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422民初42号 原告：韦发英，女，196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华（系原告嫂子），女，196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小梧，藤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永业，男，1940年6月4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宜（系被告女儿），197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铭（系被告儿子），197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居民，住广西藤县。 原告韦发英与被告李永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华、易小梧，被告李永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宜、李锦铭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韦发英、被告李永业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02年12月25日所订立的《住房转让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都是藤县麻纺厂工人，藤县麻纺厂于1979年6月建成了后来的房改房，即分给工人居住，原告分得10栋4单元7号房，被告分得的房间在原告的正对面，因此，进去居住大家成了邻居。1997年9月原告的老公去世，当时生活极度困难，为了得一些房租收入，只好出租该房，原告就到外地打工，该套房就租给被告居住，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每月租金80元，但是双方约定被告在搬进居住后，被告要先交房租2000元，即应按照惯例先交房租后入住。1999年4月，麻纺厂进行房改，5月4日，厂里与原告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书》，合同书第2条第一款约定原告居住的是34.53平方，每平方成本价是531元，该套成本价是18335.4元。1999年5月6日，麻纺厂通知原告交4592.47元，原告叫被告交款，以后在被告应交屋租中扣除，被告同意，并于1999年5月6日去麻纺厂部代原告交了款。之后的房租就一直在该款扣除。到订卖房合同时为止，被告租原告房屋已60多个月。2002年12月25日，原被告订立了《住房转让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房价款6593元，还规定，乙方付清房款后，住房使用权属乙方所有。被告还实欠原告6593元一直未给付，原告每年都追被告给钱，被告一直推脱不给，在2003年10月左右，原告已向被告宣布，该房不卖了，恢复每月交租金给原告，被告当时也口头同意。由于没有按照约定给付购房款6593元，标的物的房屋应以过户才成立，由于被告未交清房款，因此该《住房转让协议》无效。另外，《藤县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暂行方法》第六项第5条规定“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在交清房款5年后经原产权单位批准，允许按市场价出卖”。原告的房改房是在1999年5月6日交清购房款的，要到2004年5月6日才满五年，才允许上市出卖，而《住房转让协议》是在2002年12月25日订立，未达五年，因而该《住房转让协议》违反了藤县人民政府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住房转让协议》是无效的，为此，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1.1999年2月4日，原告从藤县麻纺厂购买到房产，于2002年12月25日，转卖给被告，要求被告支付其41年工龄补贴4996.47元及购房款6593元，共计11589.47元。其中购房款6593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了原告，原告收取现金后才在协议书上签名盖印，并主动将房产证原件与购房合同原件一同交给被告，之后，被告再把4996.47元工龄补贴给麻纺厂转给韦发英。2005年到了购房满五年期，被告要求原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原告以种种借口推脱没有空。2010年间，麻纺厂有棚户区改造文件下达，重新测量房屋与落实实际产权人，原告曾找过被告要求解除合同，被告提出要求原告支付装修款及已支付的房款35000元正，就同意解除合同，原告当时认为方案没有正式实施，也无利可图，便没有与被告解除合同。原告之所以十八年后才起诉，全是因为现在社会房价不断攀升，麻纺厂又得到拆迁的各种补偿，房者可以旧房换同面积新房，或龙源公司以3680元每平方米回购，房值比当年上升了10多倍。在多方面利益驱使之下，原告昧着良心，颠倒是非黑白，若原告胜诉，麻纺厂必有人会效仿其做法，推行棚户区改造将不能得以继续；2.在1999年至2002年间，麻纺厂租给外来租客的套房的租金是每月20元，至2019年拆迁，还是保持每月50元的租金。而被告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没有条件支付每月80元的租金，原告提出房屋是其租给被告没有事实及证据，被告也不认可；3.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没有按协议支付房款的问题，原告在诉状中陈述收到被告的2000元，被告提交的证据也证明了被告交了4592.47元房款，所以协议中约定的房款6593元被告已付清。所以原告才把房产证原件及其与麻纺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交给被告，原告提出被告没有交清房款完全捏造事实。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质证。下列证据当事人无异议：原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按成本价售房、产权比例确定、补交房款综合计算表》；3.《广西藤县麻纺厂终止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协议书》；4.原告家庭成员户口簿复印件；被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2.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原、被告均提交的《住房转让协议》及原告与藤县麻纺厂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书》；3.加盖藤县麻纺厂印章的《收款收据》。对上述无异议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原告韦发英与被告李永业均是藤县麻纺厂职工。涉案房屋座落在藤县藤州镇（原藤城镇）西厚路139号麻纺厂10栋4单元4楼7号房，系藤县麻纺厂的自管公房，于1979年6月建成，分配给原告韦发英居住。后藤县政府对城镇住房进行改革，1999年3月4日，藤县麻纺厂与原告韦发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藤县上述房屋规定内面积为34.5平方米，扣减折旧率、韦发英夫妻的工龄等项目，原告向藤县麻纺厂支付的房屋实际价款为6592.47元。原告于2000年取得该房产权证，产权证号为：藤房权证藤城字第（2000）01668号。2002年10月29日，藤县麻纺厂与原告签订《广西藤县麻纺厂终止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厂里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厂按原告实际工龄（计至2002年6月30日止）发给原告经济补偿金1992元，原告欠麻纺厂房改款6592.47元，在领取经济补偿金时，实行冲销抵扣后,原告应支付麻纺厂的房款为4996.47元。 2002年12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住房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上述房屋转让给被告，房屋转让价款为6593元。协议落款处甲方签名为：韦发英、黄维，乙方签名为：李永业。藤县麻纺厂在协议上注明“同意调剂”，并加盖厂印章。被告于签订协议当日，被告代原告交了4996.47元房款给藤县麻纺厂。原告并将房屋产权证原件、其与麻纺厂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交与被告收执。之后，被告搬入房屋居住，2019年，县政府对该房屋进行了拆迁。2020年1月6日，原告诉至本院，提出以上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被告签订的《住房转让协议》落款处甲方签名有两人名字，一人为原告韦发英，一人为黄维。黄维系韦发英之子，于1983年5月3日出生，于2008年7月30日因其他事故死亡，韦发英丈夫黄德光已去世。庭审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无效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原告明确表示，本案只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对无效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要求本案一并处理，有必要时另行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以被告未支付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款及违反《藤县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暂行方法》“干部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在交清房款5年后经原产权单位批准，允许按市场价出卖”之规定为理由，要确认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被告是否支付房屋价款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及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不是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而《藤县人民政府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暂行方法》只是地方性的规章，亦不属于行政法规。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在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后，与被告签订的《住房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原产权单位盖章同意，且该案房屋也不属于法律禁止买卖的物品，系有效合同，原告提出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发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韦发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江 萍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法官助理  罗冬梅 书 记 员  林鑫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