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民终45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南路53号1幢。法定代表人：胡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生顺，江苏鼎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柏林村。法定代表人：吴惠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康，张家港市港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丰纱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神鹰工贸公司提出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增加支付货款12.49090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9年1月1日开始计算。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欠付货款总额为677146元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采用往来明细表中的4830504.19元计算货款错误。货款应当以庭审查明的事实汇总计算货款的总价格。上诉人提交的34份证据材料，说明了往来明细表中数据错误。该往来明细表不能作为认定货款及支付款项的证据使用。事实上，总货款应当为4725345.64元，减去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货款391万元，被上诉人欠上诉人货款为815345.64元。其次，一审对缺货及退货的金额认定错误。上诉人认可缺货及退货总额为20258.64元。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已付3986200元货款错误。首先，支付货款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的答辩状自认支付货款391万元，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支付货款是被上诉人的义务。按常理如果被上诉人交付的是承兑汇票，那么补贴利息的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承担根本没有发生的补贴利息，违反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三、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错误。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年底是指公历年，一审认定农历年是错误的，请求依法纠正。盈丰纱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对双方的往来事实调查的比较清楚，双方对本案涉案的货款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扣减也是合理合法，我方同意一审判决。利息计算以一审判决为准。神鹰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盈丰纱业公司支付货款802055.85元及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2.盈丰纱业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7日，神鹰工贸公司（甲方）与盈丰纱业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双方约定（摘要）：“一、甲方向乙方提供涤纶丝（简称代号：PBT)，数量按乙方要求，月供应数量约36吨左右，价格随行就市，按双方约定后送货单的单价执行，质量要求甲方按签约前向乙方已供产品质量为准；二、甲方同意并支持乙方流动资金周转要求，垫付货款资金50-60万元，超出50-60万后，乙方须立即支付给甲方。如果到时不及时付款，甲方有权单方面停止供货。乙方同意甲方在多次（五次以上）索要货款未果的情况下有权干预其正常生产，也可以自行拿其固定资产，乙方同时同意以个人资产作为甲方货款的保证；三、乙方保证并承诺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来年继续合作；四、如发生债务纠纷，双方自愿约定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进行起诉并承担利息日4%或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日利息，兹合同签字盖章后生效。”神鹰工贸公司在该份《协议》上加盖了公章，盈丰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惠明在该份《协议》上签名。嗣后（合同签订前即已供货两笔），神鹰工贸公司依约向盈丰纱业公司供应涤纶丝产品。每次送货均由神鹰工贸公司制作送货单，并由盈丰纱业公司的相关人员吴惠明、吴明娟以及黄秀芹等签收，或者由盈丰纱业公司的相关人员直接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收条作为收货依据。其中，2018年5月22日的收条上有铅笔载明“9477.5kg×17.6”；2018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300件，其中1件毛重为36.1公斤的缺8公斤”；2018年5月26日的送货单上载明：“退PBT净重665.4”；2018年6月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360箱×11269.8×18.2=319446元”；2018年8月15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260件，净重7909.1公斤”；2018年9月1日的收条上载明：“查4件，1件缺10kg，1件缺0.1kg”；2018年9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8箱，5箱缺0.2，3箱缺0.1”；2018年11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2018年11月2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5箱每箱差0.1，3箱有的，实收175箱”。另，盈丰纱业公司还于2018年4月11日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条据，载明：“3月22日送340箱，皮重少扣0.2公斤，合计68公斤；3月31日退货30箱981.69公斤。”2018年11月24日，盈丰纱业公司统计了其向神鹰工贸公司退货348.4kg。