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6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兆阳，男，197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现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永刚，河东元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友霞，女，195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 上诉人王兆阳因与被上诉人张友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兆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上诉人因生意周转困难，上诉人及父亲王学德向被上诉人借款，这种陈述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借款却让其年迈的父亲代为借款，所有借条都只有上诉人父亲的名字，上诉人的桂杰液化气站2008年开始经营至今一切正常，并不需要资金进行周转，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王学德借款是用于上诉人的经营中。并且该六份借款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资金的来源及取款记录证实王学德收到该款，并将该款用于上诉人的经营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二、该案借条中的印章并非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私章确实是上诉人使用的，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条在书写时上诉人在现场，而一审法院却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系适用法律不当；三、法律规定民事责任是民事义务不履行的结果，是对违反义务的一种负担或担保，民事义务可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法定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相对人应当适应权利主体的合法要求而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它只是实现权利的一种手段，而权利才是法的价值导向、是法的目的、法的本位。法定义务不得随意的设定，也不得做任意的扩大解释，法律没有设定为公民的义务范围即属公民的权利范围。约定义务是指特定当事人因其意思表示一致而承担的义务，它强调的是意思表示的一致，属于意思自治的权利范围。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借款，在借条中虽然有上诉人的印章，但该私章并非上诉人所有，且该款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用于上诉人经营，即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达不成合意，其借贷关系并不成立。 张友霞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 张友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8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学德曾两次向原告张友霞借款。2017年12月12日借款20000元、2018年1月23日借款24000元，两次借款共计44000元。两次借款均由王学德出具等额借据，并加盖了王学德、王兆阳的印章及临沂市河东区东方玛钢厂财务专用章，写明王学德借。后王学德去世，原告张友霞向被告王兆阳催要借款，王兆阳在2018年1月23日的借据中签署“王兆阳”。 2018年6月17日，王学德向原告张友霞偿还借款6000元，并在2017年12月12日出具的借据中添写：“2018.6.17号暂支陆仟元正”，下欠38000元借款未偿还。 王学德系被告王兆阳的父亲，生前及其家人共同在正达阳五金厂及桂杰液化气站工作，于2018年7月2日去世；正达阳五金厂及桂杰液化气站均系王兆阳开办。 临沂市河东区东方玛钢厂无工商登记字号，也无财务专用章。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一、王兆阳是否为涉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王兆阳辩称借款不知情且没有使用借款，一审法院认为，王学德系1936年12月生，试想，在没有共同借款人或者担保人的情况下，原告张友霞仅仅处于信任而将44000元借给一个已经年满八十余岁且没有生活收入来源的老人，是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的，且王学德在向原告张友霞借款时以被告王兆阳开办厂子为由，王学德声称的王兆阳开办的厂子系王兆阳经营的正达阳五金厂及桂杰液化气站，结合王兆阳陈述桂杰液化气站系其开办，现由其姐姐王兆霞还有其母亲及其前妻共同管理经营，可以推断王学德借款均由王兆阳用于企业生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该案中，王兆阳辩称借据中加盖的王兆阳印章并非其本人使用，并主张应由原告张友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友霞提供的证据中加盖了由王学德持有的王兆阳的印章，原告有理由相信该印章系王兆阳所有，原告张友霞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现应由王兆阳举证借据中加盖的“王兆阳印”并非其本人所有并使用，现王兆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辩称，结合该案及其他案件中借款资金的去向及王学德去世后，王兆阳委托王兆霞偿还其他案件当事人借款的行为；另王兆阳在2018年1月23日借据中的签字，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系王兆阳对该笔借款的承认。故能够认定王兆阳为上述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当承担偿还责任。 该案争议的焦点二、原告张友霞与王学德、王兆阳之间的借贷是否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中王学德、王兆阳向原告张友霞出具的借据均系书写收到现金，结合其他案件当事人陈述的王学德、王兆阳只收现金，能够认定原告张友霞与王学德、王兆阳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 据此，上述借款应由王兆阳承担还款责任。故原告张友霞请求被告王兆阳偿还借款38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在借据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息，故原告张友霞主张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判决：被告王兆阳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张友霞借款3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0元，减半收取375元，由被告王兆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兆阳提交王兆阳与诸葛继贵之子诸葛绪光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在一审中诸葛继贵提供的录音证据里面关于王兆阳承认还款是因为另外一个案件需要诸葛继贵之子诸葛绪光帮忙而被迫认可的，并不是王兆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友霞质证称，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但是录音中听不清诸葛绪光的声音，文字整理资料与录音音频无法核对，该证据是在二审上诉期间上诉人主动联系的诸葛绪光要求调解，根据文字资料也看不出存在胁迫情形，原审中提交的视听证据是真实的，并不存在胁迫；对于王兆阳与诸葛绪光的电话录音，被上诉人没有参与谈话，亦不在场。对于谈话录音中可以见得王兆阳在私下里，以人道主义，愿意还钱。即凭良心，其同意还钱；录音中上诉人自愿认可其借的债务，并没有强迫威胁性的语言，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据借款人的认定问题。本案所涉借据部分加盖“王兆阳”印章，因借据分别由不同的债权人持有，故排除“王兆阳”印章系债权人伪造的可能。王兆阳虽主张对王学德在借条中加盖印章不知情，但不能否定“王兆阳”印章系由借款人加盖形成的事实。王学德与王兆阳系父子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王学德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出具加盖“王兆阳”印章的借据，结合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特定人身关系、特定行为等借款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外观及因素，作为出借人并没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应认定出借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王学德出具借款及王学德在借据中加盖“王兆阳”印章的行为代表王兆阳，一审法院认定王兆阳为借据的实际借款人并无不当。诸葛继贵诉王兆阳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中，王兆阳分别与诸葛继贵、诸葛绪光、诸葛艳丽的录音证据中，王兆阳对借款事实、过程、责任主体的叙述直接、稳定（王兆阳与诸葛艳丽的通话录音中有“我说话您都可以录音”的表述），与本院查明事实相一致。王兆阳二审提交的其与诸葛继贵的录音证据拟证明的事实，并非诸葛继贵直接陈述或明确认可，证明效力不足，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是证明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借据不同于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关于借款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借据是指借、贷双方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本案所涉借据，格式、措辞、书写习惯均相一致，时间跨度大，借款人一致而出借人互不相同，借款人未收到款项反而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向多人多次出具借据明显不合常理；且本案所涉借据均明确写明了“借现金”及数额。综合以上借据形式、词句及内容、时间跨度，足可认定本案所涉借据不但反映出借、贷双方的借贷合同关系，同时也是证明借贷合同关系之债的凭据。借款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出具本案借据的法律后果，但在借据形成之后，借款人自始也没有对借据行使撤销权，故上诉人关于借款人未收到款项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认定借贷事实及借款数额、责任主体均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兆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上诉人王兆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泽毅 审判员  马 骏 审判员  李大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