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106民初2416号 原告:蔡伏全，1963年12月14日生，汉族，户籍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勇，浙江灜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4051号八戒长春园区一层卡位9号。 法定代表人：郭洪新，总经理（女，1981年4月16日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岩松，吉林六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伏全诉被告吉林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伏全的委托代理人姜勇，被告吉林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岩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款项人民币8839719元，并承担直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从2018年7月14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7日，原告与吴某签订《演出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支付300万元演出费用，吴某安排演出嘉宾李总盛、梁咏琪、杨丞琳、信乐团、詹雯婷计5人，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时间2018年6月9日，演出内容为李总盛演唱歌曲3首、梁咏琪4首、杨丞琳3首、信乐团4首、詹雯婷3首。上述《演出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支付吴某演出费用×××0余万元。经吴某介绍，原告委托被告承办上述演出。2018年6月9日，演出顺利举办并结束。实际出场艺人为杨宗纬、梁咏琪、杨丞琳、Faye飞、信乐团、付笛声、李琛、刘凯计8人。2018年7月14日，被告向原告披露如下内容：1、演唱会是以被告名义举办，对外未披露原告是委托人。2018年6月9日演唱会名称：大爱群星之夜青春演唱会。2、演唱会票务实收：大麦网现金7525.60元，转帐770776.40元，收入小计算4778302元；散卖351119.40元。实收总计1129421.40元。3、未收回到期票务债权：吉林省装信装饰装修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2850000元，刘家大院11960元，武强17860元，合计2879820元。4、被告在5月10日到6月9日期间，将不同等级、价格的门票私自赠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亲友、企业等；赠与市局领导、经开大队、市委秘书长、省工商联、交通局、经开、公安、高新国税、文化、省汽联、高新国税局领导、商会、邮政银行、街道等。上述受赠对象，几乎涵盖吉林省、长春市的个人、企业、党政机关、事业、社会团体等所有的社会主体。累计4737张，票价总计4137206元。5、被告在5月24日到6月9日，交予公安、经开李部长、经开、消防、交通、文化、质检、国水五、地水五、文广局处长、苗省秘书长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及相关领导个人“公关票”。累计1729张，票价总计1857380元。6、被告在5月9日到6月9日，向吉林电视台乡村、地铁、交通之声、长春电视台等机构和个人“置换”演出票。累计8180张，票价总计1784172元。7、演唱会审批票数21000张，被告确认已实际销售（不包括赠票、置换票、公关票、票款债权）总计票数19313张，票总价8839719元（1×××45张（计8837819元）+10张（计1900元）+6058张（计0元）=19313张，1×××55张（1×××45+10）计8839719元（8837819元+1900元）。见原告证据第42页）。综上，原告认为，1.原告与被告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已支付演出费用300余万元，已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为2018年6月9日大爱群星之夜青春演唱会的投资人，演唱会的销售收益等，应由原告享有；2.双方微信中确认，被告是演唱会的执行人，受原告委托举办演唱会，盈亏与被告无关，被告享有冠名权，报酬为20万元；3.实收票款8839719元，被告应支付原告，并应承担利息损失。 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金额为8839719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1、第三方大麦网出票共计19313张，其中大麦网自销1841张，孵化基地销售6500张，剩票395张，销售包括大麦网自销和孵化基地销售计8180张，置换票2431张，赠票6466张，原告主张票数无事实依据，原告按票面价值主张金额没有事实依据，原告计算依据第三方大麦网出具，我方对该份证据有异议，后附一份详细票据构成，应以具体票据构成的张数及票据销售赠与类型认定本案事实。