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02民初2920号 原告：袁佩娥，女，193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玲，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法定代表人：邰戈，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传斌，吉林开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吉林开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负责人：方建平，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志坚，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 负责人：江文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江涛，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佩娥与被告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信托）、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宁波分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山西分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佩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玲，被告吉林信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传斌、李婷婷，被告建行宁波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志坚，被告建行山西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江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佩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吉林信托返还袁佩娥人民币300万元；2.判令吉林信托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3年2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的利息为954,5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吉林信托承担。事实与理由：袁佩娥现年80岁，日常在家休养较少外出，袁佩娥将大部分积蓄存放在本人名下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里，银行卡平时由女儿张琴保管，近日听张琴讲，她于2012年2月初接到建行宁波分行民安储蓄所工作人员的电话，向其推销理财产品，其以袁佩娥本人名义认购，但现在本金300万元血本无归。后经详细了解，建行宁波分行在没有通知袁佩娥本人到场也没有取得袁佩娥授权的情况下以袁佩娥的名义认购了名为“吉信福裕能源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四期”的理财产品，建行宁波分行出具的《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认购金额300万元，申请书上确认人一栏也非袁佩娥本人签署，而300万元直接从袁佩娥的银行账户上划走。后来建行宁波分行又让张琴代为签署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四期）的书面合同，该合同文本包含《资金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袁佩娥直至近日才知晓以上文件的存在，之前对该认购行为一无所知。袁佩娥从未与吉林信托签订《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等文件，没有认购其发行的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从未授权张琴代为购买该理财产品。吉林信托作为信托计划销售方应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在信托产品销售前应对袁佩娥是否为合格投资人进行甄别，也应尽到风险告知义务，袁佩娥从未接到建行宁波分行或吉林信托的通知和测评，而事实上袁佩娥作为一个已达74岁高龄的老人根本无法承受高风险，更不会选择购买吉林信托发行的高风险信托产品。综上，非经袁佩娥本人同意的认购行为无效，吉林信托应当返还本金300万元，并赔偿袁佩娥的利息损失。 诉讼过程中，袁佩娥申请追加建行宁波分行、建行山西分行为本案共同被告，请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建行山西分行在信托计划设立、销售过程中与吉林信托共同起到关键作用，建行山西分行不仅是代理收付的银行，其从该产品销售中获取的利益大于吉林信托，并在其推动下建行宁波分行得以在宁波地区招揽投资人代销该产品。建行宁波分行利用其所掌握的高端客户资源和信息通过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张琴推介该金融产品，并在银行营业场所进行销售，建行宁波分行在实施一系列行为中不仅是代收付的服务提供者，而是该金融产品的代销机构，在销售中存在过错，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吉林信托辩称，袁佩娥的诉请依法不能得到支持。1.张琴以袁佩娥名义认购案涉信托计划，得到袁佩娥授权，该行为依法有效并对袁佩娥发生法律效力。袁佩娥在起诉状中非常清晰的自认其银行卡是由其主动交由张琴保管，并由张琴任意支配银行卡内资金的事实，说明袁佩娥是授权张琴管理、支配银行存款，包括购买各种理财产品。故2012年2月张琴认购案涉信托产品是袁佩娥真实意思，所签署的信托文件依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信托文件对袁佩娥发生效力，袁佩娥应自行承担信托投资风险。2.袁佩娥主张其在起诉的近日才知晓张琴代为认购信托计划，知晓信托文件的存在，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事实。案涉信托文件由张琴于2012年2月6日签署并于当日交付300万元认购金，应视为袁佩娥知晓，所以即使自2012年2月认购案涉信托产品至2018年4月袁佩娥提起诉讼六年间，袁佩娥本人对银行卡内金额不支取、不查询、不询问，只要张琴知晓便应认定袁佩娥知晓。特别是案涉信托计划于2013年2月17日，吉林信托向袁佩娥分配第一年收益324,082.19元，袁佩娥及张琴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其主张在起诉的近期才知晓张琴代为认购信托计划及信托文件的存在，于法不符、于理不通，更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信托文件的效力。袁佩娥收到第一年收益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一款的规定，依法亦应认定信托文件对袁佩娥发生效力，袁佩娥应自行承担信托投资风险。3.信托计划目前正处于延长清算期。信托计划所涉融资人、担保人已被法院裁定批准重整，目前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案涉信托财产中91.18%已转为重整后公司的股权，剩余8.82%仍留作重整后公司的债权。根据《信托合同》第十五条第3款：“受托人应在信托终止日或者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日，依照信托合同约定按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比例进行分配，将信托财产以现金移交给受益人或受益人指定的人。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转换为现金形式，为此目的受托人有权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相关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并相应延长必要的清算时间，信托财产返还时间相应顺延”。