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8民初23721号原告：李必齐，男，198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区。委托代理人：张鱼，重庆美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盘龙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453329583。法定代表人：官久康，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魏娜，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韩蕊，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李必齐诉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国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叶竹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必齐的委托代理人张鱼，被告康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必齐的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总额28758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2500元(15000×9.5=142500)。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9655元(15000/21.75×200%×7=9655)；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劳动争议经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已经出具南岸劳人仲案字(2019)第69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劳动仲裁审理存在事实不清与法律适用错误：1.原告的工资流水显示原告的工资2017年4月之前是按月发放10000元，2017年4月6月为按月发放12000元，2017年7月-2019年5月按月发放15000元。2.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约定是次月发放上月的工资，被告抗辩是当月发放当月工资，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并且该做法与民营企业的习惯也很不相符。劳动仲裁在2017年1月31日双方签订的《聘用协议》到期之后认为仍应当按协议中约定的15万元/年计发原告的工资，无视双方已经通过事实行为重新约定工资标准的事实。也没有查明每月已经发放的工资事实上对应的具体哪一年哪一月的应发工资。3.在计算未付年休假工资时也未以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原告的实际工资收入为基数计算。4.劳动仲裁就认为2010年3月起至2019年6月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按月领取工资，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劳动仲裁裁决书中提到的南岸区社会保险局提供的档案资料并没有经过庭审质证的环节，无法达到证明的目的。故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请请求。被告康国公司辩称，1、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原告举示的送达回证显示其于2019年8月28日收到仲裁裁决书，现在因为仲裁裁决书应在15日内提出诉讼，因此原仲裁裁决已经生效，请求驳回原告起诉。2、从实体方面，原告2010年3月入职后，已于2015年11月9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本案所涉及的该期间的劳动关系所发生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2016年2月1日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月薪4000元，2019年6月10日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依法为原告购买了社保，及时足额发放原告工资，并不存在安排加班、强制调整岗位等情况，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3、关于原告主张的工资，原告工资为4000元/月，原告要求离职时被告及时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至2019年5月,2019年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工资1103元因原告提出离职时并未到达支付时间，且原告离职后至今也不到被告处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导致该部分工资尚未发放，被告同意在原告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后，将2019年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的1103元工资支付原告；关于经济补偿金，本案系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其解除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4点理由均不成立，故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且原告工资为4000元/月，而非15000元，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原告2010年3月入职后，已于2015年11月9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该期间的经济补偿金不属于本案所涉劳动关系审理范围，且均超出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是在每年8月统一安排员工休年休假5天，原告2018年年休假已休，其离职时尚未到2019年8月公司统一安排休假的时间，因此原告仅有2019年年休假未休，其次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过高。请求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必齐于2010年3月至康国公司上班，2012年1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聘用协议》，约定康国公司聘任李必齐为公司副总经理，从2012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甲方签字处除有被告的公章以外，还有官敏的签名，约定薪酬结构为“0.8万元(月度薪酬)×12月+3.4万元(年度奖金)+2万元(保证金)=15万/年”。在该聘用协议的附件《关于年度薪酬构成及奖惩考核办法》中，双方又对2013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薪酬结构另行进行了约定，为“1万元(月度薪酬)×12月+2万元(年度奖金)+1万元(保证金)=15万/年”。在签订了该合同后，官敏在2012年3月给原告转款，此后每月有规律的转款。后来双方又分别于2013年12月2日和2016年12月1日各签订了一次劳动合同，合同中并未对劳动报酬进行约定。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15年11月9日原告作为被告的社会保险减少人员而停保，又于2016年2月1日重新参保。2016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被告每月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发放了工资，官敏也在此期间经常向原告的同一账户转账。官敏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官久康的女儿，是被告的股东、监事。原告2015年4月23日在工作中受伤，同年5月18日认定为工伤，9月8日鉴定为伤残拾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了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发放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官敏2016年2月6日向原告转账57,000元，备注为奖金及伤残补助金；2016年5月3日和7月10日又分两次共向原告转账21000元，备注均为工伤赔偿。2019年6月10日，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在通知书中写明被原告未按实际薪资缴纳社会保险费、拖欠加班费、随意强制变更工作岗位、恶意拖欠工资。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申请了证人柳成良和杨柏荐出庭作证，柳成良证实：“我于今年1月份才到康国公司工作，与李必齐是同事，官敏是公司财务，我不知道谁是法人，也不认识官久康，我的工资5000元，由公司给我发3000多，官敏再给我发1000多，公司买养老保险，扣完后拿到手只有4000多。我不知道公司还有没有其他人通过这种方式发工资。公司都是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发，每月大概20号左右发工资。