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初149号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302号。法定代表人：杨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克，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慧，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2号3幢N0240室。法定代表人：黄余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新城茶子山东路102号。负责人：李征，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威，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庆云，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新金桥支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1348号东侧一楼。负责人：何晓燕，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军，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非，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公司”)诉被告上海煦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霖公司”）、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信用证欺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新金桥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对该支行的申请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湘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克、潘慧，被告煦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徐晓明，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威，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电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终止支付原告向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具以被告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信用证号码：RLC660120180056）项下款项49999155.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本案开庭审理时，原告当庭增加一项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行为。事实与理由：2018年1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18XL-XD111605。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出售银星品牌木浆9765.576吨，合同总金额62499686.4元人民币。原告依照合同约定于2018年11月22日向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开具了以被告为受益人的180天国内信用证，价值为49999155.2元人民币。2019年5月23日，原告前往指定仓库提取货物时，发现仓库没有存放相应的货物。原告于2019年5月25日向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区分局报案，经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区分局初步落实，被告从未实际交付货物。2019年5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被告的控股股东陈力钧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被告自始至终完全知晓货物根本无法交付，仍然通过合同骗取了原告价值49999155.2元的国内信用证，其主观恶意严重。被告的上述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且本案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信用证欺诈行为的例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公正判决。煦霖公司辩称：一、关于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交易的客观实质为融资性贸易，非买卖关系。本案完整的交易流程是：煦霖公司将木浆货权销售给湘电公司，湘电公司再将货权销售给煦霖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弘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升公司”）。经此交易，煦霖公司最终获得湘电公司提供的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款。整个交易流程中，由于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实为同一控制人陈力钧控制的公司，整个交易实质为煦霖公司融资的手段。前述内容为涉案交易的客观事实。（二）原、被告合作开展融资性贸易，彼此互为知情，不存在煦霖公司欺诈湘电公司的情况。原、被告自2018年11月即开始融资性贸易合作。湘电公司对于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系同一控制人控制完全知情，且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系由同一员工与湘电公司对接、联系交易事宜。湘电公司明知煦霖公司与弘升公司通过自卖自买、低卖高买的循环贸易进行融资，仍积极参与融资交易。湘电公司向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提起2019年第2041号、2042号诉讼，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2019年第135—140号、149—152号、191号、192号共10个诉讼案件，均为融资性贸易，其中既有帮助煦霖公司进行融资，也有帮助湘电公司进行融资。双方开展融资性贸易，均以单据流转形式完成货权流转，并不以实际货物转让为交易目的。湘电公司在2019年5月前从未前往仓库提取货物，也从未要求煦霖公司实际交付货物，本案货权单据流转为双方共同融资的手段，湘电公司确认向煦霖公司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与货权是否实际交付并无关联。综上，湘电公司明知本案交易非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实质为通过货权单据流转形式进行融资性贸易，不存在煦霖公司单方面欺诈湘电公司的情况。湘电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目的在于推卸自身责任，规避自身风险。二、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议付行）已在湘电公司确认付款、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证行）承诺付款，以及单证相符的前提下向煦霖公司议付本案国内信用证项下款项，合法合规。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系善意议付，本案不存在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基础，湘电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湘电公司提起诉讼于法无据，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应当由湘电公司自行承担。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述称：一、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已经按照与原告签署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的约定，合法合规的履行了全部开证业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违法情形，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原告之间的开证程序资料已向法庭提交，结合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的证据，上述证据可以客观全面地反映该笔信用证一直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在银行间流转。二、信用证作为金融结算工具，是以开证行的信任作为基础，在开证行和议付行为无过错的前提下，应当维护金融市场的交易秩序。三、本案议付行已作出善意议付行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裁定或判决本案信用证不予止付。四、因原告的申请止付令导致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被议付行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起诉至上海金融法院，如上海金融法院判令答辩人败诉，则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因此需向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支付的本金及垫付利息均应当由原告承担。