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4民终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1，男，1969年7月23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本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2，男，1972年7月23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本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3，男，1941年1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本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冷某，女，1945年10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4，男，1977年10月12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本县。原审被告：吴某5，男，1981年11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住本县。原审被告：吴某6，男，1979年8月1日生，汉族，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现住深圳市。上诉人吴某1、吴某2因与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吴某4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赡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黔0423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吴某1、吴某2愿意承担赡养义务，但五个子女经济能力、付出的照料时间不一样，所支付的赡养费不应一概而论。上诉人吴某1为长子，农民，靠自有的一点土地种蔬菜和做点零工为生，因是4级伤残人员，2017年之前一直在借钱供3个子女上大学，现还在陆续归还中，生活刚好能维系。上诉人吴某2，农民，同吴某1一样靠自有的土地种蔬菜谋生，文盲，其妻常年身体不好，2018年因病情恶化在贵阳妇幼保健院做子宫切除手术，至今在康复中。三子吴某4，公务人员，无子女。四子吴某5，农民，一子。五子吴某6连续在外打工16年余。上诉人虽在物质上没有对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足够支持，但平时对其生活都小心关照，包括生病住院都是上诉人吴某1、吴某2轮番在医院照料。五个子女的时间经济能力不一样，因此对被上诉人赡养费的支付不应一概而论。二、上诉人吴某1、吴某2愿意承担赡养义务每月给付给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300元，计算过高，无力承受。按一般赡养费计算标准，子女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视为子女无力向父母提供赡养费；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时，超出部分，2个子女按50%、3个子女按40%、4个子女按30%、5个子女按20%计算。被上诉人有5个子女，每人应按高出最低生活保障部分支付赡养费。上诉人吴某1四级伤残、吴某2文盲且妻子常年多病，参照镇宁自治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镇宁调查队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十项，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404元……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22元……全县农村低保标准由2017年的3528元／年提高到3876元／年……”上诉人吴某1、吴某2靠自有的一点土地种蔬菜为生,刚刚在低保标准线上，一审判决上诉人每人每月给付300元赡养费有悖事实，对上诉人造成了巨大负担，上诉人实属无力支付。如按镇宁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上诉人吴某1、吴某2每人每月应支付赡养费用为（8822／12-3876／12）＊20%＝（735.17-323）＊20%＝82.434元／月，不应为每人每月300元。三、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可以向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支付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用每人每年1000元计算过高，应按2018年、2019年上诉人吴某1、吴某2的当年实际经济收入来作为赡养费的计算标准。上诉人吴某1、吴某2除了经济困难没有支付被上诉人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外，还有其他难言之隐，被上诉人吴某3把上诉人吴某1一家赶出家门，吴某1无奈借债修建房屋，在吴某1修建房屋过程中，被上诉人多次打砸房屋，造成上诉人吴某1心理和经济上多重伤害，加上需要供子女上大学，近十年来，一直靠亲友借债维持生活，至今也在还债中。其次，上诉人吴某1从结婚后时常被被上诉人吴某3冲打，甚至在三个子女很小的时候被吴某3赶出家门，受伤残疾也没有得到过家人的任何帮助。在2017年吴某4提议每人每年交赡养费2000元，一开始上诉人吴某1、吴某2表示经济实在困难可不可以过两年再涨，在经村委会协商后上诉人均同意将赡养费提高到每人每年1500元，但第二天被上诉人冷某就把原分配给吴某1、吴某2的土地上的农作物损毁并强行收回给吴某5耕种，不仅伤了吴某1、吴某2的心，更是直接将本就拮据的上诉人置于更贫困的地步。而上诉人吴某2妻子因第一胎刚出生几天的孩子被被上诉人吴某3故意吓死以后，常年疾病缠身，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以后，想到当年被上诉人吴某3的恶劣行为而痛失的孩子，加上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便暂缓了向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上诉人为人子女，也能理解父母不容易，但也希望父母能理解子女的不容易。上诉人始终均不反对子女应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但应在其能力范围对父母尽应尽的义务，因此对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2018年、2019年的赡养费计算也应依据2018年、2019年上诉人吴某1、吴某2的实际收入减去镇宁县当年最低保障后，再乘以20%才是上诉人应支付的标准，参照上述镇宁自治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镇宁调查队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十项，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标准，2018年、2019年上诉人家庭负担严重，且可以耕种的土地也被被上诉人强行收回，是无力向被上诉人支付赡养费用的。四、被上诉人吴某4应按其实际能力支付赡养费用，不应与上诉人相同。吴某4系政府工作人员，其生活条件充足，且被上诉人原为登记在册的低保人员，因为吴某4的工作，致使被上诉人无法领取每年的低保配额，间接造成其他兄弟间的赡养压力。因此吴某4在对被上诉人所应承担的赡养义务中，不应与二上诉人相同。参照上述镇宁自治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镇宁调查队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十项，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标准，被上诉人吴某4应支付赡养费用为（28404／12-3876／12）＊20%＝（2367-323）＊20%＝410.6元／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吴某1以自己需抚养子女上学及系四级伤残人员，不能与其他子女平均负担赡养开支为由，实质是在推卸责任。