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宁，女，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芝，女，195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无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玲，女，198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文，男，1986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棣县公安局民警，住址同上。系王玲玲的丈夫、刘玉芝的女婿。上诉人刘宁因与被上诉人刘玉芝、王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宁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2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的事实错误。第一，虽然无棣县人民法院在（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书中的事实认定部分有类似表述，但该裁定书是王庆华与孟德会之间的法律关系纠纷，认定的事实是王庆华有无诉权问题，文中引用了案外人刘宁的名字，是一般的概括性表述，即使写在文书的事实认定部分，也不具有认定事实的本质，因为法院认定事实是根据逻辑方法进行的逻辑推演过程，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些辅助手段，上述表述只是一般过渡性词句，所以该表述不是民诉法规定的“生效裁判确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此确认本案事实属于混淆逻辑概念。第二，本案上诉人刘宁并非（2019）鲁1623民再1号案件的当事人，无棣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没有直接向上诉人本人核实情况的情况下，作出如此认定不符合常理，可见，无棣县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的表述不属于事实认定行为。一审法院径直引用该裁判文书的内容更是违背了裁判既判力规则。经上诉人要求，2019年12月13日，无棣县人民法院专门作出了（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补正（2019）鲁1623民再1民事裁定书中第三页第二行“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为“王爱华”，更能充分说明无棣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刘玉芝与刘宁之间不存在债权转让行为。第三，一审法院认为无棣县公安局对王爱华、王庆华作的笔录是有权机关为查明事实而作的调查笔录，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是将形式上有牵连的证据认识为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高，属于混淆概念和逻辑推理方法错误。首先，从民事证据的类型角度审查，该证据的本质是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由公安机关取得，仅能说明证据的真实性方面证明力高，王爱华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陈述，即使王爱华等人陈述真实，其作出的民事行为也不能拘束上诉人，仅凭证人证言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况且，王爱华也没有说明上诉人刘宁同意并接受了债权，在上诉人没有作出承诺的情况，法律关系不成立。其次，不能因为证人证言以公安机关笔录的形式呈现，就随意扩大其表达意思的内涵，王爱华多次陈述用“执行上来的钱，抵偿这个账”，这就充分说明双方没有约定用转让的权利抵销被上诉人应履行义务的合意，而是用得到的金钱偿还借款，也就是给付权利的本身行为不能等同于履行还款义务，因为对被上诉人所称的20万元债权，是否能实现，能实现多少均是不确定的事实，假如能实现，实现的债权是抵销借款利息还是先抵销本金均没有约定。进一步分析王爱华的笔录内容，其中“……想从孟德会那里要出那200000元钱的欠款来，用来抵王永利欠我家的那210000元钱。”从语法上分析，该句子并非一标准句式，根据定语所限定的含义和口语习惯，前句的宾语应为“20万元钱”，而不是“欠款”，因为欠款表示一种状态，不能与动词“要”搭配，即使“不要”，这种状态也持续存在，该句标准表述应为“我们想从孟德会处要出20万元，允许刘玉芝用要出的20万元偿还债务”。句中的“抵”不是抵销的意思，应理解为偿还。如果为抵销，那么王爱华和刘玉芝的意思表示应包含，刘玉芝给付对孟德会享有的债权，王爱华放弃本案的债权，结合整句表述，难以得出该唯一结论，被上诉人应继续举证证明其主张。句子中的“21万”属于定语，更强调界定债权的名称，即王爱华和刘宁的债权。另外，在一审判决引用的这段笔录的前一段落，王爱华亦陈述“……好从中执行出钱来，来抵偿债款”，更能印证王爱华的真实意思是用金钱偿还债务。王庆华的证言由王爱华转述而来，属于传来证据，其作用仅能加强王爱华陈述的真实性，本质上不能形成另一独立的证人证言。（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七种情形，结合本案争议，如果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应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符合债务相互抵销的情形，但本案被上诉人的债务是履行还款，即给付金钱，即使存在债权转让，权利受让人的义务也不是向转让人给付金钱，受让人至多负有将权利返还的义务，因债务种类不同，不具有法定抵销的条件；二是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根据以上的事实分析，双方不但没有债权转让关系，更没有约定抵销本案债务，也没有其他约定还款义务终止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但罔顾事实，在被上诉人所称的20万元债权与21万元借款本金及10余万元利息的标的额悬殊很大的情况下，不考虑公平原则，仅凭一方之词和所谓相关部门的材料径直主观臆断债务消灭，而且将转让债权等同于抵销，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债务应属于王永利和刘玉芝的夫妻共同债务。虽然王永利以个人名义举债，但刘玉芝对借款事实知情，并将款项用于共同经营。王永利曾以刘玉芝的名义，在无棣县人民法院起诉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说明二人实际上共同借款、共同经营。