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6民初21669号 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98号12-1-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8DQ16Y。 法定代表人：李大科，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睿，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宛君，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垄安大道546号传化公路物流港信息交易功能区二层A20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62697043E。 法定代表人：王维礼，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锐，重庆钧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杰，重庆钧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因被告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案件中止审理。本院依法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且裁定生效后，本案遂恢复审理。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大科，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睿、侯宛君，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杰、郭锐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因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扣除相应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24875元，并从2018年9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于2017年达成《活动房交易协议》，并在2018年9月6日签订销售合同予以确认。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提供了活动房、集装箱等物品，并予以安装完成。后经双方结算，共发生货款和安置费用共计512500元，被告仅支付100000元，尚欠412500元未支付，原告已经全额开具发票，但被告经多次催促仍拒绝付款，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辩称：1、本案中，杨川川的授权范围在结算单第4张中有明确的备注，杨川川没有资格代表我方与原告进行金额的确认，金额需要由被告的相关领导复核后，才对被告有约束力。在此情形下，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李廷荣与杨川川就相关争议的集装箱进行处置，对被告没有法律约束力。 2、本案中的19个集装箱，原告并未真实履行。2018年7月9日，杨川川、原告、李廷荣在案涉现场进行了串通，杨川川慑于法律责任，在给原告出示第4张结算单原件时，在争议集装箱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不敢代表被告确认有19个集装箱。在出具该结算单的当天，就在结算现场，杨川川与李廷荣还针对该19个集装箱形成了一个变卖的交接文书。 3、对前述有争议的集装箱的处置，被告和王维礼不知情。如果如原告和李廷荣所述，处置行为与被告和王维礼有关，那么原告就有关单据再向王维礼签字确认时，就应当要求王维礼对于杨川川和李廷荣的文书进行确认。对于王维礼所写的4张结算单得出总金额235500元，也不应当予以认可。在2018年9月5日，双方以合同形式对案涉的履行内容进行正式确认时，也不可能将19个集装箱仍然处于有争议的状态。被告认为王维礼在确认235500元，原、被告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原告或李廷荣并没有告知被告该19个集装箱被处置的真实情况，才形成了相关争议。因此，原告和李廷荣今天的陈述违反了诚信的原则。 4、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开票问题，被告认为违反了税法和相关税收征收条例，原告根据该条主张的权利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5、从证据的形式上看，原告并未举示其交付19个集装箱给被告的任何材料，销售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19个集装箱，仅是一个预算的数量，并非实际履行数量，就如同大量的买卖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均是预先对相应的标的、数量等进行预算，最终以实际履行完来计算。合同第四条开篇就明确了以实际验收的面积、数量进行项目结算。 6、双方在案涉合同第四条有一个共识，根据实际验收的面积和数量进行结算，表明王维礼对于结算单的签字是直接影响原告结算金额多少的材料。按照原告的表态，杨川川处理19个集装箱是被告知情或授意的，那么就应当在王维礼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上有反应才符合常理。根据现有的证据，双方进行确认的尚未支付款项只有235500元。 7、原告自称没有参与李廷荣和杨川川的交易是不属实的，因为原告和李廷荣特殊身份关系以及2018年7月9日三方都在案涉现场的事实，原告不可能不知情、不参与。 8、被告对于杨川川和李廷荣之间处置行为不知情，被告认为杨川川和李廷荣之间处置行为是有原告的参与的，而且该处置行为对被告是有恶意的。按照原告的陈述，171000元的财产最终以6000多元进行处置，不能反映该行为的正当性，被告甚至怀疑是杨川川、原告、李廷荣虚构，怀疑该19个集装箱根本不存在，因为在今天庭审中，原告和李廷荣并未举示证据证明19个集装箱曾经出现在案涉现场的照片以及19个集装箱处置的照片，所以被告怀疑对该19个集装箱都是前述三方虚构的，为了虚构债务，让被告承担。 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8日，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大科与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杨川（其真实姓名为杨川川，已从被告处辞职）签署《花朝修理厂彩钢棚、板房结算单》，载明：1、板房（旧）为106.50平方米×130元/平方米=13845元。2、板房滴水为25平方米×100元/平方米=2500元。3、彩钢棚为291平方米×75元/平方米=21825元。4、彩钢棚墙板为202平方米×30元/平方米=6060元。5、彩钢棚滴水为26平方米×70元/平方米=1820元。以上总计：46050元+14000元=60050元。