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5371号 原告：周亚玲，女，1966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克勉，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海寅，男，196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宁波凌通商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天，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雅红，女，196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第三人：李月娣，女，196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树，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柏年，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成，男，197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原告周亚玲为与被告邵海寅、曹雅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亚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杨克勉，被告邵海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天到庭参加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告周亚玲向本院申请追加李成、李月娣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同年7月4日，本案因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7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亚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杨克勉，被告邵海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天，第三人李月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树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本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邵海寅、曹雅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原、被告双方在庭外和解期限内未达成和解。本案报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亚玲请求判令：被告邵海寅、曹雅红归还原告借款45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邵海寅答辩称，周亚玲原系其公司出纳兼会计，其没有收到原告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与借条内容不相符；其也没有归还过原告100000元的情况，涉案资金系原告从公司账户内取现后的款项，其出具借条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公司资金来往的账目，走形式而已，不存在实际的借款；原告转账给李成、李月娣的500000元都是公司股权转让款，与其无关；退一万步讲，即使其有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存在，原告在公司任职期间，大量非正常取现并占为己有，金额远远大于借条金额，也已还清；涉案债务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条上没有曹雅红的签字和追认，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当年原告因害怕侵占公司资金行为暴露而逃离，一直没有联系过其，后来突然给其发催讨短信，实际是索要离开公司时可拿的45000元资金，而非所诉的450000元，故原告的行为是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曹雅红、第三人李成未作答辩。 第三人李月娣答辩称，其与原告周亚玲不认识，也没有关系。原告周亚玲是向被告邵海寅催讨借款，与其没有任何借贷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其与邵海寅之间的法律关系。 原告周亚玲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借条两份，拟证明2010年11月16日和2011年1月27日被告邵海寅向原告出具由其签字的借条，被告已收到原告交付的借款550000元的事实； 2.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客户回单两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500000元的事实； 3.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1年4月18日，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的事实； 4.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一份，拟证明被告邵海寅与曹雅红系夫妻关系的事实； 5.短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2015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向被告邵海寅催讨还款，被告承认借款并作出还款承诺的事实； 6.借款借据、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各两份，拟证明原告的款项来源于银行贷款的事实； 7.公司变更登记信息一组，拟证明当时李成将宁波凌通旅行社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周亚玲，周亚玲后来又转给了邵海寅和徐忠娟，期间周亚玲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只是代持公司股份，也没有实际支出或收到过股权转让款的事实； 8.证明、《承诺书》各一份，拟证明周亚玲不是投资人、股东，只是代持公司股份； 原告周亚玲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告邵海寅认为证据1系其所写，但借条当时锁在公司保险柜里，时间、对象、金额错误；证据2，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内容；证据3，认为原告既是公司会计又是出纳，都是她自己操作的；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证据5，认为系原告的套路，原告逃离公司时有部分工资奖金没拿，大概有45000元左右，原告追讨这笔钱时，其承诺还款，并非原告起诉的450000元；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只能证明钱进了原告账户，无法证明涉案款项500000元是原告贷款出来的；证据7，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只欠原告包括奉化凌通汽车运输公司清算款43000元和凌通商旅的工资2000元，合计45000元；证据8，之所以写“增资后”表明周亚玲之前是公司股东，2012年周亚玲已离开公司，所以写了这份证明。没有代持协议，当时周亚玲大量侵占公司资产被发现后逃离了公司，她根本不敢要这笔钱。《承诺书》没有写到底借了多少钱，那就是45000元，上面的日期2013年6月20日恰恰证明诉讼时效已过。