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辽民终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虎滩路碧涟园92-5号。法定代表人：庞玉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霞，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洪涛，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丰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44号。法定代表人：林美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寇瑞琪，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莹，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志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丰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盈公司）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56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志恒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裁定，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涉及经济犯罪，与他人（杨军）犯罪行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的驳回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是债务承担合同关系。犯罪嫌疑人杨军借款时虚构质物引发的合同诈骗是借款合同关系。两个案件属于“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分别审理，对于刑民交叉问题，2019年11月08日颁布实施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称《民九会议纪要》）第128条第（5)项作出了较之以前更加具体的规定：“受害人请求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法院应当按照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2.本案中基础法律关系及事实：①上诉人志恒公司起诉丰盈公司所依据的核心证据是《债务转让合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于乙方（丰盈公司）使用了丙方(丰源公司）依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从甲方取得的信贷资金用于“丰盈一星海”房地产开发项目4347万元，因此，乙方（丰盈公司）同意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成为该授信资金的债务主体。”显然案涉债务已经转移给丰盈公司，原因是该笔资金已经由其实际使用。在其没有参与诈骗情况下，丰盈公司不涉及刑事，作为犯罪行为之外的主体，当然不能不当获利，况且其自愿承担债务，志恒公司对其提起民事诉讼毫无法律障碍。②本案所指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杨军所涉及的合同诈骗罪一案，是杨军在利用大连北方粮食交易现场丰源粮油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丰源公司”）和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瑞源粮油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贷款过程中，因虚构质物、私刻公章、伪造仓单的犯罪行为所发生。而本案是由于丰盈公司使用了银行资金并自愿向银行承担此笔债务的行为而发生。两个案件建立的基础事实完全不同，完全属于“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分别审理。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理由不足，完全错误。3.另外，公安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中，犯罪嫌疑人仅为杨军个人，起诉的涉案金额也不包含本案民事诉讼的4347万元，清晰明确，可见本案根本不涉及刑事案件，也不必且没有理由等待刑事案件追赃退赔，也不能在不涉及该笔款项的刑事案件中追赃退赔。（二）虽经志恒公司一再强调，一审裁定却忽略《起诉意见书》对指控犯罪金额的明确表述，偷换概念将贷款总金额2.428亿元作为犯罪指控金额，其实质根本不是查明事实，而是掩盖事实，令人费解。1.犯罪嫌疑人杨军以其控制的丰源公司和瑞源公司的名义，自2002年11月起至2004年8月总计贷款2.428亿。2.对于上述贷款杨军自行还款7242.64万元，丰盈公司基于本案《债务转让合同》承担4347万元。3.扣除杨军自行还款7242.64万元及丰盈公司承担的4347万元后，余额12,690.36万元。该金额即为《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犯罪金额。对此《起诉意见书》第3页明确表述“杨军。诈骗银行贷款12690.36万元”。该表述明确表明案涉4347万元不在《起诉意见书》的指控范围之内，不在刑事犯罪处理范围之内。即使包含在内，本案丰盈公司作为自愿承担债务一方，其法律行为也发生法律效力，因为案涉资金由其使用，必然由其归还.其承担的偿还责任不可推卸。4.一审法院抛开《起诉意见书》对指控犯罪金额的明确表述，偷换概念将贷款总金额2.428亿元作为犯罪指控金额系对《起诉意见书》的断章取义，掩盖重要关键事实后转而裁定驳回上诉人志恒公司的起诉，不知何意，令人费解。（三）案涉丰盈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的4347万元本身不构成犯罪，不能作为赃款追繳。1.对于犯罪的认定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核心要件是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2.案涉贷救逾期后广发银行、丰盈公司及丰源公司三方明确约定由丰盈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丰盈公司和丰源公司都明确表明具有偿还贷款的主观意愿，不存在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丰盈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的4347万元，因不具备犯罪主观要件而不构成犯罪，据此《起诉意见书》对案涉4347万元不作为犯罪指控。本案民事审判合议庭不能代替正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乃至此后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和刑事案件审判的法院合议庭直接认定上述金额涉及犯罪。3.