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03民终18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荣，男，汉族，1950年12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冬荣，四川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伟杰，男，汉族，1965年2月1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荣龙，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康万雄，男，1948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辉，男，197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上诉人熊伟杰与上诉人王志荣、原审被告康万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9）川030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3日召开庭前会议，上诉人王志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冬荣，上诉人熊伟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唐荣龙，原审被告康万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永辉参加到会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志荣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30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熊伟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判决由熊伟杰负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判决错误认为王志荣在《担保函》第五条的补偿承诺是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1.《担保函》与《股权转让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如果没有《股权转让合同》，王志荣不可能与熊伟杰达成《担保函》中的任何一条约定。《担保函》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从合同，不能独立于《股权转让合同》单独存在，其任何一条约定的效力都应受《股权转让合同》的影响，不应将《担保函》第五条的承诺单独割裂开视为新的合同关系。2.《担保函》第五条的承诺并非独立于《股权转让合同》而单独存在。《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第一条表明，王志荣承诺的补偿是承担担保责任的表现，而不是双方脱离主合同《股权转让合同》而建立的其他合同关系。3.《担保函》第五条的承诺因超出主债务范围而无效。4.原审判决书认为《担保函》超出主债务部分，属于构成新的合同关系，那对于新的合同关系来说，康万雄并没有参与，无论如何康万雄也不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身份参与庭审，最多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但本案显然在此问题上存在错误，造成被告和第三人资格的混乱，势必影响相关人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益，应予纠正。(二)原审判决错误认为王志荣有权处分950000股建设机械股票。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王志荣所持有的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股权中有部分属于代其他职工持有的情况，但是却直接以“历史原因无法查明王志荣个人享有的部分和代其他股东持有的部分比例”和“上市公司股权应当清晰且不存在重大权属争议”为由，直接推定王志荣有处分权，是以结论来说明前提的正确性，明显逻辑错误。(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补偿金额。原审判决认为，王志荣应以950000股建设机械股票，乘以一年期解禁后一个月内即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的平均收盘价来计算补偿金，合计8485400元。该认定明显不符合双方约定。(四)原审判决忽视熊伟杰恶意侵犯他人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原审被告康万雄与王志荣的股权总计不超过天成公司全部股权的50%。这说明熊伟杰显然知晓除原审被告康万雄和王志荣以外，尚存在其他股东。因此，熊伟杰不顾其他股东是否已放弃优先购买权而直接购买原审被告康万雄的股权的行为，显然是不善意的。熊伟杰明知应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而予以恶意规避，并非善意第三人，无权依据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相关规则，要求取得案涉股权及相应交易收益。(五)原审判决忽视熊伟杰假借买卖合同掩盖非法放贷的事实。熊伟杰实际上是采用《股权转让合同》的形式加以掩盖非法高利贷，属于典型的“以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六)原审判决忽视本案中的担保期间(即保证期)已过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了因天成公司估值变化，原审被告康万雄及王志荣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为用王志荣建设机械股份数950000股来补偿，履行期限为该股一年期解禁后一个月内履行(一年期解禁时间为2016年7月30日)，明确了王志荣履行担保责任的方式及时间界限(2016年7月30日至2016年8月30日)。由于双方没有约定担保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的担保期间应为2016年8月30日起算，至2017年2月30日届满。熊伟杰应在该期间内向王志荣主张权利，但其未在该期间内主张。因此，王志荣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二、原审程序错误。(一)原审变更诉讼请求程序错误。变更诉讼请求最迟应该在辩论终结前提出，而本案中在第一次开庭最终辩论终结后，双方发表了最后陈述之后熊伟杰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显然存在程序错误。(二)原审在变更诉讼请求后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程序错误。(三)原审更换陪审员没有全案重审程序错误，违反集中审理原则，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和《担保函》存在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无效、担保责任超范围无效、假借合同掩盖非法行为等事实，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熊伟杰的诉讼请求。