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4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峰，男，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君，女，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永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峰因与上诉人黎君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上诉人黎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邱永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峰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韦峰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由黎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黎君待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黎君应即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案涉《保证合同》的约定，黎君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而连带责任保证不存在延缓性和阻却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当被保证人到期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既可向被保证人求偿，也可直接向保证人求偿”的规定，在破产程序中，应严格区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维护债权人在连带责任保证中的即时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仅强调保证人对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仍应承担保证责任，未规定连带保证人只能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该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对于利息基数的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案涉《保证合同》的约定，担保范围是借款合同项下主债务中的1000万元，同时对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等费用均进行了约定。根据该约定，利息与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应当以全部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计算。三、一审判决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将利息及违约金计算期限限定为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4月12日，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仅适用主债务人，对保证人无约束力。四、本案律师费系实际发生的，有《委托协议书》《转款凭证》《付款说明》等证据证明，黎君应当对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责任。 黎君辩称，一、一审判决黎君在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本案应依法裁定中止审理。韦峰已经向受理科塔公司破产案件的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报了债权，其能在破产程序中获得受偿，破产程序未终结前，如黎君向韦峰履行了保证责任，会出现韦峰因同一债权获得双重受偿的结果，并导致要求韦峰返还双重受偿部分而产生新的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同时，债权人又起诉了保证人的，因涉及保证责任的金额认定，需等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审理，故本案应中止审理。二、黎君不应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不管是以1000万元还是45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都不应承担。三、一审判决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适用于主债权的借款合同，而保证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当主合同计息停止时，从合同当然停止计息。四、一审判决驳回韦峰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韦峰提供的代理合同和律师费的付款凭证和发票，在支付的时间、金额、支付的主体等方面均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证明其因本案诉讼已支付30万元律师费。 黎君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韦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韦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审查主合同而未进行审查和认定。通过本案所举证据显示，韦峰以放贷为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贷款对象主体众多，分别为多家公司、自然人等，其行为破坏和扰乱市场金融秩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主合同无效。因主合同无效，而案涉《保证合同》系从合同，故也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案涉主合同无效是因为韦峰职业放贷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黎君并无过错，黎君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黎君未与韦峰就本案主合同借款提供担保达成合意，《保证合同》并未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成立有效且黎君应承担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已查明黎君在签订《保证合同》时，该合同系空白合同，签订该合同的本意也是黎君作为四川融易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为融易典当公司开展的借款业务提供担保。黎君在案涉空白《保证合同》上签字、捺印是2014年4月，而合同其余手写部分及韦峰的签名、捺印均是于2016年4月形成，黎君从未与韦峰就案涉借款提供担保达成合意，韦峰也未举证证明就案涉借款提供担保通知过黎君。一审中，证人蒋某也证明黎君于2014年4月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该合同系空白合同，并将合同交由融易典当公司保管，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融易典当公司借款业务提供担保。三、一审法院在债务人破产程序未终结前径行裁判保证责任承担的金额，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如果起诉保证合同纠纷中涉及保证责任金额的认定，需待破产程序终结，应依法中止审理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如果仅涉及保证责任的认定，可以径行判决。四、即使案涉《保证合同》成立且有效，但根据合同的约定，保证人是系对100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的担保，在扣除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的债权金额时，担保人承担责任部分也应按担保债权1000万元对应主债务4500万元相应比例的已清偿部分，而非对1000万元承担责任。同时，科塔公司在对韦峰的债权确认时，扣除了砍头息540万，故按照该砍头息所占主债务的比例，担保债权的本金也应由1000万元变为880万元。五、一审判决认定科塔公司在逾期利息未足额支付以后，黎君没有参与分红就推定黎君对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融易典当公司股东分红共有五次，前面三次发生在2014年，其中2014年最后一次分红是2014年9月28日，而科塔公司逾期偿还借款本息是2014年7月，且2014年9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根据韦峰的申请，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力的（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5号公证书。