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302行初41号原告王强，男，197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告温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200号市行政中心7号楼。法定代表人周俊武，主任。委托代理人肖立峰（特别授权），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强不服被告温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温州市金融办）金融管理政府信息公开，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强，被告温州市金融办的负责人孙福国及委托代理人肖立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温州市金融办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年第8号《答复函》（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函），主要内容如下：王强于2019年7月18日向我办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内容为：“《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当事人存在风险隐患的，可以采取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措施。申请机关公开你机关自2016年1月1日至今历年发出预警信息的次数、约谈的次数、风险提示的次数、责令纠正的次数、公布名录的次数”。经审查，现答复如下：经查，您申请获取的信息，并非客观已存在的政府信息，而是需本机关分析、加工之后才能形成的政府信息，本机关决定不予提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予以告知。原告王强诉称，2019年7月18日，原告通过浙江省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向被告温州市金融办依法申请公开，2019年8月9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函，并于同月11日邮寄给原告。同月13日，原告收到被诉答复函，获悉答复内容。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函涉嫌违法。主要理由如下：一、根据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当事人存在风险隐患的，可以采取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措施。可见，发出预警信息、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均系被告的法定职责和工作内容。二、根据此前被告的有关工作报告、统计年鉴、被告党委负责人述职报告、被告行政负责人述职报告、新闻报道等，被告在工作实践中，也已经多次履行发出预警信息、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法定职责。可见，上述信息系客观存在的政府信息。三、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历年年度次数”，虽然不同于上述客观存在的政府信息本身，但也只是非常简单的数学意义上的累计相加，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所指的“分析、加工”。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在客观存在的政府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并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进行“分析、加工”，形成“新的政府信息”。四、退一步说，就算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所指的需要“分析、加工”的情形，被告也完全可以分开处理原告的申请，而不是一概“决定不予提供”。因为，在此前被告的有关工作报告、统计年鉴、被告党委负责人述职报告、被告行政负责人述职报告、新闻报道等，已经多次出现上述信息的单年度或者多年度的累计次数。可见该部分信息属于已经“分析、加工”完毕，已经“制作或者获取”完毕，无需被告为原告量身定制，直接公开即可。五、原告没有通过“化整为零”方式来获得想要的政府信息。如，依次申请2016年被告发出的第一号预警信息、第二号预警信息、第三号预警信息……，即可获得2016年被告发出的预警信息次数，因为此举势必会耗费被告较大的行政资源。综上，请求判令撤销被诉答复函并责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答复。被告温州市金融办辩称，一、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函程序合法，内容正确。2019年7月18日，原告王强向被告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原告所申请的信息需要本单位进行加工、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三十八条的规定，被告于2019年8月11日作出被诉答复函，并邮寄送达原告，被告已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二、原告所述其他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现在认为“历年年度次数”的统计只是数学意义上的累计相加，被告不予认同。这是对《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片面理解，也是对“加工、分析”行为的误读。首先，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里作为预警信息的发声单位，被告在地方金融管理工作中，履职的相对人包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地方人民政府、民间融资当事人等等，如果存在预警信息可能发生的情况，根据职责要求被告也会在多场合通过多种形式传递出同类信息，这类信息的统计就需要分析并归类。其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里作为措施手段的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虽然分类罗列，但不是择一实施项，执行过程中累加、复合使用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措施的自身定位更需要研判。综上，被诉答复函程序合法，内容正确，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8日，原告王强通过温州市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受理平台向被告温州市金融办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注明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为“《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当事人存在风险隐患的，可以采取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措施。申请机关公开你机关自2016年1月1日至今历年发出预警信息的次数、约谈的次数、风险提示的次数、责令纠正的次数、公布名录的次数。”；所需信息的用途为“公民监督，学术研究等”；所需信息的提供方式为“其他”；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为“快递送达”。2019年8月9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函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收件。原告不服，于2020年2月9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于同月20日立案受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网页截图、2019年第8号《答复函》及邮寄凭证、政府信息机构职能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第三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根据《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当事人存在风险隐患的，可以采取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措施。本案中，原告王强，向被告温州市金融办申请要求公开2016年至今历年发出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中的5类信息的次数，但本案现无证据证明上述信息是已客观存在的政府信息，且原告未能提供相关线索。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以该信息需分析、加工之后才能形成为由决定不予提供及以被诉答复函告知原告，并无不当。原告主张被告有关工作报告、新闻报道中已出现上述单年度或者多年度累计次数，据此主张该部分信息属于已“分析、加工”的信息，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被告温州市金融办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并邮寄送达原告，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诉答复函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被诉答复函并重新作出处理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元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胡佳丽书记员徐立尧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