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4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世宗，男，197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淑玲，女，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嵘林，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文，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英莲，女，197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亓桂凤，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因与被上诉人田英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世宗、陶淑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杨世宗、陶淑玲与田英莲之间没有委托关系，放弃一审请求田英莲承担给杨世宗、陶淑玲引起诉求的所有费用，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依法应当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田英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裁判依据的事实错误，其认定“原、被告自2015年12月28日起成立委托关系”毫无事实依据。1.授权委托书存在基本事实错误和不符合法律规定问题，依法无效；杨世宗、陶淑玲知情后庭审现场不认可其委托书的行为合法有效。2.杨世宗、陶淑玲认可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并非认可授权委托书。3.田英莲自始至终拿不出一件真实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田英莲既没有杨世宗、陶淑玲与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也无代理收费凭证。二、本案一审遗漏当事人。田英莲一审自称是以律师身份代理的案件，双方理应签订诉讼代理合同，诉讼代理合同签订的主体一方理应是律师事务所，非律师个人。根据庭审笔录，田英莲提出朱淑峰与杨世宗、陶淑玲的两个案子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因此律师事务所理应作为被上诉人。律师事务所的出庭利于查明诉讼代理合同真实性，如田英莲当时在向律师事务所报备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报备，是报备了一个案子，还是报备了两个案子，如何进行的利益冲突审查，开具的发票上为何只写了朱淑峰没写杨世宗、陶淑玲姓名，是否存在在委托合同上补签杨世宗、陶淑玲姓名这一情况等。同时，本案中涉及转委托，受托人为委托关系的直接相对人，且受托人与杨世宗、陶淑玲均涉及同一执行财产，牵扯利益冲突，一审审理过程中受托人未作为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出庭，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如，是否存在受托人与田英莲恶意串通情形。另，本案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田英莲并非合同相对人，相对人应为受托人朱淑峰。因此，本案因遗漏当事人，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且增加二审法院的审理风险，如直接改判也变相剥夺了杨世宗、陶淑玲的诉讼救济机会，建议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对受托行为的效力问题认定错误。本案的受托事项特殊，是涉及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受托与转委托。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的近亲属可以作为委托代理人。根据田英莲提供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签订时间都在2012年以后，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审查朱淑峰作为非近亲属是否有权受托民事诉讼的事项，受托人是否有权代杨世宗、陶淑玲处置涉及民事诉讼的有关权益。朱淑峰无权作为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全过程，无权以受托人的身份继续受托办理事务，因此朱淑峰的转委托法定无效。田英莲作为律师，职业能力与素养较之于其他的委托关系中的第三人更高，应当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但本案中田英莲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田英莲作为律师不能证明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系杨世宗、陶淑玲本人签字，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后果。退一步讲，如果认定朱淑峰的受托合法有效，则转委托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因为自始至终田英莲无法提供明确证据证明杨世宗、陶淑玲本人追认转委托的授权。结合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认定杨世宗、陶淑玲并不认可受托人转委托给田英莲，相关材料上的签字也并非杨世宗、陶淑玲本人签字。如果本案件中受托人的转委托及田英莲作为律师未经必要审查就接受委托，继而到法院以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这种行为得到认可，那么在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权益侵害非常容易，虚假委托的事情将会大量出现。四、本案一审法院证据采信不当，没有行使释明权。