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华弘湖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上城区凤山新村217号18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华弘吉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洪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四川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旭辉，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淼，四川韬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四川韬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蕾，女，197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远，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乃博，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华弘湖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因与被上诉人周旭辉、童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2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旭辉、童蕾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证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成都鼎兴量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兴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已经向周旭辉、童蕾进行了披露。 （一）《委托书》并非孤证，存在相应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鼎兴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审理过程中法院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于2016年2月中下旬向鼎兴公司支付1.5亿元之后，鼎兴公司在2016年3月1日将款项支付给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科技公司）的款项流转过程，恰恰印证了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委托鼎兴公司代为购入成都天象互动数字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象互动公司）股权的事实；此外，鼎兴公司于2016年2月15日向金亚科技公司出具《关于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说明》，并非原审认定的“因为鼎兴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后募集资金困难，存在1亿多元资金缺口，才在订立合同后寻找新的投资方”，是为了能够争取到付款期限的延期以实现以委托人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的款项径行支付给金亚科技公司的目的。 （二）即使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委托书》形成的具体时间，也不影响委托代理关系的实际成立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即使是口头委托，双方事后再签署协议书面予以确认，并无不可。本案关键是委托人与受托人就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并且已经按照委托代理关系履行，理应认定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 二、原审认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系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鼎兴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客观成立，一审认定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周旭辉、童蕾签订《回购担保协议》时，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尚无委托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此情形下，依据前述规定，只要不存在“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情形，委托人均可以行使介入权。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和童蕾如知晓鼎兴公司便不会订立前述合同。 事实上，鼎兴公司2016年2月15日向金亚科技公司出具《关于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说明》明确披露了其背后存在新的投资方，对此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和童蕾是明知的。鼎兴公司2018年1月2日向周旭辉发送回购函，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于2018年6月28日、2018年7月3日两次向周旭辉、童蕾邮寄了要求回购股权的函件，邮寄过程也进行了公证。周旭辉、童蕾均从未对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委托人身份，包括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直接以持有天象互动公司股权身份要求回购表示过任何异议。金亚科技公司向法庭出具的载有“金亚科技公司如知道鼎兴公司收购10%的股权中含有代他方收购的情况，将不会和鼎兴公司交易”内容的《情况说明》不符合客观事实。金亚科技公司2015年即爆出财务报表造假，亏损严重，急于寻求买家脱手股权以弥补亏损，不存在所谓只接受鼎兴公司收购的情况，况且将受让人特别限定为鼎兴公司并无必要，也违背常理。 三、基于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从《回购担 保协议》的性质和内容，周旭辉、童蕾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一）《回购担保协议》中明确周旭辉、童蕾需要回购的股权是金亚科技公司转让的10%的股权，而这10%的股权分属于鼎兴公司、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所有，对此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和童蕾是明知的，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同时，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未加重周旭辉、童蕾在《回购担保协议》项下的义务。周旭辉、童蕾应当承担回购义务。 （二）周旭辉、童蕾在《回购担保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的实质内容在于天象互动公司未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上市。该债权债务并非依附于特定人身，而是依附于出让的10%的股权。案涉《委托书》也明确“与标的股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归委托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作为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并不会产生随意突破相对性，造成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责任不明确等问题。 （三）退一步讲，无论委托代理关系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既然标的股权中的一半已经出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那么相应的权利也理应一并转让。 被上诉人周旭辉、童蕾的答辩意见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 一、案涉《回购担保协议》的签约主体是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金亚科技公司，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并非签约主体，且订立合同时周旭辉、童蕾并不知晓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并非《回购担保协议》的签约主体，为证明鼎兴公司是受其委托并代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的《委托书》，但该份委托书并没有原件，其是孤证，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和形成时间。同时，因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因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诉讼仍在审理中，其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存在利益关系，鼎兴公司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二）周旭辉、童蕾提交的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宇航与周旭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鼎兴公司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5%的股权是鼎兴公司购买后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2017年12月，周旭辉才知晓鼎兴公司将一半的股权对外进行了转让。 （三）2016年2月15日，鼎兴公司向金亚科技公司出具《关于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说明》的内容显示，鼎兴公司因为资金紧张，于2016年1月中旬开始积极主动寻找新的投资方。此后，鼎兴公司于2016年2月中下旬向金亚科技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前述事实能够认定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时，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之间并无委托关系。 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鼎兴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而非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也无证据证明其与鼎兴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周旭辉、童蕾在签订《回购担保协议》时知晓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鼎兴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因此，本案并不符合显名代理、隐名代理、间接代理的情形，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无权要求周旭辉、童蕾承担回购义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合同能够直接约束第三人和受托人的前提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本案中，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签订《回购担保协议》时并未披露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代理关系。同时，《回购担保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16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主张其于2018年6月28日、7月3日向周旭辉、童蕾发函说明了代理关系的事实无法证明《回购担保协议》签订时披露了代理关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允许在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代理关系时，允许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的介入权，但需要满足以下四个要件：须订立合同时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须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的身份；须不存在“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例外情形。本案中，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鼎兴公司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鼎兴公司并不负有对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回购股权义务，且金亚科技公司提交的说明内容显示其如果知晓鼎兴公司受让的10%的股权中含有代他方收购的情形，将不会与鼎兴公司进行交易。在此情形下，周旭辉、童蕾就更不可能和鼎兴公司签订案涉《回购担保协议》，原审认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不符合行使介入权的条件正确。 （三）即使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提交的《委托书》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其授权办理股权转让的事宜，并未授权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金亚科技公司签订《回购担保协议》，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前述协议无任何关系，无权要求周旭辉、童蕾承担任何义务。 （四）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在获得标的公司5%的股权后，如何处分，按什么价格处分股权是自身的行为，与周旭辉、童蕾无任何关系，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周旭辉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股权回购款差额81395171.51元（股权回购款差额包括资本金与收益，其中资本金6111万元，收益：以6111万元为基数按照13%年化收益率自2015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周旭辉支付完全部股权受让款止，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2.请求判令周旭辉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856950.23元（以逾期未付的股权回购款为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按年利率11%计算至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实际收到全部的回购或受让总价款之日止，暂时计算至起诉之日2018年7月20日）；3.请求判令周旭辉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12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律师服务费、差旅费、公证费、查档费、鉴定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4.请求判令童蕾就上述款项与周旭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周旭辉、童蕾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5年12月16日，鼎兴公司、天象互动公司、金亚科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亚科技公司以3亿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天象互动公司10%(对应注册资本20万元)股份转让给鼎兴公司。该协议第12.3条约定：“不可转让。除本协议另有规定的情形外，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权利和义务。” 次日，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金亚科技公司签订《回购担保协议》，约定：鉴于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周旭辉作为金亚科技公司股东，自愿承担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童蕾作为周旭辉的配偶，自愿对周旭辉在本协议中承担的所有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天象互动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前不能完成Ａ股上市，则周旭辉承诺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额之年化13%的收益对目标公司的股权进行溢价回购，回购前标的公司已向鼎兴公司分配的红利从回购总款中扣除；周旭辉应在收到鼎兴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鼎兴公司要求进行回购；计算公式为，回购或受让总价款＝鼎兴公司投资标的公司本金×（1＋ｎ×13%）－标的公司累计向鼎兴公司实际支付的红利；童蕾对周旭辉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周旭辉或童蕾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向鼎兴公司按照逾期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一每日支付违约金。《回购担保协议》载明，周旭辉住所地为成都市金牛区，童蕾住所地为上海市长宁区。 上述协议签订后，鼎兴公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2016年1月转让标的天象互动公司10%股权变更登记至鼎兴公司名下。2016年2月15日鼎兴公司向金亚科技公司出具《关于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鼎兴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1日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1.53亿元，截止2016年2月15日已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1.69亿元。由于下述原因，鼎兴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完毕剩余股权转让款：一是由于前期个别媒体不实报道，二是两次付款时间间隔较短，加之春节前市场资金面偏紧张，对基金募集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基金未能全部募集完成。针对上述情况，鼎兴公司已于2016年1月中旬开始积极主动寻找新的投资方，有望在近期完成相关协议的签署，预计资金到位时间需在3月，希望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成时间由2016年1月31日延长至2016年3月31日。此后，鼎兴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将剩余股权转让款1.31亿元支付给了金亚科技公司。 2016年2月5日，鼎兴公司、天象互动公司、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鼎兴公司以1.5亿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天象互动公司5%股份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于2016年2月19日、26日分别向鼎兴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0.15亿元和1.35亿元，转让标的天象互动公司5%股份于2016年3月变更登记至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名下。 