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0304行初147号 原告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华贸学府一号B座324室。 法定代表人杨玉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强华，上海市汇业（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艳，湖南耀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湘乡市望春门街道务门前街67号。 法定代表人刘四海，局长。 委托代理人罗鹏，系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曾小军，湖南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顺汽车公司）不服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9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11月19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益顺汽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强华、何艳，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代理人罗鹏、曾小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8日，湘乡市交通运输局作出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益顺汽车公司停止违法经营，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原告益顺汽车公司诉称，2018年12月12日，原告所有的大型卧铺客车在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停车休息。被告在未对当事人进行充分调查、询问的情况下，对涉案客车进行扣押，并于2019年5月8日作出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和《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被告不是本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主体，属超越职权的行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湘潭市交通运输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的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告益顺汽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是适格主体； 2.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监控录像视频资料（2018年12月12日2时38分-3时20分），拟证明被告执法人员进入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时，涉案车辆上空无一人，原告不存在非法营运的事实； 3.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监控录像视频资料（2018年12月12日9时41分-9时41分5秒），拟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12日9时41分扣押了浙B0H320客车，并将涉案车辆驶离接驳站，被告提交的熊求云和朱军询问笔录中陈述自己是2018年12月12日15时到接驳站，而涉案车辆于当日上午9时多已离开，他们不可能看到涉案车辆的驾驶员把行李箱打开，与事实明显不符； 4.停车场监控视频截图照片，拟证明2018年12月12日，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停车场停有多辆客车，被告提交的证据视频中的乘客，不能证明是浙B0H320车上的乘客； 5.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申596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即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是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主体，被告不是本案实施行政处罚的合法主体。 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辩称，2018年12月12日凌晨3时左右，被告所属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对长途客运车辆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时，发现原告的浙B0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载客22人，从事贵州至浙江的省际包车客运服务，经执法人员询问车上乘客，乘客均证实每人支付了200元至300元不等的车费。经核实，原告在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使用浙B0H320号客车从事贵州至浙江的省际包车客运资质，涉嫌违反《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应予行政处罚。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现场笔录、现场照片、现场视频、浙江省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回复函等证据予以证实。2019年4月23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了湘乡交处罚告知[2019]0007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故被告于2019年5月8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2.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整。综上，被告对原告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得当，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1.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邮件查询结果单，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5月8日对原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列明了原告的违法事实、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法律法规依据、行政处罚内容等，并告知了救济途径和期限，原告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2.立案审批表，拟证明被告对2018年12月12日凌晨3时许，原告所属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从事贵州至浙江的省际包车客运服务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3.现场笔录、视频资料光盘、现场留取的乘客联系方式记录、从业资格证、机动车行驶证、浙江省汽车旅客运输包车预约书、浙江省公路客运统一行车路单（包车）、扣押财物决定书、扣押财物申请书、延长扣押财物申请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解除扣押财物决定书，拟证明2018年12月12日凌晨3时左右，被告执法人员在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对长途客运车辆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时，发现原告所属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载客22人，从事贵州至浙江的省际包车客运服务，经执法人员询问车上乘客，乘客均证实每人支付200元至300元不等的车费，驾驶员杨玉春无法提供该客车的道路运输证及其它有效证明； 4.原告工商信息，拟证明原告系适格的行政相对人； 5.协查函、2018年12月21日回复函，拟证明被告就原告所属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是否具有营运资质，于2018年12月19日向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出协查函，该局于2018年12月21日复函“经查询，浙江运政系统中未能查询到浙BOH320车辆和该公司的任何信息”； 6.熊求云询问笔录、朱军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2018年12月12日下午，根据湘运旅游车队的安排，熊求云、朱军驾驶湘C80718号客车在现场执法人员的组织下，分流运送了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的22名乘客到浙江慈溪； 7.