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京0105行初452号原告刘强，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甜水园东里甲1号。法定代表人李靓，主任。委托代理人徐果，男，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70号。法定代表人雷海潮，主任。委托代理人郭林，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干部。委托代理人龙琍，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强（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朝阳区卫健委）履行法定职责和撤销被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称市卫健委）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2日和2018年7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开庭当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2月17日恢复审理。原告，被告朝阳区卫健委委托代理人徐果、王磊，被告市卫健委委托代理人郭林、龙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朝阳区卫计委）递交《投诉举报书》，原朝阳区卫计委最终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关于刘强2016年11月29日举报投诉答复书》（以下称被诉《答复书》），针对原告提出的7项诉求逐一答复如下：一、关于诉求1，请求确认中日友好医院（以下简称中日医院）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并下达处罚。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患者刘某某死亡后，中日医院认为患者的死亡是正常疾病过程，不涉及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不符合《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报告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定义。后因患者家属起诉，符合前述规定第九条第（二）项所规定应上报的情形，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对刘某某诊疗情况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进行上报。该委认为中日医院已履行了报告职责，且《报告规定》为原卫生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置行政处罚。同时该规定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非处罚种类条款，因此以该规定下达行政处罚无法律依据。二、关于诉求2，请求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中日医院现行医疗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处罚。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对刘某某诊疗情况进行了上报，根据中日医院提供的系统截图显示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6日有4例事件上报，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综合调查情况和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中日医院存在违反《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三、关于诉求3，请求确认中日医院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医师张春霞承认2015年7月1日晚6时后下班。中日医院为患者刘某某开具“病重通知单”显示通知时间为2015年7月1日16时56分17秒，医师签名为张春霞。调取医院“医生交接班表”显示有“记录时间2015-07-0117:57:06”张春霞签字的患者刘某某病情交接班记录。患者病历显示2015年7月1日22时6分的抢救记录签字及7月2日6时24分病程记录签名为黄泛舟。在抢救记录中明确了参加抢救过程的人员情况。该委认定张春霞、黄泛舟已按要求履行了对危重患者进行交接班及抢救职责。至于住院患者发生危重情况后，经治医师是否要返岗参加救治无法律法规依据。四、关于诉求4，请求认定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违法。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该委已对医院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下达过监督意见书。关于病历中是否允许使用“修正诊断”的问题，原告通过向原国家卫计委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已获知病历内使用“修正诊断”的规章制度不存在。综上，该委认为法律、法规、规章中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日医院可以自行约定来确定病历的内容和形式。同时，《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第12部分：入院记录》5.2.1入院记录子集中，有“修正诊断”数据元专用属性的描述。因此，医院使用修正诊断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五、关于诉求5，反映中日医院工作人员常年不佩戴胸牌或不正确佩戴胸牌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经现场检查，未发现医务人员有未佩戴胸牌上岗现象。六、关于诉求6，请求确认应由谁追究中日医院2014年10月30日前违规开展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检查项目的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于2014年10月30日取得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二级科目检查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七、关于诉求7，投诉中日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方面的问题。中日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一次，根据《北京市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第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在《放射诊疗许可证》规定的校验月份内，向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校验申请。原朝阳区卫计委查明中日医院根据《放射诊疗许可证》上载明的校验记录月份进行申请校验，项目含CT。原告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称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京卫计复字[2018]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称被诉《复议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确认原朝阳区卫计委已依法履行职责并维持了该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答复书》。