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定代表人：鞠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近元，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彩凤，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泽，男，汉族，1972年4月15日出生,住甘肃省嘉峪关市五一路爱民街区。系嘉峪关润业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剑宏，甘肃殷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掖市长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和平林场北侧）。法定代表人：鞠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惠群，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泽及原审被告张掖市长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瑞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鞠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近元、赵彩凤，被上诉人包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剑宏、王军及原审被告长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惠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条、第二条第二项及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由包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将股权转让款认定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包泽与瑞达公司之间的纠纷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借款纠纷，案涉6仟万元款项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包泽依据无效的《借款合同》要求瑞达公司承担借款和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瑞达公司一审时当庭表示包泽提交的借款合同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判决却依据包泽提交的录音证据认定该合同系瑞达公司与包泽所签且合同原件为鞠彪所持有、案涉款项为借款,属认定事实不清。录音证据并未明确显示瑞达公司与包泽签订了前述借款合同，录音所述“盖不盖章的问题”应指向股权转让合同。（2）瑞达公司庭审时明确表示对该借款合同复印件不知情且从未对合同中的瑞达公司签章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却以瑞达公司认可该印章和鞠彪签字为由认定合同原件系瑞达公司所持，从而将股权转让款认定为借款，属认定事实不清。（3）包泽提交的其分别通过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向瑞达公司转账3仟万元、2仟万元的回执备注栏均记载为“投资款”而非借款。2.包泽已进入瑞达公司进行实际经营与管理的事实证明案涉款项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1）鞠彪拟分别收购瑞达公司股东高天成和兰州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公司)25%、42.174%计67.174%的股份，同时与包泽约定将其所购前述股份中的55%股权作价1.5亿元转让给包泽，瑞达公司一审举证证实其中部分款项已汇至高天成账户。（2）瑞达公司全体股东决定：股份转让未完成期间公司继续维持原有经营管理方式，人事任命、酒店改造维修等重大事项需经未参加经营管理的天域公司、高天成两位股东同意，否则视为违约，终止交易。但包泽在未支付全部转让款的情形下于2019年1月14日出席“见面会”，高调介入瑞达公司经营管理，其高管冯有平被任命为瑞达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并主持日常工作，决定公司加盟华住酒店集团，对旗下主力兰州和平饭店进行客房改造，要求瑞达公司高管每天向其定时汇报工作并统一发布工作模板。包泽为鼓舞士气向瑞达管理层三次发红包（一次为效率奖，二次为奋斗奖）……上述事实证明案涉款项应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3）包泽的行为违反股权转让约定，激起瑞达公司股东天域公司与高天成的愤慨并声明如下：在合计占股67.174％的大股东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的任命、决定一律无效；包泽及委派的工作人员立即离开公司，会议任命的管理人员必须撤销，管理层恢复原状；撤销对公司酒店改造维修的决定，改造维修工程一律停止；立即清理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所有重大决议、行动及重大财务收支行为；公司合法股东天域公司、高天成自即日起派驻代表入驻公司，对公司公章、财务实行监管。上述事实证明包泽在本次股权转让中已实际介入公司管理。（4）包泽在股权转让受阻后，企图单方面改变案涉款项性质，将投资款7千万元【含（2020）甘民终54号案所涉1千万元】变为月息2分的高息债务并以电话录音方式试图证明借款合同原件为鞠彪所持。事实上，录音中所说的“原件”并非案涉《借款合同》原件。瑞达公司另当庭补充上诉称：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对瑞达公司严苛，对包泽纵容宽松，有失公允。包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案涉《借款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包泽有证据证实其原件由瑞达公司持有。2019年2月21日21时包泽与鞠彪的通话录音显示，鞠彪持有包括案涉6千万元及（2020）甘民终54号案所涉1千万元共计7千万元的两份借款合同原件，因长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鞠鹏尚未在该两份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故鞠彪承诺等鞠鹏盖好印章后即带回原件。为印证该通话内容的真实性，包泽提交了移动公司《通用收据》一份，以证实通话录音显示的“139XXXXXXXX”电话号码为鞠彪本人号码，一审庭审时瑞达公司代理人当庭认可该号码系鞠彪本人所有，认可录音中的声音与鞠彪本人声音十分相像。在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借款合同原件由瑞达公司持有并责令其限期提交后，瑞达公司仍拒不提交，一审法院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以前述借款合同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2.瑞达公司一审庭审时明确自认案涉《借款合同》复印件中瑞达公司印章系其公司真实印章，“鞠彪”签名系其本人真实签名，故案涉《借款合同》系瑞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已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现瑞达公司以其未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为由，意图否认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有悖客观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瑞达公司应对其自认承担责任，但其却无端予以否认，有违诚信。