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行终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五村小组。诉讼代表人彭罗文，组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解芳云，县长。委托代理人梁和茂、***，吉安县自然资源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庐陵新区市行政中心C座。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代理人曾传侣、钟雨霓，吉安市司法局干部。原审第三人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一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杜春根，组长。委托代理人宋德均，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二村小组。诉讼代表人杜义宇，组长。委托代理人宋德均，江西奋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五村小组(以下简称下沔村五组)因与被上诉人吉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县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被上诉人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9）赣08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涉案地块坐落于下沔村五组北端，位于下沔村五组至枣树下村公路东侧，争议范围：东以水圳与泉溪村山交界，南以水圳与眼口村坟山交界，西至新屋场村通枣树下村公路，北至小水圳、土墈。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一、二村小组(以下简称下沔村一、二组)取得了（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新屋场、铺毡形”山场，其四至为：东枣林山为界；南眼口村山界；西路下石墩界；北枣林山边水圳为界。2014年1月，下沔村五组因与下沔村一、二组就涉案地块发生权属争议向吉安县政府申请调处。2014年3月12日，吉安县调解处理山林纠纷办公室（以下简称吉安县山调办）认为涉案地块属于非林业用地不属于其调处职权范围，遂作出吉县府山调字[2014]1号不予立案的通知。后下沔村五组向吉安县政府申请土地权属调处，吉安县政府于2017年5月2日作出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为双方提供的凭证难以认定土地权属，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有利于生产，便于管理的原则，作出争议地收归国有，由大冲乡人民政府管理的处理决定。下沔村五组、下沔村一、二组均不服，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9月18日，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7]37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责令吉安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9年4月30日，吉安县政府作出吉县府山处字[2019]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现争议地属下沔村一、二组山场范围，归下沔村一、二组所有。下沔村五组不服，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吉府复字[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山处字[2019]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下沔村五组仍不服，向本院起诉。另查明，下沔村五组又名新屋场村，下沔村一、二组又名泉溪村。原审法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下沔村一、二组提供了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登领的（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新屋场、铺毡形”山场，四至为：东枣林山为界；南眼口村山界；西路下石墩界；北枣林山边水圳为界。经现场勘查，上述“新屋场、铺毡形”山场东、南、北三向界址与实地相符，但下沔村五组对西向路下石墩界有异议，认为该界址实地应为山场上的一条小路，并非新屋场村通枣树下村公路。经审查，根据仓下、眼口村1982年登领的（吉）林证字第24738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莲花形”山场的四至：东泉溪新屋场山墩路中心；南新屋场山水倒靠树；西路祖坟界；北泉溪山界，下沔村一、二组“新屋场、铺毡形”山场与仓下、眼口村“莲花形”山场为南北交界，两村山场的西向界址均指向路。经现场指认，下沔村五组及下沔村一、二组均认可“莲花形”山场的西向界至“路祖坟界”为新屋场村通枣树下村公路，故下沔村一、二组“新屋场、铺毡形”山场的西向界址“路下石墩界”应同为新屋场村通枣树下村公路，且能与南向、北向界址相连，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圈。因此，下沔村一、二组“新屋场、铺毡形”山场包括争议地块。另外，下沔村五组认为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已认定争议地块属于土地类别，其连续耕种了20年，应归其所有。但吉安市政府2017年9月18日作出的吉府复字[201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并责令吉安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故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对争议地块的类别的认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下沔村五组并未提供连续耕种20年的证据。下沔村五组也未能提供其对争议地块享有权利的有效权属凭证，因此，下沔村五组的诉讼理由缺乏证据证实，依法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五村小组的诉讼请求。下沔村五组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涉案地块为林地且包含在第三人山场范围内属认定事实错误且与生效文书确定事实存在矛盾。在处理决定作出前，吉安县山调办和吉安县林业局分别于2014年3月12日和2018年5月7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和《关于吉安县林业局不能对吉县府土字[2017]1号文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汇报》，均确定争议地块属非林业用地，下沔村一、二组提交1982年颁发的山名“新屋场铺毡形”的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并非争议地块的权属依据，而且上述两个文件至今仍未撤销。二、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山处字[2019]2号处理决定也确定争议地块为水田及旱地。其中认定：现场见整个争议地有被开垦成一垅一垅旱地或水田的迹象，争议地现为无人耕种的荒地，地面无树木或庄稼。因争议地块是耕地而非林地，故原审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相关规定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三、第三人下沔村一、二组持有的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载明“新屋场，铺毡形”山场四至并不包括争议地块，原审认定西向界址“路下石墩界”应同为新屋场村通枣树下村公路错误。