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2民终6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北雀路9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27298084XF。 法定代表人：欧志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磊，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球，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民，男，1966年1月13日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官宝，广西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盛良，男，197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因与王卫民、邹盛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2民初1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6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三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磊、程雪球，被上诉人王卫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官宝，被上诉人邹盛良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三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卫民对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卫民、邹盛良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三建公司与邹盛良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中涉及的“嵘福大厦项目部”为三建公司的内设机构是错误的。三建公司与邹盛良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系两个平等、具有独立民事主体签订的转承包合同关系，且实际上嵘福大厦项目部并非三建公司设立，也非三建公司的内设机构，而是三建公司将案涉项目转包给邹盛良后，邹盛良自行组织人员组建的项目部，邹盛良为涉案项目的转承包人。而三建公司在涉案项目所设立的是项目经理部，有三建公司自己的组织机构，主要的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为梁发举，并非邹盛良，邹盛良既未取得三建公司的授权委托等，又非三建公司的员工，其签字确认的合同或协议、出账单或对账单均不能代表三建公司。 二、转承包人为履行转包合同而发生的债务，应由转承包人邹盛良自行清偿，与承包人三建公司无关。 三建公司已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邹盛良，邹盛良为涉案工程的转承包人，根据《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三建公司已明确将涉案工程转分包给了邹盛良，转承包人邹盛良是按照该承包合同的约定负责建设工程的施工，自己聘请人员组建项目部，自行组织人工、材料、机械进行工程施工，三建公司不可能基于涉案项目与王卫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全区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第41条第5项的规定，转承包人为履行转包合同而发生的债务，应由转承包人邹盛良自行清偿，与承包人三建公司无关。 三、一审法院认定邹盛良代表三建公司向王卫民购买模板、木方条是错误的，三建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所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在本案中，王卫民在与邹盛良签订合同、对账时，并未向邹盛良索取或查看了如三建公司开具的对邹盛良身份的证明或者授权委托书之类的可以证明邹盛良的身份及拥有与王卫民达成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权限的相关材料。且涉案买卖合同、对账单、出库单等也无三建公司的任何签章，收货人也不是三建公司员工，三建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本案的合同责任。 四、一审法院认定三建公司向王卫民支付货款的行为视为追认“嵘福大厦项目部”与王卫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 在本案中，三建公司已提交了邹盛良向三建公司的借款证据《工程借款单》，且《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约定了邹盛良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到材料供应商等的对公账户，三建公司对王卫民的付款行为符合上述合同的约定,故不能理解为三建公司系以购买方的身份向出卖方支付货款或者是在履行涉案买卖合同的支付义务，更不能解读为对邹盛良无权代理与王卫民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追认。 综上，邹盛良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案实际上是王卫民和邹盛良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三建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二审法院支持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王卫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邹盛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王卫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建公司与邹盛良向王卫民支付货款1284801元，并按月利率1%支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建公司与邹盛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8日，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与王卫民签订《模板、木方条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向王卫民采购材料模板、木方条，材料金额为1126500元，材料由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指定材料签收人吴义贤（430421195512146035），如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在框架封顶后三个月内不能按时支付王卫民货款则需每月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给王卫民作为资金占用的补偿，项目负责人邹盛良与王卫民在购销合同上签字捺印。 2015年12月14日，三建公司与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签订《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就嵘福大厦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自负盈亏，成本单列，独立核算；及在项目材料的采购租赁时，需要采用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直管工程公司统一的合同范本，由嵘福大厦工程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并自行支付所有款项。承包合同由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直管工程公司和嵘福大厦工程项目负责人邹盛良签字捺印。 