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23742号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场所上海市。主要负责人：何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女。被告：沈某某，男，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虎，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与被告沈某某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而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为原告，以沈某某为被告，予以合并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某、李某、被告沈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不支付沈某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同意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58,911.16元。事实和理由，沈某某于2014年1月13日进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客户经理，于2016年6月3日起担任上海医学园区支行小微金融部经理，后于2017年1月17日被任命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2018年6月30日,沈某某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预留期薪指的是员工工资组成中绩效奖金的延期支付部分，根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期薪管理规定，预留期薪应于扣缴期后分三年均等支付。经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核实，沈某某2014年度的预留期薪12,893.43元已于当年与年终奖一并发放;而2018年的预留期薪,根据规定本应于当年年底预留，但因沈某某于2018年6月提出离职，2018年并不存在预留期薪，故沈某某实际在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发放的预留期薪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73,577.83元，具体金额包括2015年度的10,921.52元、2016年度的37,656.32元以及2017年度的25,000元。2018年8月23日，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总行)]对沈某某担任新场支行行长助理期间的履职情况进行了审计，从中发现了问题，据此决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9,500元，并从预留期薪中予以扣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认为该笔处罚应当在2017年度的预留期薪中扣除,故2017年度剩余预留期薪应为15,500元(25,000元-9,500元)。同前所述,预留期薪应于扣缴期后分三年均等支付，且离职人员不能提前取得期薪。故2017年度剩余预留期薪的三分之一即5,166.67元(15,500元/3年)应留到2020年年底发放。现同意支付沈某某上述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的前两期的预留期薪共计58,911.16元[73,577.83元(所有未发预留期薪)-9,500元(经济处罚)-5,166.67元(于2020年年底前发放)]。沈某某辩称，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陈述的劳动关系建立及解除的情况无异议。确认系本人于2018年6月30日主动提出辞职,工资结算至当日；确认已收到2014年的预留期薪12,893.43元；亦确认2018年度并不存在预留期薪。现明确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的预留期薪为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73,577.83元，但不认可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其离职审计后作出的违规经济处罚。沈某某离职时，离职审计报告已经明确写明沈某某无任何处罚且无需要交纳的罚款，而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作出的违规处理则是在沈某某提起仲裁之后，有事后制作的嫌疑，沈某某对此不予认可，不同意扣除经济处罚9,500元。关于支付方式，确认预留期薪确应分三年均等支付，但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存在未按规定拖延支付的情况，且沈某某现已离职，故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全额支付上述预留期薪，不同意将2017年度的剩余三分之一预留至2020年年底。沈某某基于上述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1.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2.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3.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4.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车辆补贴99,000元；5.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工资39,852.38元。关于工资差额，沈某某主张自2017年1月起担任新场支行行长助理之后,每月工资组成为目标年薪(即工资明细上显示为“工资类发放”或“工资类他发”或“绩效奖金预发”)、绩效薪酬(即工资单上显示为“员工考核奖”)和各类福利补贴(即工资单上显示为“工龄”、“行龄”、“学历”、“车房”、“劳防”等福利补贴)三项的合计。2016年年底，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曹某曾口头承诺沈某某，担任新场支行行长助理之后的目标年薪为15万元，且为实际到手的金额，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绩效考核办法》第四章中也有相关规定，营销部门负责人档级在二档的，目标年薪为15万元。但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并未按此标准足额支付沈某某的目标年薪，现沈某某要求的工资差额即为上述工资组成中目标年薪部分的工资差额。