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7行初20号 原告陈玉，男，汉族，生于1959年2月8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010。 原告李科，男，汉族，生于1980年9月3日，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民身份号码：×××3516。 委托代理人冉启华，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漆泽平，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文庙街8号。 法定代表人邓辉，区长。 委托代理人廖易，该区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毅，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72号新益大厦8楼。 法定代表人淳道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熙佩，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程健，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玉、李科诉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强制违法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日、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及原告陈玉、李科的委托代理人冉启华、漆泽平，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廖易、郑毅，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熙佩、程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25日，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原告陈玉、李科通过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的《以资抵债协议》而取得的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抵债地上附着物等资产予以拆除。 原告陈玉、李科诉称：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旗公司）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灾后重建而引进的投资企业。2009年2月1日，安旗公司与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在绵阳市涪城区亩建设厂房；2009年11月5日双方签订了《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约定补征30亩。在正式征地前，安旗公司采用以租代征的方式使用土地。2009年11月20日，安旗公司接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的通知，因新建厂区土地处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块，暂行停建。至停建时，安旗公司直接在土地建设、设施设备等的投入已经超过800万元。2012年7月16日，安旗公司与原告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该资产及拆迁赔偿所有权益抵偿给原告；原告在接管该抵债资产的同时，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了《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2017年5月25日，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在未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征得原告同意情况下，强行对安旗公司的抵债地上附着物等资产进行了拆除。为此，原告以民事诉讼诉请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等部门支付拆迁补偿款，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的（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告诉请的内容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起诉。后原告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及《绵阳市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四条“绵阳市市辖区内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两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各镇（乡）人民政府或园区街道办事处（征地拆迁安置实施单位）可受国土资源局委托，完成所辖区域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务性工作。”之规定，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强制拆除原告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内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等行政行为违法，遂诉至本院，请求：1.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绵阳市涪城区内的建筑物、设施设备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陈玉、李科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开庭审理前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原告陈玉、李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陈玉、李科系适格原告。 第二组证据：2.绵阳涪发改［2009］13号《绵阳市涪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确认涪城区灾后重建项目的请示》;3.《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4.《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5.绵涪建字第2009-08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6.《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7.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该组证据拟证明安旗公司系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合法引进的灾后重建企业，2009年2月1日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富城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2009年11月5日签订了《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通过支付相关费用和以租代征的形式，先后取得了位于绵阳市涪城区余亩进行灾后重建投资，并取得了绵涪建字第2009-085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在该土地上进行相关厂房建设。 第三组证据：8.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通知》，拟证明因案涉地上附着物位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段，被绵阳市涪城区城郊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责令暂行停建、另行规划和清理赔付。 第四组证据：9.2012年2月15日《关于请求尽快赔付的报告》；10.《关于将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址地面建筑赔付款优先用于偿还债务的函》；11.《关于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物抵债协议送交函》；12.2012年8月20日《关于请求尽快清理赔付的报告》；13.移交清单；14.《情况说明》。该组证据拟证明安旗公司于2012年2月15日、5月28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赔付，但没有得到赔付；在原告陈玉、李科于2012年7月16日通过《以物抵债协议》取得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在建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后，于2012年7月25日、8月22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金家林管委会）要求尽快赔付，并于2012年8月28日向金家林管委会移送了包括《以物抵债协议》在内的申请赔付的相关材料；后该材料由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移交绵阳市涪城区审计局进行《以物抵债协议》赔偿金额审计，但一直未得到赔偿。 第五组证据：15.《以物抵债协议》；16.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2012年7月16日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赔偿的所有权益折价720万元，在支付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费用后，抵偿原告陈玉、李科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共计252万元，剩余未用于抵债360万，由原告陈玉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2013年11月11日该《以物抵债协议》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故原告陈玉、李科系政府征地拆迁补偿的合法权利人。 第六组证据：17.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3）涪民初字第3191号民事判决书、（2014）涪执字第343号执行裁定书;18.四川瑞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拟证明原告陈玉根据《以物抵债协议》的约定，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 第七组证据：19.《征收土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5月12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正式启动对绵阳市涪城区3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程序。 第八组证据：20.接警回执;21.被拆迁后的现场照片，拟证明2017年5月28日原告陈玉向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金家林派出所报案称，安旗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在2017年5月25日被强行拆除，抵债物目前已经灭失。 