在被告执行本次演唱会活动时产生了实际其他支出的成本费用，应在原告主张的金额中给予扣除，原、被告之间是通过第三方武强介绍并开始开展执行事务的，即口头协商（整个过程都是武强在场负责谈的，包括原告确认的执行费用，只是未出具书面材料并签字确认），原告承诺给付被告受托执行费用300万元，执行费用应从原告主张的金额中给予扣减，如超出部分原告应向被告返还。 本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当庭进行了陈述及举证，原告当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演出协议书1份计12页，（复印件），第1-12页；支付凭证11份计9页，复印件，第13-21页。证明：2018年3月17日，原告与吴某签订《演出协议》一份，约定原告支付300万元演出费用，吴某安排演出李宗盛、梁咏琪、杨丞琳、信乐团、詹雯婷计5人，地点吉林省长春市，时间2018年6月9日，演出内容为李宗盛演唱歌曲3首、梁咏琪4首、杨丞琳3首、信乐团4首、詹雯婷3首，原告为涉案演唱会的投资人；原告已支付计演唱会明星款项282万元，总计已支付×××0万元（录音中有确认），原告为投资人。汇款凭证中是282万元，×××0万元与282万元的差额部分暂时没有凭证。 被告质证：该组证据系复印件，请原告出示原件，由法庭核实是否与复印件相符。如果为原件，该份证据为原告与吴某所签，且汇款人多不是原告本人，不知多笔支付款项是否与演出协议书相关联，且从该组证据显示收款人未支付相关税费。 2、微信截图一组，计19页，复印件，第22-40页。证明：郭洪新（微信昵称：大爱传媒郭鑫1×××XXXXXXXX）、武强、蔡伏全（昵称：上善若水）、吴某（昵称：濠见凯迪）等18人组成的“长春群星演唱会策划组”的聊天内容，原告出资300余万元演出费用予吴某安排演出明星，原告委托被告举办演唱会；被告指派武强安排执行酒宴、售票等演唱会事宜（见第26-31、34页）；21000张演唱会门票已销售完毕（与薛玉霞的录音相同对应，第38-40页），原告未能获取门票（31页）；被告确认原告为投资方，被告是执行方，盈亏与被告无关（见×××-34页） 被告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微信×××页体现截止本次演唱会举办前被告已经垫付200多万元。微信证据第38页显示现场看台还有3000空位，整个座位审批为21000个，说明实际出票座位约18000个。 3、《赠票、售票、置换票、公关票统计表》1份23页，复印件，第41到53页，证明：被告确认如下事实：1）未收回到期票务债权：吉林省装信装饰装修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2850000元，刘家大院11960元，武强17860元，合计2879820元；2）被告在5月10日到6月9日期间，将不同等级、价格的演唱会门票私自赠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亲友、企业等；赠与市局领导经开大队、市委秘书长、省工商联、交通局、经开公安、高新国税、文化、省汽联、高新国水五局领导、商会、邮政银行、街道等，4737张，总计4137206元；3）被告在5月24日到6月9日，交予公安、经开李部长、经开、消防、交通、文化、质检、国税、地税、文化局处长、苗省秘书长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及相关领导个人“公关票”，累计1729张，总计1857380元，是违纪违法行贿之犯罪行为；4）被告在5月9日到6月9日，向吉林电视台乡村、地铁、交通之声、长春电视台等机构和个人“置换”演出票，累计8180张，总计1784172元；5）演唱会审批票数21000张，门票为9个等级（A、L、B、C、D、E、F、G）被告确认已销售1×××55张门票计8839719元；6）统计表中“物料单”内容显示，被告现金及数十万元，“公司项目组运营费用200000元”，“备注：以上物料为演唱会预算，最终预算将根据实际发生实报实销”等（见第53页的最后计7行）。双方约定，原告支付被告执行演唱会的报酬20万元。备注中说明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 被告质证：1）对第41至44页的销售金额、赠票金额有异议，该份证据的出具单位为第三方大麦网，我方对该份票据中的销售数额、赠票数额、零售价、销售价均有异议，根据惯例及其他销售票据的参照，演唱会票基本没有全价销售的，均为折扣价销售或赠与，该份明细表中多为全价计算金额，故与事实不符。2）证据第45至51页中的票据出票类别及数量没有异议，但对明细、备注相关内容有异议，虽为赠票，类别与真实事实一致，但是表格附后的相关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3）对物料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物料单为被告在本次策划执行前提供，各项支出应以实际产生为准。各项金额及项目内容不能作为扣除被告成本的依据。 4、录音光盘一份、及录音文字稿各一份，计22页，复制件，第54-75页（现场人：蔡伏全、被告法定代表人、被告的执行总监薛玉霞）。