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1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岳龙，男，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芙蓉区，居住地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长沙市雨花区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生，长沙市雨花区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地标大厦第26-27楼。负责人：樊志江，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诚明，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508-3号君逸康年大酒店10楼、11楼。负责人：王晓东，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贵，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岳龙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南公司）、被上诉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03民初10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当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意，通过在线诉讼方式进行了审理。胡岳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刘绍生，信达湖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诚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贵、张乐均在线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岳龙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胡岳龙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劳动关系解除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以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筹备并成立后，胡岳龙未返回信达湖南公司工作，而接受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管理从事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安排有报酬劳动，认定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事实不清。信达湖南公司作出信长发[2007]25号《关于抽调工作人员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只载明了抽调胡岳龙等同志参加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筹备组工作，并未载明返回期限，也未明确参加抽调以后原劳动合同解除。整个抽调过程中，胡岳龙都属于被动的，何时抽调，何时返回，谁发工资，谁买保险，都是由信达湖南公司决定，胡岳龙无从选择，只能被动接受。2、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签订的无期限劳动合同有明确的解除条件。合同第29条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提前3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而本案信达湖南公司指派胡岳龙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工作，既没有要求与胡岳龙解除劳动合同，又未要求胡岳龙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3、胡岳龙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行政人事社保关系一直延续到2018年5月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合法，有效存在。二、胡岳龙的个人债务并不是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1、胡岳龙因民事纠纷引起的连带责任多次被多个法院冻结工资账户，胡岳龙也自愿签订放弃生活费的承诺偿还债务，胡岳龙只知道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一直给自己购买各类保险，个人工资账户被法院冻结，因此，胡岳龙并不知道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从2011年10月就已经停止发放工资，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以2011年10月已停发胡岳龙工资证明胡岳龙未提供劳动，劳动关系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事实不符。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称2011年10月与胡岳龙己解除劳动关系，但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员工考勤记录》显示，2011年11月与12月有胡岳龙请假记录。既然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称2011年10月即与胡岳龙解除劳动合同，为何各类保险购买到2018年5月。2、在本案庭审中，幸福人寿湖南公司陈述联系不到胡岳龙，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证据二，又有胡岳龙的微信定位。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也未提供所涉胡岳龙的劳动关系解除终止进行口头、书面文件或登报刊物等方式的证据。以不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劳动合同解除不符合《劳动法》规定。3、债务并不影响工作，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也不能举证证明有影响到企业的运营情况，也不是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当理由。三、劳动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胡岳龙没有收到解除劳动合同文书，劳动人事纠纷强势企业举证倒置，企业有义务举证证明企业已给予胡岳龙履行了合法有效地解除手续，否则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以停发工资、停缴社保的手段达到解除劳动合同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综上，胡岳龙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信达湖南公司辩称：一、胡岳龙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胡岳龙于2007年12月29日由信达湖南公司调任至幸福人寿湖南公司，2007年12月29日以后胡岳龙的劳动报酬由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支付，社会保险由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缴纳，且受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管理，分别于2008年及2009年被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评选为年度优秀员工。根据人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胡岳龙已经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建立事实劳动关系。故2007年12月29日胡岳龙的劳动关系由信达湖南公司转移至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信达湖南公司与胡岳龙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07年12月29日解除，胡岳龙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胡岳龙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本条款适用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本案劳动关系的解除是通过调任的方式实现的，且对调任本身胡岳龙也以实际行动（包括且不限于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领取荣誉等等）证实其合意性，故本案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缺少法律依据。另外，在事实层面上，距胡岳龙劳动关系解除已经十余年，且胡岳龙本人为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双方已经不可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故本案请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基础，其诉讼请求无法实现。三、胡岳龙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1年10月至2019年4月信达湖南公司与胡岳龙不存在劳动关系，信达湖南公司无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综上，胡岳龙的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请求本身无法实现，一审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辩称：一、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与胡岳龙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事实解除。根据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考勤打卡记录、员工考勤管理办法、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胡岳龙涉案裁判文书等证据资料显示的事实可知，胡岳龙自2010年开始由于个人债务原因四处躲债，已无法按时正常上班，更无法保质保量地为用人单位提供正常的劳动。与此同时，胡岳龙的众多债权人（汽车租赁公司、典当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纷纷找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要求公司代为清偿债务，造成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了严重干扰。胡岳龙在岗期间，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找胡岳龙多次沟通，要求其尽快解决债务缠身的问题，但胡岳龙在客观上已不能解决该问题。