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361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曲新文，男，196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原籍莱州市，现居住于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国地址：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小区12号楼6单元402室。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立文，女，195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莱州市。系上诉人的姐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秋娟，女，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莱州市。上诉人曲新文因与被上诉人唐秋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曲新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重新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622464.20元。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仅以不当得利判决被上诉人返还160662.30元，驳回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是不正确的。一、案件定性应是委托代理关系，不是不当得利。1、上诉人提交的三张收款收据，已经证实房屋的购买人、交款人是上诉人。多次庭审已经查明交款时上诉人不在国内，是被上诉人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的房款。如果不是为上诉人购房的话，被上诉人在收款收据和预售合同上写上诉人的名字不合常理。对此，被上诉人的说法前后不一且无证据证实。2、(2018)鲁06民终3979号案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承认了购买房屋当日签订预售合同时写的上诉人的名字，只是解释为“当时为了避税”。3、上诉人提供4份与被上诉人的录音资料，通过二人的通话，可以证实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诉争房屋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购买、购房款是上诉人出资，后被被上诉人偷改了名字等事实。4、以前庭审中莱州坊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坊苑公司）提交的证据和供词证实当初被上诉人拿着上诉人的护照复印件和身份证代替上诉人购买房屋、并代替上诉人与坊苑公司签订了两份预售合同。后来被上诉人欺骗坊苑公司说她与上诉人是夫妻关系，并已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将购买的房屋改到被上诉人的名下，坊苑公司在没有经过调查核对就轻信了被上诉人谎言的情况下，又与被上诉人重新签订了两份预售合同。结合多次庭审查明的购房过程，可以确定上述事实。上诉人基于（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判决书中“至于涉案房屋的房款来源，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为依据进行的诉讼，鉴于在本案原一审（2016）鲁0683民初484号案中被上诉人的辩解、(2018)鲁06民终3979号案所查明的事实及本次一审法院重审时提交的证据均与（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案所谓查明的事实不同，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最终查明的案件事实给予依法认定。一审法院不肯重新认定事实，又再次导致判决错误，上诉人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二、关于购买房屋的房款究竟是谁缴纳的问题。上诉人对于缴纳的房款来源提交了7份汇款单，通过莱州法院的调取的5份汇款单合计26000澳元已由被上诉人取走；通过电话录音确定另1份以曲立文为收款人汇的6000澳元已转由被上诉人取走。同时，提交的3份坊苑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均载明交款人是上诉人，再结合录音材料，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案件事实，即上诉人将购房款交付给被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给其在莱州购买了房屋，后来被上诉人将购房者变更为自己，并以欺骗的方式与坊苑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返还的622464.20元是由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对购房款的来源却有多次不同陈述，对于购房款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对委托关系不予认定，仅依据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判决被上诉人返还部分房款，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为自己购买房屋给其多次汇款，在此基础上法院适用不当得利缺乏依据。