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1民初466号 原告董理，男，196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红祥，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宏，吉林创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晨锐，男，198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盛男，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倩倩，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董理因与被告朱晨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红祥、王彦宏，被告朱晨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盛男、赵倩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董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第一，请求被告朱晨锐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700万元，支付约定借款利息人民币984万元（剩余利息从2019年5月19日至上述本息还清时止，利息按本金的30%计算）；第二，请求被告朱晨锐承担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及理由：2012年10月19日，董理与朱晨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朱晨锐从董理处借款人民币700万元，借款期限两年，借款利息每年按本金的30%计付。董理依据借款合同在2012年10月19日当日打款三笔共计人民币700万元。朱晨锐在2014年4月4日至2018年12月20日期间偿还董理利息共计402万元。董理认为朱晨锐的信誉一直良好，截止至2019年5月19日，朱晨锐累计欠董理本金人民币700万元及利息984万元。后在董理多次向朱晨锐催讨的情况下，朱晨锐至今未偿还。董理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 被告朱晨锐答辩称，请求驳回董理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第一，诉争款项并非朱晨锐借款，而是董理投资到长春中艺艺术实验学校（以下简称艺术学校）的投资款。董理与朱晨锐长期存在生意合作和资金往来关系，2012年10月，经董理及案外人张亮与吉林省亿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亿达公司）联络磋商后，朱晨锐、董理对外以朱晨锐的名义共同投资艺术学校，其中董理出资700万元，朱晨锐出资800万元，共投资1500万元购买学校全部股份，并由朱晨锐作为代表与亿达公司、艺术学校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董理是艺术学校的隐名股东，其后也数次参与学校的管理并商谈股权转让事宜。2015年11月合同转让协议书通过法院调解解除后，亿达公司返还投资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600万元。因董理当时声称其需要生意周转资金，朱晨锐便将该1600万元全部转入董理账户，至此董理已全额收回其投资款并向朱晨锐负债。第二，案涉借款合同非朱晨锐与董理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因长春市教育局不予核准艺术学校股权变更，致使朱晨锐与董理、张亮的投资目的不能实现，2015年10月，亿达公司将朱晨锐诉至长春市朝阳区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转让协议书。收到法院传票后，董理称可以主张高额的赔偿，与朱晨锐协商签署案涉借款合同并约定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利息，签署借款合同并约定高息的目的是虚增朱晨锐的融资成本以便主张亿达公司支付赔偿款。虚假的借款合同签署后，董理将合同拿走，借款合同虽落款2012年10月19日，但该份合同实际签署于2015年10月。与亿达公司经法院调解解除合同后，董理并未将借款合同返还，声称其已将借款合同撕毁，事隔多年后却拿出这份假合同起诉朱晨锐，系虚构事实、恶意诉讼。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借款合同并非朱晨锐与董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双方在2015年10月为了多向亿达公司索要投资款项而签署，是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属无效法律行为。