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1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秋竹，女，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珍，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皇轮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崇仁镇合林村四组。 法定代表人：甘红英，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红英，女，196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世民，男，199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洲，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继勇，男，198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 上诉人陈秋竹因与被上诉人甘红英、甘世民、四川皇轮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轮佐公司）、郭继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3民初3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秋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陈秋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甘红英、甘世民、皇轮佐公司、郭继勇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陈秋竹有足够理由相信与之建立牛肉买卖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皇轮佐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郭继勇不能代表皇轮佐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甘世民作为皇轮佐公司的股东，其实名登记的电话号码一直在与陈秋竹进行电话沟通。一审结束后自己调取的该号码的实名登记信息载明登记人就是甘世民，结合一审中的相关通话记录可证明该号码一直与陈秋竹进行沟通，进而证明皇轮佐公司与陈秋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郭继勇对外以皇轮佐公司名义展开经营，陈秋竹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郭继勇是代表皇轮佐公司开展经营。郭继勇经营的摊位长达10多米，且非常显眼地悬挂着液晶招牌和营业执照正副本，经营相当正常。皇轮佐公司也陈述里面的主要设施设备是其公司的，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不是皇轮佐公司的摊位。因该行业的交易习惯一般都不会签订书面合同，故自己与该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即开始供应牛肉。皇轮佐公司于2018年10月补缴郭继勇经营期间租金，经营长达10个月无人阻拦的事实，外界根本无法得知该公司已停止经营。另外，郭继勇与皇轮佐公司微信联系时最初微信号就是“皇轮佐”，聊天过程中也一直称自己只是员工，其印制的名片载明的经营主体也是“皇轮佐生态牛肉”。以上种种表现足以使自己相信，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是皇轮佐公司。二、一审已查明，皇轮佐公司、甘红英、甘世民与郭继勇有深厚的交情，存在生意往来和私人关系。甘红英陈述与郭继勇做过生意，有关证人也陈述郭继勇曾参与皇轮佐公司的牛肉经营，甘世民还陈述郭继勇曾到处以公司名义拖欠香烟款等事实，证明郭继勇在该公司的摊位经营绝非偶然，就是代表该公司在经营。三、若皇轮佐公司主张郭继勇不能代表皇轮佐公司，那么郭继勇与皇轮佐公司也是共同经营该摊位。因皇轮佐公司补缴了郭继勇经营期间所有的租金，该行为表明其对郭继勇行为的认可。郭继勇的行为即使不代表皇轮佐公司，但至少双方也是共同经营，二者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甘红英、甘世民、皇轮佐公司共同辩称，一、不认可陈秋竹主张的郭继勇使用电话号码173××××9067实名登记在甘世民名下证明与皇轮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手机号码的微信名为“曾经的你”是郭继勇的头像，地区是云南昆明。郭继勇使用该号码与陈秋竹联系买卖牛肉长达5个月，陈秋竹知道使用该号码的人是郭继勇本人。陈秋竹认可的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该号码的使用人而非登记人，与该号码是否登记在甘世民名下无因果关系。皇轮佐公司无公众微信号，且从未在员工手机上设置和使用“皇轮佐公司”微信号。陈秋竹提供的微信记录开始很长时间都称郭继勇为郭老板，证明其是在与郭继勇做生意。直到最后二人多次结算欠款数额已达几十万时，陈秋竹才改称郭老板为皇轮佐公司，二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嫌疑。二、不认可陈秋竹主张的郭继勇的摊位有皇轮佐公司的执照且郭继勇自称是公司员工，其有理由相信郭继勇代表公司签订大额订单买卖合同。根据陈秋竹陈述，其早已知晓皇轮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甘红英而非郭继勇。即使郭继勇在摊位经营，其误认为是公司员工，根据常识也不会将其误认为是公司的采购或财务人员，更不会误认为有权代理公司签订大单合同且一人收付款无需审核的权利。陈秋竹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不合常理，本案存在陈秋竹与郭继勇虚构欠款，恶意起诉。三、陈秋竹主张皇轮佐公司在一审承认郭继勇参与公司经营，皇轮佐公司从未有此承认。该公司是家族企业，员工均为亲友，该公司始终没有雇佣过郭继勇，也没让其参与共同经营，且皇轮佐公司在2017年底已全部撤回眉山。皇轮佐公司未出租出借营业执照给郭继勇使用，也不认可陈秋竹主张甘世民补交租金就是追认郭继勇的行为代表公司。甘世民是在履行与玉林市场的租赁合同，这与陈秋竹与郭继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同。