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80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红，女，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发旭，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山东华盛江泉酒店配套附属楼。 负责人：高辉，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祥，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科先，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红因与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红上诉请求：对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求应予支持。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判决的认定，被上诉人原行长徐善东作为被上诉人的负责人，在工作中联合被上诉人其他工作人员通过职务配合，以被上诉人名义与上诉人建立买卖承兑汇票的法律关系。徐善东作为被上诉人的原负责人，其在工作中以被告名义实施的民事交易行为，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该认定，罗庄区人民法院判定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2,500万元的本金。但是该判决书以上诉人存在过错为由对上诉人利息支付的请求不予支持，显系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上诉人对双方之间买卖银行承兑汇票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并不否认，但是对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的认定不能认可。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对被上诉人金融机构主体身份的信任；其次，被上诉人负责人徐善东与上诉人多次进行银行承兑汇票的买卖，无论是被上诉人还是其负责人徐善东作为具备专业金融风险防范和专业金融风险知识的人相较于上诉人而言，对双方之间买卖银行承兑汇票是否违法有更明显的认知；再次，被上诉人负责人徐善东涉嫌刑事犯罪后，上诉人即第一时间与被上诉人沟通，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是被上诉人不予置喙，任由上诉人的损失不断扩大；最后，被上诉人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因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非法侵占上诉人的资产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并获取收益，即按照罗庄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因合同无效，上诉人自行承担利息损失，而被上诉人作为过错方可以因其工作人员的非法职务行为获取利益，这明显对上诉人极不公正。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具有“明显过错”显然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的利息损失。同时上诉人需要向法院再次明示，一审法院判定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给上诉人的2,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系上诉人向他人借款，并且按照日2分利息计算，上诉人已经归还利息至2018年2月份，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部分利息损失应当赔偿。而1,500万元部分，因被上诉人一直非法侵占并获取利息，也应当一并返还。本案中徐善东作为支行行长，为了完成单位的存款任务，通过贾兆艳向上诉人苏红等筹措资金，交纳银行开具承兑汇票的保证金，但贾兆艳按照徐善东的安排交付上诉人苏红等人票据之后，将保证金转化成购买票据的款项，上述事实在一审判决及刑事一审判和二审裁定当中已经确认。2018年5月11日，银监会临沂分局作出2015-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单位的违法行为作出了没收罚款的处罚。法人或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责任，应由法人或民事机构承担责任。徐善东以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名义从事的活动当然由民生银行承担责任。上诉人该2,500万元，在民生银行控制和使用当中产生的孳息与上诉人苏红有多大的过错无关，法定孳息应当返还给苏红。 民生银行罗庄支行辩称，一、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与苏红之间不存在票据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苏红至今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与苏红或者是徐善东与苏红之间存在着合同的书面签约关系或口头的合同关系，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苏红代理人声称，徐善东通过民间集资借款筹措资金，以缴纳保证金的方式，在取得承兑汇票之后转化为购票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与苏红之间建立了票据买卖合同关系，不能把违规出具票据等同于民间的票据买卖。二、需要注意的是，徐善东实行的上述行为不是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职责行为。徐善东控制刘梅兰账户和徐善东与贾兆艳、苏红形成团伙的个人票据买卖行为，不是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职务行为。无论是单位的负责人或是职工正常履行单位职责的行为，单位应当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单位的职责行为。控制个人账户和私自进行民间票据买卖或其他行为，不是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经营范围和职责行为。也就是说不能以徐善东履行了非职责行为的行为，而由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作为单位来承担责任。徐善东作为单位的负责人，在履行的超出单位职责范围当中，对方认为是代表单位行为的善意第三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本案当中，苏红有非法获取利益的恶意，不是善意。三、徐善东的个人行为，与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没有关系，不是职务行为，未经授权和追认，不构成表见代理，依法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从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与苏红之间的款项往来来看，需要明确的是，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从未收到过苏红的任何一分一笔款项。