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10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天品，男，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玄，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华帮，男，汉族，1972年1月25日出生，住贵州绥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赣，贵州山一（绥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樊天品与被上诉人钱华帮保证合同纠纷一案，钱华帮于2018年6月4日向绥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裁定驳回起诉。钱华帮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钱华帮仍不服，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黔03民再129号裁定：撤销原审判决，指令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绥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黔0323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樊天品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樊天品上诉称，原审法院在认定保证人过错这一事实中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孙成刚实施的诈骗行为已触犯了刑法，各方签订《承诺书》是为了以合法形式掩盖孙成刚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但原审法院并未针对被上诉人基于其过错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5条和《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均存在过错，且过错程度相当，故原审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八条确定的三分之一的责任应当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据此，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钱华帮答辩称，1.被答辩人完全不理解担保法解释及民法通则，原审认定的三分之一责任是指债权人、债务人和担保人各自承担三分之一；2.《承诺书》合法有效且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约束力，签订《承诺书》是为了返还答辩人的24.5万元债务，而不是为了让孙成刚逃避刑事处罚；3.原审在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2条认定《承诺书》无效是错误的。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同时支持当辨认的一审诉讼请求。钱华帮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樊天品连带偿还现金245,000.00元及违约金；2．案件受理费由樊天品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钱华帮的妻子与樊天品妻子系亲姐妹。2015年2月，经樊天品介绍，钱华帮及其兄弟钱勇向孙成刚购买绥阳县城的出租车。孙成刚虚构了能帮助购买绥阳县城的出租车及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2015年3月至8月期间，钱华帮、钱勇二人共计被孙成刚诈骗人民币490,000.00元。2016年3月19日，樊天品与钱华帮在明知孙成刚的违法行为后，由孙成刚及其妻陈富丽书写承诺书一份给钱华帮，该承诺书记载，于2017年腊月20日（农历）前向钱华帮还款100,000.00元，其余145,000.00元于2018年10月（农历）前还清，如不按照该约定还款，由孙成刚和陈富丽加倍返还，由担保人樊天品承担全部责任，如没归还由担保人归还。樊天品在该承诺书上书写“担保人樊天品”。后孙成刚、陈富丽未向钱华帮还款。2018年5月18日，绥阳县人民法院对孙成刚的诈骗行为作出（2018）黔0323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一、被告人孙成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9年11月13日止）。二、责令被告人孙成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赔被害人樊天品85.5万元，退赔被害人钱勇人民币24.5万元，退赔被害人钱华帮人民币24.5万元。”该判决书现已生效，之后绥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该案中，查明孙成刚现无可供执行的财产。2018年6月4日钱华帮向绥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樊天品连带赔偿245,000.00元及违约金。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承诺书》、《收条》复印件、（2018）黔0323刑初62号《刑事判决书》、对孙成刚的讯问笔录、（2018）黔0323执669号《执行裁定书》、《移送执行登记表》、《立案审批表》、《执行通知书》、《执行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对钱华帮提供的（2017）黔03民终4564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孙成刚根据约定还款顺序已向一名被害人还款的事实，承诺书有效，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其目的，对该主张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樊天品在孙成刚、陈富丽夫妻二人给钱华帮的还款承诺书上签字担保，因承诺书是在各方明知孙成刚的行为系违法的情况下，为孙成刚规避法律惩罚而实施的民事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各方均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承诺书及担保内容均无效。对钱华帮主张樊天品连带偿还245,00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九条规定，因钱华帮所诉的款项，绥阳县人民法院在孙成刚诈骗案中已作为其被诈骗损失，判决由孙成刚退赔，在执行孙成刚罚金及责令退赔案中查明孙成刚现无财产可供执行，钱华帮的权利未能实现，故樊天品应承担245,000.00元的三分之一的责任，即81,666.67元。钱华帮在该部分损失得到赔偿后，应在孙成刚案的执行中予以扣除。樊天品在承担了对钱华帮的赔偿责任后，可对孙成刚另行追偿。对于钱华帮主张的违约金，因承诺书及保证内容无效，不存在违约，其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樊天品主张的法院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由孙成刚承担，其不应承担赔偿原告的损失责任，因钱华帮未能实际得到赔偿，其相应的过错责任不能免除，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一、被告樊天品赔偿原告钱华帮81,666.67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钱华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4.00元，减半收取2,487.00元，由樊天品负担829.00元，由钱华帮负担1,65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坚持原来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之规定，围绕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樊天品是否应对被上诉人钱华帮承担担保责任；2.若要承担担保责任，需承担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绥阳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8日对孙成刚以涉嫌诈骗予以刑事判决，并责令孙成刚退赔被害人钱华帮24.5万元，判决生效后该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孙成刚无可执行的财产，钱华帮的权利客观上已无法向孙成刚主张。现钱华帮要求樊天品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债权人钱华帮与债务人孙成刚之间以及债权人钱华帮与担保人樊天品之间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孙成刚被刑事判令退赔，但并不影响钱华帮在孙成刚无法履行时向担保人樊天品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中樊天品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15年2月份，樊天品介绍钱华帮和钱勇共同请孙成刚购买出租车，车款49万元，约定2015年12月交车，随后钱华帮与钱勇将49万元车款分几次支付给了孙成刚，到了约定时间孙成刚未交付出租车，钱华帮在多次催促孙成刚交车后仍未得到购买车辆，2016年3月，孙成刚告诉本案当事人其诈骗的事实，随后，双方开始协商还款事宜，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承诺书》，约定先由孙成刚及其妻子陈富丽分批偿还欠款，若不能兑现则由担保人樊天品承担全部责任。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钱华帮在得知不能按时交车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了侵害，随后其向孙成刚主张返还购车款直至签订《承诺书》过程中对孙成刚诈骗行为是知晓的，樊天品和钱华帮在明知孙成刚诈骗购车款的情况下，为了使孙成刚逃避刑事责任而签订了《承诺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该承诺书上的还款协议及担保内容均无效。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承诺书》时均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之规定，原审认定樊天品承担三分之一的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樊天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诉讼费4974元，由上诉人樊天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晓东审判员  王 妤审判员  张 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殷欢欢书记员张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