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502民初487号原告：吴友根。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森林，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菊平。被告：重庆海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4号2-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86214504Y。法定代表人：李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洪登，重庆市人，汉族，该公司员工。被告：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崮山路7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7131860。法定代表人：顾春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辉，江西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同道文体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职业教育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32254510XP。法定代表人：冯轩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权，江西平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红，江西平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吴友根（下称原告）与被告付菊平（下称第一被告）、重庆海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第二被告）、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第三被告）、江西同道文体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第四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森林、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洪登、第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小辉、第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权、邓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劳务工资款20692元人民币，并支付迟延付款利息1249.28元[20692元×万分之1.75/日×345天（自2019年1月25日起算至2020年1月5日止，利息应算至四被告付清全部欠款时止）]，以上共计21491.2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四被告因建设仙女湖汽车产业工业园工程项目，发包给第三被告承建，第三被告承包后又将建筑劳务业务分包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分包后，又请第一被告承接劳务业务，第一被告承接后，又请原告等众多农民工为建设工程项目提供劳务。原告自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在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建筑工地做木模工，截止2018年1月6日，经第一被告核实，拖欠原告劳务工资28000元。由于农民工被欠薪，便群体性地到市政府上访，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19年1月18日在市人社局、公安局，仙女湖公安局、汽车文化产业园等部门的见证下，由四被告达成了《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共拖欠200多名农民工工资355万元，由第二、三、四被告在2019年1月25日前付款250万元(占总额的72％)，应付原告20160元，在履行期间期满后，三被告只付了原告7308元，占应付金额的26.1％，现仍欠20692元。经多次催讨无果。四被告的欠薪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被告辩称，我与第二、三被告没有合同关系。当时来做赛道时，让我们先把小赛道做好，如果可以的话就签订合同。现在小赛道没有做好，就将我们清走，经结算欠我们201万元左右。原告是我叫去做事的，我们没有合同关系。第二被告辩称，我们与原告也没有合同关系，包括与第一被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第三被告辩称，第三被告是合法承建案涉项目，并将其中的劳务部分合法分包给具有资质的第二被告，不具有违法分包、转包关系，第三被告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四被告辩称，第四被告作为涉案项目的开发商，将涉案建设工程发包给具有承建资质的第三被告，双方在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由第三被告承建卡丁车赛车场核心功能建筑工程，该工程包含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全部砌体、抹灰等工程，而后第三被告将本案涉案工程的建筑劳务业务分包给第二被告，第二被告又雇请第一被告作为施工队的包工头，其中原告为第一被告的施工队成员。由此可见，原告是作为第一被告施工队成员，并不与第四被告发生任何关系，第四被告根本不认识原告。其次，第四被告将涉案的工程发包给具有资质的承包商即本案的第三被告，该发包行为不属于违法分包、发包的情形，也即不应当突破劳务合同的相对性而要求第四被告承担责任。本案原告也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实际施工人，不适用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法律规定，不得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最后，本案第三被告承包第四被告的建设工程，因其中途撤场，第四被告就其已完工程量作出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为9172026.46元（有江西中磊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佐证），共计支付了1287万元（有相关付款凭证）。由此可以看出，第四被告并未拖欠承包方相关的项目款项，不存在相关规定中所述的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第四被告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综上，第四被告系将建设工程项目合法发包，并未违法发包、转包，发包后也未欠付第三被告的工程款，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也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经审理查明，第四被告建设新余市“仙女湖国际汽车文化体育产业园卡丁赛车场”工程项目。第四被告与第三被告于2016年4月27日签订了一份关于“仙女湖国际汽车文化体育产业园卡丁车赛道工程”(下称“赛道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为TD-SG-2016-04-11-01)。后来根据卡丁车赛车场建设的整体性要求，双方于2016年6月26日在“赛道工程”施工合同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合同，第四被告将卡丁车赛车场核心功能建筑工程（下称“房建工程”）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全部砌体、抹灰、楼地面、屋面、防水、给排水、强电、消防、通风、外立面装饰、机电安装等工程(设计蓝图未明确的弱电和室内精装、室外总体、电梯安装分项工程除外)发包给第三被告承建，该补充合同价款1596万元。2016年9月11日，第二、三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第三被告将“房建工程”的劳务施工分包给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将劳务分包第二被告后，第二被告请了四川、重庆的部分农民工为建设工程提供劳务，第三被告又请第一被告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新余等地的农民工为建设工程项目提供劳务。