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1102民初3139号原告：张顺才，男，196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兴化市，住淮安市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成，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宾，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2081518150X，住所地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安丰村。负责人：王财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华，江苏中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雪燕，江苏中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营业执照注册号321121000059384，住所地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安丰村。投资人:戴国文。被告：戴国文，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镇江市。被告：王财进，男，196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镇江市，住镇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华，江苏中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雪燕，江苏中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顺才与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以下简称生猪饲养分场）、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以下简称润普农业园）、戴国文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6）苏1102民初字第2760号民事判决，原告张顺才提出上诉，2018年7月23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苏11民终161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因原告张顺才的申请追加王财进为被告，经原告张顺才的申请启动司法评估程序。2019年8月2日收到评估机构关于蟹塘养殖损失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张顺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成，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雪燕，被告润普农业园的投资人戴国文、被告戴国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顺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损失3107590.6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润普农业园系个人独资企业，被告戴国文为投资人，被告生猪饲养分场是被告润普农业园的分支机构，被告王财进为负责人。被告生猪饲养分场位于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未通过环保认证及取得排污许可。原告承包约250亩蟹塘位于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东侧。2016年7月5日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因场内积水较多，在未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将污水直接排入蟹塘周围的沟渠，后因积水持续增多，被告王财进又强行挖掉蟹塘的圩堤，大量污水排入蟹塘。次日便出现鱼、虾、蟹死亡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现象越发严重。原告于7月8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环保、渔政部门先后介入调查处理。对于原告养殖损失的赔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蟹塘损失2857590.67元、劳务成本240000元、采取补救措施的费用10000元，合计3107590.67元。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共同辩称，鱼塘承包协议的签订人是“张伟”，原告提出赔偿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7月5日正值汛期，降雨量大，江水漫过堤坝导致生猪饲养分场和鱼塘一片**，即使被告王进财没有在鱼塘边挖开缺口水依然会流进鱼塘。王财进提议挖开缺口加快水流进鱼塘然后在鱼塘旁架设水泵排水的抢险措施得到了原告的认可，并由原告提供了连接水泵的电缆，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鱼塘发生洪涝灾害前就存在大量鱼、虾、蟹死亡的情况，投放量、死亡多少等缺乏证据，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损害结果。在因果关系上，造成死亡的原因有洪涝灾害、高温，也有原告饲养技术等问题，并且在地势上北高南低，生猪饲养分场位于南面，化粪池在最南边，洪水不会导致污水倒流到北面，况且当时仅是在一个鱼塘挖开缺口，不会造成多个鱼塘进水。