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921民初38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增增，男，198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岱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柏辰，北京大成（舟山）律师事务所。 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男，196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岱山县。 被告：赵海燕，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岱山县。 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壮论，岱山县恒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增增与被告汤贤平、赵海燕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案审理期间，被告汤贤平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与本诉进行合并审理。于2020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增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柏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汤贤平、赵海燕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壮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增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汤贤平、赵海燕向原告支付货款13455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汤贤平、赵海燕系夫妻关系，二人挂靠在舟山市普陀区水产码头共同经营鱼货收购业务。2018年2月3日，刘增增与汤贤平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汤贤平借款40万元给刘增增，以此为条件，刘增增所捕鱼货应由汤贤平代为售卖，售卖所得货款在扣除被告应得提成后交付给刘增增，同时口头约定若汤贤平售卖鱼货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刘增增可单方解除合同，合作期限为三年。至2018年底，原告按约履行合作协议，但二被告拖欠原告货款30万元一直未支付，且二被告售卖鱼货价格明显过低。2019年11月4日，原告刘增增按约交付鱼货后，被告汤贤平、赵海燕未向原告支付货款234550元，因原告尚欠两被告借款10万元，两项相抵，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134550元，故原告向法院起诉。庭审中，原告刘增增增加一项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于201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8年11月解除。 被告汤贤平、赵海燕辩称，本案法律关系发生于刘增增和汤贤平之间，与被告赵海燕无关，故赵海燕非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汤贤平与原告刘增增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系合作关系，刘增增向其借款40万元，其代刘增增售卖鱼货，将售卖鱼货所得货款扣除提成后交给刘增增。2018年11月，其受刘增增指示，暂代刘增增保管30万元货款，并非拖欠。另外，赵海燕曾通过微信转账借给刘增增22000元，代刘增增支付小工费1000元，共计23000元，上述款项应从原告诉请金额中扣除。双方的合作期为三年，故刘增增应继续履行双方的合作协议。 原告为支持上述本诉诉请，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舟山市明珠7号、8号水产码头结账单2份。 2.电话录音记录及光盘各一份。 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代原告售卖鱼货后，未按约将货款交付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6张，载明赵海燕于2018年8月3日、2018年8月15日、2019年11月3日分别向刘增增转账1万元、1万元、2000元，拟证明被告赵海燕曾通过微信转账借款给原告22000元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两笔1万元的金额和性质无异议，认可该2万元系借款，其未予归还，应从诉请金额中扣除。对2000元的金额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其从二被告处应得的回扣，不应抵扣货款，对被告代付的1000元小工费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该笔2000元的性质，原告主张该笔款项系其作为船老大从被告处应得的回扣，并非借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信，认定该笔2000元系借款，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计368500元；2.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系水产生意人，反诉被告系雷达网船老大。2018年2月3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反诉原告借款给反诉被告40万元，反诉被告每航次的鱼货必须由反诉原告专卖，合作期限为3年。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在2018年只在反诉原告处售卖了6航次的货（其中上半年4航次，下半年2航次），2019年只售卖了1航次货，反诉被告的行为明显违约。根据协议约定，若违约，必须按月利率10‰支付给甲方借款金额（40万元）的相应利息，其他损失另外计算。由于在2018年反诉被告未按协议履行，为此反诉原告多次向反诉被告提出，为此反诉被告于2019年2月9日写下保证书一张，承诺2019年上、下半年各一航次的鱼货由反诉原告售卖，若违约则每航次赔偿反诉原告损失5万元。但反诉被告在上半年度未按约履行。反诉被告年收入在300万元左右，若反诉被告按约履行，则反诉原告每年可按售卖款的8%获得利润即24万元，3年利润计72万元，考虑到反诉被告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故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可得利润损失48万元，在扣除111550元货款后，反诉被告还需赔偿368500元。 原告（反诉被告）刘增增辩称，合作协议签订后，其不仅将2018年全年的鱼货交于反诉原告售卖，也全面履行了保证书中的承诺，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而汤贤平未及时结清货款且以明显低于市场交易的正常价格售卖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反诉原告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驳回上述反诉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反诉诉请，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刘增增和汤贤平于2018年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 2.刘增增于2018年2月3日出具的40万元借条一份； 3.刘增增于2019年2月9日出具的保证书一份。 