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7楼。法定代表人：李宗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靓，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西海东沿甲一号。法定代表人：张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白小莉，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海路。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210号。法定代表人：周久乐，该公司董事长。上列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荣，该公司法务部主任。上诉人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控股）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物流）及原审第三人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东钢）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商控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傅靓，被上诉人京城物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燕、白小莉，原审第三人沈阳东方、辽宁东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荣到庭参加诉讼。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商控股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支持浙商控股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京城物流承担。二审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支持浙商控股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京城物流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无视浙商控股大量款项无法收回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事实，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法院未厘清本案实质，以浙商控股按照委托代理关系主张京城物流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依据为由，驳回浙商控股的诉讼请求错误。浙商控股认可本案三方之间系融资法律关系，浙商控股受京城物流指示向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支付款项，实为浙商控股向京城物流提供借款。浙商控股根据《工业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内贸代理协议》体现的委托关系，以企业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京城物流，诉讼请求对于款项性质的表述参照相关合同中的表述，原审法院若认为表述不当，完全可在判决中直接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认为三方之间存在循环付款行为，企业融资款并未实际交付，认定浙商控股“并未对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产生新的债权”，事实认定错误。浙商控股代京城物流垫付款项的总额，应当以浙商控股付款的银行凭证为唯一依据，不应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浙商控股所付款项，每一笔都有银行付款凭证证明，该等付款凭证是证明款项支付的直接证据，每笔付款之间均为相互独立；至于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收到款项后用于何种用途或是支付至其他主体，均不能影响之前付款事实的发生。此外，原审判决认定“周波潜逃后沈阳东方已经营困难，可以认定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出借款项不合常理”，并以此推定融资款未实际交付错误。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浙商控股在案涉合同履行时完全知晓周波潜逃及沈阳东方经营困难的具体情况；其次，浙商控股愿意受京城物流指令向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提供款项系基于对京城物流还款能力的信赖。（三）浙商控股已经履行自身举证责任，案涉合同项下京城物流对浙商控股所负债务客观存在，浙商控股无须就2013年3月之前的各方债权债务进行举证证明。首先，2013年3月之前的各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3102号案件（以下简称3102号案件）中，京城物流亦主张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之间尚未结清的合同系18份（即本案案涉16份合同，加上1份重复的和1份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其他合同均已经结清。因此，根据各方在本案原一审、二审及关联案件中认可的事实，三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余额客观存在于案涉16份合同项下。其次，各方之间的合作始于2009年，所有款项的支付均有相应的合同依据，若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对于浙商控股主张的付款依据有异议，可通过举证予以抗辩和反驳。但至今为止，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既未否定相关合同的真实性，也未举证其付款、收款依据的是其他合同。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认为浙商控股应就2013年3月至7月之前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举证证明，既无必要也是增加当事人各方的讼累，浙商控股所举证据足以认定相关债权债务。（四）浙商控股向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分别提起诉讼的行为不必然导致双重受偿。浙商控股起诉沈阳东方的案件中对应委托方为京城物流的案件为两起，标的金额（本金）合计1亿元，浙商控股已经在本案针对沈阳东方的诉请中予以扣减。原审判决以部分款项可能使浙商控股获得双重受偿为由，认为京城物流没有还款责任，过于草率。二审庭审中，浙商控股补充称：（一）本案京城物流以保证金名义提供15%资金，指令浙商控股出资85%，并由浙商控股将100%款项支付给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京城物流承诺在一定期限届满后将浙商控股垫付的85%款项返还给浙商控股并支付相应利息。1．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之间签署的《框架协议》体现了浙商控股代京城物流向沈阳东方或其指定企业支付货款（实为借款），京城物流向浙商控股结算货款（实为归还借款）、代理费（实为支付利息），沈阳东方向京城物流支付采购产品货款（实为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融资模式。2．三方之间通过《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等协议文本呈现的交易模式体现了上述融资过程。3．从款项流转的路径来看，浙商控股支付给沈阳东方的款项由京城物流偿还，浙商控股应收利息也由京城物流以“代理费”名义支付，向浙商控股归还款项和支付利息的主体都是京城物流，符合浙商控股向京城物流融资的交易模式。可以认定案涉三方当事人融资关系中实际存在两个借贷法律关系，其一是沈阳东方向京城物流借贷，其二是京城物流因自身资金不足而指令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垫付资金而形成的京城物流和浙商控股之间的借贷关系。该两个借贷法律关系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京城物流作为浙商控股的融资方仍应承担向浙商控股返还未结清款项的义务。（二）京城物流欠付浙商控股的款项金额为5.32亿元，该事实有充分的客观证据支撑。1．为全面展示浙商控股、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浙商控股在二审中补充提供了2009年-2012年三方之间所有的《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及其收付款情况相关的证据，这些协议均已经结清。