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37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男，1982年5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溶，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男，1984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泉先，广东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慧，广东辰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彦勋因与被上诉人张锦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9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彦勋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95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六项；二、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张锦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张锦斌向上诉人刘彦勋支付35万元不当得利款项；四、依法判令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张锦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彦勋未偿还被上诉人张锦斌借款及利息之事实存在严重错误。1、在刘彦勋与张锦斌签订借款合同前后，刘彦勋向张锦斌支付款项总计1471700元，且大部分所支付的款项均是借款合同到期后所支付的款项，该所有款项系偿还张锦斌的借款利息以及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对刘彦勋该还款付息行为视而不见，认定刘彦勋没有还款付息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2、在借款合同中，虽然双方约定借款总计为50万元，但是通过转账记录显示，张锦斌实际出借的款项为47.8万元，应当以实际出借款项为准。刘彦勋在反诉状中所表示的80万元借款为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款项及后续出借的30万元款项，实际出借款项为47.8万元和后续的30万元总计77.8万元。庭审答辩中刘彦勋也明确了该50万元借款中，张锦斌实际支付的款项为47.8万元，并非反言，而是向法庭进行陈述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彦勋没有偿还张锦斌的借款并非事实，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彦勋应当举证证明向被上诉人张锦斌支付的款项是偿还被上诉人张锦斌的借款而非二手车交易款项，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严重错误。1、张锦斌与刘彦勋之间二手车的交易模式为张锦斌向刘彦勋购买二手车辆并向刘彦勋支付二手车款，不存在由刘彦勋向张锦斌支付二手车交易款项这一事实。刘彦勋一直主张向张锦斌支付的款项系偿还的借款以及多支付的不当得利之款项，刘彦勋没有认可存在张锦斌所主张的二手车退车款这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彦勋已经就主张偿还清楚借款及利息的事实完成了举证义务。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彦勋应当就已经支付的款项属于借款而非二手车交易款项承担举证责任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严重错误分配举证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本案庭审中，张锦斌主张刘彦勋向其所支付的上述款项为部分车辆没有完成交易后的二手车退款，并非刘彦勋向张锦斌偿还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应当由张锦斌举证证明系二手车退款。但是张锦斌只有陈述没有对此进行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张锦斌主张刘彦勋向其支付的款项为二手车退款的事实应当不予支持。3、张锦斌与刘彦勋之间除了二手车交易及借款关系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在刘彦勋明确主张该款项系偿还的借款利息以及多支付的款项后，一审判决既不认可刘彦勋向张锦斌支付的款项为偿还借款及利息，也不对该支付款项的性质予以明确，致使该支付的款项事实性质处于不明的状态，明显没有发挥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定纷止争的功能，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彦勋已经偿还张锦斌所有借款及利息，并向张锦斌多支付了部分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刘彦勋补充上诉意见称：一、从双方的聊天记录来看，上诉人已经偿还清楚了被上诉人的全部款项，而且聊天记录当中均有提及还款记录。关于还款的情况，我方庭前提交了一份聊天记录，在2017年7月6日的时候，被上诉人要求本案上诉人及另案的当事人李润洲及安波偿还共计款项为40万元，其中利息为16000元，也即截止到2017年7月6日，被上诉人是认可上诉人跟另案的当事人还欠款40万元的事实。在该日期之前，上诉人跟案外人李润洲、安波的欠款是超过40万元的，尤其是本案当中判决的80万元，在该日期之前已经偿还了大部分。