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监33号 申诉人（申请执行人）:黄向荣，男，汉族，1977年6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达邦，广东民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广州市经盟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环城东路17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57753581A。 法定代表人：吴佳炎。 黄向荣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执复12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番禺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黄向荣与被执行人广州市经盟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8年1月5日作出（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执行利息计算说明》，对本案应执行数额进行计算，经盟公司对此不服提出书面异议。 异议人经盟公司请求：1.撤销番禺法院（1993）番法执字第22号的执行利息计算说明；2.要求确认（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案截止至2018年4月17日的执行金额：迟延履行利息金额为19300.6美元，本金为0美元，共19300.6美元。其主要理由为：1.至1993年12月24日已偿还的本金为216641.3美元，未偿还的本金为28793.7元，黄向荣受让的债权本金为245435美元。2.黄向荣确认番禺中兴纺织企业有限公司在1994年5月3日至1994年9月20日番禺法院强制执行期间已偿还178418.61美元，同上述理由，该还款应当作为偿还（1992）番法经字第235号民事调解书和（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的本金，黄向荣认为是偿还（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民事调解书的债务，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双方没有约定还款顺序时，偿还顺序按法律规定。3.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1）（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恢字1号执行案的执行标的是（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约定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以美元计价，即按美元计算还本付息。不能按照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这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也不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2）根据《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海南座谈会纪要》，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中明确了“《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函（2013年11月26日）“《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包括迟延履行的利息”。由以上规定可得，本案执行的债权是由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于2004年转让给美国GZ公司，而《海南座谈会纪要》是2009年3月30日发布，没有溯及力，故本案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计至自2009年3月30日，之后不再计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3）在2000年9月21日之前，我国政府对外币贷款利率实行管制和干预，实行政府指导价。异议人认为确定美元利率的方法有以下二种方法：①法院向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调取其公布的广东省（不含深圳）1993年至2017年各月份市场利率水平的通知即《广东省金融机构外币存贷款利率水平表》中的美元贷款一年期的最高利率的双倍逐月计算；②以1993年至1994年各年份libor（即伦敦同业市场拆出利率）的市场利率水平。根据1993年至1994年各年份伦敦同业市场的libor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如下：1993年1月1日至1994年9月16日的利息为19300.6元。（4）截止至2018年4月17日，（1993）番法执字第22号需执行的迟延履行利息金额为：19300.6美元，本金为：0美元，两者合共：19300.6美元。（5）1996年12月20日，法院只对（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作了中止执行裁定书，至于（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民事调解书》，因为没有申请执行且己严重过期。 番禺法院查明，中国农业银行番禺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番禺支行）诉番禺中兴纺织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番禺法院于1992年11月26日作出（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中兴公司欠农行番禺支行245435美元及利息86029.44美元（利息计至1992年11月10日），于1992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还给农行番禺支行；1992年11月11日至清还时止的利息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该调解书生效后，中兴公司、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未履行上述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农行番禺支行向番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番禺法院以（1993）番法经执字第22号立案受理。 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农行番禺支行将（1993）番法经执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对外转让，几经易手，由黄向荣受让。番禺法院根据黄向荣的申请，于2012年3月27日裁定（1993）番法经执字第22号案的申请人执行人由农行番禺支行变更为黄向荣。 2014年7月23日，番禺法院作出（2014）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确认（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原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所负之债务由经盟公司承担。经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该案执行过程中，番禺法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1993）番法经执字第22号《执行利息计算说明》，确认截止2018年1月5日，欠款基数为1875256.13元，执行迟延利息为9872859.18元，合计欠款11748115.31元，每日增加利息为328.17元。 番禺法院认为，债务人应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义务。（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确认（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原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所负之债务由经盟公司承担，因此，经盟公司应按（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向黄向荣还款付息。番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审核本金和计算的利息，本案的利息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对经盟公司所提调解书约定偿还借款以美元计价，即按美元计算还本付息，不能按照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执行时以该种外币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申请执行人主张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应当先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后再进行计算。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的，按照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之日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外币，按照该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外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番禺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黄向荣主张以人民币计算利息，符合上述规定。