天象互动公司未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实现上市。 2018年6月28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周旭辉、童蕾寄送《关于要求限期回购的函》，主要内容为：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曾委托鼎兴公司代为买入天象互动公司5%股权，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童蕾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约定了周旭辉在天象互动公司不能按承诺上市时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童蕾对周旭辉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天象互动公司未在2017年12月31日上市，触发了回购条款，鼎兴公司曾于2018年1月发函要求按照约定对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所持股份进行回购，周旭辉明确表示无法回购。鼎兴公司于2018年4月再次发函要求周旭辉于5月5日回购，否则为避免损失扩大，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将采取向他方出售股权等措施。经多方询价，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按期拟按照标的公司整体估值20亿元将所持股权进行出售，请求周旭辉、童蕾在2018年7月4日前履行回购义务，否则一旦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他方签约并实际完成交易，则视为周旭辉、童蕾认可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转让价格，周旭辉、童蕾应赔偿约定回购价格与股权实际售出价格之间的差额损失及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该函的邮寄送达地址为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三路81号公馆1881小区6栋1单元14楼02号、上海市普陀区。 2018年7月3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又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周旭辉、童蕾寄送《关于要求限期回购的函》，再次告知周旭辉、童蕾：因其未履行回购义务，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拟按目标公司整体估值20亿元对外出售股权，如对出售价格有异议，请于收到函件3日内回购股权；否则视为周旭辉、童蕾认可鼎兴公司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转让价格，周旭辉、童蕾应赔偿约定回购价格与股权实际售出价格之间的差额损失及其他损失。该函的邮寄送达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路13号住宅楼1单元701室、上海市普陀区、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三路81号公馆1881小区6栋1单元14楼02号。 此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何云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将其持有的天象互动公司4.445%的股权以888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云鹏。此后何云鹏按约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该部分股权变更登记到何云鹏名下。 一审法院另查明： 一、2018年1月2日，鼎兴公司相关人员曾通过微信向周旭辉发送《天象回购函》，周旭辉回复：“这又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没钱回函，只能共同找下家。” 二、2018年6月19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就其与周旭辉、童蕾股权转让纠纷与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前期基础代理费用35万元，后期风险代理费用按实际收回财产金额一定比例计收。2018年7月9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代理费35万元。此外，因申请保险公司就本案涉及的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了保险费56844元。 三、诉讼中，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委托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委托鼎兴公司以1.5亿元购买天象互动公司5%、对应注册资本10万元的股权，委托权限包括：由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代为买入目标公司股权；代为签署股权转让等相关协议，与标的股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均归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享有和承担；由鼎兴公司以自己名义将受托行使的标的股权作为出资在目标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在华弘投资合伙企业通知鼎兴公司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或指定方转让标的股权时，鼎兴公司应在通知的时限内无条件及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四、一审诉讼中，鼎兴公司共计向一审法院出具两份《情况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份《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鼎兴公司于2015年11月与金亚科技公司洽谈购买天象互动公司股权事宜时，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也有购买意向，经双方协商一致，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委托鼎兴公司代为购买股权并出具委托函；2015年2月16日，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签订购买天象互动公司1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次日与周旭辉、童蕾就该10%股权签订《回购担保协议》，其中包括代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购买的5%股权；2016年2月5日，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签订转让协议，将鼎兴公司代为购买的5%股权实际转回华弘投资合伙企业。 第二份《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2015年12月，金亚科技公司与鼎兴公司磋商转让天象互动公司股权时，鼎兴公司从未披露过其收购10%股权中含有代他方收购的情况；由于鼎兴公司提出在不能实现目标公司上市的情况下要求周旭辉回购，为保障金亚科技公司出让的10%股权完整性，金亚科技公司如知道鼎兴公司收购10%股权中含有代他方收购的情况，将不会与鼎兴公司进行股权转让交易；并且金亚科技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专门约定了“不可转让”内容，即“除本协议另有规定的情形外，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权利和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回购担保协议》，系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就天象互动公司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金亚科技公司股东周旭辉及其妻童蕾因向鼎兴公司作出一定条件下回购天象互动公司股权的承诺而与鼎兴公司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是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是否有权以其与鼎兴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为由，要求周旭辉、童蕾向其承担《回购担保协议》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此法条体现了代理显名主义的基本原则，无论当事人在委托关系的内部如何约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和第三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由被代理人作为当事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和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原则上在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直接产生法律关系，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在被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产生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的介入权，以及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对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是代理显名主义的例外，在适用时应充分考虑其立法目的，严格掌握其前提条件，否则将混淆代理制度的界限，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造成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责任的不确定。 