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1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吉林郑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系王某1姐姐)，住吉林省安图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住吉林省安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安图县明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安图县两江镇汉阳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某4。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程某、原审第三人安图县两江镇汉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汉阳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19）吉2426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王某1父亲王明合并未与程某签订《土地流转申请表》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2009年12月11日当天王明合并未与程某去过两江镇经管站,也未与程某办理土地流转手续。2.《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上王明合的签名并非王明合本人所签，对此程某已经承认不是王明合本人所签，是两江镇经管站工作人员孙君臣代签。3.程某提供的两江司法所《关于受理汉阳村程某反映其大兴川电站库区农田地权属的调查处理意见》中载明“程某于第二年到经管中心办理了土地流转合同”也说明是程某一人到经管站办理了土地流转合同，王明合并未到场。4.王某1提供的王明合生前书写的委托书，可以说明2009年12月11日王明合并未与程某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书，案涉土地经营权仍然属于王明合及家人。原审法院认定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成立，该委托书有王明合本人签名，可以与王明合、程某签订的协议书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别真伪。5.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一直由王某1持有，且涉案合同及台账仍在王明合名下，说明双方属于转包性质，而不属于转让性质。6.按照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协议约定,2009年12月11日王明合不可能到经管站与程某签订土地转让流转合同。如果签订了土地转让流转合同，那么就意味着无论王明合是否去世，补偿款都要归程某，这不符合签订协议书的初衷。7.原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程某已经支付1万元的流转费用。以上事实及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王明合与程某之间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系程某未经王明合同意，其单方擅自到经管站办理，该流转合同并未成立，自始无效。二、原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王明合未在2009年12月11形成的土地流转合同上签名，程某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王明合到场的证据,而不应该由王某1提供王明合未到场的证据。三、原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程某提供的2019年8月7日两江镇农村服务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四、2008年时王某1已经出嫁多年，其认为承包地就是父母的，王某1对王明合与程某签订协议不知情完全符合情理。五、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协议书属于转包性质。2010年国家已经开始占用涉案土地，当时王明合在世，根据双方协议涉案土地补偿款应归王某1所有。程某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自2004年开始程某就耕种案涉土地。2008年12月31日,因刘石荣患病需要用钱治疗,经王明合、程某等人协商一致,在其他家庭成员放弃流转经营权的情况下,达成案涉土地流转协议。协议签订的同时,程某就将1万元土地流转款给付了王明合。以上事实王某1的两位哥哥王云生、王云同等人都可以证明。特别是一审庭审时,王某1的哥哥参加了旁听,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可。王某1一直在汉阳村居住,在汉阳村有土地,属于农民,又涉及到其生父的切身利益和家族重大事项的处理,对以上事实不可能违背常理没参与和不知情。2009年12月11日,经汉阳村委会同意，王明合与程某依法对案涉土地办理了土地流转手续。虽然，案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上王明合的签字是两江镇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孙君臣代签,但王明合在合同上加盖了自己的名章。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书面合同经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案涉流转合同合法有效。两江镇经营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虽然没有出具人签字,但该瑕疵属轻微瑕疵，并不影响其证明力。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家庭承包方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因原承包土地而产生的承包关系终止,因此,已经流转的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其不再是被征收土地农民。王某1结婚后,与王明合分户,将户口迁入同村的丈夫家,其家庭在该经济组织也有承包土地，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王某1已丧失王明合原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案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汉阳村委会陈述称，对原审判决没有异议。王某1一审中请求：1.确认2009年12月11日王某1父亲王明合与程某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返还征地补偿款350325.25元；2.由程某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明合（2012年9月26日去世）与刘石荣（2008年去世）为夫妻关系，双方结婚时，王明合有6个子女，刘石荣有5个子女。1999年1月，王明合的家庭户口中包括王明合、刘石荣、王某1、王云荣（声明放弃主张权利）。涉案土地位于××县，面积0.5公顷，四至:东至沟，西至大兴川，南至江，北至林。承包方是王明合,承包期限自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08年11月20日，因刘石荣患有癌症需要用钱治疗，王明合与程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土地小汉阳沟5亩、大顶子3亩，共计8亩，转让给程某，共计1万元。并注明:“小汉阳沟的5亩地，国家占用补助款，父母在世全部归父母所有，如父母不在世了5亩地就归程某所有。”。2009年12月11日，王明合与程某填写土地流转申请表，并签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包括涉案土地），双方盖章并签字，汉阳村委会同意后盖章并签字，鉴证机关是安图县两江镇农村经济合同管理站。程某自述王明合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上的签字是两江镇经管站工作人员孙君臣（已经去世）代签，王明合用自己手戳盖章。2013年8月5日，安图县两江镇司法所受安图县人民政府移民办委托，处理案涉土地权属的调查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如下:1.程某对于小汉阳淹没区土地具合法权益，系有偿，合乎法律程序取得。相关补偿、赔偿理应获得，不存在搁置争议问题;2.王家提出有原权益人王明合遗嘱，不具有主体资格，时间上一前一后，法律层面“一女二嫁”，且文书不规范，不予支持;3.王家提出“青苗补助款”一事与本案无直接牵连“协议书”中无提及，当另案处理。2017年4月11日，因涉案土地被征收，汉阳村委会与程某签订《大兴川水电站工程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协议》，汉阳村委会补偿程某350325.25元。