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5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男，1950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刚，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丽，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1，男，1959年3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2，男，1961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3，女，1963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系唐某3儿子），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冬，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4，女，1989年1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法定继承、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要求继承本市松江区XX路XX弄XX苑XX幢XX室房屋（以下简称：1503室）、同幢XX室房屋（以下简称：1504室）和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2605室）三套房屋的四分之一份额；要求继承原本市XX路XX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款的四分之一计219,108.22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查清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范围，四被上诉人在XX路XX号房屋被征收时均不居住在内，且均他处有房且居住不困难，因此不属于同住人，不是安置补偿的对象；XX路XX号房屋补偿款中“特殊困难补贴”一项针对的对象应是实际居住人，而一审对此未查明；在《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和《协定书》中仅有孙某的印章，一审即认定系孙某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依据，故均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调取的征收单位工作人员《调查笔录》询问的并非当时经办人，材料内容存在矛盾，经了解实际经办人表示当时居住的只有孙某和唐某2二人；房产登记不能当然推定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定。被上诉人唐某2、唐某1、唐某3、唐某4答辩意见：不认可上诉人赵某1作为孙某的继承人身份；赵某1并非被征收房屋户籍人员，与房屋征收安置利益无关，其既无权参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更无权干预提出异议；被继承人孙某在世时，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已经分配完毕，是孙某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也是所有安置对象共同协商一致的，且已经执行完毕；关于孙某在涉案材料中加盖的印章，是孙某本人所有，且盖章时孙某本人及征收单位工作人员均在场确认，而涉及XX路XX号房屋征收的一系列官方手续及材料均由孙某加盖此印章予以认可；一审法院针对征收单位工作人员的调查内容客观真实，征收单位并不参与被征收户内部的利益分配，也不认定谁是同住人，符合现行的房屋征收法规政策；《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系被征收房屋承租人与同住人之间签订的安置房分配协议，且征收单位也认可其效力；一审根据赵某1对孙某尽的赡养义务较少而酌定其取得孙某遗产中的部分，合理合法。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继承分割XX路XX号拆迁安置所得的1503室、1504室、2605室三套房屋，根据市场价值取得四分之一折价款；2、依法继承分割XX路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的四分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某2与赵某1系父子关系，双方均为江苏省阜宁县XX镇XX村人士。被继承人孙某（籍贯为江苏建湖）和唐某5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共生育三个子女即本案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5于1995年7月31日报死亡，被继承人孙某于2018年2月17日报死亡。被继承人孙某的父母均先于孙某去世。孙某和唐某5婚后生活在上海市黄浦区XX路XX号房屋内，房屋类型为旧里，房屋性质为公房，房屋用途为居住。2015年1月20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并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包括XX路XX号房屋在内的地块进行征收。2015年9月24日，甲方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乙方（公有房屋承租人）孙某的代理人唐某2，就XX路XX号房屋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根据该征收协议约定，XX路XX号房屋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居住面积28.1平方米，换算建筑面积43.28平方米，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征收协议第七条约定被征收房屋装潢补偿为21,640元；第八条约定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以乙方应得的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计3套，房屋总建筑面积222.09平方米，分别为：1、2605室，（实测）建筑面积72.05平方米，优惠总价957,586.23元，预计交房日期无；2、1503室，（暂测）建筑面积68.26平方米，优惠总价619,664.28元，预计交房日期2015年7月31日；3、1504室，（暂测）建筑面积81.78平方米，优惠总价742,398.84元，预计交房日期2015年7月31日。