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3民终2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红，女，1983年1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春生，男，1979年3月11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金球，广西淳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26号甲天下广场国展楼1号楼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50000061738244T。 负责人：蒋荣，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艳，该所律师。 上诉人杨艳红、唐春生因与被上诉人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5民初2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艳红、唐春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本案系上诉人杨艳红、唐春生为处理女儿“毛毛”受损害致死的相关索赔事宜而寻求专项法律服务所引发的纠纷，实质上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上诉人自行维权未果，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投资经营法律服务公司的刘值龙，并委托刘值龙代为全权办理“毛毛”死亡后相关索赔事宜。经上诉人与刘值龙协商，由刘值龙安排其与其亲表妹蒋林艳（即被上诉人桂强律师所的专职律师）共同为上诉人提供专项法律服务，该专项法律服务包括诉讼代理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因此，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刘值龙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刘值龙应为本案的当事人；二、一审法院遗漏案件重要事实，案件基本事实不清，导致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1．原审法院遗漏了在处理上诉人女儿“毛毛”医疗纠纷相关索赔事务中刘值龙承担主要工作和起主导作用的事实。2．原审判决未查明《委托代理合同》系在刘值龙办公室签订的事实。3．一审法院遗漏了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履行告知律师服务收费的政府指导价的事实。4．原审法院未查明《委托代理合同》中未约定收款银行账户的事实。5．遗漏了被上诉人尚未完成全部代理事务的事实。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确认被上诉人尚未完成代为向法院申请退回诉讼费用的委托事项，因此，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上诉人不存在逾期支付费用的违约行为；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原审决。1.原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中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毛毛”医疗纠纷案件采用风险代理收费合法有效，是错误的。涉案的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是纯粹的财产赔偿纠纷，违反《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为无效合同。 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性质正确、程序合法，并未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因具体涉诉、涉仲裁、涉调解案件的处理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该案属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而非上诉人所称的“法律服务合同”。2、一审并未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能享有权利承担合同义务，案外人刘值龙不是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认真阅读了合同条款，收费条款中有上诉人的多处手印，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认可收费经过协商等都能说明上诉人对合同条款、法律后果己充分了解，被上诉人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三、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盖手印，就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基本的契约精神，履行合同义务，违约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57316元、交通费3000元、违约金3146元，本次诉讼律师费10000元，以上共计173462元（违约金以15731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从2019年5月28日起暂时计算至起诉时止，之后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两被告实际付清以上款项为止）；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杨艳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蒋林艳律师为承办甲方与临桂西城医院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委托乙方所办理事项在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另行委托第三方办理。乙方律师应当充分运用法律知识，按照法律规定，认真完成甲方交办的代理事项，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约定本案的律师代理费收取方式为风险代理，并按以下步骤收取：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由甲方先支付给乙方×××元作为前期费用；之后甲方在法院执行回款项后的5日内，按案件每笔执行回款项的30％支付给乙方。（若案件和解或调解，视为乙方完成风险代理事项，甲方应按案件和解或调解所获得款项的30％支付给乙方，逾期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合同的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执行终结之日为止。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的蒋林艳律师办理了两被告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2018年10月24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就前述案件作出（2018）桂0312民初608号民事判决，判决临桂西城医院赔偿杨艳红、唐春生损失498547.95元。临桂西城医院不服前述判决，于2018年11月5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2月2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03民终373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临桂西城医院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后，杨艳红、唐春生于2019年5月21日向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5月27日杨艳红、唐春生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临桂西城医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由临桂西城医院给付杨艳红、唐春生赔偿款498547.95元、诉讼费3383元、利息6000元。2019年5月28日，唐春生收到赔偿款504930.95元。2019年6月5日，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312执765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确定申请执行人杨艳红、唐春生与被执行人临桂西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执行完毕。现原告认为其完成代理活动后，二被告未依约支付相应代理费用，故诉至原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庭审中，二被告陈述在选择风险代理时是要求按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20％支付律师费，但最终与原告确定的收费比例是30％。 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作为委托方与案外人刘值龙签订了一份委托协议，约定：委托方唐春生委托刘值龙全权代理我老婆杨艳红与桂医二附院的医疗纠纷案件有关事宜。全权委托刘值龙联系医疗鉴定单位，进行鉴定检查及事务办理。本人通过微信转账刘值龙微信×××元，委托刘值龙用于在办理本案中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律师费），本案所有费用开支由委托方刘值龙进行协商全权处理。