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知民终30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四川众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长宁县长宁镇竹海路三段76号。 法定代表人：冯国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敬双，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上草，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郎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菁蓉镇）红旗大道北段20-28号天虎动力创新创业基地二层18号。 法定代表人：屈俊杰。 四川众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郎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郎霖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众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敬双、袁上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郎霖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众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众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郎霖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已认定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氏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深两优5814”植物新品种（以下简称涉案品种）的授权范围不包括四川省成都市，且郎霖公司在四川省销售的种子系从袁氏公司购得，但却认定郎霖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前后矛盾，且无任何依据。2.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权利用尽原则。本案中，如有主体从袁氏公司购买被诉侵权种子后在该公司被授权销售的区域内销售该种子，则该主体的行为对袁氏公司不构成侵权，即袁氏公司的权利在该种子售出时已告“用尽”，但不能将该被“用尽”的权利扩大到袁氏公司未被授权销售的区域。一审判决将袁氏公司销售被诉侵权种子产生的“权利用尽”法律后果，强加给湖南亚华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公司）及从亚华公司获得四川省独占经营权的众望公司错误。3.一审判决对众望公司提交的自贡电视台报道视频、涉案品种推广宣传资料等证据不予采信错误。 郎霖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众望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郎霖公司停止销售侵犯众望公司就涉案品种在四川省、陕西省汉中市区域内享有独占经营权的种子，并销毁侵权种子、包装袋、宣传资料等物品；2.判令郎霖公司在《四川日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3.判令郎霖公司赔偿众望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深圳龙岗研究所（以下简称龙岗研究所）系涉案品种的品种权人，该品种的审定编号为国审稻20170013。 亚华公司经龙岗研究所授权持有涉案品种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2016年9月14日至2021年9月13日。袁氏公司经龙岗研究所授权持有涉案品种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获得授权范围不包括四川省成都市，其生产经营许可证中涉案品种的审定编号为国审稻2009016，有效期为2017年1月15日至2022年1月14日。 2017年8月22日，众望公司与亚华公司签订《杂交水稻种子深两优5814销售协议书》，约定众望公司向亚华公司申请在四川省行政区、陕西省汉中市内独家享有亚华公司涉案品种的销售权。 郎霖公司在四川省成都市范围内销售了被诉侵权种子，且该种子与涉案品种为同一品种。 一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关于众望公司是否获得授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争议问题 众望公司为证明其获得授权提起本案诉讼，提交了两份授权书、付款凭证和《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2日的《植物新品种“深两优5814”独占经营、维权授权书》上盖有亚华公司印章，载明：亚华公司作为涉案品种权的合法实施许可单位，经植物新品种权人同意后，以独占许可的方式授权众望公司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行使该品种经营、市场维护、维权打假（含民事诉讼、行政举报、刑事报案）以保护该植物新品种的相应权利，授权许可实施期限为2017年8月22日至2021年8月21日。落款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的《植物新品种“深两优5814”独占经营、维权授权书》上盖有亚华公司、龙岗研究所印章，载明：龙岗研究所作为涉案品种权单位，经亚华公司来函确认，授权众望公司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行使该品种经营、市场维护、维权打假（含民事诉讼、行政举报、刑事报案）以保护该植物新品种的相应权利，授权期限以亚华公司与众望公司签订的《杂交水稻种子深两优5814销售协议书》确定的期限为准。付款凭证和《委托书》显示众望公司向亚华公司支付了1210万元。郎霖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两份授权书无法看出品种权人明确授予亚华公司独占许可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份授权书均为原件，真实性可以认定，且涉案品种权人龙岗研究所在授权书中明确授予众望公司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行使保护该植物新品种的相应权利，包括进行维权打假（含民事诉讼、行政举报、刑事报案）。 二、关于郎霖公司销售的种子是否经龙岗研究所授权以及郎霖公司是否构成侵权的事实争议问题 众望公司为证明郎霖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提交了《农作物种子购销合同》、发票、收据、付款凭证、（2018）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5286号公证书、视频、照片、（2018）川成蜀证内民字第14245号公证书、送检邮寄单、《水稻品种DNA真实性检测结果》、公证费发票、委托代理合同及付款凭证。郎霖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否认关联性和证明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结合郎霖公司认可其销售了与涉案品种相同种子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郎霖公司于2018年1月、3月向吕平等人销售了品种名称为“深两优5814”的种子，并收取款项和开具发票，在发票中载明货物规格型号为“深两优5814”。根据公证书的记载，郎霖公司销售的上述种子外包装上有“品种审定编号：国审稻2009016国审稻20170013”“深两优5814”“袁氏种业”“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B（湘）农种许字（2017）第0036号”等字样。众望公司为本案支出了公证费6000元，律师费20万元。众望公司还提交了自贡电视台报道视频和涉案品种推广宣传资料，因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郎霖公司为证明其销售的种子系获得龙岗研究所授权的种子，提交了《关于深两优5814品种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杂交水稻深两优5814品种授权书》、证明、转账凭证、《水稻种子购销合同》、包装袋。众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均不予认可；除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郎霖公司销售的种子来源于袁氏公司，且袁氏公司在四川省没有获得生产销售涉案品种的权利，故不能证明郎霖公司不构成侵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深两优5814品种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上没有龙岗研究所的鲜章、《杂交水稻深两优5814品种授权书》上没有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鲜章，但上述两份证据上均有袁氏公司的鲜章。付款凭证又显示郎霖公司确系向案外人购进被诉侵权种子，而根据众望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显示，郎霖公司销售的种子外包装上载明的生产厂家为袁氏公司，并载明了袁氏公司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且品种审定编号也与涉案品种相同。虽然《水稻种子购销合同》显示其向袁氏公司购进的种子名称为“袁氏8号”，但包装袋上显示的“袁氏8号”的品种审定编号与涉案品种相同。