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甘民申1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爱邦，男，汉族，1965年11月6日出生，农民，住高台县，现住高台县。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兰州丰金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深安路422号（兰怡幸福里9幢1层25号商铺）法定代表人：王立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麟，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永贵，男，194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高台县。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酒泉润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酒泉市金塔县中东镇营田地村所在地。法定代表人：李永华，该公司经理。再审申请人徐爱邦、兰州丰金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丰金公司）与被申请人常永贵、酒泉润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田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7民终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徐爱邦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徐爱邦是接受丰金公司（或者润田公司）的委托进行制种的，有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繁种表、鉴定结果表等证实，原一审中公司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均对委托事实予以认可，二审中因更换代理人而作相反陈述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2.在整个制种环节，公司均派人在落实面积、亲本发放、技术指导、收购、鉴定及款项支付等全程参与，申请人付出了劳务按每公斤40元收取的是劳务报酬，二审认定公司与徐爱邦形成委托关系却判决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错误；3.一、二审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对相同事实的案件认定公司与申请人形成委托关系并判决申请人不承担责任，与本案相似的几份生效判决书也作出相同的事实认定，本案中应当将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采信；4.润田公司未对徐爱邦作为代理人不承担责任的判处提出上诉，二审对其责任主动干预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丰金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徐爱邦与丰金公司之间形成种子收购法律关系，委托书是为备案出具，是徐爱邦育种的合法性证明，双方并不形成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丰金公司与农户不存在法律关系，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丰金公司申请再审称，1.丰金公司被追加为第三人后，原告未变更诉讼请求，判决丰金公司承担责任属程序违法；2.判决丰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丰金公司与徐爱邦之间是种子收购合同，并不构成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丰金公司与农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徐爱邦赚取的是差价，农户与徐爱邦之间是种植回收合同，丰金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徐爱邦、丰金公司申请再审的具体事实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是常永贵、徐爱邦、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责任承担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标的是处理事务，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一方代另一方处理委托事务。种植回收合同是指当事人签订的一方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等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种植，成品技术提供方报价回收的合同。本案中，2016年1月6日丰金公司给徐爱邦出具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徐爱邦为该公司繁育甘浓宝西瓜种。2016年3月15日，丰金公司与徐爱邦签订西瓜种子制种合同书，合同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2016年3月1日润田公司给徐爱邦出具委托书，委托徐爱邦于2016年度生产周期内在高台县范围内落实西瓜制种。同日，润田公司与徐爱邦签订种子生产预约合同，合同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徐爱邦以自己的名义与常永贵签订了口头制种合同，将丰金公司、润田公司提供的亲本发放给常永贵进行种植，并提供相应技术指导，且在收获后取样两份，一份由常永贵留存，一份由丰金公司交云南元谋基地进行检验鉴定或由润田公司交其客户拓华农业有限公司共同自检，丰金公司、润田公司还通过徐爱邦发放合格种子款及退还了不合格种子。综合分析本案委托书内容、亲本发放、技术指导、种子回收、种款支付、样本留存及鉴定等事项，结合原审一审中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对委托事务的认可，考量诉讼中常永贵对涉案委托书能证明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和徐爱邦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成立的，但是委托事项不明，委托权限不明，对因委托人和代理人约定不明，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徐爱邦和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的质证意见，以及我国实行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张掖当地种子实际生产经营的现状，本案徐爱邦、丰金公司、润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更符合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徐爱邦是受丰金公司、润田公司的委托，完成制种事务，但其以自己的名义与常永贵签订口头制种合同，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的披露义务，以及第三人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选择权。本案中，徐爱邦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常永贵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因种子质量和价款发生争议，在诉讼中披露委托人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常永贵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徐爱邦支付制种款，仅因徐爱邦申请通知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参加诉讼，因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对徐爱邦授权不明，同时主张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根据常永贵的具体请求，徐爱邦有关不承担责任、丰金公司有关本案程序违法及与徐爱邦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由于本案中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对徐爱邦的委托书及制种合同书中没有明确徐爱邦个人是否可组织其他农户制种，对相应权利义务未作出明确规定。委托的范围不明确、委托期限不明确、委托职责亦不明确，基于本案委托及种植行为均发生于2016年，案件系2017年3月29日立案受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结合涉案委托书的内容，二审判决徐爱邦、丰金公司、润田公司连带赔偿常永贵因制种的相关损失不违反行为时的法律规定，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徐爱邦、丰金公司有关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至于徐爱邦所提“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经查，本案中常学虎向徐爱邦主张权利，诉讼中徐爱邦披露委托人，常学虎主要以丰金公司、润田公司委托不明主张被代理人、代理人承担责任，而从徐爱邦提供的案例来看，诉讼中制种农户并没有依此主张权利，法院按照查明的法律关系、依当事人的主张判定各方的民事责任，两类案件情形并不完全相同，非本案再审审查应当处理的范畴。关于润田公司未对徐爱邦作为代理人不承担责任的判处提出上诉，二审对其责任主动干预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审查认为，本案系常永贵以徐爱邦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诉讼中徐爱邦认为其与丰金公司、润田公司是委托关系申请追加公司参加诉讼，经审理一审认定各方之间形成独立制种合同，徐爱邦主要以同公司形成委托关系为由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据各方诉辩主张、查明的事实对各方法律关系及民事责任作出认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况润田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故徐爱邦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徐爱邦、丰金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其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爱邦、兰州丰金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贺建福审 判 员 刘 艺审 判 员 何星君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秀云书 记 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