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申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春彦，女，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伟，河南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扬，河南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齐艳丽，女，197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义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正，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系齐艳丽之夫。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君杰（又名林卫峰），男，198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再审申请人刘春彦因与被申请人齐艳丽，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君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豫03民终1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春彦申请再审称：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四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申请再审。齐艳丽诉刘春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法院审理，均全部支持了齐艳丽的诉讼请求。刘春彦认为两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未予查清，对于刘春彦提出的抗辩以及相应证据不予理会，仅以特定环境下语焉不详的电话录音作为最终确定双方债权债务数额的决定性证据，属于错案，应当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原两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原两审判决认定刘春彦与齐艳丽之间存在“边结算之前货款，边继续新的供货，结账时收走销货清单”的交易习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完全属主观臆断。一审判决查明并认定刘春彦与齐艳丽之间存在“双方凭借销货清单上面的金额结算货款，结算清账之时，原销货清单刘春彦、林君杰会及时收走。双方多年来供货结算模式均如此，边结算之前供应货款，边继续新的供货记账，原销货清单在结算清账之时由被告收回”这样的交易习惯，二审法院对此进行了确认。事实上，刘春彦与齐艳丽之间确实存在多年的商业来往关系。2015年4月1日之前，刘春彦在义马曾开过一小饭店，也承包过义煤集团综能职工食堂（即气化厂职工食堂）。因规模较小，为节约成本开支，刘春彦多到洛阳批发购货，只是偶尔或遇到紧急情况才到齐艳丽处零星用现金购买，不存在赊账购货的情况，更不存在拖欠齐艳丽几十万货款不付的事实。2015年4月1日，刘春彦注册成立的“义马市帝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帝源公司”）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签订了职工食堂承包合同，刘春彦开始承包经营常村煤矿职工食堂。至此，刘春彦事实上同时承包经营了两个职工食堂，一个是综能职工食堂，另一个就是常村煤矿职工食堂。就餐人数的暴增、食堂员工的大量增加，致使刘春彦每日的管理工作应接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再像以前那样亲自到洛阳采购原材料。于是，刘春彦联系了齐艳丽，协商由齐艳丽经营的调料店供货，齐艳丽满口答应。可是，没供几天，齐艳丽即提出因供货量太大，她垫不起款，要求刘春彦先多付点款，她多备点货，这样价格还可以再便宜点。于是，刘春彦就按照齐艳丽的要求于2015年4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齐艳丽预付了21.3万的货款。至2015年6月下旬，齐艳丽说钱用完了，让刘春彦再给她打点款。刘春彦说：“我还没有结来账，你先供着吧”，齐艳丽说她也没有那么多钱垫资，并说“少打点也可以，要不我就没法继续供货了”。刘春彦说：“那就给你打10万吧？”；齐艳丽又说：“你再多给点”；刘春彦说：“我钱也不多了，最多只能再给你打5000块”；齐艳丽说：“好”，就这样，刘春彦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齐艳丽转了10.5万。2015年8月底，齐艳丽说钱又用完了，要求刘春彦再打款。因矿上效益不好，好长时间也没有给刘春彦结款，刘春彦没钱再给齐艳丽打款。就这样，齐艳丽供货到2015年9月底便停止供货。至此以后，齐艳丽再没有给刘春彦供过货。