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92民初160号 原告：李昌海，男，196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帆，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611号B幢2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65939490F。 法定代表人：王正国，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霜，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昌海与被告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昌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帆、被告金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晋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昌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25万元从2012年10月29日为起算时间，另外25万元从2013年1月3日为起算时间，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暂计算至诉状形成之日为185989.57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被告承建了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境内的中国航空发动机基地（624工程）的部分建筑项目，并成立了金渝公司624工程项目部，由刘小奇任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后被告以上述项目收取保证金和项目上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共计50万元，并承诺将绿化工程、管网工程交由原告施工。但被告收取原告款项后，并未将承诺的工程项目交由原告施工，也未返还借款且失去联系。原告认为，金渝公司624工程项目部系被告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无单独承担民事权利义务的资格，而刘小奇系被告认可的项目经理，其行为完全能够代表被告的行为，因此被告理应承担诉讼请求所载明的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支持所提诉讼请求。 被告金渝公司辩称，一、原告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案一诉、一诉一标的”的基本原则。原告诉请所涉两笔款项，分别属于两个法律事实，其中2013年1月3日的款项25万元系属于原告与刘小奇达成为承包3012项目绿化、管网工程施工的合意而向刘小奇交纳的保证金，不属于借款性质[原告在(2013)游民初字第4320号案件中的陈述],故本案所涉两笔款项不应当在同一诉讼中处理，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无需向原告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法律责任。原告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借款人主体并非被告，而是案外人刘小奇。刘小奇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其挂靠被告实施3012项目，并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实施的民事行为，对被告而言既不构成职务行为，亦不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刘小奇自己承担。现因刘小奇死亡，相应的法律风险应由原告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由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三、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主张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原告诉称本案所涉款项均系现金交付，但其未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交付的事实行为。首先，原告举示的2012年10月29日借条虽载明借到现金，但又书写收款银行账号，并不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2013年1月3日借条所涉款项，并未有相应证据证明相应的交付行为。其次，原告举示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向刘小奇交付款项25万元的依据。第三，原告举示2012年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其有出借款项的经济能力，但其不能举示本案所涉款项的支取情况，该银行流水中也未能体现与本案诉争款项金额相一致的支取情况。因此，原告举示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向刘小奇出借款项并交付款项，双方并未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提出的本案诉讼主张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其提出的诉讼主张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于原告主张的关于支付利息的请求，本案未有任何关于利息的约定，故其该项请求主张依法亦不能成立。 原告李昌海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借条、证人证言、银行流水明细和资产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3）游民初字第4320号案件庭审笔录、撤销案件决定书、（2013）安民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书、（2014）绵民终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申字第1402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用以证明刘小奇系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其以金渝公司名义向李昌海借款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被告金渝公司质证称：1.案涉借条是否系刘小奇书写、项目部印章是否为刘小奇加盖以及加盖时间均无法确认，借条上的项目部印章与3012工程项目实际使用的经备案的项目部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2012年10月29日借条载明借到现金25万元，但又载明银行账号，内容相互矛盾，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惯例；2013年1月3日借条书写内容系刘小奇将3012工程项目绿化、管网工程交由李昌海承包施工而收取的工程保证金，并非借款；李昌海陈述诉争借款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但所举其他证据无法证实现金交付的事实，同时结合两份借条的形成时间和载明金额，不排除李昌海主张的2012年10月29日借款25万元和2013年1月3日借款25万元系同一笔借款的高度可能性。