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602行初26号原告：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白埠社区华中路。法定代表人：蔺先立，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晓建，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袁本宏，山东诚功（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2号。法定代表人：姚秀霞，局长。委托代理人：孙朝光，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范崇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被告：烟台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芙蓉路6号。法定代表人：陈飞，市长。委托代理人：刘立志，烟台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立云，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学景，男，汉族，1957年5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代理人：魏加财，山东平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爱君，女，汉族，1956年7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代理人：魏加财，山东平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翠莲，女，汉族，1982年10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冠县。原告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公司）不服被告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和烟台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的烟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向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该院报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晓建、袁本宏，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孙朝光、范崇春及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立志、王立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袁某于2017年6月10日所受伤害为工伤。原告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烟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诉称，（一）市人社局受理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工伤认定程序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应当撤销。原告注册地及营业地均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辖区，原告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并非被告市人社局，本案非被告市人社局管辖范围，故市人社局受理工伤认定程序违法，工伤认定决定应当撤销。（二）被告市人社局未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对原告的权利构成实质影响，属于程序重大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及向原告送达的时间超出法定时限，程序明显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却于2018年12月19日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远超过60日的法定期限，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时间更远超法定期限。（四）工伤认定决定仅对袁某事故经过作简单描述即认定袁某因工负伤，明显违反《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五）原告与袁某并未建立任何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确认袁某并非因工死亡，即使是因工作原因死亡，也与原告无关。袁某可在自由时间随心所愿的接受外卖平台派送外卖的订单，其可随心所愿的决定工作时间、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其工作收入亦并非由原告支付，而系外卖平台支付，袁某并不受原告管理，袁某与原告不存在人身依附及行政隶属的特征，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因交通事故致死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即使认定为工伤，亦与原告无关。（六）被告人社局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工伤认定决定的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首先，袁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非因工外出；其次，事故发生时间为半夜10点20分，该时间明显不属于工作时间的合理范围，被告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即基于此认定袁某系因工负伤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工作人员蔺先东与第三人袁学景、袁爱君的委托代理人魏加财律师于2018年7月1日、4日的聊天记录。2.案号为（2017）鲁0681民初4048号的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首页。上述两份证据证明提交给被告市人社局的盖有原告公司印章的材料是第三人的代理律师魏加财要求原告出具的，该代理律师曾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被告市人社局答辩称，第三人于2018年6月5日以“袁某于2017年6月10日22：20许，从事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龙口代理商的送餐业务时，在龙口市××道办理处怡园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致伤死亡”为由，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依法于2018年6月5日向原告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提交书面意见：1.原告未在注册地为袁某参加工伤保险，但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缴纳了高额交通意外保险，并提供了保单号；2.袁某当天发生事故时为替班。经调查核实：袁某于2017年6月10日22：20许，从事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龙口代理商的送餐业务时，在龙口市××道办事处怡园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致伤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三款、《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之规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做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对袁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予以认定工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证明袁某家属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袁佳乐依法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并委托魏加财律师代为办理工伤认定；2.袁某、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袁某、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身份，以及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的申请资质；3.袁某死亡鉴定报告，证明袁某因交通事故致伤死亡；4.原告企业登记信息查询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的资质；5.徐小荔、郑妍证人证言两份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是饿了么外卖公司在龙口的代理商，2017年6月10日晚上10点多钟，袁某在从事原告代理的送餐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伤，经治疗无效死亡。6.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通知原告限期举证。7.原告书面答辩材料及骑手意外保险保单号，证明原告收到限期举证通知后依法进行书面答辩，原告未在注册地为袁某参加工伤保险，但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缴纳了高额交通意外保险，并提供了保单号；认可袁某系为其工作中发生事故。8.龙公交认字[2017]023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17年6月10日22时25分许，袁某在龙口市××街道××与××街交叉路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伤。9.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拍摄于原告单位办公电脑的异常订单情况记录，证明袁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伤。10.交警部门调取的交通事故现场照片，证明袁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伤。11.