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保成，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施工员，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阳，重庆山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思德，重庆市涪陵区江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乐，男，1981年5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平，重庆碧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保成因与被上诉人余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2民初8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保成上诉请求：撤销(2019)渝0102民初8433号民事判决，并判决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200万元及从2016年2月7日起以本金20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2016年2月7日，被上诉人因开灯饰厂需资金周转，向上诉人借款200万元，后上诉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付到被上诉人账户属实。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解该款项是代重庆五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账并不属实，五一公司既不是被上诉人的合伙人，也没有向被上诉人转账的义务，五一公司事实上也未向被上诉人转款，也未委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代为转款。3.从上诉人提交的转款凭证来看，上诉人在转款时就是出于借款目的而转款的，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和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一面之词就否定借款的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的认定不尊重证据，仅以推理否定书证，因此结论错误。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一审否认民间借贷事实，认为是分红款的转移，但一审事实认定错误。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初23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确认了张某、余某、刘某几人合伙关系解除，驳回张某、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的理由是认为他们之间签订有合伙协议，但张某、余某没有证据来证明他对诉争的所谓的独山大学项目具有合伙的事实，以此为由将余某、张某的请求驳回。既然确定驳回了他对分得合伙款的请求，那么本案一审又确认了这200万元属于分红款的概率较高，明显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相矛盾，虽然重庆高院的判决被（2019）最高法民终58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但他们之间是否有独山大学城建设分红，处于未定状态，上诉人与所谓余某、刘某、五一公司、张某、独山项目均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打给余乐的款项就应当认定为借款，即使最高法院发回重审最终确定张某、刘某、余某之间有合伙行为，一审将上诉人的200万元视为余某应当分配的利率，草率作出判决，导致上诉人与这200万元不具有救济的可能，要么这个案件就应当中止审理等发回重审的案件判决之后再处理，要么本案就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与余乐之间是借贷关系，上诉人与上述的三个合伙人刘某、余某、张某之间的合伙纠纷，没有任何法律上牵连关系、委托关系。被上诉人余乐辩称，第一，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间形成了民间借贷的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上诉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一审时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形成了借款合意，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流转，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备注为借款，系其单方表示，被上诉人方并不知晓，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第二，被上诉人已举示证据证明收到的200万元款项系受他人指示收取，符合常理，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初23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86号民事裁定、单位职工工资明细表、独山大学城管委会会议纪要、双方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足以证明被上诉人2016年2月7日收到上诉人所汇的200万元系代其兄余某收取的合伙分红款符合常理，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何保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乐立即偿还何保成借款200万元及其从2016年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保成在一审时诉称，何保成与余乐之兄余某系朋友关系。经余某介绍，余乐于2016年2月7日以开灯饰厂差资金周转为由向何保成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当年内归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但还款期限届满后，经何保成多次催收，余乐均不偿还，故诉至法院。余乐辩称何保成所述不实。客观事实是，重庆五一（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与余某、张某三师徒曾合伙以重庆五一（集团）公司名义投资贵州独山大学城建设项目。2016年2月5日，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分红，其中余某分得450万元。因为重庆五一（集团）公司账户被冻结，且本工程各班组劳务等工程款未支付，为免被公司债权人及各班组发现，经与项目业主协商，工程款由业主先转至三合伙人另成立的独山云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再由独山云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或他人账户分别将分红款转支给各合伙人。余某的450万元系分两次转支，一次250万元是2016年2月5日由独山云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潘仁勇劳务公司的名义汇给了余某之弟余乐收转；另200万元是重庆五一（集团）公司住重庆办事处经理何保成于2016年2月7日从刘某之子刘某12016年2月6日转给他的款项中汇给余乐收转，刘某1此款也是独山云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给他的。由于后来三合伙人因合伙事宜发生纠纷，余某、张某于2017年3月14日将刘某等诉至法院，要求进行合伙结算。可能是因为余某、张某在该合伙纠纷案审理中谈及上述450万元分红事实，刘某才指使何保成于现在提起本案诉讼混淆视听。至于何保成在汇给余乐200万元时所填事由“借款”，那只是其自己随意编造，余乐并不知情。同时，余乐也不需要借款经营，何保成仅一建筑公司管理人员，也无200万元出借能力。况且双方互不相识，如此巨额借款既不出具借条，也不提供担保，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所述，何保成所称200万元只系余乐代余某收取的分红款，何保成也是代合伙体转支，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何保成的诉讼请求。除双方及余乐方申请出庭的证人余某、张某在庭审中的陈述外，何保成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汇款事由为“借款”的银行汇款凭证，余乐还提交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86号民事裁定书、单位职工工资明细表、独山大学城管委会会议纪要、双方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一审法院认为，何保成虽于2016年2月7日以借款名义汇给余乐200万元，但余乐辩称该款系其代余某收取的合伙分红款。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及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和民间借贷习惯综合分析，余乐所称该事实符合常理，具有高度盖然性。何保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余乐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何保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608元，减半收取12804元，由何保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法律关系，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何保成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余乐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余乐否认该笔款项系借款，辩称系代余某收取的合伙分红款，并举示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虽何保成向余乐转账时备注为“借款”，但系何保成单方备注，未经余乐确认，何保成亦无证据证明该备注借款内容为余乐所知悉。据余乐举示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86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案涉款项200万元与张某、余某、刘某等人涉及的合伙协议纠纷有关，余乐称该笔款项系代余某收取的合伙分红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何保成对于自己所主张的法律事实，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因何保成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何保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何保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8元，由上诉人何保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陈胜泉审 判 员 李 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院印）法官助理 沈道萍书 记 员 文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