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6民终4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5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锋，女，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法定代理人：刘某，系刘少锋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坤，男，197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兴国，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运动路88号。法定代表人：郑玉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涛，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与被上诉人襄阳市文化和旅游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鄂060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刘某、刘少锋、刘少坤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长门项目开发缴费凭证足以证明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属于刘敬先古建公司所建，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该项目的补偿款属刘敬先所有。关于所谓的“襄樊园林古建公司”与精诚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于1997年2月签订《关于襄城闸口路小街地段房地产开发移交合同书》，该合同书上诉人在本案开庭时才发现。（1）当时精诚公司还没成立，精诚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2）1995年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判令襄樊城建公司停止侵权，而襄樊城建公司利用已终止营业了的古建公司公章与虚构的精诚公司签订《关于襄城闸口路小街地段房地产开发移交合同书》，诈骗骆先林资金24000.00元，其行为侵害了刘敬先的开发权。因为小街地段的开发权是刘敬先投资取得的，襄樊城建公司没有权利移交。（3）移交（合同）中的标的物是“闸口路小街地段旧城改造”，与刘敬先承建的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修缮投入资金的损失不是一回事。1995年7月24日，原襄樊市樊西区人民法院作出(1995)樊西经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认为，开发处和园林古建公司均为刘敬先私人投资，名为集体性质企业，实为私人投资经营企业。为此，城建公司以襄建开字（1994）9号文件和襄城建总字（1994）10号文件，暂停和免去刘敬先的经理职务不妥，属侵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园林古建公司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故判令襄樊城建开发总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41555.00元。2000年6月17日，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00）樊經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襄樊市园林开发公司归刘敬先所有。”以上两个判决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只是没有认定。二、1997年2月，被上诉人与未工商登记的精诚公司签订了开发合同，违反了与刘敬先古建公司的约定。襄阳财局把补偿款拨付到被上诉人帐户上。同年10月13日，财政部门将160万元分别拨付到精诚公司债权人账户，实际情况是精诚公司请襄城区司法局法律工作者以自告自的手段，在襄城法院调解结案，同时申请襄城区法院查封了被上诉人帐户，强行划走了被上诉人帐上的款。三、关于“古建公司”1997年将“上述工程”的权利义务移交至精诚公司，之后由精诚公司在继续履行原古建公司与文化局之间的委托合同”的问题。刘敬先与文化局的合同，自从2号商住楼被拆除后，就中止了履行，该合同也没有任何人继续履行。刘敬先因2号楼的拆除一直在与文化局的纠纷中，襄樊市文化局违约，在没有解除与刘敬先之间的合同情况下，又与1997年11月6日工商登记成立的精诚公司于1997年4月2日以文化局下属单位襄樊市文物管理处的名义签了开发协议。这个协议上诉人是通过本案审理时被上诉人提交法庭后，上诉人才知道的。其违法行为只有襄樊市文化局的经办人清楚。四、关于精诚公司成立前骆先林用没生效的公章与文化局签订协议时向襄樊市文化局写的《关于长门街旧城改建工程名称变更的申请》。上诉人对精诚公司的申请内容说明如下：（1）骆先林的精诚公司1997年11月工商登记成立。将工商登记时间写成1995年是欺骗行为，其目的是配合襄樊市文化局处理与刘敬先的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损失纠纷。（2）长门项目本来就是刘敬先向襄阳市人民政府建议开发的，襄阳市人民政府指派当时的襄樊市文化局与刘敬先签到合同。（3）精诚公司当时没成立，称公司以园林古建公司的名称办理手续没有事实根据。（4）精诚公司没有对长门项目投资一分钱，该项目的全部手续等费用全部是刘敬先付费。（5）园林古建公司的法人执照和资质证书被注销为什么精诚公司还与江桂生古建公司签到移交合同？实际情况是，当时刘敬先挂靠襄樊城建公司工商登记只有一年，在一年内刘敬先被免职后没有人再投资古建公司。（6）把刘敬先古建公司的手续变更为精诚公司的实属侵权。（7）该申请也是本案开庭上诉人才知道的。五、关于襄樊市文化局向襄樊市人民政府递交的报告。襄阳市政府于2008年下文，补偿长门项目损失，是因为刘敬先、刘某不断地到襄樊市政府上访，2008年两会期间又上访到两会引起的。接待人是王代全副市长、李建华副秘书长。随后，襄樊市政府指令襄阳市文化局向襄阳市政府打报告，办理长门项目补偿事宜。襄阳市文化局在向襄阳市政府的《襄阳文物局关于长门修复及开发工程所发生费用的核算报告》中陈述“市政府:2008年8月，市政府召开长门问题协调会，责成我局牵头，从市财政局、规划局各抽一人组成专班，对长门修复及周边环境整治及开发工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核定(见附件-)。后财政局表示，由于市政府未明确出资主体，财政部门不便参与。因此，襄阳市政府为解决长门修复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有关问题召开了专门协调会，组织专班对该工程所发生的费用进行核定并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和费用核算数据制作报告，上述费用经核算，总额为257.4万元，扣除市政府已付的工程款50万元，就长门工程而言，需补偿精诚公司207.4万元”。襄樊市文化局的报告上诉人是在襄阳市文化局的经办人被襄城区人民法院判处刑法后，有知情人士将襄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送到上诉人家中，上诉人才知道的。这时刘某已中风偏瘫几年后，襄阳市政府对长门项目的补偿款补给精诚公司，精诚公司未投资一分钱，为何补偿给精诚公司。报告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一句“园林公司将房地产项目及债权债务移交给精诚公司”，就达到了襄阳文化局的经办人和精诚公司占有刘敬先财产的目的。