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1民申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靳雄宾，男，198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东路197号。 负责人:徐明勋，行长。 委托代理人：蔡永静，北京市京大（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闫月罗，女，汉族，1960年3月11日出生，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无极县宏兴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无极县张段固村。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会良，男，汉族，1963年3月29日出生，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彭素英，女，汉族，1962年1月1日出生，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无极县汇亮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无极县张段固镇齐洽村北200米。 法定代表人：刘会良。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袁建国，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袁增彦，女，1967年8月24号出生，汉族，住无极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石家庄新恒锋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无极县张段固乡西南丰村。 法定代表人：袁建国。 再审申请人靳雄宾因与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靳庆卓、闫月罗、无极县宏兴皮革有限公司、刘会良、彭素英、无极县汇亮皮革有限公司、石家庄新恒锋皮革有限公司、袁建国、袁增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2民初3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靳雄宾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对靳庆卓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依据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系伪造的，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申请人从未签订过该《最高额担保合同》。2、该《最高额担保合同》为多页合同，合同显示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17日，根据当时的交易习惯，多页合同需要每页签字或者盖骑缝章，以保证每页合同内容的有效性以及合同的连贯性，而原审原告提供的该份《最高额担保合同》只在最后一页（单独的签字页，没有任何主文内容）上有申请人的签字，不符合交易习惯。原审原告为金融机构，有完善的风控体系以及法律合规审查体系，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或疏漏。并且，在该份合同倒数第二页有大片空白（足以满足全部签字所需页面）的情况下，单独将最后一页作为签字页，不符合常理，足以说明该签字页与该份合同的其他内容并非同一整体。3、原审原告与靳庆卓等人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约定联保体成员对联保体成员之间的贷款提供担保责任，而申请人并非联保体成员。《联保体授信合同》中联保体成员为靳庆卓、刘会良、袁建国以及其所经营的企业，联保体成员为该成员之间的贷款互负担保责任，如果申请人为担保人，则应将其列为《联保体授信合同》中一方或者在合同条款中予以明示，但显然申请人并未出现在《联保体授信合同》中。4、原审原告提供的该份《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主要条款，涉及借款金额、担保金额必须填写的信息均为空白，如此严肃、重要的合同形同儿戏，也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必须明确的强制性要求。5、据申请人苦苦回忆，在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申请人父亲即本案被告靳庆卓因舌癌在北京治疗期间，银行工作人员曾到申请人家里，要求申请人代其父亲在一张纸上签字。因申请人只有初中学历（实际上初中并没有读完），且银行工作人员声称要求其代其父靳庆卓签字为银行正常流程，以证明该工作人员来找过其父亲，故申请人按照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在对方提供的一页纸上签字，但其并不清楚纸张上的内容。综上，该份《最高额担保合同》显然是伪造的，原审法院在未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的前提下，认定申请人对靳庆卓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退一步讲，假设申请人曾签署《最高额担保合同》，但《最高额担保合同》未明确告知申请人原审原告与靳庆卓等人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为借新还旧，申请人也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现经申请人了解，原审原告与靳庆卓等人于2014年7月17日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实际上为用新贷款偿还靳庆卓等人在2012年的借款。申请人不是旧贷款的保证人，且对以新贷偿还旧贷不知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故，即使申请人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真实的，申请人仍不应对《联保体授信合同》中靳庆卓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并未审查上述事实，即认定申请人对靳庆卓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法院适用公告送达，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剥夺申请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的权利，造成本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申请人一直居住在公民身份证上的地址，并未下落不明。法院违法适用公告送达，剥夺申请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的权利。原审法院在没有通过直接送达，未电话联系申请人、未向申请人住所基层组织即地村民委员会查找申请人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法制日报》公告送达传票等法律文书，送达程序严重违法。2018年2月28日，原审法院直接在该院公告栏中公告该案《民事判决书》。直至2018年7月，原审被告刘会良收到《执行通知书》，告知申请人也被列为被执行人时，申请人才得知该案的存在，原审法院明显恶意阻碍申请人参加诉讼，意图缺席审判，剥夺申请人参加庭审、进行辩论等权利以及提起上诉的权利。2、法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件向申请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但却故意不填写申请人的联系电话，致使申请人无法收到邮件。2017年4月10日，原审法院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件向申请人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证据材料，但是在明知申请人联系方式的前提下，却不填写邮单上的联系电话，造成申请人无法收到上述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审法院应首先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的方式。即使为了节省诉讼资源，通过邮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在邮寄送达不能的情况下，应继续采取直接送达的送达方式，而并非通过公告送达。四、一审法院经办法官审理本案中涉嫌渎职罪、枉法裁判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1、死者当被告。原审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但原审被告靳庆卓已于2016年10月4日因病去世，靳庆卓曾任张段固村村委会主任，对于其已过世的事实，几乎全村成年村民均知晓，一审法院主办法官没有审查诉讼参与人的主体资格，违法通过公告送达缺席审理，明显是渎职。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审判人员恶意阻碍申请人参加诉讼，企图在申请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不利于申请人的判决。2、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审判案件卷宗不归档。