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49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47号。负责人：于璇，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元，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通州路69号131室。法定代表人：岳兆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永顺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248号1708-1712室。法定代表人：岳兆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保税区东江大道282号康胜大厦。法定代表人：丁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二号路35号。法定代表人：褚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颂雨，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青岛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公司）、上海永顺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丰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特运公司），一审被告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集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99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保青岛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被上诉人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被上诉人中远特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一审被告天津港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颂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保青岛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连带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货物损失理赔款495198．87元以及利息（自2019年6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公估费由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承担。二审庭审时，太保青岛分公司表示不再以天津港集团作为被上诉人。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恒鑫公司无违约行为与事实不符。涉案《货运代理协议》明确约定，“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应对甲方的设备进行操作。如需对车辆等动力性机械设备进行移动，应预先征得甲方同意”，但恒鑫公司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操作、移动、吊装涉案货物，且错误选择吊点，严重违反合同约定，致使涉案货物坠落受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未认定该事实，应当依法改正。（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保险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电公司）通过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公司）提供涉案货物吊点并因此导致涉案货物受损，明显与事实不符。涉案货物吊点由恒鑫公司及永顺丰公司代理人员选择而非中水电公司选择。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三一公司工作人员参与了吊点选择。按照一审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一公司）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证言可见，涉案货物起吊时，永顺丰公司委托天津富利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公司）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作业指导和监督，涉案货物吊点、重心、起吊方向等均由富利公司工作人员选定。虽然《中水电国际2018.07.05车辆损坏案公估报告》（以下简称公估报告）中田蓬进陈述由随车工程师指导选择吊点，但该随车工程师姓名及具体工作单位不清，需要进一步核实，田蓬进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存在明显漏洞。且田蓬进系永顺丰公司代理人，与永顺丰公司存在密切利害关系，其所作有利于永顺丰公司等的陈述不足以作为定案证据。且按照中水电公司与三一公司签订的《合同》，三一公司在码头交货后相关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合同》并未约定由三一公司帮助装卸或者选择吊点，在《合同》已履行完毕情形下三一公司自行前去选择吊点不符常理。本案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中水电公司授权三一公司工作人员选择吊点，无论是否有三一公司工作人员参与选择吊点，都不能证明系中水电公司选择吊点。一审判决相应推断缺乏法律、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与本案无关，本案并非托运人未能妥善包装货物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纠纷。（四）一审判决认定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与太保青岛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严重违法且不符事实。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系涉案货物实际承运人，按照《确认通知书》全班轮条款，涉案货物装卸由承运人负责，且一审判决已查明涉案货物装卸系永顺丰公司代理人员选择吊点后由中远特运公司“天寿”轮船吊吊装上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货物在吊上吊钩后相关风险应当由承运人承担。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共同辩称：请求驳回太保青岛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并由太保青岛分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太保青岛分公司对《货运代理协议》相关约定理解不准确。“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应对甲方的设备进行操作。如需对车辆等动力性机械设备进行移动，应预先征得甲方同意”约定实际是指对车辆开车、倒车等。因涉案货物采取车船直取方式，由三一公司负责驾驶到吊装地点。太保青岛分公司对前述约定进行了扩大理解，如“操作”包括“吊装”，明显有违类似合同订立目的。货运代理合同或运输合同签订目的就是要吊装装运货物，不需在吊装前征得托运人同意。（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认定中水电公司通过三一公司选择吊点事实准确。