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浙行再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住所地仙居县埠头镇沙岙村。法定代表人王具州，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林统，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仙居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仙居县环城西路50号。法定代表人林虹，县长。委托代理人周成海，浙江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诉仙居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8日作出（2015）浙台行赔初字第28号行政赔偿判决。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浙行赔终13号行政赔偿判决。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赔申2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的负责人王具洲，委托代理人林统，被申请人仙居县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副县长陈伟鹰，委托代理人周成海，到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另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本案于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进行了庭外和解。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系经仙居县民政局批准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2011年2月16日，原告取得老年公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年4月，原告提出建设项目用地申请，仙居县国土资源局受理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1年4月27日审核同意后报送被告批准，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原告对被告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是否批准原告供地申请决定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2014）浙台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一、被告仙居县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原告供地申请决定的行为违法；二、被告仙居县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原告供地申请的决定。被告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2月2日，被告批准了原告的项目用地。2015年7月28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于2015年7月31日收到原告的申请后，未作出决定。原告于2015年11月5日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系原告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原告在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原告虽然在2011年2月16日取得老年公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其在2015年2月才取得涉案用地批准，在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前，原告依法不能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因此，原告请求赔偿发生在用地批准前涉及的日常支出、支付工资、工程用车、投入资金利息、床位补贴等没有依据。原告在2015年2月已取得涉案用地批准，其在这之前所花费的土地行政规费未造成损失，其要求赔偿土地行政规费的主张不成立。原告主张的行政诉讼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虽然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提出的建设项目用地申请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属不履行法定职责，被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被告的这一行为未造成原告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的赔偿请求。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不服，上诉至本院。经本院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情形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涉及本案，上诉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虽在2011年2月16日已取得老年公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被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提出的建设项目用地申请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2011年5月至2015年2月日常支出费用648431元、2011年5月至2015年2月投入资金利息3412500元、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等306万元、2012年5月至2015年2月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432000元及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3万元等共计7582631元经济损失，经查，该日常支出费用系上诉人公司正常运作所支出的工资、私车公用及水电费用等，并非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所致；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等306万元，亦非已发生的实际损失；投入资金利息及行政诉讼支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且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损失的存在；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432000元系老年公寓建成后所能获得的床位补贴，属于预期利益，并非直接损失，故上诉人主张的行政赔偿请求均不属于直接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驳回上诉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的赔偿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提出“原审赔偿判决认定上诉人请求赔偿没有依据是典型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上诉人基于行政法上的正当信赖利益原则所支付和承担成本是合理合法支出，与被上诉人行政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等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因被申请人仙居县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针对再审申请人常青山庄老年公寓涉案供地申请的审批职责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后引发的行政赔偿争议。核心问题是针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日常支出费用、投入资金利息、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等赔偿损失要求，如何看待其诉权，如何理解赔偿范围，如何计算赔偿标准，现分述如下：(一)关于再审申请人的诉权。