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2民终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昭，男，1969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胜强，男，1960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郁郸，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曼衡，广东圣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文昭因与被上诉人黄胜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5202民初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文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黄胜强返还陈文昭13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2717.54元，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共计132717.54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胜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相符，在陈文昭履行完了其范围内的所有举证责任、黄胜强毫无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在不知所云的理由下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同时，一审法院历经多次开庭，第一次作出的认定是陈文昭与本案无关，驳回起诉，第二次是在不知所云的理由下驳回诉讼请求。陈文昭针对一审如此水平的判案只能有一个推断，那就是一审法院根本未查清本案事实，根本不懂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理由如下：一、陈文昭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所谓的侵权事实与陈文昭无关，在最后一次开庭陈文昭又提供了一关键性证据，证明《事实经过》为实际侵权人黄某某出具，但一审法院竟然直接忽略，且黄胜强在未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事实是陈文昭所为的情况下，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实在让陈文昭觉得匪夷所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具体到本案，从立案起诉之初，到庭审审理过程，陈文昭始终提供诸多证据证明黄胜强主张的侵权事实非陈文昭所为，其中包括了实际侵权人出具的《事实经过》、实际侵权人出具《事实经过》的视频拍照、法院调取陈文昭胞弟问话笔录、陈文昭主动到派出所做的笔录、陈文昭在事发后向各机关部门维权申诉的书面材料等等。上述诸多的证据唯一可以证明的是陈文昭从未对黄胜强钩机进行过所谓的破坏行为。在此也提出一个反问，如真是陈文昭破坏钩机，陈文昭从知道胞弟支付所谓的赔偿款后便开始向各机关部门投诉、维权，主动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再到法院起诉要求黄胜强返还款项，这些行为如是建立在陈文昭有实际侵权行为的基础上，那陈文昭无疑是在“找死”！但证据体现的事实恰恰说明的是，陈文昭的坚持是有事实依据的。反观黄胜强提供的证据，在历经几次的开庭，直至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胜强在庭审中未发表过过多的反驳观点，黄胜强仅提供了一段视频，该视频中陈文昭仅出现了几秒，而且这几秒也并非是在钩机现场的，黄胜强提供的一段视频中根本无法得出陈文昭有从事破坏钩机的行为，根本无法得出任何的因果关系。此种根本不能视为证据的视频，如何能证明陈文昭存在破坏钩机的行为，从而需要支付所谓的赔偿款。二、一审法院在未厘清法律关系情况下，在本院认为中陈述与本案无关的理由，由此进行判案，属于明显的适用、认定法律错误。本案陈文昭主张黄胜强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仅为一案由，实则需要通过该案由探寻实质蕴含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体现形式无非是债形成与承担，债分为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而本案的产生不当得利的原因属于侵权之债，即在侵权行为发生之时方能构成，而侵权讲求四个构成要素。具体到本案，通过陈文昭与黄胜强的举证，陈文昭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证明陈文昭实施过侵权行为，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在未厘清法律关系情况下，未具体分析实质蕴含的法律关系，导致一审就算经历多次开庭，依然无法认定事实，直接导致一审判案在本院认为中不知所云。三、分析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驳回陈文昭诉讼请求的判决也是错误的。