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19）最高法委赔19号 赔偿请求人：宁波大榭开发区大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 法定代表人：贺炜，董事长。 赔偿义务机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马塍路5号。 法定代表人：李占国，该院院长。 赔偿请求人宁波大榭开发区大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方公司）因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错误执行赔偿一案，不服浙江高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9）浙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请求人大东方公司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的主要申请事项为：1.撤销浙江高院（2019）浙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2.依法判令浙江高院将（1999）民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大东方公司债权金额剩余执行款项本金1520万元以及该款项直至支付之日的银行贷款利息，全部执行给该公司。 其主要理由为：1.原决定认定的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错误。浙江高院未将拍卖余款执行给大东方公司后，该公司自2000年起，十九年来一直多次向浙江高院、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主张权利，应视为请求时效中断，该公司最后一次是2018年4月2日向浙江高院提出执行异议。据此，该公司于2019年8月5日提出赔偿申请，并未超过两年的请求时效。 2.原决定认定涉案拍卖款分配中，赔偿请求人的案件未参与分配，其合法权益未受损害，该认定确有错误。首先，浙江高院针对大东方公司与宁波二建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一案的执行、拍卖行为在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对二建公司作出的破产裁定在后，且该案破产程序违法，浙江高院将大东方公司与二建公司一案执行拍卖所得款项中的1000万元交付宁波中院，侵害了大东方公司的财产权利；其次，原决定既然认定大东方公司的案件未参与破产财产分配，却又认为浙江高院将大东方应得的执行款项中的1000万元交付宁波中院正确，其认定显然自相矛盾；再次，浙江高院针对涉案房地产作出拍卖、执行裁定后，涉案房地产所有权即已发生转移，浙江高院将拍卖所得的本属于大东方公司所有的1000万元款项交付宁波中院，并由该院将款项交付与大东方公司毫无关系的案外人，该执行行为显系违法。 赔偿义务机关浙江高院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该院作出的驳回大东方公司请求的决定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其主要理由是：1.该院认定大东方公司申请赔偿超过请求时效，并无错误。涉案拍卖款已于2006年分配完毕，执行案件也相应终结，该院不仅于2013年9月11日找大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贺炜谈话，而且于2013年9月23日以信访答复函的形式告知大东方公司，至此，其已明确知晓本案执行情况。大东方公司所述赔偿请求时效因执行申诉、异议等中断，并无法律依据。故其申请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 2.该院执行并未损害大东方公司合法权益，本案不符合赔偿条件。首先，本案财产分配上涉及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争议。当时适用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因此，仅从时间上看，宁波中院8月7日受理破产，本院8月8日拍卖成交，按前述法律规定，即使将全部拍卖款移送宁波中院作为破产财产分配也是可以的。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当债务人的其他执行案件并不在破产法院执行时，事实上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争议，如破产法院如何有效送达执行法院、执行法院何时知晓破产已受理，在破产受理后执行法院知晓前财产已执行完毕的能否回转，破产受理后已扣划或财产处置后的变现款的所有权属于申请执行人还是被执行人的财产等，许多争议需要通过执行协调程序加以解决，有些争议直到近几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转破的司法解释出台后才明确。该院当时经过协调将拍卖款中的1000万元划给宁波中院是通过正当程序进行的，兼顾了两家法院案件当事人的利益。 第三，即使没有宁波中院的破产案件，当时宁波两级法院已有众多以二建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大东方公司的债权系普通债权，该院也会依法参与分配。更何况二建公司破产债务中包含了其为大东方公司对银行贷款形成的760余万担保债务（已经生效裁判确认），该院根本不可能将全部拍卖款全部交付给大东方公司。 第四，经查二建公司破产案清算报告和分配方案，各债权人申报的债权总金额为80449677.64元，经审核确定参与破产分配的债权总额为78773746.15元，可分配财产合计为13763276.15元，扣除破产费用、职工工资、医疗费等，尚余12980827.40元，一般债权受偿率仅为16.478%。而大东方公司执行标的为1360万元，至宁波中院裁定二建公司破产时，本息最多不超过2000万元，其直接受偿829.48万元，再加上执行给宁波东海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的360万元，大东方公司实际实现债权1189万元，受偿率约为60%，远远高于破产财产分配的受偿率。因此，本案处理结果并未损害大东方公司的合法权益，其在实体上亦不具备请求国家赔偿的基础。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 1999年4月2日，浙江高院针对该院受理的大东方公司与二建公司建设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8）浙法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二建公司归还大东方公司前期费用1360万元，并支付该款利息的20%，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1996年1月9日起分别按支付前期费用时间计算至履行完毕止。二、大东方公司已安装在大楼的气压罐，冷却塔归二建公司所有，由二建公司归还大东方公司人民币32.068万元。