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72民初1039号原告：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3252室。法定代表人：葛绍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树虹，男，197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万利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代表处首席代表，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张玉梅，女，197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金加利（天津）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东丽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玲，泰和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万利集团有限公司（MANYGROUPLIMITED），住所地萨摩亚阿匹亚海滩路萨摩亚开发银行大厦5楼（Level5,DevelopmentBankofSamoaBuilding,BeachRoad,Apia,Samoa）。法定代表人：唐诚谊（TONGSHINGYI），该公司董事。原告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公司）与被告吕树虹、被告张玉梅、被告万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4日、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天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吕树虹、张玉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通（第二次到庭）、崔亚琼（第一次到庭，后转委托给刘通）、孙金玲（第一次到庭）到庭参加诉讼。万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天盛公司支付港口费2552659.83元以及自2017年10月29日起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三被告委托天盛公司代理外贸出口货物的接卸、存栈、仓储、装船等货代业务，自2015年3月至2017年9月共委托天盛公司办理了13票货物的货代业务。经对账，万利公司确认尚拖欠港口费共计2552659.83元，但一直未付。天盛公司认为三被告作为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未履行付款义务，属于违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吕树虹辩称，请依法驳回对吕树虹的诉讼请求。根据天盛公司与万利公司签署的货物代理协议书，与天盛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是万利公司。吕树虹只是万利公司天津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依法不承担责任。张玉梅辩称，请依法驳回对张玉梅诉讼请求。张玉梅与吕树虹是夫妻，受万利公司委托，代万利公司向天盛公司支付合同款，与天盛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及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万利公司未做答辩。天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货物代理协议书，证明天盛公司与万利公司签有货物代理协议书；证据2、对账单，证明万利公司确认截至2017年9月28日共拖欠2552659.83元；证据3、银行汇款记录，证明吕树虹与张玉梅在业务中使用个人银行账户支付费用，构成混同；证据4、费用明细，证明所欠各笔费用的明细；证据5、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证明业务委托人是吕树虹与张玉梅。其中证据1、2、3有原件。吕树虹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万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在职证明（英文版及翻译版）；证据2、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代表证；证据3、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共同证明吕树虹是万利公司天津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从事与万利公司有关的非营利性业务活动；证据4、货物代理协议书，证明与天盛公司有合同关系的是万利公司；证据5、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1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不能以万利公司未在中国境内注册主张合同无效，更不能以此要求自然人承担相应后果。张玉梅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证明张玉梅是金加利（天津）有限公司员工，与万利公司无隶属关系；证据2、银行交易记录；证据3、付款指示；证据4、委托付款情况说明，共同证明因天盛公司要求万利公司向个人账户汇款，因而万利公司委托张玉梅汇款；证据5、银行交易明细和付款指示，证明除了张玉梅之外，应天盛公司的要求和万利公司的委托，案外人王德兰也曾经向陈媛的账户汇付过款项；证据6、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19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不能以万利公司未在中国境内注册主张合同无效，更不能以此要求自然人承担相应后果。万利公司未提交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吕树虹和张玉梅对天盛公司证据1、3、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万利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对账单中前三票费用已过诉讼时效、且对费用的金额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天盛公司对吕树虹证据3、4和张玉梅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二被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吕树虹和张玉梅对彼此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天盛公司证据1和吕树虹证据4均为货物代理协议，各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吕树虹和张玉梅对证据2中万利公司的公章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和2相结合能够证明万利公司委托天盛公司办理接卸、存栈等货运代理业务，天盛公司完成了对账单中的13票业务，万利公司确认共欠付费用2552659.83元；证据4能与证据2相佐证，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证据3和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否能实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本院对吕树虹证据1-3、5和张玉梅证据1、2、4、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张玉梅证据3、5没有原件，天盛公司也不认可，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万利公司长期委托天盛公司为其办理出口货物的接卸、存栈、装船等事宜，为此双方签订了货物代理协议书，约定：计费参照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计费标准执行；具体每船费用以《天盛公司港口费确认单》所列费用为准；如需报关、报检等代收代付费用，万利公司应实报实销