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27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艳，女，汉族，1978年6月4日生，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永强，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36号。法定代表人：李锁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元莉，江苏苏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岸彪，男，1961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贤禹，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艳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基础公司）、马岸彪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欢迎使用“智卷系统”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391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曾艳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徐工基础公司对曾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系无效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无效合同的规定作出返还处理。主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理当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马岸彪与案外人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租赁公司）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徐工租赁公司虽已成立，但签订合同时未取得“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范围。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经银监会批准设立。融资租赁合同对主体的特殊要求，是由合同的特点所决定的，出租人必须有从事金融租赁的经营范围，否则，其签订的合同无效。据此，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应按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主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且担保人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本案遗漏应当出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徐工基础公司虽然声称取得了合同权利，但本案因案情复杂，包括租赁物瑕疵、租赁物下落、租赁期间有无变更重签合同等重要案情仍未查清，作为租赁合同一方的徐工租赁公司，理应出席法庭接受调查。且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性质，本就存在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另一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即徐工租赁公司与案件的查明事实和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通知应当出庭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有关通知另一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三、徐工基础公司未取得徐工租赁公司的合同权利，其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显然错误。1、《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法律对债权转让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本案中，徐工基础公司举证的特快专递信息表明，2018年3月邮寄的《权利转让通知书》的快递寄件人段元莉并非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送达地址并未经马岸彪和上诉人的书面确认，且均显示“查无此人”、“未妥投”字样，并非拒绝签收，快递单所写的收件人电话并非上诉人电话，不符合有效送达的情形。2、徐工基础公司据以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的权利来源除通知外，还依据《合同权利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合同权利转让给乙方，而该协议书列明“甲方为设备生产厂商，乙方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其角色错乱更能证实两公司工作不严谨，同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权利义务混同，两公司未按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转让金额支付义务，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的双方另行签订《分期销售合同》存在合理性。四、上诉人有充分的新证据证实徐工基础公司或者徐工租赁公司曾与马岸彪签订新的合同，变更租赁关系为买卖关系。上诉人仅是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人，未经上诉人书面同意，双方新发生的买卖关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归责于上诉人明显不公。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分期销售合同》影印件，系由徐工集团广州办事处主任高明辉提供，而高明辉在本案发生后，经上诉人询问，高明辉多次声明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已经作出变更，还主动向马岸彪索取新合同，由马岸彪通过微信将《分期销售合同》发给高明辉。因高明辉系徐工基础公司单位员工，《分期销售合同》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诉人因客观原因无力要求高明辉主动向法院反映事实，按证据规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或者由法庭依职权调查核实。2、本案发生后，上诉人曾艳向被上诉人代理人段律师以及被上诉人的法务部长袁部长了解，段律师和袁部长也口头承认公司与马岸彪确已通过新合同的方式否定了《融资租赁合同》。只是因为法务部未存档无法查找，但同意通过协商减免上诉人的部分法律责任。因上诉人拒绝在事实未查明的前提下承担法律责任而协商未果，被上诉人亦因上诉人未自愿承担担保责任而拒绝提供新合同。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不是一个具全国影响的大型公司的负责表现。五、两被上诉人以及徐工租赁公司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可以确认三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意图骗取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否则应认定国有独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重大渎职。