本案鼎兴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以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周旭辉与童蕾在订立《回购担保协议》时知道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鼎兴公司存在代理关系，故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了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依照该条规定，订立合同时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是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必要前提。本案中，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为证明鼎兴公司受其委托并代理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内容为委托鼎兴公司购买天象互动公司股份的委托书，但该委托书并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确定在《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签订前已形成。而周旭辉、童蕾提交的鼎兴公司于2016年2月15日向金亚科技公司出具《关于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说明》反映，当时鼎兴公司因基金募集困难导致不能如期支付余款1.31亿元，并于1月中旬起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方，故请求延期支付转让款，承诺待3月前资金到位后支付余款。结合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于2016年2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后者于2016年2月中下旬向鼎兴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5亿元，以及鼎兴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将剩余股权转让款1.31亿元支付给金亚科技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与周旭辉、童蕾签订《回购担保协议》时，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之间尚无委托关系，上述协议并非代理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签订；因为鼎兴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后募集资金困难，存在1亿多元资金缺口，才在订立合同后寻找新的投资方即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取其转让价款，然后以此支付金亚科技公司剩余转让价款。因此，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鼎兴公司受其委托并代理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的主张。综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9060.61元，由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负担。 二审中，华宏投资合伙企业对原审未查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签订时其与鼎兴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存有异议，对其他事实无异议；周旭辉、童蕾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周旭辉、童蕾向本院提交了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宇航与周旭辉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2月6日，鼎兴公司向周旭辉发送“之前转让的是3亿，这次回购时1.54亿的本金，您压力减轻了一半”，周旭辉回复“怪不得看不懂协议”，鼎兴公司回复“因为我最后卖了一半给一个机构。” 拟证明：鼎兴公司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5%的股权是鼎兴公司从金亚科技公司受让10%股权后再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鼎兴公司并未要求周旭辉回购已经转让给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股权。直至2017年12月6日，周旭辉才知晓鼎兴公司将一半股权对外转让的事实。据此，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因在本院审理的鼎兴公司诉周旭辉、童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周旭辉、童蕾举示了该份证据，因鼎兴公司对真实性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拟达到的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对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存在异议的事实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二审另查明：一、鼎兴公司另案提起了诉讼，要求周旭辉、童蕾回购鼎兴公司在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转让股权后持有的天象互动公司剩余股权。一审法院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基本支持了鼎兴公司的诉请。一审作出判决后，周旭辉、童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9）川民终1135号。 二、鼎兴公司在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转让金亚科技公司5%的股权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系将1.5亿元直接支付给鼎兴公司。鼎兴公司收到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支付的1.5亿元后，以自己的名义向金亚科技公司支付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根据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上诉理由及周旭辉、童蕾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周旭辉是否应当向华弘投资合伙企业承担股权回购款差额；如是，具体金额应当如何确定。 华弘投资合伙企业要求周旭辉承担回购义务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回购担保协议》签订时，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鼎兴公司之间存在隐名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在合同订立时已经向周旭辉、童蕾披露了委托事实，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周旭辉；二是即使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回购担保协议》时，周旭辉、童蕾并不知晓委托事实，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也有权行使介入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受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在鼎兴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周旭辉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时，案涉协议能够直接约束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与周旭辉的必要前提是合同签订时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然而，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举示的其于2015年12月3日向鼎兴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系复印件，并无原件予以核对。同时，从鼎兴公司与金亚科技公司就天象互动公司股权交易的情况看，2016年2月15日鼎兴公司向金亚科技公司发送的函件显示鼎兴公司因基金募集困难不能按约支付转让款，已于2016年1月中旬起积极寻找投资方，请求延期支付转让款。此后，从鼎兴公司的履行情况看，其系于2016年3月支付了剩余款项，原审认定鼎兴公司与华弘投资合伙企业在案涉合同签订时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而系合同签订后，鼎兴公司因资金募集困难重新寻找的新的投资方，符合常识。同时，周旭辉虽知晓鼎兴公司引入了新的投资方，但因合同具有相对性，前述事实并不能改变回购担保协议的签订主体是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的事实，更不能得出回购担保协议可以直接约束鼎兴公司与周旭辉的结论。据此，华弘投资合伙企业依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回购担保协议》要求周旭辉承担股权回购价款无事实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华弘投资合伙企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审案件受理费479061元，由杭州华弘湖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蒲 杨 审 判 员  管雄亚 审 判 员  古莉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  杨 迅 书 记 员  姚嘉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