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陕71行终1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玉梅，女，1956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碑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萧延，男，197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碑林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萧新安，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兵，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   负责人冯涛，局长。   原审第三人赵永丽，女，197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住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戚玉梅、萧延与被上诉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资源规划局）、原审第三人赵永丽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9）陕7102行初200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萧某某（曾用名肖继海）系原告戚玉梅的丈夫、萧延的父亲，已于2015年去世。2018年12月11日，第三人赵永丽与案外人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向被告申请办理西安市莲湖区中和（合）里小区10号楼房号为10403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向被告提供了西安市房屋所有权确权申请书、身份证明、拆迁安置协议书、办证申请、商品房拆迁安置转移登记公告申请、西安市房权证、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等资料，经审查，并依法发布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公告，且公告期满无异议。2018年12月28日，被告向第三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原告认为涉案房屋系1996年萧某某所购买，被告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将该房的所有权人登记为第三人，被告的登记行为程序严重违法。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将西安市莲湖区中和（合）里小区10号楼1单元4层12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第三人的行政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起诉应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被告市资源规划局作出的向第三人赵永丽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系案外人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将其名下房屋转移至第三人名下的行为，原告并非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且原告所提供证据亦并不足以证明其与该转移登记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故本案原告戚玉梅、萧延并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戚玉梅、萧延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戚玉梅、萧延。   上诉人戚玉梅、萧延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1996年之前涉案房屋是单位分配给萧某某公房,在1996年4月的房改中,萧某某从西安市房地二分局(此后名称为房地产二公司)购买了该房屋,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萧某某将房屋装修后,一家人继续居住。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1995年至1996年4月萧某某交纳的公房租金票据、1996年4月房改时的购房结算卡、购房证明书以及购买房后萧某某交纳1996年4月至12月物业费的票据。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足以证明萧某某于1996年已经购买了涉案房屋,交付了全款,且交付给萧某某,并由萧某某占有使用的事实,萧某某对该房屋享有完全的物权期待权。2018年12月,居住在该房的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将产权人登记为自己,被上诉人依据虚假材料将已经出售给萧某某房屋的产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该登记行为怎能没有利害关系?二、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同时依据两套材料和两种理由,而这两套材料和两种理由完全矛盾,且均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一)、2018年第三人为了把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向房地产二公司出具承诺书、具结书、情况说明及伪造的买卖合同,称萧某某于1998年将涉案房屋卖给自己,并称萧某某去世后,没有其他人,以萧某某将房屋出售给自己为由,要求将产权登自己名下,一审中,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暂且不谈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但第三人是以萧某某将房屋卖给自己要求登记,该房是否买卖,对上诉人来说当然具有利害关系。（二)、仍然是2018年,第三人为了把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完全抛开上述所谓的买卖关系,竟和房地产二公司共同伪造“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载明1995年房地二分局将第三人自己的无证房拆迁,给第三人安置了该房屋,也就是说又变成该房屋原来就是第三人自己的私房,因私房拆迁安置而要求登记。一审中,被告及第三人对该套材料的真实性和理由均认可,但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无法向法庭出示“拆迁安置协议”原件。一审中,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同时认可买卖和拆迁安置两个截然不同的证据和理由,被上诉人明知存在严重矛盾的情况下,选择以拆迁安置将产权登记给第三人。而所谓的拆迁安置房屋,就是萧某某已经购买的房屋,把萧某某购买的房屋变成第三人自己的房屋进行登记对上诉人当然具有利害关系。一审认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明显错误。三、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依法应予撤销。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最低应当依据形式合法,相互不矛盾的材料,并应当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发现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的,还应当进行调查。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同时承认两套截然排斥、矛盾的材料,即在明知存在严重矛盾的情况下,就将产权登记给第三人,完全属于法律规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四、一审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后,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下列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一)房屋登记簿上载明的权利人；(三)人民法院能够确认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本案的拆迁安置协议及共同申请登记人除涉及第三人外,均涉及到房地产二公司,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通知房地产二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但一审未通知,程序严重违法,应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本案第三人与房地产二公司共同提供拆迁安置协议等虚假证据，而被上诉人也是基于该虚假证据进行登记,即使涉及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情形,一审也应裁定中止诉讼,并非驳回起诉。六、一审以上诉人并非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行为权利义务的相对人及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否认了上诉人系物权期待权的权利人,同时也剥夺了上诉人先通过民事诉讼,再恢复行政诉讼法律赋予的救济的途径和诉权。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案涉房产在进行不动产权利变更登记时，房屋所有权人为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上诉人戚玉梅、萧延认为其与被上诉人市资源规划局的案涉不动产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但上诉人戚玉梅、萧延在诉讼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仅涉及萧某某于1995年至1996年间对案涉房屋缴纳过相关费用，并无法证实在不动产进行变更登记时，其对案涉房屋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虽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中止审理，由其先解决民事争议。但结合本案诉讼，被上诉人市资源规划局在作出案涉不动产权利变更登记时房屋所有权人为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而并非由萧某某直接转移给原审第三人赵永丽，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所规定的房屋登记行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戚玉梅、萧延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曹伟   审判员  张博   审判员  侯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成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