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川0704行赔初1号 原告:周建波，男，生于1980年5月26日，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28号院508号楼1单元120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10号。 法定代表人：任伟，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明聪，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妃，四川众城（三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游仙路192号。 法定代表人：姚绍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建波与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城建)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川0704行初16号行政判决。周建波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川07行终174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建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亮、被告绵阳市游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游仙住建局”）副局长王明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妃、第三人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建波诉称：2016年11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为1611210060、1611210061、1611210062、1611210063、1611210064、1611210065、1611210002、1611210003、1611210004、1611210005、1611210006、1611210007、1611210008、1611210009、1611210010、1611210011、1611210012。合同签订当日，被告为原告的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办理了登记备案。2019年4月8日，原告到被告处查询登记备案信息，获知原告在2016年9月30日至2019年4月8日有效的登记记录为无。2019年4月11日，原告到被告处核实相关情况，在被告的“商品房合同注销管理中”发现，被告已经在2017年8月25日注销了原告的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登记备案。注销的备注信息显示为：“根据王明聪局长指示并签字和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2017）26号和28号文件精神以及该公司的申请书，特注销该合同”。原告认为，被告作出注销原告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被告和第三人的行为也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应当予以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请求：1、判令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原告1018957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原告8787397元。 原告周建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举出并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借款合同、付款凭证，证明第三人用本案备案案涉房屋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并进行备案，该担保是法律规定的让与担保。 2、（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注销原告的商品房备案登记行为违法，原告商品房备案登记已被注销，该判决书中审理查明部分确认案涉房屋担保效力。因被告的注销行为导致原告担保物丧失，属于国家赔偿法第4条4项规定。该证据所涉行政判决一审、二审对是否已撤销注销行为的理由是不一致的，一审认为不应当登记，二审认可担保效力，不撤销注销的原因是因为客观上该房屋已经备案给了案外人，客观上不能撤销并非法律上的原因。 3、第三人的民事执行信息，证明第三人涉及未履行的债务、执行案件多达20条以上且均未履行。而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姚绍勇未履行信息多达60条，该组证据说明第三人及实际控制人姚绍勇已丧失清偿能力。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原告唯一能寻求的就是拍卖案涉房屋，因被告的违法注销使得原告无法通过拍卖房屋实现债权，原告的损失已实际产生，且该损失是直接损失。游仙法院执行信息就有12个均未得到清偿。 被告游仙住建局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于借款合同、付款凭证，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不构成让与担保，借款合同第二页最后一句明确借款合同约定的担保是流质条款，该条款是违法的应属无效，该协议里面没有任何让与担保约定，并未明确原告可就案涉房屋拍卖或者变卖的款项用于偿还该500万元借款。原告对案涉17份合同的标的物不享有任何物权，不能主张赔偿。2、对于（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判决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明确原告的行为设立了任何担保。该判决最终结果维持一审判决，从理由和陈述看被告的注销仅存在瑕疵，并不是被告作出的结果有错误。3、对于第三人的民事执行信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的500万元借款与本案撤销行为之间没有关系，我们撤销的不是民间借贷合同而是买卖合同，该500万元借款原告截止现在并未向第三人进行主张，不能证明实际损失。 第三人高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借款合同、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九民纪要第71条规定，借款合同中涉及直接抵偿担保的是无效的。2、对于（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二审都确定被告的行为实体是正当的，仅存在程序瑕疵。行政判决并未认定是否属于担保以及担保与否的问题。原告认定担保有效的主张不成立。3、对于第三人的民事执行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我公司作为被执行案例很多但不等于我公司已资不抵债，也不能证明给原告造成损失。 被告游仙住建局辩称：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行政行为无关。其主张损失系民间借贷合同的风险，且该损失并未实际发生。所以其赔偿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行政赔偿的赔偿对象应当是因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显然本案的行政行为撤销买卖合同备案的行为对原告没有产生任何直接损失，主张的赔偿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该责任不应由被告承担。另，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通过系统自行签订，并由系统生成合同编号，仅完成商品房预售网签程序，并未在住建局办理备案登记，原告在完成网签后未按规定在住建局完成备案登记，住建局按规定依照第三人申请撤销，住建局撤销行为系撤销预售签约而并非撤销备案登记。被告撤销网签与原告所主张损失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赔偿原告任何损失。