本案系再审申请人依法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精神，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实践中，行政不作为也是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损害的表现形式之一。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基础前提是行政行为被认定违法。本案中，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的(2014)浙台行初字第13号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定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常青山庄老年公寓供地申请决定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申请人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决定。基于上述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性的认定，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7月28日向被申请人提出赔偿要求，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有关“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相关规定，而被申请人于2015年7月31日收到再审申请人的赔偿申请后，本应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但直至2015年11月5日再审申请人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有关“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仍未作出是否赔偿之决定。故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之行政赔偿诉讼，于法有据。在针对再审申请人是否应予赔偿问题上，被申请人不依法作出结论，不置可否，事实上亦构成了新的不履行法定职责，不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之保护。在此明确指出上述行政不作为之违法性，侵害了公民依法享有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但在因行政不作为所导致的应予赔偿的损失范围如何界定，因果关系如何认定，赔偿标准如何把握等问题上，长期以来亦是行政审判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此，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八条，专门就此作了“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的原则性规定。(二)关于赔偿范围的确定。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期间提出了赔偿日常支出费用、投入资金利息、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五项共计7582631元的赔偿损失要求；申请再审期间又提出了建安成本增加支出、日常费用支出、投资贷款利息损失、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四项共计6844215元的赔偿损失要求，较之于原审诉求之不同，在于原“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等306万元”现表述为“建安成本增加支出2533284元”，原“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3万元”现表述为“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250000元”并取消了原“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432000元”一项，总额减少了738416元。按照行政诉讼再审立案审查阶段主要围绕原审诉求进行审查的一般规则，分析几项赔偿诉求如下：一是关于“投资贷款利息损失”和“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首先，就“投资贷款利息损失”而言，对于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所主张的“被申请人收取的税、设计费、勘测费等税费达百万”，由行政机关依法收取的相关规费属于再审申请人的部分投资，由于被申请人未及时作出项目审批致使再审申请人无法全面开工、长期处于不确定期待之中，再审申请人因被申请人延误之过错而针对此部分费用的利息提出赔偿要求，具有合理性。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期间也向法院提交了其从2010年起向多个部门缴纳的用地报批费、代上缴省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征用款、青苗补助款、土地管理费、开垦费、测绘费、征地社保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地质评估费、环保技术服务费、规划设计费、折抵指标费、耕地占用税等大量费用单据90余万元；被申请人在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组织的听证中认可再审申请人“有70多万元交到政府”，并认可“如果已经交给政府的费用，由于延误造成的利息损失应该存在的”。这部分费用所产生的利息有必要纳入《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之“直接损失”范围。国家赔偿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弥补公民因国家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违法运用而遭受的损失。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赔偿法》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国家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理解上述“直接损失”涉及利息计算问题时不宜仅限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有关“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还有必要延及类似本案因行政不作为所产生的以行政缴费形式所投资金的利息计算。上述规费虽非被申请人直接收取，缴纳后自身也不直接产生利息，但正是由于被申请人长期不履责，致使再审申请人向公权力机关支出大笔费用后却无法正常开展建设，以缴费方式投入的资金无法产生效益，由此对这部分因滞延审批造成的经济损失可通过对已纳入公共资金的前期投资计息之方式给予赔偿，在此意义上能够架构行政法上的因果关系，应视为投资人投资的直接损失。本院重申，对《国家赔偿法》有关“直接损失”的准确理解，有利于防止实践中不当限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厘清不作为情形下的行政赔偿范围，以减少纠纷，统一裁判尺度，彰显“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理念。其次，就“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而言，二审法院指出“应得补贴的利息损失432000元系常青山庄老年公寓建成后所能获得的床位补贴，属于预期利益，并非直接损失”，并无不当，予以认可。且再审申请书中亦未再列此项利息损失。再者，对于再审申请书中所列“三通一平、解决用地村民等事宜过程中投入了数百万元资金”以及“由于作为尚未开展运营的法人无法自行向银行贷款，因此由投资人向银行及民间借款”，此类投资及利息有别于其所缴纳的上述行政规费，一方面，开工建设需经过用地审批、建设规划许可等一系列手续方可依法推进；另一方面，结合本案项目用地已获批准、后续程序正在推进等情况看，上述投资及利息难以成为因行政不作为所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二是关于“日常支出费用”和“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国家赔偿须满足损失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有因果关系且已实际发生等条件。