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402行初61号 原告黄捍东，男，195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被告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嘉兴市中山东路1156号。 负责人孙建平，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沈惠忠、王彦，工作人员。 原告黄捍东因不服被告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嘉兴交警支队）作出的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捍东，被告嘉兴交警支队的副支队长张柳建及委托代理人沈惠忠、王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嘉兴交警支队于2019年8月23日出具了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黄捍东于2019年8月17日18时30分，在嘉兴市××百墅花园门口实施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黄捍东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2019年8月17日17时40分，原告驾驶的浙Ｆ×××××轿车停在嘉兴市××百墅花园门口，大约18时20分左右原告回到车内准备驶离，见车后面停了一辆轿车（车内无人），挡住了原告的退路，原告只能来回倒车，让车尾偏向左边倒出去。当时没有感觉撞牢后方车辆，也没有人告诉原告碰了别人的车，原告离开停车地点大约半小时，嘉兴交警支队打来电话，问原告是否在百墅花园碰了别人车辆，原告回答没有。直至8月23日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二大队）通知原告去处理以上事故时，原告看了监控录像才知道这天倒车时确实碰了后面车辆，造成轻微损伤。2019年8月23日，交警二大队对以上事故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对原告做出了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1000元罚款及记12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事故责任，故意逃离事故现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一种违法行为。联系本案原告当时确实没有感觉倒车时碰了后面车辆，原告是否明知可以通过分析得出判断：原告一不是酒驾，二是原告车辆有交强险、商业险，三是原告就是倒车时碰了一下也不会造成严重损伤，四是原告清楚有监控探头，所以原告根本没有理由要逃逸。原告不是明知碰了他人车辆逃逸，而是没有察觉。原告认为交警二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指的是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这类事故与交通肇事罪只差一步之遥，而不是原告所发生的这一类事故。原告所发生的这一类事故与“尚不构成犯罪”相距甚远。原告认为，在本次事故中确有应当吸取的教训，如在2019年8月17日19时左右，被告打电话来询问原告是否在百墅花园门口碰了别人车辆时，原告应当引起重视，不应该凭感觉处理。另外，更不应该去得罪交警二大队事故中队的一个副中队长。被告处理程序不合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在处理违法交通事故时，要先对违法行为事实进行调查，询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基本情况并制作笔录，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在笔录中注明。原告在8月23日上午按约接受处理，原告连坐下来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没有，未进行处理就让媒体进行采访，原告对当时的承办人张潮炀书面申请回避后交警二大队同意了原告的回避申请，由交警二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陆春强及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处理本次事故、制作询问笔录。但在8月24日晚上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张潮炀仍以承办警官的名义对原告接受的采访内容进行了解说，并且节目中对本次事故的定性及处理结果都发表了意见。被告表面上让张潮炀回避，实际上仍由张潮炀在实际操作本案。故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回避的规定，程序不合法。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编号330400320007806《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1份，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 2.《情况反映》2份、答复反馈意见1份、信访答复意见1份，证明被告在处理过程中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错误。 被告嘉兴交警支队辩称，一、对原告黄捍东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8月17日驾驶浙Ｆ×××××号小型轿车在嘉兴市××百墅花园门口倒车过程中，与浙Ｆ×××××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驾驶车辆逃离现场，于2019年8月23日到案接受调查。2019年8月23日，交警二大队作出道路事故认定：黄捍东驾驶机动车倒车时未确保安全，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肇事后逃逸。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查询结果、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和行驶证复印件、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2019年8月23日，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对原告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记12分。二、对原告诉讼理由的几点说明。1、原告称“倒车时碰撞后方的车辆其当时未察觉，并非明知”。事实上，从监控视频中可见，原告倒车前已经发现其车辆后方有车辆停放且距离较近，应当预见到倒车可能与后方车辆发生碰撞这一事实，在倒车过程中原告所驾车辆先后与后方停着的浙Ｆ×××××号小型轿车发生了两次碰撞，导致浙Ｆ×××××号小型轿车车身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晃动，撞击力度明显，作为一个具备一般驾驶常识的驾驶员都应当知道车辆发生了碰撞这一事实。2、原告称“不是酒驾”，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陶丽珍报警称其车辆被撞且肇事车辆逃逸，并提供了逃逸的车牌号牌为浙Ｆ×××××，在警方电话告知原告涉嫌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求其到案配合调查的情况下，原告不予积极配合，以种种理由拖延到案时间，直到警方多次通知后，方于2019年8月23日到案接受调查，由于时效的原因，原告是否涉嫌酒驾已无法查实。3、原告称“倒车时碰了一下也不会造成严重损伤”。视频监控中可见，原告驾车倒车时与陶丽珍的浙Ｆ×××××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浙Ｆ×××××号小型轿车损坏，损坏部位有现场照片可以证实，经协商，原告一次性赔偿陶丽珍车辆损失1000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之规定，财产损失无论大小都是构成交通事故的一个要件，并非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大就不构成交通事故了。因此，原告驾驶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造成了财产损失的事件，符合法律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4、2019年8月23日，交警二大队作出道路事故认定，认定原告驾驶机动车倒车时未确保安全，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且肇事后逃逸，原告未表示异议，且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名，当日，对原告实施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予以了处罚前告知，原告当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履行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的法定义务，但原告并未履行上述义务，而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直接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中的相关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未履行保护现场和报警的法定义务，且在没有法定事由或者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实质上是为了逃避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属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因此，原告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的行为，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项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综上所述，原告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已经构成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故请求依法维持被告2019年8月23日作出的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嘉兴交警支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收案登记表、接警单详情各1份，证明案件的来源和交警二大队依法于案发当日受理案件的情况。 2.查获经过1份、道路交通事故视听材料目录附监控视频光盘各1份、交通事故照片1组、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陶丽珍）1份、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份、询问笔录1份，证明原告的到案过程、依法接受询问的情况、车辆碰撞痕迹、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各1份，证明事故认定及赔偿的情况，公安机关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前的告知、作出处罚决定、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的情况。 