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1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放，女，汉族，1964年1月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成都市青羊区*******，公民身份号码：510************368。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明，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镇建设管理所，住所地：博罗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322G18868234W。法定代表人：梁润柏，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荣健，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熊放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镇建设管理所（下称“园洲镇村建所”）人事争议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熊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确认直至本案上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仍然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是被上诉人的员工;3、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4、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退休和社保等相关手续。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其中一项重要诉讼请求漏判。从1995年3月开始至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还存在劳动人事关系？这一点是本案的重中之重。但是，一审法院对此诉讼请求完全没有判决，属于漏判。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中典型的“长期两不找”。由于用人单位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单位已经对熊放进行了处理，单位存在过错。根据大量的司法实践，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二者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应属于中止状态。所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仍然存在劳动人事关系。请求惠州中院对此确认。二、编制对上诉人非常重要，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书面调查请求无回应。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自1993年9月从江西财经学院调入被上诉人处，职务为助理工程师，是编制内员工。然而，据律师调查，到被上诉人向博罗县编委第一次上报编制内员工名单时，并没有上报上诉人熊放的名字；而博罗编委只根据各单位上报的名单来确定编制人员。这样表面看，上诉人已经不在官方编制内，但这是因为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的。而且不在编制名单，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并不等同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人事关系。是否属于编制内员工，对于确定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也不同。对此，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时，书面请求法院调查上诉人编制内身份的来龙去脉，然而法院对此无回音。因此，一审对重要事实并没有查清。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仲裁和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发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未按照规定提出仲裁时效抗辩，又以仲裁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7月23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也规定，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对此进行了实体性裁决，应视为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放弃了申请仲裁期限的程序性抗辩权利。当事人在诉讼阶段以此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仲裁阶段，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时效的问题，仲裁委作了裁决。之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起时效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应当根据以上两条规定，不予支持。然而一审法院的做法刚好相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原则，因此应当撤销。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上诉人办理退休和社保，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内容，最高院解读如下：《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的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确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我们研究认为，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应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一直拒绝为熊放办理退休、社保，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所以，该争议应该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综上所述，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园洲镇村建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判决结果完全正确。二、被答辩人对其从1995年3月因个人原因离开答辩人处后，自那时开始至今，再从未为答辩人提供过劳动服务的事实并无异议。根据上述客观事实，可以认定被答辩人已从1995年3月实际终止与答辩人的人事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被答辩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未向用人单位提供过劳动服务，被答辩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即对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均不支持，不存在遗漏未处理被答辩人诉请的问题。四、被答辩人在上诉中提出答辩人在仲裁时未提出时效问题，故在一审时也不能提出，被答辩人据此引用的法律规定也是张冠李戴的。仲裁裁决结果是驳回被答辩人起诉，仲裁并未对被答辩人的请求予以实质审理及裁决，故被答辩人引用的法律规定是不适用本案情形。综上，被答辩人的一审诉请和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熊放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仍然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仍然为被告编制内员工身份；2、被告为年届退休年龄的原告办理退休、社会保险等一切相关事宜；3、被告向原告补发从1995年3月至起诉日的所有工资（暂以1993年工资255.71元/月计算，共计74412元，准确数额需根据案情进一步确定），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原告熊放在庭前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请求向相关单位调查原告本次纠纷所涉情况。