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4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新西路7号兰光科技大楼4楼A-4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14403005657160220。法定代表人：陈东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飞，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晓燕，广东鼎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禹龙现代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园一路天瑞工业园A1栋6F西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22547Q。法定代表人：李飞龙，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飞龙，男，197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洋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世友，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磊，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尔爱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禹龙现代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龙现代公司）、李飞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7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宝尔爱迪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2018)粤0306民初7359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解除宝尔爱迪公司和禹龙现代公司的承揽合同关系。三、改判禹龙现代公司承担宝尔爱迪公司各项损失734129.22元，并从起诉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四、改判李飞龙对禹龙现代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判令禹龙现代公司、李飞龙承担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禹龙现代公司交付给宝尔爱迪公司的显示屏上记载料号是唯一的，宝尔爱迪公司出口到越南的显示屏和交付到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的显示屏所记载的料号均与该料号对应。宝尔爱迪公司已经实行ERP系统，对供应商的每一个来料都作出了相应的编码，每个零部件在该系统中都只有唯一的编码，这个编码对应其供应商。《样品承认书》首页显示，宝尔爱迪公司在禹龙现代公司供应的手机显示屏上所记载的供应商料号为H22TT117A,规格为2.2TFT、产品型号为RG128。《送货单》显示，禹龙现代公司向宝尔爱迪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深圳市迪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交付的25300个显示屏的规格型号均为H22TT117A、规格均为2.2寸、型号名称均为RG128。《发货提单》和《报关单》显示，宝尔爱迪公司向越南出口的23500个显示屏规格型号为V112(该型号为RG128显示屏出口到越南的型号）、RG128。另外，因该批手机显示屏的规格为2.2TFT,在国内没有相应的市场，宝尔爱迪公司没有在国内销售过该型号的手机。《检验报告》显示，宝尔爱迪公司委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测的显示屏上记载的料号就是H22TT1117A、规格为2.2寸、手机型号为RG128。因此，宝尔爱迪公司出口到越南的显示屏和交付到检测机构进行鉴定的显示屏与禹龙现代公司交付给宝尔爱迪公司的显示屏是同一批产品。二、禹龙现代公司未按要求妥善处理手机显示屏的质量问题。手机显示屏质量问题发生后，宝尔爱迪公司于2017年6月要求禹龙现代公司在8月初补给宝尔爱迪公司合格2.2寸屏25300个，以用于更换不良品，后续将换下来的不良屏退回给禹龙现代公司。但禹龙现代公司坚持宝尔爱迪公司先退货再补货，使问题陷入僵局。后禹龙现代公司于2017年9月仅补货5000个显示屏后就一直置之不理。禹龙现代公司没有按协议约定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立即免费更换合格产品并赔偿损失。此外，在收到宝尔爱迪公司的反馈之后，禹龙现代公司也没有按协议约定在一天内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初步给出应急措施，一周内给出完整的分析报告及纠正预防措施。可见禹龙现代公司在得知手机显示屏发生问题后并未采取措施积极协助宝尔爱迪公司解决问题，宝尔爱迪公司为此遭受了额外的损失。三、宝尔爱迪公司已经在规定期限内对手机显示屏进行检验并提出了质量异议。本案中，宝尔爱迪公司和禹龙现代公司没有约定验收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宝尔爱迪公司应在收到工作成果之日起两年内验收并提出质量异议。另外，虽然宝尔爱迪公司在接收产品时没有提出异议，但宝尔爱迪公司的行为只能认定其对产品的数量和外观瑕疵无异议。产品质量问题多在实际使用中才能发现，内在瑕疵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体现是否符合技术要求,手机显示屏即属于需要使用运转后一段时间才可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2017年5月份，宝尔爱迪公司连续收到越南客户投诉称该批出口的手机显示屏显示不良。2017年5月27日，宝尔爱迪公司、禹龙现代公司以及深圳市迪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对4台Ｒ×××××屏显示线条的整机进行分析。2017年5月31日，宝尔爱迪公司通过邮件向禹龙现代公司明确提出手机显示屏的具体瑕疵，禹龙现代公司一直回复在不停跟进，但并没有实际性结果。为了获得更权威更可靠的检测结论和产品质量责任认定，宝尔爱迪公司于2017年7月20日委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以使用禹龙现代公司供应的2.2寸屏的RG128手机为样品进行检测鉴定。鉴定结论为“手机屏不良，表现为手机屏出线条或断线，原因是屏上ITO线路质量太差，有断点、断线导致”。综上，宝尔爱迪公司已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对手机显示屏进行了检验并向禹龙现代公司提出了质量异议，履行了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义务。四、禹龙现代公司应当赔偿宝尔爱迪公司的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一般采购协议》《品质保证协议》的约定，宝尔爱迪公司因本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如下：已支付的外购屏幕货款537700元、翻译费1419.6元、证据固化费5500元、返修人工工资92000元、差旅费24050元、仓储费29416元、住宿费16045.89元、运费18048.88元、维修工具费用4169元、越南雇工人费用5760元；以上损失共计734129.22元。