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3行终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条，女，1971年2月12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代理人邹帮慧，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代立美，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建设路22号。 法定代表人王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标，系该局仲裁院副院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邓何河，系该局仲裁院仲裁员，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远达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坪东办坪东西路33号。 委托代理人胡清，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志条因诉被上诉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人社局）、原审第三人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远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行初10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岑海与案外人王天林均系远达公司职工，远达公司上下班时间是8时30分至17时30分，公司地点位于贵州省兴义市坪东办坪东西路33号。2019年3月18日8时30分许，岑海乘坐王天林驾驶的贵Ｅ×××××号小型轿车前往远达公司上班时，行驶至福昆线2225ＫＭ＋200Ｍ（小地名:兴义二中后）时，与对向行驶由案外人荀仕勇驾驶的贵Ｅ×××××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岑海死亡、王天林、荀仕勇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2019年3月22日8时40分至10时25分，兴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在兴义市骨科医院对案外人王天林作第一次询问笔录，王天林陈述“2019年3月18日早上8点左右，岑海在东正门等我，我开车到东正门接到他后，我们就从酒厂里面出来经过西南环线到小店子路口转弯往坪东大道方向行驶准备到公司去上班，当我行驶到二中后面的时候，岑海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说反正已经迟到了，叫我掉头送他回家去拿东西，我就往左打方向掉头，因为雨天路滑车就向左前方滑出去，滑到对向车道的时候就跟对面行驶上来的一辆面包车相撞了，后面的事情就记不清楚了。……他说：掉头，我回去拿东西，送去医院，反正已经迟到了。”。2019年4月12日15时50分至16时15分，兴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民警对案外人王天林作第二次询问笔录，其陈述“岑海说要回家去拿东西，叫我掉头，我就掉头了。” 2019年4月18日，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针对该起交通事故出具第52230112019000006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天林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越过中心实线掉头，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王天林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荀仕勇、岑海无责任。同时查明，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前，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曾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对王天林、荀仕勇驾驶车辆的车速和制动系统作出鉴定，经鉴定，王天林的驾驶车速为83Km/h，碰撞前无制动痕迹，制动系、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荀仕勇的驾驶车速为32Km/h，碰撞前无制动痕迹，制动系工作状况正常，转向系工作状况因事故碰撞无法检验。 岑海之母系王志条，父亲系岑辉贤，妻子系王飞兰。2019年3月9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岑海之父岑辉贤在兴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历中记载的联系人为岑海，联系电话是187××××1077。经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查询，岑海使用的联系电话158××××9142，户主为兴义市吉达汽贸有限公司，该号码在2019年3月18日没有通话记录，岑海使用的联系电话187××××1077因已销户，无法查询通话记录。岑海之父岑辉贤使用的联系电话138××××6073、岑海之母王志条使用的联系电话181××××5586、岑海之妻王飞兰使用的联系电话155××××1740在2019年3月18日8时00分至9时00分期间均未拨打岑海使用的上述两个联系电话。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4月23日，王志条以其子岑海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向黔西南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州人社工受字（2019）第2-13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向远达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该局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州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第2-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2019年3月18日8时许，岑海从兴义市下午屯乘坐同事王天林驾驶的贵Ｅ×××××小型普通客车前往公司上班，由兴义市小店子方向沿福昆线往坪东大道方向行驶，8时30分许，行驶至福昆线2225ＫＭ＋200Ｍ（小地名：兴义二中后）处，由于驾驶员王天林越过中心实线掉头时，与对向行驶由荀仕勇驾驶的贵Ｅ×××××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岑海死亡。在本案中，发生事故时伤亡员工到公司的路线、目的已发生改变，应不属于上班途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岑海发生事故不属于该条的规定，也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现不予认定为工伤。” 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12月9日向一审法院作出书面回复：1.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故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王天林是越过中心实线掉头。2.路面制动拖印的形成与驾驶员是否采取制动措施、路面性质、路表的干湿情况、车辆性能等均有关系，该交通事故现场未留下制动拖印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王天林未刹车。根据王天林的陈述，因为事故发生时路面是潮湿的，王天林陈述的情况跟现场勘查不矛盾。经鉴定事故发生时王天林驾驶的机动车速度约为83km/h,根据车速判断此速度难以在该路况完成掉头，事实也证明王天林还没有完成掉头就发生了交通事故。3．经核实，王天林初次领取C1驾驶证的时间是2018年10月23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黔西南州人社局作为黔西南州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其受理王志条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系其在职权范围履行职责。 关于岑海上班路线是否为合理路线的问题。远达公司主张岑海从乘车地点到公司的最快捷最省时路线距离仅为3.4公里，而事发当天岑海所行驶的路线直线距离是10.8公里，并非合理路线。一审法院认为，岑海于2019年3月18日的上班路线是合理路线，从远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主张的最快捷路线需经过市中心，事发时间正值上班高峰期，岑海为避开市中心拥堵路段从而选择西南环线更节省时间，并无不当。 