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15行初362号原告柴丽杰，男，1985年1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委托代理人曹竹平，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渊，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大学，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刘昌胜。委托代理人李凤章，男。委托代理人徐澜波，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柴丽杰诉被告上海大学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9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查，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柴丽杰及其委托代理人曹竹平、何渊，被告上海大学的委托代理人郭长刚(后被上海大学撤销委托)、徐澜波到庭参加诉讼。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柴丽杰诉称，其于2014年9月至2017年12月在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就读期间，原告无任何违法乱纪行为，按规定修完全部课程并通过全部学业考试。原告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农地信托构造研究》，通过了被告组织的开题、预答辩、盲审、正式答辩等环节，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最终答辩意见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在读期间，原告在南大核心期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商法年会”上发表了会议论文。2017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颁发了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准予原告毕业。2018年11月28日，原告依据《上海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的规定，向被告邮寄了申请颁发博士学位的全部材料。原告认为，根据《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十五条、《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第六部分以及《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的规定，原告已经符合了学校关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的博士学位授予条件。被告却以原告发表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数量不符合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为由，未组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未出具法定答复。原告已经通过答辩，答辩意见也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应当认为被告已经认定原告符合了被告的科研量化要求。原告还认为，上位法均未规定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学位，立法本意是重点审查在校成绩和学位论文情况。科研量化指标的制定是学校的行政管理行为，而非学术自治范畴，经济学院的量化指标突破学校规定，不能对原告产生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规定，被告负有依法对原告提出的学位申请进行评定并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学位的法定职责，被告在申请阶段增设条件，缺乏上位法依据。被告仅通过学院秘书微信告知，也不具备法定形式，应当视为未履行法定职责，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曾就原告申请进行过审查和开会表决程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被告的做法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成绩单，证明原告已修完并通过上海大学规定的博士学位全部课程，且已通过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答辩，答辩结果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2.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成绩、博士毕业证书，证明原告的博士学位论文已通过“双盲评审”程序，2017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3.《寿险核保期被保险人意外身故法律问题研究》，载于《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证明原告撰写的上述论文被公开发表在《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2017年第2期第38卷上；4.《私法自治与民商主体制度的重构——从小商贩与城管的矛盾冲突谈起》，载于《中国商法年刊》(2015年)，证明原告撰写的上述论文，已被公开发表在《中国商法年刊》(2015年)上(全国性会议论文)；5.致上海大学金东寒校长的三封信，证明2018年11月19日、11月22日、11月24日，原告向被告金东寒校长致信，向校长反映原告的情况，并请求学校有关部门能妥善处理原告申请博士学位一事；6.信访材料、信访邮件截屏，证明2018年12月3日，原告向被告信访办发送了相关信访材料；7.《上大学位实施细则》(2017年7月修订)，证明根据被告有关规定要求，原告符合“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的要求，可以申请博士学位，被告应根据该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和审批；8.《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2018年7月修订)及附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证明附录说明4表明《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适用于除“艺术类学位”之外的所有学位授予申请，并没有授权其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原告所读专业没有得到授权制定细化标准；9.淘宝网销售页面截图，证明原告的论文被刊登在2015年9月1日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商法年刊》(2015年)，书号为XXXXXXXXXX，属于会议学术论文，是合法出版物，目录中列明了原告发表的论文；10.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邮寄凭证，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28日向被告提出博士学位申请，并按照要求邮寄提交了相关材料，包括博士学位申请书两份、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成绩单、论文中英文摘要、照片和已经发表的两篇论文。被告上海大学辩称，原告系被告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下属二级学科法律金融学的2014级博士生，在进校之初就应当了解学校关于博士毕业和取得学位的相关要求，相关规定和科研量化指标被告也通过学生手册和官网的方式予以周知。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体系是上海大学科研量化考核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学校统一向学生公布，在该专业就读的学生理应符合该专业的论文发表要求。