宝尔爱迪公司所主张上述费用都因手机显示屏发生的质量问题而发生。因此，宝尔爱迪公司要求禹龙现代公司赔偿734129.22元，并从起诉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理由确实充分。另，李飞龙在宝尔爱迪公司起诉时为禹龙现代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理应对禹龙现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维护宝尔爱迪公司的合法权益。禹龙现代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禹龙现代公司提交的产品在交货时已经由宝尔爱迪公司按照合同标准进行检验，不存在质量问题。《检验报告》不能证明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产品有质量问题。（二）宝尔爱迪公司提供的《样品承认书》上显示的产品型号与宝尔爱迪公司主张换货的《换货单》上的产品型号不一致，因此，《送货单》不能说明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禹龙现代公司也没有进行换货。（三）宝尔爱迪公司向深圳市海菲光电发展有限公司采购产品是其正常的商业行为，与本案无关。该采购数量与禹龙现代公司供货数量不一致，不能证明其另行采购的产品用于更换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产品。二、法律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及利息，而违法犯罪行为及利息则不受保护。即使宝尔爱迪公司所陈述产品出口到第三方越南公司，但因走私未报关交税，属违法犯罪行为。第三方越南公司无论反映产品质量问题是否真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宝尔爱迪公司诉请主张均不应受到保护，法院应当驳回宝尔爱迪公司的上诉请求。三、深圳市禹龙现代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为李飞龙持股80%，郑正柱持股20%，并非李飞龙为一人股东，李飞龙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宝尔爱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解除宝尔爱迪公司和禹龙现代公司的采购合同关系；2.禹龙现代公司赔偿宝尔爱迪公司外购屏幕货款537700元、返修人工工资92000元、差旅费24050元、仓储费为29416元、住宿费为16045.89元、越南雇工费5760元等各项损失共计704971.89元，并从起诉之日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3.李飞龙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禹龙现代公司、李飞龙承担翻译费1419.6元、证据固化费55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禹龙现代公司、李飞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8日，宝尔爱迪公司与禹龙公司签订《一般采购协议》，约定在宝尔爱迪公司提出书面需求的情况下，禹龙公司应购买或制作特定的模具或设备，专门为宝尔爱迪公司的采购订单进行生产。同时，双方签订《品质保证协议》，约定宝尔爱迪公司依据产品规格书及宝尔爱迪公司的验收标准验收，采用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应满足来料抽检批合格率97%的月度质量指标要求。2016年12月27日，双方签订《样品承认书》，载明产品型号“RG128”,客户料号“04003400”，规格“2.2TFT”，供应商料号“H22TT117A”。后宝尔爱迪公司向禹龙现代公司下达《采购订单》，采购上述物料编号为04003400的“RG1282.2寸显示屏V1.0”25300片，总价721050元。庭审中，双方确认禹龙现代公司已完成全部送货义务，宝尔爱迪公司亦已付清全部价款。宝尔爱迪公司主张禹龙现代公司上述供货存在质量问题，提交证据如下：1.《检验报告》，由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于2017年8月25日出具，编号为WT176002121，内容为对宝尔爱迪公司送检的两个型号为RG128显示屏型号H22TT117A2.2屏1#~2#进行检测，测试结论为“1#手机显示屏显示有一条线条的原因是对应的ITO走线有一条已经断开；2#手机显示屏显示有两天线条的原因是对应的ITO走线有两条已经断开。因此，手机开机后，显示屏显示有线条的原因是由于显示屏自身不良所造成”。2.《送货单》两份，宝尔爱迪公司主张禹龙现代公司因屏幕质量问题于2017年9月20日、9月22日共提供屏幕5000个予以换货。但该《送货单》显示的规格型号为“H22TT118B”，与原供货型号“H22TT117A”不一致。3.往来电子邮件及微信截图，涉及邮箱账号“ｄｏｎ×××＠ｐｗｉｄｅａ.ｃｏｍ”、“sonia.huang”、“ivian.zhong”、“fangming.Zhao”、“mingcheng.zhang”、“jason.jiang”、“chufanchi”、“YanbinZheng”、“shixiang.xiong”、“277×××＠ｑｑ.ｃｏｍ”、“381×××＠ｑｑ.ｃｏｍ”、“hymlcme163.com”、“135×××＠163.ｃｏｍ”、“ｈｏｎ×××＠ｉｄｅａｍｆｒ.ｃｏｍ”、“王英”、“brian.xiong”、“ping.wang”、“alex.ma”、“mva.chen”等，内容多为宝尔爱迪公司与邮件名片为“深圳市汉禹现代有限公司品质潘太安”的账号沟通RG128项目不良问题。禹龙现代公司主张上述涉及邮箱账户均与其无关。4.《联络单》、现场维修照片；《联络单》由宝尔爱迪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出具，载明就产品不良问题已安排人员到越南处理，要求禹龙现代公司派员一并到越南解决。对此，禹龙现代公司主张，《联络函》及现场维修现场照片均无其签收或确认，不能证明该照片中的显示屏系其提供。此外，宝尔爱迪公司主张因该批显示屏质量问题，导致其采购其他供应商产品进行更换，产生外购屏幕货款、返工人工工资、差旅、仓储、住宿、运费、维修工具、雇佣越南工人费用及本案翻译费、证据固化费等各项损失合计711891.49元。另查，宝尔爱迪公司主张李飞龙为禹龙现代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但经核查工商登记信息，禹龙现代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李飞龙认缴出资80万元，持股80%，郑正柱认缴出资20万元，持股2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承揽合同纠纷，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双方当事人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法诚信履约。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禹龙现代公司供货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虽宝尔爱迪公司提供的《质量检测报告》载明“手机开机后，显示屏显示有线条的原因是由于显示屏自身不良所造成”，但其检测的样品未经禹龙现代公司确认，未能证明该样品为禹龙现代公司供货。且该检测仅针对宝尔爱迪公司提供的两台样品，即便该两台样品的显示屏为禹龙现代公司供货，但禹龙现代公司共向宝尔爱迪公司供货23500片显示屏，双方《品质保证协议》约定合格率为97%。