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刘玉芝、王玲玲辩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依法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的事实完全正确，理由如下：1.该事实系无棣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依法查证，与客观事实一致。2017年10月份前后，刘玉芝根据和刘宁一方达成的口头债权转让协议将孟德会书写的债权凭证交付给刘宁一方，后刘宁一方让其舅舅王庆华起诉孟德会并胜诉，但刘宁一方却罔顾客观事实再次起诉刘玉芝，并矢口否认从我方拿走孟德会债权凭证的客观事实。为了查明真相呈交法庭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我方被迫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查明事实以后将王庆华等人涉嫌虚假诉讼一案移送无棣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公诉科又将相关线索内部移交民事行政检察科。检察院办案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规定询问了刘玉芝并记录了相关材料，并综合王庆华等人涉嫌虚假诉讼案刑事卷宗的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依职权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要求撤销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623民初4055号判决书。在提出检察建议前，无棣县人民检察院已经查明了“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的客观事实，程序合法，与客观事实相一致。2.无棣县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查明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并依法作出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无棣县人民法院是依据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作出再审裁定的，相关客观事实检察院已经依法进行了查明，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是有证据的，证据即为检察院查明的事实，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了确认，符合程序规定和客观事实。3.一审法院引用已经生效的“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书”并综合本案其它和该裁定书相互印证的证据认定相关事实完全无误。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书是一份有权司法机关作出的已经生效的裁定书，且是阳信县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刘宁的申请依法调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阳信县人民法院采信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相关事实并作出的判决合法有效。（二）无棣县人民法院根据案外人刘宁的“个人要求”作出的补正裁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违背客观事实，补正裁定完全无效，现无棣县人民法院正依法更正。1.刘宁一方通过私人关系要求法院个别法官作出的补正裁定将原再审裁定书中第三页第二行“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变更为“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且将该更正定性为笔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笔误是指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的事实系检察院依法查证，法院依法确认，程序合法，与事实一致，将查明的事实定性为笔误，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2.刘宁一方没有权利要求法院对已经生效的再审裁定进行修改，只是刘宁一方找到不明真相的个别法官进行的一次违法行为。刘宁一方对已经生效的再审裁定要求法院进行修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找不到启动该程序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发现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有错误的，只能由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况且刘宁不是案件的相关当事人。3.无棣县人民法院个别法官作出的补正裁定不符合法定程序，不是笔误，是对原再审裁定查明的客观事实的一次人为性的修改。该修改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依据，法院并没有再发现新的相关证据足以推翻原事实。对此我方将视情到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举报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在一审阶段，上诉人本着对自己有利的原则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再审裁定书，后发现裁定书确认的事实对自己不利，又动用私人关系联系不明真相的法官对再审裁定书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进行任意的修改，不光是可笑，更是一种违法行为，请求法庭引起重视。（三）一审法院对调取的王爱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予以确认，并综合与笔录相互印证其它证据认定“刘玉芝将对孟德会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王爱华、刘宁并导致双方债权债务抵销”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王爱华现在是一名医生，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且不从事相关法律工作，其在公安机关就“刘玉芝同自己和女儿刘宁一方债权转让的事实”所作的陈述是作为一名普通人用大众化的语言所进行的客观的表述，任何一个公正的第三人站在一个普通社会人的立场上就可以对王爱华的陈述进行客观真实的解析并充分知晓王爱华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即刘玉芝确实将对孟德会享有债权转让给我和我女儿刘宁，双方债务抵销。