第九组证据：22.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及2017年9月5日、10月13日的两次开庭笔录；23.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拟证明在《以物抵债协议》等相关资料和审计资料均移送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的情况下，原告陈玉、李科具有对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的合法权益，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在未与原告陈玉、李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强拆案涉财产违法，故于2017年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金家林管委会、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支付拆迁补偿款，经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及本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均认定原告陈玉、李科的诉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其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第十组证据：24.《绵阳市土地统征储备中心关于绵阳市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强拆前，拆迁案涉财产的补偿金额未确定，更未支付。 第十一组证据：25.绵阳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家林厂区建设费用一览表;26.绵金管函[2017]2号《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关于绵阳市2008年34批城市建设用地拆迁补偿安置情况说明的函》，拟证明案涉厂房的材料投入达到800万元且被拆迁范围内3家企业的拆迁补偿费用达4000万元。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辩称：1.债权行为不能产生改变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法律效果，陈玉、李科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故陈玉、李科不是本案诉讼的适格原告；2.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以及陈玉、李科的民事起诉状可查，原告陈玉、李科最迟于2017年6月8日，便知晓案涉地上附着物于2017年5月25日被拆除的情况以及相关行为的实施主体，故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最迟应从2017年6月8日起算，至今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3、被告的行政行为合法，案涉土地的征收系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收土地公告，形成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进行；4.原告陈玉、李科诉称的赔偿经济损失的额度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案涉地上附着物的建造过程而签订相关协议中约定的价款，不等于案涉地上附着物的客观市场建造成本、被拆除时的适时实存价值以及拆迁补偿价款，案涉地上附着物的价值应该按照相关集体土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标准予以确定。 被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证明其所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2.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拟证明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应诉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4.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5.原告陈玉、李科诉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拟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该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 第三组证据：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8.（2012）涪执字第250、251、2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保第104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川0703执恢1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陈玉、李科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第四组证据：9.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10.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11.《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12.绵国土资公告[2017]20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13.《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14.对案涉被拆搭建物的调查、测量过程以及向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送达相关拆迁文件的影音资料；15.《核医学中心项目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拆迁方案》及其附件；16.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7日刊登的关于通知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相关拆迁事宜的通知；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8.绵府发[2016]23号《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拟证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所作行政行为合符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1.原告陈玉、李科不具备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债权合同关系，不具有物权法律效力，原告陈玉、李科不能直接基于《以物抵债协议》主张对案涉地上附着物拥有直接的物权权属利益；2.原告陈玉、李科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告陈玉、李科应当在2019年2月8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本案在2019年5月16日才提起行政诉讼，且原告陈玉、李科在此前曾提起过的民事诉讼不构成行政法上起诉期限中止中断的事由；3.国土部门已经依法取得了相关土地征收批文，履行了相应的征地补偿工作职责。遂请求本院驳回原告陈玉、李科的的起诉。 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证明其所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拟证明陈玉、李科不是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拟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 第三组证据：5.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6．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7．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8.涪城区城郊乡大包梁村三社《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9.绵阳市国土资源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中国科技城金家林总部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10.2017年4月7日，《华西都市报刊》登通知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前来接洽解约和拆迁补偿登记事宜的公告;11.2017年4月11日，中国科技城金家林总部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送达的《关于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征地拆迁补偿手续函》、送达回证及视频;12.绵阳云端科技公司出具的《土石方测量计算报告》;13.《核医学中心项目四川安旗能源科技公司拆迁方案》,拟证明案涉土地征收部门已经取得四川省政府批准同意实施，土地征收实施部门多次通知安旗公司办理征地拆迁手续但该公司不予配合，相关部门对其土地上建筑依法进行测量固定，制定拆迁方案并组织了实施。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对胡登旭的询问笔录，载明：胡登旭于2010-2017在金家林管委会工作，安旗公司是该管委会园区企业，不久就搬迁至绵阳市安州区，本身存在大量债权债务纠纷，后陈玉、李科向其送达了《以物抵债协议》和民事判决等资料，并且要求胡登旭在陈玉和李科事先写好的情况说明上签字和盖章，相关资料后移交审计部门；2对邓先义的询问笔录，载明：邓先义长期在金家林管委会工作，只管过两个多月的拆迁工作，原告陈玉、李科曾经找到他要求对安旗公司进行关注，在2013年没有收到原告陈玉、李科送达的以物抵债协议和相关资料，后来通过诉讼才知道该情况。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通过民事诉讼知晓案涉搭建物被拆除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知道行政行为是谁实施的事实，两份裁判文书明确原告享有案涉搭建物的使用权利，该权利系物权而不是二被告主张的债权，原告的起诉时间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同时原告曾经将权利主体转移的相关资料移交给金家林管委会，并存在送交审计局的行为，表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知晓系案涉搭建物土地的使用权人是原告，在拆迁时被告应向原告告知拆迁的相关权利义务，但被告并未告知，其行为违法；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没有异议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并非案涉项目的实际权利人，且（2013）年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冻结的金额为达到257万元，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交的拆迁方案中涉及案涉项目的构筑物价值190万，存在不一致，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未向向原告赔偿就拆除相关建筑的行为违法；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案涉土地虽然由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四川省的征地批复而制作征收土地公告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但没有依法公告，且在报纸登记公告的主体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下属企业，公告中未依法公告拆迁事宜，其公告主体、对象、地点均违法，原告没有接到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通知。