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6696号原告：王胜君，男，1989年6月14日出生，朝鲜族，住辽宁省盖州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北京轩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胜君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胜君，被告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王胜君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赔偿17179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0日王胜君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为车牌号×××的小轿车缴纳了保险。2019年11月9日1时50分，王胜君驾驶车牌号为×××的小轿车，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东路与马泉营西路交叉口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胜君车辆损失17179元，后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出警，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9年11月9日，王胜君就上述损失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申请理赔，但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拒绝理赔。王胜君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缴纳了保险金，为车辆缴纳了保险，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应当就王胜君因交通事故发生的损失进行理赔，故王胜君诉至法院。被告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答辩称：不同意王胜君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第一，王胜君驾驶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在从事营运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仅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其在商业险范围内的车辆损失及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失均不予赔偿。第二，根据法律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王胜君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王胜君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三，根据法律规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当综合考虑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因素，涉案×××车辆在交通管理部门备案核准的是非运营车辆，投保时是按照非运营车的费率投保的商业险，投保后王胜君将保险标的车用于运营使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未及时通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车辆用途的改变。第四，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多，从王胜君滴滴司机端的接单记录来看，至少在此前的四个小时一直处于运营中，即从前一天晚上的十点多一直持续运营至交通事故发生前，深夜长时间的载客运营与家庭自用车的使用相比，显然已经构成危险程度的增加。第五，王胜君当场认可自己的运营行为，并自愿签署了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的申请书。综上，可以认定被保险车辆的使用危程度显著增加，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不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胜君为车牌号×××的车辆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载明：车辆使用性质非营业，保险期间自2019年5月20日13时起至2020年5月20日24时止；承保险种包括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0元/次。2019年11月9日1时50分，王胜君驾驶×××号车辆与案外人邢XX驾驶的×××的货车，在马泉营西路马泉营村西门口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车接触部位损坏，无人受伤。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胜君未按规定让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邢XX无责。事故发生后，王胜君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拒赔通知书》，载明：王胜君向我司提出索赔申请，经本公司审核，损失共17179元，不属于我司保险责任范围，不能予以赔付，现作拒赔处理；拒赔理由标的车改变使用性质（非法营运）。审理中，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提交《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滴滴收费明细》、《行程详情》，用以证明：×××号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王胜君已经作出放弃索赔的意思表示。经询，王胜君称：×××号车辆于2019年7月至10月份开始滴滴快车运营，每月营运50单左右，2019年11月营运不到100单。诉讼中，双方确认：第一，涉案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从事滴滴快车营运，王胜君未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告知；第二，事故发生时×××号车辆并未进行营运；第三，×××车辆驾驶人邢XX未向王胜君及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提出索赔请求；第四，事故发生后，×××号车辆在北京运通嘉博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维修，维修费12063元。另查，王胜君为车牌号×××的车辆在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限为2019年5月25日至2020年5月24日。本院认为：王胜君向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投保，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同意承保后向王胜君签发《保险单》，双方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该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王胜君投保后，改变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从事滴滴快车营运，未及时通知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关于王胜君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是否造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一节。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中，王胜君驾驶×××车辆承接滴滴运营业务，改变了车辆用途，且自2019年7月至11月一直从事滴滴运营业务，增加了车辆使用频率，符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基本情形。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王胜君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从事营运行为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此情形下，王胜君的通知义务属法定义务，王胜君未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致使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不能行使合法的解除合同权利或者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对此王胜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再次，因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存在对价关系，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告知情况，评估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进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承保、承保险种以及收取保险费率。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仍要求保险公司依原合同承担保险责任，与法律规定及双方保险条款不符。最后，王胜君在事故发生后签署了《被保险人自愿放弃索赔、注销案件申请书》，现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本院对该申请书予以确认。因此，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有权拒绝承担商业险保险金的赔偿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结合本案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的时间段、事故发生前车辆营运的单数，虽然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并未处于运营状态，但是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并不因此而改变。综上，王胜君要求平安财险北京分公司支付理赔款，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胜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元，由原告王胜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学亮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马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