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4民终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春良，男，1960年2月8日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革，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市智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阳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3726719604N。法定代表人：殷召柱，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殷娟，女，1990年11月1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保国，山东长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薛城区巨山街道武夷山路20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3128784961。法定代表人：吴加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琳，山东德衡（枣庄）事务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钱春良因与被上诉人枣庄市智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通公司）、殷娟、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农商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403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春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尚未查清案件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合同效力是法律问题，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本案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关键问题在于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是否真实，是否与上述两份协议的签订存在关联性。1.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是否真实问题。通过一审庭审，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标注的被宣传主体枣庄农商行对该两份宣传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足以认定该两份宣传资料不具有真实性。2.关于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与本案是否具有必然的关联性。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的附件两次微信文件传输证明2018年7月30日、8月7日深慕（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慕（上海）公司）股东、公司监事张凯（以下称深慕张凯）两次以微信文件传输方式向钱春良发送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并称这是山东枣庄农商银行资料，8月7日张凯以微信文件传输方式向钱春良发送智通公司账号及枣庄农商行股份认购委托协议。2019年4月5日钱春良与张凯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内容可以证实，枣庄农商银行的项目资料是智通公司给深慕（上海）公司项目部，继而通过张凯发送给钱春良。出庭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钱春良、陈某与智通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枣庄农商行股权是在对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认为真实可信的前提下签订的，并按照项目要素表标注的转让价格每股3.5元支付转让价款给智通公司。故枣庄农商行的两份宣传资料的存在，与钱春良与智通公司签订购股协议，支付转让价款之间存在关联性的法律事实。3.关于恶意串通的民事行为主体问题。智通公司系枣庄农商行的法人股东，其对枣庄农商行近几年的股权分红比例及股权价值、经营状况非常了解，智通公司是股权转让的出让人，深慕（上海）公司及张凯是智通公司股权出让推荐的代理人，没有智通公司的委托，深慕（上海）公司不会无故为智通公司推荐股权转让事宜，该双方均以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注明的转让价格出让推荐和签订转让协议、收取转让价款，其必以虚假的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记载的数据内容作为诱饵，骗取钱春良等人的信任。智通公司向深慕张凯支付高额委托费用，故智通公司与深慕（上海）公司张凯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法律事实，损害了第三人钱春良等人的利益。故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二、关于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撤销问题。钱春良购买智通公司在枣庄农商行的股权是在收到深慕张凯转发送的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并信以为真的情况下与智通公司、殷娟签订协议，而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业经庭审查明系非真实的宣传资料，内容虚假，被上诉人对该两份资料的真实性予以否认。钱春良决定购买股权，系对注明枣庄农商银行字样的两份宣传资料记载的枣庄农商行经营数据、经营质量、分红收益、2019年香港上市计划等等内容信以为真的认知意思情况下的意思表示，智通公司身为枣庄农商行股东，在明知银行经营状况和股权价值状态的情况下，委托并与深慕张凯串通，向钱春良发送虚假宣传资料，引诱欺骗钱春良形成错误认识而违背钱春良真实意思表示，以虚高的价格受让股权。故无论智通公司如何指使深慕张凯行使虚假宣传，还是深慕张凯受委托后向钱春良虚假宣传，其结果均构成钱春良依据宣传资料的内容与智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宣传资料记载的股权价格给付智通公司转让款而受到欺诈并造成严重损失的法律事实，智通公司事后主动向陈某退还价款5万元未能得到和解，智通公司向深慕张凯支付高额委托费用，其知道以及应当知道深慕张凯对钱春良等人的虚假宣传而构成共同欺诈合意。故钱春良诉请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所依据的法律事实清晰，符合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合同无效或者撤销的法律责任。本案智通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主体，其与殷娟系共同责任人，应判令智通公司、殷娟共同返还股权转让价款及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四、枣庄农商行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枣庄农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自身宣传或外界网络宣传其经营状况的内容真实性均应负甄别真伪的责任，应当识别和发现对其银行经营所做的虚假宣传行为的发生。即便在本案钱春良举证枣庄农商行的两份宣传资料，枣庄农商行仍未积极回应虚假宣传的事件，智通公司向法庭证明网络百度对枣庄农商行存在虚假宣传诱导视听的事实，说明枣庄农商行长期存在疏于管理谨慎经营的状态，消极怠慢默许其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的蔓延，不排除宣传内容与枣庄农商行存在信息对接行为。故枣庄农商行的不作为行为导致智通公司、深慕张凯相互串通造假、虚假宣传，故其应当对智通公司、殷娟合同价款返还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五、一审程序不当。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即申请追加被申请人深慕（上海）公司、张凯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被告，以便查清案件事实，但一审未再开庭，也未通知申请人对追加被告是否许可，而径行直接判决有违民事审判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庭审中钱春良补充上诉理由：浙江长兴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0日对钱春良等被合同诈骗案已刑事立案侦查，刑事案件与本案法律关系一致，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本案应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确认涉案当事人法律事实的性质后再进行民事审理，以便于认定案涉合同的效力和撤销。