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9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廷骏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巴城镇中华路8号。法定代表人：石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哉家，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尉松梅，女，198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艳丽，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昆山廷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廷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尉松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8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廷骏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8081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尉松梅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尉松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股权转让对价为4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一、向石峰转让法莱欣公司股份的转让方不是刘振，是本案当事人尉松梅。二、刘振在本案中不是单纯的案外人，而是涉案股权两次转让的实际操作人，与尉松梅是利益共同人，是尉松梅的代理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尉松梅承担。1.法莱欣公司是尉松梅、刘振夫妻于2014年共同设立，最初认缴注册资本50万元，为了吸引廷骏公司及石峰入股，尉松梅夫妇在案涉股份转让前不到一个月，即2018年3月30日才将法莱欣公司注册资本虚增（认缴）至1000万元。2.案涉第一次股权转让时，是刘振将已签上尉松梅名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交给廷骏公司盖章，廷骏公司与尉松梅素不相识，至今从未见过面，刘振是尉松梅的代理人。3.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廷骏公司部分股东认为价格不合理，不同意支付，经与刘振协商确定案涉股权转让实际成交价30万元，廷骏公司才支付该30万元转让款。4.廷骏公司入股法莱欣公司后几个月内，发现法莱欣公司是一家空壳公司，且操作不规范，于是提出退回案涉股权，经与刘振商量确定以原价退回。2018年10月30日签订退股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刘振要求受让人写其本人名字，且一再强调尉松梅和刘振是一家人，利益一致，所以在尉松梅不出面的情况下，廷骏公司就和刘振签订了受让方为刘振的股权转让协议。三、廷骏公司受让案涉股权的价格就是30万元。2018年10月30日签订退回案涉股权时，廷骏公司提出与尉松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写的转让价格是40万元，故本次退回股权的价格也应写40万元，但刘振讲，写40万元没意思，因为实际廷骏公司付了30万元，本案转让款30万元和石峰转让款30万元刘振都认的。因此协议就按照刘振的要求写了30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款为40万元错误。尉松梅辩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是40万元，廷骏公司仅支付了30万元，尚余10万元未支付。廷骏公司上诉提出的尉松梅同意其仅支付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尉松梅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廷骏公司向尉松梅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暂算为5000元（应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廷骏公司支付本案诉讼费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法莱欣公司于2014年7月6日设立，注册资本原为50万元，后增资为1000万元，尉松梅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0%。2018年4月26日，尉松梅与廷骏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尉松梅为协议甲方，廷骏公司为协议乙方，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以人民币40万元价格转让在昆山法莱欣机械有限公司的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计100万元股权给乙方。甲方在昆山法莱欣机械的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计100万元股权的权利与义务一并转让。”；第二条约定：“乙方同意以人民币40万元价格受让甲方在昆山法莱欣机械有限公司的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计100万元股权，同意接受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与义务。”；第三条约定：“乙方于2018年5月1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甲方。”协议签订后，法莱欣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廷骏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向尉松梅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但余款10万元至今未支付，尉松梅遂向法院起诉。一审另查明，2018年10月30日，廷骏公司又将上述法莱欣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刘振，双方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30万元，并于2018年11月7日完成了相应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于2018年4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该协议对于股权转让对价约定明确，且尉松梅也已实际按照该协议履行了转让股权的义务，案涉股权完成了相应公司变更登记手续，而廷骏公司仅向尉松梅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余款10万元应向尉松梅支付。