第三，案涉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董理主张朱晨锐向其支付了402万元利息不符合事实。朱晨锐与董理存在多笔资金往来，然而无论从转账时间还是转账金额，没有任何一笔能体现出以7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30%偿还利息的规律，这也可看出双方根本不存在借款700万、按年利率30%给付利息的真实约定。此外，除案涉700万以外的其余多笔大额资金往来均无借条，也体现不出还息规律，也可佐证朱晨锐与董理长期以来建立了互相信赖的合作关系，常有互相资金拆借行为，但并无给付利息的习惯。第四，董理尚欠朱晨锐500万元，朱晨锐保留起诉追偿的权利。2015年1月26日朱晨锐转给董理的1600万元转款中，除返还董理的投资款，还含有朱晨锐出借给董理的款项，之后董理也陆续向朱晨锐借款，董理共欠朱晨锐500万元。第五，董理起诉属滥用诉权、恶意诉讼。 原告董理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借款合同，证明董理于2012年10月19日出借给朱晨锐700万元，借款期限两年，利息为本金的30%；证据2.转账凭证，证明董理于2012年10月19日按照借款合同分三笔（100万、500万、100万）转给朱晨锐700万元。第二组证据：董理与朱晨锐及朱晨锐指定的交易账户的转账凭证，共计27笔，借款总额为2633万元，包含本案的700万元。第三组证据：微信记录，证明截至2018年11月30日，朱晨锐承认借款700万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长春市洺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基本信息，证明朱晨锐借款买劳斯莱斯，欠款直接打入长春市洺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孟令会和聂殿三的卡里，共计660万元，其中包含转账630万元、现金30万元。第五组证据：2011年12月10日董理通过建设银行转给朱晨锐157万元的银行流水凭证、董理通过工商银行转给朱晨锐100万元、143万元的银行流水凭证，证明购买土地未成功，退还本金400万元，这400万是朱晨锐于2012年2月4日向董理转款的400万元。 被告朱晨锐对原告董理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5年，签订背景是双方为在另案当中主张更高的索赔额而签订的虚假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借款事实、借款期限、借款金额均未发生；对证据2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款项并非双方借款，而是双方为了共同购买艺术学校股权，董理将款项转入朱晨锐账户，由朱晨锐代为支付至出让方。对于第二组证据，除700万元外，其他银行记录与本案无关，其中，有原件的对朱晨锐的转款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董理向聂殿三、孟令会、张亮、宫宝才转账记录与朱晨锐无关，不予质证。对董理的全部转账记录，仅认可董理向朱晨锐、李明阳、李平转账金额1612万元，无转账记录的现金付款不予认可，虽然董理提供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但我方可以稍后提供朱晨锐整理的向董理转账的部分记录，证明朱晨锐向董理转账的金额远超过董理向朱晨锐转账的金额，朱晨锐不存在欠款事实。具体来讲，对于第一笔至第六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第七笔其中50万元认可，1万元因没有流水不认可，朱晨锐没有收到该款项，对于第八笔由于董理未举证，不予认可，没有收到，对于第九、十笔是向案外人转账与朱晨锐无关，不予质证，不予认可，对于第十一笔非向朱晨锐转账，董理提供的银行流水没有对手信息，且朱晨锐未收到，对于第十二、十三笔与朱晨锐无关，不予质证，没有收到，对于第十四笔、第十五笔认可，对于第十六、十七笔与朱晨锐无关，不予认可，没有收到，第十八笔认可，第十九笔未显示对手信息，非向朱晨锐转账，朱晨锐未收到，第二十笔与朱晨锐无关，没有收到，第二十一笔至二十七笔认可。对第三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朱晨锐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无法体现董理关于朱晨锐向其借款700万元的主张，且是否是原始记录，是否有删节不清楚。对于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于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工商银行的两笔转款从证据上无法体现是向朱晨锐转账，同时该款项与本案争议无关，对于建设银行款项表示收到，但此笔款项不在我们认可的1612万元内。 