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良，男，196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缙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缙云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缙云县黄龙路38号。法定代表人王正飞，县长。委托代理人李仁明，缙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小峰，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国良因与缙云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行初9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经阅卷及组织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陈国良于2001年12月30日与坑沿村经联社订立小脚岭红枣基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承包面积为26亩，但实际种植面积为40亩左右。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缙云县人民政府分两期征收壶镇镇坑沿村集体土地。其中丽水市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试点生态产业项目缙云县组团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收8.6274公顷，2017年度计划第十二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收坑沿村集体土地4.7968公顷，缙云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办公室及壶镇镇人民政府履行了征地告知、征地听证告知等程序，坑沿村分别于2012年6月24日、2015年12月18日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同缙云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工作办公室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两个批次上报审批后，分别于2013年1月23日、2018年3月19日经省政府批准征收。之后，缙云县人民政府分别于2013年2月1日及2018年3月26日发布了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陈国良因征收补偿事项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2015年8月23日，经协商，陈国良被征用的26亩土地青苗补偿费采用与其他村民同等价格的方式进行补偿并支付。陈国良表示同意解决方案并签订承诺息访书，承诺其提出的信访问题就此终结，今后不再上访。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庭审中，陈国良对其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其起诉的是缙云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即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载明的征收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国良的土地分两次被征收，本应根据行政案件一个行为一个诉的原则，分别针对两次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鉴于第一次征收土地的公告于2013年2月1日发布，陈国良起诉该征收行为早已超过起诉期限。第二次征收土地的公告于2018年3月26日发布，公告中载明了被征收土地使用权人可以自公告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故陈国良针对两次征收行为起诉，均已超过起诉期限，本案告知陈国良另行分别起诉已无实际意义。此外，案涉承包地的青苗补偿费事宜，在第一次征收行为发生后，陈国良即通过信访途径与征地实施单位达成一致，已全部领取了补偿款并承诺息诉罢访。现陈国良在实际获得补偿后，又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原审法院对陈国良的起诉，予以驳回。陈国良诉请缙云县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请求亦缺乏基础，一并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陈国良的起诉。陈国良上诉称：第一，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己领取青苗补偿款，且两次征收行为均己超过起诉期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所谓青苗补偿是被上诉人强行占地损毁果树，所支付的果树赔偿金，起诉状上就已写明，上诉人提交的息访协议中也已写明，再结合开庭前上诉人提交的补充证据（即与镇政府协商时录音），也能证明承包地在2015年时仍未被批准征收。被上诉人另案答复说上诉人的承包地已分两个批次征收，但从未有相关人员告知相关情况，也没有按征地程序对上诉人承包地进行调查测量、登记、确认，上诉人也没看到过任何征地的公告，直到现在案涉地块仍然由上诉人种植。2018年9月上诉人部分承包地被强行填方，上诉人向缙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寄《查处土地违法行为申请书》，没有得到回复。后在青田县法院另案行政诉讼中，缙云县国土资源局答辩告知承包地已被征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可以从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还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的承包地在征收范围，起诉期限也应从上诉人收到（2019）浙1121行初36号案件答辩状之日，即2019年4月份起算，故上诉人并未超过起诉期限。被上诉人提供的浙土字F[2012]-0043号与浙土字A[2017]-0322号批文，没有提供实地调查与登记数据确认表、卫星测量数据表，不足以证明征收范围包括上诉人承包地。第二，一审认为第一次征地行为发生后，上诉人就已经全部领取补偿款，现又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是自相矛盾。上诉人起诉时就已说明2015年领取的是青苗赔偿款，不是补偿款，两者是不同的概念。由于案涉土地并未被批准征收，案涉地块继续由上诉人种植管理，上诉人也重新购买了果树种植。而且一审也已查明，案涉地块实测面积有40亩以上，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青苗是按实补偿。法院裁定认为案涉承包地分两个批次征收，现在又说第一次征收就领取了全部补偿款，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第三，上诉人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也未对事实进行核实。上诉人起诉时就提交了五组证据，庭前又提交了一组证据，但一审裁定书上未提及后两项证据。而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核对其真实性就完全采纳，导致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缙云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其起诉的是缙云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即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载明的征收行为。上诉人的土地分两次被征收，应针对两次征收行为分别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地块征地补偿公告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8年3月26日发布，故上诉人无论就哪个批文提起诉讼，均已过起诉期限。而且上诉人对其承包地已经享受补偿利益，并承诺息诉罢访，现又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以不知道答辩人征收行为为由，认为其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答辩人分两期征收壶镇镇坑沿村集体土地，其中丽水市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生态产业项目缙云县组团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收8.6274公顷，2017年度计划第十二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收坑沿村集体土地4.7968公顷。缙云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办公室及壶镇镇人民政府履行了征地告知、听证告知等程序，坑沿村分别于2012年6月24日、2015年12月18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并同缙云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工作办公室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两个批次分别于2013年1月23日、2018年3月19日经省政府批准征收。答辩人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8年3月26日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上诉人曾于2013年起因征收补偿事项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经协商，上诉人被征用的26亩承包地青苗费采用同其他村民同等价格的方式进行补偿并支付，上诉人表示同意解决方案并签订承诺息访书。2.上诉人关于领取的是“青苗赔偿款”而不是“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答辩人的征地行为是向坑沿村作出，坑沿村同缙云县房屋与土地征收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答辩人已将征地补偿款打入坑沿村的集体账户，上诉人已经享受了被征收承包土地的权益。至于上诉人称自己是只领取“青苗赔偿款”而未领取征地“补偿款”，这与答辩人的征地行为并无关联。因与答辩人发生征地关系的主体是村而非个人，其即便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也与其现所称的起诉利益不属同一性质，该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理，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缘起于上诉人陈国良诉请确认被上诉人缙云县人民政府征收其承包地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损失，首先，由于征地行为由征地批复、发布征地公告、进行征地补偿登记、签订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责令交出土地等一系列行为构成，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陈国良对其诉讼请求进行明确，上诉人明确其起诉的是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载明的征收行为。但公告载明的征收审批行为系由省政府作出，本案上诉人陈国良以缙云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次，在案证据显示，就案涉承包地征收的青苗补偿问题，上诉人通过信访途径与征地实施单位达成一致，已全部领取了补偿款并承诺息诉罢访。现其在实际获得补偿后，又针对征收行为提起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陈国良的起诉，该处理并无不妥。上诉人陈国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判决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钱建军审判员  沈 妙审判员  夏祖银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亦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