关于岑海行驶方向是否改变。黔西南州人社局和远达公司均主张岑海乘坐王天林的车辆去上班，但途中因岑海有私事需掉头，上班目的和行驶方向发生改变，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岑海的行驶方向和上班目的确已发生改变。理由如下： 第一，从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看，认定王天林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越过中心实线掉头，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王天林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庭后向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核实，其作出王天林掉头的认定是根据现场勘察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并且原告方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因此，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二，王天林掉头的原因是岑海要求其掉头。从王天林的两次询问笔录来看，其均陈述是岑海接到电话需回家拿东西所以才掉头。在2019年3月18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中，王天林也受伤并被送到兴义西南骨科医院住院治疗12天，从调取王天林的住院病历来看，王天林伤势也较重，在其并未知晓岑海家属是否会申请工伤认定，并且搭乘岑海一同上班近一个月的情况下，其与岑海并无利益冲突，其作出的陈述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王志条主张事故发生时间内，岑海的联系电话158××××9142并无通话记录，岑海的父母、妻子也并未拨打岑海的电话。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司查询的情况来看，岑海的工作联系电话158××××9142（户主是兴义市吉达汽贸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18日确无通话记录，但岑海使用的187××××1077因已销户，无法查询。虽然原告方提交了岑海父母、妻子的通话记录以证实岑海并未接到电话从而让王天林掉头。但，是否有其他人拨打岑海电话无法查证，并且岑海的父亲岑辉贤当时在兴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历中所预留的联系人是岑海，联系电话是无法查询的187××××1077号码。王志条提交的证据暂不足以证实岑海并未接到电话的主张。 第四，关于王志条主张王天林驾驶速度过快并且没有制动，不可能掉头的问题。从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曾委托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来看，王天林的驾驶车速为83km/h，碰撞前无制动痕迹，其驾驶车辆制动系、转向系工作状况正常。但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书面回复中称，路面制动拖印的形成与驾驶员是否采取制动措施、路面性质、路表的干湿情况、车辆性能等均有关系，该交通事故现场未留下制动拖印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王天林未刹车。因此，对王志条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岑海虽然是在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但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岑海因私事需返回，其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并非是以上班为目的。同时，因岑海需返回，王天林驾驶的车辆随即掉头，其上班路线和行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其掉头的目的地并非是远达公司。因此，岑海发生交通事故并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黔西南州人社局据此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同时，被告黔西南州人社局于2019年4月24日受理原告王志条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向远达公司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州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第2-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志条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志条负担。 一审宣判后，王志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行初101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州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第2-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上诉人之子岑海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工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仅依据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岑海的行驶方向和上班目的已发生改变，进而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合法，属认定事实错误，缺乏证据支持。1.王天林驾驶的车辆在发生事故前仅是向左打方向盘越过中心实线行驶，并没有明显的掉头迹象，而掉头仅是事故发生后王天林个人的说法，并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王天林的舅舅王玉华系岑海所在公司也即是原审第三人远达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王天林完全有虚假陈述的动机。2.根据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事故发生时，王天林驾驶的车辆时速为83km／h,并无制动痕迹。根据生活常理推断，以如此高的速度在没有制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完成掉头操作的，完全可以推定王天林是越过双实线超车。3.王天林越过中心双实线行驶无论是掉头还是超车，并不影响交警部门对其作出的责任认定。4.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未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申请复核作为定案依据不具有合法性。上诉人之子岑海于2019年3月18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交警部门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事故认定书，且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天林负全部责任，上诉人之子岑海不承担责任，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对责任认定不服的情况。 被上诉人黔西南州人社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远达公司答辩称，一、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天林在行驶中掉头并不是单纯依据王天林的个人言辞作出，而是通过专业的技术，结合客观事实作出的，合法有效，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二、路面制动拖印的形成与驾驶员是否采取制动措施与路面性质、路表的干湿情况、车辆的性能等均有关系，并不能因速度过快就推断其不是掉头。