重整及留债后，信托计划预定存续期届满，但信托财产仍未能转换为现金形式，即便最终袁佩娥获得的信托收益低于其投入本金，也是由于市场风险所致，依法依约应由袁佩娥自行承担。 建行宁波分行辩称：1.对袁佩娥陈述的事实有异议。袁佩娥称300万元是袁佩娥积蓄，但该款是张琴划入的1,200万元中的一部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是袁佩娥存款。袁佩娥称是民安支行工作人员向其推荐，也无相应证据。袁佩娥称是银行划扣其款项，实际是张琴持袁佩娥及其本人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并利用其掌握的密码在外滩支行柜台办理的汇款手续。袁佩娥称是建行宁波分行让张琴代签合同也无依据，建行宁波分行并非合同主体，如何签约也是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事情。2.袁佩娥对吉林信托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返还300万元，而对建行宁波分行和建行山西分行的诉讼请求是与吉林信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两个诉讼请求不存在可以连带的关系，诉讼请求不一致，而且两个诉讼请求基于的法律关系也不一致，建行宁波分行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庭审中袁佩娥改变诉讼请求，又以合同不成立要求吉林信托返还，要求建行山西分行和建行宁波分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更没有法律依据。3.张琴持袁佩娥身份证数次替袁佩娥开立建行账户并预留张琴的手机号码接收信息，而袁佩娥对开卡行为均予以确认，张琴又持袁佩娥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原件，密码在外滩支行办理了划款手续。根据《龙卡通领用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张琴的行为后果应当由袁佩娥承担。此前及此后张琴又以同样方式购买了其它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并已获得收益且动用。袁佩娥账号收到了2013年2月22日吉林信托福裕能源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四期的收益324,082.19元并已一再动用。上述行为均可认定张琴代签的信托合同有效。综上所述，建行宁波分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且袁佩娥要求返还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建行山西分行答辩意见同建行宁波分行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袁佩娥与张琴系母女关系。2011年11月7日，张琴持袁佩娥身份证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民安支行开立了户名为袁佩娥、卡号为6227001592530147543的账户，张琴在开卡申请书中代签了袁佩娥的名字。2011年11月28日，张琴从其卡号为10133100280031341000800012的农业银行账户向袁佩娥上述账户（以下简称7543银行卡）中转入1,200万元。2012年1月6日，张琴持袁佩娥身份证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民安支行开立了户名为袁佩娥、账号为6210801590019059的账户（以下简称9059银行卡），张琴在开卡申请书中代签了袁佩娥的名字。 张琴为袁佩娥办理上述银行卡时签署了《中国建设银行龙卡通领用协议》，协议第四条第3项约定：“甲方（袁佩娥）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密码，避免使用易被破译的数字，并切勿将密码透露给任何他人。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所为，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第八条第5项约定：“龙卡通不得出租、转让、转借。甲方因卡片保管不善、将卡片交他人使用或自身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本人承担。”第八条第6项约定：“甲方及其代理人向乙方（银行）提供的身份证件应当真实、合法，否则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及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甲方工作、通讯方式（地址或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发生变动，应及时到乙方办理变更手续，如未按规定办理，由此产生的风险损失和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申请资料当中填写的通讯地址和方式为甲乙双方所同意，任何书面通知只要发往以上地址，均视为乙方已履行送达义务。甲方通讯地址和方式如有变动，应于十日内通知乙方”。 2012年2月6日，在建行宁波分行工作人员的推介下，张琴持袁佩娥7543银行卡及密码向吉林信托在建行山西支行开立的信托专户转入认购资金300万元，以袁佩娥名义认购了案涉信托产品，加入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张琴在《中国建设银行特殊业务申请书》中代签了袁佩娥的名字，同时签署了张琴本人的名字。同日，张琴代袁佩娥签署了案涉信托产品的《信托计划说明书》《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案涉信托约定：信托计划系为山西福裕能源有限公司融资，以受托人名义将信托资金用于受让其子公司投资建设的450万吨洗煤项目、180万吨焦化项目和20万吨甲醇项目的收益权，融资人以分期信托资金分别用于三个项目的投资建设，本信托计划由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到期受让标的项目收益权，由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邢利斌、李风晓夫妻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尽管吉林信托承诺管理信托财产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但在信托财产管理、运用过程中，可能面临如下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安全运营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担保风险、法律风险和其它风险等。委托人投资于本信托，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本信托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较强的合格投资者。委托人应当以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认购信托单位，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信托计划。建设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资金信托计划的代理资金收付银行，仅负责该资金信托计划的资金收付工作，不为该资金信托计划垫付任何资金、不承担该资金信托计划可能产生的任何风险。 另查明，袁佩娥7543银行卡、9059银行卡一直由张琴代管。2011年11月-2015年4月期间，张琴使用上述银行卡以袁佩娥名义购买了9支银行理财产品、2支信托产品，累计购买4,000余万元。庭审中，袁佩娥称对张琴使用上述银行卡代其购买理财产品事宜知情，但不知道具体购买的产品，其他理财产品没有损失故没有提出异议。 再查明，袁佩娥庭审中坚持主张未给张琴授权，但表示不追究张琴的过错。