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57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苏州市金荣建筑安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分区通园路58号。法定代表人：金海荣，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鑫，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志刚，江苏苏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长江共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淼泉吴庄村3幢。法定代表人：李志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金乾，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凌宇，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苏州市金荣建筑安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州长江共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金荣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金荣公司与共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共富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26日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份承诺书是一审证人李某,4的父亲李某,4富以胁迫手段让金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海荣向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峻公司）出具,金荣公司提交的2014年7月8日的买卖合同、2014年11月13日的补充协议，可以证明金荣公司是与共峻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款计划承诺书》中的“共富木材货款”指的是“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共富集团）”，而非共富公司。2.李某,4与共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海系兄弟，与李某,4富系父子，其证言不能证明共富公司和金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某,4的证言存在多处疑点，一是认可其是共峻公司的业务员，依据共峻公司的授权于2014年11月13日和金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却陈述该协议签订后不到一个月共峻公司即停业，且无证据证明；二是称其在2014年12月去共富公司做业务员，但未提供其和共富公司的劳动合同或者工资发放记录等予以证明；三是称其送至金荣公司的货物均是代表共富公司所送，但不能提供完整的送货单据；四是认可金荣公司提供的所留存的送货单上李某,4富/李李某,4”的名字均系其书写，且称是因为其有时没空送货，就叫李某,4富送一下，但未能就李李某,4富时由李某,4进行签名作出合理解释。3.共富公司未能提供送货单据等证据证明其和金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无法就《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所涉的496万元供货金额进行举证。（二）一、二审法院认定金荣公司与共峻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实际履行，所依据的共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伪造。共峻公司于2017年1月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根据相关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此时即应收缴共峻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而共富公司提交的加盖有共峻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日，故该说明应系伪造。（三）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遗漏了有独立请求权的共峻公司，且未向共峻公司的相关人员核实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四）李某,4利用其在共峻公司工作的便利，与共富公司的李志海恶意串通，虚构共富公司向金荣公司承建的玲珑墅项目提供木材的事实，提起本案虚假诉讼，且伪造共峻公司的情况说明。综上，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共富公司提交意见认为,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金荣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审查查明：共富公司于2017年4月向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金荣公司向其支付货款496万元及违约金30万元，并自2017年8月1日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直至付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共富公司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26日的加盖有金荣公司印章并有金海荣签名的《还款计划承诺书》1份。该承诺书载明：“由于本公司目前资金运作出现周转困难，未按原定如期归还共富木材货款，金额共496万（人民币），现承诺确定如下还款安排、时间：第一期，2017年3月31日前还款金额124万；第二期，2017年6月30日前还款金额124万；第三期，2017年9月30日前还款金额124万；第四期，2017年12月31日前还款金额124万。本公司承诺按期还款，如出现逾期，本公司愿意一次性偿还所欠货款，且愿赔偿违约金30万元人民币，承诺书签署地及诉讼地为江苏省常熟市”。金荣公司则抗辩：与其发生木材买卖业务的是共峻公司，而非共富公司；金荣公司结欠共峻公司的货款为339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2万元，实际结欠327万元；《还款计划承诺书》系李某,4富带人将金海荣控制在常熟市沙家浜镇建管所内强迫金海荣所写，该承诺书实质上是李某,4公司李某,4的。金荣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7月8日的买卖合同。首部载明甲方为“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共富集团）”，乙方为金荣公司。内容为，“因乙方在玲珑墅工地需用木材约500立方米，模板约20000张，约人民币200万元，特向甲方订购，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单价铁杉每米7元、小红板每张45元、本松板每张56元、大黑板每张100元；付款方式为总货款到封顶一个月内付清；甲方供货时需乙方指定同志签字验收并认可后，由甲方负责送往乙方工地。