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7民终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甘立海，男，196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先忠，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洪均总经理。 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东路729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彭洪均，男，194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任德钦，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甘立海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泰公司）、被上诉人彭洪均，原审第三人任德钦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2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立海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2019）川1702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即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公司49%的股权为上诉人所有，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上诉人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并持有49%的股权；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彭洪均所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及该协议所提到的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性质的认定错误，对上诉人不能从彭洪均处取得29%股权的认定错误。1、认定《合伙经营协议》在形式上不具备股权转让协议形式要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彭洪均获得时泰公司60%的股权应支付上诉人2200万元及利息，后他依据《合伙经营协议》将3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后就不用再支付2200万元和利息了，2015年11月4日股东会上确认了上诉人持有时泰公司29%的股权。二、一审判决对另20%的股权事实认定错误。2015年11月3日因汤东要退其在时泰公司40%的股权，经协商由严健玮出面与汤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彭洪均用汤东退回的时泰公司40%的股权为严健玮担保，该40%股权登记在严健玮名下。2015年11月11日，上诉人、时泰公司、彭洪均、严健玮再次签订《借款合同》，时泰公司向严健玮借款660万元，500万元用于支付汤东退股资金，若时泰公司向严健玮还清该笔款项则严健玮无条件退出占有的时泰公司40%的股权，并明确约定40%的股权由上诉人和彭洪均各占20%。2016年5月29日，时泰公司、彭洪均与严健玮签订《还款协议》，时泰公司归还了严健玮410万元借款，严健玮将所持20%的股权转让给了彭洪均。2017年6月22日，时泰公司、彭洪均与严健玮就剩余款项达成还款协议，彭洪均与严健玮在未经上诉人同意下解除上诉人20%的股权，由彭洪均代上诉人支付严健玮借款本息84万元，严健玮将其所持时泰公司剩余20%的股权转让给了彭洪均，至此，严健玮将其所持时泰公司4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彭洪均。彭洪均违反，《借款合同》的约定和股东决议，擅自将严健玮退还的40%的股份据为己有，单方面登记在自己名下，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遗漏上诉人履行股东责任的重要事实。上诉人自愿将位于重庆市时代天街0621号门市担保抵押给曾凡映、秦俊涛等人，置换出时泰公司被查封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项目土地使用权，然后时泰公司以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向银行贷款2800万元，一部分用于偿还严健玮410万元的借款，由严健玮将质押的40%的股权归还给时泰公司，另支付给汤东800万元股权转让款。现上诉人重庆的门市仍处于银行的抵押和法院的司法拍卖过程中，上诉人对这40%的股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审只字未提错误。四、一审判决对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一审判决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记载认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要件，将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对价款等列入形式要件是完全错误的。签署公司出资协议、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才是实质要件。上诉人虽不具备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的记载等形式要件，但却通过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表决权，按照持股比例承担时泰公司原股东汤东的退股款，用自有门市置换出时泰公司被查封的土地使用权用于融资还款等形式在享有和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综上，上诉人通过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借款合同》等方式取得了时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份额，又通过了多种方式履行了股东权利和义务，应当确认上诉人在时泰公司的股东资格。 时泰公司和彭洪均共同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一、甘立海与彭洪均签订的《协议书》、《合伙经营协议》都是针对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合资合作关系，并不是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2014年4月8日甘立海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袁智洪夫妇，袁智洪夫妇把40%的股权转让给了汤东，甘立海为了自救，要求袁智洪夫妇把剩下的股权也转让了。2015年11月4日甘立海签订了协议，把毛家大院转让了，让彭洪均偿还全部其余欠款，彭洪均用两个项目毛家大院和肖家庙项目各5%进行的转让，抵偿甘立海60%的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协议写明了彭洪均负责2200万元的全部。彭洪均抵偿的2200万元，是其用两个项目的5%的股权而不是时泰公司的股权。二、双方的合伙协议是合资合作关系，不是股权转让关系，各自应承担50%的投资义务，债务偿还责任，各自才能享有毛家大院的土地开发项目50%的收益。但甘立海至今没有对毛家大院项目投资分文。在彭洪均独自砸锅卖铁筹措上亿资金将毛家大院房地产开发项目从2014年12月25日苦苦撑到现在，甘立海却来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其在时泰公司享有49%的股份的股东资格是好无道理的，不能座享其成。