既然案涉丰盈公司承担的4347万元不涉及刑事犯罪，则4347万元亦不是赃款，根本就无法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进行追繳，上诉人志恒公司的合法权利在刑事案件中根本无法得到保护。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四）债务承担具有无因性，《债务转让合同》不会产生将赃款变成合法债权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以《债务转让合同》将赃款合法化为理由裁定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亦不符合逻辑。1.案涉《债务转让合同》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为债务承担关系，其中广发银行是债权人，丰源公司为原债务人，丰盈公司是债务承担人。丰盈公司使用了案涉贷款4347万元用于“丰盈一星海”建设项目是债务承担的原因行为。2.债务承担具有无因性，债务承担关系和原因行为相互独立。原债务人与债务承担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债务承担的基础行为，仅仅属于动机或原因，而不是条件。原因行为在前，债务承担行为在后，后发生的行为不可能改变前面行为的法律性质，债务承担关系的成立更不会改变原因行为的法律性质。3.本案中，“丰源公司取得贷款”及“丰盈公司使用案涉4347万元贷款”的行为发生在前，《债务转让合同》签订在后。丰源公司取得4347万元贷款是否构成犯罪，在刑事案件中基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进行独立评价。丰盈公司使用案涉4347万元贷款是债务承担的原因，其性质不会因为《债务转让合同》成立发生改变。认定《债务转让合同》将赃款合法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不符合逻辑，更不能作为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而本案《债务转让合同》项下的背景情况，实际上等于广发银行事后同意4347万元借给了丰盈公司，本案丰盈公司也同意承担并承诺偿还，完全是自愿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且合法有效。上诉人基于《债权转让合同》受让相应债权后起诉丰盈公司要求偿还债务完全符合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五）一审法院以：“广发银行在明知所涉款项已涉刑，而其作为被害人将来有可能被退赃的情况下仍然将案涉债权在2006年转让亦有不妥”为理由，裁定驳回起诉更加错误。这是因为：1.法律对债权转让行为，除合同法规定的几种情况外，再无其他限制性条件，没有规定在刑事调查期间不得转让债权。债权转让行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合法有效。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广发银行对外转让债权是其当然享有的权利，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或志恒公司受让债权亦是当然享有的权利。以案件涉刑为由，认定债权转让行为不妥，似是而非，是对债权转让人广发银行及债权受让人粤财公司（及志恒公司）的合法权利限定非法负担，是对广发银行及粤财公司（及志恒公司）合法权利的漠视和侵害。2.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评价涉案行为，应当以是否合法，是否有效为基准。合法有效的行为则被法律所认可，应当得到正面评价。违法无效的行为不被法律所认可，可以进行负面评价。广发银行对外转让债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认可并获得正面评价。一审法院不对案涉债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有效性进行审查论述，使用“不妥”这一非法律用语进行否定，并以此作为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理由，即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能体现司法审查的严谨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六）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志恒公司法定的举证权利和辩论权利，程序错误，致使上诉人志恒公司实体权利受到损害并造成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有辩论的法定权利，不可剥夺。为保护当事人合法辩论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41条明确规定了辩论的程序和顺序，辩论程序不可省略。2.本案一审法院严重剥夺了上诉人志恒公司法定的辩论权利，具体表现为：①本案一审按照普通程序审理，2019年11月19日进行第一次庭审审理，11月20号就作出裁定，庭审中没有安排法庭辩论，程序缺失。②自开庭审理（原定9:00开庭，由于前面也在9:00安排了另案庭审，导致本案推迟40分钟于9:40开始开庭），至庭审结束，三位法官从未向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告知或释明案件要“质辩合一”，相反，双方举证质证过程中法庭要求仅陈述质证意见，不允许发表辩论观点，告知在辩论阶段再发表辩论意见，甚至有事实补充部分发言也要求在辩论阶段再行表述。③但是，在法庭事实调查结束以后，法庭却以“时间即将中午，本庭合议庭法官还有其他庭审为由”，未组织庭审辩论即终止、提前结東庭审，要求双方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代替发表辩论意见。这从庭审笔录中没有任何庭审辩论的相关记载及没有任何庭审辩论录像可以证实。④然而让上诉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案2019年11月19日上午开庭至中午结束，时隔不到一整天即2019年11月20日，一审法院即已经形成裁定，驳回上诉人志恒公司的起诉。根本没给上诉人志恒公司提交代理词即发表书面辩论意见的机会和时间（裁定书落款时间为证）。3.本案被上诉人丰盈公司庭前没有向法庭及上诉人提交任何答辩意见，甚至连证据目录都没有向上诉人志恒公司提交，庭审答辩期间丰盈公司代理人陈述八点答辩理由，占据庭审笔录近5页纸张，这都需上诉人进行辩论反驳。然而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不组织庭审辩论，庭后不足一天时间即下达驳回起诉的裁定，根本不给上诉人志恒公司针对丰盈公司8点答辩意见起草代理词进行发表辩论的时间和机会。4.而且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一审法院居然剥夺上诉人的举证权利。庭前被上诉人丰盈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对债务转让事实和其使用了4347万元贷款进行了自认。但是，在庭审过程中丰盈公司却不顾自认事实矢口否认使用贷款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志恒公司以该《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审判法官居然言称这不是丰盈公司提交给法庭的文件，而是向其法官本人交付的文件！