关于一审天津港一公司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证言，经询问仅能证明负责涉案货物监装的富利公司工作人员当时在场，并无证据证明涉案货物吊点由富利公司工作人员选择。富利公司工作人员的相应陈述系货损当时产生的证据。涉案货物吊装工作发生于2018年7月5日23时左右，富利公司工作人员对三一公司随车工程师姓名不清楚与事实情况一致，也符合常理。就同样的问题，公估人询问过崔为峰、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一审询问过公估人，公估人对相关人员姓名也存在认定不准确问题，故此系人之常情。太保青岛分公司所称三一公司在码头交货后相关买卖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与事实不符，《合同》明确约定三一公司要标注涉案货物吊点、重心，且三一公司有义务提供涉案货物交接后的相关服务。富利公司实际负责涉案货物码头监装工作，协调涉案货物货方、港方及船方，收取代理费，本身不负责涉案货物装卸，也不可能对涉案货物标注吊点。涉案货物系不规则货物，其重心与吊点需要货方标明。按照一审证据，可以证明三一公司胡斌、袁洪周是在现场的。公估人提到的涉案货物货损原因，至一审开庭前，三一公司或中水电公司未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三）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准确。（四）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系货运代理人，不负责涉案货物装卸。中远特运公司辩称：1.请求依法驳回太保青岛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太保青岛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远特运公司作为涉案货物运输实际承运人，与太保青岛分公司没有合同关系。本案中，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签订运输合同，按照该合同条款，中水电公司为托运人，恒鑫公司为承运人。中远特运公司与中水电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更不负责涉案货物作业。太保青岛分公司起诉中远特运公司缺乏合同、事实依据。（二）按照公估报告及其附件恒鑫公司《关于乌干达卡鲁玛项目MVTIANSHOU/017B/LNO.TS017XGMOM02汽车起重机本体吊装因为吊点脱落导致货损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恒鑫公司货损情况报告），涉案货损原因为：在起吊过程中，由于吊点指示错误，不足以承受涉案货物重量，致使吊点断裂，涉案货物落地，造成货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托运人应当对托运货物妥善包装，对于特殊的货物运输操作应当如实申报，违反上述义务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按照中水电公司与三一公司《合同》约定、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运输合同约定、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确认通知书》约定，结合公估报告、现场查勘记录、恒鑫公司货损情况报告以及一审公估人出庭作证，涉案货物吊点由托运人中水电公司通过卖方三一公司标出，而三一公司随车工程师吊点标识错误，最终造成涉案货物货损，与中远特运公司无任何关系，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天津港集团述称，1.请求依法驳回太保青岛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太保青岛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太保青岛分公司与天津港集团之间不存在任何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太保青岛分公司无权起诉天津港集团，一审判决相应认定准确无误。（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发生事故是吊点选择错误造成的，并认定天津港集团关于吊点由货方提供的操作要求，未认定天津港集团在涉案事故中存在过错，该认定准确无误，天津港集团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太保青岛分公司上诉理由未提出任何一审判决涉天津港集团部分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或者适用法律错误之处。太保青岛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连带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货物损失理赔款495198.87元以及利息（自2019年6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利息）。2．公估费14243元及诉讼费由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5日，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就中水电公司发往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项目工程设备、物资等海洋运输事宜签订《货运代理协议》，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海运费、人民币费用标准进行了约定：恒鑫公司完成接货工作，填写货物交接记录，并将接货情况及时反馈中水电公司；货物到达装港或仓库后，未经中水电公司许可，恒鑫公司不应对中水电公司的设备进行操作。如需对车辆等动力性机械设备进行移动，应预先征得中水电公司同意；恒鑫公司制作海运提单清样，及时交给中水电公司校对；恒鑫公司将中水电公司货物安全、按期发运后，中水电公司凭恒鑫公司提供的海运费用发票及补充协议等相关票据1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费用付给恒鑫公司，人民币费用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2018年6月14日，恒鑫公司作为承租人与永顺丰公司作为出租人签订《确认通知书》，约定由永顺丰公司提供“天寿”轮运输约314MT/767CBM的货物，由天津港运至蒙巴萨港，受载期为2018年7月1日-7月10日；交付/接受的全部货物要有足够的吊耳/加固点，特殊设备的装卸，比如用于装卸大件货和特殊货的吊耳、吊梁、吊索等必须由托运人随同货物一起提供。2018年6月14日，永顺丰公司作为承租人与中远特运公司作为出租人签订《确认通知书》，除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确认通知书》约定的前述条款外，还约定运费为全班轮条款。2018年7月5日，涉案中水电公司的汽车起重机在天津港一公司码头（原为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码头，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已经被天津港一公司吸收合并）向“天寿”轮进行装货作业时主体前部落地，导致受损。该汽车起重机为中水电公司向三一公司采购，由三一公司派员驾驶到天津港，三一公司工程师袁洪周和富利公司工作人员田蓬进于2018年7月5日接收。事故发生后，太保青岛分公司委托青岛大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定损。大华公司于2019年5月5日出具公估报告，通过现场查勘和比对公估人自三一公司获取的《STC1000C6汽车起重机操作保养手册》（以下简称起重机操作保养手册）中载明的吊装图及文字说明，认为涉案汽车起重机装船过程中吊点选择错误是本次事故原因，货损理算金额为495198.87元。太保青岛分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于2019年6月3日向中水电公司就涉案货损赔付了495198.87元。