京城物流在过往庭审及其他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已认可除案涉2013年16份协议外，其他协议均已结清。2．截至2013年8月，京城物流尚未向浙商控股结清的款项金额明确为5.32亿元。浙商控股在本案原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一一对应的《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银行凭证），已经能够清晰地证明在案涉16份《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京城物流欠付浙商控股款项为5.32亿元，且相关金额亦有京城物流、沈阳东方的自认予以印证。2013年3月至8月期间，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共签署22份《内贸代理协议》（其中6份款项已经结清，16份款项与代理费尚未结清），该22份《内贸代理协议》约定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支付款项合计9.48亿元，每项付款都有历次银行凭证为证，且付款金额、时间也与协议约定匹配。浙商控股自京城物流收到的款项合计4.16亿元。京城物流在3102号案件中，认可2013年3月至8月期间京城物流向浙商控股支付款项（以“货款”名义）及保证金4.115亿元，加上京城物流遗漏的13DFJC003《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于2013年3月7日向浙商控股支付的450万元保证金，合计也是4.16亿元。因此，京城物流尚欠浙商控股款项5.32亿元（9.48亿元-4.16亿元）。3．浙商控股已实际支付给沈阳东方及其关联方款项，不存在所谓因“循环付款”而导致“融资款并未实际交付”的情况。（三）退一步而言，即使最终认定浙商控股未获清偿款项应由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予以返还，不能清偿部分作为浙商控股的损失，由各方根据过错程度承担，那么该损失已客观发生，京城物流作为案涉融资交易的谋划者、积极参与者和实际获益者，应当对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过错责任。1．从《框架协议》来看，签署目的是为了实现沈阳东方的融资需求，且仅由京城物流和沈阳东方两方对于交易安排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包括对于贸易模式、业务流程、资金运转、结算安排等交易细节的设计。由此充分说明，案涉融资模式的形成系由京城物流和沈阳东方共同谋划，浙商控股系因京城物流和沈阳东方的谋划和安排而被引入案涉交易中。而且，无论是《框架协议》（第七条载明沈阳东方和京城物流在此前早有合作）还是浙商控股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证明京城物流和沈阳东方至迟在2007年已开始合作。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浙商控股系后期被动加入到案涉融资交易中。2．从各方的交易履行情况来看，京城物流不仅是案涉交易的谋划方，也是积极参与方。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京城物流需要与沈阳东方、浙商控股签署《工业品买卖合同》和《内贸代理协议》、向浙商控股支付保证金、与浙商控股结算货款、代理费以及占用待结货款期间利息。实际业务执行中，京城物流也确实与浙商控股签署了大量的《内贸代理协议》，向浙商控股支付保证金、代垫货款、代理费，接受浙商控股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因此，无论是从京城物流自身同意在整体业务过程中所应当履行的职责，还是从京城物流在过往多年内实际履行的义务情况来看，京城物流都无疑是积极的业务参与方。3．京城物流也是案涉融资交易的实际获益者。从《框架协议》的约定来说，京城物流在2012年签署该框架协议时已经明确，其所参与的业务真实目的为向沈阳东方融通资金，并且应当已明知各方都不具备以提供信贷业务为常业的资质。但是，京城物流仍然积极地设计并且参与该等交易，累计交易金额巨大，说明京城物流在该等业务过程中绝非“无辜”。首先，根据《框架协议》第九条，京城物流谋划、参与案涉交易的保底收益为600万元/年。其次，根据京城物流提交的证据，在案涉的每一笔交易过程中，京城物流在与浙商控股签署的《内贸代理协议》和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签署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之间均存在价差，该价差除了部分用于向浙商控股支付代理费，剩余部分即为京城物流的直接利润（京城物流在3102号案件中自认2013年交易中留取265万元收益），显然京城物流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直接收益。再次，京城物流谋划、参与案涉交易可以急速增加其销售规模，《框架协议》第九条也约定了京城物流要求每年累计营业额要达到5亿元以上，而营业额的提升势必又为京城物流带来其他诸多间接利益。因此，京城物流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京城物流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浙商控股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浙商控股认为其与京城物流构成委托代理关系，进而主张京城物流向其返还代垫款项，显然不能成立。京城物流与浙商控股之间既非委托代理关系，亦非融资关系，浙商控股实际与沈阳东方及其关联企业存在融资关系。1．京城物流为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之间的工具性融资通道之一。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及胡幼善的刑事判决可见，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是融资关系，沈阳东方为用资人，浙商控股系以非法放贷为常业的出资人。庭审中，浙商控股和沈阳东方均确认通过22家公司进行转款，京城物流仅为22家工具性通道公司之一，所以京城物流的法律地位及法律作用仅为工具性融资通道。2．浙商控股反复强调京城物流委托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出借款项，不是事实。本案京城物流从未向浙商控股出具过书面的委托授权书，涉案的《内贸代理协议》并非书面的授权书，也不具有授权书的性质；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提供借款是以自己的名义，并不是以京城物流的名义向沈阳东方提供融资；浙商控股从未和京城物流有任何接触，从未向京城物流汇报过所谓的委托借款的进展、收益及结果。而京城物流也从未向浙商控股支付所谓的报酬，京城物流向浙商控股的转款，均来源于沈阳东方；从获益情况来看，浙商控股从沈阳东方的融资获益均收归自用，并不转给京城物流。根据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签订的系列担保协议，浙商控股对于《商品销售合同》《内贸代理协议》项下全部条款均为约束沈阳东方而非京城物流明知，特别是对于“代理费”的性质系沈阳东方支付的利息更为明知。（二）浙商控股并未依据涉案22份合同实际交付融资款9.48亿元。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该9.48亿元是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先后以少量资金在多个工具性资金通道之间循环付款形成的累计流转额。原审法院认定循环付款不产生新的债权，认定事实清楚，有充分证据佐证。1．根据沈阳东方银行流水和浙商控股、沈阳东方、京城物流提供的全部在案银行凭证，在2013年7月30日之前，都是沈阳东方先出钱转给通道公司，通道公司将款项转给浙商控股，浙商控股收到循环转款后，向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转款，沈阳东方的账户中没有增加资金；2013年7月30日之后则相反，浙商控股先向沈阳东方支付了5笔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沈阳东方收到后转给通道公司，通道公司将收到款项转回浙商控股，1000万元在一天内不论转几圈，当天最终都回到浙商控股。由此可见，虽然银行票据显示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支付了款项，但均为循环付款过程中的痕迹和片断，不能仅凭银行凭证，就认定浙商控股实际交付了融资款，银行凭证不能证明沈阳东方收到了任何的融资款。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9.48亿元与涉案22份《商品销售合同》有关联。首先，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在2013年先后签订了至少41份《商品销售合同》，涉及合同额至少16.71亿元，而浙商控股全年向沈阳东方转款11.685亿元，其主张其中的9.48亿元是涉案《内贸代理协议》关联的《商品销售合同》项下款项，既非事实，亦无证据佐证。其次，涉案22份《商品销售合同》的合同编号并不连贯，除浙商控股提交的合同外还应有其他《商品销售合同》。