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8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伟，男，198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君权，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权，男，197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晓川，女，197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胡伟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权、蒲晓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伟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胡伟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国权、蒲晓川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胡伟不是通过受让合伙份额方式加入王国权、蒲晓川原有合伙，三方是共同合伙经营事项（含投资总额）的另行协商，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三方于2008年1月6日共同确认“成都公司”的净资产虽为1285037.04元，但包括了应付王国权的净利润1064826元及蒲晓川的净利润152118元，该部分应付净利润本质上是“成都公司”的负债，并非净资产，故“成都公司”实际净资产只有账面余额68093.04元。2.实收资本是指企业收到投资人投入的资本，而三方确认投资净资产为1285037.04元，即王国权的出资应为899500元，蒲晓川的出资应为257000元，胡伟的出资应为128500元。并且，通过2008年初至2008年末实收资本的变化可以看出，实收资本系三人投资的款项，并不是胡伟通过受让合伙份额的方式加入合伙体。二、胡伟应获得的款项由“乾隆”的奖金、利润和“爱玛”的提成所构成。一审中，王国权、蒲晓川对胡伟提供的应获得款项的证据，仅对其中“爱玛”部分的提成存有异议，并表示该部分提成已经支付，但一审法院未查明该部分具体支付的金额，属查明事实不清。三、本案的核心争议是王国权、蒲晓川是否已向胡伟支付了应获得的款项和出借款。对该争议事实，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王国权、蒲晓川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免除王国权、蒲晓川的举证责任错误。 王国权辩称，三人确实存在合伙关系，但对胡伟所称的金额不予认可。至于胡伟所称的“爱玛”提成问题，因与本案合伙有关的是“乾隆”，故“爱玛”提成不应当在本案中解决，而“乾隆”提成已经全部计算完毕，现在等待清算。 蒲晓川辩称，首先，胡伟关于三人共同合伙的表达是错误的。事实是王国权在1998年左右即开始经营，蒲晓川于2002年在王国权处上班，最开始王国权将蒲晓川及案外人孙伟华吸纳为股东，2007年孙伟华退出，其股权由王国权收回，并增加了蒲晓川10%的股权，2008年又吸纳了胡伟为股东。其次，1285000元是三方认定的该公司就值这个价款，所以胡伟才对应投资128500元，有增资确认函可以证明。第三，蒲晓川、王国权均对公司出了资，不存在还要出资的问题。最后，三合伙人每月、每年均有报表、银行明细，且有财务总监进行了审核，都已结算完毕。 胡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蒲晓川、王国权向胡伟退还财产365017.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8年1月6日，成都市武侯区乾隆鞋材经营部原股东王国权、赵行渝（各方均认可蒲晓川系借用赵行渝之名，赵行渝实为蒲晓川）以及胡伟共同确认该经营部净资产为1285037.04元，净资产分为100股，每股12850元。王国权、赵行渝一致同意吸收胡伟为新成员，胡伟投资128500元，占合伙比例10%。胡伟成为新股东后王国权、蒲晓川、胡伟分别占比70%、20%、10%。当日，三人还形成了股东报告，载明：三人一致同意累积50万元作为今后经营运作的资产成本。每年产生的净利润按投资比例完全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投资本金，以会计科目记录于“实收资本”栏目，成为股份合作经营的持续发展基金。 二、成都市武侯区乾隆鞋材经营部每年均形成净利润分配表，从2008年至2012年净利润分配表显示胡伟奖金及可分红总额为：599524.6元，上述金额各方一致认可。其中，2008年度净利润分配表载明：根据分红协议约定，盈利年的净分配额中首先要计提补充“实收资本”额，直至50万元为止，因此本年度应最少计提80306.96元至“实收资本”科目，使之形成2009年期初金额40万元。2010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显示胡伟应分配利润33512元。庭审中，胡伟自认其已经从合伙组织分得奖金、利润、提成共计681206元，胡伟还认可除银行转账外，其还从合伙组织领取了现金。 三、胡伟的银行账户于2010年1月9日转出4万元至某账户，胡伟称系出借给合伙组织的款项，公司应退还。 四、2017年4月10日，三人对合伙组织的库存及固定资产（车辆三台）进行清算，并达成一致形成决议。