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8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漆爱斌，男，197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靖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寅，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澈，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余业民，男，195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靖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奉新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城北大道。 法定代表人：余建设，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瑜，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大钊，江西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漆爱斌因与被申请人余业民、奉新博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漆爱斌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撤销原裁定，并重新审理。 事实和理由：（一）原裁定认定，漆爱斌与余业民、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与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是同一事实，但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2013年10月22日，时任博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余业民向漆爱斌借款1000万元，用于博祥公司经营，余业民向漆爱斌出具了借据，借据载明：“今借到漆爱斌1千万元，借期8天，用于九江银行归还贷款。如8天后未归还，承担每天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此款进入博祥公司。”当日，漆爱斌将借款汇入博祥公司账户，余业民、博祥公司至今只归还漆爱斌出借的资金本金340万元，剩余本金660万元及滞纳金均未支付。2017年，余业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一个月，由于刑事审判中未对此笔借款事实情况进行详细审查，但在刑事判决中余业民供述及证言中涉及此笔借款。因此，原裁定认定，漆爱斌与余业民、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与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是同一事实。原裁定的认定缺乏事实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1.向漆爱斌借款的主体实际上是博祥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是余业民。博祥公司不是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博祥公司借款用于公司正常经营的行为与犯罪无关。 在本案原审二审、重审一审裁判文书中，法院均查明，该1000万借款，用于博祥公司经营。重审二审裁定书中记载，各方当事人对法院查明的该项事实均无异议。原审重审二审裁定载明，余业民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写明，本案10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是博祥公司，并非余业民。由此可以明确，本案1000万元借款主体是博祥公司，博祥公司不涉及刑事犯罪。 2.博祥公司向漆爱斌借款后，该借款用于博祥公司经营，并未用于余业民个人。因此，该笔借款与刑事犯罪无关。 在本案原审二审法院作出的（2018）赣民终384号裁定书载明，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该款项进入博祥公司账户后是否被博祥公司用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裁定发回重审后，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判决及裁定查明的事实中，均因余业民自认该1000万借款用于博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而未否定该借款用于博祥公司生产经营的事实。同时，原审法院也未查明或确认该借款并非用于博祥公司生产经营，反而根据现有证据和事实可以确定此笔借款确实用于博祥公司生产经营。 根据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查明的事实情况可以确认，虽该笔借款的借条由余业民个人签署，但该笔借款确实打入博祥公司账户，且借款用途为归还博祥公司九江银行的贷款（即用于博祥公司经营）。余业民本身为博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所以该笔借款事实上并非余业民个人借款，而是博祥公司借款，跟余业民个人犯罪行为无关。原裁定未考虑已经查明的事实，仅以刑事判决认定该借款纠纷与余业民犯罪为同一事实，没有事实证据支持，与现有证据得出的结论相悖。 （二）原裁定适用的法律确有错误 1.在并无证据证明漆爱斌与余业民、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与余业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同一事实的情况下，是典型的民事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不应适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 2.即使两案件是同一事实，也应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第七部分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第三十三条，“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可见，在2015年6月23日后，人民法院审理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适用规定，原裁定作出的时间是2019年4月2日，却适用了已经失效的法律法规，从而得出错误结论驳回起诉，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依照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即便余业民是借款人，其借贷行为即便构成犯罪在刑事上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其在民事上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定并不冲突。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可知，本借贷合同并无法定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依照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可知，漆爱斌有权要求博祥公司和余业民共同承担借贷合同还款责任，且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可知，法律并未排斥被害人针对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博祥公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未禁止被害人针对“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借款利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而，即便刑事裁判责令退赔并不能排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对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对案件确定的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之外的财产损失另行主张赔偿的民事权利。本案中涉及的刑事判决中认定的还款数额未包括应有的借款利息，而资金被博祥公司实际使用了长达6年却未支付利息，漆爱斌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主张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受到保护。 3.漆爱斌与余业民、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是典型的民事纠纷，原审法院适用商事案件相关的司法解释，是适用法律错误。 漆爱斌与余业民、博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是典型的民事纠纷，与商事纠纷并无关联，原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以“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而且案件事实在根本上也属于刑事案件，受理后在商事审判中发现的应当驳回起诉”为依据，裁定驳回起诉，是法律适用错误。原裁定混淆了民事案件与商事案件概念，在民事审判中错误适用商事案件审判的相关规定，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事实和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漆爱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漆爱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漆爱斌在再审申请中主张，本案原审二审、重审一审裁判文书中，法院均查明该1000万元借款用于博祥公司经营，且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漆爱斌承认余业民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款项用于博祥公司的日常经营，博祥公司与余业民的非法集资行为存在密切关联。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不包括犯罪所得款项的使用者应为犯罪主体本身。也即，即使余业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所得是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也不影响犯罪事实的构成。既然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有余业民，而余业民在刑事判决中已供述案涉借款，再结合本案其他已查明事实，原裁判认定余业民为借款人并无不当。至于余业民要求将案涉借款转入博祥公司，则属于其与博祥公司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漆爱斌无关。故漆爱斌申请再审主张本案借款事实与余业民的犯罪事实无关，缺乏依据。 （二）漆爱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原裁定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是在说理部分，而非裁判依据。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事实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相同，这和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相同的情形原理并无本质不同。原裁定虽未对这一审判思路在裁判文书中充分展开，但将该规定精神适用本案情形本身并无不当。 漆爱斌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与上述规定不一致，且生效时间在该规定之前。因此，不应适用该意见。但这两项规定并不冲突。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针对的是进入实体审理之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情形。而本案则是二审法院认为不应该进入民事诉讼，故裁定驳回起诉，案件也因此并未进入实体审理。由上，原裁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漆爱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尹颖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