由于刘敬先与襄阳文化局的官司已于2002年败诉，刘敬先于2004年死亡，襄阳文化局的经办人是清楚的。这也是襄阳文化局的经办人与精诚公司敢于贪污和占有刘敬先财产的先决条件。在向襄阳市政府报告中，虚构事实，把襄阳市政府对刘敬先的补偿移交到精诚公司，达到贪污或者占有的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确权、转付补偿款纠纷案。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长门项目2号楼的拆除给刘敬先造成的损失。刘敬先、刘某在不断地上访后，得到了襄阳市政府对2号商住楼、长门瓮城损失的补偿。被上诉人的经办人为了达到占有刘敬先财产的目的，伙同精诚公司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欺骗襄阳市人民政府，把对刘敬先的损失补偿转移给精诚公司，以便达到占有的目的。一审中，对于刘敬先的损失，被上诉人是认可的，答辩意见主要是认为上诉人重复起诉，这个问题一审判决已经作了认定。本案是确权纠纷案，对襄阳市政府的补偿款补给谁有争议才诉请人民法院确权。一审判决却认为上诉人“关于古建公司在1997年将上述工程的权利义务移交至精诚公司是否侵犯了古建公司或刘敬先的权利，原告对此未进行举证，不能证明古建公司或刘敬先仍然享有该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错误。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确认襄阳市政府对长门瓮城、2号商住楼的补偿款归刘敬先所有。被上诉人襄阳文化和旅游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刘某、刘少锋、刘少坤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襄阳长门项目的补偿款其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补偿款归刘敬先所有；2.判令被告向原告转付政府补偿款59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判决认定，刘敬先原系襄樊市民宅开发处（以下简称民宅开发处，后更名为襄樊园林古建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4年死亡，刘某系刘敬先妻子、刘少锋系刘敬先女儿、刘少坤系刘敬先儿子。1992年1月10日民宅开发处与文化局（现更名为襄阳文化和旅游局）签订《关于建设绿影壁等四个文物景区的委托协议书》，双方约定：将绿影壁、屏襄门、长门、定中门四个文物景区的建设任务委托给民宅开发处。有关房屋拆迁、安置、返还事宜及经济往来，均由民宅开发处负责，襄樊市文化局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1993年1月14日，因民宅开发处更换主管单位，双方签订了《关于废止双方原签订的、重新委托乙方刘敬先建设绿影壁和长门两个景区的协议书》，将绿影壁和长门两个景区的全部修复开发任务委托刘敬先承担。这两个景区连同民宅开发处负责修复的跨鹤楼古建单位工程应于1993年9月15日前全部完工，到期如不能按时完工，襄樊市文化局无条件收回景区开发权，并且不承担景区发生的经济责任。1993年6月8日，民宅开发处更名为襄樊园林古建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古建公司），后由襄樊市文化局出具公函介绍，襄樊市计委为古建公司下达了长门、鹿角门景区开发建设计划，襄樊市房管局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襄樊市规划局颁发了《长门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古建公司组织力量恢复了长门瓮城并按照规划在汉江大堤堤身上动工兴建2号楼，因该建房行为损害堤身安全，经襄樊市堤防管理处申请，本院于1994年4月26日将2号楼已建成的3层楼拆除。1995年7月24日，原襄樊市樊西区人民法院作出（1995）樊西经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襄樊城建开发总公司于1994年10月免去刘敬先古建公司经理职务属侵权行为，判令襄樊城建开发总公司停止侵权。2000年，刘敬先向原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古建公司全部财产归其所有，该院经审理后于2000年6月17日作出（2000）樊经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襄樊市园林古建开发公司归原告刘敬先所有。2001年，古建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襄樊市文化局，请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协议书，被告赔偿长门古城墙、长门2号楼工程款540463.47元。在审理过程中，2001年3月1日，经古建公司委托，襄樊市财兴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部对1993年8月由襄阳县建安配套公司承包的襄城一桥头长门古城墙修复工程和1993年3月由孝感市建筑总公司襄樊经理部承包的长门2#楼工程量出具襄财造（2001）006号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审验报告：1.襄阳县建安配套公司完成长门古城墙建设预算344326.28元；2.孝感市建筑总公司完成长门2#楼工程预算196137.19元。两项工程合计已完工作量为540463.47元。经襄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1年5月29日作出（2001）襄城经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襄樊市文化局支付古建公司长门瓮城工程预算的40%即137730.51元。襄樊市文化局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古建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是襄樊城建开发总公司，刘敬先于1994年10月被免去该公司经理职务，而改由江桂生担任。刘敬先现在起诉所使用的公章是带有英文字母的“襄樊园林古建开发公司”公章，该公章未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且被樊城法院生效裁定确认无效。刘敬先被免职后，古建公司于1997年2月将该工程权利义务移交给襄樊精诚房地产开发公司，该合同现在仍在继续履行。该院据此认为刘敬先以带英文字母的“襄樊园林古建公司”名义起诉，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裁定驳回起诉。2008年9月1日，襄阳市政府为解决长门修复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有关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协调会，会议决定由襄阳文体局牵头，对长门修复及周边环境整治及开发工程所发生的费用进行核定。2010年4月，襄阳市政府为解决精诚公司承建城门古城墙维修工程中的债务遗留问题，又成立了由襄阳文体局、襄阳财政局等部门组成的专班。经精诚公司申报，襄阳市政府依据该公司提供的合同以及法院的法律文书，认定欠付工程款160万元。2011年9月19日，襄阳财政局将160万元拨付到市财政专户。该费用由襄阳市政府认定负责承担的部分包括长门城墙、城楼、屯兵屋、河堤护坡建设费，长门东被强行拆除的2层楼的损失以及长门东14户拆迁安置费、位于滨江路上的13户安置费等。