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773号原告李军，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1号。法定代表人张岩，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健，男，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郑必东，北京仁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军（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称被告）劳动监察行政处理，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杨健、郑必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3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京朝人社劳监告字〔2019〕019号《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投诉反映北京渔阳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阳公司）存在收取风险抵押金、未交付劳动者劳动合同、扣押劳动者证件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经查，原告投诉渔阳公司收取风险抵押金内容已经向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平谷区仲裁委）提起了仲裁申请，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应按照仲裁程序办理所反映的问题。关于原告反映扣押证件的问题，经调查，渔阳公司称没有扣押过原告证件，如有争议，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处理。原告所反映的2015年7月入职未交付劳动合同的问题，渔阳公司称2015年7月17日与原告签订《劳动协议书》、《出租汽车驾驶员承包协议书》各一份，同日向原告交付，如果原告认为在劳动合同交付方面有争议，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处理。综上，针对原告反映渔阳公司收取风险抵押金、未交付劳动者劳动合同、扣押劳动者证件的问题，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被告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及《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作撤销立案处理。原告诉称，原告是渔阳公司的前员工，任巡游出租车司机一职。由于渔阳公司存在办理入职时违法收取每人一万元押金、在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拒不退还，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后以公司统一保管为由未将劳动合同交付原告，未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保，渔阳公司旗下万泉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泉缘公司）违法收取服装费及因押金不足二万元需每月多缴纳一百元承包金，万泉缘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违法扣押个人证件等违法行为，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依法向被告递交书面投诉。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法定结案期限后没有给原告反馈任何结果，经原告多次催要，才于2019年8月16日领取《告知书》，已超过60日的期限。被告作出的《告知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理由是：第一，关于渔阳公司违法向原告收取一万元押金的问题。举报投诉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并没有对劳动者采取哪种途径举报投诉用人单位作出限制。原告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理解为“解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产生的劳动纠纷或者被侵害的权益”，被告以此作为用人单位规避行政处罚的依据，系对此条款的故意曲解，并与上位法抵触。第二，关于劳动合同。被告在《告知书》中的答复内容明显与其在小红门乡政府的调查结果前后不一。用人单位为了避免与劳动者产生法律纠纷或责任，向劳动者交付劳动合同时应当由劳动者签字确认，被告在《告知书》中写的签订和交付劳动合同的日期只是原告入职渔阳公司时的日期，被告显然并不知晓原告与渔阳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到底签过几次劳动合同，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根本没有依法履行调查职责，也没有获取相关证据即作出的行政结果违法。第三，关于渔阳公司下属万泉缘公司扣押原告个人证件的问题。被告在2019年4月22日和7月2日的调查及6月25日的电话中均证实单位存在这种行为，并称已对单位下达了责改，但在《告知书》中对单位扣押原告个人证件的问题予以否定，被告的行政行为涉嫌徇私舞弊。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在履行其行政职责时依法行政，秉公执法是其最基本的法定义务和职责要求，而在本案整个查办过程以及结果来看，被告的行政行为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外，被告有主动发现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并予以查处的法定职责和义务，但在本案中被告对其应当发现原告未发现的或者遗漏的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并且属于劳动监察范围事项的，被告应当如实告知并依法查处，然而被告却选择了隐瞒、视而不见。对原告有理有据的投诉，也是枉法行政。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以及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告知书》，并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三组通话录音及相应视频，证明被告作出延期没有告知，称对单位扣押证件行为已下发责改，并否认对原告出具书面告知的法律义务，最后答复书面告知还在批复过程中；2、信用卡交易明细，证明原告知晓少划拨一笔资金，并且告知刘某；3、快递查询信息，证明关于保险问题原告向被告进行过投诉，但被告拒绝受理。被告辩称，被告作出的被诉《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被告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受理投诉（举报）登记表》、《投诉（举报）信》、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接到原告投诉后当日立案受理；2、京朝人社劳监询字[2019]14408号《调查询问书》，证明被告依法开展调查，向渔阳公司下达调查文书；3、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人民政府民政劳动科出具的证明材料、现场照片复印件及《工作记录》，证明两名监察员于2019年4月25日前往小红门乡就渔阳公司与原告案件开展调查；4、被告于2019年5月20日对渔阳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某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明渔阳公司否认扣押原告证件，并表示劳动合同已交付原告，风险抵押金问题已向平谷区仲裁委申请仲裁；5、《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投资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刘某及薛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情况的《情况说明》，证明渔阳公司向被告提交材料，并认可与原告的劳动关系；6、《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