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76724号原告王京辉，男，197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尹旭东，北京市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振江，北京市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亚宁，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尹旭东，北京市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振江，北京市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开创大道2819号六楼。法定代表人刘双广，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胡伟杰，男，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王宇震，男，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原告王京辉、刘亚宁与被告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阮健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张宝荣、席久义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京辉、刘亚宁共同委托代理人尹旭东，被告高新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伟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王京辉、刘亚宁起诉称：2016年12月，王京辉、刘亚宁与高新兴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协议中对北京公司注册、组织架构、运营管理、业绩任务、收入结算、利润分配等进行了详细约定。2017年1月，依据《合作协议》约定，高新兴公司向王京辉、刘亚宁指定的四名激励对象配售了200万股限制性股票，分别李某60万股、牛某某40万股、尹某50万股、祁某某50万股，上述四人的激励性股票在二级市场流通的限制参照高新兴公司该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执行。2017年5月31日，xxx（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注册成立。协议签订后及公司成立后，王京辉、刘亚宁引荐了多个项目，但高新兴公司在商务洽谈、技术团队跟进及资金实力、资质等级等方面无法有效对接项目方，后双方发生矛盾，进而，高新兴公司违反合伙协议约定，依据该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分三期解禁首期解禁持股比例30%，首期解禁日为2018年5月15日，高新兴公司违约未予以将首期激励性股票解禁，给王京辉、刘亚宁造成直接损失即股票增值权益损失385.2万元。现王京辉、刘亚宁诉至法院，要求高新兴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赔偿王京辉、刘亚宁损失385.2万元，支付王京辉、刘亚宁年薪17123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高新兴公司答辩称：不同意王京辉、刘亚宁的诉讼请求。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王京辉、刘亚宁需要第一年完成5个亿销售目标，每年递增，三年要完成20亿销售目标。完成之后才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给其业绩方面的收益，但是从《合作协议》签订至今，王京辉、刘亚宁并没有完成一笔销售任务，所以不应该按照约定取得相关收益。关于王京辉、刘亚宁要求的年薪，这属于劳动争议，应该由劳动仲裁委处理，而且王京辉、刘亚宁没有入职。《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股权激励对象已经离职，不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高新兴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所以高新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四名激励对象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予以注销。双方的《合作协议》仍在履行，并没有终止履行，同意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高新兴公司作为甲方与王京辉作为乙方1、刘亚宁作为乙方2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合资设立北京高新兴***有限公司的约定如下（该拟设立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名称为准，在本协议中简称“北京公司”。北京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比例为甲方占51%，乙方占49%。甲方承诺在北京公司登记注册完成后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缴交510万元注册资金。乙方承诺在北京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完成后三年内缴清其应缴交的注册资金490万元，北京公司成立后如盈利的，乙方确认以其在北京公司的分红收益优先支付该笔乙方应缴出资。乙方确认自北京公司注册成立后的三年内，由乙方负责实现的销售合同额业绩总任务为人民币20亿元。乙方承诺北京公司第一年实际销售合同额业绩任务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之后每年销售合同额业绩任务按年30%递增。甲方确认，乙方在北京公司注册成立后的三年内任何时点完成上述约定的实际销售合同额业绩总任务，即视为乙方整体完成了三年的业绩任务。本协议中的“销售合同额”指甲方主营范围内，由乙方负责的，以甲方与最终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额。当销售合同为框架合同类型时，以该合同项下实际结算额作为乙方销售业绩。如乙方负责实现的销售合同，在合同签订后因政策变化、业主等其他原因导致未能实际履行的，则该等销售合同项下的销售收入，不可列为乙方已完成的销售业绩。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应收总额为乙方负责完成的销售合同额的4.9%，该收入确认方法：对于由北京公司自主开发的销售项目，甲方将按照项目实际销售合同额的10%计提为北京公司在该项目上的收入分配基数，该计提收入为税前收入。甲方或其下属事业部、其他子公司，由于业务开拓需要由乙方协助完成的销售项目，将按照不高于该业务实际销售合同额的2%计提为北京公司在该业务上的收入分配基数，该计提收入为税前收入。股权激励：甲方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最近一期股权激励中（预计在2017年上半年进行），向乙方配售200万股限制性股票（乙方已确定的此股权激励对象为尹某、李某、祁某某、牛某某），乙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二级市场流通的限制参照甲方该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执行。作为股权激励，甲方拟在最近一期股权激励中配售给乙方股票的价格为人民币7.96元/股，该7.96元/股需由乙方自筹出资认购，其中乙方需先支付现金1.99元/股给甲方，剩余5.97元/股由甲方或甲方指定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安排银行贷款支付，乙方承诺股权激励收入首先偿还上述贷款。乙方应收总额先通过该股权激励股票的增值权益进行兑现，如股权激励的增值权益不足以兑现，则按本协议5.3.1条约定进行补足。在乙方三年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及收入补偿约定：当乙方税前应收总额大于股权激励方案获得的权益增值时，则甲方需向乙方增加股权激励授予或向北京公司划拨业绩，由北京公司进行分红给予不足。当乙方税前应收总额小于股权激励方案获得的收益增值时，则乙方应在下一年度，向甲方补充实现对应的销售合同业绩差额。乙方各自税前薪金为人民币50万元/年，乙方均应遵守甲方及规章制度，并能融入公司，做到勤勉尽责。2017年1月10日，高新兴公司作为甲方与牛某某作为乙方签订《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并按照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向乙方授予限制性股票。乙方承诺遵守《高新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高新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高新兴科技集团“梧桐计划”》及其他与激励计划相关文件中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考评、授予与解锁条件、授予解锁的程序、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即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等规定。