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 安 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陕西省西 安 市中级人 民 法 院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1民终128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申，男，1945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钰人，男，1978年XX月XX日出生，满族，住西安市新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乐玲，女，1953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钰人，男，1978年XX月XX日出生，满族，住西安市新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爱玲，女，1962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碑林区东关南街社区服务中心退休职工，住西安市碑林区上诉人周立申、闫乐玲因与被上诉人闫爱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3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立申、闫乐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请求涉案人阎某甲到庭核实与其相关的证据，并说明当年的事实情况。3、请求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逐一核实其来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有效。撤销来源违法的证据。查证伪造的证据，并以相关法律法规做出公正处罚。 4、请求对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的代理关系进行庭外调查。5、请求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所有的“周立申”签名进行笔迹鉴定。6、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证据未经法庭核实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的“原告提交的与被告阎某乙通话录音，与被告周立申的通话录音，与案外人阎某甲通话录音”的来源未经核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来源的合法性。视听资料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性据。法庭上仅播放了部分音频，上诉人明确表示录音里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上诉人的声音。上诉人代理人在法庭上明确表示对该录音内容不认可。法庭交换证据中也没有该录音，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提供了书面的音频整理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卖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观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经核实这些音频录制时，三位当事人都不知情，在录音过程中也没有提示当事人正在录音。三位当事人均表示谈话时被对方诱导。这些音频资料的来源不合法，内容未经当事入认可，法庭没有与当事人核实。造成上诉人代理人重大误解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判断，所以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2、原审判决认定关于两份授权书的不予采信，依据材料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的不予采信部分“被告辩称原告系办理房屋拆迁事宜的委托人，否认向案外人阎某甲出具的两份委托书的真实性，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主张事实的成立，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作为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向案外人阎某甲出具两份委托书的证据，被上诉人有义务保证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四十九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两份委托书的当事人周立申和闻生萍没有认可其合法有效前，不能作为证据。经过与周立申和阎某甲核实这两份授权书，阎某甲称均系伪造，周立申称系伪造。被上诉人闫爱玲知道这两份代理书是伪造的，并且未经当事人同意就私自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因本案的授权书是排他性的授权，被上诉人提交伪造证据的行为造成了重大后果，直接形响了法院的审理过程和结果。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唯一的拆迁代理人。3、原审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款错误。原审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款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且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审理当中因被上诉人的证据中存在未经核实的录音，伪造的授权书等虚假和无效部分，导致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证据产生误解和偏差，最终导致法律适用错误。4、经过上诉人周立申的认真回忆， 98年拆迁期间，拆迁代理人闫爱玲通知他需要缴纳拆迁购房款，并要求周立申将该购房款交给阎某甲保管，周立申在阎某甲家中将40000元购房刻交给阎某甲保管，由其带到拆迁办，交给了闫爱玲。5、上诉人周立申为了说明与被上诉人闫爱玲的代理关系，前往了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机关小区1号楼3楼的原拆迁办（现西部城建公司），见到负责人李经理，其表示涉案房屋的《拆迁协议书》上的“代”字就能说明当时被上诉人闫爱玲就是上诉人周立申的代理人。被上诉人是上诉人拆迁的代理人，因上诉人在外地生活，被上诉人才借住涉诉房屋，双方无任何形式的买卖协议。闫爱玲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录音证据，一审中上诉人代理人周钰人已经对录音证据进行认可；2.关于两份授权委托书，一审中其已经提交了该两份授权委托书，该两份授权委托书系上诉人周立申和阎某乙夫妻交给我其的，该委托书是给阎某甲出具的。3.一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已经认可其未交过任何款项，其陈述的四万元购房款不属实。4.关于拆迁办李姓员工的陈述，该员工并不是经办人，陈述与事实不符。闫爱玲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周立申、闫乐玲在限期内为其办理西安市碑林区XX街XX巷XX幢XX单元XX室房屋的过户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立申、闫乐玲承担。