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202民初578号原告万乾煌，男，195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咸安区。被告白光明，男，197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细园，女，195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系被告白光明的母亲。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万乾煌诉被告白光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乾煌、被告白光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细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乾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买卖合同约定赔偿原告因购买被告出售的“光碳核肥29箱”和“光碳基肥95袋”两种肥料，给原告种植的200亩水稻造成减产67300斤，按国家粮食统一收购价格133元/100斤计算，合计损失8950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被告推销的南阳东化生物光碳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南阳东化科技公司）“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的肥料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种植的200亩水稻提供“光碳核肥29箱”、“光碳基肥95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被告（甲方）出售的“光碳核肥”1000元/箱，“光碳基肥”112元/袋，肥料货款待原告水稻丰收后结算。一、为了保障光碳核肥的示范成功，原告（乙方）必须严格按照被告（甲方）的施肥方案进行，产量达到1000斤/亩，乙方无条件的结算，如低于1000斤/亩，被告（甲方）必须赔偿原告（乙方）的损失，超过部份必须奖励给被告（甲方）。二、如果原告（乙方）不按甲方（被告）的施肥方案进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付。如果发生不可抗力的灾害造成水稻减产，由双方协商解决。且被告反复向原告承诺，他销售的“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具有除草功能，施用这种高科技肥料，稻谷不用除草就能达到亩产1000斤。基于被告这种所附条件的“买卖”，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买卖合同》。原告将向被告购买的“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两种肥料，由被告指导施肥方案，在原告分别承包的咸安区贺胜桥万秀村十五组和咸安区横沟桥镇杨畈村六组的两百亩水稻进行了施肥。原告按被告指导的方法施肥后，稻田里长了草，原告多次咨询被告是否除草，被告始终坚称其“光碳核肥”具有除草功能，不必除草，直到稻里的草疯长快要超过秧稞了，被告才勉强同意除草，且向原告赔付了6000元的除草费用。2015年9月30日，原告承包种植的200亩水稻已到收割时间。原告通知被告白光明和其母亲徐细园以及生产“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的南阳东化科技公司的三位专家来原告种植水稻的田块进行抽样收割过秤核实亩产量。肥料生产专家看到稻谷的长势后，当众指责被告“瞎指挥”。我们的产品没有注明具有除草功能的说明，造成如此减产，人家种粮大户吃了大亏。专家走后原告抽了一块稻谷除草管理及时，长势较好的稻谷进行收割过秤核实平均亩产699斤。原告与被告协商再抽一块长势较差的水稻收割过秤计算核实平均亩产，结果被告母子二人拒不同意，坚持仍要抽样收割与699亩产一样的田块。原告则认为不公平，双方相互争执，原告报警贺胜桥派出所出警求助。派出所派员协同贺胜万秀村治保主任现场调处未果。待派出所人员离开后，被告及其母亲也趁机离开，原告又抽样了一丘中等产量的稻谷田块在万秀村十五组、十六组部份村民见证下，收割过秤平均亩产628斤，差异两块田稻谷平均亩产663.50斤。照此计算，原告承包种植的200亩水稻按被告指导的施肥方案施肥，且不用除草，结果造成200亩水稻减产67300斤，直接经济损失近9万余元。2016年8月份，被告以买卖合同纠纷案将原告诉至咸安区人民法院，该院（2016）鄂1202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具有严谨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故酌情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被告的肥料款各承担一半。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终61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认为：涉案的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是一种处于试验推广阶段的新肥料，种田人从未用过这种肥料，购买使用这种肥料，具有很大的风险，正因为如此，被告推销该肥料时承诺“亩产低于1000斤，其愿意赔偿”。所以原告才敢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结果，原告购买使用被告的光碳核肥亩产未到1000斤，《买卖合同》所附的条件未能成就，由此产生的纠纷被告就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处理。被告白光明辩称：一、双方签订的肥料买卖合同中，被告并未为原告“保证亩产达到1000斤”，即使保证了，该所谓的保证内容也不合法。1、《买卖合同》第一条是附条件的条款，所附条件设立时该条款才成立，所附条件成立时该条款才生效。双方并未制订“施肥方案”，应该附加的条件并未设立，附条件的合同条款根本就不成立，更谈不上生效，该条款自然无约束力。