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云，男，1960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盛东华，女，196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立，男，199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上述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恒系，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斌晶，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向雷，男，1963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文凤，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国云、盛东华、张立因与被上诉人黄向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03民初01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国云、盛东华、张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黄向雷的诉请为撤销《赠与合同》，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本案被上诉人黄向雷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临时变更诉讼请求为撤销张国云、盛东华对张立关于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拆迁权益的赠与行为，且在一审庭审结束时仍是该变更后的诉请，该事实由一审庭审的录音录像为证。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的诉请为撤销张国云、盛东华与张立签订的《赠与合同》，对于被上诉人黄向雷的诉请直接进行了变更，由此作出的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属于程序违法。如果针对被上诉人黄向雷的真实诉请，由于涉案拆迁权益系张立个人与拆迁办签订协议合法取得，为其个人财产，并非通过张国云、盛东华赠与所得，所以其所谓的撤销权根本不能成立，亦无权行使。二、一审法院认定黄向雷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资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赠与行为发生在债权形成之前，黄向雷无权撤销债权形成之前的赠与行为。2017年1月9日，张国云、盛东华将坐落在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房屋中的40平米赠与张立，后于2018年1月10日在温州东楠公证处补办赠与公证手续。因此，赠与行为实际发生之日为2017年1月9日，前案涉案公司的股权在同一天才发生变更，上诉人张国云与黄向雷当时均未对股权转让款进行结算，且双方互负合同义务，故债权债务尚未确定。从撤销权的形成条件来看，撤销权应依附于合同明确的债权才能行使。如债权债务尚未明确，撤销权根本无法成立。黄向雷的债权实际已由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081号调解书予以确定，由此可见，张国云的赠与行为先于黄向雷的债权发生确定。因此，被上诉人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现黄向雷要求撤销债权形成之前的赠与行为，于法无据。况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赠与行为发生于2017年年初，而被上诉人的债权于2018年7月9日经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后又认定黄向雷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条件，属于自相矛盾。2.张国云现有财产足够承担相应债务，且不存在损害黄向雷债权的恶意，实际也未导致其债权受损。关于2018年7月9日确认的债权，张国云已经履行部分款项，且依据张国云现已被查封的财产已经足够偿还黄向雷的相关债务。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张国云有能力偿还债务，上述赠与行为并非恶意损害黄向雷的债权，债权人无法依据该条款要求撤销上诉人张国云、盛东华的赠与行为。退一步讲，如张国云确实存在恶意转移财产以损害黄向雷的债权，却不将涉案房产全部赠与张立而仅赠与其中的40平米，不符合常理。因此，就黄向雷的债权而言，上诉人张国云无意损害，也无意恶意转移财产，对黄向雷债权实现没有造成实际损害，黄向雷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条件。3.黄向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赠与行为直接导致其相关权益受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黄向雷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现无法证明因上诉人的赠与行为导致其债权损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黄向雷以其债权受损为由，要求撤销上述赠与行为，于法无据，不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三、退一步讲，即使撤销权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也是错误的。1.黄向雷与张国云存在互负债务的情形，可抵销部分债务，黄向雷行使的撤销权范围应以实际债权为限。根据张国云提供的证据可证实黄向雷尚欠张国云垫付税款共计1964427元（1428684元＋535743元），上诉人已就该笔欠款款项诉至龙湾区人民法院。因此，在张国云与黄向雷互负债务的情形下，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双方可以相互抵销债务。故黄向雷的债权范围应以上述纠纷判决抵消后为依据。如上述债权成立，经双方债务抵销后，黄向雷的债权已经全部抵销完毕，故黄向雷无权要求撤销张国云的赠与行为。2.涉案房产系张国云、盛东华的夫妻共有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张国云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故撤销权应及于全部赠与行为。事实上，根据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可知，张国云所负债务与妻子盛东华毫无关系。如被上诉人黄向雷要求盛东华承担前案债务，本应依法请求法院对前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但实际上，黄向雷至今未通过法定程序要求盛东华承担债务。因此，法院无权在本案判决中直接认定上述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故法院程序违法。3.黄向雷的债权仅涉及张国云。因涉案房屋系张国云、盛东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盛东华，其有权自行支配名下财产，而被上诉人黄向雷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依据仅涉及张国云，即使黄向雷撤销权成立，该权利行使范围并不能及于全部赠与行为。根据黄向雷提供的《温州市征地房屋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以及《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撤销权范围仅为张国云所有的20平米并以市场估值10776元／平米为标准的部分。4.即使撤销权成立，涉案房屋现已拆迁，赠与行为并非自始无效，系事实上履行不能。