3.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而非股权转让款，理由为：瑞达公司非股权转让主体，其接收款项的行为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关系成立；瑞达公司抗辩股权转让关系主体为鞠彪与包泽，但直至包泽提起诉讼，鞠彪均未取得瑞达公司55％的股权，不具备股权转让前提条件；瑞达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证人证言虽证明包泽参与了该公司见面会并加入“瑞达酒店集团经营工作群”且在群中发红包，但不足以证明包泽实际参与了瑞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包泽向长丰公司及瑞达公司转款的5千万元汇款凭证附言虽记载为“投资款”，但包泽并未在《股权转让付款协议》上签字的事实证明其与鞠彪并未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结合双方所签借款合同内容及银行汇款凭证的时间、金额，应认定案涉6千万元款项为借款。对于瑞达公司的补充上诉意见，包泽辩称：瑞达公司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庭审笔录对庭审过程记载详细，且瑞达公司两代理人均已在笔录中签名，不存在一审法院未居中裁判的事实。长丰公司述称：一审卷宗所附包泽与鞠彪于2019年3月6日的通话录音光盘及对该光盘的文字陈述系包泽制作，该光盘内容可证明瑞达公司的主张，但未经举证、质证,却被纳入卷宗。包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瑞达公司偿还借款6千万元并承担利息（其中4千万元自2018年8月28日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2千万自2018年12月6日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2.本案涉诉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由瑞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8日，包泽通过中国银行分别向长丰公司账户转入3千万元和1千万元，附言分别载明为“投资款”、“电子汇出”。2018年12月6日，包泽通过建设银行向瑞达公司转入2千万元，用途为“投资款”。同年12月9日，包泽与瑞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瑞达公司向包泽借款6千万元，用途为企业经营，月息2%，支付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借款期限：4千万元借款期限四个月，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12月27日止。2千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1月10日止。瑞达公司以其坐落于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天水南路35号的瑞达公司瑞达精品商务酒店（迎宾店）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为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截止包泽提起诉讼至今，瑞达公司未偿还该款项。包泽支出律师费25万元、保险服务费5.6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瑞达公司注册资本7660万元。截止2015年5月，公司股东鞠彪、吴继军、高天成以及天域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股份18.83%、13.996%、25%以及42.174%。经组织质证，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瑞达公司申请对借款合同中“包泽”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庭审中，包泽认可该签名系其委托公司管理人员代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故该借款合同对包泽产生约束力。2.关于长丰公司申请对借款合同上其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鞠鹏”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庭审中，包泽认可借款合同借款人处的半枚公章为瑞达公司公章，而非长丰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鞠鹏”签名非其本人所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前述鉴定已无必要，故对上述两项申请依法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案涉款项的性质；包泽主张的借款利息、律师代理费、保险服务费是否应予支持；长丰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虽然包泽提交的《借款合同》系复印件，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结合包泽与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鞠彪的通话录音内容，可以认定鞠彪持有案涉借款合同原件，且瑞达公司在法庭限定期限内未能提交借款合同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瑞达公司认可案涉借款合同中瑞达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鞠彪的签名，应视为其与包泽就借款关系达成合意，且包泽已向瑞达公司账户转账2千万元，并按鞠彪指示向长丰公司转账4千万元，上述转款时间及数额与双方所签《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故案涉借款合同成立且生效。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问题。包泽提交其与瑞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银行汇款凭证，主张案涉6千万元为借款。