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再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益成，男，197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勇，山东金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加工区河南路北。法定代表人：李颖，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杨益成因与被申请人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鲁06民终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7）鲁06民申35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益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学勇，被申请人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益成的再审请求：撤销（2017）鲁06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政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认定一审对杨益成认可的烟台杰尼萨罗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所作调查笔录，与杨益成的主张相矛盾，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无论是证据交换还是庭审质证，杨益成从未认可一审对所谓的有“王某”签名形成的调查笔录。一审庭审中，杨益成一方明确表示涉案800万元款项系杰尼萨罗公司借用杨益成账户用于偿还杨益成的借款。故二审认定杨益成认可一审对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所作调查笔录，继而认为杨益成的主张与该调查笔录相矛盾、杨益成的主张证据不足，该部分事实认定明显错误。2、二审认为杨益成提供的杰尼萨罗公司与王贵斌之间的房屋买卖、抵押，杨益成与杰尼萨罗公司之间的借款及款项的走向、支付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与政通公司之间关于800万元的性质，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杰尼萨罗公司作为债务人与杨益成之间存在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涉案800万元系杰尼萨罗公司借用政通公司账户偿还杨益成的借款及赊账购房款，杨益成在收款当日即向案外人刘某转账4053360元，用以支付王某之前的购房欠款，剩余款项与杰尼萨罗公司此前向杨益成举债400万元数额大致相当。3、二审认定一审对于杨益成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证言均进行核实，与杨益成所要证实的事实存在出入是错误的，且没有证据支持。4、二审认定杨益成主张政通公司不具有出借1400万元的能力证据不足，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杨益成已举证证明2014年前后政通公司以年利率36%至43.2%等高息对外举债，经法律文书确认的有2300余万元，这种情况下，政通公司不具备对杨益成出借1400万元巨款的经济实力或者能力。涉案800万元转账行为发生之后，政通公司仍然不断地向杨益成归还多笔款项。2014年7月11日杨益成与政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对账，确认2014年7月11日前，两人所有款项已结清，无任何经济纠纷。5、二审认为杨益成提供的龙口市三和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与其之间业务情况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从杨益成提供的证据，结合宋某在（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案庭审中的陈述，以及该案民事裁定的认定，可见涉案600万元就是三和公司借用政通公司账户用于偿还杨益成的借款。6、2016年杨益成与政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之间的短信往来，以及姚喜奎作为受害人报案，举报杨益成故意伤害案的有关侦查笔录，能够证明政通公司并没有向杨益成出借本案所涉1400万元款项。(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1、本案中所谓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与三和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杨益成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直接关涉查清上述两份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直接涉及判断一审对所谓王某、宋某形成的调查笔录内容是否真实，政通公司是否对杨益成享有1400万元债权的关键事实，一、二审未调查收集，导致本案关键事实真伪不明。2、二审对杨益成提出的要求本案关键证人王某、宋某出庭接受质询，置若罔闻。一审分别对署名“王某”、“宋某”的二人所作调查，不属于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该人是否系王某、宋某本人无法确认，证据来源不明。且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17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该“王某”的陈述与其司机张临伟，会计兼保管周某的证词明显矛盾。“宋某”所作陈述更是与其在另案中的当庭陈述前后大相径庭，说明两人所作证明内容不实，依法不应采信。3、二审未根据杨益成的申请，依职权到龙口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因政通公司及姚喜奎涉嫌虚假诉讼案，公安机关对宋某、王伟、刘某等所作的笔录，到龙口地税局调取政通公司涉嫌偷逃税款案税务机关所作的答复或者处理决定，导致本案许多重要事实无法查清。(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中，政通公司与杨益成从未订立借款合同，出具债务凭证，也从未达成借贷合意，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杨益成已经证明其分别对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享有与涉案款项大致相当的债权。政通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在政通公司，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颖或者姚喜奎本人未到庭，导致关键事实无法查明，政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工商登记显示，政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2月10日之前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姚喜奎，之后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颖(与姚喜奎系夫妻关系)。