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386号原告：山东北斗星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西客站顺安路与烟台路交汇处西元大厦8楼。法定代表人：吕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荣，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丹丹，北京东卫（洋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亚太迪趣（巢湖）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巢湖市居巢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康小飞，董事长。被告：亚太迪趣（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李海宏，经理。被告：亚太迪趣（巢湖）码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巢湖市居巢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康小飞，董事长。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娟娟，山西驰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风志，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北斗星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公司）与被告亚太迪趣（巢湖）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文化公司）、被告亚太迪趣（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投资公司）、被告亚太迪趣（巢湖）码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码头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丹丹，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娟娟、风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斗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亚太码头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判令亚太文化公司、亚太投资公司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338万元，并支付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为631179.71元）；3、判令亚太码头公司对上述二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责任中的38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原告名下的亚太码头公司的股权（出资额为2500万元）变更登记至被告亚太文化公司名下；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5日，亚太码头公司成立，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注册资本5000万元。2015年4月3日，亚太码头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其中亚太文化公司认购8750万元股份，康小飞认购1250万元股份。2015年4月7日，亚太投资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关于亚太码头公司股权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1.1乙方愿受让甲方在目标公司（即亚太码头公司）的25%股份，甲方愿将该股份转让给乙方。该股份按一比一折价人民币2500万元转让。”2015年5月25日，亚太文化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署《亚太码头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甲方自愿将其持有亚太迪趣码头公司的2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自愿认购甲方转让的股权。”2015年4月17日、2015年5月22日，原告根据亚太码头公司的委托分两次向安徽长江河道测绘研究院支付了《测绘合同书》的合同费用各14万元，共计为28万元。2015年5月21日，原告向亚太投资公司账户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亚太投资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亚太码头公司股权转让款300万元。2015年7月9日，原告根据亚太码头公司的委托向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支付10万元。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亚太文化公司、亚太投资公司应当返还原告已经支付的338万元股权转让款，亚太码头公司应当就其委托原告支付的38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亚太文化公司的答辩意见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亚太文化公司与原告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真实有效，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涉案股权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并且变更登记亦已经完成，但原告现并未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原告要求变更登记的主张亦不能成立；2、现亚太文化公司并未收股权转让款，亦未委托其他第三方代收股权转让款，即亚太文化公司不负有返还义务；3、本案已经经过诉讼时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4月，而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和履行的时间发生在2015年4、5月间，从工商变更登记到原告提起诉讼已经时隔4年时间，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对自身的股东资格向被告提出任何质疑，被告认为原告在时隔4年后对被告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我国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4、被告认为公司法第141条的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此类规定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被告认为应当结合公司法第14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来理解如何适用该条款。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防止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通过违规的股权转让谋取不当利益，侵害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因此，本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之内不得转让，该条规定虽然限制了转让，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的法律后果为转让行为或合同无效，因此，本条款应当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根据合同法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在此种条件下，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判断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是依法有效的。被告亚太投资公司的答辩意见为：亚太投资公司并非原告主张确认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即亚太投资公司并非适格主体，亚太投资公司所收取的款项亦非基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款项，系亚太投资公司与原告基于其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款项。原告应当另案予以主张。被告亚太码头公司的答辩意见为，原告所支付的38万元系在其已经被登记为亚太码头公司的股东后支付的，且系勘验费用，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且码头公司亦非本案适格主体。经审查，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一、2015年4月7日，亚太投资公司作为甲方与北斗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亚太码头公司增资后现注册资金1亿元，经双方协商，乙方愿受让甲方在目标公司的25%股份，甲方愿将该股份转让给乙方。