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丹，男，197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晓敏，女，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富安，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艳，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小林，男，196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建华，四川华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宏刚，四川华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袁政权，男，197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遨，四川华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石丹、曾晓敏因与被上诉人冯小林、原审第三人袁政权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3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曾晓敏及石丹、曾晓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富安；被上诉人冯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宏刚；原审第三人袁政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丹、曾晓敏上诉请求是：撤销（2019）川1403民初1102号民事判决一、二项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袁政权素不相识，因此双方并无借贷巨资的基础。2017年上诉人向曹某提出借款请求，10月12日曹某银行卡向曾晓敏银行卡转入100万元；2017年12月11日的100万元是由袁政权向曾晓敏转款，不能排除曹某向袁政权低息借款再高息转贷给上诉人。2、2018年3月11日，曹某以袁政权要求上诉人直接向其出具借条并以曹某为担保人为由，要求上诉人重新出具借条。基于上诉人在借贷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上诉人在同一天书写了3月11日、12日两张借条。3、上诉人在借款时，出借人均扣除了砍头息。具体为：2017年10月12日收到第一笔借款时，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曹某5万元，次月又以现金方式支付曹某5万元；12月11日袁政权转款100万当天，上诉人向袁政权转款10万元。4、自借款发生以来，一直是曹某与上诉人交涉、催收借款，因此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月18日向曹某转账20万元应认定为上诉人归还的借款。5、曹某既是实际债权人，又是重新出具借条后的担保人，与案涉借款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曹某应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案中违约金、律师代理费并非双方合意，且代理费属于其他费用，一审判决支持律师代理费错误。7、上诉人于2017年10月13日、11月13日两次向袁政权转账57.5万元，该款应是偿还案涉借款。8、因案涉借款存在砍头息、上诉人已向曹某转账20万元、向袁政权转账57.5万元未计算，因此一审计算明显错误。9、袁政权、曹某于2016年-2017年期间多次向他人出借资金并收取高额利息，属于职业放贷人，因此双方约定的利息无效。 冯小林答辩称，1、上诉人向第三人袁政权出具借条、归还利息足以证明上诉人通过证人曹某向第三人借款事实清楚。2、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借款、还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没有进行过现金交易，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砍头息。上诉人归还的第一笔10万元虽然发生在第二笔借款当天，但该笔款项不能认定为第二笔的砍头息。因双方借款约定的月利率为5%,因此该10万元是上诉人支付第一笔借款两个月的利息。3、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019年2月18日向曹某转款20万元是上诉人归还曹某的借款，与袁政权无关。4、案涉借款实际是上诉人所借、所用，由于上诉人与第三人袁政权不认识，袁政权才让曹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曹某作为本案证人并无不妥。5、律师代理费在借条上有明确约定，债权转让时也一并予以转让，且案涉律师代理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故一审判决支持律师代理费正确。6、袁政权有正当职业有合法收入来源，袁政权与曹某是多年的朋友，在曹某愿意作担保人的情况下，因此袁政权出借给石丹是因为石丹是曹某的亲侄子。综上，冯小林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袁政权答辩称，案涉借款是第三人转账或委托曹某转账支付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向第三人出具了借条，上诉人也是向第三人支付利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的出具人系第三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出借借款、归还利息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并无支付现金，因此案涉借款并无砍头息。虽然上诉人归还的第一笔10万元发生在第二笔借款当天，但该笔款项不是砍头息，而是上诉人支付的第一笔借款的利息。3、上诉人向曹某转账20万元是上诉人与曹某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4、律师代理费在借条上有明确约定，债权转让时也一并予以转让，且案涉律师代理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故一审判决支持律师代理费正确。