书》及《调查问卷》，证明被告依法对渔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交付情况开展调查；7、被告于2019年7月2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将调查情况向原告进行告知；8、《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证明因案件复杂，被告依法对案件延期；9、《劳动保障监察撤销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7月2日撤销立案；10、2019年7月22日原告与监察员的电话录音及《工作记录》，证明原告致电被告要求出具书面告知并当面领取；11、2019年7月26日《工作记录》，证明监察员与原告联系沟通领取《告知书》时间，电话未接通；12、被告于2019年7月29日对渔阳公司委托代理人薛某制作的《询问笔录》、《申请书》、平谷区仲裁委出具的《裁决书》两份，证据渔阳公司提交《裁决书》，原告投诉事项已通过仲裁程序解决；13、《告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告知；14、2019年8月15日《工作记录》，证明被告执法人员通知原告于2019年8月15日领取《告知书》，但原告未领取；15、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对原告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于2019年8月16日向原告直接送达《告知书》。被告以《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劳社厅发〔2005〕12号）作为其规范性文件依据，用于说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定职权，针对原告投诉举报履行调查职责及作出被诉《告知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1仅系原告与被告执法人员的询问沟通情况，不具有证明被告履行职责违法的证明力，本院对此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系被告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调查取得，能够证明被告履行调查处理职责及作出《告知书》认定事实和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7日，原告及案外人刘某共同向被告提交一份《投诉（举报）信》，其中原告的投诉举报内容为：1、原告于2015年7月至2019年2月27日在渔阳公司工作；2、要求渔阳公司返还风险抵押金10000元；3、要求渔阳公司给付劳动合同和返还扣押的证件。同日，被告经审批予以立案。2019年4月11日，被告向渔阳公司作出并送达京朝人社劳监询字[2019]14408号《调查询问书》，被告对渔阳公司调查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情况，请渔阳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9时派员接受询问并携带相关书面材料。2019年4月25日，被告执法人员向原告及渔阳公司工作人员调查了解情况。2019年5月20日，被告执法人员对渔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某进行询问，薛某陈述原告于2015年7月18日至2018年12月17日在公司工作，在原告入职时签订了《出租汽车驾驶员承包协议书》及《劳动协议书》（劳动合同），签订后交付原告一份，公司留存一份；因公司搬家，将《劳动协议书》（劳动合同）原件丢失，但找到《出租汽车驾驶员承包协议书》；公司没有扣押原告的证件；原告反映的风险抵押金是《出租汽车驾驶员承包协议书》中明确的预交承包金1万元，就预交承包金的问题原告已经向平谷区仲裁委提出申请，正按照仲裁程序进行。渔阳公司向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授权委托材料。2019年6月20日，被告经审批对案件进行延期。渔阳公司同时出具了一份和原告签订合同情况的《情况说明》。被告调取了渔阳公司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书》，并制作了调查问卷。2019年7月2日，被告经审批对案件撤销立案。同日，被告对原告制作《询问笔录》，告知对原告投诉反映问题的处理结果。2019年7月29日，被告对渔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某制作《询问笔录》，渔阳公司向被告补充提交了《申请书》及《裁决书》两份。2019年7月3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被诉《告知书》，经电话通知原告，原告于2019年8月16日到被告处领取了《告知书》。本院认为，《劳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被告作为本市朝阳区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系被告基于原告的举报投诉开展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此是否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针对原告的举报投诉中提出的内容，被告对渔阳公司进行调查核实，确认原告和渔阳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关于原告提出渔阳公司返还风险抵押金的投诉，被告经调查认定原告所称风险抵押金实质系渔阳公司基于《出租汽车驾驶员承包协议书》向原告收取的预交承包金，原告对此已向平谷区仲裁委申请仲裁，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故被告告知原告按照仲裁程序办理此问题符合上述法规规定。关于原告提出渔阳公司扣押证件和返还劳动合同的投诉，被告对此向渔阳公司进行调查，渔阳公司陈述已向原告交付劳动合同，亦不存在扣押原告证件的情形，现无其他证据可以证实上述事实，致使被告无法认定存在此项违法事实，进而也无法对渔阳公司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告知原告此项投诉事项应当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处理并未不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调查、检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也应当撤销立案。《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中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后经调查，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销立案。（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二）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三）被调查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四）不属于立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五）不属于劳动保障部门监察职权范围的；（六）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应当由劳动争议处理或诉讼程序办理的；（七）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发生超过2年的；（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本案中，被告在接到原告提出的举报投诉后，依法立案并进行了调查，对被投诉单位进行调查询问并调取相关材料，在对原告的举报投诉事项进行针对性调查和区分处理后，经依法延长期限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撤销立案处理决定，向原告作出书面告知并履行了必要送达程序，故被告已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行政职责。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告知书》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瑞涛人民陪审员  薛金荣人民陪审员  陆向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