汽车产业园由第三被告的项目经理袁佳在现场负责管理，包括原告和第一被告等施工人员的工作服、帽子都由第三被告提供。第一被告在工地负责记工等，并将原告等人的银行卡统计至第三被告，由第三被告直接向原告等人发放了部分工资，第一被告没有抽成。因第四被告拖欠第三被告工程款，第三被告做到50%多时中途撤场，原告等人的工资被拖欠未付。第四被告后来另请第三方继续完成施工。原告自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在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建筑工地做木工，工资共39550元，第三被告向原告发了工资5860元。截止2018年1月6日，经第一被告核实欠薪农民工工资，并制作欠薪登记表，其中拖欠原告工资28000元。2019年1月18日，在新余市劳动监察局、新余市公安局、仙女湖公安分局、汽车文化产业园等部门的见证下，各被告达成《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议书》，第一被告和戴绍清作为农民工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第三被告代表人周锋、第二被告的代表人唐洪登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第四被告没有盖章或者代表签字，但第四被告也安排员工到场。按照协议约定，经几方初步核算，确定拖欠200余名农民工工资355万元，由第二、三、四被告在2019年1月25日前付款250万元至新余市劳动监察局的专用银行账户，其中第四被告出资75万元占30%，第三被告出资125万元占50%，第二被告出资50万元占20%。2019年1月31日，第三被告转账125万元至新余市劳动监察局的专用银行账户，第二、四被告没有按协议转款，但第二被告说明其另付了四川、重庆等地农民工工资。后新余市劳动监察局按比例将该125万元分给各农民工，原告分得7308元，原告仍有20692元工资没有清偿。另，第三被告撤场后，第四被告自行委托江西中磊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被告建设的“房建工程”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第三被告建设的“房建工程”工程项目价款为9172026.46元。第四被告提供借款协议、借条、付款凭证等，证明：第四被告共向第三被告支付900万元工程款；第二被告共向第四被告借款人民币495万元，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后归还了190万元，尚有305万元未还；第二被告的委托人蒋小伍以个人名义共向第四被告借款人民币87万元，亦是用于解决工地农民工工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18日在新余市劳动监察局、新余市公安局、汽车文化产业园见证下由各被告达成的《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议书》、欠薪登记表，第二被告提交的《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议书》，第三被告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一份、付款凭证一份，第四被告提交的“房建工程”的补充合同一份、江西中磊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借款协议书3份、银行回单4张、借款3张、银行回单10张、卡丁车赛场房建工程款支付确认函1份、综合凭证3张、结算业务申请书2张，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属劳务合同纠纷。关于第一、二、三被告的责任问题。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第三被告承包涉案工程后，将劳务分包给第二被告，而原告等人是由第三被告请第一被告召集来工地做工，第三被告还直接向原告等人发放工资，第二被告又向第四被告借款支付农民工工资，由此可以看出第二被告并不是完全的劳务分包，第三被告还在管理劳务。且从政府部门组织达成的协议书亦可看出，第二、三被告是作为原告等农民工的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第三被告后来也按协议支付125万元，承担了其应尽的责任。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见下文引用），第三被告作为分包企业也应对工程项目所招用的农民工承担直接责任。故第二、三被告应对项目所招用的农民工承担直接责任，共同向原告等人支付劳务费。原告等人虽然是第一被告召集去，但第一被告没有与第二被告或者第三被告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和原告等人签订劳务合同，第一被告是作为农民工代表，而不是原告等人的劳务承包人，第一被告在其中也没有扣留原告的工资，故第一被告对原告的劳务费不承担支付责任。关于第四被告的责任问题。第四被告虽然未在政府部门组织达成的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但协商之时第四被告有人来到现场，第四被告对协议内容知晓。第四被告举证证明第三被告的“房建工程”只做了917万余元，而其已向第三被告支付900万元工程款，且第二被告还有借款，其没有拖欠工程款，但第三被告提出其还承建了“赛道工程”，第三被告是将二个工程合在一起，第四被告并没有证据证明付清了第三被告所有的工程款，第三被告中途撤场原因还是因第四被告拖欠工程款。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规定：“...（三）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企业对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督促各类企业严格依法将工资按月足额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将工资发放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包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下同）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分包企业（包括承包施工总承包企业发包工程的专业企业，下同）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第四被告在没有付清第三被告工程款的范围内应对原告工资承担先行垫付责任。关于利息问题。2019年1月18日在政府部门的见证下，原告等农民工与四被告达成了《仙女湖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各被告应在2019年1月25日支付农民工工资250万元，但只有第三被告支付了125万元，没有付清农民工工资，使得原告等农民工产生了利息损失，各被告应从2019年1月26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但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迟延付款利息，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海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友根支付劳务工资20692元，并支付以20692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从2019年1月26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江西同道文体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垫付责任；三、驳回原告吴友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元，由被告重庆海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江西同道文体开发有限公司在欠付被告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垫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润根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郭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