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旭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刚，广东孙继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显政，男，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上诉人罗旭强因与被上诉人刘显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2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旭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刘显政向罗旭强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底的租金人民币361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刘显政向罗旭强支付生猪补偿款313687.5元；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显政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关于刘显政在涉案猪棚养殖场退场后租金的计算。一审法院已然认定刘显政于2019年1月23日拆除猪棚后，仍然占用使用到4月底，但未履行合同约定给付任何资金。涉案猪棚被政府部门拆除后，罗旭强前去涉案猪棚养殖场收拾可回收物品，刘显政阻拦并声称该养殖场仍属于刘显政使用，租金会正常给付，因此合同约定的涉案猪棚养殖场未交接给罗旭强。直到2019年4月底，刘显政获得当地政府发放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后才搬离涉案猪棚养殖场。因此，刘显政应当向罗旭强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底涉案猪棚养殖场的租金36100元。至于按金43320元，因其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刘显政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一半生猪扑杀补助金及其占用涉案猪棚养殖场的租金，罗旭强有权没收，不予返还，若刘显政按照合同支付生猪扑杀补助金和租金，罗旭强可退还按金。（二）关于生猪扑杀补助金的分配。罗旭强与刘显政在2017年12月24日订立的《猪场租赁协议》中明确约定生猪养殖物（生猪补偿款）的处理规则：“在租赁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并非是生猪搬迁费用的每人一半。在本案中出现合同约定政府禁养的情况，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分配生猪扑杀补助金。在本案中，刘显政已经实际收取657375元生猪扑杀补助金，据此，刘显政应当给付罗旭强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313687.5元。至于禁养原因在合同中未予以规定，但根据合同解释，应当包括猪瘟的情形。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并不存在合同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刘显政认为政府奖励的生猪搬迁费用才是每人一半，没有事实依据。罗旭强应当获得生猪扑杀补助金的一半，其前提条件在合同已经约定了两种情形：其一，是政府征地，其二是禁养。本案是猪瘟防控而禁养。刘显政未发表答辩意见。刘显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刘显政、罗旭强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2.罗旭强退还刘显政按金43320元；3.本案诉讼费由罗旭强负担。罗旭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刘显政、罗旭强于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2.刘显政向罗旭强支付2018年12月24日至4月的租金36100元；3.刘显政向罗旭强支付生猪补偿款3526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刘显政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4日，刘显政（乙方）与罗旭强（甲方）签订《猪场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承包“南便塘”（土名）将建成猪栏租给乙方使用，半年按金43320元，每年租用金额86640元。租用时间由2017年12月24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租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刘显政已向罗旭强交付了按金43320元和一年的租金86640元。2019年1月24日，**人民政府向刘显政发出《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刘显政所经营的猪棚养殖场，未经批准违规搭建棚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等规定，已构成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令刘显政限于2019年3月15日前自行拆除所违规搭建棚舍。刘显政在2019年1月13日已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猪棚在2019年1月23日被拆除，之后刘显政还在罗旭强的场地里居住。刘显政将生猪作无害化处理的补助金为705200元，扣除相关处理费用47825元，实际收取了657375元。上述事实，有刘显政提供的《猪场租赁协议》、《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登记确认表》等，罗旭强提供的《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统一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刘显政与罗旭强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约定罗旭强将猪栏租给刘显政使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猪瘟防控，刘显政于2019年1月13日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涉案猪棚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猪棚也于2019年1月23日被拆除，刘显政不能再进行养殖，导致涉案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该结果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刘显政、罗旭强均主张解除猪场租赁协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协议解除之日存在异议，一审法院确定按猪棚被拆除之日即2019年1月23日为协议解除之日。罗旭强收取了刘显政的按金43320元，应予以退还刘显政。关于刘显政应否向罗旭强支付租金和生猪扑杀补助金的问题。在猪棚被拆除后，罗旭强称刘显政居住至4月底。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显政已向罗旭强交纳了一年的租金，即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3日，刘显政在2019年1月13日将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猪棚在1月23日被拆除，但刘显政还在罗旭强的场地里居住，的确占用了罗旭强部分的场地，综合涉案猪场的实际使用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刘显政需向罗旭强支付租金10000元。