杨世宗、陶淑玲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如果非其所签，杨世宗、陶淑玲从何处得知田英莲已经接受了转委托。因此，杨世宗、陶淑玲两人的签字及手印很重要，根据庭审笔录显示，一审法院并没有关注授权委托书是否是杨世宗、陶淑玲本人所签及摁手印，更没有释明双方任一方对笔迹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错误的使用了自由裁量权。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田英莲应当继续完成举证义务，证明杨世宗、陶淑玲认可田英莲代理案件。综上，为了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实，将各方当事人的权益明确，建议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田英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杨世宗、陶淑玲否认对田英莲的授权委托，不能成立。1.一审中我方向法庭提交了十一份证据，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证实授权委托的客观存在，一审判决作出的相关认定事实充分。2.杨世宗、陶淑玲在上诉状中自认《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更加印证了一审判决的正确性。3.上诉状中杨世宗、陶淑玲诸多的选择性自认，证实其对田英莲具有直接委托和授权。代为签署和递交“申请书”在不在“委托或授权权限”内，与杨世宗、陶淑玲的“委托或授权”有无关系，以及属不属于“过期事项、无效委托”，均是建立在具有委托授权的大前提下。因此，杨世宗、陶淑玲辩称的没有委托授权，与其自己的陈述都自相矛盾，更加印证了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成立授权委托关系的正确性。二、代为签署和递交申请书属于依法履行代理职责，并未超出田英莲的代理权限。基于杨世宗、陶淑玲对《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的确认，认定2015年12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有效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该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证实，田英莲代为递交申请书在授权权限内。一审提交的证据六、八和十一充分证实申请书载明的是朱淑峰的指令和杨世宗、陶淑玲的意思表示，因此完全能够确定，田英莲代为签署申请书体现的是杨世宗、陶淑玲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越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准确。1.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八条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在一审查明的事实基础上，朱淑峰作为受托人认可对田英莲的授权是朱淑峰代杨世宗、陶淑玲署名，这一事实证实对田英莲的委托符合“受托人同意”这一要素；《解除委托事项告知书》证实对田英莲的授权是杨世宗、陶淑玲的直接授权，符合“委托人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这一要素。因此，一审适用法律完全正确。2.杨世宗、陶淑玲上诉理由适用法律错误，使用的法律不符合本案法律事实。杨世宗、陶淑玲以“事前未告知，事后不认可”否认对田英莲委托授权，不能成立。一审查明的事实证实，本案杨世宗、陶淑玲与田英莲属于直接委托关系，不属于杨世宗、陶淑玲主张的“转委托”法律关系。3.对于本案杨世宗、陶淑玲自认的事实，杨世宗、陶淑玲作出选择性自认的解释，田英莲希望二审法院对杨世宗、陶淑玲的选择性自认作出“属于上诉人自认”的评判。四、杨世宗、陶淑玲诉称对执行程序提出的异议问题已经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与田英莲及本案无关。杨世宗、陶淑玲对涉案执行案件的执行异议一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执复221号终审执行裁定书，裁定书以执行法院拍卖君浩公司房地产，是“及时处分查封财产，提高执行效率”，“并非以当事人申请或同意为条件”，裁决“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复议裁定”。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执异600号执行裁定书，以“原莱芜中院拍卖涉案财产不需要征得杨世宗、陶淑玲的同意”为由，“驳回异议人杨世宗、陶淑玲的异议”。因此，杨世宗、陶淑玲关于“因递交申请而造成的后果”的相关观点不能成立。五、杨世宗、陶淑玲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依据的事实理由超过答辩期；杨世宗、陶淑玲请求发回重申超过上诉期；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综上所述，田英莲的代理行为，是依法代理，不是无权代理；是维权，不是侵权；代理行为没有侵害杨世宗、陶淑玲的任何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世宗、陶淑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世宗、陶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田英莲承担给杨世宗、陶淑玲引起诉求的律师费、乘车费、误工费等实现诉求的所有费用50万元；2.诉讼费等费用由田英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8日，原莱芜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杨世宗、陶淑玲与被申请人李茂山、吴翠香、李宁、周娜娜、莱芜景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山东君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浩公司）、莱芜市浩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莱芜市景山锻造有限公司之间的争议仲裁案。