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刑初230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何丰，男，1965年10月29日出生。因涉嫌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8年10月15日被羁押，同年10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辩护人马一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石宇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房检职检刑诉(2018)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丰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9年2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受理了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丽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丰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一、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被告人何丰利用担任北京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项目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郑海东（男，61岁，已判决）、雷鸣（男，39岁，已判决）采用虚增劳务费手段从该项目中套取工程款作为国际建筑工程部的账外资金，由雷鸣负责保管。期间，被告人何丰先后让雷鸣从该账外资金中支取钱款据为己有，共计人民币51.5万元。1、2009年5月1日，被告人何丰让雷鸣从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11.5万元为其个人在香港购买百达翡丽手表一块。2、2009年5月2日，被告人何丰从雷鸣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2万元据为己有。3、2009年11月3日，被告人何丰从雷鸣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3万元据为己有。4、2009年11月14日，被告人何丰让雷鸣从账外资金中分两次转入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共计35万元人民币，后被告人何丰将上述35万元人民币转到其爱人冯某1（女，52岁）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用于家庭消费。二、被告人何丰利用担任北京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项目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于2009年3月至5月间，伙同郑海东、雷鸣帮助王某1（男，63岁）向安哥拉运送水泥用于销售，挪用雷鸣保管的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账外资金中的人民币160余万元为王某1垫付部分海运费及港杂费。公诉机关就以上指控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何丰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人何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提出异议，辩称其没有实施贪污和挪用公款的行为。1、其只是在工资单上正常签字，没有虚增劳务费；2、其没有在香港买过手表；3、其从雷明处支取的现金用于为公司购买药品等材料；4、雷明转给其的30万元，其用于招待安哥拉海军司令。被告人何丰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丰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如下：1、关于贪污罪。首先，现有证据未查明小金库中木方款200万元的资金来源及性质，不能排除小金库中存在个人资金以及何丰将相关款项用于公务目的的可能性。其次，指控何丰使用账外资金为自己购买11.5万元百达翡丽牌手表的证据不足，而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实何丰账户2009年11月14日存入的5万元系雷鸣存入，雷鸣关于此5万元的供述与郑海东供述以及小金库明细表存在矛盾。2、关于挪用公款罪。在案证据证实雷鸣小金库账户属于公私款混存账户，在账户中既存在公款也存在私款的情况的下，不能认定王某1的港运费使用的就是公款，即使本案指控的挪用公款的事实成立，也是郑海东指使雷鸣实施的，何丰并未实施任何挪用公款的行为，且与何丰在安哥拉体育场项目上的职务没有因果关系，何丰不与郑海东、雷鸣构成共同犯罪。经审理查明：一、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被告人何丰利用担任北京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项目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伙同郑海东、雷鸣（均已判决）采用虚增劳务费手段从该项目中套取工程款作为国际建筑工程部的账外资金，由雷鸣负责保管。期间，被告人何丰先后让雷鸣从该账外资金中共计支取人民币51.5万元据为己有。1、2009年5月左右，被告人何丰让雷鸣从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11.5万元为其个人在香港购买百达翡丽手表一块。2、2009年5月初，被告人何丰从雷鸣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2万元据为己有。3、2009年11月3日，被告人何丰从雷鸣保管的账外资金中支取人民币3万元据为己有。