现场验货时已经多次告知蔡晨杰，口罩不是防御病毒的，是厨房、车库搞卫生，花园里干活等防尘用的，而且外包装上专门写了“不是为防病毒设计”，已尽到自己的责任。3.自己家庭困难，有房贷、有一个七岁的孩子，又失去了工作，双方父母在老家也没有社保，需要我们夫妻赡养，请求酌情确定赔偿金额。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公益诉讼起诉人为证明其起诉主张，调查收集了以下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出示： 1.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已履行法定诉前程序的材料，《正义网》刊登的公告、指定管辖批复等。 2.证明案发期间，新冠××疫情严重，普通防尘口罩不具有防护效果，佩戴不具有防护效果的口罩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材料，国家卫健委1号公告、《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口罩使用指南》、国家卫健委每日疫情通报等。 3.证明蔡晨杰、姚猛通过互联网，将无防疫功能的普通防尘口罩冒充防疫等级较高的N95口罩销售给社会公众，宣称对细菌病菌、飞沫阻隔效率高达99%以上的相关材料，蔡晨杰与罗玉兰、陈淑敏等买家的微信聊天记录、销售转账记录；蔡晨杰与姚猛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蔡晨杰与销售方余红军、杨杰等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对蔡晨杰、姚猛、余红军、罗玉兰等人的讯问、询问笔录等。 4.证明蔡晨杰销售的案涉3款口罩均不符合N95口罩的国家标准，不能达到疫情防护基本要求的相关材料，口罩实物、口罩视频及口罩检验报告等。 被告蔡晨杰、姚猛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蔡晨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姚猛为证明其与蔡晨杰不存在共同销售行为，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蔡晨杰、王洋洋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前述聊天记录与公益诉讼起诉人已提交的证据内容一致） 公益诉讼起诉人、蔡晨杰对姚猛提交的证据三性无异议。 本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的证据审核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姚猛提交的证据审核认为，姚猛提交的证据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形式内容一致，但证明目的不同，是否影响姚猛法律责任的定性，将综合全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在争议焦点中详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病例，后证实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2020年1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2020年第1号）：1.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规定的乙类××，并采取甲类××的预防、控制措施；2.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持续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等途径进行传播；人群普遍易感。2020年1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发布《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口罩使用指南》明确：口罩是预防呼吸道××的重要防线，可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口罩不仅可以防止病人喷射飞沫，降低飞沫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含病毒的飞沫核，防止佩戴者吸入。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就如何正确使用口罩制定本指南，具体如下：“在疫情高发地区空旷且通风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颗粒物防护口罩；有疑似症状到医院就诊时，需佩戴不含呼气阀的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棉纱口罩、海绵口罩和活性炭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截止至本案受理之日（2020年3月12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80813例，累计死亡病例3176例。 2020年1月下旬，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蔓延，市场医用防护口罩需求剧增，蔡晨杰、姚猛开始合作通过线上等途径寻找口罩货源并通过微信渠道予以销售，蔡晨杰多次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销售口罩的信息，信息内容主要为“最后一批Ｎ95口罩，手慢无”、“Ｎ95口罩（海外版）”等。2020年1月23日晚，蔡晨杰微信告知姚猛有客户罗某某要求订购疫情防护口罩21000个，询问姚猛是否有货源，姚猛将案外人王洋洋的微信笔记转发给蔡晨杰，告知案外人王洋洋有一批“对细菌、病菌、飞沫阻隔效率高达99%”的口罩。当晚蔡晨杰通过姚猛向案外人王洋洋购买21000个口罩，并以4元／个的单价向姚猛转款84000元。姚猛收款后，再以3.5元／个的单价经微信向案外人王洋洋转款73500元，用以购买前述口罩。2020年1月24日，蔡晨杰与姚猛一同赴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某地口罩仓库验货、提货，发现前述口罩外包装及产品本身均无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及生产厂家信息。姚猛还发现前述口罩外包装的英文标签显示，该批口罩仅是普通防尘口罩，主要用于花园、厨房、车库等工作、日常防尘，并无病毒、飞沫阻隔功效，并将相关信息告知了蔡晨杰。同日，案外人罗某某陆续向蔡晨杰支付口罩货款168000元（单价8元／个）。蔡晨杰、姚猛提货后，两人以姚猛的名义将前述口罩全部快递给四川罗某某。交易完成后，姚猛收取案外人王洋洋支付的款项10000元，收取蔡晨杰支付的款项2000元。案外人罗某某收到蔡晨杰、姚猛交寄的该批口罩后，在超市对外销售、员工防护使用过程中发现口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遂停止了使用，并将未销售、使用的11450个口罩寄交至了公安机关。经统计该批口罩实际流入市场被销售、使用了9550个，销售金额为76400元。