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45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宝，女，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文，广东深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友红，女，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南超，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元宝因与上诉人王友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元宝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支持刘元宝提出的返还借款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王友红承担本案一、二审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王某1、王某2于2015年12月10日所收款项系为王友红代收刘元宝出借之款项，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刘元宝与王某2、王某1并无经济往来，若非王友红外出美国需要使用美元，刘元宝是万万没有可能汇款给王某2、王某1的。2.刘元宝转款给王某2、王某1的时间恰恰是王友红在美国生活需要美元支持的时间，而王某2、王某1在同一时间并没有出国，她们兑换美元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为王友红收转。王友红与王某2、王某1系同胞姐妹，这一事实，王友红是予以确认的。所以王某2、王某1替王友红收转款项在情理之中。3.刘元宝出借王友红借款时，根本没有想到日后王友红会否认借款。所以，当时没有让王友红出具收款委托书。二、王友红在一审庭审中所述并非事实，请求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王友红出具多份《借条》《欠条》《还款计划》，其借款的事实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王友红仍然百般抵赖。原审法院也被其谎言迷惑，导致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综合本案全部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决，支持刘元宝全部诉讼请求。王友红的答辩意见与其本人的上诉意见一致。王友红上诉请求：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3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刘元宝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元宝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友红并不拖欠刘元宝任何款项，双方之间也不存在借款关系。刘元宝在原审中主张的事实与其提交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未能查清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仅依据王友红提交的付款记录便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刘元宝提交的《借条》复印件、《补充欠条》复印件及《欠条》均提到王友红向其借款美金15万元，但是没有任何付款记录能够证明王友红曾向刘元宝支付美金15万元。而且《借条》中记载的美金15万元的借款时间是2015年7月30日，但是在《欠条》中变成了王友红2014年在美国的花费，时间上完全是矛盾的。虽然刘元宝提交了2014年6月25日转账给王友红美金49870元的银行流水，但是金额与15万美金也不相符。因此，《借条》《欠条》均不能反映本案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二、刘元宝在2014年6月25日转账给王友红美金49870元并非属借款，实际上这笔款项是王友红借用刘元宝兑换外币的限额。王友红在2014年6月24日和2014年6月25日共计向刘元宝支付人民币29万元，刘元宝使用其账户兑换成美金49870元再支付给王友红。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刘元宝向王友红支付美金49870元的真实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刘元宝在2014年1月27日支付给王友红的人民币2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双方之间合作生意相互垫付的款项。王友红已经委托女儿沙某于2015年12月10日向刘元宝支付47万元。王友红也在2016年、2017年向刘元宝支付大量款项。王友红并没有拖欠刘元宝任何款项。原审庭审中刘元宝当庭出示这20万元的付款记录，原审法院没有给予王友红重新举证反驳的机会，直接认定王友红借款20万元，没有保障王友红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四、本案所谓《借条》《欠条》均是王友红在不堪刘元宝严重骚扰的情况下签署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不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刘元宝不能提供原件核对，因时间久远，王友红无法确定内容是否已被刘元宝篡改。这些证据不应作为合法证据采信。五、原审判决对于书面证据内容也查明错误。刘元宝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1日的《欠条》记载的内容是“本人王友红因2014年去美国所花费大使馆保证金20万人民币及15万美金按当时汇率6.2折算为93万人民币，共计113万人民币，而所欠刘元宝113万，因2016年已还22万+2万，现还款89万（大写：捌拾玖万元整）”。但原审判决将其中重要的“现还款89万”认定成“现还欠余款89万”。该份《欠条》正文部分由王友红起草书写，正是因为正文书写的“现还款89万”终结了王友红之前签署的没有依据的虚假的《借条》和《欠条》，王友红才会签署。事实上，双方从未借款美金15万元和人民币20万元，王友红并不拖欠刘元宝89万元。综上所述，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王友红也不拖欠刘元宝的任何款项。本案实际上是刘元宝利用诉讼骚扰王友红的手段之一，完全是在浪费司法资源。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支持王友红的上诉请求。刘元宝答辩称，《借条》是真实可信的，王友红不止一次认可了借贷关系，也已经有还款行为。因此，双方之间的借款事实是成立的。刘元宝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王友红偿还借款本金890000元，并自刘元宝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迟支付利息损失；2、王友红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0日，王友红向刘元宝出具《借条》，载明王友红于2015年7月30日借刘元宝现金壹拾伍万元美元，按当时6.15汇率折算为人民币92.25万元。