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7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星帝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九纬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魏红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魏爱英，女，1961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敏，女，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铭，男，198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国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丹阳保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东方路东方嘉园6-8幢。 法定代表人：毛玉飞，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润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白马村。 法定代表人：蒋蔼其，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丹阳市华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里庄村。 法定代表人：杨金秀。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蔼其，男，195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于国平，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鹏宇，男，197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施丽娟，女，198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坛市经济开发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金秀，女，196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一审被告：江苏台阳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里庄白庙村。 法定代表人：张时富，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杨建忠，男，汉族，1973年4月18日生，住江苏省丹阳市。 一审被告：符卫凤，女，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一审被告：张时富，男，195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一审被告：贺红美，女，195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一审被告：张连富，男，1947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 再审申请人江苏星帝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因与被申请人江苏丹阳保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得银行）、丹阳市华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昱公司）、杨金秀、于国平、江苏润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公司）、蒋蔼其、蒋鹏宇、施丽娟（以上八被申请人简称保得银行等），一审被告江苏台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阳公司）、杨建忠、符卫凤、张时、贺红美、张连富（以上六一审被告简称台阳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9）苏民终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不承担保证责任；3.保得银行等及台阳公司等承担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的案件受理费。 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一起债务人华昱公司以形式合法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骗取债权人保得银行贷款，保得银行工作人员参与骗贷的担保合同纠纷。 一、债权人保得银行负责人、工作人员不但知道债务人华昱公司编造基础交易事实、主合同事实，而且参与串通，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一）串通编造基础交易事实 本案贷款合同是以华昱公司向关联公司江苏澳佳特流体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佳特公司）购买轴套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需要贷款作为基础交易的，而“签订”这一基础交易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也是保得银行工作人员决定的。 主要证据如下： 1.于国平2015年6月9日《询问笔录》：“（这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就是两个公司做的，这两个公司都是我实际控制的,说到底，就是假的，就是为了贷款用的。”“（这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是银行工作人员跟我讲的，贷款需要这样的合同，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我跟保得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熟,银行工作人员跟我讲后我安排我公司的会计杨丽花或者是徐慧具体做的。”“实际上这两个公司（华昱公司、澳佳特公司）都是我实际控制,杨金秀是我老婆，杨建忠是我老婆的弟弟,于国芳是我哥哥,于国华是我弟弟,他们实际上作为股东也好，法人代表也好,都是挂名的。” 2.徐慧2015年6月9日《询问笔录》：“大概是在2014年4月份的一天，老板于国平打电话给我，让我制作一份合同，说银行那边急着要。合同双方都是我们老板于国平控制的企业，供方是澳佳特公司，需方是华昱公司，这两家企业的公章都在我们财务室，我根据于国平的要求就做了这份购买30套轴套，价值16260000元的合同，然后通过传真发给了保得银行。”“就是一份假合同，老板于国平说是银行那边需要。” 3.华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金秀，澳佳特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于国平，杨金秀与于国平是夫妻关系，华昱公司与澳佳特公司是关联公司，本案中华昱公司与澳佳特公司是购买轴套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保得银行工作人员审核贷款时忽略了。 （二）串通编造主合同事实 债务人华昱公司未实际使用贷款，而保得银行负责人建议以华昱公司名义贷款，该贷款由实际使用人润阳公司（该公司由蒋蔼其实际控制）使用。 主要证据如下： 1.于国平2015年6月9日《询问笔录》：“我们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贷款的,肯定是银行想出来的，另外银行也肯定清楚这笔贷款是蒋蔼其借用了我公司的平台贷款的，因为都是蒋蔼其去跑银行，需要我们签字盖章的地方也是蒋蔼其公司的会计荆书定带过来的。”“这笔贷款看起来的借款人是我的华昱公司，其实真正的使用人是润阳公司，是蒋霭其，是蒋霭其借用了我的企业平台贷款的。” 2.蒋蔼其2015年6月10日《询问笔录》：“我找到保得银行皇塘支行的易冬英来商量怎么贷款易冬英提出找一家企业来做贷款然后我们润阳公司做担保，贷出来的钱还是继续给我们润阳伟业使用，我就找到华昱公司来做这笔贷款。”