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9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维凯，男，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农民，住昭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维志，男，汉族，1964年11月30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农民，住昭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维朝，男，汉族，1976年3月18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农民，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维芬，女，汉族，1967年1月8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文盲，农民，住昭阳区。上诉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因与被上诉人廖维芬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7）云060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7）云06民终26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昭阳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7)云0602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青岗岭乡白沙村一社1982年进行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当时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承包人口为8人，分别是廖开学、及其妻刘光英、二女廖维芬、三女廖维永、四女廖维萍、次子廖维凯、三子廖维志、四子廖维朝。1999年根据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昭通市“土地第一轮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规定，经核实续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续签后在保持原地块、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白沙一组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分为3户，户主分别变更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廖维凯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志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朝户承包人口4人，总承包人口仍是原8人（廖开学、刘光英、廖维芬、廖维永、廖维萍、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土地地块不变，未明确廖维萍、廖维芬、廖维永的承包地是在三个承包户中的哪一个户上。2016年国家投资在昭阳区青岗岭乡白沙村办电铝厂，征用了原大家庭承包土地全户共获得征地补偿款1052860.00元。因廖维芬、廖维永、廖维萍、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对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有争议，昭阳区青岗岭财政所暂停发放征地补偿款1052860.00元。后因其母刘光英病重，经廖维芬、廖维永、廖维萍同意廖维凯领取了110000.00元、廖维志和其子领取169186.00元、廖维朝领取160000.00元，现还有613974.00元在该财政所未发放。原审法院认为，原农村土地承包是农村集体的土地通过合同的形式发包给农户经营的一种制度。199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满后，在第二轮续包时，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国家制定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征地补偿款是征地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才能分割。针对本案，廖维芬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白沙村一社1999年进行了第二轮续包时的承包人口之一，结婚成家后，其承包地仍在原户，8个承包人口的承包土地被征用，获得补偿款为1052860.00元，应为8人共有。双方的父亲廖开学已于2009年农历腊月十八死亡，母亲刘光英在征地后的2016年农历冬月十四死亡，现原被告的承包人口变为6人，分别是廖维萍、廖维永、廖维芬、廖为凯、廖维志和廖维朝，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6民终1937号判决，廖维朝户（承包人口4人）被征收的15.468亩土地，每亩3万元，共计46.404万元，被继承人刘光英应分得15.468万元已经作为遗产被分割，廖维朝系一人，只能享有该户三分之一的土地补偿款15.468万元，另三分之一土地补偿款15.468万元应退出。廖维凯户（承包人口2人）被征收的10.341亩土地，每亩3万元，共计31.023万元，其名下应退出一个人的土地补偿款15.5115万元；廖维志户（承包人口2人）被征收的6.548亩土地，每亩3万元，共计19.644万元，其名下应退出一个人的土地补偿款9.822万元；三人共退出的征地补偿款共计40.8015万元。因土地承包时未明确廖维萍、廖维芬、廖维永的承包地是在三个承包户中的哪一个户上，故其三人平均分配该40.8015万元补偿款，廖维芬应分得此款项的三分之一13.6005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参照国务院《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由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分割13.6005万元给廖维芬。案件受理费2932.00元，由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共同负担。宣判后，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查清事实后依法撤销原判，驳回廖维芬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判决。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三上诉人均已成家分户，经过村上进行调查，核实了人口后，与村上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人口进行了变更，并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书，且根据廖维芬提交的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顺延三十年统计表显示三上诉人承包的土地面积较1982年以其父亲为户主承包的土地面积有了变化，三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是大家庭中由父母分给并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予以确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三上诉人成家后，与廖维芬之间也不属于同一个家庭，故廖维芬已不属于三上诉人证上的承包人口。上诉人所取得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均是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廖维芬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是否签订承包合同，是什么原因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均不是三上诉人能够决定的，廖维芬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一审判决将三上诉人被征用的开荒地所取得的征地补偿款全部认定为共有物予以分割，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三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及昭通市昭阳区青岗岭白沙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证实，廖维芬不是三上诉人承包土地证上的承包人口，且在2016年电铝厂征用土地时，廖维志家被征用的土地属于承包证上的只有1.98亩旱地，其余是开荒地；廖维凯被征用的土地属于承包证上的只有1.85亩旱地，其余是开荒地；廖维朝家土地承包证上的土地并未被征用，所征用的土地系廖维朝的开荒地及用开荒地与张永相换的地。