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1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元华，男，194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朝珍，女，194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发元，男，197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系二上诉人的儿子，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息烽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文化北路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914475109R。负责人：张维，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奇，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万富，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张鑫，男，199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原审原告：王仕利，女，197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上诉人张元华、朱朝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息烽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及原审原告王仕利、张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民初8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元华、朱朝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首先，自卸货车压力机等车辆仍属于机动车，张发勇是自卸货车所有人必须投保交强险。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立法本意来说，自卸货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显然少于作业时间，若将张发勇的自卸货车在作业时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排除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之外，则该自卸货车受害人获得交强险救济的概率大大降低，投保人张发勇投交强险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该结果显然不符合交强险的立法目的。从目的解释角度出发，将自卸货车作业时发生的事故排除在交强险之外显然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交强险保险条款约定保险责任范围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对于“使用”一词，从文义解释出发，应当是包含驾驶、作业在内，保险条款亦未将作业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本案中，张发勇在矿区装载石灰石应认定为“使用”自卸货车，处于作业状态，发生的事故属于交通事故，理应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其次，张发勇的自卸货车交强险保险金额也往往高于普通机动车交强险保险金额，若将其自卸货车作业时发生的事故排除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外，从投保人张发勇的角度而言，就意味着花费较大的代价却获得更少的保障，而张发勇却必须投保交强险，没有选择的自由，这种法律上的强制对投保人张发勇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极不合理的，违背了保险的对价平衡原则。再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年12月5日对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在进行作业时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适用该条例”该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据此，对于张发勇的自卸货车在进行作业时致人损害的，也应当参照适用条例，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最后，本案事故发生时张发勇正在使用自卸货车，处于作业状态，遵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城市交通警察五大队认定本案事故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部门管辖，并未确定本案是否属于交通事故，未有一个准确的答复。一审法院仅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认定涉案事故系死者张发勇投保车辆在矿区内装载石灰石时发生的意外事故而非在车辆通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忽略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所发生的事故也应属于交通事故的事实，据此认定该案不属于交通事故系事实认定错误，曲解立法目的，排除该案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明显对上诉人不公，难以保障上诉人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张发勇不能转化为车辆的第三者、认定张发勇既是侵权人又是受害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且严重错误，不该适用交强险和商业险进行赔偿系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且判决显失公平，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首先，设立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目的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及其亲属依法及时得到赔偿，驾驶员身份不能转化和获赔不符合立法目的。其次，机动车辆是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不能永久置身于机动车上，故机动车保险合同中涉及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本案中张发勇在事故发生时已经置身于被保险车辆之下，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而涉案死者驾驶员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应按照事故发生时的状况来认定。最后，本案事故系张发勇的自卸货车突然向前滑行所引发，但该车辆为何发生自行向前滑行的原因不明，涉案车辆也没有进行性能检测，此次事故发生是否是张发勇导致尚无证据确定，难以认定张发勇是侵权行为人。一审认定其既是侵权人又是受害人显然毫无事实依据可言。