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260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段红月，男，汉族，1971年4月19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滑县，现住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轩，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良，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温菊华，女，1982年9月13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古思斌，男，1980年4月24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住澳门。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伟俊，广东方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玲，广东方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段红月与被上诉人温菊华、古思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402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红月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认定《租房合同》有效。租房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并且段红月无需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占用房屋期间的使用费以及利息等任何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段红月与古思斌签订的《租房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段红月已依约将租金足额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1.段红月长期做化妆品生意，由于需要向工人发放工资以及生意需要，公司及家中均经常存放现金，段红月与古思斌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租房合同》后，段红月在其公司取出了10万元现金，另从银行取出24000元合计124000元一并交付给古思斌，古思斌在收到现金后，向段红月出具了《收据》；2.从客观方面分析，段红月由于做化妆品生意，因其现金流需求，家中存放现金是符合常理的，而案涉租金为124000元，该数额的纸币量并不算多，在段红月持有现金的情况下，是完全有理由以现金形式交付给温菊华、古思斌的；3、温菊华、古思斌虽不承认收到过案涉124000元的租金，但其却向段红月出具了《收据》，温菊华、古思斌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怎么可能在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向段红月出具《收据》？另一方面，在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中有极为明确的表示，即“送检的检材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的收据上古思斌签名处的指印是古思斌右手食指捺印”，再次、温菊华、古思斌并未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证明未收到段红月交付的124000元的款项；综上，段红月已经提供了银行流水、《租房合同》、《收据》，已尽到了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了124000元的款项的举证责任，温菊华、古思斌对其主张的合同无效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段红月，且主要依据《租房合同》和《收据》的签订时间是同一天、疑似“套路贷”、依照常理不符就认定案涉《租房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判定合同无效，该认定极大的损害了合同的稳定性，同时也错误的、无理的加重了段红月的举证责任，段红月已经尽到了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温菊华、古思斌并未尽到其举证责任，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二、段红月曾对温菊华、古思斌未依约履行《租房合同》提出过救济途径，该行为也佐证了《租房合同》合法有效，并非涉及所谓的“套路贷”。《租房合同》签订后，段红月于2015年11月发现他人在使用租赁物，遂向明珠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立案后，由于无法找到温菊华、古思斌，故案件处于停滞状态，从该点上可以看出，段红月通过合法的手段试图主张《租房合同》中的权利，而因为无法找到温菊华、古思斌而导致案件尚未有结果，试想，在各司法机关都严格防范“套路贷”的当下，若段红月以涉及“套路贷”的《租房合同》向派出所报案也是极其不符合常理的，所以从侧面也反应出《租房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无效。综上所述，段红月已提供《收据》证明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了案涉的124000元的款项，且该证据有古思斌的亲笔签名及手印，另一方面，考虑段红月的现金使用方式，该款项纸币量以现金形式支付也是完全符合客观常理的，温菊华、古思斌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一审法院加重了段红月的举证责任，且认定事实不清楚，望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判如所请，依法维护段红月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再继续受到侵害。