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湘01民终37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吉人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桂花路248号瑞宁花园3栋2603房。法定代表人：肖朝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泽维，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军，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优策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海源北路6号高新招商大厦。法定代表人：陈秀木，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思亮，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艳，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吉人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人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优策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第0681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人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06810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优策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以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驳回起诉。该裁定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程序严重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明确，且已实际履行，优策公司在一审中存在虚假陈述导致一审重审查明事实不清晰。（一）吉人汇公司的现有证据，充分证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1、雨花区人民法院两份鉴定意见书（司鉴中心［2015］计鉴字第127、128号）的鉴定结论充分表明：（1）本案2009年3月3日所签《形象墙购销合同》中的印章是真实的。（2）《形象墙购销合同》上法定代表人钟婷的签字是钟婷本人所签。2、2014年8月27日，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法官对周李平的“谈话笔录”，以及证据《通讯录》等，可以证明周李平是优策公司的员工，其受优策公司指令通过邮件向吉人汇公司订货，并向吉人汇公司收货的事实。而吉人汇公司提交的“生效判决二份”可对此事进一步予以证明（详见“（2013）西法民初字第4204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8页、第11页相关内容）。3、广州市广普物流有限公司与昆明市官渡区顺鑫货运部的《证明》可以证实吉人汇公司在2012年1月到2013年7月向优策公司供货的事实，以及周李平为优策公司员工的事实。4、优策公司提交的长沙涌金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涌金公司）刘旺“情况说明”，佛山南海晶平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南海晶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询问笔录”，佛山南海源沣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源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周某的“询问笔录”，佛山南海建汉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建汉公司）会计王旅凡的“询问笔录”，均可以证明吉人汇公司向优策公司供货的事实。5、圭塘派出所立案后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也可证明本案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二）现有证据证明优策公司在本案庭审陈述的明显虚假。1、从工商登记信息可看，优策公司自2008年10月31日登记成立后，从来没有变更过法定代表人，钟婷一直是优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对周李平的“谈话笔录”，以及“讯问笔录”，可知钟婷为优策公司的工作人员。优策公司在庭审中对钟婷否认，是有违客观事实。2、优策公司对《形象墙购销合同》上印章的否认，明显与两份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相冲突，有违客观真实。二、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签订的《形象墙购销合同》，吉人汇公司已实际履行供货义务，不能以签订年限较久而否定履行。1、周李平是优策公司的员工，其有权代表优策公司收货。对此问题，上述2014年8月27日“谈话笔录”、“讯问笔录”，《通讯录》、“生效判决二份”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在此不予赘述。退一步讲，根据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周李平下订单、吉人汇公司供货、周李平收货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优策公司付款义务，依法也应当予以认定。2、南海晶平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在“询问笔录”中表述：“我公司发货，优策公司没给我付清，我公司没返差价给吉人汇公司”（见优策公司重审中最新提交证据第144页）、“共有人民币556000元为付给我公司”（见优策公司最新提交证据第145页）、“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共给优策公司发了40余万元的货，这期间也给我公司付过款，付了25万元，但没确定是付这期间发货的欠款”（见优策公司重审中最新提交证据第145页）。