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7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钟秀珍，女，1944年2月6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西灵山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胜英，女，197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西灵山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胜萍，女，197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西灵山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胜燕，女，1978年2月1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涛，男，198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西灵山县。 上列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贵，广西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曹德邦，男，194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灵山县人，居民，住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宗贤，广西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秀珍、郑胜英、郑胜萍、郑胜燕、郑涛（以下简称上诉人钟秀珍等）因与被上诉人曹德邦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秀珍等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21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曹德邦拆除建设在原告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位于广西灵山县之间的原告北墙与被告南墙相邻的第一层、第二层长为2.26米、宽为0.18米、高为6.8米的墙体。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土地使用权证上登记“横段2.18米自建12cm与曹屋墙面为界”的事实是错误的，“自建12cm”的内容明显是他人事后非法篡改（具体篡改时间不明）加上去的，超出了原表格所记载的范围，并且该证所记载的其它尺寸的单位均为“米”，不可能又记载为原始真实记载的内容为“横段2.18米与曹屋墙边为界”，并没有所谓“自建12cm”的事实，上诉人房屋的所有墙体都是0.18米后，不可能单独这面墙又建0.12米。更何况后文明确记载“具体界址见附图”，而该土地证的附图记载的涉案争议墙体位置并没有所谓的“自建12cm”的内容，恰好证实“自建12cm”的内容以及“翰吕啟”印章系事后篡改加盖上去的，如若有错，应是撤销收回后重新颁发，即使是登记机关依法更正，作为单位对外出具的公文证件，加盖的也应是国土局的公章，而不是没有法律效力也无法核实的私人印章。2、一审判决认定“1997年5月4日，又在灵山县灵城镇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以原共墙的中心线为界，原被告双方各自建墙，分开使用等”的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方从始至终均没有签订过该协议，协议上的签字名单仅仅有“郑庆光”、“钟文德”“唐泽元”以及“黄**(具体看不清楚）”，是否有上诉人方郑庆雄以及被上诉人曹德邦的签字一目了然，一审法院枉顾事实，作出虚无的认定称原被告双方重新签订了协议书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难免有枉法裁判之嫌。另，郑庆光与郑庆雄是独立的民事主体，郑庆光并无权代表郑庆雄签署该协议，也没有任何的授权委托，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协议中均各自签字的原因，更何况被上诉人所提交的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并非是郑庆光的签字，该协议当中“郑庆光”的字迹明显与其在其它协议当中签字的字迹不一致。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上诉人方并没有在该协议当中签字，也没有授权任何签订的情况下，所谓的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并不能成立，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另行签订各自建墙协议的事实，更何况早在该协议签订之前涉案的墙体被上诉人己建好，不可能存在建好后又能够按照该协议各自建墙分开的事实，即使依法认定该协议真实，那么也仅仅是郑庆光与被上诉人签订不共墙、分开建的协议的事实，因为当时郑庆光的旧墙尚未拆除，因此还能够变更，但其双方签订的该协议与上诉人无关。故一审判决显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3、一审判决认定“1998年6月3日，立新居委会向灵城土地管理所出具了《证明》一份，作为双方房屋界址的生效协议在该土地所备案”的事实和法律效力是错误的。