以上房屋价格合计：2,319,649.35元，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272,492.97元，由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九条约定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包括搬迁费2,077.44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建筑面积补贴216,400元、速签奖励费130,000元、无搭建补贴100,000元，合计450,477.44元；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6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约定的款项，共计199,625元。征收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前往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了《黄浦区XX苑1-4、1-5地块改造项目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授权委托书》《签收确认单》《XX苑1-4、1-5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以下简称“《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各一份，《黄浦区XX苑1-4、1-5地块结算单》两份，并对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某制作了调查笔录。其中，《黄浦区XX苑1-4、1-5地块改造项目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载明了动迁时XX路XX号房屋中的户口情况：有户主孙某，迁入时间为1965年4月27日；子唐某1，迁入时间为1965年4月27日；子唐某2，迁入时间为1998年9月15日；孙女唐某4，迁入时间为1993年3月22日。2015年4月3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孙某现委托唐某2在我XX路XX号房屋征收过程中作为代理人：代理人唐某2的代理权限为1、协商征收补偿事宜；2、签收征收补偿有关文件；3、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4、代为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等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人孙某的委托时效为征收结束为止。”孙某在落款委托人处捺印。2015年12月22日，唐某2作为签收确认人在《签收确认单》上签名并盖章，该份《签收确认单》载明：“今收到老西门1-4、1-5征收基地XX路XX号租赁人孙某户房屋征收补偿款（小写）：￥876,432.86（大写）：捌拾柒万陆仟肆佰叁拾贰元捌角陆分。并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壹份，协议编号J-002。本户对补偿标的、金额结算、存单开立、领取补偿款等均同意并认可，甲乙双方均依约履行相应义务，再无异议和其他主张。”两份《黄浦区XX苑1-4、1-5地块结算单》显示，结算清单1所列项目补贴金额和选购房屋总价均与征收协议所列一致，协议书包含房屋价值补偿金额（即居住房屋价值补偿款加上居住装潢补贴）加上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的总和计2,519,274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减去协议书包含已购房屋总价计2,319,649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得出结算清单1动迁部门应向孙某户支付的199,625元；结算清单2为额外增加发放费用，各项费用合计金额为676,807.86元。结算清单1和结算清单2动迁部门应向孙某户支付的费用相加即为876,432.86元，与《签收确认单》所列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一致。《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载明：“我户被征收房屋地址为XX路XX号，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为孙某。我户在此次XX苑1-4、1-5地块旧改房屋征收中选购安置房，现我户一致确认所选购安置房的产权人、使用人如下：安置房地址XX路XX弄XX栋/幢XX号XX室，房型二房一厅，产权人唐某2，使用人唐某2。安置房地址松江区XX弄XX栋/幢XX单元XX号XX室，房型二房一厅，产权人唐某4，使用人唐某4、唐某1。安置房地址松江区XX弄XX栋/幢XX单元XX号XX室，房型三房一厅，产权人孙某，使用人孙某。我户承诺，对上述产权人、使用人的安排系我户一致同意，并对该安排承担法律责任。如有矛盾，我户自行解决，与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无关。请按上述确认情况开具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唐某2、唐某1、唐某4在确认书落款处签名，孙某名字由唐某2代签，并加盖孙某的印章，该确认书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11月17日。