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1行终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若谷，男，197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东路491号。 法定代表人商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项志强，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章献彪，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D座。 法定代表人孙雍容，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军，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良循，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若谷因卫生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行初1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1月18日，原淳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载明的处理意见：“根据调查发现：1.胡勇医生亲自为患者徐建生检查、治疗过，对患者病情熟悉；2.胡勇医生未给患者徐建生作出‘××××’的诊断，只是在患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中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描述了既往有‘××××’史。综上所述：胡勇医师不存在违法开死亡证明的行为”。徐若谷对此不服，向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3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2019年7月12日，徐若谷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书；2.撤销淳安县卫生健康局的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处理意见书，责令淳安县卫生健康局重新处理徐若谷投诉函相关内容,徐若谷理所当然应当收到有被调查者签字、合法有效的死亡证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1日，徐若谷向淳安信访局投诉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要求按法规处理。同日，淳安信访局将该事项转送原淳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理。2018年12月26日，原淳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淳卫计信访告[2018]05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告知徐若谷对其投诉事项予以受理。嗣后，原淳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针对徐若谷反映的“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要求对胡勇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诉求，经过调查认为：胡勇医生亲自为案外人徐建生检查、治疗过，对徐建生病情熟悉；胡勇医师未给予徐建生作出“××××”的诊断，只是在患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中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描述了既往有“××××”史，故胡勇医师不存在违法开死亡证明的行为。 徐若谷对此不服，向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4月8日作出杭卫健（复）[2019]4号《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徐若谷对复议申请予以补正。徐若谷进行补正后，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4月17日对该行政复议申请予以受理，并分别向徐若谷和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发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经审查后，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淳安县卫生健康局2019年1月18日作出的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原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徐建生在淳安中医院2017年11月16日的入院记录中载明：“有双膝关节炎10余年，关节僵硬，30年前有××××病史，未规范治疗”。案外人徐建生在淳安中医院2017年12月24日入院记录中载明：“有双膝关节炎10余年，关节僵硬，30年前有××××病史，未规范治疗”。 原审法院再查明，案外人徐建生于2017年12月28日因重症××，感染性休克死亡，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填写死亡调查记录，对死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进行描述，其中记录有徐建生1年余前行左股骨颈骨折手术，30年前有“××××”病史，“双膝错位”10余年。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9年3月26日，原淳安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根据机构改革方案变更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是指行政主体负有特定的职责，应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但其在法定期限内拒绝履行，行政相对人认为该拒绝履行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徐若谷向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投诉胡勇医师违法开具死亡证明，并要求予以查处，系要求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履行法定查处职责，徐若谷对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处理意见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系对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故本案系履职之诉行政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本案中，徐若谷向淳安信访局投诉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要求按法规处理，淳安信访局转送至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处理，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为辖区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处理案涉投诉事项的法定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的。