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15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洪学，男，汉族，1967年12月3日出生，住湖北省谷城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20************01X。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晶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越，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成保，男，汉族，1966年7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谷城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20************776。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晶晶，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辉，男，汉族，1972年10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公民身份号码为432************73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宇翔，男，汉族，1992年4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民组，公民身份号码为430************734。李国辉、李宇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天喜，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辉、李宇翔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谨意，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苏强，男，汉族，1979年4月12日出生，住湖北县谷城县*********，公民身份号码为420************511。上诉人马洪学、付成保因与被上诉人李国辉、李宇翔及原审第三人苏强股权转让纠纷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洪学、付成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国辉、李宇翔一次性向马洪学、付成保支付股权转让款245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8年11月2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1日为47759.98元）；2.判令李国辉、李宇翔一次性向马洪学、付成保支付库存款107958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8年11月10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1日为1826.29元）；3.本案的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5000元由李国辉、李宇翔承担；4.本案的诉讼费由李国辉、李宇翔承担。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限李国辉、李宇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马洪学、付成保支付款项10795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795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0日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马洪学、付成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780.3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马洪学、付成保负担31430.35元，李国辉、李宇翔负担1350元。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9）粤1973民初7285号民事判决。马洪学、付成保上诉请求：1.维持原判决第一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李国辉、李宇翔向马洪学、付成保支付股权转让款2455000元及利息（以245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3月14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由李国辉、李宇翔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直接认定上诉人将债权已转让给苏强，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苏强不构成债权转让关系。（一）《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约定：“马洪学、付成保两人全权委托苏强与乙方办理工厂转卖的所有交接手续，马洪学、付成保两人同意将工厂转卖款250万元借给苏强私人作为与乙方合作的诚意保证金”。依据其字面意思，是被上诉人（乙方）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再出借给苏强。上诉人与苏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但该借贷关系因被上诉人未实际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导致借贷关系未生效。（二）上诉人与苏强之间不构成债权转让关系。1.《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并非债权转让合同，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第三人也没有受让债权的意思表示。合同中没有将对被上诉人的债权转让给苏强，由被上诉人向苏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款。2.依据该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被上诉人仍应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可见，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债权仍属于上诉人，并未转让给苏强。3.被上诉人事实上有向上诉人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署该合同，并受让公司股权后，向上诉人支付了45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表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债权没有异议。原审判决未就上诉人与苏强之间是构成民间借贷，还是构成债权转让进行分析和认定，也没有进行区分，直接认定债权已转让给苏强，难以让人信服。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法律上对“实际支付”的理解，是指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方式、电汇等方式进行资金支付的行为。但原审判决后续的论述却并没有提及被上诉人的任何实际支付行为。（二）原审法院因《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相契合，推论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的约定将股权转让款2500000元交付给苏强作为双方合作的诚意保证金，完全违背事实。1.《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签订在前，《合作协议》签订在后。上诉人并非《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对苏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合作条件等均不知情。该《合作协议》未经上诉人确认，对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苏强也未出庭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合作协议》签订后，苏强与被上诉人并未能实际履行该合作协议。