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03民初1808号 原告（反诉被告）：冯伟刚，男，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松，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路徐家弄。 法定代表人：朱旭梅。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平，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冯伟刚与被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镇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冯伟刚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古镇公司价值4388520元的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在诉讼过程中，古镇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对冯伟刚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后决定一并审理。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冯伟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松、古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旭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平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较为复杂，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冯伟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松、古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平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9月13日为双方申请庭外和解期间，2019年9月14日至2019年10月13日为延期举证期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伟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古镇公司向冯伟刚支付租金216万元；2.判令古镇公司向冯伟刚支付违约金200.952万元（按照日0.2%标准，自逾期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0日）；3.判令古镇公司赔偿冯伟刚物品损失21.9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古镇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12月19日，冯伟刚与古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冯伟刚租赁古镇公司位于湖州市广惠桥北侧的丝业会馆房屋，面积约1000㎡，租赁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按原租赁价格继续租赁至2033年4月30日止，年租金20万元。2012年9月26日，双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冯伟刚将向古镇公司租赁的上述房屋及冯伟刚在丝业会馆内陈设的一切设施设备返租给古镇公司，租赁期限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33年4月30日止，年租金72万元，古镇公司应按照第一年的支付方式每半年向冯伟刚支付一次租金36万元，逾期则按拖欠金额的日0.2%支付违约金。古镇公司对承租物负有保管维护的责任，并确保留存的相关古物或藏品数量不缺失。古镇公司至今已拖欠冯伟刚自2016年10月开始6期共计216万元租金。冯伟刚曾于2017年12月12日向古镇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双方曾于2016年8月10日对房屋物品进行清理，确认古镇公司租赁期间造成物品遗失及损失金额为21.9万元，古镇公司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古镇公司答辩称，冯伟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古镇公司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本案双方之间的双务合同《承包经营合同》第四部分第6项明确约定“古镇公司支付租金时，冯伟刚应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即支付租金义务与提供正规发票义务不分先后，应同时履行。冯伟刚不提供发票，古镇公司享有不支付租金的抗辩权，也就不存在违约，不适用违约条款。二、本案符合情势变更规则要件，古镇公司具有免除违约责任的法理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丝业会馆会所经营权的行使是《承包经营合同》履行的基础，2012年9月合同成立后，随着国家对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丝业会馆因丝绸文化与运河的紧密关联而列入到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范畴，一并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名录，此后国家为了保证文保单位的公共性，出台政策禁止与文保单位属性不一致的会所经营，这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调整，是订立合同时双方都不可能预见的，而且这种风险并不同于价格、市场变化这类固有的商业风险。国家政策调整后，合同目的完全落空，丝业会馆持续处于亏损状态，截至目前已经亏损500多万元，如果继续承包下去，将会持续亏损，对古镇公司显失公平。同理，支持冯伟刚获得租金收益的情况下继续获得违约金，背离公平原则。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30%，应予核减。 古镇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解除案涉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和《承包经营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后，客观形势发生了难以预见的变化。特别是2014年后相关文件出台，丝业会馆以会所经营为目的的各种装饰装潢无法继续利用，大部分可以移动的古典文化装饰品已经拆除移交给冯伟刚。该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是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这种合同风险也并非固有的商业风险。古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维持合同关系成本显著过高，有违公平原则，要求解除案涉两个合同。 冯伟刚针对反诉答辩称，一、《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了古镇公司的返租范围、留存古物藏品的保护、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会馆返还时的状态等内容，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承包经营合同》明显属于房屋租赁合同，目的是取得租金收益或取得丝业会馆的使用权，古镇公司所谓合同目的是经营私人会所没有事实依据。二、《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古镇公司“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关商业风险，不论盈亏。