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224行初8号原告：廖聪娇，女，1953年5月28日生，汉族，茶陵县人，住址湖南省茶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香明，湖南廖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机构地址为茶陵县云阳街道炎帝中路。法定代表人：刘喜春，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男，系茶陵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发，湖南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谭利军，男，1978年9月1日生，汉族，茶陵县人，住址湖南省茶陵县。第三人：谭奇军，男，197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茶陵县人，住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原告谭件奴、廖聪娇与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第三人谭利军土地行政管理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后，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湘0224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原告谭件奴、廖聪娇因不服该判决，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湘02行终26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湘0224行初5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在审理过程中，查明谭件奴已于本案受理前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于2019年12月17日恢复本案审理，并通知原告谭件奴的另一继承人谭奇军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谭奇军未向本院表明诉讼态度，亦未到庭参与诉讼，故本院将其列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谭震龙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刘生、胡康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月8日、2020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次庭审，原告廖聪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香明、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陈文发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谭利军、谭奇军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聪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撤销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向第三人谭利军颁发的《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两原告因住房困难，为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两原告于1987年8月份向茶陵县原下东乡人民公社东山坝大队阳岭组购买了地基用于建房，并经茶陵县下东乡人民政府1988年11月份批准。买好地基后，两原告于1991年8月份开始建造房屋，1991年底建好两厢两层房屋并乔迁进入到房屋，前述土地与房屋分别于1996年12月31日、1999年9月29日办理好了国土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期间于1992年4月20日购买了房前屋后的空余土地。后茶陵县人民政府建设朝阳街的需要，前述土地房屋正是朝阳街红线范围内，政府需要两原告所有的房屋与土地，两原告积极配合政府的征收工作，于2011年10月12日与被告签订了《房屋征收协议》。根据该征收协议，两原告共同分得了6厢地基共352.8平方米，同时获得近40万元的补偿款。两原告在2012年分配到6厢地基后，在其中两厢地基上（即本案所涉地基）建造房屋用于自住，于2012年5月开始建造，于2012年农历12月13日乔迁入新居。本案所涉的新老房屋的不动产所有权人都系两原告。但前不久得知，该土地的不动产权方面的证件于2016年3月30日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在第三人谭利军名下，本来属于两原告的财产，却不明不白地将产权方面的证书办理在第三人名下，对此，两原告很不理解。原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工作人员工作太忙，一时疏忽所造成的，对此两原告可以谅解，但事关两原告安身立命的房屋，是两原告一生的心血所在，现在原告夫妻已到古稀之年，居住问题已收到严重威胁，故两原告希望被告能够及时纠正，及时撤销本案所涉的不动产权证书。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辩称，1.茶陵县成立不动产登记中心是2016年9月，而该证书是2016年3月28日办理的。答辩人为第三人谭利军所办理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时，是严格按照《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操作的，即第三人谭利军提出土地登记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其中谭利军提供的土地来源即谭件奴、谭利军朝阳街安置批准书及证明(含谭件奴、谭利军关系证明及谭件奴同意该宗土地办理谭利军一人的证明)，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之规定：申请人应当如实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被告之行为无违法之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申请用地前置条件必须先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三人谭利军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只有谭利军，无谭件奴的名字；且谭利军办理用地审批书时，提供的土地来源即谭件奴、谭利军朝阳街安置批准书及证明(含谭件奴、谭利军关系证明及谭件奴同意该宗土地办理谭利军一人的证明，日期都是2016年3月24日)，故用地审批书在2016年3月26日批准用地人为谭利军一人。3.第三人谭利军申请土地登记时，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申请划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用地文件和国有土地划决定书等相关证明村料为必要件。而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明村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审批书都是第三人谭利军一人的名字、无谭件奴的名字。故答辩人办理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只能办理第三人谭利军一个人的名字。4.原告要求撤销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行条例实施细则》无销条款，符合原告意图应该适用注铺条款。而根据《不动产登记暫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不动产登记证书已设立抵押权而申请注销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提供抵押权人同意的书面材料。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房屋已经设立抵押权，故在无抵押权人同意的书面材料前提下，不宜撤销或注销该证书、以维护抵押权人利益。答辩人为第三人谭利军所办理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时，答辩人行使土地登记管理职责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法履职。据此，为支持答辩人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之规定，敬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谭件奴、廖聪娇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确认本案基本事实如下：上世纪80年代末，谭件奴在原下东乡东山坝村洋岭组购地建了一栋私宅。90年代初，其又向该组将所建私宅旁的空地买得。1996年12月31日，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原茶陵县国土管理局）为谭件奴颁发了土地使用证，确定土地使用面积为260.8㎡；1999年9月29日，茶陵县人民政府为谭件奴颁发了房屋产权证，载明总建筑面积为214.79㎡，共有权人为廖聪娇。2011年，茶陵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朝阳街，谭件奴的上述房屋及土地均在规划红线范围内。2011年10月12日，茶陵县建设局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及其子即本案第三人谭利军签订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同意将其使用面积为104.31㎡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在该份协议书中，被拆迁人谭利军的签名系谭件奴代签。