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鲍仁君，男，196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增瑜，北京大成（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江滨大厦东幢3A层北面。法定代表人：杨吕德，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先朝，男，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滨，浙江皓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洁，浙江天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曾兆峰，男，197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原审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黄兴渔船管理服务站。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227号。法定代表人：方忠宝，该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宏波，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鲍仁君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李先朝、原审被告曾兆峰、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黄兴渔船管理服务站（以下简称黄兴服务站）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滨海公司、李先朝于2019年5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曾兆峰、鲍仁君、黄兴服务站共同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因碰撞事故导致的船舶损失、货物损失暂计1160393.60元，及该款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判决确认的最后履行日为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曾兆峰、鲍仁君、黄兴服务站共同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因碰撞事故导致船员周某死亡而产生损失暂计680416元，及该款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判决确认的最后履行日为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确认上述赔偿款项及相应利息对“浙普渔运98785”轮享有船舶优先权。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13日1822时左右，滨海公司、李先朝所属船舶“浙椒机915”轮满载石子由宁波象山爵溪开航前往上海浏河途中，被擅自驶入航道的一艘渔船碰撞，肇事渔船在发生碰撞后立即加速逃离现场，最终导致“浙椒机915”轮沉没，随船货物全部灭失，以及船长周某死亡的严重事故。后经舟山市六横海事处调查后，确定肇事逃逸船为“浙普渔运98785”轮，海事处发现确定该船时，该船已经对碰撞部分进行切割换新，并擅自处理废旧钢板，企图隐瞒碰撞发生事实以逃避责任。后六横海事处依法对本事故出具调查报告，确定“浙普渔运98785”轮对本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并在事故发生后肇事逃逸。“浙普渔运98785”轮登记所有人为曾兆峰，其于2018年12月7日与鲍仁君签订《渔船买卖协议》，2018年12月13日在水域对该船进行交付，但直至碰撞事故发生时，未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手续。黄兴服务站作为“浙普渔运98785”轮管理公司，对“浙普渔运98785”轮管理缺失，对于其船员配备不足、船员适任证书与实际船员不符等放任不管，在本起事故中应与“浙普渔运98785”轮船东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此次重大碰撞事故，导致“浙椒机915”轮船舶沉没全损1400692元、货物损失49800元，合计1450492元（具体可见损失清单），曾兆峰、鲍仁君、黄兴服务站应对上述损失承担不低于80%的赔偿责任，向滨海公司、李先朝赔偿1160393.6元；“浙普渔运98785”轮在碰撞事故发生后，未积极进行救助，反而肇事逃逸，对“浙椒机915”轮船长周某的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船长周某死亡事故产生损失共计1480416元（具体可见损失清单），其中80万元由保险公司支付，其余款项均由滨海公司、李先朝向死者家属进行赔付，曾兆峰、鲍仁君、黄兴服务站应对滨海公司、李先朝已赔付的680416元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曾兆峰一审中答辩称：1.“浙普渔运98785”轮虽在曾兆峰名下，但现已转让给鲍仁君，相关钱款已支付，船已交付，船舶所有权人是鲍仁君。2.碰撞事故由鲍仁君操作船舶所致，让曾兆峰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3.人身和财产损害系侵权债权，曾兆峰无过错，也与碰撞之间无因果关系。4.对于碰撞事故调查结论没有异议，但责任比例应确定为6：4，由“浙普渔运98785”轮承担60%的比例为宜。