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渝刑终20号原公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达兵，男，汉族，1970年12月13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区，小学文化，个体经营户，住重庆市渝中区，户籍地铜梁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辩护人王倩，重庆信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尹志炳，男，汉族，1974年4月13日出生于重庆市铜梁区，初中文化，重庆馨懋贸易商行法定代表人，住重庆市渝中区，户籍地铜梁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南岸区看守所。辩护人甘志成，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张达兵、尹志炳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渝01刑初5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达兵、尹志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7年3月以来，被告人张达兵、尹志炳为贩卖牟利，共同出资走私冻牛肉制品。具体分工为：张达兵负责联系从境外购入印度等地的冻牛肉制品，再联系他人将冻牛肉制品从越南海防走私进入中国境内，运输到重庆后由尹志炳收货并销售。经统计，张达兵、尹志炳共同走私入境的冻牛肉制品9个集装箱货柜，共计200余吨。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记数表、鉴定意见、聊天记录、电子邮箱数据、银行卡交易明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文件、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达兵、尹志炳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将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运输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罪，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共同出资、分工合作、平分利润，地位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尹志炳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张达兵当庭认罪，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张达兵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二、被告人尹志炳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三、对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及违禁品，予以没收。上诉人张达兵提出：（1）他没有参与货物报关、入境、检疫、运输等走私活动，作用较小。（2）他与尹志炳地位作用相当，两人量刑相差较大；相较本地同类型案件，一审对其量刑不均衡；原判量刑过重，尤其罚金刑判处过重。张达兵的辩护人提出：（1）张达兵在提起公诉、进入审判前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其构成坦白。（2）张达兵与尹志炳地位作用相当，原判对张达兵的量刑明显重于尹志炳。（3）张达兵系初犯，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大，犯罪行为所致社会危害性不大；相较本地同类型案件，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宽处理，予以改判。上诉人尹志炳提出：（1）张达兵是组织者，又是主要走私活动的实施者；他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相较同类型案件，原判量刑不均衡，量刑过重，尤其罚金刑判处过重。尹志炳的辩护人提出：（1）应对本案两名被告人区分主从犯，尹志炳实施辅助工作，应认定为从犯。（2）尹志炳具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且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小；参考本地同类型案件量刑，请求二审对尹志炳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以来，上诉人张达兵、尹志炳为牟取非法利益，共谋将国家禁止进口的疫区国牛肉、牛副冻品走私入境销售。张达兵向印度当地厂商订购货品，联系承运人在越南海防市提取海运到此的冻品货物，并通过承运人实施走私入境和货物运送。尹志炳负责在重庆市接收货物并销售。张达兵、尹志炳共同出资购买货物，平均分配非法获利。在我国禁止印度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以及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越南等地输入偶蹄动物及其产品的情况下，张达兵、尹志炳共同走私印度生产的牛肉、牛副冻品9批次，共计240余吨。2018年9月13日，张达兵、尹志炳被抓获归案。以上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7年7月13日，重庆海关缉私局对工作发现的张达兵等人走私境外疫区动物冻品案进行立案侦查。2018年9月13日，张达兵、尹志炳被抓获。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侦查机关对张达兵、尹志炳被抓获时居住的房屋进行搜查，查获二人所使用的手机、银行卡、笔记本、记账本等物品。