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姚喜奎、李颖对外举债，亦由政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姚喜奎、李颖夫妇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两人也不能证明政通公司财产独立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姚喜奎对政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杨益成与姚喜奎之间关于两人所有款项已经结清的对账单效力当然及于姚喜奎所在的政通公司。杰尼萨罗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三和公司负责人宋某在本案中所作陈述虚假，与现有证据明显矛盾。一、二审采信王某、宋某在本案中所作不实陈述，有损司法威严和审判公信力。被申请人政通公司辩称，既然已经认定了是虚假诉讼，改判就改判吧。原告政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杨益成偿还借款1400万元及逾期利息。事实与理由：案外人姚喜奎与李颖系夫妻关系，杨益成与案外人姚喜奎系朋友关系，均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二人素有借贷业务往来。2013年9月8日，杨益成因对外拆借业务资金不足，向姚喜奎借款，姚喜奎述称本人没有资金，公司有款，如果要借可以向公司去借，但此事姚喜奎说自己不能做主，应当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去借，在此种情况下，杨益成向政通公司借款，并口头约定月息2分，双方谈好后，政通公司要求杨益成立借据，杨益成称其和姚喜奎是多年的好友，立借据有伤感情，且打款凭证就是借据，借款很快就还。政通公司相信杨益成所言，于是在2013年9月10日通过银行打款800万元给杨益成，杨益成按约定到期支付利息；2014年2月13日，杨益成又向政通公司借款600万元，理由是资金没有收回来，口头约定月息2分，政通公司通过银行转款600万元到杨益成指定的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账户。杨益成在借到款项后，开始每月都支付利息。2015年双方因借款的偿还问题发生纠纷，杨益成非但不还钱还将案外人姚喜奎打伤。杨益成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政通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政通公司所述不是事实，政通公司的起诉书所述的事实纯属捏造。其一，通过对政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明确得知，截止2013年12月10日，所谓的案外人姚喜奎仍然是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合法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杨益成在2013年9月8日先向姚喜奎借款，在借款不成功的情况下，又根据姚喜奎的指示向政通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协商借款的事实。其二，800万元借款，这对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是小额款项，借款的手续要齐全，约定的利息要明确，这是任何出借人都不可能忽视的问题。政通公司在诉状中称案外人姚喜奎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对如此大额的借款，不管是政通公司2013年12月10日前的法定代表人姚喜奎，还是政通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李颖，在杨益成一没有出具借据，二没有书面约定利息，三没有书面确定何时归还，四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仅仅凭杨益成称“其与姚喜奎是多年朋友，立借据有伤感情，且打款凭证就是借据”这样的话，就轻易的将800万元借款打入杨益成账号内，如此低级的错误显然不符合借款常规，更何况姚喜奎系常年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人员，将打款凭证当成借据更是违背基本的借款常识。其三，从2013年9月10日开始杨益成从未按月息2分支付800万元利息，而政通公司却自称杨益成按约定，到期支付利息。政通公司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其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该800万元款项从政通公司账号内转入杨益成账号内的事实是：杰尼萨罗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曾在2013年9月8日前向杨益成融资达几百万元，后该公司为了扩大生产及偿还融资，联系了龙口国开南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村镇银行）申请贷款，但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抵押才能放贷，该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找到杨益成，杨益成通过朋友王伟联系到王伟的父亲王贵斌名下有一套房屋要出卖，于是王某代表该公司与王贵斌夫妻二人以680万元的价格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鉴于该房屋原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支行办理了抵押担保贷款手续，贷款金额约为352万元，若要房屋买卖成立，必须还清银行抵押贷款，于是为了顺利买下该房屋，由王某找到案外人刘某，先从刘某处借款352万元，并约定，在刘某处借的款转由王伟的父亲王贵斌偿还该楼房的抵押贷款，在龙口市房产局解除抵押后，该公司用该房产作抵押，从南山村镇银行贷款800万元。贷款完毕后，从贷款额内偿还该借款及借款利息。而根据南山村镇银行的规定，大额贷款尽管有抵押担保也必须说明贷款的用途，因此杰尼萨罗公司根据银行要求与政通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提供给南山村镇银行，南山村镇银行经审查认为杰尼萨罗公司符合贷款条件，于2013年9月10日将800万元贷款付给该公司。同时，为了使该款能够用于申请贷款时的用途，由银行工作人员现场监督，该公司直接将800万元转至政通公司账号内。而后，政通公司根据杰尼萨罗公司的要求于同日将该款又转至杨益成账号内，杨益成经该公司同意，转给刘某405万多元，用以偿还购买楼房时向刘某的借款及利息，余款作为该公司偿还杨益成的借款（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政通公司从其账号内将800万元转至杨益成账号内根本不是政通公司向杨益成出借的款项，其转入杨益成账号内的800万元系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为了扩大生产从银行的贷款用于偿还其部分融资款及购楼款，其账号只不过是杰尼萨罗公司为了方便贷款，而临时借用的一个账号，根本不能作为政通公司向杨益成出借800万元款项的载体。关于政通公司在诉状中谎称2014年2月13日杨益成又向政通公司借600万元的问题，亦不属实。其一、杨益成从未在2014年2月13日向政通公司借款600万元。其二、未指定案外人孙庆利提供银行账号用于向政通公司借款，政通公司将600万元款项汇至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账户，根本不能证实该款项系政通公司出借给杨益成的事实。另外，政通公司在诉状中谎称2015年双方因借款返还问题杨益成将案外人姚喜奎打伤，更是无中生有，杨益成从未因该所谓1400万元借款问题与案外人姚喜奎发生过纠纷。二、政通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作为双方形成债权债务的证据。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银行之间的转账手续不能单独作为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政通公司在诉状中称，杨益成在2013年9月10日借款800万元时很快就还。