温菊华、古思斌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驳回段红月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本案的案件事实非常清晰，然而段红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虚假陈述，其主张的所谓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且其陈述前后矛盾，与事实严重不符，段红月为了追求非法利益作出了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陈述，其虚假陈述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1、结合温菊华、古思斌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古思斌及段红月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并为此签订了《借款合同》、《买卖合同》、《租房合同》。段红月因向澳门司法机关诬告古思斌诈骗，被判处诬告罪（澳门初级法院刑事法庭已经出具了证明及判决书）；关于本案涉及的《借款合同》、《买卖合同》、段红月诬告古思斌的相关事实，最初段红月是一再否认的，但是当温菊华、古思斌取得澳门初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及相关合同的原件后，在一审法官的再次询问下，其才不得不承认相关的事实。2、段红月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并主张在2015年9月15日已入住案涉房屋，随后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改称在2015年10月入住，而现在在民事上诉状中再一次改变其陈述，称在“2015年11月发现他人在使用租赁物，遂向明珠派出所报案”，也就是说此次上诉，段红月再一次改变自己过往的陈述，主张在2015年11月以后入住了。而事实是自2015年8月24日至2016年中期间，温菊华、古思斌已将案涉房屋出租给刘操使用，通过温菊华与刘操签订的《物业交接清单》，温菊华、珠海市家家顺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刘操共同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及《银行流水》，能够认定相关事实，故在此期间，段红月根本不可能入住案涉房屋。并且段红月也从未向派出所报过案，是温菊华、古思斌发现了段红月自行破锁进入案涉房屋、并强行占用案涉房屋后，温菊华、古思斌主动报警的。在温菊华、古思斌提交的温菊华与段红月在派出所的录音中能够证明，段红月要求温菊华在澳门司法机关中协助段红月做伪证，才将案涉房屋归还给温菊华、古思斌。3、段红月从未支付过案涉房屋的租金，段红月提供的收据是其伪造。（1）在《收据》上打印字迹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在认定《收据》的真实性时，应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及庭审情况进行认定，在一审庭审时段红月一直坚持其在2015年9月15日入住温菊华、古思斌共同所有的案涉的房屋（随后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改称在2015年10月入住，现在上诉状中再次改变其主张的事实），并于2015年9月15日交付租金124000元现金。然而根据温菊华、古思斌提交的：温菊华与刘操签订的物业交接清单、房地产租赁合同、银行流水能够证明2015年8月24日温菊华、古思斌已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在案涉房屋不可能交付给段红月使用的情况下，段红月不可能于2015年9月15日（也不可能于2015年）入住案涉房屋并交付租金124000元；温菊华、古思斌从未收取过段红月交付的124000元现金，如果该笔租金真实存在，那么如此大额的现金，段红月是一定能够举证证明来源的，然而事实是段红月没有、其也不可能举证说明该124000元的来源，因为这所谓的124000元《收据》是伪造的。另外根据当时与刘操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为3300元，在此情况下，温菊华、古思斌不可能将案涉房屋以年租金6000元租给段红月，并且租期为19年。（2）关于租金来源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到段红月的工作时，其所述是“在一间化妆品公司工作，不是老板”，法官询问其是否会在家放这么大量的现金，段红月则回答：“平时没有，刚好最近收到了货款”，然而法官让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其却始终不能举证。然而到了上诉，段红月再一次改变其陈述，身份却成为了老板，家里还经常存放现金，且直接就从公司取出10万用于支付租金。（3）按照常理签订收条、收据等材料，其应当在文字的右下角、落款日期的上方签订，然而在本案的所谓的《收据》上，签名及指印却是在整一个身份证复印件的中间；另按照常理如果是真实发生的《收据》，其不可能在签名的下方写上“复印无效”的字样。而事实上本案案涉的所谓的《收据》，实际上是在借款时段红月要求温菊华、古思斌提供的古思斌签字按印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段红月将其伪造成为交付房租的《收据》。二、段红月与古思斌签订《租房合同》及《买卖合同》实际上只是作为古思斌借款的还款保证，是段红月出借款项的一个条件，段红月与古思斌实际上存在的是借贷关系而非房屋租赁关系，即房屋租赁并非段红月与古思斌的真实意思表示。