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8民初7667号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七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274978049。法定代表人王鑫，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兴，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宇，天津行通（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静海区八百通讯器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利安银都商业广场。注册号：120223600299373。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天津金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天津分公司）与被告天津市八百通讯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八百通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通天津分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兴、王欣宇，被告八百通讯经营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联通天津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362256.51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2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指定被告在本协议期间代收原告客户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宽带、融合、移网及固网增值业务在内的电信费，代理原告在协议约定期间指定开展的移动及固网业务产品。被告承诺并同意接受原告对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的监督、检查。原告有权依照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对被告履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等级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对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原告一经发现违规行为立即终止业务合作合作协议，扣罚壹万元，同时将被告列入渠道黑名单。被告承诺并同意一旦出现本条约定情形，按时向原告交纳壹万元违约金，并接受原告终止合作的决定。原告有权在与被告终止合作三个月后，不再向被告支付渠道拓展服务费、渠道支撑费用。对被告发展质量或违规事件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仍然保留追溯权利。”2018年9月联通集团总部对2018年1-7月新增移网用户抽样进行“国政通”（公安部身份证信息库）核查，发现被告有4户无法通过“国政通”核验。检查结果不通过原因均为姓名不一致，其中5月和7月各2户。根据天津联通相关要求，对违规渠道处以1000元/件的处罚，取消代理资格，予以清退。渠道清算三个月后，停止支付属代理商全部实体渠道佣金。故自2018年12月账期开始，原告停止佣金支付。后因被告以办理靓号套包开卡业务，暂时恢复渠道，开卡后再次清算为由申请恢复开通此渠道。因该理由为正当理由，故原告实现了被告渠道的恢复。但因渠道未及时关闭，导致被告的账号于2019年1月至3月处于正常状态，从而产生了六个月的递延佣金36.23万元。这些产生的佣金均于产生当月向被告进行了支付。原告8月份发现此情况后，立即与被告联系，要求被告返还1-6月份佣金36.23万元，被告拒绝返还。被告的行为为原告造成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八百通讯辩称：首先，完全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不当得利概念及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92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必须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二）必须他方受损失；（三）必须收益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必须收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在社会交易中，经常会发生一方得到利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失的情况，如果仅以一方得利，就使受损人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得利，这势必会限制交易，与交易的实践相悖。因此，若一方得利造成他方损失有合法依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不发生不当得利的问题。二、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一）双方合作的基本情况。原告与被告自2016年左右开始合作，被告为原告的代理经销商，主要业务是为原告拓展客户、收取话费、安装宽带等；具体为销售原告的手机卡，并维护卡户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使用该卡，客户在交话费后，原告按照客户的缴费情况在次月对被告予以一定比例的返还（该返还的费用在双方的约定中被称为渠道拓展服务费，也就是本案中原告要求返还的佣金）。同时，为保持客户的稳定性，被告也自行为每位客户交纳一定数额的电话费。双方每年订立一次合作协议。2017年2月23日双方再次订立“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从2017年2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此后合作一直顺利，原告按照被告发展的客户的缴费情况，在每月的中旬告知原告收取上月的佣金金额，并要求原告以此开具增值税发票，收到被告发票后将佣金打入被告账户内。2018年9月，原告告知被告，被告发展的客户中有4户姓名不一致的情况。对此被告向原告进行了口头解释，为工作人员疏忽所致，被告并未对原告进行任何处罚，亦未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仍继续向原告发放佣金，具体程序和以前一样。2018年12月31日，双方合作关系到期后自动解除，原告未对被告进行任何处罚，双方也未订立新的合作协议。