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85行初97号 原告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新惠路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4684920392Q。 法定代表人廖友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建新，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1128号永和大厦。 法定代表人丁中苏，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小军，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阳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陆华芳，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路25号。 法定代表人吴玉凤，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应峰、营楠，该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王明明，男，198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屈燕舞，男，198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第三人刁庙芳，男，196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王仲桥，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射阳县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射阳县。 第三人邱光华，男，1961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王新华，男，196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男，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第三人徐志辉，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第三人邢元华，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射阳县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射阳县。 第三人宋建军，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第三人宋小民，男，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第三人卢来来，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第三人吴晓江，男，198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杨兵，男，196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明明，男，198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江苏省通州市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通州市。 原告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富阳人社局）撤销行政处理决定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因王明明、屈燕舞、刁庙芳、王仲桥、邱光华、王新华、**、徐志辉、邢元华、宋建军、宋小民、卢来来、吴晓江、杨兵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蒋建新，被告富阳人社局出庭负责人王小军及委托代理人何阳涛、陆华芳，被告富阳区政府委托代理人陆应峰、营楠，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6月12日，被告富阳人社局向原告作出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原告在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剩余未结工资共计229065元。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11月4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作出富政复决[2019]1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富阳人社局作出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诉称，2018年11月24日，原告与王明明签订《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将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闲祝线雍景山城石材干挂工程其中13#楼至30#楼外墙干挂工程发包给王明明施工，截止2019年4月26日，王明明雇佣的工人施工完成钢架面积2790平方米，单价76.5元/平方米，石材干挂890平方米，单价68元/平方米，合计工程款为273955元，根据合同第5条第1款，应付70%工程款，余款25%工程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和发包人（建设单位）办理完竣工结算的一个月内付清，留5%工程保修金，按照国家有关保修规定执行。因工程未完成，实际应付工程款的70%即工程款191768.5元，原告已支付197030元（188030元＋9000元），已付清王明明的工程款，原告并未拖欠王明明工程款。另查明：王明明在被告富阳人社局的询问笔录自认，其雇佣的13人由其负责考勤并制作工资表等事项。该证据能证实考勤表及工资表等均由王明明掌握，原告未掌握考勤表及工资表的事实。原告认为:一、二被告举证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错误作出责令原告支付王明明等人工资的行为。（一）原告并非工资的支付单位。1.2019年2月2日，王明明发送的合计188030元工资单，实际上是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2月2日期间合计70天的工程款，系按工程量结算，并非按王明明等10人的工作天数结算，根据王明明发送的该工资单显示:王仲桥(72.4天)、邢元华(71.5天)、宋文革(76.6天)、宋柏水(81.8天)，在未加班的情况下(表中有记载加班的选项，该选项均空白，可证实这些人未加班)，已超过该期间实际日历天数70天，明显该工资表的内容不真实，且工资单上成友金、王仲桥、宋小民、孙柏永、杨德田5人均未在该期间参与施工，可证实原告名义上支付的是工资，实际上是按王明明的要求向其支付的工程款，故被告富阳人社局认为原告系工资的支付单位错误。2.同理，王明明等14名主张的工资229065元，名义上虽是工资，实际上是王明明认为尚欠其剩余工程款为229065元，通过其他人的手段来达到支付其工程款的目的，具体如下:2019年2月10日至2019年4月26日合计天数为65天，即使期间不休息，连续作业，不考虑下雨天因素(外墙操作，下雨天无法施工，下雨天占50％以上，王明明提供的工资数额更加虚假)，按最高每天300元计算(参照之前工资表中最高标准计算)，根据被告富阳人社局责令支付的金额推算，其中王明明86天(25800元÷300元/天)、刁庙芳79.55天(23865元÷300元/天)、王新华68.8天(20640元÷300元/天)、邱光华79.55天(23865元÷300元/天)均超过实际日历65天，且王明明等人并未主张加班工资的情况下，可证实王明明等人主张的名义上是工资实际上是王明明的工程款，二被告将原告认定为工资支付方错误。（二）原告并不掌握考勤记录，二被告以原告未提供考勤记录为由认定原告支付王明明等人工资错误。虽用人单位有义务提供考勤记录等凭据，但前提是用人单位要掌握该凭据为先决条件，而根据王明明的陈述，考勤表、工资表等记录由王明明负责制作、保管，而二被告不顾该证据并非原告保管的事实，强行要求原告提供原告并未掌握的证据，明显是强人所难。