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3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对外经贸大学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英，北京市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宇，北京市宝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城大厦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六号京城大厦1-001号。负责人：贾丹，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小莉，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杰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城大厦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103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张杰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杰有理由相信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某的侵权行为系履行其工作职务的行为。张杰系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正常营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通过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工作人员尹某,购买尹某推荐的理财产品,并使用张杰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开设的银行账户支付了合计人民币300万元的款项。整个过程均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营业场所内完成,且尹某作为客户经理,其主要职责正是网点客户需求采集、产品销售、签约及业务处理,张杰作为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客户储户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张杰有理由相信尹某向其推销银行理财产品并引导张杰支付投资款项是履行其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的工作职务行为。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在工作人员、场所等管理方面存在明显过错,是导致张杰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相对于普通储户、客户而言更有条件防范其工作人员利用银行实行的犯罪行为,故银行应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并严格遵照执行,尽可能避免风险,确保储户、客户的资金安全。但是,在本案中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在其工作人员的管理、营业场所的管理及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过错,对于尹某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营业场所内销售理财产品,向张杰推销理财产品的行为疏于管理,并没有及时发现、制止,且上述过错与张杰的财产损失具有必然性和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导致张杰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同时,张杰作为银行理财产品的普通购买者,不可能熟悉理财产品的购买程序和文书要求,其在银行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内受银行职员的引导,有理由相信尹某提供的理财是经银行批准的。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尽到对本机构从事理财业务人员进行管理的责任,不应当将自己的管理责任转嫁给客户。三、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的规定,由用人单位,即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特殊侵权案件。如前所述,张杰有理由相信尹某作为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向其推荐并引导其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其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同时,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在对工作人员、经营场所以及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的管理方面存在明显过错。因此,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应当对尹某的职务侵权行为及自身的管理缺陷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四、张杰之所以相信尹某的侵权行为系履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工作职务的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前，2013年3月25日张杰曾经尹某介绍购买过另一款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代理销售的理财产品，而两款产品的购买流程收益率等都极为相似，张杰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之所以会爽快签约购买，恰恰是基于对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信任。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杰上诉意见。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赔偿张杰理财金本金300万元；2．判令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按照每年12％的利率赔偿张杰2013年6月4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6月3日，金额为18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4日，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张杰出具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主要内容显示为：有限合伙人类型为自然人；个人姓名为张杰；认购金额为300万元；认购确认日为2013年6月4日；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为50万元（含）以上-100万元（不含），9％；100万元（含）以上-200万元（不含），10.5％；200万元（含）以上-300万元（不含），11.5％；300万元（含）以上，12％。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认购确认书》上加盖了印章及案外人刘某的人名章。同日，张杰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账户内汇入300万元，在电汇凭证上显示的用途为张杰投资款。同年，张杰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上有张杰的签名以及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另，张杰作为认购人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还签署了《入伙协议书》1份，主要内容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人有意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认购人承诺认缴出资3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基于本协议项下认购人的承诺，普通合伙人同意接受认购人入伙成为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二、认购人同意签署本协议，成为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三、认购人在此承诺和保证，（1）其已仔细阅读本协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所投项目基本材料及有关协议，理解其内容之确切含义；（2）其缴付至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出资来源合法；认购人须在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指定日期之前将认缴出资款打入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之指定账户，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张杰在认购人处签名，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印章。张杰在《2013年合伙人大会决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上签字。未发现北京银监局对有关信访问题的处理有违规的问题”。2014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作出了《关于对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某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信银营监字［2014］15号），决定给予京城大厦支行尹某开除处理。张杰于2018年11月30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即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张杰依据侵权责任要求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需要依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结合侵权纠纷的法律要素对涉案的纠纷进行分析审查。据此，本案诉争焦点可简单概括为：1．尹某的行为是否是履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职责的职务行为？2．张杰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3．张杰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首先，尹某的行为是否是履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职责的职务行为？本案中，张杰主张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客户经理尹某向其推荐并协助其付款购买的涉诉理财产品，2013年12月，管理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给其造成了损失，故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应承担赔偿责任。张杰将其所称之损失归结于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理由，系尹某向其推销行为系职务行为，而推销的产品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所发行或代销产品。就尹某向张杰推荐理财产品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一节，除了尹某的工作身份、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之外，重要的是要看尹某的行为与其工作职责、工作任务的关联。张杰购买涉诉理财产品并由此进行的交易行为对象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而是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显示，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张杰出具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同日，张杰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账户内汇入300万元，在电汇凭证上显示的用途为张杰投资款；此外，张杰还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且，张杰作为认购人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还签署了《入伙协议书》；与此同时，张杰还在《2013年合伙人大会决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张杰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本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在一定范围内对行为后果具有预见性。由此可见，张杰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此外，庭审中，张杰、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均确认本案所涉的理财产品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发行或代理销售，故张杰的此次投资行为不属于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经营活动，另，根据现有证据，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禁止相关工作人员销售未经批准的理财产品。