三、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古镇公司无权解除案涉两个合同。案涉《承包经营合同》属于房屋租赁合同，古镇公司提出的有关严禁在历史建筑中开设私人会所的政策文件不适用于本案，古镇公司应自行承担其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风险。本案不符合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四、古镇公司行使解除权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法庭应驳回其反诉请求。古镇公司自2014年10月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有权行使解除权，至其提起反诉之日2019年5月16日，早已超过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 冯伟刚在本诉中提交如下证据： 1.《房屋租赁合同书》一份，以证明2005年12月19日，冯伟刚与古镇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冯伟刚租赁丝业会馆房屋，该房屋面积约1000㎡，租赁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按原租赁价格继续租赁至2033年4月30日止，年租金20万元的事实。 2.《承包经营合同》一份，以证明2012年9月26日，冯伟刚与古镇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冯伟刚将向古镇公司租赁的丝业会馆返租给古镇公司，租赁期限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33年4月30日止，年租金72万元，并进行其他相关约定的事实。 3．催款通知书及快递单各一份，以证明冯伟刚于2017年12月12日向古镇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古镇公司尽快支付拖欠的租金，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 4.《搬迁说明及物品清理确认表》一份，以证明冯伟刚与古镇公司于2016年3月对房屋物品进行清理，确认古镇公司租赁期间造成物品遗失及损失金额为21.9万元的事实。 古镇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在冯伟刚不开具正规发票的情况下，古镇公司享有拒付租金的抗辩权，故催款单不能证明古镇公司违约；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清单只能证明遗失、损失的物品，不能证明损失的价值为21.9万元，古镇公司在2016年3月搬迁之前催告冯伟刚及时进行搬迁，但冯伟刚直到2016年8月才搬迁，即使造成了损失，其自身也有过错。 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形式内容真实，均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 古镇公司在本诉中提交如下证据： 1.《补充协议》《旅游咨询服务合同》《声明》《代付款协议》《租金支付确认书》《函》各一份及发票四张，以证明《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间，冯伟刚始终没有按约定提供正规税务发票，2016年9月之前的租金支付，均是通过补充协议、旅游咨询服务合同、代付款协议等变通方式改变名目提供发票；2016年10月之后，冯伟刚不能提供双方认可的正规发票，导致古镇公司不能支付租金的事实。 2.浙文厅物﹝2015﹞1号、文办发﹝2015﹞45号、厅字﹝2014﹞52号、群办发﹝2014﹞21号等文件四份，以证明自2014年10月开始，国家出台系列政策严厉整顿文保单位中设立的经营性会所，对已经设立的采取吊销、关停、转型等方式处置，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案涉合同不能履行的事实。 3.《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13〕13号）一份，以证明2013年3月丝业会馆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名录的事实。 4.《函》一份，以证明因丝业会馆进行提升改造，古镇公司通知冯伟刚取回陈设品，防止损坏，但冯伟刚未予以及时处理，案涉物品损失系冯伟刚怠于处理所致的事实。 5.《财务审批制度管理办法》一份，以证明古镇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支付款项时需要提供发票的事实。 6.南浔古镇景区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明古镇公司享有丝业会馆的经营权和使用权，有权出租丝业会馆的事实。 冯伟刚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双方在2016年9月之前以灵活变通的方式支付租金；但对古镇公司所说的冯伟刚没有提供正规发票而没有支付租金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之后双方还是可以通过灵活的支付方式来进行；对证据2中除群办发〔2014〕21号文件的真实性因无法核实，现不认可，其他文件的真实性均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合同的目的并不是开办私人会所，也没有实际用于会所经营；对证据3、6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搬离时间与物品的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物品的损失是由古镇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确认，如果古镇公司与损失没有关系，则不需要对损失进行确认，故该损失应当由古镇公司承担；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 本院审查后认为，古镇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1-4和证据6来源合法，形式内容真实，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证据5系古镇公司单方制作，且未显示该管理办法制定及适用的时间，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作为本案证据认定。 古镇公司在反诉中提交如下证据： 1.《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13﹞13号）、湖州市南浔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以证明2013年3月丝业会馆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名录的事实。 2.浙文厅物﹝2015﹞1号、文办发﹝2015﹞45号、厅字﹝2014﹞52号、群办发﹝2014﹞21号等文件四份，以证明案涉《承包经营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对国保文物单位利用政策发生调整的事实。 3.《2012-2018年丝业会馆收支明细》、丝业会馆2014年11月至2018年12月的审计报告各一份、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的丝业会馆借款明细及相关记账凭证等、《丝业会馆房租明细表》及相关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发票等，以证明古镇公司承包经营丝业会馆以来持续亏损，累计已经亏损521万多元，维持合同成本过高，冯伟刚持续获得收益，古镇公司持续负担巨额亏损的事实。 4.《通知》《函》各一份，以证明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古镇公司于2011年1月、7月两次向冯伟刚催讨租金，冯伟刚拖欠古镇公司租金的事实。 冯伟刚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通知中提到对文物要在保护过程中实现传承和发展。