进而不允许上诉人志恒公司作为证据使用！这不仅仅是将志恒公司合法的举证权利和辩论权利强行性且根本性剥夺。5.一审法院剥夺志恒公司的辩论权，已经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①一方面，案件上诉人志恒公司对一审法院的公正性、公平性提出极大质疑。在上诉人志恒公司对丰盈公司8点答辩意见无法进行庭审辩论，志恒公司的书面答辩主张及观点无法到达合议庭，合议庭未听取志恒公司辩论观点的情况下，自开庭结束到裁定文书形成不到一天的时间即进行合议并下达裁定，是否过于草率，是否先入为主，是否有失公平公正，志恒公司作为大连市政府领导亲自招商引资引进的来自广东的外地投资方，志恒公司及公司相关领导对此极其不理解。②另一方面，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刑事追缴和退赔程序所适用的对象系犯罪分子，根据杨军涉嫌合同诈骗案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犯罪嫌疑人仅为杨军个人，丰盈公司不是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丰盈公司作为“丰盈星海”的开发建设者，是“丰盈星海”项目的所有权人，杨军及其控制的丰源公司及瑞源公司都不是“丰盈星海”项目的所有权人，丰盈公司使用4347万元贷款无法通过刑事追繳退赔程序进行追回。另外，丰盈公司不是杨军涉嫌合同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无法对丰盈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志恒公司以丰盈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是志恒公司維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途径，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志恒公司的起诉，实际上是断绝了志恒公司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一旦裁定生效，志恒公司追回4347万元贷款的权利将完全丧失。无法以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提请二审法院关注的是：志恒公司系大连招商引资所成立的优质项目公司，志恒公司的投资人对支持大连及辽宁省的经济建设本抱有极大的热情，并愿意为大连及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但是，杨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自2005年正式刑事立案，直至2019年才对犯罪嫌疑人杨军采取逮捕措施。此前长达15年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杨军一直逍遥法外，活动自由。长达15年的时间里，杨军没有归还一分钱银行贷款。丰盈公司作为4347万元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也没有偿还一分钱贷款。在杨军虚构质物、私刻公章、伪造仓单的犯罪行为极其明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直至2019年9月才在各级政府领导关注下移送审查起诉。15年时间里，“立而不侦，侦而不破，破而不移”，任由贷款流失，任由犯罪分子杨军逍遥法外，未追回一分赃款。相反，志恒公司起诉丰盈公司的案件，不仅剥夺了志恒公司的举证权利和辩论权利，开庭结束不到一天时间即下达驳回起诉的裁定，一审法院雷厉风行的速度与此前公安机关久拖不决形成了强烈而鲜明对比。请二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谨慎处理案件。丰盈公司辩称，不同意志恒公司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志恒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志恒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起诉意见书》证明，本案金融借款涉及犯罪，上诉人罔顾事实，称本案不涉及犯罪。1.上诉人提交的《起诉意见书》记载，公安机关已查明的事实是，2002年11月至2004年8月，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内外串通，虚构贷款用途，伪造粮食质押担保，共骗取银行贷款2.4亿多元，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广发银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二人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本案《债务转让合同》（广发债转协议2005001号）所涉及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广发银行与丰源公司签订于2004年2月23日，期限至2005年2月22日，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000万流动资金贷款及6000万承兑汇票，均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互相串通，伪造粮食质押担保骗取的，是二人骗取广发银行2.4亿多元贷款犯罪中的一笔。本案根本不存在合法的金融借款，全部贷款都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内外勾结的犯罪所得。志恒公司罔顾事实，谎称本案不涉及犯罪。（二）《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及其项下借款合同，都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互相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署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及其项下借款合同，广发银行与丰源公司签订于2004年2月23日，期限至2005年2月22日，均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互相串通、伪造粮食质押担保、为骗取广发银行信贷资金签署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署的合同，是无效合同。（三）丰盈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以及本案所涉《债务转让合同》（广发债转协议2005001号），都是广发银行欺骗、胁迫被上诉人签订的，目的是掩盖犯罪事实，这些合同都是广发银行向被上诉人丰盈公司隐瞒了其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事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的无效合同。1.广发银行为掩盖犯罪事实真相，以应付总行检查为名，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担保、签署《债务转让合同》，这是广发银行与借款人丰源公司骗取广发银行信贷资金犯罪行为的延续。