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军，男，196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慕宝强，男，1971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天龙，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宝军因与被上诉人慕宝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6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宝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08年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素不相识，双方间不具有借贷合意，也无借贷款项交付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审法院罔顾这一规定，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片面听信被上诉人一面之词，认为本案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严重背离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0月9日，慕宝强确实向王宝军的中国银行账户内转账100万元”，不是事实。2008年时，上诉人在中国银行没有账户，不可能转款100万元。案外人李某2为向栖霞市人民法院缴纳保证金，安排被上诉人在中国银行以上诉人的名义开办了一张面值100万元的存单，银行资料上的签字和存单密码都由被上诉人独自办理。李某2将存单交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代其向法院办理了缴纳保证金手续。整个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接触，双方间不发生任何关系。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涉案存单中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属性。首先，该款项并非银行转账发生的，也不属于借贷性质。其次，从属性上来看，虽然存单是借用上诉人名义，但密码设置和办理都是被上诉人实施，相对于上诉人而言该存单仅仅是一张金融票证，并不能实现相关的财产权益。另外，在该存单被法院退回后，己经被上诉人之手和证人李某1共同办理了取款和转账手续。整个过程完全反映了被上诉人的意愿，与其他人毫无关系。对该重要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清。2、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对于本案重要证人李某2的调查笔录以及证人李某1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对于上诉人提供的由被上诉人签名的并对此撤回司法鉴定申请的、与其他相关证据综合判断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便条证据也不采信确认其证据效力，明显偏袒被上诉人，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且在诉讼过程中已经查明涉案存单中的100万元于2008年10月10日汇入李某2银行账户内，李某2在法院调查时也承认该事实，并再三强调涉案款项与上诉人无关。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李某2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1条规定，应依法通知李某2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不但不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在上诉人提出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时仍不予理睬，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和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导致判决显失公平、公正。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针对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事由，一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19条规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错误。被上诉人慕宝强辩称，一、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间不具有借贷合意，也无借款交付的事实，与事实不符。1、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10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条及该款存在上诉人名下的银行储蓄存款转账凭证）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仅具有借贷合意，且向上诉人实际交付了款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十分明确，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并非仅为“借据、收据、欠条”，还包括“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该规定第十七条还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既未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其他商业往来。故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借款已实际交付。3、涉案存单上登记的权利人为上诉人，且存单办理后一直处于上诉人的占有、使用之下并最终由上诉人进行处分，整个过程反映了上诉人的意愿而非被上诉人的意愿，上诉人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系涉案存单的权利人，进一步证明了其借款人地位：（1）上诉人使用涉案存单为自己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人为上诉人本人。竞买失败后，法院将存单退还上诉人，存单仍处于上诉人占有之下。（2）上诉人就涉案存单办理了转款，将款项转至案外人李某2名下，涉案存单最终由上诉人行使了处分权。二、一审法院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程序违法无法律依据。1、李某2的陈述系虚假陈述，与证据材料确定的事实完全相悖，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同时，李某2未按照一审法院要求在指定时间到庭接受各方质询，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其陈述内容不具有证明力。（1）栖霞法院对李某2的调查笔录记载：“在2008年前，栖霞老印刷厂公告要拍卖，我打算交给栖霞法院拍卖保证金100万元。后来没拍到，王宝军和慕宝强一起到我的办公室”，该陈述与证据材料确定的客观事实完全相悖，根据本案证据确定的事实可知，拍卖保证金的缴纳时间为2008年10月8日，而非李某2陈述的“2008年前”；参加拍卖的竞买人为上诉人王宝军，亦非李某2。（2）栖霞法院对李某2的调查笔录记载：“后来没拍到，王宝军和慕宝强一起到我的办公室”，该陈述与上诉人一审中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上诉人在一审中抗辩称“在竞买未成后，2008年10月10日法院准备退回存单，去后恰逢原告也在李某2办公室”，即李某2陈述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到的李某2办公室，而上诉人陈述的是其到李某2办公室时被上诉人已经在场，内容完全矛盾。2、证人李某1所述事实对本案无证明作用，同时，证人李某1系向法院做了虚假陈述的李某2的下属，与李某2有重大利害关系，受李某2指示进行相关陈述的可能性极高，其证人证言也不具有可信度及证明力。另外，证人证言不被法院采纳并非属于程序违法。3、本案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2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将款项出借给上诉人之后，上诉人向第三人处分财产构成另外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与案外人李某2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一并审理的范畴，上诉人可另行提起诉讼。