根据目前所出现的合同号，13ZSDF030序号下的合同至少30份，13ZSDG032序号下的合同至少32份，13ZSJC20序号下的合同至少20份，所以实际上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签订的《商品销售合同》应当在80份以上，在此情形下，浙商控股主张其向沈阳东方的付款是涉案22份《商品销售合同》项下付款，显然不能成立。3．除前述情形外，涉案22份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21日的《商品销售合同》至少18份，不合常理；案涉22份《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存在涂改、《内贸代理协议》指向的采购公司与浙商控股提交的《商品销售合同》不一致、《内贸代理协议》中商品销售合同号与浙商控股提供的《商品销售合同》号不对应等现象，足以证明沈阳东方安排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签订《内贸代理协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循环付款增加业绩支付利息，并非给付新的融资款。（三）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真实融资款，只有查清浙商控股、沈阳东方及全部20余家工具性资金通道公司的2009年至2013年多年资金流转情况，在排除循环付款不产生新债权的情况后，才能得出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实际融资款项。（四）本案不具备判断浙商控股因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关系发生经济损失的基础事实。浙商控股并未因案涉22份合同产生对沈阳东方的新的债权，故22份案涉合同不可能给浙商控股造成经济损失。浙商控股在本案中并未基于借贷关系对沈阳东方提出还款的诉请，而是认为沈阳东方对京城物流的返还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本案不具备查明沈阳东方应当返还浙商控股的融资款额度及不能返还浙商控股造成的损失，不具备判断过错的基础。（五）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关系中，如果存在沈阳东方不能偿还的款项，则由于浙商控股是本案钢贸融资的策划者、获利者，对于不能收回的款项，应当自行担责，与其他工具性资金通道公司包括京城物流无关。1．浙商控股是本案虚假贸易融资模式的策划者、操控者。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刑初42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被告人郑晓军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郑小军进入浙商控股后，将融资性贸易模式引进该公司，从2010年起，该模式成为浙商控股的主营模式。被告人胡幼善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浙商控股经郑晓军倡议，胡幼善同意，采用融资性贸易模式开展营业，即商业集团提供担保，浙商控股以年息6-8%的利率向银行贷款，再以年息18%左右违规转贷给其他企业，赚取利息差价。浙商控股以签订购销合同或代理合同形式代替借款合同，代理商和采购方有时是同一家或关联企业，借款方有些甚至没有提供担保。”浙商控股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其与沈阳东方早在2009年3月已开始以本案的模式从事融资行为，而京城物流自2009年7月才开始加入作为第三方工具性资金通道。且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同时通过22家第三方通道从事同样的虚假交易，不可能是京城物流所能操控。2．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的融资中，浙商控股全面掌握合同、资金、发票的控制权，积极追求利息及业绩额，是全部过错方。3．浙商控股获取了巨额利益。浙商控股在与沈阳东方的融资业务中，根据沈阳东方测算，浙商控股五年来以“代理费”名义收取了高达3亿元的高额利息，即使根据浙商控股自行测算，亦收取了高达2亿余元利息。京城物流仅为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多个工具性资金通道之一，且将沈阳东方转来的款项转给了浙商控股，自身没有占用浙商控股或沈阳东方的资金，没有因此给沈阳东方和浙商控股造成损失，且不因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关系而获益，因此，无须为沈阳东方不能返还给浙商控股的部分承担任何责任。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共同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浙商控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1．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与浙商控股之间存在融资借贷关系，但本案中浙商控股并没有起诉要求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还款，因此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应否还款、还多少款，均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浙商控股诉求是要求京城物流归还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浙商控股没有对其与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主张，未作审查正确。2．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存在循环付款，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与浙商控股之间没有产生新的债权债务正确。2013年，浙商控股看到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资金链断裂后，先是让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签订大量合同，又让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以少量资金循环付款，后来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实在没钱，浙商控股就在2013年7、8月份，自己拿出了1000万元多次循环。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支付利息、增加业绩，并不是增加得到新的借款，更不是浙商所说的“借新还旧”。2013年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确实没有借到任何款项。3．浙商控股的主张构成双重受偿。浙商控股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垫付货款合计54630万元；2．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代理费合计1992万元；3．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自京城物流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付款罚息（暂计至2013年10月20日合计为3230.5万元，逾期30天内按1.8%/月计算，逾期超过30天的按2%/月计算。上述金额合计59852.5万元，逾期付款罚息暂计至2013年10月20日止）；4.京城物流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2018年4月9日庭前会议中，浙商控股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垫付款项合计53200万元；2．沈阳东方、辽宁东钢连带地对京城物流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下的付款义务在43200万元及自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辽宁东钢支付款项之日起至沈阳东方、辽宁东钢或京城物流实际向浙商控股偿还款项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的范围内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代理费合计1992万元；4．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自京城物流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付款罚息（暂计至2013年10月20日合计为3230.5万元，逾期30天内按1.8%/月计算，逾期超过30天的按2%/月计算）；5．京城物流、沈阳东方、辽宁东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至7月期间，浙商控股作为受托方与京城物流作为委托方，就开展贸易代理合作业务共签订22份《内贸代理协议》。