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29民初2323号 原告：朱永安，男，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原告：张碧秀，女，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恩阳，四川藏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闽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四川省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写字楼B座第20楼。 法定代表人：张义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俊宏，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西门桥街48号。 负责人：黄健，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俊宏，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军，系该分行员工。 第三人：成都华西凌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通顺街58号。 法定代表人：谢代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第三人：四川省鑫开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桃源新区蜀望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何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平，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太全，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何鑫，男，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李红丽，女，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第三人：何林，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 原告朱永安、张碧秀与被告四川省闽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福科技公司）、第三人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分行（以下简称乐山商行资阳分行）、成都华西凌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凌云公司）、四川省鑫开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开源公司）、何鑫、李红丽、何林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永安、张碧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恩阳，被告闽福科技公司及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俊宏，第三人鑫开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太全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何鑫、李红丽、何林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永安、张碧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1月15日，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与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取得了为期12个月的借款9,000,000.00元。被告就上述借款与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向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原告及第三人鑫开源公司、何鑫、何林向被告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第三人李红丽向被告提供了抵押反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分别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反担保抵押合同》，各方就上述担保合同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2014年11月13日，上述各方一致同意借款展期一年，还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1月15日，并签订《借款展期偿还协议书》、《展期反担保保证、抵押同意书》。贷款到期后，因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无力偿还借款，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代偿”了借款本金9,000,000.00元、利息587,116.40元，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出具《还款证明》。2016年10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根据被告的申请，签发了（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被告于2018年1月8日向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原告有确切证据证明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且存在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系“虚假代偿”。《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担保代偿是指“被担保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由担保人代其履行义务的一种行为；担保人代偿后取得对被担保人（或反担保人）的求偿权”。本案中，被告作为保证担保人，其应在实际履行了担保义务，即“实际代偿”的前提下，取得对作为反担保人的原告的追偿权。但据原告了解，所谓的“代偿”发生时，被告的经营状况已经恶化，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而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与被告恶意串通，采取银行系统内部冲账、划转、系统内临时存欠等方式，出具虚假的《还款证明》，骗取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从而将风险转嫁给作为反担保人的原告，既有悖社会道德、违背了公序良俗，也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和银行行业管理规定，已涉嫌虚假诉讼。以上事实，从被告不能提供有效转账给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的资金流水，蜀都公证处的公证费、被告委托律师的代理费均由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支付等，都能有效证明。故，被告未实际履行代偿义务，其要求作为反担保人的原告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二、《执行证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1、如前所述，2014年11月13日，被告与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同意借款展期一年，将还款期限延长至2015年11月15日，并签订《借款展期偿还协议书》，但公证机关对这一重大变更事项未予审查，《执行证书》仍载明“三、上述借款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到期”；2、《执行证书》载明“二、申请执行人向被申请执行人送达的《还款通知书》，……”，但原告从未收到过该份文书。足以证明《执行证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三、保证期限已过。根据2014年11月13日借款展期时，原告签订的《展期反担保抵押同意书》“保证期限至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的条款，原告依约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期限应自借款展期届满2015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15日止两年。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月8日向贵院申请执行，要求作为反担保人的原告承担保证责任，明显已超过保证期限。综上所述，（2018）川0129执17号被告申请执行原告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据以执行的依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既有悖社会公德、违背了公序良俗，又存在严重违反法定公证程序的情形，且被告要求原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已过。 被告闽福科技公司辩称，第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应当在执行终结前向法院提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本案在2018年6月19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告在2018年10月9日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案件的条件，应当驳回起诉。第二，公证的程序和实体符合法律规定。第三，被告代偿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的款项是真实的，并非虚假代偿。第四，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于2016年10月26日出具公证书，被告在2018年1月2日申请执行，并没有丧失执行时效利益。第五，本案是2016年6月29日代偿的款项，2016年8月4日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没有超过保证期。 第三人鑫开源公司述称，请求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判。 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华西凌云公司、何鑫、李红丽、何林无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15日，四川省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更名为四川省闽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华西凌云公司签订《乐山市商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乐商银资分借字第076号），担保人为国信融资担保公司，担保合同为2013年11月14日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与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3年乐商银资分保字第076号）。同日，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与华西凌云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编号川国信委担字（2013）第087号），约定国信融资担保公司的保证范围、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限以其与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3年乐商银资分保字第076号）为准。朱永安、张碧秀、何鑫、何林、李红丽、鑫开源公司分别与国信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编号川国信担信字（2013）第087号、川国信担信字（2013）第087号、川国信担信字（2013）第087号），国信融资担保公司分别针对与华西凌云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与鑫开源公司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企业）》、与朱永安、张碧秀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个人）》、与何鑫、何林、李红丽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个人）》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12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分别出具（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9894、219895、219896、21989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因华西凌云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无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4年11月13日，华西凌云公司与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国信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借款展期偿还协议书》（编号2014年乐商银资分延字第005号），三方同意借款展期，展期期限为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1月15日。