5.相关损失应当由责任人按比例承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综上，请求驳回对曾兆峰的诉讼请求。鲍仁君一审中答辩称：1.关于责任比例。虽然事故报告认定了主次责任，但对要求“浙普渔运98785”轮承担80%赔偿责任有异议。事故发生当时，“浙普渔运98785”轮在现场停留过10来分钟查看情况，不存在逃逸的事实。两船过错相差不大，由“浙普渔运98785”轮承担55-60%的责任比较合适。2.关于损失。船价损失鉴定属单方委托，据了解，“浙椒机915”轮船价仅60万元左右，应在合理的损失范围内进行分担；周某系农村户口，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仅579000元，再加上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超过80万元，超过部分不应由鲍仁君承担。3.关于利息。利息损失不应支持，即使要计算，也应从起诉之日起。黄兴服务站一审中答辩称：1.对于滨海公司、李先朝诉称的船舶碰撞事实，黄兴服务站并不清楚。据了解，“浙普渔运98785”轮事发前因经营不佳，一直锚泊在沈家门港口，未投入营运。2.船舶转让一事，黄兴服务站事后才了解；之前，船东并未向黄兴服务站透露其有转让船舶的意向。正常情况下的船舶转让需要得到黄兴服务站的认可，而本次船东系私下转让船舶，与黄兴服务站无关。而且，2018年12月13日事故发生时正值交接结束，船舶处于新买受人掌控、管理之中，因此，本案责任由新买受人承担。3.滨海公司、李先朝主张黄兴服务站疏于管理，有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依据。黄兴服务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公司，因为“浙普渔运98785”轮的运营及船员的招聘、培训等都是由船东负责，与黄兴服务站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对黄兴服务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下列事实：“浙椒机915”轮登记为滨海公司、李先朝共有，各51%和49%股份，船舶经营人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船籍港台州，钢质干货船，总吨299，参考载重吨310吨，总长47.40米，型宽7.70米，型深3.27米，2001年11月1日建成，2007年7月3日由李先朝以1258000元的价格购入。“浙普渔运98785”轮登记为曾兆峰所有，船籍港普陀，钢质收鲜船，总吨115，总长29.59米，型宽6.00米，型深2.85米，主机功率202千瓦，1995年4月15日建成。2018年12月7日，曾兆峰与鲍仁君签订渔船买卖协议，约定：曾兆峰将“浙普渔运98785”轮出售给鲍仁君，总价335000元；付款方式为先付定金30000元，放船时再付305000元；交船期限2019年12月15日之前，放船地点沈家门。渔船买卖协议同时作了以下备注：鲍仁君船舶证书不能转让的情况下，曾兆峰无权干涉船舶挂靠；船体交接，因该船属于出卖给乙方（即鲍仁君），今后违规、违法、安全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来承担。2018年12月13日，双方在水域交接船舶，鲍仁君于同日支付曾兆峰包括8000元柴油款在内的共计343000元的购船款，但未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黄兴服务站于2014年3月11日经舟山市普陀区民政局登记设立，系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30000元，主管单位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人民政府，业务范围为承办辖区内渔业生产的服务和管理，并按马力标准和其他不同情况每年收取50-3000元的管理费。2018年1月1日和5月1日，黄兴服务站与曾兆峰分别签订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书和2018年伏季休渔目标管理责任书。2018年12月13日1540时左右，“浙普渔运98785”轮空载由舟山沈家门渔港海军码头附近水域开航驶往象山石浦。本航次共配备2名船员，鲍仁君负责船舶操纵，水手周某才（未持有效职务证书）在驾驶室与鲍仁君闲聊，驾驶台开启雷达1台，量程1.5海里，艏向上偏心显示。1741时左右，航经六横龙山船厂西北侧水域，船位29°48'.0N/122°04'.4E，航向212度，航速7.8节，调整航向至205度左右，驶入双屿门航道。1813时左右，右舷通过上双峙灯桩，船位29°44'.0N/122°02'.5E，航向205度，航速9.3节。鲍仁君发现前方船舶在闪灯，通过肉眼观察本船船艏左前方有一来船（后证实为“浙椒机915”轮），距离约2.0海里。1816时左右，船位29°43'.5N/122°02'.5E，航向210度，航速9.2节，两船相距约1.4海里，方位191度。1818时左右，船位29°43'.3N/122°02'.4E，航向189度，航速9.5节左右。1821时左右，船位29°42'.9N/122°02'.3E，航向187度，航速9.5节，两船相距约0.2海里，来船方位190度。鲍仁君先后采取向右、向左转向等紧急避让措施。1822时左右，船艏与“浙椒机915”轮左舷前部发生碰撞，“浙普渔运98785”轮船艏水线处艏柱两侧船板变形破损。碰撞发生后，鲍仁君指令水手周某才到船艏检查破损情况，随后操纵倒车退出，稍作停顿后，驶离事故现场，停泊在象山鹤浦镇后龙头村滩涂。次日，鲍仁君指示他人对破损处切割换新，并处理了废旧钢板。2018年12月13日1200时左右，“浙椒机915”轮满载石子由宁波象山爵溪宕口开航计划前往上海浏河。该轮本航次共配备2名船员，均未持有效职务证书。