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寿光市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法定代表人：林贻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亮，山东诚功（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山东诚功（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鑫铭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唐利，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山东琴岛（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栋，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法定代表人：陈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忠，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元，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寿光市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鑫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鑫铭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铭公司”）、第三人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湾公司”）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晟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证据效力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及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系单方制作的文件，不能确认该文件所述事实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该文件是否送达上诉人以及送达的时间，证据效力等同于当事人陈述，不能证明上诉人停止施工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工程量确认单为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可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但是却无法指明与哪个证据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9证人证言，因证人周某系被上诉人项目负责人，其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而是当事人的陈述。即使作为证人证言，法院只能采信其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而不能采信其主观臆断性的陈述，周某关于“无法找其他船施工”、“迫于压力同意3318万元的价款”等陈述均是主观臆断性的判断，一审法院将此作为主要证据予以认定错误。而且，周某关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林贻强在协调会现场的言论的陈述，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其陈述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0聊天记录及图片，该证据系电子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结合质证情况，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的真实性。这些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就无法确认，更谈不上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可以佐证周某的陈述，明显错误。但是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唐利与林贻强来往短信，同样是电子证据，而且周某也确认了唐利的电话号码的真实性（见庭审笔录），一审法院却以电话号码无法核实为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采用双重认定标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若按照原《租赁合同》计算，被上诉人只需支付上诉人工程款1700万元左右，而按照新的协议需要支付3300万元，在签订协议时距离最后工期还有两个月，而工程量仅剩余10万方，被上诉人完全有可能再行组织他人施工，并且按时完工。被上诉人以1600万元的代价换取上诉人复工，以避免基本上没有可能的每天20万元的罚款，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逻辑。事实上，根据原《租赁合同》的约定，上诉人是不需要承担燃油费的，但是施工过程中被上诉人仅仅支付了104万元的燃油费，其他1400余万元的燃油费均由上诉人自行承担了，前后工程价款的差额就是产生在燃油费上面。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不享有撤销权，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1、被上诉人诉请撤销的《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编号：RZLS2015-01）（以下简称《RZLS2015-01分包合同》）系无效合同，即使存在胁迫等可撤销的情形，也无法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日照港疏浚工程由第三人总承包，第三人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中国水产广州建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建港公司），广州建港公司又转包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上诉人。广州建港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分包均是违法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法律行为无效是确定无效，没有任何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而可撤销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取决于撤销权人的意愿，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撤销权人有权利撤销，也有权利不撤销，在该法律行为未被撤销之前仍然是有效的。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没有意思自治的空间，若允许撤销权存在，就意味着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该合同就是有效的，这与合同绝对无效是相矛盾的。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关于撤销《RZLS2015-01分包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当事人行使撤销权本质上是使得某一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结算书》并不独立于《RZLS2015-01分包合同》形成新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单独行使撤销权的可能，因此，被上诉人关于撤销《结算书》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2、即使被上诉人享有撤销权，也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2017年10月21日双方签订了《协调方案》，按照被上诉人所述这个时间应当认定为胁迫行为终止之日。