第三人李月娣对证据1－6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原告转给李月娣银行账户的300000元是周亚玲与邵海寅之间的法律关系，周亚玲向邵海寅催款，邵海寅承诺归还，与李月娣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即使有关系，也是邵海寅与李月娣之间的法律关系；对证据6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与其也无关；认为证据8与其无关联，诉讼时效已过。 被告邵海寅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存款分户明细查询（奉化凌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凌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一组，拟证明原告周亚玲在邵海寅公司任出纳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从公司账户中大量取现，2010年8月25日至27日三次取现合计500000元，由此断定原告向被告的出借款项系从公司取现而来，借款不存在的事实； 2.公司会计凭证一组，拟证明原告侵吞公司大量资产，邵海寅出具借条仅是应原告要求平衡资金往来账目需要，退万步讲，就算有借款也已全部归还的事实； 3.股东会决议、企业产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一组，拟证明涉案550000元款项与邵海寅没有关系，系原告向李成、李月娣支付受让公司股权的对价款的事实； 4.证明、支出明细各一份，拟证明周亚玲侵吞公司资金的事实。 被告邵海寅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仅能体现两家公司在此期间的账户进出流水情况，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内容，且被告要证明的内容与本案也无关联；证据2，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无法否认借款的事实；证据3，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内容；证据4，对三性均不认可，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李月娣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邵海寅对真实性无异议，虽答辩称是为了平衡公司资金往来账目的需要而出具借条，但对于是否还出具过其他借条时含糊不清，显然不符合常理，且借条内容系邵海寅手写，非格式化样式，邵海寅也认可出具其中350000元的借条包含了之前向原告借款的50000元，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被告邵海寅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3，虽是复印件，但与原告自认被告邵海寅已归还100000元的事实能相互印证，被告邵海寅虽认为是原告自己操作，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4，被告邵海寅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被告邵海寅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原告追讨的是45000元资金，不是涉案的450000元，根据短信记录内容，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原告均有连续、明确的催讨，发短信称“这么多年了，你自己说得过去吗？利息一分也没付”、“我是代款借你的钱，我每个月在付利息，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没办法”、“我一年的利息要付多少啊？你给我2万付一年利息都不够？”从而可以看出，原告所诉借款的真实性，而被告邵海寅在短信中一直承认借款并承诺会先给几万、在贷款归还或哪怕卖房也办好，显然与其所称不欠原告借款或只欠原告45000元的情况不符。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证据6，原告证实其借款的资金来源，且其陈述在公司工作期间，该笔贷款的银行利息由公司在支付，被告邵海寅未置可否，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7与证据8中的证明，能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第三人李成将股权通过原告转让给被告邵海寅、徐忠娟的事实；《承诺书》载明了邵海寅承诺借周亚玲全部的钱在2013年6月20日前全部还清，恰能与周亚玲诉称借款印证，邵海寅虽答辩称系应原告要求所写，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受胁迫或威胁的情况，故本院对《承诺书》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邵海寅提供的证据1、2、4，因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周亚玲曾系被告邵海寅公司的财务人员，2011年10月底离职。邵海寅在公司注册前，向周亚玲借款50000元，未出具借条。2010年11月16日，周亚玲通过浙江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尾号为8623的账号向李月娣的银行账户转账300000元；同日，邵海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周亚玲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正。”2011年1月10日，周亚玲通过浙江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尾号为6189的银行账号向李成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同月27日，邵海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周亚玲人民币贰拾万元正。”之后，周亚玲一直向邵海寅催讨借款，被告邵海寅承诺还款。其中手机短信显示：2015年6月17日，邵海寅：“等着我，我会办好”，周亚玲：“还要等多长时间，我实才没能力”，邵海寅：“我知道，我很快能办妥”。7月21日，周亚玲：“有要付利息，做人不能这样”，邵海寅：“我知道”，周亚玲：“你什么时候，定个时间好吗”，邵海寅：“好的”，周亚玲：“什么时间可以还我？”邵海寅：“我真的近快还你”。8月4日，周亚玲：“钱怎么样了？”邵海寅：“我在想办法贷款”，周亚玲：“什么时候可以好了”，邵海寅：“快的，真的”，周亚玲：“我的代款要到期了”。8月25日，周亚玲：“还要多长时间？不能这么拖了”，邵海寅：“我明白”，周亚玲：“是不是要我的命？为什么要这样？”邵海寅：“真的，我会还你”，周亚玲：“每次都这样说，说了几年了。”邵海寅：“我真的很快给你”，周亚玲：“定个时间吧？我的代款要还”，邵海寅：“争取今年还给你”。2016年2月5日，周亚玲：“做人不能这样”，邵海寅：“尽量在3月份吧”，周亚玲：“这么多年了，你自己说得过去吗？利息一分也没付”，邵海寅：“说不过去”。3月30日，邵海寅：“你好，快了，我企业贷款马上就好了”。5月3日，周亚玲：“什么时候给我”，邵海寅：“还在贷款”，周亚玲：“要什么时候，你能不说句真话，你还要到什么时候”，邵海寅：“我在催贷款，真的”。5月9日，周亚玲：“贷款怎么了”，邵海寅：“大概近几天可放了”。5月23日，周亚玲：“什么时候？”邵海寅：“我在贷，一定给你”。8月6日，周亚玲：“钱什么时候”，邵海寅：“应该贷款快下来了”。9月12日，邵海寅：“我还没贷出，今年那怕卖房也会办好”。2017年5月10日，邵海寅：“我到月底现准备几万”，周亚玲：“几万”，邵海寅：“几万吧”。5月31日，周亚玲：“钱怎么样？”邵海寅：“再过10到15天就可以了”。6月11日，周亚玲：“你好，在吗？”邵海寅：“在，在家里，下星期给你几万”。9月1日，周亚玲：“我是代款借你的钱，我每个月在付利息，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没办法。”邵海寅：“我在努力想办法，也在努力做”。