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三、2015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中虽然约定甘立海和彭洪均各占20%的股份，但甘立海享有时泰公司20%股份的前提条件是与彭洪均共同筹资偿还严健玮660万元的借款，但甘立海只谈签订协议中的权利，只字不谈应尽的义务。2016年5月29日彭洪均与严健玮签订的《彭洪均、甘立海借款情况表》备注栏载明：“本着解决时泰公司股权问题，彭洪均、严健玮双方同意解除甘立海20%的股权，因甘立海未投入资金，彭洪均愿意代甘立海支付严健玮借款本息84万元”。当时的两位股东彭洪均（60%股份）和严健玮（40%股份）书面决议：因甘立海未投入资金，解除甘立海20%股权。自2016年5月29日后，时泰公司的所有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再也没有有关甘立海享有时泰公司任何股权份额的决议。甘立海所谓依据《借款协议》享有20%时泰公司股权的诉请显然不能成立。四、甘立海称用自己重庆和达州的住房和门市代替时泰公司偿还曾凡映和秦俊涛的债务，等于履行了投资义务，纯属于歪曲事实。达州市通川区法院（2015）148号民事裁定书显示，甘立海和秦俊涛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甘立海应对借款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甘立海没有履行还款义务，秦俊涛要求法院查封了甘立海在达州和重庆的门市和住房，由于甘立海一直不配合法院，才至今没有被拍卖，根本谈不上甘立海所称是他主动拿自己的资产出来支持时泰公司，曾凡映事件也相似，查封重庆房产未果，甘立海依旧不配合，房产也没有被拍卖。五、一审判决中有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定义、股东资格确认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法律适用的法理分析正确。 任德钦辩称，1、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他的具体我不清楚；2、时泰公司目前是我与彭洪均各占50%的股权，是有合法登记的，我没有具体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彭洪均在管理，其他我不清楚；3、若甘立海要加入公司股权，就需要进行公司责任清算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甘立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在时泰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原告占有该公司49%的股份；2、时泰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将原告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及登记原告持有49%的股份；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甘立海曾系时泰公司原始股东，时泰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甘立海占90%的股权，甘明占10%的股权。2014年4月8日，甘立海（甲方）与袁智洪（乙方）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约定甘立海和甘明把其享有的100%的股权以3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袁智洪、张莉萍夫妇。2014年4月15日，甘立海和甘明把其享有的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袁智洪、张莉萍名下。袁智洪、张莉萍夫妇支付了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下剩2200万元无力支付。2014年5月29日，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将所持有的100%股权中的40%的股权转让给汤冬,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2014年12月20日，甘立海（甲方）、袁智洪（乙方）、彭洪均（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约定：“2014年4月8日甲方与乙方和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泰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由甲方和甘明以37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时泰公司的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给乙方【包括时泰公司所属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IB7-3）号地块项目】。按照该《项目转让合同》的约定截止今日，乙方尚欠甲方22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未还。为此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就支付该股权转让款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与张莉萍自愿将目前持有的时泰公司【包括时泰公司正在进行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宗地号IB7-3）号地块项目】全部60%的股权转让给丙方，丙方表示同意。二、对于乙方尚欠甲方22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丙方愿以从乙方受让的时泰公司60%股权的比例对其欠款进行清偿。余欠甲方的4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由时泰公司40%股权的股东承担清偿责任，乙方不再承担该笔欠款的任何偿还责任，甲方表示同意。三、丙方清偿乙方尚欠甲方6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的办法。丙方用自持的时泰公司正在进行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号IB7-3）的土地开发项目5%的股份和达州市通川区金鸿实业有限公司拟开发的肖公庙钢厂项目5%的股份转让给甲方以抵偿尚欠甲方的60%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甲方表示同意。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乙方和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乙方和张莉萍不再履行。五、签订本协议后，其他与本协议条款不一致的协议或条款，均以本协议为准…”。2014年12月26日，袁智洪、张莉萍名下的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彭洪均名下。 2014年12月25日，彭洪均（甲方）与甘立海（乙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甲方持有的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时泰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为此达成如下协议条款，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合伙经营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甲乙双方约定对这60%股份各占一半。