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105行赔初1号 原告魏琴，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告孙敬良，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湖墅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新村42幢1号门。 法定代表人唐华，主任。 应诉负责人方琪，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韩炳梁、王姗姗，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北大桥景苑路32号。 法定代表人管建弟，局长。 应诉负责人曾平华，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陈陶育，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江斌，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琴、孙敬良（以下简称两原告）为与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湖墅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湖墅街道）城建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琴、孙敬良，被告湖墅街道的原委托代理人陈荔、委托代理人韩炳梁到庭参加了诉讼。因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执法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9年8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琴、孙敬良，被告湖墅街道副主任方琪及委托代理人韩炳梁、王姗姗，第三人区执法局党委委员曾平华及委托代理人陈陶育、江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2018年6月16日（端午节）当天早上8点30分左右，当时我在家门口，突然来了数十人，穿便衣的十人左右，其余穿保安服，正当我要和他们理论，街道副主任分管城管科负责人方琪指派数名保安把我抓了起来。我妻子、儿子出来也被抓了起来，四五个保安控制住我一个人，我妻子看到有警察在现场就叫“救命”，当时湖墅派出所沈副所长扭身挡住胸前的警号，什么都不管。就这样，把我全家押送到离我家300米左右的临时停车场面包车内，我妻子、儿子的手机也被保安抢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把我们送到本社区阳光大管家会议室关了起来。过了半小时左右把我儿媳、孙子（两周岁十天）也关了进来，期间要求社区人员打电话给负责人，要求把我儿媳、孙子放出来回娘家，负责人也不让放。关到下午12点30分，把我全家送到瓜山佳苑毛坯房里，陪同的有湖墅城管中队副队长**、社区主任丁晓楚等人。在未送到瓜山佳苑之前，我问社区丁主任，瓜山房子如厨房、卫生间有没有基本设施。丁主任说房子能拎包入住，与事实不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经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确认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湖墅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6月16日实施的强制拆除位于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9月20日申请赔偿的当天，我去了湖墅街道办事处找陆书记要说法。区法制办认定你们违法，你们应当认错赔偿。陆书记说，他们没有错，只是拆我们房子程序不到位。他们根本不认错不赔偿，9月20日至今对我们不理不睬，也没有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所以我要起诉湖墅街道办事处。我在2018年9月20日寄出《申请赔偿书》，于2018年9月21日湖墅街道签收。因此我来院起诉。请求：1.恢复渔业新村xx号房屋原状；2.精神损失费计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赔偿被强拆造成的遗失损坏物品损失金额46550元（附清单一份），以上合计3046550元整；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两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申请赔偿清单，证明两原告因被强拆造成的损失。 2.门牌证，证明渔业新村xx号的房屋门牌证号。 3.收据，证明购买房屋支出费用。 4.申请报告，证明香积寺巷居委会向湖墅街道城管科提交建房申请报告。 5.香积寺巷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香积寺巷居委会将房屋照顾给原告。 6.照片，证明2010年拆除渔业新村x号房屋时将原告房屋拆破了，因此同意渔业新村xx号房屋重新加固翻建。 7.拱政复[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认为案涉房屋未经相关责任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司法裁定，两被申请人实行强制拆除行为，无事实依据，且强行强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 8.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仅起诉湖墅街道。 9.赔偿申请、邮件号码为ＸＡ199××××7933的挂号信跟踪查询记录，证明两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向被告湖墅街道邮寄赔偿申请，被告于次日收到。 被告辩称，一、被告对原告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的行为完全合法。1.被告根据《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关于长乐路（香积寺-霞湾巷）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规定而作出行政行为。为改善区域道路条件，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完善大关单元、长乐地块内部的路网结构，解决沿线交通畅通，为区域的开发建设创造良好的基建条件，为公共利益，杭州市发改委于2011年11月21日对拱墅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作出了编号为杭发改投资［2011］960号《关于长乐路（香积寺-霞湾巷）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其后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置实施意见》、《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等文件中对违法建筑的认定以及强制拆除的相关规定，对案涉简易建筑进行了强制拆除。2.被告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被告在实施上述行为时根据法律规定和城管部门对涉案违章建筑的办案流程，拆除过程中，办案单位全程录音录像，并未出现原告所诉称的不文明执法行为，拆除后也并未对原告不闻不问，相反多次约谈原告，希望能调解解决本次纠纷。