即使认定为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122条，被上诉人用该款购买了房屋，所产生的孳息应当归于上诉人，故一审法院判决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责任，重新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唐秋娟答辩：我认为这不是不当得利，是借款，官司打到现在我也心力交瘁，我还他借款10万元。一审原告曲新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623162.60元(其中澳元37000折合人民币226464.20元及人民币396000元)。审理中，原告主张，因当时的汇率计算错误，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622464.2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原系夫妻，2003年10月1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原告考虑不能在国外长期居住，想在莱州买房。2004年2月至7月，原告三次邮寄给被告14000澳元，于2004年8月1日回国在莱州被告住所又给付396000元现金。之后，原告于2005年6月2日、8月28日、9月30日、11月29日寄付给被告23000澳元。原告前后共交给被告37000澳元及现金396000元用于购房，后原告将原本为原告订购的房屋改到了自己名下。被告不忠于委托，给原告造成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2款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被告唐秋娟辩称，原告因涉案房屋事宜起诉过，也已经有过判决，单凭原告口头陈述被告不认可，需原告提交证据予以佐证。被告购买涉案房产时从原告处借了10万元，就是原告提交的2005年3张汇款单。被告重审中补充答辩称，原告主张委托我买房是不存在的，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对于原告所说的寄给我的钱时间太长，我记不清了，如果通过银行能查到我承认，但原告所述用于购房我不认可。原告所说的396000元的现金，飞机上根本带不了这么多钱。我不同意返还原告所说的这笔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并在卷佐证，并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曲新文与被告唐秋娟原系夫妻关系，原告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后原告起诉与被告离婚。2003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03）莱州民初字第3065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曲新文与唐秋娟同意离婚。二、婚生男孩曲鹏，现年12周岁，由曲新文抚养教育。三、共同财产：莱州市教育路住宅小区721号楼1单元602号楼房一套，归唐秋娟所有（已理清）。之后，男孩曲鹏一直随被告生活,于2009年6月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原、被告双方解除了婚姻关系。2004年2月29日、3月26日，原告从澳大利亚二次向被告汇款5000澳元、4000澳元。被告分别于2004年3月30日、4月9日在中国银行莱州市支行支取了上述二笔款项。2005年6月2日、9月30日、11月29日，原告再次在澳大利亚三次向被告汇款7000澳元、5000澳元、5000澳元。被告分别于2005年6月13日、10月10日、12月9日在中国银行莱州市支行支取了上述三笔款项。被告共支取的款项合计为26000澳元。2005年5月19日，被告到莱州坊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坊苑公司），购买该公司开发的位于坊苑小区三区第八幢一单元三层西户的住宅商品房、车库和位于坊苑小区三区第五幢一层05号商品房各一处。当日，被告交纳了住宅房款248059元、车库款70500元、网点房款214618元，共计533177元。2005年12月，坊苑公司向被告出具了网点房发票，载明房款215282元；被告同时向坊苑公司交纳了网点房公共资金、契税、采暖入网费（合计款10291.72元）。2006年，坊苑公司向被告交付了上述住宅房、车库及网点房。同年5月11日，被告向莱州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交纳了住宅房配套费1860元。2006年10月，坊苑公司向被告出具了住宅房和车库发票，载明住宅房款为244645元，车库款为74670元。后被告要求坊苑公司办理房产登记手续，坊苑公司以本案原告曲新文向其递交了申请、存在家务纠纷、申请暂缓办理房产登记为由，拒绝与被告签订正式购房合同。2010年4月30日，被告到莱州市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局交纳了网点房、住宅房、车库买卖契税（合计款12368元）。2012年，因房屋买卖纠纷，被告唐秋娟作为原告以坊苑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起诉，请求该公司提供办理房产登记所需材料，并履行办证协助义务。审理中，应原告申请，法院追加了原告为该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曲新文在该案中主张：离婚后考虑不可能长期在国外居住，想在莱州买房，就委托唐秋娟帮忙选地方买房子。2004年2月29日、3月26日、7月30日，曲新文分别邮寄给唐秋娟5000澳元、4000澳元、5000澳元。2004年7月31日至9月28日，曲新文回到中国，带回39.6万元人民币，此款是曲新文在澳大利亚时，用澳币与留学生的代理换的。2004年8月1日下午，曲新文回到莱州，住到唐秋娟处。当天晚上八九点钟，在唐秋娟卧室里，曲新文先向唐秋娟了解了一下莱州的房产业情况，就打开行李箱，将其带回的39.6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唐秋娟代管。39.6万元现金是用包装带扎好，包在塑料袋里，再裹到一床羊毛被子里，抽真空，然后放到行李箱中带回国的。