根据该《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的分配方案，孙某作为购房人签字（由其子女代签）并加盖孙某的印章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1504室。2016年1月15日，孙某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A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签订了关于1504室房屋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孙某在落款处加盖了自己的印章。2016年12月13日，1504室房屋产权登记在孙某名下。2016年11月19日，唐某2作为购房人签字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2605室，随后其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B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就2605室签订了《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并于2017年5月18日办理2605室房屋的产证，将权利人登记在唐某2名下。唐某4亦作为购房人签字确认《配套商品房供应单》，所购房屋为1503室。2016年1月15日，唐某4作为乙方（买方）与上海A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卖方）签订了关于1503室房屋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并于2019年8月26日办理1503室房屋的产证，将权利人登记在唐某4名下。2019年9月9日，一审法院对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沈某制作的调查笔录记载：“审：‘关于XX路XX号拆迁的情况你们是否清楚？’答：‘清楚的。说明一下，当时拆迁协议上面的两位经办人已经不在这儿了。’审：‘经查，该XX路XX号是公租房，该房屋承租情况？’答：‘起先该房屋承租人为唐某5，其在1995年死亡后承租人就变更为孙某。由于唐某5在拆迁公告出来之前就已死亡，故其对本次拆迁不享有拆迁利益。’审：‘那么本次拆迁该房屋的被安置对象有哪些？’答：‘就是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表中记录的户口在该XX路XX号之内的4人，包括孙某、唐某1、唐某2以及唐某4。同时该4人中孙某为承租人，其余3人为共同居住人，这4人享有动迁利益。’审：‘XX路XX号房屋采用何种动迁方式？’答：‘数砖头的，看产证面积的，黄浦区的政策是只要被拆迁房屋面积超过25平方米的，就给3套安置房，和户口上有几个人没有关系。但是确认安置对象的依据就是户口，户口里的人确认一致了，我们才能按照他们的方案把房子分下去。’审：‘当时XX路XX号实际居住情况？’答：‘黄浦区这里人户分离比较严重，但调查时户口在里面的人都说都住在里面的，对此我们也无法核实清楚。’审：‘XX路XX号的动迁利益有哪些？’答：‘就是征收补偿协议上的房屋价值补偿款2,047,156.38元以及居住装潢补贴21,640元和奖励补贴450,477.44元，另有结算清单2中的额外增加发放费用676,807.86元。由于被拆迁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他们需要用房屋价值补偿款加上差价去购买征收补偿协议中显示的3套安置房。’审：‘该3套安置房的差价具体如何支付？’答：‘实际该3套安置房总的产权调换差价就是征收补偿协议第八条中约定的272,492.97元，虽然该协议中第八条显示1503室和1504室房屋建筑面积是暂测面积，房屋总价也有优惠价，和实际购房合同中的建筑面积以及购房价格均不符，但黄浦区这边的动迁政策都是以奖励补贴来补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不需要被安置对象另行实际支付差价部分，这些他们也都是清楚的。所以，无论实际面积和暂测面积是否相同，购房合同中的价格是否有优惠，均不影响最终的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272,492.97元。’审：‘2份结算单中的各项补偿名目分别应补贴给谁？’答：‘所有补贴均是给到这一户，就是户口上的4个人，然后再由他们内部自己分配，我们不管的。’审：‘XX路XX号拆迁时有没有内部分配协议？’答：‘我们这边只有该房屋征收项目的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该确认书上明确了3套安置房各自的产权人、使用人情况。’审：‘最后该户拿到的房屋征收补偿款是如何计算的？’答：‘该户最后拿到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为876,432.86元，计算方式为居住装潢补贴+协议书包含奖励补贴+额外增加发放费用-产权调换差价。这笔钱经承租人孙某同意与委托，于2015年4月3日出具授权委托书给唐某2，由唐某22015年12月22日领取。黄浦区公租房动拆迁政策是只要承租人一人确认签字即可领取征收补偿款，所以孙某委托了唐某2，我们就把动迁款给了唐某2，是通过华夏银行的存单具体支付的。这与其他类型房屋要求全部被拆迁对象签字不同。’审：‘在配套商品房供应单上的拆迁补偿费用及一次性支付购房差价处为何都是空白的？’答：‘按照惯例都是不显示的，我们都是直接计算3套安置房产权调换差价总和，并不计算具体的每套安置房的产权调换差价。’审：‘有无补充？’答：‘没有了。’”赵某1与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对于上述事实均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赵某1向法庭提供了亲属关系证明和XX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用以证明孙某和赵某2原系夫妻关系，赵某1是孙某和赵某2的儿子，是本案适格的继承人。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认为亲属关系证明是赵某1自己写的，是单方陈述，而且有关身份关系的证明应当由公安机关的户籍部门提供，村委会没有该职权。