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耕，男，196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川路2号绅园4号楼2单元602户，现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天翼，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士涛，男，196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艳，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井渊源，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浦洁，女，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临，山东天颐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耕因与被上诉人高士涛、原审被告浦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2民初5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耕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120万元，认定事实不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投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原审未能查实被上诉人投资行为和实际数额，而被上诉人实际投资数额与上诉人应支付款项义务具有直接关联性，《投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前后具有相互关联和继承性，《投资协议书》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基础，原审未能查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为返还投资款，请求权基础是《投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负有支付股权对价的义务而非返还投资款义务。原审对《投资协议书》效力不予认定，又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原审认定双方系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结论是投资返还，引用了《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要求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即支付对价义务而非返还义务，原审对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由此也导致了适用法律错误。庭审中补充：第一，投资协议书是有效的，一审中双方均予以认可，协议书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及被上诉人投资数额，应予以查实并确定。第二，原审将股权转让协议书定性为投资保底返还协议，该定性错误，根据贵院统一裁判观点对于投资保底协议是无效的。第三，原审将股权转让协议认定的投资返还主体为上诉人，属于认定主体错误，即使是返还投资也是公司返还，上诉人已经将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全部转给了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代理被上诉人完成了出资，即使认定为返还也应当由公司返还该投资。第四，投资协议书未完全履行，被上诉人仅支付了90万的股权转让金，仅获得陕西宜可3.17%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应交付的股权是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5.5%的股权，在陕西宜可3.17%股权之外的股权转让约定是无权处分的。第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系各自独立有效，双方互负债务，我方一审中主张予以抵销，但一审法院未予以处理。第六，被上诉人未足额出资，其交付的股权比例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上诉人一审中也依法要求扣除相应金额。 高士涛答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一、高士涛与秦耕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对2013年11月18日《投资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就款项返还事宜进行了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应当以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依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秦耕应于2017年3月31日前支付高士涛9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高士涛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秦耕偿还人民币90万元及逾期利息，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而非简单的投资款返还；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秦耕未按照约定支付高士涛90万元，故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判令秦耕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另补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陕西宜可投资公司的行为系其单方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其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浦洁述称，对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无任何异议，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不了解情况，不发表答辩意见。 高士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秦耕、浦洁偿还高士涛人民币900000元及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至2018年11月20日逾期利息为89850元),计989850元;2、依法判令秦耕、浦洁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8日，高士涛（乙方）与秦耕（甲方）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1.秦耕名下持有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11%股份,乙方同意并接受按11%的资金(33000美金)进行投资,并以秦耕名义代持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5.5%股份。2.秦耕名下持有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11%股份,乙方同意并接受按11%的资金(首期投资1560000元)进行投资,并以秦耕名义代持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5.5%股份。3.双方共计持有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11%股份,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11%股份,双方共同受益、共担风险。4.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一切资料、文件及所作出的一切声明及保证都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没有任何虚假成分。5.甲方保证对其代持乙方的股份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份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6.资金支付期限:乙方按甲方指定账号汇入股份投资款;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分别投入股份投资款:(1)2013年10月30日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香港)股份投资款200000元;(2)2013年11月17日之前,乙方向甲方支付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投资款人民币1560000元。7.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投资款后即可获得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5.5%股份;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5.5%股份。8.投资到位后,双方按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协议签订后，高士涛于2013年10月11日向秦耕转款200000元。2013年12月4日，高士涛向秦耕转款1000000元。 2016年12月27日，高士涛（甲方）与秦耕（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2013年10月,甲方与乙方达成投资协议,约定高士涛以秦耕的名义投资持股。由高士涛以秦耕的名义,向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香港)投资人民币20万元,并以秦耕的名义持有该公司5.5%的股份。2013年10月11日,高士涛按照约定,从中国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通过转帐方式,汇入秦耕在招商银行青岛支行开设的帐户,向秦耕支付投资款人民币20万元。2013年11月18日,甲方与乙方根据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后续的投资计划,签定了《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在已以秦耕名义向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香港)投资20万元的基础上,再以秦耕的名义,向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156万元,并以秦耕的名义持有该公司5.5%的股份。《投资协议书》签定后,高士涛于2016年12月4日从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南第二支行,通过转帐方式,汇入秦耕在招商银行青岛支行开设的帐户,向秦耕支付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2014年8月25日,秦耕返还高士涛投资款人民币30万元。在投资协议履行过程中,因甲方急需周转资金,经双方协商,甲方将由高士涛实际投资、以秦耕的名义持股、在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5.5%的股权,以及由高士涛实际投资、以秦耕名义持股、在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5.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对股权转让的有关事项,协议如下:一、甲方向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香港)投资人民币0万元购买的5.5%的股权、以及甲方向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00万元购买的5.5%的股权,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金人民币90万元。二、本协议签定后,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将股权转让金人民币90万元一次性地支付给甲方。三、乙方保证在2017年3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金人民币90万元。 一审庭审中，秦耕、高士涛均未提交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工商登记信息。经一审法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300万元，公司股东为杨志钢、苏进春。《投资协议书》中的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查询到相关信息。秦耕称其是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隐名股东，但是未提交证据证实。 