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民终14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党岐，男，196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周至县村民，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邓刚，男，197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住西安市周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保军，男，1973年1月6日出生，汉族，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住浙江省义乌市。原审第三人：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周至县二曲镇八一村十七组（交警大队西侧）。负责人：王惠燚，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周至县金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周至县中心东街31号。法定代表人：何致格，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效，男，195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任军社，男，197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原审第三人：庞军印，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住西安市周至县。上诉人刘党岐因与被上诉人范邓刚、原审第三人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奥公司）、周至县金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周公司）、任军社、庞军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2019）陕0124民初1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党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和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一审认定刘党岐成立“秦启出租公司”组织被上诉人等48个出租车经营户私自购车，事实错误。刘党岐与另外四人成立“秦启出租公司”，购买出租车是原“金周”、“绿奥”出租车公司经营户的意愿。同款出租车“金周”、“绿奥”报价是8.68万元，通过外地购车可以打破行业垄断，每辆车少掏1.38万元。自主购车尽管挂靠上述两公司，行驶证、产权证写的是上述两公司，但实质是个人出资。就能证明产权归个人。自助购车是个人意愿，刘党岐只是参与购车的经营户之一，定价、购车是多人参与，刘党岐并未经手金钱。购车款交给了庞军印、任军社，“秦启出租公司”与本案无关系，购车定金是任军社交给“华岳公司”的，刘党岐未参与“华岳公司”的购车过程。2、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3月28日曾有16户本次购车出租车经营者起诉刘党岐、秦启公司、任军社要求返还多收的购车款，周至法院按集团诉讼程序发出公告，要求权利人在30日内向法院登记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登记，已失去了主张权利的机会。3、一审作出的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购车款，上诉人从未收取，没有经手，是任军社、庞军印收取，由任军社直接支付给汽车经销商。本案缺乏上诉人取得不当得利的事实。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得到不当利益，而被上诉人应当证明上诉人通过何种途径得到购车款差额。尽管如此，上诉人仍提交证据予以合理说明。5、本案是一起恶意诉讼。范邓刚答辩称，刘党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维持原判，驳回刘党岐上诉请求。理由：1、刘党岐是秦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秦启公司名义购车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事，个人无权购买特种车辆。购买48辆车是刘党岐欺骗诱惑经营户造成的，其以秦启公司名义多次去宁夏、太原、咸阳洽谈，且把经销商接到周至洽谈。一审认定，刘党岐所写“请罪书”中，自己组织购买了这批车辆是事实，刘党岐以秦启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邀请孙保军、李永波等人参与，要求价位不能太低，要保证公司经费，与经销商谈价，这之前，刘党岐已经与经销商谈好价格，此二人不是秦启公司组成人员，其是刘党岐为取得不当得利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在太原接车时，刘党岐与任军社为了拿回扣，吵的不欢而散。2、答辩人将购车款交给秦启公司指定的收款人任军社，发票谁开，与经营户无关，是秦启公司与金周公司、绿奥公司之间的事，绿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惠燚与原雪铁龙公司总经理汪毅泽开具了情况说明。任军社不是大家推选的收款人。3、经营户交了全款7.3万元，而票据开的是6.9万元和6.5万元，接车时车辆合格证由4S店交给刘党岐的委托人任军社，合格证上注明车辆颜色，况且当时说好车漆改好，北大门接车，以发票为准，这说明开票前车辆颜色改柒、运费已经包括在内。4、其他16案刘党岐已被法院执行。刘党岐对该16案申请再审，已被法院驳回。金周公司、庞军印述称，其无意见。绿奥公司、任军社未答辩。范邓刚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刘党岐退还多收购车款的差价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党岐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党岐于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3月间注册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其组织40余出租车经营户私自购买车辆。经营户事先将订车款3000元至10000元不等交给任军社保管。范邓刚把订车款交给任军社，余款购车时直接打给了汽车经销商。因经销商不对个人出售，刘党岐遂以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出租车。范邓刚交购车款73000元，购车税务发票显示购车款为69000元。出租车属于国家许可营运车辆，不向个人出售，刘党岐倡议组织范邓刚购买出租车时，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没有国家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运营资格，购车发票显示的购车单位分别为金周公司和绿奥公司。车辆购买回来后，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没有取得营运许可证，导致范邓刚购买的出租车无法正常运营。一审庭审中，刘党岐对范邓刚提交的购车发票价格与实际交款价格不一致的事实，认为发票上价格开少了，发票不能说明一切，但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另查明，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因未取得营运许可证，从来没有正式运营过，已于2017年11月14日已注销。一审认为，范邓刚为购买涉案出租车，交纳了7.3万元的购车款。涉案出租车购买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车的价税合计为6.9万元。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所涉出租车的购车发票所显示的购车款数额与范邓刚实际交纳的购车款数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刘党岐作为购买车辆的组织者，有责任对差额部分进行举证证明，但刘党歧提交的证据不能对差额部分的数额予以合理说明，故发票所显示的数额应认定为车辆的实际价款，多收的购车款属于不当得利。范邓刚要求刘党岐返还多收购车款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刘党岐提出范邓刚的诉请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范邓刚的购车发票确定的购车时间为2016年8月1日，范邓刚从该日起得知车辆的实际价格，故范邓刚对刘党岐的请求权诉讼期间为2016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2日。范邓刚于2019年5月29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党岐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法不予支持。一审遂判决：刘党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范邓刚购车款4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范邓刚已预交），由刘党岐负担50元。二审中，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范邓刚为购买案涉出租车，交纳了购车款73000元。车辆销售单位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车的价税合计为69000元。对于本案所涉出租车的购车发票所载明的购车款数额与范邓刚实际交纳的购车款数额之间存在差额问题，刘党岐作为此次购置车辆的组织者，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对产生差额问题作出合理说明。发票所显示的数额应为涉案车辆的实际价格，故原审法院判决刘党岐向范邓刚返还4000元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涉案车辆购车发票载明购车时间为2016年8月1日，可认定范邓刚从该日起得知涉案车辆的实际价格，故范邓刚于2019年5月29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刘党岐上诉称周至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次购车其他16户出租车经营者起诉刘党岐、秦启公司、任军社要求返还多收的购车款案件时，发出公告，要求权利人在30日内向法院登记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未登记，已失去了主张权利的机会。刘党岐该上诉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理由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刘党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党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筱滢审判员  邹守鸣审判员  杨晓昱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胡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