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5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晓红，女，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京华，淄博张店腾飞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美玲，女，1971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健，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晓红因与被上诉人孙美玲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4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晓红上诉请求：1.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本案一审期间，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属于担保合同纠纷，管辖应适用主合同的约定，就此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在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中，以本案属于债的加入，并非担保合同纠纷，对上诉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予认可，驳回了上诉人的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以此为理由驳回管辖权异议后，却在一审判决中又认定本案涉及的《担保函》并非债的加入而属于担保合同，为主合同的从合同。这样的认定方式让管辖权的规定形同虚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认定事实的关键是上诉人签名的2019年4月18日《担保书》是否有效。该《担保书》系由被上诉人伙同他人在2019年4月17日到2019年4月18日非法拘禁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期间胁迫上诉人签名。上诉人对此已经在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九中队报案受理。因《担保函》上签名上诉人系在受胁迫情况下书写，因此该《担保函》依法应属无效。一审中，上诉人递交了公安机关的受案证明，公安机关已经调查了部分相关人员，本案还正在侦查过程中。一审法院对该事实即没有详细了解，也没有到公安机关核实情况，调阅相关卷宗材料，仅仅以上诉人提供的只是受案并未立案为由，不认可上诉人受胁迫的主张，粗率的认定《担保书》的效力。因一审法院对此未查清，导致上诉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孙美玲未作答辩。 孙美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8200000元，并支付自刷卡之日至款项付清之日的利息，其中1200000元按年利率12％计算，7000000元按年利率13％计算；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510000元违约金；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3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有2018年1月21日编号YP201709013737投资理财协议、2018年4月15日编号CB1Q18410138投资理财协议、2018年7月24日编号CB1Q18411481投资理财协议、2018年8月20日编号YP2018060012534投资理财协议、2018年9月12日编号RXRYP201809080866定向债务融资工具、RXRYP201806080867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OS签购单18张、农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二份、徐秀英证人证言（已出庭）、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告知书复印件、科苑派出所受案回执复印件、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回执、财产保全责任险发票、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以上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1.关于马晓红出具的担保书。被告称担保书是在原告非法拘禁的情况下受胁迫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受案回执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马晓红被非法拘禁案”于2019年7月24日受案，至今并未立案，被告不能举证证明担保书是在受胁迫情况下书写，故一审法院对担保书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关于原告提供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七份、收据四份、定额发票七份。一审法院认可其中律师费发票50000元，诉讼责任险发票90000元、诉讼费发票72700元，保全申请费发票5000元，其余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受理费二张、审计费收据两张、复印费收据、定额发票七张在内的证据，原告未举证证明与本案有关，且与被告无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可。3.关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一宗，证明各笔借款还款情况，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21日，原告（投资人）与深圳煜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标的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平台）签订编号为YP201709013737《银票宝投资理财协议》，约定投资标的为银行承兑汇报投资理财，投资本金100000元，年化收益率12%，每月25日为收益到帐日，月收益1000元，期限自2018年1月22日至2019年1月21日，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原告将100000元打入深圳煜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账户，2018年2月26日至11月23日共收到10个月收益共计10066.67元。2018年4月15日，原告（投资人）与北京中汇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平台方）签订编号为CB1Q18410138《投资理财协议》，约定投资本金100000元，年化收益率12%，每月18日为收益到帐日，月收益1000元，期限自2018年4月16日至2019年4月15日，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河北鼎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对以上协议内容及履约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同日，原告将100000元打入北京中汇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2018年5月18日至2019年2月20日共收到10个月收益共计9500元。2018年7月24日，原告与北京中汇宏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平台方）签订编号为CB1Q18411481《投资理财协议》，约定投资本金1000000元，年化收益率12%，每月18日为收益到帐日，期限自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河北鼎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对以上协议内容及履约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同日，马晓红出具担保书一份，约定，如该笔本金未到账，由马晓红偿还本金。同日，原告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上述1000000元，POS签购单均有被告马晓红签字。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共收到7个月收益共计62333.33元。2018年8月20日，原告与深圳煜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标的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平台）签订编号YP2018060012534《银票宝投资理财协议》，约定投资标的为银行承兑汇报投资理财，投资本金5000000元，年化收益率13%，每月20日为收益到帐日，月收益54166.67元，期限自2018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及次日，原告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上述5000000元，POS签购单均有被告马晓红签字。2018年9月26日至11月23日共收到4个月收益共计167916.67元。2018年9月12日，原告与深圳煜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标的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平台）签订编号RXRYP201809080866《新睿银票宝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认购协议》，约定认购金额为1300000元，年化收益率13%，期限自2018年9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按月返还投资收益，期满返还本金及当期收益，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约定。