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嘉逢，男，汉族，1970年12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容臻，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丹，女，汉族，1983年7月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海，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嘉逢因与被上诉人乔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嘉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乔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乔丹是否于2013年知晓涉案房产交易总金额为157万元的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乔丹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1.房屋代持人杨某的书面证词《说明》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我只是在2013年11月18日至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过户相关签名手续”“我当时有跟吴嘉逢确认，收到款项后一定要转给乔丹，吴嘉逢当时也同意了”“办完过户手续当天，乔丹给我打电话说还未收到售房款，我立即打电话给吴嘉逢确认。”而根据乔丹提交的2013年10月30日杨某与王丽娣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乔丹个人银行流水显示，2013年11月6日，乔丹就收到了吴嘉逢转账的140万元购房款。杨某在2013年10月30日亲自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却又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我只是在2013年11月18日至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过户相关签名手续”；乔丹在2013年11月6日就收到了140万元购房款，才让杨某在2013年11月18日去办理过户登记，杨某却称“办完过户手续当天，乔丹给我打电话说还未收到售房款，我立即打电话给吴嘉逢确认”。以上乔丹提交的证据与杨某的证言相互矛盾，可见证人杨某存在虚假陈述，其证言不应当被法庭采信。2.房屋买受方王丽娣的书面证词《说明》称：“房屋备案合同登记价格为50万元，但房屋实际成交价格为157万元。”首先，王丽娣并未提到2013年房产交易时乔丹不知晓购房款为157万元的事实。其次，从2013年11月18日涉案房产交易完成，到2018年4月3日王丽娣给乔丹出具证明，这恰好证明了当时交易的时候王丽娣知道该房产的真实卖家，否则多年后为何向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出证明并向其提供自己的银行转账交易流水。另外，相对兰州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而言，157万元的购房款在2013年可谓是不小的开支，王丽娣为何轻易就将该款项全部转给了吴嘉逢，其当时不可能不对该款项为何不直接转给杨某进行确认，买家之所以最终肯转款给吴嘉逢，一定也得到了杨某、乔丹的授权或信用背书。3.即使吴嘉逢在2013年有意隐瞒房产实际交易价格，其为何不直接告诉乔丹房屋备案合同登记价格为50万元，而是说140万元。众所周知，房产交易的卖方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和收款时间，在交易过程中，无论是代持人还是受托人，都要及时汇报反馈相关交易进程，才能继续推动，而这个过程不是只有吴嘉逢一人参与，也不是其一人就可控制。4.根据乔丹提交的证据，可还原出以下事实：2013年10月25日《收条》写明吴嘉逢向王丽娣的受托人冯万旗收取涉案房产定金5万元，并写明总价是157万元；2013年10月30日收到定金后，由杨某出面与王丽娣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2013年11月5日，王丽娣将除定金5万元之外的152万元全部转账到吴嘉逢账户，涉案157万元购房款支付完毕；2013年11月6日，吴嘉逢将140万元购房款转账至乔丹账户；2013年11月18日，杨某与王丽娣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从乔丹提交的证据而非杨某、王丽娣的证言，可以看出，涉案房产的交易流程是符合逻辑的：先由受托人吴嘉逢联系买家，初步与买家达成房屋买卖意向，协商价格157万元，支付定金5万元；买卖双方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卖方是房产代持人杨某，买卖双方为了避税需要，提交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是50万元，低于实际交易价格157万元；王丽娣按照实际约定的价格向杨某和乔丹指定的收款人吴嘉逢支付购房款项；乔丹在确认收到购房款项后，授权杨某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交易完成。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乔丹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向代持人、受托人直接发出指令的一方，代持人、受托人为规避自身风险考虑，一定会将整个交易过程如实汇报，而且从杨某的证言看，其也不可能与吴嘉逢串通蒙骗乔丹购房款项。正是由于价格满意，并且已经收到了购房款项，乔丹才授权杨某配合完成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结合以上分析，无论是王丽娣的客观陈述，还是杨某的不实证言，都无法证明乔丹在2013年不知道涉案房产真实交易金额为157万元。相反，乔丹提交的证据恰好证明了其对整个交易过程的把控。