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6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7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201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理人：黄某，女，197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杨某的母亲。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琴，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国峰，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娟，女，198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卓凡，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杨德安，男，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桦甸市。原审原告：高维芹，女，195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桦甸市。两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莉，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杨某因与被上诉人杨立娟、原审原告杨德安、高维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2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某、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219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黄某、杨某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立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遗漏了重要事实。1.原审中，黄某、杨某已提供录音证据，充分证明了杨立娟承认案外人杨某1在去世的时候在杨立娟账户中仍有20万元存在的基本事实。虽然杨立娟一直称是杨某1的私房钱，而黄某、杨某主张是借款，但是双方都没有否认这20万元的存在，且均认可这20万元是独立于其他款项的。但是一审在审理及判决中刻意避开这个对案件起到关键作用的证据，而采信杨立娟与录音内容完全相反的抗辩。在录音中，杨立娟分两步对这20万元进行了说明：第一步，杨立娟主动说明在转这笔款项以前，杨某1托他保管的零用钱已经结清，其在录音中陈述“你先稍等，因为我当时银行有个备注，我不想再帮他保管钱了。他放在我这，我每次要帮他转进转出，每转一笔，我都要把银行的截图给他。他三天两头也要问账，各种不放心。然后，那次是有点什么事情不开心，后来我就把这32万9千全部转给他了。过了大概10几天的时间，他转回给我20万，这笔钱不是他给我买房的，是他自己的零用钱。”；第二步，杨立娟陈述本案涉及的20万元款项是杨某1的零用钱,杨立娟在录音中陈述“在9月18号，他转给我20万。是，他走的时候，是在我账户上，是有20万的。这笔钱我是承认的，这个是他的零用钱”。而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中判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关键性的事实。一审法院在认定录音证据有效的情况下，却无视该录音证据，转而将这20万元的转账混入了杨立娟与杨某1的多笔交易往来中。2.一审认定“2015年8月10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杨立娟尾号为1735号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杨某1尾号为0892号的中国银行账户共转账2042717.6元”的内容对本案的审理无任何帮助，不应列明在查明事实中。从录音证据中杨立娟的陈述和黄某、杨某的诉讼请求，可以看出双方都只是对这笔转账有争议。该笔转账之前的交易往来没有必要在本案中审理。如果一审法院真的要审理清楚双方的交易往来，就不应该单单采信只有杨立娟转账给杨某1的转账记录，而不应拒绝我方要求提供杨某1转给杨立娟的转账记录申请。而且针对本案，一审法院更应该查明的是本案涉案款项发生后，杨立娟是否有偿还给杨某1相关款项。3.黄某、杨某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从2014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13日，杨某1一共转给杨立娟3147400元，杨立娟只转给杨某12822718.6元，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324681.4元。而本案涉及的2019年9月18日的20万的转账之前，双方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121481.4元；在该笔转账之后，双方的转账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3200元。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基本的事实是，要不就是杨立娟借了杨某1的钱，要不就是杨立娟为杨某1保管了私房钱。而黄某、杨某将这20万元在起诉时主张为借款，是因为杨某1在给杨立娟转账时，明确和黄某说明这是借给杨立娟买房的，所以黄某、杨某才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其他案涉转账记录是在杨某1去世后才发现的，杨某1并未跟黄某、杨某提及过其他款项的用途。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认定黄某、杨某应当对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基本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这一条是关于缺乏借款合同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即杨立娟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杨丽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则一般要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杨立娟提交了其多张银行卡中一张仅有其单方面转出给杨某1的转账记录，且证明目的与录音中的陈述相悖，这份证据不足以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所以应当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一审法院仅依据杨立娟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认为杨立娟与杨某1存在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并结合双方的兄妹关系，就认为杨立娟的抗辩事由成立，明显未厘清杨立娟抗辩的事由。究竟是因为杨立娟在给杨某1保管私房钱而不认定民间借贷关系，还是认定该笔款项是杨某1对杨立娟的还款？