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9508号原告：王静,女,汉族,1980年8月5日生,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东路XXX号XXX幢二单元1603室。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少文，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XXX号XXX-XXX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姜寿成。被告：姜寿成,男,汉族,1987年11月6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XXX号。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书澄，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静与被告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管贝合伙企业)、姜寿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合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三个月。原告王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姜寿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书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无效，由被告管贝合伙企业返还投资款55万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二、被告姜寿成对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应返还的投资款55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4月底签订《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2018年4月28日，原告依约向被告管贝合伙企业打入出资款55万元。现原告发现合伙协议第二十七条约定执行合伙人有权单方决定新合伙人入伙，并依法订立书面合伙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合伙企业法》及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合伙协议》均相抵触，《合伙企业法》及备案《合伙协议》规定，属无效合同，原告向两被告主张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两被告均不予理会。遂提起诉讼。被告管贝合伙企业辩称，合伙协议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原告向合伙企业出资款项属于合伙资产，已经对外进行投资。原告也获取了相应的投资回报，故原告要求合伙企业返还投资款，于法无据，被告不予认可。被告姜寿成辩称，本案为合伙纠纷案件，本被告对出资不承担连带返还义务。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管贝合伙企业签订的《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可以看出被告姜寿成采用故意隐瞒与欺骗，违反合伙企业法及在工商局备案的合伙协议章程有关入伙之规定，与原告签订该协议，原告认为该协议属无效协议。2、2018年4月28日招商银行打款凭证，证明原告在被告姜寿成的欺骗下依据合伙协议向管贝合伙企业打入投资款55万元。3、工商局备案的管贝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合伙人名录、出资情况。原告在被告安排的所谓投资入伙后，并未在工商信息中体现原告的入伙信息，且该备案合伙协议关于新人入伙的规定与合伙企业法相一致，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被告姜寿成私自拟定合伙协议，诱使原告签订并打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属无效。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姜寿成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是姜寿成代表管贝合伙企业与原告签订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该协议对原告入伙出资后管贝合伙企业的投资项目等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同时该份协议明确约定管贝合伙企业相应的出资比例，以原告实际出资额占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实际出资额的比例为准。该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支付了投资款，合伙企业也按约向第三方公司投资，因此该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同时在该份合伙协议签订过程中，被告姜寿成作为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人，在与原告合伙磋商时已经取得原有限合伙人姜再才的认可，过程中无隐瞒诱导欺骗行为。同时原告入伙之初，原被告共同的朋友案外人汤叶峰曾经做出了积极的促成，原告对合伙企业的负责人、执行负责人、投资事项均明知，不存在其基于被告姜寿成的欺骗而签订本份协议的事实；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签订入伙协议后，原告按约支付了投资款至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也按约支付至第三方公司进行投资。原告已具有合伙企业合法的有限合伙人资格；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协议显现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姜再才通过接受案外人朱某的份额成为合伙人，明确约定委托被告姜寿成执行合伙事务。本案原告入伙之时，同意其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由被告姜寿成与原告达成涉案合伙协议，协议43条约定协议与工商登记信息不一致的以协议为准。2018年4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时，原合伙协议部分内容即失效，不存在新旧协议条款冲突的问题，也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并不能基于备案而没有变更的合伙协议认定被告姜寿成存在诱使欺骗原告打款的情形，也不存在姜寿成私自拟定隐瞒诱使原告加入合伙。被告管贝合伙企业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银行入账回单。2018年4月28日，被告管贝合伙企业收到原告支付的投资款，当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将投资款支付至未来之间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投资项目。原被告之间合伙协议合法有效。原告的出资款已作为合伙资产对外进行了投资。原告王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该款项就是在履行相应的合伙协议。管贝合伙企业实际上急缺资金，故签订合伙协议，通过欺诈方式诱使原告成为所谓的有限合伙人，通过原告的款项来维持上海管贝的经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被告姜寿成作为甲方，原告王静作为乙方，签订了《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一份，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同国合伙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各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本合伙企业名称为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基本信息，姜寿成(普通合伙人)，王静(有限合伙人)。合伙人出资：王静，出资额55万元。出资比例最终以该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占本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实际出资总额的比例为准。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单方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新合伙人入伙，如执行事务合伙人接受新合伙人入伙，应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合伙人持有本合伙企业份额期间，合伙人享有机器使用权，每个合伙人获得该机器使用权数量计算方式如下：机器使用权数量=其实缴出资/机器单价(5500元/套)×60%。机器使用权自合伙人出资实缴后第7天开始获得(T+7),部分实缴的按上述公式计算其可获得的部分机器使用权数量。2018年4月28日，原告王静向管贝合伙企业转入55万元。另查明，原、被告于2018年4月签订合伙协议时，管贝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人为姜寿成、姜再才，其中姜寿成认缴出资额2万元，姜再才认缴出资额8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本案中，首先，原告签订《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时，管贝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人为姜寿成、姜再才，然该协议上仅有合伙人姜寿成签字，管贝合伙企业未提供证据证明另一合伙人姜再才同意原告王静入伙以及全体合伙人共同与王静签订了《合伙协议》，且《合伙协议》签订后各方也未办理相应工商登记手续，将原告登记为管贝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因此，原告签订的《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尚不能使原告成为管贝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根据法律规定，因合同未成立而停止继续订立合同的，一方应将因接受履行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故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应将原告因履行《合伙协议》支付给其的55万元返还给原告。原告就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主张并无不妥，对于其计算标准本院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或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另，原告要求被告姜寿成对被告管贝合伙企业应返还的投资款55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静550,000元。二、被告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静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王静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元，减半收取计4,650元，由被告上海管贝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董 晔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赵竞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第六十条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未作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关于普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