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7992号原告：崔建萍，女，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北票市，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斯，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柱路28号蓝天大厦2层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596050956G。法定代表人：张叶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女，1978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廊坊文安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784085718F。法定代表人：高孟华，董事长。原告崔建萍诉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星宇公司）、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进永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建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斯，被告世纪星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叶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新发进永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建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崔建萍与被告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崔建萍与被告新发进永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要求被告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原告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738.66元；3.要求被告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原告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带薪年假工资4990.17元；4.要求被告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原告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134.13元；5.要求被告新发进永公司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2012年2月起在被告新发进永公司工作，2017年7月6日非本人原因被转至被告世纪星宇公司处，但用工单位为被告新发进永公司。工作期间被告没有依法给原告缴纳社保，并克扣拖欠劳动报酬。后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现原告因不服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起诉至贵院，望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世纪星宇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崔建萍诉讼请求。世纪星宇公司当初因应新发进永公司请求帮他们解决员工的参加社会保险问题，而同意做的人事代理，由于世纪星宇公司本身是劳务派遣公司，因此也是按劳务派遣的形式办理的手续。之所以是代理而非派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世纪星宇公司代理之前，这些员工都是新发进永公司的员工，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性质、工作要求、所有管理、所有待遇等等，从来都没有变化，一直都是新发进永公司的员工。其二，世纪星宇公司在开展代理活动以来，仅仅只做一项工作，就是按照新发进永公司传给世纪星宇公司的工资表和保险数额，原封不动的照发工资和交纳社会保险费。其他工作一概没有。其三，新发进永公司员工的增加和减少都是新发进永公司的联系人以微信或电脑邮件等信息的方式通知世纪星宇公司来操作完成。其四，国家规定派遣的性质是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而新发进永公司这些人员在世纪星宇公司代理人事前后一直都是企业的主要生产工作人员。其五，国家规定企业中的劳务派遣人员不得超过总人数的10%，而世纪星宇公司代理的人数也不符合这一要求。综合以上几点，可以明显看出，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的合作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事代理，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世纪星宇公司自给新发员工代理人事工作以来，兢兢业业，工资、保险均及时操作，从未给新发的这些职工带来什么问题，期间并未听新发进永公司的联系人反映有员工提出问题。新发进永公司的员工在世纪星宇公司为其上保险之时至新发进永公司通知世纪星宇公司人员离职前，从没提出过之前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有相关纠纷的问题。被告新发进永公司既未做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崔建萍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3.新发进永公司支付崔建萍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57873元；4.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实际发放工资数额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2019年5月差额484.48元、2019年6月差额1434.18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世纪星宇公司支付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134.1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假工资4990.17元。2019年10月15日，顺义区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1.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2.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假工资1688.89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崔建萍其他仲裁请求。崔建萍对仲裁裁决不服持诉称理由及请求诉至本院。崔建萍称其于2012年2月13日入职新发进永公司，岗位为焊工，工作地点为顺义区杨镇开发区北京大昌庆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昌公司）住所地，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另有每月300元的焊接补助、每月100元的房补以及加班费，自然月考勤，每月15号左右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2012年、2013年其与新发进永公司签订过两次固定期限合同，截止日期是2014年，2014年之后与新发进永公司没有再签过合同。2017年7月6日，按照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英顺的要求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但并没有给其一份劳动合同，签订合同时在场人为崔建萍、韩英顺、大昌公司班长穆胜，韩英顺称签订该合同系为缴纳社会保险，签订该合同前后其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并无变化。2018年7月5日，其又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其提供实际劳动至2019年6月27日。从2019年5月开始，新发进永公司发放的工资与其实际工作时间、实际工作量不符，2019年5月实发1635.52元，2019年5月具体工作多少天记不清了，新发进永公司让上几天就上几天，没有产量就让休假，休假工资60元/天，2019年6月也是如此，克扣了很多工资。2019年6月27日，因拖欠加班费、克扣工资事宜其向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英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是新发公司通过吴素敏个人账户发放的，不知道吴素敏是谁、担任什么职务，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的工资由世纪星宇公司发放，当时不知道谁发的工资，后来打印银行流水才知道的。崔建萍提交中国农业银行2012年至2017年银行交易流水、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上岗证、熟练度评价表、饭卡、体检报告单、解除劳动合同书、EMS快递单及查询单、2017年7月6日及2019年6月26日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等证据佐证。其中，中国农业银行2012年至2017年银行交易流水显示吴素敏向崔建萍账户定期转入一定数额钱款；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签订方均世纪星宇公司与崔建萍，签订日期为2018年7月5日,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4日。