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2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永安中路27、29号。 负责人：赵培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登云，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女，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芳，女，200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法定代理人：罗某，女，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200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法定代理人：罗某，女，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仁，男，193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菊，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娓，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雷，男，199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刚，男，1991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五冶路9号。 法定代表人：程并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女，196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驰，四川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冶公司）、罗某、李小芳、李某、李正仁、付雷、罗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104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遗漏了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案一审被告，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一审中对于车辆有改装属性在本案的认定有误，我公司不应承担其赔偿责任。责任划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五冶公司应当承担至少50%的责任。 罗某、李小芳、李某、李正仁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付雷、罗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五冶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罗某、李小芳、李某、李正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一审被告罗刚、付雷、五冶公司向其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34743元；2、判令平安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一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31日20时31分许，罗刚驾驶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由金牛区兴川路方向沿万石路往金新路方向行驶，当其行驶至万石路与天斑路交叉路口时，与行人黄辉贤、李兴元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黄辉贤、李兴元二人当场死亡。事发后，罗刚未立即停车并驾驶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驶离现场，20时42分许又驾车返回事故现场。2019年7月17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罗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黄辉贤、李兴元不承担事故责任。2019年7月2日，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对川Ａ×××××客车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鉴定车辆方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约为252°，不符合国家标准ＧＢ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第6.4条的要求。2、未能计算出被鉴定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 同时查明，付雷与罗刚系雇佣关系。付雷为川Ａ×××××客车的所有人，并在平安公司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险）10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另查明，黄辉贤（1969年12月15日出生）与邓付容育有2子，长子黄轩1999年7月30日出生，次子黄伟2004年3月28日出生，黄辉贤、邓付容、黄轩、黄伟均为农村居民。黄中云系黄辉贤父亲，张润德系黄辉贤母亲，二人系城镇居民，自2013年12月1日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黄中云与张润德除黄辉贤外另有二子二女。黄辉贤2016年开始在外从事建筑施工员工作。事故发生后，罗刚垫付了黄辉贤丧葬费30000元，向李兴元、黄辉贤家属垫付了生活费、住宿费、车费等共计5000元。 再查明，五冶公司系事发地段道路改造施工单位，于2018年7月16日办理了《成都市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市城管（2018）第271号），占道时间为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事故发生时，五冶公司仍在半幅打围施工，且未在施工路段预留非机动车道。周李（五冶公司工地施工现场负责人）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工地按预案是半幅打围施工，在工地围墙外预留1.5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施划白实线，5月下旬有大型机械进入工地施工，我们就将围墙向外移动了，占用了预留的非机动车道”。 又查明，事故路段限速为40。据罗刚在成都市公安交通管理第二分局的询问笔录，其经常行驶在事故路段，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为60左右，并且因为“总共只睡了五六个小时，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诉讼过程中，付雷陈述未收到过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就保险免责条款对其进行提示或说明。经法庭询问，平安公司不能提供川Ａ×××××车辆投保单。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采信了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身份信息、户口簿、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川Ａ×××××客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工作证明、村委会务工证明、村委会家庭关系证明、村委会被扶养人亲属关系证明、达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人员个人情况表、成都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询问笔录、收据、收条、施工许可证、交通事故现场图、事故发生时及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侵权责任划分以及平安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 （一）关于责任主体和责任划分比例 驾驶机动车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驾驶。虽然鉴定系事故后作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安全隐患，但罗刚在夜间超速驾驶机动车，对车辆前方路面动态观察不周，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仍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五冶公司作为事发路段的改造施工单位，违反《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实施细则》关于施工占道打围后应保留的人行通道宽度相关规定，也没有按照施工预案设置非机动车道保障行人通行安全，致使该道路存在缺陷，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道路施工作业或者道路出现损毁，未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未采取防护措施，或者应当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而没有设置或者应当及时变更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而没有及时变更，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负有相关职责的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五冶公司对原审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罗刚、付雷及五冶公司主张事故发生时李兴元与黄辉贤横穿马路后未靠边（围挡）行走，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其提供的监控视频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综上，罗刚与五冶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一审酌定罗刚承担85%的责任，五冶公司承担15%的责任。