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71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瑞安市塘下镇建设路。诉讼代表人：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光。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丰盛，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欣，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林美，女，1981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房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林美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件，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8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城房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华城房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1、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华城房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管理人知道孙林美未支付购房款事宜是在管理人接管华城房开公司之后，诉讼时效起算点晚于2017年9月14日（华城房开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之日）。管理人以华城房开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应当从管理人知道孙林美未付购房款事宜后起算，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2、即使本案存在诉讼时效问题，管理人也可以追偿首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对其到期债权及时行使权力，导致其对外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孙林美应于2014年12月22日支付首付款，适用两年诉讼时效后，诉讼时效到期日为2016年12月21日。而华城房开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16年12月21日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故其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9月14日起重新起算，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二、孙林美并未向华城房开公司支付首付款。根据管理人的调查，涉案房屋实际上由华城房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池万进利用自己优势地位窃取公司资产。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4年11月签订，开具首付款收据后，华城房开公司在账目中将其记入到池万进的“长期应付款”科目中，作为公司对池万进“长期应付款”科目的清偿。但全部记入该科目后，账目上池万进的“长期应付款”科目为-31903460元，即池万进利用实际控制人的优势地位侵占了公司资产，该所谓首付款只是进行了账目处理，实际上华城房开公司并未受到首付款。且池万进作为华城首府项目的项目投资人，其对华城房开公司享有的债权，并非普通的社会借款，由于其投资性质，必然要等到华城首府项目进行结算、清偿完毕债权人的债权，计算盈亏后再按照各自股比退出。池万进利用自己优势地位提前退资，无疑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工程款债权人的利益。华城首府项目至今拖欠大量工程款未还，无法办理产权证导致大量业主面对诸多生计阻碍，与池万进非法获取涉案房屋有密切关系。华城房开公司作为消极事实举证一方，举证难度与效力不能直接与孙林美一方比较，现孙林美主张其已付房款，但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或支取现金的凭证，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支付购房款。而收据等形式证据，结合华城房开公司账目情况，足以说明涉案房屋获取途径的不正当性。孙林美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014年12月5日，孙林美因自住需要，与华城房开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双方还就地下停车位的购置签订《补充协议》，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支付了首笔购房款，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了收款收据。2014年12月5日，孙林美与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贷款208万元，华城房开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上述借款合同上签章。2014年12月16日，银行发放了该笔贷款，专款专用进入华城房开公司的账户。2017年8月24日，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2017年8月31日，双方经结算，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补交购房款18882元。上述事实表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华城房开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5日，首付款收款收据开具时间为同日。即使按照华城房开公司所述，也已过了向孙林美主张首付款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合同在华城房开公司破产之前已经履行完毕，且不存在华城房开公司消极行使或积极放弃债权的情形，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三、孙林美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孙林美已支付首付款，且证明力大于华城房开公司一方证据的证明力。孙林美持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首付款收款收据、《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购房发票、结算补交房款收据。至于华城房开公司内部财务如何记账，与孙林美无关。管理人以华城房开公司内部财务账目记载进行解读，完全不符合证据规则。此外，本案已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结论为截止2017年9月，华城房开公司尚欠池万进485.18万元，管理人又如何得出池万进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结论。恰恰相反，上述审计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池万进的个人债务得不到清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城房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支付首付款893634元；2、判令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支付违约金446102.9元（以首付款为基数，利率为万分之三，从2014年12月6日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6月26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5日，华城房开公司与孙林美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购买华诚蓝庭商品房第5幢2102号房，建筑面积为253.55平方米，商品房总价2973634元。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交足房款的30%计893634元，余款208万元通过银行贷款资格审核后按揭贷款方式支付给出卖人等。同日，华城房开公司与孙林美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华城房开公司将华诚蓝庭地下室停车位99号、100号、101号、260号使用权无偿转让给孙林美。孙林美另持有如下证据：1、2014年12月5日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的编号为2020804的收款收据，主要内容为收取购房款893634元。2、2014年12月5日，孙林美与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本金208万元，并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方式。华城房开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章。2014年12月16日，该行发放了上述贷款，款项进入华城房开公司账户。3、2017年8月24日，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编号为09375897《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内容孙林美购买的华诚蓝庭5幢2102室房屋，价税合计2992516元。