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1行终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细英，女，195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代理人高建勋、黄心怡，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下藤路十锦小区10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奇，局长。 一审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浦上工业区宝山路建新经济管理区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陈泠，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张淡榕，女，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一审第三人林升光，男，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一审第三人林丽钦，女,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黄细英因诉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行政协议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行初34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仓山区建新镇江边村飞凤山边建联学院用地，属飞凤山水厂（一期）项目拆迁范围。该项目由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为征收部门，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为征收实施单位。上述建联学院用地之地上建筑物为无产权房屋，被告及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根据航拍图、第三人林孝发等15户村民的具结书以及村、镇证明等材料确认该15户村民为被征收人，并于2014年与之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对此不服，多次向被告及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信访。其中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的仓房信［2015］106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上述涉征厂房的15户被征收户已于2014年10月10日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款3,507,233元已发放给15户被征收户”，同时该答复中也告知原告该15户被征收户为：“陈忠贵、林晓伟、林升富、林友雄、林升官（光）、林建钦、林友仁、林孝发、刘泰志、林孝钦（清）、林锬、林远冰、林晶、林依忠、林晓明”。 另，原告黄细英于2018年6月15日以上述15户村民之一的陈忠贵为被告，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的民事诉讼。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闽0104民初2842号民事判决，认定仓山区建新镇江边村飞凤山边建联学院用地涉迁房屋属于原告黄细英建造并使用，陈忠贵因仓山区建新镇江边村飞凤山边建联学院用地涉迁房屋征收补偿而获得的184,548元征收补偿款属于不当得利，判令陈忠贵应当返还黄细英184,548元及利息。上述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上诉人所列第三人林孝清已于2015年病故，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其法定继承人张淡榕、林升光、林丽钦为本案第三人。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及林孝清之间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但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被告对其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内容可知，原告于2015年11月6日已经知晓其所主张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已经由陈忠贵、林晓伟、林升富、林友雄、林升光、林建钦、林友仁、林孝发、刘泰志、林孝清、林锬、林远冰、林晶、林依忠、林晓明等人取得，并由被告及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与上述15人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即便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其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原告至迟应当于2017年11月6日前提起本案诉讼，由于本案系由（2018）闽0102行初297号案件分立而来，即便以该案的起诉时间即2018年8月1日起算，也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此外，原告主张涉迁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但据以主张该权益的证据除了（2018）闽0104民初2842号民事判决之外均无法直接证明其与涉迁房屋的关联性，亦即无法体现原告与被诉行政协议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由于（2018）闽0104民初2842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且已认定“仓山区建新镇江边村飞凤山边建联学院用地涉迁房屋属于原告黄细英建造并使用”、“陈忠贵领取属于黄细英的征收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故本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项及第三款的规定，一审裁定驳回原告黄细英的起诉。 上诉人黄细英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裁定认定的“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限”有误。（一）2015年11月6日尚处于政府行政行为阶段，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本案涉及福州市奥体中心建设征收项目，上诉人从一开始就与一审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协商征收补偿事宜，但在双方核对拆迁面积过程中，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在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厂房及仓库全部拆除。上诉人为此不断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反映此事，上诉人根据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征收工程处文件（仓金征［2015］43号、［2015］105号等）、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仓房信［2015］106号）等文件得知，被上诉人已于2014年10月与林升光等十五户建新镇江边村村民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将3,507,233元补偿款发给该十五户村民。同时，根据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仓政信复查〔2015〕1号和〔2015〕77号）文件，一致认为，“讼争土地上的地面建筑（4683.44㎡）建造人存在争议；认定金山征收工程处的答复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要求金山征收工程处在“30天内调查核实后重新出具答复”。可见，以上过程仍然处于政府处理阶段，上诉人此时并不能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益被侵害，并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二）上诉人早于2016年12月23日提出诉讼，但案件并未进入实体审理。根据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定，上诉人关于“判令被告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履行法定职责，立即与其协商签订房屋补偿拆迁安置协议，对其涉拆迁房屋作出补偿”的诉请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此举表明，该案当时尚处于行政处理阶段，法院尚不能受理。（三）该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3月26日。行政诉讼的时效开始时间应在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结束，也即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且没有相应的行政救济措施进行补救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时效才开始计算。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上级主管单位一直对本案进行协调和处理，在处理结果最终出来之前，上诉人并不知道其合法正当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故上诉人于2018年8月1日提起诉讼，完全在诉讼时效期间。二、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错误。关于本案诉讼标的，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其与林孝清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来看，领取的补偿金额并未被生效裁决所羁束。三、本案涉及黑恶势力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发现一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勾结和通过虚假证明材料来骗取国家征收补偿款，导致国有土地补偿款400多万元流失，以及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因此向一审法院提出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上诉人从2005年起就受到江边村村长为首的黑恶势力干扰，正是村委有组织地出具虚假证明和材料，才使本案所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和国有土地补偿款被骗取和私分。一审法院未作出考虑，作出裁定不当。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一审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张淡榕、林升光、林丽钦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其自2015年起就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事项提起信访，2015年11月6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仓房信[2015]106号）中，已告知上诉人其所主张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已经由陈忠贵、林晓伟、林升富、林友雄、林升光、林建钦、林友仁、林孝发、刘泰志、林孝清、林锬、林远冰、林晶、林依忠、林晓明等人取得，并由被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与上述15人分别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故上诉人迟至2015年底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应于2017年底之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勤民 审判员  谢红波 审判员  曾 莹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陈俊杰 书记员曾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