一审法院认为，亲属关系证明系赵某1单方制作，里面的内容多有涉及自身以及在上海的经历，XX村村民委员会签署“情况属实”并对此加盖公章确有不妥，故对该份亲属关系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XX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系证明赵某2和赵某1之间，赵某2和孙某以及赵某1之间的身份关系，赵某2和赵某1的父子关系能够和阜宁县公安局公兴派出所的证明相对应，且赵某2、赵某1是北盛村人士，孙某的祖籍亦来自于江苏，考虑到赵某2和孙某的结婚时间在建国前，赵某1出生时间亦在建国初，当时公安户籍系统尚未建立完善，而XX村村民对他们之间的身份关系反倒比户籍部门更熟识，故对于该村村民委员会经过调查核实出具的该份证明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二、唐某3向法庭提供2015年2月27日的《协定书》一份，该《协定书》载明：“现孙某全家商定.经协定母亲孙某名下房产给予女儿唐某3.女儿唐某3同意.今后母亲孙某生活护理.生活开支和母亲孙某有关事.全包。大儿子唐某1和小儿子唐某2全部同意.不反悔。”唐某1签字同意，唐某2签字同意，被继承人孙某盖有自己的印章，并在其印章旁边有一块黑色涂抹的区域，唐某3称黑色涂抹是因为当时没有印泥，就用黑色水笔涂在孙某右手食指上她按的手印，该《协定书》是孙某亲自加盖自己印章和手印，意思表示真实，且孙某名下房产就是1504室，所以该协定书已经成立生效。同时，唐某3向法庭提供了居委会的证明、1504室房屋维修基金收款凭证、1504室房屋物业费发票和收据，上海C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上海市龙华殡仪馆殡殓服务委托书及殡葬礼仪服务清单、墓穴证书、墓穴改建登记单，用以证明孙某生前同唐某3共同生活，由唐某3负责孙某的生活起居、日常开销，孙某后事主要由唐某3负责，唐某1、唐某2协助。综上，唐某3认为，该协定书性质属于遗赠扶养协议，效力高于法定继承，唐某3已经履行对孙某生前照料、处理身后事的义务，故1504室房屋在孙某死后应当归唐某3所有，不应当再进行继承分割。赵某1对《协定书》证据三性均不认可，认为黑色涂抹区域不是孙某的手印，而且赵某1认为《协定书》尚未成立，因为合同成立需要适格主体、意思表示以及处分的标的，虽然本案中该印章和《配套商品房供应单》《1504室房屋预售合同》以及《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上孙某的印章应该是一致的，但该《协定书》没有孙某的手印，盖章不能确定是孙某本人盖的，故无法反映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在签订该《协定书》时，动迁补偿和安置房均没有确定，该《协定书》没有具体的处分标的，所以该《协定书》没有成立，更谈不上效力问题。对于唐某3提供的上述《协定书》以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认可，但不能证明孙某生前起居饮食均由唐某3照顾，也不能证明孙某去世后的丧葬事宜主要由唐某3负责。唐某1、唐某2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对唐某3陈述的《协定书》签订过程以及此后唐某3全包母亲孙某生老死葬的事实均认可。唐某2并称《协定书》是其起草，母亲孙某不会写字，由其当着孙某的面将协定书读给她听，母亲表示认可。唐某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也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审查一项协议是否成立，应当对协议签订的背景、协议各方的关系以及协议主体的个人情况予以综合考量。本案中，赵某1与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对孙某不会写字的事实均确认，只是对其对外表达意思表示的方式存在分歧，赵某1认为应当以手印方式，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则认为印章也能表达孙某的真实意思。通过对比《协定书》之后孙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孙某按手印）、《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孙某盖印章）、《配套商品房供应单》（孙某盖印章）、《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孙某盖印章）可知，加盖印章是孙某对外表达真实意思的主要方式，且《协定书》签订主体之间是父母子女关系，法院不能苛责一家人之间的协议要符合非常完备的形式要件，故一审法院确认该《协定书》反映了孙某的真实意思；至于协议的标的问题，可以看出该《协定书》是在黄浦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并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之后，在XX路XX号确定动迁的背景下签订的。被安置对象在《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一致确定1504室房屋归孙某所有，此后孙某也将该房屋产证办理在自己名下，此外孙某未有其他房产，故一审法院确认《协定书》中孙某名下的房产就是1504室房屋，《协定书》处分的标的是确定且唯一的。故《协定书》依法已经成立，一审法院对唐某3提供的该份《协定书》予以采纳。对于唐某3提供的其他证据，赵某1与唐某1、唐某2、唐某4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诉讼中，唐某1确认拿了XX路XX号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中的190,000元，唐某2确认拿了XX路XX号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中的686,432.86元，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均确认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只有唐某1和唐某2拿了，包括孙某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都没有拿。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认为在孙某在世时一家人开过家庭会议以口头方式确认过房屋征收补偿款只由唐某1和唐某2拿，其他人都不拿，这是孙某和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都认可的事实。