姚猛和蔡晨杰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姚猛向蔡晨杰称“你这个口罩也尽快散了吧，我是想散掉，以后我就不弄了。我是专门看了一下他的，我英语还可以的嘛，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说明啊，特别说明了，就是这个口罩是不用于那个病毒的防御的，你看他的那个用途写的是，花园里就是翻土、厨房车库里搞卫生，然后使用的，后面特别说明了一个ｎｏｔ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就是不是为了防御病毒等效果来设计的”。 2020年1月24日至1月31日，蔡晨杰个人明知系无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及生产厂家信息的普通防尘口罩，无法满足疫情防控要求，仍分别以2.2元/个的单价向案外人余红军购买口罩24000个、以2元/个的单价向案外人杨杰购买口罩30500个。同时，蔡晨杰通过微信朋友圈、好友群等对外宣称前述口罩为过滤效率达到95%以上的N95口罩，并以4.5-9元/个不等的价格向罗某某、戴某、陈某某、柳某、王某、张某、李某等人出售共计54200个，总销售金额达398250元。前述口罩被销往湖北、广东、浙江、河南、湖南、四川等全国21个省市，用于物资捐赠、药店超市销售、单位保障、民众自用等。现有证据查明，因蔡晨杰销售的前述口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有部分口罩被退回、拒收等而未流入市场被销售、使用，经统计其中已流入市场被销售、使用的口罩28400个，销售金额为198100元。 2020年1月31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群众投诉、举报线索后，对蔡晨杰等人销售伪劣口罩进行立案调查，后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刑事犯罪，案件移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进行侦办。经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委托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蔡晨杰销售的全部案涉三种口罩进行鉴定，三种口罩的过滤效率实测值分别为6.5%、20.1%、8.7%，均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对K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等具有疫情防护功能口罩，应达到的过滤效率≥95%的标准要求。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蔡晨杰、姚猛在本案中是否实施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3.若蔡晨杰、姚猛存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两人应分别承担何种民事侵权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 一、关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能否向本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公益诉讼起诉人能否就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本院对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 1.公益诉讼起诉人能否就本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述法律、司法解释通过类型列举加“等”字概括的开放式表述，对人民检察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了界定。除对前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外，人民检察院提起其他类型民事公益诉讼，要么需依据其他单行法的授权，要么基于对民事诉讼法“等”字概括开放表述的解释，系对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列举范围的拓展。民事检察公益诉权由法律监督权衍生而来，人民检察院以公益代表人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但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在“等”外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对“等”外检察公益诉讼类型的解释应符合立法条文原意，秉持稳妥、有序、积极、开放的态度，“等”外可提起的检察公益诉讼类型应与民事诉讼法条文已列举的公益诉讼类型在公共利益属性、危害程度的突出性、现实的急迫性和可行性等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具体就本案而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两被告销售伪劣口罩，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及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单就前者而言，本案可纳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而法律明确列举的人民检察院可提起消费民事诉讼的范围为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口罩用途功能多样，在归类属性上不能归入食品药品领域，在疫情期间具有防疫功能的口罩应归入原国家卫计委《消毒管理办法》中消毒产品目录下的卫生用品类，则本案属于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法“等”外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同时，因新冠××疫情爆发，被告销售口罩的特定用途，本案有别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普通民事公益诉讼，而是关涉众多消费者重大人身安全的民事公益诉讼，该特点与“等”内列举的“食品药品安全”具有一致性。此外，本案除涉及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外，在疫情爆发期间还涉及侵害不特定社会公众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利益，而本质上公共卫生安全的核心是社会公众的健康权，“食品药品安全”亦属于公共卫生安全的题中之意，既然人民检察院可对公共卫生领域侵害“食品药品安全”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同理亦可对公共卫生领域妨害传染性疾病防控，足以侵害不特定社会公众健康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基于以上考量，本院认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法律规定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等”外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此时，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2.