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1民初13107号 原告：余江，男，198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健，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正，男，196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兵，四川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四川鸿顺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西御河沿街12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清，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伟，男，公司员工。 原告余江与被告王正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了第三人四川鸿顺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担保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余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德健，被告王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兵，第三人鸿顺担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正向余江支付股权转让款408万元；2、判令王正支付利息，自本案立案之日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为止，以408万元为基数，按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箅。事实与理由：2011年7月26日，经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余江与叶小英注册成立了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基之洲玻璃公司），余江与叶小英分别占股权70%与30%。2014年7月8日，余江与王正经协商达成协议并经股东会通过，将51%股权计408万元转让给王正。随后，在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余江要求王正支付股权转让款，王正却予以推诿，至今未予以支付。 王正辩称，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实际上是股权的让与担保行为，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交易关系。余江向王正“转让”民基之洲玻璃公司51%的股权，是因为鸿顺担保公司为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银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余江向鸿顺担保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因此，王正不存在向余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余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余江主张的股权转让款，至今已超过5年，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 鸿顺担保公司述称，余江之所以向王正转让股权，是因为鸿顺担保公司为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银行贷款业务提供担保，余江向鸿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鸿顺担保公司由于政策原因，不能从事投资业务，故不能直接持有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股权，才指派了员工王正代为持股。余江与鸿顺担保公司协商，如果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按约偿还了贷款，鸿顺担保公司就将股权变更还给余江。如果民基之洲玻璃公司还不了贷款导致鸿顺担保公司代偿，只要处置了案涉股权，也可以保证鸿顺担保公司收回资金。2014年9月，贷款发放后三个月左右，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就出现欠息行为。2014年11月，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鸿顺担保公司履行担保责任。2014年12月5日，鸿顺担保公司代偿了五百余万元贷款本息。此后，鸿顺担保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判决生效后，经执行程序至今未收回代偿款项。因鸿顺担保公司的债权尚未得到清偿，股权转让实为提供让与担保，故既不应按照股权转让支付价款，也不同意退还股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余江提交的《证明》，因加盖的印章明显与出具人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管理委员会名称不符，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余江提交的《接（报）处警登记表》，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其证明内容为余江之父余松林与他人因在玻璃厂倾倒泥巴发生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余江提交的民基之洲玻璃公司2014年以前的相关工商登记材料，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4．王正提交的《个人信用报告》，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王正不具备购买案涉股权意愿和实力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附证据清单），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成立于2011年，原股东为余江（持股比例70%）和案外人叶小英（持股比例30%），二人为夫妻关系。2014年6月16日和2014年7月8日，余江与王正两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余江持有的民基之洲玻璃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王正。 2014年6月16日签订的《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同意，甲方自愿将所持有的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权408万元（其中：认缴出资408万元，实缴出资408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真实、合法、有效，未作任何抵押和担保。乙方自愿购买甲方所转让的上述股权，并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权、利。在本协议签订日之前的公司债务，应由甲方承担的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当日，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选举余江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形成《章程修正案》。 2014年7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上述协议主要内容一致，仅删除了关于签订日以前公司债务的承担约定，明确了408万元股权对应的股权比例为51%。当日，依据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余江与王正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正（持股比例51%）、余江（持股比例19%）、叶小英（持股比例30%），余江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叶小英任监事。 另查明，成都民基玻璃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基玻璃建材公司）的股东为余松林（持股比例49%）、陈群（持股比例51%）。余松林系余江之父，陈群系余江之母。 民基玻璃建材公司与民基之洲玻璃公司自2012年起与鸿顺担保公司具有业务往来。两家公司因经营需要，循环向银行借款，采用鸿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其向鸿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合作模式。 2012年6月，经鸿顺担保公司担保，民基玻璃建材公司向银行贷款700万元。各方约定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有九项，分别为：1．余江、叶小英以其持有的民基之洲玻璃公司股权（70%、30%）作质押担保；2．余松林、陈群以其持有的民基玻璃建材公司股权（49%、51%）作质押担保；3．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作连带保证担保；4．余江、叶小英以其所有的房产两套作抵押担保；5．余松林、陈群以其所有的房产一套作抵押担保；6．