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7民终2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振武，男，1991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善生，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润芳，女，199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善生，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女，197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红玲，江西赣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润芳、林振武因与被上诉人杨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县区人民法院（2019）赣072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振武、郭润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杨丽向林振武、郭润芳归还合伙本金15万元及驳回杨丽的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关于林振武、杨丽在2018年3月已退伙、退伙后仍认为系合伙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杨丽为了逃避责任，将另外由其子谢镇泽经营的亏损转嫁给林振武、郭润芳，以达到其侵吞合伙本金的目的。根据一审证据，2018年3月，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就“赣县水手宝宝母婴店”已进行了散伙清算，即由林振武、郭润芳退出合伙，注销“赣县水手宝宝母婴店”，并由杨丽返还林振武、郭润芳出资款15万元。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散伙或退伙的直接原因是合伙店“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自成立后，一直由杨丽在实际控制经营，且杨丽从未进行过分红并在进货及财务支出上有虚假列支等情况。合伙期间，碍于郭润芳与杨丽的亲戚情面，因林振武、郭润芳无法有效参与管理，只能提出退伙。2018年3月，经口头协商，林振武、郭润芳退出合伙经营，由杨丽另行独资经营，并由杨丽返还林振武、郭润芳的投资款本金15万元，注销双方合伙经营的“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2018年3月19日，“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办理了注销手续。2.一审认为杨丽注销“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重新注册新的母婴店，并以杨丽的儿子谢镇泽作为经营人的理由系合伙店资金紧张，用谢振泽名义可以办到10万元的大学生创业贷款，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由于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是亲戚关系，在协商退伙时，双方还没有产生任何争议，合伙店也无任何亏损处于盈利状态。故没有用书面方式退伙清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林振武、郭润芳已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在2018年3月注销“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时，林振武、郭润芳就已退伙。杨丽以其儿子谢镇泽的名义登记注册的母婴店从事实上、法律上都与“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没有证据表明林振武、郭润芳同意与杨丽重新登记注册母婴店。杨丽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因为林振武在退伙后仍在“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打工做收银，是就欠款催讨的一些联系记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杨丽一审所提出的反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管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应依法予以驳回。1.从程序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若本诉与反诉的事实没有牵联，应另案起诉。本案中,谢镇泽新注册设立的“赣县区亚宸母婴用品店”作为一个案外独立法律主体，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杨丽以案外一个无法律关系的主体进行反诉，无法律依据，应驳回起诉。2.从实体而言，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在2018年3月已不是合伙关系，在这之后，双方没有合伙且没有证据证明林振武、郭润芳是“赣县区亚宸母婴用品店”的部分出资人、实际合伙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谢镇泽实际经营的“赣县区亚宸母婴用品店”是林振武、郭润芳、杨丽合伙投资设立或合伙的延续。三、根据现有证据，2018年3月以前，双方合伙系盈利状态。