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5659号原告：孟某，女，1940年3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某1（兼被告崔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崔某2之父），1963年5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教育矫治局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崔某2，男，198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中科院物理与地质研究所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崔某3，男，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崔某4，女，197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孟某与被告崔某1、崔某3、崔某4、崔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被告崔某1（兼崔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崔某3、被告崔某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x庄南巷三条1号院（以下简称：1号院）的拆迁利益，其中要求崔某1、崔某2名下回迁安置房为榆328-x-x-1701（90.04平方米，419586元）、榆328-x-x-1601（90.04平方米，417786元）归原告孟某所有；2、崔某1、崔某2支付原告拆迁款7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被告崔某3、崔某4、崔某1的母亲，被告崔某2是被告崔某1的儿子，是原告的长孙。原告的丈夫崔某5生前与原告共同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x庄建造两处宅院，分别位于南三巷1号与南三巷3号，丈夫崔某5于2012年1月去世。2015年夏天，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因建设新机场对原告所在村落进行拆迁安置。由于国家建设项目的优惠政策，使得原告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告允许以长子崔某1及长孙崔某2的名义所获1号院的拆迁利益暂时登记在二人名下。原告与二儿子崔某3和女儿崔某4共同登记南三巷3号院拆迁利益。签订购房合同后原告发现自己名下只有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223地块5号楼1单元502室，面积只有54.53平方米，与两处院落所应得利益明显不成正比。崔某1、崔某2共同辩称，原告要求的定向安置房屋实际上是以崔某2名义选购的。按照现有拆迁政策1号院的拆迁利益应全部归崔某1和崔某2所有，没有原告的份额。崔某3辩称，1号院的拆迁利益应由孟某、崔某1、崔某3和崔某4四人享有，我要求分割相应的利益。崔某4辩称，同崔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要求分割相应的利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孟某与崔某5（2012年1月19日去世）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子一女，长子崔某1，次子崔某3，长女崔某4。崔某2系崔某1与赵玉环之子。孟某夫妇原有宅院两处，分别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x庄南三巷1号及南三巷3号（以下简称：3号院），该两处院落相邻，1号院在西、3号院在东。该两处院落的宅基地使用证均系1997年颁发，宅基地使用证上的户主姓名均为崔某5，人口均为2人。1号院内有四排北房、一排南房及西厢房。3号院内有四排北房、一排南房及东厢房。两个院落的北数第一排北房中有老房和新建房屋，双方均认可该新建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6.5平方米，分属两个院落的北数第一排北房，每个院落各占8.25平方米。关于1号院内的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老房，孟某、崔某3、崔某4均主张系孟某夫妇建造，但对建房时间均叙述不清；崔某1、崔某2在2019年10月29日的庭审中主张崔某1于1984年参与了共同建设，在2019年11月8日的庭审中又主张崔某1于1987年参与了共同建设。对于崔某1的出资情况，崔某1、崔某2主张出资来源为在家务农所得工分收入，崔某11980年7月左右高中毕业后曾在家务农三个月，1980年10月至1981年6月在黄村复读，高考结束后至升学前继续务农挣工分。关于1号院内的北数第二排北房，崔某3主张系其建造，孟某、崔某1、崔某2、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关于西厢房，崔某1、崔某3、崔某2主张系由崔某1出资、崔某3操持所建；孟某、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关于北数第三排北房，崔某3主张系其建造，孟某、崔某1、崔某2、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关于北数第四排北房，崔某3、崔某1、崔某2均主张系由崔某1出资、崔某3操持所建；孟某、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关于南房，崔某3、孟某主张系崔某3建造；崔某1、崔某2、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关于两个院落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新建房屋，该房屋系在拆除孟某夫妇所建的棚子后翻建而来。关于拆除翻建人及时间，孟某、崔某4均表示不清楚，崔某1、崔某2主张系2008年由崔某1出资、崔某3操持建造，崔某3主张系2008年由孟某夫妇、崔某1、崔某3共同出资建造。孟某、崔某1、崔某3、崔某4的户籍原均在1号院。1985年，崔某1因上学将户籍迁出，此后未再迁入该村。1981年，崔某3因上学将户籍迁出，2005年又迁入成为1号院的非农户籍人员，2010年又迁入成为3号院的非农户籍人员。崔某4的户籍于1996年因出嫁迁出，此后未再迁入该村。孟某的户籍一直在涉案1号院，系农业户籍。双方均认可不存在分家情形，并要求对1号院中崔某5的遗产一并处理。关于居住情况，双方曾共同居住在1号院，崔某1在3号院成婚并居住一段时间后搬离到黄村居住，崔某3一家自2010年左右开始在3号院居住。