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第三人）胡正碧，又名胡春秀，汉族，女，195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绥阳县。胡正碧系胡正维之姐。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贵军，汉族，男，198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绥阳县。胡正碧之子。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正维，汉族，女，196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绥阳县。胡正维系胡正碧之妹。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芬，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绥阳县洋川镇晨光路。法定代表人：刘兆武，县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饶文泽，绥阳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义华，绥阳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发彬，绥阳县农业农村工作局工作人员。再审申请胡正碧因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黔03行终173号行政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10月1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行申42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正维与胡正碧是亲姐妹关系，胡成华（已故）系二人之父。1984年4月20日，胡成华为承包户主与原双龙乡和平村塆以头合作社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小地名为“朱家碑”2.34亩耕地，承包合同载明家庭人口3人，劳动力2人。胡成华与其妻过世后，其承包的“朱家碑”土地分块由家庭成员胡正维、胡正碧分别耕管。公证时间为1998年8月6日，胡正碧以胡春秀的姓名为户主与本村民组签订了28-11-19号承包土地合同，承包了小地名为“猪家怀”0.74亩水田，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0日。2017年发包方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代表胡正碧续签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492“朱家碑”地块由胡正碧家庭享有承包经营权，备注为水田，承包期限为1994年1月1日至2043年12月31日。胡正维为承包方代表于2017年与发包方绥阳县风华镇双龙村民委员会也续签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享有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527“朱家碑”1.08亩水田与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537“朱家碑”0.35亩旱地（自留地）的承包经营权。胡正维至2018年6月胡正碧家不让胡正维使用建房修建的道路之时，才得知胡正碧已经对耕管的“朱家碑”部分地块办理了土地承包登记，遂于2018年8月3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各方均认可胡正碧所承包的“猪家怀”与地块代码5203231042090004492“朱家碑”系同一地块，四至界限、面积的记载虽有不同，但系不同时期登记工作的习惯性称谓改变与丈量工作更精准化的差异性区别。一审法院认为，起诉期限自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胡正维与胡正碧在其父亲死后均在对“朱家碑”地块分块进行耕管，对实际耕种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案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不服引发的纠纷，胡正维认为自修路发生争议后才得知应属于自己的“朱家碑”地块的耕管权与经营权已分离，由胡正碧享有，故在未超过二十年最长起诉时效内提起诉讼。胡正碧承包“猪家怀”也即“朱家碑”土地登记公证时间为1998年8月6日，起诉时间为2018年8月3日，未超过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最长二十年诉讼时效保护期间，绥阳县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胡正维明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作出土地登记行政行为之日的起算时间，故对绥阳县人民政府认为胡正维已超过起诉期限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应进行实体审理。土地登记是法定的土地登记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将土地的权属关系、用途、面积、登记、类别等情况记录于专门薄册的一种法律行为。胡正维、胡正碧与其父母在世时未产生有分家协议，在父母过世后，各自对以自己家庭承包的土地分块进行耕种管理多年。后经权利人申请，土地登记机关通过地籍调查、权属审核、登记并核发证书的行为已产生了法律效力。绥阳县人民政府对胡正维、胡正碧分别对“朱家碑”各自耕管地块按照实际耕种的事实进行了登记并在地块界限、面积、种类上予以区分、明确，充分履行了其应尽法定职责，其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多年未发生争议。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户主过世后，其家庭成员对各自耕管的承包地块分别耕管、享有权利，是符合农村大家变小家，家庭承包土地产生继承等原因导致权属重置的规律与分配习惯的。涉案“朱家碑”土地承包期限自1994年1月1日起至2043年12月30日止，在2007年对承包地块按照不断更新的科学计量方式审核登记、明确细化，在承包期限不变，地块类别未变的情况下，是更符合客观事实与开展农村工作实际要求的，绥阳县人民政府对胡正碧土地进行登记行为的并无不当。胡正维认为父母过世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朱家碑”土地应全部由自己享有，胡正碧对“朱家碑”土地只有经营耕种的权利而无享有承包登记权利的理由，并未举证证明，且胡正维家庭也对“朱家碑”其余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符合农村生产生活规律，胡正维的诉讼理由与陈述未有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胡正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胡正维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1984年4月20日，黄德路为承包户主与原双龙乡和平村塆以头合作社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上记载黄德路户承包了地名为“二车水口”“马路边”田合计1.56亩，承包了地名为“奈国山”“大坪”土合计0.62亩，家庭人口2人，劳动力2人。1984年胡成华户承包的2.34亩“朱家碑”田地分割为现在地块代码分别为5203231042090004492、5203231042090004527、5203231042090004537三块地名均为“朱家碑”的地块。胡正碧户的《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载明：合同编号28-11-19，户主姓名胡春秀，该表未加盖绥阳县人民政府印章。