同日，三人还对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营业外支出明细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一致。2017年4月11日，三人对报废商品金额进行清算，并达成一致。同日，三人对原价采购商品、折价商品等达成一致。2017年9月20日，三人补充部分库存报废金额，并达成一致。2017年9月20日，三人达成报废商品处理决议。 五、2017年9月28日形成了《公司结业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由王国权提供，王国权、蒲晓川对该清算报告完全没有异议。该报告对合伙财产包括现金、债权、债务、库存商品、车辆、当年亏损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全面的清算，胡伟对该清算报告无异议，但胡伟提出对清算报告第二大项“负债类”中的合伙组织应向胡伟支付利润63990元有异议，胡伟认为其应获得的利润比63990元多。《公司结业清算报告》载明胡伟在合伙组织的最终权益为76012.51元，该权益包含了库存商品价值、固定资产价值、应收账款等非现金权利。另《公司结业清算报告》记载“实收资本”为40万元。 六、合伙经营期间，合伙资金账户由胡伟以自己的名义在银行开立。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股东增资确认函、2008年股东报告、2008年至2012年净利润分配表、2010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公司结业清算报告》、三人清算确认资料、银行流水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胡伟、王国权、蒲晓川之间设立的合伙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胡伟要求王国权、蒲晓川向其退还投资款88500元及利润8030.7元的主张。胡伟称《公司结业清算报告》载明实收资本40万，意味着三人投资总额已调整为40万元，王国权、蒲晓川应据此返还胡伟投资款88500元。胡伟还认为40万元中有80306.96元系王国权、蒲晓川从净利润中提取用于支付二人出资，王国权、蒲晓川应当向胡伟退还少分配的利润8030.7元(80306.96元×投资比例10%)。王国权、蒲晓川认为，胡伟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司结业清算报告》中的实收资本40万元是三人一致同意累积的合伙资产，系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净利润累积起来的，根本不是胡伟所称的投资总额。一审法院认为，胡伟系合伙组织新吸收的成员，其在投资入伙时已经确认合伙组织当时的净资产额，并以该净资产额作为其缴纳入伙投资金额的依据，胡伟在投资当时即已经确认王国权、蒲晓川已经全额缴纳投资款。胡伟所称的实收资本40万元，实为经营过程中累积的合伙资产。2008年度股东报表以及2008年度净利润分配表已经载明了实收资本40万元作为合伙组织经营运作的资产成本而并非三人的投资总额。胡伟在两表上分别签字确认，其对此系明知，仍提出上述两项诉请，涉嫌虚假诉讼。胡伟要求返还投资款88500元及利润8030.7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胡伟要求王国权、蒲晓川返还奖金、利润、提成228487元的主张。胡伟认为其历年来应当从合伙组织获取的奖金、利润、提成总额为909693元，但胡伟在清算时自行核算发现只获取了681206元，故尚差228487元。王国权、蒲晓川认为，对胡伟出示的“爱玛”提成等证据不认可，所有该分配的钱，三人已经在当时就分配完毕，不可能有胡伟未获取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如胡伟确未获取，那么按照常理胡伟应当知情，在当时就应当提出来，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人在合伙过程中对胡伟有哪些该分未分的款项产生过争议。胡伟称其在清算时才发现有该获取而未获取的高达228487元数额的奖金、利润、提成，不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同时胡伟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应从合伙组织获取奖金、利润、提成909693元，对胡伟要求王国权、蒲晓川返还奖金、利润、提成228487元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根据《公司结业清算报告》，胡伟在合伙组织的最终权益为76012.51元，但该权益包含了库存商品价值、固定资产价值、债权等。在合伙清算工作未完成前，上述价值及权利并未变现。胡伟亦未依据《公司结业清算报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故虽王国权、蒲晓川认可《公司结业清算报告》，但不能依据该清算报告判令王国权、蒲晓川直接向胡伟支付现金76012.51元。 胡伟要求合伙组织归还借款4万元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合伙组织在胡伟处借款，胡伟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向合伙组织支付了4万元款项，胡伟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胡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7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3387.5元，由胡伟负担。 