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1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开斌，男，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资海丽，重庆合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二期C幢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0656920958。法定代表人：张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永，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静，男，198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祥，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霞，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开斌、上诉人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扬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吴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开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解除左开斌与凯扬公司2018年8月16日、9月14日的买卖合同关系，由凯扬公司向左开斌退还货款542800元、冻库费4752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由凯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左开斌于2018年8月16日向吴静支付的款项为左开斌支付给凯扬公司的货款，但却未认定左开斌于2018年9月14日向吴静支付的款项为向凯扬公司支付的货款，也未认定左开斌于2018年11月6日向凯扬公司支付的款项为左开斌向凯扬公司支付的冻库费，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9月6日凯扬公司员工周文利通过微信向左开斌的配偶吴世琼所发的消息是普通的文字消息，该消息在未获得凯扬公司正式追认前，尚不能确认系凯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9月20日周文利通过微信向吴世琼所发的是凯扬公司加盖了公章的正式文件《通知》，要求自2018年9月5日起将货款转入凯扬公司银行账户或微信账户。之后，2018年10月10日，周文利再次通过微信向吴世琼转发了凯扬公司加盖了公章的正式文件《通知》，要求自2018年10月5日起将货款转入凯扬公司银行账户或微信账户或指定的私人账户。两份《通知》指定的收款账户不一致，且要求支付到指定账户的起始时间也不一致，说明凯扬公司到底要求什么时候必须将货款转到指定账户以及指定账户是哪一个均未确定，左开斌完全可以继续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将货款等款项转至吴静的账户，且左开斌已经在2018年9月14日就将货款转给了吴静，也明显早于左开斌第一次收到凯扬公司第一份正式《通知》的时间。左开斌自2017年以来都是通过吴静向凯扬公司订购花椒，订购的品种、数量、价格、包装等主要内容也都是吴静代表凯扬公司与左开斌进行沟通协商。且自2017年开始，货款均是应吴静的要求转入吴静的账户，凯扬公司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比起周文利的普通文字消息，对左开斌来说，吴静的通知要求更具有可信度。因此，即便2018年9月6日周文利向吴世琼发微信通知要求将货款转到公账，在左开斌询问吴静后，吴静告知仍可将货款转到吴静账户，左开斌听从吴静的要求，将货款继续转到吴静的账户也完全符合常理与逻辑。2018年9月20日，吴世琼收到周文利发的《通知》后，通过微信询问周文利其已将货款转入吴静的账户是否可行，周文利回复“嗯，不冲突的哈。亲”，该内容未否定不能将货款转到吴静的账户。虽然凯扬公司没有明确授权周文利能够代表凯扬公司认可2018年9月5日以后的货款可以转到私人账户，但凯扬公司安排周文利与左开斌进行发货等相关事宜，且周文利通过微信发布凯扬公司的货物价格、包装、其他通知等，左开斌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周文利具有相关的权利。如果周文利无权代表凯扬公司认可2018年9月5日以后的货款可以转到私人账户，那么周文利在2018年9月6日向吴世琼所发的要求将货款转至公账的消息也应当不能代表凯扬公司。凯扬公司二审答辩称，左开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在几个通知中都明确了转入公账。2018年9月6日上午11：18的微信内容说的是价格，说了有合同按合同，打款走公账，不能走私人账户，合同除外的意思是有合同的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执行。周文利回复与左开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天，是左开斌强行把上下文进行联系作出的解释。一审的时候凯扬公司不仅举示了微信，也提交了录音。凯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左开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左开斌承担。事实和理由：左开斌与凯扬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凯扬公司退还左开斌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争款项不是货款，而是左开斌与吴静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左开斌仅提供了转款记录，在转账时没有备注转账为货款，不能证明涉案款项即为货款。吴静并非凯扬公司员工，不构成表见代理。吴静在2017年即从凯扬公司处离职，此后到重庆凯扬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扬农业公司）工作，虽然凯扬农业公司系凯扬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但仍是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吴静在凯扬农业公司上班不能认定是凯扬公司员工。吴静自2018年5月从凯扬公司离职，吴静在凯扬农业公司担任监事，不能证明其系该公司员工。