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26行初48号原告富宁县那能乡那拉村民委员会达马村小组。负责人赵廷康，小组长。原告富宁县那能乡那拉村民委员会弄方村小组。负责人张文荣，小组长。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保成，广西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80152165336。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新华镇普厅南路19号。法定代表人陆勇，县长（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周明华，富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高级工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徐琴交，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00015211679U。住所地：文山市华龙北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秀兰，州长（未到庭）。委托代理人田剑锋，文山州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刘江，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富宁县洞波乡三湘洞村民委员会龙代村小组。负责人张云富，小组长。第三人富宁县洞波乡三湘洞村民委员会者角湾村小组。负责人黄有文，小组长。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颜兴剑，云南圆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农定玻，云南圆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富宁县那能乡那拉村民委员会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山林土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受理后，于2019年10月8日向被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山州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委托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9日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文山州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分别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富宁县那能乡那拉村民委员会达马村小组（以下简称达马村小组）的负责人赵廷康、富宁县那能乡那拉村民委员会弄方村小组（以下简称弄方村小组）的负责人张文荣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保成，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周明华、徐琴交，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王带全及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田剑锋、刘江，第三人富宁县洞波乡三湘洞村民委员会龙代村小组（以下简称龙代村小组）的负责人张云富、富宁县洞波乡三湘洞村民委员会者角湾村小组（以下简称者角湾村小组）的负责人黄有文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颜兴剑、农定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世纪九十年代，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与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就位于田坝瑶山（争议地名）的山林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争议发生后，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向富宁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期间，富宁县人民政府曾对双方争议的山林土地权属作出过相应的调处或者处理决定，但均因其中一方不服，诉至法院后，被法院依法予以撤销。该争议一直解决未果。之后，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又向富宁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要求富宁县人民政府对双方争议的山林土地权属作出处理。富宁县人民政府受理后，再次派出工作组对该案进行调查落实。2019年4月10日，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富政处〔2019〕2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那能乡达马和弄方村小组与洞波乡龙代和者角湾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决定主要内容为：“一、继续维持1983年4月29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东、南面的界线不变。二、进一步明确达马、弄方小组的西南面、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小组的西北面、北面界线走向，即从渭央小组对门高程1423米梁子为起点，向西北方向顺梁到王武山，顺王武山梁子向东下到沟（龙代、者角湾小组称‘绿荫塘’）后往东方向顺小沟上到小山堡，顺梁下到新开挖林道路途经的丫口后上到第二个小山堡（山堡上有块刻有‘龙代、弄方等字样’的大石头），往东北方向顺梁到傜山1233高程点后，向东顺梁下到大树子丫口为止（注：大树子丫口往东方向的界线以1983年3月31日签订的《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和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执行）。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界线走向文字叙述不清楚的以界线走向图为准）。三、双方相互过耕的插花土地、经济林木，维持现状，继续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荒面积。四、……”。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于2019年5月24日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5月29日，文山州人民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7月26日，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为：第1组：证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证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证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以证明：（1）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与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四至界限经实地对照无重叠，但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与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四至界限只有方位名称，没有文字叙述界线走向，无法认定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具体界线走向，其他位置的界限走向都是明确的，且无重叠；（2）根据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西至未（渭）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和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中的南面记载“南至田坝瑶山”、政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南面记载“接三湘洞界”，可以确定王武山粱子位于“田坝瑶山”的北面，也就是位于龙代、者角湾的北面，符合“田坝瑶山背后粱子”的地理位置；（3）根据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政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确认达马、弄方村小组的西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西北面和北面界线走向，进而可以确定争议地权属。第2组：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以证明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已包含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第3组：1983年3月31日签订的《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和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以证明从1983年3月31日签订的《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和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可以知道富宁县人民政府确认的达马、弄方村小组的西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西北面、北面界线走向中“向东顺梁下到大树子丫口为止”的“大树子丫口往东方向的界线”的具体位置。第4组：调查笔录。以证明林地争议发生的时间、原因及争议各方持有的证明争议林地属于其所有的证据等。第5组：争议双方及知情第三方现场指认图。以证明争议双方对争议林地各自所主张的界限走向，以及知情第三方对争议林地界限走向的指认。第6组：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洞波乡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与那能乡达马、弄方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界限走向图。以证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确认的原告西南面和第三人的北面界限走向图。第7组：富宁县洞波乡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与那能乡达马、弄方村小组山界争议区域图。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林地的面积及各争议地块的界限走向。第8组：政林字第1654号、第1499号、第16号、第1655号、第18号、第3061号山林权证存根。以证明经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实地对照，政林字第1654号、第1499号、第16号、第1655号、第18号、第3061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地块的四至界限与争议地无关。