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37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钟家全，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镭，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建国，四川金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秀淮，男，196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付冬跃，男，196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再审申请人钟家全因与被申请人杨秀淮、一审被告付冬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0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8)川民申603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家全再审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05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秀淮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秀淮负担。事实和理由：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对杨秀淮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认定。钟家全于2017年1月18日、1月20日用手机短信向杨秀淮发送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2017年4月14日用特快专递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昭公司）以及杨秀淮在新疆和成都的地址送达了《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以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了包括杨秀淮在内的其他股东。至2017年8月11日付冬跃等受让人起诉要求杨秀淮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杨秀淮均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已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十日期限，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主张，依法不应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未超过法定期间，与客观事实相矛盾。㈡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属于阴阳合同，缺乏事实依据。2017年2月27日，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钟家全与包括付冬跃在内的其他受让人签订三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7年8月18日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溢价款金额、支付方式、期限等进行了详细约定，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是在杨秀淮2017年9月19日主张优先购买权之前签订，不构成恶意串通，也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两份补充协议是完全不同的两份合同，依法应认定有效。2.2014年6月12日，杨秀淮、杨德芬收购同昭公司原五位老股东60%的股权，约定的股权转让溢价款为1200余万元，也是实缴股本金480万元的近3倍。时隔三年，随着“同昭大厦”的增值，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溢价款并不算过高。在杨秀淮放弃第一份补充协议优先购买权之后，双方再次协商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不构成恶意串通等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之情形。㈢钟家全与付冬跃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不应支持，二审法院认定钟家全行使反悔权不成立，没有法律依据。㈣二审法院以钟家全上诉状所附的与本案无关且未经质证的《通知书》内容认定钟家全意在阻止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钟家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杨秀淮答辩称，㈠钟家全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钟家全2017年1月18日、1月20日发出的转让股权通知，杨秀淮未收到，且通知拟转让股权数量与实际转让的股权数量不符，也未告知受让人及转让价格等条件。2017年4月14日发出的通知系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要求变更工商登记的通知，并非通知股权转让同等条件。因此，钟家全就转让股权事宜未尽到通知义务。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无论杨秀淮有无收到上述通知，即使未答复都不能推定杨秀淮放弃优先购买权。一审开庭前付冬跃已经向钟家全履行2017年3月1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2017年8月18日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未履行。第二份补充协议是钟家全与付冬跃得知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后，故意补签并约定过高转让价款，恶意串通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明显系双方事后伪造。原审判决按照2017年3月1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认定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并无不当。㈢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钟家全未就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通知杨秀淮，杨秀淮于2017年8月31日收到付冬跃起诉杨秀淮、同昭公司请求变更公司股权登记案的起诉状副本后才得知钟家全以272万元的价款对外转让34%的股权，杨秀淮即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优先购买权，符合法律规定。钟家全在一审判决支持杨秀淮优先购买权后又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再通知以更高价格转让，意图阻止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未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股权。二审法院认定其行使反悔权不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适用法律正确。㈣二审程序合法。钟家全在民事上诉状中所附《通知书》系上诉状的一部分，二审庭审中钟家全未将其作为新证据提交，该《通知书》不是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综上，请求驳回钟家全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付冬跃答辩称，同意钟家全的再审请求。 杨秀淮于2017年9月19日向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钟家全与付冬跃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2.杨秀淮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钟家全拟转让与付冬跃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以0.8万元的价格收购钟家全0.1%的股权）。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川0107民初1040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如下：同昭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2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2016年9月16日，股东变更为杨秀淮（持股60%）、钟家全（持股34%）和陈红兵（持股6%），分别认缴出资3000万元、1700万元、3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章程》第14条第二款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的，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转让的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2017年1月18日，钟家全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分别向杨秀淮、陈红兵发出通知载明，钟家全作为同昭公司股东，拟对外转让所持有同昭公司22%的股权，若杨秀淮、陈红兵作为公司内部股东愿意购买，请于2017年1月23日前书面回复并与钟家全协商转让事宜。逾期回复视为不同意购买，钟家全将对外转让。陈红兵电话回复不愿意购买，杨秀淮未予回复。2017年1月20日，钟家全通过公证的方式向包括杨秀淮的户籍地址在内的共计3个地址分别邮寄《关于对外转让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通知内容除对回复时间未作要求外，其余与短信内容相同。但三封邮件均为他人收或单位收发章签收。 2017年2月27日，钟家全和付冬跃签订《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钟家全将持有的同昭公司5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0.1%）转让给付冬跃，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实现股权交割。2017年3月13日，钟家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付冬跃、案外人陈恳、钟家伟、钟家林、谢伟、朱武刚，作为丙方的成都佳兴名师点拨远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兴教育公司）签订三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甲方（钟家全）将持有同昭公司34%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和丙方，分别是：钟家林0.1%、钟家伟0.1%、陈恳0.1%、付冬跃0.1%、谢伟0.1%、朱武刚0.1%、佳兴教育公司33.4%。