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3民终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南关区。负责人:唐永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龙，吉林信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希桐，女，汉族，1985年5月17日出生，现住四平市铁东区。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希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9）吉0303民初1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各项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投保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条款中明确写明投保范围：团体（见10.1）可作为投保人，为其成员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被上诉人不具有投保资格，投保的前提必须是属于该团体。同时经核实被上诉人张希桐非吉林省屿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屿平商贸公司）职员，被上诉人以虚假身份向公司投保合同无效。因不具有约定的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调查业务员的证人证言，证人未经出庭作证，不应采信。张希桐辩称，我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对是否是团体险并不知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时并未要求我提供工作证明，我仅在保险合同中签字，其他内容都不是我本人书写的。签订合同时，也并未体现出与屿平商贸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系，保险公司在电话回访时亦未向我询问团体险必须是屿平商贸公司员工才能投保的相关问题。保险公司在我住院后申请理赔时就已经着手调查，应当知道解除事由已超过三十日。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阳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希桐在原审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履行赔付义务,给付保险金10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团体保险单号80280000019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60万元;2018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团体保险单号80280000020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35万元。合同签订前,原告在指定的四平市神农医院进行后签订的合同。签订保险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被告以转账扣款方式从原告银行卡扣除保险金13357.50元、7192.50元，被告分别出具保险单及保险合同条款。2018年10月25日,原告因左上肢肌力下降，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烟雾病、脑血管畸形,经开颅手术治疗好转后，于2018年11月7日原告出院。原告于2018年12月10日要求按照上述两份保险合同予以理赔,被告以原告有“非保险责任内损失”为由拒绝赔偿。阳光保险公司在原审辩称，一、张希桐理赔主体资格不适格。张希桐所在的屿平商贸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附加团体终身特定疾病保险，张希桐作为被保险人以该企业员工身份被列入投保清单。且于2018年1月26日在我公司以个人缴费形式投保了65万元保额的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又于2018年4月10日追加险种保额35万元。保额合计100万元。在向我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后，我公司调查确认张希桐为铁路四平站的检票员。因此，张希桐以虚假员工身份向我公司投保必须单位员工身份承保的保险，不具备法律效力，合同自始无效，张希桐不具备作为被保险人向我公司申请理赔的主体资格。二、张希桐故意不如实告知。张希桐在投保前曾在天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投保35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并被该公司以曾因乙肝病住院拒保。张希桐在向我司投保时故意隐瞒了其曾在2016年7月26日在四平市传染病医院因病毒性肝炎乙型、慢性、中度住院的事实，同时隐瞒了其曾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被拒保的事实。因此我司有理由相信张希桐实为了达到承保的目的，故意隐瞒真相，不如实告知病情,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重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6日，原告张希桐与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号为80280000019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65万元，保险年限终身，缴费年限20年，缴费方式为年交保费12402元。2018年4月10日,原告张希桐与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号为80280000020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35万元，保险年限终身，缴费年限20年，缴费方式为年交保费6678元。上述两份合同条款第3.2.45重大疾病范围载明颅脑手术是在保险合同理赔范围内。合同签订后，原告张希桐按照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要求到四平市神农医院进行体检,体检结果为正常。另查明，原告张希桐于2016年8月26日至9月5日因左侧跟腱断裂受伤在四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从住院病历中体现，原告张希桐乙肝检查的各项指标检验结果全部在参考值范围内。原告张希桐于2016年7月26日至8月30日在四平市传染病医院入院治疗，病历中诊断为病毒性肝炎、乙型慢性中毒肝炎。原告张希桐于2018年10月25日因烟雾病、脑血管畸形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并进行颅脑手术治疗。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称原告张希桐理赔主体资格不适格，以虚假身份投保并签订的合同无效。但从本院调取时任阳光保险公司业务员李昕杰（办理本案诉争业务）的笔录中体现:当时李昕杰告知张希桐这是一个团购产品，具体是哪个公司的团购李昕杰也不知道,任何人办理这个保险都可以，保险公司只要求把保险产品销售出去就行。阳光保险公司对李昕杰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投保单电话回访等环节也予以了确认，不能仅凭业务员证词认定公司未尽到义务。张希桐在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此两笔保险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保金、保险额度的认同。而合同样本是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合同也是经阳光保险公司审核后允许张希桐缴纳保险金的，阳光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希桐在投保时存在隐瞒身份的情形。因此,应认定张希桐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的两份保险合同有效。另，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时任阳光保险公司业务员李昕杰证言中体现，当时在办理此两笔业务时，没有问张希桐是否有肝炎疾病。因此,张希桐已经按照被告要求如实履行了告知义务。