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22民初2202号 原告：李景存，男，1961年3月5日出生，汉族，郯城县村民，住该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峰，山东陈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清葱，曾用名李清云，男，197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郯城县村民，住该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宗华，北京君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友峰，男，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郯城县村民，住该村。 原告李景存与被告李清葱、第三人刘友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鲁1322民初62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李清葱和第三人刘友峰不服该判决，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鲁13民终27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4月1日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景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车款55000元及滞纳金；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3日原、被告签订挖掘机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山东临工挖掘机（型号LG6135E，发动机编号60135064A0 200）主车以55000元、拖车以20000元，共计7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车上剩余贷款由被告偿还。被告需在2015年12月10日前预付原告车款25000元，剩余款项在2015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协议签订后，原告将挖掘机交付给被告，被告分两次支付原告20000元，剩余55000元经原告催要，被告拒付至今。 被告李清葱辩称，1.对原告的主体资格有异议，本案不是原告本人意愿提起的诉讼，而是其子李自杨操作并欺骗代理律师和法庭提起的。2.本案实际情况是：被告李清葱与原告之子李自杨、第三人刘友峰于2014年12月1日合伙购买一台挖掘机，并以李自杨的父亲即本案原告作为买受人。2015年11月23日三人决定分伙，将挖掘机及拖车共折价75000元给被告李清葱，车辆的后期分期付款由李清葱继续支付，按照三人各占三分之一的合伙约定，被告李清葱已经将两台设备的三分之一份额25000元支付给了第三人刘友峰，李自杨应得的25000元，由被告李清葱分两次支付了2万元，因合伙期间还有共同债权15712元，当时约定由李自杨收取，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平衡。请求法院查明原告的主体资格，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并请求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按虚假诉讼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三人刘友峰述称，被告李清葱所说的购买挖掘机及分伙情况均属实，当时挖掘机转让协议是由李自杨起草，由我抄写的。 原告李景存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挖掘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11月18日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挖掘机一台；2.《挖掘机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11月12日将挖掘机转让给被告李清葱；3.手写的拖车费收据（2017年10月25日）一份，证明交接车时支出的拖车费用；4.申请其子李自杨出庭作证形成的证言一份，证人并根据原告要求提交《挖掘机转让协议书》原件、购买挖掘机交付的履约定金收据原件两张及挖掘机分期还款转或存款回单八张，证明原告购买挖掘机、交付定金及购买后未参与经营等相关情况，李自杨对对被告李清葱提供的《合作协议书》中的签字不认可，对被告提供的其书写的35000元的收条认可，但认为是别人向其偿还借款时所出具，对第三人提供的挖掘机出租的名片中的名字和电话予以认可，但陈述其不知具体情况。 被告李清葱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李清葱及第三人刘友峰与案外人李自洋（杨）三人合伙共同出资并以李景存的名义购买挖掘机，三人各占1/3股份，挖掘机是工作业绩日常维护保养由李自杨负责，同时证明原告与山东纳百川工程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川公司”）签订《挖掘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购买挖掘机实际是三合伙人以原告的名义购买；2.李自洋（杨）分别于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0日出具的收条两份，证明李自杨已收到被告给付的挖掘机转让费20000元，同时证明挖掘机转让协议实际是三人分伙协议的一部分，挖掘机和拖车共作价75000元，李自杨应分得25000元，已实际收到了20000元，尚欠5000元；3.第三人刘友峰于2016年3月10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合伙人之一的刘友峰收到分伙应得的财产份额25000元，进一步印证了购买挖掘机经营是李自杨与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合伙；4.合伙期间共同债权统计表一份，证明合伙期间截至2015年11月23日尚有未收欠款15712元，这部分债权由李自杨负责收取，被告之所以欠李自杨5000元，即因为李自杨手中有该部分合伙债权；5.