同时，王维礼在结算单上签名，注明日期为7月25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王维礼所备注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同时，王维礼另外备注，“、、、计235500元”，注明日期为3月6日，以及“开票挂账结算，平川认3.5点”。 2017年7月25日，李大科与杨川川签署《博宇停车场彩钢棚、板房结算单》，主要载明：1、板房为258平方米×180元/平方米=46440元。2、厕所为8平方米×180元/平方米=1440元。3、伸缩蓬为220平方米×140元/平方米=30800元。…12、修理棚拆装费23000元。总计193265元-10000元=93265元。同时，王维礼在结算单上签名，注明日期为7月25日，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王维礼所备注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 2017年9月26日，杨川川在结算单（博宇悦来停车场）上签名，该结算单载明，排水沟为75平方米×43元/平方米=3225元，板房加固（包工）为4000元，配电箱遮雨棚为2个×400元/个=800元，合计8025元。王维礼在结算单上签名，注明日期为3月6日。 2010年10月30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大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礼，以及李廷荣之间有如下对话：李廷荣问，“那那个集装箱30个又啷个啊？”，王维礼回答说，“因为那个集装箱那个修理厂不是博宇的，然后我现在先把博宇的租金付了，把合同签了，把租金付过来了，我就找修理厂，要么它就把它买到，要么它就该把押金给我，还有它那个场地，那个修理厂，棚棚全是自己修，租金十几块钱一个平方，它4块钱一个平方给我租起，我给它做这些集装箱几十个，租金一年收4万8，大家要讲道理，那要么我就把这个东西拆起走了，要么你就自己买，要么你就把押金交给我，租金你自己付起走，我绝对不得给他提供…那里就是几十万”。李廷荣说，“我就要收27万”。王维礼说，“你9000块钱不是27万是撒子啊，30个。修理厂用了好多个嘛，修理厂说没用到30个？”李大科说，“没有，修理厂只有十多个”。李廷荣说，“它库房有，库房有9个…”李大科说，“那面基本上是十四个吗十五个”。王维礼说，“我不管他哪个，我前面的租金都没拿到”。 2018年7月1日，杨川川与李廷荣签订买卖协议，约定平川物流有限公司将工程人工承包给李廷荣，其中，第三条约定，套内面积计算且含房内所有东西，单价8元/平方米。第四条约定，工作内容是李廷荣自行安排人员进场，安全拆除平川物流有限公司所卖的所有东西。 2018年7月9日，杨川川与李廷荣签署卖板房协议，约定办公室按照6元×266平方米=1596元计算，集装箱按照10元×432平方米=4320元计算，伸缩蓬按照1000元计算，以上合计6916元。 2018年7月9日，杨川川自书结算单一张，载明租集装箱为“6个×2160元/年=12960元”，运费为“6个×700元=4200元”，博宇买断为“（3×3）箱×600元=6000元”、以及“（3×6）箱4个×9000元=36000元”，非正规箱、正规箱为171000元（？），维修费为15000元（按实数维修费应为19590元），杨川川签名后注明“以平川公司领导签字确认为准”。该结算单下方也注明金额74160元。 2018年9月5日（年份处有涂改），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条，项目地址为国博博宇库。第二条，关于单价，活动房为180元/平方米，集装箱为9000元/个，彩钢棚拆装费为75元/平方米。…第四条，关于合同金额，活动房安装完工后，以实际验收的面积及数量进行项目结算，按实际结算金额付款，19个集装箱单价待定，工程其于（其余）项目（含74160元集装箱款）金额为335500元。第五条，被告已付款1000000元给原告，剩余235500元在工程完工后择日付给原告。第六条，原告向被告开具3%的普通发票，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开票金额的3.5%作为税金。 另查明：2019年4月18日，原告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注明购买方为被告，货物名称为活动板房，金额为99900元、99900元、60300元，以上金额合计260100元。 还查明：杨川川为被告的工作人员，王维礼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大科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原告自述）李廷荣为李大科之父。 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即诉请主张的424875元由235500元剩余货款、19个集装箱的货款171000元以及6000元搬迁费（共计412500元）组成，另有占上述货款金额3%的税款12375元，共同构成，原告同意按照被告所欠货款的金额计算税款。 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举示了如下证据：1、销售合同，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至少有19个集装箱需要计价；2、花朝修理厂彩钢棚、板房结算单、博宇停车场彩钢棚、板房结算单，博宇悦来停车场结算单，手写结算单，证明235500元的价格构成，19个集装箱的价格合计171000元，该价款未计算在335500元之内；3、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260100元；4、买卖协议、价格计算单，证明被告将集装箱拆除后，材料出售给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的父亲李廷荣，进而证明主张的有关集装箱是存在的；5、照片，证明案涉集装箱拆除时的情况；6、手机录音，证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礼提到了案涉集装箱、该集装箱存在。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是真实的，但该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5日，合同约定工程完工后择日支付相关款项，说明双方对相关款项未约定支付时间，原告主张资金占用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双方确认的全部款项金额是335500元，原告没再履行其他供货义务；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手写结算单中原告所提到的171000元的集装箱货款，后面打了一个“？”，说明被告对该金额未予以确认，即被告对原告是否履行了该项义务有异议，且该结算单中杨川川特别注明“以平川公司领导签字确认为准”，表明杨川川并不具有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或交接相关事宜的权利。被告的领导王维礼在花朝修理厂彩钢棚、板房结算单上手写确认了4张结算单合计金额是235500元，此后双方又于2018年9月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对235500元再次予以确认。