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女，1990年5月2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招远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某，男，201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招远市。 法定代理人：林某，系解某之母。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隋兆军，山东森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蓬莱市海得利江珧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西泊子村。 经营者：刘问友，男，197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西泊子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问友，男，197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西泊子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解振兴，男，1983年3月14日生，汉族，住山东山东省蓬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远光，男，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蓬莱市。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以军，蓬莱海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原告：赵风琴，女，1955年3月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蓬莱市。 上诉人林某、解某因与被上诉人蓬莱市海得利江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海得利合作社）、刘问友、解振兴、杨远光及原审原告赵风琴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某、解某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四被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735780元；3.四被上诉人支付解某生活费207648元；4.四被上诉人支付丧葬费31781元；5.四被上诉人支付精神损失费10000元；以上合计985209元。6.四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涉案船舶与海得利合作社有关错误。刘问友在海得利合作社的出资额为492万元，其中包括涉案船舶。一审中林某、解某要求海得利合作社提交成员出资证明，但遭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应推定涉案船舶属于海得利合作社所有。解振兴在与林某、解某委托代理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表示其与杨远光共同与海得利合作社签订渔船租赁合同，刘问友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将渔船租赁给杨远光和解振兴，但一审判决对此未予认定。（二）一审认定解振明与解振兴存在合伙关系缺乏证据支持。解振明既不是船舶所有人，也不是承租人和经营人，其与船舶所有人、承租人和经营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一审仅以约定按捕捞海产品销售分成支付船员报酬就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于法无据。（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解振明先于解德发死亡，解某作为解振明的儿子，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应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四）一审认定解某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其住址为招远市事实不符，解某的出生医学证明注明其出生地点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但没有住址的记载。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法律并未规定解振明随涉案渔船出海作业溺水身亡引发的人身损害索赔权属于船舶优先权，亦未规定因船舶优先权丧失，请求权人依法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赔偿的权利同时丧失。刘问友作为涉案船舶所有人，对船员人身损害负有赔偿责任。（二）涉案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死者解振明遗产，解德发作为死者父亲，是赔偿请求权利人，其去世后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应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而非转继承。（三）赵风琴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按照撤诉处理。（四）解某出生在蓬莱市，出生后一直与父母在蓬莱市生活，直到解振明去世才被迫离开，一审判决依据农村居民标准赔偿解某被抚养人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海得利合作社、刘问友、解振兴、杨远光共同辩称：一、涉案船舶并非海得利合作社所有，而系刘问友个人所有，一审中提交的该船舶所有权证书等证据可以证实。林某、解某虽主张刘问友以涉案船舶作为其对海得利合作社的出资，但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二、林某、解某依据雇佣关系请求赔偿错误。本案中解振明与解振兴约定了双方获得收益后的具体分成比例，双方形成的是潜水捕捞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解振兴对于一审法院按照合伙关系认定的赔偿责任及数额也没有异议。三、林某、解某诉请杨远光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远光系解振兴帮工人员，具体从事船舶的管理及具体业务，并非涉案船舶的实际控制人。与涉案船舶所有权人签订船舶租赁经营合同系解振兴个人所为，并非其与杨远光的共同行为。四、一审认定支付解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数额正确。林某、解某起诉书中明确载明解某的居住地址为招远市，一审中林某主张自解振明去世后，其带解振哲回到该地址居住至今。在上诉状中，林某又明确承认解振明死亡后，其带解振哲离开蓬莱市。上述陈述可以证实自解振明死亡至一审判决时，解振哲已经在招远市实际居住超过一年，可以确定被抚养人解振哲的居住地为农村。五、关于解德发及赵风琴的诉权问题。解振明发生意外事故时，其父母亲均在世，亦是本案当然的原告主体。按照法律规定，赵风琴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原告，虽然其未到庭，但其诉讼权利客观存在，其未到庭并不意味着其诉讼权利即告消灭。