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8452号原告：郭亮，男，198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东，北京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张家口高新区市xx号。负责人：李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男，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涛，河北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塘高速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经开发区东环北路。负责人：李会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林凤，北京xx（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郝政文，男，1964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郝桂琴，女，1953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某，女，197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女，200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法定代理人：杨某（刘某之母），197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静，女，200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北京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亮诉被告郝政文、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塘高速分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东，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孙洪涛，被告公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林凤，被告郝政文、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辆救援费45000元，车辆损失费80000元，货物损失费26305．6元，货物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11700元，货物运费8000元，交通费2000元，以上合计173005．6元；2．判决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然后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不足部分由其他被告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23日3时30分，在北京市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0．9公里处，刘志峰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市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0．9公里处时，因躲避车行道内一车轮，车辆前部和车身右侧后部分别与中心道路设施接触，造成刘志峰车辆和道路设施损坏，车上所载货物散落。事故发生后，刘志峰下车查看，适有王林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南向北驶来，其车辆与车行道内的车轮接触后失控，车辆前部与中心道路设施及刘志峰身体接触后向右侧翻，造成刘志峰当场死亡，王林受伤，王林驾驶车辆及道路设施损坏，车上所载货物散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此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判定。经查，刘志峰驾驶的车辆所有人为郝政文，该车辆在事发时在保险公司处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公路公司是事故路段的管理单位，事故路段位于通州区。原告认为，公路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单位，有责任保障道路的安全和畅通，事故现场行车道内的遗留车轮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起因也是主要原因，公路公司应当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志峰发生事故后下车未设置警示标识，也未打开双闪警示后车，导致原告车辆发生事故而损害，并造成其他货物和运费损失，郝政文作为车辆所有人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起诉。郝政文、郝桂琴、杨某、刘瑞煊、潘静辩称，刘志峰驾驶的车辆属于刘志峰实际所有，与郝政文没有关系，系以郝政文的名义购买。此事故与郝政文没有法律关系。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含不计免赔）。根据事故证明证实，王林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导致的结果，与我车辆没有任何接触，同时，与我车辆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王林驾驶车辆事故发生完全由于公路公司管理的路段遗留的车轮引起，我方认为应当由公路公司承担责任。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所有的车辆在发生事故时未与我司承保车辆接触。事故发生是因为公路公司管理的路段遗留车轮导致，故事故的发生与我司承保车辆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公路公司辩称，一、郭亮的损失系因实际驾驶人王林的违规操作直接导致，郭亮明知王林驾驶证尚在实习期，仍将车辆交付王林驾驶至高速公路，郭亮亦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事故认定书认定事故的成因无法判断，不能证明事故与我司有关。二、我司定期巡视，已尽到了作为高速公路管理者的法定义务，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及《收费公里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高速公路管理者应当对高速公路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保证高速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保障车辆及相关人员能够安全、畅通地通行。这是相关法律法规确立的高速公路管理者的法定义务。同时，当车辆驾驶者驶入高速公路、与高速公路管理者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时，车辆驾驶者负有交纳通行费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高速公路管理者应履行保障高速公路完好、完全、畅通地职责和义务，该义务既是法定义务也是约定义务。因此我司作为高速公路管理者应当加强对高速公路设施的日常检查、维护，保证其所管理高速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保证刘志峰、王林能够安全、畅通地通行。