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59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徐军，男，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淑红，女，196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一审原告）：徐某1，男，201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法定代理人：温某。徐某1之母。上诉人（一审原告）：温某，1987年11月27日生，汉族，民族，住招远市。徐某1之母。上诉人（一审被告）：唐金春，女，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唐金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云，招远君正律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光全，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一审被告：刘世庆，男，195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上诉人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因与上诉人唐金春、被上诉人刘光全、一审被告刘世庆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初1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唐金春、刘光全共同对四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发回招远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免除被上诉人刘光全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刘光全、唐金春共同对四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二人所经营的保险行业的目的是盈利，为了刘光全、唐金春夫妻的家庭生活，该侵权之债又发生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所以刘光全应负赔偿责任。另外，上诉人已经进行了诉前保全，法院已对刘光全的存款予以查封，一审法院免除刘光全的赔偿责任，将导致上诉人的诉讼目的无法实现。且一审中被上诉人认可“唐金春把100元及其以上的客户的保险费投到大童保险中介公司”，一审判决查明，“被告刘光全是大童保险中介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可以代理包括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各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上述事实说明，唐金春将被保险人徐某2的100元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徐某2死亡后，投保在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经过被上诉人刘光全的许可，该投保行为是唐金春与刘光全二人的共同行为，因此，不应免除刘光全的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对于没有确定的事实，却让上诉人承担了事实确定的结果，即让上诉人承担了50%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免除上诉人所承担的50%的责任，并判决被上诉人对此50%的责任，对四上诉人共同赔偿。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承诺书的情况。试想，徐某2刚刚死亡，尚未火化，家人揪心裂胆，哪有什么心思写承诺书呢？况且，唐金春告诉徐军说是给徐某2办理保单理赔用，当时徐军家人并不知道唐金春没给徐某2投保。而且，承诺书中载明“徐某2在我保险公司购入保险”，而当时被上诉人根本没给徐某2投保，所以该承诺书应为无效。另外，承诺书中“因家庭成员都知道是徐某2喝酒自己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也与事实不符。徐军并不知徐某2到底喝没喝酒，也无证据证实徐某2是酒后驾车。家人陈淑红、温某亦未授权徐军在该承诺书上代签字。且被上诉人在录音中从未提过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该录音并不违背公序良俗。一审判决称“其发生交通事故后未进行尸检，无法确定其发生事故时是否受毒品影响，亦无法确定其是因醉酒状态还是因制动不良而发生的事故，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其保险利益损失10万元为不确定收益”。上诉人认为，应得保险利益10万元是确定的，但是否受毒品、醉酒或制动不良影响的事实是不确定的。既然是不确定的，就不应该让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一审法院在赔偿数字上却做出了与该认定相反的结果，岂不自相矛盾。唐金春没有给徐某2投保，并不是因为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而是因为利欲熏心。在徐某2死亡之前，唐金春只是将50元保费的被保险人办理了投保手续，而对于100元的被保险人均未为其办理保险，只是因上诉人追要保单理赔紧迫，在徐某2去世后，与徐某2一起办理。也就是说若徐某2不出事或者是徐某2发生事故后，上诉人对保单追要不及时、不紧迫，那么这部分保费又让被上诉人白白的赚取了。此前，被上诉人已经出现过类似徐某2未投保事件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没有计较。唐金春、刘光全辩称，一、关于诉讼主体问题。1、四被答辩人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具备上诉资格，应驳回其上诉。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刘世庆接受委托后，又转委托让唐金春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唐金春接受转委托后，得知徐某2吸毒、好喝酒，遂代表保险公司认定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决定不为徐某2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将100元的投保费退给了刘世庆，让刘世庆告知徐某2，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不能办保险）。退费时没有向刘世庆索要收到条，致刘世庆一审中拒不承认将保险费退给了他。保险合同根本没有成立。在保险合同根本没有成立、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无法确定徐某2死亡原因”的责任完全在四被答辩人的情况下，四被答辩人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均应属主体不适格，均应驳回其起诉和上诉。2、四被答辩人在一审列唐金春、刘光全为被告，上诉列唐金春、刘光全为被上诉人，均应属错列诉讼主体。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刘光全自始至终未参与该委托事宜，唐金春是保险代理从业人员，为徐某2投保与否都是职务行为，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四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事项问题。唐金春、刘光全不应负任何赔偿责任，至于是否发回招远市人民法院重审，应由中院决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四被答辩人承担。三、关于四被答辩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刘光全没有参与徐某2委托合同事宜，不应负任何责任；唐金春是无偿的，不存在为了盈利之目的。