五、如本案判决结果与上海金融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将面临两份结果相反的司法裁判文书，而无所适从，请求两人民法院能够充分沟通，作出结果一致的判决。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述称：开证申请人及收货人湘电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书显示，湘电公司已经完全掌控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故本案信用证的基础交易不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即使存在信用证欺诈，也应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原则，应排除信用证欺诈例外的适用，司法机关应当保护信用证项下流通票据的善意持票人，或者已经给付结价的银行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湘电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18XL-XD111605），拟证明：1、2018年11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了购买品牌为银星的木浆9765.576吨的产品购销合同；2、合同第七条约定分批付款，原告应于2018年11月30日前开立信用证，被告收到该信用证承兑电文后三个工作日发出全部货物。第二组证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内信用证（开证通知）编号：RLC660120180056，拟证明：2018年11月22日，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即以被告为受益人在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立了信用证，信用证金额为人民币49999155.20元。第三组证据、3.1收货确认书（编号：2018ＸＤ1116），3.2煦霖公司的货权转移单，3.3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入库单。（3.1-3.3）拟证明：被告串通上海堃翔公司伪造虚假单据，看似已经向原告交付货物，而实际并未交付任何货物。3.4存货清单盘点表（2019年3月28日），3.5湘电公司存货清查盘点表（2019年5月21日），3.6湘电公司徐浩等人以及上海堃翔公司人员现场验货照片。（3.4-3.6）拟证明：1、原告与被告缔约的目的是获得货物的所有权，原告曾多次派人现场验货与盘库，同时也证明本案是有实际货物的买卖交易；2、因货物的现场查验主要依照上海堃翔公司单方制作的库位卡标示，且上海堃翔公司与被告串通，导致原告受骗。3.7煦霖公司木浆贸易诈骗情况汇报（2019年6月3日），3.8迈科期货情况说明，3.9报案材料（2019年5月25日），3.10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2019年5月28日立案决定书［浦公（经支四）立字【2019】114630号］，3.11谢某证人证言，（3.7-3.11）拟证明：1、原告准备通过迈科公司处置合同项下的货物时，发现上海堃翔公司无法联系，从而无法提取任何货物；2、被告自认实际控制上海堃翔公司，货物涉及一货多卖多押的情形，实施了严重的欺诈行为；3、犯罪嫌疑人陈力钧与马力峰主动向上海浦东经侦投案，目前浦东分局已立案；4、浦东经侦在与原告负责人做陈力钧、马力峰合同诈骗案件的谈话笔录过程中，明确告知陈力钧与马力峰合伙诈骗原告的事实以及陈力钧实际控制上海堃翔公司的事实。3.12执行裁定书（2019）湘03执保5号，3.1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2019）湘03执保5号，3.14现场查封的照片，3.15民事起诉书、传票、受理通知书。（3.12-3.15）拟证明：1、原告发现被告实施欺诈后，立即依法采取了法律救济措施；2、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涉案的部分货物。第四组证据、4.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的行号查询，拟证明：1、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行号为：102290028123，而议付银行新金桥支行行号为：10229000844；2、浦东开发区支行对被告支付的款项不是议付款项，因其不是案涉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不具备议付的主体资格；4.2《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合同》合同编号：浦开20181123001，4.3国内信用福费廷业务申请书编号：浦开20181123001，4.4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报价函及确认书编号：浦开20181123001，4.5款项让渡函编号：浦开20181123001，（4.2-4.5）拟证明：1、福费廷合同不是议付，根据该福费廷合同第三条约定，被告将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即由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做为包买商无追索权地买入信用证项下已有效承诺付款的应收账款并向被告支付相应的融资款项，因此福费廷支付的该款项是债权转让的款项，而不是根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规定的议付款项；2、根据该福费廷合同第十二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第4条约定，若开证行拒付或被法院申请止付，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有权向被告追回福费廷项下的款项及相关利息与费用，也体现了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和被告对该福费廷款项的追回议定了法律救济途径。4.6《产品购销合同》与案涉信用证的对比关系图，拟证明：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本案议付行，不具备议付的主体资格，且未履行审单义务。被告煦霖公司对原告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合同是融资性贸易中的一环，不能割裂看待，应结合原告湘电公司与煦霖公司关联公司弘升公司签订的下游合同，实际双方是融资借款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中的3.1收货确认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记载的湘电公司收到货物的日期是2018年11月23日，但是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双方实际进行货权单据流转发生在2018年11月29日，且这份收货确认书是原告自己盖章进行确认的。证据3.2货权转移单记载的内容不真实，该单据的日期为2018年11月19日，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实际的交货日期是2018年11月29日。对证据3.3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原件，无法判断上海堃翔公司盖章的真实性，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存在单据记载的入库日期与实际入库日期不相符的情形。对证据（3.4-3.6）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4和3.5均没有原件，无法判断上海堃翔公司盖章的真实性。证据3.7-3.9，系原告方的单方陈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虽然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陈力钧等人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但该刑事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陈力钧等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均无定论。证据3.11系证人证言，证人谢某没有签字，同时谢某是湘电公司的员工，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12-3.15）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中4.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2-4.5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证据恰恰反映了工商银行是善意议付。证据4.6，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的是先承兑再交货，但合同约定与实际执行不一致，原告在执行过程当中并没有提出过异议，因为信用证合同当中要求的是先发货才能进行承兑，所以并不是一个单据不符合，而是各方均认可确认的事实。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原告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与原告开证时提供的合同中的合同数量及总金额均不一致。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依据备案合同开具的满额信用证与实际履行的购销合同存在巨大差异。对证据3.