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智渊，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永肖，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雪芬，女，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渊，上海市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智渊因与被上诉人郑雪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易景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罗奇豪、郑建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智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郑雪芬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以致判决错误。一、本案股权转让的出让方，实际为ＦＲＡＮＣＩＳＺＨＥＮＧ（中文名郑某）。上诉人叶智渊与郑某因同是温州人在法国生活而认识，此前叶智渊仅知道郑某有在上海从事红酒生意。2014年5、6月份左右，郑某表示其经营的上海易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晟公司）经营红酒生意，叶智渊有意向的话可以投资共同经营。郑某称易晟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郑雪芬、王存妹是其姐姐及母亲，为名义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及经营管理均是郑某本人。嗣后，双方就叶智渊加入易晟公司共同经营事宜进行协商，口头约定叶智渊受让易晟公司一半股权。期间，叶智渊并未与郑雪芬或王存妹有过任何接触或联系。二、股权转让时间并非2014年9月15日。郑雪芬在起诉状中诉称2014年9月15日双方于易晟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实际上是叶智渊与郑某就案涉股权转让于2014年6月份达成口头协议，并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郑雪芬提供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公司办理工商变更所需时由郑某提供。据了解，当日即2014年9月15日郑雪芬根本不在中国，郑雪芬的原审诉称完全不是事实。三、叶智渊己支付35万元股权转让款。2014年5、6月份，叶智渊与郑某就投资易晟公司达成的口头意向后，分别于2014年6月23日支付10万元给郑某账户，于2014年7月23日根据郑某要求将25万元支付到易晟公司的进出口代理商上海外联发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联发公司）账户。叶智渊进入易晟公司开始参与公司经营活动后，公司就一直由叶智渊和郑某共同经营管理，郑雪芬从未参与公司经营活动。此后，叶智渊与郑某就公司账目结算等事宜，双方带着会计等人分别于2017年、2018年期间多次协商，当时对叶智渊己支付35万元股权转让款事项双方并无任何争议，从未提及所谓股权转让款事宜，更不存在郑雪芬诉称的催讨的说法。四、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1、若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来看，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该协议约定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该时间距本案起诉之日，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2、若本案事实如原审法院认定，股权出让方为郑雪芬，那么引发诉讼时效中断的债务催讨人应是郑雪芬本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但郑雪芬从未与叶智渊联系，更谈不上催讨。所谓的证人郑某，首先，郑某与郑雪芬系姐弟关系，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不高；其次，郑某并非郑雪芬授权催讨债务的代理人；再者，郑某并未提供任何涉及其向叶智渊催讨债务内容的证据。原审法院仅以郑某曾于2016年多次往返上海、温州，而以高度盖然性认定郑某向叶智渊催讨股权转让款，显然逻辑错误。五、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叶智渊事实上己支付本案所涉35万元股权转让款，现郑雪芬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叶智渊再次支付该款项，可能涉及二种情形，一是郑某与郑雪芬恶意串通，明知该款项已支付但利用当时股权转让手续的瑕疵，意欲通过诉讼手段达到欺诈叶智渊财产之目的；二是郑某隐瞒叶智渊已支付3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将该款项占为己有，未将该款项交付郑雪芬。若本案存在上述情形，则可能涉及虚假诉讼，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另补充理由如下：本案纠纷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合伙投资。2014年上半年，郑某与叶智渊约定合伙投资经营红酒生意，其中郑某以截至2014年6月份易晟公司资产作价50万元作为出资，叶智渊出资50万元，双方共投资100万元；叶智渊已出资35万元。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有多个版本，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用，并非郑雪芬诉称的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事实上并不存在郑雪芬诉称的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说法。郑某因与叶智渊就易晟公司对账达不成一致意见，而伙同郑雪芬以工商变更登记使用的股权转让协议，恶意提起本案诉讼，意图侵害叶智渊财产权益，严重违背诚信原则。被上诉人郑雪芬辩称：一、上诉人叶智渊认为股权出让方实际为郑某，没有事实依据。因为股权转让就是股权转让，没有实际不实际的说法。股权转让就是发生在叶智渊与郑雪芬之间，叶智渊所谓的实际转让是不成立的。二、股权转让时间就是2014年9月15日，我方提供了工商登记备案的材料，叶智渊如果认为这个记载不对，应提供直接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另外，由于叶智渊在上诉理由三中说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所以即便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时间或者地点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有出入，鉴于其认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也办理了变更登记，所以转让时间也不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三、叶智渊认为35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没有事实依据。