造成原告损害的系突发的自然灾害，属不能预见、不能控制、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当时挖开缺口也因紧急避险的需要，被告王财进是分支机构生猪饲养分场的负责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润普农业园、戴国文共同辩称，2014年11月4日润普农业园与租赁土地的提供方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人民政府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高桥镇政府回收了除生猪饲养分场以外的租赁土地及基础配套设施，润普农业园按协议将营业执照和立项批文等材料交给高桥镇政府，协议已履行完毕。2016年2月20日生猪饲养分场与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安丰村永兴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系其独立经营的行为,与润普农业园没有任何关联。原告要求润普生态园及戴国文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围绕诉讼请求、被告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提交的无本质性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和形成的《渔业水域污染事故报告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现场检查记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以证明事件的过程和损失情况，被告认为该证据材料的形成大多源自于原告，对真实性存疑。本院认为，事件发生后相关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形成的证据材料，除属于当事人陈述及主观性判断的部分以外符合证据的法定要件，为本案证据。原告提交水产养殖管理记录本，以证明投放的品种、数量等，被告不认可真实性。本院认为，原审过程中因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申请，鉴定机构对抽取的字迹形成的鉴定意见为“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结合上述《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现场检查记录》的内容，水产养殖管理记录本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为本案证据。重审过程中，经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蟹塘养殖损失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对于评估意见，原告认为不应当扣除后续养殖费用，被告认为评估报告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评估程序合法，据以支持评估意见的依据充足，认定为本案证据。原审中，被告生猪饲养分场提交了证人证言，以证明挖开缺口得到了原告的同意，申请专家辅助人到庭以说明原告的养殖技术存在问题，重审中又补充提交了鱼塘总承租人朱荣跃的书面证言及《协议书》以证明原告鱼塘的面积。原告对证人证言、专家辅助人的陈述均不认可真实性。重审过程中，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分别向证人进行了调查形成调查笔录，原、被告对证人陈述的内容递交了书面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朱荣跃的证言因原审未到庭、重审中不同意当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要件，朱荣跃的证言不予采信。其他证人证言、专家辅助人的陈述应综合其参与、认知程度等，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10日被告润普农业园与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租赁协议，被告润普农业园租赁原三洲以西350亩土地从事生态农业园种养殖经营，租赁期限至2026年4月30日。被告润普农业园于2011年6月23日经登记领取《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住所地，一般经营项目为蔬菜、水果的种植销售，水产的养殖销售，家禽、家畜的饲养销售，投资人戴国彬。被告润普农业园聘用被告王财进从事生猪饲养场的建设和经营。农业园在西南方向养殖区域的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养殖区域内有生猪饲养场和鱼塘。建成的生猪饲养场位于该养殖区域的西南面，毗邻长江，生猪粪便处理设施设置于生猪饲养场的南边，鱼塘位列于生猪饲养场东北侧。2013年10月25日被告润普农业园设立分支机构，即被告生猪饲养分场，许可经营项目为生猪的饲养，负责人为被告王财进。同日，被告生猪饲养分场领取了《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2014年1月6日被告润普农业园的投资人变更登记为被告戴国文。同年3月3日被告润普农业园的农业项目取得原镇江市丹徒区农业委员会的立项批复，规划实施面积800亩，主要包括特色水产养殖540亩、精品蔬菜种植175亩、生猪养殖85亩。2014年11月4日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润普农业园签订资产收购协议，高桥镇人民政府收购被告润普农业园除生猪饲养分场以外当时状况下的种养殖及基础配套设施。协议约定被告润普农业园经营时间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高桥镇人民政府支付收购定金的同时被告润普农业园将营业执照、立项批文等的原件交给高桥镇人民政府，并及时配合做好“法人变更及养猪场的善后处理工作”。嗣后，当地有关部门对复垦的土地和未复垦的河塘进行了租赁经营。2016年2月20日被告生猪饲养分场与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永兴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签订了《生猪饲养分场用地租赁协议书》，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继续租赁原占用的约85亩土地。