“易冬英给我说你以华昱公司名义来贷款我们润阳公司做担保，贷出来的钱给我们润阳公司使用，这种方式方法是她这样给我们建议的。” 3.施丽娟2015年6月16日《询问笔录》：“具体贷款方式是银行建议的，当时我们资金紧张就同意了。后面于国平叫我到他的公司办公室,当时于国平和保得银行的任忠定已经谈好了,他们对我说,因为润阳公司贷款，没有其他企业可以为我们贷款。所以这次的贷款由华昱公司贷出来后给我们润阳公司使用然后就开始贷款了。”“这笔贷款出来后是我们公司在使用，银行的贷款利息也是我们公司在支付。” 4.于国平2015年5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初，蒋蔼其因为急需一千万资金，因此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后来他就找到保得银行的任忠平任行长，希望他帮忙。后来任行长和蒋蔼其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借我的平台来贷款一千万。”“（一千万）钱后来打到账户后，我就转给了蒋蔼其。” （三）主合同债权人保得银行的工作人员在串通骗取贷款起主导作用 1.主合同债权人保得银行的负责人主导与主债务人以及实际债务人（贷款使用人）串通骗取贷款。主要证据见以上“（二）”及《受案登记表》《呈请立案报告书》《立案决定书》等。 2.主合同债权人保得银行工作人员违反银行管理规范，故意隐匿华昱公司与澳佳特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实，违规发放贷款；违反银行管理规范，对贷款资金的使用不予监管。 3.主合同债权人保得银行的支行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不仅主导策划，而且始终对该贷款的使用有完全的决定权、控制权。 主要证据如下： 易冬英2015年6月17日《询问笔录》：“我们保得银行这1000万元贷款下来后，因为于国平向我借钱转中行的贷款，我让施丽娟把那300万元直接留在于国平公司的账户上。但于国平公司到中行转贷的时候被中行收了200万元回去，于国平通过施丽娟还了100万元给我，后面我和于国平做了一个200万元的手续。” 于国平2015年6月9日《询问笔录》：“因为当时我的中行皇塘支行的850万元贷款正好要到期，保得银行皇塘支行的行长易冬英借了300万元给我转贷款,当时蒋霭其也正好要转保得银行的1000万元的贷款,就跟蒋蔼其讲了一下，所以这1000万元贷款下来后我就转了700万元给蒋蔼其，我在中行皇塘支行转贷款后,结果中行给我减持了200万元贷款,所以我就只转了100万元给蒋蔼其，剩下了200万元，我就打了一张200万元的借条给易冬英。” 蒋蔼其2015年6月10日《询问笔录》：“这笔1000万元的贷款下来后,于国平自己的一笔贷款也到期需要转贷，于国平、易冬英和我三个人商量后,我这边先拿700万元,于国平拿300万去转贷款，原来易冬英借给我转贷款的300万元,经过我们三方的协商，由于国平跟易冬英结账。但后面于国平的贷款被银行扣了200万元,于国平就又转了100万元给我公司,剩下的200万元，于国平和易冬英去结算，具体怎么结算的,我也不清楚。” 二、本案证据材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华昱公司通过合法形式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掩盖“骗取保得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 （一）华昱公司通过形式合法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掩盖“骗取保得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主合同买卖合同、借款合同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二审法院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二）十多人的《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呈请立案报告书》《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录音、企业工商信息及结婚证等，这些证据材料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予认定，违反证据规定 关于十多人的《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呈请立案报告书》《立案决定书》已经形成证据链。第一，该证据是刑事立案阶段的笔录，虽然目前刑事案件尚无定论（该案目前仍处在侦查阶段），但不能因此得出合法询问采集的证明犯罪行为的笔录，不得作为民事证据使用的结论；第二，证明犯罪行为存在，除了证据使用要比证明民事行为存在更高的盖然性以外，更主要的是行为是否达到了刑事规范的假设条件；第三，本案十多人多份笔录相互验证描述的事实具有客观性；第四，无论从经验法则、高度盖然性，都可以看出《询问笔录》真实性；第五，《询问笔录》等刑事证据，与《情况说明》、魏爱英与于国平的通话录音、魏爱英与施丽娟的通话录音、魏爱英与蒋蔼其等多人的谈话录音、企业工商信息及结婚证等，这些证据材料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不予认定，违反证据规定。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本案应予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第六项规定情形。 （一）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情形 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主张本案中购买轴套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是由保得银行工作人员决定的。但依照于国平及其公司工作人员、蒋霭其及其公司工作人员在《询问笔录》中的自认、于国平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仅可以得出于国平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润阳公司之间编造基础交易及主合同的结论，无法证明保得银行存在串通情形。即使华昱公司与澳佳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并不能必然得出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同一人、保得银行审核贷款时忽略这一点的结论。因此，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主张本案《贷款合同》是伪造的，不予支持。 （二）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情形 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在再审申请中仅列举了部分证据，并认为原判决对这些证据不予采纳违反了证据规定，但并未明确违反了哪一条规定。事实上，原判决已经对这些证据作出了回应：对于刑事证据，由于涉刑事案件的仅是本案保证人，不影响本案基础借贷关系。因此，本案不应中断审理。对于本案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因此，本案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也不能因此得出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无效的结论。星帝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认为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但并未给出充分证据，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苏星帝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魏爱英、宋敏、高铭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肖 峰 审判员 张爱珍 审判员 尹颖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秦润芝 书记员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