南海源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周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现在吉人汇公司还未与我公司结清余款，我公司还未返差价给吉人汇公司”（见优策公司重审中最新提交证据第148页），其意为吉人汇公司委托其加工与送货，吉人汇公司所赚钱的是优策公司所付货款与委托加工费之间的差价，因优策公司还未付款，故南海源沣公司还未将差价返还给吉人汇公司。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吉人汇公司向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发出订货的邀约行为，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接受邀约后，向吉人汇公司做出同意供货的承诺，并履行了供货义务，付款方式为优策公司支付货款。至此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的交易行为已完成。吉人汇公司采购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的货物均已送至优策公司指定地点，并由优策公司签收。综上，吉人汇公司在本案中与优策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吉人汇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诉讼主体适格，一审重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吉人汇公司上诉请求。优策公司辩称，吉人汇公司诉称其与优策公司自2009年3月订立《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双方一直存在货物交易，而事实是吉人汇公司从未按照《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向优策公司供货，未出具过任何发票，优策公司也从未向吉人汇公司支付过货款。一、2009年3月3日签订《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的事实并不存在，该合同所约定的交易事实也未实际发生。1．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127、128号鉴定，明显可以证明在优策公司换印前后（2013年11月银行留有的换印页）同一时期有且只有一枚公章，而该《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上的公章与换印前后所使用的不是同一枚形成。2．合同上未开通的电话号码证明合同不可能形成于当时。2009年3月长沙根本没有开通加“8”的8位数电话，吉人汇公司重审庭审中关于7位数电话系签订合同时所写，而电话号码中的“8”系起诉时才补写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视眼直观明显可以分辨电话号码中的“8”系与后面的7位数电话同时书写而非补写。更为明显的问题在于，吉人汇公司在自己保管的合同中补上自己的电话号码，不符合常理。3．吉人汇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合同体现的买卖事实实际发生过。吉人汇公司在起诉状中诉称“合同签订后，开始双方都能顺利履约，优策公司也能依约支付货款”，但吉人汇公司未提供发货单、收货单、付款凭证等必要的证据证明于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合同体现的买卖事实。二、吉人汇公司主张本案诉争的基础法律事实是：吉人汇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分25次向优策公司提供形象墙铝板共计3614.83平方米，共计195万余元。从现有证据来看，不存在该基础事实；1．吉人汇公司主张的其向优策公司供货的事实没有合同依据。如前所述，吉人汇公司意图以其提供的双方于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合同作为双方存在买卖法律关系的依据，但一方面，该合同客观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存在这一合同，自2009年至2013年，在长达4年之久的时间内，价格等主要合同条款维持不变，也不符合常理。2．吉人汇公司两年时间共供货25次未收到一分钱货款不符合交易惯例。3．所谓的“吉人汇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分25次向优策公司提供形象墙铝板共计3614.83平方米，共计195万余元”的发货单系一次性签写。25张送货单系尹某邮寄到周李平家中由其一次性签字。并且周李平、耿国全表示不知道吉人汇公司，周李平只知道肖朝辉、尹某二人是优策公司的供货商之一。4．吉人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尹某系吉人汇公司员工。目前，本案没有尹某与吉人汇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吉人汇公司向尹某发放报酬的工资单、银行流水等证据，不能证明尹某系吉人汇公司员工。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尹某系吉人汇公司员工，其提供涉及尹某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系尹某代表吉人汇公司所为。5．吉人汇公司提交的订单邮件根本无法证明是向吉人汇公司下单，且该订单邮件系电子证据，既没有经过公证，也没有当庭核对。同时，优策公司在重审中提交的订单邮件证明吉人汇公司对实际的邮件订单内容进行篡改。6．吉人汇公司不能提供证明其向优策公司供货的货物来源、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的买卖合同、汇款凭证、发货凭证等任何证据。如果吉人汇公司确实向优策公司销售货物，那么最起码能够提供其自身购买原材料、生产加工货物等买卖合同、汇款凭证、发货凭证等证据，但吉人汇公司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任何证据。三、吉人汇公司用其与第三方单位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所谓的法律关系来替代其起诉状中的事实，完全改变了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及基本法律关系。