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鲁行赔终1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女，197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绍智，男，197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历下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车晴，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润，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95号。法定代表人郭芹，主任。委托代理人张法水,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冬花，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99号。法定代表人李国强，代区长。委托代理人马腾，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车辙，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刘利、刘绍智因诉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历下区政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姚家街道办）行政赔偿一案，刘利、刘绍智及姚家街道办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的（2018）鲁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1月25日对本案组织听证，上诉人刘利、刘绍智的委托代理人车晴、张润，上诉人姚家街道办的负责人范彬、委托代理人张冬花，被上诉人历下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车辙、马腾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利、刘绍智于2018年1月11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刘绍辉与刘绍智系兄弟关系；赵学美系刘绍辉与刘绍智之母，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05年3月11日，济南市征地办公室与历下区姚家镇丁家庄村委会、济南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东区）、济南市东区工程建设历下区指挥部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2005年11月10日丁家庄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工业南路拓宽改造项目占用土地的征地补偿总费用已全部收到。《工业南路拓宽改造工程上级拨付丁家村被拆迁户补偿费发放表》记载：“户主姓名：赵学美；家庭人口：4；本户补偿费合计（元）：4280；领款人签章：刘少志；……”2004年测绘表载明：“2004年刘绍智（按当时二层计算）房屋总面积为470.40平方米，其中红线北面积：225.84平方米，红线南面积：244.56平方米。”2004年6月28日，丁家村委会与刘绍辉签订拆迁协议，约定：“一、房屋安置：此次拆迁乙方房屋建筑面积490.30平方米，……附则：乙方在规划红线以外的部分房屋，乙方要求保留。乙方对该部分房屋进行改造或使用期间，无论发生任何问题，其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2004年9月，刘绍辉与刘绍智书面约定“拆迁后余下房屋368号归刘绍智一人所有”。2006年9月6日，丁家村委会与刘绍辉签订楼房安置分配协议两份，第一份约定：“一、乙方实际拆迁面积为490.30平方米，所分配安置住房分别为……合计建筑面积424.67平方米。……”第二份约定：“根据当时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的有关原则及规定，甲方已在村西2号楼对乙方进行了房屋安置，但由于2号楼房源不够，现将乙方未安置拆迁面积在村东3号楼进行安置，并达成协议如下：一、安置乙方村东3号楼三单元702室房屋一套，建筑面积83.75平方米，……”。两次安置合计面积为508.42平方米，上述安置房补偿均已到位。经庭审调查，各方当事人确认在2004年工业南路拓宽改造项目实施时仅拆除了丁家庄368号房屋位于道路规划红线内的225.84平方米，道路规划红线以外244.56平方米的房屋未予拆除。2016年2月17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发布济拟征公告（2016）22号济南市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公告，拟征收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丁家村部分集体土地。2016年3月7日丁家村老村宅基地房产测绘平面图显示：“户主名称：刘绍智；门牌号：××；结构：砖混；面积：567.53平方米”。2016年5月1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鲁政土字（2016）267号《关于济南市历下区2016年第1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征收上述集体建设用地。2018年1月4日，涉案丁家庄368号房屋由被告姚家街道办组织实施拆除。另查明，2018年4月19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公证处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处应邀指派公证人员刘某、张某2018年1月4日14:40左右，进入济南市工业南路丁家庄368号房屋内对室内物品进行录像。我处工作人员上楼梯时刘绍智正离开现场，刘利在现场指挥搬家公司搬运物品。刘利及其亲友也在现场收拾比较贵重的物品并自己带走。我处提供的00404MTS、00405MTS、00406MTS、00407MTS录像资料录制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冰柜、空调、热水器等）为按照刘利的指示放弃不要的物品。现场没有发生任何争执。”2018年4月28日，山东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历下分公司(以下简称振邦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刘利和刘绍智的亲友们搬的物品放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运走了。整个搬运过程非常有序和谐，没有发生争执，房屋拆除工作也比较快地完成了。……”2018年4月27日，济南荣达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整个搬运过程比较和谐，没有任何冲突，所以我们搬运物品非常顺利，按照刘利的指示17:40左右我们就搬运完毕。……”另，2018年4月10日，原告刘利、刘绍智以历下区政府、姚家街道办为被告，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历下区政府、姚家街道办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与本案合并审理，并作出（2018）鲁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姚家街道办于2018年1月4日拆除丁家庄368号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原告刘利、刘绍智对被告历下区政府的起诉。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与（2018）鲁01行初455号一案合并开庭审理，本案所涉行政违法确认证据同（2018）鲁01行初455号一案，经审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2018）鲁01行初455号一案中认定的案件事实。