2015年12月的一天，齐艳丽在义马街上找到刘春彦，说要对一下账，把剩余的货款付给她。因当时，刘春彦确实很忙，也没有多少钱可付给她，便说：“我先给你取点”。齐艳丽说：“那就先把气化厂5月份的两万多付了吧”。因这次见面唐突，没有时间清账，刘春彦就按照齐艳丽的要求付给她了24616元现金。之后，齐艳丽丈夫也多次打电话要求和刘春彦对账、清账。因刘春彦一直很忙，至齐艳丽起诉，双方之间也没有对账、清账。另外，从齐艳丽提交的主要证据--201张“销货清单”的内容看，供货名称、数量、单价、总价等内容都是由齐艳丽送货时事先填好，到货后，由刘春彦厨师点验后在“销货清单”上签字。该签字并不是对送货价格的确认，而只是对货物数量、质量的点验。之后，买卖双方必然还要对账确认，对账后，只要不是一笔付完货款，买方必定会向卖方出具“欠条”换回“货单”。这既是做生意应知的常识，也是正常的交易习惯。刘春彦不可能仅凭“销货清单”上的金额而不对账直接给齐艳丽付款。因此，二审法院判决中的“被上诉人齐艳丽提供的销货清单上载明时间、品名、金额等供货信息，且均有上诉人刘春彦、林君杰或其承包经营的食堂员工的签字，相应货款应予支付”的判决理由不能成立。由上可知，刘春彦与齐艳丽之间一直没对过账，结合刘春彦与齐艳丽庭审中的陈述，可充分说明，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上述原一审判决所言的交易习惯。第二、原一、二审法院要求刘春彦支付齐艳丽531888元货款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齐艳丽在原一审诉讼中要求刘春彦偿还货款531888元，刘春彦答辩时当庭对货款总额提出了诸多质疑，并要求减除刘春彦分别于2015年4月14日和2015年6月30日预付给齐艳丽的213000元和105000元及其他不实数额。对该两笔款项，齐艳丽代理人--张祖正（齐艳丽丈夫）拒不承认收到这两笔货款。后刘春彦持一审法院的调查令到银行调取了收款人的开户信息后，齐艳丽才不得不承认确实收到了这两笔货款，但在原二审中又辩称“2015年4月14日转的是2014年11月、12月的货款，这两个月的货款是215470元,转了213000元，还少转了2470元”，对2015年6月30日收到的105000元更是没做任何说明。对齐艳丽的辩解，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要求齐艳丽举证证明，更没有在判决中对齐艳丽收到的这两笔款到底属于刘春彦支付的2014年11-12月的欠款，还是刘春彦支付的是2015年4月1日以后的预付款及是否应该从齐艳丽的一审诉求金额中扣除这两个问题作出说明和认定。对此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原二审法院干脆只字不提。对原一、二审法院这样极不负责任的判决，刘春彦当然不服。对齐艳丽原一审提出的诉求，刘春彦提出了充分的反驳证据，而齐艳丽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证明所收到的上述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没有依法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因此，刘春彦支付给齐艳丽的上述两笔共318000元货款的事实应当被认定，应当从齐艳丽的诉求总额中扣除。第三、林君杰没有参与刘春彦承包食堂的日常经营，对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根本不清楚，林君杰在通话录音中对欠款数额的“认可”，不能代表刘春彦对欠款数额的确认，更不能构成我国民法上的“自认”。刘春彦与林君杰虽为夫妻，但在刘春彦承包饭店期间，林君杰没有参与饭店的经营，只是在2015年4月1日刘春彦承包的常村煤矿职工食堂开业的头三天，因刚开张，事情繁多，林君杰及其父母均到餐厅帮忙，也就是在这三天里，林君杰受刘春彦委托点验了三笔货物，在齐艳丽书写的三张《销货清单》签了名而已。之后，林君杰便没有参与饭店的经营，只是偶尔到饭店与刘春彦见个面而已。试想，如果林君杰和刘春彦日常共同经营涉案的几个餐厅，“点验、收货”这么重要的工作，刘春彦会委托给餐厅的厨师和其他员工？更何况林君杰本身就是个厨师。原一、二审法院仅凭有林君杰签名的三张《收货清单》和餐厅个别员工的“(林卫峰）隔两三天就来一趟视察，看看问问看生意怎么样”这样模棱两可的所谓证言，就认定案涉餐厅由刘春彦与林君杰共同经营，未免太过武断。特别是原二审法院根据“夫妻关系”、刚开张时的三张签单及个别员工的所谓证言，进而又仅凭齐艳丽丈夫张祖正与林君杰的通话录音得出“林君杰并未否认尚欠齐艳丽五十余万元货款的事实”，并进而根据这样的“并未否认”又想当然地认定刘春彦“尚欠齐艳丽五十余万元货款”的事实成立，而完全忽视齐艳丽在原两审法院所提交的同一份录音的书面表述存在多处不同的事实，也完全忽视刘春彦在电话录音中的“没叫你亏可多呀，那就是过来看看账，到现在我都没见过那东西……”的表述，更是置齐艳丽片面抄写通话录音的事实于不顾。这样的说理和判决，怎能让人信服？二、本案裁决所依据的主要录音证据未经法庭充分的质证。齐艳丽一审庭审中仅出示了刘春彦丈夫林君杰与齐艳丽丈夫张祖正在2017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该录音证据约30分钟，合议庭要求齐艳丽庭后“3天之内整理完毕，然后列表、录音文字版全盘都提交法院”，但是庭后齐艳丽只提交了21分钟多的文字记录，并注明“剩余时间与案件无关”。