在重审庭审中，吉人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以及法定代表人陈述“吉人汇公司委托第三方收款，由优策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第三方单位，第三方单位出具专票，第三方单位再扣除税金后，再将剩余货款转付给吉人汇公司。”“因为要发票，我们多是委托第三方收款”（庭审笔录第7页、11页）。如果吉人汇公司用这一事实支持其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存在如下问题：1．本案的基础法律事实完全改变。因为基于吉人汇公司庭审中的这一主张，那么供货的合同依据、供货的方式、付款的数量与原起诉状中的主张已完全改变。并且吉人汇公司在原一审诉讼中对所谓的第三方全部予以否认，在重审一审诉讼中因优策公司提交了公安机关在其他公司调取的证据后又称系委托第三方供货、收款。2．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完全改变。因为基于吉人汇公司庭审中的这一主张，就不仅仅局限于吉人汇公司起诉状中主张的买卖关系，还存在代理关系，不仅涉及新的法律关系，也涉及新的法律关系主体。3．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所谓的未付款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货款未结清陈述是否可信，应当以明确的货物发送凭证、货物来源凭证、已结货款凭证等材料作为证据进行佐证，才能充分证明是否有货款未结清。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作为与优策公司发生货物交易的卖方主体，如认为优策公司存在货款未支付，完全可另行起诉。综上，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没有货物买卖事实发生。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吉人汇公司的上诉请求。吉人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优策公司立即支付吉人汇公司货款1952008元；2、优策公司支付吉人汇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170000元以及从2014年8月4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优策公司承担。吉人汇公司一审当庭申请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从2014年8月4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以1952008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3日，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签订《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约定：1、吉人汇公司（供方）向优策公司（需方）提供铝板及辅助材料，表面油漆材料为超细粉末喷涂，颜色为移动指定的蓝色或灰白色；2、铝板（合金）单价为420元每平方米，喷头（油漆）为120元每平方米；3、合同生效后，需方向供方预付该批次订单货款的20%，每批货到需方工地并签收后，需方同意在3日内支付该货款的70%，同时供方有权要求需方及时对账并确认货款，供方发货完毕后，供需双方应立即对账，需方同意在最后一批货交付完毕后15日内支付完所有余款，需方货款需汇入供方指定帐户，否则供方不予认可，供方应及时开具发票给需方；4、交货方式为在合同生效且供方收到需方预付款和经需方确认的货物数量后12日内发送第一批货，其余货物需方应及时确认货物数量；5、需方未征得供方同意而不能按合同约定按时付款，供方有权停止供货，直至收到应收货款，供方有权按迟付货款的日千分之五向需方收取违约金；6、该合同引起纠纷由吉人汇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该合同有需方签约代理人钟婷签字，供方法定代表人肖朝辉签字，在供需双方一栏均加盖有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名称字样印章。吉人汇公司主张优策公司自2012年底陆续通过周李平138××××1588的手机邮箱向尹某135××××1788手机邮箱及“常姐112×××＠ｑｑ.ｃｏｍ”邮箱下单，2012年11月5日至2013年7月13日，吉人汇公司分25次向优策公司提供3.0ｍｍ铝板共计3614.83平方米，提供了有肖朝辉或尹某在发货人一栏签字，有周李平或耿国全在收货人一栏签字25张送货单予以佐证。优策公司对周李平向尹某下单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不认可系向吉人汇公司订货，而系肖朝辉、尹某代表其他公司与优策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并称所提交的尹某邮箱内所附表格数据存在篡改。另对于25张送货单，优策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并称周李平没有代表优策公司签收货物的权限。另优策公司提交了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对周李平及其丈夫耿国全的调查询问笔录，二人均称不清楚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也没有跟该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只知道肖朝辉、尹某均为优策公司的供应商，2014年6月左右，肖朝辉、尹某打电话过来称其内部要对账，但是之前的送货凭证找不到了，故将25张送货单邮寄过来让其二人一次性签字，周李平称因考虑到系肖朝辉、尹某内部对账使用，故在仅与优策公司电脑里的下单进行了大致核对后即签字确认。另周李平称其在优策公司处主要负责接单、下单、催货、通知安装人员提货签收等，并使用138×××＠139.ｃｏｍ的手机邮箱联系、开展业务。