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秀英，女，198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娟，四川展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兴奇，系赵秀英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眉山市彭山区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住所地：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石龙村2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22309445155P。 投资人：袁春莲，女，196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建友，四川法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张淑芬，女，192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原审原告：赵水华，男，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原审原告：赵霞，女，198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上诉人赵秀英因与被上诉人眉山市彭山区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以下简称“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原审原告张淑芬、赵水华、赵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3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秀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赔偿款2095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祝群芬死亡后，被上诉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表明祝群芬是在果园工作时意外溺亡，并据此获得了保险公司《雇主责任险》的赔偿，足以证明死者是在被上诉人处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被上诉人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工天本重复，记录不符合常理，不应采信。虽然彭山公安局对袁春莲、袁章云、许建国、彭国彬、袁玉华的询问表明事发时祝群芬已经请假，但除袁章云外，其他人都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而袁章云也明确表示祝群芬请假是袁春莲告诉自己的，故其证言不实。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发现死者后，被上诉人立即报案，公安部门也对知情人做了调查，提取了工天本，都证明祝群芬是在请假干私活时发生意外。至于保险理赔，是考虑到死者处于弱势地位，在死者家属向被上诉人承诺不找被上诉人麻烦的情况下，为上诉人争取到的保险赔偿。保险材料其实不真实，应以公安部门的调查为准。 赵霞、赵水华、张淑芬未陈述意见。 赵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赔偿因祝群芬提供劳务受害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13216.5（诉讼中明确后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承担。张淑芬、赵水华、赵霞系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为原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淑芬系死者祝群芬母亲，赵水华系死者祝群芬丈夫，赵秀英、赵霞系死者祝群芬女儿。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位于眉山市彭山区，系个人独资企业，主要经营水果种植、销售。死者祝群芬生前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打零工，工资以天计，做一天算一天工资。2018年12月10日上午，祝群芬被发现溺水死亡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中的抗旱池中，经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侦查后，初步排除他杀。2018年12月11日，赵霞、赵秀英、赵水华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经营者袁春莲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袁春莲一次性给付死者溺亡补助金20000元，袁春莲购买的农业保险赔偿款由死者家属领取，袁春莲不扣除任何费用。该协议加盖眉山市彭山区司法局江口司法所公章，见证人陈某签名，赵秀英、赵霞、赵水华在上述协议上签名按印，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和袁春莲未签字或盖章。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于2017年12月14日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12月15日至2018年12月14日，本案双方根据上述《协议书》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处理赔，赵水华已收到保险公司理赔的款项20000元。 还查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提供的工天本显示，祝群芬于2018年12月8日上午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务工，后一直未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务工直至发现其溺水死亡。2018年12月10日，祝群芬被发现溺水死亡后报警，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出警并对相关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其中农场投资人袁春莲、石龙村2组组长袁章云、农场雇请的工人许建国、彭国彬、农场雇请的管理人员辜玉华均在江口派出所作了询问笔录，以上人员的询问笔录均显示，祝群芬于2018年12月8日下午请假，自行到处挖麦冬出售，直至发现其溺亡时，祝群芬未到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提供劳务。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在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出警时第一时间向警察出示了工天本，该工天本记录的祝群芬的工天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向本院提供的工天本原件载明的一致，即祝群芬于2018年12月8日上午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提供劳务后未再到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提供劳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祝群芬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之间是否形成了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受雇人要接受雇佣人的管理与支配。赵秀英主张祝群芬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形成雇佣关系的理由如下：理由一、祝群芬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的抗旱池溺水死亡；理由二，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购买了雇主责任险并协助死者家属进行了理赔。一审法院认为，针对上述理由，结合查明的事实，双方对祝群芬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范围中的抗旱池溺水死亡无异议，但祝群芬在该抗旱池溺亡以及雇主责任险的理赔与祝群芬和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之间的雇佣关系无必然联系。结合农场工作的特殊性以及证人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农场内的工作人员及管理人员都证实祝群芬死亡时未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务工，加之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提供的工天本显示，祝群芬溺亡时也未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处务工。