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4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九辉，男，汉族，1969年5月1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龚苏芳，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东辉，男，汉族，1962年5月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水寨镇河东片卫生局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妮，广东诚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戴远波，男，汉族，1977年2月1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戴天鸿，男，汉族，1982年10月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戴春燕，女，汉族，1976年2月1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戴春香，女，汉族，1981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戴玉英，女，汉族，1943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凤山堂。原审第三人：戴运英，女，汉族，1948年9月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罗四。原审第三人：戴庚辉，男，汉族，1950年5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黄桂兰，女，汉族，1954年5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升。原审第三人：戴娥英，女，汉族，1953年9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半岭。原审第三人：戴凤英，女，汉族，1961年10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昭德楼。上诉人戴九辉与因被上诉人戴东辉，原审第三人戴远波、戴天鸿、戴春燕、戴春香、戴玉英、戴运英、戴庚辉、黄桂兰、戴娥英、戴凤英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九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龚苏芳，被上诉人戴东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妮，原审第三人戴庚辉、戴凤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戴远波、戴天鸿、戴春燕、戴春香、戴玉英、戴运英、黄桂兰、戴娥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九辉上诉请求：1、依法重新查明认定事实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证据采信上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判决显失公正。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重新查明认定事实，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应当在查明涉案“长兴楼”建造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被上诉人是否有参与或参与程度进行认定，最终确认份额。涉案“长兴楼”的建造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长兴楼”是上诉人亲力亲为一砖一瓦建成，上诉人对“长兴楼”的兴建过程非常清楚。如若像被上诉人所说，其在“长兴楼”建造过程中还未与父母和上诉人分家，那被上诉人即使仅仅出资，未亲历建造，也应当非常清楚“长兴楼”的建造过程。事实是，被上诉人在第一次的庭审中，甚至不清楚其主张分割的共有物的具体形成过程。在第二次庭审中，仍然对楼房的建成时间出现多次矛盾的表述(在法庭审理时，上诉人及代理人也对被上诉人在关于建造时间上出现互相矛盾的表述进行询问和提醒法庭注意)。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未对此部分重要事实进行询问和审查，而这一事实却直接影响到被上诉人是否与“长兴楼”相关。事实上，被上诉人仅仅偶尔有住过(上诉人从未否认过被上诉人有曾经住过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建造过程知之甚少。其次，被上诉人作为一审的原告，亦毫无证据证明其出资或出力参与建造“长兴楼”。由此，被上诉人明显虚构了其参与建房的事实，且根据举证规则，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其有份建造“长兴楼”的情况下，应判定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分家清单便对是否有分家的重大事实不作进一步查明，就直接认定没有分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而是否有分家直接影响本案的另一重要事实。