同年10月13日，财政部门将160万元分别拨付到债权人账户。2016年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属于民事纠纷，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鄂0602行初5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之后本院的（2017）鄂06行终7号行政裁定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548号行政裁定书均维持了原审法院（2016）鄂0602行初57号行政裁定书。原告因而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审判决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襄阳长门项目的补偿款其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补偿款归刘敬先所有，并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转付政府补偿款59万元。本案系被告委托古建公司及刘敬先承担绿影壁和长门景区的修复开发引起的，原告认为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襄阳长门项目的补偿款其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补偿款已经拨付给了被告，但被被告的工作人员和精诚公司串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其中属于原告的补偿款，因而主张由被告转付，实际上原告是认为被告侵占了本属于其所有的补偿款，故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告在其诉讼请求中同时存在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且确认之诉是给付之诉的前因之诉。在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向原审法院明确本次主张主要是确认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襄阳长门项目的补偿款其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补偿款归刘敬先所有，在该项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之后才能够要求被告转付59万元，故本案主诉应当是确认之诉。原告给付之诉的请求是判令被告向其转付政府补偿款59万元，理由是襄阳市人民政府已将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的补偿款向被告进行了拨付，再由被告向权利人进行发放，而被告的工作人员和精诚公司串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其中属于原告的补偿款，因而主张由被告转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原告需证明长门项目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城部分的补偿款属于刘敬先所有及被告侵占了该补偿款。关于长门项目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城部分的补偿款是否属于刘敬先所有，经查，本案中绿影壁、长门两个文物景区的修复工程原由民宅开发处承建，之后民宅开发处更名为古建公司继续承建。1994年10月刘敬先被免去在古建公司的经理职务，且古建公司于1997年将上述工程的权利义务移交至精诚公司，之后由精诚公司在继续履行原古建公司与文化局之间的委托合同。原告虽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由原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古建公司归刘敬先所有，因古建公司已将上述工程的权利义务移交至精诚公司，且之后的工程由精诚公司实际施工，关于古建公司在1997年将上述工程的权利义务移交至精诚公司是否侵犯了古建公司或刘敬先的权利，原告对此未进行举证，不能证明古建公司或刘敬先仍然享有该委托合同项下的权利。在2011年9月19日，襄阳财政局将160万元拨付到市财政专户。该费用由襄阳市政府认定负责承担的部分包括长门城墙、城楼、屯兵屋、河堤护坡建设费，长门东被强行拆除的2层楼的损失以及长门东14户拆迁安置费、位于滨江路上的13户安置费等。同年10月13日，财政部门将160万元分别拨付到精诚公司债权人账户，故该补偿款全部由精诚公司实际取得。原告无证据证明古建公司在该工程上仍然享有权利，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对于该工程的补偿款享有权利，其要求确认襄阳市人民政府对襄阳长门项目的补偿款其中2号商住楼、长门瓮门部分补偿款归刘敬先所有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在该项权利没有确认之时，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转付政府补偿款59万元即失去前提依据，亦不予支持。因本案涉及的政府补偿款于2011年拨付，原告知情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原告因而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亦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辩称原告本次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及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刘某、刘少锋、刘少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原告刘某、刘少锋、刘少坤负担。二审除对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的诉讼主体有异议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主张的工程补偿款，系上诉人刘某之夫刘敬先原所在的古建公司与被上诉人襄阳文化和旅游局签订的修复工程协议。上诉人刘某之夫刘敬先曾以公司的名义主张过权利，但本院以其使用的公章未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为由而驳回其起诉，之后，古建公司并未再提起诉讼。而截止目前，上诉人刘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古建公司已被注销或清算的证据，即使公司股权属刘某之夫刘敬先所有，但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古建公司被注销清算的情况下，上诉人刘某等人以刘敬先继承人的名义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审判决作出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某、刘少锋、刘少坤的起诉。上诉人刘某、刘少锋、刘少坤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共计19400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王 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