4、2009年11月14日，被告人何丰让雷鸣从账外资金中分两次转入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共计人民币35万元，后被告人何丰将上述款项转至其爱人冯某1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用于家庭消费。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中言词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及客观证据予以确认：1、同案犯郑海东（时任某集团国际部常务副经理）供述证明，2008年上半年某集团国际部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施工中，由于签订的劳务合同没有履行好，导致工人闹罢工，经与上海某2集团商量给工人提高工资待遇。上海某2集团将工人工资汇给国际部，国际部再将工资付给劳务队。这样国际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就加入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环节。我就和国际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经理何丰商量，在给工人发放工资时，做两份工资表，一份用于向上海某2集团申请资金，一份用于在项目部给工人实际发放工资使用，其中报上海某2集团工资表的数额要大于给工人实际发放工资表的数额，这样多申请的资金就留下来作为国际部的帐外资金供我们使用，何丰也表示同意。我们商量好之后，何丰就安排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的劳资人员张某1负责做两份工资表，由何丰签字认可后，报上海某2集团申请工资，申请回来的钱入到国际部账户，然后雷鸣按照张某1制作的另一份工资表实际发放。经我和何丰商量决定结余下来的钱由雷鸣保管，我们用的时候找雷鸣要就行，我也将此情况告知雷鸣，并要求雷鸣记账，雷鸣当时表示同意。如果没有何丰的同意这些钱是倒不出来的，因为需要何丰负责的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的张某1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何丰还要协调上海某2集团驻安哥拉项目部的张某2确认后，他再确认签字报上海某2集团才能把钱倒出来。我们通过虚报倒出来的钱，我个人用了一部分，何丰个人用了一部分，经我和何丰、雷鸣商量后借给王某1个人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单位发奖金和旅游花了，雷鸣那里有记录。每次雷鸣保管的公款支出都向我汇报，每次他都要记录。雷鸣帐外资金记录显示“2009年4月24日至27日雷鸣小金库的记录支出148350元人民币”，这钱是我们单位在香港旅游时发生的费用。这笔钱与雷鸣帐外资金支出笔记本清单上记载的“2009年5月1日雷鸣记载支出148350元人民币”是同一笔钱。当时我们单位在香港旅游，去的人有雷鸣、何丰，还有其他人，具体都有谁我记不清了。何丰个人买了一块百达翡丽表，金额是115000元，钱是雷鸣从帐外资金里出的，当时我在场，何丰让从帐外资金支出的，具体怎么说的及是现金还是转账我记不清楚了。帐外资金何丰也有支配权，他也可以直接从雷鸣那里拿钱，事后雷鸣和我说一声就可以，用于公务支出和个人支出都有记录。雷鸣制作的帐外资金记录《收支明细表》是国际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中帐外资金使用情况的明细，何丰使用这些费用我都知道，雷鸣记录属实。关于2009年11月14日，雷鸣记录汇给何丰一笔人民币30万元，我不清楚何丰干什么了，何丰也没有和我说过是要用于为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或某集团做项目的费用。我们某集团有规定，如果为了公司或者安哥拉某体育场承揽项目，事先要和我说一声，如果项目大，我要和某集团总经理打招呼，由公司来运作这件事，相关费用使用前，必须要有程序，否则都是个人行为。我和安哥拉海军司令就吃过一次饭，当时是在香港碰上的，何丰让我陪一下，我就去了。当时还有江苏一个老板，这次吃饭时何丰没有和我说要通过安哥拉海军司令给某集团或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承揽项目的事，这顿饭应该不是我们出的钱，因为雷鸣没和我说过从帐外资金支出过这笔费用，如果从国际部报销了这笔费用，我应该签字，我没有签字报销过，所以不清楚。我不清楚安哥拉海军司令后来有没有到中国大陆参观考察过，没有人跟我说过。何丰也没有和我说过要给安哥拉海军司令钱的事，我也没有指使何丰与安哥拉海军司令为国际部某体育场项目部承揽过工程项目。何丰个人从雷鸣帐外资金支出的五笔款项，应该没有还给雷鸣和国际部财务或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因为这些钱是通过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以工资、加班费、劳务费名义倒出来的钱，账已经平了，所以也入不了财务。何丰从雷鸣处支出的钱款不是借款，也不是报销的钱，我们当初倒钱就是为了我们花钱方便，有的钱是为了给大家买点东西花着方便，我都让雷鸣记清楚，我个人和何丰拿钱雷鸣都记得非常清楚，不存在借款和报销。《收支明细》中“款项”及“备注”下标注“加班费”、“劳务费”的收入就是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的劳务费结余款。对于雷鸣没有在《收支明细》上记录的劳务费结余款及其他资金来源，我就不知道了。有时候雷鸣收到劳务费结余款后会主动跟我汇报，有时候我也会主动问他这个月收到了多少劳务费结余款，但都是雷鸣口头对我汇报，书面汇报的就这两份《收支明细》。2、同案犯雷鸣（时任某公司国际部副经理）供述证明，2008年上半年，我们国际部在安哥拉某体育项目施工，因工人闹罢工，上海某2集团决定给工人提高工资待遇，并将工人工资汇给国际部，国际部再将工资付给劳务队。郑海东就和项目部经理何丰商量，在给工人发放工资时做两份工资表，其中报上海集团的工资表的数额要大于给工人实际发放工资表的数额，然后将多申请的资金留下来作为国际部的账外资金供我们使用。后何丰就安排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的劳资人员张某1负责做两份工资表，由何丰签字认可后，报上海某2集团申请工资，申请回来的钱入到国际部账户，然后我联系劳务队按照张某1制作的另一份工资表实际发放，发完工资后劳务队将结余的钱打到我名下的银行卡里，作为国际部的账外资金。