林家禾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辨认照片一组，拟证明证人林家禾于2018年12月12日花费了280元搭乘驾驶员杨玉春驾驶的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来到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当时车上乘客二十余人，与其一起上车的有六人，各不相识，后搭乘分流车辆前往浙江，并指认了涉案车辆和驾驶员； 8.罗松国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辨认照片一组，拟证明证人罗松国于2018年12月12日花费了300元（没给发票）从贵州安顺前往浙江台州，搭乘驾驶员杨玉春驾驶的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来到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车上乘客共有二十多人，与其一起上车的有四人，后搭乘分流车辆前往浙江，并指认了涉案车辆和驾驶员； 9.2019年4月15日回复函，拟证明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城际城乡客运管理处回复被告，经查询原告未在浙江运政系统获得行政许可取得经营许可证，也未在浙江运政系统按规定进行备案，原告所属的浙BOH320等大客车未在浙江运政系统找到相关信息； 10.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拟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以及处罚，经过执法部门集体研究讨论决定； 11.案件处理意见书，拟证明经调查，被告执法人员提出了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12.行政重大执法事项法制审核意见表，拟证明行政处罚通过重大执法事项法制审核； 13.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拟证明被告对原告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以及处罚，经过执法部门集体研究讨论决定； 14.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及送达回证等材料一组，拟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告知书列明了原告的违法事实，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法律法规依据、拟行政处罚的内容、处罚依据，告知了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权利，原告已于2019年4月28日收到该告知书; 15.刘波、罗鹏、李强、何绍辉执法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均具有执法资格。 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五十三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所有执法权均赋予了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是交通主管部门，不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超越法定权限，且被告未查清事实、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对送达回证和物流查询单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根据物流查询信息，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日期为2019年5月17日，被告记载时间为2019年5月8日，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且文书送达地点并非原告所在地，不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四十九条规定。对证据2形式上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对原告车辆进行检查时，该车并未载客，且被告在2018年12月12日凌晨3点对涉案车辆进行检查没有法定职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凌晨2点至5点是长途客运车强制休息时间，被告在凌晨3点执法明显存在恶意，属扰民和懒政行为，明显缺乏正当性，与强制休息规定的精神相违背，且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未提供相关执法依据。对证据3中现场笔录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被告检查原告车辆时并未载客，所写事实不存在，现场笔录没有被调查人签名，也未注明被调查人未签名的原因，不具有合法性；对涉案车辆乘客部分名单及联系方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极易造假，是否是涉案车辆乘客，其身份、联系方式是否真实无从得知，被告也未提供证据佐证；对驾驶从业资格证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未注明证据来源，且没有被调查对象签字，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车辆行驶证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没有注明“经核对与原件一致”，也没有被调查人签字，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浙江省汽车旅客运输包车预约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制件，未标明“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未注明出具日期、证据来源，没有被调查对象签名，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且该证据未载明使用的客车车牌，不能证明该预约书就是涉案车辆所有，更不能证明原告从事省级包车运输经营，对关联性不认可；对浙江省公路客运统一行车路单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制件，未标明“经核对与原件一致”，未注明出具日期、证据来源，也没有被调查对象签名，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综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原告实施了包车服务、涉案车辆载客22人及每位乘客支付了200元至300元的车费等情况；对扣押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视频资料光盘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光盘影像未提交完整的视频，截取的片段存在被篡改、剪辑的可能性，视频均未注明制作时间、制作方法、制作人和证明对象，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不具有合法的证据形式，第1、3、4、5段视频均不能反映执法的现场和车辆，不能证明视频中的人员为浙B0H320号车上的乘客，不能证明原告有违法运营行为，第2段视频属于公民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载客22人进行包车运营的事实，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中协查函无异议，对回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回复函未明确回复涉案车辆不具有营运资质，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回复函的内容，不能仅以此证明涉案车辆为非法营运。