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显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为世纪星宇公司；上岗证落款为大昌公司且未加盖公司公章、签发人为杨清波；饭卡显示抬头为大昌公司且未加盖公司公章，姓名处有手写体“崔建平”，部门处有手写体“新发”，发证日期处有手写体“2016-3-18”；体检报告显示姓名崔建平，单位为河北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书内容为“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因2012年至2017年没给本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没签定劳动合同，克扣工资等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6月27日崔建萍”，EMS快递单显示，收件人为韩英顺，寄件人为崔建萍，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北京大昌庆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EMS查询单显示签收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本人签收。2017年7月6日录音部分内容为：韩英顺：这边看着张慧梅的写吧。崔建萍：这个是张慧梅的，这些都自己填啊？韩英顺：嗯，坐着写吧。然后待会走的时候这个给俊峰拿过去。日期写昨天的啊……崔建萍：那咱们以前的合同那都不算了？韩英顺：咱们以前签过合同吗？有吗？你们和新发签了吗？崔建萍：签过呀，签过两次。韩英顺：是吗？崔建萍：13年前（签）一次，14年前（签）一次。但是他们说把合同给改了。因为14年签完以后他不是后来又来一次吗？韩英顺：那14年前（签）的早就过期了。崔建萍：是啊，那都过期了。两年以后这个可以重签了是吧？韩英顺：这个吗。我们现在是和劳务派遣签的。崔建萍：噢，是跟劳务派遣签的？韩英顺：对，不是直接跟新发签的。崔建萍：哦，这个合同不是新发的还？韩英顺：对。崔建萍：日期写昨天？韩英顺：嗯！昨天。崔建萍：还有一份吧。韩英顺：没有，就这一份，这个是因为为了那个什么，上保险签的合同。然后在这签个字……2019年6月26日录音部分内容为：韩英顺：我给你安排活了，那你要请假，只能算旷工。崔建萍：那我干不出来咋算呀……崔建萍：我要是干不够你算我旷工。韩英顺：当然了，给你安排活了，你干不干活。崔建萍：你定的数那我干不出来呀，我不能干半天，干一天我拿……韩英顺：所有人能干出来，为什么你干不出来呢……崔建萍：你爱啥事不啥事，不能我干一天活，你给我算半天。再说我请假你算我旷工，我请假你干啥算我旷工。崔建萍：你是说你不干了，你要回家……世纪星宇公司认可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的真实性，亦陈述韩英顺于2019年7月1日给其公司李红英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内容是撤销7月保险人员崔建萍，韩英顺2019年7月27日通过微信拍照的形式给其公司员工李红英发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照片，但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其公司无法核实。世纪星宇公司不认可与崔建萍存在劳动关系，称其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并非真正的劳务派遣合作关系，仅仅是帮助世纪星宇公司给世纪星宇公司的员工包括崔建萍缴纳社会保险及按照新发进永公司的指示发放工资，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是其公司提供给新发进永公司的，系加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章的空白合同，具体新发进永公司跟谁签订了合同，其公司不清楚。其公司按照新发进永公司韩英顺的通知办理社保缴纳或减员手续及发放工资，新发进永公司韩英顺每月将工资表发给其公司员工李红英，其公司按照工资表的名单及数额发放工资。世纪星宇公司提交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及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北京大昌人员工资明细佐证。劳务派遣协议书签订方为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有限期限为1年，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9日；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签订方为廊坊福克斯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工资明细显示崔建萍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本院注：基本工资数额系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住宿补贴100元、技术津贴300元、休息补助，此外还有加班小时、周末出勤天数、周末加班小时、休息时间，如2019年3月工资明细为：基本工资2120元、加班小时71、周末出勤天数8、周末加班31.5，休息时间2、休息60元/天、住宿补贴100、技术津贴300、休息补助120、质量补助100、应发工资6034元；2019年4月工资明细为：基本工资2120元、加班小时69.5、周末出勤天数1、周末加班4，休息时间3、休息60元/天、住宿补贴100、技术津贴300、休息补助180、质量补助100、应发工资4056元。崔建萍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称工资明细显示的工资数额与其实际发放的工资数额不一致，但工资明细显示的工资构成应属实，新发进永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世纪星宇公司主张的劳务派遣关系，应在其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之间解决，不能作为排除其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合理理由。新发进永公司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于2019年12月31日向本院提交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崔建萍工资明细及考勤记录，并称崔建萍工资计算明细为：基本工资/22*出勤天数+基本工资/22/8*加班小时*1.5+基本工资/22/8*周末出勤天数*2+住宿补贴+技术津贴+休息补助。新发进永公司提交的考勤签到表记载崔建萍2019年5月正常出勤5.5天，工伤1天；2019年6月26日及2019年6月27日旷工两天。崔建萍称该考勤表没有原件，新发进永公司没有到庭出示原件，真实性不认可，且考勤表中仅有部分是崔建萍的签字，另外有部分是别人代签或没有签字。2017年10月、2018年4月、2018年8月考勤表中“崔建萍”不是本人所签，其他考勤表中“崔建萍”是崔建萍本人所签，“崔建平”不是崔建萍本人签字，考勤签到表中记录的加班时长并非实际加班时长，较实际加班时长短。工资明细真实性不认可，工资明细计算方法不应该除以22天，应当按照每月21.75天计算，新发进永公司安排原告崔建萍休息，新发进永公司没有提供产能不足、工作任务不足及需要崔建萍休息的相关证据，工资明细计算标准中关于延时加班计算时长并非崔建萍本人实际加班时长。世纪星宇公司称新发进永公司未给其公司发送过考勤表，对于考勤表不发表意见。经其公司核对，2017年7月、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2月、2018年7月工资明细与其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数额不一致，其他月份与其公司提交的一致，其公司按照新发进永公司提供的工资明细中应发工资扣除崔建萍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等给崔建萍发放工资，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崔建萍个人每月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是375.56元。庭审中，本院询问崔建萍为何向新发进永公司韩英顺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崔建萍称“签订合同时不知道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的关系，新发进永公司的韩英顺让我签我就签了，签订合同时候没有任何世纪星宇公司的员工在场，所以解除劳动合同时只给韩英顺发了，我一直以为劳动关系是与新发进永公司，因为不认识世纪星宇公司的人，也不知道世纪星宇公司的办公地点，且我认为给韩英顺发了解除通知书世纪星宇公司也应该知道，所以没有给世纪星宇公司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本院当庭拨打韩英顺电话询问其是否收到崔建萍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韩英顺称“是给我寄了，我已经转到新发进永公司了，新发进永公司说会处理”；本院询问崔建萍有关情况，韩英顺称“崔建萍是新发进永公司员工，我也是新发进永公司驻顺义区办公的人员，崔建萍是2019年6月罢工走的，我当时报警了，我给崔建萍安排工作她不干，具体是否工作到2019年6月27日不清楚”。另查一，关于年休假问题，崔建萍当庭陈述“没有休过年假，企业因为没有工作量临时微信通知我休假，休假工资60元/天”。另查二，新发进永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新发进永公司成立日期为2006年12月11日；新发进永公司监事原系吴素敏，2016年3月21日变更为吴顺桥。