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9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刘建营，男，198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迁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赵春友，男，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第三人（被执行人）:孙宇明，男，1973年6月28日生，汉族，现住古冶区林西新林楼106楼2门207号。上诉人刘建营因与被上诉人赵春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4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204民初119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原审阶段提交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14日《转让合同》，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与孙宇明为案涉挖掘机（型号为SY36-8，编号为12SY036808728）的共同共有所有权人。该证据经原审法院审查认定具有真实性。但是原审法院在认定该证据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却并未予以采纳，前后观点矛盾。在各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挖掘机在2014年4月15日至本案原审立案之日前发生过所有权变更或变更登记的前提下，原审法院认为“不排除在上述转让合同签订后近五年的时间内原告刘建营和第三人孙宇明以及崔滨滨已经就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另行作出约定”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仅凭度测而非证据定案难以让人信服。即便另案中孙宇明、崔滨滨已起诉赵春友支付保管案涉挖掘机的使用费，也只能证明孙宇明、崔滨滨二人作为共同共有所有权人之一就自己对共有物处分产生的收益在所占份额内主张权利，并不能因此反推上诉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案涉挖掘机的共同共有所有权。再者，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除案涉挖掘机存在本次执行异议之诉外，没有任何经济纠纷。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因买卖合同纠纷而引起的民事诉讼和产生的相关法律文书，也从未告知过上诉人。原审法院却认为“原告几年时间都没有管理案涉挖掘机甚至不知道挖掘机已被法院查封，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存在无服管理挖掘机的情形”，上诉人没有义务也没有现实可行性知晓与自身无关诉讼的裁判结果，原审法院强加给上诉人举证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自身对案涉挖掘机享有所有权，并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愿请贵院支持上诉请求。赵春友答辩称，刘建营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建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享有所有权的挖掘机（型号为SY365-8，编号为12S7036808728）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挖掘机的查封、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2.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孙宇明对挖掘机享有所有权；3.本案的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春友诉孙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古民初字第1660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目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告孙字明给付原告赵春友柴油款人民币180000元，自2016年3月起每月15日之前给付人民币15000元至还清时止。二、如果被告孙字明未按上述时间及金额给付，原告赵春友将就被告孙宇明未给付剩余款项一并申请法院执行。三、被告孙宇明还清上述款项后，原告赵春友于两日内将三合一365H型号物机返还给被告孙宇明或崔滨滨。四、其他|无纠纷。五、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00元，减半收取1950元，保全费1326元，由被告孙宇明负担”。上述调解书生效后，孙字明未按照调解书确定的时间履行全部义务。申请执行人赵春友于2016年4月26日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8年4月18日，赵春友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申请，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冀02执恢495号立案受理。2019年5月20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2执恢49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孙字明与案外人崔滨滨共同所有的型号为SY365-8，编号为12SY036808728挖掘机一台，期限为两年。二、申请执行人赵春友负责保管被查封、扣押的挖掘机，在查封、扣押期间内，申请执行人赵春友不得使用被查封、扣押的挖掘机，因申请执行人赵春友的过错造成挖掘机损失的，由其承担责任。在查封、扣押期间内，不得转移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得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2019年8月5日，原告刘建营作为案外人就上述执行裁定书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冀0204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刘建营的异议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刘建营提出两项诉请：一、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享有所有权的挖掘机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挖据机的查封、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二、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孙宇明对挖掘机享有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原告以其挖掘机共有权人为由要求解除对挖掘机的查封、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本院对原告刘建营的第一项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原告提交的2014年4月14日张国华签署的转让合同记载“张国华欠崔滨滨、刘建营、孙宇明工程机械款共计1130000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将挖掘机给三人，抵所欠工程机械款所有账目全部抵清。”上述转让合同签订近五年之后，即2019年1月23日孙宇明、崔滨滨向本院起诉赵春友合同纠纷时在起诉状中主张“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自2015年10月13日起至今其使用由其保管的二原告共有的SY365H型挖掘机使用费”，该主张与第三人孙宇明在本案中认可原告刘建营是共有人自相矛盾，故在此情况下不排除在上述转让合同签订后近五年的时间内原告刘建营和第三人孙宇明以及崔滨滨已经就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另行作出约定。另外，本院在2015年12月9日即已将案涉挖掘机查封，原告刘建营自述其于2019年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2执恢495号执行裁定书后才得知涉案物机已经被法院查封，且其在庭审中陈述与孙字明、崔滨滨对涉案挖掘机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分工、谁有空谁去管理挖掘机，但是原告对于其几年的时间都没有管理案涉挖掘机甚至不知道挖掘机已被法院查封，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存在无服管理挖掘机的情形。因此，在原告仅提交一份2014年的转让合同且其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刘建营的第二项诉请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建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刘建营负担。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判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要求案外人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对执行标的物具有所有权。本案上诉人关于案涉提供的证据仅有一份2014年的合同，而对于是否按照该合同交付并占有使用该挖掘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上诉人主张排除执行理据不足。综上所述，刘建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刘建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丰审判员 李宝峰审判员 周 欣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李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