该录音证据在二审中又重新以文字形式提交（没有当庭播放），却只有4分48秒的记录内容，齐艳丽也同样注明“以下24分38秒全是讨论车的内容，顶账的内容”。经过对比同一份电话录音的两份文字记录，可以发现本应是同样内容的文字记录（4分48秒之前）不同之处比比皆是，到底哪一份是电话录音的忠实记录？又或者两份都不是？不能忠实地反映录音内容的文字记录能够作为证据被采信吗？在此，刘春彦确信原审法官在做出内心判断之前没有详细地听电话录音。更为过分的是，齐艳丽在庭后提交录音笔录时又加入了一份2017年2月16日刘春彦与张祖正的通话录音记录。该电话录音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出示，更别说质证，但是这样的证据却堂而皇之的列入到齐艳丽一审的证据中。该录音证据在二审中同样也被重新出示，但依然与上述1月5日的录音文字记录存在同样问题，与一审中的录音记录不一致，而且二审庭审中也未播放该录音，依然无法判断两份文字记录是否忠实地记录电话录音的原貌。特别是在此之后的2017年3月1日双方的通话过程中，刘春彦清楚地记得，在谈话的后半部分，刘春彦明确地要求齐艳丽对账，内容大约是“嫂子，你一会说30多万，一会说40多万，一会儿说50多万，咱看了账再说”。然而，这部分录音内容却被齐艳丽以“以下也是说以车顶账的事，到30分27秒”而刻意地隐匿。即使是在齐艳丽提交的6分50秒之前的录音内容中，刘春彦也同样表达过“没叫你亏可多呀，那就过来看看账，到现在我都没见过那东西”的意思。这些可充分说明，双方对50多万的债权债务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连齐艳丽在一审庭审中也说过“由于双方对账的数额产生分歧才导致没有抵账成功”。设想一下，假如本案纠纷在没有经过诉讼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也一定是在双方面对面对过账之后的才可能。因此，电话录音只能证明刘春彦确认欠齐艳丽的货款，但并不能证明刘春彦认可531888元欠款的事实。实际上，自2015年9月，齐艳丽不再供货以后，双方之间关于支付拖欠货款一事有多次通话，由于不确定到底欠多少货款，刘春彦一直在强调对账的事，但是齐艳丽总以各种理由拒绝，而且一直在灌输刘春彦欠五十多万货款，处处都是引导性内容，搞得连刘春彦自己都几乎相信自己欠对方这么多钱，因此才有了以车顶账的说法，但是前提还必须是双方对账。双方来往的多次电话，齐艳丽只是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几次通话记录，而且断章取义，不但是刘春彦，连原两审法院都落入了齐艳丽的圈套，以完全不能反映本案债权债务内容的电话录音文本作为裁判本案的关键性证据，这样的判决，理应依法纠正。综上所述，有关刘春彦最终到底欠齐艳丽多少货款这样的关键事实的认定，原两审法院的判决均缺乏充分、有力的证据支持，且原两审判决采信的主要证据--双方的通话录音又未依法在庭审中经过完全、充分地质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刘春彦特提起再审申请，希望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将本案进行再审。齐艳丽提交意见称：刘春彦、林君杰从2014年10月开始经营的常村煤矿职工食堂，2015年4月接的常村煤矿职工食堂西餐厅。双方是一直都是先供货后结账，2015年4月14日转给齐艳丽213000元，结的是2014年11月、12月的账。2015年6月30日转给齐艳丽的105000元，结的是2015年4月之前的账。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林君杰一直在参与餐厅的经营。本院经审查认为：齐艳丽提交的销货清单上记载了供货时间、品名、金额等信息，且均有刘春彦、林君杰或其承包经营的食堂员工的签字确认，原审判决刘春彦、林君杰支付相应货款并无不当。刘春彦、林君杰主张货款中应扣除2015年4月14日和2015年6月30日分别给齐艳丽转账的213000元、105000元，但林君杰在2017年1月5日与齐艳丽的丈夫张祖正的通话录音中并未否认尚欠齐艳丽五十余万元货款的事实，本院对刘春彦、林君杰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春彦、林君杰提出的原审判决依据的主要录音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经查，刘春彦、林君杰在庭审中对2017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发表了质证意见。对于齐艳丽提交的其他录音证据，原审并未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综上，刘春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春彦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苏 娜审判员 王鑫杰审判员 时志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姚显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