第9组：富政发〔2014〕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洞波乡林权登记台账、那能乡林权登记台账。以证明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在争议林地范围内颁发给第三人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原告10本林权证10宗地。因颁证时双方纠纷尚在调处过程中，后第三人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申请确认争议地权属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颁发给争议双方的林权证，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富政发〔2014〕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第10组：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原告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不服，于2014年8月4日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富政发〔2014〕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第11组：富政处〔201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那能乡达马和弄方村小组与洞波乡龙代和者角湾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以证明争议双方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申请确认争议地权属，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第12组：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第三人对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第13组：（2016）云26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第三人对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不服，向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云26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及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作出被诉行政复议行为的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为：第1组：行政复议申请书、居民身份证、证明及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以证明：（1）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向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并依法重新作出决定；（2）赵廷康是达马村小组组长，张文荣是弄方村小组组长及赵廷康、张文荣的身份信息；（3）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提起行政复议时向被告提供了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第2组：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材料签收单、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审批表、文政行复受通字〔2019〕第10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文政行复受通字〔2019〕第1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文政行复第三人告字〔2019〕第10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及送达回证。以证明：（1）被告收到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及附图、富政处〔2019〕2号、证明、赵廷康和张文荣身份证、山林权属登记清册、黄有成土地房产所有证；（2）被告按照行政复议案件审判流程进行审批后决定受理本案；（3）被告受理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的受理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并于同日送将受理通知书达给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4）被告受理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于2019年5月30日通知富宁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并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5）被告受理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于2019年5月30日告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案件，并要求其在法定时限内提供证据材料。第3组：行政复议答复书、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目录及八组证据。以证明：（1）富宁县人民政府对行政复议案件进行答复，认为其所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主体合法、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给予维持；（2）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八组证据欲证实其所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主体合法、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4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结案报告表》。以证明：经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审查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的界线与双方的林权证相符，并无不当，决定予以维持。第5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经审查后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作出维持决定。具体表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富宁县人民政府有依法处理的职权，主体适格；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达马、弄方村小组与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之间的权属争议，双方均持有“林业三定”时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权证（存根）》，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主要依据的是达马、弄方村小组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和龙代、者角湾村小组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富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勾画的界线走向图及双方认可田坝瑶山、王武山的地理位置来看，争议林地涉及申请人所持林权证的南边、第三人林权证的北边；从林权证四至文字表述看，申请人的南至田坝瑶山，可以理解为南至范围未包含田坝瑶山，第三人的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可理解为北至范围包含了田坝瑶山。被申请人确定的界线“即从未央小组对门高程1423米梁子为起点，向西北方向顺梁到王武山，顺王武山梁子向东下到沟后往东方向顺小沟上到小山堡，顺梁下到新开挖林道路途经的丫口后上到第二个小山堡，往东北方向顺粱到傜山1233高程点后，向东顺梁下到大树子丫口为止（大树子丫口往东方向的界线以1983年3月31日签订的《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和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执行）。靠北面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与双方的林权证相符，并无不当。第6组.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回证。以证明：（1）富宁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8日收到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原告于2019年8月8日收到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者角湾村小组于2019年8月12日收到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龙代村小组于2019年8月13日收到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诉称：（一）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未能从实质上解决原告依法申请土地确权的请求，确权内容不清楚不明确，没有可操作性。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维持了1983年4月29日由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限。但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了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相互重叠，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包含了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该处理决定未能对四个村小组的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作出明确的可操作的土地权属四至界限确认。（二）第三人持有的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在瑕疵，其四至界限描述与实际的地理位置不吻合。该处理决定完全以富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作为，没有遵循兼顾历史，照顾现实的处理原则。第三人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中的四至界限东、北、西都在同一线的山梁子线上，其东至界“大树子丫口”就是达马村村小组的南至界“安谷收”，北至界“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就是弄方村小组的南至界，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原渭脚队南至界“满顶分水三湘洞边界”。