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4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山大道435号-1-104、-2-101号。法定代表人:陈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步坦、李巧玲，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宜城市中华路（天鑫小区综合楼）。法定代表人：王城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平，襄阳市襄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顺公司）与被上诉人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奎盼鑫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4民初3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宜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宫步坦、李巧玲，被上诉人奎盼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永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宜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84民初3256号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王祖奎向马千里账户所汇1900万元款项，其性质属于王祖奎为履行其与马千里合伙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这一合伙行为而进行的资金投入，是履行合伙人出资义务的关系，不属于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该款是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的借款。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认定:（一）、王祖奎于2013年5月8日作出书面承诺:1、王祖奎与马千里系实际合伙人;2、王祖奎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二）、王祖奎、马千里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是目标一致的合伙人，只不过马千里对外是名义上的收购者，王祖奎是该收购计划的资本支持者，以向马千里出借资金或为收购资金的募集提供保证等支持收购计划的实施。（三）、《承诺书》中关于王祖奎与马千里系实际合伙人为王祖奎的自述，《承诺书》能够作为证明王祖奎与马千里系实际合伙人的证据。根据以上生效判决对于《承诺书》证据的认定，同理可知，《承诺书》中关于“王祖奎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也系王祖奎的自述，因此《承诺书》能够作为证明包括本案所涉1900万元款项在内的，王祖奎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事实的证据。综上，王祖奎向马千里账户所汇的1900万元款项，其真实目的是王祖奎为其与马千里合伙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提供资金支持，其款项性质是王祖奎为履行合伙收购计划而进行的资金投入，是王祖奎在履行合伙人出资义务，故该款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该款是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的借款。二、一审判决对一审被告所举证据不予采信，明显错误。根据奎盼鑫公司主张，本案款项系通过王祖奎个人账户支付到马千里个人账户，而非奎盼鑫公司与宜顺公司之间的直接往来，故王祖奎与马千里的账户往来，系本案被奎盼鑫公司主张借款事实的主要依据，系本案核心事实，一审判决认为马千里与王祖奎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明显错误。宜顺公司所举《承诺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两项证据，是能够客观公正认定本案涉案款项性质的关键证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不应片面孤立看问题，应深挖案件产生的背景、与其他事实的关联、当事各方的真实目的，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进而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本案宜顺公司提交的两项证据，足以证明包括本案所涉1900万元款项在内的，王祖奎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事实，而一审法院却给予排除采信，实属错误。三、案涉1900万元款项，马千里已全额返还王祖奎。马千里(建行尾号8988)与王祖奎、王祖奎关联人之间的银行流水显示，马千里与王祖奎、王祖奎关联人之间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在2011年10月至2013年7月期间，马千里共向王祖奎、王祖奎关联人账户支付4070万元，马千里向王祖奎、王祖奎关联人支付的款项总额足以覆盖王祖奎向马千里支付的款项，故案涉1900万元款项，马千里已全额返还王祖奎。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法排除一审被告所举证据，导致作出错误判决，故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奎盼鑫公司辩称，原审认定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祖奎作出的承诺函与本案借款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奎盼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900万元。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19日，原、被告签订了《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被告将“宜昌滨江新城”房地产项目委托原告进行开发。2012年3月10日，被告因前期资金紧张向原告提出《借资申请》，申请借资2000万元。原告根据该借资申请，于2012年3月21日至23日期间向被告汇款五笔，合计1900万元，被告于2012年3月25日出具了1900万元收条。时至今日，被告拒不履行《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导致“宜昌滨江新城”项目停滞不前，被告长期占用原告资金不予归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民事诉诉讼。2018年11月22日，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的利息，自2018年4月1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宜顺公司辩称，一、原告将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被告的不可分案件刻意拆分为两个案件，分别在襄阳中院和宜城法院起诉，既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案件事实查明，更可能造成不同的裁判主体，对案件事实作出不同的理解和处理，致使处理结果大相径庭、裁判矛盾，两案应依法合并处理。