综上所述，经盟公司的申请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番禺法院遂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粤0113执异54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经盟公司的异议申请。 经盟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番禺法院（2018）粤0113执异54号执行裁定书；2.撤销番禺法院作出的《执行利息计算说明》；3.确认（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案剩余需要强制执行的本金为67016.39美元。其主要理由为：1.黄向荣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私自认为172983.61美元是偿还（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案的本金，其余的5435美元是偿还（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案的本金。在双方没有约定还款顺序时，偿还顺序应按照法律规定，该款应先用于偿还（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案的本金和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由于（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规定的还款时间早于（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民事调解书，加之，（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民事调解书并未实际申请强制执行，早已过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中兴公司在1994年偿还的178418.61美元应当作为偿还（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的本金。2.（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中至1992年11月10日的利息不在黄向荣受让的债权范围之内。根据2010年5月12日DAC公司发出的《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载明：“主债权转移事项，贵单位所欠债务数额为：美元贷款本息1,701,581.39美元（其中本金1,701,581.39美元，利息0元[截止至2000年5月20日]，此后利息根据《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继续计算”。黄向荣于2010年4月27日与DAC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载明，“转让标的为DAC公司对证据《债权转让明细表》所列债务人享有的本息合计美元2320520.25美元的贷款债权及其从权利，其中本金1701581.39美元，表内利息0元，表外利息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贷款利率（年率7.56%）计算到2004年1月31日的孳生利息618,938.86美元。”。由于当时农行番禺支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和DAC公司都不知道（1992）番法经字第236号民事调解书没有申请强制执行，而且在2010年之前，已经偿还多笔款项，所以经盟公司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可以合理推断236号、23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至1992年11月10日及之后的利息已经还清。但是番禺法院对此没有做过任何解释或阐述。3.本案为政策性不良债权，不应计算2009年3月30日之后发生的利息（包含迟延履行利息）。（1）本案发生背景是1999年至2000年中国农业银行按国家统一安排将债权打包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而2004年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将债权打包转让给DAC公司，2010年DAC公司将该笔债权转让给黄向荣。而涉案债务是中兴公司向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借款，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提供担保，当时广州纺织品番禺进出口公司是属于番禺外贸局的下属国有单位，在2002年才改制。（2）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本案属于1999年至2000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而按照会议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执他字第7号文，再次明确将《海南座谈会纪要》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不良资产转让案件的执行阶段。在执行程序中，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应当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4）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文，再次肯定了本案经盟公司的权利。（5）《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明确了《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因此，《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日之后都不应再计付利息（含迟延履行利息）。4.将美元贷款混同人民币贷款进行还本付息的计算是错误的，应按当事人约定以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还本付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并没有规定该解释施行之前，执行申请人有权利自行决定以人民币及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迟延履行利息，应按当事人约定以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还本付息，即2014年之前按美元计算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黄向荣答辩称：经盟公司在本案执行中只归还了5435美元，经盟公司应当按照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去还款，请求驳回经盟公司的复议请求。 对番禺法院查明的事实，广州中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广州中院另查明，该院（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查明：黄向荣确认涉案债务本金已经清偿5435美元，故相应部分在执行时应予以扣减。 （2012）穗番法执变字第21号执行裁定查明：农行番禺支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将（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再由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转让给GZFundLLC，其后GZFundLLC将上述债权委托DAC公司全权代理，DAC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黄向荣。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于2000年5月15日与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签订《剥离收购不良资产协议书》，约定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 广州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本案中，（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涉案债务本金已偿还5435美元的事实，在经盟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推翻上述生效判决的情形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事实应当予以确认。因此，番禺法院在计算执行标的数额时扣减了该部分本金并无不当。经盟公司主张中兴公司在1994年偿还的178418.61美元应当全部作为偿还涉案债务的本金，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应否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海南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海南座谈会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本案中，涉案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00年5月，从农行番禺支行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涉案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符合上述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因此，经盟公司主张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关于自2009年3月30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综上，广州中院认为番禺法院对利息计算错误，应当重新计算。