原告张顺才于2016年3月1日以“张伟”的签名与朱荣跃签订《协议书》，分租朱荣跃承租的部分鱼塘，进行河蟹、小龙虾、鳜鱼等的混养。原告实际从事水产养殖的有五个鱼塘，位列于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东北侧。各鱼塘之间紧密相连，外围有河道相通，中间有南北走向的沟渠贯通，合计面积227.13亩。原告承租鱼塘后对各鱼塘的养殖管理分别设立了《水产养殖管理记录》。因鱼塘和生猪养殖场相邻，原告与被告王财进互有往来。2016年进入梅雨季节后,我国尤其是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全国平均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第二多。7月上旬镇江全市总降水量343.7-398.6毫米，是常年平均的3-4倍，其中7月1日至5日出现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高桥镇2016年7月1日、3日降水量分别为93.6毫米、95.2毫米,属暴雨级，7月4日、5日降水量分别为46.2毫米、48.7毫米,属大雨级。降雨导致长江镇江段江潮水位持续高涨。7月5日凌晨五时许原农业园西边外围南北向小堤发生漫洪，江水漫过小堤由北而南涌向地势较低的生猪饲养场。被告王财进发现后，组织人员抢修小堤，并向当地政府、110报警求援。江水的涌入导致生猪饲养场受淹发生内涝，并且有江水流向地势较高的邻近鱼塘。原告、被告王财进各自采取措施自救的过程中，在生猪饲养场门口与邻近鱼塘（评估机构实测面积为75亩）的塘埂附近双方进行了交流，随后被告王财进安排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工人将生猪饲养场门口与相邻鱼塘之间的塘埂挖开缺口，同时原告至住处拿出连接水泵的电缆线借给被告王财进。挖开缺口后，由北而南涌入的江水及淹入生猪饲养场的江水顺着缺口流入相邻鱼塘，被告王财进在原告承租鱼塘的东南处架设了水泵。当地政府、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共同组织抢险后约二个小时，封堵了漫洪,继而对内涝采取了排放的措施。至傍晚，顺着缺口流入与生猪饲养场相邻鱼塘的水逐渐停止。同年7月8日上午，原告发现养殖的水产有死亡现象，与被告王财进开始产生矛盾。原告向公安部门报警称“生猪的负责人王财进为了不让洪水淹死生猪，于2016年7月5日让人将鱼塘的堤坝挖出一道口子，把带有猪粪的污水排入鱼塘内，导致鱼塘内大量的虾蟹死亡。”同日中午，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工作人员刘才红报警称“前几天政府水利部门在其养猪场排洪，有一养殖户说污染了其养殖水面造成损失。”公安部门出警后建议按民事纠纷调解。同月11日，原告向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报告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于7月13日上午派员至原告承租的鱼塘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询问、拍照。《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了五个鱼塘养殖的水产品种，现场的情况“鱼塘中有死亡的”“也有浅水区活动临近死亡的”“与猪场相邻的地方，河沟与池塘之间有挖过的痕迹，猪场的房屋有水淹过的痕迹，淹的高度在50公分左右。张顺才住房西侧一化粪池里堆满了死亡的龙虾河蟹数量无法统计，住房北侧挖了坑堆放了死亡的鱼”。《询问笔录》中原告陈述“王财进想用挖掘机在猪场河沟与我鱼塘相隔的埂挖开，将猪场的水流向我的鱼塘。我不同意，但他坚决不行，强行要挖埂，并说你这鱼塘算什么，我猪场有几千万的损失”同日，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出具了水样监测、保留证据、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指导意见书》。镇江市丹徒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于7月13日下午分别在被告生猪饲养分场门口的河道、相邻的鱼塘采集了水样。7月25日镇江市丹徒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表明内塘的化学需氧量，外河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含量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排放标准，外河的数据对照指标值超标较为严重。8月2日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再次至现场询问相关情况。8月17日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作出《关于高桥镇西江边张顺才养殖鱼塘水产死亡的情况》的书面说明，其中有“张顺才池塘中虾、蟹、鱼发生死亡的原因与池塘中水质超标有关”的表述。2016年10月14日原告在镇江市丹徒区渔政监督大队的鉴证下，对与其住房紧邻的鱼塘进行清塘，起获21条地笼里的河蟹（毛重95.9斤）并入与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相邻的鱼塘。审理中，原告陈述2016年7月1日至7月5日收获的小龙虾上市销售得款110000余元，10月下旬在承租的鱼塘起获河蟹1140余斤。因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在长江江心洲丹阳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从事生猪养殖、繁殖经营活动，2016年10月11日原镇江市丹徒区环境保护局作出镇徒环罚〔2016〕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润普农业园关闭生猪饲养分场。后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停止了经营。原镇江市丹徒区农业委员会2016年8月25日的调查材料显示，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猪圈（舍）建筑面积13000余平方米，有在栏种猪、母猪、幼猪等4200余头。