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3民终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朝霞工业社区育英路371号第2幢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0947207883。诉讼代表人：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清算组（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诉讼代表人负责人：周春波。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仁义，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银良，男，195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乙伟，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益祥，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原审第三人：徐艳，女，198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原审第三人：戴世朝，男，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上诉人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博服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银良及原审第三人胡益祥、徐艳、戴世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4民初5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博服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周银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费用由周银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银良应当举证证明涉案款项为借款，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周银良提供的仅系戴世朝盖章的一份结算凭证，但是该结算凭证出具时公司已然进入清算，该证据依法不应予以认可。二、涉案款项并非超博服饰公司直接收取，而对超博服饰公司产生拘束力的前提在于超博服饰公司认可其为投资款，而非借款。如果周银良款项为借款，则超博服饰公司不予认可。同时，如果款项为超博服饰公司收取，而超博服饰公司收取时系周银良支付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另外，也从来没有周银良作为借款债权人向超博服饰公司要求支付利息的事实，支付之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超博服饰公司会以1%月利率的“利息”形式支付，该款项由周银良收取并以“利息”形式支付款项，在于超博服饰公司认为周银良作为股东由其享受并收取。三、以款项金额为基础按照月利率1%收取利息符合分红收益的交易习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涉案款项以利息形式支付，为出资违约责任或补偿责任的变形，符合公平及诚实信用，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而且本案中以公司名义向周银良、陈秀云(徐艳)支付款项，其各人之间整体的支付时间、周期具有一致性，其并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利息支付习惯。周银良辩称，一、根据周银良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结算凭证及银行转账记录，足以证实超博服饰公司与周银良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其中结算凭证清楚记载超博服饰公司欠周银良借款本金45万元及相应利息，并由超博服饰公司盖章予以确认。另外，根据超博服饰公司及超博服饰公司股东在一审期间的陈述，超博服饰公司已经收到周银良支付的借款45万元，周银良作为出借人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超博服饰公司理应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二、关于结算凭证的出具时间问题。超博服饰公司与周银良之间的借贷关系形成时间是2016年7月1日，周银良指示案外人金建设(周银良亲戚)向超博服饰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汇付借款45万元，当时超博服饰公司称借款的用途为公司购置材料、支付工资，该借款关系是在2016年7月1日形成，当时超博服饰公司处于完全正常经营的状况，不属于超博服饰公司所述的恶意拆借。另外，需要纠正的是本案结算凭证的出具只是对先前借款关系的书面确认，而不是借款关系形成于2019年6月14日(结算凭证出具的时间)。退一步讲，超博服饰公司进入清算程序的时间是2019年9月份，也就是说超博服饰公司在向周银良出具结算凭证时尚未进入清算程序。三、超博服饰公司主张周银良为股东或实际投资人缺乏证据。股东身份基于股权存在，股东身份认定可以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公司内部股东名册、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予以确认。但本案周银良既非超博服饰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超博服饰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书面协议证明周银良为其股东或向其投资，更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周银良曾行使股东或投资人权利或履行股东或投资人义务，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周银良为超博服饰公司股东或投资人的情况。超博服饰公司在当时向周银良提出汇款时，双方即约定是借款，现其主张投资关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四、关于超博服饰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账册，周银良对此不予认可,亦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若周银良为公司股东，在领取相应股权分红时应当由周银良签字,超博服饰公司所谓的股东投资分红表亦应该由周银良签字确认，但客观证据显示这些材料全都是超博服饰公司的单方记录，所谓的账册仅是超博服饰公司的单方面记录，周银良并不认可且完全不知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银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超博服饰公司偿还周银良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72000元（后续利息以借款本金4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19年6月13日起计算至超博服饰公司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在审理过程中，周银良变更后续利息的起算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超博服饰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成立，戴世朝占90%的股份，胡益祥占10%的股份。