首先，陈文昭胞弟支付所谓的赔偿款在庭审时陈文昭已经很明确陈述了是在胞弟不清楚非情愿的情况下支付的，且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对陈文昭胞弟进行问话并记录在案，胞弟在陈述支付该笔所谓赔偿款时陈文昭并不知情，从该点也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为陈文昭胞弟与黄胜强意思真实达成一致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在此也提醒二审法院的是，本案在此前已由一审法院以陈文昭不是适格的原告驳回起诉过，二审后撤销发回重审，也足以证明实质的法律关系是发生在陈文昭与黄胜强之间的，与陈文昭胞弟无关，现在一审法院又以陈文昭胞弟与黄胜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进行判决，一审法院办的明显是糊涂案。其次，一审法院也根本不清楚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陈文昭在一审审理中提供实际侵权人黄某某亲笔书写的《事实经过》，且同时提供书面时照片予以佐证，陈文昭已履行举证证明义务，而黄某某此人也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前往公安局调取，经辨认确属陈文昭见过的黄某某。但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审法院竟然让陈文昭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居无定所的黄某某，还让其出庭作证，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是天方夜谭的。反观黄胜强的举证，针对不当得利诉讼，而且属于消极事实产生的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完全应分配至黄胜强，黄胜强要举证证明其有事实和依据收取款项。但很遗憾的是，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从未要求黄胜强提供证据证明收取款项的合法性，黄胜强提交视频证据完全无法支持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到底意义何为，陈文昭实在迷惑。四、针对本案，陈文昭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侵权行为非陈文昭所为，陈文昭无义务支付所谓的赔偿款。一审法院根据陈文昭提供的证据，完全可适用“优势原则”进行判案，判决黄胜强返还款项，这样的判决完全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现一审法院在黄胜强完全无法证明收款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判决驳回陈文昭诉讼请求，这才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综上，黄胜强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向陈文昭返还不当得利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黄胜强收取现金及财物时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陈文昭特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维护陈文昭的合法权益。黄胜强辩称，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陈文昭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从证据层面来讲，本案陈文昭未尽到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案陈文昭选择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根据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规则可知，陈文昭作为原告应当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即（1）黄胜强获得利益；（2）陈文昭方受有损失；（3）黄胜强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均为案件的证明对象，必须由陈文昭加以证明才能成立不当得利。本案中陈文昭举证一份由“黄某某”书写的《事情经过》及其自己书写的维权申诉材料等为依据，企图以此证实其未对黄胜强钩机进行破坏，但其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根本不能予以采纳。第一，《事情经过》属于证人证言，黄某某没有出庭作证，而且这个人身份不明，至今没有人知道该人是否存在。陈文昭称“黄某某”系黄某的儿子，而据调查黄某的儿子却不叫“黄某某”。一审期间法官为了查明案件实情多次要求陈文昭通知“黄某某”到庭作证，但陈文昭居然以出去打电话为由逃之夭夭，完全不敢把这个所谓的黄某某叫出来作证。第二，陈文昭在上诉状中所罗列的所谓维权申诉材料、自己到派出所所做的笔录等，均是陈文昭的单方陈述，根本不具有证据效力。陈文昭称去维权就能证明自己坚持是有事实依据的，明显存在逻辑错误，这样强行论证来的观点根本不能采信。第三，陈文昭的胞弟陈某1所做的笔录，也无法证明陈文昭未对黄胜强的钩机进行破坏，反而从该笔录上可见陈某1自己陈述“我也认为这件事是陈文昭所做，所以我要村干部去协调这些事情，把这件事解决掉”，这可以证实陈某1在支付本案款项的过程中均保持清醒、自愿，其所作所为均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款项支付后至今也未曾向黄胜强要求返还，也即涉案款项的支付没有存在任何误解，也没有不法原因。综上所述，对于不当得利中“欠缺法律上给付原因”这一要件并非为单纯的消极事实，仍然是能够举证，也属于法定的必须由陈文昭举证的内容。陈文昭多次以此为消极事实为由来开脱自己的举证责任，明显是对法律的曲解。