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5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光高，男，汉族，1947年10月7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委托代理人徐天骏，云南鹤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潇，女，汉族，1968年2月16日出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上诉人任光高因与被上诉人肖潇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602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是：2012年8月8日，任光高与肖潇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任光高将位于鲁甸县医疗废物销毁站内的63.96亩土地，连同房屋16间永久性转让给肖潇使用，肖潇共计支付了4070071.00元给任光高。后因无法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任光高、肖潇于2014年4月13日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合作协议书》对合作项目、合作期限、合作方式、合作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约定。2014年4月15日，任光高、肖潇双方又签订《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任光高将其所持有的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中的45%的股权转让给肖潇。2014年4月16日，任光高、肖潇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0月10日，肖潇以其股东身份诉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鲁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621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书》，后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6民终69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鲁甸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621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书》。现任光高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本案任光高、肖潇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且随后任光高、肖潇又到鲁甸县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肖潇系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亦经鲁甸县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规定，任光高主张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为了达到不办理增资手续、继续享受国家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逃避纳税义务、减少对公司债权人的债务偿还责任等目的，损害了国家和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就应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就本案中任光高提交的证据无法判定该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情形，遂对任光高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时是否存在增资，是否存在逃避税收等行为属于工商登记机关行政处理范畴，本案不予认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任光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任光高负担。判决书送达后，任光高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肖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称《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权转让是买卖行为，买方支付转让款获得股权：卖方获得转让款而失去股权。要认定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必须要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事实；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事实，必须要认定获得肖潇800.10万元的主体是否是任光高。但一审判决未认定获得肖潇800.10万元投资款的主体是否是任光高，也未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对国家、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二、一审判决依据的事实与本案并无关系。一审判决认为“任光高、肖潇又到鲁甸县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肖潇系鲁甸县溢洋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亦经鲁甸县人民法院、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认可。”以上事实只能证明肖潇依本案所诉《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了鲁甸县溢洋公司股东身份，而不能证明该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与本案并无关系。三、任光高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达成，且损害了国家和第三人利益。（一）任光高提交的《合作协议书》和工商登记资料中的“收条”足以证明肖潇投资的8001000.00元属于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获得8001000.00元的主体是鲁甸县溢洋公司而非任光高，肖潇向鲁甸溢洋公司投资获得股权是增资行为，而非股权转让行为。（二）任光高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肖潇依据与事实不符的《股权转让协议》获得了股东资格，工商部门登记的肖潇认缴出资额是900000.00元。（三）肖潇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按认缴出资900000.00元获得股东资格损害了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1.肖潇据与事实不符的《股权转让协议》骗取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手续获得股东资格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性，损害了国家利益。2.肖潇向鲁甸县溢洋公司投资8001000.00元，并据此投资获得45%的股份，应将增资程序8001000.00元资产转移到溢洋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应以8001000.00元为基数缴纳印花税，按现行标准万分之五计算，应由鲁甸县溢洋公司缴纳即花税4000.50元。但双方捏造了《股权转让协议》并据此协议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在工商登记信息中，肖潇变为认缴出资900000.00元，没有缴纳一分税款，鲁甸县溢洋公司逃避了缴纳印花税4000.50元的责任，给国家造成了4000.50元的税收损失。3.肖潇据《股权转让协议》并获得股权，使得本应转移到鲁甸县溢洋公司的8001000.00元财产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到溢洋公司名下，使得溢洋公司的债仅人无法向该8001000.00元财产主张权利，损害了第三人（溢洋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肖潇未作二审书面答辩。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除对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及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任光高与肖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原审判决驳回任光高诉讼请求是否正确。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本院经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任光高对8001000.00元的款项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肖潇应当就其出资款项享有公司的股份权利；溢洋公司在工商登记时明确该公司性质属于个人独资企业，上诉人任光高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成立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具有合法的约束力，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双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登记具有其法定效力，针对上诉人任光高主张的增资、逃税的情形，由于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主张，工商管理部门也未进行审查认定，故原审法院驳回任光高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正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任光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戴红梅审判员  宋明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昆阳书记员董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