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倩，女，汉族，1989年1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仁怀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涛，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1201210724038。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倩，女，汉族，1988年2月24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玲玲，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711885442。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治遥，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袁倩因与被上诉人杨倩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6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袁倩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严重错误，本案应当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中止审理。本案起因由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居间介绍受托人蔡方河，通过受托人蔡方河在国外为被上诉人购买手表，但因蔡方河涉嫌实施诈骗行为，且人数众多，蔡诈骗一案已有仁怀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在侦查机关尚未结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为了减少或转嫁风险将上诉人诉至法院。在刑事案件未查明事实真相，尚无法确定蔡方河与上诉人、被上诉人间存在何种联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便立案进行民事审理，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蔡方河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十分不妥，违反了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客观的审理原则，极有可能造成法院的判决与刑事案件的最后结果相悖。因此，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待刑事案件终结后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再行审理，一审法院的裁决有可能导致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错判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合同关系，但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居间合同。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系商品的所有权人在购买方支付价款后卖方转移所有权给买方，无论何种交付方式，前提必须是卖方对其出售货物拥有所有权，才能进行下一步转移所有权给买方的行为，否则，不能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经一审法庭调查及双方提交证据可知，上诉人从未取得过案涉手表的所有权，因此不存在转移案涉手表所有权的行为，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不应定性为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仅实施了向被上诉人介绍委托人的居间行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推荐委托人蔡方河，并将所有的信息及意思表示均全部如实、无任何隐瞒的向被上诉人转达，且被上诉人也明确知悉上诉人的居间行为系朋友间帮忙介绍委托人帮其购买手表，同时被上诉人也是应委托人蔡方河的意思将购买款按照蔡方河的要求直接全款支付至蔡方河账户下，上诉人在居间行为履行完毕后没有事实参与到被上诉人与蔡方河的委托合同中，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从第三方联系进货及交货”的行为。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身份有误。上诉人曾长期在国外从事奢侈品销售行业任公司销售人员，上诉人在微信朋友圈偶尔发布奢侈品图片，仅出于个人喜好及工作性质，由此认定上诉人从事代购或微商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又因被上诉人曾在上诉人处“购买”过手表，便推定被上诉人此次在上诉人处“购买”手表具有合理性与基础条件，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转款给上诉人的行为，是因为上诉人长期在国外从事奢侈品销售行业，认为通过上诉人的人脉和渠道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手表，而上诉人现已定居国内，未继续从事手表销售行业，出于熟人介绍帮忙的主观心态，帮被上诉人介绍委托人在国外代购，应认定为居间法律关系。3、上诉人收到委托人蔡方河给的4000元属于居间介绍费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款支付给委托人蔡方河时，被上诉人表示将2万元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将该款转给委托人蔡方河，上诉人在收到2万元后，立即直接将1.6万元转给了蔡方河，另4千元系蔡方河支付上诉人的居间介绍费用，且上诉人并未实际参与到被上诉人与蔡方河的委托合同中。4、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支付24万元余款认定为系按照上诉人的要求支付有误。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聊天记录可知，在委托人蔡方河收到被上诉人2万元后要求被上诉人将24万元余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完毕才可以拿货，被上诉人也直接按照蔡方河的要求操作。被上诉人与蔡方河之间的交易行为并未受到上诉人意识的支配，上诉人无任何隐瞒的将双方意思表示如实转达，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该款系上诉人指示被上诉人支付无事实依据。5、被上诉人包括其配偶均从一开始便知道也认可上诉人的介绍人身份（见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配偶的聊天记录），在被上诉人未收到手表后，被上诉人一直强调请求上诉人帮她联系委托人蔡方河了解货物的情况，通过其双方的居间关系要求上诉人帮其联系委托人要求退款，并未直接要求上诉人退款，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知悉上诉人对货物的购买、风险转移并无实际控制权。6、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强调其仅同上诉人联系，一审法院亦认定被上诉人并不知委托人蔡方河的存在，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该说法完全不尊重客观事实，上诉人一开始便将事实及过程如实告知被上诉人，且“和谁联系”并不能改变合同的特征与性质，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的居间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影响被上诉人与蔡方河之间委托合同的成立。7、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并未对上诉人采取任何措施，仅对蔡方河立案侦查，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蔡方河的诈骗行为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明显有误。三、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通过网络代购的方式找人购买手表的风险，况且是价值26万元的贵重物品。