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8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刚，山东公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法定代表人：肖永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会，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德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审被告：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负责人：张学军，总经理。原审被告：姜恒晓，男，196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上诉人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木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涵木业公司）及原审被告姜恒晓、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4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新木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公司支付剩余款项17101.10元；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不承担责任；2.博涵木业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博涵木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过程中我公司明确答复一审法院，双方之间系合作关系而非买卖关系，通过梳理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博涵木业公司负责木柄的下料和粗加工，我公司负责对木柄进行精加工以符合客户的需求，并与外国客户进行业务联系，账款结算。当外国客户提出需求后，由我公司将客户需要的材质、款式和数量告知博涵木业公司，由博涵木业公司粗加工后将半成品木柄送至我公司进行精加工，然后我公司再将木柄发送至外国客户并结算后再和博涵木业公司进行账目核算，该账目已经扣除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和未使用的精加工木柄（也就是所谓的退货）。在这样的操作模式下，我公司是不会产生库存的。二、我公司有证据证明货值677156.1元的库存木柄系替博涵木业公司代销。2016年3月15日、2016年11月22日，外国客户先后两次给我公司发来邮件，对木柄的材质及款式分别进行了变更和更新。因为客户要求的变化给博涵木业公司造成了大量库存，由于外国客户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帮助消化库存，故我公司才及时告知博涵木业公司将木柄运至我公司处以方便我公司代为进行库存处理。2016年双方之间的货值超过了380万元，明显超过其他年份100余万元的货值，在客户变更材质和更新款式后，我公司没有理由还大量的存储客户不再需要的货物，除了系代博涵木业公司处理库存，没有其他合理解释。我公司的财务人员乔培英和博涵木业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上有明确的表示：“如果扣除库存，就成了博涵木业公司欠东新木业公司的钱了。”这一聊天记录表明了我公司代销博涵木业公司库存的事实，博涵木业公司对这一事实并未进行否认，这一点一审判决并未提及。另外，我公司与博涵木业公司自2012年建立业务关系以为，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进行过年度结算，所有的账目往来都是以我公司所记录的为准，博涵木业公司并无自己的账目记录，博涵木业公司对我公司的账目记录是认可的，没有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认可我公司所记录货款总额，却对我公司所记录的代销木柄款不予认可，显然前后矛盾，没有根据。从我公司的付款情况看，我公司都是依据实际使用博涵木业公司粗加工的木柄数量进行付款的，为什么会留下69万元余款未付，就是因为扣除了代销木柄的款项，在未代销完成前，木柄仍然属于博涵木业公司所有，判决由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毫无依据。对上述几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充分证明供销行为的存在。由于代销行为一直持续，所有不存在时间长的问题。也正因为代销行为的持续，代销的库存才由最初的100多万元降至如今的60多万元。如果我公司承担该库存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这样判决就是对博涵木业公司恶意诉讼行为的支持，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与博涵木业公司产生业务关系的只有我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与博涵木业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博涵木业公司辩称，东新木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东新木业公司是为了逃避偿还货款提起上诉，根据东新木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上诉请求，东新木业公司与外国客户所签订的合同与我公司无关，东新木业公司的会计乔培英在一审时出庭，通过其微信转给我公司的工作人员账目事实清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辩称，关于消化库存的过程，第一阶段，在2016年3月15日在接到客户的电子邮件要把生产的产品更改为榉木产品，并且客人承诺帮我们处理库存的前提下，我们才把博涵木业公司的产品进货来帮忙销售。这期间从2016年3月15日一直持续到2016年7月30日，一共从博涵木业公司发来的190多万支，数额为176万多元，帮博涵木业公司消化库存，最后仍剩余库存10万多元。第二阶段，2016年7月30日，客人发来邮件要把产品的款式进行更改，不要老款产品，启用新的款型，期间又帮助博涵木业公司处理榉木的库存。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3月3日，我公司又从博涵木业公司收到榉木的产品一共50多万支，金额50多万元，这都是帮其销售客人不要的产品，如果不是合作关系，我们不可能在客人不要的情况下，销售处理这些产品。这也是为何我公司主张让博涵木业公司承担这部分费用的原因。我方是该客户在中国的唯一供货商，相当于私人订制，如果客户不要就会存在留存库存的情况。姜恒晓未陈述意见。博涵木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新木业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姜恒晓连带向博涵木业公司偿还货款802856.6元及自立案之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新木业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姜恒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对2017年至2019年之间存有买卖合同关系无争议，对款项是否付清及货款数额存在争议。