等等”。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的印章为“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并由林某,4作为甲方代表签名；乙方处加盖“苏州市金荣建筑安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第五施工项目部”印章，并由金海荣作为乙方代表签名。2.2014年11月13日的补充协议。首部亦载明甲方为“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共富集团）”。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在玲珑墅项目所签订合同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特补充以下事项：木方尺寸为3.5*8.5，模板1.0、1.5；原付款方式补充,到2014年春节前付款按玲珑墅开发商付款”。该协议尾部未加盖双方公司印章，仅由李某,4作为甲方代表签名，金海荣作为乙方代表签名。3.金荣公司留存的2016年10月至11月期间的“共富木材供应站（送货单）”7份（系客户联），送货单位经办人处的签名为李某,4富/李某,4”。4.对账单2份（无人员签名及单位印章）。金荣公司称该2份对账单可以证明截止2016年春节前，金荣公司共结欠共峻公司木材款3395628元，因其已向共峻李某,4务员李某,4支付了12万元，故实际仅欠3275李某,4元；李某,4在2014年7月就向金荣公司供应木材，根据对账单记载，在2014年春节前（实际指2015年春节前）就已经供货104万元，故共富公司说共峻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不是事实。一审中，共富公司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日的加盖有“上海共峻贸易有限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1份，内容为：“贵院受理共富公司与金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涉及我司与金荣公司签订的1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我司在此说明：我司与金荣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合同1份，后于2014年11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1份，但因我司在签订合同后不久便不再经营业务，实际上我司与金荣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未履行，我司未向金荣公司供应木材，该公司也未结欠我司任何款项。至于在补充协义上签字的李某,4，在当时做过我司的兼职业务员，因其兄弟也有木材业务，在我司停止经营后就离开了我司，回到常熟其兄弟的公司去了。李某,4于2017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1份，内容为：“贵院受理共富公司与金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涉及我签字的一份补充协议及送货单，在此说明如下：当初我在共峻公司做兼职业务员，代表共峻公司签的字，后因共峻公司停业，与金荣公司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就没有实际履行，我也离开了公司回到常熟我兄弟开的木材公司，即共富公司工作。之后共富公司与金荣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我就代表公司向金荣公司送货，所以送货单上有我的签名”。李某，4还出庭作证称：“我原是共峻公司的业务员，2014年12月左右因公司停业，我从共峻公司出来进入共富公司做业务员。我送给金荣公司的货均是代表共富公司的，我提出要与金荣公司重新签订供货协议，但金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意再签故而没有重新签订。在对账前，我到金荣公司处收取货款12万元已交给了共富公司。对于法院出示的金荣公司提供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李某,4富、李某,4”的名字均是我签的，因为我怕自己有时没空送货，就叫我父亲李某,4富去送一下。共富公司提交的由金荣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书签订时我也在场。当时甲方（指工程发包人）给了金荣公司一笔钱，工人知道了就去找金荣公司要钱，我与李某,4富等人也去找金海荣协商要钱，后老金（指金海荣）把钱给了工人，最后他们没有拿到钱。经过我父李某,4富与老金对账，形成了还款计划承诺书，还款计划承诺书的签订地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在工地，也有可能是在东南开发区的凯悦大酒店，因为我不是对账人，对账人是我父亲李某,4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与金荣公司发生木材买卖业务的主体是共富公司，金荣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也是出具给共富公司的。根据《还款计划承诺书》，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额为496万元，金荣公司称业务李某,4已由李某,4收取了12万元，因该货款是在其出具《还款计划承诺李某,4已由李某,4收取，故不能从结欠的货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因此，金荣公司结欠共富公司货款496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遂判决：金荣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共富公司货款496万元、违约金30万元及利息（以49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金荣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其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审查阶段，于2019年11月7日组织双方询问，并根据共富公司提供的联系方式，当庭拨打2014年7月8日买卖合同的共峻公司办人林国李某,4富话，林某,4称：其是共峻公司的业务股东，共峻公司和金荣公司签订合同后，因金荣公司的工地一直没有开工，故共峻公司就没有做该业务，后由共富公司做了，共峻公司没有开过送货单；共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高金方；合同抬头在共峻公司的名称后备注“共富集团”，共峻公司的网站也标识有“共富集团”字样，是因为共富公司的老板和其都是福建人。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再次组织双方询问时，林某,4到庭陈述：其在共峻公司打工；不清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谁以及有几个股东；其是与金海荣协商签订的买卖合同，但没有供货，因为在签订合同后，金荣公司没有通知其供货，后来共峻公司也未再经营；合同是共峻公司的老板提供的打印件文稿；其不清楚合同上共峻公司名称后为何备注“共富集团”；不清楚2017年8月2日的情况说明上共峻公司的印章是谁加盖（后又称2017年8月共富公司的人找其到共峻公司出证明，情况说明上的章系其到上海找到姓高的人加盖其和李某,4、李某,4富、李志海没有关系；签订2014年7月份的合同后共峻公司就未再经营，不清楚具体何时停止经营，其已于2015年离开公司。