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5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正秀，女，195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福荣，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成学，男，193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原审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街上。法定代表人：郗天银，该村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黄正秀、罗福荣与被上诉人黄成学、原审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4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正秀、罗福荣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及理由：本案属于确权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整的范围。争议土地是上诉人之外公黄丙成、外婆杨白英的承包地，不是被上诉人黄成学及其子女的承包地，由于黄成学不是杨白英所生，黄成学不愿承担杨白英的生养死葬义务，也就出现了1999年冬月初八写下的凭据，该凭据约定了杨白英的生养死葬义务由杨白英亲生女黄正英（上诉人之母）、黄正秀共同承担，口头约定杨白英的承包地归黄正英、黄正秀二家。当时确属土地暂由黄成学耕种，黄成学耕种不起后交由上诉人耕种管理。2001年正月二十日，被上诉人需要将上诉人外公、被上诉人之父黄丙成的坟迁埋在上诉人的土中，约定给一份土地作调换，详见“2001年正月二十日凭据”，这样一来，黄丙成、杨白英的二份土地都划归上诉人家和黄正秀二家了，由于上诉人家用地给被上诉人迁坟，故上诉人家在与黄正秀家划分土地时得的是1.51亩，黄正秀分得是1.28亩。2017年农村实行土地确权登记，长春村基于该凭据，对争议之地确权归上诉人，颁证前曾作过二次公示，而且指划界线时还是被上诉人之女婿孙远春指划的，对长春村村委会的二次公示被上诉人家并未提出过争议，在此情况之下，长春村村委会才按土地确权的程序上报给大方县人民政府，由大方县人民政府进行颁证。涉案的争议之地已经大方县人民政府进行了颁证，详见罗福荣、黄正秀“农村土地经营权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认真审理后，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黄成学二审未作答辩。原审被告长春村委会未作陈述。原审原告黄成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罗福荣与被告长春村委会订立的《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２.判令被告罗福荣返还原告黄成学1.51亩的承包地；３.请求依法确认被告黄正秀与被告长春村委会订立的《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４.判令被告黄正秀返还原告黄成学1.28亩的承包地；５.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黄成学与被告罗福荣之母黄正英及被告黄正秀系同父异母的兄妹。1998年10月15日，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向原告黄成学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户主为原告黄成学，承包面积为8.7亩，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4年1月1日，该承包证上的土地包含原告黄成学的父亲及被告黄正秀母亲的门口（黄家麻窝）的土地，后该二人相继去逝。1999年冬月初八，被告罗福荣之父罗正奎，被告黄正秀之夫郑大成作为甲方，原告黄成学作为乙方，签订《凭据》一张，内容为：“事由：一九九九年的腊初八，甲方的岳母去逝，超度的一切经济费用都由甲方负责，约记一万二仟元，安葬地一穴，经济费用五仟元。当时乙方继母杨氏不照管，由女黄正英、黄正秀来负责生养死葬，当时棺木由甲方罗正奎、郑大成两人联手买，用费合计一仟七佰元。”该《凭据》上注明了抬寿木的在场人陈德清、陈万云、陈万荣、黎光华、杨继益、杨继伍、王大伦。2001年正月二十日，被告罗福荣作为甲方，原告黄成学作为乙方，签订《凭据》一张，内容为：“事由：乙方将其父移迁葬到甲方的土地上，乙方当时没有经济来源，要求甲方答应这块地安葬老人，乙方愿将一份土，交与甲方管理使用，甲方以同意。当时乙方保证，如果我没有劳动能力，就交给甲方使用管理，与乙方后代无关。”该《凭据》上注明了在场人张少全、郑大成。2017年10月20日，被告长春村民委员会根据被告黄正秀、罗福荣提供的《凭据》分别与被告黄正秀、罗福荣签订《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约定将涉案土地门口即黄家麻窝1.28亩的土地承包给被告黄正秀，黄家麻窝1.18亩的土地和小冲0.33亩的土地承包给被告罗福荣。2018年4月8日，大方县人民政府向被告黄正秀、罗福荣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9年4月17日，原告起诉至黔西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黄正秀、罗福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撤诉。另查明，原告黄成学由其三女黄三群照顾，涉案土地黄家麻窝属原告黄成学之父及其继母即被告黄正秀母亲的承包地，小冲属该2人的自留地。涉案土地一直由原告黄成学及其三女夫妇耕种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其中转让指将承包经营权出卖或赠与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首先，罗正奎、郑大成与原告黄成学签订的《凭据》中并未对涉案土地进行约定，被告罗福荣与原告黄成学签订的《凭据》约定的也只是一份土，而被告长春村委会与被告罗福荣、黄正秀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牵涉的是原告黄成学之父与其继母的共2个人的土地，也超出了《凭据》的约定；其次，《凭据》也无发包方即被告长春村委会的书面同意意见；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仅享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原告黄成学将涉案土地赠与被告罗福荣的行为也是无效的。同时，农村土地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的，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涉案土地所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户主黄成学尚在，且被告黄正秀、罗福荣与原告黄成学亦不是同一家庭承包户。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和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的规定，被告长春村委会在未收回涉案土地及未解除原来与原告黄成学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前，仅凭被告黄正秀、罗福荣提供的《凭据》就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被告黄正秀、罗福荣，违反了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一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被告长春村委会与被告黄正秀、罗福荣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被告黄正秀、罗福荣应将其基于《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获得的土地返还给原告黄成学。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罗福荣、黄正秀与被告长春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罗福荣返还土地1.51亩，被告黄正秀返还土地1.28亩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判决：一、被告罗福荣与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被告罗福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黄成学黄家麻窝的土地1.18亩及小冲的土地0.33亩，共计1.51亩；二、被告黄正秀与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被告黄正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黄成学黄家麻窝的土地1.28亩。