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2民终1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某1，男，1957年7月10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1965年4月26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某2，女，1998年8月27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辉，男，洪江市芙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蒲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盛硕环，男，中方县城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曾用名杨某3，男，1996年1月31日出生，侗族，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良，男，侗族，1970年5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系杨某2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洁，怀化市鹤城区星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蒲某1、杨某1、蒲某2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湘1228民初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蒲某1、杨某1、蒲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认定订婚彩礼为80000元系承办法官的主观猜想，无证据证实；二是认定见面礼6800元属彩礼礼金的认定错误；三是认定订婚4金为彩礼礼金的认定错误；四是认定4金合计21000余元系承办法官的主观猜想，无证据证实；五是认定杨某1于2018年1月22日存入现金29980元与定期存款账户存入3年期5万元存款与被上诉人的银行存款认定为被上诉人给付的彩礼金相联系，认定事实错误；六是认定根据当地的风俗，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需支付一定的订婚彩礼金及其他礼金、红包、开支等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七是不予认定蒲某2的嫁妆，并将其嫁妆予以折抵扣除，不再有返还义务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八是基于蒲某2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的事实，又为给被上诉人治病花费较大，综合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结束恋爱关系等因素，蒲某2对被上诉人给付的结婚彩礼30800元可以不予返还；九是认定蒲某1、杨某1向被上诉人返还彩礼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错误，适用习惯作为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认定杨志良的证词、取款记录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证据证明，想当然采纳被上诉人的陈述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充分的证据证明。4、一审判决将自愿赠与的财物与彩礼混为一谈，并将赠与的财物判决返还，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杨某2辩称，1、三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彩礼礼金171760元，一审认定138000元，少认定33760元。被上诉人均提供三上诉人收取171760元的彩礼礼金的证据，且每笔都有证据佐证。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得当，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3、蒲某2与被上诉人办酒同居是双方同意的，同居时蒲某2已年满19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蒲某2私自出走时已年满20周岁，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其出走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不与被上诉人结婚，属过错方，理应全额返还收取的彩礼礼金。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财物共计人民币16468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某2与蒲某2于农历的2017年5月经媒人唐昌连、蒲仕连介绍相识，农历2017年5月26日，杨某2与蒲某2见面时，杨某2依照当地习俗向蒲某2给付了见面礼金6800元，给蒲某1和杨某1二人见面红包共760元，给蒲某2、蒲某1和杨某1三人见面的衣服钱，并购买糖果以示礼貌。2017年中秋节，杨某2给蒲某2衣服钱480元。农历2017年12月初五，杨某2用其父亲杨志良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和2018年1月20日在存折中共支取的8万元作为订婚彩礼给付给蒲某1、杨某1及蒲某2，并为蒲某2购买价值21000余元的4金，并给付蒲某2茶钱。2018年1月22日，杨某1名下8101475000149724的账号存入现金29980元，同日，杨某1在禾梨坳支行另开账号为81×××36的3年定期存款账户，存款金额5万元。订婚后，杨某2与蒲某2开始同居生活。农历××××年××月××日，杨某2向蒲某1、杨某1及蒲某2给付结婚彩礼30800元，给并向蒲某1、杨某1及蒲某2给付了衣服钱，农历××××年××月××日，杨某2与蒲某2依照当地习俗举办“结婚”酒宴，杨某2于当日支付了发亲钱880元。为筹备婚事，蒲某2及蒲某1、杨某1为杨某2购买了戒指一枚，价值7280元，为杨某2购买西装一套，并置办嫁妆有：电视机一台，电风扇一台，价值7000元的摩托车一台，被子、毛线鞋、餐具、桶、洗澡盆、鞋架、烘笼、花摆台等。之后，因蒲某2未达法定结婚年龄，杨某2与蒲某2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18年10月，因蒲某2从杨某2家离家出走，杨某2及其家人与蒲某2及其家人因退还彩礼一事产生纠纷，杨某2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杨某2与蒲某2经人介绍相识，双方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并举办“结婚”酒宴，杨某2按照当地习俗给付给蒲某2、蒲某1、杨某1三人包括见面礼、订婚彩礼、订婚4金、结婚彩礼在内共计138600余元，并有红包及其他费用开支，蒲某2亦置办了包括戒指、西装、电视机、摩托车在内的嫁妆若干。因蒲某2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双方因感情不合，均不愿意与对方共同生活，应当视为双方均有解除婚约关系的意思表示，则蒲某2、蒲某1、杨某1三人应将彩礼返还给杨某2。