李自杨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证明李自杨与被告和第三人商定合伙后于2014年11月20日收取被告合伙款35000元；6.合伙期间李自洋（杨）制作和发行的名片一张，其中名片上留的第二各电话号码即是被告李清葱的，证明李自杨主张的涉案挖掘机系原告自己购买是虚假陈述，挖掘机实际是三人合伙购买经营。 第三人刘友峰围绕其述称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三人刘友峰与原告李景存于2017年10月25日至27日的通话录音数段，证明涉案挖掘机是李自杨与被告和第三人合伙共同出资购买及被告欠李自杨5000的事实。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被告提供的李自洋（杨）分别于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0日出具的两份收条（2号证据）、合伙期间共同债权统计表（4号证据）李自杨当庭予以认可，第三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手写的拖车费收据（3号证据）书写自2017年10月25日，而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时间是2015年11月23日，该收据中的拖车费显然并非双方交接挖掘机时所支付，涉案挖掘机“转让”时明确“连同拖车一辆一并转让”，因此即使存在交接，也无需额外支付拖车费，可见原告庭审中关于该证据证明目的的陈述系虚假的，而经查本院确于2017年10月25日依原告申请将涉案挖掘机予以保全，据此被告庭审中关于该拖车费系申请人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拖车时所支付的陈述应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对证据本院依法认定为虚假证据；第三人提供的其与原告的数段通话录音形成于原告刚申请保全和提起本案诉讼时期，双方通话内容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陈述非常客观，且与本案关联性很强，证据真实性原告亦当庭认可，该证据对认定本案关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即使已过举证期限，本院亦认定为有效证据；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1号证据）虽系复印件，且原告及其子李自杨不予认可，但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数段通话录音，结合被告提供的合伙期间共同债权统计表及全案各当事人，特别是第三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本案被告李清葱、第三人刘友峰与原告李景存之子李自杨就合伙共同借用原告李景存的名义购买挖掘机进行经营达成过协议，因此对该证据证明上述三人存在合伙关系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合伙人出资、经营等相关约定内容的真实性待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作为证人的李自杨庭审中不认可签字的辩解系虚假陈述，同时三人借用原告名义购买挖掘机的行为存在恶意规避法律（李清葱与李自杨均系本院未结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的情形，因此借名行为是无效的；原告提供的《挖掘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1号证据）虽只有复印件，且各方均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综合上述已确认的证据及各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可以认定该合同为借名合同，实为李清葱、刘友峰、李自杨三人合伙借用李景存的名义签订的挖掘机买卖合同，针对三人内部关系而言，如上所述，借用原告名义的行为是无效的，但针对出名人（即原告）与相对人（即合同中的出卖人纳百川公司）的外部关系而言，合同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若相对人对三人借用原告名义签订合同并不知情，则该合同对外而言是有效的；被告提供的李自杨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的收到条（5号证据）与《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和第三人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相互认证，足以认定李清葱、刘友峰与李自杨每人出资35000元用于合伙购买挖掘机并进行经营，本院对该收到条的效力予以认定，作为证人的李自杨庭审中关于该收到条是其在别人向其偿还借款时出具的解释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是证人向某的虚假陈述；同时根据第三人庭审中的陈述，结合李自杨认可被告提供的合伙期间共同债权统计表内容由其书写等事实，可以判断《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如何经营的约定是真实的，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出具的合伙期间李自洋（杨）制作和发行的名片，作为证人的李自杨当庭认可名片中的名字“李自洋”和电话号码“150××××1928”是其本人的，另一个号码“150××××7860”经当庭验证是被告李清葱使用，进一步印证了合伙关系的存在及经营情况的约定，对该名片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认定，李自杨庭审中关于该名片具体事情不知情的辩解显然不符合事实，系虚假陈述，同时也说明了李自杨亦使用“李自洋”这个姓名，对此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以上证据分析，李自杨出庭作证形成的证言（4号证据）除对部分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外，对案件关键事实的陈述多是虚假的，本院将依法予以制裁；被告提供的第三人于2016年3月10日向其出具的收条（3号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