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周吉，男，195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临颍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风菊，女，195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临颍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清红，女，198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1，女，200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2，女，200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某3，男，2010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淅川县。 再审申请人黄某1、黄某2和黄某3的法定代理人：孙清红（系母亲），住河南省淅川县。 上述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海龙，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国飞，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玉龙，男，197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祺，北京京师（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因与被申请人赵玉龙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鲁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30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黄金锁与赵玉龙的雇佣关系未解除，恰好说明赵玉龙的渔船并未离开黄金锁的看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一、二审法院应根据公平原则确定举证责任分配。上诉人事发前后均远离事发地，法院却将黄金锁在雇佣活动中造成人身伤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他们，有失公平。赵玉龙称其与黄金锁解除了雇佣关系，系推脱责任。二、赵玉龙为了推卸责任，存在虚假陈述，赵玉龙雇佣的船长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与赵玉龙进行了串通，系虚假证言。三、综合黄金锁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死亡原因以及黄金锁雇佣工作的性质等，认定黄金锁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的事实，相较于赵玉龙辩称的已解除雇佣关系的事实更具盖然性优势，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作出事实认定，故一、二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赵玉龙负担。 赵玉龙辩称，一、黄金锁死亡原因不明，不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黄金锁落水地点不明，对其死亡原因及落水地点应当由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举证。1.本案证明黄金锁死亡原因的依据是孙家疃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死亡原因应由具备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才具备法律上认可的证据效力。事实上，尸体在海水中浸泡7天左右，外形仅能被描述为“人形漂浮物”，完全不具备从外观判断死因的条件。（2019）最高法民申3040号民事裁定中对黄金锁的死亡原因认定为溺亡，证据不足。2.黄金锁落水地点不明，落水地点是推测黄金锁是否因从事雇佣活动落水的重要证据，应当由对方举证。首先，“20号灯杆”指的是防波堤上的20号路灯，“20号灯杆海面上”是以20号灯杆为起点的一条海上辐射线，并非是一个具体的打捞地点；其次，根据自然规律及海边众所周知的事实，尸体在海里飘荡一周之后，落水地点与打捞地点接近反而是概率极低的事情，黄金锁落水地点很大可能不在渔港内。二、事发当晚黄金锁老乡证明其在外喝酒、会友，但没有证据显示其回到船上。证人证言结合孙家疃边防派出所情况说明中对入水时间一星期左右的判断，黄金锁2016年10月7日当晚落水的可能性极大。靖子村距离远遥渔港沿海岸线路程为5.1公里左右，黄金锁喝酒之后去老乡家玩儿，从老乡家离开之后就再没人见到，远程、风大、酒后即便是要走回渔港，中途落水的可能性远高于回到船上的舵楼里之后再落水。赵玉龙已经证明事发当晚黄金锁不在其船上，如果上诉人主张黄金锁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落水，则要证明黄金锁已经回到船上，否则其推测毫无依据。三、黄金锁于雇佣期间经常外出，频率为6、7天中有3天被看到在远遥渔港外面。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以雇佣约定中有“看船”则产生“黄金锁24小时都要工作”的推测，完全被事实推翻。赵玉龙与黄金锁约定的雇佣内容只出现于赵玉龙的笔录中，内容为“晚上在船上睡觉、负责看船；另外和我们一起出海捕捞，当船员用”。此处的“晚上在船上睡觉、负责看船”应理解为晚上在船上睡觉并同时负责看船，并不能理解为黄金锁24小时负责看船，且船也不值得24小时看守。四、赵玉龙已与黄金锁解除雇佣关系。五、依据法律规定，对于黄金锁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落水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承担，本案不存在举证倒置的法定理由。本案不宜以简单的解除雇佣与否作为赵玉龙是否要承担责任的唯一依据，还应当考查落水是否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对于雇佣关系中的雇主责任承担，前提应当是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是否在雇佣活动中，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方来举证，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赵玉龙赔偿死亡赔偿金871960元、丧葬费17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9673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合计103947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1日，赵玉龙雇佣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之亲属黄金锁在其经营的渔船上担任船员职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6年10月7日赵玉龙与黄金锁解除劳务合同关系。2016年10月14日，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孙家疃边防派出所在威海市环翠区远遥渔港发现一具无名尸，经威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死者系黄金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死亡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黄金锁是否在雇佣期间或从事雇佣活动时溺水死亡。