5、袁政权是具有合法收入的生意人，与上诉人形成借贷关系是基于朋友曹某的介绍，且上诉人在第一次借款后支付了相应利息，双方基于信任才继续发生借贷，因此并不存在职业放贷人一说。综上，袁政权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冯小林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1、请求判令石丹、曾晓敏偿还冯小林转让的债权（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标准，时间从2018年6月12日起计算至付清本金之日止；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为标准，时间从2018年9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本金之日止）；2、请求判令石丹、曾晓敏支付冯小林违约金（按借款金额200万元的20%计算）及诉讼损失（律师代理费）10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石丹、曾晓敏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第三人袁政权与案外人曹某系朋友关系，案外人曹某系石丹舅舅。石丹、曾晓敏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基于石丹与案外人曹某之间的亲属关系，石丹、曾晓敏请案外人曹某帮助凑集资金。经案外人曹某介绍，第三人袁政权同意向石丹、曾晓敏出借资金，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5%支付利息，并要求案外人曹某提供担保。2017年10月12日通过案外人曹某的银行账户向曾晓敏转账100万元（该款项案外人曹某已经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当庭证实属于第三人袁政权所有），石丹、曾晓敏收款后向第三人出具了借条。因石丹、曾晓敏未按约定期限偿还该借款，经双方协商后石丹、曾晓敏于2018年3月12日向第三人袁政权重新出具借条（转借条）一份，载明：“石丹、曾晓敏今借到袁政权现金人民币1000000.00元，大写壹百万元整。借款期限半年，该款定于2018年9月前归还。借款人承诺：如到期未按时归还，从逾期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给出借方利息，并按借款金额的20%付给出借方违约金”。同时案外人曹某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石丹、曾晓敏陈述借款后已经通过案外人曹某向第三人支付了2个月的利息共计10万元（每月5万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 2017年12月11日曾晓敏、石丹再次提出借款，当天由案外人曹某经办，从第三人袁政权的银行账户再次向曾晓敏转账100万元，石丹、曾晓敏收款后也向第三人出具了借条。因石丹、曾晓敏未按约定期限偿还该借款，经双方协商后石丹、曾晓敏按照第一笔借款的模式于2018年3月11日向第三人重新出具借条（转借条）一份，载明：“石丹、曾晓敏今借到袁政权现金人民币1000000.00元，大写壹百万元整。借款期限3个月，该款定于2018年7月前归还。借款人承诺：如到期未按时归还，从逾期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给出借方利息，并按借款金额的20%付给出借方违约金”。同时案外人曹某也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以上借款发生后，石丹、曾晓敏于2017年12月11日、2018年1月15日、2月13日、3月12日、4月3日、5月28日、6月19日、7月16日通过银行向第三人袁政权转款共计80万元（每次均为10万元，其中2018年3月12日的转款是石丹通过其员工赵益海转款）。另外石丹、曾晓敏还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月18日分三次向案外人曹某转款共计20万元，石丹、曾晓敏主张该20万元系偿还第三人的借款本息，但第三人袁政权并未予以认可，而案外人曹某当庭陈述该款项系石丹、曾晓敏偿还其自己的借款。2019年5月29日，第三人袁政权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冯小林，双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第三人袁政权也于当日向石丹、曾晓敏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另，第三人袁政权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银行向曾晓敏转款100万元后，曾晓敏于当日又向第三人袁政权转款10万元，石丹、曾晓敏主张该10万元系第三人预先扣除了利息，应作为本金在借款中予以扣除。但第三人陈述石丹、曾晓敏因经营困难而未支付第一笔借款100万元之前两个月的利息10万元，因此石丹、曾晓敏才在借第二笔款项100万元当天用所借款项支付了之前两个月的利息。 本院认为，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各方所提供的证据，对冯小林受让取得案涉债权石丹、曾晓敏并未提出异议，石丹、曾晓敏仅仅是对借款的主体、债权金额以及冯小林主张的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存在异议。对以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依法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首先，对借款主体的问题，即第三人袁政权是否享有转让该案涉债权的权利。虽然石丹、曾晓敏与第三人在借款之前并不相识，但双方基于与本案案外人即本案证人曹某之间的关系，由案外人曹某居间介绍第三人向石丹、曾晓敏出借款项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且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第一笔案涉借款虽然是从案外人曹某的银行账户转出，第二笔也是由案外人曹某经办（系从第三人的银行账户转出），但案外人曹某已当庭证实案涉借款的权属属于第三人袁政权，且石丹、曾晓敏收款后均是向第三人袁政权出具借条并支付利息，并未向案外人曹某出具借条及支付利息。综合上述事实及各方陈述意见可以确定，案涉款项的所有权属于第三人袁政权，第三人依法享有转让该案涉债权的权利。其次，对现在案涉债权具体金额的确定问题。