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3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解木，男，196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诏安县南诏镇文体中心商住小区A幢1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46650682370。 法定代表人：林镇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仰宁，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少莉，福建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律师。 上诉人吴解木因与被上诉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4民初2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解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剥夺吴解木的诉讼权利，程序不当。1.一审法院送达给吴解木的诉讼材料中，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并未提供“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这一份证据，该证据未送达给吴解木，而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剥夺了吴解木的诉讼权利。2.一审法院称“因吴解木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又未书面提出异议及提交证据，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与事实不符。吴解木因不熟悉诉讼程序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吴解木在庭前已提交书面答辩状，对本案诉讼时效提出异议，且在开庭后又书面补充提交质证意见，并非一审法院所述的“未书面提出异议及提交证据”。3.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向法庭提交新证据，不应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吴解木得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突然提供了新证据，补充提供了新的书面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未再组织质证也不理会吴解木的书面异议，直接对新证据予以认定，剥夺了吴解木的诉讼权利。吴解木在一审答辩状中多次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吴解木缺席判决为由不审查诉讼时效问题，剥夺了吴解木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如前所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并未提供“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这一证据，一审法院却以此为基础认定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曾向吴解木主张权利。2.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债权人自2010年4月22日后就未向吴解木催收，至2019年已过了9年，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且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吴解木于2010年主动偿还涉案贷款部分本金及利息，之后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原债权人诏安县四都农行明知吴解木在家，却未上门催收，反而私下在报纸刊登催收公告，报纸上的催收公告并未送达吴解木，也未明确列明是针对吴解木的催收公告，该催收公告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不具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也不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所列的资产管理公司，依法不适用有关金融不良资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3.退一步讲，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在报纸刊登催收公告的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但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却于2019年4月1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却在撤诉的起诉状上伪造“收文章2019年3月6日”，以此证明其曾于2019年3月6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该收文章并非人民法院正式对外的公章或其他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印章，又没有法院工作人员的签字，不能证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曾于2019年3月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2019）闽0624民初125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是于2019年4月1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诏安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也是于2019年4月16日发出，可以推断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是2019年4月9日之后而非3月6日。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关于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6日的第一次起诉确有提供，但在此次诉讼撤诉后再重新起诉，即案号为（2019）闽0624民初2103号的诉讼中，已撤回该证据。同时，一审判决书第4-5页中对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中的表述也未提及和认定2018年3月21日的债权催收公告，至于判决书后文中所提及的“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应为一审法院的笔误，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系在2016年3月23日于《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于2018年3月21日单独进行了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对此笔误可予以更正。事实上，无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提交2018年3月21日的债权催收联合公告作为证据，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和适用的法律都没有影响。原债权人即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在2010年1月24日向吴解木进行了最后一次书面单独催收，此后均以报纸公告的方式即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进行了报纸公告催收，此后在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将本案债权在内的批量债权转让给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后，联合于2016年3月23日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以及债权催收联合公告，此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第一次提起了诉讼。故本案不存在超越诉讼时效问题。其次，一审诉讼中，吴解木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可以依法缺席判决。同时，一审法院也是在综合吴解木于庭前庭后提交的答辩意见后，对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经审查无误后予以认定，并无任何不当。吴解木的权益并未受到妨碍，本案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诉讼时效也一直在持续。二、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发布的债务催收公告合法有效，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分别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公告催收讼争合同项下债权及其他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在报纸上进行公告催收，是债权人主张其权利这一意思表示的一种形式，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以上三次公告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三、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向诏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向诏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在2019年3月6日中断并重新计算。首先，一审据此认定该起诉事实的证据是（2019）闽0624民初1209号卷宗里的起诉状，该起诉状系向诏安县人民法院调查（2019）闽0624民初1209号卷宗取得，并且该起诉状右上角盖有诏安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收文章，以及立案庭工作人员在收件当日于该收文章上填写的收件当天日期即2019年3月6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当天提交材料立案后，为配合诏安县人民法院的季度结案率考核工作，于2019年6月24日申请撤诉并经诏安县人民法院准许。因此2019年3月6日的起诉依法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起诉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吴解木偿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000元，以及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期间利息1903元（自2005年3月10日起计至2006年2月5日止，以本金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计算）;偿还逾期期间利息（自2006年2月6日起至2010年4月22日止，以本金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150%计付；自2010年4月23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本金22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150%计付）；二、吴解木赔偿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本案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对吴解木提供的址于诏安县四都镇大梧村，房产证号为00××06，丘地号为00004815号的房地产在担保金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10日，吴解木作为借款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吴解木向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贷款25000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3月10日起至2006年2月5日止，借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40%，执行年利率8.37%。