案外人叶某、张某以其所有的房产一套作抵押担保；7．案外人陈某、王某以其所有的房产一套作抵押担保；8．民基之洲玻璃公司以其厂房办公楼地面建筑作抵押担保；9．民基之洲玻璃公司以其新机器设备生产线作抵押担保。 2013年6月，仍经鸿顺担保公司担保，民基玻璃建材公司循环向银行贷款700万元。此次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有五项，分别为：1．余江、叶小英以其持有的民基之洲玻璃公司股权（70%、30%）作质押担保；2．余松林、陈群以其持有的民基玻璃建材公司股权（49%、51%）作质押担保；3．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作连带保证担保；4．余江、叶小英以其所有的房产一套作抵押担保；5．民基之洲玻璃公司以其机器设备作抵押担保。 2014年6月，上述民基玻璃建材公司的700万元贷款即将到期。再次经鸿顺担保公司担保，由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向银行贷款取得最高额授信900万元，其中一般贷款500万元。贷款合同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2014年6月23日，银行发放贷款500万元，款项用于清偿民基玻璃建材公司700万元贷款的欠款，700万元贷款结清。此次贷款中，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措施仅有两项：1．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作连带保证担保；2．民基之洲玻璃公司以其机器设备作抵押担保。 2014年11月，因欠息两个月未偿还，银行通知民基之洲玻璃公司、鸿顺担保公司及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提前收回贷款，并要求鸿顺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2014年12月5日，鸿顺担保公司代偿了贷款本息五百余万元。鸿顺担保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起诉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及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要求其连带偿还代偿款五百余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该案中，鸿顺担保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前述民基之洲玻璃公司2014年6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2015）成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支付代偿款及利息，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执行程序，鸿顺担保公司至今尚未收回上述款项。 还查明，2016年1月28日，鸿顺担保公司经成都鸿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更名而来。王正原系鸿顺担保公司员工，2014年8月离职，其与鸿顺担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钧为亲属关系，王钧于2016年1月起未再担任鸿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余江、王正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已经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在于双方之间“股权交易”所产生法律关系的性质到底为何，是否为股权转让，还是通过双方之间转让股权的方式实则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对此，认定协议的性质是股权转让还是股权让与担保，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考量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履行其他合同设定担保，还是为了通过支付对价获得股权。本院做如下分析： 一、从股权转让的角度来看，本案“股权交易”较之一般股权交易具有不同的特点。 其一表现在协议文本未对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间等关键内容进行约定。余江与王正在2014年6月16日、2014年7月8日两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都仅约定“甲方自愿将所持有的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权408万元转让给乙方”。从文义理解，此处“股权408万元”系双方交易的标的物，即约定股权转让的份额，并非股权转让价款。余江以此主张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408万元没有合同依据；其二，余江作为股权转让方，尤其是在未收回股权对价的情况下，却不持有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而是通过调取工商登记档案中的协议文本主张权利，且距离股权交易长达五年才提起本案诉讼，亦与一般股权交易的习惯不符。 二、从人物关系和交易习惯上看，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贷款具有关联性，余江与鸿顺担保公司之间存在以案涉股权作为质押反担保措施的交易习惯。 从本案涉及的人物关系来看，除余江与王正股权交易关系以外，还涉及以下几组人物关系：一是鸿顺担保公司与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民基玻璃建材公司之间的担保关系；二是余江、叶小英与余松林、陈群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而双方又分别作为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民基玻璃建材公司的股东；三是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与鸿顺担保公司之间的反担保关系；四是鸿顺担保公司与王正之间的雇佣关系。 对此，余江自述鸿顺担保公司自2012年6月起作为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合作方，担保其向银行贷款，而“2012年开始，民基公司因生产经营，存在循环借款及保证反担保、抵押反担保、质押反担保情形，而且马上就是新的一个年度循环周期”（审注：摘自《余江诉王正民事诉状事实与理由补充》）。可见，无论是2012年、2013年以民基玻璃建材公司的名义进行贷款，还是2014年以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名义进行贷款，数次贷款之间均具有一定关联性，已在余江与鸿顺担保公司之间形成担保和反担保措施的交易习惯，其中包括以案涉股权作为质押反担保措施。 对比数次贷款中的反担保措施，案涉股权在2012年和2013年贷款时，均进行了股权质押作为反担保措施之一。2013年贷款的反担保措施包括五项：余江、叶小英持有的民基之洲玻璃公司股权质押（含案涉股权在内），余松林、陈群持有的民基玻璃建材公司股权质押，余江、叶小英、余松林、陈群的保证担保，以及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机器设备抵押担保和余江、叶小英所有的房屋一套抵押担保。而2014年贷款的反担保措施缩减为两项，仅余四人的保证担保和机器设备抵押。在明知2014年贷款系为偿还2013年贷款而借新还旧的情况下，余江所称鸿顺担保公司自愿缩减反担保措施不具有合理性。相反，在交易条件、双方资信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前后贷款反担保措施的延续更符合常情常理。王正与鸿顺担保公司主张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继续实现担保目的的意见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相符。 三、从“股权交易”与案涉贷款的重要时间节点来看，二者高度契合。 余江与王正第一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4年6月16日。三日后，即2014年6月19日，鸿顺担保公司便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促成了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向银行贷款；双方第二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4年7月8日，此时银行已放款，款项直接用于清偿了2013年贷款的欠款。当日，系在鸿顺担保公司配合注销案涉股权对2013年700万元贷款的质押登记后，立即将股权过户登记至王正名下。两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次是在鸿顺担保公司同意为贷款担保的前夕，一次是在鸿顺担保公司注销上一次股权质押登记的当天。此时间节点高度契合并非巧合，而是相关当事人的计划和安排，能够侧面印证“股权交易”与案涉贷款担保、反担保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鸿顺担保公司是否继续为贷款提供担保与“股权交易”直接相关，“股权交易”系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具有高度盖然性。 四、从双方对交易经过的陈述来看，余江的陈述与公司经营状况及其个人处境难以吻合，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王正与鸿顺担保公司的陈述更具有说服力。 