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1398号原告：黎学章，男，195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平乐县。原告：余翠芳，女，195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平乐县。原告：陈春虹，女，199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华，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韦才坪，男，1986年10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横县。被告：吴沛萍，女，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告：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凤凰北横路242号1217房。法定代表人：曾应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恒，该公司员工。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婷，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诉被告韦才坪、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车运输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华，被告韦才坪，被告吴沛萍，被告宜车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恒，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韦才坪、宜车运输公司、保险公司支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优先）等530916.17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韦才坪驾驶灯光系性能不合格的粤Ａ×××××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以约16km/h行驶速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黎松强驾驶粤Ａ×××××号重型厢式货车以约70km/h行驶速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2019年8月20日06时42分许，双方车辆行驶至119省道上行16公里932米时发生碰撞，造成黎松强当场死亡、周德海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黎松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韦才坪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周德海无责任。综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吴沛萍作为共同被告，并请求其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吴沛萍辩称：案涉车辆已经在被告保险公司处购买了保险，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韦才坪辩称：同意被告吴沛萍的答辩意见。被告宜车运输公司辩称：车辆超载不是被告保险公司免赔的事由，超载与赔偿并不冲突，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告保险公司辩称：被告韦才坪擅自改变了粤Ａ×××××号车辆的结构，私自加装货箱，车辆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仍驾驶上路，导致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并与本次事故发生和事故责任有关联，根据法律规定及保险条款约定，我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韦才坪驾驶粤Ａ×××××号车辆存在超载行为，即使商业三者险需要承担责任，也应扣减10%的免赔额。对于各项损失项目提出如下异议：餐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我司不同意赔偿；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且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误工损失，且原告黎学章、余翠芳均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存在误工损失；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原告未提供住宿费发票，结合司法实践，我司仅同意按照150元/天计算7天、3人的住宿费；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原告未提供有关联的交通费发票证实实际产生的交通费用，请法院酌定为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过高，受害人在此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存在主要过错，请法院酌定为20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韦才坪驾驶灯光系性能不合格的粤Ａ×××××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擅自加装货箱）搭载74300kg货物（该车核定载质量为15420kg）以约16km/h行驶速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受害人黎松强驾驶粤Ａ×××××号重型厢式货车搭载周德海和18710kg货物（该车核定载质量为17820kg）以约70km/h行驶速度沿着119省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2019年8月20日06时42分许，双方车辆行驶至119省道上行16公里932米时发生碰撞，造成黎松强当场死亡、周德海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9年9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黎松强驾驶车辆上道路超载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忽视行车安全，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韦才坪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结构的车辆，上道路超载行驶，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据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黎松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韦才坪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周德海无责任。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近亲属证明》，载明受害人黎松强的近亲属情况如下：原告黎学章是受害人的父亲，原告余翠芳是受害人的母亲，原告陈春虹是受害人的配偶。另外，根据原告提交的由平乐县沙子镇安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主要载明：“兹有我村村民黎学章、余翠芳是夫妻关系，两人共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黎德新、次儿子黎松强，其父亲、母亲的生活由两个儿子共同抚养。”粤Ａ×××××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被告宜车运输公司，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以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该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此外，原告为证明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工作及生活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受害人从2017年1月9日开始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以及道路运输业从业资格证予以佐证。被告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上述条款的字体均以加黑加粗的形式突出显示。同时，被告保险公司还提供了一份投保单，在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栏内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承保上述险种。”在上述投保单上，被告宜车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加盖了公章。再查明，该次事故的另外一名伤者周德海到庭接受询问，表示同意本案的交强险全部赔偿给原告。在庭审中，原告述称：在事发后，各被告均未垫付过任何费用。被告吴沛萍则承认：被告韦才坪是其雇请的员工，在事发时被告韦才坪正在履行职务活动行为。被告吴沛萍与宜车运输公司均确认：其两人属于挂靠关系。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因该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韦才坪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本院认定其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保险公司提出驾驶人在事发时存在超载情形，应实行10%免赔率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超载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保险人仅需要对免责事项履行提示义务。