即使《合作协议》的约定与《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相契合，也只能推论出上诉人与苏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能直接推论出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的约定将股权转让款2500000元交付给苏强作为双方合作的诚意保证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没有任何条款约定由被上诉人直接向苏强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审法院脱离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仅仅从文字上的契合来推定案件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将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事实认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4.虽然《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没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但双方合同条款的不完整、不完备不能成为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免除被上诉人支付义务的理由。三、按照民法公平原则及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被上诉人已经取得公司的股权及资产，登记为公司股东，那么被上诉人应就其取得的股权及资产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说理不充分，没有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是否采纳进行论述，也未提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发表的意见，对苏强向提交的《情况说明》也未提交给双方当事人，未经法庭质证，在判决中认为“苏强未向本院发表意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审理本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国辉、李宇翔辩称：一、在上诉人强力保证苏强参与经营公司的情况下，李国辉才愿意接手公司，因为李国辉根本不懂化工行业的经营，也没有任何的业务和技术。两上诉人及苏强为了让李国辉接下工厂并代付其公司对外的相关债务，三方同意将公司的转让款转借给苏强，用于苏强与李国辉合作经营公司的诚意保证金。在此情况下，李国辉才接手工厂。二、李国辉并不清楚两上诉人与苏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的经济纠纷，两上诉人就本案的工厂转让款应该向苏强主张，而不是向李国辉主张。三、苏强作为与李国辉另行合作经营的合作者，其在2019年1月3日无故单方面终止合作关系，且一直不露面导致李国辉无法正常经营公司，亏损严重，苏强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李国辉有权不予退还苏强相关的合同履行保证金，根据本案的整个过程，李国辉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两上诉人及苏强恶意串通，使李国辉投入巨额资金，弥补其公司对外的相关债务。原审第三苏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李国辉、李宇翔已经向我支付了25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我本人从未收到李国辉、李宇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马洪学、付成保应当向我本人主张借款也是错误的，我从未收到过马洪学、付成保的借款，也没有收到李国辉、李宇翔支付的借款。我与李国辉、李宇翔签订《合作协议》时，马洪学、付成保并不知情。而且《合作协议》签订后，李国辉以各种理由不让我参与公司的生产管理，我于2019年1月3日离开了艺美公司，《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一审期间我由于身体原因在老家医院做手术，尚未康复，不便参与开庭，但向法庭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说明了本人与李国辉、李宇翔合作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未提及该《情况说明》。马洪学、付成保向李国辉、李宇翔转让了股权，一审判决认定马洪学、付成保应向我主张债权，逻辑明显错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马洪学、付成保要求被上诉人李国辉、李宇翔支付股权转让款2455000元及利息的请求能否成立。马洪学、付成保、苏强（甲方）与李国辉、李宇翔（乙方）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以及李国辉、李宇翔（甲方）与苏强（乙方）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予遵照履行。关于股权转让方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的情形实际存在。虽然苏强并非东莞市艺美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美公司）的原登记股东，苏强对艺美公司是否享有实际权利亦不得而知，但从合同内容来看，马洪学、付成保两人全权委托苏强办理案涉工厂转卖的所有交接手续，并将工厂转卖款2500000元借给苏强，作为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合作的诚意保证金。可以看出，马洪学、付成保对苏强非常信任，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本院采信《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的内容，认定苏强属于股权转让方的其中一员。原审法院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关于《工厂转卖、股权变更合同》与《合作协议》的关系问题。从内容上看，两者之间为承接关系。股权转让与后续的经营合作紧密相连，两者不应该割裂开来。根据“甲方马洪学、付成保两人全权委托苏强与乙方办理工厂转卖的所有交接手续，马洪学、付成保两人同意将工厂转卖款2500000元借给苏强私人作为与乙方合作的诚意保证金”的约定，可以认定苏强有权全权代表马洪学、付成保办理案涉工厂转卖的所有交接手续，包括对剩余工厂转卖款2450000元的收取。根据前述合同、协议的约定，案涉剩余股权转让款（工厂转卖款）2450000元已经转换为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合作的“诚意保证金”。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签订《合作协议》及后续开展合作，符合马洪学、付成保的意愿，马洪学、付成保称对此不知情，苏强亦持相同观点，有悖诚信。《合作协议》对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续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的合作关系破裂，李国辉、李宇翔主张苏强于2019年1月3日擅自离开公司，无故单方面终止合作经营关系，导致李国辉无法正常经营，亏损严重。苏强则主张在其将公司以前客户引荐给李国辉之后，李国辉以各种理由不让苏强参与公司的生产管理，苏强被迫于2019年1月3日离开公司。本案中，马洪学、付成保、苏强应得的股权转让款并非“人间蒸发”，而是转换成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合作的“诚意保证金”。对于该款项的归属及后续处理，应在另案苏强与李国辉、李宇翔的合作法律关系中予以解决。马洪学、付成保在本案中要求李国辉、李宇翔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450000元及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洪学、付成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但未将苏强认定为股权转让方不当，在“李国辉、李宇翔是否已经向马洪学、付成保支付了案涉股权转让款”问题上表述不当。鉴于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40元，由上诉人马洪学、付成保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志强审判员  王相东审判员  王 聪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尹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