2004年12月，广发银行找到被上诉人，称该行2004年2月23日提供给丰源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信贷资金，被丰源公司挪用到沈阳房地产项目，导致贷款到期无法收回,为应付总行检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部分担保。广发银行向被上诉人隐瞒了合同诈骗及违法放贷的犯罪事实。2.广发银行与借款人丰源公司隐瞒了伪造《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项下粮食质押担保的事实，使被上诉人在被欺骗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愿，签订了担保合同和《债务转让合同》。2004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组织召开会议，对该笔授信敞口落实担保，借贷双方及被上诉人均出席了会议，广发银行依然声称该笔信贷资金，被丰源公司挪用到沈阳房地产项目，开会落实该笔授信敞口的担保问题。自始至终，借贷双方都没有向被上诉人披露该笔授信额度担保的真实情况，直到2005年8月2日，在广发银行向法院诉讼主张该笔授信额度项下的借款偿还的庭审中，被上诉人才得知作为该笔授信担保的粮食质押是伪造的。被上诉人才明白2004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召开的关于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丰源/瑞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17045万元人民币授信敞口落实担保会议，要求丰盈公司提供担保，是在借贷双方串通下，为了隐瞒其违法放贷、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而召开的。如果被上诉人知道该粮食质押是伪造的，根本不会为丰源公司向广发银行提供担保，也不会签订《债务转让合同》。3.被上诉人为广发银行出具的担保合同和《债务转让合同》，也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2004年6月29日，被上诉人以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集团)的2000万元存单作为担保，在广发银行贷款2000万元。这也是广发银行要求被上诉人为其与丰源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担保和签订《债务转让合同》的原因。如果不答应，该行称会将该笔贷款加速到期，提前收贷。2005年1月，广发银行要求被上诉人以“丰盈-星海”项目作为抵押签订担保合同，又要求被上诉人签订《债务转让合同》。后因“丰盈-星海”无法办理抵押登记，广发银行恼羞成怒，于2005年3月17日将被上诉人以友谊集团2000万元存单作为担保、本应到2005年6月28日才到期的贷款2000万元，加速到期，直接扣划,被上诉人的该笔贷款就这样被强行提前收贷。综上，被上诉人为广发银行出具的担保合同和《债务转让合同》是广发银行隐瞒犯罪事实，是在被上诉人被欺骗和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是借贷双方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被上诉人利益,胁迫被上诉人签订的无效合同。（四）案涉《债务转让合同》上记载的债务是广发银行为应付总行检查而虚构的，根本不存在可转让债务，虚构事实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双方共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1.4347万元数额债务根本不存在。该合同第1条内容是：由于乙方使用了丙方依据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从甲方取得的信贷资金用于“丰盈-星海”房地产开发项目肆仟三佰四十七万元（即4347万元）。……该合同为广发银行提供的合同，该部分事实是广发银行编造的事实，该4347万元数额不是实际发生的借款，是广发银行评估被上诉人“丰盈-星海”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造价,扣除税费和在该行已有贷款2000万元,倒推得出的可提供担保的数字，并不存在可转让债务。2.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使用该广发大银中山支授字第2003033-3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347万元。（1）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所涉及的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审计报告，载明该刑事案件中赃款的全部资金走向，审计报告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4347万元资金。（2）一审庭审中，志恒公司也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使用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4347万元资金。3.志恒公司歪曲事实，声称被上诉人在庭前《情况说明》中承认使用了4347万元。被上诉人在《情况说明》中所述为：2002年-2003年曾陆续向丰源粮油借款2600万元。实际上，2002年-2003年，被上诉人向丰源公司的关联公司瑞源公司借款大约2000万元，没有向丰源公司借款，为了帮助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自愿增加600万利息。被上诉人所使用的瑞源公司借款2600万元，系2002年至2003年间发生的，与《债务转让合同》上所涉2004年2月23日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信贷资金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347万元信贷资金。4.该《债务转让合同》转让的是被上诉人“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信贷资金，而被上诉人没有使用该笔信贷资金，因此该笔债务并不存在，无从转让。并且，债务转让是双务合同，该《债务转让合同》以被上诉人使用了该4347万元信贷资金，作为该笔债务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对价，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使用该笔资金，债务转让的对价根本不存在。志恒公司以“债务承担”这种模糊的词语混淆视听，否定债务转让的双务性，企图把不存在的债务强加给被上诉人。5.早在2005年，对于广发银行包括《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授信资金的1.7亿元被骗取的信贷资金，公安机关已经通过刑事追赃价值1.4亿元的一万平米房产及被上诉人承诺帮助丰源公司偿还3000万元解决。根本不存在转让给被上诉人的4347万元债务。