按目标年薪实得金额15万元标准计算，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沈某某应取得的目标年薪应为225,000元(150,000元+75,000元)，而根据工资明细中“工资类发放”一栏显示，该类目2017年全年累计发放100,114元、2018年累计发放42,000元，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存在目标年薪的工资差额82,886元(225,000元-100,114元-42,000元)，但现在沈某某只主张其中的81,386元。关于预留期薪,事实及理由即同前所述。关于交通综合补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分别自2017年1月至2月按每月700元、自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按每月850元的标准向沈某某支付交通综合补贴共计15,000元(700元×2个月+850元×16个月)。但沈某某认为，其自2017年1月1日起在新场支行担任行长助理，为主要负责人，应享受相当于副行长的待遇，而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其他支行副行长的交通综合补贴为每月1,350元，故据此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共计18个月的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1,350元×18个月-15,000元)。关于车辆补贴，根据《稠州银行行政车辆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新设综合型支行在取消配置公车后，应按每月5,500元的标准以现金方式向支行负责人发放货币补贴。沈某某作为新场支行的实际负责人，应当享受此待遇。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车辆补贴共计99,000元(5,500元×18个月)。关于未休年休假，沈某某自2006年开始参加工作，自2010年开始工龄连续，2014年1月入职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时，公司给与其每年4天年休假，之后2015年给了5天、2016年给了7天、2017年与2018年分别给与10天年休假。因其于2018年6月辞职，故2018年年休假应折算为5天。综上，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应休年休假为22天，扣除已经休掉的12.5天(含2016年3.5天、2017年5天、2018年4天)，剩余未休年休假应为9.5天(含2016年3.5天、2017年5天、2018年1天)。现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以沈某某每月绩效工资、岗位工资及福利津贴的总和计算日均工资，再按三倍支付上述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共计39,852.38元。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沈某某的全部诉请。关于预留期薪的答辩意见同前诉请部分的陈述。关于工资差额，确认沈某某的工资组成为35%的目标年薪、绩效薪酬以及各类福利补贴,其余65%的目标年薪，系放在绩效薪酬这块经考核发放，而该部分需经考核的目标年薪又因是否在保护期内(新入职或新设团队负责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至少一次考核)而须与当月应取得的绩效薪酬相比较，取两者间的较高值，确定后发放在工资明细中的“员工考核奖”一栏；在保护期外，则不再比较，直接发放当月绩效考核薪酬。沈某某作为新设机构负责人，享有自2017年1月17日至4月17日三个月的保护期。根据其每月绩效考核情况，保护期内，沈某某每月绩效考核结果均高于65%的目标薪酬，故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其发放的为绩效薪酬，而在保护期过后，则按其实际考核情况发放绩效薪酬。绩效薪酬均体现在“员工考核奖”一栏。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从未承诺过沈某某目标年薪为实得15万元，且即便按《绩效考核办法》的规定，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也可根据经营状况适当浮动。实际上，在沈某某担任新场支行行长助理之后，分行系自2017年3月1日开始调整其目标年薪为税前17万元，直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1日开始至2018年6月30日则调整目标年薪为税前18万元。综上，沈某某的目标年薪就是其工资明细上的总收入，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共计向沈某某发放金额总计348,568.80元，已经超过了沈某某诉请主张的金额。关于交通综合补贴，沈某某为新场支行的行长助理，并不享受副行长的待遇，沈某某的主张并无依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足额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交通综合补贴，不存在差额。关于车辆补贴，根据《稠州银行(总行)行政车辆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新设简易型或社区支行不配置行政车辆,也不享受费用补贴。沈某某所在的新场支行根据稠州银行(总行)关于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规定，属于简易支行，并非综合型支行，故沈某某并不享有按综合型支行的标准而取得的车辆补贴。关于未休年休假，沈某某的该项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沈某某自2014年1月入职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时，公司给与其每年年休假的情况确实如其所述，但根据上述沈某某的自述，其自2017年才开始享有每年10天的法定年休假，故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给与的年休假已经超过了法定年休假天数，不认可对于沈某某主张的超过其法定年休假天数的折算工资，且沈某某亦未在相应的时间内向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提起休假申请，应当视为自动放弃。如果法院判决支付，不认可沈某某的计算方式，其绩效工资不应计算在工资标准内，且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应按2倍而非3倍计算。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月21日，稠州银行(总行)浙稠银﹝2015﹞59号，相关内容显示：“第七条、新设综合型支行取消配置公车，采用货币补贴的方式发予支行负责人，按每月5500元的标准进行现金发放。”“第八条、新设简易型、社区支行不配置行政车辆，也不享受费用补贴。”