首先，本案并不存在向土地所出具证明备案的事实，即使认定居委会当时出具了该证明的事实，该证明也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因为居委会作出该证明是基于上述所谓的1997年5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出具的，但是并不存在上诉人方签订该协议的事实，因此居委会作出该证明是没有依据的，土地所也没有任何理由依据要求居委会出具该证明；其次，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由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进行认定，灵山县灵城镇立新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无越职责范围对公民之订的合同效力、以何为准作出认定，故该证明是无效的，即使该证明合法有效，那么也仅仅是对真实签字的郑庆光具有约束力，并不能证明中所述的“郑曹两家”就包含上诉人方。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本案一审判决在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1997年5月4日签订协议书后从一楼至三层半自建涉案宽0.12米墙体的情况下认定了该事实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与其认定的郑庆雄续建房屋第三、四层时，就在被告建好的争议墙体上续建一幅宽0.18米的墙体相互矛盾，既然上诉人建一至三层半的0.12米墙后，又如何在建三至四层时在被告的墙体上建了一幅0.18米宽的墙体，既然都按0.12米建好到四层了，又怎么再多余去加建，又不存在拓展空间的作用，上诉人不可能在其建好的两层半瓦屋上砌墙，违背客观事实和常理。事实中，上诉人的房屋涉案墙体从建房开始京师基于双方共墙协议的约定，在被上诉人建好的一至二层基础上续建上去，现场状况也证明了上诉人建设的涉案墙体位置的楼面与墙体是同一平面整体，冻存在按0.12米建好三层半后又在房屋主体即承楼面以外再建三至四层0.18米墙体的事实。二、上诉人的主张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实质是：1、被上诉人建设的涉案墙体是否超出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占用到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范围？2、若超出范围，在被上诉人不认可双方共墙的情况下，其超出土地使用权范围建设在上诉人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墙体是否对上诉人构成侵权，而并非一审判决多次论述的双方是否各自、分开建墙的问题，这仅仅是形式上的书面协议，并不能代表实际的客观情况，理由如下：1、对于被上诉人建设的涉案墙体是否超出其土地使用权范围占用到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范围上的土地问题。根据本案事实，上诉人方建设的房屋北面墙体与被上诉人房屋南面墙体时，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共墙协议让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土地上建好一至二层墙体后，在其二层的基础上加建上去的，即上诉人房屋涉案一至四层的墙体是与被上诉人的墙体在同一垂直平面上的。灵山县国土局及灵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现场勘验后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的《证明》明确证明“郑庆雄该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没有超出其土地使用权证的用地范围”的事实，既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建好的墙体上垂直加建上去的房屋都没有超出自有的土地使用权证的用 地范围，那么必然就是被上诉入建一至二层时建在了上诉人 土地使用权证的用地范围上，该事实是有双方分别在1997 年3月27日、1997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郑曹 房地协议书》明确证实的，协议明确约定曹家在西向补3.2 公尺长15公分地皮给郑家以及由曹家建一至二层拾捌墙（即 0.18米宽）的情况下，郑家才同意兑换作为共墙的。更何况 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可以证实其用地范围宽是 4.4米的，结合被上诉人依法申请灵山县人民法院委托的钦 州宏德测绘服务有限公司经三方现场勘测后作出的（钦州 市）宏德钦[2018](测）字第20号《测量报告书》的结果 明确证实被上诉人实际建设的房屋宽度为4.52米的事实。 因此，本案在案证据均明确、足以证实了被上诉人实际己超 出其土地使用权证即4.4米宽的用地范围占用到上诉人土地 使用权证的用地范围建了4.52米宽房屋的事实。故被上诉 人不认可共墙的事实的情况下，对占用到上诉人土地建设的房屋墙体显然构成侵权，依法应当予以拆除。2、宏德测绘公司当时经法院依法委托，指派了工作人员与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及各自代理人到现场勘测并签字确认，有在案的记录，被上诉人没有狡辩的必要，并不存在被上诉人不参与现场勘测、指界的事实，故该测量报告合法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被上诉人并没有其它证据足以推 翻钦州宏德测绘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测量报告书》和灵山 县国土局出具的《证明》所证明的被上诉人实际已超出4.4 米修建了4.52米房屋和上诉方的房屋没有超出土地使用权 证用地范围的事实，一审判决也并没有否认该两组证据的法 律效力，即使依法认定双方当时存在各自建墙的协议约定。 但各自建墙并不代表被上诉人实际上建墙没有侵占到上诉人的土地，不应混淆两者的概念、性质、区别。