被告朱晨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2年10月17日合同转让协议书，证明2012年10月经董理及案外人张亮与亿达公司联络磋商后，董理、朱晨锐以朱晨锐名义共同投资艺术学校，与亿达公司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证据二，朱晨锐银行账户明细，证明朱晨锐于2012年10月19日收到董理转入的700万元后，分别于当日向亿达公司转出300万元、于2012年10月25日向亿达公司股东田云转出400万元，董理转入的700万元全部投资到艺术学校；证据三，关于因建设教育综合楼偿还贷款而向教工借款到期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提到2013年1月董理曾组织审计人员核查艺术学校账目以及董理、张亮多次与学校商谈出售股权，证明董理为艺术学校的股东且曾参与过管理，其向朱晨锐转账的700万元全部用于购买艺术学校股权；证据四，情况说明，证明问题与证据三一致；证据五，亿达公司诉朱晨锐的民事起诉状，证明董理举证的借款合同签订的背景，因艺术学校股权变更未通过长春市教育局核准，艺术学校股权转让目的不能实现，亿达公司将朱晨锐诉至朝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转让协议书，收到法院传票后，董理称可以主张高额的赔偿，与朱晨锐协商签署案涉借款合同并约定每年30%的利息，签署借款合同并约定高息的目的是虚增朱晨锐的融资成本以便主张亿达公司支付赔偿款，以此进一步佐证董理主张的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15年；证据六，（2015）朝民初字345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经朝阳区人民法院主持，亿达公司、朱晨锐与艺术公司达成协议，解除合同转让协议书；证据七，朱晨锐银行账户明细，2015年11月25日亿达公司退还董理、朱晨锐的投资款及利息共计1599.6500万元，次日朱晨锐便将该款项1600万元转至董理妹妹董思杞账户内，朱晨锐将其与董理两人收回的全部投资款均交付董理，董理的投资款全额收回，且向朱晨锐负债，截止目前，董理尚欠朱晨锐500万元，亿达公司付给朱晨锐的1599.65万元是1600万元减去双方诉讼费7022元由该案原、被告各承担一半以后得出的金额；证据八，转账记录十笔，其中第一款是2012年2月4日通过朱晨锐工行账户向董理转账400万元，其余款项是通过朱晨锐建行账户向董理转账共计2085万元，证明朱晨锐不存在欠款事实，朱晨锐仅梳理了其对董理转账的部分转账记录，但金额已远超董理向朱晨锐的转账金额，根据该流水，截至2015年11月26日，朱晨锐向董理至少转账2300万元，截至目前，朱晨锐向董理至少转账2485万元。 原告董理对被告朱晨锐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购买亿达公司是事实，不是以朱晨锐名义，是朱晨锐、董理和张亮三方股东共同协商购买亿达公司投资的艺术学校；对于证据二没有异议，我知道朱晨锐收到700万元以后把钱转给亿达公司了；对于证据三和证据四，我认为和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字，我承认我曾经是艺术学校的股东；对于证据五，对亿达公司起诉朱晨锐我不知情，朱晨锐所述约定高额利息与事实不符，我知情的情况是艺术学校出售，当时和亿达公司的转让合同都保管在我这里，我说如果亿达公司提出回购要有合同，2012年我们投资，我承认是2015年签署的署名为2012年10月16日的借款合同，朱晨锐在2015年和我提出学校要出售，我说必须有合同和金额，在出让的时候，不出具任何的合同和资金情况，所以我基于重大资产的问题，我保存的是购买学校的合同，因此我和朱晨锐协商，我不清楚学校卖多少钱，关于学校的资产构成，学校有建筑面积约26000平方米的校舍，按照房屋基本定价2000元每平米，我和朱晨锐、张亮持有学校76%的股份，未经过我和张亮同意，也没有评估的情况下，朱晨锐口述76%的股权价值1600万元，与真实价值有巨大差异，我不信任朱晨锐和我陈述的学校售价，所以我和朱晨锐2015年重新签订的借款合同，将我前期的投资转化为借款计算；对于证据六和证据七，调解书不知情，董理已经退出艺术学校，此调解书与董理无关，董理收到1600万元款项是由于朱晨锐欠董理款项，截至朱晨锐还款1600万元时，朱晨锐欠董理1388万元，多余的212万元是作为本案700万元的利息，还款日期是2015年11月24日；对于证据八，董理认可朱晨锐提交的第一笔转款，但该笔款项不是还款，而是用来买土地钱款的返还，对于其他真实性无异议，董理表示均已收到。 朱晨锐向本院申请调取长春市监察委员会关于2019年市国土局李广武违规办理艺术学校产权违纪案卷宗中对董理、张亮及朱晨锐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董理已经收回700万元投资款，其主张投资款转换为借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朱晨锐的申请调取了该案中关于董理、张亮及朱晨锐的询问笔录，共计五份，其中董理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后来王祖良在2015年的时候，把我和朱晨锐出资的1500万，加了100万左右的利息，总计1600万元退给我俩了”。董理对上述五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其表示收回的不是借款合同的700万，是偿还前期董理借给朱晨锐的借款。 