对证据6中两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熊求云的身份和职业，被告单方制作极易造假，熊求云和朱军均在询问笔录中陈述“他们在2018年12月12日13时接到通知前往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转运乘客，并有现场执法人员安排浙B0H320的驾驶员把行李箱打开，让乘客收拾自己的行李物品”，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原告提交的视频证据可知，浙B0H320号车辆于2018年12月12日上午9时40分已被强制扣押并离开涉案场所，询问笔录中有多处修改，但未经熊求云、朱军逐一签字确认，违反了《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且不能证明涉案车辆载客22名非法营运；对朱军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制件，被告未提供原件核对，未注明证据来源，且没有朱军注明与原件一致的签名；对林家禾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林家禾是否为涉案车辆的乘客无有力证据佐证，询问笔录中有多处修改，但未经林家禾逐一签字确认，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没有记录人“何绍辉”签字，被告执法人员罗鹏、何绍辉在2019年4月15日调查询问，但罗鹏、何绍辉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已于2019年1月1日过期，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林家禾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制件，被告未提供原件核对，未注明证据来源，且没有林家禾注明与原件一致的签名；对涉案车辆和驾驶员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涉案车辆照片为物证的载体，应当符合物证的取证程序，被告未在证据上载明获取该物证的时间、原物存放地点、发现地点、发现过程以及该物证的主要特征，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且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存在非法营运行为及车上有20多名乘客的事实，反而可以证明被告在行政执法时，涉案车辆空无一人，被告执法人员李强在2019年4月12日调查取证，但李强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已于2019年1月1日过期，该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证据8中罗松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单方制作极易造假，没有记录人罗鹏的签名，被告执法人员罗鹏、何绍辉在2019年4月19日调查询问，但罗鹏、何绍辉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已于2019年1月1日过期，该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罗松国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为复印件，未注明证据来源，也没有被调查对象的签名，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中涉案车辆和驾驶员照片的质证意见与证据7一致。对证据9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工作人员罗鹏在2019年4月12日调查取证，但罗鹏的交通行政执法证于2019年1月1日过期，不能作为行政处罚合法的依据。对证据10、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两份《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均系2019年4月22日作出，没有起始时间，且时间未具体到分钟，地点未具体到门牌号或房间号，不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制作两份《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的嫌疑。对证据11形式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对内容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原告车辆被检查时并未载客，被告在2018年12月12日凌晨3时进行检查没有法定职权，不符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也未提供相关执法依据予以证明，在行政执法机关意见一栏未写明“同意承办人意见”，违反了《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且被告执法人员罗鹏在2019年4月19日提交，其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已于2019年1月1日过期，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证据12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内容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14中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被告在未查清事实、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且被告不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对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根据物流查询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为2019年4月28日，且该文书未载明送达地点，不符合《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微信截图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该微信截图为电子证据的载体，应当符合电子证据取证程序，被告未记录收集的对象、时间、地点等，违反《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存在事后取证的嫌疑。对证据15中刘波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无异议，对罗鹏、李强、何绍辉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予认可，执法证的有效期至2019年1月1日止，行政处罚案件于2019年3月10日立案，被告在调查期间，罗鹏、李强、何绍辉均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综上，由于罗鹏、李强、何绍辉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均于2019年1月1日到期，对被告提交的2019年1月1日之后有罗鹏、李强、何绍辉三人之一签名的证据合法性均不认可，且被告不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对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合法性均不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3、4中视频和截图的时间点和角度有限，不能全面反映当天被告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以及涉案车辆的进出运行状况，不能否认转运司机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去接运转运乘客的具体情况，转运司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只是按照上级要求转运涉案车辆上的乘客前往浙江，其陈述实事求是，应确认其证据效力。对证据4的来源有异议，没有提供源载体，书面来源说明上没有签名盖章和时间，不知谁是制作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和适用性，根据湘潭市委批转的湘乡市行政机构改革方案，湘乡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的行政职能已划转至被告处，原湘乡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所已改名为湘乡市道路交通运输服务中心，系不具有行政职责的事业单位。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被告提供的证据1-15系其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其中现场笔录未注明司机杨玉春拒绝签名的情况，证人熊求云无身份证复印件，证据形式存在瑕疵，但综合审查，能够基本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的事实认定、证据收集和处理程序等相关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3、4、5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关于原告对被告的证据提出的质疑，本院认为：1.《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2019年第9号交通运输部令）于2019年4月4日经第7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19年6月1日起施行，本案被告于2019年5月8日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行政程序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施行之前已经结束，故原告在质证中适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不妥。2.关于罗鹏、李强、何绍辉的行政执法资格问题，被告当庭对未更换执法证件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因涉及行政机关机构改革，未更换新的执法证件的理由具有合理性，应认可罗鹏、李强、何绍辉具有行政执法资格。 