而在杨益成没有还清的情况下，政通公司为何在2014年2月13日又借款600万元给杨益成，而且不需要杨益成出具任何借款手续？这种违反常识的行为只能证实，政通公司对杨益成提起的诉讼完全是恶意的虚假诉讼，且在诉前申请法院采取一系列保全措施，目的就是干扰杨益成业务的正常开展，鉴于政通公司的上述行为给杨益成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杨益成在本次诉讼完毕后，保留向政通公司主张赔偿相关经济损失的权利。政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和述称的事实成立，向一审法院举出下列证据：一、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证实政通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通过中国银行龙口支行20×××65银行账号打款800万元给杨益成。二、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实杨益成收到800万元，杨益成的开户行为招商银行龙口支行，账号为：62×××17。三、政通公司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购销合同（复印件）及收据各一份，证实政通公司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实双方已经按合同履行。四、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证实政通公司于2014年2月13日通过政通公司20×××65银行账号打款600万元给杨益成指定的案外人孙庆利。五、中国银行进账单（复印件）一份，证实案外人孙庆利收到600万元。孙庆利的银行卡号为：22×××92，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六、政通公司与案外人三和公司设备采购合同书（复印件）、收据证明各一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证实双方已按合同履行。审理过程中，政通公司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主张及述称的事实成立，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和调查了以下证据：一、南山村镇银行的电汇凭证，该凭证载明：2013年9月10日杰尼萨罗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南山村镇银行的账户800001001004600006761电汇800万元到政通公司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的账户，账号为：20×××65。二、政通公司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在南山村镇银行存档的购销合同：合同载明双方需要购货的品种、数量及款项给付等事项。三、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与南山村镇银行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贷款金额800万元、期限12个月、贷款用途为购买面辅料及成衣等事项。四、一审法院根据政通公司的申请，在调取上述证据期间依法对南山村镇银行的信贷部经理于挺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于挺向法院明确表明了从该行所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述称：南山村镇银行根据合同发放贷款到杰尼萨罗公司，由该公司将款项汇至政通公司的账户支付货款，此款必须按合同要求的用途使用，不得挪作他用。且该银行对所购货物进行核实，符合合同约定用途。五、一审法院根据政通公司申请依法对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进行调查，案外人王某称：杰尼萨罗公司和政通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给了一部分货款，合同签订后通过银行贷款给了800万元货款，该笔款项就是货款，与本人的其他借款、购房款等没有任何关系。六、案外人三和公司与中国银行龙口支行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贷款金额600万元、期限12个月、贷款用途为购买废旧设备等事项。七、案外人三和公司的提款申请书，载明：三和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开立的账户为22×××03打款600万元到政通公司账户，账号为：20×××65。八、政通公司与案外人三和公司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存档的设备采购合同：合同载明双方需要购货的品种、数量及款项给付等事项。九、一审法院根据政通公司的申请，在调取上述中国银行龙口支行的相关证据期间依法对该行的信贷部经理王辛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王辛向法院明确表明了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述称：中国银行根据合同发放贷款到三和公司，由三和公司将款项汇至政通公司的账户支付货款，此款必须按合同要求的用途使用，不得挪做他用，同时贷款人对贷款使用情况要进行监管。十、一审法院根据政通公司的申请对案外人宋某依法进行调查，宋某称：三和公司和政通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时给了一部分货款，合同签订后通过银行贷款给了600万元货款，后来的货款陆续还清，该笔款项就是支付政通公司的货款，与本人的其他借款没有关系。政通公司对一审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政通公司对法院调取证据没有异议。调取的南山村镇银行电汇凭证、存档的购销合同、贷款合同三份证据能够证实贷款用途、提款条件、贷款人监管贷款使用，而且贷款人在监管过程中未发现借款人违规使用贷款。调查的南山村镇银行工作人员的笔录与上述三组证据（证据一、二、三）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政通公司款项的合法来源。证人王某的陈述，证实800万元为货款，同时王某的述称还能够说明杨益成在答辩中的关于转账405万元给案外人刘某用于偿还购楼款的陈述不成立。调取的三和公司和中国银行的贷款合同、提款申请书、银行存档的设备采购合同证实政通公司600万资金的来源、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金使用监管情况。法院调查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的笔录与上述三组证据（证据六、七、八）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政通公司600万款项来源合法。法院对宋某的调查笔录证实600万元为购买设备款而不是用于偿还其本人的借款，宋某的陈述与杨益成的主张不一致。杨益成对政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杨益成对政通公司提交的2013年9月10日800万元及2014年2月13日600万元的两份银行对账单、800万元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600万元的进账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杨益成认为政通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实杨益成向政通公司借款1400万元的事实。二、杨益成对政通公司提交的与杰尼萨罗公司的购销合同、收据有异议，认为贷款在2013年9月10日，收据在2013年9月11日，明显存在后补收条的事实，且政通公司对货物来源未提交证据证实也没有提交产品的会计凭证，这足以说明购销合同不具备实际履行的能力，同时也不能证实800万元归政通公司所有。