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23民初2400号 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文化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32253400493。 法定代表人：刘某1，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系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临泽县东关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某，男，汉族，1965年4月18日出生，住甘肃省临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民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公司）与被告李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11月5日、2020年1月10日、1月19日、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1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薛某与被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撤销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临劳人仲裁字（2019）第8号仲裁裁决书；2、驳回被告要求确认与原告系全日制劳动关系的请求。事实和理由：2006年1月，原告接管城区生猪屠宰室成立荣盛生猪屠宰厂时，被告就已经在屠宰厂从事生猪屠宰工作。双方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在生猪屠宰厂工作至2019年4月离开原告处。被告在原告处从事生猪屠宰工作期间的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4小时，下班后被告及其他屠宰工就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或其他工作，时间由其自行支配。根据2003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发（2003）12号）第一条和2004年原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甘肃省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甘劳社发（2004）23号）第一条以及2008年1月1日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在原告屠宰厂从事生猪屠宰工作的用工形式应当属于非全日制用工。 被告李某辩称，被告李某确实在原告益民公司从事屠宰工作，当时被告到原告处从事屠宰工作是从2002年7月就开始的，每天从事屠宰工作后还要进行屠宰生产线室内室外的卫生打扫工作，完成所有工序收工的时间已经超过4个小时。另外原告还有几十亩地，原告还安排被告在农作物耕种收获期间除草、铺膜、种地，2002年至2006年期间，隔两三天原告还安排被告在内的两个人在屠宰厂全天候值班，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就是全日制劳动关系，应确认被告和原告自2002年7月至2019年4月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 原告益民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与被告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申请本院调取临泽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向李某、郭宗生、兰吉双、蒋永有、易增峰、何芳云、何正加、兰文、何正文、马兴军、刘严华、刘某1、刘忠生、宋新所做的调查笔录，并进行当庭宣读出示，后又提交了屠宰厂管理制度及2016年发放工资表一份，在第四次开庭时，原告益民公司还提交了2018年1月7日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书一份，试以证明根据2018年双方订立的书面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资按照小时计算，被告的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是非全日制的劳动关系。经质证，被告认为临泽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所调查的证言不全面，所有证人均证明原告益民公司给被告李某是按月发放工资的，并非按小时发放的，原告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逾期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应不予采信。法庭认为，临泽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向郭宗生等人调查时，上述证人对工作时间长短的描述存在差异，且原告也当庭陈述被告在原告处从事屠宰工作时没有节假日，则显然不能得出被告李某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一律未超过4小时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的规定，无论在劳动争议仲裁时还是本院前三次开庭时原告益民公司一直陈述其与被告李某从未订立过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却在第四次开庭时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书，原告明显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的情形，姑且不论该合同上的签名是否为李某所为，单从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来看就无法证明之前双方的用工形式，故对上述合同不予采纳。因原告益民公司未与作为劳动者的被告李某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且没有专门的考勤表等足以证明每日平均工作时间的载体印证其主张，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被告李某为印证其主张的和原告益民公司之间建立了全日制劳动关系，除申请出示了本院调取的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卷宗中原告益民公司给社保局出具的介绍信、张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及证人贾得灯、蒋长春、郭宗生、罗增余、汪永胜的自书证言等证据材料外，还申请法庭调取了临泽县畜牧局的相关资料，并申请证人郭宗生、贾得灯出庭作证，试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经质证，原告益民公司认为在仲裁时证人没有到庭作证，其自书证言不能采信。出庭作证的证人与被告李某均系原告益民公司的屠宰工，相互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其证言也不能采信。法庭认为，虽然全日制劳动关系和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最典型的区别就是日平均工作时间和周平均工作时间长短有差别，但并非唯一区别，认定原告对屠宰工的用工形式究竟是何种用工形式，工作时间的长短并非唯一因素，被告李某提交的证人的自书证言和证人当庭证言基本一致，均陈述屠宰工在屠宰厂除从事屠宰工作外，还要打扫卫生和耕种农场的土地，显然其平均每日工作时间并非完全恒定，且原告在庭审中也明确陈述包括被告在内的屠宰工没有节假日，则被告李某每周的工作时间就会因当日打扫卫生和在农场内干农活耗费时间长短不同而不同，故被告李某和原告益民公司之间的劳动用工形式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综合衡量。 关于被告李某究竟是何时与原告益民公司形成劳动关系的认定：被告李某主张其从2002年7月开始与原告益民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原告益民公司认可被告李某在2006年1月前就在屠宰厂上班。法庭认为，根据证人贾得灯“我是2002年9月到原告处工作，我去的时候李某就在”和证人郭宗生“我是2002年5月到原告的屠宰场工作的，李某早于我到屠宰场工作的”的证言来判断，被告李某到原告益民公司屠宰厂工作时间应当就在2002年，而证人郭宗生目前仍在原告处工作，则被告李某陈述其于2002年7月就到原告的屠宰厂工作显然是真实可信的，故应认定被告李某在2002年7月至2005年期间就与原告益民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益民公司虽辩解其屠宰厂业务在2005年12月前由原临泽县畜牧局接管，但因庭审中原告益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认可原告在2000年改制时承接了改制前企业的财产包括屠宰厂的屠宰业务，且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原告益民公司和临泽县畜牧局依法对原告屠宰厂的经营权和劳动用工权以及劳动用工关系和工资支付义务均进行了整体转让，故不能认定该期间被告李某与原告益民公司外的其他用工主体又形成了新的劳动关系。 