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于2019年8月12日向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明律师签发了6份调查令。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黎明律师交回了6份调查令回执，其中协查单位中共博罗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了一份《证明》，其余5家协查单位未提供任何书面材料。原告认为该证据证明了在编制系统内查不到原告的信息，说明原告没有被原单位除名或开除过，原告也没有自动离职，否则在中共博罗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系统内能够查到自动离职或除名、开除的记录。被告认为该证明佐证了其书面答辩状中第六点的意见，即原告曾于1993年9月至1995年3月（前）在被告处工作时，其身份并非编制内人员，属聘用人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熊放于1987年7月在江西财经学院工作，后于1993年9月与其原配偶张建生一同调入被告园洲镇村建所工作，原告任助理工程师一职，从1993年10月起套改的工资数额为每月255.71元。原告从1995年3月起未在被告处上班，被告同时停发了原告的工资。中共博罗县*洲镇委员会、被告园洲镇村建所于2014年1月20日分别出具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工作证明》，内容大意为熊放于1993年9月调入园洲镇村建所工作，任助理工程师，直至1995年3月调离园洲工作，期间遗失个人档案资料、包括学生档案、调函、工资花名册及调级调资表等。原告熊放主张因张建生在四川老家的父亲罹患癌症，需人陪护，故以书面形式向被告请假，原告先交了书面申请给时任被告副所长的梁永洪，获得同意后原告又向时任所长的黄敬有递交请假条，也得到批准，但当时并没有明确请假的期限；原告请假获准后从1995年3月起离开被告处，回老家照顾家翁一年多，直至其去世；随后与张建生同赴非洲赞比亚处理家翁生前未尽事务，期间于1997年与张建生出行时发生重大车祸，导致原告腰椎严重压缩性骨折，胸椎和颈椎受伤严重；因当地医疗水平低下，致使原告身体严重后遗症，多年来无法正常工作生活，故一直未与被告联系，但被告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联系原告。被告称原告系自行离开，并无向被告或镇政府组织人事部门提出任何离职说明，故按原告自动离职处理；此后原告未曾与被告或镇政府有任何联系，更没有提出过关于劳动权益的任何主张。原告熊放曾于2018年11月19日向博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熊放在原单位退休，园洲镇村建所为熊放办理退休的一切事务；2、园洲镇村建所补发熊放1995年3月至2019年1月21日期间的工资共60000元以及银行同期利息；3、园洲镇村建所承担因此给熊放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差旅费5000元、律师费20000元。博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博劳人仲案字[2018]1345号仲裁裁决，驳回熊放的全部仲裁请求。一审另查，园洲镇村建所系由博罗县*洲镇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为博罗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园洲镇村建所经费自理，宗旨和业务范围为执行国家政策，搞好规划和建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被告系事业单位，原告于1993年9月调入被告处工作，原告主张仍属被告编制内员工身份，被告辩称已按原告自动离职处理。因此双方发生的争议属于上引法律规定的人事争议。关于原告熊放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时有无超过法定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法释〔2013〕23号）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予以受理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本案中，原告从1995年3月起未再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自此亦未向原告发放工资，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而根据原告提供的由中共博罗县*洲镇委员会、被告园洲镇村建所于2014年1月20日分别出具的《工作证明》，该证明称原告已于1995年3月调离园洲工作。被告亦辩称因原告缺岗长达二十余年，早已对其作自动离职处理。原告虽主张其已履行请假手续，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结合中共博罗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8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该办回复称博罗县机关事业单位中并无“熊放”此人相关信息。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已解除与原告的人事关系。原告从被告1995年3月停发工资时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在被告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工作证明》时也应当知道已被单位除名。在此情况下，原告最迟应在2015年1月19日前向人事争议仲裁部门提起仲裁，但其直至2018年11月19日才提起申请，原告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有引起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故原告关于确认人事关系存续和补发工资的主张均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同时也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作为劳动者应当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在为用人单位创造一定劳动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依法享有工资及福利，在此对等条件下，其合法的权利才能受法律保护。而原告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未向被告提供劳动，其请求支付工资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请求被告为其办理退休及社会保险的问题。该请求均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放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为人事争议，免收案件受理费。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人事争议纠纷案件。关于上诉人熊放要求被上诉人园洲镇村建所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的规定，上诉人该项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可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解决，故原审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根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我国劳动争议程序中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上诉人熊放上诉请求中关于“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仍然存在劳动人事关系、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办理社保相关手续”等诉求，均已超出仲裁请求范围而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熊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为人事争议，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严丽芳审 判 员  丁晓鹏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钟 鸣书 记 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