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8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德华，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元元，安徽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正达交联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荷岙村。法定代表人：徐素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琦，浙江名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向刚，男，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冶市。原审被告：杨爱丽，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永，乐清市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许德华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正达交联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达公司）、刘向刚、原审被告杨爱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苏子文、叶恒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德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正达公司对许德华的诉讼请求，并改判由刘向刚向正达公司偿付货款及利息损失，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正达公司、刘向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一）一审法院从《保证书》内容认定刘向刚实质为中间商，其向正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承诺为附条件承诺及以本案付款条件未成就为由认定刘向刚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1、刘向刚在本案中的身份不仅仅是中间商，其在签订《保证书》之后即成为本案直接的唯一付款义务主体。从《保证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所有的付款主体均为刘向刚。原因是大冶迪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峰公司）与刘向刚签订有《桥架电缆、配电箱采购安装合同》，合同约定由刘向刚负责迪峰公司承包的阳光新都地下车库及住宅管井桥架电缆、配电箱采购安装工程，故迪峰公司有向刘向刚付款的义务，且正达公司是该项目最终的电线电缆产品的提供方，最终货款是需要支付给正达公司，虽然单独来看各自都是独立的合同关系，但是经各方协商达成《保证书》，约定货款由刘向刚直接支付给正达公司，且正达公司也予以认可后，故刘向刚即成为直接的付款义务人。《保证书》是各方对付款重新达成的协议，刘向刚是直接的付款义务主体，故正达公司只能要求刘向刚支付货款。2、《保证书》第4条中约定的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并不是附条件的付款期限，而是关于履行期限的约定。履行期限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双方不需要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也不能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否则债务人有权拒绝。本案中，迪峰公司付款与否不决定刘向刚向正达公司付款的义务是否生效，只是付款时间而已。由于“以上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是一个不明确的时间概念，本案属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保证书》上载明了付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故可以据此确定该货款的支付时间。3、退一步说，即使《保证书》约定了刘向刚的付款条件，但该条件也已成就，刘向刚有向正达公司付款的义务。首先，根据正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正达公司已经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其次，迪峰公司与刘向刚之间的款项均已经结清。一审法院在认定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时，并没有严格审查迪峰公司是否向刘向刚支付了货款，仅凭刘向刚本人陈述迪峰公司未向其支付过货款就认定付款条件未成就，并从而判决刘向刚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刘向刚同时也是作为保证人的身份在《保证书》上签字，故其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刘向刚应对所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刘向刚及正达公司都已经明确表示刘向刚为保证人，一审法院不仅没有对刘向刚的保证人身份予以认定，更对此没有作任何解释说明，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作为债权人的正达公司未要求保证人许德华承担保证责任，应免除保证人许德华的保证责任。第一，许德华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且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因正达公司未在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要求许德华承担保证责任，故许德华的保证责任应予以免除。第二，保证期间的性质为除斥期间，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的担保责任当然免除。同时，我国尚未建立答辩失权制度，许德华不因没有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利。在本案一审中，许德华虽未到庭抗辩保证期间已过，但如经法院审理查明，正达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向许德华主张权利的，法院应当主动援引保证期间的相关规定，判决许德华不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正达公司答辩：一、许德华认为刘向刚签署涉案《保证书》，愿意承担债务，表明刘向刚是唯一付款义务主体，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1、本案并无债务转移的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正达公司与上海市闵行区风瑞成套电气经营部（以下简称风瑞经营部）从无达成债务转移的约定，且《保证书》亦无约定债务转移。《保证书》系本案债务保证人所作的保证意思表示，且刘向刚签署在保证人一栏中，均说明本案主债务人系风瑞经营部且债务尚未免除的事实。2、尽管一审法院认定刘向刚签署《保证书》，系愿向正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但债务人的加入并不能免除主债务人风瑞经营部的付款责任。