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0723民初304号原告：李某，男，汉族，农民，甘肃省临泽县人，住临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临泽县康裕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临泽县沙河绿岛C区临泽四中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2375094764X5。法定代表人：张某1，系该公司总经理，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某、师某，系该公司玉米部片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系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第三人：临泽县倪家营镇汪家墩村村民委员会。地址：××县三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723C941586309。法定代表人：安某，系该村村委会主任。原告李某与被告临泽县康裕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裕公司）、第三人临泽县倪家营镇汪家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汪家墩村委会）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5日、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曹某和被告康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田某、师某，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安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玉米制种损失29994.6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度，被告汪家墩村委会代表农户与被告康裕公司签订制种合同，合同约定玉米亩效益是2260元/亩，原告申报制种面积38亩。合同订立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种植了制种玉米，在2018年9月收获制种玉米前，被告通知原告若不见被告康裕公司的排号单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的通知，原告便不得收获和交售玉米种子。后被告通知于9月24日-26日收获K1801组合的玉米种子鲜穗并在村委会组织过磅交售，随即被告委托村委会向农户发放排号单，但原告却迟迟没有见到排号单和被告或者村委会的通知，直到9月27日下午4点原告才接到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主任的通知让收获玉米。等原告雇人将制种鲜穗玉米收获完毕却被告知被告康裕公司放置在村委会的磅秤已拆除，导致原告收获的玉米没有及时过磅而堆放在村委会晾晒数日，直至10月8日才由原告拉到被告康裕公司的其他收购点过磅交售，最终导致原告2018年制种玉米的过磅数量明显比往年低。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按面积给原告发制种玉米款85880元，但被告康裕公司给原告实发55885.4元，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的制种玉米损失。被告康裕公司辩称，原告起诉被告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不仅是代表原告还代表了所签合同范围内的村民与被告签订合同进行玉米制种，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制种农户的制种款也是由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结算的。被告康裕公司与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签订的玉米制种合同中并未单纯约定所有农户的制种款均按亩保产值核算，在附加条款中还约定了按玉米产量核算的平均单价进行结算。因原告在种植玉米过程中，不按照公司技术员的管理要求进行操作，如放苗迟，后期管理不规范等，均影响玉米制种的产量。从2018年12月底原告到各处上访，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后也作出了原告所主张的减产损失与被告康裕公司及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无关的意见。原告在2019年8月30日将被告康裕公司起诉到临泽县人民法院，在开庭后撤诉现又再次起诉是滥用诉权。原告所提的其制种玉米产量减少是因为延迟收购暴晒，没有任何依据，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述称，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和被告康裕公司从2012年就开始合作。2018年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代表原告在内的农户与被告康裕公司签订合同属实。合同签订后，原告确实存在未按被告康裕公司的要求对玉米进行田间管理等行为，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并无故意让原告推迟交售种子的言行。2018年10月2日，原告就已经将收获的鲜穗交售完毕。所有农户将制种玉米交售完毕后，根据合同的约定和历年的结算习惯，被告康裕公司也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结算了制种玉米款，并给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农户予以支付，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原告李某围绕其所提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一份，从本院（2019）甘0723民初2260号案件中复印的2018年汪家墩基地核实面积清单一份、提交汪家墩村从2015年到2018年制种款的发放表一份、提交被告康裕公司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出具的2018年7月22日汪家墩片区验收结果事项一份等，试以证明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是受村民委托与被告康裕公司签订合同的，合同明确约定按亩保产值2260元结算支付制种玉米款，对原告少领取的制种玉米款，被告康裕公司应当赔偿。经质证，被告康裕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合同和制种款的发放表等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没有按照制种玉米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其生产的制种玉米存在质量问题，并申请证人李生国出庭作证，以证明造成原告制种玉米产量减低的原因并非原告所主张的情形，还提交了2018年康裕公司制种面积核实表、临泽县康裕种苗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汪家墩玉米制种结算单、拉运车辆过磅登记表、制种玉米鲜穗收获交售告知书、2018年汪家墩收购数据核对表和2019年临泽县倪家营镇政府与临泽县种子管理局共同给原告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试以证明被告康裕公司的辩解成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也提出了质证意见，原告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2018年所生产的玉米种子质量不合格，也不能证明原告虚报了耕地面积。