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亭方，男，1967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羲，浙江墨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巧玲，浙江墨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春，男，196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华蓥市文化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匡全明。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漆昌国，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海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亭方因与被上诉人李永春、四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建设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征询意见，决定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亭方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改判李永春支付邵亭方报酬款4800万元，四川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邵亭方促成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案外人越州公司订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房地产合作开发的形式先是承包经营，之后变更为股份制，而邵亭方与李永春之间的关系并非合作开发房地产，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青海越州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越州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内容、方式当成邵亭方与李永春之间的合同内容，实属张冠李戴。1.邵亭方与李永春订立的《合作协议》第一条已有明确载明。2.2010年1月31日，李永春以四川华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9月17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四川建设公司)名义与越州公司订立《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第四条内容与上述邵亭方与李永春订立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内容相互印证。据此足以证实，参与案涉项目与越州公司合作开发的是甲方李永春，而不是邵亭方，邵亭方只是促成该房地产合作开发的交易。李永春与邵亭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之间成立的合同关系，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一审判决误将两者予以混淆。二、邵亭方的合同义务是以促成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案外人越州公司订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为主要义务，并附带提供交易促成后的协调关系的义务，并且邵亭方已实际履行促成交易的主要义务及之后的协调关系的附随义务。一审判决对邵亭方合同义务的内容、范围及义务履行情况出现认定错误。1.根据邵亭方与李永春订立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的约定，邵亭方的主要义务是促成订立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由于李永春已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案外人越州公司已订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故邵亭方已履行主要义务。2.邵亭方促成订立房地产开发合同后，负责甲方李永春与越州公司之间、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等的关系协调，属于附随义务，主要是为了保障李永春顺利开展案涉的房地产开发，邵亭方亦已履行此等义务。一审判决认为邵亭方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该义务，显然是错误的。首先，直至一审辩论终结，李永春从未主张邵亭方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关系协调义务，一审判决认定邵亭方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该义务，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其次，李永春解除其以四川建设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越州公司的合同开发房地产开发协议，其原因是其自身无力继续投入开发资金，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关系协调出现问题导致合作开发协议解除，说明邵亭方已完全履行关系协调义务，达到了保障李永春顺利开展案涉的房地产开发的实际效果。据此，可以证实邵亭方已实际履行促成交易及此后的关系协调等全部义务。三、邵亭方与李永春等订立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的“分红报酬”的性质，应属于邵亭方以促成交易为主要义务并附带履行之后的协调关系义务的报酬款，而非合作开发房地产的盈利分配款。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为是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实现盈利后的分配款。1.合同条款出现歧义时，应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努力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案涉的《合作协议》的条款简单、粗糙，关于第三条“分红报酬”的理解存在歧义，一审判决解释为李永春参加案涉房地产合作开发取得的盈利分配款，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属于邵亭方履行促成交易及之后协调关系后，李永春应支付的报酬款，与李永春是否取得房地产开发盈利无关。2.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理解，将“分红报酬”解释为李永春参加合作开发房地产取得盈利后的分配款，从举证责任的角度，也应由李永春举证证明其实际盈利情况，因李永春未举证导致“案涉项目是否盈利无法确定”的不利后果也应由李永春，而不是由邵亭方承担。四、邵亭方促成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订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李永春因自身原因解除与越州公司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与邵亭方无关，李永春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的条件成就，应依约支付报酬款。1.邵亭方已实际履行促成交易及此后的关系协调等全部义务。李永春因其自身无力继续投入开发资金，解除其以四川建设公司的名义与案外人越州公司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与邵亭方无关。2.