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浙03行赔初6号原告赵旭峰，男，1948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万松东路156号。法定代表人麻胜聪，市长。委托代理人林雷，瑞安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建崇，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旭峰诉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道路交通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旭峰与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雷、杨建崇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疫情，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同年2月20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旭峰诉称：2009年8月28日，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原告于2007年9月5日在56省道31KM处行车实速78KMH，违反限速50KMH规定，对原告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原告对处罚依据“限速50KMH”合法性有疑问，于2009年10月11日向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1.告知处罚依据“限速50KMH”来源，如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不告知、不提供，请求以“处罚无法律依据”宣告行政处罚违法并予以撤销；2.如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处罚依据“限速50KMH”书面来源文件，请求对该红头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通不过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宣告行政处罚违法并予以撤销，同时宣告红头文件违法。为便于复议，原告提供了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温公交[2003]106号《关于规范国、省道有关业务审批流程的通知》，温州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的温公支[2005]1号《关于继续做好清理和完善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的通知》、温公支[2006]8号《关于调整和完善新56省道（瑞东线）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的通知》供参考。因被告不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历经反复诉讼，被告才于2017年5月25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但回避原告提出的复议焦点，敷衍了事，显未尽职。故原告对被告这一复议决定提起诉讼。2018年7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被告的复议决定已作出确认“被申请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但是，原告坚持请求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告知处罚依据“限速50KMH”的来源，坚持请求瑞安市人民政府对处罚依据“限速50KMH”进行合法性审查，均未得到正面回复。故原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自2006年起不断收到交警超速罚款单，但自认行车时速均在法定值范围内，为何会被指控成违法？原告逢罚必诉，花13年时间调研处罚依据来源，认为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温州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制定“限速50KMH”规定，是山寨法，且与浙江省实施道交法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同方向划有2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公路最高限速90KMH”抵触，不能作为处罚、复议的依据。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温州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制定“限速50KMH”规定，却至今不敢向社会公开相关行政信息，因此，未公布的规定依法未生效，也不能作为处罚、复议的依据。从2009年8月28日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行政处罚，至2017年5月25日被告作出复议决定，历时近8年，远超复议审查期限，显未尽职。复议决定又经诉讼，至2018年7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行政处罚案历时9年（3238天）终于终结，造成原告巨大精力、财力损失。因此，被告应对行政罚款200元之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6月1日，原告向被告及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起行政赔偿申请，于7月25日收到被告作出的瑞政赔[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披露的“交警抛弃法定值拒绝依法行政；热衷将山寨法冒充成法律法规罚款肥私”的事实真相没有清醒认识，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至今不告知处罚依据来源，被告至今不责成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且拒绝对山寨法作合法性审查，放任山寨法横行，已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其决定不予赔偿，于法无据。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只同意返还罚款200元，拒绝道歉和整改，同样于法无据。原告要求侵权期间的维权、探密、披露等以调研误工对待，标准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按最高检2019年颁布的日工资为315.94元计算；侵权期间以2009年10月11日原告提起行政复议，至2019年7月25日原告收到被告不予赔偿决定书止，扣除复议期限60日，共计3510日计算，故要求被告赔偿315.94*3510=110.89万元。原告申请赔偿的目的在于促进整改。综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行政处罚复议阶段“不责成行政处罚机关提供处罚依据，不对处罚依据合法性审查，不责成行政处罚机关整改”加重原告的损失110.89万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律师执业证复印件。2.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浙江省代收罚没款专用票据，以证明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09年8月28日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3.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温公交[2003]106号《关于规范国、省道有关业务审批流程的通知》，温州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温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的温公支[2005]1号《关于继续做好清理和完善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的通知》、温公支[2006]8号《关于调整和完善新56省道（瑞东线）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的通知》，以证明原告向复议机关提供了“限速50KMH”规定来自该三份红头文件，制定人都是没有立法权的机关，是山寨法，但涉案复议决定回避这一焦点问题。4.瑞安市人民政府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该复议决定未对原告提供的三个红头文件作出评判，仅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了结案件，没有尽职。原告认为应以法律适用错误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5.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书。6.瑞安市人民政府瑞政赔[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7.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8319号行政裁定书。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2007年9月5日15时43分，原告驾驶浙Ｃ×××××小型汽车在行经××市××700米处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限速50公里，实速78公里），被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移动电子警察抓拍。2009年8月28日，原告到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违法处理大厅接受处理，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100205982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当场送达，对原告予以罚款200元处罚并记3分；当日，原告缴纳罚款。2009年10月11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2017年5月25日，被告作出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1002059829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6月19日，原告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行初16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831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9年6月4日，原告向被告和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经审查后认为，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经各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确认该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该复议决定并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被告作出瑞政赔［2019］2号不予赔偿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另，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充分听取原告的意见，并与原告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8月1日，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如下：“1.向原告赵旭峰返还罚款200元并赔偿损失计109.23元（损失以200元为基数，自2009年8月2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即年利率5.5%计算）；2.对原告赵旭峰提出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当日送达原告并主动返还、赔偿前述款项，原告拒收。