河北鼎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对以上协议内容及履约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合同签订当日，原告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上述1300000元，POS签购单均有被告马晓红签字。2018年10月15日至12月13日共收到3个月收益共计42719.44元。同日，原告以其母亲徐秀英的名义与深圳煜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标的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平台）签订编号RXRYP201806080867《新睿银票宝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认购协议》，约定认购金额为700000元，年化收益率13%，期限自2018年9月13日至2019年9月12日，按月返还投资收益，期满返还本金及当期收益，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当日，原告通过POS机刷卡支付上述700000元，POS签购单均有被告马晓红签字。2018年10月15日至12月13日共收到3个月收益共计23002.77元。另查明，2019年4月18日，被告马晓红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担保书》中确认了孙美玲的以上投资，并载明“担保人自愿对上述投资标的方或项目方的应偿还孙美玲和徐秀英的投资款本金及收益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投资标的方或项目方将投资款本金及收益全部付清之日止，……”。还查明，2019年6月24日，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对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立案侦查。2019年7月24日，马晓红被非法拘禁一案受案，但并未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涉六份协议名为投资理财，实为民间借贷。被告马晓红向原告出具《担保书》的行为，是向原告作出了承诺就以上六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与原告建立了保证合同关系，故本案应为保证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是否应当就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如果确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如何界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等,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来判定马晓红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因保证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故要论证本案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就要论证案涉六笔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定一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法律要件来考虑:1、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也即是否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显然，本案案涉六份借款合同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各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现马晓红主张因受胁迫才出具的《担保书》，证据不足，本案的《担保书》应属有效。被告辩称，北京万盈睿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因涉嫌以投资理财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现已经被淄博市张店区公安局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现案件在侦查期间，专案组已经通知原告，因此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七条，本案应驳回并移送公安机关。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条规定对借款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时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民间借贷纠纷,程序上应采取“民刑分离”的处理模式,即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具有法律依据，对被告抗辩不予认可。被告辩称，在原告签订的六份投资理财协议中，均有河北鼎恒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使2019年4月18日担保书有效，因本案另有连带担保责任的主体，被告也仅应当承担50%的担保份额。该抗辩不符合《担保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因此，本案案涉《担保书》合法有效，被告马晓红作为保证人，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主张马晓红为债务加入，非承担担保责任，不适用《担保法》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列明了六笔借款诉讼请求中计算方式，即对借款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主张按照六份协议中约定的借期内利息支付因逾期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担保书》中明确约定了担保范围，即“投资标的方或项目方的应偿还孙美玲和徐秀英的投资款本金及收益”，故关于马晓红的担保范围应当从其约定。案涉借款协议中编号YP201709013737、YP2018060012534第一条约定“……投资期限届满，一次性返还投资本金、收益，……”；编号CB1Q18410138、CB1Q18411481第一条第8、9、10项以及编号为RXRYP201809080866、RXRYP201806080867第二条第（八）项均约定了月收益计算、支付方式。故马晓红承担保证担保的范围应仅指主债权及利息，而不包括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原告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10000元、律师费3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中第四项中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9000元，系原告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另外，被告辩称，在收到原告诉状后，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现被告已经提起对管辖异议裁定再审程序，建议本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被告就管辖权异议提起再审程序，要求中止本案审理，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详见编号为YP201709013737《银票宝投资理财协议》）；二、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详见编号为CB1Q18410138《投资理财协议》）；三、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详见编号为CB1Q18411481《投资理财协议》）；四、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详见编号YP2018060012534《银票宝投资理财协议》）；五、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13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详见编号RXRYP201809080866《新睿银票宝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认购协议》）；六、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美玲本金7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期内利息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详见编号RXRYP201806080867《新睿银票宝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认购协议》）；七、被告马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美玲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9000元；八、驳回原告孙美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700元减半收取计363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马晓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在本院组织质证时称其于庭后提交2019年4月17日到2019年4月18日期间马晓红、孙军、徐成的聊天记录，证明马晓红被限制人身自由，上诉人在本院指定的期限提交其整理的聊天记录；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在法庭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上述证据，其在证据交换和质证时也没有向法庭提交，只是陈述有该份证据，被上诉人不予质证，如庭后如期提交，要求法庭严格依法审查。