其所举证据错漏百出，根本未尽到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黄胜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取得涉案款项合理合法，根本无需返还。黄胜强提供的视频资料可见案发当天晚上陈文昭伙同他人人为故意破坏钩机的事实；黄胜强提供的村干部林某1、林某某的证言可印证陈文昭的胞弟陈某1承认钩机是陈文昭破坏的，主动联系村委主任、书记帮助协调，并主动赔偿黄胜强损失13万元、黄某1损失45000元；同时也证实涉案收据是陈某1一方事先打印好并交付给黄胜强签名的。这充分证明交付赔偿款是陈某1及陈文昭一方自愿、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且收据可证实陈文昭一方是要通过赔偿换取黄胜强不追究陈文昭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这也可以印证陈文昭一方是承认破坏钩机这个事实的。综上所述，本案中黄胜强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陈文昭破坏了钩机且系自愿、平等赔偿黄胜强款项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讲，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当以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理论—法律要件分类作为裁判规则，即由主张权利发生的原告负证明责任。也即是说，诉讼中在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仅根据原告的主张就得出被告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根据这样的结论，更加不能以此判决原告胜诉。二、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讲，本案的法律关系不仅是侵权之债，更加是合同之债，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经就侵权赔偿之事达成一致合意，因此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完全合理合法。本案中黄胜强的钩机受到人为损坏的事实清楚，该侵权事实有报案材料、维修单据等予以证实，因此黄胜强有法律依据获得赔偿。黄胜强报警后，陈文昭的胞弟陈某1通过村书记、主任主动联系黄胜强并要求赔偿，双方经过村干部调解协商后才确认赔偿金额，至此双方建立起合同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双方均是在平等、自愿且公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而且达成协议后的收据还是陈某1主动制作并提供给黄胜强签名的。因此，黄胜强获得赔偿款的依据不单单是侵权事实，更是依据双方建立的合同关系。黄胜强与陈某1之间达成的合同关系合理合法，也没有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陈某1本人的陈述得出“陈某1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社区干部与黄胜强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应视为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的结论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陈文昭根本无权在本案中主张协议无效，更无权主张黄胜强应退还陈某1给付的款项。另外，陈文昭在本案中的逻辑完全是混乱及自相矛盾的。如若其认为协商赔偿行为是陈某1自己的单方行为的话，那么这个行为与其完全无关，因为协商行为是陈某1主动提出并进行的，钱是陈某1自己支付的，整个过程的法律双方是陈某1与黄胜强，陈文昭对此没有参与也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没有任何损失，其根本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反之，如若陈文昭认为陈某1所进行的事项均是得到其授权或其同意进行事后追认的话，证明其已经同意或授权陈某1与黄胜强协商赔偿事宜，那么对于陈某1的所有决定其应予以承认并接受。如若其认为陈某1的协商结果已经超越其授权范围的话，那么也应由其自行向陈某1追究责任，这是其与陈某1之间的关系，与黄胜强无关，黄胜强有理由也有依据相信这是其意思表示，陈文昭更无权以此为由要求黄胜强返还款项。最重要的是，案发后陈文昭在得知已报警后就马上失联，外人完全找不到他，而陈某1在第一时间回来并和陈文昭的妻子一起主动、积极要求村干部通知黄胜强过来协商赔偿事宜的，这足以充分证明是陈文昭让其胞弟及妻子出面进行协商赔偿以使自己不用受到法律制裁。陈文昭在本案中既希望自己符合主体资格，又不愿承认陈某1是代表其来进行调解，这一做法及逻辑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陈文昭提起本案诉讼，实际是因为自愿赔偿黄胜强后取得黄胜强的谅解从而无需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打起反悔的算盘，企图通过这种不法手段讨回钱款。这种行为完全不顾事实及信用，如若支持其请求的话，才真正是让其不当得利。一审法院正是在尊重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才作出一审判决的。三、从事实层面来讲，陈文昭的陈述严重缺乏逻辑，也不符合客观实际，难以令人信服。本案存在诸多疑点：第一，本案案发于2017年11月8日的深夜4点多，陈文昭出现在案发现场，甚至在第二次经过时因怕被人认出而戴上草帽。对此陈文昭虽然声称是怕被黄某某连累，但是，政府的拆迁工程与黄某某完全无关，黄某某根本没有理由毁坏施工的钩机。