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民申42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惠州市金桥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镇进港路86号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李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辉，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中远海运工程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31号11楼。 法定代表人：葛铭，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从蕤，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冉，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业达海运有限公司（YEDASHIPPING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尖沙咀广东道30号新港中心第2座5楼503室。 代表人：林波，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美桂，该公司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惠州市金桥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中远海运工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以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业达海运有限公司（YEDASHIPPINGCO.,LIMITED，以下简称业达公司）定期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2019)鄂民终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桥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证据足以认定中远公司委托业达公司向金桥公司租船的事实。1.2016年10月初，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在订立案涉《船舶代租合同》之前，双方同去上海与中远公司交谈租船事宜，中远公司口头授权业达公司订立该合同，并约定将船舶交付给中远公司为该合同生效的前置条件。2.中远公司依据《船舶代租合同》与金桥公司交接惠金桥678、679轮并办理交接手续。3.中远公司出具尚欠惠金桥678、679轮租金及油杂费的确认单。4.2017年1月16日，金桥公司及10多名船员会同业达公司向中远公司追讨租金，当天讨回载有96.4万元租金的银行承兑汇票。5.中远公司以书面形式出具说明，表示业达公司没有挪用租金。（二）原审判决否认业达公司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成立。1.原审判决以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签订的所谓《船舶期租合同》，错误认定业达公司向金桥公司租船后再转租给中远公司；以业达公司“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为由，错误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2.原审判决依据《船舶期租合同》《三方补充协议》关于开票和运费支付的内容，认定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存在错误。《船舶期租合同》没有签订日期，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于2016年10月3日、10月12日交接惠金桥678、679轮，应为依据2016年10月3日、10月6日签订的《船舶代租合同》。而签订《三方补充协议》是为了解决发票问题。金桥公司对该两份合同毫不知情，且与本案租船没有关联。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因此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四十八条规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中，虽然业达公司以自己名义与金桥公司订立合同，但实际由中远公司履行，金桥公司作为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人民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2条、第171条以及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并结合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表见代理无须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观点已被司法实践所认同，金桥公司提交相关案例证明了本案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中远公司已实际履行案涉合同，应当承担该合同项下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鉴于此，金桥公司没有理由不相信业达公司代为中远公司租船的事实。本案为租船合同纠纷，金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令租船合同的违约方承担支付租金、赔偿损失的责任。金桥公司认为业达公司的行为属于代理行为系理由而非诉讼请求本身，其主张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意在请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业达公司是否构成隐名代理。本案中，金桥公司在签订《船舶代租合同》之前就已知道业达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由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办理租赁物的交接手续，中远公司从未对《船舶代租合同》的内容提出过异议，尤其对拖欠租金不仅作出解释，而且出具尚欠惠金桥678、679轮的租金等确认单。业达公司以本人名义代为中远公司签订合同，且其行为已为中远公司所认可并积极履行，符合隐名代理的所有特征，金桥公司主张本案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有理有据。（三）关于惠金桥678、679轮恢复原状修复时间损失的赔偿问题。1.金桥公司主张45天修复时间损失和维修费用5.76万元，提交了充分的证据。(1)古井安航船舶修造厂于2017年3月23日出具的证明、5.76万元收款收据以及支付维修费用的银行交易凭证和船厂法定代表人李健新的证明，证明惠金桥678、679两轮自等待至修复竣工共花45天时间和每条修理费实收2.88万元的事实。(2)维修工程结算清单两份，用于证明船厂对惠金桥678、679轮在维修前要作出对维修项目费用的报价清单。2.对船舶损害赔偿与单方提前解除合同违约的损失赔偿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事实而承担的不同责任，不构成责任竞合。原审判决对此混为一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再审本案。 中远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定期租船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亦未形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金桥公司一方面主张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之间存在表见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又主张应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认定该两公司之间成立代理关系，自相矛盾，不足采信。1.中远公司从未授权业达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船舶代租合同》，事后也未进行追认；中远公司从未履行过《船舶代租合同》；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之间订有《船舶期租合同》并得以切实履行；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签订的《船舶代租合同》，与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之间的《船舶期租合同》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关系。业达公司已将与中远公司关于《船舶期租合同》的争议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解决。2.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既不存在实际授权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形成表见代理关系。