二审中，胡伟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王国权、赵行渝一致同意吸收胡伟为新成员”；2.“成都市武侯区乾隆鞋材经营部每年均形成净利润分配表”；3.“胡伟自认其已经从合伙体分得奖金、利润、提成共计681206元，胡伟还认可除银行转账外，还从合伙体领取了现金”；4.“三人还对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营业外支出明细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一致”。针对以上争议事实，胡伟认为：1.关于合伙的问题，是三方对合伙事宜的重新协商，即均是新合伙人，而非胡伟加入王国权、蒲晓川的原有合伙；2.关于“净利润分配表”的问题，仅有2008年至2012年的净利润分配表提交给了胡伟，但该表中仅涉及了“乾隆”的利润分配，并未包括“爱玛”的提成；3.关于分成款项支付方式的问题，应包括银行转账与现金；4.关于清算问题，三人仅是对应收款项与应付供应商的款项的发生额及余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对其他科目的发生额及余额未达成一致意见。 胡伟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无异议。王国权、蒲晓川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全部案件事实无异议。 胡伟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关于成都公司的2008年股东报告》；2.《公司结业清算报告》；3.其他应付款明细账。拟证明：胡伟、王国权、蒲晓川约定的投资总额为1285000元，但王国权、蒲晓川未按约履行投资义务，故王国权、蒲晓川应退还胡伟88500元。 第二组：4.王国权手写记录。拟证明：根据“乾隆”项目的经营情况，胡伟应获得奖金、利润为693206元。 第三组：5.蒲晓川提供的“爱玛”应收明细；6.王国权手写记录；7.王国权现场录音；8.微信截图。拟证明：胡伟根据“爱玛”销售情况，应获得提成款216527元。 第四组：9.证人证言；10.费用报销单。拟证明：蒲晓川负责合伙期间的财务管理，留存有胡伟领款签字的材料，说明领取款项均需要填写费用报销单并签字。 第五组：11.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胡伟通过转账方式向合伙体转入40000元，用于合伙经营。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二审争议事实，认定如下： 1.关于如何形成合伙的问题。根据王国权、蒲晓川的陈述，2008年1月6日前合伙人只有王国权、蒲晓川，并不包括胡伟，结合胡伟、王国权、蒲晓川共同签字确认的“成都经营部股东增资确认函”载明的“经王国权、赵行渝股东的一致同意，增加10股（128500元）的投资份额由胡伟以现金投资，成为新股东享有资产收益分配权益”内容，胡伟系由王国权、蒲晓川吸收为新合伙人的事实无任何可争议的余地，一审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净利润分配表”的问题。胡伟在一审中对每年收到了“资产负债表及明细”的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成都市武侯区乾隆鞋材经营部每年均形成净利润分配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该表中是否包括“爱玛”提成部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不存在认定错误的问题。 3.关于分成款项支付方式的问题。一审法院关于“胡伟还认可除银行转账外，其还从合伙体领取了现金”的表述与胡伟认可的关于“分成款的支付包括银行转账与现金两种方式”的表述在意思上并无不同，仅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一审法院的上述表述符合胡伟的本意，本院予以确认。 4.关于清算的问题。形成于2017年4月10日的“科目发生额及余额汇总表”及“营业外支出明细账”由胡伟、王国权、蒲晓川共同签字确认，上面载明内容对三人均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根据载明内容认定“三人还对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营业外支出明细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一致”，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王国权、蒲晓川应否向胡伟返还入伙款88500元；2.王国权、蒲晓川应否向胡伟退还利润8030.7元；3.王国权、蒲晓川应否向胡伟支付少分配的奖金、利润、提成款228487元；4.王国权、蒲晓川应否向胡伟返还其他款项40000元。上述争议焦点对应的核心争议问题是：1.胡伟、王国权、蒲晓川三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应如何认定；2.王国权、蒲晓川是否将合伙体的净利润提取了80306.96元用于支付二人对合伙体的出资款；3.针对“乾隆”、“爱玛”的奖金、利润、提成款，胡伟是否存在少分配及具体的数额；4.胡伟是否向合伙体出借了40000元款项。