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3行终4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学书，男，1947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委托代理人吴声威，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江苏省邳州市青年东路。 法定代表人郭义，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高彦，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解艳华，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邳州市青年东路53号(邳州市人民公园东二楼)。 法定代表人龚向峰，该办公室副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兼委托代理人李加启，该办公室副主任。 上诉人蒋学书因诉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邳州市运河街道办）、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要求履行协议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1行初72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学书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声威，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委托代理人高彦、解艳华，被上诉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出庭应诉负责人兼委托代理人李加启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8月17日，原邳州市运河镇人民政府（现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受原邳州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现为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委托与蒋学书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该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依据本地块公示的房屋征补方案充分协商，就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如下……”2016年4月29日，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与蒋学书签订《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内容为“因房屋面积、房内层高等发生争议。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补充协议。”2016年4月29日,蒋学书收到了《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款项，共计32671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2月28日，案外人徐州嘉盛置业有限公司与案外人蒋新雄（系蒋学书之子）就《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中所涉“门面27#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NO.PZ124289）。2018年5月31日，案外人蒋新雄、张燕取得前述房屋的苏(2018)邳州市不动产权第0014134号《不动产权证书》。2018年2月2日，蒋学书与案外人戴如林就《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中所涉“503室”签订《协议书》。 2018年6月5日蒋学书提起本案诉讼称：2012年8月17日签订的《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载明，其选择产权置换补偿方式取得邳州市运河街道大运河商贸城门面27号1至3层商务楼，建筑面积为243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按5000元计算。但其所获得的实际置换房屋面积却只有186.18平方米，相比协议约定面积减少了56.82平方米，且房屋高度不符合规定。2016年5月2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暂以原协议载明的面积、价款为基数计算，房屋最终面积以实测面积为准，相互找补差价。因补充协议对于减少面积补偿不到位，房屋层高测量有误，且补偿数额过低，四层面积数据明显有误，多扣原告19610元。另存在许多其他的房屋质量问题。其多次就补偿问题找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协商未果。其认为置换房屋面积远远低于《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的面积，房屋高度等不符合规定，且补偿不到位；对方行为明显构成违约，特诉请：1、判令被告履行协议，支付原告因换建房面积低于协议面积而产生的补偿金266950元；因高度达不到而产生的补偿金110835.6元；退回四层多计算的面积房款19610元：合计376395元（扣除被告2018年已支付的21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对原告造成的损失7万元。判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蒋学书与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分别于2012年8月17日、2016年4月29日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补充协议书》。蒋学书已于2016年4月29日收到了《补充协议书》所约定的款项326710元，现其认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未按照《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补充协议书》的内容，履行约定的相关义务，于2018年6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1年的起诉期限。虽然，蒋学书不认可对方当事人已经按照其所签订的两份协议履行了约定义务，但是蒋学书已实际接收了《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16＃A27）所涉房屋，且蒋学书之子蒋新雄也已就协议所涉的“门面27#室”房屋与案外人徐州嘉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NO.PZ124289），并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因而蒋学书提起本案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无正当理由。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蒋学书的起诉。 上诉人蒋学书上诉称：1、在原审庭审中，双方未就起诉期限发表充分的举证和辩论，而一审法律文书却大篇幅叙述了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且没有提及上诉人提供的未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和观点。2、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行政行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就涉案的《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的履行问题发生分歧。上诉人是对被上诉人的“交付房屋、面积差价结算、房屋不动产权证的办理”的履行协议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异议。上诉人起诉的内容也是被上诉人的行政履行行为，应当以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第二日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26日向上诉人支付21543元面积补偿款（面积差价补偿），于2018年5月31日为上诉人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根据这两个时间节点，可以确认被上诉人在履行双方签订的《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就履行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以该行为作出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起算起诉期限，上诉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3、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是2016年4月29日，根据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4、原审法院认为被征收人的起诉期限应当于双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计算六个月，征收所提供的安置房都是期房，如果征收人无法在约定期限内交付安置房，而此时已经超过了协议签订后六个月的起诉期限，被征收人丧失了起诉的权利。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错误，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邳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均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至本院。 根据一审举证及庭审笔录，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在一审中提交载有蒋学书、蒋新建签名签署日期为2017年7月29日的《补充协议书（二）》一份。对该证据，蒋学书一审庭审质证认为，蒋新建的名字是蒋新建本人签字，蒋学书的名字是蒋新建所签；该《补充协议书（二）》没有蒋学书的签字，其不认可该协议，且损害其合法权益，对其没有约束力。 一审裁定书没有把上述《补充协议书（二）》作为案件事实表述。 本院认为，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根据该项规定，自2015年5月1日起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该项规定施行之前行政机关参与形成的相关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被上诉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于2012年8月17日与蒋学书签订《邳州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就“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商一致”。2016年4月29日，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与蒋学书签订《补充协议书》，就“因房屋面积、房内层高等发生的争议协商一致。”从两份协议的签订时间看，既有2015年5月1日之前签订成立的，亦有2015年5月1日之后签订成立的。从内容上看，该两份协议均为邳州市运河街道办对同一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所作出的行政允诺，其相互之间具有整体性；同时因邳州市运河街道办所作出的行政允诺内容不同，且部分履行期限届于2015年5月1日之后，其相互之间亦具有独立性。鉴于本案被征收人蒋学书提出的诉求系认为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履行届于2015年5月1日之后应当履行内容，依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诉讼请求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有可诉性。且房屋面积的有效确定应以法定机关记载于权属证书中的内容为准，本案涉案权属证书于2018年5月31日领取，相关利害关系人如对房屋安置面积产生异议，其救济期限应以该时起算。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蒋学书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1行初728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徐州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审 判 长 梁艳华 审 判 员 房 涛 审 判 员 陈玉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石 雪 书 记 员 仇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