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606行初1010号原告李泳琳，女，1997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委托代理人黎海平，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中心城区。法定代表人黄伟明，镇长。委托代理人严永浩，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凤霞，广东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厦边村。负责人李景基，社长。原告李泳琳不服被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于2019年8月23日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年9月1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黎海平，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永浩、徐凤霞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合法传唤，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第二次开庭审理时，第三人的负责人李景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狮府行决[官窑]（2019）1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一、原告的父亲系李会能，母亲系刘铭鸿。刘铭鸿于1997年1月2日与李会能登记结婚，后于1998年3月12日因夫妻投靠从大沥镇太平圩石步二村迁入松岗显纲厦边村。原告于1998年3月16日随母入户松岗显纲厦边村，与陆金英同户。二、根据佛山市公安局松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原告的《申请书》、被告对原告母亲所作的《调查笔录》《常住人口登记表》等反映，原告在2001年6月因购房原因将户籍迁出，拟迁往大沥镇沥苑派出所教育路。但根据佛山市公安局大沥派出所2018年2月8日出具的《证明》证实，原告在南海区大沥镇没有户籍迁移材料及迁移信息记录。原告于2006年12月14日持过期迁移证，由佛山市公安局松岗派出所出具《迁入人员介绍书》，办理补录入户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根据第三人所在的农村社区组织《常住人口登记表》反映，原告在2015年7月8日由所在的社区登记迁入，再与陆金英同户。三、李会能于1968年5月6日出生，其户口于1989年7月29日迁入佛山市南海区，属于非农业户口，2015年10月12日李会能将户口迁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与陆金英同户，但未取得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四、自2001年6月后至该决定作出之日，第三人适用的章程规定情况如下：1.《松岗镇显纲村厦边村经济社股份章程》（以下简称《2007年章程》）及《南海区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以下简称《2015年章程》）均没有对原告此类户籍回迁人员能否重新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规定；2.第三人2015年股权改革时制定了《2015年章程》。五、原告在第三人2015年实施股权改革时，没有履行出资购股义务，截至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第三人既未确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未向其落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被告认为，原告于1997年出生，1998年随母入户显纲厦边村，根据当时施行有效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6月1日起实施，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规定，原告在2001年6月因在南海区大沥镇购房将户籍迁出，尽管最终没有落户拟迁入地，但究其不能的原因是原告的主观因素直接导致，且不能否定原告当时户口已迁出狮山镇显纲村的事实，而在2006年12月14日公安机关向原告出具的《迁入人员介绍书》中将原告确定为“迁入人员”亦对此作出证实。另经调查，第三人在2004年前没有制定股份章程。因此，根据上述法条规定，2001年6月原告将户口迁出后，其户籍已不在第三人处，其社员资格已随之取消。其后，原告户口在2006年12月14日补录在第三人所在地，应认定其属户口迁入人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原告能否取得第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进行确定，或根据第三人章程的规定，经社委会或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予以确定。经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并未就原告一类人员可直接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规定，自2006年12月原告重新将户籍迁回第三人户籍管理地至该决定作出之日，第三人实施的章程只有《2015年章程》对原告此种重新户籍迁入的人员可出资购股成为股东作出了规定，但原告没有按组织章程的规定履行出资购股义务，此外，亦没有相应材料反映原告经第三人民主表决方式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第三人不确认原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给予其成员同等待遇并不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决定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的请求事项。