温菊华、古思斌认为本案并非简单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实际上是因套路贷而引起的侵害温菊华、古思斌合法权益的侵权案件。在本案中，段红月借贷要求古思斌提供《借款合同》、《买卖合同》、《租房合同》、古思斌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在还款期限届满前，段红月故意拖延、躲避古思斌，并向澳门司法机关诬告古思斌诈骗，使其陷入司法调查中，导致温菊华、古思斌无法还款。又通过非法的手段擅自破锁而入，将温菊华、古思斌位于珠海市香××区××号荣泰河庭X区X栋X单元X房的房屋霸占，声称自己与古思斌存在租赁关系，至今仍在占用案涉房屋，严重损害温菊华、古思斌的合法权益。段红月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恶意制造违约、在澳门司法机关诬告古思斌、通过非法手段侵占温菊华、古思斌房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套路贷的规定。本案的《租房合同》实质上是段红月侵害温菊华、古思斌合法权益的手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应当认定《租房合同》无效；另外，案涉房屋已经于2015年8月24日出租给第三人，这也能说明古思斌与段红月签订的租房合同是用来防止古思斌借钱不还，并借此“套路”古思斌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也属无效；再者，案涉房屋是温菊华、古思斌共有的，平时房屋的收益权、处分权由温菊华行使，房屋的共有人温菊华从未授权古思斌将房屋进行出租，且是低价出租20年，古思斌属于无权处分，对此温菊华不予追认，该合同也自始无效。综上所述，段红月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驳回段红月的上诉请求。温菊华、古思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温菊华、古思斌与段红月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2.判令段红月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占用温菊华、古思斌房屋期间的房屋占用费，房屋占用费以4000元/月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10月起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1月31日约为112000元；3.判令段红月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上述房屋占用费的利息，自2016年10月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约为15704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段红月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5日，古思斌（甲方、出租人）与段红月（乙方、承租人）签订一份《租房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珠海市香××区××号荣泰河庭X区X栋X单元X房，每年租金为6000元人民币。1.上述商品房租赁给乙方作为住宅用，不能做非法用途，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将房屋转租或将有关权益转给第三人。2.每年租金为人民币6000元，押金为10000元，19年租金为114000元，一次性付清。3.租期为19年，由2015年9月15至2034年9月14日，乙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100天内一次性付清租金。4.在租用期间甲方不得擅自变更租金或回收，否则需双倍赔偿乙方的损失。乙方若中途退租，甲方有权不退还租金及押金。5.乙方若需对原房屋做任何装修，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影响结构的装修必须征求甲方同意。乙方迁出时，须将房屋完整移交甲方。若有损坏，乙方必须负责修理妥当，否则甲方有权在押金中扣除。6.租赁期内水电费、电话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迁出时须将房屋租金、电话费、水电杂费等费用结清后，甲方将押金无息退还乙方。7.租用期间内乙方要负责对全部家具、家电及其他物品进行维护如有损坏须按价赔偿。8.甲方除提交给乙方备案的租赁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外，保证没有其他任何协议否则视为诈骗。9.本合同一式一份、经双方当事人签署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根据古思斌提供的《收据》显示：收据为电脑打印文字，内容为“今收段红月交来租金124000元现金”，中间段为古思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背面复印，下一段为古思斌签名及按捺指模，手写复印无效，再下一段为古思斌的澳门身份证正面复印。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古思斌向一审法院申请要求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1、《收据》上古思斌指模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收据》上手写古思斌复印无效与《收据》上面打印文字部分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25日向一审法院复函，主要内容为：经审查1.“古思斌”签名上的指印具备鉴定条件，本中心同意受理。2.由于“古思斌复印无效”手写字迹和打印字迹无交叉部位，不具备鉴定条件，本中心不予受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6月作出鉴定意见如下：送检的检材落款日期为“2015年9月15日”的收据上“古思斌”签名处的指印是古思斌右手食指捺印。