二、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在7月28日的聊天记录当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又转了10万元，30万元的借款清了，意味着在此时共计40万元当中的借款又偿还了30万元，剩余的10万元借款系由李润洲、安波在另案当中2017年12月18日偿还了剩余的10万元。因此，上诉人跟另案当中的李润洲、安波共计40万元的欠款均已还清了，在2017年12月30日张锦斌与李润洲的聊天记录当中，被上诉人自认“你看你们偿还我的40，刘的欠款已经先还了”，意味着在此时，上诉人的欠款已经偿清了。三、看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涉及了大量的还款事实，比如说在2016年12月20日，上诉人偿还了被上诉人的1.5万元，被上诉人已经认可收到了，在2017年被上诉人生日的当天，上诉人还偿还了被上诉人利息4000元，在2017年2月26日上诉人又偿还了被上诉人2万元，2017年3月1日又偿还了被上诉人利息4000元，2017年3月23日，上诉人通过柜员机存款的方式存到了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横岗支行，卡号为62×××44，又通过交通银行转了被上诉人2万元，在3月24日的时候还了5万元。据我们统计，在2016年12月23日10万元的借款，上诉人已经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等形式偿还了被上诉人的借款，分别是2016年12月20日的2万元、1.5万元，2016年12月22日的1万元，2017年1月12日4000元的利息，2017年1月25日的1.1万元，2017年2月26日2万元，2017年3月1日4000元，2017年3月23日2万元，2017年3月30日的4000元，共计10.8万元，已经全部偿还了借款及利息。针对2017年3月27日至6月26日的借款20万元，上诉人在2017年5月2日的时候就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偿还了被上诉人的借款20万元及利息，聊天记录是在2017年5月2日上诉人晚上22：30，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明确表示转了25万元，剩下安姐转的10万元，安姐说他转给被上诉人，意味着在该时刻上诉人是在偿还被上诉人2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2017年7月19日上诉人通过微信的形式向被上诉人表示转了8000元的利息，被上诉人确认已收到了，在2017年11月11日的时候，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利息，4000元微信的转账形式，在2017年12月18日的时候，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斌哥，我总共还欠你20万元，我等下我去你那里还了”，被上诉人是明确表示“好，可以过来再聊”，就已经认可了截止2017年12月18日剩余欠款是20万元，正好在2017年12月18日当晚，上诉人去到被上诉人二手车辆的经营店，通过刷银行POST机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偿还了20万元的最后借款，被上诉人确认已经收到了该借款，所以才最终在2017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的借款已经先还了的事实。其他的还款记录均有银行流水印证，2017年12月8日微信当中的还款记录当中已经明确显示了上诉人支付了被上诉人20万元的款项，该款项在当时上诉人明确表示是还了借款，当然还有的其他的借款也是通过银行转账和其他的方式，被上诉人已经认可了上诉人的还款，上诉人也表示进行了还款。因此上诉人认为双方的借款关系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被上诉人仍然主张所谓的欠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对本案的审理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没有考察双方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而且没有考察双方聊天记录往来对应还款付息的事实，认为上诉人一分钱没有支付是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上诉人认为我方没有再欠被上诉人的任何款项的事实。双方存在的争议只是双方作为二手车交易主体，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二手车车辆争议款项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该事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等同于双方全部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7年12月30日之后，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提及过关于还款的情况，主张过任何的权利，因而上诉人认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同时上诉人保留对被上诉人目前仍欠上诉人二手车车款追索的权利，因此恳请二审查明事实，将本案发回一审重新审理。被上诉人张锦斌答辩，一、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借据，以及借款合同的借款金额，包括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的事实，是基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相关的书面证据的前提下作出的认定，故一审法院作出的认定被上诉人予以认可。至于其他没有书面情况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银行转账的款项，被上诉人会保留继续向上诉人追索的权利。