吴静既不是凯扬公司员工，也不是凯扬农业公司员工，且涉案款项均发生在2018年6月之后，其行为依法不构成表见代理。左开斌向吴静转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凯扬公司无关，凯扬公司从未指定左开斌将货款转入吴静名下。且在凯扬公司内勤通知其应将货款转让公司账户后，仍然将款项转让吴静名下，这一行为表明左开斌也认同其交易对象为吴静而非凯扬公司，只是吴静不再向左开斌供货后，才找到凯扬公司，要求凯扬公司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左开斌2018年与吴静发生的交易不能视为是2017年与凯扬公司交易的延续，不能认定为“交易习惯”。从凯扬公司与吴静间的交易模式来看，双方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吴静从凯扬公司离职后，在2018年7月9日成立了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凯扬公司与吴静之间就买卖花椒事宜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因保鲜花椒的存储条件苛刻，需要修建冻库，而修建冻库所花费用巨大，因此吴静将保鲜花椒出售给左开斌后，根据吴静的指示均是通过凯扬公司的冻库发出。从左开斌与吴静间交易模式来看，款项及冻库费均是直接支付给吴静的。左开斌二审答辩称，1.左开斌和凯扬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凯扬公司认为转入吴静账户的款项不是货款，是其他关系，但凯扬公司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同时左开斌一审提交了凯扬公司统一印制的送货单，以及托运单，足以说明凯扬公司直接向左开斌发货的事实。2.凯扬公司和吴静提交的证据显示，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社保的用人单位是凯扬公司。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社保的用人单位是凯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凯扬农业公司，虽然两个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但是可能员工共用。且凯扬公司到2018年9月一直在给吴静支付工资，说明左开斌通过吴静支付货款时吴静仍为凯扬公司员工。凯扬公司否认吴静是其员工，但陈述吴静在2017年凯扬农业公司离职，其陈述前后矛盾。3.2017年左开斌和凯扬公司的交易应该视为交易习惯，原因是凯扬公司在其上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认为左开斌2018年与吴静发生的交易不能视为2017年与凯扬公司交易的延续，从内容可见凯扬公司默认了左开斌2017年与凯扬公司的交易关系。4.左开斌尽到了注意义务，左开斌在一审中陈述，其在决定向凯扬公司购买花椒前在2017年6月去凯扬公司考察，当时接待的就是吴静、胡亚涛和一个谭姓副经理，2018年糖酒会胡亚涛和吴静也接待了左开斌并安排住宿，住宿发票抬头也是凯扬公司。2018年左开斌三次前往凯扬公司也是二人接待，住宿也是凯扬公司，足以证明左开斌尽到了注意义务。5.左开斌对吴静离职、吴静在2018年7月9日成立其他公司，以及8月1日凯扬公司与吴静签订花椒销售合同的事宜不知情，即使吴静离职属实，凯扬公司也未以任何形式通知左开斌，在此情况下凯扬公司还安排员工周文利与左开斌对接发货，2018年9月5日周文利加左开斌妻子吴世琼的微信，并未告知吴静离职之事。2018年9月20日吴世琼收到周文利通知文件后，询问的内容对吴静的表述是“你们销售部吴静”，而周文利的回复内容是肯定的，故左开斌善意的认为吴静一直是凯扬公司的员工符合逻辑。吴静二审陈述，同意左开斌的上诉请求，不认可凯扬公司的请求。一审法院只支持左开斌部分货款错误，应该认定左开斌和凯扬公司之间建立的买卖关系，货款全部退还。左开斌主张的冻库费不应返还，左开斌支付的冻库费是支付的已经提货部分的费用，不是即将提货部分的费用。吴静是凯扬公司销售经理，吴静收取左开斌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结果应由凯扬公司承担。一审认定吴静成立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以及吴静和凯扬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成为影响本案认定的理由，吴静在履行凯扬公司员工职务的同时，也可以和凯扬公司发生业务关系。2018年9月21日吴世琼和周文利的微信中，周文利回复：恩，不冲突的哈。亲。说明了凯扬公司的周文利认可左开斌支付货款给吴静，视为凯扬公司收到货款。要求货款应该支付到公司的行为也是周文利在完成，货款支付给吴静也是周文利在认可，凯扬公司在上诉状中选择性认可周文利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周文利在9月21日认可的行为应由公司承担。吴静在2018年9月底才从凯扬公司离职，吴静正式离职的时间是2018年10月。左开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凯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按照约定标准向左开斌发出剩余价值人民币542800元的货物；2.如凯扬公司不能履行诉讼请求则由凯扬公司返还左开斌已支付的542800元的货款及左开斌向凯扬公司支付的冻库费4752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左开斌转款之日起至凯扬公司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暂合计55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凯扬公司承担。诉讼中，左开斌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左开斌、凯扬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2.凯扬公司退还左开斌已支付的货款542800元、冻库费4752元，并以542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左开斌资金占用损失，以及以4752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左开斌资金占用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凯扬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初，左开斌通过案外人胡亚涛(凯扬公司销售部经理)认识吴静(凯扬公司销售部经理)。