现林振武、郭润芳仅要求杨丽返还15万元的投资本金，放弃了按比例分配盈利部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 杨丽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林振武、郭润芳从2018年3月至案涉母婴店停业都继续参与了案涉母婴店经营。2016年9月1日，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签订《合资开店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由杨丽投资30万元，占股67%；林振武、郭润芳投资15万元，占股33%。双方依约投资并共同经营“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2018年1月以前，杨丽的儿子谢镇泽及儿媳与郭润芳本人一起在店工作。2018年后，杨丽的儿媳及郭润芳因生育小孩，店里由谢振泽及林振武具体负责。2018年3月，“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注销并办理了杨丽儿子谢振泽为负责人的营业执照，但店面招牌未变更，对外仍以“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名义营业。林振武、郭润芳提出双方有口头清算约定，但未提供证据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杨丽在一审时已提交微信聊天、通话记录及案涉母婴店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充分证明：1.林振武从2018年1月起一直实际经营、管理案涉母婴店日常事务，案涉母婴店日常工资的发放均由林振武做好工资表并发放给员工，林振武本人直至2019年2月仍在案涉母婴店领取工资；2.郭润芳因抚养儿子，不驻守在店里，但母婴店进货及一些其他事务，均由其负责；3.2019年5月29日，林振武、郭润芳以对账为由将账本取走，实际上一直参与了案涉母婴店的经营，并未与杨丽协商退伙。二、2019年母婴店停业后，因林振武、郭润芳的责任致使未能进行清算，但双方合伙经营所欠债务应由林振武、郭润芳与杨丽分担。因在合伙经营的母婴店旁边出现了几家类似的母婴用品店，案涉母婴店便开始出现亏损，至2019年5月，双方一致同意停业，杨丽直接要求林振武、郭润芳进行合伙清算。2019年5月29日，林振武、郭润芳以看账为由取走账本，但未与杨丽进行清算，反而为了不承担合伙亏损隐藏账本，拒绝清算。双方从合伙经营至停业，并没有达成所谓退伙协议，而杨丽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合伙经营期间所欠的房租及停业后续交由其他母婴店继续提供服务的费用。三、杨丽在一审提起反诉，程序合法。林振武、郭润芳基于合伙关系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合伙投资15万元，而杨丽认为双方未进行清算且还存在外债需共同偿还，与本诉一样均是基于合伙的法律关系。虽然杨丽的儿子、儿媳一起参与了合伙的经营管理，但杨丽与其儿子谢镇泽、儿媳及林振武、郭润芳组建了微信群，一同在群里对合伙事务进行共同管理。案涉母婴店从开业起，一直将谢镇泽的账户作为收款账户，谢振泽实际从一开始就实际参与了合伙经营，是杨丽一方的代表人。2018年3月，因考虑到能获取大学生创业贷款，“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便变更了营业执照，但双方一直按照原合伙协议进行合伙经营，未发生变更，不存在林振武、郭润芳认为的主体不一致的情形。 林振武、郭润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杨丽返还林振武、郭润芳合伙投资款本金欠款15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杨丽承担。 杨丽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1.请求判决林振武、郭润芳提供合伙账本进行合伙清算；2.判决林振武、郭润芳承担合伙债务108602元；3.反诉费用林振武、郭润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林振武与郭润芳是夫妻关系，郭润芳与杨丽系表姐妹关系，2016年9月1日，杨丽与林振武、郭润芳夫妇签订《合资开店协议》，约定：双方合股投资“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杨丽投资300000元，占67%的股权，林振武、郭润芳投资150000元，占33%的股权，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按投资份额承担。2016年9月2日，郭润芳向杨丽转账100000元，后又支付了50000元。2017年1月之前，杨丽的儿子谢镇泽及儿媳、郭润芳在该店管理经营，2018年1月之后，杨丽的儿媳及郭润芳俩人都因生小孩不能在店里工作，该店就由杨丽的儿子谢镇泽及林振武负责管理。2018年3月，因母婴店资金紧张，考虑到利用杨丽之子谢镇泽名义可以办到100000元的大学生创业贷款，故将“赣县水手宝宝母婴用品店”注销，办理谢镇泽为负责人的“赣县亚宸母婴用品店”营业执照，双方一直在继续合作经营。后谢镇泽外出做其他生意，只有林振武一人在店里管理一切日常事务，杨丽管钱，林振武管账，店里开支均由林振武记账，店里收益均有股东在日结表上记账。由于该店附近也经营几家母婴店，该店的生意受到影响，双方经营至2019年5月12日，杨丽要求林振武、郭润芳解决店里亏损问题，但林振武、郭润芳一直没有配合。2019年5月21日，杨丽又要求林振武、郭润芳来对账及商量店里关门的事。2019年5月29日，杨丽以谢镇泽的名义将该店的婴幼儿游泳馆会员转让给案外人李玉兰。同日，林振武、郭润芳从杨丽处取走账本拿回家核对，后一直没有结果回复。2019年6月10日，杨丽微信要求林振武、郭润芳来解决处理合伙事宜，并告知林振武、郭润芳在6月15日之前将店面退回房东。2019年7月12日支付李玉兰会员转让费26167元。