三、被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尽到法定的告知义务，没有告知投保人类似事故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范围，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二审法院此前在处理（2017）黔03民终3834号判决认定“车上人员、驾驶员可以转化为第三者”，同样的事故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对上诉人显失公平。人保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除一审判决第4-5页论理陈述外，一审中另外查明的关键事实也能充分说明张发勇不属于交强险、商业险的赔偿范围，包括本案原告在本案之前已经就同一事故受害人的死亡事宜向答辩人理赔20万元，该份保险的保险单非常明确载明该20万元的赔付对象只能是车辆驾驶员，也就是说张元华等四人已基于张发勇作为驾驶员的地位和身份获得理赔款，其现在又另外作为第三者的地位主张三者商业险和交强险的赔偿，是相互矛盾的，在同一事故的同一车辆同一人不能同时成为驾驶员和受害人，至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判例与本案的具体情况有多处不同，尤其是本案死者在发生事故时本身就是车辆的操控者，发生是因为没有及时拉手刹，发现车辆自行移动便前往驾驶室试图控制手刹，在该过程中从驾驶室的门把手摔下车辆，该过程在一审中王仕利是认可的，充分说明死者在事故发生时是驾驶员，不属于第三者，因为自己的不当操作将自己处于不利后果，自己既是侵权人也是被保险人，不能成为交强险条例、交强险和保险法规定的第三者范畴。二审期间王仕利陈述其认可上诉人的陈述。二审期间张鑫未到庭陈述。张鑫、朱朝珍、王仕利、张元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人保公司赔偿张元华、朱朝珍、张鑫、王仕利因交通事故致张发勇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781029.70元；二、诉讼费由人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8月8日，死者张发勇驾驶贵Ｆ×××××号自卸货车在遵义市播州区堡矿区承运石灰石，车辆熄火装车过程中，因该车突然向前滑行，在车旁等待装车的张发勇企图进入驾驶室操作车辆时，摔下被车辆后轮碾压致死。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交通警察五大队对该事故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该事故不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决定不予受理。2019年8月21日，贵州通鉴司法鉴定所对张发勇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死者张发勇系重物挤压致头部等多器官毁损死亡。贵Ｆ×××××号自卸货车系张发勇本人所有，在人保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死者张发勇系张元华、朱朝珍之子，系张鑫之父，系王仕利之丈夫。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属于交通事故；2、死者张发勇是否能转化为自身驾驶的贵Ｆ×××××号车辆的第三者，是否适用该车的交强险以及商业险进行赔偿。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交通事故。本案中，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张发勇驾驶的贵Ｆ×××××号自卸货车，熄火后停放在遵义市播州区堡矿区内装运石灰石，装车的过程中车辆向前滑行，张发勇在试图进入驾驶室控制车辆的过程中摔下后被车轮碾压致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之规定，本次事故系投保车辆在矿区内装载石灰石时发生的意外事故而非在车辆通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关于“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的规定中“通行时发生事故”的适用条件，该事故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关于死者张发勇是否能转化为车辆的第三者、是否适用该车的交强险及商业险进行赔偿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张发勇将车辆熄火后停放在矿区内装运石块，但该车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张发勇，而非其他任何人。张发勇的驾驶员身份并不因其物理位置的临时变化而变化。张发勇发现车辆向前滑行时试图进行控制的行为，就是在履行其驾驶员的职责。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关于“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四十二条关于“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之规定，第三人的范围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将“本车人员”与“被保险人”并列使用则意味着被保险人并非一定是本车人员，也有可能是车外人员、车下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关于“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基础的侵权法律关系成立为前提，若侵权关系不成立，则责任保险自然不成立。对于本车而言，张发勇既是侵权人，也是被保险人，若认定张发勇属于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则形成“自己对自己主张赔偿”的悖论。本案中，张发勇作为投保人，同时也是本案的被保险人，其身份不能由驾驶员转化为“第三者”，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故对于请求人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元华、朱朝珍、张鑫、王仕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10元，减半收取5805元，由原告张元华、朱朝珍、张鑫、王仕利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本院2019年的四份判决书复印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四份判决书均是上诉人自行下载，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关于车上人员和第三者转换问题是各个法官的理解和不同，但有一共同点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车辆人员转为第三者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适用的依据和充分的论证；且该四份判决书中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发生的经过和情形和本案存在较大区别，不具有参考性，关于转换的问题目前没有法律的统一规定，而统观全国，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和民二庭对此类案件出具的审判意见，并不支持车上人员可以转换为第三者的观点，因为如果一旦认定车上人员转为第三者，将会给保险行业带来巨大混乱和被保险人更大范围的道德风险。同时，该几份判决都和本案中最关键条件不符，即本案事故死者在车辆发生滑行时确有意图控制车辆的行为，而在当时事故车辆并没有任何其他驾驶人员，而上诉人提交的几份判决中均是乘客被甩到车外，造成伤亡；上诉人所举判例转化为第三者的均是乘客，没有一个是驾驶员，而本案张发勇是驾驶员。本院认为，每个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上诉人提交的判决并非用于证明某种涉及本案的事实，而是证明存在某种裁判结果，因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相关判例仅能做参考，不能作为判案的法定依据，故上诉人提交四份判决书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不予采纳。