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2民初46872号原告：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482号6层619号。法定代表人：黄淑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冬，男，该公司法律顾问，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芳幸，女，该公司董事长助理，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32号院办公楼四层。负责人：石庆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江，北京市天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峰，北京市天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冬、欧阳芳幸，被告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江、栾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1000万元整，并自2015年7月1日起按四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8年9月4日，被告的开办单位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电网公司，改制前为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因欠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华公司”）债务，与国华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华北电网公司将其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482号办公楼第五层和第六层（建筑面积为3958平方米，下称涉案房屋）交由国华公司无偿使用30年，用以抵销借款利息1.1亿元。2004年9月10日，国华公司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国华公司将上述3958平方米的房屋承包给原告负责经营管理，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2008年10月6日，原告致函国华公司要求继续长期承包经营涉案房屋。2009年12月29日原告、国华公司签订了继续承包房屋的协议，国华公司将涉案房屋继续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0月6日止。为了便于对上述482号办公楼的统一服务与管理（注：原告承包经营的房屋因在482号办公楼内，由外单位承租不利于管理、办公），2008年12月16日，原、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由被告租用涉案房屋，租金共计9998万元，由被告于2008年12月17日一次付清。因国华公司不满原告尚未与其正式签订第二份《承包合同》，即与被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遂于2010年3月23日，向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2009年12月29日与原告所签《承包合同》。因被告已将全部租金9998万元支付给了原告，如原告败诉，被告担心自身权益受损。为解除被告的顾虑，2010年3月29日，原、被告就国华公司诉原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一、原告自愿出具承诺函、担保清单、第三人担保函，确保被告不因签订及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受到任何损失；二、生效法律文书（注：国华公司诉原告的生效判决书）确定的租赁期限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华北电网（注：在会议纪要中列明的参加单位华北电网，实际参会单位系被告）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后立即办理解除有关担保的登记手续，并于3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1000万元；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原告对被告租用的房屋没有承包权的，原告立即退还租金。若无力退还，被告有权以担保的财产优先受偿。2010年3月30日，原告依《会议纪要》向被告出具了《承诺函》，并将3月29日的会议纪要等17份材料交给被告签收。2010年4月1日，欧阳芳幸与被告签订八份《房地产抵押合同》，并按约定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4月7日，原告将现金1000万元交付被告作保证金。国华公司起诉原告的案件经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国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国华公司未上诉。此后，原告又分别于2014年12月31日、2015年6月24日与国华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和《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被告租用的房屋仍由原告继续承包经营，并在2015年6月30日前将全部承包费用支付给国华公司。原告亦已按约定将全部承包费付给国华公司。至此，被告作为房屋的产权人及使用人已归于同一，该房屋承包合同、租赁合同的费用、租金亦全部清结，被告使用自己作为产权人的房屋，既是履行原告与国华公司的承包合同，又是履行被告与原告的租赁合同，还体现了被告与国华公司以房屋使用权抵偿债务的合同，三个单位间的三个合同具有一定的有机联系，且同时到期，到期后，被告与国华公司甚至无需再办理房屋交接。从理智人角度来看，三个合同均不存在履行障碍，被告的障碍与风险也已不存在，原告提供担保的事由已根本消除，保证金应予退还。原告要求被告协商解除担保事宜退还保证金，被告以国有企业不好处理为由，予以拒绝。2016年7月4日、2017年3月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分别作出裁决，认定了上述《会议纪要》的效力，并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已不存在被告主张的风险，确定解除欧阳芳幸、被告签订的全部《房地产抵押合同》，被告应为欧阳芳幸解除有关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被告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但申请均被驳回。至今7年多原告仍有1000万元保证金未能取回，损失巨大。原告认为，当时交付被告1000万元保证金及抵押房屋是出于国华公司诉讼可能对被告造成损害后果的保证。现不仅诉讼结果未对被告造成损害，原告与国华公司之间承包合同纠纷已得到彻底、全面解决，被告在租用房屋期间，也不会存在任何障碍、风险。被告应立即向原告退还1000万元保证金，并赔偿占有期间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应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据此，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公平、公正原则，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辩称，1.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原告承担。事实及理由：1998年9月，为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还贷能力不足的问题，国华公司与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北电力公司，改制后为华北电网公司）签订互助协议，约定：国华公司豁免华北电力公司贷款利息1.1亿元；华北电力公司将涉案房屋提供给国华公司使用30年。