三、杨益成对政通公司与三和公司的设备采购合同、证明收据有异议，认为这两份证据既不能证实政通公司述称的事实成立，也不能证实相互之间存在关联性。四、杨益成对法院调取的南山村镇银行800万元电汇凭证、中国银行600万元的提款申请书，认为这仅是应银行要求借用政通公司的账户。五、杨益成对法院调取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的购销合同、与三和公司的设备采销合同认为仅是为贷款使用，没有实际意义。六、杨益成对两份贷款合同本身没有异议，但法院对两家银行的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杨益成认为银行仅是形式要件的审查，并不审查合同的相对方，只要形式要件和银行的规定相符，银行就发放贷款，即贷款人所要支付货款给出借人的记录，调查笔录只是说明政通公司账上的资金是通过银行贷款转入的，至于资金是否就是政通公司出借给杨益成的借款，银行并没有说明，因此调查笔录与出借款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政通公司的主张。七、杨益成对王某的调查笔录，认为王某在法院的调查中对买楼款的偿还情况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说明，相反杨益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王某利用购买案外人王贵斌的楼房在南山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反担保后，杰尼萨罗公司才能从南山村镇银行贷到800万元，进而杨益成提交的其他证据证实王某所述称800万元为货款不成立，其实际就是归还借款。八、杨益成对宋某的调查笔录，认为宋某应当到庭，未到庭，其陈述不应采信，且宋某的陈述是虚假的，宋某的陈述与其在龙港法庭(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民事案件的庭审调查自相矛盾。杨益成为证实其主张和辩称的事实成立，举出下列证据：一、政通公司在工商部门的企业登记信息，证实政通公司的企业法人在2013年12月10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企业法人由姚喜奎变更为李颖，证实政通公司在诉状中所述称的“杨益成找姚喜奎借款，姚声称自己不能做主，应向公司法人去借”这一说法不能成立的。二、杰尼萨罗公司的代表王某及其父亲王竹青与王贵斌夫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刘某于2013年8月30日转款到王贵斌之子王伟账户交易明细表一份，两份证据证实杰尼萨罗公司为从银行贷款所进行的房屋买卖、用该房屋进行抵押贷款的事实证实贷款之后，所贷款项用于何种目的的事实。三、龙口市房管部门出具的涉及杰尼萨罗公司购买王贵斌的房屋的买卖合同成立后，于2013年8月30日解除抵押登记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实房屋买卖用于该公司从银行贷款进行抵押已经履行的事实。四、杨益成从王贵斌处借用的欠条证据一份，杨益成述称该份证据是2013年9月7日由杰尼萨罗公司、王某出具给王贵斌之子王伟，证实该公司购买王贵斌夫妇二人楼房进行银行贷款楼房款项的约定。同时证实贷款800万元之后，该贷款应支付购楼款给卖方王贵斌的事实。五、杰尼萨罗公司在2013年9月10日从杨益成处借款交易明细清单一宗，证实杰尼萨罗公司借杨益成400万元进行融资的事实。六、杰尼萨罗公司的原法人代表高永峰证明一份，证实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王某、实际控股人也是王某。七、银行交易清单一份，证实杨益成在收到800万元后转款4053360元给刘某。证实杨益成是根据杰尼萨罗公司与王贵斌的购房合同的约定所应支付的购房款，证实800万元并非是杨益成从政通公司处的借款。八、庭审中，杨益成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述称：王伟向证人说要卖房，但房屋在民生银行有抵押，想卖房要先解除抵押，王伟找证人借钱，当时王伟是和王某一起去的，王伟借钱并出具借条。王伟说他的楼卖给王某后，王某的钱到了王伟的账上就还钱，又称：王伟说王某的钱可能通过杨益成转给我，转了400多万元，多转了40多万元，多出部分，证人转给王伟。以后在没有通过他转款给王伟。九、庭审中杨益成申请证人周某出庭，周某称：2013年下半年没有进900多万的面料，述称其是杰尼萨罗的保管兼会计，公司的账目让王某的父亲拿走了。十、案外人宋某出具的借据5份，证实案外人宋某借杨益成620.50万元。十一、杨益成与三和公司资产买卖协议，证实三和公司将资产卖与杨益成所有。庭审中杨益成为进一步证实其主张和辩称的事实成立，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和调查以下证据：一、调取龙口市房管局登记的王贵斌名下的房产抵押登记、解除抵押登记、在南山担保公司反担保抵押合同等信息，房管局登记的信息内容和杨益成的辩称相同。二、调取一审法院龙港法庭（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庭审材料，杨益成在诉状中称：其与三和公司、宋某及其妻子蒋翠香签订土地买卖协议，三和公司和宋某、蒋翠香没有履行合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及赔偿违约金。宋某等在龙港法庭的庭审中称，当时通过本案政通公司的账户转款600万元偿还了杨益成的借款，对此宋某等当庭提交中国银行的进账单（复印件），杨益成的代理人对该份证据质证称，该份进账单是三和公司和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的关系，与杨益成没有关系。宋某庭审后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银行转款凭证。三、调查案外人孙庆利在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购销合同上的签字情况，孙庆利称：其与杨益成是朋友，签字是为了替朋友办事，担心王某贷款下来后不还杨益成的借款，称政通公司汇至其账户的600万元是代杨益成收取三和公司的借款。四、调查案外人王伟房屋买卖的情况，王伟称：借刘某的352万元是其本人所借，并出具借据，王某在南山贷款还房款，共还了680万，都是从刘某处还款，至于谁打给刘某，不清楚。杨益成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认可政通公司打入孙庆利上的账号上的600万元由孙庆利转到杨益成账户，述称此款是三和公司贷款后应偿还给杨益成的借款。政通公司对杨益成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杨益成提交证据，政通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对工商登记信息：政通公司认为，在工商登记变更前，在企业经营中李颖系主管经贸业务法定代表人、姚喜奎系主管运输业务法定代表人，实际变更在前，工商变更在后，借款时李颖已是主管经贸业务法定代表人。二、对王某与王贵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政通公司认为，其一，对双方的买卖合同真伪不知情，且房屋至今没有过户到买方名下，杰尼萨罗公司是以卖方的房屋抵押贷款，是以实物抵押而不是以买卖合同所享有的债权作为抵押物、为贷款的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其次，刘某与王伟之间交易明细未载明交易金额，反映不出款项流转性质，且二人的证据相矛盾。三、对房管部门的证明：政通公司认为，买卖合同享有的债权不能作为抵押标的物，实际上杰尼萨罗公司贷款时是以卖方房屋而不是对买卖合同所享有债权作为抵押物为贷款担保提供反担保。四、对杨益成从王贵斌处借用的欠条：政通公司认为，欠条无法证实杨益成所述称的事实：“杰尼萨罗公司贷款800万元，在贷款成功后，该贷款应该支付给卖方王贵斌的事实。”五、对杰尼萨罗与杨益成之间的交易明细单：政通公司认为，交易明细清单所涉及的款项无法证明款项性质系借款，且杰尼萨罗公司未予认可，交易数额仅为180多万元远不足800万元。