崔某4婚后即搬离1号院到东庄营村居住。双方均认可，1号院主要由孟某夫妇居住。孟某主张其在1号院居住至2012年，崔某3、崔某4主张1号院自2009年后即无人居住。2015年8月，1号院及3号院被征地拆迁。拆迁之时，1号院的户籍在册人员为孟某（农业户籍）；3号院的户籍在册人员为崔某3、崔某5（崔某3之子），均为非农业户籍；崔某1、崔某2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大兴区x小区，崔某4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大兴区x小区；崔某1、赵玉环（崔某1之妻）、崔某2在1号院参与拆迁，孟某、崔某3、崔某4、崔某5（尚未成年）在3号院参与拆迁。1号院被分为两户，崔某1、崔某2作为被拆迁人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分别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3号院被分为三户，孟某、崔某3、崔某4作为被拆迁人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分别签订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1号院的宅基地面积被确认为586.5平方米，建筑面积被确认为422.3平方米（北数第一排北房为96.9平方米、北数第二排北房为59.5平方米、西厢房为48平方米、北数第三排北房为57.4平方米、北数第四排北房为103.7平方米、南房为56.8平方米）。根据拆迁补偿协议，1号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711564元、房屋补偿款707332（含房屋重置成新价及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款、房屋综合定额补偿款）、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15566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65680元、搬家补助费17596元、工程配合奖200000元、创业补助10000元、房屋周转费412230元、弃楼补贴22230元，共计3302298元，以及按宅基地面积确定的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400平方米。扣除榆310-3-3-1703（以崔某1名义选购、90.04平方米、419586元）、榆114-8-1-1801（以崔某1名义选购、122.47平方米、551115元）、榆328-3-1-1701（以崔某2名义选购、90.04平方米、419586元）、榆328-3-1-1601（以崔某2名义选购、90.04平方米、417786元）等四套定向安置房（共计392.59平方米、1808073元）购房价款后的剩余拆迁补偿款1494225元已全部发放至崔某1、崔某2名下。另，崔某4认可其于2018年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东庄营村参与拆迁。关于双方是否在拆迁时对1号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进行了分割，孟某、崔某4、崔某3均主张双方曾约定1号院的全部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中的一半归孟某所有，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崔某1、崔某2否认存在拆迁利益分割约定。本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农村宅基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从而保障户内家庭成员的基本居住需求。农村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享有宅基地使用资格的人应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认定标准通常为该宅基地所对应户的户内农业家庭成员。本案中，孟某作为1号院的户内农业家庭成员，其依法享有该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崔某1、崔某2、崔某3、崔某4均非涉案1号院的户内农业家庭成员，该四人应无权享有1号院所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另，该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证虽登记在崔某5名下，但在崔某1、崔某3、崔某4均非户内农业家庭成员的情形下，其三人有权继承的亦仅限于房屋折算价值部分。根据拆迁补偿方案，为了确保被拆迁村民所获得的拆迁利益最大化，本次拆迁实行“分院原则”，被搬迁腾退人年满18周岁的直系血亲可参与分院并作为被搬迁腾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在具体拆迁过程中，部分被拆迁家庭采取了以并非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家庭成员名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选购定向安置房的情形，但此并非该拆迁补偿协议签订人享有自己所签拆迁协议项下所有拆迁利益的充分依据，亦并非定向安置房选购人享有自己所签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项下房屋权利的充分依据。具体拆迁安置利益的划分，应在拆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分项补偿款项的来源及定向安置房的选购方式、是否存在拆迁利益分割约定等实际情况，予以公平认定。本案中，孟某、崔某4、崔某3虽主张双方关于1号院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存在分割约定，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崔某1、崔某2亦均予以否认，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次拆迁，原则上应由涉案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即孟某作为被搬迁腾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崔某1、崔某2二人并非该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二人以被搬迁腾退人身份参与拆迁的行为应属于达到拆迁利益最大化的“背户情形”。