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原告的收货确认数量是与原告提供给第三人备案合同数量一致，但与原告当庭提交的合同数量不一致。对证据（3.2-3.6）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是没有原件，二是原告已自行履行验货收货手续且在货权转移单上盖章，原告未自行移库控制交易标的是无法解释的不正常贸易行为。对证据（3.7-3.10）因均无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3.1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为原告的单方陈述，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对证据（3.12-3.15）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4.2-4.5）无原件，但合同明确约定是煦霖公司应承担向议付行支付本金及利息的偿还义务；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作为开证行，无法定义务及合同约定义务向议付行承担因止付令期间发生的垫款利息支付义务。对证据4.6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面出具，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对原告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证据非信用证随附单据。对第二组证据质证意见同意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明湘电公司完全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对证据（3.2-3.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对证据（3.12-3.1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因浦东开发区支行系新金桥支行的上级支行，双方之间按交易习惯确认。对证据（4.2-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已经善意议付信用证相关款项。对证据4.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出具。本院对湘电公司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证据3中收货确认书、货权转移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3中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入库单、存货清单盘点表、湘电公司存货清查盘点表、湘电公司徐浩等人以及上海堃翔物流有限公司人员现场验货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公安分局关于告知泓升公司涉案资产处置的函、报案材料、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浦公（经支四）立字〔2019〕114630号立案决定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上海煦霖木浆贸易诈骗情况汇报（2019年6月3日）、迈科期货情况说明、谢某证人证言，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定。（2019）湘03执保5号执行裁定书、本院查封公告、现场查封照片、民事起诉书、传票、受理通知书属于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程序性问题的文书，不属于证据范畴。对证据4.1-4.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6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煦霖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拟证明被告与弘升公司系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湘电公司对此完全知情。1.陈力钧名片，拟证明：（1）被告的总经理陈力钧，同时为弘升公司的总经理；（2）被告与弘升公司办公地址均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1255号A区216室。2.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弘升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4.陈力钧户口簿，（2-4）拟证明：（1）被告法定代表人黄余珍系陈力钧的母亲，且陈力钧为被告的股东，持有75%股权；弘升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新系陈力钧的父亲，弘升公司的股东为陈力钧的父亲陈建新以及陈力钧的妻子杨燕。5.微信聊天记录及公证书（2019沪徐证经字第10720号），拟证明：1.被告及弘升公司与原告交易对接人员为同一人（董赛焰），被告与弘升公司系关联公司；2.原告对被告与弘升公司系关联公司完全知情。第二组证据：湘电公司与被告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等5份证据，拟证明本案真实交易模式为：①被告向湘电公司出售9765.576吨木浆；②弘升公司向湘电公司购买9765.576吨木浆；③最终被告获得湘电公司提供的融资款（编号为RLC660120180056信用证）。6.19XL-XD041002《产品购销合同》，拟证明2018年11月16日，湘电公司与被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湘电公司出售9765.576吨木浆，结算方式为分批付款，湘电公司按合同金额的80%于2018年11月30日前开出以被告为受益人的180天国内信用证等内容。7.RLC66012018005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内信用证》，拟证明该信用证开证日期为2018年11月22日，为可议付信用证，开证金额人民币49999155.20元，为18XL-XD111605《产品购销合同》金额的80%。8.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拟证明2018年11月29日，被告议付RLC66012018005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内信用证》项下款项人民币48874174.21元（已扣除贴现利息）。9.被告《货权转移单》，拟证明2018年11月19日（实际货权转移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被告将9765.576吨木浆货权转移给湘电公司。10.18XD-SW111612《产品购销合同》，拟证明（1）2018年11月16日，湘电公司与弘升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弘升公司向湘电公司购买9765.576吨木浆；双方确认合同后，湘电公司应于2018年11月30日前开立国内信用证给弘升公司指定供应商（被告）等内容；（2）湘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徐浩，弘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陈力钧。11.微信聊天记录（已公证）拟证明（1）原、被告实际进行货权单据流转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9日；（2）被告煦霖公司、弘升公司同一人员（董赛焰）与湘电公司人员（徐浩）对接交易，本案融资性贸易是湘电公司与被告合作的真实合意。湘电公司对煦霖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陈力钧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被告的自制文件，无任何证明力；其次，原告不知晓陈力钧在弘升公司任职情况，更加不知晓两公司的办公地址为同一处。对被告及弘升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和陈力钧户口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无法判定被告的实际控制人的家庭成员关系，进而无法了解被告和弘升公司之间的关系，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从该项证据的内容来看，属于被告的业务人员与原告的业务人员就案涉的交易进行的磋商以及后期对该交易的谈话，无证明力。对第二组证据中的《产品购销合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国内信用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款项是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依照福费廷合同的约定支付的买断应收账款的对价，不是信用证的议付款项。对《货权转移单》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属于被告与第三方串谋伪造的单据，被告从未将货物真正转移至原告名下，原告亦是无法处置涉案货物。对《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煦霖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两份证据能够反映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徐浩为原告公司的员工，全程参与了前后手交易过程及开证过程，二是原告明确知晓前后手交易对象为关联公司。证据6虽然是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原件内容一致，没有异议；证据7、8均为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9虽然是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原件内容一致，没有异议；对证据10没有异议。