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的规定，一审判决避重就轻，避开是否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侵权的争议，一味的论述共墙协议的问题，针对上诉人提供的充分证据避而不谈，反而去认定虚无的、上诉人方并没有签订的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有悖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裁判规则；另，依据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 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 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规定，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作为国家机关的灵山县国土局出具的《证明》以及存档（有国土局的盖章证实）于灵山县国土资源局的1997年4月18日双方签订的《郑曹房地协议书》档案、钦州宏德测绘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测量报告书》的鉴定结论，其证明力均大于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审判决认定的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以及1998年6月3日立新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且不论该协议书和证明是否合法有效。虽然被上诉人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但这仅仅是行政部门形式上审批颁发的，而实际上被上诉人确实是超出所取得的用地、建设许可范围进行违规建设而谎报、瞒报所取得，行政机关依法应予撤销，这些证据并不能 证实被上诉人实际上没有侵占到上诉人土地的事实。 曹德邦辩称，一、关于上诉人的小南门街29号《土地使用权证》是否涂改的问题。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持证人是上诉人的亲属郑庆雄，因郑庆雄的户籍不在灵山县城，所以29号房屋的房产登记人是郑庆雄的兄弟郑庆光，1998年郑庆雄与郑庆光分家析产时郑庆雄分得29号房屋的后进即现争议的地方，郑庆光分得房屋的前进临街铺面，29号诩后进房屋登记为郑庆雄，前进登记为郑庆光。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是于2015年双方诉讼时提供给法院的，上诉人称内容有涂改，是否存在该情况与原件核对就清楚。二、关于1997年5月4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签名问题。该《协议书》的形成是在上诉方与被上诉方因小南门街27号房与29号房产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建过程中，双方矛盾不少、纠纷不断，为此，双方先后就小南门街27号房南面界址与29号房北面界址问题签订了多份《协议书》，于1997年3月27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部分同墙，约定被上诉方用近4公尺地皮与上诉方兑换4米泥墙作同墙;于1997年4月18日签订了《郑曹房地协议书》一份，约定小南门街27号房南面界址与29号房北面界址相接处是共墙，建一、二层时由被上诉方出资；被上诉方正在改建房时，上诉方又提出不少问题，为彻底解决问题，方便日后双方建房，正在施工的被上诉方与上诉方又于1997年5月4日在原灵城镇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重新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上诉方与被上诉方两家原属同墙，为今后改建的需要，避免发生争议，经双方共同商定根据原墙中心线为界，分别自建墙分开。所以，后来改建房都是自建墙分开了。至于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郑庆雄没签名，只因当时其兄弟郑庆光与郑庆雄还没有分屋地，整个29号房产的名字都是郑庆光的，所以只要郑庆光签字就得了。上诉方拿《合同法》原理大论特论，毫无意义，因为我国《合同法》是1999年10月1日才颁布施行的，1997年双方遵守哪里的《合同法》？上诉方又说签订《协议书》之前被上诉方己建好墙体没有各自建墙之说，哪现在双方只要各自挖开墙体探宄，就知是不是各自建墙了。三、关于1998年6月3日原灵城镇立新居委会向灵城土地所出具的一份《证明》的问题。该《证明》只是说明了上诉方与被上诉方因建房界址问题在原灵城镇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订过很多份协议书，1997年5月4日的《协议书》是最后一份，以最后一份为准。就算立新居委会不作说明，按常理说也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在此大谈特谈《合同法》中是谁有权审查合同效力问题，是无稽之谈。因为我国合同法是1999年10月1日才颁布实施的。四、上诉人的29号房屋三至四楼是否有一幅突出墙体建造在被上诉人27号房产墙体上侵占到被上诉人土地使用权空间的问题。被上诉人的房屋以自墙为界，墙体宽0.18米直上，相互无关。被上诉人改建房屋在前，上诉人改建房屋在后。上诉人建造三至四层房屋时，三至四楼间有一幅墙体（长2.26米、宽0.18米、高4.39米）压在被上诉人房屋的自墙上。为何一、二楼建房时双方都能以各自的墙体建造楼房，相安无事，上诉人续建三、四楼时却将墙体外移，将墙体压在被上诉人房屋的墙体上（被上诉人未建第三、四层），完全以被上诉人的墙体当作自己的墙体续建，到上诉人第五层时，又将突出的墙体缩回被上诉人的其原自有墙体的位置续建。