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6760号 原告：来焯章，男，1945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原告：来恩浩，男，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原告：管旭波，女，197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原告：来某，男，2004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法定代理人：来恩浩（系来某父亲），现住宁波市江北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娟，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525号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剑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来焯章、来恩浩、管旭波、来某与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来焯章、来恩浩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娟娟，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照安置价给付四原告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的安置房（暂估值为3200000元）；2.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并继续支付四原告的过渡费至安置房交付之日；3.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照安置价（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算表3》载明的高层金额900元／平方米为基准，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为四原告分配建筑面积为192平方米的高层安置房；2.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具体计算方式为：自2013年1月起至2017年6月止的过渡费按照每人每月600元计算为600元／人／月×2人×54个月，计64800元；自2017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按照每人每月1600元计算为1600元／人／月×2人×30个月，计96000元；前述二项合计160800元），并继续按照与其他安置人口同等的标准支付四原告的过渡费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事实和理由：来焯章户原系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丰东村（以下简称“丰东村”）11组村民，在丰东村有自建住房，该住房户内人员包括本案四原告。2008年5月19日，来焯章作为该户的代表，与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该协议含《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算表3》（以下简称“《试算表》”）］一份，约定对来焯章户所有的坐落于丰东村11组共计建筑面积62.15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人口、安置房面积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来焯章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本案四原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来焯章户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户型为多层60平方米、100平方米；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预留房款107200元（670元／平方米×160平方米）。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其它约定：①按政策安置②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来焯章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安置协议》上签名确认。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曾对协议内容通过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来焯章户依约搬离案涉被拆迁房屋，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给予来焯章户安置补偿款合计583398元，扣除预留房款107200元，实际支付给来焯章户补偿款476198元。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于2008年拆除案涉房屋，并依约向四原告发放每人每月300元的自行过渡奖至2017年6月30日，发放每人每月600元的过渡费至2012年12月31日。其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以来焯章、来恩浩的安置可能存在政策争议为由，暂停发放其二人的过渡费，称等待政策明确后补发。管旭波、来某的过渡费仍正常发放至2019年12月31日。其间，来焯章、来恩浩多次询问安置进展或要求落实安置待遇，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均告知因来焯章户家庭情况特殊，须继续等待，几次安置分房均以政策为由未为四原告分配。四原告认为，首先，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前已完全掌握四原告的家庭情况及户籍情况。来焯章原系萧山县长河镇居民，于1964年3月随家支农插队落户至，并于1975年与丰东村村民周亚美结婚。1976年，经丰东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其二人在村集体规划用地上建房（房屋建造之前向丰东村及生产大队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手续，但不是像1990年代这样的农村建房审批手续），并于1991年7月经确权后获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萧山市人民政府还向来焯章户发送了有偿使用宅基地的通知。1979年11月，来焯章根据知青回城的相关政策回到了原萧山县城厢镇萧山布厂，并将户口迁移至该厂集体户。1992年，来焯章按照当时的政策申请特困房57平方米。1993年实行房改，来焯章出资13000元全款买下该房。拆迁时，来焯章户籍所在地即为现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其妻周亚美于2004年6月去世。来恩浩系来焯章与周亚美的婚生子，1975年11月16日出生后落户于丰东村。1985年，来恩浩的户口转为非农，跟随父亲来焯章迁移至萧山布厂集体户。1995年9月，来恩浩考上宁波大学，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自动迁移至宁波市。1999年，来恩浩大学毕业。工作期间，其工作单位既未给予实物分房也未进行一次性货币安置。拆迁时，来恩浩户籍所在地即为现户籍地宁波市江北区。管旭波系来恩浩的妻子，2002年与来恩浩结婚。来某系来恩浩与管旭波的婚生子，于2004年3月6日出生。拆迁时，管旭波、来某户籍所在地即为现户籍地宁波市江北区。