对有争议事实及证据，认定如下：博涵木业公司主张以下事实：双方之间都是口头建立的供货关系。东新木业公司的张学军给我打电话，让博涵木业公司给他们供木柄（毛刷把），电话里都说好了木柄的单价、数量，按木柄的大小单价是不一样的，一共两种价格，小的0.4元/寸、大的0.475元/寸，供的数量以供货单为准，还有对方的厂长姜恒晓给博涵木业公司职员邹德战用微信传过来的供货单48张。后博涵木业公司与东新木业公司的财务乔培英进行了对账，确定了最终货款金额，2019年2月25日传送了一份对账单。博涵木业公司为主张事实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对账单一份3页、供货单48份，证据2：与东新木业公司财务乔培英电话录音。东新木业公司及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认为账款已经结清，并对博涵木业公司提交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存有异议，姜恒晓是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厂长，但是未实际参与订货及付款，具体情况不知情。且供货单及对账单不完全一致。对账单如果时真实的，应该使用公司财务章，未有经办人签字，对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2发表以下意见：博涵木业公司应该提供通话详单证明是其与乔培英的通话录音。刚才乔培英也说了不确定欠款金额，关于欠款金额的数额都是博涵木业公司单方陈述，而且博涵木业公司陈述欠款金额为75万元，与其起诉不一致。因为对账涉及到货物的定货、收货、付款等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是加盖财务章或公章，而且乔培英也说了需要等姜厂长核实数量后确定。因此即使是乔培英本人的录音也不能代表公司做出承诺，实际结算应该以双方的销货单及其他付款凭证为准。博涵木业公司对最终不一致解释为有一笔漏单，后找姜恒晓核对修改，因偿还106099元，欠付802856.6元。东新木业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为证实货款支付提交2017年至2019年付款凭证，累计付款409.2万元，其中一笔为2019年付款43万元。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东新木业公司会计乔培英出庭认可欠博涵木业公司680818.15元。东新木业公司于2019年10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菏泽博涵木业账目往来汇总表》显示自2012年至2019年尚欠博涵木业公司694257.25元。东新木业公司同时认为该欠款中含有代处理的木柄款677156.10元。东新木业公司不认可博涵木业公司陈述所欠802856.6元木柄款的原因是，东新木业公司通过微信截图发送给博涵木业公司的会计年度欠款，仅是发图时的时时数据，尚未对双方往来的所有数据进行核算，如应扣减的相关项目。一审庭审中双方对账显示：博涵木业公司认为2018年总供货值为2628661.11元，其依据是东新木业公司会计乔培英微信发送给博涵木业公司的《菏泽博涵木业-邹德勇进货付款发票汇总表》，记载2018年合计及2019年收货及付款表欠款的事实。东新木业公司认为应减去其卖给博涵木业公司的一笔榉木板材5.759立方，价值20444元；另有一个咪你（木柄的形状）的调整，当时的价格为0.798元，做账时按照0.84元做账，系东新木业公司财务错误，应调减13439.10元，调减后博涵木业公司总供货值为2594788.9元。与东新木业公司提供的供货值2594983.01元不吻合。博涵木业公司对此认为系东新木业公司会计提供虚假数据。博涵木业公司认为2019年总供货值为323902.88元。东新木业公司认为应扣减的2019年5月份卖给博涵木业公司的咪你三寸688元（860支），7月份卖给博涵木业公司的咪你二寸2944元（3200支），2019年3月31日应退货71522.93元、2019年4月应退货2901.06元以及进货后发现有些不符合要求的需要重新加工的费用是8651.36元。扣减后为245846.89元，与东新木业公司提供的博涵木业公司供货值235745.65元不吻合。一审庭审中博涵木业公司对应退货及重新加工部分不予认可，对咪你三寸688元（860支），咪你二寸2944元（3200支）货款应扣减无异议。结合东新木业公司职员与会计乔培英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的事实，证明双方未对账的事实存在。东新公司会计乔培英微信发送给博涵木业公司的《菏泽博涵木业-邹德勇进货付款发票汇总表》是博涵木业公司认定其2018年送货值2628661.11元的依据，但第一次庭审中博涵木业公司认为其2018年送货值为2457074.68元。如果依据《菏泽博涵木业-邹德勇进货付款发票汇总表》作为结算依据，表明东新木业公司仅欠博涵木业公司751010.12元。与博涵木业公司的起诉请求不符。乔培英庭审中认为，“博涵木业公司每次是上午来，下午走，来了之后对一下这一年的进货退货等，但是没有形成最终的对账报告，这些账是我把所有资料整合理顺的，包括随货同行的单据。关于期末75万的金额，是实时点的金额，我手头有单据的金额，但是后来会有变动，有了进货和退货等我都要记进去”。关于博涵木业公司提供的盖有东新木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2018年收、退货及付款、期末欠款统计表一份三页，博涵木业公司认为系东新木业公司会计乔培英发给博涵木业公司的，乔培英让博涵木业公司拿着去找姜恒晓核对并盖章，但乔培英、姜恒晓均予以否认。对以上证据，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对博涵木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虽可以认定双方进出货的事实，但双方没有对多年的进出货进行对账。即使2018年收、退货及付款、期末欠款统计表成立，也仅是对2018年进出货的核算，况且东新木业公司卖给博涵木业公司的货物等没有扣减，足以证明尚未结算。鉴于东新木业公司庭审中已认可尚欠货款694257.25元，一审法院对东新木业公司提供的2019年10月20日《菏泽博涵木业账目往来汇总表》证明的欠款数额予以认定，东新木业公司对博涵木业公司的其他扣款因双方争议较大，且双方证据不吻合，待争议双方核对清楚后可另行解决。对账单中公章问题，不在于使用何种公章加盖，而是因公司印章加盖后是否能够认定该对账单记录的债务问题。对账单中加盖公司印章，必然是由公司员工实施该行为或管理不善造成，对账单本身记录较为完整，时间连贯，但综合双方交易过程和年限，不能认定该证据为双方最终对账。因为2019年双方有交易，有付款。而乔培英作为公司财务，形成的2019年6月4日通话录音，反映双方交涉货款数目的事实，但双方没有结算的事实在通话中能够反映出来，对通话录音，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东新木业公司会计乔培英微信发送给博涵木业公司的《菏泽博涵木业-邹德勇进货付款发票汇总表》是博涵木业公司认定其2018年送货值2628661.11元的依据，但第一次庭审中博涵木业公司认为其2018年送货值为2457074.68元。如果依据《菏泽博涵木业-邹德勇进货付款发票汇总表》作为结算依据，表明东新木业公司仅欠博涵木业公司751010.12元。与博涵木业公司的起诉请求不符。