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74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保洪，男，195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琰，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开环，浙江君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蔡永滔，男，1962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锋，浙江永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蔡金宝，男，195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蔡保洪因与被上诉人蔡永滔、原审第三人蔡金宝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3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因没有需要开庭的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合议庭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保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1995年2月5日被上诉人、第三人签订的《立分书》中将永嘉县间宅基地（地号：01-14-208-1，面积65.3平方米）分给蔡永滔的内容即“永滔坐金宝西首空基贰间”等相关内容无效，确认位于永嘉县间宅基地（地号：01-14-208-1，面积6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归上诉人所有；3、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涉案宅基地是上诉人购买所得不予认定依据不足。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涉案宅基地出让方叶某的证言和涉案交易行为的中介李某1均证实上诉人购买的事实，叶某从他人处购买涉案宅基地的卖契也为上诉人持有，足以证明涉案宅基地是上诉人购买所得。1、涉案宅基地当初约定1300元，已付800元，尚欠500元未付。因李培逊对是否愿意继续转让一直没有表态，故在其去世后征得其家属同意，由李培逊家属与上诉人一家签订《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不影响李培逊的妻儿承认涉案宅基地是上诉人一家购买的事实。2、一审判决以《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中“已支付购买款800元”与叶某证言中的“收到800元定金”不一致作为不支持上诉人主张的理由过于牵强。3、《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的签署是上诉人的两个儿子，这完全是上诉人一家内部的处分行为而致。一审判决以《农村转让房屋协议书》上的购买者是上诉人的儿子，与涉案买卖的中介人李某1有关“二十年前的购买者是蔡保洪”的证言不一致为由，否定了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认定事实的标准。二、一审判决所阐述的理由不合理。1、上诉人当初支付800元购房款后收到出让方出具的收条是放在自己家中的，由于自己一家人外出做生意，该房子交给父母居住，收条应该是父亲蔡方权保管的。一审法院却由此推出收条谁保管就是谁购买的结论不合理。2、上诉人购得涉案宅基地后，一直闲置。2000年上诉人在外地受伤回家养病，原先给父母居住的第一间房产要还给上诉人居住，为此父母在涉案宅基地上搭了简易房居住。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实属正常。3、上诉人知道自己的第一间房屋登记了房产证，而两间宅基地并没有建房而没有登记房产证，没有提出异议也属正常。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宅基地是蔡方权或者蔡方权（排除蔡方权长子、次子）一家人购买更为适宜的理由不能成立。1、到底是蔡方权购买还是蔡方权一家购买，一审无法认定实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承认收条是蔡方权保管的，并根据所谓的“谁保管谁购买”的认定标准作出是蔡方权购买的结论显然不成立。3、本案因为登记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成讼，一审判决却以涉案宅基地登记到蔡方权以及被上诉人名下做出错误判决。蔡永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购买了涉案宅基地的事实。1、叶某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宅基地。叶某在（2018）浙Ｏ324行初136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对有无转让涉案宅基地、收到定金还是出卖款、双方有无签订协议和价款等陈述前后矛盾。此外，叶某与上诉人的儿子签订《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并收取上诉人方48000元，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陈述，其证言证明力低，不能证明购买涉案宅基地的事实。2、证人李某1是上诉人表姐夫，对800元购地款是谁出资事实不清楚，其证言具有倾向性，证明力低，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涉案宅基地。