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利明，男，197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孝峰，男，198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上诉人郭利明因与被上诉人李孝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桐乡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3民初5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利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孝峰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孝峰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借条并非是对2016年双方借款的结算，系新的借贷关系，李孝峰未提供交付借款本金的证据。2.2017年前的转账记录不能认定为交付借款，因为现有证据表明双方在2017年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李孝峰委托郭利明管理桐乡市金凤凰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郭利明收到的款项均为支出代管费用。3.2016年至今已经三年，郭利明在代管期间事务较为琐碎，不可能保存相关证据，二审中已提出申请证人作证。4.现实生活中，影响证据形成的因素众多，双方系朋友关系，之前关系一直较好，因借款实际未发生，郭利明才取回了汇票，并且基于信任未当场取回借条。李孝峰辩称：1.郭利明此前欠其借款20多万元，2017年3月其向郭利明催款，郭利明称有张30万元的汇票可以作押，故双方经结算后由郭利明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几天后郭利明又说可以把汇票兑换出来，就把汇票拿了回去，但之后经其多次催讨，郭利明一直没有还款。2.其出具给郭利明的委托书与本案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出具委托书，是想让郭利明帮忙去签订承包合同，但后来承包合同由其自己出面签订，委托书并没有实际履行。李孝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利明归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15000元，合计16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利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31日、2月3日、2月5日、2月6日、2月7日，李孝峰通过支付宝、ATM转账、跨行汇款等方式先后向郭利明持有的户名为郭俊飞的银行卡（以下简称郭银行卡）转账2000元、30000元、50000元、20000元、50000元。对于前述款项，郭利明处分如下：1月31日取款2000元，2月3日取款5000元、对外转账20000元，2月5日取款12000元、对外转账20000元、消费5000元，2月6日取款12000元、消费5040元，2月7日取款15000元、对外转账25000元、消费6000元；2月8日至2月21日期间陆续消费、取款至余额为83.23元。2016年9月3日，李孝峰向郭利明的微信账户转账2000元，同年9月4日、9月5日，李孝峰先后向郭银行卡转账4000元、5000元。2017年3月12日，郭利明向李孝峰亲笔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李孝峰人民币150000元整，大写：壹拾伍万元整，以桐乡佳信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作为抵押，期限为借款日期起5个月（票号20924389），到期由郭利明归还，利息按月息2%计算。”郭利明在金额及利息处捺印。期间，李孝峰认为抵押的汇票难以兑付，遂将汇票归还给郭利明。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间，李孝峰通过短信和微信方式多次向郭利明催讨借款，郭利明未正面回应。另查明，2016年1月29日，金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承诺书，将该公司经营权抵押给李孝峰。同年2月3日，李孝峰出具委托书，委托郭利明、案外人王生杰处理经营权抵押合同事宜及事后的经营管理。同年5月30日，李孝峰与金凤凰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将KTV包房交由李孝峰承包，期限为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后，李孝峰支出房租、水电费、维修费、装修款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借款金额为多少。李孝峰主张涉案借条系对双方2016年间借款的结算；郭利明予以否认，辩称2016年2月间收到的款项系经营款，9月间收到的11000元确为借款，而涉案借条与2016年间的款项无任何关系，其载明的借款未实际交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条系对双方之间前期借款的结算，李孝峰主张的款项已实际交付，理由如下：第一，虽然李孝峰曾出具委托书，但是双方未订立委托合同对委托范围、委托费用、权利义务等进行约定，郭利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处理了李孝峰委托的事务；同时，李孝峰提供承包合同书、门头装修费收条、维修费收条等证据证明实际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时间为2016年6月以后；此外，款项发生时间为农历年末，郭利明收到款项后当日便进行了处分，且绝大部分为对外转账，金额也为整数，显然与郭利明所称的“款项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不符，故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2月间李孝峰交付给郭利明的款项是借款，而非郭利明所称的经营款；第二，郭利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经一审法院核实其自2014年开始便向多人举债，理应知道出具借条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若借贷未实际发生，其出具借条并交付抵押汇票，在取回抵押的汇票时又未一并取回借条的做法不符合常理；第三，涉案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8月11日，李孝峰自2017年8月开始就进行催讨，符合常理，且郭利明虽未正面回应，但也未否认借款存在。