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0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丽军，女，197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德存，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强，山东德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永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道村，男，该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孙丽军因与被上诉人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花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1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丽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孙丽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2016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银花公司不为孙丽军办理社会保险的减员，不为孙丽军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不向孙丽军移交个人档案材料，而劳动者针对用人单位是具有身份隶属性，银花公司不与孙丽军解除身份隶属关系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孙丽军无法到其他单位工作，无法与其他单位形成新的劳动合同关系。银花公司的行为足以导致孙丽军认为双方尽管书面劳动合同终止，但事实劳动关系依然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丽军先是基于劳动关系持续存在提起了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工资和生活费的诉讼，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中才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也才知道应当向银花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仲裁时效才开始起算，因此，孙丽军本次主张经济补偿金并未超出仲裁时效，一审认定超出仲裁时效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二、关于失业补偿金损失的问题。因为银花公司常年拖欠孙丽军社会保险金，导致孙丽军无法办理失业保险手续，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给孙丽军造成损失，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赔偿失业保险金的损失合情合理合法，一审理应支持，而一审认为不属于法院管辖严重错误，是对孙丽军诉讼请求的错误理解，严重侵害了孙丽军的合法权益。银花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丽军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孙丽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2.本案不存在时效中断情形，孙丽军权利主张已超过时效。3.银花公司不为孙丽军办理减员不能改变劳动合同到期的客观事实。4.自2015年7月份停产之后，孙丽军没有到公司上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事实劳动关系。5.孙丽军的社会保险已于2019年5月由政府相关部门划拨完毕，失业保险金也由政府相关部门发放，其提出的失业金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应由公司承担。孙丽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花公司向孙丽军支付经济补偿金137160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2.判令银花公司向孙丽军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24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银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银花公司于1999年7月2日成立，孙丽军一直在银花公司工作。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一份为期三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起止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订劳动合同。银花公司因经营困难无法正常生产，自2015年7月21日起进行季节性停产整顿。银花公司自停产整顿以来，一直没有恢复生产，也没有再安排孙丽军到银花公司工作。在本次仲裁及诉讼前，孙丽军已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过三次仲裁申请，向一审法院提起过三次诉讼，但均未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银花公司曾经为孙丽军办理了失业保险手续，并缴纳了部分失业保险费，后因故，银花公司欠缴了孙丽军的部分失业保险费。2018年12月26日，孙丽军再次向济南市济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济阳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裁决银花公司向孙丽军支付经济补偿138658元；2.裁决银花公司向孙丽军支付经济赔偿金277316元；3.裁决银花公司向孙丽军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24000元。在本案仲裁过程中，孙丽军又撤回了第2项仲裁请求。2019年2月20日，济阳区仲裁委作出济阳劳人仲案[2019]第2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为：一、对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的请求，予以驳回；二、对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的请求，予以驳回。孙丽军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2019年3月28日诉来一审法院。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项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一、孙丽军主张的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是否超过了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孙丽军与银花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双方没有继续签订劳动合同，且银花公司自2015年7月21日停产以来也没有安排孙丽军再到银花公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孙丽军与银花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银花公司没有给付孙丽军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孙丽军自2017年1月1日起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因此，其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请求的仲裁时效期间应当自2017年1月1日起计算一年。孙丽军虽主张银花公司没有向其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没有为孙丽军办理档案和社会关系转移手续，但这并不是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法律依据。其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续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孙丽军在之前的诉讼中，多次以其与银花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作为证据使用，该合同明确载明合同到期日为2016年12月31日。因此，其主张在收到XX民事判决书后才知道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不符合情理，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孙丽军虽然自2015年起先后多次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未主张过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直到2018年12月26日，孙丽军向济阳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时，才提出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因此，对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银花公司曾经为孙丽军办理了失业保险手续，并缴纳了部分失业保险费，只是因故后来欠缴了部分失业保险费。因此，孙丽军主张的失业保险费并非不能补办。其纠纷属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的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丽军要求济南银花纺织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3716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孙丽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孙丽军与银花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孙丽军亦未再向银花公司提供劳动，银花公司未依法向孙丽军支付经济补偿金，孙丽军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仲裁时效期间自2017年1月1日起算。孙丽军于2018年12月26日申请仲裁，已超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故一审对孙丽军要求银花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孙丽军基于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认识，提起其他诉讼，不能成为其未在法定时限内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合法理由，故孙丽军主张其收到本院XX民事判决书后才知道双方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其应当向银花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仲裁时效开始起算，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银花公司为孙丽军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并缴纳了部分失业保险费，孙丽军以银花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为由要求银花公司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形，一审未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孙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丽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立营审判员  何菊红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