另查明，永顺丰公司将涉案货物接收、装运等货运代理事宜委托富利公司进行办理。富利公司与天津港绿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公司）订有《长期作业合同》《集疏港作业安全管理协议》。绿通公司与天津港一公司订有《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中远特运公司与天津港集团订有《港口收费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太保青岛分公司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2．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是否应当对太保青岛分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损失的数额。关于太保青岛分公司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太保青岛分公司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中水电公司为涉案货物的被保险人，涉案事故发生后太保青岛分公司已经对中水电公司做出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太保青岛分公司以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签订的《货运代理协议》主张与恒鑫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该协议虽然名为“货运代理协议”，但从合同条款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情况看，实为包括海运及货运代理内容在内的综合物流运输合同。中水电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恒鑫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其通过和永顺丰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永顺丰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的方式完成货物出运，同时其还为中水电公司办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接收货物、报关、代办保险等货运代理事宜；中水电公司与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涉案货物正是在天津港集团所属天津港一公司码头装运至中远特运公司所属“天寿”轮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的，中远特运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实际承运人，天津港集团、天津港一公司为港口作业经营人，永顺丰公司为海上货物运输的中间一环。关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太保青岛分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明确涉案货物发生事故是吊点选择错误造成的，该公估报告是在公估人进行现场实地查勘的基础上作出的，公估报告后附有查勘记录，公估人一审出庭接受了各方的质询，公估报告的内容较为客观。而吊点选择错误的责任应当由中水电公司自行承担。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对于货物运输操作有特别需要的托运人应当如实申报。从一审庭审调查情况看，涉案货物集港后、吊装前并未在起重机车身标识吊点，中水电公司作为托运人在起重机操作保养手册明确规定正确吊装方式的情况下并未将该吊装方式告知恒鑫公司。其次，公估报告称“现场查勘过程中，经询问在现场的三一汽车起重机机械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我们了解到，此四处作为吊点的耳环，并非是设计作为吊点，而是配重块的限位器，且该车型并未设计吊点”，而公估人在三一公司生产厂家检测过程中获取的起重机操作保养手册中却详细说明了涉案受损起重机的吊装方法，公估人在对现场负责接收涉案货物的田蓬进所做现场查勘记录记载“根据田先生介绍，事故当天，港口负责实际操作吊装SANY汽车吊的港口吊装工作人员在该SANY汽车吊的随车工程师的指示、同意下，选用车上的四个吊耳为吊装点进行起吊作业”，并结合涉案货物集港交接的情况、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合同约定的设备移动应预先征得中水电公司同意、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关于吊点由托运人随货物提供的约定、永顺丰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关于吊点由托运人随货物提供的约定、天津港集团关于吊点由货方提供的操作要求，可以看出：涉案货物的吊点应当由中水电公司提供，且从一审庭审调查的情况上看实际亦是中水电公司通过三一公司提供。综上，恒鑫公司作为提供综合物流运输服务经营者无论作为承运人装运环节还是提供货运代理服务环节就吊点选取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太保青岛分公司以违约为由起诉与其不具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尽管根据公估报告涉案货物发生货损495198.87元客观存在，太保青岛分公司亦予以了实际赔付，但鉴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就此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除此之外，对于公估费14243元，属于太保青岛分公司作为保险人进行理赔而发生的费用，请求由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天津港集团承担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太保青岛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22元，减半收取计4461元，由太保青岛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7月6日，中国天津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外代公司）就与涉案货物同批出运的8箱货物签发了提单号为TS017XGMOM01的海运提单。2018年9月21日，涉案货物经维修后重新出运，天津外代公司就包含涉案货物在内的42箱货物签发了提单号为QLS43XGMOM15的海运提单。前述两份海运提单均记载托运人为中水电公司（SINOHYDROCORPORATIONLIMITED）、收货人为中国水电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项目部（SINOHYDROCORPORATIONLIMITED（UGANDA）KARUMAHYDROPOWERPROJECT），亦均记载天津外代公司系作为承运人：中远特运公司（COSCOSHIPPINGSpecializedCarriersCo.,Ltd）的代理人、运费预付。涉案事故发生前后，涉案货物已具有提单号，为TS017XGMOM02。永顺丰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签订的《确认通知书》在“合同承载货物保证无害合法”之下有运费金额约定：“运费：（金额被遮挡）全班轮条款，H/H交货，甲板下装载，绑扎/加固/垫舱由船东付费条件下按装箱单计算的包干运费”。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签订的《确认通知书》相同位置并无同类运费金额约定。在涉案货物运输中，订舱、发送集港通知、发送清关资料、发送恒鑫公司货损情况报告等事宜由永顺丰公司办理。涉案货物系在起吊离地后发生货损事故。