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民初7566号 原告：吾某，女，195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原告：许某，男，195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原告：谢某1，男，195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谢某2，女，196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杭炜，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谢某3，男，197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告：谢某4，男，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洪、董雯雯，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吾某、许某、谢某1、谢某2诉被告谢某3、谢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颜燕香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某、谢某1、谢某2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杭炜、被告谢某3、谢某4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洪、董雯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吾某、许某、谢某1、谢某2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决：1、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的五分之三为原告所有（暂估价1500000元）；2、杭州市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73125.57元由原告继承五分之三并分割（43875.42元）；3、孙玉英的遗产5880元中的三分之二由被告交付给原告；4、孙玉英的丧葬费10560元中的三分之二由被告付给原告；5、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的三分之二为原告所有（四原告各自的份额由法院依法确定）；2、杭州市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份146251.14元中的三分之二即97500.76元归原告所有（四原告的份额由法院进行确定）；同时撤回第3、4项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谢雪根与孙玉英在××××年结婚，婚后生育子女三人，分别是谢某2、谢某4、谢某3。孙玉英在与谢雪根结婚前生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谢某1、许某、吾某。谢雪根与孙玉英在90年代初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建造有4层半房屋一间，并且谢雪根和孙玉英在杭州市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城东股份经合社）有股份73125.57元，谢雪根在2009年12月12日因衰老死亡，孙玉英在2017年8月27日因各种疾病死亡。谢雪根死亡后，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孙玉英享有谢雪根遗产的继承权利，孙玉英死亡后，许某、吾某、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享有孙玉英遗产的继承权利。现两被告占有孙玉英和谢雪根的遗产，并拒绝将应属原告部分的遗产交付给原告，故原告诉至法院。 谢某3、谢某4答辩称：1、吾某和许某主体不适格。吾某和许某与案外人建立了事实收养关系，与孙玉英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已经消除。一方面，吾某出生于1951年，许某出生于1954年，××××年，母亲孙玉英仅带7岁的谢某1来到富阳，此时吾某为12岁，许某为9岁均系未成年人，如未被收养无法独立生活，故此二人被收养符合事实和逻辑。另一方面，根据《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姓名的变更需父母或收养人申请，吾某和许某未跟随父母姓氏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证明系收养人申请更改了姓氏，这两点说明吾某和许某已与案外人建立了事实收养关系的事实非常的清楚。2、涉案房屋属两被告建造，不属于谢雪根与孙玉英的遗产。××××年以前，父母谢雪根、孙玉英居住，根据“一户一宅”和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年修订稿）的规定，父母谢雪根、孙玉英无权再申请宅基地。涉案房屋所在宅基地申请审批时，城东村委明确是批给两被告使用。××××年，谢某4因结婚需要，与谢某3共同向城东村委申请宅基地建造北门北路44号房屋。当时，谢某1在城东村已经单独立户并申请宅基地建有房屋，谢某2于××××年将户口迁出城东村至富阳环卫所，并结婚分得公有住房一套。所以，根据规定，当时父母的户口是和二被告户口放在一个户口内，加上父亲谢雪根年迈，其他非婚生子或外嫁女不会抚养或者共同生活，二被告作为亲生儿子，长期与父母共同生活，感情深厚，承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故父母随二被告作为户内人员向城东村委提出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涉案房屋建造时，父亲谢雪根退休、务农；孙玉英家庭妇女，无经济能力建房。谢某4于××××年开始工作，谢某3于1987年开始工作，两被告用尽了工资收入及通过向谢某4的配偶的亲戚借款、借砖瓦、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方式，出资、出力非常艰难的建造了案涉房产。此外，房屋建造的结构是按被告两兄弟各占一半的实际情况建设的，有别于常规的宅基地房屋建造模式，房屋的装修费用也均系二被告出资。该建造结构、分配模式、装修情况能客观的反映出涉案房屋所有情况，建造完毕后，东侧归谢某4所有，西侧归谢某3所有，父母及原告未曾提出异议。可见，父母谢雪根、孙玉英及原告对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两被告一直以来是明确、认可的。3、宅基地系集体土地，不属于可继承的遗产范围。农村宅基地是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提供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用于建造自住房屋的集体土地，占有、使用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案涉土地原系城东村的集体土地，2005年，城东村撤村建居后，收回并注销原集体土地使用证，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所以，该土地的来源基础是父母和二被告系城东村的村民，原告谢某1已经享受了城东村审批的宅基地，其他三个原告均不是城东村村民，系无权继承案涉土地的。4、父亲谢雪根于2009年过世，谢某1和谢某2对案涉房屋属于二被告是认可的，未曾提出过要求继承财产，对父亲谢雪根的继承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规定。综上，恳请贵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裁判。