但是在高速公路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即便高速公路管理者随时对公路进行管理，也只能是在巡查中将发现的路上杂物及时予以处理，但无法预料公路上的险情何时出现，也不可能做到对公路上的杂物随时出现就随时清除，为此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规定“各种路面应定期清扫，及时清除杂物，以保持路面和环境的清洁”。同时，交通运输部明确解释，规定中的及时并不等于随时。《公路养护技术规范》没有也不可能要求公路养护单位对路面杂物做到随时清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印发的《北京市公路养护巡查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对巡查频率也作出明确规定，即日间巡查收费公路、国道、市道、重要旅游线路每天巡查一次，县道每三天巡查一次，乡道、村道每周巡查一次，夜间每月应不少于两次。因此，如果公路养护单位按照规定的频率或有关工作要求做到了定期清扫，即不能认为其疏于养护。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均应当按照公平原则确立各方的权利义务，即高速公路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宜过于严格，只要其按照有关规定定期检查、维护，并未明显疏于养护，且发现公路上障碍物等能够及时清除，就应当认定其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将会使车辆驾驶者和高速公路管理者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也容易造成高速公路管理秩序的混乱。该案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明确记载车轮的具体情形，且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我司对轮胎的出现具有未及时清理的过错。另外，从我司提供的巡查记录可以看出，我司已经按照养护规定对高速公路路面进行了定期清扫，我司不可能立即发现并随时清除，且我司提供的巡查记录可以说明其当天已经完成了对路面的定期巡查，故参考交通运输部上述规定，我司并未疏于养护，也就是说，该案事故的发生并非是由于我司的原因所致。三、原告各项主张过高，请求法庭依据法定标准予以确定。综上所述，我司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要求我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出具的京公交（朝）证字【2018】第09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刘志峰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市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0．9公里处时，因躲避行车道内一车轮，车辆前部和车身右侧后部分别与中心道路设施接触，造成刘志峰车辆和道路设施损坏，车上所载货物散落。事故发生后，刘志峰下车查看，2018年8月23日3时30分，适有王林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乘引×××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由南向北驶来，其车辆与行车道内的车轮接触后失控，车辆前部与中心道路设施及刘志峰身体接触后向右侧翻，造成刘志峰当场死亡，王林受伤，王林车辆及道路设施损坏，车上所载货物散落。因事发现场行车道内的车轮来源无法查清，两起交通事故的间隔时间无法查清，王林车辆与刘志峰在道路中的接触位置无法查清，此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判定。《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关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交通事故证据及适用法律载明如下：1、刘志峰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行为，有现场勘查、相关人员笔录、调查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2、王林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行为，有现场勘查、相关人员笔录、调查为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3、王林在实习期内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行为，有现场勘查、相关人员笔录、调查为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4、王林在实习期内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后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上高速公路行驶无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的行为，有现场勘查、相关人员笔录、调查为证，其行为违反了《机动车驾驶车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依申请调取的交通事故卷宗中京龙（2018）交鉴字第B081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王林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制动系工作状况正常、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中右前转向灯工作状况无法检验，其余灯组状况正常，车身及安全防护装置不合格；京龙（2018）交鉴字第B081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刘志峰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制动系工作状况正常、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工作状况正常，车身及安全防护装置不合格。交通事故卷宗中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载明，刘志峰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灯光处于关闭状态。交通事故卷宗中王林在第二次及第三次询问笔录中称，“事发前在由南向北方向的靠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大概有50米远时看见一个轮胎在右侧行车道内靠左的位置，发现这情况后踩刹车并向左打了一点方向，我想从轮胎的上方骑着开过去，我的车前部过去之后我的车骑上轮胎方向失控了，接着我车就冲向道路中央的隔离带。发现轮胎后踩刹车然后缓了一脚没站住，然后再踩一脚还是没停住，我以为车辆制动有问题，所以就松了刹车。当时开的近光灯，事发前车前方没有车，我不知道法律、法规规定的车辆灯光应该如何使用，我不知道事发时法律、法规规定我应如何正确驾驶车辆”。交通事故卷宗中案外人潘梅豪在询问笔录中称，“2018年8月23日凌晨3时30分时在京沪高速公路马驹桥服务区附近，当时驾驶车牌号为×××的厢式货车，我走到大羊坊收费站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时，我在靠右侧的行车道内，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在我行驶的车道内有一个轮胎，发现轮胎后向右打方向，从应急车道躲过了轮胎，之后向前走了一百米左右，有一辆半挂车骑在了隔离带上，在驾驶的位置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之后我就离开了”。