对于案涉信托产品的收益324,082.19元，袁佩娥承认已收到，但称不知道是案涉信托收益，并称没有询问过张琴上述款项来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信托是否成立并生效及吉林信托应否返还袁佩娥300万元及利息；二、建行宁波分行、建行山西分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及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一，关于案涉信托是否成立并生效及吉林信托应否返还袁佩娥30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袁佩娥与张琴系母女关系，用于支付案涉信托资金的银行卡、接收信托利益及信托财产的受益人账户，均是袁佩娥委托张琴开立，认购案涉信托产品的原始资金300万元系张琴从个人账户转入袁佩娥7543银行卡，再由张琴以密码操作经7543银行卡转入吉林信托在建行山西支行设立的信托专户。7543银行卡一直由张琴代管，2011年11月-2015年4月间，张琴在建行宁波分行使用上述银行帐户多次以袁佩娥名义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并获得相应收益，鉴于张琴代管袁佩娥上述银行卡期间，袁佩娥从未给张琴出具过相关书面授权，且袁佩娥对张琴代其购买并正常获利的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均未提出异议，对案涉信托产品在获得第一期收益时也未提出异议，仅在案涉信托产品无法正常兑付时提出异议，应认定建行宁波分行和吉林信托有理由相信张琴系有权代理袁佩娥认购案涉信托产品，虽然袁佩娥主张未给张琴授权，但张琴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如前所述，张琴代理袁佩娥购买案涉信托产品的行为有效，故案涉信托在张琴代袁佩娥签订信托合同时已成立并生效。 其次，关于袁佩娥主张自己不是合格投资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前条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一）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二）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三）个人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本案中，袁佩娥及其女儿张琴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张琴代袁佩娥认购案涉信托产品时，袁佩娥账户内有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投资案涉信托计划的金额为300万元，结合张琴已代袁佩娥多次购买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购买金额达4,000万元左右，应认定袁佩娥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委托人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即表明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所有的信托计划文件，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信托投资风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前，应当仔细阅读信托计划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签字，申明愿意承担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张琴在代袁佩娥签订案涉信托合同过程中应当对信托文件，包括《信托计划说明书》《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进行认真阅读，对信托计划所固有的市场风险进行理性的预判，吉林信托在案涉信托文件中，多处提示信托计划投资风险及风险的承担方式。张琴在代袁佩娥认购案涉信托产品后签署信托文件，即表明袁佩娥对信托资金用途、投资风险的知悉和认可，吉林信托已尽到风险告知义务。因此，袁佩娥主张自己不是合格投资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且袁佩娥与吉林信托均未违反关于设立信托的法律规定，应认定案涉信托已依法生效。 最后，鉴于案涉信托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袁佩娥主张因案涉信托未成立而要求吉林信托返还300万元信托资金及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信托计划终止，信托公司应当于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经审计后向受益人披露。信托文件约定清算报告不需要审计的，信托公司可以提交未经审计的清算报告。”第三十二条规定：“清算后的剩余信托财产，应当依照信托合同约定按受益人所持信托单位比例进行分配。分配方式可采取现金方式、维持信托终止时财产原状方式或者两者混合方式。”据此规定，信托计划终止后应当对信托事务进行清算并按照合同约定分配信托财产。本案中，吉林信托就案涉信托财产形成的债权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对融资人持有股权，现案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各方当事人未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亦未进行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信托财产的归属确定后，在该信托财产转移给权利归属人的过程中，信托视为存续”，案涉信托计划尚处于存续状态，故袁佩娥主张返还信托财产亦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建行宁波分行、建行山西分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及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信托公司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信托计划收付业务时，应明确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商业银行只承担代理资金收付责任，不承担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信托公司可委托商业银行代为向合格投资者推介信托计划。”本案中，袁佩娥与吉林信托，是案涉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与受托人；建行山西分行，是案涉信托计划资金代收付行和保管行，建行宁波分行是案涉信托计划的推介银行。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和案涉《代理资金信托计划资金收付业务协议书》《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合同》的约定，建行山西分行仅履行信托计划资金收付和保管责任，不承担信托计划风险，而建行宁波分行仅是向袁佩娥推介案涉信托计划，建行山西分行和建行宁波分行均不是案涉信托合同的一方主体。关于袁佩娥主张建行宁波分行在推介销售中存在过错，如前所述，虽然袁佩娥主张未给张琴授权，但建行宁波分行有理由相信张琴系有权代理，不存在过错。因此，袁佩娥要求建行山西分行和建行宁波分行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八条第三款、第十九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佩娥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8436元，由原告袁佩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宇峰 审 判 员  常 菁 人民陪审员  于静萍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