若按照一审法院的推定，融易典当公司在2014年9月28日就不应当再向黎君分红。同时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进行的两次分红系通过张淡竹的银行卡，黎君未参与2015年的两次分红。2014年10月底，黎君向融易典当公司提出退股和公司经营，并于2014年10月27日将李秀珍卡上的余额全部转到张淡竹的卡上，故此后面融易典当公司分红使用的是张淡竹的银行卡。因2015年黎君没有参加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会议及公司的经营管理，故黎君不知晓融易典当公司2015年的分红，也不可能对分红提出异议。综上，黎君是否参与分红，不能作为推定或者认定黎君与韦峰之间保证合同是否成立的理由。六、韦峰向科塔公司出借的4500万元中有1000万元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但不能据此认定黎君对1000万元承担了担保责任的事实。本案中，黎君是将空白保证合同交给融易典当公司是基于黎君系融易典当公司股东，只有当融易典当公司向科塔公司出借4500万元时，才对其中的10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韦峰和科塔公司之间，其中的1000万元的资金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但对这1000万元的借款主体应是融易典当公司或是韦峰个人，或者是基于韦峰非法挪用融易典当公司资金的行为，至今各方都没有形成意思共识，也没有生效裁判文书对这个事实作出认定。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融易典当公司股东会决议真实性，根据股东会议记录，股东担保的借款当出现不能还款的情况时，应首先扣除股东的股本金以及未分红的份额。本案中，黎君若对融易典当公司承担担保责任，那么韦峰就不是适格的原告，且也应先扣除黎君出资700万元以及未分红余额140余万元后，再承担担保责任。 韦峰辩称，一、关于借款合同效力的问题。首先，本案的主债务经过了生效法律文书即公证书的认定。在科塔公司进入破产重整之前，韦峰就案涉主债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再一次对主债权的金额和合法性进行了裁定。如果黎君对借款合同效力有异议，应另行诉讼解决，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借贷合同无效须符合该条规定的五种情形，而本案不符合任何一种情形。最后，民间借贷不等同于金融业务，不能把民间借贷都作为非法金融业务处理。二、关于黎君与韦峰之间是否有担保合意的问题。首先，案涉《保证合同》载明了主合同序号、借款人、借款金额及明确的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这些内容都是在黎君签署保证合同之前自行打印好的，然后才签名、捺印。案涉《保证合同》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只有一份，且经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同时，再结合公证处留存的档案资料显示，主合同公证时的经办人、联系人是黎君，所留的电话号码也是黎君的电话号码，故黎君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其次，从韦峰方在一审中提交的经过公证的手机短信往来，可以证实韦峰本人并不认识科塔公司的人员，该笔借款的介绍人、经办人及公证手续的办理人都是黎君。借款逾期以后，协商追收债权以及对黎君在融易典当公司的股权分红暂不支付等行为，都有书面的文字决议，进一步印证了黎君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真实。再次，科塔公司借款的组成，其中有1000万元经融易典当公司股东决议出借，再加上韦峰在天津的3500万元资金共计4500万元，出借给科塔公司。融易典当公司和韦峰对案涉借款的利息分配方式也是按照各自出借比例，且利息也是先打入黎君母亲的卡上，然后再进行分配。故从出借款项的收益来看，案涉借款和黎君有关。最后，黎君称将空白《保证合同》交给融易典当公司总经理蒋某，但只有蒋某个人陈述予以证明，而结合一审庭审质证，蒋某对相关事实陈述自相矛盾，且蒋某和韦峰之间存在多个诉讼，有利害关系，故蒋某的证言不应采信。另外，黎君在融易典当公司的职位是风控经理，其本人对于签署保证合同的风险是明知的。如果按蒋某所称，该合同原件下落不明，黎君在原件找不到的时候就会报警，或者是说通过相应的程序进行追诉，而不是在本案诉讼产生之后，再对此进行否认，该行为不符合日常原理。三、本案是否待破产终结后再进行审理的问题。首先，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担保债务的审理必须中止，等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进行。其次，本案的主债务已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且在破产重整之前就已申请强制执行，无须等待主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再审理。另外，黎君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不享有先诉抗辩权。韦峰有权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也有权向连带保证人主张权利，故本案没有中止审理的法定理由。四、根据案涉《保证合同》的约定，黎君是对本金当中的1000万元和全部的借款利息、违约金进行担保，而不是按照主债务的比例进行的担保，其称应按照相应的比例承担保证责任无任何依据，只要韦峰对科塔公司的主债权超过了黎君的担保范围，黎君就应按全部担保金额承担担保责任而不是按照比例来承担。五、黎君称签署空白合同是对融易典当公司出借款进行担保没有事实依据，案涉《保证合同》是黎君制作的，如果是对融易典当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那么在出借人一栏可以先行填上融易典当公司的名字后再进行签署。六、对于股东分红的问题。结合一审查明事实，本案所涉主债权收取利息以后，黎君享受了相应的分红。主债务逾期后，股东会决议也载明，其他股东正常分红，而黎君的分红暂不支付，这些事实都印证了本案担保的真实性。七、关于出借款项当中有1000万元是公司出资的问题。案涉借款出借时，融易典当公司的资金不够，所以召开股东会决议，形成了融易典当公司出资1000万元，韦峰一方出资3500万元，由韦峰作为出借人出借给科塔公司，案涉借款和融易典当公司有关。融易典当公司股东虽对该1000万元提出过刑事控告，但该控告未能成立。因案涉借款是以韦峰名义对外出借，出借合同和出借手续的公证都是以韦峰名义，故韦峰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八、黎君称其于2014年退出了公司经营，且承担担保责任时应优先扣除其投资和分红，但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截止到2019上半年，黎君一直在以融易典当公司股东的身份起诉公司要求行使知情权，其从未放弃过行使股东权利和退出公司经营。 韦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黎君立即向韦峰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2．依法判令黎君立即向韦峰偿还利息及违约金2000万元（以主债务借款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为3564万元，因黎君违约行为致使韦峰资金紧张，为节约诉讼成本，本次暂主张2000万元，其余部分另行主张）；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全部由黎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主债权情况 2014年4月22日，韦峰作为出借人，科塔公司作为借款人，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借款金额45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月利率1.5%，若借款逾期，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收取违约金。同日，刘幸福、洪英、郑正、易兴旺、毛莉莉、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与韦峰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对前述《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4月23日韦峰向《借款合同书》约定的收款账户转账4500万元。2014年5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同日，刘幸福、洪英、郑正、易兴旺、毛莉莉、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韦峰就《保证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借款期限届满后，韦峰与科塔公司、刘幸福等六个保证人三方商议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额为4500万元，展期后利率与《借款合同书》保持一致，展期期限4个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科塔公司应于2014年10月22日前偿还借款1000万元，于展期届满之日还清全部借款。