2005年12月，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就以其持有的沈阳金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域公司）股权和投资款，置换了一万平米房屋，抵押给广发银行，2005年12月，广发银行委托评估公司对一万平米房屋进行了评估，价值1.4亿元，金域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广发大银中山支抵字第2003033-3号），后因广发银行原因未办理抵押登记，长达十几年时间，金域公司多次催促广发银行受领该一万平米房屋，对方均未理睬。价值1.4亿元的一万平米房屋，加上被上诉人承诺帮助丰源公司偿还的3000万元，等额于广发银行1.7亿元被骗取的信贷资金，根本不存在转让给被上诉人的4347万元债务。6.《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债务转让合同》谎称被上诉人使用了该4347万元信贷资金，事实上被上诉人没有使用该笔资金，广发银行为了掩盖犯罪事实，编造了被上诉人使用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347万元信贷资金的事实，欺骗、胁迫被上诉人签署《债务转让合同》，而被上诉人为了保住自己在广发银行的2000万贷款，签署了广发银行编造事实的《债务转让合同》，即债务转让的基础事实是合同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做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债务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五）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缺少生效的必要要件。该《债务转让合同》的签署条件明确约定，必须“公章及法人”签字才能生效。而该合同上被上诉人签字处签名的不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因此该《债务转让合同》缺少生效的必要要件。（六）广发银行对无债务可转让是明知的，因此也从未承认或主张该《债务转让合同》，该事实也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1.2005年3月28日，广发银行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四起案件，主张偿还《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信贷资金。该四起案件中，债务人依然是丰源公司，债务人并未发生变化。广发银行知道该笔债务是虚构的，无债务可转让，因此从未承认或主张本案所涉及的该《债务转让合同》，其对债务人的认定本身就是对该《债务转让合同》的否定。志恒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在广发银行已经在《债务转让合同》签订后的诉讼中对《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人做出了明确认定后，无权超越广发银行的权利范围自行变更债务人。2.在过去的长达十四年中，被上诉人从未收到广发银行、“债权受让人”粤财公司以被上诉人为债务人的催款通知，这也证实和印证了广发银行和粤财公司从未承认该《债务转让合同》，也从未认定被上诉人为债务人。3.2005年4月，广发银行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骗取的金额累计17035.7亿元，包括《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1亿元，而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签订于2005年1月，如果4347万元债务不包括在犯罪所得之内，并且已经合法转让，那么，广发银行作为拥有着众多专业性人才的专业的存款、贷款机构，为什么在报案的时候没有扣除本案所涉及的该笔资金？广发银行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本身也证实了实际上没有发生本案所述的债务转让。4.丰源公司作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全部借款的债务人的事实，不仅经广发银行确认，也经由2005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所确认，已经形成既判力，上诉人作为“债权”受让人，应当受广发银行自身的主张以及法院生效裁决所确定的事实的约束，无权自行变更债务人。（七）上诉人以《债务转让合同》主张权利存在时效问题。假如被上诉人依据《债务转让合同》，受让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347万元债务，那么被上诉人作为债务人应当按照原《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偿还贷款的义务。案涉《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签订于2004年2月23日。同年2月23日和3月26日，广发银行与丰源公司分别签订了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万元，借期均为12个月，上述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到期日分别为2005年2月22日和2005年3月25日。上诉人承认案涉《债务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5年1月，假如被上诉人作为债务受让人，受让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那么，该流动资金借款应分别于2005年2月22日和2005年3月25日到期。被上诉人未偿还，最晚至2007年3月26日即过时效。广发银行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该笔债务，并且“债权受让人”粤财公司也没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该笔债务。在过了十四年之后，上诉人于2019年9月才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的主张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也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金融借款的贷款人广发银行以及第一个债权受让人粤财公司从2005年至今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债权转让款4347万元的事实，本身也证明了上诉人所主张的债务转让不是真实存在的。（八）本案已经涉及刑事犯罪,应当等待公安机关相关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1.对于广发银行于2005年3月28日的起诉的四起案件，因为案件事实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察，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驳回广发银行的起诉。该四个裁定已经产生既判力，对《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涉及刑事犯罪已经明确，对本案产生约束力。