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26民初4691号 原告：王兆地，男，195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宁海县桃源街道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1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226MB1411768L。 法定代表人：**仓，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作德，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娜，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兆地与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兆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娜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0月31日，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60日。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9年12月23日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了合议庭。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对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兆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梨、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筱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兆地诉请要求：1.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赔偿原告王兆地社会保险待遇损失50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75年9月1日，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招录原告到其下属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1994年2月，因被告下属企业转制，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单方终止与原告长达18年的劳动关系。原告在被告下属企业工作期间，被告未替原告缴纳养老保险；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施行后，被告也未替原告补缴养老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职工退休后养老保险待遇计算发放的重要依据，是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的总和，其中视同缴费年限为国家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制度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工作期限。被告在国家实行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后，未能依法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也未能将原告的工作期限计入连续工龄，致使原告退休后的养老待遇严重受损。原告自劳动关系终止后多次找被告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妥善解决，均被告知等到退休后再行处理。2016年原告达到退休年龄后，多次找被告要求处理，但被告仍未妥善解决。原告认为被告未能按规定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也未计算连续工龄，导致原告退休后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险待遇，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故向法院起诉。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王兆地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证明复印件两份，以证明原告王兆地是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招入到其下属单位连续工作满18年，并不是季节性用工的事实。 2.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宁供访答字［2015］3号）原件一份、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宁人社信答字［2016］57号）复印件一份、宁海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意见书（宁政信查［2016］12号）复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王兆地自退休后就社保待遇问题持续向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并确定原告王兆地工作18年的事实。 3.宁海县党政领导接待来访登记表复印件一份、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宁人社信访复字［2018］1号）复印件一份、宁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胡家兵申请事项的答复原件一份、信访登记打印件一份，以证明原告王兆地退休后就社保问题持续向相关单位主张权利，原告王兆地在1975年至1994年在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的事实。 4.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浙宁海劳人仲不（2019）25号）原件一份，以证明本案诉请的法律关系已经经劳动仲裁前置的事实。 5.企业职工退休和基本（低标准）养老金核准表、基本养老金核定表、浙江省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证明、参保人员办理退休（职）手续相关规定告知书各一份，以证明原告王兆地参加养老保险缴费时间为2011年2月份，退休时间为2016年11月，视同缴费年限为零个月，截至2019年7月每月领取养老金1594.77元的事实。 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答辩称：1.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原告王兆地在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以亦工亦农的性质工作到1994年2月，其工种性质一直都是亦工亦农季节性临时用工，原告离职时并未提出有缴纳社保补偿的要求，现在提起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在2000年3月经清算改制为宁海县白云棉花有限公司，按照中共宁海县委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县委1998-11号）的规定：企业转制前所有的债权债务均由转制后的企业承担。故原告即使要主张社保损失应当向改制后的企业主张；3.本案工龄计算问题，根据浙合人（84）106号文件的规定：“对现有常年性岗位上的长期临时工（包括计划内计划外的）要进行整顿。1979年4月底前进供销社，表现好、身体健康，进社时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经考核合格，可改为合同制职工；……并连续计算工龄”，原告王兆地既未通过此途径转为合同工，亦未被清退，说明原告连长期临时工也不是，工种性质就是亦工亦农季节性临时工。根据信访答复意见，政策要求计算工龄要以固定工为前提条件，原告的工种性质不符合连续计算工龄的规定；4.原告诉请损失依据不足，从目前原告提供的证据看，未对金额计算提供相关的证据支持。即使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也不能一次性计算20年，最多只能对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赔偿；5.本案纠纷属劳动仲裁裁决的范围，且裁决为终局裁决，不应由法院受理。原告现已退休，并且已经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原告曾就工龄问题提出信访，原告对社保年限问题有争议，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适用本法，且为终局裁决。本案属养老保险待遇纠纷，属于仲裁部门作出裁决的范围，对于社保缴纳年限问题，不应由法院审理处理。