皇轮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现认缴期限未到，公司也未申请破产，如有债务应由公司承担，而非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请求驳回陈秋竹的上诉请求。 郭继勇未发表答辩意见。 陈秋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皇轮佐公司、郭继勇支付陈秋竹货款497104元及资金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甘红英、甘世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皇轮佐公司、甘红英、甘世民、郭继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2日，甘红英出资160万元，在眉山市东坡区注册成立四川鹊起东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鹊起公司），主要经营养殖、屠宰、销售肉牛。2015年5月7日，甘红英与其儿子甘世民分别出资480万元、12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分别为2045年5月3日、2025年5月3日），在眉山市东坡区注册成立皇轮佐公司（原名四川哈利路亚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鲜销牛肉，甘红英担任皇轮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6年12月10日，甘世民代表皇轮佐公司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农贸市场签订场地租赁合同，承租玉林农贸市场第二层H区34、36、37、38、39等多个摊位用于销售鹊起公司养殖、屠宰的牛肉，租赁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租金按年支付。在预付一年租金后，皇轮佐公司于2017年1月至12月期间在玉林农贸市场开展了经营，在所承租的摊位悬挂“皇轮佐生态农业”、“皇轮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招牌，店面显著位置悬挂皇轮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2017年12月底，皇轮佐公司从玉林农贸市场撤离，将店内部分设备和悬挂的营业执照收回至眉山。撤离时，皇轮佐公司未与玉林农贸市场管理方办理交接，未拆除铺面上的公司招牌，也未将铺面上锁。 在皇轮佐公司撤离后，郭继勇在未取得皇轮佐公司同意和授权，也不是皇轮佐公司员工的情况下，擅自以皇轮佐公司的名义继续在皇轮佐公司承租的摊位销售牛肉。2018年4月，郭继勇找到陈秋竹，以皇轮佐公司名义向陈秋竹购买牛肉。陈秋竹来到玉林农贸市场进行考察，在见到摊位装潢高档并悬挂有皇轮佐公司招牌和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后经一审法院比对核实，属复印件）后，听信了郭继勇为皇轮佐公司员工的说辞，与郭继勇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每次交易均由郭继勇通过微信（郭继勇曾备注微信名为“皇轮佐”）或电话与陈秋竹联系并确定次日所需要的牛肉种类、数量，陈秋竹则在接到通知后的次日清晨，安排司机将郭继勇所需的牛肉从青白江送到玉林农贸市场。双方口头约定每隔十天在微信上进行一次对账结算，郭继勇也按此约定采用微信转账或者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等方式向陈秋竹支付了部分牛肉款。双方多次在微信上进行对账，郭继勇拖欠的货款金额逐渐增加。截止2018年10月4日，郭继勇共欠陈秋竹牛肉款497104元。 因郭继勇拒接电话，陈秋竹于2018年10月5日来到玉林农贸市场找郭继勇催要货款，发现郭继勇已不在玉林农贸市场，遂先后来到成都市武侯区、眉山市东坡区和成都市青白江区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并于2018年10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皇轮佐公司在玉林农贸市场经营期间，未与陈秋竹发生过交易往来。陈秋竹在与郭继勇交易期间，也从未与皇轮佐公司、甘红英、甘世民联系，没有到皇轮佐公司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经营场所对郭继勇的身份进行过调查核实。 一审法院认为，郭继勇未取得皇轮佐公司同意和授权，擅自以皇轮佐公司名义与陈秋竹进行交易，且未得到皇轮佐公司的追认，其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表见代理权利外观须以代理行为发生之时该权利外观已经存在，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在客观要件上，郭继勇单纯地占有皇轮佐公司原承租的铺面，不构成代理权外观。按照一般社会生活观念，使用他人招牌、营业执照等不足以表明持有人已被授予代理权，还须与授权委托书、总经理等特定职务及其他事实相结合，方足以表明代理权外观。在主观要件上，陈秋竹没有尽到与相互熟识程度、核实代理权限所需成本等因素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对交易对象的审查存在重大疏忽。陈秋竹此前从未与皇轮佐公司发生过交易往来，与郭继勇也不熟悉，对郭继勇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并与之订立口头协议。而玉林农贸市场和陈秋竹所在地距离皇轮佐公司所在的眉山市东坡区相距并不太远，核实代理权所需成本并不过高。并且在交易过程中，郭继勇每次采用个人账户付款，拖欠货款数额又持续增加，陈秋竹在此情形下仍未对郭继勇的身份产生怀疑并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存在重大疏忽。因此，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郭继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皇轮佐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陈秋竹要求皇轮佐公司及其股东甘红英、甘世民承担支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郭继勇与陈秋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陈秋竹以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货款转账凭证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其当庭陈述，应当认定买卖合同成立。