乙方如因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甲方董事会可以决定根据激励计划对乙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甲方以回购价格回购注销：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经股东委派或职工代表大会（或委员会）选举成为监事的；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的；因辞职或经甲方裁员而离职的；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上述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其后，高新兴公司分别与李某、尹某、祁某某签署同上述协议书内容一致的《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诉讼中，王京辉、刘亚宁称xxx（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科技公司）系《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北京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31日，股东为王某某、北京xxxx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高新兴公司。王京辉、刘亚宁于诉中提交两份《股份代持协议书》，证明王京辉、刘亚宁持有的xxx科技公司的股份分别由xx公司和王某某持有，且xx公司法定代表人于笑及王某某到庭予以确认。高新兴公司对两份《股份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后补的。王京辉、刘亚宁称其主张的损失385.2万元系尹某、李某、祁某某、牛某某四人持有的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第一年解禁后的收益。王京辉、刘亚宁称该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第一年解禁时间是2018年5月15日，该日高新兴公司股票收盘价是14.38元/股，按照协议约定其购买该股票的价格为7.96元/股，所以每股收益为6.42元（即14.38元－7.96元），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比例为30%，即60万股，故其第一年解禁后收益为6.42元/股×60万股=385.2万元。诉讼中，双方均认可第一个解锁期为2018年5月15日。2018年3月14日，祁某某与xxx科技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2018年5月7日，高新兴公司分别向尹某、李某、牛某某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你未按照要求报到，已经连续旷工超过3天，严重违反了劳动纪律和公司《考勤管理制度》。自即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王京辉、刘亚宁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真实性认可，对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尹某、李某、牛某某未收到上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高新兴公司称因为祁某某、尹某、李某、牛某某四人于第一个解锁期前离职，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高新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高新兴公司应收回该四人持有股票并注销。王京辉、刘亚宁称高新兴公司解除上述四人的劳动关系，注销上述四人持有的股票系单方毁约行为，终止了双方的合作，高新兴公司应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支付其合作利益。诉讼中，双方均确认王京辉、刘亚宁第一年实现销售合同额业绩的期限为2017年5月31日至2018年5月31日。王京辉、刘亚宁称其在签订完《合作协议》后至少开展了6个项目，但因为高新兴公司无法向项目方提供资信证明，最终没有签订销售合同。高新兴公司称其对于王京辉、刘亚宁开展项目的情况不知道，王京辉、刘亚宁未通知其开展项目的情况，王京辉、刘亚宁完成的销售任务应以最终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准，如果没有完成销售任务不应该获得股权激励。王京辉、刘亚宁称其主张的年薪171232元为其二人入职xxx科技公司的薪水，因xxx科技公司成立之前其与高新兴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高新兴公司在《合作协议》中承诺二人的年薪为50万元，便向高新兴公司主张年薪。高新兴公司已经支付了2017年6月及7月份的薪水，其主张的年薪为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20日期间的。王京辉、刘亚宁在本案中共同主张171232元的年薪，不在本案中予以区分。高新兴公司称其未向王京辉、刘亚宁付过薪水，二人的薪水应由xxx科技公司发放，此项主张应为劳动争议。诉讼中，王京辉、刘亚宁称该笔薪水应由xxx科技公司发放。另查，《高新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按照三个解锁期解除限售条件，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比例为30%，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比例为30%，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比例为40%。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劳动合同期满时，如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自劳动合同期满之日起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按本计划规定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其已进入解锁期且符合解锁条件的标的股票继续有效。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股份代持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王京辉、刘亚宁与高新兴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王京辉、刘亚宁应在xxx科技公司成立三年内实现销售合同额业绩20亿元，三年内任何时点完成上述约定的实际销售合同额业绩总任务，即视为王京辉、刘亚宁完成三年的业绩任务。xxx科技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现三年的期限尚未届满，且高新兴公司同意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故双方应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王京辉、刘亚宁称高新兴公司解除尹某、李某、祁某某、牛某某的劳动关系，并注销上述四人持有的股票系单方毁约行为。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王京辉、刘亚宁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二级市场流通的限制参照高新兴公司该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执行。现因尹某、李某、祁某某、牛某某已经离职，高新兴公司根据《高新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回购并注销该四人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并未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关于王京辉、刘亚宁主张的损失。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王京辉、刘亚宁的应收总额为其负责完成的销售合同额的4.9%，王京辉、刘亚宁的税前应收总额的兑现方式为股权激励或者由xxx科技公司划拨业绩，进行分红的方式差额补偿。现高新兴公司将王京辉、刘亚宁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予以注销，股权激励的兑现方式无法实现，但王京辉、刘亚宁的业绩收入可通过xxx科技公司分红的方式给予补足。本案中，王京辉、刘亚宁称系高新兴公司的原因导致最终没有签订销售合同，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王京辉、刘亚宁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系高新兴公司的原因导致其未完成业绩任务，且其主张的损失系为完成业绩任务的收入兑现方式，现因其未完成业绩任务，故不符合业绩收入的前提，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京辉、刘亚宁主张的年薪。因王京辉、刘亚宁称该年薪系其入职xxx科技公司的报酬，且该笔年薪应由xxx科技公司发放，故其要求高新兴公司支付该笔款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二、驳回原告王京辉、刘亚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三万八千九百八十六元，由原告王京辉、刘亚宁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 健人民陪审员 向 硕人民陪审员 陈俊燕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 记 员 张艺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