2.李昌海举示的证人廖某、那某、夏某的证言系在另案中形成，其举证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言内容不能证明刘小奇系金渝公司工作人员，亦不能证明李昌海实际交付诉争款项；证人均与李昌海具有利害关系，其中证人廖某陈述其在借款现场，但对于当事人之间是否还谈及3012工程项目的事实并不清楚，其陈述刘小奇打条子的事实与借条除刘小奇签名外还加盖印章的事实不符，证人那某则系以猜测性的用语陈述事实；假设证人陈述真实，但其陈述仅涉及2012年10月29日借条所载明款项的情况，并不涉及2013年1月3日借条所载明的款项，不能证明刘小奇在借款时已向李昌海披露金渝公司的存在以及3012工程项目的相关情况，更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用于3012工程项目。3.银行流水所记载的交易日期系从2012年6月起至2013年4月止，虽能覆盖诉争款项的时间，但并无关于诉争款项支取的交易发生；不动产权证书以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时间分别为2010年、2007年，与诉争借款产生时间分别时隔两年以及五年，且李昌海是否享有不动产物权以及是否拥有机动车与其是否有存款出借给他人并无必然关联。4.刘小奇作为3012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与项目发包方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和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经金渝公司授权在合同尾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符合目前建筑行业的普遍习惯或惯例，金渝公司仅是确认刘小奇以其名义与项目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本案成讼前未曾知晓诉争款项情况，亦未实际使用诉争款项，金渝公司对刘小奇签订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授权不能当然地推断对本案诉争借款的授权。4.（2013）游民初字第4320号案件庭审笔录中金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的内容为刘小奇挂靠金渝公司实际承接3012工程项目，其并无代表金渝公司对外借款的授权，即使存在李昌海所述借款事实，刘小奇的行为对金渝公司也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者表见代理。5.公安机关系因刘小奇死亡而撤销刑事案件，刘小奇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亦因其死亡而归于消灭。6.（2013）安民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所涉工程项目与3012工程项目非同一工程项目，且所涉及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已由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再审程序所变更，金渝公司无需承担付款义务；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买卖合同关系下尚且不能认定刘小奇以项目经理部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对金渝公司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在民间借贷关系下的认定应当更加审慎和严格。7.（2014）绵民终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以及（2014）川民申字第1402号民事裁定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所涉事实并不相同，该两份法律文书对刘小奇借款行为性质的认定不能类推适用于本案。 被告金渝公司为反驳诉讼请求提供了印章准刻证、开户许可证、开工预付款担保书、承包商履约担保书、建筑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书、（2013）绵民终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书、（2014）绵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李昌海诉称的刘小奇向其借款的行为不是代表金渝公司的职务行为或者经金渝公司合法授权的代理行为，不属于与工程施工管理密切相关的行为，诉争款项也未实际用于3012工程项目。原告李昌海质证称：1.印章准刻证不能证明李昌海所举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为虚假，因金渝公司自认3012工程项目系刘小奇全权负责，不能排除刘小奇有刻制多个印章的可能，且本案已经公安机关调查并未确定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为虚假；开户许可证所涉账户系刘小奇开设、户主为刘小奇的儿媳妇，并非金渝公司直接开设；李昌海是在目睹施工合同及金渝公司向刘小奇出具的委托书后有理由相信刘小奇系金渝公司的项目经理。2.开工预付款担保书、承包商履约担保书、建筑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书不能推导出金渝公司未授权刘小奇交纳保证金的事实，且李昌海在出借之时对是否交纳保证金并不知晓，其也没有义务审查刘小奇是否将该款项用于3012工程项目；本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未发现刘小奇有挪用款项的行为且根据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诉争款项用于了3012工程项目。3.（2013）绵民终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以及（2014）绵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认定不构成职务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因该案系买卖合同且与建设施工无关，而本案中的借款系用于3012工程项目。 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1.证人廖某、那某、夏某所作证言虽形成于（2013）游民初字第4320号民事案件中，但该院并未对前述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前述证人在本案中也未出庭接受质询，作证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廖某、夏某系李昌海的朋友，那某系李昌海雇佣的驾驶员，三人与李昌海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其他证据佐证三人与案涉工程以及刘小奇的关联性；廖某虽陈述李昌海于2012年10月底向刘小奇出借款项，但其对借款金额及用途均未作出陈述；那某系陈述李昌海于2012年10月份20多号的时候向刘某出借款项，但不能清楚陈述借款人名称、借款具体日期以及借款用途，其所作证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夏某对诉争款项的出借具体日期陈述不明确，第一笔款项25万元陈述其听刘小奇说是用于支付工人生活费和材料费，但未清楚说明用于何处工地，第二笔款项25万元其陈述的用途与案涉借条载明的用途不一致。