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郭利明的抗辩主张与查明的事实及常理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不予采信，李孝峰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主张，故对李孝峰要求郭利明归还150000元借款并支付15000元借期内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8日判决：郭利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李孝峰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15000元。案件受理费3600元，减半收取计1800元，由郭利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利明申请证人袁树永作证，袁树永陈述称，其与郭利明系朋友关系，两人商量一起用承兑汇票融资，故郭利明找到了李孝峰，由郭利明书写了借条，写好后还拍了照片，但钱没有拿到，隔了一个月后其与郭利明就一起把汇票要了回来。郭利明还提供照片及电话录音各一份，以证明借条的形成时间并非李孝峰所称的3月12日下午，而是晚上8点多，故李孝峰的陈述明显不实；电话录音中，李孝峰也讲到郭利明是拿了钱而不是借了钱，可以证明郭利明收到的钱并非是借款。经质证，李孝峰认为，关于证人证言，郭利明出具借条时，袁树永并不在现场，故对于借条曾经书写过两次的事实，袁树永根本不清楚，其证言不能采信；关于照片，并不能证明李孝峰说谎；关于电话录音，基本无异议，但其中郭利明讲到的25000元与本案无关。李孝峰二审中提供照片一张，证明郭利明在2017年3月12日曾经书写过另一张借条，因该借条内容不规范，故由郭利明重新书写了本案借条。经质证，郭利明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证人袁树永自述与郭利明系朋友关系，且有经济往来，故其与郭利明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称郭利明出具借条时在现场的说法亦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再者，关于借条的形成过程，其也仅仅是听郭利明所说，故综合上述情况，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关于照片及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关联性及证明力问题，结合判决理由综合予以分析。综上，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对于借条的真实性，双方并无异议，二审中主要争议焦点为借条所载款项是否实际交付。李孝峰认为，借条系对双方2016年之前款项的结算；郭利明则认为，2016年前其从李孝峰处收到的款项，仅有11000元系借款，余款均为李孝峰委托其经营金凤凰公司的费用，故借条所载的150000元借款实际并未交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李孝峰提供的转账记录来看，其在2016年1月31日至2月7日间向郭利明转账合计152000元，又于2016年9月3日至5日向郭利明转账三笔合计11000元，上述金额与2017年3月12日借条所载的150000元基本相当，故李孝峰主张该借条系双方对此前往来款项的结算，具有一定的依据。其次，郭利明主张其收到的大部分款项均为经营金凤凰公司的费用，但对此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取款记录来看，李孝峰转账给郭利明的款项，郭利明在2016年2月21日前已经通过消费、取现或转账方式基本处分完毕，均无法反映出与金凤凰公司经营有关。更何况，一审中李孝峰亦提供了承包合同书、门头装修费收条、维修费收条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其实际取得金凤凰公司承包经营权的时间为2016年6月以后，相关的费用亦由其自行支出。因此，即便李孝峰曾向郭利明出具过经营金凤凰公司的委托书，在双方未就委托的具体事项、权利义务、委托费用等作出具体约定，郭利明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处理了委托事务的情况下，郭利明仍应返还李孝峰讼争款项。最后，借条所载的借款期限为5个月，即2017年8月11日到期，李孝峰在2017年8月24日即开始向郭利明催讨，且从李孝峰提供的微信及短信记录来看，其提到“拿了这么多钱就没有还一点意思”、“你先还我多少钱，别人爸爸在医院要交钱进去，天天崔（催）着我要了，说明天一定准备还他5万……”，郭利明从未对此作出正面回复，亦可印证其结欠李孝峰借款未还的事实。综上所述，郭利明应当返还李孝峰借款150000元，并支付利息15000元，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郭利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蕾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宁建龙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