关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初步证明责任，乔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仅有自己的陈述，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倒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吴嘉逢应当将剩余17万元购房款全部支付给乔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乔丹应当支付吴嘉逢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并且偿还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该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因吴嘉逢与乔丹之间没有书面委托合同，双方都无法对委托事项的报酬约定进行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给出了明确规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经联系确认，吴嘉逢在2013年处理涉案房产事务期间共往返兰州6次，机票价格共计8770元：1.2013年10月17日，深圳一北京，机票价格为1920元；2.2013年10月26日，兰州一北京，机票价格为840元；3.2013年10月26日，北京一兰州，机票价格为890元；4.2013年10月30日，兰州一北京，机票价格为1510元；5.2013年11月3日，北京一兰州，机票价格为1480元；6.2013年11月18日，兰州一深圳，机票价格为2130元。以上仅为吴嘉逢受托处理房产所垫付的机票费用，乔丹还应当支付吴嘉逢为本案委托事项垫付的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等各项合理费用及利息。除此之外，依据法律规定，乔丹还应当支付本次委托事项的报酬。经估算，上述费用至少不低于101，270元（不包含利息）。以上费用，请二审法院依据当时的市场行情及物价酌情进行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嘉逢应当将剩余17万元购房款全部支付给乔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乔丹应当支付吴嘉逢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并且偿还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及其利息，二者属于同一委托法律关系，法院应当一并考虑进行折算。（三）一审法院确定17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11月7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利息的正确起算时间应为本案起诉之日起。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吴嘉逢与乔丹之间没有书面委托合同，双方都无法对该委托事项的履行期限进行举证。乔丹主张从2013年11月7日开始计算利息，应当提供其当时向吴嘉逢主张过17万元债权的证据，假如真如乔丹所言不知晓当年还有17万元的存在，那应提交该委托合同履行期限就是2013年11月7日的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17万元的利息应当从吴嘉逢主张之日，也即2019年2月15日本案起诉起开始计算。乔丹辩称：（一）提出诉讼时效主张的是吴嘉逢，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吴嘉逢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乔丹在2015年12月6日之前就已经知道实际售房款总价为157万元，吴嘉逢依据人物关系推定乔丹应当知道售房款为157万元，并无逻辑性，结果也无必然性。杨某是房产代持人，其只在签署售房价款为50万元的买卖合同中签字，以及在办理过户时到交易中心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寻找买家、协商合同、收款等均是由吴嘉逢在自行操作，杨某不了解真实的售房价格，不存在任何不符合常理的情形。王丽娣之所以愿意为乔丹作证，并非基于与乔丹有任何特殊关系，基于王丽娣家人住在涉案房产中，乔丹才能够顺利找到其出具书面证言，而王丽娣愿意出具证言，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付清全款，并没有此外的其他事项作证。吴嘉逢依据王丽娣愿意作证而推定王丽娣应该已将实际售房价格告知乔丹，该推定不存在任何事实依据。吴嘉逢与乔丹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吴嘉逢将出售价格说成140万元，与真实价格差距并不大，乔丹基于双方的特殊关系，相信吴嘉逢所述是真实的，不存在不符合常理。综上，根本无法从当事人的关系推定乔丹应当知道售房款为157万元，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吴嘉逢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吴嘉逢与乔丹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且吴嘉逢的工作并非房屋中介，乔丹委托男朋友卖房，从常理上讲也不需要约定代理费，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不是吴嘉逢上诉提到的有偿委托合同关系。吴嘉逢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存在有偿委托，吴嘉逢主张其为售房垫付了相关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吴嘉逢在2013年住在兰州，其之所以往返于北京之间，是为处理其生意关系，与委托卖房没有任何关系。（三）利息计算时间从应当支付款项而未支付次日起算。吴嘉逢以双方对于17万元款项的支付时间未作约定为由，主张应当从起诉之日起算利息，是错误理解。双方对于委托售房事宜未签署书面合同，但吴嘉逢在2013年11月6月支付了140万元售房款，该日就是吴嘉逢应当支付售房款的时间，对于另外的17万元，并非是因乔丹明知少付17万元而未催促，而是因吴嘉逢隐瞒了还有17万元售房款的事实，导致未催促支付，乔丹主张从2013年11月7日起支付利息，完全合理。