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2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恒鑫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太和路以西创一电子以北0001幢。法定代表人：殷裕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述录，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韶山路178号中国人寿大厦。负责人：刘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玥，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若男，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恒鑫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湖南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47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决支持恒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郭某不属于本案的被保险人纯系罔顾事实。（1）从人寿湖南公司《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可以看出，人寿湖南公司对于郭某属于被保险人并无异议，其拒付保险金的理由仅仅是认为郭某意外身故证据不足。（2）人寿湖南公司在答辩中也从未对郭某的被保险人资格提出异议，而且当庭承认郭某属被保险人。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系记名投保合同纯系罔顾事实。（1）整个投保单的内容均系人寿湖南公司伪造，通过对匡莹的笔迹鉴定已经得到了确认，既然整个投保单都是人寿湖南公司伪造的，那对于有无被保险人清单完全取决于人寿湖南公司是否勾选。（2）郭某非被保险人清单中所列人员，但人寿湖南公司认可郭某属于被保险人，足可否认《被保险人清单》的真实性。（3）人寿湖南公司在《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新单）》中载明恒鑫公司投保时向其提供了被保险人电子清单，而且数据一致，既然作为一个新单，人寿湖南公司没有理由不保留恒鑫公司发送的被保险人电子清单数据，但人寿湖南公司却未能提供是恒鑫公司哪一个工作人员给其提供的电子清单和电子清单的原始信息来进行印证，而且作为恒鑫公司授权人员匡莹对此毫不知情，也从未向人寿湖南公司发送过任何电子清单数据，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新单）》上的印章也是在恒鑫公司受欺骗的情况下所加盖。（4）被保险人清单上所列人员也全部非恒鑫公司员工或投保期间的劳务人员，对于清单上所列人员，应由人寿湖南公司举证证明系恒鑫公司所发送电子清单上的人员，而不应由恒鑫公司来举证。3．认定郭某系心脏病发作死亡缺乏证据证明。（1）从人寿湖南公司提供的证据二《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120出诊表》“证明目的”可以看出，郭某死因医院不明。（2）望城区人民医院作为专业机构都无法确定郭某意外死亡的原因，望城区公安局黄金派出所作为非专业机构没有资格认定郭某系心脏病。4．（1）对法律规定断章取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的全文是：“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一审法院法官将该规定全文中对人寿湖南公司不利部分“掐头去尾”，引用的仅为对人寿湖南公司有利部分。（2）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证明人寿湖南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有顺位，即首先应由人寿湖南公司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其次才是推定人寿湖南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任务，第三是有证据可以推翻对于人寿湖南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推定，第四是既有签字又有盖章的，应首先进行签字确认。在涉案保险合同中，人寿湖南公司能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仅仅是恒鑫公司加盖了印章，但这点从恒鑫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及常理足以推翻：一是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应该是一个具体的自然人，而且应当是恒鑫公司明确授权的人，既不能是抽象的“公司”，也不能是法定代表人或明确授权人员以外等无关人员，人寿湖南公司没有向恒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匡莹履行该义务；二是人寿湖南公司既然知道伪造匡莹的签名，说明其很清楚匡莹是恒鑫公司唯一授权的人员，其在未与匡莹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伪造匡莹签名，致使恒鑫公司保管印章人员以为已经得到了匡莹的确认而加盖印章；三是恒鑫公司保管印章人员未与匡莹进行核实存在失误，但该失误并不能免除人寿湖南公司的义务，也不能因该失误就等同人寿湖南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对法律规定断章取义。一审法院选择性的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2．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人寿湖南公司作为专业保险机构，提供的又是格式合同，其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人寿湖南公司伪造了恒鑫公司授权人员匡莹的签名，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手段，事后又没有得到匡莹的追认，就应依法认定人寿湖南公司是采取了欺骗手段订立合同，且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非其有证据证明虽非匡莹签名，但恒鑫公司加盖印章是恒鑫公司对投保单内容确认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明显减轻了人寿湖南公司的举证责任，加重了恒鑫公司的举证责任。3．未适用应该适用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匡莹签名系伪造且事后没有得到追认证明人寿湖南公司采取了欺骗手段订立合同，被保险人清单不属实证明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非恒鑫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投保声明书“张冠李戴”（投保单号码：114××××0660，涉案保险合同投保单号码：114××××0663），这些证据都足以证明人寿湖南公司在订立涉案合同过程中采取欺骗手段。人寿湖南公司辩称，1、关于被保险人清单，人寿湖南公司将被保险人清单与恒鑫公司投保后即交给了申诉人，恒鑫公司收到保险合同后盖章承认收到保险合同，且人寿湖南公司已经履行了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双方对此没有异议。2、本案是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问题而不是是否即被保险人郭某是否是与死于意外的问题，不适用于保险法第十七条，且即便是适用，但人寿湖南公司加盖了公章承认了合同。被保险人死后被上人通知了其家属尸检，但家属拒绝尸检。证明被保险人死于以外的举证责任在与被保险人及人寿保险，派出所根据法院出具的调查令对郭某死亡的说明即便不是鉴定意见，但是是出警民警对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恒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湖南公司立即向恒鑫公司给付保险金500000元及逾期给付损失（以50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4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保险金给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5000元）；2、判令人寿湖南公司承担该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5日，恒鑫公司向人寿湖南公司递交《投保单（投保单号：114××××0663）》。