由于崔某1、崔某2二人的存在，使得原本只有一户的1号院被分为两户进行拆迁，其二人对1号院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扩大亦存在相应贡献，故对于多产生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其二人有权分得相应比例的份额。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院依法酌定对于因崔某1、崔某2参与拆迁而多产生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崔某1、崔某2各自享有三分之一。经核算，因崔某1、崔某2参与拆迁而多产生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宅基地区位补偿款692721元、房屋补偿款155782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76850元、工程配合奖100000元、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200平方米、房屋周转费210010元。对于此部分多产生的拆迁利益，崔某1、崔某2二人各自享有三分之一份额，即：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30907元、房屋补偿款51927.33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25616.67元、工程配合将33333.33元、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66.67平方米、房屋周转费70003.33元。在扣除崔某1、崔某2所应分得的该部分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后尚剩余：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249750元、房屋补偿款603477.34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104432.6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65680元、搬家补助费17596元、工程配合奖133333.34元、创业补助10000元、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266.66平方米、房屋周转费272223.34元、弃楼款22230元。关于扣除剩余崔某1、崔某2所应分得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后剩余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归属，本院将结合拆迁政策、补偿款项及选房指标来源等情形进行认定。宅基地区位款系因宅基地使用权而获得的拆迁利益，应由宅基地使用权人即孟某享有。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和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系为避免出现房屋抢建造成资源浪费情形而给予的奖励，该两项补偿款的具体数额均系按照宅基地面积进行计算，亦应归属宅基地使用权人即孟某所有。搬家补助费系给予被拆迁人的搬家补助奖励，创业补助系对有经营意愿尚未取得营业执照的被拆迁人的补偿，工程配合奖系按拆迁之时的户数对被拆迁人进行的奖励，该三部分补偿款亦应归属孟某享有。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系按照宅基地确权面积确定，应由宅基地使用权人即孟某享有。房屋周转费系按照定向安置房选房面积进行的房屋租金补偿，弃楼款系按安置房选房指标放弃面积进行的补偿，该两部分补偿款应由安置房指标权益人即孟某享有。房屋补偿款（包括房屋重置成新价与房屋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系对房屋、房屋装修及其他所有附属物进行的补偿，该部分利益应考虑当事人对地上物的贡献大小。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涉案1号院内的北数第二排北房、北数第三排北房、南房系崔某3建造的事实可以得到确认，西厢房、北数第四排北房系由崔某1出资、崔某3操持建造的事实亦可以得到确认。双方存有争议的房屋为1号院内的北数第一排北房（含老北房及东侧8.25平方米的房屋）。对于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老北房，崔某1、崔某2主张崔某1以务农所得工分收入出资参与了房屋建设，本院认为崔某1所主张的务农时间发生在上学期间且仅有几个月，在崔某1处于上学阶段、尚未独立生活的情形下，其短暂的务农行为所得收入不能成为其对该老北房存在贡献的充分依据。据此，本院依法认定该老北房系孟某夫妇建造，崔某5、孟某各自享有该部分房屋补偿款的50%份额。对于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东侧8.25平方米建筑物，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该部分建筑物系由崔某3、崔某1二人在拆除孟某夫妇所建造的棚子后翻建而来的事实可以得到确认，孟某夫妇、崔某3、崔某1四人对该部分建筑物的建成均存在相应贡献。然双方当事人均未就相应的贡献比例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酌定孟某夫妇享有该建筑物所对应房屋补偿款的40%份额（孟某、崔某5各占20%）、崔某1及崔某3各自享有30%份额。对于西厢房及北数第四排北房，该部分房屋系由崔某1出资、崔某3操持建造，其二人对该部分房屋的建设均存在相应贡献，但其二人均未就己方的贡献比例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酌定崔某1享有该部分房屋补偿款的70%份额，崔某3享有该部分房屋补偿款的30%份额。对于北数第二排北房、北数第三排北房、南房，该部分房屋系由崔某3建造，故本院依法认定该部分房屋补偿款归崔某3享有。在崔某5去世且未留有遗嘱的情形下，其对1号院内的房屋所享有的权益份额应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即孟某、崔某1、崔某3、崔某4四人平等继承。