另，2015年8月3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济政办发（2015）16号《关于调整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附件“济南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载明：“砖混结构（楼房），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850到1050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姚家街道办于2018年1月4日拆除丁家庄368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018）鲁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已经予以评价。本案与该案系合并开庭审理，本案同意（2018）鲁01行初455号一案判决事实和结果的认定，故不再赘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据上述规定，原告刘利、刘绍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历下区政府赔偿其因强拆造成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原告对被告历下区政府的赔偿请求应当驳回。被告姚家街道办作为违法拆除涉案房屋的责任承担主体，系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本案中，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恢复丁家庄368号房屋原状以及赔偿因强拆损毁的房屋内财产损失、停业损失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现分述如下：第一、关于涉案368号房屋的赔偿问题。涉案368号房屋占用土地的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现已被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该房屋被拆除后，事实上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因此，对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恢复丁家庄368号房屋原状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368号房屋被拆除前面积为567.53平方米，应由两部分组成：1.2004年未被拆除予以保留的部分，面积为244.56平方米；2.此后加盖的部分（2016年测绘的涉案房屋面积扣除2004年未被拆除予以保留的部分），面积322.97平方米。因此，原告关于涉案房屋的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首先，关于2004年未被拆除予以保留的部分（244.56平方米）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2005年3月11日，济南市征地办公室与历下区姚家镇丁家庄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并已履行，该征地补偿协议涉及涉案房屋。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丁家村委会分别与刘绍辉签订了3份拆迁协议，共补偿房屋面积508.42平方米，而2004年时丁家村368号房屋总面积为470.40平方米。经本次庭审调查，各方当事人确认在2004年工业南路拓宽改造项目实施时仅拆除了丁家庄368号房屋位于道路规划红线内的225.84平方米，道路规划红线以外244.56平方米的房屋未予拆除。2004年征地拆迁时对涉案房屋已经给予多于房屋总面积（包含未予拆除的244.56平方米）安置房屋的补偿，且已补偿到位。现原告方再行要求对该部分此前已经得到安置补偿的房屋面积予以再次请求赔偿，既不符合现有法律规定，也违背公平、诚信原则。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加盖面积（322.97平方米）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对于该部分使用过程中增建或改建而形成的加盖面积，原告刘利、刘绍智虽未提供相关房屋产权所有证、规划许可手续等能够证明其合法性的材料，也未提供在相关机构进行登记备案的证明，但鉴于上述丁家村368号房屋的加盖面积系自2004年至今历史形成，相关职能部门未能及时履行认定与查处职责，为体现公平原则，对该部分房屋因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应酌情予以赔偿。根据济政办发（2015）16号文件确定的“济南市征地地上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对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酌情予以支持339118.50元（按照每平方米1050元乘以322.97平方米计算）。第二、关于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的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二原告对于其主张的屋内物品损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由于被告姚家街道办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导致二原告无法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姚家街道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丁家村368号房屋屋内物品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遭受损害应当由被告姚家街道办举证证明。根据在案历下公证处出具的现场公证材料、振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荣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丁家庄368号物品存放清单可以认定，被告姚家街道办在拆除涉案房屋之前，已经在刘利、刘绍智的指挥之下将屋内物品进行了搬运和转移，刘利及其亲友也在现场收拾比较贵重的物品带走，房屋内遗留的物品均为刘利明示放弃不要的物品。因此，被告姚家街道办对涉案房屋实施拆除行为之前，已经对原告刘利、刘绍智的相关物品进行了妥善安置，并未造成房屋内物品的损失。故，对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的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的营业损失的赔偿问题。原告刘利、刘绍智提出其涉案房屋系营业用房，应当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补偿，并赔偿停业损失费。被告姚家街道办对此提出异议，主张“2016年5月3日刘利个人注册成立的济南历下致轩宾馆，未获取《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宾馆营业前必须取得的相应行政许可，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且刘利注册成立的宾馆也未办理相应的纳税登记，未曾缴纳过税款，并未进行过正常经营，不存在停业损失”。本案中原告未向法院提交其在丁家庄368号房屋进行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且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均没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可以按照营业用房进行补偿的规定。因此，对原告刘利、刘绍智主张的营业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刘利、刘绍智经济损失339118.50元；二、驳回原告刘利、刘绍智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利、刘绍智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如下：1.历下区政府是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且该土地也是由历下区政府实际征收，历下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历下区政府直接参与强拆就认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证据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错误。3.原审法院认定房屋面积错误。上诉人所在的368号院在2004年拆迁前房屋占地面积235.2平方米，修建了3层，共计705.6平方米。