原告发表论文数量不符合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考核要求，只发表了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不符合三篇的要求。同时，原告发表的论文也不符合学校的科研量化指标要求，与原告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相关性，商法年刊的论文不属于会议论文。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请材料后，由经济学科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予以审查，审查后认为原告不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遂对原告申请予以驳回。根据被告关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秘书的职责相关规定，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微信对原告告知，属于合法告知，其后也对原告进行了面谈告知。被告认为，对申请的形式要件是否符合规定，无需开会表决，只有审查接受学位申请后，才进入下一步的审核评定程序。故被告未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予以审核评定，符合学校惯例和相关规定。关于答辩委员会作出的“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只是建议，是否接受，由被告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予以审查判断。另外，原告明知其论文发表数量不符合要求，也向被告申请延期申请博士学位，被告并未最终作出结论，原告依旧可以在论文发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要求被告组织审核评定。在最终审核评定未作出之前，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意义。综上，原告不符合博士学位申请条件，被告并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大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申请书，证明2017年12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要求暂缓申请博士学位，原告知道其没有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指标；2.柴丽杰与秘书陈文婕的微信对话截图，证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已审核柴丽杰的博士学位申请，2018年12月5日，秘书通过微信告知原告结果，原告导师也不同意柴丽杰提交申请；3.面谈记录，证明2018年12月11日面谈记录上有柴丽杰签字，已经说明被告告知了不予接受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4.关于柴丽杰同学学位申请相关情况的说明，由陈文婕出具，证明陈文婕对原告申请学位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包括原告答辩当天申请暂缓授予博士学位，被告同意原告先进行论文答辩，之后原告曾向被告邮寄申请材料，被告认为原告申请不符合条件，通过秘书告知原告，以及面谈告知原告等情况；5.《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上大学位实施细则》(2017年7月修订)，证明被告具有受理原告博士学位申请，并进行审核的相应职权；6.《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转引至第十三条，《上海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2017年6月)第七条、第八条，《上海大学经济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章程》(2017年9月)第二条、第三条，作为被告处理原告博士学位申请的程序依据，证明根据规定，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由研究生院委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予以审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具有审查通过接受申请学位人员名单的职责，其下设的办公室协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核学位课程考试门类及学位论文答辩情况等工作，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设秘书一人，协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处理日常工作，通过秘书传达相关信息，是学校惯例；7.《学位条例》第六条，是被告制定科研量化指标的依据，《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及附件《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应用经济学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科研量化考核办法》(2013年4月修订)《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作为被告的法律适用依据，证明经上位法授权，被告有权制定具体的科研量化指标，被告认定原告提交的论文不符合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因此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未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审查；8.《上海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流程》，证明上海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的流程规定；9.上海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及考试科目，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备案表(法律金融学)，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证明上海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列明应用经济学学科下设“法律金融学”的研究方向，该二级学科已经备案；10.《关于对的补充说明》，2006年7月10日上海大学网上公布，证明期刊学术论文是指在期刊上以正常卷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会议学术论文是指论文被刊登在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柴丽杰发表的会议论文不符合要求；11.《上海大学研究生教学管理规定(试行)》，证明培养方案适用于所有研究生，一经确定，严格执行；12.《制定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证明二级学院获得授权制定培养方案；13.《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版)，证明在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应已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且符合量化要求。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依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被告超过法定期限举证，应视为没有提交证据，法院立案后向被告寄送了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材料，法院第一次送达符合法定程序，被告无正当理由退件，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被告在法院再次送达后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举证期限。被告在开庭前一天又补充了证据2-4、9-13，没有正当的延期举证事由，属于超期举证，应当予以排除。