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04行初155号 原告：余某，女，201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衡南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9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衡南县云集镇黄金路。 法定代表人：李军，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明，系衡南县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懿，湖南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衡南县云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衡南县云集镇泉梓路。 法定代表人：周才辉，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系该镇国土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亿，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轩，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维平，系该居委会支部书记。 原告余某诉被告衡南县人民政府（下称衡南县政府）及第三人衡南县云集镇人民政府（下称云集镇政府）、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称东屋社区居委会）给付住房补贴款一案，于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2月16日向被告衡南县政府及第三人云集镇政府、东屋社区居委会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某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被告衡南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明、李懿，第三人云集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李亿，第三人东屋社区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维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某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衡南县政府支付原告应得的住房补贴款120800元。事实与理由：应城市发展需要，被告组建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下称棚改指挥部）并委托云集镇政府承担云集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有房屋拆迁补偿工作，对原告所在的东屋居委会房屋进行征收拆迁。原告与外公、外婆、母亲、阿姨、舅舅共同居住的房屋被拆除，被告赔偿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六人房屋拆迁补偿款，却未依国家政策和征收拆迁的规定，为原告发放120800元的棚改项目集体土地上住房拆迁货币补偿中应享有的住房补贴。 原告余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户籍资料、身份证，证明原告系衡南县组民，为农业家庭户口；原告所在户口家庭成员包括母亲刘某、外祖父刘少清、外祖母贺仁英、阿姨刘梓毅、舅舅刘梓文，户主为刘少清，均系衡南县组民； 2、城乡居民医保单、缴费单，证明原告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参加了衡南县城乡居民医保； 3、住房补贴申请审批表，证明原告与其他家庭成员申请住房补贴的事实； 4、关于申请补助棚改房住房补贴款的报告、证明及存单，证明原告的母亲在衡南县分了田地并负担了农业税，原告从出生就一直与其母亲及其他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衡南县盖章证明，认可原告及其母亲刘某享有住房补贴权利，原告母亲刘某领取到了120800元房屋补贴款； 5、住房补贴人口审核结果公示、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证明被告委托第三人云集镇人民政府承担所有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工作，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住房补贴对象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第三人云集镇政府下属的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临时机构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公布的住房补贴人员名单没有原告及其母亲的名字，至今没有认定原告享有住房补贴的权利，也没有发放住房补贴给原告。 被告衡南县政府答辩称：一、2018年9月12日，涉案被征收房屋所在的东屋居委会初查认定原告不能列入住房补贴发放对象；棚改指挥部2018年10月26日及2019年1月10日公布的棚改项目集体土地上住房拆迁货币补偿中享有住房补贴人口申请公示及人口审核结果公示均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在起诉状中也称2019年3月18日棚改指挥部最终公示的名单也没有原告的名字，可以认定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刘某最迟于2019年3月18日即知晓了衡南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至2019年12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二、（1）原告余某母亲刘某2016年9月9日与余龙登记结婚，原告余某2016年12月17日出生后户口虽然随其母亲落户于东屋居委会，但一直随其父母居住在衡阳市雁峰区户居住生活，未享受任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和履行过村民义务，生活来源并非依赖村集体土地。原告余某不具有被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征收的涉案房屋产权权利人为原告余某的曾外公刘和均（已故）及曾外婆李茂莲，李茂莲夫妇育有长子刘少清（原告外公），次子刘景红，该二人均已分别立户，原告与刘少清登记在一起。涉案房屋的实际继承人为李茂莲、刘少清、刘景红，原告余某不是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3）原告余某及其母亲虽然户口挂在刘少清户，但随母亲刘某与父亲余龙在衡阳市户房屋生活居住，不符合本次棚改征收房屋货币安置补偿对象的条件。