本院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属于互联网公益诉讼，可从两个标准进行判断，其一，侵害公共利益行为所利用的工具或依凭的载体等是否主要为互联网信息技术或互联网信息平台等；其二，侵害的不特定主体公共利益，是否主要为互联网场域中的公共利益。本案同时符合上述两个判断标准，公益诉讼起诉人指控两被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交易平台的虚拟性、延伸性、超地域性等特性，从事违法经营活动、逃避监管并放大经营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同时，其行为也扰乱电商交易秩序，将违法成本转嫁给网络消费购物者，使得网络消费购物成本急剧攀升，故本案属于互联网公益诉讼，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关于蔡晨杰、姚猛在本案中是否实施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 本院认为，蔡晨杰、姚猛在本案中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2.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其他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3.姚猛是否实施了帮助侵权行为。 1.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本院认为，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做虚假宣传、销售伪劣口罩，明知所销售的口罩属于普通防尘口罩，不具有防疫功能，却对外宣称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并进行销售，其行为不仅误导、欺骗消费者，更足以危及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蔡晨杰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是否对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受到侵害的消费者人数众多，且难以或无法特定化。蔡晨杰销售的口罩数量超过5万个，实际进入流通领域的也超过3万余个，销售范围遍布全国21个省市，其销售对象主要为微商，微商再销售后多未保留销售记录，另外用于防疫物资捐赠、药店超市销售、单位员工保障等领域的，客观上也难以确定销售对象及使用者，对此种难以特定化或特定化将付出极大成本之权利救济，已经超出了对某个具体的个人利益保护，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反之，对此种权益若不予救济，则必然导致对公正的消费品交易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损害；其次，在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除对特定消费者个人造成私益权利的侵害，也会造成不特定消费者群体公共利益及消费市场公共秩序的损害。在新冠××疫情期间，口罩属于重要的防疫物资，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且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将伪劣口罩作为防护口罩销售，将影响整个口罩市场价格，扰乱口罩的市场经营管理秩序，造成消费者难以分辨，错失购买口罩的时机，缩小消费选择的范围，致使全社会的整体消费成本增加。第三，对于经营者造成的消费类小额分散性侵害，因被侵害数额很小，特定受害者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缺乏提起私益诉讼的动力，由此会造成经营者的民事侵权责任落空，长此以往经营者违法成本外部化，并转由全社会进行分担，实际上侵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综上，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已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对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2.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是否侵害了其他社会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用于××防治的消毒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否则致××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技术，这些有组织的社区努力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教育每个人注意个人卫生，组织医护人员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性治疗提供服务，建立社会机构来确保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能达到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组织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使每个公民都能实现其与生俱有的健康和长寿权利。公共卫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是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一项人人均可享有的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覆盖面最大、公益性最强的公共产品，其核心是公共健康、公共卫生秩序。公共卫生安全则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创造一种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工作环境，使得社会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只有保证公众健康，才能实现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健康；只有维护公共卫生秩序，才能保障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健康。