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因王明明至今拒绝提供考勤表、工资表等证明工资存在的证据，应当认定王明明等人工资主张不成立。退步讲，不管之前王明明提交的工资单是否真实，但最起码其之前提供了计算工资的天数、每天工资标准、加班工资等，而王明明等人向被告富阳人社局投诉仅提供了欠款金额，对计算该欠款金额的工作天数、每天工资标准等均未提供欠款计算的依据，故在王明明未提供考勤记录的情况下，被告富阳人社局责令原告支付工资错误。二、被告富阳人社局未追加王明明、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峰公司)为工资支付方错误。（一）王明明系包工头，并非劳动者，应作为工资支付方。根据原告与王明明签订的《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第二条约定，按外墙干挂石材装饰面积每平方米170元结算，又根据该合同第八条第七项约定，王明明要合理支付劳工工资，依法雇佣和清退劳工，因拖欠劳工工资引起纠纷，一切责任由王明明承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不管是根据合同约定还是根据法律规定，王明明系个人承包经营者，理应对案涉工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富阳人社局未将王明明列为工资支付方错误，虽被告富阳区政府认可王明明系包工头(决定书第8页第7行)，但处理结果上仍将王明明作为劳动者处理，明显自相矛盾。而建峰公司与原告签订《富阳施家园三期幕墙工程》证实案涉工程系从建峰公司承包而来，而原告也无施工资质，建峰公司在支付了198030元工程款后，剩余工程款未付，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和第十二条“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的规定，建峰公司应当为案涉工资的支付方，被告富阳人社局未追加建峰公司为工资支付方错误。三、工资支付数额问题。（一）在上文已详细阐述案涉工程款为273955元，按约定应支付70％即工程款191768.5元，原告已支付197030元(188030元+9000元)，欠王明明的工程款已付清，即使达到全额支付条件，剩余的30％即76925元(273955元-197030元)，原告也仅限在拖欠的工程范围内付款，对超出部分仍应由王明明承担。（二）被告富阳人社局答辩称投诉的金额基本符合王明明与原告副总经理张宗林结算的工程款。原告认为，根据王明明与原告签订的《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第五条第三项的约定，预借和决算承包费均由甲方施工项目经理、工程管理部、预算部、材料部签注意见，总经理审批同意后方可由财务部办理付款手续。而被告富阳人社局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张宗林系原告的副总经理，其无权代表原告与王明明结算工程款，实际上张宗林与王明明系该工程的合伙人，王明明己支付工资给张宗林，该清单系其合伙人之间的结算。根据该约定，因张宗林并非项目经理，其无权代表原告与王明明进行决算(项目经理系庄良平)。再者，即使清单真实，根据该合同第二条约定，按外墙干挂石材装饰面积每平方米170元结算，故清单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合计311975.5元(251455.5元+60520元)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但第三项至第五项并非在合同约定范围内，特别是房租费更与合同约定的内容无关，不应由原告承担。故即使按311975元计算，按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先支付70％，余款30％工程验收合格支付，因案涉工程至今未验收合格，故应先按70％即218382.5元(311975元×70％)，扣除已支付的197030，余款为21352.5元，即使全额计算，余款也仅为114945元(311975元-197030元)。被告富阳人社局认定超过工程款的金额要求原告支付工资错误。（三）除支付188030元，2019年2月2日，原告通过微信形式转账9000元，二被告未认定该金额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不管该9000元的款项性质如何，即使不是工程款，系其他款项，也应由王明明举证证明款项的性质，在王明明未举证反驳的情况下，二被告就认定该9000元不应在王明明主张的款项中扣除，明显错误。综上，二被告责令原告支付王明明等人工资的行政行为违法，应予以撤销，故诉至法院，要求：1.撤销被告富阳区政府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的富政复决【2019】1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被告富阳人社局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的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富阳施家园三期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案涉工程系其从建峰公司承包而来，合同约定建峰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系庄良平，王明明雇佣的单金华为项目负责人，从而证实其仅是挂名承包，实际上并未参与施工，案涉工程系由王明明负责整个工程施工，包括员工雇佣、考勤等，而张宗林并非该项目的负责人或者所谓的其副总经理，张宗林与王明明合伙承包该工程，而清单的内容看系王明明与张宗林之间的结算，与其无关。 2.《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证明王明明从其处承包案涉工程，其中第二条约定按外墙干挂石材装饰面积每平方米170元结算，又根据该合同第八条第七项约定王明明要合理支付劳工工资，依法雇佣和清退劳工，因拖欠劳工工资引起纠纷，一切责任由王明明承担，可证实王明明并非劳动者，系包工头，应由王明明承担案涉工资的支付等事实。 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工资表，证明名单中王仲桥(72.4天)、邢元华(71.6天)、宋文革(76.6天)、宋相水(81.8天)，在未加班的情况下(表中有记载加班的选项，该选项均空白，可证实这些人未加班)已超过该期间实际日历天数70天，明显该工资表的内容不真实，从而证实原告名义上支付的是工资，实际上是按王明明的要求向其支付的工程款。 4.天气记录，证明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8日，天晴日为5天，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天晴日19天，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26日，天晴日为12天，合计天晴天数为36天的事实。 5.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其支付王明明工程款9000元，应从工程款中扣除的事实。 6.《劳动保障监察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富阳人社局作出决定责令其支付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工资229065元的事实，后经过行政复议，被告富阳区政府维持被告富阳人社局行政行为的事实。 7.报价单，证明其与案外人约定工程面积是3100平方米，总工程款是62万元。 8.施工队月工程量报审表，证明其并非实际用工单位，按照王明明要求工程款以工资的方式支付。 9.银行账户交易流水，证明王明明于2019年2月4日支付张宗林工资3000元，从而证明张宗林受雇于王明明，并非其的副总经理。 被告富阳人社局辩称，一、本案认定原告未依法支付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剩余未结工资229065元，事实清楚。2019年4月29日，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向答辩人投诉，称原告拖欠该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4月工资229065元。答辩人立案后，依法向原告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资表等资料。本案监察调查中，原告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涉案劳动者考勤记录、工资表等资料。