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申593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河东居民委员会。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河东村1号。法定代表人：陈杨，该居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刚，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汝振，男，1966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鞍山市千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系张汝振配偶），女，196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海城市。再审申请人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河东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河东居委会）因与被申请人张汝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3民终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河东居民委员会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理由是，本案土地承包合同所涉葡萄地属于村里机动田，不属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1998年河东居民委员会响应镇政府的“万亩葡萄园计划”号召，将所涉土地发包给了本村及外村村民，口头确定承包期30年，同时考虑到由于土地承包价格并非一成不变的，口头约定承包费随市场价同步调整浮动，以村机动田的承包费为准，当年根据实际土地承包的市场价格，暂定承包费为每年每亩165元，当时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都是众所周知并认可的事实，虽然后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地几经流转，但合同内容未变，承包费随市场价同步调整浮动，以村机动田的承包费为准约定始终未变。由于发包后，当地机动田的承包费市场价基本都是平稳的，按口头合同约定河东居民委员会也无调整理由，因此自1998年发包开始至2012年一直按每年每亩165元收取承包费，但不能以此就认定承包费就是固定每亩165元。至2013年农村土地承包费都开始向上调整，当年河东居民委员会依合同约定，根据市场价将承包费调整到每亩180元，因为有口头承包合同约定在先，所有承包方也无任何异议的都按照村委会要求缴纳承包费，到2014年市场土地承包价基本上涨到了每亩500-600元，应广大村民要求将承包费调整到市场价，河东居民委员会为平衡各方利益，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河东居民委员会与承包户座谈会、居委会班子会等充分协商，最终确定2014年起承包费变更为本村承包户每亩340元、外村承包户每亩400元，这个标准已经充分照顾了承包方利益。因此除路景贵、赵存江、张汝振、刘奎俊、李春海、张洪友、胡加凯、谷阿娟、杜德库九人外，其他所有承包户都按照河东居民委员会最终确定数额缴纳了承包费，由此引发本案诉讼。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承包费是固定的不变的、居民委员会违反合同约定单方增加土地承包费的事实不但缺乏证据证明，而且所有证据恰恰证明双方存在承包费随市场价同步调整浮动，以村机动田的承包费为准约定。1、原审中，路景贵、赵存江、张汝振、刘奎俊、李春海、张洪友、胡加凯、谷阿娟、杜德库九户承包户中除路景贵外，另外八户提交了转让协议中对每年的承包费都没有规定具体数额，更重要的是胡加凯提交的两份转让协议中2007年3月8日其与路万柱（葡萄地最初承包人）的协议（该协议二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已作为证据提交）以书面形式明确规定“承包费随本村机动田价格”的约定，这充分证明当时承包合同存在承包费随市场价同步调整浮动，并以村机动田的承包费为准的口头约定，否则协议双方不会无缘无故增加本条约定。由于路景贵为葡萄地最初承包人，两次庭审都未提交任何承包合同，也证明发包时都是口头的，并无书面协议的事实。2、原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在庭审中提交的2013年10月16日会议记录，河东居民委员会根据本村机动地承包费的市场价格，决议2013年的葡萄地承包费由165元／亩涨到机动田的承包价180元／亩，承包方也都按此决议履行，该事实被申请人也予以认可并履行，因此可以证明被申请人知道并认可承包费随机动田价格的口头约定，否则其不可能认可河东居民委员会将承包费上涨的事实。3、二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作为新的证据提交的18张收款收据，该组证据不仅证明河东居民委员会从2014年开始村里对机动田（包括葡萄地、菜地、大棚地除口粮田外的地）承包费价格已依据市场价确定外村承包人400元／亩、本村承包人340元／亩的新承包费标准，而且可以证明除被申请人及另案的八户承包人外，其他葡萄地承包方都以新的承包费标准履行了合同,从而充分证明了存在葡萄地承包费随本村机动地价格的口头约定。