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11行初5号原告：周燕玲，女，汉族，1978年2月27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法定代理人：任兰珍，女，汉族，1957年5月29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系原告母亲。委托代理人：胡鹏、杨婷（实习律师），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住址：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1号楼1楼。负责人：罗九红,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胡继红，系该局婚姻登记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罗华、许红，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姚丕才，男，汉族，1975年11月26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告周燕玲诉被告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第三人姚丕才民政行政管理行政行撤销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周燕玲的法定代理人任兰珍，委托代理人胡鹏、杨婷，被告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胡继红、委托代理人许红，第三人姚丕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燕玲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依法撤销被告于2018年9月6日为原告与第三人颁发的离婚证（离婚证字号国L530111-2018-001559号），恢复原结婚登记证法律效力；二、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三人于2005年1月27日于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3年，原告被确诊存在精神障碍，并于2013年3月12日起至云南省精神病医院住院医治，2013年6月4日因病情好转出院。后因孕育二胎自行减药停药，近2、3年未服药病情有所复发且加重，日常行为、表达及精神状态均已与正常人有较大差异。第三人明知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精神疾病，欺骗原告签署所有债务由原告承担的离婚协议并带其至被告处申请离婚登记，在办理离婚登记时，被告故意隐瞒原告病情。而被告作为婚姻登记机关，未尽义务审查原告签署离婚协议且申请离婚登记是否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未进行必要的询问，草率做出准予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申请并办理离婚登记的决定，该决定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婚姻登记条例》之规定，被告颁发离婚证的行为违法，且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法请求撤销其作出的离婚登记行政行为，望判如所请。被告官渡区民政局辩称：一、民政局的登记行为有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1.被告为官渡辖区民政部门，具有婚姻登记法定职权。2.被告为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具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规定，被告已尽到审查义务，未违反登记工作要求。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时双方共同到场，出具本人的户口簿与身份证、结婚证、共同向婚姻登记机关表达离婚的意思表示，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等事务达成协议并签订离婚协议书，民政局审查了双方提交离婚的相关材料，并按程序进行了询问，对双方现场言行举止进行了观察和甄别，认定周燕玲与姚丕才意识清醒、能准确识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故民政局当场予以了登记，发给了字号为L530111-2018-001559号离婚证书，被告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过程中办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被告对于离婚登记申请人双方是否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审查为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按照通行的做法，离婚登记当事人如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般应由本人或近亲属予以说明，本人未说明，近亲属未到场，另一方离婚当事人也未说明的，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职责除审查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外，仅限于从表象去推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故民政局在为周燕玲与姚丕办理离婚登记过程中尽到了婚姻登记机构应尽的合理审慎义务和注意义务。二、周燕玲在离婚登记当日不存在精神障碍，据原告诉状所述，其于2013年被确诊存在精神障碍住院治疗。但其于6月4日病情好转出院，故不能推定出原告在2018年办理离婚登记时存在精神障碍。三、离婚登记不宜轻易撤销，离婚是一项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涉及身份伦理关系，离婚后，双方均有再婚的权利，如果法院判决撤销离婚登记行为，将对另组家庭的当事人存在难以救济的可能。第三人姚丕才述称：我认为不应该撤销离婚登记，周燕玲是患过精神障碍2013年住过院，但经治疗好转出院，双方还生育了二胎。离婚是周燕玲主动提出的，办理离婚登记时她精神状况是正常的。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常住人口登记表（周燕玲）。2.常住人口登记表（姚丕才）。3.姚丕才身份证复印件。4.周燕玲身份证复印件。5.结婚证（姚丕才与周燕玲）。6.离婚协议书。欲证明：（1）2018年9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共同到昆明市官渡区便民中心民政局离婚登记窗口，并根据规定向民政局出具了本人户口簿、身份证、本人的结婚证、双方的离婚协议等材料。（2）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向民政局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提交了双方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二组证据：7.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8.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9.离婚登记询问笔录。欲证明：（1）原告与第三人签署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对于“双方自愿离婚，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事项已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等内容以书面形式进行了再次确认和承诺，其上载明“上述声明和证件证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原告和第三人在该文件上分别签字捺印。