二、鉴于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60%股份系甲方与袁智洪、张莉萍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从袁智洪、张莉萍处受让所得，甲乙双方约定该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甲方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由甲乙双方共同享有和共同承担。具体享有和承担方式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三、甲方与袁智洪、张莉萍在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中明确涉及公司的债务不超过6490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包括乙方享有的22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乙方向甲方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将放弃对该笔债权收取，不得再主张权利。同时甲乙双方共同确认，袁智洪、张莉萍股权转让给甲方后，公司所涉及债务将不超过429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仅对该4290万元人民币内的公司债务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四、涉及甲方在公司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地块（宗地编号IB7-3）土地开发项目的投资、利润分配和债务的承担，均由甲乙双方平均分享和承担…。” 2015年11月4日，时泰公司形成股东会议决议“…二、同意汤冬将其享有的公司40%股权全部转让给严健玮；三、同意彭洪均将其享有公司60%股权部分转让给甘立海（其中彭洪均占公司31%，甘立海占公司29%…）”。2015年11月11日，时泰公司（甲方）与甘立海、严健玮（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时泰.城市米兰建设项目需要资金，经与乙方协商，达成如下借款协议：一、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660万元（资金利息支付方式：月息5分），该款支付时间2015年11月12日其中用于支付汤冬退股金500万元，余下160万元由叁方商定后支付。二、担保条件：甲方以该项目的壹宗土地使用权（项目建设地点：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不能偿还，乙方有权变卖该宗土地使用权直接受偿。三、如乙方借款在合同期间还清，乙方无条件退出占有该公司40%的股份，并办理相关手续，（彭洪均、甘立海各占20%）彭洪均、甘立海共同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同年11月13日，转让方汤冬（甲方）与受让方严健玮（乙方）、担保方（丙方）四川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立海、彭洪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汤冬（甲方）将其持有的40%的股权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严健玮（乙方）。2016年4月22日，汤冬持有的4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严健玮名下。期间，彭洪均及严健玮名下的股权几经更叠，截止2017年6月26日，时泰公司100%的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彭洪均名下。2017年6月27日，彭洪均所持100%的股权变更登记为彭洪均占50%，任德钦占50%。后双方因股权归属问题协商多次未达成协议，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如上诉讼请求。 同时查明，时泰公司目前股权结构为：彭洪均占50%，任德钦占50%。时泰公司股东名册中没有记载甘立海。没有甘立海向时泰公司的股权出资情况及认缴出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争议焦点一：原告能否变更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二：2014年12月25日，彭洪均（甲方）与甘立海（乙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能否证明是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29%股权转让的事实？该协议中所提到的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否系原告甘立海与彭洪均的股权转让款？原告甘立海认为《合伙经营协议》实为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载明原告甘立海占股权为30%，后来原告甘立海自愿放弃1%的股权系原告甘立海的自愿行为。协议中所涉及的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就是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转让29%股权的转让款。时泰公司及彭洪均认为，《合伙经营协议》并非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合伙经营毛家大院项目的合伙经营协议。协议中涉及的2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并非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29%股权的转让款，这2200万元的偿还问题已在2014年12月20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偿还方式。法院认为，双方均认可针对29%的股权未再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现双方对《合伙经营协议》各执一词，从《合伙经营协议》内容看确系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合伙经营毛家大院项目的合伙经营协议，该协议中也未对29%股权的转让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中涉及的2200万元并不能证明系29%股权的转让款。因此，甘立海所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不足以证明以2200万元价格从彭洪均处转让所得29%的股权。 争议焦点三：2015年11月11日，时泰公司（甲方）与甘立海、严健玮（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能否证明是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甘立海认为《借款合同》具有股东会议的性质，就是原告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股权转让的依据。时泰公司和彭洪均予以否认。