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让与担保内容，不构成让与担保，原告对该案房屋不享有物权或物权期待权。原告损失尚未明确且其即使存在损失也非因被告原因造成，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游仙住建局就答辩内容，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举出了以下证据： 1、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证明该合同未经被告预售备案登记，未加盖预售备案章；合同附件四明确约定原告逾期付款，第三人可解除合同并在房管部门办理合同注销备案。虽然我们注销存在瑕疵，但权利都是双方约定的。 2、借款合同，证明房屋买卖合同的内容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属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但协议第一款第六条约定的担保内容为流质条款，应认定无效，除流质约定外并无其他担保约定，不构成让与担保，原告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任何物权及物权期待权。 3、申请书，证明被告的撤销行为系依第三人书面申请，并对双方协议内容、履行情况进行调查后实施，撤销结果归根结底系原告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所致。 4、四川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实行网上签约和预售登记备案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证明预售合同网签、备案登记是二个不同程序，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仅完成合同网签，未办理登记备案。被告撤销行为使房屋恢复预售状态，未损害到原告的合同权利。 5、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证明第三人应在预售合同网上签约后30天向住建局备案登记，但该程序因第三人未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备案登记而未完成。 原告周建波的质证意见为：1、对《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三性予以认可，不认同被告所述的证明目的。该合同有备案号且与借款合同备案号匹配，说明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是为担保借款协议的债权，符合让与担保规定。被告提出的解除条款第三人并未行使。对于借款合同，该合同与第一组相印证说明本案民事基础法律关系是让与担保，担保的合法性，（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第2页第2段第一句明确确认民事性质。该判决审理查明也对该案基础法律关系系让与担保予以认定。该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转化为房款约定双方并未执行，执行的是担保条款，在协议第6条均能显示出案涉备案房屋是为了债权提供担保。不管是被告、第三人都是混淆了担保、抵押流质的关系。对申请书的三性均不认可，二审已判定该申请书与被告的注销行为是违法的，并认为被告的违法不仅是瑕疵和程序违法，该判决最后一页第3段第3行确认被告违法是因主要证据不足，不仅是瑕疵。同时，该申请书说明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对于《四川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实行网上签约和预售登记备案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该组证据说明被告注销行为违法。 第三人高野公司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举证的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称第三人没有行使解除权，被告提交的申请是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该申请就是行使解除权的表现形式。 第三人高野公司述称：已有证据证明原告涉嫌非法经营，案涉债权也系非法经营，希望法院移交刑侦。原告主张的债权对基础合同（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其债权应另案审查确认。在未能由生效判决确认之前该债权不能明确。案涉备案登记涉及流质条款，该登记应视为无效。因此原告对案涉房产没有合法权益。既然没有合法权益何来主张赔偿。综上，恳请将本案移交刑侦或者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高野公司为证实其述称，在举证期限内举出并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九份生效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网下载打印件），证明原告在相对较短期限内原告涉及若干笔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按照九民纪要原告涉嫌职业借贷。原告本案主张债权金额必须另案审查。职业借贷属于非法经营，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请求法院移交刑侦。 原告周建波的质证意见为：对于九份生效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网下载打印件），真实性认可，与本案的行政诉讼并无关联性、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也与本案无关。同时第三人提供的裁判文书中的51号判决书中第6页审理查明也证实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姚绍勇向公安机关反映本案原告涉嫌犯罪，也并未提供公安机关立案的证据，故第三人是试图将法庭诱导到刑事领域。第三人已采用该方式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 被告游仙住建局的质证意见为：对于九份生效裁判文书（裁判文书网下载打印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被告认为该案中原告与第三人间民间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其签订的担保合同也系从合同也应无效。买卖合同无效，故被告撤销备案登记本身不会损害原告的实际权利。综上，被告认为该证据证明被告不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本院确认并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建波与第三人高野公司商议由周建波向第三人提供借款，由第三人提供担保，双方遂签订了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2016年11月21日，第三人高野公司为该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办理了网上签约备案登记，并生成了相应的合同签约备案号。同时，第三人高野公司（乙方）与原告周建波（甲方）、第三人高野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绍勇（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第三人在原告处借款500万元，原告需在2016年11月20日前支付200万元、在2016年12月25日前支付300万元给第三人高野公司，借款期至2017年5月20日，同时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为保障第三人高野公司向原告周建波履行还款的义务，第三人高野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仙桃街东2号游仙星辰广场二期的16套住房及地下车库，为原告周建波办理完毕销售网签备案，并在该合同中注明了房屋信息及签约备案号。2016年11月21日-23日，原告周建波陆续向第三人高野公司支付了借款共计500万元。 2017年8月24日，第三人高野公司向被告游仙住建局提交申请书，申请将已签合同的部分房屋销售合同注销。被告游仙住建局经调查核实，遂注销了该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网上签约登记备案，并注明：“根据王明聪局长指示并签字和绵阳市高野科技有限公司（2017）26号和28号文件精神以及该公司申请书，特注销该合同”。