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4451号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701、702、703、705、706、707、708、709、710、711房。法定代表人：李济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标，广东国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布巷社区观光路1301-23号6楼A8。法定代表人：李驹。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婷、杨洪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偿还原告货款574320元、开票税务损失91891.2元（按当时中成药原税率16%计算）以及自2019年2月25日开始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偿还完毕为止的违约金；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提供药品，双方同日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书》。原告依约于2018年11月9日向被告交付京制牛黄解毒片3600盒，合计90000元；于2018年12月26日向被告交付京制牛黄解毒片12000盒，合计264000元；于2018年12月11日向被告交付同仁牛黄清心丸（金衣）300盒，合计34500元，同仁大活络丸（金衣）300盒，合计34500元，以上共计69000元。2019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提供药品货物，双方同日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书》，原告依约于2019年1月17日向被告交付同仁大活络丸（金衣）300盒，合计34500元；同仁大活络丸1200盒，合计42720元；同仁牛黄清心丸（金衣）300盒，合计34500元；同仁牛黄清心丸1200盒，共计39600元；以上共计151320元。原告通过顺丰快递及华人物流共向被告交付价值574320元的货物，被告也签收上述货物。按合同约定，付款期限为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原告于2019年2月21日将最后一批货款发票提供给被告。至今为止，被告拖欠货款574320元，原告于2019年4月10日向被告发出《货款催收函》，被告却一直拒不支付货款。原告于2019年7月1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被告无签收退回。因被告怠于履行《购销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未答辩，也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货物，协议期间，被告可采用来人、来函、传真或电话等方式向原告订购产品；原告负责将货物交付到被告指定收货地址，所涉及的运输、包装、装卸和保险费由原告承担；交提货期限由被告下订单，双方共同确认，经确认无误后，4日内发货；票到确认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付款；协议有效期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双方还签订了《质量保证协议书》。2019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内容同2018年1月1日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基本一致，但协议有效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双方又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原告表示，《购销合同》系框架合同，每次具体发货还会签订《药品销售合同》。2018年11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药品销售合同》，载明产品品名为京制牛黄解毒片，金额共计90000元；2018年11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药品销售合同》，载明产品品名为京制牛黄解毒片，金额共计264000元；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药品销售合同》，载明产品品名为同仁牛黄清心丸（金衣）、金额34500元，以及同仁大活络丸（金衣）、金额34500元，共计69000元；2019年1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药品销售合同》，载明产品品名为同仁大活络丸（金衣）、金额34500元；同仁大活络丸、金额42720元；同仁牛黄清心丸（金衣）、金额34500元；同仁牛黄清心丸、金额39600元，共计151320元。上述《药品销售合同》均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为支票或汇款（收到发票后30天内结清货款）。原告主张其系通过顺丰快递以及华人物流将上述货物送至被告处，为此，原告提供了顺丰的快递底单以及其通过华人物流寄送货物的凭证影印件，以及原告出具、载明随货同行的《药品司销售、出库符合凭证》。原告于2019年1月11日开具金额为90000元、88000元、88000元、88000元、6900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9年2月20日开具金额为77220元、74100元的增值税发票，上述发票的购货方均为本案被告。原告表示上述发票系通过顺丰快递邮寄给被告，但原告提供的顺丰客户联无法显示收件人的信息与邮寄寄送物品的信息，仅有手写标准的内容。原告表示被告收货后未支付过货款。据原告提供的《企业询证函-函证账户余额及交易》显示，原告向被告发出询证函，载明至2019年3月31日应收被告金额为574320元，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有被告的印章。原告还主张曾于2019年4月10日、2019年6月向被告分别发出《货款催收函》以及《律师函》。庭审中，原告确认开票是原告的义务。本院于2019年8月1日收到原告的立案起诉材料，于2019年8月5日立案。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质量保证协议书》《药品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企业询证函-函证账户余额及交易》等为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原告为证实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欠付货款的事实，在本案提供了《购销合同》《药品销售合同》《企业询证函-函证账户余额及交易》等为证。被告未到庭就原告主张提出抗辩或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确认双方存在药品买卖的合同关系，且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74320元未付。《购销合同》以及《药品销售合同》均约定，收到发票后30日内付款，原告已在本案提供了其开具的发票，但本案现有证据无法显示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发票，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仅支持原告自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9年8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至于原告主张的开票损失，原告确认向被告开具发票系其义务，且无证据显示开具发票的成本应由被告负担，故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开具发票损失91891.2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74320元；二、被告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57432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61元，原告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负担1017.80元，被告深圳市源鑫药业有限公司负担9543.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丽娟人民陪审员  李伟祥人民陪审员  梁 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曾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