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353号 原告：章云峰，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周俞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善记，男，195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强，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顺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路768号6幢811室。 法定代表人：孙孝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德珠、孔子莹，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相平，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第三人：林世拔，男，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第三人：王宜生，男，1964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 第三人：钱庆达，男，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魏群、张仙娣，浙江德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章云峰与被告王善记、杭州顺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匡政、被告王善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强、被告顺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德珠、孔子莹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遂通知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9月18日、2020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恩、周俞垚、被告王善记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强、被告顺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德珠、孔子莹、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魏群、张仙娣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章云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善记立即支付章云峰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3874500元(以900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自2014年12月3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2月5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另行计算)；2.判令王善记支付章云峰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423086元；3.判令顺帆公司对前两项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王善记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26日，章云峰与王善记、顺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章云峰将其持有的顺帆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王善记，交易价格为1900万元，2014年7月28日前支付定金20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付到1000万元，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逾期付款超过6个月的，由王善记承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并支付欠付部分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顺帆公司为王善记的上述费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协议签订后，王善记依约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截至目前王善记仅支付了1000万元股权款，剩余900万元转让款至今未支付。期间，因章云峰个人原因无法主张剩余款项，故于2016年8月31日与周晓忠、施黎清签订了《合同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章云峰将上述协议项下的全部权益转让给周晓忠、施黎清并告知了王善记，王善记于2016年12月26日以短信的方式承诺于春节(2017年1月28日)前结清欠款，但至今仍未按时支付。现章云峰无法主张款项的事由已消灭，但被告仍未支付款项。 被告王善记辩称：章云峰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股权并非章云峰一人享有，该股权由章云峰及其他四人共同享有，王善记之前已支付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1000万元全部被章云峰拿走，其拿走的份额已超过其享有的股权的相应份额，剩余的9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章云峰无关，应属其他四位股东所有，王善记已申请追加其余股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此外，章云峰主张的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章云峰的诉讼请求。 被告顺帆公司辩称：一、本案的保证期间于2016年12月29日已经届满，顺帆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股权转让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第四条约定顺帆公司为王善记向章云峰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王善记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为止。根据上述条款可知，顺帆公司承担的为连带保证责任，顺帆公司为王善记提供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2014年12月30日至2016年12月29日。在此期间章云峰未以任何形式向顺帆公司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故章云峰于2019年1月15日起诉顺帆公司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实际早已超过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在约定和法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故顺帆公司无须再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的主债务诉讼时效早在2016年12月29日已经届满，基于此顺帆公司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章云峰于2019年1月15日起诉要求王善记履行义务，时间已经过去四年多，本案主债务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且并不存在中断、中止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规定，本案主债务诉讼时效已过，顺帆公司可以援引主债务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承担担保责任。三、章云峰要求顺帆公司承担423086元的律师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章云峰提交的证据与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律师费没有对应性。其次，本案的担保期间已过，章云峰无权再向顺帆公司主张任何费用。最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顺帆公司股东系本案章云峰与王善记二人，现其二人早已不是顺帆公司的股东，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目前顺帆公司的三位持股股东均不知情。