2017年1月18日，三建公司通过尾号0517银行账户向柳州市飞旺木材销售部农业银行尾号0718账户转账151310元，用途为嵘福大厦木方条款； 2017年12月21日，邹盛良与王卫民就嵘福大厦工程项目购买方条、模板明细进行账目核对并签订《对账单》，对账单载明截止2017年1月20日三建公司尚欠王卫民货款1284801元，邹盛良签字捺印，并书写“经核实货款及尚未付款金额无误”的字样。 现王卫民认为三建公司、邹盛良尚欠货款未付诉至法院酿成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应确认三建公司与邹盛良之间的合同关系。三建公司认为其与邹盛良之间系平等主体的工程转包关系。王卫民认为三建公司与邹盛良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三建公司授权邹盛良与王卫民签订买卖合同。该院认为，邹盛良与三建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发包方为三建公司，承包方为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嵘福大厦工程由三建公司承包，工程项目部系其内部负责该工程设立的内部机构，邹盛良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与三建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合同中已经明确合同的目的即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公司施工经营管理水平”，该合同内容亦符合内部承包合同特征，如承包人必须服从发包人公司内部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大宗材料由发包人核实审批后才能购买、承包人按照工程造价的2%上交管理费等。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确认三建公司与邹盛良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 其次，“嵘福大厦项目部”在邹盛良承包之前系案外人钟响鸣负责承包，其与邹盛良达成协议，案外人钟响鸣解除与三建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由邹盛良与三建公司重新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由此亦可确认三建公司与邹盛良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 第三，三建公司于2017年1月6日根据“嵘福大厦项目部”的申请，向王卫民支付货款151310元，三建公司支付货款行为可以证明其承担项目部对外支付货款的义务，亦符合内部承包协议确认的内容。 以上事实充分证实“嵘福大厦项目部”系三建公司的内设机构，邹盛良系该项目部的内部承包人。“嵘福大厦项目部”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其对外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由三建公司承担。三建公司已经支付部分货款，视为其已经追认“嵘福大厦项目部”与王卫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王卫民支付剩余货款1284801元，王卫民对此诉请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王卫民与“嵘福大厦项目部”签订的买卖协议约定，若工程框架封顶后三个月不能按时支付货款，则项目部应当按照每月1%支付资金占用补偿，故王卫民诉请要求三建公司按照每月1%支付资金占用费具备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邹盛良系项目部内部承包人，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主体，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王卫民诉请要求邹盛良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三建公司向王卫民支付货款1284801元；二、三建公司向王卫民支付资金占用费（占用费从2019年5月21日起，以128480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计至欠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王卫民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8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59元（王卫民已预交），由三建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三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照片一张，证明涉案项目的负责人或项目经理是梁发举不是邹盛良，邹盛良签订的涉案合同和对账单不能代表三建公司。 被上诉人王卫民、邹盛良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质证，王卫民对三建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三建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不能据此延伸至免除三建公司在本案的责任义务。邹盛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照片确实在工地上拍的。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方面的技术问题由梁发举负责并协调邹盛良与三建公司之间的对接事宜，邹盛良负责管理涉案工程项目部的所有事宜，梁发举也归邹盛良管理。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三建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在涉案工程工地拍摄，邹盛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三建公司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上诉人三建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如下： 1.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三行，认定项目负责人系邹盛良是错误的，涉案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经理是梁发举，邹盛良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转承包人； 2.一审判决第四页最后一段倒数第二行至倒数第一行，认定三建公司欠付王卫民货款1284801元是错误的，认为该对账单没有三建公司的任何签章和签名，不能证明三建公司欠付王卫民货款。 3.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二段倒数第一行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三建公司未设立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项目部是由实际施工人、转承包人邹盛良自行组建，其对外自行采购、租赁材料对工程项目进行实际施工，承包合同中的签订主体是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而非三建公司。对其余事实无异议。 