双方在该些协议中约定由京城物流委托浙商控股采购商品，并约定了商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以及质量标准、交货时间、代理费、保证金以及违约责任等。协议签订当日，浙商控股与供应方沈阳东方及其关联公司辽宁东钢签订相应的《商品销售合同》。2013年10月22日，浙商控股以前述协议中六份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案所涉十六份代理采购协议未能执行完毕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垫付货款54630万元（该案庭审中，浙商控股确认1430万元已收到，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垫付货款53200万元）；2.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代理费1992万元；3.京城物流支付浙商控股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付款罚息（暂计至2013年10月20日为3230.5万元，逾期30天内按1.8%／月计算，逾期超过30天的按2%／月计算）；4.京城物流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该案经该院一审、本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2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该裁定书中认定：浙商控股、京城物流、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钢材产品买卖关系，而是以买卖形式进行融资借贷，沈阳东方系实际借款人，其支付的买卖价差应认定为利息。浙商控股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却以放贷为常业，实际经营金融业务，有违相关金融法规及司法政策的规定。京城物流、浙商控股、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以买卖形式实际形成的借贷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合同取得的借款，应当由实际取得款项的一方即沈阳东方予以返还，其不能清偿的部分为浙商控股所受到的损失，该损失应当由各方当事人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查明，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的关联案件情况：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310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的《框架协议》无效；二、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3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无效；三、京城物流与辽宁东钢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的2013-3-28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于2013年3月29日签订的8份2013-3-29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的5份2013-6-21号《工业品买卖合同》、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2013-7-10号《工业品买卖合同》均无效；四、驳回京城物流其他诉讼请求。2.原审法院（2017）浙01刑终58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2009年起，经胡幼善、郑晓军商定，浙商控股开始采取“融资性贸易”模式开展钢铁及有关贸易经营。浙商控股以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担保人向银行贷款，再以开展贸易为名将贷款加息出借给沈阳东方、唐山建源钢铁有限公司、上海中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业务单位，通过虚假的贸易合同掩盖资金拆借的真相，以“代理费”名义赚取转贷利息。在浙商控股开展“融资性贸易”过程中，胡幼善、郑晓军作为公司决策人、管理人，不严格审查对方单位的履约能力，不严格把控风险，使公司资产遭受严重损失。2012年底，为了降低浙商控股的负债率、美化报表数据，经胡幼善、郑晓军商议决定，由浙商控股开具2.4亿元信用证给沈阳东方，且不在公司账上记录，让沈阳东方贴现后于次年打入浙商控股账户。贾建丽作为浙商控股副总裁、财务总监，明知违反财务规定仍帮助操作。2013年，沈阳东方负责人周波将2.4亿元贴现后携款潜逃，导致浙商控股无法收回钱款。此后，浙商控股仍旧与沈阳东方开展“融资性贸易”，使损失进一步扩大。3.2013年9月，浙商控股以沈阳东方未按照《商品销售合同》（合同编号为12ZSDF033、13ZSDF008、13ZSDF025）交付货物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沈阳东方返还货款、支付利息损失以及要求相应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案号为（2013）浙杭商初字第48号、（2013）浙杭商初字第49号、（2013）浙杭商初字第50号。该院一审判决后，沈阳东方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5）浙商终字第4号、（2015）浙商终字第5号、（2015）浙商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沈阳东方返还货款并由担保人对沈阳东方应当返还货款的不能返还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就本案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明确认定三方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钢材产品买卖关系，而是以买卖形式进行融资借贷，借款应由实际取得款项的一方即沈阳东方予以返还，其不能清偿的部分为浙商控股所受到的损失，该损失应当由各方当事人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情况下，浙商控股仍坚持其与京城物流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据此起诉要求京城物流归还垫付货款、支付代理费、利息、罚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就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之间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企业融资关系，浙商控股在本案诉讼中以其与京城物流、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于2013年3月至7月期间签订的22份《内贸代理协议》以及《商品销售合同》主张权利。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浙商控股已直接依据其中部分《商品销售合同》向沈阳东方主张权利并获得支持，其在本案对京城物流的主张中并未扣减该部分款项，浙商控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存在双重受偿问题。另，京城物流和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浙商控股为证明本案合同项下其向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交付款项所举证据指向的款项流转存在循环付款行为，结合刑事判决认定的沈阳东方负责人周波将浙商控股2012年年底开具的2.4亿元信用证贴现后携款潜逃，导致浙商控股无法收回钱款以及周波潜逃后沈阳东方已经营困难，浙商控股继续向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出借款项不合常理的情况，可以认定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之间就其诉讼主张的22份《商品销售合同》项下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企业融资款并未实际交付，即案涉合同项下浙商控股并未对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产生新的债权，故对其要求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对京城物流在案涉《内贸代理协议》以及《商品销售合同》项下欠付浙商控股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因浙商控股在本案中未对2013年3月至7月之前其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主张并举证证明，故对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无法审查，也无法据此判断各方的过错责任问题。