2016年9月1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戴世朝变更为案外人柯建克，持股比例为戴世朝60%、案外人柯建克10%、徐艳20%、胡益祥10%。2017年3月3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案外人柯建克变更为戴世朝，其股权转至胡益祥名下，胡益祥占有公司20%的股权。2016年7月1日，周银良通过案外人金建设向案外人陈秀云（徐艳的父亲）转账45万元。2019年6月14日，超博服饰公司向周银良出具结算凭证一份，载明“甲方（出借人）周银良，乙方（借款人）超博服饰公司，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6年7月份向甲方借款，后甲方已经按照乙方要求向其指定银行账户汇付借款。截止至今，乙方结欠甲方借款本金45万元，结欠利息72000元，今后利息继续按照月利率1%予以计算”，该结算凭证由戴世朝加盖超博服饰公司公章。另查明，超博服饰公司账册记载内容有“股东投资款汇总：1.柯建克，金额1230558元，2018年10月13日退8万元，2018年12月20日退15万元，2019年1月14日退5万元，2019年5月11日退5万元，余额900558元（包含抵股30万）；2.陈秀云，金额221万元，2018年8月28日退20万元，2018年9月30日退10万元，2018年10月13日退10万元，2018年12月20日退20万元，2019年1月14日退15万元，2019年4月20日退10万元，余额136万元；3.周银良55万元，于2019年1月14日退10万元，余额45万元；4.胡益祥，金额75万元，余额75万元；5.戴世朝，金额472500元，余额472500元（包含戴世朝工资22500元）。股东投资款年底都要结算利息（上期算到2017.2.1-2018.1.31），退投资款时，退投资款的利息已结算”。另查明，2019年1月4日，徐艳、胡益祥起诉请求解散超博服饰公司，该院于同年5月13日判决予以支持，该院于同年9月6日裁定受理徐艳对超博服饰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同年9月29日指定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担任超博服饰公司的清算组。超博服饰公司现未实际经营，营业场所转租，周银良现为超博服饰公司保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超博服饰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主体及本案款项的性质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超博服饰公司清算组抗辩本案款项非汇入公司账户，但公司记账确认的信息能证明公司实际已经确认了款项已由公司入账的事实，该抗辩理由与其认为本案属于周银良在超博公司的投资款的另一抗辩理由也相矛盾，故该院认为案外人陈秀云收取周银良的本案款项为履行超博服饰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周银良向超博公司主张权利，超博服饰公司主体适格。关于争议焦点二。股东身份基于股权而存在，股东身份认定可以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公司内部股东名册、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来确定。周银良并非超博服饰公司工商登记确认的股东，本案未有周银良与超博服饰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书面代持协议等明确股权代持或其他依法享有超博服饰公司相应比例股权的有效证据，未有证据体现周银良曾主张对超博服饰公司持股份额之请求，亦无证据显示超博服饰公司股东会曾就周银良投资所对应的持股比例等事宜进行讨论研究并达成决议。超博服饰公司各股东对于向公司支付的款项的性质说法不一，超博服饰公司及徐艳为支持周银良的转款为投资款的抗辩理由所举的证据均仅为公司内部账册记载，且该账册记载的股东投资款金额和各股东认为有部分是投资款有部分是借款的陈述亦相互矛盾，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退一步讲，若周银良向超博服饰公司投入的是投资款，根据各股东的陈述，周银良的入股形式并非直接向代持股东购买，而是以向公司直接投资的形式入股，加之其他在册股东均还有款项汇入公司，对公司而言实质是一种增资行为，但股东之间并未有任何有关增资的协议或决议，也未对投资金额、投资比例等达成一致意见，如为投资款也不存在如账册记载的随意退回的可能性，故该院认为超博服饰公司及第三人辩称周银良为超博服饰公司的股东且由徐艳代持股权之事实缺乏证据支持，该院对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戴世朝作为超博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公司的名义向周银良出具具有确认借款事实的结算凭证的行为，与其个人认为款项属于投资款的意见相互矛盾。根据各方陈述，公司未进行过收益分红，周银良及各股东之间以在公司的款项余额为基础按照月利率1%收取利息，亦不符合分红收益的交易习惯，相反符合民间借贷按本金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综上，超博服饰公司及第三人未有有效依据抗辩本案款项为股权投资款，依据超博服饰公司在结算凭证确认的意思表示，结合利息交付的事实，该院对周银良主张超博服饰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博服饰公司及第三人均确认财务账册确认的利息支付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故周银良主张的利息请求未超过上述时间点后计算的金额。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周银良借款45万元及利息（截止2019年6月14日的利息为72000元；另以本金4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9年6月15日起计算至超博服饰公司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020元，减半收取4510元，由超博服饰公司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举证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因柯建克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其股权是否转至胡益祥名下的相关事实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其他事实本院经审理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诉争款项已由超博服饰公司入账,超博服饰公司主张周银良系超博服饰公司股东,缺乏依据，超博服饰公司主张诉争的款项为周银良对公司的投资款,但股东之间并未有任何有关增资协议或决议,也未对周银良所汇款项的投资金额、投资比例等达成协议，该主张亦存在依据不足，结合周银良所投入的款项按照月利率1%收取利息的交易习惯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属性,故戴世朝作为超博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超博服饰公司名义于2019年6月14日向周银良出具结算凭证确认周银良于2016年7月1日所交付的款项属于借款，意思表示真实，周银良有权要求超博服饰公司偿还相应借款本息。超博服饰公司诉称该结算凭证出具时超博服饰公司已经进入清算程序，与事实不符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超博服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020元，由上诉人温州超博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李 劼审 判 员 曾庆建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