一审判决认定的立案时间为2018年10月24日，此时距2017年10月21日已经超过一年，被上诉人的撤销权已经消灭。（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受到胁迫而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结算书》（以下简称《结算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1、须有胁迫行为，即以造成损害为要挟，或称以加害为威胁；2、需要胁迫的故意，包括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的故意和使被胁迫人基于恐惧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故意；3、胁迫须为非法，包括目的非法、手段非法；4、被胁迫人行为与胁迫行为有因果关系；5、被胁迫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并不符合以上构成要件：1、上诉人没有胁迫行为。首先上诉人停工并不必然会造成损害。新增50万方工程量是在2017年5月26日签订的合同，6月17日进场施工。根据第三人测量，至2017年9月21日上诉人剩余工程量为11万方，前三个月完成40万方，按此进度，到12月底完工不存在紧迫性。即使上诉人在2017年10月停工不再复工，剩余两个月时间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完成11万方工程量。其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以停工相要挟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周某的陈述就认定以停工相要挟，明显证据不足。2、上诉人停工不具有非法目的或者非法手段。日照港疏浚工程由本案第三人总承包，第三人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广州建港公司，广州建港公司又将部分工程顺次转包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因当时第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之间的合同单价没有最终确定，被上诉人为了尽早进场施工暂时与上诉人签订了船舶租赁合同，待第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确定合同单价之后再与上诉人签订正式合同。后来第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广州建港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单价分别确定为22元/立方米、20元/立方米，远远高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价格，而且，施工过程中上诉人垫资施工，办理海事海洋施工手续，频繁进行施工避让等大大增加了上诉人的施工成本，为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合同单价重新进行协商，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协议，上诉人为降低亏损风险不得已在2017年10月份停止施工。3、2017年10月21日签订新的合同，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诉人停工之前，2017年7月份，被上诉人负责人唐利曾经与上诉人负责人林贻强通过短信进行协商，基本同意15元/立方米的价格，只是就其他细节未能达成一致。而且，2017年5月26日签订的新增50万方合同单价为18元/立方米。2017年10月21日，在第三人协调下，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是正常的商业谈判的结果，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的胁迫行为。而且，在《RZLS2015-01分包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应被上诉人要求，在2017年11月份至2018年1月份先后给被上诉人开具了24张、总额共计2304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明被上诉人已经认可该合同效力。综上所述，在被上诉人完全缺乏基本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是一个严重背离常识、损害司法公正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鑫铭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上诉人称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四份证据持有异议，分别是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工程量确认单》，证据七《关于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证据九证人证言，证据十聊天记录和图片。1、关于证据三《工程量确认单》，被上诉人提交该证据系为证明双方2014年12月19日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且已对工程量进行了确认，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文件上有上诉人加盖的印章，所以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完全正确。2、证据七《关于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上诉人在新增的50万方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停工行为，上诉人已在上诉状中认可该事实。从该事实来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催告施工、加快工程进度的函完全符合常理。经被上诉人催告上诉人仍未恢复施工，所以才有了其后的协调会议。3、关于证据九证人证言、证据十聊天记录和图片，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签到表及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证实，证人周某确实参加过协调会议。而证人将其手机中的聊天记录、协调会议记录图片的原始载体向法庭出示，证据形式不存在瑕疵。上诉人称证人描述属于主观臆断，但是，上诉人停工的行为以及协调会记录内容，足以证明当时的工期紧迫，项目发包方及转包方均急于要求完工，上诉人以此要挟被上诉人重新签署合同。因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七与双方均确认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证据九、证据十与上诉人停工、协调会议召开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且证据九、证据十与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签到表能够相互印证。二、上诉人以停工相要挟，迫使被上诉人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其存在胁迫行为并无不当。1、上诉人实际存在停工行为，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该行为属于要挟。关于上诉人停止施工的理由，其在上诉状中称系因被上诉人与总包方广州建港公司之间的合同价格高，而上诉人的可得利益少，并有可能亏损，所以才不得已停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停工理由属于非正常理由。上诉人认为《船舶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较低，显失公平，完全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变更；上诉人认为在《船舶租赁合同》中的利润低，便违背契约精神，以停工的方式，迫使被上诉人增加已经完工的工程价款，应当属于要挟。