本案上诉人张国云无法依据被上诉人要求撤销赠与行为而收回涉案房屋，黄向雷行使撤销权确定赠与行为自始无效的法律效果也已经无法达成。另，因黄向雷以赠与行为损害其债权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张国云愿意提供与该赠与财产等值的其他财产以保障黄向雷债权的实现，黄向雷应放弃行使对该赠与行为的撤销权。该保障债权行使的财产价值应以黄向雷提供的《温州市征地范围补偿协议书——产权调换协议》中涉案房屋市场估值10776元／平米为标准，由于涉案房屋系夫妻共有财产，张国云应仅以其名下份额即20平米为限提供相应财产保障。5.一审法院认定律师费4万元由张国云承担，于法无据。第一，黄向雷行使撤销权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求。第二，张国云已经积极履行前案调解书的还款义务，多次要求与被上诉人协商还款事项，但多次被拒绝，故关于前案的债务并非必须由本案诉讼解决，本案律师费用不属于必要费用，张国云无须承担非必要费用。第三，即使撤销权成立，权利范围应以张国云的赠与范围为限，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性质及涉案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黄向雷的撤销权应以215520元为限，以诉讼标的215520元为基础，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政府指导价，黄向雷代理律师所收取的律师费不合理。当庭补充如下：本案涉及的调解书中黄向雷仅仅是委托代理人，其作为债权人主体是不适格的，因为黄向雷不是股权的所有人，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主张权利，故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出涉案调解书中可能存在导致黄向雷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被上诉人黄向雷辩称：一、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问题，首先，一审判决书已经清楚地写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包括庭审诉讼过程以及最后被上诉人确认的部分。其次，关于撤销权的法律只有合同法和民法总则，这两部法律都没有规定将无偿赠与的行为与债权发生的先后作为撤销权行使的构成要件。二、上诉人认为张国云不存在着主观恶意，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张国云存在着主观恶意。原审第三人张立在本案中作为三位上诉人之一，那就意味着张立对所有的案情都是了解的，且明确知道该案的审理后果对其产生的影响，请二审判决时确认张立的责任主体地位，一审中则不应该将张立作为第三人而应列为被告。关于主观恶意的问题，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和民法总则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均没有将被撤债务人存在着主观恶意作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但事实上，上诉人存在主观恶意从以下一系列行为发生的时间先后就可以得到证实：2016年7月3日，上诉人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涉及的股权转让款总额是920万，除了首付款220万元之外，其余转让款的支付条件是上诉人能够取得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70%股权或者（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民事判决需再支付400万元转让款，而该判决是在2016年12月7日作出并于2016年12月29日生效。根据2016年7月3日的转让协议约定上诉人张国云应在2016年12月29日前支付第二笔转让款400万。实际上在2016年底时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已经明确，而上诉人却混淆了一个概念，认为只有法院判决确认的债权才是适格的债权，而协议书确定的债权并不是适格的债权，实际上在涉案的所有裁判文书中，尤其是5081号案件中双方通过调解结案时双方对转让协议书都没有提出不合法或者认为任何一条约定是违法的，而是双方都已经确认转让协议书是有效的。基础的民事契约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而上诉人上诉时却否认了这份民事契约的有效性，这是混淆法律概念。按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张国云在2016年12月29日之前就应该支付第二笔转让费400万，之前约定的200万也应在这一期中一并支付，实际上到2016年12月29日，张国云应支付的转让款应为600多万，而2017年1月9日，张国云将涉案的房屋无偿赠与张立，很显然涉案债权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且张国云应支付款项的时间也已超过，但在超过这个时间后，张国云一方面没有支付相应的转让费用，另一方面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无偿赠与其儿子，该事实是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份查到相关信息后才得知。2018年2月11日，张国云应支付黄向雷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9日，但是2017年1月张国云却将其所有房子中的一半赠给儿子，2018年2月张国云领取了涉案房产的另外一半面积所得的货币补偿款，这时张国云仍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张国云存在主观恶意。三、（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是双方在龙湾法院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是张国云和案外人陈定有并未按照该调解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提出的税款案件与本案无关。四、关于主体问题，黄向雷已经得到其他股东的委托，（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经两次庭审，上诉人均未对黄向雷的主体适格问题提出异议。现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提出黄向雷主体不适格，是上诉人张国云恶意损害黄向雷利益的表现之一。五、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除坚持一审庭审发表的意见外，补充如下：赠与行为发生在张国云、盛东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涉案债权产生时间即2016年7月3日系张国云、盛东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其中一方以没有说明直接出资购买了被上诉人黄向雷的股权以及其他股东的股权，这样的行为就应该被认定为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去购买的。被上诉人张国云主张属于夫妻一方的债务，其要举证证明这种出资是其以个人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归其个人所有。而现在上诉人主张该债务与其妻子甚至其儿子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六、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得非常清楚了，已经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作为必要费用明确写进合同法的司法解释条文中。