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古香，女，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柯爱民（郭古香之夫），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南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南漳县武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城市经济开发区楚都大道655号。法定代表人：张德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女，该公司法务部员工。                  上诉人郭古香、柯爱民因与被上诉人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下称襄大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城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4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柯爱民及其与郭古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勇，被上诉人襄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小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古香、柯爱民上诉请求：撤销宜城市人民法院（2018）鄂0684民初118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郭古香是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其与柯爱民虽系夫妻，但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柯爱民未经郭古香授权，其与襄大公司办理的结算，未经郭古香事后追认，不产生法律效力。2.襄大公司与郭古香因合同结算产生争议，在柯爱民与公司办理结算时，襄大公司告知亏损走平，继续合作还补偿其60000元。在此情况下，柯爱民才签字，对此有被上诉人的管片经理王某可以证实。（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法律关系是合（作）伙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双方签订的是《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养殖所有的猪苗、饲料、药品、防疫措施均由襄大公司提供，上诉人仅仅是提供劳务和其他辅助设施、水电、将饲养的生猪交给被上诉人，双方合同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应由委托人承担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养殖亏损无法律依据。2.案涉合同中约定养殖风险由上诉人承担，属于无效约定。该条款是格式条款，违反公平原则，免除被上诉人责任，更没有以合适的方式提请上诉人注意。（三）一审法院以结算单认定上诉人欠款错误。1.双方办理结算时，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亏损由被上诉人处理，再次合作时，被上诉人补贴其60000元。该结算单未约定被上诉人承担亏损。2.结算单不是确定各方权利义务的欠款依据，是为核算本次合作投入、产出、盈亏而签署。其不是确定权利义务的合同，被上诉人据此主张权利，依据不足。襄大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郭古香、柯爱民是夫妻，二人是家庭养殖，柯爱民有权代表养殖一方办理结算事宜，被上诉人也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表郭古香办理合同结算。证人王某只是证实柯爱民代郭古香在结算单上签字捺印，证明目的已达到。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养殖合同是被上诉人与养殖户通过不断实践形成，该养殖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曾多次合作养殖，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养殖合同文本内容清楚，理解。该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不存在显失公平等情形。合同履行中，被上诉人投资垫付巨额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全部费用，而上诉人却事先不出资，只等事后结算。显然，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中根本未免除自己责任，加重上诉人的责任、排除上诉人的主要权利。因此案涉合同条款也不存在无效情形，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关系，按合同约定，上诉人应承担亏损。3.由于双方已办理结算，本案法律关系由养殖回收合同转化为民间借贷纠纷。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襄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古香、柯爱民偿还欠款120488.29元及利息（从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付息）；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郭古香、柯爱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5日，襄大公司与郭古香签订了《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合同约定：“一、养殖的约定1、公司承担市场风险，即承担市场上猪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养户承担养殖风险，即把仔猪养成合乎公司标准的商品猪，确保公司收回，承担养殖过程中各种因素造成的风险。养户负有管理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的责任。2、养户负责提供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三、产品的要求及结算方式……4、养户利润结算方式：回收商品猪价＋公司的相关补贴-公司给养户提供的猪苗、饲料、药品。注：养户受公司委托养殖商品猪的利润可能是副值，即当公司生猪养殖合同附件约定的标准计算收回生猪的价值和公司提供的各项补贴之和，低于养殖过程中公司提供的猪苗、药品、饲料价值之和。……九、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1月14日止。合同到期，养户可持保证金收据到公司退保证金。十、特别约定公司与养户之间系合作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合同履行期间，家庭养殖户郭古香于2017年6月25日、6月27日分两次从襄大公司领取了价值614662.5元的猪苗1215头，另外还累计领取了价值1422022元的猪饲料和价值86518.35元的药品，以上价值共计2123202.85元。2017年12月28日，襄大公司与郭古香的丈夫柯爱民对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结算，扣除相关费用后，郭古香欠襄大公司150488.29元。柯爱民在“宜城生猪放养养户结算单”上对清算结果进行了签字确认，并签署了其妻子郭古香的名字并在名字上按了手指印。截止目前，扣除郭古香于2017年5月31日预存的30000元保证金，郭古香、柯爱民仍欠襄大公司120488.29元至今未付，导致纠纷发生。一审法院认为，从郭古香、柯爱民与襄大公司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来看，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伙关系。