叶智渊主张的两笔付款时间都早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且支付的时候都不是以股权转让款的名义支付的，一笔是说付给郑某的10万元，鉴于郑某不是股权交易主体，郑雪芬也没有授权郑某收取相关款项，如果叶智渊认为10万元和郑某是另有纠纷的话应另行提起诉讼，另一笔25万元，叶智渊认为是买了红酒，我方认为是物权而不是股权，至于物权如何处理，不是本案需要审理的范围。上述两笔款项之所以不是股权转让款，叶智渊在受让股份已经成为易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人员都在其控制之下，至今没有任何财务显示其股权转让款或者出资款已经到位。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我方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我方确实是通过郑某向叶智渊多次催讨，原审法院高度盖然性我方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五、叶智渊的虚假诉讼之说不符合事实。关于叶智渊补充的上诉理由，其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按照叶智渊的说法，其付了35万元，那这35万元到底是货款还是投资款还是股权转让款，货款是付给案外人合同相对方，用以形成的是公司的物权，投资款是给公司，股权转让款支付对象是郑雪芬。叶智渊上诉请求陈述中把35万元作为三个用途，显然不合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自相矛盾，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2月10日，郑雪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叶智渊给付郑雪芬股权转让款3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2.本案的诉讼费等由叶智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郑雪芬易晟公司的股东，原持股比例为90%。2014年9月15日，郑雪芬、叶智渊于易晟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叶智渊当日应以人民币35万元受让易晟公司50%股权。叶智渊当时表示资金一时紧张，郑雪芬基于信任同意宽限其付款并先行履约。此后，叶智渊成为易晟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然其至今未支付相应对价，且经郑雪芬多次催讨无果。另查明，双方于2015年5月12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易晟公司的股东分别为郑雪芬、叶智渊、案外人王存妹（系郑雪芬母亲），持股比例分别为40%、50%、10%，法定代表人为叶智渊。嗣后，郑雪芬委托其弟弟郑某向叶智渊催讨股权转让款。为此，郑某于2016年期间曾多次往返上海、温州等地向叶智渊主张欠款。然经郑雪芬及其弟弟多次催讨，叶智渊拒不支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郑雪芬、叶智渊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郑雪芬已依约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叶智渊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现郑雪芬主张叶智渊给付股权转让款35万元，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郑雪芬主张自2017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依据不足，但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予以支持。因叶智渊未举证证明其汇入郑雪芬弟弟以及案外人外联发公司账户合计35万元的款项系在郑雪芬的授权委托下而支付或系属郑雪芬指定的收款人账户，故关于其已完成付款义务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郑雪芬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其提供的相关证据对证明证人曾于2016年多次往返上海、温州等地向叶智渊催讨上述股权转让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以上催款事实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未超过。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9月2日作出判决：一、叶智渊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郑雪芬股权转让款3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二、驳回郑雪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叶智渊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减半收取3275元，由叶智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叶智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补充证据材料，即：1.短信记录、微信记录，欲证明郑某是易晟公司老板、实际控制人，郑雪芬、王存妹只是易晟公司名义股东，2014年4月份开始郑某与叶智渊协商合伙经营红酒事宜，2017年-2018年期间郑某与叶智渊就易晟公司清算对账事宜进行多次协商；2.邮件记录，欲证明郑某与叶智渊商定双方各出资50万元共同经营易晟公司，郑某以截止2014年6月份的易晟公司资产（包括存货等）作价50万元作为出资；3.邮件记录、短信记录、付款凭证，欲证明2014年6月23日叶智渊支付给郑某10万元投资款，2014年7月23日叶智渊按郑某要求将投资款25万元直接支付给外联发公司，用于代付易晟公司的应付货款；4.股权转让合同、章程各1份，欲证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有多个版本，郑某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之用，原公司章程上“郑雪芬”签字字体与股权转让合同上“郑雪芬”签字字体明显不一致；5证明、微信记录、邮件记录、会计资料电子文本、对账单，欲证明易晟公司员工陈某定期将公司出纳报表发送给郑某，即郑某系易晟公司实际控制人，郑雪芬、王存妹只是名义股东，2017年-2018年期间，郑某与叶智渊就易晟公司清算单张事宜进行协商，叶智渊已出资35万元。