双方就房屋的使用、管理另签有《委托管理合同》，约定国华公司使用涉案房屋年限自1998年10月7日始，至2028年10月6日止。后，国华公司将涉案房屋发包给原告承包经营。2008年，因原承租方搬离且涉案房屋所在大楼需装修改造，原告提议由被告承租涉案房屋，并承担装修改造费、物业管理费，租期2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0月6日止）。为了证明有出租权，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一份与国华公司于2004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复印件，复印件载明原告的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28年10月6日，即原告拥有20年的房屋承包经营权。基于该复印件，被告与原告于2008年12月1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被告承租涉案房屋，租期2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0月6日止。2008年12月17日，被告将全部20年的房租9998万元一次性预付给原告。至今《房屋租赁合同》仍在履行中。2010年3月，国华公司起诉原告，要求确认其与原告于2009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已依法解除，并要求原告移交涉案房屋，并将华北电网公司、被告列为第三人。从国华公司的证据中被告发现，原告存在诸多欺诈行为：首先，2004年9月国华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是5年，自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而非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中载明的20年；其次，原告隐瞒了与国华公司于2009年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中关于房屋承包费每5年一确认，协商不成自动解除承包关系的约定，及国华公司可在需要的时候收回涉案房屋自用的约定，这些约定与被告利益相关。由于被告已将近1亿元房租预付给原告，还斥资1583万元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而预付租金却被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淑芳为其女儿欧阳芳幸购置了8套房产，一旦《房屋租赁合同》被解除，被告的预付租金将难以追讨，国有资产面临流失风险。为保证合同能够顺利履行至2028年10月6日租赁期限届满，被告要求原告提供担保。2010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函》、《担保财产清单》等，原告承诺：同意提供1000万元保证金“以及有收益权的营运商业不动产”作为担保，若被告“因签订及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受到经济损失的”，“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欧阳芳幸出具《担保函》，承诺以8套不动产为原告“于2010年3月30日向贵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提供担保”。同时原告提供了一份《会议纪要》“稿件”供讨论，因“稿件”内容失实，试图减少原告义务，被告未接受。2010年4月1日、4月23日，欧阳芳幸与被告签订8份《房地产抵押合同》，房屋抵押期限至2028年10月6日，与《房屋租赁合同》期限相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0年4月8日，原告将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支票交付给被告。2010年5月20日，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驳回国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同时确认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期间原告提供伪造《承包合同》的欺诈事实。该判决作出后五年多时间，原告从未要求被告退还履约保证金、解押担保房屋。直至2015年12月、2016年9月，原告才分别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下称“北仲”）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解除《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办理房屋解押手续。仲裁中，原告选定的仲裁员宋朝武，违反《仲裁员守则》、《仲裁员办案规范》关于“仲裁员应当公正、公平”的规定，直接与被告争论，诱导、暗示原告回答问题，在事实未查清前发表与原告一致的结论性意见，充当了原告的代理人。（2016）京仲裁字第0838号、（2017）京仲裁字第0382号《仲裁裁决书》不顾双方签订的《房地产抵押登记合同》明确约定的抵押期限到2028年的事实，竟然以《会议纪要》“稿件”的内容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法裁决解除了《房地产抵押合同》。裁决后，被告立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因2007年民诉法修改后，法院对裁决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实质性审查的规定被修改为仅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裁决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可撤销或不予执行，故三中院以裁决书程序无明显不当，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驳回了被告的撤裁申请。但三中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亦强调：仅以一份未签订的《会议纪要》“稿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如果法院审理，是不会这样认定的。2016年11月，原告向北仲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退还1000万履约保证金。被告就此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告在提出的反驳意见中，认为“保证金1000万元是申请人为了保证双方此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顺利履行所提供的担保”、“双方关于保证金的纠纷应当适用双方之间主合同即《房屋租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的约定”等，认定北仲具有管辖权。北仲对保证金是为保证《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提供的担保这一事实予以确认。2017年5月仲裁庭开庭时，由于《民法总则》已颁布，已有“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的明确规定，原告感受到败诉的风险，故庭审后、裁决前，主动撤回了仲裁申请。2018年11月28日，被告收到起诉状。原告以“当时交付被告1000万元保证金及抵押房屋，是出于国华公司诉讼可能对被告造成损害后果的保证。现不仅诉讼未对被告造成损害，原告与国华公司之间承包合同纠纷问题已得到彻底、全面解决，被告在租用房屋期间，也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和风险”为由，要求被告立即退还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赔偿占有期间的利息损失。经查，涉案房屋的所有人与实际使用人长期分离。