对证据2跟本诉的质证意见一样，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文件规定，丝业会馆不属于文件禁止性的场所，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丝业会馆就属于文保单位，相关的手续由古镇公司负责办理，丝业会馆是符合文件规定应转型和停业整顿的，而目前丝业会馆一直在继续经营，进行转型和调整的状态。对证据3中《丝业会馆房租明细表》及相关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发票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余《情况说明》、收支明细表、审计报告、借款明细等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收支明细由古镇公司单方制作，具体情况无法核实，已经支付的租金是古镇公司应当承担的，不应当列为亏损范围，古镇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即使存在亏损也与本案无关，应由古镇公司自行承担。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冯伟刚所欠的20万元租金是作为本合同的押金。 本院审查后认为，证据1、2、4符合有效证据要件，依法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证据3中《丝业会馆房租明细表》及相关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发票等来源合法，能证明本案租金支付的相关事实，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审计报告》来源合法，形式内容真实，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亦认定对本案有效证据；其余《情况说明》、收支明细表、借款明细等系古镇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作为本案有效证据认定。 冯伟刚在反诉中提交湖州南浔古镇旅游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南东街丝业会馆分公司登记信息一份，以证明丝业会馆的运营公司为湖州南浔古镇旅游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南东街丝业会馆分公司，经营范围为“工艺礼品、旅游商品、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餐饮服务”，并不包括私人会所及相关内容。经营范围与丝业会馆现从事的经营项目吻合，并不违反行政法规、地方性规范的规定的事实。 古镇公司质证认为，对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信息系2017年进行的商业登记，不能否定丝业会馆之前进行会所经营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符合有效证据要件，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2月19日，古镇公司与冯伟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古镇公司将位于广惠桥北侧的丝业会馆房屋出租给冯伟刚，该房屋允许用于高档会所，用于餐饮、会议等，并且最大程度地把丝绸文化结合起来，保留和宣扬与该场所相近的氛围；合同还约定了房屋租赁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共20年，合同到期后，双方一致同意按原租赁价格继续租赁至2033年4月30日止，房屋年租金20万元整及冯伟刚必须按高级会所的标准对该房屋进行改造和装修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古镇公司将丝业会馆所在房屋交付给冯伟刚，由冯伟刚装修后用于经营。 2012年，古镇公司欲收回丝业会馆经营权，于同年9月26日与冯伟刚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冯伟刚自愿将向古镇公司租赁的丝业会馆返租给古镇公司，标的包括原古镇公司租给冯伟刚的内容并包括冯伟刚现陈设的一切设施设备；古镇公司除使用外，应负有保管维护的责任，保障留存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经营形式为古镇公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会馆返租的租赁期限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33年4月30日止，与古镇公司原先租赁给冯伟刚所签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同时到期；返租期内每月的租金为6万元，每年的承包金计72万元；合同签订并由冯伟刚办理南浔丝业会馆有限公司工商变更手续后十天内，古镇公司支付给冯伟刚第一年度50%的租金36万元，2013年3月底前，古镇公司支付第一年度50%的租金36万元，以后每年的租金均按第一年的支付方式进行支付；古镇公司如不按时支付承包金，应当按拖欠金额的0.2%/天向冯伟刚支付违约金；冯伟刚原欠古镇公司的租金20万元作为该合同的押金，合同终止后与现租金一起结算；古镇公司支付租金时，冯伟刚应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古镇公司应在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返还该会馆及会馆内属于冯伟刚的财产；古镇公司返还该会馆时须按交接清单中所列物品完整交付冯伟刚，并应当恢复原状，如有损坏按清单赔偿；有权终止该合同的一方，同时有权终止双方于2005年12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承包期间，双方中途擅自单方面解除合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按剩余租金总额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守约一方有其它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冯伟刚于2005年12月19日与古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继续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相关条款涉及到《房屋租赁合同书》内容的，以《承包经营合同》内容为主。《承包经营合同》履行期间，冯伟刚无须再支付给古镇公司房屋租金。 之后，通过签订《代付款协议》《补充协议》《旅游咨询服务合同》《声明》等方式，古镇公司在收到冯伟刚提供的相应金额的发票后，直接或间接向冯伟刚支付了至2016年9月30日的租金。其中,2015年8月20日的《声明》中约定，古镇公司同意“丝业会馆”的租金由冯伟刚委托第三方凭有效发票收取，冯伟刚委托单位或个人经双方确认。此后，古镇公司未再付款，冯伟刚于2017年12月12日向古镇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2018年2月6日，古镇公司回函称，已于2018年1月17日收《催款通知书》，古镇公司收到冯伟刚开具的发票，但发票内容均为“咨询费”，与实际不符，也不符合古镇公司付款流程，更违反了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关于古镇公司支付租金时，冯伟刚应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的约定。请冯伟刚尽快向古镇公司提供合法正规的“租金”发票，以便古镇公司将租金支付给冯伟刚。 现冯伟刚以古镇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为由起诉来院，古镇公司以本案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提起反诉。 本院认为，冯伟刚与古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承包经营合同》对房屋租赁期限及返租期限均作了约定，《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相关条款涉及到《房屋租赁合同书》内容的，以《承包经营合同》内容为主。