2019年8月7日，安图县两江镇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案涉土地流转合同系该中心依法办理，可以证明流转合同系两江镇汉阳村王明合与两江镇程某于2009年12月11日办理，并留有存档，但当时的办理人孙君臣已去世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三）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本案不存在上述规定的违法情形，且在合同形式上，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有双方当事人、村委会负责人签字及村委会加盖公章确认。在合同内容上，对转包土地的位置、面积、转包期限、转包价款等均做出明确约定，故王某1的诉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王某1主张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时王明合没有到场，是他人代签，且两江司法所的处理意见证明是程某一人去的，即使涉案土地经王明合办理了流转手续，但是没有其他承包人的同意，其转让合同也无效,程某应对是否支付王明合1万元土地流转费提供证明。因王某1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王明合未到场，且通过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土地转让给程某，说明王明合在签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之前就有意将涉案土地转让给程某。该合同是2009年12月11日签订的，王某1是1968年6月10日出生，已经成年，且在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协议书中，有王明合的儿子王云生、王云同及程某的弟弟程显文的签字，王某1称对此事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两江司法所的处理意见记载“程某于第二年到经管中心办理了土地流转合同”,并没有明确说明程某是一个人去的，存在歧义。1万元土地流转费程某自述在2008年11月20日签订协议当天就已经支付，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因当时签订协议的原因是刘石荣住院治疗急用钱需及时兑现的，且王明合与程某是在签订该协议后于2009年12月11日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应认定1万地土地流转费已给付，故王某1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王某1主张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协议书属于转包性质，而不属于转让性质。因王某1诉求是2009年12月11日王明合与程某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无效，2008年11月20日签订的合同不管是转包还是转让，都不影响2009年12月11日王明合与程某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只能说明2008年11月20日签订的合同时，王明合就有意要将涉案土地流转给程某，故对王某1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王某1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需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而当时王明合、刘石荣、王某1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也没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土地流转条件。因王某1主张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内容已经废止，故对王某1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王某1主张涉案土地的承包合同及台账仍在王明合名下，王明合与程某还是转包关系，土地补偿款应归还王某1。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王某1不是善意第三人，故王某1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王某1主张2010年开始征收涉案土地，而当时王明合在世，根据双方协议，涉案土地补偿款应归王某1所有。因2017年4月11日，汉阳村委会补偿程某涉案土地350325.25元，故征收时间应该按照2017年计算，故王某1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5元，由王某1负担。经本院审理查明，程某系汉阳村村民。王某1与程某现各持有一份案涉土地《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书》原件，程某持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程某在一审中提供的安图县两江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的证明没有该中心负责人及制作人签名或盖章。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案涉土地是以王明合为代表的家庭承包土地，王明合系土地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中记载的承包人，有权作为户代表对外流转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8年11月20日，王明合与程某签订流转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案涉8亩土地转让给程某，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关于案涉土地的流转方式为转让。王某1结婚后仍在汉阳村居住，且认可签订协议时其两位兄长在现场，故王某1应当知道其父亲王明合转让案涉土地的事实，其长时间未提出异议，应认定其对王明合代表全部家庭成员转让案涉土地行为的认可。王某1主张流转方式为转包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王某1于1988年结婚后未再耕种案涉土地，说明王某1其他的收入来源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王明合于2008年转让案涉土地时年事已高，已不具备亲自耕种的能力，其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故王明合转让案涉土地并不能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施行）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且2018年12月29日修订后的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已不再要求“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前提条件。在汉阳村委会对王明合转让土地也予以认可的情形下，应认定王明合与程某签订的上述流转协议书合法有效，对王某1具有约束力。2009年12月11日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中加盖了王明合的印章，在王明合此前已将案涉土地转让给程某的情形下，王某1主张是程某私自加盖王明合的印章，应承担举证责任。王某1对此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流转合同形式上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2008年11月20日的流转协议书中约定：“小汉阳沟的5亩地，国家占用补助款，父母在世全部归父母所有，如父母不在世了，5亩地就归程某所有，……”安图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发布《大兴川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实施方案》时王明合已去世，王明合去世前补偿款并未确定，也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王某1关于征地补偿款归其所有的主张没有充分的依据，不予支持。程某提供的安图县两江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的证明没有该中心负责人及制作人的签名或盖章，一审法院直接予以采信不当，但并未因此影响一审判决结果的正确性。综上所述，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5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照令审判员  宋 丹审判员  张玉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朴今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