田坝瑶山背后梁子的实际地理位置是登草湾山至未央对面梁子山段，而田坝瑶山正面是王武山，王武山南面是大水沟，王武山是田坝瑶山的正对面山梁。处理决定是对“田坝瑶山”的地理位置错误识别情况下做出的，按照原告南面界限是南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该处理决定改写为“南至田坝瑶山”，属事实认定错误。（三）处理决定没有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有效证据来认定争议的四至界限。从土地改革至今，原告与第三人的交界线都在一股山梁子线上，龙代、者角湾在南边，达马、弄方在北面。原告依照1954年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管理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南至界限为“满顶分水三湘洞边界”，即分水岭为界，西至界限为“壤毛谷”，就是未央对面梁子山，这是历史铁证，也符合原告村小组1983年山林权属清册中的南至界限“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2000年11月24日洞波乡人民政府和那能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限走向，符合达马、弄方的界限走向，却被当成行政界限，不作为争议界限，属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恳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和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1.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以证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做出了处理决定。2.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做出了处理决定。3.土地房产所有证。以证明土改时期争议地就归原告所有。4.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以证明争议地在原告的林权范围内。5.富宁县山林权证存根。以证明田坝瑶山登记在弄方村小组的第10号证内。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已将争议双方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确权清楚。在处理决定中，根据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内容，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到实地对照比对后确认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有重叠部分，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已包含了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因二被答辩人原为一个村小组，称为“渭脚”村，“渭脚”村因火灾被毁，村民分别到周边居住，后才分为达马、弄方两个村小组。两村小组虽然各持有山林权属证书，但是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两村对山林土地权属是共同管理使用。因此，二被答辩人的山林土地权属以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内容为准即可。争议双方在申请确认争议地权属时都是要求确认被答辩人弄方、达马村小组与第三人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争议林地的权属，被答辩人没有要求确认弄方村小组与达马村小组的山林土地权属，第三人也没有要求确认龙代村小组与者角湾村小组的山林土地权属。因此，答辩人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是将原告、第三人有争议的山林土地权属四至界限确定清楚。对于二被答辩人之间的山林土地权属，被答辩人未提出有争议，答辩人无权作出处理决定；第三人也未提出其两村之间的山林土地权属有争议，答辩人也无权作出处理决定。（二）答辩人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已经将第三人持有的证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以及被答辩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与实际不符部分确认清楚，证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只是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据之一，并非唯一证据。1.根据处理决定：“经县政府工作组工作人员到实地对照比对，并根据争议双方及知情第三方的指认，1983年4月29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实地对照无重叠，但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没有文字叙述界线走向，只有方位名称，调处难点为难以认定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具体界线走向，其他位置的界限走向都是明确的，且无重叠，能够确定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就能确定争议地权属，要确认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须能确认王武山梁子，根据申请人提供1983年6月10日县政府颁发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西至未（渭）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和被申请人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中的南面记载‘南至田坝瑶山’以及那能乡那来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南面记载‘接三湘洞界’，可以确定王武山梁子位于‘田坝瑶山’的北面，也就是位于龙代、者角湾的北面，符合‘田坝瑶山背后梁子’的地理位置；而且被申请人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中的南面记载的是‘南至田坝瑶山’，应理解为‘南面接田坝瑶山’，不能说明‘田坝瑶山’范围权属属达马、弄方小组，因此，县政府明确达马、弄方小组的西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小组的西北面和北面界线走向”的认定，答辩人已对第三人持有的证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及被答辩人持有的政林字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与实际不符部分确认清楚。2.（1）被答辩人称第三人龙代、者角湾村小组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四至界限东、北、西都是在同一线的山梁子线上与实地情况不符。根据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可以知道，东至大树子丫口还路的“大树子丫口”在被答辩人指认的登（酸）草湾东面，与“田坝瑶山”相对，西至未央对门梁子与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正好相连，但不是在同一线上的山梁，西至未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及登（酸）草湾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类似“U”字形，但大树子丫口与未央对门梁子、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并不相连，也不在一条线上，被答辩人的诉称错误。（2）被答辩人称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东至“大树子丫口”就是达马村小组的南至“安谷收”，实际上“大树子丫口”、“安谷收”并不是同一地点。（3）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是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被答辩人持有的政林字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是南至“田坝瑶山”，不是“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山林权属登记清册相当于登记表册，而山林权证存根才是土地权属证书，应以山林权证存根为准。因此，第三人的北至界限到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也即王武山，被答辩人的山界应是南接“田坝瑶山”界限，但不是整个“田坝瑶山”都是被答辩人的。（4）被答辩人称原渭脚队南至“满顶分水三湘洞边界”是其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界限，但1983年双方已依法办有林地权属证书，应该以1983年的林地权属证书为准，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与被答辩人所说的登（酸）草湾、未央对面梁子实际上是相连的，形成一个类似“U”字形，但未央对面梁子与登（酸）草湾是相对的，并不相连，中间隔着“田坝瑶山”，右边隔着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因此，被答辩人称田坝瑶山背后梁子是登（酸）草湾至未央对面梁子山段与客观实际相悖。（6）答辩人在处理过程已组织争议双方及知情第三人到实地指认“田坝瑶山”的位置，争议双方及第三人指认一致，都认可“田坝瑶山”就是曾经一户人家居住且开荒种田的地方，答辩人对“田坝瑶山”的认定并无错误。（三）答辩人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证据充分。该处理决定是根据1983年3月31日《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与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被答辩人达马村小组持有的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弄方村小组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及答辩人搜集的证据作出的，在处理决定中已将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答辩人调查搜集的证据予以罗列，并根据采信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客观真实、确实充分。至于被答辩人提供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否采信，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1983年争议双方已经取得了林权证，即山林权证存根，依照法律规定已经取得林权证，应当以林权证为准，而不是以1954年土改的《土地所有证》为准。根据2000年11月24日《洞波乡人民政府和那能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限协议书》内容，经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到实地对照比对，该协议书记载的界限与争议地无关。