3、上诉人提供的《卖契》只能证明叶某夫妇从他人处购买了二间房子，不能证明叶某夫妇将涉案宅基地出卖给上诉人。蔡方权向叶某夫妇购买涉案宅基地并取得了《卖契》等材料，后找不到了。不能因上诉人持有该《卖契》而推定其购买涉案宅基地。4、上诉人提供的《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形式不真实、内容不客观，不能证明涉案宅基地是上诉人购买事实。首先，上诉人方在李培逊去世当天征得其家属同意并签订《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明显不符常理。其次，蔡方权购买了涉案宅基地并一直占有使用，于1993年取得土地使用权证，2000年又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上诉人方支付48000元不影响涉案宅基地设立、变更物权的行为。再次，1985年，上诉人儿子蔡乐、蔡节根本没有能力行使购买宅基地行为，《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记载宅基地的购买人是上诉人的儿子、上诉人代为其儿子支付800元等事实不客观。《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也与叶某、李某1的证言相互矛盾，且不符常理。二、1993年4月16日蔡方权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1、土地使用权证证明1993年4月16日涉案宅基地进行初始登记，确认蔡方权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该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没有被撤销或被确认无效，蔡方权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2、李某2的证言和1995年《立分书》也证明蔡方权原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三、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事实清楚。1、蔡方权与答辩人、第三人蔡金宝1995签订《立分书》，将其所有二间宅基地分给答辩人，2000年2月，蔡方权依据分家析产的约定将涉案二间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答辩人名下。答辩人取得涉案宅基地的宅基使用权。2、《老房子协议书》证明答辩人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大概2001年间，答辩人、第三人蔡金宝和大哥蔡德金共同出资、出力在答辩人的宅基地上搭建了一间简易房给其父母居住使用。2018年3月答辩人母亲患病时，双方当事人的亲兄弟蔡金宝、蔡德金和双方的妹夫中间人李金锡才把父母居住的简易房作价9000元转让给答辩人所有。3、上诉人的行为表明了其不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第一、2001年以来，上诉人知道三兄弟出资在涉案宅基地上建造简易房给父母居住，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出资。第二、上诉人取得东首一间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后，对未登记涉案宅基地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第三、2017年9月，上诉人换发房屋不动产证书时，知道涉案的二间宅基地登记在答辩人名下，也没有提出异议。蔡金宝未提交答辩意见。蔡永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1995年2月5日蔡金宝与蔡永滔有关分配蔡方权位于永嘉县间房屋和二间宅基地的《立分书》有效；2、确认位于永嘉县㎡的使用权归属蔡永滔所有。蔡保洪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1995年2月5日《立分书》中将永嘉县间宅基地（地号：01-14-208-1，面积65.3平方米）分给蔡永滔的内容无效；2、确认该涉案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归蔡保洪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蔡氏家（含蔡永滔、蔡保洪乃至其父蔡方权，具体购买人有争议）与李培逊家协商购买涉案的宅基地使用权，商定价款1300元，蔡氏家（谁支付有争议）已经支付800元，余款500元未支付。1993年4月，永嘉县人民政府向蔡方权颁发永集建（93）字第20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蔡方权，地号01141208，土地座落上塘镇西前村，用地面积140.6平方米，四至：东小路、南道坦、西胡连忠墙中、北空坦。1995年2月5日，形成《立分书》，蔡金宝、蔡永滔在该分书上签字；蔡方权在该分书上画押。该分书载明：“因儿子成人长大各已成家立业，今有留下房屋地基产业各人一份。长子次子前已分清楚，今有金宝、永滔两兄弟所分产业。有下塘西前房屋，宝洪坐东首壹长间不在内，金保坐西首房屋壹长间、永滔坐金宝西首空基贰间……”约2001年，蔡方权在涉案的地基上搭建了一间简易房并居住使用到蔡方权夫妇均去世为止。2000年2月间，蔡永滔申请涉案土地使用权的转移登记，并提交分书等材料，申请变更登记面积为65.3平方米。经审核并经蔡金宝、蔡永滔指界确认后，永嘉县人民政府准予变更登记，并于2000年2月向其颁发永嘉集用（2000）字第1－211集体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蔡永滔，地号1－14－0－208－1，土地座落上塘镇西前村，土地使用权面积65.30平方米，四至：东蔡金宝共墙墙中、南道坦、西胡连忠共墙墙中、北空坦。