在本案原一审过程中，优策公司提出对吉人汇公司提交的《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中优策公司一栏“钟婷”签字及优策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吉人汇公司同时提出对优策公司同时间段持有多枚印章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2015年3月25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127、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1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钟婷签字为本人书写，所加盖优策公司公章与优策公司提供的检材不一致；1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优策公司提供的检材中有一份优策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于招商银行变更公章的记录，鉴定意见书认定优策公司提供的检材有部分与变更前的印章为同一枚形成，而优策公司提交的本案证据封面上所加盖的公章与变更后的公章系同一枚形成。在本案重审过程中，吉人汇公司陈述：1、双方业务往来的操作流程为：优策公司以邮件形式向吉人汇公司下单，并安排钟婷、周李平跟肖朝辉、尹某对接，然后吉人汇公司委托第三方加工，但肖朝辉自认手机内显示的最早与周李平的邮件往来时间为2011年8月19日。2、双方自合同签订后即开展业务，2009年3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货款已结清，但未提交任何交易单据及财务凭证予以佐证。3、本案所涉欠款系吉人汇公司委托南海晶平公司及南海源沣公司的供货所形成。另查明：1、优策公司在原一审过程中提交了肖朝辉代表江苏众诚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诚公司）、长沙涌金公司、南海晶平公司向优策公司供货的部分供货单、优策公司向上述公司的付款凭证及相应增值税发票，拟证明肖朝辉一直是代表其他公司与优策公司开展业务，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2、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于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分别对湖南鑫凯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鑫凯公司）、长沙涌金公司、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及南海建汉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湖南鑫凯公司张木树称2012年肖朝辉曾作为优策公司业务员向其采购货物，但货款已结清；长沙涌金公司刘旺称该公司于2012年12月、2014年6月、7月分别收到了优策公司货款，因肖朝辉在该公司进铝材，该公司给肖朝辉指定的优策公司发货并开具发票，并由优策公司直接向该公司支付货款，现该公司与肖朝辉的业务往来已结清；南海晶平公司刘某称该厂自2009年2月27日起与吉人汇公司签订铝板加工合同，并按吉人汇公司要求给优策公司发货，吉人汇公司委托优策公司付款，目前优策公司还差556000元货款未支付；南海源沣公司周某称其与吉人汇公司有业务往来，但货是直接发往优策公司，现在其与吉人汇公司的往来款还未结清；南海建汉公司王旅凡称该公司与优策公司有业务往来，系2013年初通过吉人汇公司业务员尹某合作，并向优策公司直接发货，现货款已全部结清。肖朝辉本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西法民初字第4204号生效判决书载明周李平、钟婷系优策公司员工，移动电话138××××1588系周李平所用，该号码曾用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订单；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因参与该案审理，提交了本地服务支撑团队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载明：⑴钟婷，职务：总经理、137××××4071，相关项目经验：2009-2012年全省社会渠道指定专营店、沟通100、村级服务站ＶＩ门头背景墙制作及安装、动感地带ＭＭ创业就业基地ＶＩ制作；⒀尹某，职务：德宏片区经理、135××××1788，2009-2012年全省社会渠道指定专营店、沟通100、村级服务站ＶＩ门头背景墙制作及安装、动感地带ＭＭ创业就业基地ＶＩ制作；⒁肖朝辉，职务：普洱片区经理，180××××7777，2010-2012年全省社会渠道指定专营店、沟通100、村级服务站ＶＩ门头背景墙制作及安装、动感地带ＭＭ创业就业基地ＶＩ制作；吉人汇公司在本案中将本地服务支撑团队组成人员名单作为其证据提交，拟证明钟婷、周李平系优策公司员工，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钟婷在笔迹鉴定之前主张吉人汇公司提交的《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上非其本人签字，在鉴定结果出来后，提出吉人汇公司套用其签字的空白纸伪造购销合同。5、长沙市电话号码自2009年6月28日起由7位数升级为8位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涉案《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三、吉人汇公司是否有权主张优策公司给付涉案款项。一、关于涉案《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吉人汇公司提交的《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加盖有优策公司的公章，并有钟婷签名确认。优策公司虽辩称公章系伪造，且鉴定意见也认定购销合同上优策公司一栏加盖的公章与优策公司提供的检材非同一枚公章形成，并提交了其公章在银行存在更换记录的证据，但优策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公章的唯一性，不能否认本案购销合同加盖优策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优策公司辩称该合同中供方的电话及传真均显示为8位数，而合同落款处的签订时间为2009年3月3日，与长沙市电话号码于2009年6月28日起才升级为8位数的客观事实相矛盾。吉人汇公司辩称首位数“8”系后来添加。