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03民初8218号原告：江门米意兰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开平市水口镇第三工业园内环路E2号。法定代表人：FREDDYYIYANGCHEN，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涛，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嘉欣，广东孚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门市淇益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五福五街3座首层4-5A-0.5M-E轴自编03。执行事务合伙人：董锐。被告：董锐，男，汉族，1961年10月29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告：郑文，男，汉族，1966年3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原告江门米意兰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意兰公司）诉被告江门市淇益来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淇益来会计所）、董锐、郑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米意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嘉欣，被告淇益来会计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董锐（同时作为本案被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文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淇益来会计所向原告赔偿退税税金损失210000元；2.被告董锐、郑文对被告淇益来会计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经与被告淇益来会计所协商，约定由淇益来会计所向原告提供代理出口退税服务，服务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服务期间，原告将2017年出口的货物单证交给被告办理退税。随后，被告员工冯迪新告知原告已办妥退税手续，只需等待退税款项到账即可。2018年5、6月份，原告仍然没有收到退税款。原告向冯迪新追问税款何时能够退到公司账上，冯迪新表示会向税务机关跟进了解。2018年7月16日，原告再次向冯迪新追问税款到账时间，此时冯迪新答复称当日是2017年出口货物退税申报期的最后一天，税务机关在16日过后就会开始划账退税，又称之前有部分退税资料有误，但其后来已经及时进行更正，现只需等申报期结束后就会开始退税。2018年8月2日，原告在税务机关的专管员李叶发来邮件，告知原告邮件附表中的出口报关单信息并未进行申报。原告立即将邮件转发给冯迪新，要求冯迪新核对回复。2018年8月6日，冯迪新回复确认由于会计人员的离职，事务所其他同事不清楚如何申报及申报流程，所以迟了申报。2018年8月8日，冯迪新表示8月6日确认了专管员发来的表格，之后等税务机关安排退税即可。此后，原告又多次追问被告退税到账时间，但被告每次都称退税手续已经办妥，税务机关马上开始安排。期间原告一直继续将2018年出口货物的单证交给被告办理退税。2018年12月，被告向原告发送代理合同签约版本，双方就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出口退税服务一事补签书面合同。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19500元退税服务费，并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后交回被告盖章。被告确认收款，并开具发票，但未将合同盖章交给原告。2018年12月底，因退税款项一直未到账，原告于是自行向税务机关咨询退税情况，方才得知每年出口的货物需要在次年4月份前完成申报才可退税，而被告根本没有为原告办理2017及2018年的退税申报。原告马上从被告处拿回所有的退税资料委托新的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办理，但此时2017年的退税业务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办理期限而无法办理成功，导致原告退款损失21万元。原告马上向被告追要合同，并要求其赔偿税款损失，但被告不愿在合同上盖章，于2019年4月29日将原告支付的退税服务费全额退回，但拒绝赔偿损失。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虽然因为被告推诿，双方未能最终补签书面合同，但原告已支付服务费，被告接受且开具了发票。双方在服务期间一直就退税事务进行频繁的沟通，被告安排的员工也多次为原告跟进、解答退税相关事务。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合同，合同已经成立。被告未完成约定的服务事项，并造成了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董锐、郑文是被告淇益来会计所的合伙人，依法应对该所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诉讼。原告为其起诉提供如下证据：1.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代理出口退税服务，并于事后补签书面合同。2.冯迪新与原告员工微信聊天记录、光盘、微信语音内容文字翻译，证明原告与被告员工冯迪新沟通办理2017年出口退税事务，并多次追问冯迪新退税款何时到账，冯迪新在答复中多次告知原告已完成退税申报，税务机关马上开始安排退税，只需等待税务机关安排划款即可。3.冯迪新与原告员工朱锦照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图片、聊天记录中的excel表格、冯迪新微信号头像图片，证明2018年8月2日，原告所属税务专管员李叶发来邮件，告知原告邮件附表汇总的报关单没有进行退税申报。原告转告被告员工冯迪新并要求冯迪新核实表格内容。冯迪新于8月6日答复确认因事务所人手原因所以迟了申报。4.报关单、发票、发票清单，证明冯迪新所确认的迟了申报的报关单表格对应的货物金额及其发票，可收退税款共计21万元。5.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的图片，证明（1）原告于2018年12月21日向被告支付了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退税服务费19500元，被告已确认收费。（2）双方沟通补签书面服务合同，原告已在合同上盖章交给被告，但被告因没有办理2017年的退税申报，害怕原告索赔而不愿意盖章。6.发票，证明被告接收原告付款，并向原告开出发票。7.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29日退回原告支付的退税服务费，借此拒绝赔偿原告的损失。8.淇益来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证明董锐、郑文为江门市淇益来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对该所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淇益来会计所、董锐、郑文辩称：一、原告诉称的退税税金损失是由与答辩人无关的原因造成的，答辩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原告起诉涉及的退税事项在答辩人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前已无法办理出口退税。