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2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尧根，男，195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代理人蔡水鑫、潘明，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东一路19号。法定代表人王芬祥，市长。杨尧根因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9）浙06行初6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2020年2月24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尧根原审起诉称：原告在诸暨市××坞镇××村拥有土地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地号为09-19-179宅基地和土地证书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393号，地号为09-19-461的祖宅房屋共两处。后因同村案外人何岳祥建房需要，原告将其名下土地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393号祖宅卖于案外人用以拆旧建新。案外人于2003年4月向诸暨市人民政府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注销。后原告因办理不动产权证需要，于2019年3月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查询土地情况时才知晓被注销的土地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非双方买卖标的房屋。因被告在注销土地时，未与土地使用权证书权利登记人即原告进行核实和审查，导致原告的房屋土地使用证被注销，程序违法，客观上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注销原告土地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地号为09-19-179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于2003年4月22日，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明知案外人何岳祥2002年系出于拆旧建新审批目的购买其祖宅，并在2003年1月份何岳祥以承受方名义领取契证（绍契第2001030149）前已将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交付案外人何岳祥，故其至当时即应当知道旧房所涉土地权证被注销的后果。原告于2019年才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应认定已超过2年起诉期限。且根据现有证据，2002年10月25日以杨尧根、何岳祥名义签订的《协议》、2003年1月20日《诸暨市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表》、契证等材料中所涉房屋面积均为57.78平方米，与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上所载土地面积完全一致，原告主张其此前误认为转让的是用地面积、四至均与此完全不同的139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上房屋，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构成其超过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尧根的起诉。杨尧根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于2019年3月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查询土地情况才知涉案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证已被注销。在此之前，上诉人一直认为交付给案外人何岳祥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件及被注销的土地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393号，因此不存在上诉人当时即应当知道所涉土地证被注销的后果。其次，行政诉讼时效中行政相对人所谓“知道”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相对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以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诉权、起诉期限，而非本案中上诉人向案外人交付土地证号之时。行政相对人即上诉人通过非上述途径而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不能视为“知道”。最后，从实际情况而言，直至本案上诉前，案涉两个土地证号的房屋现状与国土资源局登记状况并不一致，即已被注销的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上方建筑物仍保持原状未拆除，而未被注销的诸集建（95）字第04-1393号土地上方建筑物却已被拆除。上诉人从普通人的一般认知出发，自然而然认为且相信自己交付给案外人的土地证号为已经被政府部门拆除的诸集建（95）字第04-1393号土地证书，而非一直保持建筑物原状的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证书。即实际情况角度而言，上诉人亦无法“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注销行为的内容。综上，当事人并非从交付案外人土地使用证原件之日起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注销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应从其于2019年3月7日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查询土地情况之日起计算诉讼期限。二、被上诉人作为政府部门，并未依法核实被注销土地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材料。首先，根据2003年被上诉人审批出具的《注销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报批表》内容显示，注销原因一栏表明“新屋已建成，旧屋已于2003年3月拆除”。而证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的土地上方建筑物至今未被拆除。被上诉人在未经实地核实调查的情况下就审批注销了该土地证号，造成上诉人对注销土地证号产生重大误解并使其权益受损。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2002年10月25日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与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证四至范围完全一致，上诉人误认转让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协议书》系案外人向诸暨市财政局办理契证事宜时向诸暨市财政局提供。一审期间，上诉人因无法确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该《协议书》原件而无法鉴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下属的财政局在向案外人填发契证时，即使无需对该《协议书》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但至少应存留相应原件入档以供查询。而被上诉人既未能核查《协议书》真实性，亦未能留存《协议书》原件，应承担相应行政程序不合法和本案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被上诉人在注销行政行为过程中存在违法注销上诉人土地证的行为，在客观上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土地证书号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地号为09-19-179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被诉的行为是诸暨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注销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证的行政行为。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产权人为杨尧根的《诸暨地产成交价格申报表》、契证存根、落款日期2002年10月25日上诉人杨尧根作为转让人与何岳祥为转入人签订的《协议》、《注销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报批表》、诸暨市大西国土资源管理中心所出具的何岳祥老房《拆除证明》等证据表明，案外人何岳祥2002年系拆旧建新审批的要求，受让了上诉人诸集建（95）字第04-1128号土地证所涉土地上的房屋。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原有二处房屋，一处房屋出卖给何岳祥，出卖给何岳祥是1393号证所涉的30多平方米的房屋。从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涉及上诉人的三份土地登记审批表看，一处为本案所涉的57.78平方米，一处为79.38平方米，还有一处登记在楼月明、楼观田及上诉人名下，为三人共有，面积为39.68平方米，结合上诉人与何岳祥2002年10月25日所签的《协议》约定的房屋的四至及房屋面积，无论是面积还是四至与涉案的土地证均一致，上诉人提出其出卖给何岳祥的并非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因此，上诉人应知道其将房屋出卖给何岳祥并将涉案的土地证原件交付给何岳祥后，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其原持有的土地证将被注销，且其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对何岳祥拆旧建新的行为也是知情的，而何岳祥的建房审批行为发生在2003年6月，故上诉人于2019年才就涉案的注销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了当时生效的若干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其转让的不是涉案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故不能认定其知道涉案土地证被注销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纳。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马惟菁审判员  王红根审判员  沈 妙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吕圣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