郑海东跟我说他和何丰商量好了，让我具体负责把结余的钱倒出来，并放在我这里保管，郑海东和何丰用的时候让我记账，我就同意了。我们虚报的公款，郑海东个人用了一部分，何丰个人用了一部分，经郑海东和何丰商量后借给王某1用于垫付他个人海运费、港杂费。还有一部分单位发奖金和旅游花了。每次支出我都向郑海东汇报，且都要记录，记上是用于公务支出还是个人支出，都是按照郑海东和何丰的指示并实际发生记录的。郑海东和何丰个人使用国际部账外资金的数额，以我向郑海东就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账外资金的来源和支出写的《收支明细》为准。明细显示“2009年5月1日支出现金148350元人民币用于何丰买手表及香港费用（这笔钱除去何丰买表的115000元外，其余的33350元是其他人的机票和其他人的费用）；2009年5月2日支出现金2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3日支出3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3日支出现金2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4日工行汇款支出300000元人民币用于何丰”。何丰使用的这些费用我都和郑海东汇报了，记录属实。何丰使用这些钱都是直接找我拿的钱，当初商量好的，他们使用这些钱后我都要和郑海东说一声。这五笔中有一笔20000元是用于公务招待，在我笔记本小金库账上有记录，其余四笔除香港费用中有一笔是给何丰个人买手表（百达翡丽表115000元)，其他几笔钱我不清楚何丰干什么用了。何丰从我保管的公款支出钱，没给过我发票或说明单据，他和我说我就如实记在记录本上或收支明细表中。给何丰买表的事郑海东知道，当时我们单位在香港旅游，何丰也来了，他让我给他个人买了一块百达翡丽表，当时郑海东在场也同意，何丰让从帐外资金支出的，当时是现金支付的，具体是港币或者美元记不清楚了。当时除了郑海东在场，田某、杨某1、崔某也在场，他们都看见了。我记得田某还给她爱人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收支明细》上的木方款2000000元，是何丰让我代收的木方款，暂时保管在我这里，我就把这笔钱记入小金库了。2009年11月14日，我汇给何丰的300000元，从我记录来看是何丰用了这笔钱。当时是我用我的工行卡给何丰的工商银行卡汇的钱，他银行卡同日存入的5万元是我从天通苑ATM机存入的，这两笔都是帐外资金的钱。当时我给何丰转账完30万元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钱不够，而且还很着急要用，让我再给转5万元，我当时正在天通苑办事，接到电话后，正好手里有5万元现金，就给何丰存到他给我的卡上了。何丰当时打电话没说要这35万元干什么，只说着急用钱，没有跟我说用于招待安哥拉海军司令，他如果和我说干什么用了，我会记在账外资金明细中来加以说明，我记录明细内容都是当时真实的记录。这两笔钱不是何丰跟我借的，也不是他报销的，是国际部郑海东、何丰让我保管的账外资金中的公款。何丰个人从账外资金支出的钱，没有还给过我和国标部财务或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因为这些钱是通过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以工资、加班费、劳务费名义倒出来的钱，账已经平了，所以也入不了财务。我确定给何丰的钱都是公款，我没必要将个人的钱给他使用。每次倒出来多少钱，何丰最清楚，因为倒来的钱是通过他确认后，张某1制表倒出来的，何丰要比郑海东清楚，支出多少钱他和郑海东也经常核对，我也和他们经常对账。我给何丰这些钱，何丰没和我说过用于为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或某公司做项目，我们公司有规定，如果为了某公司或者安哥拉某体育场承揽项目，事先要和郑海东说一声，如果项目大，郑海东要和某公司总经理打招呼，由公司来运作这件事，相关费用的使用公司有严格程序，有制度，否则都是个人行为。3、证人张某1证言证明，我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中做劳资员，主要负责劳务管理工作，具体包括对项目现场人员的工资考核、生活管理等等。何丰和雷鸣让我在给上海某2集团公司报工资表时，不要扣除某公司员工国内发放工资以及外施队的加班工资，我理解就是向上海某2集团公司多申请一些工程款。我不知道多出来的钱怎么处理的，但这些钱应该留存在某公司国际部的财务账上，作为国际部的公款。4、证人张某2、朱某（均为上海某2集团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2007年12月，上海某2集团公司与安哥拉政府签订了某5万人体育场承包合同，上海某2集团公司负责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上海某2集团公司与某集团签订的总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劳务分包由某集团与劳务队签订合同，上海某2集团公司不参与。在安哥拉施工的劳务队主要是某3公司。张某2时任上海某2集团公司安哥拉项目经理，负责现场资金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工程现场进度、质量安全、技术资料工作的管理、进口物资清关等。该项目劳务费的支付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4月至10月，上海某2集团公司支付给某集团一笔2100万元、一笔5900万元，第二阶段是上海某2集团公司将劳务费转至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的账户中，第三阶段是我们支付给某集团，某集团再将劳务费转至某3公司的专款专用账户中。支付流程是用款单位根据现场工人的工作情况按月制作工资表，经何丰签字审批后再交给张某2审查，张某2签批后，由用款单位根据工资明细表制作一份请款报告，将报告和明细表报至上海某2集团公司海外部审查。物资采购方面，上海某2公司与某集团采取的是AB合同形式进行管理。具体说来就是某集团和工程材料的供应商签订一份合同，同时上海某2公司与供应商也签订一份合同，这两份合同的内容一致。某集团承担除了支付采购款义务以外的全部义务，上海某2公司只承担付款义务，支付物资采购款时由某集团提出申请，经上海某2公司审核之后才能支付。