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垣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0423行初1号原告黎城振鑫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住所地XXX。法定代表人赵雪平，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普亮，山西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住所地XXX。法定代表人杨冉斌，任所长。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王焰青，任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支部书记，分管客运工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军，任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股长，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良，山西天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黎城振鑫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鑫公交公司）不服被告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以下简称运管所）、不予行政许可一案，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责令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编号为2019-001号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原告对被告重新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振鑫公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普亮，被告黎城县运管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王焰青、运输管理所股长李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001《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事实与理由：原告公司成立于2012年，现有公共汽车10辆，从业人员36名，主要承担黎城县至黄崖洞镇及沿途村镇客运工作，全年运送旅客30多万人次，为黎城公交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2016年原告购进的12辆公交车迟迟不能得到行政许可，历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2019年7月11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许可通知，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9年9月16日，被告再次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原告认为，该《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告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程序不当。2016年9月30日，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开展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载明：“成立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领导小组”，并进行了职责分工。被告的职责是：“根据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核的意见，以及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的审核结果，及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被告作为县政府的下属职能部门，理应按照该通知规定，报请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领导小组重新进行审核，而不是径直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程序明显不当。二、被告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被告本次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之前，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被告明确表示：“在本次许可之前已有6辆公交车设有站立区被依法许可（其中原告3辆，通达公司3辆）”。同时，被告称：“该公司所购车型长10.5米，在国道207黎城-东崖底农村客运班线行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根据县公路段提供的国道207黎城段公路设计资料显示，我县国道207西井-黎城段设计标准为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很多路段坡度、弯度均不达普通二级公路标准。由于该公司所购车型长10.5米，在很多转弯路段行驶时，车辆将越过中线，转弯半径达到最小极限值，抢占对面来车道路，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这充分表明，被告采用了主观标准，完全凭自己的想象去判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将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这一客观标准抛之脑后。根据《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第五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一）二级及以上公路，可通行各系列营运客车；（二）设计速度为40公里/小时的三级公路，可通行车长不超过12米的营运客车”。该审核规则系部颁规章性质的行政性法律规范。黎城至东崖底班线系207国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小时，而且是二级国道。根据上述审核规则的规定，既然是二级国道，那么当然可以通行各系列营运客车，其中包括原告购进的12辆客车。由此可见，被告不认可国家对二级公路的设计、施工、验收的一系列客观标准，而执意要适用其主观标准。退一步讲，按被告的说法“207国道不达普通二级公路标准”那么按照上述规定标准：“设计速度为40公里/小时的三级公路，可通行车长不超过12米的营运客车”，原告购进的客车车长为：10.5米，也是符合标准的，因此，被告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其客观性和合法性均存在严重问题，不应予以采信。三、被告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1、被告在适用法律上出现明显的乱象。正如前述，由于被告采用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造成其适用法律不知所措。如，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听证告知书》中引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9条，而在《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引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8条第1款。