父母抚养子女供子女上大学是其应尽义务，不能成为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不论是农民还是伤残人士还是国家公务人员在赡养父母问题上都有同等义务。两上诉人以答辩人收回耕地和赡养费计算依据不合理，不愿平均负担赡养费，同样也是在推卸责任。在《分管协议》中答辩人公正、公平平均分割财产给五个子女，其承诺赡养父母，如不赡养父母，父母有权收回遗产和耕地，并签字生效。是被答辩人先不履行协议中的约定，不付赡养费，答辩人才收回耕地，如对此有异议，可请村委帮忙调解，但不能成为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收入依据准确，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吴某4二审中未答辩。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二审中未答辩。原审原告吴某3、冷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吴某1、吴某2补付2017年至2019年三年赡养费每人3000元，2018年5月至2019年9月医药费每人750元；2、判决五被告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500元、医药费100元，共计600元；3、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共生有长子吴某1、次子吴某2、三子吴某4、四子吴某5、五子吴某65人。2013年，因原告年近70高龄多病，5个孩子均己成家立业，按农村风俗习惯择农历正月30日召开家庭会进行分家析产并明确二老赡养费由5个儿子承担，房产分割后的第1年，五个孩子每人每年给原告600元、第2年给1000元、第3年给1000元；到第4年由于各种物价上涨，三子吴某4提出增加原告的抚养费，长子吴某1、次子吴某2不同意，经村委调解仍无果。只有吴某5每年2000元，吴某4、吴某6二人每年3000元从不间断的支付，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如前请求予以判决为谢。原审被告吴某1辩称：2017年之前的赡养费我是拿的，因为当时没有调解成功，且我家里有三个子女在读大学，负担重，2018年、2019年的赡养费我确实没有支付。我母亲将我的土地收回后，我就没有收入。原审被告吴某2辩称：父母的土地分得不公平，我家庭负担重，我能承受多少就承担多少。2017年的赡养费我也支付了，只有2018年、2019年的没有支付。原审被告吴某4辩称：赡养费我一直给的，父母之所以起诉我们，是因为大哥、二哥没有给，也没有照顾老人。我有工作，我愿意多给一些。原审被告吴某5辩称：我愿意支付赡养费。原审被告吴某6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微信上表示对父母的诉讼请求无异议。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原告吴某3、冷某生育五子女，即五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4、吴某5、吴某6，现二原告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且原告吴某3具有四级残疾。2018年至2019年二原告因病花费医药费共计人民币1591.69元。另查明，被告吴某1、吴某2未支付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对父母在经济上给予供养，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精神上给予慰藉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原告吴某3、冷某缺乏生活来源，需要子女予以赡养。但被告吴某1、吴某2却以生活困难、未分到土地为借口而欲推卸其义务，此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4、吴某5、吴某6作为子女，应依法履行其赡养义务。故原告吴某3、冷某诉请五被告支付赡养费，本院予以支持。赡养费根据本地生活水平、原告的实际需要和五被告的实际支付能力予以确定，本院酌定每月每人支付300元的赡养费给原告吴某3、冷某。关于补付赡养费问题，被告吴某1、吴某2在庭审中均承认2018年、2019年的赡养费未支付，故对于原告吴某3、冷某诉请被告吴某1、吴某2补付2018年、2019年的赡养费，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吴某1、吴某2每人应补付赡养费人民币2000元。关于医药费的问题，对于原告吴某3、冷某要求被告吴某1、吴某2支付2018年至2019年的医药费共计1591元，本院认为每名子女都有对父母赡养的义务，2018年至2019年的医药费应由五名被告共同承担，每人承担人民币318.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4、吴某5、吴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月起每人每月25日前给付原告吴某3、冷某赡养费人民币300元。二、限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4、吴某5、吴某6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每人支付原告吴某3、冷某2018年至2019年的医药费人民币318.3元。三、限被告吴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某3、冷某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人民币2000元。四、限被告吴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某3、冷某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人民币2000元。五、驳回原告吴某3、冷某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吴某1、吴某2、吴某4、吴某5、吴某6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某1、吴某2提交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白马湖街道青龙社区居民委员会2020年1月21日《关于吴某1、吴某2与父亲吴某3、母亲冷某一家家庭纠纷的情况说明》、贵阳市市级医院统一门诊病历（姓名为吴红珍）、贵州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收费专用票据（姓名为吴某3）、贵州省人民医院处方笺（姓名为吴沛亮）、贵州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姓名为吴沛亮）及吴某1的残疾人证等证据；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提交其身份证及吴某3的残疾人证等证据；被上诉人吴某4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二审中均没有提交证据。因上诉人吴某1、吴某2提交的吴某1的残疾人证及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提交的其身份证以及吴某3的残疾人证，当事人一审中已提交，依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本院不予组织质证。对上诉人吴某1、吴某2提交的其余证据，因只能证明其家庭困难，而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亦不予组织质证和采信。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对父母的赡养扶助是子女的法定义务。