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0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红林，男，198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可财，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丹，女，198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红林因与被上诉人何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6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红林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唐红林不向何丹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唐红林不是何丹借款的当事人，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诉争借款的当事人系叶元师，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叶元师。 何丹答辩称，唐红林和何丹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双方在2017年5月2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凭证，之后由唐红林付息，2018年6月28日，双方重新出具了一份《借条》作为凭证。唐红林所称案外人何苗与案外人叶元师讨论过还款，也仅能说明代表的是唐红林主张权利，因为唐红林与案外人叶元师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唐红林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何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唐红林向何丹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归还完毕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6日，唐红林与何丹签订《借款协议》，载明：“甲方唐红林，乙方何丹，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7年5月26日至2018年5月25日止，借款利率为2.5%，每月利息为人民币12500元（大写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甲方应于每月25日向乙方支付下月借款利息（第1个月的利息于借款金额内扣除）……”。协议签订后，何丹分别以微信转账、支付宝支付、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唐红林支付借款金额487500元。嗣后，唐红林按照约定自2017年6月起，每月向何丹支付利息12500元，直至2017年12月，共计支付87500元。 2018年6月28日，唐红林、何丹在《借款协议》的背面签订《借条》，载明：“兹因由原借款协议未能按时履行，双方现协商一致，签订此借款补充协议，本人唐红林承诺于2018年7月25日前支付2018年1至7月利息，共计人民币87500元（大写捌万柒仟伍佰元正），承诺于2018年10月25日前归还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545000元（大写伍拾肆万伍仟元正）”。 2018年10月，唐红林向何丹转账支付共计120000元。 一审另查明，唐红林的微信名为“唐梓翔”。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是否建立了借贷关系？2.实际出借金额是多少？3.唐红林向何丹转账支付120000元的性质？针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1.双方是否建立借贷关系？何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协议》、转账支付记录等证据，和唐红林提交的在签订协议后的次月起，按照协议约定，向何丹连续履行了7个月的支付利息的转账记录，均能够证明双方建立了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现唐红林辩称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唐红林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何丹实际出借借款金额是多少？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和《借条》中载明的500000元，是何丹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了第一个月的利息12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何丹实际向唐红林出借借款金额为487500元。 3.2018年10月，唐红林分三次向何丹共计支付120000元的性质，是本金还是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唐红林亦按约定按期支付了连续7个月利息。唐红林辩称，应作为本金抵扣，但何丹不予认可，且唐红林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按双方约定，应首先作为利息抵扣。 唐红林自2017年6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8日，按《借款协议》约定的月利率2.5%，按500000元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每月向何丹支付利息12500元。因何丹实际出借借款本金为487500元，应以实际出借借款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超过部分应当抵扣本金。2017年6月25日，唐红林应支付利息为487500元×2.5%=12187.5元；2017年7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为487500元-（12500元-12187.5元）=487187.5元，应支付利息487187.5元×2.5%=12179.7元；2017年8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为487187.5元-（12500-12179.7元）=486867.2元，应支付利息486867.2元×2.5%=12171.7元；2017年9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为486867.2元-（12500元-12171.7元）=486538.9元，应支付利息为486538.9元×2.5%=12163.5元；2017年10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为486538.9元-（12500元-12163.5元）=486202.4元，应支付利息为486202.4×2.5%=12155.1元；2017年11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为486202.4元-（12500元-12155.1元）=485857.5元，应支付利息为485857.5元×2.5%=12146.4元；2017年12月25日，唐红林尚欠本金485857.5元-（12500元-12146.4元）=485503.9元，应支付利息485503.9元×2.5%=12137.6元；截至2017年12月28日，唐红林应还本金为485503.9元×（12500元-12137.6元）=485141.5元；2018年1月至10月，唐红林应支付利息为485141.5元×2.5%×10个月=121285元。何丹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2018年10月以前的利息已支付完毕，要求从2018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系民事权利主体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虽然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5%，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但何丹要求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唐红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丹返还借款本金485141.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1日起，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00元、保全费4020元，共计9420元，由唐红林负担。 二审期间，唐红林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唐红林的成都银行转账流水（6张），系案外人叶元师自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向唐红林转账，转了6笔12500元。拟证明：唐红林收到案外人叶元师转账之后，及时向何丹转账。第二组证据：由案外人叶元师提供否认案外人何苗与案外人叶元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叶元师和何苗、何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何苗有向叶元师主张还款的事实。何丹质证称，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也不是证据原件。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转账流水中6月至7月期间多笔转账金额加起来不是12500元，说明唐红林与案外人叶元师之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唐红林应当出示原始载体，何苗、叶元师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仅能够看出应该是何苗代唐红林向叶元师主张权利。经双方发表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一，依据二审调查后唐红林提交的加盖成都银行储蓄印章的银行流水，本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经审查，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7月15日期间案外人叶元师向唐红林转账7笔，除一笔4500元转账外，其余转账金额均带有小数点，金额零散，且总金额亦非12500元。该组证据仅能证明2017年6月12日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案外人叶元师向唐红林转账5笔12500元，但该转账笔数和金额与唐红林向何丹转账支付利息的笔数和金额不一致，故达不到唐红林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认，且对话发生在案外人之间，本案当事人均为参与，故达不到唐红林的证明目的。关于唐红林举示支付宝转账记录，拟证明唐红林转给何丹的利息中有3笔是转给案外人何苗的，何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经审查，该3笔利息数额包含在一审查明的利息金额总额中，何丹在一审中对唐红林归还的利息总额已进行确认，并未对案外人何苗代其收取利息的行为提出异议。故该证据的拟证内容已经一审判决确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二审另查明，《借款协议》约定，案涉借款的抵押物为唐红林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房屋，何丹、唐红林已办理抵押登记。唐红林必须按时归还何丹全部借款及利息，否则何丹在借款到期后将全权出资抵押房屋，用于归还案涉借款。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唐红林和何丹之间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唐红林上诉主张未实际收到何丹的借款，何丹系向案外人叶元师直接转款，案外人叶元师才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唐红林认为案涉款项系由案外人叶元师收取，但在借款还款过程中，唐红林对于由案外人叶元师收取款项的行为并未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其对何丹支付款项的认可。结合《借款协议》及《借条》的内容，前后两次形成的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人均为唐红林，亦足以证明唐红林与何丹之间对于案涉借款形成借贷合意。其次，对于案涉借款，唐红林提供自有房屋作为抵押，且自《借款协议》形成后，唐红林于2017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对案涉款项进行利息归还，唐红林于《借条》形成后，还另行归还120000元。唐红林为案涉借款提供自有房屋作为抵押物，以及积极履行还款的行为亦可证明其对于案涉借款的确认。再次，唐红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其作为借款人向何丹出具《借款协议》《借条》的法律后果，故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唐红林主张案外人叶元师是实际借款人，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何丹系与案外人叶元师达成借款合意。依据在案证据，一审认定唐红林为案涉款项的借款人并判决其还本付息并无不当，本案亦不存在必须追加案外人叶元师作为第三人的情况。若唐红林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其他纠纷，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唐红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唐红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王 晓 川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余 梦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