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内01行终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卫宁，男，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岩，女，住呼和浩特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浩特市不动产登记局，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8号。法定代表人岩林，局长。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二环9号。法定代表人司宏社，局长。原审第三人杨晓东，男，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三人杨培兰，女，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周卫宁、周岩与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不动产登记局、原审第三人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审第三人杨晓东、原审第三人杨培兰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3行初2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房屋行政登记纠纷，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撤销给杨茂春（原告周卫宁继父、第三人杨晓东父亲）颁发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区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证号：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周卫宁、周岩于2018年1月5日已向本院提起民事继承纠纷案件，并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表明知道行政行为已经作出，但原告于2018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由此可见，原告提起本行政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法定情形，故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对于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撤销给第三人杨晓东颁发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区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证号：蒙2017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证0XXXX号）和判令被告撤销给第三人杨培兰颁发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区的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证号：蒙2017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证0XXXX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原房屋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在本案中，第三人杨培兰支付合理对价购买涉案房屋，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并占有使用该房屋，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第三人杨培兰非善意第三人，故本院对于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对于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认定周惠芬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的诉请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此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第五项诉讼请求将涉案房屋登记为杨晓东、周卫宁、周岩共同所有的诉请原告亦无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周卫宁、周岩的起诉。上诉人周卫宁、周岩上诉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行政登记违法和两次转移登记违法向回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1、本案件为行政登记纠纷案件属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审法院适用本条第一款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起诉的被上诉人作出的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行政登记违法行为是被上诉人于2011年12月作出的,上诉人于2018年7月16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法定二十年的时效，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上诉人从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违法到提起诉讼的时间也没有超过六个月。上诉人与本案第三人杨晓东因涉案房屋于2018年1月5日提起继承纠纷诉讼,2016年6月第三人杨晓东微信发给上诉人的公证遗嘱中记录的房产证号发生了变更,理论上上诉人“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但实际上是原房屋产权证一直在上诉人手中,上诉人没注意到这一变更，直到民事案件于2018年5月9日开庭才从第三人杨晓东的代理人当庭提交的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中得知所有人变为杨茂春单独所有。上诉人于2018年1月找律师提起诉讼,在立案后经律师查档后发现,上诉人手中的呼回S字XXXX号房屋产权早在2011年12月就重新变更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并又进行了两次转移登记,当时查档律师内蒙古京仲然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然提出查看复制具体内容,未得到允许。直到民事案件于2018年5月9日开庭时,当时被告杨晓东代理人当庭提交了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上诉人才得知被上诉人作出的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产权证变更登记为杨茂春(上诉人周卫宁和第三人杨晓东的父亲)单独所有。直到此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违法。正是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违法，才导致上诉人在民事继承纠纷案件中无法取得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不得以才在法官的建议下撤诉，并于2018年7月16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违法的准确时间是民事继承纠纷案件开庭时2018年5月9日，到2018年7月16日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才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超过法定时效。本案又属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从作出之日起算20年,而不是知道之日起算。被告2011年12月为杨茂春颁发的房屋产权证距2018年7月16日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不足7年时间,没有超过法定20年的时效。一审法院显然以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代替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违法的时间,从而作出了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错误判决。二、在先房屋登记违法,第三人杨晓东恶意转移登记和低价出售涉案房屋登记行为,被上诉人没有严格审查材料,违法登记,都应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1、被上诉人在2011年为杨茂春补办房屋产权证时,把该房屋产权明确登记为杨茂春单独所有，侵犯了行政行为相对人杨茂春妻子周惠芬的合法共有权，涉案房屋为公房出售的房改房,是上诉人养父杨茂春2000年从单位购买的房改房,并于2001年1月由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登记并颁发0010007号房屋产权证。根据当时的婚姻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该房屋应属上诉人的养父杨茂春和母亲周惠芬共同所有,当时杨茂春分得单位的公房,周惠芬在单位就不再享受公房待遇。被上诉人作为国家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理应非常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但在2011年上诉人的养父杨茂春明知房屋产权证被妻子周惠芬拿着，仍然向被上诉人谎称丢失，重新补办房屋产权证，而被上诉人作为登记机关审查不严,不核实权属,登记为杨茂春单独所有。显然这一行政登记行为违法，根据修改后的婚姻法，这一登记侵犯了共有人的合法共有权,不管庭审中被上诉人辩称登记工作程序不违法,但其侵犯上诉人周卫宁母亲的合法共有权的违法行为,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被上诉人的这一错误登记，致使第三人杨晓东获得了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并出售了该房产,使上诉人无法实现其合法继承权。2、第三人杨晓东恶意转移登记和低价出售涉案房屋登记行为，被上诉人作为登记机关未认真审核予以登记都应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第三人早在2014年就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公证遗嘱,明知原房屋产权证在上诉人的母亲周惠芬手中，也知道父亲杨茂春向登记机关隐瞒事实重新补办理0010007号房屋产权证的情况，但一直对上诉人隐瞒违法登记的情况，并在父亲去世后，一方面答应给上诉人补偿，另一方面却恶意办理房屋继承转移登记并低价出售涉案房屋。在民事继承纠纷中第三人杨晓东向法庭出示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成交价格由42万改为32万,买受方是丁杰。在本案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蒙(2017)0XXXX号产权证档案中，丁杰又成为了杨晓东的代理人,买受人是杨培兰，二手房交易成交价变成了10万元，这一系列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第三人都非善意第三人，不排除虚假交易侵犯上诉人合法财产权的可能。而被上诉人对这一超低价的转移交易登记,甚至可能是虚假交易的登记，没有认真审核，办理了买卖登记。这严重侵犯了财产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应改判、撤销。因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于2018年1月5日向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继承纠纷诉讼时，诉状中写明：“2016年6月原告周卫宁找到被告杨晓东要遗产时才知道，被告父亲杨茂春于2014年3月13日立有公正遗嘱，将上述房屋中属于他的产权份额交由被告杨晓东一人继承，同时发现房屋所有权证为呼回S字XXXX号的呼和浩特市××区东1-2-3位置的楼房，早在2011年就重新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变更地址为呼和浩特市××区，房屋所有权证号变更为：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说明上诉人于2016年6月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颁发了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6年6月知道被上诉人颁发了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告知过周卫宁、周岩诉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周卫宁、周岩要求撤销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起诉期限应当为2年。上诉人于2018年7月16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认为本案起诉期限应当为二十年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裁定认定起诉期限为六个月，部分事实未查清，适用法律上存在不妥，但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本案的审理结果，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周 燕审 判 员 任艳芳审 判 员 王 颖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燕书 记 员 云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