1330时左右，船位29°34'.5N/122°00'.8E，锚泊候潮。1642时左右起锚航行，航向006度，航速4.5节，船长周某负责船舶操纵，轮机长李先朝在驾驶室，驾驶台开启雷达1台，量程1.5海里，艏向上偏心显示，开启航行灯。1813时左右，航经鸦鹊礁西南水域，船位29°41'.9N/122°02'.2E，航向005度，航速5.1节，李先朝发现来船（后证实为“浙普渔运98785”）在本船正前方，距离约2.0海里，并用激光灯提醒来船。1814时左右，船位29°42'.0N/122°02'.2E，航向018度，航速5.0节。1816时左右，船位29°42'.2N/122°02'.2E，航向012度，航速5.2节，此时与来船相距约1.4海里，方位011度。1819时左右，右舷通过鸦鹊礁灯桩，航向004度，航速5.4节，此时两船距离约0.7海里，方位007度。1821时左右，船位29°42'.6N/122°02'.3E，航向246°，航速5.5节，两船相距约0.2海里，来船方位010度。1822时左右，与“浙普渔运98785”轮发生碰撞，碰撞时航向010度，随即停车。轮机长李先朝奔向船艏，发现海水已涌入货舱，船舶出现左倾船艏下沉。船长周某在驾驶台用探照灯照射对方船舶并呼救，发现对方船舶已驶离，即采取进车，准备驶向风水礁附近冲滩自救，此时主甲板左侧已浸没海水。随后，船艏下沉左倾加剧，即采取弃船逃生。1833时左右，“浙椒机915”轮左舷货舱进水沉没。经舟山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搜救，13日2029时，李先朝被“浙鄞渔11378”轮救起；2019年1月4日，通过沉船打捞发现遇难人员周某遗体。事发水域位于。双屿门水道作为舟山西航路一部分，长约4海里，宽约0.8海里，最窄处约0.4海里。该水道以中、小型船舶航行为主，通航环境复杂，船舶通航密度较大，具有典型的狭水道特征。按照《浙江沿海及主要港口航行指南（2008年版）》推荐航法，船舶在事发水域推荐航线两侧航行。事发当时，该水域北到东风5-6级阵风7级，能见度良好，落潮流；双屿门水道助航标志正常。经六横海事处调查认定：“浙普渔运98785”轮未靠近其右舷的双屿门水道的外缘行驶，了望疏忽，未能对来船动态及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未积极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碰撞后采取措施不当，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且未采取救助措施驶离事故现场，存在肇事逃逸行为，造成了事故损害扩大。“浙椒机915”轮了望疏忽，未能对来船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未注意运用良好船艺积极地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应对事故负次要责任。2019年3月30日，滨海公司、李先朝申请舟山海事局对涉案碰撞事故责任重新认定，舟山海事局于2019年4月8日答复滨海公司、李先朝其要求重新认定的请求不成立。另认定，“浙椒机915”轮因本次碰撞事故造成如下损失：1.船舶灭失600000元。2.其他财产包括柴油34300元，备用金10000元，处理事故交通费5000元，船期损失75652元，货物和运费损失49800元，共计174752元。3.人身伤亡包括打捞费30000元，遇难人员遗体运送费23000元，搜救费50000元，遇难家属食宿费用10000元，遇难船员死亡赔偿528000元，共计641000元。以上三项合计1415752元。此外，鲍仁君已支付探摸费30000元，打捞费40000元，小船费5000元，共计75000元。以上总计损失1490752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当事人主要争议是碰撞责任比例和损失责任承担。一、关于碰撞责任比例的争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碰撞事故发生于狭水道航行中，“浙普渔运98785”轮自2018年12月13日1813时目视发现“浙椒机915”轮时两船相距约2海里，至碰撞前1分钟即1821时，始终靠近本船左舷的双屿门水道外缘行驶，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1款的规定，也是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及至发生碰撞的主要原因。双方船舶通过目视发现对方来船时两船相距约2海里，但均未保持连续、系统观测，未对两船的会遇局面做出有效判断，以致不能及早采取避让措施，均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浙普渔运98785”轮至两船相距约0.2海里，才采取向右、向左紧急避让措施，未积极地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浙椒机915”轮在两船相距仅0.7海里时，先后采取了大幅度向左转向和向右转向，未注意运用良好船艺积极地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双方均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的规定。比较双方的过失行为，尤其是“浙普渔运98785”轮在狭水道航行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1款“应尽量靠近其左舷的该水道或航道的外缘行驶”规定的因素，确定由“浙普渔运98785”轮和“浙椒机915”轮对碰撞事故各按70%和30%的过失比例承担责任。