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劳动合同书（劳务派遣）、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上岗证、熟练度评价表、饭卡、体检报告单、解除劳动合同书、EMS快递单及查询单、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劳务派遣协议书、劳务派遣补充协议书、工资明细、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新发进永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关于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及世纪星宇公司的劳动关系问题。通过崔建萍提交的录音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来看，2017年7月6日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于2018年7月5日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世纪星宇公司与新发进永公司亦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崔建萍该期间的工资由世纪星宇公司发放、社会保险由世纪星宇公司缴纳，故自2017年7月6日起，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没有证据显示2019年6月27日前，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崔建萍提交的录音能够确认2017年7月5日之前，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新发进永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吴素敏原系其公司监事，崔建萍工资由吴素敏发放，可以认定2017年7月5日之前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新发进永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崔建萍的入职时间，而崔建萍主张其于2012年2月13日入职新发进永公司，故本院认定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2年2月13日。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在2017年7月5日之前解除了劳动关系，故直至2017年7月5日，崔建萍与新发进永公司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崔建萍主张的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崔建萍称其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未休过年休假，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崔建萍该期间休了年休假，故应支付崔建萍未休年休假工资。因崔建萍认可休息时，新发进永公司或世纪星宇公司按照60元/天支付其工资，故世纪星宇公司还应支付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具体数额应由本院核算。经本院核算，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裁决的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数额不低于本院核算的数额，因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均未对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提起诉讼，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崔建萍主张的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差额1738.66元，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裁决：世纪星宇公司支付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新发进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新发进永公司与世纪星宇公司均未对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5545号裁决书提起诉讼，本院亦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关于崔建萍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崔建萍于2019年6月27日向新发进永公司的管理人员韩英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解除理由为“2012年至2017年没给本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没签定劳动合同、克扣工资”，韩英顺认可已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转交新发进永公司处理，且韩英顺亦于2019年7月27日将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通过微信形式发送给世纪星宇公司。2019年7月1日，韩英顺亦告知世纪星宇公司撤销崔建萍7月社会保险。崔建萍提交的录音可以反映，2017年7月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签订合同时并无世纪星宇公司人员在场，系新发进永公司韩英顺指导崔建萍等人签订劳动合同且向崔建萍陈述签订此劳务派遣合同为了缴纳社会保险，因此崔建萍一直认为其与新发进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其向新发进永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新发进永公司亦将其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告知世纪星宇公司，世纪星宇公司亦为崔建萍办理了保险减员手续。崔建萍解释其为何向韩英顺邮寄解除劳动合同书符合一般常理，不能苛求崔建萍向世纪星宇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故崔建萍与世纪星宇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亦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因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工资均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且2019年6月工资被克扣578元，世纪星宇公司及新发进永公司均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世纪星宇公司、确实存在克扣工资的行为，应支付崔建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新发进永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对于克扣工资负有主要责任，故其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本案中，崔建萍从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均未发生变化，仅劳动合同主体发生变化，故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期限应为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具体数额由本院予以核算，经本院核算，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数额为27134.1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崔建萍与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自2012年2月13日至2017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崔建萍与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9年6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崔建萍2019年5月、2019年6月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1738.66元，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三、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崔建萍2017年7月至2019年6月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1688.89元，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四、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崔建萍2012年2月13日至2019年6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7134.13元，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五、驳回原告崔建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世纪星宇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告廊坊新发进永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冰人民陪审员  王海荣人民陪审员  杨玉林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 记 员  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