三、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付款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约定还款期限，被上诉人可随时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上诉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原告慕宝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00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2008年10月9日，慕宝强从其中国银行账号38×××01内向同行的王宝军账号38×××23内存入定活两便1000000.00元。2008年10月9日，王宝军以存折的方式向栖霞市人民法院交纳保证金100万元，同年10月10日，王宝军收回该保证金，对此法院在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收据中注明，在该收据的右上角处，亦有注明内容：“收回保证金。王宝军。10月10日”。2008年10月10日，王宝军自其中国银行账号38×××23内向栖霞农村信用社营业部的李某2账号906080000010100215245内转账1000000.00元，代取款人处显示名称为李某1，证件号码：370686198603271313。被告于第一次庭审中当庭提交字条一张，关键内容如下：“乙方承诺已收到甲方退回的保证金100万元，同意并认可将此款转至李某2农村信用社账户906080000010100215245。乙方：慕宝强。甲方：王宝军。2009年1月11日）。”后于第一次庭审结束时当庭要求收回字条原件，原告对此字条不认可，于第一次庭审后向法院申请鉴定，鉴定过程中因鉴定机构需要法院提供字条原件，被告方长时间未提交，后经法院向王宝军发出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责令其提交该字条，王宝军于2019年6月13日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关键内容如下：“贵院2019年6月6日限期举证通知书收悉，对该通知书中要求的事项，做如下必要说明：自2019年4月24日庭审后，因说明人保管不当，将在法庭上提交的第二份证据一张便条的原件，在洗衣服时被水浸泡，造成毁损导致灭失。因此对该证据原件已无法提交。”因上述原因，故该次鉴定因此无法进行。2019年6月25日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当庭又提交字条一张，关键内容如下：“本人认可已从王宝军处退回保证金100万元，同意将款汇至李某2农村信用社账户（906080000010100215245）乙方：慕宝强。2009年1月11日。”关于对该字条证据的取得，被告当庭陈述：“2012年时，原、被告之间就通过李某2的介绍相互熟悉，基于2008年10月份发生的100万元账目的事情曾于2009年2、3月份，被告已向原告提及了当时100万元转款还缺乏收到条的问题，因此在一次原告到被告办公室时，被告提起了此事，原告当时从包里取出一张有其本人签名的便条，递给被告，说把原告转款的过程记载下来，就可以了，这就是上次庭审期间被告方曾当庭向法庭提交的该张欠条的形成过程。后来该便条因被告保管不善，一时没有找到，在2012年原告又一次到被告办公室时，被告就向其说明了这个情况，提到上次给被告的便条一时找不到了，慕宝强还得给被告再出具一张，这样，原告又随手从包里掏出一张由其本人签名的便条，仍然让被告方自行书写，但是要不违背上次其要求的写法，”原告对该字条不认可，对被告关于该便条的补充说明亦不认可，于第二次庭审后申请对该字条进行鉴定，后于2019年8月1日撤回鉴定申请，认为无必要进行鉴定，要求开庭。2019年8月16日，被告请求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法院于当日对李某2作调查笔录一份，在笔录中李某2称原告欠其的款，要求原告将100万元打到被告王宝军的卡上，后原告通过李某2的秘书李某1将此款转到了李某2的个人卡上，此100万元与王宝军无关。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本人及证人定于2019年8月19日下午3点再次到庭，但证人未到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从原、被告双方当庭提交的证据中能够查明，2008年10月9日，原告慕宝强确实向王宝军的中国银行账户内转款100万元，对此王宝军当庭认可，银行流水明细显示，王宝军向李某2的农村信用社账内转入100万元，代取款人处签名是李某1，对此王宝军解释称此款经原告同意，转入李某2上述账户内，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王宝军还称该保证金是为李某2向法院竞拍所交纳，但从该交费票据上看，并无李某2的署名，交款人处的姓名是王宝军，虽双方无书面的借款合同及借条等，但慕宝强通过银行向王宝军转账100万元是事实，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其他商业往来，应认定此款系借款，故王宝军应向原告慕宝强偿还此款；关于王宝军提供的另两份证据字条，从证据的内容看，两张字条内容基本相同，均欲证实原告同意王宝军将此款转给李某2，内容均为王宝军书写，原告慕宝强仅在字条上签名；从字条的形式看，字条明显系剪裁后形成，且注明打印版的“乙方、甲方及空白年月日”，对此被告王宝军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且对于第二张字条，其年月日亦为2009年1月11日，亦仅有慕宝强在打印体乙方处签名，并解释称该字条系在第一张字条找不到的情况下让慕宝强出具的另外一张字条，以证明慕宝强收到此款并同意将此款转给李某2，且自认该条实际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对此慕宝强予以否认，王宝军仍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商业往来交易。法院认为，被告的上述辩解理由并不充分，亦不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常理，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关于利息，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其请求合理，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庭审中双方陈述及原告方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原告曾向被告催要此款的事实，故被告辩称诉讼时效已过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经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并进行调解，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无果,应当依法裁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判决：被告王宝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慕宝强借款1000000.00元及利息（以100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00元，由被告王宝军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慕宝强于2008年10月9日从其中国银行卡中转出100万元，以上诉人王宝军的名义办理了一张面额100万元的存折，上诉人王宝军持该存折向栖霞市人民法院交纳拍卖保证金，竞买未成后，上诉人王宝军于2008年10月10日从栖霞市人民法院将该100万元的存折收回，同日将该100万元转至案外人李某2名下。虽然上诉人王宝军与被上诉人慕宝强就涉案100万元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上诉人王宝军收到被上诉人慕宝强100万元是事实。上诉人王宝军主张因被上诉人慕宝强欠案外人李某2的款项，被上诉人慕宝强同意将涉案100万元直接转到案外人李某2名下，被上诉人慕宝强不予认可，且根据上诉人王宝军目前提供的证据情况，不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慕宝强同意将涉案100万元转给案外人李某2。现被上诉人慕宝强起诉请求上诉人王宝军偿还涉案100万元，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王宝军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慕宝强与案外人李某2之间的纠纷，应另案解决。上诉人王宝军的其他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王宝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王宝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