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73484355XU 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福星时代天骄5幢。 法定代表人：李绍锡，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浙川，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文秀，女，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峨峰，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052161412M，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李桂珍，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池，四川林志（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宇，四川林志（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实业公司”）与被上诉人何文秀、原审被告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骄摩尔公司”）、原审第三人李绍锡因合同纠纷，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6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李绍锡死亡，本院依法对其终结诉讼。上诉人福星实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浙川，被上诉人何文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峨峰、刘芳，原审被告天骄摩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池、雷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星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6133号民事判决；2.驳回何文秀对福星实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何文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公司财产混同是认定人格混同的关键，公司之间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各公司财产无法区分，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二、证明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举证责任应由何文秀承担；三、福星实业公司未对天骄摩尔公司实施转移资产、抽逃资金等可能导致财产混同的行为，没有造成天骄摩尔管理公的偿债能力降低。并且福星实业公司垫付了天骄摩尔公司应付的3年租金收益，不但未损害债权人利益，相反对债权人有利；四、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违反诉讼程序。 何文秀答辩称：一、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资产混同的事实清楚。1.福星实业公司承认其为天骄摩尔公司垫付了案涉商铺前3年的租金收益，以赵曼曼为例，其前3年的商铺租金收益为13.2668万元，案涉商铺共计700余户，则福星实业公司为天骄摩尔公司垫付的前3年的租金为9100多万元。同时，福星实业公司还为天骄摩尔公司支付13.7633万元的水电费。2.王军、唐勇既是福星实业公司的股东也是天骄摩尔公司的股东。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员工购买保险的主体是用人单位，但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福星实业公司为天骄摩尔公司的股东、员工等人员共计购买了30余万元的社会保险。二、一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适当。一审所举证据已经证明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在人员、财务等方面存在混同，但福星实业公司未对其为天骄摩尔公司人员购买社保及案涉商铺前三年的租金收益去向作出合理解释，且福星实业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财务资料，福星实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人格混同，造成天骄摩尔公司无法向债权人何文秀支付约定的租金收益，严重侵害何文秀的合法权益。福星实业公司以售后包租的方式出售产权式商铺，商铺售出后将案涉商铺交由无偿债能力的天骄摩尔公司管理，造成商铺购买人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福星实业公司的行为属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地位，恶意逃避债务。四、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对适用简易程序的禁止性规定。 何文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何文秀在福星实业公司购买的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房屋项下第4年至第7年的资产收益额。即：第4年65912元；第5年67880元；第6年第1季度17462元，第6年第2-4季度52386元；第7年72012元；2.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第4年收益金65912元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3.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第5年的收益金67880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4.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第6年第1季度的收益金17462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5.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按《委托经营合同书》的约定在第6年第2-4季度和第7年的每季度届满前十日内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相应的资产收益金以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6.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承担。诉讼过程中，何文秀变更第四、五项诉讼请求为：4.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第6年第1季度的收益金17462元以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5.判令福星实业公司、天骄摩尔公司及第三人李绍锡支付第6年第2-4季度收益金52386元及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10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和按《委托经营合同书》的约定在第7年的每季度届满前十日内向何文秀连带支付相应的资产收益金以及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 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福星实业公司在宣传福星·时代天骄项目发放的宣传资料的街铺投资须知中，对商铺投资回报载明：“街区铺面将统一采用委托经营模式：5号楼1层主力店1层铺面第一期委托经营期定为7年，前3年的年投资回报率定为6.5%，在签订委托经营合同时，一次性全额折让返还给投资人；从第4年起，逐年递增3%至委托经营期限结束。第4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6.7%，第5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6.9%，第6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7.1%，第7年的年投资回报率为7.32%。”