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02民初566号 原告：何某1，男，汉族，1985年5月4日出生，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2，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1，男，汉族，1983年11月21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刘某2，男，汉族，1972年8月20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被告：王某，男，1961年2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何某1与被告刘某1、刘某2、王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2，被告刘某1、刘某2、王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苗木款91118元，承担违约金42335.4元，合计133453.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4年，被告刘某2、刘某1因经营需要，在原告处购买杜梨苗，双方协商后签订了苗木订购合同。合同约定了苗木价款及付款、违约责任等事项。原告按约供应了苗木，苗木主要由被告王某负责收货。但在原告向被告交付树苗后，被告却拒绝支付剩余的苗木款91118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推诿至今，遂引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原告进行补充陈述：其共向被告供应苗木64210株，被告已支付50000元，并抽取了其出具的部分收条，现只能提交被告出具的收到43690株的收条，原告起诉的91118元为被告下欠金额。 被告刘某2辩称，原告诉请的91118元是总金额，而不是下欠金额，树苗数量以收条为准。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质量进行了约定，原告所提供的苗木存在质量问题，此为长时间未进行结算的原因；原告诉状中所述的被告已付金额不属实，其个人还支付3万元，村文书也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苗木款。 被告刘某1辩称，涉案合同确系一、二被告与原告所签署，其确实购买过树苗，但未使用原告提供的树苗，系从别处购买的。 被告王某辩称，其只是被第一被告雇佣的劳务人员，只干了一年活，劳务工资现在还未结清。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其确实收到了4万多元的树苗，但是成活率不到一半，故本案不应承担责任。 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7日，原告何某1作为甲方，被告刘某1、刘某2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苗木订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供应杜梨苗约五万株，单价为2.2元/株，合计苗木款为11万元。同时约定在签订合同之日，乙方应付给甲方苗木款15000元，甲方将苗木装车后，送到乙方指定地点经验收合格一次付清苗木款；甲方应保证乙方所购苗木的规格、数量、根系完整，规格不得小于0.8㎝；本合同有效期间，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各项内容，若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支付对方苗木款总额的30%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4月1日向被告提供杜梨苗6550根，于2014年4月5日向被告提供杜梨苗苗5600株，于2014年4月6日向被告提供杜梨苗1000株，于2014年4月7日向被告提供杜梨苗7860株、9420株，于2014年4月9日向被告提供杜梨苗7260株、6000株，共计向被告提供杜梨苗43690株。 另查明，被告于2014年7月8日向原告支付货款30000元，于2015年2月13日向原告支付货款20000元，合计5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收条七张、证人卢自勤的证言，被告提交的收条二张以及本院向刘汉英所作的调查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刘某2、刘某1签订的《苗木订购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原告将货物交付被告刘某1、刘某2，二被告作为合同相对方未足额支付价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支付价款的法律责任。 关于被告王某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庭审中，被告刘某1、刘某2均确认被告王某系雇佣人员，且被告王某并未在涉案《苗木订购合同》上作为买受人署名，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在庭审中亦自愿放弃要求被告王某承担责任的请求，故被告王某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案涉货款金额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庭审中，原告主张其向被告共提供杜梨苗64210株，并陈述部分条据被被告抽走，但只能提交被告出具的收到43690株杜梨苗的收条，和证人卢自勤的证言加以证明。本院认为，证人卢自勤在庭审中陈述“我听说当时刘书记他们将定金给原告后，从原告处将定金条子抽走了”，其对于被告是否抽条据一事并无确切证据，仅是“听说”，原告亦再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原告实际供货数量应以其出具的证据为准，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向被告共提供杜梨苗43690株，总价款为96118元（43690株×2.2元）。对被告刘某2陈述的除收条证明的50000元外，其个人还向原告支付了30000元，共计支付80000元的辩解理由，依据被告提供的原告出具的收条仅能能够证明其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0元，原告在庭审中也仅认可被告向其支付货款50000元，被告刘某2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已支付的货款系50000元，对被告已支付货款80000元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下欠原告货款46118元（96118元-50000元）。 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杜梨苗存在质量问题，本院认为，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本案中，双方在《苗木订购合同》中约定“送到乙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一次付清苗木款”，视为约定了检验期间。被告在收到树苗时虽然进行了检验，也在部分收条中进行了备注，但并未向法庭提交其向原告进行通知的证据，也未直接拒收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在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后，仍接受涉案苗木并投入使用，可以视为其对质量已经予以接受，应由其承担怠于通知的不利后果，故对该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虽原、被告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金按照苗木款总额的30%计算，但该约定明显高于实际损失，且被告也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调整。因原、被告于2014年2月27日签订《苗木订购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5年2月13日后再未向原告支付过货款，故本院认定被告于2015年2月13日即开始违约，被告应自2015年2月13日起开始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应按照年利率6%承担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2020年2月12日期间的利息，经核算，被告应承担违约金13835.4元（46118元×0.6%/年×5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某2、刘某1欠原告何某1苗木款46118元，并承担违约金13835.4元，合计5995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被告王某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三、驳回原告何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69元，减半收取1484.5元，由原告何某1负担818元，被告刘某2、刘某1负担666.5元。原告已交纳，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本院退还原告案件受理费148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马书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 萍 书 记 员 冶吉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