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82民初4779号原告：闫红强，男，汉族，1971年9月14日出生，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鲁军，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栖霞市。法定代表人：刘添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保骅，女，该公司职员。原告闫红强与被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薯香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2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闫红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鲁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保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闫红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烟署经济损失2036137.2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优质脱毒烟薯25红薯种苗，种苗供应数量合计230万棵。自2018年5月1日开始供应，每天供应不低于15.6棵。合同第三条约定，如被告违约，不按照协议规定收购原告红薯，按协议亩数计算，每亩赔付原告4000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2018年5月22日，双方签订了《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并再赠送30%的苗子。自《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签订后，截至2018年6月16日为止，被告实际供应烟薯苗754700棵、西瓜红苗760200棵，其中合同期内即5月15日以前来苗630200棵，但仅含烟薯苗425600棵。合同期外即5月15日以后来苗884700棵。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供应红薯苗299万棵，按原告要求每天供应不低于15.6万棵，到5月15日供应完毕。但实际上被告因供苗不及时以及无苗可供而将约定的烟薯苗更换为西瓜红。而且从6月16日以后，时节已过红薯正常生长期，不能再种植，未能种植的面积为329.09亩。6月16日以前种植的面积为1509100/4500株/亩=335.4亩。原告根据被告实际供苗数量已经结清了全部供苗款。但由于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大幅降低，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薯香公司辩称，原告曾对被告提起过（2018）鲁1082民初7888号诉讼，该案中依据的合同与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依据的是同一份合同，因为7888号案件双方已经达成调解，说明这份合同的履行已经完毕，不存在本案起诉的因供苗不足造成损失的问题。如果原告有异议的话，就应当在7888号案件中提出，但其没有提出，就表明没有异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在荣成、文登经营牧场的个体业主。2018年3月6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二者共同签订《红薯种植收购协议》（打印版）一份，合同编号为2018030601。主要约定：第一条：甲方责任1、甲方向乙方提供优质脱毒烟薯25红薯种苗，暖棚育苗，剪苗长度在25公分以上，质量达到行业标准，红薯种苗价格为0.20元/棵；2、种苗供应数量合计：230万棵，按照乙方需求每天不低于15.6万棵；3、种苗供应时间：2018年5月1日起开始供应；……6、甲方收购乙方红薯保护价格为￥1元/斤，收购停止，一个月内甲方按照收购额度6%给予奖励；第二条：乙方责任4、种植管理方法具体指标为：①乙方须进行冬耕，冬耕深度超过40厘米以上；②种植起垄高度需超过30厘米以上，垄间距80厘米以上；③每亩种植描述不低于4500株；……6、乙方种植的红薯必须是协议中执行的品种，如掺入其他品种的红薯，甲方有权拒绝收购并索赔。第三条：违约责任1、甲方如有违约，不按照协议规定收购乙方红薯。按协议亩数计算，每亩赔付乙方4000元；……第五条：本协议签字后具有法律效力。供货、对账、款项结清后，协议自行终止。如遇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协议，甲乙双方各自承担责任。上述收购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又于2018年3月8日再次签订一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合同编号为2018030801，在该协议中，与3月6日协议相比，仅第一条第2款中的“每天不低于15.6万棵”变更为“每次不低于15.6万棵”。除此以外，其他条款完全一致。另外，该协议最后有备注内容“甲乙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8060601收购协议无效”。上述两份协议由被告的主管人员于厚涛与原告方进行磋商确定，后期协议的履行事宜也由于厚涛负责跟进。被告公司在协议中加盖了公章，于厚涛也在协议中签字确认。对于两份《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由来，双方当事人陈述不一致。原告主张：之所以3月8日再次签订一份协议，是因为协议都是被告打印的，后被告以3月6日打印的版本上有很多打印黑点，显得不美观为由，要求双方重新打印签署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内容并未合意进行变更，原告在签署完3月8日协议后，才发现被告擅自将双方合意约定的“每天不低于15.6万棵”变更为“每次不低于15.6万棵”。