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桂03行终8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秀英，女，192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玉明，女，194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建华，男，195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彩荣，女，196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凤梅，女，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世富，男，1970年6月16日出，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桂华，女，197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兴中，男，195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向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辉，该局局长。 上诉人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因与被上诉人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其他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行初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向一审法院诉称，被告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答复意见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被告所谓的“目前尚未出台新的确认参加工作时间的政策文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之规定，既然未有新政策文件,那么根据中组发【1982】11号《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确定》《自治区人事厅关于我区镇南关解放之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问题的复函》（桂人函【1999】372号）规定，原告的工龄依照规定依法从1949年11月计算工龄。2.被告所谓的“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计算工龄暂无政策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虽为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具体到原告，当时回乡参加农村工作,可以参照此规定。根据劳动部工资局（61）中劳薪字第102号、国务院国文办字（63）377号、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79）教计字503号等规定，“上述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解放前夕最后所在的一个学校（不包括补习学校和私塾以及敌伪、国民党或其他反动党团举办的专门属于军事、政治性质的学校）连续担任工作的时间，可与解放后连续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原告的工龄年限应从1946年计算。3.根据中共中央中发【63】224号规定：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于部，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由单位发给证明，回家参加劳动生产的，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可计算工作年限。如上所述：被告所谓的“因此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齡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违反了上述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被告作出的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 原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被告作出的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 证据2.杨连全的死亡证明。 被告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杨连全在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不能一并计算连续工龄。经查阅杨连全的人事档案信息，其档案中《一九六二年精简处理国家人员情况调查表》和《退职人员证》等资料记载杨连全于1962年7月自愿退职还乡，1979年被重新录用。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计算工龄暂无政策依据，因此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根据《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和中共中央《关于保留干部身份人员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中发【63】224号）规定“一九五七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凡是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不领工资、不办理退职手续、回家参加劳动，可以批准，并且发给证明。……这些保留干部身份的人员，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工龄照算，公费医疗待遇不变”。因杨连全是办理了正式退职手续的退职还乡人员，既不是知青下乡人员亦不是不办理退职手续的保留干部身份人员。因此不适用以上两个文件，故杨连全在退职回家期间不能一并计算连续工龄。二、杨连全提出要求根据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等文件从1946年计算工龄这一诉求于法无据。杨连全向我局递交的《连续工龄计算认定申请书》中只提出了要求重新将其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期间以及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认定为连续工龄的诉求。我局已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依法依规向杨连全作出了答复意见。杨连全在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根据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等文件从1946年计算工龄这一诉求在之前递交的报告中并未提及。同时，根据（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第二点:“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学、中学或小学连续担任工作的正、副校长，解放后仍在该校连续担任工作的，一般应计算为连续工龄，但有反动身份者（一般可参照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劳动部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来掌握），则不应计算为连续工龄；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学校担任训导长、训育主任、军官教官和专任反动政治课程（如党义、三民主义、公民课）的时间，不应计算为连续工龄”据原告档案记载，杨连全同志于民国三六年九月（1947年9月）被任命为漠川乡义和村第二国民学校试用校长，于1947年2月-3月选为村长，1947年3月-1949年3月在家生产，1950年参加教员培训班。因此，不满足仍在该校连续担任工作的规定，不能计算连续工龄。三、原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的认定是符合政策规定的。根据2014年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和县教育局关于原告杨连全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和以往有关组织部门确认的工龄:原告杨连全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且根据原告杨连全的个人思想总结和自传记录，其1950年因害怕困难，主动脱离组织，1950年2月重新参加教员招考，通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到桑木村工作。按照中组发【1982】11号文第十条的有关规定:“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因此，原告杨连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四、政策依据：（一）《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二）中共中央《关于保留干部身份人员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中发【63】224号），（三）《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确定》（中组发【1982】11号）。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答复意见适用政策得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一九六二年精简处理国家人员情况调查表》和《退职人员证》，证明原告于1962年7月自愿退职还乡，1979年被重新录用； 证据2.《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和中共中央《关于保留干部身份人员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中发【63】224号），证明原告是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的退职还乡人员，既不是知青下乡人员亦不是不办理退职手续的保留干部身份人员。因此不适用以上两个文件，故原告在退职回家期间不能一并计算连续工龄； 证据3.（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证明原告不满足仍在该校连续担任工作的规定； 证据4.2014年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和县教育局关于原告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 证据5.