原告诉称，原朝阳区卫计委没有针对其投诉作出对应性答复，以偏概全、大事化小，应予撤销。一、关于诉求1。《报告规定》第九条确认了施行逢疑必报原则，并规定何种情况下发现可能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应当上报；第八条明确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含疑似）应报告，且明确了报告时限。原告2015年7月13日书面向中日医院提出医疗争议，该院未按规定时限上报；与其的纠纷2016年6月21日起诉至法院，该院也未按规定时限上报。原朝阳区卫计委答复认为医院履行了报告职责与事实明显不符，且该委否定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应罚则，应属超越或滥用职权。二、关于诉求2，原告认为《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不溯及既往”的理解应为执行之日之前已经结案的案件不溯及，而已经受理未处罚的案件不属于此类。原告向原朝阳区卫计委第一次投诉是在2016年11月29日，是在《医疗质量管理办法》执行后，该委以“不溯及既往”为由排除该规定适用是错误的。退一步讲，若存在有错误无罚则的情况，该委也应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三、关于诉求3，《值班与交接班制度》及《急危重患者抢救及报告制度（试行）》有规定，值班医师遇危重患者病情变化，出现危急情况时，应当及时请上级医师处理，并通知经治医师；各主管医师必须报告科主任，按医院规定的制度及时报告医疗管理部门和分管院领导；患者发生急危重后，应通知主管医师，主管医师除必须返岗外还需在岗报告科主任。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调查停于中日医院是否有制度，但未查明制度是否合规及制度执行情况。同时，该答复也未对其提出的“急会诊10分钟到岗、危重患者需加急配送血小板、危重患者应上报院总协调医护资源”不负责任延误急危重抢救和诊治范围的投诉事项给予回复，属于遗漏回复情况。四、关于诉求4，原朝阳区卫计委虽对中日医院下达过监督意见书，但文字表述上仅具备指导性属性，不具备指令性属性，未写明中日医院存在的各种错误行为并责令改正。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行为不是不规范问题而是不合法不合规，原朝阳区卫计委故意偏袒中日医院的行为应予纠正。将“修正诊断”写入入院记录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八条“病历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书写”及“表格病历应经市卫计委批准后方能使用”的要求。入院记录本应在6月6日前完成，但其内容出现了6月23日、7月2日、7月7日的修正，修正内容与病历整体内容矛盾，可明确入院记录不是在法定时限内完成的，也可明确医院在患者去世后对入院记录进行了修改。原朝阳区卫计委应调查医院的修改内容用于明确医院是否存在减轻责任、虚构事实等伪造篡改行为，不是简单的书写不规范问题。且即使是书写不规范也应进行行政处罚。另，对于投诉的5、6、7项诉求的回复，原告表示放弃质疑。基于以上认识，原告认为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回复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以偏概全；原市卫计委在复议审查中仅进行了程序审查，未对案件涉及的具体业务进行深入调查就作出维持决定，应属未依法履行复议职责。综上，诉请法院：1、撤销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的被诉《答复书》的一、二、三、四项;2、撤销原市卫计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5年7月13日向中日医院提交的《患者投诉登记表》，证明原告于当时向医院提出投诉，但中日医院未及时将情况向上级汇报。被告朝阳区卫健委辩称，一、该委具备受理原告投诉的职权；二、该委作出答复的程序合法。原告于2016年11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投诉七项内容。该委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答复，被原市卫计委撤销。该委于2017年9月15日再次作出答复，后被原市卫计委以程序违法为由再次撤销。本次答复是按照原市卫计委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在60日时限内作出的，并根据检查核实情况，全面回复了原告的投诉事项。三、该委已完整履责，对原告投诉的全部事项作出书面回复。1、关于原告的诉求1，该委认为患者刘某某于2015年死亡后，中日医院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及诊疗，判断患者的死亡是正常疾病过程导致的后果，并不涉及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不符合当时执行的《报告规定》关于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定义，后患者家属起诉，由于符合《报告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上报条件，医院进行了上报。该委已将该事实和其要求对中日医院处罚无法律依据的情况向原告进行了解释。2、关于原告的诉求2，主要涉及法律适用的解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于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中日医院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始于2015年，医院上报数据为2016年10月，原告要求适用上述规定处罚此前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按行为当时适用的《报告规定》未设定任何行政处罚，该委对此项的投诉处理并无不当。3、关于原告的诉求3，相关病历记载无法证明存在延误患者抢救和诊治的情况。原告虽认为应当以卫生系统中的各种推荐性文件作为判定是否违法的依据，但相关文件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也不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由于目前法律、法规未对“经治医师必须返岗参加救治”作出强制性要求，也未对中日医院相关值班制度的标准进行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主张中日医院制度与其列明的各种推荐性文件内容不一致即属违法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4、关于原告的诉求4，目前法律、法规中均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并未违反现有规定，该委不能认定原告投诉的行为违法。综上该委针对原告投诉进行调查并回复，调查程序合法、回复程序及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作出的回复认定亦无不当之处，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朝阳区卫健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作出被诉《答复书》的证据：1、邮寄单详情，证明该委对案件调查后依法回复原告；2、2016年12月5日制作的《现场笔录》，证明该委对原告所反映的内容依职权进行现场检查；3、《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分别为钟林涛、张春霞、马一盖、邵雪艳、李盈盈，证明对原告反映的内容，该委对相关责任人、管理人员依职权进行调查；4、患者刘某某病历，证明该委对原告所反映的内容依职权进行调查；5、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系统截屏打印件，证明该委对原告所反映的内容已依职权履责；6、《监督意见书》2份，证明对原告反映的内容，该委依职权进行了纠正处理；7、原市卫计委作出的京卫计委复字[2017]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委按照原市卫计委复议决定的要求依法作出答复。