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9264号原告：何枝琴，女，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月玲，江苏恒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绍尘，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继业，男，199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阳县，被告：张哲，曾用名张旻洁，女，198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进春，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凤，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张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枝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绍尘、被告张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进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继业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枝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的买卖合同；2、请求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货款892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6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请求两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原告向被告王继业、张哲订购330箱仁和集团薇美小绿瓶，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6月3日，原告向被告王继业打款1003200元，被告张哲向原告发货。但截止2018年6月2日，两被告仍有30箱仁和集团薇美小绿瓶未向原告发货，也未向原告退款。原告多次向两被告索要如上款项，两被告均无理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王继业无答辩，也无提交证据。被告张哲答辩如下：1、本案涉案产品的销售模式是层层代理的关系，原告与被告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两被告之间是上一级的买卖关系，原告与张哲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相关货物没收齐的责任在于其自身，自原告向被告王继业支付款项时，其与被告王继业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王继业取得货款，原告取得了相应货款所对应数量的涉案货物的所有权，虽然相关产品还是留在被告张哲所在的公司，但被告张哲只是代为仓储、保管及按照原告的指示发货，并不改变货物的权属性质；原告没有按照自己的销售情况进行小批量进货，而是一次性购买1003200元的货物，其目的是为了享受更优惠的批发价格，被告王继业、张哲及被告张哲的公司也是一样，每次向仁和药业下订单的数量越大，所享受的市场价越优惠，在层层销售的链条里，各方均对自己所下订单承担相应的风险，不能因出现销售困难就退货，这也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原告进行销售的款项达100余万元，但本案争议的只是小部分，也说明双方已履行了大部分的合同，在产品销售末端出现市场困境时原告将责任推给其和被告王继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庭审情况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3日，原告何枝琴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383的银行账户向被告王继业名下尾号为6115的银行账户汇入65000元，并备注“升小绿瓶董事”。2017年5月20日至2017年6月3日，原告何枝琴通过其名下尾号为3383的银行账户先后向被告王继业名下尾号为7112的银行账户汇入5笔款项共计963200元，其中，5月20日转汇的21万元备注“小绿瓶货款”，5月31日转汇的50万元、44000元备注“小绿瓶董事款”，5月31日转汇的13万元备注“小绿瓶董事款齐”，6月3日转汇的79200元备注“小绿瓶奖金”；上述原告何枝琴汇给被告王继业的款项共计1028200元。2018年2月10日，被告张哲通过其名下尾号为4308的工行账户向原告何枝琴尾号为9078的工行账户汇入33000元。2018年6月2日，被告张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转款2000元。原告何枝琴陈述称：1、原告向被告王继业转汇的款项1028200元中，1003200元是用于预定本案涉案货物的。2、原告向被告王继业支付货款1003200元用于预定330箱（每箱80瓶）仁和集团生产的薇美本草精华抑菌喷剂（以下简称小绿瓶），小绿瓶官方价格为每瓶45元，因其进货量较大，达到董事级别，每瓶按38元计算即每箱3040元，而被告王继业收到货款后将该款直接全额交付被告张哲，被告张哲收到上述款项后陆续向原告发货227箱货物；但在尚欠103箱货物未发时，被告张哲向原告承诺剩余货物中的50箱向原告退款，另外53箱正常向原告发货，原告同意了该方案；后被告张哲向原告发货53箱小绿瓶，但因存在质量问题，故双方达成协商将该53箱小绿瓶部分更换成了其他产品；而被告张哲承诺向原告退还余下的50箱小绿瓶的货款，该货款应为152000元（按每瓶38元计算）但被告张哲仅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原告退款33000元、2000元；后双方又达成协商，被告张哲用其他产品冲抵了退款27800元，现尚欠原告退货款89200元。3、原告与被告王继业、张哲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将款项打给了被告王继业，其与被告王继业是买卖关系，被告张哲向原告发货，故被告王继业、张哲是本案中买卖关系的一方，两被告有向原告供货的义务，且被告张哲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向原告承诺退款。4、原告于2017年4月13日向被告王继业所汇款项65000元备注是“升小绿瓶董事”，该款是货款；而2017年6月3日向被告王继业所汇款项79200元备注是“小绿瓶奖金”，该款是公司举办的活动，原告购货达到330箱所得的公司所发奖金，原告将该笔奖金作为货款转给被告王继业；2017年7月7日，原告向被告王继业所汇款项62000元与本案无关。5、在2018年1月31日前，原告订货与取货是通过被告张哲给的一个微信名为G20-张哲行政总监（此号不收米）、微信号为×××的微信名片进行订货和拿货的，被告张哲称此人是公司的对接人，需要拿货就与此人联系。原告何枝琴向本院出示了其与被告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何枝琴和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被告张哲向原告何枝琴提出了关于103箱小绿瓶的三个处理方案，第一个是折成10万，但不可能一次性给，年前3万，到5月份返完；第二个是全部发货给原告；第三个是50箱折现，53箱直接发货。同日，原告何枝琴同意了第三个方案。2018年6月19日，原告何枝琴告知被告张哲“尚欠其30件小绿瓶，每件3040元，共计91200元”，并提出“我自己主动亏，3.3万元退我，2号给了2000，还有3.1万直接解决了吧”，还称“我也只想快点拿回自己的成本”。被告张哲陈述称：1、其从被告王继业处收到原告缴纳的购买小绿瓶的款项1003200元后，将该款交给了广州奔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再将该款与仁和集团协商订货，后续会安排与被告王继业对接提货交货事宜，与原告没有关系；因为公司的取货原则是层层对应，谁的代理商由谁同意取货，下级代理商要将发货信息转给上级，再由上级层层上报，被告王继业与其是层层代理关系。