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供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二组、第四组证据一致，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其余证据无异议。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对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陈玉、李科提供的证据，被告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不持异议；对第二组证据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相关投资协议和建设规划的主体均是安旗公司，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对第三组证据因是复印件，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因系复印件而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其中被告未收到9号证据，没有收到安旗公司要求赔付的报告，10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没有证据证明11-12号证据已由原告陈玉、李科送达并签收，且11-12号证据系原告陈玉、李科方单方出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13-14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接收人并非被告工作人员，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向被告移交了相关资料；对第五组证据中的15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存在异议，对16号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判决仅确定了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合法有效，并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与被征收的土地和被拆迁的构筑物有权利关系；对第六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如实反映图片中的现场就是被拆除现场，不能证明胡登旭当年签收相关文件；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陈玉、李科通过民事诉讼得知被告行政行为；对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十一组证据的25号证据的真实性以法院审查为准，系安旗公司单方出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26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仅能证明主体身份信息，不能证明系适格的原告；对第二、三、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以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的质证月意见为准，且经查询未见安旗公司在被告处办理先行用地的相关手续；对第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以法庭核实为准，不能达到原告陈玉、李科的证明目的，以物抵债协议仅具有债权合同性质，不能证实原告陈玉、李科有权利主张案涉厂房拆除补偿的费用；对七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认可；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反而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早已知晓案涉厂房被拆除的事实，提起本诉已经超起诉期限；对第九、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作出的二审民事裁定最终以原告陈玉、李科未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为由，从而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此一审民事裁定认定原告陈玉、李科基于以物抵债协议，对于案涉土地的享有的权益，并非法院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第十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览表系由安旗公司单方制作，金家林管委会的更是明确相应的补偿金额做终以财政审定金额为准，该证据不能达到补偿金额的证明目的。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询问胡登旭、邓先义的笔录，原告陈玉、李科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二人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胡登旭的询问笔录证明其曾经收到原告陈玉、李科送达的以物抵债协议、民事判决等相关资料，明知在安旗公司的拆迁时应对二原告进行补偿，邓先义的询问笔录也陈述二原告曾经找到他对安旗公司进行关注，上述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印证，足以证明二原告将《以物抵债协议》和民事判决送达金家林管委会，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拆迁时对而原告进行补偿。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胡登旭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胡登旭表明情况说明系二原告事先写好非要找其签字，胡登旭只是将资料收下代为转交，不能发生任何法律后果；对邓先义询问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邓先义明确表示没有收到二原告送达的相关资料，且本案拆迁行为对象系安旗公司，可进一步证明陈玉、李科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意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对两份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仅证明原告陈玉、李科曾向胡登旭主张过相关权益，但不能证明二原告享有法律上的相关权利。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陈玉、李科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组证据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六、十一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和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证据，因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第二、四组证据一致，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予采信；其余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本院依职权取得的两份询问笔录，符合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安旗公司是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为灾后重建而引进的企业，其从事灾后重建项目实行边建设边报批。2009年2月1日，安旗公司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绵阳市涪城区富诚城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涪城区军转民配套产业园灾后重建投资协议》，在绵阳市涪城区，用于新建秸秆气化炉生产线；2009年11月5日，双方签订《灾后重建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约定补征30亩土地。在正式取得征地手续前，安旗公司采用先租后征的方式在该土地上兴建相关厂房及设施，并取得《建设工程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09年11月20日，绵阳市涪城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向安旗公司发出通知称，因新建厂区土地处于成绵乐高铁规划地块，请暂行停建；安旗公司遂停止建设，并于2012年2月15日、5月28日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赔付前期停建项目投资及损失，但没有得到回复。 2012年7月16日，安旗公司与原告陈玉、李科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将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赔偿等所有权益，折价720万元，在支付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费用后，抵偿原告陈玉、李科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共计252万元；剩余未用于抵债360万，由原告陈玉代安旗公司偿还在四川北川富民村镇银行以张卫国名义办理的贷款。2012年7月25日、8月25日，原告陈玉、李科向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下设的金家林管委会书面要求尽快赔付停建项目投资及损失，并于2012年8月28日移送了包括《以物抵债协议》在内的申请赔付的相关材料。后《以物抵债协议》由原金家林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胡登旭等人移交绵阳市涪城区审计局进行《以物抵债协议》赔偿金额审计，但未得到赔偿。原告陈玉、李科向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2013年11月11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涪民5499号民事判决，确认该《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 2008年12月3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107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绵阳市2008年第三十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对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村5社、金家林村4社等在内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旗公司租用的土地位于大包梁村3社。