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对煦霖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予认可，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公示报告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陈力钧户口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1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不是信用证的随附单据；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8予以认可，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确实议付了这个款项；对证据9、10不予认可。本院对煦霖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陈力钧名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煦霖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煦霖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煦霖公司的证明目的，故对上述二组证据均不予采信。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编号为RLC660120180056的信用证开证资料，拟证明：1.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依据与原告签署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的约定，合法合规地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2.原告在协议书中承诺：贸易背景真实、提交的所有资料均为完整、真实、合法和有效，且原告不可撤销地承担信用证全部清付义务及垫款利息，同时，原告已先后出具书面《收货确认书》《信用证来单通知书（回执）》，再一次确认买卖合同项下所有货物已收到，愿意按信用证开证金额全额向第三人清偿。3.基于上述第二点的客观事实，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同意对该信用证进行议付。第二组证据：《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拟证明：1.因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对信用证进行了议付，在2019年5月27日信用证到期时，向举证人主张承兑。2.2019年5月27日，举证人收到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止付令司法文书，2019年8月27日，举证人收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止付令司法文书，均要求举证人中止支付编号为RLC660120180056信用证项下的全部款项，导致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至今未能获得承兑。3.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为主张权利，已经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举证人承担信用证款项支付义务及利息赔偿责任，该案已于2019年12月6日开庭。湘电公司对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开证申请书》无异议，对国内信用证正本2副本1无异议，但对国内信用证单据清单不予认可。对产品购销合同予以认可，国内信用证发票的清单以及增值税发票不予以认可，因为根据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律原则，本案因被告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因该欺诈行为所衍生的单据，均是不真实的。对收货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对其关联性予以认可，该收货确认书正是因为被告的欺诈行为才予以形成，收货确认书所收货物被告从未将货物的所有权真正转移至原告。信用证来单通知书未加盖开证行的公章，对该证据不予以认可，该证据与原告处的回执有不一致的地方，原告只在盖章处加盖公章，并未在开证申请书处理意见的括号内做任何标注，且该日期也不是原告填写的。对国内信用证通知书（对煦霖公司发的）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显示该通知书是由工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发出而不是由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发出。对中国工商银行国内信用证的质证意见同国内信用证通知书（对煦霖公司发的）的质证意见一致。对查询复查业务登记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没有原件。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对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起的是信用证议付纠纷，而本案是信用证欺诈纠纷，两者案由不同适用的请求权规范也不同。煦霖公司对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当中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被告和原告之间实际签署和执行的产品购销合同的内容与这个合同不符，这两个合同的编号是一致的，但是销售的货物的数量和总价不一致。收货确认书记载的内容不真实，原告和被告实际进行货权转移的日期应当是2018年11月29日，该证据中原告盖章确认在2018年11月23日收到货物不真实。对第一组当中的其他证据均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反映的内容是开户行与议付行之间的诉讼的情况，与本案无关。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对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除《产品购销合同》外其他证据均予以认可，因为《产品购销合同》不是信用证随附单据，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在开庭前没有见过，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能确认；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均予以采信。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国内信用证（信用证编号RLC660120180056），拟证明：2018年11月22日，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具申请人为原告湘电公司、受益人为被告煦霖公司的不可撤销国内信用证（信用证编号RLC660120180056），货物品名：木桨，数量：7812.368吨，总价：49999155.20元，付款期限为到单后180天，通知行及议付行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信用证要求提交单据为发票（注明信用证号码及合同号码18XL—XD111605）及货物收据（收货人原告湘电公司出具）。第二组证据：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受益人被告煦霖公司向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了信用证所要求的发票（注明信用证号码及合同号码18XL—XD111605）。第三组证据：收货确认书，拟证明：1.受益人被告煦霖公司向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了信用证所要求的货物单据（收货人原告湘电公司出具）；2.开证申请人及收货人原告湘电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出具的收货确认书（编号：2018XD111605）明确确认：“收货人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确认收到合同号为18XL—XD111605的木桨7812.368吨，上述货物为煦霖公司与收货人于2018年11月16日签署的合同号为：18XL—XD111605合同项下的所有货物”，故本案中受益人被告煦霖公司已经按约完全履行了基础合同中的交货义务，涉案货物所有权已经由开证申请人及收货人原告湘电公司完全掌控，被告煦霖公司未有任何违约行为，基础合同义务中只剩下原告湘电公司的付款义务尚未履行。第四组证据：同意承兑电文，拟证明：2018年11月28日，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收到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通过SWIFT系统发出的同意承兑电文，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承诺将在到期日2019年5月27日按期付款，金额49999155.20元。第五组证据：《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合同》浦开20181123001、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申请书、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报价函及确认书、款项让渡函、《关于同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桥支行变更营业场所并更名的批复》、议付凭证。