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浙行赔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凌俊明，男，1930年4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苑村16幢204室，现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凌晓春，男，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北苑村16幢204室，现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系原告凌俊明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花三路28号。法定代表人蒋国强，代区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芯羽，衢州市柯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廖品利，浙江天赞律师事务所律师。凌俊明诉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柯城区政府）建设行政强制行政赔偿一案，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浙08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原告凌俊明的赔偿请求。凌俊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案经阅卷审查后，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根据《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城镇住宅房屋使用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结合衢化片区部分居民反映住房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衢化街道办事处组织街道社区人员对辖区内危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包括文昌社区北苑村16幢在内的十数幢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故委托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邦公司）对前述房屋进行安全评价。2016年1月25日，瑞邦公司作出鉴定报告，认为北苑村16幢房屋危险性评级为D级，即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等，建议停止使用。2017年7月6日，衢州市柯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柯城住建局）和柯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D级危房解某公告》，要求涉案房屋在内的D级危房自行搬离解某。原告于2017年8月30日自行腾空搬离其房屋。2018年1月5日，柯城住建局发布《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通告》，对衢化片区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10栋D级危房实施收购。由于原告凌俊明拒绝收购，柯城住建局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的《咨询报告》，认为北苑村16幢房屋自身的安全性存在较大隐患，如发生局部或整体倒塌，存在对周边过往居民人身安全、周围建筑、小区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危害。建议考虑有无保留修缮价值，加固改造可行评估、城市规划要求等因素，采取处理使用、停止使用或整体拆除处理。同年5月30日，被告柯城区政府作出衢柯政危拆决〔2018〕01号《解某拆除决定书》，决定于2018年6月5日强制拆除凌俊明涉案房屋所在的危房。《解某拆除决定书》同时附有《解某拆除补助告知书》，该补助告知书告知原告因涉案房屋被拆除，参照《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方案》（以下简称案涉收购补偿方案）给予货币补偿，经评估补偿金额不包括装饰装修价值补偿总额为317770元。并告知该款项于送达之日起即可支付，同时告知领款地址和联系人等。《解某拆除决定书》于同年6月2日向原告送达。2018年6月8日，评估公司经现场查勘，评估装修补偿价格为5776元。2018年6月9日，被告强制解某拆除了涉案房屋所在的危房。原告凌俊明对前述《解某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行为均不服，分别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解某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该院经审理，于2018年11月20日分别作出（2018）浙08行初85号、92号行政判决，以涉案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鉴定报告和咨询报告不合法为由，确认涉案《解某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柯城区政府对（2018）浙08行初85号行政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2月13日作出（2019）浙行终3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4月23日，凌俊明向柯城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柯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8月19日，原告凌俊明向该院起诉，诉讼请求如前。上述事实，有该院（2018）浙08行初85号、92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30号行政判决书，行政赔偿申请书及衢柯府赔收字〔2019〕1号国家赔偿接收凭证，房屋照片，《解某拆除决定书》（含附件《解某拆除决定补助告知书及评估结果报告》）、《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通告》（含附件案涉收购补偿方案），收购终止通告，现场拆除公证书及附件登记表、视频、照片，《装修及附属物评估报告》及其附件等证据证实。原审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原告凌俊明以被告违法拆除其坐落于衢××村××室房屋违法为由，申请国家赔偿，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凌俊明起诉前向被告柯城区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但柯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凌俊明据此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被告柯城区政府拆除原告凌俊明的涉案房屋是基于对危房的解某需要，且已参照案涉收购补偿方案，决定给予货币补偿317770元及装修补偿5776元。原告主张赔偿应当按照起诉时柯城区房价均价14850元/m2为基数，在面积按1.3倍计算的基础上，考虑拆除行为的违法性，总价按2倍计算，请求赔偿220万元，无法律依据。但是，考虑到货币补偿方式不利于对抗房价波动对原告补偿利益的冲击，该院亦责成柯城区政府在原告有意愿的情况下，同意由房屋收购部门给予产权调换安置，安置用房在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项目剩余房源中选择确定。