该案于2017年9月1日已审结，并于2018年2月28日通过在法院公告栏中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颁发、和的通知》第二十五条“要在案件结案以后的一个季度内归档。案卷要根据《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提出保管期限意见，向档案室移交，并办好交接手。”但直至2018年7月24日，超过案件审结时间近六个月的时间，申请人到原审法院调取该案案卷时，主审法官张敬元仍未将该案案卷归档，显然是主审法官明知该案有问题，拖延归档。主审法官拖延归档的行为明显为渎职行为。3、以各种方法阻止申请人复印案卷材料，妄图掩盖其送达程序违法的事实。申请人提出调阅该案案卷时，张敬元法官却只允许申请人复印原审原告证据材料，在申请人一再要求下，才允许申请人查看（拒绝让申请人复印）相关法律文书公告送达的公告资料，妄图掩盖其送达程序违法的事实。所以，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张敬元涉嫌渎职罪、枉法裁判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主审法官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违法，涉嫌渎职罪而导致本案枉法裁判。申请人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提起再审，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提交意见称，一、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提交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系伪造的。该观点无任何事实根据及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不是联保体成员，不影响其应当承担的担保人责任；担保金额因为是最高额担保，包括违约罚息、追索债权等费用，在签署合同时不能确定具体金额，为了避免前后条款矛盾，因此没有填写。1、被答辩人先称没有签署过《最高额担保合同》；之后称担保合同只有最后签字，没有每页签署，不符合交易习惯；最后又称因学历低，银行职员要求其代父亲签名，本人不知道签署内容。答辩人认为上述理由均不成立：答辩人银行所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均是将签字页设定在最后一页，不存在任何错误及疏漏，是合同版本设定。合同装订成册，编有页码，并且合同没有约定每页签署才生效，因此不需要每页签字。《最高额担保合同》中最后一页甲方落款签名“靳雄宾”，将该签名和被答辩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申请人落款签名对比，明显是同一人签署。因此，被答辩人称没有签署过《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另外，被答辩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签字确认行为应当有清晰的认知能力。如果认为存在重大误解，应在法定时间内提出撤销，自2014年签署担保合同至今已经过五年，现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其为了避免承担还款责任，提出合同伪造等理由，纯属狡辩。2、依据《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被答辩人以第三人身份为联保体提供了书面担保，该担保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因此，被答辩人称不是联保体成员，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成立。3、《联保体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均是在2014年7月17日签订，当时只能确定借款金额，不能确定违约后应承担的违约金额，如果将借款金额作为最高担保金额，发生到期未还全部本金的情况下，违约利息、违约金、追索债权的费用等就无法有效进行担保；如果填写的金额高于借款金额，亦不符合事实情况，因此，担保合同第二条第一款未填写担保的最高债权数额。但是，合同第一条第一款明确约定了担保的债权是编号为X201651500号《联保体授信合同》中的债权。同时，担保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了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和其他应付款项。第二十五条约定了清偿顺序；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再次约定担保范围。通过上述条款的约定，可以看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主债权本金可以确定，但违约后应付款项，只有在起诉之日才能确定。因此，为了避免前后条款矛盾，在担保数额条款没有填写具体数额，依据担保范围，在主张权利时确定担保数额，并不违反合同签订的初衷，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因此，被答辩人的该申请理由不成立。二、答辩人与主债务人在2014年7月17日签订了《联保体授信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答辩人向主债务人指定账户发放了贷款，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主债务人将该款指定的收款人是交易相对人。被答辩人现称争议款项偿还了旧贷款，没有任何证据。另外，被答辩人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时间是2014年7月17日，是为同一天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提供的担保，不存在新贷款人与旧贷款人前后担保问题，被答辩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就是为了本案争议借款提供的担保。三、原审法院送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及其他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拒绝接听法院电话、拒收邮件等行为，是主动放弃抗辩权利，法院依法公告送达，不存在程序错误。四、原审被告靳庆卓去世，答辩人及主审法院无从知晓，《联保体授信合同》第30.4条：如果授信提用人个人及家庭发生重大变化，保证乙方（答辩人）获得及时的书面通知；第30.5条：授信提用人发生法定代表人变动等情形，保证乙方在变更后七日内获得通知。被答辩人称靳庆卓于2016年10月4日去世，时至答辩人起诉，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被答辩人不仅是担保人，亦是靳庆卓之子，不仅对担保的债权知晓，对上述条款亦明知，在明知被担保人靳庆卓去世的情况下，不通知答辩人，亦没有尽到担保人责任。原审被告闫月罗，系靳庆卓之妻，现任无极县宏兴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再审申请书显示），其在三份《声明（授权）部分》签字，对该笔借款及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知晓，亦不通知答辩人。现在被答辩人却以此为理由提出再审，属于滥用诉法救济、浪费诉法资源，达到其推脱债务的目的，其再审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五、无事实证据证明原审法官存在渎职、枉法裁判现象。全国法院均存在案多人少现象，而石家庄市各区法院办案数量，长安区位居首位，法院进行员额制改革后，实际办案法官工作量更是倍量增加，即使案件归卷不及时，亦不能认定存在渎职。被答辩人如果没有查阅案件材料，如何知晓案件系公告送达，因此，亦不存在法官阻挠被答辩人阅卷情况。被答辩人的本条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本案原审裁判公正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请予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纠纷。一、关于一审判决再审申请人靳雄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靳雄宾与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靳庆卓在《联保体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并无不妥。 二、关于一审送达程序问题。一审于2017年4月19日通过EMS法院邮政专递邮件，按照其身份证地址（与申请再审时的地址相同）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传票等”，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应当。 另，靳庆卓已于2016年10月4日因病去世，一审将其列为本案被告不妥，应予纠正。 综上，再审申请人靳雄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靳雄宾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 磊 审判员 陈 博 审判员 禄永鹏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刘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