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11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旭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刚，广东孙继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廖儒朝，男，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上诉人罗旭强因与被上诉人廖儒朝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7民初2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旭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廖儒朝向罗旭强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底的租金人民币2632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廖儒朝向罗旭强支付生猪补偿款294937.5元；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廖儒朝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关于廖儒朝在涉案猪棚养殖场退场后租金的计算。一审法院已然认定廖儒朝于2019年3月15日拆除猪棚后，仍然占用使用养殖场到4月底，但未履行合同约定给付任何资金。涉案猪棚被政府部门拆除后，罗旭强前去涉案养殖场收拾可回收物品，廖儒朝阻拦并声称该养殖场属于廖儒朝使用，租金会正常给付。因此合同约定的涉案猪棚养殖场未交接给罗旭强。直到2019年4月底，廖儒朝获得当地政府发放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后才搬离养殖场。因此，廖儒朝应当向罗旭强支付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底涉案猪棚养殖场的租金26320元。至于按金39480元，因其具有履约保证金的性质，廖儒朝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一半生猪扑杀补助金及其占用养殖场的租金，罗旭强有权没收不予返还。若廖儒朝按照合同支付生猪扑杀补助金和租金，罗旭强可退还按金。（二）关于生猪扑杀补助金的分配。在罗旭强与廖儒朝在2018年2月25日订立的《猪场租赁协议》中明确约定生猪养殖物（生猪补偿款）的处理规则：“在租赁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并非是生猪搬迁费用的每人一半。在本案中出现合同约定政府禁养的情况，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分配生猪扑杀补助金。在本案中，廖儒朝已经实际收取589875元生猪扑杀补助金，据此，廖儒朝应当给付罗旭强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294937.5元。至于禁养原因在合同中未予以规定，但根据合同解释，应当包括猪瘟的情形。二、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并不存在合同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廖儒朝认为政府奖励的生猪搬迁费用才是每人一半，没有事实依据。罗旭强应当获得生猪扑杀补助金的一半，其前提条件在合同已经约定了两种情形：其一，是政府征地，其二是禁养。本案是猪瘟防控而禁养。廖儒朝未发表答辩意见。廖儒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廖儒朝、罗旭强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2.罗旭强退还廖儒朝按金39480元；3.本案诉讼费由罗旭强负担。罗旭强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廖儒朝、罗旭强于2018年1月25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2.廖儒朝向罗旭强支付2019年1月至4月的租金26320元；3.廖儒朝向罗旭强支付生猪补偿款3048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廖儒朝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25日，廖儒朝（乙方）与罗旭强（甲方）签订《猪场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承包“南便塘”（土名）将建成猪栏租给乙方使用，半年按金39480元，每年租用金额78960元。租用时间由2018年1月25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租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廖儒朝已向罗旭强交付了按金39480元和一年的租金78960元。2019年1月24日，**人民政府向廖儒朝发出《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廖儒朝所经营的猪棚养殖场，未经批准违规搭建棚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等规定，已构成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令廖儒朝限于2019年3月15日前自行拆除所违规搭建棚舍。廖儒朝在2019年1月24日已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猪棚在2019年3月15日被拆除，之后廖儒朝还在罗旭强的场地里居住。廖儒朝将生猪作无害化处理的补助金为609600元，扣除相关处理费用19725元，实际收取了589875元。上述事实，有廖儒朝提供的《猪场租赁协议》、《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偿清理协议》等，罗旭强提供的《某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统一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廖儒朝与罗旭强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约定罗旭强将涉案猪棚养殖场出租给廖儒朝使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猪瘟防控，罗旭强于2019年1月24日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涉案的猪棚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猪棚也于2019年3月15日被拆除，廖儒朝不能再进行养殖，导致《猪场租赁协议》的目的难以实现，该结果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廖儒朝、罗旭强均主张解除《猪场租赁协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对协议解除之日存在异议，一审法院确定按涉案猪棚被拆除之日即2019年3月15日为协议解除之日。罗旭强收取了廖儒朝的按金39480元，应予以退还廖儒朝。关于廖儒朝应否向罗旭强支付租金和生猪扑杀补助金的问题。在涉案猪棚被拆除后，罗旭强称廖儒朝居住至4月底，廖儒朝称在3月29日离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廖儒朝已向罗旭强交纳了一年的租金，即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廖儒朝在2019年1月24日将生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涉案猪棚在3月15日被拆除，但廖儒朝还在罗旭强的场地里居住，的确占用了罗旭强部分的场地，综合涉案猪棚养殖场的实际使用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廖儒朝需向罗旭强支付租金8000元。罗旭强主张过高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猪场租赁协议》约定：“在租期间，如果甲方接到政府禁养通知书，乙方要配合政府部门的搬迁日期进行搬迁。