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9民初1284号原告：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附4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5CX706。法定代表人：苏振钰，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稷锋，重庆维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焰，重庆维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京生，男，汉族，1975年1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宏，北京市鑫诺（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京京，北京市鑫诺（重庆）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大拙至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63121137P。法定代表人：罗文明。原告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优游公司）诉被告李京生，第三人北京大拙至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拙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后，被告李京生在提交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及处理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裁定中止审理，后又因新冠病毒疫情中止审理，2020年3月9日恢复审理。原告乐优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焰，被告李京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宏、杨京京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京大拙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乐优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540.22元、未休年休假工资2992.2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8138.5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建立一年劳动关系系由于北京大拙公司因污染问题被要求搬迁后拟搬至重庆，拟注销北京大拙公司并在重庆新设公司，原告与北京大拙公司系业务上下游关系，并非关联企业。原告公司和北京大拙公司类型和经营范围截然不同。2016年10月11日，原被告自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址为重庆，合同履行期限至2017年10月10日。后北京大拙公司称其搬迁工作因相关政府审批事项未办结，导致预计期限内未完成搬迁，但重庆己设立重庆大拙公司。因此，2017年10月10日后，原告与被告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终止，被告亦自愿回北京大拙公司工作，则原被告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因被告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昌平区劳动仲裁委于2019年1月9日作出京昌劳人仲字[2018]第3790号裁决书，原告认为仲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因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关于“证据及举证责任”的规定，导致错误裁决原告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双倍工资差额。关于北京大拙公司现状的特别说明原告了解到，目前北京大拙公司己被部分员工控制，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11名员工（含财务人员）掌握了北京大拙公司印章。原告在劳动仲裁期间，为说明与北京大拙公司关系仅为产品买卖关系，曾找到北京大拙公司负责人，但对方称其目前已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没有掌握印章、财务资料等。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李京生辩称，1、乐优游公司与北京大拙公司是关联公司，不是业务上下游关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看出：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乐优游）成立于2016年4月7日，100%控股股东为太思隆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太思），执行董事为苏振钰，经理为罗文明。北京太思在招聘网站注明，“乐优游是太思科技旗下公司，于2016年4月注册成立于重庆两江新区……”。而北京大拙至诚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大拙）成立于2007年6月4日，股东是罗文明、刘小军。其中罗文明占80%的股权，是公司的执行董事。罗文明一人同时担任北京大拙的股东、执行董事，乐优游公司的经理，这2家公司关联关系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三家公司共同隶属于总部位于台北的太思科技（英文：TaisysGroup）。2018年8月15日，太思科技公司董事长何俊炘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作出“北京大拙全面停止运营”的决定（证据：何俊炘通过自己的邮箱回复关停北京大拙的邮件内容），也反映出乐游公司、太思隆、北京大拙公司实为关联企业。被告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由北京大拙变更为原告，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并无任何变化。原告也在起诉状第一条中叙述北京大拙因污染排放超标，拟将公司搬迁到重庆，为确保正常生产，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以上证据足以说明，乐优游与北京大拙并非无关联的两家公司，而劳动关系的变更并非因被告的原因，是因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被告正是为公司大局考虑，服从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才变更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在计算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告认为昌平区劳动仲裁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无误，依法支持昌平区仲裁委的公正裁决。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结合仲裁庭审笔录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乐优游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7日，营业地址在重庆，100%控股股东为太思隆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为苏振钰，经理为罗文明。北京大拙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4日，营业地址在北京，股东是罗文明、刘小军。其中罗文明占80%的股权，是公司的执行董事。乐优游公司与北京大拙公司业务上系上下游关系。李京生于2014年6月开始在北京大拙公司工作，社保由北京大拙公司缴纳。因公司经营原因，北京大拙公司准备搬迁到重庆，经与乐优游公司协商，将公司员工劳动关系转到乐优游公司，经李京生同意，2016年10月11日，李京生与乐优游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的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1日起至2017年10月10日止，但实际上李京生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性质均未发生变化。但工资由乐优游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负责发放，社保转由乐优游公司委托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缴纳。2017年10月10日之后，李京生仍然在原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工资仍然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但转账支付单位变为北京大拙公司，但社保的缴纳单位仍然为北京众合天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在北京大拙公司的付款凭证上显示会计科目为“其他应收账款-单位-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借方；银行存款-民生银行三元支行，贷方。摘要：代重庆乐优游发放工资。”李京生的工资发放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2018年8月，北京大拙公司的设备全部搬离，未再继续生产，李京生实际工作至2018年8月27日，李京生的工资支付至2018年8月。李京生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分别为：3643.37元、3583.58元、3518.62元、3531.72元、3597.97元、3199.07元、3720.9元、3690.73元、3630.73元、3624.9元、3462.36元、3452.07元。李京生2017年和2018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569.33元和3547.34元。2016年10月、11月、12月的平均工资为3403.43元。2018年8月27日，李京生申诉至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乐优游公司支付：1、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16190.26元；2、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9354.37元；3、2017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9138.65元；4、拖欠2018年7月份工资的25%经济补偿金866.14元；5、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7728.68元。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9日出具京昌劳人仲字[2018]第3790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一、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京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2540.22元；二、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京生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年休假工资2992.2元；三、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京生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8138.54元；四、驳回李京生的其他仲裁请求。乐优游公司不服，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李京生与乐优游公司在劳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没有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但李京生继续在原工作地点上班，工作的地点、内容均未发生变化，应视为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关系。乐优游公司抗辩认为劳动关系转回了北京大拙公司，但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共同合意，但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李京生与北京大拙公司重新达成了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虽然之后李京生的工资发放是以北京大拙公司的账户在转账，但由谁转入工资并非李京生能够控制的，不能仅以此为由认为李京生又和北京大拙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何况在北京大拙公司的财务凭证上明确记载了是代乐优游公司发放工资，而且李京生的社保仍然是乐优游公司之前委托的公司继续在缴纳，故乐优游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乐优游公司在合同期满后继续用工，但未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支付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33810.77元。乐优游公司在北京大拙公司的设备全部搬走之后，没有再管理李京生等一众员工，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与他们存在劳动关系，应视为乐优游公司单方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乐优游公司没有合法理由解除了与李京生的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李京生之前在北京大拙公司上班，因为公司原因将劳动关系转到乐优游公司，但工作场所、工作岗位没有发生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应将李京生在北京大拙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乐优游公司工作的年限，李京生从2014年6月开始在北京大拙公司工作，到合同解除时，共计工作年限为4.5年，其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554.67元，故赔偿金为3554.67元×4.5×2=31992.03元。乐优游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安排了2016年10月11日至2018年8月27日期间的年休假，应当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按每年5天计算，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应休年休假天数为1天、5天和3天。2016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403.43元÷21.75天×1天×2=312.96元，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569.33元÷21.75天×5天×2=1641.07元，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547.34元÷21.75天×3天×2=978.58元，共计2932.61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李京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1992.03元、未休年休假工资2932.61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810.77元，共计68735.41元；三、驳回原告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重庆乐优游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甘文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孟欣欣书 记 员 石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