故答辩人认定该证据无法确定争议地属于被答辩人所有，答辩人的证据认定并无错误。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将双方争议林地四至界限确认清楚，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2019年5月24日，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对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不服，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答辩人依法受理，并向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送达《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依法向富宁县人民政府送达《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出书面答复，并向答辩人提交当初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依法向第三人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及时送达当事人。2.答辩人根据《云南省行政复议证据规则》第十九条规定，审查后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中认定：（1）维持1983年4月29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东、南面的界线不变；（2）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3）双方互相耕过的插花土地、经济林木，维持现状，继续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荒面积。以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文政行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富宁县人民政府做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1.原告诉称“富政处〔2019〕2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那能乡达马和弄方村小组与洞波乡龙代和者角湾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确权内容不清楚不明确，没有可操作性”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争议地名叫田坝瑶山，位于原告村小组的西南面，第三人村小组的西北面。根据富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勾画的界线走向图及双认可的田坝瑶山、王武山的位置，田坝瑶山在原告所持林权证的南边、第三人所持林权证的北边。原告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四至界限：南至田坝瑶山，其范围并不包含田坝瑶山；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四至界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其范围已经包含了田坝瑶山。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是依据双方对田坝瑶山位置的指认及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存根）》。答辩人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未违反《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2.原告诉称“第三人持有的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在瑕疵，其四至界限与实际的地理位置不吻合，该《处理决定》完全以富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作为，没有遵循兼顾历史，照顾现实的处理原则，没有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有效证据来认定争议的四至界限。”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富宁县人民政府依据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l983年《山林权证》处理双方的林地争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争议地田坝瑶山的位置是双方及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指所确定的。答辩人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以富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认定四至界限并无不当，未违反《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综上，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充分考虑到了本案争议林地的历史和现实，故答辩人决定进行维持。答辩人作出的文政行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答辩人作出的文政行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陈述称：（一）被答辩人提出处理决定未能从实质上解决被答辩人依法申请土地确权的请求，确权内容不明确，没有可操作性及处理决定未能对四个村小组所享有的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作出确认的观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理由是：1．富宁县人民政府依据答辩人提交的《确权申请书》，派出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实地调查、核实相关证据后依法作出该处理决定，其制作过程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处理决定完全具有可操作性。首先，第一项决定内容维持了被答辩人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限和答辩人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南面的界线不变，该维持决定正确。该几处界限有山林权证作为依据，界限明确、无交叉重叠，且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其次，第二项决定内容进一步明确了被答辩人西南面、南面界限和答辩人西北面、北面界限走向，详细描述了界限的起点、终点及中间经过的路线和地名，并制作《山林土地权属界限走向图》作为附件，以反映界限的具体位置。该决定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双方林权证等重要证据依法作出的，合法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最后，第三项决定内容维持双方过耕的插花土地、经济林木的现状，双方各自继续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荒面积，是从社会维稳、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合法且兼顾现实。3．答辩人及被答辩人在申请富宁县人民政府进行林地确权时，均只申请对争议林地权属进行确权，对无争议林地未提出任何异议，富宁县人民政府已对争议林地依法进行了确权，不存在四至界限不清的情况，在现实中也完全具有可操作性。（二）被答辩人提出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在瑕疵，其四至界限描述与实际地理位置不吻合，处理决定完全以第1453号山林权证作为依据的观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理由是：1．富宁县人民政府在进行林地确权时，已经综合分析第1453号山林权证、第10号山林权证及其他相关证据，对所有山林权证内容与实际不符部分均确认清楚，并不是完全以第1453号山林权证作为确权依据。2．答辩人的第1453号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为：“东至大树子丫口还路，南至徐家下去丫口，西至未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被答辩人的第10号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为：“东至壤的兰，南至田坝瑶山，西至壤那竜，北至根那税”。由此得出，答辩人的北至界限到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也即王武山。而被答辩人的南至界限到田坝瑶山，也即南面接田坝瑶山边界，不包括田坝瑶山。在确权过程中，被答辩人一直要求按其提供的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上记载的“南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主张权利，但该内容又与被答辩人的第10号山林权证记载的“南至田坝瑶山”不相符合。根据我国《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山林权证才是土地权属证书，山林权属登记清册只属于登记表册，在有山林权证的情况下，依法应当采信山林权证上记载的内容。（三）被答辩人提出处理决定没有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有效证据来认定争议的四至界限及要求依据1954年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2000年11月24日《洞波乡人民政府和那能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界定争议林地界限的观点，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理由是：1983年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已经取得林权证，即山林权证存根。依据我国《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在有林权证的情形下，不应依据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林地确权。《洞波乡人民政府和那能乡人民政府联合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经富宁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实地对照比对，该协议书记载的界限与争议地无关。因此，该证据未能作为林地确权的依据，并非富宁县人民政府认为行政界限不能作为争议地界限。综上所述，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已将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争议林地四至界限确认清楚，请法院维持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以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7、11、12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1组证据中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该证的记载来看，北至是“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意寓只至梁子而并不包含田坝瑶山。