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针对上诉人补充的上述理由回应如下：1、上诉人一审庭审过程当中承认的借款金额跟在二审上诉补充的理由当中确认的借款金额，两次承认的事实和金额本身也互相矛盾。2、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且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上诉人应该懂得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必须要经过电子固化程序。张锦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220万元（人民币，下同）及借款期间的利息23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归还借款50万元的违约金（其中10万元借款的违约金自2016年12月24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其中20万元的违约金自2017年6月27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另20万元的违约金自2017年6月20日起计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3、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借款金额170万元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4、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万元；5、本案诉讼费、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负担。刘彦勋反诉请求：1、原告返还被告多支付的不当得利款项35万元；2、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一、当事人情况：原告为出借人，被告为借款人。二、借款本金：80万元。原告称被告尚欠的借款本金为220万元，并提交了《借款合同》和《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予以证明；被告在反诉状中自认向原告借款80万元，但在庭审中只认可47.8万元，并辩称《借款合同》约定借款50万元，原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为47.8万元，原告主张的其他借款实际系支付给被告的二手车购车款，被告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回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曾凡地的证明》、《曾凡地的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涉及的借款金额为50万元，被告在反诉状中自认的借款金额为80万元，原告主张的其他借款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被告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原、被告存在二手车交易业务，且原告为二手车交易向被告付款的金额远大于220万元，原告也确认双方存在二手车业务，故原告仍应就除被告在反诉状中自认的80万元以外的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未能提交进一步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在反诉状中自认了借款金额为80万元，在庭审中反悔，称借款金额只有47.8万元，但未能提交有力证据支持其反悔后的主张，法院对其反悔后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依法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80万元。三、借款期间：双方通过《借款合同》对50万元约定了借款期间，其中10万元借款期间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20万元借款期间自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6月26日；20万元借款期间自2017年5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另30万元未约定借款期间。四、约定的借期利息：双方通过《借款合同》对50万元约定了借期利息，其中1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1.8%；2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1.8%；2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4%。另30万元未约定借期利息。五、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双方通过《借款合同》对50万元约定了逾期还款违约金，其中10万元为每逾期一日支付借款本金3%的违约金；20万元为每逾期一日支付借款本金3%的违约金；20万元为每逾期一日支付借款本金5%的违约金。另30万元未约定违约金。六、被告的还款情况：未偿还过借款本金和利息。被告称已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计1251700元，不但还清了借款本息，还多支付了35万元，多支付的35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原告应退还被告；原告称被告未按《借款合同》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被告主张的上述款项是部分车辆没有完成交易后的二手车退款，并非被告向原告归还的借款。