（二）作出被诉《答复书》的依据：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4、《报告规定》；5、《医疗质量管理办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7、《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管理办法》。被告市卫健委辩称，该委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卫健委认可朝阳区卫健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答复书》依据的证据且不再重复提交。在法定期限内，该委提交了如下证明履行复议程序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材料及邮寄凭证，证明该委于2018年2月28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2、3用以证明2018年3月1日，该委依法受理原告行政复议并通知原朝阳区卫计委答复。2018年3月9日，原朝阳卫计委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被诉《答复书》的证据和法律依据；4、《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委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延期决定，依法延期30日，并于次日送达双方当事人；5、被诉《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经审查，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被诉《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该委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被诉《答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双方当事人。原市卫计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调取手段的合法性和形式的真实性，分别能够证明原朝阳区卫计委接受原告投诉并履行调查程序作出被诉《答复书》和原市卫计委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基本情况；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5年7月13日向中日医院提交了《患者投诉登记表》，本院依法予以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之父刘某某于2015年6月5日入中日医院治疗，2015年7月2日在该院去世。2016年11月29日，原告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原朝阳区卫计委发出《投诉举报书》，提出如下七项投诉请求：1、确认中日医院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下达处罚；2、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对中日医院现行医疗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处罚；3、确认中日医院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4、认定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违法；5、医院工作人员常年不佩戴胸牌或不正确佩戴胸牌；6、确认应由谁追究中日医院2014年10月30日前违规开展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检查项目的问题；7、投诉中日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方面问题。原朝阳区卫计委接收原告的投诉材料后，于2016年12月5日赴中日医院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情况记录为：1、在血液科医生办公室见穿白衣人员6人，护士站见护士2人，佩戴胸牌上岗；2、在护士站见口服药记录，护士交接班记录；3、在医生办公室见医生交接班记录。本次检查未发现违法行为。此后，原朝阳区卫计委对中日医院相关负责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员分别包括医患办公室的负责人钟林涛、刘某某的主管医师血液科医生张春霞、负责血液科全面工作的主任马一盖、血液科护士长邵雪燕、血液科护士李盈盈。其中先后对钟林涛进行了两次询问，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5日和15日。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结合原告投诉的问题，围绕中日医院“是否建立医师查房、分级护理及会诊管理、值班和交接班制度”“2015年7月1日晚值班人员情况”“病历书写和医嘱签字”“是否建立急危重患者抢救报告制度”“住院患者在主管医师下班或休息时发生急危情况，是否要求主管医师必须返岗”“是否建立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相关制度”以及“刘某某病历是否符合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核实。对医生张春霞先后询问两次，时间分别为2016年12月15日和21日。其间就刘某某的诊疗情况、输血情况、病历书写情况、抢救情况等进行了核实。对马一盖询问一次，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主要就医院建立的“医师交班和值班制度”、“2015年6月和7月的医师交班记录本”、“在非工作时间患者出现病情加重后是否要通知经治医师返岗”、“患者出院或死亡后病历归档要求”、“病历书写情况”等事项进行了核实。对邵雪燕询问一次，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询问中，原朝阳区卫计委就该院“分级护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具体医嘱的执行情况”、“血液和其他药物是否同通道输注”等情况进行核实。对李盈盈进行询问一次，时间为2017年1月4日，主要就刘某某病历中医嘱的签字情况和执行情况进行了核实。调查期间，原朝阳区卫计委还调取了刘某某于2015年6月5日至7月2日的病历记录，查询了“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系统显示“刘某某医疗损害争议”一事的上报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调取了该委于2016年4月12日向张春霞和中日医院作出的《监督意见书》，该委要求张春霞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要求中日医院加强对病历的管理，严格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进行病历书写及保管，同时加强对医务人员病历书写的培训。最终，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被诉《答复书》，针对原告提出的7项诉求逐一进行了答复。