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0民终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高，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俊华，湖南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市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刚，该公司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市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桂东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刚，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湖南扬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智刚，男，1972年8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保兵，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明魁，男，1958年11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天云，女，1957年11月17日出生。 上诉人朱高因与被上诉人郴州市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郴州市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桂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调查询问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邝俊华，被上诉人浙商桂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安平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被上诉人浙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参加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高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商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浙商公司、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非正常性支出在本案中的判断和理解完全是错误的。案涉承诺书中约定“在该贷款未完全还清本息前，浙商桂东分公司的非正常性支出与任何形式的转借须经朱高书面同意，否则所产生的金额双倍作为赔偿给朱高”，承诺书中很明确的表达了不属于企业正常性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支出都需要经朱高书面同意，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承诺书中的“非正常性支出”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相关解释，也没有约定“非正常性支出”的涵义和适用范围，但双方合作的目的是明确的，出具承诺书的初衷也是保护朱高的合法权益，浙商桂东分公司和其股东行贿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明显不是朱高愿意发生的性质恶劣的违约行为，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导致东方红项目蒙受巨大损失，最终将导致无法如期还贷，直接增大朱高的贷款责任风险，故浙商桂东分公司的行贿行为很明显属于企业的非正常性支出。二、一审法院认定行贿犯罪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是错误的。朱高要求浙商桂东分公司出具承诺书的目的就是预防其违约违法乱纪，而一审法院现直接认定浙商桂东分公司行贿犯罪行为这一结果来反推承诺约定了无效内容，来免除浙商桂东分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以犯罪结果来否定违约赔偿责任于理于法不合。 浙商桂东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对合同的解释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浙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未作答辩。 朱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浙商公司、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赔偿朱高3,929,8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浙商公司、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0日，浙商桂东分公司全体股东会议决议以宋玉成、朱高作为贷款主体向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借款3000万元，缓解公司资金暂时短缺问题。2014年9月8日，朱高向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提出1500万元的借款申请。2014年9月30日，朱高与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个人贷款合同及委托支付协议。个人贷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29日止，约定月利率为9.65‰。同日，浙商公司与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189011020）抵字〔2014〕第000000010号抵押合同，就朱高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10月13日，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根据委托支付协议将该笔1200万元贷款存入委托支付账号90112140004016******，即浙商桂东分公司账户。2014年10月13日，浙商桂东分公司、朱明魁、张智刚、范超、郭保兵、刘天云向朱高出具承诺书，承诺：一、该贷款金额全部用于浙商桂东分公司在桂东县东方红房地产开发项目。二、该贷款本金及利息全部由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实际出资人负责偿还。三、如该贷款未能按时还款所产生的经济责任与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全体实际出资人承担。四、为了保障贷款主体朱高的权益，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全体股东愿意将其所持有的东方红项目的42%股权（其中朱明魁10.332%；张智刚13.432%；刘俊（实际出资人刘天云）2.83%；方井泉（实际出资人郭保兵）12.92%作为担保，该贷款如以上股东未能及时还款，以上42%的股权自动转为朱高所有并可全权处置此股权。如该贷款未能按时还款是因股东个人未能及时还款，该股东所持股权自动转为朱高所有并可全权处置此股权。五、在该贷款未完全还清本息前，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股权未经朱高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做其它抵押担保，否则视为无效，并且被转让或抵押担保的股权自动转为朱高所有并可全权处置此股权。六、在该贷款未完全还清本息前，浙商桂东分公司的非正常性支出与任何形式的转借须经朱高书面同意，否则所产生的金额双倍作为赔偿给朱高。