同时，被上诉人也实施的是商业行为，从国外代购手表后卖给其顾客赚取差价，被上诉人明知风险并忽略风险，仍然选择此种交易方式购买，由此出现的任何状况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居间合同行为，上诉人仅收取4000元居间费用，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不存在任何过错，被上诉人为转嫁风险要求上诉人返还全部款项于理无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杨倩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建立的确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长期通过其微信朋友圈发布名表销售广告，系经营名表销售的微商。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发出购买案涉手表的要约时，上诉人立即回复“我现在拿货都是全球找”，在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要求交付2万元定金后，上诉人则回复被上诉人称要“多给其介绍，基本所有表都可以拿货，全球找货，很有实力”。从上述聊天记录可见，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缔结案涉手表的网络购物合同期间，一直以“名表卖家”的角色与被上诉人进行商洽，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明示卖方另有其人，更从未将上诉人所提及的案外人“蔡方河”介绍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案涉手表无法交付之后，转而否认自己的“卖家”身份，主张其仅为被上诉人提供了居间服务，实则是为逃避承担违约责任。2.上诉人是与被上诉人所缔结买卖合同的唯一相对方，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主体就购买涉案手表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联系，更不存在任何“合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确定涉案手表型号、报价、双方缔结购表合同、上诉人告知被上诉人付款账号、双方沟通发货事宜到违约后上诉人承诺向被上诉人退款等等，均仅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任何第三人参与其中。事实上，上诉人在案发前一直以买卖合同的卖方与被上诉人进行互动，上诉人从未否认过其卖方身份，也从未将被上诉人介绍给任何其他卖方，从未向被上诉人释明其仅系买卖活动的居间介绍人。被上诉人从始至终与被上诉人进行的一对一互动行为，更不存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蔡方河”达成任何合意的事实。上诉人企图将其与上游供货商间法律关系转嫁给被上诉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既不合法，亦不合理。3、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销售案涉手表时，无论上诉人是否直接占有案涉手表，均不能当然否认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消费者买到的每一样商品，都经历着或长或短的的供应链条。实际上，买方向卖方发出要约后，手中并没有现货的买方再向供货商订货、拿货的模式，也是微商或海外代购行业的惯常做法。即使案涉手表直接通过上诉人的上游供货商直接转移到被上诉人手中，也无法据此否认上诉人在买卖合同中的卖方身份，从学理上是，这种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是完全符合民法中“指示交付”概念的。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上诉人经常通过私人微信发布名表销售广告，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的微商身份，向其购买本案标的物的要约。上诉人向其上游供货商联系后决定接受该要约，双方达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中，上诉人具体联系何人进拿货、从何处拿货，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协商以何种方式支付价款，上诉人在本次商品交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等等细节，事前均未告知被上诉人，也未向被上诉人表明过其系居间介绍人身份。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销售涉案手表的整个过程，属于销售行为，不符合居间提供媒介或订立合同的机会。且上诉人未能以足够的事实和证据来论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确实存在错误，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所涉事实认定准确。二、上诉人否认其长期经营微商盈利缺少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其在朋友圈发布的名表广告仅基于个人喜好和工作需要，不具有任何“微商”身份，且不认可其存在通过向微信好友销售手表获利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供了足以证明上诉人多次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名表”广告及两次向上诉人购买手表的证据，且上诉人在仁怀市公安局中枢派出所2018年12月4日询问笔录第三页倒数第五行自认被上诉人之前在其处购买过一次手表，相识后成为“朋友”。但上诉人从始至终未拿出充分且真实的证据予以反驳。三、“先刑后民”并非法定原则，且本案不符合“先刑后民”的适用情境。“先刑后民”并非法定原则，当前，我国尚无任何一部法律对该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上诉人多次提及的“先刑后民”只是“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程序取决于刑民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度，两者事实完全相同的，刑事程序优先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而涉案案件标的物虽有关联但不属同一事实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再者，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纪要”）精神，“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等情形下，有的人民法院仍然以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此，应予纠正。”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法律关系源于双方签订的网络购物合同，本案所涉争议，是基于上诉人违反其与被上诉人缔结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向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及退还相应款项。被上诉人认为，诈骗罪和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纠纷，系商品交易过程中因违约引发的经济纠纷，而非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诈骗行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理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本案通过民事审判程序定纷止争。至于上诉人提及案外人蔡方河可能涉及诈骗犯罪，与本案合同纠纷分属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判决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综上所述，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证据及网络购物活动交易习惯，足以证明双方订立的网络购物合同皆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成立并已生效，且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诉人试图通过策划“刑事报案”，并将普通经济纠纷扩大至刑事犯罪范畴，以期达到拖延、甚至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目的，是对“先刑后民”的刻意误读与滥用，也是对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犯。