2016年3月21日，稠州银行(总行)浙稠银﹝2017﹞7号《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相关内容显示：“总行调整了新设机构建设标准……一、现金柜：分行3-5个(原4-5个)，简易型支行2-3个(原2-4个)”在附件“新设机构建设标准”中“简易型支行”列显示租赁面积为500平方。2016年5月25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与个人张某某签订《上海新场支行房屋租赁合同》，相关内容显示：“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建筑面积200平方米。”2016年6月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6﹞85号《关于沈某某的任职通知》显示沈某某任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医学园区支行小微金融部经理职务。2016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发出沪银监复﹝2016﹞453号《上海银监局关于同意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新场支行筹建的批复》，同意设立稠州银行上海新场支行并开展筹建工作。2017年1月1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7号，相关内容显示：“第八条期薪执行对象(一)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分行班子成员、支行班子成员……”“第十条期薪预留标准……年度期薪由分行在年终奖兑现日根据一定比例实行预留和管理。”“第十二条期薪视考核情况于扣缴期后三年均等支付，支付时间原则上为每年年末与年终奖统一核发。”“第十六条延期支付周期中，责任人异地交流、系统外调出、离职、退(休)养等，期薪均不能提前支付。”2017年1月17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9号《关于沈某某的任职通知》显示沈某某任稠州银行上海新场支行(筹)支行行长助理(主持工作)职务。2017年3月6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稠银沪﹝2017﹞45号，相关内容：第一章总则“第三条本办法中营销序列人员包括专职客户经理(含公司业务客户经理和小微业务客户经理)……支行班子等人员。”第三章客户经理薪酬管理“第八条客户经理标准产能对应目标基础薪酬对照表”中“资深客户经理六档”对应的“目标基础薪酬”为9,600元/月；第四章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管理：“第十四条各公司银行部负责人、小微企业部门负责人及下挂营销团队的业务部门负责人统称营销部门负责人。”“第十五条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组成：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包含实际目标年薪、绩效薪酬和福利，其中实际目标年薪划分为目标年薪和部门考核年薪。实际目标年薪=目标年薪*不良系数。”该款同时规定“基础薪酬按实际目标年薪的35%按月进行发放……保护期内的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总额=35%实际目标年薪+65%部门考核年薪/绩效考核薪酬(孰高)。非保护期内的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总额=35%实际目标年薪+绩效考核薪酬。”“第十六条目标年薪”中“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定级与标准产能对应表”第二档营销部门标准产能“0.5(含)—0.75亿”对应的目标年薪为“15万元/年”。另该条还规定“各档级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为分行最高限价，分行可根据经营状况适当下浮。”“(三)新设或开业起3个月内应对营销部门负责人进行至少一次评定与考核，若部门标准产能完成情况较差的(原则上不低于目标年薪对应部门标准产能的35%)，目标年薪应进行下调。新设团队负责人可参照执行。”第五章支行班子薪酬管理：“第十九条支行行长目标年薪定级与标准产能对应表：档级：一档；支行标准产能0-3亿；目标年薪：35万元/年”“(二)各档级营销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为分行最高限价，分行可根据经营状况适当下浮。”该第十九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与上述第四章第十五条的内容相一致。“(五)支行其他班子成员按如下系数确定实际目标年薪……行长助理为行长实际目标年薪的60%。”庭审中，双方确认一致前述规定中的“不良系数”与沈某某从事的业务无涉，该系数就是1，即沈某某的实际目标年薪等于目标年薪。2018年8月13日，稠州银行(总行)出具浙稠银审﹝2018﹞31号《上海新场支行原行长沈某某离任审计的报告》，相关内容显示沈某某于2017年1月17日调任新场支行任行长助理(主持工作)，于2018年6月21日免职。在责任认定情况中，显示截至2018年7月10日，沈某某期薪余额73,577.83元，无风险责任金需扣缴。在处罚情况中，显示截止2018年6月10日，新场支行及行长沈某某均无相关处罚，无未缴纳的罚款。2019年7月25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浙稠银沪﹝2019﹞104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关于沈某某违规行为的通报》，相关内容显示，总行稽查部在对沈某某开展离任审计时以及分行在对新场支行开展检查时发现沈某某在任支行行长助理时存在内控管理不到位、未严格落实监管规定；会计管理不到位，存在操作风险；以及无视劳动纪律、多次旷工等违规行为，决定对沈某某处以9,500元的经济处罚，并从其预留期薪中扣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管理平台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显示：沈某某名下剩余年休假情况为：2016年3.5天、2017年5天。2018年应休年休假为10天，已休4天。沈某某名下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工资明细显示：2017年1月“工资类发放”9,600元、“员工考核奖”17,817.32元；2月“工资类发放”9,600元、“员工考核奖”15,300.09元；3月“工资类它发”4,958元、“绩效奖金预发”2,833元、“员工考核奖”13,899.61元；4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4,766.27元；5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5,144.15元；6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14,596.50元；7月“工资类它发”7,791元、“员工考核奖”23,552.58元；8月“工资类它发”8,709元、“员工考核奖”13,058.75元；9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4,489.84元；10月“工资类它发”8,500元、“员工考核奖”4,450.93元；11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941.99元；12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655.76元。