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柳，女，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西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艳玲，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美兰，女，195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上诉人余江柳因与被上诉人何美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3民初2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江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美兰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何美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未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笔录内容认定涉案果树所有权为何美兰，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首先，根据《人民调解笔录》的内容，余江柳并未对涉案果树所有权作出任何否认，调解笔录记录的内容也不是完整的，且在调解过程中，余江柳与何美兰对本案所涉纠纷争议非常大，双方最后也并未达成调解才产生了本案诉讼。其次，《人民调解笔录》仅对双方调解过程中的部分表述进行记录，并非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更何况双方并未对本案争议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余江柳不论对事实认可与否，均不应作为在本案诉讼中对余江柳不利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因此，在未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双方在调解过程中的个人陈述即认定涉案果树所有权的归属，明显有违证据适用规则，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对余江柳严重不公，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何美兰仅本人陈述涉案果树所有权归其所有，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何美兰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何美兰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果树所有权归其所有及其对涉案果树进行管理、使用的事实，何美兰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在本案中，何美兰一直声称涉案果树所有权为其所有，但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未能证明其对果树的管理及使用事实，即便依据《人民调解笔录》，也仅有何美兰的个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何美兰对于自己的主张只有其本人的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有效证据的，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未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充分分析，直接对余江柳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余江柳明显不公。在一审过程中，余江柳申请了余罩尚和余月雄两证人出庭作证，该两证人均为同村（三湾村）村民，与余江柳无任何利害关系，该两证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也明确了涉案土地为余江柳、余悦明所有。余江柳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形式、来源、程序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且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对于本案的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在未有任何分析说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将余江柳提供的证人证言草率地认定为“无法确定其内容真实性”，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的规定，对余江柳明显不公。四、余江柳不存在侵权过错且未因此获利，余江柳砍伐果树的行为是基于村委会关于土地调整的要求作出，即便余江柳未采取砍树措施，涉案果树也将由他方进行处理，余江柳无需向何美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珠海市斗门区******民委员会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的《通知》要求，因土地调整，凡未报建或已报建但未建房屋的宅基地必须在同年3月20日前清理好地面杂草、果树、农作物等杂物，否则，该土地将视为农用地处理，今后将不能报建建设。涉案土地为余江柳父亲余悦明所有，为了涉案土地能符合报建条件，余江柳严格依据村委会《通知》的要求对土地上的果树进行了砍伐，退一步讲，即便余江柳不对涉案果树进行砍伐清理，根据《通知》的内容，涉案土地也将被视为农用地处理，涉案果树也会被清理。因此，余江柳不存在侵权的过错且并未因此获利，何美兰无权要求余江柳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赔偿金额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余江柳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依法驳回何美兰的诉讼请求。何美兰辩称，余江柳破坏了何美兰的果树是不对的。余江柳的上诉意见不真实，与事实不符。余江柳在司法所调解时，认可了树是何美兰的，但是后来又说树是余江柳的，余江柳的主张前后矛盾。何美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江柳赔偿何美兰1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余江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3月16日余江柳带人将种植在何美兰房屋旁边的果树砍掉，包括13棵荔枝树和2棵黄皮树，其后何美兰报警，由于双方对果树及土地权属有争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何美兰因此提出诉讼。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被砍的荔枝树干直径为7-16厘米、黄皮树干直径为13.5-16厘米。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向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人民调解笔录》《人民调解调查笔录》各一份。2019年6月4日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何美兰表示涉案果树是何美兰种植，树龄在20-30年间，余江柳表示不知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关于涉案果树权属问题。何美兰、余江柳均主张享有对涉案果树的所有权，但均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结合余江柳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对涉案果树权属的表述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何美兰主张涉案果树所有权的可信程度明显高于余江柳，因此何美兰诉请涉案果树所有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何美兰诉请赔偿损失问题。余江柳主张涉案果树种植在其宅基地上，但未能提供相关土地权属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余江柳无故砍伐何美兰的果树，侵犯了何美兰的合法权益，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何美兰对其损失金额未能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何美兰、余江柳就损失金额协商不一致，一审法院酌定余江柳应赔偿何美兰3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余江柳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何美兰损失3000元。逾期履行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3元，由余江柳负担。二审期间，何美兰提交2019年6月4日在司法所调解室的对话录音，用以证明涉案果树是何美兰的。余江柳质证称，该证据并非是在一审判决过后产生的新证据，因此已过了举证期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争议很大且没有达成任何调解协议，该录音无法确认录音内的说话主体，因此该录音并不能直接证明果树所有权人为何美兰，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经审查，该录音材料并没有提交相应的文字整理版本，无法确认录音中主体身份及内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本案在一审期间已有一审法院向珠海市斗门莲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人民调解笔录》《人民调解调查笔录》作为证据，已经能够反映录音材料中所要反映的调解过程，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余江柳是否应向何美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对此评析如下：关于涉案果树的权属问题，首先，余江柳并未能提供涉案果树所种植的土地权属证明，因此余江柳主张涉案果树种植在其宅基地上的说法不能成立，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根据《人民调解笔录》《人民调解调查笔录》的内容，一则，余江柳在砍掉涉案果树时曾向何美兰的亲属余况源电话沟通过砍树的事情；二则，在本案发生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时，余江柳称其不知道树是谁种的，与本案诉讼过程中余江柳称其是涉案果树种植人的说法相矛盾，且余江柳也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系果树的所有人。故综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来看，何美兰所称其为涉案果树的所有人，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余江柳向何美兰赔偿果树损失3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余江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江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