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0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1，男，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红（郭某1之妻），女，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2，男，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3，男，农民，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郭某1因与被上诉人郭某2、郭某3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28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适用独任制，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红，被上诉人郭某2本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表示放弃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郭某2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某2、郭某3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31日遗嘱中代杨秀兰签字的马俊芹是郭某2的母亲，与郭某2存在利害关系，且该份遗嘱并非当天书写，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应属无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2017年12月31日遗嘱中的见证人和代书人裴志全、徐振江、尚某是郭某2岳父的朋友，与郭某2有直接利益关系，杨秀兰并不认识上述三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现郭某2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知道遗赠两个月内接受遗赠的证明，应视为其放弃遗赠；4.《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伪造遗嘱无效。代书人裴志全称遗嘱是在代书人家中书写，郭某2母亲马俊芹也称遗嘱不是当天书写，是代书人在家书写。根据郭某1提交的户口显示杨秀兰是文盲，郭某2亦认可杨秀兰不会写字。证人尚某却称遗嘱上杨秀兰的名字是本人书写。2017年4月29日遗嘱，全部由案外人刘娟代书，代书人并非杨秀山，该遗嘱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郭某1的上诉请求。郭某2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郭某1的上诉请求。杨秀兰于2019年6月去世，郭某2于2019年7月至法院起诉要求继承杨秀兰的遗产，不存在超出两个月的时限。2017年4月29日的遗嘱，见证人、代书人都去了法庭，法院也有相关的记录。杨秀兰曾起诉过郭某1没有对杨秀兰进行赡养义务，此后郭某1逢年过节都没有看望过杨秀兰，所以杨秀兰才留有遗嘱将遗产都留给郭某2。郭某3未出庭，庭前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郭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杨秀兰于2017年12月31日所立遗嘱内容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杨秀兰与郭成文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两个子女，郭某3、郭某1。郭成文于2005年7月20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杨秀兰于2019年6月17日去世。郭某2系郭某3与案外人马俊芹之子。2017年4月29日，杨秀兰在案外人杨秀华、杨秀荣、杨秀山的见证下，写下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杨秀兰，女，汉族，现住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村263号……我在立遗嘱时精神清醒，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遗嘱内容如下：1、在我有生之年，所有福利，以及一切财产归孙子郭某2所有；2、如果赶上拆迁，拆迁享有的一切权益归孙子郭某2所有。立遗嘱人：杨秀兰，代书人：杨秀山，见证人：杨秀华、杨秀荣。2017年4月29日。”庭审过程中，杨秀山、杨秀华、杨秀荣出庭作证，证明遗嘱真实性，杨秀山陈述遗嘱代书人为案外人刘娟。2017年12月31日，杨秀兰再次立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叫杨秀兰，家住通州区宋庄镇徐辛庄村262号。我现在意识清醒，行为自主，完全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完全自愿订立遗嘱。我愿将自己的所有财产赠送给我孙子郭某2并继承。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立遗嘱人：杨秀兰，证明人：徐振江、尚某，代书人：裴志全。”庭审过程中，徐振江、尚某、裴志全及杨秀兰签字代书人马俊芹均出庭作证，证明遗嘱真实性，但郭某1对此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杨秀兰于2019年6月17日死亡，继承开始。由于杨秀兰生前立有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郭某2，郭某2系杨秀兰之孙，非杨秀兰法定继承人，故本案应按遗赠处理。该案焦点为杨秀兰所立遗嘱是否真实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杨秀兰留有遗嘱两份，一份时间为2017年4月29日，一份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虽时间不同，两份遗嘱内容基本相同，即将自己的遗产赠送给郭某2。从证人出庭情况看，虽然证人证言部分细节有不一致之处，但主要事实陈述一致，即杨秀兰愿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赠送给郭某2。该两份遗嘱的设立均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应以后设立遗嘱即2017年12月31日遗嘱为准，因没有后续其他遗嘱对该遗嘱进行更改，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合法有效。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判决：杨秀兰于2017年12月31日所立遗嘱有效。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继承人杨秀兰所立遗嘱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被继承人杨秀兰将其个人财产赠与郭某2，郭某2作为杨秀兰之孙，并非杨秀兰法定继承人，故本案应按遗赠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郭某2提交的2017年12月31日遗嘱，立遗嘱人杨秀兰在该遗嘱上按手印，有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且由其中一人代书，代书人在遗嘱上签名、署期，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代书人、见证人的陈述以及该份代书遗嘱的内容及形式，认定2017年12月31日遗嘱系被继承人杨秀兰生前真实意思表示，并确认上述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关于郭某1主张郭某2接受遗赠的表示已超法定时限的上诉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遗赠应属遗赠人死亡后生效的法律行为，将财产赠与他人的意思表示，虽然是在生前作出的，但只有在遗赠人死亡后该遗赠才发生法律效力，即遗赠人死亡前，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因此，上述规定中两个月时间的最早起算点应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算。根据已查明事实，郭某2在知晓被继承人杨秀兰去世后两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遗赠内容有效，上述行为应当认定郭某2作为受遗赠人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故郭某1该项上诉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郭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郭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郭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向 玗法官助理  张思齐书 记 员  陈 玥-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