1、怠于保护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和《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承租人马岸彪未如期交纳租金，未行使合同7.7条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涉案租赁物按约定仍归徐工租赁公司所有。该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应购买保险、应安装GPS定位系统，包括徐工租赁公司、徐工基础公司在内，均未向保险公司主张租赁物灭失的保险受偿权，亦未通过GPS进行查找租赁物或者锁车，有充足的时间和技术手段保护国有资产却未及时履职，明显不符合常理。2、怠于行使合同权利。徐工租赁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多处约定，出租人存在违约情形的，公司应当在5日内采取应对措施。马岸彪仅交纳首期租金及第二期部分租金，截止至起诉之日历经三年多，徐工租赁公司以及徐工基础公司竟然未向马岸彪主张交纳租金、行使单方解除权等合同权利，明显失职。3、马岸彪则更甚，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权的目的是用于研发，却至今未见马岸彪的研发行为和成果。马岸彪自称租赁物存在转杆多次断裂造成工程无法实施，却从未依法依约向出卖人主张索赔的权利。有充分的证据证实马岸彪另行签订新合同，马岸彪亦将新合同影印件转发给原徐工基础公司广东佛山负责人高明辉，却在法庭上拒绝承认事实。据了解租赁物为一大型机械，现所有权仍为徐工基础公司，马岸彪未履行合同义务却仍能占有租赁物，而徐工基础公司对明显构成侵占和合同诈骗犯罪的马岸彪，有GPS定位不查找，在诉讼中未提出租赁物的诉讼请求，属于故意放纵犯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两被上诉人与徐工租赁公司故意隐瞒了另行签订新买卖合同事实，意图隐瞒事实串通一气，致使无任何经济利益的上诉人承担巨额的担保责任，从而达到免除自身法律责任并强占租赁物的目的。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不清，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后公正判处。被上诉人徐工基础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维持原判。1、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是徐工租赁公司，其经营业务范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能够开展租赁业务，因此，在其经营范围内，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2、曾艳主张一审遗漏应当出庭的诉讼当事人也不能成立。上诉人认为徐工租赁公司应当出庭接受调查。在本案中，徐工基础公司提供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权利转让以及依法送达的证据，符合涉案合同及法律的规定。案件事实和证据能够充分证明马岸彪与曾艳相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因此，徐工租赁公司无论是否到庭，都能够说明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所约束的马岸彪与曾艳的合同义务，其二人应据此承担各自的相应责任；3、徐工基础公司依法向马岸彪及曾艳邮寄送达了权利转让通知书，依据涉案合同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权利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徐工基础公司以及徐工租赁公司在转让后履行通知义务时，符合法律规定，视为有效的通知。4、上诉人所述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徐工基础公司或徐工租赁公司曾与马岸彪签订合同，其在上诉理由中自己不能充分的确定是哪一方与马岸彪重新签订了合同。且在一审中徐工基础公司在法庭质证时已经说明曾艳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分期销售合同为复印件，且合同上面的内容字迹特别模糊，无从辨识，合同的主要条款并不能客观的证明该分期销售合同所约束的事实以及涉案设备与本案所述涉案设备有关，因此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5、如果上诉人有证据能表明徐工租赁公司及其他各方属于恶意串通，请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其主观臆测，没有相关证据支持。被上诉人马案彪辩称:1、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徐工租赁公司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马岸彪当时并不知情，因此租赁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请求法院根据本案的证据和法律的规定，依法作出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认定合同是合法有效，本案马岸彪当时的身份是韶关市磊砢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约行为，实际上是代表的是该公司的行为。所以即使是合同有效，相应的债务应当是由公司承担。2、关于遗漏当事人和权利债权转让通知书的问题，两个问题是有关联性。从徐工基础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当时马岸彪本人确实是没有收到通知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案的债权转让是否发生效力，请求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做出认定，如没有成功转让，那意味着当事人的遗漏的问题或者说本案的徐工基础公司的主体资格有问题。3、关于所谓的新合同上诉人的担保责任的问题。上诉人需要提供相应的变更的证据。从本案一审的情况来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法进行核实其真实性。即使能看清楚部分，也无法印证新合同和原来的合同所销售的是同一个产品。从合同条款当中也没法看出双方之间是将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性质变更为购销合同关系。4、关于合同变更的保证，保证合同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上诉人自愿签署。应当受保证合同的约束，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徐工基础公司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马岸彪支付徐工基础公司租金4613613.02元，利息损失1093126.12元，合计5706739.14元（利息以每期到期租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的2倍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后继续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决曾艳对徐工基础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马案彪、曾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2月24日，徐工租赁公司作为甲方（出租人），马岸彪作为乙方（承租人）共同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一份，编号XGRZ-07-201412-0544，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选定和要求与出卖方签订买卖合同。