被上诉人王卫民、邹盛良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依据三建公司与邹盛良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约定，三建公司对涉案嵘福大厦项目部指派负责人或项目经理，三建公司提交证据佐证了嵘福大厦项目部的负责人或项目经理系梁发举，邹盛良亦自认梁发举负责协调其与三建公司的对接工作，邹盛良负责嵘福大厦项目部的所有事宜，据此三建公司提出涉案项目负责人为梁发举、涉案项目部为邹盛良自行组建的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其次，三建公司是否是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尚欠王卫民货款系本案的争议焦点，经本院查明，涉案购销合同相对方为邹盛良与王卫民，邹盛良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方，转承包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三建公司为买方，尚欠王卫民货款的事实有误，详细理由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据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认定三建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买方与王卫民作为卖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建公司尚欠王卫民货款以及邹盛良与三建公司关系的事实有误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三建公司与邹盛良系转承包关系，邹盛良系涉案嵘福大厦项目的实际施工方。 三建公司作为甲方与以邹盛良作为乙方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第三条第4款约定：工程款由项目部和财务人员编制每期《项目资金使用台账》、《农民工工资发放表》，经过项目经理审核办理借支签字手续、分管副经理或分公司经理签字审批后才能使用。第5款约定：其余的借支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到劳务分包商、材料供应商、工程分包商的对公账户。第五条第8款约定：乙方在材料供应商签订材料供应采购、设备采购、租赁合同时必须采用甲方统一的合同范本，原则上由乙方负责人签字确认，并由乙方自行支付所有款项，合同签订时如确需甲方加盖公章，则合同协定后乙方负责人和甲方指派的负责人或项目经理在合同上签代理人，经甲方相关职能部门评审、领导审批后方可盖甲方章，签章手续完成须报甲方财务科及项目管理科备案一份。 本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建公司是否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2.王卫民要求三建公司、邹盛良支付货款1284801元，并按月1%支付资金占用费是否有依据？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本案中，《模板、木条购销合同》载明的甲方即买方为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嵘福大厦工程项目部，乙方即卖方为王卫民，但在上述合同底部甲方处签名确认并捺印的是邹盛良，且未加盖上述项目部的公章，乙方处由王卫民签字捺印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应为邹盛良与王卫民。另，双方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出库单》、《对账单》亦未能显示与三建公司或涉案项目部的关联性。 其次，王卫民主张邹盛良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对三建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并以此为由主张三建公司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所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在本案中，首先王卫民自认在与邹盛良进行交易、对账等业务对接时，并未向邹盛良索取或查看了如三建公司开具的对邹盛良身份的证明或者授权委托书之类的可以证明邹盛良的身份及拥有与王卫民达成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权限的相关材料；其次，王卫民主张三建公司的支付货款的行为系表示对邹盛良与王卫民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追认。但是依据三建公司与邹盛良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约定了邹盛良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向三建公司借支，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到材料供应商等的对公账户，本案中三建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符合上述合同的约定，故不能理解为三建公司系以购买方的身份向出卖方支付货款或者是在履行涉案买卖合同的支付义务，更不能解读为对邹盛良无权代理与王卫民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追认。综上，王卫民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主张邹盛良构成表见代理，但未有证据能够证明邹盛良的无权代理行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亦不能证明王卫民在未确认邹盛良的身份情况和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与其达成买卖合同关系在主观上存在善意且无过失，据此，本院对王卫民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三建公司并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再者，王卫民依据三建公司与邹盛良之间签订的《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第五条第8款的约定主张邹盛良具有签订涉案购销合同的代理权限。但《项目施工经营承包合同》第五条第8款约定了邹盛良在与材料供应商签订合同时，须采用三建公司统一的合同范本，由邹盛良签字确认并自行支付所有款项，合同需要加盖三建公司印章时，则需三建公司指派的负责人或项目经理在合同上签代理人，并经三建公司审批、备案。本案中，并未有三建公司指派的梁举发作为代理人签字，亦未有三建公司加盖的印章。王卫民据此主张邹盛良获得三建公司授予其与材料供应商签订合同的代理权，没有合同依据，主张三建公司系本案购销合同的相对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是王卫民和邹盛良。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如前文所述，三建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无需承担本案买卖合同项下的支付义务，王卫民要求三建公司承担本案支付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为邹盛良，经过邹盛良与王卫民的对账，邹盛良尚欠王卫民剩余货款1284801元，依法应承担向王卫民支付上述货款的义务。另依据双方签订的《模板、木条购销合同》约定：若工程框架封顶后三个月不能按时支付货款，则项目部应当按照每月1%支付资金占用补偿，现邹盛良至今未按照上述约定清偿货款，故王卫民诉请要求邹盛良以尚欠货款128480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9）桂0202民初137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邹盛良向被上诉人王卫民支付货款128480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占用费从2019年5月21日起，以128480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1%计至欠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王卫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6364元，减半收取8182元（被上诉人王卫民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4元（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上述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4546元，由被上诉人邹盛良负担。 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慧冰 审判员  丘洪兵 审判员  彭 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朱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