原告的个人思想总结和自传记录，证明原告1950年因害怕困难，主动脱离组织，1950年2月重新参加教员招考，通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到桑木村工作； 证据6.中组发【1982】11号文第十条的规定：“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证明原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 一审法院对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有关事实的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县人社局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答复内容如下：一、关于要求认定你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期间计算为连续的工龄问题。2014年县委组织部、人社局和教育局就此问题已给出具体答复意见，明确你的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3月。目前尚未出台新的确认参加工作时间的政策文件,因此你的工龄仍从1950年3月算起。二、关于要求认定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龄问题。经查阅你的人事档案信息。根据档案中《一九六二年精简处理国家人员情况调查表》和《退职人员证》相关记载，“你于1962年7月自愿退职还乡，1979年被重新录用。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计算工龄暂无政策依据,因此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是解决知青下乡人员的工龄问题，并不适用于退职还乡人员。综上，我局的处理意见为：你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期间和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不能重新计算连续工龄。” 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李秀英与杨连全（2019年4月10日病故）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七个子女。因杨连全向有关部门递交报告要求按照镇南关解放前参加工作提高待遇，2014年11月3日中共兴安县委员会组织部、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兴安县教育局对其报告作出的《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答复内容如下：一、依据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中组发【1982】11号）“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我党开办地军事学校、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和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大学、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校之日起算。”您述于1949年11月考入县干校培训，当时“县干校”应不属于“大学、公学”的范畴。二、又据（中组发【1982】11号）“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当地解放后开办的革命大学和被我接收、恢复开学的高等学校，以及抗日中学、联合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各类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附设的中学部、预备班学习后分配工作的，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你述于1950年3月参加县教师集中训练班学习后即派任桑木村第三校任文化员，你的条件与此款政策相吻合。同时，县人社局、教育局原认定你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因此证明，组织上已按要求明确了您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1950年2月）。三、你申报的退休申请表上，也要求组织上按1950年2月认定你的参加工作时间。根据档案记载，你实际参加工作时间应为1950年3月（即为参加教师集训时计算），县人社局、教育局原批准的1950年2月参加工作，鉴于你为革命做的贡献，且原确定的时间与你实际参加工作时间仅相差一个月，间隔时间不长。因此，你参加工作时间继续沿用1950年2月，不再进行更改。你所提出的按解放前参加工作（1949年11月）提高待遇的要求，不符合政策规定。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9年4月1日，杨连全以本案被告、兴安县教育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诉请的事项为“确认未对其2018年12月14日邮寄的连续工龄计算认定申请作出处理的行政不作为违法；判令被告依法作出处理。”2019年4月4日，原告杨兴中通过EMS分别向县人社局、兴安县教育局邮寄了申请撤销《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2019年7月18日原告再次以上述二单位为被告，向一审法院分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县人社局、县教育局未对原告撤销申请作出的行政不作为违法，要求依法作出处理。2019年2月21日杨连全向县人社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该局公开其申请（2018年12月14日邮寄的连续工龄计算认定申请书）的办理过程和结果，承办人员、主管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该局作出答复，认为其申请内容实为信访，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对承办人员的基本信息告知其可以在兴安县人民政府网上查看，并告知了网址。杨连全不服，向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申请复议，2019年5月27日市人社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县人社局的答复。在市人社局作出复议决定之前，杨连全因病去世，但市人社局仍将杨连全列为申请人，本案八原告不服，将县人社局和市人社局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开庭后，向原告、被告释明，被告市人社局表示撤销复议决定，原告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没有撤回该诉讼。在审理上述信息公开案过程中，市人社局撤销了该复议决定，将本案八原告变更为申请人，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县人社局的答复，八原告不服，再次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认为相关行政机关对杨连全生前工作时间及工龄认定错误而引发的纠纷，原告认为杨连全参加工作时间为1949年11月，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应计算工龄。杨连全1988年10月从兴安县湘漓镇双河小学退休，对其工作时间、工龄计算在其退休时已经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杨连全在该法施行前已经退休，法不溯及既往，因此对该法颁布前的行政行为没有溯及力，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受理的，在行政诉讼法施行后也不能受理。原告对工作时间及工龄认定行为不服，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尽管杨连全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相关部门对其申请作出了答复处理，但是此类答复是行政机关的重复处理，该行为并没有改变原行政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当事人对此答复不服也不可诉。本案被告作出的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实际是对杨连全工作时间和工龄问题的重复处理，并不是对原告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新行政行为。杨连全退休前系教师，其工作时间和工龄的认定也不受行政诉讼法调整，因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基本前提。若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则人民法院不应立案，已经立案的，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的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常认为，该款规定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按照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对外作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的起诉。 上诉人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1.依法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5行初4号行政裁定；2.依法改判并支持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0日收到（2019）桂0325行初4号行政裁定，该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此不服，依法上诉。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故意转移案件焦点，适用依据错误。1.上诉人父亲的《干部履历表》明确载明1944年5月参加教师工作。根据劳动部工资局（61）中劳薪字第102号、国务院国文办字（63）377号、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79）教计字503号等规定，“上述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解放前夕最后所在的一个学校（不包括补习学校和私塾以及敌伪、国民党或其他反动党团举办的专门属于军事、政治性质的学校）连续担任工作的时间，可与解放后连续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上诉人父亲的工龄年限应从1946年8月计算连续工龄。