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6民终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戚龙江,男,196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15号。法定代表人：王辉，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文建，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戚龙江因与被上诉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以下简称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91民初195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戚龙江上诉请求：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691民初195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受理。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认可收取了上诉人的574692.6元款项，被上诉人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收取上诉人该款项的事实或者法律依据，这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574692.6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将上诉人按照高新区公安分局的要求将案涉款项汇至被上诉人账户行为这一原因，作为与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款项的结果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依据，并以此认定上诉人不是适格原告，没有起诉权利，不能成立。被上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向上诉人索取涉案款项的事实，高新区公安分局也只是被上诉人取得涉案款项的不正当手段的一种途径，上诉人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向被上诉人汇款的行为，并不等于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款项属于合法正当得利，也不能成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的依据，况且高新公安局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也不合法，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按照高新区公安分局的违法要求的付款行为，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的依据，事实上是变相将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款项的性质认定为合法得利，这一认定依法显然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管委会)于2013年8月8日将案涉拆迁补偿款直接支付给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昌盛公司拆迁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拆迁人高新管委会；被拆迁人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高新管委会留存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上记载:转账日期是2013年8月8日，收款人是昌盛公司，金额为574692.6元，用途为拆迁款;且收款单位昌盛公司于2013年8月8日当日向高新管委会出具了收到涉案拆迁补偿款的收据一张。虽然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误写为直接支付，但开庭时予以了变更，并当庭提交了昌盛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向高新管委会出具的《承诺书》，要求高新管委会将《昌盛公司拆迁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应向自己支付的拆迁补偿款打入襄阳傲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做傲洲科技)的账户上，上诉人又基于与拆迁补偿主体昌盛公司存在债权关系而取得了574692.6元。虽然上诉人是基于昌盛公司的授权在经办昌盛公司的拆迁补偿事宜，但该经办行为既不能成为上诉人是《昌盛公司拆迁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主体的依据，也不能得出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取得的该574692.6元款项的性质为拆迁补偿款的结论，更不能成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直接将574692.6元直接打入上诉人账户上的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按照高新区公安分局的要求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这一错误的事实依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项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在已查明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574692.6元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上诉人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起诉，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应当依法受理后予以裁判被上诉人返还取得的不当得利。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中心辩称：(一)原裁定确定上诉人戚龙江不属于本案适格原告正确，因上诉人戚龙江与被上诉人或高新区管委会并无任何合同关系，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或退还任何款项。本案争议的主要款项574692.6元，是基于2013年6月与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所签订的《昌盛公司拆迁补偿协议》而来。目的是要求乙方在15日内拆迁地上所有附着物，该款本与上诉人无关。而上诉人戚龙江当时以昌盛公司名义，冒领了该款。而在其领款后，直至2018年4月26日退款前，昌盛公司或上诉人均始终未履行该协议。故造成了该宗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无法拆除，及腾空土地，项目进展缓慢，占用国有资金长达5年之久。无论依据客观事实还是与昌盛公司的合同约定。上诉人作为实际收款人，理应进行返还。故其所退还的款项，并非属其个人所有财产，也非不履行相关义务就可得的款项。在上诉人自愿退还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根本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情形。故上诉人以其个人起诉及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属于不当得利明显错误。即便上诉人认为依据合同，该款应当支付。那么，其诉讼主体资格也不适格。即便依据与昌盛公司协议，被上诉人或管委会应履行协议，也应当由合同相对方昌盛公司主张，也与上诉人戚龙江无关。因合同一方未履行协议而退款符合约定及相应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上诉状中所称“原审法院认定高新区管委会于2013年8月8日将案涉拆迁补偿款直接支付给上诉人的事实错误”，实际上是上诉人诉状自认内容，原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评判。其对自认部分又反悔，显然自相矛盾。但无论上诉人如何辩驳，均不能改变其自认的事实。无论昌盛公司与上诉人是什么关系，该款均不属上诉人戚龙江所有，故其收取该款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撑。（三）上诉人退款属自愿退还，被上诉人并不存在不当得利。基于上述事实，在经与上诉人协商后，在其主动自愿的前提下，退还的款项完全是上诉人自愿返还行为。