证明：被告工地法定代表人确认2018年6月9日大爱群星之夜青春演唱会，原告是投资人，被告是执行人，演唱会收益是原告享有；2）审批门票为21000张，已实收到现金8839719元，债权计2879820元；3）行贿的事实；4）“赠票、售票、置换票、公关票统计表”的内容构成；5）武强是被告的合作方，受被告指示处理签订销售合同、出资门票等演唱会执行事宜。 被告质证：因本证据为录音，被告庭后听到录音内容后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5、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文化等演唱会资料一组，证明：2018年6月9日大爱群星之夜青春演唱会，原告是投资人，委托执行演唱会，被告是执行人，演唱会收益是原告享有。原告为演唱会支付了吴某数十万元的明星费用。支付的费用包含在原告举证的打款凭证中。 被告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陈述的证明收益归原告所有有异议，该份证据第43页显示原告授权被告筹办演唱会文化、公安、场地等各项事宜，就原告对该演唱会的所有承办事项的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提供的证据有： 1、票务总代理协议一份（系被告大爱传媒与北京鸿马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证明：被告将本次演唱会的票务系统服务出票销售均委托北京鸿马传媒公司即大麦公司承办，该公司收取8%的销售代理费。 原告质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合同项下的支付、履行包括发票等情况无法核实，即卖了多少如何结算的不清楚。 2、购票协议一份、收票单一份，证明：被告与吉林省装信装饰装修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签订购票协议一份，约定出售票据张数为6500张，销售金额为2850000元。该2850000元金额该公司未向被告支付。 3、广告投放合同一份、收据两张，证明：被告与长春市紫极广告有限公司签订微博广告合同，费用3万元，被告已经实际支付。 4、保安和同一份、邮政转帐凭证一份，证明：被告保安公司针对本次活动签订保安合同，被告实际支付105600元。 5、公众责任保险单一份、微信转帐记录一份，证明：被告为本次活动投保公众责任险，实际支付保险金2460元。 6、人寿保险合同公众责任保险合同一份、银行转帐凭证一份，证明：为本次活动被告支付公众责任保险8093.48元。 7、合作协议一份、广告发布协议一份、收据一张、银行转帐记录两份、乐器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微信支付凭证一份、广播广告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支付场地费27万元，LED支付3万元，支付舞台、技术服务费用70万元，乐器租赁费15000元、广告费用10万元。 8、银行转帐记录、微信转帐记录，证明：被告支付导演费3万元。 9、发电机组租赁费票据一张，证明：支付发电机租赁费2万元。 10、转帐票据两张，证明：被告支付广告费53539元、60312元； 11、微信转帐记录一张，证明：被告支付剪辑费用7500元 12、检票志愿者服务费票据一张（2万元），银行转帐记录三张（支付演职人员酒店费用3万元、58600元、48933.80元）、收条五份（支付演职人员机票及相关费用235634元）、完税凭证九张（被告为演职人员缴税25000元）、微信转帐记录一张（被告支付服装及伴舞费15330元）、银行转帐记录一份（被告支付牌匾广告费2万元）。 以上原告实际支付总计1916002.28元。 原告质证：涉案合同的收支凭证、发票均未提交证据复印件，原告无从核实，请被告庭后提交复印件一套，原告庭后核对。被告所称的上述合同履行情况无从证实，原告不清楚，要求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其中装信公司的285万元票款确有事实（但是否实际收取我方不清楚）。被告未提出反诉，仅为抗辩，与原告诉请的争议事实无关。 13、长春地铁广告发布合同一份、收据一份。 原告质证：待被告提交书面证据及证明目录，原告核对后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7日，原告与案外人吴某签订《演出协议书》，约定由吴某安排演出明星于2018年6月9日在长春市举办群星演唱会，由吴某给付所邀明星的出场费。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多次多笔向吴某支付明星演出费共计282万元。2018年4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书》，约定原告就信乐团、梁咏琪、付笛生等艺人于2018年6月9日到长春市经开体育场参加“大爱演唱会”活动的全程筹办事宜。委托被告公司为此次演唱会全程主办负责人，以原告的名义筹办演唱会、文化、公安、场地等各项事宜,原告支付被告委托费20万元。2018年5月2日，被告大爱公司与北京红马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即大麦网）签订《票务总代理协议》，约定大麦网为被告公司提供票务系统服务及出票、销售等票务服务。