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945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嘉华，男，196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斌，山东金星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恒迪，男，1953年02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山东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沭县兴大路东首。 法定代表人：李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椿晖，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嘉华因与被上诉人郑恒迪及原审被告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9民初4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嘉华上诉请求：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从该同意书内容看，系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21名显名股东，未经股东会会议决议程序，私下联名签字，同意包括郑恒迪在内的20名委托上诉人代持股权的隐名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该同意书系打印件，不能显示系被上诉人等实际出资人自己欲向其他股东提出的上述要求，明显不符合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发布时，就解释第二十四条答记着问时答“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权益应当以双方合同确定并依法保护。但如果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此时实际出资人的要求就已经突破了前述双方合同的范围，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成为公司的成员。此种情况下，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规定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它股东过半数同意，我们规定此时应当经其它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上诉人认为，依照前述规定，被上诉人（实际出资人）如欲提出显名登记，应当由其本人按照公司法修改后的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的要求和程序进行。即要求显名登记的实际出资人股东在向其他显名股东提出书面要求后，需经股东会会议决议程序，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由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实施。被上诉人提供的“同意书”，根本就不能显示是被上诉人个人提出的要求，而是由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21名显名股东，未经股东会会议决议程序，私下联名签字同意的所谓“同意书”，明显不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程序和要求，所以，该“同意书”不能作为已经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有效证据使用，一审判决虽认为“同意书”形式上存有瑕疵，但仍认定其证明的目的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无论程序还是内容均不符合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作为已经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有效证据使用，一审认定无事实依据，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郑恒迪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实际出资人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名册及章程，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完成具备显名的条件。 郑恒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郑恒迪为山东华安公司股东，出资比例为2.344%，判令山东华安公司为郑恒迪签发出资证明书、将郑恒迪记载于山东华安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郑恒迪变更诉求为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省临沭县建筑公司于1989年5月30日核准设立，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1993年4月4日经临沭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山东省临沭县建筑工程总公司。2001年4月28日经临沭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沭改字[2001]10号文件批准，按照临沭县国资局确认的评估结果和沭国资[2001]2号文件《关于同意临沭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出售改制中剥离部分资产的通知》要求，由企业职工在承担原公司债权、债务的基础上，出资购买剥离后的净资产，在此基础上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5月24日经临沭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临沭华安公司。2001年4月26日，郑恒迪交纳30000元股金至公司。后临沭华安公司向郑恒迪发放股东登记证，载明郑恒迪持普通股30000股，30000元。 2001年5月1日，于嘉华（甲方）与郑恒迪（乙方）签订“股权委托协议书”，约定：一、乙方自愿委托甲方为股权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股东权利，并在公司《章程》签字盖章。二、乙方委托给甲方出资额30000元人民币。三、甲方被乙方委托的出资额部分，只在股东大会上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其他决策权的投票权，分红权属于乙方，新公司在分红时，直接分给乙方。 2001年5月23日，临沭华安公司设立登记，注册资本126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法定代表人于嘉华，公司股东有：于嘉华、崔社宏、李涛、于志森、朱孔叶、袁建国、窦宝春、万言军、刘作军、崔猛、顾磊、吴清生、管启法、李宝生、王秀翠、李洪钢、付雪、王言兵、冷成燕、高树学、窦怀刚、崔广琢、赵广运、王言宝、李保富、郭建志、陈文卿、吴自高、王玉兴、胡尊玉、于长波、朱孔席、王言亮共计33人。其中，于嘉华出资415000元，占注册资本32.98%。 2001年12月17日，临沭华安公司经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申请变更公司名称为山东华安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520万元。2006年5月17日，山东华安公司申请变更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李涛，注册资本减资登记为50万元，公司股东（发起人）有崔社宏、李涛、于志森、朱孔叶、袁建国、窦宝春、万言军、刘作军、崔猛、顾磊、吴清生、管启法、李宝生、王秀翠、李洪钢、付雪、王言兵、冷成燕、王言亮、窦怀刚、崔广琢、王磊、于加华、王言宝、李保富、郭建志、陈文卿、吴自高、王玉兴、胡尊玉、于长波共计31人。 另查明，华安公司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查于2008年12月25日被临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吊销。 2019年6月25日，包含郑恒迪在内的20名隐名股东向山东华安公司显名股东提出显名要求，由李洪钢、冷成燕、窦怀刚、朱孔叶、袁建国、李保富、王言兵、王玉兴、胡尊玉、李涛、万言军、王言亮、崔广琢、吴自高、于长波、王秀翠、郭建志、王磊、李宝生、窦宝春、管启法共21名显名股东共同签署了“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一致表示包括郑恒迪在内的20人系因公司改制时为了工商登记方便，将参加改制并出资取得山东华安公司股权委托于嘉华代持，现在山东华安公司股东同意为包括郑恒迪在内的20人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该股东同意书载明，郑恒迪股权11720，比例2.344%。同日，包括郑恒迪在内的20人以于嘉华严重侵害股东合法权益为由，联名向于嘉华发出“解除股权委托通知书”，内容为：“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鉴于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系临沭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而来…，因于嘉华严重侵害股东合法权益，通知人决定解除与于嘉华的股权委托关系，自本通知送达于嘉华之日起解除委托关系，于嘉华应协助通知人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并不得利用通知人出资份额行使任何股东权利，否则，通知人将依法严肃追究于嘉华法律责任，本通知书同时送达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25日通过手机短信、于2019年6月26日通过在经济导报刊登声明向于嘉华送达“解除股权委托通知书”。庭审中，于嘉华认可收到对方解除股权委托通知书的手机短信。 一审法院认为，郑恒迪与第三人于嘉华签订的“股权委托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协议系有效协议。第三人对郑恒迪出资金额、其股权代持、分红款由郑恒迪本人领取的事实亦无异议。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系郑恒迪提出股东显名化提供的“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的内容及形成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郑恒迪与于嘉华签订的“股权委托协议书”，从该协议约定的“于嘉华系郑恒迪的股权代理人，代其在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代签公司章程”等内容可以看出，郑恒迪系山东华安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之一，出资额30000元，其股权由于嘉华代持。郑恒迪所提供的“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系由山东华安公司股东21人签字确认，所签字的股东超过山东华安公司全体股东31人的半数。故，郑恒迪依法通过原始出资的方式取得在山东华安公司的股东资格，且经山东华安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确认为山东华安公司的股东。山东华安公司应按法律规定，向郑恒迪发放股东证明，并将郑恒迪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人辩解应由郑恒迪按上述规定向山东华安公司股东书面申请完成程序和形式要件后确认股东资格，郑恒迪对此不予认可。从该条款的内容来看，该条款系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第三人以此抗辩郑恒迪的股东资格确认请求，与该条款的内容不符，故对第三人的该项辩解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郑恒迪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郑恒迪系被告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的股东；二、被告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为原告郑恒迪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原告郑恒迪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郑恒迪与于嘉华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于嘉华代持郑恒迪在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的为2.344%股权。现郑恒迪与于嘉华均认可上述代持事实，故本院确认郑恒迪为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出资额为30000元，于嘉华为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出资人，郑恒迪在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享有投资权益。郑恒迪提供的《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同意书》系由山东华安建设有限公司股东21人签字确认，郑恒迪显名的诉求已得到其他股东过半数认可。依据前述规定，郑恒迪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达到法定条件，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于嘉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于嘉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树东 审判员  马凤霞 审判员  邵 波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彭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