原告起诉的退税事项出口日期在2017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的相关规定，原告2017年出口的货物，应该在出口行为发生后的次月申报免抵退税，若2018年4月30日前没有办理退税的，已确定无法退税。而答辩人于2018年12月前后才与原告商谈代理出口退税事宜，对此之前原告依法已不能退税的所谓损失，无法也不应该承担责任。2.原告生产经营地址发生变更而未及时办理税务变更登记，严重影响其出口退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出口企业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如未及时向原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以便税务机关实地核查的，将影响企业出口退税。原告在2017年7月21日变更了工商登记地址，但直至2019年1月10日才向税务机关申请生产经营地址和注册地址变更登记。基于以上情况，答辩人意识到代理出口退税面临很大的难度和风险，才没有在《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上签字盖章。3.原告未如实、全面介绍其出口退税方面的相关情况，使答辩人当时无法准确掌握其出口退税事务的具体情况，无法及时作出接受或拒绝委托的决策。原告也一直没有及时、全面向答辩人提供办理出口退税的发票、单据和证明文件，如出口退税备案发票、海关电子口岸环节文件，代理出口报关单据、物流环节单据等。二、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欠缺成立要件，依法不产生效力，答辩人对原告不负担代理出口退税义务，自无缘由赔偿原告损失。答辩人于2018年12月前后与原告商谈代理出口退税事宜，当月20日向原告开具代理服务费发票，当月23日向原告发送《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该文本经原告确认盖章后于当月27日发回答辩人，在此期间，答辩人了解到原告要求办理的出口退税事项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意识到代理出口退税面临很大的难度和风险，因而未在约定书上签字盖章。原告支付服务费和答辩人开具发票的事实，只能说明答辩人与原告有达成合同的诚意及就合同金额达成一致，并不代表就整个合同的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在签字之前，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反悔，只要一方不肯签字，就说明合同未成立，自然谈不上生效。在合同未成立的情况下，产生的法律后果只能是退还原告支付的服务费。三、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缺乏计算依据和方法，可信度存疑。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实行免抵退税政策，退的是期末抵税额中不超过当期免抵退税额的部分；计算退税金额时，企业进项税(采购)相关文件资料不可或缺。而原告在其起诉状中，不仅未提供其计算损失的依据和方法，而且提供的发票是其销售发票，存在严重错误。四、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存在混淆视听的情况。原告在起诉中提到其有关人员与答辩人的员工（冯迪新，已离职）之间的沟通和联络情况，并将冯迪新个人行为视为答辩人整体意志，将其后果强加给答辩人承担，严重失实，不可接受。事实上，答辩人在2018年12月前，并未承诺过要为原告代理出口退税事宜，没有指派过任何人代理原告的出口退税事宜，之前也没有代理过原告的出口退税事宜。原告与冯迪新的沟通事宜，答辩人一直不知情，冯迪新也未向高层管理人员报告过。冯迪新的行为即使事实，也不属于职务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要件，只能是无权代理，对其后果，答辩人依法不承担责任。被告淇益来会计所为其答辩提供如下证据：1.米意兰公司企业信息、税务信息查询情况，证明米意兰公司注册的变更情况，米意兰公司在出口退税期间的注册地址与实际生产地址不一致，不符合国家税法规定，违反了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地址变更要及时变更相关税务的手续。2.淇益来会计所提供米意兰公司的合同文本，证明原告委托淇益来会计所办理退税的事宜，因为淇益来会计所发现原告的实际情况，所以没有为其进行确认，也没有签合同确认。3.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淇益来会计所的主体资料。被告董锐、郑文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米意兰公司与淇益来会计所就代办出口退税事宜进行协商达成初步合意后，由淇益来会计所拟定《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并发送给米意兰公司，并于2018年12月20日开具了金额为19500元的发票。2018年12月21日，米意兰公司在《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上盖章，同日向淇益来会计所转账支付了19500元，并于2018年12月27日将盖章后的《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交还给淇益来会计所，要求其盖章确认。但淇益来会计所没有在该约定书上盖章。2019年4月29日，淇益来会计所将19500元转账退还给米意兰公司。2019年8月28日，米意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认为淇益来会计所未及时代办2017年的出口退税，导致米意兰公司2017年的退税事项超期无法办理，造成21万元税金损失，要求淇益来会计所承担赔偿责任。在庭审中，米意兰公司主张双方自2017年10月起即就代办退税事宜进行协商，并一直由淇益来会计所员工冯迪新负责与原告的员工沟通、跟进退税工作，但淇益来会计所未及时办理而导致超期无法办理。淇益来会计所则认为双方在2018年12月协商代办退税事宜，但了解到米意兰公司要求办理的2017年退税事项已超过规定期限，且该公司经营地址变更后尚未到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考虑到退税的办理可能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故淇益来会计所未在《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上盖章，双方合同尚未成立，淇益来会计所也将米意兰公司转账支付的服务费用予以退还。经核对，米意兰公司提供的《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内容与淇益来会计所提供的文本内容基本一致，均约定由淇益来会计所为米意兰公司提供代理出口退税服务，服务费为每月1300元；米意兰公司提供的文本中载明了代理退税业务的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米意兰公司支付给淇益来会计所的19500元即为该十五个月代理期限的服务费总额。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协商代办的业务包含了2017年出口退税事项。