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1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孝友，男，196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恒，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人民巷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14917341XQ(1-1)。 法定代表人：吴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守娟，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孝友因与被上诉人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好帮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孝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好帮手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好帮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好帮手公司主张的借款本金199万元错误。1.认定投资合肥民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福公司）的95万元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在查明所谓投资民福公司的95万元均无转款凭证的情况下，仅以袁孝友两次在结算单上签字认定该95万元借款事实成立错误。在一审判决所述的两次签字确认的第二次2018年3月23日结算确认书中，袁孝友手写的第4项内容是“投资民福公司利息76.3万元，本金95万元等，需要对民福公司进行投资清算，该承担的要明晰，如明确确认后，该欠的可以归还补足，也可以通过抵冲好帮手、民福公司欠源山公司的租金等方式解决。”由此可见，袁孝友始终对投资民福公司的95万元本息是存疑的，要求进行投资清算。但是，好帮手公司一直未能提交相关的转账凭证来证明该95万元已经实际转账给民福公司的事实。另外，本案一审期间，好帮手公司提交了委托保证合同、反担保合同、好帮手公司银行对账单等证据，用以证明“用万佛湖资产做抵押的300万元贷款全部用于公司经营，未以此款出借”，一审判决以张某的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案涉借款来源于信贷资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一审好帮手公司自己已经在第二次开庭时否认了之前的陈述以及张某的证言。2.合肥源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山公司）的104万元不应属于袁孝友的个人借款，且有转账凭证的只有65万元，其余款项不能证明已经实际支付给了源山公司。首先，源山公司的104万元不应属于袁孝友的个人借款。正如2018年3月23日结算确认书中第4项的内容所述，袁孝友是认为对账的款项“也可以通过抵冲好帮手、民福公司欠源山公司的租金等方式解决”才会在确认书上签字，根本没有想到，好帮手公司会起诉要求其个人承担责任。上述款项均系和源山公司发生的关系，袁孝友既未出具借据，更未收到过任何款项，因此，不应该认定为袁孝友个人借款。其次，该104万元中有转账凭证并且与收据等证据能够对应的只有二笔分别为49万元和16万元，共计65万元，其余款项不能证明已经实际支付给了源山公司。二、一审判决认定“该行为系双方合意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但又以“本院鉴于本案借款发生在2010、2011年期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好帮手商贸公司提出本案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袁孝友认为一审法院对该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显然是错误的。201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确认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精神，对本《规定》施行以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本《规定》有效的，适用本《规定》；第（二）项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据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认定不适用该司法解释从而认定借款合同有效显然是错误的。 好帮手公司二审辩称，本案借款不仅有相关转款凭证、借款合同、收条、收据以及袁孝友对账签字确认单，且也曾还过部分款项，足以证明本案借贷关系合法成立，袁孝友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所借本金和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妥当。一、本案借款本金为199万元事实清楚，且好帮手公司一审已经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定无误。第一笔75万元。2010年10月10日，袁孝友向好帮手公司借款75万元用于投资民福公司，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月息1分。好帮手公司以袁孝友名义将上述款项交付至民福公司后，袁孝友向好帮手公司出具借条。2018年3月，安徽中天谷多会计师事务所对民福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预审计报告（因股东袁孝友未签字，暂无法出具正式报告），预审计报告中关于《合肥民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中显示2010年收到袁孝友投资款75万元。第二笔20万元。2011年5月25日，袁孝友向好帮手公司借款20万元用于投资民福公司。好帮手公司将上述款项现金交付至民福公司后，民福公司出具收据“交款单位袁孝友，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收款事由投资款”。前述预审计报告中显示2010年5月25日收到袁孝友投资款20万元。第三笔39万元。2010年11月30日前，袁孝友再次向好帮手公司借款，好帮手公司向袁孝友支付39万后，袁孝友以源山公司名义出具收据“交款单位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并备注吴水英个人卡转入黄海媚个人卡19万元，民福投资款20万元”，当日吴水英向黄海媚个人卡转款173193元。第四笔65万元。2010年11月3日，袁孝友再次向好帮手公司借款，好帮手公司当日向袁孝友支付65万元后（银行转账至黄海媚卡账户），袁孝友以源山公司名义出具收据“交款单位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并备注吴水英个人卡转入黄海媚个人卡，分别转入49万元，16万元，共计65万元。”二、借款发生在十年前，且在起诉之前经过袁孝友多次对账确认,袁孝友上诉称无转账凭证否认借款系隐瞒案件事实。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中国，相比较于在微信、支付宝甚至刷脸消费等支付方式通行的今天，十年前国人的支付方式还相对较为落后，当时除了部分转账有硬性规定需要用银行卡支付外，大多生意往来及借款都更偏向用现金支付方式。当时的背景下，法律对于民间借贷案件的认定也未明确规定要求必须要有银行转账凭证。