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7民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1，女，1938年11月16日生，汉族，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居民，住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筵静，女，汉族，1983年10月27日生，住太原市杏花岭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2，女，1950年10月20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3，女，1954年9月13日生，汉族，榆次区村民，住本村。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英统，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某4，男，1942年3月26日生，汉族，榆次区居民，住榆次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某5，男，1944年12月1日生，汉族,榆次区村民,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某6，男，1960年1月24日生，汉族，榆次区村民，住。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段熊柯，山西民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白某1、白某2、白某3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8）晋0702民初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某1、白某2、白某3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基于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均为被继承人齐海连出资所建，故原审认定拆除重建的事实行为导致物权变动，这实属错误。其次，基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改造合作协议书、翻修老宅协议书、盖房花费明细表等一系列证据均为虚假证据，且证人高某所作的证人证言为伪证，因此，原审依据上述虚假证据及伪证将翻建房屋的出资人认定为三被上诉人，这实属错误。其三，基于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均为被继承人齐海连出资所建，故原审认定“原告主张的齐海连遗产中的房屋已经灭失，不复存在,无法继承”，这实属错误。其四，基于本案中所涉耕地、宅基地经国家征用后，已经转化为补偿款（物）、占地补偿款、过渡费，故原审认定不能继承上述财产，这实属错误。其五，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而本案中，上诉人在知道自身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即提起了本案诉讼,故本案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及丧失胜诉权的问题，原审所作认定错误。其六，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以登记为准，不动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基于本案所涉不动产登记的土地使用者（所有者）为齐海连,故在齐海连生前，齐海连为上述不动产的权利人，而在齐海连病故后,其合法继承人应为案涉被拆迁不动产的共同权利人。其七,基于聂村此次拆迁系依土地面积按统一标准（即:每分地补偿30万现金、60ｍ2住房、12ｍ2商铺）进行补偿的，故本案中对于被拆迁房院来说，与建筑房屋的多少、大小、新旧均没有关系。其八，基于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的遗产已经转化为补偿款（物）、占地补偿款、过渡费，上诉人要求分割于法有据，故原审未支持上诉人的主张，这实属不当。其九,原审将案涉的300余万元款（物）变相判归被上诉人所有，严重剥夺了上诉人的继承权，这显失公正。其十,基于上诉人的诉请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认定“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这实属错误。二、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而原审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并于2018年5月23日开庭，但却于2019年8月20日才作出判决，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而原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既未同时向双方送达判决书，也未公开宣判，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而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依法申请调取证据的情况下，却未调查收集证据，这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四,原审中筵静仅仅系上诉人白某1的委托代理人，原审法院在判决时将筵静作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这严重违法。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是:“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而本案中，上诉人在知道自身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即提起了本案诉讼，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故原审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适用上述法律作出判决，这实属不当。其次,上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是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而本案中,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均为被继承人齐海连出资所建，且登记的权利人也为被继承人齐海连，故不存在上述因事实行为而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情形,原审适用上述法律作出判决实属错误。四、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既未以事实为根据，也未以法律为准绳，完全不尊重案件事实，这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蹄疾步稳。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司法改革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面对亿万双期盼公正的眼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案中，原审法院不保护上诉人作为继承人依法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并作出错误的、显失公正的判决，这让上诉人根本感受不到公平正义。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且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判决结果极不公正，为此，现特依法向你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将本案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为盼。三被上诉人辩称，一、上诉人称“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均为被继承人齐海连出资所建”，仅是其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的口头陈述，其没有亦不可能有证据予以证明。