这种互相矛盾、逻辑错误的抗辩完全不应得到法院的认可。三、法院判决未遵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的本意，浪费司法成本，未公平公正审理。一审法院过重地分配举证责任，认为黄某、杨某应承担对杨立娟与杨某1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认定黄某、杨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但是即使黄某、杨某无法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所有的证据却足以认定杨某1在杨立娟处有至少20万元的事实。本案涉及款项即使不是借款，也是属于杨某1与黄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没有遗产继承资格的杨立娟当然要归还黄某这些财产。另，黄某、杨某、杨德安、高维芹已经就遗产继承问题在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黄某、杨某也已经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对其他多笔债权进行追偿。所以，这个案件的审理直接关系到遗产案件中遗产的分配。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的规定，人民法院查明款项支付确因其他法律关系引起，可向当事人释明，由出借人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人民法院可按其他法律关系继续审理；出借人坚持不变更诉由的，依法驳回出借人诉讼请求。债权人可按其他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而一审法院拒不审理相关事实，仅仅从未达成民间借贷合意的角度就驳回黄某、杨某的诉讼请求，让黄某、杨某控诉无门。这种不查清事实，仅对诉讼请求从形式上审查，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犯了黄某、杨某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黄某、杨某的上诉请求。杨立娟答辩称：一、杨立娟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1.关于录音证据部分，该录音系黄某、杨某在与杨立娟及杨立娟父母就继承纠纷和解过程中暗中录制的，这在录音的完整内容中就有所反映。杨立娟在其中的陈述，主要是为了能让黄某、杨某与杨某1的父母亲早日达成和解所作的退让，并非客观事实。其次，杨立娟在录音中明确表述，该笔款项是杨某1说要赠与杨立娟买房的费用，恰恰证明本案借款关系不能成立。最后，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曾询问黄某、杨某录音中何处体现了双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黄某、杨某始终不能作答。一审法院因此认定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借贷合意并无不妥。2.一审法院查明杨立娟与杨某1转款的事实是正确的。该事实不仅反映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经济往来密切，不能简单依据转账凭证而认定借款，更证明了黄某、杨某在向一审法院提交银行流水清单时未完整提交，故意隐匿相邻页面，隐瞒杨立娟向杨某1转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甚至当庭向黄某、杨某提出警告，黄某、杨某当然希望法院不要审理这部分事实。二、杨立娟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1条并无错误。即使按黄某、杨某所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杨立娟已然证明双方存在多次款项往来的情况下，黄某、杨某仍应就其所诉的单笔流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三、杨立娟认为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公平公正。首先，黄某、杨某在诉状中明确涉案款项为借款，并主张四倍银行利息，并提供多组证据向法院证明借贷情况；在庭审中亦多次向法院明确本案系杨立娟向杨某1的借款，甚至在上诉状中都坚称借贷关系应当成立；后又反过来责怪法院以民间借贷审理本案，责怪法院没有查明其所谓的借贷是骗人的，甚至责怪法院没有帮其找到其他事实的依据，没有任何理由。其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十第三款的规定是授权法院“可”，而非规定法院“应当”通知出借人变更诉讼请求和理由。黄某、杨某以此认为一审法院违法完全是对裁判指引的曲解。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黄某、杨某的上诉，依法维持原判。杨德安、高维芹答辩称，黄某、杨某所主张的案涉借贷关系不成立，但若法院最终认可案涉借贷关系成立，杨德安、高维芹作为杨某1的合法继承人对案涉债权享有相应的遗产份额，即合计享有债权的四分之一的份额。黄某、杨某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杨立娟向黄某、杨某、杨德安、高维芹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向黄某、杨某、杨德安、高维芹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暂计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立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杨某1于2018年12月13日在家中因心肌缺血死亡。杨某1系黄某的丈夫、杨某的父亲、杨德安与高维芹之子、杨立娟的哥哥。二、2018年9月18日，杨某1尾号为0892号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杨立娟尾号为7447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三、2015年8月10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杨立娟尾号为1735号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杨某1尾号为0892号的中国银行账户共转账2042717.6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规定，黄某、杨某应当对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承担基本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某、杨某提交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与录音资料作为本案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法院认为，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可证实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转账事实，杨立娟在质证意见中对录音资料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以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录音资料虽系黄某在杨立娟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但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亦未侵犯其隐私权，因此录音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录音资料中双方对涉案20万的转账事实亦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且根据杨立娟提交的其与杨某1在2015年8月10日至2018年12月10日之间的银行流水，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存在频率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结合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的兄妹关系，法院认为，杨立娟抗辩事由成立。