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昆明路世贸城1号写字楼1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872628779（4-4）。法定代表人：卢光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凯，贵州四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林，男，仡佬族，1974年9月2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顺建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借款事实客观存在，2016年2月2日临近春节，上诉人作为被挂靠公司，必须帮助被上诉人解决其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等劳务问题，否则上诉人便会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正是基于此客观事实，上诉人才无偿借款给被上诉人支付劳务费，为便于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以现金的方式出借。同时，上诉人平时就有大量备用现金，一审法院在未事先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也到上诉人公司进行了查看并确认确有大量备用现金的事实，这已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具有出借现金的能力和已履行了出借义务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2日出具借条后，在（2018）黔0329民初296号案件中，再次认可了向上诉人借款30万元的事实，但并未将该款项用于其承诺的支付劳务费，这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不讲诚信。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客观上无法控制被上诉人如何使用该借款，之前的判决书虽否认被上诉人将借款用于支付劳务费，但并未否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抗辩的该30万元借条是用于虚假诉讼的事实根本不成立，如果本案借条系为了应付之前案子的虚假证据，庭审完毕后，被上诉人作为借条的出具人必定会收回借条或要求上诉人出具情况说明以证明其虚假性，以避免产生其他纠纷，但被上诉人并未这样做。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曾在电话里向法院工作人员称该借款属实，但已经全部偿还完毕，因此，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借条系虚假的。综上，本案借款是真实的，上诉人已履行了出借义务，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程林二审中未作书面答辩。恒顺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程林偿还恒顺建筑公司借款本金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程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顺建筑公司与程林是挂靠关系，恒顺建筑公司是被挂靠人，程林是挂靠人。2014年7月，程林以恒顺建筑公司名义中标了贵州省余庆县他山中学、中职学校教师公租房工程项目。2016年2月2日，程林向恒顺建筑公司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金叁拾万元整，小写（300000.00元整），用于支付余庆县他山中学公租房劳务款。（此借款在工程款拨付后由公司直接扣除）。”2016年6月17日，万子刚、黄永强向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恒顺建筑公司，要求恒顺建筑公司支付劳务工程款716,250.00元。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黔0329民初10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万子刚、黄永强的诉讼请求。万子刚、黄永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新审理过程中，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将程林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恒顺建筑公司在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中提供了前述2016年2月2日程林向恒顺建筑公司出具的借条，目的是证明程林在恒顺建筑公司借款30万元，程林有支付能力。后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29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在审理查明中叙述，恒顺建筑公司及程林对收取保证金《收条》原件的事实无异，但认为余庆教育局代支付的款项与万子刚、黄永强退保证金10万及金额为345,040.00元的《收条》不是一笔款，恒顺建筑公司及程林已实际支付保证金10万元及劳务款345,040.00元，并提供了金额为345,040.00元《收条》加以反驳。对争议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通过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万子刚、黄永强主张的2016年2月4日余庆教育局代付款项与万子刚、黄永强退回保证金《收条》及345,040.00元收条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程林未实际支付万子刚、黄永强保证金10万及劳务款345,040.00元的事实成立，依法予以认定。理由是：1、先从当事人的陈述上进行分析，万子刚、黄永强和程林系该部分事实的亲历者、经办者，其陈述应作为认定事实真伪的依据。万子刚、黄永强陈述教育局因统计失误将刘忠理的劳务款49,000.00元统计为4,900.00元，导致合计为445,040.00元，其应程林要求将其中10万元作退回保证金，345,040.00元作劳务款，万子刚、黄永强将保证金收条原件交给程林并出具了345,040.00元的收条；程林在2018年1月29日陈述“另外我支付给万子刚、黄永强的345,040.00元是我支付的，是在2016年2月4日支付给万子刚的，这一笔款与教育局支付给万子刚、黄永强的489,140.00元不是同一笔款，我支付给万子刚的345,040.00元是在遵义市马家湾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的。”（第一次）在2018年4月17日陈述“2016年2月4日我与万子刚在遵义市马家湾谈的，有40,000.00元是我垫付的塔吊费用，有5,040.00元是我支付的小工费用，再加上100,000.00元的保证金，我实际支付的300,000.00元的现金给万子刚。次日，和恒顺公司的刘波波在城上城的工商银行外的车辆上支付的，这300,000.00元是从公司拿的现金，时间大约在中午至14:00之间。