第10号证颁发在前面，而第1453号证的作出是在后面，发证程序不合法，没有相关人员到现场指认。对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能证明田坝瑶山在原告弄方村小组权属范围的靠南部分，权属应归原告。对政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另一村小组的山林权证，与本案无关；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本证并不重叠，而是土地互有插花；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裁定书并未涉及本案第三人；对第4组证据中的潘美忠、张万兴、赵贵春、张文荣、黄金龙、周文光、张万春、张万明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黄有文的调查笔录有异议，认为该调查笔录无其他证据证实，纯属孤证；对第5组证据中原告指认部分没有异议，认为完全是真实的。但对第三人的指认有异议，认为其指认的界线走向以王武山为起点与其主张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记载的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情况不符，因为王武山梁子与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属不同的梁子；对第6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界线走向确认与双方所持的权属证书不符，以王武山梁子作为走向毫无依据；对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第9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份证据部分内容有异议，认为撤销原告方的10本林权证是错误的；对第10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份证据部分内容有异议，认为维持撤销原告方的10本林权证是错误的；对第1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判决书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认为原告的第10号山林权证与第三人的第1453号山林权证权属范围发生重叠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上根本没有重叠情况，所以判决理由不充分。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提交的第2、6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1组证据中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居民身份证、证明没有异议，但对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处理结果错误；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行政复议答复书有异议，认为该答复书所述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对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八组证据质证意见与前面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4组证据的部分内容有异议，认为复议机关的相关工作人员签署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的意见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及结论有异议，认为复议决定称原告的第10号山林权证南至范围未包含田坝瑶山而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是明显错误的。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1、2号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1983年就已经办理了山林权证，应当以1983年办理的权属证书为准，不应当以1954年土改时的权属证书为准；对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原告持有的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与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四至界限不一致，山林权属登记清册相当于登记表册，不是林地权属证书，山林权证存根才是土地权属证书，应以山林权证存根为准。原告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是南至田坝瑶山，应理解为南接田坝瑶山，而不是整个田坝瑶山都是原告的，若理解为整个田坝瑶山都是原告的，则与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西至未央对门良（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相互矛盾，根据实地实景图看，未央对门良（梁）子与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即王武山山梁）是相互衔接，类似于一个90度直角，把田坝瑶山包围在内，田坝瑶山在未央对门良（梁）子与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的前面，根据争议双方实地指认情况，原告的山林土地权属分别位于未央对门良（梁）子与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王武山梁子）的西南面、南面，因此，原告的山界不可能横跨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王武山梁子）与未央对门良（梁）子，将整个田坝瑶山土地界限包含在内。根据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西至未央对门良（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良（梁）子和原告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南至田坝瑶山及第三方那能那来小组持有的证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南至接三湘洞界，可以确定王武山梁子位于田坝瑶山的北面，而田坝瑶山的位置经双方实地指认位置一致，都认可田坝瑶山位于第三人的北面。根据田坝瑶山的位置，可以确定争议地“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与“王武山梁子”是同一个地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认定的争议双方的界限走向既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历史依据；对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原告的山林界限不可能是整个田坝瑶山，否则就是矛盾的，应当是南至接田坝瑶山。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6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予以认可。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交的第1、2号证据无异议，认为该两份决定书的作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对第3号证据认为应当向法庭提供原件，若无原件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方所有，且该证据中载明的土地部分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原告方对土地权属的权利证明，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对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所记载的林地四至界限部分互相重叠，所记载的内容和此后争议林地的变更不一致，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争议林地确定权属的依据；对第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富宁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认为是原告对界限的误解，只能说接田坝瑶山，而不是整个田坝瑶山都是原告的。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13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第三人弄方村小组对原告提交的第1、2号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对第3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只是复印件，对合法性及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对第4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应当以山林权证登记的为准；对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观点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13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予以认可。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6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观点均无异议，予以认可。