宝尔爱迪公司仅提供两台进行检测，且未向法院说明其抽样标准，该两台样品检测结果不良不能证明禹龙现代公司供货产品不良率超过3%。关于《送货单》及邮件往来，2017年9月20日、9月22日两份《送货单》显示的送货规格型号为“H22TT118B”，与禹龙现代公司原供货型号“H22TT117A”不一致，不足以证明该两次送货为更换不良品。而邮件截图显示与宝尔爱迪公司沟通产品不良问题的为“深圳市汉禹现代有限公司品质潘太安”。在禹龙现代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宝尔爱迪公司未能向法院举证证明邮件截图涉及邮箱账号与禹龙现代公司有何联系。且宝尔爱迪公司提交的《联络单》也无禹龙现代公司确认，同样无法证明禹龙现代公司供货存在质量问题。因本案并非由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侵权之诉，而是定作方基于承揽合同而提出的违约之诉，故法院对宝尔爱迪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宝尔爱迪公司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现因宝尔爱迪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供货存在质量问题，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各项损失由禹龙现代公司导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对其主张外购屏幕货款、返工人工工资、差旅、仓储、住宿、运费、维修工具、雇佣越南工人费、翻译费、证据固化费等损失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宝尔爱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18.91元（原告已预交11141元），由宝尔爱迪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宝尔爱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十份证据材料：1.潘太安的《内地居民采集表》，以证明潘太安的服务单位是禹龙现代公司。2.QQ聊天记录截图和邮件截图，以证明潘太安的QQ号是38×××27，与潘太安邮件上记载的QQ号和Email相符。3.QQ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潘太安在2017年8月30日与宝尔爱迪公司的员工沟通过显示屏型号为RG128的产品质量问题。4.QQ截图和邮件截图，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的郑正柱的邮箱为135×××＠163.ｃｏｍ，与邮件上记载的收件人名称一致。5.禹龙现代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单》，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飞龙；2018年10月26日，郑正柱方才成为禹龙现代公司的股东；此前禹龙现代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李飞龙是其唯一股东。6.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单》，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郑正柱，李飞龙是其股东之一；由此证明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与禹龙现代公司存在关联关系。7.宝尔爱迪公司《员工职位及邮箱名称表》，以证明宝尔爱迪公司的员工姓名、职位及对应的邮箱名称。8.《案件时间录》，以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9.案件信息，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目前存在仍拖欠其他公司货款的情形。10.（2018）粤0307民初1432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在类似案件中，宝尔爱迪公司为证明质量问题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往来邮件等证据均被法院采信，法院支持了宝尔爱迪公司在该案件中的诉求。禹龙现代公司、李飞龙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上所盖印章所显示的机构并非政府有权机关；同时，该证据上很清晰的注明“本单位不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由此可见，该机构都不能确认所采集的信息是否真实；所以，该份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2.证据2仅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同时，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对相关QQ号及邮箱进行过任何书面确认；该QQ号和邮箱地址不能判断是否与本案有关联。3.证据3、证据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4.证据5、证据6均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5.证据7是由宝尔爱迪公司单方制作，未经禹龙现代公司确认，对该证据不予认可。6.证据8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予质证。7.证据9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同时，禹龙现代公司对外经营，在经营期间即便与第三方存在争议，也与本案无关。8.证据10是复印件，也没有生效章的确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且我国并非是判例法国家，该判决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同时，该判决仅仅是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不能证明宝尔爱迪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1.证据1有深圳市宝安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的盖章，可印证该证据来源的客观性；而深圳市宝安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系中立的第三方，其所收集的相关信息具有高度可信性，在禹龙现代公司未提供证据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2.证据2和证据3仅是打印件；内容未显示是双方就本案货物质量问题进行的沟通，潘太案在其中也未承认禹龙现代公司向宝尔爱迪公司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宝尔爱迪公司也未对其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3.证据4仅是打印件；且邮件系宝尔爱迪公司单方发送，并无对方回复，不能体现该邮箱是否为禹龙现代公司郑正龙所使用；亦无法反映郑正龙对宝尔爱迪公司提出的货物质量异议的反馈意见；同时，宝尔爱迪公司也未对其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4.