（二）2019年1月1日以后双方是新的合作关系，为不定期合作关系。2019年1月后，虽未订立新的合作协议，但因被告继续为原告收取话费、维护客户。故原告依然继续向被告发放佣金。虽然2019年1月的佣金未发放，但原告的客户经理陈某向被告解释是因公司系统调整，本月清算暂停，渠道的佣金暂未发放，并称已经向公司打报告要求恢复，要求被告等待。在此后的2019年2月份，原告表示恢复了，并继续按照以前的情况向被告发放佣金至7月份。至此，被告认为，双方在2019年未订立合同的情况下，是一种新的合作关系，不再受原合作协议的约束，被告收取原告佣金的行为是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就是现在，双方也存在合作关系，由原告新的客户经理孙伟继续对被告的业务情况继续进行指导。（三）被告在2019年以后继续为原告维持客户。为保持客户的稳定性，被告继续自行为客户缴纳话费，每户每月28元-73元不等，经统计，在2019年1月-7月，被告为客户缴纳话费96755元，被告的行为极大的稳定了客户，维护了客户的稳定性，为原告创造了效益。三、原告的所谓处罚未告知被告。庭审中原告主张对被告进行了处罚4000元，并且将解除合作通知告知了被告。但其所谓的扣除4000元自称是在佣金中扣除，但被告显然不知情，因每月原告为被告下发到的佣金都是不同的，对此被告没有任何怀疑。原告也只是在二次开庭中提供了经手动更改的财务报表，始终未给被告出具任何票据；另解除合作通知也未正式通知被告，作为原告这样的正规国企，只是由证人陈某口头通知显然有悖常理，况且证人陈某的身份现在仍为其公司高管，其证言不具备中立性，无法被法庭采信。综上，被告认为，被告收取原告佣金的行为是基于双方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在双方合作关系存在并且一直持续的情况下，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被告无需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全部予以驳回。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及附件，证明2017年2月13日，原、被告签订《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合同期限自2017年2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证据二、六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发布的关于开展2017年社会渠道门店自查的通知，证明因实名制规定系六部委发布的明确要求，所有电信行业必须严格据此执行。所以原告不仅在上述合同中明确约定，同时也发布自查通知予以落实，被告也清楚其应当严格遵守实名制规定。证据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发布的关于新增用户“国政通”核查情况的通报，证明2018年9月28日，联通总部在核查2018年1-7月账期新增用户“国政通”核查结果中发现，被告在2018年5月和7月共四笔翻墙的违规行为，违反实名制规定，因此原告在通报中告知被告对其以1000元/件的罚款，并取消代理资格，予以清退。证据四、渠道清算截屏，证明2018年9月30日，原告对被告作出渠道清算处理，此后被告无任何开卡落户等所有合同权利，原、被告合同自此解除，被告没有原告任何授权，也不是原告的代理商。被告也明确知道其因违反实名制规定被清退。证据五、2019年1月10日被告作出的承诺书和工作联系单，证明被告承认其在2018年9月因发展用户过程中属于对合作伙伴管理，违反实名制规定，被市场部通报，渠道进行清算操作，并承诺日后严格执行各项实名制相关法律法规，不再发生违反实名制要求的事件。该承诺提交给原告员工陈某后，陈某于2019年1月11日上传至原告公司，申请渠道恢复，但未获准许。因此被告很清楚自己的工号被清算，不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已经解除。证据六、工作联系单，证明2019年1月15日，因被告需要开通遗留预配套包卡156××××2555，所以经原告客户经理陈某提交申请，暂时将被告渠道开通，优先协助处理业务，后再次清算。自此，被告的账号被开通。该账号开通后未及时关闭，导致原告系统内误判，对被告进行付款操作，但因合同约定，被告在11月账期（12月份）后就不应该再收取佣金。证据七、中国联通财务报账系统，证明2018年9月-2018年11月，原告仍向被告支付佣金，2018年12月停止支付。但因被告渠道在恢复后未被及时停止，导致系统误判，于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又向被告支付了不该支付的佣金款项，共计362332.69元。证据八、佣金发放明细一份，证明被告因为违规被原告扣发佣金。被告八百通讯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第34条第9款规定，原告如果想处罚被告应当以正式文件为准，根据第79条规定，在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如果正式合作的话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对证据三被告并未收到，系原告内部文件，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并未交过该处罚费，也没有人通知被告交纳。对证据四系电脑截屏文件，被告并不清楚也没有告知被告。对证据五承诺书由于原告和被告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每次订立合同都是原告将被告的印章拿过去，对于印章被告不怀疑，但是被告并没有见过该承诺书，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六原告内部流程，被告不清楚。原告解释是暂时开通系统误判，这个理由不成立。这是2019年的，只能证明双方继续开展合作，被告始终认为与原告处于合作期间。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被告认为是正常的佣金发放并非不当得利。对证据八真实性不认可，这是原告财务统计的情况，该表倒数第三行之前是系统统计，这里显示的是手动统计，这个表是原告自行统计、手工调整。被告八百通讯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原告有为被告发放佣金的义务，双方合作关系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证据二、微信截图七张，证明2019年1月16日，原告客户经理陈某通知被告，因公司系统原因暂停发放佣金（并非原告说的对被告进行的处罚而暂停发放），此后，客户经理孙伟又主动通知被告恢复佣金的发放并要求被告提供发票的情况。证据三、原告要求被告开票的通知六张，证明原告对被告佣金的统计及要求被告开票的通知。证据四、增值税发票六张及完税证明七张，证明被告为原告开票的情况及缴税情况。证据五、被告为维护原告客户交纳话费统计七张，证明被告为维护客户，为客户垫付话费，此行为完全是为维护原告市场，保证客户在网。