即便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本案借款好帮手公司仍提供了100多万的转账凭证。且在起诉之前，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之间也就199万元借款进行多次对账确认，既确定本金也明确利息年化12%。2017年5月9日，双方就上述所借款项进行对账，对账确认袁孝友借款104万元以及95万元，合计199万元，年利率12%，且提出了单利和复利。袁孝友亲笔书写“本金总计199万元”，并签字确认。因袁孝友一直未能还款，2018年好帮手公司再次找袁孝友对账。2018年3月23日，袁孝友再次向好帮手公司出具结算确认书，并亲笔书写“本金部分早已确认199万元”并签字确认。好帮手公司在将相关款项出借给袁孝友后，袁孝友也曾还过一部分款项（2016年2月20日还5万和25万，2018年2月9日还2449269.5元）。综合以上一系列证据，从借款当年的实际情况、转账凭证及其他相应借款凭证、双方的对账确认以及袁孝友的还款，每一项证据都足以证明袁孝友借款199万元及约定利息的事实。三、本案借贷合同成立生效系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且好帮手公司也支付了全部借贷款项，借贷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因此借贷合同合法有效。好帮手公司所借给袁孝友的上述199万元并非来源于银行贷款。好帮手公司因公司经营需要，确实向银行申请过300万元贷款，但是在一审时已经举证证明，从银行所借贷款均用于公司经营，该300万元贷款去向均是支付货款或者其他经营费用。现袁孝友称所出借的款项系非法转贷，其对其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好帮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孝友偿还好帮手公司借款本金999162.5元、利息77935元（以本金99916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暂自2016年2月19日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后续利息按按上述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由袁孝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好帮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水英与袁孝友系合作伙伴关系。2010年7月前后，袁孝友、张某等人因共同投资民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吴水英）缺少资金，时任好帮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吴水英与袁孝友、张某等人协商，以有贷款资格的好帮手公司名义向中国银行高新区支行营业部贷款300万元，由袁孝友提供舒城万佛湖度假村资产作为抵押，该款属于信贷资金需专款专用，该笔贷款发放到好帮手公司账户后用于支付往来应付货款。2010年10月6日，袁孝友与好帮手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袁孝友）向乙方（好帮手公司）借款75万元，借款资金仅限于甲方用于民福公司的生产和经营，借款期限为2010年10月10日至2011年7月1日止，借款利息1分，自借款之日起按日计息，按季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以甲方在股份及其个人其他的资产或股份作为此次借款的担保抵押。同月10日，袁孝友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好帮手公司人民币计柒拾伍万元整，用于民福公司专项投资，自2010年10月10日计算利息。2011年5月25日，民福公司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袁孝友，人民币贰拾万元整，收款事由投资款。 2010年10月前后，袁孝友向吴水英提供合肥汇文公司昌河大厦房产，由吴水英向银行贷款作为资产抵押。2010年11月3日，吴水英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转入源山公司（袁孝友亲属经营的公司）会计黄海媚徽商银行个人账户49万元和16万元，同日源山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交款单位好帮手公司，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收款事由合肥汇文公司昌河大厦房产抵押，吴水英个人贷款，借给源山公司，吴水英个人卡转入黄海媚个人卡，分别转入49万元、16万元，共计65万元。2010年11月30日，吴水英通过交通银行分别转入黄海媚徽商银行个人账户173193元，同日源山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交款单位好帮手公司，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收款事由合肥汇文公司昌河大厦房产抵押，吴水英个人贷款，借给合肥源山公司，吴水英个人卡转黄海媚个人卡19万，民福投资款20万。2011年9月28日至10月7日，吴水英以贷款到期为由多次向袁孝友发送短信催促筹款，以便续贷。 2016年2月20日，袁孝友、袁文鑫分别向吴水英转款5万元、25万元。2017年5月9日，袁孝友与好帮手公司对账，好帮手公司出具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的结算确认单，载明：年利率12%，01袁孝友借款（以汇文资产担保的贷款）金额104万元，利息／单796625.75元，利息／复1014050.72元；02袁孝友借款：投资民福95万元，利息／单723419.18元，利息／复883973.86元，合计199万元，利息／单1520044.93元，利息／复1898024.58元。袁孝友把确认单上的年利率“12%”圈掉和“利息／单”和“利息／复”项下的利息金额划掉，并在下方签字确认：本金总计199万，利率待定。2018年2月9日，袁孝友出具收条，要求将有限公司拆迁征收补偿款2449269.5元全部用于归还案涉借款。同年3月23日，袁孝友与好帮手公司再次进行对账，好帮手公司出具截止日期为2018年1月22日的结算确认单，载明：01袁孝友借款，金额104万元，年利率8%，利息／单598783.56元，利息／复.年769601.76元；02袁孝友借款：投资民福，金额75万元，年利率12%，利息／单656136.99元，利息／复.年963487.24元；袁孝友借款：投资民福20万元，年利率8%，利息／单106695.89元，利息／复.年134130.47元，合计199万元，利息／单1361616.44元，利息／复.年1867219.47元。袁孝友在确认单上“598783.56”打√，在“656136.99、106695.89”打？号；并在下方书写：1.本金部分早已确认199万元；2.①已在2016年2月20日、21日分别由袁孝友转给吴水英5万，袁文鑫转给吴水英25万，合计30万，望算上利息；②已在2018年2月12日前通过万佛湖安远公司拆迁补偿款244万元金额转还好帮手公司（吴水英），以上两项合计274万元；3.关于利息，计算方法只是按单利（与源山公司、好帮手公司计算方法一致），其中我本人借款利息约60万已付（274万已付－199万本金＝75万结余-60万本人利息＝15万结余）；4.投资民福公司利息76.3万，本金95万等，需要对民福公司进行投资清算，该承担的需明晰，如明确确认后，该欠的可以归还补足，也可以通过抵冲好帮手、民福公司欠源山公司的租金等方式解决。 