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建涛，男，1953年7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积虎，北京亿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龙太路1-197号。法定代表人：朱杰。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贝贝，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淑程，女，1953年1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霞，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建涛因与被上诉人黄淑程、北京建邦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4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程序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建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积虎、被上诉人建邦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被上诉人黄淑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建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黄淑程与建邦公司所签订的《北京市顺义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淑程、建邦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孙建涛户籍在×号院，孙建涛与黄淑程系夫妻关系，依法应享受拆迁安置利益；2.建邦公司称曾向孙建涛核实证明的真实性，不是事实。庭审中，孙建涛补充上诉理由：1.孙建涛出具《证明》时，拆迁尚未开始，拆迁单位未确定。即《证明》与建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孙建涛出具《证明》时，拆迁工作未启动，孙建涛不可能放弃其尚未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孙建涛放弃尚未取得利益的行为是无效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3.孙建涛出具《证明》，是对黄淑程作出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只约束孙建涛、黄淑程夫妻双方，对建邦公司无效。黄淑程无权向建邦公司出示该《证明》。4.黄淑程向建邦公司出示《证明》的行为违反夫妻互相扶助义务；建邦公司无权接收《证明》。黄淑程与建邦公司故意串通所签订的补偿协议应属无效。5.补偿协议在签订时未经孙建涛授权，在签订后未经孙建涛追认，补偿协议应属无效。6.黄淑程在一审诉讼中提交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刘各庄村村民委员会的三份证明作为证据。该证明仅有村委会公章，并无村委会负责人及经办人的签字或盖章。该证据形式不合法，一审诉讼程序违法。黄淑程辩称，不同意孙建涛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建邦公司辩称，不同意孙建涛的上诉意见；同意黄淑程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孙建涛的上诉请求。孙建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黄淑程与建邦公司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振刚与黄淑程于1978年登记结婚，吴振刚于1994年去世。后黄淑程与孙建涛于1997年登记结婚。吴振刚在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芳香胡同×号有宅院一所，该宅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遂-柳各庄集建（证）字第×号，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吴振刚，用地面积为381.65平方米。2018年12月12日，黄淑程（乙方）与建邦公司（甲方）签订拆迁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因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需对乙方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和附属物实施拆迁；乙方家庭中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共四人，分别是黄淑程、吴平、王贞熙、王洪武；乙方按照宅基地使用权证载面积的70%计算房屋安置面积，乙方的总安置面积为267.16平方米。黄淑程提供2018年2月26日孙建涛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孙建涛已经放弃涉诉宅院的拆迁利益。证明内容为：“本人孙建涛，身份证号码×××，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芳香胡同×号，此处宅基地属于婚前财产，如果宅基地棚改拆迁与我孙建涛毫无关系，有关房屋宅基地拆迁补偿款我不参与分配。”一审庭审中，孙建涛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该证明是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且其当时的意思是房屋是黄淑程的，但拆迁安置应当有其份额。建邦公司认可上述证明的真实性，并称当时拆迁公司就该证明向孙建涛本人进行过核实，确认该证明属实；另外，按照拆迁政策，孙建涛符合被安置人的条件，但由于其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所以未将其列为被安置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孙建涛在涉诉宅院及房屋拆迁前已明确表示放弃拆迁利益，黄淑程与建邦公司基于其表示签订拆迁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孙建涛的相关利益，故上述协议应属有效。