我在康国公司装配模具，我与康国公司没有劳动争议，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离职，已经结清。李必齐在公司时是副总，总经理是谁不清楚。因为官敏给我打钱，所以我觉得她是财务，我没有见过她。”杨柏荐证实：“我与李必齐在2014年9月至2019年5月期间系同事关系，我于今年5月份离职了，官敏好像是公司总经理，偶尔来单位，没有天天坐班，她负责产品报价，在她需要报价的时候我就给她准备资料报给李必齐。李必齐是我的上司，我离职的时候在康国的工资为4000元/月，公司将工资发在我的银行卡上，这个月的工资要下个月才发，25号以后发上个月工资。李必齐每月有1万元左右，具体我不清楚，官久康是我们的老板，偶尔来坐班。日常工作都是李必齐在负责。我是属于技术环节，在办公室工作，我不清楚官敏会不会给员工发工资。我认识柳成良，他是2018年年底来的，公司没有具体的财务，以前有一个统计。”对于以上证人的证言，原告认为从证人证言中可知：1、官敏参与了公司市场管理、财务（发放工资）等方面的工作，官敏不是只给李必齐一个人按月有规律地发放工资，她向员工按月发放的实际上是代表公司向员工发放的工资；2、证明被告公司确实是次月20号至下月初发放上一个月工资，被告提供的2018年10月的工资表中，杨柏荐的工资是于2018年12月3日收到银行到账短信；3、官敏和官久康虽然不在公司坐班，但因为其每一次到公司主要是管理人员接触沟通，两位证人与他们实际接触的时间较少，有时官敏和官久康来了他们不晓得。因为两证人的工作与李必齐工作接触较多，所以从感官上觉得李必齐管理的事情比较多。被告认为对杨柏荐的陈述真实性认可，对柳成良陈述真实性不认可。1、经和公司人事核实，柳成良与李必齐关系要好，证言不具备客观性；2、两证人证言内容互相矛盾，因此柳成良证言不应被采信；3、杨柏荐对自己情况陈述的真实性认可，对他人所做的推测性陈述不认可，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另查明，从2017年8月起，官敏每月向李必齐转账11000元，2018年10月未转账11000元，2019年2月转账21000元，李必齐陈述其中10000元为上年度奖金，2019年3月转账21000元，李必齐陈述其中10000元为上年度奖金，2019年6月官敏向李必齐转账17150元，李必齐陈述其中10000元为上一年度保证金，剩余7150元，李必齐自认公司有3850元货款在自己处，加上官敏转账的7150元，正好是当月官敏应当转账的11000元。再查明，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向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8月21日作出南岸劳人仲案字（2019）第698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2019年8月28日收到仲裁裁决书，后于2019年9月11日向本院邮寄了民事起诉状及立案材料。以上事实，有聘用协议、银行流水、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EMS快递回执、书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作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经庭审质证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关于经济补偿金、未按时发放的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计算基数，原告在诉状中记载的计算基数为15000元，本院查明解除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被告康国公司在扣除养老保险等之后每月平均支付给李必齐的工资为3669.88元，康国公司也自认李必齐的工资为4000元，对于官敏转账的部分，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聘用协议》有被告股东、监事官敏的签字，也有被告公司的签章，根据该聘用协议，李必齐的年薪为15万元，且在签订该聘用协议后，被告也实际按照该聘用协议履行，被告向李必齐支付的工资加上官敏向李必齐支付的奖金与《聘用协议》上的约定一致，加之证人柳成良亦证实自己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公司发放一部分，官敏支付一部分。故官敏每月有规律的向李必齐支付的款项系被告支付给李必齐的工资的组成部分。原、被告双方虽然在《聘用协议》中约定年薪为15万元，但该份聘用合同至2017年1月31日已到期，从2017年8月开始，官敏每月有规律的向李必齐支付11000元，应认定为双方对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加上年终奖、保证金，李必齐的月收入已高于15000元/月。对于原告坚持以150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计算基数，应视为原告对自己权益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尊重。故本院以150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的计算基数。双方对于2010年3月10日入职、2019年6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5年11月双方是否解除过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于2016年2月6日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又于2016年5月3日和7月10日再次领取了工商保险待遇，该补助的领取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故原、被告双方解除过劳动关系，原告再次入职的时间为2016年2月1日。关于原告主张的未按时足额发放的工资28758元，本院认为，被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原、被告签订《聘用合同》的时间为2012年1月31日，合同的起始日期为2012年2月1日，官敏于2012年3月第一次按照该《聘用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发放奖金，加之证人柳成良和杨柏荐均证实被告为下月发放上月工资，故对于被告的工资发放方式为下月发放上月工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股东官敏在2018年10月未支付奖金，应为2018年9月的奖金11000元为支付，康国公司最后支付的最后一次工资为2019年5月，该笔工资应是支付的2019年4月的工资，官敏最后一次向李必齐支付工资为2019年6月，应是支付的2019年5月工资，故未支付的工资为2019年5月4000元，2019年6月4137.96元（15000元/月÷21.75天×6天），以上未支付的工资共计19137.96元（11000元+4000元+4137.96元）。李必齐与康国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6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李必齐应当按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享受带薪年休假。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0日，李必齐应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天数为7天。被告辩称2018年的年休假已经在2018年8月统一安排员工休年休假5天，2019年的年休假未休系因原告离职时尚未到2019年8月公司统一安排休假的时间，但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原告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9655元（15000元/月÷21.75天×200%×7天），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42500元的诉讼请求，因被告未按时发放工资，亦未按时发放未休年休假工资，原告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6年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9年6月10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年限为3.5个月。故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经济补偿金为52500元（15000元/月×3.5个月）。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必齐支付未按时发放的工资19137.96元；二、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必齐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9655元；三、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必齐支付经济补偿金为52500元；四、驳回原告李必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康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决定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叶竹芊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