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1737号原告：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四川新津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肖光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艳辉，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湖南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10号天佑大厦10楼。法定代表人：莫湘林，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男，199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涟源市，系该公司员工。被告：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宁路319号。法定代表人：谭绍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羋振华，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慧，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新筑公司）与被告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外建公司）、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浏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新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艳辉、杨明，被告湖南外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被告浏醴高速公路委托诉讼代理人羋振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都新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77394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98918.79元（暂从2012年6月1日计算到2020年2月25日，要求按年利率4.9%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湖南外建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1、原告向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供应的锚具只有1161092元，而不是原告所诉的1479706元；2、答辩人仅应对2012年5月4日以后发生的业务承担付款责任，现2012年5月4日以后只有383698元货款，且答辩人已经支付完毕；3、2012年5月4日以前发生的业务系案外人邓云建施工过程中形成，与答辩人没有关联，答辩人不是适格主体，不应当承担付款及违约责任；4、答辩人与原告之间没有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约定，原告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湖南浏醴公司的主要答辩意见：1、答辩人是项目业主，不是合同相对方，仅有受托付款义务，没有直接付款责任，现原告与湖南外建公司对货款金额存在争议，答辩人无法履行代付义务；2、被告湖南外建公司在答辩人处已无进度款可代付；3、原告申请付款的条件不成就，也不符合项目业主规定的拨付条件。综上，原告请求答辩人承担欠款及逾期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湖南浏醴公司是浏醴高速公路的项目业主，被告湖南外建公司系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的合同施工方。2011年7月7日，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甲方）与成都新筑公司（乙方）、湖南浏醴公司（项目业主）签订《预应力锚具材料供销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由乙方负责供应浏醴高速公路17标全标段的新筑牌预应力锚具；2、综合价格（含运杂费及税金）为22元/孔，合同总价为1286210元；3、材料供应履约期限为2011年7月7日至工程完工止；4、甲方委托项目业主代付乙方材料款；5、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材料需求供应计划，每月将材料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取得经甲方和驻地监理验收合格签署的验收单，并按开具销售发票和材料结算单，由甲方和监理处审核确认后，于每月25日至30日交项目业主（材供部），由项目业主按财务制度规定拨付；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供应预应力锚具。2011年10月22日，原告与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共同在《材料到货清单》确认供货金额为188640元，且原告、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公司浏醴高速公路第四监理处分别在《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代付材料款结算单》上盖章，当日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向湖南浏醴公司出具代付188640元材料款《代付代扣委托书》；2012年4月9日，原告与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共同在《材料到货清单》确认供货金额为588754元，且原告、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公司浏醴高速公路第四监理处分别在《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代付材料款结算单》上盖章，当日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向湖南浏醴公司出具代付588754元材料款的《代付代扣委托书》。2017年1月14日，湖南外建公司（甲方）与成都新筑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虽由甲方承建，但自2010年11月起由邓云建负责施工，至2012年5月4日离场，这期间由邓云建自负盈亏，自2012年5月4日之后才由甲方正式接手该工程的施工；2、邓云建施工期间的预应力锚具买卖因甲方未参与，故是否拖欠款项本协议不作确认，待甲方与业主方完成结算后，甲方协助乙方与邓云建就金额及支付方式另行协商处理；3、甲方在2012年5月4日后拖欠预应力锚具款383698元，分别于2017年1月27日前付130000元、于4月30日前付130000元、于7月31日前付123698元，甲方按照约定支付完上述383698元后，甲方不再拖欠2012年5月4日后的材料款；4、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时将2012年5月4日后发生买卖的所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书、材料到货清单、材料款结算单）的原件交付给甲方；5、乙方不得就2012年5月前产生的锚具款项以甲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协议书》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湖南外建公司按约向原告支付了货款383698元。因被告未能支付案涉货款，原告分别于2018年10月9日、2019年1月15日向被告湖南外建公司及于2019年12月17日向被告湖南浏醴公司书面送达《催收函》催款，因催款未果，原告便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陈述其共向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供货1479706元，其中2012年5月4日前供货1096008元，被告湖南浏醴公司已经代付318614元，尚欠777394元（即上述两笔材料款）；2012年5月4日以后供货383698元，已由被告湖南外建公司支付。