因此，对公共卫生安全的侵害绝非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侵害，而是对社会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公共卫生需要的抽象、整体利益的损害。 具体就本案而言，首先，在新冠××疫情期间，蔡晨杰销售伪劣口罩足以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从《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可知，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等途径进行传播；人群普遍易感，而过滤效率达到国家标准的防护口罩可以防止感染者喷射飞沫，降低飞沫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含病毒的飞沫核，防止佩戴者吸入，是预防新冠××病毒的重要防线。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明知所销售的口罩不具有病毒防护功能，却对外宣称口罩为过滤效率达到95%以上的Ｎ95口罩，所销售的口罩流入市场或被使用超过3万余个，遍及全国21个省市，包括疫情较为严重的湖北、河南、浙江、广东等省市。显然，众多消费者购买口罩的目的是为了在疫情期间阻隔飞沫，防范病毒传播，而蔡晨杰销售的伪劣口罩根本无法达到防止飞沫、病毒传播的目的，伪劣口罩被不知情的佩戴者在户外出行、公共场所停留、防疫关卡执勤、医院诊疗等各种日常生活、工作场景中使用，不仅可能会令使用者本人存在被病毒传染的极大风险，更无法阻隔病毒通过飞沫等途径在人群间传播，此时佩戴口罩形同虚设更极具欺骗性，可能造成病毒的大肆传播，给社会公众健康造成极大的风险，对疫情防控产生不良后果。其次，在新冠××疫情期间，蔡晨杰销售伪劣口罩足以对公共卫生秩序造成危害。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规定的乙类××，并采取甲类××的预防、控制措施，全国共有31个省（区、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政府、社会、企业乃至社会每个个体都被极大的动员起来，为疫情防控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一个严密、有效防范疫情蔓延的公共卫生应急秩序体系，而蔡晨杰在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对公共卫生应急秩序体系的影响，若不及时制止，则势必如“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危害巨大。综上，蔡晨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销售伪劣口罩危害公众健康、侵害公共卫生秩序，构成对社会公众公共卫生安全利益的侵害。 3.姚猛就蔡晨杰销售给罗某某的21000个口罩是否实施了帮助侵权行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所谓帮助侵权，是指给予他人帮助，以使侵权行为人易于实行侵权行为，帮助侵权人在主观上应为故意。本案中，姚猛代蔡晨杰以自己的名义向案外人王洋洋购买了21000个口罩，并与蔡晨杰一起去仓库验货、提货，其应知蔡晨杰对外销售的口罩是用于疫情防控，且已发现所购口罩并不具备病毒防护功效，仍为促成交易从中赚取差价、好处费，而帮助蔡晨杰提货、发货，其行为客观上为蔡晨杰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了帮助，主观上存在故意，即应知所销售的伪劣口罩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侵害，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危害，却不加有效阻止，对结果的发生在行为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故姚猛就蔡晨杰前述行为构成帮助侵权，应在其帮助行为的侵权范围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三、关于蔡晨杰、姚猛应承担何种民事侵权责任及责任承担方式 1.关于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发布警示公告，召回所销售的口罩及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本案中，蔡晨杰销售的伪劣口罩数量达5万余个，销往全国21个省市，尚有部分口罩未追回，现仍处于疫情防控阶段，存在因不特定消费者购买并佩戴该批口罩进出公共场所，危及公众健康的现实可能性，存在疫情防控隐患，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判令被告蔡晨杰、姚猛（姚猛在帮助侵权而销售的口罩数额内）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发布警示公告，召回所销售的口罩，做无害化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同时，本案两被告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口罩，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其行为是对全社会每一个个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漠视和亵渎，已构成对社会消费者整体共同的安全权、健康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权益的侵害，依法应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因本案涉及到的购买者涉及多个省市，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两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2.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本院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两被告就其侵害行为，在已流向市场的伪劣口罩数额范围内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私法机制实现本应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目的的特殊惩罚制度，惩罚的目的并非为了救济私人权益而是为维护公共利益，立法之所以将惩罚性赔偿金赋予受害者个体所有，是为激励受害人积极执行法律，从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真正发挥功效，因此，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消费领域为保护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符合该条规范要件的前提下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其次，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符合当前司法政策精神。