重审过程中，经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原告鱼塘养殖损失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经现场勘验、调查听证等，参照江苏地区2014-2016年小龙虾与河蟹混养模式河蟹、小龙虾、鳜鱼的产量、2016年的市场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认定死亡及残存鱼虾蟹因污染丧失商品价值，减产幅度100%，减去正常养殖应投入的后期成本（2854元/亩），作出的评估意见为“涉诉的受污染蟹塘养殖损失为2209361.65元”。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在原审中申请字迹鉴定支付鉴定费26160元，原告因损失评估支付评估费用28100元。原告主张劳务成本、采取补救措施的费用，未提交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养殖损失的范围、程度的事实认定问题；2.挖开缺口与水产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问题；3.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承租鱼塘后按照有关规定逐塘设立《水产养殖管理记录》，发现水产死亡后不久渔政部门至现场进行了检查、勘验，形成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承租鱼塘的数量和养殖的品种。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对水产养殖管理记录的真实性存疑并申请字迹鉴定，但鉴定意见不支持其主张。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认为原告承租的鱼塘只有三个，提供了鱼塘总承租人的书面证言及其持有的《协议书》。但该证人未到庭，在重审中亦明确表示不到庭，不符合证人应当到庭的法定要件，且原告对在五个鱼塘进行养殖作出了合理说明，故应当以原告实际从事水产养殖的鱼塘计算养殖面积。评估机构根据该面积、参照本省与原告同类养殖模式相同品种水产三年平均产量的统计数据、以事发当年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考虑到事发当时所处的养殖周期和受污染水产品市场流通的合法性，并扣减后期未投入的成本，具有合理性，评估意见可以采信，但损失数额应扣减事发前原告已收获并销售小龙虾的所得款110000元。原告认为不应当扣减后期成本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正当理由，不予采纳。评估报告参照的市场价格，其形成因素已包含养殖劳务成本，原告主张劳务成本属重复计算，不予支持。原告主张采取补救措施的费用，但对于采取的具体措施、发生的费用均未能举证，故不予支持。统计数据中水产产量为产成品的产量，养殖过程中存在死亡系成本的自然损耗，没有证据表明水产养殖管理记录反映的死亡情况超出正常范围，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认为事件发生前已经存在水产死亡的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养殖中的河蟹、小龙虾、鳜鱼等发生死亡现象为不争事实。依据水产养殖的常识，水的含氧量会由于耗氧因子的增多而降低，化学需氧量随之升高。氨氮、总磷含量分别反映生物、植物的分解量，该两项数据的升高说明水的耗氧因子增多。生猪产生的粪便污水通常会导致水质富营养化，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升高，含氧量降低。水质监测部门对采集的7月13日水样监测结果表明内塘的化学需氧量，外河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含量超标，且外河超标较为严重。原告提交的现场视频、照片等证据证明小龙虾、鱼的缺氧症状，印证了渔政部门经现场勘验调查认为“虾、蟹、鱼发生死亡的原因与池塘中水质超标有关”的判断。根据事件发生、发现死亡、水样监测的时间点及上述时段降雨的情况，符合水污染后果的渐进性和降雨稀释、水体自净的特征。结合鱼塘之间紧密相连、外围有河道相通、中间有南北走向的沟渠贯通的实际状况，原告提交的清理死亡水产的照片反映鱼塘中有生猪饲养场废弃的药瓶，可以推定原告养殖中的河蟹、小龙虾、鳜鱼等死亡与生猪饲养场产生的粪便污水存在关联。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洪水属于一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可抗力。2016年进入梅雨季节后大范围强降雨，长江镇江段江潮水位持续高涨，导致7月5日凌晨五时许原农业园西边外围南北向小堤发生漫洪，继而发生内涝，属源于自然力的危险。生猪饲养场地势较低，从视频资料和事后渔政部门《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的现场情况等证据可知，当时涌入的江水有导致在栏生猪被淹死的现实危险，且情况急迫，必须采取措施。客观上，根据当时生猪在栏数量和鱼塘养殖的品种、数量，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生猪价值大于原告养殖的水产价值。原告提供的2016年7月8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的报警内容和7月13日渔政部门与原告《询问笔录》的内容及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说明当时被告王财进具有避险意识，且挖开缺口后随即架设水泵排水，没有证据表明超过必要的限度。根据一般生活经验，鱼、虾、蟹具有亲水性，生猪粪便对周围环境具有污染性，生猪饲养场夜间未处理的生猪粪便具有一定的积累量，但是在应急处理的状态下被告王财进及原告未意识到或未完全意识到涌入的江水很有可能经生猪饲养场后回流，被告王财进主观上的疏忽亦符合紧急避险的心理状态。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关于紧急避险的抗辩，符合紧急避险的法定要件，本院予以采纳。可以认定因紧急避险导致夹杂生猪饲养场污水的江水通过挖开的缺口加速流入了鱼塘。外源性物质进入水体后超出了水体本身自净作用所能承受的范围即造成水体污染。