浙商控股如认为存在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浙商控股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浙商控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967925元，由浙商控股负担。二审期间，浙商控股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如下：第一组证据：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签订的编号为09DFJC001、09DFJC002、09DFJC003、09DFJC004、09DFJC005、09DFJC006、09DFJC007、09DFJC008的《内贸代理协议》《补充协议》、S20091124《商品销售合同》，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签订的编号为09SYDF003、09SYDF004、09SYDF005、09SYDF006、09SYDF007、09SYDF008、09SYDF009、09SYDF010、20091124的《商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中信银行电子转账凭证、上海银行业务委托书、交通银行记账回执、交通银行承兑汇票（存根）、交通银行付款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记账凭证（付款通知），黑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共同证明：2009年度，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沈阳东方、鸡西北方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西北方）共产生9笔贸易往来（代理采购4笔、取消4笔、自营1笔）；其中代理采购4笔，浙商控股共代京城物流向沈阳东方、鸡西北方垫付货款13540万元，浙商控股已经收到京城物流支付的保证金及货款计13540万元；取消的4笔，浙商控股收到京城物流保证金计1681.2万元，退回保证金1681.2万元；自营的1笔，浙商控股收到京城物流货款2419.08万元；9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第二组证据：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签订的编号为10DFJC001、10DFJC002、09DFJC009、09DFJC010、09DFJC011、09DFJC012、10DFJC003、10DFJC004、10DFJC005、10DFJC007、10DFJC008、10DFJC009、10DFJC010、10DFJC011、10DFJC012、10DFJC013、10DFJC014、10DFJC015、10DFJC016、10DFJC018、10DFJC019、10DFJC020、10DGJC001、10DGJC002、10DGJC003、10DGJC004、10DGJC006的《内贸代理协议》、09DFJC011-1、09DFJC012-1、10DFJC016-1、10DGJC004-1《补充协议》、S20100203、S20100525《商品销售合同》，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签订的编号为10SYDF002、09SYDF011、09SYDF012、09SYDF013、09SYDF014、20100204、10SYDF004、10SYDF005、10SYDF006、20100324、10SYDF007、10SYDF008、10SYDF010、10SYDF011、10SYDF012、10SYDF013、10SYDF014、10SYDF015、10SYDF016、10SYDF017、10SYDF022、10SYDG004、10SYDG005、10SYDG006、10SYDG008、10SYDG015的《商品销售合同》、10SYDF003、10SYDF020、10SYDF021《矿石销售合同》、10SYDF003、20100324-1、10SYDF017-1、10SYDG015-1《补充协议》，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电子转账凭证、信用证、（大额支付）电子转账凭证、中国银行银行承兑汇票、特种转账贷方传票、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记账回执、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记账凭证（收款通知）、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付款方）、兴业银行网上银行客户回单、专用收款收据、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借记通知，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共同证明：2010年度，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共签署20组合同，其中浙商控股共向沈阳东方、辽宁东钢支付货款98979.669927万元，京城物流自行或通过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向浙商控股支付保证金及货款98979.669927万元，代理费2600.468793万元，20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第三组证据：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签订的编号为11DGJC001、11DFJC002、10DFJC021、11ZSJC003、11ZSJC004、11DFJC005、11DFJC006、11DFJC007、11DFJC008、10DFJC017、11DFJC009、11DFJC010、11DFJC011、11DFJC012、11DFJC013、11DFJC017、11DFJC016、11DFJC018、11DFJC017、11DFJC017、11DFJC020、11DFJC021、11DFJC022、11DFJC023、11DFJC024、11DFJC025、11DFJC026、11DFJC027、11ZSJC001、11ZSJC002、11DFJC002、11DFJC001的《内贸代理协议》、11DFJC002-1、11DFJC023-1《补充协议》、12ZSJC001《商品销售合同》，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或鸡西北方签订的编号为11ZSDF002、10SYDF023、11ZSDF004、11ZSDF006、11ZSDF008、11ZSDF010、11ZSDF012、11ZSDF013、11ZSDF015、11ZSDF018、11ZSDF024、11ZSDF023、11ZSDF025、11ZSDF026、11ZSDF027、11ZSDF028、11ZSDF029、11ZSDF030、11ZSDF031、11ZSJX002、11ZSJX003、11ZSDG003、11ZSDG001的《商品销售合同》、10SYDF023-1、11ZSDF041-1、11ZSDG003-1《补充协议》、11ZSDF001、11ZSDF003、11ZSDF009、10SYDF019、11ZSDF011、11ZSDF014、11ZSDF022、11ZSDF032、11ZSDF034、11ZSDF041《矿石销售合同》，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电子转账凭证、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广东发展银行承兑汇票、工商银行电子转账凭证、贷款凭证、内部记账借方凭证、哈尔滨银行承兑汇票、建设银行承兑汇票、招商银行付款回单、光大银行借记通知、贷记通知、承兑汇票、东亚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到期付款提示函、专用收款收据、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深圳发展银行承兑汇票，黑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共同证明：2011年度，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沈阳东方/鸡西北方/辽宁东钢共产生32笔贸易往来（代理采购29笔、取消2笔、自营1笔）；其中代理采购29笔，浙商控股共代京城物流向沈阳东方/鸡西北方/辽宁东钢垫付货款118481.5万元，浙商控股已经收到京城物流支付的保证金及货款计118481.5万元；取消的2笔，浙商控股收到京城物流保证金计1200万元，退回保证金1200万元；自营的1笔，浙商控股收到京城物流货款1555.35万元；32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第四组证据：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