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八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据此，被告作出瑞政赔［2019］2号不予赔偿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正确。三、被告于2019年6月4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经审查，于同年7月23日作出瑞政赔［2019］2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收件，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程序正当。庭上，被告补充称：1.原告对限速规定的质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中已经评析清楚，原告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2.被告作出复议决定，撤销涉案处罚决定，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也已决定赔偿，复议决定并没有加重原告的损害。3.原告主张其为涉案复议决定付出了极大的维权成本，但原告针对涉案复议决定提起的一审、二审、再审诉讼，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综上，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100205982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罚款缴纳凭证，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行初162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8319号行政裁定书，以证明涉案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的事实。2.请求行政赔偿申请书，以证明原告向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和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3.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以证明该大队依法作出赔偿决定并送达原告，原告拒收赔偿款。4.瑞安市人民政府瑞政赔[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以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请求行政赔偿申请书、瑞政赔[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送达回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处理原告赔偿申请的经过，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均提供的（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书业已发生法律效力，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与本案审查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07年9月5日15时43分，赵旭峰驾驶浙Ｃ×××××小型汽车在行经××市××700米处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限速：50公里，实速78公里），被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移动电子警察抓拍。赵旭峰于2009年8月28日到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违法处理大厅接受处理。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赵旭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之规定，对赵旭峰予以罚款人民币200元处罚并记3分，制作100205982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赵旭峰对该行政处罚不服，于2009年10月11日向瑞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1002059829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并确认处罚所依据的限速50公里／小时规定违法。瑞安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10月12日收到赵旭峰的复议申请后，于2009年10月16日受理立案。因赵旭峰一并申请审查《温州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调整和完善新56省道（瑞东线）公路交通限速标志的通知》（温公支［2006］8号）中有关50公里／小时限速标志规定是否合法，瑞安市人民政府以其无权处理为由于2009年12月7日以瑞政复转送字［2009］1号规范性文件转送函向温州市公路管理处转送处理。2009年12月8日，瑞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瑞政复中止字［2009］1号），认定因赵旭峰一并提出要求对50公里／小时的限速标志的审查申请，已依法转递温州市公路管理处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中止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于2009年12月8日当日送达赵旭峰，此后瑞安市人民政府对赵旭峰复议申请未作其他处理。赵旭峰认为瑞安市人民政府未作出复议决定已构成行政不作为，遂于2016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6）浙03行初148号行政判决，责令瑞安市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赵旭峰的复议申请作出处理决定。瑞安市人民政府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3月1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行终143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安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27日收到该判决书，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向赵旭峰送达。赵旭峰不服该复议决定，遂于2017年6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予以撤销。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浙03行初162号行政判决，驳回赵旭峰的诉讼请求。赵旭峰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7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行终33号行政判决，认定瑞安市人民政府受理赵旭峰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生效判决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作出确认被申请行政行为违法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赵旭峰请求撤销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亦不予支持；但案涉温公支［2006］8号文件在制定程序上存在瑕疵，复议决定和原审判决均未予以指正不当，依法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1日，赵旭峰向瑞安市人民政府与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赔偿请求，称：从2009年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到201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历时9年，处罚决定终被撤销，已造成原告巨大精力财力损失。至今，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行政处罚被撤销一事，仍不提供处罚依据来源，也不解释处罚依据的是法律法规还是山寨法，不道歉、不退款、不退分、不整改、不赔偿；瑞安市人民政府亦不责成瑞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处罚依据来源、履行解释处罚依据以及道歉、退款、退分、整改、赔偿等义务，存在过错，共同构成行政赔偿责任，故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条规定，请求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的9倍赔偿赵旭峰的损失。瑞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4日收件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公民有权申请行政赔偿，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瑞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经各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确认该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该复议决定并未对赵旭峰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瑞安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瑞政赔[2019]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驳回赵旭峰的国家赔偿请求申请，不予赔偿”，并于7月25日邮寄送达赵旭峰。赵旭峰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八条规定，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由此可知，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行政行为违法，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瑞政复决字[2009]31号行政复议决定加重其损害，但就该复议决定，原告已在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经本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裁判详细回应了原告有关“限速50”的质疑，最终认定该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瑞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业经司法审查予以维持，其复议决定为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也不存在加重损害的情形。现原告以与撤销涉案复议决定基本一致的理由主张涉案复议决定加重其损害，与生效裁判认定相悖。原告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即使原告主张瑞安市人民政府应就其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的行为造成其损失，原告也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并未提供其诉称的致害行为造成其直接经济损失110.89万元的事实根据。综上，原告赵旭峰要求判令被告瑞安市人民政府赔偿因行政复议行为加重其损失110.89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旭峰的赔偿请求。本案受理费，依法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许旭东审 判 员  郑 宇人民陪审员  王生妹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胡瞻智代书 记员  陈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