上述证据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 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当庭出示，原告（反诉被告）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和证据2来源、形式合法，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本院将结合本案情况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其反诉抗辩，庭后向本院提供微信账单截图一份，拟证明已将2019年上半年一航次鱼货交给汤贤平售卖后，赵海燕将部分货款通过刘增增朋友交付给刘增增的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后质证，被告（反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可赵海燕于2019年4月24日通过向刘增增朋友微信转账支付货款5万元，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笔5万元虽是2019年上半年的鱼货款，但对应航次并非刘增增在保证书中约定的2019年上半年第二航次，而是2019年上半年第四航次，且刘增增于该航次交给其售卖的鱼货均为残次品，故售卖所得货款仅为5万元。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本案情况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本诉、反诉部分合并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3日，刘增增与汤贤平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汤贤平借款40万元给刘增增，以此为条件，刘增增每航次鱼货须由汤贤平专卖，汤贤平则从货款中抽取8%的管理费，合作期为三年，如刘增增违约，需以借款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10‰支付利息给汤贤平。同日，刘增增向汤贤平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至2018年底，汤贤平欠刘增增货款30万元未支付。2019年2月9日，刘增增向汤贤平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将2019年上半年第二航次、2019年下半年第三航次的鱼货交汤贤平售卖，如违约则每航次赔偿损失5万元。2019年4月24日，赵海燕通过向刘增增朋友微信转账方式支付刘增增货款5万元。2019年11月4日，刘增增将鱼货交于汤贤平售卖所得货款234550元，该笔货款汤贤平一直未支付。 另查明，汤贤平与赵海燕于2013年3月21日登记结婚。赵海燕于2018年8月3日、2018年8月15日、2019年11月3日分别通过微信转账借款给刘增增10000元、10000元、2000元，汤贤平、赵海燕另代刘增增支付小工费1000元，上述款项共计23000元，刘增增一直未归还。 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1.原、被告之间合作协议履行情况及反诉被告在履约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被告赵海燕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一、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被告（反诉原告）不仅低价销售且故意拖欠2018年货款，已构成根本违约，而原告在协议期内已按约履行合作协议，不存在违约行为，故要求确认该合作协议于2018年11月解除，并驳回反诉请求。两被告认为（反诉原告），双方合作期为三年，现合作期未到，反诉被告理应继续按约履行，本案中反诉被告提出解除合同且未按双方约定全面履约，存在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故请求支持其反诉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于2018年2月3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一年的合作，刘增增于2019年2月9日出具了一份保证书，从保证书内容看，首先双方明确约定2019年度的合作方式从全年的鱼货专卖变更为上、下半年各一航次的鱼货专卖，其次保证书中还明确提到双方应在2019年度结清来往款项，从以上字义理解，该份保证书应理解为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2018年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进行了变更更符合双方在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保证书不仅变更了合作方式，重新约定了违约责任，还将原先的三年合作期限变更为至2019年底结束。 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中须确认的事实依法负有举证的义务。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是刘增增在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有否按约履行。从查明的事实看，刘增增向本院提供了2019年4月24日赵海燕向其转账5万元货款的证据，对此证据两被告承认款项性质为货款，本院有理由相信刘增增已履行保证书中所约定的2019年上半年度的合作义务，两被告针对该证据的抗辩，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对此不予采纳。至于2018年度刘增增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两被告陈述该年度只有刘增增卸货六航次的进水单，但进水单只能证明刘增增卸货的事实，却不能证明其余航次未卸货的事实，针对这一事实，两被告仍需举证证明。退一步讲，刘增增即使在2018年未按约履行，在2019年的保证书中，双方已就协议内容重新进行了约定，只要刘增增能证明已按约履行保证书中内容，就应视为不存在违约行为。 综上，本院认为，双方的合作协议至2019年底已履行完毕，且刘增增已按约全面履行，合同应为终止，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的本诉请求，被告（反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二、针对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货款系汤贤平与赵海燕共同经营中所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赵海燕理应承担。被告的抗辩于理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两被告汤贤平、赵海燕拖欠原告刘增增货款234550元，事实清楚，现两被告未按约及时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刘增增尚欠的123000元借款应在上述货款中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赵海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刘增增货款本金111550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增增、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991元，减半收取149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刘增增负担230元，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被告赵海燕负担126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41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汤贤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赵友剑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记员 姚蔺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