苏红与徐善东所控制的多个账户发生的款项往来，也不是专款用于提供保证金业务，就是说徐善东个人控制账户当中，没有一笔直接证明或者用于购买所谓的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承兑汇票，不具有对应性和相互的因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打入所谓控制账户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各个私人账户的还款和其他银行的非民生银行的其他银行账户。四、刑事判决书不能等同于认定单位犯罪的构成，徐善东构成了违规出具票据罪。而且公诉机关的不予起诉意见书已经明确认定了不构成单位犯罪的原因。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单位是否构成共同犯罪，都与本案的民事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因为违规出具票据罪是针对违反金融票据的相关规定，是以不真实交易为认定犯罪的前提，不以买卖票据为认定犯罪的前提。刘梅兰账户的资金，通过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所有的款项没有进入过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一分钱，徐善东个人控制刘梅兰账户的行为，不代表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行为。徐善东与苏红之间不可能建立票据买卖合同关系，在徐善东、贾兆燕、苏红的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当中明确表明徐善东与苏红并不相识，无任何往来，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的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买卖汇票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这个观点无论是一审判决还是在上诉状中，双方均有陈述，既然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就不可能是合法的行为，不是合法的行为，就不是职务行为。 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从被告处多次购买承兑汇票”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具有出售承兑汇票的经营资格，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是公司或其他组织，不是上诉人，按照票据法的规定，上诉人作为银行仅是承兑汇票到期的承兑单位即付款人，不是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或口头达成任何契约进行承兑汇票的买卖交易，也未实际进行过任何的票据买卖非法行为。一审法院依据案外人贾兆艳与被上诉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行为而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票据买卖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依据徐善东作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行长身份，从而认定徐善东参与贾兆艳与被上诉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行为，就是徐善东代表了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履行了票据买卖行为，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的。1、一审法院完全混淆了违规出具金融票据和金融票据买卖（非法）交易的关系。2、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作出判决，但判决内容错误，依据该条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的应是行为人徐善东或者贾兆艳等众人，或者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非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后的追认问题，但本案并不涉及被代理以及是否追认的问题。首先，徐善东从未以上诉人名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徐善东的行为仅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上诉人，不存在代理之说。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根据该条规定再结合本案事实，因既不存在徐善东以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况，也不存在上诉人追认的情况，故承担责任的人只能是徐善东、或贾兆艳等众人，而非上诉人，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与该条法律规定不符。3、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理解和适用错误，理由如下：首先，银行行长只有在履行行长职责的行为时才是代表银行的行为，否则便是行长个人行为。徐善东作为上诉人原行长按照规定和授权履行行长职责实行的行为固然代表银行行为，但是本案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徐善东参与的贾兆艳与被上诉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行为，完全与银行的经营职责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也非常清楚上诉人作为承兑人/付款人是没有出售资格的、也清楚票据只有在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时方能通过背书方式取得而不能买卖、更清楚其从贾兆艳处购买票据的行为是非法行为，完全是非善意的，其目的就是获取票据后倒手转卖以获取非法利益。其次，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构成表见代理的义务，被上诉人不仅要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客观表象，还要证明被上诉人自身善意且无过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第12、13、14条规定，“要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合同相对人主张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的，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等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就本案而言，除了经过背书的票据外，被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构成表见代理。