应对方邀请，左开斌赴凯扬公司处进行考察，后决定向凯扬公司购买花椒，并于2017年中旬开始交易。2018年，左开斌按照2017年的交易习惯继续向凯扬公司购买花椒。2018年6月、8月、9月，左开斌通过左开斌之妻吴世琼的账户分别向吴静转款331000元、312000元、340000元作为三批货物的货款，每批1000件。2018年11月6日，左开斌应凯扬公司要求，向吴静转款4752元作为后期货物的冻库费。截至2018年11月8日，凯扬公司发完第一批的1000件货物，11月27日发了第二批的300件货物(总价值为109200元)之后不再继续发货。经左开斌再三催促，凯扬公司仍拒不履行发货义务，也拒不退还左开斌的剩余货款542800元。左开斌认为，因左开斌预订的三批货物系用于2018年冬季销售，根据花椒的市场行情，冬季为花椒的销售旺季，凯扬公司至今未向左开斌履行发货义务，导致左开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左开斌请求解除左开斌、凯扬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左开斌、凯扬公司的买卖合同解除后，左开斌有权要求凯扬公司退还左开斌的剩余货款及冻库费并要求凯扬公司赔偿左开斌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下半年起，左开斌购买凯扬公司的鲜花椒，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7年6月30日、7月11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吴静转账200000元、70000元。根据左开斌举示的2017年凯扬农业开发公司销售单、提货单、送货单、2017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显示：2017年7月18日、8月1日、8月24日、9月15日、10月26日，凯扬公司分别向左开斌发鲜花椒150件、200件、200件、200件、250件。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9月14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吴静转账200000元、131000元、312000元、340000元，共计983000元。2018年11月6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向吴静转账冻库费4752元。根据左开斌举示的2018年凯扬农业开发公司送货单、2018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显示：2018年9月8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1月27日，凯扬公司分别向左开斌发鲜花椒300件、300件、229件、300件。一审审理中，左开斌自认截至2018年11月8日，凯扬公司已向其发完2018年6月4日、6月9日预订的1000件货物，2018年11月27日发货的300件属于2018年8月16日预订的1000件货物中的一部分，价值109200元。2018年9月5日11:54，吴世琼向凯扬公司的员工周文利发微信：“我给你们吴总说了，帮我发300件X70包300克的”；周文利在13:41回复：“那我要下生产计划哈”。2018年9月6日11:18，周文利向吴世琼发微信：“亲们，最新价格保鲜花椒每件上涨10元哟，也就是350G的370元/件，300G的330元/件9月5日起执行请知悉，有合同的按合同价格执行，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比如胡容的账户，以后都不能打了”；吴世琼回复：“我前面订的2000件货款转在吴总账上的”，周文利又回复：“合同的除外”。2018年9月20日8:36，周文利向吴世琼发微信：“《通知》”，该《通知》载明：“通知尊敬的客户：你们好！为了保证您们的权益，经公司研究决定，从2018年9月5日起请将支付给我公司的货款只能转入到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或者是重庆凯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微信”。2018年9月20日9:02，吴世琼回周文利微信：“美女今天你发通知。我14号把货款转到你们销售部吴静卡上了。行吗？”；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一审另查明：2018年6月11日、6月12日，吴静分别向凯扬公司转账131000元、200000元；2018年8月31日，吴静向凯扬公司转账500000元。2018年7月9日，吴静与案外人陈璐作为股东成立了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8月31日，凯扬公司（甲方）与吴静（乙方）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约定：1.产品、数量：350g保鲜花椒2000件（60袋/件）、300g保鲜花椒1000件（60袋/件）。2.价格：350g保鲜花椒350元/件（彩袋）340元/件（裸袋），300g保鲜花椒310元/件（彩袋）300元/件（裸袋）。3.仓储及运输：乙方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将所定货物全部提完，超期甲方按每月80元/吨收取保管及冻库费；提货方式乙方自提。4.结算及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当天，乙方将保证金50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在乙方最后一次提货时该保证金转为货款；乙方在每次提货将付清当次提货的货款只能以银行汇款方式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每次提货前将当次货款全部付清方能提货。2018年11月28日8:41，周文利通过微信向吴静发送2018-11-28的《电子销售订单》，该电子销售订单载明“购货单位重庆凯扬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价格合计108499.99元，300件，交货日期2018-11-28”，周文利并向吴静发送微信：“吴总，请帮忙核对一下哟”，吴静在9:48回复：“同意出货”。一审还查明：2017年3月29日，凯扬公司独资成立了凯扬农业公司，吴静担任凯扬农业公司的监事。