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22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星，男，198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王涛春，系原告父亲。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负责人：苏鉴，局长。委托代理人：江杰清、黄色军，该局民警。上诉人王星与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以下简称白云公安分局）行政处理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7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5年8月28日，一名自称“王星”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抢劫犯罪被白云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被逮捕，羁押于被告下辖的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2005年12月28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06）云刑初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星”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千元。“王星”的在押人员信息被录入看守所信息管理系统（现更名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其中包括基本身份信息、案件信息等，在基本身份信息中记录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居民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与原告的身份信息相同，上述信息被导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2017年11月14日，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程江派出所出具《不予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回执》（梅公程江证字[2017]0001号），内容为:“公民王星，居民身份证号码：******************，因工作需要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经查，至2005年8月27日，该公民有1条犯罪记录：2005年8月27日，王星因犯抢劫罪被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不予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同年11月19日，原告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并记录有抢劫犯罪信息后，向被告白云公安分局报案。被告受理后，经调查核实于2018年3月5日出具穗公云法函〔2018〕13号《关于更正犯罪人员王星身份情况的函》，告知原告查明犯罪人员“王星”的身份信息系看守所录入错误，其实际身份目前尚未查清，决定对警务综合信息系统中的犯罪人员信息更正为王星（自报），男，身份证号及户籍地址为不详，并送达原告。原告认为因被告录入犯罪人员信息错误，给其学业、就业、婚姻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失，精神造成巨大的创伤，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被告错误录入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在一审期间，被告层报有修改权限的公安机关对错误录入的犯罪人员信息进行修改，2018年10月30日经系统查询，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中已不存在原告的犯罪信息。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第二点规定：“二、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主要内容。（一）建立犯罪人员信息库。为加强对犯罪人员信息的有效管理，依托政法机关现有网络和资源，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分别建立有关记录信息库，并实现互联互通，待条件成熟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库......”本案关于在公安机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中录入的“王星”犯罪记录由被告处理与维护，被告对于相关信息的录入与维护属其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管理行为，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并非同一范畴，故被告关于原告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因原告的身份信息被其他犯罪人员冒用，而被告未尽充分调查审核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的责任义务，错误录入原告的身份信息，导致原告被列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中，但鉴于原告向被告反映情况后，被告已对其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中罪犯“王星”的身份信息予以更正，已无原告的犯罪记录，本案已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因此应确认被告误将原告个人信息录入公安机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的行为违法。因被告的上述行为违法，对原告个人生活、学习、就业及名誉等方面造成长期的严重不利影响，原审法院酌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原告其他赔偿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将原告王星个人信息录入公安机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的行为违法；二、被告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星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三、驳回原告王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王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太少。白云公安分局的违法行为给王星造成精神损害巨大，长达十三年，至少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元。二、下列直接经济损失，也应予赔偿。（一）因被诉违法行为，造成王星高考分数达到本科线却未被公立大学录取，只能参加网络成人教育，共花费人民币5万元。（二）王星工作常被莫名辞退，本想做网约车司机，因错误犯罪记录无法注册成为滴滴平台司机，导致购买的价值12.88万元的小汽车以6.7万元的人民币卖掉，直接损失6.18万元。（三）二次婚姻破裂损失，要为二个女儿提供抚养费，造成损失18.144万元。（四）王星父子两人多次往返广州、湖南，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花费1万元。综上，请求：1.改判赔偿金额；2.诉讼费用由白云公安分局承担。上诉人白云公安分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起诉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判决，程序违法。《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监管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及《看守所拘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看守所是建立和维护犯罪信息的具体部门，建立和维护犯罪信息是看守所履行监管职责的一部分，属于刑事司法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王星的被错误录入了犯罪信息，是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造成的。二、王星的国家赔偿申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适用的是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情形，被诉错误录入犯罪信息行为，并没有侵犯王星人身自由权、生命权或健康权，王星没有取得精神赔偿的权利。（二）根据《关于在国家赔偿工作中适用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干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精神损害后果严重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由赔偿申请人负责举证，而王星未能举证证明精神损害的后果以及被诉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1.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708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王星承担。经审理，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根据2005年12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06）云刑初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另案犯罪人员“王星”的基本情况是：“被告人王星，男，18岁，汉族，出生地湖南省衡南县，文化程度初中，住*****（以上身份情况均自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白云公安分局看守所的相关工作人员，未尽核实职责，误将王星的个人信息作罪犯信息录入，并导入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的事实清楚。关于本案的处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被诉行为的定性。公安机关看守所根据相关规定录入罪犯个人身份信息的行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侦查、检察、审判、执行等刑事司法行为。录入罪犯信息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基于社会管理需要，实施的社会人员分类管理措施，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管理，属于行政行为。人格自由是权利主体自主参加社会活动、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的前提基础，人身自由建立在人格自由基础之上，将王星个人身份信息作罪犯信息录入，侵害了王星人格自由及尊严。故此，被诉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其他违法行为”侵害公民人身权的情形。二、被诉行为构成侵权的方式及后果。人格自由包括保持人格及发展人格的自由，换言之，人有权选择“做好自己”或“做更好自己”，如果将守法的普通公民记录为“罪犯”，致人格减等，是对其人格自由及尊严的严重侵犯。本案中，在公安机关信息系统中，王星就是一名在押犯人或是有犯罪前科的公民。在网络信息时代，公安信息系统的个人信息记录与社会管理网络中的其他信息系统存在共享关系，错误录入信息的不良后果会被放大并广泛传播。罪犯的社会信用极低，普通公民身负罪犯之名，即便身体自由，仍将寸步难行，事事受阻，对其个人生活及发展无疑具有严重影响。三、关于赔偿金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行政行为侵犯公民财产权造成的其他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王星及其委托代理人为了更正错误录入的信息以及参与本案诉讼，从居住地多次往返广州的支出及损失，包括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可视为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本院酌定白云公安分局赔偿王星上述损失人民币5000元。至于王星提出的成人教育费用支出、子女抚养费、车辆折价费用等，与被诉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根据上述分析，王星被公安机关错误登记为犯罪人员长达13年之久，可以认定被诉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应当给予王星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原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王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万元，属于合理的裁量范围，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处理正确，判令公安白云分局赔偿王星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但未认定王星的部分直接损失，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白云公安分局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王星的部分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3708号判决第一、二项内容；二、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星赔偿财产损失人民币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王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星及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朱 琳审 判 员  彭铁文审 判 员  王 荣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  张雨晴书 记 员  林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