王林系郭亮雇佣的司机，王林驾驶车辆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车（车牌号为×××/冀xxx）的所有权人为郭亮。刘志峰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车（×××/×××）登记所有权人为郝政文。刘志峰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100万元，含不计免赔），且事发于保险期内。郝政文、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提交郝政文及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以证明刘志峰系×××/×××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挂车的实际所有权人，郝政文系名义购买人。郝政文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车辆×××、×××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购买所有人系刘志峰，由于刘志峰在当地信用社有贷款没法分期购买此车辆，所以就以我的名义购买此货车，包括后续保险、车款还贷等一切手续花钱的地方都是由刘志峰办理，车辆涉及到任何纠纷与我没关系”。在案号为（2019）京0112民初1657号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诉王林、郭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分公司、保险公司、公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7日的庭前会议中郝政文到庭作证称，“二人系表兄弟关系，因刘志峰有不良记录无法购车故由刘志峰出资以我名义购买，同意由刘志峰家属主张车辆损失”。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与郝政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致。另，案外人刘军与郝桂琴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两人即长子刘志勇、次子刘志峰。刘志峰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刘某。潘静（出生日期为2000年2月20日）系杨某与案外人潘志勇婚姻存续期间生育子女。杨某与刘志峰于2007年结婚，此时潘静七岁，杨某与刘志峰婚后共同抚养潘静，故潘静系与刘志峰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亦系刘志峰的法定继承人。综上，刘志峰的法定继承人为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事故发生后，郭亮于2018年11月18日与案外人师立群订立《售车协议书》，约定“郭亮自愿将车牌号为×××/冀xxx的欧曼车一辆出售给师立群，售价为25000元整，该车全款已付清，出售方将主车和挂车手续收回，按无手续卖给购买方（废铁收购）”。郭亮提交北京红日金山停车场开具的救援费发票（备注栏载明100吨吊车两台及配车、清障车）一张，以证明其主张的救援费；郭亮称其主张的救援费中包括在北京红日金山停车场产生的自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1月18日的停车费，都开具在一张发票上，《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出具后，郭亮无支付救援费的能力，后通过借款及出售其所有车辆获得钱款后于售车当天将车辆提出。郭亮提交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及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显示，冀xxx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品牌为欧曼牌、牵引总质量40000kg,该车出厂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登记日期为2012年11月29日，登记所有人为马炜；2016年11月25日该车辆转移登记至王伟刚名下，2017年3月1日转移登记至郭亮名下，获得方式系购买。郭亮提交其与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协议书上乙方签字处加盖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及刘建亮签字）及微信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主张的货物损失费，其中《赔偿协议书》载明由郭亮一次性赔偿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米货物损失（大米款3．26吨、单价2，合计13040；包装2500条、单价1．33，合计3325；装卸费36．18吨，单价20，合计723．6，两次装卸；拆包费32．92吨，单价100，合计3292；加工费32．92，单价100，合计3292；加工损耗32．92，亏损160，合计5267）共计26305．6元，微信转账记录显示郭亮于2018年8月26日向微信名为河北良牛刘建亮转账26000元。郭亮提交收据（日期为2018年8月23日，收款人为王，内容为今收到郭亮大米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11700元）、王猛出具的证明（内容为车牌号为“×××重型半挂牵引车大米洒落，本人将洒落的大米搬运至高速公路马驹桥服务区库房，其中发生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合计11700元，车主郭亮已将费用支付给我”）以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其通过微信向王猛转账11700元）。另，郭亮提交王强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8年8月23日，我受郭亮委托，将其车上的大米拉倒唐山市曹妃甸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运费8000元，郭亮已经支付给我”）以证明其主张的货物运费8000元。经核实，郭亮的合理损失为救援费45000元，车辆损失70000元，货物损失26000元，货物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11700元，共计152700元。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事故责任划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确定事故发生的事实、原因并认定事故责任的重要证据。但对于交警部门无法判明双方的过错，未确定事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交通事故案件的全部相关证据，根据事故发生时双方的车辆性能、造成危险局面的原因、危险回避能力的大小、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等具体情况，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判断并作出认定，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关于责任比例，在本案2019年11月12日的庭审中郭亮称“我方有10%的责任，公路公司承担70%的主要责任，刘志峰和郝政文连带承担20%的责任，若郝政文的车辆不承担责任，我方认为公路公司应该承担90%的责任”；郝政文、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称，“王林的过错应该承担次要责任，比例在20%-30%，其驾照处于实习期，不能上高速，未保证驾驶安全，公路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70%-80%，我方针对本起事故应该是无责的”；公路公司称，“王林应承担主要责任，刘志峰承担次要责任，我司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保险公司称，“本案的责任认定应当按照第二次事故发生的行为过错以及事故的起因来判定责任比例。