2018年1月2日，周亚玲：“你好，怎么样？”邵海寅：“这二天我先打5万”。1月7日，邵海寅：“过二天，我会打5万”，周亚玲：“那还有什么时候”，邵海寅：“我再想办法”。2月14日，邵海寅：“今年钱都没接进，我先打2万，过完年一定补上”。周亚玲：“我一年的利息要付多少啊？你给我2万付一年利息都不够？”邵海寅：“账都没接进，我因为答应过你，所以我拼起来也在打给你，我真的留了200元，过完年打给你”，4月25日，周亚玲：“怎么样？”邵海寅：“就几天可以放贷了”11月15日，周亚玲：“你好，怎么样？”邵海寅：“资料都在银行，应该很快”11月26日，周亚玲：“邵总你好！我真的等不及了”，邵海寅：“银行很快会下来，资料上周还在补”，周亚玲：“钱怎么办？”邵海寅“近几天先给你几万”，周亚玲：“这么多年了，你银行利息也要付我好多了……” 周亚玲与李月娣素不相识。庭审中，周亚玲陈述，邵海寅于2011年4月18日归还其借款本金100000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其利息20000元。 另查明，2011年1月10日，周亚玲向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200000元，2010年11月15日贷款500000元。周亚玲陈述其在公司工作期间，上述银行贷款的利息每月由公司支付，被告邵海寅未予否认。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9年5月5日，第三人李月娣系宁波市江东凌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占有40%的股权，2011年1月17日该公司注销。2010年8月16日成立的奉化凌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股东为邵海寅、周亚玲，2013年5月22日该公司注销。2010年12月15日，第三人李成将宁波凌通商旅有限公司40%的股权以200000元转让给原告周亚玲。2012年10月23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从500000元增加至5000000元。2013年3月7日，周亚玲将公司40%股权以2000000元平均转让给邵海寅、徐忠娟，邵海寅占公司80%的股权。邵海寅出具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31日的《证明》一份，载明：“公司在增资中，周亚玲签的字与公司无关，增资后宁波凌通旅行社有限公司盈亏与周亚玲无关。”邵海寅出具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3（0）日的《承诺书》一份，载明：“我邵海寅借周亚玲全部的钱在2013年6月20日要之前全部还清，宁波凌通旅行社有限公司、奉化凌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二个公司的所有一切事，资金与周亚玲无关。周亚玲不负法律责任。如有法律上责任邵海寅一个人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周亚玲与被告邵海寅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首先，公司注册前被告邵海寅曾向原告周亚玲借款50000元，未出具借条，2010年11月16日出具《借条》载明的350000元包括该50000元借款，被告邵海寅在庭审中予以认可，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具有初步可信度；其次，原告提交的2010年和2011年的借条均系由被告邵海寅亲笔书写，并非格式化借条，其上载明了借款金额、出借人、借款人等内容，清晰完整，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被告邵海寅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合理说明，但其第一次庭审时称该两张借条系为了平衡公司资金来往账目所出具，不符合财务制度，明显有悖常理，难以自圆其说，其在第二次庭审中又称涉案500000元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款，与其无关，两次陈述相互矛盾，可信度较低，难以否认借条证实的借贷关系；第三，原告陈述的借款资金来源、形成过程及借款发生后的多次催讨情况，与其提供的借条、短信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能相互印证。综上，虽然原告周亚玲未举证证明将涉案借款中的500000元直接转入被告邵海寅的账户，但根据涉案公司变更登记信息、被告邵海寅出具的证明、承诺书以及原告周亚玲提交的贷款记录、短信记录等证据，原告周亚玲主张的其系替被告邵海寅代持公司股权，被告邵海寅向原告周亚玲借款（资金来源于原告周亚玲的银行贷款，由被告邵海寅的公司支付贷款利息）并指示原告周亚玲向第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达到民事诉讼高度概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周亚玲完成了涉案借款的交付，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涉案借款虽发生在2010年和2011年，但根据邵海寅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原告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期间原告在连续、明确地向被告邵海寅主张权利，邵海寅也一直承认借款事实并承诺还款，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邵海寅答辩称，原告周亚玲催讨时，其承诺还款的金额实际为45000元，但从短信记录可以看出，邵海寅多次回复周亚玲“过两天先打5万”、“下星期给你几万”、“近几天先给你几万”、“我在贷款，一定给你”、“我还没贷出，今年那怕卖房也会办好”，上述信息内容与被告邵海寅的庭审答辩意见明显不符，故对其该答辩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理应在原告催告的合理期限归还，故原告主张被告立即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被告邵海寅已归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因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邵海寅于2018年2月14日支付原告的20000元应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故被告邵海寅尚欠原告周亚玲借款本金430000元。被告邵海寅逾期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于此后的利息应表述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曹雅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原告虽举证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但本案借款金额较大，且借条上无被告曹雅红的签字确认，事后曹雅红也未进行追认，难以认定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邵海寅关于原告在公司任职期间大量非正常取现并占为己有，金额远远大于借条金额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海寅返还原告周亚玲借款本金430000元，并支付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周亚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8050元，财产保全费2770元，合计10820元，由原告周亚玲负担481元，被告邵海寅负担103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晓丹 人民陪审员  潘国飞 人民陪审员  杨美科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