由于胡岳龙个人不能提供正常工作的原因，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于2011年2月，免去胡岳龙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此后不久，胡岳龙便未再回公司上班，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也不能联系到胡岳龙。至此，胡岳龙杳无音讯，未进行正常的工作考勤，也未按时向公司汇报工作。由于胡岳龙失去联系，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虽未履行正式解除与胡岳龙劳动关系的手续，但胡岳龙在2010年开始，就未正常上班，自2011年9月之后，完全未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过劳动，未接受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管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亦不再向其支付正常的工作报酬，双方均不再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原有劳动关系已失去存在的基础，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与胡岳龙之间已在事实上解除了劳动关系。《员工考勤记录》中关于2011年11月和12月上有胡岳龙的请假记录，是由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在考勤系统内，只要录入过指纹的所有员工，即使已离职或不在公司，其员工的账号在系统中均未删除，离职后的员工仍可登陆。对于显示的请假记录只需员工选择该项即可显示，而是否确实存在请假，需要结合线下的审查和批准。如员工请病假的，需要线下核实医院开具的病休假及诊断记录等，此项记录并非胡岳龙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劳动关系继续存在的证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胡岳龙微信定位，是胡岳龙申请劳动仲裁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在搜集证据过程中，通过以往与胡岳龙相熟的人员获得该项证据，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距离胡岳龙离职已经七年之久，并不能作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与胡岳龙能保持联系的相关证据，反而证明该期间，胡岳龙事实上未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劳动。我国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以书面通知劳动者为前提，对于一些特殊情形下劳动关系的解除，法律并未严格强调书面形式，胡岳龙不再继续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劳动，不接受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管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也不再继续向胡岳龙支付劳动报酬，此时双方已经对劳动关系的解除达成了合意，达到了事实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并非胡岳龙负债，而是由于债务缠身，胡岳龙因四处躲债已经无法提供正常劳动，导致劳动关系解除。胡岳龙提供的胡岳龙于2018年8月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直接证明胡岳龙于2011年由于个人原因离开工作岗位，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事实，是胡岳龙自认的事实，胡岳龙主张支付工资于法无据，于实不符。二、胡岳龙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仲裁申请时效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胡岳龙自述自2011年10月起，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便未向其支付工资。而事实是，胡岳龙自2011年9月开始便未再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正常劳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已无义务向其支付劳动工资报酬。故胡岳龙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应自2012年10月届满，其显然已超过了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的法律规定，且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三、未付出劳动即要求享受劳动报酬，与劳动立法的原意与精神相违背，也显失法律公平与正义。劳动既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劳动报酬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基础上，如果劳动者未付出劳动即享受报酬，这与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立法原意、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及普世价值、伦理道德是相违背的。人民普遍相信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奖励奋斗者，以奋斗者为荣，以劳动者为荣。实际上，2010年起，胡岳龙便没有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正常上班。2011年9月开始，便完全未再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任何劳动，没有履行一个劳动者应尽的劳动义务。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出于人文关怀及对老员工的特别考虑，坚持为胡岳龙缴纳社保至2018年5月。至此，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应尽义务，支付了全部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与胡岳龙事实解除劳动关系并停发工资后，胡岳龙并未就工资发放问题对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进行过任何主张，事实上双方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事实已形成合意。而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基于中央对国有企业的严格管理与巡视要求及正常的公司管理需要下，决定对胡岳龙停缴社保后，胡岳龙才书面要求公司给予其重新工作的机会，未获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同意后转而申请劳动仲裁直至引发本诉，胡岳龙明显只是对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停止对其人性关怀的一种不满，而胡岳龙这种想不劳而获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公民社会的普适价值，不能够被中国社会所提倡与纵容。综上所述，胡岳龙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岳龙的全部上诉请求。胡岳龙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继续履行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的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一次性支付胡岳龙工资709830元（工资按7887元/月的标准自2011年10月计算至2019年4月）；3．案件受理费由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1999年9月5日，胡岳龙入职信达湖南公司工作。2000年3月28日，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起始时间为1999年9月5日，合同约定信达湖南公司安排胡岳龙在资产管理部工作。2007年12月20日，信达湖南公司做出信长发［2007］25号《关于抽调工作人员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的通知》，通知载明：“根据信总函［2007］304号‘关于配合筹建幸福人寿保险分公司的通知’的精神，经本人自愿、办事处党委统一，抽调胡岳龙等同志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请在2007年12月29日前做好工作交接。2008年7月1日，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自此胡岳龙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工作，其工资亦由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发放。2011年2月14日，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做出幸福寿湘发［2011］11号关于胡岳龙免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经研究决定，免去胡岳龙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职务”。2011年8月2日，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收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2011）芙执字第7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请求协助执行事项为：“一、协助冻结胡岳龙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实际工资及收入共计266465元；二、冻结期限为2011年8月2日至冻满上列款项为止”。2018年8月，胡岳龙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使自己落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恳请组织念及我以往的工作业绩及我身体的现状给予重新工作的机会。”另查明，胡岳龙以信达湖南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4日做出湘劳仲案字［2019］06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所有的仲裁请求。胡岳龙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还查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为胡岳龙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5月，此后胡岳龙自行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向胡岳龙支付工资至2011年9月。