2、上诉人以给被上诉人造成财产损害相要挟，许诺只要发包方及总包方停止对被上诉人付款，其可以继续施工，迫使他人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胁迫行为。三、关于“被上诉人受迫签署新合同”这一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受迫签署新合同”这一事实有两点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一是双方履行的新增50万方工程量剩余部分被上诉人完全有时间及能力完成，可以寻找其他施工单位，不必受其胁迫；二是被上诉人为了完工，愿意支付1600万元的代价不合理。针对以上两点，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进行合理解释并有证据支持：1、基于资金的压力、工程的手续以及新找施工方能否顺利进场的问题，被上诉人根本无法另行找船，只能继续使用上诉人已经在作业海域的船舶进行施工。2、新合同比《船舶租赁合同》增加了1564万元，系因两份合同的结算方式不同，新合同款项中包含了部分上诉人垫付的油费及税款，而双方最初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中约定油费是另行结算且价格不含税，对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已认可。所以，对于被上诉人受迫签署新的合同这一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四、上诉人始终未对被上诉人为什么同意变更合同性质、增加合同价款作出合理解释，且没有足以反驳被上诉人主张的证据。1、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与总包方的合同价格远高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船舶租赁合同》价格，所以双方重新进行谈判，磋商价格。但是正常的商业磋商应当是在合同成立之前，至少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涉案工程于2016年12月份就已经完成全部施工，2017年1月份被上诉人也已基本完成付款。根据常理，被上诉人不可能在工程完工十个月之后，仅因上诉人提出价格不合理就增加付款。2、双方签署的新合同，不仅改变了合同总价款，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性质、定价方式，对于已经完工10个月的工程，新签的合同没有任何规范的意义与作用。3、上诉人开始称“为理顺法律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双方协商解除《船舶租赁合同》，签订新合同”（上诉人一审反诉中提及），后来称其采用正常的商业施压方式与被上诉人磋商。但是，当其“商业施压”的理由（降低亏损风险）与采取的手段（以实际停工胁迫，以造成财产损害胁迫）不匹配，超出了正常施压的范畴之时，其行为已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胁迫，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中规定的胁迫行为。4、上诉人提出前后两份合同产生差额的主要原因是燃油费的承担问题。这显然与其上诉状所述前后矛盾，如果仅仅是因为燃油费的承担产生差额，根据《船舶租赁合同》，燃油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只需就燃油费部分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即可，完全不需要以“停工”和组织多方召开协调会重新签订新合同这种“大动干戈”的方式。五、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关于涉案工程签署的所有合同均系违法分包，属于无效合同，并论证被上诉人不享有撤销权。对于该主张，被上诉人认为，双方新签署的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认定无效与被上诉人请求撤销合同所达到的法律效果一致。而且，上诉人对合同效力的主张前后矛盾，不应予以支持。六、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19日通过法院电子诉讼平台提交立案成功，立案时间并未超过法定一年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限。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港湾公司述称，一审判决对原审第三人法律责任的认定符合事实，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合同纠纷，对于上诉人的诉求，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原告鑫铭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鑫铭公司与被告晟鑫公司签订的《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其附属的《结算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晟鑫公司对原告鑫铭公司提交的证据1《船舶租赁合同》、证据4《RZLS2015-01分包合同》和《结算书》）、证据5《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港池疏浚广州鑫铭与寿光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协调方案》（以下简称《协调方案》）、证据6《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原合同编号：RZLS2017-01）（以下简称《RZLS2017-01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鑫铭公司对被告晟鑫公司证据1新增50万方施工合同及交底通知书、证据4《RZLS2015-01分包合同》、证据5会议签到表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港湾公司对原告和被告的证据均未予确认；原告鑫铭公司与被告晟鑫公司对第三人港湾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与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鑫铭公司提交的证据2预付款申请书、证据7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及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证据8付款凭证均为原件，且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证据3工程量确认单为复印件，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证据9证人证言，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2017年10月21日协调会的参加人员、会议过程及相关内容，被告认为该证据不属于证人证言，应属于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周某于2017年10月21日参会时是原告的员工，任项目部副总经理，并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出庭陈述内容不属于当事人陈述，应认定为证人证言，其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证据10聊天记录及几幅图片，该证据经原告申请的证人当庭出示手机原始载体，其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予以认定。被告晟鑫公司提交的证据2短信证据，无法核实短信对话电话号码所属人的真实身份及短信内容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4均为合同原件，且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19日，原告鑫铭公司与被告晟鑫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用被告的船施工，被告将船租给原告。2016年12月30日，原告鑫铭公司作为甲方、被告晟鑫公司作为乙方，双方通过签订《工程量确认单》确认：“兹有贵我双方合作的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经甲乙双方计算核实确认‘晟鑫1008’抓斗船，自2015年1月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计完成工程量为2166201m3”。