上诉人突出墙体在被上诉人土地使用权范围上空，侵占到被上诉人的用地空间，现场一目了然。事实上，上诉人不必要在本案讨论其29号房产三至四楼是否有一幅突出墙体建造在被上诉人27号房产墙体上侵占到被上诉人土地使用权空间的问题，钦州市中院（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已有明确判决，判决结果正确，如果上诉人不服可以申请再审。五、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侵占到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建造墙体及证件效力的问题。本案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证》与被上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都明确了双方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和界址，双方都是以自墙为界，界线分明，又哪有谁占谁的呢！再者若是被上诉人占了上诉人的地，为什么二十多年前上诉人不提出反对意见？其兄弟郑庆光不提出反对意见？被上诉人依法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就表示被上诉人依法取得了该两证界址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因此，被上诉人并没有占有上诉人的土地使用权。也有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为证。至于证件的效力，应以国家颁发的证件为准，在土地界址纠纷的处理原则上是以最后的发证为准。县人民政府发给双方的《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最有效力，在县人民政府撤销这些证书之前或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这些证书之前，这些是县人民政府代表国家颁发的证件永远有效。上诉方与被上诉方于1997年间签订的多份《协议书》己被县人民政府代表国家颁发的证件所取代，《协议书》己失效。一审法院只是利用这些《协议书》去说明双方房屋界址纠纷发生的过程，并未以《协议书》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单独拿1997年4月1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来证明共墙，哪是没用的，因为该《协议书》失效了，正好象说男女双方经法院判决离了婚，有了离婚《判决书》，原《结婚证》未被相关部门收回还在男女双方手上，这时男女双方不能拿着原《结婚证》去说双方仍是夫妻，只能说双方曾经是夫妻。即使是共墙，也是被上诉人用自己的4公尺地皮去与上诉方换得的，被上诉人也有份额，也是以墙中为界，不能说共墙就是上诉人单方所有。上诉人又以2016年5月23日灵山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证明》、2018年5月31日钦州宏德测绘服务有限公司的《测量成果报告》去证明被上诉人建墙在上诉人的土地使用证范围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县人民政府撤销或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之前，任何单位、组织未经县人民政府授权许可去测量这些证书所指向的土地都是无效的，都不可能推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被上诉人依法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就表示被上诉人依法取得了该两证界址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有问题，想要推翻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只能打行政诉讼官司，起诉县政府。综上，一审灵山县人民法院（2019)桂0721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钟秀珍、郑胜萍、郑胜英、郑胜燕、郑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曹德邦拆除建设在原告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位于灵山县之间即原告北墙与被告南墙第一层、第二层长为2.26米、宽为0.18米、高为6.8米的墙体；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灵山县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郑庆雄所有，该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上登记房屋的四至为：东，北段3.6米墙内线为界，横段2.18米自建12cm与曹屋墙边为界，南段4.86米自建墙0.18米墙为界；南，自墙外边线为界；西，自墙外边线为界；北，自墙外边线为界接水沟。该房屋于1998年3月5日经灵山县建设局批准，准建层高为五层，该楼房至今已建至五层，属砖混结构。郑庆雄已去世，被告钟秀珍、郑胜英、郑胜萍、郑胜燕、郑涛系郑庆雄的法定继承人。位于灵山县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灵房权证灵山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灵国用（2015）第01-052号]权属被告曹德邦，该房屋于1997年建好至今，层高为二层半，混合建筑面积139.48平方米、砖木建筑面积29.70平方米，被告的土地使用权证上注明使用权面积为67.58平方米，长度为15.36米，宽度为4.4米，房屋四至为：东、南、西三个方向均至自墙；北至自墙、共墙。