韦峰与科塔公司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合同》，约定以科塔公司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为抵押物为前述《借款合同书》项下的4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费用提供抵押担保。 因科塔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申请执行标的：1.借款本金4500万元及清偿所有债务之日前的全部利息、违约金；2.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公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2014年10月20日，成都铁路运输法院出具（2014）成铁执字第13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1.被执行人科塔公司向韦峰支付欠款4500万元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科塔公司的银行存款；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科塔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科塔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额度为45112400元。 2016年4月12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川16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科塔公司的重整申请。2016年6月17日，韦峰申报债权本金4500万元，孳息2802.525万元。2016年11月22日，科塔公司管理人向韦峰发出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载明初步审核意见：符合破产债权人资格，债权额为5615.4505万元（其中原始债权3956.4万元，孳息债权1659.0504万元）。并告知其在收到该通知日起7日内书面向管理人提出。科塔公司管理人处债权债务审查表等信息显示2014年4月23日向韦明惠、牛梦梦账户转入540万元，2014年7月23日向李秀珍账户转入360万元。 二、《保证合同》相关情况 2014年4月22日，黎君在合同编号为JKB-20140422-7的保证合同上签字，该合同载明：为确保乙方与债务人科塔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得以实现，黎君愿意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中的1000万元，同时对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乙方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律师费标准是指不突破四川省物价局、司法厅于2008年共同颁布生效的《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办法与标准》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等提供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间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手写内容为“因主合同实际执行利率为月息3%，保证人同意按照实际执行利率担保。如债务人未按月息3%付息的，保证人对低于月息3%付息的，保证人对低于月息3%的利息部分承担补充支付责任”。韦峰在《保证合同》乙方签章处签字。 2016年7月19日，韦峰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黎君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并按月息2%偿还本金4500万元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违约金的计算基数调整为2000万元。该院追加科塔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针对保证合同的相关问题对韦峰一方进行了询问，韦峰认可《保证合同》上黎君签名、纳印于2014年4月形成，其余手写部分、韦峰签名纳印是在2016年4月形成。韦峰的代理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2017年7月10日，该院裁定将该案移送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令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人民法院审理，韦峰于2017年12月20日提交撤诉申请，该院作出（2017）川1603民初1333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 三、相关的辅助事实 融易典当公司股东6人，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持股31.25%；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20%；周新持股15%；黎君持股13.75%；蒋某持股10%；万才秀持股10%。韦峰系融易典当公司执行董事。 2014年3月9日的股东会议纪要显示，贷款额度300-1000万元，由公司股东或贷审会审批。股东或贷审会知悉后3日内没有回复，视为认可。1000万元以上由公司经营团队和外聘团队评估签署后经公司股东或贷审会审批后支付。公司执行董事有一票否决权。参会股东及委派人签字确认。 2014年4月24日，融易典当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在公司业务中为借款提供担保的股东，收取该笔借款利息10%的收益，收取时间为全部本金及利息到账之日。有效期截止到2014年10月31日。 2014年3月21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记载，融易典当公司业务开展方式：1．以个人名义向借款方出借，以其名义在银行开户。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由该个人向公司出具《声明》，在《声明》中载明事实和各方的权利义务；2．以个人名义开户后，Ｕ盾和密码的持有者分别为出纳和财务另一人，短信的接收者为韦峰；3．以个人名义出借，人员安排在公司内部发散安排。本金和利息分为两个卡，转账时由Ｕ盾和密码持有者共同进行；4．以个人名义办理四张银行卡，其中两张卡支付及收取本金，两张卡用于收取利息。韦峰、黎君、周新、冯裕萱、蒋某在股东签章处签字。2015年2月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股东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借款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息费由该股东负责，先扣减股权和股本金，不足部分以其他财产清偿。 公司股东查阅、复制资料登记表（一）显示：黎君的委托人张程康于2016年9月28日查阅、复印了公司章程，2014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等资料。 黎君提交的融易典当公司利润分配表、李秀珍等人银行流水、短信截图等显示：（一）韦明惠账户于2014年4月23日向李秀珍账户转入120万元；李秀珍账户于2014年4月25日分别向韦峰、冯裕萱、石晓梅、蒋某、万才秀、黎君账户转入分红款，以及向蒋某转入担保费；2014年5月30日再次向上列账户转入分红款；（二）2014年6月24日到9月24日黎君的分红比例为10%，金额为461913.21元；该笔金额于2014年9月28日通过李秀珍账户转入黎君账户，备注“分红”，同日，韦峰、冯裕萱、石晓梅、蒋某账户均收到李秀珍账户依据该利润分配表金额转入的分红款。（三）2014年7月23日，四川科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李秀珍账户转入360万元；2014年7月25日18时12分，韦峰通过短信向黎君询问“科塔今天还没付够息呀”，黎君回复“他们说等协议签完了再付另一半！今天上午去了，公证处还差一些资料，约了签字人周一上午十点面签”。2014年7月24日，李秀珍账户向韦明惠账户转入560万元，备注科亨利息。2014年9月2日，韦峰账户向李秀珍账户转入288万元。（四）2014年10月27日，韦峰手机向黎君手机发出短信，“刚在午休，有事吗？”黎君手机回复短信：“就是问利息转入本金的事，我全部转完了，利息账户上为0了哈！”同日，黎君提交的李秀珍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0月27日向张淡竹账户转出1095624.18元，备注利转本，余额为0。（五）2014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黎君的分红比例为10%，金额为435469.29元，备注暂时不转；利润补充支付明细表显示分配金额95800元，备注暂不支付；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新、万才秀显示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月23日转入牛梦梦、冯裕萱、周新、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利润补充支付明细表中对应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2月16日转入牛梦梦、冯裕萱、周新、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上述两次转账均未有向黎君转分红款的记录；（六）2015年1月1日到7月31日黎君应分配金额为471915.71元，累计未支付531269.29元，实际分配金额1003185元，冲减利息、本金1003185元；2015年9月1日到12月31日累计冻结1258404.46元，本次提取金额144955.41元，合计1403359.87元。