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1民终146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男，196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周至县村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某，男，196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住西安市周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某，男，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原审第三人：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周至县（交警大队西侧）。负责人：王某某，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周至县金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周至县。法定代表人：何致格，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某，男，195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任某某，男，197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周至县。原审第三人：庞某某，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司机，住西安市周至县。上诉人刘某某因与被上诉人范某某、原审第三人周至县绿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奥公司）、周至县金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周公司）、任某某、庞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周至县人民法院（2019）陕0124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和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错误的。一审认定刘某某成立“秦启出租公司”组织被上诉人等48个出租车经营户私自购车，事实错误。刘某某与另外四人成立“秦启出租公司”，购买出租车是原“金周”、“绿奥”出租车公司经营户的意愿。同款出租车“金周”、“绿奥”报价是8.68万元，通过外地购车可以打破行业垄断，每辆车少掏1.38万元。自主购车尽管挂靠上述两公司，行驶证、产权证写的是上述两公司，但实质是个人出资。就能证明产权归个人。自助购车是个人意愿，刘某某只是参与购车的经营户之一，定价、购车是多人参与，刘某某并未经手金钱。购车款交给了庞某某、任某某，“秦启出租公司”与本案无关系，购车定金是任某某交给“华岳公司”的，刘某某未参与“华岳公司”的购车过程。2、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3月28日曾有16户本次购车出租车经营者起诉刘某某、秦启公司、任某某要求返还多收的购车款，周至法院按集团诉讼程序发出公告，要求权利人在30日内向法院登记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登记，已失去了主张权利的机会。3、一审作出的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购车款，上诉人从未收取，没有经手，是任某某、庞某某收取，由任某某直接支付给汽车经销商。本案缺乏上诉人取得不当得利的事实。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得到不当利益，而被上诉人应当证明上诉人通过何种途径得到购车款差额。尽管如此，上诉人仍提交证据予以合理说明。5、本案是一起恶意诉讼。范某某答辩称，刘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维持原判，驳回刘某某上诉请求。理由：1、刘某某是秦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秦启公司名义购车是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事，个人无权购买特种车辆。购买48辆车是刘某某欺骗诱惑经营户造成的，其以秦启公司名义多次去宁夏、太原、咸阳洽谈，且把经销商接到周至洽谈。一审认定，刘某某所写“请罪书”中，自己组织购买了这批车辆是事实，刘某某以秦启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邀请孙保军、李永波等人参与，要求价位不能太低，要保证公司经费，与经销商谈价，这之前，刘某某已经与经销商谈好价格，此二人不是秦启公司组成人员，其是刘某某为取得不当得利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在太原接车时，刘某某与任某某为了拿回扣，吵的不欢而散。2、答辩人将购车款交给秦启公司指定的收款人任某某，发票谁开，与经营户无关，是秦启公司与金周公司、绿奥公司之间的事，绿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与原雪铁龙公司总经理汪毅泽开具了情况说明。任某某不是大家推选的收款人。3、经营户交了全款7.3万元，而票据开的是6.9万元和6.5万元，接车时车辆合格证由4S店交给刘某某的委托人任某某，合格证上注明车辆颜色，况且当时说好车漆改好，北大门接车，以发票为准，这说明开票前车辆颜色改柒、运费已经包括在内。4、其他16案刘某某已被法院执行。刘某某对该16案申请再审，已被法院驳回。金周公司、庞某某述称，其无意见。绿奥公司、任某某未答辩。范某某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刘某某退还多收购车款的差价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某某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某于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3月间注册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其组织40余出租车经营户私自购买车辆。经营户事先将订车款3000至10000元不等交给任某某保管。范某某把订车款交给任某某，余款购车时直接打给了汽车经销商。因经销商不对个人出售，刘某某遂以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出租车。范某某交购车款73000元，购车税务发票显示购车款为69000元。出租车属于国家许可营运车辆，不向个人出售，刘某某倡议组织范某某购买出租车时，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没有国家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运营资格，购车发票显示的购车单位分别为金周公司和绿奥公司。车辆购买回来后，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没有取得营运许可证，导致范某某购买的出租车无法正常运营。一审庭审中，刘某某对范某某提交的购车发票价格与实际交款价格不一致的事实，认为发票上价格开少了，发票不能说明一切，但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另查明，周至县秦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因未取得营运许可证，从来没有正式运营过，已于2017年11月14日已注销。一审认为，范某某为购买涉案出租车，交纳了7.3万元的购车款。涉案出租车购买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车的价税合计为6.9万元。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所涉出租车的购车发票所显示的购车款数额与范某某实际交纳的购车款数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刘某某作为购买车辆的组织者，有责任对差额部分进行举证证明，但刘党歧提交的证据不能对差额部分的数额予以合理说明，故发票所显示的数额应认定为车辆的实际价款，多收的购车款属于不当得利。范某某要求刘某某返还多收购车款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刘某某提出范某某的诉请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已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范某某的购车发票确定的购车时间为2016年8月1日，范某某从该日起得知车辆的实际价格，故范某某对刘某某的请求权诉讼期间为2016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2日。范某某于2019年5月29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某某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法不予支持。一审遂判决：限被告刘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范某某购车款4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某某负担50元。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范某某为购买案涉出租车，交纳了购车款73000元。车辆销售单位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车的价税合计为69000元。对于本案所涉出租车的购车发票所载明的购车款数额与范某某实际交纳的购车款数额之间存在差额问题，刘某某作为此次购置车辆的组织者，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对产生差额问题作出合理说明。发票所显示的数额应为涉案车辆的实际价格，故原审法院判决刘某某向范某某返还4000元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涉案车辆购车发票载明购车时间为2016年8月1日，可认定范某某从该日起得知涉案车辆的实际价格，故范某某于2019年5月29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刘某某上诉称周至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次购车其他16户出租车经营者起诉刘某某、秦启公司、任某某要求返还多收的购车款案件时，发出公告，要求权利人在30日内向法院登记主张权利，被上诉人未登记，已失去了主张权利的机会。刘某某该上诉理由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理由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刘某某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筱滢审  判  员  邹守鸣审  判  员  杨晓昱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胡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