原告诉称，一、原告是李会能和刘铭鸿的婚生女儿，母亲刘铭鸿在1998年3月12日因夫妻投靠从大沥镇太平圩石步二村迁入松岗厦边村，与家婆陆金英同户，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且1997年11月21日生育了原告，原告在1998年3月16日登记入户在同一户口本，也属农业户口，均享有过村中分红。二、2001年6月，原告因父母购房拟将户籍迁往大沥镇沥苑派出所教育路，但由于办理房产证拖延及父母生活工作等原因，原告未能在大沥镇办理入户，户口迁移手续只进行到一半，也就是说，原告自始至终没有成为过非农业户，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户口迁移手续。原告从来没有享受过非农业户籍的待遇。三、因户籍悬空太久，为免出现无户籍的状况，原告的父母开始办理户籍还原，但遭到村长的阻挠，一直未能恢复，后经多次交涉，在2006年12月14日凭原本的过期迁移证及佛山市公安局松岗派出所开具的《迁入人员介绍书》登记入户至原本的户籍，介绍书载明是属农业户，户口簿也是农业。虽然派出所使用的格式是《迁入人员介绍书》，但原告的情况属于户籍的恢复，是一种特殊的还原状态，派出所不会为此专门印制一份“恢复户籍介绍书”，若将原告确定为“迁入人员”明显罔顾事实。四、2010年11月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村民委员会和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办事处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向原告的父母收取计划生育违约金和社会抚养费时，均是以原告及母亲属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村民委员会的农业户口处理。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和行政行为不能自相矛盾的原则，原告既然从未成为非农业户，未享受过非农业户的待遇，就应当属于农业户，属于原来的农村集体成员。五、原告与父亲李会能的性质不同，李会能的户口是迁出转为非农业户，从事的也是非农业工作，但原告仍与祖母陆金英从事实质的农事，所以，不能因为李会能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就否定原告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应当依法撤销，请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原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对其处理结果不服。2.迁入人员介绍书、大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松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虽然原告有将户口从第三人处迁出，但是并没有迁入其他任何地方，户口迁移没有完成，由始至终原告也没有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也没有享受过非农业户口的任何待遇。同时因没有迁移成功，原告是以农业性质户口返回迁出地，因此松岗派出所将原告户口以农业户口定性迁入。第三人以原告已经变成非农业户口为由拒绝确认原告的组织成员资格错误，被告认定原告不属于第三人成员错误。3.佛山市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南海区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狮山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据，证明相关政府部门对原告的母亲刘铭鸿超生问题处理时，是以农业户口的标准计算其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可以反映当时刘铭鸿属于农业户口。4.出资购股通知书，证明第三人通知原告出资购股，原告认为自己应当属于无偿配股的成员，因此没有出资购股。第三人知晓原告属于农业户口，也是该社的成员，双方只是在是否属于无偿配股的问题上有争议。5.户口簿（2001年），证明2001年，原告的户口在第三人处。6.常住人口登记表2页，证明原告及其家人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在第三人处有分配股份，1999年分配表中陆金英名下有10股、陆金英户有14股（不包括陆金英的10股），即1999年陆金英所在户的人员共24股，2000年、2001年原告及其母亲迁入第三人处后，股数变成38股，原因是当时每一个成年人占10股，未成年人占4股，可以反映当时原告及其母亲已经迁入第三人处，是第三人的成员，享受过股份分红。1999年陆金英户的成员有陆金英及其女儿李惠芳、孙女孔X君，2000年、2001年原告及其母亲迁入，因此陆金英户人员包括陆金英及其女儿李惠芳、孙女孔X君、原告及其母亲。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并就其申请事项作出处理，符合法律规定的职权范畴，其后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和第三人，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就确认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一事，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其本人和父母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资料，被告据此查明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申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在《行政处理决定书》已详细阐述。三、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依据不足。（一）原告认为其于2001年6月因父母购房拟将户籍迁往大沥镇沥苑派出所教育路，但因办理房产证拖延及父母生活工作等原因最终未能落户大沥镇，户口迁移手续未完成，其不属于第三人户口迁出迁入人员、户口性质没有发生变更。事实上，原告将户籍迁出第三人处后有否在其它地方入户均不能改变其迁出户籍的事实，佛山市公安局松岗派出所于2006年12月14日向原告开具的《迁入人员介绍书》明确载明原告属于非农业人口迁入，现原告认为其不属于第三人户口迁出迁入人员、户口性质没有发生变更，缺乏依据。