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1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春阳，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吉林阳光博舟（通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宪飞，住吉林省通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海，通化市东昌区环通乡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爱钱帮财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南新仓商务大厦B座1523室。法定代表人：李青妮，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姜红喜，住辽宁省西丰县。上诉人杜春阳因与被上诉人韩宪飞、北京爱钱帮财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爱钱帮公司”）、原审第三人姜红喜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1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春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龙、被上诉人韩宪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海、原审第三人姜红喜到庭参加诉讼。北京爱钱帮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春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已经查清是韩宪飞出售了案涉的挖掘机，一审中韩宪飞答辩称，其不是适格的主体，其是职务行为，但一审韩宪飞在庭审时已经承认，北京爱钱帮公司的钱韩宪飞已经找人垫还，结合韩宪飞出示的《车辆质押借款合同》也没有北京爱钱帮公司盖章，因此，杜春阳与北京爱钱帮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即便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依据韩宪飞的答辩，其找人代杜春阳偿还了借款，但其并未取得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明确承认，挖掘机是韩宪飞出售，但其出售挖掘机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杜春阳不认可，韩宪飞依法应予以返还。2.一审法院审理方向错误。一审法院纠结于杜春阳到底是和韩宪飞存在借款关系还是与北京爱钱帮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但本案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韩宪飞在公安笔录中已经承认是其本人出售挖掘机，并且原审法院已经查明杜春阳与北京爱钱帮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与韩宪飞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查明韩宪飞处分案涉挖掘机属于无权处分，判令韩宪飞返还即可，而原审法院却纠结于合同关系是否建立，审理方向错误。因本案案由为返还原物纠纷，本案审理的方向应为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最后取得人即第三人姜红喜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而一审法院却将审查的重心为查明借贷关系，方向错误。韩宪飞辩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杜春阳的诉讼请求。北京爱钱帮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姜红喜述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2.姜红喜已取得案涉挖掘机的物权。姜红喜经人介绍与案外人朱某签订了《挖掘机转让合同》并支付了货款，朱某向姜红喜交付了挖掘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所以姜红喜已取得该挖掘机的物权。姜红喜支付的42.5万元等于或略大于该二手挖掘机当时的市价。购买当时该挖掘机的车况不是很好，姜红喜对该挖掘机前臂和其他机器设备进行了维修。姜红喜购买该挖掘机时在朱某处看到了该车的使用合格证及原始购车发票等原始票据，相信朱某就是该挖掘机现有车主，有处分该动产的权利，姜红喜已尽到了购买人注意的义务，没有过失。3.杜春阳丧失了该挖掘机的物权。假使朱某无权处分，姜红喜也符合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构成条件，善意取得该挖掘机的物权，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的规定，杜春阳丧失了该挖掘机的物权。因杜春阳不享有该挖掘机的物权，故杜春阳不能基于《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姜红喜返还该挖掘机。杜春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韩宪飞及北京爱钱帮公司立即返还质押物PC210LC-8型挖掘机一台；2.依法判令韩宪飞及北京爱钱帮公司立即赔偿案涉挖掘机在占用期间的租赁、使用费用。按照每月3万元的标准，从2018年5月2日起计算至返还上述挖掘机之日时止（截至2019年5月1日产生的费用约36万元）；以上共计费用合计暂定76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杜春阳从小松（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处融资租赁PC210LC-8挖掘机一台。杜春阳已支付全部款项，并取得涉案挖掘机。2018年1月25日，杜春阳借款8万元且将涉案挖掘机质押。庭审时，杜春阳主张其系向韩宪飞借款。2018年4月11日，姜红喜自案外人朱某处购买了涉案挖掘机，现涉案挖掘机在第三人姜红喜处。一审法院认为：杜春阳主张其向韩宪飞借款8万元。但《车辆质押借款合同》中只有杜春阳本人的签名，合同中“甲方（出借人、质押人）”（应为“质押权人”）为空白。韩宪飞不予认可，主张杜春阳系向北京爱钱帮公司借款，该合同是杜春阳与北京爱钱帮公司签订的。杜春阳认可签订该合同时，韩宪飞不在现场。且其提供的银行转款明细中，向杜春阳转款的尾号为3336号的银行账户亦不是韩宪飞的账户，故杜春阳主张其系向韩宪飞借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杜春阳签订《车辆质押借款合同》之后，涉案挖掘机作为质押物被取走，但杜春阳不清楚是谁将涉案挖掘机拖走及拖走后存放在何处。韩宪飞认可涉案挖掘机在北京爱钱帮公司通化的分公司处保存，因杜春阳未及时偿还借款，北京爱钱帮公司通化分公司的业务员将涉案挖掘机出售，出售事宜是韩宪飞帮助联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杜春阳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与韩宪飞存在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涉案挖掘机是交付给韩宪飞并由韩宪飞出售给他人。故其主张韩宪飞、北京爱钱帮公司立即返还质押物并赔偿在占用期间的租赁、使用费用，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杜春阳的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杜春阳与杜某为兄弟关系。2011年4月13日，杜某以杜春阳的名义与吉林小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杜某履行完毕全部还款义务后取得了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及购车发票等相关手续，发票记载的付款单位为杜春阳，金额为45.821,988万元。2018年1月25日，杜某急需用款，托朋友找到韩宪飞开办的“北京爱钱帮公司通化分公司”借款，杜某将案涉挖掘机质押给“北京爱钱帮公司通化分公司”，并提供该挖掘机登记证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车钥匙一把、购车发票。杜春阳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字，该合同甲方处空白。2018年3月下旬，案外人朱某从看管该挖掘机的人处得知韩宪飞要出售该挖掘机并与韩宪飞联系，朱某与韩宪飞协商后，于同年4月5日左右，韩宪飞以12万元的价格将该挖掘机出售给朱某。同年4月11日，姜红喜购买了该挖掘机，并在支付42.5万元后提走该挖掘机。本院认为，案涉挖掘机属于动产，不同于其他在相关部门登记的其他车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韩宪飞虽无权处分该挖掘机，姜红喜通过他人购买案涉挖掘机，并取得了该挖掘机的相关权属证书，支付了价款，故姜红喜系善意取得了案涉挖掘机所有权，且其不同意返还。虽经本院释明，但杜春阳坚持要求返还该挖掘机。因杜春阳要求返还案涉挖掘机的事实已无法实现，法律依据不足，故对其诉讼主张无法支持。综上所述，杜春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00元，由杜春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凤审判员 黄智慧审判员 崔红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单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