上诉人还提交了一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证明涉案地方有其他车辆通行，修车费还是王仕利个人支付，上面有保险公司的盖章确认，交警没有受理并不能说明不是交通事故。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其未否定除涉案车辆在该区域通行外，有其他车辆在该区域通行，但这并不代表凡是有车辆通行的地方的都属于交通法上的道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理赔是基于交通事故获得的理赔，未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即使有理赔，也可能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发生的保险事故理赔，并非交通事故理赔。交通事故只是保险事故中的一种，保险事故还包括意外事件。该证据的三性与本案无关。因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属于交通事故，不予采纳。上诉人还向本院提交了一组现场图片，被上诉人对图片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根据一审卷宗中的证据和一、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如下事实：事发时的现场照片显示涉案车辆滑行的前方并无其他车辆或人员。上诉人陈述涉案车辆装了部分石头后发生滑动。涉案车辆核定载质量为15960千克。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本案事故是否属于交通事故及驾驶员张发勇在事故发生时是否能转化为交强险和商业险中的第三者。首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关于“（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规定，本案的车辆虽然属于交通事故认定中的车辆范畴，但事故发生在矿区，虽有车辆进出，但既不属于公路、城市道路，也不属于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同时，事故系因车辆在装货过程中向前滑行驾驶员张发勇欲将车辆控制住未成功从车上摔下导致，并非车辆在道路上发生，应属于意外事故，而非交通事故。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关于“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的规定以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是关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员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责任、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的保险险种，虽然涉案车辆购买了该两种保险，但在本案事故并非属于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上诉人等人要求获得该两项保险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未予支持正确。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交通事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其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关于“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的规定，法律对交通事故中的“道路”虽有明确界定，但也未严格排除道路外的交通事故参照前述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即便本案属于交通事故，张发勇作为驾驶员在事故发生时是否能转化为交强险和商业险中的第三者？本院认为，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均属责任保险，在被保险车辆造成车下人员伤亡，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此车车下人员应当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没有驾驶控制行为的车外人员。本案中，张发勇是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负有安全操作车辆的职责。涉案车辆在停止状态下向前滑行，不排除其未尽到拉手刹、未选择安全合适的地面停靠装货等基本而重要的安全驾驶义务，即便不是该种原因导致该种事故，其在发现车子向前滑动后，企图进入驾驶室操作车辆摔下被车辆后轮碾压致死，一方面，其在事发时是以驾驶员的身份进行操控车辆的操作，作为货车驾驶员，其在装货过程中本身就有保证车辆安全装货的义务，故其此前在车外候车等待装货并不能作为其不是驾驶员身份的有效抗辩，其本身并不是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上诉人等人作为其近亲属不应获得该两项保险的赔偿；另一方面，其明知涉案车辆质量和体积较大，同时已装运了部分货物，涉案车辆出现滑行产生的冲击力和危害力较大，其应采取更加审慎的义务避免较大损害的产生。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和陈述来看，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车辆滑行的前方并无其他车辆或人员需要张发勇采取跳上驾驶室控制车辆的方法避免更大伤亡，即便货物或车辆毁损，也不及生命的可贵，故其从车上摔下被车轮碾压亦说明其操作不当，对损害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原理，侵权人也不应当因自己的过错行为而获得赔偿，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诉人等人作为张发勇的近亲属亦不应获得该两项保险的赔偿。上诉人认为张发勇在事发时转化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认为保险公司未尽到法定告知义务、故本案事故不应属于免赔事项的上诉理由，因法定告知义务是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针对合同中的部分免责事由应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说明的义务，而本案事故属于法定完全不适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条款的情形，故上诉人以此作为应获得赔偿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到本院（2017）黔03民终3834号判决认定驾驶员可以转化为第三者的上诉理由，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相关判例的裁判基于具体案件事实和当时的法律规定作出，仅能做参考，不能作为判案的法定依据，同时该案认定的转化为车外第三者的人员身份为乘客，而非驾驶员，与本案有本质区别，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元华、朱朝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10元，由张元华、朱朝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袁晶晶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