根据原告的主张，基于与答辩人之间的《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原告共计向答辩人出借资金达3900万元并于2018年4月11日《告知函》，就该借款一并主张权利。但原告起诉却拆分为两个案件分别起诉，刻意为制造诉讼障碍、增加当事人诉累和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困难、显然有违程序正义。二、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并未真实发生，而是将原告实际控制人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流转款项，分解、抽离后生拉硬拽与被告扯上关系。理由为：1、原告诉称债权均为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部分转款记录，没有一笔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直接往来。2、银行流水表明，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且原告所主张债权发生前后的资金往来基本持平。原告所称的借款事实并未真实发生。3、原告实际控制人王祖奎于2013年5月8日出具书面承诺，明确其与马千里在宜顺公司系实际合伙人，其及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二）、（三）、（四）、（十）项的规定，原告之诉应认定为虚假诉讼，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0月19日，奎盼鑫公司与宜顺公司签订《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合同约定，宜顺公司将宜昌市伍家岗区洋坝区域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为宜市国用（2004）第180203030号对应的土地、面积为17.8万㎡范围内“宜昌滨江新城”建设项目，委托给奎盼鑫公司开发；开发资金、投资风险由奎盼鑫公司筹集和承担，开发周期为8年。2011年11月5日，奎盼鑫公司与宜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1）》。协议约定将开发项目的设计费及委托销售签订工作变更为由宜顺公司垫付和负责，并明确马千里代表宜顺公司办理项目的各种证照。2012年3月10日，经办人马千里以该公司承担“宜昌滨江新城”房地产项目设计、委托销售等业务需用资金及无力垫付为由，以该公司名义向奎盼鑫公司申请借资2000万元。3月21日，宜顺公司又致函奎盼鑫公司，明确马千里为宜顺公司的合法委托收款人代收借款，并指定收款账户为马千里在建行开设的55×××88账号。当日，奎盼鑫公司通过王祖奎建行62×××30账户向宜顺公司指定马千里账户分四笔转款共计1600万元。3月23日，奎盼鑫公司再次通过王祖奎的上述账户转款300万元；王祖奎在该日向马千里提供了书面《委托支付证明》，证明1900万元汇款系其替奎盼鑫公司向宜顺公司支付的借款。2012年3月25日，马千里给奎盼鑫公司出具了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公司安排的项目资金1900万元整。收款人：马千里2012年3月25日”的收条。2013年1月10日，奎盼鑫公司与宜顺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协议将开发周期开始日及相应事项、违约责任等约定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其中将“《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约定项目开发周期为八年，但此八年开发周期的开始日”调整为：“宜昌滨江新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全部办齐之日；并确定固定回款时间；约定马千里代表甲方宜顺公司负责并以甲方名义在宜昌市办理相关项目各种许可证照工作的支出费用，乙方奎盼鑫公司仍应于项目开发后两年内向甲方据实结算。2013年4月2日，被告向原告申请在原借款1900万元的基础上，再借资2000万元。2018年1月30日，奎盼鑫公司向宜顺公司发出《履约催告函》，要求其履行《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2018年4月11日，奎盼鑫公司以宜顺公司不继续履行《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及《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为由发出《告知函》，要求该公司退还2012年3月21日至2013年4月23日期间借款3900万元借款及利息（月利率2%）。后因被告宜顺公司收函后未予履行，原告遂将1900万元及2000万元借款分别于2018年11月2日、11月20日向原审法院和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王祖奎根据其及案外人余建华与陈伟、马千里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针对其二人2011年3月17日至4月2日期间出借的6000万元款项，于2017年6月6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马千里、陈伟、宜顺公司，要求陈伟、马千里返还借款本金60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宜顺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王祖奎于2011年3月17日至4月1日期间通过其建行43×××42账户向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师志德账户转款7笔共计3159万元，于2011年3月17日、3月25日、4月2日向马千里建行55×××88账户分别转款300万、300万、250万元合计850万元，于2011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2日、8月15日通过其工行62×××76账户向马千里工62×××15账户分别转款500万、300万、60万元、550万元，于2011年7月29日通过建行62×××30账户向马千里建行55×××88账户转款400万。并根据法律规定将诉争法律关系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判决马千里、陈伟共同向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马千里向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10121029.07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诉讼保全申请，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鄂0684民初3256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宜顺公司位于宜昌市××岗区××坝区域沿××大道××段的鄂（2018）宜昌市不动产权第0068056号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一审法院认为，奎盼鑫公司和宜顺公司都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活跃主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双方均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体之身份，积极展开合作经营，为社会创造财富，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依法保护。