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15618号原告：叶肖红，女，199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34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佳，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兆麟，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邓梓锋，男，199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6。被告：邓桂添，男，196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78。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芹，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车相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6XE。法定代表人：郭某1。上列原、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佳、被告邓桂添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芹均以互联网视频联线形式参加诉讼，被告邓梓锋、佛山市车相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佛山市车相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相伴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购车合同》；2.三被告偿还原告购车款148000元；3.被告邓桂添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1500元；4.被告邓梓锋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利息共9000元予原告，并从2019年7月1日起按每月3000元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5.被告邓桂添向原告支付以159500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6.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在2019年3月份想购买车辆，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邓梓锋，称找邓梓锋购车有较大优惠。经协调，邓梓锋在2019年3月29日以车相伴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起草了《购车合同》，邓梓锋在合同的甲方处加盖了车相伴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签名，原告在乙方处签名，合同约定应在2019年4月13日前交付车辆予原告。签订上述合同后原告向邓梓锋支付了10000元现金作为定金。邓梓锋在2019年3月30日通知原告支付购车尾款，原告于2019年4月1日委托其父亲叶铭全通过平安银行向被告邓梓锋转账138000元。此后邓梓锋一直以车辆在外地调取回来需要时间之类各种理由哄骗原告，经过多次催促，邓梓锋才发了发票的相片给原告看，让原告再等。后原告无法联系到邓梓锋，因此到派出所报案，才知道邓梓锋不知何因已被拘留，报警后邓梓锋的父亲邓桂添与原告联系上，邓桂添同意代邓梓锋偿还购车款，并于2019年4月30日写下欠条一份，承诺2019年5月8日前还清148000元，并承诺逾期还款的由其承担律师费等费用，并按总金额月利率2%给付违约金。被告邓梓锋于2019年6月4日写下欠条一份确认欠原告购车款148000元，并承诺于6月12日偿还79900元,于6月30日偿还73900元，以及每月利息3000元，直至还清欠款。现被告邓梓锋、邓桂添承诺的还款期已过，原告要求还款，被告不予理睬，故起诉。被告邓桂添辩称：一、被告邓桂添与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签订《欠条》时，被告邓梓锋的退款法定义务并未成立，在没有债务成立的前提之下，即使被告邓桂添签订了该欠条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1.该项债务本身属于被告车相伴公司的法定义务。原告是与被告车相伴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交车义务或者无法交车还款的义务等理应是被告车相伴公司的法定责任。被告车相伴公司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被告邓梓锋既非该公司的股东也非实际控制人，款项虽然是汇入被告邓梓锋的账户，但是被告车相伴公司也向原告出具了收据，确认其收款事实，被告邓梓锋仅是被告车相伴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与原告于2019年6月4日签订《欠条》之前，该法定义务本应是被告车相伴公司的责任，非被告邓梓锋的法定责任，被告邓梓锋与原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2.承担谁的债务内容表达不明。该欠条里中间那段“甲方其子因购车交易毁约无法按时偿还购车款项”的字样是原告事后自行填写上去的，并非当场书写的，被告邓桂添并未在该段手写内容上加盖自己的手模确认，故被告邓桂添并未对谁的债务承担责任，既未对被告邓梓锋的债务也未对被告车相伴公司的债务承诺承担责任，剔除该空白内的字样，从欠条字面意思看，是原告与被告邓桂添之间的债务进行的签订，但实际上原告与被告邓桂添之间并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被告邓梓锋对该债务本身不具有还款义务，在2019年6月2日签订《欠条》才成立的，即被告邓桂添在2019年4月30日签订《欠条》时，其子的债务并未存在，即使原告事后填写的该项内容写明被告邓梓锋的行为引发的责任，这只是原告的主观判断，并无被告邓梓锋的确认，也未经法定确认存在的债务，且写的也非被告车相伴公司无法交车的法定义务，故被告邓梓锋未确认存在债务之前，被告邓桂添签订代为偿还的主债务基础本身不存在，在主债务不存在的情况之下做出的承诺是空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二、被告邓桂添与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欠条》已在2019年6月4日失去了法律效力，并已由被告邓梓锋签订的《欠条》代替。2019年6月4日原告及其父亲与被告邓桂添、邓梓锋一起在原告父亲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一起共同协商，当时参与一起协商的还有原告父亲其他同事，协商的结果便是由被告邓梓锋个人承担该笔债务。被告邓梓锋在《欠条》左下角写上“按此欠条为准，其他作废”的字样表明了双方协商的一致结果：此前作出的所有欠条全部作废，且此欠条的电脑打印内容等全部是原告父亲起草并且利用他办公室的电脑打印的，更加可以表明这些事项内容是原告指导的。故邓桂添于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欠条》内容已经作废了，不应成为本案债务承担的依据。三、原告起诉请求邓桂添与其他被告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承担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请。1.邓桂添并非合同相对方，也并没有收到过原告支付的任何款项，仅因一份内容指向不明并在救子心切的基础上单方听取原告一家之言就承担该笔巨款的话，对邓桂添极为不公；2.邓桂添与原告于2019年4月30日签订的《欠条》是在邓桂添儿子也就是被告邓梓锋因其他事情被刑事拘留的情况之下为救子心切所签订的，该事实也在原告起诉状中陈述到该背景过程，实非邓桂添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后在2019年6月4日经原告与被告邓梓锋协商一致予以作废撤销，故邓桂添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到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了。