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友东，男，195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章，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艳，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治贵，男，194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上诉人张友东因与被上诉人陈治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8民初11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友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张友东不承担还款责任，驳回陈治贵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治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借款本金数额的事实认定错误。2019年3月25日，陈治贵儿媳卢瑜以张友东为被告，陈治贵为第三人诉至一审法院，诉请张友东偿还借款50万元及利息，经一审法院审理，确认事实：2014年5月1日，陈治贵出具《借据说明》，载明“原张行长（张友东）1月26日贰拾万元即2月6日的贰拾伍万元，2月6日伍万元以2014年5月1日作废，以现有张行长出据为准。特此说明”。因此，由于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的2013年2月6日、2013年5月6日的借条作废，为此张友东欠陈治贵借款50万元由张友东另行重新出具新的借条，即本案8张《借条》。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为552600元，该款项实际是之前的50万元加上利息结算之后的款项，本金仍是50万元，案涉款项与（2019）渝0118民初3612号判决中确认的款项是同一笔。张友东于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向陈治贵出具的8张《借条》系对2015年之前借的50万元的确认，并非再次向陈治贵借款，且2015年10月30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借款没有转账凭证，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上述借款存在，张友东也从未实际收到本案中的借款本金552600元，且张友东与陈治贵之间的借款本金已在（2019）渝0118民初3612号判决中得以确认，一审法院再次认定该笔借款，并判决张友东偿还系事实认定错误。二、涉案的债权已经转让，陈治贵起诉系重复主张债权。2018年10月21日，陈治贵将涉案的借款转让给卢瑜，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虽然协议中的约定是将2012年7月27日的借款、2013年2月6日的借款、2013年5月6日的借款、2013年8月2日的借款共计5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卢瑜，但该《债权转让协议》系陈治贵与卢瑜之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张友东并不知情，且该协议中约定的转让的借条已经作废，由张友东另行出具50万元的借条，故该《债权转让协议》确认转让的债权系本案重新出具的8张《借条》确认的债权，系同一笔款项，债权受让人卢瑜诉至一审法院，经判决，本案所涉借款由张友东偿还给卢瑜。现陈治贵又以张友东重新出具的8张《借条》诉至法院，系重复起诉。三、案涉借条系张友东重复出具，本案所涉款项无银行转账记录，尚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陈治贵仅凭8张《借条》，且无任何证据佐证借贷关系存在的情况下，该证据系孤证，且陈治贵无法做合理说明，达不到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不利责任，一审法院仅凭8张《借条》就判决张友东承担偿还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张友东能对该8张《借条》的来源做合理说明，该8张《借条》系重复出具，本案不应重复确认。陈治贵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张友东2015年10月30日借款事实成立是正确的。从陈治贵与张友东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主要是采取现金交易，借款款项的交付及还款（归还）均采用现金方式，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以借条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对此张友东在2017年1月30日、2018年7月21日和2018年10月21日分别向陈治贵出具的《借款承诺》、《借款承诺说明》和《承诺书》均予以确认。因此张友东辩称的不存在本案借款事实的理由不能成立。2.张友东辩称本案案涉债权（借款）已经转让给案外人卢瑜不是事实。在卢瑜诉张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渝0118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显示转让的债权不包括本案涉及到借款。3.张友东辩称本案借条（2015年10月30日）系重复出具的理由错误。张友东作为曾多年担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的行长，具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不可能重复出具借条。并且张友东在2017年1月30日、2018年7月21日和2018年10月21日向陈治贵出具的《借款承诺》、《借款承诺说明》和《承诺书》中多次确认双方以借条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如果系重复出具，张友东不可能多次确认以其出具的借条作为借款依据。4.张友东在上诉状中企图以2014年5月1日的《借据说明》来混淆本案事实。首先，该《借据说明》没有任何人签名，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本案借条出具时间是2015年10月30日，在《借据说明》时间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本案借款与《借据说明》没有任何关系。陈治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友东偿还陈治贵借款本金552600元、利息125424元(截止2019年10月31日的利息)，并支付从2019年11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时止以借款本金5526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友东承担。事实和理由：张友东从2015年5月起陆续向陈治贵借款，截止2018年10月31日，张友东共计向陈治贵借款552600元，约定月利率2%。张友东曾多次承诺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但未有实际行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3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按期归还。2016年3月3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5万元，约定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率2%，按期归还。2017年4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16000元，约定借款期限半年，月利率2%，按期归还。2017年7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3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按期归还。