签订的12DFJC030、12DFJC031、12DFJC001、12DFJC002、12DFJC004、12DFJC003、12DFJC005、11DFJC029、12DFJC006、12DFJC007、12DFJC008、12DFJC009、12JXJC001号《内贸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鸡西北方签订的12ZSDF002、12ZSDF011、11ZSDF040、12ZSDF017、12ZSDF024、12ZSDF034、12ZSDF035、12ZSJX001号《商品销售合同》《补充协议》、12ZSDF042、12ZSDF043、12ZSDF003、12ZSDF005、12ZSDF004《矿石销售合同》，中信银行汇划来账回单、贷款受托支付通知书、光大银行贷款借据、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汇出汇款通知书、扣账通知、信用证、贷款受托支付通知书、渤海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凭证，黑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共同证明：2012年度，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共签署13组合同，其中浙商控股共向沈阳东方/鸡西北方支付货款56350万元，京城物流自行或通过沈阳东方/鸡西北方向浙商控股支付保证金及货款56350万元，代理费2246.266750万元；13组合同均已履行完毕。第五组证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执民字第702-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浙商控股依据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沈阳东方已经没有可执行的财产，浙商控股实际损失明确。经质证，京城物流对上述第一至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主张与本案事实无关，不应纳入审理范围。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不能证明浙商控股的实际损失，也不能证明京城物流有过错，与本案无关。沈阳东方、辽宁东钢表示对上述第一至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并主张即使真实，也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第一至第四组证据中《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矿石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及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均有浙商控股、京城物流、沈阳东方、辽宁东钢一方或两方的公章，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查证的事实，仍属于名为买卖实为融资，故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定；上述证据中有关款项往来的银行收付款单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浙商控股举证目的并非证明案涉22份《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亦不认可新的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定。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浙商控股还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及其关联公司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全部案卷材料[案号为（2014）二中民初字第00276号及对应的（2014）二中执字第00306号、（2014）二中执字第00603号执行案]。理由是，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未决债权债务，且双方已通过民事调解达成一致，京城物流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案件反映的事实对本案查清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明确京城物流在融资交易链条中的作用，且本案发生的原因之一亦可能是京城物流拟消化其因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交易而在沈阳东方沉淀的资金。京城物流认为，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之间因6000万元形成的融资关系，与本案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关系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浙商控股申请调取的材料，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准许。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在签订的22份《内贸代理协议》中约定，由京城物流委托浙商控股采购商品，浙商控股负责向沈阳东方（辽宁东钢）签订采购合同，京城物流承担合同履约风险和责任。协议签订当日，浙商控股与供应商沈阳东方或其关联公司辽宁东钢签订相应的《商品销售合同》，约定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向浙商控股供应商品等。上述22份《内贸代理协议》及相关《商品销售合同》签订后，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之间已经履行完毕其中6份内贸代理协议和商品销售合同，本案所涉16份《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未能执行完毕，内贸代理协议及对应的商品销售合同编号分别为：13DFJC004（13ZSDF008）、13DFJC007（13ZSDF011）、13DFJC008（13ZSDF012）、13DFJC023（13ZSDF023）、13DFJC027（13ZSDF027）、13DFJC022（13ZSJC022）、13DFJC024（13ZSDF024）、13DFJC025（13ZSDF025）、13DFJC015-1（13ZSDF015-1）、13DGJC001（13ZSDG002）、13DGJC002（13ZSDG003）、13DGJC011（13ZSDG006）、13DGJC012（13ZSDG005）、13DGJC020（13ZSJC020）、13DGJC021（13ZSDF021）、13DGJC028（13ZSDG028）。还查明：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沈阳东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浙商控股货款5000万元；二、变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沈阳金属材料总厂、延吉东方创新资源有限公司、鸡东北方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宇晨创新重工有限公司、周波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沈阳东方的应付款项不能返还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四、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驳回浙商控股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沈阳东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浙商控股货款5000万元；二、变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沈阳金属材料总厂、延吉东方创新资源有限公司、鸡东北方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宇晨创新重工有限公司、周波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沈阳东方的应付款项不能返还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四、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即：驳回浙商控股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明确认定浙商控股、京城物流、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钢材产品买卖关系，而是以买卖形式进行融资借贷；浙商控股不具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却以放贷为常业，实际经营金融业务，有违相关金融法规及司法政策的规定；京城物流、浙商控股、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以买卖形式实际形成的借贷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融资实际出借方是浙商控股还是京城物流；（二）浙商控股案涉《内贸代理协议》项下未能收回的融资款数额应如何认定；（三）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对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不能清偿部分造成的损失应如何分摊。