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尹全林，男，194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代理人尹苗娟，女，197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尹全林女儿。委托代理人沈建刚，男，197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尹全林女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亚厦大道1368号。法定代表人张伟，主任。委托代理人王伟龙，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全林诉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关街道办事处）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浙0604行初129号行政裁定。尹全林不服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浙06行终467号行政裁定。尹全林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尹全林所有住宅楼房一间，坐落上虞区东关街道保驾山村××二王家，地号119。于1993年4月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住宅楼房占地面积31.62平方米。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办事处以整治“一户多宅”为由，于2016年8月10日对上述楼房实施了强制拆除。对原告住宅楼房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未作出行政决定，原告尹全林在拆除现场，被告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为此，原告尹全林多次向信访部门进行信访。2018年9月28日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结合本案，2016年8月10日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楼房的行政行为，虽未作出行政决定，也未告知原告起诉权利和期限，但原告尹全林在强制拆除的现场，依照上述规定，可以认定原告知道被告的行政行为，其起诉期限应从2016年8月10日起算，由于被告未告知原告起诉期限，应以一年期计。原告尹全林于2018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尹全林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尹全林在原审起诉状及庭审中自认2016年8月10日上诉人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现场，且在强制拆除后，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及涉案房屋所在村委会理论索赔，故上诉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即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虽然本案系因被诉拆除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消灭，但是最长起诉期限适用的前提是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上诉人已于2016年8月10日知道被诉拆除行为，故其对被诉拆除行为的起诉期限不应当适用最长起诉期限二十年。上诉人称其一直通过信访维护权利，故没有超出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但是，这里所指的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并不包括通过信访和申诉途径寻求救济，不能从起诉期限中予以扣除。根据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尚未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被上诉人自认在强制拆除涉案房屋时未告知上诉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故本案的起诉期限为从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上诉人于2016年8月10日知道被诉拆除行为，但其直至2018年9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扣除或者延长起诉期限的情形。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驳回上诉人起诉结论正确，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尹全林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裁定事实认定不清。被申请人东关街道办事处在无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擅自于2016年8月10日将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强行拆除，致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侵犯，其行为完全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强拆行为发生于2016年8月10日，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9月28日提起行政诉讼，根本没有超过20年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定案看似有理有据，但事实上是断章取义，想在程序上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一）引用的法条断章取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涉房屋被强拆是2016年8月10日，提起诉讼时才2018年，远未超过二十年期限。（二）原审认定自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一审既认定东关街道办事处未告知再审申请人起诉期限，又认为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2016年8月10日起算，况且，强拆之时再审申请人并不知道涉案房屋究竟被谁所拆，后在2018年8月28日信访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中（不予受理决定书编号为绍信核字[2018]98号），才告知上诉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因此，上诉人起诉时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应该以2018年8月18日开始计算，而再审申请人的起诉日期是2018年9月28日，根本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三、二审法官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一）案涉房屋究竟被谁强拆，再审申请人当时并不知晓，何谈起诉。二审硬要按此规定计算起诉期限，完全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的规定，显然错误。（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这个不属于自身的原因应该是东关街道办事处没有发出书面告知引起的，这个被耽误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明确，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本案完全是针对涉及不动产具体行政行为的起诉，且根本没有超过20年期限。因此，二审硬要从2016年8月10日强拆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是明显曲解法律规定的本意。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或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东关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2016年8月10日，再审申请人已明知系被申请人对案涉楼房实施的强制拆除。（一）2016年8月初，被申请人及保驾山村委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再审申请人及其子女的思想工作，要求其自行拆除案涉楼房。（二）再审申请人《行政起诉状》中也自认被申请人是案涉楼房的强拆主体。起诉状第二段称“……强拆前，2016年8月6日，拆迁人员王某口头告知原告，要拆除该楼房房屋，当时原告未同意。……”，第三段称“……2016年8月10日，被告未通知原告家任何人的情况下，对该房屋实施了强拆，原告当场与强拆人员理论，并告知被告我们有合法证件。强拆人员人多势众，无法阻拦，最后，上百年的古宅房屋遭强拆，成为一堆废墟。……”，第五段称“强拆事后，原告多次找两被告理论索赔，无果，没有办法，原告到上级机关信访，被告东关街道处理意见书中说是保驾山村委根据‘一户多宅’将其拆除，并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同日，有不少村民看到，当时强拆人员有几十人，主要有街道领导人，还有村委干部等人。”因此，无论案涉楼房被强拆前，还是强拆时，以及强拆后，再审申请人对强拆楼房的实施主体是被申请人是清楚的。二、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9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再审申请人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1间楼房被强制拆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1间楼房被强制拆除之日起最长一年内提起诉讼。（三）根据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尚未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于2016年8月10日已经知道被诉拆除行为，但直至2018年9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经超过最长2年法定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只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情形下的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再审申请人在已经知道被诉拆除行为的情形下，该条款不能再予适用。（四）2016年8月10日，再审申请人在明知案涉1间楼房系被申请人具体实施强制拆除的情况下，未依法提起诉讼，据其称系一直以信访方式维权，但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之规定，信访行为并不产生法定行政起诉期限中断的效果，故再审申请人信访行为不属起诉期限中断的法定事由，其提出的起诉期限应重新计算或中断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综上，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依法维持一、二审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再审申请人尹全林不服被申请人东关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其案涉房屋提起的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诉讼。根据一、二审审理情况，再审申请及其答辩意见，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本案争议焦点。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系由被申请人于2016年8月10日以整治“一户多宅”名义实施强制拆除。根据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办公室、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委办[2014]101《关于开展“一户多宅”整治工作的意见》规定，各乡镇、街道为“一户多宅”整治的责任主体。被申请人实施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案涉房屋前虽然未曾作出拆除决定和拆除公告，但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以及保驾山村村委人员已经事先向其进行告知。故再审申请人若对被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救济，则应以该拆除行为2016年8月10日发生的次日开始计算其起诉期限。又因为被申请人在拆除房屋时并未告知其可以对此寻求救济的途径及其期限，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再审申请人可以自2016年8月10日起的两年内提起行政诉讼，现再审申请人却直至2018年9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提起诉讼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不知道行政机关针对其不动产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规定，而本案拆除房屋行为在发生之时再审申请人即已知晓，故该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再审申请人虽然对其案涉房屋进行信访维权，但该维权所导致的起诉期限延误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情形。综上，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尹全林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惠 忆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蒋旭东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