5、证人王某2、戴某（均为某3公司人员）的证言证明，2007年11月，王某2代表某3公司与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签订了安哥拉某体育场建设的劳务承包合同，当时是和郑海东、何丰洽谈的。每个月劳务费到账后，张某1都会给王某2打电话称相关款项除工人工资外，剩余款项是给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管理人员的工资。此后雷鸣会与戴某联系，让她将剩余款项转给雷鸣。6、证人田某（时任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财务总监）证言证明，2009年我去过香港，当时我和郑海东、杨某1从阿尔及利亚到香港转机，何丰从安哥拉过去的，雷鸣和崔某是从国内去的香港。这次香港行程费用是雷鸣从账外资金支付的。当时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何丰说要买一块表，郑海东说有个表店他熟悉，就带着我们大家过去了。到了表店，郑海东、雷鸣、何丰去挑表，何丰让雷鸣给他买了一块表，具体买的什么表，谁给何丰付的钱，我都不知道。雷鸣给何丰买表的时候，郑海东在场。当时我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价值1万多元港币，是崔某帮我挑的，是我自己付的钱。7、证人崔某（时任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副经理）证言证明，2009年四五月份我去过香港，当时雷鸣和我说郑海东他们在香港转机，我们去那里玩几天。我和雷鸣是从国内去的，郑海东、田某是从阿尔及利亚过去的，何丰是从安哥拉去的，还有杨某1。这次香港的费用是雷鸣支付的。雷鸣账外资金收支明细上记载的“2009年5月1日，148350元人民币何丰买手表及香港费用”，与雷鸣记录本上记载的“2009年4月24日机票崔、雷7400元、4月25日机票何、杨4900元、4月25日115000元手表、4月26日5250元机票、4月27日酒店15800元合计148350元”是同一笔钱。当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何丰说要买一块表，郑海东说有一个熟悉的表店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到了表店以后，郑海东、雷鸣去给何丰挑表了，田某也要买一块表，我就和她去看表，后来田某买了一块欧米茄手表，是她自己付的1万多港币。何丰买的什么表我不知道，他没拿出来。8、证人冯某1（何丰爱人）证言证明，2009年11月15日，何丰使用他名下的银行卡给我名下的银行卡汇款35万元。2017年6月29日，我跟监委的同志说这笔钱是我向何丰要的生活费，我将这笔钱用于还房贷和个人生活了。我回去后仔细想了一下，何丰给我的这笔钱肯定是用于我个人消费了，但是我得解释一下，这笔钱是何丰还给我的钱。我在2017年6月29日没跟监委的同志说是何丰还他借我的钱，是因为我记不起来这笔钱是还贷款还是消费了，我回家后仔细查阅了还贷款的记录，房贷2008年已还完。当时我跟何丰说：“这笔钱肯定不是还贷款了，应该是你向我借的钱，还给我的钱”。何丰说:“是我向你借的钱，还给你的钱”。何丰是什么时间向我借的钱以及借了多少，我记不清了。我借给何丰的钱是我自己的，我1999年开始做家装，大概是2012年或2013年就不做了。我做家装的时候没有工商注册过，我也想不起来谁能证明我做过家装。何丰的工资卡都在我这里，我不知道这35万元何丰是哪里来的，何丰没有告诉我，我也没问。我不知道何丰还有其他收入，他没跟我说过。9、证人李某（时任某集团党委书记）证言证明，我记得和何丰、几个外国人一起在烤鸭店吃过饭，但是何丰没有介绍客人是否来自安哥拉，没有说客人的具体信息，是不是海军司令我不知道。当时除了吃饭，没有说其他的事情，客人也没有跟我谈任何有关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结算及工程付款等有关工作方面的事情。某集团没有向安哥拉的客人发出过邀请，我也没有安排何丰邀请过，安哥拉客人来北京的接待费用支出没有向我汇报过。正常接待公司客户的费用，公司有规定，在允许的范围内打报告、汇报、办手续，到财务支取费用，不允许自己垫付，不允许为单位送礼或送钱款。10、证人吴某（时任某集团总经理）、丁某（时任某集团副经理）、刘某（时任某集团副经理）证言证明，公司对接待公司客户、业务单位的招待有相应的规定。对没有签订合同中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是严格按照手续报批的，还没有和我们签订合同的，不允许给对方送钱或者物。我们任职期间，何丰没有向我们请示过要招待安哥拉有关的政府官员来华访问相应的费用支出，郑海东也没有汇报过。我们不知道何丰招待安哥拉海军司令到中国来的事，如果有也是个人行为，不是单位行为。何丰个人没有邀请安哥拉海军司令到我们这里访问，以及用公司的钱去接待他们一行人的权利。安哥拉海军基地项目发包方是安哥拉方面的单位，项目总承包方是某4公司，安哥拉方面的单位只与某4公司洽谈，某4公司拿下总包后才会组织分包的招投标，某集团才有可能通过分包从某4公司接一点儿活，不需要我们公司出面，我们没有安排过何丰负责跟踪承接这个项目。就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没有从某4公司接到活儿。丁某没有与来自安哥拉的客人吃过饭，也没安排过何丰接待过安哥拉的客人。11、证人钟某（时任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副经理）证言证明，项目部的财务工作由何丰直接负责，重大财务事项需要和葛某商量后上班子会研究决定。在安哥拉项目的时候，与当地政府人员交往当中，应该有给当地政府官员送钱或送物的情况，都在账上，都是我们集体研究决定的，没听说送表的事。我们集体研究时有何丰、我、玉某、葛某、郭某1、张某1、董某参加。项目部购买材料、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礼品、餐费、交通费、药费、机械配件费、机械租赁费、购车款、清关费用、劳务费、职工预支的生活费、员工的补助、加班费、给项目部养的猫、狗的费用支出等都可以报销。何丰的机票由项目部购买，也给何丰报销过礼品的费用，这些费用都在账上报销了，报销的票据有的是收据，有的是发票，有的没有发票，都是以无发票说明作为报销凭证。12、证人杨某2（时任某集团安哥拉项目部出纳）证言证明，在我担任出纳员期间，项目部所发生的费用都能正常报销，没有何丰作为经手人报销费用的情况。何丰的机票钱是项目部直接支付，不用报销；差旅费是和他同行的人作为经办人进行报销，何丰进行审批签字。没有何丰亲自买礼品的，都是由经办人先进行预支，然后凭发票进行报销，没有发票的就要有证明人证明。