该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18日作出（2012）莱仲裁字第087号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李茂山、吴翠香、李宁、周娜娜偿还申请人杨世宗、陶淑玲借款本金人民币724万元及利息，君浩公司等被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仲裁过程中，原莱芜仲裁委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6日作出（2012）莱城民保字第4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君浩公司名下的房产（房产证号：0125350、0125351、0125352、0125353）及土地一宗[土地证号莱芜市国用（2011）第0278号]。2012年11月20日，因李升金与君浩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泰立保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君浩公司名下莱芜市国用（2011）第0278号土地一宗。2013年9月29日，原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莱芜中院）对原告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莱芜农信社）与君浩公司等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3）莱中商初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协议，被告君浩公司分期偿还原告莱芜农信社3280万元及利息，如君浩公司不按期履行，原告莱芜农信社有权以君浩公司抵押的莱芜市他项（2011）第0131号项下的土地和莱房他证高新区字第016016号项下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后君浩公司等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莱芜农商银行（原莱芜农信社）向原莱芜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原莱芜中院于2014年2月25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4）莱中执字第33号，该案执行过程中，原莱芜中院轮候查封了君浩公司名下位于莱芜高新区九龙山南路以东76258.8㎡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莱芜市国用（2011）第0278号]及地上10幢、1幢、7幢、8幢房产（证号为0125350—0125353）。2014年6月16日，案外人朱淑峰作为受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如下：“委托人：杨世宗……委托人：陶淑玲……受托人：朱淑峰……委托人因公司业务等事宜繁忙，不能亲自办理案件执行的一系列事情，特委托上述受托人根据（2012）莱仲裁字第087号莱芜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办理与案件执行有关的所有事情，上述受委托人在我方申请执行李茂山……作为我方执行过程代理人。代理人：朱淑峰，代理权限为：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执行请求、标的、进行执行调解、和解、代收案件款、有价证券、票据、房屋土地等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宜。代为申请延期、中止、终结执行等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宜。并不局限于上述与案件有关的所列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人：杨世宗、陶淑玲，受托人：朱淑峰2014年6月16日”。该委托书系朱淑峰起草，落款委托人处“杨世宗、陶淑玲”系朱淑峰所签，后其将委托书向执行法院交付。同日，朱淑峰向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慧出具《授权委托书》，内容如下：“委托人：杨世宗、陶淑玲，受委托人：李慧……上述受委托人在委托人与李茂山、吴翠香、李宁、周娜娜、山东君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莱芜市浩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莱芜景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莱芜市景山锻造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为强制执行立案。委托人：杨世宗、陶淑玲”。该委托书系朱淑峰起草，落款委托人处“杨世宗、陶淑玲”系朱淑峰所签，后其将委托书交付李慧，由李慧办理执行立案手续。2014年7月10日，原莱芜中院立案受理了申请执行人杨世宗、陶淑玲与李茂山、君浩公司等被执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莱中执字第144号。案件执行过程中，朱淑峰于2014年10月3日向原莱芜中院提交《中止执行申请书》，2015年11月26日提交《终结本次执行申请书》，2015年12月16日提交《恢复执行申请书》。2015年12月28日，朱淑峰交付田英莲《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如下：“委托人：杨世宗，男，汉族，1957年3月14日出生，住莱城区龙潭大街龙潭小区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等，代为提起财产保全及申请执行等，并要求受委托人在自己的职责内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争取委托人的权益最大化。受托时间：自委托人签订本委托书起。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人：杨世宗、陶淑玲”。