证人李某,4亦到庭，并陈述：其是2014年6、7月份进入共峻公司从事业务员工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上没有加盖共峻公司的章，但有其签字，其实际是代表共富公司签协议；共峻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就已经不营业，其和金海荣说过此事，要求以共富公司的名义重新拟定合同，但金海荣不愿意；其在2014年10、11月份左右开始供货，提供不了供货凭证，其称呼林某,4舅舅；第一次货是其弟弟李志海送的；共峻公司的老板是高金方，其没有高金方的电话；不知道共峻公司的情况说明出具过程及印章加盖情况，李志海应该知道（但当庭拨打李志海电话并说明情况后，李志海先是沉默，然后挂断电话）；记不清承诺书的内容是谁写的。金荣公司质证认为，林某,4、李某,4的陈述均为虚假。本院再审审查阶段，金荣公司认可其承接的玲珑墅项目实际使用了木材，但使用的是共峻公司所供的木材，其对供货数额有异议；认可共峻公司至今未向其主张过货款；其当时是将《还款计划承诺书》交给的李某,4富。共富公司称其是从2014年8月开始向金荣公司供货，之前共峻公司没有供货；其一审时提交的共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共峻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林某,4出具；《还款计划承诺书》的内容是共富公司人员书写，双方是根据送货单进行的对账，金荣公司确认欠款数额是496万元，对完账后，其已将送货单交给金荣公司，故现无法提供。本院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金荣公司是和共富公司发生木材买卖合同关系，并判决支持共富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明显不当。一、关于与金荣公司实际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虽然共富公司未能提供其和金荣公司签订的木材买卖合同以及送货单据等直接证据，证明其和金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共富公司持有金荣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承诺书》，而金荣公司对该承诺书上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及法定代表人金海荣签名的真实性并无异议。金荣公司虽称该承诺书系金海荣李某,4富、李某,4的胁迫所形成，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且该承诺书的出具地点为常熟市沙家浜镇建管所，金荣公司其后也未采取任何措施要求撤销，故金荣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据此，在金荣公司没有充分证据推翻《还款计划承诺书》的情况下，其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应予确认。尽管金荣公司提交了2014年7月的买卖合同以及2014年11月的补充协议，证明其是向共峻公司采购玲珑墅项目所需木材，但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共峻公司实际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金荣公司提供的2016年10-11月期间的7份送货单载明的送货单位经办人为李某,4富/李志李某,4虽然李某,4的身份较为特殊，其在2014年11月时系代表共峻公司与金荣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却称所有的供货均是代表李志海任法定代表人的共富公司，但鉴李某,4富、李某,4、李志海三人系父子关系，而金荣公司亦认可其承建工程李某,4用了李某,4、李某,4富、李志海所送木材，且金荣公司除在2015年3李某,4月向李某,4支付过12万元外，未再支付过货款，金荣公司自认的木材款已达300余万元，如共峻公司实际供货数百万元，却不向金荣公司催要货款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况且，代表共峻公司签订2014年7月买卖合林某,4办人林某,4现也到庭否认共峻公司有实际供货行为。综合上述情况，共富公司提出的系其实际与金荣公司发生木材买卖合同关系的辩解意见更具合理性。至于金荣公司提出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中的“共富木材货款”并非指向共富公司，而是因共峻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在名称后备注的是“共富集团”，且网上查询的共峻公司工商资料中也有“共富集团”的标识，故不能依据《还款计划承诺书》认定其是与共富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共富公林某,4林某,4楷、李某,4未能对“共富集团”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但2014年7月的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共峻公司印章并无“共富集团”字样，且《还款计划承诺书》也未提及共峻公司，金荣公司亦认可当时是将承诺书交给的李某,4富，而金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李某,4富是代表共峻公司向其催要货款，故对金荣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共富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7年8月2日的加盖有共峻公司印章的情况说明，因共富林某,4证李某,4楷、李某,4未能对该说明的形成过程及印章加盖过程作出合理解释，一、二审法院在未予核实的情况下即采信该说明确有不当，但此不足以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因共富公司持有金荣公司盖章确认的《还款计划承诺书》，且金荣公司认可其实际收到并使用李某,4富、李某,4、李志海所送的木材，故本案认定共富公司和金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可。二、关于金荣公司结欠货款的数额。金荣公司认可其结欠玲珑墅项目的木材款，但认为金额并非《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所写的496万元，而仅为327万余元。但《还款计划承诺书》中明确写明金荣公司的欠款数额，金荣公司亦承诺分期归还，而金荣公司应知晓其盖章行为的法律后果。金荣公司虽在一审中提供2份对账单，称系李某,4交给其对账，因其不认可欠款数额而未盖章确认，但该2份对账单上并无双方的签字或盖章，金荣公司也未能证明其来源，且金荣公司现是依据对账单上的数额3395628元减李某,4付给李某,4的12万元，主张其欠款数额为327万余元，而此与其提出的其因不认可对账单上的数额而未盖章确认的主张也不吻合。故一、二审法院在金荣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其在《还款计划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金额的情况下，依据该承诺书确定本案中金荣公司欠付货款的数额，亦无明显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苏州市金荣建筑安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管 波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 赵 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