证据六、微信截图2张（联通主管孙伟与被告经营者**），原告主管孙伟通过微信与被告进行联系，并对被告代理其发放的空卡进行核查，这都是在2019年12月份，证明联通公司一直在对被告进行市场管理和领导，双方之间还存在代理关系。证据七、原告发展的静海区东城代理商押金统计截屏打印件，包括被告19家，被告缴纳7000元的押金，也是最近原告发给被告进行核实统计的，这是在合作之后要退还的，押金至今未退，在原告统计表中也显示被告缴纳押金在原告处，也证明至今双方存在合作代理关系。原告联通天津分公司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如果被告依据正常合同关系，原告应当向其发放佣金，但同时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违反实名制规定，原告方对其终止业务合作，被告也承诺一旦出现本条约定的情况，同意接受终止合作的规定。对证据二对于**与联通主管陈某之间的聊天不予认可。对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无法反映被告开具的发票系原告要求，被告方向谁开具发票是其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对证据五被告方提交的若干张A4打印纸既无法证明证据来源，也无法反映其存在，对真实性、关联性、客观性均不认可。对证据六真实性不认可，不符合证据形式。对证据七、如果被告在原告处有押金，被告可以根据合同行使相应手续，原告方现在无法就金额进行核实，对金额不发表意见，押金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也不能因此证明有任何正当理由收取原告方向被告支付的费用。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证实：证人原系原告公司客户经理，负责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后于2019年1月1日调动到和平分公司。因证人在静海工作时间比较长，故调动后陪同其接班人员孙伟将客户熟悉一下，到2019年1月18日后不再到静海来。2018年9月联通总部经过国政通核查时发现被告存在4户无法通过核验的情况，并下发通报到静海分公司，证人通过电话方式告知被告作出的处罚，并取消其代理资格予以清退，被告称知悉被处罚的情况也知道佣金停发的事情了，后因为原告公司需要进行渠道遗留业务的测试，被告也在2019年1月10日向我方出具了承诺书，故此申请给被告的渠道暂时恢复。支付被告的佣金是被告代理联通业务的服务费，如果是缴纳话费业务的话是一次性给付佣金的，其他的业务是均分成12个月给付佣金，而佣金的结算是天津分公司的系统核算出来的，新用户的开发在网情况也是考核佣金是否停发的标准，具体以我们单位的具体规定计算。原告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如下：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均是通过证人，原告了解的情况也是通过证人。对证人证言认可。被告八百通讯对证人证言质证意见如下：第一、证人身份问题，证人是原告的职工，和原告以及其本人有重大利害关系，都是证人一手经办的，证人本身不具有中立性。证据二、联通主管陈某就是证人本人，在被告提交证据二也说道因系统调整，暂停佣金发放到3月份。我打了报告要求恢复，与其陈述不符。原告提交的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性不认可，其次承诺书时间是2019年1月10日，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微信中陈某说的给我们恢复、调整是在1月16日，被告不清楚是否对其进行处罚、暂停的事情，故证人陈述与事实不符，故请求法庭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3日，原告（即本案原告）与被告（即本案被告）签订了业务代理合作协议及保密协议，业务代理合作协议第五条代理业务范围及代理方式，5.1代理业务范围约定：“甲方指定乙方在协议约定期间代收甲方客户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宽带、融合、移网及固网增值业务在内的电信；代理甲方在本协议约定期间指定开展的移网及固网业务产品”；5.2.2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限内乙方经营门店应遵守甲方各项关于营业厅的管理规定，并服从甲方管理、监督和指导”；第七条渠道拓展服务费发放方式约定：“乙方必须提供与企业法人或公司名称一致的银行账号。甲方以银行汇款方式将渠道拓展服务费电汇至以下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账号：95×××82；开户名：**”；第九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渠道拓展服务费、渠道支撑费用之前，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如实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提供的发票中价款应为不含税的净价，净价金额按照第八条所示的公式计算”；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项下代理业务的保证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元。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5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全部付清”；第十六条约定“甲方有权根据乙方在推广所代理甲方业务中发生的违规情况及给甲方造成的各项损失，扣除乙方保证金中的部分直至全部款项。甲方在扣除乙方保证金的部分或者全部款项后，及时通知乙方扣除原因及金额，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补足保证金”；第十八条约定“本协议届满或提前解除后，乙方应按规定结算相关费用及退回甲方所提供的物资和资料，并将客户资料交给甲方。甲方在扣除乙方所欠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实际发生且乙方尚未支付的各项费用、违约金以及甲方根据本协议及其附件的约定有权扣除的其他款项），结清甲、乙双方间全部应收应付账款后，应将剩余的保证金返还乙方”；第二十六条约定“甲方有权依照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对乙方履行客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以及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34.8条约定“甲方有权在与乙方终止合作三个月后，不再向乙方支付渠道拓展费、渠道支撑费用。因乙方发展质量或违规事件对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仍然保留追诉权利”；第34.9条约定“甲方有权结合市场发展竞争情况及公司任务指标导向调整上述处罚及管理方式，具体以甲方正式文件为准。”