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83民初6681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范加良，男，1979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荣、朱永强，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案外人）：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95391243 法定代表人：钱春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烁威，公司员工。 被告（被执行人）：范胜英，女，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第三人：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444号恒盛广场4号楼-13-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340876471C 法定代表人：姜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告范加良与被告上海中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犇公司）、第三人范胜英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烁威、第三人范胜英到庭参加诉讼。后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为第三人，并依法变更范胜英为被告。本案于2020年1月17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烁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范胜英、第三人恒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加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对牌号为浙Ｆ×××××执行标的车辆（价值约4万元）继续强制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中犇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请求中止执行范胜英名下浙Ｆ×××××宝马牌车辆；经法院书面审查，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浙04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裁定：中止对牌号为浙Ｆ×××××宝马牌小型轿车的执行。但原告认为该裁定完全错误，侵害了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现依法提起诉讼。 一、本案所涉浙Ｆ×××××宝马车辆的转让并未经相关机关登记，登记机关显示的车辆所有人为被执行人范胜英，不得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作为特殊动产的机动车，其物权的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按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宝马车辆（租赁物）已经由范胜英转让给恒通公司（出租人），又回租给范胜英（承租人）使用，范胜英按月支付租金给出租人。虽然恒通公司与范胜英签订了相关融资租赁合同，也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他们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善意第三人，该车辆的所有权人仍然就是范胜英，因为登记机关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范胜英，且占有车辆并实际使用的还是范胜英。据此，法院有权对该执行标的进行强制执行。 二、被告中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无权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 恒通公司转让给被告中犇公司的债权是：范胜英应付给恒通公司未付租金，不是本案所涉车辆的物权（所有权）。所有权不存在从权利的说法，也不可能因为债权的转让，其权利主体也同时转让。 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的前提是承租人有处置租赁物的行为，损害出租人的权利，在几种特殊的情形下，可以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本案中，承租人范胜英没有任何处置租赁车辆的行为，也不存在恒通公司同时取得车辆所有权和抵押权的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 被告中犇公司辩称： 一、中犇公司系涉案车辆（浙Ｆ×××××号牌宝马汽车）的所有权人，虽然相应的物权变动没有经过登记，但由于车辆原登记所有权人签约融资租赁合同后，与融资租赁公司（出租人）办理了车辆抵押权登记，产生了公示效力，使得后续涉及该车辆的转让受到限制，即出租人对该车辆的所有权已具备外部对抗效力。以上对抗效力能够触及在该车辆上设立的第三人的物权，更能够触及一般债权人对该车辆的执行请求权。 2018年6月8日，范胜英与恒通公司签订《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范胜英将其所有的宝马牌汽车出售给恒通公司，再由范胜英租回使用。恒通公司以此取得车辆所有权，并与范胜英在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19年4月26日，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为88119.98元，中犇公司受让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及全部相关权利，成为新的合同出租人、车辆所有权人。2019年7月19日，恒通公司通知了范胜英上述转让事实。 范加良与范胜英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范胜英未能按约履行债务，形成诉讼案件，后范加良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范胜英的强制执行申请。可见，范加良仅仅是无物权担保的一般债权人，就涉案车辆，范加良并不存在任何实质上或形式上的物权。 综上，中犇公司已通过受让债权（合同转移）方式成为出租人，从而依法取得了车辆所有权，车辆办理的抵押权登记公示的法律效果理应及于中犇公司，中犇公司有权向桐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原告认为车辆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还将其纳入到法律概念“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范畴，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错误理解，也没有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立法意图，根据该条规定，在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入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情况下，因承租人或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擅自设立物权而使得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规定取得物权的，出租人有权主张第三人物权不成立。基于此，在出租人与承租人就租赁车辆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了以出租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情况下，出租人凭借登记可有效对抗第三人的物权善意取得，从而对出租人所有权形成保护。而范加良连对涉案车辆的物权都毫不相关，仅以对车辆原所有权人享有债权为由，主张对车辆进行拍卖处分，显然于法无据。 二、中犇公司自融资租赁公司受让债权系对合同全部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理应成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 虽然相关债权转让的合同名称为“债权转让协议”，但显然，合同的具体法律性质应以合同内容为准，而从合同内容（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一项）来看，明确约定转让标的除了租金等应收款项，还包括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控制收回车辆的权利、车辆抵押权及租赁合同项下的车辆所有权等所有权利。因此，中犇公司作为车辆所有权人与抵押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体适格，并无不当之处。试问，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的出租人，如果在承租人的其他一般债权人申请就租赁物强制执行时都不能出面阻止，那么，上述司法解释有关出租人抵押权登记的规定，又谈何实现对融资租赁出租人的风险预防与安全保障功能呢？ 三、强制执行制度是实现民事实体权利的程序，但不改变实体权利本身的性质。范加良作为债权人申请法院对范胜英进行强制执行，其所享有的债权并不能因此获得优先性的法律效力，也不应增强该债权在实现权利层面（执行）的法律效力，其无权以申请执行的方式处分涉案车辆。 显然，范加良对涉案车辆申请采取强制执行，并不能使其获得对涉案车辆的物权性的处分效力，在强制拍卖程序未实现之前，涉案车辆的物权归属完全不应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中犇公司的车辆所有权未办理登记，仍然有权对法院的强制执行提出执行异议。 被告范胜英辩称：因为车子已经给了中犇公司，所以同意中犇公司意见，反对原告的申请执行。 第三人恒通公司述称： 一、恒通公司与范胜英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真实有效。 恒通公司与范胜英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1808-1078102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是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恒通公司按约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义务，合同约定被告每期支付租金3977.75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但范胜英仅支付6期租金后便不再向恒通公司支付租金，恒通公司在多次催告后未果，于2019年4月26日将债权转让给被告中犇公司。 