熊伟杰答辩称，一、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担保函》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1.《股权转让合同》并非上市公司代持股协议，而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变成上市公司股份后，熊伟杰对上市公司股份的处理方式。2.是否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者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自签订股权协议至今5年，无其他股东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及股权变动的效力诉讼，更无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求，早已过法定时效。3.本案不存在假借买卖合同掩盖非法放贷的情形，该意见系王志荣逃避责任的说辞。合同约定的回购条款系对特定情况下双方如何确定权利义务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4.在（2018）川0302民初2494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王志荣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说明其对合同有效这一定性并无异议。二、原审判决认定熊伟杰与王志荣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正确。1.王志荣出具的文书名为《担保函》，但其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担保内容，第二部分内容是独立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系王志荣与熊伟杰之间形成的一个新的合同关系。2.王志荣与熊伟杰在股权转让合同之外形成一个新的合同关系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王志荣不仅仅是一个担保人身份，而且还是股权转让的实际受益人。3.天成公司在熊伟杰和康万雄进行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期间，实际进行了大量对外股权转让交易，王志荣作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人，均参与了交易全过程，王志荣所作出的担保和承诺内容完全一样，足以证明王志荣均另行与受让人建立了这种“对赌”关系，以保障股权收购方的权益。4.王志荣在上诉状中提到《会议纪要》55条明确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部分，但该《会议纪要》并未禁止担保人和债权人就其他事项达成新的合意，形成新的权利义务。5.从王志荣和熊伟杰就天成公司估值与6.17亿元不相符时的处理方式来看，这是双方对天成公司未上市时估值金额达成的一个对赌协议，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三、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而非担保期间。王志荣承担责任并非基于担保法律关系所致，故应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且王志荣自始至终未对诉讼时效或者担保期间提出过任何异议。四、原审判决对补偿金额认定正确，但同时应当支持我方关于利息的请求。既然王志荣违约，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五、原审判决程序正确，且不影响本案对事实和法律的认定。康万雄答辩称，1.熊伟杰称案涉所有协议文本都是由我方和王志荣起草的,不是事实，合同起草者是熊伟杰及其代理人。2.同意王志荣的上诉意见，王志荣系担保人，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上诉人熊伟杰不服原审判决，其提出的上诉请求为：一、依法维持(2019)川030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内容；二、撤销(2019)川030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增加支持熊伟杰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从2016年10月14日起以本金84854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后期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本金为止。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王志荣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熊伟杰对原审判决其他事项均予以认可，但不予认可原审判决不予支持熊伟杰有关利息的诉讼请求判决内容,虽然双方未约定王志荣延期支付补偿款的违约金支付标准，但这并不能说王志荣就可以肆意违约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司法实践中，所有法院对于双方没有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均至少判令违约方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即“违约金计算有约定按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按同期贷款利率执行”，而不是说没有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就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连按贷款利息计算都不需要承担了。如果这样，相当于法院支持和鼓励违约方随意违约，反正法院都不判令支付违约期间的逾期利息。2.原审判决认定“后因王志荣的原因造成股票未能按期解禁，王志荣也未以协定价格向熊伟杰支付现金，其行为构成违约”正确。既然王志荣违约，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康万雄、熊伟杰、王志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中未对王志荣延期支付补偿款约定违约金，但不等于王志荣就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时，人民法院可以相应调整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故，在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同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定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被取消后期间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定期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王志荣应自2016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84854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后期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向熊伟杰支付违约期间的利息至实际支付完毕本金为止。