自己还于2005年6月2日向原告邮寄了7000澳元，8月28日通过邮寄方式由其姐姐曲立文交给了原告6000澳元，9月30日寄给了原告5000澳元，11月29日寄给了原告5000澳元。唐秋娟在该案中主张自己出资购房，不认可曲新文关于委托其购房的主张。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莱州民初字第2414号判决，判决：一、莱州坊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唐秋娟将莱州市坊苑小区三区第八幢一单元三层西户商品房及所属车库的产权登记到唐秋娟名下，办理产权登记的相关税费由唐秋娟自行承担，限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确认莱州市坊苑小区三区第五幢一层05号商品房（网点房）归曲新文所有。三、驳回唐秋娟、曲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唐秋娟与曲新文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曲新文主张委托唐秋娟购买涉案房屋，唐秋娟对此予以否认，曲新文未能提交书面协议加以证明，也未能提供其它充分证据证实委托合同的存在。按照曲新文的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委托唐秋娟所购买，则曲新文应对委托合同的履行即将购房款交付给唐秋娟的事实加以证实，但曲新文对主张的购房款中的大额部分396000元给付唐秋娟未能举证证明。因此，曲新文关于委托唐秋娟购买房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其所有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此外，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唐秋娟与坊苑公司，无论购房款是否为曲新文支付，曲新文都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房屋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当事人即坊苑公司、唐秋娟享有和承担。至于房屋的房款来源，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系不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曲新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判决，判决：一、撤销（2012）莱州民初字第2414号民事判决；二、莱州坊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唐秋娟将莱州市坊苑小区三区第八幢一单元三层西户商品房及所属车库、莱州市坊苑小区三区第五幢一层05号商品房（网点房）的产权登记到唐秋娟名下，办理产权登记的相关税费由唐秋娟自行承担，限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曲新文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2016年1月21日，原告曲新文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案件中给付被告的各种款项共计622464.20元。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款项的数额、用途及应否返还产生争议。原告主张，除上述已查明五次汇给被告的26000澳元外，自己还于2004年7月30日汇给被告5000澳元；2005年8月28日通过邮寄方式由其姐姐曲立文交给了原告6000澳元。2004年7月31日，自己回中国时带回396000元人民币现金，于2004年8月1日晚在被告的住处交付给了被告。上述款项均用于委托被告为自己买房，现房屋已被法院作出处理，被告应当返还上述款项。被告认可法院已查明的收到原告汇款26000澳元，但认为是原告心里对自己有亏欠而汇的款，并没用于购房，自己也用于生活了。另外，被告还主张，因自己当时买房钱不够，就向原告借款10万元，该10万元抵顶了原告应当支付的孩子抚养费。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其他二笔汇款及现金均不认可。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说法不予认可，主张孩子抚养费自己于2003年9月28日已汇给被告12000元，双方才办理了离婚手续。因孩子在被告处生活，按照双方约定的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12000澳元当时折合人民币为78000元，自己还应给付被告54000元抚养费，可以从被告返还的款项中扣除，但原告在重审中表示子女抚养费与给付的上述款项无关，不同意在本案中扣除。被告在原审开庭时表示该12000元不是抚养费，而系原告给付孩子的生活费。重审中，被告表示此时双方尚未离婚，该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并非抚养费。原告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原告主张，该判决书第9页证实2004.2-2005.11月份期间被告前后收到过原告7笔澳元的汇款，折合澳元37000元；判决书的第15页，二审法院对于房款来源已经在判决书表述过，可以另行主张权利；2、房地产公司收款收据复印件三张，用以证实2005年5月19日，房地产公司收到曲新文的房款合计53万余元，所争议的房屋交款人是原告，该证据的来源系原告委托被告买房子，将房款交给被告后，房地产为原告出具的收据，被告将收据复印后于2004年10月21日连同商品房预售合同一起邮寄给了在澳大利亚的原告；3、商品房预售合同复印件一份、商品住宅使用说明书复印件二份、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复印件二份，证实预售房屋买售人是原告，原件在（2012）莱州民初字第2414号卷宗内，证据来源系被告邮寄给我方的；4、汇款凭证复印件7张，原件在（2012）莱州民初字第2414号卷宗内；5、中国银行莱州支公司出具的与汇款单据日期相近的7份汇率表，作为计算折合人民币数额的依