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吉2401民初7586号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地址：延吉市朝阳川镇仲坪。法定代表人：金琇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淳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宇，该公司办公室主任。被告：全亚秋，女，1973年10月7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所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全亚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淳哲、李洪宇，被告全亚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扈玉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无须支付全亚秋经济补偿金；2、诉讼费由全亚秋承担。事实和理由：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延吉市棉纺织厂与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两个企业性质不同，所属管理部门不同，是两个各自具有独立法人的毫无关联的企业。两个企业之间不存在成建制调动，延吉市棉纺织厂没有权利将自己的职工安排到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工作，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也没有权利将延吉市棉纺织厂的职工安排到自己企业工作。若本人不同意，也不能实现商调。当时，延吉市棉纺织厂处于半停产状况，职工面临即将下岗而就业、纷纷寻找出路的状态，除了20名商调职工之外，延吉市棉纺织厂还有很多职工欲到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工作，但当时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只挑选了商调的20名职工，而20名职工都是35岁以下的各工序纺织熟练工，并不是纺织工程技术专家或管理者等不可替代的专人人才，也不是按前后工序班组别集体调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是针对劳动者非本人原因的成建制调动的规定，而仲裁裁决认为20名职工的商调适用本条规定，是错误的。2、包括全亚秋在内的20名职工的调动，是本人同意调动，延吉市棉纺织厂同意调出，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同意调入，是协商调动。三方的任何一方不同意都不能实现调动。“商调函是指没有隶属关系的地区、部门或国有单位之间为了人员流动而互致的公文”，《市内职工商调表》也就是市内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单位之间为了人员的调动而填写的一个表，这也再次证明20名职工的调动不是成建制的调动，只是20名职工一起办理了协商调动手续而已。3、组织调动、成建制调动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调动，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都要连续计算工龄；商调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调动，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都不能连续计算工龄。仲裁裁决书错误地将集体商调与成建制调动混淆，错误地使用了《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得出了错误的裁决结果。4、根据1996年2月15日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计发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6】33号）中第二条“在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后，职工调动、转移工作单位，均应通过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再与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来实现”的规定，包括全亚秋在内的20名职工与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在2002年10月签订了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因此，全亚秋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不能将延吉市棉纺织厂的工龄连续累计计算为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的工龄。我公司对全亚秋的经济补偿金从2002年10月起计算是正确的。因此，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认为无须向全亚秋支付仲裁裁决书中的经济补偿金。全亚秋辩称：1、本案焦点是2002年10月30日，包括全亚秋在内的20人从延吉市棉纺织厂调动至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处工作，这一调动行为是属于劳动者的原因还是延吉市棉纺织厂和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的原因，通过事实可见，全亚秋等人调动是延吉市棉纺织厂和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之间的行为，因此属于非全亚秋个人的原因，故劳动仲裁依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裁决将在延吉市棉纺织厂工作的年限计算到经济补偿期限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更进一步能够证明在延吉市棉纺织厂的工作年限应当合并在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中。2、基于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书提起了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劳动争议进行全案审查，因此对于1994年11月到1996年5月全亚秋在延吉市纺织厂幼儿园工作期间的工作年限也应当一并计算经济补偿金，通过事实可见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全亚秋是与延吉纺织厂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而到延吉市棉纺织厂工作也是延吉纺织厂的统一安排，并非属于个人调动，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全亚秋在仲裁时提出的主张即从1994年11月至2002年10月的经济补偿金。经本院审理查明，1993年7月，延吉纺织厂与韩国甲乙纺织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2004年9月，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1993年9月，延吉纺织厂与延吉市丝绸厂合作成立延吉市棉纺织厂，2005年12月13日延吉市棉纺织厂予以吊销。全亚秋于1994年11月被招用到延吉纺织厂幼儿园，并与延吉纺织厂签订劳动合同。1996年6月调转延吉市棉纺织厂，2002年10月全亚秋被集体调动到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工作，2019年3月，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与全亚秋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2002年至2019年之间的经济补偿金。另查明，全亚秋解除劳动合同前月工资为2725元。全亚秋向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向全亚秋支付1994年至2002年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807.2元。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延州劳人仲字【2019】第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支付全亚秋自1996年至2002年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35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延吉市棉纺织厂营业执照、工商备案材料、吊销情况表、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经营执照、批准证书、2004年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工商备案材料、2005年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备案材料、全亚秋与延吉纺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全亚秋与延吉市棉纺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全亚秋与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全亚秋与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变更书、续订书、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与全亚秋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市内职工商调表；20名职工原延吉市棉纺织厂车间部署工段班组表、全亚秋与延吉纺织厂劳动合同工人录用审批表、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同城镇转移工作单位审批表、工资介绍信、工人调转工作介绍信、延吉市棉纺织厂调入甲乙纺织有限公司人员档案明细、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企业关停的情况说明及裁员方案。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延吉市棉纺织厂与甲乙纺织有限公司虽然各自为独立的主体，全亚秋也非因主管部门调动或成建制调动到甲乙纺织有限公司，但《市内职工商调表》中调动的理由为集体调动，且一次性商调20名职工等可以看出，全亚秋非为自愿的方式与甲乙纺织有限公司达成调动的合意，而是由延吉市棉纺织厂与甲乙纺织有限公司之间的集体商调。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陈述，商调是在职工本人、延吉市棉纺织厂及甲乙纺织有限公司三方均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调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协商调动。但是，在全亚秋主张没有协商过程的情况下，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与全亚秋存在协商的过程。另外，全亚秋等20名职工体现在一份《市内职工商调表》中，由办理手续的单位填写，且个人档案集中由两个公司的劳资部门进行交接等可以看出，调动手续并非由个人办理，而是由延吉市棉纺织厂与甲乙纺织有限公司办理。因此，应认定该调动为两个公司之间的协商。全亚秋与延吉市棉纺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是2005年5月31日到期，2002年10月30日调入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工作，而全亚秋与延吉市棉纺织厂没有履行终止劳动合同的任何手续，也没有领取经济补偿金。全亚秋主张，从延吉纺织厂调转延吉市棉纺织厂是延吉纺织厂的统一安排，庭审中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也陈述这一调动属于关联企业的调动，故全亚秋在延吉纺织厂、延吉市棉纺织厂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甲乙纺织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的工作年限，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从1994年11月开始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全亚秋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800元。如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大京延吉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申贞兰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