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3刑终174号 原公诉机关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纪套，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电白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电白县。2017年11月2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辩护人钟铃，四川明炬（自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小超，男，1978年2月17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布依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2017年8月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许华英，四川博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应龙，男，1982年11月11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布依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2007年因犯抢劫罪被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2014年4月11月刑满释放。2017年8月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张召平，四川泰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启虎，男，1981年11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布依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2017年8月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唐明丽，绰号阿杰，男，1989年3月2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2017年8月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江红滔，男，1988年1月28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县。2010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2011年7月28日刑满释放。2017年8月8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四川省自贡市看守所。 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审理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8）川0302刑初43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王应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永娜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纪套及其辩护人钟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小超及其指定辩护人许华英、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应龙及其指定辩护人张召平等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22日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认定，2017年2月左右，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二人商量，通过手机发送虚假短信、拨打陌生电话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邵纪套在广东省负责购买诈骗所用的手机、手机卡、电话充值卡以及公民个人信息等，并负责联系取款人等事宜；王小超在贵州省安顺市负责租赁场地，组织人员发送短信、拨打电话，通知取款等事宜；骗得款项由王小超一方（包括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人员）与邵纪套一方（包括取款人）各得50%。其后，邵纪套将购买的手机、手机卡、电话充值卡以及公民个人信息（含有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先后通过快递或者网络方式寄发给王小超。王小超于2017年6月20日租用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的房屋作为场地，召集被告人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加入，并就如何通过发送虚假短信、拨打电话来骗取他人财物进行培训，另许诺按诈骗所得30%支付报酬。王小超将邵纪套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打印出来，供自己和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分别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使用。根据各自的语言特点，分配王启虎、王应龙原则上负责拨打四川地区的电话，王小超、唐明丽、江红滔原则上负责拨打湖南地区的电话。拨打电话是按照公民个人信息单上的电话号码逐一进行，电话一旦打通，基本上是谎称系对方熟人，让对方到其办公室，随后挂断电话，一定时间后再拨打电话谎称自己有急事走不开，急需一笔钱送给领导，让对方将钱转到指定的银行卡内，要求的金额视情况而定。 2017年8月7日11时许，被告人王小超上述租用的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某房屋被民警查获，现场挡获被告人王小超、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五人，并扣押涉案的手机18部、银行卡5张、电话通讯清单107张（含公民信息内容5000余条）、手机电话卡21张、房屋租赁凭据6张等物品（随案移送）；另扣押手机7部、银行卡23张、人民币4976.1元、美金1美元、及笔记本电脑1台、手表1块、钥匙2串（含钥匙、指甲刀、车钥匙）。同年11月1日，民警在广东省茂名市出租屋楼下将被告人邵纪套抓获归案，从其处扣押白色华为手机2部。经查，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7日11时许，前述被告人从贵州省安顺市实际拨接虚假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其中，2017年7月25日9时许，被告人王启虎用尾号5119的手机拨打（接听）自贡市郑某的手机，谎称其系自贡市一对山工商所的干部，急需给领导送礼，但又有事走不开，希望郑某帮忙汇款给领导。