项目部购买材料由负责生产的副经理安排有关人员具体经办，个别紧急情况何丰直接安排人购买材料，没有何丰直接经手购买材料的情况。13、证人曹某（时任某集团安哥拉项目部材料员）证言证明，国内安哥拉项目应急采购由我负责，程序是安哥拉从网上发过来急需的东西，一般是钟某、张某1通知我们，我们这些人就开始采购，何丰没有通知过我们。采购的钱是张某4给我们，采购以后我们把票给张某4。应急材料随着安哥拉的工人出国带过去，有的时候我们采购了材料何丰也带出国。在我任职期间未出现过由何丰采购后让我们打包运出国的情况，采购小组没有出现采购错前方所报计划的情况。我们采购钻头、电工用的胶带、药品、修理用的小型工具，还有一些小的机械配件等。方便面、烟、日常生活用品等因为采购的多都是由雷鸣负责，随着装船大批的运往安哥拉。采购的材料尽量让出国的工人带出去，如果超重的话就找赵某2帮忙办理托运手续。没有何丰和钟某他们俩在国内采购东西把发票给张某4报销的情况，因为都是何丰和钟某、张某1通知我们去采购，我们再运出国外。14、证人赵某1（时任某航空公司机场主管）证言证明，在我任职期间与北京某公司采购部门有联系，主要是与张某1、钟某、曹某联系，有时何丰也从国外打电话回来，他们都称呼我赵某2。我主要帮助某公司办签证、购买机票以及超重货物办理。办理货物运送是采购组的曹某及张某1办理。何丰是安哥拉项目负责人，很少回来，我和何丰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就是工作关系。他给我打电话或者出国时找我办理手续次数不多，他每次出去行李超重的时候，都是曹某或张某1来办理。有时是他从安哥拉打回电话和我说有些急需材料需要我协助办理托运，我就会帮他把这些材料运出去，事后都是曹某或者张某1来补办手续、付款，我们给他们出具收据，如果需要发票，他们再去找包机方开发票。没有何丰当时亲自付款结算托用费的情况。15、证人葛某（时任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安哥拉某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证言证明，在我任职期间，安哥拉分公司与当地政府没有业务上的往来。安哥拉分公司没有给当地的海军司令等政府人员送过钱和物，如果为了单位的利益需要送，要报国际部经营部门，由他们策划和经理共同商量后报给某公司领导班子会审批后才能做，否则是不允许的。16、证人玉某（时任某集团安哥拉项目副经理）证言证明，国外采购材料由分公司经理何丰去订，具体负责人是冯某2。国内有国际部采购小组，由他们负责，我们提供明细。何丰是分公司项目经理，主管全面工作，我是生产副经理，钟某是财务，出纳是杨某2，葛某是书记，郭某1管技术副经理，董某现在是国际部副经理。17、证人杨某1（时任某集团公司副经理）证言证明，我不认识安哥拉海军司令,我也没去过安哥拉。之前何丰给我打电话让我证实在香港和安哥拉海军司令一起吃过饭，我当时说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不分管何丰，分管他的经理是丁某和刘某，如果谈什么项目应该他们去，我不记得跟安哥拉海军司令吃过饭、谈过项目。18、证人郭某2（时任北京市某施工集团有限公司起重运输事业部副经理）证言证明，不存在何丰个人采购材料交给我直接使用不入库、不入帐的情况。我们所有用的材料，包括配件、生活物资、药品等材料，都要入库入账。19、证人冯某2（时任某集团国际部安哥拉分公司材料负责人）证言证明，何丰不参与安哥拉体育场项目的材料采购。我在的时候安哥拉海军司令没来过我们项目部或工地。20、证人张某3（某4公司工作人员）证言证明，我们公司想承揽安哥拉海军基地项目，和安哥拉政府也有过接触，到现在这个项目一直没有谈成。我不认识安哥拉海军司令，我不知道何丰是否认识，我没有以某4公司的名义让何丰安排安哥拉海军司令到中国考察过海军基地这个项目。海军基地项目是我们公司通过“中船”和安哥拉政府洽谈的，如果签约了，需要走严格的招投标手续，最后不一定给某公司，而且这个项目也一直没有谈下来。之前有个律师以及何丰的爱人打电话找过我，让我出庭作证，证明有海军基地这个项目。21、证人郭某1（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证言证明，我主要管技术和招投标做方案。海军基地项目和某集团没有关系，是某4公司和安哥拉政府去谈，当时我们只是去帮忙测量、现场平整场地，是某4公司让我们报价和做方案的，但是项目做没做成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政府人员有没有给安哥拉政府送钱或送物的事。何丰的妻子给我打电话，找我要海军基地的资料，我找到后就给她了。22、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6月29日，房山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何丰带到谈话点接受调查。23、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等证实，被告人何丰于2007年11月至2010年3月，担任北京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经理。2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情况说明等证实，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前身北京市某建筑公司成立于1958年7月1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曾于2006年5月16日更名为北京某集团公司，2010年9月17日更名为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国际建筑工程部成立于2006年4月，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是专门从事国际工程业务的事业部建制，是代表公司进行国际市场开拓和对国际工程全过程管理的经济实体。25、某集团规章制度证实，某集团采购和资金审批流程。其中规定不准设置账外账，不准公款私存，不得设置帐外“小金库”，严禁谎报资金用途套取现金；公款不准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个人借款；财务部应严格执行现金管理规定、报销规章制度和开支标准，各种原始票据要合法有效，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办理报销。26、雷鸣制作的收支明细表证实，此明细表记载的是从国际部财务支出的安哥拉体育场项目的劳务费、管理人员工资的结余款的使用情况。