合作期满，襄大公司与郭古香、柯爱民经过结算，柯爱民作为家庭养殖户一方的代表在结算单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可见其对双方合作期间出现的养殖欠款150488.29元并无异议，郭古香、柯爱民作为家庭养殖户理应按照与襄大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养殖风险。柯爱民辩称其签字系受到襄大公司员工诱骗，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自己的抗辩理由，故对其辩称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予采信。债务应当清偿，郭古香、柯爱民欠襄大公司150488.29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扣除其在襄大公司预存的30000元保证金，下欠120488.29元依法应予偿还。襄大公司要求郭古香、柯爱民从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因双方在结算单上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襄大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郭古香、柯爱民欠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120488.29元，由郭古香、柯爱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宜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10元，由郭古香、柯爱民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古香、柯爱民提交领料单，拟证实其从襄大公司领取饲料数量。襄大公司提交十一份证据，分别为证据一、郭古香与襄大公司签订的案涉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及附件，拟证实本案双方是适格主体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证据二、郭古香交保证金的收据一份，拟证实郭古香为担保合同履行交纳了30000元保证金；证据三、襄大公司养户领料单一份，拟证实襄大公司交付猪苗1215头；证据四、襄大公司药品出库单，拟证实襄大公司交付药品数量；证据五、襄大公司养户领料单，拟证实襄大公司履行了交付饲料的义务；证据六、襄大公司生猪销售单，拟证实襄大公司回收生猪数量、价值；证据七、保温箱单据，拟证实襄大公司垫付保温箱费用；证据八、养户实际免疫登记表，拟证实襄大公司垫付疫苗费用；证据九和证据十、湖北省死猪无害化处理收集单和照片，拟证实郭古香在养殖过程中因其管理不善导致生猪死亡85头；证据十一、双方之前养殖生猪结算单据，拟证实双方一直是以固定模式结算，襄大公司曾支付过郭古香养猪利润。经质证，襄大公司对郭古香、柯爱民提交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郭古香、柯爱民对襄大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养殖回收合同不持异议，领料明细、借条以及回收结算表均有异议，双方应据实结算；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未标注猪苗单价；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郭古香没签字的单据不认可；证据五中郭古香签字单据认可，没签字的不认可，单价应以前次生猪养殖合同中的单价为准；证据六不清楚；证据七、八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九、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但生猪死亡原因与郭古香夫妇无关；证据十一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认为，双方各自提交的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如猪苗单价、领取药品、饲料的数量和单价、回收生猪的价格等，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二审经审理查明：郭古香在其领取襄大公司交付的饲料、药品领料单或产品销售单上，有的有签名，有的没有。郭古香自己保留的单据有部分票据已遗失，有的单据本人也没有签名。一审诉讼中，襄大公司管片经理王某出庭证实：柯爱民受郭古香委托到公司结算，对账后是亏损。柯爱民说没有赚到钱，王某告知如果经襄大公司领导审批同意，双方继续合作的情况下，亏损可以走平（即亏损由公司承担），再补贴其60000元。柯爱民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并不是为了将账走平。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据郭古香与襄大公司签订的《生猪委托养殖回收合同》，郭古香是以养殖户的身份签约，即代表家庭养殖户，而非以其个人名义，故郭古香、柯爱民是适格被告。案涉合同名称为委托养殖回收合同，从合同内容来看，襄大公司垫付猪苗、饲料和药品等费用，提供技术指导，委托养殖户养殖猪苗后回收，其承担猪价市场风险。养殖户自行养殖，承担养殖过程中的风险。换言之，襄大公司和养殖户均需承担履约风险，养殖户不单纯限于提供劳务，以劳务获取报酬，案涉合同还涵盖有买卖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一审法院界定双方为种殖、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定性准确。案涉合同虽为格式合同，但合同约定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的同时，其也有权获取养殖利润，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合同中关于养殖户承担养殖风险的约定，经双方一致协商形成，且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排除养殖户应享有的主要权利。郭古香、柯爱民上诉主张该格式条款属无效条款，本院不予支持。郭古香作为养殖户，是以家庭养殖方式与柯爱民共同履行合同，柯爱民亦是履行义务的主体之一。一审中，襄大公司管片经理王某证实柯爱民受郭古香委托与公司办理合同结算事宜，经对账后，柯爱民在结算单上签字，其签字不是为了平账。郭古香、柯爱民对王某的证言没有异议。依据该证人证言和结算单，本院认定柯爱民有权代表郭古香与襄大公司就合同进行结算，双方结算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柯爱民不论是作为养殖户的委托代理人，还是作为直接合同当事人之一，其签字的行为对郭古香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结算单可以作为襄大公司主张债权的凭证。郭古香、柯爱民上诉称其属于无权代理、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平账，与证人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诉讼中，郭古香、柯爱民对襄大公司交付其的饲料、药品数量、单价以及猪苗单价、生猪回收价格均提出异议。关于物品数量问题，经查证，双方办理物品交接手续不规范，确实存在收到物品没有签字的情形，加之郭古香本人保留的单据也不完整，现二人对襄大公司提供的其未签字的单据不认可，要求以自己提供单据来认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价格问题，经查证，猪苗是按其实际重量计价；饲料实际结算价低于合同约定价；生猪实际回收价还高于合同约定单价。郭古香、柯爱民二人现主张按与本案无关的合同单价结算，明显不当，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已办理结算并形成书面结算协议，双方均应按结算协议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郭古香、柯爱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0元，由上诉人郭古香、柯爱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欣审判员 刘贤玉审判员 刘茂强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吕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