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2民初10366号 原告：周智扬，男，196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笑蕾,上海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陈文葆，男，195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乐清市虹桥镇溪西路130-13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1455889926。 法定代表人：陈文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磊，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周智扬与被告陈文葆、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同年12月6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笑蕾、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磊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对被告提供的2004年2月12日的委托书便函是否为原件及原告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2020年1月2日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现场确认鉴定样本，原告周智扬撤回鉴定申请。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依法批准延长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智扬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判决2000年1月原告周智扬将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0.5%股权(出资额103598元）转让给被告陈文葆的股权转让无效；二、判决被告陈文葆返还原告周智扬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权，并予以工商变更，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予以配合。事实与理由：原告周智扬原在第三人处工作，被告陈文葆系第三人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1994年7月，原告向被告借款2.1万元入股第三人，第三人注册资本金700万元，原告持股0.3%。1996年8月，第三人用未分配利润增资至1200万元，原告的出资额同比增加至3.6万元，仍持股0.3%。1999年1月，第三人增资至2067.6808万元，原告以未分配利润26398元及另行向被告借款41200元增资第三人，原告的出资额共计103598元，持股0.5%。此后，被告表示原告的分红等应当优先用于归还其借款，原告要求被告公开财务资料和第三人盈利情况等，双方未达成一致。2018年上半年，被告通知原告，称第三人控股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申报上市，原告作为被告的原股东需要配合签署文件。原告经查询才发现自己名下第三人0.5%的股权已经于2000年1月转让给被告。原告认为，其从未和被告达成转让股权的合意，亦未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书，工商变更所需的材料系伪造原告签名。原、被告间的借款系另一法律关系，被告无权未经原告许可转让股权以抵扣借款。庭审中原告补充以下事实和理由：原告在第三人处任职时间自1991年至2001年2月。2001年1月31日第三人再次增资从2000多万元增资到5000多万元，是企业发展资金股东借款给公司作为增资款项。其他股东的持股同比增长，原告对之前的股权转让不认可，原告认为其出资额相应变更为25万元。增资到5000万元后，第三人又有两次增资，是现金增资，原告也有现金增资的权利，不在本案作为诉请。口头向被告表示要求同比例现金增资的权利。在第二项诉求确认返还的出资额为25万元。 被告陈文葆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答辩人原系第三人公司员工。1994年，出于关爱员工，答辩人借款给被答辩人用于入股第三人公司。2000年底，被答辩人提出离职，离职后，经与答辩人协商一致，其名下股权悉数转让给答辩人。2004年2月12日，被答辩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其父周新代为办理有关账务结算事宜。其父亲在核对了明细账后领取款项，并向第三人出具领款收据，收据系被答辩人父亲亲笔所写，用途说明一栏为“退股”。说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就股权转让一事已经达成合意。二、被答辩人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从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也从未主张过任何股东权利，履行任何股东义务。三、《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必须是公司职工；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公司章程有被答辩人签字。被答辩人清楚、知晓且同意章程的规定，股东自公司离职时股权自然退出。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也是类似处理。股东之间一个简单朴素的共识就是，股东离职了，股权就要退出。五、本诉已逾诉讼时效期间。诉争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2001年，应当适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中，股权转让已于2001年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并对外公示，且被答辩人在该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后再未参与公司经营、享有股东权利或者履行股东义务，被答辩人通过其父结算了相关款项。被答辩人对该股权转让行为系明知且认可的。因此，本诉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01年起算二年，而被答辩人于2019年才提起诉讼，显然已逾诉讼时效。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远超诉讼时效期间，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陈述称：一、原告原为第三人企业职工，对于其入职时间，无法查实，后出资入股。对于原告诉称事实与理由中关于1994年至1999年期间公司增资、原告的持股比及金额等内容与基本事实相符。但原告在其诉状中，刻意隐瞒其于2001年1月转让股权及于2001年2月份从第三人处离职的事实。对于相关事实经过，被告代理人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答辩，第三人认可被告的答辩内容。原告实际于2001年2月离职。当时考虑到公司章程第十一条及十二条明确规定，股东必须是本公司职员，且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故原告在正式离职前，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实现了章程规定的股权退出事宜。