关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如果父母与子女一起生活，子女自然应当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如果父母和子女不在一起生活，子女应当根据当地的物价等因素给父母一定的生活费。赡养费用一般不低于子女本人或当地的普通生活水平。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可依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共同负担赡养费用。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应当自觉、主动地承担较大的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有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共5个子女,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现年事已高，无劳动能力和其他经济来源，且被上诉人吴某3为四级残疾，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依法应当共同承担起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或相应责任。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生活居住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地坝村一组现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青龙社区范围，参照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0788元／年计算，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应当每月给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692.93元（20788元／年×2人÷5人÷12个月）；参照2018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9170元计算，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应当每月给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305.67元（9170元／年×2人÷5人÷12个月）;参照《（贵州省）镇宁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十、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中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146元计算，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应当每月给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538.2元（16146元／年×2人÷5人÷12个月）；参照《（贵州省）镇宁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十、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就业”中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901元计算，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应当每月给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263.37元（7901元／年×2人÷5人÷12个月）。结合上述相关数据看，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一审主张“五被告每人每月支付原告赡养费500元”，而一审在原审被告吴某6未到庭而无法调解的情况下，结合本地生活水平及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的实际生活需要，并结合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的实际支付能力，酌定由上诉人吴某1、吴某2及被上诉人吴某4以及原审被告吴某5、吴某6每月给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赡养费300元并判决，并无错误或不当。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一审主张“判决被告吴某1、吴某2补付2017年至2019年三年赡养费每人3000元”，上诉人吴某1、吴某2一审认可未支付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亦结合上述相关数据看，一审判决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各支付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2018年、2019年两年的赡养费2000元，即每人每月给付41.67元（2000元÷2年÷2人÷12个月），一审结合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的上述主张予以判决，亦并无错误或不当。至于上诉人吴某1、吴某2所称经济困难、吴某1系四级伤残人员等，均不能免除其对其父母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的法定赡养义务或相应责任的承担。此外，上诉人吴某1、吴某2所称每人应按高出最低生活保障部分支付赡养费及因为吴某4的工作，致使被上诉人无法领取每年的低保配额，间接造成其他兄弟间的赡养压力，吴某4在对被上诉人所应承担的赡养义务中，不应与其相同等，没有法律依据。另，与《分管协议》有关的分家析产纠纷或其他争议，相关当事人可以另行协商解决或另行主张相关权利。另，被上诉人吴某3、冷某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吴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某1、吴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德江审判员  刘 熹审判员  辜贤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赵奇瑾书记员齐桓（代）当事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信息将被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将承担以下法律后果：（一）承担加倍罚息或迟延履行金。（二）被强制进行审计。（三）被限制出境。（四）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五）被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六）被限制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被依法适用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及恶意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审计、利用虚假诉讼或仲裁规避执行等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拘留。（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及第二百七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和妨碍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