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4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嗣林，女，汉族，1972年5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荣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柏华，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秀琼，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毅钜，男，汉族，1986年7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陈嗣林因与被上诉人关毅钜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4民初21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嗣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嗣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关毅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证明关毅钜受有额外利益的证明责任在持票人（即本案陈嗣林）的观点，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支持，证明额外利益的证明责任应在出票人（即本案关毅钜）。一、陈嗣林是合法持票人在票据实践中，空白支票尤其是收款人空白的支票，通过单纯的交付方式转让已经成为一种交易习惯，由此产生的纠纷亦不为鲜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表明我国票据立法并没有排除背书之外的其他票据转让方式，只要能够举证证明其票据权利即可。实践中出于交易便捷性和追求效益的需要，票据的交付转让情况亦是大量存在。因此本案陈嗣林与关毅钜之间虽没有直接的交易行为，也没有经过背书的方式获得此支票，但陈嗣林在经济往来中从案外人处取得该支票，并自行补记了陈嗣林的名称在收款人一栏。2017年7月4日陈嗣林将该支票到付款银行提示付款，故陈嗣林依然是合法的持票人。二、一审法院观点缺乏法律依据由以上论述可知，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存在基础关系，另一种是不存在基础关系。一审法院主张持票人（债权人）负有举证额外利益的责任的观点，实际上没有区分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纠纷和不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纠纷之间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这两条法律规定说明票据债务人与有基础关系的持票人之间产生票据纠纷的，票据债务人有权要求持票人举证已依约履行了义务，以此证明票据债务人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获得了额外利益，是票据债务人的法定抗辩权。在这种前提下，额外利益的证明责任是由持票人承担。但是，在存在直接的基础关系中，债务人原本就可以以对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相抗辩。只不过，由于上述两个法律关系的内在联系，法院宜将两者合并审理，也只有在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情况下，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出票人（同时也是基础关系的债务人）才得以对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相抗辩，即该抗辩权产生于基础关系。当基础关系不存在时，债务人当然不享有此种抗辩权。本案陈嗣林与关毅钜之间没有基础关系，如果关毅钜要行使该抗辩权，也应首先由其举证证明基础关系的存在，才能引用票据法的第十三条规定。由此可见，在不存在基础关系的情况下，额外利益的证明责任由持票人承担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的观点不符合交易习惯以及证明责任分配的合理性按照证据规则的一般原理，似乎应由主张积极事件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即由持票人证明出票人获得了额外利益。但在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不存在基础关系的情况下，因出票人与其直接后手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相对性、封闭性，外人无从得知，让身为局外人的持票人去证明直接后手是否已经向出票人履行了对价义务，显然是强人所难，置持票人于举证不能之地，将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目的落空。当然，因消极事件难以证明，完全由出票人证明其并未因出票行为获利也不尽合理。陈嗣林认为，应由出票人对其未获得额外利益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出票人应证明与其直接后手的基础关系及直接后手履行对价义务的情况（如直接后手对履行义务情况的说明），必要时由法院向直接后手调查取证。如果出票人无法证明其与直接后手之间的基础关系及直接后手履行义务的情况，或者直接后手下落不明，则应由出票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推定其取得了额外利益。综上所述，在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纠纷中，出票人自然可以要求持票人举证已履行相应的义务以此证明出票人获得额外利益。但是，在不存在基础关系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纠纷中仍要求持票人履行举证额外利益的证明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其次，证明额外利益的责任由出票人承担更符合实际的交易情况以及证据规则的合理性。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嗣林的诉讼请求，以维护陈嗣林合法权益。关毅钜辩称：关毅钜不认识陈嗣林，也没有欠陈嗣林款项。陈嗣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关毅钜向陈嗣林支付票据款59060元及利息（利息从票据退票之日2017年7月5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关毅钜支付签发空头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1181.2元给陈嗣林；3.诉讼费用由关毅钜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关毅钜开出了支票号为36456359的支票，票面金额为59060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6月30日，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该支票开出时并没有记载收款人名称，陈嗣林在经济往来中从案外人处取得该支票，并自行补记了陈嗣林的名称在收款人一栏，2017年7月4日陈嗣林将该支票到付款银行提示付款，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陈嗣林取得了退票理由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嗣林是否符合向关毅钜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条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指票据权利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保全手续欠缺而消灭时，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请求返还该利益的权利。本案中核心问题是关毅钜是否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受有额外利益，这里所指的利益是指票据债务人于原因关系或资金关系上所受有的利益，而不是票据债务人因持票人票据权利丧失而得以免除的票据债务本身。证明关毅钜受有额外利益的证明责任在持票人，陈嗣林与关毅钜并没有直接的真实交易行为，陈嗣林取得票据并没有经过其前手的连续背书，陈嗣林自行填写收款人一栏为陈嗣林名称，由于陈嗣林无法证明关毅钜因该票据消灭获得了额外利益，陈嗣林主张的票款利益返还请求权条件并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陈嗣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8元，由陈嗣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关毅钜须否向陈嗣林支付系争支票款项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关于“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的规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包括：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并存在；票据权利因时效完成或手续欠缺而无法得到法院保护或者消灭；出票人或承兑人受有利益。利益返还请求权以出票人因持票人票据权利的丧失而取得利益为条件。此处的利益，应指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或者委托付款的资金关系确定的利益，而非指其因持票人票据权利丧失而得以免除票据债务本身受有的利益。就本案而言，陈嗣林持有的支票记载完备，签章真实，属有效票据。陈嗣林亦确因时效完成已丧失票据权利。但陈嗣林与关毅钜均确认其相互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而陈嗣林并无举证证明关毅钜从其丧失票据权利中取得了利益，故陈嗣林诉请关毅钜返还票据利益，欠缺必要的责任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陈嗣林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56元，由上诉人陈嗣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金玲审判员  李 炜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