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921号原告胡丽芸，女，198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委托代理人方华、赵嘉琦，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市民街98号尊宝大厦金尊一层、六至十八层及三十六层。负责人丛军，行长。委托代理人苗静，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丽芸为与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丽芸及其委托代理人方华，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苗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丽芸诉称：原告2013年入职被告，岗位为理财经理，年薪15万元，发放方式为按月发放。原告第一次生育时间2014年12月20日，第二次生育时间2016年1月25日，原告第一次生育后，休息时间从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原告第二次生育后，休息时间从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5月15日。在2次产假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产假工资O元（原告休完产假后，被告单位向原告支付的第一胎生育津贴33989.4元、生育二胎津贴28393.6元）。后原告通过今年的19楼平台了解到其他银行的产妇发现单位侵占了生育津贴不发放的纠纷，原告才发现社会保险机构向自己支付的生育津贴，第一次生育津贴核定竟然有94306.8元，第二次生育津贴核定竟然有61776.3元。而被告单位从未告知原告，原告是不知情的。这些生育津贴属于原告产妇所有，但被告单位一直侵占，不给原告，导致原告在产假期间，扣除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外，每月的工资数为零，也就是银行卡内没有工资打入。现原告于2016年9月30日离职，原告也到劳动仲裁、劳动监察、12××3等劳动热线咨询，均告知，该纠纷属于不当得利，应向法院起诉。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诉请判令：ｌ、被告向原告返还社会保险机构打入被告单位账户属于原告所有的生育津贴93854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辩称：1、原告主张的案由错误。本案属劳动争议纠纷项下的生育保险待遇纠纷，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1）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范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了六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第（四）点“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完全明确了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2）本案应定性为“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本案诉讼客体为生育津贴，属生育保险待遇的一部分，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划分，与生育津贴有关的纠纷应当属于第六部分的“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中二级案由“劳动争议”下的三级案由“社会保险纠纷”中的“生育保险待遇纠纷”。（3）本案适用的法律均以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处理生育保险待遇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劳动法》第62条、73条及《社会保险法》等，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为用人单位方和劳动者方；原告虽然已经离职，但其主张的生育津贴基于其在职时双方的劳动关系而产生，因此本案以原告与被告曾经存在的劳动法律关系为基础，应当适用劳动争议纠纷。（4）司法判例均认定与“生育津贴”有关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通过查阅大量的司法判例，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在有关生育津贴的纠纷中，最终都是按照劳动争议纠纷进行裁判。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法律工具查询，从2013年有裁判文书记录至今，全国范围内涉及“生育津贴”的案件约1885件为劳动争议纠纷；浙江省范围内与“生育津贴”案件相关的案件有37件，无一例外也全部是劳动争议纠纷。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处理并不代表法院不可以适用劳动争议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争议案件若干规定的通知》：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法院应当依职权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动争议纠纷。2、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来计算。虽然此案目前是在人民法院阶段，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定时效即为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同样应当适用劳动仲裁申请的时效制度。本案的劳动仲裁时效为一年，目前原告向被告主张生育津贴早已超过时效。（1）原告于2015年6月24日收到第一笔生育津贴，于2016年9月5日收到第二笔生育津贴，原告收到这两笔款项的时间应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但本案中原告对这两笔款项的诉讼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第一次生育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此次生育津贴及医疗费被告已经于2015年6月24日发放至原告工资卡；原告第二次生育时间为2016年1月25日，此次生育津贴及医疗费被告于2016年9月5日发放至原告工资卡内。如果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的生育津贴不足导致自己权益受损，那么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收到生育津贴时开始计算，即第一笔生育津贴的诉讼时效自2015年6月24日开始计算，第二笔生育津贴的诉讼时效自2016年9月5日开始计算。但原告无论是收到第一笔生育津贴还是第二笔生育津贴后，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且原告在收到两笔生育津贴后，并无妨碍原告行使权利的“客观妨碍”，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一年仲裁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权利，同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故原告现在才向被告主张生育津贴事宜早已过了诉讼时效。（2）即使按照原告2016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日作为时效起算点，本案至今也超过时效。2016年9月8日，原告因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被告同意原告辞职申请，于同年9月30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已承诺自解除劳动关系以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原告现提出了生育津贴事宜，已违反意思自治、诚实守信原则。原告的承诺视为其在离职时对自己劳动权利、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福利等等进行了结清和了断，如原告权利确实受到侵害，在其离职时就应当知道或者已经知道，现距其离职时已经远超一年的时效期间。双方约定的诉讼时效仅为60日，本案早已经过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超出诉讼时效提起诉讼，也无法定中止、中断及延长事由，法律不应当保护，应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3、原告无权以不知情、不懂法为由主张未过诉讼时效。