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27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负责人：高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祖，男，该公司法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省利，女，196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峰昊，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斌，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省利健康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4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幸福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杨省利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省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为幸福保险公司在投保单中的询问属于“概括性规定”并认为杨省利“在投保时并不存在故意隐瞒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和行为”，与事实不符。首先，幸福保险公司《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基本情况及健康告知事项”第11条询问意思表示清楚，答案开放，明确的询问是否住院诊疗，不属于概括性条款，杨省利回答“否”。第12条询问告知内容中明确询问是否存在生殖器官疾病，而杨省利于2013年1月7日体检并到陕西省肿瘤医院经检查诊断后并手术治疗，确属患有生殖器官疾病，却再次回答“否”。其次，幸福保险公司到陕西省肿瘤医院调取住院病案时发现杨省利2013年住院病历显示的情况与其访谈告知内容不符，有意隐瞒住院事实，并将所患疾病缩小化。足以证明杨省利隐瞒实情、不如实告知。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幸福保险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撤销、解除保险合同并无不当。杨省利辩称，1.幸福保险公司未依约履行保险合同义务构成恶意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2.幸福保险公司在投保单中列明的询问事项因指向宏观、外延开放，为抽象概念。未对疾病种类、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及详细的说明，杨省利无法依此理解其准确含义及具体内容。3.保险合同签订中，幸福保险公司未对杨省利的既往病史或具体情况进行询问，而是将一份已填好的“保单”交由其签字，期间从未解释、说明。且杨省利已于指定机构体检，结果正常，因此不存在任何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4.杨省利申请理赔的疾病与2013年入院病历显示的疾病系两种疾病，且2013年病历显示首选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符合正常标准。因此杨省利所患疾病与理赔疾病无直接相关性。5.幸福保险公司提供的2018年8月所作《访谈笔录》系杨省利申请理赔后应其要求进行的申请理赔“必要流程”，且签字及谈话内容与当时情况不符。幸福保险公司于2018年8月已知晓保险合同存在解除事由，但至2018年11月才决定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已超过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省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幸福保险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金100000元及延迟支付期间的利息损失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幸福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日，杨省利拟向幸福保险公司投保“幸福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幸福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杨省利发放了《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该投保单中要求投保人对列明的17项问题明确回答“是”或者“否”。其中第10项问题“近两年内：……B.是否接受过医师的诊查、治疗、用药、住院或手术建议”。杨省利在该问题之后的方框内明确选择“否”。其中第11项问题“您既往是否有住院治疗？如‘是’请在备注及特别约定栏中注明住院原因、时间、治疗结果及医院名称。”杨省利在该问题之后的方框内明确选择“否”。其中第12项问题“您是否曾经患有或被怀疑患有下列疾病？如‘是’请在备注及特别约定栏中注明住院原因、时间、治疗结果及医院名称。A.呼吸系统疾病……B.循环系统疾病……C.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E.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如肾炎、肾小球疾病、肾病综合症、肾功能衰竭、肾囊肿、多囊肾、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核、泌尿系感染、生殖器官疾病等……”，杨省利在该问题之后的所有方框内均明确选择“否”。其中第16项问题“女性补充告知：……C、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月经不调、异位妊娠、血性溢乳、乳腺炎、乳腺增生、乳腺包块或肿块、不孕症等疾病？”，杨省利在该问题之后的方框内明确选择“否”。除上述勾选回答的问题之外，杨省利还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上填写了个人基本信息、身故受益人资料等内容，明确约定其投保的险种为“幸福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为15年，保险费为4716元，交费频率为年交。在杨省利填写《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的同时，幸福保险公司还向杨省利发放了《幸福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下称《保险条款》）。该《保险条款》第2.2条约定，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起180天后，被保险人首次发病并经医院确诊首次患一项或多项本条款附件所定义的重大疾病（附件中重大疾病定义第1项为恶性肿瘤），幸福保险公司按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该《保险条款》第8.1条约定，订立本主险合同时，幸福保险公司应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主险合同内容，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幸福保险公司应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幸福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幸福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幸福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如果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幸福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退还保险费。杨省利填写投保单后，于2017年1月6日向幸福保险公司缴纳了第一年的保险费4716元。幸福保险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安排杨省利进行了体检，体检结果中未发现有《保险条款》附件中约定的重大疾病。2017年2月20日，幸福保险公司向杨省利签发了《人身保险合同》。2018年2月23日，杨省利缴纳了第二年的保险费4716元。