第二条第5项约定被告公司提供给大麦网不少于20张赠票。第四条第2项约定被告按实际销售总金额（现场销售除外）的8%向大麦网支付代理费。被告公司为本次演唱会的举办支出场地30万元、音响舞台70万元（其中转账45万元，现金25万元）、安保费105600元、保险11093.48元、艺人及随同人员路费235634元、税费（52000元，均为2019年5月25日开具发票）、住宿费137533.8元、广告宣传费253851元，导演费30000元、现场物料55330元。综上，被告共支出相关费用1881042.28元。演唱会后，经原、被告双方对账，共同出具《6月9日演唱会票务统计表》，载明通过大麦网出售门票共计1841张，778302.00元（包含2018年7月9日转账770776.40元、现金7525.60元）；被告自行出售门票8180张，181119.40元，以上两笔总计959421.40元。被告出售给“装修基地”门票6500张，价值2850000.00元、“刘家大院”门票价值11960.00元、“武强”门票价值17860.00元，三笔共计2879820.00元，但该三笔门票款未支付。该统计表下方手写部分书写：“全部演唱会对账资料是被告单独提供，待核对，原告有权异议。”以上门票根据座位位置不同而票价不同，实际出售价格均为票面价格的折扣价，折扣从五折至八折不等。原告认可演唱会共出票19313张，其中大麦网出售票数1841张、被告出售给“装修基地”6500张。原告现向被告主张1×××55（总票数19313-赠票6058）张门票的对应价款，庭审中，原告认可大麦网售出票数1841张；出售给“装修基地”票数6500张。 本院认为，2018年4月2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以原告的名义举办“大爱演唱会”，共计出票数19313张，其中通过大麦网出售票款778302.00元、被告自行出售票款181119.40元。被告出售给“装修基地”门票6500张，价值2850000.00元、“刘家大院”门票价值11960.00元、“武强”门票价值17860.00元，三笔共计2879820.00元，但该三笔门票款被告未实际收到。被告为筹备此次演唱会共计支持广告费、场地费、演员食宿费等各项费用1881042.28元。综上，此次演唱会实际收回及应当收回的票款共计3839241.40元（778302.00+181119.40+2879820.00），支出共计1881042.28元，即此次演唱会盈利1958199.12元（3839241.40元-1881042.28元）。双方约定，被告作为演唱会的执行方，原告给付被告执行运营费用200000.00元，故扣除该费用后，演唱会盈利数额为1758199.12元（1958199.12-200000.00）。 关于“公关票”，原、被告双方系委托关系。被告无权将门票以公关形式给付他人，被告给付他人公关票总计408张（原告认可“赠票”为6058张，《赠售情况备注表》中载明“赠票”为4737张、公关票为1729张，共计6466张，说明公关票中有一部分系原告认可的赠票，即“公关票”为6466-6058=408张）。原告庭审中认可赠票数量为6058张，但未举证证明每张赠票的票面价格，故无法认定剩余408张“公关票”的价格。本院认为每张门票的均价用大麦网已出售的票款除以已出售的票数所得结果来计算为宜，即408×（867295.00元÷1841张）=192208.8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公关票”票款192208.80元。综上，被告总计应给付192208.80元+1758199.12元=1950407.92元。 关于被告未收取的三笔票款2879820.00元，本院认为，原、被告系委托关系，双方约定原告支付被被告委托费20万元，被告应履行出售门票，同时收取票款的义务，但上述三笔票款被告未向购票方收取，被告应承担该部分损失。 关于利息，原、被告双方未约定票款收益的给付时间，双方亦未就该给付时间进行举证，应自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2018年11月19日）起计算。 原告认可大麦网出售票数1841张，其主张对应票款为867295.00元，但根据转款明细，扣除被告与大麦网合同约定的代理费后，大麦网实际向原告转账票款金额为778302.00元，故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吉林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蔡伏全演唱会票款1950407.92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给付）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1365.00元由被告吉林大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22354.00元，由原告承担5901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 薇 人民陪审员 郭 丽 人民陪审员 孙丽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姜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