市人社局依法进行的调查笔录，证明被原告系饿了么外卖公司在龙口的代理商，2017年6月10日晚上10点多钟，袁某在从事被原告代理的送餐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伤，经治疗无效死亡。12.工伤认定证据补充材料告知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关于更正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通知、关于撤销[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0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上述文书送达回执及邮政回执，证明被告依法做出上述决定，并履行了送达程序。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第五项、第十九条第二款。被告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烟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市人社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9年1月7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当日被告依法予以受理，随后向市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了答复意见，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和依据。市政府认为本案第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1月29日，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给原告。被告在行政复议中依法履行了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市人社局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市人社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工伤认定决定书；3．授权委托书、原告身份证明。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依据及请求。4．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市人社局提出答复意见。5．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6．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7．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8．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9．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0．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证；11．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审理及送达的事实。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申请书中载明的申请人有4人，其中包含袁佳乐，原告认为该四人的签名为同一人书写，手印涉嫌同一人加盖，被告市人社局对该证据审查不严，予以立案，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工伤认定过程中遗漏了申请人袁佳乐，侵犯了其相关权利，程序严重违法。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该两份证人证言内容完全相同，不是证人本人书写，属于教唆证人出具，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同时证人不在现场，不可能感知袁某是在送餐路上被车撞伤。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举证通知书案号与受理通知书案号不一致，原告对于工伤申请的时间提出合理怀疑，认为第三人超期申请认定工伤，被告市人社局不应受理。对证据7有异议，该材料不属于原告提交的书面答辩材料，该材料的提供人为第三人的代理律师，不应当将第三人代理律师提交的材料视为原告的答辩意见。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订单显示袁某最晚一次接单22时02分05秒，订单状态为异常订单，但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时间是22时25分，不能证明属于配送期间。对证据11有异议，从形式上看，被告未对调查取证人范崇春、孙某、吕某、魏某是否应当回避、是否享有执法权进行举证，该四份笔录从形式上不合法，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从内容上看：1、通过蔺先东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同时能够证明证据7不属于答辩材料；2、对徐小荔、郑妍所作调查笔录与该二人向被告市人社局出具的证人证言相矛盾，不能作为定案证据；3、因为袁华丽并不在现场，对于袁某是否在送餐过程中并不知情，因此其称袁建华系送餐途中遭遇车祸的陈述不能采信。对证据12工伤认定证据材料补充告知书有异议，该告知书遗漏申请人袁佳乐，与工伤认定申请无法对应；对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质证意见同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遗漏申请人袁佳乐，案号与受理通知书不一致，是否同一案件无法说明，程序不合法，申请人记载为袁某申请，事故发生时间记载为22时20分发生事故与事故认定书及相关材料不相符，工伤认定决定法律适用错误；关于更正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通知是2018年8月30日，该更正发生于2018年8月6日送达之后，一方面送达之后进行更正是错误的，送达之后就不能更正，另一方面送达给袁某的代理人，并没有送达给申请人袁佳乐的代理人，至今没有履行送达程序，因此程序错误。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性质上属于电子数据，原告未能提交原始载体，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民事调解书首页，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第1、5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第7组证据不是其提交的材料，该意见与证据中加盖有原告印章的事实相矛盾，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第11组证据时未提交调查人员的相应执法证书而不合法，本院认为被告市人社局在制作调查笔录时，依法进行了事前告知，并表明了身份，在被调查人未提异议的情况下，被告市人社局在行政诉讼中无须再行提供调查人员的执法证书，故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12组证据及被告市政府提供的11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与本案有关联性，确认为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第三人袁学景、袁爱君系死者袁某的父母，刘翠莲系袁某的妻子，袁佳乐系袁某之子。原告成立于2013年3月17日，经营范围是通过“饿了么”外卖平台接单外卖配送业务。2017年6月10日22时，袁某驾驶两轮摩托车送外卖，在由东向西行驶至龙口市××道怡园路与南市等交叉路口时，与案外人谢晓洁驾驶的由北向南行驶的轿车相撞，致袁某受伤。后经烟台毓璜顶医院、龙口南山养生谷肿瘤医院救治无效于2019年9月8日死亡。2017年7月9日，龙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龙公交认字[2017]第90236号），认定袁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17年9月12日，龙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袁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同年10月30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袁某符合因交通事故致颈髓损伤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018年6月5日，本案第三人及袁佳乐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申请认定，同日，被告市人社局给第三人出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未列袁佳乐。被告市人社局同日向原告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于6月11日签收。7月1日，原告提出书面答辩意见，载明：“关于袁某工伤事宜，特做如下说明：1.本公司未在公司注册地缴纳社保，但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缴纳高额交通意外保险。2.袁某当天发生事故时，为替班。”并提交了袁某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投保的保单号为10206031900336351092的“饿了么加盟商意外综合保险C款”网上查询单及骑手个人意外保险说明。2018年7月5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袁某所受伤害系因工负伤。原告不服，于2018年8月29日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审查期间，被告市人社局于8月30日作出关于更正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通知，将决定书第四行“袁某于2018年6月5日提交的袁某的工伤认定申请”更正为“袁学景、袁爱君、刘翠莲于2018年6月5日提交的袁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同年11月8日被告市人社局自行决定撤销了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018年11月8日，被告市人社局对原告法定代表人蔺先东作了调查，蔺先东承认，公司在龙口地区经营的是外卖配送业务，通过“饿了么”外卖平台接单各种配送服务。11月14日，被告市人社局对山东立健医药有公司东江分店职工徐小荔、郑妍做了调查，两人均证实，袁某给“饿了么”外卖平台龙口代理商送外卖。2018年12月19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载明：2017年6月10日22：20袁某从事送餐业务时在烟台市莱街道办事处怡园路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伤，经治疗无效死亡。