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3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聚成，男，汉族，1964年2月12日出生，住宛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桂英，女，汉族，1962年1月18日出生，住宛城区。系张聚成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猛，男，汉族，住宛城区溧河乡郭店村8组55号。身份证号：411302198609062811。系张聚成、苏桂英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克力，男，汉族，1970年9月15日出生，住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帅，河南震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聚成、苏桂英因与被上诉人赵克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1302民初658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聚成、苏桂英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3万元及利息（不服金额3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所支付借款3万元并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不涉及刑事犯罪，而是个人借款。上诉人于2014年3月31日所出借的5万元并未投入大新公司，而是由被上诉人赵克力个人出具借条并由其个人偿还，这在借条上均有显示。上诉人虽就该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在大新公司刑事判决所附的“受害人集资名单及金额”中仅对2014年2月15日针对大新公司达成融资合同这一笔认定为非法集资进行退赔，对上诉人上诉的这一笔并未认定为犯罪金额。而在赵克力（2018）豫1303号刑初13号刑事判决所依据的审计报告及吸收存款金额、名单中，对上诉人上诉的这一笔同样未认定为犯罪。上诉人虽就两份借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经司法机关认定，所做出两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中，均认为上诉人2014年3月31日所出借的该笔款项不属于犯罪。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一味认定该案全部涉嫌犯罪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赵克力辩称，一、上诉人自称所支付出借款三万元系来自于其被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分局所采用的“张聚成于2014年7月6日据实出具的报案材料”和卧龙岗分局对张聚成依法进行的“询问笔录”及后附的出借人苏桂英于2014年3月31日的五万元借条（因张聚成儿子威逼索要和当时不良影响情景与亲戚因素而有赵克力替大新公司为其暂还两万元，当时要求张聚成的儿子出具收据，但张聚成儿子拒不接受出具收据，无奈之下，在张聚成所在村委会会计的办公室替大新公司为其暂还两万元，下佘三万元作了批注，当时该村会计在场见证），以及张聚成持有的日期为2014年2月15日的大新公司出具的五万元借款合同，而且这两笔各五万元，共计十万元的投资明确为投入到了南阳大新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一一张仲景养生城项目中，有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岗分局给张聚成出具的“大新集资人员登记表（回执）（NO：197)”进行固定和明确告知出示给张聚成收据（此回执见于卧龙区法院关于本案卷宗第168页登记表回执），除了张聚成报案材料和询问笔录中提供的一笔五万元借条(出借人苏桂英于2014年3月31日出借的5万元）和另一笔大新公司于2014年2月15日出具的五万元借款合同外，未见张聚成出具有其他超越这两笔各五万元共10万元外的其他证据与材料。而且这两笔各五万元的总投资10万元均已投入到南阳大新公司项目中。这些投资金额明细与去向非常明确清晰。均已在张聚成的报案材料与询问笔录中得到明确确认无疑，投资总额与明细、投资去向均已明确无误，甚至是利息与利息总额和收息人也分别具体明确出来到人到卡到位。这已成为不争事实而存在于卧龙区法院的刑事审判相关案卷宗中。且在原审当庭由被上诉人提交给宛城区法院，与宛城区法院前往卧龙区法院调查取证的刑事审判案卷宗资料完全吻合无异议。二、上诉人出示提供的”2014年3月31日所出借的5万元借条”在前一项说明中已印证被卧龙岗分局固定为大新集资人员登记表回执（NO：197)中，且作为提交给卧龙区检察院采用为事实证据与证人证言列入公诉书，而提起对被上诉人的公诉，这已是两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卧龙区法院的刑事庭审和判决书中已被卧龙区法院作为事实证人证言所采用，而且再次固定为上诉人”张聚成在大新存入10万元，2分息，共收到利息17000元”，这与张聚成在报案材料、询问笔录以及卧龙岗分局提交给卧龙区检察院的提请公诉材料和卧龙区检察院公诉书中显示的各项数据、落款时间、证人证言完全吻合无异议。有原审当庭出示给宛城区法院的“（2018）豫1303刑初13号卧龙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为证。综合以上两条内容充分说明：上诉人提出的包含在2014年3月31日五万元借条中的三万元不服金额完全被列为卧龙区人民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刑事判决书中。同时也说明上诉人对这三万元不服金额的理解错误，扭曲了事实。对其在个人利益面前的偏激冲动错误行为表示可以理解和原谅，但不能掩盖其作为总投资10万元中的一部分金额五万元（包含了不服金额三万元），且已经自己明确确认投资到大新公司的项目中这一铁的事实，更不能掩盖其已被列为证人证言和明确详实的事实金额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刑事判决的铁的事实。也就是说上诉人请求的三万元不服金额纯属扭曲事实的错误请求。这些事实与证人证言内容均在上述“张聚成提交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提请公诉与公诉书和判决书”中得到一一证明。因此，贵院不应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予以采用支持，而是应该维持宛城区人民法院的原审原判。在这里需要强调说明三项内容如下：一、上诉人提及的“大新公司刑事判决”以及大新公司判决所附的“受害人集资名单及金额”一事，这和本案被上诉人的刑事判决一事，虽有关联，但审判员不同，案件行使的主体内容和主体对象不同，也就是案件的主要内容、主要对象（被诉讼人不同），而且在本案中已充分说明了卧龙岗分局、卧龙区检察院、卧龙区法院对被上诉人赵克力所采用的事实数据金额、证人证言等均相一致，并且充分体现了上诉人张聚成和苏桂英的报案材料与意愿，充分尊重了张聚成被询问、被采用数据金额的证人证言事实。