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12行终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伟兴，性别××年××月××日生，××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陵大队，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扬州路628号。 负责人曹峰，大队长。 原审第三人徐宜华，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沈伟兴因与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陵大队（以下简称海陵交警大队）道路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202行初10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2018年11月18日22时37分，徐宜华驾驶苏Ｍ×××××小型汽车在海陵区××与迎宾路口左转弯时与沈伟兴驾驶的苏DF08870小型新能源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海陵交警大队交警出警后，作出第3212014201880013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徐宜华负主要责任，沈伟兴负次要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该事故认定书上签字确认。后沈伟兴对该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不服，向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8年12月18日，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泰公交复字结论[2018]第000121号），认为第3212014201880013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维持第3212014201880013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沈伟兴投诉，要求海陵交警大队追究徐宜华罚款100元及扣3分的责任。因海陵交警大队未予处理，沈伟兴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海陵交警大队针对涉案交通事故未及时申报操作对徐宜华转弯不让直行并发生交通事故执行罚款100元扣3分的行为违法，并由海陵交警大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庭审中，沈伟兴及徐宜华确认涉案交通事故的赔偿已由双方保险公司进行结算，已执行到位。沈伟兴陈述其要求海陵交警大队对徐宜华进行查处的目的是让肇事车辆及驾驶人遵守法规，要有礼让的意识。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同时，提起诉讼应当具有诉的正当利益及法律规定的可保护的合法利益。就投诉举报而言，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益投诉举报，该种投诉举报的作用一般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不涉及举报人的个人利益，举报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查处的行为之间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举报人一般不具有诉权。另一种是私益投诉举报，即举报人因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他人侵害，为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要求行政机关就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此种情形，因行政机关是否查处直接影响到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得到保障，举报人与涉案行政行为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举报人一般具有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并及时调查核实，反馈查处结果。本案中，海陵交警大队对沈伟兴的投诉举报已作出明确的答复，沈伟兴对答复有异议，进而提起了本案诉讼。事实上，沈伟兴与徐宜华之间的交通事故已由海陵交警大队作出责任认定，且沈伟兴已申请复核并得到结论。沈伟兴与徐宜华之间的交通事故的赔偿业已到位。沈伟兴出于让肇事车辆及驾驶人遵守法规，要有礼让意识的目的，投诉举报要求海陵交警大队查处徐宜华转弯不让直行并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并对徐宜华执行罚款100元扣3分的处罚，而徐宜华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与沈伟兴自身的合法权益并无联系，行政机关是否查处以及查处的结果对沈伟兴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沈伟兴的起诉。 沈伟兴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判决海陵交警大队对肇事车辆司机徐宜华的交通违法行为执行罚款100元扣3分的规定，并由被上诉人和徐宜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理由如下：1.机动车转弯不让直行依据现行的交通法规已经构成交通违法，被上诉人海陵交警大队理应对徐宜华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2.上诉人的部分损失虽然已有保险赔偿，但上诉人的车辆贬值损失以及其他间接损失仍未填平，故被上诉人对徐宜华是否处罚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 被上诉人海陵交警大队在二审中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而所谓的利害关系系指法律上利害关系，且由于行政诉讼系公法上的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较为复杂。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 本案中，沈伟兴具有双重身份。沈伟兴既是该起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同时又是该起交通事故处理的投诉举报人。沈伟兴能否基于这两个身份利益获得诉讼主体资格，本院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沈伟兴作为该起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行为与沈伟兴不具有利害关系。行诉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该条文指向的对象主要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受害人。治安处罚中的受害人之所以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系因为受害人的利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明确保护的利益。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划分为四类：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对“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的单列表明，行政机关针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除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外，同样明确地旨在维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从法律意义上将这些受侵害人的利益从一般大众中区别开来予以保护。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这同样表明，这类行政处罚行为具有明确保护被害人个体利益的“利益指向”。公安机关在处罚加害人的时候必须考虑受害人的利益，是否处罚、如何处罚都与受害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受害人因此获得原告主体资格。但这种受害人的主体资格并不必然扩展到所有的行政处罚领域，其他行政处罚领域的受害人原告主体资格能否得到承认取决于其他行政处罚领域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是否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考虑、尊重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且这种利益必须指向特定人，而非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从上述法律的表述来看，对交通违章的处罚很难说是为了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个案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受害人，受害人具体是谁，每个受害人的权利具体受到何种损害等等，均不是违章违法处罚作出时必须考量的内容。故，交通主管部门是否处罚徐宜华，与作为受害人的沈伟兴不存在利害关系。 其次，海陵交警大队未处罚徐宜华，与作为投诉人的沈伟兴不存在利害关系。行诉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投诉举报人的合法利益依然系指公法上的权利。投诉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同样取决于行政机关的举报答复行为和举报处理行为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是否明确是为了保护举报人的权利。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并及时调查核实，反馈查处结果。该举报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经由私人举报而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违法线索，督促交通管理部门履行职责。交通管理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应履行作出答复和予以处理的义务，但这些义务客观上所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非举报人的个人利益。举报人即使因为交通主管部门的处理而受惠，也只是反射利益，并非公法上的权利。故，交通主管部门未处罚徐宜华，与作为投诉举报人的沈伟兴亦不存在利害关系。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不需缴纳诉讼费用。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顾金才 审 判 员 刘春生 审 判 员 蔡 鹏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 冯 露 书 记 员 秦 檑 附：本案适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