2018年5月4日，经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陕西省肿瘤医院诊断，杨省利患有宫颈鳞癌，遂向幸福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金。2018年8月，幸福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杨省利家中调查。2018年11月1日，幸福保险公司向杨省利出具《理赔通知书》，以投保人在投保前未如实告知曾行LEEP手术治疗为由拒绝全额赔付，仅退还了杨省利已缴纳的保费9432元。杨省利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据杨省利于2013年1月7日至2013年1月15日在陕西省肿瘤医院住院的病历记载：2013年1月7日，杨省利因体检时发现宫颈糜烂严重，遂到陕西省肿瘤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对阴道分泌物HPV检查后发现，杨省利HPV33,HPV35，HPV56均呈阳性，病理诊断：“宫颈”粘膜慢性炎伴局灶CINⅡ级累及腺体。该医院于2013年1月5日对杨省利作出的HPV基因分型检测报告提示：HPV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病因，大部分HPV感染会自行消退，与年龄及个人免疫力有关；HPV基因分型检测是宫颈病变及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手段；低危型HPV感染可能引起良性病变，如生殖器湿疣；高危型HPV感染可能导致恶性病变，最终可发展为浸润性宫颈癌。入院诊断为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Ⅱ级。杨省利住院期间，该医院于2013年1月8日作出的检查报告单显示：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值为1.9ng/ml，正常参考值为0-2ng/ml，该项指标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杨省利在该院住院治疗8天，行“宫颈LEEP刀锥切术”，术后无明显不适，出院医嘱要求：注意休息，不适随诊，三月后返院复查HPV病毒等。一审法院认为，杨省利与幸福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在合同履行期间，杨省利发生了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幸福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杨省利支付保险金。关于幸福保险公司辩称杨省利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其按照合同约定可以拒绝赔付的抗辩意见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保险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本案中，幸福保险公司制作的投保单询问内容中有关“是否曾经患有或被怀疑有以下疾病”的问询事项，对其中“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女性补充告知疾病”等问题的询问范围和种类并未作出详细说明和明确界定，杨省利于2013年所患疾病也并未在投保单中列明，故投保单中的询问内容应属概括性规定。而杨省利于2013年所患疾病也不在投保单第10项要求申报的“近两年是否接受过手术”的时限范围之内，且幸福保险公司在庭审中也未能举证证明2018年杨省利所患疾病与2013年所患疾病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性，HPV感染并不意味着杨省利在投保前已患有宫颈鳞癌，这并不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和提高保险费率。幸福保险公司在通知杨省利体检时，也并未明确要求杨省利对2013年所患疾病进行申报和检查。另结合幸福保险公司提供的访谈笔录来看，杨省利在2018年8月接受幸福保险公司询问时明确其已被确诊为宫颈癌，还告知幸福保险公司“因其2014年阴道炎手术后恢复良好，且每年检查正常，遂未在意，健康告知选项均勾选否。”，此时杨省利也并未向幸福保险公司隐瞒其在投保前曾因阴道炎住院进行手术的事实。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杨省利在投保时并不存在故意隐瞒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和行为，幸福保险公司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杨省利、幸福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应继续履行，幸福保险公司仅向杨省利支付了9432元，扣除该费用后，幸福保险公司实际还应向杨省利赔付保险金90568元。幸福保险公司拒绝向杨省利赔付，其已构成违约，应当向杨省利赔偿自杨省利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8日起至其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向杨省利赔偿保险金90568元及自2019年3月28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以90568元为基数，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杨省利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5元（杨省利已预交），由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幸福保险公司应否向杨省利承担保险金和利息损失的赔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保险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本案中，幸福保险公司制作的投保单询问内容中对“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女性补充告知疾病”等问题的询问范围和疾病的具体种类未作出详细说明和明确界定，杨省利2013年所患疾病并未在投保单中列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投保单中的询问内容属概括性规定正确。杨省利申请理赔的疾病宫颈鳞癌并未包含在询问事项中，2013年1月8日的检查报告单显示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值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尚无证据显示杨省利2013年所患疾病与2018年的宫颈鳞癌之间存在关联性，幸福保险公司主张杨省利故意隐瞒实情、不如实告知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审法院认定杨省利在投保时不存在故意隐瞒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实和行为并无不当，幸福保险公司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依据不足，其应承担保险金的赔付责任。但因双方对于杨省利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幸福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付责任存在争议，保险赔付金额、期限经本案审理才得以确定，故一审法院判决幸福保险公司支付杨省利利息损失有误，应当予以纠正。幸福保险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4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9）陕0104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中心支公司向杨省利赔偿保险金90568元；三、驳回杨省利其余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2335元（杨省利已预交）、二审诉讼费2146元（幸福保险公司已预交），合计4481元，由幸福保险公司负担4033元，杨省利负担4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向 红审 判 员  王 慧 芳审 判 员  孙   敏 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郑   蓉书 记 员  王 佳 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