2017年10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34600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按期归还。2018年4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41000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按期归还。2018年7月31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39000元，约定月利率2%，按季付息。2018年10月31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借款42000元，约定借款期限1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2017年1月30日，张友东出具《借款承诺》，载明：“承诺人张友东在陈治贵处的借款，还了款以收回借据的结算方式，还了款的借款人也收回了借据的，没还款的，没收去的借据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必须还款后失效，2016年2月3日通过银行汇款的壹拾万元，还款人也收回去了借据，汇款回单不能作还款依据。利息从2015年10月30日前的利息已结算，以后的未结算利息，按季度结息，每季度结算一次，未付款的计入成本，出据借条，按借据额度计算支付利息。特别约定，因本人陈治贵年事已高，如因病故及其他因素，所有借据本金及利息，均由陈勇、卢瑜主张全部权益。”2018年7月21日，张友东出具《借款承诺说明》，载明：“我在陈治贵处2015年前和2015年后所有借款本金均借的是现金，归还借款也是现金归还，利息部分也是现金支付，未支付部分现金出据借条，今后也用现金支付，特此说明。”宋前在《承诺书》的证明人处签名。2018年10月21日，张友东出具《承诺书》，载明：“承诺人张友东，我在陈治贵处的借款，未能按还款计划还款。考虑到陈治贵年老多病，减少资金压力，特作如下承诺：一、我在陈治贵处借款，2015年10月1日前的借款由陈勇、卢瑜(陈治贵的儿子、儿媳)凭我本人的借条向我收取。2015年10月1日后的借款，由陈治贵子女亲朋好友凭我出的借条向我收取，我负责偿还。二、我与陈治贵的借款往来，均以还款还借条的原则，还了款的，我也收回了借条，我在银行汇款和转款的回执，不能作为还款依据，特此说明，我出据的借条，永远有效。三、每季度的利息，我按时支付，如不按时支付，我同意依法追收，不伤感情。”宋前在《承诺书》的证明人处签名。2018年10月21日，陈治贵与卢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治贵对张友东享有借款到期债权共计50万元本金及利息，经双方充分协商，就陈治贵自愿将对张友东享有的上述借款到期债权转让给卢瑜达成以下协议：一、陈治贵自愿将对张友东享有的借款到期债权本金50万元及利息(包括：张友东于2012年7月27日向陈治贵借款20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张友东于2013年2月6日向陈治贵借款25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张友东于2013年5月6日向陈治贵借款3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张友东于2013年8月2日向陈治贵借款2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一并转让给卢瑜，由卢瑜对张友东享有上述债权，由卢瑜向张友东收取全部本金及利息。二、张友东因上述债权向陈治贵所作的承诺及说明所载明的权利由卢瑜行使，卢瑜据此主张权利。三、陈治贵积极协助卢瑜向张友东通知该债权转让，积极配合卢瑜向张友东请求偿还上述转让的债权。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生效。一审另查明，2016年2月3日，张友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载明“还借款”。2016年11月28日，张友东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存款20000元。2017年11月27日，张友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6000元。2018年2月13日，张友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转账2万元。2018年2月14日，张友东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存款10万元。2018年3月27日，张友东向陈治贵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存款3000元。一审还查明，2019年4月16日，陈时琼出具《还借款说明》，载明：“我于2014年9月14日向张友东借款20万元。因资金困难，由张友东向我父亲陈治贵借款50万元中抵还20万元，冲抵后张友东欠我父亲陈治贵借款30万元。特此说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陈治贵陈述张友东前后共计向其借款100多万元。2016年2月3日，张友东通过银行转账的10万元系归还其借款本金，借条已被张友东收回；张友东于2016年11月28日归还的2万元、2017年11月27日6000元、2018年2月13日归还的2万元、2018年2月14日归还的1万元、2018年3月27日归还的3000元，共计59000元，系张友东支付借款30万元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借款金额多少和如何计算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评判如下：一、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2015年10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30万元的借条，事隔多年未提出异议，且事后多次出具欠利息的借条，同时从张友东于2018年10月21日出具的承诺书也可以证明张友东在2015年10月1日之后又向陈治贵借了款，加之张友东也未举示其他证据证明其未收到借款，故一审法院对其辩称未收到借款的理由不予采纳。同时，张友东又称涉案借款30万元已经由陈治贵转让给其儿媳卢瑜，并经生效判决书确认，但一审法院查实，陈治贵将张友东于2014年前的几笔借款转让给卢瑜，并未包括涉案的3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张友东相应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因此，张友东于2015年10月30日向陈治贵借款30万元的事实成立。2015年10月30日之后，张友东又分7次向陈治贵出具了借条，陈治贵陈述该借款系涉案30万元未支付的利息，因此不能计入借款本金。综上，陈治贵要求张友东偿还借款本金552600元之主张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一审法院据实支持其30万元的诉讼请求，超过一审法院支持的部分予以驳回。二、关于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友东于2015年10月30日向陈治贵借款30万元后仅支付利息59000元，其他欠付的利息张友东虽出具了借条，并约定了利息，但已超过了按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因此，一审法院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综上，陈治贵主张的借款本金30万元成立，借款利息应当从借款之次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到付清之日止。