即使庭审中博涵木业公司计算的诉讼请求数额802856.60元亦不吻合（2018-2019年总货款2952768.985元，加上2017年的230089.49元，2018-2019年被告一共付款238万元，尚欠802858.475元就是我们起诉的数额），况且对两年供货值的基础数额双方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向博涵木业公司购买木柄事实成立，从双方上述证据综合证实，双方并未对全部往来账目进行对账，鉴于东新木业公司在诉讼中已出具尚欠博涵木业公司货款694257.25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立案后博涵木业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支付保险费用172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供货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诉讼前后，双方往来核对的事实，表明此前未对往来款进行结算，一审庭审中，根据博涵木业公司的计算亦不能确定其起诉的准确数额。为减轻讼累，对东新木业公司认可的欠款694257.25元，因未超出博涵木业公司诉讼请求数额，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他争议数额由双方核实账目后另行处理。庭审中东新木业公司认为该欠款含有博涵木业公司2016年代销木柄款677156.10元，但东新木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代销行为且已经送货多年，故对东新木业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博涵木业公司要求东新木业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博涵木业公司主张保险费用1720元，未有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东新章丘分公司为东新公司设立的分公司应与东新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博涵木业公司要求姜恒晓承担连带责任，姜恒晓以职务行为履行职责，现有证据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足够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判决：一、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94257.25元；二、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694257.25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对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上述两项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29元，减半收取5964.5元，由菏泽市牡丹区博涵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236元；由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负担4728.5元。诉讼保全费4820元，由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章丘分公司、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东新木业公司向本院提交1.2016年3月15日、2016年7月30日、2016年11月22日东新木业公司与外国客户的往来邮件三份，拟证明在产品改型过程中，客户帮东新木业公司处理库存，东新木业公司帮博涵木业公司处理库存的过程，且实际处理了200多万元的库存，剩余60多万元尚未处理完全；2.涉及1902358支桦木、金额1764240.48元入库单一宗，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8月8日博涵木业公司桦木进货统计表一张，拟证明在客户明确来邮件不再要产品的前提下，东新木业公司本着帮博涵木业公司消化库存的前提，销售相应产品；3.510435支榉木、金额506229.60元的入库单一宗，拟证明东新木业公司的库存数，时间为2016年8月8日-2016年9月22日发来的库存；4.微信记录一份，拟证明博涵木业公司知道存在库存；5.短信记录一份，拟证明东新木业公司曾告诉博涵木业公司抓紧把库存发过来；6.工艺流程图一份，拟证明分工情况。经质证，对于证据1、2、3，博涵木业公司认为系东新木业公司与外国客户发生的业务关系往来，与其无关，博涵木业公司不知道东新木业公司与外国客户的合同。东新木业公司的进货单及订单均与博涵木业公司无关。博涵木业公司是粗加工，东新木业公司是细加工，东新木业公司在进货之后的事情博涵木业公司不知情，也与博涵木业公司也无关。一审时东新木业公司的会计提供的多年以来的欠款明细账，其所欠的博涵木业公司款项是累计欠款。2019年东新木业公司购买博涵木业公司的货物，如果存在库存也是东新木业公司的库存，也不会让会计记账汇款，博涵木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请法院依法查明。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对东新木业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姜恒晓未对东新木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本院认为，关于博涵木业公司与东新木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博涵木业公司与东新木业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存在多年供货业务关系，由博涵木业公司向东新木业公司、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供应木柄，东新木业公司向博涵木业公司支付货款。东新木业公司现主张货值677156.1元货物系替博涵木业公司代销的库存产品，但其与博涵木业公司并未签订书面代销协议，博涵木业公司对东新木业公司主张的代销事宜亦不予认可，东新木业公司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在供货之初双方形成了由东新木业公司替博涵木业公司代销货物的合意，对博涵木业公司主张的货值677156.1元货物系代其销售，不应支付该部分货款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东新木业公司与东新木业章丘分公司系两个不同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由东新木业章丘公司承担向博涵木业公司支付货款义务后，东新木业章丘公司并未对此进行上诉，故对东新木业公司主张东新木业章丘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东新木业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9元，由上诉人济南东新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孙 鹏书 记 员  赖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