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执监180号 申诉人（被执行人）：广州长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镇园圃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福。 申请执行人：广州兆恒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港口大道363号现代城市花园2001号之三。 法定代表人：朱慧红。 申请执行人：广州市盈衍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46号之一首层。 法定代表人：王玉芳。 被执行人：增城市大鹏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新桥路31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平。 被执行人：增城市正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51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福。 被执行人:广东省增城市光大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镇广汕公路五一路段。 法定代表人：蒋文桂。 申诉人广州长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远公司）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法院）在执行（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28-33号民事判决、（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694-700号民事判决共十三案中，于2015年7月2日作出《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及执行上述13件案的《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长远公司不服提出书面异议，主要理由为：1、上述案件的现申请执行人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了上述案件所涉债权之后，无权要求2005年7月20日之后的利息以及延迟履行利息。上述案件的利息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即人民币9120万元，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应为2005年7月20日，即上述案件所涉债权第一次转让给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止。2、该通知计算的迟延履行利息的期间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扣除执行暂缓、中止的期间。3、根据对逾期罚息不再计收复息的法律规定，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不应将利息计入基数内重复计息。 增城法院查明：申请执行人广州兆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恒公司）、广州市盈衍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衍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长远公司、增城市大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大鹏公司）、增城市正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广东省增城市光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执行系列案的执行依据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00028－00033号民事判决、（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00694－0070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诉讼系列13案）。 由于长远公司、大鹏公司、正大公司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向增城法院申请执行，该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04）增法执字第5310-5315号、（2004）增法指执字第10-16号。 在执行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于2005年将诉讼系列13案确定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则于2011年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又于2013年6月17日与兆恒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上述诉讼系列13案债权中的12件[（2004）增法指执字第10号、（2004）增法指执字第12－16号、（2004）增法执字第5310－5315号]转让给兆恒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又于2013年8月30日与盈衍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1号案件中的债权转让给盈衍公司。2013年7月1日，增城法院作出（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2－16号之二、（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0号之二、（2004）增法执裁字第5310－531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兆恒公司为（2004）增法指执字第12－16号、（2004）增法执字第5310－5315号案的申请执行人。2013年11月25日，增城法院作出（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1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盈衍公司为（2004）增法指执字第11号的申请执行人。 另查，被执行人长远公司在增城三联村鸭仔园（土名）64274.2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xxxxx号），于2004年3月25日被增城法院以（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1号民事裁定查封。2013年12月4日，增城法院委托广东南粤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重新对该土地进行评估，评估报告有效期至2015年5月5日。该院于2014年5月8日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评估报告，2014年5月22日被执行人长远公司向该院提出对评估价的异议，之后该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听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第一次拍卖保留价以26000万为保留价。该院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拍卖裁定，双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依照广东省人民政府第7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标的指定由增城市土地房屋交易所进行拍卖。2014年10月20日该院委托增城市土地房产交易所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未成交，2015年4月30日第二次公开拍卖，由兆恒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以最高价274952000元竞买到被执行人长远公司在增城三联村鸭仔园（土名）64247.2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xxxxx号）和被执行人增城市中港有限公司在增城市荔城镇三联村正坑冚的22678.34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增国建字2000第123号），变现款项已于2015年6月17日全部移交增城法院。 增城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及执行系列13案的《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送达给各方当事人确认。《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载明该利息计算依据诉讼系列13案涉案法律文书的相关判项及法释〔2009〕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14〕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法院执行系统中的执行案件利息计算器进行计算。 