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7）绥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7563号〕中关于“朱家碑”的登记事实是否清楚。2.上诉人要求撤销《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记载的“猪家怀”的登记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关于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7）绥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7563号〕中“朱家碑”的登记事实是否清楚问题。本案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第二轮土地承包事实的认可。1984年土地下户时，胡成华户承包了“朱家碑”田2.34亩，此时黄德路户享有其自己的承包地，且未承包“朱家碑”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胡正碧户的《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记载有“猪家怀”土地，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猪家怀”即是地块代码为5203231042090004492的“朱家碑”，而被上诉人未提供1998年将“猪家怀”登记在胡正碧户的权利依据，亦胡正碧户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缺乏权源基础。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依据缺乏权源基础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将地块代码为5203231042090004492的“朱家碑”登记在胡正碧户名下，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关于“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的规定，对绥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7）绥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7563号〕中关于地块代码为5203231042090004492、地名为“朱家碑”的登记应予撤销。关于上诉人要求撤销《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记载的“猪家怀”的登记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各方当事人对“猪家怀”土地现已登记在胡正碧户并无异议，胡正碧户的《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虽有关于“猪家怀”的记载，但该表未加盖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印章，并非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关于“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的规定，故对上诉人在一审中关于撤销有关“猪家怀”土地承包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起诉。综上，胡正维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二审判决：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行初52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绥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黔（2017）绥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87563号〕中关于地块代码为5203231042090004492、地名为“朱家碑”的登记;三、驳回胡正碧要求撤销“猪家怀”土地承包登记的起诉。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负担。再审申请人胡正碧再审请求：1、撤销（2019）黔03行终173号行政判决；2、驳回胡正维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争议地朱家碑在胡成华与其妻去世后一直由胡正碧、胡正维分别耕管。在胡成华去世之前，也就是1994年5月11日，胡正碧和胡正维签订了一份《奉养双老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对胡成华名下的承包地作了明确的分配，本案胡正碧的涉案争议地的登记颁证有明确的权利来源。2、胡正维在1994年就签订了协议书，将土地进行了分配，胡正维的起诉已经超过了20年的起诉期限。被申请人胡正维辩称，本案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应予维持。胡正碧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出嫁，不是分地人口，绥阳县人政府未核定“朱家碑”地块的权属，将“朱家碑”登记至胡正碧名下，属于登记错误，应当撤销。被申请人绥阳县人民政府辩称，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行初522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适当，应予维持。县农村承包土地主管部门查明，胡成华及其妻去世后，按照家庭协议，胡正碧一直耕种经营朱家碑土地0.78亩。1998年双龙村通过村民大会，将朱家碑土地承包给胡正碧耕种经营，胡正维未提出异议。再审庭审中，胡正碧提出1994年5月11日，胡正碧和胡正维签订了一份《奉养双老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对胡成华名下的承包地作了明确的分配，本案胡正碧的涉案争议地的登记颁证有明确的权利来源。庭审中，胡正碧出示了《奉养双老协议书》原件，胡正维提出该协议书系伪造无真实性，并当庭提出要申请笔迹鉴定。胡正碧未提供《奉养双老协议书》复印件，庭审结束后，胡正碧收回了《奉养双老协议书》原件。本院认为，本案审查对象为被诉土地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但对于被诉土地登记行为涉及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即《奉养双老协议书》，胡正碧和胡正维存在巨大争议。本案作为行政案件不宜对该民事关系进行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本案应释明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奉养双老协议书》的效力。一、二审直接对被诉行为的合法作出评价不当，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黔03行终173号行政判决和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行初522号行政判决；二、案件发回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重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晓东审判员  张 鹏审判员  王 妤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周益书记员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