（二）原告提及的计生部门处理其父母的违计行为时，按照父亲属于非农业人口、母亲属于农业户口而科以不同的处罚金额，因此应确定原告及其母亲均为农业人口。事实上，只有公安机关有权认定农业与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如前所述，公安机关出具的《迁入人员介绍书》已经明确原告属于非农业户口迁入，因此，原告迁入第三人所在地时的户口性质应为非农业。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EMS邮寄单及投递查询情况、申请书、委托授权书、《刘铭鸿、李泳琳、李梓毅申请恢复股份和分红的说明书》、询问笔录3份、《调查取证函》（2018年2月13日）、EMS邮寄单、《延长行政处理决定审查期限通知书》（2018年6月7日）、送达回证、《补充调查函》（2018年9月18日）及其EMS邮单、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应原告的申请就其请求的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期间向第三人发出调查取证函，要求第三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和解释，其后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予原告、第三人，程序合法。3.情况反映、迁入人员意见书（分别于2015年7月8日、2015年10月12日开具）、户口登记册、《厦边村98年度年终现金及银行结余数》《显纲办事处厦边村98年度领取股份分配》（1999年1月20日）、《显岗乡厦边经济社按股份分配》（2000年1月1日）、支付证明单（2000年1月19日）、《显纲办事处厦边村股份分配》（2001年1月9日）、支付证明单（2001年1月16日），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上述材料用以证明原告户籍登记在第三人所在地期间没有享有股份分红，迁出户口后属于非农业人员迁入，并自户口迁入后没有享受过第三人的成员待遇。4.《2007年章程》（2007年6月1日起实施）、《2015年章程》（2015年12月16日起实施）、《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表决情况报告单》《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符合允许出资购股的人员名单公示表》《狮山镇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符合允许出资购股资格已出资购股人员名单公示表》《关于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档案情况说明》，证明自原告户口迁入至《行政处理决定书》作出时，第三人适用的章程为《2007年章程》和《2015年章程》，其中，《2015年章程》允许原告出资购股取得成员资格，但原告没有在章程规定时间内出资购股，不应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5.原告的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及副页、户口本（分别于2001年1月14日、2006年12月14日签发）、原告父母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原告母亲的计划生育服务证、佛山市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申请书、狮山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据、南海区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4份）、证明（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计生办2010年11月29日开具）、常住人口登记表（3份）、迁入人员介绍书及附件、证明（大沥派出所2018年2月8日开具）、证明（松岗派出所2018年4月12日开具）、股权证（户名：陆金英），证明原告的父亲是李会能，母亲是刘铭鸿，李会能于1968年5月6日出生，其户口于1989年7月29日迁入佛山市南海区，属于非农业户口，于2015年10月12日将户口迁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与陆金英同户，但未取得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的母亲刘铭鸿于1997年1月2日与李会能登记结婚，1998年3月12日因夫妻投靠从大沥镇太平圩石步二村迁入松岗显纲厦边村。原告于1998年3月16日随母入户松岗显纲厦边村，与陆金英同户。2001年6月，原告与其母亲刘铭鸿因购房原因将户籍迁出第三人处，拟迁往大沥镇沥苑派出所教育路，但在南海区大沥镇没有户籍迁移材料及迁移信息记录，后原告于2006年12月14日持过期迁移证，由佛山市公安局松岗派出所出具《迁入人员介绍书》，办理补录入户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原告于2015年7月8日由所在的社区登记迁入，再与祖母陆金英同户。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对于符合股东条件的人员，一直以来均是实行出资购股。显纲村委会辖下所有经济社都是实行出资购股，没有无偿配股。《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所述“2007年5月31日24时前……都有资格配给股权”与实际操作不符。二、《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凡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农业户口的本经济社村民”是指户口一直登记在本经济社的农业户口村民，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第三人对于户口发生过变动的人员（读书迁户口的除外），实践中一直都不允许其取得成员资格，唯一允许该类人员成为股东是2015年股权固化时，允许该类人员按照每人38万元的标准出资购股，但原告并没有在规定期限按照上述标准出资购股，因此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不能享有股份分红。三、第三人成立经济社之前，原告的户口已经迁出，因此不是第三人的经济社成员，成立经济社后要入股，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第三人成员子女需购买股权才能取得成员资格，或者是娶入的农业户口的配偶，且原经济社的待遇不再享受，其他人无权购股。