法院认为，原、被告存在二手车交易关系，且交易金额远大于本案本诉和反诉所涉金额，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是偿还原告借款的款项而非二手车交易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七、被告应偿还的借款本金：80万元。八、被告应支付的借期内利息：16200元。双方约定的借期内利息：1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1.8%；2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1.8%；20万元借期利息为月利率4%（超过法定标准，应调整至月利率2%）；30万元未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期利息。经核算，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6年12月23日期间的利息为1800元；以20万元为基数，2017年3月27日至2017年6月26日期间的利息为10800元；以20万元为基数，2017年5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期间的利息为4000元。以上共计利息16600元。九、关于原告主张的50万元借款逾期付款违约金：1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6年12月24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7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0日起算，上述违约金应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款日止。本案中原告主张50万元借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月息2%标准计算，未超过双方约定且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故，1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6年12月24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7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0日起算，上述违约金应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款日止。十、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起诉之日（2018年5月24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款日止。十一、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6818.18元。原告提交的律师费发票等证据能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已支出律师费3万元。三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如被告不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维权的律师费，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金额为220万，而《借款合同》所涉的借款本金金额为50万，故被告应承担的律师费计算方式为：3万元×（50万元÷220万元）=6818.18元。十二、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35万元：不支持（理由同第六项）。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借款本金80万元及借款期间内的利息166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支付50万元借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1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6年12月24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7日起算，2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自2017年6月20日起算，上述违约金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款日止。三、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支付30万元借款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5月24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借款本金付款日止。四、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支付律师费6818.18元。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张锦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彦勋的各项反诉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案件受理费25958.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6519.4元，由被告负担9439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182元，由被告负担181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75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双方同意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径付胜诉方。