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21民初330号 原告：何启勤，男，生于1963年5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才荣，四川山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志树，仁寿县视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屈莉，女，生于1987年12月26日，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第三人：屈太全，男，生于1967年6月11日，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告及其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荣，四川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何启勤与被告屈莉、第三人屈太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超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启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才荣、熊志树，被告屈莉、第三人屈太全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荣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启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自建房（600平方米）原告退还购房款500,000元，利息按月利率2%给付；2.诉讼费双方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2010年6月18日与仁寿县视高镇河心村11组村民何全玖签订《租地协议》租用何全玖土地0.44亩来修建房屋，租期70年，租金58,000元。房屋建成后，因原告以前向被告父亲屈太全借高息约410,000元，对方再三逼还钱，迫于无赖之下（对方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将自己修建的600平方米的房屋转让给被告，转让合同约定：如果甲方未按照协议之下，甲方应当向乙方全额退还转让价款，并按每年10%利率支付利息，同时赔偿违约金100,000元及土地增值部分。该协议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是被高息逼得无法处理的情况下签约，且该协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是无效协议。庭审过程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1.确认转让合同无效；2.原告享有房屋及构筑物的拆迁安置权利或拆迁利益，原告返还被告实际支出的资金370,000元及年10%的资金占用利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的身份信息。拟证明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 2.租地协议原件1份。拟证明本案案涉标的物系由原告租用何全玖土地来修建的房屋，因土地租用而转让的建筑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 3.宅基地及其房屋等附属建筑物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该协议为无效合同，该建筑物属于原告租赁土地修建，不符合能够转让的法律规定； 4.执行裁定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往来关系，实际上原告收到的款项没有500,000元； 5.告知书原件1份。拟证明政府并未认可房屋所有权属于被告。 被告屈莉辩称，1.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均已履行完毕，合同所涉款项已付清，房屋已交付，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就合同所产生纠纷的诉讼时效为2年，原告现提起诉讼时效，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2.原、被告于2013年1月2日签订的宅基地及房屋等附属物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因为该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存在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无效行为，加之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双方均已履行完毕，应受法律保护；3.从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与其所陈述的事实及理由来看，二者是相冲突的，事实及理由中陈述原告是被迫签订，在法律上属于可撤销协议，可撤销期限为1年，无论无效还是可撤销，原告请求均缺乏法律事实和依据；4.原告认为是迫息转让房屋，其提起本次诉讼的真实原因系因房屋被拆迁，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反悔提起诉讼，属于典型的违背合同法诚信原则的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针对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2.宅基地及其房屋等附属建筑物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协议有原、被告签名、原告爱人的签名，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协议内容来看属于农村宅基地房屋，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协议签订时，有经济社社长何兴才的签字，属于经济社认可、证人见证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 3.收条原件1份。拟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完毕，给付原告转让款500,000元的事实，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也认可收到被告给付500,000元的事实； 4.房屋租赁合同原件2份、证明原件1份、苟淑珍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后，原告将案涉标的物交付给被告的事实。被告受让标的物后，进而由被告租赁给第三方，其中1份租赁合同是由被告母亲苟淑珍代为签订； 5.视高镇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在购买案涉标的物后，该房屋增值以及被告对其购买的房屋行使处分权的事实，该协议经过政府审查和确定的被告是拆迁补偿的合法所有人。 第三人屈太全辩称，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法有效，双方就合同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就原告诉称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事实和理由不真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原、被告围绕诉辩主张提交的证据，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在购买房屋时不知道有租地协议，该协议系原告和他人签订，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协议有双方签字，有当时经济社社长何兴才的证实，该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对证据4认为裁定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认为与本案无关，告知书只是政府程序性要求。