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617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桂琼，女，194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嗣文，男，197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军，女，197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再审申请人周桂琼、陈嗣文因与被申请人陈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桂琼、陈嗣文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周桂琼与陈军、陈嗣文之间形成借贷关系。2013年，陈军、陈嗣文因在桂林购房缺乏资金向周桂琼借款，周桂琼将其多年积攒的养老金92400元出借给其二人，并由陈嗣文持周桂琼的银行卡刷卡支付该款项至桂林建禹地产有限公司。陈军、陈嗣文认可上述款项为周桂琼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自周桂琼将银行卡交付给陈嗣文时，借款合同成立。周桂琼当时明确表示该笔款项为借款，陈嗣文对此予以认可。陈嗣文之所以未出具借条，是因陈嗣文为周桂琼的儿子，不写借条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家庭内部借贷习惯。2.案涉借款发生在陈军、陈嗣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陈军、陈嗣文购房，属于其二人的共同债务。（二）陈军主张案涉款项系周桂琼赠与，缺乏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口头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是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不是民事诉讼一般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周桂琼提供的证据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在周桂琼未明确赠与意思表示、陈嗣文明确认可为借款之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陈军对其主张的周桂琼支付涉案款项是赠与行为之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陈军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周桂琼未表示涉案款项性质是赠与，应按照常理认定为借款，家庭关系不足以导致该认定标准发生变化。（三）周桂琼出借款项是其养老积蓄。周桂琼经济来源有限，不具备赠与能力。陈军和陈嗣文有工作、有收入。陈军在逢年过节时未探视周桂琼，平时对周桂琼帮忙照顾小孩也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是不理不睬甚至恶语相加，因此周桂琼不可能赠与陈军款项。从公序良俗角度，不宜将父母出资理所当然地认定为赠与。（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适用共颁布三个司法解释，三个司法解释的第七条均不适用于本案，因此二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对本案进行判决是错误的。涉案款项的性质为借贷的可能性大于赠与的可能性，本案民间借贷事实成立，故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陈军、陈嗣文向周桂琼偿还借款。综上，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周桂琼、陈军、陈嗣文三人对周桂琼为陈军与陈嗣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而支付92400元之事实不持异议，周桂琼、陈嗣文二人与陈军的争议焦点在于该92400元是周桂琼出借给陈军、陈嗣文的款项还是赠与其二人的款项，陈军与陈嗣文是否负有向周桂琼偿还该款项的义务。（一）关于讼争的92400元所涉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综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周桂琼给付92400元，可能涉及的法律关系有两个，一为借贷关系，二为赠与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周桂琼主张讼争的92400元是其向陈军、陈嗣文提供的借款，则应对其与陈军、陈嗣文之间为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周桂琼不能提交其与陈军、陈嗣文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周桂琼提供92400元用于陈军、陈嗣文二人的房产购置是周桂琼、陈军、陈嗣文三人共同协商之结果，并非周桂琼、陈嗣文二人协商，因此，虽然周桂琼、陈嗣文在诉讼中主张涉案款项是借款，但由于陈军不认可，不能认定周桂琼、陈军、陈嗣文三人达成借贷的一致意思表示。在周桂琼起诉本案前，陈嗣文与陈军已经离婚，其二人有利益冲突，存在利害关系，因此陈嗣文在本案诉讼中作出涉案的92400元为借款性质的明确意思表示，不能作为陈嗣文对自己不利事实作出承认的自认而认定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以及对陈军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综上，周桂琼首先应对其与陈军、陈嗣文之间形成92400元借贷的合意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由于陈军、陈嗣文对周桂琼已经实际支付92400元无异议，周桂琼完成己方初步举证责任，因此陈军主张涉案款项系赠与而非借款,则由其对周桂琼具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现实生活中，在当前城市购房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部分子女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在子女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此类资助是临时的资金出借还是不需归还的资金赠与，应综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证据表明，周桂琼与陈嗣文为母子关系；2012年11月2日，陈军、陈嗣文登记结婚；2013年4月28日，周桂琼在陈军、陈嗣文购置房产时支付讼争的92400元，而未要求陈军、陈嗣文出具任何凭证；2013年10月6日，陈军向周桂琼借款20000元并出具《借条》；2015年11月2日，陈军、陈嗣文的儿子出生；2018年1月3日，陈军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其与陈嗣文离婚；2018年6月5日，法院判决陈军与陈嗣文离婚、涉案房产为陈嗣文所有并由陈嗣文补偿陈军40万元；2018年10月22日，周桂琼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本案请求判令陈军、陈嗣文共同归还其借款92400元。综合以上事实，周桂琼在陈军、陈嗣文婚后一年内向陈军给付的款项包括案涉的92400元以及20000元，用途分别是购房和借款，但对于给付金额较大的92400元，周桂琼并未要求陈军和陈嗣文出具借条、收条等可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凭证，而对于给付92400元半年之后发生的20000元给付则由陈军向周桂琼出具《借条》将借款事实固定，且周桂琼没有证据证明其在陈军、陈嗣文离婚诉讼发生前曾向二人提出过归还92400元的主张，因此在法院判决陈军和陈嗣文离婚及对财产进行分割后，周桂琼与陈军已经存在利害关系，其以产生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陈军抗辩提出周桂琼给付92400元是赠与而非借款性质，应认定陈军已经对抗辩作出了合理说明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故本案不能直接以周桂琼具有款项支付的事实即认定其与陈军、陈嗣文具有借贷的合意且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周桂琼应就其与陈军、陈嗣文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承担举证责任。但周桂琼对其主张不能充分举证，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讼争的92400元的给付为赠与性质，并无不当。给付92400元所涉的法律关系为赠与关系或者借贷关系应根据给付时的背景、用途以及当事人的合意等因素综合认定，该款项的资金来源以及款项给付后周桂琼与陈军的感情和家庭关系并不影响给付发生时的法律关系认定，且周桂琼、陈嗣文没有证据证明认定涉案法律关系性质为赠与有违公序良俗，故其二人据此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二审判决书表述本案处理结果所依据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笔误。本案争议的案件事实与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所规定的情形不相符，因此二审判决对本案性质的认定、民事责任的承担等法律适用表述为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准确，但二审判决结果正确，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而应当进入再审之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是对民间借贷合同生效要件之一的借款给付情形作出的规定，本案给付款项事实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该给付是周桂琼、陈嗣文、陈军达成借贷合意而为，因此本案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符，周桂琼、陈嗣文主张本案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四项“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的规定认定借款合同成立之再审申请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周桂琼、陈嗣文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桂琼、陈嗣文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兰 曲 审 判 员  黄文臻 审 判 员  黄滔滔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肖知花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