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5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华，男，197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显军，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东坡，内蒙古赤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军，男，1970年12月27日出生，蒙古族，公司职员，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全，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惠茜，女，199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桂荣（与杨惠茜系母女关系），女，196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全，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显军，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赤峰市红山区昭乌达居委会民族宾馆1号楼二层。法定代表人：张景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丽宏，内蒙古松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国华、汪军、杨慧茜、李显军因与被上诉人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憩园公司）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2民初4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国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东坡，上诉人汪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全，上诉人杨慧茜委托诉讼代理人从桂荣、李忠全，上诉人李显军，被上诉人憩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丽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军、张国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汪军、张国华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憩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汪军系直接与憩园公司订立《商品房订购书》，购买涉案房屋，不存在“合同更名”或自寇喜林处购买之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3月2日，被告张国华、汪军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原告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并向原告出具协议保证书，明确寇喜林购买的房屋由其本人私下转售给张国华，张国华把所属房屋二次转让给汪军……”。一审认定的该等事实，仅有憩园公司的陈述，而并无任何有关寇喜林向张国华或张国华向汪军转让《商品房订购书》项下合同义务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予以佐证。汪军注意到，憩园公司提交的所谓《协议保证书》记载：涉案房屋系寇喜林购买，后转售予张国华，并由张国华二次转让予汪军。但该保证书仅有张国华及汪军签字，并无寇喜林及憩园公司签名或盖章，显然不能视为是对寇喜林与憩园公司之间《商品房订购意向书》项下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事实上，根据汪军提供的证据一所示，汪军系直接与憩园公司签订《商品房订购书》，并非由他人处承继合同权利义务取得。张国华所述的受第三人丛子富委托，将1204号房屋出售给汪军，并到憩园公司办理相关合同更名，实际上正是陈述了憩园公司一房二卖的事实，在汪军交付了足额购房款后，憩园公司与汪军签订了《商品房订购书》，并为其出具了收据。此买卖过程合理合法，且交割完毕，张国华、汪军并无任何欺诈行为，同时，张国华、汪军出具的协议保证书，是受憩园公司工作人员诱导所签署，并且，此协议书从内容上看，并非张国华、汪军对憩园公司的承诺，而是张国华、汪军之间的一种协议行为，协议双方为张国华与汪军，协议内容为“如双方发生一切法律及产权经济纠纷，由张国华、汪军二人承担”，事实上，二人在涉案房屋的买卖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纠纷，更没有给憩园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据此，对于一审判决在缺乏有证明力的证据，且存在反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上述事实显然错误。汪军依据其与憩园公司订立的合法有效的《商品房订购书》，依约在2013年3月2日向憩园公司支付32万元购房款，履行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并于同日根据憩园公司要求交纳了水表安装费、电表安装费、有线电视初装费、三玻窗费及外墙保温费等共计7802.80元，以及2012年取暖费1465元，总计324367.80元。汪军的上述行为系履行合同项下支付购房款之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二、本案憩园公司的“损失”，实际系由于其与汪军缔约后导致无法向寇喜林履行相应合同义务，但该等责任分配已在（2018)内民再4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本案应依据“一事不再理”之原则，判决驳回憩园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憩园公司的损失，是因为其违反与寇喜林之间签订的《商品房订购意向书》项下约定，而被人民法院判决向寇喜林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非汪军与憩园公司的缔约行为造成。