第三人不清楚原告户口迁出后户口迁往何处，2005年左右原告申请迁回第三人处，第三人认为原告是非农业户口，不能迁入，若一定要迁入只能将户口迁入村委会，且需要签署书面的承诺，保证不享受经济社的相关权利。原告从来未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及成员待遇。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显纲经联社）出具的《关于对章程部分条款执行情况的说明》，证明第三人一直以来都实行出资购股，而原告属于户口迁入人员，不符合原章程中的购股条件，且其未在《2015年章程》规定的期限内出资38万元购股，不能取得成员资格。2.常住人口登记表（9份）、狮山镇农村合作经济社组织收据（9份），证明第三人新增符合购股条件的人员均需要出资购股才能取得成员资格。3.常住人口登记表（3份）、厦边经济社1995年-1996年股份分配表、1997年股份分配表、2001年股份分配表、2002年股份分配表、2003年股份分配表、2004年股份分配表，证明若原告所述第三人的成员中成年人配10股，未成年人配4股属实，结合上述股份分配表，则陆金英户的股权数在1995-1996年期间应为44股，1997年期间为34股，1998-2000年期间为54股，2001-2003年期间应为34股，2004年之后应为20股，但对比可知，原告所述明显与第三人所公示的应得股权数不符，无法得出原告户口在迁入第三人所在地后曾享受股份分红的结论。此外，经第三人了解，原告户口本上的承办人“李惠芳”即为陆金英的女儿李惠芳，结合原告经被告多次催促仍拒绝提供其2004年7月1日前的户籍登记信息以及户口性质证明的事实，可知原告对户籍登记以及股权取得等情况存在隐瞒。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的父亲李会能于1968年5月6日出生，其户口于1989年7月29日迁入佛山市南海区，属于非农业户口。2015年10月12日迁入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与母亲陆金英同户，但未取得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李会能、刘铭鸿于1997年1月2日登记结婚，同年11月21日生育原告李泳琳，原告的出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1998年3月12日，刘铭鸿将户口迁入松岗显纲厦边村，与李会能的母亲陆金英同户。原告于1998年3月16日随母出生申报入户第三人所在地。根据公安机关在2001年1月14日签发的陆金英的户口簿显示，该户的户别为“农业家庭户”。2001年6月，原告与其母亲刘铭鸿以购房为由申请将户口迁往大沥镇沥苑派出所教育路，但二人取得迁移证后因自身原因一直没有在大沥镇办理入户手续。至2006年12月，原告和刘铭鸿再持过期的迁移证到狮山镇松岗派出所办理补录入户手续，松岗派出所于2006年12月14日向二人出具《迁入人员介绍书》，主要内容为：兹介绍刘铭鸿等二人因结婚属农业户口迁入你处显纲厦边村，请许予办理入户；刘铭鸿、李泳琳二人未在大沥入户，于2006年12月14日已在松岗派出所登记入户到显纲厦边村。根据2006年12月14日签发的陆金英的户口簿显示，刘铭鸿和原告的常住人口登记卡页“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及“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分别记载“2006年12月14日补录遗漏广东省440000”、“2006年12月14日补录遗漏440000”。2015年7月8日，第三人及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显纲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显纲居委会）共同出具《迁入人员意见书》，同意刘铭鸿和原告户口迁入。根据显纲居委会制作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反映，该表中“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栏记载刘铭鸿及原告“2006年12月14日大沥迁入”，“备注”栏记载“2015年7月8日登记迁入”。2015年12月第三人实施股权改革时，将原告列入符合允许出资38万元购股的人员名单，但原告没有出资购股。原告因认为第三人不确认其成员身份违法，于2018年2月9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被告确认其享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股东成员资格及享受成员同等待遇。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于2018年2月向第三人发出《调查取证函》，要求第三人就原告的申请提交有关证据材料。2018年5月17日，第三人向被告提交《情况反映》，提出：1.关于在外面户籍重新迁入该经济社的人员，以往一直不予配股和购股；2.由于今次固化股权工作的需要和要求，允许在确权时点的时间将户籍迁入经济社的人员允许全资出资购股，但李会能、刘铭鸿及原告只是迁入户籍，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出资购股，因此不能享受原社员的一切福利待遇。2018年4月9日、8月10日，被告先后向原告的代理人刘铭鸿进行调查，刘铭鸿反映，其原户籍在大沥镇太平管理区石步二村，该村在刘铭鸿户口迁出后已停止分配其分红，其户口迁入第三人所在地后已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也收到该社1998年至2000年的年度分红。原告于1998年3月16日出生入户第三人所在地。2001年6月20日，刘铭鸿与原告将户口迁出显纲厦边村，但一直没有落户，直到2006年12月14日经松岗派出所出具介绍书才落户显纲厦边村，但该村一直拒绝二人迁入，二人只能落户到松岗派出所，最后于2015年落户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刘铭鸿同时向被告提供了第三人1999年1月20日、2000年1月1日、2001年1月9日的年度股份分配表等资料，其中1999年1月20日分配表的其中一页记载“陆金英”股数为10股，另一页记载“陆金英户主”股数为14股，2000年1月1日及2001年1月9日分配表分别记载“陆金英”全户股数为38股。2018年6月7日，被告以案情复杂、需进一步调查取证为由，决定延长该案的审查期限60日，并将《延长行政处理决定审查期限通知书》送达原告。