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泸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3321民初670号原告：朱培辉，男，1969年6月3日生，白族，云南省泸水市人，高中，个体户，现住泸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帆，云南大怒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伟，云南大怒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杨李松，男，1966年12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初中，自由职业，现住泸水市。原告：欧应学，男，1966年10月26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大专，自由职业，现住泸水市。原告：欧紫星，女，1995年7月16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中专，自由职业，现住泸水市。原告：余凤兰，女，1938年2月6日生，白族，云南省泸水市人，文盲，农民，现住泸水市。被告：泸水市上江镇供销社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冬华，系公司董事长。住所：怒江州泸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云南东大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冬华，男，1979年12月28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中专，自由职业，现住泸水市。被告：胡学英，女，1957年6月19日生，汉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初中，退休工人，现住泸水市，（系李玉光妻子）被告：李胡梅，女，1982年1月8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中专，农民，现住泸水市，（系李玉光二女儿）被告：李何秀，女，1978年3月20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大专，泸水市司法局职工，现住怒江州泸水市，（系李玉光长女）第三人：杨玉莲，女，1960年12月13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小学，农民，现住泸水市。第三人：胡忠妹，女，1965年6月9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小学，农民，现住泸水市。第三人：王怒昆，男，1966年12月23日生，白族，云南省泸水市人，大专，自由职业，现住泸水市，（未到庭）第三人：李正明，男，1970年5月25日生，傈僳族，云南省泸水市人，高中，农民，现住泸水市。原告朱培辉、杨李松、欧应学、欧紫星、余凤兰诉被告泸水市上江供销社有限责任公司、李东华、胡学英、李胡梅、李何秀，第三人杨玉莲、胡忠妹、王怒昆、李正明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受理，被告朱晓君在收到泸水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泸劳人仲案字（2019）14号裁决书后15日内向本院提出诉讼，本院将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后起诉的朱晓君为被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4日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潇、被告朱晓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民、朱晓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时间自2013年5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共计56个月；2.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67263.8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由泸水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泸劳人仲案字（2019）14号裁决书：“一、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朱晓君与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朱晓君与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向朱晓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67263.84元。”原告认为仲裁裁决书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被告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劳动力中心市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被告2006年4月与怒江州劳动力市场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终止，此时被告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即仲裁时效期间开始起算。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如果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应在2007年3月之前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而被告2019年6月才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早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因此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不符合法律规定。2013年5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内容合法有效。《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一、被告自愿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运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二、因被告自愿提出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运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协定，原告不向被告支付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原告与被告签订《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确定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间。”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提出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但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是被告提出，因此原告不应支付经济补偿。而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被告如果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应在2019年1月31日之前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提交仲裁申请。而被告2019年6月3日才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早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因此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自愿加入运营公司的联通原合同制员工享有以下三项保障政策:1.联通公司保留其在运营公司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工作的权利，联通公司每半年组织实施一次人员接受，回联通公司重新工作者与联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由联通公司安排。2.对与联通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的原合同制员工，联通公司将按不低于其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前原职级安排相应岗位工作。3.回联通公司重新工作者，员工司龄可延续计算，但运营公司工作期间不计为联通司龄。”对该约定原告从始至终认可。原告从未不允许被告回联通公司工作。原告表态，欢迎被告返回主体公司工作，原告会依《协议书》第三条保障被告的岗位待遇和联通司龄。而被告不愿返回主体公司工作，原告更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一、《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云南省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5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三、《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四、《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内容合法有效。经质证，被告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仅只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部分时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是格式合同，不是自愿签订，内容不合法。本院认为，被告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朱晓君诉称，被告2002年7月1日起在怒江联通公司工作，并签订了《劳动合同》，2003年与怒江联通续签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2003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上述期限内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31日，怒江联通公司未与被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工资一直由怒江联通发放，社会保险也是由怒江联通缴纳，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确认。2006年4月，怒江联通公司要求被告与怒江州劳动力市场签订劳动合同才能继续在公司工作，期间一直在怒江联通大楼工作，接受怒江联通的管理，遵守怒江联通的规章制度，接受怒江联通的职务任命，直至2013年4月30日，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在上述期间内被告与怒江联通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认为，仲裁委的认定不正确，虽然被告与怒江州劳动力市场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从2007年3月20日至2013年4月30日这段时间内，怒江联通公司先后聘任被告为客户服务部负责人、客户服务部临时负责人、客户服务部副经理、经理职务，被告虽按照怒江联通的要求与其他单位签订了所谓的“劳动合同”，但在该段时期内，被告一直接受怒江联通的管理，任命，担任怒江联通的领导岗位，从事的工作并非是《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怒江联通属于规避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逆向劳务派遣”，故被告与怒江联通公司之间应当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被告与怒江联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6月8日因国有企业改革，被告按照云南联通的要求，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与新运营公司保山誉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订立了劳动合同。