客观事实是，早在1980年，在父亲戴立兴的主持下已进行了分家，虽没有分单，但当时父亲对其名下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房屋全部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那时大哥、二哥因都已结婚成家，在分得有房屋、土地后已分出去生活。三哥戴东辉亦分得一间房，也因此顶替父亲工作，到了工作单位，在外面工作、生活、置业。上诉人因兄弟中是最小故分得一间厨房和一块宅基地(厨房用地和该宅基地即现“长兴楼”的用地)。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每个兄弟所分得宅基地及后期建成的房屋照片。上诉人所述的每个兄弟的分家情况与现在每个兄弟客观所有的房产及宅基地事实是完全相符的。上诉人分家后，因其是最小的儿子，父母随上诉人生活，也完全符合一般的公序良俗。且第三人均证实上诉人侍奉父母终老，并称即便有遗产，也愿放弃自己的继承份额，同意由上诉人继承。反过来，如若像被上诉人所说，其一直未与父母及上诉人分家，那为何被上诉人会“另外分得”自建房和宅基地。被上诉人侍奉父母终老，竟没有分配任何房屋或宅基地，也完全解释不通。一审法院没有对分家事实查清是一错，在上诉人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分家情况后，一审法院仍然视而不见，仅凭没有“分家单”就直接推定没有分家是另一错。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兄弟客观所有的房产情况来看，上诉人所述的兄弟分得的房产情况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该分配情况也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所讲的兄弟均已分家情况属实。退一步讲，上诉人认为从证据规则上讲，被上诉人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补充说明案件情况，如若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述的分家证据不够充分，认为没有分家单，也不能直接推定没有分家。应当针对双方对峙性的表述，一一审理查清。三、涉案房屋的具体居住情况亦是本案的重要事实，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查明，属于事实不清。在审理中查明部分仅仅依据上诉人描述被上诉人曾经在第一层的一间和第二层的一间住过，错误地认定被上诉人在右边部分第一、二层各有一个固定的房间。首先，上诉人如实陈述被上诉人曾经是在“长兴楼”住过，但是仅在早期成年但未娶妻时逢年过节住过前期兴建的“长兴楼”右侧，而右侧居住的情况分为先在一楼住过一间，后装修时，在二楼住一间。但并非“固定”居住，更加不是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一、二楼各有一个固定的房间。其次，针对该部分事实，一审法院理应对原审原告即被上诉人进行查清，但一审在庭审中非但未对房屋的居住情况向被上诉人询问，直接粗糙地对上诉人陈述进行错误的认定。如若被上诉人所述真实，那其对自己哪个时期住哪个房间应当非常清楚。最后，如若像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比上诉人贡献较多，被上诉人只住过前期的“长兴楼”右侧一间或两间房屋，就更不符合逻辑了。“长兴楼”房间很多，分左右两侧楼层组成。被上诉人若像其所称，付出很多，何故只住过前期的右侧，从未住过后期建造的左侧房屋，又何故只有一间或法院认定的两间?诸多矛盾及不合理之处。而这种种情况，结合上诉人所讲述的其家庭早已在1980年完成分家，被上诉人分得房屋(老房屋现存在)和到父亲单位顶替工作，上诉人分得涉案的“长兴楼”，父母随上诉人生活。在1991年被上诉人结婚前年节时来上诉人家中小住，住的是一个房间(先是“长兴楼”右侧的一楼，后一楼装修期间又在二楼)。1991年结婚后，就慢慢地越来越少到“长兴楼”了。被上诉人从未提及“长兴楼”左侧的相关事宜。因为上诉人1997年才开始兴建“长兴楼”左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长兴楼”就是当时分得给上诉人的房屋，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份额，只有婚前偶尔小住的情况，所以出现被上诉人只是口头称其付出多，但自始至终只住过一间房，对房屋的兴建过程模棱两可。而婚后，关于“长兴楼”左侧，被上诉人更知之甚少。四、一审法院简单地依据当时上诉人是泥水工，被上诉人接替父亲在单位上班，父亲有退休工资，凭借主观臆断来认定被上诉人的贡献较大，明显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因分家而接替父亲的工作并分得一处自建房(现该房屋仍然存在)。其次，一审法院凭主观臆断认为上诉人做泥水工贡献最小，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及行业收入情况。众所周知，当时单位工资比较低，从事商业经营或建筑类技术工人收入完全不低于当时的单位工资。最后，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上诉人亲历建造房屋的事实，一方面又认定上诉人贡献最小，也是相互矛盾的。上诉人是既出钱又出力，被上诉人一年没有几次回来，如何贡献较大?第三人也证实被上诉人刚去接替工作时，第三人进行了接济。