赵某1对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所谓的家庭会议已经达成有关房屋征收补偿款分配的说法不予认可，因为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未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据。案件审理中，赵某1与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一致确认如果法院认定房屋征收补偿款中有孙某的份额，并且赵某1有继承权的话，该返还赵某1多少钱以及由谁返还由法院依法处理。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赵某1对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范围；三、赵某1能够继承的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范围及数额。围绕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逐一作如下阐述。一、赵某1对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是否享有继承权如一审法院在前述查明事实部分的意见，对赵某1提供的阜宁县XX社区XX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明，赵某1系被继承人孙某的儿子。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赵某1是被继承人孙某的适格继承人。至于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提出的，因赵某1对孙某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但不尽赡养义务，故赵某1不能分得被继承人孙某遗产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孙某和赵某2在赵某1年幼时即离婚，孙某只身前往上海生活，赵某1随其父亲在江苏共同生活。母子分离并非是赵某1和孙某双方愿意看到的，赵某1对孙某赡养较少也并非其主观故意，而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故一审法院对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的上述辩论意见不予采纳，赵某1对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享有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范围关于本案处理的财产范围，包括三套安置房以及房屋征收补偿款，实际上均为XX路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因赵某1本身并非XX路XX号房屋动迁的被安置对象，不享有动迁利益，故其主张财产的范围应以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为限，而只要明确该XX路XX号动迁利益中被继承人孙某的份额即能确定孙某的遗产范围。赵某1认为，由于XX路XX号房屋性质属于公房，动迁利益应归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但唐某1、唐某3、唐某4只是动迁时户籍在册，并未实际居住，故不应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所以XX路XX号房屋的所有动迁利益均属于被继承人孙某的个人遗产。而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则认为，唐某1、唐某3、唐某4不仅动迁时户籍在册，而且实际居住在被动迁房屋内，是共同居住人，也是被安置对象，孙某的个人遗产只有1504室房屋，且根据《协定书》现在也应归唐某3所有，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某在世时已经家庭会议分配完毕，所以目前孙某没有可以依法分割的遗产。针对赵某1与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的上述意见，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同住人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对本次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制作《调查笔录》时动迁部门明确表明“本次拆迁的被安置对象就是户口在该XX路XX号之内的4个人，包括孙某、唐某1、唐某2和唐某4，该4人中孙某是承租人，其余3人为共同居住人，这4人享有动迁利益。”同时动迁部门也表示“调查时户口在里面的人都说住在里面。”一审法院对于动拆迁部门根据相关房屋拆迁政策法规对被动迁房屋安置对象（包括承租人和同住人）的确定予以尊重，同时唐某1、唐某2和唐某4亦表示动迁时不仅户籍在册，而且其也确实居住在被动迁房屋内。赵某1虽认为唐某1、唐某2和唐某4不是同住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赵某1的该项辩论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确认，唐某1、唐某2和唐某4是XX路XX号房屋的共同居住人，享有该房屋的动迁利益。第二、关于XX路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根据征收协议、两份结算单以及一审法院所作的《调查笔录》可知，XX路XX号房屋的动迁利益包括三套房屋即2605室（房屋总价957,586元）、1503室（优惠总价619,664元）、1504室（优惠总价742,399元）合计房屋总价2,319,649元以及房屋征收补偿款876,432.86元（由唐某1领取190,000元，由唐某2领取686,432.86元），共计3,196,081.86元。关于其中的三套房屋，孙某和唐某1、唐某2和唐某4已经在《安置房产权人、使用人确认书》中一致确认各套安置房的产权人，孙某、唐某2和唐某4也根据动迁部门开具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购买了相应的安置房，并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具有公示效力。