郑某来到自贡市高新区一对山工商银行ＡＴＭ机上，按照王启虎电话里的内容，将2万元存入了王启虎指定的“赵某”中国工商银行卡上。后该款被邵纪套联系的取款人（身份未查明）转走。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物证手机18部、银行卡5张、手机卡21张等物品，证明本案扣押在案涉案手机、银行卡及手机卡等情况； 2.指定管辖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等法律文书，证明本案的来源及侦查程序； 3.人口信息表，证明被告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其案发时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4.前科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应龙、江红滔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王应龙系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涉嫌本案的情况； 5.抓获情况说明及证明，证明本案六名被告人到案的经过情况； 6.辨认笔录，证明本案被告人之间相互辨认的经过； 7.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证明民警查获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某房屋和本案六名被告人，以及对相关物品进行扣押等情况； 8.接受及调取证据清单及中国工商银行卡客户凭条复印件、工商银行卡信息清单，证明郑某被骗的通话记录及转款后被人转走的情况； 9.公安机关相关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通过对扣押手机串号侦查案件及电话基站码翻译和被骗资金存入银行卡后最终去向不明，以及案发后侦查人员为查案使用尾号2707手机号码拨打110报警电话等情况； 10.调取证据清单及手机通话记录、银行卡资料查询、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通话清单,证明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7日11时许，本案各被告人从贵州省安顺市实际拨打诈骗电话或者接听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公安机关对扣押并随案移送5张银行卡进行查询并对其中3张银行卡账户进行冻结等情况； 11.出行轨迹材料，证明被告人的出行时间、地点等情况； 12.证人龙某、杨某的证言，证明王小超租用房屋的具体情况； 13.被害人代某、姚某、黄某、任某、李某、江某、汪某的陈述，证明各自接到陌生电话的时间、地点、经过及均未被骗走财物的情况； 14.被害人郑某的陈述，证明2017年7月25日9时开始接到陌生电话，误认为是其熟人，并按电话里人员的要求向“赵某”中国工商银行卡上转入2万元的经过情况； 15.被告人邵纪套的供述，证明2017年与被告人王小超商量后购买公民信息资料、手机、手机卡等进行电信诈骗及分层、分工等情况； 16.被告人王小超的供述，证明与被告人邵纪套商量购买公民信息资料、手机、手机卡等后在贵州省安顺市提供的公民电话骗取他人财物、如何进行分层及负责租用房屋等经过情况； 17.被告人王启虎的供述，证明2017年大概三四月份被王小超叫到贵州省安顺市租住屋，后与王小超、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一起在屋内拨打王小超提供的清单上的公民电话骗取财物，成功后王小超会分给其35%，以及其于2017年7月底和王小超配合成功电话骗取一名四川女性2万元等经过； 18.被告人王应龙的供述，证明知道诈骗是违法的，但因为没有工作加入到电话诈骗当中，但没有获利，也不清楚一起干的人诈骗的情况和是否获利等经过； 19.被告人唐明丽的供述，证明其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居民楼房间内，与负责人王小超及王应龙、江红滔等人用房间里袋子内的手机按照一叠写着电话号码、姓名的纸上面的信息打电话骗钱的经过； 20.被告人江红滔的供述，证明与唐明丽一起到了安顺市认识王小超，后参与屋子里打电话进行诈骗，平时的生活开销也是王小超在负责，至于上线是谁、由谁和上线联系不清楚了，打电话诈骗所使用的手机和手机卡以及对方的电话号码是放在屋子里的一个袋子内的情况； 21.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明本案中被告人向被害人郑某拨打及接听电话的内容，以及现场搜查过程等内容。 一审认为，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当，不予支持。 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成电信诈骗团伙，利用拨打电话的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虚构事实，骗走他人财物2万元，且共计拨打（接听）诈骗电话为5000余人次，应属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故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拨打诈骗电话6228人次的事实不准确，应以查明的为准。 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共谋通过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以及二名被告人与被告人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利用拨打电话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均系共同犯罪。在诈骗共同犯罪中，邵纪套、王小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本案六名被告人对不特定多数人拨打诈骗电话的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依法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应龙前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诈骗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本案六名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其中邵纪套、王小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性质和诈骗罪拨打电话次数等辩解，不影响其如实供述的成立，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诈骗罪，应依法数罪并罚。 