该表显示，2009年5月1日支取现金148350元，备注为何丰买手表及香港费用；2009年5月2日支取现金20000元，备注为何丰费用；2009年11月3日支取现金30000元，备注为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3日支取现金20000元，备注为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4日支取300000元，备注为何丰。27、雷鸣记录帐外资金支出笔记本复印件证实，2009年4月24日机票（崔、雷）7400元，4月25日机票（何、杨）4900元，4月25日手表115000元，4月26日机票5250元，4月27日酒店15800元，合计148350元；2009年5月1日何丰支2万现金；2009年11月3日何丰支取费用3万；2009年11月13日何丰支现2万元，用于招待某4公司甲方昌平南口打靶；2009年11月14日，何丰要求转账支付现30万元。28、雷鸣、何丰、冯某1银行开户情况及账单交易明细、个人业务凭证等证实，何丰卡号：×××的工商银行卡在2009年9月20日显示余额为61426.81元，至2009年11月14日未有资金流动。该卡于2009年11月14日收入30万元，系雷鸣卡号：×××的银行卡转入；于同日在天通苑东3区2号商业楼内收入5万元，并于2009年11月15日分两笔从四环北路转出40万元，一笔35万元，一笔5万元，全部汇入冯某1卡号：×××的银行卡内。冯某1的银行卡于2009年11月20日至2010年2月通过ATM、转出、消费、水费、卡取等方式多次支出上述款项。房贷账户：×××已于2009年3月19日还清并销户。29、工资汇总表、收支明细、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证实，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通过向上海某2集团公司虚报劳务费、利用多家公司套取现金的形式，在2008年至2010年间将劳务费结余款900余万元存至雷鸣个人的中国银行账户中。30、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何丰于2009年4月25日入境，于2009年5月3日出境前往安哥拉，于2009年11月1日入境，于2009年11月16日出境前往安哥拉，四次出入口岸均为北京首都机场。31、户籍信息等证据证实，被告人何丰的自然人身份情况。32、被告人何丰供述证明，我作为安哥拉项目部经理的工作职责是负责项目现场的生产经营，具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资方面，由我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向国内国际部报送物资采购需求；另一部分是人员方面，由我在项目现场统计工人工作情况报给国内国际部，国际部根据我的统计情况给工人发放工资。我不知道郑海东、雷鸣设立国际部账外资金的事儿。我从雷鸣处支出的钱款，以他记录为准。雷鸣账外资金记录显示：2009年5月1日支出现金148350元人民币用于何丰买手表及香港费用。2009年5月2日支出现金2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3日支出3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3日支出现金20000元人民币何丰费用；2009年11月14日工行汇款支出300000元人民币用于何丰。这些记录我认可，这些钱我都用于为安哥拉项目公务支出，这些钱都是公款，我不知道雷鸣手里公款是哪里来的。当时在安哥拉某项目部负责人事工作的是张某1，她负责劳务费、加班工资制作。劳务费有合同，工人加班费和工资由张某1制作表后，经我确认后，还得要上海某2集团的张某2确认签字后，报上海某2集团申请款。2008年底2009年初，工人因为工资低要提高待遇所以闹过一次罢工，经过上海某2集团、江苏某建委、中国银行、某集团几家商量后，达成协议提高工人加班费待遇，由我们完成，雷鸣参加了谈判。是郑海东和雷鸣通知让我们海外提高加班费，我就和张某1说记好考勤，把做出的加班表，报给上海某2集团。关于雷鸣账外资金收支明细记录显示“2009年5月1日支出一笔148350元，是我在香港购买一块手表和其他的费用”，这次去应该是郑海东通知我去的，我应该从安哥拉去的香港，表我没见到，其他费用是我们大家在香港的费用支出，不是我个人的费用。2009年5月2日支出的20000元，我给前方购买物资了。2009年11月13日，有一笔20000元，是我招待客户了，在昌平南口打靶。2009年11月3日，我从雷鸣那里拿走的30000元，我给安哥拉项目部购买生活物品了，我给雷鸣发票或者单据了，因为国际部财务没有钱，所以我才到雷鸣那里拿的钱。2009年11月15日，我从雷鸣处拿走了300000元，当时我和雷鸣讲安哥拉海军司令要来华进行考察，需要一些费用，让他准备费用，我给了他发票和说明，这笔钱是公款。当时我请示了某集团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某、副经理丁某，也请示了国际部经理郑海东、雷鸣，他们同意后，我才接待的。在香港我和郑海东还有安哥拉海军司令吃过一次饭，在香港的接待费用是我支出的。安哥拉海军司令来华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给海军司令的钱是我爱人给我的钱，我爱人当时做家装生意，手里有现金，我从她那里拿的现金。2009年11月14日，我工商银行卡存入300000元，同日存入50000元，这两笔钱是雷鸣存的，是我让他转给我的，我当时招待安哥拉海军司令费用不够，然后我又打电话给雷鸣让他给我存5万元，雷鸣当天给我存了35万元。这两笔钱转给我后，我还给我老婆冯某1了。冯某1的账户于2009年11月15日收到的35万元转账就是这笔钱，她个人用于家庭消费了。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中，不存在我自己先垫付货款购买木材、水泥等货物的情况。二、被告人何丰利用担任北京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驻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部项目经理职务上的便利，于2009年3月至5月间，伙同郑海东、雷鸣帮助王某1向安哥拉运送水泥用于销售，挪用雷鸣保管的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账外资金中的人民币160余万元为王某1垫付部分海运费及港杂费。