且被上诉人手中经由其他企业背书而取得的票据，并非徐善东出售，而是通过其他企业背书方式取得，因此不具备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再次，表见代理的关键是相对方必须处于善意且无过失，相对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方负责人从事的行为是代表单位的行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土七条、第九土二条、第九十三条，《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可以得出：票据非买卖方式取得；无真实交易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取得汇票；非法人及其他组织也不能取得更不能使用汇票；买卖承兑汇票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且违法交易不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作为多年从事民间非法倒卖票据的成员，非常清楚汇票出票流程、出票资格，也完全明白银行是不能从事任何非法票据买卖的，更不会和任何单位或个人建立票据买卖合同关系，完全能够认识到非法团伙中徐善东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所以根本不能构成表见代理。从被上诉人的身份来看，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且常年经商，已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应当知道银行出具汇票需经过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和银行审批等一系列流程，企业或其他组织应通过银行柜台或窗口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经银行审批后由企业授权的人再通过柜台或窗口办理领取汇票的签字手续后领取汇票，被上诉人不是汇票的出票人也不是企业或者企业授权的人，被上诉人并非通过前述流程取得汇票，甚至被上诉人在领取汇票时都无需其本人签字或提交授权手续，这一系列表现足以使被上诉人判断出是徐善东的个人行为，而非代表上诉人的行为。综上所述，徐善东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不仅无善意，反而是故意和贾兆艳等人实施违法行为以谋取非法利益，本案不具备表见代理所要求的善意无过失。上诉人依法不应为徐善东的个人违法犯罪行为承担责任。最后，表见代理性质上属于合法民事行为，但是本案事实却牵扯了违法犯罪行为，同一行为不可能在刑法领域内构成犯罪而在民法领域内被定性为合法，故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求。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合同责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徐善东个人都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票据买卖（非法行为）合同的当事人，不符合合同法买卖合同构成的要件，贾兆艳与被上诉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行为应自行处理。被上诉人、一审判决及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均认可“苏红是通过贾兆艳买卖承兑汇票”，这就足以认定被上诉人并不认识徐善东，其从未与徐善东接触过，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徐善东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调查可知，在此不论及贾兆艳是否应承担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被上诉人直接从事非法票据交易的一方当事人即贾兆艳才是合同的相对方，徐善东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善东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四、返还义务是以收到涉案款项为前提，但上诉人并未收到涉案款项，故无返还的义务。通过庭审调查可知，收取被上诉人款项的账户不是上诉人账户或上诉人控制指定的账户。账户的资金也未曾进入上诉人或上诉人控制的账户。就最后一笔资金可以看出，2500万账户资金是进入其他个人账户，用途用于偿还借款，而所偿还的借款是徐善东参与的贾兆艳与被上诉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行为过程中所借的他人款项，借款人与出借人均并非上诉人。这也完全证明了被上诉人款项的用途和实际损失的产生都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与上诉人的经营也不具有关联性，既然上诉人并非2500万元的收款人，那么上诉人也就当然不负有返还义务。撇开票据买卖的违法犯罪属性，单纯从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无效买卖合同而言，根据民事行为的合同行为准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或2500万损失发生前的实际行为表明，刘梅兰个人账户资金是被上诉人明确告知徐善东用来购买对应的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承兑汇票的。事实也不是用于被上诉人非法票据的交易行为，被上诉人对于2500万的真实用途以及贾兆艳或者徐善东之中，是谁欺骗了被上诉人是明知的。五、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就涉及返还财产及界定损失数额的问题，因负有返还义务及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人只能是合同当事人，而非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当然不负有返还义务。被上诉人通过贾兆艳所谓“买卖”承兑汇票的行为系非法交易，被上诉人对此明知，是故意违法的行为，且是明显过错方。非法交易涉及的损失应由过错方承担。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具有明显过错，那么因非法交易所产生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本案的损失并非仅限于利息损失，从某种角度上来看，2500万元也属于损失，故2500万元不属于返还义务。事实的认定、返还义务及损失的界定应结合全案，应将自2016年2月起至2017年2月案发时止的所有交易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评价各自的返还义务及损失数额。一审判决单纯的将2017年2月9日及2017年2月21日的交易与2017年2月9日之前的数十次交易割裂开来进行事实认定与损失的界定是错误的。通过刑事卷宗可以得知，自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徐善东参与的贾兆艳与被上诉人或其他人进行民间非法票据交易的行为有几十次，是团伙作案，这一过程中造成了几千万元的损失，徐善东、贾兆艳对此损失是明知的，并且根据徐善东的供述，2017年2月徐善东已告知贾兆艳需要还款，贾兆艳对此明知。