有部分第三人还对建房出资支持。五、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的父亲早年在卫生系统工作至退休，有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人情常理来看，原、被告的父亲必然会出资参与建造长兴楼。而原、被告的母亲虽在家务农，但农村建房常规来看，父母出资出力建房是惯例，且涉案房屋解决的是原、被告及其父母的居住问题，其父母亦肯定会出钱出力，而被告戴九辉亦认可其父母在涉案房屋建造过程中有帮忙煮食，此亦是提供劳务参与建房的表现方式……”存在多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亲是因病早退，退休工资不到30元。如若一审法院不认可上诉人的说法，一审法院应当当庭查明，且涉案的兄弟姐妹均在场，一审法院也完全可以查明。2、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且不说二老身体状况不佳,养育8个子女成年，靠一份微薄的工资，何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诉人及其余第三人在庭审时陈述很多问题的开头语都是“当时家里很困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母生育了8个子女。抚养至成年已属不易，所以有了后来子女逐渐成年进行分家。这也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虽然当时上诉人未满十八周岁，但在当时，与上诉人年龄一般出来赚钱养家的情况随处可见。上诉人作为一个建筑工人，在当时的收入完全不低于被上诉人。而且当时上诉人的父亲是因病早退，退休工资也不到三十元，如数分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当时虽年纪不大，但已辍学去做工挣钱，在分得的宅基地上，历经几十年，在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共同努力下建成现在的“长兴楼”。关于建楼的过程一审时上诉人作了翔实的说明，如到现场勘察，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分多次建筑的痕迹。3、一审法院认为建房父母出钱出力是惯例，父母在涉案房屋建造过程中有帮忙煮食，是提供劳务参与建房的表现方式，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下的主观臆测。首先，上诉人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分家后父母随最小的儿子生活的情况非常多见。既是随上诉人生活，两老又年老，煮饭是日常所需。上诉人也从未抹去父母的付出，从上诉人侍奉二人终老这一点也可以完全看出上诉人对父母的尽孝。其次，一审法院既然要遵循当时的惯例和人情进行推断，那难道上诉人所说的家中贫困，各自分家，分家后父母随着小儿子，被上诉人前段未结婚的时候虽然已经在单位吃住，但父母健在，过年过节还是有个房间留给他回来的时候住，不是更符合常理吗?这也能更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被上诉人先只是婚前在“长兴楼”右侧住过一个房间，后婚后逐步就没到涉案房子居住，其对“长兴楼”左侧的建造过程也完全不清楚的事实。综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查明认定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戴东辉辩称，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重审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五华县*******升队“长兴楼”是被上诉人戴东辉以及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的共有财产。“长兴楼”主要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做的。“长兴楼”的两份宅基地证原件在建房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在被上诉人戴东辉手中。（一）“长兴楼”在1984年年底开始兴建，建造目的是为解决上诉人、被上诉人戴东辉以及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的居住问题。“长兴楼”主要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做的。而上诉人戴九辉1980年才11岁、1984年才15岁，未成年，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出钱建房。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有八个子女，分别为戴玉英、戴运英、戴干辉（2011年逝世）、戴庚辉、戴娥英、戴凤英、戴东辉、戴九辉。其中戴玉英、戴运英、戴干辉、戴庚辉、戴娥英、戴凤英均于在1980年前分别进行了嫁娶，已各自成家。为解决上诉人、被上诉人戴东辉以及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的居住问题，父亲戴立兴1984年11月18日取得“长兴楼”的宅基地使用权后，在1984年年底牵头开始建造“长兴楼”。