甲方实缴的股本金272万元，由乙丙双方按各自受让比例分别支付给甲方；甲方认缴的剩余股本金1428万元由乙丙双方各自受让在同昭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直接向同昭公司缴纳。同日，钟家全向付冬跃出具《收条》，载明已收到付冬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0.8万元。 2017年4月14日，钟家全通过公证的方式向包括杨秀淮的户籍地址、同昭公司登记注册地址在内的4个地址分别邮寄《关于限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要求杨秀淮及同昭公司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事宜。其中，邮寄给杨秀淮的三封邮件均为他人收或单位收发章签收，邮寄给同昭公司的邮件，钟家全未提交邮寄情况回单。 2017年8月18日，钟家全与付冬跃另行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载明，付冬跃已于2017年3月13日向钟家全支付股本金0.8万元，付冬跃需另行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在完成工商登记之日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4万元，并在同昭公司所建“同昭大厦”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之日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4万元，最后，付冬跃在“同昭大厦”取得房屋产权证之日再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1.6万元。 一审另查明，2017年8月11日，付冬跃向法院提起请求公司变更登记纠纷案的诉讼，要求同昭公司、杨秀淮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8月31日，杨秀淮签收该案民事起诉状副本。 一审法院认为：㈠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如下：1.从协议的签订情况看，签订前，钟家全虽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杨秀淮作出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就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进行过告知。在未向其他股东通知同等条件的情况下将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付冬跃，严重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2.从协议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看，本案中存在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属于阴阳合同。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0.8万元，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9.6万元。钟家全与付冬跃已按照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0.8万元实际履行，第二份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3.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间隔长达5个月。在第二份补充协议签订前，付冬跃就要求同昭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依据的是第一份补充协议。付冬跃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的庭审期间也未曾提及第二份补充协议，但在本案庭审中却突然出示第二份补充协议，要求杨秀淮按照明显畸高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让一审法院产生合理怀疑，第二份补充协议系钟家全与付冬跃故意伪造，以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4.钟家全与付冬跃辩称，第一份补充协议只是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化协议，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条款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当存在与工商备案登记的“阳合同”不一致的“阴合同”时，需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钟家全与付冬跃实际履行的是第一份补充协议，而对于钟家全与付冬跃所称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第二份补充协议反而未履行。因此，对于该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钟家全与付冬跃先是在未通知杨秀淮同等条件的情况下签订了低价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又另行签订了高价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达到不让其他股东购买的目的，双方构成恶意串通，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属无效。 ㈡关于杨秀淮是否可以按照0.8万元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钟家全于2017年4月14日通过公证方式向杨秀淮邮寄了《关于限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但均非本人签收，不能证明钟家全、付冬跃向其告知过同等条件，且此时钟家全和付冬跃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行为，通知的目的并非告知杨秀淮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而是要求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8月31日，杨秀淮收到（2017）川0107民初838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此时杨秀淮知道或应当知道钟家全以0.8万元的价格向付冬跃转让了同昭公司0.1%的股权，杨秀淮于2017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未超过法定期间。如前所述，钟家全与付冬跃之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构成恶意串通，故杨秀淮主张按照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钟家全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钟家全与付冬跃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二、钟家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秀淮出售其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家全支付0.8万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同昭公司补足出资4.2万元）。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钟家全、付冬跃负担。 钟家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秀淮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年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没有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签字，要求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诉讼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对同昭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是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文本，第二份补充协议是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前形成的真实、有效的合同。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转让股权的股东只需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即可，钟家全已履行通知义务，杨秀淮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钟家全主张披露同等条件。此外，依照公司法解释四的规定，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因钟家全不同意以实缴股本金价格转让股权，杨秀淮无权以实缴股本金0.8万元的价格强行购买钟家全的股权。杨秀淮在已知2017年8月18日补充协议载明的同等条件前提下，并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㈢既然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钟家全与付冬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现钟家全明确表示不同意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钟家全与付冬跃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此外，钟家全在上诉状上附《通知书》，告知杨秀淮，如杨秀淮在2018年2月底之前不履行约定的交房等义务，钟家全仍要以股本金15倍的价款转让股份。 杨秀淮辩称，㈠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按照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内容认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正确。现有证据证明付冬跃已向钟家全履行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而未履行第二份补充协议。