2019年4月18日，原告周建波未在个人及家庭房屋信息记录中查询到相关记录，后向被告进行核实得知案涉房屋网签登记备案已被注销，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的注销合同签约备案号的行为违法，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完成登记备案。 本院认为：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全国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之规定，被告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预售管理的行政机关。涉诉行政行为即注销网签登记商品房预售合同系被告基于《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行使商品房预售管理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之一，具有可诉性。原告作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之一，依法可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撤销商品房登记备案行为按照国家赔偿法是否应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之规定，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需具备三个条件：1、行政机关实施了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即存在损害结果；3、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是因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造成的，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对于被告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2019）川07行终116号行政判决书已确认被告注销合同签约备案号的行为违法。 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撤销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行为违法，对其造成了损害，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虽被告作出撤销登记备案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是否能够得到行政赔偿在于：原告的合法权益有无受到损害及其主张的损害与被告的违法行为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对于原告是否受到损害以及是否存在损害结果的情况。本案中，原告在庭审中虽举示了借款合同及收条证实其借给第三人款项500万元的事实，但截至庭审结束，原告并未就其借给第三人的500万元借款是否向第三人主张过权利以及原告是否因借款而受到了损失进行举证证实，也未对被告注销案涉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进行举证证实，故原告是否受到损害以及是否发生损害结果现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据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而导致的不利后果。 综观庭审，原告主张的损失实际是第三人到期未能偿还借款造成，而并非被告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行为所致。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实际上是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也未针对案涉预售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支付过价款，其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实际为借款。故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其实际作用在于当第三人到期不能偿还借款时，以该商品房作为担保标的物来向原告清偿债务。因此，原告与第三人虽签订了借款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但原告实际上仅享有一个债权，即因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原告主张的损失实质上是因第三人未履行借款合同约定所致，并非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撤销所致。故而被告作出的注销案涉17份《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行为并未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 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与注销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首先，注销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无任何实质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商品房预售合同办理登记备案，只是将商品房开发企业与承购人之间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予以记载在案、存档备查或者将商品房预售合同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开，是一种对事实状态的记载，并不涉及预售合同效力的改变和确认。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虽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交易，也不存在法律保护的权益，该合同即便经过了登记备案，也不可能改变其效力或产生新的法律保护的权益。因此，注销该登记备案，无论违法与否，均不会对原告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害，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其次，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担保也不属于被告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时审查的职责范围。被告在办理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时，只是对第三人的商品房预售条件、许可及预售合同进行审查和登记，并不涉及原告与第三人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担保，该借款合同及其担保也不可能被纳入登记备案审查的范围。因此，即使因案涉登记备案被注销给原告在借款合同及担保上带来影响，也与被告履行职责没有关联，被告对此亦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综上，原告主张的损失不是被告造成的，被告注销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行为虽然被认定为违法，但与原告所述的损失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依法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建波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茜 审 判 员  贾武君 审 判 员  郑金蓉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法官助理  蒋四通 书 记 员  张凤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