赵秀英认为证人均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有雇佣关系，且工天本系农场管理人员制作，应不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祝群芬溺亡被发现系事出突然，结合日常生活习惯，工天本的记录应是做一天记一天，祝群芬在2018年12月8日上午后就未记录工天直至2018年12月10日其溺亡被发现，虽工天本及证人证言均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有关联，但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已经达到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且赵秀英并未提供证据对工天本的记录以及证人证言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赵秀英以上述理由主张祝群芬与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之间形成了雇佣法律关系，明显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赵秀英主张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驳回赵秀英、张淑芬、赵水华、赵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9元（已减半)，由赵秀英负担。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向保险公司调取的疑难案件调查表、保险理赔资料，内有一份委托书，主要内容为祝群芬在果园务工时意外溺亡，袁春莲委托保险公司将保险赔偿款直接支付给赵水华。拟证明袁春莲当时认可死者是在农场务工时溺亡。第二组证据是双方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为手书，一审中已经出现过，载明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由死者家属领取，袁春莲一次性补助死者家属20000元，但袁春莲并未支付。第三组证据是《协议书》和《收条》复印件各一份。该《协议书》主文系打印，与前一《协议书》不一致，主要内容为：祝群芬意外溺亡于袁春莲农场，袁春莲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补助金20万元，保险赔偿金也全部归死者家属，死者家属不得再找袁春莲主张任何权利。末尾仅有赵水华、赵霞、赵秀英三人签名和捺指印，没有农场签章或袁春莲签名，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收条》系手写，载明收到袁春莲20万元，收款人有赵水华、赵霞、赵秀英三人签名和捺指印。上诉人称原件都在被上诉人处，另还有8万元的协议也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处也没有复印件），拟证明袁春莲同意支付死者家属28万元，但都没有支付。当时写协议和打收条都是应被上诉人要求，说是要报保险就要先写收条，是在保险公司门口写的，协议是对方事先打印好拿来的。被上诉人质证：1.对第一组证据，保险公司疑难案件调查表只说死者长期在农村务工，并没有说起死亡时在农场工作。委托书内容不真实，实际上上诉人是考虑到死者是弱者才报的保险，死者死亡应当以公安机关调查为准。2.对第二组证据，司法所调解达成的协议书是真的，我们一审也提交过，协议书中提到补助20000元就是保险公司赔的20000元，保险公司已经给了赵水华了。3.对第三组证据，《协议书》和《收条》都是虚假的，我们没有原件，而且这些材料上面也没有袁春莲签名或农场盖章。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第三组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否认其真实性，且无法原件比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第一、二组证据本身真实性双方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评述。 另查明：一审中赵水华和赵霞都书面向法院表示放弃本案相关权利义务，也拒绝参加本案诉讼。一审庭审中，法院向张淑芬释明，因其未参与2018年12月11日《协议书》签订，可另案主张撤销该协议，但张淑芬迄今没有起诉。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祝群芬在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范围中的抗旱池中溺水死亡，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双方并无异议。祝群芬溺亡时是否在从事农场的工作，是确定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责任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双方各执己见，并都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保险理赔材料，而被上诉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是祝群芬被发现溺亡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形成的询问笔录。前者表明袁春莲曾向保险公司表示死者是在农场工作过程中意外身亡，而后者表明袁春莲及多位死者的工友均向公安机关陈述在发现死者死亡之前一天半，死者就请假休息，其仍然在农场内是为完成个人私事。在两份证据中袁春莲陈述的确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多名死者的工友向公安部门陈述的证明力。首先，公安部门的调查是执法机构在事发后极短时间内依法进行，其内容具有较高可信度；其次，袁春莲关于向保险公司的陈述是为了为死者家属争取保险理赔款的解释，不仅从当时情况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也被2018年12月12日包括上诉人赵秀英在内的死者家属签名捺印、向袁春莲出具的《承诺书》中“希望袁春莲能协助我们搞好保险理赔，我们再次承诺今后不会找袁春莲无理取闹”的承诺内容所佐证。据此，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祝群芬死亡时是在被上诉人处从事雇佣工作，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证据不足。 对比被上诉人在事发时提交给公安，以及诉讼中提交给法院的工天本，两者内容对于2018年12月10日之前死者祝群芬务工的记录并无矛盾，差异仅在于是否记录2018年12月10日之后的上工情况，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工天本内容虚假。 至于上诉人质疑接受公安部门调查询问的人员因在被上诉人处上班而虚假陈述的问题。本院认为，死者溺亡发生于农场之内，争议事实又与农场密切相关，因此了解事件情况的是农场工作人员，公安机关也只能向他们调查案情，这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能仅以此推翻公安机关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本案纠纷产生后，双方曾于2018年12月11日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司法所主持下达成了《协议书》，上诉人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名捺印，被上诉人虽然没有签章签名，但也认可该份《协议书》并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该《协议书》明确分项载明：“一、袁春莲一次性给付死者溺亡补助金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二、袁春莲购买的农业保险的赔偿款全部由死者家属领取，袁春莲不扣取任何费用。三、今后死者家属与袁春莲有好相处，不得以任何理由找袁春莲主张任何权利。”本院确认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并将该协议内容作为确定本案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述补助金就是保险公司赔偿的20000元，本院认为该《协议书》表述的两笔款项明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不应将保险公司理赔等同于袁春莲承诺的20000元补偿，对被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祝群芬死亡时从事雇佣工作，被上诉人不应承担雇主赔偿责任，但双方就祝群芬死亡问题于2018年12月11日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司法所主持下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当根据该《协议书》约定向上诉人支付20000元。鉴于赵水华和赵霞在一审中就明确向法院表示放弃实体权利，而张淑芬不是《协议书》当事一方。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2019）川1403民初1265号民事判决； 二、眉山市彭山区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支付赵秀英20000元； 三、驳回赵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99元（已减半），二审案件受理费4443元，共计7442元，由赵秀英承担6495元，眉山市彭山区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承担947元（一、二审诉讼费均已赵秀英垫缴，眉山市彭山区丰和不知火家庭农场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赵秀英）。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梅 审判员  李建伟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