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终1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78号。 法定代表人：戴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莉，广西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天桃路27号。 负责人：黄福加，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智慧，上海汉盛（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荣幸，上海汉盛（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龙岗大道21号广西现代物流产业孵化中心2楼203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平，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集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以及原审被告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储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3月2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物资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莉、被上诉人长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智慧和黎荣幸、原审被告物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物资集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长城公司对物资集团的全部诉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长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均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开具承兑汇票必须要有真实的交易，而本案承兑汇票所依附的交易已确定为虚假的贸易，并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知道交易是虚假的，所以物资集团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1.本案承兑汇票开具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除了物储公司自认虚假贸易外，物资集团曾因为被骗向公安报案，经南宁市公安局调查，现也已经确认物储公司与贵州鑫悦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悦公司）没有真实交易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票据的签发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以没有法律规定真实贸易作为票据生效要件属适用法律错误。此外，本案还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物储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主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无效，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无效，物资集团依法不需承担担保责任。2.即使保证合同有效，主合同当事人双方相互串通骗取物资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物资集团也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物储公司作为主合同当事人之一自认票据的收款人是由光大银行指定的，其与收款人鑫悦公司当时根本没有真实的煤炭买卖交易，其在鑫悦公司尚有3亿多的预付款，也根本不需要再开具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鑫悦公司货款。以上说明光大银行明知开具承兑汇票所依附的交易是虚假的，当时物储公司在光大银行有大额未能清偿的款项，光大银行为了转嫁风险，共同以虚假贸易骗取物资集团提供保证担保。涉案汇票有部分被背书人是光大银行，款项从光大银行转出最终又转回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没有实际支出，成功把风险转嫁给担保人。光大银行和物储公司异常表现也能体现其相互串通的事实，例如，在保证合同签订后，立即开出2.49亿额度的汇票，不管有无贸易和是否真实用于支付货款，在保证期限准备届满，第一批汇票未到期的情况下又开出2.3亿元的第二批汇票（即涉案汇票）。作为盈利性的金融机构，短期内开出如此大额的汇票，仅凭开票人和收款人的买卖合同就能立即审批通过，未进一步核实货物情况或实地调查，也不符合正常的流程和逻辑。主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认再结合光大银行的异常表现及票据背书的流向，都足以证明主合同双方串通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物资集团可以免除保证责任。（二）本案光大银行开具的票据票面金额已超出了物资集团的最高担保限额，物资集团依约对此不承担担保责任。本案票据金额已超出主合同和担保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度范围，票面金额是形成债务的前提基础，一审判决认为物资集团对保证期间债务承担担保并非票面金额承担担保，从而要求物资集团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涉案最高额担保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民币2.5亿元。再根据《综合授信协议》约定，在2015年3月23日至2016年3月22日期间，物储公司可获得的最高授信额度也是人民币2.5亿元。债权债务是相对的，有多少债权就会对应形成多少债务，担保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担保额度范围内且在担保期限内。本案物资集团担保的最高额债权是2.5亿元，事实上，在这个担保期间内本案存在两笔债权债务，第一笔即签订保证合同后2015年3月25日到4月15日期间开出的第一批2.49亿元汇票，该批汇票到期日都是在担保期限届满之后，即使是最早到期日（2016年3月24日）也是在2016年3月22日保证期限届满之后两天才到期，如果需要承担责任，物资集团也是对该笔债权形成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二笔债权债务就是涉案的2.3亿元汇票，该批汇票是在2016年3月21日、3月22日开出，即是在上述第一批汇票未到期的时候开出的，此时在保证期间内开出的汇票总额度已高达4.79亿元，超出了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度2.5亿元的范围，物资集团对于超出债权额度范围形成的该笔债务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长城公司基于第二笔债权形成的债务要求物资集团承担担保责任，不在物资集团的担保责任范围，一审法院未对债务进行区分，直接把其他债务强加给物资集团，认定明显错误。综上，一审判决物资集团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长城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判决关于票据行为的法条适用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行为应有真实的票据原因关系，即真实的交易关系，但该条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故物资集团主张的“本案承兑汇票开具没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一审判决以没有法律规定真实贸易作为票据生效要件属适用法律错误”明显有误，属于对法律条款的理解、应用不当。2.一审判决保证人物资集团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债权人光大银行与债务人物储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银行承兑协议》合法有效，与物资集团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合法有效。物资集团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光大银行和物储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一审判决对此已作了详细论述。相反，物资集团作为物储公司第一大股东，且物储公司存在与物资集团合署办公情形，长城公司有理由怀疑物资集团指使债务人物储公司自认票据开具时的贸易背景虚构且自认与原债权人光大银行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从而逃避其依法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二）原债权人光大银行开具的票据票面金额未超出物资集团的最高担保限额，物资集团应当依约承担保证责任。2015年3月18日,原债权人光大银行与物资集团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协议约定由物资集团为编号为78851505000001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本金金额为2.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本案中，原债权人光大银行与债务人物储公司在履行《综合授信协议》《银行承兑协议》期间，债务人物储公司最后确定向原债权人光大银行所负债务本金为137402000元，一审判决物资集团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出其应承担的2.5亿元最高本金金额。