2.银行流水明细和资产证明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诉争款项的资金来源情况，亦达不到李昌海关于其已将案涉借款交付刘小奇的证明目的。3.（2013）安民初字第720号民事判决所作法律关系的认定已经（2013）绵民终字第1295号民事判决以及（2014）绵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所推翻，且前述民事判决与（2014）绵民终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以及（2014）川民申字第1402号民事裁定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范畴，所载明案件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本案法律适用的参照或依据。故对前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诉讼中，本院依职权在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处调取了刘小奇户口注销证明、《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刘小奇收取保证金及借款明细》以及该局于2013年3月25日向案外人万先福所作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原告李昌海质证称：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刘小奇以金渝公司名义向李昌海借款，且金渝公司知晓所借款项的借款时间及金额，且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实金渝公司指派刘小奇自筹资金修建工程，由此可以认定刘小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金渝公司理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金渝公司质证称：1.公安机关因刘小奇死亡而撤销刑事案件，刘小奇应当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归于消灭，本案相应的法律风险应当由李昌海自行承担，而不是通过本案诉讼转嫁至金渝公司承担。2.询问笔录并无关于本案诉争借款事实的陈述，该笔录可以证实刘小奇挂靠金渝公司实施案涉3012工程项目，且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刘小奇私刻金渝公司项目部印章对外骗取工程保证金等相关事实，故金渝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刘小奇实施的行为并不能代表金渝公司的意思表示，相应的法律后果亦不能由金渝公司承担。3.刘小奇挂靠金渝公司独立实施案涉3012工程项目，与金渝公司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符合目前建筑行业的普遍习惯和惯例。该合同约定刘小奇自行解决工程所需的全部资金，与任何单位和个人签订并履行建筑设备、材料等相关协议所产生的的经济责任全部由刘小奇负责，刘小奇无金渝公司授权不得使用项目部印章。据此可以证实金渝公司并未授权刘小奇有权代表金渝公司并以金渝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各类经济合同，当然也未授权刘小奇向李昌海借款。4.《刘小奇收取保证金及借款明细》载明的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作为金渝公司在本案中的自认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明细系金渝公司应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要求而提供，明细上所列单位、个人以及金额系金渝公司根据其收到的权利主张而进行的罗列，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案件线索。李昌海早于2013年7月16日向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金渝公司亦将李昌海的主张列入该份明细中作为刘小奇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的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并不能证实金渝公司对该款项予以认可。该明细中载明李昌海两笔款项，其中一笔为保证金25万元、一笔为借款25万元，记载的款项性质与李昌海在本案中的陈述不符，所载明的“转入肖娟账户25万”亦与李昌海在本案中关于款项均为现金交付的陈述不符。在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中也未体现有刘小奇对李昌海所称借款的相关供述。经审查，本院对刘小奇户口注销证明、《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以及询问笔录予以采信；对《刘小奇收取保证金及借款明细》，本院依职权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了核实[相关案件案号为（2013）游民初字第3354号、（2014）绵民终字第503号、（2016）川07民终1996号、（2019）川0703民终10104号]，显示经前述生效裁判确认的孙满昌、胡祚兵、梁连奎、冯林、绵阳豪茂魔芋食品有限公司、张道国等人名下的保证金或者借款均实际转账汇入肖娟或者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的银行账户（转账时间在2012年5月25日至2013年1月22日期间），且用于工程项目资金周转；但明细表所记载的前述人员相应款项的产生时间、金额与生效裁判所确认的相应事实并不能完全对应；明细表中记载的杨珂名下日期为2012年5月29日的借款100万元与张道国名下日期为2012年6月1日的保证金100万元实际系同一笔款项；另（2013）游民初字第4320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庭审笔录形成时间为2013年11月4日）载明金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亦明确陈述“我们在报案的时候刘小奇就涉嫌1000多万的金额，我们公司的副总已经将每一笔款项的金额和由来已经提交给了公安机关”。本院认为，虽《刘小奇收取保证金及借款明细》系金渝公司制作，但金渝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即针对刘小奇收取保证金及借款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报案，该明细表也是保存于公安机关关于刘小奇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的案卷中，该案卷内未见刘小奇针对诉争借款的相关供述以及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诉争借款事实的认定，相关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刘小奇收取保证金以及借款的事实与明细表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且亦未将该明细表作为认定金渝公司对刘小奇对外收取保证金以及借款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定案依据，故金渝公司所提出的该明细表系因公安机关办案要求而根据相关人员提出的权利主张提供的案件线索之抗辩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其抗辩主张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2月26日，金渝公司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金渝公司承建“航空燃气涡轮研究院汶川地震灾后异地重建项目3012号强度实验楼厂房建设工程”（工程地点为绵阳市小枧沟镇新实验基地）。