两船发生碰撞后，“浙普渔运98785”轮在较短的时间内倒车脱离“浙椒机915”轮，未采取救助措施驶离事故现场，措施不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也导致了碰撞事故所引起的财产和人身损失进一步扩大，“浙普渔运98785”轮应对扩大部分的损失承担责任，据此，酌情由其对事故全部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二、关于损失责任承担（一）关于曾兆峰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船舶碰撞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曾兆峰于2018年12月7日与鲍仁君签订渔船买卖协议，并于2018年12月13日将“浙普渔运98785”轮交付给鲍仁君，鲍仁君已付清全部购船款，同日发生涉案碰撞事故。船舶属于特殊动产，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海商法的规定，以登记为对抗要件，未办理船舶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船舶实际所有权的转移，且自双方签订渔船买卖协议之日至渔船交付之日或碰撞事故发生之日，仅相距6日，未及时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尚在合理期限内，对此，没有证据反映曾兆峰存在违法或者过失，也与此后发生的船舶碰撞事故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涉案碰撞事故发生时，“浙普渔运98785”轮已交付给鲍仁君，由鲍仁君实际操控，曾兆峰未参与过该轮本航次的航行事务，对碰撞事故的发生也不存在行为上的过失。因此，曾兆峰在本案中不承担船舶碰撞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浙普渔运98785”轮仍登记在曾兆峰名下，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船舶优先权是对产生海事请求权的船舶具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浙普渔运98785”轮实际所有权虽已转移给鲍仁君，但不影响船舶优先权人仍然有权向登记在曾兆峰名下的该船舶主张船舶优先权。（二）关于黄兴服务站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黄兴服务站系经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为辖区渔船生产提供后勤服务保障和管理，并按年按船收取少量管理费。从其组织性质，收费情况，章程以及与渔船所有人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内容看，其业务范围和章程所指的“管理”并不涉及渔船的具体经营和作业事务。没有证据证明黄兴服务站与涉案船舶碰撞有关，黄兴服务站不承担因此造成的财产或人身损失。（三）关于鲍仁君的责任。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结合前述关于“浙普渔运98785”轮在两船碰撞后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事故损失扩大事实的认定，“浙普渔运98785”轮应对事故损失1490752元（包括船舶价值损失600000元）承担80%的责任，为1192601.6元（包括船舶价值损失部分480000元），扣减鲍仁君支付的75000元后，鲍仁君应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船舶价值损失480000元和其他经济损失637601.6元，合计1117601.6元。涉案碰撞事故发生于2018年12月13日，因船期损失已计算2个月，船舶价值损失的利息应自2019年2月13日起算；舟山海事局于2019年4月8日答复滨海公司、李先朝不予重新认定事故责任，其于此后提起本案诉讼，鉴于船舶碰撞引起的其余损失或费用发生时间前后不一，为简便计算，相应利息统一自2019年4月8日起计算。上述债权因船舶碰撞引起，属于“浙普渔运98785”轮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和人身伤亡赔偿请求，且滨海公司、李先朝已申请对该轮进行财产保全，根据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五项的规定，依法对登记在曾兆峰名下、鲍仁君实际所有的“浙普渔运98785”轮具有船舶优先权。综上，滨海公司、李先朝诉讼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保护；鲍仁君、曾兆峰和黄兴服务站抗辩，有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失赔偿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0日判决：一、鲍仁君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经济损失1117601.6元及其利息（其中480000元自2019年2月13日起，637601.6元自2019年4月8日起，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权对登记为曾兆峰所有的“浙普渔运98785”轮具有船舶优先权；三、驳回滨海公司、李先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699元，由滨海公司、李先朝负担8784元，鲍仁君负担12915元。