被告则主张：一、合同约定的15.6万棵是基于最大程度的运输运费，太少的话就不值得运输；二、由“每天”变更为“每次”，是签订3月6日合同后双方都发现了这个错误，所以才签订的3月8日合同，因为原告不可能每天种植15.6万棵苗，每次送苗原告方人员都告知被告方人员不要一次送太多苗，而且我方也不可能每天提供15.6万棵苗，这是双方都不可能履行的事；三、合同签订有先后顺序，按常理来讲，应当以后签的3月8日合同为主。经查实，涉案两份合同是双方之间唯一的合同，此前此后双方均未发生其他交易。2018年3月8日，原、被告同时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内容为“根据薯香公司与闫红强合同编号为2018030601，双方补充协议如下：1、薯香公司承诺按照供货数量给予30%的种苗赠送。赠送方式按照每车发货数量计算；2、关于运输用中转包装，由甲方向乙方提供，费用0.01元/斤，中转包装物运输由乙方负责。”2018年5月3日起，被告按协议开始首次供应烟薯苗，供应数量为169100元。从2018年5月10日起，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红薯苗中开始包含西瓜红苗。其中5月10日西瓜红苗为92000棵，5月13日西瓜红苗为106800棵，5月16日西瓜红苗为180000棵，5月17日西瓜红苗为103500棵，5月23日西瓜红苗为176500棵，5月28日西瓜红苗为101400棵。从供苗数量看，包括烟薯苗、西瓜红苗在内，除5月16日、23日两天外，其余每天被告提供的红薯苗均未达到15.6万棵。2018年5月22日，原、被告又以补充方式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因甲方未按原协议及时供苗造成乙方种植季节延误，因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上的劳动力严重紧缺，可能造成乙方完不成原协议中的种植亩数，甲方同意不予以追究”。该协议中被告方加盖了公司公章，同时于厚涛签字确认。同日，原、被告还以补充方式再次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因甲方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并再赠送30%的苗子，没有做到及时供苗，中间大部分还更换成了西瓜红红薯苗。现甲方承诺：1、乙方种植的西瓜红红薯秋天收获后的价格及奖励仍按原协议中烟薯25的价格执行；2、乙方种植的红薯可延迟至霜降后、上冻前收获，甲方仍按原协议价格收购；3、因刚出土的西瓜红红薯树皮薄嫩，在收获中及在转运过程中造成的非故意外皮擦伤（非机械及人力造成的外力损伤、跌伤）不影响收购标准。”该协议中被告方也加盖了公司公章，同时于厚涛也签字确认。对于2018年5月22日所签两份补充协议，被告方主张：一、被告公司内部在2018年5月22日没有公章使用记录，于厚涛本人也称其当时没有在2018年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而且公司内部存档的该两份补充协议均未加盖公章，既然协议上未加盖公章，就说明被告公司不同意该补充协议的条款，故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与被告公司无关；二、即使5月22日补充协议是真实的，当时被告方签署的本意也是原、被告互不追究对方的责任，现原告坚持追究被告的责任，被告则认为该两份补充协议已经作废，被告对原告保留诉权。经查，被告曾于2019年9月25日二次开庭时对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进行过质证，当时其对该两份补充协议表示无异议。自2018年6月17日起，原告以被告未及时供苗导致红薯种植季节延误且缺乏劳动力为由，再未接收被告的红薯苗。2018年12月6日，原告依据3月8日协议向本院提起（2018）鲁1082民初7888号诉讼，主张截至起诉日，被告共接收原告红薯319940.5斤，应付货款339136.93元，被告已付货款10万元，尚欠货款239136.93元，且原告已将全部周转箱退回被告，故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39136.93元以及周转箱押金37321.31元。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诉请予以认可。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被告对原告诉请欠款于2019年3月31日前进行分期偿还。该案调解后，被告未按7888号调解书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原告遂提起本案之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双方核对确认，截至2018年6月16日，被告共计送红薯苗1509100棵，其中烟薯苗740900棵，西瓜红苗768200棵。对于种植节气的问题，原告主张：之所以约定被告每天送苗不低于15.6万棵，是因为在5月中旬之前原告组织了充足的劳动力进行栽种，而5月中旬以后，因为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就到了，社会上的劳动力都集中去从事给果树套袋等工作了，原告可用的劳动力就严重紧缺，而且越往后节气越晚，种红薯的产量就越低。所以原告将正常供苗时间从约定的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5月15日（230万棵÷15.6万棵≈15天）；自5月15日以后供苗，就会造成原告收成减少；自6月16日以后供苗，已过红薯种植节气，如果继续栽种将会入不敷出，所以原告不再接收地瓜苗了。原告依据上述自述逻辑，向本院提交了诉请数额2036137.27元的计算明细，上载计算经过为：1、原告实际亩收入339136.93元÷335.4亩（1509100棵÷4500株/亩）=1011.14元/亩；2、原告依据协议约定亩收入损失4000元-1011.14元/亩=2988.86元/亩；3、5月15日以前，原告种植的合同品种约定的烟薯亩数为425600棵（5月15日以前被告所送烟薯苗数）÷4500株/亩=94.58亩；4、原告6月16日以前已种红薯的损失为240.82亩(335.4亩-94.58亩)×2988.86元/亩=719777.27元；5、6月16日以后的损失为329.09亩×4000元/亩=1316360元；6、乙方的总损失为：719777.27元（5月15日-6月16日期间的损失）+1316360元（6月16日以后不能再栽种的损失）=2036137.27元。