经审理查明，董理与朱晨锐系朋友关系，双方多年来存在多笔经济往来。2012年董理与朱晨锐以朱晨锐的名义共同向亿达公司购买艺术学校的股份，董理出资700万元，朱晨锐出资800万元。朱晨锐于2012年10月17日与亿达公司、艺术学校签订合同转让协议书，约定亿达公司将其与艺术学校的合作办学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朱晨锐。董理于2012年10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朱晨锐转款1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共计700万元，朱晨锐于当日向亿达公司转款300万元，并于2012年10月25日向案外人田云转款400万元，朱晨锐称田云系亿达公司股东，董理认可其知晓朱晨锐将其出资的700万元转给亿达公司。后朱晨锐与亿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实现，亿达公司起诉朱晨锐解除合同转让协议书，该案经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解除该合同，诉讼费用减半收取为7022元，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即3511元。2015年11月25日，亿达公司向朱晨锐转款1599.6500万元，将朱晨锐与董理的投资款及利息100万元扣除诉讼费用转给朱晨锐，朱晨锐次日将1600万元转给董理的妹妹董思杞账户，董理表示其收到朱晨锐向其支付的退股款1600万元。2015年，董理与朱晨锐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19日，合同约定朱晨锐于2012年10月19日从董理处借款人民币700万元，借款期限二年，每年利息是本金的30%，共计1120万元，朱晨锐如无力偿还将用艺术学校其持有的全部股权作为抵押给予董理。朱晨锐称该借款合同系双方为虚增朱晨锐的融资成本以便向亿达公司主张高额赔偿款而签订的，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双方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属无效法律行为；董理认可双方倒签借款合同行为，其称签订该借款合同的目的是其将前期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但其对于其与朱晨锐如何将该700万元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协商过程并未作出合理说明。关于朱晨锐转款给董理的1600万元，董理称该1600万元系朱晨锐偿还之前欠董理的借款，本案的700万元借款尚未清偿，董理在证据交换时称朱晨锐向其转款1600万元时，朱晨锐欠其1388万元，余212万元系本案700万元的利息，后其在一审庭审时称该1600万元是朱晨锐向董理偿还之前的借款，包含本金1400万元左右，利息200万元左右，没有剩余，后又更正为该1600万元包含了本案700万元的利息212万元，而董理在起诉状中称朱晨锐在2014年4月4日至2018年12月20日期间，共计偿还董理利息402万元，董理在一审庭审时表示其起诉状写错了，朱晨锐已还利息应为297万元，董理称其并未要求朱晨锐按月偿还利息，除212万元利息之外，朱晨锐共计还息三次，分别为2017年11月30日还息45万元、2018年12月13日还息30万元，2018年12月20日还息10万元。董理未向法庭提交其与朱晨锐就往来款项的结算，且除本案借款合同外，董理并未提交其与朱晨锐之间就往来款项有关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朱晨锐表示其在向董理转款1600万元时，董理并未提出过对双方就之前经济往来进行结算，并称由于董理生意周转需要资金，其向朱晨锐借款，其中700万元系返还董理的投资款，余900万元既包含朱晨锐向董理的还款，亦包含董理向朱晨锐的借款。在签订该借款合同时，董理表示其已知晓其与朱晨锐投资艺术学校的股权不能实现。 另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朱晨锐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董理返还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并自2019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反诉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董理承担。因朱晨锐称其与董理未进行最终结算，朱晨锐于2019年12月19日书面请求撤回其对董理的反诉请求。合议庭经评议，认为朱晨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准许被告朱晨锐撤回反诉请求。 