综上所述，章云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善记直接向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9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4268700元（以900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三的标准自2014年12月31日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并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判令顺帆公司对王善记上述第1项诉请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10月3日，第三人与章云峰五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五人合作开发顺帆公司挂牌的土地项目，项目运作基础资本金2000万元，其中章云峰占35%股金，陈相平占10%股金，林世拔占15%股金，王宜生占10%股金，钱庆达占30%股金，股权与股金对等。2006年10月18日，五人以章云峰为代表与顺帆公司原股东代表签订《协议书》，受让了顺帆公司全部股份及资产。2007年至2010年期间，五人与王善记通过签订《股份(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会议纪要》，明确由王善记受让顺帆公司80%股份，五人保留20%原始股权，合计776万元，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统一登记于章云峰名下。2014年7月26日，五人同意将统一登记于章云峰名下的该20%股权转让给王善记并以章云峰名义与王善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款为1900万元，顺帆公司为王善记提供连带担保，王善记应在2014年7月28日前支付定金20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付到1000万元，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五人依约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但王善记向章云峰支付1000万元转让款后尚欠转让款900万元至今未支付，且章云峰收取王善记支付的1000万元后未与第三人进行分配。另，章云峰曾于2016年8月31日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案外人周晓忠、施黎清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擅自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全部权益转让给周晓忠、施黎清，用以抵作其个人债务，后经第三人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该《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同时该判决认定以章云峰名义转让给王善记的顺帆公司20%股权及章云峰对王善记的债权均系章云峰与第三人共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该判决。第三人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章云峰主张的债权系五人共有，且根据五人约定，章云峰享有的债权份额为35%计665万元(1900万元×35%)，而章云峰实际已从王善记处获得转让款1000万元，已远超其应得份额，对于被告尚未支付的转让款应直接支付给第三人。 原告章云峰针对第三人的诉请辩称：第三人在本案中不享有其起诉状中所述的股权比例，尽管在2006年第三人与章云峰合作投入资金300万元拥有顺帆公司30%的股权，章云峰占300万元投资的35%，第三人占65%，但事后顺帆公司的股本金发生变化，2013年8月30日顺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7000万元，其中章云峰个人增加投资1300万元，章云峰在顺帆公司的股权达到了20%，该增资款是章云峰个人投资，第三人并没有出资，故第三人在股权转让款中的所占比例已经降低，第三人以最初的比例主张股权转让款没有依据，且第三人中钱庆达的股权份额因其未归还章云峰借款已经抵扣给章云峰，该份额对应的股权转让款应由章云峰获得。 被告王善记针对第三人的诉请辩称：王善记所欠款项应属第三人，之前已支付给章云峰的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章云峰所占有的份额，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应当属于第三人，第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二次庭审后其答辩意见变更为：剩余9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开始主要是章云峰向王善记催要，但自2016年后章云峰就没有再联系王善记，换成陈相平、林世拔等第三人时不时向王善记催付，第三人就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有与王善记进行协商，在2019年9月25日王善记还和陈相平在微信上约定国庆期间要把协商还款方案尽快签掉，根据章云峰与第三人的各自份额，章云峰实际拿到款项已经超过他应得金额，王善记同意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第三人。 被告顺帆公司针对第三人的诉请辩称：第三人并非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一名第三人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并非相对方，第三人并非本案必须追加的第三人，即便第三人有向王善记要求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但是本案的保证期间已过，顺帆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故请求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6年10月3日，章云峰与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五人共同开发由顺帆公司挂牌土地项目（文一西路与外环交叉口），本项目运作基础资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在2006年10月12日前统一打入钱庆达帐户；章云峰占35%股金，钱庆达占30%股金，林世拔占15%股金，王宜生占10%股金，陈相平占10%股金，股权、股份、股金对等。 顺帆公司的档案资料显示以下内容：2006年9月，周金鹏、李国平投资成立顺帆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周金鹏认缴510万元占51%，李国平认缴490万元占49%，法定代表人周金鹏，营业期限2006年9月11日至2016年9月10日。此后顺帆公司的股东、投资金额、法定代表人、营业期限等进行过变更。至2008年8月，顺帆公司的股东、股权已变更为王善记出资600万元占60%，钱庆达出资300万元占30%，周金鹏出资100万元占1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善记；2009年3月变更为王善记出资600万元占60%，章云峰出资300万元占30%，周金鹏出资100万元占10%。2013年9月，顺帆公司的营业期限变更为20年，注册资本增资7000万元，其中王善记追加投资5700万元，共出资6300万元占78.75%，章云峰追加投资1300万元，共出资1600万元占20%，周金鹏出资额100万元占1.25%。同年11月，周金鹏将股份转让给王善记，王善记的出资额为6400万元占80%。2014年10月章云峰持有的20%股权变更登记至胡英建名下（审理中王善记陈述变更登记至胡英建名下系其指定）。 2012年3月8日，钱庆达向章云峰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向章云峰借人民币肆拾捌万元整，月息三分计算，此款用于支付滨江兴汇房产尾款，该欠款如无法偿还则用顺帆公司钱庆达的股份额度抵扣；同年3月30日，合作兴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了交款人为钱庆达的车位款收据，并注明章云峰代付。 