当时父亲戴立兴在河东镇卫生院退休（戴立兴1919年2月出生，是执业医生，1980年退休，退休时60周岁），有退休工资及行医其他收入；母亲魏新娣养猪、耕种有劳动收入；被上诉人戴东辉1980年开始在五华县卫生系统工作，是全科医生，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而上诉人戴九辉1980年才11岁、1984年才15岁，未成年，根本没有能力出钱、出力建房。1986年建好第一层后，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就都在“长兴楼”居住，期间加建第二层，1989年形成现“长兴楼”坐向右边部分。1984年被上诉人戴东辉和父母兴建“长兴楼”时，“长兴楼”坐向左边是建成厨房、浴室、鸡舍、门坪、石灰湖之用的（当时被告戴九辉1984年才15岁，未成年,还在校读书，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出钱建房）。“长兴楼”主要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做的。2、“长兴楼”坐向左边的土地也是来源于父亲戴立兴，详见重审时被上诉人戴东辉提交并双方认可的五华县水寨区公所于1984年7月14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书相当于“长兴楼”的房契。1984年被上诉人戴东辉和父母兴建“长兴楼”时，“长兴楼”坐向左边是建成厨房、浴室、鸡舍、门坪、石灰湖之用的（当时戴九辉1984年才15岁，未成年,还在校读书，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出钱建房）。1996年年底被上诉人戴东辉、上诉人戴九辉和母亲三人商量同意改建左边房。“长兴楼”坐向左边的厨房、浴室、鸡舍、门坪、石灰湖位拆掉，再加上被上诉人戴东辉的一棵龙眼树地方与“长兴楼”左边房最后一条墙缺少约30公分与邻居互调换的地方，由被上诉人戴东辉再出资共约5万元改建成现在“长兴楼”坐向左边的部分，从而形成了现规模形状左右部分连接相通的“长兴楼”（1997年当时上诉人戴九辉才27岁，又生了三个孩子，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家庭经济负担重，根本无能力出钱改建）。“长兴楼”主要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做的。3、被上诉人戴东辉在“长兴楼”固定有两个房间居住，在“长兴楼”结婚生子（戴东辉于1980年在河东镇卫生院下属单位的梓皋卫生站工作，因离家“长兴楼”近，在工作期间下班后经常回家；后来戴东辉因工作需要又调回院本部，单位离涉案的“长兴楼”约1公里，并在“长兴楼”居住）。戴玉英、戴运英、戴干辉、戴庚辉、戴娥英、戴凤英等兄弟姐妹及其近亲属均未在“长兴楼”居住。4、以下在原来一审经质证的证人证言均证明了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兴建“长兴楼”，在“长兴楼”固定有两个房间居住：（1）二哥戴庚辉在一审两次出庭参加庭审，均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父母亲未分家，期间均住在“长兴楼”，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兴建“长兴楼”，在“长兴楼”固定有两个房间居住。上诉人戴九辉才十几岁未成年，没能力也没出钱建“长兴楼”；证人二嫂李桂香证实，“长兴楼”是父母牵头建的，1984年兴建的。戴东辉也出钱兴建了，戴东辉也在那里居住，“长兴楼”兴建时戴九辉才十几岁”；四姐戴凤英证实，“长兴楼”建好后戴东辉分有房间居住”；上诉人戴九辉的证人李增华（戴凤英丈夫）证实，“长兴楼”兴建后由戴东辉居住了。（2）“长兴楼”的建房师傅戴灼华已证实：“长兴楼”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及其父母出钱建的（上诉人戴九辉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长兴楼”的建房师傅是戴灼华）。（3）一审提交并经质证的2018年9月10日村委会证明、河东镇澄塘村东升队8个知情人（其中曾秀兰、李月霞是“长兴楼”所在东升队村民小组组长，最了解当地村民情况）证明，均证明了“长兴楼”是被上诉人戴东辉于1984年在其父母牵头出钱兴建的，被上诉人在“长兴楼”结婚生子，“长兴楼”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父母亲的共有楼房。5、上诉人戴九辉在原来一审庭审、原来二审庭审、重新一审庭审、重新二审上诉状中，均承认被上诉人戴东辉居住在“长兴楼”的事实。（二）“长兴楼”的两份宅基地证原件在建房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在被上诉人戴东辉手中，足于证明“长兴楼”主要是被上诉人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兴建的。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从未对上诉人戴九辉与被上诉人戴东辉进行分家。1、兴建“长兴楼”的土地来源于被上诉人父亲戴立兴，详见一审提交并双方认可的五华县人民法院于1984年11月18日作出的（84）华法民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及重审时被上诉人提交并双方认可的五华县水寨区公所于1984年7月14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该原件父亲戴立兴在建“长兴楼”之初亲手交给被上诉人戴东辉，也足可证明上诉人戴九辉所说“‘长兴楼’的用地是父亲1980年分给戴九辉的”是假话，如果“长兴楼”的用地是父母分给戴九辉的，为啥没有分家单？