该投保单载明：投保人恒鑫公司，项目名称为望城区35ｋｖ格塘变新建10ｋｖ格新线等工程，有被保险人清单（勾选），联系人匡莹，保险期限自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保险内容为主险每人保险金额500000元，附加险每人保险金额50000元等内容。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处载明：“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位已仔细阅读、理解投保提示及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解除合同等规定，并同意遵守。……特委托本投保单所填写的联系人为我公司日常业务的办理人，联系人可持我公司相关资料，办理我公司保险日常业务。……”恒鑫公司在投保人盖章处盖章。投保人或授权人签字处有匡莹字样的签名，经该院委托司法机构鉴定并非由匡莹书写。恒鑫公司为此次鉴定支出了鉴定费用2300元。同时，恒鑫公司向人寿湖南公司下属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出具了《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该投保人已收到贵公司送达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114××××0663），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清单信息与我公司投保时提供的电子清单数据一致。2017年8月29日，人寿湖南公司向恒鑫公司签发并交付了《保险合同》。该合同内保险单载明：保险期限自2017年8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保险费为7233元；险种为国寿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及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个人保额分别为500000元、50000元。其中，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2013版）的免赔额为100元，赔付比例为90%；特别约定，国寿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有效期间内可以不记名投保；被保险人数15人。该保险合同内还附有15人的被保险人清单，该清单无死者郭某。2017年9月17日，恒鑫公司的劳务人员郭某在望城区35kv格塘变新建10kv格新线务工后回家途中死亡。郭某的亲属郭武权当即报警。随后，恒鑫公司向人寿湖南公司报告此事件。人寿湖南公司要求对郭某进行尸检，恒鑫公司回复称郭某的家属不同意尸检。2017年9月19日，恒鑫公司与郭某的亲属在长沙市望城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协议约定：恒鑫公司向郭某的家属给予慰问金300000元；郭某的家属配合恒鑫公司办理郭某保险手续，保险理赔费用归恒鑫公司所有。2017年9月22日，郭某的亲属向恒鑫公司出具《保险金权益转让声明书》，将该案所涉保险合同的受益权转让给恒鑫公司。2018年3月6日，恒鑫公司提出理赔申请。2018年3月9日，人寿湖南公司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以被保险人意外身故证据不足及该次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2019年3月6日，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黄金派出所在该院调查令回执上载明：报警人郭武权对其父亲郭某死因无异议，因此未通知法医尸检；郭某系心脏病发作死亡非他杀，因此不予立案。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该案中，恒鑫公司已向人寿湖南公司提交投保单，保险公司也已就此出具保险单双方之间已经成立人身保险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恒鑫公司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处签章应视为人寿湖南公司履行对合同条款以及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该处授权人匡莹仅系该公司授权办理保险合同业务的联系人，不应因其姓名被代签而否认人寿湖南公司已经履行了上述提示、说明义务，更不能据此而认定人寿湖南公司采取欺骗手段订立了合同。该案所涉投保单、《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以及保险合同所附被保险人清单等三份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据此可以确认该案所涉保险合同并非不记名投保且恒鑫公司已核对被保险人清单。其次，双方在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载明可以不记名投保，而并非约定该案所涉合同为不记名投保。再者，根据恒鑫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可知该公司在投保后已经收到了完整的保险合同，如人寿湖南公司存在伪造被保险人清单的行为，恒鑫公司应能及时发现。另外，恒鑫公司也未举证证明人寿湖南公司伪造被保险人清单。因此，恒鑫公司提出的该案所涉保险合同系不记名投保且人寿湖南公司伪造了被保险人清单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郭某不属于该案的被保险人，人寿湖南公司无需因其死亡而向恒鑫公司支付保险金。综上所述，恒鑫公司向人寿湖南公司主张保险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恒鑫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50元，鉴定费2300元，合计11250元，由恒鑫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案外人郭某是否为本案的被保险人，首先，在人寿湖南公司出具《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中载明的拒赔理由为“因被保险人此次意外身故证据不足，建议拒付保险金本次事故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拒赔理由中并未否认案外人郭某的被保险人身份；其次根据人寿湖南公司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该公司认为因恒鑫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于意外，故拒赔符合合同约定，该答辩意见也没有否认郭某的被保险人身份。故一审法院认定郭某不属于被保险人，系认定事实有瑕疵，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案外人郭某身故是否属于人寿湖南公司承保意外险的赔偿范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恒鑫公司向人寿湖南公司主张保险赔偿，首先，恒鑫公司应对其主张的被保险人郭某身故因意外发生尽到基本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恒鑫公司并未提供有相关资质的医疗鉴定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据可以证明该事故系意外发生，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达到证明该事故系意外发生的证明目的。其次，经人寿湖南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黄金派出所在长沙市芙蓉区法院调查令上书写文字说明“报警人郭武权对其父亲郭某死因无异议，因此未通知法医实检，郭某系心脏病发作死亡非他杀，因此不予立案”并加盖公章。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恒鑫公司主张被保险人郭某身故因意外发生，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案外人郭某身故不属于人寿湖南公司承保意外险的赔偿范围。对恒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恒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50元，由上诉人湖南恒鑫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祥伟审判员  熊 伟审判员  刘朝晖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钟宇卓书记员张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