1、第一笔借款（2017年10月12日）发生后，石丹、曾晓敏主张曾于2017年10月12日、11月13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利息共计10万元（每次5万元），但石丹、曾晓敏并未提供支付利息的相关证据，且石丹、曾晓敏主张该10万元支付的对象也非第三人袁政权，而是案外人曹某，同时石丹、曾晓敏也未提供第三人袁政权委托案外人曹某收取利息的相关依据，因此对石丹、曾晓敏的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2、第二笔借款（2017年12月11日）发生后，曾晓敏于同日向第三人袁政权转款10万元，石丹、曾晓敏主张该款系第三人预先扣除了利息，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而第三人主张该10万元系石丹、曾晓敏支付第一笔借款前两个月应付而未付的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对此，一审判决认为，通过法庭查明的事实，第二笔借款100万元第三人已经通过银行足额转给了曾晓敏，并未在借款本金中先行予以扣除。虽然石丹、曾晓敏在收到借款后的当天向第三人袁政权转款10万元，但因石丹、曾晓敏未举证说明第一笔借款前两个月的利息已经支付，即存在第一笔借款前两个月利息10万元（按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利率5%计算）未付的可能，而石丹、曾晓敏在支付该款项时也没有对该款项的性质作出明确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该款项应当认定为第一笔借款的未付利息。但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的以月利率5%为标准计算利息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超过月利率3%的部分应当作为本金予以扣除，即第一笔借款100万元从2017年10月12日至12月11日的利息只能按照月利率3%计算即6万元，石丹、曾晓敏超额支付的部分4万元应当作为本金予以扣除，即截止2017年12月11日石丹、曾晓敏欠第三人的借款本金为196万元。同理，此后石丹、曾晓敏于2018年1月15日、2月13日、3月12日、4月3日、5月28日、6月19日、7月16日支付的款项应当以月利率3%为限计算利息，超额部分应当作为本金予以扣除。照此计算，截止2018年7月16日，石丹、曾晓敏尚欠第三人的借款本金为1658711元。第三、对冯小林、石丹、曾晓敏双方争议的律师代理费问题。首先，石丹、曾晓敏向第三人出具的借条对逾期还款而引发纠纷所产生的费用中明确约定包括了律师费；其次，从冯小林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总的标的看，该项费用符合《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试行）》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因此对冯小林的该项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最后，对冯小林主张的违约金问题。虽然第三人与石丹、曾晓敏之间的借条中约定了“如到期未按时归还，从逾期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给出借方利息，并按借款金额的20%付给出借方违约金”的内容，但按照银行利息的四倍支付利息并承担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共计40万元）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石丹、曾晓敏请求对违约金进行调整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兼顾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公平原则，石丹、曾晓敏未付的利息及应承担的违约金统一以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较为公平。 综上，冯小林与石丹、曾晓敏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第三人袁政权转让债权而依法产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冯小林主张要求石丹、曾晓敏偿还转让债权（借款）的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石丹、曾晓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冯小林债权转让款（借款）1658711元及占用资金期间的资金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时间从2018年7月17日起，以1658711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为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石丹、曾晓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冯小林律师代理费（诉讼损失）10万元。三、驳回原告冯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6800元，由冯小林负担2900元，石丹、曾晓敏共同负担139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上诉人石丹、曾晓敏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为：1、2017年11月13日曾晓敏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2017年10月13日曾晓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彭山区支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拟证明一审漏算了石丹、曾晓敏还偿还了袁政权57.5万元借款。2、石丹银行卡交易明细3张、个人结算业务申请1张、开户许可证1张、营业执照1张、交易清单1张。拟证明袁政权于2016年1月25日出借给石丹50万元以及石丹归还借款的情况，说明袁政权是职业放贷人。