《买卖合同》第二条也明确约定了原告未按“施肥方案”进行而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自己承担，对第一条约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即被告为原告保证亩产1000斤的前提条件是原告必须按“施肥方案”进行施肥才有可能保证质量，先决条件未设立，自然也就不存在保证产量一说。肥料生产商、销售商无能力为买肥者保证农作物产量，中国也没有肥料生产商、销售商为买肥者保证农作物产量的交易习惯。农作物产量高低是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比如种子、肥料、雨水、管理等多种原因所致。肥料并不是直接决定农作物产量的唯一因素，农作物施再好的肥料，如遇到种子存在问题、天气干旱、无人管理等，农作物也可能是颗粒无收。再说，“法不强人所难”，因为该保证事项是被告客观上无法履行的，该保证内容根本不合法。2、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至三十九条的规定，买卖合同中，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仅只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保证，并没有要求销售者对消费者使用产品而带来的收益多少进行保证。且依照该法第四十条至四十五的规定，销售者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仅限于销售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和存在缺陷而造成消费者或他人财产损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履行内容，应是受人所控制的能够履行的事项，约定人类主观上所不能控制的履行内容是依法不生效的。以肥料作为决定农作物产量的唯一因素，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也违背了农业生产科技知识，是人主观上不能控制的履行事项。原告万乾煌以其亩产未达到所谓《买卖合同》约定的1000斤而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销售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也超出了销售商对消费者依法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3、原告如认为被告为其保证亩产达到1000斤，则应提供相关证据来证实其是按被告提供的“施肥方案”进行施肥的，否则，按合同约定，原告所谓的损失也应由自己承担。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所谓“减产”损失，无事实依据。1、原告将所谓“保证其亩产1000斤”，减去“稻谷最好和稻谷最差的两块稻田平均亩产量663.50斤”，等于“336.5斤的差”而作为其“每亩减产量”的依据，与事实不符，也违背了情理。（1）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1202民初2401号判决中，对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毫无关联性的“种植面积200亩”、“平均亩产600多斤”、“亩产未达到1000斤”等数字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不能直接认定为本案基本事实。其一，该判决认定原告2015年承包了200亩田种植水稻的证据是什么？该事实只能通过对每一块田地的实际面积进行测量后，才能计算出田亩总面积。而不是仅根据一方当事人或所谓证人的陈述就可认定的事实。显然，该判决对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其二，该判决认定原告向被告借的6000元钱，是被告给原告除草的钱，该所谓事实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无任何关联性，但却欲以此来证实原告向被告借的6000元钱是“白送”给原告除草的。买肥者是否除草，与卖肥者无关。卖肥者没有义务为买肥者出钱除草，也没有这种交易习惯。作为生意人，是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哪有生意人白送钱给顾客的道理呢？其三，该判决认定原告水稻亩产只有600多斤，未达到1000斤的所谓事实，缺乏事实依据。该判决对此认定的“依据”在判决中表述的非常清楚，即为原告自认为“稻谷最好”和“稻谷最差”的“两块稻田”平均亩产量，而并非原告所承包的全部稻田的平均亩产量。平均亩产量是每一块田的产量相加成总产量，再除以总面积而计算出来的，而并不是“最好”与“最差”的平均值。显然，该判决对此认定是无事实依据的。（2）农作物的“减产量”，是指农作物在未受灾情况下的正常产量与农作物受灾后实际产量的“差”。而并非“保证亩产量”与“两块最好与最差稻田的平均亩产量”的“差”。如“保证的亩产量”是1000斤，就按1000斤来计算“减产量”；如“保证的亩产量”是10000斤，也就按10000斤来计算“减产量”吗？显然，原告主张的所谓“减产量”缺乏事实依据。2、农作物减产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农作物减产的原因，都是受灾所致。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灾害。经济作物受灾经济损失的计算，涉及到“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成灾面积”和“农作物绝收面积”是多少的问题。农作物受灾面积，是指因灾害造成农作物比正常年份减产10%以上的播种面积；农作物成灾面积，是指因灾害造成农作物比正常年份减产三成（含三成）以上的播种面积；农作物绝收面积，是指因灾害造成农作物比正常年份减产七成（含七成）以上的播种面积。就本案而言，原告种植的水稻所谓“减产”，如属自然灾害造成的话，不应由被告来赔偿其所谓减产损失；如属人为造成的灾害所致，也不应由被告来赔偿其所谓减产损失，因为被告从未损害原告所种植的水稻。再说，即使被告为原告“保证其亩产达到1000斤”，该“保证其亩产达到1000斤”也未对原告所种植的水稻造成“人为灾害”。