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新、万才秀显示的分红金额与黎君提交的张淡竹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8月13日转入曹慧茹、冯裕萱、周新、万才秀账户的金额一一对应，备注分红。上述利润分配表除蒋某、黎君未备注支付情况外，其他均备注支付方式或卡号，由冯裕萱、周社民、蒋某、韩波于2016年3月27日签字确认。（七）黎君陈述李秀珍系其母，所开立的账户用于公司收取利息。 黎君提交接处警登记表，报案情况记载，2017年7月25日，融易典当公司股东蒋某等人报案称韦峰涉嫌职务侵占，接警处理记载，“我队认为报案主体不足，证据材料不充分，建议报案人准备齐相关材料，再来我队报案”。 韦峰提交其与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30万元。转账记录显示融易典当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向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分三次转账15万元。黎君对此不予认可，提供了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与融易典当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咨询服务合同》复印件，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费用为3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因主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而引发的保证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程序问题 1.韦峰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黎君认为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科塔公司的重整申请，韦峰已向科塔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至今破产程序尚未终结，韦峰所申报债权尚未清偿金额至今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韦峰无权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对此，该院认为，如果黎君为债务人科塔公司的债务向韦峰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黎君与主债务人对债权处于同一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规定，韦峰在申报债权、参加破产程序的同时，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亦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的期限问题，并非禁止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韦峰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但是，如果保证人在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前履行了保证责任，而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又获得了部分受偿，确有可能出现同一债务双重受偿的结果。若债权人在双重受偿后，未将双重受偿部分主动返还给保证人，亦可能产生新的纠纷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进一步解释，对于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具体审理并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故为了保证债权人担保债权的及时实现，同时又避免双重受偿等情况的发生，如果黎君需要作为保证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可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暂时停止向债权人清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向债权人作出相应的清偿，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的权利应当在担保范围内以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部分为限。 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黎君认为韦峰的出借资金有1000万元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属于职务侵占，但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与其主张的属不同法律关系，黎君主张移送公安机关的理由不成立。加之黎君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就涉嫌职务侵占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亦不需要将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本案继续审理并无不当。 2．关于是否应当追加科塔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韦峰主张的保证合同关系为连带责任保证，在仅起诉保证人的情况下，被保证人不属于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韦峰作为出借人，科塔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的合同编号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经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了（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8568号公证书，对前述《借款合同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科塔公司未按期还清本金及利息，2014年9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经韦峰申请，出具（2014）川成蜀证执字第514号执行证书，确定了相应的申请执行标的主债权通过上述形式已经予以确认，并进入执行阶段。如果黎君对主债权有异议，应通过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或其他相应的法定程序解决，其主张本案应追加科塔公司为第三人，并请求在本案中审查已经法定程序确定的主债权，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实体问题 1.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黎君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黎君主张其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时债权人处为空白，其本意仅系为融易典当公司出借资金4500万元提供担保，并非为韦峰个人出借资金提供担保。黎君签字时，保证合同债权人处为空白，第三页手写部分为空白这一事实已通过韦峰在另案的诉讼活动中予以明确，本案重点审查黎君这一行为的效力。该院认为，第一，黎君在签名时应该看到债权人处为空白，并且有能力或有权对该空白行先予以填写或拒绝签名。黎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要求对该空白行先予以填写或拒绝签名，属于保证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置，表明保证人放任合同相对方任意填写债权人名称。因此，即使保证人在签名时保证合同债权人处为空白，也应视为对其保证事项的无限授权，并由其对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黎君主张其仅为融易典当公司出借资金提供担保，并不知道韦峰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的情况，更不可能为此提供担保，对该抗辩主张黎君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从经过公证的短信截图、李秀珍的银行流水、利润分配表、股东会决议等可以看出，融易典当公司股东会决议确定股东担保的借款本金及借款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息费由该股东负责，先扣减股权和股本金，不足部分以其他财产清偿。