对王爱华表述的内容的解析不需要一个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并过分强调语法（必须懂定语、宾语）的专业人士来予以评判。（四）刘宁在上诉状中强调并没有明示同意接受债权转让（王爱华在公安机关就刘玉芝将债权转让给自己和女儿刘宁事实进行了陈述）是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常理的。理由如下：1.债权转让的事情是刘宁、邱海勇（刘宁丈夫，无棣县法院民庭在职法官）、王爱华三个人共同提出来的。王永利和刘宁父亲刘宝田是住上下楼、同村且同单位，两家关系极为密切。刘宁一方知道我方在外有大量的债务无力偿还但同时对外享有很多债权，邱海勇为了避免“赢了官司执行不上钱”，利用相关资源就对王永利在外边的债权人进行了一个摸底，后落实到案外人孟德会有财产（位于无棣205国道西侧的孟家大院），且近期孟德会将被无棣农业银行起诉并拍卖其地产，邱海勇就想和银行一块起诉并一块执行上钱来，所以想要对孟德会享有的20万元债权。2.刘玉芝就将王永利对孟德会享有的20万元债权凭证原件交给刘宁了，后来我方多次向刘宁一方要求补签一份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但均被没有时间等各种理由拒绝了，现在矢口否认自己拿走债权凭证的事实。3.刘宁是王爱华的独生女，先前共同居住，现在虽然两个小区居住，但是依然由王爱华夫妻照顾刘宁的孩子，刘宁也到王爱华处吃饭，可以说是共同生活，刘宁矢口否认自己拿走债权凭证的事实，且认为其母亲对债权转让的表述对其没有约束力，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且刘宁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公安机关对刘玉芝和自己及女儿刘宁债权转让事实的表述客观真实，具有极其高的证明力，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可能将不符合客观事实且不利于自己女儿的事情在公安机关进行表述，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和客观逻辑，也不符合该事情的真实经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况且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和王爱华的表述相互印证，完全能对刘宁的说法给以否定。（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的口头债权转让协议系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根据平等、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真实有效的民事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应当也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民事行为已经生效。双方没有签署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且没有通知债务人并不影响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行为生效。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有“无棣县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书、王爱华及王庆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我方对整个事件过程的陈述及其他有效证据能够证实”，且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宁在上诉状中说一审法院将我方转让给其的20万元债权抵销刘宁一方的21万元债权及10余万元利息有失公平，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现阶段，王永利在外面有大量的债务且为王永利的个人债务，按照法律规定只能由王永利个人财产予以偿还，其个人财产同其欠下的债务完全不成比例，刘宁一方明确知道再奢望要利息已经不现实，所以说用我方对外享有的20万元债权抵销刘宁一方的21万元债权是完全符合常理的。（六）王永利所欠刘宁的债务是王永利的个人债务。刘玉芝没有在相关借据上签字，也没有收到过刘宁的款项，对借款的事情不知情，借款也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只规定，债权人主张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但无法提供相关客观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宁在上诉状中提到的王永利生前进行的让刘玉芝起诉他人的民事行为和王永利欠刘宁一方的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关联性，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王永利和刘玉芝以夫妻名义共同对外享有单个债权即推定为王永利欠刘宁的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刘宁一方不顾双方债权债务已经解除的事实，依然持失效的债权凭证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一条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可能涉嫌虚假诉讼，请法庭引起高度重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判定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刘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玉芝、王玲玲赔偿5万元借款及利息；2.诉讼费用其他费用由刘玉芝、王玲玲承担。后刘宁增加诉讼请求：如刘玉芝、王玲玲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就变现其继承的财产：无棣县人民法院家属院内2号楼四单元201室、无棣县彩虹小区47号楼东单元101室等财产以清偿。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永利系刘玉芝之夫、王玲玲之父。刘宁的父母与王永利系同事和本村庄乡关系，两家关系很好。2012年12月31日，王永利向刘宁借款50000元，由王永利为其出具借据一张为证，并约定该借款月息0.015元。