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民终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玲，女，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超，男，1984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滨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国，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祝场祝兴路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044302283。 法定代表人：陈幼兴，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雪庆、韩振，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洪，男，198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上诉人姜玲、单超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兴得利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得利公司）、杨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1民初8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玲、单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经与杨洪核实，对账函上的金额未经对账，并非准确的金额。首先，对账函系兴得利公司打印的固定格式，无法体现杨洪的真实意思，一般的对账函也无保证人签字，这些正好体现了兴得利公司有意图的恶意催讨不真实的债务。其次，一般应由欠款人书写对账函上的空白内容，但该份对账函的内容均由兴得利公司填写后拿到杨洪经营的羊毛衫门市部强迫杨洪签字。2018年2月6日对账函出具时是春节前门市部结账的高峰期，上门对账和结账的人员众多，兴得利公司借此机会上门催讨，无形中造成变相逼账的意思。姜玲和单超在不知对账函金额是否真实及合法的情况下，也无奈签字。最后，对账函没有公司盖章，形式上无法体现兴得利公司要求杨洪出具，更好地反映存在胁迫杨洪签署不真实对账函的意图。单超与兴得利公司何政权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明当事人未经对账的事实。二、担保期限已过。本案欠款发生在2017年年初至2017年11月，对账函是杨洪在兴得利公司要求在过年前给付全部货款却无法给付后被迫所签，实质是一份欠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的答复，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故姜玲与单超的担保期限从签订对账函的第二日计算诉讼时效，现已明显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姜玲与单超免除保证责任。单超与兴得利公司何政权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明兴得利公司在签订对账函后一直催讨的事实，但兴得利公司却在一审作虚假陈述称对账函未约定付款期限，其也从未催讨。事实上杨洪是在兴得利公司催讨下无奈于2019年3月29日从他处借用20万元支付货款，但一直对金额有异议。三、姜玲、单超向杨洪询问发现其从未与兴得利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所有的业务往来都是与何政权发生的，杨洪的款项都是打至何政权账户，对账函也无兴得利公司盖章，只有何政权签字，故杨洪与兴得利公司不存在业务来往。何政权冒兴得利公司名义所写对账函，姜玲、单超签字系受到欺诈，担保无效。 兴得利公司辩称，一、本案对账函，内容真实明确，对于欠款金额有主债务人杨洪签字确认，并注明金额核对无误，担保人处由姜玲和单超本人签字，对账函合法有效。姜玲、单超认为欠款金额未经对账确认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对账函未约定付款期限，兴得利公司要求主债务人杨洪于2018年10月11日收到律师函后三个工作日付清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即应从2018年10月14日起计算六个月。兴得利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未过担保期限。三、对账函明确载明“尚欠兴得利公司”，落款处也是“兴得利公司”。如果杨洪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不是兴得利公司，姜玲、单超和杨洪在对账函上签字明显不符合逻辑。何政权作为兴得利公司业务员有权接收杨洪货款。姜玲、单超称是受到欺诈签订对账函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洪二审未作答辩。 兴得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杨洪给付兴得利公司价款1919654元，并赔偿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191965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后兴得利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姜玲、单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兴得利公司与杨洪之间存在纱线买卖业务。2018年2月6日，经双方对账，杨洪确认尚欠兴得利公司货款2119654元，并由杨洪签字。姜玲、单超则以担保人身份在对账函上签字。 兴得利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向杨洪邮寄律师函催讨货款，要求杨洪于收函后三个工作日付款。杨洪于2018年10月11日收到律师函。 另查明，对账函出具后，杨洪已付款200000元。 一审认为，兴得利公司与杨洪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杨洪抗辩其非买受人，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杨洪、姜玲、单超均抗辩欠款金额不真实，但未有足够证据否定兴得利公司提供的对账函，一审法院对对账函记载的内容予以确认。姜玲、单超抗辩担保期限已过，一审法院认为对账函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姜玲、单超并未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其抗辩，不予采纳。 综上，对兴得利公司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洪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兴得利公司价款1919654元，并赔偿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1919654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姜玲、单超对杨洪的给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姜玲、单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洪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9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7090元，由杨洪、姜玲、单超负担。 二审中，姜玲、单超提供了以下证据： 1.单超和兴得利公司何政权的电话通话记录1份，证明对账函签订后，兴得利公司就向杨洪催讨货款，债务期限已届满。兴得利公司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超过了法定期限，兴得利公司在一审中作虚假陈述。 兴得利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形成在一审判决之前，不是新证据；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单超并非是买卖合同的直接相对人，对其陈述的本案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录音主要是单超和何政权之间协商付款的事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何况，该证据本身也不能证明单超主张的待证事实。 2.杨洪的银行账户明细，证明买卖关系发生在杨洪与何政权之间，杨洪与兴得利公司之间并无买卖关系。 兴得利公司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不予认可；何政权作为兴得利公司的业务员，有权接收杨洪货款，该证据不能证明姜玲、单超主张的待证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即本案应自杨洪收到兴得利公司的律师函后三个工作日届满之日起算保证期间，故证据1即便真实，也不能证明姜玲、单超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并非证据原件，且杨洪向何政权支付过货款也不能推翻对账函上明确载明的债权人为兴得利公司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姜玲、单超在二审中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到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调取杨洪与兴得利公司何政权的通话记录，以此证明在对账函签订后，兴得利公司就向杨洪催讨全部货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即便双方之间存在通话记录，也不能证明通话内容是兴得利公司在向杨洪催讨货款，故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与杨洪发生案涉交易的相对方是否是兴得利公司，二是对账函是否真实有效，三是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超过。 关于争议焦点一，兴得利公司与杨洪、姜玲、单超共同出具对账函，确认杨洪尚欠兴得利公司货款的事实，落款处也载明与杨洪对账的主体是兴得利公司，何政权仅是代表兴得利公司签字。并且，杨洪、姜玲、单超在一审中也均未对兴得利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提出异议，故本案足以认定与杨洪交易的相对方是兴得利公司。 关于争议焦点二。主债务人杨洪在对账函上签字时特别注明“金额核对无误”，表明对账函上的欠款金额真实。姜玲、单超称该金额未经对账，杨洪、姜玲、单超系受胁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对账函，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账函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属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交易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杨洪于2018年10月11日收到兴得利公司要求其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欠款的律师函，故应自2018年10月17日开始计算保证期间。兴得利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未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姜玲、单超上诉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的答复，其担保期间从签订对账函的第二日计算。对此，案涉交易并未约定付款期限，与适用该批复的“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情形不符，不能依据该批复认定保证期间已经超过。 综上，姜玲、单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077元，由姜玲、单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蕾 审判员 褚 翔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