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中言词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及客观证据予以确认：1、同案犯郑海东供述证明，2008年底或2009年初，我和王某1在办公室聊天,当时何丰和雷鸣也在场，何丰说安哥拉当地的水泥价格很紧俏，王某1向我和何丰提出正好国际部在安哥拉有项目,需要运送项目物资过去,能否帮他个人也运10000吨水泥到安哥拉当地卖，赚了钱大家都有份。我当时考虑到国际部的阿尔及利亚项目是王某1帮忙介绍的，王某1也一直希望可以给我们国际部的海外项目供应物资,就同意了,当时何丰和雷鸣也表示同意。我让王某1跟何丰和雷鸣具体运作这件事。何丰是国际部驻安哥拉项目的经理，雷鸣是国际部主管安哥拉项目物资供应的副经理，他们对物资出口、运送程序比较了解。之后王某1个人水泥的采购、供应、运送都是雷鸣在国内负责手续和相关事宜，何丰在安哥拉当地帮王某1销售水泥。2009年的时候，几月份记不清了，肯定是在王某1个人的水泥采购完要起运时，当时何丰在安哥拉给我打电话说，王某1个人的水泥需要给运输公司支付海运费和港杂费，从国际部的小金库里出点儿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同意了。没过几天，雷鸣也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向我汇报了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个人水泥支付海运费和港杂费的事情。我当时表示何丰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让雷鸣具体办理这件事。但当时雷鸣没有告诉我需要具体垫付多少钱。直到我和雷鸣核对《收支明细》时，我才知道我们国际部账外资金给王某1个人水泥垫付了两笔海运费和一笔港杂费，共计609万余元。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垫付个人水泥费用，何丰跟我打过招呼，但具体事宜和手续都是雷鸣和何丰办理的，王某1还没还这笔钱，何丰、雷鸣和王某1都没跟我说过。2009年和2011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问过王某1两次水泥这事的进展情况，王某1跟我抱怨说何丰办事太拖拉，还差800万元左右的水泥销售收入没有打给他。2、同案犯雷鸣的供述证明,2008年底或2009年初，具体哪一天我就不清楚了，当时在五棵松郑海东的办公室，郑海东和王某1聊天，何丰、我都在场。何丰说安哥拉水泥很紧俏。王某1知道我和何丰在安哥拉有项目，需要运送项目建设物资材料，说能不能帮他个人运送10000吨水泥到安哥拉当地卖，具体让何丰负责，赚了钱大家都有份。何丰当时也表示同意。郑海东让王某1和何丰、我具体运作这件事。2009年3月份，在王某1个人的水泥起送前，需要给运输公司支付港杂费、海运费，但王某1打过来的钱不够了，我就找到王某1，把资金不足的情况跟他讲了。王某1让我们想办法。过了几天我找到郑海东，跟他说王某1个人的水泥的海运费、港杂费不够了。郑海东说：“何丰已经从安哥拉打过来电话了，他说让咱们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的水泥垫付一下海运费、港杂费，你就用国际部小金库里的钱先垫付一下，具体手续你去办理吧”。于是我就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为王某1个人垫付了两笔海运费和一笔港杂费，总共609万余元，具体情况在我制作的《收支明细》上都有记载。在我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个人垫付海运费、港杂费之前，我确实只是得到了郑海东的指示。郑海东说何丰已经从安哥拉打回电话让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垫付一下海运费、港杂费。因为有郑海东的指示，我就没再与何丰通电话，于是我就照郑海东说的去办了。当时何丰并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有跟何丰通过话。但大概在2009年四五月份（因为何丰在2009年四五月份从安哥拉回来后，郑海东、我、田某、崔某等我们国际部的人与何丰一起到香港旅游了一次，就是在何丰回来的这次，我与何丰见了面），我当面问何丰知不知道用国际部小金库的资金给王某1垫付港杂费、海运费的事。何丰跟我说他是在安哥拉给郑海东打的电话，告诉郑海东用国际部小金库的钱先给王某1的水泥垫付海运费、港杂费，等王某1的水泥在安哥拉卖掉后，所赚的钱放在安哥拉某项目部，他再和王某1统一算账就行了。我之所以要确认，一是因为王某1的水泥生意是王某1与郑海东、何丰以及我共计我们四个人合伙做的生意，何丰是合伙人之一，他也要参加盈利的分配，做生意所用资金的问题他应当知道。二是，国际部的账外资金是从安哥拉体育场项目套取出来的，何丰是项目经理，对账外资金也有支配权，只不过账外资金是由我来保管，也就有必要确定一下何丰是否知道挪用了国际部的账外资金给王某1的水泥垫付了费用。再有，挪用了国际部的账外资金是要归还的，何丰负责王某1水泥的接收和销售，我向何丰确认他事先是否知道用国际部的账外资金垫付了王某1水泥的部分海运费和港杂费，是要提醒何丰等水泥销售款回来后是要归还国际部垫付的那些钱。支付王某1个人港杂、海运等费用时我是以北京六建名义支付给南京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了，都是用我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的。这609万余元有一部分来自于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的劳务费结余款，就是国际部的账外资金；还有一部分是个人的钱，其中包括何丰的200万元木方款，我个人的43万元加班费和王某1交过来的260万元。3、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2008年底或2009年初，何丰称安哥拉当地水泥很紧俏，而国际建筑工程部刚好在安哥拉有某体育场的项目，我就想让郑海东帮我运送水泥到安哥拉出售。几天后我到郑海东的办公室找他，请他帮忙在采购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物资的时候，也帮我个人采购些水泥运到安哥拉出售，我还向郑海东表示，水泥的采购费用、海运费等由我负责。郑海东表示同意，让我找雷鸣具体办理此事，他会去跟雷鸣打招呼。后雷鸣与我对过账，根据雷鸣记载的费用清单，我共运送2万吨水泥，这2万吨水泥的费用主要就是采购水泥的货款、从国内到安哥拉的海运费，还有港杂费。