据；6、4份录音（录音3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及整理材料，一份原告与儿子曲鹏的录音材料，其余三份与被告录音；7、被告委托原告姐姐曲立文寄给原告的三份收款收据、三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复印件、信件复印件一份，是被告以曲立文名义寄出的，上述原件在法院卷宗内；8、2004年护照出入境复制件一份，证实2004年原告回国一次、英文签证复制件一份，上面盖有黑章作废，没有黑章有效，在有效的时间内原告不能回国，如果回国原告就不能再回澳洲；9、保险箱图片，用以证实其主张的现金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10、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原件因在被告改名后销毁作废，用以证明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是原告买的，还证明了原告与被告存在委托关系，并且已经履行，也证明原告与房地产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11、收款收据原件照片3份，证实购房原缴款人曲新文后来被被告改为唐秋娟。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的来源不对，原告手中如何取得该份证据，被告不清楚，需要问房地产公司；对证据3不同意质证，不是被告交给原告的，是原告与房地产公司串通取得的；对证据4认为2004年之前的记不清楚了，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实给被告了，2005年的三张被告认可，但作为孩子的抚养费（2003年双方离婚时原告方承诺给孩子每月2000元的抚养费，但是从未按期给付），寄给曲立文的被告不清楚，曲立文也没有转给被告；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看不懂；对证据6认为对儿子录音像儿子的声音，但是被告不能确定，儿子现在澳大利亚，被告认为原告有些话带有诱导性，06年儿子就读初三，被告也不可能对儿子说学习以外的话题。对录音2和4认为有剪辑、删除、拼接；对证据7、8认为关于房子的有关证据被告均否认，应该询问一下房地产公司，原告称复印件是被告给他寄的，被告不认可，被告没寄过，都是假的；对证据9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真实性不认可，房地产只有一份合同，不可能有第二份，都是排序的，如果有作废的合同，序号就会接着往下排，即便作废，也应该有存根，这些序号不可能有重复。既然能拿出原件，要求原告把曾经的原件拿出来；对证据11不认可，改名不是被告改的，被告也没有过扁的章，是伪造的，名也是他们给被告胡写的。重审中，原告补充提供了证据：证据一、原审已提交的录音4的完整的书面整理材料和光盘，用以证实当初是原告出资并委托被告购买的房屋，被告曾经将收款收据复印寄给自己。被告私自改过房子的名字以及改名字的动机、原因和时间；证据二、录音5整理材料、录音带和光盘，录音时间约是2006年7月份-9月份，是原告与被告当年的电话录音，用以证实2005年8月28日自己寄给姐姐曲立文6000元澳币，姐姐说和被告一起到柜台去办理的手续，由曲立文签字，并将取出的钱给了被告。原告表示录音资料是电话录音，当时是用电话的免提和被告通的话，用录音机放在旁边录的音，录音带即是原始载体。上述证据经当庭出示与播放，被告称里面有部分是自己的声音，但认为原告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不真实，且有剪辑，应提供原始载体，但不申请鉴定。关于原告所说他姐姐曲立文的6000澳元的事情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与自己无关。被告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在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后到底给付了被告多少款项，性质如何，被告是否应当返还？经查询，被告分别于2005年6月13日、10月10日、12月9日在中国银行莱州市支行支取了上述三笔款项合计为26000澳元，事实清楚，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还主张，自己还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自己姐姐给付被告6000澳元、2004年7月30日汇给被告5000澳元、2005年8月1日在被告住处将从澳大利亚带回的396000元现金给付被告，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证明不了其主张，法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对于给付款项的用途，原、被告表述不一。原告曲新文主张自己出资委托被告买房，所购房屋所有权应属自己，该主张已被生效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案确认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被告则称，之前该款系被告给付自己的子女抚养费，之后又称是自己借被告10万元用于购房，后来又表述是被告对自己有亏欠而给付自己的款项。原告认可自己口头说过每月给付被告子女抚养费2000元，但自己已于办理离婚手续前的2003年9月28日给付被告的12000澳元即是子女抚养费。重审中，原告对离婚之后本案所涉给付被告的款项并非给付的子女抚养费，亦不同意抵顶。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虽认可双方曾约定每月给付2000元子女抚养费的事实，但在重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扣除，被告对所收到的款项用途表述前后不一致，且未提交证据证实，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占有上述原告给付的26000澳元，且不能说明正当理由与根据，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予以支持。