杨某2请求蒲某2、蒲某1、杨某1返还彩礼礼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杨某2在与蒲某2订婚到结婚期间，给蒲某1和杨某1二人见面红包、给蒲某2、蒲某1和杨某1三人见面的衣服钱、购买糖果的费用、给蒲某2的茶钱、给蒲某1、杨某1及蒲某2的衣服钱等，均属于二人恋爱、相处期间的正常开支或自愿赠予行为，而不能认定为彩礼礼金，故本院仅认可杨某2给付的见面礼6800元、订婚彩礼80000元、订婚4金合计21000余元、结婚彩礼30800元在内的共计138600余元为彩礼礼金。考虑到杨某2与蒲某2在订婚后便一直居住生活一段时间，且杨某2与蒲某2在明知蒲某2未满20周岁的情况下，仍违反我国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强制规定，以农村习俗订婚、办理“结婚”酒宴，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均具有过错，加之蒲某2及其家人为操办二人的婚事，亦置办有包括戒指、西装、电视机、摩托车等在内的各类嫁妆，故本院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量，并抵扣蒲某2的各类嫁妆之后，酌定由蒲某2、蒲某1和杨某1返还杨某2彩礼金80000元。杨某2提出自己给付了88800元订婚彩礼及31800元结婚彩礼的意见，因杨某2无确凿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仅认定订婚彩礼为80000元，结婚彩礼为30800元。虽然蒲某2、蒲某1和杨某1认为没有收到杨某2给付的80000元订婚彩礼，但是通过本院依职权向杨某2的父亲杨志良进行询问，并向其调取银行存折的支取记录，杨志良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和2018年1月20日共支取8万元，该陈述与杨某2当庭陈述订婚彩礼系其父母为其开支能够相互印证，且本院依职权在禾梨坳支行调取的杨某1银行流水中，杨某1名下8101475000149724的账号，于2018年1月22日（即杨某2与蒲某2订婚的第二天）存入现金29980元，同日，杨某1又在禾梨坳支行另开账号为81×××36的3年定期存款账户，存款金额5万元，虽然杨某1辩解该两笔钱均是自己存在在姐姐处，由其姐姐为其保管的，不是杨某2给付的彩礼金，但无论从时间来看，还是从蒲某2、蒲某1和杨某1一家的年收入情况来看，杨某1不可能短时间内，且恰好是订婚的第二天突然将近80000元现金存入银行，并分立定期和活期两个户头存入，杨某1的辩解并不能消除合理怀疑，另外，根据当地风俗，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需支付一定的订婚彩礼金以示与女方有订立婚约的意向，且按照杨某2陈述的给付彩礼金及其他礼金、红包、开支等费用及蒲某2当庭认可的杨某2给付彩礼金及其他礼金、红包、开支等费用的情况来看，双方本次缔结婚约，杨某2已将当地农村嫁娶习俗中的各项礼金、红包、开支等支付殆尽，单独缺少订婚礼金明显不符合常理，故对于蒲某2、蒲某1和杨某1的该项答辩及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蒲某2、蒲某1和杨某1提出蒲某1与杨某1并未收杨某2的彩礼，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杨某1当庭承认杨某2给付的30800元结婚彩礼由蒲某1和杨某1收取，且杨某2给付的80000元订婚礼金也由杨某1存入其名下账户，因此，蒲某2、蒲某1和杨某1均应当承担彩礼的返还义务。蒲某2当庭提出嫁妆中有48000元的压箱钱的陈述意见，因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纳。蒲某2当庭提出置办的嫁妆，因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仅对杨某2当庭认可部分予以采信，并从杨某2已给付的彩礼金中予以折抵扣除，杨某2对蒲某2、蒲某1和杨某1置办的嫁妆，不再有返还义务。蒲某2当庭陈述杨某2给付的4金自己没有拿走，均存放于婚房内，但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蒲某2、蒲某1、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某2返还彩礼礼金共计80000元；二、驳回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4元，依法减半收取1797元，由杨某2承担900元，由蒲某2、蒲某1、杨某1承担897元。二审中，上诉人蒲某2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本院认定，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上诉人蒲某1、杨某1、蒲某2不仅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明确认可收受见面礼6800元、结婚彩礼30800元，蒲某2还在一审庭审中亦明确认可收受见面礼金6800元，结婚彩礼30800元，价值21000余元的4金，且在案的证人证言亦证实被上诉人给付了见面礼金、结婚彩礼及4金的事实，故一审法院根据三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杨某2给付见面礼金6800元、结婚彩礼30800元、价值21000余元的4金并无不当。至于订婚彩礼80000元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的父亲杨志良在蒲某2与杨某2订婚的前几天已从自己存折上支取了现金80000元，而杨某1的银行账户内的将近80000元存款，亦系在蒲某2与杨某2订婚后的第二天存入，结合男女婚嫁有一定彩礼往来的风俗，以及蒲某2与杨某2订婚并已依照当地习俗举办了结婚酒宴的客观实际，一审法院认定杨某2给付的订婚彩礼为80000元并无不当。本案杨某2给付蒲某2的见面礼金6800元、订婚彩礼80000元、价值21000余元的4金及结婚彩礼30800元，均是在订婚及办理结婚仪式前后，杨某2之所以给付，目的是与蒲某2结婚，上述财物的性质属于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应予以支持。”本案蒲某2与杨某2虽依照当地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双方均不愿意与对方共同生活，蒲某2理应将收取的彩礼予以适当返还。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到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和双方过错，抵扣蒲某2和家人为结婚置办的各类嫁妆后，结合本地农村风俗人情，酌情认定应予返还的彩礼礼金为8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鉴于杨某1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杨某2给付的结婚彩礼30800元由蒲某1和杨某1收取，且杨某2给付的订婚礼金80000元也由杨某1存入其名下账户，故蒲某2、蒲某1、杨某1均应当承担彩礼礼金的返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蒲某2、蒲某1、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蒲某2、蒲某1、杨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代绪审 判 员  欧晓林审 判 员  黄丽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龙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