对于物资集团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各种理由，完全是对法律规定、合同约定、银行票据业务操作规程的曲解。（三）自本案原债权人光大银行2016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至今，物储公司、物资集团先后以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提起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等法律救济途径拖延法院判决生效，以期逃避其应负的法律责任，物资集团提起上诉目的同样是利用法律救济途径拖延一审判决书的生效，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物储公司述称，同意物资集团的上诉意见。 长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物储公司立即偿还编号为78851608000022《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已垫付本金6870.10万元及利息246.54万元（利息截至2016年12月1日，不含该日），本息合计7116.64万元；请求判令物储公司立即偿还编号为78851608000024《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已垫付本金6870.10万元及利息243.04万元（利息截至2016年12月1日，不含该日），本息合计7113.14万元；上述本息合计14229.78万元，之后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合同约定另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物资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物储公司和物资集团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8日，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签订编号为78851505000001的《综合授信协议》，协议约定光大银行向物储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为2.5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2015年3月23日至2016年3月22日，业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2016年3月21日，光大银行作为承兑行，与物储公司作为承兑申请人签订了编号为78851608000022的《银行承兑协议》，该协议约定物储公司在光大银行开立保证金专用账户，账号为78×××00，保证金不低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40%作为担保，物资集团对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第十条约定，物储公司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将票款足额存入专用账户上，由光大银行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该款项支付给持票人。如果光大银行在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垫付任何款项，该等垫付款项自垫付之日起即转成物储公司欠付光大银行的逾期贷款，物储公司对该逾期贷款承担还款义务，并须按照协议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向光大银行支付利息，直至逾期贷款本息全部清偿为止。如物储公司未能支付该等利息，光大银行有权计收复利。第十三条第2款约定，垫付款转成逾期贷款，按日利率万分之五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附件载明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15亿元，总共为12张，签发日为2016年3月21日，到期日为2016年9月21日，承兑行为光大银行。该协议签订后，光大银行依约向物储公司签发了12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总计为1.15亿元。在到期日2016年9月21日，物储公司未依照约定将应付票款足额存入其在光大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光大银行依据承兑协议对票据进行了承兑，扣除保证金账户余额46299000元后形成68701000元的垫付款。次日，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又签订了编号为78851608000024的《银行承兑协议》，该协议专用账户为78×××79，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日为2016年3月22日，到期日为2016年9月22日，该协议正文其余内容与编号为78851608000022的《银行承兑协议》相同。该协议签订后，光大银行依约向物储公司签发了12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总计为1.15亿元。在到期日2016年9月22日，物储公司未依照约定将应付票款足额存入其在光大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光大银行依据承兑协议对票据进行了承兑，扣除保证金账户余额46299000元后又形成了68701000元的垫付款。光大银行因物储公司违约导致在票据承兑过程中垫付了137402000元。至今，物储公司仍未向光大银行偿还垫付款并支付利息。 2015年3月18日，光大银行与物资集团签订了编号为788515ZB000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协议约定由物资集团为编号为78851505000001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2.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见该合同第四条，包括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逾期利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至今，物资集团尚未就物储公司的前述债务向光大银行履行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诉讼中，光大银行于2017年6月21日将对承兑申请人物储公司在案涉《综合授信协议》及两份《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并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同时双方于2017年6月21日在广西法治日报上刊登了长城公司与光大银行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要求债务人物储公司及担保人物资集团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城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和两份《银行承兑协议》，与保证人物资集团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光大银行已按约定履行了汇票承兑义务，物储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未按约定将应付票款足额缴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光大银行要求物储公司偿还垫付款本金137402000元并支付自垫付之日起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逾期利息，符合合同和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保证责任，物资集团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范围、保证责任期间作了明确约定，自愿为物储公司在《综合授信协议》和两份《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光大银行要求物资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物资集团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物储公司追偿。 诉讼中，光大银行将其在涉案《综合授信协议》和两份《银行承兑协议》项下对物储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并公告通知了债务人物储公司及担保人物资集团，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及担保人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及担保人应当向债权受让人履行债务，故对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物储公司、物资集团提出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物储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煤炭买卖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用于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光大银行对该贸易背景已依照银行业监管规定进行了形式审查，且光大银行如何审查贸易背景并不影响案涉合同效力。