本院认为，原告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获得20%的股权，双方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虽然《借款合同》中确认股权，但并不能证明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因此，原告甘立海所提交的《借款合同》不足以证明从严健玮处转让所得20%的股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原告甘立海的诉请系与公司之间的纠纷，经法院查证的事实证明，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存在股权归属争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甘立海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均没有对甘立海的记载，甘立海并非时泰公司股权的实际购买人，故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甘立海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只能证明其虽约定了股权的事实，并非等于双方之间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等途径依法继受取得时泰公司的股东身份，故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因此，甘立海诉请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时泰公司49%的股权为其所有及要求时泰公司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并将其登记为该公司持有49%股权的股东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甘立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160元，由原告甘立海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甘立海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之前作为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土地项目的合伙人参与了相关的合伙经营事务。但之后甘立海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实际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和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以及《借款合同》的约定对毛家大院开发项目进行投资。2016年5月29日针对彭洪均和甘立海向严健玮借款本息的结算形成的《彭洪均、甘立海借款情况表》备注栏载明：“本着解决时泰公司股权问题，彭洪均、严健玮双方同意解除甘立海20%的股权，因甘立海未投入资金，彭洪均愿意代甘立海支付严健玮借款本息84万元”。之后，彭洪均才代甘立海偿还了严健玮借款本息84万元，严健玮把该20%的股权就转让给了彭洪均。 二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甘立海原系时泰公司原始股东，甘立海占90%的股权，甘明占10%的股权。但甘立海在2014年4月8日通过与袁智洪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已将自己和甘明享有的100%股权以3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袁智洪、张莉萍夫妇。2014年4月15日，甘立海和甘明把其享有的100%股权变更登记到了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名下，二人支付了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下剩2200万元无力支付。2014年5月29日，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又将所持有的100%股权中的40%股权转让给汤冬,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14年12月20日，甘立海、袁智洪、彭洪均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袁智洪、张莉萍夫妇自愿将持有的时泰公司【包括时泰公司正在进行的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宗地号IB7-3）号地块项目】全部60%的股权转让给彭洪均，彭洪均愿以从袁智洪、张莉萍夫妇处受让时泰公司60%股权的比例对甘立海偿还袁智洪、张莉萍下欠22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利息进行清偿，甘立海同意。2014年12月26日，袁智洪、张莉萍名下的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彭洪均名下。至此可以证明，截止该时间段，甘立海不再享有时泰公司的原始股权。 2014年12月25日，彭洪均与甘立海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中载明甘立海占股权30%，后甘立海自愿放弃1%的股权，即占股权29%。双方现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协议中所涉及甘立海占股权29%，是否就是彭洪均用下欠甘立海的2200万元款项转让的其在时泰公司所享有的29%股权给甘立海，甘立海就当然因《合伙经营协议》而继受取得了时泰公司29%的股权。本院认为，从双方所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内容看，系甘立海与彭洪均之间因合资合作开发达州市通川区珠市街毛家大院项目的一种合伙经营方式的协议，该协议中未对29%股权的转让款进行明确的约定，且双方没有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涉及的2200万元并不能证明系时泰公司29%股权的转让款。因此，《合伙经营协议》不足以证明甘立海以2200万元价格从彭洪均处转让继受取得了时泰公司29%的股权。 2015年11月11日，甘立海与时泰公司和严健玮签订的系《借款合同》，虽然从内容上看，甘立海可以从严健玮处获得20%的股权，但甘立海并未与严健玮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借款合同》中虽确认股权，但并不能证明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且事后因甘立海未按《合伙经营协议》和《借款合同》的约定对合伙经营项目履行投资义务，经时泰公司时任两位股东彭洪均（占60%股份）和严健玮（占40%股份）书面决议解除了甘立海20%的股权。因此，《借款合同》不足以证明甘立海从严健玮处转让继受取得了时泰公司20%的股权。 综上，上诉人甘立海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向时泰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均没有甘立海的记载，甘立海并非时泰公司股权的实际购买人，故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甘立海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只能证明其虽约定了股权转让事宜，但并非等于其与彭洪均或严健玮之间已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等途径依法继受取得了时泰公司的股东身份，甘立海不具备作为时泰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故一审法院以甘立海不具备时泰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驳回甘立海要求确认彭洪均所持有的时泰公司49%的股权为其所有以及要求时泰公司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并将其登记为该公司持有49%股权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正确。甘立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甘立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38160元，由上诉人甘立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牟春艳 审 判 员 古 霞 审 判 员 钟 伟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继泽 书 记 员 王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