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解除后，最高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确定越州公司向四川建设公司支付合作补偿款9000万元及利息，因此李永春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的条件成就。考虑到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提前解除的实际情况，邵亭方酌情主张李永春支付报酬款4800万元，应予支持。五、四川建设公司应对李永春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承担连带责任。李永春通过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四川建设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合作开发方，代李永春承受案涉项目的合作开发利益，应对李永春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承担连带责任。 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案涉合同的法律关系定性准确，即不属于居间合同，而是一种合作、合伙性质的合同。首先，无论是从合同的名称(合作协议)，还是其内容的性质上分析，它都不属于“居间合同”。本案中合作协议的内容根本不具备居间性质，相反其内容据有“合作或者合伙”的性质。二、邵亭方并未履行案涉合同内容的任何义务。虽然邵亭方与李永春于2013年8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但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首先，一审中邵亭方所举出的“2013年9月4日《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2015年4月19日解除《合作协议》备忘录、2016年2月4日《解除合作协议》”，但该证据所有双方主体均是四川建设公司、越州公司，而非李永春；再者，在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早在2010年1月31日就已经对2013年9月4日《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所涉的合作开发项目签订了《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第三，邵亭方所举的证据(2013年8月18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除外)中有李永春签字，但其主体均是四川建设公司和越州公司，而非李永春与越州公司，该事实已被(2018)最高法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确认；第四，邵亭方在一审中也根本未举出“甲方(李永春)与越州公司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相反所举出的证据除2013年8月18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系邵亭方、李永春、张飞三人签订)外，其它诸如《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解除合作协议备忘录》、《解除合作协议》均是越州公司与四川建设公司之间就“建国南路A片区为旧房改造供销联社片区项目和城东税务局片区项目”的合作协议。三、关于“分红报酬”的真实意思，如果邵亭方完全履行了该协议第二条所有工作内容后，李永春就愿意将项目获利中的6000万元分配给邵亭方作为其合作或者合伙报酬，该“红利”并非是邵亭方所称的居间费用或者居间报酬。更何况该协议根本就没有履行。四、案涉合同属于“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合作协议”，应属于无效合同。首先、该《合作协议》明确了三方通过友好协商，就合作开发青海越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国南路省供销联社片区项目达成的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说明，根据法律规定，房地产合作开发的双方主体必须是符合相关资质的单位，而非个人；第三，该协议内容违背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经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五、2013年9月4日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并未实施。双方签定合同后，因客观原因致使合同尚未履行。现越州公司因明显缺乏偿债能力(已向青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不能履行(2018)最高法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综上、邵亭方上诉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邵亭方于2019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永春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人民币4800万元；二、判令四川建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31日，四川华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越州公司签订《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双方约定就越州公司的西宁市“建国南路A片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位于建国南路地段规划中的商住楼进行合作开发。2010年9月17日，四川华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四川建设公司。2013年8月18日，李永春（甲方）、邵亭方（乙方）、案外人张飞（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甲、乙、丙方通过友好协商，就合作开发越州公司建国南路省供销联社片区项目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通过丙方了解考察该项目后，决定对该项目实施合作开发。甲方和丙方通过乙方运作后将该项目与越州公司合作开发，并于2010年1月31日签订甲方与越州公司的《合作协议》，后因甲方精力有限和资金紧张，故将该项目一直延迟到现在才决定实质性进入开发，并与越州公司签订新的《合作协议》，由原来的承包经营变更为现在的股份制合作，其中甲方占51%股份，越州公司占49%股份。(甲方由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签协议，甲方担任越州公司二分公司负责人)。二、乙方的职责：协调甲方与越州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调甲方与越州公司的关系，协调甲方和越州公司与省供销联社的关系，协调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负责总公司办理开发所需的证照，协助甲方做好融资工作，做好甲方的参谋，努力使该项目工作进展顺利，争取该项目开发效益最大化。三、甲方承诺给乙方的分红报酬为陆仟万元。在该项目首笔融资款到位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叁仟万元，其余款项根据甲方的资金状况逐步予以支付，到该项目施工验收完工时，支付完毕。2013年9月4日，四川建设公司与越州公司又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明确了合作开发项目是西宁市“建国南路A片区旧房改造供销联社片区项目和城东区税务局片区项目”，并对合作开发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约定。