；每船费用应在装船后30日内支付至天盛公司；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5年3月至2017年9月间，天盛公司为万利公司办理完成了13票业务，最后1票业务完成后，天盛公司出具了对账单，记载：欠款单位为万利公司，13票业务具体情况为：2015年3月20日，“正润”轮运载的63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32071.25元；2015年9月20日，“水晶”轮运载的7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36070元；2016年3月25日，“海富”轮运载的3150吨棕刚玉产生代理费160114.5元；2016年7月28日，“海傲”轮运载的63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313830元；2016年8月31日，“正荣”轮运载的4725吨棕刚玉产生代理费245697.27元；2016年11月12日，“正慧”轮运载的3000吨棕刚玉产生代理费155740元；2016年12月8日，“鸿运”轮运载的7125吨矾土产生代理费354750元；2017年1月11日，“海傲”轮运载的2800吨棕刚玉产生代理费145642.54元；2017年1月27日，“京鲁海”轮运载的87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432870元；2017年2月10日，“提货”轮运载的98吨矾土产生代理费1078元；2017年4月23日，“鸿运”轮运载的30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150150元；2017年7月1日，“海傲”轮运载的30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150287.27元；2017年9月28日，“鸿运”轮运载的7500吨矾土产生代理费374359元，以上费用合计为2552659.83元。万利公司在对账单右下角盖章确认。因万利公司一直未支付上述代理费，遂成讼。另查明，张玉梅是金加利（天津）有限公司员工，受万利公司委托，通过其账户向天盛公司支付代理费。张玉梅和天盛公司均确认，张玉梅用其个人账户向天盛公司指定的陈媛账户支付了多笔案外业务的代理费。还查明，2017年6月15日，万利公司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取得了编号为ＢＨ0000108的登记证。同时，吕树虹取得了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证，记载其职务为首席代表，有限期限至2027年5月31日。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为：1、天盛公司与三被告的法律关系；2、三被告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如承担付款责任则承担付款责任的方式；3、付款的代理费的金额；4、对账单中前3票业务对应的代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因万利公司是外国法人，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万利公司未出庭应诉，且双方签订的货运代理合同中未约定法律适用，应视为万利公司对法律适用没有选择。本案货运代理合同在中国签订，天盛公司作为受托人在中国天津港履行合同义务，其经常居住地也在中国，故本案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天盛公司与三被告的法律关系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万利公司虽是国外注册的公司，其是否违反《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影响万利公司作为平等主体参与订立合同。天盛公司与万利公司签订了货物代理协议书，天盛公司也实际完成了本案13票出口货物的港口代理业务，因此，双方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万利公司是委托人、天盛公司为受托人。天盛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的欠款单位为万利公司，万利公司盖章确认，亦证明合同的当事人为天盛公司和万利公司，吕树虹和张玉梅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与天盛公司不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三被告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及支付代理费的金额天盛公司依约完成了本案13票业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万利公司应当支付代理费。吕树虹为万利公司天津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其不是万利公司的股东，天盛公司主张吕树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张玉梅受万利公司委托向天盛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支付货代费用，依据法律规定，其行为后果应由万利公司承担，因此，天盛公司主张张玉梅承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万利公司在对账单上对13票业务产生的代理费已经确认，应按照确认的金额2552659.83元予以支付。按照货物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应在每票业务装船后30日内支付代理费，因此，本案13票业务均已过履行期，万利公司未支付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对账单的记载，最后一票业务应在2017年10月28日前支付，天盛公司主张13票业务均从2017年10月29日起算属于其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支持。因货物代理协议书中没有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从2017年至今，一至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均为每年4.75%，因此，本院对万利公司主张按照每年4.75%计算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三、对账单中前3票业务的代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万利公司未出庭，也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的规定，本院对诉讼时效问题不予审理。吕树虹和张玉梅不是本案货物代理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支付义务主体，本院对其二人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综上，天盛公司与万利公司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天盛公司依约完成了13票业务，万利公司应支付代理费2552659.83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万利集团有限公司（MANYGROUPLIMITED）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费2552659.83元及利息（按照每年4.75%，自2017年年10月2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内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221元，由被告万利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吕树虹、被告张玉梅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万利集团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凤舞审判员  张丽娜审判员  陈文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红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