因张友东已经支付利息59000元，利息实际支付到2016年8月25日，因此陈治贵主张的借款利息应当从2016年8月26日起开始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入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张友东于该判决生效后3日内偿还陈治贵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8月2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陈治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90元，由陈治贵承担1000元，由张友东承担4290元(此费用陈治贵已预交，张友东应承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直付陈治贵)。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5年10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陈治贵现金30万元。2016年3月3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陈治贵现金5万元。2017年4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陈治贵现金16000元。2017年7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到陈治贵现金3万元。2017年10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陈治贵现金34600元。2018年4月30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陈治贵现金41000元。2018年7月31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陈治贵现金39000元。2018年10月31日，张友东向陈治贵出具《借条》载明，借陈治贵现金42000元。卢瑜以张友东作为被告、陈治贵作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治贵偿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渝0118民初361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2年7月27日，张友东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治贵现金贰拾万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到期归还。此条。借款人张友东。”2013年2月6日，张友东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治贵现金贰拾伍万元（小写250000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到期归还本息。此条。借款人张友东。”2013年5月6日，张友东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治贵现金叁万元（小写30000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到期归还。此条。借款人张友东。”2013年8月2日，张友东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陈治贵现金贰万元（小写20000元），期限一年，月利率2%。按季付息，到期归还。此据。借款人张友东。”2014年5月1日，陈治贵出具《借据说明》，载明：“原张行长1月26日贰拾元即2月6日的贰拾伍万元，2月6日伍万元以2014年5月1日作废，以现有张行出据的伍拾万元借据为准。特此说明。”2017年1月30日，张友东出具《借款承诺》。2018年7月21日，张友东出具《借款承诺说明》。2018年10月21日，张友东出具《承诺书》。2018年10月21日，陈治贵与卢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治贵对张友东享有借款到期债权共计50万元本金及利息，经双方充分协商，就陈治贵自愿将对张友东享有的上述借款到期债权转让给卢瑜达成协议。该院认为，张友东辩称其于2016年2月3日、2016年11月28日、2017年11月27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3月27日向陈治贵归还了借款本息，与张友东于2017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款承诺》和2018年7月21日出具的《借款承诺说明》相矛盾。张友东与陈治贵存在多笔借款关系，根据张友东于2017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款承诺》显示张友东向陈治贵每归还一笔借款，张友东便将借据收回，该案借款涉及的四张借条均未被张友东收回，说明张友东没有归还上述四笔借款。张友东辩称涉案的四张借条已经作废，张友东向陈治贵重新出具了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陈治贵对此予以否认，同时，张友东没有举示证据证明陈治贵于2014年5月1日出具的《借据说明》载明的50万元系涉案四笔借款，故该院对张友东的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纳。此外，张友东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时琼的借款冲抵了涉案借款，因此张友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遂判决：张友东偿还卢瑜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友东是否应向陈治贵偿还30万元借款及利息。张友东上诉称，本案所涉借款并未实际出借，本案所涉8张《借条》是之前的50万元借款加上利息结算之后的款项，且涉案债权已转让给卢瑜并经一审法院另案判决认定，本案系重复起诉。本院认为，张友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首先，陈治贵为证明其与张友东存在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关系，举示了8张《借条》，该8张《借条》均载明张友东借到或借陈治贵的款项为现金。张友东于2018年7月21日出具的《借款承诺说明》中也载明张友东在陈治贵处2015年前和2015年后所有借款本金均借的是现金。其次，在张友东于2018年7月21日出具的《借款承诺说明》中载明，张友东在陈治贵处2015年前和2015年后所有借款本金均借的是现金，归还借款也是现金归还。由此可见，陈治贵在2015年前后均向张友东出借了款项，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8张《借条》是对2015年之前借款进行结算之后所形成的。再次，在陈治贵与卢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陈治贵将对张友东享有的50万元到期借款债权转让给卢瑜，并详细载明了与50万元借款债权相应的借条内容。本案所涉的8张《借条》并未包含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借条之中，本案并非重复起诉。最后，张友东于2017年1月30日出具的《借款承诺》中载明，张友东在陈治贵处的借款，还了款的借款人收回了借据，没收回的借据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必须还款后失效。本案所涉借条均未被张友东收回，张友东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已经归还了本案所涉借款。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判决张友东偿还3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友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0元，由上诉人张友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娟审 判 员  夏东鹏审 判 员  郝绍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程 婷书 记 员  母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