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行申5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云南艺阳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向阳坡东升小区1－2－202室。法定代表人唐阳琴，执行董事。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州行政中心政府办公楼A337。负责人庄斌，局长。出庭负责人马毅，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章慧、罗怡然，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云南艺阳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阳公司）因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州资源和规划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5行终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2020年3月1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视频听证，艺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阳琴，州资源和规划局出庭负责人副局长马毅、委托代理人章慧、罗怡然参加了视频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艺阳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州资源和规划局在诉讼过程中一直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矿权不属于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州资源和规划局辩称的“经输入《云南省矿产资源储量空间数据库系统》（以下简称《数据库系统》）查询，涉案的弥勒市西三镇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未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证据是其内部员工芮家信作出的《弥勒市西三镇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许可证号：C5325002012057130124995）是否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查询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查询情况说明》），并且没有任何他证予以证明，州资源和规划局不能自己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属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69条“（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情形。而且《数据库系统》只能反映云南大部分矿产资源的统计情况，查询结果并不能反映全部矿产资源勘查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数据库系统》应当作为判定涉案矿业权是否属于“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的依据。将“退还矿业权价款”理解为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价款实属理解错误。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十四条，《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规定》第六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云南省及至全国的采矿权目前大都是采用此方式进行出让，采矿权人缴纳的都是出让价款，不存在其他还需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情形。并且可以明确，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采矿权价款就是按成交确认书确定的采矿权价款（成交价、出让金）。所谓国家出资探明矿权包括中央出资、地方财政出资和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探明的所有矿权。之所以一种款项有“采矿权价款”“采矿权出让金”“采矿权出让成交价”等不同叫法，是行政机关用语不规范或语境不同造成。但这不应成为州资源和规划局逃避责任的理由。二、其依法承受原采矿权人的合同权利，有权向州资源和规划局主张权利。其缴纳的采矿权出让金为290.5万元即为矿业权价款，并且属于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矿业权价款，无论是依据云政发〔2015〕38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38号文件），还是财建〔2016〕110号文件，都应该予以退还，包括相当于银行利息的违约金，及赔偿因未按约定履行《采矿权出让合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700万元。三、其诉弥勒市人民政府的（2017）云71行初11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案件中，弥勒市人民政府认为，按照相关省、市（州）、县（市）财政收入分配比例，其只是分配到了一定比例的采矿权价款也即出让金收入，但是具体金额是多少也算不清。最后经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调解，达成《行政调解书》，弥勒市人民政府同意赔偿艺阳公司50万元。其不认可《行政调解书》中50万元是由于采矿权未到期的补偿费，因为50万元远远不能弥补其损失。且处于保密考虑，其只是按要求签收了《行政调解书》送达通知，实际并未拿到调解书，也不知道调解书内容是这样的。综上，原两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进而得出错误的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三）项、（四）项之规定，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判令州资源和规划局退还其已缴的采矿权出让成交价款290.5万元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3.判令州资源和规划局赔偿因未按约定履行《采矿权出让合同》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700万元。州资源和规划局提交意见称，艺阳公司混淆了矿业权价款与采矿权出让金的概念。采矿权出让金是云南省的政策规定，由于财政部201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没有采矿权出让金收入科目，与国家规定的预算收支科目不一致，采矿权出让金只能纳入上述对应的价款科目收取，但不等于采矿权出让金就是矿业权价款。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条，《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采矿权价款是指国家将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出让给采矿权人，按规定向采矿权人收取的价款；申请非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采矿权，缴纳的是采矿权出让金，不缴纳采矿权价款。也就是说，只有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才需缴纳价款；而且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原则上按省50%、州（市）10%、县40%的比例分配使用；而探矿权、采矿权出让金按照省30%、州（市）30%、县40%的比例进行分流和返还，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和出让金不是同一概念，不能等同。艺阳公司以采矿权抵债方式取得弥勒市西三镇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其即没有交纳采矿权出让金，也没有缴纳过矿业权价款，涉案采矿权最初挂牌出让时由云南创雄管理有限公司竞得，交纳的是采矿权出让金。经《数据库系统》查询，弥勒市西三镇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未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云南创雄管理有限公司不可能缴纳采矿权价款。在云南省矿管实际工作中，查询矿业权是否属于占用国家探明坑道地，依据的就是《数据库系统》查询结果，该结果具有权威性。《数据库系统》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内部工作数据库，不对公众开放，但可以依申请查询。艺阳公司不认可其查询结果，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查询，但艺阳公司并未提出过查询申请。艺阳公司认为《数据库系统》查询的结果不具有证明力，纯属不顾事实的臆想。其已经履行完毕与云南创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其与艺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艺阳公司不能承接原《采矿权出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提出要求赔偿损失人民币7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艺阳公司基于同一事实，于2017年6月20日在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起诉弥勒市人民政府（2017）云71行初11号案诉请：1.判令被告对原告所属矿山作出的《弥勒市非煤矿山转型升级通知书》违法；2.判令被告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1693.5万元予以赔偿；3.判令被告承担相关诉讼费用。从艺阳公司的《行政起诉状》中可见，艺阳公司主张弥勒市人民政府赔偿的损失1693.5万元中，就包含其要求退还的矿业权出让价款290.5万元，该案经调解艺阳公司撤回起诉。弥勒市人民政府已就涉案矿产对艺阳公司进行了补偿，且得到了艺阳公司认可。现艺阳公司基于同一事实要求重复赔偿，属重复起诉，依法不应支持。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艺阳公司的全部再审请求。本院认为：38号文件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在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过程中，……对矿业权未被整合而直接关闭注销的，已缴纳矿业权价款的矿业权人可按照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申请退还矿业权价款。《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采矿权价款是指国家将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出让给采矿权人，按规定向采矿权人收取的价款。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才需缴纳矿业权价款，在此次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整合重组过程中，已缴纳矿业权价款的矿业权人才可以按照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申请退还矿业权价款。根据州资源和规划局矿产资源储量科出具的《查询情况说明》，弥勒市西三镇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未占用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艺阳公司要求退还的矿业权出让价款并非38号文件规定的矿业权价款，其向州资源和规划局申请退还矿业权出让价款及同期银行利息缺乏依据。听证会上，州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2020年3月10日州资源和规划局芮家信身份《证明》及2020年3月11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储量管理处《关于弥勒市西三麟马新寨饰面用石灰岩矿不占用已公告的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意见》两份材料并经质证，本院认为该两份材料系职权机关作出并加盖印章，其结论与《查询情况说明》相互印证，故对艺阳公司质疑《查询情况说明》效力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艺阳公司要求赔偿700万元经济损失的主张，涉案矿产并非州资源和规划局关停，其要求州资源和规划局予以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艺阳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艺阳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桂 蕾审判员 邹 倩审判员 苏雪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林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