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3民终3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华，男，1956年2月8日生，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啸波，云南光前律师事务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兰，女，1969年5月18日生，汉族，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昌富，姚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富平，男，1966年12月19日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恒金，男，1971年2月1日生，汉族，农民。上诉人张春华、刘兰因与被上诉人聂富平、郭恒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5民初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啸波，刘兰及其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朱昌富，被上诉人聂富平、郭恒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宣判后张春华、刘兰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张春华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5民初471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张春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聂富平、刘兰、郭恒金承担。事实和理由：1、郭恒金代表刘兰负责房屋建盖施工，其对施工现场未尽到安全管理，应以其他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由张春华承担40%的责任显失公平，在无证据证实张春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雇主聂富平只承担60%的责任明显减轻了作为完全忽视安全保障义务雇主的责任。3、张春华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张春华虽为农村户口，但其四年来一直和儿子儿媳居住在姚安县栋川镇亿龙小区共同生活。4、护理依赖的相关费用应按二十年一次性支付。刘兰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姚安县人民法院（2019）云2325民初471号民事判决；2、改判刘兰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张春华与聂富平之间存在劳动雇佣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张春华与刘兰之间并不存在劳动雇佣并系。聂富平与刘兰之间存在的是建房合同关系，双方只存在合同责任。而根据双方2018年3月8日所订立的《建房合同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施工中所造成的一切大小工伤事故是由聂富平一方全权负责，作为合同甲方的刘兰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任何费用的。二、聂富平和刘兰2018年3月8日所订立的《建房合同协议书》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承揽合同的范畴。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刘兰将自建房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包给个体工匠聂富平承建，合同的标的是工作成果，承包人聂富平以自己的风险独立完成工作，对工作成果的完成负全部责任，刘兰属于定作，在按合同约定付给承建人聂富平报酬之后，接受的是工作成果建设好的房屋，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或自身造成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刘兰认为，即便是刘兰选择没有建筑资质的工匠聂富平承揽建房，存在选任方面的过失，也只应承担较小的过错责任，而不是与雇主聂富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审认定张春华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张春华忽视自身安全，进入工地未戴安全帽，而其最主要的损害就是头部受伤，因此，其损害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进入工地未戴安全帽，缺乏自我防护意识，这是每一个进入工地的建筑工人都应当具备的常识性问题。根据证人证实，现场没有遗留下摔烂的磁砖和沙灰桶等遗留物，就不存在张春华是背磁砖上楼或提沙灰桶上楼的可能性，其摔伤极大可能与其年龄偏大、体力不支、加之本身又带残疾，不能适应劳作有关，是其自身原因所造成，故一审判决张春华存在重大过错是完全正确的。聂富平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恒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聂富平、郭恒金、刘兰赔偿下列经济损失728528.56元：1、医药费14335元（其余聂富平已支付）；2、误工费23558.22元（147天×160.26元/天）；3、住院护理费9455.34（59天×160.26元/天）；4、住院伙食补助费5900元（59天×100元/天）；5、鉴定费2600元；6、营养费2700元（90天×30元/天）；7、交通费300元；8、后期治疗费8000元；9、残疾赔偿金107680元（10768元×20年×50%）；10、长期护理费438000元（20年×60元/天）；11、长期使用纸尿裤护理用品60000元（20年×250元/月×12个月）；12、长期康复治疗费（12个月×500元/月）；13、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聂富平、郭恒金、刘兰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张春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即30996元×20年×50%=3099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然聂富平是长期从事承包居民建房工程的包工头，但没有取得相应的建筑资质。2018年3月8日聂富平（乙方）与刘兰、郭恒金(甲方)签订了《建房合同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姚安县城的安置地民用住房，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乙方建造。建造房屋为一幢二套（一套四层半，一套五层半），房屋开工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房屋完工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2018年6月，张春华到聂富平建房工地做小工，每天工钱是80元，不供吃住。同年12月17日早晨7:30分许，张春华来到建房工地，摔倒在房屋一楼楼梯口受伤。张春华受伤后，被送到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伤情诊断为：一、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原发性脑干损伤，2、蛛网膜下腔出血；3、右侧额颞部急性硬膜外血肿；4、中颅凹底骨折并脑脊液耳漏；5、左眼眶外侧壁、左颧弓骨折；二、肺挫伤；三、肺部感染；四、肋骨骨折。住院治疗34天，伤势好转出院，用去住院医疗费46660.58元。出院医嘱：1、建议到康复科继续康复治疗，促进功能恢复；2、出院后1、2、3、6、9、12返院复查；3、如有不适，请及时就诊。2019年2月10日，因伤情加重，张春华又到姚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7天，用去住院医疗费6681.39元。同年3月25日再次到姚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8天，用去住院医疗费4147.56元。在张春华住院治疗期间，支出的医疗费中，张春华家属交了9000元，其余部分医疗费是聂富平支付。2019年5月13日张春华所受之伤，经楚雄中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1、张春华的伤残构成六级伤残；2、张春华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二级护理依赖；3、长期卧床需要预防压疮产生、上呼吸道和尿路感染的治疗费（间歇给药）每月需500元×12个月，（2）长期使用纸尿裤的费用为每月250元，（3）后期的康复治疗费、复查费一次性评定为8000元。聂富平支付给了张春华家属鉴定费用3000元。同年6月11日张春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张春华到聂富平承包的建房工地做工，张春华与聂富平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聂富平是雇主，张春华是雇员。虽然张春华具体是如何摔伤的，没有人看到。但是事发当天张春华是去建房工地做活，并摔倒在建房工地一楼受伤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张春华是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内受伤，属于法律规定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的情形。所以聂富平作为雇主，应当对张春华摔伤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张春华摔伤，因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是在完成雇主安排的具体工作中造成。所以张春华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郭恒金与刘兰属于叔嫂关系，虽然在《建房合同协议书》中，郭恒金以甲方身份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但在审理过程中，聂富平和刘兰均认可房主是刘兰，郭恒金是帮刘兰看守建房工地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刘兰是建房的发包方。