第三人经质证后表示质证意见与被告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包含农村承包土地不得买卖、建设用地涉及的土地应当办理审批手续、案涉合同所涉土地没有任何手续、转让行为违反合同法规定为无效合同，依据无效合同证实原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3收条系被告书写，但原告没有收到现金。原告在第三人处借了220,000元、算了130,000元利息、补了原告150,000元的现金借款、150,000元的借款也是算了高息、实际原告拿到的金额只有370,000元；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合同上被告的签字明显是后补的，该合同与本案当事人、案涉房屋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表明案涉房屋被拆迁，原告应享有该房屋补偿安置的权利。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5系原、被告签名确认，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4系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该证据进行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2、证据3、证据5，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不持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4，其中日期为2012年10月31日的租赁合同原告作为证人签字、原告对此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出租的事实也与原告在转让协议中对房屋租金收取主体的备注情况进行了体现，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2日，原告何启勤及其前妻朱玉蓉（转让方／甲方）与被告屈莉（受让方／乙方）签订《宅基地及其房屋等附属建筑物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宅基地坐落于仁寿县桥，该建筑房屋面向国道213线右邻一号桥头，左邻何四的建筑墙，该宅基地的面积大小为0.42亩（其中的二分之一）转让给乙方。甲方承诺该宅基地为甲方所有并享有合法处分权，保证该宅基地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瑕疵，否则，甲方愿意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甲方同意将宅基地二分之一面积的使用权及其对应的二分之一的房屋等附属建筑物所有权转让给乙方所有。双方通过竖切（从上往下切）的方式将宅基地和房屋平均分为南北两部分，靠北靠近一号桥桥头的一半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对应房屋等附属建筑物归乙方所有，靠南远离桥头的另一半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对应房屋等附属建筑物归向建华所有（整栋楼梯步共用）。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失去对靠北远离桥头的另一半宅基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建筑权等权利，同时甲方失去对相应附属建筑物的所有权利，该相应权利皆转归乙方所有；今后因该地块和附属建筑物所发生的一切权利归乙方所有；协议另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案涉房屋在转让合同签订前原告已对外签订租赁合同，原、被告遂由原告作为见证人、被告作为出租人在2012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对案涉合同转让及转让后权利义务进行了确认，由被告取得并行使案涉合同的相应权利。2013年2月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房屋转让款屈太全、屈莉500000元，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因加州智慧城一期项目的建设需要，案涉合同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2019年12月24日，仁寿县视高镇人民政府与被告签订《视高镇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被告在案涉房屋被拆迁后按协议约定获得拆迁补偿款200余万元。 另查明，2015年8月21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对屈太全与何启勤、朱玉蓉民间借贷一案作出（2015）双流民初字第6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何启勤、朱玉蓉偿还屈太全借款150,000元，后屈太全向该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该院作出（2015）双流执字第25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何启勤以苏明章名义存入的银行账户内存款7万余元。后案外人苏明章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经审查后作出（2018）川0116执异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该冻结银行账户内存款7万余元的执行。何启勤与朱玉蓉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12月11日在成都市双流区民政局协议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是否成立以及依据合同无效提出的诉讼主张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一、关于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确认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对于无效合同，不仅当事人可以申请确认无效，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申请确认无效，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主动确认合同无效。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本案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二、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是否成立以及依据合同无效提出的诉讼主张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由此可以看出，法律对已经拥有宅基地的，出卖或出租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但并未明确禁止农村房屋的买卖。本案案涉合同是否有效，本院剖析如下： 首先，案涉合同宅基地使用权的认定。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具有专属性，其转让和流通受到严格的限制。我国房屋转让实行“房地一致”的原则，故农村房屋的转让必然导致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本案中，案涉合同约定“甲方自愿将自己位于仁寿县视高镇河心村一号桥桥头整栋房屋宅基地一半面积的使用权及其相应的房屋等附属建筑物有偿转让给乙方，甲方子女其他亲属均对此无异议”。从该约定看出，原告对宅基地具有使用权。如若不然，势必形成无权处分法律行为，在无权处分法律行为下必然损害该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并由此带来无权处分后的相关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认为转让的房屋系租用何全玖的宅基地上修建，并提交《租地协议》证实其主张。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宅基地使用权在无审批机构登记确认的情形下，从原告将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被告，被告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视高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从根本上界定了原告在签订案涉合同前对宅基地具有使用权。