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衡南县政府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棚改项目集体土地上住房拆迁货币补偿中享有住房补贴人口申请公示、审核结果公示、照片，证明关于涉案被征收人享有住房补贴的名单已由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分别于2018年10月26日和2019年1月10日进行了公示并张贴在被征收房屋所在的村组公告栏处，原告及法定代理人最迟于2019年1月10日就知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2、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证明涉案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1991年6月9日清理登记的旧房，产权登记人为刘和军（户籍名为刘和均）；因刘和均已故，涉案房屋征收时应适用文件中关于因法定继承原因征收房屋的安置补偿条款； 3、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安置）、补偿汇总表、登记表、照片，证明涉案房屋继承人为李茂莲、刘少清、刘景红；所有继承人均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房屋征收程序合法； 4、湖南省人口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单，证明刘和均户籍登记家庭成员仅刘和均、李茂莲二人，长子刘少清已分户，原告余某户籍虽登记在刘少清名下，但不属于涉案房屋户籍登记家庭成员； 5、婚姻登记查询档案、户籍证明，证明原告父母于2016年9月9日在雁峰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原告与父母余龙、母亲刘某为一户人，居住在衡阳市雁峰区附7号单元14户； 6、衡南县集体土地上住房征收货币安置人员住房补贴申请审批表，证明涉案被征收房屋所在的村民小组（东屋社区大屋头居民小组）经初查认定原告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分红，于2018年9月12日上报意见中未列原告名单； 7、云集镇东屋村（社区）土地确权颁证函证登记明细表，证明原告在被征收房屋所在的集体经济小组中未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8、生产队开会分钱人数表，证明原告及其母亲未享受集体经济小组土地分红分配权益； 9、调查记录3份、被调查人身份证、户籍资料、证明，证明组民证实原告未居住在涉案被征收房屋，未在组内进行生产生活、未享受土地承包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10、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证明原告未居住在涉案房屋，未在组内生产生活，未享受土地承包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印证证据9； 11、衡政办发[2015]73号文件、南政办发[2016]12号文件、南政办发[2017]24号文件、南棚改办发[2017]9号文件、衡国土资源[2016]165号《复函》，证明涉案征收房屋的合法性。 第三人云集镇政府述称，我方虽与住房补贴对象签订了《补偿协议书》，但仅为住房补贴款支付的实施机构，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他意见同衡南县政府。 第三人云集镇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个人建房用地清理登记表，证明涉案被征收房屋登记权利人为刘和军（刘和均），因刘和军已死亡，涉案房屋适用法定继承原因征收房屋安置补偿条款； 2、房屋征收协议，证明涉案房屋继承人为刘景红、李茂莲、刘少清，所有继承人均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房屋征收程序合法； 3、人口信息打印件，证明刘和均户籍登记家庭成员仅刘和军、李茂莲二人，刘少清已分户，原告余某户籍登记在刘少清名下，不属于涉案房屋户籍登记家庭成员； 4、婚姻登记查询信息，证明原告父母2016年9月9日登记结婚，原告与其父母居住在衡阳市雁峰区紫星苑小区； 5、2019年分钱人数表，证明原告及母亲刘某未享受组集体分配； 6、调查记录，证明原告未居住在涉案房屋，未在组内生产生活，未享受土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7、衡政办发[2015]73号《衡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衡国土资函[2016]165号《关于常宁市水松地区房屋拆迁有关问题的复函》、南政办发[2017]24号《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南棚改办发[2017]9号《衡南县棚户区改造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实施货币安置享受住房补贴的人口审定办法》，证明涉案征收房屋的依据。 第三人东屋社区述称：1、居委会只是配合棚改办到组里进行调查，不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2、余某和母亲没有在本组生活过，刘少清本人也没有在本组生活，不属于本组的常住人口，余某是刘少清的外孙女，不是本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在本组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福利。 第三人东屋社区没有提供证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１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涉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据２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仅仅提供了2019年12月8日缴纳的医保证明，涉案房屋拆迁时间为2017年12月份，涉案名单公示时间为2018年10月份，不能证明当时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原告方加入了城乡医保范畴；证据３三性无异议，我方也提供了该份证据，充分说明了原告所在村民小组于2018年9月12日初查时认定了原告不具有住房补贴的资格；证据4的证明无法核实签名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与我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内容相矛盾，原告并没有在该组居住，该份证据与村民小组提供的初查报告也是相矛盾的，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该由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报告，我方认为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报告上没有任何云集镇领导或者签收人的签收证明，无法证明实际收到了，村民小组盖章并不代表是认可了原告方享有权利，该份证据恰好证明2018年11月5日，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知道了具体行政行为；关于存单，我们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5补偿方案的三性无异议，补偿方案的第六条第三项罗列补偿安置的标准，住房补贴118800元，而不是诉状所说的120800元，且原告也不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格，关于公示结果，第一份公示结果（1月份）三性无异议，第二份公示结果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恰好证明原告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云集镇政府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但是该份证明恰恰说明了原告与诉争房屋的使用权人刘和军、李茂莲不是在一个户口上，也不是被征收房屋刘和军、李茂莲的家庭成员；证据2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2019年参加了城乡居民医保；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其向政府申请了发放住房补贴的事实，不能证明她应该发放住房补贴；证据4证明不符合事实，原告与刘某一直没有在被征收的房屋居住，被征收的房屋是多年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属于危房；报告的形式不合法，该份证据是以原告母亲刘某的身份申请的，组里盖章的目的我不清楚是什么，云集镇政府也会对此进行查处，该份证据的内容也不是组里认可应当给其二人支付住房补贴款，因为组里并没有核定其是否享有住房补贴的权利，原告母亲刘某取得了补偿款不代表原告具有享受住房补贴的资格，云集镇政府正在走程序，追回这笔补偿款，刘某不是涉案征收房屋的法定继承人，不享有住房补贴权利；证据5证明目的有异议，衡南县政府及云集镇政府按照相关标准及相关文件，核定原告与刘某不享受住房补贴资格是正确的。