（父亲戴立兴是有文化、有技术的执业医生，1980年才60周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写分家单）。为啥“长兴楼”的宅基地证原件不交给上诉人戴九辉而交给被上诉人戴东辉？而且“长兴楼”的土地是1984年五华县人民法院才调解得来的土地，怎可能1980年就分给上诉人戴九辉？2、戴立兴、魏新娣三个儿子中二哥戴庚辉和被上诉人戴东辉都一致认为没有分家，上诉人戴九辉也没有任何分家清单的证据（父亲戴立兴是有文化、有技术的执业医生，1980年才60周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写分家单）。二、“长兴楼”1986年建好第一层后被上诉人戴东辉就一直在“长兴楼”居住，在“长兴楼”结婚生子。被上诉人戴东辉在居住使用“长兴楼”时，上诉人戴九辉、被上诉人戴东辉双方均未因涉案房屋“长兴楼”的使用或权属问题发生过争议（上诉人戴九辉在原一审庭审、原二审庭审、重新一审庭审、重新二审上诉状中，均已承认）。一直到农历2012年底（新历2013年年初），戴九辉为了达到独自霸占“长兴楼”的目的，把被上诉人戴东辉房间的家具等物品擅自处理，并将“长兴楼”大门上锁导致被上诉人一家无法进入。因为被上诉人戴东辉依法享有“长兴楼”的份额，有管理、使用、出入畅通“长兴楼”的权利，而上诉人戴九辉擅自对“长兴楼”大门进行上锁，影响被上诉人戴东辉对“长兴楼”的正常使用，损害被上诉人戴东辉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戴九辉理应排除妨碍，保持“长兴楼”的出入畅通。综上，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戴庚辉述称，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无理。戴凤英述称，一审判决不正确，上诉人上诉有理，厨房是父亲建的，有40—50平方米。上诉人戴九辉确实是建了房，戴九辉和母亲居住在那里，被上诉人说其出了5万元是没有理由的，被上诉人当时才10多元工资，大米都还是戴凤英送给他的，怎么有钱建房？戴远波、戴天鸿、戴春燕、戴春香、戴玉英、戴运英、黄桂兰、戴娥英未陈述意见。戴东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位于五华县*******升队二层楼房（每层140平方米，楼名为长兴楼）为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二、排除被告擅自上锁长兴楼大门，保持原告出入畅通；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戴东辉在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及父母共同共有“长兴楼”房屋，其中原告享有房屋份额3/10，父母享有份额1/2；父母享有的房屋份额属遗产并由原告继承1/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属同胞兄弟关系，争议房屋位于五华县*******升“长兴楼”，该房屋楼高二层，每层约140平方米。原、被告的父亲戴立兴与其前妻生育戴玉英、戴运英、戴娥英和戴干辉、戴庚辉五人；后戴立兴与魏新娣婚后生育戴凤英、戴东辉、戴九辉三人。其中戴庚辉、戴干辉、戴玉英、戴运英、戴娥英、戴凤英均于1984年前分别进行了嫁娶，已各自组成了家庭。为解决住房问题，原、被告的父、母亲于1984年至1985年间牵头开始建造涉案房屋“长兴楼”右边部分，其中先于1986年期间建好第一层，并由原、被告及其父、母亲共同居住使用；后在居住过程中又逐步加建第二层而于1989年期间初步建成现“长兴楼”右边部分。而“长兴楼”的左边部分则于1997年开始逐步兴建，后建成现规模形状左右部分连接相通的“长兴楼”。“长兴楼”基本建成后，一直以来主要由原、被告及其父母共同居住使用，其中原告戴东辉在涉案房屋“长兴楼”右边部分的第一、二层各有一个固定房间。原告戴东辉自1980开始接替其父亲戴立兴的职位到五华县大坝梓皋卫生站上班，后于1989年登记结婚。原告戴东辉在卫生站上班期间时不时会回涉案房屋“长兴楼”居住生活。原、被告父亲于1995年10月31日去世，母亲于2010年2月11日去世。原告戴东辉在居住使用“长兴楼”时，双方均未因涉案房屋的使用或权属问题发生过争议。2012年期间，因被告戴九辉装修涉案房屋“长兴楼”并将房屋大门上锁以致原告戴东辉无法有效出入和使用“长兴楼”而引发纠纷。因双方多次协商均无法解决，原告戴东辉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原、被告的其他兄弟姐妹及其近亲属戴玉英、戴运英、戴庚辉、戴娥英、戴红英、戴干辉遗属（戴远波、戴天鸿、戴春燕、戴春香、黄桂兰）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戴干辉的遗孀戴远波陈述其放弃份额，其份额由其他继承人平分；戴运英陈述其放弃份额，其份额给其他兄弟姐妹平分；戴娥英、戴玉英先在原一审时提供《第三人意见书》陈述其继承的份额愿意给被告戴九辉，后在本案重审时则提供《声明书》陈述继承的份额由其他继承人平均分配或原、被告和第三人戴庚辉平均分配。戴凤英陈述其继承的份额愿意给被告戴九辉，戴庚辉则陈述其要享有继承份额。