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20）最高法委赔监36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一）：刘安强，男，汉族，1971年12月21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系死者刘国理之父。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二）：王文秀，女，汉族，1965年10月22日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系死者刘国理之母。 委托代理人：杨在新，广西科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168号。 复议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佛子岭路1号。 申诉人刘安强、王文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第二看守所违法不履职致其子刘国理死亡，向北海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一案，因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8）桂委赔21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赔偿委员会现已审查终结。 2018年，申诉人刘安强、王秀文以北海市第二看守所不履行法定职责，对其子刘国理患病后没有送医院治疗，导致其死亡，行为违法应予赔偿为由，向北海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8月31日，北海市公安局作出北公赔决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对二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刑事赔偿请求不予赔偿。二赔偿请求人不服，2018年9月11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申请复议。2018年11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作出桂公赔复决字[2018]7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维持北海市公安局北公赔决字[2018]001号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二人不服，又向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1．确认北海市第二看守所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导致其子刘国理死亡；2．决定由其主管机关北海市公安局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述合计1710937元。 2019年7月30日，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18）桂委赔21号国家赔偿决定。该决定查明：刘国理，男，1994年11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15年11月17日被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刑事拘留，当日送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2015年12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12月19日，被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年12月21日被执行逮捕，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两次收押前，办案单位均将刘国理送至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入所体检，两次入所体检的检查状况均未见异常。2017年6月8日，刘国理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判决后继续羁押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内。2017年7月10日，刘国理从9点15分开始未像同监舍人员那样正常劳动，单独在监舍内卧床休息。7月11日刘国理向监所值班医生报告其发烧、喉咙不适，7月11日上午9点40分，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值班医生对刘国理进行了测量体温、检查咽喉等检查，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给予了相应药物给其服用。7月12日晚上19点37分，在刘国理服药无效病情继续恶化的情况下，看守所工作人员将其送往北海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入院诊断为重症××、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7月13日早上7点29分，刘国理因抢救无效死亡。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刘国理的死亡鉴定意见为“刘国理符合因重症××致呼吸衰竭死亡”。刘国理亲属对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存疑，申请对刘国理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经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国理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鉴定意见为“本例死者刘国理符合急性咽喉炎并发重症融合性支气管××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2018年2月，二赔偿请求人以北海市第二看守所不履行法定职责，在刘国理患病后没有及时送医治疗导致刘国理死亡，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和构成对刘国理的侵权为由，向其主管机关北海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因不服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决定及复议机关复议决定，又向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2018）桂委赔21号决定认为：刘国理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期间死亡，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其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是“刘国理符合因重症××致呼吸衰竭死亡”，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刘国理死因的鉴定意见是“本例死者刘国理符合急性咽喉炎并发重症融合性支气管××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从上述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可知，刘国理是因××致呼吸衰竭死亡，属自身疾病死亡。看守所工作人员有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间患病后及时给予相应治疗的法定职责。但从本案经开庭质证特别是对看守所提供的监舍视频录像查明的事实来看，刘国理在7月10日上午就开始呈现出了明显的生病状态，其虽未主动向管教民警汇报病情，但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干警也未及时了解其身体状况，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病情。在刘国理7月11日服药无效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在7月12日白天一整天时间里都未将其转送至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诊治，贻误了治疗时机（刘国理抢救期间的主治医生杨文龙出庭证明，刘国理被诊断出弥漫性××，病程要长于24小时），赔偿义务机关的不及时作为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里面的“等”字情形。结合本案事实，刘国理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急性咽喉炎并发重症融合性支气管××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次要原因是看守所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存在未及时发现和处理病情、延误治疗时机，导致多因一果，对此，赔偿义务机关北海市公安局宜承担与之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全案事实，考虑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的责任大小，广西高院赔偿委员会酌定赔偿义务机关承担5%的赔偿责任。 