涉案房屋的所有人是北京市电力工业局。而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迄今已发生多次变更：1992年华北电力公司享有涉案房屋的资产使用权（包括许可国华公司使用），2003年华北电网公司享有涉案房屋的资产使用权，2016年北京华北电力实业总公司（下称“华实公司”）享有涉案房屋的资产使用权。即，现涉案房屋的资产使用人是华实公司，已不是华北电力公司或华北电网公司。华实公司与华北电网公司及被告之间不存在投资关系。基于以上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本案履约保证金是为了保证《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所提供的担保，而不是仅对国华公司诉讼风险的担保。履约保证金虽设立于国华公司诉讼过程中，不仅因原告的种种不诚信行为使诉讼存在风险，《承包合同》等诉讼证据所揭示的承包期限的不确定性，也使承包合同乃至房屋租赁合同存在履行风险。此时设立的履约保证金等担保，从事实上、法律上、常理上都应当也只能是对《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的担保；而不可能是仅对诉讼的担保。无视《承包合同》履行的期限不确定性，仅对诉讼风险进行担保，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国企的法定责任，对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荒唐的。如果原告真的认为履约保证金是对诉讼风险的担保，其为什么在支付全部承包费后才向被告主张权利？为什么在国华公司败诉后事隔6年才主张权利？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原告也知道履约保证金就是为了保证《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提供的担保。原告出具的《承诺函》、保证金支票存根、《管辖权异议申请的回复意见》中，都可证明这一点。二、《房屋租赁合同》仍在履行中，原告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于法无据。保证金1000万元是为了保证《房屋租赁合同》顺利履行所提供的担保。现《房屋租赁合同》尚在履行中，为了保证合同顺利履行，履约保证金担保不得解除。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在主债权未消灭、担保物权未实现、被告未放弃担保物权的情况下，解除作为《房屋租赁合同》从合同关系的履约保证金担保合同，退还履约保证金，于法无据。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北京市电力工业局，而不是华北电网或被告；涉案房屋的现资产使用人是华实公司，也并非华北电网或被告本身。因此并不存在房屋所有权人与使用人同一的情况。国华公司1998年使用涉案房屋是基于涉案房屋原资产使用人华北电力公司的授权。但涉案房屋资产使用人已变更为华实公司，而新的资产使用人尚未追认国华公司对涉案房屋的使用，理论上也存在着新资产使用人要求收回房屋自用的可能。房屋一旦被收回则承包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均难以继续履行。被告使用涉案房屋，是基于与原告之间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原告与国华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如何履行，与被告无关。根据被告掌握的材料，原告与国华公司之间的承包法律关系并未终止，尚在履行中。国华公司与华北电力公司之间的互助法律关系也仍在履行中，尚未终止。三个法律关系各自独立，并未发生同一性合并，各自风险仍然存在，提供履约保证金担保的事由并未消失。三、《会议纪要》“稿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未签订，也未履行，更不构成默示。首先，对《会议纪要》“稿件”双方未签订，也未达成一致。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文件签收表》，区分了交接文件的三种法律类型：原件、复印件和稿件。其中双方达成一致的是《承诺函》、《担保函》、《担保财产清单》等原件，未达成一致的是《会议纪要》“稿件”。由于《会议纪要》内容与《承诺函》、《担保函》、《担保财产清单》等内容相违背，自身第一条与第二条自相矛盾，也违背了原告自己的承诺，所以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也未签订。其次，对《会议纪要》“稿件”不构成默示。由于《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无双方可以默示的方式履行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的交易更是仅此一次，没有形成任何默示的交易习惯；故，无论被告收到《会议纪要》稿件后是否提出过异议，均不构成对《会议纪要》的默示。第三，《会议纪要》“稿件”没有实际履行。实际履行中，双方履行担保合意的范围，包括《承诺函》、《担保函》、《担保财产清单》的内容，但《会议纪要》稿件的内容，没有履行。比如，履行《承诺函》和《担保函》的过程中，欧阳芳幸进行房屋抵押登记时，抵押期限与《房屋租赁合同》相同，至2028年10月6日止，而不是根据《会议纪要》“稿件”内容，约定到判决生效的时间。综上，被告认为，履约保证金担保是为了履行《房屋租赁合同》而设立，现《房屋租赁合同》仍处于履行中，无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解除履约保证金担保。《会议纪要》“稿件”无法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告要求解除履约保证金担保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履约保证金不应退还，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9月4日，国华公司（甲方）与华北电力公司（乙方，后改制为华北电网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一、甲方豁免在乙方的张家口发电总厂1号机组所发生的贷款利息11000万元整。甲方同时负责办理此事项之有关银行手续。二、乙方将涉案房屋提供给甲方使用30年。1998年11月23日，华北电力公司财务部致函国华公司申请免除债务利息1.1亿元，并从9月4日至实际豁免日之间由此应豁免利息所派生的利息一并豁免。1998年12月14日，国华公司向建设银行等业务部门发函，同意减少华北电力公司贷款利息1.12亿元。2004年9月10日，国华公司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房屋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2008年12月16日，原、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涉案房屋租给被告使用，租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28年10月6日，被告于2008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20年租金共计9998万元。2008年12月1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9998万元。2009年12月29日，国华公司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房屋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29年10月6日（原告认为存在笔误，应为2028年10月6日）。2010年3月23日，国华公司以原告越权出租、提前收取房租违反合同约定为由，将原告诉至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解除其于2009年12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并要求移交涉案房屋。华北电网公司及本案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0年3月30日，原告将17份材料交给被告，包括2010年3月29日的《会议纪要》以及2010年3月30日出具的《承诺函》等。