答辩人根据《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拖欠工资的投诉时，被投诉的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的义务。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未拖欠工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认定事实，并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工资”之规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原告支付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剩余未结工资共计229065元（附拖欠工资明细）。二、原告诉称的理由不成立。（一）原告虽提供了其与王明明签订的《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但事实上，在涉案项目劳动者工资发放过程中，是由原告根据王明明报送的工资表直接将工资打入劳动者银行卡内的。（二）原告对2019年2月至4月间投诉劳动者的考勤记录、工资表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考勤记录和工资表及支付凭证等资料。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应由王明明提供考勤表和工资单，与法不符。（三）原告认为其无施工资质，应当追加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工资支付方，与法无据。原告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四）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资料和原告法定代表人陈述，张宗林系原告公司副总经理，有权代表原告方结算，其结算金额与投诉金额基本相符。三、本案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2019年4月29日，答辩人收到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于2019年5月6日依法立案。立案后答辩人依法向原告送达询问通知书。2019年5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和投诉者授权代表王明明依法接受监察调查询问，双方均提供了相关资料。根据本案调查情况，答辩人于2019年6月4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富人社监处告字[2019]0023号），于2019年6月5日送达原告，后原告向答辩人提交了《答辩书》及相关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的考勤、工资及发放情况。2019年6月12日答辩人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并依法送达原告。（二）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国务院令第423号《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本案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委托书，证明投诉人王明明等14人于2019年4月29日向其提出劳动保障监察投诉。 2.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投诉人身份信息。 3.工程签证单，证明投诉人为被投诉人做工情况。 4.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投诉人确认其送达地址。 5.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证明其于2019年5月6日立案。 6.《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快递查询单，证明其依法向原告送达询问通知书。 7.短信平台通知，证明其通过短信平台通知廖友胜、张宗林、王明明到指定时间地点接受调查。 8.原告法定代表人廖友胜调查（询问）笔录（附原告营业执照、廖友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其于2019年5月29日对原告法定代表人调查询问本案相关情况。 9.《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证明原告在接受调查时向答辩人提供的资料。 10.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原告确认其送达地址。 11.投诉人王明明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其于2019年5月29日对投诉人调查询问本案相关情况。 12.工程量清单、授权委托书、工资转账支付凭证，证明投诉人在接受调查时向其提供的资料。 13.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理审批表，证明其于2019年6月4日对本案处理内部报批。 14.《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送达回证（附授权委托手续），证明其于2019年6月4日作出行政处理告知书，于当日送达原告。 15.答辩书及证据，证明原告向其提出答辩意见并提供相关资料。 16.《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快递详情单、短信平台通知、送达回证，证明其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依法送达原告。 17.劳动保障监察证，证明本案经办人员办案证件。 被告富阳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被告杭州市富阳市区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已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答辩人于2019年8月8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19年8月13日受理该案，并于同日将《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邮寄送达原告，于2019年8月13日将《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直接送达被告富阳人社局。因情况较为复杂，答辩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答辩人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告知了原告及被告富阳人社局。答辩人在审理期间查阅相关案卷材料、调查相关情况，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富政复决〔2019〕101号），于2019年11月5日邮寄送达原告、直接送达被告富阳人社局。答辩人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已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答辩人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审理。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1月24日，原告与王明明签订《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约定将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闲祝线雍景山城石材干挂工程其中13#楼至30#楼外墙干挂工程发包给王明明施工。从2018年12月2日到2019年4月29日，王明明先后带领多名工人在案涉项目工地实施富阳区雍景山城石材干挂工程。2019年2月3日，原告依据王明明微信发送的《浙江富阳工资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民工单金华等人发放工资共计188030元。2019年4月29日，被告富阳人社局收到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并于2019年5月6日依法立案。