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也是集体经济组织对原、被告先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力表现形式。具体来讲，只有在原告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上，集体经济组织才可能认可被告对宅基地及其房屋流转后享有流转前原告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也只有在认可被告对宅基地及其房屋流转后享有流转前原告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前提下，才会最终与被告签订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故原告提交的《租地协议》不足以证实案涉合同的宅基地系租用。 案涉合同的宅基地使用权权属，另在被告及其案外人向建华共同作为出租方的《租赁合同》中也予以明确，即原告对出让房屋所涉宅基地拥有使用权。具体体现如下：其一，案外人向建华与承租人刘勇、张林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在出租人处添加被告作为共同出租人、原告作为证人签名确认。该份合同在约定合同具体事项后另备注“从2013年元月2日，何启勤已将此房屋转让给屈莉，以后租金费由屈莉收取（何启勤和刘勇、张林签订的合同无效。）”。其二，2018年5月5日，被告之母苟淑珍与案外人向建华作为共同出租人（甲方）与承租方（乙方）薛久建签订《房屋出租合同》；该份合同第一项约定“甲方将自己拥有的楼房负一层出租给乙方合法使用，该楼房的负一层位于视高镇一号桥（原华西医院），底层门面共4间，下射负一层4间，向建华、苟淑珍各一半，以共用梯步为界；所收房租和保证金均分。”。其三，案涉合同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了翔实的阐述。案涉合同第三项约定：“甲方同意将宅基地1/2面积的使用权及其对应的1/2的房屋等附属建筑物所有权转让给乙方所有。双方通过竖切（从上往下切）的方式将宅基地和房屋平均分为南北两部分，靠北靠近一号桥桥头的一半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对应房屋等附属建筑物归乙方所有，靠南远离桥头的另一半宅基地使用权及其对应房屋等附属建筑物归向建华所有（整栋楼梯步共用）。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甲方失去对靠北远离桥头的另一半宅基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建筑权等权利，同时甲方失去对相应附属建筑物的所有权利，该相应权利皆转归乙方所有；今后因该地块和附属建筑物所发生的一切权利归乙方所有。”。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拥有案涉合同宅基地的使用权。 其次，案涉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系对农户再行申请宅基地的限制，如果将原有宅基地上房屋出卖或者出租后，不能再行申请另处宅基地。相反，该法律规定也间接肯定了村民出卖住房的行为，只是禁止卖房后再申请宅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认定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而判断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需要对强制性规定的属性进行确认，需要区别某一规定究竟是强制性规定，还是倡导性规定、任意性规定，需要对强制性规定规则的对象进行考量，究竟是意思表示本身，主体的准入条件还是合同的缔约方式、时间、场所等要素，甚或是合同的履行行为来具体认定合同效力。本院认为，合同内容违法，表明该行为是法律法规所要禁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合同主体违法、要素违法，表明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该法律行为本身，原则上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履行行为违法，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对农村房屋买卖而言，“一户一宅”只是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出让农村房屋后，丧失了再次申请宅基地的权利，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案涉合同签订时，有与案涉合同权益紧密联系的另1/2宅基地使用权人向建华见证、有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民小组组长何兴才见证。虽村民小组组长何兴才并不当然能够完整的代表集体经济组织，但其特定身份的见证行为至少能够反映案涉合同并未影响集体经济组织所辖村民小组的相关权益，向建华的签名也反映出案涉合同未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对此，《视高镇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实则对案涉合同的转让是否违反“一户一宅”进行了侧面印证，因拆迁安置协议书从签订主体、被拆迁范围上体现出视高镇人民政府认可被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权益。如若不然，案涉集体土地上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存在争议的情形下，拆迁人固然不会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再次，案涉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案涉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了房屋、被告支付了对价，合同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原告认为转让房屋系本案第三人逼债、转让合同违背真实意思、其向被告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房屋转让款500,000元含高息实际金额为370,000元，并提交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执异181号《执行裁定书》证实其主张。本院认为，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执行异议的目的在于阻却执行。执行异议虽反映出原告与本案第三人因债权债务关系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但该债权债务关系与案涉合同转让价款的给付并无相关联系；另，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的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其诉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本院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既然是合同纠纷中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其立法目的在于强化对守法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加大对违法违约行为的制裁与惩罚，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案涉合同于2013年1月2日签订后，双方理应在此基本原则下恪守合同义务，然《视高镇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致案涉房屋增值继而引发纷争，已然背离缔约合同目的之初衷。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以及合同无效后的诉讼请求，因事实和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启勤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告何启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