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被上诉人郑雪芬认为叶智渊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就上述证据三性问题，因叶智渊未能提供证据原件，除证据2及证据3、5中的邮件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即使真实，证据1是叶智渊与郑某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该证据也不能否认郑雪芬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办公地址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没有关联，叶智渊如果认为股权不是郑雪芬的而是郑某的，应提供郑雪芬认可的书面文件或代持证据的；证据2也只能看到郑某给叶智渊发了红酒的资料和价目表，不能证明叶智渊欲证明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合伙经营红酒生意的待证事实；证据3中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只能证明易晟公司有一笔25万元购汇，也不能证明该款是叶智渊的股权投资款；证据4中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是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5中的以证明人陈某、董某出具的证明，其实质是证人证言，且不同意证人出庭作证，因为证人是公司员工，不能用雇员的观点来证明某人是老板，没有证据学上的价值，没有证明力，证据5中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叶智渊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且除证据2及证据3、5中的邮件记录外不具有真实性，对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及证据3、5中的邮件记录虽具有真实性，能证明案涉协议签订之前叶智渊和郑某存在共同经营易晟公司的事实，但对本案实体处理没有影响，故本院不做认定。就上诉人叶智渊要求证人陈某、董某出庭的申请，认为证人陈某是易晟公司员工、证人董某系易晟公司会计，欲证明郑某是易晟公司的老板即实际控制人，叶智渊于2014年6月加入易晟公司后与郑某共同经营，参加过2017年至2018年期间叶智渊与郑某就易晟公司对账及投资款支付情况等事宜；被上诉人郑雪芬就证人出庭证人的意见与对叶智渊提供的证据5中证明的质证意见一致。就上诉人叶智渊要求对郑雪芬提供的证据《股权转让书》落款处“郑雪芬”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叶智渊认为，郑雪芬的该签字不真实，能够证明郑雪芬起诉陈述的事实虚假，影响本案争议事实认定。被上诉人郑雪芬认为，合同可以自行签字或者授权他人代签，也可予以追认，郑雪芬的签字真实与否与叶智渊无关，鉴定结果如何对待证事实没有意义。本院认为，叶智渊的上述证人出庭申请及鉴定申请，其性质属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且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对本案争议事实认定没有影响，没有必要，故本院均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是郑某还是郑雪芬”、“股权转让的时间是在2014年6月份还是在2014年9月15日”、“叶智渊于2014年6月23日支付给郑某的10万元以及2014年7月23日支付给外联发公司25万元是否为支付本案的转让款”以及“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等事实，本院在说理部分一并予以说明。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叶智渊）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出让方（郑雪芬）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35万元）”，但协议于2014年9月15日签署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郑雪芬一直未要求叶智渊支付转让款；此后叶智渊以易晟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济活动，但郑雪芬也一直未要求叶智渊支付转让款，直至2017年双方因公司财务无法结算后，郑雪芬才于2018年12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郑雪芬认为期间其已多次委托其弟弟郑某要求叶智渊支付35万元转让款，并提供郑某的机票等差旅凭据及申请郑某出庭作证，但证人郑某与郑雪芬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明显不足，而机票等差旅凭据仅能反映郑某于2016年往返上海、温州等地之间，无法直接证明郑雪芬委托郑某向叶智渊催讨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郑雪芬认为期间已向叶智渊主张转让款，缺乏证据支持。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郑雪芬应当于2014年9月15日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于2018年12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期间未发生中止情形，诉讼时效明显已过。因此，叶智渊认为即使其尚未支付协议约定的35万元转让款，但本案诉讼时效已过，郑雪芬已丧失胜诉权的抗辩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股权转让的出让方是郑某还是郑雪芬”、“股权转让的时间是在2014年6月份还是在2014年9月15日”、“叶智渊于2014年6月23日支付给郑某的10万元以及2014年7月23日支付给外联发公司25万元是否为支付本案的转让款”等问题，因争议事实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院不再作评析认定。综上，上诉人叶智渊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60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雪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均由被上诉人郑雪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易景寿审 判 员 郑建文审 判 员 罗奇豪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