（2）民政局工作人员对原告和第三人进行多次询问、通过其言行举止判断其属于理智思维清晰，并要求双方根据询问情况自行填写了书面《离婚登记询问笔录》，原告和第三人对于其“自愿离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患有精神抑郁或精神障碍方面疾病，能自主决定离婚事宜、对子女财产和债务等事项已达成一致意见、认真核对过离婚协议书、询问记录内容完全真实”等内容进行了再次书面确认。第三组证据：10.离婚证（周燕玲、姚丕才），欲证明：民政局经依法审查，确认周燕玲和姚丕才离婚登记申请材料齐全、双方不存在不予离婚登记的法定情形，同时查明双方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了一致处理意见，故依法当场予以登记，发给了离婚证。第四组证据：1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2.《婚姻登记条例》，欲证明：（1）官渡区民政局具有作为官渡区辖区民政部门，依法具有婚姻登记相关法定职权，有权为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2）民政局依法审查原告和第三人出具的材料进行充分询问以后，予以发结离婚证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民政局本案中的离婚登记行为符合法律实体规定和程序性要求。13.案例，证明实践中存在大量类似案例，法院认定此种情况下民政局的离婚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认可被告提交的第1、2、3、4、5项证据的三性。2、不认可第6项证据的三性，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观点，因该离婚协议书中子女的抚养，共有财产的分配及债务的分配，均明显表示对原告不利，如果是正常人是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此可以证实原告当时是精神有问题的。3、不认可第7项证据的三性，从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周燕玲是出于精神障碍中，被告没有依法履行审查的职责，不符法律规定。4、不认可第8项证据三性，不是周燕玲真实意思表示。5、不认可第9项证据的三性，从签字顺序来看，均是原告按照第三人的签署方式来签署，不是周燕玲的真实意思表示。6、不认可第10项证据的三性，因为该份证据是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做出的。7、第11、12、13项证据，不是民法上的证据原告方不予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以上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当时签署的时候没有人强制，是周燕玲自愿填写的。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结婚证；2.离婚证；3.离婚协议书。以上证据欲证明：（1）2005年1月27日，原告与第三人姚丕才登记结婚，2018年9月6日，二人在官渡区民政局登记离婚。（2）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对其自身明显不利的离婚协议，例如无两个孩子的离婚抚养权，承担婚后发生的债务。第二组证据：4.病历记录；5.病情证明书；6.就诊证；7.云南省精神并医院的门诊病历。以上证据欲证明：（1）2013年的3月份，原告相继在云南省各大医院进行诊治，并被诊断为精神障碍进行住院治疗。2013年6月4日，原告虽出院但并未治愈，仍需要依靠药物来进行治疗；（2）2018年12月12日，原告因病情复发，再次入住云南省精神病院进行治疗；（3）第三人作为原告的监护人，明知其有精神障碍的前提下，还隐瞒其病情办理离婚登记。第三组证据：8.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欲证明：经鉴定，周燕玲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周燕玲自2013年的7月2日至2019年的6月12日，一直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门诊复诊，并且被诊断为肝豆状核变性所致精神障碍，气质型、精神障碍、待排精神分裂症，并且在2018年的也就是在离婚登记手续办理之前，2018年7月26日还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M2A检查报告单显示脑桥双侧基底节区及脑丘脑双侧额叶皮质下白质区及侧脑室旁白质区，多发斑片脱髓鞘改变，结合病史，多考虑代谢性脑病。在鉴定意见的第四页分析说明中，明确地表述了出院后于2013年7月2日至2019年的6月12日，一直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进行复诊。从记载的内容来看的话，周燕玲的精神问题，包括她的脑病问题的话是一直跨越了婚姻存续期间一直到离婚这个时间节点。这也说明了周燕玲他的精神疾病实际上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治疗完毕。它的整个治疗期间时间很长，并且是跨越了办理离婚手续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因此被告办理离婚手续违反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认可第1、2、3项证据。二、认可第4、5、6、7项证据的三性，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一直处于精神障碍，只能证明在2013年原告有精神障碍，不能证明原告一直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三、认可第8项证据的三性，但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为第一原告所引用的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页第三项的内容并非鉴定结果，而是鉴定机构从资料当中所进行的摘要，且该摘要的表述并非客观情况。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应的病历本中无法体现其13年至19年一直在门诊复诊的情况。主要时间集中在2013年，2014年及2018年办完离婚证以后的下半年以及19年，该证据无法证明其覆盖了2018年9月6日当日的情况和状态，且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部分、结论部分也认定被鉴定人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而非一直无民事行为能力。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但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在2018年9月的时候，原告处于精神障碍期间。第三人姚丕才未提交证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在说理部分予以评析。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周燕玲与姚丕才原系夫妻，周燕玲2013年3月12日起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住院医治，2013年6月4日因病情好转出院。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诊断其为精神障碍。