由于王林存在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实习期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实习期在高速行驶未有三年以上驾驶人陪同，高速公路路面遗失轮胎系其事故的起因，故本次事故应由王林驾驶的车辆及公路公司承担同等责任。由于王林驾驶的车辆未与我司承保车辆接触，我司认为第二起事故我司承保车辆无责”。而在案号为（2019）京0112民初1657号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诉王林、郭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分公司、保险公司、公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2020年1月13日庭审中，关于责任比例，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在法庭询问时称，“我方认为是两起事故，在第一起事故中责任应当由公路公司承担，我方没有过错。第二起事故中，若我方承担责任，是因为没有开启双闪，我方负20%的次责，郭亮负20%的次责，公路公司主责60%”，在法庭辩论环节又称“公路公司应当承担70%的主要责任，我方与王林、郭亮最多承担30%的次要责任”；保险公司称，“我方认为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和第二起均系公路公司承担全责”；郭亮、王林称，“我方认为是一起事故，刘志峰系两起事故的连接点，公路公司应该负70%的主要责任，我方负15%的次要责任，刘志峰没有采取紧急提示负15%的次要责任”；公路公司称，“我方认为是一起事故，刘志峰没有安全驾驶承担30%的责任，王林在实习期内上路没有安全驾驶承担40%的责任，郭亮对于王林的情况是明知的，也应当承担30%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根据相应的比例承担责任，我方不承担责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分公司称，“我司认为公路公司100%责任，第一起事故由于轮胎引起，第一次事故之后现场无法改变，第二次事故也是由现场引起的，故公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关于事故应系几起的问题，《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系两起交通事故，且两起事故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故本院认为应系两起事故。本案仅涉及第二起事故的责任比例划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当事人违法行为显示，王林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实习期内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且上高速公路行驶无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从询问笔录中亦可知，王林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本应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正确使用灯光等，但其未尽足够注意义务避免事故发生。综上所述，考虑到王林违法行为对事故产生的原因力，本院认为王林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的当事人违法行为显示，刘志峰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刘志峰驾驶车辆的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工作状况正常；但交通事故卷宗中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载明，刘志峰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灯光处于关闭状态；交通事故卷宗中交警对案外人潘梅豪的询问笔录显示，潘梅豪在成功躲避轮胎后往前行驶一百米左右看见一辆半挂车骑在隔离带上，在驾驶位置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故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刘志峰在车辆的照明信号装置和其他电气设备工作状况正常的情况下未及时打开双闪，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另，因两起交通事故的间隔时间无法查清，王林驾驶车辆与刘志峰在道路中的接触位置无法查清，此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判定，故本院无法确认刘志峰下车目的及刘志峰是否具备设置警示标志、前往右侧路肩或应急车道等安全地带的条件或可能性。公路公司提交《北京市公路养护巡查管理办法》、《北京市公路养护巡查管理办法（试行）》、公路公司清障工作管理细则、路巡车辆巡视记录、清障救援巡查记录，以证明其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巡查、清理。事故发生路段处于公路公司养护管理范围内，公路公司作为道路管理者应保证高速公路的正常使用功能，负有保障行车安全、舒适、通畅，保障交费车辆安全通行的义务。公路公司虽然在公路上进行过巡视和清障，但并未及时发现道路上的轮胎，进而采取设置相应警示标志或尽快清除轮胎的措施，公路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公路公司称，“本院调取的交通事故卷宗事故现场视频刘志峰与同伴的对讲机对话‘前面车不知道掉什么东西了’，从该陈述看出路面的轮胎是前面车刚刚掉下来的，刘志峰亲眼目睹前面车掉了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管理者根本没有时间清理，说明公路公司没有责任”，本院认为公路公司的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刘志峰陈述并未显示前车掉落的东西为何物，且《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事发现场行车道内的车轮来源无法查清，故对于公路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责任比例，本院根据王林、刘志峰、公路公司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对事故产生的原因力，酌定王林的责任比例为40%、刘志峰的责任比例为20%、公路公司的责任比例为40%。故刘志峰及公路公司应当按照责任比例赔偿郭亮合理合法的损失。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对郭亮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认为，“在第二起事故中王林驾驶车辆未与我司承保车辆接触，第二起事故中我司车，并未显示第二起事故中王林驾驶车辆与刘志峰驾驶车辆接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对第二起事故发生过程的记载，并未显示第二起事故中王林驾驶车辆与刘志峰驾驶车辆接触。