从合同上该两组电话号码的数字及符号间隙来看，确实不像后来添加形成，但优策公司对“本地服务支撑团队组成人员名单”并不持异议，该名单中载明钟婷2009年即入职优策公司，结合长沙市电话号码升级时间，该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应为2009年，并可能存在时间倒签的情形，但结合钟婷在《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的优策公司签约代理人处签名，故落款时间与实际签订时间不一致并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优策公司虽辩称钟婷于2010年1月才入职，并提交了昆明南江化工建材装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但昆明南江化工建材装饰有限公司的《证明》并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而《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也属于可由优策公司自行填写形成的文本，不具有客观公信力，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吉人汇公司提交的《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系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二、关于涉案《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吉人汇公司主张自购销合同签订之日起即开始履行，由优策公司以邮件形式向吉人汇公司下单，并安排钟婷、周李平跟肖朝辉、尹某对接，然后吉人汇公司委托第三方加工，并自认手机内显示的最早与周李平的邮件往来时间为2011年8月19日，但吉人汇公司一直未提供2009年3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双方往来的交易单据及相关财务凭证，无法证明涉案合同在签订后至2012年11月前有实际履行的事实。吉人汇公司主张其为履行涉案合同，一直委托第三方加工并直接送货至优策公司，由优策公司付款至第三方后由第三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优策公司对付款至第三方并由第三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不认可是与吉人汇公司的业务往来，而称是肖朝辉作为其他公司代表与优策公司之间所开展的业务。经调查，从优策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送货单可知，2012年11月之前肖朝辉确实有向优策公司供货，但相应送货单上均加盖有相关公司的公章，该事实与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对相关公司的调查笔录基本一致（其中湖南鑫凯公司张木树称2012年肖朝辉曾作为优策公司业务员向其采购货物，长沙涌金公司刘旺称系受肖朝辉个人委托），故上述供货事实不宜认定为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此外，从吉人汇公司提交的“本地服务支撑团队组成人员名单”可知，2010年至2012年期间，肖朝辉、尹某分别为优策公司普洱片区经理、德宏片区经理，二人也不可能在此时间段代表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进行交易，故对吉人汇公司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根据交易常识，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三年时间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即算要继续合作也不太可能选择沿用原先已签订但未实际履行的书面合同，而是应该结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及供货需求对货物名称、单价等内容以重新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进行约定。本案中，肖朝辉认可其主张的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期间的送货均为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所供，根据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的调查，该两家公司均认可直接向优策公司发货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由优策公司付款的事实，但称与优策公司无直接业务联系，而是受吉人汇公司委托。一审法院认为，优策公司在原一审时提交的南海晶平公司的送货单均加盖了该厂的公章，故仅凭该两家公司负责人的陈述不能直接证明优策公司的交易对象为吉人汇公司，而应结合优策公司与肖朝辉之前的交易习惯综合判定，现吉人汇公司未提供该时间段与优策公司存在交易关系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就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向优策公司的供货而言，亦不宜认定为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综上，双方于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形象墙材料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三、吉人汇公司是否有权主张优策公司给付涉案款项。吉人汇公司虽提交了周李平138××××1588的手机邮箱向尹某135××××1788手机邮箱及“常姐112×××＠ｑｑ.ｃｏｍ”邮箱的下单邮件及25张送货单予以佐证，但肖朝辉已确认该25张送货单所对应的货款系由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向优策公司供货所形成，如上所述，该两家公司向优策公司的供货、结算不能认定为吉人汇公司、优策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故吉人汇公司无权向优策公司主张涉案款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本案吉人汇公司的起诉。吉人汇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3776元，予以退回，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吉人汇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吉人汇公司提交新证据：证据一、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晶平公司往来部分对账单及部分送货单。