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其规定的内容是什么？第29条规定：“生产（改装）客运车辆、货运车辆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标定车辆的核定人数或载重量，严禁多标或少标车辆的核定人数或载重量。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第8条第1款规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这两条规定，是针对客运企业的要求，原告公司完全符合前述规定，但这不能作为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2、被告违背“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原则。《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系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系普通法。本案应当适用《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2016年11月3日，长治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纯电动公交客车运营农村客运班线请求的回复》明确载明：“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如用于农村客运班线运营，要按照交通部《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要求，对车辆道路通行条件进行安全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进入许可程序”。2016年10月23日，被告转发了《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上述的回复、通知无疑是正确的，被告在实际工作中完全背离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3、“指导意见”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1）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交运发[2016]184号《关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并非法律、法规或规章，不是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关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于2016年10月25日下发，而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25日、2016年8月18日向被告提出拟购计划。2016年9月23日，被告同意原告的拟购计划。同日，被告向长治市车管所和黎城县国税局分别出具认定证明。认定证明载明：“2016年8月18日，该公司（黎城振鑫公司）向我所提出拟购车辆申请，2016年9月23日，我所通过所务会议决定，同意其新购黄河牌纯电动客车。完善各项营运手续后，投放县境内农村班线运营，新购车辆与购置计划相符”。在该指导意见下发之前，原告已购进大型普通客车12辆，因此，该指导意见不溯及既往，不应当适用。（2）原告现运营线路均为207国道，并非乡村（农村）道路，亦不能适用该意见。（3）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7条规定：“除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十五条规定：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而被告适用《关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明显不当。综上所述，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蔚然成风的当今社会，被告作为县政府的所属职能部门或者机构，理应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判如所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之尊严。被告黎城县运管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程序完全正确。1、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以不符合法定程序，违反程序正当性原则，判决撤销了答辩人2017年3月24日作出的不予许可通知，并责令答辩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送达后，原告既没有提出新的理由，也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答辩人也就不需要就原告的申请向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工作领导组再次重复报请。原告以答辩人没有再次向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工作领导组报请审核构成程序不当，没有事实依据，也违行政的效率性原则。3、答辩人针对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认定的程序性问题，重新告知了原告享有的申辩、陈述、听证等权利；在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后，答辩人依法举行了听证会，原告在听证会上就其申请事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听证会组成人员充分听取了原告的意见后，如实向领导办公会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论，领导办公会对原告的申请理由和相关事实进行集体研究后，作出了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答辩人本次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前，已经补正了原有的程序性漏洞，本次行政行为的程序没有不当之处。二、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是“文不对题”、“张冠李戴”，依法不应许可。1、原告提供的“申请新增黎城至东崖底农村客运班线车辆”资料显示，原告申请新增的客运班线车辆仅有1辆，并非原告所说的12辆，该车厂牌型号为黄河牌JK6106GBEV3，车牌号为×××，车辆名称是纯电动城市客车，原告也一再声称其购买的是新能源公共汽车（见原告2018年5月的起诉状诉讼请求部分）。从这些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原告申请客运班线运营的是1辆城市公共电客车，并不是班线客车。2、原告行政许可经营范围为班线客运，并不具有城市公共客运资质（见襄垣人民法院（2018）0423行初18号）。3、答辩人的职责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7条、《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5条，负责在黎城县范围内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答辩人与原告相关的工作就是“客运班线”的行政许可和检查。4、原告所购车辆（城市公共电客车）就其使用性质（见原告车辆行驶证）来讲，应该依据《山西省城市公共客运条例》向县政府提出城市公共客运许可申请。