为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钟家全与付冬跃事后故意伪造第二份补充协议，损害了杨秀淮的利益。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钟家全在二审中作出新的股权转让意向或行使反悔权，目的是通过提高交易价格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钟家全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行终514号行政裁定书；2.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9194、9199、9200、9197、9203、9195、9190号民事裁定书7份、钟家全与付冬跃等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退还股权受让人股权转让款的收条。杨秀淮对第1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钟家全提交的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予以采纳。杨秀淮为反驳该上诉意见，也提交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9194、9199、9200、9197、9203、9195、9190号民事裁定书。二审法院也予以采纳。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㈠2016年9月16日前，同昭公司股东为钟家全、陈红兵、杨秀淮、杨德芬，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700万元、3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2016年9月16日，同昭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递交了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随后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杨秀淮、钟家全、陈红兵，分别认缴出资3000万元、1700万元、300万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2017年，钟家全、陈红兵以成都市武侯行政审批局为被告、以同昭公司、杨秀淮、杨德芬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武侯行政审批局做出的对同昭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的行政行为和章程修正案的备案行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钟家全、陈红兵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7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现该案还在审理中。 ㈡2017年9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付冬跃起诉同昭公司、杨秀淮、陈红兵、钟家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作出（2017）川0107民初8385号民事判决，认为钟家全并未就股权转让同等条件通知过杨秀淮，损害了杨秀淮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因此钟家全与付冬跃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产生股权变动效力，驳回了付冬跃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付冬跃、陈红兵、钟家全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付冬跃、陈红兵、钟家全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㈢2018年1月19日，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钟家全将收取的股权转让款8000元返还给付冬跃。2018年6月22日，付冬跃向钟家全出具收到退回股权转让款8000元的收条。此外，案外人佳兴教育公司、陈恳、钟家伟、钟家林、谢伟、朱武刚均与钟家全签订解除协议，并出具收到钟家全退还的股权转让款的收条。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当事人就工商登记机关2016年对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有争议，相关行政诉讼尚在审理中，但杨秀淮在2016年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前、后均为公司股东。该行政诉讼结果不影响杨秀淮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根据工商登记内容对同昭公司股权结构进行的描述，并无错误。下面就本案主要争议问题评述如下： ㈠关于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股权转让中双方恶意串通，通常是指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为了达到使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目的，抬高转让股权的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行为。基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特殊性，其市场价格并不易确定，因此，判断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主要应从股权转让双方是否真正履行了该合同，特别是合同的价格条款，来分析认定。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付冬跃与钟家全于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以钟家全实缴股本金的金额作为股权转让的价格，即以0.8万元价格转让同昭公司0.1%的股权，付冬跃实际按此约定向钟家全支付了转让款。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为恶意串通，理由不充分；认定0.8万元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依据不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为有效。 2017年8月18日，钟家全和付冬跃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原约定价款0.8万元的基础上增加至9.6万元。该补充协议是钟家全与付冬跃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已逾5个月、付冬跃要求公司为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受挫后补充订立，无故将原转让价款增加12倍，且该合同的价格条款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有理由相信系钟家全、付冬跃恶意串通，为阻止杨秀淮等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订立，该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钟家全称，《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是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文本，第二份补充协议是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前形成的真实、有效的合同。该主张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对钟家全的意见不予采纳。 ㈡关于杨秀淮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该条款列举了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两种情况，其一是“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其二是“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付冬跃与钟家全于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虽然不属于以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但属于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情况，杨秀淮有权按照该协议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 钟家全认为，转让股权的股东只需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即可，钟家全已履行通知义务，杨秀淮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钟家全主张披露同等条件。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规定，转让股东应就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为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不仅需要向其他股东告知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还应当向其他股东告知受让人、转让价格、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本案中，钟家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向杨秀淮告知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钟家全关于其已全面履行通知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钟家全称，其有权行使反悔权，其已与付冬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杨秀淮无权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是适用于转让股东放弃转让股权的情形，目的是为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为在转让股东“又不同意转让股权”时，可以达到阻止外部人进入公司的目的，故允许转让股东反悔，不再赋予其他股东过多的权利。