古思斌在一审庭审中对《收据》的解释为：“我从未收过该收据的钱款，也没有签订相应的收据。我只是提供一份我的澳门身份证复印件，是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以及回乡证复印件给被告作为借款的身份保证，并且我注明‘复印无效’的四个字样，无其他任何打印文字，自己只按了份合同的指模，没有在收据上按过指模”。段红月不同意古思斌的说法。2015年9月15日，古思斌（乙方、借款人）与段红月（甲方、出借人）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30000元，并注明转款账号，工行，户名段红月，62×××57。一审庭审中，古思斌陈述，“我是2015年9月15日在夏湾的一家贷款公司认识的被告，当时因我个人的原因，着急要用一笔款，就想着到珠海的贷款公司去贷款，但因贷款公司要房产抵押才能贷，当时贷款公司听到我的情况后，因为我没有房产证，无法做抵押贷款，其就给介绍了段红月，并告知我段红月可以做无抵押贷款，但利息费相应的高，我权衡后就见了段红月，并谈好了贷款事宜，共借款3万元，3个月的利息6000元，但利息必须提前从本金里面扣除，但段红月要求必须先查看我在珠海的房产的真实性，因我没有房产证证明，我就给了当时在包里农行的贷款合同书给对方，并带对方到案涉房产查看房屋的真实性，最后与段红月签订了《借款合同书》、《租房合同》、《购房合同》三份文件，并提供了我澳门身份证和回乡证的复印件，并且我已在复印件上注明复印无效的字样并签名。当时我对《租房合同》、《购房合同》是有过异议的，但对方称这只是保证我按时还款的一些文件，并在我签订以后对方并没有在其相应的地方签字交于我一份。所以我手上的原件是没有对方签名的，但我提交的一份有签名的《租房合同》和《买卖合同》中是当时澳门司法警察局找我调查涉及诈骗案件所给我提供的证据复印件，最后我跟段红月一起到拱北××路工商银行取款24000元现金。《买卖合同》也是本人从澳门司法警察局取得的。段红月向澳门司法机关诬告古思斌的案子经澳门法院审理，已经出具相关的判决”。另查明，案涉房产是温菊华、古思斌于2007年购买，产权登记在温菊华、古思斌名下按各占50%共有，温菊华、古思斌于2009年2月2日在梅州市××县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6年7月8日在澳门初级法院诉讼离婚。一审庭审中，温菊华陈述案涉房屋原来出租给刘操，退租时间是2016年6月28日，段红月陈述进入使用案涉房屋的时间大约在2015年10月。温菊华陈述发现案涉房屋被段红月占用后进行了报警处理，温菊华提供其在2016年12月17日在派出所大厅与段红月的谈话录音中，温菊华主张要求段红月搬出，段红月回答如果澳门法院这个案罪名不成立就可以。段红月承认该录音中有自己的说话声音。段红月承认转租收入每月3100元，对温菊华、古思斌主张的案涉房屋占用费每月4000元，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是否申请委托评估，温菊华、古思斌表示不申请评估，由法院酌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举证、陈述及庭审查明，归纳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古思斌与段红月之间是否同时存在借款关系和房屋租赁合同关系。2.温菊华、古思斌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争议具体分析评判如下：1.古思斌与段红月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古思斌与段红月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借款合同》和《租房合同》之前是不相识的。古思斌当时是因为资金紧张需要借款才认识出借人段红月的。双方因此签订了《借款合同》，段红月因此带古思斌到银行领取了借款。一审庭审中，古思斌陈述实际只收到24000元，段红月则主张借款是30000元。虽然借贷双方对实际借款金额存在争议，但可以认定双方确实存在借款关系。2.古思斌与段红月之间是否同时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首先，从《租房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租房合同》的时间与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为同一日，即均为2015年9月15日。《租房合同》内容约定的年租金为6000元，远远低于段红月将此房转租的每月租金3100元，不符合常理。合同约定的租期19年，一次性支付租金，也不符合常理。其次，关于段红月以持有《收据》为凭主张已向古思斌一次性支付租金124000元现金问题。正常来说，一般人书写收据的习惯是在白纸书写收据内容并签名，下款一并书写收款日期。而段红月提供的《收据》内容是电脑打印文字，接着是身份证背面复印，往下是收款人签名捺指模，并手写注明“复印无效”字样，再往下是身份证正面复印。这样的版面也不符合通常的做法。虽然《收据》的签名及指模经鉴定为古思斌所为，但仍不足以单独证明该收款的事实存在。再次，法官在一审庭审时询问并要求段红月说明该笔租金的出处和来源相关记录，段红月亦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理由证明款额的来源记录，单凭一张现金收据不足以证明付款事实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上述事由和证据分析，段红月与古思斌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借贷关系而并非房屋租赁关系，而且放贷方式疑似“套路贷”。3.温菊华、古思斌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基于前述认定段红月与古思斌之间是借贷关系而并非房屋租赁关系，即房屋租赁并非租赁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温菊华、古思斌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故温菊华、古思斌请求判决古思斌与段红月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庭审中，段红月陈述使用案涉房屋的时间是2015年10月，而温菊华、古思斌主张的占用房屋时间是2016年10月，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温菊华、古思斌的主张，即段红月应从2016年10日起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占用房屋使用费。