六、对杰尼萨罗公司原法人代表的证明：政通公司认为，从证明内容本身来看并未涉及杨益成所称杰尼萨罗公司从杨益成处所借的款项，政通公司认可，该公司实际出资人、控股人均为王某。七、对杨益成与刘某之间的交易清单：政通公司认为，该份证据证明不了资金的流转性质，且与刘某的证词相矛盾，更不能证实该款与杨益成借政通公司800万存在任何关系。八、对刘某的证人证言：政通公司认为，案外人刘某的证词否定了杨益成在答辩中的辩称。九、对周某的证人证言：政通公司认为，杨益成的举证已超过法院指定的期限，证人无法证明其在单位的任职情况，无证据效力。十、对宋某的借条及资产买卖协议：政通公司认为，该证据系案外人宋某而不是三和公司借杨益成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对杨益成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部分，政通公司质证意见：一、对房管部门提供的房产抵押登记、解除抵押及反担保合同等信息：政通公司认为，一、结合反担保合同抵押人为王贵斌，抵押物为王贵斌房屋情况，说明抵押标的是以房屋所有权即物权而非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债权，房屋买卖与杰尼萨罗公司贷款没有任何关联性。其二，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人为王贵斌，抵押物为王贵斌房屋。上述合同否定了杨益成在答辩中所称其与王贵斌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杰尼萨罗公司用该房产作抵押，从南山村镇银行贷款800万元。”杨益成所述房屋买卖与借款人贷款不存在任何关系。二、对龙港法庭的庭审材料：政通公司认为，一、宋某在庭审当中陈述，贷款是为了偿还杨益成的借款，因其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不应认定。且本案在接受法院调查时已对贷款真实用途作出说明，其前后矛盾陈述应以后者为准。其二，杨益成代理人在龙港法庭庭审质证过程当中，对中国银行600万元进账单的述称：该进账单是宋某与政通公司的，与本案杨益成（即另案政通公司）杨益成没有关系。本案庭审杨益成的陈述与在龙港法庭的另案的庭审陈述相互矛盾。三、对孙庆利的调查笔录：政通公司认为，孙庆利在王某、宋某的调查笔录当中，已经充分说明孙庆利是杨益成的工作人员，所以，孙庆利的证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需要说明的是孙庆利之所以会在购销合同上签字，是因为孙庆利与原、杨益成均熟悉，政通公司的法人因为工作忙，便让孙庆利盖章，王某为印证公章加盖的合法性，就要求孙庆利在合同上签字。如果孙庆利和杨益成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孙庆利就不会知道杨益成与政通公司的交易细节。四、对王伟的调查笔录：政通公司认为，王伟的证词与杨益成在答辩中的辩称相互矛盾。政通公司、杨益成对下列事实及相关证据没有异议：对通过政通公司账户转款800万元到杨益成银行卡，转款600万元到孙庆利的银行卡，转款600万元到孙庆利的名下实为转给杨益成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没有异议。庭审中政通公司、杨益成对对方提交的证据（除上述没有异议部分）以及所要证实的事实均有异议。通过庭审中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一审法院认为，政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法院的调查、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1400万元属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用于支付政通公司的货款。杨益成提交的证据仅能够证实杨益成与案外人王某之间有过款项往来的问题，与案外人宋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实案外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抵押、担保等事实，其提交的证据除自身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外，还与其当庭陈述不一致。综上，政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成立。杨益成提交的主要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实杨益成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姚喜奎与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颖系夫妻关系，政通公司营业范围为金属物资、服装、布匹、无纺布袋批发、零售及进口业务。杨益成现在从事中介、广告业务。案外人姚喜奎与杨益成系朋友关系，在本案发生之时，二人均从事民间借贷业务。2013年9月10日政通公司通过其在中国银行20×××65的账号打款800万元到杨益成在招商银行龙口支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17。2014年2月13日政通公司通过其20×××65银行账号打款600万元到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卡，孙庆利的银行卡号为：22×××92，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龙口支行，杨益成认可孙庆利将该款转到杨益成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不仅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有借贷的合意，还以款项的实际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政通公司通过银行两次打款共计1400万元给杨益成，杨益成收到该款项，该项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政通公司所打的款项1400万元，是杨益成向政通公司的借款还是借用政通公司的账户走账用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与三和公司偿还所欠杨益成的借款及其他用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政通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借贷诉讼，杨益成抗辩系偿还双方之间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杨益成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杨益成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政通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依据该条规定，从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一、政通公司通过银行向杨益成账户及其指定的账户汇款1400万元，杨益成是认可的。所转款项为政通公司收取的货款，该项事实与本院对南山村镇银行、中国银行龙口支行、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三和公司的负责人宋某的调查互相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政通公司据此向杨益成主张权利，于法有据。