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结婚申请书一份、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两份、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一份、介绍信一份、收费统一票据一份、分幢调查表一份、平面图一份、户籍证明一份，以证明谢雪根和孙玉英在××××年××月××日申请登记结婚，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为谢雪根、孙玉英婚后财产，系谢雪根、孙玉英共同共有，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土地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土地为集体土地，只因当时户主为谢雪根，所以登记在谢雪根名下，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为二被告。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注销户口证明两份，以证明谢雪根于2009年12月12日因衰老死亡并注销户口，孙玉英于2017年8月27日因各种疾病死亡并注销户口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谢雪根于2009年12月12日死亡，原告是明知案涉房屋存在的，继承人应当在2011年12月11日前提起诉讼，现已经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3、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谢雪根、孙玉英在城东股份经合社各有人口股（可继承）73125.57元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4、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及领付款凭证各一份、城乡居民养老终止一次性支付凭证一份，以证明孙玉英的丧葬补贴10560元由陆菊芳（系谢某3妻子）领取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孙玉英当时已去世，陆菊芳只是代办，而且丧葬费补贴并非孙玉英生前所得不是遗产，已经用于丧葬开销。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5、由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两份及由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方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两份，以证明各原告主体适格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于由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两份中关于两被告的内容无异议，关于谢某1内容有异议，认为谢雪根非谢某1的生父。对于由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方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两份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明效力，且仅证明的是吾某、许某的出生情况并非现在的身份情况，而且村委、经合社也无证明亲属关系的权利。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效力，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6、照片四张，以证明房子状况的事实。两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照片反映的并非现状。本院结合房屋目前已经重新装修的情况，对于被告的质证意见予以采信。 二、对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1、谢雪根所在户人口情况一份，以证明户主谢雪根是贫农，文化程度为不识字，职业是农民；孙玉英文化程度为不识字，职业为家务；长女谢某2早于××××年就将户口迁往环卫所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城东股份经合社不具备出具该份材料的资格，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份证据不予质证。如果需要质证的，那么对该份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并且从该份证据显示谢某4、谢某3也为贫农，谢某4的户口在1986年5月18日已迁出，而涉案房屋是在××××年建造，在1998年登记，并且该份表格还把谢某4的性别误写作是“女”。说明该份表格的记载是相当的不严慎的。被告也未说明该份证据的来源，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审核后认为，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当时人员相关情况。证据2、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一份，以证明谢雪根与孙玉英是不享有单独立户批基权利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城东股份经合社不具备出具该份材料的资格，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份证据不予质证。如果需要质证的，那么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并且该份证不能达到被告想要证明的证明目的。首先，该份证据并不能反映出谢雪根、孙玉英不享有单独立户批地基的内容，并且该份证据系城东村村里所制定的，其内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也无法确定当时城东村是否严格执行了该条例。该份证据的落款时间是××××年5月8日，而盖的章系城东股份经合社，该合作社系在2001年4月6日才成立，不具备出具该份材料的资格，被告也未说明该份证据的来源。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明确记载申请人只有谢雪根一个人，没有其他共有人的，故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由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一份（2019年12月26日），以证明村里同意将宅基地审批给谢某3、谢某4，谢雪根夫妻不享有审批宅基地权利；谢雪根夫妇经济条件十分困难，退休后也是靠村里发放的养老金生活；涉案房屋由谢某4、谢某3出资建造，建造的结构为被告两兄弟一人一半，东侧属谢某4、西侧属谢某3；撤村建居时，村委统一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变更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谢雪根夫妻去世前均是与谢某3共同生活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城东股份经合社不具备出具该份材料的资格，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份证据不予质证。如果需要质证的，那么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城东股份经合社在2001年4月6日才成立，而涉案房屋在××××年已经建造，在建造涉案房屋时城东股份经合社根本没有成立，其不可能知道情况。