对证据1，系原告在答辩当日书写，由于受到胁迫，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告知原告论文发表数量不符合规定，现在申请肯定无法审核通过，故原告暂缓申请，但不代表放弃申请，申请书不能证明被告拒绝原告申请的事实；对证据2-4关涉申请事实等，原告予以质证，对证据2，内容真实，系发生在原告和秘书之间的对话，但导师不同意不代表被告可以拒绝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如果博士在读期间一篇论文未发表想要获得博士学位才需要导师签字，微信截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确实因原告信访后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过会议，但该会议参会人员只有聂某是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其余均不是，根据规则，不能认为是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会议记录性文字非原告书写，只有第二页原告署名和“双方对法律，经济学院内部文件的有效性存在较大分歧”是原告所写，到会人员签名不全，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4，形式上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无法质证，关于内容方面，对申请材料邮寄、暂缓申请学位的事实认可，秘书的告知不能代表被告的告知，秘书告知原告先不要申请，一旦否决将不能再申请学位，所以原告才提出暂缓申请，是受被告胁迫，其中所说的由导师核实原告论文达标情况的表述不属实；对证据8，认为与本案无关，真实性认可，原告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对被告的职权依据无异议，原告表示需要补充，《学位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二款，《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项及《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这些依据也应当作为职权依据。对被告的程序依据有异议，被告的相关规定对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召开和表决都规定了明确的议事规则，需要三分之二出席才得以召开，三分之二表决一致才能作出决议，秘书只是协助，不能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也只是协助，被告应当举证是否开会投票决议，如果没有具体程序规制，应当以正当程序原则审查被告有无履职，被告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告知理由，允许原告提出陈述申辩和反对意见，被告在此过程中均未做到。对被告的法律适用依据，原告均不认可，《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和《学位条例》第六条与本案程序认定无关，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与学校规定不同，根据《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说明4表明《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适用于除“艺术类学位”的所有博士学位授予的申请，被告不能证明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得到了学校的授权发布。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5-7、10无异议，对证据4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是全国性会议论文，对证据8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应用经济学分委员会制定的量化指标没有得到授权；对证据9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知网上只能查询到文章；对证据10，被告表示收到了申请材料，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原告的申请材料并不符合学校的要求，论文发表数量不符合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在本院送达应诉材料后，提交的证据系于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本院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2-4，虽然属于补充证据范围，但关涉到原告的申请事实等情况，原告当庭予以认可，本院认定作为本案证据，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版)，因与被告之前提交的《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科研量化考核办法》(2013年4月修订)关于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表述基本一致，被告作为法律适用依据予以提及，原告当庭也予以质证，本院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对被告补充提交的其余证据(证据9-12)，因超过法定期限亦无延期举证的正当理由，本院依法予以排除。被告提供的证据1-3，可以证明原告在博士论文答辩当日提出暂缓申请学位，原告提出博士学位申请，发表论文的情况，以及秘书告知申请不符合条件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定为本案证据；证据4中原被告无争议的内容，也验证了原告博士申请未获初审通过并经由陈文婕微信告知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证明博士论文答辩流程，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供的职权依据、程序依据和法律适用依据中的《学位条例》《暂行办法》《上大学位实施细则》《上海大学经济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章程》(2017年9月)《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科研量化考核办法》(2013年4月修订)《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系原告进行博士学位申请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学校、学院制定的相关规定，《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2004年版)及附件《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可以证明被告2004年制定的科研量化指标的具体内容，以上规定均可以适用于本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被告适用上述依据作出的认定和告知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会在本院认为中予以分析评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学业成绩、论文答辩情况、发表论文情况，原告邮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被告告知不符合申请条件等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2018年7月修订)及附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和原告当庭陈述的被告应予补充的职权依据，可以证明被告作为学位授予单位的具体职责，以及对科研量化方面的具体规定，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微信截屏、面谈记录以及双方当庭陈述的情况，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论文发表数量不符合经济学院的规定已经告知原告，原告也知晓被告拒绝受理其学位申请的事实，对原告当庭陈述被告对其申请未作出任何处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原告进入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专业就读，攻读法律金融学博士学位。