证据二、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往来部分对账单及部分送货单。证据三、情况说明。拟证明：1、吉人汇公司采购装饰材料的事实；2、吉人汇公司指令南海晶平公司送货至云南的事实；3、优策公司向吉人汇指定南海晶平公司账户支付货款的事实；4、南海晶平公司将收到货款扣除应收之外部分支付到吉人汇公司的事实。优策公司针对吉人汇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晶平公司往来部分对账单及部分送货单”包含有一份吉人汇公司2009年2月27日与南海晶平公司签订的《铝板加工合同》、33张银行流水、以及部分南海晶平公司与肖朝辉的对账材料。如按照吉人汇公司所称与南海晶平公司签订合同是采购装饰材料销往优策公司，不可能在与优策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即2009年3月3日之前就与其签订金额400多万元《铝板加工合同》，完全不符合商业惯例。移动公司在与优策公司签订合同时根本不可能去审核吉人汇公司的合同。33张银行流水并未见任何向吉人汇公司转账的记录，如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晶平公司从2009年开始就有买卖关系，不可能双方公司没有任何流水往来。且南海晶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见重审一审卷4）陈述“由于优策公司没有付清，我公司没有返差价给吉人汇”。780页的对账材料明显都是南海晶平公司与肖朝辉的对账资料，一方面可以事后制作，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吉人汇公司的主体资格体现，且与本案没有关系。并且对账材料中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间有部分《广州兴鸿物流公司昆明专线托运单》，托运单体现的内容是南海晶平公司将铝板直接运往云南各地市的移动营业网点，说明送货的主体是南海晶平公司。并且即便肖朝辉与吉人汇之间存在对账也并不能否认南海晶平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序号2证据中所谓“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往来部分对账单及部分送货单”，实际证据材料中只有三张南海源沣公司自制的对账表格以及南海源沣公司与优策公司的付款凭证，自制对账表格并不能体现与吉人汇公司存在经济往来的任何内容，而该银行凭证往来恰恰证明了优策公司向供货方付款的事实。序号3证据中的“情况说明”系南海晶平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两份说明的内容出奇的一致，且说明的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一方面所谓的分别在2009年与2011年与吉人汇公司建立买卖关系，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吉人汇公司存在经济往来；另一方面所谓与优策公司没有经济往来，实际又有盖有公司印章的向优策公司的供货单、发票回执、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付款往来以及与优策公司签订的合同。情况说明里面也讲了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直接将货物发送至云南各移动营业网点，优策公司向供货公司付款，对于优策公司而言，卖方就是供货公司，至于供货公司与肖朝辉、尹某之间如何结算，肖朝辉、尹某与供货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居间关系与优策公司无关。上述证据根本不能否认现有证据体现的优策公司与长沙涌金公司、湖南鑫凯公司、江苏众诚公司、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南海建汉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已经建立的买卖关系以及买卖交易事实。二审期间，优策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拟证明吉人汇公司的诉求的基本事实一直是主张由吉人汇公司供货的事实，从未主张其公司委托第三方供货、第三方收款的事实。优策公司在原一审开庭时提交了肖朝辉挂靠南海晶平公司等向优策公司供货交易的供货单、付款凭证、发票等，但当时吉人汇公司表示肖朝辉是否以其他公司名义与优策公司存在货物交易与吉人汇公司无关（在重审一审时有主张系委托第三方供货、收款）。吉人汇公司的现在的主张已经改变了原来主张的法律关系和事实。证据二、南海源沣公司与优策公司签订的《销货合同》、盖有南海源沣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拟证明优策公司向南海源沣公司最后一次交易付款147318.4元对应的合同。肖朝辉和尹某是挂靠其他公司，货款是一笔一付，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还有欠付款的情况。证据三、发票回执，拟证明优策公司向南海晶平公司最后一次交易付款54081.82元对应的发票回执。优策公司和南海晶平公司才是买卖交易主体。吉人汇公司针对优策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优策公司的第一份证据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来源真实性认同，对于里面相关的优策公司的回答或者辩驳持保留意见，对于关联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双方在原一审有关本案事实的陈述主要是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情况而进行的陈述，原一审没有陈述委托第三方供货、收款的事实，不影响本案双方的真实买卖关系的存在，不影响吉人汇公司向优策公司主张货款的权利基础，优策公司的证明内容，只是优策公司单方面不完全不充分有误导的理解，吉人汇公司的角度而言，肖朝辉以第三方的名义供货，以吉人汇公司主张货款并不矛盾。对于证据二，因为吉人汇公司申请了南海源沣公司的法人出庭作证，这个问题由其回答比较合适，吉人汇公司认为合同实际是为了方便付款，体现合同与发票、送货单对应签订的合同，并不是南海源沣公司与优策公司存在真实买卖关系的体现与证明，2009年的时候，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签订合同，优策公司要求不开具发票，供货以后要求其付款，优策公司要求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但是吉人汇公司开不出，所以找了第三方开票，因之前与南海源沣公司有过往来，为了体现合同和票的一致性，是在优策公司的要求下倒签的销售合同。