2004年拆除225.84平方米，还剩479.76平方米。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拆除后保留部分面积仅为244.56平方米是错误的。2004年拆迁时未对保留部分进行补偿，原审法院未经调查，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2004年拆迁协议中490平方米就是对当时368号房屋的全部补偿不正确。4.原审法院对涉案房屋中的322.97平方米按照济政办发（2015）16号文件确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错误。上诉人涉案房屋被强拆后，原房屋所在地被用来修建CBD，所建商业楼盘价格在25000元左右，原审法院的判决标准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5.上诉人存在屋内物品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资格，振邦公司及荣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全面证明上诉人的损失，也不足以证明上诉人放弃屋内物品。原审法院应结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考虑宾馆实际经营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赔偿。6.上诉人的营业损失应当赔偿。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营业执照、消防许可证等全部经营手续，提交的录像中还显示客人在屋内，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正常经营的证据认定错误。姚家街道办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认为被上诉人私自加盖的部分建筑既没有房屋所有权证、规划许可手续等能够证明其合法性的材料，也没有在相关机构进行登记备案的证明，因此该私自加盖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该加盖建筑属于不合法的建筑。被上诉人对其没有合法的所有权，也没有合法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对该私自加盖建筑的拆除没有造成对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对私自加盖建筑的拆除进行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姚家街道办针对刘利、刘绍智的上诉进行答辩称，1.原审法院判决姚家街道办对刘利、刘绍智私自加盖建筑的拆除进行赔偿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不正确的。2.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规定。姚家街道办在收到起诉状后，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延期举证申请，经准许后，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证据材料，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的期限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能够证明没有给刘利、刘绍智造成物品损失。3.刘利、刘绍智未向原审法院提交其在丁家庄368号房屋进行正常经营的证据，其主张的营业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历下区政府答辩称，刘利、刘绍智认为历下区政府是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并据此要求历下区政府进行赔偿的主张不能成立。姚家街道办作为历下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独立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历下区政府委托姚家街道办拆除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卷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已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查明的相关程序性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系上诉人刘利、刘绍智的涉案368号房屋被强制拆除引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确认姚家街道办于2018年1月4日拆除涉案房屋行为违法，本院（2019）鲁行终583号判决对上述判决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姚家街道办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对上诉人刘利、刘绍智的合法权益产生的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争议焦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历下区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赔偿主体问题；二、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是否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的问题；三、涉案被拆除房屋的赔偿问题；四、上诉人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赔偿问题；五、上诉人主张的营业损失赔偿问题。以下分述之。一、关于历下区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赔偿主体问题。我国国家赔偿立法确立了“谁侵权，谁赔偿”的原则，在行政赔偿中以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给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上诉人刘利、刘绍智以历下区政府、姚家街道办为被告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两被告拆除丁家庄368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1行初455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姚家街道办于2018年1月4日拆除丁家庄368号房屋的行为违法；驳回刘利、刘绍智对历下区政府的起诉。刘利、刘绍智对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鲁行终583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利、刘绍智上诉，维持原判。据此，姚家街道办作为拆除涉案房屋的责任承担主体，是本案适格赔偿义务机关。上诉人要求历下区政府承担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造成的损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是否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延期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五日内提供证据。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2018年4月13日，原审法院向姚家街道办邮寄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8年4月25日，姚家街道办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延期举证申请书，申请人民法院准予延期提供证据至开庭前。经原审法院准许，姚家街道办延期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的期限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且未对上诉人刘利、刘绍智诉讼权利产生不利影响。