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0民终20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连娥，女，生于1972年1月1日，汉族，住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波、刘冰，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叶帅，男，生于1983年9月30日，汉族，住松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永贵，湖北丰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连娥因与被上诉人杨叶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7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连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波、刘冰以及被上诉人杨叶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永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黄连娥上诉的主要理由：1、杨叶帅自2018年10月份起至2019年4月份止，因经营需要多次向黄连娥通过现金、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借用短期周转资金共计64万元，至今还款25万元，仍下欠借款本金39万元。黄连娥于2019年5月8日发微信给杨叶帅要求其归还39万元的借款，杨叶帅也并未表示否认该借款的事实，双方的借贷事实既有转账凭证，又有证人证言、微信催款佐证，且被上诉人当庭对转款事实予以认可，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杨叶帅向黄连娥借款39万元的事实。2、杨叶帅辩称银行转账及微信转款并非借贷，而是预支黄连娥丈夫去缅甸的费用和受其委托转款，但没有对其主张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且杨叶帅当庭的辩称前后自相矛盾，故杨叶帅的抗辩不能成立，不应被采纳。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杨叶帅应当就双方没有借贷合意进行举证。本案黄连娥已经承担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而杨叶帅所有辩称均未举出有效证据证明，本案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未处于模糊状态，杨叶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定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杨叶帅答辩的主要意见：1、本案证明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黄连娥，但黄连娥始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2、杨叶帅抗辩黄连娥转款系为其丈夫用于在缅甸期间的各项费用支出合情合理，且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黄连娥仍需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在杨叶帅提出抗辩证据后，黄连娥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时，不予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全正确，符合法律条款的立法本意。黄连娥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杨叶帅偿还原告黄连娥借款人民币39万元；2.要求被告自2019年6月19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到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4月止，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共计64万元（通过用现金、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及原告丈夫李海芳微信转账），后来仅向原告偿还25万元，下欠39万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一直未偿还，原告故诉至法院。一审查明：原告黄连娥与李海芳是夫妻关系，李海芳与被告杨叶帅是朋友关系。自2018年10月起，原告黄连娥通过银行向被告杨叶帅转账11笔，共计50万元，具体为：2018年10月8日5万、2018年11月30日4万、2018年12月1日5万、2018年12月1日5万、2018年12月2日5万、2018年12月2日5万、2019年1月11日5万、2019年1月11日3万、2019年1月29日5万、2019年1月29日5万、2019年1月29日3万。通过李海芳的微信（微信名三哥）向被告杨叶帅转账5笔，共计9万元，具体为：2018年11月30日1万、2019年1月11日2万、2019年1月29日2万、2019年4月9日2万、2019年4月11日2万。被告杨叶帅通过银行账户向原告黄连娥转账6笔，共计25万元，具体为：2018年10月16日1万、2018年10月16日4万、2018年10月16日5万、2019年2月19日5万、2019年2月19日5万、2019年2月19日5万。同时查明，被告杨叶帅在缅甸万秀开发区从事服装经营，原告黄连娥之夫李海芳曾两次前往缅甸，被告杨叶帅向法庭提交了李海芳预定机票、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7、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5日两次酒店住宿结算单、与李海芳等人在缅甸的合影以及共同进餐的照片。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黄连娥与被告杨叶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载明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该法条规定了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是双方相互合意后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及原告之夫李海芳给被告转款59万元，被告没有异议，仅对原告陈述支付5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认可，但被告不认可是向原告借款，而是将款项转交给在缅甸的原告之夫李海芳。被告杨叶帅给原告转款25万元，双方对数额没有异议，被告陈述将原告转款交给原告之夫李海芳用于缅甸的支出，虽未向法庭举出将相互转款的差额部分全部转交原告之夫李海芳的证据，但提交了给李海芳预定机票、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7、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5日两次酒店住宿结算单的证据。