根据调查，被告富阳人社局于2019年6月4日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富人社监处告字[2019]0023号)并于次日送达原告。后原告向被告富阳人社局提交了《答辩书》及相关证据，但被告富阳人社局认为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的考勤、工资及发放情况，遂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富人社监处告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2019年6月14日送达原告，责令原告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答辩人认为：（一）原告与王明明等14名工人具有劳动关系，系投诉举报人的用工单位。依据原告法定代表人廖友胜和王明明的《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以及《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明细》载明，王明明等14名工人具体负责实施案涉项目工程（其中王明明名义上虽是“包工头”，亦是劳动者），且原告并未与王明明等14名工人签订具体的劳动合同；又依据王明明的调查笔录和原告的银行转账记录，案涉项目工人工资由王明明列出工资单交给廖友胜，再由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发放到工人银行卡上，原告系案涉14名工人工资的发放单位。据此，本案中原告虽未与王明明等14名工人签订具体的劳动合同，但不可否认其具体实施了案涉项目工程，且与原告具有劳动关系。故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二）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不能提供有效的工资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拖欠工资的投诉时，被投诉的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的义务。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未拖欠工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认定事实，并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工资。本案中，原告在被告富阳人社局立案查处以及行政复议期间，均未能提供王明明等14人的考勤记录、工资表、工资发放证明等有效支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王明明等14人提供的《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明细》存在虚报用工天数的事实，但2019年2月至4月富阳区的晴雨天气状况与王明明等14人实施外墙干挂工程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且不能排除王明明等14人存在加夜班的情况，故对此证据的证明力应不予认可。此外，原告主张已于2019年3月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王明明个人转账9000元，应当在应付工资中扣除，但并不能举证证明该转账系案涉项目阶段的应付工资，亦不应认可。故被告富阳人社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答辩人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应当予以支持。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阳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EMS邮寄凭证，证明其于2019年8月8日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EMS邮寄凭证、物流信息，证明其于2019年8月13日受理案件，于同日邮寄送达原告。 3.《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其于2019年8月14日将提出答复通知书直接送达被告富阳人社局。 4.《行政复议的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证明2019年8月22日被告富阳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 5.《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EMS邮寄凭证，证明其将延期通知书于2019年9月29日直接送达被告富阳人社局。 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9年11月4日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7.EMS邮寄凭证、物流信息、送达回证，证明其于2019年11月5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原告，于11月5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被告富阳人社局。 第三人述称，工程开工到结束，原告仅在2018年支付了一部分工资，2019年分文未付，上述事实有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廖友胜在收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通知书后找我个人谈过话，他也承认拖欠我们这么多工资，答应先付20万元，余下2万元待建峰公司签证单办好后再给，我们要求结清就算了，双方因为这2万的没有谈好。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9000元是房租费用，不是工资。 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在现场施工人员的身份证明。 3.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分包合同已经终止，我是廖友胜的管理人员。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结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1，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是王明明具体实施的，也不能证明张宗林不是项目工地的副总经理；第三人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与两被告相同；本院认为该份证明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2，认为从内容来看有分包，实际施工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原告直接打到劳动者卡上的，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另外王明明没有用工主体资格，所拖欠工资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王明明是否具有分包主体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该项目外墙干挂工程能否全部分包。该合同是建筑工程分包法律关系，与本案劳动保障监察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第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后来其跟廖友胜协商好，这份合同已经作废了，其就是给他做工的。单金华去年是项目负责人，但今年没有来，廖友胜叫其负责的。后续实际施工期限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实施。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王明明是否承担案涉工资的支付义务，将在后节进行阐述。