综上所述，原告诉邓桂添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债务无理无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对邓桂添的诉请。被告邓梓锋、车相伴公司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其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邓梓锋、车相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抗辩的权利。经当事人质证，当事人无异议或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1.原告提交的购车合同，被告邓桂添认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核定，与被告邓桂添无关，从合同看应由车相伴公司退还购车款。经审查，证据真实，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收据（2份），被告邓桂添认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由法院核定，经审查，证据真实，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邓桂添出具的欠条，被告邓桂添确认欠条落款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他手写部分均非邓桂添本人所写，邓桂添因其子邓梓锋羁押以为与涉案事务有关才签字且当时邓梓锋并未负有该债务，欠条不具有法律效力。经审查，证据真实，手写部分属于填空内容，与其他内容同样具有效力，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3月，原告拟购买车辆。3月29日，邓梓锋以车相伴公司名义（加盖了车相伴公司“财务专用章”）与原告签订《购车合同》，约定原告向车相伴公司购买思域1.5T豪华版白色小车一辆，总价148000元，2019年4月13日前交付车辆。合同还约定“加盖公司的财务和黄定胜的私章有效”。签订合同后，原告向邓梓锋支付了10000元定金，并于4月1日向被告邓梓锋转账138000元。被告邓梓锋先后向原告开具收据2份，其中尾款的收据加盖了车相伴公司财务专用章。但原告一直没有收到所购买的车辆，之后更无法联系被告邓梓锋。原告报警后，被告邓梓锋的父亲即被告邓桂添与原告联系，邓桂添同意代为偿还购车款。2019年4月30日，被告邓桂添立下欠条，确认由于其子因购车交易毁约无法按时偿还购车款，于4月30日欠原告148000元，邓桂添应于2019年5月8日前还清本息，逾期则承担律师费等费用且按月利率2%给付违约金。后被告邓桂添没有还款。6月4日，被告邓梓锋出具欠条（被告邓桂添在场），确认欠原告购车款148000元，承诺于2019年6月12日偿还本息79900元,6月30日偿还本息73900元，从2019年4月1日起每月计利息3000元，直至还清。欠条还注明“按此欠条为准，其它作废”。之后，被告邓梓锋也没有还款，故原告提起诉讼。原告因本案支付律师服务费11500元。诉讼中，原告确认其与被告邓梓锋进行洽谈、交易，没有去过车相伴公司，故买卖合同只对邓梓锋产生法律效力，但车相伴公司有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车相伴公司自2017年起因未按公示年度报告、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等原因多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本院认为，被告邓梓锋以车相伴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购车合同》，虽然加盖了车相伴公司“财务专用章”但因车相伴公司经营异常且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邓梓锋与该公司的关系，故无法确定公章的真伪，同时，合同明确约定“加盖公司的财务和黄定胜的私章有效”，但合同并未有相应盖章，而且合同约定的款项实际也支付给被告邓梓锋个人，后来无法交车时也是由被告邓梓锋个人承担退款责任，因此，《购车合同》的合同主体为原告与被告邓梓锋，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邓梓锋无法按约定交付车辆给原告，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依法解除合同或协商解除合同。2019年4月30日，被告邓桂添立下欠条同意代为偿还购车款，该欠条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力，一是确认解除合同，即解除原告与被告邓梓锋之间的《购车合同》，二是被告邓桂添偿还原告购车款。前者，基于两被告是父子关系，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邓桂添可以代为解除合同，且后来被告邓梓锋承诺退还款项给原告，事实上追认了被告邓桂添代偿的行为，故《购车合同》在被告邓桂添立下欠条当日解除；后者，为债务加入，即合同解除后被告邓桂添和被告邓梓锋共同退还原告购车款。因此，被告邓桂添应当承担向原告偿还购车款的责任。但债务加入不能超出原债务的范围，因《购车合同》并未约定律师费及按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故被告邓桂添欠条所约定的律师费及违约金超出原债务也无效。被告邓桂添相应的辩解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关于律师费及月利率2%计算违约金的相关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6月4日，被告邓梓锋出具欠条确认分期退还原告购车款，事实上确认了其是《购车合同》的一方，且追认该合同的解除效力；欠条约定从2019年4月1日起每月计利息3000元，实际是约定被告邓梓锋违约应支付的违约金。被告邓梓锋出具欠条时被告邓桂添也在场，如被告邓桂添不再承担责任应该在欠条上直接写明；并且本案所见两份欠条除还款人外，还款时间及违约责任均不同。故仅在欠条中注明“按此欠条为准，其它作废”，并不能当然得出被告邓桂添撤回或否定其共同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被告邓桂添的相关辩解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邓梓锋向原告偿还购车款时还应当支付违约金（月利息3000元）。原告以被告佛山市车相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存在过错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被告邓梓锋、车相伴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梓锋以被告佛山市车相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与原告叶肖红于2019年3月29日签订的《购车合同》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二、被告邓梓锋、邓桂添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叶肖红购车款148000元；三、被告邓梓锋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叶肖红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月3000元计算的购车款利息；四、驳回原告叶肖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70元、财产保全费1360元，合共50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40元，被告邓梓锋负担2530元、被告邓桂添负担2260元，两被告负担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原告则可于本判决生效后申请退还其预交的47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巫伟文人民陪审员  潘啟荣人民陪审员  潘绍源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梁倩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