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60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向雷，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凤，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定有，男，196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云，男，196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恒系，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婷，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向雷因与被上诉人陈定有、张国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向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查明事实后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案由错误，本案并非股权转让纠纷，而是追偿权纠纷。首先，税务部门开出的两份通知是针对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地公司），是公司应纳的资源税；国土部门开具的两份补缴规费通知也是针对三地公司，说明上述资源税和规费的纳税义务主体是三地公司而非公司股东。其次，陈定有、张国云作为三地公司的股东，代三地公司按主管部门要求支付了税款和规费，陈定有、张国云取得了向三地公司追偿的权利而非向黄向雷追偿。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即便因为陈定有持有三地公司100%的股权，认定陈定有代表三地公司还勉强可以，但不能把张国云也认定为可以代表三地公司。工商登记中张国云并不持有三地公司股份。黄向雷也知道张国云实际上也是三地公司的股东，但判决作出前对这一事实必须查明，否则判决就存在错误。一审判决将现在的三地公司与陈定有、张国云混为一谈，如果陈定有、张国云等同于三地公司，可以作为原告，那本案的案由应当是追偿权纠纷而不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认为“黄向雷应予返还陈定有、张国云已垫付缴纳的税费1428684元”，一审法院显然也认为本案是追偿权纠纷，但案由又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判决前后矛盾。2.一审认定因为陈定有、张国云支付的1428684元是股权转让前三地公司应纳的税费，应当由三地公司承担，故黄向雷作为转让方，应承担返还责任。这一段的表述又将三地公司与黄向雷混为一谈。即便黄向雷得到了转让前三地公司全体股东的特别授权，但这里的表述也不应直接混在一起，更何况黄向雷如果承担了返还责任，他仅仅是转让前三地公司的股东之一，权利如何救济？这样的判决直接剥夺了黄向雷的救济权利。3.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句话为“三地公司曾因越界开采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处罚和尚未缴清的规费都由乙方负责缴纳”，该条约定与协议第四条第二点约定不一致，一审判决未表述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最后一句话，更未对两者出现不一致如何认定给出明确意见。其一，双方在和解协议中并未对规费的负担作出约定，仅仅因为签订协议时税务部门在查账，所以仅对税款负担作了约定。其二，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二点与第二条最后一句话之间是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应依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理规则作出认定。故对71184元规费的认定，应认定由陈定有、张国云负担。即便无法依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理规则作出认定，也最多是约定不清，等同于没有约定。本案双方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三地公司并未注销，那么天凤矿区产生的71184元规费是三地公司应当负担的费用，陈定有、张国云代偿了，应该向三地公司追偿，不应当向黄向雷追偿。一审对此一节事实认定错误。4.一审基于对本案案由的错误认定，导致对关联关系认定错误。本案是追偿权纠纷，双方之间是代偿与返还的关系，根据本上诉状第二点的意见，陈定有本就是涉案税款的实际负担主体，所以黄向雷代偿后必然产生对陈定有的追偿权，二者相互之间互为追偿关系，互为金钱债务，二者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可以并应当直接判决抵销。二、一审判决黄向雷返还陈定有、张国云付款的全部款项1428684元错误，其中1283114.55元应当直接抵销。黄向雷应当返还的只有145569.45元，而这笔钱可以在陈定有、张国云拖欠黄向雷的1775988.66元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抵扣。1.从一审中黄向雷提供的证据证实以下两点：（1）上述二笔税款和二笔规费分别是三地公司的天凤矿区产生和长蛇山矿区产生，其中天凤矿区产生的资源税是145569.45元，规费是71184元，长蛇山矿区产生的资源税是1112030元，规费是99900元；（2）长蛇山矿区是陈定有独立经营，挂靠在三地公司名下，而天凤矿区在2015年11月底前是以黄向雷为法定代表人的六位自然人经营，两个矿区各自经营独立、财务独立、经营者也是完全不同，包括缴纳各种税费也是各自负责，没有交叉。所以长蛇山矿区产生的资源税和规费共计1211930.54元最终应由陈定有负担。上述资源税分摊的计算公式：截止2015年三地公司的天凤矿区消耗资源量是9.7万吨，长蛇山矿区的采方量是74.1万吨，最后征收的资源税是1257600元，所以天凤矿区应负担的资源税是145569.45元，长蛇山矿区应负担的资源税是1112030元。2.天凤矿区产生的规费71184元按约定应由陈定为、张国云负担，观点同上诉状第一条第三款理由。3.本案中陈定有有两个身份，既是三地公司股东，也是长蛇山矿区的实际经营者，陈定有的代偿行为是代三地公司代偿，而他又是三地公司名下长蛇山矿区的实际经营人，他的代偿行为既有代黄向雷等六人支付也有代自己支付，其中代黄向雷等六人支付只有145569.45元，其他都是他本应承担的义务。4.本案中陈定有、张国云作为股权受让人还拖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万元多，这笔145569.45元如果黄向雷作为2015年期间的实际经营者代表承担了偿还责任，双方之间互为追偿、互为金钱债务，根据合同法规定，可以相互抵销。5.黄向雷一审时提出资源税和规费应当由陈定有、张国云负担，一审却以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为由不予支持，不仅有悖法律，更无端增加当事人双方的诉累，浪费司法资源。6.实体公平和程序公平同等重要，一审没有兼顾社会和三方主体的实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顾及程序却失了实体，判决有悖法律。7.一审认定陈定有、张国云拖欠黄向雷转让款1775988.66元，而黄向雷应返还陈定有、张国云代偿款145569.45元。虽然两者关系不同，但却都是金钱债务，可以直接抵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改判，发回重审。陈定有、张国云辩称：1.追偿权纠纷是指享有追偿权的保证人、债务人为行使追偿权所行使的权利，本案不存在担保关系、合伙关系，不符合追偿权的主体身份。