廷骏公司虽辩称双方实际协商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0万元，但并未向一审提供证据证明，尉松梅对此也未认可，对此不予采信；廷骏公司另外辩称涉及的案外人刘振向石峰转让法莱欣公司股权、廷骏公司向刘振转让案涉股权的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其股权转让对价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故对廷骏公司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尉松梅主张的利息，实际即为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且尉松梅计算方式也无不当，予以支持，具体金额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累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遂判决：廷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尉松梅股权转让款10万元，偿付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累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2400元，减半收取1200元，由廷骏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廷骏公司向本院寄交证据如下：证据1、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2570、260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①涉案股权转让的过程；②涉案债务是尉松梅、刘振夫妻共同债务，两人应共同向廷骏公司和石峰各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合计60万元；③廷骏公司、石峰提起诉讼后，尉松梅为减少债务，才提出了本案诉讼，此前确认涉案股权转让款30万元，从未提出异议。证据2、刘振和石峰于2018年4月27日的微信记录截屏，证明①刘振通知石峰去昆山市巴城镇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涉案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②刘振是尉松梅办理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代理人。③涉案股权转让过程，廷骏公司与尉松梅从未谋面，均由刘振完成。证据3、刘振和石峰于2018年5月15日的微信通讯记录截屏，证明①2018年5月15日刘振将尉松梅的银行卡号发给石峰，石峰按刘振要求汇入尉松梅银行卡30万元股权转让款。②刘振是尉松梅办理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代理人。③尉松梅收到30万元以后，从未提出廷骏公司少付10万元之异议，证实尉松梅对股权转让实际成交价30万元是确认的。证据4、刘振和石峰于2018年11月15日对话录音文字记录（刻录光盘），证明①廷骏公司和石峰将涉案股权原封不动退回给尉松梅夫妇后，石峰在追讨转让款时的对话。②石峰主张涉案股权返还时也应写40万元，刘振认为本案转让价就是30万元，没有必要写40万元。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尽管名义上发生在廷骏公司，但刘振确认发生在其夫妇和廷骏公司之间，且其确认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就是30万元，没有必要写40万元。③刘振确认涉案股权转让价格就是30万元（加上石峰的30万元，故表述为60万元)。④假定涉案股权转让款是40万元，刘振不会确认归还60万元。其应当提出归还50万元。⑤在涉案股权转让及追讨转让款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廷骏公司和石峰为一方当事人，刘振、尉松梅夫妻为一方当事人，故有上述60万元还款的表述。证据5、刘振和石峰于2018年11月19日对话录音文字记录（刻录光盘），证明刘振再次确认欠廷骏公司和石峰股权转让款60万元，涉案股权转让款是30万元。尉松梅对此书面质证认为：1.对证据1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推翻双方2018年4月26日签订的40万元股权转让的事实。2.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所有过程由刘振完成，刘振仅通知石峰去进行变更，即使刘振是代理人，股权转让协议也不是刘振签署。根据市场质量监督局的要求，任何股权变更都需要股东本人到场，需进行面签。3.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刘振提供尉松梅银行卡号，属于正常的股权转让交易过程，并没有指明只要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4.证据4、5两份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刘振与石峰的对话主要讲的是石峰和尉松梅、刘振退股的事情，与本案无关，录音内容不完整。本院认证如下：因尉松梅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证据1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两案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均予认定；证据4、5通话录音（刻录光盘及对应文字整理材料），音频仅为9秒、13秒，内容极不完整，且尉松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两份音频材料不予认定。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刘振、尉松梅因与廷骏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2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的（2019）苏05民终10589号案件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振因与石峰及原审被告尉松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的（2019）苏05民终9765号案件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两案判决认定，尉松梅与刘振系夫妻关系。廷骏公司将自尉松梅处受让的法莱欣公司股权转让给刘振，双方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30万元；廷骏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峰个人将自尉松梅处受让的法莱欣公司股权转让给刘振，双方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30万元。各方于2018年11月7日均已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本院认为，尉松梅与廷骏公司签订的书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案涉法莱欣公司10%股权的转让对价为40万元，廷骏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转让对价仅为30万元，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廷骏公司以30万元对价向刘振转让该10%股权、刘振向石峰转让法莱欣公司20%股权对价30万元，均不影响本案书面协议约定的股价。综上，廷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上诉人昆山廷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蕾审判员 孙鲁江审判员 李 诚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嘉旻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反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