综上，客运班线行政许可和城市公共客运行政许可完全是两种不同行政许可，许可责任主体一个是运管所，一个是县政府；使用的车辆种类不同，一个是班线客车（这种车辆须要一人一座，不允许有乘客站立区），一个是城市公共客车（这种车辆不要求一人一座，允许有乘客站立区）；运行的区域不同，一个是在公路上运行（进出城市时可以在部分城市道路行驶），一个是在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行驶。原告用城市公共电客车向答辩人申请从事班线客运行政许可，明显是“文不对题”，答辩人出于安全、依法行政等因素，不应许可原告用城市公共电客车从事班线客运的行政许可申请。三、2016年9月23日答辩人出具的“认定证明”与本案行政许可无关。1、2016年8月18日原告向答辩人提交“关于延续更新城乡客运车辆的拟购计划”，虽名为拟购计划，但根据其附带的购车合同和发票可以反映出，其已实际完成了购车行为。所以说，原告所称的拟购计划，与事实不符。2、原告自行购车致其为车辆上户遇到困难，为使原告免受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在原告多次请求之下，2016年9月23日经运管所所务会集体研究，并邀请原告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共同列席会议，会议本着为解决原告燃眉之急（原告所购车型公告即将撤销）的原则，同意先为车辆上户提供条件和帮助，并声明如此后审核不能通过，由原告自行承担后果，即：本次出具认定证明行为，不代表对原告所购车辆符合营运条件的认可。会议形成的文字纪要，也一并由原告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因此，2016年9月23日答辩人作出的认定证明，是为帮助原告解决车辆上户事宜作出的行政救济性质的善意行为，不是对尚未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事宜的确认行为，该认定证明，与本案诉争的行政许可行为无关。事实证明，即使答辩人不出具认定证明，原告所购车辆一样可以上户。3、答辩人从未针对原告的12辆新能源公共汽车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从原告向黎城县农村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小组提供的“申请新增黎城至东崖底农村客运班线车辆”资料显示，原告申请新增的客运班线车辆仅有一辆，厂牌型号为黄河牌JK6106GBEV3，车牌号为×××。因此说，原告所主张的“针对原告购进的12辆新能源公共汽车”要求确认撤销上述决定的内容，无事实基础，依法不应支持。答辩人从未收到过原告关于12辆车的行政许可申请，更未针对该12辆车作出过任何形式和内容的行政行为。四、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所涉行政许可并非来源于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道路运输条例》规定，“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向……提出申请”。可见，上诉人所诉称的案涉车辆拟取得客运经营许可的法律依据是《道路运输条例》，而不是上述11部门的指导意见。上述11部门作出的指导意见，是用来指导相关部门具体如何审查行政许可的“技术性”依据，该指导意见并没有设定新的行政许可事项。相反，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8条之规定，结合原告提供城市公共电客车从事班线客运的事实，作出不予行政许可，正是依法行政的表现。2、《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并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审核规则是交通运输部制定颁布的，道路运输条例是国务院制定颁布的，二者一个是部门规章，一个是行政法规，且二者规定的内容并不矛盾。五、原告起诉状中所述有多处错误，意在混淆视听。1、原告现在正在运营的是农村班线客车，不是公共汽车；原告本次购进的车辆是城市公共客车，不是原告所称的客车（见起诉状第3页）。2、答辩人原来所作通知书的行政行为被撤销后，原告并没有提出新的行政许可，更没有就行政许可提供新的证据，故答辩人不需要向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小组重新审核。3、答辩人所作不予行政许可的结论主要依据是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小组的审核意见及长治市公路分局黎城公路段出具的证明黎城县城到东崖底路段的意见，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4、原告和黎城通达公司原有的6辆公交车是在原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不明确的情况下，答辩人作出的许可。答辩人和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小组对本次原告提出许可的审核期间，11部委作出的交运发（2016）184号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有乘客站立区的公交不能用于公路班线客运。在此情况下，答辩人和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小组都认为，原告的行政许可不符合相关规定，作出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六、对原告的相关建议。1、如原告继续坚持使用购买的公共纯电动城市客车，从事县城到东崖底的农村班线客运，其应该首先向县政府申请确定县城到黄崖洞区域为城市公共客运区域，然后再向县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城市公共客运行政许可。2、原告将现有的设立有乘客站立区的车辆更换为没有乘客站立区的车辆后，重新向道路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许可。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既有事实依据，也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是否应当再次向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工作领导组进行报请；2、原告申请许可的对象是班线客车还是城市公共客车，班线客车和城市公共客车的区别是什么；3、被告作出的2019-001《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客观真实，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应予撤销。原告举证如下：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2、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关于转发《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1份，证明其中第四条这次的许可被告应该重新报审核组审核，其中第五条“各系列营运车辆”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车辆。3、长治市道路运输管理所关于纯电动公交客车运营农村客运班线请示的回复1份。4、（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1份。5、听证告知书、行政许可听证笔录、行政许可听证报告书各1份，证明被告适用法律错误。