黄某、杨某无法举证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杨德安、高维芹亦否认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故法院驳回黄某、杨某的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某、杨某、杨德安、高维芹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80元，由黄某、杨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黄某、杨某向本院提交了三份新的证据材料：1.《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2.微信截图；3.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的《交易流水汇总表》；上述三份证据拟证明从2014年1月1日到2018年12月13日期间，杨某1一共转给杨立娟3147400元，杨立娟只转给杨某12822718.6元，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324681.4元；而以本案涉及的2019年9月18日的20万元转账记录作为时间节点，不计算这笔转账款项，在该笔转账之前，双方的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121481.4元；在该笔转账之后，双方的转账差额为杨某1多转给杨立娟3200元；所以涉案的20万元不可能是杨某1归还杨立娟之前的借款。杨立娟质证称：1.黄某、杨某是于2019年7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而其在二审所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该证据系于2019年6月21日打印，而微信截图的款项往来时间为2018年12月12日。上述两份证据均是在黄某、杨某一审起诉之前就形成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新证据的情形，上述证据不应被采纳。2.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以认可；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的款项往来包括银行账户、微信账户、现金、代为付款等多种途径，仅凭该银行转账记录无法全面反映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更与本案所涉的20万元没有关联。3.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微信账单可以经手动删除，不具备证明力，其截图更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且与本案黄某、杨某所主张的借款无关。4.证据4系黄某、杨某自行制作的表格，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黄某、杨某在一审中也提交了该银行账户往来款项的统计表，黄某、杨某在一审统计的结果是杨某1多付了42万元，与本证据的数据出入较大。该证据未统计杨立娟与杨某1之间其他途径的款项往来（如杨立娟按杨某1先生指示于2014年7月9日向同城汇款账号A76×××94打入20万元，于2014年10月31日向同城汇款账号A76×××36打入10万元，于2015年6月27日、6月28日分别于ATM取现3000元、5000元现金交于杨某1），更未包括杨立娟通过微信转给杨某1的总计283273元款项。如果计入杨立娟上述列举的款项金额，杨立娟转给杨某1的款项明显更多。黄某、杨某也没有统计2014年之前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的款项往来。因此，该统计数据没有任何参考意义。5.杨立娟与杨某1系兄妹关系，自幼感情深厚，双方多年都存在钱款往来，故有差额，亦属正常。黄某、杨某据此统计并诉称杨立娟向杨某1先生借款，实属荒谬。杨德安、高维芹质证称：1.黄某、杨某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是在一审中均已形成的证据，且在客观上不属于黄某、杨某难以获取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相关规定。黄某、杨某在一审中并未提供，应当由黄某、杨某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2.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杨某1个人银行交易流水明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3.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4.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黄某、杨某单方制作，不能证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某、杨某主张涉案20万元系杨某1生前出借给杨立娟的借款，黄某、杨某应对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系亲兄妹关系，且两人之间存在长期、频繁的款项往来。故仅凭银行转账清单不足以证明涉案20万元款项系杨某1出借给杨立娟的借款。在黄某、杨某提供的录音资料中，杨立娟并未承认涉案20万元系其向杨某1的借款。黄某、杨某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关于杨某1与杨立娟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因此，本院认为，黄某、杨某主张涉案款项系杨立娟向杨某1的借款、要求杨立娟还本付息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该2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杨某1的遗产范围，因杨某1的继承人已就遗产继承问题提起了诉讼，该争议应在继承案件中予以解决，本案不予处理。综上，黄某、杨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270元，由上诉人黄某、杨某承担（上诉人黄某、杨某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