另查明，一、原、被告的父亲戴立兴原为大坝卫生系统工作人员，领取退休金，原告和第三人戴庚辉陈述在建造“长兴楼”时其父亲进行了出资，但被告予以否认并认为是其独资建造且主张其父母只是帮忙煮食和其父母的钱主要用于父母本身身体治疗，但被告对其陈述未提供证据证实；二、被告陈述其父亲在世时已分家并对土地和房产进行了划分，但原告和第三人戴庚辉认为没有分家，而被告又未提供分家清单等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三、原、被告确认涉案房屋“长兴楼”的土地就是一审法院于1984年11月18日作出的（84）华法民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处理的土地。四、原告陈述涉案房屋由其出资，被告则认为虽建造房屋时其未成年但其早已外出打工（做泥水工）赚钱，第三人戴庚辉则陈述其及其妻子在涉案房屋建造过程中有出钱出力，但彼此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各自主张。五、原告陈述在涉案房屋坐向左侧部分建造时，左侧部分地方有其和邻居调换的土地及其出资了五万元，但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粤1424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被告戴九辉不服该判决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粤14民终32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粤1424民初194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共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的权属性质及具体处理问题。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性质。涉案房屋于1984年至1985年间开始建造，历经数年才建造完毕，期间原、被告及其父母亲均在涉案房屋居住，而第三人戴庚辉等其余兄弟姐妹均未在长兴楼居住，可见涉案房屋的建造主要解决的是原、被告及其父母的居住问题。结合原、被告确认涉案房屋的土地就是一审法院于1984年11月18日作出的（84）华法民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处理的土地，可知土地来源于其父亲戴立兴。而建造房屋不仅需有土地更需有资金支持。原、被告父亲早年在卫生系统工作至退休，有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人情常理来看，原、被告的父亲必然会出资参与建造“长兴楼”。而原、被告的母亲虽在家务农，但按农村建房常规来看，父母出资出力建房是惯例，且涉案房屋解决的是原、被告及其父母的居住问题，其父母亦肯定会出钱出力，而被告戴九辉亦认可其父母在涉案房屋建造过程中有帮忙煮食，此亦是提供劳务参与建房的表现方式，故被告戴九辉陈述其父母没有出资，对涉案房屋没有份额无事实依据，亦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原告戴东辉接替其父亲职位而在卫生系统工作，有固定收入来源，且房屋建造也是为了解决其居住问题，其陈述在涉案房屋建造过程中进行了出资，符合常理和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予以采信。被告戴九辉虽在涉案房屋建造时未成年，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家庭条件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陈述早已外出打工赚钱，具有一定可信度，加之建造涉案房屋解决的是其居住问题，故一审法院认可被告戴九辉对涉案房屋的建造有一定的贡献度。而第三人戴庚辉在涉案房屋建造时早已成家而另组织家庭，虽其陈述在涉案房屋建造时进行了出钱出力，但此出钱出力行为从情理而言更应是一种兄弟之间或父子之间的扶持帮助，且亦符合风俗习惯和人伦常情，故一审法院认为其参与的行为不是形成共有的关系。同理，其余第三人亦是如此，与涉案房屋没有形成共有关系。虽被告戴九辉陈述其父亲在世时已分家，但原告和第三人戴庚辉予以否认，而被告戴九辉又未能提供分家清单等直接证据证实，故对被告戴九辉已分家的陈述，不予采信。结合涉案房屋建造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原、被告及其父母亲当时的经济状况等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涉案房屋权属性质应为原、被告及其父母亲共有更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的规定，结合原、被告及其父母共住的客观情况和原、被告在涉案房屋起初建造时未娶妻等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当时原、被告及其父母应为未分家的家庭关系，而涉案房屋应为原、被告及其父母共同共有。关于涉案房屋处理问题。本案为共有物确认纠纷，法律关系为共有关系确认，而不是遗产继承关系，两者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只处理原、被告及其父母亲的共有关系问题。