原告不服上述答复向原市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2月28日，原市卫计委收到原告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原市卫计委于2018年3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向原朝阳区卫计委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该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被申请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原朝阳区卫计委于2018年3月9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依据。2018年4月25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告知原告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案件审理期限30日。2018年5月23日，原市卫计委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的《答复书》。另查明，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被诉《答复书》前已经前后两次作出答复，但均被原市卫计委以复议决定撤销，要求该委重新答复。再查，2018年11月，北京市组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市卫计委的行政职能，2019年3月，朝阳区组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接了原区卫计委的行政职能。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分别由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作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故此，作为分别承接了原市卫计委和原朝阳区卫计委行政职能的市卫健委和朝阳区卫健委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系原告作为患者刘某某家属就中日医院的诊疗行为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引发的行政争议。原朝阳区卫计委作为中日医院所在地对医疗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接收患者投诉、调查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相应处理的职责。原市卫计委作为朝阳区卫计委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也具有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根据原、二被告陈述的诉讼理由，本案审查的核心在于原朝阳区卫计委受理原告的投诉后是否依法全面履行了调查处理职责，针对原告所作的回复结论是否正确，依据是否充分。原告在投诉时共提出七项诉求，原朝阳区卫计委逐项给予了回复。鉴于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仅对被诉答复中的四项回复内容提出部分撤销的请求，故本院结合原告的诉讼理由及原朝阳区卫计委所作的答复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工作的调查。为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安全，原卫生部制发了《报告规定》，以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指导该项工作的开展并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按照该规定要求，原卫生部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权限范围内设立、管理相应的信息系统。该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一条分别从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概念、上报时限、上报原则、卫生行政部门的查处职责方面做了明确规定。综合上述规定可以认定：第一、甄别是否属于应上报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是医疗机构履行上报义务的前提。《报告规定》中明确，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由于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等明显人身损害的事件。但对于是否构成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医疗机构和患者或患者家属从各自的立场、利益角度出发，由于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认知水平的差异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判断结论。第二、医疗机构上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应遵循时限要求，起算点以其发现事件时为准。发现是知晓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仍然需以主观认识判断为依据。第三、该规定第九条确立了“逢疑必报”的原则，即存在可能构成医疗质量安全可能性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就应当启动报告程序。《报告规定》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获知可能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五种途径，可分为医疗机构在日常管理中主动发现和因患者启动诉讼、医疗鉴定、调解、投诉等程序的被动获知两类。第四、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执行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制度的情况负有监管职责。医疗机构存在“瞒报”“漏报”“谎报”“缓报”情形的，均属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范围。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的父亲入中日医院救治后不治身亡。该事件是否属于应当上报的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原告和中日医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中日医院认为患者死亡属于正常疾病过程，不涉及诊疗过错、医药产品缺陷等问题，故不符合《报告规定》，故未在患者死亡后将该事件作为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送实属正常，并未违反前述规定。但根据前述规定确立的“逢疑必报”的原则，即便中日医院自认为该事件不属于需上报的情形，在患者投诉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后，也应遵循该原则启动报送程序。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可以证实，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即获知原告提起医疗损害责任民事诉讼后，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对刘某某诊疗情况按照一般医疗安全事件进行了上报，因此可以认定该医院不属于未履行医疗质量安全报告规定的情形。