另外，因解德发死亡发生转继承，应由其合法继承人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应得份额继续主张相应权利。依据继承法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一般应认定为对受害人近亲属的一种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抚慰，应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林某、解某、赵风琴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得利合作社支付死亡赔偿金735780元、被抚养人解某生活费207648元、丧葬费3178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2.判令刘问友、解振兴、杨远光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四被上诉人负担。一审庭审中，林某、解某、赵风琴增加诉讼请求，将死亡赔偿金的数额由735780元增加至790980元，将被抚养人解某生活费的数额由207648元增加至223182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蓬渔78550”渔船，系木质捕捞渔船，船舶所有人为刘问友，船长17米、型宽5米、型深1.6米，总吨位36，经核准在沿海航区从事单拖作业，装运散装渔获物。 2018年3月21日，解振明随“鲁蓬渔78550”渔船出海进行潜水捕捞作业。潜水设备由船方提供，并由船方安排人员在船上疏导氧气管。在潜水捕捞过程中，解振明溺水死亡。在解振明死后，其兄解振兴操办其丧葬事宜，支出丧葬费25455元。 证人车宝良出庭作证称：2018年2月，解振兴找其商量租船从事潜水捕捞事宜，定在蓬莱市抹子口的一家饭店吃饭；参加人员包括解振明、车宝良、孙某及解振兴和杨远光，上述五人就潜水捕捞海产品销售后的分成比例进行商议；车宝良和解振兴之间的分成比例为70%和30%；解振明和解振兴之间的分成比例为80%和20%；潜水设备由解振兴提供。 证人孙某出庭作证称：孙某经营渔船从事潜水捕捞；解振兴准备租船从事潜水捕捞，遂找其商量相关事宜；解振明和解振兴之间的分成比例为80%和20%；潜水设备由渔船经营者提供。 林某和解某主张解振明生前受雇于海得利合作社，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并提交解振明所属银行账户交易往来情况予以证明。该银行账户交易情况显示，解振兴分别于2016年6月30日、8月6日、8月17日、9月28日向解振明所属银行账户汇入2000元、1000元、500元、1000元；刘问友于2016年11月8日、2017年1月21日、2017年1月22日、2017年2月17日、2017年6月8日、2017年7月21日、2017年7月27日、2018年1月5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9日向解振明所属银行账户汇入10000元、10000元、50000元、2000元、5000元、50000元、3303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 海得利合作社对林某和解某的上述主张予以否认。刘问友在其与林某和解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隋兆军于2018年7月15日的谈话录音中称：（解振明）之前给其干活；2017年底，杨远光找其商量承租“鲁蓬渔78550”渔船事宜，杨远光与解振兴合伙经营该渔船，并签订了渔船租赁协议；解振明也遂即跟随解振兴转赴“鲁蓬渔78550”渔船工作。解振兴在其与隋兆军于2018年7月2日的谈话录音中称：租船协议系其与杨远光共同作为承租方签订的；隋兆军随后询问：“（租赁合同）甲方是海得利，乙方是你和杨远光？”，解振兴回答“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海得利合作社和杨远光否认签订过租船协议；解振兴和刘问友提交了双方签订的租船协议，用以证明涉案渔船的出租方为刘问友、承租方为解振兴；解振兴和杨远光共同确认，双方并非船舶经营的合伙人，而是潜水捕捞的合伙人。林某和解某认为刘问友与解振兴签订的租船协议系四被上诉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而事后伪造的。 一审法院另查明，解振明于1985年12月12日出生，生前户口性质为城镇居民，其死后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其父解德发、其母赵风琴、其配偶林某、其子解某。被抚养人解某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其住址为招远市。解德发因病于2018年8月10日逝世，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其配偶赵风琴、其子解振兴。四被上诉人对于林某、解某、赵风琴按照山东省相应标准计算赔偿项目的主张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四被上诉人是否对解振明溺水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 一、关于四被上诉人对解振明溺水死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林某和解某主张解振明受雇于海得利合作社，海得利合作社作为雇主应对解振明溺水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海得利合作社否认与解振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林某和解某未提交书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其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仅能证明解振兴与刘问友向解振明支付款项，未显示海得利合作社曾向解振明汇款。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自然人和特别法人的规定，刘问友和海得利合作社分属两个不同的个体，刘问友的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海得利合作社的行为。刘问友虽为海得利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行为分为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两种。在海得利合作社对雇佣关系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林某和解某负有提交证据证明刘问友的汇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举证责任。但林某和解某未提交证据对其上述主张予以证明，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于林某和解某要求海得利合作社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林某和解某主张刘问友作为涉案渔船的船舶所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涉案渔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范的船舶，解振明随涉案渔船出海作业过程中溺水身亡，由此引发的人身损害索赔权属于船舶优先权，可依法向船舶所有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涉案海事请求人应自优先权产生之日即涉案事故发生之日2018年3月21日起一年内通过向法院申请扣押涉案船舶的方式行使其优先权，而林某和解某未在船舶优先权存续期间向法院申请扣押涉案渔船，其船舶优先权已消灭，不能据此要求船舶所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此外，根据刘问友在2018年7月15日谈话录音中关于解振明之前给其干活的陈述，结合刘问友自2016年11月8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向解振明汇款的情况，可以认定解振明生前曾与刘问友存在雇佣关系。