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实2019年4月17日到4月19日双方不断地通过微信交流，且并非上诉人陈述的由被上诉人将其带到所涉地点肯德基，而是上诉人主动提供的该地点，该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上诉人并未被限制人身自由，故也不存在胁迫的问题。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需要核实，核实情况庭后提交法庭；该聊天记录明确反映出上诉人当时选择的地点是在淄博商厦麦当劳，被上诉人不同意，更换地点要求上诉人到斜对面的肯德基，该证据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没有胁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上诉人马晓红申请本院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九中队调取马晓红报案的孙美玲非法拘禁罪张公（刑）受案字〔2019〕197号卷宗，本院依法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九中队调取相关卷宗材料。对该卷宗材料，上诉人质证认为，对卷宗的真实性无异议，卷宗中报案笔录是客观事实，对于孙军、谭秀峰、徐成询问笔录，其中涉及被上诉人在肯德基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的陈述是事实，对于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有明确的承认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通过上述笔录能够明确看出从2019年4月17日下午6点左右一直到2019年4月18日，被上诉人一直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让上诉人归还不应当由上诉人归还的债务，并且在2019年4月18日下午，上诉人无奈按照被上诉人要求在其提供的担保书上签字之后才被允许离开。上诉人之所以当时没有报案，是因为公司领导孙军担心与客户矛盾激化，不同意上诉人报案。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法院调取证据第三页公安局已经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没有犯罪事实。因此上诉人称马晓红是在胁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情况下写的担保函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其陈述4月17日6点到4月18日一直被限制自由，证据当中关于马晓红及孙军等人的询问笔录与事实不符，系其个人陈述，没有证明效力，该证据不能证实马晓红系在胁迫之下出具的担保书。本院经审查，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上诉人马晓红在2019年4月17日晚上至2019年4月18日早上即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所称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段内能够与他人进行通信联系，且该聊天记录中亦未明确显示涉及马晓红担保的相关事宜，该证据无法证明马晓红的主张，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对其证明效力，亦不予采信。本院依当事人申请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九中队调取的卷宗材料系公安机关依职权对案件进行调查等依法形成的书面材料，对该卷宗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对于马晓红关于其2019年4月17日18时许到2019年4月18日18时许被孙美玲限制人身自由于2019年7月23日的报案，公安机关经过调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公安机关对孙军、谭秀峰、徐成等人进行了询问，孙军、徐成系马晓红原来的同事，谭秀峰是马晓红朋友，孙军、谭秀峰系马晓红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人。孙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马晓红与孙美玲等人待在一起时，仍一直通过微信和电话与孙军联系；谭秀峰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受马晓红女儿委托给马晓红送药时，马晓红一个人在肯德基门口，其是听马晓红说“人家不让她走”，马晓红亦未让其报警；徐成在询问笔录陈述，其与马晓红、孙美玲等人见面后，先是到一个咖啡厅喝的茶，与孙美玲等人谈了大约2个小时，徐成与马晓红去商场二楼餐厅吃饭，孙美玲并未跟随他们一起去。尽管上述被询问人与马晓红系同事、朋友关系，但其陈述可以证实，在2019年4月17日至4月18日马晓红与孙美玲等人所在肯德基系公共场所，期间，马晓红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外界联系，亦可以离开孙美玲等人单独与他人见面，其至少两次离开孙美玲等人单独与他人见面，后其又回到肯德基内，综上所述，无法认定马晓红在上述时间段内被限制人身自由，亦无法认定马晓红所出具担保书系在其主张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被胁迫出具。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马晓红2019年4月18日出具担保书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对于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等影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事实，证明标准要达到高于“高度盖然性”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马晓红2019年4月18日在担保书担保人处签字证实其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主张其签字系孙美玲伙同他人非法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据前所述，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申请本院调取的卷宗材料均无法证实其在相应时间段被孙美玲限制人身自由，且公安机关亦对其报案的相关事实以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结合其在案涉担保书中签字后并未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是在时隔三月余、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等事实，无法使其主张的被胁迫在担保书签字的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且其曾于2018年7月24日向孙美玲出具担保书，就案涉款项中部分本金向孙美玲提供担保。综上，马晓红主张其系受胁迫在2019年4月18日担保书中签字，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马晓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本案管辖权异议审查中认定马晓红在2019年4月18日担保书签字系债的加入，而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成立保证合同关系，系前后矛盾。经审查，马晓红就一审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本院（2019）鲁03民辖终371号裁定认为，马晓红并非《投资理财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本案争议解决不受《投资理财协议》约定管辖条款的约束；《担保书》由马晓红单方出具，双方并未就管辖法院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住所地法院即张店区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并据此维持一审裁定。本院已经明确一审法院享有本案管辖权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且马晓红就管辖权异议二审裁定申请再审，经审查不予受理。综上，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矛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晓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由上诉人马晓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永成 审 判 员 李兴民 审 判 员 李灵福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 卉 书 记 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