关于澳元汇率的折算款项，应按照被告取款当日中国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的现汇买入价予以折算，由被告返还。对原告主张的其他款项，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判决：一、被告唐秋娟返还原告曲新文人民币160662.30元，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曲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32元，由原告负担6518元；被告负担3514元。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基于委托买房的代理关系，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我买房款62万多元。上诉人通过银行汇款37000澳元，有当地汇款银行的盖章证明。当地中国银行汇款凭证盖章，其中有6笔钱是汇给被上诉人，还有一笔款6000澳元是以我的名义寄给曲立文后转交给被上诉人，有2006年我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为证。我交给被上诉人396000元人民币，虽没有凭证证明，但我有三张房地产购房款的收款收据为证据，三张收款收据的交款人都是我的名字。我在2006年多次与被上诉人的电话录音，证明房屋的购房款全部是我的出资，对此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也没有反驳过。房屋购买完被上诉人改为她的名字后甚至连购房的发票都开具了被上诉人名下，但被上诉人在电话中几次主动要求把涉案房屋的住宅房写在我的名下，把网点房写在被上诉人名下，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提出要求把住宅房写在我的名下，把网点房给我或者按照20万元人民币计算卖掉，卖掉后两人平分卖房款，让我给他10万元就可以，被上诉人就同意把两处房产办在我的名下。提交录音材料（三）证实被上诉人将购买房屋的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复印寄给我了。录音（四）中被上诉人几次主动提出要把房屋转给我。上诉人能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是个录音带，我可以当庭播放，被上诉人认为是假的可以要求鉴定。一审时提交了光盘，没有要求提交原始载体，上诉人要求保留原始载体，因为要做鉴定，录音磁带中都是自始至终的中间没有剪辑过。上诉人要求申请鉴定录音磁带材料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主张：我借上诉人10万元，上诉人让我在买房的收据上写上诉人的名字才肯借给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写了上诉人的名字，我房款交完了后上诉人才把钱寄过来，必须要看到收据上有他的名字才借给我。但是购房合同是我的名字，后来上诉人因写了他的名字就想占为己有。上诉人欠孩子的抚养费一直没有给我，我跟上诉人要上诉人不给，我用借上诉人款的理由要抚养费，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官司。录音没有原始载体，我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也是假的。被上诉人要求对录音带进行鉴定。磁带在莱州法院播放过，我不认可播放磁带中的内容，上诉人剪辑过其中的内容，我所说的借款那句话就没有录入。对录音当中说话的内容是我说的，但话是不是我说的不确定，申请对录音是否经过剪辑进行鉴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一)检材1和检材2录音是否经过剪辑处理；(二)检材1和检材2录音中的女声是否唐秋娟所说进行了鉴定，（检材1:写有“A面:录音材料(四)”字样的TDK磁带一盘，其A面内的录音为检材1录音。检材2:写有“A面:最后录音(五)”字样的TDK磁带一盘，其A面内的最后一段录音为检材2录音。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作出的司鉴院【2019】数鉴字第994号鉴定意见：(一)未发现检材1和检材2录音经过剪辑处理。(二)检材1和检材2录音中的女声是唐秋娟所说。上诉人支付鉴定费10200元，被上诉人支付鉴定费9000元。上诉人对电话录音鉴定意见发表书面质证意见:1、我在2005年6月28汇给曲立文那6000澳元已经转由唐秋娟接收，唐秋娟在录音(五)里面也已经承认了。尽管唐秋娟说取出来后就还给“她们了”，那也是因为购房时唐秋娟借了“她们”的钱，也就是说这6000澳元是汇给唐秋娟代我买房子的钱，现在已经确定了这笔款的存在。2、我在2004年7月30号给唐秋娟汇的5000澳元若只是因为在莱州的中国银行没有找到当年的凭证就不被认可这对我就太不公平了，因为在2012年我到澳洲的汇款银行查证时，也被该银行核对证实此款已经汇出且没有返回，并且在该汇款单的右下角已经盖章签字证实，并附上该行当年具体负责人的名片，留有联系电话，当时已经告诉过莱州法官，如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她。而在莱州的中国银行没有查到这笔汇款，只能说明莱州的中国银行在对票据保存、查找方面可能有漏洞法官应该重视澳洲汇款银行出具的证明，否则唯一办法就是法院出具调查令到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去调查。3、在2004年我交给唐秋娟的购房款396000元现金，是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若没有将这笔钱交给唐秋娟，在2005年5月19日唐秋娟也不会帮我交够五十三万多元的购房款。唐秋娟现在不承认她当初是代理我买的房子、购房款是我出资，她买房子时将房子写在我名下不合常理，有收款收据和预售合同为证。在电话录音材料(二)中，当我问唐秋娟为什么将购买的房子改成她的名字时，唐秋娟回答说:“不知道，你这样问‘为什么’，我就没法回答你了”。若是唐秋娟出的钱买房子，她说“没法回答”就不合理。