综上，为维护熊伟杰的合法利益，请求贵院依法支持熊伟杰的全部上诉请求。王志荣答辩称，原审判决我方支付补偿款不成立，故不应当支付利息；况且，熊伟杰在原审审理中明确表示放弃违约金，其主张不应当得到支持，熊伟杰的其余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康万雄答辩称，与王志荣的答辩意见一致。熊伟杰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诉人王志荣向上诉人熊伟杰支付补偿款8485400元（补偿款计算方式为自王志荣持有的建设机械股份应解除限制流通之日即2016年9月14日起一个月内的平均收盘价8.93元乘以950000）；2.判令被告王志荣自2016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84854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熊伟杰与原审被告康万雄于2014年11月6日签署了合同编号为20141106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原审被告康万雄将其持有的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4.0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4.075万元）以1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诉人熊伟杰，双方约定受让股权不进行过户登记，如因天成公司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股权，则康万雄代熊伟杰持有的股权转换为股份，双方暂不进行股份过户登记，而是采取在锁定期届满后在二级市场出售的方式，实现熊伟杰获得收益的目的。康万雄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作出陈述与保证“任何第三方对标的股权不存在优先购买权或选择权；出售、转让和转移标的的股权及其在标的股权中的所有权和其他有关权益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且不需要获得任何其他主体的同意，或已取得相关主体的书面同意。”双方还约定：对本合同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事项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将本合同的任何有关事项向除本合同以外的第三方披露，但任何一方履行法律法规或交易文件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等除外；本合同于双方签订合同后三工作日内熊伟杰支付定金225万元到康万雄指定账户之日生效。另双方在合同中对付款时间、数额、违约责任、担保、税收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同日上诉人王志荣向上诉人熊伟杰出具了《担保函》，担保函载明作为天成公司的控股股东，保证《股权转让合同》中包括但不限于陈述和保证的一切约定均为真实有效，如任何陈述、保证被认定为不真实、无效时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另保证放弃优先购买权，承诺如天成公司并购入上市公司的最终评估值低于6.17亿元将按照6.17亿元的60%作价实际到达原告指定账户的股权转让款应得股份差额部分的股份。《股权转让合同》及《担保函》签订后，上诉人熊伟杰向原审被告康万雄指定的天成公司的账户支付225万元。2015年1月26日，康万雄、熊伟杰、王志荣签署了《关于20141106之补充合同》，对已支付价款225万元进行了确认，并对未支付款1275万元约定由熊伟杰向王志荣支付，由王志荣向熊伟杰出具收据。后熊伟杰向王志荣支付了价款1275万元。2015年7月，天成公司被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了王志荣、康万雄、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以及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等2家机构持有的天成公司100%的股权，最终评估天成公司股权价值为4.224953亿，上诉人王志荣因此获得的上市公司即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26801633股，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自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至24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25%。首批新增可转让股份本应于2016年9月14日上市流通，但因王志荣向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的天成机械业绩未达到，经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王志荣同意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承诺由三年分期解锁改为锁定三年。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之间，建设机械股份平均收盘价为8.93元。2016年1月17日，康万雄、熊伟杰、王志荣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因天成公司估值变化导致康万雄、王志荣实际获得建设机械股份减少，最终根据最终上市公司并购后原审被告康万雄的股份数量确定，经协商，上诉人王志荣承诺补偿上诉人熊伟杰建设机械股份数950000股（一年期解禁），补偿方式为待一年期解禁后一个月内，以本人持有的建设机械股份中的950000股按双方协定的价格将其卖出后所得资金划转至上诉人熊伟杰账户，或按双方协定的价格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上诉人熊伟杰，以上方式均扣除相应的费用后支付给上诉人熊伟杰。另查明，天成公司系改制企业，改制前为自贡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所属的工程机械厂，属市建委直属的国有建筑施工一级企业下属企业，1998年12月23日经公司第十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1999年12月22日经自贡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改制为企业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1999年8月15日天成公司对改制后的股权设置进行了明确：总股本为600万元；其中个人股份400万元，采取基本股职工自愿入股的原则，每股1000元，按工人、一般干部、中干等级别确认金额，职工可多购股份；若不自愿认购基本股的，不得享受按工龄、贡献进行的配股；基本股具有转让、继承权、分红权。工龄股、贡献股只有分红权。集体股份200万元，由工会持有，随公司发展逐步减少集体股，实现员工个人全部持有公司股份。由于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人数有明确限制，公司职工众多，故改制时天成公司采取由50名股东代表代持其他自愿入股股东形式，对股权进行了分配，但其具体自愿入股股东购股、配股情况以及委托代持情况不明。上诉人王志荣1999年任天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18年7月24日。