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振华，男，195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占祥，任丘市吕公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林，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合，河北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四胜，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间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三强，男，196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四胜，男，196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间市。系被上诉人李三强弟弟。 上诉人牛振华因与被上诉人李忠林、李三强、李四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4民初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振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间市人民法院（2019）冀0984民初28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忠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颠覆事实。原审过程中，原被告皆对2017年6月5日协议书即证据（1）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证明力较大，可做本案证据使用”。但原审判决将该协议书内容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混淆事实。协议书第一项：“李三强、李四胜一次性总计补偿拾万元（10万元）给牛振华，以现有房老硷为准，双方不再有任何纠纷（指牛振华称的3.3米）”。被上诉人李忠林转账给付上诉人牛振华的50000元，处理解决的是于2017年，李四胜在通水沟及沟沿区域（共宽7.07米）以南建筑楼房强占牛振华南北长3.3米土地的纠纷。协议书第二项：“在李四胜房北侧、李三强楼南侧，中间有7.07米的通水沟，其所有权与李四胜、李三强没有任何关系。以后所有权如经有关单位确认归牛振华所有，牛振华盖楼，李四胜不得阻拦。”李忠林给付的50000元与此项涉及的7.07米通水沟没有任何关系。原审法院认定的：“李四胜、李三强一次性给牛振华补偿款100000元，李四胜房北侧、李三强楼南侧中间7.07米通水沟的所有权与李四胜李三强没有任何关系”的论断，实属张冠李戴，混淆事实。因为2017年5月18日协议书中有被上诉人李忠林的签字，证实李忠林以中间人身份为牛振华调解过该纠纷，但是该协议既没有李三强、李四胜签字，也没有给付过牛振华任何款项，所以，该协议书根本没有实际履行。2017年5月18日协议书根本没有生效。在2017年6月5日协议书签订过程中，被上诉人李忠林是证明人身份；但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李忠林为李四胜、李三强垫付了50000元（见起诉状）故李忠林是李四胜、李三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2017年6月5日协议书明确了李三强、李四胜一次性补偿牛振华的100000元款项，是为了解决牛振华称的3.3米土地纠纷问题。当日，牛振华收款50000元后，既允许第三人李四胜占用该南北长3.3米的土地建楼房。2017年6月5日协议对上诉人约定的义务，上诉人对第三人李四胜已履行完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害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此，上诉人牛振华接受了李忠林代理第三人垫付的补偿款，第三人接受了上诉人的南北长3.3米的土地使用权，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土地补偿合同关系成立。2、因为上诉人牛振华与第三人李四胜、李三强存在法律上的合同关系，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第三人李四胜、李三强占有了上诉人3.3米土地并建起了楼房，应视为第三人对被上诉人李忠林代理权的追认。故本案事实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综上，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法律上的合同关系，第三人实际占有了上诉人3.3米土地。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李忠林代第三人垫付的5万元补偿款是依协议合法取得，不属于不当得利。 李忠林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李忠林的行为是无代理权，事后也未得到李三强、李四胜的追认，因此上诉人据此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协议书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原审判决是正确的，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三强、李四胜没有答辩意见。 李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依法返还所收的50000元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存在土地使用权争议。2017年5月18日，中间人李忠林、杨某、李友强进行调解，并与被告在协议上签名，协议约定：李四胜一次性给付牛振华100000元，李四胜北、李三强南中间7.07米争议土地归牛振华所有。2017年6月5日，所长盖宏伟与李忠林、李忠臣在河间市公安局卧佛堂派出所又进行了调解，三人以证明人同牛振华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约定：李四胜、李三强一次性给牛振华补偿款100000元，李四胜房北侧、李三强楼南侧中间7.07米通水沟的所有权与李四胜、李三强没有任何关系，以后其所有权如经有关单位确认归牛振华所有，牛振华盖楼，李四胜不得阻拦。当日，原告李忠林向其侄子李志涛借款50000元代第三人李四胜、李三强给付被告牛振华，李志涛以手机银行转账方式转给牛振华50000元，牛振华收到50000元。2017年7月13日，牛振华起诉李四胜，诉讼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制止被告建楼房影响原告的采光权；判令被告清除在原告宅基地上堆放的杂物、活动铁房子，法院驳回起诉，牛振华不服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规定，原告以中间人、证明人的身份多次参与调解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争议，与被告及其他调解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并在第三人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名同意的情况下代第三人给付被告补偿款50000元，事后亦未取得第三人的追认，故其行为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被告收到原告代第三人给付的补偿款，未取得第三人的追认，协议亦未发生法律效力，应认定属不当得利，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返还所收的50000元补偿款，予以支持，故被告应返还原告50000元补偿款。被告抗辩原告向被告付款50000元是代理第三人作出的民事行为，第三人未追认，所举证据不充足，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牛振华返还原告李忠林不当得利50000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5.0元，由被告牛振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其房屋所有权证一份，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证明：牛振华与李四胜之间有两三米的土地纠纷，是李忠林和李友强找杨某协调的，但李忠林没说是谁让找杨某调解此事。调解完后可能没有闹意见。对后来牛振华又起诉李四胜的事，证人不知道。对经派出所所长盖宏伟调解在6月份又写的协议内容也不清楚。证人杨某参与调解的那一次，调解完后，李忠林没有给牛振华钱。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该证人一审未出庭，该证言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李忠林付款的这一次应以协议书上书写的书面协议内容为准。该协议中明确的注明了双方的纠纷不仅是包括3.03米的土地，协议包括两家全部纠纷。后牛振华又起诉了李四胜，要求把3.03米土地退回，说明牛振华也不认可该协议，双方的纠纷并未解决。李四胜、李三强同意李忠林质证意见。本院所查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仅能证明上诉人对其自己的房产享有所有权，该证据并未反映与本案有关的事实，与本案的没有关联性。证人证言陈述的是其第一次调解的过程，且其证明该次调解后，李忠林并未给付涉案款项，据此能够认定涉案款项是依据第二次调解书给付的，与证人所参与的调解无关，故证人证言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涉案调解协议中注明被上诉人的身份是证明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系第三人的代理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既未在调解书上签字，事后也未对被上诉人的调解行为予以追认，故应认定该调解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据此取得的被上诉人的5万元补偿款，应认定属于不当得利。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牛振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牛振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友僧 审判员  张兆阳 审判员  毕文娟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