2014年7月26日，章云峰作为转让方（甲方）、王善记作为受让方（乙方）、顺帆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的主要内容有：甲方（显名股东）及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隐名股东）共同持有顺帆公司部分股权并统一登记在甲方名下，且在本协议签订前甲乙双方曾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及有关会议纪要等书面资料并办理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至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名下仍持有公司20%股权，乙方对甲方所持股权事实无异议并完全认可；甲方名下20%股权经甲方及隐名股东商议拟出让给乙方，乙方表示愿意受让；乙方同意以1900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价格受让甲方转让的20%股权；乙方在2014年7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定金200万元，甲方收到定金后15个工作日内协助乙方办理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付到1000万元，余款900万元于2014年12月30日前付清；丙方自愿为乙方向甲方提供履约担保，如乙方未能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则甲方可向丙方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转让款及可能发生的违约金和甲方律师费，保证期限至乙方付清甲方全部股权转让款时止；若任一期股权转让款乙方未按期支付，超过六个月，甲方有权通过诉讼途径要求乙方一次性全额付清（即付款改为一次性付款）并要求乙方支付甲方为此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并支付欠付部分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上述协议除甲、乙、丙三方签名、盖章外，陈相平作为见证方签了名。协议签订后，王善记向章云峰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由章云峰占有，其余900万元一直未付。 2016年8月31日，章云峰作为让与人（甲方）、周晓忠及施黎清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一份，载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王善记支付了转让款1000万元，余欠900万元及违约金至今未付，据此双方协商一致将甲方享有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所有，与甲方欠乙方及乙方关联的相关借款充抵。 2017年3月30日，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于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认为上述陈相平等四人与章云峰同为顺帆公司20%股权的实际投资人，理应对《股权转让协议》共同享有合同权益，章云峰无权单独处分该合同权益，而共同持有的事实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释明，周晓忠、施黎清为能使其对章云峰之债权得到清偿，恶意与章云峰串通无对价受让章云峰无权处分的合同权益，损害了陈相平等四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该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章云峰转让给王善记顺帆公司20%的股权，系章云峰与陈相平等四人共同持有，统一登记在章云峰名下，章云峰系显名股东，陈相平等四人系隐名股东，王善记尚欠的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章云峰与陈相平等四人共同共有，章云峰在陈相平等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周晓忠、施黎清签订《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擅自将共有债权转让用以抵作其个人债务，章云峰的行为损害了陈相平等四人的合法权益，且周晓忠、施黎清并非善意取得该受让债权，遂判决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于2016年8月31日签订的《合同权益转让协议》无效。周晓忠、施黎清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4月7日周晓忠、施黎清曾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要求王善记、顺帆公司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900万元等，2018年6月19日撤回起诉。 2018年10月19日，章云峰与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章云峰委托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处理其与王善记、顺帆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约定律师代理费为423086元，该费用在案件起诉前先支付10万元，剩余费用于章云峰收到案款之日支付。同年10月24日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向章云峰开具了100000元的代理费发票。 审理中章云峰就其主张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提交了2016年12月26日王善记与周晓忠之间的短信往来，王善记发送内容为“周晓忠、施黎清：章云峰于2014年与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杭州顺帆公司股权转让给我，约定转让款1900万元。签约后，已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我共已付转让款1000万元，余欠900万元。我确认章云峰将以上债权转让给你俩。因章云峰与我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我一时未找到相关凭证而未能结算，加上我目前资金困难，望再给一定宽限期，我承诺继续履行转让协议，春节前给你俩结清欠款”，周晓忠回复“收到了，谢谢你，并麻烦你将以上内容打印签字邮寄到我家”，王善记再回复“好的”。章云峰还提交了王善记发送给王楚雄的短信，章云峰自述王楚雄系其当时的律师，内容有“王楚雄律师并转告章云峰先生：章云峰于2014年与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杭州顺帆公司股权转让给我，约定转让款1900万元。签约后，已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我共已付转让款1000万元，余欠900万元。因章云峰与我还有其他经济往来，我一时未找到相关凭证而未能结算，加上我目前资金困难，望再给一定宽限期，我承诺继续履行转让协议，结清欠款”。对王善记与周晓忠之间的短信，经质证王善记认为短信在案外人周晓忠手机中，与本案无关联，且王善记也没有向周晓忠发送过该短信，章云峰当庭出示短信的手机是新版手机，发送短信时还未上市，该手机并非原始载体，现存在手机改号软件，不排除原告提交的手机短信也是通过此类软件形成，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章云峰陈述在王善记向周晓忠发送短信后，周晓忠更换过手机，更换时该短信由旧手机迁移至新手机，第三次庭审时章云峰提交了最初接收短信的旧手机出示上述短信，经质证王善记认为除手机是2016年生产的手机外，并无其他证据能够显示其是短信的原始载体，鉴于之前章云峰通过数据转移的形式提交短信记录，其有理由怀疑章云峰故意找一个旧手机倒入数据，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王善记与王楚雄之间的短信，经质证王善记认为无法确认其是原始载体，章云峰之前就把数据倒入另一手机中，其也可以找一个旧手机发短信，即使是真实的，王楚雄是否是章云峰的律师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无关。 上述事实，有顺帆公司的档案资料、《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王善记发送给周晓忠的短信、《合同权益转让协议》、（2017）浙0103民初2419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1民终1255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05民初2912之一号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借条》等证据及庭审中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章云峰主张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案涉的主要证据为2014年7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审理中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四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第三人在本案中是否能作为权利主体，章云峰及顺帆公司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为章云峰与王善记，而第三人非协议的相对方，故其无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至于章云峰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可另行处理，而王善记对第三人的主张无异议。