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原告同意被告在6月16日之前的供苗均算作5月15日之前的供苗。对于原告每亩地种苗棵数的问题，原告主张除个别试验田按6000株栽种外，大部分土地都是按照4500株/亩栽种的。被告主张之所以约定每亩地栽种不少于4500株，就是因为种得太疏会造成地瓜长得太大，所以原告实际每亩都是按照6000株/亩栽种。经法庭协商后，原告同意每亩栽种数按6000株计算。对于每亩地的正常收入问题，被告主张：即使原告种了约定品种的红薯，每亩也没有4000元的收入，市场上的产值也就每亩不到2000元，协议上当时写4000元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原告怕我方到时候不收购，就写双倍价格，带有惩罚性质。而且原告种地瓜应该有苗种、人工费等成本支出，每亩红薯卖不到4000元，利润也就一千七八百元左右。即使需要赔偿，也仅仅应当赔偿原告的利润损失，不应赔偿成本支出。原告主张：双方协议中违约责任部分约定的4000元收购价就是每亩地种植烟薯的产值，不存在惩罚不惩罚的问题。扣除成本的话，一亩地能有1700-1800元的利润。对于红薯种植节气的问题，被告主张：红薯中烟薯的生长周期为90天，西瓜红生长周期为120天，我方在6月30日之前都能够提供红薯苗，在6月30日之前种植都不算晚，6月30日之后再种的话确实有点晚了。但我方在6月30日之前可以一直提供红薯苗，即便是我们提供晚了，也可以延后收购时间，满足4个月的生长期。事实上是原告不同意种植，也不要苗了，我方才不提供了。所以不是我方提供苗晚了他们不能种，而是原告不想种。原告主张：红薯的生长期是5月至10月，6月中旬之前种植的话，产量还行，收成应该不错，但是之后就过了种植节气，产量就上不去了，而且被告后来也没有烟薯苗给我，所以我才不要苗了。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在《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对不低于15.6万棵的约定是“每天”还是“每次”？原、被告一致认可涉案协议是双方之间唯一的合作。但双方就这唯一的合作签署了两份协议，其中3月6日协议签订在前，3月8日协议签订在后，按照常理逻辑，原则上应当以后签协议为准。但两份协议内容除对应位置的“每天”变更为“每次”外，也就是说两份合同除一字不同外，其他内容不变，这种现象较为符合打印错误的偶然性。结合5月22日双方所签补充协议中“甲方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的记载，以及被告方主管人员于厚涛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于厚涛作为被告主管人员实际认可《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双方对15.6万棵的真实合意是每天供应，而非每次供应。据此，可以认定原、被告所签《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真实合意应为被告每天供应烟薯苗不低于15.6万棵。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以及签订当日形成的赠送红薯苗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7888号案件处理的是原告种植被告所供红薯苗后产出红薯的收购问题，而本案处理的是被告实际供苗情况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二者系不同法律关系，故被告以7888号案件与本案依据同一合同进行处理为由，主张双方之间的纠纷已经一次性解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对于2018年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被告曾于2019年9月25日二次开庭时对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进行过质证，当时其对该两份补充协议表示无异议，庭后被告又以5月22日公司无公章使用记录并怀疑原告伪造所持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为由，对该两份补充协议提出异议。但原告一方提供的5月22日补充协议上既加盖了被告公章，又有被告主管人员于厚涛的签字确认，何况被告对该两份补充协议曾质证表示无异议，故在没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被告公司内部对公章管理的规章制度仅系被告的己方陈述，不足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退一步讲，即使如被告所述，原告持有的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上公章不真实，但该补充协议上仍有于厚涛的签字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于厚涛作为被告一方负责联系原告交易的主管人员，其能在5月22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原告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于厚涛系履行职务代理行为，即代表被告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故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对被告产生代理效力。而且从另一角度看，即使5月22日补充协议未加盖公章，于厚涛能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至少能够证实补充协议上记载的“甲方（被告）未做到《红薯种植收购协议》的要求，自2018年5月1日其开始每天供应烟薯25红薯苗15.6万棵并再赠送30%的苗子，因甲方未按协议及时供苗，造成乙方（原告）种植季节延误，而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上劳动力严重紧缺，可能造成乙方完不成协议中的种植亩数”之事实。