嗣后，双方对于案涉货款进行了整体对账，神鹰工贸公司制作了其与盈丰纱业公司的货款往来明细表。该份明细表载明的货款总数额为4830504.19元，盈丰纱业公司支付货款数额为4004884.3元（包含2018年4月17日退货扣款的18684.30元）。盈丰纱业公司的股东吴明娟在该份明细表上用蓝色圆珠笔载明：“6/2日-114335.64，5/26-8900，5/56退丝0.6654×17900=11910.66，8/31缺1.43×19700=28171，9/6缺0.0585×19800=1158.3，11/24退丝348.4×19=6619.6，结欠654524.69，8/15多开20公斤×19.1=382，654142.69。”吴明娟在该份明细表上签名。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神鹰工贸公司、盈丰纱业公司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上虽未加盖盈丰纱业公司的印章，但系盈丰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惠明以其名义所签订，故该法律后果应当由盈丰纱业公司承受。且神鹰工贸公司提交的数份送货单据以及盈丰纱业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条等书证上，亦均载有“盈丰纱业”的字样。因此，可认定盈丰纱业公司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关于神鹰工贸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以及利息损失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神鹰工贸公司依约供货后，盈丰纱业公司亦应当依约全面履行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本案中，神鹰工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数份《送货单》以及就案涉货款对账所形成的《明细表》详细载明了双方发生货物买卖、产生货款往来的详细情况，因该两组书证上均有双方公司相关人员的签名，尤其是就案涉货款对账由神鹰工贸公司制作并经盈丰纱业公司股东吴明娟部分确认、部分提出异议的《明细表》，反映了双方绝大部分无争议的货款往来。因此，案涉货款最终数额的确定应当以双方初步对账所形成的往来款明细表为基础，以与双方数次送货形成的送货单据、收条等书证相互印证为原则。第一，关于案涉货款的最终数额问题。（1）关于神鹰工贸公司陈述的在其制作的往来款明细表中错误记载的贴息不能作为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的货款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审理过程中，神鹰工贸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由其司制作的其与盈丰纱业公司往来明细表时，明确陈述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货款398.62万元。盈丰纱业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银行往来凭证以及承兑汇票等总额虽仅为391万元，但根据神鹰工贸公司制作的双方的往来账明细表载明的神鹰工贸公司收入款项为3986200元（不包含2018年4月17日退货扣款的18684.30元），对于超出的76200元部分，案涉往来款明细表上载明为“贴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神鹰工贸公司在审理过程中陈述的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货款3986200元应当认定为其对盈丰纱业公司支付款项部分的自认，且该自认的事实系基于其所制作的其与盈丰纱业公司的往来款明细表。神鹰工贸公司在诉讼前向盈丰纱业公司出具的往来账明细表中关于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款项的记载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神鹰工贸公司所作的陈述，均表明了其对于“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货款3986200元”的认可，即使其中包含了76200元的贴息并非盈丰纱业公司实际支付，但亦表明了神鹰工贸公司对该款项的认可，且盈丰纱业公司无论在对账过程中还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对该事实予以否认，故应当认定为双方就盈丰纱业公司支付案涉货款3986200元的事实已达成一致。综上，关于神鹰工贸公司陈述的在其制作的往来款明细表中错误记载的贴息不能作为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的货款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2）关于2018年4月11日盈丰纱业公司向神鹰工贸公司出具条据反映缺货、退货的事宜，神鹰工贸公司在其制作的往来对账明细表中予以了确认，明确载明扣减的金额为18684.30元，盈丰纱业公司对该事实亦未有异议，故对该扣款金额18684.30元，依法予以确认。（3）关于神鹰工贸公司主张的2018年4月29日向盈丰纱业公司供应价值51984.24元的货物。对此，神鹰工贸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送货单据仅载明了收货60箱，并未载明具体金额，“2987.6”的数字亦系其他笔色的书写工具所载明。但其在双方的往来款对账明细表中对2018年4月29日发货金额载明为31215.60元，对该事实盈丰纱业公司在对账时未提出异议，故可认定双方于2018年4月29日发生的货款往来金额为31215.60元。（4）2018年5月22日的收条上有铅笔载明“9477.5kg×17.6”，该事实在双方往来款对账明细表中也有载明，并进行了修正，且盈丰纱业公司在对账时亦未提出异议，故对于2018年5月22日双方发生的货款数量应当认定为9477.5kg。（5）2018年5月23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300件，其中1件毛重为36.1公斤的缺8公斤”，故该8公斤应当认定为缺货，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8公斤×17.9元/公斤=143.2元。（6）2018年5月26日的送货单上载明：“退PBT净重665.4”，对于该部分退货，盈丰纱业公司主张退货金额为“0.6654×17900=11910.66元”。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665.4公斤×17.8元/公斤=11844.12元。双方争议的系退货单价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双方往来款对账明细表，2018年5月26日载明的货物单价为17.8元/公斤，故应当按照该价格计算最终的退货金额，即665.4公斤×17.8元/公斤=11844.12元。