6、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2规定的是对公路安全的审查，我们审查的是车辆和行政许可是否一致；证据3是进行安全评估，不能说明原告的车辆能不能上路；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原告的营业执照的资质和车辆类型不一致；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黎城县运管所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1份，证明业务范围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与资质管理等。2、黎振客字[2016]24号文件1份，证明2016年8月18日原告提出拟购车计划请示；原告提出请示时已实际自行完成2台车购买行为；原告所购车型为“城市纯电动客车”。3、2016年9月23日第12号“会议纪要”1份，证明2016年9月23日运管所向长治市车管所出具《认定证明》是出于帮助原告自行购买车辆上户事宜的，不是对原告自购车辆是否符合客运经营的评价，与本案行政许可事项无关。4、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材料1份，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3日；原告申请内容为申请新增黎城至东崖底农村客运班线车辆；原告申请车辆数量仅为1辆，车辆牌照号为×××；原告购买的车辆为城市纯电动客车，是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5、黎政办法[2016]38号文件及附件1份，证明该文件系2016年9月30日由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该文件内容是为开展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对政府所属各部门进行职责分工，属政府内部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运管所工作职责为根据各相关部门联合审核意见以及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的审核结果，及时办理许可手续。6、交运发[2016]184号文件1份，证明该文件由国务院十一部委于2016年10月25日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目的，作出的指导性意见，不具有行政强制性；文件第九项意见明确“采用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经当地政府组织评估后，符合要求的可使用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7、黎振客安字[2018]13号请示1份，证明2018年5月14日，原告向运管所就其自行购买的12辆新能源电动客车扶手问题作出说明，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行政许可，即原告明知其所购车辆不符合行政许可事项。8、原告道路运输许可证1份，证明原告许可的资质是“道路班线客运”，并不具有“城市公共客运”资质。9、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10、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4行终102号行政判决书1份，证明法院以被告原作出的通知不符合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该具体行政行为。11、听证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告知原告对其申请行政许可的行为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12、听证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依法申请了听证。13、听证通知书1份，证明被告通知原告参加了听证会。14、听证笔录、听证合议笔录各1份，证明被告依法保障了原告的听证权利。15、所务会笔录1份，证明被告经领导集体讨论后决定不予行政许可。被告黎城县运管所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八条；2、《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二条；3、《山西省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四条第二款；4、《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第二条。原告对被告黎城县运管所提供证据及规范性文件的意见为：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没有异议；2、黎振客字[2016]24号文件，我们是7月25号提交的拟购申请，我们的申请书上写的是12辆；3、2016年9月23日第12号“会议纪要”，没有异议；4、原告提出“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的相关申请材料，每一辆都要填写申请表，我们申请了12辆，被告只拿出了一辆的申请；5、黎政办法[2016]38号文件及附件，目前国家没有城市车辆和农村车辆的区分，我们跑的是国道，是乡政府到县里的道路，厂家告知原告购买的车辆是农村和城市两用车辆。6、我们申请和购买车辆的时间都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且指导意见不是法律依据；7、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8、对被告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不认可。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所举证据1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确认，对其证据2至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黎城县运管所提供的全部证据及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所提供的全部证据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2日振鑫公交公司与大同市盛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约定振鑫公交公司购买黄河牌纯电动城市客车两辆，车辆型号为JK6106GBEV3,交车时间15天，交车方式卖方送车，送车地点黎城，送车费用卖方承担，车辆单价为87万，总计174万元，合同签订后，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即17.4万元整，其余价款为国补和省补。2016年8月18日振鑫公交公司如期取得两辆大型普通客车，两辆车的车辆识别代号尾号为210、211。2016年10月10日振鑫公交公司对车辆识别代号尾号为211的大型普通客车上户，号牌号码为×××，核载人数92人；2016年11月21日振新公交公司对车辆识别代号尾号为671号的大型普通客车上户，号牌号码为×××。2016年8月28日振鑫公交公司向黎城县运管所送呈了黎振客字201624号“关于延续更新城乡客运车辆的拟购计划”，其中载明，“拟购置为中国重汽JK6106GBEV3纯电动客车，实际座位30+1（2辆）、34+1（10辆）。”2016年9月23日黎城县运管所召开了所务会，振鑫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雪平和江和平列席会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会议纪要载明，“会议议定：一、黎城振鑫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自购车辆有关事宜。黎城振鑫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在未提前一个月向我所提出申请，且在我所未指定车型的情况下，于8月18日自购两辆车型为黄河牌大型公交车，该两车的上户公告期限截止届止9月28日。