综合以上分析，被告就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所作之抗辩，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问题，首先，既然双方在《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中合意约定按原告要求，每天供苗不低于15.6万棵，被告作为供苗义务方，就应当遵照协议履行。按照每天约定的最低供苗数量15.6万棵计算，被告供苗时间从约定的5月1日起，最长可以延续到5月15日。庭审中，原告亦同意被告对其供苗均算作5月15日之前供应。但从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不但供苗时间拖延至6月16日，而且实际全部供苗数量仅为1509100棵，明显少于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包括赠苗在内合计应供苗数量299万棵（230万棵*1.3倍）。在这种情况下，结合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的因被告未按约定及时供苗，导致原告延误种植季节，且因各种果树及农作物的严管期已到，社会劳动力紧缺，使原告可能无法完成约定种植亩数之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可以认定被告未按约定及时供苗构成违约，且基于红薯种植时节限制，该违约行为致使原告在种植适宜时节不再具备劳动力完成种植数量，相应地亦无法实现原告通过种植约定亩数而正常收成盈利的合同目的。故原告作为守约方，有权以拒绝被告继续供苗的方式，就剩余尚未提供的红薯苗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以及3月8日所签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原告的种植总量应为299万棵，按照协议中亩种植数量不低于4500棵/亩的约定，可以看出在签订收购协议时被告能够预见到原告准备的种植土地最多可达664亩（299万棵÷4500棵/亩）。从实际种植情况看，被告主张原告实际亩种植数量6000棵/亩，原告对此予以认可，由此可见，事实上被告可以预见到原告准备的种植土地具体可达到498亩（299万棵÷6000棵/亩）。而从实际供苗情况看，被告在约定时限内供苗1509100棵，按6000棵/亩的标准折算，仅够栽种原告土地252亩（1509100棵÷6000棵）。对于因被告未及时供苗，导致原告由于劳动力严重紧缺以及延误种植季节而未能栽种的土地，虽原告主张其对该部分土地亦付出了平整、施肥、人工等费用，但在客观未实际栽种的情况下，本案中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告对该部分土地付出了平整、施肥等成本费用，故上述法律规定的被告可以预见到的合同履行后原告可以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损失，应以种植利润收益为宜。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部分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庭审中原、被告陈述一致的每亩种植正常利润达一千七八百元的情况，本院酌定原告因被告违约导致未能栽种土地的可得利益损失为430500元【1750元/亩*246亩（498亩-252亩）】。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供苗期间擅自将约定烟薯苗更换为西瓜红苗导致其产量减少的问题，首先，从5月22日补充协议内容看，被告承诺西瓜红红薯的收购价格及奖励均按收购协议中对烟薯的约定执行，在补充协议签订前后，原告也多次接收了被告供应的西瓜红苗，根据该事实情况，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被告合意将西瓜红苗列入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种植品种。其次，原告虽主张西瓜红苗的产量低于烟薯苗，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农作物的产量受土地肥沃程度、种植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下，不宜仅从红薯品种上评判产量。据此，原告以西瓜红产量低为由主张损失，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5月22日补充协议是双方同意互不追究损失责任基础上签订的问题，基于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及时供苗构成违约的客观情况，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告作为违约方，理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5月22日两份补充协议主要系以被告承诺西瓜红收购价格以及被告放弃追究原告完不成种植亩数的方式，对原告利益给予合理保障，属于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表现。而且两份补充协议表述清楚，内容明确，无论哪份补充协议上均未体现出除被告自愿承担的违约责任外，原告同意放弃追究被告的损失赔偿责任。故被告就此所作之抗辩，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坚持以原告拒收6月16日之后所供红薯苗给其造成损失为由，主张追究原告赔偿责任之主张，被告可根据本案审理结果酌情另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山东薯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闫红强可得利益损失430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89元，由原告负担15331元，被告负担77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慈方铭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人民陪审员  王青芬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