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凯扬公司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以凯扬农业公司的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2018年1月29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29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5日、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24日，凯扬公司通过其财务人员胡蓉分别向吴静转账支付工资19522元、19522元、19521元、19521元、19453元、19453元、19495元、19306元。2018年9月29日，凯扬公司通过其财务人员李召香向吴静转账支付工资17946元，并备注“8月工资”。2018年5月，吴静曾签署《离职确认表》一份，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已经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本人对离职的相关事项确认如下：1、公司已经为本人办理了离职手续，劳动关系已经于2018年5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后，本人与公司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就此消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左开斌、凯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左开斌、凯扬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左开斌诉称2018年是按照2017年的交易习惯继续向凯扬公司购买花椒，并提交了银行转款记录、吴世琼与凯扬公司员工周文利的微信聊天记录、凯扬公司2017年销售单、提货单、送货单、2017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凯扬公司2018年送货单、2018年重庆新会邦物流有限公司托运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左开斌与凯扬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为：第一，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凯扬公司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说明吴静当时系凯扬公司的员工。2017年6月30日、7月11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吴静转账200000元、70000元，后凯扬公司在2017年7月至10月期间多次向左开斌发货。虽凯扬公司辩称2017年的交易是根据吴静要求发货给左开斌，但凯扬公司未举示相关证据，且凯扬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向左开斌发货是基于收到左开斌另外向其支付的货款，说明凯扬公司是认可左开斌通过向其员工即吴静转款的方式向其支付货款，否则其不会向左开斌发货。因此，左开斌、凯扬公司在2017年存在左开斌通过向吴静向凯扬公司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第二，从凯扬公司向吴静发放工资来看，工资发放至2018年8月。即使吴静在2018年5月签署《离职确认表》，从凯扬农业公司离职，因凯扬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吴静的离职情况告知了左开斌，故左开斌仍可以善意地相信吴静仍有权代凯扬公司接收货款，并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通过向吴静转款的方式向凯扬公司支付货款。第三，从左开斌妻子吴世琼与凯扬公司员工周文利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周文利在2018年9月6日11:18向吴世琼发微信：“亲们，最新价格保鲜花椒每件上涨10元哟，也就是350G的370元/件，300G的330元/件9月5日起执行请知悉，有合同的按合同价格执行，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比如胡容的账户，以后都不能打了”，吴世琼回复：“我前面订的2000件货款转在吴总账上的”，周文利又回复：“合同的除外”。说明凯扬公司对左开斌已将向凯扬公司购买花椒的2000件货款转账给吴静是知晓的并且未明确提出异议。第四，左开斌妻子吴世琼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分别向吴静转账200000元、131000元，而吴静于2018年6月11日、6月12日分别向凯扬公司转账131000元、200000元，从转账的时间、金额来看，也与吴静陈述收款后交给凯扬公司相吻合。综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6月4日、6月9日、8月16日左开斌、凯扬公司之间存在涉案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2018年9月14日、11月6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吴静转账的340000元、冻库费4752元。虽吴世琼在2018年9月20日9:02回周文利微信：“美女今天你发通知。我14号把货款转到你们销售部吴静卡上了。行吗？”，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但因凯扬公司的员工周文利在2018年9月6日就已通过微信向吴世琼明确告知“另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哟，不能打私人账户哈”，而左开斌仍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向吴静转账，明显未尽到注意义务。且周文利在9月21日16:16给吴世琼发微信：“恩，不冲突的哈。亲”，这句话的内容不明确，同时现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周文利有权代表凯扬公司认可2018年9月5日后的货款可以转入私人账户。故该2笔款项不应认定为是左开斌向凯扬公司支付的货款及冻库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案涉货物为鲜花椒，且系左开斌2018年预订用于2018年冬季销售，具有一定的销售季节性。左开斌于2018年6月4日、6月9日预订的331000元货物，凯扬公司已全部向左开斌发货。左开斌于2018年8月16日预订的货物，至今凯扬公司仍有部分货物未发货，导致左开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左开斌请求解除与凯扬公司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上所述，一审法院已认定2018年9月14日、11月6日左开斌通过其妻子吴世琼分别向吴静转账的340000元、4752元不是左开斌向凯扬公司支付的货款及冻库费。