2010年6月18日，好帮手公司与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约定由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2010年企贷字0057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短期）》以及2010年企贷字0057-保001号《保证合同》所约定的保证范围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等；2011年6月17日，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吴水英签订《不可撤销个人连带责任信用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个信字三部[2011]043号）。 2018年1月27日，民福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吴水英、袁孝友等参与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对民福公司进行清算审计和评估等。同年2月10日，民福公司股东会决议：初定审计事务所为中天谷多公司，审计费用限定不超过11000元等。同年3月12日，民福公司与安徽中天谷多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2018年4月20日，该事务所向民福公司审计组交预审计报告，因部分股东不认可而未签字，该事务所未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该预审计报告中的股东出资情况表对袁孝友的投资款记载为：2010年10月收到袁孝友投资款75万元，2011年5月25日收袁孝友投资款20万元等。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袁孝友向好帮手公司借款的本金是否为199万元。1.投资民福公司的95万元能否认定为借款。本案所涉的75万元有借款合同、借条，20万元有收据，95万元虽无转账凭证，但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进行对账的两次结算确认单，袁孝友均签字认可该笔借款，仅对借款利率及利息提出异议；其次，该两笔借款发生时间久远，借款用途均注明是对民福公司的投资，在此期间，袁孝友均未提出异议，可认定为袁孝友的借款。2.源山公司的104万元借款能否全部认定。好帮手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证实向源山公司会计黄海媚转账金额三笔，共计823193元，由于源山公司系袁孝友亲属经营的公司，该公司向好帮手公司出具了两张合计104万元的收条，且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进行对账的两次结算确认单，袁孝友均认可该104万元为其本人的借款，故该104万元借款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应认定为袁孝友的借款。综上，好帮手公司主张借款本金199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 争议焦点之二，案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以及199万元借款利率应如何认定。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实本案所涉借款间接来源于由袁孝友提供财产抵押，以好帮手公司或吴水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所得，其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套取金融机构资金，而贷款未能直接出借是因为该笔贷款系银行信贷资金需专款专用，贷款入账后只能用于支付好帮手商贸公司的往来货款，而不能直接出借给袁孝友等人。因此，系双方合意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双方均存在过错。鉴于本案借款发生在2010年、2011年期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好帮手公司提出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于法有据，予以采信。因此，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之间的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袁孝友辩称借款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75万元借款利息约定为月息1分，故好帮手公司主张该笔借款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符合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此外，124万元借款时双方对利息未作书面约定，但根据好帮手商贸公司提供两份结算确认单，其中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的结算确认单，袁孝友对124万元年利率12%及利息的计算金额不予认可，而好帮手公司又未提供借款利息为年利率12%的证据，故对该结算单中对年利率及利息金额不予确认；截止日期为2018年1月22日结算确认单，可以证实袁孝友对124万元借款按照单利的年利率8%计算利息予以认可，可视为双方对借款利率的约定。故对124万元借款按照年利率8%计算利息，好帮手公司主张利息按照年利率12%计算借款利息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通过上述认定，本案所涉的199万元借款自每笔借款之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止的借款利息为1371465.2元[（75万元×12%×7年+75万元×12%×125天/365天）+（20万元×8%×6年+20万元×8%×263天/365天）+（65万元×8%×7年+65万元×8%×101天/365天）+（39万元×8%×7年+39万元×8%×74天/365天）]，本息合计为3361465.2元（199万元+1371465.2元）。由于袁孝友分别于2016年2月20日、2018年2月12日已归还好帮手商贸公司借款及利息共计2749269.5元，该款应从上述借款本息中予以扣除。故袁孝友尚欠好帮手借款本金612195.7元（3361465.2元-2749269.5元）。按照先还息后还本以及借款的先后顺序，第一笔75万元借款本息应先予归还，尚未归还的612195.7元均是本金，应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8%计算至款清为止，息随本清。好帮手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袁孝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好帮手公司借款本金612195.7元及其利息（利息以612195.7元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8%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息随本清）；二、驳回好帮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94元，由好帮手公司负担6256元，袁孝友负担8238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对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诉辩意见的综合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案涉借款好帮手公司出借资金的数额、借贷合同的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案涉借款好帮手公司出借给袁孝友资金数额问题。