因租赁合同期限超过二十年部分无效，故该两份合同均应至2032年9月30日到期。除上述合同期限超过部分无效外，该两份合同的其余内容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正当的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1.古镇公司是否可以冯伟刚不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作为抗辩而拒付租赁费；2.古镇公司是否有权以情势变更为由，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 第一，关于争议焦点1，古镇公司是否可以冯伟刚不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作为抗辩而拒付租赁费。通常认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开具、提供发票的义务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但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如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亦应确认。本案中，双方在《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古镇公司支付租金时，冯伟刚应提供合法正规的税务发票。后续双方围绕发票提供进行了多次的协商，签订的《代付款协议》《补充协议》《旅游咨询服务合同》《声明》等均对提供发票问题进行了约定，可以认定提供发票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与给付租金有牵连的重要的合同义务，而不再是单纯的附随义务。案涉《承包经营合同》中，双方未对支付租金和提供发票的先后进行约定，但在后续《声明》中约定，古镇公司同意“丝业会馆”的租金由冯伟刚委托第三方凭有效发票收取，冯伟刚委托单位或个人经双方确认。结合2013年至2016年期间，古镇公司均是在冯伟刚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后才支付租金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双方以后续补充协议及实际行为对《承包经营合同》中支付租金及提供发票的先后顺序明确约定为先提供发票后支付租金。 虽在前期履行过程中，古镇公司在接受了第三方开具的“咨询服务费”等名目的发票后支付了相关费用，但不能免除冯伟刚依法提供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相符发票的法定义务。2016年10月之后的租金，冯伟刚虽已经提供了部分发票，但根据古镇公司回函可知，该发票内容为“咨询费”，与双方合同实际内容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不得虚开发票。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古镇公司因此有权以冯伟刚委托第三方开具的“咨询费”发票不符合同约定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拒绝接收。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冯伟刚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已提供了自2016年10月始6期计216万元租金的符合规定的税务发票，古镇公司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付租赁费。故冯伟刚要求古镇公司支付租金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争议焦点2，古镇公司能否以情势变更原则解除案涉合同。双方关于2012年9月26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目的陈述有出入，根据合同约定及双方对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包括租金支付的方式方法，结合古镇公司当庭关于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是为收回丝业会馆进行变通处理的陈述，根据同一门市房前、后手承租人之间转让门市房收取转让费的民间交易习惯，可以认定该《承包经营合同》的租金除了房屋及相关陈设的租赁费用外，还包括原承租房屋装修、添附的费用以及获取该店面客流、经营环境、经营期限等无形资产的费用，即对门市房所附着的潜在商业价值的补偿。合同目的并非单纯的房屋租赁或经营权转让，而是两者结合的概括转让。关于情势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虽然因为政策变化，丝业会馆不得经营会所等，但古镇公司拿回丝业会馆使用权、管理权的合同目的并未落空。且2005的《房屋租赁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也仅表述为“该房屋允许用于高档会所，用于餐饮、会议等”，并未确定载明用于会所经营，而古镇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承包经营合同》签订时的经营权特指会所经营权，且《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了经营形式为古镇公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后续古镇公司也已经对丝业会馆的经营进行了调整。由此认定政策调整致经营会所目的落空属于情势变更，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另，即便古镇公司有权以情势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2014、2015年相关政策出台后，古镇公司积极就丝业会馆经营进行转型，于2015年12月5日，向冯伟刚发函称，丝业会馆将进行提升改造，又在2016年3月23日的搬迁说明中载明，对此为配合古镇公司对丝业会馆重装的冯伟刚表示感谢，此搬迁不影响原租赁合同继续执行。且在后续租金支付过程中，双方多次沟通，古镇公司从未有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古镇公司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以实际行为表明其放弃行使合同解除权。 据此，不论案涉合同是否符合情势变更，古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反诉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双方均应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全面履行合同。 第三，关于冯伟刚要求古镇公司赔偿物品损失21.9万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对遗失物品的数量没有异议，但对赔偿价格无法达成一致，因遗失物品鉴定存在困难，冯伟刚至今未能提供相关物品的购买凭证用于鉴定，其亦当庭同意为案件顺利进行，暂不进行鉴定，现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中暂不作处理，冯伟刚可另行主张权利。 本案中，对冯伟刚、古镇公司各自主张的其他意见与本院认定不一致的，均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冯伟刚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419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690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冯伟刚负担；本案反诉受理费41908元，减半收取2095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震四 审 判 员  姚加黎 人民陪审员  胡季润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庄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