单位按1950年2月计算工龄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并重新连续计算工龄。根据中共兴安县委员会组织部、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兴安县教育局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的《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中提到的《履历鉴定表》明确载明1949年11月加入县干校，恰恰与上诉人父亲1949年11月参加游击队进入县政府工作考入县干校完全吻合，根据规定，依法应计算为连续工龄。故，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所谓的“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计算工龄暂无政策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原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虽为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具体到上诉人父亲，当时回乡参加农村工作，可以参照此规定。根据劳动部工资局（61）中劳薪字第102号、国务院国文办字（63）377号、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79）教计字503号等规定，“上述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解放前夕最后所在的一个学校（不包括补习学校和私塾以及敌伪、国民党或其他反动党团举办的专门属于军事、政治性质的学校）连续担任工作的时间，可与解放后连续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因此上诉人父亲的工龄年限应从1946年计算。3.根据中共中央中发【63】224号规定：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由单位发给证明，回家参加劳动生产的，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可计算工作年限。如上所述：被上诉人所谓的“因此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违反了上述规定，依法应予以纠正并计算为连续工龄。4.本案不属于所谓的“重复处理”，上诉人父亲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父亲的问题作出的所谓处理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依据错误，何来所谓的“重复处理”！二、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六）项、第（十二）项及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关于受案的相关规定，依法属于法院受案范畴。本案不属于“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范畴。况且被上诉人未对申请作出任何处理，明显不属于一审认为情形。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8】1号）等规定，依法上诉，请求依法审判，支持诉请，解决纷争。 被上诉人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在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不能一并计算连续工龄。经查阅上诉人的人事档案信息，其档案中《一九六二年精简处理国家人员情况调查表》和《退职人员证》等资料记载：上诉人于1962年7月自愿退职还乡，1979年被重新录用。退职回家至重新录用期间计算工龄暂无政策依据，因此，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工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根据《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和中共中央《关于保留干部身份人员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中发【63】224号）规定：“一九五七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凡是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不领工资、不办理退职手续、回家参加劳动，可以批准，并且发给证明。……这些保留干部身份的人员，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工龄照算，公费医疗待遇不变”。因上诉人杨连全是办理了正式退职手续的退职还乡人员，既不是知青下乡人员亦不是不办理退职手续的保留干部身份人员。因此不适用以上两个文件，故上诉人在退职回家期间不能一并计算连续工龄。二、上诉人提出要求根据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等文件从1946年计算工龄这一诉求于法无据。上诉人向答辩人递交的《连续工龄计算认定申请书》中只提出了要求重新将其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期间以及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期间的认定为连续工龄的诉求。答辩人已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依法依规向上诉人作出了答复意见。上诉人在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根据教育部（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等文件从1946年计算工龄这一诉求在之前递交的报告中并未提及。同时，根据（64）高人学载字第176号第二点：“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大学、中学或小学连续担任工作的正、副校长，解放后仍在该校连续担任工作的，一般应计算为连续工龄，但有反动身份者（一般可参照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劳动部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来掌握），则不应计算为连续工龄；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学校担任训导长、训育主任、军官教官和专任反动政治课程（如党义、三民主义、公民课）的时间，不应计算为连续工龄。”据上诉人档案记载，杨连全同志于民国三六年九月（1947年9月）被任命为漠川乡义和村第二国民学校试用校长，1947年2月-3月选为村长，1947年3月-1949年3月在家生产，1950年参加教员培训班。因此，不满足仍在该校连续担任工作的规定，不能计算连续工龄。三、上诉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的认定是符合政策规定的。根据2014年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和县教育局关于上诉人杨连全要求确定参加工作时间的答复和以往有关组织部门确认的工龄：上诉人杨连全参加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且根据上诉人杨连全的个人思想总结和自传记录，其1950年因害怕困难，主动脱离组织，1950年2月重新参加教员招考，通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到桑木村工作。按照中组发【1982】11号文第十条的有关规定：“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因此，上诉人杨连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0年2月。四、政策依据（一）《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二）中共中央《关于保留干部身份人员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意见》（中发（63）224号）；（三）《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确定》（中组发【1982】11号）；因此，答辩人作出的答复意见适用政策得当，是正确的，请求予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认为杨连全参加工作时间应当是为1949年11月，且1962年9月至1978年12月应当计算工龄，被上诉人兴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当根据该工龄计算补发工资和落实提高相应待遇，遂向被上诉人提交申请，要求认定工龄和落实待遇。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认定杨连全工龄从1950年3月开始计算，1949年11月-1950年3月和1962年9月-1978年12月不能重新计算为连续工龄，杨连全于2019年3月4日收到该答复意见书后不服，遂引发本案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1990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而杨连全于1988年10月从兴安县湘漓镇双河小学退休，相关部门在其退休时对其工作时间、工龄计算和退休工资待遇等已经作出认定，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该法颁布前的行政行为没有溯及力，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关于不服工龄认定的行政案件，故人民法院依法不能受理。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虽然上诉人要求撤销的是兴人社信复字【2019】1号关于杨连全同志要求认定计算连续工龄的答复意见书，但是由于关于杨连全工龄的问题已在1988年作出过认定，该涉诉意见书实际上是对已经处理的问题作出的答复，没有对杨连全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际的、新的影响，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李秀英、杨玉明、杨兴中、杨建华、杨彩荣、杨凤梅、杨世富、杨桂华的起诉符合法律的规定。 综上，一审裁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云艳 审 判 员 李永群 审 判 员 霍凤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 灿 书 记 员 黄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