2016年1月4日，叶某（甲方）与蔡乐、蔡节（乙方）在李某1见证下签署了《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叶某（系永嘉县上塘镇西前村村民李培逊之妻，李培逊于2016年1月4日亡故），甲方夫妻二人曾于1985年期间与同村村民蔡保洪达成口头转让协议，将名下二间老屋及宅基地售卖于乙方（蔡保洪之子），并由取乙方父亲代付的购房款￥800元（人民币捌佰元整），甲方……”叶某在（2018）浙0324行初136号庭审中作证陈述称收到定金800元等内容。双方均陈述，买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时，蔡保洪及其大哥均已经分家。蔡保洪称，他于1981年结婚就分家了，当时分到的只是现登记在其名下的一间房子，蔡永滔、蔡金宝二人分得一间。老大分家更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由谁先购取的问题。虽然当事人均提出由自己于1985年从李培逊家购买，但是综合本案的证据分析宜认定为蔡方权或蔡方权（排除蔡方权长子、次子）一家人先购取。一、蔡保洪提供的《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及证人李某1的证言不足证明由蔡保洪先购取。（一）该协议存有不合常理之处。一是该协议首部注明李培逊于2016年1月4日亡故而协议签署时间也是2016年1月4日，结合证人李某1及蔡保洪方的陈述，该协议是在李培逊死亡之后的当天，李培逊尸骨未寒而其家人签署该协议不符合常理。二是协议记载的内容“1985期间与村民蔡保洪达成口头协议，协定价款1300元已经支付购买款800元”与叶某在（2018）浙0324行初136号庭审中作证陈述“收到定金800元”不一致。三是该协议首部写明是1985期间与村民蔡保洪达成口头协议，而协议签署人中没有蔡保洪也不一致。（二）从该协议签署双方看，购买方是蔡保洪的儿子蔡乐、蔡节，该协议首部载明“收取乙方父亲代付的购房款￥800元”，可见，蔡保洪支付800元是代他人支付，故协议显示购买者不是蔡保洪。（三）证人李某1作证称购买者是蔡保洪，与协议记载的内容不一致，且该证人与蔡保洪系亲戚关系而存有疑点，也不宜完全采信。二、蔡保洪的陈述存有不合理之处。（一）蔡保洪称1981年结婚就已经分家及大哥分家更早。该陈述得到蔡永滔陈述、证人李某2证言及1995年《立分书》记载内容印证。而蔡保洪还陈述称“购买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已经支付800元”的收条交给其父蔡方权保管。按常理收条应该是支付款项时取得、谁购买谁保管相关的“购买凭证”。即然是分家后购买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自己不保管“购买凭证”而交由其父保管不太合理。（二）蔡保洪述称自己购买的事实与涉案宅基地多年来的使用状况不符。一是蔡方权约在2000年时在涉案宅基地上搭建了简易房，建房之事蔡保洪应当明知，然而当事人与其父亲蔡方权之间并没有争议。二是蔡方权在取得分家给他东边间房屋权属证书时，蔡保洪应当明知其购买的宅基地并没有记载在内，仍然由其父建房居住使用而不提出任何异议不太符合常理。（三）在蔡保洪有一间房屋、二间宅基的情况下，其取得的房屋权属证书只记载一间房屋而没有二间宅基地，按常理应追寻不记载二间宅基地的原因。其称在发生纠纷、查询后才知道1993年就已经登记在蔡方权名下也不太合理。三、认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是由蔡方权或蔡方权（排除蔡方权长子、次子）一家人先购取更为适宜。（一）蔡保洪陈述收条由蔡方权保管。收条是能够证明购买行为的凭证，由购买者持有相关购买凭证较为合理。（二）约2000年蔡方权在涉案宅基地上搭建了简易房并居住至蔡方权夫妇均去世，而蔡保洪没有提出异议。特别是在蔡保洪自己认为有一间房屋、二间地基而其取得的权属证书上只登记一间房屋时，也没有追寻原因。只有当二间地基本来就不是蔡保洪享有权益，才比较好的解释蔡保洪不提异议的原因。（三）涉案宅基地已经于1993年登记至蔡方权名下，登记时有村委会出具的权属来源的证明。而蔡保洪提供的《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记载的购买方不是蔡保洪、证人李某1证言因与蔡保洪存有亲戚关系而存有疑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应该采信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权属证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是由蔡方权或蔡方权（排除蔡方权长子、次子）一家人于1985年购买。1995年，经蔡方权（排除蔡方权长子、次子）一家人签字、画押形成了《立分书》，蔡永滔依该分书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并于2000年经行政机关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对故蔡永滔提出《立分书》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蔡保洪反诉提出《立分书》相关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因其陈述存有不合理之处且其提供的证据存有疑点不足推翻行政机关登记颁证确认的事实，不予支持。至于蔡永滔、蔡保洪均提出涉案土地使用权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因已经有行政机关颁证确认且土地确权本属行政机关的职责而无需法院认定。