《保证书》中的“由刘向刚在最后后期尾期中一并付清”“以上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以上文字仅表达刘向刚愿意承担付款责任，但不能作为风瑞经营部债务转移或免除的依据。故许德华以刘向刚愿意承担付款责任，作为风瑞经营部债务转移或免除的理由，于事实与法律无据。二、杨爱丽系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且债务从未免除或发生转移，故应承担付款责任。从本案购销合同反映买方系风瑞经营部，合同履行过程中风瑞经营部也从未向正达公司披露实际买受人系他人。虽然许德华及杨爱丽在一审答辩时，均认为实际买受人系许德华，但正达公司从未放弃对风瑞经营部的权利主张，亦未变更选定许德华为相对人。即使许德华与杨爱丽均答辩双方系委托关系，但依据《合同法》第403条规定，正达公司仍选择杨爱丽承担责任，则杨爱丽仍须承担付款责任。三、正达公司与风瑞经营部未约定还款日期，与许德华未约定保证期间，许德华关于保证期间已过的主张不成立。1、《担保法》第26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许德华与正达公司并未约定保证期间，而主债务人风瑞经营部从未与正达公司约定主债务偿还日，许德华认为“已过主债务届满之日六个月”不符本案事实。2、《保证书》上“余下货款在2017年11月1日前全部支付完成”，该2017年11月1日系刘向刚个人愿意偿还债务的日期，并非主债务人债务偿还日期，不能作为许德华承担保证责任起诉的主债务届满日。3、若许德华将以上2017年11月1日理解为所有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也不能免除其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因本案未约定履行期限，故以上日期即使作为保证期间亦明显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应当视为没有约定。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被上诉人刘向刚未陈述答辩意见。原审被告杨爱丽答辩称：一、许德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法院经审理己认定许德华委托杨爱丽以风瑞经营部签订《购销合同》，同时也认定在许德华没有履行义务时，杨爱丽己向正达公司披露许德华。本案的争议主要焦点是正达公司在杨爱丽的披露后有没有选择许德华为相对人的问题。其次，原审法院未认定正达公司选择许德华为相对人不符合常理并违背法律法规，且与已认定的正达公司向许德华主张债权并收取货款等情形相矛盾。正达公司作为出卖方，当杨爱丽向其披露许德华时其要求许德华作为付款的义务人，符合常理。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素苹为了向许德华主张债权，出差到湖北大冶，并且要求杨爱丽一起过去帮忙催讨，期间支付杨爱丽车费900元；后获悉货物已出卖给刘向刚，就要求刘向刚承担付款义务。前述情形足以认定，正达公司是从实体关系上选择了付款义务人。再次，徐素苹在发给杨爱丽的短信中明确表示“我不骂你，我骂许德华，你是担保人，你也为难，钱你帮我要回来，谢谢你！”等字样，非常清楚的表明正达公司已经选择许德华为相对人。二、原审认定正达公司向许德华主张债权及即便许德华有付款的行为，也系其作为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的行为，无法认定正达公司已选择许德华为相对方主张权利，与原判事实认定存在矛盾。所谓的许德华保证责任是在2017年7月6日出具保证书之后成立，在此之前向许德华主张债权的行为就无法解释了；且从该保证书的文字上分析，该《保证书》实质具有承诺的性质，是许德华、刘向刚对正达公司就如何付款做出的承诺。杨爱丽系《保证书》上的担保人，且早已超出担保期间。三、原审认为刘向刚不承担责任明显错误。《保证书》明确约定了货款有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该约定是附生效条件的约定，即该货款先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再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刘向刚是主要付款义务人，原审法院判令杨爱丽承担付款责任，刘向刚反而不承担付款责任明显本末倒置。如果不能证明迪峰公司已经向刘向刚支付货款的，则该合同生效的条件尚未成就。四、杨爱丽之所以没有提起上诉，是因许德华在上诉期间打电话告知杨爱丽，称杨爱丽不用上诉，许德华已经上诉，效果是一样的；从许德华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来说，许德华主张自己已经向债权人披露了刘向刚，那么无论许德华向债权人披露了刘向刚的理由是否成立，在杨爱丽主张自己已经向债权人披露许德华这一个事实上总是一致且存在的。综上，原审判决否定了正达公司已经选择许德华为相对方的事实是错误的，本案应发回重审。2019年5月31日，正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风瑞经营部立即偿还正达公司货款418774.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8774.89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杨爱丽、刘向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用由风瑞经营部、杨爱丽、刘向刚承担。诉讼过程中，正达公司以许德华为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为由，杨爱丽以许德华以风瑞经营部名义与正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是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为由，均申请追加许德华为被告。正达公司增加诉讼请求为：判令许德华对风瑞经营部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庭审过程中，正达公司以风瑞经营部已注销为由，将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杨爱丽立即偿还正达公司货款418774.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8774.89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刘向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之后，正达公司将上述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变更为2017年11月2日。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正达公司与风瑞经营部分别作为供方、需方签订六份《购销合同》（其中五份《购销合同》载明委托代理人为许德华），六份《购销合同》货款金额合计1298774.89元，并分别对付款日期进行了约定（该六份《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日期均早于正达公司诉请主张的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2017年11月2日）。2016年8月至10月期间，正达公司共六次将货物交付给货运单位，并要求货运单位将货物托运至指定地点后联系许德华、刘向刚收货。2017年7月6日，杨爱丽、刘向刚、许德华在《保证书》上保证人处签名并按指印，刘向刚签名的下方已打印了其身份号码。