四原告户籍不在丰东村及来焯章曾享受过房改政策的事实客观存在，且来焯章户已按照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要求如实递交资料，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在协议签订前即已明确知晓四原告不完全符合《实施办法》关于安置人口的规定。其次，在拆迁过程中，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经对来焯章户的家庭、人口、享受房改政策记录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签约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因素：其一，周亚美生前系丰东村村民，所建房屋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且该户在丰东村有承包地及自留地。周亚美去世时，来恩浩已成家，符合当时的分户政策；其二，来恩浩出生时户籍在丰东村，上大学时户口之所以迁出系因当时的政策要求，且其未享受过实物分房及一次性货币分房；其三，来某系独生子女，可享受二个安置人口份额。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经过多次讨论，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并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与来焯章户协商一致达成了案涉《安置协议》。事实上，当时拆迁工作组也曾考虑过对来焯章适用独居老人和独人老年户政策，但因来焯章户情况并不完全符合，故最终还是按照协议约定的现有方案进行安置。再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其一，案涉《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乃平等民事主体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民事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并应受法律保护，协议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亦认可双方系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二，四原告起诉时原本是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为其分配多层安置房160平方米。鉴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庭审中称目前多层安置房已分配完毕，高层安置房仍有剩余房源可分配，四原告为配合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工作，并最终实现合同目的，同意接受替代安置方案，变更诉讼请求。按照协议约定面积及多、高层安置房转换政策，多层安置房与高层安置房的换算比例为1：1.2，案涉《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面积多层160平方米转换为高层安置面积应为192平方米，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庭审中对此亦予以确认，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当为四原告分配高层安置房192平方米。其三，对协议第九条“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的理解。第一，该条款系对协议第一至八条约定的补充约定，作用在于概括性地约定前述条款中的其他未尽事宜，并不存在与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的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相冲突或进行变更一说。对该条款的理解涉及合同解释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过程中，协议双方对于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确定经过了慎重磋商。除协议中已协商一致确定的“可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等内容外，当时来焯章户还提出，因来某系来恩浩与管旭波的独生子，按照《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约定，应按两人计算安置人口；因周亚美系丰东村农民，该户有别于其他居民户，应按照《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允许按人口每人增加10平方米安置面积。对于前述两项诉求，当时拆迁工作组认为，协议第三条所约定的安置面积160平方米已然不是对安置政策的简单套用，而系综合考量来焯章户的家庭特殊情况，为推进拆迁安置工作所做的安排。双方同意若今后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优化后对来焯章户更为有利，则可据此提出新的请求，从而在《安置协议》第九条中做出了前述概括性约定。第二，对《安置协议》第九条的解释和适用，不应与协议第一至八条已明确约定的内容相矛盾，否则将不合理地排除或减损四原告在协议项下既定的合法权利，并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1.排除或减损将违背民事行为自愿原则。《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自愿的前提是当事人应充分提供订立和履行协议的相关资讯，真实表达协议条款的内容和含义。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熟练掌握并主动执行各项安置政策。按照《实施办法》规定，该安置政策的解释权亦归属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而来焯章户作为被拆迁人，订立协议的基础是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政策阐明及缔约诚信的善意信赖。若允许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将《安置协议》第九条的约定解释为系对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否定，即安置面积160平方米在缔约时实际并未确定，且随时可能因所谓的其后出现的政策原因得而复失，亦无证据证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订立协议时已向来焯章户充分、真实地解释此条约定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如果当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确已对此做出解释说明，因事涉来焯章户重大利益，该户必不认同且不可能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可见，来焯章户自愿签署案涉《安置协议》系基于原、被告双方对于安置面积为160平方米这一真实意思表示的确认，不存在协议第九条约定否定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意思表示。2.排除或减损将违反公平原则。根据《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中，来焯章户的主要义务是在磋商和订立协议过程中按照拆迁工作组的要求如实提供被拆迁人身份及案涉房屋产权等信息，在协议订立后依约腾房并配合交房验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主要义务是在磋商中向来焯章户解释说明政策，在协议订立前审核来焯章户的信息资料、确认安置资格，在协议签订后依约支付补偿款、过渡费并分配安置房。本案中，来焯章户已严格按照拆迁工作组要求，如实提交了所需的全部身份和房产材料及证明文件，不存在任何欺骗、隐瞒或胁迫行为。