在全部被安置对象一致同意孙某、唐某2、唐某4通过支付购房差价获得相应安置房的情况下，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权利人应推定为是实际权利人，即2605室的权利人是唐某2，1503室的权利人是唐某4，1504室的权利人是孙某。赵某1称办理产证不代表享有权利的辩论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1504室属于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而2605室和1503室并非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故赵某1诉请中要求继承分割2605室和1503室房屋的主张，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款，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均称孙某在世时一家人通过家庭会议的形式将该补偿款分配完毕，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现有的《授权委托书》《签收确认单》只能反映孙某作为承租人有授权唐某2领取该户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事实，唐某1、唐某2、唐某3、唐某4目前并无相应书面证据证明孙某有同意房屋征收补偿款均分配给唐某1和唐某2，且赵某1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确认孙某与唐某1、唐某2、唐某4并未对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达成合意。至于孙某享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份额，应结合XX路XX号的整体动迁利益、被安置人数以及孙某获得的安置房屋的价值等因素综合考虑，因孙某、唐某1、唐某2、唐某4未对动迁利益的分配订立书面协议，一审法院确定XX路XX号的动迁利益应由承租人和同住人均等分配，又由于根据一审法院对动迁实施单位所做的《调查笔录》中载明的“所有补贴均是给到这一户，然后再由他们内部分配”，故一审法院可以计算得出被继承人孙某所能分到的动迁利益是799,020.47元（3,196,081.86元÷4），再结合孙某分到的安置房的价款，可以计算出孙某应分得的房屋征收补偿款金额为56,621.47元（799,020.47元-742,399元）。综上，本案中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为1504室房屋一套和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三、赵某1能够继承的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范围及数额如前所述，本案中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为1504室房屋一套和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被继承人孙某生前未留有遗嘱或者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但遗产能否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还应着重分析《协定书》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分析《协定书》的效力，要根据该《协定书》所使用的词句，结合订立的背景、订立主体的关系以及订立的目的，来探寻被继承人孙某当时的真实意思。该《协定书》订立在动迁已经开始，孙某、唐某1、唐某2确定将享有动迁利益，而唐某3并非被安置对象，无法享受动迁利益的背景下；订立主体属关系密切的母亲和子女之间；从《协定书》的内容看，突出“房产给予”和“母亲孙某有关事.全包”这两个关键点，其中“房产给予”有孙某要把自己名下房子给唐某3的意思，而“母亲孙某有关事.全包”中的“有关事”显然应包含了孙某生前身后的事务，体现了唐某3负有对孙某生养死葬的义务。这两个关键点并无主次之分，应属同等重要。该《协定书》的内容既体现了唐某3对母亲孙某应尽的义务，也包含了其在母亲孙某死后可享有的权利。概言之，这份《协定书》并非简单的“母亲把房子给自己女儿”的赠与协议，而是母亲与自己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的子女（从这一层面看，赡养条件较差且远在江苏的赵某1未出现在《协定书》中亦属合理）签订的一个赡养协议，孙某希望通过该《协定书》来保障自己老有所依，死后有人送终，并愿意在死后将自己名下房产给予对方。同时，该《协定书》也是孙某平衡各子女利益的一种方式，由未获取动迁利益的女儿通过履行生养死葬义务来获取孙某的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协定书》虽非遗赠扶养协议，但其形式和内容都与遗赠扶养协议颇为相似，依据民法解释学的当然解释，关系更疏远的外人如果照顾被继承人生养死葬尚且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作为关系更密切的继承人如果负担被继承人生养死葬，更应该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故一审法院认为，《协定书》的效力亦应比照遗赠扶养协议适用，且应优先于法定继承办理，即《协定书》在各方当事人签订时即成立，而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受遗赠的效力。现唐某3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自己负担了孙某生养死葬的义务，唐某1、唐某2、唐某4亦予以认可，赵某1虽有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确认孙某名下1504室房屋应由唐某3一人继承取得，其他继承人有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概言之，该1504室房屋不应再作为法定继承的对象，成为赵某1能够继承的孙某的遗产范围。