首先，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前提是受托人取得了委托人的实际委托，并在授权范围内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但《船舶代租合同》系业达公司与金桥公司订立，金桥公司主张的授权依据仅仅是该合同中业达公司单方面作出的自己代表中远公司租用船舶的表述，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故业达公司并未得到中远公司的授权和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船舶代租合同》对中远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其次，业达公司与中远公司之间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1）中远公司从未出具过任何文件或行为使金桥公司相信业达公司具有代理权。（2）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签订《船舶代租合同》时，未要求业达公司提交任何文件证明其具有中远公司的授权，也没有联系中远公司核实授权情况，就相信业达公司单方面所谓的代理权，不符合善意的标准。（3）中远公司2017年1月23日出具的说明仅为业达公司无挪用运费情况的客观陈述，并非对法律关系的确认，不能据此认为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具有代理关系，以及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存在租船合同关系。再次，就案涉船舶租用，中远公司从未与金桥公司有任何履行行为。（1）金桥公司主张由中远公司根据《船舶代租合同》与其交接案涉船舶与事实不符。案涉交接单上盖章为船章，签字为船员，由租约链上最后一个承租人与金桥公司交接符合转租的实际情况。租约链上的租约相互独立，中远公司对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签订的《船舶代租合同》并不知情，与金桥公司船员直接交接并不导致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直接形成租船法律关系。（2）双方无任何结算行为，中远公司通过承兑汇票支付的96.4万元系根据与业达公司《船舶期租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向业达公司支付，该汇票亦由业达公司代表人林波签收，金桥公司主张与中远公司进行过结算缺乏事实依据。3.金桥公司称业达公司与中远公司签订《船舶期租合同》的目的仅为避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业达公司本案诉讼代理人林美桂在另案中以金桥公司员工身份代理金桥公司，该两公司系串通将《船舶代租合同》项下的责任强加给中远公司。（二）金桥公司未举证证明船舶修理的具体项目和对应的修理工时，原审判决未支持金桥公司45天的营运损失请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金桥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金桥公司的再审申请，本案主要审查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是否错误。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10月2日、6日，金桥公司与业达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船舶代租合同》约定，中远公司有水泥预制构件从安徽芜湖运至香港大桥工地需要租用船舶，由业达公司代其向金桥公司租用惠金桥678轮、惠金桥679轮。该合同名称虽为船舶“代租”合同，相关条款内容也涉及中远公司，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中远公司授权业达公司代其签订该合同。金桥公司主张中远公司口头授权业达公司与其签订上述合同，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另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签订两份《船舶期租合同》约定，中远公司租用业达公司的惠金桥678轮、惠金桥679轮在芜湖与香港水域进行作业；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案外人台州市翔龙舟海运有限公司池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翔龙舟公司）就包括案涉惠金桥678轮、惠金桥679轮在内的五条船舶的期租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即，金桥公司所述《三方补充协议》）约定，中远公司依照业达公司的委托将船舶租赁费用支付给翔龙舟公司，由翔龙舟公司向中远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业达公司与翔龙舟公司之间的结算事宜与中远公司无关；中远公司就上述五条船舶向翔龙舟公司支付865万元，向业达公司交付4张承兑汇票金额总计4661769.68元，中远公司共计支付13311769.68元，业达公司将一张金额为96.4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惠金桥678轮、惠金桥679轮的租金交付给金桥公司。上述《船舶期租合同》虽然没有载明签订日期，但载明“预计起租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具体起租时间以船舶实际到港时间为准”，案涉船舶实际交接时间为2016年10月3日、10月12日。而且，与中远公司办理案涉船舶的交接手续系金桥公司依据《船舶代租合同》应履行的义务，金桥公司以《船舶期租合同》未载明签约日期为由主张中远公司与其交接案涉两条船舶系在履行《船舶代租合同》，《船舶期租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与本案租船无关，中远公司与业达公司之间不存在《船舶期租合同》项下真实的租船法律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业达公司在原审中确认中远公司上述付款事实，也已就其与中远公司之间《船舶期租合同》纠纷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出仲裁申请。金桥公司主张原审依据没有签订日期且与本案租船无关的《船舶期租合同》和三方补充协议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理由不能成立。金桥公司申请再审所述中远公司与金桥公司交接船舶，确认尚欠租金等费用，出具业达公司没有挪用租金的说明等情形，不能证明中远公司实际履行《船舶代租合同》，其对该合同内容以及业达公司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而关于金额为96.4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金桥公司未举证证明中远公司系向其出具，据此不能认定中远公司向金桥公司支付案涉船舶的租金。金桥公司所述上述情形，也不足以使金桥公司有理由相信业达公司具有代理权，本案亦无证据证明金桥公司在与业达公司签订《船舶代租合同》时对业达公司是否具有代理权进行审查，尽到审慎注意义务。金桥公司主张其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其没有理由不相信业达公司代为中远公司租船的事实，业达公司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如上所述，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业达公司与金桥公司签订案涉《船舶代租合同》系经中远公司授权，也不能认定该合同实际由中远公司和金桥公司履行。金桥公司主张依据上述规定，应由中远公司承担《船舶代租合同》的法律后果，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因此，原审判决对金桥公司关于判令中远公司承担案涉船舶租金等损失的主张未予支持，并不存在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而应予再审的情形。 对金桥公司主张的惠金桥678、惠金桥679轮修复期间停运损失，原审认为即便终止租赁后将该两轮立即送去修复，修复期间也少于45天，按照金桥公司主张损失的标准计算，该期间停运损失仅相当于一条船舶一个月的租金，而基于业达公司违约提前终止惠金桥679轮的租赁合同，业达公司应向金桥公司支付62万元违约金，该金额与船舶月租金一致，业达公司向金桥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已足以弥补金桥公司可能存在的停运损失，故对其该项主张未予支持，认定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综上，金桥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惠州市金桥海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桂顺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王蓓蓓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冯哲元 书记员  肖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