综上，郎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其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最终来源于袁氏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众望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2.郎霖公司是否侵害了众望公司的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众望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龙岗研究所作为涉案品种权人，其在出具的两份授权书中均明确授予众望公司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行使保护该植物新品种的相关权利，包括进行维权打假（含民事诉讼、行政举报、刑事报案）。由于本案的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四川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且在众望公司与亚华公司签订的《杂交水稻种子深两优5814销售协议书》约定的期限内，故应认定龙岗研究所授权众望公司就本案提起诉讼。因此，众望公司作为涉案品种权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二、关于郎霖公司是否侵害了众望公司的权利并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申请领取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应当征得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书面同意”。本案中，袁氏公司取得了涉案品种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且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袁氏公司获得了涉案品种权人龙岗研究所的授权，故可以认定龙岗研究所授权袁氏公司实施其涉案品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侵害植物新品种的行为包括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案中，郎霖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来源于袁氏公司，而袁氏公司经龙岗研究所授权持有涉案品种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故袁氏公司生产的被诉侵权种子不属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繁殖材料。众望公司主张袁氏公司获得授权许可的地域不包括四川省，故郎霖公司的被诉行为侵害了其植物新品种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袁氏公司获得授权的地域范围，系袁氏公司与品种权人或品种权人授权的主体之间的合同约定。郎霖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系从他人处购进并进行二次转售，其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本身并非侵权种子，而是获得品种权人授权的种子，被诉侵权种子在经植物新品种权人授权生产、销售并进入市场流通以后，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权利已经用尽，故郎霖公司的被诉行为并不属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至于该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关合同关于地域范围的约定，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综上，一审法院对众望公司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驳回众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众望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众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 1.《关于“深两优5814”在四川省的独占经营、维权确认函》，内容为亚华公司向龙岗研究所去函，请龙岗研究所确认亚华公司许可众望公司在四川省范围内就涉案品种享有独占经营、维权的权利，拟证明众望公司在四川省内对涉案品种享有独占销售权以及维权的权利。 2.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行审3号非诉执行审查行政裁定书，拟证明郎霖公司因违法销售种子被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及该公司销售种子的数量、获利金额。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上仅有亚华公司的印章，龙岗研究所并未加盖印章，故该证据不能达到众望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仅表明郎霖公司因“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没有按规定备案”被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众望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认可郎霖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来源于袁氏公司。 郎霖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加盖有袁氏公司鲜章的《关于深两优5814品种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和《杂交水稻深两优5814品种授权书》分别载明，龙岗研究所将涉案品种权转让（实施许可）给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将涉案品种授权袁氏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和销售，但均未记载上述两公司销售涉案品种的地域范围。郎霖公司与袁氏公司签订的《水稻种子购销合同》中也未对种子的销售地域范围作出约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郎霖公司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是否侵犯众望公司就涉案品种享有的独占经营权。 本案中，袁氏公司经涉案品种权人许可，有权对该品种进行生产经营，而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被诉侵权种子系郎霖公司从袁氏公司处购进，该种子与涉案品种为同一品种。郎霖公司为证明其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合法来源于袁氏公司，提交了袁氏公司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加盖袁氏公司鲜章的《关于深两优5814品种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和《杂交水稻深两优5814品种授权书》，以及郎霖公司与袁氏公司签订的《水稻种子购销合同》。由于袁氏公司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没有显示袁氏公司生产经营涉案品种的地域范围，而《关于深两优5814品种权转让有关事项的说明》和《杂交水稻深两优5814品种授权书》也未记载袁氏公司生产经营涉案品种的地域范围，且《水稻种子购销合同》中也未对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地域范围作出约定。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郎霖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袁氏公司未取得涉案品种在四川省区域内的生产经营权。即使众望公司对涉案品种享有在四川省区域内的独占经营权，这也仅是其与品种权人或品种权人授权主体之间对涉案品种经营所作的约定，众望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郎霖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约定，故郎霖公司从袁氏公司购买被诉侵权种子后在四川省区域内进行销售，主观上不具有过错，未侵犯众望公司就涉案品种所主张的独占经营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郎霖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种子本身并非侵权种子，而是获得品种权人授权的种子，被诉侵权种子在经植物新品种权人授权生产、销售并进入市场流通以后，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权利已经用尽”，并无不当。另外，由于郎霖公司的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一审法院对众望公司提交的自贡电视台报道视频和涉案品种推广宣传资料等证据不予采信，亦无不当。 综上，众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四川众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丽婧 审判员  刘巧英 审判员  陈 洪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赵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