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赔终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开心，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1399号。 法定代表人周祝承，主任。 委托代理人罗欢喜，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谭志江，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开心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灵芝街道”）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开心、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罗欢喜、谭志江到庭应询。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需要等因素，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3月2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现为灵芝街道）全心村村民，在该村有相应的宅基地及房屋。2015年1月30日，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绍市镜征公字(2015)1号房屋征收公告，原告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之后，原告的案涉房屋被原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2017年9月27日，原告以被告拆除其房屋行为违法为由诉至本院。2018年5月10日，本院作出(2018)浙06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确认原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2015年强制拆除原告董开心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2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次日收到后，于3月1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同时查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赔偿终4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董开心与董金宝系父子关系，均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全心村村民，董金宝、董开心分别审批建造取得二处住宅。但董开心于1993年10月12日申请涉案农村私人建房时，建房申请人有董开心、董金宝二人。2015年1月30日，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绍市镜征公字(2015)1号房屋征收公告，载明“因后墅路北延工程建设及镜湖新区及整体规划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决定对灵芝镇全心村的整村房屋实施征收”，同时明确了征收范围、期限、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政策依据、实施机构等事项。2015年3月26日，董开心与董金宝以合并户安置的方式，并以董金宝(乙方)户的名义就董开心的房屋征收补偿事项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镜湖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补偿乙方人民币3059542.68元。2015年3月28日，董开心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以董金宝的名义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镜湖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该《承诺书》经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公证。《协议书》己约定了包括董开心合法房屋货币补偿安置款、奖励和装修附属物补偿款及各种补贴、提前奖等各类补偿费用。后董金宝以户主身份全额领取了补偿款，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八)项规定，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故被告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财产损失，且该损失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原告可以获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本案系因违法征收引发的行政强制拆除赔偿案件，原告与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征收涉案房屋的行为及被告因征收行为拆除原告案涉房屋的行为虽均被法院依法确认为违法，但就涉案房屋的安置补偿事项，原告所在户已由其父亲董金宝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人民政府签订《镜湖新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了涉案房屋各项安置补偿事宜，且涉案款项均已履行完毕。现在原告就其同一处房屋再次提出行政赔偿之诉，却未提供其存在损失的相应证据，其赔偿请求不能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开心的赔偿请求。 上诉人董开心上诉称：1.一审合议庭违反法定程序，未按照规定组成7人合议庭，也未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一审原告未申请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本案需要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事由不明。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日常居住生活20余年的房屋违法，室内物品清点登记工作应当由被上诉人负责，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对上诉人证据7、8、9、11、12认定错误。上诉人上述证据与案件有关联。上诉人所有的编号为275、276、277、278的房屋被强制拆除，上诉人请求赔偿的事实存在客观性。3.上诉人房屋未获得补偿。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有区别。行政补偿是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采取的补救措施。行政赔偿是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证据4不具有合法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和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涉案房屋被征收、拆除并灭失，上诉人已经承担了损失存在的举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灵芝街道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2018）浙0602行初65号行政判决查明：“被告（灵芝街道）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董开心）将涉案房屋腾空交付拆除的事实”。并认为“一方面，该征收行为已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另一方面，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已腾空案涉房屋并将房屋自愿交付被告拆除，故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该生效判决确认本案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行政行为违法。本案系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被确认违法而引发的行政赔偿之诉。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涉及房屋本身的价值（包括附属设施及固定装修装饰）、租金及屋内物品三个部分。关于房屋本身的价值及租金，根据已经生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赔终46号行政赔偿判决载明，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项，上诉人所在户由上诉人父亲董金宝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书》，约定了涉案房屋各项安置补偿事宜，包括房屋装修补偿、附属物补偿、安置过渡费等内容，上述款项均已支付。故上诉人就房屋本身价值及租金提出行政赔偿之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就屋内物品的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涉案房屋系上诉人居住的住宅，被上诉人组织人员拆除该房屋时，未依法腾空涉案房屋，也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由上诉人签字确认，致使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屋内物品包括家具、电器等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上述物品不存在，结合上诉人在二审询问中自认，其赔偿清单中的日常生活用品使用时间已达20年的客观情况，本院依职权酌情判断上述物品的损失为3万元。对于日常生活用品清单中“各类权属凭证物件、贵金属及纪念意义物品”，上诉人既未列明详细清单、也没明确具体数额、更未提供上述物品存在的基本证据，对上诉人的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为由，驳回上诉人全部赔偿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依法能够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赔初7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二、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赔偿上诉人董开心房屋内物品损失共计人民币3万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谈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