从原告提供的诉状当中也能体现，原告现住址在杭州市××区上塘镇××室，该房屋也是被告提供的住所，基本的生活完全得到保障。二、原告所述的事实有偏差，与事实不符。1.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依法不应恢复原状。根据1980年航拍图显示，该地块为简易厕所；续查89／95版航拍图纸显示该地块属渔业新村xx号，而渔业新村xx号早已于2014年红建河整治时进行了拆迁。渔业新村xx号产权人沈凤英（已亡）的子女于2016年6月6日与杭州市拱墅区河道建设指挥中心签订回迁安置协议，房屋位于吉兴公寓x-x-xxx（建筑面积53.48平方米）、吉兴公寓x-x-xxx（建筑面积53.48平方米）、吉兴公寓x-x-xxx（建筑面积53.48平方米）。本案原告所谓的渔业新村xx号是在原xx号原址上擅自建设一栋两层的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规定，渔业新村xx号违法建设事实清楚，属违章建筑。根据原告提供证据申请报告中所提到，搭建一间31平方米的简易棚屋，该棚屋建于1994年，而该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故根据《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确系违法建筑。另根据《浙江省“三改一拆”行动违法建筑处置实施意见》、《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的规定，被告将涉案房屋拆除，不应对其恢复原状。国家赔偿的依据或前提条件是公民或者组织合法所有的财产受到侵害。本案中，原告对其所主张的房屋不具备合法的产权，故原告起诉的基础前提条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要求。2.被告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文明执法，故原告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全程录音录像，并未造成原告物品损坏，不应对其所提出的所谓物品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案涉房屋拆除之前，湖墅街道相关部门多次上门劝导，希望原告能够自行拆除违章建筑。2018年5月20日，湖墅街道拆违办等相关部门对原告下达了限期拆除违章《告知书》，责令原告于5月23日前自行拆除。5月21日，湖墅街道拆违办再次约见了原告孙敬良，希望他能自行拆除违章建筑，截止6月15日，原告仍未自行拆除。为了有效打击违法建设行为，根据《杭州市市区违法建筑处置办法》，2018年6月16日，湖墅街道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违法建筑内的物品进行登记封存后，依法对相关的建筑进行了拆除。同时，经原告同意，将原告一家人安置至瓜山佳苑xx幢xxx室。另外，原告所诉称的物品损失与事实不符，比如清单上的3只空调，在被告提供的视频录像里可以看到分体式空调都有搬进瓜山佳苑xx幢xxx室的临时安置房。综上，被告在本次违章建筑拆除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对违法建筑恢复原状，不应赔偿精神损失和物品损失。 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附件； 2.关于长乐路（香积寺路—霞湾巷）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证据1、2证明被告依法落实政府项目建设。 3.航拍图； 4.渔业新村xx号房地产平面图及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证据3、4证明渔业新村xx号与xx号历年地理位置；xx号系简易搭棚，未经许可；渔业新村xx是原渔业新村xx号房屋拆迁后，原告未经许可，在xx号原址上擅自建造的违法建筑物。 5.视频资料，证明2018年6月16日被告协助原告一起搬运物品，封存运至安置房屋内，并将物品清单和房屋钥匙一并交给了原告，原告一直没有异议 第三人述称，第三人未组织、实施案涉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中，案涉的杭州市拱墅区渔业新村xx号房屋拆除行为是被告湖墅街道于2018年6月16日组织力量实施，第三人并没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对此湖墅街道也出具了书面的情况说明。第三人执法局的执法中队，实际上接受双重管理，既接受第三人的管理，也接受属地街道的管理，按原告所述，案涉时有城管中队的人在场，该在场情况是被告湖墅街道安排，并非第三人安排。原告在第三人多次与其解释沟通后，也认可第三人没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认为案涉拆除行为与第三人没有关系，故原告未将第三人作为行政赔偿的被告起诉。此情况下，第三人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渔业新村54-1户违建拆违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未参与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 经庭审质证，各方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认为渔业新村xx号与xx号是两座相邻的独立房屋，xx号房屋是1995年改造建成，2005年政府部门授予门牌证。2010年原xx号房屋拆迁时，把原告xx号房屋拆破损，不能住人，才翻造成现在的两层房屋。2011年翻造时，湖墅街道陆书记、城管科沈科长都是认可的。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原告并非没有异议，原告上访、申请行政复议，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认定被告拆除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具体项目情况不清楚；对证据3-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因第三人未参与拆违，故具体情况不清楚。 被告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表示未收到申请理赔的该清单；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门牌证其他内容都是打印的，产权人是手写的，经向地名办了解，当时只是一个登记表，没有姓名记录；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两张收据上的时间为1986年，与原告主张的90年代不符；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原件背后有拼接，上面的内容也不能证明建筑的合法性；证据5的形式要件有异议，上面的内容只是说“照顾”，并非出售或购买，不属于产权交易；证据6，表示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7无异议；证据8，认为系原告自行书写，并非证据；证据9，表示未收到赔偿申请。 第三人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按照原告陈述，其向被告提交，故第三人不清楚；证据2，表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3-5，表示第三人于2001年才成立，之前的事情不清楚；证据6，表示第三人未组织、未参与强拆，不清楚；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复议决定的内容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未组织、未参与强拆，事后第三人与原告也做了解释，经过沟通，原告认可，且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系第三人的上级部门，考虑各种因素，第三人未对复议决定提起诉讼；证据8无异议，可以看出原告认可第三人与强拆无关；证据9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原告是向湖墅街道提出赔偿申请，第三人从未收到。