2015年1月9日至2017年9月3日期间，原告就上述《船舶租赁合同》向被告共支付工程款1754万元。2017年5月26日，原告鑫铭公司和被告晟鑫公司就针对新增的50万方工程量签订补充协议。合同记载：工程名称为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工程地点为日照市岚山港区；开工日期为2017年7月1日或以鑫铭公司书面的开工通知为准；竣工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总工期共计184天；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本工程综合单价为人民币18元/m3，本合同单价为含税单价，工程结算时晟鑫公司应缴纳税费并开具发票。合同甲方由鑫铭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利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合同乙方均由晟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贻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原告鑫铭公司日照项目部分别于2017年8月10日、2017年9月28日向晟鑫公司发送《关于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催促晟鑫公司尽快动工及完成剩余工程量。2017年10月21日，原告鑫铭公司、被告晟鑫公司、第三人港湾公司以及案外人中国水产广州建港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建港公司”）共同在山东港湾中区项目部二楼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原告鑫铭公司作为发包人（甲方）与被告晟鑫公司作为承包人（乙方）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其附属的《结算书》。《RZLS2015-01分包合同》记载：兹有甲乙双方合作的“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经双方洽谈商定，原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废除，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重新订立本合同。工程名称为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工程地点为日照市岚山港区；开工日期为2015年1月1日或以鑫铭公司书面的开工通知为准；竣工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总工期共计731天；本合同工程量210万m3，最终工程量以工程结算单为准；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方式，本工程综合单价为人民币15.8元/m3，合同总造价为3318万元，工程结算时晟鑫公司应缴纳税费并开具发票。《结算书》记载：合同总造价为3318万元，工程量为210万m3，综合单价为15.8元/m3；施工期间甲方鑫铭公司支付进度款为1754万元。结算内容部分记载：合同总造价33180000，备注“全部完工”；进度款-17540000，备注“甲方已支付”；加油款-1043726，备注“甲方加油”；合计14596274，备注“待支付”。《RZLS2015-01分包合同》和《结算书》甲方均由鑫铭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利签字并加盖鑫铭公司公章，乙方均由晟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贻强签字并加盖晟鑫公司公章。原告申请的证人周某出庭作证当庭陈述称，“因为当时下半年公司工期比较紧，当时山东港湾要求年底一定要交出来。所以公司再去找船，不管资金压力还是手续都不好弄，所以只能找林总的船，最近的船。会议期间林总说，要求我们把210万方工程价款敲定，敲定之后，后面的工程保证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做完。如果说我们公司不答应他的要求，他说如山东港湾及广州建港停止支付对广州鑫铭的一切进度款，晟鑫仍将坚持对剩余工程量进行施工。当时我们资金紧张、工期比较紧，公司因为这种压力就同意了3318万元的价款”。被告晟鑫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原告鑫铭公司银行账户10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财产，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日依法裁定予以准许。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原告请求撤销《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有以下三个焦点问题：一、原、被告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的效力；二、原告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是否受胁迫；三、《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是否应予撤销。关于焦点一，原、被告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由此，合同签订的目的在于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促使双方依约履行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9日签订《船舶租赁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署，由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该《船舶租赁合同》成立并生效。原、被告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工程量确认单》确认完成工程量为2166201m3，《RZLS2015-01分包合同》附属的《结算书》也记载工程量为210万m3“全部完工”，即至2016年12月30日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任务，并且在案证据显示原告已支付被告工程款1754万元，由此，原、被告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成立并生效，至合同约定的工程完工前，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船舶租赁合同》的效力，且双方已实际履行。《RZLS2015-01分包合同》约定废除原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对于该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船舶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未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也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RZLS2015-01分包合同》中废除《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应属无效。关于焦点二，原告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是否受胁迫。原告主张受胁迫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称如果原告不答应合同要求，如港湾公司及建港公司停止支付对鑫铭公司的一切进度款，晟鑫公司仍将坚持对剩余工程量进行施工，原告迫于当时资金紧张、工期紧，公司因为这种压力就同意了3318万的价款而签订了《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原告提交的证据10聊天记录及会议照片对证人证言上述内容予以佐证。