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6民终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月，男，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晖，河北路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淑清，女，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沙瑀智，河北鹿保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月因与被上诉人崔淑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681民初3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月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合同无效或发还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出示了案涉宅基证原件，宅基证要事记载一栏中载明：“1995年3月归李某，至1996年3月6日归李月。”并有涿州市东仙坡镇西鹿头村委会盖章。这一要事记载内容与《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中关于宅基房产共有的描述相互矛盾。假设上诉人明知其是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单独所有人，如上诉人同意将房产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按照正常逻辑及交易习惯，应该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而不应签订转让共有份额的协议。事实是该房产及宅基地是其父亲李德新从同村村民李某处购得，上诉人一直认为该房产及宅基地所有人是其父亲，上诉人不知案涉宅基证由谁保管，也从未见过案涉宅基证原件。因为上诉人兄长李刚（被上诉人配偶）已经去世，上诉人认为其父亲的财产早晚都要由其本人与李刚和上诉人的子女继承，属于共有财产，所以上诉人才未经其父亲同意，私自与被上诉人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转让共有份额。李德新起诉上诉人确认合同无效一案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未到庭，被上诉人出示了宅基证原件，一审(2018)冀0681民初5365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未提及案涉宅基证要事记载内容。该案二审时上诉人出庭参加庭审才得知案涉宅基使用权人为其本人，且宅基证原件一直由被上诉人保管。据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与上诉人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属于欺诈行为，其欺诈行为导致上诉人对该宅基地房产使用权及所有权产生重大误解，进而基于共有的重大误解签订了协议。对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未查明。2、被上诉人未提交其已支付5万元转让款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应对其主张付款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从协议约定的付款文字内容分析，并不能得出被上诉人已全额支付转让款的唯一结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案涉《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签订过程存在欺诈及重大误解的情形，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合同撤销后即归于无效。一审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进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而不是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希望二审给予纠正。综上所述，由于一审判决存在上诉事实不清及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崔淑清辩称，涉案宅基证原由上诉人保管，双方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后，上诉人才将宅基证交付给答辩人。在（2019）冀06民终1508号案件庭审中，证人李某称“卖给李德新以后我把宅基地本给了李德新”，而李月则对该证言表示认可。并且其还称“是我背着我爸卖了房子”。虽然上述陈述并非事实，法院也未采纳。但是按照上诉人的说法看来，其早就知道有宅基地证存在，其背着其父亲将宅基证给了答辩人，把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了答辩人。上诉人称其参加（2019）冀06民终1508号案件庭审时才知道涉案宅基证由答辩人保管的陈述并非事实。并且在（2018）冀0681民初5365号案件庭审时，答辩人也出示了涉案宅基证。虽然上诉人未参加当时的庭审，但其子李春峰参加了庭审，也看到了宅基证。李春峰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庭审中的情况上诉人理应清楚。最后，如像上诉人所称，宅基地证一直由答辩人保管，答辩人怎么能在要事记载一项上不写自己的名字，反而会出现上诉人的名字，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本案事实是，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原为答辩人和上诉人共有，二人各占一半份额，宅基证由上诉人保管。后答辩人与上诉人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上诉人才将宅基证交给答辩人。所以要事记载一项中出现了上诉人的名字，而宅基证在答辩人手中，本案也不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二、上诉人已在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中明确写有“现崔淑清出资人民币伍万元整，李月决定现此宅基地房产权归崔淑清壹人所有”“从双方签字之日起，崔淑清将伍万元全款付清，此宅基地房产权与李月无任何关系”。该段文字足以证明答辩人已付清全部转让款的事实。三、围绕涉案宅基地的两次诉讼中，上诉人认可的事实前后矛盾。（2019）冀06民终1508号案件庭审时，答辩人出示宅基地证后，上诉人仍称“我父亲和母亲一直都由我抚养，是村委会的笔误才写的我的名字。”“我与崔淑清是叔嫂关系，是我背着我爸卖了房子”。本案上诉状中其称“事实是该房产及宅基地是其父亲李德新从同村村民李某处购得”。根据上述陈述，按照上诉人说法，其认为案涉宅基地归其父亲享有。但现在又以该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其为由提起诉讼，两种说法前后矛盾，同时说明其本人对宅基地使用权人是谁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并且其说法也与常理不符。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况，协议合法有效。李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涉案宅基地证原件；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1日，原告李月与被告崔淑清签订《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李月房屋后有宅基地、房产一处，原由被告崔淑清和原告共同所有。现经两家商议达成一致：1、将此宅基、房产作价10万元，两家任意一方出资5万元，此宅基、房产归其所有。现被告出资5万元，李月决定此宅基地、房产归被告一人所有。2、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被告将5万元全款付清，此宅基地、房产与李月无任何关系。上述协议有原告李月及被告崔淑清二人的签字和指印，有见证监督人李青山的签字及指印，有涿州市东仙坡镇西鹿头村民委员会的盖章。原告李月以被告崔淑清未支付上述协议约定的5万元价款且原告李月在签订协议时产生重大误解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无效。以上事实有《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中，原告李月与被告崔淑清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和指印、有见证监督人李青山的签字和指印，亦有宅基地所在地集体组织西鹿头村委会的盖章。故上述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原告未举证证明上述协议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5种情形，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被告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有效，原告李月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李月负担2,30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2018）冀0681民初5365号庭审笔录，该案件原告是上诉人父亲李德新，被告是李月、崔淑清，一审庭审李月没有到庭，其中崔淑清陈述涉案房屋1995年转让给李某，1996年3月6日李某转给李月及崔淑清，李月及崔淑清各占宅基一半，其后崔淑清举证提交了冀涿土字第132113号宅基地证，通过调取的宅基地复印件，记载的是1996年3月6日归李月，没有归李月、崔淑清的记载。证据二、（2019）冀06民终1508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的庭审笔录，证明李月在该案二审过程中及二审判决记载才知道案涉土地有宅基证，并载明“归李月所有”。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李月没有参加庭审，但是其子李春峰参加庭审了，崔淑清没有做虚假陈述，在被告举证时将宅基证及协议书作为一组证据，证明目的是转让的事实及双方共有的事实，本案实际情况是两家是兄弟关系（崔淑清的丈夫是李月的哥哥），两家共同从李某手中购买的宅基地，目的是放粮食，两家和李某之间有一个协议。虽然宅基证写“归李月”，但鉴于双方的亲属关系以及有与李某签订的协议，所以在要事记载上写归谁，大家都没太较真。所以在双方签订份额转让的协议上会出现双方各占一半的陈述；被上诉人提交李青山和崔淑清及其儿子的录音一份，用于证明：被上诉人给李月钱，李月给宅基证。上诉人质证称，录音中的人是李青山，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录音中没有明确表达在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曾经给过上诉人转让款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过宅基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其与《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的见证监督人李青山的通话录音，结合该录音及本案相关证据，上诉人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宅基地使用权认定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情形，一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志强审判员  杨玉龙审判员  张晓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赵云龙书记员李雪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