《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八）》显示：（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00697号民事判决在2003年8月21日生效，被执行人应支付包括：债务本金1000万元+判决债务利息（1153739.29）+逾期还款的一般债务利息（720300元）+迟延履行判决期间的债务利息（17150196.1元+1070333.33元）+诉讼受理费（65779元）+执行费（13154元）。其中逾期还款的债务一般利息根据判决确认从2003年8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后10天，即至2003年8月30日履行期限届满日止，以本金1000万元按每日万份之2.1计算；迟延履行判决期间的债务利息从2003年8月31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止分两段期间计算，从2003年8月3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根据法释〔2014〕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方法计算，从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止根据法释〔2014〕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方法计算。其余12件执行系列案计算依据及方法与此案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被执行人长远公司认为利息计算方式有误，遂提出涉案执行异议。在审查期间，被执行人长远公司撤回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的异议，追加盈衍公司、光大公司为被异议人。 在执行过程中，增城法院在2015年5月22日召集双方进行听证。在听证中，长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永福承认长远公司所欠债务本金为81200000元，利息按照判决书内容计算至2005年4月13日止约为7500000元；计至2013年7月10日止约为50000000元，本息合计共约130000000元。刘永福不同意计付罚息和复息。 再查明，对于长远公司所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暂缓或者终止执行的情形，增城法院查明事实如下：（1）2004年7月6日,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以与其单位财务制度冲突为由向增城法院书面申请缓缴评估费，保证在出具《评估报告》并拍卖成交后，向增城法院缴纳全部的评估费用。（2）2009年6月24日，申请执行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向增城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以被执行人已与其单位联系，并积极协商推进债务重组，具有较好的还款意愿为由，请求暂缓执行全部执行案。（3）2012年3月2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向增城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认为评估机构对涉案将拍卖土地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的有效期至2012年3月2日届满，因此请求法院指定原评估机构对涉案将拍卖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充评估并尽快出具补充评估意见，以使用土地拍卖依法顺利进行。（4）2013年1月28日，申请执行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认为涉案执行地块已经两次拍卖流拍，在当时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希望并正拟通过其他方式处置以便最大程度实现债权权益及体现土地价值，因此向增城法院提出书面申请暂缓第三次拍卖。（5）2013年7月10日，增城法院执行局以涉案所拍卖土地涉及部分小业主权益，且该部分小业主已向有关部门上访维权为由，决定暂缓将在该日进行的第三次拍卖。（6）2013年5月22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向增城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认为涉案所拍卖土地的《土地估价报告》的有效期将在2013年6月20日届满，由于前两次土地使用权拍卖均流拍，法院决定第三次拍卖在《土地估价报告》有效期届满后进行，因此请求法院延长该《土地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以保证第三次拍卖顺利进行。对于长远公司主张申请执行人在2013年12月评估报告已出具，拍卖工作已就绪的情况下，但却无故重复出具查询函，故意阻止拍卖工作，导致错失土地拍卖最佳时机。兆恒公司、盈衍公司对此不予承认，长远公司未提出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增城法院未能查实。 在（2004）增法执字第5310－5315号、（2004）增法指执字第10－16号案件执行期间，增城法院未裁定暂缓执行、中止执行。 又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规定：“在《海南纪要》中，国有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海南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海南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海南纪要》。” 增城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如何计算的问题。首先，对于涉案兆恒公司、盈衍公司受让的诉讼系列13案债权是否属于《海南纪要》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并且在执行系列13案利息计算中是否适用《海南纪要》规定的问题：该院认为《海南纪要》所指的金融不良债权必须是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以及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商业性不良债权，而且债权的受让人必须是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本案中，诉讼系列13案债权是由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于2005年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又于2011年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再于2013年6月17日分别转让给兆恒公司和盈衍公司，因此应认定诉讼系列13案债权属于《海南纪要》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海南纪要》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海南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海南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根据《海南纪要》的规定，纪要内容仅适用于发布之后，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且案件必须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也就是说，《海南纪要》不具有溯及力，不适用于既往已生效的案件。虽然在纪要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答复中认为在执行中适用《海南纪要》，但在该答复中明确强调纪要内容和精神不具有溯及力，只有在涉及债权受让与诉讼跨越《海南纪要》发布日期的不良资产转让案件，才适用《海南纪要》，并根据该纪要第九条计算利息至纪要发布之日，在《海南纪要》发布后受让的不良资产转让案件不再计付利息。本案中，诉讼系列13案债权的诉讼在2005年前一、二审均已审理终结并生效，因此明显适用《海南纪要》的规定。无证据显示该诉讼系列13案已被依法撤销，因此依法应作为执行的依据，根据判决内容确定的计息本金和计算期限计算债务一般利息，并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迟延履行判决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系列13案已对债务利息计算标准和期限作出判决，长远公司要求按照《海南纪要》计算判决应付的利息，是认为该判决不应作为执行的依据。其据此理由提出执行异议，实质是对生效诉讼系列13案的判决内容提有异议。因该异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异议案件审查范围，本院依法对该异议申请予以驳回，长远公司可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其次，在执行系列13案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暂缓执行或者中止执行的情形？