王友红在《借条》上签名确认。2017年10月11日，王友红再次向刘元宝出具《欠条》，内容为“王友红因2014年去美国所花费用（大使馆保证金20万人民币及15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6.2折算为93万人民币，共计113万人民币。而所欠刘元宝113万，因2016年已还22万，现还欠余款89万人民币”。王友红在《欠条》上签名捺印。刘元宝在庭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2014年2月17日，刘元宝以其工商银行尾号9827账户向王友红的尾号0998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20万元。2014年6月25日，刘元宝以其招商银行尾号6595账户向王友红的账户转账支付美元49870元。2015年12月10日，刘元宝以其工商银行尾号9827账户向王某2的尾号2761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325400元，向王某1的尾号4346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325400元。王友红确认收到刘元宝支付的美元49870元及人民币20万元，主张该款项系投资款，用于双方在美国合作创办公司。对刘元宝支付给王某2、王某1的款项不予确认，称并未委托刘元宝将款项支付给上述二人。刘元宝支付给王某2、王某1的款项并未转至王友红账户。王友红在庭审中提交刘元宝出具的《字据》，内容为“王友红介绍刘元宝做以太付，用以太付赚到的钱偿还王友红的欠款，目标是90万元人民币”。此外，刘元宝提交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与刘元宝共同投资以太付项目，共同赚钱。刘元宝在《字据》上签字，但在《合作协议》上并未签字确认。刘元宝对此解释称，王友红收到款项后一直拖延还款，并向刘元宝承诺投资以太付偿还刘元宝借款，但迄今王友红仍未介绍投资项目，因此《字据》和《合作协议》上约定的投资事项并未履行，王友红只是以此拖欠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元宝提交的《借条》《欠条》《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已向王友红出借美元49870元人民币及20万元，王友红对此予以确认，法院确认双方的借款借贷关系成立。刘元宝主张其支付给王某2、王某1的款项人民币650800元（325400元+325400元）系支付给王友红的款项，但并未提供王友红的委托付款资料，也未证明该款项系王友红所用。因此，法院对该笔款项的诉求不予支持。王友红应当向刘元宝返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及美元4987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王友红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元宝返还借款本金20万元人民币、49870美元及利息（利息分两部分计算，以2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24日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将本金49870美元按2014年6月25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24日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元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700元人民币、保全费4970元人民币（已由刘元宝预交），由刘元宝负担5334元人民币，由王友红负担12336元人民币。本院二审期间，刘元宝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材料：1.刘元宝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除本案涉及的款项外，刘元宝还出借给王友红100多万元。2.2018年10月18日王友红出具《还款计划》，以证明王友红承认存在欠款未还的事实。王友红质证称：1.刘元宝提交的证据1所涉及的款项，王友红也有提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恰恰证明两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的关系。两人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现无法判断是王友红转给刘元宝的资金多，还是刘元宝转给王友红的资金多。但这些资金是与本案所涉的《借条》是不能对应的，由此说明本案所涉借款并没有支付的，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是王友红在刘元宝的纠缠下出具的，不能代表王友红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期间，王友红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王友红的《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单》，以证明王友红在2014年6月24日和2016年6月25日共计向刘元宝支付人民币29万元，刘元宝将其兑换成美元49870元后支付给王友红，刘元宝支付给王友红的该笔款项并非借款。2.沙某于2019年7月3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沙某的《工商银行交易明细》，以证明王友红与刘元宝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双方之间因特殊的身份关系，在出现矛盾之前经常有账款往来，王友红亦经常向刘元宝支付款项，且金额大于刘元宝支付给王友红的金额。3.王友红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证明王友红在2016年11月份至2018年12月份向刘元宝支付了316800元。刘元宝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所涉及的29万元并不包括在本案起诉的金额当中。2.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以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笔款项并非王友红偿还的借款。3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经本院审理查明，王友红于2017年10月11日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本人王友红（娅萌）身份证号：。因2014年去美国所花费用（大使馆保证金20万元人民币及15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6.2折算为93万人民币），共计113万人民币。而所欠刘元宝（身份证号：）113万。因2016年已还22万+2万，现还余欠89万（大写：捌拾玖万元整）。合计人民币89万元整”。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0月18日王友红出具《还款计划》，载明“从新年2019年1月份开始最少5000，多了可以还20000元，直到还齐为止。