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虽由章云峰、王善记作为股权的出让方、受让方进行签订，陈相平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上签名，但该协议的主文中已明确载明标的物股权由显名股东章云峰与隐名股东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共同持有，还载明出让股权亦是五人共同协商决定，故仅从协议的外观形式即能判断出标的物股权属章云峰、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五人共有，出让该股权亦系五人共同所为，章云峰与王善记对此明知并应允，则在本案中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即能确定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权利应归属章云峰与第三人五人共有，故第三人在本案中主张享有股权转让款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但是，审理中章云峰与第三人还就1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权利在五人之间应按何种比例分割、钱庆达享有的股权比例有无折抵给章云峰等事项发生争议，本院认为，本案需解决的争议是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争议，而出让方共有人之间的内部争议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章云峰与第三人间的股权转让款分割纠纷应另行处理。 对于章云峰的起诉王善记及顺帆公司均抗辩已过诉讼时效，但王善记又表示案涉股权转让款2016年后第三人曾向其催要，双方也曾协商，故同意支付给第三人。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中全部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权利应归属章云峰与第三人五人共有，则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权利也属章云峰与第三人五人共有，王善记既已同意支付第三人案涉款项，在五人的权利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其后果亦应及于作为共有人之一的章云峰，故王善记单独就共有人之一的章云峰行使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权不具有可行性；此外，章云峰提交了王善记与周晓忠之间的短信往来，王善记否认发送过该短信，还对该短信的载体手机及短信内容的真实性抗辩存在造假可能，本院认为，从章云峰提交的短信形式及对话内容来看具有前后连贯性，符合常态，未有异常，章云峰对储存短信手机是否是原始载体的异议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补充提交了原手机，王善记对其抗辩意见未提交反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述短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定2016年12月26日王善记向周晓忠发送短信承诺尚欠股权转让款900万元于2017年春节前支付；另，王善记的该承诺虽向周晓忠作出而非向章云峰作出，但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发送短信当时处于章云峰已将案涉股权转让款权利转让给周晓忠、施黎清，王善记对此也已明知并认可，而第三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章云峰与周晓忠、施黎清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发生于2017年3月，故短信发送时双方主观上认知周晓忠、施黎清系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人，王善记作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承诺是对款项权利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后因债权转让被法院确认为无效，章云峰自始为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人，该短信所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亦应及于章云峰，故章云峰在2016年12月26日后的三年内提起诉讼未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至于章云峰提交的王善记发送给王楚雄的短信，因其未能证明王楚雄的身份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作用不予确认。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王善记应于2014年12月30日付清股权转让款，但至今其尚有900万元未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即应向章云峰及第三人共五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900万元，并依约承担自2014年12月3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此外，根据约定王善记未按时付款还应承担权利人的律师费，故章云峰要求王善记承担律师代理费符合约定，但其主张的金额423086元中除10万元章云峰已支付外，其余款项并未实际支付，故本院对未实际发生的律师代理费不予支持。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顺帆公司就王善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王善记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时止，此类保证期间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应确定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上述协议已约定王善记的付款期限为2014年12月30日，故顺帆公司的保证期限至2016年12月29日止，而章云峰、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顺帆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则顺帆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本案中章云峰、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要求顺帆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善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章云峰、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股权转让款9000000元，以及以9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二、王善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章云峰律师代理费100000元； 三、驳回章云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章云峰预交案件受理费101586元，由章云峰负担51462.5元，由王善记负担50123.5元；章云峰预交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王善记负担；王善记负担部分合计5512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章云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预交案件受理费101412元，由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负担50706元，由王善记负担50706元；王善记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本院；陈相平、林世拔、王宜生、钱庆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黄 倩 人民陪审员  任瑞瑞 人民陪审员  黄新升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