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7、11、12组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且原告、第三人和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均无异议，能证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1—3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除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主张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与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登记的林地四至界限无重叠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之外，其余证明观点，本院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中的证人证言所要证明的内容，能与其他有效证据相互印证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其余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互印证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第5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所要证明在调查中原告、第三人各自认为双方山林土地界线划分及依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6组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即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中的附件“山林土地权属界线走向图”相同，属被诉行政行为的依附部分，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进行认证；第8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所要证明该证据与本案争议地无关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第9、10组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二被告分别作出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将原告、第三人在争议地范围内持有的林权证予以注销，并已生效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13组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所主张的本院作出（2016）云26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及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提交的第1—6组证据，除对第1组证据中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和第5组证据，因属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进行认证之外，其余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用以证明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但对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用以证明其行政复议决定应予维持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第1、2号证据属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本院不作为本案证据进行认证，但对原告所要证明二被告分别作出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该证中记载的“座落：渭那棟，折標凖畝數（折标准亩数）：壹畝叁分弍厘”的一块土地，虽然该地块南至“满顶分水三相硐”，但该证记载的南至“满顶分水三相硐”是与第三人村集体的山林土地何处接壤，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难以证明座落“渭那棟”的地块是否位于争议地范围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告所要证明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4、5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但原告提供的1983年10月16日所制《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中记载属原告弄方村小组位于“壤那老”的地块“南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4月29日颁发给原告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位于“壤那老”的地块“南至田坝瑶山”不相符合。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本案存在原告的山林权证与山林权属登记清册所载不一致的情况，在有山林权证的前提下，依法应当以山林权证上记载的内容为准。虽然原告的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地块为“南至田坝瑶山”，但与第三人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所记载的地块“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存在矛盾之处，有部分山林土地权属重叠，原告所要证明争议地属其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与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争议的山林土地的地名叫“田坝瑶山”，位于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西南面，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西北面，争议面积约1716.2亩，现争议山林土地为原告、第三人插花管理使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原为一个村集体，称为“渭脚”村，后因“渭脚”村被火灾损毁，村民分别搬到周边居住，才分为达马村小组和弄方村小组。1983年开展“林业三定”时，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4月29日分别向二原告核发山林权证：原告达马村小组核发的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为：“座落：狼兰，面积820亩，四至界线：东至壤恨艽、者利边介，南至安谷收、龙代边介，西至壤的弄方、弄方队边介，北至大河水、那拉边介”；原告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为：“座落：壤那老，面积800亩，四至界线：东至壤的兰，南至田坝瑶山，西至壤那竜，北至根那税”。虽然两个原告村小组各自持有山林权属证书，但两村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对两村的山林土地是共同管理使用。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为：“座落：龙代，面积300亩，四至界线：东至大树子丫口还路，南至徐家下去丫口，西至未央对门良（梁）子，北至田坝傜（瑶）山背后良（梁）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因田坝瑶山是一个大范围的地名名称，原告与第三人所持有的山林权证四至只有方向名称，没有详细记载具体界线，致使双方山林土地权属发生争议，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经县、乡工作组调处，2003年5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洞波乡三湘洞村委会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与那能乡那拉村委会达马、弄方村小组山界权属纠纷调解协议书》。2003年6月，第三人村集体村民到洞波乡人民政府反映，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程序违法，不认可该协议，准备到县委、县政府上访。通过有关部门做工作，疏散了群众，避免了事态扩大。2004年10月，富宁县矛调中心以富矛调字（2004）9号文件印发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对该协议进行确认。2004年11月，第三人以该协议未经村民大会讨论为由，诉至富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决该协议无效。同年12月9日，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04）富民二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洞波乡三湘洞村委会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与那能乡那拉村委会达马、弄方村小组山界权属纠纷调解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后该争议一直未解决。2007年，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分别向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颁发富林证字〔2007〕第2808080680号宗地号为05××25号等10本林权证10宗地和向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颁发富林证字〔2007〕第2805120256号宗地号为05××06号等35本林权证49宗地。2010年11月14日，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再次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书，要求解决其与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受案后，派出工作组对该案进行调查落实，在处理原告、第三人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2007年实施林权制度改革时，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分别颁发给原告的10本林权证10宗地和第三人的35本林权证49宗地，位于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土地范围之内，存在颁证有误。2014年5月26日，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富政发〔2014〕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决定注销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的富林证字〔2007〕第2805120256号宗地号为05××06号等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的富林证字〔2007〕第2808080680号宗地号为05××25号等10本林权证10宗地（名单见附件1、附件2），待林权纠纷调处清楚后再依法对该争议地重新核发林权证。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向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4〕第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发〔2014〕54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洞波乡龙代及者角湾村小组35本林权证49宗地和那能乡达马及弄方村小组10本林权证10宗地的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曾于2014年1月2日、2014年10月22日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过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2014年10月24日，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原告、第三人及相邻的芳竹托村小组的相关人员到实地勘查，就双方各自主张的分界线走向进行指认，并勾绘山界现场指认图。