2014年4月13日王永利因病去世，刘宁多次向王永利的法定继承人刘玉芝和王玲玲催要欠款，加之，王永利也曾向刘宁的母亲王爱华借款160000元（该笔借款另案已起诉），两笔共计210000元。2013年下半年，案外人孟德会曾给王永利（已故）书写内容为：“今欠货款贰拾万元欠款人孟德会”的欠条一张。因案外人王爱华对王永利享有债权，2017年下半年，王永利之妻刘玉芝将上述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王爱华又将上述欠条交给其胞弟王庆华，王庆华持此欠条起诉，无棣县人民法院立案后，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鲁1623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书。无棣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依法裁定驳回王庆华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宁与王永利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刘宁已向王永利提供的借款，王永利应及时向刘宁还款。刘宁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务为王永利与刘玉芝的夫妻共同债务，故此借款应为王永利的个人债务，应当由王永利个人偿还。王永利因病去世后，刘玉芝、王玲玲作为王永利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王永利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刘玉芝作为王永利的继承人，在2017年下半年，因王永利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共计21万元，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万元抵偿所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的债务21万元，刘玉芝、王玲玲已将该债权凭证已交付给王爱华一方，双方之间已形成了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没有违反法律和其他行政强制性规定，并且已完成了交付。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刘宁已取得了向债务人孟德会主张债权的实体权利。并且刘宁取得债权凭证后，让其亲舅王庆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被无棣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判决，驳回王庆华的起诉，是因为案外人王庆华不享有诉权才被驳回起诉，这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已生效并已履行完毕。刘玉芝和王玲玲将约定的债权凭证交付给王爱华一方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但本案刘宁没有将其对刘玉芝和王玲玲享有的债权凭证交付给刘玉芝和王玲玲，现重复向刘玉芝和王玲玲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刘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实践中刘玉芝和王玲玲没有履行向债务人通知的义务，但通知义务并不是本案双方之间债权转让生效的必然要件，并不影响本案双方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未经通知，该转让只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通知义务仍能够继续履行。刘宁与其母亲王爱华仍能凭以上债权转让的事实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原告刘宁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宁提交无棣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的（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其主要内容为：裁定（2019）鲁1623民再1民事裁定书中第三页第二行“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补正为“王爱华”。经查，无棣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2020）鲁1623民监1号民事裁定书，以（2019）鲁1623民再1民事裁定书超出了补正裁定适用范围为由，将该裁定予以撤销。该份裁定已经向孟德会和王庆华邮寄送达。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宁与王永利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宁已向王永利交付借款，王永利依约应负还本付息义务。刘宁主张该借款系刘玉芝与王永利夫妻共同债务，并未提交该借款用于刘玉芝与王永利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在王永利去世后，刘玉芝、王玲玲作为王永利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王永利遗产的范围内对刘宁承担偿还责任。2017年下半年，刘玉芝作为王永利的继承人，因王永利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共计210000元，双方口头协议：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0000元抵偿所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的债务210000元，且已将该债权凭证已交付给王爱华、刘宁一方，刘宁、王爱华已取得了向王永利的债务人孟德会主张债权的权利。且该笔债权也由王爱华以其亲属的名义向债务人孟德会主张。该债权转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亦没有当事人以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等为由主张撤销。故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双方间原债务关系因该债权转让已归于消灭。刘宁再次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不能得到支持。上诉人刘宁以其欲向检察部门提起再审抗诉申请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徐丽萍书记员崔玮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