鲍仁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鲍仁君承担55%责任计561082元（船损60万元+人损20万元+其它损失92150元+打捞费等12.8万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滨海公司、李先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未查清本案实情，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2018年12月13日15时40分许，“浙普渔运98785”轮空载由舟山沈家门渔港海军码头附近水域开航驶往象山石浦，本航次共配备2名船员，鲍仁君负责船舶操纵，水手在船舱作业，并非原判认定的在驾驶室与鲍仁君闲聊。2.2018年12月13日12时00分许，“浙椒机915”轮满载石子由宁波象山爵溪宕口开航计划前往上海浏河，本航次共配备2名船员，均未持有效职务证书，该轮载重吨310吨，而李先朝在海警部门陈述本航次实际载货吨为450吨，系严重超载行为，与事故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3.碰撞事故发生后，“浙普渔运98785”轮在事故现场停留10多分钟后见该轮开走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天色已暗，未收到“浙椒机915”轮求救信号及发现自身船舶损伤，才驾驶船舶离开现场。4.本案仅有海事报告而无当事人笔录，证据严重缺失，导致原判认定事实错误。5.“浙普渔运98785”轮系渔船，依照《渔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修正）》的规定，应归属渔政渔港监督机构调查处理，本案海事机构调查存在越权管辖处理，缺乏关联性和合法性。6.因滨海公司、李先朝在海事调查中虚假陈述导致海事处、海事局认定鲍仁君未采取措施驶离事故现场，造成事故扩大，从而认定为主要责任。本案中鲍仁君驶离现场与滨海公司、李先朝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原判双重加大责任对鲍仁君不公平。二、原判对滨海公司、李先朝的损失认定明显过高或错误。1.原判对送货单及燃油损失34300元予以认定错误，燃油发票显示时间是12月7日，船舶碰撞发生于12月13日，按正常营运，燃油应所剩无几，原判全额支持不当，认定一半较为合理。2.原判简单以滨海公司、李先朝自述1万元备用金认定缺乏事实依据。3.遇难人员遗体由打捞公司发现，并非搜救船发现，滨海公司、李先朝陈述搜救费5万元现金交付，未有相应证据。即使存在搜救费，1万元较为合理。4.本次事故发生后，货主已经同意滨海公司、李先朝无需交付货物，故货物损失并未实际支付。5.原判认定船期损失过高，按照滨海公司、李先朝船舶状况每月损失最多不会超过2万元。三、原判关于鲍仁君在事故发生后未主动积极参与处理，对鲍仁君提出有关赔偿金额过高的异议不予采信错误。死者周某系农村居民，应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各项赔偿金最高不超过973129元。而滨海公司、李先朝提交的调解协议书中笼统写各类经济损失132.8万元，显然采用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或还包含“人道主义补偿”项目，并非法定赔偿项目。从付款方式上看，滨海公司、李先朝实际付款只有20万元系银行转账，其余32.8万元只有收条，不排除虚高赔偿额来主张的可能。原判未查明、纠正本案滨海公司、李先朝实际应向受害人赔偿的项目类别及总金额，况且鲍仁君并未参与调解，滨海公司、李先朝与受害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全额要求鲍仁君承担，显然不合理。鲍仁君认为滨海公司、李先朝这方面的损失最多只有20万元。此外，二审期间，鲍仁君因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鲍仁君涉嫌交通肇事罪，后又退回补充侦查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滨海公司、李先朝共同答辩称：一、原判对本案事实已经充分查明，认定事实清楚。1.原判认定鲍仁君与水手在驾驶室闲聊，是基于向海事部门调取事故调查资料后的认定，具有客观基础。2.滨海公司、李先朝所属“浙椒机915”轮根据船舶载重吨如实配载货物，不存在超载情形。3.碰撞事故发生前，“浙椒机915”轮处于锚泊候潮状态，而“浙普渔运98785”轮违反《浙江沿海及主要港口航行指南（2008）年版》推荐航法，未靠近其右舷的双屿门水道的外缘行驶，严重违反航行规定，并了望疏忽，未能对来船动态及可能存在的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未积极及早地采取避让行动，导致事故发生。“浙椒机915”轮船长周某在驾驶台用探照灯照射对方船舶并呼救，发现对方船舶已快速驶离，不存在鲍仁君所述在现场停留10多分钟。4.原审法院依职权已向海事部门调取笔录等事故调查资料。5.鲍仁君上诉状中引用的《渔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修正）》1997农业部第39号令，已于2012年12月25日废止。根据现行有效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二条，渔业船舶与非渔业船舶之间在渔港水域外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本案事故调查机构为海事部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滨海公司、李先朝向海事部门如实陈述事故发生的经过，不存在鲍仁君所称的虚假陈述。6.责任比例上，海事部门及原审法院均认定“浙普渔运98785”轮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浙椒机915”轮负次要责任。原审法院根据事故发生的因素，确定三七比例。而且“浙普渔运98785”轮不尽救助义务，反而在较短时间内倒车脱离“浙椒机915”轮后直接驶离现场，违反我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施救义务，导致“浙椒机915”轮事故损失进一步扩大，据此原审法院最终确定8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7.