二、原审中三答辩人提供的各自持有的三份房屋改造合作协议书、白某6持有的盖房花费明细表、院内同时建房的本族人白建云提供的翻修老宅协义书和出具的情况说明、施工人员高某出庭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案涉院落拆迁前的房屋系2010年由三答辩人投资建造的法律事实。上诉人口称上述证据为虚假证据，但同样不能提供反驳证据。三、宅基地和耕地不能作为个人遗产进行继承，即便因征用拆迁转化为拆迁补偿款亦不能改变耕地和宅基地的不是私产法律属性。况且，母亲齐海连耕地并未直接发放拆迁补偿款而此次补偿亦未对宅基地进行补偿。四、上诉人依法已丧失胜诉权。五、2010年答辩人出资建造了拆迁前的房屋，原有旧建筑已全部拆除，故之前的1992年齐海连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不能体现和代表拆迁时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六、案涉院落原有被拆除的旧房早已由父母做了分配，西房六间，等分于三答辩人。七、原审诉讼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八、答辩人翻建房屋至拆迁之时，已逾八年，期间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原、被告均等分割被继承人齐海连的遗产（含拆迁补偿款或物、占地补偿款等，合计人民币3000000元)。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父亲白五合1979年去世，母亲齐海连2011年1月10日去世，该二人共育有三女三子，分别为三原告白某1、白某2、白某3与三被告白某4、白某5、白某6。案涉院落为老宅院，一院多户。除本案当事人一户以外还有白建云一户。原告家原有西房六间，北房一间，伙房一间（西房南侧）。1985年榆次市人民政府分别向白某5、白某6发放宅基地使用证。自常贵证中记载白某5有西房南两间,5ｍ2伙房，院共同共有，四至中北至白某4、南至白某6;白某6证中记载白某6有西房南两间,5ｍ2伙房,0.32亩院共同所有，四至中北至白某5，南至伙房。1992年10月20日榆次市土地管理局对案涉院落发放集体士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齐海连，其中备注中“齐海连证内有长子白某4西房四间，总面积78.52平方米”，宗地图上显示齐海连有北房一间，西房南两间。被告陈述两次发证登记权利人发生变化，系因为被告白某5、白某61992年前在聂村另申请了宅基地，故1992年案涉院落登记在齐海连名下，院内白某4、白某5各自的西房两间变更登记在白某4名下,该二人对西房四间的所有权没有异议，主张仍是每人两间。2010年三被告签订房屋改造合作协议，甲、乙、丙三方分别为白某4、白某5、白某6，协议记载:因父母赠予的老宅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受赠三兄弟协定于2010年对老宅进行改造修建，具体协议如下:甲方出资五万元，乙方出资五万元，丙方出资五万元，甲、乙、丙三方共出资十五万元，交给丙方（白某6）承办老宅修建改造，改造完成后以实际费用平均结算，丙方劳务费由甲、乙两方共同支付，计一万四千元整。2、由丙方负责办理聂村村委会对老宅改建的相关审批手续。3、由丙方负责委托亮生的工程队对老宅进行维修改造。4、甲、乙、丙三方协议人对改造后的老宅分别享有1／3份额的所有权。三被告和施工人高某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双方诉争房屋与案外人白疙旦、白建云（白二旦）所有的房屋在同一院落内，该二人也同时委托高某施工队，对其旧宅同时进行了翻建。翻建后严白均旦和白某6各自代表本方签订翻修老宅协议书,对翻建后房医面积和院内共有部分（过道、厕所等）进行了确认。庭审中,被告白某6出具了盖房花费明细表、房屋改造合作协议书、翻修老宅协议书等书面证据。证人高某出庭作证陈述齐海连翻建房屋时还在世，并未与其说过盖房子的事，盖房是被告白某6找的其，工钱是白某6的妻子交付的，院里的房子是两大家一起盖的,房屋改造合作协议书高某的签名也是其在当时签的。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陈述2010年母亲齐海连尚在世，赠与一说不能成立。母亲在世时村里发放了各种福利大概有17万多元，翻建房屋的资金均是母亲提供，只是嘱咐老三（白某6）办理盖房事宜,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白某6则陈述,母亲遗产包括村里发放的福利一共有145821元，支出了8320元，剩余13万余元仍由其保管，可以分割。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调解不成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讼争院落内的老房子已经翻建。翻建房屋时，本案当事人及齐海连均知情且并无异议。拆除重建的事实行为导致物权变动，白五合与齐海连二老的共有房屋灭失,原房屋的物权丧失，新建房屋的物权产生，翻建房屋的出资人是谁，为本案争议焦点,从证据上看，应当认定系三被告出资。三被告签订合作建房协议后,出资雇佣施工队，已将原有旧宅全部拆除，新建了现有房屋。原告主张的齐海连遗产中的房屋已经灭失，不复存在，无法继承。原告可另行主张对齐海连存款的继承。而耕地、宅基地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村民个人仅享有使用权，不属于个人私产,不能继承。继承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本案被继承人白五合、齐海连分别于1979年和2011年既已去世,原告未能在法定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权利，已丧失胜诉权。综上，三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白某1、白某2、白某3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榆次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拆迁有齐海连的遗产，继承时效没有过。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的证据形式不合法，并无出具证据的人员的签字，出处无从核实；根据民诉法规定，该份证明也不属于新证据，因此不能作为二审审理查明案件的凭证和依据；该证明并不能体现被上诉人陈述的拆迁之时房屋的权属情况。被上诉人提交《母亲大人经费收取明细表》，证明房子是弟兄三个出资盖的。母亲的钱是晋中市2007年统征地给分的，按人头分的。剩下的钱也说分了，是对方不要。上诉人质证称，当时只是说有这么多钱，上诉人说钱让弟兄拿去盖房了，对被上诉人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本院依法向榆次区村民委员会核实了上诉人提交的榆次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且榆次区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以证实白某4获得的相关补偿并提供了相关安置方案。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此外，原审卷宗所附的对筵静的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部分的内容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一致。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案涉房屋是否翻建及上诉人是否应分得相应补偿。鉴于被上诉人在原审即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原有房屋已不存在并经翻建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亦认可翻建事实，只是认为实际翻建人应为齐海莲，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并反驳被上诉人的相关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鉴于上诉人主张的补偿款需基于房屋面积等具体情况进行计算，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无法准确证实其所主张的齐海莲北房一间、西房两间房屋的实际面积等具体情况，故本院对其主张难于支持。上诉人的其余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白某1、白某2、白某3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寇永俊审判员  侯建伟审判员  王 雪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