另查明，秦耕与浦洁于1994年12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9月4日协议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其公示的股东为杨志钢、苏进春，秦耕未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系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或是有证据证明自己委托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陕西宜可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样，因当事人均未能提交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企业登记信息，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秦耕是否系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实际出资人，是否存在委托他人持有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的股权及持股比例。因此，对于高士涛与秦耕与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依据高士涛提交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高士涛向秦耕共转账人民币120万元。依据高士涛与秦耕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秦耕同意返还高士涛已经投入的120万元。2014年8月25日，秦耕返还高士涛30万元，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并同意于2017年3月31日前返还高士涛90万元。对上述还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秦耕因未按期返还剩余90万元，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自2017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对高士涛与秦耕之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予认定，高士涛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90万元属于秦耕、浦洁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对于高士涛主张浦洁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秦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高士涛9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值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高士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99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秦耕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秦耕提交新证据如下： 证据1、关于秦耕、高士涛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的说明1份，拟证明：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出具了说明，证明上诉人秦耕持有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的股权，并在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秦耕持有的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高士涛，其转让合法有效，具有处置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56万元人民币。 被上诉人高士涛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应采信，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全体股东同意股权转让，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56万。 证据2、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特别行政区股权证书1份2页（证据来源于宜可公司），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登记证》1份2页（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向宜可公司发放）、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1份4页（证据来源于宜可公司），拟证明：上诉人持有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股权并有权处置股权，其在《投资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给被上诉人的5.5%股权合法有效，具有完全处置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项20万元人民币，上诉人有权依据《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数额主张抵销权。 被上诉人高士涛质证称，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应采信，股权证书和公司注册登记证并非原件，不具有证明力，针对上面加盖的宜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据我方了解该公司于2017年已经注销，公司章程也没有相应股东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20万，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权依据投资协议主张抵销。 证据3、关于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出资人协议书1份5页。拟证明：上诉人合法持有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增资扩股协议书同时约定了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青岛首选电视电商购物有限公司项目，合计投资3000万元。上诉人在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选电视电商项目中实际出资323.4万元，持股比例10.45%（实际最终持有比例11%），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股权对应价值1702105.26元，上诉人有权转让股权并具备交付能力，同时佐证了《投资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应支付对价156万元系当时合理公允的股权价值，被上诉人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上诉人有权行使抵销权。 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亦不能证明上诉人有权行使抵销权。 证据4、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1份4页，拟证明：2013年12月4日10:44:07，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项100万元人民币后，于当日11:02:09即将131万元款项支付至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户上，用于股东出资。也证明被上诉人的出资已实际投入到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完成了部分出资。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该出资在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返还前是无法返还。一审法院确定上诉人的返还投资责任于法无据，对事实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将131万支付给陕西宜可投资系用于股东出资，也不能证明该出资在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返还前无法返还，事实上被上诉人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返还投资款，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投资协议的履行情况确认之后最终达成的协议。 证据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青岛首选电视电商购物有限公司）。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投资和股权转让合同中所涉企业陕西宜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了青岛首选电视电商购物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系打印件，但经我方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事项无异议。 证据6、青岛首选电视电商购物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1页1份，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鲁）审会字（2017）第01051号）中利润表1份1页、资产负债表1份1页。该证据来源于青岛首选电视电商购物有限公司。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的项目已经严重亏损，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90万元人民币是在亏损后股权价值减损的价格，自被上诉人投资156万元到上诉人以90万元收购，之间差价是客观发生的商业风险所致，该风险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全额返还收到的投资款，不仅主体错误，事实上将《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定为保底收益协议。 被上诉人质证称，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所称的项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也不能证明转让价格90万是在亏损后减损的价格，该风险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并非全额返还投资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应当同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才得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除了证据5，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余5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3、4、6的真实性亦难以确定，且亦均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原判决第8页认定“高士涛于2016年12月4日从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南第二支行,通过转帐方式,汇入秦耕在招商银行青岛支行开设的帐户,向秦耕支付投资款人民币100万元”时间有误，应为2013年12月14日。原判决第9页认定“一、甲方向宜可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责任公司（香港）投资人民币0万元购买的5.5%的股权”投资数额有误，应为2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2013年的《投资协议书》系当事人双方关于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的约定。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分两次向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计120万元。后2014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30万元投资款。2016年双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将双方之前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确认，并重新约定被上诉人将其依据《投资协议书》受让的股权再次转让给上诉人，并约定了股权转让款90万元及付款时间。本院认为，涉案《投资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原判决认定《投资协议书》无效，欠缺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有误，应予纠正。但原判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责令上诉人承担股金返还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秦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丽华 审判员  王 琳 审判员  王 晋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任臻 书记员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