罗旭强主张过高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猪场租赁协议约定：“在租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罗旭强称该约定的是政府部门禁养，生猪补偿款的一半归罗旭强所有，而刘显政称该约定的是配合政府部门搬迁时，政府奖励的生猪搬迁费用才是每人一半。双方对协议约定的条款理解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罗旭强出租涉案猪棚养殖场给刘显政养殖，主要目的应是获取相应的租金，刘显政在养殖期间由于疫情需对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致其不能再继续养殖，其获得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应归养殖户即刘显政所有。因此，罗旭强主张刘显政支付一半的生猪补助金3526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显政与罗旭强于2017年12月24日签订《猪场租赁协议》已经于2019年1月23日解除；二、罗旭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显政按金43320元；三、刘显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旭强支付租金10000元；四、驳回罗旭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2元，由罗旭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73元，由罗旭强负担3492元，刘显政负担92元。二审期间，罗旭强、刘显政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除“刘显政在2019年1月13日已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外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案外人**村民委员会、案外人**农林渔业局与刘显政于2019年1月15日共同出具《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确认表》，确认刘显政已完成涉案猪棚养殖场中生猪无害化处理。另查明二，2019年3月27日，某某村民委员会向刘显政出具《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统一凭证》载明，某某村民委员会向刘显政支付扣除相关费用后的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偿资金657375元。2019年4月3日，某某村民委员会向刘显政出具金额为657375元支票。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罗旭强是否应向刘显政退还按金43320元；2刘显政应向罗旭强支付的租金数额；3.刘显政是否应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一、关于罗旭强是否应向刘显政退还按金43320元的问题罗旭强与刘显政于2017年12月24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据2019年1月15日出具的《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确认表》表明，刘显政于2019年1月15日已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因涉案猪棚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涉案猪棚于2019年1月23日被拆除，导致刘显政无法继续养殖。此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法院确认罗旭强与刘显政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于猪棚拆除之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罗旭强主张《猪场租赁协议》解除后，其无需向刘显政退还按金43320元。本院认为，罗旭强收取的承租按金43320元目的在于保障《猪场租赁协议》的履行，现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猪场租赁协议》解除，刘显政有权要求罗旭强全额退还已支付的按金43320元，本院对罗旭强要求不予退还43320元按金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显政应向罗旭强支付的租金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已查明事实，刘显政已向罗旭强缴纳2017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3日的租金。刘显政在2019年1月15日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刘显政自2019年1月15日起已未在涉案猪棚养殖场中养殖经营。罗旭强主张，因刘显政于猪棚被拆除（2019年1月23日）后仍居住在涉案猪棚养殖场内，其应向罗旭强支付占用涉案猪棚养殖场期间的租金。本院认为，其一，自2019年1月15日起，刘显政已未在涉案猪棚养殖场中实施养殖经营行为；其二，于2019年1月23日猪棚被拆除后，涉案猪棚养殖场已实际不能养殖生猪；其三，基于刘显政在涉案猪棚养殖场居住的行为，仅占用涉案猪场的一部分。故此，罗旭强主张刘显政应依据《猪场租赁协议》约定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刘显政需向罗旭强支付租金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三、关于刘显政是否应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的问题首先，因发生猪瘟疫情，刘显政与某某村民委员会、**农林渔业局共同出具《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确认表》确认刘显政于2019年1月15日完成某某村民委员会关于扑杀涉案猪棚养殖场内养殖的生猪的要求，某某村民委员会亦依约向刘显政支付生猪扑杀补助金657375元。故此，刘显政取得的657375元生猪扑杀补助金系其配合某某村民委员会进行猪瘟防疫工作而取得的补助金，并非因政府禁养而获得的补偿金。其次，**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向刘显政发送《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明确涉案猪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令刘显政限期拆除涉案猪棚，并且通知中未载明因拆除涉案猪棚将给予刘显政相关补偿金。最后，《猪场租赁协议》第五条约定：“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刘显政）无关，生猪由罗旭强与刘显政每人一半。”根据约定，罗旭强与刘显政每人一半分得的为因政府征地或禁养后，涉案猪棚养殖场余下的生猪。本案中，刘显政获得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并非《猪场租赁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因政府征地或禁养取得的生猪代偿金，罗旭强无权要求刘显政向其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一审法院依据《猪场租赁协议》约定及本案相关事实，判决刘显政无需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处理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旭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84元，由上诉人罗旭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万民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徐允贤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颂恩书 记 员 肖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