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6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鲍本章，男，1930年12月13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余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春芬，女，1935年1月12日生，汉族，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余姚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亚苏，女，1964年11月23日生，汉族，汽配经营个体工商户，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余姚市，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鲍雷杰，男，1990年3月26日生，汉族，汽配经营个体工商户，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余姚市，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鲍碧露，女，1987年9月19日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宁波舜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财务，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余姚市。五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华军、牛开凡，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照行，男，1990年11月29日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安宁市，因犯交通肇事罪，现在云南省安宁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芬，女，1954年9月21日生，汉族，昆明市人，闲居，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讲、郭光翠，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丽，女，1980年3月10日生，汉族，昆明市人，闲居，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开发区海源北路769号。负责人：李志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慧琴，云南伟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与被上诉人何照行、李秀芬、李丽、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昆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1民初8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太保昆明支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内承担500000元的赔偿责任，并改判何照行、李秀芬、李丽对剩余的132406.07元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太保昆明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证据，适用法律错误。太保昆明支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太保昆明支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12万元的赔偿责任，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50万元的赔偿责任，剩余部分由侵权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2.何照行关于其出示驾驶证的陈述前后矛盾，李丽关于提前知道何照行持有驾驶证的陈述不符合生活常识和正常逻辑，应认定李丽在将肇事车辆交付给何照行驾驶并未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李秀芬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李丽作为车辆的实际管理人，对肇事车辆有管理的职责，在出借车辆时未对何照行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依法应由李秀芬、李丽与何照行对本次事故承担连带责任。何照行答辩：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以外的损失应当由何照行承担，不应当由李丽和李秀芬承担。李秀芬、李丽答辩：李秀芬和李丽已经尽到对何照行驾驶证的审查义务，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太保昆明支公司答辩：太保昆明支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交了相应的投保单和保险条款，已经尽到提示义务，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的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819406.07元（医疗费23742.07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784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8900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损失8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由太保昆明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被告何照行、李秀芬、李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10日，被告何照行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云Ａ×××××号“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由昆明市官渡区日新村前往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大羊甫村。当日20时53分许，何照行驾车沿昆明市雨龙路北至南向机动车道由北向南以约78公里时速驶至晓东万鑫大车配件城门前路段，从左侧超越同向行驶的前车过程中，遇鲍德坤驾驶昆明0566039号“台铃”牌电动自行车沿何照行所驾车前人行横道由东向西横过雨龙路，何照行驾车临危右打方向避让不及，所驾车车头左前部与鲍德坤所驾车车身右侧及鲍德坤身体相碰撞，致鲍德坤摔跌倒地受重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5月13日死亡（经法医鉴定符合颅脑损伤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2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八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此事故形成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何照行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且行经人行横道超车所致。何照行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鲍德坤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何照行向原告预付了40000元的丧葬费。被告何照行所驾车辆所有人为李秀芬，车辆实际管理人为李丽，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当事人对原告提交的医疗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23742.07元;2、死亡赔偿金：因事故造成原告亲属死亡的事实，原告主张30996元按照20年计算，费用61992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原告认可被告何照行已垫付400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云南省2017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5688元，剩余费用为7844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提交了死者在本市城镇区域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据，原告的该项费用计算为：（1）鲍本章：死者鲍德坤的父亲，事故发生时已满80岁，原告主张扶养时间5年，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云南省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60元计算，其费用为24450元=19560×5年÷4人；（2）余春芬：死者鲍德坤的母亲，事故发生时已满80岁，原告主张扶养时间5年，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云南省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560元计算，其费用为24450元=19560×5年÷4人；上述两项费用总计48900元。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住宿费：因死者家属远在外地，至昆明办理丧葬事宜产生必要的上述费用属合理，因原告提交的部分上述证据不规范，一审法院酌情参照原告提交的部分证据以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事实，支持上述三项费用共计2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事故造成原告亲属死亡的事实，给原告带来精神痛苦，原告主张3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费用合计792406.07元（其中何照行已垫付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何照行驾驶的云Ａ×××××号机动车在被告太保昆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应当先由太保昆明支公司在交强险内向原告进行赔偿，即太保昆明支公司应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偿医疗费1万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赔偿11万元，共计12万元。