原告所提供的《杭州市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记录》明确记载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为谢雪根，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以不动产登记为准。谢某4的户口在1986年5月18日已迁出，村里也不可能批地基给谢某4。谢雪根夫妻的收入情况城东股份经合社也是不知道的。该份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是客观、真实的，故该份证据不能做为定案依据。本院审核后认为该证明上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故不予确认。证据4、由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一份（2020年1月3日），以证明谢某3早于1987年便进入富阳龙山饭店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具备建造涉案房屋的经济能力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城东股份经合社不具备出具该份材料的资格，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份证据不予质证。保留意见为：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想要证明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并未体现谢某3的收入情况，并且从该份证据看出，谢某3在龙山饭店工作的时候是1987年至1996年间，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浙江省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看，案涉房屋在××××年已经建成，谢某3系1970年7月出生，建房时谢某320岁都没到，建房时谢某3系刚工作不久，不具备相应的出资建房的能力。本院审核后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谢某3当时的工作情况。证据5、富阳县劳动合同制工人登记册及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各一份，以证明谢某4于1986年5月参加工作，有稳定收入，具有经济能力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案涉房屋在××××年建成，建房时谢某4系刚工作不久，不具备相应的出资建房的能力，并且该份证据还可以证明谢某4在1986年时已系非农户口。非农户口是不享有宅基地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6、由邻居章某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谢雪根、孙玉英经济困难，二被告向村里申请宅基地并举债出资建造案涉房屋，房子造好后，谢雪根、孙玉英与二被告共同生活的事实。原告质证后认为该份证据系证人证言，根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该份证据不予质证。保留意见为：证人章某系1954年出生，已经66岁高龄，也无法确定章某是在何种情况下出具的该份证据，而且其内容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对于谢雪根夫妻是否有积蓄证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该份证据系证人的主观意志，不是客观事实，故该份证据不能做为定案依据。本院审核后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证人未出庭的，该书面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7、由陆菊芳向城东执法中队提交的申请一份，以证明谢某3的配偶向城东执法大队申请翻修房屋，谢某3夫妇居住于案涉房屋内（北门北路44号），并由谢某3使用，翻修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为房屋的确权之诉，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并且该份证据系陆菊芳所书写，并非城东执法大队出具，不符合证据规则，该份证据也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8、由城东股份经合社出具的证明一份、照片一组、工程量清单及计价表一份、房屋翻新装修合同一份，以证明二被告于2018年装修案涉房屋花费400000元的事实。原告质证后对其中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恰恰证明案涉房屋房主为谢雪根的事实。对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在装修时，原告方进行了制止，装修系被告私自的行为，并未经原告方同意。对工程量清单及计价表、房屋翻新装修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涉及案外人，对真实性无法确定，被告方应当提供相应的发票及付款凭证，故该份证据不能做为定案依据。本院审核后对于由两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翻新的事实予以确认。 三、为查明许某、吾某的家庭关系情况，被告申请本院调查取证。本院依被告申请，向苏州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白洋湾派出所、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中心商贸城派出所调取户籍信息各一组，原告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无法得出收养关系成立，且该证据上也没有派出所负责人及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要件。被告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收养法》在1999年才施行，故在此之前并不需要办理收养手续，故该证据可以证明许某、吾某与其他人建立了收养关系，故对孙玉英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四、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向城东股份经合社调取保证书、富阳县私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各一份，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原告质证后对保证书、审批表及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保证书不能表明房屋的审批情况，而且谢某4当时户口已经迁出，村里给其审批宅基地是违法的，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不一致，应以不动产登记为准，案涉房屋为谢雪根单独所有。对于询问笔录的内容有异议，部分不是客观事实，且没有证据佐证。被告质证后对保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记载房屋有立保户主谢雪根盖章、谢某3签字，该内容恰恰证明旧房才是谢雪根的房屋，并结合《询问笔录》及被告提交的证明均可以证明，根据《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和风俗习惯房子是归谢某3、谢某4所有的。对于《富阳县私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的规定，谢雪根、孙玉英是不享有单独立户审批宅基地的权利，且已建有宅基地房屋，后因其与两被告共同生活，故作为家庭成员一并向城东村提出申请，其实案涉房屋是村里审批给谢某3、谢某4的。