由于付雷与罗刚系雇佣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因罗刚的疏忽大意导致李兴元与黄辉贤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存在重大过失，故付雷应与罗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关于平安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的问题 平安公司主张驾驶人罗刚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改变车辆登记结构和改变使用性质未及时向保险公司登记备案，其行为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免责条款，平安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为，由于免责条款属于平安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平安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内免赔应首先审查其对前述免责条款是否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平安公司主张在保险单中“重要提示”和“特别约定”栏中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与说明义务。但从两份保单“重要提示”栏中的字体来看，提示内容与保险单中其他字体大小、颜色一致，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从“重要提示”内容上看，仅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商业险保单虽然在“特别约定”栏里用了与其他内容大小不同打印字体载明“非营业车辆如从事营业性运输或租赁活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本公司不负责赔偿”，但平安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对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不能认为平安公司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同时，由于保险合同条款是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最重要的文本，故平安公司应对已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平安公司不能提供投保单等保险凭证证明其已将“重要提示”中载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保险条款送达投保人，付雷在庭审中亦否认其收到该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平安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平安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一审法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有效证据对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因此次事故产生的损失确认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主张死亡赔偿金6643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李兴元生前户籍性质为城镇的相关证明材料，结合李兴元殁年45周岁等事实，一审法院确定李兴元的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216元／年计算，赔付年限为20年，故李兴元的死亡赔偿金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 二、丧葬费。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主张丧葬费3235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李兴元的丧葬费按照2016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标准64717元／年计算，故李兴元的丧葬费应为64717元／年÷2＝32358.5元，原审原告主张3235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规定，结合本次交通事故致李兴元死亡的后果及李兴元对事故发生不承担责任，一审大院对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四、被扶养人生活费。李正仁、李小芳、李某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80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因李正仁系征地农转非人口，现已领取养老保险，有生活来源，不属于被扶养人，故李正仁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李兴元生前户籍性质为城镇，其被扶养人李小芳、李某的户籍性质亦为城镇，故一审法院确定二人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8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484元／年计算。结合庭审查明李某和李小芳在李兴元死亡时的年龄，扶养义务人为2人，李某赔偿年限为4年，李小芳赔偿年限为1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1）年×23484÷2＝58710元。 综上，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因此次交通事故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64320元、丧葬323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8710元，共计805388元。由于本次事故造成2人死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一审法院酌定交强险及商业险限额在两个被侵权人间按损失比例分配。结合（2019）川0106民初10462号确定的另一被侵权人黄辉贤的损失，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在黄辉贤、李兴元二人间的分配比例为49.3%：50.7%。据此，平安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支付55770元（110000×50.7%＝55770元），剩余损失749618元应先由五冶公司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112443元，其余637175元由平安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507000元（1000000元×50.7%＝507000元），剩下130175元由罗刚和付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罗刚已支付李兴元丧葬费30000元，品迭后，在本案中罗刚和付雷还应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支付赔偿款100175元。关于罗刚主张事故发生后向李兴元、黄辉贤家属支付了交通费、住宿费等合计5000元，应在赔偿款中折抵，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庭审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认可收到了该笔款项，但因为交通费、住宿费系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在本案中也并未主张该项支出，故该笔款项不应在赔偿款中折抵。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支付562770元；二、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支付112433元；三、付雷、罗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正仁、罗某、李小芳、李某支付100175元； 二审中，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是否遗漏应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导致程序严重错误；2.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平安公司保险免责的情形；3.本案责任比例如何划分。针对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行使城市管理权，并非本案中的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属于本案适格当事人，平安公司关于本案遗漏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平安公司主张本次事故中有“离开事故现场、改变机动车登记结构、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但平安公司未在审理过程中提供其投保单等保险凭证，同时投保人也否认其收到投保单，因此，一审认定平安公司未尽到其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没有约束力并无不当。平安公司关于其存在免责情形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本案中，罗刚在夜间疲劳并超速驾驶机动车，对车辆前方路面动态观察不周，并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其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五冶公司作为事发路段的改造施工单位，施工占道打围后没有按照施工预案设置非机动车道保障行人通行安全，致使该道路存在缺陷，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次要原因。结合案件事实，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一审酌定五冶公司承担15%的责任并无不当，平安公司关于五冶公司应承担50%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平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4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崇州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晗 审判员 赫耀文 审判员 祝颖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丁大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