二、杨益成以此款是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借用账户走账用以偿还二公司所欠杨益成的借款为由进行抗辩，杨益成的证据仅能证实其与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股人王某之间的款项往来问题、与三和公司之间负责人宋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其他案外人相互之间的房屋买卖、抵押、担保等问题，不能证实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与其存在借贷关系，亦不能证实其与政通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同时，政通公司对杨益成借用账户走账的主张不予认可。三、杨益成抗辩系借用账户走账，杨益成对该项抗辩既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或涉案各方之间存在借用账户的书面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曾经有过口头约定。杨益成本人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杨益成的行为既违背常理，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四、杨益成抗辩所称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合同是否履行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合同是否履行并不影响债权人另外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政通公司主张杨益成向其借款1400万元，证据较充分，杨益成抗辩的理由及相关证据证明力较差，不足以反驳政通公司的主张，故政通公司请求杨益成偿还借款1400万元，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但政通公司主张月息2分未提交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鲁0681民初3676号民事判决：杨益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借款1400万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6年7月25日起至法院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杨益成负担。案件受理费105800元由杨益成负担。宣判后，杨益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仅以政通公司通过银行向杨益成账户及指定的账户汇款1400万元，杨益成是认可的，就认定该1400万元是杨益成借政通公司的款项，完全是错误认定。第一，涉案1400万元中的800万元，系杰尼萨罗公司利用从案外人王贵斌处购买的房屋作为抵押担保，从南山村镇银行前后贷款1200万元中的一笔，杰尼萨罗公司先将800万元转入政通公司账号，该800万元用于偿还他人垫付购楼款及向杨益成所借的融资款，根本不是政通公司向杨益成出借的借款。第二，涉案1400万元中的600万元，是案外人三和公司为了偿还杨益成的借款，以购买机器设备为由与政通公司签订机电设备采购合同，从中国银行龙口支行贷款600万元，用于偿还从杨益成处的借款。上述两笔款项，杨益成均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合法来源，通过政通公司账户转款是借用政通公司的账户。第三，政通公司本身是一个人独资、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的经贸公司，既不生产服装，也不生产机电设备，其分别与杰尼萨罗公司和三和公司签订了价值915多万元的服装购销合同，以及价值890多万元的机电设备购销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在杨益成一没有向其出示借据，二没有借款合同，三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过利息，四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何时还款，且在第一笔800万元尚未偿还情况下，却又向杨益成账户内汇款600万元，均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政通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姚喜奎，2013年12月20日变更为其妻李颖，姚喜奎作为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此可见该公司资产与夫妻二人资产混同，姚喜奎曾在2014年7月11日与杨益成进行对账时，明确承认其与杨益成所有款项已结清，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综上，不论是政通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还是一审法院调查的南山村镇银行、中国银行龙口支行、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三和公司的负责人宋某的所有材料，均证明涉案的1400万元是政通公司收取的二公司的货款，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1400万元是杨益成与政通公司有借款的合意以及借贷关系的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曲解法律，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杨益成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应当查清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否针对履行，因为杨益成主张的是二公司从金融机构贷出的款项仅仅是借用政通公司的账户转账，偿还向杨益成所借的款项，并不是说该款项是政通公司偿还给杨益成借款，政通公司在一没有借款合同，二没有借据等借贷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其提供的二公司与其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二公司为其出具的证明，都是为了证明二公司从金融机构贷款是为了履行合同，因此，在杨益成提交的证据与其矛盾时，一审法院应当审查合同是否履行。2、一审法院未认真核实所调查的王某及宋某二人陈述的真伪，其二人所做陈述与杨益成提供的原始证据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证，而不应该仅仅宣读调查笔录。政通公司答辩称：一、政通公司转入杨益成账户的800万元系杨益成向政通公司所借的款项，800万元虽系杰尼萨罗公司向政通公司支付的货款，因双方均从事民间放贷业务，此款系双方之间同行资金拆借，杨益成急需用钱对外放贷，所以事先口头约定在款到账之后由政通公司通过银行在最短时间内将款项汇给杨益成。杨益成对于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其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存在诸多瑕疵。二、案外人三和公司所贷的600万元系支付政通公司的货款，款到政通公司的账户之前，因杨益成对外放贷资金不足，而杨益成又急于用钱故向政通公司拆借资金，所以约定款到政通公司的账户就立即借与杨益成，这与800万元资金拆借是一样的情况。三和公司根本就没有借杨益成的款项，证据显示是宋某所借，且杨益成已起诉宋某夫妻，并保全了他们的财产。三、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是否履行与本案无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杨益成曲解法律条文的本意。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与政通公司的买卖合同是否履行、是否违约，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问题，与杨益成没有任何关系。