对于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明确宅基地是审批给谢某3、谢某4的，父母、兄长均已建有房屋，因谢某3、谢某4未成家才由父母立户审批的；房屋建造时，谢某4已有工作收入，房屋也由谢某3、谢某4居住使用，原告一直没有主张过权利，退一步讲，谢雪根过世后的房产份额继承已过诉讼时效；该笔录可以证明二被告与谢雪根、孙玉英长期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谢雪根过世前明确其股份由其唯一的亲孙子继承的事实，谢雪根和孙玉英的房产份额由二被告继承符合二老的心愿，也符合公序良俗的原则。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谢雪根（1928年5月11日出生，2009年12月12日去世），孙玉英（1932年3月15日出生，2017年8月27日去世），两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子女谢某2、谢某4、谢某3。孙玉英系再婚，再婚前育有子女吾某、许某及谢某1，其中吾某、许某由他人抚养，并跟随他人姓，谢某1跟随孙玉英带至谢雪根家生活。 二、案涉房屋于××××年左右建成。建房时，谢某1已另立户并申请宅基地建房，谢某2因招工于××××年底将户口迁出，谢某4因招工于1986年5月将户口迁出。根据当时《城东村宅基地分配条例》规定，农业人口在4、5人以上（含4、5人）可分大户，3.5人至4人可分中户，2人至3人则分小户；凡因征地招工而迁出的人，可算半个农业人口。××××年5月，谢雪根、谢某3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兹因我户的申请和要求，村委会已于××××年5月15日分给我户宅基地，分宅基地人口已包括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谢某4共计4人，按3.5人计算农业人口。××××年6月，富阳县私人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载明申请户主为谢雪根，全家人口为4人。1998年，以谢雪根名义申请补办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交纳相应配套费。2006年7月1日，因撤村建居，案涉房屋登记于谢雪根名下，土地用途变更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房屋建成以后，由谢雪根、孙玉英夫妻及谢某3、谢某4使用，1994年后，谢某4因外出未再居住在案涉房屋中。2018年，两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出资修缮。案涉房屋除部分用于自住外，其他用于出租，对于房屋出租租金，四原告均未主张过。 三、经本院向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白洋湾派出所核查，许某户籍信息为：户主许金根，妻孙妹妹，子许某。经本院向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中心商贸城派出所核查，该所回函载明：吾某出生于相城区，13岁左右跟随其生母孙玉英到相城区，吾某16岁时寄养给吾阿兴、陈小媛夫妇，19岁嫁到现户籍所在地，经核查户籍系统，未见收养手续。吾某身份信息为：户主吾阿兴，妻陈小媛，次女吾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虽谢雪根于2009年过世，但此时遗产尚未分割，原告的权利尚未受到侵害，孙玉英于2017年去世后，因原、被告对于遗产存在争议，原告提起诉讼，故原告的起诉尚未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许某、吾某是否享有继承权。许某、吾某自孙玉英结婚后从未与谢雪根、孙玉英共同生活，由他人抚养，姓氏也变更为随抚养家庭姓氏。根据当地派出所的户籍信息，也确认许某父母、吾某父母也已变更为他人。当时收养法及收养登记办法均未颁布实施，故未办理正式收养手续，但其收养关系已事实成立。根据相关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故许某、吾某对于谢雪根、孙玉英的财产不享有继承权。本案争议焦点三为案涉房产是否为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因案涉房产审批宅基地时有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及谢某4四人，结合房屋建成后由该四人居住，其他四原告均未就房产提出过异议，可确认房屋为谢雪根、孙玉英、谢某3及谢某4四人共同所有。××××年建房时，谢雪根为62岁、孙玉英58岁、谢某423岁、谢某320岁，此时谢雪根、孙玉英年龄较大，没有工作收入，而谢某4、谢某3已参加工作，可以认定谢雪根、孙玉英对于房屋出资及偿付因建房所欠款项能力不如谢某4及谢某3，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各方的出资情况，结合案涉房产宅基地审批情况及当时农村的一般习俗，本院酌情确认谢雪根、孙玉英对案涉房屋各享有15%份额，谢某3、谢某4对于房屋享有70%的份额。故本案案涉房产30%的份额为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本案争议焦点五为各继承人之间的继承份额。谢某1虽非谢雪根所生，但其与谢雪根已经形成继子女关系，故谢某1与谢雪根其他子女均享有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故谢某2亦享有继承权。因谢雪根、孙玉英生前与谢某3共同生活，其身后事亦由谢某3主要处理，故对于谢雪根、孙玉英的遗产，谢某3可以适当多分。综合上述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可继承的遗产份额分别为20%、20%、20%、40%，故谢某1、谢某2对于案涉房屋的份额各为6%（20%×30%）。对于案涉房屋，因建造年代较久，且双方均认可已在2018年由谢某3、谢某4进行过重新修缮，故本案中可继承份额仅为房屋部分，不含装修。对于城东股份经合社谢雪根、孙玉英的股份各73125.57元合计146251.14元，谢某1、谢某2、谢某4、谢某3可继承的份额分别为20%、20%、20%、40%。对于被告主张案涉房屋全部由谢某3、谢某4出资建造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谢某1对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享有6%的份额； 二、确认原告谢某2对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北门北路44号房屋享有6%的份额； 三、确认原告谢某1对谢雪根、孙玉英在杭州市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人口股146251.14元享有20%的继承权； 四、确认原告谢某2对谢雪根、孙玉英在杭州市富阳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人口股146251.14元享有20%的继承权； 五、驳回原告吾某、许某、谢某1、谢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9177.50元，减半收取9588.75元，由原告吾某、许某、谢某1、谢某2负担8138.75元、被告谢某3、谢某4负担1450元。 原告吾某、许某、谢某1、谢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谢某3、谢某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颜燕香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柴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