票据的流通在其无因性，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真实贸易背景是票据法律关系的生效要件，物储公司自认贸易背景为虚构，但没有证据证实光大银行在汇票开具与承兑过程中与物储公司、鑫悦公司有合谋损害保证人物资集团的行为，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的《综合授信协议》与《银行承兑协议》合法有效，与物资集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合法有效。二、关于垫付款本金、利息计算，均在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且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物储公司应承担偿还垫付款本金137402000元并支付自垫付之日起至全部债务清偿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收逾期利息的责任。三、关于保证范围的问题，物资集团认为光大银行向物储公司开具的汇票金额超出了担保范围2.5亿元，对超额开出的汇票所形成的垫付款不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范围已作了明确约定，物资集团向光大银行担保的是保证期间内形成的债务而非是汇票票面金额，因此物资集团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四、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物储公司董事长袁建伟涉嫌受贿罪，其涉嫌刑事犯罪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任何一种中止诉讼情形。 一审法院判决：一、物储公司偿还长城公司垫付款本金人民币137402000元；二、物储公司向长城公司支付垫付款的利息（以137402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6年9月22日算至付清之日止）；三、物资集团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物资集团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物储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7532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50元，合计758639元，由物储公司、物资集团共同负担。 二审诉讼中，物资集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倒数第9行中“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该款项支付给持票人”表述与协议约定不符，应为“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该款项支付给持票人”。2.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第1-2行中“至今，物资集团尚未就物储公司的前述债务向光大银行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与事实不符，因为该债务属于授信外形成的债务，与物资集团无关。长城公司认可物资集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第1点异议意见，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物储公司同意物资集团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意见。 物资集团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以下新证据：1.物储公司章程修正案、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物储公司桂物储人字[2013]13号文件、物储公司经营目标责任书、物储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银行回单，主张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恶意串通，物资集团在授信期限内担保债权所对应债务已得到清偿，物资集团的担保责任已经解除。2.编号为78851508000019、78851508000023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编号为78851508000083的《银行承兑协议》以及编号为78851508000019-1、78851508000023-1、78851508000083-1的《补充协议》，主张本案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开具前开出的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主合同约定只需存入票面金额40%的保证金，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条款，保证金追加至票面金额100%，属于串通损害物资集团利益，该种情况释放额度不属于主合同约定可循环使用情形，在签订《补充协议》前2.5亿元授信额度已经全部占用，物资集团对超出授信额度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长城公司认为，物资集团提交的证据1并非新证据，且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实物资集团的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实物资集团的主张。物储公司认可物资集团提交的上述证据。 长城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以下新证据：1.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13份、光大银行信贷档案材料5份、编号为78851508000083-1、78851508000023-1、78851508000019-1、78851508000026-1、78851508000082-1、78851508000020-1的《补充协议》和面签验印页及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主张光大银行在向物储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时合法合规，信贷业务发生时均在授信额度内。2.物资集团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及物资集团当时的工商登记信息截图、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物资集团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及物资集团公司章程、物资集团工商信息摘录，主张光大银行对于物资集团提供本案担保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了形式审查。物资集团和物储公司对长城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不能证实长城公司的主张，证据2与本案无关，且物资集团董事会决议证实物资集团只是对2.5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进行担保，而非长城公司主张的对2.5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进行担保。 物储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提出的异议问题。1.经审查本案编号为78851608000022的《银行承兑协议》第十条约定内容，物资集团提出的第1点事实异议理由成立，对一审判决的该认定予以纠正。2.物资集团提出的第2点事实异议，从一审判决表述的“至今，物资集团尚未就物储公司的前述债务向光大银行履行连带保证责任”内容看，与物资集团至今未承担该笔债务责任的实际结果是相符的，至于该笔债务与物资集团担保债务是否有关属于本案争议的保证责任认定问题，故一审判决的该认定并无不当。（二）关于当事人在二审诉讼提交的新证据认定问题。1.物资集团提交的证据1中的物储公司章程修正案、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物储公司桂物储人字[2013]13号文件、物储公司经营目标责任书、物储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反映的是物储公司股东和公司经营管理等情况，不能证实物资集团主张的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恶意串通问题，故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2.物资集团提交的证据1中的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银行回单和证据2以及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1，涉及到物资集团的担保债权范围认定，与物资集团是否承担本案债务的保证责任争议有关联，且当事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2涉及光大银行对物资集团提供本案债务担保时是否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了审查，即担保是否为物资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当事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除了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倒数第9行中的表述“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将该款项支付给持票人”应纠正为“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该款项支付给持票人”之外，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补充认定以下事实：光大银行（授信人、乙方）与物储公司（受信人、甲方）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关于最高授信额度定义为“根据乙方对甲方的综合授信确定的，甲方在本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间内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各项具体业务形成的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关于循环使用的规定为“在本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内，甲方可循环使用具体授信额度，即任一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得以全部清偿后，该具体业务所占用的具体授信额度可继续由新的同类具体业务使用；但根据乙方要求不得循环使用的除外”。 