4.人员档案、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和行驶证复印件、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驾驶证和车辆的信息、车辆保险信息。 被告嘉兴交警支队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 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一、嘉兴交警支队2019年8月17日18时38分，座机号码0573820××××9与139××××7155手机的整个通话记录；二、2019年8月23日原告要求交警二大队事故中队副中队长张潮炀回避的书面申请；三、2019年8月23日上午嘉兴交警二大队事故处理大厅的监控视频。经审核，原告要求调取的证据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无异议；对《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认为不作为处罚依据。对证据2，认为针对原告提供的上述信访件已对被告上级部门进行答复。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均系被告单方制作，且载明的承（经）办人与实际不符。对证据2中的查获经过有异议，是被告制作，内容与事实不符，案外人陶丽珍在报警时已告知原告车牌号，被告不存在“查获”一说，“多次电话联系”的表述不属实；对监控视频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视频仅能证明8月17日原告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但不能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被撞车辆系一辆小型车，车身较轻，视频中显示的晃动程度与实际撞击程度并不一致，且事故发生时原告车内安装的倒车雷达未报警，原告若在知晓碰撞其他车辆后，不可能连续撞两次。对交通事故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解说中的用词“逃逸”、“查获”、“因撞击表面留有擦痕”有异议，原告的行为并不构成“逃逸”，原告车辆上的擦痕非因本次事故产生；对案外人陶丽珍陈述材料的形成时间有异议，材料中关于“修理费大约7、8百”的陈述与陶丽珍和原告协商时的说辞不一致；对权利义务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处罚后与处罚决定书一起签字；对询问笔录，认为笔录中记载的“后来交警支队联系我，说我撞到别人的车了，让我到交警二大队来处理”在记录上存在笔误，被告在8月17日电话联系原告时仅询问原告有无撞车，未告知原告处理地点。对证据3中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告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原告在事故认定书、告知笔录上签字并不等于认同处罚；对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作出的处罚不服；对送达回执无异议。对证据4中的原告人员档案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能够与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核对一致，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系信访件及信访回复件，与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无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事故发生后案外人陶丽珍向警方报案，被告依法受理案件的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查获经过载明的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以及原告接受调查的经过与原告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案外人陶丽珍的陈述基本相符，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案外人陶丽珍的陈述材料有承办民警及陶丽珍的签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中的其余证据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结合证据2能够证明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并就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据及相关的陈述、申辩权利对原告进行了告知，最终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的事实，对该组证据本院均予以认定。对证据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17日18时30分许，原告驾驶浙Ｆ×××××号车在嘉兴市××百墅花园门口倒车过程中，与停放在后方的案外人陶丽珍所有的浙Ｆ×××××号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驾车驶离现场，案外人陶丽珍报警。同日，被告对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涉嫌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受案登记。2019年8月23日，原告至交警二大队接受调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末尾确认“以上看过对的”，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捺印。当日，被告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就其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依据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等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原告在告知笔录中明确对上述告知事项“不陈述和申辩”，并在笔录上签字捺印。同日，被告作出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载明了权利救济途径，该处罚决定书于当日向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书，故诉至本院。 另查明，就涉案交通事故，原告与案外人陶丽珍已经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嘉兴交警支队作为嘉兴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辖区范围内发生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进行管理及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嘉兴交警支队作出嘉公交决字[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 首先，关于涉案处罚决定的事实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被告调取的监控视频，可以证实事故当天，原告驾驶浙Ｆ×××××号车在准备倒车前，已经对其车辆周围情况进行了观察，原告于1997年12月18日初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作为一名有着多年驾龄、有经验的驾驶员，原告应当预见其车辆与其后方停放的浙Ｆ×××××号车距离较近，具有发生碰撞的风险。后原告在倒车过程中确与浙Ｆ×××××号车发生了两次碰撞，并驶离现场。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两车相撞后，浙Ｆ×××××号车有明显的车身摇晃，而原告在两次碰撞之后均采取了向前开调整方向的操作，原告称其没有察觉事故发生不符合常理和日常经验。结合原告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倒车的时候只感到稍微震了一下，还以为是开过一个凹坑”，原告在明知其与后方车辆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在感觉车身震动时却未能立即停下车确认车辆碰撞情况并保护现场，其主观上对事故的发生及后续处理采取了放任及回避的态度。原告在没有法定事由或者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被告以此认定原告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具有事实依据。 其次，关于涉案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三）造成交通事故够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被告认定原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依据该条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于法有据。 再次，关于涉案处罚决定的程序方面。被告在接到案外人陶丽珍的报警后，于当日进行了受案登记。此后对陶丽珍及原告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2019年8月23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告知，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罚、依据及原告享有的相关权利，在原告对该处罚告知明确表示无陈述、申辩的情况下，被告做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并进行了送达，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称被告工作人员张潮炀在原告申请回避后依然参与涉案行政处罚案件，构成程序违法，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被告提供的涉案交通事故的处理材料，无证据显示张潮炀参与了8月23日被告对原告进行的调查、告知及处罚决定，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嘉兴交警支队作出的[2019]第330400-210008906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捍东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捍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晨 审 判 员  唐 琳 人民陪审员  钱阿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 法官助理吴丽洁 书记员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