综上，经核算，对于1号院内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老房部分（88.65平方米），孟某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62.5%，崔某1、崔某3、崔某4所享有的房屋份额均为12.5%；对于1号院内北数第一排北房中的新建房屋部分（8.25平方米），孟某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25%，崔某4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5%，崔某1、崔某3所享有的房屋份额均为35%；对于北数第二排北房、北数第三排北房、南房，崔某3所享有的房屋份额均为100%；对于西厢房，崔某1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70%，崔某3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30%；对于北数第四排北房，崔某1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70%，崔某3所享有的房屋份额为3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孟某所享有的房屋面积为57.46875平方米、占比13.61%，崔某4所依法享有的房屋面积为11.49375平方米、占比2.72%，崔某1所依法享有的房屋面积为120.15875平方米、占比28.45%，崔某3所依法享有的房屋面积为233.17875平方米、占比55.22%。综上，经核算，崔某2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30907元、房屋补偿款51927.33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25616.67元、工程配合奖33333.33元、房屋周转费70003.33元，共计411787.66元，以及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66.67平方米；崔某1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宅基地区位补偿款230907元、房屋补偿款223616.63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25616.67元、工程配合奖33333.33元、房屋周转费70003.33元，共计583476.96元，以及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66.67平方米；崔某3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房屋补偿款333240.19元；崔某4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为：房屋补偿款16414.58元；孟某所应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为：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249750元、房屋补偿款82133.27元、宅基地内未建房奖励104432.66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奖励65680元、搬家补助费17596元、工程配合奖133333.34元、创业补助10000元、房屋周转费272223.34元、弃楼款22230元，共计1957378.61元，以及定向安置房选房指标266.66平方米。现定向安置房已经选房完毕，本院结合4套期房的面积大小、期房尚未取得完全产权、孟某的个人诉求等情况酌情确定：崔某2（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28-3-1-17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328地块3号楼1单元1701室（90.04平方米、419586元）以及合同编号为榆328-3-1-16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328地块3号楼1单元1601室（90.04平方米、417786元）等两套房屋权利由孟某享有，崔某2负有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及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孟某名下的义务。该两套房屋所对应的购房款将在孟某所应获得拆迁补偿总数中予以扣除，经核算，原告所主张的拆迁补偿款给付数额未超出其应获得的拆迁利益，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崔某2（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28-x-x-17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328地块x号楼x单元17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孟某享有，崔某2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并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孟某名下；二、崔某2（身份证号×××）与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榆328-x-x-160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中记载的北京市大兴区机场安置房项目榆垡组团328地块x号楼x单元1601室（现为施工楼号，正式名称以竣工后地名办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小区名称、楼号为准）房屋权利由孟某享有，崔某2协助办理上述房屋入住手续，并在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条件时协助将房屋登记于孟某名下；三、崔某1、崔某2共同给付孟某拆迁补偿款7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崔某1、崔某2共同给付崔某3拆迁补偿款333240.1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崔某1、崔某2共同给付崔某4拆迁补偿款16414.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18元，由崔某1、崔某2共同负担（该项费用已由于孟某垫付，崔某1、崔某2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向孟某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齐伟龙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纪云书 记 员 王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