法庭认为，被告康裕公司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仅约定按亩保产值2260元结算制种玉米款，在其附加合同中还约定按同一组合双方核实的面积、亩均果穗产量、亩保产值2260元/亩来核定该组合的结算单价，由此可见，原告要求被告康裕公司按亩保2260元给其结算支付制种玉米款是其对合同约定条款的错误解读；鉴于原告明确自认其没有对收获晾晒前的鲜穗玉米进行称重，则其交售的制种玉米的过磅重量究竟是客观本身产量还是被晾晒导致水分蒸发后的产量，显然无法界定区分，原告虽要求被告康裕公司按亩保产值给其结算2018年制种玉米款，但因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已代表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与被告康裕公司结算了当年的制种玉米款，原告再次要求被告康裕公司与其结算显然缺乏依据。本院根据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查明并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6月13日，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受全体制种农户（含原告）的委托与被告康裕公司签订制种合同，合同约定由该村集体经济成员为被告康裕公司生产制种玉米，由被告康裕公司有偿提供亲本种子，并由被告康裕公司提供生产技术方案和生产技术指导、安排技术人员驻点指导种子生产；被告康裕公司及时收购农户生产符合约定的种子，种子价格为亩保产值2260元/亩。同日，双方签订了生产合同附件（汪家墩），约定：种子价格为本村内同一组合执行同一结算单价，按同一组合双方核实的面积、亩均果穗产量、亩保产值2260元/亩，核定该组合的结算单价；同村不同组合分别核定单价结算；不同的四种品种或者组合的亩均最低产量也作了约定，并在表格上特别约定收购价格按产值核定；收购方式为鲜穗收购。在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和被告康裕公司订立该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前后，原告申报种植面积38亩，种植品系为K1801。2018年9月24日至26日，被告康裕公司对种植品系K1801的制种玉米统一进行鲜穗收购。原告将其收获未称重的鲜穗制种玉米倒在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门口。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联系被告康裕公司后，原告将其收获并倒在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门口的鲜穗制种玉米拉运交售给了被告康裕公司，被告康裕公司称重后给原告出具了过磅单。在2018年年底，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将所有农户交售制种玉米的过磅单收齐汇总后，与被告康裕公司对应领取的制种玉米款和应扣除亲本种子款及农药化肥等的费用账务核算后，被告康裕公司便将制种玉米款予以结算支付。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再根据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所耕种的不同组合制种玉米的产量和土地面积等因素综合测算后，给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发放了每家每户的制种玉米款。原告在收到2018年核算发放的制种玉米种子款后，以被告康裕公司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未按约定且迟通知其交付玉米，造成其交售的鲜穗在被告汪家墩村委会晒为半干穗，致使鲜穗水分蒸发，玉米重量减少为由，向相关部门多次信访和上访。2019年3月28日，临泽县倪家营镇人民政府和临泽县种子管理局在进行调查了解后共同作出了临种管信字（2019）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原告所提收购迟缓导致产量减少的损失系其个人原因所致。2019年9月3日，原告将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被告康裕公司和本案证人李生国列为共同被告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各项损失41965.6元。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双方均提交了所有证据，在法庭辩论结束进行调解时因被告不同意调解便休庭。次日原告以需要重新搜集新证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作出了（2019）甘0723民初2260号民事裁定书。本次诉讼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和上一案即（2019）甘0723民初2260号案件审理中提交的证据完全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和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但所订立的合同对委托人有约束力。本案中，根据原被告订立的种子生产合同约定，第三人汪家墩委会虽然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制种企业订立了合同，其实是受所有种植制种玉米的农户委托来实施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行为，其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户承担。在合同的履行中，被告康裕公司虽对原告所生产的玉米种子进行了单检，并主张原告所交售的玉米种子质量不合格并已转商处理，但因被告康裕公司最终仍收购了原告交售的制种玉米，且也和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结算了当年的制种玉米款，故应视为原告生产的玉米种子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本案中，因原告当庭也认可多年来已经形成由村委会将结算来的种子款和农户进行二次结算的习惯，也认可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自种植玉米制种以来，存在根据产量核算的单价给农户发放制种玉米款的情形，由此可见显然是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制种农户将耕种制种玉米进行结算等一切事物概括性委托给了受托人即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进行处理，因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给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委托的具体权限范围，则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代表所有农户与被告康裕公司结算完种子款后再给农户兑付结算种子款并无不当。因原告在其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承担责任，故对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不予涉理；因原告概括性委托第三人汪家墩村委会与合同的相对方被告康裕公司对当年的制种款进行了结算，被告康裕公司也已将结算种子款的义务履行完毕，故原告要求被告康裕公司单独就其制种玉米款的结算再次履行义务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其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数额是按照种植面积乘以亩保产值减去实际发放的制种款，该计算方式反推出的结果不符合双方对种子价格的约定和实际情况；最后，原告虽主张其制种玉米减产是玉米鲜穗暴晒多日水分蒸发所致，但其既未提交证明玉米鲜穗收割时重量的证据，也未提交因迟交致使玉米鲜穗蒸发了多少水分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李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白晓亮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雅娜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