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21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坚，男，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斌，广东安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伟倩，女，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昌荣，男，196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坚因与被上诉人顾伟倩、王昌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5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坚的全部诉讼请求及判令顾伟倩、王昌荣负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黄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协议书清晰载明顾伟倩代黄坚操作期货港币170万元的事实，且顾伟倩承诺保底本金80%安全，如有超过20%的本金损失，则超出部分由顾伟倩负责承担该部分资金损失。二、黄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补充协议书证明顾伟倩承认代黄坚操作期货账户投资失利的事实，且双方于2017年2月8日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对该资金损失进行了结算，顾伟倩就操作期货的事实、尚欠港币136万元及还款计划进行了签字确认。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分别签订于2015年10月15日和2017年2月8日，两份证据签署时间间隔超过一年，补充协议书是对协议书内容的再次确认，同时，两份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代理炒期货及承担损失的约定）均能互相印证，已经能够充分证明顾伟倩代理做期货及导致黄坚的资金损失的事实，且双方已就损失的数额、利息及偿还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四、一审庭审中，顾伟倩、王昌荣未对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也可证明事实上双方是存在代理炒期货及承担损失的约定。如不存在上述事实，顾伟倩不可能亲自签字向黄坚出具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并确认欠付港币136万元且作出分三期偿还的约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黄坚的上诉请求，以维护黄坚的合法权益。顾伟倩、王昌荣辩称，一、顾伟倩与黄坚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委托投资法律关系及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事实。尽管黄坚出具了一份与期货代理相关的协议书，但协议书既没有实际履行，更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1.协议书签订于2015年10月15日，约定的期货代理期间为2015年10月15日至2016年10月10日，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期间黄坚提供了期货操作的资金港币170万元，同时，亦无任何证据证明顾伟倩实际“代理黄坚170万港币做期货”，即协议书根本没有实际履行。2.黄坚提交的安信期货（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的账户月结单不仅证据形式存在重大缺陷，不具备法定的证明力，且时间、金额亦能证明顾伟倩与黄坚并未在协议书约定的期间发生港币170万元交易的事实。3.没有证据证明黄坚在安信公司的账户系由顾伟倩控制、操作，以及该账户项下的具体资金金额，当然更无法证明导致盈亏的具体原因。事实上，这些都是与本案无任何法律关系的另一个法律关系项下的“法律事实”。二、本案中，黄坚的权利主张为民间借贷，但黄坚与顾伟倩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借贷事实。纵观本案，黄坚与顾伟倩没有分文的借款往来，与此对应的是，在过去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顾伟倩未向黄坚支付分文的本金和利息，如此借贷，正常吗？综上，正如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协议书项下的港币170万元实际发生，更加没有证据证明黄坚的资金损失系委托顾伟倩投资期货所造成的，据此，因黄坚无法证明与顾伟倩之间存在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故黄坚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在核实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驳回黄坚的上诉请求。黄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顾伟倩、王昌荣向黄坚连带支付欠款本金人民币111.5万元；2.判令顾伟倩、王昌荣向黄坚连带支付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11.5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6年10月份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49.06万元，计至还清之日止）；3.判令顾伟倩、王昌荣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5日，黄坚（乙方）与顾伟倩（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方代理乙方170万港币做期货，乙方同意自己承担百分之二十的亏损(170×20%=34万)，期限为一年：2015.10.15-2016.10.10；时间自签署之日起算，到期之日如有亏损，甲方负责填满136万元整港币给乙方，盈利的利润甲乙两方五五分成。”黄坚、顾伟倩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7年2月18日，顾伟倩出具一份补充协议书，载明：“2016年10月应该交还期货账户（包括协议讲好的136万）给黄总，鉴于多种原因未有充足资金归还，现得到黄总体谅，同意2017年6月30日先还50万（包括50万本金加利息/2分/月），2017年10月30日归还50万（包括50万本金加利息/2分/月），2018年1月30日归还36万（包括36万本金加利息/2分/月）。”顾伟倩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名、捺印。黄坚在庭上提交了本人的安信公司账户的两份期货月结单复印件，主张该账户2014年10月份期间盈余港币1077500元，到2017年5月仅剩港币203元。王昌荣不予认可，称黄坚与顾伟倩签署协议的时间为2015年，但黄坚提交的该账户的信息显示的是2014年10月，与本案没有关系，且该账户系黄坚本人账户，没有证据显示顾伟倩曾经操作过该账户导致资金损失。另，黄坚在庭审中确认并未打款给顾伟倩，实际上是顾伟倩通过黄坚的账户进行具体操作，款项是黄坚直接打入其本人的期货账户。一审法院认为，黄坚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黄坚向一审法院提交两份协议书主张顾伟倩代黄坚投资期货失利，顾伟倩承诺偿还黄坚港币136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黄坚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首先，黄坚称顾伟倩代为投资期货时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期间，但黄坚提交的期货月结单并未显示上述期间内黄坚的账户的资金结余情况，无法证明顾伟倩代黄坚投资期货失利的事实。而且，黄坚提交的期货月结单系在境外形成，并未经过当地公证机关的公证，不符合证据的合法要件，不具有证明力。另外，黄坚提交的期货月结单显示的账户金额也与黄坚自身的主张不能对应一致。其次，黄坚主张的款项系在其本人的账户，黄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顾伟倩掌握黄坚的账户密码，没有证据证明其资金损失系委托顾伟倩投资期货所造成，因黄坚在本案中主张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且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基础为黄坚与顾伟倩的委托投资法律关系，而黄坚无法证明与顾伟倩之间存在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故黄坚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5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已由原告黄坚预交），由原告黄坚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杨某在协议书右下方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名、捺印。