2018年7月26日，被告又向第三人社长李景基调查，李景基反映其从2005年开始任职第三人社长，其任职期间没有向刘铭鸿及原告发放过股权证及分红，其对陆金英1998年、2000年、2001年的分红情况不清楚。2018年10月30日，被告又向第三人发出《补充调查函》，要求该社补充提交以下资料：1.第三人是否曾向刘铭鸿及原告发放过分红并提供相关分配材料；2.第三人适用2007年章程前是否曾制定2004年章程并补充该2004年章程；3.请第三人释明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实践中如何适用。2018年12月13日，显纲居委会出具《关于显纲村厦边股份合作经济社章程档案情况说明》，反映经该居委会档案核查，第三人现存备案章程为《2007年章程》和《2008年章程修正公告》以及《2015年章程》，第三人2004年制定的章程未见在该居委会备存。经调查，被告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原告的申请请求。该决定书于2019年3月8日、3月15日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另查，第三人在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规定：“1、凡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农业户口的本经济社村民（包括本社符合计划生育纯女户中一个入赘的女婿）以及1996年后毕业的（含1996年）入学前为我社生源，原属农业户口，并将户粮关系迁往学校已办理“农转非”入户的，毕业后没有工作分配，经原籍的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同意接收，经申请办理“非转农”回原籍入户的都有资格配给股权。（即将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有资格配给股权的股东名额固定下来，以后不再变更。也即是2007年5月31日24时后无论新生、嫁入、入赘都一律不再无偿配给股权。）2、配股不分档次，凡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本社（在册）农业户口（新生婴儿按卫生院及计生部门核实的出生时间为准）有资格配给固化股权的股东都享有满股（即每人10股）。……”第二十一条规定：“凡户口在本社农业户籍的外嫁女及其合法生育的子女，……其购股股值计算按现时本社评估每股股值进行购买……”第二十二条规定：“凡违反计划生育的本社股东及其已入户的子女，可享受本社无偿配股资格，……”第二十三条规定：“固化股权后，本社实行定期扩股，扩股对象为每个调整期第一年的6月1日零时前新出生和新嫁入及本社纯二女户中一个入赘的女婿，属本社农业户口的人员。……”第三人从2015年12月16日起实施的《2015年章程》第八条规定：“本社以2015年12月15日24时为确权到户时点，核定每个在册成员的股权数，把其股权数合计确权到户，以户为单位管理股权，按户分红。户内每个在册成员的股权数核定按本章程第九条至第十三条规定处理。确权到户后的股权由户内本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本社成员）共享。”第十条规定：“在确权时点对原章程规定需要出资配股的，符合原章程或者符合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的，但尚未办理出资配股的人员进行核定，并在2015年12月15日17时前办理购股手续，逾期不办理视为自动放弃购股资格和成员资格。……”第十一条规定：“除原章程规定的符合出资购买股权（或出资配股）条件的人员外，在确权时点前，对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按照自愿原则允许出资购股（必须以户籍户为单位满股购买）：2015年12月15日前，登记为本社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第十二条规定：“符合本章程第十一条规定的出资购股人员，按叁拾捌万元（380000元）购买满股的标准，在签订购股协议后，于2015年12月31日17时前支付购股金、办理手续的，可购股成为本社成员。……”又查，佛山市南海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于2010年10月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对原告的母亲刘铭鸿在2008年12月23日违反计划生育超生一个子女的行为，根据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39600元。再查，显纲经联社于2019年11月18日出具《关于对章程部分条款执行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为：“我经联社下辖显纲东、显纲西、谭头、厦边、绿杨、东边、路边7个经济社，该7个经济社在2007年制订的《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规定‘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于农业户口的本经济社村民……有资格配给股权’，但在实际执行中，该7个经济社对于符合股东条件的新出生、新嫁入等人员，一直以来均是执行出资购股，没有无偿配股，当年出资购股，下一年度开始享有股份分红及集体福利待遇。”根据第三人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狮山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据反映，出生入户厦边村的人员李展鹏（2003年11月22日出生，2005年11月25日入户）、李嘉杰（2005年3月1日出生，同年8月12日入户）、李奕潼（2006年1月9日出生，同年3月8日入户）、李健威（2006年5月25日出生，同年6月26日入户），以及婚迁入户的人员邬慧丽（女，2005年10月31日迁入）、汪丹（女，2006年9月26日迁入）、江灵敏（女，2007年2月8日迁入）均于2007年7月27日出资1000元购买了第三人10股股份。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应原告的申请，对其请求事项予以处理，依法有据。被告在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依法向原告及第三人进行调查，作出处理决定书后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履行了作出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本院予以确认。