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7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凯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枫瑞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568760918L。 法定代表人：王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生军，男，汉族，1970年2月17日出生，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杭州市富阳区新登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王黎明，男，汉族，1961年3月14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杭州凯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生军、原审第三人王黎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6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凯风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62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蒋生军的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蒋生军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蒋生军身份是具有从属关系的管理人员与事实不符。凯风公司的项目始于2014年1月，2014年5月签订合同，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进行开发，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停工一年，2016年春节后组建经营团队正式营运。由于项目需要前期准备和开发，2014年1月开始于村委会洽谈，因蒋生军是当地常住村民，熟悉当地人际关系，便于协调、管理项目的开发，故委托蒋生军在项目开发阶段协助上诉人协调相关关系，管理项目和代收代付相关费用。双方之间无书面合同，凯风公司曾答应蒋生军在项目正式营运后根据其表现可以考虑聘用或者承包。凯风公司与蒋生军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蒋生军是以凯风公司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蒋生军的代理报酬也在其开始接受代理时就一次性先予支付，不符合雇佣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的特征。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或者是劳动关系，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纠纷。不能因为蒋生军从事了某些具有管理性质的工作就认定是管理人员，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事项并不排斥管理性质的工作内容；其次，转账时用“工资和劳务费”名目支付的款项并不是给蒋生军的工资和劳务费，而是由蒋生军代为支付给其他人的工资和劳务费，明显具有代收代付性质；再次，一审判决所谓的“从属关系的管理人员”含义不清，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不明。二、一审判决以凯风公司管理不规范为由，裁判凯风公司应该对本案存在的不合理费用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归责原则应依法根据行为与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确定。本案之所以存在不合理费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蒋生军在受托代理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义务，虚报开支内容和金额所致，并非由凯风公司管理不规范所致；其次，即使是凯风公司管理不规范，凯风公司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管理不规范其合法权益就可以肆意侵害，不应该由凯风公司承担蒋生军虚报开支的损失，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书面凭证具有欠条法律效力的依据和理由。三、一审判决以书面凭证的内容上认定凯风公司在出具书面凭证时己经进行了审核，并以此作为裁判理由认定书面凭证是双方确认的结算结果违背事实和结算习惯。按照一般的结算习惯：一方提交结算单据和清单；另一方进行审核；若有差错或者异议，双方进行核对和解决异议；若达成一致便最终确认等步骤，因此审核只是其中一个结算环节，不是最终确认结果。审核本身不等于审核完毕和确认，更不能等同于是双方最终确认的结果。蒋生军的结算单目录和付账单据是2016年5月初提交的，后面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支付单据凭证合付账记录，其中付账记录的汇总数与月初结算单目录上的数据不一致。月初提交的单据目录记载的金额是代收款项401698元，减去老杨代付工资141740元，实际收到259958元，实际支付245577元，结余14381元（证据一和证据二），付账记录的金额变为实际支付289618元，未付款44041元，而2016年5月31日被上诉人又主张未付款49581元；此外双方还对蒋生军收款总额也存在分歧，凯风公司认为金额应该是423698元（证据八），而不是蒋生军目录上确认的401698元。在凯风公司出具该书面凭证时，双方连结算的基本收付金额的合计数都尚未达成一致，不可能存在双方确认的结算结果。四、一审判决以蒋生军是普通村民，所以只能以通常方式理解凭证意思与事实不符。事实认定和对书面凭证的意思的理解，应当按照己被证据证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来裁判，当事人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应该作为裁判理由和依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费用和劳动报酬的问题，蒋生军的全部代理报酬在其接受代理时己经先予支付，若还存在其他费用和劳动报酬的问题，更加说明双方之间的结算尚未结束。五、凯风公司出具的书面凭证并非欠条，仅仅是当时蒋生军结算清单上的汇总结果的证明，并不是双方对最终结算结果的确认，并不违背凯风公司的真实意思。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凯风公司出具的书面凭证是否具有欠条的法律效力。是因双方对该书面凭证表示的意思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产生争议，并不是书面凭证明确表示的内容是否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争议，不能以是否请求撤销来作为裁判理由和判断依据。六、一审判决判令凯风公司支付49581元垫付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凯风公司与蒋生军之间的代收代付行为从来不存在由蒋生军垫付的事实，都是先收后付的；其次，由蒋生军自书的证据三证明，记录中包括未付款44041元，该金额加上蒋生军自书的证据二记载的已付款245577元，刚好是蒋生军汇总后的支付数字289618元，充分证明蒋生军主张的款项性质是未付款而不是垫付款；最后，蒋生军在一审中未提交任何证明其垫付款项的证据。 被上诉人蒋生军辩称：一、第三人王黎明出具涉案书面凭证系其履行凯风公司职务的行为，该书面凭证是具有“欠条”即结案凭证的法律行为，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三要素。凯风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书面凭证是符合结算凭证的形式要件，理解分析该书面凭证的意思表示，是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认意思表示的含义。二、在凯风公司承包土地后进行了基础性建设以及从事部分种植和养殖，从凯风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均蒋生军经办，期间凯风公司也已劳务费、工资、资金名义支付蒋生军款项多达20多笔，从以上行为分析，蒋生军更符合凯风公司管理人的身份，双方之间存在从属关系，而不是委托代理关系。