对于上述事实，原告还提交了2017年8月10日和9月28日向晟鑫公司发送《关于催告施工工期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工程进度的函》催促晟鑫公司对新增的50万方工程尽快动工及完成剩余工程量，用以印证证人证言中晟鑫公司给原告造成了工期紧张的压力，上述证据可证明被告晟鑫公司在履行新增的50万方工程量签订补充协议过程中确实存在停工情况并提出对原已完成部分进行补偿并变更合同。《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签订时距《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工程完工已近十个月，《RZLS2015-01分包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约定对原、被告均已不存在促使合同双方依约履行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根据该条规定，胁迫主要是对公民及其亲属或法人之人格权、财产权等绝对权的现实威胁，该类威胁严格意义上不仅仅是以侵权行为作为手段的胁迫，还是一种将会发生的经济损害。本案中，被告晟鑫公司以停工等方式令原告产生压力，原告在签订合同当时相信经济损害将要发生而迫于这种压力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原告在签订合同之时有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存在，使得原告产生的意志上的强制力，应视为受胁迫。关于焦点三，《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是否应予撤销。如焦点二所述，原告在受胁迫的情形下与被告签订了《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原告在受胁迫的情形下与被告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附属的《结算书》应予撤销。本案原、被告系涉本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本案所涉合同与第三人港湾公司无关，港湾公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撤销广州鑫铭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与寿光市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分包合同》》（合同编号：RZLS2015-01）和《日照港岚山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二期工程泊位及港池疏浚工程结算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寿光市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晟鑫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港湾公司委托第三方在2017年9月21日测量的剩余工程量。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和结算书前，还有剩余工程约6万余方。证据2，被上诉人在2017年9月29日向上诉人发出的“关于加快进度的函”。证明：被上诉人在此函件中也提到剩余工程量约11万方。证据3，第三人和广州建港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证据4，广州建港公司和被上诉人2016年2月2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证据5，上诉人和被上诉人2017年5月26日签订50万方补充合同。证据3、证据4、证据5共同证明：第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广州建港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单价分别确定为22元/立方米、20元/立方米，远远高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在上诉人承担燃油费和税费的基础上，双方重新协商确定价格是合情合理的，上诉人不存在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2017年5月26日双方签订的新增50万方的补充合同单价为18元/立方米，说明结算书确定的单价是合理的。证据6，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20日签订的船舶租赁合同和2018年1月27日的工程结算确认书。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租船期间存在多次合作，不存在欺诈或胁迫。证据7，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林贻强和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唐利之间发送的短信。证明：在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之前，双方已经就价格问题多次进行协商，唐利给的价格是15元，并不是在协调会上突然确定了价格。证据8，原租赁合同、210万方分包合同、技术交底（2015年1月3日）。证明：原租赁合同第四款“租费及付款方式”第（二）“租费计算”和第（五）项都写明上诉人不承担税费；分包合同第四款“工程款计量及支付方式”第二项约定“…工程结算时乙方应缴纳税费并开具发票”。证据9、增值税发票。证明：《RZLS2015-01分包合同》约定由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RZLS2015-01分包合同》签订之后，上诉人依据该合同约定给被上诉人开具发票24张、总额共计2304万元。上述发票是在2017年11月份至2018年1月份之间开具，如存在胁迫，被上诉人不会要求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证据10，广州建港公司付款凭证。被上诉人委托广州建港公司直接给上诉人付款，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也在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如存在胁迫，被上诉人不会委托广州建港公司付款。证据11，《疏浚工程船舶艘班费用定额》国家标准。用来估算燃油消耗量，详见《关于工程款差额的解释说明》。另外，晟鑫公司提交唐利手机号码交费发票一份，证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上的电话号码是唐利的电话号码。鑫铭公司质证称，一、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目录》所列证据中，证据1、9、11，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上述证据不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而且一直保存于上诉人处，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而且，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直接关系，故被上诉人不同意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二、证据4：对广州建港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分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上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以及第三人与广州建港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性质与价格的高低，不能成为上诉人要求重新协商定价的合理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船舶租赁合同》，而其他主体之间签订的是分包合同，合同性质和定价方式均不相同。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定的130万元/月加工程量的计价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合理甚至是就高不就低的，否则上诉人也不会同意签订合同并积极投入工作。上诉人不能因为总包方与前手分包方的合同价格高于其价格而要求重新签订合同，破坏契约精神和市场规则。