2018年9月6日，双方到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二人签署离婚协议书，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作了约定：两个子女姚杰中、姚皓中由姚丕才抚养，俊福花城聚福苑3-1-402房屋及云Ａ×××××车辆归姚丕才，婚后债务由女方周燕玲偿还，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名按印。双方在民政局工作人员询问人胡继红的询问下表示“1、你们双方是否自愿离婚”，二人均写“是”；“2、你们双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目前未患有精神抑郁或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能否自主决定离婚事宜？”，二人均写“是”，询问笔录载明“我们双方在此郑重声明：以上询问笔录内容完全真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双方在官渡区民政局监誓人胡继红监誓下填写了《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声明双方自愿离婚，离婚原因是感情破裂，对子女抚养、财产等事项已达到一致处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双方及监誓人胡继红在该声明书上签字。官渡区民政局对周燕玲与姚丕才的离婚登记申请进行了审查后出具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审查意见是“经审查，符合条件，准予登记”，二人及登记员胡继红在该审查表上签字。同日，官渡区民政局向二人颁发编号为Ｌ530111-2018-001559的离婚证。办理离婚手续后，二人均未再婚。2018年12月12日，周燕玲经云南省精神病医院门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9年5月6日，根据周燕玲的申请，并征求其近亲属意见，本院委托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对周燕玲办理离婚登记时的精神状态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9年9月27日，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云鼎[2019]精鉴字第12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周燕玲患肝豆状核变性所致精神障碍。（2）被鉴定人周燕玲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同时该中心出具《退件函》，表示无法对“周燕玲2018年8月至10月的精神状态及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一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12月24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南0103民特105号民事判决认定周燕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任兰珍为周燕玲的监护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于2018年9月6日为原告与第三人颁发离婚证（离婚证字号：国L530111-2018-001559号）的行为应否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了应判决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形，即要看行政机关做出该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首先本案被告昆明市官渡区民政局是具有依法履行婚姻登记行政职能的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办理离婚登记的法定职权。其次，该行政登记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第十三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扶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登记发给离婚证”，并参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十五条：“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条件是：……（三）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四）当事人持有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和第五十六条“婚姻登记员受理离婚登记申请，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分开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以及对离婚协议内容的意愿，并进行笔录，笔录当事人阅后签名。（二）查验本规范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证件和材料……（三）双方自愿离婚且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双方填写《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由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并按指纹；婚姻登记员作监誓人并在监誓人一栏签名。（四）夫妻双方应当在离婚协议上现场签名……”，故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应遵守上述规定，且申请离婚的当事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取决于官渡区民政局在作出涉诉离婚登记行政行为时对周燕玲的行为能力是否尽到审查职责。对于周艳玲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其行为能力的审查，在双方未向登记机关作说明及近亲属未申报的情况下，官渡区民政局仅能依据双方的言行举止，现场询问做形式审查，法律法规未规定登记机关对登记人的行为能力要进行实质审查及尽到到何种程度的审查义务，婚姻登记机关本身亦没有资质或能力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进行专业准确的鉴别。诉讼中原告申请对离婚时周燕玲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虽明确周燕玲在鉴定时间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无法确定在二人离婚当日周燕玲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官渡区民政局在二人均认可系因双方感情不和而协议提出离婚，且双方均承诺无影响民事行为能力的疾病的情况下，经审查认定双方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申请离婚登记时出具的材料符合离婚法定形式与要求，当场予以登记并发给离婚证，已尽到合理审慎的法定审查义务，并作出离婚登记行政行为并无不妥。至于周燕玲与姚丕才至于离婚协议是否合理及公平，不在婚姻登记机关审查范围。综上，官渡区民政局为周燕玲与姚丕才作出离婚登记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燕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燕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华人民陪审员 李 红人民陪审员 王绍英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 记 员 付 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