双方对转款的差额部分均未办理手续，原告给被告转款共计16次，双方提交的微信通话记录中只有转款账户的记载，没有被告杨叶帅要向原告借款的内容，也没有借款数额、借款利息以及何时归还等内容，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没有借款的合意，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照该规定，本案中证明原被告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原告不能证明合同关系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及原告之夫李海芳16次给被告转款，且数额较大，中途还有被告给原告转款，但如果被告是向原告借款，即使由于客观原因被告不能办理借款手续，原告也可以用微信、短信等常用通讯方式，对被告借款以及借款数额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陈述将原告转款交给原告之夫李海芳用于缅甸的支出，在被告未给原告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如被告将原告转款支付给原告之夫，被告要求原告之夫李海芳办理手续，不合常理，结合被告提交的给李海芳预定机票、2018年11月21日至2018年12月27、2019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5日两次酒店住宿结算单的证据，该证据让原告给被告转款的法律关系处于模糊的状态，难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连娥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黄连娥提交四组新证据如下：1、松滋市人民政府与绿科邦（湖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招商合同、黄连娥微信收藏页面，拟证明2018年11月18日，杨叶帅通过微信向黄连娥的丈夫发送《招商引资合同》，邀约黄连娥夫妇对其项目投资。2018年11月30日黄连娥通过银行转款4万元至杨叶帅的银行账户，同天黄连娥又要求其丈夫转款1万元给杨叶帅，共计转款5万元；2018年12月1日，黄连娥通过银行转款二笔，每笔5万元，共计10万元至杨叶帅的银行账户；2018年12月2日，黄连娥通过银行账户分二笔，每笔5万元，共计10万元转款至杨叶帅的账户。黄连娥共向杨叶帅转款25万元，并于2018年12月2日向杨叶帅发送微信，表明已投资25万元。2、杨叶帅的茶社照片，拟证明2019年1月11日，杨叶帅通过微信向黄连娥的丈夫发送茶社照片，邀约黄连娥夫妇对其投资。同天，黄连娥通过银行账户向杨叶帅转款二笔共8万元，且于同天要求其丈夫通过微信向杨叶帅转款2万元，共计转款10万元。3、通话记录，拟证明杨叶帅认可黄连娥夫妇向其转款的35万元系投资，该款至今由杨叶帅占有，但未签订投资合同、分配利润，也未支付利息，该款项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杨叶帅以到缅甸投资为由，骗取多人包括黄连娥的丈夫参与赌博并从中盈利，企图利用黄连娥提供的借款冲抵其丈夫所欠的赌债。杨叶帅一审时的辩称不成立。4、申请恢复微信记录，拟证明黄连娥为查明真相，证明借款事实，向深圳微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等多家技术单位申请恢复与杨叶帅的微信聊天记录失败，故向松滋市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恢复双方微信，松滋市人民法院答复上诉时再申请。杨叶帅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组证据也只能证明双方对该25万元成立的是投资关系，并非借贷关系。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仅凭照片达不到杨叶帅邀约黄连娥夫妇投资的证明目的。根据黄连娥的证明内容，该10万元同样属于项目投资资金，并非借款。3、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叶帅认可黄连娥夫妇向其转款35万元，且该款项至今由杨叶帅占有的证明目的。4、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无关。本院认为，杨叶帅认可证据2、3的真实性，本院对该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于证据3中的聊天记录能够反映证据1、2的证明内容，故本院对证据1、2、3予以采信。证据4实际系黄连娥恢复微信记录的相关事实，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当事人双方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黄连娥一审提供转款凭证主张当事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杨叶帅予以否认，主张该款项是黄连娥的丈夫在缅甸期间支出的费用。为此，杨叶帅提供了黄连娥的丈夫在缅甸酒店住宿的结算单以及帮助购买机票的证据。从酒店结算单记载的住宿时间来看，该住宿时间与黄连娥夫妇向杨叶帅转款的时间比较接近。并且，根据黄连娥二审时的陈述以及其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证实其丈夫在缅甸期间并非是正常的商务考察，而是在进行赌博。故本案不能排除案涉款项是黄连娥的丈夫在缅甸期间支出的费用的可能性，也即杨叶帅抗辩的事实能够合理影响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黄连娥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当事人双方存有借贷合意。因此，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当事人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二审中，黄连娥举证证明案涉部分款项是受到杨叶帅的邀约而进行的投资，并主张双方名为投资关系，实为借贷关系。所谓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指当事人双方违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核心要义，约定出资一方不承担风险，仅收取固定收益。本案黄连娥提供的通话录音中，其丈夫明确陈述的是向杨叶帅投资了35万元且未见收益，但从其关于“。放在您那，又没看到效益，又没那么搞，列存在银行还有息钱。”的陈述中可见，双方并未约定给付固定回报。而杨叶帅的回答也未认可双方之间存有给付固定回报的约定。因此，从黄连娥提供的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双方明确存有出资一方不承担风险，仅收取固定收益的约定。综上，黄连娥主张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上诉人黄连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祖发审判员  周 湛审判员  廖崇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