《会议纪要》参加单位为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及原告，载明：一、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自愿向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担保清单及第三方担保函，确保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不因签订及履行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受到任何损失。二、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房屋的承包权及承包期限的，则双方按照该租赁期限计算租金（年租金数额不变）。该租赁期限不足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的，不足期间的租金应予以退还，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已经收取的保证金可以抵减应回收租金，其并应于收取退还租金后立即办理解除前项有关担保的登记手续；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租赁期限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的，华北电网有限公司自收到前述生效法律文书后立即办理解除前项有关担保的登记手续，并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三、因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房屋没有承包权的，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应立即向华北电网有限公司退还租金。若无力退还，华北电网有限公司有权以担保清单所列的财产优先受偿。四、未尽事项，双方继续友好协商解决。《承诺函》载明：“为了确保贵公司的权益免受侵害，我公司特向贵公司承诺如下：若因我公司原因，导致贵公司因签订及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受到任何经济损失的，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公司同意提供保证金壹仟万元整人民币以及有收益权的营运商业不动产作为上述承诺的担保。上述保证金的支付时间为2010年4月8日前，抵押物的登记时间为2010年4月15日前。”2010年4月7日，原告以提供转账支票方式支付被告保证金1000万元。2010年5月20日，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宣民初字第416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国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国华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国华公司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2014年12月31日，国华公司与原告签署新的《承包合同》，约定涉案房屋仍由原告承包经营，期间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2015年6月24日，国华公司与原告签署了《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1000万元保证金的效力、担保范围及担保期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存在租赁关系，双方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涉案保证金是在国华公司与原告的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期间，原告为确保被告的权益免受侵害而提供的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但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就涉案保证金签署单独的书面担保协议，《房屋租赁合同》中亦无关于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担保的约定，此种情况下涉案1000万元保证金的效力须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予以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承诺函》的内容，无法确认原告关于保证金的承诺是基于被告提出的要约还是仅为原告方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而承诺函本身并不属于法定的担保方式，并不单独产生担保的法律效果。被告认为《会议纪要》并未签字，双方未达成合意。然而被告既认可双方存在担保关系，若非双方就保证金问题进行过协商或者被告接受原告提供的担保，则无法说明双方就订立担保合同达成合意。原告向被告出具了《会议纪要》、《承诺函》、担保财产清单等材料，被告在《文件签收表》上签收上述材料且并未提出书面异议。此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1000万元保证金，被告予以接受。根据上述规定，结合以上证据，可以确认双方担保合同关系成立。关于涉案1000万元保证金的担保范围。《会议纪要》中载明“……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房屋的承包权及承包期限的，则双方按照该租赁期限计算租金（年租金数额不变）。……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租赁期限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的，华北电网有限公司自收到前述生效法律文书后立即办理解除前项有关担保的登记手续，并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三、因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所约定房屋没有承包权的，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应立即向华北电网有限公司退还租金。若无力退还，华北电网有限公司有权以担保清单所列的财产优先受偿。”根据上述表述，结合本案事实，涉案保证金担保的主债权应为“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前因原告对涉案房屋承包权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受到侵害的被告承租权”。而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了原告的承包权，该承包期限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被告承租权不再因该诉讼而可能受到侵害，因此被告应退还保证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自2015年7月1日起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按四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向原告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北京新源益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被告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杨成龙审 判 员 田晓昕审 判 员 李 俊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肖彦青书 记 员 高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