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84384号原告：王广群，男，196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被告：天津天纺高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98号。法定代表人：王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娜，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广群诉被告天津天纺高新物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晓娜到庭参加了诉讼。双方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23日被克扣年终绩效奖8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被克扣年终绩效奖利息2058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7679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诉请的年终奖是年终绩效奖，是根据公司下达指标对责任人完成指标情况的考核奖励。原告在职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23日，实际完成采购部利润430万，超全年指标30万元，按提成标准应提10%即43万奖金，可到年终时公司没有向原告通报考核结果，也没有让原告在考核结果上签字，之前都有签字。现在被告公司拿出的采购部2013年利润82万元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不符合民主程序，是无效的。此外，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因被告六年来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工资待遇，2018年7月初，公司通知原告按最低工资标准上保险，原告一气之下向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不愿辞职，公司也没有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愿，只是工作无法安排。被告公司在长达四年十个月不给原告安排工作的情况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起诉来院。被告辩称，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年终绩效奖及其利息部分：第一、用人单位对相关人员年终奖发放是企业自主管理和经营行为，旨在激励和提高工作者的劳动热情，被告所发放的年终奖是对符合条件员工的特殊奖励。区别于法定的同工同酬工资，属于企业自主决定，是否给予的报酬范围。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在其履行任职或离开工作岗位期间，被告就奖金的数额、分配条件、给付时间向其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第二、原告2013年根本不享有年终奖，原告所在部门未完成2013年任何任务，故不得奖。即便根据原告在职期间被告的相关文件采购部在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达到400万元的才可得奖，但当年采购部仅实现净利润88.82万元，未完成考核任务，所以未得奖。2.关于经济赔偿金：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津保劳人仲字（2018）0582号仲裁裁决书及一审、二审过程中，原告曾请求了经济赔偿金，均被驳回。现原告在本案中再次请求，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即便原告此次以扣发年终奖为由要求经济赔偿金，但该理由并非新出现的，并非原告在之前的程序中不掌握的，原告在之前的仲裁及一审、二审程序中已就要求经济赔偿金行使了举证权利。原告不可再就仲裁、一审、二审已确定的金额再次起诉，属滥用诉讼请求。津保劳人仲字（2018）0582号仲裁案件及一审、二审均已认定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17日解除，解除原因为原告主动提出，并与被告协商一致解除，故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不能适用经济赔偿金的规定。此外，我方认为原告自2013年8月23日至2018年7月17日生效文书确定劳动合同解除日，该期间为原告旷工期间，按照被告的规定旷工期间不应该支付工资，且符合原告离职条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曾任被告公司的副总经理，双方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时原告担任采购经营部副总经理，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原告于2018年7月11日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11月至2018年7月工资506688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4034元。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起诉，诉讼请求包括：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27367.26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支付下岗期间生活费116850元；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下岗期间取暖补贴2080元；4、判令仲裁裁决书关于确认2018年7月17日原告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无效，判令原告主张的2018年7月17日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效，被迫二字成立；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对该案本院已于2018年12月1日作出（2018）津0116民初8382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津02民终20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关联案件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如下事实：原告于1985年8月大学毕业经分配入职案外人天津天一纺织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起任该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12月调任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任副总经理。该公司于2006年11月改制成被告公司，原告仍任副总经理且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8月，原告因新疆储备棉经营决策问题，与同事李相银沟通中发生争执，2013年8月23日原告离开工作岗位，其后一直未为被告提供劳动至今，2013年9月期间，被告公司曾派人找原告，期间提及让原告复岗，但双方未达成一致。双方就2013年8月23日后的待遇无口头及书面约定。在此期间，被告为原告交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7月，停发工资后，原告社会保险的个人和单位应担负部分均实际由被告向征缴机构缴纳。2018年7月17日，原告向被告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提出由于被告欠发工资，即日起劳动合同解除，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被告在仲裁期间当庭表示同意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2018）津0116民初8382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如下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一节，原告主张系由于被告欠发工资，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自2013年8月23日即离开工作岗位，其后一直未为被告提供劳动至今，双方就2013年8月23日后的待遇无口头及书面约定，在此期间，被告公司承担了原告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部分和单位缴费部分，已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同时，双方劳动合同已按照上述履行方式履行超过一个月乃至数年，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就此提出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并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实际履行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应视为为双方已变更了劳动合同的履行方式。