4、2017年8月31日，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编号为2020833的收款收据，主要内容为孙林美向华城房开公司补房款18882元。2017年9月14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81破申62号裁定，受理陈小平等179人（阮玉兰、薛瑾瑜、薛孝孙除外）对华城房开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2017年9月18日，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81破52号决定，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华城房开公司的管理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根据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认定。为证明诉争房屋首付款是否已支付，华城房开公司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孙林美则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收款收据（编号为2020804）、《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借款凭证（回单）、个人贷款还款通知单（代回单）、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为09375897）、收款收据（编号为2020833）。从证据所指向的法律事实角度，华城房开公司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为孤证，无法反映出事实本身的发展状态；但孙林美提供的证据则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从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履行、结算的全部过程，其证明力大于华城房开公司的单一证据。因此在双方存在各自相反的诉讼主张情形之下，对比证据效力，孙林美提供的证据已然形成优势证据，其主张首付款已支付且购房款已结算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可能性，应予采纳。关于商品房交易习惯的逻辑判断。华城房开公司系依法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系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其在商品房买卖交易行为的二元结构中，较孙林美处于较为显著的交易主导地位，其对商品房交易行为习惯、交易规则掌握也优势于孙林美。根据本案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华城房开公司向孙林美开具首付款收据，再以保证人身份在孙林美的按揭贷款合同上签字盖章，后按揭贷款款项进入华城房开公司账户，华城房开公司又与孙林美进行购房款结算，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退还多余购房款。华城房开公司若在未收取首付款情形下从事上述行为，不仅与商品房交易行为习惯不相符，更与其作为营利性从事商品房经营的企业所掌握的优势交易地位不相适应。因此，华城房开公司在收取首付款后再行逐步从事后续交易行为，从时间上均符合商品房买卖的交易逻辑，亦与华城房开公司作为商品房开发、经营的营利性企业所追逐的目的相匹配，更符合商品房买卖行为的日常经验法则。关于发票的功能问题。孙林美持有华城房开公司就诉争房屋结算后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特别买卖合同，在经营活动中，发票的开具具有收取款项的证明功能，其不是仅为完税凭证，更重要的是属于收付款凭证。华城房开公司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否认发票的收付款证明，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12月5日，首付款应收取时间依合同约定为同日，华城房开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孙林美催讨过首付款的支付，且本案首付款支付行为也不存在中断、中止或特殊恢复的情形。同时，本案首付款行为发生于《民法总则》施行之前，在《民法总则》实施之时，距离首付款行为发生已过了二年多时间，依法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即本案起诉之前，首付款的讼时效确已届满。华城房开公司管理人主张诉讼时效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间开始计算，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综上，孙林美提供的证据在本案中处于优势证据地位，华城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华城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58元，减半收取8429元，由华城房开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华城房开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1、华城房开公司管理人出具的（2018）瑞华城破关字第10号《关于华城公司实际控制人池万进涉刑的报告》。2、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出具的《说明》。3、瑞安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上述证据1-3证明华城房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池万进利用自身优势地位，通过抽逃资金、以房抵债等形式，清偿个人债务，现已被瑞安市公安局以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的事实。同时，证明孙林美未支付首付款的事实。4、银行流水明细。证明涉案房屋的按揭款实际由池万进清偿的事实。孙林美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是华城房开公司单方面制作的材料。对证据2《说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作为佐证案件事实的材料。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华城房开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证据1系华城房开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关于池万进涉嫌犯罪的书面报告，在证据形式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而池万进是否涉嫌犯罪属于刑事侦查的范畴，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作认定。证据2涉及的是华城房开公司内部关于项目股份的投资及股权转让情况，与本案孙林美是否支付房屋首付款的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3仅反映池万进因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4，孙林美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反映涉案房屋按揭贷款的还款情况，不能证明孙林美是否已支付首付款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依法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诉讼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华城房开公司以孙林美未支付首付款893634元为由，起诉请求孙林美支付该笔款项。孙林美为反驳华城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提供了其与华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华城房开公司出具的收取孙林美首付款893634元的收款收据，孙林美、华城房开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三方签订的借款金额为208万元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出具的借款人为孙林美、收款人为华城房开公司、借款金额为208万元的个人贷款借款凭证（回单）及个人贷款还款通知单（代回单），华城房开公司开具的房屋价税合计2992516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双方结算后华城房开公司出具的收取孙林美补交购房款18882元的凭证。孙林美提供的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已依合同约定支付首付款。至于华城房开公司账目上对该笔款项如何处理，属于其内部事务，不能成为其否认收取上述款项的依据或理由。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华城房开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应予维持。华城房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58元，由瑞安市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 萌审 判 员  杨宗波审 判 员  蔡蓓蓓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陈黛锦代书记员  胡珏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