判决：一、确认1995年2月5日经蔡方权、蔡永滔、蔡金宝签字画押的有关分配位于永嘉县间房屋和二间宅基地的《立分书》有效；二、驳回蔡永滔其他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蔡保洪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反诉受理费40元，均由蔡保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蔡保洪向本院申请通知证人叶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蔡保洪未在一审期间提出该申请，且叶某已经在（2018）浙0324行初136号行政诉讼案件中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依蔡保洪申请已调取该行政诉讼案件的庭审笔录等材料，双方当事人对叶某的证言亦已发表质证意见，故对蔡保洪的该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审核了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查明，蔡方权生有长子蔡德金、次子蔡保洪、三子蔡金宝、四子蔡永滔，李某2系蔡方权的女婿。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请，本案争议焦点是1995年2月5日蔡方权、蔡永滔、蔡金宝签订的《立分书》中将涉案宅基地分给蔡永滔是否有效以及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谁享有。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立分书》中签名（画押）的蔡方权、蔡永滔、蔡金宝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蔡永滔提交的永集建（93）字第20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相关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土地登记审批表等形成的地籍资料册，载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人为蔡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在1995年签署《立分书》时，蔡方权享有对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蔡保洪上诉主张涉案宅基地系其于1985年向李培逊、叶某夫妇以1300元的价格购买，尚有余款500元未支付，之后于2016年1月4日，以其子蔡节、蔡乐的名义与叶某签订《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涉案宅基地转让给蔡节、蔡乐，扣除蔡保洪当年已经支付800元，另行支付叶某48000元。叶某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出庭作证以及证人李某1的证言均称涉案宅基地转让给蔡保洪。本院认为，李某1系蔡保洪的亲戚，其证言证明力相对较弱；《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受让人并非蔡保洪、且协议签署时间发生在蔡保洪主张1985年受让涉案宅基地三十多年之后签署、并在李培逊死亡当天订立确不符合常理；叶某陈述1985年转让涉案宅基地予蔡保洪，但在尚有500元未支付的情况下，对涉案宅基地上被搭建简易房、使用权被登记在蔡方权名下后又被变更登记在蔡永滔名下等情形，均未提出异议，并在签署《农村房屋转让协议书》后又收取了蔡保洪48000元，将《卖房屋尽契》交蔡保洪，但其证言与李某2“涉案宅基地系蔡方权出资买受”的证言相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蔡保洪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宅基地系其出资购买，亦不足以推翻涉案宅基地登记簿和永集建（93）字第20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的涉案宅基地土地使用者为蔡方权的权利记载事实。故蔡方权、蔡金宝、蔡永滔于1995年2月5日签名（画押）的《立分书》中将登记在蔡方权名下的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分给蔡永滔，属有权处分。蔡保洪是否在《立分书》上签名并不影响《立分书》处分涉案宅基地行为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该《立分书》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蔡永滔依据分书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并于2000年经行政机关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确认其为涉案宅基地使用人。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要求确认涉案宅基地归属请求不再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蔡保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蔡保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孟宣审判员  李 佩审判员  张元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章亦诗书记员江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