也就是说，以上司法机关充分尊重了张聚成、苏桂英的如实举报意愿，依法如实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刑事判决，事实清楚，数据金额总十万元包含其提请诉讼不服金额三万元无异议。也就是说上诉人提出的不服金额三万元不成立。且据实应将有赵克力个人出资代大新公司偿还给张聚成的两万元现金判决为由上诉人退还给被上诉人，而且张聚成投资到大新公司的借条显示投资金额五万元的赔付应该有大新公司承担，在以后的清产核资变现清理兑付中予以支付给张聚成，而不是由被上诉人代替大新公司来偿还。以前出现的威逼索要的错误行为应该依法纠正并终止。二、关于在被上诉人赵克力（2018)豫1303号刑初13号刑事判决所依据的审计报告及吸收存款金额、名单中的情况已包含了上诉人此次提出的不服金额三万元，这在前述内容中已由张聚成报案材料、以及卧龙岗分局出具的大新集资人员登记表、及其依据张聚成的报案材料和审计报告所形成的提请检察院采用的案卷宗材料，以及卧龙区检察院采用后形成的公诉书、卧龙区法院依此谨慎审查采用后进行庭审和出具的最终刑事判决书装订成案卷宗得以证明上诉人此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知上诉人在哪里编造出了这一超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的所谓“经司法机关认定，所做出两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中均认为上诉人2014年3月31曰所出借的该笔款项不属于犯罪”的自定论！试问尊敬的人民法院及法官同志：究竟确定某部分金额属不属于犯罪，是真正代表国家权力和人民意志的司法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决结论与判决书形成法律效力，还是不认可司法机关依法据实做出宣判后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自定论的错误理解与请求建议来代表形成法律效力？当初自己举报的有理有据，而司法机关也充分尊重其意愿如实判决了，现在竟然出现自相矛盾、变相否认司法机关采用的证据证人证言，而自定意见，断章取义，糊弄各级法院和法官罔顾事实，提出所谓的“请求”。望贵院明察秋亳，辨别真伪请求，维护司法公正，还民公理公正为盼！三、对于原审当庭提出的“（2018）豫1303刑初13号卧龙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涉及“被告人赵克力的供述与辩解”中关于“李新兰是我侄儿媳妇7万元，张聚成是我姨家老表7万元，我给他退2万，还有5万元”一说，其事实是这样的：第一次2014年2月15日张聚成投资大新公司后持有大新公司出具借款合同5万元，第一次李新兰投资大新公司五万元且持具大新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第二次2014年3月31日张聚成投资大新公司五万元时，这时有李新兰增资投入大新公司两万元，经张聚成和李新兰两家商议达成共识同意后，将李新兰的两万元投资金额写入张聚成的有大新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中即张聚成第二次投资金额在借款合同中显示为7万元，等到第一次投资额三个月期限到期后，将李新兰第二次投入的两万元资金改填合并到第一次的投资金额中而形成了最终“李新兰投资金额7万元”的大新公司出具的借款合同。此时，张聚成第二次投资金额借款合同中的7万元变为5万元，也正是这次变动时，张聚成拒不拿大新公司出具的借我当时暂为代写的借条。但即使这样只在后来一味的自己只拿借条行为，也改变不了张聚成第二次投资金额五万元投入到了大新公司张仲景养生城项目中的事实，这一笔自称借条的五万元款项也由张聚成在大新公司的财务系统中查到当时大新公司财务系统显示投资人是张聚成五万元属实，并有张聚成慎重写在了2014年7月6日的报案材料与询问笔录中。这一点有张聚成的询问笔录和报案材料可以自圆证明。请贵院和法官明察！综合以上所有内容：本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不服金额三万元来源于其投资到大新公司的五万元借条中，且已完全被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认定采用并给予了被上诉人的刑事判决，贵院不但不应支持其上诉请求，且应维持原判，而且应该责成宛城区法院追回上诉人将赵克力被逼无奈弱势之下代大新公司为其“偿还”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即在苏桂英持具的五万元借条中被标注“已还两万元”现金退还给被上诉人赵克力，纠正其采用不当行为实施逼讨债主体对象错误的行为，彰显宪法法律权威，昌扶社会正义。并且上诉人的所谓5万元“借条”投资应有大新公司承担，并在以后的清产核资，变现资产兑付中予以合理合情解决。张聚成、苏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8万元及利息78700元，共计1587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被告赵克力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1303号刑初13号判决书判刑，本案涉及的借款已涉嫌刑事犯罪并被刑事案件处理，故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聚成、苏桂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474元，退回原告张聚成、苏桂英。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双方对赵克力两次收取张聚成、苏桂英各5万元不持异议，张聚成、苏桂英现仅持有其与南阳大新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金额为5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据，该数额与南阳大新实业有限公司、毕应先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生效刑事判决（（2019）豫13刑终124号）中判令退赔张聚成的款项一致。一审认定张聚成、苏桂英依借条主张的借款金额已被刑事案件处理而驳回其起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且适用法律错误，致使案件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赵克力对其第二次收取的5万元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借条并于2016年3月27日已“回还”2万元不持异议，但其辩称该5万元已被刑事案件所认定，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2018）豫1302民初658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干祥审判员  孙小刚审判员  牛永权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