2.2005年4月，广发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数额17035.7亿元，包括《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4000万流动资金和6000万元承兑汇票，上诉人所主张的4347万元是《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信贷资金中的一部分，如果该《债务转让合同》成立，等于将该4347万元从犯罪额中扣除。如果1.7亿元都通过债权、债务转让出去，那么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岂不是就不再构成犯罪，所有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把犯罪所得转让出去，是不是就都不构成犯罪了。3.案涉《债务转让合同》显示，本案所转让的标的就是被“挪用授信资金”，显然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标的是刑事案件1.7亿元标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广发银行为掩盖违法发放贷款犯罪事实，为逃避刑事处罚所签订的《债务转让合同》是无效合同。本案上诉人是以无效的、未实际发生的债务转让，故意制造民事案件，因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非常正确。4.本案与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的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是犯罪数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以刑事案件的法院最终生效的判决结果为前提审理，故此，依法应当驳回起诉。（九）广发银行向粤财公司转让“债权”的目的，同样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放贷犯罪事实，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其明知所涉款项已涉刑的情况下，转让案涉债权不妥是正确的。1.本案根本不存在合法的金融借款关系，是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内外勾结，互相串通，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犯罪行为。其签署的各项合同因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合同无效的结果导致广发银行应当以刑事追赃的形式挽回损失，如果刑事案件最终追赃不足，再提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以追回其被骗取的信贷资金。2.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串通，违法发放贷款，在刑事案件犯罪事实未查清、未经法院审结的情况下，广发银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将一个不合法的“无效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其转让债权的目的同样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员工违法放贷的犯罪事实，这和将赌博获得的债权转让出去、走私获得的债权转让出去、贩毒获得的债权转让出去，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十）上诉人主张案涉金融借款，不仅使广发银行债权转让的目的得以实现——其员工违法放贷的犯罪行为被洗白，而且，上诉人等相关方也因为犯罪行为不当获利。1.因为广发银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刑事犯罪，广发银行作为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依法只能先以刑事追赃的方式减少损失，之后再酌情提起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的方式去挽回损失。而上诉人却以广发银行的债权受让人的身份，不顾犯罪事实，主张金融借款本金和利息，不论广发银行的债权转让交易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上诉人都将该笔违法发放的贷款转化成了正常金融借款，实现了广发银行将犯罪所涉金额进行合法化、非法进行洗白的目的。2.上诉人因为不合法转让的无效“债权”而不当获利，犯罪嫌疑人、广发银行同样非法获利。（1）上诉人因受让无效“债权”，把广发银行本应通过追赃挽回其员工违法发放的贷款，转化成可以主张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民事案件，如果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将因此不当获利近亿元。（2）假如认定4347万元债务由被上诉人承担，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被掩盖一部分犯罪所得，减少刑期，而且可以少退赃4347万元，犯罪嫌疑人同样非法获利。（3）广发银行将正在公安机关侦办的涉嫌刑事犯罪的金融债权以普通的贷款项下的债权进行转让，如果支持上诉人的主张，则使得该违法的债权转让合法化，将导致广发银行不仅取得了债权转让款，又将在刑事案件中受领追赃所得，进而成为广发银行额外的不当得利。（十一）上诉人违法介入刑事案件。1.广发银行作为受害人的身份是恒定的，广发银行无权将刑事案件受害人身份转让、出售，上诉人也无权以受害人身份参与上述刑事案件。2.早在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上诉人却在上诉书公然宣称：“公安机关直至2019年9月才在各级政府领导关注下移送审查起诉”。3.上诉人非法取得《起诉意见书》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是提交检察院的起诉建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法院终审判决才能最终认定刑事案件的事实。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并不向受害人送达，而上诉人只是该刑事案件的案外人，上诉人在原审中取得的所谓《起诉意见书》，其证据来源违法。4.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的事实与审计报告不符，足见有人在干预案涉刑事案件。为了减轻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罪行，被上诉人曾经向办理案涉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承诺帮助丰源/瑞源公司偿还3000万元。2017年公安机关审计完毕后，公安机关曾经依据审计结果，征询被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没有使用丰源/瑞源公司那么多款项，是否依然愿意替丰源/瑞源公司偿还3000万，在此过程中，被上诉人了解到广发银行被骗取的贷款的资金走向，其中：丰源/瑞源公司经营性支出20,392,698.76元。而《起诉意见书》中的资金走向，并未列明丰源/瑞源公司经营性支出20,392,698.76元，明显与审计报告不一致。