孙建涛主张其在书写证明的过程中受到胁迫，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其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判决：驳回孙建涛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孙建涛和黄淑程均确认×号院落为黄淑程与孙建涛结婚前取得的婚前财产。孙建涛陈述其书写《证明》是依黄淑程家人的要求所为，陈述未涉及具有胁迫意义的内容。孙建涛确认在出具《证明》后未就受胁迫的情况报警或向有关机构反映其受到胁迫的情况。一审诉讼中，黄淑程提交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刘各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三份证明（庭审中表述为证据3：证明孙建涛婚后没有在柳各庄居住。孙建涛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庭审中表述证据9：证明孙建涛并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号院内没有房屋。孙建涛质证：孙建涛户籍在×号院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号院中没有孙建涛所建房屋）。上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加盖有公章，无村委会负责人或经办人的签字或盖章。一审法院未将上述村委会证明确认为采信的在案证据，判决书书也未引用该证明。经询问，孙建涛确认一审法院未采信上述证据的事实，撤回关于上述证据形式不合法，一审程序存在错误的上诉主张。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专指意思表示行为人向外部表明意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的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指意思表示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真实意志不一致的状态。当事人主张其所作意思表示不真实，应就其主张充分举证。本案中，孙建涛上诉提出其所作意思表示系受到胁迫所致，但不能举证证明。根据其对于出具《证明》过程的陈述，本院不能确认其所主张的胁迫事实存在。本院确认《证明》是孙建涛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证明》内容，孙建涛明确：如果宅基地棚改拆迁与我孙建涛毫无关系，有关房屋宅基地拆迁补偿款我不参与分配。孙建涛确认×号院落拆迁与其毫无关系，即明确放弃了与拆迁相关的所有权利。孙建涛使用了“毫无关系”这一表述，根据该表述，不能得出孙建涛仅仅放弃拆迁补偿款，仍保留安置利益的结论。孙建涛所作意思表示清晰、明确，不存在其通过《证明》仍保留与拆迁有关的安置利益的可能性。关于意思表示相对人问题。根据意思表示的特点，意思表示行为的相对人与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并非同一概念。意思表示行为的相对人，系指表意人表意行为实施的对方；意思表示的相对人，系指以表意人意图其意思表示送达的对象。意思表示行为相对人应根据表意行为进行判断，而意思表示相对人则应当考虑意思表示内容及表意人意图加以确认。本案中，孙建涛向黄淑程出具《证明》，黄淑程为孙建涛表意行为的相对人。孙建涛表达其与拆迁事宜无关，其意思表示内容针对全部拆迁事宜，故应当确认其所作意思表示的受众为与拆迁有关的所有非特定主体。孙建涛在上诉意见中，混淆了意思表示行为对象与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概念，将其意思表示相对人误认为仅限于黄淑程，进而得出《证明》对建邦公司无效力；黄淑程无权向建邦公司出示《证明》；建邦公司无权接收《证明》的结论。上述结论有悖于常识。在孙建涛通过《证明》明确放弃其拆迁安置权益的情况下，黄淑程在拆迁调查过程中向建邦公司出示该《证明》，是当事人恪守诚信的表现。孙建涛上诉主张黄淑程、建邦公司串通签订拆迁协议，缺乏依据。孙建涛就拆迁事宜向黄淑程出具《证明》，又认为黄淑程在拆迁过程中出示《证明》违反夫妻互相扶助义务，该主张亦明显不当。关于权利的行使问题。孙建涛上诉提出：《证明》出具时，拆迁尚未开始，拆迁单位未确定。即《证明》与建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因拆迁工作未启动，孙建涛不可能放弃其尚未取得的拆迁安置利益。孙建涛放弃尚未取得利益的行为是无效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本院认为，权利是其所有者自主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当所有者不能自由行使其权能时，权利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近似于义务。除法律特别规定外，所有者可以当然行使其权利，而放弃权利即为权利行使的表现形式。同时，权利所有者放弃其权利，既包括其已经取得的权利，也包括其可能取得的权利。本案中，在拆迁正式启动前，不论孙建涛是否真正享有相关拆迁安置权利，其预先声明放弃该权利，并无法律障碍。该预先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针对后续拆迁事宜，只要该意思表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对与后续拆迁安置有关的主体均发生效力。关于拆迁协议的代理权和追认问题。孙建涛通过《证明》明确表示拆迁与其无关。在该意思表示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就拆迁事务所形成的协议在形成时无须孙建涛参与，在签订后更不需要孙建涛追认。黄淑程与建邦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时，不考虑孙建涛的拆迁安置利益，是对孙建涛放弃意思表示的尊重和确认。因本院已经确认《证明》的效力，建邦公司在签约时是否对该《证明》进行核实，已经不能对拆迁协议的效力造成影响。综上所述，孙建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孙建涛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谷绍勇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何 平法官助理 王苗苗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