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胡伟在一审中对其在入伙时“公司”资产价值1285000元的事实无异议，并认为三人在合伙时经核算确认了“公司”的价值，由此说明胡伟对王国权、蒲晓川用以合伙的“公司”资产状况是清楚无误的。其次，根据胡伟、王国权、蒲晓川三人合伙时签订的“关于成都公司的2008年股东报告”的约定，上述“公司”资产价值即为“公司”净资产，其中包括了应付王国权的净利润1064826元和蒲晓川的净利润152118元，以及“公司”账面余额68093.04元，充分说明胡伟对王国权、蒲晓川以此方式出资是认可的。第三，根据“成都经营部股东增资确认函”载明内容可以看出，胡伟是由王国权、蒲晓川吸收进原有合伙体的，其系以“增资”的方式进入合伙体，并不存在王国权、蒲晓川还要另行向合伙体缴纳出资的问题。最后，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存在胡伟在履约过程中要求王国权、蒲晓川再行缴纳出资的事实，若王国权、蒲晓川还负有缴纳出资的义务，胡伟在长达数年的合伙中不要求王国权、蒲晓川缴纳出资，显然不符合常理。并且，在案证据显示三人散伙后确认“科目发生额及余额汇总表”及“营业外支出明细账”时，并未提及王国权、蒲晓川欠缴出资的问题。综上，本院认为，胡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交易主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诺守自行安排的交易结果，其在本案中关于王国权、蒲晓川仍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胡伟认为三人在散伙时将出资总额调整为40万元，以及王国权、蒲晓川将上述“应付净利润”转出的主张，亦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胡伟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胡伟关于要求王国权、蒲晓川返还入伙款88500元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因王国权、蒲晓川不负有再行向合伙体缴纳出资的义务，显然不存在提取80306.96元合伙利润用于支付二人的出资款的问题。并且，胡伟在本案中对此亦无足够证据予以证明。胡伟关于要求王国权、蒲晓川退还利润8030.7元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一是“乾隆”项目的分成问题。本院认为，各方对胡伟在“乾隆”项目中应分款项693206元，以及尚有63990元未分配款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胡伟在“乾隆”项目中应分款项虽未了结，因“公司结业清算报告”中载明胡伟在合伙体中的最终权益涉及到库存商品价值、固定资产价值、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需要清算以及应收账款何时得以实现的问题，在清算工作未完成前，胡伟要求王国权、蒲晓川直接支付其在“乾隆”项目中的未分配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胡伟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虽具备真实性，但与其对应的诉讼请求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是“爱玛”项目的分成问题。三合伙人在本案中一致确认案涉合伙协议在订立时并不涉及“爱玛”的合伙问题，“爱玛”项目是增加的项目。胡伟认为三合伙人将“爱玛”项目与“乾隆”项目一并纳入统一账目，只是分配计算标准不同，且自己在该项目中少分配216527元，而王国权、蒲晓川认为“爱玛”项目是单独核算，且每笔收入均当即分配完毕，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三合伙人在散伙时对库存及固定资产、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营业外支出明细、报废商品金额、原材料采购商品、折价商品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一致。如若胡伟认为尚有“爱玛”项目未分配的款项，其在上述清算中的签字确认行为则难以解释。胡伟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且证据显示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胡伟关于其在“爱玛”项目中少分配216527元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胡伟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显示其将40000元转至自己的银行卡账户，不能证明其向合伙体出借40000元用于合伙经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未支持胡伟的该项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胡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75元，由胡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龚 耘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