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明》没有主任的签名而不予采信，一方面又认定廖维芬提供的连经办人的签名都没有的昭阳区青岗岭财政所出具的《证明》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标准不统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廖维芬提供的证据，上诉人提出了足以反驳的证据后，在未有其他证据推翻三上诉人的证据前，廖维芬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主观臆断，偏听偏信。1.本案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的承包地仅有18亩，而本案中被征用的土地就有32亩多，多出来的土地是从何而来？而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地共有六处，现还有五处依然还在原地未征用，且其家的自留山也未被征用，则廖家被征用的土地到底是从何而来？针对这个核心问题，一审法院主观臆断，闭而不谈。2.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张有云和廖维祥进行调查，偏听偏信。在对张有云的调查中，其证言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征用土地非开荒所得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主观臆断，偏听偏信，曲解了张有云的真实意思；廖维祥系本案的操纵者和利益相关者，其与三上诉人虽是弟兄关系，关系极坏，其证言与事实不相符，不应该采信。四、开荒地的权益受法律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三上诉人开荒耕种的土地被征收应当由三上诉人享有被补偿的权利。被上诉人廖维芬未作二审答辩。经查明，1982年国家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在昭阳区青岗岭乡白沙村一社承包了土地，当时的承包人口为8人，分别是廖开学、其妻刘光英、二女廖维芬、三女廖维永、四女廖维萍、次子廖维凯、三子廖维志、四子廖维朝。1989年廖维芬与昭通市昭阳区的彭昌金结婚，随后廖维芬的户口迁往新居住地，廖维芬在北闸镇白坡塘村12组84号未重新分得承包地。1999年进行第二轮土地续包时，原白沙一组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分为3户，户主分别变更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廖维凯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志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朝户承包人口4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分别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年国家投资在昭阳区青岗岭乡白沙村办电铝厂，征用了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户的承包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1052860.00元。因廖维芬、廖维永、廖维萍、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对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有争议，昭阳区青岗岭财政所暂停发放征地补偿款1052860.00元。后因其母刘光英病重，经廖维芬、廖维永、廖维芬同意廖维凯领取了110000.00元、廖维志和其子领取169186.00元、廖维朝领取160000.00元，现还有613974.00元在该财政所未发放。归纳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上诉人被征用的土地是否包含开荒地；被上诉人廖维芬是否有权享受本案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针对以上争议，本院评判如下:焦点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的问题。本案被上诉人起诉的是共有物分割纠纷，实质上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是起诉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的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关于上诉人被征用的土地是否包含开荒地的问题。本案上诉人认为被征用土地绝大部分是开荒地，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开荒地被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或是与本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征收土地的四至界限中，哪些属于开荒地，面积多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三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三：关于被上诉人廖维芬是否享有本案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本案三上诉人的土地是1982年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按承包人口8人向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其中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廖维芬均是当时的承包人口，有权享有承包经营的权利。三上诉人于1999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虽然三上诉人以各自为户主重新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的规定，加之结合昭阳区1999年实行第二轮延长土地续签工作中原则上对原土地承包关系不进行调整的规定，经核实续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续签后在保持原地块、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白沙村一社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分为3户，户主分别变更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廖维凯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志户承包人口2人、廖维朝户承包人口4人，总承包人口仍是原8人。被上诉人廖维芬于1989年与北闸镇白坡塘村12组84号的彭昌金结婚，廖维芬的户口随着迁往新居住地，但廖维芬出嫁后在彭昌金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未重新分得承包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之规定，不能以三上诉人重新办理承包经营权证而剥夺被上诉人廖维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被上诉人廖维芬属于1982年以廖开学为户主的承包户人口，1999年分为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三户时未明确廖维芬属于哪一个户头，因此,廖维芬作为廖开学户中的承包人口对廖开学户土地被征收，享有获得土地补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对于双方的母亲刘光英的征地补偿款，已经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分配，对于原审法院确定由三上诉人分割给被上诉人的土地征收款数额，双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2.00元，由廖维凯、廖维志、廖维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戴红梅审判员  宋明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