关于占用费的标准问题，温菊华、古思斌主张每月4000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为此已向其释明，温菊华、古思斌表示不申请评估鉴定，由法院酌定。因此，一审法院采信段红月陈述的每月3100元租金标准。据此，温菊华、古思斌请求段红月支付占用温菊华、古思斌房屋期间的房屋占用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从2016年10月起至实际腾退交还房屋之日止，按每月3100元标准计算，超出部分不以支持。段红月因占用行为未及时向权利人支付租金或占用费，还应向其支付占用资金的银行利息，温菊华、古思斌请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古思斌与段红月于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二、段红月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占用房屋期间的使用费，从2016年10月起至实际腾退交还房屋之日止，按每月3100元标准计算；三、段红月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温菊华、古思斌支付房屋占用费的利息，以每月租金31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日起逐月分别计算，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26元由段红月负担，鉴定费2420元由古思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段红月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工商银行卡号为62×××57的银行流水，拟证明段红月在2015年9月15日从银行柜台取出了人民币现金24000元。2.《说明》、3.收款收据、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共同证明（1）公司授权段红月代收公司货款；（2）段红月曾多次代公司收取客户吴嘉仪的货款；（3）段红月从吴嘉仪处收取了货款8万元。5.明细信息打印，拟证明段红月在将租金交付给古思斌之前已陆续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取现，金额高于44000元，有支付现金的能力及行为，加之从客户处代收的货款8万元，正好是本案支付给古思斌的124000元。对此，温菊华、古思斌质证称：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温菊华、古思斌于2015年9月15日向段红月借款3万元，段红月扣除断头息6000元后，实际上交付温菊华、古思斌24000元，该2015年9月15日的24000元取款记录并非交付租金的记录，段红月也从未向温菊华、古思斌交付过所谓的租金。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1）该证据是段红月伪造的，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只有“珠海市芝郎香赢化妆品有限公司”，且该公司自2013年9月3日成立，成立至今未更改过公司名称，且股东仅有王华振和苟文进二人。而根据段红月提供的证据1、2，落款的名称为“珠海芝朗香赢化妆品有限公司”，落款的名称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内容截然不同，系统登记的公司名称里有“市”字，且系统登记的郎字为“郎”，而非“朗”。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珠海芝朗香赢化妆品有限公司”、“芝朗香赢”、“芝朗”根本无法查询到该公司的任何信息，查询“香赢化妆品”才能够出现“珠海市芝郎香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芝郎香赢化妆品有限公司”，由此至终都没有“珠海芝朗香赢化妆品有限公司”。结合段红月提交的证据1、2来看，从2015年9月15日至2020年3月9日期间，该公司应当未变更过公司名称、股东等信息，该相应信息应当能够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然而并没有任何信息。（2）本案在2019年10月30日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在庭审期间，法院责令段红月于五日内提交相应证据，从常理而言，如果段红月有该相关证据，早应已提交给法院了，而非在几个月后才提交。（3）由此至终段红月仅支付过出借的24000元，从未向古思斌支付过所谓的租金124000元。对证据4《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该证据能够看出，查询的日期是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9日，而自2016年5月24日该账户才有使用信息，且段红月所称的所谓的收取款项更是不存在，从款项的收支来看，均是收到吴*仪的款项后又随即转回给吴*仪，明显是双方走账刷流水的行为，不存在任何的收款。此外，段红月所称涉案“124000元租金于2015年9月15日支付”，一个2016年期间的走流水的账户信息根本不可能在2015年9月15日发生支付行为。对证据5明细信息打印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由此至终段红月仅支付过出借的24000元，从未向古思斌支付过所谓的租金124000元。从证据4来看，2015年9月15日也仅取出24000元，与古思斌一直称的“段红月仅出借古思斌24000元”完全相符。