根据物资集团章程规定，物资集团对外提供担保由董事会决议决定。2015年3月18日，物资集团董事会决议决定：同意为物储公司在光大银行申请授信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光大银行（授信人）与物储公司（保证人）于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正”。 2015年3月27日、4月3日、4月14日、4月15日、9月24日、9月29日，光大银行根据其与物储公司签订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和《银行承兑协议》向物储公司签发了票面金额合计为2.49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承兑申请人应于承兑人承兑之日在开户行处开立专用账户中存入或汇入金额不低于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百分之肆拾的保证金。在承兑人向持票人付款前，承兑申请人不得支取或动用该保证金”。《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承兑申请人应于承兑行承兑之日在开户行处开立专用账户中存入或汇入金额不低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百分之肆拾的保证金。保证金自存入之日起即转移为承兑行占有，作为履行本合同的担保”。 2016年3月18日、22日，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签订《补充协议》（适用于追加保证金后可循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的恢复），约定将上述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中的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比例追加至100%，相应减少占用或不再占用《综合授信协议》中确定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物储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22日将上述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中的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追加到2.3亿元。上述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汇票到期日均在授信期限之后），光大银行为2015年4月15日签发的1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发生垫付款11297880.34元，物储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向光大银行归还了该垫付款及利息。 光大银行（承兑行）与物储公司（承兑申请人）于2016年3月21日、22日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承兑申请人应于承兑行承兑之日在承兑行处开立专用账户中存入或汇入金额不低于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百分之肆拾的保证金。保证金自存入之日起即转移为承兑行占有，作为履行本合同的担保”。 根据诉辩双方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编号为78851608000022、78851608000024的《银行承兑协议》和编号为788515ZB000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2.物资集团对物储公司的本案债务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上述《银行承兑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银行承兑协议》是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之间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而建立的资金关系，该资金关系属于票据基础关系的一种，票据的基础关系是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其内容为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应适用民法上的一般债权制度。从本案事实看，《银行承兑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主体资格适格，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物资集团为物储公司在《银行承兑协议》中的主合同义务提供保证担保而建立的担保关系，该协议主体资格适格，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应认定为有效。物资集团以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分析和否认《银行承兑协议》的效力，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关于“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并非是对票据效力的规定。即使本案银行承兑汇票项下没有真实交易背景，也不能认定银行承兑汇票行为无效，更不能影响到银行承兑汇票的资金关系即案涉《银行承兑协议》的效力。另外，物储公司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提供了《煤炭买卖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光大银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已尽到真实交易背景的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物资集团主张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理由不成立。因此，物资集团关于本案主合同《银行承兑协议》无效导致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物资集团对物储公司的本案债务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一）物资集团主张光大银行和物储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综合授信协议》由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物资集团与光大银行签订，两份合同为同一天签订。物资集团主张光大银行和物储公司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没有证据证实。上述合同签订后，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申请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行为属于当事人履行合同和票据流转问题，不能作为认定光大银行和物储公司串通骗取物资集团提供保证的依据，故物资集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张免除其保证责任，理由不成立。（二）物资集团主张光大银行开出的票据票面金额超出其最高担保限额问题。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正”的约定，物资集团担保范围是授信期限内最高授信额度为2.5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所产生的债务。因此，本案银行承兑汇票最高授信额度的认定决定了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而最高授信额度认定又涉及本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授信额度认定和本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授信额度循环使用条件认定。1.关于本案银行承兑汇票的授信额度认定。（1）从合同约定分析。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关于最高授信额度的定义“根据乙方（即授信人）对甲方（即受信人）的综合授信确定的，甲方在本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间内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各项具体业务形成的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最高授信额度就是受信人与授信人在授信期间形成的最高债务数额。