假设真如憩园公司所称，其之所以与汪军签订《商品房订购书》的原因是张国华声称寇喜林同意由张国华购买、张国华又向汪军进行转售，但在本案中却不存在任何寇喜林签字确认同意进行上述民事行为的文件，憩园公司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一个合格的民事行为主体，仅凭一纸“协议保证书”，就做出与汪军签订《商品房订购书》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应是其故意转嫁违约责任之行为，此行为更能证明其一房二卖的事实。实际上，对于憩园公司在寇喜林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分配，(2018)内民再4号民事判决己经做出了认定，即应当由憩园公司全额承担。在该案审理中，汪军作为第三人全程参与了诉讼，人民法院认定汪军在该项交易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就上诉人汪军的缔约行为是否应对憩园公司在寇喜林合同项下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这一事项己由人民法院判决予以确认，本案憩园公司的起诉实质上违反了“一事不再理”之民事诉讼法律原则，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本案中憩园公司的损失系由其“一房二卖”行为所致，与张国华、汪军无关。本案汪军作为依法订立合同、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购房人，在支付总计约32万余元费用后，却仍要对憩园公司的不审慎行为承担责任，再次支付高额费用，显然不合理更不合法。张国华作为中间人，更不应该承担责任。如本案判例得以确认，则所有“一房二卖”之案件最终均由房屋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而未尽到审慎义务甚至故意多重缔约的开发商可逃脱所有民事责任，显然有悖法律之公平正义准则。庭审中，张国华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产是张国华出售给汪军的事实是错误的。张国华出售涉案房产的行为是受丛子富的委托，张国华不应该基于委托关系承担赔偿责任。首先、2007年6月，丛子富承建了憩园公司开发的憩园大厦（又称大惟名邸）。双方协议约定，根据工程进度，张景春以建设中的憩园大厦第12至16层楼房抵付丛子富的工程款，但抵顶的楼房由憩园公司统一销售。2012年9月13日，丛子富委托张国华处理憩园大厦售房收尾款事宜，并出具委托书。涉案的1204房产是丛子富委托张国华出售给汪军，并到憩园公司办理相关合同更名，当时憩园公司收取了三层玻璃补助款、物业费及每平方米应补差价，总计为75622元，同时出具了更名的购房合同及收据。之后，憩园公司负责人让张国华与汪军写了一份承诺，称其是公司规定房产更名必须留存的手续，不签承诺书不能更名。当时张国华并未多想，按照憩园公司的要求出具了承诺书。张国华代丛子富收到的房款除支付必要的费用外全部支付给丛子富。其次，基于上述事实可知，协议保证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仅是憩园公司内部规定办理房产更名的形式要件。张国华并不认识寇喜林，也不可能从其手中拿到寇喜林的《房屋订购书》及收据原件。另外，承诺书的形式意义从杨惠茜与李显军房产更名时留存的承诺书内容也能看出来。因此，承诺书与事实严重不符，不能作为原审法院认定张国华出售涉案房产的依据。憩园公司在涉案房产出售中存在严重过错，在审查房产更名手续时未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未对相关手续进行核实，这是导致自己受损根本原因。憩园公司自己过错导致的损失不应该转嫁给无过错的张国华。另外，一房二卖的损害后果，也是由丛子富导致的，原审法院应追加其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承担10万元执行款没有相关的单据，张国华不应承担责任。庭审中，汪军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认为，首先，一审判决认为汪军欺诈造成憩园公司经济损失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汪军的欺诈行为导致原告遭受财产损失”，汪军认为自己不存在欺诈，一审法院对此判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对此汪军注意到法院判决依据是张国华与汪军之间的协议书，但是我们根据协议内容确定，汪军不存在欺诈的事实，汪军对于自己购买房屋情况只知道是憩园公司，至××园房屋由其本人私下转售给张国华”的内容，为张国华所述，汪军根本不知情，通过协议内容仅证明汪军买房过程而已，该协议更不能证明汪军有欺诈行为，以此为据证明汪军欺诈毫无道理。另外，从协议内容看，有“张国华所属房屋二次转让给汪军，如双方产生一切法律及产权经济纠纷，由张国华、汪军二人承担与憩园公司无关”根据该内容明确是指张国华与汪军纠纷与憩园公司无关，而非寇喜林转售情况，现在一审法院不问青红皂白，毫无道理地把憩园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转嫁到汪军身上，这是毫无道理的。退一步讲，按照一审判决理解协议内容对寇喜林转让房屋产生的纠纷，由汪军承担更是不符合常理的。如上所述，汪军所签协议都是应开发公司和张国华要求书写，对于之前房屋转让纠纷，理应是开发公司或张国华向汪军承担责任，不会变成汪军无端为之前自己毫无联系的其他购买人承担责任。再有，如果本案查明汪军不存在参与欺诈情况，即便按照一审理由认为汪军协议承担对憩园公司的责任，再以此内容作为判决依据，也是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讼是基于财产损害赔偿侵权而产生的诉讼，协议保证书关于承担交易纠纷责任的约定，应属违约责任范围，因此该内容不能作为财产损害的判决依据。那么再从违约责任的角度看，汪军是否应承担责任呢？