本案起因于被告宜顺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商洽原告奎盼鑫公司接受房地产开发的委托事宜，双方共同签订了开发宜昌市伍家岗区洋坝区域土地面积为17.8万㎡的《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继而为细化开发资金筹措、投资风险负担、办理证照责任、违约损失负担等事宜，又协签了《补充协议》（1）、（2）。上述合同协议，均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皆依法成立并有效。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均依照上述合同、协议来规定各自的行为，履行各自的义务，享有各自的权利。被告宜顺公司在与原告奎盼鑫公司签订《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1）》后，以急需资金及无力垫付为由于2012年3月10日向原告申请借资2000万元，原告出于双方合作关系同意借款并通过原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祖奎账户向被告指定的马千里账户分五笔汇款共计19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予以确认。本案现因该借款是否应由被告宜顺公司偿还发生争议，而不是履行《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的争议，故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马千里提供的有宜顺公司盖章及其个人签名的借资申请、宜顺公司盖章的委托支付函，马千里作为甲方宜顺公司签约代表分别在《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和《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1）》甲方栏签名并加盖公司盖章，表明其行为属职务行为。原告通过王祖奎账户向被告公司授权指定的马千里账户汇款1900万，并无不当，应认定为被告宜顺公司向原告借款，而非马千里个人向原告借款。该诉争的借款发生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6000万元借款之后，两者并无关联。原告虽然没有将1900万元借款与2000万元借款合并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而是选择分开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尊重。因此，被告宜顺公司关于两案合并审理、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王祖奎及及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原告之诉为虚假诉讼的答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对于原告增加的按月利率2%标准自2018年4月1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的利息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出借1900万元时并未约定借款利率及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告于2018年4月11日发出《告知函》要求被告宜顺公司以月利率2%标准计算利息，属原告的单方行为，不是原、被告双方的合意，不予认可。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利息的，应予支持。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可依照年利率6%标准。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律师代理费，该费用并未发生，不予支持。综上，法人之间的合法借贷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奎盼鑫公司已向被告宜顺公司出借了款项，有权利要求清偿；被告宜顺公司有义务予以偿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关系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本金19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年利率6%为标准，从2018年11月2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90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2900元，由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宜顺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2011.10.17宜顺公司董事会决议（复印件）；2、（2012）中国贸促沪裁字第378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3、宜顺公司章程（复印件）。拟证明宜顺公司没有借资的实际需求及向奎盼鑫公司借贷的合意。马千里无权以宜顺公司名义对外借资。马千里在2012年7月20日以后使用宜顺公司印章均为非法使用。第二组证据：4、（2018）最高法民再478号民事判决（复印件）；5、2013年1月10日《补充协议2》（复印件，原审已提供）；6、2013年4月2日《借资申请》（复印件）。拟证明马千里非法使用宜顺公司印章签订协议，非宜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王祖奎明知马千里超出授权范围还与马千里签订系列协议，显属非善意相对人。第三组证据：7、宜昌中院（2018）鄂05民终3008号民事判决（复印件）；8、2013年5月8日承诺书（复印件，原审已提供）；9、湖北省高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复印件，原审已提供）；10、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复印件）。拟证明王祖奎与马千里系收购新港顺公司的实际合伙人，有直接利益关系，本案诉争的1900万元系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宜顺公司无关，本案系虚假诉讼。王祖奎与马千里恶意串通损害宜顺公司利益。第四组证据：11、王祖奎银行流水（复印件）。拟证明马千里向王祖奎账户转入巨额资金一审未对该资金性质进行认定，属未查明案件事实。第五组证据：12、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0503刑初91号刑事判决（复印件）。拟证明马千里挪用资金罪一案未将本案诉争的1900万元认定为涉案款项，该1900万元未进入宜顺公司账户。马千里向王祖奎账户转款2045万元是否系偿还本案1900万元借款，因马千里被刑事羁押尚未查清。第六组证据：13、2011年10月10日宜顺公司董事会决议（复印件）；14、2011年10月10日公司章程修正案（复印件）；15、2011年10月宜昌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变更备案表（复印件）；16、政府部门公示的奎盼鑫公司信息（复印件）；17、政府部门公示的天鑫油脂公司信息（复印件）；18、天鑫油脂公司股东及出资详细信息（复印件）。