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内民申4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永利,男,1967年4月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锟，内蒙古天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段锋,男,1954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原审第三人：包头市福峰贸易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昌，该公司职员。再审申请人刘永利因与被申请人段锋以及原审第三人包头市福峰贸易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2民终2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永利申请再审称，首先,案件基本事实是2008年4月,福峰公司成立,有三位股东:段锋、郝毛仁、刘福亮，共同购置一辆运输车×××挂靠在呼和浩特市盛路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路通公司）做运输业务。经营一年以后,由于经营不善,尚欠税款4万余元;段锋他们面临公司倒闭和税务局处罚的困境。2009年11月23日双方协商后,以段锋为首的股东将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张玉海、黄金玮,双方签订了一份《公司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转让后的所有股权归黄金玮、张玉海二人,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归原股东负责,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黄金玮、张玉海二人负责,此后互不相干。转让股金款8.5万元,税金4万余元,由黄金玮、张玉海二人负责支付。该协议实质为股权转让协议。运输车×××同时转让给黄金玮、张玉海,购车款另行付清。随后段锋和郝毛仁到盛路通公司,通知盛路通公司,该车和公司已转让给黄金玮、张玉海，车款已付清,以后该车发生什么事与我们段锋、郝毛仁、刘福亮无关。有盛路通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随后跟张玉海等人打工。由于福峰公司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2010年3月到期，待段锋办完年检后再办股权及法人变更登记手续。这一点在《公司转让协议》中可以见证。2010年3月办完许可证年检以后,由于业务需要,段锋三位股东各有事做,凑不在一块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叫段锋先后写了三份委托书,便于张玉海等人开展业务工作。非段锋所述85000元是借用公司经营管理费。2015年由于天津大爆炸事故的发生,段锋等人主动要求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法人变更登记。福峰公司实际经营主管领导张玉海、田毅说,以前凑不齐现在来了,叫刘永利充当受让方,办理法人及股东的变更登记手续。并给刘永利看了2009年11月23日《公司转让协议》,其中一句“...转让后的所有股权归黄金伟,张玉海。”目的让刘永利充当股东办理工商局的法人及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因为刘永利本人无力购买50万的股金,所以在2015年11月12日在土右工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时,特意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注明:“受让方于2015年11月12日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如此刘永利才在股东转让协议上签名按印，否则不会购买50万的股权，并于2015年11月12日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从2008年至2015年福峰公司的股东变更、经营管理等事项,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事实。《公司转让协议》是段锋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法、损害他人利益，合法有效。段锋认可收到了85000元的转让款及其转让协议上的签名,低价全部转让公司股权符合当时的情况,段锋没有证据证明该转让协议是虚假的。黄金玮、张玉海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段锋、郝毛仁、刘福亮是工商局名义上的股东。办理工商局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仍是履行《公司转让协议》的内容,股东身份由不一致变成一致的过程。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的一个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本案追索股金款的合理合法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特意注明“二、受让方于2015年11月12日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转让方”，本意就是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股金款已经结清了。其次,从法理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旧规定,只是要求当事人在公司内部股东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应当办理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转让人、受让人在公司股东会议上形成的决议,是转让人退出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即股权,受让人在公司享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权即股权。表明了当事人在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接着公司组织当事人到工商管理部门做股权变更登记程序。要求当事人书写《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既是法律的要求,其目的也是工商部门强化对公司的监管,并无决定股权变动效力的目的。变更登记后证明当事人在公司的股权情况,是向社会的一个公示,如此当事人才能对抗第三人，否则无抗辩权。由此可以说明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与合同效力无关。既然履行完毕了,是对转让协议无异议的一个标志。转让协议有效是前提,股权得以实现是结果。第三、刘永利在二审法院提供了2009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新的证据,证明有新的事实,足以推翻一审判决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此证据未作评判,前因后果不做全面分析判断认定;偏听偏信段锋无证据印证的一面之词。如果没有2009年《公司转让协议》,法院按2015年《股权转让协议》审判是对的;否则就是错误的。退一步说,从字面上看也是一次性付清了股权转让款,不付清段锋不会同意这样写的,更不会签字的;非要追查股权转让款的实际履行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面客观的分析判断证据的基本原则,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请求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撤销原判,驳回原告段锋的诉讼请求。段锋提交意见称，（一）刘永利称自2008年4月包头福峰贸易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原三位股东即段锋、郝毛仁、刘福亮“经营一年以后，由于经营不善，尚欠税款4万余元”，与事实不符。至于税金，在我们经营期间一直是不拖欠的，都是月清月结，最后一笔税金（地税）缴纳时，遇地税局电脑联网故障没能办理，后于2010年6月我缴纳了这笔税金，具体是城建税1984.64元、教育费附加1190.78元、地方教育费附加396.93元，城建税滞纳金162.74元、其他行为违章罚款992.32元共计4727.41元。（二）关于刘永利申诉的其他事实，已经在二审法院查明，不再重复说明了。福峰公司提交意见称，同意并支持刘永利的再审请求事项。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永利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刘永利再审提交的2009年11月25日段锋与黄金玮、张玉海签订的《公司转让协议》，已经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终审判决中虽没有将该证据名称列明，但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刘永利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段锋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不再享有福峰公司股东权利并持有该公司股权”，说明终审判决对于该《公司转让协议》未予采信。该《公司转让协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刘永利提交的2017年2月1日盛路通公司出具的《证明》，主要是证实挂靠于该公司名下的车辆的相关问题，与公司股权转让无关。另外从时间上看，该《证明》形成于2017年2月，刘永利在一、二审期间均未予出示，再审期间虽然出示，但未作出合理解释。并且该《证明》也不能证实段锋将福峰公司股权转让予黄金玮和张玉海。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黄金玮是2010年11月18日通过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福峰公司股东，张玉海是2015年通过增资扩股的的方式成为福峰公司的股东，并非依据2009年《公司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而二人成为福峰公司股东时，段锋并未退出公司，仍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加股东会。故刘永利提交的2009年《公司转让协议》及《证明》并不能推翻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永利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闫少波审判员  王菁馨审判员  塔 娜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陈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