尽管医疗机构是否缓报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范围，但根据该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如医疗机构缓报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或对医疗质量安全事件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予以通报。可见，卫生行政部门追究医疗机构违反规定执行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报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损害后果为构成要件。本案中，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证据显示，并无明显损害后果发生，因此，原朝阳区卫计委针对原告要求该委给予中日医院处罚所作的回复并无不当。二、关于能否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处罚的调查。原告在投诉请求第二项明确要求原朝阳区卫计委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中日医院存在的消极对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行为进行处罚。对此，本院认为尽管原告在投诉举报书中称中日医院普遍存在消极对待医疗质量安全事件的问题，但基于目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原告作为患者家属仅能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院仅就涉及原告父亲刘某某治疗行为引发的疑似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报事项，原朝阳区卫计委能否依据《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相应处罚进行评价。鉴于患者刘某某死亡时间为2015年7月2日，且中日医院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了在“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信息报告系统”中对刘某某诊疗情况按照一般医疗安全事件进行上报的工作。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施行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尽管原告举报的时间在该办法实施之后，但由于原告举报的事项涉及法律适用的实体问题，应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有效实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根据法律适用“不溯及既往”的基本适用原则，针对原告的举报事项，《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并不具有适用性。原朝阳区卫计委所作的该项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三、关于中日医院对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是否存在不负责任延误的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处罚。因此，原告提出的中日医院涉嫌存在上述问题的请求事项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范围。围绕原告诉求和理由，原朝阳区卫计委采取调取患者刘某某的病历和询问包括刘某某的主管大夫、参与救治的大夫和护士以及中日医院医患办、血液科负责人的方式，调查了医院对患者刘某某实施救治的情况。上述材料基本能够反映出患者刘某某的病程发展过程及在其出现危重情况后，中日医院对患者采取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在此情况下，原朝阳区卫计委根据病历记载的时间、抢救过程及参与人员，综合调查情况作出了中日医院已按要求履行对危重患者进行交接班及抢救职责的认定，该结论的作出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且不存在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及诊疗操作规程要求之处，故本院在对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的司法审查中应予尊重。本院认为，对于不负责任延误治疗行为的认定，无论在卫生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还是司法审查程序中，行政机关和法院均不应也无法介入对诊疗手段和方式合理性、适当性的专业判定，而仅能从行为表现上判定医护人员主观态度的违法性。不负责任延误救治在行为表现方式上应指医护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和操守，在急危患者的救治中主观态度上不积极，拖延实施救治行为，从而对患者造成损害的行为。而原朝阳区卫计委调取的患者刘某某的病历材料，不能认定中日医院医护人员的救治行为符合不负责任延误救治的行为表现方式。原告主张的“主治医师未履行好交接班制度”“未在患者出现病危情况后立即返岗”“会诊人员未按规定10分钟到岗”“未加急配送血小板”等事项，在有证据证明相关医护人员已对患者实施抢救，履行了救治职责的情况下，不能构成认定医护人员不负责任延误救治的事由。四、关于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的表格病历的调查。根据原朝阳区卫计委的调查，中日医院在患者刘某某住院记录的病历书写中使用了“修正诊断”的表述内容。对此，本院认为，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发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病历归档以后形成病案。按照病历记录形式不同，可区分为纸质病历和电子病历。电子病历与纸质病历具有同等效力。医务人员应当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要求书写病历。本案中，中日医院制作的患者刘某某的病历从记录形式上看只是采取电子录入方式制作的病历，并非属于前述规范中规定的严格意义上的电子病历范畴。关于原告投诉反映的病历中使用“修正诊断”表述问题，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并无禁止性规定，医疗机构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对病历的书写形式和内容自行提出要求并不构成违法。同时，经查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445.12-2014)《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第12部分：入院记录》中数据元名称中有“修正诊断”的表述，可见“修正诊断”在医疗诊断中使用是有一定专业依据的。据此，原朝阳区卫计委认为中日医院使用“修正诊断”并未违反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答复并无不当。另，原市卫计委在接收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通知被复议机关答复、依法延期等程序，依据复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亦予以认可。综上，原告提出要求撤销二被告作出的被诉《答复书》和《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强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赵向东人民陪审员  丁京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刘会霞书 记 员  赵 越书 记 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