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3民终1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黎，男，198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坚毅，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良，男，196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云宽，四川亚峰（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杰，四川亚峰（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聪，女，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云宽，四川亚峰（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俊杰，四川亚峰（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黎、余良因与被上诉人林志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9）川0322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余良、林志聪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林志聪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才正式施行，而本案所涉借款发生于2013年。不能以此来否定该笔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 在余良与林志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林志聪并无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工作，家庭收入基本依靠余良经营生意所得。故余良所借款项应当认定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余良的上诉请求：1撤销富顺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322民初276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借条记载的借贷关系并非真实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案涉的465000元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从事“放水”活动中出现亏损，由于被上诉人周黎的母亲因此担忧住院，为帮助打消其母亲的顾虑，才出具的借条和达成还款和解协议。该笔款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筹集的用于从事“放水”活动的款项。证人徐元刚和余勇可以证明周黎因此已获利分得170000元。并且打借条当天，证人徐元刚在现场证明上诉人并没有因此分得利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应当视为借贷无效，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忽视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进行违法放贷的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3.被上诉人于2015年撤回起诉并不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愿达成了和解，更不是上诉人对该借贷关系真实性的确认。2015年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了解到向参赌人员放贷而获取利息是违法所得，会被没收。因害怕承担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周黎主动去撤诉的。 被上诉人林志聪未发表答辩意见。 周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良、林志聪归还借款465,000元及利息50,220元，共计515,220元；2．判令余良、林志聪支付违约金50,000元，并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律师费34,500元；3．判令相关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良、林志聪曾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3月2日办理离婚登记。原告周黎与被告余良系朋友关系，曾共同出资进行“放水”（向参与赌博人员放贷赚取利息）活动。2013年8月27日余良向周黎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主要字样：“今借到周黎人民币现金465000.00（大写肆拾陆万伍仟元正）。借款期限暂定为即自2013年8月27日至年月日止。如到期未归还。自愿按银行利息的倍计息，并承担双倍的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杂费等），并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担保人责任，借款人到期不能还款，担保人则承担借款人相同的责任，无条件偿还所有借款（并承担违约金及利息、杂费等）。借款人和担保人如到期未归还借款，以个人所有资产做抵押拍卖。”借条上“担保人栏”无信息，借款人栏仅有余良的签名捺印以及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无被告林志聪签名捺印。 原告周黎曾于2014年12月31日向本院起诉二被告偿还借款465,000元。2015年1月19日，原告周黎与被告余良签订和解协议，协议内容：“截止于2015年1月19日，借款人余良、林志聪尚欠出借人周黎465000元（大写：肆拾陆万伍仟圆），借款人余良、林志聪自愿以位于富顺县富世镇丁海村X组的住房作为担保，如果该房屋被拆迁，借款人余良、林志聪将拆迁补偿款优先归还上述借款。并承担诉讼、代理等费用。周黎自愿撤回之前余良、林志聪的起诉，周黎支出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代理费由余良、林志聪承担。如有违约，借款人承担伍万元违约金，并承担诉讼、代理等费用。”。和解协议落款处周黎、余良分别以出借人、借款人签名捺印，时间为2015年1月19日，无被告林志聪签名捺印。2015年1月20日本院依原告申请，裁定准许原告撤诉。 上述借条、和解协议上均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至今被告余良未归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综合被告余良出具的借条、与原告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原告向被告余良账户的存款记录等，应当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合法有效。理由有三点：1．本案案涉金额高达465,000元，被告余良作为成年人，不仅向原告周黎出具借条，且在原告周黎于2014年12月31日向本院起诉后，再次于2015年1月19日与原告达成还款和解协议，致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余良应当知道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其关于出具借条和在诉讼中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均系帮助原告打消原告之母担忧的辩解与成年人的认知严重不符，严重不合常理，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2．本院依职权调取原告在2013年7月28日17时28分至48分期间，在同一台ATM自助柜员机上向被告余良建设银行账号6217XXXXXXXXXXX3017存入12笔现金存款，合计金额为115,100元的存款记录，能够部分印证交付属实；3．因原告与被告余良曾共同出资从事“放水”活动，二者之间借贷关系的合法性确实有一定疑点。结合被告余良在原告2014年12月31日起诉时不仅没有抗辩合法性问题，反而与原告达成还款的和解协议这一事实，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余良间的借贷关系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当认定原告与被告余良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 借款后，被告余良未向原告偿还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故被告余良应当向原告周黎偿还借款。 关于被告林志聪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借款系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林志聪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和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借款虽然发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条、和解协议上仅有被告余良签字，原告亦未举示被告林志聪事后追认或该借款用于二被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借款不足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被告林志聪不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利息的问题。借条、和解协议上均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50,220元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原、被告虽然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依法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告诉讼之日可视为催告之日，经催告后被告仍未还款，应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本案于2019年9月5日先调立案，故原告可要求被告支付自2019年9月5日起以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关于违约金和律师费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并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律师费。但借条、和解协议中均未载明案涉借款具体的还款日期，原告未就被告是否构成违约的相关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未就律师费用提交发票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和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判决：1.限被告余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周黎偿还借款本金465,000元；2.限被告余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周黎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46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5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年利率6%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3.驳回原告周黎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二审争议的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465,000元的借贷关系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周黎认为上诉人余良向其借款465,000元，而上诉人余良认为向周黎出具借条是为打消周黎母亲顾虑，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中，证人徐元刚证实余良出具借条时在场，并说明打借条是为打消周黎母亲顾虑，并自认2013年4至6月帮周黎、余良做事，同年7月后走宜宾去了就不是很了解了。该陈述与借条的落款日期2013年8月27日显然有一定的矛盾。而证人余勇证实余良向周黎出具借条借465000元是听徐元刚和余良说过，属传来证据。证人徐元刚的言词证据属孤证，且存疑，而余良也没有出具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徐元刚的证词不予采信。同时，上诉人余良认为案涉款项系用于共同“放水”，言下之意说明了周黎有支付案涉款项的事实，仅是所支付款项的用途不同，但余良也没有举示与周黎共同“放水”的证据。因而上诉人余良辩称出具借条是为打消周黎母亲顾虑，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周黎不仅出示了余良出具的借条，证明其借贷关系成立。基于该借条，周黎曾起诉余良要求归还借款，该案后因双方达成和解，周黎撤回起诉。在和解协议中，余良再次确认欠周黎465,000元借款的事实。因而本案一审认定上诉人余良欠上诉人周黎465,000元借款并无不当。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 关于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余良欠上诉人周黎465,000元借款，虽然上诉人余良抗辩其与周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是用于共同“放水”，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承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余良归还上诉人周黎出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余良请求驳回上诉人周黎全部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周黎认为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其原因系该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才正式施行，而本案所涉借款发生于2013年。也就是本案应适用案件发生时的法律法规来处理。但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2月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解释》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来确认被上诉人林志聪不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周黎主张被上诉人林志聪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黎、余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98元，由周黎负担4899元，余良负担489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 慧 审 判 员  曾伟贤 审 判 员  周玉萍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姜 文 书 记 员  曾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