因此，原告变更诉请确认父母享有的房屋份额属遗产并由原告继承1/2，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应予驳回，原、被告及第三人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根据前述，涉案房屋为原、被告及其父母共同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原、被告对涉案房屋均有管理使用的权利，故原告诉请被告排除妨碍，保持大门出入畅通，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的规定，作为共有人的父母均已去逝，而原、被告双方现又因涉案房屋引发纠纷，可见双方的共有基础已丧失，故原告戴东辉诉请确认各共有人对涉案房屋的共有份额，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涉案房屋建造时间长，其中在涉案房屋坐向右侧部分建造时，原、被告均未娶妻而其父母亦健在，此时应认定其父母贡献较大，其次为原、被告；后在建造涉案房屋左侧部分时，原、被告父亲已去世，此时原、被告均已婚，社会创造力基本相当，但当时原告戴东辉已接替其父亲职位在外工作，相对于被告来说其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故此时应认定原告贡献较大，其次被告。综上所述，结合涉案房屋建造各时间段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劳动力大小等，一审法院按5:3:2的比例划分各自份额，其中父母贡献较大占五成为5/10，原告戴东辉贡献其次占三成为3/10、被告戴九辉贡献较小占二成为2/10。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五华县*******升楼高两层的“长兴楼”属原告戴东辉、被告戴九辉及其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共同共有，其中原告戴东辉占三成为3/10、被告戴九辉占二成为2/10；二、被告戴九辉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排除妨碍，将上锁的大门打开或将钥匙交付给原告戴东辉，保持“长兴楼”的大门出入畅通；三、驳回原告戴东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戴东辉负担50元，由被告戴九辉负担50元。二审中，戴九辉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李东华的证明，证明涉案房屋一层右边建造的事实以及出资的事实。2、李增华的证明，证实1980年有口头分家的事实；1984年戴九辉辍学做工的事实；1985年—1987年涉案房屋右边的第一、二层建造的事实。3、自来水的户头，证明水电是属于戴九辉作为家庭户的用户，证明戴九辉一直在“长兴楼”居住，而且是持续用水。4、电费扣款存折，证明入户是以戴九辉的名义入户的，也是从戴九辉的名下扣钱，而且是持续使用的。5、遗嘱证明，形式上是遗嘱，实际上是2018年10月3日知情人对原来口头分家情况的证明。6、“长兴楼”的现状照片，可以反映出“长兴楼”外观的情况，该照片与一审提交的照片拍摄角度不同。7、戴东辉房屋照片，证明既然说“长兴楼”是属于共同共有，如果说没有分家，那么应把所有财产纳入进行分割，也就是说戴东辉的房屋戴九辉也有份额。8、“长兴楼”墙体照片（共四张），证明不同时期建造房屋的墙体材料是不一致的，其中特别是1985年坐向右侧的第一层墙体用的材料是石头，进一步证明该房屋是上诉人亲自建造，之后不同时期使用的墙体材料都是不相同的。坐向左边三层楼房屋以及坐向左边前部分两层建筑所使用的材料是火砖，建造时间是1997年—1999年，那时候双方父亲已经去世。9、装修二楼、三楼地板照片，证明不同时期使用的是不同规格和材质的地板砖，地板砖装修时间是不同的。戴东辉质证称：对证据1三性有异议，而且李东华没有出庭接受双方质询，按照法律规定，法院不应采纳。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其在原来一审时已经出庭作证“长兴楼兴建后，戴东辉就在那里居住”，应该以其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证据3和证据4都没办法证明戴九辉对“长兴楼”单独享有所有权，也没有办法证实其为“长兴楼”缴交了水电费。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认可，因所有人签名的字迹都一样，而且按照法律规定，相关的人员未出庭接受质询，法院不应采纳，另按照客家人的风俗，分家应该是对男丁分家，戴立兴夫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当中，戴庚辉与戴东辉都认为是没有分家的，而且父亲戴立兴作为退休医生有文化、有技术，身体健康，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写分家单，但是其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写分家单。对证据6无法证明“长兴楼”是由戴九辉单独所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7，原来一审已经质证过，对此是戴东辉夫妻于2007年共同所建房屋，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没办法证明“长兴楼”是戴九辉单独所有。对证据9没办法证明“长兴楼”是戴九辉单独所有，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戴庚辉质证称，一、对证据1因无原件，对三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是李东华的亲笔签名，且李东华未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不能采纳该证据。