甲方退还剩余租金和按金；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无关，生猪甲乙双方每人一半。”罗旭强称该约定的是政府部门禁养，生猪扑杀补助金的一半归罗旭强所有，而廖儒朝称该约定的是配合政府部门搬迁时，政府奖励的生猪搬迁费用才是每人一半。双方对协议约定的条款理解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罗旭强出租涉案猪棚养殖场给廖儒朝养殖，主要目的应是获取相应的租金，廖儒朝在养殖期间由于疫情需对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致其不能再继续养殖，其获得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应归养殖户即廖儒朝所有。因此，罗旭强主张廖儒朝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3048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廖儒朝与罗旭强于2018年2月25日签订《猪场租赁协议》已经于2019年3月15日解除；二、罗旭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廖儒朝按金39480元；三、廖儒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旭强支付租金8000元；四、驳回罗旭强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94元，由罗旭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134元，由罗旭强负担3058元，廖儒朝负担76元。二审期间，罗旭强、廖儒朝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案外人**村民委员会与廖儒朝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偿清理协议》，约定：1.廖儒朝自愿对生猪进行扑杀并委托案外人**村民委员会对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承担无害化处理产生的人工、机械和消毒费用，该费用在补偿费用中扣减结算。2.无害化处理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补偿资金。同日，**村民委员会与廖儒朝共同出具《某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费用确认表》，确认廖儒朝已完成涉案猪棚养殖场中生猪无害化处理。另查明二，2019年3月27日，**村民委员会向廖儒朝出具《某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统一凭证》载明，**村民委员会向廖儒朝支付扣除相关费用后的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偿资金589875元。2019年4月3日，**村民委员会向廖儒朝出具金额为589875元支票。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罗旭强是否应向廖儒朝退还按金39480元；2.廖儒朝应向罗旭强支付的租金数额；3.廖儒朝是否应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一、关于罗旭强是否应向廖儒朝退还按金39480元的问题罗旭强与廖儒朝于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廖儒朝于2019年1月24日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因涉案猪棚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涉案猪棚于2019年3月15日被拆除，导致廖儒朝无法继续养殖。此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法院确认罗旭强与廖儒朝签订的《猪场租赁协议》于猪棚拆除之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罗旭强主张《猪场租赁协议》解除后，其无需向廖儒朝退还按金39480元。本院认为，罗旭强收取的承租按金39480元目的在于保障《猪场租赁协议》的履行，现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猪场租赁协议》解除，廖儒朝有权要求罗旭强全额退还已支付的按金39480元，本院对罗旭强要求不予退还39480元按金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廖儒朝应向罗旭强支付的租金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已查明事实，廖儒朝已向罗旭强缴纳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的租金。廖儒朝在2019年1月24日将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廖儒朝自2019年1月24日起已未在涉案猪棚养殖场中养殖经营。罗旭强主张，因廖儒朝于猪棚被拆除（2019年3月15日）后仍居住在涉案猪棚养殖场内，其应向罗旭强支付占用涉案猪棚养殖场期间的租金。本院认为，其一，自2019年1月24日起，廖儒朝已未在涉案猪棚养殖场中实施养殖经营行为；其二，于2019年3月15日猪棚被拆除后，涉案猪棚养殖场已实际不能养殖生猪；其三，基于廖儒朝在涉案猪棚养殖场居住的行为，仅占用涉案猪场的一部分。故此，罗旭强主张廖儒朝应依据《猪场租赁协议》约定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廖儒朝需向罗旭强支付租金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三、关于廖儒朝是否应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的问题首先，因发生猪瘟疫情，廖儒朝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大滩镇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偿清理协议》约定对涉案猪棚养殖场中的生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在廖儒朝按照约定扑杀涉案猪棚养殖场内养殖的生猪后，**村民委员会亦依约向廖儒朝支付生猪扑杀补助金589875元。故此，廖儒朝取得的589875元生猪扑杀补助金系其配合**村民委员会进行猪瘟防疫工作而取得的补助金，并非因政府禁养而获得的补偿金。其次，**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向廖儒朝发送《责令限期拆除畜禽养殖场违规搭建棚舍通知书》，明确涉案猪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责令廖儒朝限期拆除涉案猪棚，并且通知中未载明因拆除涉案猪棚将给予廖儒朝相关补偿金。最后，《猪场租赁协议》第五条约定：“如遇政府部门征地或禁养，棚舍补偿全部与乙方（廖儒朝）无关，生猪由罗旭强与廖儒朝每人一半。”根据约定，罗旭强与廖儒朝每人一半分得的为因政府征地或禁养后，涉案猪棚养殖场余下的生猪。本案中，廖儒朝获得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并非《猪场租赁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因政府征地或禁养取得的生猪代偿金，罗旭强无权要求廖儒朝向其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一审法院依据《猪场租赁协议》约定及本案相关事实，判决廖儒朝无需向罗旭强支付一半的生猪扑杀补助金，处理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旭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16元，由上诉人罗旭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温万民审 判 员 李 虹审 判 员 徐允贤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颂恩书 记 员 肖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