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闫爱玲提交《委托书》两份，载明：XX巷XX号XX座西面东房屋壹间24平方米左右拆迁安置补偿及其它事项，现委托妻弟阎某甲办理，请拆迁指挥部帮助解决。委托人:周立申，被委托人：阎某甲，98.11.25”；“西安市五金制品厂拆迁小组：周立申现全权委托妻弟阎某甲到XX巷XX号院房屋拆迁事宜。委托人：周立申，受委托人：阎某甲，98.12.10”。周立申、闫乐玲不予认可，主张上述两份协议书并非周立申本人签名及印章，除闫爱玲外，其从未委托过他人代理涉案房屋的拆迁事宜。2、闫爱玲提交西安市五金制品厂出具的证明、收条，（82）碑法民字第466号民事判决书、协议、证明、修复申请、情况说明等涉案房屋手续，主张其与周立申、闫乐玲口头约定购房事宜并交付现金20000元（后周立申、闫乐玲退还10000元），双方建立买卖关系，周立申、闫乐玲向其交付了房屋的全部相关手续。对此，周立申、闫乐玲认可相关房屋手续的真实性，但主张闫爱玲持有上述手续是因为其委托闫爱玲办理拆迁事宜，其与闫爱玲未达成过书面及口头协议，也未收取闫爱玲购房款。3、闫爱玲提交拆迁安置协议书、安置卡、文件、通知、房屋费用结算单、交纳房款收据、物业费收据、装修协议、房屋情况、房屋所有权证等，主张涉案房屋系其以周立申、闫乐玲名义购得并取得房产证，房屋的全部款项均由其交纳，周立申、闫乐玲拒绝办理过户手续。周立申、闫乐玲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未交纳过任何购房款项，但对于房屋的出资人是否为闫爱玲不清楚，闫爱玲仅是代办人持有上述材料，其未向闫爱玲出售过房屋。4、闫爱玲提交与闫乐玲通话录音、与周立申通话录音、与案外人阎某甲通话录音，主张周立申、闫乐玲认可向其出售涉案卧龙巷十九平方米房屋的事实，其一直与周立申、闫乐玲沟通办理房屋过户事宜未果。周立申、闫乐玲认可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但主张其未有将房屋卖给闫爱玲的意思表示，闫爱玲只是代办房屋事宜持有房产证和过户手续。5、周立申、闫乐玲提交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情况、证明、拆迁办法、户口簿，主张涉案房屋系周立申名下的拆迁安置房，该房屋有四个共有人，即使闫爱玲与其存在买卖协议也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权利，闫爱玲也未向拆迁办报备。对此，闫爱玲不予认可，主张涉案房屋由其本人出资购得，拆迁安置后的房屋面积与户口无关，拆迁安置协议上载明的户口并不是房屋共有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双方就双方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闫爱玲自1998年至今持有涉案房屋的资料、手续并交纳了全部购房款项后居住使用该房屋，结合闫爱玲提交的与闫乐玲通话录音、与周立申通话录音、与案外人阎某甲通话录音，综合认定闫爱玲向周立申、闫乐玲购买了原19平方米的涉案房屋较实际相符，周立申、闫乐玲辩称闫爱玲系办理房屋拆迁事宜的委托人，否认向案外人阎某甲出具的两份委托书的真实性，因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其主张事实的成立，故对周立申、闫乐玲的该项辩论意见，依法不予采信。闫爱玲购得原19平方米的涉案房屋后，已取得了该房屋的相关利益。此后涉案房屋拆迁，闫爱玲持房屋全部资料以周立申、闫乐玲名义办理了拆迁安置手续并交纳全部购房款项后居住、使用该房屋至今，现涉案房屋已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闫爱玲要求周立申、闫乐玲为其办理西安市碑林区XX街XX巷XX幢XX单元XX室房屋的过户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一审遂判决：被告周立申、闫乐玲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配合原告闫爱玲办理位于西安市碑林区XX街XX巷XX幢XX单元XX室房屋的过户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立申、闫乐玲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连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二审中，周立申、闫乐玲提交证据：1.周铂人出具的情况说明；2.南晨物业公司出具的闫爱玲领取周立申房产证的领取表。用于证明闫爱玲领取手续不合法。闫爱玲质证：1.该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周铂人系精神病人，闫爱玲在1998年把钱给他的时候周铂人精神正常，现在周铂人有精神病，不能作为证人。2.领取房产证是事实，字是其签的，房产证是其领取的，拆迁协议上就有其的名字，其就是被拆迁人。办房产证的时候是因为拆迁办只能办到一个人名下，就把其的名字拉调了，拆迁合同、发放款领取均是其办理的。当时其领取房产证的时候是周钰人给其送的周立申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闫爱玲的身份证去办手续的。周立申、闫乐玲申请证人阎某甲出庭作证，阎某甲称：其是闫乐玲的弟弟，是闫爱玲的哥哥。他们双方纠纷其清楚一些，1998年的时候周立申没有给其出具过任何委托书，两份委托书均是其自己写的，周立申没有签字，是其代签的。当时拆迁的时候周立申因为与案外人任玉山有矛盾，当时闫爱玲给周立申经办房屋的手续，没办下来，周立申就再次找了阎某甲，因为办手续需要授权委托书，然后阎某甲就自己写了委托书。第一次碑林区法院起诉的时候阎某甲是被告的身份，闫爱玲一审提供与阎某甲的录音，对于该录音其是不清楚的，录音内容其也不清楚，现在其看了录音整理的文字内容。房子是周立申的，房子也一直是周立申、闫乐玲与孩子居住的，从小住到孩子上大学，其办手续是给周立申办的。因为房屋有纠纷，拆迁办在安置房屋的时候是最后办的，手续也是其和闫爱玲一起去拆迁办办理的手续。房屋没有出卖给闫爱玲。闫爱玲质证称：不认可证人证言。上诉人（代理人）自认1998年父母在外地，但是证人却陈述周立申将四万元送到证人家中。其余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闫爱玲自1998年至今持有涉案房屋的相关资料、手续，其也交纳了全部购房款项后居住使用该房屋，再结合闫爱玲提交的与闫乐玲通话录音、与周立申通话录音、与案外人阎某甲通话录音的相关内容，闫爱玲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应大于周立申、闫乐玲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故原审判决认定闫爱玲购买了周立申、闫乐玲原19平方米的涉案房屋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周立申、闫乐玲上诉称闫爱玲系办理房屋拆迁事宜的委托人才持有涉案房屋的相关材料，也不认可向阎某甲出具的两份委托书。但涉案房屋拆迁已经过多年，闫爱玲持有房屋资料、占有使用该房屋，而周立申、闫乐玲一直未主张相关权利也不合常理，对此其并无合理的解释，周立申、闫乐玲上诉要求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 “周立申”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原审法院对闫爱玲要求周立申、闫乐玲为其办理西安市碑林区XX街XX巷XX幢XX单元XX室房屋的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处并无不当。综上，周立申、闫乐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立申、闫乐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守鸣审 判 员  杨晓昱审 判 员  张  楠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孙静文书 记 员 崔诚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