综上，对于赵某1诉请中要求继承分割1504室房屋的主张，一审法院实难支持。对于房屋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因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孙某在世时并未分配完毕，且孙某应得的补偿款项也未在《协定书》中有过约定，故该笔56,621.47元可以作为赵某1能够继承的遗产，根据法定继承来办理。由于唐某3在庭审中明确认可房屋征收补偿款由唐某1和唐某2按现状领取，并向法院表示即使征收补偿款中有孙某的份额，唐某3在继承孙某的遗产后也同意将自己的份额赠与唐某1和唐某2，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只确认赵某1对孙某享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能够继承的数额。考虑到赵某1和孙某生前相隔较远，赵某1相比其他子女对孙某所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故一审法院酌定赵某1能继承取得的孙某房屋征收补偿款的数额为12,000元，再结合房屋征收补偿款实际的领款人和领款数额，一审法院确认由唐某1和唐某2将该12,000元按一定比例分别支付给赵某1。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由唐某3一人继承；二、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唐某3所有；三、赵某1、唐某1、唐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唐某3办理上述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税、费由唐某3承担；四、唐某1、唐某2处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中的56,621.47元属于被继承人孙某的遗产，由赵某1继承取得12,000元；上述款项由唐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某13,000元，由唐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某19,000元；五、驳回赵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464.33元，减半收取计37,732.17元，由赵某1负担24,044.17元，由唐某1负担122元，由唐某2负担366元，由唐某3负担13,2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赵某1系被继承人孙某之子，故其作为孙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在孙某去世后主张继承其遗产。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孙某遗产的范围确定；二是《协定书》的效力；三是赵某1可以继承的遗产份额。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被继承人孙某死亡时，其名下所有的个人财产为：登记在其名下的1504室房屋及征收补偿款56,621.47元。上诉人赵某1上诉主张XX路XX号房屋征收后的全部三套安置房屋及补偿款876,432.86元，但其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XX路XX号房屋征收时孙某尚在世，因此三套安置房屋的取得及分配均系孙某与唐某1、唐某2、唐某4等被安置对象之间协商确定的结果，系上述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某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在分配安置房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以至此后直到其过世，亦从未对唐某1、唐某2、唐某4的同住人身份提出过异议。而赵某1亦非XX路XX号房屋的权利人及使用人，与该房屋安置补偿事宜无关。故现赵某1以孙某在房屋征收时使用的印章不能代表其本人真实意思、唐某1等三人并非安置对象等为由，否定三套安置房屋已经协商分配完毕、孙某取得其中1504室的事实，其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安置补偿款在被安置对象之间已予以分配，并根据被征收房屋安置补偿利益应在补偿对象范围内均等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孙某应得的房屋征收补偿款为56,621.47元，作为其遗产，并无不当。一审据此判决并根据各继承人对孙某所尽赡养义务的情形，确定赵某1继承上述遗产中的12,000元，亦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案被继承人孙某与唐某1、唐某2、唐某3所签订的《协定书》中孙某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其具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并应当在孙某去世后发生遗赠的效力，本院亦予以认同。一审判决查明唐某3对孙某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故依《协定书》判令唐某3受遗赠取得原属孙某所有的1504室房屋，进而驳回赵某1要求将1504室房屋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的主张，无明显不当，可予维持。相关理由一审判决已经详尽阐明，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处理亦无不当。上诉人赵某1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464.33元，由上诉人赵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海云审判员  孔美君审判员  单文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仕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