故凯扬公司应向左开斌退还的货款应为202800元（312000元-109200元）。左开斌请求凯扬公司退还货款超出202800元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且左开斌请求退还的货款自2018年8月16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确定凯扬公司以货款202800元为基数从左开斌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左开斌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左开斌与凯扬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的买卖合同关系；二、凯扬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左开斌货款202800元；三、凯扬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左开斌资金占用损失（以货款202800元及为基数，从2019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为止）；四、驳回左开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左开斌负担4998元，由凯扬公司负担4342元。左开斌已向一审法院预交4670元，限左开斌在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328元；限凯扬公司在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434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左开斌与凯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凯扬公司是否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及退款的金额。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关于左开斌与凯扬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凯扬公司上诉称，左开斌与凯扬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凯扬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左开斌为证实其与凯扬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举示了其妻子吴世琼与吴静的银行转账记录、吴世琼与周文利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凯扬公司的送货单、托运单等证据，以证明其通过吴静向凯扬公司支付货款，凯扬公司向其发货的事实。根据左开斌举示的证据，结合吴静在2017年2月至2017年9月期间以凯扬公司职工身份参加重庆市社会保险，凯扬公司2018年1月至8月期间一直给吴静发放工资的事实，足以认定左开斌与凯扬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凯扬公司上诉称，吴静将保鲜花椒出售给左开斌，凯扬公司系基于吴静的指示向左开斌发货，但凯扬公司对此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凯扬公司向左开斌发送的货物是根据吴静的指示发送的。二、关于凯扬公司是否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及退款的金额的问题。凯扬公司上诉称，凯扬公司与左开斌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吴静不构成表见代理，左开斌向吴静转款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凯扬公司无关，凯扬公司不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本院认为，凯扬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左开斌与凯扬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左开斌通过吴静向凯扬公司支付货款，凯扬公司向左开斌进行供货。凯扬公司收到左开斌支付的货款后，未履行完毕供货义务，在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后应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关于退款金额的问题，左开斌上诉称，左开斌于2018年9月14日、11月6日转账支付给吴静的款项为左开斌支付给凯扬公司的货款、冻库款，凯扬公司应退还全部未供货的货款及冻库费。本院认为，左开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凯扬公司的员工周文利已经于2018年9月6日通过微信告知左开斌的妻子吴世琼“打款只能走公司公账，不能打私人账户”的情形下，左开斌仍然于2018年9月14日将340000元款项转账支付至吴静的个人账户。同时，在周文利先后两次向左开斌发送凯扬公司的书面通知，告知其货款只能转入凯扬公司的银行账户或微信的情形下，左开斌仍然于2018年11月6日再次将4752元款项转账支付至吴静的个人账户。左开斌对于吴静在2018年9月6日之后是否仍有权代表凯扬公司收取货款的问题上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周文利在微信中回复的“恩，不冲突的哈。亲”意思表示并不明确，并不能得出周文利代表凯扬公司认可左开斌支付给凯扬公司的货款可以支付至吴静的个人账户的结论。故，左开斌支付给吴静的该340000元、4752元款项不应再视为左开斌支付给凯扬公司的款项，凯扬公司对此不应承担退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凯扬公司在收到左开斌2018年8月16日支付的货款后未履行完毕供货义务，按照凯扬公司的供货金额判决凯扬公司退还202800元货款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左开斌、凯扬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340元，由上诉人左开斌、凯扬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