该股权转让事项，原告是完全知晓及认可的，符合章程规定并经第三人决议通过的，不存在无效情形。二、对于原告称自己于2018年才知晓股权转让事实，明显与事实不符，且逻辑上也无法自圆其说。第三人自设立以来，企业发展迅速，在涉案股权转让发生之时已经具有较大的体量。原告在离职前虽只持股0.5%，但也是重大财产，按照公司章程，结合企业收益情况，股东每年享有的分红亦是不菲的收入。原告在转让其股权并离职后，第三人从未向其发放任何分红，其也未在后续企业增资等重大事项中履行股东义务。若按原告所言，其确实不知晓股权已转让的事实，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从未向第三人主张股东权益，显然不符逻辑，更何况工商登记信息早已发生变化，对于原告诉称的伪造签名一事，也是不属实的，本案中不存在任何伪造原告签名的情况，股权转让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也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存在伪造签名一事。本案所涉第三人相应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恳请法院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出资证明书》，证明第三人原名为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1994年7月1日向原告发放《出资证明书》，证明原告出资21000元。证据二、1999年《验资报告》，证明1999年1月，第三人自1200万元增资至20676808元，原告的出资额从3.6万元变更至103598元，持股比例自0.3%变更至0.5%。证据三、《公司章程》，证明该份公司章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原告作为股东签字确认。证据四、2001年《验资报告》，证明2001年《验资报告》显示：“于2000年1月1日经公司董事会议作为股东股权变更事项讨论并决议如下：一致同意原组建股东周智扬股金103598元，。。。如数转让给陈文葆所有。”证据五、第三人工商信息，证明第三人曾用名包括：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目前第三人登记的股东不包括原告。开庭时补充提供证据六、2001年《公司章程》，证明该份章程于2001年1月1日期施行，签订于2000年底，原告作为股东签字，故可以知道第三人仍然认可原告的股东身份。补充提供证据七、2003年、2018年《公司章程》，证明：一是自2003年起至今的公司章程中，不再有原章程第十一、十二条的约定。二是第三人后经两次增资至1.5亿元，原告在被告返还出资额为25万元的股份后，将另行主张基于其增资的权利和股权，不在本案作为诉请。 在举证期限内，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告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于2001年2月离职，于2004年2月12日委托父亲到第三人处结算有关账务事宜。证据二、第三人账册节选，证明2004年2月14日，原告委托父亲与第三人核对，结算账务，包括原告股权转让款、向被告的借款等，经确认无误后，父亲代原告自第三人处领取“退股”款6398元，另外自案外人陈文义处领取10000元，合计16398元。证据三、领款凭证，证明同上。证据四、公证书，证明原告于2001年2月自第三人处离职，原告确认2004年委托其父亲前来办理股权款等结算事宜，原告认为款项结算有出入，原告对股权转让是确认无异议的。证据五、公司章程，证明该章程第十一、十二条规定，股东退离公司，股权自然退出。当庭补充提供证据六、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访谈提纲》、《证明》，证明：公司原股东倪孔徒、方灵福离职时也是通过将股权转让给被告的方式退股，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01年后，公司股东退股均以类似方式处理。补充提供证据七、领款收据4份，证明原告于1992年11月1日向华通无线电厂借款1万元，于1993年7月19日向被告借款1万元，于1993年12月3日向被告借款5000元，于1994年6月23日向被告借款1万元。 第三人对被告提出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供的《出资证明书》、《验资报告》、《公司章程》、第三人公司工商信息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2003年、2018年《公司章程》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原告于2004年2月12日委托其父亲（周新）到第三人处结算有关账务事宜的授权委托书便函，审理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对委托书便函是否为原件及原告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2020年1月2日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现场确认鉴定样本，原告周智扬经识别后对内容进行确认，认为不需要鉴定，当场撤回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原告父亲（周新）领取6398元的领款凭证及原告分别于1992年11月1日向华通无线电厂借款1万元，于1993年7月19日、12月3日、1994年6月23日向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借款1万元、5000元、1万元的4份领款收据，因原告本人均已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公司账册节选、公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访谈提纲》、《证明》，证据来源合法，可信度高，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合兴集团有限公司最早成立于1996年8月22日，其前身为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被告陈文葆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原告周智扬与被告陈文葆系亲戚关系，曾就职于被告陈文葆及其兄弟创办的上述企业。1992年11月1日原告周智扬向被告陈文葆创办的华通无线电厂暂借款10000元，1993年7月19日向被告陈文葆创办的虹桥人民无线电厂暂借款10000元，同年12月3日暂支差旅费5000元，1994年6月23日暂借款10000元。同年7月1日，被告陈文葆作为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法定代表人签名，向原告核发《出资证明书》，编号016，记载股东姓名周智扬，出资额贰万壹仟元整，企业名称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股金总额柒佰万元整，开始实行股份制时间为1994年7月1日。1999年4月16日，乐清市审计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报告内容为：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2067.6808万元。根据审计事务所的审验，截至1999年1月31日，公司投入资本867.6808万元，变更后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7027932.18元。其中：实收资本2067.6808万元，资本公积5647.18元，盈余公积3106305.84元，未分配利润3239171.16元。