据此，对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共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三款、第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邵纪套、王小超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五项之规定；对被告人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对被告人王应龙另单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邵纪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二千元；2.被告人王小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二千元；3.被告人王应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4.被告人王启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六千元；5.被告人唐明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6.被告人江红滔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7.追缴非法所得二万元退赔被害人，没收移送的涉案财物手机十八部、手机电话卡二十一张、银行卡五张，移送的公民个人信息清单、房屋租赁凭证作为证据存于卷宗档案，对其余扣押或者冻结的未移送财物由自贡市公安局自流井区分局在判决生效执行时依法处理。 上诉人邵纪套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开始诈骗的时间与事实有出入；2.一审判决认定购买公民个人信息5000余条、拨打接听诈骗电话5000余人次证据不足；3.本案的诈骗金额就2万元；4.其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5.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轻改判。 上诉人邵纪套的辩护人辩称：1.一审认定被告人邵纪套等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查获扣押的用于诈骗的手机和手机卡具体购买时间未查实，证明被告人拨打次数的通讯记录清单中，除卡号155××××2733的8月通话清单是从王小超处扣押的串号为354186037834800诺基亚手机拨打的以外，其余通讯记录清单中拨打电话的手机串号与扣押清单中的手机串号均不一致，无法形成证据锁链，不能将该部分通讯记录清单中拨打的电话认定为被告人拨打接听的诈骗电话，通话清单中拨出地为长沙、成都、重庆和六盘水的电话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认定为被告人拨打，183××××6010的通话记录不能采信，该通话清单没有拨打手机串号，且通话基站变动频繁，与本案被告人固定在租赁房屋中拨打电话的事实不符，185××××3813的通话记录也不应当采信和认定，该号码拨打电话适用的手机串号不是本案查获的被告人作案的手机串号，号卡亦未查获，不能认定是被告人拨打。2.本案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2万元的金额清楚，因此不能根据被告人发送诈骗信息条数或者拨打诈骗电话次数认定，不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3.被告人邵纪套只是为了王小超在网上购买并提供手机、电话卡及公民个人信息，联系取款人并按照诈骗金额分得25%，并没有为诈骗提供电话充值卡、没有为参与诈骗的人员提供房租、生活费等，一审认定邵纪套系本案主犯证据不足。4.被告人邵纪套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且系偶犯、初犯，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 上诉人王小超上诉称：1.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自己只是打电话，并没有购买公民个人信息；2.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王小超的辩护人辩称：1.本案公民个人信息是由同案邵纪套购买，并由邮递、网络的形式交付上诉人王小超，王小超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属于吸收牵连关系，应以诈骗罪一罪定罪处罚。2.上诉人王小超系初犯，有坦白情节且认罪态度好，其拨打接听诈骗电话的次数不及5000次，不属于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 上诉人王应龙上诉称：其在本案中没有诈骗成功过，也没有得利，所有拨打接听诈骗电话的次数没有5000次，自己认罪、悔罪，希望二审从轻判处。 上诉人王应龙的辩护人辩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王应龙等人自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7日11时许，从贵州安顺市实际拨接虚假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空号以及未接通的部分，因客观上不能产生危害后果，不能计入拨打次数，《王小超等人电信诈骗案数据统计》中显示的统计内容，手机持有人并无上诉人王应龙，拨打地点在成都、六盘水、长沙的46次，因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王应龙等人在上述地点拨打过，不应计入拨打次数，对于拨打地在重庆、安顺的1576次，由于具体在安顺拨打了多少次，统计内容并未明确列明，故不能计入拨打次数，对于8月2日至8月17日的353次，因上诉人8月7日已被公安机关抓获，且8月2日至8月7日11时许之间的拨打次数也未列明，故该353次不能计入拨打次数，扣除以上拨打次数后，上诉人等实际拨打的电话诈骗数只有4250次，没有达到5000余人次的标准。2.公安机关查封的手机串号与《王小超等人电信诈骗案数据统计》内容所列手机的串号并不完全一致，故证据不能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5000余人次。3.本案骗取被害人人民币2万元，诈骗数额已经查证，只能适用诈骗数额巨大的标准，即便认定上诉人具有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也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且上诉人王应龙系从犯，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考虑到王应龙系累犯，也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实际拨接虚假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量刑不当，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出庭检察人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初，被告人邵纪套与被告人王小超共谋以电信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邵纪套负责购买诈骗所用的手机、手机卡、公民个人信息及联系取现等事宜；王小超负责组织人员拨打诈骗电话及在被害人转款后通知邵纪套取款等事宜；骗得的款项按二人的约定进行分配。