根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和本院调取的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案卷、临泽县劳动监察大队的相关卷宗等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是临泽县食品公司，原来的屠宰厂是食品公司统一经营。2000年年底经企业改制，成为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即原告，在改制时原告便接管了原临泽县食品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2001年3月16日经对公司股东等的变更，临泽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业务范围为：“房屋租赁。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食用动物的收购、贩运、屠宰、销售；肉食、猪副产品加工、销售等”。2002年7月，经他人引荐，被告李某到原告益民公司的屠宰厂工作，被告李某到原告益民公司从事屠宰工作后双方一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李某在原告益民公司的屠宰厂每天从事屠宰工作的起始时间为每日凌晨3时30分或者4时许，将当日的屠宰工作结束后，还从事打扫卫生等后续的收尾性工作，从事屠宰工工作每年没有节假日。自2006年开始被告李某还被原告派到其经营的农场从事除草、铺膜等农活的工作。被告李某在原告的屠宰厂工作期间，原告益民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被告李某的考勤和劳动纪律等方面予以管理，负责考勤的工作人员根据被告李某每月的出勤情况从财务人员处提取现金后，给被告李某按月以现金方式支付劳动报酬。2019年4月，被告李某与原告益民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2019年7月24日，被告李某向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认定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仲裁，于2019年9月6日作出了临劳人仲裁字〔2019〕第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李某与被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2006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劳动关系成立，并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全日制劳动用工形式。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因而成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的时间，被告李某主张其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在2002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故本案的法律适用主要依据应当是以前的法律，若以前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则适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无论根据2003年5月30日劳动保障部颁布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发（2003）12号）“一、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30小时的用工形式；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期限在1个月以下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订立口头劳动合同；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应当包括工作时间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五项必备条款；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应当在录用后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的规定，还是参照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甘肃省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甘劳社发（2004）23号）“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最低小时工资包括小时工资收入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等”的规定来看，亦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和第七十二条二款“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的规定，均没有规定凡是每日累计工作时间不超过5小时或者4小时的劳动用工一律为非全日制用工，每日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界限虽然是判断和衡量非全日制用工的主要标准之一，但并非唯一标准。本案中，因原告在庭审中也明确自认其给被告李某是按月现金发放劳动报酬的，则原告益民公司并未按照上述法律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报酬结算周期结算工资，其结算劳动报酬的方式显然不符合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定应当具备的特征，则被告李某的工资显然并非是以小时计酬为主要特征的非全日制用工形式，因对用人单位而言，非全日制用工能节省很大的用人成本，规避全日制合同解除、终止、社保等法律风险和成本，故对于究竟属于非全日制用工还是全日制用工，除考量平均每日工作时间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界限外，还要结合工资支付周期、计薪方式、考勤管理等因素和用工特点综合确定。被告李某在原告益民公司除从事屠宰工作外，还要打扫卫生、在农场除草铺膜，无法准确界定被告李某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确实就不超过5小时或者4小时和每周就不超过30小时或者24小时，故不能仅凭每日平均工作时间和每周累计工作时间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节点而一概而论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类型，原告益民公司仅以工作时间的长短来认定其与被告李某之间劳动关系的类别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原告益民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其在数次自认没有与被告李某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却又逾期提交劳动合同书，试图反证2018年1月之前双方建立了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其主张显然不能成立。被告李某于2002年7月至2019年4月在原告益民公司的屠宰厂的劳动管理下进行有报酬的劳动，被告李某屠宰生猪、打扫卫生和在农场干活的工作内容也均系原告益民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双方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所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要件的情况，应当认定被告李某在2002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与原告益民公司建立了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因劳动争议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若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诉讼，则仲裁裁决书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可。故原告要求依法撤销临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临劳人仲裁字（2019）第8号仲裁裁决书的诉请已无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李某与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从2002年7月至2019年4月期间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临泽县益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白晓亮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李雅娜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六十九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第七十二条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