该《保证书》内容为：关于迪峰公司阳光新都项目电气工程所用电缆为正达公司产品，中间由刘向刚负责安装及采购，经正达公司法人徐素苹与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经双方协商同意在2017年8月30日前支付正达公司货款30万元。2、余下货款在2017年11月1日前全部支付完成，并终止双方合同。3、就目前情况迪峰公司需要发票才可以付所欠货款，正达公司在接收30万元货款前需开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不在30万元货款内，后期尾款也需先开增值税发票，迪峰公司财务方可汇款，所有发票由正达公司先行开出，增值税发票费用不为货款，另行计算，按照所付金额的10%计算，由刘向刚在最后后期尾款中一并付清。4、以上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另查明，1、风瑞经营部系经营者为杨爱丽的个体工商户，于2014年3月13日成立，2017年2月10日经核准注销。2、正达公司自认被告方于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陆续支付货款共63万元，于《保证书》签订后支付货款25万元，被告方合计付款8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债务承担的主体问题及欠款金额问题。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杨爱丽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问题。正达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杨爱丽是相对方，应承担付款责任。杨爱丽庭审中表示其是受许德华的委托与正达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杨爱丽因许德华没有履行义务向正达公司进行披露，正达公司在催款过程中选择了许德华作为相对人，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1、已付货款是许德华支付；2、正达公司方同意向杨爱丽支付差旅费；3、正达公司已经到湖北向许德华主张债权，许德华也同意了。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正达公司选定了相对人是无权变更的。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即便杨爱丽与许德华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且杨爱丽已向正达公司披露了许德华，本案也无法认定杨爱丽所称的“正达公司在催款过程中选择了许德华作为相对人”的事实。从涉案《保证书》可见，许德华系在《保证书》上保证人处签名，并未将许德华作为向正达公司履行买卖合同付款义务的相对人，故正达公司向许德华催款，即便许德华有付款的行为，也系其履行作为保证人的保证义务的行为，无法认定正达公司已选择作为所谓委托人的许德华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鉴于正达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上载明的买卖双方当事人为正达公司与风瑞经营部，正达公司有权向风瑞经营部主张其权利。由于风瑞经营部已注销，现正达公司要求其经营者即杨爱丽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二）刘向刚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问题。根据涉案《保证书》中的“中间由刘向刚负责安装及采购”、“由刘向刚在最后后期尾款中一并付清”、“以上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等内容，以及落款处已打印了刘向刚的身份号码的情况，结合刘向刚庭审中所述“许德华拿了一份保证书给刘向刚签字……当时保证书拿过来是空白的……其他人怎么签的，刘向刚不清楚”，可见该《保证书》内容实质上系作为中间商的刘向刚对其向正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附条件的承诺，其付款所附条件为正达公司在接收货款前先开具增值税发票以及迪峰公司已向刘向刚支付货款。鉴于刘向刚表示迪峰公司未向其支付过货款，且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迪峰公司已向刘向刚支付货款，即无证据证明《保证书》中该付款条件已成就，现正达公司要求刘向刚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正达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系《保证书》中要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对正达公司为何系向金雀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到庭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正达公司认为系按杨爱丽的要求，杨爱丽、刘向刚均表示不清楚。由于该争议问题不影响刘向刚的责任承担问题的上述认定，故本案中对该争议问题不作认定。（三）许德华的责任承担问题。许德华在《保证书》上保证人处签名，应认定为其自愿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双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许德华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保证书》中未明确应向正达公司支付的货款总额，且各被告对正达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未予认可。该院认为，正达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及物流单可以证明风瑞经营部向正达公司购货，正达公司已将货物交付给货运单位，并要求货运单位将货物托运至指定地点后联系许德华、刘向刚收货的事实，即正达公司已履行发货义务。结合涉案《保证书》系杨爱丽、刘向刚、许德华在上述《购销合同》及物流单之后签名确认，该《保证书》中未反映被告方就正达公司履行《购销合同》的交货义务情况存在异议，且本案中并无证据反映双方有就正达公司未全面履行交货义务问题进行交涉，由此可以认定正达公司已经按约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对该事实予以认定。正达公司交付的六份《购销合同》的货物总额为1298774.89元，扣除正达公司自认的被告方已付货款88万元，风瑞经营部尚欠货款金额为418774.89元。杨爱丽作为已注销的风瑞经营部的经营者，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正达公司要求杨爱丽偿付货款418774.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11月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许德华未履行保证义务，现正达公司要求许德华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正达公司对刘向刚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许德华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依法缺席审判。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判决：一、杨爱丽应偿付正达公司货款418774.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8774.