《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2006年10月1日废止）第十七条规定：“凡户籍在当地社区范围内，年满十六周岁的农民，承认社章并承担相应义务者，经社委会同意，均可以成为户籍所在地经济合作社（或经济联合社）的社员。户口迁出者，除社章另有规定外，其社员资格随之取消；其权利义务在办理终止承包合同清理债权债务等有关手续后，亦同时终止。”《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原告于1998年3月出生随母入户第三人所在地，后于2001年6月再申请迁出到大沥镇教育路，在原告未能提供依据证明第三人社章规定其社员资格在迁出后仍可保留的情况下，依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即使原告之前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其户口迁出后成员资格亦随之取消。原告在2001年取得公安机关出具的迁移证后未在大沥镇落户，于2006年12月14日重新办理补录入户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属于户口迁入人员，根据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可依据第三人章程界定其成员资格。因未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在《2007年章程》施行前有制订其他章程，故《2007年章程》可作为审查原告在重新入户时能否取得第三人成员资格的依据。虽然《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第2点规定，凡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农业户口的第三人处村民（包括该社符合计划生育纯女户中一个入赘的女婿）以及1996年后毕业的（含1996年）入学前为该社农业户口的生源，毕业后没有工作分配，经原籍的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同意接收，经申请办理“非转农”回原籍入户的都有资格配给股权；2007年5月31日24时后无论新生、嫁入、入赘都一律不再无偿配给股权。但结合该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等关于可购股人员范围的规定可知，第三人章程规定可取得成员资格的人员范围仅为该社的原始成员、成员的子女及户口迁入该社的成员配偶，不包括原告一类非该社成员生育的子女。且第三人也明确《2007年章程》第二十条第1点关于“凡在2007年5月31日24时前属农业户口的本经济社村民”是指户口一直登记在本经济社的农业户口村民，对于户口发生过变动的人员（读书迁户口的除外），实践中一直以来都不允许其取得成员资格。据此，因原告不属于第三人成员的子女，且户口有迁移的情形，即使其户口性质在户籍改革前登记为农业，但在2006年12月重新迁入后，仍不能享有无偿配股或购股的资格。又因第三人后来实施的《2015年章程》允许原告一类2015年12月15日前登记在该社在册户籍的未享有股权的人员，可按38万元的标准出资购股，但原告没有在上述章程规定的2015年12月31日前办理出资购股手续，故也不能获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被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不确认原告具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和成员待遇处理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认为其户口一直为农业性质，有享受过第三人的分红，2001年户口迁移手续只办理了一半，未实际落户，2006年12月24日只是恢复原户籍登记，不属于户口迁入人员，应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经查，原告在行政处理阶段向被告提供1998年至2000年分红材料等证据，拟证明其在2001年户口办理迁出手续前有享受第三人的成员待遇，但因上述证据只记载了原告所在的陆金英户的股权总数，未注明户内有股权的成员姓名及人数，无法判定户内股权总数所对应的具体人员情况，且第三人亦否认曾给予原告成员待遇，故原告认为其2001年户籍迁出前有享受过第三人分红的主张证据不足。另外，虽然原告2001年取得户口迁移证后一直没有在大沥镇办理入户手续，但原告没有在大沥镇落户，并不能否认其户口已实际迁出第三人所在地的事实，原告在2006年重新办理户口补录入户第三人所在地，仍属于户口迁入人员，其成员资格应按照第三人章程规定，或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原告认为其不属于户口迁入人员，应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应不予支持。此外，从第三人提供的李展鹏等出生入户厦边村人员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狮山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据反映，2007年5月31日前出生入户的第三人成员子女，也需要履行出资购股义务才能取得第三人的成员资格，而原告至今未履行购股义务，故也不能享有第三人的成员资格。综上，被告根据在卷证据，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决定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其具有第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的请求事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书》等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泳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泳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嘉敏人民陪审员  麦卓兴人民陪审员  杨 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黎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