综合评析如下：（一）浙商控股系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融资的实际出借方。首先，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刑初425号刑事判决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终584号刑事裁定的认定，2009年起，浙商控股时任董事长胡幼善、副董事长郑晓军商定，浙商控股开始采取“融资性贸易”模式开展钢铁及有关贸易经营；……浙商控股以开展贸易为名将贷款加息出借给沈阳东方、唐山建源钢铁有限公司等业务单位，通过虚假的贸易合同掩盖资金拆借的真相，以“代理费”名义赚取转贷利息。其次，2013年9月，浙商控股诉沈阳东方、沈阳金属材料总厂、延吉东方创新资源有限公司、鸡东北方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两案，就编号为13ZSDF008、13ZSDF025《商品销售合同》（对应本案编号为13DFJC004、13DFJC025的《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各5000万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即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5号、（2015）浙商终字第6号案件]。在该两案中，浙商控股请求沈阳东方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共计1亿元并赔偿浙商控股利息损失。浙商控股前述诉讼行为亦表明浙商控股并非直接向京城物流出借款项。再次，沈阳东方董事长周久乐就浙商控股与沈阳东方之间的融资事实进行了说明，明确浙商控股系向沈阳东方提供资金的出借方。且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中亦认为，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不能清偿的部分应为浙商控股所受到的损失。（二）关于浙商控股案涉《内贸代理协议》项下未能收回的融资款数额认定。1．根据3102号案的民事判决及京城物流在该案中的起诉状，京城物流在该案中诉称，2012年12月28日，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签订了《框架协议》，根据该框架协议的约定和沈阳东方的安排，各方之间陆续签署了下列合同：京城物流与浙商控股之间从2013年3月至8月前后签署了第13DGJC001号、第13DFJC006号、第13DGJC001号、第13DGJC002号、第13DFJC004号、第13DFJC007号、第13DFJC008号、第13DGJC011号、第13DGJC012号、第13DFJC020号、第13DFJC021号、第13DFJC022号、第13DFJC023号、第13DFJC024号、第13DFJC025号、第13DFJC027号、第13DFJC028号、第13DFJC015-1号《内贸代理协议》（共计18份），约定由浙商控股代京城物流向沈阳东方采购线材、板坯等工业产品。浙商控股根据这些《内贸代理协议》的约定，与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签署了相应的《商品销售合同》，约定从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处采购相应工业产品。京城物流与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之间从2013年3月至7月签署了18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与此前的《内贸代理协议》对应起来，约定将相关工业产品卖回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并在其中通过差价约定了京城物流的回报。根据这些协议或沈阳东方的安排，京城物流陆续收到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以货款名义划至京城物流账户的部分合同流转款项，京城物流以向浙商控股支付协议保证金或货款形式将相应的合同流转款支付给浙商控股，以便实现框架协议下的京城物流与浙商控股之间《内贸代理协议》的表面形式约定。2013年3月至8月间，京城物流累计从沈阳东方或其指定的企业处收到了4.14151449亿元合同流转款项，并将其中的4.115亿元以《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及货款的名义支付给了浙商控股，剩余部分作为资金回报和其他款项的结算。自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生产日渐停顿、资金链逐渐紧张，并最终导致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企业停产、资金链断裂，根本无法兑现向京城物流承诺的投资回报，也无资金支撑《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工业品买卖合同》所需的资金流转。加之诸多形式合同的存在，京城物流不仅面临此前已支付的预付货款难以收回的风险，还要面临代替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承担更多债务的风险，这严重影响到了京城物流的正常运营和正当利益，也混淆了各方之间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多次与沈阳东方、辽宁东钢协商沟通，督促其尽快偿还预付货款，并尽快解决浙商控股与其因融资贸易合作产生的债权债务，但均未果。其中诉讼请求之6为浙商控股向京城物流返还款项1.317亿元。而浙商控股在本案中诉称，其与京城物流从2013年3月至7月陆续签署了共计22份《内贸代理协议》，并收到京城物流支付的22份《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和货款共计4.16亿元，其中16份未履行完毕的《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和货款计1.317亿元。对比浙商控股和京城物流双方前述诉称内容，京城物流在另案中诉称的18份《内贸代理协议》除1份编号重复外，其余17份均在浙商控股诉称的22份《内贸代理协议》范围内，其中16份与浙商控股诉称的未结算完毕的16份协议编号完全一致；京城物流诉请浙商控股向京城物流返还保证金及货款计1.317亿元与浙商控股诉称浙商控股收到京城物流支付的保证金及货款1.317亿元完全相等；京城物流诉称已支付给了浙商控股《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及货款4.115亿元与浙商控股诉称浙商控股已收到对方4.16亿元基本相等。由此可见，京城物流自认对案涉16份《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保证金支付义务已全部履行。浙商控股诉称其收到前述保证金后依据《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的约定向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并提供了相应的《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及银行付款凭证加以证明，每项付款的时间、金额亦与代理协议、销售合同的约定匹配，也与京城物流上述自认相印证，足以认定浙商控股已经履行了相关《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约定的向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的付款义务，即浙商控股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经核算，案涉22份《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项下，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支付了9.48亿元，从京城物流收回了4.16亿元，浙商控股尚未收回的融资款应为5.32亿元。2．京城物流抗辩称浙商控股并未实际交付22份《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融资款9.48亿元，主要理由为浙商控股以少量资金在三方之间循环流转，不产生新的债权；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及关联方提供融资通过多个第三方工具性通道公司，本案不能证明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及关联方支付的9.48亿元与案涉《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有关。