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324民初172号 原告：杜某，女，201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法定代理人：杜林旭（系原告杜某之父），男，住浙江省永嘉县。 被告：永嘉县东城街道浦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永嘉县东城街道浦东村陡门巷28弄2号。 法定代表人：杜进仪，该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克，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宇舟，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某与被告永嘉县东城街道浦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浦东村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的法定代理人杜林旭，被告浦东村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杜进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克、叶宇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村民2018年粮食补助款1000元、青苗补偿款1000元，共计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自出生，户主为黄海娟，为农业家庭户口。10多年前，被告开始为浦东村村民发放农业粮食补助，每年均有发放。2019年1月6日该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民年终粮食补助款每人分1000元，青苗补助款1000元。用于发放补助的资金均来源于浦东村历年土地被征收后积累起来的补偿费用。黄海娟一直享有该待遇，而原告均未享有该待遇，但原告为被告村村民，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也享有该待遇。被告以原告不在其社员登记名册内，不应参与分配为由，将原告应得的权益剥夺，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剥夺了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判令如上诉请。 被告浦东村合作社辩称，一、原告不具有被告的社员资格。原告母亲系农业户口，原告父亲原系居民户口。永嘉县人民政府曾于1991年12月18日发布永政发（1991）376号文件《对〈要求解决上塘镇城区五村因土地征用户粮问题的建议报告〉的批复》，该批复第三条规定，凡属“农嫁城”要求迁入户口的，上塘派出所应予以办理，并归口到相应的居委会管理（不解决粮食，性质同自理户）。根据该文件，原告母亲当时属于农嫁城，其户口只能归居委会管理，无法在浦东村落户，更无法享受村民待遇。由此导致原告父母双方均无法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后浦东村当时考虑到农嫁城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同意由具备农业户口的配偶一方落户浦东村并且明确只有该配偶一方可以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待遇，其子女今后不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任何权益。故原告落户浦东村并非是因为原告本身具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是浦东村为了解决原告就学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确定被告社员名单时并未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相同情形的人员列入，该社员名单在确定时系经过社员资格审查，原告父母当时未提出任何异议。现原告主张具有社员资格，一方面与客观事实相违背，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缺乏依据。二、在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原告并不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于粮食补贴款以及青苗补偿款依法不具有参与分配的权利。被告发放的粮食补贴款以及青苗补偿费系来源浦东村历年土地被征收累积的补偿款，故上述款项的性质仍然是征地补偿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该款项享有分配份额的人员依法应当限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上述补偿款自1999年开始发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系1999年就已确定，在当时原告显然还未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三、原告所在的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未承包任何土地，对于粮食补贴款以及青苗补偿费不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被告发放的粮食补贴款以及青苗补偿费系来源浦东村历年土地被征收累积的补偿款，作为土地补偿费其所发放的对象系原在浦东村有承包土地的村民。浦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原告的父母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没有承包任何土地。在没有承包土地的情况下，原告对上述承包地被征收后的补偿款依法不享有分配权。四、原告如认为浦东村或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不给予其粮食补贴款及青苗补偿费的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其应当提起撤销之诉，无权直接主张给付粮食补贴款及青苗补偿费。浦东村或村民代表大会做出的给予每个人粮食补贴款1000元及每亩青苗补偿费1000元系根据现有补偿费总额并结合有权参与分配的人数等确定的，如直接判决给付原告粮食补贴款以及青苗补偿费会导致每个有权参与分配的人员在客观上分到的粮食补贴款或青苗补偿费将达不到每人1000元及每亩1000元的标准。原告直接主张给付没有法律依据。五、原告主张青苗补偿费每人1000元不符合客观事实。浦东村确定的青苗补偿费系每亩1000元，而非每人1000元。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1.原告提交的（2019）浙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系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故本院予以认定。2.被告提交的上政字[1991]56号《关于要求解决上塘镇城区五村因土地征用户粮问题的建议报告》、永政发[1991]376号《对〈要求解决上塘镇城区五村因土地征用户粮问题的建议报告〉的批复》，系政府文件，故本院予以认定。3.被告提交的浦东村1999年三套班子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的内容看，主要解决农嫁城对象的户口问题，没有涉及到村民待遇问题，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作认定。4.被告提交的浦东村2009年村两委会议录、浦东村2009年村民代表大会，原告要求按2019年1月6日该村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享受同等待遇，而上述会议记录形成于2009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在本案中不作认定。5.被告提交的粮食补助名单及领取清单、土地青苗赔偿清单，结合浦东村2019年1月6日会议记录，可以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18日给村民发放年终粮食补助每人1000元，给农户发放青苗赔偿款每亩补偿1000元的事实，故本院予以认定。6.被告提交的浦东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决议，该决议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并明确“从今日起开始，一律遵照本次大会决议执行”，而原告要求按2019年1月6日该村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享受同等待遇，决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杜林旭原为浦东村村民。2003年10月30日，杜林旭与黄海娟结婚，黄海娟为农业家庭户。原告于2012年8月19日出生。2018年5月22日，原告的户口随其母亲黄海娟落实在被告村，户主为黄海娟，为农业户口。被告没有发包承包地给黄海娟户。20多年前，被告开始为村民发放农业粮食补助，每年均有发放。2019年1月6日，该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民年终粮食补助每人分1000元，青苗赔偿每亩补偿1000元。2019年1月18日，被告给村民发放粮食补助每人1000元，给农户发放青苗赔偿每亩补偿1000元。用于发放补助的资金均来源于浦东村历年土地被征收后积累起来的补偿费用。黄海娟一直享有该粮食补助待遇，原告没有享有。 本院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应该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依法分配。原告杜某母亲享有浦东村的按人口分配权益，且具有浦东村合作社社员资格，原告杜某自出生，应当认定为该合作社社员。被告浦东村合作社以原告杜某系农嫁城子女为由，将其应得的权益予以剥夺，其行为明显侵犯了原告杜某的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规定。浦东村于2019年1月6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给村民年终粮食补助每人1000元，青苗赔偿每亩补偿1000元，原告杜某作为浦东村合作社社员，其主张享有年终粮食补助1000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青苗补偿款，根据被告提供的浦东村2019年1月6日会议记录、浦东村征用土地青苗赔偿清单显示，青苗补偿款按承包地每亩补偿1000元发放给农户，因此被告制定的青苗补偿款分配方案是以承包经营户为分配对象，承包经营户内部分成员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由其所属的承包经营户为原告主张民事权利，现原告以其个人名义起诉，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永嘉县东城街道浦东村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杜某年终粮食补助款1000元； 二、驳回原告杜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永嘉县东城街道浦东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郑黎明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朱 纳 永嘉县人民法院门户网站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