三、驳回大东方公司和二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二建公司的反诉请求。大东方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1999年12月30日，本院作出（1999）民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高院判决第二、三、四项，变更第一项判决内容为二建公司返还大东方公司人民币1360万元，并支付该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1996年1月9日起分别按每次支付前期费用和工程费用的时间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因二建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大东方公司向浙江高院申请执行。 2000年6月8日,浙江高院作出（2000）浙法民执字第98-6号民事裁定，并委托浙江世贸拍卖中心有限公司拍卖被执行人二建公司所有的宁波新中山大厦。同年8月8日以2350万元拍卖成交，扣除拍卖佣金、评估、宣传等费用后，余款21894800元汇入浙江高院帐户。同年8月7日，宁波中院因二建公司申请裁定其破产。为兼顾各方利益，经浙江高院与宁波中院协商，大东方案件继续由浙江高院执行，不参与破产分配，由浙江高院划给宁波中院1000万元作为破产财产进行统一分配。2003年2月28日、2004年3月31日、2006年1月31日，浙江高院分三次支付给大东方公司共计829.48万元。2004年4月30日，浙江高院将1000万元转至宁波中院。2006年4月30日，浙江高院将360万支付给宁波东海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作为宁波中院执行以大东方公司为被执行人的（1999）甬执字第221号案件的执行款。至此，拍卖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 2013年6月28日，大东方公司向本院执行局提交《强制执行申诉书》，认为浙江高院仅支付给其829.48万元，要求将余款及其利息一并支付。本院作出（2013）执监字第172号文书，要求浙江高院对上述问题予以认真审查。2013年9月23日，浙江高院作出（2013）浙执监字第28号信访答复函。 2013年11月8日，本院向大东方公司出具（2013）执监字第172号通知书。该通知载明：关于你公司反映浙江高院在执行你公司与二建公司建设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对拍卖款项的处理问题，根据浙江高院报告的情况，该院对被执行人涉案房产进行拍卖时，被执行人的破产申请已经由宁波中院受理并作出破产裁定，涉案房产的拍卖款应纳入破产财产分配范围。浙江高院经与宁波中院协商，采取了照顾你公司利益的特殊处理，只将拍卖款中的1000万元划入宁波中院作为破产财产，而其余拍卖款扣除相关费用后全部支付给你公司或你公司债权人。关于你公司在补充申诉材料中对浙江高院（2013）浙执监字第28号信访答复函提出的问题，我院已函请浙江高院进一步核查，并给予答复。请你公司与浙江高院联系。 2019年8月5日，大东方公司以错误执行赔偿为由向浙江高院申请国家赔偿。同年11月19日，浙江高院作出（2019）浙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该决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涉案拍卖款已于2006年分配完毕，且大东方公司自述其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13年6月2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诉书。因此，大东方公司至迟应于2013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拍卖款分配的事实，其于2019年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国家赔偿请求时效。另，大东方公司称拍卖款1520万元长期扣存在该院账户上，一直未支付与事实不符，涉案拍卖款分配过程中，大东方公司与二建公司的执行案件未参与二建公司的破产财产分配，其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实际损害。综上，该院认定大东方公司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决定驳回大东方公司的赔偿请求。大东方公司对该决定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大东方公司提出的赔偿申请是否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二是大东方公司提出的浙江高院将部分拍卖款给付宁波中院参与破产案件分配损害其公司合法权益的主张是否成立，现围绕以上争议问题评析如下。 （一）大东方公司提出的赔偿申请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大东方公司申请赔偿所涉拍卖款已于2006年分配完毕，执行案件也相应终结，且该公司也在通过执行申诉程序主张其权利。以上情况均表明大东方公司对浙江高院将拍卖款交付宁波中院之行为早在2006年至迟在2013年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大东方公司以其申请执行申诉应引起赔偿请求时效中断的事由，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浙江高院决定及其答辩意见中关于大东方公司提出的赔偿申请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的理由成立，本院赔偿委员会予以支持。 （二）即便大东方公司的申请没有超过赔偿请求时效，大东方公司提出的浙江高院将部分拍卖款给付宁波中院参与破产案件分配损害其公司合法权益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案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据此，在针对同一债务人的破产案件与执行案件同时存在时，执行法官应当将执行案件中已执行财产与破产案件待分配财产的优先分配顺序，以及兼顾各方当事人利益等问题，作为重要裁量因素。 具体到本案而言，针对同一债务人二建公司，浙江高院执行案件与宁波中院已裁定其破产的案件同时存在，大东方公司的债权亦仅为普通债权，在此情形下，为兼顾各方当事人利益，浙江高院经与宁波中院协商，将1000万元划给宁波中院作为破产财产进行统一分配，且在执行、破产案件的分配中，使大东方公司债权受偿率远高于二建公司其他债务人破产财产分配的受偿率，此举显然对大东方公司更为有利。据此，大东方公司提出的浙江高院将部分拍卖款给付宁波中院参与破产案件分配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大东方公司申请赔偿的事项及理由不能成立，浙江高院（2019）浙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