拟证明马千里未经宜顺公司董事会授权，无权对外借资，其行为并非职权行为。王祖奎与马千里有直接利益关系，奎盼鑫公司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本案系虚假诉讼，王祖奎与马千里恶意串通损害宜顺公司利益。第七组证据：19、20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拟证明本案系虚假诉讼。奎盼鑫公司对宜顺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除证据12外，均不属于一审后形成的新证据且对其证明目的提出异议。马千里与王祖奎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承诺书也不是针对本案诉争借款的承诺，与本案无关。证据12系马千里另一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经了解因马千里已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本案尚未生效。在该案中并没有认定本案诉争借款属于马千里的犯罪金额，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未生效判决与本案无关。对宜顺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宜顺公司董事会决议为该公司内部决议，马千里是否超出董事会授权范围对外签订合同，与宜顺公司对外向奎盼鑫公司借款无关。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作出的（2012）中国贸促裁字第378号仲裁裁决书并未认定马千里自2012年7月20日以后使用宜顺公司印章均为非法使用，既使按宜顺公司自认的上述观点，本案诉争借款发生在2012年3月，时间节点早于宜顺公司所称的2012年7月，无法得出《借资申请》、《委托收款函》上宜顺公司的印章系马千里非法使用导致宜顺公司借款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结论，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关于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实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借资不是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出据的借资申请、委托收款函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第四组证据，能够证实王祖奎与马千里个人之间有合伙关系，有大量资金往来，但不能据此否认宜顺公司与奎盼鑫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刑事判决书并未生效，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案件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第六组证据不能证明马千里与王祖奎恶意串通，损害宜顺公司的利益，不能证实本案系虚假诉讼。第七组证据为最高院指导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二审期间，奎盼鑫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2013年5月8日，王祖奎、陈伟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下属承诺人和马千里在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系实际合伙人，承诺保证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如果马千里的收购行为失败，承诺人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得先于债权人吴积俭、卢安顺对包括新港顺公司原股东罗德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及其他第三方（天津公司）基于收购失败而向马千里支付的款项主张权利，也不得同时要求按比例分摊权利。”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借款并出具《借资申请》、《委托收款函》，奎盼鑫公司按约定将款项汇入宜顺公司指定账户。双方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贷行为合法有效。宜顺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2013年5月8日王祖奎作出的书面承诺不予采信错误。王祖奎向马千里账户所汇的1900万元，并非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的借款，而是王祖奎为履行其与马千里合伙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而进行的资金投入。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宜顺公司提供了2013年5月8日王祖奎作出的书面承诺及相关判决等证明材料。本院认为，该承诺经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认定，系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在履行该案所涉民间借贷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所出具的承诺。该承诺书虽能够证明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因合伙各方亦可同时存在借贷资金往来的情形，故不能据此证明本案所涉款项系王祖奎对宜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资本投入。从借款交付的情况看，虽然本案诉争借款系从王祖奎账户转入马千里账户，但奎盼鑫公司提供了宜顺公司出具的《借资申请》和指示马千里收款的《委托支付函》及奎盼鑫公司出具的由王祖奎付款的《委托支付证明》，奎盼鑫公司委托王祖奎将借款交付给宜顺公司指定收款账户符合双方的约定。宜顺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股权转让款及借款的时间发生在2011年3月至2011年8月期间，与本案诉争借款的发生时间2012年3月不在同一时间段，转款的金额也不相同，本案与上述案件的诉讼标的并不重合。故宜顺公司上诉称1900万元并非宜顺公司向奎盼鑫公司的借款，而是王祖奎与马千里合伙收购宜顺公司股权资金投入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宜顺公司上诉还称，案涉1900万元款项马千里已全额返还给王祖奎。经查，本案诉争借款的主体为宜顺公司与奎盼鑫公司，马千里是否向王祖奎偿还借款属另一法律关系。宜顺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马千里向王祖奎转款系宜顺公司偿还奎盼鑫公司借款，故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900元，由上诉人宜顺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建东审判员  王明兰审判员  肖 瑾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