由于刘兰将建房工程承包给没有相应建筑资质的聂富平施工，存在选任过错，故应当与雇主聂富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郭恒金不是房主，也不存在过错，所以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张春华的诉讼请求，在其请求范围内应参照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公交［2019］56号《关于印发2019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予以计算确定。其经济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57489.53元（46660.58元+6681.39元+4147.56元）；2、住院护理费9455.34元（59天×160.26元/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1770元（59天×30元/天）；4、鉴定费2600元；5、营养费1180元（59天×20元/天）；6、后期治疗费8000元；7、残疾赔偿金107680元（10768元×20年×50%）；8、长期护理费54750元（5年×365天×30元/天）；9、长期使用纸尿裤护理用品费用15000元（5年×250元/月×12个月）；10、长期康复治疗费30000元（5年×12个月×500元/月）。张春华主张赔偿误工费，因张春华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周岁，所以不予支持。张春华主张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因为本案的受害人张春华属于农村居民，其提供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的证据不充分，所以张春华要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张春华主张赔偿交通费，因未提交相应的交通费发票，所以不予支持。张春华主张的后期康复治疗费、长期使用纸尿裤护理用品费用和长期护理费，因属于以后可能产生的费用，所以一审法院结合张春华的年龄、身体状况及聂富平、刘兰的给付能力等因素，确定为每五年支付一次，计算到张春华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张春华主张长期护理费标准过高，一审法院结合护理依赖程度、康复情况和当地护工标准综合考虑确定。张春华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因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所以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聂富平垫付的费用共计51489.53元（医疗费48489.53元+鉴定费用3000元）,在聂富平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张春华的医疗费57489.53元，住院护理费9455.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70元，鉴定费2600元，营养费1180元，后期治疗费8000元，残疾赔偿金107680元，合计188174.87元。由聂富平赔偿112904.92元，其佘部分由张春华自己承担。二、张春华第一个五年的长期护理费54750元，长期使用纸尿裤护理用品费用15000元，长期康复治疗费30000元，合计99750元。由聂富平赔偿59850元（从2019年5月13日开始计算，以后每五年给付一次，期限满三十曰内执行完毕），其佘部分由张春华自己承担。三、以上有执行内容的，限聂富平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执行完毕（聂富平已经垫付的51489.53元在执行时予以扣除）。由刘兰对聂富平承担的民事赔偿负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张春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43元（缓交），由张春华承担1497元，由聂富平承担2246元。二审中，刘兰、聂富平、郭恒金均无新证据提交。张春华向本院提交了姚安县人民医院120接线录音一份，欲证明120接线通话中提到张春华从二楼摔下受伤的事实。经质证，聂富平、刘兰、郭恒金对张春华提交的接线录音均不予认可，认为事发当时，三人均未在现场。本院认为，张春华提交的姚安县人民医院120接线录音与其一审提交的接处警情况、120救护车出诊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张春华从二楼楼梯摔下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法律事实的意见，张春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同年12月17日早晨7:30分许，张春华来到建房工地，摔倒在房屋一楼楼梯口受伤”有异议，认为张春华是从二楼摔到一楼楼梯口。且认为遗漏认定了张春华在城镇工作生活以及郭恒金在具体建房过程中负责现场管理和指挥的事实。刘兰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建房合同协议书》中第五条关于施工中所造成的一切大小工伤事故由聂富平全权负责的内容。聂富平、郭恒金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对于其余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评述。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春华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相关的护理依赖费用应如何认定；2、本案承担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根据《楚雄州公安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2015年12月31日前，按照部颁标准调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城镇化率等计算标准和统计方法。常住人口信息系统‘户口所在地居委会’登记为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为农业人口。‘户口所在地居委会’登记为居民委员会的为城镇人口。”本案中，张春华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为白龙寺村民委员会，张春华属于农业人口，其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张春华的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关于张春华主张的后期康复治疗费、长期使用纸尿裤护理用品费用和长期护理费，一审法院结合张春华的年龄、身体状况及赔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等因素确定每五年支付一次计算到张春华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张春华各项经济损失的认定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施工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施工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建设部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务和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三层（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刘兰将自家的民用住房一幢二套（一套四层半，一套五层半）建房工程承包给聂富平建盖，根据刘兰与聂富平签订的《建房合同协议书》的内容，双方之间形成了承包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刘兰将位于姚安县城的安置地民用住房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聂富平建造，聂富平承包工程后，提供劳动工具，雇请张春华为其施工，并按每天80元的价款支付工资给张春华，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张春华与聂富平形成了劳务关系，张春华为提供劳务者，聂富平为接受劳务者。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刘兰作为发包人，选任没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聂富平为其建房，聂富平又雇请张春华为其施工，对于张春华因工受伤事故的发生，刘兰对承包人的选任有一定的过错，应对张春华伤后造成的经济损失与雇主聂富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聂富平明知自己没有建筑施工资质仍承包刘兰的建房工程，并雇用张春华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对张春华的工作未尽监管责任，未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忽视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导致事故发生，对张春华因工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张春华作为成年人，在施工过程中忽视自身安全，导致自身受伤，对本案的发生张春华自己也有一定的过错，可以减轻雇主聂富平的赔偿责任。而郭恒金并非发包人或承包人，其只是受刘兰的委托购买建材和看守建房工地，故张春华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张春华和刘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春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79元，由张春华负担（已交）；刘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64元，由刘兰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纪艳茜审判员  杨培松审判员  李晓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