2014年9月24日前，黎君正常从李秀珍账户收取分红，但科塔公司借款利息未足额支付后，利润分配表均显示黎君分红暂不支付，四川沃尔格汽车有限公司、四川沣通实业有限公司、周新、万才秀的相应账户仍在按照利润分配表的分红金额收取分红。同时从2014年10月27日韦峰与黎君的短信往来可以看出，黎君当时仍对李秀珍的账户变动情况有能力知晓，在停止分红的情况下，结合上述股东会决议，有理由认为黎君对科塔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担保，因借款逾期暂扣了分红款。如未有担保借款逾期的情况存在，黎君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对未与其他股东一并领取分红款未提出异议，不具有合理性。第三，鉴于黎君为科塔公司提供担保并非源于其与科塔公司的关联关系，而是源于出借资金中有1000万元来源于融易典当公司的资金，故该担保合同未与其他六位保证人签订的保证合同一并进行公证，有一定合理性。黎君以该保证合同未予公证，科塔公司不知情等理由反推其并非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的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保证合同》双方应当依照合同履行权利义务。 针对保证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科塔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时，韦峰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黎君在保证范围内就科塔公司未偿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2014年4月22日，韦峰与科塔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JK-20140422《借款合同书》，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后，韦峰与科塔公司、刘幸福等六方保证人三方商议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额为4500万元，展期期限4个月，自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韦峰于2016年7月19日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黎君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未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之规定，韦峰于2018年7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黎君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2.担保责任的范围。首先，双方当事人对担保合同中约定对合同编号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项下主债务中的1000万元提供担保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其次，针对韦峰主张以主债务借款本金4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4年9月22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的利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是计算基数黎君有异议，认为应按照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而非4500万元。该院认为，保证合同仅约定“同时对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等提供担保。”该约定不能直接得出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为4500万元这一唯一结论，故黎君主张按照100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二是利息及违约金能否按年利率24%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合同书》约定月利率为1.5%，借款逾期按日利率5‰的比例收取违约金，两项相加超过年利率24%，韦峰主张按24%计算利息和违约金，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但重整期间保证责任是否停止计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鉴于保证责任的从属性这一根本原则，从债务不应超出主债务范围，加之本案的债务清偿期间确定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债务人的破产程序以何种方式终结目前尚不能确定，时间亦不能确定，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数额亦无法确定，故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更为适宜。三是案件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韦峰支出的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的问题，诉讼费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直接予以确认，保全费、公告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费韦峰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发生，不予采纳。律师费，韦峰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及转账凭证，协议约定的甲方为韦峰，代理费金额为30万元应在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12月4日起十日内支付，但转账凭证显示的支付主体为融易典当公司、支付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均不能一一对应。鉴于黎君一方提供的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与融易典当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咨询服务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至2020年4月15日，法律服务费税前30万元。虽然该合同为复印件，但结合合同主体及支付时间，足以对韦峰提交的证据产生合理怀疑。韦峰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充分合理的证据，不予支持。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黎君应于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债权本金10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黎君应于科塔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就科塔公司欠付韦峰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的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韦峰在科塔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低于上述一、二项总额时，黎君的上述支付义务以未受清偿的债权为限；四、驳回韦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黎君负担86949元，由韦峰负担10485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黎君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韦峰作为出借人的裁判主要信息统计表格》，拟证明韦峰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共有9起，其中2016年韦峰作为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有5起，2017年有3起。2.《公证书》复印件5份【编号：（2016）津泰达证字第8115号、（2016）川律公证内民字第111299号、（2016）津泰达证字第4997号、（2016）津泰达证字第4515号、（2016）津泰达证字第4513号】，拟证明韦峰以韦明惠、韦茹、王南、牛梦梦、曹惠茹等人名义转款出借资金，进行民间放贷。3.蒋某银行卡转账流水、蒋某利息支付明细、蒋某借款明细表、蒋某与韦峰借款还款明细表。拟证明韦峰通过蒋某、韦茹、韦明惠、牛梦梦作为中间人，在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多次反复向四川益德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眉山市东坡区嘉粒粮贸部等多个借款人出借资金，并收取月息2%-5%不等的高额民间借贷利息。