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终14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吉林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珲春市国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吉林海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珲春恒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珲春市国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珲春国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4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珲春恒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被上诉人珲春国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珲春恒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珲春国辉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珲春国辉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退还给珲春恒达公司。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珲春恒达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委托运输煤炭的真实意思表示；2.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中供热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是否实际履行煤炭采购合同不清；3.涉案《运输委托书》未约定运输煤炭的起止时间、运输起止地点、运输吨位及价款，该合同缺乏生效要件；4.珲春国辉公司诉求323524.80元无事实依据，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又增加诉讼请求90万元不符合常理，珲春恒达公司已将90万元退还给集中供热公司。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按珲春恒达公司申请调取集中供热公司保存的相关证据；2.本案与集中供热公司、张中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应追加集中供热公司、张中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珲春国辉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运输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且实际履行；2.珲春国辉公司先行支付煤炭运输费1223524元；3.珲春恒达公司收到集中供热公司支付的煤炭运输费后拒不支付给珲春国辉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珲春国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珲春恒达公司立即返还运输款323524.8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诉讼过程中，珲春国辉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珲春恒达公司立即返还运输款122235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23日，珲春国辉公司因无运输资质遂与珲春恒达公司签订《运输委托书》，约定珲春恒达公司为珲春国辉公司运输煤炭，双方在该份委托书上分别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2018年9月21日，珲春国辉公司与集中供热公司签订《延吉市集中供热煤炭采购项目合同》，约定集中供热公司向珲春国辉公司采购煤炭10000吨，合同总金额为650万元，珲春国辉公司按照集中供热公司的要求开具增值税率16%的煤炭发票，增值税率10%的运费发票。嗣后，珲春恒达公司按照珲春国辉公司的指示向集中供热公司运输煤炭，珲春国辉公司向珲春恒达公司预先支付运费共计1222350元，其中包含按法律规定应缴纳的税款，并由珲春恒达公司张中远出具收据。珲春恒达公司承诺在集中供热公司按珲春国辉公司指示向其支付运输款后，立即将所得运输款付给珲春国辉公司。集中供热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运输款1223524.80元，珲春恒达公司未将该款及时支付给珲春国辉公司，反而以珲春恒达公司未发生实际运输业务要作废发票为由退还给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90万元，余款未予退还。珲春国辉公司已将运输款1222350元预先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珲春恒达公司未按照约定将入账的运输款返还给珲春国辉公司，故要求珲春恒达公司立即返还运输款122235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珲春国辉公司与珲春恒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运输关系。珲春国辉公司提供《运输委托书》、张中远出庭作证及张中远出具的收条，并申请法院调取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关于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回复。珲春国辉公司以此证明与珲春恒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关系，运输款1222350元已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张中远。经税务部门调查，珲春恒达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确实发生了实际运输业务，并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珲春恒达公司认为其公司并未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运输委托书》，系张中远利用掌控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的便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与公司并无关系，且张中远亦向公司出具声明等书面材料确认系个人行为，所以珲春恒达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运输关系。本院认为，张中远持有珲春恒达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运输委托书》，张中远并未向珲春国辉公司表明该行为系其个人行为，珲春恒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合同时，知晓张中远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签订合同，故珲春国辉公司有理由相信张中远系代表珲春恒达公司签订合同。且经税务部门调查，珲春恒达公司的车辆确实为珲春国辉公司向集中供热公司运输煤炭，业务交易真实。综上，珲春国辉公司与珲春恒达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关系；2.