“浙普渔运98785”轮发生事故后逃逸，未尽救助义务，是导致“浙椒机915”轮船长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死亡赔偿金中，应当独立考虑其逃逸致人死亡这一重大情节，鲍仁君应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二、原判认定损失客观合理。1.“浙椒机915”轮本航次为象山至上海，航程很短，任何营运中的船舶在加油前都有底油，航行至事故发生地，新加油无需消耗，因此新加油料作为其损失符合客观实际。2.船舶因营运途中需购买船员食物，支付相关港务费、码头费等，都会备现金在船上，“浙椒机915”轮因沉没导致备用金1万元灭失符合常理。3.搜救费与打捞费是两项不同的费用，周某落水失踪，滨海公司、李先朝作为雇主在情感和法律上都有救助义务，自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2日委托船舶在洋面展开不停的搜救，最终于1月4日打捞上尸体，为此向搜救船舶支付了20天5万元搜救费。4.货损客观存在并以现金方式赔偿，货主在证明上注明货损款已收到。5.关于船期损失已提交运输合同、运单等相应证据，且有保险公估报告相互印证。三、关于死者的赔款合理性。周某虽系农业户口，但其长期从事船长职业，并非是依靠农业生产而生活在农村，收入地和经常居住地均非农村，故其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待遇享受并无不妥。在与死者家属协商过程中，滨海公司、李先朝通知鲍仁君进行和解并赔付，均被其拒绝，相应赔款只能由滨海公司、李先朝先行赔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兴服务站陈述称：首先，认可原判认定黄兴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的观点。本案的事实表明，黄兴服务站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主要职责就是为辖区渔船生产提供后勤保障和管理，并按年按船收取少量管理费用，不涉及渔船具体经营和作业。事发前，该船舶因经营原因一直锚泊在沈家门港，船东私下将船舶出售根本未联系或通知黄兴服务站。故从黄兴服务站的性质、职责及对船舶的掌控程度而言，本案事故的发生与黄兴服务站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曾兆峰未陈述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根据鲍仁君的上诉以及滨海公司、李先朝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判对碰撞责任比例以及损失金额的认定是否妥当。各方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2018年12月13日1822时左右，案涉两艘船舶在舟山水域发生碰撞事故，舟山海事局对案涉事故成立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并出具《舟山“12.13”“浙普渔运98785”船与“浙椒机915”船碰撞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12.13”事故调查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舟山海事局有权对其辖区水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调查。鲍仁君上诉提出“浙普渔运98785”系渔业船舶，依据《渔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不应由海事机构调查处理，其对本案事故的调查属于越权行为。本院认为，依据201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上述《渔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已于同日废止。《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渔业船舶与非渔业船舶之间在渔港水域外发生的水上安全事故，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处理。”案涉事故发生在渔船与非渔船之间，事故地点为非渔港水域，故相关海事部门依法对案涉事故依法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并无越权行为。舟山海事局对两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获取相关书面材料，并调取了AIS、VTS数据，通过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基础上，出具了“12.13”事故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不仅查明“浙普渔运98785”轮配员不满足法定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以及相关船员未持有效渔业船舶职务船员适任证书，也查明了“浙椒机915”轮存在的上述两方面问题，故并不存在鲍仁君上诉所称未查清“浙椒机915”轮上两名船员未持有效证书的情形。“12.13”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本起事故是因双方不遵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互有过失而引起的责任事故。