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被告宜车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加盖了公章，并结合该投保单上的声明内容，应视为被告保险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在此情形下，对于上述保险条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的免责事由，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据此，依照上述免责条款约定，被告保险公司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关于被告保险公司提出被保险机动车存在被加装的情形，并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被保险人并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故认为本案的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的意见。本案中，虽然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粤Ａ×××××号重型平板自卸货车存在“加装货箱”的事实，但综合考虑该车的用途、使用范围以及所处环境等多方因素，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该加装行为必然导致了该车在事发时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实上，被告保险公司对于本案情形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而本案中，其并未举证证明上述加装的货箱的具体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容量等信息，无法衡量该货箱对于车辆行驶的影响程度，故不能简单地以“加装货箱”这单一因素即认定该车已经构成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特定条件。至于被告保险公司提出该车辆的超载重量已经超出了原核定重量3倍以上的事实，上述情形也仅能说明该车辆超载严重，且该严重超载的情形使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有所增加，但不能直接说明是由于加装行为从而增加了“显著的危险程度”。据此，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的“加装货箱”的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保险条款中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的免责事项。此外，若该加装行为发生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即该情形应属于保险公司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而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该车辆的加装时间发生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后，即不能排除被告保险公司已经预见上述情形而仍然同意承保的事实。综上理由，被告保险公司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本院对原告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1．丧葬费：53289.5元。原告主张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06579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计得丧葬费为53289.5元（106579元/年÷2）。2．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346632.5元。（1）关于死亡赔偿金，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以及道路运输业从业资格证，可以基本证实受害人于事发前在城镇工作和居住的事实，在各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66元/年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核算死亡赔偿金为841320元（42066元/年×20年）。（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前述同理，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75元/年计算。受害人的父亲黎学章（于1956年4月23日出生）与母亲余翠芳（于1957年2月12日出生），在受害人死亡时分别年满63周岁和62周岁，扶养年限应分别计算17年和18年，由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两人共同扶养，故该两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505312.5元【28875元/年×（17+18）年÷2人】。由此，上述死亡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346632.5元（841320元+505312.5元）。3．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351.83元。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处理丧葬事宜的具体误工人员以及误工人员的收入情况，故对其误工标准本院酌情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258元/年计算，原告主张误工人员按3人、误工时间按7天计算合理，故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应计算为3351.83元（58258元/年÷365天×3人×7天）。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9450元。原告的住所地均不在本院辖区范围内，其主张必要的住宿费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广州地区的住宿费为450元/天，结合本案事实，本院酌情认定误工人员按3人、误工时间按7天计算，认定住宿费为9450元。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考虑到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交通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用支出，结合原告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本院酌情认定本案的交通费为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该次交通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对原告造成了精神痛苦。结合被告韦才坪在该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并确认上述费用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受偿。上述全部损失合计为1444723.83元。至于原告主张的餐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法定赔偿项目，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案外人周德海同意本案的交强险全部赔偿给原告，该主张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此，对于原告的上述全部损失，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10000元。对于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部分的其他损失1334723.83元（1444723.83元-110000元），由于被告韦才坪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故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直接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00417.15元（1334723.83元×30%）。如前所述，被告保险公司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即被告保险公司实际应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60375.43元（400417.15元×90%）。对于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免赔的部分即40041.71元（400417.15元×10%），应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又由于被告吴沛萍承认被告韦才坪是其雇请的员工，且在事发时被告韦才坪正在履行职务活动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吴沛萍作为雇主（接受劳务一方）应对其雇员即被告韦才坪（提供劳务一方）在履行职务活动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再者，被告吴沛萍与宜车运输公司均确认其两人属于挂靠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宜车运输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当就被告吴沛萍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11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360375.43元；三、被告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各项损失40041.71元；四、驳回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5元，由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负担176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036元，被告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43元。原告已经预交的受理费，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的同时直接支付4036元给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由被告吴沛萍、广州市宜车运输有限公司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的同时直接支付343元给原告黎学章、余翠芳、陈春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英杰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