是否应当在暂缓执行、中止执行期间停止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暂缓执行措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执行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因法定事由可以决定对某一项或者某几项执行措施在规定的期限内暂缓实施。除法定事由外，人民法院不得决定暂缓执行。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应当制作暂缓执行决定书，并及时送达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一)执行措施或者执行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二)执行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的；(三)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享有抵销权的。也就是说暂缓某一项或者几项执行措施，可以法院主动作出，也可以根据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决定作出，但都必须符合出现法定事由的条件，而且法院应当制作暂缓执行决定书并及时送达当事人。如果法院认为不必要暂缓执行的，即使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的，也可以不作出暂缓执行的决定。在执行系列13案执行过程中，不存在增城法院作出裁定暂缓执行的情形。因此长远公司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暂缓执行、中止执行，与事实不符。其次，（１）申请执行人在2004年7月6日申请缓缴评估费，属于当事人的权利，应按相关费用缴纳办法处理，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裁定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的情形。（2）2009年6月24日，申请执行人由于双方主动联系，积极协商推进债务重组，因此向增城法院请求暂缓执行。法律规定，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享有和解的权利，因此申请人的请求合理合法。（3）涉案将拍卖土地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的有效期至2012年3月2日届满，申请执行人在该日向增城法院提出补充评估并尽快出具补充评估意见，目的是保证土地拍卖依法顺利进行，是当事人依法行使监督权利。（4）在涉案执行地块已经两次拍卖流拍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希望并正拟通过其他方式处置以便最大程度实现债权权益及体现土地价值，因此在2013年1月28日申请暂缓第三次拍卖，目的是为了保障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并无不当。（5）由于发现将拍卖土地权属不清，可能涉及部分小业主权益，该部分小业主已向有关部门上访维权。在此情况下，增城法院决定停止将在2013年7月10日进行的第三次拍卖，符合法律规定。且该事由是由于被执行人的土地权属瑕疵引起，非申请执行人的主动行为引起。（6）长远公司主张申请执行人在2013年12月无故重复出具查询函，故意阻止拍卖工作，查无该事实，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事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并无不当。除第（5）种情形外，均不属于暂缓执行的法定事由。第（5）种情形虽然属于执行标的物存在权属争议的法定事由，但增城法院未作出暂缓执行的决定。在上述情形中，当事人并未提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的申请，本案执行中也没有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的事实，长远公司据此要求停止计算暂缓执行、中止执行期间因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最后，关于计算罚息、复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由于本案的执行受理是由长远公司等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赔偿义务所引起，因此长远公司等被执行人应依法承担执行期间所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增城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中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正确，予以维持。《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中并无计算罚息、复利的说明，故长远公司主张不应计算罚息、复利的请求，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2018年3月20日，增城法院作出（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驳回长远公司的异议请求。 长远公司不服，向广州中院申请复议称:最高人民法院对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2011）执他字第7号文规定：在执行程序中，涉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应当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非国有金融机构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已发生转让的金融债权利息，应当按照第九条的规定执行，即以借款合同本金为计算基数，利息计算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之日止，不能计收复利。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规定：不区分债务人是否为国有企业，应给予平等保护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规定：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的精神处理。根据前述纪要第12条规定，该纪要不具有溯及力，在其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该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最高院的答复均为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本案适用不良资产《海南纪要》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2、增城法院认为其司要求停止计算暂缓执行、中止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于2003年12月23日申请执行，法院在2004年3月25日裁定查封（原抵押物）被执行人四宗土地，期间曾多次非因可归责于被执行人的原因而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⑴如2005年执行法院启动拍卖，法院通知三天内缴纳评估费，且申请人笔录亦已确认知道，直到2011年重新启动评估期间，因申请人未交评估费而导致法院未能启动拍卖程序。即使申请人申请暂缓交纳评估费，但是法院并没有批准，也没有证据证明，况且法院在本案亦已认定按照诉讼法收费规定，因此，在此8年期间执行未能，依据法律规定视为申请人放弃权益利息应予以扣除。⑵2009年申请人（东方资产公司）申请暂缓拍卖，期间2011年12月再次转让给华融资产公司深圳市办事处，期间该办事处直至2013年1月18日以市场不景气为由申请暂缓第三次拍卖，期间2013年6月17日再次转让给兆恒公司及盈衍公司，转让期间至第三次拍卖启动期间，2013年7月10日第三次拍卖前二小时突然被法院无故叫停暂缓拍卖。直至2015年2月重新启动拍卖。在此期间非因被执行人原因导致的利息依法应予以扣除。3、增城法院未对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标的权利范围作出审查认定。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与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于2005年7月2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一、二条中明确约定：转让债权的利息计至2005年4月30日止，之前表内利息没有转让（即包括判决书确定的利息及债权转让之前的利息），且明确约定只转让本金价值9120万元及转让之后的利息。据此，本案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约定是部分权利转让，并非全额转让，无权依据判决书判定的利息全额计算，除非撤销原工商银行与东方资产的债权协议，否则利息必须扣除。利息计算基数应以债权转让标的即2005年7月20日确认的价值本金9120万元为准，计息时间即从工商银行自2005年4月30日截止之日起计至债权转让之日止。