和万子刚谈的时候还有穆云旺在场。”（第二次）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中陈述“支付100,000.00元保证金的方式是拨工程款后在工程款中扣除，比如应支付300,000.00元工程款，万子刚黄永强出具200,000.00元的条子给我。保证金是在教育局拨款时扣除的。这345,040.00元是包含了我垫付了4万元塔吊费，有5,000.00余元的其他费用，万子刚、黄永强扣除100,000.00元的保证金，万子刚、黄永强出具了345,040.00元的收条，这笔钱我是通过现金支付的。出具345,040.00元收条与实际付款时间是同一天”（第三次）。从双方的陈述可认定保证金100,000.00元是支付的劳务款中抵扣，该款是在教育局拨付工程款项中抵扣的事实，教育局代支付万子刚、黄永强的劳务款仅有2016年2月4日这一次，万子刚、黄永强的陈述与教育局2014年2月4日代付劳务款统计更改前后的情况相一致，万子刚、黄永强陈述符合常理；程林前后三次对付款时间、付款地的陈述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2、从付款的时间上进行分析，程林第一次陈述在2016年2月4日在遵义马家湾以345,040.00元现金支付给万子刚的，第二次陈述是2016年2月4日遵义马家湾协商，次日在遵义城上城工商行外车上支付300,000.00元现金，扣除了支付的塔吊费用40,000.00元及其他费用5,000.00余元；第三次陈述付款时间与打收条的时间是同天。三次陈述前后矛盾，综合万子刚、黄永强提供的余庆教育局2017年8月31日的《说明》、2016年2月4日的《会议记录》，能证明2016年2月4日的上、下午程林与民工14人（包括万子刚）在余庆教育局会议室协商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万子刚、黄永强及程林根本没有时间在遵义市马家湾协商和支付款项的可能，显然程林陈述在2016年2月4日与万子刚在遵义市马家湾协商劳务款，抵扣保证金100,000.00元并支付劳务款345,040.00元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不足以让人信服。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29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书后，程林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民终41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程林的上诉，维持原判。庭审中，程林提出2016年2月2日这张借条是为了应付余庆法院万子刚案，实际没有这笔借款。程林提出，当时恒顺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城上城写字楼，可以调取监控，证明借款当天（2016年2月2日）程林没有从城上城提走30万元现款。一审法院前往该写字楼调取监控，遵义上城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明该公司管理的城上城写字楼监控设备录像保存期只有七天，无法提供2016年至2018年的监控录像。证人曹某（余庆法院审理的万子刚、黄永强与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中恒顺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恒顺建筑公司员工）证明，经其辩认，在万子刚、黄永强与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以后重新开庭的庭审笔录（2018年4月24日）中，第5页第2行开始的内容，恒顺建筑公司出示了2016年2月2日这张借条，证明2016年2月2日程林在恒顺建筑公司借款30万元，程林有支付能力的事实。余庆法院2018年4月24日的庭审笔录虽然将这张借条记录为欠条，而且没有装订这张借条入卷，曹某并不清楚原因，但从金额、日期上判断，应该就是一审法院向曹某出具的这张2016年2月2日的借条。这张借条产生的经过曹某并不清楚，应该是开庭前恒顺建筑公司向其转交证据时给自己的，应该是王某转交给曹某的。曹某个人的观点是，恒顺建筑公司拿钱给程林，程林付没有付给万子刚恒顺建筑公司不清楚，余庆法院否认的是程林没有付钱给万子刚，并没有否认恒顺建筑公司付钱给程林这一事实。证人王某（原恒顺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当时这个钱是王某支付给程林的，是在城上城王某办公室付的。程林项目上差钱，拿去支付劳务费还是什么的，付给谁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程林提出该笔借款是为应对余庆法院万子刚案而作的虚假证据。经核实，涉案借条程林书写于2016年2月2日。在2016年6月17日，万子刚、黄永强向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恒顺建筑公司承揽合同纠纷的案件审理中，恒顺建筑公司并没有提供该张借条作为证据出示。在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9民初1065号案件被发回重审以后，重新审理的过程中，恒顺建筑公司才提供了涉案借条，目的是用以抵扣其中345,040.00元的劳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规定，在本案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恒顺建筑公司应提供其实际交付该笔借款给程林的证据，但恒顺建筑公司并未就此举证，故一审法院对恒顺建筑公司主张程林偿还该笔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恒顺建筑公司与被上诉人程林之间是否存在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实践性合同，既要求合同双方要达成借款的合意，又要求出借方确实向借款人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因此，在确认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时，必须以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为事实依据。本案中，恒顺建筑公司提供了程林于2016年2月2日书写的《借条》，对此，程林抗辩该《借条》是为应对余庆法院万子刚案而作的假证据，实际并未交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在本案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上诉人恒顺建筑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程林交付了借款，故上诉人恒顺建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贵州恒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洪审判员 陈文玉审判员 任建毅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余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