被告和第三人庭审中关于三人分伙财产分割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结合证人李自杨庭审中认可的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0日的两份收条，可以相互印证第三人庭审中陈述的三人分伙时对相关财产的处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依法予以认定；综合以上本院分析认定的有效证据和无效或虚假证据，可以确认涉案挖掘机系李清葱、刘友峰、李自杨三人借用原告李景存的名义合伙购买及后来分割的事实，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还购买过其他挖掘机，那么其提供的与被告签订的《挖掘机转让协议》（2号证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被告和第三人庭审中关于签订转让协议是为了便于到挖掘机出卖方办理银行分期付款变更手续的质证意见完全符合常理和逻辑，符合实际操作，因此该协议显然不是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转让协议是无效的；作为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李自杨庭审中提供的履约定金收据、分期还款银行回单等证据符合实践中的操作，但无法否认本案李清葱、刘友峰、李自杨三人借用原告李景存的名义合伙购买挖掘机这一基本事实，既然买卖合同系以李景存的名义签订，那么交付定金、偿还分期款必然也是以李景存的名义。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分析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清葱、第三人刘友峰与案外人李自杨系同村村民，三人拟合伙购买挖掘机用于经营，但李自杨与李清葱均系本院未结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案号分别为（2013）郯执字第1004、2826号】，无法办理银行贷款，刘友峰亦因其他原因不便出面，遂欲借用李自杨之父，即原告李景存的名义办理分期付款购买手续。2014年11月18日，李景存作为乙方（买受人）与作为甲方（出卖人）的纳百川公司签订《挖掘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李景存以560000元的总价款从纳百川公司购买山东临工生产的型号为LG6135E、发动机编号为60135064A0200的挖掘机一台，其中460000元分期支付，乙方在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支付的100000元履约定金自动转为尾款，刘友峰作为丙方（保证人）亦在合同上签字捺印。11月20日李自杨代李景存向纳百川公司以现金和刷pos机的方式共计交款100000元，纳百川公司出具收据两份。同日，李自杨收到李清葱给付的现金35000元，并出具收条。12月1日，李自杨、李清葱、刘友峰三人就合伙购买挖掘机进行经营事项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各出资35000元以李景存作为买受人购买山东临工生产的发动机编号为60135064A0200的挖掘机一台，并约定挖掘机施工作业、日常维护保养由李自杨全权负责。 后李自杨、李清葱、刘友峰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出现矛盾，遂于2015年11月23日决定分伙并分割合伙财产，以挖掘机折价55000元、拖车折价20000元，共计折价75000元将挖掘机和拖车给李清葱，李清葱应分别将折价款的三分之一（即25000元）给付李自杨、刘友峰，以后的挖掘机分期付款均由李清葱个人支付，同时有尚未收取的合伙债权15712元，由李自杨负责收取。为便于办理银行分期付款变更手续，李自杨代李景存与李清葱于当日签订了《挖掘机转让协议书》，刘友峰作为见证人亦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后李清葱分别于当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0日各给付李自杨10000元，于2016年3月10日给付刘友峰25000元，李自杨、刘友峰分别向李清葱出具收条。 李自杨多次向被告李清葱索要拖欠的5000元未果。原告李景存于2017年10月24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将涉案挖掘机予以扣押，本院于次日将涉案挖掘机予以保全。10月26日，原告李景存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据被告李清葱的申请追加刘友峰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经审理于12月19日作出（2017）鲁1322民初6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清葱向原告李景存偿付挖掘机转让款55000元及滞纳金。被告李清葱不服该判决，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鲁13民终27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 另查明，原告李景存于2017年10月25至27日与第三人刘友峰电话通话时曾陈述“以我名义起诉，但是我不清楚。你们三个人的事，我上哪知道。”、“是以我名义起诉的，但是我问他……”、并多次强调对具体事情、具体细节不清楚，还陈述李自杨“非叫我拿身份证”、“非要那样办（即提起本案诉讼），我也就不管了”，同时其曾在三人合伙前提醒李自杨“合伙买卖不好干”。但后来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李景存不仅否认李自杨以其名义提起诉讼，而且积极参与诉讼，并在庭审中多次作出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虚假陈述。 本院认为，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起诉应诉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并提供真实合法的证据，不得虚构或隐瞒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据。