二、上诉人刘彦勋向本院提交三份张锦斌与另案当中安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份2017年7月6日、一份2017年12月30日，称该份聊天记录在另案当中被上诉人已经认可了该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刘彦勋向本院提交一份（2018）粤0307民初11225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另案当中的安波、李润洲确实欠张锦斌的借款19.2万元，该判决安波、李润洲已经上诉，该19.2的借款事实与本案有相关性。张锦斌在2017年7月6日多次提到刘彦勋与另案李润洲、安波共计欠款20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刘彦勋还称2017年12月18日其与被上诉人张锦斌聊天记录，证明了刘彦勋当时主张还欠20万元，张锦斌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张锦斌对此认为，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刘彦勋的主张，而且刘彦勋、安波、李润洲与张锦斌之间本身就存在车辆买卖的关系，被上诉人张锦斌向上诉人刘彦勋转账所有款项共计600多万元，有部分购车的交易没有完成，上诉人刘彦勋将购车款返还给了张锦斌近129万元，还有部分购车的事实，被上诉人张锦斌在一审起诉状当中已经从600多万元的转账款项当中予以扣除，剩余的款项作为借款金额提起了诉讼。上诉人刘彦勋在一审和本次庭审提交的聊天记录并非是上诉人刘彦勋偿还被上诉人张锦斌的借款，只是退还部分没有达成交易的购车款项。刘彦勋当庭提交的三份聊天记录无法确认是购车款或者借款。对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判决没有生效，仍然在上诉阶段。2017年1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即使是真的，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张锦斌确认刘彦勋总共欠20万元。三、刘彦勋一审提交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彦勋2017年2月13日微信中问刘彦勋“锐志我还差你10万吗”，刘彦勋回复确认，刘彦勋接着转发一条融捷诚按揭部给其的通知信息，该通知称刘彦勋有一笔10万元的按揭贷款到期，要求其按时偿还车贷本息，并指示还款账户为张锦斌的账户。刘彦勋询问这信息是否是锐志下个月的利息。张锦斌回复称不是，还以语音回复了两条信息。刘彦勋二审提交该份聊天信息中张锦斌语音回复信息的文字版，解释称该笔10万元贷款系其向张锦斌介绍的小贷公司借款，该笔款刘彦勋实际已经清偿完毕，该信息是融捷诚员工弄错了。刘彦勋当天回复张锦斌称“锐志欠款我近1个月还上，利息见面说啊”，2017年2月28日张锦斌称“交行卡转了20000元”，2017年3月1日张锦斌称“斌哥，锐志的利息转到交行了，4000，迟到了3个小时。”2017年3月23日刘彦勋告知张锦斌柜员机存了20000元到其中信银行的卡上，2017年3月24日刘彦勋微信转账10000元，称先还5万了。2017年6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彦勋对张锦斌说“斌哥，我落了台路虎发现3.车况精品，登记证书已经拿到了，下班了去你那里压证贷款啊”，张锦斌称其现在没有钱，刘彦勋则称其找其他人压证试试。2017年5月22日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彦勋询问张锦斌“你那里还有车价10万左右的车吗？”，张锦斌回复列举了天雅、迈腾两种车型和价格，刘彦勋称“天雅的车款今天应该能打给你”，刘彦勋问“你刚发的那台CC多少钱啊？”张锦斌回复“178000元，可以做按揭”，刘彦勋回复“好的，我有同事对那台感兴趣。”2017年5月23日的微信聊天显示，刘彦勋称“斌哥，我同事今天想看车，你让小弟开来吧”，双方在微信中询问、协商了全款价格和按揭价格，刘彦勋还询问张锦斌有无宝马和奥迪，以及价格。刘彦勋2017年5月25日称“刚才跟买CC的同事说了好大会儿，他今天下午先把零头交了，剩下10说的3天内交上。”之后的微信记录中亦有显示刘彦勋向张锦斌要车，然后由刘彦勋再卖出后将售车款支付给张锦斌的情形。四、本院询问2017年7月28日微信聊天记录“斌哥，又转了10.三十的借款清了。绿本什么时候能拿到？”中的绿本是指什么？双方称是指车辆的登记证，上诉人刘彦勋称其当时押了一辆车给了被上诉人张锦斌，还清借款才可以拿回绿本。被上诉人张锦斌称该30万元不是指本案借款，因为被上诉人付车款30万元给上诉人刘彦勋拿车，但因车无法过户，刘彦勋拿回了车，张锦斌就扣下了车辆的绿本，等刘彦勋归还车款时，张锦斌就把绿本还给刘彦勋。询问被上诉人张锦斌，2017年7月18日的微信中“斌哥，还欠你20万元。”是什么意思？被上诉人张锦斌称这里欠20万元是指其中一辆车还欠多少钱。五、第一笔1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1个月，借款合同中关于借款金额与利息费用一栏约定每月利息1800元，刘彦勋同意张锦斌代收咨询费2200元，借款合同中未明确逾期还款是否仍每月收取咨询费2200元。该份合同未约定有抵押。第二份2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以刘彦勋名下的奥迪A4L过户至指定的深圳逸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质押，刘彦勋未提供是否办理了过户手续。第三份20万元借款合同中未约定有抵押。刘彦勋二审提交《情况说明》，列举了自2016年8月30日至2017年12月18日刘彦勋向张锦斌付款的统计表，该统计表中43笔款项金额共计1469700元，每笔数额多数为1万、1.5万、2万、3万、5万不等，另4000元有5笔，8000元3笔，还有最后一笔20万元，其中该笔20万元并非支付至张锦斌账户，而是支付至深圳市××××二手车交易经纪投资有限公司。