本案是三地公司股权转让所产生的诉讼，一审认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正确。2.根据合同相对性，黄向雷的一审主体适格。3.黄向雷所称的是否具有救济途径以及是否丧失救济途径均与本案无关，并非本案审理范围。4.黄向雷称陈定有的承包行为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且即便存在也与本案无关。哪怕享有追偿权也因主体不同，不能在本案中直接抵销。5.长蛇山矿区、天凤矿区的经营事务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黄向雷免除责任的理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定有、张国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向雷支付陈定有、张国云款项共计人民币1428684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42868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2.黄向雷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向雷与案外人王朝钿（已死亡）、王贺民、叶贤郎、周建丰、戴云峰原系三地公司的股东，黄向雷系原三地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11日，王朝钿（已死亡）、黄向雷、王贺民、叶贤郎、周建丰、戴云峰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案外人柯仕成、林益仁、廖云国、李春、徐娇、蒋俊签订编号为（2015）矿转字第1104号《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将其持有的三地公司100%股权就相应的资产和权益等转让给受让方，后由于股权转让履行中产生纠纷且经诉讼。为此，黄向雷经原股东叶贤郎、周建丰、王贺民、戴云峰等股东授权，又将三地公司股权转让给陈定有、张国云。2016年7月3日，黄向雷作为转让方，陈定有、张国云作为受让方（乙方），黄向雷作为转让方（甲方），签署编号为（2016）转字第0703号《转让协议书》，其中约定“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税费均由乙方负担。但本协议生效前因甲方生产经营产生的税、费由甲方负担，本协议生效后因乙方生产经营产生的税费由乙方负担”。履行合同期间，双方产生争议，陈定有、张国云亦未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黄向雷遂起诉，后双方于2018年7月9日达成和解，除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60万元及股权变更登记事项经本院（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外，双方就经营期间可能产生的税负负担及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同时签署《和解协议书》约定“第一、鉴于税务主管部门目前正在对全市矿山企业进行审计，三地公司在经营期间可能产生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如确实发生需要补缴税款事项，双方同意按税法规定各自承担，即如果是在黄向雷（乙方）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负由乙方负责承担、在陈定有、张国云（甲方）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负由甲方负担”。陈定有、张国云于2018年08月15日向温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分别补缴三地公司2014年、2015年期间矿产资源补偿费71184元、99900元，合计补缴资源补偿费171084元，并取得相应缴款书；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税务局2018年08月15日向三地公司下发文号为温税核通[2018]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其他税种核定通知书）》，要求三地公司缴纳自2015年01月0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核定资源税应纳税额125.76万元，陈定有、张国云分别于2018年8月28日缴纳资源税146100元、于2018年09月17日缴纳资源税341500元、770000元，并取得相应缴款凭证，合计已缴纳资源税125.76万元。另上述（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及《和解协议书》签署后，黄向雷依约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因税费负担问题，陈定有、张国云并未履行全部给付股权转让款260万元的义务。经该院执行，截止2019年05月15日，陈定有、张国云尚未支付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5988.66元及利息。双方因涉案税费负担问题产生争议，陈定有、张国云故起诉。一审法院认为，陈定有、张国云与黄向雷作为合同相对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合法成立。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变更登记事项等经自愿调解确认均无异议，黄向雷已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陈定有、张国云现缴纳的税费应当由谁承担。由于双方在编号为（2016）转字第0703号《转让协议书》及2018年7月9日的《和解协议书》均已经明确约定各自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费各自承担，陈定有、张国云已经补缴三地公司2014年、2015年期间矿产资源补偿费71184元、99900元及缴纳的三地公司自2015年01月0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核定资源税应纳税额125.76万元，合计1428684元，有相关部门出具的缴纳凭证为据，均系股权转让前三地公司应当缴纳的税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由原三地公司承担。故黄向雷作为股权转让方，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返还责任，应予返还陈定有、张国云已垫付缴纳的税费1428684元。黄向雷辩称上述税费系陈定有在2014年-2015年期间与三地公司存在长蛇山治理项目承包或挂靠关系产生的应缴税费，并提供相应证据主张由陈定有、张国云承担，该院认为，即便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陈定有与三地公司存在承包或挂靠关系，但与股权转让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双方亦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协商一并处理，故应当另案处理，对黄向雷的上述全部抗辩均不予采纳。