拟证明：2018年11月29日，基于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作为开证行已作出承兑，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应受益人被告煦霖公司申请书议付（以申请人上级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办理福费廷业务方式），并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议付款项48874174.21元支付给被告煦霖公司。第六组证据：（2019）湘0304民初1793、1794、1795号民事裁定书；2019湘0304执保382、383、38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开证行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通知，称因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4民初1793、1794、179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湘0304执保382、383、38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止支付该信用证项下款项不能在到期日进行付款（中止期限自2019年5月27日至2020年5月26日止）。第七组证据：（2019）湘03民初149号民事裁定书、2019湘03执保2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拟证明：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收到开证行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通知，称因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19）湘0304民初1793、1794、179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湘0304执保382、383、38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止支付该信用证项下款项不能在到期日进行付款（中止期限自2019年5月27日至2020年5月26日止）后，又收到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14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湘03执保执行通知书中止支付该信用证项下款项自2019年8月30日至2021年8月29日止期间内不能进行付款。湘电公司对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煦霖公司的行为是信用证欺诈，根据欺诈使一切无效的原则，该发票应无效。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根据《产品购销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该货物确认书最快应在2018年11月28日之后才会形成，而该收货确认书出具的日期为2018年11月23日，因此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未尽到审核义务；同时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货物实际享有了所有权，而实际上由于被告和仓储方上海堃翔公司的串通，原告自始至终都未实际控制该货物。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未进行翻译并公证；即使认可其真实性，也只能证明该信用证是在2018年11月28日才被开证行承兑，进而证明工商银行收到上述证据2的收货确认书未尽到审核义务。对第五组证据中5-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福费廷合同》约定了该款项属于应收账款的买断，而不是议付；该证据明确反映出被告与案外人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所做的一笔非信用证议付的业务，双方在进行福费廷的交易模式；该案外人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并非信用证明确指定的议付行；被告与案外人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若发生止付等情形时，案外人有权向被告追回福费廷项下款项及相关利息和费用。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六、七组证据无异议。煦霖公司对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二、四、五组证据予以认可，但对第三组证据收货确认书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被告实际进行货权单据流转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9日，因此，在2018年11月23日，原被告之间尚未进行货权单据流转，湘电公司不可能已经收到煦霖公司的货物，因此该份收货确认书记载内容是虚假的。对第六、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二、三、四、六、七组证据均予以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福费廷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对第三人工商银行新金桥支行应承担信用证项下款项及相关利息和费用的清偿问题。本院对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其待证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16日，原告湘电公司与被告煦霖公司签署《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18XL-XD111605），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出售品牌为银星的木浆9765.576吨，合同总金额62499686.40元人民币。2018年11月21日，原告湘电公司向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提交了《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2018年11月22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依照上述协议书约定，开具了以被告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信用证号码：RLC660120180056），金额49999155.20元人民币，通知行、议付行为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该信用证载明货物品名为木浆，数量7812.368吨，总价为49999155.20元，受益人应提交单据为发票、货物收据，付款期限为到单后180天。2018年11月23日，被告煦霖公司向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提交了被告煦霖公司开具给原告湘电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4张，合计金额49999155.20元，以及原告湘电公司确认收到合同编号为18XL-XD111605号合同项下7812.368吨木浆的收货确认书。2018年11月26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向原告湘电公司发出国内信用证来单通知书，2018年11月28日，原告湘电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发出回执，该回执内容记载有“经审核单证相符，我公司将履行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于付款日前在我公司开立在你行的账户中备足款项”并签章确认。同日，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收到第三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通过SWIFT系统发出的同意承兑电文，承兑电文内容记载为“你行编号D431117B80023401，我行编号RLC660120180056A，信用证号RLC660120180056项下金额为49999155.20元的国内信用证，上述单据已由我行在今天予以承兑，承兑到期日为2019年5月27日。”2018年11月27日，被告煦霖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提交了《国内信用证福费廷业务申请书》，2018年11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向被告煦霖公司支付贴现款48874174.21元。另查明，2019年5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作出浦公（经支四）立字（2019）114630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陈力钧等人诈骗案立案侦查。陈力钧系被告公司总经理，亦是案外人弘升公司总经理。