但，根据刘问友在谈话录音中关于解振明在渔船出租后已转随解振兴处工作，结合各方当事人关于存在渔船租赁协议的陈述和证人车宝良、孙某的证言，可以认定刘问友与解振明之间的雇佣关系在渔船出租后已经终止，涉案事故发生时刘问友与解振明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故，一审法院对于林某和解某要求刘问友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林某和解某主张解振兴作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解振兴称涉案事故发生时其与解振明之间存在潜水捕捞合伙关系。根据林某和解某关于解振明工作方式的陈述，结合证人车宝良、孙某的证言，一审法院认定解振明生前与解振兴之间存在根据潜水捕捞所获按约定比例进行分成的合伙关系。解振明在潜水捕捞过程中溺水身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解振明为合伙体共同的利益，在执行合伙事务中遭受人身损害，解振兴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考虑到解振明溺水死亡给林某、解某、赵风琴造成的损失及合伙盈余分成比例，一审法院酌定解振兴对解振明溺水死亡一事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于林某和解某提出解振兴未对解振明进行潜水作业培训、未配备合格的服务人员而存在过错的主张，因林某和解某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一审法院对林某和解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林某和解某主张杨远光与解振兴合伙经营涉案渔船，应就解振明溺水死亡一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远光否认与解振兴合伙经营涉案渔船，称其与解振兴之间仅存在潜水捕捞方面的合伙关系。解振兴对杨远光的上述陈述予以确认，并提交了其与刘问友签订的渔船租赁协议予以佐证。而林某和解某虽称解振兴提交的渔船租赁协议系事后伪造，但未提交其主张的出租方为海得利合作社、承租方为解振兴和杨远光的渔船租赁协议证明其主张，也未对该渔船租赁协议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且解振兴在2018年7月2日谈话录音中关于杨远光与其共同签订渔船租赁协议的陈述无证据予以佐证，亦未得到杨远光的确认，不能据此认定杨远光与解振兴共同承租了涉案渔船和双方存在渔船经营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林某和解某要求杨远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二、关于赔偿数额问题 根据林某、解某、赵风琴的诉讼请求，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林某、解某、赵风琴因解振明溺水死亡遭受的损失项目及金额如下： 死亡赔偿金：解振明生前为城镇居民，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的标准，按20年计算后的死亡赔偿金为790980元。 被抚养人解某生活费：被抚养人解某住址为招远市，属农村居民，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采用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270元的标准；在解振明死亡时，解某不满1周岁，其生活费计算至18周岁；解某的扶养人为两人，包括解振明和林某，故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01430元。 丧葬费：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65383元的标准计算，解振明丧葬费为32691.5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林某、解某、赵风琴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解振明系在从事合伙事务中溺水死亡及其死亡一事给其家庭成员造成的精神创伤，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元。 按照解振兴应承担30%赔偿责任计算，解振兴应就解振明从事合伙事务溺水死亡一事向林某、解某、赵风琴赔偿死亡赔偿金237294元、被抚养人解某生活费30429元、丧葬费9807.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鉴于解振兴作为解振明兄长已为其办理丧葬事宜，其实际支付的丧葬费25455元已超出其应赔偿的丧葬费数额，故一审法院对于林某、解某、赵风琴主张的丧葬费不予支持。 此外，解德发作为解振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病于2018年8月10日逝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解德发在解振兴支付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其人身专属性，在此不予考虑）中的应得份额，因其死亡而发生转继承。解德发的合法继承人可就解德发在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中的应得份额主张相应权利。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振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林某、解某、赵风琴以及死者解德发的合法继承人死亡赔偿金23729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元；二、解振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解某被抚养人生活费30429元；三、驳回林某、解某、赵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03元，由林某、解某、赵风琴负担10656元，解振兴负担364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林某向本院提交证据调取申请书，申请本院向海得利合作社、刘问友调取《蓬莱市海得利江珧养殖专业合作社章程》，以查明涉案渔船是否系刘问友对海得利合作社的出资。 本院二审查明，被抚养人解某的出生医学证明显示其出生地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并未记载住址，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审认定四被上诉人应否对解振明溺水身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数额是否正确。 