期间，王志荣持有天成公司的股权经过天成公司多次增资以及王志荣向他人收购股权，截至2016年8月30日，天成公司被收购时王志荣共计持有天成公司39.8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王志荣持有建设机械股份26801633股。再查明，上诉人熊伟杰与原审被告康万雄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已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全部款项。原审被告康万雄按照上诉人熊伟杰要求将康万雄名下2590013股的股票托管到了王晓东任职的经营部，对方取得了原审被告康万雄账户的实际控制权后将股票卖出，获得现金23,958,368.35元，该收益已被熊伟杰获取。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志荣以担保人的名义向上诉人熊伟杰作出的《担保函》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表示，一是为康万雄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义务作出担保，二是承诺规避熊伟杰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的交易风险。《担保函》中第五条约定，王志荣承诺原告购买股份在天成公司整体估值不足6.17亿元时作出补偿，属于规避熊伟杰的交易风险的承诺，其承诺内容已超出了原审被告康万雄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故王志荣承诺在原告购买股权后天成公司整体估值不足6.17亿元时，作出补偿已构成独立于《股权转让合同》之外的债务，系王志荣与熊伟杰之间形成的新的合同关系，此承诺的有效性不应受《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关于王志荣是否有权对持有的950000股建设机械股票进行处分的问题，原天成公司的股权安置的原则即为职工个人出资认购加上按资历配股，认购的股权可以进行转让、继承等，现因历史原因无法查明王志荣个人享有的部分和代其他股东持有的部分的比例，但王志荣占有的天成公司股权中应存在王志荣个人出资购买的部分，另在收购完成后，王志荣持有的天成公司股权已变为建设机械的股票，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应当清晰且不存在重大权属争议，不应存在代持的情况的规定，应认定王志荣对其持有的950000股建设机械股票有权进行处分。康万雄、熊伟杰、王志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系对王志荣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的明确。且王志荣有权对持有的建设机械股票予以处分，故上诉人王志荣应按《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约定，于建设机械股票一年期解禁期满一个月内，将95万股建设机械股份按双方协定价格卖出后的资金或以双方协定价格以现金方式向熊伟杰支付补偿款。后因王志荣的原因造成股票未能按期解禁，王志荣也未以协定价格向熊伟杰支付现金，其行为构成违约。原告主张按一年期解禁后一个月内，即2016年9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期间的平均收盘价8.93元计算950000股建设机械的应补偿金额，符合双方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熊伟杰主张上诉人王志荣支付补偿款自2016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因王志荣与熊伟杰未对王志荣延期支付补偿款约定违约金，对原告的此项主张不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志荣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熊伟杰支付补偿款8483500元。二、驳回熊伟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803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王志荣承担。二审中，上诉人王志荣与原审被告康万雄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熊伟杰提交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合同》、《担保函》、《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两份，证明天成公司其他股东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文本与本案合同文本一致，王志荣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受益人在运作公司上市过程中，统一设置对外交易模式，统一制作了合同条款及文本，均分别向合同双方作出承诺，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康万雄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合同文本系熊伟杰提供。王志荣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也有异议。2.即便合同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合同系王志荣和康万雄起草的，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大多系限制康万雄的，如果系康万雄和王志荣起草的，不符合逻辑。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起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二、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及相关约定的效力；三、王志荣出具的《担保函》及补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四、王志荣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一、关于原审审判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1.上诉人王志荣认为在第一次开庭最终辩论终结后，熊伟杰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且在变更诉讼请求后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原审程序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由于当事人熊伟杰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故经原审释明，熊伟杰变更了诉讼请求，该行为不受上述规定第三十四的限制，即可以在第一次开庭最终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七条规定：“关于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提出反诉时的举证期限问题。