3.鉴定意见、张达兵和尹志炳所使用手机内的即时通讯软件聊天记录、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1）张达兵就冻品运输与“汪总”联系。“汪总”向张达兵提供送货车辆车牌号、驾驶员电话、货物数量等信息，二人就运费进行对账，随后张达兵按“汪总”提供的账户打款。（2）张达兵与尹志炳商量收货以及打款事宜。4.《调取证据通知书》、电子邮件证明：张达兵收到印度冻品厂家发送的电放单、提单、发票、原产地证明等贸易、货运资料。5.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现已划入海关总署）《关于严防越南、缅甸口蹄疫传入我国的紧急通知》（国质检动函[2006]301号）、《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更新至2020年3月30日）证明：2006年5月以来，我国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越南等地输入偶蹄动物及其产品。2017年以来，我国因动物疫病禁止印度、越南偶蹄动物及其产品入境。6.上诉人张达兵的供述证明：他于2016年开始做印度牛肉、牛副冻品生意。一个朋友“汪总”向他介绍供应牛肉的印度老板“伍锦超”等人，牛肉从印度发过来，由“汪总”负责全程运输到重庆。货运到越南海防市后，他补齐货款，对方再把电放单、提单发来，“汪总”就去提货然后弄进中国运输到重庆。尹志炳在重庆负责收货和验收。他和尹志炳合伙经营，货款、运费、利润都平摊平分。货到越南海防时，还会因为存放原因更换便宜一点的货柜。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他和“汪总”会对每个货柜商量保费，对方收取一定费用并在货物未送到时赔偿。他们在重庆每接收一笔就和“汪总”对账，对方会发来运输等费用细目表，尹志炳在对账后付款。他联系境外牛肉所使用的手机号为“136……07”，QQ号为“33……90”，微信号为“DB……99”。“汪总”的微信号为“j……c”（江山），他联系的另一个微信账号“海南岛”，系“汪总”的人。他与“汪总”发送的对账单上记载的货物，均已到达了重庆。7.上诉人尹志炳的供述证明：2014年，他与张达兵联系花椒生意时听说经营走私的印度牛肉赚钱。二人在合伙做花椒生意亏损后就商量做走私牛肉。此后张达兵在他人联系下去了印度落实进货渠道，他随后成立了馨懋贸易商行。他和张达兵约定资金、利润对半分。他们二人贩卖的牛肉产品有合法进口的，也有走私的。张达兵主要负责牛肉和牛副冻品的进货，他参与销售。张达兵联系印度厂家进货，供应商通常是“阿兰那”、“180厂”、“181厂”等。他们先支付30%的订金，对方安排发货装船，货到越南海防市后，他们支付全款给厂商，然后厂商就发来电放单和提单，他们随后让越南人持单去港口提货，并由越南人把货运到中国境内，等货入境后，他们就会接到通知。货从越南港口运到中越边境，入境后运输到重庆，这整个过程由张达兵通过微信或邮箱联系。货到重庆后，货车司机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收并安排存放。他负责销售，货款主要打入他提供的工商银行卡。他把货安排到大渡口万吨冻库619号库。他们销售的走私牛肉没有报关单和检疫票据。在走私牛肉前期时，他按张达兵提供的账户支付货款，后期时，他联系到厂商后就直接向对方支付。一个货柜货物的运费约25万，他按张达兵提供的账号支付给“汪总”。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达兵、尹志炳违反动物产品入境检疫的相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疫区动物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罪，依法应予处罚。二人共同实施犯罪且地位作用相当，不应区分主从。尹志炳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从轻处罚。关于张达兵的辩护人提出应认定张达兵构成坦白的辩护意见。经查，张达兵与尹志炳于同日被抓获归案，尹志炳到案后在接受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侦查机关通过搜查提取的书证、物证以及尹志炳的供述已经掌握本案主要犯罪事实。张达兵在到案后的前几次讯问中并未如实供述订购货物、安排走私运输等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此后张达兵进行了如实供述，但是本案主要犯罪事实已被侦查机关掌握，因此不能认定张达兵构成坦白。前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尹志炳及其辩护人提出应认定尹志炳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张达兵、尹志炳共谋实施犯罪，随后共同出资、分工合作并且平均分配非法获利，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故不应区分主从。前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上诉人张达兵、尹志炳走私境外疫区动物产品240余吨，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判根据二人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相应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判处的刑罚量刑适当。张达兵及其辩护人、尹志炳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判对张达兵、尹志炳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田 野审判员 张凤彬审判员 徐文转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马维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