原告还提出屋内部分装潢如门窗等因评估时已被毁损不复存在未计算价值，有部分财物如沙发、壁灯、干燥器、木质家具等未计入物品损失的意见，因本案房屋价值评估参照的是市场二手房的价格，故户内门窗等均在房屋价格中体现，不因评估时是否现实存在而改变；而沙发、壁灯、干燥器、木质家具等物品，一来非房屋附属物，二来从视频、照片可以看出，上述物品已然陈旧、破损，结合原告早已搬离涉案房屋，屋内物品几乎为空的现状，可以判断，上述物品为原告遗弃的物品，已无价值可言，原告还提出煤气灶具、台灯、固定电话、折叠藤椅、棉被、风扇、空调少算移位费等损失，除上述理由外，原告亦未提供搬离时屋内尚存在上述物品及生活时确有两台空调机等的证据，故原告对上述物品提出赔偿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提出的赔礼道歉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赔礼道歉系人身权受到侵害的赔偿方式，本案属于财产权范畴的案件，故不适用赔礼道歉的赔偿方式。综上，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未给原告造成补助款以外的其他损失，原告主张的赔偿请求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凌俊明的赔偿请求。凌俊明上诉称：1.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是不争的事实，因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的合法私有财产遭受灭失也是不争的事实，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目前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也是不争的事实，可原审法院却认定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损失，进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载明，已经责成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有意愿的情况下进行产权调换，在没有征得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处理方式，明显违背了上诉人的意愿，进而依据该方式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违判决应根据诉讼请求作出的司法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和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被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法院应当作出具体赔偿方式的明确判决结果。2.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参照案涉收购补偿方案对上诉人给予货币补偿317770元以及装修补偿5776元，该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具备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三要素，任何行政行为如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该行政行为就是违法的行政行为，虽然人民法院以公益需要和不可回转的事实未撤销该《决定书》，但该《决定书》并不具备合法效力。行政机关基于合法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产生的是补偿责任，反之因违法实施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是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规定“直接损失”的范围，除包括被拆迁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应当包括被拆迁人应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和各类奖励费的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赔偿范围至少为被拆迁人按照拆迁补偿程序本可获得的全部补偿。因为被上诉人未能及时对上诉人承担违法责任的赔偿，以至于随着市场不可抗力的变化，上诉人就被上诉人给予的部分补偿金额，根本无法在市场上再购买一套居家养老的房屋安度晚年。根据《国有土地上征收和补偿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以保障上诉人的赔偿方式选择权给予公平补偿，进而保障上诉人享有的实际居住权益。故按照全面赔偿的原则，应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全面及时、一次性地赔偿救济到位。原审法院认为房屋中的物品是上诉人的遗弃物品没有价值认定不当，根据之前调查查明的事实可以知道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对房屋的破坏，没法再行进入自己的房屋而导致部分物品不能及时搬离所导致，不是主动遗弃，所以应认定房屋内被遗弃物品的价值。被上诉人依据的《咨询报告》和《鉴定报告》存在违法行为，构成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尚能够规定欺诈消费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行政违法的赔偿更应体现该原则。违法必究就要付出代价，这是基本的法理，但本案判决结果没有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而让其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违背基本的法理。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柯城区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对涉案危房实施解某拆除，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答辩人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危险房屋实施征收，或者对危险房屋予以购买、置换后，采取相应解某措施。因被答辩人拒绝收购，涉案房屋所在楼幢无法进行相应解某拆除，无法达到解某目的，为保障公共安全，答辩人对相关房屋启动安全评估，并依法作出解某拆除决定再拆除危房，于法有据。虽然生效判决确认《解某拆除决定书》以及解某拆除行为违法，但是表述为“鉴定报告和咨询报告存在鉴定人员资质依据缺失、未按规定进行签名、咨询报告依据错误、部分图示标注错误等问题”，事实上鉴定人员已经在报告上盖章，也能够认可鉴定报告及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一审庭后根据庭审情况，为佐证魏某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资质，答辩人提交该工程师的资质证书包括魏某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高级工程师资质证书以及在受托鉴定机构的上岗证等给一审法院核查。对于此类文书书写瑕疵，答辩人认为并不影响鉴定机构对涉案房屋的危险性判定以及鉴定结果的得出。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请求赔偿2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对于财产权受到损害的赔偿方面，我国采用的是赔偿直接损失原则。答辩人拆除被答辩人的涉案房屋是基于对危房的解某需要，且对于涉案房屋已参照案涉收购补偿方案，决定给予货币补偿317770元及装修补偿5776元，故答辩人对于涉案房屋已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同时，答辩人在实施强制拆除涉案房屋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了证据保全，保障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并未对涉案证据保全以外的被答辩人财产造成直接损失。