瑞达公司提交《股权转让付款协议》、《公证书》及施某、李某、谭惠林的证人证言，抗辩鞠彪将其享有的瑞达公司55%的股权作价1.5亿元转让给包泽，包泽受让股份并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案涉款项为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应为借款，理由如下：首先，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使其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瑞达公司并非股权转让主体，其接收款项的行为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关系成立；其次，瑞达公司抗辩股权转让主体为鞠彪与包泽，而自鞠彪主张签订《股份转让付款协议》至包泽提起诉讼，鞠彪均未取得瑞达公司55%的股权，不具备向包泽转让55%股权的前提条件；第三，瑞达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证人证言虽证明包泽参与了瑞达公司管理人员见面会并加入“瑞达酒店集团经营工作群”且在该群发红包，但其仅以上述证据证明包泽实际参与了瑞达公司经营管理依据不足；第四，虽然包泽分别向长丰公司和瑞达公司转款5千万元的汇款凭证附言载明为“投资款”，但包泽未在《股权转让付款协议》签字，表明其与鞠彪并未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结合双方所签借款合同内容及银行汇款凭证的时间、金额，应当认定案涉6千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一审法院对瑞达公司关于案涉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包泽主张的借款利息、律师代理费及保险服务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对包泽主张的借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2%，支付至本金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故包泽主张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对包泽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包泽主张的借款利息已达到年利率24%的上限，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包泽主张的保险服务费5.6万元。因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且该费用系包泽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长丰公司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长丰公司未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印章，其法定代表人鞠鹏的签名亦非本人所签，且包泽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签名系委托他人所签，故应视为包泽与长丰公司并未就案涉借款事宜达成合意，案涉借款合同对长丰公司不具约束力。虽然长丰公司收到包泽支付的4千万元，但包泽与鞠彪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4千万元系包泽根据鞠彪指示及提供的帐户汇入长丰公司帐户，故包泽主张其与长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的关系依据不足，长丰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案涉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包泽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及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鞠彪的指示向长丰公司支付借款后，瑞达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及利息，其未按期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包泽要求瑞达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因包泽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和保险服务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对包泽要求长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其与长丰公司并未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包泽借款6千万元及利息（其中4千万元利息自2018年8月28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2千万元利息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包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审理中，瑞达公司提交证据一份：瑞达酒店招待记录四张，欲证明包泽、冯月月、冯有平及于闻轩四人长期免费入住瑞达酒店并参与瑞达酒店管理。经质证，包泽认为客户消费记录涉及个人隐私，对其合法性持有异议，且冯月月、冯有平及于闻轩与包泽、与本案均无关。消费记录与客观实际不符，不具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包泽参与了瑞达酒店经营管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因该记录系从瑞达酒店自身数据库中调取，不涉及侵犯他人个人隐私的问题，对其真实性应予认定。但仅凭该记录尚不足以当然证明包泽实际参与了瑞达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实。二审查证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陈述，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6千万元款项属于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变动民事权利义务的双方或多方民事法律行为，各方当事人均应诚信、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责任。本案中，瑞达公司对于包泽已向其支付2千万元，并根据其指示向长丰公司支付4千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双方唯对该6千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分歧。关于案涉6千万元款项是否属于借款的问题。为证明已方主张，包泽提交双方于2018年12月9日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及2019年2月21日其与鞠彪的通话录音。审查该《借款合同》，本院认为存在以下问题：1.鞠彪虽认可其签名，但主张该签名是其在误认为借款合同为案外借款关系且在合同日期等内容均空白的情形下所签，瑞达公司印章则系包泽私自指使该公司员工所盖。2.合同第三页落款处作为共同借款人的长丰公司一栏未加盖印章，仅有半幅“股份有限公司”印章落于“鞠鹏”签名之上，包泽称此处“鞠鹏”签名系鞠彪代签，鞠彪对此予以否认。经与借款合同瑞达公司一栏鞠彪认可的签名相比对，二者“鞠”字明显不同。据此，包泽所述依据不足。3.包泽称前述半幅“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系瑞达公司骑缝章，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瑞达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借款合同共三页，如若骑缝，每页均落有印章之局部则为适当。但该半幅印章的另外半幅仅落于合同第二页，此种加盖方式不具骑缝意义且该半幅“股份有限公司”骑缝章恰好落于长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处亦有悖常理。