综上，故原告无权以上述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主张经济补偿金。但原告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仲裁期间当庭表示同意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双方解除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上述解除情形不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综上，对于原告主张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因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审理。经查，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送达通知，内容为：根据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现通知原告于2019年5月30日至6月3日期间到被告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及转移党组织关系相关事宜。逾期不来办理，公司将按相关程序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及转移党组织关系的手续。2019年6月4日，被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内容为：本单位与王广群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于劳动者提出原因，于2019年6月4日解除，其档案及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至河北区人社局。该证明书为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式文本一式四分，用人单位和职工各留一份，一份存入职工个人档案。庭审中，对于解除时间问题被告称：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天津二中院民事判决书，该生效判决确认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是2018年7月17日，但该生效判决下发之前被告一直在按之前的标准为原告按期缴纳社险，且2019年5月的社险已实际缴纳完毕。原告收到通知后逾期未至，被告便于2019年6月4日自行为其办理相关退工等手续，故落款日期写为实际办理日期。《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是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制式文本，是办理相关手续的必要条件，在时间上也不能倒写为2018年7月17日，出具《通知》的目的是催促原告到被告处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非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的重新确认。再查，被告公司2013年经营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规定，采购部考核目标为：实现净利润400万元，提取净利润额10%的奖励，未完成利润指标不得奖。原告以采购供应副总经理身份在被告公司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上签字确认，该部门经营目标为利润必保400万元，力争500万元。被告公司提供的2013年采购部销售利润明细表记载该年度采购部实现销售利润108.69万元，扣除招待费、差旅费等实现净利润88.82万元。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利润明细表中记载的各项数字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经营业绩中还包括当年度收储棉花的项目内容未计入当年利润明细，该项目利润当年应为400多万，但原告对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又查，庭审中原告还提供被告签章的2018年7月31日的通知作为证据，以期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因2018年7月31日被告公司再次要求原告复岗而并未解除，内容为“王广群，由于您长时间未到岗上班，现通知您请于2018年8月1日到公司报到，如不按时到公司报到，公司将按相关管理制度执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对于其公司的签章不申请鉴定，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另查，2019年6月4日原告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支付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23日的被克扣的年终奖8万元；二、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被克扣年终奖利息20583元；三、支付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76797元；四、支付2013年11月至2018年11月取暖补贴和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2600元。该委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仲裁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冬季取暖补贴和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2600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原号告虽不认可（2018）津0116民初83822号判决书，但该案经过二审维持原判，业已生效，故对于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结论，依法应直接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该判决已经认定双方解除时间为2018年7月17日，且解除情形为劳动者于2018年7月17日自行提出解除，适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件，对于原告主张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本案中原告再次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提出双方劳动关系因2018年7月31日复岗通知而并未解除，又因2019年6月4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而违法解除。对此本院认为，关联案件中对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以及因何解除这一争议的审理结果产生溯及既往的法律后果，被告收到终审判决后据此办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解除手续并无不当，该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所载的时间有误并不会产生双方劳动关系实际解除时间发生变化的法律效果。故原告的此项诉请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绩效奖金和相应利息的诉请，用人单位对于相关人员的绩效奖金的发放是企业自主管理和经营行为，旨在激励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原告诉称的绩效奖金根据双方无争议的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应在原告所在部门完成绩效指标400万的情况下方能实现。原告在认可被告公司所做的2013年利润统计数据情况下要求将其所称的收储棉花项目利润记入利润总额，但未对收储棉花项目利润的有关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作证。故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原告此项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仲裁裁决的冬季取暖补贴和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2600元，双方均未起诉，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冬季取暖补贴和集中供热采暖补助费26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闫冉冉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