同日，茶陵县建设局以拆迁人的身份与被拆迁人谭件奴另签了一份《茶陵县建设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协议约定被拆迁人同意将其建筑面积为444.14㎡的房屋及其所有附属设施一并征收，并将其使用面积为156.49㎡的土地由拆迁人收归国有，然后在洋岭安置区为被拆迁人安置三厢即176.4㎡的宅基地，并补偿其人民币328390元，安置面积超出征收面积部分按400元/㎡补差价。因谭件奴系被拆迁户，故其在未办理用地规划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于2012年在上述安置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一幢二厢的房屋并入住。2016年3月9日，第三人谭利军以其本人名义向茶陵县住房与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局于当年3月15日向其颁发了建规﹝地﹞字第2016-8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后，谭利军就同一宗地以自己的名义又相继办理了建规﹝建﹞字第2016-7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年3月24日，第三人谭利军以谭件奴的名义出具了一份证明（以下简称“3.24证明”），上面载明：“本人谭件奴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2016-83号》给予次子谭利军明下.国土面积117.8平方米.将国土证办于谭利军名下。谭件奴2016.3.24.”，谭利军在该证明“谭件奴”签名上捺印。2016年3月28日，第三人谭利军向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提出土地登记申请，并将“3.24证明”及上述已办理好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登记申请书》、父子关系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协议一”、被拆迁户名为谭利军、谭件奴的《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审批单》、户主姓名为谭件奴、谭利军的《茶陵县城市建设拆迁户办理审批表》等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给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进行了地籍调查之后，于2016年3月30日向第三人谭利军颁发了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第三人谭利军在2016年5月5日对该宗地上的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谭利军、颜国凤。2016年5月18日，谭利军、颜国凤在该房屋上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李芙蓉。另查明，谭件奴已于2019年1月7日死亡，其户口于2019年4月4日被注销。谭件奴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廖聪娇、谭奇军、谭利军。现谭件奴、廖聪娇以其对政府拆迁安置其地块已经办理了相关建设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第三人谭利军办证的情况均不知情为由具状起诉，要求判决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立即撤销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上事实，有《建房地基协议》、《城镇居民私人建房征用土地使用证》、《建房地基文契》、谭件奴1999年的房屋产权证书、谭件奴1996年3月20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及宅基地平面图、茶城国用（2016）第Ｂ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登记申请书、谭利军宗地图、建规（地）字第2016-83号《湖南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红线图、建规（建）字第2016年-70号《湖南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茶陵县人民政府城镇居民建房用地批准书》、《地籍调查表》、《房屋征收协议》、《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批单》、《茶陵县城市建设拆迁户办理审批表》、茶陵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3.24证明”、谭利军、谭件奴的身份证复印件、《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卡》、《土地归户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户口注销证明、茶陵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信息表、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茶房他证他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书、谈话笔录、（2017）湘0224行初20号庭审笔录以及到庭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行政管理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诉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茶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原系本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在区域内行使国有土地使用权属登记职能，后因机构改革被合并成立茶陵县自然资源局，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职能亦由茶陵县自然资源局行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之规定，茶陵县自然资源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谭件奴系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为第三人谭利军颁发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依据的“协议一”、《朝阳街建设被拆迁户重新建房宅基地安置审批单》的被拆迁人之一，虽其本人已于本案诉讼前死亡，但廖聪娇作为谭件奴的继承人之一，亦为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之一，其与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的发证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故廖聪娇系本案适格的原告。在本案中，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原茶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属登记机关，在接受第三人谭利军土地登记的申请后，对第三人谭利军所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尽到了审查义务。因第三人谭利军向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原茶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交的“3.24证明”上的签名不是谭件奴本人所签，手印亦并非谭件奴本人所按，属于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情形。故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原茶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在行政登记程序中虽尽到了审查义务，但由于“3.24证明”的内容不真实，行政登记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九、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原茶陵县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6年3月30日颁发茶城国用（2016）第B炎14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茶陵县自然资源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单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1×××81。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审 判 长  谭震龙人民陪审员  张刘生人民陪审员  胡 康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旭书记员谭旭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第三人，其不参加诉讼，不能阻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第八十七条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原告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七）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