2018年1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3,712.76元；2月“工资类它发”8,250元、“员工考核奖”4,254.71元；3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5,104.60元；4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5,430.07元；5月“工资类发放”6,750元、“员工考核奖”4,447.75元；6月“工资类发放”5,250元、“员工考核奖”4,612.10元。另，上述工资明细中显示，2017年1月至2月车房贴每月700元、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交通综合补贴每月850元。2019年6月25日，沈某某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因申请仲裁于2019年7月2日撤回调解，并于当日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1、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2、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3、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4、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车辆补贴99,000元；5、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的折算工资39,852.41元。2019年8月15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2310号仲裁裁决：一、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某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二、对沈某某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持。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沈某某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外，另有《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行政车辆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上海新场支行房屋租赁合同》、《关于沈某某的任职通知》、《上海银监局关于同意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新场支行筹建的批复》、《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期薪管理办法》、《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营销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上海新场支行原行长沈某某离任审计的报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关于沈某某违规行为的通报》、工资明细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沈某某系于2018年6月30日主动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关于工资差额，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沈某某名下2017年绩效考核情况表，证明沈某某2017年的绩效考核情况及每月应取得的考核薪酬发放金额，考核情况表上显示的“本月兑现”金额与工资明细中“员工考核奖”的金额相一致。沈某某表示上述2017年绩效考核情况表只能证明沈某某的业绩完成情况，而并非考核情况。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为证明已按目标年薪税前17万或18万的金额足额支付了沈某某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目标年薪部分的工资，不存在差额，对沈某某上述期间的工资明细作出如下具体说明：2017年1月至2月期间，因沈某某于2017年1月17日被任命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而分行系在每月15日发放当月工资，2017年1月工资已在1月15日发放，故当月未做调整；2017年2月工资在其岗位调整后也未能及时调整，但根据绩效考核管理办法，2017年2月沈某某“工资类它发”金额应为4,958元(170,000元×35%/12个月)，而实为9,600元，故已经多发。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按目标年薪税前17万元的标准，每月“工资类它发”为4,958元(170,000元×35%/12个月)、“绩效奖金预发”为2,833元(170,000元×20%/12个月)。其中，仅2017年3月将“工资类它发”与“绩效奖金预发”分类目写明，在2017年3月之后，都将该两类合并为“工资类它发”类目中，即2017年3月之后，工资明细中“工资类它发”均为上述两项的合计金额7,791元(4,958元+2,833元)。故该期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按目标年薪17万元的标准足额支付“工资类它发”工资，不存在差额。特别说明，关于“绩效奖金预发”，20%的系数由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自行确定，会随着整个分行收益的变化而调整。2017年7月至2018年5月，按目标年薪税前18万元的标准，每月“工资类它发”金额调整为8,250元(180,000元×35%/12个月+180,000元×20%/12个月)，因2017年7月当月未立即做出调整，故当月“工资类它发”的金额仍为7,791元，存在差额459元；但在之后8月的“工资类它发”则为8,709元，即补足了7月的差额(8,250元+459元)。同时，2018年3月，因分行内部收益变化，故调整了每月“绩效奖金预发”的系数，由原来的20%下调为10%，故沈某某自2018年3月至5月，每月“工资类它发”调整为6,750元(180,000元×35%/12个月+180,000元×10%/12个月)。