2009年7月13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绵国土资公告［2009］77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公告》。2017年1月19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绵国土资公告［2017］20号《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1月24日，绵阳市涪城区3社同意《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并经有关部门批准。2017年2月6日，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金家林管委会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由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金家林管委会负责地上附着物清点登记等工作。因安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注册地变更，无人配合拆迁补偿登记工作，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设立在金家林管委会拆迁组工作人员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后，找到安旗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送达要求接洽拆迁补偿事宜的函件，但均没有得到安旗公司的回复。在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安旗公司现场遗留的地上附着物进行测量登记，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现场土石方量进行测算后，拆迁小组制作了共计2800240.20元的《拆迁补偿清单》。后该笔钱款被用于支付安旗公司的其它债务。2017年5月25日，安旗公司位于绵阳市涪城区3社的构筑物等设施，被金家林管委会拆迁小组等组织拆除。 2017年6月，原告陈玉、李科向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经本院指定到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管辖。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川0722民初3001号民事裁定和本院作出的（2019）川07民终1号民事裁定，均认为原告陈玉、李科的诉请并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而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5月22日，原告陈玉、李科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被告强拆其位于绵阳市涪城区内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的行为违法。 另查明，安旗公司在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及本院涉及大量的执行案件，中国（绵阳）科技城金家林总部实验区管理委员会曾在2012-2013年曾收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2）涪执字第250、251、25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保第104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本院送达的（2013）绵执字第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安旗公司应当领取的拆迁补偿款进行保全冻结。原告陈玉、李科系（2012）涪执字第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涪执字第8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当事人。 再查明，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2019年2月经机构改革后，在原绵阳市机构职能而设立。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因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而引发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陈玉、李科是否对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主体是否适格；3.被诉行政行为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4.被诉行政行为的责任的承担主体。 （一）陈玉、李科是否对被诉行政强制行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征地拆迁中对安旗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予以拆除的行政强制行为，原告陈玉、李科作为安旗公司的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被诉行政强制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三条“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以保护或者应予以考虑的除外。”的规定，在实施案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之前，原告陈玉、李科与安旗公司已经签订合法有效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约定安旗公司将案涉资产及其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赔偿等所有权抵偿二原告的债权，二原告根据该合法有效的协议而拥有了案涉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的期待权益；同时，现有证据查明原告陈玉、李科在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后，曾经向金家林管委会送达上述资料，尽到事先告知义务，且本院生效民事裁定亦认为原告陈玉、李科起诉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和金家林管委会在组织对安旗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偿资产等进行征收补偿和拆除时，应当充分考虑相关行为是否损害原告陈玉、李科的债权实现，但未予以充分考虑。在此情况下，原告陈玉、李科作为安旗公司的债权人，便可以被诉行政行为可能损害债权的实现为由，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故陈玉、李科具有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 （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 根据绵府发[2016]23号《绵阳市市辖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金家林管委会签订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协议》，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绵阳市辖区内集体所有土地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和金家林管委会受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负责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事务性工作的实施。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绵阳市国土资源局）并未实施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当庭认可在通过报纸公告等方式，通知安旗公司前来办理征地补偿手续和领取征地补偿款未果的情况下，于2017年5月25日下午，组织金家林管委会的相关人员将安旗公司的地上附着物予以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无授权委托其它机关和组织实施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认可其组织金家林管委会实施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系本案适格被告。 （三）被诉行政行为有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本案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5日组织实施拆除行为时，并未告知原告陈玉、李科相关诉权和起诉期限，但原告陈玉、李科在知道政府的拆除行为后，于2017年5月25日报警，表明其此时已经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从此时计算本案起诉期限，后于2019年5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同时，原告陈玉、李科于2017年6月在本案起诉期限内提起民事诉讼，案经两审法院终审该起诉期限的耽误事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的耽误事由。故原告陈玉、李科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四）被诉行政行为的责任承担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虽然提供证据证明实施征地拆迁补偿行为合法，但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具有强拆的法定职责，其行为属于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了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行政权力。故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强拆行为应属超越职权，其所实施的拆除行为依法应确认为违法。 综上，原告陈玉、李科的诉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确认2017年5月25日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对四川安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地上附着物等抵债资产予以拆除的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幽 审 判 员  向 茜 审 判 员  严皓月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魏继军 书 记 员  冯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