事实上，如果不把审计报告中丰源/瑞源公司经营性支出2000多万隐瞒，就无法将4347万元债务转嫁到被上诉人丰盈公司身上。如此被歪曲事实的《起诉意见书》，却由刑事案外人上诉人非法持有并公然提交法院，足见谁在干预案涉刑事案件。目前，该刑事案件处于退侦阶段，公安机关也对广发银行如何转让4347万元债务、如何掩盖合同诈骗的事实进行了调查，被上诉人期待错误会被纠正。（十二）本案根本不适用2019年11月8日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8条第（5）项规定。128.【分别审理】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5）受害人请示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本案根本不符合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因为：1.本案不符合会议纪要第128条的大前提规定。会议纪要第128条规定的大前提是：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首先，犯罪主体不符合会议纪要规定，不是“同一当事人”。本案涉嫌犯罪的主体，不仅有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有广发银行工作人员，是互相串通作案，不是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刑事责任主体不具有唯一性。其次，本案也不存在“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本案只存在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串通，伪造粮食质押，骗取广发银行信贷资金这一刑事犯罪事实，案涉《债务转让合同》是广发银行因为总行检查，担心违法放贷的犯罪事实败露，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虚构债务，签订《债务转让合同》，使被上诉人成为“该挪用授信资金的债务主体。”是借贷双方刑事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一犯罪事实的延续，没有因其他事实发生民商事纠纷。不符合会议纪要第128条的大前提中“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原审法院正是在庭审中，发现了本民事案件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广发银行工作人员串通，伪造粮食质押，骗取广发银行信贷资金这一刑事犯罪案件的牵连关系，发现了民事案件中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的一贯性，才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法院判决客观、公正，依法应予以维持。2.本案不存在刑事案件与民商事纠纷两个案件，不存在分别审理的情形。由于案涉虚假债务转让不属于因其他事实发生的合法的民事法律关系，而是与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广发银行工作人员骗取银行信贷资金这一犯罪事实一脉相承，就不存在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形。案涉虚假债务转让应当作为刑事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犯罪情节，在刑事案件中予以处理。3.上诉人不是受害人，受害人是广发银行，受害人身份是无法通过金钱加以买卖的。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不符合会议纪要第128条第（5）项要求。4.会议纪要第128条第（5）项仅仅是兜底条款，防止前述列举挂一漏万，上诉人适用第128条第（5）项条款，也说明其承认自己的主张不符合第128条规定的4种情形。5.由于广发银行工作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广发银行能够主张的首先是刑事追赃，无权以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无效合同主张金融借款本金及利息，上诉人作为无效债权的受让人，其所能主张的权利显然不能超过广发银行的权利范围。（十三）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辩论观点可以有上千个，但是，事实只有一个，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事实，即“杨军骗取银行贷款的数额累计为24280万元，其中包括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4347万元。”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是刑事犯罪的一部分。原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非常正确。上诉人却在上诉状中罔顾事实，连篇累牍地对原审法院无端指责。（十四）上诉人歪曲事实，诟病大连乃至辽宁司法环境。其目的显然是想在上诉中，以所谓“招商引资企业、优秀企业”要挟省法院。是否能够追回1.7亿元赃款，是关系到犯罪量刑重要情节。2005年公安机关通过刑事追赃金域公司价值1.4亿元的一万平米房产，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广发银行作为受害人一直未受领该一万平米房屋，也不办理抵押登记，金域公司多次催促无果，这才是刑事案件一直拖延的直接原因。金域公司价值1.4亿元的一万平米房产，加上被上诉人承诺帮助丰源公司偿还的3000万元，共计1.7亿元退赃有了保障，这才是丰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取保候审的原因。上诉人歪曲事实，在上诉状中诬陷公安机关“15年时间里，立而不侦，侦而不破，破而不移，任由贷款流失，任由犯罪分子杨军逍遥法外”，诟病大连乃至辽宁司法环境，其目的显然是想在上诉中以所谓招商引资企业、所谓优秀企业要挟省法院。（十五）实际上，被上诉人才是刑事案件的真正的受害人。广发银行与借款人串通，虚构事实伪造粮食质押担保，骗取《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信贷资金，而为了隐瞒真相，掩盖诈骗事实，广发银行利用强势地位，与借款方串通、欺骗、胁迫被上诉人签订担保合同、《债务转让合同》，其行为是违法发放贷款、违法骗贷犯罪行为的延续。被上诉人根本没有使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4347万元，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被公安机关及法院查封40套住宅及公建，无法正常经营。