珲春恒达公司提交与王平安的通话录音，以此证明该公司的王平安及其车辆并未给珲春国辉公司实际运输，也未给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运输。珲春国辉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因并不认识王平安，也不知道证据来源。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的通话内容中并未直接体现珲春恒达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珲春恒达公司在本院限定期限内也未能提供王平安出庭作证，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珲春国辉公司委托珲春恒达公司运输煤炭，并预先将运输款1222350元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双方约定珲春恒达公司在收取集中供热公司支付的运输款后将所得款项返还给珲春国辉公司，故珲春恒达公司应按约定返还运输款。珲春国辉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222350元，但针对增加的90万元诉请在本院限期内未补交诉讼费，故本院对其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不予审理。综上，珲春恒达公司应返还给珲春国辉公司32235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珲春市国辉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运输款3223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52元，减半收取3076元，由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珲春国辉公司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案外人珲春国信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珲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明细帐2份及证人李某2的证言1份，证明珲春国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2于2018年11月至12月期间分7次提取现金共计126万元，支付给珲春国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珲春国辉公司预付给珲春恒达公司运费122余万元有资金来源。珲春恒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证称珲春国辉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未提交上述证据，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采信。本院认为，珲春国辉公司虽在二审中未提交上述证据，但银行存款明细帐中已加盖上述银行公章，珲春恒达公司又未举出证据反驳上述事实，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调取以下证据。证据1：根据珲春恒达公司的申请在案外人集中供热公司调取汽车衡计量单252份（合计数量为10196.04吨）、增值税发票12份（合计票面值为1223524.80元）、记账凭证3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2份、煤炭采购合同1份、书面回复1份。珲春恒达公司质证称，集中供热公司作出的书面回复中没有明确其与谁约定运输涉案煤炭，且该回复中没有记载调查人员的名称、没有集中供热公司负责人的签字，集中供热公司收到珲春恒达公司退还的90万元后没有将该款再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集中供热公司作出的书面回复不应采信，珲春国辉公司提出的集中供热公司支付的涉案款项为运费的主张不能成立，珲春国辉公司与集中供热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未经依法招标，该买卖运输煤炭合同无效，珲春恒达公司已将上述事实实名举报至省、市纪委，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该事宜，现等待处理结果。珲春国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因双方对汽车衡计量单、增值税发票12份、记账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及煤炭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珲春恒达公司以集中供热公司作出的书面回复没有负责人签字为由对该回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上述回复的内容本院予以参考。证据2：根据珲春恒达公司的申请对案外人黑龙江省东宁县东胜煤矿调取证明1份。珲春恒达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质证称该证据无法证明涉案煤炭由珲春恒达公司运输，该证据不应采信。珲春国辉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珲春恒达公司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珲春国辉公司对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购入涉案煤炭的事实未予否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3：根据珲春国辉公司的申请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调查局（以下简称“第一调查局”）调取该局调查涉案增值税发票的调查笔录等75张、该局作出的《关于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税务稽查调查核实报告》及《关于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回复》各1份。珲春恒达公司质证称，公安机关没有对此案立案侦查，因此税务调查局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答复及其调查的内容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珲春恒达公司已退还给集中供热公司90万元，剩余32万元是否应该支付给珲春国辉公司是本案争议焦点，如张中远确实收到运费122万元，理应将张中远列为本案当事人，有利于案件事实的调查。珲春恒达公司没有委托张中远签订涉案运输合同，珲春恒达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运输合同关系，如珲春国辉公司支付给张中远运费，理应向张中远主张权利，与珲春恒达公司无关。珲春国辉公司对杜某提交的情况说明及2018年11月21日授权委托书、保证书、声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质证称张中远在上述调查笔录中陈述，授权委托书、保证书及证明，均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珲春恒达公司在空白纸上填写的内容，珲春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的情况说明属该公司的单方主张，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此外，二级代理销售网络合作协议以及二级代理返利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珲春恒达公司虽以珲春市公安局未立案侦查其报案事宜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为由，主张不应采信第一调查局调查的内容及作出的相关回复，但第一调查局根据珲春市公安局移交的转办函要求已对涉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进行全面调查，并作出不宜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论，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珲春国辉公司与案外人集中供热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双方约定集中供热公司采购俄罗斯产（发热量为4500卡/㎏）煤炭10000吨，单价为650元/吨，并约定煤炭运费价格为省内60元/吨，省外120元/吨，珲春国辉公司开具增值税税率为16%的煤炭发票及增值税税率为10%的运费发票。