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款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该院柳市法庭转付；二、许德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正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37元，减半收取4018.5元，由杨爱丽、许德华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许德华向本院提交补充证据材料，即：桥架电缆、配电箱采购安装合同复印件１份，该复印件来源于刘向刚，欲证明迪峰公司与刘向刚存在合同关系，迪峰公司有向刘向刚付款的义务，且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被上诉人正达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都不认可，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迪峰公司与许德华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不能证明保证书中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原审被告杨爱丽认为，从合同来看，能够证明杨爱丽不是合同相对人，而且已经披露了许德华，本案与杨爱丽没有关联。原审被告杨爱丽向本院提供证据即：杨爱丽与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号码189××××3788）的短信截图，欲证明其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退一万步讲也只是担保人，不是主债务人。上诉人许德华认为其不知道证据中显示的手机号码是否为正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也不能达到杨爱丽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正达公司经核实，确认号码为189××××3788的号码机主为其法定代表人徐素苹，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杨爱丽的主张，在保证书上2017年7月6日保证人一栏里面是有杨爱丽签字的，所以虽然合同的主债务方是风瑞经营部，杨爱丽是经营人，但杨爱丽也在担保人栏签字了，因此还是不能说明许德华直接从担保人变为主债务人，正达公司认为主债务人仍是风瑞经营部，许德华是其中的一个担保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许德华及原审被告杨爱丽提供的上述证据均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对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及付款义务人”、“刘向刚是否为涉案货款债务的保证人”、“本案保证期限是否已过”等事实，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说明。本院认为：就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本院作如下评析。一、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相对方及付款义务人。首先，虽然案涉六份《购销合同》载明的需方即买受人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各方对六份合同主体具有一致性的事实没有异议，均认可需方是以风瑞经营部的名义与供方正达公司签订合同。风瑞经营部的经营者即杨爱丽认为，其是受许德华的委托与正达公司发生买卖关系，但上述《购销合同》载明的合同相对方是风瑞经营部，不是许德华，且其中五份合同明确载明许德华是委托代理人即受托人，而不是委托人。其次，杨爱丽认为其已向正达公司披露了实际买受人是许德华，正达公司在催款过程中已选择了许德华作为相对人，但其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3即微信转账凭证，仅能证明正达公司方于2017年7月7日转账给杨爱丽900元的事实，即便该款项的性质是正达公司支付杨爱丽的差旅费，但也无法得出正达公司选择许德华作为相对人的结果。杨爱丽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正达公司已选择了许德华作为相对人，且正达公司不予认可，故对杨爱丽抗辩许德华是付款义务人的主张，本院无法予以采信。第三，涉案《保证书》是保证人向债权人出具的保证承诺，其中载明“由刘向刚在最后后期尾期中一并付清”、“以上货款由迪峰公司支付给刘向刚，并由刘向刚支付给正达公司”等内容，是保证人对货款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的单方说明，并不是双方对债务转移的约定，故不能据此认定风瑞经营部债务已经转移由刘向刚承担。现风瑞经营部已经注销，而杨爱丽是风瑞经营部的经营者，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杨爱丽是合同相对方，应承担付款责任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被上诉人刘向刚是否为涉案货款债务的保证人。如上所述，涉案《保证书》并无债务转移的约定，风瑞经营部仍是本案债务的主债务人；刘向刚、许德华、杨爱丽均以保证人的身份在该《保证书》保证人栏签字确认，其意思表示真实，但杨爱丽是风瑞经营部的经营者，在风瑞经营部被注销后应承担主债务人责任，故应认定刘向刚、许德华是涉案债务的保证人。正达公司要求刘向刚及许德华依法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三、关于本案保证期限是否已过，许德华是否应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保证人出具的《保证书》未约定保证期限，保证期间应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保证期间尚未起算，不存在保证人许德华、刘向刚因保证期间届满其保证责任免除的问题，本案保证期间未过，许德华以本案保证期限已过为由，主张其应免除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许德华认为“合同的付款主体已变更为刘向刚”、“本案保证期限已过，其应免除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但许德华认为“刘向刚是涉案货款债务的保证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杨爱丽应偿付浙江正达交联电缆有限公司货款418774.8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418774.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第二项即“许德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撤销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判决；三、刘向刚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1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37元，均由杨爱丽、刘向刚、许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叶 恒审 判 员 苏子文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