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弼星，男，197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锐锋，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利梅，贵州靖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衡，男，199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曹泽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审被告：肖弼安，男，198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上诉人肖弼星因与被上诉人文衡及原审被告肖弼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弼星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黔0502民初9607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第二项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对被上诉人文衡2017年8月24日签订的《确认书》尚欠被上诉人148260元租赁费的理解。2017年8月24日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确认书》，内容为：本人文衡在毕节工程，自2017年7月25日起该工程联系人肖剑苗通过王世强通知本人自2017年7月之后的工程进度、工程量及工程款项支付事宜，其均不再负责。确认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完成的工程项目挖斗622.5小时、破碎503小时，工程款合计335260元，本人已收到工程款187000元，尚欠本人工程款148260元。该份《确认书》明确了2017年7月31日前被上诉人文衡系与案外人肖剑苗存在挖机租赁合同关系，而同上诉人肖弼星无关，且原审法院也已经认定2017年7月31日前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肖剑苗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保护。本案根据租赁合同关系可以明确，《确认书》尚欠被上诉人148260元租赁费应由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即肖剑苗承担，而于上诉人肖弼星无关，148260元租赁费不应由肖弼星承担。2、对2018年4月4日经肖弼星确认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的理解。2018年4月4日，原审被告肖弼安与被上诉人文衡确实签订了一份《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虽然内容额外载明了：肖剑苗未退之前尚欠租赁费140000元。而原审被告肖弼安仅系上诉人项下管理人，并未被赋予代表上诉人承认肖剑苗与被上诉人之间140000元租赁费的权利，且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肖剑苗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债务承担的协议，上诉人也并没有任何义务为案外人肖剑苗偿还这笔债务。因此，审批表并不能够说明上诉人承认并且需要承担案外人肖剑苗的债务，更从未同被上诉人、案外人肖剑苗产生债务承担的问题。3、原审法院对审批表应领取租赁费事实认定不清。原审被告肖弼安2018年4月4日签订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内容显示：本次应领取金额肆仟陆佰元整。该项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审批表内容的真实性有待查证。但原审法院直接忽略了此项内容，认定审批表中应领取租赁费为191500元。上诉人认为，在原审被告肖弼安2018年4月4日签订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中，对“本次应领取租赁费用”的理解对上诉人应当支付多少租赁费有决定性作用，而原审法院直接忽略了对此项内容的查证，认定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不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上诉人不应当对《确认书》所属140000元挖机租赁费负责。特提起上诉，希冀得到公正之判决。被上诉人文衡二审未答辩。原审被告肖弼安二审未作陈述。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二人连带给付所欠原告租赁挖掘机费用2283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逾期支付的利息以228300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4日给付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被告二人承担案件受理费。（庭审中，原告将逾期利息明确为“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8年4月4日起计付至支付完毕欠款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原告文衡通过案外人肖建苗的联系，将二台挖掘机租赁到毕节市万晟阳光城一期Ⅱ标段15#-21#楼A地块进行使用。经原告文衡确认，截止至2017年7月31日，已完成的工程项目及对应工程量为挖斗622.5小时、破碎503小时，已完成工程量对应工程款：挖斗622.5×280=174300元、破碎503×320=160960元，合计335260元，已收到工程款187000元，尚欠工程款148260元。案外人肖建苗离开涉案工程项目后，原告文衡继续为涉案工地提供挖掘机租赁。2018年4月4日，经原告文衡与被告肖弼安签字确认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载明：“承包班组挖掘机（至2018年2月份春节前工作台班）文衡，肖建苗未退之前140000元，工程总款401500元，累计领取金额210000元，本次应领取金额为191500元。”2018年6月5日，经原告文衡与被告肖弼安再次签字确认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载明：“承包班组挖掘机（2018.3.23至2018.04.31）文衡，工程总款86800元，本次应领取金额为86800元。”2018年2月12日前，被告肖弼星转账支付给原告文衡210000元，2018年12月28日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18日转账20000元。之后，被告未再支付原告挖掘机租赁费，故原告以前述诉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同时查明，被告肖弼安系被告肖弼星的项目管理人员。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1.如何认定本案租赁合同承租人；2.如何认定本案的挖掘机租赁费；3.应由何人承担租赁费支付责任；4.原告诉请的逾期利息能否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承租人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原告通过肖建苗联系向涉案工地租赁二台挖掘机，并在2017年7月31日签订确认书。