2017年12月9日，被告组织博士论文答辩，原告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地信托构造研究》参加答辩。答辩当日，原告向被告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称，因科研不达标，要求准予其暂缓申请博士学位。同日，原告以5票通过0票反对，通过答辩。随后，被告向原告颁发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9日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证书载明：原告于2014年9月至2017年12月在应用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准予毕业。同年12月11日，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盖章出具成绩单，载明原告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结果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2018年11月28日，原告向被告上海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递交了博士学位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纸质版、成绩单、论文中英文摘要、照片和已经发表的两篇论文。被告收悉后，经济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兼经济学院秘书，以下以学院秘书指代)陈文婕于2018年12月5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因其发表的论文数量不符合经济学院科研量化考核指标，故其博士学位申请不符合要求。之后，被告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未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核评定，也未出具任何书面决定。原告不服，遂涉诉。另查明，《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及附件规定，文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等的科研量化指标为：1.申请人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作者排序：第一作者或者除导师以外的第一排序署名，其中至少有1篇论文是第一作者；2.申请人一般应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与学位有关的论文1篇(作者排序要求同上)，并有1项经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主持鉴定、验收的科研成果，研究者排序：前三名；3.参加专著或教材编著，并正式出版，其字数不得少于十五万字(编著者排序要求同学术论文要求)。以上条件只需符合1项即可。《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科研量化考核办法》(2013年4月修订)规定，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应已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量化要求为：1篇一级论文，或者2篇二级论文，或者1篇二级论文和2篇三级论文。对一级、二级、三级论文进行了明确，并列举了期刊名录。此后，经济学院发布《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2014年版)规定，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应已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研究相关的研究论文(CSSCI/SSCI/SCI期刊)，量化要求为：一级B及以上期刊论文1篇，或二级(A、B)期刊论文2篇，或二级(A、B)期刊1篇和三级期刊论文2篇，并在附件中将论文分级进行明确。庭审中，被告称上述两个量化要求一致，经本院核对，量化要求基本一致，但列明的各个级别的期刊名录略有不同，原告发表的两篇论文不符合上述两个量化要求。根据《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学校规定部分学科能够另行制定科研量化指标的主体是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而非二级学院。鉴于本案中经济学院和应用经济学关于科研量化指标的规定基本一致，后文阐述对此不作区分，以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统一指代。原告向被告申请博士学位时，作为科研成果提交的论文为：1.《寿险核保期被保险人意外身故法律问题研究》，载于《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8卷)；2.《私法自治与民商主体制度的重构——从小商贩与城管的矛盾冲突谈起》，载于《中国商法年刊》(2015年)，法律出版社出版。被告认可原告论文一发表于核心期刊，属于经济学院科研量化指标中的三级论文，论文二不属于经济学院规定的论文类型范围，故原告的论文发表数量不符合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再查明，《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2004年版本)第一点规定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习期间必须有公开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经过鉴定的科研成果，具体要求见附件《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附录说明5载明文科中的美术学研究生学位的标准另定。《上海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2018年7月修订)第一点规定，为保证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的质量，上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在学习期间必须有公开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经过鉴定的科研成果，博士具体要求见附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硕士不再统一要求，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确定。《上海大学博士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附录说明4载明，艺术类学位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的标准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订。又查明，原告在2018年11月28日向被告提出博士学位申请前后，还曾向被告时任校长金东寒邮寄了三封信，对被告通过设置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来提高获取博士学位门槛的做法表示不满，希望被告对原告诉求予以研究，并妥善处理。原告还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被告信访机构发送信访材料，要求被告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事宜进行研究处理。2018年12月11日，被告相关人员与原告就原告学位问题进行面谈，原告在面谈记录尾部书写“双方对法律、经济学院内部文件有效性存在较大分歧”并签名。还查明，被告上海大学于2019年12月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了审核评定，审核评定结果为不同意授予原告博士学位。本院认为，被告上海大学作为高等学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具有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的职权。本案原告提出博士学位申请后，被告未予组织审核评定，原告的起诉符合提起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诉讼要件。