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彬，男，197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云南锦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敏，女，198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霄彬，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春凤，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彬因与被上诉人刘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12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滕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被上诉人刘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霄彬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判决刘敏归还滕彬人民币50万元；3、刘敏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1、刘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滕彬具有返还投资款给刘敏的意向，刘敏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滕彬有新证据证明其在转款50万元后，刘敏将手机关机并返回重庆；3、滕彬在诉讼过程中已尽到举证责任，而刘敏没有证据证明其合法占有50万元，应构成不当得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刘敏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滕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敏返还滕彬50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刘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敏（乙方）与案外人杨学禄（甲方）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工程合作协议》，就合伙承包2016年昆明市官渡区公厕建设工程项目第一、二标段事宜进行约定，由乙方出资30万元，占甲方股份比例50%（甲方占该项目股份比例为30%）。刘敏分别于2016年10月14日、10月24日向案外人杨学禄转款10万元、30万元。庭审中，滕彬陈述：其和案外人王强、杨学禄（杨强）合伙，通过挂靠河南万安实业有限公司，承包昆明市官渡区公厕建设工程项目第一、二标段，三方共投入2650230元，其中杨学禄（杨强）投入794000元，王强投入801354元，滕彬投入1054876元，该项目已于2017年5月30日竣工，尚未最终验收和结算。滕彬称刘敏并非工程的合伙人,而仅仅是项目部的财务人员，于2016年10月-11月期间到工地上来，负责工地上的账目及款项管理，也算是杨学禄在工地上的代表，于2017年5月离开工地。2017年6月11日下午和晚上，滕彬、刘敏，以及案外人王强、杨学禄（杨强）以及刘敏的父亲刘建华，就刘敏收回在官渡区公厕第一、二标段项目上的投资款以及利润分配等事宜进行协商，谈话中，滕彬有如下陈述“他们的意思都是的都说是，杨大哥在这边拿了的都是那边有个23.6万元，后面加上在刘敏那儿拿了点钱，都说他在这个项目上已经都用了这么多，好，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钱又是刘敏投进来的。”杨学禄（杨强）有陈述“刘敏投的钱包含了公厕的一标段和二标段，这个是事实。”王强有陈述“说白了一句话，就说刘敏有权利收这个钱。”2018年10月25日，滕彬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向刘敏转账500000元。对于该转款的原因，滕彬第一次庭审时称其中30万元系转给刘敏用于支付项目部工人工资和施工队的费用，20万元用于材料款，第二次庭审时补交了一份滕彬自己书写的2018年10月26日工资、材料发放计划，称因为10月26日需分别支付木工、砖工、装修辅材等费用共计1286000元，分别由刘敏和魏磊发放，并解释虽然刘敏已于2017年5、6月份离开工地，但每次有款项下来需要办理付款，滕彬就会通知刘敏回到工地来办理付款事宜。刘敏则辩称该50万元转款系归还自己的投资款45万元及欠付的工资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方获有不当利益；致使对方遭受损失；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本案中，双方对滕彬向刘敏转款5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该50万元的性质，滕彬认为系转给刘敏用于项目支出，但被刘敏无理由侵占，构成不当得利，刘敏则辩称该50万元系归还自己的投资款45万元及欠付的工资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系滕彬自主地、有意识的向刘敏转款50万元，因此，应当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原则，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认定应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有意识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理；2、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是有初始原因的，“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只是法律对于被给付人的受益是否为法律所定利益之归属的后续评价，并非指给付人没有任何初始给付原因或目的，而对于初始给付原因，给付人作为给付行为的发起和控制者，更有能力对自身转移财产的行为提供证据。本案中，滕彬以不当得利起诉，应当对当初转款的目的举证加以证明，即应当证明项目上有支付工资和材料款的实际需求、其与刘敏之间已达成委托支付的一致意思表示，据此才向刘敏转款50万元，但由于委托支付未能实现，遂构成嗣后无给付目的的不当得利。若滕彬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刘敏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但本案中滕彬仅举示了其自行书写的2018年10月26日工资、材料发放计划，并无产生上述支出的原始凭证或相应的结算依据予以佐证，难以达到转款时项目部有此实际支出需求的证明目的，亦未证明其与刘敏就该50万元用于上述支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而从刘敏的抗辩理由“该转款系归还投资款45万元及欠付的工资5万元”及提交的证据来看，滕彬、刘敏及项目的其他合伙人于2017年6月11日就刘敏投资事宜进行协商时，滕彬均在场，虽然其未认可刘敏的合伙人身份，但对刘建华与刘敏此行前来协商主要表达的以下几个意思应当知晓：刘敏通过杨学禄出资45万元投入项目上、该投资如何收回、如何进行利润分配。而作为该项目合伙人之一的王强承认刘敏有权收回投资、分配利润，虽然刘敏提交的证据亦未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但亦不能排除存在的可能性，刘敏的辩解及举证拉低了滕彬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导致该50万元转款的性质真伪不明，滕彬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滕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缴纳4400元（原告滕彬已预交），由原告滕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滕彬向本院举示了昆明市公安局110接警单、昆明市公安局110反馈单，拟证明滕彬于2018年10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刘敏，刘敏拿着钱离开昆明，接警单显示钱是打错了的。经质证，刘敏认为该证据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一审中滕彬曾提出该证据存在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但并未提交，亦未申请延期举证；即使认定为新证据，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报警原因系滕彬自行陈述，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滕彬转给刘敏的这50万元是用于发放工资及工程款。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够证明滕彬有报警的行为，但报警内容系报警人自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认定报警内容即为事实，故不能达到滕彬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审理情况，争议焦点为滕彬向刘敏转款50万元对于刘敏而言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的前提是利益取得人取得该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滕彬称其向刘敏转款系因刘敏负责一部分财务工作，该款系用于支付工资和工程款，因刘敏并未按照用途支付出去而构成不当得利，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滕彬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刘敏收到该款后未支付出去，这是事实，但滕彬对其主张的该款的用途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滕彬主动打款所依据的事实无法予以确认。再者，根据刘敏在一审中举示的证据，不论滕彬是否认可刘敏投资人的身份，但滕彬对刘敏提出收回投资款一事是知晓的，故滕彬转款给刘敏所依据的事实除了不当得利，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综上，待证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的状态，依法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对本案的相关评判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滕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滕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信良审 判 员 郑 泽审 判 员 刘 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 玲书 记 员 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