2、原告如果要退款，其已购买的产品应按官方级别价格（即每瓶45元）计算单价，在此基础上按照其所实际销售的数量*官方单价，如果还有剩余，其同意退款；因为原告当初支付的货款金额是1003200元，达到董事级别最低购货金额，享受董事级别每瓶38元的优惠单价，可以提货330箱，这是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不能拆分，如果原告要求退款，也就是要减少所提货的数量，那么就不应享有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而应享受低一级别的每瓶45元的官方单价；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1９日原告给其发微信确认其尚欠原告30箱货物，即原告共提货300箱，按照官方单价每瓶45元来计算，总金额是108万元，而原告所支付的货款是1003200元，在此情况下，其没任何义务给原告退款。本院认为，被告王继业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既没有提出答辩、质证意见也没有提供证据反驳原告主张的事实，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权利，本院在审核原告提交的证据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根据双方当事人答辩意见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张哲是否是前述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3、进行退款处理的小绿瓶的单价是38元还是45元。关于焦点一，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张哲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原告称其向被告王继业所转汇的1028200元款项中的1003200元均是购买小绿瓶的货款，其提交的与被告王继业之间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向被告王继业所汇的均与涉案货物“小绿瓶”有关，转款分别备注有“升小绿瓶董事”、“小绿瓶货款”、“小绿瓶董事款”、“小绿瓶董事款齐”、“小绿瓶奖金”等，故应认定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标的额为1003200元，所购产品为小绿瓶。关于焦点二，本院经审查认为，在前述买卖合同关系中，被告张哲与被告王继业是共同作为卖方存在。理由如下：1、被告张哲确认收到原告转汇给被告王继业的款项1003200元，被告张哲虽称收到该款后即将该款交给了广州奔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原告与被告张哲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被告张哲就未发货的103箱小绿瓶与原告商谈解决方案，双方达成协商，由被告张哲向原告继续履行发货53箱小绿瓶，剩余50箱小绿瓶则折价返现；3、原告称每箱小绿瓶价值3040元，50箱小绿瓶总价为152000元,被告张哲向原告交付了价值27800元的其他产品冲抵款项152000元，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张哲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原告退款共35000元；4、被告张哲抗辩其与被告王继业、原告何枝琴之间是层层代理关系，但被告张哲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综上，就原告与被告王继业之间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被告张哲已作为卖方参与了该合同的履行，故涉案货物小绿瓶的买方是原告何枝琴，卖方是被告王继业、张哲，即原告何枝琴与被告王继业、张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三，原告主张按每瓶38元的单价计算，两被告共应返还89200元；被告张哲抗辩称原告想要享受董事级别每瓶38元的优惠单价，最低购货金额要达到1003200元，这是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不能拆分，而原告实际支付了最低的购货金额1003200元，故原告若要求退款，也就是要减少购货的数量，那就不能按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每瓶38元来计算，而应按低一级的官方单价45元来计算。本院审查认为，1、根据原告提交的其和被告张哲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月31日，被告张哲向原告提出了关于尚未发货的103箱小绿瓶的三个处理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折成10万，但不可能一次性给，年前3万，到5月份返完；第二个方案是全部发货给原告；第三个方案是50箱折现，53箱直接发货。而上述方案中，被告张哲并未提到若折现，则原告此前进货价不能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2、原告同意了上述的第三个方案后，被告张哲履行了继续发货53箱的义务，对于另外50箱货物的折现，被告张哲先后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向原告退款33000元、2000元，退款时也没有表明原告此前进货价不能享受董事级别的优惠单价，故应视为被告张哲以实际行为履行了小绿瓶按每瓶38元计算的退款义务。关于原告主张解除涉案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买卖合同标的额为1028200元，合同标的是330箱小绿瓶，两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300箱小绿瓶，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债务，且根据原告与被告张哲的约定，剩余的30箱小绿瓶按折现返还处理，被告张哲也已退还了部分款项，故现原告主张解除涉案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张哲应依约继续履行其退款义务，因原告与被告张哲达成协商，53箱的小绿瓶按折现返还，即被告张哲应向原告退还152000元（按每瓶38元计算），而原告确认被告张哲用其他产品冲抵了27800元，同时也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退还了33000元、2000元，故两被告仍应向原告退款89200元。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应支付自2018年6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张哲于2018年1月31日承诺将未发货的50箱小绿瓶折价返现给原告，应及时依约返还，但其仅分别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6月2日退还了33000元、2000元，尚欠89200元至今仍未退还，其行为给原告带来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故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继业、张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枝琴返还货款892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92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何枝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030元，由被告王继业、张哲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芬梅人民陪审员  李少芳人民陪审员  谭辉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张靖怡书记员叶丽仪附一：本判决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二：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