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6民终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内蒙古永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某，人，现住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内蒙古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某因与被上诉人康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的（2019）内0602民初3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被上诉人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并参加了庭后的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又偿还650万元并相应核减本金。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1年7月25日的收条上写明收到杜某还借款500万元，上诉人虽然没有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被上诉人自己认可已经收到，本案其他收条都是被上诉人收到后出具，所以，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收到后付款，而不是先打收条后付款。这张收条上也没有写是对之前还款的确认，本案的还款没有任何银行转账凭证能够与这500万元对应，一审法院的推理不能成立。2、2011年6月29日的收条上写着：“今收到杜某还来款2011年1月13日还回150万元，2011年6月29日还100万，共计250万元”。收条中的150万元没有银行转账凭证，100万元有银行转账凭证。这是对之前收到款的确认或者结算，是先收到款后出具的收条，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是对之前还款的结算，又以数较大否定结算，明明收条上写着共计偿还250万元，一审硬要推理成应当结算为400万元，这样的推理没有任何依据。推理应当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推理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康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1年6月29日转账的300万元为杜某因股权转让向康某支付转让款与本案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某立即偿还借款5555425元及支付从2013年9月6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7644264.8元；2、判令杜某支付以借款本金555542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9年5月31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杜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9月1日，杜某向康某借款1100万元，约定月利率3.5％；2010年9月13日，杜某向康某借款200万元，约定月利率3％，为此杜某向康某出具借款单两张。2010年9月13日，康某向杜某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50万元、80万元。2015年10月26日，双方针对2010年9月1日借款履行情况进行了公证，内容为：康某于2010年9月1日应杜某请求，代其归还杜某欠刘兴基债务人民币1040万元，有银行汇款凭证作为证明，现声明人康某、杜某明确该笔债权债务关系，实际情况为杜某欠刘兴基人民币1040万元与康某无关，康某代还债务行为经声明人康某、杜某确认属实。杜某的还款情况如下：康某2011年6月29日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2011年1月13日还回150万元、2011年6月29日还100万元，共计250万元”；2011年7月25日，杜某出具500万元收据一份；其余为银行转款，具体为：2011年3月18日150万元；2011年6月29日100万元、2011年7月22日300万元；2016年6月9日50万元；2015年6月29日100万元；2015年11月1日110万元；2016年9月8日100万元；2017年1月25日100万元；2017年11月8日10万元；2017年11月16日10万元；2018年12月28日15万元；2019年3月22日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杜某向康某出具两张借款单，拟借款共计1300万元，双方均认可其中200万元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履行，1040万元以康某向第三人刘兴基还款方式向杜某履行，杜某否认收到剩余60万元，康某主张以现金方式向杜某支付，虽然该60万元无银行凭证，但从双方签字的公证书内容可认定出具借款单当日康某即已向第三人刘兴基支付1040万元，说明康某具有出借的能力，在未履行完全部的借款之前，杜某即向康某出具1100万元借款单不符合常理，杜某制作的还款表亦以本金1100万元为基数计算，故结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康某已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认定本案借款金额共计1300万元。关于杜某的还款，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2011年1月13日的150万元还款是否存在。康某出具的2011年6月29日收据载明了“2011年1月13日还回150万元、2011年6月29日还100万元，共计250万元”，2011年1月13日的款项无银行打款凭证，6月29日还款100万元附有银行转账凭证，康某主张因先转款后出具收据，出具收据时的日期书写错误，150万元的还款日期为2011年3月18日，2011年1月13日杜某未还款，加起来共计2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150万元数额较大，无银行凭证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没有证据证实2011年1月13日杜某偿还过150万元，且在2011年6月29日前只存在3月18日及6月29日两笔银行转账凭证，6月29日的收据系对此之间还款的总结算，如果1月13日的还款存在，计算后应当出具400万元收据，而非25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康某的主张予以采纳，杜某对其主张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的还款不能成立；2、2011年7月25日500万元收据是否包含2011年7月22日的转款金额300万元及200万元是否实际偿还，双方均未提交2011年7月25日的打款凭证，仅有收据一份，康某主张该收据包含了7月22日的转款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500万元数额较大，杜某没有证据证实2011年7月25日当日偿还500万元，收据中对之前还款进行确认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200万元康某称记不清是否偿还及偿还方式，一审法院认为，因收据载明了偿还500万元，康某对偿还情况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在借贷案件中先还款后出收据更符合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认定包含7月22日的300万元已偿还500万元。综上，杜某的还款金额共计1250万元，康某对全部还款优先偿还1100万元利息，再抵顶本金的计算方式无异议，根据上述还款时间及顺序计算后，所欠金额多于康某自认的本金尚欠5555425元及利息计算至2013年9月5日的金额，故一审法院对康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杜某对于其还款主张不能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利息，康某主张的月利率2％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杜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康某借款本金5555425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3年9月6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0499元，由杜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康某在庭审后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康某提供工商变更登记申请表、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拟证明2011年7月22日，杜某向康某转账的300万元，是杜某受让康某鄂尔多斯市方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300万元转让款，并非是偿还案涉借款本息。上诉人杜某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康某在之前的诉讼中均认可2011年7月22日的300万元是偿还案涉借款，杜某的签字和平常签字不一致，股权转让与本案无关，如果康某认为杜某欠付股权转让款可另案主张。经审查，因上述证据虽从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查询复制而来，但因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收据中的2011年1月13日的150万元和2011年3月18日的150万元转账是否是同一笔款；二、2011年7月25日的500万元收据中是否包含了2011年7月22日的300万元转账。对于上述两个争议的焦点，康某认为，2011年1月13日的150万元，因收据为后出具，日期记忆错误，真实的偿还时间应为2011年3月18日，收据中的2011年1月13日150万元和2011年3月18日150万元转账为同一笔款；2011年7月25日出具的500万元收据中的300万元为2011年7月22日的银行转账偿还。杜某则认为，2011年1月13日的150万元为现金给付；2011年7月25日的500万为现金和其他经济往来构成，均和转账无关。在民间借贷实践中，债务人现金偿还部分借款后，债权人往往会通过更改借据或向债务人出具收据的方式，以此作为收到还款的证明。对于债务人通过银行转账的还款，因银行交易便于查询的特点，一般不会出具收据，但当事人也会通过收据的形式，对一段时间内以各种方式的还款进行结算，在此情况下，就会出现收据和银行转账金额重合的现象。本案中，从2011年6月29日的收据中包含当日的银行转账上看，双方出具收据是为了对一段时间内包括银行转账还款的结算，因此就可能会出现收据和银行转账金额重合的现象。对于康某于2011年6月29日出具的250万元收据，数额和杜某在此之前通过银行转账的数额一致。杜某称其常年居住在外地，按照常理，杜某若2011年1月13日向康某以现金方式给付了150万元，杜某手中应当持有康某当日出具的结算收据，但杜某并无该收据，由此可见，2011年1月13日，双方并未进行过结算。对于2011年7月25日出具的500万元收据，按照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该收据中也可能包含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7月25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金额。因此，在银行转账和现金交易存在可能重合的情况下，杜某应当对其陈述的现金给付情况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但杜某对此既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本院认为，康某陈述的收据中的2011年1月13日的150万元和2011年3月18日的150万元是同一笔款以及2011年7月25日的500万元收据中包含了2011年7月22日的300万元转账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正确。综上所述，杜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98元，由杜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贞审 判 员  韩伟振审 判 员  余 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田 乐书 记 员  陈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