在双方合同的确认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还有其他应付款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开票金额260100元没有合同依据，原告的开票金额不等于其已履行金额，二者没有关联性；证据4的买卖协议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1日，结算单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9日，两份材料的落款时间均早于双方订立销售合同确认总款项金额的时间，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5的真实性等有异议，照片显示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11月10日，照片中的场地是否就是博宇停车场、照片中的集装箱是否就是案涉集装箱无法证明；证据6录音的时间是2017年10月30日，原告陈述现场拆除争议集装箱的时间是2018年7月9日，录音发生的时间，原、被告双方并未发生有争议的集装箱拆除的问题。双方有争议的集装箱是19个，无争议的集装箱是11个左右，双方在谈话中涉及到集装箱以及租赁金额很正常，录音不能代表双方正在讨论是有争议的集装箱的问题，也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有争议的19个集装箱。 被告举示了如下证据：1、杨川川的身份证复印件；2、被告的参保人员明细。上述证据证明杨川的真实姓名为杨川川，系被告员工，已离职。 原告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 法庭询问了李廷荣，李廷荣陈述，买卖协议和结算单均是李廷荣和杨川川签订，处分的标的物是19个集装箱；处分原因是被告把箱子用坏了，没有利用价值，按废铁处理给李廷荣，由李廷荣负责拆除；交易后折价款6916元，因被告尚欠李廷荣款项，李廷荣尚未将折价款支付被告。 原告质证后认同李廷荣的意见，表示知道杨川川与李廷荣之间的交易，但认为他们之间的交易与己方无关；被告质证后表示对杨川川与李廷荣形成的买卖协议和结算不清楚、也不追认，没有得到王维礼的确认，原、被告双方对于该19个集装箱仍然有争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举示的营业执照，销售合同，花朝修理厂彩钢棚、板房结算单，博宇停车场彩钢棚、板房结算单，博宇悦来停车场结算单，手写结算单，增值税普通发票，买卖协议，价格计算单；有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杨川川的身份证，社会保险参保明细；有本院对李廷荣的询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就活动房、集装箱等的买卖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签订销售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销售合同为有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该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被告购买了原告的提供的货物，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原告主张相应的货款，也应当就其供应货物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向被告供应货物的数量和货值金额。本院现结合上述争议焦点、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评述如下： 根据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的销售合同、结算单等证据可知，结算单是双方统计货物单价、金额、数量等的直接依据。2017年3月8日的《花朝修理厂彩钢棚、板房结算单》注明编号为，2017年7月25日的《博宇停车场彩钢棚、板房结算单》注明编号为，2017年9月26日的结算单（博宇悦来停车场）注明编号为，2018年7月9日杨川川手写结算单注明编号为。同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礼在编号为的结算单上手写注明结算单、、、的金额共计235500元，注明日期为3月6日。从常理上分析，上述四张结算单的形成时间应当在王维礼手书的3月6日之前，王维礼才有可能在编号为的结算单上备注内容。因此，编号为的结算单上的3月6日只能是2019年3月6日。并且，2019年4月18日，原告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注明购买方为被告，货物名称为活动板房。被告认可开票挂账、确认税点后，原告及时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从时间顺序上讲，合情合理，也印证了王维礼代表被告确认四张结算单总金额为235500元、以及进行确认的时间为2019年3月6日的事实。 关于争议的19个集装箱是否交付被告的事实，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原告主张的已将案涉的19个集装箱交付被告这一事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李廷荣自述与杨川川的买卖协议处分的是案涉的19个集装箱，但该买卖协议签订于2018年7月1日、双方并于2018年7月9日签订卖板房协议，本案提及有该19个集装箱的证据是2018年7月9日杨川川的自书结算单，以及2018年9月签订的销售合同。同一批集装箱，在杨川川出具结算单的同一时间段内又被李廷荣（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父亲）拆除、并作为废品出售给李廷荣，而原告对此表示不知情，显然违反常理；2、杨川川虽于2018年7月9日就集装箱出具了结算单一份，但是杨川川在该结算单上标注了“？”并注明“以公司领导签字确认为准”，而杨川川在此之前作为被告经办人签字的结算单上均有王维礼签名确认，且被告并未就集装箱等的买卖为杨川川出具专门的授权委托书，因此，原告对结算单需要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礼签字确认的事实应属明知。而杨川川于2018年7月9日手写的结算单上未见王维礼签字确认，故可以认定杨川川于2018年7月9日手写的结算单对被告平川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3、杨川川于2018年7月9日出具了结算单，原、被告于2018年9月签订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签订在该结算单之后，若原告确在此之前已将19个集装箱交付给被告或者与被告进行了结算，依照常理，集装箱的价格或者杨川川手书的结算单的内容应当在销售合同中有所体现，但是该销售合同却载明集装箱价格待定，有违常理。