案外人刘小奇在该施工合同尾部承包人“委托代理人”处签名。金渝公司与刘小奇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将前述施工合同中所列的工程内容承包给刘小奇。金渝公司（甲方）与刘小奇（乙方）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如下约定:（承包经营活动限制）乙方自行解决承包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包括各种带垫资、押金、保证金等，凡赊欠建筑材料、设备，实施任何租、借行为，与任何单位(包括施工班组)或个人签订任何合同协议均由乙方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法律后果；乙方不得自行刻制公司各类印章和以甲方名义私设账户；甲方同意乙方成立金渝公司绵阳工程项目部,乙方任项目部总经理,甲方出任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并按相关要求出示五大员原始证件备案后交甲方保管,派驻管理人员由乙方支付工资;甲方为乙方提供办理绵阳项目部合法有效的手续，包括在银行设立甲乙方双控的专用账户，其中启用项目部印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由甲方派驻人员掌管项目部印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2012年2月23日，金渝公司在四川省江油市公安局办理了《印章准刻证》，并据此在江油市原子印章服务部刻制了字样为“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的印章（有编码）。另金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货车客站支行开立有临时存款账户，账户名称为“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 庭审中，李昌海举出借条两份，分别载明：“今借到李昌海现金贰拾伍万元（￥250000.00元）此款用于3012项目周转，借期两个月。〈大写金额：贰拾伍万元〉借款人：重庆金渝公司3012项目部刘小奇2012年10月29日户名：肖娟银行：建行卡号：62×××49电话：159××××4999”、“今借到李昌海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50000.00元〉此款用于6043012项目附属工程保证金刘小奇愿意将绿化工程、管网工程约叁佰万元给李昌海承包施工。借款人：刘小奇2013年元月3日”。上述两份借条落款处有刘小奇签名和字样为“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的印章章印（无编码）。庭审中，李昌海称其系以现金交付方式向刘小奇出借的诉争款项。 另查明：1.肖娟系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财务负责人； 2.2013年6月17日，李昌海针对诉争款项曾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向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金渝公司履行合同承诺将624工程附属工程承包给其施工，并退还收取的工程周转金和保证金50万元以及赔偿损失。该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因刘小奇涉嫌合同诈骗，金渝公司已于2013年4月3日向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报案并被受理，该案也可能涉及合同诈骗，遂于2013年11月28日将该案移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2019年9月3日，李昌海针对诉争款项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因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尚未结案，而李昌海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经济犯罪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具有牵连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遂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川0792民初14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昌海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9月27日，湖南省华容县公安局出具《户口注销证明》，显示刘小奇因死亡其户口于2018年7月30日被注销。2019年10月16日，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作出绵游公（经）撤销案字[2019]31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查明刘小奇已死亡为由决定撤销该局办理的刘小奇涉嫌合同诈骗案件。本案诉讼中，李昌海针对诉争款项在本案中仍系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金渝公司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围绕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争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二是金渝公司是否应对诉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诉争款项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庭审中，李昌海主张其系以现金方式向刘小奇出借诉争款项，金渝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李昌海虽针对其举示的借条提供了廖某、那某以及夏某的证言，用以证明其实际以现金方式向刘小奇交付了诉争款项，但如前所述，前述三人所作的证言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无法与案涉借条形成全面的对应关系，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诉称的现金交付事实；诉争款项金额已达数十万元，属于大额借款，李昌海称现金交付不符合民间借贷中大额借款出借的交易习惯,也无证据佐证其诉称出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情况；根据李昌海所作陈述，其与刘小奇之间仅为一般的工程合作关系，在同一时期经生效裁判确认的刘小奇对外收取保证金以及借款的交易方式系通过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财务负责人肖娟的银行账户或者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的银行账户转账完成的情况下，其称以现金方式出借款项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案涉借条已明确载明有肖娟的银行账户，李昌海对诉争款项未按要求进入财务人员账户的原因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更无证据表明其诉称的以现金方式出借款项这一事实存在情势较为紧急的客观情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李昌海所诉称以现金交付方式向刘小奇出借诉争款项的事实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其诉称的以现金方式交付出借款项的事实不予确认。 （二）关于金渝公司是否应对诉争款项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第一，李昌海称刘小奇向其出示过金渝公司授权刘小奇与业主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能说明其有理由相信刘小奇为项目负责人。建设部2004年发布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是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负责人等，其管理权限包括以法定代表人代表的身份处理工程项目的外部关系，签署有关的合同，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管理工程项目有关的人力、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等内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2017）对项目经理即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和权限亦予以明确，其并不具备对外借贷的权限。换言之，项目负责人对外借款的行为与其工程现场管理的职责并无必然的关联性，无法据此认定刘小奇作为项目负责人具有对外代表金渝公司借款的权限。且根据现有证据，足以确认刘小奇事实上是6243012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经金渝公司授权与业主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目前建筑行业的惯例。但刘小奇与金渝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并不是金渝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昌海对此亦未能举证证明刘小奇向其借款的行为已经金渝公司单独授权或者追认，故不能认定刘小奇借款系代表金渝公司的职务行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照该规定，表见代理诉讼主张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其一，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但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其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需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其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无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第14条亦指出：“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如《合同法》第49条、《民法总则》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审判实务中应当依据有关具体法律规则进行判断；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该纪要第41条进一步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如前所述，李昌海自称对刘小奇代表金渝公司借款产生合理信赖的主要依据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施工合同仅载明刘小奇系作为金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至多让其有理由相信刘小奇是项目负责人；虽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具备了与建筑施工企业直接相关的代理权表象，但并不因该身份便享有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权限。李昌海自认长期从事工程承包业务，根据通常情况亦应知道刘小奇事实上是实际施工人。刘小奇以项目负责人名义从事项目部的工程管理活动，在未经金渝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不具有代表金渝公司对外借款的代理权，况且事后金渝公司亦未对刘小奇的借款行为予以追认。李昌海还称刘小奇向其出示过金渝公司向刘小奇出具的委托书，但对此节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亦未说明委托书的内容。即使李昌海有合理理由相信刘小奇作为项目负责人有权对外借贷，按常规亦应将款项汇入金渝公司6243012工程项目部或者金渝公司的账户，或者按照借条所载明的信息汇入项目部财务负责人肖娟的账户，而不是其所称的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刘小奇，除非金渝公司指令同意该交付方式，但李昌海对此事实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李昌海诉称的出借行为在主观状态上难谓善意无过失。案涉借条上虽加盖有与金渝公司备案的6243012工程项目部名称一致的印章，但该印章与金渝公司备案的项目部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且无充分证据表明借条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的来源以及是否得到金渝公司的同意予以刻制，不能排除刘小奇自行刻制使用的合理性怀疑。李昌海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小奇将所借款项实际用于6243012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因此，李昌海并非对刘小奇有权代表金渝公司借款的外观表象已形成合理信赖的善意无过失相对人，李昌海所称的刘小奇以6243012工程项目部名义向其借款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所述，李昌海所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昌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30元，由原告李昌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美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