本案中，从钟家全上诉状所附《通知书》内容可知，虽然钟家全解除了与付冬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钟家全并没有放弃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在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杨秀淮按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以行使反悔权的名义，将股权转让价款提高至原协议约定价款的15倍继续对外转让股权，以此来阻止杨秀淮等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钟家全的行为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所谓行使反悔权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钟家全关于杨秀淮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一审法院对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钟家全与付冬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不当，但其支持杨秀淮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判项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4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钟家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秀淮出售其持有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家全支付0.8万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补足出资4.2万元）”；二、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钟家全与付冬跃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三、驳回杨秀淮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钟家全、付冬跃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钟家全负担40元，杨秀淮负担10元。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一是钟家全转让股权时是否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二是杨秀淮要求按照2017年3月1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㈠关于钟家全转让股权时是否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的问题。 首先，本院赞同二审法院的以下观点，即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拟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不仅需要向其他股东告知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还应当告知受让人、转让数量、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转让股东可以一次告知前述全部内容，也可以分几次告知。本案中，钟家全于2017年1月18日、1月20日通过短信和邮件通知杨秀淮，其拟对外转让22%的股权，要求限期回复是否愿意购买。该通知载明的转让股权数量与实际转让数量不符，且其中“逾期回复视为不同意购买”只是钟家全的单方意思表示，不符合同昭公司章程第14条第二款“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的规定，对杨秀淮没有约束力。即使杨秀淮收到通知后未回复，也只能视为同意转让，而非不同意购买。在杨秀淮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其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并不丧失，钟家全仍须就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再次通知杨秀淮。但此后钟家全在未通知杨秀淮的情况下，于2017年2月27日与付冬跃签订《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又于2017年3月13日与付冬跃、佳兴教育公司等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同日收取了付冬跃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虽然钟家全于2017年4月14日向杨秀淮邮寄了《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但同时还邮寄了《关于限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要求杨秀淮和同昭公司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显然，钟家全向杨秀淮邮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目的并非告知杨秀淮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并征求其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是告知杨秀淮股权已经转让的事实，并要求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此外，钟家全一方面主张已经向杨秀淮告知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另一方面又主张第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并非真实的转让价格，显然自相矛盾。因此，二审法院认定钟家全转让股权时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并无不当。 ㈡关于杨秀淮要求按照2017年3月1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 首先，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同昭公司章程对于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放弃转让如何处理没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约定。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后，钟家全与付冬跃及钟家林、陈恳、钟家伟、谢伟、朱武刚、佳兴教育公司解除了《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返还了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对于杨秀淮的优先购买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以钟家全在上诉状所附《通知书》为依据，认定其并未放弃转让股权，缺乏充分理由。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同意转让”应理解为放弃本次转让，而非永久放弃转让，也非无条件的放弃转让。当然如果以后转让股东再次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仍享有优先购买权。 其次，钟家全与付冬跃及钟家林、陈恳、钟家伟、谢伟、朱武刚、佳兴教育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钟家全以实缴股本金272万元为价转让股权，第二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是第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价格的12倍。钟家全辩称，第二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是根据同昭公司经营情况约定的真实的转让价格，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杨秀淮认为第二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钟家全为了阻止其行使优先购买权事后伪造的，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鉴于与钟家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都是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及亲戚、朋友、司机等特定关系人，尤其是向6名自然人分别转让0.1%的股权，表明钟家全的真实目的是将其股权分散给他人持股，但仍由自己实际控制，故钟家全与受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同于正常的股权交易，第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并非钟家全的真实意思表示，杨秀淮要求以该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可能造成交易结果明显不公。 综上，二审法院认定钟家全转让股权时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并无不当，但认定钟家全未放弃转让股权，并判决钟家全按照2017年3月13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秀淮转让股权，适用法律不当。钟家全关于其已经放弃转让股权，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不应支持的再审理由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钟家全转让股权时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在杨秀淮已经提起诉讼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钟家全没有在一审中表示放弃转让股权，而是在一审判决支持杨秀淮优先购买的请求后，才放弃转让股权，其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应由钟家全负担。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0507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40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杨秀淮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钟家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涛 审判员 何 华 审判员 张 杨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吴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