四、杨益成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政通公司作为出借人提供了向杨益成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完成了借款关系存在的初步举证责任，杨益成就其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杨益成的补充上诉意见，政通公司答辩称：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银行部门已尽了审查义务，且杨益成已就两份合同补交税款问题到税务部门举报，税务部门正在处理中。杰尼萨罗公司的王某和三和公司的宋某的证人证言系一审主持调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二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杨益成与政通公司之间针对本案所涉的1400万元形成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后果。杨益成主张，1400万元是案外人借用政通公司的账户还款给杨益成，而不是借款。针对其主张，杨益成二审提交下列新证据加以证实：证据一，2014年7月11日杨益成和政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形成的对账结果，该证据载明2014年7月11日前双方的所有款项已经结清，无任何经济纠纷，杨益成不欠政通公司所述的民间借贷的借款。证据二，政通公司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一份，该转帐支票是2014年2月13日形成，上面加盖了政通公司的印章，是涉案的600万元付款的情况，在该支票的用途一栏明确载明该600万元是还款。证据三，政通公司及姚喜奎、李颖2014年前后因为对外举债而形成的法院判决裁定以及调解，总共13份，证明政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夫妻在该时间段对外举债的利息是年息36%或者48%，举债的总额为本金2300余万元，说明政通公司没有向杨益成出借款项的能力，并且其对外举债的利息明显高于政通公司所称的对外借款的利率水平。证据四，（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该生效裁定能够证明宋某在该案当中的抗辩理由是通过政通公司已经归还杨益成600万元，证明600万元是还款，而不是借款。证据五，龙口法院（2016）鲁068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能够证明因为杰尼萨罗公司无力偿还贷款，在2014年9月10日采取相同的方式在银行贷款，然后用一审判决当中所涉及的房产向南山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提起诉讼，判决杰尼萨罗公司还款1200万元，涉案的房产正在被强制执行。证据六，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在2014年1月27日、2014年2月14日、2014年3月14日政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还在向杨益成付款的事实，亦证明如果有借款存在，政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是不可能向杨益成支付相应的款项。证据七，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在2013年9月8日之前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多次向杨益成举债，数额高达400多万元，结合涉案的800万元有400余万是转给刘某的还款，来证明杰尼萨罗偿还杨益成800万元是有基础的法律关系。证据八，同样是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政通公司支付第二笔涉案款项2014年2月13日600万元之前宋某除了受到上述222号判决书中的400万元之外，另外还欠杨益成借款600多万元，也就是涉案的600万元还款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证据九，证人证言两份，分别是杰尼萨罗公司的工作人员张临伟、孙庆利的证言，证明涉案的800万元、1400万元是还款，而不是借款的法律事实。政通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应是由杨益成对政通公司承担还款义务。针对杨益成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政通公司的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政通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前即更换了法定代表人，该证据既没有政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加盖政通公司的公章，且姚喜奎名下还有龙口政通物流有限公司，由此看出该证据与政通公司无关。关于证据二，600万元银行转账支票上出现“还款”二字，是应银行的要求填写，且是因政通公司的会计当天较忙，由杨益成的工作人员孙庆利书写的，并不能证明该款是还款。关于证据三，13份判决书中仅有3份涉及政通公司，2份政通公司是担保人，不是政通公司的举债，1份调解书所举债务数额不大，政通公司已经偿还，这些判决书不能证实政通公司没有出借能力，反而能够说明政通公司在无法要回借款的情况下，只能以更高的利息向他人借款。关于证据四，（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表明案外人宋某、三和公司已经偿还400万元，而不是杨益成当庭所称的600万元，该案中宋某称庭后提交转款证明而没有提供，且宋某的陈述与其在龙口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陈述、一审法院的调查相矛盾，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不能证实杨益成主张的借用账户走账的问题。关于证据五，（2016）鲁0681民初179号判决书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南山村镇银行明确表示，所发放的款项为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支付政通公司的货款，且该行对款项支付及合同履行问题监督、检查并检查货物入库情况。关于证据六，2014年的这三次转款与本案无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发生买卖等其他业务关系，杨益成应当充分说明每一笔款的性质，不应当由政通公司说明，更不应当将此三笔款项和其他款项联系在一起。关于证据七，杨益成与案外人王某之间银行转款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质证并作出说明，答辩状中亦有详细观点。关于证据八，杨益成与案外人宋某之间280万元的银行交易单，与600万元的借款不能等量说明问题，与政通公司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关于证据九，张临伟是否是案外人王某的司机政通公司不清楚，但其证言所讲内容不是事实，且与王某的陈述矛盾；孙庆利是杨益成的工作人员，跟随杨益成多年，与杨益成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是事实，所以两证人证言均不应采信。二审庭审中，政通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公安部门出具的刑事立案通知书，证实因为催款问题双方发生纠纷；证据二，杨益成起诉宋某案件中，龙口市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证实杨益成又向宋某追要400万元，与600万元还款相矛盾；证据三，税务部门材料，证实税务部门在杨益成进行举报以后对政通公司进行调查，要求补交政通公司和涉案两公司买卖合同中涉及的税款。