就被告以原告发表论文的数量未达到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为由，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不予组织审核评定，且以微信的方式告知，其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和《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上海大学作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有权制定博士学位授予的相关细则。《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相关条款对博士学位授予条件进行了限定，规定了学位授予的申请程序、博士学位审批、不授予学位的情形，来源于上位法的授权，并未违反《学位条例》和《暂行办法》的规定。《学位条例》第六条对“学术水平”的界定比较原则，上海大学将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通过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予以具体化，并未违反《学位条例》第六条关于授予博士学位条件的相关规定。原告关于被告将科研量化指标作为申请学位的申请要件属于突破上位法规定，应属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根据上位法和被告相关规定，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应当由所属学科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审查。《学位条例》第十条、《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上大学位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授予学位权限，在规定期限内具有履行审查通过接受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的相关职责。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协助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负责审查学位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规定。本案中，除原被告争议的科研成果是否达标的问题外，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全部申请材料，被告未出具证据证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曾就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进行过审查，不能证明被告的程序正当性。第三，学院秘书通过微信向原告告知，不能当然视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履职的行为。《上海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上海大学经济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章程》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若干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设秘书一人，协助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处理日常工作。上述规定将学院秘书在学位授予工作中的职责限定于协助主席工作。学院秘书的行为是否可视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履职行为，应结合上述规定对秘书协助开展相关工作的性质予以认定。学院秘书对明显不符合申请材料形式要件的，可以通过简便方式告知申请人补充相关材料。但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所涉已发表2篇论文，一篇刊载于核心期刊(属于经济学院指标中的三级论文)，一篇是会议论文(不属于经济学院指标中的任何论文级别)，已符合学校科研标准关于2篇核心期刊或者全国性会议论文的数量要求，但不符合经济学院科研量化指标中关于2篇三级论文和1篇二级论文的数量要求。原被告对应当适用学校科研标准还是学院科研标准存有争议,该争议的判断结论不仅会影响申请材料是否完备的审查定性，更关乎学生的重大权利义务，显然不宜直接由学院秘书予以决定，也不能当然视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履职行为。关于原被告争议的学校科研标准和学院科研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上大学位实施细则》规定，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科研成果应当符合《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该量化指标是上海大学校级层面的规定。该校级科研量化指标2004年版本仅规定“文科中的美术学研究生学位”可以另行制定标准。2018年版本仅说明“硕士不再统一要求，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确定。”“艺术类学位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的标准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订。”由此可见，上海大学并未将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纳入另行制定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的学科范围。经济学院的科研量化指标规定的论文发表载体和数量与学校规定不相一致，并非对学校规定的简单细化，而是重新定义。学位的授予与否关涉学生重大切身利益，经济学院的相关规定并不能如被告所称通过事先告知的方式，当然上升为校级规定。本院还认为，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高校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学术衡量标准有自主自治的权力，可以设置相关规范，但设定的规则应当被严格遵守，以防止学术评价标准上的混乱。各学科标准高于或低于学校标准，应在学校规定中予以体现，高校在学位授予方面的程序规制并未否定各学科制定具有本学科特点科研标准的自主性。值得指出的是，通过规定发表论文数量和期刊载体的方式评价博士的学术水平，历来颇受争议，是否科学合理，各方意见不尽一致，但此属高校学术自治的范畴，本院予以充分尊重。各方期待能有更科学合理的评价博士学术水平的途径或者多样评价方式，需要学位授予单位、教育管理部门和学子们共同推进。综上，在原被告对学院科研标准和学校科研标准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被告仅通过学院秘书以微信告知的方式驳回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依法应予纠正。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确认被告已于2019年12月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了审核评定，并出具了评定结论。经本院释明，原告不撤回本案起诉。故本院依法确认被告之前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未予组织审核评定的行为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上海大学对原告柴丽杰于2018年11月28日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未组织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予以审核评定的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上海大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金民珍审 判 员 孙忠耘审 判 员 郭寒娟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 刘 莉书 记 员 汪雯绮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一条……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