2013年4月27日何文秀与福星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何文秀购买福星实业公司开发的位于绵阳市福星·时代天骄（一期：1-7，Ｂ块地下室）5幢1层44号商铺，建筑面积17.19平方米，总价款740362元。上述合同签订时，何文秀（委托人、甲方）与天骄摩尔公司（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其购买的福星·时代天骄5幢1层44号商铺（建筑面积17.19平方米，总价值983767元）进行经营管理。首期委托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止。首期委托经营期限内，为培养商气，甲方同意乙方经营前三年免费使用本商铺，第四年为6.7%、第五年为6.9%、第六年为7.1%、第七年为7.32%的年回报率。”第五条约定：“收益金支付方式：1、第四年至第七年乙方按季度提前十天内支付甲方收益，节假日顺延。”第十一条约定：“首期委托经营期满前6个月内，若福星时代天骄（1-3Ｆ）2／3（面积）以上的产权人通过全体业主书面大会的形式不同意继续将天骄摩尔商业街（1-3Ｆ）资产整体委托乙方经营，即为福星时代天骄1-3Ｆ的大多数商铺业主不同意继续将天骄摩尔商业街资产整体委托乙方经营，暂还未签字同意的产权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拒绝执行全体业主书面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则，将承担由此给其他产权人和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前述合同签订后，何文秀在福星实业公司折让了前三年投资回报的基础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及相应税费、手续费等。何文秀于2014年8月18日和2014年10月14日取得了案涉商铺的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福星实业公司将案涉商铺移交天骄摩尔公司进行管理，天骄摩尔公司对包括案涉商铺在内的福星时代天骄商铺进行对外招租管理。案涉商铺至今仍未交还何文秀，何文秀也未收到商家支付的租金。 另查明，天骄摩尔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成立，住所地为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发起人为唐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王军（监事）、聂双。2014年7月25日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李桂珍、李涛、王浩义。2018年6月28日将联络员由洪梅变更为王燕。福星实业公司于2001年12月17日成立，住所地为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131号福星时代天骄5幢，法定代表人为李绍锡，股东为李绍锡、李巧玲、李刚、王军，王军自公司成立任监事，现任公司董事。洪梅自公司成立至今任公司联络员，现任公司监事。 还查明，根据从社保管理部门调取的福星实业公司购买社保记录显示，该公司除为其公司员工购买社保外，还为王军、唐勇、聂双、李强、郝建、颜晓光、何坤芳、王燕、李涛、洪梅购买社保。庭审中，天骄摩尔公司称唐勇曾系其公司法人、郝建曾系其公司总经理、颜晓光是公司现任总经理。从税收征缴部门调取的信息显示，王燕系天骄摩尔公司办税人、财务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何文秀与天骄摩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权利及义务。因合同对第四年至第七年收益金计算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何文秀要求确认该期间收益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天骄摩尔公司是否应向何文秀支付收益金的问题。天骄摩尔公司辩称因未得到超过2/3的业主投票委托公司继续经营管理商场，该公司实际从2017年1月便丧失整个商场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经营合同书》仅针对首期委托经营期届满后，是否继续委托约定由全体业主投票决定，而并未约定首期委托期限内受托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需要由业主投票决定。合同对首期委托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而双方并未解除合同，故在首期委托期限内，天骄摩尔公司均享有经营管理权，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同时，结合天骄摩尔公司至今未将商铺交还何文秀的客观情况，对天骄摩尔公司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天骄摩尔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何文秀支付收益金。至于收益金的支付金额问题，《委托经营合同书》第五条约定：“收益金支付方式：1、第四年至第七年乙方按季度提前十天内支付甲方收益，节假日顺延。……”现第四、五、六年的收益金支付期限已经届至，故天骄摩尔公司应按约向何文秀支付第四、五、六年的收益金。天骄摩尔公司未按约支付收益金给何文秀造成资金占用损失，何文秀所提各年收益金分别从当年10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资金利息的主张予以支持。因第七年收益金支付期限尚未届满，双方合同履行亦存在不确定性，对何文秀有关支付第七年收益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天骄摩尔公司、福星实业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公司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之间界限模糊,在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彼此混同,令外界无法分清交易对象。就本案而言，首先，福星实业公司在宣传案涉商铺发放的宣传资料中明确载明待售商铺将统一采用委托经营模式，其宣传资料中载明的投资回报率与天骄摩尔公司与何文秀所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所约定的回报率完全一致，其反映出两公司在业务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其次，两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均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虽福星实业公司登记的地址更具体，但两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较大程度上易于使人产生混淆。再次，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两公司多名高管人员存在重合。王军作为福星实业公司高管人员，同时也是天骄摩尔公司发起人，并在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任天骄摩尔公司股东、监事。洪梅作为天骄摩尔公司设立时的指定代表人、福星实业公司现任监事及联络员，在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同时兼任两公司的联络人员。同时，结合在社保管理部门及税收征缴部门调取的证据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为天骄摩尔公司多名高管人员购买社保的事实，但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均不能就购买社保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最后，既然前三年的经营收益由福星实业公司在购房款中一次性折让给何文秀，则前三年的经营收益应归属于福星公司，若两公司在财务上彼此独立，则必定会就前三年的收益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但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均不能就前三年经营收益的情况及去向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虽然何文秀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在财务上存在混同，但从现有证据来看，何文秀已初步证明两公司存在高度关联，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虽予抗辩，但未就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就购买社保事宜及前三年经营收益去向作出合理解释，且未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内提交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自天骄摩尔公司成立之日起的财务相关资料，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故对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关于相互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应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福星实业公司应与天骄摩尔公司向何文秀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关于第三人李绍锡是否构成人格混同的问题。