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1993年12月4日，杭州市拱墅区香积寺巷居民委员会向湖墅街道城管科提交报告，申请“把渔业新村毛坑地方，搭一间31平方米的简易临时棚屋”。考虑到孙敬良实际困难，杭州市拱墅区香积寺巷居民委员会将搭建好的上述房屋交孙敬良户居住。1996年6月，杭州市拱墅区香积寺巷居民委员会向孙敬良出具两份收费票据，载明收到“孙敬良简易房成本费”2500元。2010年4月左右，孙敬良户对该房屋进行翻建，将原一层房屋翻建成两层房屋。两原告庭审时陈述，未翻建前房屋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右，使用面积34平方米左右；翻建后房屋建筑面积85平方米左右，加厨房过道等，房屋总面积为131平方米。经魏琴申请，2005年5月19日，杭州市拱墅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向魏琴核发了渔业新村xx号的门牌证。 因房屋被拆除，魏琴、孙敬良于2018年7月5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湖墅街道、区执法局于2018年6月16日强制拆除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拱政复[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2018年6月16日，湖墅街道、区执法局组织有关人员对魏琴、孙敬良位于渔业新村xx号的房屋施行强制拆除行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相关规定，案涉建筑未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司法裁定，两被申请人施行强制拆除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且强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申请人二提出的复议主体错误的答复理由，因其所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本机关不予认可。故，两被申请人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应予确认违法。”决定确认湖墅街道、区执法局于2018年6月16日实施的强制拆除位于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 2018年9月20日，孙敬良、魏琴向湖墅街道邮寄赔偿申请，请求：1.恢复渔业新村xx号房屋原状；2.赔偿5人精神损失费叁佰万元整；3.赔偿被强拆造成的遗失损坏物品损失46550元，合计304655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曾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湖墅街道陆续支付两原告款项共计46000元。 另查明，2017年12月30日，杭州大宸发投资有限公司、湖墅街道发布《大关单元长乐地块渔业新村区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收购补偿方案》，载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制定收购补偿方案。收购范围四至范围为东至红建河，南至中策职高，西至丽水路，北至香积寺巷，具体门牌号为××xx幢、青石头xx号、xx号后、xx-xx号，渔业新村xx-xx号、xx-xx号、xx号、x号、xx-xx号、xx-xx号（含支号）、大兜弄xx号、xx-xx号，香积寺巷xx-xx号；收购对象为收购范围内房屋的所有权人；被收购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等内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根据拱政复[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述，案涉建筑未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司法裁定，施行强制拆除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且强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结合两原告、被告湖墅街道和第三人区城管局的意见，可以确认被告湖墅街道于2018年6月16日实施的强制拆除位于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两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向被告湖墅街道邮寄赔偿申请，但被告湖墅街道未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两原告据此在三个月内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合法性及相应赔偿问题。本院认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案涉渔业新村xx号房屋办理过相应的土地登记或规划许可手续，显然原告关于恢复该房屋原状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但诚如拱政复[2018]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述，在未经法定程序认定违法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本院考虑到案涉渔业新村xx号房屋的由来，案涉区块改造等情况，并结合庭审中原告关于不能恢复原状选择房屋安置的替代性诉讼请求，确定原房屋建筑面积31平方米为基础，由被告湖墅街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的若干意见》（杭政函[2015]125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两原告进行房屋安置。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强拆造成遗失损坏物品的损失，本院酌情确定为20000元。综上，本案经调解未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湖墅街道办事处支付原告魏琴、孙敬良物品损失20000元（已支付的46000元中予以抵扣，毋需实际支付）。 二、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湖墅街道办事处以原房屋建筑面积31平方米为安置基础面积，对原告魏琴、孙敬良予以房屋安置（第一项判决尚余的26000元在房屋安置时予以结算）。 三、驳回原告魏琴、孙敬良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审 判 员  邓 瑶 人民陪审员  胡亦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钱舒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