故，尹某向张杰推荐涉诉理财产品并非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亦非为了执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安排的工作任务，无法认定其为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张杰所称尹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张杰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张杰主张其损失为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张杰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有《合伙协议》，同时，张杰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中，记载有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的内容，张杰作为长期从事理财投资行为的投资人，其应当对所投资的行为的性质以及风险有所知晓，且张杰所主张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另外，张杰亦未通过其他途径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过相关权利，无法认定其客观上存在必然损失。综上，关于侵权行为一节，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前文所述之认定，尹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侵权之行为，故张杰主张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损害后果一节，张杰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存在并无确切证据，且尚无证据证明系其客观存在的损害后果，此外，张杰在实际付款之前，其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有相关的资料，并且对其付款行为及后果应当有充分的认知，张杰所提交的涉诉理财产品的相关材料，均不能体现该理财产品的发行、运作、管理乃至风险担保与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存在关联或应由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责任，张杰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并未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未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其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不应由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关于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辩称张杰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2016年1月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出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银监信复[2016]7号），告知张杰未发现北京银监局对有关信访问题的处理有违规的问题。张杰于2018年11月30日向法院递交了本案的起诉状，要求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杰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尚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计算张杰诉讼时效的期间起算点有误，应当以2016年1月7日作为张杰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故法院对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关于张杰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发生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基于张杰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未能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和审慎义务，同时，其对于自己投资行为的风险认知不够充分。法院希望张杰在今后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充分了解投资产品，对投资理财产品的风险进行合理的预判，提供风险防范意识。另外，作为金融机构的被告，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也应多设身处地地为金融客户着想，换位思考，对办理相关业务的客户进行必要的提醒，并在显著位置将内部规定和投资风险进行告知，对于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友情提示。希望张杰通过本案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则通过本案，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构建良好的金融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张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杰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中信·宿迁佳源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证明目的：1.2013年3月25日张杰经尹某介绍投资“中信宿迁佳源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中信·宿迁佳源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投资金额300万元,预期收益率为10-11%/年;2.信托计划受托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计划代理收付银行为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代理受托人向张杰推荐信托计划并收付信托计划资金；3.《中信·宿迁佳源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与《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合同书文本形式、签署流程及收益率等极为相似,张杰因相信两个投资项目都是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负责推荐的理财产品才进行的投资。证据二、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苏0205民破2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案涉“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融资方盾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历史名称:无锡盾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1日破产清算,2017年12月12日裁定确认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张杰未得到任何清偿,损失客观存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质证称，都不属于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关于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因为客观原因，我方无法确认。关于证据1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这个证据不能证明是尹某介绍张杰进行投资产品，这个信托产品也不是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发行或代销的产品，中信信托公司从来没有和我方签订过任何代销协议，我方也没有代收代付过中信公司的产品款项。如果是银行代销的产品或者说存在代收代付的问题都是银行直接扣款的，直接通过这种基于集中化的扣款扣到这个内部账户，然后再转出去的，就本案的这个合同本身即使是真实的，现有的情况仅仅看到一个合同，也看不到他的履行。我们在一审当中提交了张杰的银行流水里边看不到任何300万是通过汇款或网银的方式向信托转款300万，转款应当不是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完成的，就这个合同本身既不是和我们签的，也不是我们推荐的，也不是我们这有任何发行或代销的产品，钱也不是在我们这转出去的，所以跟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相反这个证据我们也对了一下，应当说这个证据和本案他提交的和信资本的合同是一致的，就是合同当中都没有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一方的标识，也没有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的印章，这点是一致的。收益利率都是远高于银行的理财产品的，保管方监管方，都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没有任何的关系，都是张杰直接对外付款。这个证据可以证明的是张杰是有理财经验的，他对此也是明知的，区别就在于在中信信托的投资有回报。关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只是复印件，关联性也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也不能证明损失。本院经二审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亦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杰上诉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根据该条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条规定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其责任构成有三个要件：一是违法行为，二是损害事实，三是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工作人员是在执行工作任务中实施的侵权行为。本案中，张杰主张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客户经理尹某向其推荐并协助其付款购买的涉诉理财产品，2013年12月，管理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给其造成了损失。张杰认为尹某向其推销涉案理财产品行为系职务行为，而本案涉案理财产品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所发行或代销产品。就尹某向张杰推荐理财产品是否属于执行职务行为，除了尹某的工作身份、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之外，重要的是要看尹某的行为与其工作职责、工作任务的关联。张杰购买涉诉理财产品并由此进行的交易行为对象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而是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显示，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张杰出具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同日，张杰在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处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账户内汇入300万元，在电汇凭证上显示的用途为张杰投资款；此外，张杰还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伙协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等文件。由此可见，张杰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此外，一审庭审中，张杰、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均确认本案所涉的理财产品并非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发行或代理销售。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尹某向张杰推荐涉诉理财产品是为了执行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安排的工作任务。同时，张杰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应知晓其中记载有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的内容，张杰作为长期从事理财投资行为的投资人，其应当对所投资的行为的性质以及风险有所知晓，张杰所提交的涉诉理财产品的相关材料，均不能体现该理财产品的发行、运作、管理乃至风险担保与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存在关联或应由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承担责任。张杰上诉称其基于对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某的信任而投资，但由此可见张杰并未对相关涉诉理财产品进行审慎审查，导致误解。同时，张杰对其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存在并无确切证据，且尚无证据证明系其客观存在的损害后果。一审未予以支持张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张杰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判断亦无不妥。但应指出，中信银行京城大厦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也应换位思考，对办理相关业务的客户进行必要的提醒，并在显著位置将内部规定和投资风险进行告知，对于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明确提示。综上所述，张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张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淑敏审 判 员 付 辉审 判 员 楚 静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玮玮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