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冀01行终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晋州市富柯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州市丁家庄村北。法定代表人：陈福永，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舟，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州市晋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晋州市朝阳街270号。法定代表人：靳彦勋，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秘增群，该镇人大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宁，河北牛聚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秀引，女，汉族，1957年3月20日生，住晋州市。上诉人晋州市富柯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柯达公司）与上诉人晋州市晋州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晋州镇政府）、原审第三人王秀引因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晋州市富柯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对晋州镇政府“组织和实施了对上诉人房屋及地上建筑物的拆除行为、以第三人个人为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向第三人个人支付补偿款”的行为认定为违法是错误的，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晋州镇政府案涉行政行为违法不仅是没有证据证明依法履行了相关征地拆迁补偿程序，还表现在其在组织和实施拆迁中，未依法审查被拆迁单位的主体资格，未到工商登记部门查询被拆迁人的相关公示信息的情况下，错误的将原审第三人认定为被拆迁人、错误的与原审第三人就富柯达公司所有的房屋及地上建筑物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错误的向原审第三人进行拆迁货币补偿、在未经富柯达公司同意的情况下错误的组织和实施了对其房屋及地上建筑物的行为。二、原审法院认定晋州镇政府“有理由相信第三人的行为具有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特征，并认定第三人的代理行为有效”是错误的。1.富柯达公司自2003年成立之日起，法定代表人一直为陈福永，从未变更。在2014年至2019年的系列诉讼案件中，法院均能依法向富柯达公司和陈福永正常送达法律文书，晋州镇政府在能及时联系到富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却据不通知。2.富柯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陈福永从未以任何方式授权冯彦军或其配偶（即本案原审第三人）与晋州镇政府协商拆迁补偿事宜、签订补偿协议或领取拆迁款项，冯彦军或者原审第三人认可该代理行为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是无效的。民法意义上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本不适用于本案政府组织和实施的拆迁过程中被拆迁主体的认定程序。3.法院在另案执行过程中扣划冯彦军财产的行为是其作为富柯达公司股东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法院不应据此推断第三人有代理权限。在另案执行程序中晋州镇政府已经多次协助法院将案涉拆迁补偿款作为执行款予以扣划，充分说明晋州镇政府对案涉建筑物及附着物系富柯达公司财产是明知的。4.案涉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被拆迁单位一栏中填写的是“王秀引”，而非富柯达公司，晋州镇政府也是向原审第三人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款项，故晋州镇政府是将原审第三人认定为被拆迁人，而不是认定为被拆迁人的代理人，不符合表见代理中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的特征，原审法院认定与事实相悖。三、原审中富柯达公司与晋州镇政府双方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晋州镇政府的违法行为给富柯达公司造成了损失，晋州镇政府应承担350万元的赔偿责任。1.晋州镇政府提交的案涉房屋的估价结果证明了富柯达公司合法所有的财产价值。2.晋州镇政府组织案涉拆迁行为后，未给予富柯达公司任何补偿，拆迁行为导致富柯达公司房屋、地上建筑物及固定资产、存货全部灭失，依法应由晋州镇政府承担举证责任。3.富柯达公司在庭审提交了保留库存、固定资产等相关证据，也认可晋州镇政府确认的案涉房屋及地上建筑物的补偿金额，晋州镇政府应承担对富柯达公司损失的赔偿责任。四、富柯达公司是否存在内部争议与其主张的晋州镇政府拆迁补偿行为违法和晋州镇政府应对富柯达公司赔偿的损失无关。一审法院将富柯达公司是否存在内部争议作为本案判决认定的依据混淆了民事和行政的法律关系，掩盖了晋州镇政府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事实。综上，上诉人富柯达公司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晋州镇政府向富柯达公司赔偿因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3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晋州镇政府承担。上诉人晋州镇人民政府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第一项：“确认被告晋州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原告晋州市富柯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内容与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内容和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均不相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房产、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系公司股东自行拆除和变卖，政府没有组织和实施拆除。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中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为：“依法判令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产及地上建筑物的行为违法。”