汪军认为该承诺应是无效的。因为憩园公司是房产开发公司也即房屋销售方，汪军是购房人，出卖方对自己所售商品合法性应负全部责任，本案确实属于一房两卖的情况，其违法性一目了然，以汪军承诺转嫁责任的方式掩盖其非法目的，为法律所禁止，所以应是无效的。因此一审判决让汪军承担责任是对法律的戏弄。汪军买房前与本案所涉房产开发方及其内部人员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认识这些人，自己就是一个购房人，当时购房都是张国华领着汪军办理的手续，而且自己花了三十余万元，现在非但房子没有着落，而且还让开发公司诬陷成了欺诈人，而要向其承担责任，这样的道理汪军无法接受，汪军认为任何有公理的人都是不能理解的。李显军、杨慧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即李显军、杨慧茜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憩园公司赔偿款393549.15，并自2019年7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依法改判李显军、杨慧茜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憩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一、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7月26日，杨惠茜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并向憩园公司出具承诺，明确其购买了寇喜林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并承诺该房屋买卖过程中出现任何纠纷由其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但实际上其并未在寇喜林处取得案涉房屋的处分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是错误的。首先，原审法院既然认定了：“2012年7月26日，杨惠茜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的事实，凭什么又认定杨惠茜实际上并未在寇喜林处取得案涉房屋的处分权。其次，涉案房屋出卖方不是杨惠茜，憩园公司是涉案房屋的出卖方。2012年7月26日，李显军、杨慧茜承诺的“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不是憩园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所称的“1503号房屋”；承诺的内容是在“买卖寇喜林名下的的位于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过程中”，承担责任。事实上，寇喜林与二承诺人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并未产生任何纠纷，在二承诺人向憩园公司提供了寇喜林与憩园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后，憩园公司收了寇喜林的上述合同及收据，又为承诺人杨惠茜重新出具了《商品房订购书》及收据，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憩园公司不会也不应当以一份承诺书就为承诺人杨惠茜出具购房手续，正是因为憩园公司收回了寇喜林的合同及收据，才会给承诺人杨惠茜重新出具合同及收据。二承诺人正是因为基于所交回的寇喜林的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有效，才敢于应憩园公司要求出具承诺书，所以，该承诺是针对寇喜林所持《商品房订购书》内约定的房屋买卖过程中的责任的承诺，交回的寇喜林购房合同及收据是真实的，在买卖过程中，寇喜林与杨惠茜也并未发生任何纠纷，所以杨惠茜无可负之责，更谈不上欺诈。在向憩园公司交回寇喜林的合同及收据后，憩园公司出具新的合同及收据给杨惠茜，也是对杨惠茜行为的认可。在收回寇喜林的合同后，解除与寇喜林的购房合同，是憩园公司的责任与义务。因为憩园公司的过错，寇喜林获得赔偿，与杨惠茜无关联，杨惠茜与共同承诺人李显军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承诺书说明的是杨惠茜购买的1509号房之前是开具在寇喜林名下的，并没有说是直接从寇喜林处购买，承诺书是对杨惠茜1509号房买卖过程中出现纠纷的承诺，整个房屋的买卖，杨惠茜不是出卖方，当然不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李显军、杨慧茜将寇喜林《商品房订购意向书》原件和收据交给憩园公司之日起，李显军、杨慧茜与憩园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也自憩园公司收回寇喜林《商品房订购意向书》原件和收据之日起，另行出售他人（张玉松）与李显军、杨慧茜也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憩园公司另行出售涉案房屋的买卖过程中，是憩园公司作为出卖方造成的“一房二卖”的法律责任，该责任是由于憩园公司出售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李显军、杨慧茜承诺造成的，憩园公司由于自身违法行为就应当承担的责任。寇喜林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不是李显军、杨慧茜一个无关联的承诺行为造成的，而是憩园公司“一房二卖”违法行为造成，憩园公司理应对其违法行为担责。憩园公司承担赔偿寇喜林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责任依据是：红山区人民法院、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上述三级法院的判决书均确认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在未与牛美莲、寇喜林以及丛子富确认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卖与第三人张玉松和汪军，导致牛美莲、寇喜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判决解除购房合同，由憩园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三级法院判决的事实如此清楚，原审法院却不顾三级法院生效判决的事实，本应由憩园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却判决让二上诉人代其承担。