七、如因该贷款对朱高的信用产生了不良记录，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全体股东赔偿50万元给朱高。八、如因该贷款影响到朱高的其他贷款融资，浙商桂东分公司以及全体股东须配合解决。九、该承诺作为法定文件同时录入浙商桂东分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1200万元贷款临近到期前，尚有部分借款未还，朱高于2017年9月26日向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申请转借950万元（该款实际上用于借新贷还旧贷）并签订合同编号为1890110200-2017-00000573个人借款合同，贷款期限为36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约定月利率为7.1249‰。2017年9月22日，浙商公司与湖南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189011020）抵字〔2017〕第000000010号抵押合同。 另查明，2018年12月3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10刑终34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2014年7月30日，浙商桂东分公司全体股东商议决定向桂东县竹胶板厂破产清算组借款1700万元。借期2个月，承诺支付6‰月利息，并给予好处费。何先德、邓志荣、郭汉庭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将桂东县竹胶板厂破产清算组资金1700万元借给浙商桂东分公司，2014年10月14日，浙商桂东分公司归还了该笔借款。2014年11月，浙商桂东分公司将33万元借款好处费给何先德，何先德、邓志荣、郭汉庭每人分得11万元。朱明魁证实其在2013年参股了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证实当时为了向清算组借款，公司股东会决定送好处费给清算组的领导，该33万元是浙商桂东分公司全体股东按照占股比例凑起来的，范和清也证实该33万元是股东凑的。2013年5月，时任浙商桂东分公司总经理张智刚承诺如果清算组同意核减地面建筑物价格170万元，并同意地面建筑物处置享受30%的价格返还优惠，浙商桂东分公司将送100万元给清算组成员何先德等人。2015年上半年，何先德、邓志荣、郭汉庭、张孝平共同收受浙商桂东分公司贿赂款人民币100万元。郭保兵、宋玉成、范超、张智刚、范和清证实该100万元贿赂款系浙商桂东分公司全体股东开会决议按照持股比例凑起来的。2015年5月，何先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浙商桂东分公司好处费50万元。该款系东方红项目“三通一平”工程，清算组同意由浙商桂东分公司先组织施工，并垫付“三通一平”费用，完工后由清算组补偿浙商桂东分公司50万元。张智刚证实为了感谢何先德等人对“三通一平”工程的照顾，浙商桂东分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清算组应当补偿给浙商桂东分公司的50万元直接送给何先德。2013年下半年，浙商桂东分公司股东会决定以给何先德发顾问工资的名义，每月发放人民币5900元到何先德提供的账户，从2013年10月至2016年8月发放35个月，共计人民币20.65万元。其中，2014年10月至2016年8月共135,700元。 又查明，朱明魁2013年入股浙商桂东分公司，为显名股东，占公司股份的20%（含朱高的8%股份）。朱高在2013年3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系浙商桂东分公司的隐名股东，持股比例8%，期间朱高的股份由其岳父朱明魁代持。2017年11月之后，朱高成为浙商桂东分公司的显名股东，持股比例8%。朱高从2013年3月起担任浙商桂东分公司副总经理，系公司高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浙商桂东分公司支出的贿赂款1,964,900元应否双倍赔偿给朱高。承诺书第六项约定，在该贷款未完全还清本息前，浙商桂东分公司的非正常性支出与任何形式的转借须经朱高书面同意，否则所产生的金额双倍作为赔偿给朱高。对于该约定，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朱高认为，1200万元贷款未还清之前，浙商桂东分公司所有的非正常性支出与任何形式的转借须经朱高书面同意。浙商桂东分公司及张智刚认为，仅仅指1200万元贷款用于非正常性支出与任何形式的转借须经朱高书面同意，另外，承诺书出具之前浙商桂东分公司股东会已经作出的行贿决议，行贿实施时间在承诺书出具之后的也不需要朱高书面同意。对非正常性支出双方亦有不同的理解，朱高认为非正常性支出包含行贿，非公司日常正常性开支，不合理的开支就是非正常性支出，也包含不合法的开支。浙商桂东分公司认为非正常性支出约定不明确，视为没有约定，如果非正常性开支包含行贿，那么此条款为无效条款。张智刚认为在公司以往的文件中都没有对非正常性开支做出具体的定义，正常性与非正常性支出不以是否合法作为界定界限，而应是以支出的内容是否与项目相关来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贷款主体与实际用款主体并非同一主体，为保障贷款主体权益，朱高要求浙商桂东分公司、张智刚、郭保兵、朱明魁、刘天云出具承诺书，意在要求浙商桂东分公司及股东按时还本付息并保证资金用途。该约定与承诺书第一条“该贷款金额全部用于浙商桂东分公司在桂东县东方红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对应，属于贷款用途违约责任的约定。对非正常性支出法律并没有给出具体定义或者相关解释，承诺书中也没有给出具体界定，非正常性支出的涵义和适用范围不明确，属于约定不明。行贿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行贿支出具有违法性，不能作为合同约定的内容，无论朱高对此项行贿支出是否书面同意，均属无效。综上所述，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虽然承诺书第六项约定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关于非正常性支出约定不明，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再者非正常性支出涉及刑事犯罪，那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即使约定亦无法律约束力，只能依据刑事法律处理。朱高要求浙商桂东分公司支出的贿赂款1,964,900元予以双倍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高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8,238元，减半收取19,119元，由原告朱高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与一审争议焦点相同即浙商桂东分公司支出的贿赂款1,964,900元应否双倍赔偿给朱高。《承诺书》第六条中约定的“非正常性支出”应如何理解，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因《承诺书》对“非正常性支出”没有明确的约定，法律、法规对“非正常性支出”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承诺书》前后条款的约定以及对案涉四笔款项的性质已作出详细分析认定，本院二审观点与一审观点一致，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朱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238元，由上诉人朱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志刚 审 判 员 李惠铭 审 判 员 杨爱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邝玲娟 书 记 员 何淑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