从在案证据材料看，原审诉求的“日常支出费用”主要系再审申请书所列再审申请人正常运行支出的工资、用车、水电及办公费用等，因当时再审申请人尚未获得施工、运营等全部许可，这些实际支出难以归入因被申请人未及时审批所导致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直接损失”，且目前涉案项目已获批准正在推进后续工作；同时，原审诉求的“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以及再审申请书中所列“建安成本增加支出”，上述费用不仅会受市场因素影响产生波动，亦非因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所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就再审申请人所称的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看，被申请人未及时履责并不足以由此形成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在防止不当限缩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责任的同时，也要避免超越立法精神泛化解读“直接损失”，坚持国家赔偿范围的法定性与直接性。三是关于“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再审申请人的此项原审诉求与再审申请书中所列“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上述费用均缺乏《国家赔偿法》的明确依据。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与浙高法办(2015)48号《关于当前国家赔偿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不符之理由，因该文件系地方法院业务指导性文件，有关“在不超过受害人实际支出的前提下，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经协商确定适当赔偿金额，将其(律师费、多年申诉上访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以其他直接损失名义纳入赔偿范围，以促使受害人服判息诉”之表述，并非强制性要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赔偿标准的计算。由上可知，再审申请人前期缴纳的行政规费应视为其开发涉案项目的部分投资，所涉利息属于《国家赔偿法》的直接损失。在行政规费的总额认定上，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材料、再审申请书中的表述以及双方听证过程中的表述，存在不一致情形，一审法院虽然结合原告方所提交证据，认定了“缴纳政府规费支出的真实性”，但并未详细列明数额。此具体数额有待于下级法院在再审过程中，结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进一步查明。在相关利息的计算节点以及计算方式上，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申请人被生效的(2014)浙台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认定不作为违法，系源自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再审申请人供地申请的决定，上述申请于2011年4月向浙江省仙居县国土资源局提出，该局受理后于同年4月27日审核同意后报送被申请人批准，但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浙江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直至上述行政判决作出后的2015年2月2日才批准了涉案项目用地。因此，赔偿利息的计算节点应从2011年5月起至2015年2月止；在计算方式上，可参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有关“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方式处理，即赔偿上述时间段已缴行政规费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考虑到涉案行政规费的细目尚需进一步查实，特别是项目获批后下一步正常推进和管理过程中，离不开当事人双方的沟通配合。在此重点指出赔偿范围、法律适用问题，具体的赔偿标准和金额可由当事人双方后续进一步协商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针对赔偿案件可以组织调解。本院听证期间注意到，再审申请人反映被申请人前期曾提出具体协调意向。本案裁定之后，下级法院仍应积极协调各方当事人，切实监督行政机关履行好行政赔偿义务，尽可能协调化解争议，如仍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宜尽早核实行政规费实际缴费情况，酌定赔偿利息数额，判令行政机关依法赔偿。综上，仙居县政府作为法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对再审申请人的赔偿申请置之不理，违反《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在2015年2月已取得涉案用地批准，其在这之前所花费的土地行政规费未造成损失，其要求赔偿土地行政规费的主张不成立”，二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投入资金利息”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的观点，均存在适用法律有误，依法应予纠正。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本案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再审申请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在再审中诉称，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了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用地审批行为违法，违法行为的后果是案涉项目自2011年5月到2015年2月长达45个月的时间拖延。但原审判决对时间拖延与申请人在该时间段产生的支出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未将支出增加认定为直接损失。现申请人提供了新的证据，且发现原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请求: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四)项规定，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赔终字第13号行政赔偿判决，同时撤销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行赔初字第28号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被申请人赔偿给申请人各项经济损失6844215元(其中建安成本增加支出2533284元、日常费用支出648431元、投资贷款利息损失3412500元、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250000元)。具体理由如下：一、申请人已于2016年11月15日取得了涉案用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仙工规证16-0015号)，用地建设的审批已全部完成，项目建安成本已经确定。申请人的投资人自筹的资金却无力支付建设项目建安成本上涨带来的支出增加，因此申请人对于建安成本因时间拖延而上涨造成的损失是实际发生且与被申请人违法拖延时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以申请人建筑工程成本上涨未发生实际损失为由，不纳入赔偿范围与申请人新取得的证据相悖。二、申请人在2011年5月到2015年2月的日常支出费用是为了在拖延的时间中工作争取取得土地审批阶段所作的额外支出，申请人在2011年4月之前已经做了近4年的前期准备工作，仅待被申请人作出审批就可以进行工程建设方得开业运营。原审判决第7页本院认为部分“经查，日常支出费用系上诉人公司正常运作所支出的工资、私车公用及水电费用等，并非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所致”的观点错误。三、申请人为建设运营前期投入资金进行建设都是投资人自筹贷款取得，长期停止建设造成的利息损失与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认为投入资金不明且不属于直接损失与客观事实不符。1.申请人的投资人从2006年开始筹备老年公寓，在2008年成立申请人后完成了选址、红线规划、图纸设计、部门审批、三通一平工作等等(见原审证据组)。被申请人方收取的税、设计费、勘测费(见原审证据组、新证据清单第3项)等税费达百万，更何况三通一平、解决用地村民等事宜过程中投入了数百万资金。从投入资金票据来看投入资金与会计账簿记录相符，所有资金的来源都需要投资人自筹。