2019年7月17日，杨丽到梅林古镇赣州市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结算，该店尚欠2019年3月至6月水电费3321.7元，2019年3月16日至2020年3月15日物业费8753元及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7月14日租金63022元，2019年7月26日，杨丽向赣州市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缴纳水电费3321.7元、物业费1094元及租金35944.3元。2019年8月1日，支付损坏招牌赔偿费用200元。2019年8月2日，支付杨运河清理水手宝宝店残留物、运费116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双方合伙关系解除后，应对合伙期间的共同财产及盈亏情况进行结算、清算。本案中，从微信聊天及录音反映，双方从开业至会员转让前一直在共同经营，后因林振武、郭润芳拿走账本未进行合伙清算，林振武、郭润芳提出自2018年3月就已退伙，并对合伙账目进行了清算，但并未就此举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林振武、郭润芳要求杨丽返还合伙投资款本金150000元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丽反诉要求林振武、郭润芳提供合伙账本进行合伙清算及承担合伙债务108602元，杨丽反诉的诉求也即是本诉诉求中应查明的事实。杨丽和林振武、郭润芳签订的《合资开店协议》虽然未对合伙人的分工作出明确约定，但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林振武、郭润芳的投资款及投资收益系由杨丽收取，合伙期间的销售及支出由林振武做账，双方共同经营，在实际经营中杨丽更占主动权，杨丽将账本交由林振武、郭润芳核算，因没有移接交证据，无法确认全部账本移送给林振武、郭润芳，因郭润芳向法庭提供的账本不全，且双方也未能向法庭提供合伙期间所有的支出明细，故无法查清双方合伙期间的盈余及亏损，杨丽应对已将全部账本交由林振武、郭润芳承担举证责任，未能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合伙人依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同样也应依合伙协议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杨丽与林振武、郭润芳散伙后，根据现有证据查明的散伙后产生的支出，杨丽支付的该店会员安置转让费26167元、物业水电费3321.7元、物业费1094元、租金35944.3元、损坏招牌赔偿费200元及清理费1160元，共计67887元，该支出属于双方合伙期间应承担的责任，该部分事实清楚，林振武、郭润芳应按出资比例（67887元×33%）承担22402元合伙支出。对于杨丽提供的单方合伙清算表，因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对杨丽反诉要求林振武、郭润芳承担合伙债务10860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本诉原告林振武、郭润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林振武、郭润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丽支付合伙支出分割款22402元，驳回反诉原告杨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林振武、郭润芳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林振武、郭润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470元，减半收取1235元，由林振武、郭润芳负担255元，其余由杨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林振武、郭润芳主张，其与杨丽已于2018年3月口头达成协议，解除合伙关系且由杨丽返还林振武、郭润芳的投资款本金15万元。但林振武、郭润芳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丽与林振武、郭润芳就退伙或散伙之事达成合意，亦不能证明杨丽曾承诺返还投资款本金15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杨丽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之后林振武、郭润芳仍参与案涉母婴店经营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并且，杨丽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母婴店发生了会员安置转让费26167元、物业水电费3321.7元、物业费1094元、租金35944.3元、损坏招牌赔偿费200元及清理费1160元，共计支出67887元。林振武、郭润芳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支出存在虚假列支等情况。杨丽未举证证明其将全部账本已移交林振武、郭润芳的事实，且林振武、郭润芳提交的日结表亦无法反映合伙期间所有的合伙支出，故依现有证据案涉合伙体无法进行合伙清算。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明的合伙支出判决林振武、郭润芳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支出部分，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郭润芳、林振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8元，由林振武、郭润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莉 审判员 郑小兵 审判员 张 璐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钟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