至于利息损失，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向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陈定有、张国云垫付缴纳的税费1428684元及利息损失（以1428684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陈定有、张国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658元，减半收取8829元，由黄向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向雷向本院补充提供（2016）浙0303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天凤矿区9.7万吨采矿量没有在转让范围内，实际上是由陈定有、张国云承受，故相关税款、规费应由张国云、陈定有承担。被上诉人陈定有、张国云未向本院补充提供证据材料。对上诉人黄向雷二审提供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陈定有、张国云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解决的是税费由谁承担问题，不涉及天凤矿区9.7万吨石料的处理。山上的石料是否体现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无法证实，当时协议中可能已包含山顶的石料，陈定有、张国云有偿受让的是资产，并非经营权。本院认为，上诉人黄向雷二审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内容真实，但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以及是否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一并阐述。经审理，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股权转让纠纷的问题。陈定有、张国云主张因其代三地公司向温州市国土局、温州市税务局交纳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合计1428684元，起诉要求黄向雷向其支付上述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的缴纳主体为三地公司，但因黄向雷与陈定有、张国云分别作为三地公司的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于2016年7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在上述协议中已就三地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如何负担作出约定。后双方因履行上述转让协议产生诉讼并诉至法院，在法院主持达成调解之外，双方又就其他股权转让涉及事项达成和解协议，再次就三地公司在经营期间可能产生的税负如何负担问题进行约定。陈定有、张国云依据上述和解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即本案纠纷系因双方转让股权所产生，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黄向雷的被告主体适格。（二）关于陈定有、张国云代付的三地公司税费1428684元是否应由黄向雷偿付的问题。陈定有、张国云交纳的1428684元税费所依据的缴款通知能够反映欠缴税费的所属期间为2014年至2015年即涉案股权转让发生前，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是上述税费是否应由黄向雷负担的问题。对此，首先，陈定有、张国云与黄向雷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7月3日，而涉案的1428684元税费系2014年、2015年期间的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双方于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明确约定如发生需要补缴税款等事项，如果是黄向雷在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负由黄向雷负责承担，在陈定有、张国云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负由陈定有、张国云负担。双方2016年7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第四条专门规定了转让手续办理及税费负担，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前因黄向雷生产经营产生的税费由黄向雷承担，本协议生效后因陈定有、张国云生产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费由陈定有、张国云负担。两份协议都明确指向三地公司经营期间的税费负担以股权以及实际经营权转让为分界点，涉案的1428684元税费发生在股权转让前黄向雷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因此按照转让协议与和解协议约定应由黄向雷负担。其次，黄向雷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三地公司曾因越界开采受到相应主管部门的处罚和尚未缴清的规费都由陈定有、张国云负责缴纳”，故陈定有、张国云缴纳的资源补偿费应由其自行承担。但对该款约定位于第二条“一同转让的还有以下资产、权益、义务”，转让协议第四条专门就税费负担作出约定，同时在双方就股权转让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在法院双方当事人再次明确陈述称涉及到各自经营期间产生的税费及案外人主张的各自经营期间债务应当各自负责，故双方当事人对于税费负担约定明确，补缴的规费不应由陈定有、张国云承担。再次，黄向雷主张长蛇山矿区由陈定有独立经营，故该矿区的税费都应由陈定有负担。但转让协议书及和解协议中都明确三地公司的税费都是由三地公司实际经营方承担，三地公司名下除了长蛇山矿区外，还有其他经营业务，在股权转让发生前陈定有即便确实挂靠经营三地公司名下的长蛇山矿区工程，也只是长蛇山矿区的实际经营者而非三地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故黄向雷主张依据协议约定由陈定有、张国云承担长蛇山矿区的税费依据不足。再即便长蛇山矿区的税费应当由其实际经营者承担，本案代付税费的是陈定有与张国云，而根据转让协议约定，长蛇山矿区实际承包经营人是陈定有和案外人蒋香青，主体不完全相同，黄向雷主张陈定有、张国云代缴的长蛇山矿区部分的税费不应由黄向雷承担依据不足。黄向雷在偿付本案税费后如认为部分税费不应由其最终承担的，可以另行向相关义务人主张。黄向雷主张天凤矿区的10万吨石料因股权转让实际由陈定有、张国云控制，故相应的税款应由陈定有、张国云负担，但双方之间并未就天凤矿区石料的税款负担进行特别约定，故也应按照各自经营期间确定承担主体，陈定有、张国云支付的税款所属期间在股权转让前，故应由黄向雷负担，黄向雷的该点上诉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其二审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最后，生效判决已确认陈定有、张国云拖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5988.66元及利息，陈定有、张国云未在上述案件中提起反诉而是另行提起本案诉讼，故上述债权债务无法在本案中直接抵扣，黄向雷可在执行程序中主张债务抵销。综上所述，黄向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658元，由上诉人黄向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苏子文审 判 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代书记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