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认为其与第三人的山林土地分界线为：以从王武山顶顺山梁依次向西—向南—向东到壤毛谷，从壤毛谷往东到田坝瑶山顶，又从田坝瑶山顶往东北方向到酸草湾坡顶，从酸草湾坡顶向东到那刀山顶，接着转向东北方向到那龙山顶，再折向东南方向至傜山顶，继续顺山梁到狮子山顶，再顺梁下到安谷收（即大树丫口），接着坡龙山梁，再向东到龙端山（龙端山梁）直到芳竹托去毛豆的路丫口，最后折向正北再折向正西都是顺芳竹托去达马的横路（老路）到壤恨艽为界。北面山林土地权属归达马、弄方村小组，南面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认为其与原告的山林土地分界线为：以王武山为起点往东方向顺王武山山梁直下到绿荫塘后沿绿荫塘环路上到高丫口，高丫口顺老路（龙代、者角湾老牛路）到中堡丫口，从中堡丫口环山至牛滚塘丫口，途径打狗湾子丫口、小湾子丫口、枫香树坪后到大树子丫口，从大树子丫口下环路到牛滚塘，又从牛滚塘环路到营盘下环路丫口，经营盘山下窝垱丫口环路上至营盘下龙代、者角湾村老八角林下面还路至芳竹托山界为界。南面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芳竹托村小组，北面山林土地权属归达马、弄方村小组。上述原告、第三人各自指认的山林土地权属分界线走向，各说不一，双方指认的山林土地权属分界线，大部分不能与对方主张的分界线相互吻合。2015年10月21日，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经调查核实后，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所持有的山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界线实地对照无重叠，但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只有方位名称，没有文字叙述界线走向，调处难点为难以认定弄方村小组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村小组东西面的具体界线走向。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了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决定主要内容为：“一、继续维持1983年4月29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南、北面的界线不变。二、进一步明确弄方村小组的西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东、西面界线走向，即从大树子丫口龙代者角湾村小组去芳竹托的老小路还路为起点，向西方向直对到瑶山（1233）高程点后，向西方向顺山梁到第三个丫口再向西南方向顺山梁下到一个小山堡后，又向西方向顺梁下到第三个小山堡，又向西南方向新开挖林道路下接龙代小组去西北方向的老小路，再向西北方向顺老小路下到大沟，又向西方向顺大沟直上到大丫口止。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界线走向文字叙述不清楚的以界线走向图为准）。三、双方相互过耕的插花土地、经济林木，维持现状，继续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荒面积。四、……”。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不服，于2015年12月15日向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日，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受理了该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3月10日，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仍然不服，于2016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同时判令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就双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云26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的富政处〔2015〕4号处理决定和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对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与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判决宣判、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在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又提出确权申请的情况下，再次派出工作组对双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调查处理。2019年4月10日，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经再次调查后认为，其于1983年4月29日颁发给原告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实地对照无重叠，但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没有文字叙述界线走向，只有方位名称，调处难点为难以认定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的具体界线走向，其他位置的界限走向均明确，且无重叠，确定弄方的西南面和龙代、者角湾的北面就能确定争议地权属界限。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依据其认定的相关证据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处理决定的主要内容为：“一、继续维持1983年4月29日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线和1983年6月10日颁发给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东、南面的界线不变。二、进一步明确达马、弄方小组的西南面、南面界线和龙代、者角湾小组的西北面、北面界线走向，即从渭央小组对门高程1423米梁子为起点，向西北方向顺梁到王武山，顺王武山梁子向东下到沟（龙代、者角湾小组称‘绿荫塘’）后往东方向顺小沟上到小山堡，顺梁下到新开挖林道路途经的丫口后上到第二个小山堡（山堡上有块刻有‘龙代、弄方等字样’的大石头），往东北方向顺梁到傜山1233高程点后，向东顺梁下到大树子丫口为止（注：大树子丫口往东方向的界线以1983年3月31日签订的《洞波公社三湘洞大队方竹托生产队和那能公社那拉大队者利、八龙、那拉生产队山界纠纷裁定书》执行）。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界线走向文字叙述不清楚的以界线走向图为准）。三、双方相互过耕的插花土地、经济林木，维持现状，继续管理使用。但不得扩大开荒面积。四、……”。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不服，于2019年5月24日向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5月29日，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受理了该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7月26日，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仍然不服，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和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辩论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正确。对被诉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辩论。原告认为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处理错误。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确权内容不清楚、不明确，没有可操作性。该处理决定维持了1983年4月29日由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弄方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东、北面的界限。但是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了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相互重叠，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包含了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该处理决定未能对四个村小组所享有的山林权证四至界限作出明确的、可操作的土地权属四至界限确认。第三人持有的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在瑕疵，其四至界限描述与实际的地理位置不吻合。该处理决定完全以富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作为，没有遵循兼顾历史，照顾现实的处理原则。第三人村小组的山林权属登记清册中的四至界限东、北、西都在同一线的山梁子线上，其东至界“大树子丫口”就是达马村小组的南至界“安谷收”，北至界“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就是弄方村小组的南至界，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田坝瑶山背后梁子的实际地理位置是登草湾山至未央对面梁子山段，而田坝瑶山正面是王武山，王武山南面是大水沟，王武山是田坝瑶山的正对面山梁。该处理决定是对“田坝瑶山”的地理位置错误识别情况下做出的。按照原告的南面界限为南至“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该处理决定改写为“南至田坝瑶山”，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处理决定没有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有效证据来认定争议的四至界限。从土地改革至今，原告与龙代、者角湾的交界线都在一股山梁子线上，龙代、者角湾在南边，达马、弄方在北面。原告依照1954年富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管理和经营自己的土地，其南至界限为“满顶分水三湘洞边界”，即分水岭为界，西至界限为“壤毛谷”，就是未央对面梁子山，符合原告村小组1983年山林权属清册中的南至界限“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事实存在错误，程序违法，处理决定错误。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富宁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也是错误的。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认为，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原告认为被告收到判决后未在6个月内作出决定，超过期限，没有法律规定。虽然两原告各自持有山林权属证书，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属共同管理使用。