经盟公司要求撤销番禺法院异议裁定的复议理由部分成立。遂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粤01执复122号执行裁定，裁定撤销番禺法院（2018）粤0113执异54号执行裁定；撤销番禺法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1993）番法经执字第22号《执行利息计算说明》。 黄向荣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2019）粤01执复122号执行裁定书；维持（2018）粤0113执异54号执行裁定书；维持番禺法院作出的（1993）番法执字第22号《执行利息计算说明》。其主要理由为：1.本案属于执行案件，《海南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不适用本案执行。《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纪要》的内容及精神仅适用《纪要》发布之后（即于2009年3月30日之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案件，不包括再审程序的案件，更不包括发布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处于强制执行阶段的案件。本案在2009年3月30日之前就已经处于强制执行阶段，且执行依据已经于1992年11月发生效力。因此，《海南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不适用本案执行。2.被执行人经盟公司系私营企业，并非国有企业，《海南座谈会纪要》规定不适用本案执行。虽然经盟公司的前身番禺区外贸总公司系国有企业，但经盟公司早在2003年改制成功，已变身为私营企业。无论是申请人受让本案债权时，还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后，本案债务人经盟公司并非属于国有企业，不属于《海南座谈会纪要》适用范围。3.《海南座谈会纪要》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司法解释，且与法律规定的内容存在冲突，不具有法律效力，充其量只是法院系统内部文件，与民事诉讼法第253条明显冲突。本案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明显错误。 本院对广州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番禺法院（2018）粤0113执异5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了该院关于本案的利息计算方法，即结合不同时期司法解释所确定的计算方法，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分别为：第一时段，从1993年1月1日至2009年5月17日；第二时段，从2009年5月18日至2014年7月31日；第三时段，从2014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5日（本案利息计算说明作出之日）。在计算中，先以本案执行依据（1992）番法经字第237号调解书确定的本金24.5435万美元加上利息8.602944万美元（计至1992年11月10日）之和33.146444万美元，并换算为人民币190.651717万元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基数（以迟延履行的第一日即1993年1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换算标准）。被执行人于1994年5月3日偿还本金5435美元，则在此后的计算中，欠款本金和计算基数作相应的扣除（计算基数折合人民币为187.525613万元）。经计算，截至2018年1月5日，三个时段合计利息人民币987.285918万元，加上欠款基数人民币187.525613万元，合计欠款人民币1174.811531万元。 本院认为，申诉人所提理由主要为以下三点：一是债务人非国有企业，不属于《海南座谈会纪要》针对的主体；二是本案在《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已进入执行程序，不是尚在审判阶段的案件，不属于《海南座谈会纪要》所针对的案件范围；三是《海南座谈会纪要》不是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法定效力。其核心是本案不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因此，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应当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关于停止计付利息的相关规定。对申诉人所提理由，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海南座谈会纪要》的适用主体和时间问题。《海南座谈会纪要》所述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不等同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普通债权转让行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与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律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严格的适用限制。该《纪要》第十二条有如下一些规定，“在《纪要》中，国有银行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适用该《纪要》的主体和时间，严格限定在“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商业性不良债权。”本案所涉债权系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于2000年5月15日与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签订《剥离收购不良资产协议书》，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广州办事处。因此，从转让主体和时间上，符合适用《纪要》的规定。 其次，关于国有企业债务人与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是否区别适用的问题。对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他字第21号答复内容为，“根据《纪要》的精神与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纪要》的规定┄┄”因此，应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扩大了《海南座谈会纪要》的适用范围，由国有企业债务人扩大到所有债务人。故，本案现债务人经盟公司的企业性质对是否适用该《纪要》不产生影响。 第三，关于《海南座谈会纪要》关于利息的计算规则是否适用于执行程序。该《纪要》原文对是否适用于执行程序并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经审委会讨论后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的《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有如下主要内容“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 由上述内容可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以下三点。一是再次重申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及自然人等各类主体均平等适用《纪要》，不区分企业性质；二是在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适用《纪要》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了《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虽然并非法律、司法解释，但就该类案件的执行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为保障执法尺度、裁量标准的统一性，在执行实践中应当遵照实施。就本案而言，执行依据于1992年11月26日发生效力，1992年12月31日为确定的最后履行时日，自1993年1月1日起即为迟延履行。《海南座谈会纪要》于2009年3月30日发布，本案中的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应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至该发布之日。在此之后，按《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不再计付利息。番禺法院在该发布日之后继续计算利息，确有不当。广州中院复议裁定认为“番禺法院对利息计算错误，应当重新计算”的认定结论正确，申诉人认为不应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理由据理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申诉人黄向荣的申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向荣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杨明哲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李焱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