协议签订后，来焯章户立即腾房并交付了钥匙，案涉房屋亦已于2008年6月被拆除。至此，来焯章户已完全履行了协议项下的义务。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至少在2013年之前亦均认可并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却在本案中辩称其在审核时发现四原告不应纳入安置人口之列，并援引了《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及《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作为理由。然而，上述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实施办法》系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于2006年单方制定出台，并不属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该《实施办法》有效，但其效力不能对抗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在2008年5月19日双方签订协议前，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已准确掌握来焯章户身份及房产信息的情况下，经与该户协商一致，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可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这清晰表明了协议双方已对《实施办法》的相应内容作了协商调整，确认了四原告的安置资格及安置面积，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退而言之，即使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坚持认为四原告不符合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不属于可安置人口，其也应当在合同订立前或最晚于四原告实际履行《安置协议》之前进行审核，并将该户未通过审核的通知送达四原告。然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并未履行及时审核及通知义务。现若允许其将己方未尽审核及通知义务的责任和不利后果推由四原告承担，显失公平，且必然造成对四原告合法权益的不当损害。3.排除或减损将损害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根据《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信用，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义务。如前所述，来焯章户基于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缔约诚信的善意信赖，与之协商缔约，协议中约定的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及安置房价格等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除非双方自愿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即使该约定与《实施办法》或其他不具有强制性的安置政策存在不一致，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反言原则，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也不能为完成征迁任务之目的，利用熟谙安置政策的缔约优势，进行假意磋商，并在协议第九条暗设“后门”，以图毁约。第三，纵观《安置协议》的其他条款，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也系根据安置人口4人、每人40平方米计算所得；预留房款金额则系根据多层安置价670元／平方米及安置面积160平方米计算得出。因此，安置面积与安置人口及预留房款等紧密相连，若认定协议第九条关于“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的约定系对安置面积的变更，则完全打破了安置面积与安置人口、预留房款之间的关联，且无法解释该条款为何未就安置人口及预留房款也约定“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因此，将协议第九条关于“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理解为对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的变更，明显不符合原、被告双方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便将该条款理解为对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的变更，也仅涉及安置面积，而不涉及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可安置人口为4人”的内容。鉴于协议第一条将继续有效，四原告作为协议约定的4个安置人口应安置的面积及依据将成为新的难题。既然明确了四原告系可安置人口，结合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以下简称“《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安置标准“安置面积按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和其他安置条件的人口计算，多层每人安置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安置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被补偿人，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四原告应当至少获得多层安置面积200平方米或高层安置面积240平方米。前述《安置意见》系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但颁布施行于原、被告双方签订《安置协议》之后，故对协议已经明确约定的内容，该《安置意见》不具有约束力，对协议未约定的内容，该《安置意见》具有约束力。综上，不论是从合同签订背景、合同目的还是合同其他条款来看，协议第九条与第三条应当是补充关系，而非冲突或变更关系。法院应考虑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时的事实情况，尊重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出有利于四原告的认定。二、四原告要求按照安置价结算购房款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其一，安置价（即多层670元／平方米）系案涉《安置协议》确定的计价基准，实际到户后应按楼层系数表上下浮动，其依据在于《实施办法》的规定及《安置协议》和《试算表》的约定。根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根据购房对象条件不同，征地拆迁户、属于整体拆迁且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和正常分户的拆迁户，其安置房价格为670元／平方米。安置房结算价格亦属于协议签订前的磋商内容之一。因周亚美系农民，当时仍拥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故经协商一致，最终协议双方同意适用《实施办法》中670元／平方米的价格作为协议项下安置房的结算标准，案涉《安置协议》第三条据此约定安置用房为多层160平方米，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第四条约定预留房款为107200元。