被告湖南外建公司对原告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仅向浏醴高速公路17标段供货1161092元，对于其没有参与并发生在2012年5月4日前的供货情况不清楚，且在2012年5月4日前的材料款应由项目的实际施工人邓云建承担。另查明：1、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系湖南外建公司下设的项目部；2、原告分别于2011年11月3日、2012年6月1日向被告湖南外建公司提供票面价值为1479706元的增值税发票；3、2011年12月14日，成都新筑公司自认被告湖南浏醴公司向原告代付货款318614元；4、被告湖南外建公司陈述，邓云建与其公司没有直接合同关系，邓云建系其分包单位下面的实际承包人。本院认为，成都新筑公司与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湖南浏醴公司签订的《预应力锚具材料供销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成都新筑公司尚有777394元货款未收回的事实，有《预应力锚具材料供销协议》、成都新筑公司与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共同确认的《材料到货清单》、成都新筑公司与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公司浏醴高速公路第四监理处共同确认的《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代付材料款结算单》等证据证实，且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湖南浏醴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该货款，故本院对成都新筑公司尚有777394元货款未收回的事实予以确认，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作为合同的相对人，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货款，湖南外建公司浏醴高速第十七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系湖南外建公司为浏醴高速公路第十七标段施工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其民事责任应当由其开设单位即湖南外建公司承担，故本院对成都新筑公司要求湖南外建公司承担给付货款77739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成都新筑公司可以请求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因案涉货款逾期时间较长（超5年），且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较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每月动态变化，为方便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本院酌定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按2020年2月20日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予以计算，故对成都新筑公司请求自2012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4.9%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案涉《预应力锚具材料供销协议》约定由湖南浏醴公司向成都新筑公司代付货款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而非债务转移，湖南浏醴公司作为第三人有权选择是否代为向成都新筑公司给付货款的权利，现湖南浏醴公司明确表示已无进度款可代付也不同意继续代付，故成都新筑公司湖南浏醴公司承担给付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湖南外建公司提出成都新筑公司不得向其主张案涉货款的答辩意见。虽然双方在2017年1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乙方不得就2012年5月前产生的锚具款项以甲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因“诉权”是受程序法调整的诉讼权利，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当事人不能自行约定放弃，就本案而言，成都新筑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故不管实体处理结果如何，成都新筑公司均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湖南外建公司的该项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但本案中该“诉权放弃”约定是否构成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本院认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结合当事人经济往来的全过程，并考量形成合同关系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成都新筑公司（乙方）与湖南外建公司（甲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邓云建施工期间的预应力锚具买卖因甲方未参与，故是否拖欠款项本协议不作确认，待甲方与业主方完成结算后，甲方协助乙方与邓云建就金额及支付方式另行协商处理”。由此可知，成都新筑公司与湖南外建公司在签订《协议书》时并未对2012年5月4日前所欠货款进行处理，成都新筑公司也没有表达放弃2012年5月4日前未收回的货款的意思表示，而综合《协议书》各条的文意可知，成都新筑公司、湖南外建公司在签订《协议书》时均有意由案外人邓云建承担2012年5月4日前所欠货款，但因案外人邓云建未参与该《协议书》的签订，事后也没有同意受该《协议书》的约定，故无法实现因债务转移而免除湖南外建公司支付货款的实体责任，同时也无证据证明在湖南外建公司的协调下，案外人邓云建已经向成都新筑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本案中该“诉权放弃”约定不构成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成都新筑公司作为合法债权人可以继续向实际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中，被告湖南外建公司提出成都新筑公司实际供货金额只有1161092元的问题。因本案已查明实际欠款金额为777394元，湖南外建公司已经支付的金额为383698元，成都新筑公司自认湖南浏醴公司代付318614元，合计金额为1479706元，该金额与成都新筑公司向湖南外建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符，且成都新筑公司对案涉货款的结算付款方式的解释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再加上实际供货的总金额与本案的处理也无必然的关联性，故本院对湖南外建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77739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法：以777394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488元，减半收取7244元，由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7100元，由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志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雅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