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据事实，依法裁判，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志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丰盈公司向志恒公司偿还贷款4347万元本金及利息（自2005年2月1日起至2019年9月6日约为37077563.81元，自2019年9月7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按4347万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5.841%计算）；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丰盈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志恒公司提供的大连市公安局大公（刑）诉字[2019]029号起诉意见书认定犯罪嫌疑人杨军的犯罪事实为：2002年11月至2004年8月间，犯罪嫌疑人杨军多次用其控制的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瑞源粮油贸易公司和丰源公司的名义，在质押粮食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采取私刻监管、仓储公司的公章，伪造虚假粮食入库单、监管协议和监管确认书的手段向银行提供虚假质押担保，虚构购买粮食的经营用途，以流动资金和银行承兑汇票形式，两年内先后收到银行贷款，累计金额24280万元，其中还款7242.64万元，由丰源公司、丰盈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债务转让合同》约定丰盈公司承接丰源公司在广发银行贷款4347万元，丰盈公司成为4347万元贷款主体，至今还有12690.36万元未还。从上述公安机关认定的杨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主要事实来看，杨军骗取银行贷款的数额累计为24280万元，其中包括本案志恒公司所主张的4347万元。从形式上看，虽丰盈公司承接了丰源公司4347万元债务，但前述款项仍可能涉嫌杨军实施合同诈骗骗取银行贷款所得，不能以广发银行、丰源公司、丰盈公司签订《债务转让合同》而使犯罪可能所得赃款成为合法的债权、债务。且依据《起诉意见书》所载，广发银行于2005年4月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其明知所涉款项已涉刑，而其作为被害人将来有可能被退赃的情况下仍然将案涉债权在2006年转让亦有不妥。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志恒公司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志恒公司的起诉。志恒公司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444,538.00元，予以退还；保全费5,000.00元（志恒公司已预交），由志恒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没有新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以上法律规定看出，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二是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三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大连市公安局大公（刑）诉字[2019]029号起诉意见书认定犯罪嫌疑人杨军的犯罪事实为：2002年11月至2004年8月间，犯罪嫌疑人杨军多次用其控制的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瑞源粮油贸易公司和丰源公司的名义，在质押粮食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采取私刻监管、仓储公司的公章，伪造虚假粮食入库单、监管协议和监管确认书的手段向银行提供虚假质押担保，虚构购买粮食的经营用途，以流动资金和银行承兑汇票形式，两年内先后收到银行贷款，累计金额24280万元，其中还款7242.64万元，由丰源公司、丰盈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债务转让合同》约定丰盈公司承接丰源公司在广发银行贷款4347万元，丰盈公司成为4347万元贷款主体，至今还有12690.36万元未还。从上述公安机关认定的杨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主要事实来看，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与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瑞源粮油贸易公司和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军的涉嫌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及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与涉嫌犯罪案应分别审理。理由如下：第一，两案的诉讼主体不同。本案是志恒公司基于广发银行与粤财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以及丰源公司、丰盈公司和广发银行签订的《债务转让合同》，要求丰盈公司履行债务转让合同偿还贷款本息所发生的纠纷。涉嫌犯罪案中的主体是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瑞源粮油贸易公司和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军。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丰源公司、丰盈公司并不是犯罪主体。因此，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刑事诉讼犯罪主体并不一致。第二，法律关系不同。涉嫌犯罪案中，杨军作为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其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合同形成了丰源公司与广发银行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军的犯罪事实并不影响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与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三，案涉债权数额不在涉嫌犯罪数额之内。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载明，贷款累计金额24280万元，其中还款7242.64万元，起诉杨军的犯罪数额为12690.36万元，即24280万元－7242.64万元－本案债权数额4347万元。因此，本案的4347万元债权并不包含杨军的犯罪数额12690.36万元中。第四，杨军涉嫌犯罪与本案有关联，但现有证据不能得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结论。因此,虽然杨军涉嫌诈骗犯罪但不影响本案按民事案件审理。综上，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志恒公司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156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孟识睿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