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20）苏06行赔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天宇，男，1993年11月28日生，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现住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负责人崔勇，支队长。 上诉人张天宇因诉被上诉人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南通交警支队）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行赔初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9日，南通交警支队组织警力对其辖区内“三小车辆”上路行驶的行为进行突击整治，张天宇驾驶电瓶三轮车遇民警执法，期间张天宇头部受伤。此后，张天宇为相关赔偿事宜向南通市公安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等信访。2015年9月28日，南通交警支队曾向张天宇发出书面《告知书》，告知张天宇：南通交警支队的执法行为合法合规，张天宇的诉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017年6月，张天宇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该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苏0611行赔初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行政赔偿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并由行政机关依申请先行作出赔偿决定，因张天宇未提交上述相关证据，裁定不予立案。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维持该裁定。张天宇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驳回张天宇的再审申请。后张天宇在未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确认南通交警支队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情况下，不断向南通市公安局等单位信访，南通交警支队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通公（交）行赔决字[2019]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不予赔偿决定），认为交通警察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听从交通警察的指令，张天宇逃避检查，拒绝配合，其受伤情况是由其自身行为造成，其认为南通交警支队五大队民警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其受伤的事实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不予赔偿。张天宇不服提起诉讼，认为南通交警支队不予赔偿缺乏依据，请求：1.撤销南通交警支队作出的1号不予赔偿决定；2.由南通交警支队承担伤害张天宇的一切后果；3.由南通交警支队承担张天宇的看伤费用并赔礼道歉；4.南通交警支队支付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等损失合计2012022.12元。 一审法院认为，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的国家赔偿。当事人申请行政赔偿，可以在针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提起的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无论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还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行政赔偿均应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张天宇要求行政赔偿的事实基础是认为南通交警支队于2011年9月的执法行为违法。张天宇赔偿请求的成立，应当以南通交警支队2011年实施的执法行为违法为前提。张天宇通过信访、举报等程序要求南通交警支队予以赔偿时，南通交警支队始终未自认其执法行为违法，故张天宇赔偿请求是否成立，应以法院对南通交警支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并确认违法为前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张天宇对南通交警支队2011年9月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持有异议，但从未经法定程序确认该行为违法，张天宇向相关部门信访等情形并非阻碍其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法定事由。张天宇曾直接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行政赔偿，已因缺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行政机关先行作出决定的相关证据而不予立案。本案中，张天宇仍未能提交任何南通交警支队的执法行为经法定程序被确认违法的证据。显然，针对南通交警支队的执法行为，张天宇已经远远超过了起诉期限，即已丧失了请求法院对于执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张天宇不可以在对行政行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后，基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份不予赔偿决定，使得已经失去的诉权得以恢复。因此，张天宇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不应对南通交警支队的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及张天宇的赔偿主张是否成立进行司法审查。 综上，张天宇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天宇的起诉。 张天宇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1号不予赔偿决定，并依据告知的起诉期限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应予审理。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虽然发生于2011年9月，但事发后上诉人从未停止过要求赔偿义务机关予以赔偿。被上诉人至2019年1月才作出1号不予赔偿决定，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 被上诉人南通交警支队辩称，对“三小车辆”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是被上诉人的法定职权，事发当时被上诉人民警正在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上诉人头部受伤是其妨碍民警正常执法，自行撞到电动三轮车驾驶室部位所致，事发后被上诉人民警对上诉人实施了积极的救治行为，不存在被上诉人民警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上诉人受伤的事实。上诉人虽然一直主张其权利遭受侵害，但没有在法定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上诉人以1号不予赔偿决定作为没有超过起诉期限或诉讼时效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赔偿请求的成立应当以被上诉人2011年实施的执法行为违法为前提，但被上诉人始终未认可执法行为违法。针对被上诉人的执法行为是否违法，上诉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起诉期限。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南通交警支队组织警力对其辖区内‘三小车辆’上路行驶的行为进行突击整治”的时间“2011年9月9日”应纠正为“2011年9月7日”外，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1年9月9日，上诉人及其父亲张长超至被上诉人处，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人身伤害、精神损害损失10万元的请求。2012年2月27日，张长超至南通市公安局信访，认为被上诉人民警粗暴执法，将上诉人头部打伤，要求公安机关赔偿上诉人669365元，南通市公安局于同日转交被上诉人处理。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2011年9月7日的执法行为违法致其受伤，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上诉人选择了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上诉人最早于2011年9月9日即口头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赔偿请求，后于2012年2月27日信访时又明确提出了赔偿请求，属于在国家赔偿的两年请求时效内。在被上诉人逾期不作答复又不予赔偿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上诉人选择了信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在信访无果后于2019年4月2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远远超过了上述规定的起诉期限。被上诉人曾于2015年9月28日向上诉人作出一份告知书，该告知书表明，被上诉人认为其执法行为合法合规，实质上拒绝了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即使从该时间节点计算，上诉人的起诉也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作出的1号不予赔偿决定主张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但1号不予赔偿决定是认为被上诉人的执法行为不违法从而不予赔偿，该决定没有改变2015年9月告知书的结论，可视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赔偿请求的重复处理行为，没有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若以该决定来计算起诉期限，将本案进入实体审查，则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将失去实际意义。 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郭德萍 审判员  仇秀珍 审判员  张祺炜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丁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