原告认为，原告2003年6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云南联通公司要求，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联通公司保留其在运营公司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的权利”，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申请回联通公司，但二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让被告回联通公司工作，二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约定，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以及云南联通(2019)55号文件之规定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142935.66元，现被告拒绝支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朱晓君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及曾用名为朱小君的事实；二、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的事实；三、社会保险缴费证明、《云南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表》、《工资应发表》、《工资明细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住房公积金特殊明细账》，证明朱晓君的生活保险2002年7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由怒江联通缴纳的事实，经济补偿金计算的依据；四、《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003-2004）》，证明朱晓君2003年6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与怒江联通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五、《关于朱晓君同志拟聘任为客户服务部负责人的公示》、《朱晓君基本情况》、《关于成立客户服务部的通知》、《关于聘朱晓君任客户服务部临时负责人的通知》、《关于聘朱晓君任客户服务部副经理的通知》，证明朱晓君2004年6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与怒江联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六、《云南省劳动合同书（2013-2018）》、《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证明朱晓君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成立劳动关系的事实；七、关于印发《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专业系列员工双向选择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云南联通“双百行动”人岗匹配方案》的通知、《云南联通主体公司报名表》、《怒江政企部员工报名申请回归主体公司交接清单》，证明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文件规定，公司与距离退休年龄超过5年的员工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按不低于国家《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的事实；八、《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证明双方约定朱晓君在与运营公司的首个合作期内无条件回联通公司的事实，被告曾请求二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未获回应的事实。经质证，二原告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四、五、六、七、八真实性无异议，对2013年5月1日之前的证据不认可关联性。本院认为，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3年5月30日，朱晓君与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1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03年6月1日起至2004年5月31日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款项中有插入的活页《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录用女劳务工补充协议》，并于2003年6月13日经劳动合同签证机构签证。2002年7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期间，朱晓君的工资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发放，社会保险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购买。2002年7月至2003年5月、2004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朱晓君由怒江州劳动力中心市场派遣至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这一期间朱晓君的工资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发放，社会保险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购买。根据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于2013年3月15日下发的《关于中国联通云南分公司部分区县分公司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岗位派遣员工定向录用为合同制员工的通知》文件，文件中定向录用对象名单中有朱晓君，在文件中明确规定“1、各定向录用对象须自愿与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定向录用对象自愿与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由联通各州市分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5月1日，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为适应和支持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体制改革，2017年12月22日，朱晓君与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公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并于2018年6月8日由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向朱晓君出具了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朱晓君于2018年2月1日与云南保山誉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7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朱晓君的工资从2018年1月起由保山誉联有限公司发放。朱晓君在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时最后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8407.98元。2019年1月13日朱晓君向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提交了回归主体公司的中请书，并于2019年4月1日向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提交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由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联通云南省分公司未给朱晓君及时答复，从而引发纠纷。2019年6月3日，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泸劳人仲案字（2019）14号裁决书，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联通怒江州分公司、朱晓君均不服仲裁裁决，均向本院提出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朱晓君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2.二原告应否支付被告朱晓君经济补偿金？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针对“是否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8年6月8日由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向朱晓君出具了云南省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被告朱晓君于2019年6月3日向向泸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未超过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针对“二原告应否支付朱晓君经济补偿金”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间。”本案中，联通云南分公司与朱晓君于2017年12月22日签订《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合同制员工加入运营公司协议书》，属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虽然该协议书载明“根据乙方的自愿书面申请，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有朱晓君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书，不能说明是朱晓君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云南联通（2019）第55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对于“协商一致”按“公司主动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办理，故本院认定本案符合“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间。”的情形，二原告应当向被告朱晓君支付经济补偿金。《协议书》中甲方不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条款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针对“支付多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院认为，二原告认可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期间及2013年4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朱晓君与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由于朱晓君从2003年6月起一直在原告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年限为7年零6个月，根据“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的规定，朱烧君与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8407.98元，故朱晓君应获得的经济补偿金为67263.84元（8407.98元/月x8月）。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朱晓君作为怒江州劳动力市场的员工被派遣到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工作，朱晓君的工资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发放，朱晓君的社会保险由怒江州劳动力市场购买。朱晓君作为联通怒江州分公司的劳务派遣工期间，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以下发文件的形式对朱晓君进行职务任命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用工单位的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对朱晓君进行工作安排，虽然朱晓君受用工单位制度约束，接受用工单位工作安排，但朱晓君的工资并不是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发放，朱晓君的社会保险也不是由联通怒江州分公司购买，因此不能认定朱晓君与联通怒江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朱晓君主张该期间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二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开荣审 判 员  和晓霞人民陪审员  沈太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