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东屋社区居委会同意云集镇政府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衡南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余某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关于住房补贴公示的名单是衡南县人民政府委托其下属指挥部进行的公示，每次公示的名单都不一致，也没有说明以哪次公示为准；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建房用地登记表可以看出登记的是刘和军全家人口四人，而用地建房实际上是以刘和军为户主申请的建房用地，应该是按照物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并不是刘和军的个人财产，本案并非适用因法定继承补偿条款；证据3、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征收房屋属于刘少清共同所有，刘少清是否分户不影响其权利，且其分户是在被征收后，原告登记在刘少清户口名下，说明原告是刘少清的家庭成员；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只显示原告的出生地，不能证明原告居住在此；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否具有集体土地经济组织承包权和分配权，应该依法认定，而不是村组或者某个行政单位写一段话予以认定；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明确写明原告不享有集体土地经济组织承包权和分配权，应该依法认定原告的权利，不能以村组没有登记认定原告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利义务；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不享有村组经济组织权利；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被调查的人员没有到庭，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该份证据应当不予采纳；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明是本案的第三人居委会出具的，第三人与本案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云集镇政府对衡南县政府提供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是因法定继承产生的补偿事宜，原告与房屋所有权人刘和军、李茂莲不属于同一家庭成员，也不是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衡南县人民政府根据证据11相关的法律文件作出的对原告作出不予补偿住房补贴的决定是正确的。 东屋社区居委会对衡南县提供的证据三性均予认可。 对云集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2质证意见一致；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3质证意见一致；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4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仅显示了刘某的婚姻状况，不能证明原告居住在；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8质证意见一致；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9质证意见一致；证据7的质证意见同对衡南县政府的证据11质证意见一致。 对云集镇政府提供的证据，衡南县政府及东屋社区居委会均予以认可。 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 被告对证据1、3、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2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的凭据，与本案无关，不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对证据4中证明的三性提出了异议，原告既未提供证明人的身份证明，也未申请证明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证据中的报告虽然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被告已收悉该报告的证明，但结合该证据中的付款凭证，可认定原告提供的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 原告对被告衡南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2、3、4、5、6、7、8、11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9、10虽提供了证明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未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云集镇政府提供的证据： 云集镇政府提供的证据除序号外，与衡南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一致，除证据6外，均可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8日，衡阳市人民政府下发衡政办发（2015）73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下称73号通知），2016年6月20日，衡南县人民政府根据73号通知精神，下发南政办发（2016）12号《关于依法规范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下称12号通知），该通知第五条拆迁安置（三）项中规定，选择货币安置的，按附件3、4规定的标准补偿后，另以55㎡／人按2160元／㎡的标准给予住房补贴。通知第五条（七）项2目中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予安置。2017年9月26日衡南县人民政府下发南政办发（2017）24号《关于转发的通知》（下称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委托云集镇人民政府承担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所有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工作，并在第六条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三）项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项下6目住房补贴中规定，被征收人住房实施货币安置按附件1、2规定的标准补偿后，另以55㎡／人按2160元／㎡的标准给予住房补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原告曾祖外公刘和军（又名刘和均，已故）、外祖母李茂莲在衡南县集体土地上建有房屋一栋，（户主刘和军，下称涉案被拆迁房屋），刘和军夫妇育有二子，原告外公刘少清与舅外公婚后均未另建住房，仍居住在该房，但分户生活。