现在上诉人却再次矢口否认，称受到公安机关威胁才返还，则根本无任何证据证实，而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不可能因为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而利用职权，并以此威胁相关当事人，上诉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常理。其如果认为此事相关单位或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均有多种反映问题渠道。并且直到现在，上诉人始终未提供任何证实其当时退款受到任何干预的证据。相反，依据其在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4月25日的手机短信记录清楚显示“其表示自愿退还争议款项，并且也认可合同中确定的义务未完成，再占用该款明显不当。并表示及时退还等意思表示”。并在第二天其履行该表示，进行了退还。整个过程及行为中行为及意思表示均积极主动，双方对此事的处理均已终结。因其退还的款项也属国有资金，不存在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此得利情形。依据《补偿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15日内拆迁地上所有附着物，逾期不拆迁，视为自动放弃，甲方有权自行处理”，以及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待乙方拆迁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乙方拆迁补偿款”。介于上述约定，实际上已经把拆除的义务约定由乙方负责，只有在拆除后，才能合理、正当的领款。虽然约定了是拆除后再支付款项，但实际款项已支付在先，但在未拆除的前提下，完全有权要求上诉人退还已领款项。并且退款也是在上诉人自愿表示退款意向后才退的款。同时依据上诉人举证，在其退款前，也认同上述约定，也认为有义务对合同标的物进行拆除，并明确该地上附着物未拆除应当退款的相关事实。故上诉人表示“自愿退还全部已领款项”显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四）即便依据协议，乙方或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该款也不应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也不应私自占有该款。依据上诉人诉状中称“协议签订后，应昌盛公司的要求，襄阳高新区管委会于2013年8月将该笔拆迁款直接支付给了上诉人，用于偿还了昌盛公司欠上诉人的债务”，故实际上诉人已认可收到款项，自己实际为收款人。但被上诉人认为，昌盛公司与本案上诉人戚龙江的债权债务本身就与被上诉人及高新区管委会无任何关系。上诉人也无任何证据证实昌盛公司同意将该笔款直接支付给戚龙江，用于偿还债务。而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本人所持昌盛公司印章，以昌盛公司会计的名义冒领的款项。其在领款时一未提供债权转让证据，二隐瞒了其具体真实身份，与上诉人现在所诉称事实完全不符。当时如上诉人按现在诉称的事实准确说明其身份及代收理由，该补偿款应根本不会支付给上诉人。（五）在昌盛公司对于该补偿款是否应当取得及具备取得的全部条件是否成就都未确定的前提下。即便昌盛公司同意支付至本案上诉人，因昌盛公司尚未取得该债权，本案上诉人更无权向被上诉人或管委会主张。(六)因本案原审认定正确，事实及证据相对清晰明了。结合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正处于新冠××防控的特殊时期，诉讼参与人不便于到贵院直接当面参与庭审及诉讼相关活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议针对本案适用不开庭审理方式进行审理。戚龙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退还其574692.60元,并自2018年4月26日起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3年6月,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湖北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签订《昌盛公司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补偿574692.60元。协议签订后,应昌盛公司的要求,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8月将该笔拆迁款直接支付给戚龙江,用于偿还昌盛公司欠戚龙江的债务。2018年4月25日晚,时任高新区公安分局民警的张武将戚龙江带至高新区公安分局办案区并限戚龙江在第二日内向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账户(42×××31)内转款574692.60元,否则,就立即将戚龙江关押。迫于无奈,戚龙江按照张武要求的款项数额和指定的账户汇至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的账户。戚龙江与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无债权债务关系,亦无事实或法律上的义务向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支付574692.60元的拆迁款,遂要求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退款,但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以需要向领导报告等理由一直未退。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戚龙江按照高新区公安分局的要求将案涉574692.60元的拆迁款汇至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账户的行为与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本案原告不适格，戚龙江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予以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戚龙江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戚龙江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案涉574692.60元款项，系其按照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要求的款项数额和指定的账户，将款项汇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上。本院认为：上诉人戚龙江自认，案涉574692.60元款项，系其按照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要求的款项数额和指定的账户，将款项汇入被上诉人的账户上，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戚龙江的起诉正确。上诉人戚龙江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受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戚龙江上诉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请求，因一审裁定书并没有载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只是将戚龙江的起诉状内容罗列在裁定书中，系其自认内容，故上诉人戚龙江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上诉人戚龙江还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请求，经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而一审法院依据戚龙江按照公安分局的要求将案涉拆迁款汇至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账户的行为与襄阳高新土地储备中心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本案原告不适格，戚龙江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一审裁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本案裁判结果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故本院依法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戚龙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驳回起诉，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 进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乔俊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