另外，该统计表中2016年12月20日之前的四笔付款发生于本案借款之前，本院不予认定与本案借款的还款有关，扣除该四笔款项，统计表中刘彦勋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2月18日付款数额为1375900元。刘彦勋称第一笔10万元借款月息4000元（含咨询信息费），2016年12月20日-2017年3月24日刘彦勋共支付118000元清偿完该笔借款本息，且有超额偿还；第二笔20万借款，实际收到18.6万，月息3600元，预扣利息1.4万，2017年3月30日支付利息4000元，2017年5月2日支付25万元偿还该笔20万借款本金，另5万是代安波向张锦斌支付的其他款项。本院核查张锦斌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5月4日张锦斌又向刘彦勋支付了25万元；刘彦勋称第三笔20万借款，实际收到19.2万，月息8000元，预扣利息8000元，2017年7月19日、8月23日、9月30日分别支付8000元利息，11月11日微信支付4000元利息，2017年12月18日刘彦勋通过POS机刷卡支付至深圳市××××二手车交易经纪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向张锦斌偿还了该笔20万借款本金。刘彦勋还称另外一笔30万元的借款实际是张锦斌通过案外人陈思楠于2017年6月27日向刘彦勋出借并支付了30万元借款，双方没有签订过合同，刘彦勋通过车辆质押对该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因此2017年7月28日刘彦勋微信中向张锦斌表示“斌哥，又转了10，三十的借款清了，绿本什么时候能拿到”，张锦斌回复“随时可以”，因此该笔30万元也清偿了。张锦斌的其他转账支付记录中没有一笔对应该笔30万元借款，不存在其他30万元借款事实。六、双方二审确认双方的交易模式是由上诉人刘彦勋以及案外人安波、李润州这一方寻找二手车车源，被上诉人张锦斌则去找二手车新的买受人，找到后由张锦斌直接在刘彦勋这一方拿二手车并支付相应的车款，在此过程中，因为上诉人刘彦勋这一方需要向车源方支付数量较大的车库，资金紧张时，上诉人刘彦勋就会向被上诉人张锦斌借款，本案借款发生原因就是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刘彦勋主张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的借款。上诉人刘彦勋称双方对于目前应该交付多少车辆，张锦斌应当共支付多少车款没有进行过对账，上诉人刘彦勋自己有记录，张锦斌大约购买过30多辆，车款金额共计1200万左右，给刘彦勋的大约600多万，双方不存在购车过程中交易不成功的情形，亦不存在因交易不成功而退款的情形。被上诉人张锦斌称无法确认双方交付车辆的数量是否为30多辆，有很多车辆无法过户给新车主从而导致交易不成功的情况经常发生，至于是否有交付30多辆车，无法确定，只能确定是分别从上诉人刘彦勋以及案外人安波、李润州处收车。被上诉人张锦斌称其转到刘彦勋账户上的款项就有600多万元，还不包括转账给案外人安波、李润洲账户上的款项。上诉人刘彦勋称被上诉人张锦斌支付给上诉人刘彦勋和案外人的款项没有1400多万，被上诉人张锦斌还欠其二手车款未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本金应为多少？二、上诉人刘彦勋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40多万元是否系偿还本案借款本息？一、关于涉案借款本金，张锦斌提交220万元的银行流水以及50万元的借款合同主张借款共计220万元，因双方存在二手车交易往来的事实，且张锦斌交付给刘彦勋的600万元中，张锦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哪些是借款哪些是二手车购车款，原审判决结合借款合同的金额以及刘彦勋在反诉状中自认借款80万元的事实，认定刘彦勋借款本金为8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彦勋主50万元的借款合同实际只交付了47.8万元，但张锦斌在本案中提交的认为是借款的银行流水就有220万元，因此刘彦勋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还款情况。刘彦勋主张其向张锦斌支付的140多万元均是偿还本案借款，与双方二手车交易无关，还主张多还了35万元，要求张锦斌退还。经查明，刘彦勋还款统计表中在2016年12月20日第一笔借款发生后的还款共计1375900元，此前支付的款项显然与本案借款无关。对于剩下的1375900元，刘彦勋作为借款人，其主张系偿还本案借款本息，应当就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刘彦勋《情况说明》中的还款金额统计表以及刘彦勋在《情况说明》中的陈述，每笔还款数额与前三笔10万、20万元、20万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数额不吻合，即使每笔还款包含本金和利息，数额仍然存在不合理。例如，按照刘彦勋在《情况说明》中对第一笔借款还款情况的陈述，第一笔10万元借款发生于2016年11月24日，月息为4000元，而2016年12月20日、22日刘彦勋就先后向张锦斌支付15000元、10000元，上述两笔还款金额显然超出了应还利息，超出部分应冲抵了部分本金，之后还款的利息本应当随着借款本金的减少而减少，但此后截止至刘彦勋主张的最后清偿完该笔借款之日，每笔还款均超出4000元，刘彦勋主张上述还款系偿还该笔10万元借款，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二笔20万借款的利息为3600元，统计表中刘彦勋所称该笔借款的2017年3月30日的4000元还款与约定利息数额亦不相符。在刘彦勋所称2017年5月2日还款25万元其中20万是偿还本金的情况下，2017年5月4日张锦斌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又向刘彦勋支付了25万元，双方这些款项在短时期内相互流转，亦无明确注明用途，本院难以采信2017年3月30日至2017年5月2日刘彦勋在统计表中所列还款系本案借款的还款。