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唐金春未给他办理投保，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徐某2的死亡损失应当自负。关于承诺书的问题，因四被答辩人不同意报警，不同意进行尸检，该承诺书上有徐军以及徐军代陈淑红、温某的签字，见证调解人刘世庆、孙桂德（调解主任）的签字，这都是事实，是四被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唐金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作出公正判决；一审、二审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唐金春称其2017年知道徐某2有吸毒史，不符合投保条件……但被告无证据证实其主张”是错误的。一审期间，唐金春已提交安心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不能获得赔偿的规定：“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了这一证据。唐金春不给徐某2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因为其有吸毒行为，其提出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时，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定期检查。一审法院也认定，“徐某2有吸毒史”。2、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唐金春在办理原告陈淑红的委托事宜中存在重大过失”是错误的。委托人徐某2是委托刘世庆办理保险，刘世庆转委托唐金春，并不是陈淑红委托唐金春为徐某2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唐金春并没有直接接受陈淑红的委托。唐金春在接受刘世庆的转委托后第二天，得知徐某2有吸毒行为，并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定期检查，即代表公司审查认为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不为徐某2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事宜。这一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不应属重大过失。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认定上诉人在办理委托事宜中存在重大过失，没有证据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只是简单地取证并认定“徐某2有吸毒史”，并未查明唐金春在决定不为徐某2投保时，徐某2是否在受毒品影响期间，从而判定上诉人决定不给徐某2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正确与否。二、一审法院裁判观点错误。唐金春在决定不为徐某2投保时，没有给徐某2造成任何损失。保险法律关系产生于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没有为徐某2承保，双方之间没有订立保险合同。四被上诉人不应按照保险合同成立向上诉人索赔。上诉人不为徐某2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过失在于退费时没有向刘世庆索要收款凭条。无法确认徐某2死亡原因，是因家人不同意报警，未进行尸检，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明知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在事实不清、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唐金春存在重大过失，主观臆断判决唐金春赔偿四被上诉人5万元损失，应属裁判观点错误，赔偿数额过高。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本案中，是刘世庆转委托唐金春。一审法院在判决本案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认定唐金春在办理原告陈淑红的委托事宜中有重大过失，并判决唐金春赔偿四被上诉人损失5万元，没有证据支持，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处理本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裁判观点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唐金春赔偿额过高，故请依法审理，撤销原判，公正裁判。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未答辩。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赔偿四原告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1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均担。一审判决查明，案外人徐某2系原告徐军、陈淑红之子、原告温某丈夫、原告徐某1之父。被告唐金春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被告刘光全是大童保险中介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可以代理包括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在内的各家保险公司的业务，被告刘世庆并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而是保险公司在各村设立的服务站的代办员，负责收保费、发保单。2017年9月3日，徐某22016年意外伤害保险的保单到期，原告陈淑红于到期之前的同年8月17日，将徐某2的2017年度的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100元交给了刘世庆，刘世庆于同年的8月25日前将包括徐某2在内的所有人的保险费交给了被告唐金春。唐金春收取村民的保险费后，自行决定承保的保险公司。2016年之前，唐金春为村民投保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公司；2017年，唐金春将交纳100元及100元以上保费客户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在了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交纳50元保费客户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在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公司。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16版）对不能获得赔偿的情形的相关规定为：1、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2、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7、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8、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等高风险的活动期间。经查，徐某2有吸毒史。一、关于承诺书的问题2017年11月8日，徐某2因交通事故死亡。当天徐军签字一份承诺书，载明：徐某22017年11月8号下午自己开车发生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徐某2在我保险公司购入保险，因家庭成员都知道是徐某2喝酒自己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所以放弃徐某2在我公司投入的保险所有的赔偿权议（益），我们所有家属不同意报警，自行处理。