原审判决于法无据，确属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杨惠茜的欺诈行为导致憩园公司遭受财产损失，杨惠茜应承担赔偿之责。何为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杨惠茜存有欺诈，也只有憩园公司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不应法院想当然地自主认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2012年7月26日，杨惠茜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杨惠茜持有的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均是憩园公司出具的，憩园公司收回上述原件作废后，憩园公司又与第三人签订了《商品房订购合同》，杨惠茜何来欺诈？四、被上诉人承担赔偿之责与李显军、杨慧茜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为财产损害赔偿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要件是：损害后果与损害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不能承担责任。憩园公司由于其本身行为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李显军、杨慧茜出具的《承诺书》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憩园公司将自己开具的《商品房订购合同》和收据收回作废后另行出售他人，是憩园公司没有解除寇喜林的《商品房订购书》情形之下另行出售他人的行为，其另行出售涉案房屋的行为不受李显军、杨慧茜控制，憩园公司承担的是自身违法应负之责，原审判决由李显军、杨慧茜承担责任错误。五、憩园公司共同起诉李显军、杨慧茜和张国华和汪军共同赔偿其二套房屋等损失系被告主体不适格。首先，李显军、杨慧茜和张国华和汪军没有实施共同的侵权行为；李显军、杨慧茜和张国华和汪军没有共同的过错，即加害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其次，憩园公司诉称的损害结果的不具有同一性。本案，李显军、杨慧茜是一个行为，张国华和汪军的一个行为，且二行为之间没有造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损害后果。另外，杨慧茜、李显军和张国华和汪军标的物不同，时间不同，不是共同侵权人当然不能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杨慧茜补充上诉理由认为，杨慧茜购买的房屋，寇喜林仅交了5万元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将不同的当事人在一个案子中处理，所有的数额仅仅进行了简单的相加后，按比例计算是不对的。寇喜林多余的损失由杨慧茜承担错误。杨慧茜在更名的时候憩园公司又单独收取了杨慧茜95000元作为更名的条件，由此说明该房屋憩园公司是直接的售房方，由此产生的责任，憩园公司应该承担。憩园公司是否与寇喜林产生买卖关系，憩园公司也应该尽到审查或解除的义务，憩园公司内部的关系及责任不应该转嫁到房屋买受人杨慧茜身上。李显军补充上诉理由认为，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杨慧茜母亲找我帮忙找张景春办理房屋更名，我打电话给张景春说丛子富要办理更名，写的是寇喜林的名字，张景春说“把手续拿过来看一下，是我公司开的吗”我给他看了复印件后，他说可以办理，但是要交95000元钱，然后我跟杨慧茜说了该情况，打完钱后去办理的更名手续，之后宋经理让写个承诺书，并让我也签个字，因为我是介绍人。憩园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杨惠茜如果不是拿着寇喜林的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去办理更名手续，并向憩园公司出具承诺，明确其购买了寇喜林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并承诺该房屋买卖过程中出现任何纠纷由其承担责任，憩园公司不会为其办理更名手续，故憩园公司在涉案房屋中的所有损失都是因为杨慧茜、李显军的欺诈行为所造成，因杨慧茜、李显军的过错给憩园公司造成的损失，应由杨慧茜、李显军承担，故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张国华和汪军共同拿着寇喜林商品房认购书的原件和收据的原件到憩园公司，憩园工作人员进行核对后，憩园公司有理由相信当事人已经达成一致，就办理了更名手续，工作人员怕有欺诈行为，就让他们签订了一个保证书，所以当时他们就出具了协议保证书，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明确约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他们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协议书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憩园公司认为由于有保证书，如果出现纠纷也有人承担责任，才进行的更名。购房款也是由汪军交给张国华，憩园公司没有收取任何房款，不存在憩园公司与汪军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憩园公司只是为其更名。上诉人称协议是张国华和汪军二人之间纠纷责任承担，如果协议书约定的是他们二人和憩园公司无关，那么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是张国华或者是汪军。