相反，被答辩人主张赔偿的项目及金额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请求屋内部分装潢及其他物品赔偿，缺乏事实根据。一是涉案房屋价值评估参照的是市场二手房的价格，故被答辩人提出屋内部分装潢如门窗等均已在房屋价格中体现，不因评估时是否现实存在而改变。二是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沙发、壁灯、干燥器、木质家具等物品，一来非房屋附属物，二来从答辩人提供的公证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出，上述物品已然陈旧、破损，结合被答辩人早已搬离涉案房屋，屋内物品几乎为空的现状，可以判断，上述物品为遗弃之物，已无价值可言。三是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煤气灶具、台灯、固定电话、折叠藤椅、棉被、风扇、空调少算移位费等损失，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提供证据，被答辩人未提供搬离时屋内尚存在上述物品及生活时确有两台空调机等的证据，故被答辩人对上述物品提出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3）本案不存在赔礼道歉的法定情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14号)第三点、第四点之意见，赔礼道歉系人身权受到伤害的赔偿方式，本案属于财产权范畴的案件，且被答辩人无法提供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责任构成要件对应证据，故本案不存在赔礼道歉的法定情形。3.对于上诉人在上诉时就房屋补偿问题的回应。上诉人房屋在拆除同时已获得合理补助。答辩人拆除上诉人房屋是基于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咨询报告，依据充分、事实清楚，且房屋在拆除前已经同时按照收购政策给予合理的危房解某补助。补助的依据、标准如下：（1）《省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解某救助制度，安排资金用于补助低收入家庭房屋和因不可抗力损坏房屋的房屋安全鉴定和危险房屋治理改造、应急处置等费用。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2）按《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方案》规定给予房屋、装修价值补偿（以评估结果报告为准）、搬迁费（60m2以内2000元/户，超出60m2以上部分按10元/m2计）、临时安置费（项目实施时标准：12元/月.m2，每户每月不足480元的按480元计）。（3）评估价值：由收购项目中确定的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评估结果报告确定。正因为这是一个针对500多户的危房治理行为，其治理改造的政策和标准是先行确定的，从补偿结果看，除上诉人外，其他所有房屋权利人均能接受相关补偿政策，从侧面反映了该补偿结果的公平性、合理性。上诉人认为到目前仍未得到任何补偿，但事实上答辩人送达的补助告知书第二条内容明确前述款项于本补助告知书送达之日即可支付，同时明确了领取地点和联系人，上诉人先是未在收购期限内确定补偿方式，后又一直未受领相关补助款项，致使相应的利益贬损，系自身行为造成，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间当地政府经排查、鉴定，确定衢化片区包括上诉人凌俊明案涉房屋在内的十数幢房屋存在安全隐患。2017年7月6日，柯城住建局和柯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D级危房解某公告》，要求涉案房屋在内的D级危房自行搬离解某。上诉人于2017年8月30日自行腾空搬离该房屋。2018年1月5日，柯城住建局发布《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通告》，对衢化片区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10栋D级危房实施收购，该收购范围内共有535户，除上诉人户拒绝收购外，其他均签订了收购补偿协议并将危房交付拆除解某。同年5月30日，被上诉人柯城区政府作出衢柯政危拆决〔2018〕01号《解某拆除决定书》，决定于2018年6月5日强制拆除上诉人案涉房屋。该《解某拆除决定书》同时附有《解某拆除补助告知书》，该补助告知书告知上诉人因涉案房屋被拆除，参照案涉收购补偿方案给予货币补偿，经评估补偿金额不包括装饰装修价值补偿总额为317770元。并告知该款项于送达之日起即可支付，同时告知领款地址和联系人等事项，该《解某拆除决定书》于同年6月2日向上诉人送达。2018年6月8日，经评估公司现场评估确定，装修补偿价格为5776元。2018年6月9日，被上诉人强制解某拆除了案涉房屋。上诉人对案涉《解某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行为均不服，分别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解某拆除决定书》和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经法院审理，以“鉴定报告和咨询报告存在鉴定人员资质依据缺失、未按规定进行签名、咨询报告依据错误、部分图示标注错误”等为由，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的原因，分别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柯城区政府强制拆除上诉人凌俊明案涉房屋是基于对危房的解某需要，且已参照案涉收购补偿方案，决定给予货币补偿及装修补偿。该治理改造的政策和标准是先行确定的，且为绝大多数相同情况的拆除解某户所接受。上诉人主张赔偿应当按照起诉时柯城区范围内房价均价14850元/m2为基数，在面积按1.3倍计算的基础上，考虑拆除行为的违法性，总价按2倍计算，请求赔偿22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根据该案涉收购补偿方案第七项的规定，被收购人可以选择货币安置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上诉人柯城区政府在《解某拆除补助告知书》中没有根据案涉收购补偿方案的规定，切实保障上诉人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存在不当。原审法院考虑到货币补偿方式不利于对抗房价波动对上诉人补偿利益的冲击，作出“责成柯城区政府在原告有意愿的情况下，同意由房屋收购部门给予产权调换安置，安置用房在衢化片区危旧房治理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项目剩余房源中选择确定”的处理方案，弥补了该不足，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室内物品的损失赔偿问题，从上诉人案涉房屋于2017年8月30日自行腾空搬离、2018年6月9日被强制拆除，再从被上诉人在拆除时制作的视频、照片，结合房屋价值评估参照的是市场二手房价格等因素，原审法院认定室内物品为遗弃物，并对上诉人提出的该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虽被确认违法，但由于本案属于对危房的拆除解某，且被上诉人已按案涉收购补偿方案给予上诉人相同的补助。上诉人主张补助款以外其他损失的赔偿请求，因为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凌俊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国贤审判员  刘家库审判员  徐亮亮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