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502民初431号 原告：王华忠，男，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第五师八十九团三连职工，住第五师八十九团。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长霞（系王华忠妻子），女，197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第五师八十九团三连职工，住第五师八十九团。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传军，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双河市顺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第五师八十九团三连办公室。 负责人：张云庆，系该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彬，新疆亚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博乐银丰棉花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博州博乐市达勒特镇东。 法定代表人：张秀政，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党，男，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枫，博乐市宏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华忠与被告双河市顺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顺丰合作社）、第三人博乐银丰棉花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三人银丰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裁定驳回第三人银丰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长霞、夏传军，被告顺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张云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彬、第三人银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华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棉花补贴款81070元（1.34元/公斤×60500公斤）；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原告在第五师八十九团三连承包的土地160亩棉花收获在即，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找到原告及三连其他棉农，提出被告和第三人达成协议，由被告采棉机统一采收原告的棉花，统销到第三人的棉花加工厂，国家发放的棉花销售价格补贴款由原告领取。2018年9月29日，被告的负责人向原告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原告因此将棉花的无人机喷洒脱叶剂、机采及运输销售全部交给被告有偿服务。2018年10月，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60.5吨棉花销售到了第三人的棉花加工厂，但被告和第三人违约侵占原告所得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不予返还。 被告顺丰合作社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原告与被告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和原告没有棉花销售合同，被告只是为原告棉花的采收、销售提供服务，销售棉花是原告自由处分的；第二，原告的棉花销售款是由原告本人获取的，被告没有取得原告的棉花销售款，没有任何侵权行为；第三，原告没有明示是谁侵占了自己的棉花补贴款，也没有明确是谁对原告有侵权行为，与谁有合同关系，诉讼请求不明。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银丰公司答辩称，第一，原告主张的是返还，其在诉状中称其财产被侵占，但从事实来看，原告主张的应该是财产损害赔偿；第二，国家棉花补贴款的发放主体是国家财政部门，对象是棉农，第三人对该款没有发放和支付的义务，也没有领取过棉花补贴款；第三，第三人具有买卖棉花的资质，收购的棉花款也向原告支付完毕，与本案没有关联，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第三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第三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艾长霞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两份，证明棉花补贴款为1.34元/公斤，且棉花补贴款已发放，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要求原告去找被告索要。经质证，被告认为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也与原告主张证明的问题没有利害关系，棉花是卖给第三人的，即使有补贴也是原告与第三人的事情；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的第三人承诺都是艾长霞自己说的，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没有做出过这些承诺。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原告提交的艾长霞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父亲的录音一份，证明第三人的父亲说补贴款在被告处，原告应当向被告索要。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内容也与原告主张证明的问题没有利害关系，棉花是卖给第三人的，即使有补贴也是原告与第三人的事情；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父亲说的话不能代表第三人，且其说的内容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第三人的质证意见有理，予以采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3.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屏三份，证明2018年9月2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合作社微信群向原告承诺兑现棉花补贴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微信上说的很明确，棉花是销售到第三人处，如果国家有补贴，原告就能享受，这是一个假设，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客观事实，原告将棉花销售到第三人处是原告的行为，被告只是协助原告，该证据恰好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原告提交的2018年9月21日第五师双河市农业局下发的《师市棉花价格补贴宣传提纲》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师市已经对棉花的补贴方面进行了通知、宣传，并且兑现了棉花补贴款的发放工作。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宣传提纲上明确说明了棉花的销售是在兵团范围内，没有在兵团范围内就不能享受棉花补贴款，而且棉花补贴款是发放给实际种植者和销售者的，发放的程序对于兵团棉农应当是明知的，原告将棉花销售到兵团以外是不能享受棉花补贴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原先提交的达勒特镇依肯浩希村理赔公示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地方加工厂销售棉花的棉农是有补贴的，证人李某也收到了补贴。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且该表是保险理赔公示表，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故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6.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5张及过磅入库单5张，证明原告向第三人销售了60.5吨棉花。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第三人收购棉花不扣除水杂，原告在销售棉花重量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且收购价格也高于兵团的收购价格，这才是原告将棉花卖给第三人的原因。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7.原告提交的证人李某卖棉花的缴纳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李某卖棉花的补贴款是1.34元／公斤。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一份保险理赔单，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8.证人李某（王华忠的外甥）的证言，证人陈述称其是达勒特镇依肯浩希村的村民，在2018年种植了90多亩地的棉花，将棉花销售后，获得了1.34元／公斤的棉花补贴款，钱是真接打到自己卡上的。经质证，原告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无异议；被告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是地方上的棉花，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棉花补贴价格是国家制定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因此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李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证人李某的证言不予确认。 9.证人于某的证言，证人陈述称其是被告的社员，2018年9月29日，看到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微信群里的信息后，也报名将棉花卖给第三人，但是卖给第三人的棉花需要使用被告采棉机、斗子，如果不使用就没有补贴，因证人自己有拉棉花的斗子，就没有将棉花卖给第三人，最后销售给了八十九团的加工厂，扣除水杂后销售了55吨棉花，享受了1.34元／公斤的棉花补贴款。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证人于某的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被告的社员，2018年9月2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云庆在合作社微信群内发表信息，称：“合作社已经和地方加工厂达成协议，如果国家有补贴，我们就能享受到补贴，需要统一销售的到合作社报名，由合作社采棉机统一采收的才能享受统销，由于亩数有限，有愿意的赶快报名，截止日期十月一日。”原告随后报名参加统销。棉花采收后，原告将其收获的60500公斤棉花销售给了第三人。棉花销售完成后，原告未能得到国家棉花补贴款。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及第三人返还棉花补贴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原告需要举证证明原告符合领取国家棉花补贴的条件，对此，原告提交证据中，仅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张云庆所说的“如果国家有补贴，我们就能享受到补贴”，张云庆所说的仅是一种假设，假设成立的前提是国家有补贴，虽然2018年国有发放了棉花补贴款，但各地对于补贴均有自己的政策，跨地区的棉花销售是否能够享受补贴，原告对此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第二，原告需要举证证明棉花补贴款在被告及第三人处，对此原告在庭审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及第三人扣留了棉花补贴款。综上所述，原告对于自己的主张没有尽到相应的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华忠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26元，减半收取计913元，保全费421元，合计1334元，由原告王华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潘 宁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贺雅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