但协议约定是二人共同承担责任，上诉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张国华自己也承认是合同更名。关于10万元钱，一审法院从执行局调取了10万元支付给寇喜林的相关凭据。憩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国华、汪军、杨慧茜、李显军赔偿憩园公司被执行的二套房屋损失862860元，支付的执行款、利息、鉴定费等损失100000元，支付的（2016）内04民终2924号民事判决的案件受理费8800元，总计971660元，并以97166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损失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2.张国华、汪军、杨慧茜、李显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26日，杨惠茜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2008年8月15日，编号：憩园033号,15层03号商品房一套，总价278567元）及收据原件（2008年9月26日，编号：0006424，15-03房款，金额278567元）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杨惠茜、李显军向憩园公司出具承诺书，主要载明：“我（杨惠茜）购买了寇喜林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由于该房屋买卖过程中出现任何纠纷，我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我李显军愿共同承担相关责任。”憩园公司收回该原件后与杨惠茜签订商品房订购书（2012年7月26日，15层01159号商品房一套，总价250000元），并为杨惠茜开具收据（编号：0009806，憩园大厦01159房款，金额250000元）。2013年3月2日，张国华、汪军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意向书原件（2008年5月23日，1204号商品房一套，总价232492元）及收据原件（2008年7月1日，编号：0006356，1204号房预付款，金额233492元）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向憩园公司出具协议保证书，主要载明：“甲方：张国华，乙方：汪军。憩园大厦寇喜林购买的××楼，由其本人私下转售给张国华，张国华把所属房屋二次转让给汪军。如双方发生一切法律及产权经济纠纷，由张国华、汪军二人承担，与憩园公司无关。”憩园公司收回该原件后与汪军签订商品房订购书（2013年3月2日，12层1号商品房一套，总价174976元），并为汪军开具收据（2013年3月2日，编号：0009811，憩园大厦01121号房款，金额174976元）。2015年，牛美莲、寇喜林作为原告以憩园公司为被告，丛子富、张玉松、汪军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红民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解除寇喜林与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5月23日、2008年8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订购意向书。二、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寇喜林已交纳购房款250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08年9月28日始至购房款付清之日止）。三、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寇喜林给付赔偿款250000元。四、驳回寇喜林、牛美莲的其他诉请求。该判决查明：“2007年6月11日，丛子富以内蒙古兴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赤峰憩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赤峰大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景春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协议，由丛子富承建憩园公司筹建的憩园大厦（又称大惟名邸）。2008年4月20日，双方协议约定，根据工程进度，张景春以建设中的憩园大厦第12至16层楼房抵顶付丛子富的工程款，但抵顶的楼房由憩园公司统一销售，丛子富自行销售无效。由丛子富销售，并经憩园公司认可，寇喜林于2008年5月23日、2008年8月15日同憩园公司签订二份商品房订购意向书，约定寇喜林向憩园公司购买大惟名邸1204号、1503号商品房，建筑面积为68平方米、81平方米，总价款分别为233492元、278567元。为寇喜林所出具的时间为2008年7月1日（金额为233492元）及2008年9月26日（金额为278567元）的购房款收据现存于憩园公司处。2008年12月29日，憩园公司取得憩园大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2年11月6日，憩园公司将原1503号房屋更名为1159号房屋以25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张玉松，并与张玉松签订商品房订购书。同日，张玉松交清购房款。2013年3月2日，憩园公司将原1204号房屋更名为1121号房屋以174976元的价格出售给汪军，双方签订了商品房订购书。2013年3月2日，汪军向憩园公司交付购房款。张玉松、汪军均在各自所购房屋居住。”憩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4民终292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憩园公司负担。