3、颜旭的银行卡交易明细5张、珠江村镇银行业务回执16张、颜旭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袁政权是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冯小林、原审第三人袁政权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在一审时就已形成，因此不能作为新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50万元是袁政权出借给案外人周卫的，周卫在还款时是通过曾晓敏归还。且石丹、曾晓敏2018年3月11日、12日向袁政权出具借条时并未扣除该57.5万元，说明上诉人知晓该57.5万元是周卫向袁政权的借款。证据2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有借贷关系，但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系职业放贷人。证据3案外人与袁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袁政权系职业放贷人。 被上诉人未提供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租房协议、租赁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拟证明冯小林与袁政权有合伙关系，袁政权有正当职业和合法收入来源，不以放贷业务为生，不是职业放贷人。2、袁政权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2017年8月15日案外人周卫通过曾晓敏归还了袁政权借款50万元。3、录音一份。拟证明曾晓敏在二审中提供的交易明细是周卫的借款通过曾晓敏归还。石丹、曾晓敏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营业执照载明的农家乐已多年未经营。冯小林与袁政权停车场的协议是2017年5月12日之后签订，而案涉借款发生在之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有的承包人均不是袁政权或冯小林。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说明袁政权于2017年向周卫出借过资金，更印证了袁政权职业放贷人身份。证据3并非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录音，作为证人应到庭作证。被上诉人冯小林的质证意见与原审第三人的举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石丹、曾晓敏提供的2017年11月13日曾晓敏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2017年10月13日曾晓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彭山区支行银行卡交易明细、石丹银行卡交易明细3张、个人结算业务申请1张、开户许可证1张、营业执照1张、交易清单1张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应综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上诉人石丹、曾晓敏提供的颜旭的银行卡交易明细5张、珠江村镇银行业务回执16张、颜旭出庭作证证言应综合本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原审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应综合本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审中，上诉人于2020年2月28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调取袁政权与曹某于2017年10月1日-2017年12月31日所有银行交易记录。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案涉债务在转让前的出借人是袁政权、借款人是石丹、曾晓敏，而不是曹某，因此曹某与袁政权之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经审理查明，石丹、曾晓敏向袁政权于2018年3月11日、12日出具的借条上除载明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外，还载明了“对本次借款引发的争议、纠纷产及产生的法院保全费、诉讼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曾晓敏在二审中陈述2017年10月12日、12月11日借款200万元后只支付过20万元，其中2次5万元现金，一次2017年12月11日向袁政权转账10万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原判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2、案涉借款在出借是是否扣除了砍头息？3、上诉人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月18日向曹某转款20万元是否是归还案涉借款？4、本案律师费是否应支持？5、袁政权是否是职业放贷人？6、石丹、曾晓敏于2017年11月13日、2017年10月13日向袁政权转款57.5万元是否是归还案涉借款？7、一审计算是否有误？ 关于焦点1。本院认为，案涉借款的借款主体应是袁政权（出借人）和石丹、曾晓敏（借款人）。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借款共计有两笔转账，第一笔为2017年10月12日曹某向曾晓敏转账100万元；第二笔为2017年12月11日袁政权向曾晓敏转账100万元。虽然案涉借款的第一笔借款是从曹某银行账户转出，但曹某在一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证实其向曾晓敏转款100万元是受袁政权委托，该款属于袁政权所有，因此不能认定曹某于2017年10月12日向曾晓敏转账100万元就认定该借款的出借人是曹某。其次，2018年3月11日、3月12日石丹、曾晓敏在案涉借款未归还的情况下向袁政权出具借条，载明是向袁政权借款，曹某只是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说明上诉人明知案涉借款的出借人是袁政权，而非曹某。第三，上诉人石丹、曾晓敏借款后于2017年12月11日、2018年1月15日、2月13日、3月12日、4月3日、5月28日、6月19日、7月16日向袁政权转款共计80万元用于归还利息，而不是向曹某转账。