不能仅仅因为那396000元没有收据就否定购房款是我出的钱。一审法官未重点审查唐秋娟能否提供证据证明购房款是她出的钱，其对购房款的来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她虽然提供过3份写有唐秋娟名字的购房发票，但这3份发票都是根据收款收据出具的，而收款收据又是唐秋娟用欺骗方式让坊苑公司将原本写的是曲新文的名字改成了唐秋娟的名字，这有改动过的收款收据的原件照片为证和坊苑公司在2012年的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对于唐秋娟也认可的写有交款人为曲新文的三张共计533177元收款收据，在(2017)鲁06民终4332号判决书中也认定“根据交易习惯，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的收款收据是购房人完成支付购房款的凭证”，也就是说，起码这53万多元的收款收据应该确定是曲新文出资，尽管唐秋娟又说她当时将收款收据写曲新文的名字是“为了避税”，可又说她买房子因为只差10万元而向曲新文借钱时受到了要挟，才将收据写成曲新文名字。唐秋娟在(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案庭审中说为了避税而写曲新文名字，她还说了考虑到我“一直在国外，不可能对她买房子知情”，还表示对我知道她买房子一事她“很惊讶”，其说法前后矛盾。即使唐秋娟有后期缴纳的各种物业费用、国家契税、房产证费用，这些也正如坊苑公司所驳斥的:“(唐秋娟)后面的缴费手续都是隐瞒事实骗取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情况下取得的”并且所有缴纳的这些费用都是我汇的款。所以，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涉案房不是唐秋娟购买的，购房款更不是唐秋娟出的资。4、通过这次对电话录音载体鉴定确认，录音内容更证实了涉案房是由我出的资，如:录音(四)“曲新文。我以前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去了、都寄给你了，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叫你给我买房子”，对于这一事实，在长达16分钟的电话录音中唐秋娟都没有否定过，更没有提出过涉案房是她购买的或者也有她的出资，而且在电话里唐秋娟还多次主动提出办理房产证时要将占大额资金的住宅房写到我的名下，而将网点房卖掉俩人平分钱，或者让我给她十万元后，门头房我也可以收回去。“收回去”的意思，表明了房子本来就是我买的。录音(二)第7页：“曲：你当时给我说，这个房子是把我寄回去的钱全部都买的房子吗。娟:对、对，一开始，就是这样”，这段对话也清楚地证实购房款是我出的资。从这次鉴定的录音载体及其它材料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合法性，应当认定涉案房的全部购房款都是我出的资。虽然电话录音中没有明确的金额，但收款收据已经标明了购房款是533177元，最起码这笔购房款应归还于我，且这笔购房款是基于我委托唐秋娟的代理关系才交给她的，在录音材料(二)第1、2娟:那个还没办下来、我打电话睐，还没办下来。你这样吧，我给你打，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你听着，我问问她”，这里既表明了我与涉案房屋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又表明了唐秋娟是在履行委托关系中的职责、是在向我证实购房的进展情况而要为我打电话问问，并且让我听着。我现在向她追讨我交付给她的购房款，也是基于委托关系。其它方面的损失索赔，本人暂时保留诉讼的权利。5、在电话录音(四)中，因为当时还想和唐秋娟复婚，还在挽留她，对离婚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刺激她，但是正像唐秋娟说的“离婚在法律上就是真的”。涉案房是在我俩离婚后买的，购房款是我自己出的资，唐秋娟当时之所以还要纠缠我的网点房，这正像她自己所说的“你这个房子我也不能放弃，我也不能说我老来老去的没个照应”，她的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她只是为了她将来的考虑而硬要瓜分我的财产，而不是说房产有她的一部分。她说的“你这个房子”则明确地表明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所以，唐秋娟在录音中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都不能看作是对家庭财产的分配方案。因此一审法院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被上诉人对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作出的司鉴院【2019】数鉴字第994号鉴定意见不予认可，提交书面理由如下:1、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鉴定程序及结论不合法。被上诉人认为鉴定机构对于涉案录音材料的鉴定过程过于简单，没有对录音的频谱进行分析，并且对于鉴定录音的详细程序及形成鉴定结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明确说明，只用一句话简单形成鉴定意见太过于草率。因此，我方认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上诉人家属与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存在可能影响鉴定意见的特殊关系。在被上诉人到上海司法鉴定所鉴定时发现，该所的鉴定人员吴建华(主要鉴定人员)与上诉人的表姐王亚民关系非浅，在整个过程中与王亚民有说有笑，明显很熟，并且吴建华的言语带出会照顾上诉人一方的意思，当时被上诉人发现该情况后本想不再用该鉴定单位鉴定，但因其他特殊原因，被上诉人无权申请更换鉴定机构。另，在法院选择鉴定机构时，被上诉人就力主选择北京(因莱州距北京相对更近一些，从时间及费用上计算更节省一些)，而上诉人则舍近求远，全力主张选择上海的鉴定机构，当被上诉人看到现场鉴定的过程，立即明白了上诉人强烈要求选择上海鉴定机构的原因一上诉人的表姐王亚民和上海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关系不一般。