即使原告当年所种植的水稻“受灾”，与被告也毫无关联性。原告如认为当年种植的水稻确实“受灾”，其在稻谷成熟收割前，则应委托相关鉴定部门对其“减产”损失进行鉴定，对“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成灾面积”和“农作物绝收面积”进行测量，才能鉴定出“减产损失”。原告当年种植的水稻已收割多年，其所谓的“减产”损失现无法进行鉴定评估，属举证不能，依法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原告主张的所谓“减产”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被告与原告仅仅是卖肥者与买肥者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在肥料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1202民初2401号判决，非法对原告所欠被告的两笔肥料款（未签订《买卖合同》前赊购29640元肥料，合同签订后赊购10000元肥料）合计39640元一并强行“打5折”。该判决结果，实质是要求被告“暗中”赔偿原告19820元，已给被告造成了19820元的财产损失。且被告起诉原告偿还所借6000元一案，也被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以此款是给原告除草为由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现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所谓“减产”损失89509元，如原告的该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的话，被告销售的肥料质量不存在问题而却被法院“多次判决重复赔偿”原告的所谓损失，非法给被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115329元，这种判决既不符合情理，也于法无据。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所谓“减产”损失，是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4月2日和同年5月2日二次在被告处赊购南阳东化生物光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光碳核肥”19箱和“光碳基肥”95袋，贷款为29640元，原告分别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并注明“款未付，收货后付款”。2015年5月10日，原、被告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1、原告必须严格按照被告的施肥方案进行，产量达到1000斤/亩原告必须无条件结算，如低于1000斤被告必须赔偿原告的损失，超过部分必须奖励被告；2、如果原告不按照被告的施肥方案进行，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自负。2015年8月22日，原告再次赊购“光碳核肥”10箱，货款10000元，且注明“款未付”。2016年9月20日，被告因原告未付货款向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万乾煌辩称：其购买“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是因为白光明作出虚假陈述，吹嘘该肥料具有除草灭虫的功效，且其施肥方案使用肥料保证水稻亩产1000斤，但收割水稻时万乾煌邀请肥料生产厂家的三名专业人员在场，现场抽样收割水稻，亩产663.5斤，与白光明承诺的1000斤，差336.5斤，按国家粮食统一收购价格133元/100斤计算，万乾煌种植200亩水稻损失为89509元，应赔偿其损失89509元。该案经审理后，于2017年4月15日依法作出（2016）鄂1202民初24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影响农作物产量高低的因素很多，比如天气、种子、肥料、雨水、管理等，肥料不是决定产量高低的唯一因素。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明显存在漏洞，且双方对收割的稻谷的含水量和空瘪率等也未约定，故以亩产达到1000斤作为是否支付化肥款的条件不具存严谨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对此双方均存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加上原告在宣传、销售产品时夸大了化肥功效，存在误导被告的嫌疑和在指导被告种植水稻过程中，存在指导失误，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故酌定原、被告双方对肥料款各承担一半。至于被告要求赔偿水稻损失89509元，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亦没提起反诉，本案不作处理。被告可私下自行协商或另外主张权利。并依法判决原告白光明销售给被告万乾煌的肥料款39640元，被告万乾煌承担一半，即19820元。原、被告均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审理后，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2017）鄂12民终61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上诉人万乾煌于2015年4月2日和5月2日先后向上诉人白光明赊购共计29640元肥料，而《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0日，通过买卖合同的内容可以认定该《买卖合同》是对前面两次买卖行为的书面约定和确认，对其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买卖合同》中约定“如低于1000斤甲方（白光明）必须赔偿乙方（万乾煌）的损失”，而上诉人万乾煌的实际平均亩产低于1000斤，因此上诉人白光明应向上诉人万乾煌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上诉人白光明诉称其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和大小等，属约定不明，双方当事人事后亦未达成补充协议，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双方对肥料款各承担一半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白光明支付上诉人万乾煌6000元属于借款还是除草费的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且上诉人白光明在一审中并未主张，由其另行主张另案处理。