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吴解木同意以其名下的址于诏安县四都镇大梧村，房屋所有权证号为00××06的房产作为本案贷款的抵押，并于2005年3月10日进行抵押登记。同时约定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05年3月10日依约向吴解木发放支付贷款25000元。借款后吴解木累计付还利息2945.4元，并于2010年4月22日归还借款本金3000元。借款到期后，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分别于2006年2月6日、2007年12月5日、2010年1月24日向吴解木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于2007年12月5日向吴解木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吴解木均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上签名确认。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分三次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公告进行债务催收。2015年12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诏安县支行在福建省诏安县财政局的见证下，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另查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变更名称为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6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吴解木，后于2019年6月25日撤回起诉。2019年7月18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再次具状诉至一审法院。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2005年3月10日，吴解木向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贷款25000元，并提供其名下的址于诏安县四都镇大梧村的房产作为贷款抵押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为凭，抵押事实也依法经过诏安县房地产管理处进行抵押登记，对上述事实依法予以确认。2015年12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诏安县支行与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约定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诏安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并在《福建日报》上进行公告告知并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享有本案债权。借款后，吴解木于2010年4月22日归还借款本金3000元，并累计偿还利息1945.4元，有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自认以及还款凭证为凭，对该还款事实依法予以确认。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吴解木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22000元及利息，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本案吴解木应偿还的借款利息应以其还款时间为节点分段计算，具体为：1.借款期间利息：自2005年3月10日起计至2006年2月5日止，以尚欠本金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计算。2.逾期期间利息（自2006年2月6日起至2010年4月22日止，以尚欠本金25000元为基数年利率8.37%×150%计付；自2010年4月23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尚欠本金22000元为基数年利率8.37%×150%计付（已付还的利息2945.4元可从中扣除）。吴解木辩称原告不符合主体资格，因本案债权转让的事实已经通过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取得本案债权。吴解木另辩称本案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借款的借款期限自2005年3月10日起至2006年2月5日，债务到期后，原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06年2月6日、2007年12月5日、2010年1月24日均向吴解木发送《债务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同时在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务催收公告，2016年3月23日、2018年3月21日也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上述催收均造成本案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2019年7月18日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过诉讼时效，故吴解木提出的答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其次，本案《个人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吴解木支付本案律师费3000元，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最后，关于抵押问题，吴解木以其名下的址于诏安县四都镇大梧村，房产证号为00××06、丘地号为00004815的房产作为本案借款抵押的事实，已进行抵押登记。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对上述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吴解木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吴解木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尚欠借款本金22000元及其利息（利息具体计算为：1、借款期间利息：自2005年3月10日起计至2006年2月5日止，以尚欠本金2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7%计算。2、逾期期间利息（自2006年2月6日起至2010年4月22日止，以尚欠本金25000元为基数年利率8.37%×150%计付；自2010年4月23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尚欠本金22000元为基数年利率8.37%×150%计付。已付还的利息2945.4元可从中扣除）。二、吴解木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律师费3000元。三、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述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吴解木提供的址于诏安县四都镇大梧村，房产证号为00××06号，丘地号为00004815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29元，减半收取664.5元，由吴解木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案经本院审理，吴解木、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中“2018年3月21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有异议，认为该份公告并未实际发生，本院审查后发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一审的证据中并无该份公告，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有误，不予确认；吴解木还对一审查明事实中“2019年3月6日，诏安城投向本院起诉吴解木”有异议，本院对该部分异议在分析说理中再予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1.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法院已依法向吴解木送达了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吴解木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据此缺席审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系在综合吴解木提交的答辩意见后，对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审查后作出的认定和判决并无不当。故吴解木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程序不当的理由，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2.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国有银行是金融的重心；而且，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涉及债务人众多，难以逐一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第十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减少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确保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实力和兑付能力，为国家金融债权清收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合同效力、诉讼时效等重要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债权”的意见，亦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即国有银行可以该条规定的公告或通知方式进行不良债务催收。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诏安县支行于2011年12月8日、2013年11月28日、2015年11月27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务催收公告，于2016年3月23日在《福建日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均具有催收债务等内容，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之日起中断”的规定，认定本案诉讼时效自2019年3月6日一审法院收到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前案起诉状之日中断，并无不当。此后，诏安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又于2019年7月18日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吴解木上诉提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解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9元，由吴解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月华 审判员  傅志杰 审判员  傅 京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朱俊平 书记员傅舒惠 附：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