二、一审中，顾伟倩未出庭答辩、质证，也未提交证据。一审中，王昌荣未提交证据，但其到庭辩称“该事不是我做的，我不知情”，且对黄坚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三、二审中，黄坚申请的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称：顾伟倩和黄坚都是我的朋友，两人经过我介绍认识，因顾伟倩一直都有帮人炒期货并分配利润，认识黄坚后，黄坚向顾伟倩指定的账户转款，后来所有操作都是顾伟倩进行的，发现亏钱后，就签了一份协议书，顾伟倩有说会还这个钱，但后来找不到人了。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向杨某发问。1.黄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1）问：“本案有两份协议书，其中一份是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说明双方对期货亏损进行了结算，并约定还款时间及利息，对此，你是否知情？”答：“知道”。（2）问：“签署两份协议书时，你是否都在场？”答：“在场。”（3）问：“黄坚与顾伟倩签署两份协议书时，是否存在威胁、逼迫或其他虚假情况？”答：“没有。”2.顾伟倩、王昌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1）问：“黄坚在什么时候向顾伟倩指定的哪一个账户转了多少钱？”答：“2014年10月左右，当时顾伟倩把我们带到大中华旁边的安信国际公司，当时安信国际公司的一个经理陪同黄坚，先把钱打到香港安信国际公司的账户，然后再转到黄坚的个人名下。当时是顾伟倩带我们去的，由那个经理陪同办理的，款项一共是170万元港币。”（2）问：“顾伟倩有无向黄坚借款？”答：“没有。”顾伟倩、王昌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黄坚所述的相关事实均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空口无凭，我方无法判断，同时，我方有理由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四、关于为何连续出具协议书、补充协议书，顾伟倩、王昌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我方难以理解，无法述说，我方无法解释”，同时，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未申请鉴定。五、关于黄坚与顾伟倩之间的法律关系，黄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我方认为在签署第一份协议书时双方是委托代理炒卖期货的法律关系，但是签署第二份补充协议书时，双方已经对炒卖期货的亏损进行结算，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已经通过结算的方式确定了债权债务关系，根据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5条，如果双方基于其他法律关系，经过清算、调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可以适用民间借贷的案由来进行审理，所以我方认为现在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六、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也就是说，清算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因清算达成解决债权债务纠纷的协议，性质实际上是契约，对纠纷主体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因此，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中，即便此前黄坚与顾伟倩存在委托投资法律关系而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黄坚依据顾伟倩向其出具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不同于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即通过当事人的举证，审判人员内心确信某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可在法律上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虽然顾伟倩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签名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其未申请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顾伟倩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在民商事活动中签名及加按指印的法律后果，应对该行为持审慎之态度并对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黄坚与顾伟倩于2015年10月1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顾伟倩代理黄坚投资期货，顾伟倩于2017年2月18日出具补充协议书承诺向黄坚偿还部分款项，黄坚据此主张补充协议书系双方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反，顾伟倩在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签字，且签署时间相距一年多，对此，一审时其未出庭答辩，二审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我方难以理解，无法述说，我方无法解释”。综上，综合本案案情，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本院采信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为本案定案依据，并依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认定黄坚与顾伟倩的委托投资法律关系已经转变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补充协议书具有结算性质，顾伟倩应当依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黄坚偿还本金港币136万元。基于黄坚与顾伟倩约定“2016年10月”为计算本金和利息的起算点，该约定未注明具体的日期，依照公平原则，应当以2016年11月1日为计算本金和利息的起诉点，该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港币=0.8734元人民币，港币136万元折合人民币1187824元，黄坚仅诉请本金人民币1115000元，是其处分自己民事权益的权利，因此，顾伟倩应当向黄坚支付本金人民币111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111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关于王昌荣是否需要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涉案款项数额较大，用途系投资期货，且黄坚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本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昌荣无需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综上所述，黄坚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534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顾伟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黄坚偿还本金人民币1115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111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黄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5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250元，均由被上诉人顾伟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伟审判员 黄国辉审判员 李小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陈金洁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