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76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雷，男，汉族，1968年1月31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兴浩，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蛟，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亚莎，女，汉族，1972年7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近，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雷因与被上诉人何亚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4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春雷上诉请求：1、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458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忽略了被上诉人何亚莎与李建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附近邻居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的事实，片面认定没有何亚莎签字的《借条》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何亚莎与李建军系合法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邻居多人多次借款，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虽然《借条》都由李建军以个人名义签订，但李建军在签署《借条》时何亚莎在场，虽然何亚莎没有表态，但同在一个房间，且出借人与李建军均在讨论如何签署《借条》，如何还款的情况下，何亚莎不可能不知晓。在何亚莎知晓且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上诉人有足够理由相信该债务就是属于何亚莎与李建军的夫妻共同债务。只是基于邻里关系及对双方的信任，《借条》才没有让何亚莎签字捺印。何亚莎称不知晓李建军的借款以及出具的《借条》，完全是不诚信的表现。二、结合何亚莎与李建军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何亚莎与李建军显然是通协议离婚来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两份《询问笔录》均体现何亚莎首先提出离婚，李建军同意。何亚莎与李建军协议离婚时，李建军已病入膏肓，何亚莎此时提出离婚，李建军没有任何反对，这与何亚莎、李建军拥有长达25年的夫妻感情生活不符。何亚莎与李建军存在恶意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何亚莎与李建军明知存在巨额债务却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无共同债务，不符合常理。综上，李建军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借款，被上诉人何亚莎对此亦知晓并实际参与，该借款应由李建军与被上诉人共同偿还，因李建军已逝世，故被上诉人何亚莎应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被上诉人何亚莎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王春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165万元；2、判令被告以16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至起诉日为1848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何亚莎前夫李建军（已故）生前向原告出具有四张借条，其中一张出具于2013年8月20日，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小写1500000元，还款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李建军在该借条上加注有“续签至2015年8月20号”，以及“此款续延至2017年8月20号。李建军2016年12月15”字样；有两张出具于2014年8月20日，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小写150000元，利息按月2%”，另一张载明“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小写1500000元，利息按月2%，同时两张借条均加注有“此账与成文杰对账改写条子时收回。李建军2018年5月21号”字样；还有一张出具于2015年5月20日，内容为，“今借到王春雷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小写150000元”，李建军在该借条加注“此款续延至2017年8月20号”并签名捺印。2018年5月30日，被告何亚莎与其前夫何建军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有贵阳齐荣绿化有限公司，位于小河区孟关林场占地面积为50亩，归男方所有，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2018年8月5日，李建军单方向原告王春雷出具一份《以物抵款协议》，载明：“现李建军愿意用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王春雷的借资部分人民币贰佰万元正作价8%的股份抵押，等法院把前面案子搞完，由李建军带王春雷等到花溪区工商局办理更改登记，把作价8%作为登记重新增加一个股东，王春雷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协议同时备注：“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何亚莎在备注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同年8月8日，李建军又单方向原告出具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转让方）李建军，乙方（受让方）王春雷，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就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而订立。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现李建军愿意用贵州齐荣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份来抵押借到王春雷的借资部分人民币贰佰万元正，作价本公司股份8%的股份抵押，等法院把前面的案子搞完由李建军带王春雷到花溪区工商局办理更改登记，把作价本公司总股份的8%作为登记，新增加一个股东，王春雷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协议同时备注：“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被告何亚莎在备注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捺印。2018年9月4日，李建军因疾病死亡。