三、凯风公司认为相关费用不合理系狡辩之词，即使凯风公司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应由凯风公司承担责任，不能归责于蒋生军。当蒋生军将管理中产生的相应单据和凭证交付于凯风公司后，凯风公司已作审核，从凭证内容“根据蒋生军所列清单还欠工程款49851元”的表述可以看出。这份书面凭证实际就是凯风公司对蒋生军相关费用报销审核后的确认，具有结算功能。四、蒋生军只是普通农民，并非从事文字或者法律工作，法律不强人所难，站在普通农民角度，其只能以普通人通常的方式理解该凭证的意思表示，这份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书面凭证就是一份结算凭证。五、凯风公司混淆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1、2014年至2016年1月止，蒋生军代收代付行为已经结束，且双方在当时对于蒋生军交付给凯风公司的所有单据都未有异议，这是客观事实，如果凯风公司对2014年至2016年1月期间已支付的相关费用存在异议，也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更何况凯风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生军存在虚报开支的事实依据。2、凯风公司诉称“根据凯风公司提交一审的证据一和证据二，未付金额为44041元，而不是涉案书面凭证中记载的49851元”系其故意隐瞒结算事实的辩解。因为在2016年5月31日，第三人履行凯风公司职务的行为时候出具给蒋生军的书面凭证，包含2014年至2016年1月期间之外从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未报销费用，第三人审核后出具书面凭证，系认可蒋生军所列清单还欠工程款49851元的事实。何况，在这份凭证之外的2016年7月1日，凯风公司认可蒋生军还继续垫付电费的事实，足以说明该书面凭证中载明的“还欠工程款49851元”包含了2016年1月以后的垫付费用。3、凯风公司声称“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费用和劳动报酬的问题”，但其一审时明确认可蒋生军提交的载明为2016年7月1日由蒋生军代缴电费系其他费用。4、凯风公司称涉案书面凭证是其“受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出具与事实不符，作为凯风公司如认为意思表示不真实且受人身自由限制，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主张撤销，但是凯风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该项权利，只能说明该书面凭证是凯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原审第三人王黎明述称：王黎明是负责凯风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凯风公司承担。王黎明同意凯风公司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 蒋生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凯风公司支付蒋生军垫付工地款4985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凯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凯风公司在杭州市富阳区承包土地用于种植蔬菜和养殖并进行项目建设，原审第三人王黎明系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期间项目的具体事项由蒋生军经办，包括土建、设备采购和安装、相关材料的采购、苗木购买和种植、养殖动物的买卖、费用的支付等等。2014年1月27日至2016年1月27日，凯风公司共支付蒋生军37笔款项，共计576898元。2016年2月1日凯风公司支付蒋生军12000元。上述38笔款项中凯风公司以劳务费和工资／资金名义支付的有20笔。后蒋生军将其经办的具体项目的有关单据、凭证即凯风公司提交的证据1-7交付给原审第三人，其中注明银行划款401698元（2014年-2016年1月止），代收代付钱款（2014年-2016年1月止）。2016年5月31日，原审第三人王黎明出具给蒋生军一份“根据蒋生军所列清单还欠工程款49851元”的书面凭证。另，2016年7月1日，蒋生军代凯风公司支付了部分电费。 一审法院认为，原审第三人王黎明出具案涉书面凭证系履行职务行为，庭审中凯风公司已予确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凯风公司出具给蒋生军的书面凭证是否具“欠条”即结算凭证的法律效力。该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应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凯风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书面凭证基本符合结算凭证的形式要件，双方只是对该凭证的意思表示存在不同认识。理解意思表示，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首先，凯风公司承包土地后进行了基础建设以及从事部分种植和养殖，从凯风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均为蒋生军经办，期间凯风公司也以劳务费和工资／资金名义支付给蒋生军的款项多达20笔，从以上行为看蒋生军更符合凯风公司管理人员的身份，双方存在从属关系。其次，凯风公司认为相关费用不合理，但从凯风公司提交的证据看，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凯风公司负有责任，不能完全归责于蒋生军。蒋生军将相应的单据和凭证交于凯风公司后，从凭证内容“根据蒋生军所列清单还欠工程款49851元”可以看出凯风公司在出具书面凭证之前显然已进行了审核。再次，蒋生军作为普通的村民，非从事文字或法律工作，其只能以通常的方式理解该凭证意思表示。同时蒋生军除代支付清单内的款项之外，亦有代凯风公司支付了部分其他款项，况且双方间还存在劳动报酬的问题，即使凯风公司出具的书面凭证金额与清单间有出入，但蒋生军认为该凭证系双方间债权债务的最终结算也是符合常理的，如仅仅根据字面意思理解，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最后，凯风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书面凭证后，其认为系原审第三人王黎明受胁迫所写且蒋生军存在虚报金额的情形，但至今未对该书面凭证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撤销。综上，该法院认为，凯风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书面凭证符合结算凭证的要件，具法律效力。凯风公司依法应承担支付垫付款的民事责任。凯风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该法院不予采信。原审第三人王黎明经该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凯风公司支付蒋生军垫付款4985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46元，减半收取523元，由凯风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凯风公司和蒋生军对原审第三人王黎明出具案涉书面凭证系职务行为该事项未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凯风公司上诉认为王黎明出具的案涉凭证并不具有结算效力，对此本院认为，王黎明作为凯风公司的工作人员及案涉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其在收取蒋生军提供的经办项目相关单据后，向蒋生军出具“根据蒋生军所列清单还欠工程款49851元”的书面凭证，对凯风公司应具有约束力，蒋生军因代为凯风公司管理案涉项目所产生的费用有权向凯风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凭证具有结算效力未有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凯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元，由上诉人杭州凯风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剑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林言伊 书记员金佳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