上述事实，有“天寿”轮海运提单、“麒麟松”轮海运提单、恒鑫公司货损情况报告、富利公司情况说明、天津港一公司电脑记录、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单船明细表、相关邮件往来等证据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公估报告认定的涉案货物装船过程中吊点选择错误是本次事故原因无异议、对天津港集团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与本案无关”）亦无异议。太保青岛分公司确认系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理赔款等。如应当赔偿，是否彼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如应当赔偿，赔偿具体数额、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一、关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在涉案货物运输中的法律地位本问题系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首要问题。本案中，太保青岛分公司的被保险人中水电公司与恒鑫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协议》，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永顺丰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分别签订《确认通知书》。涉案事故发生时，天津外代公司代中远特运公司就与涉案货物同批出运的8箱货物签发以中远特运公司为承运人、以中水电公司为托运人、以中国水电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项目部为收货人的海运提单（提单号TS017XGMOM01）。涉案货物经维修后重新出运时，天津外代公司代中远特运公司就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42箱货物签发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记载与前述海运提单一致的海运提单（提单号QLS43XGMOM15）。此外，涉案事故发生前后，涉案货物已具有提单号（TS017XGMOM02）。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就恒鑫公司的法律地位而言，首先，《货运代理协议》虽约定该协议系就中水电公司发往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项目工程设备、物资等海洋运输事宜达成的协议，亦存在恒鑫公司将中水电公司“货物安全、按期发运后”中水电公司按约支付费用等记载，但按照该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恒鑫公司主要负责与供应商联系、告知中水电公司装港的预定仓位等信息、接货及反馈、二次包装或修复、填制海运订舱委托书、海关预录入报关单等相关文件、装船时派人员监装、发运后向中水电公司发送船名、提单号等资料、制作海运提单清样、将全套运输单据寄送收货人等义务，上述事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对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范围的界定。《货运代理协议》约定体现出明显的货运代理合同特征。其次，依照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恒鑫公司是否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对认定其是否具有承运人法律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结合全案证据，本案恒鑫公司就涉案货物并未签发以自己为承运人的提单。再次，按照《货运代理协议》约定，该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出具的运输单据为“海运提单”。涉案事故发生时与涉案货物同批出运的8箱货物、涉案货物经维修后重新出运时签发的两份海运提单，均系《货运代理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出具的“海运提单”，而前述两份海运提单可识别的承运人均系中远特运公司，且前述两份海运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均系中水电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之规定，可以认定前述两份海运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成立于中水电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之间。另外，涉案事故发生前后，涉案货物亦已经具有了和与涉案货物同批出运的8箱货物提单号高度相似的提单号。结合上述事实，基于《货运代理协议》框架，如涉案货物于事故发生时正常装船，同类“海运提单”的签发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样，如认定恒鑫公司的法律地位随着涉案货物装船并签发海运提单而发生承运人向货运代理人的转化，按照同批出运货物分别是否装船并签发海运提单而发生承运人与货运代理人的不同，并不符合《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故此，应当认定恒鑫公司为货运代理人而非承运人，《货运代理协议》系货运代理合同而非包含海运及货运代理内容在内的综合物流运输合同。就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的法律地位而言，《货运代理协议》签订后，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永顺丰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运输分别签订《确认通知书》。第一份《确认通知书》并无运费金额约定，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均主张双方实际系履约代理关系，公估报告附件显示中水电公司货运险索赔代表亦明确系恒鑫公司“委托”永顺丰公司“具体实施操作”并向公估人提交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之间的“合同”，且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永顺丰公司亦实际代恒鑫公司参与了《货运代理协议》框架下部分事宜的履行，永顺丰公司亦未签发以自己为承运人的提单，故此，应当认定永顺丰公司仅系恒鑫公司的履行辅助人，第一份《确认通知书》不能代表恒鑫公司与永顺丰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基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的法律地位，结合前述中水电公司货运险索赔代表的明确陈述、提交行为，可以认定第二份《确认通知书》系永顺丰公司为中水电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签订，作为中水电公司保险代位人的太保青岛分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交该《确认通知书》，并主张中远特运公司应当基于该《确认通知书》中的全班轮条款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且其一审初始起诉状一度主张中远特运公司为承运人之一，结合前述《货运代理协议》框架下两份海运提单可识别的承运人均系中远特运公司、记载的托运人均系中水电公司、涉案事故发生前后涉案货物已经具有了和与涉案货物同批出运的8箱货物提单号高度相似的提单号等论述，可以认定中远特运公司系承运人，中水电公司与中远特运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综上，在涉案货物运输中，恒鑫公司系货运代理人、永顺丰公司系恒鑫公司的履行辅助人、中远特运公司系承运人。一审判决认定恒鑫公司系承运人、中远特运公司系实际承运人并不准确，应当予以纠正。