如果刘元宝赚到钱可以减免一半还款。一定见到真的欠条”。王友红认可该《还款计划》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还款计划》是在刘元宝的纠缠下出具的，不能代表王友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查明，本案二审期间，本院在王友红和刘元宝均到场的情况下，就2015年12月10日刘元宝向王某1账户转账支付人民币325400元的情况向王某1进行了询问。王某1称，刘元宝在2015年12月10日确有向其账户转账，但仅是刘元宝利用其账户走账，刘元宝把款项转入其账户后立即就转走了，但转入了哪里，其并不清楚，整个转账过程均是刘元宝操作的。王某1同时提供了其尾号为4346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2015年12月10日刘元宝转入该账户人民币325400元，2015年12月11日该账户售汇50000美元，2015年12月11日该账户将美元50000元转入户名为LIANGDONGDONG，账号为01×××78的账户。王某1称其并不认识LIANGDONGDONG。王友红对王某1所述情况及其提交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均予认可。刘元宝认可王某1提交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但主张其仅是借用王某1的账户兑换美元，最后该笔款项转给了谁，是王某1操作的，其并不清楚。另，刘元宝认可其认识的人当中有名叫“梁东东（音译）”的，但该人是否为王某1账户所显示的“LIANGDONGDONG”,其并不清楚。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如存在，尚欠的借款金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王友红出具了多份《借条》《欠条》《补充欠条》《还款计划》，上述借款凭证均显示王友红认可其曾向刘元宝借款，且尚有款项未还。王友红主张上述借款凭证系其在受刘元宝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且上述《借条》《欠条》《补充欠条》《还款计划》均是在不同时间出具，王友红多次受胁迫出具借款凭证的可能性不大。故本院对王友红主张上述借款凭证系受胁迫出具的抗辩，不予采纳。上述借款凭证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其次，本案所涉及的人民币20万元和美元49870元借款，均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印证，可以证明刘元宝已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最后，对于本案所涉款项，王友红在一审期间认可其收到了上述款项，并主张是刘元宝委托其去成立公司的费用；但在二审期间，王友红又否认其曾收到上述款项，主张双方之间并无上述两笔款项的往来。王友红的主张前后矛盾，且无论何种主张均无证据证明，故本院对王友红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刘元宝提供的证据已初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刘元宝已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王友红主张双方之间并非借款关系且其并未收到相关借款，但王友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刘元宝的举证。故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刘元宝已履行了支付借款的义务，王友红应履行还款义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王友红尚欠的借款金额问题。一方面，对于刘元宝上诉主张其在2015年12月10日转账给王某1、王某2账户的款项应计入其出借给王友红的借款，本院认为，刘元宝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友红曾委托王某1、王某2代其收款；刘元宝提供的王友红此后出具的《借条》《欠条》《补充欠条》《还款计划》等借款凭证中并未显示王友红认可上述款项系其本人向刘元宝的借款；而王某1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其本人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未显示相关款项转入了王友红的账户；刘元宝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某2在收到款项后将款项支付给了王友红。故刘元宝主张其在2015年12月10日转账给王某1、王某2账户的款项亦应计入其出借给王友红的借款总额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对于王友红主张其并不存在欠款未还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除本案所涉款项外，还存在其他大量的款项往来。而王友红向刘元宝支付的款项并未明确具体的款项性质,故仅凭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凭证无法证明王友红已归还了本案借款或本案款项并非借款。而王友红主张的其通过沙某账户的还款，并无刘元宝的确认，且沙某在转账时也未标明系代王友红还款，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沙某与刘元宝之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有关，故上述款项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其次，从王友红于2017年10月1日出具的《欠条》的文字表述及内容分析，该《欠条》中载明的是“现还余欠89万元”，即王友红尚欠刘元宝人民币89万元未还，而非王友红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其“现还款89万元”。再次，虽然刘元宝在2018年10月12日出具《字据》表示认可用王友红介绍做以太付赚的钱帮助王友红还款，但王友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法的介绍项目的义务，且刘元宝存在从中盈利的情况。且此后的2018年10月18日，王友红还出具了《还款计划》，确认其对刘元宝仍然存在欠款需要归还的情形。最后，王友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8年10月18日之后的还款情况。因此，王友红关于其并不存在欠款未还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的双方借款金额准确，对利息的处理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刘元宝和王友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66元，由上诉人刘元宝和王友红各自承担（上诉人刘元宝和王友红均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曾牧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