本案中，徐若谷投诉的事项为反映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要求对胡勇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在受理徐若谷的投诉后，对胡勇医师的执业行为展开调查，认定胡勇医师亲自为案外人徐建生检查治疗过，故作出案涉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定其不存在违法开死亡证明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部分人口死亡医学证明的签发之第（四）项规定，《死亡证》签章后生效。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安部门必须准确、完整、及时地填写《死亡证》四联（后三联一致）及《死亡调查记录》，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私自涂改。本案中，徐若谷投诉胡勇医师违法开具死亡证明，给案外人徐建生作出“××××”的诊断。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未经医疗机构签章，尚未生效，同时，在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死亡调查记录中，涉及徐建生1年余前行左股骨颈骨折手术，30年前有“××××”病史，“双膝错位”10余年的记录，系胡勇医师依照相关规定对死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的记录描述，与徐建生在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2月24日两次入院记录中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故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案涉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定胡勇医师未作出××××的诊断，系对死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予以记录描述，不存在违法开死亡证明的行为，并无不当。 原审法院认为，徐若谷所提出的投诉事项即认为“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要求对胡勇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系要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查处之请求。本案中，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在收到该投诉事项后，展开了调查核实，系属于履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其处理结果与徐若谷存在利害关系，故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以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形式告知徐若谷，且未告知徐若谷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及期限，予以指正。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收到徐若谷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对其复议请求进行审查，认定徐若谷与查处事项具有利害关系，淳安县卫生健康局系属于行政履职行为，对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以信访形式回复徐若谷予以指正，并认定徐若谷的请求事项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在经过审查后，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案涉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徐若谷要求撤销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的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重新处理徐若谷投诉相关内容，以及撤销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若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徐若谷负担。 宣判后，徐若谷不服，向本院上诉称：2017年12月28日，上诉人父亲徐建生在淳安中医院ICU死亡。几日后，家属发现中医院医生胡勇开具的死亡证明上莫名其妙出现患者30年前有“××××”病史(一种××)。上诉人将此事向被上诉人二医政科李建华处投诉，未见答复。2018年12月21日，上诉人向网上政务平台投诉，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于2019年1月18日出具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5号处理意见书。上诉人不服，于2019年4月15日向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6月21日，上诉人收到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书。上诉人不服，向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上诉人于2019年12月13日收到判决书。上诉人不服，特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依据国卫规划发[2013]57号，认为胡勇将患者不存在的××抄袭在死亡证明上是合法的，该文件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安部门必须准确、完整、及时地填写《死亡证》四联(后三联一致)及《死亡调查记录》，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私自涂改。将并不存在、无诊断的××写在上面，能算是准确吗？况且，死亡证明填写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上诉人已提交证据，需要填写的内容是必须有诊断的、跟死亡有关的疾病才可以填写在死亡证明上，如果江干区人民法院还有疑问，应当向国务院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函咨询：1.《死亡调查记录》是否属于《执业医师法》二十三条规定的医学文书的一部分；2.未经诊断的××能否写在《死亡调查记录》上；3.《死亡调查记录》不经过亲自调查，抄袭其他人的病历是否违法？无被调查者签字是否违法？4.判断医师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是以医师签署为准还是以医院盖章为准？胡勇在填写《死亡调查记录》的时候有涂改(“15天前患者再次”“30年”处)，江干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P18称：“双膝错位”10余年的记录实际上是双膝关节炎，可见连判决书都有记载错误的情况，病历难道就不会有记载错误！很显然，也违反了上述文件“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私自涂改的”规定。