本院认为，董理主张案涉借款合同系其与朱晨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700万元借款系由其与朱晨锐共同出资向亿达公司购买艺术学校的股权转化而来，而朱晨锐主张案涉借款合同并非其与董理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双方为在另案中向亿达公司主张高额赔偿款而合谋虚增朱晨锐的融资成本而签订。 （一）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董理于2012年10月19日向朱晨锐转款700万元用于购买艺术学校股权的投资款，是否于2015年双方签订借款合同时转化为借款。首先，董理、朱晨锐均认可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5年，但落款处为2012年10月19日，属于倒签合同，而董理在起诉状称该借款合同签订于2012年10月19日，合同中并未体现本案借款系由投资款转化而来，且董理对于其与朱晨锐如何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的协商过程亦未作出合理说明；其次，董理与朱晨锐均投资购买艺术学校的股权，虽然二人系以朱晨锐的名义与亿达公司签订协议，但在面临购买艺术学校股权不能实现时，双方约定将董理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按年利30%计息，自2012年10月19日起至借款合同签订之日的利息已高达600余万元，即朱晨锐在其本人不能实现股权的情况下向董理高额负债，不符合其作为理性投资人的判断；再次，董理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认可其已知晓朱晨锐对艺术学校的股权不能实现，却仍以朱晨锐对艺术学校的股权作为抵押，不符合常理；第四，根据董理的主张，其系于2015年将其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但董理在起诉状称朱晨锐于2014年4月4日开始偿还利息，即在二人尚未就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之前，朱晨锐便开始偿还利息，于理相悖；第五，董理对于朱晨锐偿还利息的陈述多次矛盾，庭审中亦多次反言，董理在起诉状中称朱晨锐已向其还息402万元，其在证据交换时称朱晨锐已还息297万元，其中212万元包含在朱晨锐向其给付的1600万元中，董理在庭审过程中先称朱晨锐向其给付的1600万元均系偿还朱晨锐之前欠董理的借款，不包含本案利息，后又更正为包含本案利息212万元，并称其起诉状写错了；第六，即使如董理所述，朱晨锐已还息297万元，即2015年11月26日还息212万元、2017年11月30日还息45万元、2018年12月13日还息30万元，2018年12月20日还息10万元，但从偿还时间和偿还数额上看，均无法体现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利率，亦无任何规律性；最后，朱晨锐在收到董理的投资款之后即将款项转给亿达公司，在亿达公司退回二人投资款的次日，朱晨锐便将投资款返还给董理，董理在长春市监察委员会的笔录中认可朱晨锐已向其返还投资款，朱晨锐并未占有使用该资金。而根据朱晨锐提交的证据及其抗辩，其陈述更具合理性，朱晨锐向法庭提供了其与亿达公司、艺术学校签订的合同转让协议书，以及其与亿达公司在另案中的起诉状、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证明董理与朱晨锐于2012年共同向亿达公司购买艺术学校的股权，在购买未果的情况下，经法院调解，亿达公司于2015年将购股款、利息扣除该案诉讼费用后返还给朱晨锐，朱晨锐将退股款返还给董理，朱晨锐与亿达公司的另案纠纷时间恰好与董理、朱晨锐倒签借款合同的时间相吻合，同时也解释了二人倒签合同的行为初衷。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董理主张的投资款转化为借款，董理与朱晨锐倒签借款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二）关于朱晨锐是否就诉争的700万元向董理负返还义务。由于董理认可朱晨锐已向其返还投资购股款1600万元，虽然其称该款系朱晨锐偿还之前其向董理的借款1388万元，但董理并未提交双方关于之前经济往来的结算凭证，亦不能提交其与朱晨锐之间就1388万元有关借贷合意的相关证据，且董理在庭审时称朱晨锐在向其给付1600万元时，其与朱晨锐就该款项的性质并未进行协商，故该1600万元中的700万元仍应认定为是朱晨锐向董理返还的投资购股款，现董理的投资款已结清，朱晨锐就该款项已不再向董理负返还义务，对董理的上诉，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理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28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董理负担。反诉费23491元减半收取为11745.50元，由被告朱晨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明 审 判 员  杨 洋 人民陪审员  太清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