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大益，男，汉族，1973年9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贵州龙在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光富，男，汉族，1965年1月13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明，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勇，贵州贵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明春，男，汉族，1977年2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上诉人周大益因与被上诉人周光富、何明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2民初5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大益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周大益、周光富、何明春三人原计划合作金沙项目，本案借款原为金沙项目保证金，后项目未做成则转为借款。周大益、何明春是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并无证据证明周大益和何明春之间系合伙关系而向周光富借款的事实。2、周大益与何明春出具的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周大益已偿还的120000元系偿还的本金，而不是利息，应予扣减本金。2018年11月18日只有何明春一人出具的《说明》中约定的利息，且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届满后利息是否计算的问题，因此对利息约定不明，且无周大益的签字，周大益对此不知情，一审判决认定周大益仍要偿还本金及利息极不公平。周光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周大益与何明春是共同借款人，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二人系将借款共同投向金沙工地，一起承建工地，系合伙关系，借款用途并不影响本案的还款责任。2、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共计50000元，而2017年3月8日重新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仍为200000元，没有将50000元扣减，充分说明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利息，而不是本金。本案借款存在利息，利息为月利率2%。3、何明春出具的说明载明上诉人已按月息2%结算支付利息至2017年8月8日，加之上诉人支付50000元未从本金扣除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借条出具后支付过部分款项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借款利息为月息2%。4、被上诉人出具借款后，周大益、何明春支付利息至2017年8月8日，金额为108000元，并有何明春出具的说明以及上诉人提供的部分银行流水可佐证，同时与上诉人一审陈述的已支付10多万元相印证。上诉人所称已支付120000元款项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何明春辩称，其与周大益各承担100000元本金还款责任，其本人差欠100000元本金及利息。周光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何明春、周大益立即偿还周光富借款本金200000元，并从2017年8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该借款之日止，按照月息2%计付利息（截止到起诉时暂定借款利息为100000元）；案件受理费用由何明春、周大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8日何明春、周大益因合伙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周光富借款200000元，该笔借款由周光富通过贵州农信汇款至何明春账户。2017年3月8日何明春、周大益向周光富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光富现金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订于一年之内还清。此款借来用于金沙工地。特此据。”，2018年11月18日何明春向周光富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何明春、周大益于2015年5月8日，向周光富借款贰拾万元（200000.00元），用于金沙工地资金周转，当时约定月利率为2%，并限一年内还清，到期后何明春、周大益无力偿还，又于2017年3月8日延期至2018年3月8日，并重新出据借条（原借条已收回），利息已结算至2017年8月8日”。周大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5年10月14日向周光富转账10000元，于2016年7月7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月29日转账2次共20000元，共计周大益向周光富转账50000元，现周光富以何明春、周大益违约未清偿本金及后续利息为由诉来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何明春、周大益因做工程缺乏资金向周光富借款，周光富依约向何明春、周大益支付了借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周光富及何明春、周大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因何明春、周大益未依约清偿借款，周光富经催收无果，起诉要求何明春、周大益清偿借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是周大益于2017年8月8日前支付的50000元是否属于利息，原审法院结合何明春、周大益为合伙关系，合伙人出具的“说明”对其他合伙人有约束力，且何明春、周大益后于2017年3月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仍为200000元，结合何明春出具的“说明”，可以确定周大益在此期间向周光富银行转账支付的50000元为利息而非本金，原审法院对周光富主张的双方约定利率为月利率2%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审法院对周光富请求判决何明春、周大益从2017年8月9日起按照月息2%计付利息至实际付清该借款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何明春、周大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周光富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按如下方式计算：以未予清偿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本判决生效后，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何明春、周大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如约定了利息，则利息标准如何认定；2、周大益的还款责任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借款本金200000元于2015年5月8日产生，并在2017年3月8日由周大益、何明春出具借条载明向周光富借款200000元，虽然该借条上未约定利息，但根据上诉人周大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在2015年10月14日向周光富转账10000元，于2016年7月7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月29日转账2次共20000元，即在周大益与何明春向周光富出具“借条”之前，周大益已向周光富支付了50000元，但由其本人签字确认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本金仍为200000元，并未扣减该50000元还款，如本案借款未约定利息，则有悖常理，因此本院认定周大益的还款事实表明本案借款约定有利息。同时，在何明春2017年3月8日出具的“说明”上，明确认可向周光富的借款利息为月息2%。综上，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借款事实上约定有利息。关于借款利息标准，周光富主张借款利息为月息2%，结合何明春于2018年11月18日向周光富出具“说明”内容来看，本案借款利息标准认定为月利率2%，符合本案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周大益、何明春在“借条”上以借款人名义签字，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其次，周大益与何明春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影响二人应承担的本案还款责任，鉴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是周光富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中对于周大益与何明春之间是否属于合伙关系不予评价。一审法院认定何明春、周大益向周光富借款200000元是因为二人合伙做生意，该项认定超越本案审理范围，应直接认定何明春、周大益向周光富借款200000元。再次，关于上诉人周大富所持其已偿还120000元的主张，但仅提供了50000元还款的证据，其余款项并无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周大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周大益关于偿还的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问题，经查，借款20万元的出借时间是2015年5月8日，按照月息2%计算，至2015年10月14日，产生利息20000元（200000×2%×5个月）；至2016年7月7日，产生利息56000元（200000×2%×14个月）；至2017年1月29日，产生利息80000元（200000×2%×20个月）。因此，周大益分别于2015年10月14日向周光富转账10000元，于2016年7月7日转账20000元，于2017年1月29日转账20000元，均未完全偿还当期所欠利息。故周大益该项辩解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周大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周大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雨审判员  张睿审判员  何亮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叶迪书记员霍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