原告的29号房屋与被告的27号房屋相邻。 本案争议墙体为被告楼房南面第一、第二层墙体（以下统称“争议墙体”），与原告房屋北面墙体相邻相接，长2.26米、宽0.18米，高6.8米。分属原、被告的房屋原来均是砖瓦结构的平房。1997年双方在改建房屋的过程中，因房屋界至问题发生了纠纷。1997年4月18日，在灵山县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一份《郑曹房地协议书》，约定本案争议墙体为双方共墙，由被告方负责落墙体的基脚及建造第一、二屋的墙体。后来双方仍争议不断，1997年5月4日，又在灵山县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双方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以原共墙的中心线为界，原、被告双方各自建墙，分开使用等。1998年6月3日，立新居委会向灵城土地管理所出具了《证明》一份，作为双方房屋界址的生效协议在该土地所备案，证明载明“郑曹两家的房屋界至问题，以1997年5月4日订立的《协议书》为准”。自此后，郑庆雄自建了房屋北向与被告房屋相邻的墙体及房屋其他墙体，从一楼建至三层半，其房屋北向与被告房屋相邻的墙体宽度为0.12米。被告自建了房屋南向与原告房屋的墙体（即争议墙体），从一楼建至二层半，墙体宽度为0.18米。后郑庆雄续建房屋第三、四层时，就在被告已经建好的争议墙体上续砌了一幅宽度为0.18米的墙体，该墙一直延伸至第四层。郑庆雄在建第五层的墙体时，又缩回原来0.12米宽度的墙体上续建。被告认为原告方所续建的墙体突出部分侵入到其土地空间，两人因此发生纠纷，经有关部门调解未果。本案被告于2015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判令本案原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2、判令本案原告拆除建在其位于灵山县的房屋墙体（瓦面）上的一幅墙体（墙体面积为10.14平方米，长4.65米，宽2.15米，厚度为0.18米）。2016年12月26日，该院作出“（2015）灵民初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郑庆雄停止对曹德邦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位于灵山县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灵房权证灵山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灵国用（2015）第01-052号]；二、郑庆雄排除妨害，拆除建造在曹德邦土地使用权范围上空凸出的一幅墙体（该墙体厚：0.18米，宽：2.39米，高：从原告所建房屋第三层墙体向上延伸至被告郑庆雄的房屋第四层楼顶位置）[位于灵山县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灵房权证灵山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灵国用（2015）第01-052号]。郑庆雄不服该判决，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郑庆雄在上诉期间病故，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变更郑庆雄的法定继承人钟秀珍、郑胜英、郑胜萍、郑胜燕、郑涛为上诉人参加诉讼。2017年9月8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7民终2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5）灵民初字第137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灵山县人民法院重审。2018年11月10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桂072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曹德邦的诉讼请求。曹德邦不服该判决，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1日，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8）桂072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本案原告排除妨害，拆除建造在本案被告土地使用权范围上空凸出的一幅墙体。2019年8月29日，原告以上述诉称的事实和理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争议墙体在1998年上半年该相邻相接部分，所属郑庆雄房屋的墙体从一楼建至三层半，墙体宽度为0.12米，所属被告房屋的墙体从一楼建至二层半，墙体宽度为0.18米。”即认定本案争议墙体与原告相邻墙体是分开建造，本案争议墙体属被告的自墙。第二，原告房屋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其房屋的四至为“东，北段3.6米墙内线为界，横段2.18米自建12cm与曹屋墙边为界，南段4.86米自建墙0.18米墙为界；南，自墙外边线为界；西，自墙外边线为界；北，自墙外边线为界接水沟。”其中“横段2.18米自建12cm与曹屋墙边为界”也证实了原、被告相邻墙体是分开建造，房屋界址至各自的自墙为界。第三，被告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其房屋四至为“东、南、西向均至自墙；北至自墙、共墙。”也证实了原、被告相邻房屋界址至各自的自墙为界。第四，1997年5月4日，在灵山县立新居委会的主持下，双方重新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在原共墙的中心线为界，原、被告双方各自建墙，分开使用。”