鉴于张国立等人提出上诉，黄向雷又产生了二审的律师费用28000元，故该费用仍应由上诉人张国云承担。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黄向雷于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张国云、盛东华、张立于2018年1月10日签署的《赠与合同》【该赠与房屋被政府拆迁，享有安置房面积80平方（不包括公摊），市场评估价13500元／㎡，房屋总价108万元，加补偿款11.76万元，共计119.76万元】；2.黄向雷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律师费80000元由张国云、盛东华共同承担；3.本案的诉讼费由张国云、盛东华共同承担。一审庭审中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撤销张国云、盛东华、张立于2018年1月10日签署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赠与合同》；其余诉讼请求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3日，黄向雷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签订《转让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约定及履行事实，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需共同支付黄向雷全部股权转让款260万元。2017年初，张国云、盛东华将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建筑面积80.44平方米中40平方米无偿赠与给第三人张立，2017年6月29日，第三人张立与政府拆迁部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2017年9月20日，因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逾期未能履行2016年7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中共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黄向雷诉至一审法院。2018年1月10日，张国云、盛东华与第三人张立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张国云、盛东华自愿将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建筑面积80.44平方米中40平方米无偿赠与给第三人张立，第三人张立自愿接受张国云、盛东华对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中40平方米的无偿赠与，并经浙江省温州市东南公证处公证，浙江省温州市东南公证处作出（2018）浙温东南证内字第648号《公证书》。2018年7月9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黄向雷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之间就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作出（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应当共同分期支付黄向雷股权转让款260万元，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又未能按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履行，黄向雷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案件期间，分别作出（2018）浙0303执2992号之三、之四、之六《执行裁定书》，查封张国云所有的浙Ｃ×××××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汽车、浙Ｃ×××××天籁牌小型汽车、温州市长宏矿山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的50%股权等，截止2019年05月15日，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尚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5988.66元及利息，执行中查封或冻结张国云的财产，暂无法处置，黄向雷同意终结执行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5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了该次执行程序，黄向雷发现张国云有可供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2019年1月7日，黄向雷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得知张国云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房地产已于2018年4月12日注销登记。2019年2月18日，原告与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受黄向雷委托指派律师于文凤为原、被告、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黄向雷的诉讼代理人，律师费80000元（以撤销财产119余万元为标的计算），合同签订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以及其他内容的约定。而后黄向雷诉至一审法院。2019年4月24日，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开具面额为800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审法院认为，依法规定，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黄向雷诉请撤销张国云、盛东华与张立于2018年1月10日签署的《赠与合同》，还是撤销第三人张立与政府拆迁部门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中，黄向雷明确为诉请撤销张国云、盛东华与张立于2018年1月10日签署的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房屋中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赠与合同》，起诉状中安置房面积、市场价格、补偿款仅作为房屋赠与价值以计算诉讼标的缴纳诉讼费用。本案争议焦点二：黄向雷是否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资格。黄向雷享有对张国云的金钱债权260万元，经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虽经黄向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仍拖欠黄向雷1775988.66元，查封或冻结张国云相关财产，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至今仍拖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5988.66元及利息，因此，黄向雷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资格。黄向雷2019年1月7日得知张国云、盛东华共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房屋因赠与及拆迁安置已注销，随即向一审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一年的除斥期间。