庭前，上诉人已向法庭提出了中止诉讼申请，请求法院依法审查。智通公司辩称，一、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智通公司与钱春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情况。钱春良认为上述两份协议的订立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上诉人一审诉状所称智通公司向其发送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与一审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不符，一审智通公司及人陈某称上述项目书和要素表是案外人张凯发送的，但智通公司并不认识张凯，也从未与张凯接触过，也不知晓深慕（上海）公司的存在，上诉人一审庭审所称冯程系智通公司工作人员也完全不是事实。因此，上诉人所称的张凯和冯程受智通公司指使或委托向其推荐本案股票代持业务和发送项目书和要素表不是事实。其次由于本案的地方银行股权交易并非上市股票交易类型可以网上实时交易。所以此类股票市场基本是由众多中介为众多的买卖者提供信息中转，通常来说任何有中介的交易，在交易确定前中介是不会让买卖双方直接联系的。所以，如果张凯在本案中进行了中介，那么张凯是从哪个渠道得知智通公司出售股票，又经过怎样的渠道进行中介服务智通公司不知道，张凯怎样与上诉人沟通，上诉人所称张凯是智通公司委托，冯程是智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上述诉称是张凯和冯程自称还是上诉人杜撰智通公司不知道，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客观的证实。因此，上诉人认定上述两份协议属于恶意串通的两个前提，即张凯、冯程的身份是否智通公司的代理人和工作人员，枣庄农商行的项目书和要素表是否智通公司制作和委托发送，客观上并不能认定是智通公司委托指示，因此上诉人以假设的结论进而认定上述两协议是因智通公司恶意串通而签订并无效也就是无源之水不能成立。事实上，上述两份协议因为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两次签订（包括上诉人与殷娟签订的协议），更体现了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协议。二、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民法总则规定撤销的法定情形。首先要注意本案中的两个情节，一是证人陈某购买股票是由上诉人介绍和推荐，二是上诉人与陈某购买股票的时间节点间隔六个月，上诉人是2018年7月签署协议购买股票，陈某是2019年1月购买智通公司股票的，其次是智通公司代理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对证人陈某的询问，陈某回答的两层意思表示：一是上诉人在本案股权交易后长期持续与陈某沟通枣庄农商行股票的内容和交易的过程情况，沟通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对陈某说在交易过程中受到过欺诈、价格虚高或重大误解等情况，否则陈某不会相隔半年后购买智通公司的股票，二是陈某称上诉人没有向其说受到过欺诈，是陈某购买智通公司股票后反过来对上诉人说受到了欺诈。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全部案情可以说明，上诉人签署协议购买股票是真实意思表示，未受过欺诈，也未感受到价格虚高，否则就不会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持续推荐陈某购买而不予以说明。而上诉人与陈某购买股票的时间相隔六个月，六个月的时间任何股票价格有变化都是正常的。从股票市场行情评估，上诉人和陈某能够证明2018年7月枣庄农商行股票3.5元每股不符合市场价吗？又能证明2019年1月枣庄农商行股票市场价只值陈某所称的1.5元每股吗？显然上诉人和陈某并未举证证明，所以陈某在2019年1月购买股票后自认为股票价格虚高是没有依据的推测，而陈某将自己的推测定义为欺诈告知上诉人，导致上诉人认为自己在2018年7月购买的股票价格虚高是先射箭后画靶，设定目的再找理由。因此上诉人把张凯、冯程臆测为智通公司的委托人和财务经理，把来源不清的项目书和要素表认定智通公司授权发送，从而也认定自己受到欺诈。这些倒推的逻辑是牵强和错乱的，经不起推敲，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此，上诉人称上述两份协议是在欺诈的前提下存在误解而签订没有事实依据。上述两份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本案协议不具备无效和撤销的法定情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应受到法律保护，由于庭审后上诉人申请追加深慕（上海）公司、张凯为被告并不具有与本案的必然关联性，如果上诉人与深慕（上海）公司、张凯因具有中介关系存在纠纷，也应另案处理。所以一审在庭审后不予追加作为被告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殷娟辩称，在本案中殷娟是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女儿，其只是代持智通公司自然人股票，其与本案各方都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与上诉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是在上诉人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将其代持的智通公司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未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枣庄农商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庭审在案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殷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已经完成股权交割，实现了上诉人购买股权的目的。该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系有效合同。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请求法庭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钱春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请求依法撤销原告钱春良与被告股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殷娟向原告钱春良返还股权转让价款10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10万元本金部分自2018年8月17日起、95万元部分自2018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货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之日），3.判令被告枣庄农商行、智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7日，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智通公司签订枣庄农商银行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协议约定:“甲方（钱春良）拟根据本协议的有关约定委托乙方（枣庄智通贸易有限公司）认购枣庄农商行股份，并委托乙方代为持有；乙方同意以自己名义代为持有甲方持有的枣庄农商行部分股份的全部财产份额；协议第一条认购数量、价格及持股方式约定：1、双方商议确认，甲方在本协议订立后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05万元（以下简称认购款），通过乙方代为认购公司股份30万股，折合每股综合成本为3.5元，认购款包含但不限于：股票认购价款、甲方的委托费、银行手续费、交易手续费和税金、乙方代持期间的代持服务费等）。2018年8月17日原告钱春良向被告智通公司转账人民币10万元，2018年8月28日原告钱春良向被告智通公司转账人民币95万元。2018年10月26日，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签署股权流转申请书，2018年11月6日，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在枣庄农商行营业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殷娟）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叁拾万股转让给乙方（钱春良），经丙方（枣庄农商行）批准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甲方与该股份对应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即转让给乙方。第三条约定：转让价格由甲、乙双方自行协商确定，丙方对此不需负责。丙方按年度进行分红，每年的股权登日为12月31日。上年度股利于转让日尚末分配的，上年度股利仍归转让方所有，由转让方领取。转让日所在年度的收益全部归受让方所有。