该股份按一比一折价人民币2500万元；甲乙双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60日内完成股份变更登记及股资支付。2015年5月25日，亚太文化公司（甲方，转让方）与北斗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亚太码头公司的25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认购甲方转让的股权。亚太投资公司在庭审中述称2015年4月7日《合作协议》和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实质性内容上是一致的。因在北京进行的磋商，且亚太投资公司系亚太文化公司的母公司，所以亚太投资公司与北斗公司签订了4月7日的《合作协议》，因为亚太文化公司是亚太码头公司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后续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继而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5月21日，北斗公司向亚太投资公司支付投资款300万元。亚太投资公司述称基于其系亚太文化公司的母公司，故其在收取了北斗公司的上述款项后，并未将上述款项再行支付给亚太文化公司。2015年5月25日，亚太投资公司向北斗公司出具收据，对于北斗公司所支付的300万元的款项性质确认为亚太码头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二、亚太码头公司工商档案中显示：亚太码头公司登记设立于2014年12月5日。2015年5月25日，亚太码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决议内容包括亚太码头公司原注册资本10000万元是有亚太文化公司8750万元（实物出资，期限为：一年）和股东康小飞1250万元（实物出资，期限为：一年）；现股东亚太文化公司将2500万元股份转让给北斗公司。转让后，公司股份分配为：股东亚太文化公司6250万元（实物出资，期限为：一年）、股东康小飞1250万元（实物出资，期限为：一年）、股东北斗公司2500万元（现金出资，期限为：一年）。亚太文化公司、康小飞以及北斗公司在该决议上签字、盖章。2015年6月，北斗公司已经依据上述变更登记材料被变更登记为亚太码头公司的股东。三、2015年4月16日，亚太码头公司与安徽长江河道测绘研究院签订《测绘合同书》，合同费用为28万元。2015年4月17日和5月22日，北斗公司向该研究院共计汇款28万元。2015年7月9日，亚太码头公司委托北斗公司支付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10万元。同日，北斗公司向安徽省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汇款10万元。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亚太码头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测绘合同书》、汇款凭证、收据、委托书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对于该条法律规定的理解，北斗公司主张该条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在亚太文化公司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下，亚太文化公司与北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属无效。亚太文化公司则认为上述法律规定系管理性规定，故亚太文化公司与北斗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必然无效。本院的意见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亚太文化公司作为亚太码头公司的发起人，其在持有亚太码头公司的股权不满一年的情况下将股权转让给北斗公司，其上述转让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但并不导致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归于无效，本院作出上述认定的理由为：首先，从请求权基础的法益是否超过合同自由判断，本案中，北斗公司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权基础系《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该条法律规定系对目标公司发起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股权的限制，而发起人与股份受让人之间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并不受上述法律规定之约束，即上述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北斗公司与亚太文化公司之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双方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因亚太文化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而导致协议被确认无效。其次，从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判断。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内容，其法益系保护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及公众（即在股份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的情况下）的利益，防止发起人利用设立公司进行投资活动和逃避发起人责任。本案中，目标公司亚太码头公司系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该类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亦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而在上述股权转让的过程中，亚太码头公司的其他股东对于亚太文化公司转让涉案股份的行为亦不持异议。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虽然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订立时，亚太文化公司的转让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中关于发起人转让股份期限的规定，但协议订立后，实际并未产生侵犯该条法律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的法律后果，即从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层面亦不能认定双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被确认无效的情形。第三，从保护交易安全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的角度进行判断。本案中，在北斗公司与亚太文化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即在工商登记部门完成了股权的变更登记，即亚太文化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合同义务，北斗公司亦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对价款。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近4年后，北斗公司向法院起诉主张要求确认其与亚太文化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结合协议履行情况，北斗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存在影响交易安全之嫌，基于对交易安全之保护，北斗公司要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之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本院对于北斗公司以亚太文化公司在转让股权时违反了转让期限之规定而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对股权进行变更登记以及返还价款之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北斗公司要求被告返还的款项中有部分款项（38万元）并不属于北斗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的对价款，故亦不属于本案审查之范围。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东北斗星辰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89元，由原告山东北斗星辰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自动放弃上诉的权利。审 判 长  文 潇人民陪审员  陈书芳人民陪审员  孟 燕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郭锶渊书 记 员  陈凯枫书 记 员  赵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