从原因力的角度，本案鱼塘水体受到污染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然力，江堤漫洪导致夹杂生猪粪便的江水通过河道、沟渠流入鱼塘。二是人为，被告王财进的紧急避险行为。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同时考虑到挖开缺口所对应的鱼塘及各鱼塘之间的关联、原告出借电缆线以助排涝的客观事实，并综合考量江堤漫洪和挖开缺口后水流入鱼塘的时长、事后采取补救措施的可能、生猪饲养场的规模、鱼塘基本全损、生猪饲养场基本得以保全等因素，酌定对于原告养殖损失适当补偿的比例为15%。原告认为只要生猪饲养场的污水进入鱼塘被告即应承担全部责任的观点，未全面考虑不可抗力等自然力的原因，不予采纳。根据水污染的具体成因、特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未排除紧急避险的法律适用，原告认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没有紧急避险的规定故本案不适用紧急避险的观点不予采纳。实际从事水产养殖的是原告，且有证据证明“张伟”与原告系同一人，被告以分租协议的签名与原告户籍姓名不一致为由否认原告的权利主体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挖开缺口得到了原告完全确定性的同意，系属原告自愿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认为即使没有挖开缺口依然会造成损害，完全系因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王财进认为原告的养殖技术问题亦为造成水产死亡的原因，但仅以专家辅助人的陈述尚不足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3。被告生猪饲养分场不仅办理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同时领取了《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在被告润普农业园的资产被收购后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用地租赁协议，管理相对独立的资产实际运营。被告王财进是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负责人，为保全被告生猪饲养分场的财产安排人员挖开缺口排涝，属职务行为，其责任依法归属于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原告主张被告生猪饲养分场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要求被告王财进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被告润普农业园设立了作为分支机构的被告生猪饲养分场，虽然被告润普农业园因资产被收购停止经营，但并未丧失市场经营主体资格，且资产收购协议亦言明由被告润普农业园及时配合做好生猪饲养场的善后处理工作,故被告润普农业园依法应当对被告生猪饲养分场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的部分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润普农业园系个人独资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即被告戴国文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被告润普农业园、戴国文提出的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案系洪涝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因紧急避险发生的水污染责任纠纷，原告养殖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避险人、受益人给予受损方适当的补偿，综合全案酌定被告生猪饲养分场补偿原告养殖损失的15%，即314904元[（2209361.65－110000）＊15%]。被告润普农业园对被告生猪饲养分场履行不能的部分承担补偿责任，被告戴国文对被告润普农业园的义务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原告张顺才314904元。二、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对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履行不能的部分向原告张顺才承担补偿责任。三、被告戴国文对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的上述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张顺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负担35388元，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戴国文共同负担3612元。字迹鉴定费26160元，由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养殖分场负担。损失评估费28100元；原告负担25497元，被告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生猪饲养分场、镇江市丹徒区润普生态农业园、戴国文共同负担26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在预交后三日内将交费凭证复印件提交本院。未按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有关规定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邱 凯审 判 员  姚 勇审 判 员  陈艳超人民陪审员  徐庭国人民陪审员  尚 化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何 洋书 记 员  於 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