该委托书系朱淑峰起草，落款委托人处“杨世宗、陶淑玲”系朱淑峰所签，后其将委托书留在田英莲处。2016年3月11日，田英莲以杨世宗、陶淑玲委托代理人名义向原莱芜中院提交《申请书》一份，内容如下：“……因贵院在（2013）莱中商初字第97号案件中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上述财产享有抵押权，为推动相关执行案件进展，我们申请贵院在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享有抵押权的有关执行案件中对山东君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的上述财产进行评估拍卖，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范围内优先偿还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如有剩余，我们申请第一顺位受偿。以上申请，请贵院予以准许。申请人：田英莲（委托代理人）2016年3月11日”。2016年5月3日，原莱芜中院作出（2015）莱中执恢字第17-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君浩公司名下位于济南市莱芜高新区九龙山南路以东76258.8㎡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莱芜市国用（2011）第0278号]、地上10幢、1幢、7幢、8幢房产[证号为0125350-0125353号]及地上南侧约15000平方米厂房地基、东院内2630平方米办公楼、920平方米宿舍食堂、变电室、变电设施以及其他未办理房产证的地上附着物一宗。二拍流拍后，莱芜农商银行申请以物抵债，后原莱芜中院裁定将该财产作价42195400元交付莱芜农商银行。2019年3月18日，朱淑峰签署《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并寄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内容如下：“今去信告知贵局，委托人与李茂山、山东君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李宁等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授权委托田英莲代理事宜从即日起全部解除，原《授权委托书》即行全部解除。因委托人是山东君浩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证载房地产的第二顺位查封保全人，而田英莲在事前事后都未告知过委托人的前提下竟然于2016年3月11日擅自以首封代理人的身份签署《申请书》，且至今没有和委托人做出解释，为此委托人根据相关法律有关条款,解除与田英莲的授权委托。田英莲擅自签署的《申请书》事项并不在委托人权益范围，也未在委托人明确的授权列举中，据此由田英莲擅自签署的申请书没有事实依据更无法律支撑，一切后果与委托人无关。案件当事人：杨世宗、陶淑玲2019年3月18日”。该告知书系朱淑峰起草，落款委托人处“杨世宗、陶淑玲”系朱淑峰所签。2019年4月19日，杨世宗、陶淑玲提起本案诉讼。杨世宗、陶淑玲立案时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田英莲赔偿给杨世宗、陶淑玲造成的损失；2.请求田英莲承担给杨世宗、陶淑玲引起诉求的律师费、乘车费、误工费等实现诉求的所有费用50万元；3.诉讼费等费用由田英莲承担。庭审中，杨世宗、陶淑玲当庭撤回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并陈述其二人未参与仲裁案件的执行，系委托朱淑峰办理执行事宜，杨世宗、陶淑玲对朱淑峰代表其向执行法院实施的行为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田英莲在杨世宗、陶淑玲与李茂山、君浩公司等执行案件中有无接受杨世宗、陶淑玲的授权，田英莲是否存在超越代理权的行为；2.田英莲在前述案件中所为的行为有无给杨世宗、陶淑玲造成损失，如造成损失，损失如何计算，杨世宗、陶淑玲要求田英莲承担50万元的费用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上述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在原莱芜中院立案受理的（2014）莱中执字第144号案件中，杨世宗、陶淑玲系特别授权案外人朱淑峰代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宜，所以，朱淑峰在该执行案件中所作出的行为应视为杨世宗、陶淑玲的意思表示，杨世宗、陶淑玲应受朱淑峰行为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八条关于另行委托规定如下，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到本案中，朱淑峰以杨世宗、陶淑玲的名义于2015年12月28日向田英莲出具《授权委托书》，朱淑峰作为受托人，其向田英莲出具委托书的行为表明其同意在其之外委托田英莲处理杨世宗、陶淑玲的委托事务，作为委托人的杨世宗、陶淑玲在当时并未提出异议，且，朱淑峰于2019年3月18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告知执行法院解除与田英莲的授权委托，杨世宗、陶淑玲对朱淑峰向执行法院作出的该行为并无异议，因该告知书系杨世宗、陶淑玲对涉案执行案件中授权委托田英莲的代理事宜全部解除，即对原《授权委托书》全部解除，而解除授权委托的前提应系建立在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之上，据此可以认定杨世宗、陶淑玲对朱淑峰以杨世宗、陶淑玲名义向田英莲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认可的。综上，杨世宗、陶淑玲与田英莲自2015年12月28日起成立委托代理关系。