同日，朱永安、张碧秀、鑫开源公司、何鑫、何林、李红林分别同意将《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按《展期协议》的规定期限予以顺延，保证期限至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逾期，华西凌云公司仍未偿还借款本息。2016年6月30日，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出具国信融资担保公司已归还9,587,116.40元的还款证明。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具其与华西凌云公司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与鑫开源公司、何鑫等人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的执行证书。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收到国信融资担保公司申请后，向被申请执行人寄送《债务核查通知书》，但大部分（包括本案原告）被退回。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与另笔借款的被申请执行人成都市鑫河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联系，按其办公室人员的陈述，将《债务核查通知书》寄送该人，并委托转交其它被申请执行人。2016年10月26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申请执行标的为代偿金额9,587,116.40元、律师费40,000.00元，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但朱永安、张碧秀未收到执行证书。2018年1月，国信融资担保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实际扣划被执行人276,000.00元。因未查询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且国信融资担保公司未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裁定终结（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确定事项的本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2016年7月26日，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与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国信融资担保公司委托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其代理与华西凌云公司等案件的纠纷，代理费为40000.00元。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内部待划转款项-4”账户（账号：00×××56）支付该笔律师费，由四川高贸律师事务所开具增值税发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2019年8月6日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结清在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的本案涉借款，还款方式为正常收回。 审理中，原告认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企业信用报告，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是2016年2月26日将本案涉借款结清，偿还给了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方式为正常回收。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认为，乐山商行总行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通证券）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由乐山商行总行划付自有资金到海通证券资管计划专户，出资成立定向资管计划，并以资管计划专户内资金，购买指定的信贷资产。2016年2月26日，海通证券根据《委托人投资指令》与乐山商行总行签订《信贷资产转让合同》，购买了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对第三人华西凌云公司享有的债权，并向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支付了9000000.00元对价。故，本案案涉贷款在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通过信贷系统向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数据状态及企业征信报告显示于2016年2月26日正常结清。对被告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代偿借款事实，认为2016年1月25日乐山市商业银行小微金融部申请新开立账户“待划转款项-4”，将被告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的余额全部划转至新开立待划转款项账户内。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将被告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三个保证金账户内的余额（账号00×××99余额16968579.25元；账号00×××46余额46766250.95元；账号00×××70余额465100.00元）共计64199930.20元全部转至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账户（账号00×××10）。同日，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将账号00×××10内的保证金64199930.20元转至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内部待划转款项-4”账户（账号00×××56）。2016年6月29日，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因清收鑫开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450000000.00元，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代偿的39000000.00元（成都鼎鑫创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5000000.00元、成都华西凌云商贸有限公司9000000.00元、成都鑫力源煤业有限公司15000000.00元）及利息2385989.45元（成都鼎鑫创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9000.00元、成都华西凌云商贸有限公司587116.40元、成都鑫力源煤业有限公司1679873.05元），向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申请将被告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的保证金41385989.45元划入其临时账户。当日，乐山市商业银行总行将其“内部待划转款项-4”账户（账号00×××56）内的41385989.45元保证金划转至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系统内临时存欠”账户（账号61×××12），并随即扣划9450000.00元本金及利息至账户（账号61×××16），并从第三人华西商贸公司贷款账户（账号61×××33）扣划利息137116.40元。 以上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陈述，2013年乐商银资分借字第076号《乐山市商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3年乐商银资分保字第07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川国信委担字（2013）第087号《委托担保合同》，川国信担信字（2013）第087号《反担保保证合同（个人）》、川国信担信字（2013）第087号《反担保保证合同（企业）》，借款支取凭证第四联，2014年乐商银资分延字第005号《借款展期偿还协议书》，展期反担保保证同意书，展期反担保抵押同意书，（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9894、219895、219896、219897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新开立待划转款项账户及保证金划转申请，乐山市商业银行通用记帐凭证，保证金扣收/退划审批表，商业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乐山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凭证，还款证明，（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2018）川0129执17号执行裁定书，（DX）海通资管-乐山-合同2014第01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委托人投资指令》，海通-乐商资产转让2015第10号《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委托代理合同》，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人民银行大邑县支行《关于成都华西凌云商贸有限公司相关情况的复函》，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回复函》，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报告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失。 就本案，原告诉称其依约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的期限应自借款展期届满2015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15日止两年内。被告于2018年1月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已超过保证期限的理由，因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出具的还款证明明示被告于2016年6月29日代偿款项，同年8月4日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于2016年10月26日出具公证书后，被告2018年1月申请执行均在有效时效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认为原告应当在执行终结前向法院提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在2018年6月19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告在2018年10月9日提起诉讼，不符合受理案件的条件，应当驳回起诉的抗辩意见，因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执行程序终结，本院不予采纳。 对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公证处依照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出具的《商业银行特种转账传票》、《乐山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凭证》、《还款证明》、《证明》，据以认定被告履行了代偿义务。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三人乐山商行资阳分行对被告履行代偿义务的事实及方式均陈述不一，致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此外，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必须对债权债务的履行情况、执行标的等进行明确确认。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签发执行证书时，虽依规发出了《债务核查通知书》，但在《债务核查通知书》无人签收退回后，采用了不当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致原告未收到《债务核查通知书》及其后的《执行证书》。由此可见，公证机关未尽审查义务，程序明显不当。 综上，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程序有误，应不予执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6年10月26日作出的（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892号《执行证书》。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四川省闽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康 洪 审 判 员  王 敏 人民陪审员  严茂全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邓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