何文秀所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李绍锡是福星公司及蓬溪县吉祥电杆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李绍锡将应当属于公司的资产据为己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的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故对何文秀要求第三人李绍锡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判决：确认何文秀位于绵阳市涪城区房屋的投资回报金额为：第4年65912元、第5年67880元、第6年69847元、第7年72012；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何文秀支付第4年收益金65912元、第5年收益金67880元、第6年收益金6984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5912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6日起、以6788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6日起、以69847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收益金给付之日止，以年利率6%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收益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收益金付清之日止；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前款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何文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7元，由绵阳天骄摩尔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福星实业公司提交李绍锡的死亡证明。拟证实，原审第三人李绍锡于2019年11月3日因病死亡。 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何文秀的代理人向本院提交，2019年8月17日与天骄摩尔公司保安李佳的对话视频及录音。拟证实，天骄摩尔公司的员工认为天骄摩尔公司与福星实业公司是一家公司，两家公司的人格发生混同。 福星实业公司质证认为，视频中的人员身份不明，也未到庭，其自行表明的身份无意义，对该言辞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天骄摩尔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是否人格混同，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是否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是否人格混同，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是否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第一，2013年何文秀与福星实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时，还与天骄摩尔公司（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何文秀将其购买的商铺交由天骄摩尔公司经营管理并详细约定首期委托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止。首期委托经营期限内，何文秀同意天骄摩尔公司经营前三年免费使用商铺，第四年为6.7%、第五年为6.9%、第六年为7.1%、第七年为7.32%的年回报率。该约定与福星实业公司在销售福星·时代天骄项目时发放的街铺投资宣传资料中的内容一致。反映出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为达到特定的经济目的形成了企业之间的联合，双方系关联公司。 第二，根据在案证据，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存在股东交叉的事实，且福星实业公司长期为天骄摩尔公司的员工购买社保、支付天骄摩尔公司应付的水电费。双方股东交叉，福星实业公司还为天骄摩尔公司的员工购买社保，势必影响天骄摩尔公司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独立自主行使其经营意志。 第三，本案商铺购买人购买商铺所支付的对价中，实际上包括商铺购买后未来三年的租金收益，该项收益应当以天骄摩尔公司从经营管理商铺中的收入向福星实业公司给付，但福星实业公司在上诉状中认可，天骄摩尔公司的该项支出实际由福星实业公司垫付，这种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随意流动“舍己为人”的行为系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特征。 第四，何文秀在一审中所举证据虽未直接证实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存在财务混同，但所举证据对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财务混同已具有高度盖然性，且一审法院责令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限期提交各自的财物账簿，但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均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原审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认定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存在财务混同并无不当。 综上，天骄摩尔公司现无法按约向何文秀支付商铺租金，其行为对何文秀造成损害，由于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系关联公司且二公司人格混同，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天骄摩尔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应由福星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案天骄摩尔公司和福星实业公司因合同纠纷作为被告共计11件，作为原告起诉的一方当事人因购买多个商铺分别起诉，导致多个案件中的原告主体相同，但原告一方的人数实际上并不足10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第二百五十七条“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之规定，一审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审判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福星实业公司与天骄摩尔公司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34元，由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又平 审 判 员 刘雨林 审 判 员 周 坚 审 判 员 马红科 审 判 员 宋 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白 静 书 记 员 朱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