一审法院认为：胡岳龙于2007年12月20日接受信达湖南公司的抽调参加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筹备工作。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筹备并成立后，胡岳龙并未返回信达湖南公司工作，而系接受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管理，从事由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安排的有报酬劳动，且胡岳龙工资、社会保险亦由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发放和缴纳。因此，胡岳龙的用人单位主体已由信达湖南公司变更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08年6月30日终止，胡岳龙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因此，胡岳龙要求继续履行其与信达湖南公司的劳动合同之诉请，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抗辩胡岳龙自2011年9月后未再向其提供劳动，并提交了考勤记录、胡岳龙朋友圈定位截图，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胡岳龙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胡岳龙自2011年9月后未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劳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亦未再向胡岳龙支付工资，胡岳龙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为胡岳龙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5月，此后胡岳龙自行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亦可视为双方劳动关系已实际解除。因此，胡岳龙要求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支付其自2011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之诉请，亦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岳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由胡岳龙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一、胡岳龙在二审审理中陈述：1、胡岳龙2011年10月至提起仲裁前，在岳阳中心支公司长沙业务组主要是联络协调关系，同时办理了相关业务。主要业绩是与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保险肖玲总经理一起谈成岳阳中达大酒店员工意外团险，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团体部刘宇哲一起做成了株洲长株潭国际物流中心员工意外险。与肖玲、刘宇哲做成的保险业绩没有登记在胡岳龙名下，是登记在肖玲、刘宇哲名下。对此陈述，胡岳龙没有提交业绩单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2、胡岳龙2011年10月至仲裁前还有其他业务都记录着，存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和岳阳中心支公司，胡岳龙工作都是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周姓、邓姓总经理汇报。对此陈述，胡岳龙亦未提交工作记录、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材料。3、作为业务组组长，起点工资是月薪3000元再加业务提成。二、岳阳中心支公司是幸福人寿湖南公司下属分公司。三、胡岳龙在一审程序中，提供了一份《关于成立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中介部驻长沙业务组会议纪要》复印件，拟证明2011年9月以后胡岳龙为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中介部驻长沙业务组组长，其工作非坐班制形式以及工作范围和职责。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对此材料提出了异议，胡岳龙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申请。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劳动合同应否继续履行；二、胡岳龙主张的工资应否支付问题。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胡岳龙1999年9月5日入职信达湖南公司工作，2000年3月28日与信达湖南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信达湖南公司资产管理部，并在信达湖南公司提供劳动领取薪酬，自此胡岳龙与信达湖南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2007年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拟成立，信达湖南公司作为配合筹建单位，按照“本人自愿、党委统一”原则，抽调部分人员参加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筹备组，胡岳龙即为筹备组成员之一，并按照信达湖南公司信长发［2007］25号《关于抽调工作人员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的通知》精神，胡岳龙参与到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筹备工作中。2018年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成立后，胡岳龙一直工作于该公司，岗位为公司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按照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工资标准发放胡岳龙薪酬福利，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胡岳龙接受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胡岳龙通过自己愿意，组织统一，内部调动的方式，自2018年以后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劳动，领取薪酬，享受福利待遇，接受管理并成其为一名优秀员工。胡岳龙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工作数年间，其任职主体和免职主体均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对于这种变化，胡岳龙在本案诉讼程序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身有异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提出过异议。综上，可以认定胡岳龙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发生了变更，胡岳龙的用人单位已由信达湖南公司变更为幸福人寿湖南公司。鉴于此，胡岳龙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此项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此项认定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经审查，2011年胡岳龙因个人债务问题无法在原岗位提供劳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经研究决定，于2011年2月14日以幸福寿湘发［2011］11号通知，免去胡岳龙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职务。之后对于胡岳龙工作岗位与职责，胡岳龙在一审程序中提供了一份《关于成立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中介部驻长沙业务组会议纪要》复印件，拟证明2011年9月以后胡岳龙为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中介部驻长沙业务组组长，工作非坐班制形式以及工作范围和职责。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对此材料提出了异议，胡岳龙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申请，对此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程序中，对于胡岳龙2011年10月至提起仲裁前的工作情况，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胡岳龙虽作了“在岳阳中心支公司长沙业务组主要是联络协调关系，同时办理了相关业务”、“主要业绩是与岳阳中心支公司团体保险肖玲总经理一起谈成岳阳中达大酒店员工意外团险，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团体部刘宇哲一起做成了株洲长株潭国际物流中心员工意外险。与肖玲、刘宇哲做成的保险业绩没有登记在胡岳龙名下，是登记在肖玲、刘宇哲名下”、“2011年10月至仲裁前还有其他业务都记录着，存在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和岳阳中心支公司”、“胡岳龙工作都是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周姓、邓姓总经理汇报”等陈述，但胡岳龙没有提供任何工作记录、工作汇报、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明。从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显示，胡岳龙亦无工作打卡记录、参会记录或者其他参与工作的记录材料。胡岳龙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2011年10月以后至提起仲裁前，向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提供过劳动，对此胡岳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胡岳龙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信达湖南公司、幸福人寿湖南公司此项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此项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胡岳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胡岳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晴审判员 杨立平审判员 李兴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方思琪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判决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判决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