该合同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陈秋竹与郭继勇均应按约履行义务。在陈秋竹履行货物交付义务以后，郭继勇应及时、足额地支付相应的货款。现陈秋竹要求郭继勇支付尚欠货款49710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陈秋竹有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即上浮50%的标准，要求郭继勇赔偿自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17日至付清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故一审法院对陈秋竹要求郭继勇支付尚欠货款49710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郭继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秋竹支付货款49710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从2018年10月17日起，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二、驳回陈秋竹对皇轮佐公司、甘红英、甘世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56元、保全费3020元，由郭继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陈秋竹提交的新证据如下： 证据1.2019年3月12日四川电信电子收据一份。载明：号码为173××××9067的手机卡用户姓名为甘世民。结合一审中举证了通话记录，拟证明陈秋竹与甘世民进行过多次联系，当时电话联系人是甘世民，而不是郭继勇。 证据2.四川电信电子收据一份。载明：手机号码180××××3648的用户姓名是陈秋竹。 证据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预收款专用收据一张。载明：电话号码135××××5262的用户姓名是陈秋竹配偶洪静。 证据4.洪静与陈秋竹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二人系夫妻关系。通话记录中有陈秋竹的电话号码和其老公洪静电话号码与甘世民有很多通话记录，表明很多问题都由陈秋竹配偶参与联系。拟证明：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左右，陈秋竹及其配偶洪静与甘世民有过多次电话联系与沟通。 甘红英、甘世民、皇轮佐公司质证认为，对举证期限有异议，对陈秋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予认可，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不应作为新证据使用。登记在甘世民名下的电话号码不是甘世民本人在使用，陈秋竹与郭继勇联系时使用过甘世民名字所登记的电话号码，但实际使用人是郭继勇，而不是甘世民。 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至证据3为陈秋竹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营业部门调取的手机号码登记信息，且与本案争议存在关联，故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本案郭继勇确有其人，陈秋竹或其配偶洪静与该手机联系后，在实际经营期间陈秋竹一方一直与郭继勇本人直接联系，其中又由郭继勇持有使用的、通过甘世民手机号码登记的微信号与陈秋竹联系，且又以郭继勇本人银行账户进行结算，故仅有该手机号码的户主为甘世民不足以证明与陈秋竹、洪静当初联系的就是甘世民本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陈秋竹的证明目的。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陈秋竹一审举示的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处注明为“中华”字样。陈秋竹在二审中陈述，无证据证明郭继勇在案涉购买行为之前代表皇轮佐公司履行过职务。该事实有陈秋竹一审中出示的送货单、陈秋竹在二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上诉和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郭继勇的行为是否构成对皇轮佐公司的表见代理。对此，陈秋竹认为自己交易时与皇轮佐公司股东甘世民进行了联系，店面上也有皇轮佐公司的招牌等标志，郭继勇实际在代表皇轮佐公司与自己交易，相关行为后果应由该公司或者由其与郭继勇共同承担。皇轮佐公司、甘世民、甘红英则认为陈秋竹联系的电话号码由郭继勇在使用，自己已经撤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郭继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自己不应承担相关债务。本院审查认为，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以其行为时给相对人的认识和判断是否构成对其他单位、个人的有效代理。因陈秋竹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均载明收货单位处标注有“中华”字样，表明其在交易过程中认可郭继勇的行为是代表与“中华”的单位或个人，而非皇轮佐公司。加之本案郭继勇一直通过个人账户向陈秋竹一方支付价款，陈秋竹在不能收回货款后再以案涉摊位有营业执照、皇轮佐公司又补交了欠付租金为由，认为构成对该公司的表见代理，与其行为中认可的相对方的身份不符，故不符合我国民法上的表见代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郭继勇不构成对皇轮佐公司的表见代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陈秋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56元，由陈秋竹负担；公告费300元，由陈秋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卫敏 审判员  袁晟翔 审判员  廖 方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