第四，虽石丹、曾晓敏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月18日向曹某转账20万元，但因曹某主张因其与石丹、曾晓敏有其他经济关系，且石丹、曾晓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曹某转款20万元是归还案涉借款的借款本息，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如若石丹、曾晓敏有证据证明其与曹某无任何经济往来，可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焦点2。上诉人石丹、曾晓敏主张借款后用现金支付了10万元，于2017年12月11日转账支付10万元，该20万元应为砍头息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石丹、曾晓敏首先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后向袁政权支付了10万元现金，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次，袁政权已按双方约定于2017年10月12日、12月11日向曾晓敏转账案涉借款200万元时并未扣除案涉借款的利息。第三，石丹、曾晓敏虽于2017年12月11日向袁政权转账10万元，但由于双方认可口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5%，根据查明的事实，石丹、曾晓敏于2017年10月12日借款100万元后并未向袁政权归还借款本息，因此应认定石丹、曾晓敏于2017年12月11日向袁政权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用于归还其于2017年10月12日的借款本息。当然，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已超过法律规定，故一审判决按法律规定该10万元中有6万元系归还的利息，有4万元系归还的本金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3。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石丹、曾晓敏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3日、2月18日向曹某转账20万元，但因曹某主张因其与石丹、曾晓敏有其他经济关系，且石丹、曾晓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曹某转款20万元是归还案涉借款的借款本息，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如若石丹、曾晓敏有证据证明其与曹某无任何经济往来，可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焦点4。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石丹、曾晓敏向袁政权于2018年3月11日、12日出具的借条上除载明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外，还载明了“对本次借款引发的争议、纠纷产及产生的法院保全费、诉讼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均由借款人承担。”，该约定是出借人袁政权与借款人石丹、曾晓敏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其次，案涉律师费的收费标准符合《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试行）》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关于焦点5。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实际上就是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的人。要认定出借人是否是职业放贷人，要考虑出借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是否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是否以赚取高额利息为生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虽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证据拟证明袁政权向石丹、曾晓敏、周卫、颜旭出借借款，且收取高额利息。但作为袁政权而言，上诉人认可袁政权作为出借人的案件近三年内仅此一件，且原审第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租赁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能够证实袁政权具有合法收入，有正当的职业，并不是以借贷赚取高额利息为生。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政权系职业放贷人。 关于焦点6。本院认为，石丹、曾晓敏于2017年11月13日、2017年10月13日向袁政权转款57.5万元是事实，由于该57.5万元转款发生在石丹、曾晓敏2018年3月11月、12日向袁政权出具借条之前，如若该转款属于上诉人归还袁政权案涉借款，则上诉人于2018年3月11日、12日向袁政权出具借条时应予扣除，而上诉人在出具借条时并未扣除，因此要认定该57.5万元属于归还案涉借款本息不合常理。其次，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诉人与袁政权之间不止案涉两笔借款，因此也不能认定该转款系上诉人归还袁政权案涉借款的本息。第三，在二审中上诉人曾晓敏自认2017年10月12日、12月11日借款200万元后只支付过20万元（两次5万元现金、一次2017年12月11日向袁政权转账10万元）。而上诉人提供的57.5万元转账时间为2017年10月13日、11月13日，在上诉人第二笔借款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故该57.5万元不应认定为上诉人归还的案涉借款。 关于焦点7。上诉人主张一审计算错误的理由在于一审未认定砍头息、上诉人向曹某转账20万元并未计算以及上诉人于出具借条前向袁政权转账57.5万元未计算。由于上诉人的该主张均不能成立，因此不存在一审计算错误的问题。 综上，上诉人石丹、曾晓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628元，由上诉人石丹、曾晓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梅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