另查明，淇益来会计所是于2011年4月27日登记成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董锐、郑文，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董锐，经营范围包含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本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主要是米意兰公司与淇益来会计所之间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米意兰公司在本案中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米意兰公司认为涉案的《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已经成立并生效，淇益来会计所则认为《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未经淇益来会计所盖章确认，合同尚未成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淇益来会计所与米意兰公司在2018年12月已经就代办出口退税事宜进行协商且形成合意，并由淇益来会计所拟定《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后发送给米意兰公司用于订立书面合同，淇益来会计所并向米意兰公司开具了发票作为其付款的凭据，发票金额与合约书上约定的十五个月服务费总额一致；米意兰公司收到《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后予以盖章确认并交还淇益来会计所，且按照发票金额向淇益来会计所转账支付了全部服务费。由此可见，米意兰公司与淇益来会计所事实上已经就代办出口退税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并以《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的形式确定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且米意兰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服务费的合同义务，淇益来会计所也以开具发票的形式接受了米意兰公司支付的服务费。虽然淇益来会计所未在《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上盖章，导致合同的书面形式未得到完善，但米意兰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淇益来会计所也已经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双方之间关于代办出口退税的委托合同，在淇益来会计所拟定的《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文本经米意兰公司盖章确认并支付服务费后，于2018年12月27日将合同文本送交淇益来会计所之日起，事实上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根据合同的约定，淇益来会计所的合同义务是代理米意兰公司办理出口退税事务，米意兰公司认为因淇益来会计所未及时办理2017年的退税事务，导致超期无法办理，造成米意兰公司的税金损失，要求淇益来会计所予以赔偿。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2012年第24号公告）第四条第（一）项“企业当月出口的货物须在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免抵退税相关申报及消费税免税申报。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上的出口日期为准，下同）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退税及消费税退税。逾期的，企业不得申报免抵退税”的规定，米意兰公司2017年出口货物的退税事项至迟应当在2018年4月30日前办理申报，在2018年12月米意兰公司与淇益来会计所协商订立合同时，2017年出口货物的退税事项由于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实际上已经无法办理。米意兰公司认为其于2017年10月已经与淇益来会计所就代办2017年出口退税事宜进行协商，并且将办理所需材料交给淇益来会计所，淇益来会计所逾期未办理，存在过错，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淇益来会计所对米意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认为米意兰公司2018年12月才委托其办理退税，当时2017年退税事项已经超期，并非淇益来会计所的过错造成。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米意兰公司与淇益来会计所商定合同内容并盖章确认的时间、米意兰公司向淇益来会计所支付服务费的时间，均发生在2018年12月，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米意兰公司在2018年4月30日前就已经与淇益来会计所就代办退税事宜完成协商并达成协议；虽然米意兰公司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员工与淇益来会计所员工冯迪新沟通办理有关退税事宜的事实，但微信聊天内容仅能反映双方员工就退税事宜进行咨询、沟通，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在2018年4月30日前已经达成有效协议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米意兰公司在2018年4月30日前已经将办理退税的材料交付给淇益来会计所的事实，米意兰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米意兰公司认为其在2018年4月30日已经与淇益来会计所就代办退税事宜达成协议并将有关材料交付给淇益来会计所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合同约定的部分代办事项无法办理，米意兰公司认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将其余需要办理的2018年出口退税事项撤回，不再委托淇益来会计所办理，淇益来会计所也已经将收取的服务费全部退换给米意兰公司，未收取其服务报酬，双方实际上已经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由于涉案《代理出口退税服务约定书》订立时，米意兰公司2017年出口退税事项已超期，客观上已不能办理，而米意兰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淇益来会计所对于逾期的后果存在过错，其要求淇益来会计所赔偿其因无法办理退税造成的税款损失，并要求合伙人董锐、郑文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郑文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门米意兰卫浴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50元，由原告江门米意兰卫浴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审 判 长  温艳华人民陪审员  梁德毅人民陪审员  区少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李德锋书记员甘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