向出卖人购买租赁设备，并出租给乙方使用。融资租赁设备为XRYS1150型空压机，设备价款5000000元；合同第二条约定：设备租赁期限为自交付之日起36个月，即三十六期，首个月租金付款日为2015年1月23日；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履约保证金（金额为设备金额的5%，即人民币250000元）、手续费45000元；首期租金500000元。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乙方每月支付月租金139978元，第二款约定：乙方未按照本合同规定支付应付的到期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或未按时偿还甲方垫付的任何费用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日双倍利率支付迟延款项在迟延期间的利息，利息将从乙方每次支付的租金款项中首先扣除，直至乙方向甲方偿付完毕全部逾期款项及利息为止；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租赁年利率为7.5%；合同第十六条违约责任约定：如乙方不支付租金或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其他义务，出现根本违约时，甲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但甲方采取该措施并不等于免除本合同规定的乙方的其他义务。（1）、要求乙方立即付清部分或全部租金及一切应付款项；（2）、单方停止设备的运转；（3）、解除本合同，收回租赁设备；（4）、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同日，徐工基础公司与徐工租赁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徐工租赁公司向徐工基础公司购买了前述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设备。当日，徐工租赁公司作为甲方，马岸彪作为乙方，曾艳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第一条约定：丙方保证金额为乙方根据编号XGRZ-07-201412-0544的融资租赁合同向甲方应偿还的全部债务，包括设备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等其他应付款项；该担保合同第二条约定：丙方对上条所列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乙方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偿付设备租金及相应的费用，甲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丙方保证在接到甲方书面索款通知后10日内清偿上述款项；担保合同第二条约定担保期限为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六年；该担保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的担保金额随乙方偿还或丙方代为清偿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主债权、利息、费用的数额而相应扣减。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产品买卖合同》和《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马岸彪交纳了履约保证金、手续费、首期租金。徐工租赁公司向马岸彪交付了涉案设备。设备交付后，马岸彪仅支付第一期租金139978，支付第二期租金的部分35616.98元。截止租赁期满，扣除履约保证金250000元后，马案彪共欠到期租金4363613.02元，截止2018年3月15日，产生逾期利息1093126.12元。徐工租赁公司向马案彪、曾艳催要其拖欠的租金，但马案彪、曾艳未清偿该债务。2018年3月14日，徐工租赁公司将其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徐工基础公司，并向马案彪、曾艳按照签订合同时提供的身份信息地址寄发中国邮政快递予以告知。一审法院认为：马岸彪与徐工租赁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马岸彪签订合同时虽有多重身份，但并未向合同相对人释明涉案合同主体非马岸彪本人。该合同签订后，徐工租赁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马岸彪交付了合同标的物，已经履行完毕交付义务。马岸彪应依照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马岸彪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偿还租金及支付利息的责任。徐工基础公司诉请判令马岸彪偿还全部拖欠租金应扣除履约保证金250000元，实际拖欠租金为4363613.02元及逾期利息1093126.12元，徐工基础公司的诉讼请求有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依据，依法应予支持。曾艳作为担保人，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签字，自愿为马岸彪提供担保，应就该《保证担保合同》确定的义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就代偿部分向马岸彪追偿。曾艳辩称担保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及主合同已变更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无证据证实，其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其辩称出租人怠于行使权力，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曾艳作为担保人，出于保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就应该在主合同履行过程中尽到监督责任，及时督促主债务人履行义务。在马岸彪出现拖欠租金的行为时，担保人曾艳未及时提醒亦未代替主债务人清偿债务，自身放任损失扩大。因此，担保人曾艳应对马岸彪拖欠租金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徐工租赁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徐工基础公司并告知马案彪、曾艳债权转让的事实，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徐工基础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向马案彪、曾艳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马岸彪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所欠租金4363613.02元、利息1093126.12元（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后续利息以租金4363613.02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曾艳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750元，减半收取258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875元，由马岸彪、曾艳负担。二审期间，曾艳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企业信息查询资料，证明徐工租赁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取得融资租赁的营业范围，根据融资金融公司的管理办法，从事融资租赁是应当经过特许许可的，因此本案所涉主合同无效。