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罗福荣、黄正秀、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就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黄正秀作为原告，以孙远春、黄三群为被告，黄成学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返还原物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8）黔0521民初3575号字号立案。黄正秀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请为判令被告停止侵占、排除妨碍、返还土地、赔偿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同一宗土地黄正秀、黄成学均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土地权属，双方之间的纠纷本质属于土地权属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黄正秀的起诉。黄正秀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本院以（2018）黔05民终4617号字号立案受理。本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土地存在多个权利主体，土地权属不清，一审裁定正确，驳回黄正秀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就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罗福荣作为原告，以孙远春、黄三群为被告，黄成学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返还原物纠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8）黔0521民初3577号字号立案。罗福荣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请为判令被告停止侵占、排除妨碍、返还土地、赔偿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同一宗土地罗福荣、黄成学均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土地权属，双方之间的纠纷本质属于土地权属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罗福荣的起诉。罗福荣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上诉。本院以（2018）黔05民终4626号字号立案受理。本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土地存在多个权利主体，土地权属不清，一审裁定正确，驳回罗福荣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二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及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主管范围。本院认为，识别案涉两份《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5种情形进行判断。如果承包合同符合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则承包合同无效；反之，则有效。从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及签订程序分析，首先，案涉两份承包合同系长春村委会与罗福荣、黄正秀分别签订，签订合同前长春村委会进行公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签订承包合同时长春村委会或罗福荣、黄正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也不能证明长春村委会或罗福荣、黄正秀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同样不能证明两份承包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其次，长春村委会在签订案涉两份承包合同时，并没有收回或调整黄成学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只是将黄成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再次发包给罗福荣、黄正秀，该行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第三，事实上黄成学主张该两份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系长春村委会将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在未收回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发包给罗福荣、黄正秀二人。但该理由仍然达不到否认案涉《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目的。具体理由如下，一是黄成学在一审起诉时并未如实陈述长春村委会与罗福荣、黄正秀二人签订承包合同的原因，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罗福荣、黄正秀二人与长春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的缘由是黄成学与罗福荣之父罗正奎及黄正秀之夫郑大成（1999年）、罗福荣（2001年）分别签订两份《凭据》。1999年的《凭据》内容，并未涉及土地流转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订立1999年《凭据》的双方并未形成土地流转的要约和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订立合同的方式及第二十五条关于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依据1999年《凭据》形成的土地流转要约和承诺并不成立。2001年的《凭据》，是黄成学将其父移迁葬到罗福荣土地上而与罗福荣互换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关于合同内容必须具备“标的”的规定，2001年的《凭据》因互换土地即互换“标的”为“一份土”没有四至界限不明确具体，而标的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必备条款，没有标的的合同不能成立。二份《凭据》关于土地流转均属未成立的合同，未成立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效力的判断。二是本院生效裁定已经认定案涉土地存在多个权利主体，土地权属不清，双方应向人民政府申请解决。对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黄成学于1998年10月取得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罗福荣、黄正秀于2018年4月取得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就是说同一宗土地上存在两个权属证书，即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关于权属争议处理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就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谁享有向相关人民政府申请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管辖范围。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42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黄成学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一审原告黄成学；上诉人黄正秀、罗福荣各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