原告对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有异议，提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8年12月12日凌晨3时左右，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下属湘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湘乡市顺通长途客运接驳站对长途客运车辆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司机杨玉春驾驶益顺汽车公司名下的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涉嫌客运经营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没有《道路运输证》和该运次的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询问杨玉春相关情况时，杨玉春提交了浙江省汽车旅客运输包车预约书和浙江省公路客运统一行车路单（包车），预约书和行车路单上载明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的行车路线是从宁波至安顺，杨玉春自述车辆回浙江宁波带几个客，有20来个人，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杨玉春拒绝签名。同日，被告对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联系本地汽车运输车队将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上的多名乘客转运至浙江省宁波市。2018年12月19日，湘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向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出《协查函》，请求该局协助调查益顺汽车公司的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是否具备营运资质等相关信息。2018年12月21日，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回函“经查询，浙江运政系统中未能查询到浙BOH320车辆和该公司的任何信息。”2019年1月31日，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解除行政强制措施。2019年3月10日，被告对益顺汽车公司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立案处理。2019年4月15日，被告执法人员对2018年12月12日搭乘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的乘客林家禾、罗松国进行调查询问，林家禾与罗松国均陈述其从贵州搭乘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前往浙江，已支付车费，并对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的驾驶员照片进行了辨认。同期，被告向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出湘交函【2019】1号、2号《关于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浙BOH320、浙B27339大客车的抄告函》，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回函“经查询，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未在浙江运政系统获得行政许可取得经营许可证，也未在浙江运政系统按规定进行备案。该公司所属的浙BOH320、浙B27339大客车未在浙江运政系统找到相关信息。”经湘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和湘乡市交通运输局案审委员会集体研究讨论，被告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湘乡交处罚告知[2019]0007号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告知原告益顺汽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于2019年4月28日送达原告，原告未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2019年5月8日，被告作出湘交处罚决定[2019]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未在宁波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道路运输证》和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杨玉春于2018年12月12日驾驶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从事省际包车客运的行为违反《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对原告作出责令停止违法经营，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5月17日送达原告。因原告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9年3月，因湘乡市机构改革，原湘乡市道路运输管理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入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原湘乡市道路运输管理所改为湘乡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为湘乡市交通运输局所属副科级公益类事业单位。湘乡市交通运输局是湘乡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包括承担交通运输市场监管职责，组织落实全市交通运输有关法律法规和运营规范的监督实施，负责全市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还查明，原告益顺汽车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自然人股东为杨玉生和杨玉春两人。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租赁服务；国内货运代理；货物装卸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庆典礼仪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工艺品、汽车配件、轮胎、广告器材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院认为，被告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在2019年3月湘乡市机构改革后，具有湘乡市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执法等行政职能，故被告有权对辖区内交通运输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至第二十条对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规定了相关申请条件，从事客运经营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客运经营规定的条件进一步细化。《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客运车辆驾驶人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等有关证件，在规定位置放置客运标志牌。客运班车驾驶人员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第七十九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本案中，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安排浙BOH320号大型卧铺客车从事贵州至浙江的省际道路运输客运经营，系违法行为。被告在本辖区内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事实认定基本清楚，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存在违法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罚适当。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波益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赖  浩  翔 审 判 员 葛    嘉 人民陪审员 王  伟  奇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易  文  华 代理书记员 易文华（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