人民法院保护合法、正常的诉讼行为，对于不诚信的恶意或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不予保护，还应依法予以制裁。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告李景存出借名义供案外人李自杨以虚假、无效的证据，虚构并隐瞒事实提起诉讼，企图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被告李清葱合法权益，因此本案是当事人恶意提起的虚假诉讼。 1.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虚假。民事诉讼的原告是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的人。原告提起诉讼应是本人真实意愿，任何人不得出借本人名义供他人提起诉讼，亦不得冒用他人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李景存在庭审过程中诸多证据原件均未提供，而是由申请出庭的证人，即其子李自杨在出庭作证时向法庭提供，对对方提供的证据不予质证，而是要求李自杨到庭说明情况。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作为原告的李景存对案件相关事实及有关具体细节仍不了解，这显然与常理有悖。更为关键的是李景存在2017年10月25至27日与第三人刘友峰电话通话期间已承认本案系李自杨以他的名义提起的诉讼，是李自杨拿他的身份证起诉的，其对具体情况不知情，可见提起本案诉讼并不是原告李景存本人真实意愿。虽在后来诉讼过程中原告又否认出借名义，并积极参与诉讼，但原告与第三人的电话通话发生在诉讼初期，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其当时陈述内容较以后所说的内容更为客观，因此李景存后来不认可李自杨以其名义起诉的行为不足以产生否定其前期已认可的事实的效力；李景存对案情的了解显然来自于实际起诉人李自杨，其对诉讼态度的转变说明其与实际起诉人达成了某种默契，但始终无法掩盖其诉讼主体虚假的事实。 2.原告及实际起诉人具有主观恶意。原告李景存对三人合伙以其名义购买挖掘机进行经营的事宜是知情的，因此其对涉案挖掘机属于三合伙人所有是明知的。李景存即使对后来的分伙事宜不了解，但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其作为精神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能正常判断《挖掘机转让协议书》的真伪；实际起诉人李自杨对《挖掘机转让协议书》的真伪更是明知的，对被告李清葱拖欠的实际数额亦心知肚明，但从本案的审理过程来看，其却不按实际合伙纠纷和欠款数额提起诉讼，而是躲在背后依据虚假转让协议兴讼不止，恶意昭然若揭。原告李景存虽开始被动被冒用名义但其在后来诉讼过程中不但不及时劝阻李自杨或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反而在庭审中隐瞒其明知的三人合伙等事实，并坚持虚构挖掘机系其个人购买等事实，恶意勾连欲盖弥彰。 3.原告与实际起诉人存在恶意串通。原告李景存在诉讼初期承认李自杨以其名义提起诉讼，后又否认并积极参与诉讼，可以推断其受案外因素影响较大。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原告李景存之子李自杨是引发本案诉讼程序的实际的起诉人，也是胜诉的最终获益者，因此随着诉讼程序的推进，李自杨必将鼓动李景存尽力争取胜诉。鉴于双方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李景存诉讼过程中态度的转变必定是受到了李自杨的影响，且双方之间进行了恶意的合谋串通。 4.原告起诉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是虚假的。根据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主要证据《挖掘机转让协议书》是为了方便将当初购买涉案挖掘机的分期付款人由原告李景存变更为被告李清葱，该协议书的内容并非李自杨、李清葱、刘友峰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三人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其背后隐藏的是三人分伙分割合伙财产的事实，因此该协议明显是虚假无效的。作为辅助证据的拖车费单据更是虚假证据，《挖掘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是三合伙人借名签订，本院已予认定，李自杨出庭作证的证言大多不足信，且不存在原告还购买其他挖掘机的事实，因此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事实均是虚构的，对于李自杨、李清葱、刘友峰三人合伙的事实存在恶意隐瞒行为。 5.原告和实际起诉人具有利用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并损害对方利益的目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李清葱实际拖欠实际起诉人李自杨5000元，但李自杨却以原告李景存名义起诉要求被告偿还55000元，显然50000元是明显超过其应得利益的不正当利益，原告和实际起诉人的目的正是企图非法获取被告李清葱50000元财产。而且实际起诉人李自杨已以原告李景存的名义通过诉讼保全程序将被告李清葱已拥有实际所有权的涉案挖掘机予以扣押，严重侵害了李清葱的合法权益。 综上，原告李景存在不了解具体事实的情况下即出借名义供李自杨提起诉讼，又在后来的诉讼过程中与李自杨恶意合谋串通，企图获取不正当利益，侵害被告李清葱合法权益，属于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妨害正常的诉讼秩序、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恶意虚假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景存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原告李景存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少辉 人民陪审员  李应龙 人民陪审员  邢艳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李艳 书记员杜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