综上，段红月根本未支付过所谓的租金。根据段红月庭后提交的材料，其证据及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等种种的不符合事实，段红月在不断的为了侵害古思斌、温菊华的合法权益而伪造相关证据。段红月庭后另向法庭作出答复及说明如下：1.段红月于2015年9月15日随古思斌前往案涉702房屋时，有一租客居住，据古思斌说此人是亲戚，可随时搬走（后得知此人系刘操），在段红月、古思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段红月并将124000的租金交付给古思斌后，段红月就再也无法联系上古思斌，且在2015年9月后，段红月时常前往案涉房屋查看，刘操一直有在屋内生活居住的迹象，后在多次联系古思斌无果且无法入住702房的情况下，段红月遂于2015年11月7日向珠海市公安局明珠派出所报案古思斌涉嫌诈骗；直至2016年8月23日后，段红月再次前往案涉702房查看，此时房屋已经没有人居住的迹象，且经过简单的刷漆装修，于是段红月入住了702房，故段红月实际入住702房的时间为2016年8月23日之后。需要注意的是，段红月虽然由于古思斌的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入住房屋，但仍然履行了缴纳物业管理费的相关义务。2.2015年9月15日，在段红月分别从公司及家中取得共计124000元款项后，开车至珠海夏湾，事先段红月要求古思斌在出具收据时必须写明“现金”字样，段红月在车上将前述款项交给古思斌后，古思斌离开，短时间后将签名并按好手印，且附有其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收据”交给段红月，段红月在核对收据中“古思斌”的签名与房屋租赁合同中古思斌的签名一致后，收下收据，故“收据”在交付给段红月时，已经是附有古思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签好名、按好手印的。3.段红月确与古思斌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古思斌对于向段红月借款3万元的担保，所以双方在合同上约定“借款结束，自动失效”。又查明，古思斌一审提交的其主张与段红月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15年9月15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古思斌同意出售案涉房产，出售房产总价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合同签订之日，段红月付给古思斌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另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房屋租赁合同交易的真实性。就此，古思斌主张其与段红月之间仅存在借款关系，《房地产租赁合同》是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段红月则主张同时存在借款关系和房屋租赁关系。段红月提供了《房地产租赁合同》、《收据》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首先，从段红月主张的款项支付情况看，一审庭审中段红月主张2015年9月15日下午支付给古思斌3万元借款，当天晚一点又支付了124000元房租，该124000元现金来源于家里，当时有人拿化妆品给了一笔现金。上诉状中段红月称《房地产租赁合同》签订后，段红月在其公司取出了10万元现金，另从银行取出24000元合计124000元一并交付给古思斌。二审段红月又提交证据主张124000租金是陆续从银行账户取现44000元以上，加上从客户代收的货款8万元。在段红月对款项支付过程多次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段月红提供的《收据》无法确定手写字迹及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段红月二审补充的证据亦非直接证据，故不足以认定古思斌已收取124000元租金。其次，关于租赁合同的履行，一审庭审中段红月称其大约于2015年10月进入使用案涉房产。二审中段红月又向本院陈述其实际入住案涉房产时间为2016年8月23日。其三，按段红月陈述，对124000元的租金其要求古思斌出具了收据，但对3万元的借款因为疏忽没有让古思斌出具。按段红月主张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要求古思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要求古思斌出具《收据》的过程看，过程较为缜密，就此段红月所述的疏忽不合常理。其四，古思斌与段红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合同签订之日，段红月付给古思斌定金人民币拾万元整。依段红月主张，该合同作为3万元借款的担保，但无论是房屋出售价款，还是约定的定金，都与3万元借款的数额差额巨大，以此《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担保亦不合常理。就此而言，也不能排除《房地产租赁合同》同样是作为借款担保的可能。综上所述，段红月提供的《房地产租赁合同》、《收据》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古思斌收到了段红月所主张的房屋租金124000元及双方存在真实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据此确认租房合同无效并判令段红月支付相应的房屋占用费及利息，并无不当之处。段红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80元，由段红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莹审判员 郭建勇审判员 唐育萍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黎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