根据原告的政林字第9号、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的记载内容，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已包含了政林字第9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限，两原告的山林土地权属以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内容为准即可。原告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和第三人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没有文字叙述界线走向，只有方位名称，难以认定原告弄方村小组的西南面和第三人村小组的北面具体界线走向。在组织争议双方及知情第三人到实地指认“田坝瑶山”的位置时，各方指认的位置均一致。根据第三人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西至未（渭）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和原告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南至田坝瑶山”及那能乡那来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1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接三湘洞界”，可以确定王武山梁子位于“田坝瑶山”的北面，处于第三人的北面，符合“田坝瑶山背后梁子”的地理位置。原告弄方村小组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是南至“田坝瑶山”，其山界应是“南面接田坝瑶山”，而不是山林权属登记清册记载的“田坝瑶山三湘洞边界”，山林权属登记清册相当于登记表册，应以山林权证存根为准。根据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记载的四至界线，“大树子丫口”在原告指认的登（酸）草湾东面，与“田坝瑶山”相对，西至未央对门梁子与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正好相连，但不是在同一线上的山梁，西至未央对门梁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以及登（酸）草湾相互连接，形成一个类似“U”字形，但大树子丫口与未央对门梁子、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并不相连，也不在一条线上。原告认为第三人的政林字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中记载的东至“大树子丫口”就是原告达马村小组的南至“安谷收”，但“大树子丫口”、“安谷收”并不是同一地点。原告认为原渭脚队南至“满顶分水三湘洞边界”是其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界限，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双方已依法办有林地权属证书，应以1983年的林地权属证书为准。田坝瑶山背后梁子与原告所说的登（酸）草湾、未央对面梁子形成一个类似“U”字形，但未央对面梁子与登（酸）草湾是相对的，并不相连，中间隔着“田坝瑶山”，右边隔着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原告认为田坝瑶山背后梁子是登（酸）草湾至未央对面梁子山段与客观实际相悖。被告在行政处理决定中已将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自己调查搜集的证据予以罗列、认定，并根据采信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客观真实、确实充分。其作出处理决定明确原告村小组的西南面界线和第三人村小组的西北面和北面界线走向，已对原告、第三人的山林权证存根记载与实际不符部分确认清楚。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认为，其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分别依法向富宁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送达了相关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经审查后认为，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并及时送达当事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告与第三人存在争议的林地，地名叫田坝瑶山，位于原告村小组的西南面、第三人村小组的西北面。根据富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双方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勾画的界线走向图及双方认可的田坝瑶山、王武山的位置来看，田坝瑶山在原告所持林权证的南边、第三人所持林权证的北边。而原告持有的政林字第10号《山林权证（存根）》四至界限：南至田坝瑶山，其范围并不包含田坝瑶山；第三人持有的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存根）》四至界限：北至田坝瑶山背后梁子，其范围已经包含了田坝瑶山。富宁县人民政府确定“靠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属那来、丁腊等小组权属除外）归达马、弄方村小组，靠南面方向的山林土地权属归龙代、者角湾村小组”是依据双方对田坝瑶山位置的指认及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存根）》。富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未违反《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富宁县人民政府依据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l983年《山林权证》处理双方的林地争议，未违反法律规定，且争议地田坝瑶山的位置，是双方及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指所确定的。富宁县人民政府以富政林字第1453号《山林权证》认定四至界限并无不当，未违反《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富宁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正确。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富政处〔2019〕第2号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的辩论意见与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文山州人民政府的辩论意见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二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与第三人龙代村小组、者角湾村小组集体之间就山林土地权属发生的争议，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有依法处理的职权，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行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为本案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属于本案共同被告，主体适格。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山林、土地权属争议时，应当先行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属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置程序，即应当在组织争议双方协商未果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才能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属于山林土地权属争议，在原告、第三人对争议地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情况下，应当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协商解决，但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在本案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并无在此次重新调查处理过程中已经组织争议双方进行协商解决的相关证据，行政处理程序不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一条、《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政处理程序违法。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处理意见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调查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山林、土地权属争议时，经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未果后，相关的处理机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这也属必经行政处理程序。本案中，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并无具体负责调查本案争议的处理机构向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报送的处理意见，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在无相关处理机构报送处理意见的情况下，就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也属行政处理程序违法。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认为其行政处理程序合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复议决定有误，依法不能成立，也应一并撤销。原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被告文山州人民政府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虽然复议程序合法，但复议结果不正确，依法也应予以撤销。原告达马村小组、弄方村小组要求判决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的富政处〔2019〕2号《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那能乡达马和弄方村小组与洞波乡龙代和者角湾村小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和被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文政行复决字〔2019〕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富宁县人民政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者发章审判员  王汉水审判员  何建兵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袁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