憩园公司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再审判决认为：“憩园公司虽未直接收取牛美莲、寇喜林购房款，但根据2008年4月20日其与丛子富达成的以憩园大厦12至16层房屋抵顶丛子富工程款的约定，憩园公司已通过为寇喜林开具两套案涉房屋相关手续的形式对丛子富将1204房屋及1503号房屋售与寇喜林进行了确认，且在丛子富诈骗犯罪的案件中，憩园公司与丛子富均对该出售行为予以了认可，故原审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憩园公司在未与牛美莲、寇喜林以及丛子富确认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卖与张玉松与汪军，导致牛美莲、寇喜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判决解除购房合同，由憩园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正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维持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4民终2924号民事判决。前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了憩园公司位于赤峰市××旗、G4012住宅，两处房屋评估价均为431430元。2018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内0402执60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憩园公司名下的前述房屋分别在评估价431430元、431430元的基础上降价15%，即分别以366716元、366716元的价格为保留价予以拍卖。2019年4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内0402执60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第一项：前述房屋分别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311709元、311709元的价格交付申请执行人牛美莲、寇喜林抵偿本案全部欠款623418元。2019年5月31日，申请执行人牛美莲、寇喜林与被执行人憩园公司达成执行和解，除以前述房屋抵顶欠款623418元外，憩园公司另行向牛美莲、寇喜林支付执行款100000元。憩园公司依执行和解向牛美莲、寇喜林支付100000元后，该执行案件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7月26日，杨惠茜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并向憩园公司出具承诺，明确其购买了寇喜林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并承诺该房屋买卖过程中出现任何纠纷由其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但实际上其并未在寇喜林处取得案涉房屋的处分权。憩园公司依据商品房订购书原件、收据原件及杨惠茜的承诺为杨惠茜办理了合同更名手续，嗣后因寇喜林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引发诉讼，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执行了憩园公司的财产。杨惠茜的欺诈行为导致憩园公司遭受财产损失，杨惠茜应承担赔偿之责。相关行为系杨惠茜以其自己名义做出，承诺书亦是以其自己名义出具，而就其陈述的与案外人丛子富之间的关系，并不影响其基于欺诈行为向憩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李显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确知晓其在承诺书上签字并注明愿共同承担相关责任的后果及后续可能产生的责任，其加入行为亦影响了憩园公司对办理更名手续的判断，基于其该行为其亦应对憩园公司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之责。2013年3月2日，张国华、汪军持寇喜林商品房订购书原件及收据原件，到憩园公司处办理合同更名手续，并向憩园公司出具协议保证书，明确寇喜林购买的房屋由其本人私下转售给张国华，张国华把所属房屋二次转让给汪军，并保证如双方发生一切经济纠纷，由张国华、汪军二人承担，与憩园公司无关，但实际上张国华、汪军并未在寇喜林处取得案涉房屋的处分权。憩园公司依据商品房订购书原件、收据原件及张国华、汪军的协议保证书为汪军办理了合同更名手续，嗣后因寇喜林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引发诉讼，法院依据生效判决执行了憩园公司的财产。张国华、汪军的欺诈行为导致憩园公司遭受财产损失，张国华、汪军应承担赔偿之责。相关行为系张国华、汪军以其自己名义做出，协议保证书亦是以其自己名义出具，而就张国华陈述的与案外人丛子富之间的关系，并不影响其基于欺诈行为向憩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憩园公司财产损失金额的认定问题。憩园公司就其财产损失主张二处房屋评估价862860元、执行款1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合计971660元。一审法院认为，牛美莲、寇喜林申请执行憩园公司案件中，憩园公司的二处房屋实际抵顶欠款金额为623418元，憩园公司的相应损失应以该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来确定，憩园公司主张按二处房屋的评估价确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憩园公司主张的执行款100000元，系其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应当作为财产损失予以认定。憩园公司主张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系其对自身诉权的行使，且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了其上诉请求，憩园公司主张将该8800元作为财产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憩园公司财产损失的金额为723418元。