故该期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按目标年薪18万元的标准足额支付“工资类它发”工资，亦不存在差额。2018年6月，由于沈某某在6月30日提出辞职，工资结算至当日，离职当月不再发放“绩效奖金预发”部分的工资，故当月“工资类它发”为5,250元(180,000元×35%/12个月)。对此，沈某某确认目标年薪分为35%的基础薪酬和65%的考核薪酬、确认“工资类它发”包括35%的目标年薪和20%目标年薪的“绩效奖金预发”，对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也无异议，但认为：“员工考核奖”属于考核薪酬之外的员工个人业务提成，故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每月支付了20%的“绩效奖金预发”之后，尚有45%的目标薪酬没有发放；且将35%的目标年薪和20%的“绩效奖金预发”两个不同科目混同在一起统称为“工资类它发”，证明了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混乱。沈某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监会于2013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内容显示：“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不再区分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同时结合2016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发出的同意新场支行开始筹建的批复，主张因新场支行经历了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故根据上述规定反推，新场支行应当属于综合型支行。同时确认稠州银行对简易型支行设立了建设标准，也认可新场支行只有2个现金柜且面积为200平方，但对于综合型或简易型支行的认定，坚持认为应当以银监会的批复为准。故，根据《稠州银行(总行)关于行政车辆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沈某某作为新场支行的行长助理应享受每月5,500元的车辆补贴。2、稠州银行上海奉贤支行通讯录并附车房贴统计表，内容显示该行两位副行长均享受每月1,350元的车房贴。沈某某主张自己应当与副行长享有同等待遇。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上述证据1及证据2中的通讯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中车房贴统计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但认为不能根据证据1得出新场支行属于综合型支行的结论，关于简易型支行的标准稠州银行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标准，新场支行只有2个现金柜且租赁面积为200平方米，就是属于简易型支行。沈某某并非副行长级别，证据2中的车房贴对其不具有参考性。本院认为，关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不支付沈某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以及沈某某的第2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预留期薪73,577.83元。双方一致确认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已发放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12,893.43元、2018年并不存在预留期薪、尚未支付的剩余预留期薪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73,577.83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要求从2017年度预留期薪中扣除经济处罚9,500元，按照三年均等支付的规定，同意支付58,911.16元，预留5,166.67元在2020年年底前支付。双方一致的陈述表明，沈某某于2018年6月30日提出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之后根据稠州银行(总行)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的沈某某的离职审计报告可见，沈某某在离职时，稠州银行(总行)已对其进行离职审计，结果显示截止2018年7月10日，沈某某剩余期薪余额73,577.83元、无风险责任金需扣缴；截止2018年6月10日，沈某某无相关处罚，无未缴纳的罚款。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沈某某离职一年后以沈某某在职期间存在违规事实为由发出《违规行为的通报》，并据此主张在其预留期薪中扣除9,500元的经济处罚，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为何自己和总行出具的两份结论明显不同的报告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后一份报告具有足以推翻前一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有效性，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其要求在预留期薪中扣除经济处罚9,500元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支付沈某某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剩余预留期薪共计73,577.83元。关于支付的具体方式，现双方一致确认，根据相关规定，预留期薪应于扣缴后三年均等支付，且离职人员不能提前支付。因沈某某已于2018年6月离职，其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一次性全部支付预留期限的诉请，无合同、规章制度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同意支付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的前两年的预留期薪，要求2017年最后一期的预留期薪留在2020年年底发放，于法无悖，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一致确认2017年全部未发放预留期薪为25,000元，故其中8,333.33元(25,000元/3年)可于2020年年底前支付。综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一次性支付沈某某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预留期薪65,244.50元(73,577.83元-8,333.33元)。