就余江的相关陈述来看，其称因公司经营效益良好，其不急于收回股权价款所以未约定付款时间，直至2015年、2016年才通过电话向王正催要股权价款。对此，案涉股权交易时，民基之洲玻璃公司正向银行贷款500万元以偿还民基玻璃建材公司上一年度贷款。而在贷款不久，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即出现逾期，自贷款发放到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仅五个月时间，且最终因无力偿还而由鸿顺担保公司代偿。由此，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如余江所称效益良好令人存疑。民基之洲玻璃公司由余江夫妇完全持股，二人及余江父母均作为保证人为贷款提供保证反担保，应当说公司贷款负担与余江利益直接相关。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一方面，公司因经营所需负担高额的贷款利息甚至无力偿还贷款，另一方面，余江却对收回股权价款漠不关心。尤其是从余江的角度来看，其认为股权价款为408万元，已达到贷款总额的80%以上，收回价款即可大部分达到融资需求。 另外，股权交易距余江提起本案诉讼已长达五年，在此以前，余江虽主张通过电话向王正催要过价款，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在股权交易的当年，即2014年12月，鸿顺担保公司就起诉民基之洲玻璃公司及余江等保证人，要求其偿还代偿款。面对法庭询问股权转让后第一次找王正要钱是什么时候，余江先是回答2016年。法庭提出疑问2016年以前是否找过时，余江又改口称2015年也打过电话找王正要钱。余江知晓王正为鸿顺担保公司员工，且在鸿顺担保公司的安排下进行本案股权转让，在鸿顺担保公司已起诉其承担巨额债务时，却未及时主张收回股权价款，近五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其相关陈述与公司经营状况及其个人处境不能吻合，难以使人信服。 反观王正与鸿顺担保公司的陈述，王正作为鸿顺担保公司的员工及原法定代表人的亲属，系在鸿顺担保公司的安排下，与王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此与余江在本案中提交的《余江诉王正民事诉状事实与理由补充》及证据目录“证明内容”中载明的内容一致。鸿顺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权人，未要求股权受让人提供担保，相反却同意并促成交易直接导致余江作为保证人的责任财产减少，不符合常情常理。相反，鸿顺担保公司参与安排并积极促成股权交易完成，持有股权交易资料原件，其系以员工受让股权的形式实现为其担保的目的具有高度盖然性。 综上所述，余江与王正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转移登记，但双方之间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是为鸿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为目的而进行的股权交易。故本院对余江主张王正支付股权转让款40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余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720元，由余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轩 附证据目录清单： 一、原告余江提交的证据 证据1，《企业信息查询通知单》； 证据2，《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证据3，《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证据4，2011年7月18日《四川明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证据5，《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章程》； 证据，6，2011年8月23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证据7，2011年8月24日《验资报告》； 证据8，2011年8月23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证据9，《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证据10，《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证据11，《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 证据12，2014年7月8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证据13，2014年7月8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证据14，2014年7月8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章程》； 证据15，2014年7月15日《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办结通知书）》《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证据16，2012年6月14日《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两份； 证据17，2013年7月11日《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两份； 证据18，2013年7月11日《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两份； 证据19，2014年7月8日《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两份、《情况说明》； 证据20，2014年12月9日《民事起诉状》、（2015）成民初字第125号案《民事审判笔录》《民事判决书》； 证据21，2014年6月19日《承诺书》； 证据22，《接（报）处警登记表》； 证据23，2015年10月20日《证明》； 证据24，（2016）川0121执773号《执行裁定书》； 二、被告王正提交的证据 证据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证据2，四川鸿顺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成都鸿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证据3，《四川省担保机构备案登记证书》《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证据4，（2015）成民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5，2014年6月19日《重庆银行（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及《公证书》； 证据6，2014年6月19日《重庆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公证书》； 证据7，2014年6月《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 证据8，2014年6月《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 证据9，《融资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证据10，《担保代偿扣款通知书》； 证据11，（2016）川0121执773号《执行裁定书》； 证据12，2014年6月16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证据13，2014年6月16日《四川民基之洲玻璃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证据14，2014年6月16日《出资证明》三份； 证据15，王正《养老缴费明细》； 证据16，王正《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 证据17，王正《个人信用报告》； 第三人四川鸿顺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 证据1，2012年6月6日《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及《公证书》； 证据2，2012年6月6日《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四份及《公证书》； 证据3，2012年6月7日《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三份； 证据4，2012年6月6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 证据5，2012年6月6日《最高额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两份； 证据6，2013年6月26日《最高额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两份； 证据7，2013年6月26日《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 证据8，2013年6月26日《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及《公证书》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