第三十六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业绩考核，有权按照本协议项下相关约定及业绩考核结果要求甲方支付渠道拓展服务费，并有义务向甲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及甲方要求的真是、有效的发票，同时自行承担相应税费”；第四十三条约定“按照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乙方负有对其发展的中国联通手机客户真实身份信息履行查验、登记的义。乙方为用户办理电话入网手续时乙方在为客户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下同）等入网手续，在与客户签订协议或确认提供服务时，必须如实登记客户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必须实现系统自动录入用户身份信息，停止人工录入。乙方须配备合规设备，通过系统实现自动录入未配备期间必须暂停办理用户入网手续。乙方为客户办理固话及宽带新装、移机业务时，必须按照客户提供的装、移机地址如实登记。”；第四十五条约定“乙方承诺并同意接受甲方对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的监督、检查。甲方有权按照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对乙方履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对违规行为进行认定：45.1.违规行为认定途径：经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通管局）检查发现违规行为并正式通报的，经四家公司互查发现的，经相关部门机构检查发现的，经相关部门、企业、个人举报、申告、投诉的违规行为并经联合工作组审核确认的。45.2.违规行为认定证据：违规所购买的电话卡、违规视频或录音、购卡人身份信息与系统登记信息对比不一致”；第四十七条约定“甲方一经发现违规立即终止业务合作，扣罚壹万元，同时将乙方列入渠道黑名单。乙方承诺并同意一旦出现本条约定情形，按时向甲方交纳壹万元违约金，并接受甲方终止合作的决定”；第七十七条约定“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通知或者其他通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任何一方以（1）当面递交；（2）传真；（3）特快专递；（4）挂号信；或（5）电子邮件之中任何一种方式送达对方，于对方收到之日视为送达”；第七十八条约定“双方约定，甲方的通知送达后，乙方以书面方式向甲方进行确认；乙方的通知送达后，甲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进行确认。任何一方的通知送达对方后，被通知方不进行确认的视为违规”。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依约履行。2018年9月联通集团总部对2018年1-7月新增移网用户抽样进行“国政通”（公安部身份证信息库）核查，发现被告有4户无法通过“国政通”核验。检查结果不通过原因均为姓名不一致，其中5月和7月各2户。2019年1月原告未向被告发放佣金。2019年1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申请恢复渠道清算。2019年2月至7月，被告按原告工作人员的提示，为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通过渠道清算系统领取了六个月的佣金36.23万元。原告8月份要求被告返还佣金36.23万元，被告拒绝返还，故成讼。本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的利益。对于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不当利益应当返还受损失的人。故本案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的362256.51元对于被告来说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即为本案的关键问题。现原、被告双方对原告给被告发放的362256.51元均无异议，但对被告是否合法取得暨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依法解除存在争议。依据双方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约定，本协议下的任何通知或其他通信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一方的通知送达后，一方以书面方式向另一方进行确认，首先，原告未向法庭提交符合双方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约定的书面材料。其次、原告方申请证人陈某（原告业务人员）出庭作证证实已电话通知被告方取消其代理资格，对于陈某证言，被告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系原告方工作人员，存在利害关系，另外证言与被告提供的其与证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一致，故对于证人陈某证实电话告知被告取消代理资格的证言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被告的承诺书以及原告内部的工作联系单等证据亦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合同已解除。另外，原告诉请被告返还的佣金，系原告佣金系统根据被告经营业绩自动生成，系正常情况下被告应得的报酬。被告确实在经营中存在违规行为，也理应依法依规受到管理部门的处罚，但因四笔“翻墙”违规行为，扣发其全部应得佣金也明显有失公平。原告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和格式合同文本的制定者无论是对于合同条款设定的公平性以及对合同的依法履行方面都应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起表率作用，而不是相反。现原告方提交法庭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已合法解除了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故原告诉请的款项不能认定为被告的不当得利，原告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34元，由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振亚审 判 员  李文有人民陪审员  刘学会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于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