第三笔20万借款的利息为8000元，刘彦勋统计表中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2月18日的每笔还款大多与约定利息不符，刘彦勋在情况说明中亦只将其中2017年7月19日、8月23日、9月30日8000元的还款作为利息还款，中间有大量还款数额远远超出20万元，显然难以认定与本案借款的还款有关，刘彦勋所称2017年12月18日其支付至深圳市××××二手车交易经纪投资有限公司的20万系偿还张锦斌该笔20万元本金，亦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第四笔30万元借款，刘彦勋二审称30万这笔借款实际是张锦斌通过案外人陈思楠于2017年6月27日出借给刘彦勋，但其一审从未提及此事实，其反诉状中一直确认除了50万元借款合同的借款之外，还有一笔30万元的借款，而且张锦斌转账支付给刘彦勋的款项远远不止原审判决认定的80万元借款，刘彦勋仅以张锦斌提交的转账记录中并无单独一笔30万元转账为由，主张不存在其他30万元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亦难以采信。其次，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的陈述，张锦斌与刘彦勋及案外人安波、李润洲之间存在大量的二手车交易往来关系，张锦斌支付给刘彦勋的款项就高达600多万元，刘彦勋确认张锦斌向其以及案外人支付的款项有购车款，亦有刘彦勋和案外人因资金周转向张锦斌所借借款。从张锦斌与刘彦勋2017年2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看，张锦斌问刘彦勋“锐志我还差你10万吗？”，刘彦勋回复确认。2017年2月13日的双方微信聊天中还显示，刘彦勋收到融捷诚按揭部的通知，要求其按时偿还车贷，并指示还款账户为张锦斌的账户，刘彦勋将该条信息转发给了张锦斌。张锦斌回复确认该信息与锐志的利息无关，随后张锦斌称“锐志欠款我近1个月还上，利息见面说啊”，2017年2月28日张锦斌称“交行卡转了20000元”，2017年3月1日张锦斌称“斌哥，锐志的利息转到交行了，4000，迟到了3个小时。”2017年3月23日刘彦勋告知张锦斌柜员机存了20000元到其中信银行的卡上，2017年3月24日刘彦勋微信转账10000元，称先还5万了。上述微信内容显示刘彦勋需向刘彦勋支付锐志车的车款并按4000元标准支付车贷利息。刘彦勋将上述微信中显示的还款在统计表中列为第一笔10万元借款的本息还款，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刘彦勋称第一笔10万元借款其抵押了车辆，但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存在车辆抵押借款，刘彦勋所称10万元借款的车辆抵押是否是指锐志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17年6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刘彦勋对张锦斌说“斌哥，我落了台路虎发现3.车况精品，登记证书已经拿到了，下班了去你那里压证贷款啊”，张锦斌称其现在没有钱，刘彦勋则称其找其他人压证试试。上述微信内容亦印证刘彦勋向张锦斌支付的款项中有车辆贷款还款的情形。虽然刘彦勋提交双方微信语音的翻译称融捷诚按揭部所称的车贷款已经支付完了，仍能证明存在上述情况。2017年5月22日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彦勋询问张锦斌“你那里还有车价10万左右的车吗？”，张锦斌回复列举了天雅、迈腾两种车型和价格，刘彦勋称“天雅的车款今天应该能打给你”，刘彦勋问“你刚发的那台CC多少钱啊？”张锦斌回复“178000元，可以做按揭”，刘彦勋回复“好的，我有同事对那台感兴趣。”由此可见，张锦斌亦向刘彦勋提供车源，刘彦勋存在向张锦斌支付购车款的情形，有的车辆还可以按揭支付，这与前面提到的锐志车贷还款的微信内容亦能相互吻合。2017年5月23日、25日及之后的微信内容均可显示存在刘彦勋向张锦斌要车，然后由刘彦勋卖出后将售车款支付给张锦斌的情形。而刘彦勋车辆按揭贷款的还款是否与本案借款有关，本案30万元借款与微信聊天记录“斌哥，又转了10.三十的借款清了。绿本什么时候能拿到？”中的30万元是否是同一笔，微信聊天记录中并不明确，刘彦勋亦没有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双方除了本案借款之外，还另有频繁二手车交易，且存在相互提供车源、相互购买车辆、支付购车款，及刘彦勋向张锦斌支付按揭购车本金、利息的情形，双方因此往来资金频繁。在转账记录没有注明付款用途的情况下，刘彦勋提交的还款统计表中有些数额为4000元、8000元的还款虽然与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利息数额一致，但难以排除是否是刘彦勋的车辆按揭还款或双方其他往来款项，刘彦勋主张的其他还款亦难以排除是否是刘彦勋支付给张锦斌的购车款，难以确认是偿还本案借款本息。故本院难以确信该130多万转款系偿还本案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刘彦勋130多万的转账即为偿还本案借款，在该还款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刘彦勋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四笔借款80万元未偿还过本金和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判决计算50万借款借期内利息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0万借款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亦均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33元，由上诉人刘彦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康  养审判员 陈  俊  松审判员 李  东  慧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钟文俊（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