张国云关于此争议焦点认为查封或冻结张国云相关财产及张国云与案外人陈定有另案共同起诉黄向雷的诉请标的足以履行债务和超过行使撤销权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焦点三：张国云、盛东华将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房屋中建筑面积40平方米赠与本案第三人张立的行为是否对黄向雷造成损害。第三人张立受赠的房屋系张国云、盛东华拖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260万元后共同赠与，虽黄向雷的债权经法院调解、强制执行，至今仍拖欠黄向雷股权转让款1775988.66元及利息，况且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的查封或冻结的财产暂无法处置已裁定执行程序终结，张国云、盛东华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依法应共同承担。综上，黄向雷主张张国云、盛东华共同赠与张立房产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害的事实成立。依法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黄向雷诉请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律师费，亦予以支持，但根据撤销财产标的，黄向雷委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过高及存在不合理，故调整为40000元适宜。依法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张国云、盛东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其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盛东华负有共同偿还责任。综上，黄向雷要求撤销张国云、盛东华共同将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赠与合同》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盛东华、及张立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抗辩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张国云、盛东华与第三人张立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上江村张家牌××不动产中建筑面积40平方米《赠与合同》；二、张国云、盛东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黄向雷为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律师费40000元；三、驳回黄向雷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张国云、盛东华共同负担。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张国云、盛东华、张立向本院提交证据1.《授权委托书》，证明2016年6月21日，被上诉人黄向雷接受温州三地采石场原股东王贺民、周建凤、叶贤郎、戴云峰、包文苹委托办理公司股权转让款纠纷，代理权限仅包括代为提起诉讼等相关诉讼权利。证据2.《公证书》，证明被上诉人黄向雷于2016年6月28日仅接受了原股东周建丰、王贺民、戴云峰的委托，而叶贤郎、包文苹并未通过公证方式委托被上诉人办理股权纠纷。证据3.（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关于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股东纠纷，各股东曾于2016年6月29日以各股东名义提起诉讼。证据4.《转让协议书》，证明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股东转让方实际为王贺民、包文苹、叶贤郎、周建峰、戴云峰、黄向雷的事实。证据5.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证明以下事实：第一，被上诉人黄向雷最初仅持有温州三地采石公司股权35%的事实；第二，2016年7月3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张国云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并未持有公司股权。证据6.（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的起诉状，证明以下事实：第一，被上诉人黄向雷仅以其个人名义提起（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的诉讼；第二，被上诉人并非（2017）浙0303民初5087号案件的适格原告，故（2017）浙0303民初5081号调解书违法无效；被上诉人无法依据（2017）浙0303民初5081号调解书确认债权，故无法据此行使本案撤销权。被上诉人黄向雷质证认为，上诉人未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供上述证据，故均不属于新证据，具体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6与本案无关，双方债权产生的时间是2016年的7月3日，双方约定第二笔股权转让费发生的时间应为2016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的债权受到实际损害时间是2016年12月29日，不论是否存在恶意，张国云将其财产无偿赠与儿子，这种赠与行为都应被撤销；关于上诉人提出黄向雷的主体资格问题，在（2016）浙0303民初2963号案件中，确实是公司各个股东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但公证书的公证时间是2016年6月28日，该案起诉时间是2016年6月29日，实际上各个股东在此之前已经准备以个人名提起诉讼，但后来因各股东认为黄向雷对相关案件的情况比较了解，故决定授权黄向雷去办理具体事宜，在授权委托公证时已经有其他5位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并非上诉人称没有看到相应的公证书就认为黄向雷没有得到授权，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转让协议书中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否认当时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的股东一共是6位，即转让协议书当中所涉及到的6位股东，但因为有公证授权委托书后就变成了以黄向雷为主去提起诉讼，至于相关权利在公证授权委托书中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案件中黄向雷的主体是不可能不适格的，因为该案是经过了多次庭审后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若主体不适格在该案庭审时上诉人就应对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予以处理，该案也没有必要进行调解，而只需作出主体不适格的判决即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上诉人提出的待证事实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和证据2.代理服务费发票，共同证明被上诉人因本案产生并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2.8万元的事实。证据3.【2016】转字第0703号《转让协议书》，证明以下事实：第一，张国云于2016年7月3日协议受让在争议中的黄向雷的股权，总受让对价为920万元；第二，除首付款220万元外，第二期转让款支付的条件是上诉人能够取得温州三地采石有限公司70%的股权或者一审判决时需要再支付400万元转让款。证据4.（2016）浙0303民初2963号判决书及证据5.