第二，案发后，黄胜强发现挖掘机被损坏后报警，派出所通过看监控后传唤陈文昭到派出所接受调查，陈文昭不但没有去，反而突然不知所踪，令公安机关完全找不到他，在整个过程中处于失联的状态。其在信访信中编造了自己去了寻乌并且手机丢在寻乌的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当今社会上手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通讯及支付工具，在外地手机丢失了当然是第一时间购买新手机并办理复机业务，为什么陈文昭却能够完全失联这么多天完全不与他人联系？第三，黄胜强报警后，陈文昭的胞弟是从西安赶回揭阳，和陈文昭的妻子一起主动要求赔偿，承认是陈文昭破坏了挖掘机，因此支付了相应的赔偿费用。这个过程共持续了61天，在此期间不可能没有与陈文昭联系，陈文昭也不可能在整整61天内没有与家人联系。况且在2018年8月21日的庭审中，陈文昭当庭陈述陈某1在此过程中有跟他说毁坏钩机的事情，其也有否认钩机是他毁坏的。既然你已知道陈某1在为你协商调解，那么为什么还放任陈某1进行赔偿呢？又为什么不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呢？第四，在没有赔偿并取得谅解前，陈文昭完全失联，在赔偿并取得谅解后陈文昭就突然又回到家中，为何时间点如此巧合？这足以充分证实整个调解及赔偿过程陈文昭是完全知道并在背后指挥的。第五，陈文昭称黄某某得知其被冤枉后就出具《事情经过》给他，帮助他证实，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包括公安机关在内至今无人知道这个所谓的黄某某是谁。而且黄某某既然愿意承认犯罪事实为什么不选择去派出所投案自首，而是在陈文昭起诉前几天突然出现写了这么一份《事情经过》后就再也无法出现？由此可见，这份《事情经过》根本就是陈文昭自己所书写。从上述疑点也可以看出，陈文昭确实实施了毁坏黄胜强钩机的行为，但在黄胜强获得赔偿并谅解其行为后，陈文昭却背信弃义，为了逃避赔偿责任而撒谎、编造理由甚至伪造证据并提起本案诉讼，企图以自己的小聪明及谎言来逃避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陈文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由黄胜强返还陈文昭13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8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共计2717.54元，实际支付至全部清偿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黄胜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8日，黄胜强与黄某1发现其停在揭阳市榕城区********某某修理厂挖掘机被“破坏”，黄胜强与黄某1报警，在某某派出所对此案侦查过程中，陈文昭的胞弟陈某1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某某办事处某某社区居委会干部主动与黄胜强和黄某1协商，在2018年1月8日，在居委会干部的协调下，由陈某1代陈文昭与黄胜强达成协议，即由陈文昭一次性赔偿黄胜强挖掘机维修费13万元，黄胜强同意不再追究陈文昭的一切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黄胜强在陈某1准备好的收据上签名，并由居委会干部作为见证。2018年7月2日，陈文昭以挖掘机不是其破坏而是由黄某某破坏为由，并以黄某某书写的《事情经过》为依据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黄胜强返还已赔偿的13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2018年9月18日裁定驳回陈文昭的起诉，陈文昭不服裁定，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8年11月20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以上事实，有陈文昭、黄胜强的户籍信息、视频、证人证言、笔录、收据等及陈文昭、黄胜强的陈述等在案为证。一审法院认为，陈文昭的胞弟陈某1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从外地赶回揭阳通过社区干部与黄胜强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应视为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并已履行完毕，现陈文昭以黄某某书写的《事情经过》为依据向一审法院起诉，又无法通知黄某某到庭作证，所以其要求黄胜强返还已赔偿的13万元及利息，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文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7元由陈文昭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陈文昭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陈某1是恰好在揭阳，不是特地从外地赶回揭阳；2.不是陈某1主动联系居委会干部与黄胜强进行协商，是黄胜强对陈文昭的企业进行堵门以及对陈文昭的父亲进行人身威胁，陈文昭的胞弟与配偶才与黄胜强进行协商沟通；3.一审时黄胜强答辩说的是其自行准备好的收据，不是陈某1准备好的收据。与陈文昭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的异议相关的当事人举证情况及案卷材料的内容为：1.2018年8月6日陈某1接受一审法院审判人员询问时陈述：“我平时常住在西安，因发生陈文昭这件事后，我从西安回到揭阳。