本案是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物储公司应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将票款足额存入账户，由光大银行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将款项支付给持票人，如果光大银行在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垫付款项即转成物储公司欠付光大银行的逾期贷款，即在光大银行发生垫付款后双方才会形成债务。但是，涉案两批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均是在授信期限之后，如果以垫付款作为授信额度，不仅时间在授信期限后，且因垫付款数额的不确定将无法确定授信额度，故以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的垫付款来认定授信额度不符合《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的约定，物储公司应提供保证金作为履行合同担保，其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没有将票款足额存入账户的，光大银行可将保证金扣划并支付给持票人。物储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只要物储公司交了保证金，物储公司与光大银行之间仅就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才可能形成债务，故以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认定授信额度符合《综合授信协议》约定。（2）从合同履行情况分析。在授信期限内，光大银行开出第一批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时，物储公司是按照票面金额的40%交纳保证金，敞口金额1.494亿元。如果按照敞口金额计算授信额度，2.5亿元最高授信余额为1.006亿元，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不用签订合同就可以继续开出敞口金额为1.006亿元（票面金额约为1.6767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但是，本案当事人却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以追加保证金方式来释放授信额度，即当第一批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中的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达到2.3亿元时，再开出第二批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说明当事人并不是按照《综合授信协议》的约定计算授信额度。另外，根据物资集团提供担保时向光大银行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内容（即物资集团为物储公司在光大银行申请授信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1.5亿元），物资集团董事会决议担保时对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是按照票面金额计算，敞口金额是按照票面金额的60%计算，故才得出担保金额1.5亿元（2.5亿元×60%）结论。光大银行对此也应当是明知的，因为物资集团董事会决议已提供给其，且其在开出第一批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时将敞口金额控制在1.494亿元，在第一批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追加保证金后与开出的第二批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金额也控制在1.494亿元，说明光大银行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时是有意识将敞口金额控制在物资集团董事会决议的担保金额范围内，也佐证了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实际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计算授信额度。综上分析，按照《综合授信协议》约定，虽然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计算授信额度，但本案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实际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计算授信额度，故本案应按照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况，即按照银行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认定授信额度。2.关于本案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循环使用条件认定。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关于“在本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内，甲方可循环使用具体授信额度，即任一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得以全部清偿后，该具体业务所占用的具体授信额度可继续由新的同类具体业务使用；但根据乙方要求不得循环使用的除外”的约定，授信期限内只有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全部得以清偿才可循环使用额度。根据本案事实，第一批银行承兑汇票在授信期限内均未到结算期，故不可能产生债务清偿情形。物储公司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交纳的保证金是存入其账户，保证金是作为履行合同的担保，权属物储公司，即使保证金比例追加至100%也不会改变权属性质，故存入物储公司账户的保证金并不构成债务清偿。光大银行与物储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以追加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方式释放额度，改变了《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循环使用中的债务清偿条件，因《补充协议》的签订未得到物资集团的同意，故《补充协议》对于物资集团不产生效力。综上分析，第一批2.4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在授信期限内没有发生债务清偿，仍然占用2.49亿元授信额度，最高授信余额为100万元，故光大银行开出第二批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时，其中的2.29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已经超出最高授信额度2.5亿元的范围，物资集团仅应对第二批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中的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第二批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均是按照票面金额的40%交纳保证金，光大银行为2.3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垫付款为137402000元，故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垫付款为597400元（137402000÷230000000×1000000），物资集团应对该597400元垫付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基本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对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还款责任认定正确，但对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责任认定不当，属于部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民初68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的本案债务在597400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息计算，以5974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6年9月22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追偿。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或与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7532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50元，合计758639元，全部由广西物资储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8639元（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广西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62元、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负担7553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兰 曲 审 判 员  张 捷 审 判 员  黄滔滔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肖知花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