比较双方过失程度和事故因果关系，‘浙普渔运98785’船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浙椒机915’船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该认定结论已经考虑到“浙椒机915”轮配员不足和船员未持有效证书等情节，而“浙普渔运98785”轮不仅同样存在上述非法情节，还存在“未靠近其右舷的双屿门水道的外缘行驶”“碰撞后采取措施不当”等情节。“12.13”事故调查报告对本案相关事实、事故原因分析以及责任的认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此外，滨海公司、李先朝一审中提供的“浙椒机915”轮证书、相关运输单据等材料可以证明事故发生时该轮不存在超载情况，鲍仁君上诉称“浙椒机915”轮严重超载以及李先朝向海事部门作虚假陈述等主张，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船舶发生碰撞，当事船舶的船长在不严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对于相碰的船舶和船上人员必须尽力施救。碰撞船舶的船长应当尽可能将其船舶名称、船籍港、出发港和目的港通知对方。”本案中，“浙普渔运98785”轮在碰撞事故发生后未对“浙椒机915”轮及船上人员采取救助措施即驶离事故现场，该违法行为造成财产和人身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两船在事故过程中的具体过失行为，特别是造成“浙椒机915”轮沉没和船员死亡的严重后果，酌定“浙普渔运98785”轮对事故全部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该责任比例亦与“12.13”事故调查报告对主次责任的认定相符，并无不当。鲍仁君上诉提出原判对事故责任比例认定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鲍仁君对滨海公司、李先朝因本案碰撞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鲍仁君对原判认定的“浙椒机915”轮船价损失、打捞费损失等未提出上诉，但认为原判对燃油、备用金、搜救费、货损、船期损失等以及对死者周某家属的相关赔偿金额认定不当。1.关于燃油损失，滨海公司、李先朝提供了送货单证明加油的事实，原判结合“浙椒机915”轮本航次自象山至上海，发生事故时刚启航不久，故对送货单以及燃油损失343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2.关于备用金损失，滨海公司、李先朝提交了收取相关运费的证据来证明船上有38000元现金随船沉没，原判综合考虑船舶营运的需要酌情认定备用金损失10000元，亦无明显不妥之处。3.关于搜救费，滨海公司、李先朝一审中提供了相关费用支出的证明，原判并结合“12.13”事故调查报告记载的事故发生于2018年12月13日，而遇难人员遗体于2019年1月4日才被发现的事实，确认搜救费支出的可信性，故原判认定5万元搜救费，并无明显不妥。4.关于货损，原判依据“12.13”事故调查报告以及货主出具的货损证明认定运费损失和货物损失，有相应依据。5.关于船期损失，滨海公司、李先朝一审中提供了其委托保险公估机构所作的评估意见，原判已经考虑到评估意见系单方委托形成，未直接采用该评估意见，而是根据“浙椒机915”轮本航次运费等证据酌情确定每月3个航次，每航次运费损失2.5万元，再扣减燃油、工资等成本计算2个月为75652元，并无不妥。6.关于死者周某家属的相关赔偿问题，李先朝提供了调解协议书、支付协议书、汇款凭证、收条等证据，可以证明就赔偿事宜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协议的事实，原判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妥。此外，关于鲍仁君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的问题。因案涉船舶碰撞事故经舟山海事局调查，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以及碰撞两船对事故的主次责任均已查清，至于鲍仁君因交通肇事是否构成犯罪与其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本案并非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院对鲍仁君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鲍仁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原判第一项在括号部分注明鲍仁君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经济损失1117601.6元的利率标准为“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变更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鲍仁君应在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赔偿滨海公司、李先朝经济损失1117601.6元及其利息（其中480000元自2019年2月13日起，637601.6元自2019年4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9366元，由鲍仁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张碧青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