另外，2019年3月6日，王维礼代表被告确认四张结算单总金额为235500元，若原告的确在2018年7月9日前已将集装箱交付被告，二者已时隔至少8个月，依照常理，原告应当同时要求王维礼代表被告在2019年3月6日对购买的集装箱进行结算，尤其是根据原告的陈述，杨川川于2018年7月9日将案涉集装箱出售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之父，若被告确在此之前也收到了原告交付的19个集装箱，那么原、被告双方既不在2018年9月的购销合同中确定集装箱价格，也不在2019年3月6日的结算单中对集装箱的价格进行体现就更显不合常理，故被告辩称其至今并未实际收到原告交付的19个集装箱更具可能性；4、如前所述，杨川川以及原告都应知晓杨川川并无代表被告就集装箱与原告进行结算的权限，需待被告确认，杨川川当然更无代表被告将案涉集装箱对外出售的权限。然而，杨川川却在同日将案涉的19个集装箱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李廷荣，该价格与同日的结算单上载明的价格相差甚大，上述一系列行为明显违背正常的交易常理，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杨川川于2018年7月9日出具的结算单，无法认定原告已实际向被告交付了案涉的19个集装箱；5、原告主张本案的争议集装箱安装在博宇停车场。原告举示的录音中，提到了30个集装箱，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礼反复强调集装箱和修理厂不是博宇的。李廷荣报价“要收27万元”后，王维礼说“9000元27万元，30个”。每个集装箱单价9000元是双方清楚的事实，王维礼根据报价和单价，计算出的集装箱个数，但并未承认收到了30个集装箱。原告也承认修理厂用了十几个集装箱。因此，该录音未反映出被告有自认收到包括争议的19个集装箱在内的30个集装箱的事实；6、王维礼于2019年3月6日确认货物金额、税点等后，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金额合计260100元，与被告主张的欠款金额相近、而与原告主张的欠款金额相差较大。原告既然主张19个集装箱的货款171000元，并且双方约定由被告承担开票金额有关的税金，而原告开具的发票金额尚不能完整反映双方交易货物的金额，不符合常理；7、原、被告于2018年9月签订销售合同时，所涉工程已经完成，原告于2019年9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其间长达一年时间里，双方仍未确定19个集装箱的价格、未就19个集装箱事宜发生争议，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未能就争议的19个集装箱的交付这一事实完成举证责任，无法使人民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因此，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该19个集装箱的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销售合同载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35500元未付。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工程完工后择日支付。双方均确认工程已完工，故付款已具备条件。按照字面意思，“择日”即选择日期，“择日支付”即选择日期付款。应视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对付款日期约定不明，故被告可以随时支付，原告也可以催告被告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催告既是原告的权利，也是约定不明之下原告的责任。原告于2019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可视为进行了书面催告，被告应当即时支付剩余货款。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35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搬迁费，因原告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该费用应由被告负担，故对原告的本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税金。庭审中，原告同意按照被告所欠货款的金额计算税金。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35500元未付，原告已按照销售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金额高于上述金额，且双方销售合同和相关结算单中均约定被告应承担相应的税点，该约定实质上仅仅是将应由被告承担的税费转由原告代为支付，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有效，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税金，金额为：235500元×3%=7065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原告要求从2018年9月5日即补签销售合同之日起算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择日支付”即选择日期付款，因原、被告双方对付款日期约定不明，也未另行协商一致确定付款时间，故本院认定应在原告对被告进行了书面催告之日2019年9月4日起，被告即附有及时付清所欠货款的义务。被告未按销售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占用了原告的资金，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即逾期付款利息。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因此，被告应以尚欠货款本金2355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19年9月4日起计算至货款本金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向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235500元、应付的税金7065元、以及资金占用损失，该资金占用损失以尚欠货款本金2355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9月4日起计算至货款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44元，减半缴纳4022元，财产保全费2670元，由被告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692元，由原告重庆易骞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判员  刘畅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