故请求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书；2、撤销增城法院2015年7月2日作出的《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 对增城法院查明的事实，广州中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广州中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海南纪要》规定于原债权人转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问题。《海南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海南纪要》的适应范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可见，《海南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主体、受让主体、债务人等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本案中，涉案债权最初于2005年从工行增城支行转让给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受让人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而债务人长远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非上述规定的国有企业。故本案不应适用《海南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此外，长远公司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是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执行程序中能否参照适用《海南纪要》规定计算债务利息问题进行请示的个案答复。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中的金融不良债权属于《海南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债权。因此，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基本事实与本案不符，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故长远公司认为东方资产广州办事处于2005年7月20日受让债权之后不再计付利息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是否存在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以及是否影响本案债务利息计算的问题。长远公司复议中提到的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的几段期间，经审查增城法院，2005年原申请执行人申请缓交评估费，属于当事人的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裁定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的情形；2009年6月，是由于双方主动联系，积极协商推举债务重组，请求暂缓执行；2013年，在涉案执行地块已经两次拍卖流拍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处置以最大程度实现债权权益及体现土地价值，目的是为保障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上述情形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情形。本13案因长远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而产生，长远公司要求停止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三、关于长远公司复议提出涉案债权转让权利范围的问题。该问题属于对债权转让本身的异议，应在执行主体变更案件中提出。况且，长远公司在增城法院2015年异议审查中没有提出，在增城法院2017年重新审查中也没有提出。故对此不作复议审查。 2018年6月26日,广州中院作出（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驳回长远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 长远公司不服上述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请求：1、撤销广州中院（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和《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2、依法优先确认各方及法院认为无争议计至2013年7月10日止之前的本息1.3亿元；3、应按照《海南纪要》第九条规定的以借款合同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至债权转让之日止；4、因申请执行人故意拖延等不可归责于被执行人的暂缓、中止的期间不应计算迟延履行利息。事实与理由是：1、本案是国家政策性不良资产，适用《海南纪要》相关规定计息。2、由于申请执行人各种手段阻止执行导致本案查封物十二年未能处置，由此扩大的损失并非被执行人造成，不应计算迟延履行利息。3、本案是国家政策性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约定是部分权利转让，并非全额转让，其申请执行人无权依据判决书全额计算利息。4、各方确认同意及法院认为无争议计至2013年7月10日止之前的本息1.3亿元，依据当事人自愿原则确认的事实，法院依法应予以认定。6、未依法回避及进行听证程序违法。增城法院刘永浩法官错误裁判我方（关联公司）多宗案件(该系列案最高法院已督办至广州中院重审)，故长远公司依法向法院提出刘永浩法官在本案回避，但其并未依法回避。本案经过增城法院、广州中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证明复杂、争议较大，应当进行听证。 本院经审查，对广州中院、增城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增城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的《关于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中，（2004）增法执字第5310号、5311号、5312号、5313号、5314号、5315号，（2004）增法指执字第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案件的迟延履行利息均计算至2015年6月17日。被执行人长远公司在增城三联村鸭仔园（土名）64247.2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xxxxx号）的变现款项于2015年6月17日全部移交增城法院。 另查明，长远公司不服增城法院《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附件：《关于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向增城法院提出异议。增城法院于2015年8月14日作出（2015）穗增法执异字第13号之一执行裁定，撤销增城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长远公司、兆恒公司、盈衍公司不服，向广州中院申请复议。广州中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穗中法执复议字第16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长远公司、兆恒公司、盈衍公司复议，维持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字第13号之一执行裁定。长远公司向本院申诉，本院经审理认为：“广州中院在执行复议裁定书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的规定，从而适用《海南纪要》的规定，认定本案所涉债权利息的起止时间，表明该院认定本案所涉债权为金融不良债权，全案应适用《海南纪要》的规定。对于涉案债权的计息基数问题，根据《海南纪要》第九条的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广州中院以相关司法解释对计息基数没有规定为由，驳回申诉人的该项复议请求，显然前后矛盾。关于是否存在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及是否影响本案债务利息的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广州中院及增城法院在未查明本案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的情形，及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原因的情况下，即驳回长远公司减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复议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年12月28日，本院作出（2016）粤执监164号执行裁定，撤销广州中院（2015）穗中法执复议字第162号执行裁定，由广州中院对申诉人的执行复议重新进行审查。