本院认为，京城物流该抗辩理由不足，不予支持。首先，浙商控股融资给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再从京城物流收回融资款，是否产生新的债权，在本案中只能根据相关的银行付款、收款等资金流转凭证进行核算，收款不足充抵付款的部分即为新的债权，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循环付款情形，对付款、收款二者之间差额（债权）并不产生影响。其次，倘若按京城物流所称浙商控股支付的该9.48亿元与京城物流无关，那么京城物流为何向浙商控股支付了案涉《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保证金和货款计4.16亿元？案涉16份未履行完毕的《内贸代理协议》签订时间从2013年3月至7月，京城物流履行了《内贸代理协议》项下保证金支付义务，如果浙商控股没有履行《内贸代理协议》项下向沈阳东方等的付款义务，京城物流为何未向浙商控股提出交涉？京城物流对此均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京城物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认浙商控股支付的该9.48亿元与案涉22份《内贸代理协议》《商品销售合同》的关联性。3．实际借款人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对其收到浙商控股支付的相应款项的事实并不否认；且本院在（2015）浙商终字第5号和（2015）浙商终字第6号两案件中也确认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支付了案涉第13DFJC004号、第13DFJC025号《内贸代理协议》项下的款项各5000万元。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作为实际借款人，清楚浙商控股向其支付的每笔款项的性质并有能力举证加以证明或反驳，但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未提出有效证据否认浙商控股主张的款项性质。（三）关于浙商控股与京城物流对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不能清偿部分造成的损失应如何分摊的认定问题。浙商控股、京城物流均明知“名为买卖、实为融资”的非法性，仍参与并相互配合，各有利益所在，均存在过错，综合考量浙商控股和京城物流参与非法融资活动中的动机、主导性、利益获取、内贸代理协议中清算条款的约定等因素，酌定浙商控股和京城物流对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不能返还借款而给浙商控股造成的损失承担同等责任。主要理由：1．京城物流自认其在与沈阳东方于2012年年底签订《框架协议》后，根据该框架协议的约定，与浙商控股签署了包括案涉16份未履行完毕的《内贸代理协议》，并据此获得巨额利益。因此，京城物流在案涉2013年融资活动中存在一定的主导性，深度参与和设计了本案以买卖方式进行融资的模式，并非单纯的资金通道公司，对浙商控股的损失具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2．《框架协议》约定，在整个交易链条中，由浙商控股代京城物流向沈阳东方或其指定企业支付货款，京城物流向浙商控股结算货款等。《内贸代理协议》则约定，京城物流在《内贸代理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期时向浙商控股支付全部的货款、代理费以及浙商控股为履行协议产生的合理费用；不论商品供应方是否向浙商控股交付所有货物，不得逾期。尽管上述《框架协议》《内贸代理协议》被认定无效，但京城物流前述承诺与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巨额款项显然存在因果关系。3．根据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浙商控股通过包括京城物流在内的22家公司向沈阳东方等公司融资，系基于其自身的利益需求作出决策并积极实施，亦获取了高额的“代理费”，浙商控股对自身损失亦应承担过错责任。综上，浙商控股作为本案融资的出借方，向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提供资金，尚未收回的本金为5.32亿元，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应予归还，因其中1亿元已为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5号、（2015）浙商终字第6号生效判决所确认并判决由沈阳东方予以归还，故沈阳东方和辽宁东钢还应归还浙商控股本金4.32亿元并支付借款利息。由于浙商控股对借贷行为的无效亦存在过错，对其主张的实质为借款利息的代理费和逾期付款罚息不予支持，但浙商控股对其出借款项亦承担资金贷款成本，故浙商控股主张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浙商控股向沈阳东方或辽宁东钢支付款项之日起计算，合情合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原则，酌定京城物流对浙商控股案涉融资款5.32亿元中不能受偿的损失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浙商控股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基于《内贸代理协议》约定要求京城物流直接支付其融资款及代理费、逾期付款罚息等的主张，因协议无效，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二、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和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32亿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每笔款项支付之次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款项支付金额及日期详见附表）；三、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对于上述第二项判决所确定的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和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不能返还的损失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四、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对于本院（2015）浙商终字第5号、（2015）浙商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中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受偿的损失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给付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67925元，由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和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负担1365246元，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335566元，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2671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925元，由沈阳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和辽宁东钢国贸有限公司负担1362946元，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333316元，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666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金子明审判员  陈洪理审判员  骆苏英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小青附表：序号金额（元）付款时间2013年3月28日2013年3月29日2013年6月26日2013年7月12日2013年7月30日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8月5日2013年8月6日2013年8月7日2013年8月8日2013年8月15日2013年8月27日合计·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