（7）2018年6月2日的送货单上载明：“360箱×11269.8×18.2=319446元”，该数据系记载错误，11269.8×18.2=205110.36元。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对多计算的114335.64元亦认可予以扣除。（8）2018年8月15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实收260件，净重7909.1公斤”，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亦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20公斤×19.1元/公斤=382元，与盈丰纱业公司股东吴明娟对账时所记载的“8/15多开20公斤×19.1=382”的事实相吻合。（9）2018年9月1日的收条上载明：“查4件，1件缺10kg，1件缺0.1kg”，对此，盈丰纱业公司认为应当扣减的缺货数额为1.43×19700=28171元。而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认为应当扣减所载明的缺货数量所对应的货物价款，即10.1公斤×19.7元/公斤=198.97元。对此，盈丰纱业公司系基于对全部260件货物抽取4件核查每件货物的数量，该方法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至少有四次使用（另外三次分别为2018年9月6日、2018年11月6日、2018年11月26日的交易，其中2018年11月6日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即对货物重量抽样检测的方法以及最终数量的计算进行了详细描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双方在本案中数次使用抽样检测的方法确定货物的总重量，可以认定为双方关于货物数量确定的交易习惯，且2018年11月6日的送货单上明确载明了该抽样检测货物重量的具体方法。因此，该次货物缺货数量应当为（10公斤+0.1公斤）/4件×260件=656.5公斤，故该部分缺货金额应当为656.5公斤×19.7元/公斤=12933.05元。盈丰纱业公司在双方往来货款对账明细表上手写载明的“8/31缺1.43×19700=28171”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依法认定该笔货物的缺货金额为12933.05元。（10）2018年9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8箱，5箱缺0.2，3箱缺0.1。”同理，根据双方抽样检测货物数量的方法，该批次货物的缺货数量应当为（0.2公斤×5件+0.1公斤×3件）/8件×360件=58.5公斤，所对应的缺货价款即为58.5公斤×19.8元/公斤=1158.3元。与盈丰纱业公司在双方往来货款对账明细表手写载明的“9/6缺0.0585×19800=1158.3”相符。（11）2018年11月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下，1箱缺1.54，1箱缺0.1，平均缺0.82/箱，实收净重5067.1×17.1=86647。”对该事实神鹰工贸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双方往来明细中认可予以扣除，扣除金额为147.6公斤×17.1元/公斤=2523.96元，依法予以认定。（12）盈丰纱业公司统计了其向神鹰工贸公司退货348.4kg。对于该退货348.4kg的事实，神鹰工贸公司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该退货金额应当按照2018年11月24日左右的产品价格（15.4元/公斤）计算退货金额，而盈丰纱业公司主张按照19元/公斤的单价计算。该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中“价格随行就市”的约定，对于该笔货物退货价值的计算理应按照退货时间当时或前后的产品价格计算。根据双方的交易往来，2018年11月17日、11月22日以及11月26日案涉产品的单价均为15.4元/公斤，故该笔退货金额应当以15.4元/公斤的单价计算为宜，即348.4公斤×15.4元/公斤=5365.36元。（13）2018年11月26日的收条上载明：“查了：5箱每箱差0.1，3箱有的，实收175箱”。同理，根据双方抽样检测货物数量的方法，该批次货物的缺货数量应当为（0.1公斤×5件+0公斤×3件）/8件×175件=10.9375公斤，所对应的缺货价款即为10.9375公斤×15.4元/公斤=168.44元。综上，案涉货款的最终数额应当为677146.82元[4830504.19元-3986200元（已付货款）-18684.30元（2018年4月11日退货金额）-143.2元（2018年5月23日缺货金额）-11844.12元（2018年5月26日退货金额）-114336.64元（2018年6月2日错误记账金额）-382元（2018年8月15日缺货金额）-12933.05元（2018年9月1日缺货金额）-1158.3元（2018年9月6日缺货金额）-2523.96元（2018年11月6日缺货金额）-5365.36元（2018年11月24日退货金额）-168.44元（2018年11月26日缺货金额）]。第二，关于神鹰工贸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本案中，神鹰工贸公司、盈丰纱业公司双方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第四条明确约定：“乙方（盈丰纱业公司）保证并承诺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来年继续合作。保证如发生债务纠纷，双方自愿约定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进行起诉并承担利息日4%或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日利息。”盈丰纱业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神鹰工贸公司自愿将该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计算的标准降低为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系其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亦不违反双方的合同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关于神鹰工贸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起算点问题。