首先，关于相关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中，通过证人车宝良的出庭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解振兴与解振明、车宝良、孙某共同商议租用涉案渔船从事潜水捕捞事宜，且确定了各方在潜水捕捞海产品销售后的分成比例，由此可以认定各方已就共同参与潜水捕捞海产品达成合意，符合法律规定的合伙特征，一审认定各方构成潜水捕捞合伙关系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四被上诉人应否对解振明溺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关于海得利合作社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依据上述规定，解振明在跟随涉案船舶从事潜水捕捞作业时溺亡，由此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属于船舶优先权，该优先受偿的权利应针对涉案船舶行使。但本案赔偿权利人未能及时扣押涉案船舶，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优先受偿权，导致权利消灭。另外，即使涉案船舶已通过刘问友出资为海得利合作社所有，但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海事请求人可直接向无过错的船舶所有人主张赔偿。故林某、解某要求海得利合作社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应的，对于林某的证据调取申请，本院不予准许。2.关于刘问友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问友虽为涉案船舶所有人，但通过其与林某、解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谈话录音可以表明，解振明虽之前给刘问友干活，但在涉案船舶出租给解振兴后，解振明也随解振兴转赴涉案渔船工作，即在潜水捕捞作业和解振明溺亡时，解振明与刘问友已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解振明一审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雇佣关系的存在。另外，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对象仅为涉案船舶，与船舶所有人无关，且解振明溺亡并非因刘问友出租的涉案船舶存在质量问题，故刘问友对解振明的溺亡不存在过错，亦无需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林某、解某要求刘问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解振兴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通过证人车宝良的证人证言，以及刘问友及解振兴本人的谈话录音可以证实，解振兴租赁涉案渔船，并组织解振明等人参与合伙潜水捕捞海产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解振兴应对解振明溺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各方约定的捕捞销售分成比例等因素认定解振兴应按30%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4.关于杨远光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林某、解某主张杨远光和刘问友共同承租涉案船舶从事海产品捕捞活动，但杨远光一审中对此不予认可，且解振兴提交的租船协议中没有杨远光签字，林某、解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另外，在车宝良所作证人证言中，亦未陈述杨远光与其他合伙捕捞人约定获取海产品销售分成，故林某、解某主张杨远光作为潜水捕捞合伙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一审认定的赔偿数额是否正确。因林某、解某对解振明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不再予以审查。关于解某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数额认定问题，解某的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其出生地点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并无关于解某住址的记载。另外，解振明生前为城镇居民，且解某出生后一直跟随父母居住，故应按照2018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标准计算被抚养人解某的生活费更加符合本案事实。依据此标准，被抚养人解某的生活费应为223182元。按照30%的赔偿比例计算，解振兴应支付解某被抚养人生活费66954.6元。 另，本案中解振明于2018年3月21日溺亡，在继承开始后，解振明遗产分割前，第一顺位继承人解德发因病于2018年8月10日逝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第5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因解德发在本案中并未表示放弃继承权，故一审法院认定解德发继承其子解振明遗产的份额发生转继承并无不当。因解德发的合法继承人不明，故一审法院本案中让其合法继承人根据应得份额主张相应权利亦无不当。 关于林某、解某主张的一审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本案系林某、解某、赵风琴因解振明溺亡要求相关义务人予以赔偿而提起的诉讼，三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享有共同的实体权利，诉讼标的同一，故本案系必要共同诉讼。参照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赵风琴虽无正当理由未参加一审诉讼，但其亦未明确表示放弃向赔偿义务人求偿的实体权利，且赵风琴本案中与林某、解某享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故一审法院未对赵风琴按撤诉处理并对其与林某、解某一并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民事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林某、解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3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3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72民初3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解振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解某被抚养人生活费66954.6元”； 四、驳回林某、解某、赵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303元，由林某、解某、赵风琴共同负担10162元，由解振兴负担41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52元，由林某、解某共同负担13146元，由解振兴负担5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亮 审判员 邝 斌 审判员 王爱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