来焯章户的《试算表》进一步明确了“安置房价格分类和预付购房金额”，在安置房价格分类中选择了“多层金额670元／平方米”进行填写，在预付购房金额中填写了107200元。且在该《试算表》上还特别载明“4人属中户：因恩浩母亲是农民才可享受此待遇”这一内容。结合《安置协议》及《试算表》来看，二份文本载明的安置面积、单价及总价内容一致，互为印证，足以清晰地表明协议双方约定的安置面积为多层160平方米，安置基准价为670元／平方米，预留房款为107200元（670元／平方米×160平方米），实际到户后按楼层系数表结算，多退少补。《试算表》作为《安置协议》的附件，具有相同效力，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当严格履行《安置协议》关于安置价格的约定。其二，虽然四原告同意将多层安置变更为高层安置，但安置价格应实行“价格平推”的方法，即以协议签订时的高层安置价900元／平方米为计价基准，实际到户后按楼层系数表结算，多退少补。对于因户型面积等原因导致实际安置面积超过应安置面积的部分，四原告同意以成本价支付。三、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过渡费及继续为四原告发放过渡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其一，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在政策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实施办法》系四原告主张过渡费的政策依据。四原告一贯地认为，《实施办法》并非全部无效，但其效力不能对抗案涉《安置协议》的约定。也就是说，协议中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应适用《实施办法》的规定，这在《安置协议》第九条关于“①按政策安置”的补充约定中亦得到体现。根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规定：“过渡的方式采用发放过渡费，由被拆迁人自行过渡或建造过渡房集中安排过渡的方式解决。鼓励农户自行过渡。过渡费的发放标准，按照《关于萧山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的意见》（萧政办〔2004〕50号）精神，按在册常住人口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过渡期一般不超过24个月，超过24个月的过渡期限，超过时间的过渡费加倍发放。过渡费的发放，自实际腾房交出房屋钥匙、经腾房验收合格起发放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安置协议》第二条约定临时过渡费为28800元，结合《试算表》来看，该临时过渡费具体计算方法为：300元／人／月×4人×24个月。至于《安置协议》未予明确的其余未尽事宜，应适用《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并与其他安置人口保持一致。其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为四原告发放的过渡费及相应标准系四原告主张过渡费的事实依据。根据四原告提交的《钱江世纪城机场路拓宽项目拆迁农户过渡费发放人员统计表》显示，在2013年1月之前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一直按照协议约定向四原告发放过渡费。若其不应向四原告发放过渡费，则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其均未发现该问题，未免过于荒谬。至于过渡费发放标准，2017年7月前为每人每月600元，2017年7月后为每人每月1600元。包括管旭波、来某在内的案涉机场路拓宽项目被拆迁人的过渡费发放标准及方法，理应成为四原告据以主张过渡费的事实依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根据平等、公平原则予以确认。现其停发来焯章、来恩浩的过渡费，明显依据不足，自相矛盾，违背诚信原则，已构成违约。最后，法院裁判时应关注此类案件的社会影响。政府在进行拆迁时最需注意的是维护被拆迁人的利益，保障社会稳定。若允许协议条款中既明确约定安置人口、安置面积、补偿金额等事项，又存在内容不确定但足以推翻前述明确约定的“霸道”条款，不可能有被拆迁人同意签署《安置协议》。尤其是在房屋已被拆除，进入实际安置分房阶段时，因前述“霸道”条款而否定协议约定的安置内容，从而出现对被拆迁人不利的情形，无异于拆迁人利用其对政策的熟悉程度和优势地位欺骗被拆迁人。此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此类案例的出现，将对后续的拆迁行为造成不良影响，从而更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不利于社会稳定。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及相关附件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按约定的建筑面积交付安置房并足额支付过渡费，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当自觉维护政府公信力，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精神，严格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理应予以支持。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四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辩称，来焯章的妻子周亚美确系丰东村村民。2008年5月19日，来焯章代表其户全部成员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了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钱江世纪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实际为《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来焯章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本案四原告），安排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经审核发现，来焯章的户籍地为杭州市萧山区，其余三原告的户籍地为宁波市，均非丰东村在册村民，不符合《实施办法》第三条“拆迁安置”中有关安置人口确定的规定，不应纳入安置人口之列，故未审核通过前述安置房分配方案。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无法核实签约时的具体情况，但通过对现有情况的核实，四原告不符合当时及现行的安置政策（即《实施办法》及《安置意见》），案涉《安置协议》应属错签。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认为，首先，对案涉《安置协议》的效力无异议。但根据《安置协议》第九条“①按政策安置②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之约定，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依约有权比照安置政策对来焯章户进行安置，该条款应当是包含《安置协议》已明确约定的内容的。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并非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内设机构，而系独立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机构。前述特别约定条款系为了确保协议约定的内容符合当时的安置政策所设置，故对该条款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若来焯章户不符合相应的安置政策，则应对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进行调整。