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7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正应，男，199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鹏，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香涛，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瑶海区国磊汽配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天长路23号合肥汽配城家具厂段2幢南1号，注册号340102600495388。经营者：陈文瑞，女，198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原审被告：曹迪，男，199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上诉人苏正应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瑶海区国磊汽配商行（以下简称国磊商行）、原审被告曹迪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2民初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正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国磊商行对苏正应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由国磊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从现有证据表明的事实看，一审法院对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没有做到客观真实。1.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双方主体应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三里街店实际经营是从2016年开始，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工商登记，但不影响经营，直至曹迪跑路前才办理工商登记，且三里街店的实际经营主体只有曹迪一人。苏正应见昔日老同学经营火热，便与曹迪仅在铜陵北路合伙开办合肥瑶海区正应货物转运服务部（下称摩配城店），至于不存在的“万达物流”是基于商业策略虚构的经营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曹迪与苏正应以虚构的“万达物流”为噱头，各自对外招揽业务，各自负责自己的业务，并不互相发生人财物的混同。苏正应与国磊商行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不承担应由曹迪承担的民事责任。2.曹迪与苏正应并未就“万达物流”构成合伙关系，仅在“摩配城店”构成合伙关系。一审判决并未依据合伙的相关规定认定苏正应承担连带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但前提是双方具有合同关系才能依据合同的约束力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而苏正应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义务。3.关于苏正应微信聊天记录的说明。苏正应与曹迪为认识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两人除了在商业上即“摩配城店”存在利益关系外，出于对朋友的维护和关照，苏正应在微信聊天群中说出安抚曹迪委托人的话，并不构成债的加入。一审庭审中国磊商行提出的债的加入，也证实了国磊商行对苏正应与曹迪具有两个经营主体事实的认可。（二）国磊商行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具有举证义务。1.国磊商行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苏正应没有在“三里街店”的经营中与国磊商行形成委托合同关系。2.国磊商行提出苏正应与曹迪之间系合伙关系或者是两人共同接受国磊商行的委托，其依据仅是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国磊商行应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苏正应与曹迪之间具有合伙关系、苏正应与曹迪发生人财物的混同。3.苏正应没有达成债的加入的意愿，仅是出于帮助朋友的好意而作出发言，其好意施惠关系并不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不能据此作为证明苏正应与国磊商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苏正应与国磊商行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并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让苏正应承担还款义务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性质应当是国磊商行与曹迪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苏正应无关，不能仅凭个人发言认定苏正应与曹迪之间具有合伙关系或者债的加入。国磊商行辩称，我当时把货物交给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至于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是否是苏正应和曹迪合伙经营的，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把货物交给他们，现在货物没有了，苏正应和曹迪应当赔偿我的损失。曹迪未作答辩。国磊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苏正应、曹迪向国磊商行返还货款2800元并承担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自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苏正应、曹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至6月期间，国磊商行多次委托苏正应、曹迪以“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苏正应、曹迪开具合肥至淮南往返专线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单，该托运单上载明：货物名称为配件，付款方式为到付，代收货款金额、提货方式为自提等内容。货物运抵目的地后，由客户支付货款和运费，万达货运代收货款。2018年4月起苏正应、曹迪在代收货款后并未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将货款交付给国磊商行，尚欠国磊商行代收货款共计2805元。2018年6月27日，曹迪、苏正应在万达物流客户微信群内分别发布信息，对欠客户代收货款的事实予以认可。2018年7月11日，国磊商行和其他货主因涉案经营场所关门停业遂向合肥市公安局三里街派出所报警，后向该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未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国磊商行与苏正应、曹迪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国磊商行提供“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托运单、销售出库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货物运输及代收货款的合同关系，苏正应对国磊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辩解国磊商行提供的货号以6HF开头的托运单所欠的代收货款与其无关。因苏正应、曹迪均以未注册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并向国磊商行出具托运单，且苏正应、曹迪在微信群内均认可欠款事实，苏正应、曹迪内部结算方式对国磊商行不具有约束力。故国磊商行与苏正应、曹迪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应予以确认，苏正应的辩解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苏正应、曹迪对所欠国磊商行的代收货款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苏正应、曹迪在代收货款后应及时与国磊商行结算，将代收货款支付给国磊商行。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代收货款的给付时间，国磊商行在合理期限内可随时要求苏正应、曹迪给付货款，国磊商行提供的托运单载明的代收货款金额合计为2805元，其在本案中主张28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苏正应、曹迪的违约行为，实际给国磊商行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对于国磊商行主张的利息损失法院依法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持。曹迪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苏正应、曹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国磊商行代收货款2800元，并自2019年1月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款清时止；二、驳回国磊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80元，合计130元，由苏正应、曹迪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虽国磊商行与苏正应、曹迪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国磊商行依法提交了销售清单、万达物流货物托运单（客户联）、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国磊商行委托苏正应、曹迪运输货物并代收货款。虽苏正应对国磊商行于本案提交的万达物流货物托运单不认可，认为其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苏正应、曹迪均以未注册的“合肥万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且其向托运方出具的托运凭证均一致，并未在托运凭证上明确区分苏正应与曹迪是不同的运输主体及代收货款主体。另苏正应、曹迪均在微信记录中对尚欠托运方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应为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关系的确认。苏正应辩解其在微信群的发言仅为朋友帮忙，该辩解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苏正应、曹迪均是合同的相对方有事实依据。此外，苏正应与曹迪的内部关系应如何定性、内部责任应如何区分，均与本案托运方主张的外部法律关系无关，本案不予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苏正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苏正应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亚娟审判员  古开利审判员  马 莉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姚瑞芳书记员吴喻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