被上诉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杨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称：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网络购物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货款24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该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0月19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27日为12480元）；3、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4万元；4、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系长期从事名表销售工作，并在微信朋友圈不定期发送手表款式及价格等销售信息。原告因曾向被告购买过手表，双方由此认识。2018年10月6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方式向被告提出欲再次向被告购买一只爱彼手表。此后，原告向其认识的案外人蔡方河联系，经与蔡方河确认手表是否有货、款式图片、具体价格等信息后，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告知前述内容，原、被告在经多次联系并最终确定原告欲购买该手表并确定价格为26万元后，原告于2018年10月19日通过微信向被告支付2万元，并根据被告告知的收款人账号，于同日又分四次向案外人蔡方河银行账户支付24万元。此后，被告告知原告第三方将会通过快递向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址邮寄手表，但原告此后一直未收到所购买的手表，导致本案诉讼。庭审中，被告认可在收取后2万元后向蔡方河支付了16000元。另查：仁怀市公安局中枢镇派出所出具有《呈请立案报告书》一份，主要载明：2018年12月4日，受害人杨倩报警称，其于2018年10月6日通过朋友袁倩欲购买一块爱彼表……，随后杨倩通过微信向袁倩的微信账号转账2万元，并通过手机建设银行向袁倩提供的账号转账24万元，后杨倩一直未收到手表，杨倩联系袁倩后，袁倩告知是通过做代购的朋友给杨倩购买的表，现袁倩一直无法联系到做代购的朋友，杨倩遂和袁倩一起到派出所报警求助。2019年1月29日，仁怀市公安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杨倩被诈骗案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尚未侦查终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因原告主张与原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辩称其仅为原告与第三方提供了居间服务，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对此，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双方当庭陈述及微信记录，可知被告确在微信朋友圈有发送手表销售信息的行为，且原告因曾向被告购买过手表而对被告产生一定信任，并发生本案再次购表行为；第二，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购买手表的款式、价格、付款方式、收货地址等内容均陆续通过微信方式相互沟通，虽被告存在先与案外人蔡方河确定相关销售信息后再告知原告的情形，但仅能由此认定原告知晓被告并非直接持有货物而是从第三方联系进货及交货的事实，故原告事实上始终不知被告联系货物的案外人的具体身份及联系方式等情形，被告亦未主动告知原告，且原告支付的第一笔2万元系直接向被告微信支付，第二笔24万元也是根据被告的指示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故法院认为原告系与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现原告已支付货款，被告未能未按约交付所订购货物构成违约，导致原告购买手表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对原告请求解除合同且返还购物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双倍返还2万元定金的诉请，因双方微信记录中体现有“补齐款再发货”等内容，该2万元应作为货款组成的一部分予以返还，故原告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理由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解的因争议涉及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导致本案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意见，法院认为，原告始终是与被告联系并发生买卖行为，而被告与案外人蔡方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被告该辩解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有权在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后，另行向案外人蔡方河主张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及律师费，因双方无书面合同约定，且原告明知案涉手表交易金额数额较大、被告并非直接持有货物的情形下，未尽到充分审慎义务，将货款直接支付给案外人账户并造成经济损失，故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一定责任，故对原告该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杨倩与被告袁倩之间的买卖合同；二、被告袁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杨倩货款人民币26万元；三、驳回原告杨倩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96元，减半收取2948元，由被告袁倩负担2500元，原告杨倩负担448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当事人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2.是否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本案。关于焦点1，虽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的并非是买卖合同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对案涉货物并无所有权，被上诉人亦知晓上诉人向案外人蔡方河购买货品的事实及过程。对此，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证据表明，上诉人长期通过其微信朋友圈向不特定人群发布名表销售广告，被上诉人在获取上诉人所发布相关广告信息后，对欲购买手表的款式、价格、付款方式、收货地址等内容均陆续通过微信方式与上诉人进行沟通最终达成买卖合意，并向上诉人支付定金，亦按照上诉人相应指示将货物余款打入指定账户，上诉人就案涉货物独立与被上诉人磋商、订立合同，故应认定，该笔交易当事人双方建立的为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收取货款后未能交付货物，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焦点2，对于上诉人提出因争议涉及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导致本案应当适用“先刑后民”之主张，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货物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案外人蔡方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蔡方河亦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故案外人蔡方河是否涉及刑事犯罪与本案买卖合同审理并无关联，故上诉人要求本案适用“先刑后民”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因案外人蔡方河原因造成货物未能交付所造成的损失可另行向案外人蔡方河主张权利。综前所述，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据此，上诉人袁倩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96元，由上诉人袁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立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审判助理黄艳书记员田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