2017年7月9日，经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袁某在本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鉴于以上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袁某所受伤害系因工负伤。原告不服，于2019年1月7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政府当日予以受理。随后向市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市政府提出了答复意见，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和依据。市政府认为第三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依法向第三人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2019年1月29日，市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袁某的工作是送外卖，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应作扩大解释，即其送外卖的时间为工作时间，送外卖经过的场所为工作场所。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市人社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适用法律不够准确，应予以纠正，但该瑕疵对工伤认定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另，市人社局所做《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记载“烟台市东莱街道办事处、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为笔误，应更正为“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龙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市政府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被告具有对辖区内工伤行政确认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与袁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通过被告对袁华丽、郑妍、徐小荔的调查笔录、袁某发生车祸的现场图片及原告向“龙口市劳动社保所”提交的说明、骑手个人意外险保险说明和意外险承保理赔信息查询截屏等证据可知，袁某生前从事的工作是“饿了么”配送员工作。原告自认是“饿了么”平台在龙口市地区的外卖配送单位，但否认与袁某存在劳动关系，并称二者之间是承揽关系。本院认为，劳动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在于，劳动关系目的是提供劳务，其标的在于劳务本身，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承揽关系虽然也涉及劳务，但目的不在劳务本身，而在于劳动成果，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无需接受定作人的监督、指导和指挥。本案中，原告袁某作为骑手配送员虽然自配摩托车等工具，但其受到原告公司一定程度的控制，即原告可以通过超时扣费及客户投诉扣费等惩罚措施、依据接单数量核定报酬等激励措施对配送员进行控制，进而保证配送员按照要求履行送餐职责。原告于2018年7月1日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中第2项“袁某当天发生事故时，为替班”的表述及其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支付过给袁某佣金的陈述也能佐证上述观点。本院同时注意到，原告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投保人为袁某的饿了么加盟商意外综合保险截屏及骑手个人意外险保险说明中投保须知第5条可以认定，原告作为饿了么平台加盟商为袁某购买了意外综合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在原告未提供袁某同意订立保险合同证据的前提下，可以反推原告与袁某之间为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与袁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并非原告所称的承揽关系。（二）关于被告是否有权认定劳动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作为辖区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其有权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予以确认申请人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12号）中明确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对于被告市人社局与袁某劳动关系的认定超出法定职权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市人社局对本案所涉工伤认定有无管辖权的问题。《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参保地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原告未为袁某缴纳工伤保险，其生产经营地在龙口市，被告市人社局作为原告生产经营地的工伤认定职能部门对本案有管辖权。（四）袁某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袁某的工作是外卖配送，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应作扩大解释，即其送外卖的时间为工作时间，送外卖经过的场所为工作场所。2017年6月10日晚10时左右，袁某接单后外出送外卖过程中，在龙口市××街道××与××街交叉路口处与案外人谢晓洁驾驶的轿车相撞，致袁某受伤，后经医院救治无效死亡，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及本案诉讼中，原告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袁某的受伤不是工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关于被告市人社局行政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首先，袁某之子袁佳乐是否能够作为行政相对人参与工伤认定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除规定工伤职工的近亲属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外，还对工伤申请人还设定了提交、补正申请材料等义务，该义务的履行使得工伤申请人应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程序性权利，并履行程序性义务，这就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袁佳乐出生于2016年10月25日，在涉案工伤认定申请发生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也就不具有行政相对人资格，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即本案第三人刘翠莲，代为行使权利，因此被告刘翠莲作为申请人的情况下，未将袁佳乐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做法未侵犯袁佳乐的合法权益，不构成程序违法。其次，被告市人社局是否保障原告陈述申辩权利及其是否超期问题。袁某于2017年6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第三人于2018年6月5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未超过1年的期限。被告市人社局于6月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调查限期举证通知书》，原告于7月1日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答辩意见，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7月5日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未超过60日期限。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11月8日自行撤销了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2018年12月19日，被告市人社局重新作出烟人社工伤案字（2018）第09-040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也没有超过60天期限，可见被告市人社局行政程序并无违法之处，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称工伤认定申请书中申请人的签名均非本人书写，但其在行政行为作出过程中并未提出该异议，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六）被告市人社局在案涉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出现的适用法律错误、出现“烟台市东莱街道办事处、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笔误问题已经被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所修正，根据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统一性原则，应当将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审查，故原行政行为瑕疵已经被复议决定所修正后，应当以复议决定表述作为行政体系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认定，对其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青岛天诚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成丽萍人民陪审员  李建华人民陪审员  朱淑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姜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