因案涉《安置协议》约定适用的安置政策为《实施办法》，故该《实施办法》对协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如前所述，四原告无论按照签约时的安置政策抑或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均不属于安置对象，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为四原告分配安置房的行为依约合法，并无过错。其次，对来焯章、来恩浩二人过渡费停发时间及四原告主张的过渡费标准无异议，但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或协议依据，不应得到支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停发来焯章、来恩浩的过渡费的原因是其二人不符合安置政策。实践过程中，过渡费一般是按照实际安置人口进行发放，且只能对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员进行发放。目前，管旭波、来某的过渡费仍然正常发放，且无停发的打算，但若其后出现须停发过渡费的情形，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经核实后仍然可能停发其二人的过渡费。再次，目前相应安置区块已无多层安置房房源，但有户型为100平方米的高层安置房房源。多、高层安置房的换算比例与四原告所述一致。最后，预留房款金额不能代表安置房购房款实际结算标准。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四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来焯章与案外人周亚美（已去世）系夫妻关系，来恩浩系来焯章与周亚美的儿子。管旭波与来恩浩系夫妻关系，来某系来恩浩与管旭波的儿子。2008年5月19日，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甲方）与被拆迁人来焯章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来焯章户所有的坐落于丰东村11组共计建筑面积62.15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协议，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付款方式、过渡方式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来焯章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本案四原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来焯章户安置房建筑面积多层160平方米；来焯章户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来焯章户结清全部购房款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预留房款107200元；来焯章户选择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支付临时过渡费，其自行过渡的方式过渡。《安置协议》第九条“其它约定”约定：“①按政策安置②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来焯章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该协议上签名确认。该户《试算表》载明，来焯章户家庭人口为“农转非”4人，安置人数为4人，安置面积为多层160平方米，安置房价格分类和预付购房金额为多层670元／平方米，小计107200元。该《试算表》同时载明“4人属中户：因恩浩母亲是农民才可享受此待遇。2008年5月20日签约”等内容。协议签订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按约为四原告发放截至2017年6月每人每月300元的自行过渡奖，为来焯章、来恩浩二人发放自腾房之日起至2012年12月止的过渡费，为管旭波、来某二人发放自腾房之日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其中，自2013年1月起至2017年6月止的过渡费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自2017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标准为每人每月1600元。另查明，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曾对协议内容通过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又查明，来焯章的户籍自1999年6月8日起至本案诉讼时止一直登记在杭州市萧山区象牙浜（现为花园井）24幢西单元101室；管旭波的户籍自2002年7月9日起至本案诉讼时止一直登记在宁波市江北区；来恩浩、来某的户籍于2009年4月28日从宁波市海曙区迎春街89弄1号272室迁入宁波市江北区，至本案诉讼时止均未发生过变化。再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规定：“过渡的方式采用发放过渡费，由被拆迁人自行过渡或建造过渡房集中安排过渡的方式解决。鼓励农户自行过渡。过渡费的发放标准，按照《关于萧山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的意见》（萧政办〔2004〕50号）精神，按在册常住人口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过渡期一般不超过24个月，超过24个月的过渡期限，超过时间的过渡费加倍发放。过渡费的发放，自实际腾房交出房屋钥匙、经腾房验收合格起发放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高层住宅安置过渡期限另行明确。”该《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价格核定”第3项规定：“根据购房对象条件不同，分下列三种情况确定购房价：……高层住宅的价格核定以区级有关部门文件为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5月2日发布《安置意见》。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安置面积按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和其他安置条件的人口计算，多层每人安置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安置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被补偿人，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该《安置意见》第四条“价格核定”规定：“（一）农户申购安置房的价格按相关文件执行。（二）安置房建设的成本价核定，由征地费、拆迁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小区内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管理费等组成。（三）成本价由建设主体报区政府审定。（四）考虑到住宅设计时因自然间不可分割的因素，农户实际申购安置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规定面积的10%，其中超过规定面积5%以内部分按不同申购对象以相应标准的价格购买，超出规定面积5%-10%部分按成本价购买。确因户型搭配等原因超过规定面积10%以上部分，按货币化安置的市场价购买。”该《安置意见》第五条规定：“凡购买安置房的对象，需经资格认定审查，具体条件按本实施意见第三条规定。