二、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理赔款等关于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理赔款等。如前所述，在涉案货物运输中，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并非承运人，与中水电公司之间均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太保青岛分公司系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故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与太保青岛分公司之间的纠纷并非本案所涵盖，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基于上述认定，太保青岛分公司主张恒鑫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一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论述。关于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理赔款等。因中远特运公司系承运人，涉案货物系非集装箱货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之规定确定中远特运公司责任期间。公估报告“现场查勘”部分虽转述崔为峰关于涉案货物系由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使用“岸吊”吊装的陈述，但该公估报告所附现场查勘记录记载的崔为峰陈述中并无涉案货物系采用“岸吊”吊装的内容，且按照一审**刚、赵忠臣出庭作证证言及太保青岛分公司、恒鑫公司庭审陈述，均明确涉案货物系采用船吊装船，中远特运公司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此，应当认定涉案货物装船采用船吊。在此情形下，因涉案货物系在起吊离地后发生货损事故，故无论当事人是否就装船前的责任达成任何协议，均可以认定涉案货损系发生于中远特运公司责任期间内，据此，依照同款“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之规定，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第二节另有规定外，中远特运公司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位于该法第四章第二节）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八）托运人、货物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的行为；（九）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十）货物包装不良或者标志欠缺、不清；……（十二）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故此，如中远特运公司举证证明在其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前述非由于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原因所致，其并不负赔偿责任。据此，本院认为，一方面，从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在涉案货物装运中实际标识涉案货物吊点来看，按照公估报告记载，田蓬进声称涉案事故发生当天“有一位随车工程师在现场，正是这位工程师告诉装卸工人此处是吊点”；按照一审**刚、赵忠臣出庭作证证言及其出具书面货运事故经过，**刚表示“由于当时吊点不明确，现场监装的货主上车用粉笔在车上标注的起吊点”“货主提供，货主要指认或标记好”，赵忠臣表示“在起吊前富利现场货主上车把吊点标注好开始起吊”“当时货主是富利，货主标的吊点我们才进行的作业……富利的人画的……”，上述证据虽尚不能确定系由三一公司或者富利公司实际标识涉案货物吊点，但均可证明中远特运公司并未实际标识涉案货物吊点，且三一公司、富利公司亦均非中远特运公司的受雇人、代理人，无论是三一公司还是富利公司的行为，均不能归责于中远特运公司。另一方面，从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在涉案货物装运中负有标识涉案货物吊点义务来看，首先，基于法定托运人责任及承运人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该款其后虽规定“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与本案情形即托运人向承运人主张赔偿责任不一致。但依照该款规定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十项“货物包装不良或者标志欠缺、不清”之规定，可知托运人对托运货物具有提供准确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信息的责任（正确申报托运货物信息的责任），如托运人未尽上述责任导致在承运人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如托运人未尽上述责任对承运人造成损失，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其次，基于认知范围，涉案货物为汽车起重机，系属大型车辆，具有形状不规则特性，其吊点何在这一信息，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时，属于托运人而非承运人了解或者应当了解的事项，按照《合同》形成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水电公司可以向卖方要求以交付起重机操作保养手册等方式提供吊点信息，而按照与涉案货物运输相关的其他合同文本，涉案两份《确认通知书》中“足够的吊耳/加固点；特殊设备的装卸……用于装卸大件货和特殊货的吊耳、吊梁、吊货等必须由托运人随同货物一起提供”的约定、绿通公司与天津港一公司《天津港港口货物作业合同》中“有特殊作业及保管要求的货物，甲方（即绿通公司）要在向乙方（即天津港一公司）交付货物前与乙方约定货物作业保管的特殊方式和条件……甲方向乙方交付货物的名称、件数……识别标志要在货物上标识清楚准确，凡由于甲方没有标识准确，造成乙方作业时发生事故的责任由甲方承担”、富利公司与绿通公司《长期作业合同》《集疏港作业安全管理协议》中富利公司“应根据货物装卸和运输的需要对货物进行妥善包装，准确标注重心、吊点……”以及富利公司负责提供给绿通公司“详实的货物相关信息（单重、吊点等）”等约定亦均可佐证：由托运人或离托运人距离更近的主体提供吊点信息，系海上货物运输及相应港口作业中的通常理解。综合上述理由，中远特运公司不负有标识涉案货物吊点义务。故此，应认定涉案事故属于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原因所致，中远特运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相关免责事由，不负本案赔偿责任。总之，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均不应赔偿太保青岛分公司涉案货物损失理赔款等。本院不再论述恒鑫公司、永顺丰公司、中远特运公司是否彼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具体数额及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等问题。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在更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22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跃民审判员  唐 娜审判员  张 昕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刘阳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