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终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 法定代表人罗方远，系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杨国宝，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薛宏，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某，男，201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暨熊某法定代理人熊小兵（熊某父亲），男，199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闫时菊，女，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碧海，男，196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麻城市。 上述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涛、梅学兵，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佳艺玩具厂，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小皋埠村364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马阿海，厂长。 委托代理人郑彩香，绍兴市越城区明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越城人社局”）、上诉人熊小兵、熊某、闫时菊、朱碧海因工商行政确认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绍兴市佳艺玩具厂（以下简称“佳艺玩具”）于一审时诉称：2017年3月份朱丽娟来原告处报名上班，由于原告是个体工商户小作坊，所以一般口头目测一下来工作的人员，工钱是做一天算一天的，每月有全勤奖，所以也没有迟到早退情况。2017年4月2日朱娟丽根本没有来原告处上班，但是其老公硬要牵扯到原告，说朱娟丽在4月2日下午在工厂上班，目的是为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获得双倍赔偿。且事故发生后也没有给原告工厂打个电话来告知，直到起诉法院开庭才让原告知道朱娟丽发生了交通事故。因其老公来结工资帐，说是朱娟丽不要做了，所以全部帐都给她结完了。朱娟丽老公来原告处好几次，并误导原告厂里的老年妇女，先后二次录音，第一次录音说是3月17日开始来上班的，这个工号大约做了8-9天；第二次录音，说是3月22日开始来上班的，还断章取义地认为按时间算4月2日朱娟丽在原告处上班。另外，朱娟丽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下午的16点33分，根本不是原告工厂的上下班时间和必经的路线。所以，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是错误的。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3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个人独资企业。（2017）浙0602民初10112号民事判决及（2018）浙06民终18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与朱娟丽自2017年3月22日起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4月2日16时33分，朱娟丽在绍兴市××××路群贤路口地方发生交通事故。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损伤、原发性脑干损伤、脑疝、中枢性呼吸衰竭；右侧第2肋骨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原绍兴市公安局袍江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朱娟丽负事故的同等责任。2018年2月28日，被告受理朱娟丽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4月28日，被告作出编号【2018】2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原告并没有在佳艺玩具上过班，因此此次的伤害事故，不属于在下班途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朱娟丽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1月1日，本院作出（2018）浙0602行初165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2018】2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经二审终审，该判决生效，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3月25日，被告作出编号【2019】3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朱娟丽所受事故伤害发生在下班途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查明，朱娟丽于2019年6月28日死亡，第三人熊小兵系其丈夫，熊某系其儿子，闫时菊系其母亲，朱碧海系其父亲。 另查明，被告重新启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后，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向原告送了举证通知书，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其制作的一份朱娟丽的上下班路线图，以证明发生交通事故××地点××路线，认为朱娟丽从越兴路上其标注的路口回家应当更加便捷。在行政程序中，被告未将该路线图交与朱娟丽方核实，也未到现场实地踏看，庭审中第三人否认原告标注的越兴路该路口可以直接转入朱娟丽住所的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工伤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故被告具有对朱娟丽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能否认定的法定职权。朱娟丽自2017年3月22日起与原告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已经法院判决确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故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对于朱娟丽因交通事故受伤害的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朱娟丽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上下班时间及合理的回家路线。本院认为，原告为证明朱娟丽的交通事故发生地点不属于其上下班的合理路线向被告提供了路线图，如原告提供的路线图真实有效，作为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方应当向被告作出合理说明为何需继续直行从更远的路口绕道回家，但被告在行政程序既未向申请人核实，也未到实地踏看，致庭审中该院对是否属于合理的路线无法查明，属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同时，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将全部证据提交法庭审查，尤其是未提供原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时朱娟丽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路线图及相关调查材料等，致本院对案件部分事实无法审查，属于证据不足。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正当，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1.