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申67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福兴装饰材料厂。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造化乡小方士村。经营者：张作贤，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利，辽宁维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丛海，男，1963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赜，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雪，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沈阳市于洪区福兴装饰材料厂因与被申请人刘丛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2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市于洪区福兴装饰材料厂申请再审称，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235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未支持过渡期赔偿款215，419元认定事实错误。这个厂区位于于洪区，由张兴忠租赁村土地建设，到2002年底，建成有证房三处，附属设施还没有完善，由于缺少资金停建，张兴忠没有投产任何项目，2003年，与再审申请人的负责人张作贤签订5年到2007年的协议，将整个厂区、厂房全部租赁，生产地板。由于厂房不够，张作贤出资建设两处厂房（无证房）、锅炉房、围墙、修路等设施。2007年又签订第二次租赁协议，从2007年到2012年共计5年。到这个时间点，被申请人根本没有出现。2007年底，张兴忠出资5万元、被申请人出资10万元注册成立沈阳兴氏木制品厂,注册地点就是该厂区。但沈阳兴氏木制品厂从来没有任何生产经营及在该厂区使用一平方米房屋、场地。2011年动迁时，动迁单位与再审申请人签订XFQ-011号《拆迀补偿协议》，将工厂设备搬迁补偿、员工补偿给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XFQ-009号《拆迁补偿协议》，将有证房、无证房、过渡期补偿、地上附属物补偿给被申请人。本案争议是这个厂区谁在生产经营使用，过渡期补偿是给正在生产经营企业的补偿，没有生产经营的厂房动迁，没有过渡期补偿，谁在生产经营使用，过渡期补偿应当给谁。二审判决仅以XFQ-009号《拆迁补偿协议》的记载就认定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厂是“生产经营单位”，对XFQ-011号《拆迁补偿协议》和再审申请人提供缴纳电费、税费票据视而不见。如果再审申请人不是“生产经营单位”，动迀单位凭什么给再审申请人工厂设备搬迁补偿、员工补偿，再审申请人凭什么缴纳电费、税费？法律规定“过渡期补偿”是补偿给“生产经营单位”的，过渡期赔偿款215，419元应当给付再审申请人。XFQ-009号《拆迁补偿协议》、XFQ-01号《拆迁补偿协议》引用沈阳市动迁令明确规定“过渡期补偿”是补偿给“生产经营单位”的。因为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拆迁，到新的场所生产经营，必然有一段时间停止生产经营造成损失。这个损失补偿称为“过渡期补偿”。本案中，是因为再审申请人在这里生产经营地板，设备、人员都是再审申请人的，所以过渡期补偿应当给再审申请人。原判未支持地上附属物补偿164，624元认定事实错误。从再审申请人与张兴忠2003年、2007年两次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可以看出，约定的租赁物是非常明确的，没有围墙、变压器、水井、道路等。一审时，张兴忠的证言，就谈到厂区有建筑材料等，是一个未建设完工的厂区，怎么可能修好道路、围墙、水井、变压器。这些是再审申请人建设的。(二）再审申请人提供新证据一：张兴忠与被申请人案的判决书，证明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厂只是在该地注册，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证明再审申请人在此生产经营；新证据二：《公证书》（2010）辽证经字第2069号、2010辽证经字第2070号、（2011）辽证民字第1223号、（2011）辽证民字10140号，证明再审申请人在此生产经营；新证据三：《张作贤财产损害赔偿价值估报告》、《判决书》，这是再审申请人当时与于洪区动迁办、城乡建设管理局打官司要求赔偿，做的财产损害评估报告，以及再审申请人胜诉获得赔偿，证明再审申请人在此生产经营；新证据四：再审申请人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再审申请人在此生产经营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三）本案应当适用沈阳市政府动迁令。XFQ-009号《拆迁补偿协议》、XFQ-011号《拆迁补偿协议》引用沈阳市动迁令规定“过渡期补偿的性质”，规定“过渡期补偿”补偿给“生产经营单位”，原判没有引用沈阳市政府动迁令，适用法律错误。刘丛海提交意见称，（一）再审申请人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首先，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案涉房屋拆迁时适用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结合我省市实际情况，包括适用《辽宁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其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辽宁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表明，临时安置补助费，是被拆迁人因拆迁而缺少原使用建筑，而由拆迁人给予的补助。是按照被拆迁房屋的面积进行计算的，是一种固定性补偿。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不是一个内容。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是因为拆迁人的工作人员将临时安置补助费通俗写成了“过渡期补偿”，但该费用明细在被申请人与拆迁人编号为XFQ一009的《城市房屋拆迁货币安置补偿协议》中仍然归属于“搬迁补助费”项下，因此，不属于《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对拆迁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过程中的“过渡期补助费”。更何况本案诉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货币补偿而并非产权调换。（二）再审申请人诉请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再审申请人与拆迁人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编号为XFQ-015的《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对于补偿安置的各项费用和事项，已经与拆迁人达成了一致并己领取。这是再审申请人与拆迁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再审申请人认为应当变更合同，按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现无证据表明再审申请人行使过该撤销权，证明该合同再审申请人选择生效并己履行完毕。其次，关于地上附属物的补偿，在被申请人与拆迁人签订的编号为XFQ一009的《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中，附有明确的地上附属物清单，不包含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厕所等设施。所以，再审申请人该项主张也没有证据支持。第三，因再审申请人另案诉求无证房补偿一案系再审申请人多次起诉撤诉后，以公告方式缺席将再审申请人判决。因此该案中没有被申请人的质证和答辩，再审申请人单方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租赁情况成立。但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即其与案外人张兴忠的《厂房租赁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如国家政策变更等原因需动迁，甲方(出租方)不负有相关责任(租金以实际发生日期结算，多退少补”。也能够证明，如遇动迁，双方租赁合同终止，承租方对承租房屋不再享有任何权益。（三）再审申请人诉求主体错误。本案再审申请人诉求的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并非租赁合同纠纷。被申请人也不具有向再审申请人支付拆迁补偿款的行政职责和民事义务。（四）再审申请人举证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过渡期补偿款问题。原审法院业已查明，2003年再审申请人的经营者张作贤与案外人张兴忠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租赁沈阳市兴氏木制品制造厂的厂房两座，办公楼两层，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租期至2012年8月1日，再审申请人在此处经营沈阳市于洪区福兴装饰材料厂，并在2010年11月拆迁过程中，领取了“设备拆迁费”、“从业人员补偿”共计523,200元的补偿。故从上述事实看，在此处经营的生产经营单位系再审申请人。同时，在本案申请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主张XFQ-009号《拆迁补偿协议》引用了沈阳市动迁令，本案应当适用沈阳市政府动迁令；被申请人则认为再审申请人的主张不属于《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对拆迁非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过程中的“过渡期补助费”，且诉争补偿协议系货币补偿而并非产权调换。对此，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无清晰论理。故本案再审时不仅需要针对此争议的事实进一步查实，还需要正确阐述适用法律的依据。此外，再审申请人诉请的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系依据其与案外人张兴忠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主张该租赁合同并无围墙、变压器、水井、道路等约定，是再审申请人建设的。故本案再审时对此节事实亦需一并查实。综上，沈阳市于洪区福兴装饰材料厂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指令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审判长 马 凯审判员 高山丹审判员 姜 浩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璐书记员孙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