生效证明，证明涉及证据3的纠纷的判决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并于当年12月29日生效的事实。证据6.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通知书及证据7.受理上诉通知书，证明黄向雷亦就本案提起上诉，但因其认为上诉受理费太高而放弃上诉的事实。上诉人张国云、盛东华、张立质证认为，因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这些证据跟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具体质证意见如下：关于证据1和证据2，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费是否系真实支出有异议，即便是真实支出，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与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一致，是之前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上诉人已经以该证据证明涉案股权并非都是黄向雷所有。证据4和证据5，与本案无关。证据6，因被上诉人没有缴纳上诉费，等同于没有上诉，故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证据2、证据6、证据7，虽然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但未按期缴纳上诉受理费，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应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故其要求上诉人支付其二审支出的代理2.8万元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5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不作评判。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立于2019年12月3日就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执行案件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汇入款项35万元。上诉人张国云、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18日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2019）浙0303民初681号民事判决，认定黄向雷应返还陈定有、张国云垫付缴纳的税款1428684元及利息损失。后黄向雷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19）浙03民终6017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向雷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该案现已生效。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黄向雷主张撤销张国云、盛东华将涉案房屋赠与张立的诉请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张国云、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由龙湾区人民法院（2017）浙0303民初5081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经黄向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仍拖欠黄向雷1775988.66元，且因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所查封或冻结的财产暂无法处置已由龙湾区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程序终结，而本案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在张国云、盛东华赠与行为之前，故张国云将涉案房屋赠与张国云对黄向雷的债权实现造成损害，故一审法院认定应撤销张国云、盛东华的赠与行为并无不当。但张国云、案外人陈定有与黄向雷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业已经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681号民事判决确认黄向雷应向陈定有、张国云垫付缴纳的税费1428684元，该案经本院二审审理，并已作出（2019）浙03民终6017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向雷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张立亦已于2019年12月3日就黄向雷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股权转让纠纷的执行案件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账户汇入款项35万元。综合上述事实，现黄向雷主张撤销张国云、盛东华的赠与行为已然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黄向雷主张行使撤销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鉴于黄向雷行使撤销权系因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未履行到期债务而黄向雷为实现债权所进行的必要诉讼，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但根据本案撤销财产的标的，在结合本案的事实基础上一审法院将该金额调整为40000元，系一审法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行自由裁量权，二审不予变动。至于盛东华是否应对涉案律师费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虽然黄向雷与张国云及案外人陈定有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发生在张国云与盛东华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务系张国云与盛东华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黄向雷要求张国元、盛东华承担共同偿还义务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国云、盛东华、张立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部分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01901号民事判决；二、张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向雷支付其因行使撤销权产生的律师费40000元；三、驳回黄向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7800元，由张国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黄向雷负担8450元，由张国云负担7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志丰审判员  陈 宇审判员  吴跃玲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潘文舒书记员戚彬滨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