4.陈永畅借款明细表、陈永畅银行卡转账流水。拟证明韦峰通过陈永畅、韦明惠、牛梦梦作为中间人，多次反复向何建非及其担保的借款人出借资金，并收取月息2%-5%不等的高额民间借贷利息。5.程步周与韦峰借款还款明细、程步周银行卡流水。拟证明韦峰通过曹惠茹、韦明惠、张淡竹作为中间人，在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多次反复向四川江口醇（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人出借资金，并收取月息2%-5%不等的高额民间借贷利息。6.韦峰职业放贷主要信息汇总统计表。拟证明韦峰通过关联人员，从2013年至2015年，总计76笔向不同借款人提供月息2%-5%不等的高额民间借贷，放贷总金额达35290万元，收取利息高达3021.9万元，再结合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韦峰在全国各级法院以出借人身份涉案的民间借贷案件9起，足以证明韦峰长期从事职业放贷，本案主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7.2018年9月3日韦峰诉蒋某、肖霞民间借贷纠纷案重审一审证据目录。拟证明韦峰自认2亿余元民间借贷的金额。8.《韦峰诉蒋某、肖霞民间借贷一案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表》，拟证明蒋某向韦峰多次借款（多达2亿元），韦峰也自认2亿余元民间放贷的金额。9.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黎君知道融易典当公司给其他股东分红而没有给其分红的情况下，就委托律师，追索分红权，并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因为黎君无股东会决议、分红表，故没有立案，待黎君起诉的股东知情权案件诉讼后进行查账，然后再起诉追索分红权。以上证据证明韦峰通过其本人、亲友、中间人进行长期、大额的高利息民间借贷，韦峰主要收入来源系放贷，其行为构成职业放贷，本案所涉主合同为无效合同。 韦峰质证认为：1.证据1的统计表是黎君自制的表格，并且很多信息也并不准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2.证据2的公证书是蒋某和韦峰民间借贷案件中的证据，该案已经判决生效，与本案无关。并且也反证韦峰涉及的民间借贷案件合法，证据3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3.证据4有一部分是原件，有一部分无法识别真假，且银行流水信息与本案无关，无论真实与否，均不能达到黎君的证明目的。不能因为韦峰与证据上显示的人员之间有资金往来，就影响到本案合同的效力，与本案无关。4.对于证据4、5，陈永畅、程步周与韦峰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且都在诉讼或者执行中，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韦峰就是职业放贷人。5.证据6，该统计表黎君单方制作的，真实性不予认可。6.证据7、8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相同。7.证据9的委托代理合同，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上的落款日期是2017年9月1日，一审诉讼之前就应该提交，不属于新证据，黎君不是因为对分红有异议就签订了该合同，而是韦峰第一次起诉黎君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时，黎君提出抗辩，对分红提出异议，并不是融易典当公司决定对黎君不分红时，黎君就提出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黎君提交的证据1-8，虽系对涉及韦峰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相关事实和材料进行的单方统计和复制，但其基础是来源于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信息等，真实性能够确认，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对于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以采信。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下列事实： 一、经审查案涉《保证合同》原件，该合同原件右上部以捺手印的方式加盖了骑缝章。 二、2018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6民破1、3、4号之九民事裁定，裁定批准科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修正案，终止科塔公司重整程序。 三、除本案所涉借款外，韦峰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的案件有：1.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民初587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田学凯、李博光、李碧林、刘辉，涉案借款总金额2800万元，二审案号为（2017）津民终504号。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7月25日，韦峰与李博光签订编号为NO20140725001-1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7月25日至2014年8月24日，借款月利率为3.5%。2014年12月17日，韦峰与田学凯签订编号为NO20141217001-1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1月16日，借款月利率为3.5%。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2.天津市滨海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民初1690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田学凯、李博光、李碧林，涉案金额为1000万元，二审案号（2017）津02民终6296号，再审案号（2018）津民申914号。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6月，韦峰与田学凯签订编号为NO20140617001-1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17日至2014年7月16日，借款月利率为3.5%。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1民初2140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蒋某、肖霞，该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最初案号为（2016）川01民初2666号。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3年9月24日，韦峰、韦茹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0924001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65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23日。2013年10月30日，韦峰、韦茹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030002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7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1日，韦峰、韦茹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101003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85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2013年11月7日，韦峰、韦茹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107004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7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1月6日。2013年11月13日，韦峰、韦茹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113005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3日至2013年12月12日。2013年12月19日，韦峰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219006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1月18日。