三、王天林与答辩人有亲属关系并不能说明王天林与岑海就具有利益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黔西南州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在二审期间，为查清案件事实，依职权向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上述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及事故现场照片十九张，并向处理该事故的民警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 经本院组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上诉人王志条对《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及事故现场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询问笔录》的内容除“如果要超车的话并不需要穿越双车道以外”这部分内容外，其他内容均认可；被上诉人黔西南州人社局对上述证据和《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原审第三人远达公司认可上述证据和《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其认为根据现场照片可以看出驾驶员王天林已经完成掉头。 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及现场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询问笔录》是本院依职权制作，办案民警与本案各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其对该起事故的陈述客观真实，本院对《询问笔录》的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另查明，承办该起交通事故的民警在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当天是下雨，所以路面不能留下明显的制动拖印，我们当时调查的重点是事故中的责任问题，至于是超车还是掉头对责任没有影响。”当被问及“如果排除驾驶员的陈述，是否超车或掉头都有可能？”，该民警陈述“是的”。 再查明，原审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向案外人王天林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王天林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原审第三人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王玉华系其舅舅。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上诉人之子岑海生前系远达公司的职工，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之子岑海对2019年3月18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承担责任，符合“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之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由该规定可知，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能否被认定为工伤还需结合“上下班目的”“合理时间”“合理路线”来判断。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为早上8点30分左右，远达公司规定的上午上班时间为8点30分，该事故发生在上班的合理时间内；关于合理路线的问题，虽然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在岑海上班的最近路线上，但并不意味着其在上班途中为避免高峰出行不能选择其他合理路线，且合理路线并不一定是最近路线。结合岑海所在位置与远达公司的位置来看，本案岑海搭乘王天林驾驶的车子所行驶的路线并未超出合理范围。 关于是否符合“上班目的”的问题，被上诉人黔西南州人社局以岑海在发生事故时已改变上班目的为由，对其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2019年3月18日8点30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时，岑海是否改变其上班目的。对此： 首先，兴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事故成因分析：王天林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越过中心实线掉头，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从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来看，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成因的依据主要为现场勘验和当事人的陈述，若排除驾驶员王天林的陈述“岑海接到电话后让掉头”，该起事故的起因基于越过双实线掉头或超车均有可能；且，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不管是基于越过双实线掉头还是超车对认定驾驶员王天林承担全部责任不存在影响，交警部门关注的重点在责任认定而不是分析事故原因。则，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认定王天林系掉头时发生事故的直接证据。 其次，本案中，交警部门对案外人王天林的第一次询问并不是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2019年3月18日进行的，而是在事故发生四天后于3月22日作出，且，王天林陈述“岑海接到电话后让掉头”也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加之，王天林与原审第三人远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王玉华具有亲属关系，其证言证明力不高。综合来看，王天林作出的有利于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并不能避免社会一般人的合理怀疑。基于此，再结合办案民警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该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不能排除越过双实线超车的可能，而本案的被上诉人以“掉头”来认定岑海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改变了上班目的，依据不足。 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作为用人单位的远达公司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岑海因交通事故死亡不是工伤。因此，在驾驶员王天林基于掉头或是超车均有可能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黔西南州人社局以岑海的上班目的已改变为由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并不充分。 此外，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之规定，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之所以将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交通事故的伤害也纳入工伤的范畴，主要是考虑到“上下班途中”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从这一点来看，法律的本意是保护无过错的劳动者。而对“上下班途中”的理解，不应机械适用字面意思，应灵活把握上班以单位和下班以住所地为最终目的原则。故如：在下班途中绕道买菜回家或接孩子放学回家等，不能机械认为到菜市或到学校的绕路就认定为非“下班途中”。回归本案，岑海即便确存在掉头的情况，但其掉头究竟是拿取忘记的物品，还是到医院办事，其是否在掉头完成相应事务后马上回单位上班，已不得而知。故，被上诉人黔西南州人社局基于现有证据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不符合工伤保险制度之立法精神。 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不足，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行初10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的州人社工伤不认字（2019）第2-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三、由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决定。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颜虹 审 判 员 王幼封 审 判 员 张国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骆俊玲 书 记 员 潘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