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3，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微信截图可以证明是由王明明将案涉工资表发给原告方，然后由原告方发放工资给劳动者；第三人认为是其和廖友胜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劳动者还不止这些人。超过日历天数是因为加班，加班三个小时算半天，但是没有列出加班明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本院对原告根据第三人王明明提供的工资表发放工资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富阳人社局、富阳区政府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只有晴天才能施工，雨天不能施工，而且有加班的情况，故不能按照日历计算工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认为事实上雨天也进行施工的，雨天可以在室内加工，天气预报与实际天气也有误差；本院认为天气预报与是否进行施工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5，认为张宗林和王明明之间的结算是2019年5月，是该微信截图后，所以认为该9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5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转账记录并没有明确缘由，也没有其他证据，因此不明证明是支付工资；第三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并不是支付其的，是委托其转交的房租钱；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该9000元是否应予以扣除，将在后节进行阐述。两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6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内容与原告证据一相对应，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原告与建峰公司的承包关系；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人认为这只是预测，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看不出扣除开票款10000元，剩余的按照王明明要求支付，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份证据恰恰证明原告按照王明明提供的工资表，通过内部审核方式将工资款支付给劳动者的事实；第三人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是其要求原告打给工人的，是廖友胜要求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工人的。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9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有授权委托书证明张宗林系原告单位副总经理的事实。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9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进场之前张宗林有一些朋友在工地上工作，但是后来其要求将这些人撤出，这个3000元是那批人的工资，是廖友胜转给其后，其转给张宗林的。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张宗林的身份问题，在后节进行阐述。 被告富阳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原告、被告富阳区政府、第三人对证据2、4、5、6、7、10、13、14、15、16、17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1形式上无异议，认为委托书上记载的只有工资金额，如何计算没有记载；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应该以原告与王明明签订的承包合同为准；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笔录中廖友胜陈述与张宗林是合伙的，后来王明明要做该工程，廖友胜将张宗林介绍给王明明，据张宗林陈述王明明支付给张宗林工资的，故张宗林不是本项目的副总经理；对证据9认为王明明是包工头，不是劳动者；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笔录中王明明自述负责工人的考勤记录、工资支付等，问王明明尚欠工资，其提出的金额没有计算方式，故原告有异议，另外原告认可工程量完成60%；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授权委托书是当时为了便于王明明与建峰公司联系工程所需，根据王明明要求，指定张宗林与建峰集团联系，但是张宗林并非原告公司副总经理。原告对工程量清单有异议，是王明明与张宗林之间的结算，原告不清楚他们的关系，从王明明支付工资的情况来看，合同约定工资结算由廖友胜结算，张宗林无权结算。工资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实际是王明明的工程款，是王明明按照工程款编造了工资，据原告所知，王明明承包了其他工程，拖欠了这些人的工资。被告富阳区政府和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认为能够证明待证内容。关于张宗林的身份及结算已完成工程量的如何认定的问题，结合被告富阳人社局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廖友胜的调查笔录和在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张宗林系原告承建案涉项目的负责人，其与第三人王明明之间的结算可认定为原告公司行为，其结算金额与第三人向被告富阳人社局投诉时主张的金额基本相符。 被告富阳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被告富阳人社局、第三人对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被告富阳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 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约定房租不是由原告承担，是王明明自行承担，原告支付的是工程款。王明明和张宗林结算的时候，张宗林不清楚廖友胜已经支付了9000元。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1无异议。富阳区政府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根据原告与王明明签订的合同，工人临时住宿由原告提供，这与证据能相互印证。而且王明明也直接将这9000元直接转给他人。关于该9000元是否应予以扣除，本院将在本院认为这节中进行阐述。原告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王明明除案涉工地外，也有其他工地施工，故不能证明这些人就在案涉工地上班。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2没有异议。被告富阳区政府对证据2，认为该群是临西地块工作群，结合工资表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是由王明明等十四人具体施工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除王明明、单金华、曾春申三人外，其余影像无法辨认身份信息，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对证据3，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内容并未说到王明明是工人。被告富阳人社局对证据3，认为真实性以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为准，对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富阳区政府对证据3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24日，原告与第三人王明明签订《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约定将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闲祝线雍景山城石材干挂工程其中13#至30#楼外墙干挂工程发包给王明明施工。