上诉人关于姚家街道办提交证据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涉案被拆除房屋的赔偿问题。涉案被拆除房屋的赔偿主要涉及到拆除房屋的面积认定、2004年拆迁红线外保留部分是否已经获得补偿、加建部分应否赔偿及赔偿标准的确定问题。（一）拆除房屋的面积认定及2004年拆迁红线外保留部分是否已经获得补偿。上诉人刘利、刘绍智主张被拆除的368号院在2004年拆迁前房屋占地面积235.2平方米，修建了3层，共计705.6平方米。2004年工业南路拓宽改造拆除225.84平方米，还剩479.76平方米，原审法院认定2004年拆除后保留部分面积仅为244.56平方米是错误的。上诉人刘利、刘绍智同时主张2004年拆迁红线外保留部分没有获得补偿。对此，刘利、刘绍智在二审中提交了丁家村村委会及部分村民的证明材料证实自己主张的面积及2004年拆迁红线外保留部分没有获得补偿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2004年工业南路拓宽改造项目实施时拆除涉案368号部分房屋面积225.84平方米，该面积为规划红线以内面积，对此各方无异议。对于规划红线以外的面积，根据2004年6月28日丁家村委会与刘绍辉签订的拆迁协议及2006年9月6日双方签订的两份楼房安置分配协议，两次安置房屋面积共508.42平方米。协议记载，乙方要求保留在规划红线以外的部分房屋，协议特别约定“乙方对该部分房屋进行改造和使用期间，无论发生任何问题，其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姚家街道办在一审中提交的《楼房安置分配协议书》载明“此次对乙方房屋进行安置以后，双方在乙方的旧房拆迁补偿及新房安置等问题上再无任何争议。”根据上述证据，结合2004年测绘表记载2004年刘绍智房屋总面积为470.40平方米，可以认定道路规划红线以外有244.56平方米房屋未被拆除，这与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2004年拆一半留一半也是相符的。因工业南路拓宽改造工程被搬迁村民补偿，住房实行拆一还一，故对涉案房屋安置补偿508.42平方米并不仅仅包含对规划红线内225.84平方米被拆除面积的补偿，道路规划红线以外的房屋因当事人要求保留未被拆除，但是上述房屋已经得到补偿。根据刘利、刘绍智提供的2016年3月7日由山东省地质测绘院出具的历下区丁家庄368号房产测绘平面图，其后续加建部分面积应为测绘涉案房屋面积减去2004年未予拆除保留部分面积，即322.97平方米。原审法院对拆除房屋的面积及2004年拆迁红线外保留部分已经获得补偿的认定并无不当。刘利、刘绍智提供的村委会及部分村民的证明材料与2004年拆迁时形成的拆迁协议、楼房安置分配协议等直接证据内容相矛盾，且与自身在一审中的陈述亦不相符，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二）加建部分应否赔偿及赔偿标准的确定。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加建部分判决赔偿，其赔偿标准参照了济政办发(2015)16号文件确定的“济南市征地地上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即按照每平方米1050元的标准，酌情支持赔偿339118.50元（每平方米1050元乘以322.97平方米计算），既体现了对行政机关未及时履行认定与查处职责的责罚，也较为充分地保障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公平原则。姚家街道办关于刘利、刘绍智加建部分属于不合法建筑，对私自加建部分的拆除没有对刘利、刘绍智的和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刘利、刘绍智关于应当按照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给予赔偿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四、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室内物品等损失赔偿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历下区公证处出具的现场公证材料、振邦公司和荣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丁家庄368号物品存放清单，认定姚家街道办对涉案房屋实施拆除行为之前，已经对刘利、刘绍智的相关物品进行了妥善安置，并未造成房屋内物品损失，故对其主张的室内物品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利、刘绍智对公证处提供的公证材料及振邦公司和荣达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效力不予认可，认为法院应结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决定赔偿数额。对此本院认为，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或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二条规定：“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公证的事项真实、合法的应当自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公证书应当按照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的格式制作，由公证员签名或者加盖签名章并加盖公证机构印章。公证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该案中历下公证处出具的《情况说明》，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证形式要件，亦没有记载拆迁时搬迁物品的详细情况。振邦公司与荣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能详实证明刘利、刘绍智自行搬运的物品的具体情况。且房屋内类似铝合金窗、钢制楼梯、卷帘门等可重复利用材料也应给予适当赔偿。本案虽无确切证据证实强拆时房屋内的物品情况，但考虑到涉案房屋一直处于使用状态，且姚家街道办在强制拆除时未尽到充分的取证保存职责，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着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综合考虑被拆除房屋的用途、结构等，参考上诉人刘利、刘绍智提交的被拆房屋内财物损失清单及发票，除存放物品清单中记载物品应予返还外，酌情认定刘利、刘绍智室内其他物品及建筑材料损失30万元。五、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营业损失赔偿问题。上诉人刘利、刘绍智主张其涉案房屋系营业用房，用于经营宾馆，应当赔偿上诉人的营业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我国行政赔偿以赔偿直接损失为主，原则上不赔偿间接损失，且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按照营业用房进行补偿的规定。因此，对上诉人主张的营业损失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院对姚家街道办及丁家村委会的调查询问，涉及此次丁家村征收拆迁，除对被拆除居住房屋进行货币补偿外，同时按照家庭人口进行房屋安置及支付相应的临时安置费、搬家费等补偿。本案判决系针对涉案368号房屋及室内物品损失赔偿作出判决，并不涉及上诉人刘利、刘绍智作为丁家村村民所享有的其他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在上诉人刘利、刘绍智及其家庭成员符合丁家村拆迁安置规定的情况下，应予享受村民同等待遇的安置补偿。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赔偿房屋损失合法有据，但对室内物品损失未予判决赔偿不妥，应予酌情判决赔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赔初27号行政赔偿判决；二、限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姚家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刘利、刘绍智室内物品及建筑材料损失30万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山 莹审判员 王修晖审判员 孙晓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姚美科书记员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