2016年2月4日，越州公司、四川建设公司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一份，确认解除2013年9月4日签订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由越州公司将市场价值9000万元的商铺给四川建设公司予以补偿……。2017年11月27日，四川建设公司起诉越州公司，要求越州公司解除所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并由越州公司支付合作补偿款9000万元及利息，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民初109号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198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解除《解除合作协议》，越州公司应向四川建设公司支付合作补偿款9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邵亭方与李永春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有效，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是否应支付报酬款。一、案涉《合作协议》为李永春、邵亭方、张飞就合作开发越州公司、建国南路供销联社片区项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二、纵观《合作协议》，主要约定了三方就开发项目的经营方式由承包经营变更为股份制，邵亭方的职责为协调各方关系、负责总公司开发所需证照、协助融资工作等工作，李永春承诺支付邵亭方分红报酬6000万元，及三方如合作其他项目事项。三方就该项目开发系合作关系，故协议中约定的分红报酬应理解为该项目盈利后李永春应支付邵亭方6000万元，而2016年2月4日由四川建设公司、越州公司解除就上述项目的合作开发关系，故案涉项目是否盈利无法确定。另，邵亭方在本案中以双方系居间关系为由起诉，认为协议约定的6000万元系居间费用，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居间人应根据其在居间活动所起作用及履行义务情况来收取相应报酬。邵亭方未能举证证明其在项目合作开发过程中就协调各方关系等付出了劳务。综上，邵亭方以居间合同为请求权基础要求李永春支付报酬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三、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民初109号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19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均已认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分别为越州公司及四川建设公司，并非李永春，邵亭方认为李永春系借用四川建设公司名义与越州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建设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合作开发方应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邵亭方的该项诉请，该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亭方的诉讼请求。 邵亭方、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二审中邵亭方曾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并申请变更上诉请求，但因本院征询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意见未获同意，邵亭方请求不再申请撤回起诉及变更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仍按其原上诉请求继续审理，本院予以准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就在于邵亭方与李永春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应否向邵亭方支付报酬款。 关于前一争议焦点，结合邵亭方、李永春及案外人张飞之间于2013年8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可认定邵亭方的职责为协调李永春与越州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调各方、关联单位、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以及负责总公司办理开发所需的证照、协助做好融资工作等，其系为李永春提供服务，表现为报告订约的机构或者为订约的媒介，起居间、中介作用，故应认定邵亭方、李永春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邵亭方以双方系居间关系起诉并无不当，一审据此确认案由正确，但案涉合同约定的是李永春“与越州公司签订新的《合作协议》，由原来的承包经营变更为现在的股份制合作”，故一审认定邵亭方、李永春及案外人张飞之间就开发项目的经营方式由承包经营变更为股份制有误，应予纠正。李永春、四川建设公司主张邵亭方与李永春系合作或合伙关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后一争议焦点，结合李永春在案涉合同中明确认可通过邵亭方运作协调其与越州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该事实亦可与越州公司和四川建设公司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开发共同合作项目的具体实施机构由四川建设公司指派代表李永春负责、越州公司与李永春曾签订产权分割事项备忘录等事实相互印证，可认定邵亭方已居间完成上述协议中约定的职责范围内签订《合作协议》的相关业务。而关于案涉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居间职责，邵亭方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结合案涉合同上下文，可确定李永春资金紧张的事实，同时从合同约定的报酬表述为“分红报酬”，分红可理解为盈利后分配利益，现因越州公司与四川建设公司已解除合同，且尚无证据证明李永春已实际获得补偿款，无法确认是否盈利，且支付条件为“首笔融资款到位后”，而协助融资同样为邵亭方的居间职责，对此邵亭方却明确陈述如何融资、是否融资与其无关，故可认定邵亭方未履行协助融资居间业务，并可认定邵亭方未完成可获得分红报酬的全部居间活动。考虑到邵亭方完成了部分居间业务且必然支出相应费用的事实，结合案情并兼顾公平原则，本院酌情确定李永春支付邵亭方45万元。另，邵亭方主张四川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邵亭方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邵亭方未付出居间劳务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 二、李永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亭方450000元； 三、驳回邵亭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818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86800元，由邵亭方负担283932元，李永春负担28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1800元，由李永春负担2818元，邵亭方负担278982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完毕。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安洁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童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