合同签订后，王明明先后带领多名工人实施该外墙干挂工程。2019年2月3日，原告依据王明明提供的《浙江富阳工资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单金华等人发放工资共计188030元。同年4月29日，被告富阳人社局收到王明明等14人的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经审查，被告富阳人社局于同年5月6日立案调查。同年5月22日，被告富阳人社局作出富人社监询字[2019]089号《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原告接受询问并提交相应材料。原告法定代表人廖友胜携带《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明、《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至被告富阳人社局，并接受询问。同年6月4日，被告富阳人社局作出富人社监处告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并送达给原告，告知原告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及依据,并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利。后原告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但被告富阳人社局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未拖欠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工资的情况。于同年6月12日作出富人社监处字[2019]0023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承建的富阳施家园三期幕墙工程项目拖欠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2019年剩余未结工资共计229065元。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责令原告在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剩余未结工资共计229065元。原告不服，于同年8月8日向富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8月13日富阳区政府予以受理并通知富阳人社局进行答复。被告富阳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后富阳区政府经审批作出延期决定。同年11月4日，富阳区政府作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富政复决[2019]1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同年11月21日，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规定，被告富阳人社局具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是否应承担支付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主体责任。二是支付拖欠第三人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工资共计229065元的依据是否充分。 一、原告是否应承担支付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主体责任。依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企业、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王明明签订《外墙干挂石材专业施工分包合同》，因王明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其所招用的劳动者实为与其共同参与施工的劳务人员，应由原告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原告亦实际履行了用工主体责任，案涉项目前期劳动者工资系根据王明明提供的工资表，原告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支付至劳动者银行账号内。因此被告富阳人社局责令原告支付所拖欠工资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王明明应作为工资支付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出建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作为工资支付方的主张，因其未提供存在违规发包、分包以及拖欠工程款的证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支付拖欠第三人王明明等14名劳动者工资共计229065元的依据是否充分。根据《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拖欠工资的投诉时,被投诉人的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的义务。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未拖欠工资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认定事实,并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工资”。被告富阳人社局在调查过程中向原告送达了书面通知书,要求原告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劳动合同书、考勤记录、工资表等十项资料，在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未拖欠工资的情况下,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及其调查核实的证据认定拖欠劳动者工资共计229065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原告主张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分配举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3月24日，虽然原告法定代表人廖友胜个人通过微信转账给王明明9000元，但是原告项目负责人张宗林于同年5月20日与王明明结算时，在已付部分并未涉及该9000元，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法定代表人个人支付的行为系代为公司支付工资，对原告认为该9000元应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富阳人社局在接到第三人对原告拖欠工资的投诉立案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向原告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限期改正指令书、违法行为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及时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被告富阳区政府在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两被告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无锡市德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谢忠强 人民陪审员  陈露丹 人民陪审员  周国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朱颖雯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