4、在二审庭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提交的2014年3月17日有关村民代表及村民针对承包费调整的协商会议，该会议决议“本村外人员在河东村承包葡萄地，从2014年起每亩每年承包费450元”，在同意签字的人员中，与本案争议相同的另案被申请人刘奎俊及张汝振的妻子高明都签了字，该签字一是证明了刘奎俊、张汝振关于承包费调整价格已达成协议，其二人应依据新的协议缴纳承包费，同时这份证据也充分佐证了存在承包费随本村机动田价格的口头约定，否则二人也不会同意增加承包费。5、本案所涉承包合同，已经转包多手，被申请人可以向其上手转包人了解原始发包合同，但其不能以其自己想当然理解的事实或自己上当受骗的理由对抗原始承包合同的约定。二、本案一、二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事实，并错误的适用法律。本案退一步说，即使认定双方对承包合同中有关承包费的标准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但完全不能确定双方约定了固定的承包费），也应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规定，由于当地现在土地承包市场价均已达到每亩500～600元，现阶段河东居民委员会以低于市场价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承包费，属于河东居民委员会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本案虽然争议的事实基本相同，但都是独立案件，一、二审法院将九个案子同时审理，造成九个被告相互证实编造事实理由，互相打气说假话，造成庭审混乱，甚至二审中提交了新的证据主审法官都不知道，且二审中本应由三个法官分别担任审判长主审的案子，最终由一个法官主审，所有判决如出一辙，根本保证不了程序公正。四、原一审庭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提交了2014年3月13日村民代表会议、2014年3月20日村民代表、村民、葡萄地菜地大棚地人员会议、2016年12月28两委成员会议、2017年1月2日村民代表会议等会议记录，原审法院认为所证事实足资认定并予以采信，被申请人在原审中也无异议。二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又重复提交的两份会议记录，这些证据充分反映河东居民委员会对涉及农民利益问题的重视，且召集了利益各方进行了充分反复协商，依据法律及合同约定，本着实事求是诚实信用原则，放弃部分利益，慎重确定了承包费标准，得到广大承包户的拥护，并已依据新的承包费标准缴费。但由于被申请人及另案处理的另外八户承包人为了一己私利违背诚信，甚至出尔反尔，一、二审法院不顾事实真相的错误判决，纵容这种行为，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导致现在又有部分承包户也开始拒绝按新标准缴纳承包费，造成村民之间对立。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河东居民委员会调整承包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及事实为1998年最初发包时是否有口头约定承包费以村机动田的承包费为准随市场价同步调整浮动。经查，1998年河东居民委员会将所涉土地发包给本村及外村村民，口头约定承包期30年，本案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其他形式承包。河东居民委员会一审起诉涉及路景贵、赵存江、张汝振、刘奎俊、李春海、张洪友、胡加凯、谷阿娟、杜德库九户承包户,除路景贵为第一手承包外，另外八户承包合同都是后来经转让而来,另外八户转让协议中对每年的承包费都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其中胡加凯提交的两份转让协议中2007年3月8日其与葡萄地最初承包人路万柱的协议明确规定“承包费随本村机动田价格”。2013年河东居民委员会根据本村机动地承包费的市场价格，决议调整葡萄地承包费，承包方都按此履行。二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提交18张收款收据，证明河东居民委员会从2014年开始村里对机动田（包括葡萄地）承包费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新承包费标准，除案涉九户承包人外，其他葡萄地承包方都以新的承包费标准履行了合同。在二审庭审中河东居民委员会提交的2014年3月17日有关村民代表及村民针对承包费调整的协商会议，案涉九户承包户中的刘奎俊及张汝振的妻子高明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申请再审中,部分村民提交书面证言证明1998年最初承包时口头约定的是承包费随本村机动地市场价格调整。据以上证据情况，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承包费为固定价格不能调整的基本事实缺乏依据，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指令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燕       妮审判员 罗建华审判员王建柱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王晓曦书记员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