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12549号原告：牟艾来，男，197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广东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号A栋8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753473742Y。法定代表人：陈志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森，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奥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6号17H，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76950657X7。法定代表人：何丹，总经理。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茅岗村坑田大街32号鱼珠智谷E-PARK创意园E5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7577540589。负责人：熊颖，董事长。被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7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63113304。法定代表人：蒋宏穗，董事长。原告牟艾来诉被告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下称阿波罗公司）、广州市奥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奥桥公司）、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下称红海黄埔）及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海集团）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牟艾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英、阿波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森、奥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丹到庭参加诉讼。红海集团、红海黄埔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一、原告牟艾来的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自2007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9日期间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7752元（6573元/月×12个月×2）；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2007年12月26日至2018年7月9日期间，原告先后与奥桥公司、东莞市红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红海集团、红海黄埔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并由上述公司派遣至阿波罗公司处工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粤01民终13424号判决已确认上述事实，且对原告关于2007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9日与阿波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与上述《劳动合同》记载的内容不符，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反驳《劳动合同》的内容，故对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三、工作岗位：原告在阿波罗公司的工作岗位为生产工，其工作内容为担任浴缸打磨和配边工作。原告确认2008年3月1日至离职前的社保已缴纳。四、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6055.56元。五、阿波罗公司的外包合作情况：2016年12月3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阿波罗公司先后与奥桥公司、红海集团等签订《劳务租赁合同》、《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2018年1月17日，阿波罗公司与红海集团签订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约定：阿波罗公司（甲方）外包给红海集团、红海黄埔（乙方）的业务为生产工、搬运工、仓管等岗位，甲方按以下方式计算并支付给乙方的岗位人力资源外包费用，包括外包员工的成本开支+风险金+服务费，其中外包员工成本开支包括（1）乙方支付给外包员工的工资（含加班工资、病假工资及工伤医疗期工资等）、福利；……风险金的构成为以下几部分：（1）解除或者终止外包员工劳动合同时，产生的经济补偿金及医疗补助金或者赔偿金；（2）外包员工工伤的善后处理及工伤保险赔付不足需要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等。六、阿波罗公司于2017年4月1日发布公告，载明：“关于员工社保问题，公司综合管理部、财务部已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及核算工作，由于涉及的人员数量较多，时间较长，工作量较大，涉及的有关材料较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与政府有关部门完成补缴工作。……但是最近公司内部仍有部分员工受到个别人员不实信息影响，以停工方式反映诉求，造成不良影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破坏公司的生产安全，……。因此发出公告，……对于不按公司要求恢复生产，或者有干扰、破坏公司的正常经营生产秩序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员工，不享受第三点的豁免承诺。公司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作出相应处理，情节严重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任何经济补偿……”。2017年4月1日，广州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载明：“2017年4月1日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部分员工因社会保险补缴问题引发了停工聚集事件，广州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黄埔区政法委、永和街道办事处、开发区总工会、黄埔区公安分局等众多政府部门介入处理。经调查，员工的主要诉求是要求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承担在此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义务。……同时要求员工要遵守劳动纪律及公司规章制度，合理合法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现将我局有关事宜告知如下：第一，员工应当通过法定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第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共同承担的义务，员工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到相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咨询相关补缴政策及手续，并在现行政策范围内依法履行补缴义务；第三，在此期间员工应当恢复生产，不得干扰或者破坏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如员工仍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做出相应处理”。七、劳动关系情况、离职时间：2018年7月9日，阿波罗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开除牟艾来的通告》，载明：“一车间员工牟艾来（身份证号），多次威胁、煽动员工停工闹事，破坏公司生产秩序，并影响公司生产安全，情节恶劣。