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关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按照国家统计局2019年5月14日发布的“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计算20年为1649220元，即本案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总额为1649220元，赔偿义务机关承担5%的赔偿责任即82461元。 关于申请人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刘安强、王文秀均为有劳动能力的人，且当事人未提供刘国理生前有被抚养的未成年人，赔偿义务机关不需要支付该项赔偿金。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刘国理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是因自身疾病死亡，赔偿义务机关在事件中无主观恶意，赔偿请求人的该项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应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故对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的主张，该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关于司法鉴定费用的请求，赔偿请求人自行委托重新鉴定的结论并未推翻赔偿义务机关所作的结论，重新鉴定的费用属其自身加重损失的行为，依法不应由国家赔偿。对该项请求，高院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桂公赔复决字[2018]7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和北海市公安局北公赔决字[2018]00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二、赔偿义务机关北海市公安局向赔偿请求人刘安强、王文秀支付赔偿金82461元；三、驳回赔偿请求人刘安强、王文秀的其他各项国家赔偿申请。 二赔偿请求人不服该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确认北海市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应对刘国理患病后没有及时送医院治疗，导致刘国理死亡的行为应当由其承担全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共计1710937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1157560元、丧葬费28939元、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4244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司法鉴定费用21400元。）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7年7月18日，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分别对当时拘押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谢余金、林晶、史伟、黄强等人进行谈话，了解7月12日刘国理发病前后表现，及看守所对刘国理采取处遇措施的情况，上述人员证明：“医生每天巡仓，对有病的人提出取药的，都会处理发药。”“刘国理没有提出要求医生打针”“没有听说刘国理反映身体不适而要求报警的”“刘国理上救护车时，他还能说话”……结合上述调查情况及尸体解剖现场监督情况，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9月7日以北检控复字【2017】7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答复函》回复信访人刘国芹：经本院相关部门调查，现答复如下：一、在押人员刘国理死亡后，本院经调取刘国理死亡前十五日以内原始监控录像，未发现看守所存在监管不到位行为，也未发现刘国理受到不人道或者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二、北海市第二看守所有政府购买服务的三个医生轮值每天多次监舍巡诊，管教民警日常管理履职到位，具有在押人员或同仓遇情况报告管教或按铃报警等全天候保障，被监管人员依法享受身体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的权利。三、北海市公安局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死者家属同意并派二人亲临解剖现场，同时邀请我院法医和监所人员现场监督。2017年8月24日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结论为“刘国理符合重症××呼吸衰竭死亡”至今整个鉴定经过没发现违法违规情形。四、刘国理系在押人员，目前法律没有在押人员身体不适时通知家属或委托律师的相关规定，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在刘国理在监管场所内身体不适未通知家属并无不当。刘国理被送北海市人民医院抢救时，看守所干警6次拔打家属（刘国清，死者堂兄）电话，刘国清直到13日早上六点多钟才接听电话。综上，目前暂未发现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相关人员有渎职行为。”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履职行为与刘国理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导致赔偿的问题。 首先，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履职行为不是刘国理死亡的直接原因。刘国理因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有以下证据可以证实：1、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北检控复字〔2017〕70号答复函；2、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3、北海市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北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关于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在押人员刘国理因病抢救无效死亡调查报告等。 其次，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对刘国理进行了相应的诊疗和救治。7月10日上午9:15至12日19:37，看守所工作人员未送刘国理外出诊疗，但对其进行了相应检查并给予了急性呼吸道药物治疗。12日刘国理服药后病情没有好转，当晚19时左右，其病情恶化报警，约20时30分，第二看守所将其送达北海市人民医院诊治，入院抢救数小时，医治无效后死亡。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可以证明：1、北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病历、住院病案记录、重症医学科护理记录等。2、刘国理在押期间就医记录及病历；3、7月12日值班人员李晓峰、罗恩理、丁绍海、肖金榜关于当天刘国理病发处置情况说明；4、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与当时同在09室在押的人员的谈话笔录；5、2017年7月10日、11日、12日看守所视频监控录像等资料；刘国理7月10日上午即呈现明显生病状态，直至12日晚十九时左右才呼救，其未主动向管教民警汇报病情严重性，个人对病情的误判与其未能在最佳诊治时间得以医疗干预亦有一定关系。北海市第二看守所在刘国理患病后并未对刘国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而是在其发病初期按照“急性上感”给予其药物治疗。在其12日晚发病严重报警后立即送往地方医院，给予了积极的抢救性治疗。 上述事实表明，刘国理的直接死因系病亡，非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怠于履职致死，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故本案申诉人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对刘国理死亡承担全部国家赔偿责任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重新审理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 驳回刘安强、王文秀的赔偿申诉。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