申请人作为尚未开展运营的法人无法自行向银行贷款，因此由投资人向银行及民间借款(见原审证据组)。2.申请人投入资金的利息是否属于直接损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七)项规定的直接损失包括下列情形:(三)保全财产系国际批准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当事人应支付的该贷款借贷状态下的贷款利息。该款虽规定的是保全期间造成的贷款利率损失属于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但申请人投入的资金建设项目停摆与财产被保全的效果一致，申请人认为可以参照该规定对于投资人借贷状态下的贷款利息纳入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四、申请人因用地审批事宜多次诉讼、上访，因此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依法应纳入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原审判决认为行政诉讼的支出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与其在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浙高法办[2015]48号《关于当前国家赔偿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不符。被申请人仙居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关于本案的有关法律适用和相关赔偿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已经做了认定。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关于前期投入资金682万的利息损失341万元、人工工资的损失360万以及应得的利息损失是3万元，包括其他的律师费用等，都不是本案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属国家赔偿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已缴纳规费产生的利息问题，应当按照直接损失来计算。再审申请人在一审的时候共提出93万余元。经我们审查，实际交给政府部门有关的规费为897009.49元。其中在清单里面的4项费用不属于政府规费。经过再次审查确认交给各部门政府规费897009.49元。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关于这个利息计算的时间，我们应该审批的时间是2011年5月27号，因此利息的计算时间应是2011年5月28号开始，至2015年的2月1日。对于这一部分费用的利息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以及相关的规定，参照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计算。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原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已移交至本院。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提交了中国共产党埠头镇沙岙村支部委员会2009年12月1日出具的借条、仙居县园林管理处于2016年出具的城市绿化补偿费等10份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其另存在损失共计462781元。再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行政规费的数额及利息标准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与辩论。本院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再审申请人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提交的10份证据材料，被申请人质证认为：第一，其已经超出了原一、二审主张的损失范围，不应属再审审理的范围；第二，其中很大一部分票据款项的支付时间是在案涉行政审批作出之后，故从内容上看也并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第三，许多所谓的规费实际并非政府收取。对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不属新证据的范畴，其据此提出的赔偿主张亦超过了原审审理的范围，且大部分票据所涉费用或非行政机关为收款单位，或其发生时间在案涉行政审批行为作出之后，故对再审申请人基于前述材料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案涉行政规费数额的认定问题，本院将结合对再审申请人赔偿请求的分析进行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赔申2号行政裁定的内容，本案争议的主要是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因行政不作为而导致的应予赔偿的损失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其中，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日常支出费用和建筑工程延误增加的人工费以及因行政诉讼支出的费用、应得补贴的利息等损失，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赔申2号行政裁定已经明确不予支持并已经详细分析，再审申请人仍主张赔偿相关损失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前述裁定精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被申请人收取的相关规费的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前述行政裁定的意见，其应属国家赔偿范围。本案需要审理确认的是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被申请人收取的相关规费的利息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行政机关在作出案涉批准决定之前收取的规费数额问题。该问题涉及到对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的分析论证问题。对于再审申请人一审时提交的《横溪土管所用地报批费》等十八份共计936009.49元的常青山庄票据清单，被申请人对其中的征地超出15亩再付土地费青苗费，立项写报告材料费、验资费、青苗补助款等四项费用提出异议，认为其不属于行政机关收取的规费，对其余共计897009.49元的费用均予认可。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的前述四项费用具体如下：1.收款单位为方培真、叶培进的“征地超出15亩，再付土地费青苗费”20000元（收据）；2.收款单位为方培真的“青苗补助款”15000元（收据）；3.收款人为金志刚、薇薇的“立项写报告、材料费3000元（收据）”；4.“验资费”1000元（服务业统一发票）。该四项费用前三项均为个人出具的收据，尽管有的名目为青苗补助款等征地补偿费用，但鉴于其收款单位为个人，且为收据的形式，不能将其认定为政府收取的规费。另验资费属于中介服务费用，也不属政府收取的规费。因此，对行政机关在作出案涉批准决定之前收取的规费数额本院确认为897009.49元。其次，该部分规费利息赔偿的时间问题。2011年4月，再审申请人提出建设项目用地申请，原仙居县国土资源局受理后进行了审查并于2011年4月27日审核同意后报送被申请人批准，被申请人未依法在三十日内作出决定，直至2015年2月2日才作出案涉用地批准决定，故相关规费利息赔偿的时间应从2011年5月28日至2015年2月1日。最后，对于该部分规费利息损失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赔申2号行政裁定的意见，应以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就高参照当时银行5年期的定期存款年利率计算，酌定赔偿利息损失18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浙行赔终13号行政赔偿判决；二、撤销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行赔初字第28号行政赔偿判决；三、责令仙居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赔偿其已交行政规费的利息损失共计人民币18万元；四、驳回仙居县常青山庄老年公寓的其他赔偿请求。如果仙居县人民政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金富审判员  沈 妙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