广州中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粤01执复136号执行裁定，撤销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字第00013号之一执行裁定，本案发回增城法院重新审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海南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的相关规则对申请执行人受让债权后的利息停止计算。对此问题，分析如下： 首先，《海南纪要》第十二条明确规定该纪要适用于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其中，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涉案债权均是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与长远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由增城法院（2003）增法民二初字第00028-00033号民事判决、（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00694-0070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在执行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增城支行于2005年将上述13案确定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则于2011年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又于2013年6月17日将上述诉讼系列13案债权中的12件[（2004）增法指执字第10号、（2004）增法指执字第12－16号、（2004）增法执字第5310－5315号]转让给兆恒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又于2013年8月30日将（2004）增法指执裁字第11号案件中的债权转让给盈衍公司。从前述13笔债权的转让时间和转让主体看，符合《海南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商业性不良债权范畴。其次，从《海南纪要》所指的金融不良债权指向的金融不良债权流转主体为从银行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到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的流转过程。本案申请执行人兆恒公司、盈衍公司系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本案执行债权源于商业银行转让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贷款债权，符合《海南纪要》适用范围关于受让人主体方面的要求。现亦无其他证据证实本案债权不属于《海南纪要》所指的商业性不良债权。再次，关于《海南纪要》的内容和精神能否适用于执行阶段以及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4号】明确：“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海南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上述答复虽系个案答复并非司法解释，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该案明确执行程序应参照适用《海南纪要》的精神处理；非金融机构是在《海南纪要》发布之后受让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则不能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计付利息。因此，本案执行过程中，参照《海南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的规则，本案中的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应计算至兆恒公司、盈衍公司分别受让债权之日。兆恒公司受让债权时间为2013年6月17日，盈衍公司受让债权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而增城法院《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附件《关于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及说明》）将13件案件的迟延履行利息均计算至2015年6月17日，属于计算错误，应予撤销。申诉人主张涉案债权的利息应计算至申请执行人受让债权之日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广州中院（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和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认为债务人长远公司非国有企业故不应适用《海南纪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第4号答复意见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属于对金融不良债权司法政策在执行程序中运用的理解错误。 关于申诉人主张因申请执行人故意拖延等不可归责于被执行人的暂缓、中止执行期间不应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只针对非因被执行人申请而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审查而中止或暂缓执行期间才能免于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本案中，增城法院重新审查查明的执行情况中因双方协商请求暂缓执行以及申请执行人申请缓交评估费等情况，均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免于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情形。而且，被执行人依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判项履行债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只有在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被改判的情况下，被执行人的履行义务才可以免除或改变。因此，不论涉案土地是否拍卖以及何时拍卖，长远公司均应按照13份生效民事判决书偿还债务。长远公司主张因申请执行人故意拖延不应计算暂缓、中止执行迟延履行利息的申请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申诉人请求确认各方无争议计至2013年7月10日止之前的本息1.3亿元的问题。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案件时，应当围绕异议请求审查执行行为的违法性，执行复议作为执行异议的复审程序，亦应在执行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内依法审查。而执行监督系对执行复议案件进行监督审查，亦须以执行异议请求为基础进行审查。因此，在执行监督程序中，申诉人超出执行异议的请求而增加请求撤销、变更或纠正其他执行行为，因未经执行异议或执行复议审查，不应纳入执行监督审查范围。否则，执行监督直接越过异议、复议程序作出审查结论，形成事实上的一裁终局，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渐进的层级的执行救济制度。本案中，长远公司在增城法院2015年异议审查和2017年重新审查时均没有提出确认各方无争议计至2013年7月10日止之前的本息1.3亿元的异议请求。因此，本院对此项申诉请求不予审查。 综上，申诉人长远公司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广州中院（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和增城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对金融不良债权司法政策在执行程序中运用的理解错误，应予撤销。增城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的《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的利息计算截止日期有误，应当重新进行计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执复144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执异重字第00013号执行裁定。 三、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的《执行案件债务利息计算结果通知》，涉案债权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计算至广州兆恒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盈衍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债权之日，由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并制作执行通知。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彭惠连 书记员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