刘少清与何仁英婚后共生育女儿刘某、刘梓毅（2003年4月出生）、儿子刘梓文（2005年8月出生），原告母亲刘某为长女，2016年9月登记结婚，同年12月生原告余某，二人户口均未迁移。2017年9月衡南县政府决定启动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涉案房屋在征拆范围。同时，衡南县政府成立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下称指挥部），负责项目征收补偿工作的实施。2017年12月12日衡南县城镇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南棚改办发（2017）9号《衡南县棚户区改造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实施货币安置享受住房补贴的人口审定办法（施行）》（下称人口审定办法），在被拆迁人员享受住房补贴和安置人口认定基本计算标准项下（2）中规定：符合货币安置享受住房补贴的人口认定以被拆迁人家庭户籍在棚改项目实施范围内，且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履行集体义务并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待遇的农业人口数为计算依据。在征收过程中，刘少清户选择了货币安置。期后，刘少清户以含原告及母亲6人为安置家庭成员申请货币安置人员住房补贴。指挥部于2018年10月26日公布并张贴的《棚改项目集体土地上住房拆迁货币补偿中享有住房补贴人口审核结果公示》（下称审核结果公示）没有原告及母亲的名单。原告母亲于2018年11月5日向衡南县云集镇政府提交《关于申请补足我棚屋房改造住房补贴款的报告》，未获答复。随后分别于2019年1月10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9日在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公布并张贴的《审核结果公示》，原告及母亲刘某仍不在公示名单内。但2019年8月23日原告母亲刘某获得住房补贴及搬迁补助共120800元。 另查明，《货币安置人员住房补贴审批表》中刘少清户涉案拆迁房屋所在大屋头居民小组初审意见为：刘少清、何仁英、刘梓文、刘梓毅、刘某五人是农业户口，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分红；衡南县云集镇经营管理站签署意见为：该户5人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永远经营权。2019年6月，刘少清户所在云集镇大屋头居民小组对刘少清户按4人支付分红费用。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余某请求被告衡南县政府支付住房补贴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云集镇政府及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 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律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指挥部2018年10月26日公布并张贴的《审核结果公示》没有原告及母亲的名单，原告母亲于2018年11月5日向衡南县云集镇政府提交了《关于申请补足我棚屋房改造住房补贴款的报告》，未获答复。虽然指挥部2019年1月10日、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9日在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公布并张贴的《审核结果公示》，原告及母亲刘某仍不在公示名单内，但衡南县云集镇政府一直未对原告母亲提出的补足住房补贴款的申请报告予以答复，直至2019年8月23日原告母亲刘某获得了住房补贴及搬迁补助款共120800元，故应当视为2019年8月23日衡南县政府才以不作为的方式作出将原告余某不享有住房补贴款支付对象的行政行为。原告2019年12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被告衡南县政府辩称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余某请求被告衡南县政府支付住房补贴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分析：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73号《通知》及衡南县政府作出的12号《通知》、《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人口审定办法》均对享有住房补贴资格人员的认定标准予以了明确，即在具备符合户籍在棚改项目实施范围内的条件同时，还需具备是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履行集体义务并享受集体经济组织待遇的农业人口，简而言之就是享有住房补贴的对象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余某母亲结婚后户口未外迁，余某出生后的户籍虽随母亲刘某落户在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大屋头居民小组，但其父亲有工作收入，衡南县政府提供的涉案被拆迁房屋拆除前各房屋状况照片，经原告母亲刘某指认，其一家三口居住的房间仅二张简易床，一个大柜，并无其他生活物品。第三人东屋社区居委会作为涉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对当地居民生活情况比较了解，也陈述原告并未随其母亲在涉案被拆迁房屋居住，结合衡南县政府提供相片显示的情况，可认定原告并未随其母亲在涉案被拆除房屋中居住具有真实可信性；再者，大屋头居民小组在对享有住房补贴人员逐户逐人逐项审核过程中，明确注明刘少清户除余某外其余5人在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分红。综上所述，原告余某不具备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请求衡南县政府支付其住房补贴款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云集镇政府及衡南县云集镇东屋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明确规定衡南县政府委托云集镇人民政府承担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所有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工作；东屋社区居委会仅是负责向云集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管理人提供相关人员情况，均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利害关系。原告在已将衡南县政府作为被告的情况下，将云集镇政府及东屋社区居委会作为本案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云集镇政府及东屋社区居委会均不是本案的适格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余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慕蓉 审 判 员  尹运建 人民陪审员  周志刚 二二年三月五日 法官 助理  邓 琳 书 记 员  罗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