与上述变更后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52959264.75元，负债总额为25931332.57元。报告附件《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显示，投资者周智扬，注册资本变更前为金额3.6万元，比例0.3%；变更后金额10.3598万元，比例0.5%。 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1月1日和2001年1月1日实施的《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必须是本公司职员。公司优先发展对公司有贡献的员工入股。第十二条规定：经股权三分之二同意，公司可以扩充股份。经股权三分之二同意，股东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或者全部出资。股东可以退股，股东退股时，股金按账面金额计算，其股金在退出之日起不计利息，视公司经济状况一年内归还。股东退股，不享受企业公积金和其他福利待遇。股东一经退离公司，其股权自然退出。第十三条规定：公司对股东坚持按股分红，按股承担亏损的原则进行分配，从税后的利润中提取50%作为生产发展基金，并按出资比例记入股东名下；25%作为股金分红；15%作为公积金；10%作为职工奖励基金和福利保险基金用于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经营管理者的奖励和公司职工的福利保险支出。2001年4月5日乐清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报告内容为：公司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根据事务所的审验，截止2001年1月31日，公司增加投入资本3000万元，变更后所有者权益总额5437.62万元。其中实收资本5000万元，资本公积101.32万元，盈余公积161.26万元，未分配利润175.04万元。与上述变更后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10674.31万元，负债总额为5236.69万元。该报告附件（一）《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显示，投资者周智扬，注册资本变更前金额10万元，比例0.5%。变更后已无显示，投入资本变更前金额10.3598万元，比例0.5%。本次变更增减额为-10.3598万元，变更后金额和比例已无显示。投资者吴X泉、方X福，其变更后也无显示。2004年2月12日，原告周智扬便函致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便函内容为“本人已于2001年2月离职，现委托我父亲（周新）前往贵公司结算本人与合兴公司有关账务事宜，请予以接洽，谢谢！”。同年2月14日，原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对原告周智扬的股金及欠款进行结算，其股权净资产金额103598元，分别归还1994年借款入股本金21000元，1999年1月借款入股本金41200元，公司应退股金41398元。账上扣除原告以前年度向公司和陈文葆结转借款10000元和25000元，结余金额6398元。公司负责人陈文义在“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上签字“同意支付壹万陆仟叁佰玖拾捌元整，￥16398元正”。同日，原告周智扬父亲周新作为经手人，向第三人公司出具《领款收据》，领款金额为陆仟叁佰玖拾捌元整，￥6398.00元，收据用途说明栏写明“退股”两字。 2018年上半年，第三人公司为下属的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申报上市，根据上市流程，中介机构要对该合兴汽电IPO项目历史沿革进行尽职调查，对原持股人包括原告等人进行征询。此时原告周智扬认为自己还拥有第三人公司前身企业发放的《出资证明书》，2001年2月离开公司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以持有的股权现在工商档案里已查不到等理由，向第三人公司高管手机发送：“本人1999年1月起有合兴公司0.5%股权的由来说明及合兴公司私自变更本人0.5%股权”的书面短信，双方协商未成引发纷争。 本院认为，在判断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时，既要依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又要兼顾我国《公司法》的特殊规定，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三人公司章程对员工入股、退股条件、利润分配作了约定，被告及第三人当初为优先发展对企业有贡献的员工入股，借钱给原告入股企业，原告是明知的。1994年7月1日原告所在的企业开始实行股份制，正逢我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之时，被告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向原告发放《出资证明书》，以后原告的股金经过二次增资扩股，这个事实当事人之间是没争议的。2001年2月原告自己离职，第三人公司虽未及时注销原告的《出资证明书》，但公司依照1999年1月1日及2001年1月1日实施的《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将原告持有的股权作自然退出处理，按规定修改了股东名册中包括原告在内的有关股东及其出资的记载，并办理股权变更事项。2004年2月原告书面委托其父前往第三人公司结算账务，原告父亲与公司结算后出具《领款收据》，收据上注明“退股”二字，第三人公司财务账册至今尚保存结算的相关资料，说明原告退股的意思表示已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第三人公司有足够理由认为对原告已经作退股结算。被告作为公司大股东、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依公司章程受让该退股的股权，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其持有第三人公司0.5%股权转让给被告无效，要求被告返还公司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原、被告间的借款系另一法律关系，被告无权未经原告许可转让股权以抵扣借款。原告根据2001年4月5日乐清乐怡会计师事务所向浙江合兴电子有限公司提供《验资报告》，认为到2001年1月31日原告出资额相应变更为25万元，诉求确认返还的出资额为25万元。因原告于2004年2月已委托其父亲前往第三人公司结算其与公司有关账务事宜，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其他应付款—周智扬明细账”对原告周智扬的股金及欠款进行了结算，结余金额已由其父领取。结合本案发生的时间、行为的性质、目的、背景和认定的具体案情，原告的该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该请求已逾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智扬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372元，减半收取1186元，由原告周智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立雄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郑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