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1621号原告:李某，女，194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玲（系李某之女），女，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夏某1，男，196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被告：夏某2，女，196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原告李某与被告夏某1、夏某2赡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夏某1、夏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夏某1、夏某2自2019年3月6日起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增加200元（即被告给付原告生活费每人每月10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夏某1、夏某2自2019年3月6日起于每年三月三十日前一次性付清原告生活费；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夏某1、夏某2一次性预付原告医疗费500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二被告的母亲，与四子女赡养纠纷一案经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2017）京0112民初6536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已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终审（2017）京03民终117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夏某2、夏某1一直不依判决履行其义务，相关费用皆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才拿到的。2018年原告已经无法联系上被告，要求履行判决的快递均被退回，三年来二被告从未曾过问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死活。再者，终审（2017）京03民终11722号民事判决书给付原告生活费的标准参考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人均消费支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人均消费支出为37425元，其中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40346元，同比增长5．5%；2018年人均消费支出3984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926元，同比增长6．4%；原告生活费是参考2016年北京市地区的平均支出水平，目前标准太低，难以维持原告生活。原告年仅八旬，身患多种疾病，双膝关节严重变形、行走困难，心脏、血压等均需靠药物维持，身体枯萎随时发生突发状况、离不开依靠。二被告的做法给原告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精神造成严重伤害。原告只能请求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被告夏某1、夏某2未作答辩。本院依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某系夏某1、夏某2的母亲，年事已高，已达到需要子女赡养的年纪，现李某居住在女儿夏玲家中。李某陈述称目前自己身体不好，需频繁上医院就医，自己没有收入，二被告一直拖延给付赡养费。2017年李某起诉了包括本案二被告在内的四个子女即夏某1、夏某2、夏玲、夏燕赡养纠纷，本院受理后经过审理依法作出（2017）京0112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夏某1、被告夏某2、被告夏玲、被告夏燕每人每年给付原告李某生活费一万四千四百元（自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起开始给付，于每年八月十五日前一次性付清）；二、原告李某的医疗费由被告夏某1、被告夏某2、被告夏玲、被告夏燕各自负担四分之一（凭票据自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起开始计算，于实际发生之后五日内给付清）；三、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夏某1、夏某2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7）京03民终11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夏某1、夏某2、夏玲、夏燕每人每年给付李某生活费九千六百元（自二Ｏ一七年三月六日起开始给付，于每年八月十五日前一次性付清）；四、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在终审判决中，二审法院考虑到李某的四个子女收入情况并不属于收入偏高人群，并结合北京市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目前李某的实际支出情况，认为一审法院酌定确定的夏某2、夏某1、夏玲、夏燕每人每年给付李某生活费14400元标准过高，已超出北京市地区的平均支出水平，故酌情予以调整。在本案送达过程中，本院通过电话联系了被告夏某1、夏某2，该二人明确表示不到法院应诉，但向本院邮寄了一份书面意见（二被告的意见均一致），在该书面意见中二人表示与任何人不存在任何有关赡养方面的任何纠纷，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夏某1、夏某2每人每年给付李某生活费九千六百元，两人每年给付款额已由通州区法院分别从个人银行账户足额扣划。同时夏某2表示其已退休多年，每年的退休工资也就是二万多元，其中一多半给付李某做生活费了，夏某2也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也需要看病生活。如果四个子女都是按照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数额足额给付李某生活费，那么这笔钱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一个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环卫工人一年的工资了？希望法院能够秉公执法，客观公平公正处理。后本院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向被告夏某1、夏某2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出庭传票等材料。另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2926元，比2016年的38256元净增长4670元，平均到每个月的增长数约为389元。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夏某1、夏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李某现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被告夏某1、夏某2作为李某的子女应切实履行赡养义务，让其安度晚年。因夏某1、夏某2未履行赡养义务，在本案诉讼前的2017年李某提起了赡养纠纷诉讼，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3民终11722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夏某1、夏某2按照每人每年9600元的标准从2017年3月6日起开始给付李某生活费，根据判决李某所支出的医疗费由夏某1、夏某2还有夏玲、夏燕各自负担四分之一（凭票据自2017年3月6日起开始计算，于实际发生之后5日内给付清），故夏某1、夏某2应按照终审判决及时给付李某赡养费和支付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本案中，原告李某主张夏某1、夏某2在之前生效判决的基础上增加给付生活费，要求该二人每个月增加200元，其提出的依据是根据起诉前的上一年度即201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本院认为根据计算，北京市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确实比2016年增加了，但每个月增加的数额约为389元，不超过400元，平均到李某的四个子女每人每月即使增加也不超过100元（虽李某未起诉另外两个子女，但也要按照四个人均摊计算），李某要求夏某1、夏某2每个月增加生活费200元缺乏依据。此外，除了官方统计数字增加外，李某并未提出增加生活费的必要性，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如不增加生活费将导致生活陷入困窘，且根据生效判决李某每年从四个子女拿到的生活费共计38400元，现李某居住在女儿夏玲家中，并不需考虑租房费用支出，医疗费支出也是由四个子女均摊，故该笔生活费足以维持其日常生活，如仅以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居消费支出数字增加为调整理由，那么这个数字每年都会有变化，都将出现调整，将可能导致李某与子女频繁出现诉讼，变化一次起诉一次，不利于家庭的和睦与矛盾的解决。故对于李某主张增加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某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已有生效判决确定给付的时间，各方当事人按照生效判决履行即可，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与生效判决冲突，且无证据证明必要性，故不予支持。对于李某要求一次性预付医疗费5000元，与生效判决不符，且无证据证明预付的必要性，亦无法预测医疗费是否发生，还是按照生效判决切实履行即可，也符合医疗费承担和给付的通常做法。在此前的终审判决中法院也向本案原被告指出家和万事兴，希望各方当事人摒弃过去家庭矛盾引起纷争导致的不愉快，相互包容、相互体谅、相互尊重，营造融洽相处、尊老爱幼的和谐家庭氛围。作为子女的夏某1、夏某2应当向自己的母亲李某履行赡养义务，但作为母亲的李某也应当替子女考虑，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夏某1、夏某2的生活也并不富裕，在之前三中院的终审判决也提到了该二人不属于收入偏高人群，年龄也偏大了，有的退休在家就指着退休金生活，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容易，作为一家人应当相互体谅，而不应当扩大矛盾、频繁出现纷争。希望各方当事人能够真正理解和领会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尽量化解矛盾。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李某承担（已交纳）。公告费（以实际票据为准），由原告李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杨彪人民陪审员  刘 杰人民陪审员  李世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杨小萌-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