且张希桐在时任业务员李昕杰的陪同下到阳光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体检结果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故张希桐与阳光保险公司在签订两份保险合同时系在满足两份保险合同条款要求及其公司规定的前提下签订的，从证人李昕杰的证言、张希桐的陈述以及阳光保险公司的举证情况，并不能证明张希桐在投保人寿保险时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形，因此对于阳光保险公司辩称张希桐存在故意隐瞒、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应解除合同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二、阳光保险公司应向张希桐理赔保险100万元。按照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理赔范围重大疾病中第3.2.45（两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包含颅脑手术。阳光保险公司理应按照单号为80280000019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向张希桐理赔65万元;按照保险单号为80280000020xxxxx的《阳光保险公司尊享无忧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向张希桐理赔35万元,在阳光保险公司向张希桐履行上述理赔义务后,双方签订的人寿保险合同效力终止。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阳光保险公司吉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张希桐重大疾病保险金100万元。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两份保险合同的签订主体；二、被保险人是否必须为投保人屿平商贸公司成员及非该公司成员的合同效力；三、案涉保险合同是否侵害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及张希桐是否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四、原审判决对阳光保险公司原业务员李昕杰的调查笔录予以采信是否合法。（一）关于案涉两份保险合同的签订主体，两份保险合同载明，投保人为屿平商贸公司，保险人为阳光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为张希桐，故案涉两份保险合同的主体为屿平商贸公司与阳光保险公司，案涉两份保险合同即为投保人屿平商贸公司与保险人阳光保险公司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二）关于被保险人是否必须为投保人屿平商贸公司成员及非该公司成员的合同效力问题。其一，虽然案涉保险条款1.2条约定“团体可作为投保人，为其成员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内容执行”，但该条款并未载明非投保人成员的不允许投保本保险或投保无效的相关内容，且该条款2.5条责任免除条款亦未载明非投保人成员投保该保险无效。其二，关于上述合同条款如何理解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按照通常理解，并不能得出非投保人成员的投保将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结论，即不能仅凭上述合同条款认定非该公司成员的合同无效。其三，该合同第1.1条载明“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被保险人名册、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附加合同、其他书面协议都是投保人与本公司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保险单号为80280000019xxxxx的《团体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变更事项为“增加被保险人1人”，该变更申请书经屿平商贸公司盖章及阳光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签署“同意”。变更申请书附有《团体投保交费清单B款》，该清单载明：被保险人张希桐的保险类别、保额等信息；屿平商贸公司《团体投保交费清单B款》明确载明张希桐案涉35万元保额的保险，故结合保险条款1.2条“……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内容执行”及1.1条的约定，在阳光保险公司未要求投保人屿平商贸公司提供其与被保险人张希桐的成员关系信息，即未履行相应的审查责任的情况下，应认定阳光保险公司同意投保人屿平商贸公司增加被保险人张希桐，即同意屿平商贸公司为张希桐投保。（三）关于案涉保险合同是否侵害投保人的保险利益的问题。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本案中，被保险人张希桐对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即其生命和身体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屿平商贸公司同意增加被保险人张希桐，即视为接受张希桐参加该公司团体险的保险利益。保险利益原则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风险，而本案保险公司业务员给张希桐办理团体险的原因一是为完成推销该保险的业绩，二是团体险相对费率较低，有利于吸引客户参保。张希桐作为案涉团体险的被保险人自行交纳保费，保险金由其指定的受益人领取，未侵害屿平商贸公司的合法权益，且屿平商贸公司与阳光保险公司均未在发生本案争议前因此要求解除合同，案涉保险合同并不存在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问题，故阳光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依据。（四）张希桐是否故意隐瞒身份、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问题。其一，本案中，被保险人的身份并不构成双方严重不对称的信息。保险人承保团体险，本应对投保人的成员信息具有一定的了解，阳光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屿平商贸公在投保时提供被保险人的工作证明等相关信息。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涉案《阳光人寿团险个人投保确认书》中询问事项记载，阳光保险公司并未询问张希桐的工作单位，张希桐对阳光保险公司未问及的事项可以不予告知，故阳光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张希桐隐瞒身份或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其该项主张并无理据。（五）关于原审判决对阳光保险公司原业务员李昕杰的调查笔录予以采信是否合法的问题。其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原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对阳光保险公司的原业务员李昕杰进行调查后，庭审时当庭宣读了调查笔录的内容，组织阳光保险公司对该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阳光保险公司质证时明确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提出“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二，阳光保险公司在原审质证时及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均未提出要求被调查人出庭作证，仅在本院审理时以证人未出庭为由欲否定调查笔录的效力；其三，阳光保险公司虽提交李昕杰的保险合同，但并无证据证明李昕杰为屿平商贸公司的成员，并不能证明其作虚假陈述。相反，该证据能够佐证李昕杰并不明知涉案保险的被保险人必须为屿平商贸公司成员；其四，该调查笔录属于补强证据，并不能改变本案的基本事实；综上，阳光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成立。综上，阳光保险公司同意屿平商贸公司为张希桐投保，案涉两份保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保险人张希桐不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及侵害屿平商贸公司保险利益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案涉两份保险合同合法有效，阳光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未对被保险人的身份进行审查，被保险人要求理赔时以被保险人主体不适格为由拒绝理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玉国审判员谭贵林审判员孙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肖       茹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