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礼，男，1982年5月7日生，彝族，农民，住石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良昭，云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贵富，男，1976年6月12日生，汉族，住建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飞，男，1974年3月9日出生，彝族，云南省建水县人，农民，住建水县。上诉人何礼因与被上诉人黄贵富、李飞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4民初2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礼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袒护被上诉人。上诉人租地的目的在于栽种三七而非核桃，所以合同租期为三年，且类似案件建水县人民法院已判决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证明被上诉人出租的山地是其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被上诉人也未提交其出租土地系耕地的相关证据，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错误。2.上诉人2018年4月租地时，被上诉人黄贵富一直称土地系耕地，2018年9月建水县森林公安传讯上诉人，告知上诉人林地不能栽种三七，2018年底黄贵富微信发给上诉人的也是林权证，并未出示租赁土地系耕地的相关证明，后双方协商未果上诉人才提起诉讼。3.上诉人从未与李飞进行过口头约定，土地租赁事宜一直与黄贵富协商，因黄贵富身份不宜签订合同才将出租人写为李飞，黄贵富虽不是合同相对人，但其是林权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且真正的合同相对人系黄贵富，故请求二审判决黄贵富依法担责。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贵富、李飞辩称，出租给上诉人的土地性质，一审法院已向建水县林业局调证核实，能够证实出租给上诉人的土地已调整为耕地；案涉土地系五人共同出资购买所得，李飞系土地管理人，所以租赁合同由李飞签订。何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挖地损失费用140930元；3.判令黄贵富返还原告5000元好处费。上述2、3项合计145930元。黄贵富、李飞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土地租金238324元；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48664.80元；3.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飞与原告何礼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将位于建水县甸尾乡铁所村龙头脑山的土地出租给原告何礼经营使用，租赁土地面积以挖好地后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约定租赁期限3年（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22年1月），每亩每年租金400元，3年每亩共计租金1200元。约定挖好地后支付50%的承包款，其余款项于2019年2月28日前付清。租赁用途：由乙方自主使用，种植核桃、三七；在土地承包期间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在修路、挖地、种植过程中若有群众或林业部门干涉、罚款由甲方负责，挖好地后若有政府部门干涉乙方不能栽种，甲方应付乙方挖地费每亩500元；乙方每亩种植核桃15棵，可以在该地里打机井，合同到期后归甲方所有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何礼支付5000元给黄贵富。原告雇请蒋立杰用挖机挖地，挖地费一亩为500元。蒋立杰从2018年4月17日开始挖地，于6月12日挖好，共计挖地面积为281.86亩，原告于6月30日前先后向蒋立杰支付挖地费140930元。挖好地后，原告何礼以被告所出租的土地性质属林地，根据其土地性质，有关主管部门不允许栽种三七为由，未对该土地实际经营使用，并以双方所签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为履行合同支付的挖地费用140930元，由黄贵富返还订立合同的好处费5000元；对此被告以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及履行各自义务，原告未按约定支付租金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不履行义务的违约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2.77亩土地的租金238324元，并支付被告租金总价20%的违约金48664.80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飞与原告何礼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经该林地的实际使用权人黄贵富予以认可，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约定的租赁用途，原告承租后，该土地由原告自主使用，种植核桃、三七。根据约定的租赁用途及有关主管部门对于林地林业利用的有关规定，林地必须种植林木，不得占用林地种植三七，但可以种植核桃；且属被告黄贵富林权证承包范围内的1860亩林地中已于2017年时调出使用性质为耕地的土地236.89亩，现尚未对调出的该土地面积进行变更，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如原告所承租的该部分土地属已调出作耕地使用的土地，则原告在该耕地内种植三七未违反有关林业政策规定，如属林地，原告也可以按照约定在该地内种植核桃。从双方所签协议条款及内容审查，均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其合同并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且生效，属合法有效合同，予以确认。故对原告何礼以被告所出租的土地性质属林地，根据其土地性质，有关主管部门不允许栽种三七为由，以双方所签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经济损失的请求，因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合同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或事由，其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签订协议后，被告已按约定将出租土地提供给原告经营使用，履行了应尽义务，原告已实际对该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并对该土地的使用做了相应的准备及投入（已挖成可种植土地），但以该土地不能栽种三七为由而不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前述已认定事实，被告以此不继续履行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对被告所提反诉请求，其理由成立，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认定及支持。本案原告自己认可已挖地281.86亩，根据双方所签协议约定，原告租赁土地面积以挖好地后的实际测量面积为准，但现在反诉原告李飞仅要求反诉被告何礼按202.77亩的土地面积计算租金支付，即以反诉原告所提主张及要求予以认定，由反诉被告何礼按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及期限计算租金支付，即反诉被告何礼应支付李飞202.77亩3年的土地租金共计243324元。