牟艾来于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九日三次离岗、煽动员工停工、罢工、闹事，给公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牟艾来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于2017年4月1日发布的“公告”第四条、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4月1日发布的“公告”第三条以及阿波罗（中国）有限公司阿中司字（2017）第28号文件的员工管理制度第二部分管理条例的第（3）、（5）、（8）条。根据牟艾来的恶劣行为，公司决定：即日起，对牟艾来实行开除处理……”。阿波罗公司是依据员工管理规章制度第三（二）4（8）条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员工管理制度》第三内容（二）管理条例4：员工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减操守分50分，立即调岗调职，情节严重者解除劳动关系，且无任何经济补偿。如给公司造成损失的，需负赔偿责任：……（3）一个月内三次（含）以上的；（4）工作时间酗酒，打架斗殴的；（5）泄露公司秘密事项，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但情节较轻的；……（8）未经批准擅自离岗、消极怠工、罢工的；……八、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性问题：原告牟艾来主张及证据：原告不存在旷工行为和擅自离岗、消极怠工行为。阿波罗公司一直实行整体计件制，考勤不作为计算工资的依据，员工请假的通常做法是员工只需将请假条写好后放到文员处即可离开，无需得到领导书面批准，根据请假流程，原告于2018年6月26日请假的行为已经履行了提交请假单的基本义务。原告在2018年6月25日及2018年7月9日均有打卡上班，在阿波罗公司未对原告作出工作安排的情况下，原告与其他工友一起到领导办公室沟通协商反映诉求，该行为不应认定为擅自离岗。为此原告提交了证据1工牌及考勤卡、证据2上岗证、证据3请假条、证据4红海黄埔出具给原告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快递单。经质证，阿波罗公司对证据1、3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快递单只是手写，真实性不认可。奥桥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不予发表意见。阿波罗公司主张及证据：原告在职期间，多次罢工，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已多次向红海黄埔、红海集团反映情况，红海集团认为原告违纪行为已构成违纪解除，于是2018年7月9日出具委托函，委托阿波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红海集团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其不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此提交了证据1《关于处理派遣员工牟艾来委托函》、证据2劳动合同、证据3《关于开除牟艾来的通告》、证据4原告带头罢工视频。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是与红海黄埔签订劳动合同，阿波罗公司解除行为违法的；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4的视频只能看到原告与其他同事一起在反映问题，不是由原告煽动和带头，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活动，无法证明原告有严重违纪行为。本院认定及理由：（一）原告在仲裁庭审确认请假或者放行需要经车间班长和主管两人签名同意，但本案庭审时却主张请假无需得到领导书面批准，可见原告在本案庭审时做虚假陈述，故对其请假无需得到领导书面批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虽原告提供了2018年6月26日请假条拍照打印件，但没有相关人员批准，且阿波罗公司亦不认可该请假条，故原告在2018年6月26日存在旷工行为。（二）原告在本案庭审时主张2018年6月25日、7月9日在完成任务情况下才找领导反映社保诉求，但上班时间坚守工作岗位是每个员工应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原告表达诉求应通过合理途径并在合理的时间进行。2017年4月1日阿波罗公司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公告中已对社保问题进行明确回应，告知原告要依法维权，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承担，同时员工要恢复生产。从劳动合同签订主体看，原告也清楚其并非与阿波罗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相关用人单位聘请原告到阿波罗公司工作，原告也清楚应找用人单位主张社保问题，但在2018年6月25日、2018年7月9日连续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岗的行为，包括原告在内多名员工在上述上班时间聚集在阿波罗公司领导办公室采取离岗停工方式表达诉求，足以证明给阿波罗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可认定为达到《员工管理制度》第三内容（二）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严重情形。原告在仲裁庭审时主张上述两天没事可做后去领导处主张诉求，而在本案庭审时则主张其是完成任务情况下才找领导反映情况，说法前后自相矛盾。（三）原告在仲裁庭审时确认在2017年阿波罗公司曾在车间张贴过员工管理规章制度但又拿走，而在本案庭审时原告主张在2018年7月9日才见过该制度，其上述陈述也自相矛盾，诚实性值得怀疑。被告主张在发生集体停工后制定该制度并在厂区及车间张贴，原告应当清楚。因2017年4月1日阿波罗公司发生集体停工事件，于2017年6月15日制定《员工管理规章制度》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其应当广而告之，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采信，原告在解除劳动关系前已知悉该制度内容。（四）阿波罗公司与红海集团签订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原告的行为已违反阿波罗公司规章制度，同时红海集团也委托阿波罗公司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故阿波罗公司做出开除原告的处理并无不妥。且红海黄埔在事后也作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告严重违反阿波罗公司《员工管理制度》第三内容（二）管理条例4条（8）的规定，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离岗、消极怠工行为，且行为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形，阿波罗公司接受红海集团的委托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有事实和制度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要求四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九、仲裁请求：原告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原告与阿波罗公司在2007年6月6日至2018年7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四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57752元；3.阿波罗公司支付原告2017度及2018年度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9066元；4.阿波罗公司为原告做离职后的出厂检查。十、仲裁结果：2019年11月8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裁判理由与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牟艾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牟艾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 强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钟文康附：本裁判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