从费用清单看，我个人只出了一部分钱，剩余款项是国际建筑工程部垫付的。上述2万吨水泥都是由何丰在安哥拉当地帮我销售的，但何丰只通过地下钱庄给我转回一部分钱，我投入的900余万元成本基本上回来了，但是没有利润。我找何丰要过钱，何丰说安哥拉当地的货币宽扎相比2008年的时候贬值的厉害，通过地下钱庄往国内打钱成本高、风险大，剩下的钱何丰一直没打给我。4、证人倪某（时任南京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会计）、陈某（上海某5公司退休人员）、石某（时任上海某5公司会计）证言证明，相关公司为王某1运送水泥的事实。5、证人高某（时任某集团机电分公司材料员）证言证明，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的水泥采购这项工作中，雷鸣负责与安哥拉现场洽谈需求计划。我和雷鸣都向上海某2集团跑过请款申请。港口现场的验货装箱由我负责，出口报关由孙某负责。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采购水泥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以项目物资名义夹带他人物资的情况，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的物资都是由北京某公司采购，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物资的海运费、保管费由上海某2集团支付。6、证人孙某（时任上海市某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员）证言证明，雷鸣曾通过我将王某2、王某1个人的水泥运到安哥拉，但不清楚港杂费和海运费是如何支付的。7、收支明细、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及相关公司会计账目等证据证实，某集团国际建筑工程部账外资金账户于2009年3月31日收到劳务费结余款823615.9元、王某1转账260万元，于4月30日收到劳务费结余款833217.41元。4月15日支出3828573.23元(王某1水泥)，5月4日支出788480元（王某1水泥）。8、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犯郑海东、雷鸣的判决情况。9、被告人何丰供述证明，2008年底或2009年初，具体在哪里，谁在场我记不清楚了，王某1问我安哥拉水泥价格怎么样，我说比国内价格贵，后来王某1和雷鸣一起将水泥运到安哥拉，我们项目部收货后，用在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了，付款是上海某2公司将钱付给我们，我们再将钱给王某1。现在我们还欠着王某1个人水泥款。我不知道王某1个人运到安哥拉的水泥的港杂、海运费用是谁支付的，王某1是以北京某公司安哥拉某体育场项目的名义把水泥运过去的。我没参与帮王某1运送和销售水泥。对于被告人何丰及其辩护人针对贪污事实所提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被告人何丰的供述，同案犯郑海东、雷鸣的供述，证人张某1、田某等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何丰与郑海东、雷鸣共谋实施了采用虚增劳务费手段从安哥拉体育场项目中套取工程款作为国际建筑工程部的账外资金，何丰将该账外资金中的51.5万元占为己有的事实，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何丰及其辩护人针对挪用公款事实所提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被告人何丰的供述，同案犯郑海东、雷鸣的供述，证人王某1等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何丰利用其职务便利伙同郑海东、雷鸣为王某1垫付海运费、港杂费的事实，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何丰的辩护人所提雷鸣小金库账户属于公私款混存账户，不能在木方款200万元的资金来源及性质未查明的情况下指控何丰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关于200万元木方款系何丰所有的事实，只有雷鸣供述证明，被告人何丰对此始终予以否认，因此该200万元的资金性质尚不明确，即不能确定是公款，也不能确定是何丰所有，所以本院在认定挪用公款的数额时，也未将该款计算在挪用公款的数额中。另外，从账外资金收支明细的记录来看，该200万元在2009年4月25日之前已经全部支出，所以被告人何丰于2009年4月25日之后侵吞的51.5万元与该20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应全部认定为公款。故对被告人何丰的辩护人所提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公款，数额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应依法予以数罪并罚。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何丰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何丰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何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2026年4月1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何丰退赔人民币五十一万五千元，发还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责令被告人何丰与郑海东、雷鸣共同退赔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元三角一分，发还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于 妍人民陪审员  梁志艳人民陪审员  王永祥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金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