三、证据10：对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被上诉人在青岛海事法院（2019）鲁民初453号案件中提交上述证据，是由于双方还存在后续50万方工程的分包合同，并依据该50万方合同付款，该意见在该案庭审时已经说明，上诉人断章取义、偷换概念。另外，在双方履行《船舶租赁合同》时，已经存在被上诉人委托广州建港公司向上诉人直接付款的情况，不代表被上诉人认可涉案分包合同。四、关于燃油费用，《船舶租赁合同》中确实约定燃油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而被上诉人也确实支付了部分燃油费用，后续燃油费用如未结算完毕，上诉人应当依据《船舶租赁合同》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或者诉讼。而在《船舶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关燃油数量，有双方现场人员的《量油记录》和《加油确认单》为凭证，上诉人用费用定额推算完全没有依据。五、上诉人提交的其它证据均为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证明事项与一审基本一致，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同一审。另外，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上的电话号码是唐利的电话号码。鑫铭公司提交山东法院诉讼平台立案截屏一份，证明其于2018年10月19日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平台提交立案成功，根据山东法院电子诉讼相关办法，应以2018年10月19日作为立案时间，其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晟鑫公司质证称，对网上立案截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立案时间也无法确认。港湾公司质证称，鑫铭公司、晟鑫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原审第三人无关，请法院依法查实。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证据10、证据7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明效力，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有的一审法院已认定，本院不再重复认定，有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法院诉讼平台立案截屏，本院予以认定。对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2短信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一、《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的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鑫铭公司在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时受到了晟鑫公司的胁迫是否正确。一、关于《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在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完成了《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工程量，但双方并未结算，该租赁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就如何结算问题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废除（解除）原《船舶租赁合同》，符合上述规定。《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是一个由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合同的法定解除）、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规定，认定《RZLS2015-01分包合同》关于废除《船舶租赁合同》的约定无效，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关于《RZLS2015-01分包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鑫铭公司在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时是否受到了晟鑫公司的胁迫问题。1、从单价看，第三人港湾公司与广州建港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的单价为每立方米22元，广州建港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包合同的单价为每立方米20元，《RZLS2017-01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为每立方米18元，《船舶租赁合同》约定单价在每立方米6.5元－11.5元之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约定的单价为每立方米15.8元。尽管《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燃油费和税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但《船舶租赁合同》约定的单价仍然明显偏低。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对合同单价进行修正调整具有合理性。2、从协商过程看，《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系当事人综合考虑、权衡利弊后所作出的民事行为，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从《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的签订过程上看，该合同是在双方协商、四方会议协调、被上诉人综合考虑、权衡利弊的基础上签订的，不是上诉人单方向被上诉人直接施压的结果。而且，不论从《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最终确定的单价上讲，还是从该合同签订的过程上讲，都是合理的，因此，本院认为不应当认定上诉人的施压行为构成胁迫。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签订《RZLS2015-01分包合同》及《结算书》时存在胁迫行为，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3、从行为表现看，胁迫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直接以精神性强制手段，以给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名誉等进行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多方公开磋商行为，不具有实施精神压力，足以使他人陷入恐惧的特征，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胁迫。另外，本案于2018年10月19日网上立案成功，被上诉人起诉时并未超过一年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的撤销权已消灭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晟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鑫铭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州鑫铭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寿光市晟鑫航运疏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建坡审判员  李永生审判员  丁国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