神鹰工贸公司、盈丰纱业公司双方签订的协议中虽约定“年底结清全部货款”，根据庭审中，神鹰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陈述案涉货款对账系于2019年度春节前夕，盈丰纱业公司代理人亦陈述于2019年2月份左右向神鹰工贸公司进行对账，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中约定的“年底”理解为阴历年底更加符合双方的客观行为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院依法认定，案涉逾期利息的起算点为2019年2月5日（己亥年正月初一）。另外，关于盈丰纱业公司陈述的神鹰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将盈丰纱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惠明手机“拉黑”的问题。在庭审中，胡英陈述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将盈丰纱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机拉黑。一审法院认为，金钱债务的履行方式多样，且在电子支付方式应用如此广泛的背景下，且盈丰纱业公司已在此前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向神鹰工贸公司支付了近400万元的款项，因此，盈丰纱业公司履行案涉支付货款的义务并非须要与神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且根据神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英的陈述，其曾至盈丰纱业公司对账，亦表明了其向盈丰纱业公司积极主张货款的意思。因此，神鹰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英的该行为并不能作为盈丰纱业公司拒付货款的理由。最后，关于盈丰纱业公司辩称的神鹰工贸公司提供的货物质量存在问题，应赔偿其相应损失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盈丰纱业公司主张神鹰工贸公司供应的涤纶丝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给其造成损失，应属于独立的诉请而非抗辩，但盈丰纱业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其认为由于神鹰工贸公司提供的问题涤纶丝产品导致其向其上游公司赔偿180000元的损失，与本案处理无涉。另外，关于盈丰纱业公司在提出的神鹰工贸公司未向其开具发票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并未有关于开具发票与支付货款之间先后顺序的约定，且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卖双方交易的是货物，而不是票据本身，开具发票相对于交付货物是一种从给付义务与主给付义务之间的关系，“付款”所对应的主给付义务不是开具发票，而是交付货物，因此，开具票据不是付款的对待给付义务。本案神鹰工贸公司已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故盈丰纱业公司不能以神鹰工贸公司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而拒付货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一、盈丰纱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神鹰工贸公司支付货款677146.82元，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以677146.8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驳回神鹰工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6元，保全费4720元，合计16926元，由神鹰工贸公司负担3015元，由盈丰纱业公司负担1391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神鹰工贸公司与盈丰纱业公司签订合同、神鹰工贸公司送货及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现金360万元、承兑汇票31万元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神鹰工贸公司实际发货的总金额及双方当事人确认的现金贴息金额认定有误，本院在说理部分将具体阐明并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盈丰纱业公司欠付神鹰工贸公司的货款金额；2、欠款的利息起算时间从何时开始计算。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神鹰工贸公司与盈丰纱业公司之间存在涤纶丝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进行正式对账，未对尚欠货款金额达成一致。1、关于神鹰工贸公司向盈丰纱业公司送货的总金额问题。本院认为，神鹰工贸公司与盈丰纱业公司往来过程中形成的送货单及收条，是反映双方当事人交易往来的主要证据，考虑到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按送货单记载的送货及退货情况计算案涉货款的往来总额，故本院以双方的送货单及收条等证据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货款总额。在二审审理中，法庭当庭对双方的往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除了2018年4月17日、4月29日、9月1日、9月6日、11月26日五笔货款外，双方当事人对其他往来货款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无争议部分货款总额为4046040.8元。一审以神鹰工贸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为基础再进行相应货款的扣减，未注意到神鹰工贸公司本身出具的对账单中有计算错误的部分，处理不当。对于有争议的部分，本院分别阐述如下：（1）关于2018年4月17日的送货金额。根据神鹰工贸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记载，送货320件，计10110公斤，单价17.4元，总价款为175914元。盈丰纱业公司在收货时注明，需扣除3.22及3.31退货合计1049.68公斤、价款18684.3元，故盈丰纱业公司认可当日实际收货价值157229.7元。该扣减内容与2018年4月11日盈丰纱业公司写给神鹰工贸公司的便条以及2019年2月份神鹰工贸公司向盈丰纱业公司发出的对账明细内容相符，且一审审理过程中神鹰工贸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重新向法庭提供的往来明细中也明确扣减了该18684.3元，故当日送货款项应认定为157229.7元。