事实上原告随时都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生育津贴数额情况。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生育津贴款项后，可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自己的生育津贴数额，如电话查询12××3、向社保局查询、在线查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均即可查询到本人的生育基金发放情况。《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即原告自行调取提供的证据，能印证原告自己完全有权利了解自己生育津贴的数额，但原告却在第一笔生育津贴发放3年，第二笔生育津贴发放2年后才主张不知情，系原告自身造成，现原告以此为由提出时效抗辩，不应当被法院采纳。我国法律公开、公正、透明，任何公民都有学习、查询的义务，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就推定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应当知法，诉讼时效制度中的知道或应当知道，也以普通公众的认知标准作为判断，只需具备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条件，一般普通公众都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应当知道是法律推定，基于客观情况，一般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能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应当知情未知情，法院应当推知权利人已经放弃了相应的权利，原告不能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免除其适用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4、被告发放给原告的生育津贴数额合法。根据浙江省适用的地方性规章《浙江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按生育女职工本缴费工资计发。《浙江省生育保险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女职工生育津贴以本人生产或者流产上月养老保险月缴费工资为基数计发。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产假期间被告按照供原告原来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按照其本人实际工资数额进行补偿其生育津贴，并没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目前这些地方性规章仍在有效期内。另外，有关生育津贴差额部分的处理意见是于2017年6月的《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中才予以明确，而本案原告的生育时间是在2014年12月20日及2016年1月25日，早于该办法的颁布时间。5、被告未取得利益，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原告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应当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得他人遭受损失的事实。事实上，被告方并没有因原告主张的该部分生育津贴费用使自己获利。一方面，被告已经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依法发放原告应得的生育津贴，被告系按照所有员工的实际工资为基数计发生育津贴，由于原告工资低于平均水平，才造成了差额的存在；另一方面，该部分差额被告并没有挪为己用，而是由单位统一调配，发放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高薪人员，作为她们的生育津贴。被告只是内部的调整，并没有从中获利，本案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综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3年7月18日，原告胡丽芸与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入职被告处在小微业务一部担任客户经理岗位工作等。2016年9月8日，原告胡丽芸申请离职，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审批同意，于2016年9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胡丽芸工作期间，分别于2014年12月20日、2016年1月25日生育。在原告胡丽芸第一次生育后，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以被告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原告胡丽芸享受生育津贴天数98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发放了原告胡丽芸名下的生育津贴人民币93306.8元,生育医疗费人民币1000元。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原告胡丽芸的实际工资为基数向原告胡丽芸发放生育津贴，于2015年6月24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33989.39元。在原告胡丽芸第二次生育后，经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以被告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原告胡丽芸享受生育津贴天数98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发放了原告胡丽芸名下的生育津贴人民币60776.3元,生育医疗费人民币1000元。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按照原告胡丽芸的实际工资为基数向原告胡丽芸发放生育津贴，于2016年9月5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28239.63元，于2018年8月24日以报销费用—医药费的科目发放了生育津贴18604.99元上述事实，有原告胡丽芸提交的《劳动合同》、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费用支付结算表、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交的离职审批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本案庭审记录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生育津贴纠纷发生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关系的双方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关系，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应纳入公法即劳动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原告胡丽芸系劳动者，其以不当得利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即被告民生银行主张权利欠缺法律依据。再者，不当得利系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表现为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根据而非法占有利益，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作为原告胡丽芸的用人单位，根据社保政策取得原告胡丽芸名下的生育津贴，取得时具有合法根据，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胡丽芸以不当得利向被告民生银行杭州分行主张权利不当，本院对原告胡丽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丽芸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3元，由原告胡丽芸负担，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韩 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邵翩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