综上，被上诉人认为鉴定人员与上诉人之间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有可能影响鉴定意见的公平、独立，因此被上诉人认为该鉴定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力。3、录音内容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在2006年8月一12月的录音中，因上诉人主张在2005年8月28日曾转账给其姐曲立文6000澳元，其姐又转账给被上诉人钱款之事，首先，被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段录音系上诉人拼接，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其次被上诉人可以确定的是上诉人的姐姐从未以任何方式给付被上诉人钱款。另，被上诉人在上次开庭后，到中国银行调取了2005年的银行交易流水，经查发现在此期间只有2005年6月13日收到7000澳元、2005年10月10日收到5000澳元、2005年12月9日收到5000澳元，系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过的钱款，期间再无任何与上诉人相关的转账记录。综上，我方认为该鉴定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力，请求贵院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纳。且录音内容不能反映本案事实，该录音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基于（2015）烟民一终字第144号民事判决书中“至于涉案房屋的房款来源，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为依据进行的诉讼，上诉人提交大量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源系其交付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以购房款系其个人出资予以抗辩，对此双方均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已查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26000澳元并判决被上诉人予以返还，被上诉人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上诉人上诉主张应对其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曲立文给付被上诉人6000澳元、2004年7月30日汇给被上诉人5000澳元及向被上诉人交付396000元现金的事实予以认定，并提供了录音的原始载体、录音及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内容予以证实。经双方同意后，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对上诉人提交的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的录音材料四、五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未发现检材1（录音四）和检材2（录音五）录音经过剪辑处理，检材1和检材2录音中的女声是唐秋娟所说。被上诉人虽对鉴定意见、录音内容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程序违法、结论错误的情形存在，对该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所支付的鉴定费102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对录音材料四、五所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话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录音材料五的内容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已收到2005年8月28日通过曲立文给付被上诉人的6000澳元，对该笔款本院予以认定。录音材料四从内容来看虽不能证实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款项的具体数额，但从双方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曾主动提出分割本案所涉款项所购的两套房屋及双方离婚时约定给被上诉人的房屋，可证明被上诉人对所购房屋认可上诉人是有出资的，鉴于被上诉人在本案多次审理中，对于购房款的来源说法不一，且对其说法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认定涉案房屋系上诉人曲新文出资，被上诉人唐秋娟在取得房屋的情况下，应将房款533177元返还给上诉人曲新文。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应予纠正，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款项应更正为人民币53317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唐秋娟返还上诉人曲新文人民币533177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上诉人曲新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32元，由被上诉人唐秋娟承担9597元，由上诉人曲新文承担10467元；鉴定费19200元，由被上诉人唐秋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