二、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 2019年4月26日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请贵院知悉。 另协议约定：恒通公司转让与范胜英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恒通公司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实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权时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用、催收费用及其他费用）。同时恒通公司所享有的抵押合同项下的融资租赁车辆抵押权随债权一并转让以及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车辆所有权。 三、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通知到被告，债权转让对被告发生效力。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签订协议后，恒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了通知义务。恒通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事实通知范胜英，所以该转让对被告发生效力。 综上所述，恒通公司已将债权转让情况据实回复，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维护恒通公司的合法权益。 原告举证： 一、（2019）浙0483民初3409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4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各1份，证明原告依据生效判决依法申请执行被告范胜英，执行过程中，被告中犇公司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中止对被告范胜英名下宝马车的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二、汽车融资租赁合同、抵押合同及机动车登记证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本案所涉宝马车辆于2018年8月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抵押给第三人恒通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是第三人恒通公司应收被告范胜英的租金，该车辆登记在被告范胜英的名下。 三、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均为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于2019年4月26日将应收被告范胜英的租金债权转让给被告中犇公司，但是该车辆所有权没有转让给被告中犇公司。 被告中犇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原告主张的登记证的证明内容，根据公安机关的规定，这个登记只是可上路的登记，不是所有权的登记；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将债权所涉及的物权一并转让，而非债权的转让。 被告中犇公司举证： 证据一、融资租赁合同、车辆交接单、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各1份，证明被告范胜英和第三人恒通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第三人恒通公司拥有车辆所有权并办理抵押权登记。 证据二、债权转让协议1份、转让价款支付凭证2份（复印件），证明被告已取得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和抵押权，两次总计支付88119.98元。 原告质证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对于证据一，2018年8月6日被告范胜英和第三人恒通公司建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将车辆所有权转让给第三人恒通公司，应当办理过户登记而非抵押登记。对于证据二，债权转让协议只发生了债权请求权的转让，车辆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 被告范胜英及第三人恒通公司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6日，恒通公司与范胜英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车辆交接单》，双方约定：范胜英以租回为目的，向恒通公司出售其名下车牌号码为浙Ｆ×××××宝马牌汽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ＬＢＶＰＳ510ＸＢＳＤ45144）。租赁车辆不发生现实的占有转移，恒通公司向范胜英交付租赁物的方式为占有改定。自恒通公司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视为占有改定完成，恒通公司取得租赁车辆之所有权。租赁期间，无论租赁车辆登记在出租人、承租人或经其他第三方名下，承租人均不得否认出租人根据本合同对租赁车辆享有的所有权。租赁车辆登记在承租人名下时，出租人作为租赁车辆所有人，授权承租人将车辆抵押给出租人。承租人确认签署的抵押合同仅为实现抵押权登记之需要，该抵押合同的内容不改变双方之间融资租赁关系的本质，不影响出租人在租赁期内对租赁车辆享有所有权。车辆转让价款总额为115000元，实际支付时扣取首付租金23000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每月租金为3977.75元。《车辆交接单》载明出租人已经按照承租人同意的方式支付购车款（融资额）购买租赁车辆并取得租赁车辆的所有权，承租人已经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从出租人处取得了该车辆的占有使用权，因而出租人对租赁车辆享有基于车辆所有权的间接占有权益，承租人对租赁车辆享有基于融资租赁关系的直接占有。同日，双方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范胜英将涉案租赁车辆作为抵押物，为其在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恒通公司提供担保。2018年8月7日，双方就涉案车辆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2019年4月26日，恒通公司与中犇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抵押合同》项下的融资租赁车辆抵押权随债权一并转让以及《租赁合同》项下的车辆所有权。转让价款为88119.98元。中犇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6日、5月28日支付恒通公司3977.75元、84142.23元。后恒通公司就债权转让通知了范胜英。 2019年5月5日，本院立案受理范加良诉范胜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浙0483民初3409号案件］，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应范加良的保全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9日裁定查封上述号牌为浙Ｆ×××××宝马牌汽车，对该车辆办理了查封手续。6月20日，本院判决：范胜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范加良借款282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82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9年1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及律师费10000元。因范胜英未按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付款义务，范加良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8月6日受理［（2019）浙0483执3065号］。上述保全裁定自动转入执行中的查封措施。案外人中犇公司遂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浙04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 本院认为，第三人恒通公司与被告范胜英之间的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恒通公司向范胜英支付车辆转让价款后，通过占有改定实现了对涉案车辆的交付，故恒通公司依法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涉案车辆所有权变动虽未办理登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之规定，原告范加良作为范胜英的债权人，并不在《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范围内。即上述物权变动可对抗本案原告，况且恒通公司为保障其所有权，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了抵押登记。2019年4月26日，第三人恒通公司与被告中犇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及车辆所有权一并转让于被告中犇公司。因出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仅限于权利担保意义上的“形式所有权”，实际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内容之一，故中犇公司依据上述转让协议可取得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之涉案车辆所有权，且其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加良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0元，由原告范加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审 判 长 高 庆 人民陪审员 范 嫣 人民陪审员 路纪忠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夏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