其后，邵纪套将购买的用于实施电信诈骗的手机、手机卡和含有姓名、电话、住址的公民个人信息，先后数次通过快递、网络传送的方式寄发给王小超，并将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号转给了王小超。 2017年6月20日，被告人王小超租用了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的房屋作为场地，被告人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先后加入，王小超就如何通过拨打电话来骗取他人钱财进行培训，另许诺按诈骗所得30%支付报酬。王小超将邵纪套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打印出来，供自己和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拨打电话使用。根据各自的语言特点，分配王启虎、王应龙原则上负责拨打四川地区的电话，王小超、唐明丽、江红滔原则上负责拨打湖南地区的电话。拨打电话是按照公民个人信息单上的电话号码逐一进行，电话一旦打通，基本上是谎称系对方熟人，让对方到其办公室，随后挂断电话，一定时间后再拨打电话谎称自己有急事走不开，急需一笔钱送给领导，让对方将钱转到指定的银行卡内，要求的金额视情况而定。 2017年8月7日11时许，被告人王小超上述租用的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某房屋被民警查获，现场挡获被告人王小超、王启虎、王应龙、唐明丽、江红滔五人，并扣押涉案的手机18部、银行卡5张、电话通讯清单108张（含公民信息内容5000余条）、手机电话卡21张、房屋租赁凭据6张等物品（随案移送）；另扣押手机7部、银行卡23张、人民币4976.1元、美金1美元、及笔记本电脑1台、手表1块、钥匙2串（含钥匙、指甲刀、车钥匙）。同年11月1日，民警在广东省茂名市出租屋楼下将被告人邵纪套抓获归案，从其处扣押白色华为手机2部。经查，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7日11时许，前述被告人从贵州省安顺市实际拨打诈骗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其中，2017年7月25日9时许，被告人王启虎用尾号5119的手机拨打自贡市郑某的手机，谎称其系自贡市一对山工商所的干部，急需给领导送礼，但又有事走不开，希望郑某帮忙汇款给领导。郑某来到自贡市高新区一对山工商银行ＡＴＭ机上，按照王启虎电话里的内容，将2万元存入了王启虎指定的“赵某”中国工商银行卡上。后该款被邵纪套联系的取款人（身份未查明）转走。 二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邵纪套、王小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购买5000条以上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系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量刑幅度内科处刑罚，二人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可不划分主从，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确定量刑。上诉人邵纪套、王小超、王应龙、原审被告人王启虎、唐明丽、江红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成电信诈骗团伙，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不仅实际骗得他人财物2万元，其拨打诈骗电话的次数也达到5000余人次，属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诈骗罪未遂，由于被告人实施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故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诈骗罪未遂）处罚，在诈骗的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邵纪套、王小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王应龙、王启虎、唐明丽、江红滔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对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本案诈骗数额2万元可以查证，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上诉和辩护意见即本案诈骗数额是否难以查证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的诈骗数额应当是被告人实施电话诈骗的全部数额，包括诈骗既遂的数额和诈骗未遂的数额。诚然，就本案诈骗既遂数额而言，在案证据能够证实的既遂数额只有被害人郑某转款的2万元，但是，本案客观上还大量存在被告人拨打电话后诈骗未遂的情形，由于本案被告人使用手机向不特定的群众拨打电话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难以根据调取的通话记录就诈骗金额向被害人一一调查取证，且被告人在电话诈骗过程中除经常更换作案使用的手机号和银行账号外，还会随时销毁使用过的公民个人信息清单，反侦查意识强，这无疑也增大了公安机关侦查和收集证据的难度，故认定本案诈骗数额难以查证，适用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对各被告人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拨打诈骗电话次数认定的问题，经查，一审认定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7日11时许，本案被告人从贵州省安顺市实际拨打诈骗电话共计5000余人次的事实，可以通过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涉案手机来源情况说明、涉案手机及通讯记录查证工作情况说明以及手机通话记录等在案证据审查认定，且审查时已排除非贵州安顺地区拨出的通话记录，故一审认定本案被告人拨打诈骗电话次数共计5000余人次并无不当，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上诉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有上诉人及辩护人在上诉和庭审中提出邵纪套未提供手机充值卡，各被告人未发送诈骗短信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对一审判决所提其他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爱萍 审 判 员 杨 超 审 判 员 杨 阳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郑 冰 书 记 员 王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