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37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黄惠玲，女，196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润榕，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车陂第十一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金东路三街三巷5号109房。法定代表人：黄善威，该社社长。再审申请人黄惠玲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车陂第十一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车陂十一社）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5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惠玲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清车陂十一社违反合同约定的事实。车陂十一社应按合同第六条、第八条的约定，以《广州第二中央商务区天河区（东区）车陂村集体物业征拆补偿安置协议》的标准计算案涉场地上建筑物补偿款的70%（即8640780元），向黄惠玲承担支付补偿8640780元的义务。租赁期满后，黄惠玲继续使用租赁物、支付租金，车陂十一社没有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案涉合同继续有效，车陂十一社在黄惠玲已经缴纳租金的期间提出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车陂十一社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支付补偿的义务。二、原审法院没有查清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租赁关系何时解除的事实。黄惠玲只确认收到2017年5月4日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并没有确认该《律师函》里面的内容，二审法院已经查明车陂十一社邮寄的2015年12月16日的《律师函》和2016年4月29日的《通知函》的地址不具体，联系电话不是黄惠玲的电话号码，视为没有送达当事人，又酌定双方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持续至2016年5月29日终止，二审法院的推理不符合常理。三、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查明案涉场地1、2上的建筑物的权属问题，没有正确认定案涉场地1、2上建筑物是由黄惠玲建造的事实。案涉场地1、2于1996年时仍是一片空地，车陂十一社称案涉场地1上的建筑物是其于1982年建造不是客观事实，案涉场地1、2上的建筑物是黄惠玲1999年承包租赁场地后所建。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案涉合同期满后，双方继续履行原合同，案涉合同继续有效，对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均有约束力，车陂十一社应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黄惠玲，并在租赁期间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车陂十一社提出解除租赁合同关系后，应向黄惠玲承担违约责任，以案涉地上建筑物补偿款的70%，向黄惠玲支付8640780元。车陂十一社提出解除案涉合同，不影响合同中清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黄惠玲有权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损失，原审法院没有正确适用法律，使得黄惠玲的合法权利受损。五、二审法院认为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租赁期满后，黄惠玲支付租金的事实显示双方之间的续租期限约定是明确的，车陂十一社接受租金，亦未对付款方式提出过异议，原租赁合同处于继续履行状态，合法有效，车陂十一社应履行义务，提供案涉场地给黄惠玲使用截止至租金交付期满之日。车陂十一社在黄惠玲已缴纳租金期间提出解除合同，在收取租金的同时，又不想按照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补偿款，就以多收租金退租，是不诚信行为。综上，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再审申请审查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再审申请人黄惠玲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关于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之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分别于1999年3月31日和1999年4月21日签订的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双方没有续签书面租赁合同，原审法院基于黄惠玲继续使用租赁物并向车陂十一社支付租金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在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之后，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之间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二审期间，黄惠玲陈述其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之后为定期租赁关系，并表示如法院认定双方为不定期租赁关系，其也不持异议。在本院再审申请审查期间，黄惠玲以其支付的租金可计算出租赁期限为由主张双方是定期租赁关系，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当事人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终止日期的问题。黄惠玲提供的车陂十一社委托律师于2017年5月4日向其发出的《律师函》复印件的内容，与车陂十一社主张其曾于2015年12月16日、2016年4月29日委托律师向黄惠玲分别邮寄《律师函》《通知函》要求黄惠玲腾退案涉场地的情况相吻合，原审法院采信该《律师函》的真实性，并据此认定车陂十一社曾委托律师向黄惠玲发出上述《律师函》，并无不当。2016年4月29日的《律师函》和2017年5月4日的《律师函》中均包括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4月26日面谈协商并就清缴租金及使用费、交还案涉场地等事宜达成协商方案等内容，黄惠玲亦确认车陂十一社曾多次与其调解，原审法院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认定车陂十一社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邮寄上述各份邮件、在报纸刊登《清场公告》期间应曾与黄惠玲口头协商解除租赁合同关系等问题，酌情认定黄惠玲和车陂十一社最迟于2016年4月曾进行协商，黄惠玲此时应知悉车陂十一社要求解除合同关系，收回案涉场地，并无不当，该认定亦与黄惠玲在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提交的作为“新证据”的录音资料所称的时间一致。在黄惠玲与车陂十一社之间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虽然黄惠玲在2015年11月20日前已提前支付案涉场地截止至2016年9月27日的租金，但在车陂十一社提出明确异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不能视为车陂十一社同意不定期租赁合同履行至黄惠玲已预付租金金额对应的截止日期，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在确认黄惠玲提供的前述《律师函》复印件真实性的基础上，根据该《律师函》复印件中车陂十一社关于租赁合同解除日期的意见，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持续至2016年5月29日终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黄惠玲依据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的约定主张建筑物补偿款的问题。原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于2016年5月29日终止的情况下，根据依据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第八条“合同期满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第2款中约定，认定案涉场地的建筑物依约应无偿归车陂十一社所有，并无不当。案涉两份《场地使用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是租赁期内遇到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案涉场地情况下的补偿款分配问题，黄惠玲依据该约定主张案涉建筑物的补偿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黄惠玲在再审申请期间提交2016年4月20日的录音光盘及录音的文字翻译本作为新证据，拟证明车陂十一社同意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补偿金额，该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建筑物补偿款的问题的认定及处理。综上所述，黄惠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惠玲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永明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艾荣书记员林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