原告因向被告催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现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建军出具给原告的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是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一，本案涉案借条均由李建军单独向原告出具，无被告的共同签字，被告虽在李建军出具给原告的《以物抵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署“情况属实”，但从其文义可知仅针对备注部分，即“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故不能当然认定被告对前述协议中涉及的债务进行追认；其二，原告提交的视频和录音中，被告并未作出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意思表示，证人证言亦未一致指向被告对此有明确表态，前述证据和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其三，涉案借款金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现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情况，故不宜认定涉案借款是被告与李建军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何亚莎对李建军的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春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657元，由原告王春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王春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录音材料，拟证明何亚莎知晓李建军借款的事实，并参与借款过程，并在李建军资金困难不能及时还款时与债权人协商并提出帮助意见。被上诉人何亚莎质证称，该录音材料断章取义，没有完全反映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没有参与借款，被上诉人是在李建军病重的情况下帮助处理，但不清楚借款的走向，亦未支配过借款，最后一段录音是被上诉人说的，当时被上诉人与李建军是夫妻关系，是根据李建军的意思来告知上诉人，协助他们办理股份变更，并未提到借款是被上诉人借的。2、不动产查询记录，拟证明被上诉人何亚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一套坐落于小河区房屋，于2019年7月15日变更产权登记。被上诉人何亚莎质证认为，由于李建军的诉讼案件法院执行时拍卖该房屋，彭世华作为买受人受让该房屋。不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3、上诉人申请证人张某、李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何亚莎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申请杨正芬出庭作证，拟证明借款资金来源及以及何亚莎参与借款的情况。被上诉人何亚莎对于张某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不认可，该证人证言不是事实，借款是李建军的个人行为，何亚莎未参与。对李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李建军的借款是在其办公室进行，我未参与、不知情。对杨正芬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我未承诺过偿还所有借款。4、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函调取李建军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开设账户的银行流水记录，以证明李建军借款后将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的事实。针对银行流水，被上诉人何亚莎质证称，建设银行流水中，向我的女儿李佳婧转账的款项是由我把款项拿给李建军，李建军再转账给李佳婧的。对其余银行流水的其他内容均无异议。被上诉人何亚莎向本院提交诊所营业执照，并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具有收入来源。上诉人王春雷质证称，认可被上诉人在诊所工作的事实，但对于被上诉人的收入情况不清楚。二审另查明，李建军在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开设的尾号为9744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3月31日向何亚莎银行账户转账100000元；李建军在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开设的尾号为8918的银行账户2014年8月14日向何亚莎银行账户转账105000元。李建军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的尾号为2818的账号在2013年3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向李建军的女儿李佳婧银行账户转账共计二十笔，金额共计103400元。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建军在2013年至2017年向王春雷借款并出具借条，该借款虽然形成于李建军与何亚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均以李建均个人名义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上诉人王春雷主张其出借给李建军的借款165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于该借款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正常生活需要，对此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该借款确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产经营，或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向银行查询了2011年至2018年期间李建军的银行流水记录，其中仅有两笔为李建军向何亚莎的转款，即李建军在2013年3月31日向何亚莎转账100000元、2014年8月14日向何亚莎转账105000元，共计205000元；另外，2013年至2015年期间，李建军向其女儿李佳婧共计转账103400元。由于李建军向何亚莎、李佳婧的转账金额与上诉人主张的165万元借款金额存在较大悬殊，且转账时间与借条出具时间并不相近，故无法认定李建军向何亚莎、李佳婧的转账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性。根据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在何亚莎与李建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何亚莎具有固定工作及收入。结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虽然2018年8月5日、8月8日，被上诉人何亚莎在李建军出具的《以物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字捺印，但结合该两份协议的内容，李建军向王春雷承诺将公司的股份抵偿王春雷的借款，何亚莎仅在备注“办理此事如三个月里有任何变故，后续部分何亚莎带到办理（工商局办理此事）”处签字确认，应当认定为何亚莎对备注内容的确认，而该备注内容仅明确办理变更股权手续的事项，而协议内容中并未提及何亚莎作为债务人承担责任，故不应认定何亚莎对李建军的债务进行追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材料及证人证言虽然反映了何亚莎参与处理了李建军债务的事实，但并无证据显示上诉人王春雷是基于李建军、何亚莎的共同意思表示而出借款项。综上，上诉人王春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14元，由上诉人王春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广审判员 唐玉平审判员 王 晨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李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