并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3月21日原告白光明（本案被告）向咸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原、被告之间存在光碳肥料买卖生意往来，被告告万乾煌（本案原告）先后分两次分别向原告借款5000元、1000元，共计6000元。原告多次催讨此款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6000元。被告万乾煌辩称：此款是原告给被告除草用的，不是借款，不应偿还。该案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被告是种植大户，2015年承包了200亩田种植水稻。2015年原告通过熟人向被告推销“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宣传说该肥料不需要除草打药，双方达成协议后，被告先后于2015年4月2日和2015年5月2日分两次向原告赊购了肥料。2015年5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2015年8月22日，被告再次赊购了“光碳核肥”。被告稻田施用了原告提供的“光碳核肥”和“光碳基肥”后，在稻田开始长草时，原告反对除草，之后因为草长得太长，严重影响谷物生长，被告向原告要钱除草，原告分两次共计给了6000元钱除草。事后，原告向被告催讨除草的6000元，被告认为该钱是原告给予用来除草的，不是借款，不应偿还。原、被告双方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除草款6000元。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的6000元是借款既无借条，又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被告申请的三位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与其他案件事实也相互印证，证明该6000元是原告给被告用来除草的，不是借款。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驳回了原告白光明的诉讼请求。同时查明：1、被告白光明销售的“光碳核肥”、“光碳基肥”均是南阳东化生物光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是一家集二氧化碳捕集剂——光碳核（禾）肥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农业科技产业，已获得发改委、工商局、知识产权局、质监局、农业部、科技部等国家机关备案批准。2、原告万乾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是否严格按该产品的施肥方案进行操作，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当年耕种的水稻收割时，对产量的测量和相比上一年度产量是否减产及减产的原因进行科学鉴定。仅自己对二块水稻田进行抽样进行估计和统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买卖合同》、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水稻抽样收割亩产码单、一审民事判决书、二审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附卷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买卖合同》中约定“如低于1000斤甲方（白光明）必须赔偿乙方（万乾煌）的损失。”万乾煌认为实际平均亩产低于1000斤，要求白光明赔偿减产67300斤，合计损失89509元。但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和大小等，属约定不明，双方当事人事后亦未达成补充协议。综合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1、白光明因给付货款一事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双方对肥料款各自承担一半，且白光明也相应承担了万乾煌除草费用6000元；2、影响农作物产量高低的因素很多，比如天气、种子、肥料、雨水、管理等，肥料不是决定产量高低的唯一因素；3、双方签订的合同对收割稻谷的含水量和空瘪率等未作约定，以及赔偿损失的范围和大小等约定不明；4、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是否正确使用该肥料实施方案和测量产量或是否减产的原因的相关科学证据。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万乾煌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1019元，由原告万乾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专户名称：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咸宁金穗支行；帐号：17×××50。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建宁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