关于前述赔偿主体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问题。杨惠茜、李显军的行为与张国华、汪军的行为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执行依据及执行结果产生了同一财产损害结果，但两个法律关系之间没有共同或法定连带责任关系，憩园公司主张就相应损失由四被告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生效判决的认定，与杨惠茜、李显军行为相关的寇喜林的合同及收据所涉金额为278567元，与张国华、汪军行为相关的寇喜林合同及收据所涉金额为233492元，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所涉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确定两个行为各自应当承担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即按278567÷（278567＋233492）及233492÷（278567＋233492）的比例予以认定，经与前述认定的财产损失金额723418元进行折算，杨惠茜、李显军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93549.15元，张国华、汪军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29868.85元。关于憩园公司主张的利息问题。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基于其过错行为造成憩园公司财产损失，在赔偿憩园公司前述实际损失的同时，亦造成憩园公司相应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损失，憩园公司主张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本案实际，一审法院确定利息自憩园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0日起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杨惠茜、李显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憩园公司赔偿款393549.15元，并自2019年7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二、张国华、汪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憩园公司赔偿款329868.85元，并自2019年7月1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三、驳回憩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杨慧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08年4月10日丛子富借款协议。证明该借款是出借人牛美莲购买的1204号房屋。而牛美莲认购房屋的时间是2008年5月25日，一审牛美莲提供的交纳购房款5万元时间是2008年7月20日，认购的是1503号房屋。一审法院将全额损失按比例计算错误；2、汇款凭条。证明杨慧茜在办理房屋购买手续时交付给张景春95000元作为变更手续费用，杨慧茜与憩园公司形成的合同关系，憩园公司作为出卖人应承担相应责任；3、证人李某出庭证实，2008年证人与从子富去林东干活时，从子富去牛美莲家收取购房定金5万元，购买的是15层的楼房。憩园公司质证认为，购买两套房屋的时间是借款之后，借款协议不能证明该款用于购买的具体楼房。转款凭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因涉案房屋是抵账房，抵账款不包括门窗、外墙保温等，该款是购房人交纳的该部分费用。证人证言就房屋所在位置所述不真实，证人陈述虚假。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证明效力结合本案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评析。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直接确认。围绕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为多少；2、一审合并审理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该法律规范，行为人或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相对人有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亦有权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欺诈人行为如构成侵权行为，受欺诈人有权请求欺诈人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受欺诈人撤销权和侵权损害赔偿权同时并存，受欺诈人于撤销权前或撤销权消灭后，均得主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诉人关于憩园公司仅有权对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撤销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判断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是否存在欺诈的故意；3、憩园公司是否合理信赖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的不当表述而做出意思表示；4、憩园公司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受金钱损失。