以上证据均证明了两个事实：1、在双方建房时，原告自建了其房屋北向第一、二屋与墙体争议相邻的房屋墙体，被告也自建了其房屋南向第一、二屋房屋墙体即争议墙体，双方分开各自使用自建的墙体；2、证明了双方房屋相邻界至（原告房屋北向、被告房屋南向）均分别至各自房屋的自墙。所以，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讼争墙体是共墙体的事实。原、被告分别建造、使用各自房屋第一、二屋房屋的墙体，被告并没有侵占、使用原告的墙体。被告房屋南向界址至自建的自墙即争议墙体，也没有侵占原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原告以被告在原告土地使用权证范围上建造争议墙体己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被告拆除本案争议墙体，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钟秀珍、郑胜萍、郑胜英、郑胜燕、郑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钟秀珍、郑胜萍、郑胜英、郑胜燕、郑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案经本院二审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与二审查明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争议的由被上诉人曹德邦建造位于灵山县房屋之间，上诉人钟秀珍等房屋北墙与被上诉人曹德邦南墙第一层、第二层长为2.26米、宽0.18米、高6.8米的墙体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拆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件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对于上诉人钟秀珍等29号房屋的第三层、第四层墙体是否对被上诉人曹德邦27号房屋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拆除问题，曹德邦于2015年7月29日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了（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认定被上诉人（钟秀珍等）所建的涉案墙体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在于该墙体是否建在上诉人（曹德邦）房屋的墙体上。本案被上诉人房屋的墙体（与上诉人相邻的部分）从一楼建至二楼的厚度为0.12米,在续建至第三、四层时被上诉人又在0.12米厚度墙体外加建厚度为0.18米的墙体。该墙体宽:0.18米,长:2.26米,高：4.39米。所属上诉人房屋的墙体从一楼已建至二层半,其中与被上诉人相邻的墙体厚度为0.18米。经现场勘察可知，被上诉人所建的涉案墙体已经建在上诉人的墙体上，已构成了侵权。由于被上诉人所建的涉案墙体是建在上诉人的墙体（相邻墙体）上，侵占了上诉人的墙体,导致上诉人不能在原来的墙体上续建，依法应予以拆除，排除妨碍。”判决：“一、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8）桂0721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钟秀珍、郑胜英、郑胜萍、郑胜燕、郑涛排除妨害,拆除建造在上诉人曹德邦土地使用权范围上空凸出的一幅墙体(该墙体宽:0.18米,长:2.26米,高：4.39米，从上诉人曹德邦所建房屋第三层墙体向上延伸至被上诉人的房屋第四层楼顶位置）[位于灵山县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灵房权证灵山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灵国用(2015)第01-052号]。”该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上诉人钟秀珍等房屋北墙与被上诉人曹德邦南墙第一层、第二层（长为2.26米、宽0.18米、高6.8米）墙体，1997年4月18日，经灵山县立新居委会主持下，达成了一份《郑曹房地协议书》；1997年5月4日，又再达成一份《协议书》，约定以原共墙的中心线为界双方各自建墙、分开使用；1998年6月3日，立新居委会向灵城土地管理所出具《证明》一份，作为双方房屋界址的生效协议在该土地所进行备案，而且，被上诉人曹德邦的房屋是于1997年建成，在进行房屋建设时上诉人钟秀珍等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上诉人钟秀珍等的房屋是于1998年3月5日取得灵山县建设局的批准后开始建造为五层房屋，该房屋北面第三层、四层与被上诉人房屋南面墙体相邻，长2.26米、宽0.18米、高4.39米的墙体，本院（2019）桂07民终3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案争议墙体即（上诉人钟秀珍等房屋北墙与被上诉人曹德邦南墙第一层、第二层长为2.26米、宽0.18米、高6.8米的墙体）为合法建筑，而上诉人钟秀珍的第三、四层墙体构成侵权并判决予以拆除，而上诉人钟秀珍等上诉请求拆除本案争议的墙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秀珍等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 二审100元，由上诉人钟秀珍、郑胜英、郑胜萍、郑胜燕、郑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 斌 审判员 李夏冰 审判员 文其谦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苏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