合同的单价跟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单价是一致的，数量只有350.758平方，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可能只有350.758平方，是为了方便付款，找到对应的合同，反证了优策公司与吉人汇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对于证据三、不能由此证明南海晶平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更不能否认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另外关于后面提交的序号1-6，证据的15页有一个肖朝辉的签字，在合同的32页也有肖朝辉的签字，在合同的37页也有肖朝辉的签字、还有38页，从四个签字的笔迹可以看出不一样，这也恰恰证明了是吉人汇公司与优策公司在签订合同以后，吉人汇公司为了向优策公司供货，委托了除了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以外的其他第三方单位向优策公司供货。二审期间，吉人汇公司申请南海晶平公司的刘某、周某、尹某作为证人出庭。优策公司对于证人证言质证如下：对于证人刘某、周某、尹某的关于优策公司未予南海晶平公司、南海源沣公司发生货物买卖交易事实的陈述，我们认为与真实情况不符。另外，从证人回答问题的有关内容来看一方面有关事实没有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一方面有关事实之间相互矛盾。南海晶平公司的刘某在情况说明中讲有向吉人汇公司或者尹某汇款，但其在公安的询问笔录明确说没有向吉人汇公司汇款返差价，且吉人汇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银行流水也没有向吉人汇公司汇款的任何记录，加上吉人汇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对账单上的对账对象都是肖朝辉，而不是吉人汇公司。由于南海晶平公司实际有向云南移动运输点发货供货，优策公司向供货公司汇款具备买卖关系成立的基本要素，所谓的为了付钱而代开发票的陈述不符合真实的交易情况，且刘某当庭陈述南海晶平公司、优策公司有签订过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本不可能代开。南海源沣公司的周某当庭陈述与其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存在更多的矛盾点，情况说明说吉人汇公司没有与南海源沣公司签订过合同，当庭又说签订过，情况说明说吉人汇公司直接将货物发往云南省各网点，当庭又说只运往广东物流公司，并且在庭审回答关于物流公司运送的问题明显模棱两可，情况说明中说与吉人汇公司的发货对账是与常洁、肖自力联系，当庭又说不认识吉人汇公司的常洁、肖自力，且南海源沣公司与优策公司签订的销货合同对应的价款147318.4元，优策公司已经向南海源沣公司付款，而非周某所陈述的未付款，且周某的陈述与尹某的陈述也存在矛盾，周某说是吉人汇公司通过ＱＱ邮箱向其公司下单，尹某说是通过他的139手机邮箱向南海源沣公司下单，且尹某说是由南海源沣公司直接将货物发往云南昆明，并且南海源沣公司所陈述的其与吉人汇公司存在货物交易但是除了三张该公司自制的表格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与吉人汇公司存在往来对账的书面证据。而优策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之间不仅有合同，还有很多的货款交易，优策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才是买卖交易主体，符合买卖关系成立的基本要素。尹某作为吉人汇公司的员工，如果说从2010年入职到2014年工资都是发现金，完全不可能，关于尹某是吉人汇公司员工的证据，除了吉人汇公司、尹某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吉人汇公司现在的主张和其提交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完全与起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不同，吉人汇公司原来所提交的广州广普物流公司、昆明市官渡区顺鑫货运部出具的物流证明，是证明由吉人汇公司委托上述两家物流公司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7月从广东将铝板运送至云南省昆明、丽江、大理，以证明吉人汇公司的送货情况，也就是主张这些送货是优策公司未付款的送货，但是现在的主张和提交的情况说明以及吉人汇公司与南海源沣公司的对账单可以看到，南海源沣公司至2012年12月起都是委托广州兴鸿物流公司运往云南各地市，吉人汇公司又说欠付款都是南海源沣公司、南海晶平公司所供货，前后所提交的证据明显矛盾，吉人汇公司到底主张的未付款的货物，供货主体到底是谁。这也说明吉人汇公司现在的主张已经完全改变了其起诉的基本事实。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认定如下：对优策公司、吉人汇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审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吉人汇公司主张优策公司欠付其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份期间的货款，但经综合审查本案现有证据，在该期间内肖朝辉或代表案外其他公司与优策公司签订供货合同或代表案外其他公司签字确认了相应供货单并在供货单上加盖了案外其他公司的公章，而与优策公司发生供货、付款、开具发票等商事交易往来的亦为供货单上的案外相关的公司。因此，吉人汇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就本案诉争货款具有权利基础。一审法院因此裁定驳回吉人汇公司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吉人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玉霞审判员  姜 文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陈 聪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