详述如下：首先，杨慧茜、张国华、李显军、汪军存在陈述虚假信息、隐瞒真实事实的欺诈行为，存在欺诈故意。案涉楼房系憩园公司为给付施工费而抵偿给丛子富的，丛子富将该房屋出售给寇喜林、牛美莲，并由憩园公司与买受人寇喜林、牛美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憩园公司与寇喜林、牛美莲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该事实，杨慧茜、张国华均知晓。此后，丛子富分别将案涉楼房出售给杨慧茜和委托张国华出售给汪军，并将原买卖合同及收据分别交付给杨慧茜母亲丛桂荣。杨慧茜、李显军，张国华、汪军在分别到憩园公司办理房屋更名手续时，杨慧茜陈述称其购买了寇喜林憩园大厦1509号房屋，张国华称寇喜林将楼房私下转让的，张国华二次转让给汪军。杨慧茜、张国华明知案涉楼房已为他人购买，虚构其二人向寇喜林、牛美莲购买案涉房屋事实，向憩园公司为意思表示，憩园公司基于该虚假意思表示，分别与杨慧茜、汪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杨慧茜、张国华具有欺诈故意。李显军、汪军分别向憩园公司出具承诺书、协议保证书，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诉人称不存在欺诈行为的主张与事实相悖。上诉人主张承诺书、保证书系受胁迫所签，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杨慧茜、张国华虚假陈述和隐瞒事实造成了憩园公司损失。憩园公司已将案涉楼房抵顶了所欠丛子富的工程款，憩园公司虽与寇喜林、牛美莲签订买卖合同，但憩园公司并未收取购房款，该购房款已由购房人交付给丛子富。而后因杨慧茜、张国华欺诈行为，憩园公司另行与杨慧茜、汪军签订买卖合同，最终导致原合同未能按约定履行合同，憩园公司依据生效判决承担了返还购房款本息、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最后，憩园公司因合理信赖杨慧茜、张国华自寇喜林处购买案涉房屋的虚假陈述，而与杨慧茜、汪军签订买卖合同，最终导致一房二卖的法律后果，造成憩园公司的不利益，该损失与欺诈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生效判决解决的是憩园公司与寇喜林、牛美莲买卖合同纠纷，憩园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为生效判决所羁束。上诉人主张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成立。欺诈人实施欺诈行为，相对人是否尽到交易上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上诉人主张憩园公司未尽到审查义务，不构成合理信赖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范围及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杨慧茜上诉称，其购买的房屋寇喜林仅交了5万元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将法律关系不同的当事人在一个案子中处理，所有的数额仅仅进行了简单的相加后，按比例计算错误。本院认为，寇喜林交纳购房款25万元购买案涉两套房屋，憩园公司出具的收据并未约定每套房屋已交纳房款的数额，杨慧茜所提供的借款协议仅能证明丛子富借款的事实，借款行为在先，买卖行为在后，不能以此推断杨慧茜购买的房屋寇喜林交付5万元房款的事实。一审按比例计算损失数额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赔偿义务人赔偿1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不应赔偿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数个行为人虽主观上无意思联络，但客观上相关联的行为而致他人损失的侵权行为，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包括：1、数人无意思联络。即行为主体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认识意义上的共同过失；2、每个行为人都是基于其个别的“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了侵权行为；3、造成同一损害后果；4、数个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或者竞合原因。主观上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损害后果形态的不同是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区分于数个单独的侵权行为的关键要素。同一损害并非要求单个损害事实，虽然是多个损害事实，只要满足法律规范的特定条件，也符合法律所规范的同一损害事实。同一损害并不意味着损害后果不可分，损害不可分分为事实不可分和法律不可分，此处所称的不可分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不可分，也即无法确定各行为造成的损害范围大小，从而无法在各致害人之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如前述，寇喜林交纳首付款25万元购买涉案两套房屋，每套房屋交纳房款数额并不确定。杨慧茜、张国华分别实施欺诈行为，造成憩园公司同一损害，侵权人虽主观上无共同过错，但客观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妥。综上分析，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51元，由杨慧茜、李显军承担7203元，由汪军、张国华承担62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广华审判员 李国辉审判员 牛占龙 二○二○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范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