袁孝友上诉称，所谓投资民福公司的95万元均无转款凭证，源山公司的104万元有转账凭证的只有65万元，其余款项不能证明已经实际支付，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199万元提出异议。好帮手公司则称有些款项虽无转账凭证，但有借款合同、收据、结算单等证据佐证，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出借本金199万元。本院认为，关于借款合同中资金的交付，出借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经审查，针对袁孝友投资民福公司的95万元，好帮手公司提交了75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条，20万元的收据，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对账的两次结算确认单等材料佐证，且袁孝友认可其系民福公司的股东，民福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聘请的安徽中天谷多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预审计报告中股东出资情况表对袁孝友的投资款记载为2010年10月收到袁孝友投资款75万元、2011年5月25日收袁孝友投资款20万元，能够与好帮手公司提交的收据内容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好帮手公司出借给袁孝友95万元用于民福公司投资正确。针对源山公司出具收据的104万元，袁孝友虽否认源山公司收到转账65万元之外的款项，亦否认其承担借款责任，但针对另外39万元，好帮手公司提交了源山公司出具的39万元收据、173193元的转账凭证、好帮手公司与袁孝友对账的两次结算确认单等材料佐证。经审查，好帮手提供的证据材料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观袁孝友仅否认收到款项，不但不能对其出具确认单认可借款本金199万元数额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亦不能提供证据佐证其抗辩主张，再根据袁孝友一审提供的短信记录及《关于吴水英民间借贷的几点问题》中的表述，袁孝友并未直接否认本案借款，仅是怀疑所借的款项被民福公司其他挪用及股东间投资、利润、亏损承担等问题产生争执，但本院认为上述问题仅另案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借款数额的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好帮手公司向袁孝友出借本金199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案涉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借贷合同效力的关键因素，是好帮手出借资金的来源。经审查，本案199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于好帮手公司和吴水英，然本案借款发生前好帮手公司曾向中国银行高新区支行营业部贷款300万元并由袁孝友提供舒城万佛湖度假村资产作为抵押，时任好帮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水英亦以其个人名义从银行贷款，且一审时好帮手公司申请的证人作证称借给袁孝友的钱来源于银行贷款，好帮手公司提交的手机聊天记录亦用以证明部分借款来源于吴水英个人名义银行贷款，好帮手公司虽之后否认好帮手公司的银行贷款用于支付案涉借款，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好帮手公司银行贷款的具体实际用处，即便能够认定银行贷款进入案外人账户，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案涉借款发生时好帮手公司、吴水英尚欠银行大额贷款的事实。本案中，作为掌握银行贷款资料的好帮手公司（吴水英）至今未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的银行借贷合同，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推定好帮手公司（吴水英）从银行贷款的年利率低于案涉借款结算确认单中的年利率8%。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本院认定案涉199万元的借贷关系无效。 关于案涉借款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袁孝友应当向好帮手公司返还199万元借贷资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因好帮手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获取信贷资金的利息及成本支出，本院根据双方对借贷关系无效的过错，酌定袁孝友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好帮手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款项来往情况，本案所涉的199万元款项自每笔资金支付之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的资金占用费为863394元[（75万元×6%×7年+75万元×6%×125天/365天）+（20万元×6%×6年+20万元×6%×263天/365天）+（65万元×6%×7年+65万元×6%×101天/365天）+（39万元×6%×7年+39万元×6%×74天/365天）]，应返还款项合计2853394元（199万元+863394元）。由于袁孝友于2018年2月12日前已归还好帮手公司款项共计2749269.5元，故截至2018年2月12日袁孝友尚应返还好帮手公司资金104124.5元（2853394元-2749269.5元），之后的资金占用费继续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为止。 至于好帮手公司一审起诉请求主张的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等费用问题，因好帮手公司诉讼中未明确上述费用的具体数额，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故本院对好帮手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袁孝友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442号民事判决； 二、袁孝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104124.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104124.5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三、驳回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94元，由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000元，袁孝友负担449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22元，由合肥好帮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000元，袁孝友负担49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王养俊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梁新鹏 书记员张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