2013年12月20日，韦峰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31220007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1月19日。2014年2月7日，韦峰与蒋某签订编号为ＪＫ-20140207008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5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逾期后按每日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2月11日。以上金额共计6750万元。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吴天霖、赖宁，二审案号（2018）川民终789号。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8月7日，韦峰与吴天霖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807-A《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0万元，月利息为1.5%，同日韦峰与赖宁签订编号为TJ-20140807-B《保证合同》，保证合同上载明借款实际执行利率为3%，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7日至2014年11月6日。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息2%。 5.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12656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吴天霖、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6月20日，韦峰与吴天霖签订合同编号为TJ-20140620《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1.5%，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20日至2014年10月19日，逾期后，每日按2‰收取违约金。同日，韦峰与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TJ-20140620《保证合同》。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6.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1752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吴天霖、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10月16日，韦峰与吴天霖签订合同编号为TJ-20141016《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16日至2015年1月15日，逾期后，每日按2‰收取违约金。同日，韦峰与成都市武侯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TJ-20140620《保证合同》，该合同手写部分载明“主合同实际执行利率为月息3%”。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7.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12385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陈永畅、唐利、成都馨梓贸易有限公司，二审案号为（2018）川01民终7262号。该案认定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10月13日，韦峰与陈永畅签订编号为JK-20141013《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00万元，借款月利率2%，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13日至2014年12月12日，逾期后，每日按2‰收取违约金。同日，韦峰与成都馨梓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DK-20141013的《抵押合同》、韦峰与何建非签订编号为DK-20141013的《保证合同》。经审理后，判决支持月利率2%。 8.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4191号民事裁定，该案被告为程步周、吴雪梅、何建非。根据起诉状载明的内容，该案的借款事实为：2014年8月13日，韦峰与程步周签订编号为TJ-20140813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借款利率未反应，但约定借款逾期后，每日按2‰收取违约金，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3日至2015年2月12日。同日，韦峰与何建非还签订了编号为TJ-20140813号《保证合同》。诉讼过程中，韦峰撤回起诉。 9.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1777号民事判决，该案被告为何建非、邵钰，该案诉状上显示所涉借款本金及利息总计金额为2632573.33元，合同约定利率为月息1.5%，逾期部分按千分之二收取违约金。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韦峰与黎君是否达成担保合意以及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二、黎君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范围；三、黎君承担责任的履行期间。 一、关于韦峰与黎君是否达成担保合意及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 （一）关于韦峰与黎君是否达成担保合意的问题。黎君上诉称其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的目的是为融易典当公司出借资金提供担保，其并未与韦峰达成保证合意。首先，根据案涉《保证合同》载明的“JKB-20140422-7”编号，再结合另外六份保证合同的编号来看，案涉合同编号是对前面合同编号的衔接和延续；其次，案涉《保证合同》是黎君制作并打印的，而合同第一页第一段载明“为确保乙方与债务人科塔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的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项下全部债务得以实现”的内容看，明确了案涉担保所对应的借款合同；再次，结合韦峰与黎君的短信往来记录，亦印证黎君是知晓案涉主债务。最后，虽然韦峰认可其在案涉《保证合同》上签名的时间是在2016年4月，该时间晚于黎君签字时间两年，但黎君将自己签名捺印之后的《保证合同》交与对方，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和无限授权，况且，该《保证合同》明确载明了黎君所担保的借款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科塔公司的编号为JK-20140422的《借款合同书》，而该借款合同即是韦峰与科塔公司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黎君与韦峰之间已达成保证担保的合意。黎君的该项上诉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黎君上诉称韦峰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因韦峰的职业放贷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无效，故案涉《保证合同》也应无效。首先，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韦峰在2013-2015年期间，多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除了本案所涉债务人科塔公司外，仅涉及诉讼的还包括向案外人田学凯、蒋某、陈永畅、吴天霖、程步周等不同主体出借资金，出借对象属社会于不特定对象，人数较多，且涉及的金额2亿左右，金额特别巨大。其次，韦峰出借资金收取利息的标准均达年利率24%，其出借行为属于赚取高额利息，且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最后，因为韦峰的出借行为系赚取高额利息，其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韦峰作为自然人，其出借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综上，韦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书》应认定为无效。因《保证合同》系从合同，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在双方对担保无另行约定的情况下，作为从合同的案涉《保证合同》也应无效。