当事人在原审举证期限内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或者人民法院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当事人对举证期限有约定的，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本案中，当事人对举证期限没有约定，在当事人熊伟杰变更诉讼请求后，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并无不当，且原审法院并向当事人重新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各方在原审庭审中经法院询问均表示已收到并无异议，王志荣明确表示无证据提交。综上，王志荣认为在第一次开庭最终辩论终结后，熊伟杰才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且在变更诉讼请求后没有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原审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原审更换陪审员没有全案重审程序错误。经查，原审法院由于陪审员个人原因不能参加庭审，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前变更了陪审员并依法告知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对于变更陪审员均无异议，也未申请回避，故原审继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及相关约定的效力的问题。熊伟杰、康万雄于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虽然名为“股权转让”，但签订于天成公司即将重组上市、天成公司股权即将置换为上市公司股份之时，内容中约定“股权转让”的股权、股份不过户，置换所得股票“完整的所有权”由熊伟杰享有等等，实际操作过程也正是熊伟杰变卖了康万雄名下通过股权置换所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获得了收益。因此，虽然缔约时天成公司尚为有限责任公司，但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缔约背景、内容、与操作过程，反映出熊伟杰的目的不在于取得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而是为了获得天成公司并购上市后的股票收益。故诉争合同的签订背景、主要内容与履行过程均反映出，当事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构建上市公司股份隐名代持关系，并实际付诸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二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因此，上市公司必须股权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基本要求。上市公司股东信息披露不实，会影响证券监管部门对内幕交易、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证券市场基本监管要求，也是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等的审查重点。上述规则属于证券市场基本交易规范，关系到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证券市场整体法治秩序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实为上市公司股份代持，违反的正是有关金融安全、证券市场秩序、广大证券投资者权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对这些权益直接构成危害，而非仅违反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该规定，熊伟杰、康万雄之《股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有关“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内容约定，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均属无效。三、关于王志荣出具的《担保函》及补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与《股权转让合同》同日签署的王志荣的《担保函》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表示，一是为康万雄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义务作出担保，二是承诺规避熊伟杰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即承诺在原告购买股权后天成公司整体估值不足6.17亿元时，作出的补偿约定。但《担保函》以及《关于20141106之补充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在目的和内容上，均与《股权转让合同》密不可分，均是为了基于所谓“投资估值”，保证《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目的与收益分配的实现；《股权转让合同》为基础合同，《担保函》及补充协议为从合同。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依附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补偿合同也应无效。原审认定上述合同系王志荣与熊伟杰之间形成的新的合同关系，此承诺的有效性不应受《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四、关于王志荣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熊伟杰未主张要求康万雄承担责任，仅要求判令王志荣向熊伟杰支付补偿款8485400元。故本案仅就王志荣是否应赔偿熊伟杰损失进行审理。虽然《股权转让合同》、《担保函》以及《关于20141106之补充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中的主要内容应认定无效，但熊伟杰仍享有根据所受到的损失依照过错原则要求王志荣赔偿损失等权利，现熊伟杰提起的诉讼系案涉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要求判令王志荣向熊伟杰支付补偿款的责任，因案涉合同均无效，经本院释明，要求熊伟杰变更诉讼请求，但熊伟杰坚持案涉合同有效，不同意变更请求，故本院因合同无效，其要求判令王志荣按合同约定向熊伟杰支付补偿款84854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可以就赔偿事宜另行提起诉讼。综上，上诉人王志荣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熊伟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9）川0302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熊伟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3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739.2元，共计173069.2元，由熊伟杰负担。审判长  李宁川审判员  曾 静审判员  马 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郑云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