撤销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的编号【2019】348号认定工伤决定；2.责令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六十日内对朱娟丽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认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越城人社局负担。 上诉人越城人社局上诉称：一、上诉人越城人社局曾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依据生效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新证据，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的新证据的情况下，基于已有事实及理由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1.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新证据。其提供的上班路线图与朱娟丽方在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供的线路图是一致的，该线路图与被上诉人在（2018）浙0602行初165号庭审中提供的线路图也一致，故该份证据并非新的有效证据。2.被上诉人应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后果。法院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上诉人越城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在没有新的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基于现有证据以及两次庭审确认的事实，作出涉案工伤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越城人社局对“上下班途中”的事实认定准确。根据交警对熊小兵的询问笔录，本案事故发生地位于越兴路群贤路路口，与熊小兵询问笔录中的回家路线相符。被上诉人认为该地点不是回家的合理路线，理由是有更加便捷的路线，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合理路线的解释是相当宽泛的，并不要求是最短路线、最便捷路线、也不要求中途不可以偏离路线去从事其他生活所需的活动，甚至可以走不同的其他路线。伤者转弯的路口和被上诉人认为的合理路口均在越兴路上，相差经实地勘察只有200米，完全不足以证明伤者走的回家路线是不合理路线。三、一审判决认为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越城人社局虽是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重作行为与先前的行为具有关联性。司法已对前次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评判，具有对事实的确定效力。责令重作行为是具有倾向性的。上诉人前次具体行政行为所提交的证据经二审终审，所证事实已经具有确定的效力，上诉人越城人社局已经提供生效裁判文书作出重作行为的证据，为查清事实，同一法院也完全可以获取前案证据。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提交原先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为由，认为上诉人重作行为的证据不足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熊小兵、熊某、闫时菊、朱碧海上诉称：（2019）34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是越城人社局根据（2018）浙0602行初165号案件依法查清的事实基础上作出的。该案件已对朱娟丽之事故是否是工伤的两个条件，也是案件争议的焦点作出了认定。在新的工伤认定程序中，除非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足以推翻该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然没有参考必要，更没有查看现场的必要。一审法院作出本案判决，显然是对生效的（2018）浙0602行初165号判决不尊重，浪费社会资源，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佳艺玩具答辩称：事故发生当时伤者没有来单位上班，发生交通事故后，伤者的弟弟和亲戚来被上诉人处结算工资，称伤者生病了，并未说明是发生交通事故。即使事发当天伤者来单位上班，发生事故的时间也不是下班的合理时间，发生事故的地点也不是下班回家的必经路线。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认定伤者负同等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生效（2018）浙0602行初165号及（2019）浙06行终11号行政判决载明，“从现有证据而言，证明朱丽娟4月2日未到玩具厂上班的证明效力尚不及能够证明朱丽娟4月2日在玩具厂上班之效力”，生效判决撤销越城人社局2018年4月28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越城人社局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由此，在越城人社局作出新的行政行为之时，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仍然承担证明朱丽娟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举证责任。在重启工伤认定程序的过程中，越城人社局向被上诉人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了其单方制作的线路图，以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并非朱丽娟上下班的合理路线。该路线图与（2018）浙0602行初165号案件中当事人提供的线路图基本一致，不属于新出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故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并不以是否为最短路线、是否为最便捷路线为判断标准。被上诉人提供线路图的主要证明目的是朱丽娟从工厂回家有更便捷的路线，即使被上诉人主张成立，也仅能证明事发当天朱丽娟未选择最近路线回家，但不能得出事故发生地不在上下班合理路线之上。虽然越城人社局在接到被上诉人提供的线路图之后，未交于工伤申请人核对，但该行为不影响越城人社局结合已有证据对工伤申请的相关事实作出判断，其在作出涉案工伤认定之时未采纳该线路图作为有效证据并无不当。 涉案行政行为系经过生效判决确认，由越城人社局重启调查程序之后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第二次接受司法审查之时，行政机关仍应当全面提供证据。越城人社局在本案举证期限内未提供原作出不予认定工伤时的申请表、路线图及相关调查材料，确实存在不当之处，本院应予指正。但鉴于上述证据已经经过前次庭审的举证、质证，并由生效法律文书对其效力作出判定，越城人社局未提供上述证据并不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工伤法律关系久拖不决既不利于劳动者及时获得救济，也会使用人单位和行政机关陷入循环诉讼，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化解。由于本案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朱丽娟所受伤害不是工伤，越城人社局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越城人社局、上诉人熊小兵等4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指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71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绍兴市佳艺玩具厂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绍兴市佳艺玩具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