贾兆艳通知了被上诉人支付了2500万元，最终250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但无论2500万元是用来归还借款还是用做其他用途，都不能改变自2016年以后所有违法交易行为所造成的总的损失数额。被上诉人所支付的2500万元也是总的犯罪中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六、一审法院利用刑事案件中有关未经生效文书确认的材料推定徐善东在本案中构成民事表见代理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庭审调查中，应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刑事卷宗中的部分材料作为一审证据，比如高树君、房淑霞、田克锋、于洪俊、张永敏、贾兆艳、刘春晓、高嵩等人的询问/讯问笔录等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因该部分证据来自于刑事案件，而刑事案件判决尚未生效，前述证据能否作为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的证据尚不可知，且前述人员亦未能到庭作证，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而推定本案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苏红辩称，一、答辩人多次向上诉人交纳开具汇票的保证金，由被上诉人给答辩人出具同等金额的汇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答辩人理解的购买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汇票，一审法院（2018）鲁1311刑初字366号刑事判决书，在判决书第50页“查明事实”：上诉人苏红于2017年2月9日、2月21日分多笔转入2500万元用于开具汇票的保证金，由徐善东安排被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工作人员张永敏将钱款归还了房淑霞、于红军的借款。依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证明上诉人第一点和第六点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徐善东违规出具银行承兑汇票行为系职务行为，已经法院查实。答辩人交纳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保证金，由上诉人实际控制支配收益，已经法院判决确认。上诉人行长的职务行为造成上诉人收益，而答辩人损失巨大，判决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三、答辩人认为汇票不能买卖的规定，这是一种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所以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应返还。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无效对待，依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对造成的利息损失，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有明显过错，答辩人只是处于被动地位。上诉人也就是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不违规，答辩人想犯此类错误根本没有机会。从资金控制上看，答辩人缴纳保证金后，全由上诉人管控。从该笔资金最后使用上看，也是上诉人使用用于自己的利益和收益，而答辩人是处于巨额损失之中的，从法律的公平角度应判决赔偿答辩人的利息损失。答辩人和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其他资金和汇票往来都是即时结清的，即答辩人缴纳保证金后，上诉人给答辩人同等金额的汇票。上诉人在收到保证金和违规出具汇票的过程中有巨额收益的，这在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已经查清事实，只有本次的2500万是相对独立的。上诉人没有给答辩人相应对价的汇票，就是给钱了没票，所以返还答辩人的本金和利息损失是应有的法律之意。五、职务行为从法律概念上讲是体现单位的意志为单位收益，即应认定职务行为，法定代表人和职员超出代理权限和经营范围，都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徐善东为完成存款任务，通过各种会议的形式，提倡开票拉存款，系单位意志，从而依据刑法第188条第二款、刑法第3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作出判决。徐善东和贾兆艳个人与苏红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六、民生银行罗庄支行不认可苏红与徐善东之间存在票据买卖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在案的证据包括一、二审的刑事判决和裁定都明确地认定了苏红向贾兆艳支付款项，贾兆艳是受徐善东指使，也就是说在刑事判决和裁定当中认定贾兆艳是从犯，受徐善东的指使，徐善东代表了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目的是为了拉存款，而且出票人的行为是徐善东找的人出票，帮助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来行使的行为。也就是说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既操纵了找谁出票，又作为票据的承兑人，徐善东的行为代表了两家，苏红根本就不认识所谓的出票人。这一切行为全是徐善东完成的，徐善东完成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给单位拉存款，这是一个职务行为，因此说徐善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本案当中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是单位犯罪。虽然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没有被公诉机关指控，但是一审判决、二审维持的裁定，引用了刑法第3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0法条的内容，已经确定了单位犯责任，也就是说由单位来承担责任。 苏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资金2500万元及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红通过贾兆艳联系购买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2017年2月，徐善东授意贾兆艳向刘梅兰尾号7704民生银行账户转款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该账户系由徐善东实际控制，贾兆艳告知苏红后，原告于2017年2月9日经苏红、李军的银行账户分5笔向刘梅兰尾号7704民生银行账户内转账1500万元，于2017年2月21日经单静、廉吉芳、李军的银行账户分4笔向刘梅兰尾号7704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000万元。