在继续履行合同中，对李飞所提的202.77亩土地应如何从已挖好的土地面积中划出及四至界限如何确定，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到场实际测量确定，如反诉被告需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超出202.77亩，对超出部分面积租金由双方当事人根据协议约定价格或另行协商处理。签订协议后，原告何礼已支付被告黄贵富的5000元按支付租金予以认定及处理。对反诉原告李飞要求反诉被告何礼支付20%违约金的请求，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相应的违约金及其他违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黄贵富在本案中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不享有或承担相应的合同权利及义务，即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贵富与反诉原告李飞之间属什么关系，不影响本案合同关系的依法成立，双方之间的关系应按双方约定或实际情况由双方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何礼的诉讼请求。二、被告（反诉原告）李飞与原告（反诉被告）何礼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按约定继续履行。三、原告（反诉被告）何礼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李飞202.77亩3年的土地租金共计243324元。扣除已支付黄贵富的租金5000元，实际支付238324元。本诉案件受理费3220元，减半收取计161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何礼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800元，减半收取计14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何礼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目的主要用于种植三七，签订协议前，何礼与黄贵富协商，后黄贵富以李飞的名义与何礼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李飞对此予以认可。签订协议时，何礼知晓租赁土地登记为林地。二审中，何礼自认开挖土地费仅为90000元，本院经电话与挖地人蒋立杰核实，其开挖土地的费用共计82234元。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黄贵富的申请，向建水县林业和草原局发《协助调查函》，建水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关于建水县人民法院协助调查函的涉林意见》，载明：权利人为黄贵富的林权证所承包范围内1860亩全部为林地，根据2017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资料，承包范围内林地面积1623.11亩，其中236.89亩已调出林地范围，但该林权证尚未收回注销已变更的面积。现该租赁土地仍登记为林地，林地使用权人为黄贵富，面积1860亩。案件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是否有效；2.上诉人主张赔偿其开挖土地损失并返还5000元应否支持；上诉人应否支付土地租金。针对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关于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何礼与黄贵富协商后，黄贵富以李飞的名义与何礼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双方约定将权利人为黄贵富的林地出租给何礼使用，协议载明租赁土地用途为种植核桃、三七，但二审中双方均认可租赁土地的主要目的系种植三七，故双方在明知租赁土地登记为林地且租赁用途为种植三七的情况下仍签订协议，改变土地用途，双方的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依法应属无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经查，案涉土地至今仍登记为林地，物权登记尚未变更，依法不发生物权变更的法律效力，故被上诉人辩称林业主管部门已出具意见载明权利人为黄贵富的1860亩林地中有236.89亩已调整出林地范围，且明确土地性质为耕地，双方不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形，其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应否赔偿开挖土地损失并返还预付款5000元及支付租金的问题。本院认为，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被上诉人黄贵富基于该协议向上诉人何礼收取的预收款5000元依法应予返还。上诉人何礼系土地承租人，其在明知租赁土地登记为林地的情况下，仍与被上诉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用于种植三七，其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导致协议无效的主要责任；被上诉人黄贵富在签订协议时明知上诉人承租土地的用途为种植三七，但仍将案涉土地出租给上诉人开挖使用，其行为亦存在过错，应承担导致协议无效的次要责任。鉴于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据此主张土地租金于法无据；导致协议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但上诉人何礼已雇请他人对案涉土地进行过开挖，已实际产生挖地损失82234元，结合本案实际，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大小，该损失由上诉人自行承担70%即57563.80元，被上诉人承担30%即24670.20元较为适宜。另，案涉土地登记的土地权利人为黄贵富，《土地租赁协议》系黄贵富以李飞的名义签订，李飞对黄贵富的行为予以认可，故黄贵富、李飞应为合同相对人，上诉人的挖地损失应由黄贵富、李飞共同赔偿。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礼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确认协议有效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4民初2383号民事判决；二、双方于2018年4月1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三、由黄贵富、李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何礼预付款人民币5000元；四、由黄贵富、李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何礼挖地损失人民币24670.20元；五、驳回何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李飞、黄贵富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220元，减半收取计1610元，由何礼负担1288元，由黄贵富、李飞负担322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800元，减半收取计1400元，由黄贵富、李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39元，由何礼负担5711元，由黄贵富、李飞负担1428元。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王 鹏审判员 宋安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卢俊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