“长兴楼”实际上是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和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建的，当时戴九辉才14岁，未成年，戴九辉根本无钱、无能力建房；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是李增华的亲笔签名，且该证言李增华未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不能采纳该证据。且根据原来一审庭审时，李增华出庭作证的证词是“长兴楼兴建后戴东辉就居住了，戴东辉有两个房间”，二审法院应该采纳出庭作证的该证词；三、对证据3、4的三性不予认可，水电费的单据无法证明是用于“长兴楼”，更加无法证明戴九辉独享“长兴楼”。戴九辉一家另居住在一栋5层楼的楼房(把父母的遗产0.3亩水田霸占为己有，并建起一栋5层楼的楼房)；四、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相关证明人的签名无法证明是本人亲笔签名，相关证明人均未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不能采纳该证据。根据客家人的传统习俗，分家是对家中的儿子(男丁)进行。戴立兴、魏新娣一直都没有对儿子们分家，没有任何分家清单。如果有分家的话，父亲戴立兴是有文化、有技术的执业医生，1980年才60周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写分家单；五、对6证据不予认可，“长兴楼”是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和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建的，当时戴九辉才10多岁，未成年，戴九辉根本无钱、无能力建房；六、对证据7与本案“长兴楼”无关，该相片所照的房屋是戴东辉用其夫妻共同财产于2007年购买地皮建造的，而且戴九辉家也建有并居住一栋5层楼的楼房；七、证据8、9无法证明“长兴楼”是戴九辉个人的，“长兴楼”实际上是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和戴东辉出钱、出力、出地方建的，戴九辉根本无钱、无能力建房。戴凤英、戴玉英质证称，对戴九辉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戴九辉于1990年间结婚(1992年5月13日补办结婚证)。上述“长兴楼”房屋右边、左边是指坐向房屋右边、左边（下同）。1997年以后，当事人将“长兴楼”左边部分建成二层半房屋。本院认为，本案为共有物确认纠纷。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处理意见如下：经查，双方父亲戴立兴原为大坝卫生系统工作人员，领取退休金；母亲魏新娣在家操持家务，对涉案房屋的建造出资出力，且建房用地为（84）华法民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中调解处理归戴立兴使用的土地。涉案房屋于1984年至1985年间开始建造，1986年期间建好右边第一层，后在居住过程中又逐步加建第二层而于1989年期间初步建成现“长兴楼”右边部分，当时由双方父母亲主持建造房屋。戴东辉自1980开始到五华县河东卫生院上班，有稳定收入，于1989年登记结婚，其对涉案房屋右边建造出资出力符合当时实际;建造涉案房屋右边部分过程中，戴九辉已辍学，并长期外出从事泥水工作，可认定戴东辉对涉案房屋右边建造亦出资出力。戴立兴于1995年10月31日去世，双方母亲于2010年2月11日去世。而“长兴楼”左边部分则于1997年开始逐步兴建，此时戴九辉早已成家立业，且居住在涉案房屋，当时其父亲已去世，母亲已年老，戴东辉又无法证明其对“长兴楼”房屋左边部分进行了出资。后建成现规模形状左右部分连接相通的“长兴楼”二层半房屋。故，可认定涉案房屋左边部分主要由戴九辉兴建。且2012年间，戴九辉对“长兴楼”房屋内外进行了装修。“长兴楼”房屋基本建成后，一直以来主要由戴东辉、戴九辉及其父母共同居住使用，其中戴东辉在涉案房屋“长兴楼”右边部分的第一、二层各有一个房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双方父母、戴东辉、戴九辉共同共有与事实相符。纵观以上事实，结合涉案房屋建造时间较长，各时间段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劳动力大小等因素，本院认定双方父母亲和戴九辉各占涉案房屋的四成，戴东辉占二成为宜。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涉案房屋占有份额认定有误，予以纠正。戴九辉主张1980年当事人已分家，“长兴楼”房屋全部由其建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戴九辉的上诉部分有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位于五华县*******升的“长兴楼”房屋属被上诉人戴东辉、上诉人戴九辉及其父母亲戴立兴、魏新娣共同共有，其中被上诉人戴东辉占2/10、上诉人戴九辉占4/10；四、驳回被上诉人戴东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戴东辉负担50元，上诉人戴九辉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上诉人戴九辉预交），由被上诉人戴东辉负担40元，上诉人戴九辉负担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