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信用证欺诈，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再查明，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的前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桥支行，其迁址和更名后，原金桥支行的业务和客户由浦东开发区支行承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系本案第三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的上级机构。本院认为，本案湘电公司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开证申请人，煦霖公司是受益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是开证行，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是通知行兼议付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除外。”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根据上述规定，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只要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开证申请人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请求即不应当得到支持。湘电公司起诉请求终止支付湘电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开具以煦霖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前提须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故湘电公司庭审中增加确认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的诉讼请求已包含在原诉讼请求中，不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本案无论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首先要解决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向煦霖公司支付48874174.21元议付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善意议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中国人民银行《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或服务。第十四条第十八项规定，信用证的基本条款，应包括单据条款，须注明据以付款或议付的单据。至少包括发票、表明货物运输或交付、服务提供的单据，如运输单据或货物收据。第五十一条规定：银行不审核信用证没有规定的单据。银行收到此类单据，应退还交单人或将其照转。根据上述相关规定，信用证与作为其依据的贸易合同相互独立，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只对单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的规定进行形式审查，并不对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或服务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煦霖公司向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发出《国内信用证议付/交单申请书》，并提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煦霖公司出库单、湘电公司入库单、收货确认书等单据，该单据单内相符、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综上，可以认定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已经依照《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尽到了应尽的审查义务。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在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确认到期将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承兑之后，向煦霖公司支付议付款符合规定。因此，即使煦霖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浦发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的议付也属于善意议付。原告湘电公司在辩论中认为，案涉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而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议付行。本院认为，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下设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的规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可以代工商银行上海新金桥支行议付，并取得议付行的权利承担议付行的责任。本案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履行了议付义务，是实际议付行，故原告湘电公司认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不是议付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湘电公司在辩论中还认为，根据2019年7月4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指引》第二条的规定，“福费廷业务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买入及转卖业务。买入业务是指某银行无追索权地买断开证行/保兑行确认到期付款且未到期债权的业务”，故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承兑后，确认被告作为债权人地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通过福费廷形式买断债权，成为新的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的福费廷交易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信用证的法律法规来评价。本院认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作为案涉信用证的议付行，通过福费廷业务方式进行议付，并无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规定议付行的福费廷业务和议付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原告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的《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中以及国内信用证的其他条款中并未约定议付行不得通过福费廷方式进行议付，而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议付案涉信用证的时间早于原告所援引的《中国银行业协会商业银行福费廷业务指引》的发布时间，该业务指引并非法律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故原告认为本案不能适用有关信用证法律法规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已经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款项善意进行了议付，煦霖公司在基础交易中是否有欺诈行为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湘电公司请求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7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6796元，由原告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明智审 判 员  朱建军审 判 员  贺振中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代理书记员  胡荣荣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开证行在作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的情形除外。第八条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二）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第十条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开证行的指定人、授权人已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善意地进行了付款；（二）开证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善意地作出了承兑；（三）保兑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第十五条人民法院通过实体审理，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条的情形的，应当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