一审查明，房产及地上建筑物是其公司股东冯彦军和妻子王秀引（也是这几年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与上诉人签订《项目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后，自行变卖和拆除，上诉人根本没有组织和实施拆除。因此，判决结果第一项与诉讼请求内容和事实情况不符。二、上诉人与公司股东签订《项目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行为，是双方自愿的行为，不能视为是政府组织拆除的行政行为。按照一审判决的裁判思路，是将签订《项目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行为视为是组织拆除的行政行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1.厂房和地上建筑物，是被上诉人在租赁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进行建设，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和产权登记的手续，均属于是违章建筑。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法规，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本来可以就对违章建筑不经过补偿和赔偿而进行强制拆除。2.晋州市人民政府为了钢材市场项目顺利、及时开展和实施，和违章建筑所有人进行公开协商，给予其一定的补偿，由违章建筑所有人自愿自行拆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晋州镇政府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富柯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富柯达公司承担。晋州市晋州镇人民政府答辩称：政府不可能对同一拆迁补偿对象支付两次补偿款。1.本案的实质背景是富柯达公司的两位股东内部之间发生争议。被答辩人公司只有两位股东，分别是法人陈福永和监事冯彦军（原审第三人王秀引配偶）。案涉大部分补偿款（196万元）已经由股东冯彦军代表公司掌管，陈福永在与冯彦军无法协商、也难以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才转而起诉政府，要求政府再次给付补偿款。2.镇政府没有组织实施拆除行为，涉案的地上附着物建筑物系协商后，被答辩人公司股东自行拆除。3.公司股东同时也是监事的冯彦军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妻子王秀引具体代理），当然有权利代表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或合同，其中也当然包括与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支取补偿款。4.富柯达公司主张的350万元损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房屋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属于违章建筑。晋州市政府进行评估作价时，冯彦军（王秀引）作为当时公司的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人是知情的，其不可能允许出现侵害公司利益的事情发生。被答辩人公司主张的350万元损失没有任何计算依据。晋州市富柯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答辩称：1.答辩人的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在上诉人镇政府组织拆迁的晋州市钢材市场项目拆迁安置范围内，本案是上诉人镇政府组织和实施了对答辩人房屋及地上建筑物的拆除行为。双方在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三人王秀引关于拆除房屋的说法和镇政府的说法并不相符，且案涉房屋拆除的原因是答辩人的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在镇政府组织拆迁安置的范围内、镇政府与王秀引签订了拆迁协议并支付给王秀引拆迁补偿款，故本案无论是谁因拆迁而具体实施的拆除，责任和结果均应当由组织和实施拆迁的镇政府承担。除非镇政府能够举证证明房屋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他民事主体违法强拆，否则本案应认定为是晋州市镇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2.晋州镇政府在组织和实施晋州市钢材市场项目拆迁中所具体实施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等一系列行为均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行为，且因镇政府的错误，导致答辩人财产权益受损，依法应向答辩人赔偿。在本案中和案发前国土部门从未认定过答辩人的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是违章建筑，而且镇政府并不具备认定违章建筑的法定职责，故镇政府称案涉房屋是违章建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镇政府与王秀引签订的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具有行政强制力，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而非民事协议，故镇政府根据职责组织和实施拆迁及补偿拆迁中的相关行为均属于行政行为，镇政府所谓其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政府组织拆除的行政行为的上诉理由并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镇政府的上诉请求的同时，依法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王秀引未提交书面答辩。本院认为，上诉人富柯达公司作为原审原告在一审程序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产及地上建筑物的行为违法”，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500000元”，属于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之规定，原审法院未将富柯达公司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予以分别立案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纠正。综上，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9）冀0183行初14号行政判决；二、发回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李淑然审判员  李文华审判员  徐进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