黎君的该项上诉主张，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黎君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范围的问题 （一）关于黎君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黎君上诉称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而借款合同无效是因为韦峰职业放贷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黎君并无过错，因此，黎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会议记录以及黎君系融易典当公司的股东身份来看，黎君系明知案涉借款是韦峰违反法律规定从事高利放贷业务，且参与了融易典当公司对案涉借款中的1000万元所收取利息的分红，故黎君对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规定，黎君应当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黎君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韦峰要求黎君依据《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保证合同》有效，并判决黎君按《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黎君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对于本金部分如何确定的问题。黎君上诉称，科塔公司在对案涉借款确认时扣除了砍头息，其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也应按照相应的比例予以相应扣减。虽然科塔公司在核定债权金额时，扣除了砍头息部分，但黎君所担保的债权本金是固定的1000万元，在扣除砍头息后，债权本金仍远大于担保金额，故本案仍应按1000万元债权本金为基础，确定黎君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的范围。对于利息部分如何确定的问题。韦峰上诉主张利息及违约金应以4500万元为基数计算，但根据案涉《保证合同》第一条的约定来看，黎君所担保的主债务为1000万元，虽然合同中约定黎君同时对利息等提供担保，但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该利息等是以4500万元为基数进行计算，故应当认定合同中约定的黎君所担保的债务范围为本金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等。在合同认定无效的情形下，黎君在本案中的赔偿责任不会超过合同有效时的违约责任。韦峰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计算期间的问题。虽然主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该债权应停止计息。但该规定是针对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利息如何止付所作出的特别规定，是为了确认债权数额并推进破产程序的进行，公平保护各债权人的清偿利益，而非侧重于债务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及对保证人利益的保护，更非消灭债权人的实体权利。担保债务虽属于从债务，但保证人即便按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亦并未超出原保证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不违反担保债务从属性原则。综上，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及于保证人。一审认定担保责任在破产期间一并停止计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另外，关于韦峰上诉主张黎君应承担其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30万元的问题。韦峰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明确了代理费金额、支付时间等，而结合韦峰提交的支付依据来看，该支付主体为融易典当公司，支付金额、时间也不能一一对应，故不能认定融易典当公司所支付的费用就是韦峰因本案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韦峰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借款合同书》因韦峰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的放贷行为而应认定为无效，如果仍按该合同约定的标准“借款月利率1.5%，若借款逾期，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收取违约金”计算利息，不符合法律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鉴于韦峰与科塔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本院酌定双方之间的利息分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和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黎君作为担保人也按该标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科塔公司欠付韦峰的债权本金1000万及利息（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该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由黎君承担赔偿责任。 三、关于黎君承担责任的履行期间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关于“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重整计划对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不产生变更保证债务关系的法律效力，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作的债务减免清偿或延期偿还的让步，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其仍应依据担保法等法律按原来债务的约定或法定责任承担保证或连带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规定“人民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但该答复仅是对如要承担保证责任须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并无保证人须在主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承担责任的规定内容，因此，作为保证人仍应当在判决生效后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虽然《保证合同》无效，但如前所述，黎君仍应当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相应赔偿责任，则其亦应在本判决生效后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因本案主债务人科塔公司进入破产重整中，故不能直接判决黎君在承担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追偿；黎君在科塔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已向韦峰承担清偿责任的，其有权要求科塔公司向其转付韦峰应按照重整计划应得清偿部分。一审法院认定黎君承担保证责任须在主债务人破产终结后，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再确定其责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韦峰、黎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 二、黎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欠付韦峰的债权本金1000万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黎君在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已向韦峰承担清偿责任的，其有权要求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向其转付韦峰按照重整计划应得清偿部分； 三、驳回韦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韦峰负担127867元，黎君负担639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韦峰负担127867元，黎君负担639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述蓉 审 判 员 朱文京 审 判 员 蒋 濒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东 书 记 员 周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