因此，2017年7月31日前原告系与被告肖建苗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017年7月31日之后，原告继续为涉案工程项目提供挖掘机租赁，在此期间由被告肖弼星向原告支付租赁费，故应认定在此期间原告系与被告肖弼星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关于挖掘机租赁费的认定问题。原告诉请支付的挖掘机租赁费为228300元，被告肖弼星认可欠付的租赁费为68300元。根据确认书载明，在2017年7月31日前尚欠租赁费为148260元。2018年4月4日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载明，2018年2月份前的租赁费为401500元，扣减肖弼星已支付的210000元，未支付的租赁费为191500元，该191500元中包含肖建苗未退出之前的140000元。2018年6月5日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载明，未支付的租赁费为86800元。两项合计为278300元（191500元+86800元）。被告肖弼星在2018年12月28日转账50000元，2019年1月18日转账20000元。虽然原告认为2019年1月18日转账的20000元是其他项目中被告支付的税款，但未就此举证。因此，原告的租赁费应认定为208300元（278300元-70000元）。关于租赁费支付责任的问题。被告肖弼安系被告肖弼星在涉案工程上的现场管理人员，其在《工程款支付审批表》上的签字应认为为履行职务行为，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人，其不应承担租赁费支付责任。故对原告诉请肖弼安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肖弼星虽然辩称2017年7月31日之前的租赁费应由肖建苗支付，但是被告肖弼星的管理人员肖弼安对2018年4月4日的《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进行确认，认定应支付的租赁费中包含了2017年7月31日之前的140000元租赁费。故应由被告肖弼安承担租赁费支付责任。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原告诉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从2018年4月4日起计算逾期利息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但是涉案的两份《工程款支付审批表》并未载明租赁费支付时间，以及逾期支付款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肖弼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文衡挖掘机租赁费人民币208300元；二、驳回原告文衡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62元，由原告文衡负担150元，由被告肖弼星负担2212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附卷一审庭审笔录载明：“审：工程款支付审批表（2018年4月4日）中，本次应领取金额191500元是如何计算的？被代（肖弼星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对于191500元没有争议，但14万元是肖建苗与原告之间的债务，不应由我们承担。审：工程款支付审批表（2018年6月5日）中，本次应领取金额86800元是哪个期间产生的租赁费？是否包含在之前的191500元中？被代：86800元我们是认可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的焦点：案涉挖掘机租金及责任支付主体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关于挖掘机租金认定的问题，根据两份《工程款支付审批表》，案涉挖掘机租金应分为两个部分，即2018年2月份春节前租金（191500元）和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4月31日期间租金（86800元）。结合肖弼星特别授权代理人的一审庭审陈述可知，肖弼星对86800元租金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该部分租金予以确认。对于2018年2月份春节前的租金，应重点审查2018年4月4日《工程款支付审批表》予以认定。经查，该审批表所含租金分为4个部分，即：1、15#-21#楼140000元（肖建苗未退之前）；2、15#-21#楼11700元；3、A地块249200元；4、项目部600元。以上合计401500元，扣除文衡已领金额210000元，本次应领取金额191500元。虽然肖弼星上诉认为审批表中含“本次应领取金额：肆仟陆佰元整”字样，该项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审批表内容的真实性有待查证。但此表有文衡及肖弼安的签字确认，且经一审法官询问“本次应领取金额191500元金额如何计算”时，肖弼星特别授权代理人明确表示对此金额无异议，只是认为140000元（肖建苗未退之前）的租金不应由肖弼星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肖弼星在本案一、二审均未举证证明“应领取金额191500元”计算错误，故一审结合《工程款支付审批表》、肖弼星的庭审陈述及其付款情况，认定案涉挖掘机租金为208300元（191500元+86800元-7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肖建苗退场之前产生的租金应由何人承担的问题，根据2017年8月24日文衡签署的《确认书》可知，文衡认可截止2017年7月31日即肖建苗退场前的工程进度款（租金）为148260元，又文衡一审陈述“我和肖弼星算过，工程款是148260元，当时肖弼星说8000多就算了，所以审批表上就写成了14万元（肖建苗未退之前）。”再结合肖建苗退场之后，肖弼安以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与文衡签署《工程款支付审批表》以对工程款进行结算，肖弼星又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向文衡转账支付210000元，2018年12月28日转账支付50000元、2019年1月18日转账20000元的事实，与肖弼星自认其租赁挖掘机产生的租赁费86800元金额相矛盾，且与常理不符。故可以推定肖弼星对《工程款支付审批表》的内容是知悉的，且审批表亦体现15#-21#楼租金为140000元（肖建苗未退之前）、累计领取金额210000元，在肖弼星未予否认肖弼安项目管理人身份的前提下，文衡有理由相信肖弼安有权代表肖弼星签署《工程款支付审批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审批表对肖弼星具有法律效力，其应按审批表明确的金额足额向文衡支付挖掘机租赁费，故一审判决由肖弼星支付挖掘机租赁费并无不当。若肖弼星认为肖弼安的签字行为对其造成损失或案外人肖建苗构成不当得利，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肖弼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24元，由上诉人肖弼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