经当庭质证，杨益成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立案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因为催款发生的刑事案件；证据二同样不能证明政通公司的观点，杨益成二审举证中已经证明该400万元购买财产的款项与本案的600万元是两回事；证据三是复印件，也没有印章，而且是稽查的工作底稿，并且现在还没有结论性的意见，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二审庭审中，杨益成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申请法庭到龙口市公安局、龙口市国税局调取相关调查笔录和处理意见。政通公司不同意杨益成二审证人出庭作证，要求对杨益成二审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提出书面质证意见。本院二审认为，2013年9月10日，政通公司通过本公司银行账户打款800万元到杨益成招商银行卡中；2014年2月13日，政通公司通过本公司银行账户打款600万元到案外人孙庆利银行卡中，后孙庆利将该600万元转到杨益成账户，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关于上述1400万元的性质，杨益成主张系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和三和公司偿还其借款和其他业务款项，利用政通公司的账户走账；政通公司则主张系杨益成向政通公司的借款。双方当事人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提供了证据加以证实，且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及证人证言等均进行调查核实。政通公司提供该1400万元取得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款项支付给杨益成的证据。杨益成提供的杰尼萨罗公司与王贵斌之间的房屋买卖、抵押，杨益成与杰尼萨罗公司之间的借款及款项的走向、支付等证据，只能证实杨益成与杰尼萨罗公司曾经发生的业务情况，双方之间的账务处理情况，且数额并不相同，并不能充分证实其与政通公司之间关于800万元的性质；一审法院对杨益成认可的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所作调查笔录，亦与杨益成的主张相矛盾，故杨益成仅以其与杰尼萨罗之间的业务情况证实其主张，证据不足。杨益成提供的三和公司与其之间业务情况的证据，数额与600万元不同，与一审法院调查三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某的笔录记载内容相矛盾，且杨益成与三和公司存在其他民事纠纷，故杨益成提供的三和公司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二审庭审中，杨益成提供的其与政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之间于2014年7月11日形成的对账结果，既没有政通公司的确认，又未涉及本案1400万元债权债务一并消灭的描述和其他证据佐证，政通公司还主张姚喜奎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且本案审理中杨益成与姚喜奎之间还存在刑事案件正在侦办中，故该对账结果并不能充分证实杨益成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杨益成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证言线索均进行核实，与杨益成所要证实的事实存在出入，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政通公司提出异议意见，故杨益成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杨益成提供的曾与政通公司及姚喜奎、李颖之间的多起诉讼裁判文书，能够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经过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的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均从事借贷业务的事实，杨益成以此主张政通公司不具备出借1400万元的能力，证据不足。至于杨益成要求法院查证政通公司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涉及本案的1400万元，在银行备案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是否实际履行的主张，因杨益成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两份买卖合同虚假，且与本案无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该主张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杨益成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2017)鲁06民终1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由杨益成负担。本院再审查明，招远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鲁0685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政通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实际负责人姚喜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三和公司总经理宋某、杰尼萨罗公司总经理王某明知姚喜奎等人捏造事实，仍与其通谋，故意作虚假证言导致杨益成败诉，承担向政通公司支付1400万元本息的义务。三被告人的行为既触犯了虚假诉讼罪的法律规定，又触犯了诈骗罪的法律规定，应择一重罪即诈骗罪予以惩处。遂判决：(一)被告人姚喜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三)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姚喜奎、宋某、王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鲁06刑终3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政通公司主张其与再审申请人杨益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政通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实际负责人姚喜奎、三和公司总经理宋某、杰尼萨罗公司总经理王某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方式侵害再审申请人杨益成合法权益的事实,故应认定再审申请人杨益成与被申请人政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杨益成与被申请人政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申请人政通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鲁06民终128号民事判决和龙口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1民初36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保全费5000元，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05800元，均由被申请人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