珲春国辉公司与案外人黑龙江省东宁县东胜煤矿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双方约定珲春国辉公司购买黑龙江省东宁县东胜煤矿煤炭20000吨，单价为330元/吨。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珲春国辉公司将黑龙江省东宁县东胜煤矿的252车（合计10196.04吨）煤炭出售给珲春国辉公司，珲春国辉公司又将上述数量的煤炭出售给集中供热公司。本案在一审审理时，张中远出庭证实，其经珲春恒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的同意在运输委托书上加盖珲春恒达公司的公章，并将该委托书提供给珲春国辉公司。其已收取珲春国辉公司交付的运费120余万元（分3次，现金收取）。签订上述委托书时还约定，珲春国辉公司先行交付运费，待运输完毕珲春恒达公司开具发票，集中供热公司经核算支付运费后，珲春恒达公司立即以转账或现金方式返还给珲春国辉公司上述运费。珲春恒达公司自认其与张中远是合作关系，期间珲春恒达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张中远负责保管，但否认其委托张中远管理公司运输业务，其法定代表人杜某未同意张中远在上述委托书上加盖公司公章。张中远于2019年1月4日至1月29日期间，分3次给珲春国辉公司出具运费收条，合计金额为1222350元。珲春恒达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给集中供热公司出具12份运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票面值为1223524.80元。2019年2月1日，集中供热公司以转账方式支付给珲春恒达公司运费1223524.80元，同年2月27日，珲春恒达公司将其中的900000元退还给集中供热公司，现该款存放在集中供热公司银行账户内。2019年3月，珲春恒达公司以张中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向珲春市公安局报案，随后，该局作出转办函移交给延边州税务局调查上述事实。第一调查局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回复认为，珲春恒达公司作为法人单位与珲春国辉公司、集中供热公司发生了实际运输业务，业务交易真实，所开具的发票如实进行了纳税申报，且如实进行公司财务会计核算，主观上无骗取税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对张中远及珲春恒达公司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调查局在调查此案时张中远陈述，珲春恒达公司成立时经其与杜某协商运输业务由其负责，珲春恒达公司的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由其保管，自珲春恒达公司成立后其管理公司期间共发生3笔运输业务，涉案运输业务是其中一笔，共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涉及金额为2097294.12元（本案涉及发票12份，金额为1223524.80元），上述业务均经过杜某同意后进行，接到珲春国辉公司的运输业务后其组织车辆完成运输煤炭的业务，涉及车辆有珲春恒达公司名下的车辆及外租车辆，2019年春节前，杜某以做账为由将珲春恒达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有关资料全部收走。王子娇陈述，其于2017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珲春恒达公司担任代理会计职务，大约在2018年2.3月份时，珲春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将公司的发票专用章及税控盘交给其，并交代今后公司运输业务由张中远负责，一切业务由张中远安排，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根据张中远的要求分别开出2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后将上述情况用电话报给杜某，2019年2月14日，杜某到珲春以年度汇算及查账为由，将由其保管的账簿及税控盘、发票专用章等资料全部收走，并办理了交接手续。本院认为：珲春恒达公司虽主张张中远未经法定代表人杜某的同意自行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运输合同，该行为与其无关，但珲春国辉公司自认将公司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交给张中远保管，张中远又陈述其经珲春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的同意，管理珲春恒达公司运输业务，期间以珲春恒达公司的名义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委托运输合同，并组织车辆对涉案煤炭进行运输及收取相应的运费，珲春恒达公司的代理会计王子娇亦认可经杜某的同意由张中远管理珲春恒达公司运输业务，杜某明知珲春国辉公司向集中供热公司出具运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宜等事实，能够认定珲春恒达公司与珲春国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部分义务，珲春恒达公司根据双方约定应将集中供热公司支付的运费323524.80元返还给珲春国辉公司。根据上述事实及税务机关对珲春恒达公司主张张中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的处理意见，珲春恒达公司提出其未同意张中远办理上述运输业务，属张中远个人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集中供热公司主张其与珲春国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珲春国辉公司主张其与珲春恒达公司签订煤炭运输合同，珲春恒达公司又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集中供热公司之间存在煤炭运输合同，因此上述二份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不同，珲春恒达公司提出集中供热公司应列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珲春恒达公司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珲春恒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52元，由上诉人珲春市恒达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池东波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申爱顺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李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