本院受理的（2020）甘民终54号签订于2018年9月19日，以包泽为出借人，以瑞达公司和案外人丰盛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数额为1千万元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与本案事实紧密关联，合同落款丰盛公司处亦盖有半幅“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且落于“鞠鹏”签名之上,包泽同样陈述该印章为骑缝章，但骑缝方式却完全不同于本案。4.包泽提交的案涉6千万元及(2020)甘民终54号案另涉1千万元款项的银行打款凭单中，有两笔合计5千万元凭单“附言”或“用途”栏均记载为“投资款”而非“借款”。审查包泽与鞠彪于2019年2月21日的通话录音，包泽在通话中催促鞠彪提供“两份借款合同”原件【与本案相关联的（2020）甘民终54号案另涉及1千万元借款合同】，鞠彪对该录音所载文字、表达及其手机号码均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中提及的“两份借款合同”非本院受理的两案中合计7千万元的两份借款合同，而是在包泽无力支付1.5亿元股价转让款中下剩8千万款项后，其关于将该7千万元转为借款或是先以该7千万进入瑞达公司，再以公司资产抵押付清余款的要求被鞠彪拒绝后，鞠彪为促成股权转让，提出让利1千万元，且自已以股东身份向包泽借款7千万元，再支付给瑞达公司股东高天成和天域公司，即录音所述7千万元款项系由此事实产生的新的7千万元借款关系。但鞠彪并未对此陈述特别是这一新的7千万元借款关系所对应的借款合同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此外，瑞达公司在上诉状中关于“包泽提交的电话录音内容所述合同盖不盖章问题并非指向借款合同，而系股权转让合同。”的陈述亦与鞠彪的前述抗辩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一审卷宗中归有包泽方提交的其与鞠彪于2019年3月6日的通话录音光盘及其文字陈述，录音内容不利于包泽一方。该录音虽未经包泽举证，但从该通话客观存在又系包泽一方提供来看，结合案涉借款合同因缺少合同一方主体签章等瑕疵而不能成立的情形，本案不能仅以双方2019年2月21日的通话录音做为定案依据。综上，包泽认为案涉6千万元款项为借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案涉6千万元款项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为反驳包泽的诉讼请求，瑞达公司提交《股权转让付款协议》复印件。对于该协议的原件去向，鞠彪陈述前后不一且相互矛盾。该协议当事人为鞠彪和包泽，但协议落款处仅有鞠彪签名且两方日期栏均空白。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因双方未达成合意而不成立。股权转让是指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股东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使其成为公司股东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即使存在股权转让事实，股权转让主体也应为鞠彪和包泽，但包泽于2018年8月28日、2018年12月6日分两笔支付的合计6千万元款项分别汇入了瑞达公司和经瑞达公司指示的长丰公司账户而非鞠彪帐户，鞠彪亦未实际取得瑞达公司55%的股份。瑞达公司陈述其在收到包泽支付的案涉6千万元及另案1千万元后，仅向高天成支付了3千万元，其余款项用于偿还瑞达公司的到期贷款，表明案涉款项并未全部用于股权对价支付，且瑞达公司对于支付高天成3千万元的事实亦未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瑞达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仅载明鞠彪对于瑞达公司股东高天成和天域公司所持67.174%股份进行收购，并未提及鞠彪向该公司股东以外的包泽转让该67.174%股份中的55%股权且已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事实。瑞达公司另提交《会议纪要》、证人证言、《声明》以及微信网页、入住记录等，拟证明包泽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瑞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前述证据中，《会议纪要》无参加人签名；证人施某、李某、谭某均系瑞达公司旗下员工，与瑞达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入住记录不能当然证明包泽等人实际参与了瑞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经公证的微信网页虽反映出包泽所带人员冯有平曾以常务副总身份从事瑞达酒店管理，但因鞠彪在见面会上对包泽、冯有平的口头任命未经占股比重较大的瑞达公司股东高天成和天域公司同意，高天成与天域公司遂出具《声明》，宣布该任命无效并派驻代表对公司重大事项予以监管，此事实恰恰说明包泽入股瑞达公司并从事瑞达酒店管理一事已被该《声明》确认无效。综上，瑞达公司认为案涉6千万元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的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亦不予认定。在案涉双方对己方所主张的股权转让事实或借款事实均不能提供充分、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下，鉴于案涉款项确已实际支付且由瑞达公司占有支配，故应由瑞达公司向包泽归还该6千万元本金及因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关于利息计算方式，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故瑞达公司对于该6千万元中的4千万元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8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余2千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2月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瑞达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民初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包泽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民初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归还被上诉人包泽6千万元及利息（其中4千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8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千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2月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则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合计688600元，由上诉人兰州瑞达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13160元，被上诉人包泽负担2754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恒审判员 刘锦辉审判员 窦桂兰二Ｏ二Ｏ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