由村（社区）、拆迁地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经所在镇街或管委会审核后报区城乡一体办核准，在区级新闻媒体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安置。”该《安置意见》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我区之前的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案经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四原告提交的《居民户口簿》三本、《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试算表3》一份、《钱江世纪城机场路拓宽项目拆迁农户过渡费发放人员统计表》一份、《钱江世纪城多层安置小区一二期项目拆迁农户选择自行过渡奖励发放清单》一份，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居民户口簿》二本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与来焯章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签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认定。其一，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答辩意见中确认案涉《安置协议》应当适用的安置政策为《实施办法》，且《安置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条款所涉“政策”及“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亦指《实施办法》。可见，无论是签约时还是本案中，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据以确定来焯章户安置面积的安置政策为《实施办法》。而《实施办法》颁布施行于2006年2月，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2008年5月。也就是说，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安置协议》时，据以确定来焯章户安置面积的安置政策已经确定并向社会公开、颁布施行两年有余。因四原告的户籍情况、享受房改政策情况等在协议签订前已是既定事实，且自协议签订时起一直未发生变化，故前述事实一方面意味着案涉《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全面掌握四原告户籍情况、享受房改政策情况及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依据《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政策，并在与四原告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确定；另一方面意味着来焯章户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在2008年签约时已完全可以确定，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的需要，也不应当在签约时针对其户的安置面积约定存在极大不确定因素的条款。因此，在协议双方于协议第一条及第三条明确约定了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情况下，再行做出协议第九条“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的特别约定，实属自相矛盾，也存在设置“陷阱”条款，变相剥夺协议一方在协议项下的主要合同权利的嫌疑。且前述“该合同所属安置房面积今后按区城乡一体化安置政策执行”的约定与《安置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的“可安置人口为4人”及第三条明确约定的“甲方安排乙方安置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等内容明显系自相矛盾的约定。结合《试算表》载明的“4人属中户：因恩浩母亲是农民才可享受此待遇”等内容来看，有理由相信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后达成的合意，且在未经协议双方平等协商进行变更前，任何一方无权单方变更。其二，如前所述，案涉《安置协议》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清楚知晓来焯章户内家庭成员户籍情况、享受房改政策情况的前提下，与该户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该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协议约束。即使来焯章户按照相关安置政策规定，确不属于安置人口，因《实施办法》颁布施行在前，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在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理应知晓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特别是关于确定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规定。其在与来焯章户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应就来焯章户是否符合相关安置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对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其签订协议。来焯章户在签约时亦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清楚了解其户是否符合安置条件的前提下，与其户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并合理期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将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也是基于此前提，来焯章户同意拆除案涉房屋。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既已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盖章，即表明其认可来焯章户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现其以四原告并非丰东村在册村民，不符合《实施办法》规定为由，拒绝对来焯章户进行安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三，根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答辩意见可知，其对案涉《安置协议》的效力并无异议。而该协议第十条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后续审核通过并非案涉《安置协议》的生效条件，其无权对《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内容以事后审核的方式进行单方变更。在协议双方未就《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协商一致进行变更之前，该协议理应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拒绝履行《安置协议》，为来焯章户分配协议项下的安置房，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综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按约全面履行《安置协议》确定的义务，为四原告分配多层安置房160平方米。