江干区人民法院以患者最后两份入院记录为依据，称“于徐建生在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2月24日两次入院记录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本身就是电脑上复制粘贴下来的东西，连标点符号都一个不差，还能不“相互印证”!“系胡勇医师依照相关规定对死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的记录描述”认为最后病历有记载，医师就可以抄，为何《死亡调查记录》还需要被调查者签字？都由医师抄抄病历好了嘛!上诉人认为：第一，医师填写死亡证明系法律赋予医师的履责行为，是法律行为。第二，死者生前病史根本不存在“××××”，“××××”没有事实依据，最后两份入院记录打印件本身就是从2016年8月1日的病历抄(复制粘贴)过去的，胡勇在调查笔录里亲口承认，及上诉人与胡勇的谈话录音互相印证。医师记载错误，或者误诊等等，都可以抄到《死亡调查记录》去？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如果抄袭病历即可，为何《执业医师法》还规定了：“必须亲自诊查、调查”的法律条款，抄抄就好了嘛！30年前的既往史，哪条法律规定以最后的记录为准，而不是以最早的入院记录为准？凭的是哪条法律？2017年11月16日及2017年12月24日的病历，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是没有的，系行政诉讼过程中，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取得最后两份入院记录(上诉人诉淳安中医院医疗纠纷一案，医院病历总共二十本6000余页，于2018年12月17日交给淳安县人民法院，因医院拒绝封存病历，法官同意上诉人拍照质证，所有病历至今还在淳安县人民法院，上诉人向法官了解，期间未曾向他人提供病历复印)，上诉人在质证时提出违法取得，判决书上未记载，请注意：法院以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违法取得的证据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同时，该证据违反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病历记载互相矛盾，以前记载没有后来记载有，江干区人民法院以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违法取得的证据来断案。同样是病历，按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死亡调查记录》与徐建生在2015年9月8日、2016年5月18日两次入院记录的内容不能相互印证，也就是说，两被上诉人的证据互相矛盾，法院却以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违法取得的证据来断案，并且是30年前的既往史，病人住院住到快死了，还能把30年前的既往史给住出来，岂有此理！患者及家属从来没有说过“××××”，病历是医院自行制作的东西，患者办理20次出入院手续，并不是真正出院之后再入院，而是为了配合医院进行医保结算，既往史当然是以首次记录为准。医师在患者不能讲话的时候把“××××”编造出来。家属每次签字办理出入院手续，医师早就把打印件准备好，医师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添加既往史“××××”后，引诱家属签字，并非家属真实意思的表达，属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上诉人在医院签过的字数以百计，如果上诉人早就发现，也用不着等到患者死亡之后再去查，不合常理！同《死亡调查记录》抄袭病历是哪条法律允许的？江干区人民法院及被上诉人都没有拿出相关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没有授权医师在填写《死亡调查记录》时可以抄病历)。调查记录么就是调查之后的记录啊，哪个法律规定调查记录可以抄的！没有吧！《执业医师法》规定了：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说的很清楚了，是调查了之后填写医学文书，而不是不经过调查抄袭病历!一个是经过调查一个是不经过调查，经过调查有被调查者签字；一个是填写一个是抄袭，完全是不同概念。江干区人民法院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5号处理意见书，因为没有家属提供过所谓“××××”。根据被上诉人二的调查，他们只调查了胡勇及余雪琴，没有做更多的调查，怎么可能得出结论是家属提供的？逻辑关系不成立。所谓“家属提供”跟淳安县卫生健康局的调查风马牛不相干，完全联系不上的事情能得出结论吗？到了行政复议的环节，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违法取得答辩状作为新证据提交，里面胡说“××××”是患者前妻提供。意图替胡勇推卸责任。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撒谎，欺骗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称“本局调查过程中，申请人拒不提交胡勇医师开具的死亡证明书原件，使本机关无法对信访诉求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复议答复书P2)，上诉人在质证时有说明，判决书上无记录。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承认，在真实性无法核实前，先开展调查？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是在未核实死亡证明书原件的情况下，受理前（2018年12月24日）向胡勇等作了调查，而后才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受理告知单，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6日去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方成华处取受理告知单时，询问“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方答复：“不需要，我们会去调查的”，实际已经调查过。至2019年1月18日上诉人去取意见书，从未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任何证据。之后，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花了二十余日出具意见书，将亲自调查的概念偷换到亲自诊查中。调查在受理之前就完成，就好比法院先法庭调查再立案，这还不算程序违法？判决书称“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在受理徐若谷投诉后，对胡勇医师的执业行为展开调查”，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明明是在受理投诉前作的调查，法院审案，何故前后颠倒？徐建生从未有“××××”，仅仅凭违法取得的最后两份入院记录即可判决，只要病历里面编造患者既往史××，各个医师一路抄袭，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不需要诊断就可以说某某若干年前有××，白纸黑字抄袭到死亡证明上，公民的人格尊严何以得到保障，此判决书违背民法的基本精神，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徐建生死亡已近七百三十日，法院认为死亡证明“尚未生效”，请问，家属何时才能拿到生效的死亡证明？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行政复议环节，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二条，且复议决定书无署名。上诉人提出，判决书对该项事实未作出回复。