经所务会研究决定，由于我县暂未成立农村客运审核领导组，本着支持企业发展，使企业少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同意该公司现为两辆客车上户，然后再申请县农村客运领导组进行审核，如在公告期内未能上户或者县农村客运领导组未能通过审核，所有损失由该公司自行负责等。”2016年9月30日黎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规则的通知》（交运发〔2014〕258号附件1），结合黎城县实际，制定了《黎城县开展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五审核范围及程序载明，“对新增（包括经营期限届满需要延续经营的）农村客运班线进行通行条件审核。由交通局牵头，联合安监、交警、班线沿途乡镇人民政府组成审核小组，在实地勘验审核的基础上，审核小组成员单位要在《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批表》（附件2）上签注意见、姓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县运管机构根据联合审核结果办理相关运营许可手续。”该文件对交通局、安监局、交警大队、各乡镇人民政府、运管所、公交运营企业进行了职责分工。2016年11月13日振鑫公交公司向被告黎城县运管所申请交通行政许可，并填写了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载明拟投入营运客车情况为新购置黄河牌JK6106GBEV3大型普通客车，座位数92，运输服务质量承诺书载明车号为×××，线路黎城-东崖底，经营方式企业公司化经营，公交化经营，并提交了委托书，载明委托江和平办理×××的机动车的客用班线审批业务。黎城县运管所将振鑫公交公司申请的有关资料送达给黎城县安监局及黎城县交警队审核。黎城县交警队及黎城县安监局分别于2017年3月6日3月7日在黎城县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表审批表上出具了“不符合运营条件”的审批意见，并加盖了公章。黎城县交通局于2017年3月7日在黎城县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表上签注了“同意相关部门意见”的意见，并加盖了公章。黎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所于2017年3月24日根据黎城县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表审批表相关部门的审批意见，对振鑫公交公司作出通知，“你公司提出的‘黎城--东崖底’班线延续经营和车辆更新申请，经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领导组相关部门审核，审核结论：不符合运营条件。”并将该通知及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表当日一起送达振鑫公交公司。振鑫公交公司对该通知不服，于2017年10月20日向黎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黎城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7日对振鑫公交公司的复议申请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载明，“经审查，本机关认为，申请人所申请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你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当日予以送达。振鑫公交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一审和二审阶段，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以被告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为由作出（2019）晋04行终102号判决书，撤销了被告于2017年3月24日向原告作出的“不符合运营条件”的通知，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于2019年8月5日向原告送达了听证告知书，原告于2019年8月8日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被告于2019年8月19日向原告送达听证通知书，被告于2019年8月30日举行了听证会，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于普亮参加了听证会。被告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所务会，会议议定重新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2019年9月16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原告对该不予许可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交运发〔2014〕258号《农村道路客运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按条件审核规则》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各县级交通运输部门应当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同意，与同级公安、安全监督等部门建立农村客运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安全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共同制定农村客运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安全通行条件审核细则，联合开展农村客运农村道路客运班线安全通行条件审核工作。”和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交运发〔2016〕184号《关于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指导意见》第九项意见明确“采用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经当地政府组织评估后，符合要求的可使用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原告申请许可的对象是班线客车，而原告购置的班线客车为黄河牌JK6106GBEV3大型普通客车，座位数为92/31的纯电动城市客车，即设置有站立区，而且立席不能配置安全带，被告据此作出不予交通许可属于依法行政。因本次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并无提供新的证据，也无影响行政交通许可的新的情况发生，黎城县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班线通行条件审核工作领导小组没有再进行重新审核的必要，且被告依法举行了听证会，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被告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程序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判决驳回原告振鑫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黎城县振鑫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黎城县振鑫城乡公交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牛海庆人民陪审员 李 苗人民陪审员 王 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