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终2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高艳，女，1968年4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帅，系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710661822。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征宇，系贵州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210350847。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余玉平，女，1971年3月21日生，蒙古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高艳因与被上诉人余玉平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民初3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解除双方2017年10月17日所签订《协议》的反诉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事实上是委托代理的协议，被上诉人没有代理资格，导致案涉《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双方约定的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与“华飞打官司”，即被上诉人应完成上诉人与贵州华飞新都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公司”）之间一、二审所有诉讼活动有关的工作，才能收取费用。但被上诉人并非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不能从事民事诉讼的代理。上诉人在知道被上诉人无资格代理后，又另行委托了律师代理，支付了律师费4000元并实现诉讼目的。所以上诉人的诉讼目的得以实现，并非被上诉人完成，虽被上诉人代写了起诉状，但上诉人也支付了2000元的费用，现再主张24000元的代理服务费，明显不公。且按照本地律师的收费标准为诉讼标的的6%，律师费仅为7030.43元，24000元也明显超出了本地职业律师的收费标准。据此，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余玉平辩称：1、被上诉人仅是为上诉人提供“拟写、收集、整理相关诉讼资料的服务”，而不是提供“出庭参加庭审代理的服务”；2、上诉人另行委托其他律师参加诉讼，是另一委托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3、预先支付的2000元为被上诉人提供拟写、收集、整理相关诉讼资料的服务的预付金。据此，双方协议合法有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玉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高艳支付余玉平为高艳提供的有偿服务费24000元整。2、诉讼费由高艳承担。高艳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解除双方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2、余玉平返还高艳2000元服务费；3、本案本诉及反诉费用由余玉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玉平与高艳系朋友关系，高艳因要向华飞公司索要违约金，2017年10月17日，余玉平作为甲方与高艳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内容载明：甲方为乙方写诉状和华飞打官司（打2013年6月30日-2017年10月15日的违约金），双方约定乙方该事结束后（以判决书下发时间为付款时间）付给甲方资料费24000元整，如果因为乙方的原因造成官司失败，那所有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收取乙方的后续费用。双方在落款处签名捺印。2017年5月26日，高艳向余玉平支付资料费2000元整，余玉平向其出具手写收条一份，内容载明：“今收到高艳请余玉平写资料的资料费2000元整（注：如果没有给高艳把资料整好，余玉平返还高艳1000元钱）。2017年10月17日，余玉平给高艳拟写起诉状后组织好起诉材料代高艳向钟山区人民法院起诉。2017年12月25日，钟山区人民法院以（2017）黔0201民初4437号判决书判决华飞公司支付高艳违约金117173.82元。后华飞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02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19日，高艳向钟山区人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作为民法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管理自己的事务，创设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结合双方书面约定的《协议》，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诚实守信，履行各自的义务。首先，针对高艳认为余玉平并没有完成替高艳和华飞公司打官司的义务，故不应当支付该笔费用。因双方《协议》并没有对“打官司”具体内容作明确约定，且双方均认可高艳官司的起诉材料系余玉平为高艳填写，结合《协议》下文中约定“以判决书下发时间为付款时间付给甲方资料费24000元，若因乙方原因造成官司失败，所有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收取乙方的后续费用”，现高艳索要违约金的案件已经胜诉，且高艳已经获得赔偿金，故合同目的其实已经实现。对于该辩解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双方约定的费用是26000元还是24000元，因余玉平并无证据证实约定费用为26000元，且高艳不予认可，结合《协议》及《收条》，法院确认高艳差欠余玉平费用为22000元。再次，高艳反诉要求解除与余玉平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因双方并未对合同的解除有任何约定，且余玉平不同意解除合同，经审查亦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故该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高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余玉平有偿服务费22000元。二、驳回高艳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00元，由高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高艳自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一审判决中在列明高艳反诉请求时，遗漏上诉人“解除双方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的诉请，但一审判决已对该诉请进行了说理及裁判，故本院在此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二、上诉人高艳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余玉平22000元服务费用。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首先，从案涉《协议》来看，双方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写诉状和华飞打官司，上诉人该事结束后（以判决书下发时间为付款时间）付给被上诉人资料费24000元整。对此，上诉人上诉认为，双方的约定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与“华飞打官司”，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代理人，被上诉人需要完成一、二审等所有与诉讼活动有关的工作才能收取费用，因被上诉人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不可能为上诉人进行任何民事诉讼代理，双方签订的《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事实上，上诉人另行委托了律师代理该案并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双方协议应解除。而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约定的“打官司”是指在诉讼中提供拟写、收集、整理相关诉讼资料的服务，出庭参加诉讼不在其服务范围内。对此问题，本院结合双方《协议》约定的费用为“资料费”及上诉人另行委托律师出庭的事实，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对双方实际约定的具体服务内容的陈述。双方《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履行了拟写诉状、收集资料的义务，涉及上诉人与华飞公司之间的纠纷上诉人亦已胜诉结案，上诉人合同目的已实现。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解除双方《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高艳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余玉平22000元服务费用的问题。鉴于双方《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应受到该《协议》约束，上诉人合同目的既已实现，就应按约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款项22000元，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高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上诉人高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敏审判员 马功云审判员 杨 梅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杨龙书记员戴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