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06行初171号原告田国霞。委托代理人晏红芬，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何支刚，该县县长。出庭负责人贺红早，该县副县长。委托代理人魏旭辉，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杜江勇，贵州精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恒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恒洋，该公司总经理。原告田国霞诉被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沿河县政府）土地行政管理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国霞诉称，2008年被告沿河县政府为加快沿河河东新区开发步伐，完善城市配套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作出沿府发〔2008〕48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沿河自治县县城河东新区延期开发建设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沿府发〔2008〕48号文件），决定对河东新区进行拆迁，原告的房屋也在拆迁范围内。2013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沿河县政府委托的第三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恒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洋公司）签订了《沿河县城河东新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一、乙方（原告）的被拆迁的房屋正房建筑面积306.07平方米;二、甲方（恒洋公司)需要偿还乙方房屋底层占地（宅基地)面积为130平方米，此宅基地位于农业局后面安置区；六、过渡安置费按乙方现有房屋拆迁时间按年支付；七、安置区平整后，甲方协同规建、国土、管委会、社区等在15日内划分宅基地给乙方建房，甲方必须在一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建筑材料费、劳务费给乙方；八、乙方的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由甲方按照拆迁补偿面积统一办理，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合同签订定后，原告按照合同的约定将上述房屋腾空交给被告拆迁。根据沿府发〔2008〕48号文件的规定：原告选择就地返还宅基地安置属于拆迁产权调换安置方式，过渡期限为12个月，过渡费3元/平方米/月,逾期未交付的，由被告按照原过渡费的2倍标准付给原告过渡费。过渡期届满后，被告没有按照约定过渡费的标准支付原告过渡费，在农业局后面安置区宅基地早已经平整完成的情况下，却一直没有将上述宅基地交给原告建房。鉴于以上事实,被告的行为严重构成违约，同时也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偿还给原告位于沿河河东开发区沿河县农业局后面安置区一块130平方米宅基地,并办理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等相关手续。2、被告向原告支付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之间过渡费差额60604.5元，并从2019年9月2日起按6元/平方米/月支付过渡费至实际交付宅基地为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田国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2、沿府发[2008]48号文件。证明（1）沿河县政府决定对原告房屋所在片区进行拆迁的事实，县政府是适格主体；（2）原告选择房屋产权调换；（3）宅基地按比例留地安置；（4）产权调换的过渡安置是3元/平米；（5）过渡时间是12个月，超期按两倍支付。3、拆迁安置合同。证明（1）被告沿河县政府委托第三人恒洋公司对原告房屋进行拆迁的事实；（2）被告应交付给原告的宅基地为130平米，位置为沿河县农业局后面安置区；（3）安置区平整后被告在15日内要划分给原告建房。4、过渡费支付流水清单。证明过渡费为3元/平米/月，由沿河县河东新区管委会支付给原告。5、照片。证明安置区已经具备交付条件。被告沿河县政府辩称，一、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错误，沿河县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诉讼主体。原告作为被拆迁人于2013年与拆迁人恒洋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合同，恒洋公司与原告签订该合同的行为并未受沿河县政府的委托，恒洋公司作为拆迁人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对该合同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沿河县政府不是该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根据合同法相对性的法律原则规定，本案原告将沿河县政府列为被告属于起诉主体错误。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在认为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沿河县政府在本案中并没有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经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双方就补偿方式和金额、面积和安置点、搬迁期限和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约定的部分合同内容履行发生了争议，本案属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从原告的诉讼请求看，也是要求履行合同义务和追究违约责任，因此本案应当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合同权利义务应该由第三人恒洋公司承担。三、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即便原告认为沿河县政府作出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原告在时隔6年之久才提起行政诉讼，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亦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告沿河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自然身份情况。2、沿府发[2008]48号文件。证明2008年6月23日沿河县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沿河县县城河东新区延期开发建设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事实。3、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证明恒洋公司作为拆迁人与原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的事实。4、房屋拆迁测量表、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对原告被征收房屋的实物指标进行了登记测量并且得到原告方的签字认可的事实。5、实物指标拆迁补偿费用计算发放表2份。证明原告于2013年4月17日领取实物指标补偿费（96171+9032元）的事实。6、领条。证明原告于2013年4月17日领取了2013年过渡安置费用4405元的事实。7、领条。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17日领取了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过渡安置费用11018.52元的事实。8、领条。证明原告于2014年6月19日补领取了2013-2014年期间过渡安置费用2987元的事实。9、领条2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6月19日领取了2014年2月-2015年2月期间的过渡安置费7468元和搬家费415元的事实。10、安置补偿费发放表。证明原告于2015年3月30日领取了2015年2月-2016年2月过渡安置费用11019元的事实。11、安置补偿费发放表。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1日领取了2016年2月-2017年2月过渡安置费用11019元的事实。12、安置补偿费发放表。证明原告于2017年2月20日领取了2017年2月-2018年2月过渡安置费用11019元的事实。13、安置补偿费发放表及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8年2月22日领取了2018年3月-2019年3月过渡安置费用11019元的事实。14、安置补偿费发放表及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原告于2019年3月20日领取了2019年3月-2020年3月过渡安置费用11019元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的1号证，原告没有意见。2号证，被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恰好证明征收决定是县政府作出的，是适格被告。3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第三人是受被告委托，被告应当对其行为负责。4号证，原告没有意见。5号证，原告没有意见。6号证，原告没有意见，认为恰好证明被告在履行支付义务。7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刚好说明被告在履行支付义务，是适格被告。8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刚好说明被告在履行支付义务，是适格被告。9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刚好说明被告在履行支付义务，是适格被告。10、11、12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认为刚好说明被告在履行支付义务，是适格被告。13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第三人是受被告委托发放过渡安置费。14号证，原告对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对证明目的有意见，认为第三人是受被告委托发放过渡安置费。原告的1号证，被告没有意见。2号证，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实施方案仅仅是指导性文件，证明第三人作为拆迁方是可以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合同的，认为诉讼主体应该是拆迁人恒洋公司，该方案仅仅是指导意见，具体怎样安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可以自行协商，并不是一定要按这个标准进行补偿。3号证，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与恒洋公司不是委托关系，签订合同的主体是拆迁人恒洋公司，合同的义务应该由恒洋公司承担。4号证，被告对已经支付的没有意见，但是认为部分过渡安置费是恒洋公司委托新区管委会支付的，有一部分是恒洋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的。5号证，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个地方的规划已经改变，不允许修低层的房子，这块地被告已经是出让给恒洋公司，这块地的使用权是属于恒洋公司，应不应该补偿给原告与被告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的1—3号证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4—14号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的1号证，本院予以采信；2—5号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23日，为切实加快河东新区建设步伐，沿河县政府印发沿府发[2008]48号文件，原告田国霞房屋所属位置属城市规划建设拆迁范围。2013年2月28日，经共同协商一致，第三人恒洋公司与原告田国霞就房屋拆迁安置的相关事宜签订《沿河县城河东新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田国霞与第三人恒洋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沿河县城河东新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而引发的案件，就该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而言，其合同的签订方为原告田国霞与第三人恒洋公司，沿河县政府并非合同的签订方，原告主张第三人恒洋公司系受沿河县政府委托与其签订合同，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该合同不属于行政协议，应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即便原告认为该合同属于行政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2015年5月1日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一般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田国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田国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晋审判员 刘开奎审判员 刘贵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舒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