现杨世宗、陶淑玲对朱淑峰的代理行为有选择的认可或追认，对授权本案田英莲所代理的事宜，以事前未告知、事后不认可为由予以否认，杨世宗、陶淑玲的该主张与其认可的朱淑峰的代理权限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世宗、陶淑玲主张2015年12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中“杨世宗”的出生日期及但根据该委托书中约定的具体案件当事人情况可以确定系杨世宗，杨世宗、陶淑玲主张的该情形不足以否定其与田英莲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双方在涉案《授权委托书》中的约定及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田英莲向原莱芜中院申请一并处置相关财产，并未超出其代理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根据该规定，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属依职权采取的司法行为，并非以当事人的申请或同意为前提，故杨世宗、陶淑玲主张田英莲书写申请书或书面同意拍卖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杨世宗、陶淑玲主张其实现诉求的律师费、乘车费、误工费等费用50万元，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要求田英莲承担该费用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世宗、陶淑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世宗、陶淑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提交通话录音1份，拟证明朱淑峰解除了对田英莲的授权。经质证，被上诉人田英莲认为：第一，通话录音的时间、与谁通话无法显示，因为录音中只有朱淑峰的谈话，属于朱淑峰单方陈述。杨世宗、陶淑玲主张该录音的形成时间是2015年12月31日，对田英莲的授权时间是2015年12月28日，杨世宗、陶淑玲主张在12月31日解除对田英莲在12月28日的授权，恰恰证实杨世宗、陶淑玲是认可12月28日向田英莲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证实该授权委托书是杨世宗、陶淑玲的真实授权委托，属于杨世宗、陶淑玲自认行为，杨世宗、陶淑玲提到的对授权委托书的鉴定，印证了一审程序的合法性及认定建立授权委托相关事实的正确性；第二，该证据缺乏真实性，违背事实，同时来源、内容是什么也不清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该证据与我方大量的客观证据相矛盾，也与杨世宗、陶淑玲陈述的事实相矛盾；第四，从内容来看，印证田英莲律师事实上确实与杨世宗、陶淑玲存在委托关系，否则就不会存在该证据内容载明的所谓的以后不再需要律师等内容。被上诉人田英莲提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执复221号执行裁定书1份，拟证明原莱芜中院拍卖君浩公司房地产是“及时处分查封财产，提高执行效率”的合法行为，“并非以当事人申请或同意为条件”。田英莲按照杨世宗、陶淑玲的意志代为递交“申请书”是为杨世宗、陶淑玲争取利益和维护杨世宗、陶淑玲的权利。杨世宗、陶淑玲认为原莱芜中院执行行为错误的观点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否定，其相关上诉观点不能成立。经质证，杨世宗、陶淑玲主张该案件是其针对执行行为的法院裁定，而本案是对田英莲有无合法授权的案件，该证据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本案需要查明的是一审有无遗漏当事人，朱淑峰是否享有合法的授权，杨世宗、陶淑玲有无对朱淑峰的转委托进行追认。该证据恰恰证明了杨世宗、陶淑玲因为田英莲的无权限代理行为失去了补救措施，造成了杨世宗、陶淑玲利益受损。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与被上诉人田英莲是否成立委托关系的问题。虽然日期为2015年12月28日、受托人为田英莲的《授权委托书》是由朱淑峰以杨世宗、陶淑玲的名义在落款处签字，但杨世宗、陶淑玲对朱淑峰代表其向执行法院实施的行为表示认可，即杨世宗、陶淑玲认可朱淑峰于2019年3月18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解除授权委托告知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告知执行法院解除与田英莲的授权委托，而解除授权委托的前提应系建立在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之上。且，自2015年12月28日至2019年3月17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均未对田英莲代理执行案件的行为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世宗、陶淑玲认可朱淑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杨世宗、陶淑玲与田英莲自2015年12月28日起成立委托代理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关于其与田英莲不存在委托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山东圣宏律师事务所、朱淑峰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杨世宗、陶淑玲关于本案一审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期间，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放弃请求田英莲承担给其引起诉求的律师费、乘车费、误工费等实现诉求的所有费用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杨世宗、陶淑玲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所述，杨世宗、陶淑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杨世宗、陶淑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农泽审 判 员 刘永刚审 判 员 宋文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秦长葳书 记 员 陈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