四、争议地块是“庄稼”用地，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自50年代起开荒种植旱作物，1965年修了东风水库后，改作种植水稻，1981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后，上诉人将争议地块分给村民种菜，一直耕种至今。2013年6月14日第三人下沔村一、二组开铲车将争议地推毁，企图掩盖争议地归上诉人耕种经营多年的历史真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并责令吉安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吉安县政府答辩称，一、调处程序合法。2013年因原审第三人下沔村一、二组请挖机摧毁下沔村五组在争议地种植的蔬菜，上诉人下沔村五组称该地块属其耕种了几十年的小地名为“岭上”的水田和旱地，引发本权属争议。上诉人下沔村五组于2014年元月就该争议地权属申请吉安县政府调处。经吉安县山调办派员对争议双方调查后，分别征求各方意见，双方都表示不愿意协商，要求政府处理。答辩人遂作出吉县府山处字[2019]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调处程序合法。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争山场坐落于新屋场村北端，位于新屋场村至枣树下村公路东侧。现场见整个争议地有被开垦成一垅一垅旱地或水田的迹象，争议地现为无人耕种的荒地，地面无树木或庄稼。被答辩人未提交争议地的有效确权凭证和其对争议地从事了长期连续经营管理的证据。而原审第三人下沔村一、二组提交的山林权证等证据可以证明证载四址与其实地指认范围基本吻合，包括了争议地。三、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处理客观公正。下沔村五组未提交争议地有效权属凭证，下沔村一、二组提交的（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四址与其实地指认范围基本吻合，包括了争议地，其提交的（吉）林证字第24738号山林所有权证印证眼口村坟山北端属泉溪村山场，两个证据互相印证，争议地现为荒地，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答辩人作出“现争地归第三人泉溪村所有”的处理决定客观公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吉安市政府答辩称，其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下沔村一、二组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江西省调处土地权属争议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情由，均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对争议地块的权属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林业三定时期申领的（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经吉安县政府实地核对，确认该证载明的山场四至与实地相符，包含争议地块。在上诉人无权属证明及经营管理证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吉安县政府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吉县府山处字[2019]2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给原审第三人所有。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吉安市政府在收到复议申请后，结合该案相关证据材料并依据该案客观事实，按照行政复议程序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依法实行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原审第三人持有的（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可以证明案涉地块属于林地，如果林地需要转化为耕地，依法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而本案并无相关审批证据。吉安县山调办的不予立案通知属于程序性文书且已被后续行政行为改变，而吉安县林业局的《关于吉安县林业局不能对吉县府土字[2017]1号文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汇报》系政府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公文，属于内部文件，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述两个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地块属性的依据。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已被吉安市政府2017年9月18日作出的吉府复字[2017]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故吉县府土处字[2017]1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对案涉争议地块类别的认定亦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上诉人主张案涉地块性质为耕地而非林地，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本案中，对于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拾肆队统计社员自留地部》（1963年4月8日）复印件证据，因上诉人并未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或一审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交，也未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提供该份证据，导致其逾期提供证据，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在二审程序中提交该份证据，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且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表示不予质证，故本院不予接纳。同时，该份证据即便属实也只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岭上”地块在1963年时由其部分村民耕作的事实，而原审第三人持有的（吉）林证字第24734号山林所有权证是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颁发，政府确权发证行为发生在1963年之后，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地块由上诉人连续使用二十年的依据，亦不能作为其主张权属的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安县大冲乡下沔村第五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芬审判员 万进福审判员 谢丽萍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钱强森书记员胡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