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件一份，以证明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下属的企业及自身是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原告方认为的全民所有制的事实。 2.中共宁海县委文件（县委［1998］11号）复印件一份，以证明根据政策以及改制当时的法律法规，企业转制前所有债权、债务均由转制后的企业承接的事实。 3.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浙江省劳动人事厅关于招聘合同制职工的补充通知（浙合人（84）106号、浙劳人计（84）118号）一份，以证明原告王兆地在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属亦工亦农的季节性用工，临时工由企业就地自行招用，签订合同，到期辞退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明被告并未盖章，并不是官方出具的，其性质只能算普通的证人证言。本院经审查认为，两份证明上仅有相关人员的签名摁印，仍属于证人证言，因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两份证明不予认定。 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所有的信访答复意见中都只提到原告王兆地是亦工亦农的工种性质，不能连续计算工龄，认可原告王兆地在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过。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于宁海县党政领导接待来访登记表、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宁人社信访复字［2018］1号）、宁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胡家兵申请事项的答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王兆地自2016年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信访是事实。对于信访登记打印件被告认为不符合证据要求。本院对宁海县党政领导接待来访登记表、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宁人社信访复字［2018］1号）、宁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关于胡家兵申请事项的答复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信访登记打印件，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定。 四、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关于社保缴费年限问题，应当劳动仲裁受理，而不是直接起诉至法院。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五、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缴费时间为2011年2月，原告在2011年已经明确知道权利受损而未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已过。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该文件的发布时间为2012年7月5日，只能往后适用，且该文件是对内的文件，对外没有适用的法律效力；同时认为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性质不是自己来确定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认为中共宁海县委的文件是政策性指导文件，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对抗；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是被告的下属企业，相应的企业债务包括员工社会保险待遇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被告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八、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告王兆地是长年在工作的，原告在该文件出台以后仍在被告处工作，但被告未按该份文件来签署合同，导致原告合法权利受损，相应过错应由被告承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宁海县甬佳剃须用品厂均系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下属企业，其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2016年2月19日，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载明：“胡家兵等同志：你们于2015年12月11日，向宁海县信访局提出‘认定工龄，要求人民政府转制并分红’的信访诉求，……你与王兆地、卢丙真等3人曾在长街棉花厂工作过，亦工亦农性质的技术工。……一直以来并未转正，属于非正式职工。……”。 2019年3月15日，宁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关于胡家兵申请事项的答复，载明：“胡家兵同志您好：您于2019年2月20日提出要求认定工龄和经济补偿的申请已收到，……胡家兵、卢丙真与王兆地三人供销社信访答复：县供销社查他们三人1975年至1994年间在长街国营棉花厂工作的情况属实，……均未被正式招工。……”。 原告王兆地缴费时间为2011年2月，退休时间为2016年11月，全部缴费年限合计15年。 2019年5月6日，原告王兆地就涉案争议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浙0226民初287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王兆地的起诉。后原告王兆地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浙02民终22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8月1日，原告王兆地向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日对原告王兆地的仲裁申请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2019年8月5日，原告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涉案“亦工亦农”人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使用的农民临时工。在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凡是计划内的临时工，只有经过群众评议、组织审查、相关管理或职能部门批准，才可以转化为本单位的正式工，与本单位之间形成现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由此享受相应的福利政策。根据原告王兆地本人陈述及相关信访答复可以看出，原告王兆地自1975年进入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工作至1994年，一直未被招收为正式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分别于1995年1月1日和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法使用于上世纪70、8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企业临时用工的相关法律关系。同时，根据原告王兆地陈述，其于1994年离开宁海县长街棉花加工厂，离开时对于未缴纳社保一事亦知情；其后于2011年2月一次性补缴了低标准养老保险。本院认为，原告王兆地离开工作单位之时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时，也为仲裁时效起算之时，但直到2019年8月1日原告王兆地才申请劳动仲裁。原告王兆地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应在诉讼时效期间行使。而现有证据表明原告王兆地自2015年12月11日起才进行维权，显然时效已过。综上，原告王兆地主张被告宁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赔偿其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兆地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查鹏程 人民陪审员  胡秀兰 人民陪审员  王贵福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陈丽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