2、李康、高明辉的录音资料五段，证明李康、高明辉都是签订合同时徐工集团在广州办事处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案案发后，上诉人通过电话向李康和高明辉了解，得知马岸彪已经和徐工公司另行签订了买卖合同及变更了本案所涉的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我方不持有，依照证据规则，应由被上诉人提供。经质证，徐工基础公司认为徐工租赁公司的工商登记在2017年7月28日变更前的内容有工程机械租赁、维修等，以及依法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展开经营活动，变更后增加了融资租赁业务，并不矛盾。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是其依法开展的业务范围之一，符合经营范围的许可。曾艳提交的录音形成于2018年7月16日，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前，不属于新证据。录音不能证明徐工基础公司与马案彪签订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变更了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更不能证明免除了曾艳的保证义务。马岸彪对徐工租赁公司的工商登记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请求法院依法认定。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中无法确定李康、高明辉的身份，也无法体现新合同客观存在，更无法证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变更为分期付款销售合同。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曾艳提交的徐工租赁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变更来看，2017年7月28日变更之前的业务范围包括工程机械的租赁以及依法必须进行批准的项目，即使徐工租赁公司在2017年7月28日变更经营范围之前，未明确列出其经营范围包含融资租赁业务，也不能证明徐工租赁公司无融资租赁业务经营资质。曾艳提交的录音内容无法体现双方交谈的内容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之间的关联性，故录音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3、涉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对债务人曾艳产生效力；4、曾艳主张的合同变更情形是否存在；5、曾艳主张徐工基础公司、徐工租赁公司与马案彪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曾艳主张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徐工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含“融资租赁合同”业务，违反了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据此涉案保证合同亦无效，曾艳对合同无效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曾艳提交的工商登记信息并不能认定徐工租赁公司在签订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时尚未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资质，且徐工租赁公司在2017年7月28日变更经营范围之前，公示的经营范围包含“依法必须进行批准的项目”等概况描述，不能以此认定徐工租赁公司不具备融资租赁经营资质。其次，判断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判断。本案中，没有证据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曾艳认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曾艳关于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对徐工租赁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徐工租赁公司亦非法律规定的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故一审法院未通知徐工租赁公司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定程序。三、关于涉案债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的问题。首先，徐工基础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的通知人为徐工租赁公司，该通知书上加盖了徐工租赁公司的印章，因此，应当认定系徐工租赁公司履行通知义务。其次，虽然徐工基础公司提交的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的邮件均被退回妥投，但在本案一审诉讼中，马案彪、曾艳均收到了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并且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作为证据进行了质证，应当认定涉案债权转让行为已经通知到债务人，对债务人马案彪、曾艳产生效力。至于徐工基础公司是否向徐工租赁公司支付了债权转让款，并不影响涉案债权转让行为效力。故曾艳上诉主张徐工基础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向曾艳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曾艳主张的徐工基础公司与马案彪就涉案设备重新签订买卖合同，未经曾艳同意，新发生的买卖关系不应由曾艳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徐工基础公司系依据马案彪与徐工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提起的本案诉讼，要求曾艳对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次，徐工基础公司、马案彪均不认可双方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重新签订了分期销售买卖合同。曾艳提交的分期销售买卖合同影印件所载明的设备明细，亦无法体现与本案诉争设备的关联性，不能证明系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从曾艳提交的电话录音中也无法体现徐工基础公司与马案彪就涉案设备重新签订了买卖合同。故对曾艳的该项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五、至于曾艳认为涉案合同约定，在承租人出现违约情形下，出租人有权行使解除合同、收回设备等权利，徐工基础公司及徐工租赁公司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徐工基础公司、徐工租赁公司与马案彪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徐工基础公司及徐工租赁公司在承租人出现违约时，有权选择行使权利的时间及方式，并不能以此认定徐工基础公司、徐工租赁公司与马案彪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综上，上诉人曾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50元，由上诉人曾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