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主张赵玉龙作为黄金锁的雇主，黄金锁是在雇佣期间死亡，赵玉龙作为雇主应当对雇员黄金锁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但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未提交证据证明死者黄金锁是在雇佣期间或从事雇佣活动时溺水死亡，且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提交的孙家疃边防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载明2016年10月7日赵玉龙将黄金锁辞退，没有证据证明黄金锁是在从事雇佣活动导致死亡。故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对赵玉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78元，由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负担。 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改判支持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赵玉龙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提交了远遥渔港现场图、现场照片和现场视频，以证明赵玉龙停船位置与黄金锁尸体被发现位置相距较近，结合死亡时间、风浪等因素，可以认定黄金锁系从赵玉龙船上落水死亡。赵玉龙对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从上述照片可以看出，岸上的办公用房距离船舶停泊位置很近，结合赵玉龙的询问笔录，赵玉龙曾给黄金锁购买过一部工作手机，该手机在2016年10月8日即黄金锁被解雇的第二天，出现在了赵玉龙哥哥的办公室，侧面证明了黄金锁于2016年10月7日被解雇后，将该手机交还给了赵玉龙哥哥。本院认为，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提交的上述证据反映了“停船位置”和“发现尸体位置”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现尸体位置附近渔港的情况，但无法证明黄金锁系从赵玉龙船上落水死亡。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赵玉龙是否应向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要求赵玉龙承担赔偿责任，需举证证明黄金锁是在雇佣期间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在涉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关于赵玉龙与黄金锁之间的雇佣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的陈述不一致。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赵玉龙无法证明其与黄金锁之间的雇佣关系已经解除。上述询问笔录中，没有关于黄金锁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的表述，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黄金锁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因此，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关于赵玉龙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78元，由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负担，本院决定免于收取。 本院再审查明：死者黄金锁，男，1982年5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六位再审申请人中，黄周吉系黄金锁的父亲，杨风菊系黄金锁的母亲，孙清红系黄金锁的配偶，黄某1、黄某2、黄某3系黄金锁的子女。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赵玉龙是否应承担黄金锁死亡的赔偿责任；2.若赵玉龙需承担赔偿责任，其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040号民事裁定的认定，赵玉龙于2016年9月21日雇佣黄金锁担任渔船船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黄金锁于2016年10月14日在渔船所在渔港海面被发现已溺水死亡。因赵玉龙未能证明其与黄金锁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而黄金锁的工作内容除跟船出海外，还负责看船。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黄金锁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本院再审期间，赵玉龙仍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黄金锁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以及黄金锁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故赵玉龙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黄金锁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再审期间，赵玉龙对死亡赔偿金871960元、丧葬费17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9673元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不再逐项进行审查，对上述数额本院予以认定。赵玉龙仅对要求其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赵玉龙未主动实施加害行为，且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没有提交相关医疗证明，故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请求不符合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赵玉龙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死亡赔偿金871960元、丧葬费17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9673元，共计1029473元。 综上所述，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188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7）鲁72民初1062号民事判决； 三、赵玉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支付死亡赔偿金871960元、丧葬费178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9673元，共计1029473元； 四、驳回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78元，由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负担68元，赵玉龙负担70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78元，由赵玉龙负担7010元，黄周吉、杨风菊、孙清红、黄某1、黄某2、黄某3应当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8元予以免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童 审判员 宫恩全 审判员 王 磊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周淼 书记员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