证据5和证据6与禹龙现代公司庭后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内容相吻合，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5.证据7系宝尔爱迪公司单方制作；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且宝尔爱迪公司也未对其在一审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作出和说明；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6.证据8系宝尔爱迪公司的单方主观意见，并非客观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7.证据9和证据10均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禹龙现代公司在2018年10月26日之前系李飞龙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此后，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李飞龙和郑正柱。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郑正柱，股东为吴敏（占5%）、田岩涛（占5%）和李飞龙（占90%）。另查明，潘太安的《内地居民采集表》显示，在2017年12月1日进行相关信息采集时，潘太安的服务单位为“禹龙现代”。李飞龙并未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提交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李飞龙主张因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经营不善，没有对外经营，也没有人员在该公司工作，亦未为任何人购买社会保险。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一般采购协议》《品质保证协议》和《样品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禹龙现代公司已完成了双方约定的全部供货义务，宝尔爱迪公司也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故双方之间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已终止。现宝尔爱迪公司再要求解除双方的承揽合同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货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宝尔爱迪公司主张禹龙现代公司所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要求禹龙现代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宝尔爱迪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其应举证证明禹龙现代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给其造成了损失。针对宝尔爱迪公司就此所提供的证据，本院评判如下：第一，宝尔爱迪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虽显示送检的两件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品质保证协议》中约定的合格率是97%，双方交易的货物总数量为25300片，而宝尔爱迪公司仅对2件货物进行检测。故即使该2件货物均存在质量问题，亦不能说明禹龙现代公司所提供的货物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合格率低于双方约定的标准。第二，宝尔爱迪公司提供了两份《送货单》，主张禹龙现代公司因货物质量问题给其进行了换货。但该两份《送货单》所显示的规格型号、客户订单号及物料编号均与此前双方在《样品承认书》《采购订单》《付款申请单》中显示的相关内容不符。且该两份《送货单》中均存在手写改动的内容，宝尔爱迪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改动系禹龙现代公司所为或是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因此，上述两份《送货单》不足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因货物质量问题给宝尔爱迪公司进行了换货。另外，即使按照宝尔爱迪公司的主张，禹龙现代公司因为其进行了换货，也说明禹龙现代公司已采取了双方合同约定的补救措施。宝尔爱迪公司无证据显示其所主张的禹龙现代公司换货之后的货物仍然存在质量问题。第三，双方之间的QQ聊天记录和邮件往来，根据禹龙现代公司与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两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存在重合，故两公司系关联关系。而潘太安的《内地居民采集表》显示其服务处所为“禹龙现代”，而在邮件中潘太安注明其工作单位为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李飞龙主张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并未正常对外经营，亦无工作人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认为潘太安系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可能性较大。而禹龙现代公司与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禹龙现代公司和李飞龙也未举证证明深圳市汉禹现代电子有限公司与宝尔爱迪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关系，故潘太安与宝尔爱迪公司进行的沟通应视为其代表禹龙现代公司所进行的沟通。但潘太安与宝尔爱迪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的QQ聊天记录及往来邮件内容，仅显示双方曾就货物的质量问题进行过沟通，潘太安及禹龙现代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均未承认货物的质量问题系由禹龙现代公司原因所导致，且在邮件中明确表示，该批货物经过双方的检测均未发现问题，所有产品经过了宝尔爱迪公司测试装机，最终检验合格后才出货，且时隔半年宝尔爱迪公司才提出质量异议。第四，《联络单》和现场维修照片均系宝尔爱迪公司单方制作，无禹龙现代公司的签名确认，亦无禹龙现代公司人员参与，禹龙现代公司对上述证据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宝尔爱迪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禹龙现代公司所供货物存在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的情形，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宝尔爱迪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142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上诉人深圳市宝尔爱迪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