沈某某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预留期薪的全额73,577.83元，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某某的第1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81,386元。沈某某主张其工资组成为目标年薪加绩效考核薪酬再加各类福利补贴，确认本项诉请的工资差额系其工资组成中的目标年薪差额，具体计算方法为以实得目标年薪15万元的标准扣除工资明细上显示的“工资类发放”(或“工资类它发”、“绩效奖金预发”)一栏上显示的金额后得到的差额，坚持工资明细中的“员工考核奖”不包含在目标年薪中。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则主张目标年薪分35%和65%两部分发放，前者按月固定发放，后者则作为考核薪酬与绩效薪酬相结合发放，区分保护期和非保护期，故“员工考核奖”一栏的工资均包含在目标年薪中，认为已按目标年薪税前17万元(2017年3月至6月)或税前18万元(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的标准足额支付沈某某目标年薪。首先，关于沈某某每年应取得目标年薪的标准，沈某某主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曹某曾在2016年年底以口头方式告知其任命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之后年薪为税后实得15万元，因沈某某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根据双方确认一致的《绩效考核办法》规定，不论是第四章“营销部门负责人薪酬管理”或第五章“支行班子薪酬管理”均规定了每月固定发放的基础薪酬为目标年薪的35%，其余65%则需经考核发放，而该部分需经考核发放的目标年薪若在保护期内还须与员工的考核薪酬相比较取较高值；保护期外，除每月固定发放35%的目标年薪之外，另直接发放考核薪酬。由此可见，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目标年薪发放方式的主张与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相符合，该规定于法无悖，应为有效。本院据此认定，沈某某的目标年薪的65%即考核薪酬，与绩效薪酬并列，两者择其一发放，并体现在工资明细的“员工考核奖”一栏内，故在考量沈某某目标年薪时，应将“员工考核奖”计入，沈某某主张自己的目标年薪应剔除“员工考核奖”，既缺乏合同、规章制度依据，亦于理不合。经本院核算，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沈某某名下工资明细中“工资类发放”或“工资类它发”部分发放的金额与该期间每月“员工考核奖”发放的金额总计为311,546.78元。沈某某诉请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按税后实得15万元的标准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工资差额，无事实、合同、规章制度依据，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某某的第3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交通综合补贴差额9,300元。沈某某确认已按每月700元或850元的标准收到交通综合补贴共计15,000元，但主张其作为新场支行行长助理，应享受副行长每月1,350元待遇，为此提供并未盖章或签字确认的其他人员的车房贴统计表，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不予认可。显然，该证据并不能作为沈某某应享受副行长待遇的依据，因沈某某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难以支持。关于沈某某的第4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车辆补贴99,000元。沈某某主张新场支行属于新设综合型支行，根据规定应享受每月5,500元的车辆补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新场支行属于简易型支行。现双方一致确认，新场支行有现金柜2个、租赁面积为200平米。而根据稠州银行(总行)关于《关于调整新设机构建设标准的通知》规定，新场支行符合简易型支行的标准，沈某某对该通知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沈某某主张根据银监会的相关通知，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不再区分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而新场支行存在筹建和开业阶段，故反推新场支行应属于综合型支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沈某某的该项反推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沈某某据此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其车辆补贴99,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某某的第5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未休年休假9.5天的折算工资39,852.41元。因沈某某系于2019年6月25日向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其未休年休假可自申请调解之日往前追溯一年，故其要求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因已超过追溯时效，本院不予支持。现双方一致陈述，沈某某系于2018年6月30日主动辞职，故其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责任并不在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沈某某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1月1日至7月6日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判决如下：一、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沈某某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预留期薪65,244.50元；二、驳回沈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仪蔚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邝 蕴书 记 员 顾祎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