2017年2月9日，原告向刘梅兰账户转账前，该账户余额为298.43元，原告转入1500万元后，该账户即于一小时后分5笔向高树君、田克锋、燕建凤、高鑫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500万元，刘梅兰账户余额为298.43元。2017年2月21日，原告向刘梅兰账户转账前，该账户余额为54,509.8元，原告转入1000万元后，该账户立即分2笔向高树君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1000万元，刘梅兰账户余额为54,509.8元。结合案外人房淑霞、于洪俊、田克锋、张永敏在罗庄经侦大队二中队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实上述款项共计2500万元转至刘梅兰尾号7704民生银行账户后，徐善东安排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工作人员张永敏将该款用于归还于洪俊、房淑霞的借款。徐善东原担任民生银行罗庄支行行长，系一审法院（2019）鲁1311刑初366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违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徐善东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目前正处于二审审理阶段。原告曾多次以同种交易方式获得被告银行承兑汇票，但在交付涉案2500万元后，未取得银行承兑汇票，故而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徐善东作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负责人，在工作中与相关人员通过职务配合，与原告建立承兑汇票非法交易关系，其以被告名义实施的行为涉及刑事犯罪，原告作为合同相对人要求被告承受合同后果，本案民事纠纷与涉及刑事犯罪的事实不属同一事实，故本案应与另案刑事案件分开审理。徐善东在工作中以被告名义实施的民事交易行为，相应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因原、被告之间的承兑汇票交易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故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票据款2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以牟取利益为目的，明知交易票据行为不合法而为之，虽无损害被告单位利益的主观恶意，但存在明显过错，故原告提出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返还原告苏红资金25,0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苏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800元，由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审法院（2018）鲁1311刑初字366号刑事判决查明：2017年2月，被告人徐善东授意贾兆艳向刘梅兰银行账户转款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后贾兆艳告知苏红向刘梅兰银行账户转款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苏红遂于同年2月9日、2月21日分多笔向刘梅兰账户转账2500万元。该款转至刘梅兰账户后，徐善东安排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工作人员张永敏将上述钱款归还了房淑霞、于洪俊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善东作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行长，在工作中为完成存款任务，通过各种会议的形式提倡开票拉存款，并亲自参与向贷款关系单位筹借或让贾兆艳提供用于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全额保证金，要求本单位相关人员具体办理，并经贷款关系单位的配合共同完成了审批材料的伪造行为，达到开具条件，其本人作为单位负责人予以审批。本应是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付款人作为出票人向银行申请出具，而在本案中该票据的出具全权由徐善东及相关人员通过职务配合形成单位意志，并在该意志的支配下，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实施，所以，对本案的犯罪，徐善东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贾兆艳为了倒卖银行承兑汇票获利，与徐善东合谋，按照约定提供保证金、收票倒卖，在主观上与徐善东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因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徐善东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贾兆艳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9年12月10日，本院作出（2019）鲁13刑终5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苏红为取得承兑汇票经与案外人贾兆艳联系后，向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时任行长徐善东指定的银行账户交付保证金2500万元。其后，徐善东指示本行工作人员将该款转出另作他用，未开具承兑汇票。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徐善东作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的负责人，收取苏红等人的保证金违规出具金融票证，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银行存款任务，开票拉存款，故应当认定该行为系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承担。民生银行罗庄支行收取保证金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其与上诉人苏红之间的票据买卖行为因违法而无效，民生银行罗庄支行应当将收取的款项返还给上诉人苏红。上诉人苏红在经营活动中经常使用汇票，多次经案外人贾兆艳联系与徐善东等人进行票据买卖，对票据交易行为违法是明知的，主观上具有过错，故应当自行承担利息损失。综上所述，苏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由上诉人苏红负担83400元，由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罗庄支行负担83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怀峰 审判员  李兴波 审判员  杨敬国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蒋焕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