本院依法调取的卷宗事故现场视频显示，刘志峰驾驶的车辆在发生第一起事故后处于的位置与王林驾驶的车辆侧翻后处于的位置相隔一定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上述规定，是否为交通事故并不以事故双方驾驶车辆发生接触为必要条件，双方是否发生接触也不是认定当事人过错的前提条件。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刘志峰在发生第一起事故后未及时打开车辆双闪，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行为对第二起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原因力，刘志峰对第二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保险公司作为刘志峰驾驶车辆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承保公司，对于郭亮的合理损失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过部分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部分，由刘志峰的法定继承人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郝政文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郝政文系刘志峰驾驶车辆的登记所有权人，根据郝政文的证人证言及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的答辩意见，足以认定实际所有权人为刘志峰，刘志峰系借用郝政文的名义购买车辆。现并无证据证明郝政文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或是二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故对于郭亮要求郝政文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为王林驾驶车辆的所有权人郭亮是否应当在承担雇主责任之外再基于自身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郭亮作为王林的雇主，王林事发时系履行职务行为，如前所述王林对第二起事故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为40%，故对于因第二起事故造成的损失，郭亮应当自担40%的损失。王林在实习期内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行为，且上高速公路行驶无持相应或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郭亮作为王林驾驶车辆所有权人，将车辆交予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驾驶员，具有过错。但郭亮作为王林的雇主，其承担的雇主责任（按照王林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自担40%的损失）已包含其在选任驾驶员时存在的过失，故其无须再额外承担作为机动车所有权人的相应过错赔偿责任。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现就郭亮的各项诉讼请求核定如下：关于车辆救援费，因事故导致郭亮所有的车辆侧翻，必然产生相应的救援费，郭亮已提交救援费票据证明其主张的数额，各被告认为救援费过高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郭亮主张的救援费予以支持。关于车辆损失费，事故导致郭亮所有的车辆损毁严重，经询问原、被告均表示不申请对郭亮的车辆损失进行鉴定；郭亮在事发后将肇事车辆以废铁收购的形式出卖，郭亮称废品收购站已将车辆拆解完毕；郭亮提交的肇事车辆行驶证显示该车出厂日期为2012年10月9日，登记日期为2012年11月29日，郭亮系于2017年3月1日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车辆所有权；考虑到原、被告均不申请对郭亮所有的车辆损失情况进行鉴定及车辆已被出售、拆解的事实，本院根据肇事车辆的出厂日期、载重量、品牌、转让次数、事发时的行驶里程、郭亮取得肇事车辆所有权的时间及折旧率等因素酌定郭亮肇事车辆发生事故时合理市场价值，抵扣郭亮出售肇事车辆的价格，以确定郭亮车辆损失的合理数额。关于货物损失，郭亮称系散落在地的大米造成的损失，事故导致肇事车辆运输的部分大米散落在地，郭亮提交的其与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及微信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货物损失事实，但微信转载记录显示郭亮向河北良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刘建亮转账支付26000元，故对于郭亮主张的货物损失数额应以其实际支付的为准。关于货物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郭亮称系现场清理完好及散落的大米产生的费用，事故导致肇事车辆侧翻，部分大米散落在地，从事发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出大部分大米系完好，故必然因此产生对相应的搬运、装卸、保管费用，郭亮已提交收据、王猛出具的证明以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主张的数额，各被告对此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货物运费，郭亮称系将完好的大米运回厂家产生的交通费，郭亮仅提交王强出具的《证明》，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郭亮称系往返处理交通事故产生的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郭亮救援费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中心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郭亮救援费43000元，车辆损失70000元，货物损失26000元，货物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11700元，共计150700元的20%即301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被告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塘高速分公司赔偿原告郭亮救援费43000元，车辆损失70000元，货物损失26000元，货物搬运费、装卸费、保管费11700元，共计150700元的40%即602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驳回原告郭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原告郭亮负担1751元（已交纳），由被告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京津塘高速分公司负担1310元，被告郝桂琴、杨某、刘某、潘静以刘志峰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负担699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梅人民陪审员  张万良人民陪审员  肖 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何 娇书 记 员  侯康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