第四条约定：在本协议书签订的五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按照丙方股金管理规定，凭此协议书到丙方指定的营业机构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第五条约定：丙方对甲、乙双方提出的有关股金管理方面的间题，应予以及时解答。第六条约定：乙方如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等行为，应限期转让持有的股份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协议枣庄农商行未签署盖章。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殷娟将其名下30万股枣庄农商行股份过户到原告钱春良名下，完成了交割手续。另查明：被告殷娟与被告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殷召柱系父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两点：1、被告智通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向钱春良进行了虚假宣传；2、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无效并撤销情形。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法院认为：原告认为的被告智通公司向原告钱春良发送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项目要素表中记载的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年度营业额、分红等记载均不真实，“农商银行上市计划:预计2019年在香港上市”也不属实。证人作证股权转让存在欺诈行为（因证人也购买了被告持有的枣庄农商行的股份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法院不予采信）等。原告认为被告智通公司系虚假宣传，对原告构成欺诈。根据原告当庭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原告称深慕（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被告智通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委托，由其工作人员张凯于2018年7月向原告钱春良推荐枣庄农商银行的公司股权，同时向原告钱春良发送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项目要素表。该院认为，虽然原告称张凯向原告说明其接受被告智通公司委托向原告推荐股票代持业务，其发送的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项目要素表来源于智通公司，被告智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也未提交张凯接受智通公司委托代理本案股票代持或转让的相关手续等证据，因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张凯与智通公司就本案股权转让具有委托代理关系，也不能证明张凯向原告发送的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项目要素表系来源于被告智通公司。对于原告诉称智通公司在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对其虚假宣传并欺诈的主张原告未有证据证明，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对第二个焦点问题，该院认为：原告钱春良2018年8月17日向被告智通公司转账人民币10万元，并于2018年8月27日与被告智通公司签订枣庄农商银行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后钱春良2018年8月28日再次向被告智通公司转账人民币95万元。2018年10月26日，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签署股权流转申请书，2018年11月6日，原告钱春良与被告殷娟在枣庄农商行营业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殷娟将其名下30万股枣庄农商行股份过户到原告钱春良名下，完成了股权交割手续。殷娟与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殷召柱系父女关系，殷娟持有的枣庄农商行股份，原告钱春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与殷娟签署股权流转申请书及股权转让协议，并将殷娟名下的枣庄农商行30万股份过户到钱春良名下，钱春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予以履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实现了原告购买股权目的。因此，原告与殷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转让，并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诉讼主张的合同无效并撤销该合同等诉讼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在庭审后提出申请追加案外人深慕（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凯为被告，因案外人与原告间的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追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钱春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50元，减半收取71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钱春良负担。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钱春良向本院提交浙江省长兴县公安局“长公（刑）立字（2019）52652号”立案决定书复印件，并提交申请，以本案与上述刑事案件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的审理需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本院裁定本案中止审理。上诉人还同时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本院根据其申请，于2020年2月24日向长兴县公安局发函要求调取相关证据并说明情况，长兴县公安局于2020年3月13日函复我院证明钱春良被合同诈骗案仍在侦查过程中，后续案件还需进一步办理。上诉人钱春良还于2020年2月16日向本院提交了移送案件申请书，申请对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与原审查明一致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钱春良与被上诉人智通公司、殷娟就股权转让事宜从2018年8月17日开始支付款项到2018年11月6日办理完毕过户登记，其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认购委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协议有效，上诉人主张协议应确认无效，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上诉人以枣庄农商银行公司项目书、枣庄农商银行项目要素表不真实、被上诉人智通公司与他人对上诉人实施欺诈，上诉人在受到虚假宣传资料及引诱欺骗形成错误认识而签订协议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证据不足，也与上诉人在订立协议、支付款项、完成登记过户时的正常认知不符，其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枣庄农商行应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有关在一审中申请追加其它当事人，一审法院没有回应，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因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已明确驳回其申请，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时以钱春良等被合同诈骗案已由浙江省长兴县公安局立案进行刑事侦查为由申请本院对本案中止审理，又申请本院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长兴县公安局。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钱春良等被合同诈骗案刑事案件与本案属同一事实的证据尚不能证明，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依法对上诉人对本案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的申请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由上诉人钱春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修国审判员  张 硕审判员  金 颖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