法院断案的基本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中，第一，患者及家属从未说过“××××”；第二，患者前妻从未说过“××××”。那么，三十年前“××××”怎么会出现在病历里面的？江干区人民法院调查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了吗？连基本事实都没有调查清楚，江干区人民法院以未经封存、违法取得的两页入院记录作为断案依据；病历是一种书证，将其中不存在的记载作为断案依据，未免过于草率。为查清事实，上诉人于8月11日向江干区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胡勇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以挂号信寄出)，后又打电话问法院，法院不予准许。病历中记载“××××”均系淳安中医院单方制作，且从未向家属调查了解过。单方制作的病历存在伪造、篡改、记载错误等可能。也就是说，病历中出现的“××××”没有事实依据，此其一。其二，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的。法律明文规定了“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医师不经过调查，将不存在的“××××”抄袭在医学文书上，并且署名了，违法事实明显。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对胡勇的调查与上诉人的投诉内容一致，但是不按照法律责任来认定，而是偷换概念“窃书不算偷”，自行解释，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何来的释法权！江干区人民法院以2017年11月16日及2017年12月24日的病历作为裁判依据，违反了最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章证据的审核认定中的相关条款规定。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行使履责行为也好，答复信访行为也好，同样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其从开始调查就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其所谓××××系家属提供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谎言，哪个家属提供的？从何得知家属提供？都没有指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凭啥说是“家属提供”。基本事实都不存在，何来证据确凿？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江干区人民法院同样以不存在的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综上，1.请求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行初166号判决书；2.撤销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杭卫健（复）[2019]5号行政复议书；3.撤销淳安县卫生健康局的淳卫计信访复字[2018]05号处理意见书，责令淳安县卫生健康局重新处理徐若谷投诉函相关内容,徐若谷理所当然应当收到有被调查者签字、合法有效的死亡证明。 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答辩称：一、本案中，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对上诉人提出诉争事项具有行政管理职责不存在争议，应当予以确认。二、关于上诉人诉请中提出被上诉人所作处理决定事实依据问题也就是涉及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有无违法开具案外人徐建生死亡证明的事实问题，这是本案争议焦点。被上诉人认为，无论是被上诉人依法履职过程中，还是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复议调查中，还是一审法院审理中，均已查清：一是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具有医师执业资格和执业证书；二是案外人徐建生在淳安中医院治疗过程中，胡勇医生是徐建生治疗期间诊治医生之一；三是本案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徐建生死亡证明正式开具，上诉人在投诉、复议和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反映，在徐建生死亡后，胡勇医生在填写《死亡调查记录》“死者生前病史及症状体征”时予以记录描述，并非是对徐建生作出“××××”的诊断，其记录行为符合规定，特别是胡勇医师虽填写调查记录，但该记录未经患者家属签字确认并加盖医院公章，因此也未出具死亡证明。前述事实，均有双方提供的在案证据佐证。因此，被上诉人经调查认为作出胡勇医师不存在违法开具死亡证明的行为，事实依据清楚，证据充分。复议机关和一审法院认定也无误。三、本案中，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对上诉人的投诉处理程序合法。2018年12月21日，淳安信访局接到上诉人信访投诉之后，淳安信访局将信访件转交给被上诉人机关。同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了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期间作为被上诉人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2019年1月18日作出处理意见，并送达给上诉人。综合前述，无论是信访程序还是公民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均做到程序合法，符合《国家信访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和要求。综上，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复议机关和一审法院处理本案无论是程序和实体均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审中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原审判决再查明的“双膝错位”应为“双膝关节炎”，对此予以指正。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3]57号）第一部分人口死亡医学证明的签发之第（四）项规定：“《死亡证》签章后生效。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安部门必须准确、完整、及时地填写《死亡证》四联（后三联一致）及《死亡调查记录》，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私自涂改。”本案中，上诉人徐若谷向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投诉要求对淳安中医院医师胡勇违法开死亡证明的行为进行查处。胡勇医师作为案外人徐建生的诊治医生，填写案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但案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未经医疗卫生机构签章，尚未生效。故被上诉人淳安县卫生健康局作出被诉处理意见书认定胡勇医师不存在违法开具死亡证明的行为，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徐若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莫雪飞 书记员汪金枝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