因何照行未取得驾驶资格，太保昆明支公司可在支付相关费用之后向致害人追偿。对于太保昆明支公司的商业险，因太保昆明支公司已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免责的情形向投保人进行了告知，故太保昆明支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责任。剩余672406.07元（792406.07元-12万元），因交通事故中何照行承担全部责任，故该项费用应由何照行承担，因何照行已垫付4万元，扣减后，何照行还需向原告赔偿632406.07元。对于李丽是否承担责任，庭审中查明，事故发生前，何照行向李丽借车前已向李丽发送驾驶证照片，虽然何照行的驾驶证被认定为假证，但应当认为李丽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审慎义务，故一审法院认为，李丽作为事故车辆的实际管理人，在本案交通事故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原告认为被告李丽、李秀芬的两次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不一致且李秀芬、李丽提交的驾驶证照片作假，一审法院认为，何照行、李丽的第二次询问笔录与其提交的驾驶证照片相互印证，可证实李丽已经提前审查何照行驾驶证的信息，原告不认可但未提交反驳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赔偿经济损失120000元；二、被告何照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赔偿经济损失632406.07元；三、驳回原告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94元，由被告何照行负担10294元，由原告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负担900元。二审期间，根据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投保声明书》中“保险人已解释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下“李秀芬”签字是否为李秀芬亲笔书写或者由李丽代签进行鉴定。云南正扬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云正鉴[2019]文鉴字第1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投保声明书》上“保险人已解释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下的“李秀芬”签字笔迹不是李秀芬本人书写形成，也不是李丽本人书写形成。经组织质证，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对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太保昆明支公司没有尽到提示义务，应在商业险及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太保昆明支公司认为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判断，认为太保昆明支公司对保险条款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李秀芬、李丽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何照行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云南正扬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云正鉴[2019]文鉴字第1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明内容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副本的背面没有保险条款。二审鉴定后，李秀芬提供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正本的原件，欲证实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合同已经生效，并且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经组织质证，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李丽、太保昆明支公司均对保险单正本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太保昆明支公司认为，李秀芬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正本的原件背面印有加粗字体的保险免责条款，证明太保昆明支公司已经尽到提示义务。何照行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李秀芬提供的保险单正本原件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明内容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经审查，一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与本院二审查证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在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投保声明书》中“保险人已解释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迹下的投保人签章处“李秀芬”签字笔迹不是李秀芬本人书写，也不是李丽书写。李秀芬就案涉云Ａ×××××号“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轿车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正本）》背面印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免责条款使用加黑加粗字体，其中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3条约定驾驶人无驾驶证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李丽、李秀芬是否对何照行的驾驶证尽到审查义务，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2.太保昆明支公司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商业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本案中李秀芬交纳了保险费，其与太保昆明支公司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的经济损失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何照行驾驶的云Ａ×××××号机动车在太保昆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应当先由太保昆明支公司在交强险内向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进行赔偿，即太保昆明支公司应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医疗费1万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万元，共计12万元。因何照行未取得驾驶资格，太保昆明支公司可在支付相关费用之后向致害人追偿。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李丽、李秀芬是否对何照行的驾驶证尽到审查义务，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何照行、李丽的陈述对于李丽看过何照行驾驶证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主张何照行、李丽存在虚假陈述，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本案事故发生前，何照行向李丽借车时已向李丽提供驾驶证照片，何照行的驾驶证系伪造，但并非李丽从驾驶证的外观能够判断。因此，李秀芬作为肇事车辆所有人，李丽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管理人，对本案交通事故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关于李丽、李秀芬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采纳。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太保昆明支公司承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何照行未取得驾驶执照而驾驶车辆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情形，太保昆明支公司是否对该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是认定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投保声明书中没有李秀芬或李丽的签名，但李秀芬在二审鉴定后提供的保险单原件表明其已经收到附有保险条款的保险单。李秀芬提供的保险单原件中附有无驾驶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并且免责条款使用了加黑加粗字体。保险单背后字体加黑加粗的免责条款表明太保昆明支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的提示义务。由于太保昆明支公司已经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保险免责条款有效，太保昆明支公司不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94元由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承担，鉴定费4800元由鲍本章、余春芬、鲍亚苏、鲍雷杰、鲍碧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审判长 张 霞审判员 汪 佳审判员 钱晓燕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昱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