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深蓝泵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洼街86号。法定代表人：朱长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芸，辽宁德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浙富深蓝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县城迎春南路177号浙富大厦2503室。法定代表人：赵志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锦惠，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浙江天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深蓝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深蓝）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浙富深蓝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深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13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大连深蓝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仲裁协议约定，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属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争议应属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范围。（一）原审法院混淆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和上诉人与杭州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费用系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产生，上诉人有权诉请被上诉人支付相应项目款。原审法院依据其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诉请事项均为履行案涉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等产生的争议”的事实，而这些协议中约定了：“如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再加上这些协议系上诉人与浙富控股签订的，就认定上诉人应按照仲裁条款与浙富控股解决，这显然侵害了上诉人的诉权。第一，上诉人有权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案涉原型样机研发制造项目款项。上诉人诉请的原型样机项目款项系基于被上诉人的委托产生，并且被上诉人承诺了由此产生的费用将与上诉人进行结算。案涉争议主体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非浙富控股，即使案涉原型样机项目的基础是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这也并不能改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不应将案涉项目履行与其他协议混为一谈。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仲裁协议约定，上诉人与浙富控股之间的仲裁协议约定也对被上诉人无法律效力。虽然被上诉人系基于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等合同背景成立，但这并不能突破被上诉人系独立民事主体、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非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合同方，其不受这些合同中仲裁协议约定。（二）原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案涉争议应由上诉人与浙富控股仲裁解决，同时又认定浙富控股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明显前后矛盾且属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得出的本案应由上诉人与浙富控股约定的仲裁解决争议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浙富控股非案涉合同相对方，相关争议与其无直接法律关系，其非法定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争议与浙富控股有关，上诉人与浙富控股之间的相关权利义务双方也可独立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仲裁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争议仲裁庭不予受理，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将彻底剥夺上诉人诉请案涉项目款项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如所请。杭州深蓝辩称，原审法院在1130号裁定书中已经阐述“为确认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确认杭州深蓝的异议是否成立，应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本案中，大连深蓝公司提供的证据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均系浙富控股签订，大连深蓝公司在其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的也是基于这两份协议的履行产生诉争，具体表述为“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依据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签订的《联合体协议》和《合作协议》。”，故大连深蓝公司诉请法院解决的争议属于该两份协议中约定的“如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该条款明确选定了具体的仲裁机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应为有效。并且，大连深蓝公司与浙富深蓝从未签署过任何协议或合同，大连深蓝公司提交其与浙富控股公司之间签署的两份协议（《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作为证据，却主张与浙富深蓝公司之间有合同纠纷，明显是在规避有效的仲裁条款。原审裁定书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正确。2015年11月18日，浙富控股、大连深蓝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签订《600MW示范快堆一回路主循环钠泵集成研发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在这份合同中明确浙富控股、大连深蓝均为联合体成员，并在《服务合同》第10.1条明确在没有委托方的预先审查和书面同意下，受托方不得将合同的任何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所以，客观上浙富深蓝不可能成为项目履约主体；大连深蓝公司实施原型样机相关工作是在履行其自身合同义务，不可能存在受浙富深蓝公司委托情形。且浙富深蓝已于2019年3月8日经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案号：（2019）浙0122清申1号；大连深蓝在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富深蓝解散后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保全浙富深蓝资产，却对于清算组要求其履行股东职责、向清算组账户中足额支付注册资本金的通知置之不理；其并不起诉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浙富控股或者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却起诉与其毫无合同关系的杭州深蓝；其目的即为通过诉讼方式阻挠杭州深蓝的正常清算工作。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案件事实，驳回大连深蓝诉讼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就强制清算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争议的，应当向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清算中公司参加诉讼活动。因杭州深蓝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仅因股东大连深蓝的诉讼及保全而无法开展正常的强制清算工作；该案截止目前也尚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即使该案经贵院审查认为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也应该移送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人民法院即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审理。综上，请求驳回大连深蓝的上诉，维持原审裁定。大连深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杭州深蓝给付大连深蓝项目款项人民币2982万元（暂计数额，以实际审计数额为准）、杭州深蓝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民事诉讼的主管问题，即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或民事裁判权的范围，亦即确定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分工和职权范围。本案涉及主管异议，虽为程序性问题，但为确定本案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确认被告的异议是否成立，应当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从大连深蓝提起本案诉讼所提交的证据来看，案涉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均系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所签，而且均约定“如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上述条款约定明确，且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该仲裁条款的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应为有效。杭州深蓝系浙富控股与大连深蓝依据合作协议于2016年09月05日投资设立，浙富控股持股51%，大连深蓝持股49%。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曾因双方之间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产生的纠纷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1517号裁决书，裁决：一、浙富控股向杭州深蓝支付项目款38,460，000元、支付存款利息51,223.62元（自浙富控股收到原子能研究院支付的第一笔项目款20,580，000元之日起至杭州深蓝成立之日止（共256天），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0.35%计算）；二、大连深蓝向杭州深蓝支付财务资助5,654,600元。本案大连深蓝诉请为杭州深蓝给付项目款项人民币2982万元，属于大连深蓝因履行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等产生的项目款项。虽本案原告大连深蓝以杭州深蓝作为被告，但其诉请事项均为履行案涉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研发合同等产生的争议，该争议属于前述“如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约定的争议事项，应由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按照仲裁条款予以解决，该争议应纳入仲裁范围。且如果本案作为法院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浙富控股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参加本案诉讼。本案浙富控股若参加诉讼，因浙富控股与原告大连深蓝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本案亦应由双方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大连深蓝的起诉。本院认为，与本案确定管辖权有关的三份合同分别为：2015年10月10日，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签订《600MW示范快堆一回路主循环钠泵集成研发服务及设备工程采购项目联合体协议书》（以下简称联合体协议）；2015年11月18日，联合体（大连深蓝、浙富控股）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签订《600MW示范快堆一回路主循环钠泵集成研发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研发合同）；2016年8月29日，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签订的《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深蓝泵业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杭州深蓝系浙富控股与大连深蓝依据上述协议投资设立，浙富控股持股51%，大连深蓝持股49%。合作协议中约定，杭州深蓝主要管理人由浙富控股和大连深蓝派出，浙富控股委派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经理（兼会计），大连深蓝委派总经理，浙富控股和大连深蓝对杭州深蓝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合作协议五条约定合资公司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同时也是项目的履约主体。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均有仲裁条款的约定，即“如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解决”。本案大连深蓝以杭州深蓝为被告，依据合作协议、联合体协议、研发合同向原审法院起诉，虽然杭州深蓝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与大连深蓝没有仲裁条款的约定，但从上述合同内容的约定及履行情况看，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组建杭州深蓝的目的是为了具体实施项目研发，并且是以浙富控股和大连深蓝为依托具体实施的，杭州深蓝并无其他对外经营活动。本案实质是大连深蓝与浙富控股因履行联合体协议、合作协议和研发合同引起的争议，应受上述协议仲裁条款的约束。综上，大连深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孟识睿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