二审中，神鹰工贸公司主张该退货1049.68公斤后来已经补足，但未能提供其补足货物的证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认可。（2）关于2018年4月29日的送货金额。根据神鹰工贸公司提供的盈丰纱业公司经办人员吴明娟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收到弹力丝60箱整，未写明具体重量，在该收条下方另有“2987.6”字样，与吴明娟书写笔迹及所用笔均不相符。盈丰纱业公司主张数量为1794公斤，神鹰工贸公司主张为2987.6公斤，经本院审查认为，该日所送货物应为1794公斤，理由如下：①盈丰纱业公司主张神鹰工贸公司所送货物均为标准箱，每箱约30公斤左右，故1794公斤是合理的。通过比对其他送货单及收条反映的箱数与重量的关系，可以认定盈丰纱业公司主张的每箱约30公斤左右的陈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②神鹰工贸公司2019年2月份向盈丰纱业公司发出的对账明细表上对该笔货物也明确记载为1794公斤。③收条下方书写的“2987.6”字样，与吴明娟书写笔迹及所用笔均明显不符，不能认定系盈丰纱业公司书写，故不能据此认定该货物的重量为2987.6公斤。综上，2018年4月29日的货物金额为31215.6元。（3）关于2018年9月1日、9月6日、11月26日三笔货款的金额。在2018年9月1日的收条及9月6日、11月26日的两份送货单上，盈丰纱业公司均写明检查了部分箱数的重量误差。神鹰工贸公司认为应按实际查明的误差扣减货款，盈丰纱业公司则认为应按抽查的比例扣减相应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检验货物数量的方法，而在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2018年11月6日的送货单中，盈丰纱业公司同样写明了检查的情况，并根据抽查箱数的情况，明确注明平均每箱缺0.82公斤，而该次送货为180箱，从而最终确定了缺货为147.6公斤，实际货款金额为86647.41元。从该笔交易货款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应当是根据抽查的情况来确定每箱缺少的平均数，进而根据总的箱数来确定缺少的数量以及实际收货的金额。故上述三笔争议，也应根据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即抽查的比例来确定总货款，一审据此分别认定的应扣减货款的数额，二审予以认定。对上述三笔货款，最终确定分别为：143850.95元、219874.7元、79185.26元。综上所述，根据神鹰工贸公司与盈丰纱业公司之间的送货单及收条，可以认定神鹰工贸公司累计向盈丰纱业公司供货金额为4677397.01元，减去2018年11月24日退货5365.36元，最终本院确认神鹰工贸公司向盈丰纱业公司供货金额为4672031.65元。2、关于盈丰纱业公司已经支付货款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盈丰纱业公司已经支付现金360万元，承兑汇票31万元无争议。至于盈丰纱业公司支付的现金，神鹰工贸公司是不是应当向其支付贴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方式，但根据一审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及神鹰工贸公司向盈丰纱业公司发出的对账明细可以看出，在盈丰纱业公司支付现金时，神鹰工贸公司均按现金金额增加2%计算实际收款数额，故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盈丰纱业公司支付现金的，神鹰工贸公司均按现金金额的102%计算实收货款，但在神鹰工贸公司自己制作的对账明细上，存在计算错误，对2018年6月6日收取的两笔承兑5万元与10万元，计算了贴息3000元；在8月15日中仅收取10万元现金，贴息计算为3200元，多计算1200元，以上4200元应从对账明细中的总贴息76200元中予以扣除，故案涉所谓贴息部分应为72000元。综上，本院认定盈丰纱业公司已支付货款金额为3982000元。依据上述分析，盈丰纱业公司仍差欠神鹰工贸公司货款金额为690031.65元。关于争议焦点二，盈丰纱业公司应从何时开始支付欠款利息的问题。经查，神鹰工贸公司与盈丰纱业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盈丰纱业公司保证并承诺年底结清全部货款。该年底究竟是公历年底还是农历年底，未作明确约定，但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没有特别注明的，应当以公历年予以认定。一审法院以双方当事人系在农历年底时进行对账为由认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农历年底，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盈丰纱业公司应当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向神鹰工贸公司支付欠款利息。关于欠款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标准过高，结合本案案情，酌情调整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5倍。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往来货款金额及已付款金额的认定存在错误，应予纠正。神鹰工贸公司提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781号民事判决；二、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90031.65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2.5倍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5倍计算的利息。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206元、诉讼保全费4720元，合计16926元，由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776元，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负担14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98元，由盐城市神鹰工贸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张家港市盈丰纱业有限公司负担2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毅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赵 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