我听说有录像，我也认为这件事是陈文昭所做，因此我要求村干部协调这些事情，把这件事解决掉。”2.2018年8月21日证人林某某（居委会主任）、林某1（居委会书记）出庭作证。林某某陈述是陈文昭的胞弟**找林某某帮忙协调陈文昭与黄胜强的纠纷；林某1陈述陈文昭与黄胜强之间的赔偿款是陈文昭胞弟拿13万元到村要付还给黄胜强，收条是陈文昭胞弟事先打印好的，林某1在收据上签名作为见证人，是陈文昭胞弟找林某1帮忙。3.黄胜强在一审答辩状中称“……在林某1书记的见证下，陈某1经手将赔偿款13万元拿给黄胜强，并将事先打印好的收据给黄胜强签名……”4.陈文昭称视频可证明堵门的事实，但其提供的视频并无反映堵门的情形；陈文昭称黄胜强对陈文昭父亲进行人身威胁，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综合当事人举证情况及相关案卷材料内容，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林某某、林某1的证言与陈某1的陈述能互相印证，陈文昭对证言有异议但没有提出反驳证据，故本院对林某某、林某1的证言予以采纳。一审判决依据陈某1、林某某、林某1的陈述，认定陈某1系从外地赶回揭阳并通过居委会干部主动与黄胜强协商达成赔偿13万元的协议、涉案收据是陈某1准备好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文昭主张“陈某1是恰好在揭阳，不是特地从外地赶回揭阳”，与陈某1本人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陈文昭主张“是黄胜强对陈文昭的企业进行堵门以及对陈文昭的父亲进行人身威胁，陈文昭的胞弟与配偶才与黄胜强进行协商沟通”，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陈文昭主张“一审时黄胜强的答辩说的是其自行准备好的收据，不是陈某1准备好的收据”，与黄胜强一审答辩状内容及证人证言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陈文昭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的异议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一审期间陈文昭提交了《事情经过》（有“黄某某”签名）、视频、收据、控告信（附ENS快递单及送达查询材料）、《情况说明》（有“陈某某”签名）、2018年5月21日晚黄某某书写《事实经过》照片等证据。2.陈某1接受一审法院审判人员调查时称其与黄某1等协商赔偿无告知陈文昭。3.诉讼中黄胜强一方询问陈文昭在案发后处理期间其配偶、胞弟有无跟其说挖掘机的事情，陈文昭回答：“胞弟有跟我说，但我说不是我，我不知情。”二审期间陈文昭陈述：“2017年12月份到西安办业务时，我弟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把13万元给了黄胜强，我听后很生气，立马从西安回揭阳。”本院认为，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13万元是否为黄胜强应返还陈文昭的不当得利。二审围绕该上诉争议问题进行审理。涉案13万元系由陈文昭一方主动给付黄胜强的，陈文昭一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故陈文昭更有能力就财产变动过程收集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给付没有法律依据，陈文昭应对其主张黄胜强取得涉案13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陈文昭主张本案举证责任应分配至黄胜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陈文昭所依据的证据，本院审查认定如下：1.《事情经过》、《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签名人“黄某某”、“陈某某”没有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陈文昭提供的《事情经过》、照片及《情况说明》不予采纳。2.控告信及派出所民警询问陈文昭笔录中陈文昭的单方陈述，缺乏其他证据相佐证，不能证明陈文昭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3.陈文昭提供的视频没有反映堵门情形，本院不予采纳。4.陈某1在与黄胜强协商赔偿事宜期间能够与陈文昭联系，且涉案款项数额较大，陈某1不经陈文昭同意就支付涉案13万元不符合常理；陈某1是陈文昭的亲属，陈某1关于其与黄某1等协商赔偿无告知陈文昭的陈述证明力较小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陈文昭主张其对陈某1支付涉案13万元不知情、不同意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黄胜强取得涉案13万元没有法律根据，陈文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黄胜强取得涉案13万元有合法根据的事实有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故陈文昭主张涉案13万元为不当得利并请求返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陈文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4元，由陈文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树君审 判 员 洪如玉审 判 员 陈爱萍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 曾舒扬书 记 员 黄蓉珂附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