对该承诺书，原告解释事情经过是徐某2死亡的当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左右，刘世庆打电话给原告徐军，说有个保单理赔需要到他家签字，徐军到了后，唐金春及村委会调解主任孙桂德、刘世庆都在场，唐金春让原告徐军在他们已经写好的该份承诺书上签上名字，徐军没看内容就签上了他和陈淑红、温某的名字。被告刘世庆解释称事情发生后，被告唐金春让其去看看现场，查出死亡原因，需要的话要报警，当时徐军说不用报警，报警需要验尸，让徐某2留个全尸，他打电话给被告唐金春，唐金春让写个承诺书，傍晚唐金春与孙桂德到他家，承诺书是孙桂德写的，唐金春知道内容，他不知道。晚上他打电话让徐军过来签字，徐军签上字后，唐金春让他也签上字证明有这回事，他没有看内容就签了字。徐军签字时候是否知道承诺书的内容他不清楚。唐金春解释称，徐某2下午2点左右死亡的，是晚上刘世庆打电话告诉她的，下午的事情她不清楚，她也没有让刘世庆下午去看现场，晚上刘世庆打电话告诉她徐某2死亡，让到他家去一趟，她与孙桂德一起到了刘世庆家，刘世庆解释徐军因为徐某2酒驾不愿报警，她说如果酒驾，保险公司不理赔，不报警的话需要徐军签个字，承诺书的内容是她与刘世庆说着孙桂德写的，徐军过去签字的时候，她向徐军讲了一遍承诺书内容，徐军把他个人及陈淑红、温某的名字一并签上了。二、关于保单的问题原告提供其从电脑上查到的徐某2在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电子保险单，电子单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显示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徐某2，保险期间是2017年11月17日至2018年11月16日，保险费100元，意外身故的保额为100000元。被告唐金春、刘光全对该证据有异议，称该保单是原告自己在QQ上搜索的，被告唐金春没有为徐某2在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保，唐金春给客户在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的保单不是这份，并提交一份唐金春短意险订单复印件，这是唐金春手机下载的投保软件，唐金春2017年11月10日给刘世庆演示给徐某2投保怎么操作，演示完后即行撤保。被告刘世庆称根本没有这回事。原告对唐金春提交的短意险订单的内容有异议，称该证据没有投保时间，不能证明是何时为徐某2投保，该订单记载时间2017年11月10日4点33分，那时间很早天都不亮，唐金春称其给刘世庆演示，不符合常理，另外该证据足以证实徐某2具有投保资格，对于撤保唐金春并未经过原告方准许。原告提供陈淑红与唐金春的录音材料一份，证明徐某2出事后，唐金春多次与原告协商过此事，唐金春多次声称有保单，也从未提过徐某2不具备投保资格的事。唐金春称该录音系原告未经唐金春知道私自录的音，系不合法行为，该录音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唐金春称2017年以后其知道徐某2有吸毒史，不符合投保条件，在到刘世庆家里取第二批保费的时候，将徐某2不能投保的情况及徐某2的保费给了刘世庆。但唐金春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刘世庆对此予以否认，称唐金春来没跟他说过徐某2不符合投保条件，也没有将徐某2的保费返还给他。2017年8月份他将收取的保费交给唐金春以后，9月、10月份没有下来保单，唐金春解释说是邮箱坏了不能打印保单，11月份徐某2出事后，陈淑红、徐军去找他要保单，他找到唐金春，唐金春拿着所有人的保单和他进行了核对后，只把其中交费50元的保单交给他由他发放，交费100元的保单没有给他。唐金春承认2017年9月、10月份刘世庆向其要过保单，她向刘世庆解释说保单没有打印出来，出了事故后，只要符合公司理赔条件都可以理赔。当时徐某2出事后，她忘记了是否给徐某2办理了保险。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原告陈淑红于2017年8月17日将徐某2的2017年度的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100元交给了被告刘世庆，刘世庆于同年的8月25日前将包括徐某2在内的所有人的保险费交给了被告唐金春，委托被告唐金春为徐某2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投保事宜，双方之间形成了无偿委托合同。现唐金春收取徐某2的100元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事实成立，在徐某2出事之前未为徐某2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亦是事实，唐金春称其2017年知道徐某2有吸毒史，不符合投保条件，将徐某2不能投保的情况及徐某2的保费给了刘世庆。但唐金春无证据证实其主张。因此，可以认定唐金春在办理陈淑红的委托事宜中存在重大过失。对原告的损失问题，原告主张的是唐金春为徐某2正常投保后正常理赔的情况下的利益损失。原告徐军签字的协议书载明“家庭成员都知道是徐某2喝酒自己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且徐某2有吸毒史，其发生交通事故后未进行尸检，无法确定其发生事故时是否是受毒品影响，亦无法确定其是因醉酒状态还是因制动不良而发生的事故，因此，原告所主张的其保险利益损失10万元为不确定收益。综合考虑，以被告唐金春赔偿原告损失的50%即50000元为宜。原告要求被告刘世庆、刘光全赔偿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判决如下：一、被告唐金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损失50000元；二、驳回原告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诉讼保全费1046元，原告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与被告唐金春各负担1673元。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原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在于，唐金春、刘光全应否赔偿损失以及赔偿的数额。刘光全虽是大童保险中介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但并没有参与徐某2的投保事宜，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转委托是指受托人把本应由自己亲自处理的委托事务交给他人处理的行为，唐金春是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而刘世庆并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因此，唐金春主张与徐某2系转委托关系，并辩称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诉讼主体不适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唐金春收取100元保费之后未能及时为徐某2投保，也未将保费退还并告知未投保的原因，导致徐某2死亡后，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不能得到保险利益，唐金春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关责任。因该保险利益仅系可期待利益，只有符合保险法及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才能全额获得，徐某2有吸毒史，且其死亡后可否获得保险赔偿尚需经保险公司审核徐某2的死亡原因等予以确定，故一审判决根据本案案情，酌定唐金春赔偿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所主张损失的50%，合理合法。综上所述，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元，徐军、陈淑红、徐某1、温某负担1050元，唐金春负担1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