既然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补偿，而是惩罚与威慑，则应适用于严重违法行为，即惩罚性赔偿以恶意侵害或有意无视他人权益的严重不法行为为适用条件，本案蔡晨杰明知所销售的是伪劣口罩，对疫情防护没有作用，且存在危害一线防疫人员身体健康的危险，仍继续进行销售，主观上明显具有有意无视他人权益的恶性，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倍惩罚性赔偿。第三，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公益诉讼，赔偿请求所涉及的损失是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集合性、公益性的利益损失，是整个社会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利益的抽象性损失，具有不可分性，该公共利益损失与特定个人或群体的个体利益损失无涉，是对危害公众健康、侵害公共卫生秩序等公共卫生安全造成的损害，并非以个体消费者或特定消费者群体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计算损害，而是以整个公共利益的抽象损失为基础衡量，无法通过特定消费者提起的私益诉讼予以弥补。第四，公共卫生安全作为一种公益性最强的公共产品，直接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权益与健康公平，提供、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具有正外部性，而侵害公共卫生安全则具有负外部性，一正一负间更加剧了市场机制的失灵，确有必要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侵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人给予经济上的惩罚、威慑。 至于本案赔偿款的归属问题，本院认为，民事公益诉讼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利益亦归于社会公共利益，两被告损坏的公共利益既涉及消费领域，但更多的是公共卫生安全，基于现阶段全社会已对于新冠××疫情防治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未来还将继续投入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成本，故本案诉讼所获赔偿款应直接用于全社会新冠××疫情防治、善后等公共卫生公益事项活动，款项应由依法成立的公共卫生类社会公益基金组织保管、使用。鉴于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本案中未指定具体的公益基金组织接收赔偿款，故本案赔偿款可由公益诉讼起诉人代领后，转交依法成立的全国性公共卫生类社会公益基金组织，并由公益诉讼起诉人监督用于新冠××疫情防治、善后的公共卫生公益活动支出。 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蔡晨杰明知其销售的口罩不符合疫情防护标准，仍以欺诈方式对外宣传其口罩达到N95口罩防护标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应就其已销售且流入市场的产品销售金额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姚猛为蔡晨杰所为部分侵权行为提供过帮助，应在该部分销售金额内与蔡晨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查，蔡晨杰销售伪劣口罩且已流入市场的数量为37950个，销售金额总计274500元，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蔡晨杰按前述销售金额三倍即823500元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另，在蔡晨杰销售的前述口罩中，姚猛实施帮助侵权而销售的口罩数量为9550个，销售金额为76400元，三倍惩罚性赔偿金额为229200元，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姚猛在该赔偿金额中与蔡晨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蔡晨杰辩称，有部分口罩已被退回，但相关金额未予扣除，对此蔡晨杰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经现有证据核实，公益诉讼起诉人在计算赔偿款时已将所有被退回、拒收的口罩销售金额予以扣除，故对蔡晨杰该项辩解予以驳回。另，关于蔡晨杰接受刑事制裁是否影响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故对蔡晨杰该前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十九、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晨杰、姚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款229200元（此款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代领后，转交依法成立的全国性公共卫生类社会公益基金组织，专门用于新冠××疫情防治的公共卫生公益事项支出）。 二、被告蔡晨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款594300元（此款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代领后，转交依法成立的全国性公共卫生类社会公益基金组织，专门用于新冠××疫情防治的公共卫生公益事项支出）。 三、被告蔡晨杰、姚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法制日报向社会公众刊发警示公告、赔礼道歉声明（警示公告、道歉声明的内容须经本院审定），相关费用由被告蔡晨杰、姚猛负担。 四、被告蔡晨杰、姚猛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召回所销售的已流入市场且尚存的伪劣口罩。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35元，由被告蔡晨杰负担10000元，由被告姚猛负担20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倪德峰 审 判 员  肖 芄 审 判 员  曾宪未 人民陪审员  马 菁 人民陪审员  盛 放 人民陪审员  陈 丹 人民陪审员  陈峥嵘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榆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