现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相应安置区块已无多层安置房房源，且同意以高层安置房进行替代安置，双方对多、高层安置房的换算比例为1：1.2亦均无异议，故对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其分配高层安置房192平方米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案涉安置房结算价格的确定是否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以及四原告要求按照安置价确定案涉安置房购房款结算单价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结合《安置协议》约定内容来看，该协议仅约定“预留房款107200元”及“乙方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等内容。可见，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多层安置房基准价670元/平方米（高层安置房安置基准价相应调整为900元/平方米）系按照前述预留房款107200元及安置面积160平方米推算后得出（107200元÷160平方米），而事实上《安置协议》并未就安置房结算单价做出明确约定，“预留”与“结算”显然并非同一概念。《试算表》所载明的“安置房价格分类和预付购房金额”显然未区分不同购房对象的结算标准，仅用于在高层、小高层及多层金额中作出选择。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协议双方并未就安置房结算价格达成补充协议，故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根据《安置协议》序言部分明确约定适用的《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价格核定”第3项“根据购房对象条件不同，分下列三种情况确定购房价：……高层住宅的价格核定以区级有关部门文件为准”之规定，以及原、被告双方均认为可适用于本案的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安置意见》第四条“（一）农户申购安置房的价格按相关文件执行。……（三）成本价由建设主体报区政府审定。（四）考虑到住宅设计时因自然间不可分割的因素，农户实际申购安置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规定面积的10%，其中超过规定面积5%以内部分按不同申购对象以相应标准的价格购买，超出规定面积5%-10%部分按成本价购买。确因户型搭配等原因超过规定面积10%以上部分，按货币化安置的市场价购买”之规定，高层安置房结算价格应按区级有关部门的相关文件执行，且不同申购对象适用不同的结算标准。而前述《实施办法》系协议双方明确约定适用的安置政策，且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前两年即2006年2月24日即已公布施行，属于拆迁范围内全体被拆迁人应当知悉的范畴。四原告理应知晓该政策内容，即不同申购对象应适用不同的结算标准。前述《安置意见》虽系2017年5月2日公布施行，但四原告在本案中曾援引该政策，且认可对《安置协议》未明确约定的内容可参照适用该政策。综上，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安置房结算价格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可通过协议自行约定的范畴，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退一步讲，即便该安置房结算价格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范围，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因四原告均系非农业人口且户口不在丰东村，不属于《实施办法》及《安置意见》规定的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且来焯章系由城市支农至农村的人员，并非在丰东村出生，仅因周亚美系丰东村村民而与该村产生联结点，亦不属于“至少有一代在所在村（社区）出生，且居住在该村（社区）”的世居户，在《实施办法》及《安置意见》中尚无法找到对应的政策条款，故该户是否可按安置价结算购房款，在本案中无法查清。综上，对四原告要求按照900元/平方米的安置基准价结算其待分配的192平方米高层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并为四原告继续发放过渡费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根据《安置协议》第六条约定，来焯章户选择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支付临时过渡费，其自行过渡的过渡方式。但协议对过渡费发放的对象及标准未作明确约定。根据协议序言部分明确约定适用的《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过渡的方式采用发放过渡费，由被拆迁人自行过渡或建造过渡房集中安排过渡的方式解决”之规定可知，过渡费系在被拆迁人赖以居住生活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未由拆迁人建造过渡房进行集中过渡，而被拆迁人又未实际取得安置用房之前，用于保障该被拆迁人基本居住条件的费用。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庭审中亦自认在安置实践中过渡费发放对象为实际安置人口。故四原告作为协议项下的安置人口，理应享有过渡费的相关权利。另结合《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第1项“过渡期一般不超过24个月，超过24个月的过渡期限，超过时间的过渡费加倍发放。过渡费的发放，自实际腾房交出房屋钥匙、经腾房验收合格起发放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之规定，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为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庭审中，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来焯章、来恩浩二人过渡费停发时间及过渡费发放标准无异议。故对四原告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并继续为四原告发放至安置房交付后四个月止的过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四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继续履行其与来焯章于2008年5月1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来焯章、来恩浩、管旭波、来某分配高层安置房192平方米的义务； 二、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来焯章、来恩浩补发自2013年1月起至2019年12月止的过渡费160800元，并继续向来焯章、来恩浩、管旭波、来某支付自2020年1月起至安置房交付（具体以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公示确定日期为准）后四个月止的过渡费（过渡费标准按照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机场路拓宽项目拆迁农户同等标准执行）； 三、驳回来焯章、来恩浩、管旭波、来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686元，减半收取计16843元，由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