同日，唐春生通过微信向案外人刘值龙转款×××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杨艳红、唐春生委托原告处理其与临桂西城医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分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指派了蒋林艳律师具体负责被告杨艳红、唐春生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有双方签名盖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本案原告起诉的依据是前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合同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享有合同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相对方提出请求，而不能由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请求。前述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与“杨艳红、唐春生”享有，案外人刘值龙并非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其不应成为本案诉讼的当事人。虽然在2018年2月12日被告唐春生曾与案外人刘值龙签订委托协议，约定由唐春生全权委托刘值龙处理杨艳红与桂医二附院的医疗纠纷案件有关事宜，刘值龙还收取了唐春生×××元的费用，但这是唐春生与刘值龙之间的协议，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对被告认为本案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的观点不予采信。被告唐春生、杨艳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具有完全的辨别能力，能通过自己的主观认知判断决定是否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且在合同签订时并非是由案外人刘值龙代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故原审法院对被告辩称如案外人刘值龙不是本案当事人，则委托代理合同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观点亦不予采信。庭审中被告陈述曾与原告就风险代理的收费比例进行过协商，被告意欲确定为执行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的20％，但双方最终选择了30％的收费比例，这说明原、被告双方在律师费用问题上进行过协商。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虽然本案委托合同第五条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属于加重委托人责任的条款，但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收费方式约定中有二被告的多处捺印，这说明二被告对该条款已经了解，原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告知义务，且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第十一条“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的规定可知，“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未告知政府指导价并不必然导致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无效或者合同无效，原告代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也不属于风险代理的除外情形，该条款中约定的按执行回款30％收取费用亦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故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合法有效，对被告辩称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的观点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在二被告执行回款后5日内，二被告应按每笔执行回款项的30％支付给原告，并非被告庭上所述的执行回款除去医疗费、尸检费用、诉讼费用后的20％。现二被告已经于2019年5月28日领到执行款项504930.95元，理应在2019年6月2日前支付相关律师服务费给原告，二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支付了×××元前期费用给原告，故二被告还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律师服务费为144479.29元（504930.95元×30％-×××元）。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逾期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现二被告逾期支付款项，根据双方约定二被告还应该支付自2019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给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及本案律师费，因双方并无约定，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艳红、唐春生支付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44479.2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144479.29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项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770元、保全费1270元，共计5040元（原告已预付原审法院），由原告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负担608元，被告杨艳红、唐春生承担443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2、上诉人是否应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3、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是否成就。 上诉人唐春生、杨艳红与被上诉人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其自行维权未果，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投资经营法律服务公司的刘值龙，并委托刘值龙代为全权办理“毛毛”死亡后相关索赔事宜的情况下签订的，案外人刘值龙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院认为，本案涉讼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为唐春生、杨艳红和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案外人刘值龙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而且，本案的处理与刘值龙没有利害关系。因此，刘值龙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上诉人要求追加刘值龙为本案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是否应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问题。上诉人主张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而且，约定的收费比例高过了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诉人不应支付代理费。本院认为，综观全案事实，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是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约定的收费比例也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该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被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在被上诉人的努力下，上诉人也已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上诉人应依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故，上诉人主张《委托代理合同》无效，其不应支付代理费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还未代上诉人申请退回原赔偿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代理事务未全部完成，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中》并未约定退回案件受理费为委托事项。而且，案件受理费的相关票据在上诉人手中，上诉人自行到法院申请退回即可。因此，上诉人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未能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已构成违约，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及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上诉人主张不支付代理费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艳红、唐春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90元，由杨艳红、唐春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小兰 审 判 员 朱孟儒 审 判 员 王 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唐 静 书 记 员 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