乔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嘉逢向乔丹支付剩余售房款17万元及自2013年11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暂计至2018年11月22日为61，126元）；2、吴嘉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乔丹所有的兰州市城关区××街道广场××路××单元××室房产，曾由案外人杨某代持。2013年10月，乔丹决定将该房产对外出售并委托吴嘉逢前往兰州市全程办理相关手续。随后，在吴嘉逢的代理下，上述房产于15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案外人王丽娣，吴嘉逢还于2013年10月25日向该房产的买方出具了收条，确认了上述事实。2013年11月6日，吴嘉逢向乔丹的银行账户转账140万元，剩余17万元仍由吴嘉逢持有。乔丹于2018年12月5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本案中，乔丹作为委托人，委托吴嘉逢代为出售涉案房产，吴嘉逢作为受托人在获得出售价款后应当转交委托人乔丹。涉案房产的出售价格为157万元，吴嘉逢只转交给乔丹140万元，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乔丹要求吴嘉逢向其支付剩余售房款1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乔丹关于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嘉逢辩称上述17万元中的7万元属于乔丹应向其支付的代理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约定乔丹应向其支付该项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吴嘉逢辩称上述17万元中的10万元是乔丹应向其归还的借款，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吴嘉逢还辩称乔丹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因吴嘉逢不能证明乔丹在2016年12月6日之前已经知道或应该知道其财产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吴嘉逢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乔丹支付剩余售房款17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3年11月7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为止）；二、驳回乔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66.9元，由乔丹负担166.9元，由吴嘉逢负担46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经本院二审调查询问：1.双方当事人确认在售房时为男女朋友关系。2.乔丹确认在售房时居住在北京市。3.关于乔丹何时得知尚有17万元售房余款的问题，乔丹称在双方有关民间借贷的另案中，为举证证明吴嘉逢转付的140万元与借贷还款无关，就联系到房屋买受人王丽娣，王丽娣出示吴嘉逢签字的收条后，乔丹才知道实际出售价格是157万元。（二）吴嘉逢一审辩称未转付的17万元中，7万元为其代理费用，10万元为乔丹应向其归还的借款。就其上诉新主张的必要费用问题，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加盖有“携程财务部专用”印章的携程网机票订单，机票含税价格合计8730元。本院二审调查时，吴嘉逢对前述行程所对应的售房交易办理事项进行了解释说明。乔丹对前述机票订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机票费用发生与本案有关。（三）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乔丹的本案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一审判决对返还金额及利息计付的处理是否适法妥当。关于乔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是义务人可提出拒绝履行义务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则应由主张时效抗辩的当事人对时效期间届满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因而吴嘉逢应对乔丹已知或应知涉案房屋实际交易价格的事实举证予以证明。首先，本案中既无直接证据显示乔丹在房屋过户前曾指定或确认157万元的出售价格，也无直接证据显示在本案当事人的借贷纠纷发生前，吴嘉逢、杨某或王丽娣曾将实际成交价格告知乔丹。其次，虽然按一般生活经验，即使是委托他人出售，交易价格亦系经由出卖人确定或同意，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当事人在售房时为男女朋友关系，且房屋位于非双方经常居住地的兰州，考虑到情侣间的相互信任，乔丹同意由吴嘉逢按市价自行确定出售价格并不悖于常理，在157万元与140万元在数额上相差仅一成的情况下，也并非当然能引起乔丹对于是否按市价成交的怀疑，故而亦不能仅以房屋买卖已顺利成交过户即推定乔丹已知或应知实际交易价格。因此，综合全案情形和现有证据，本院难以确信在本案当事人的借贷纠纷发生前，乔丹已知或应知涉案房屋实际交易价格的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由吴嘉逢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关于一审判决对返还金额及利息计付的处理是否适法妥当的问题。吴嘉逢上诉称其受托处理售房事宜应获得报酬，本院认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可知，法律已区分有偿和无偿的委托合同类型，所谓有偿、无偿即系针对委托报酬而言，故而该法第四百零五条关于委托人应支付报酬的规定，显然是针对有偿委托合同作出的规定，而现有证据并未显示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计付委托报酬的约定，在双方当时为男女朋友关系的情况下，按社会通常观念属无偿委托的可能性则更大，鉴于亦无证据印证双方存在相互协力时计付报酬的生活习惯或交易习惯，故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应系无偿委托关系，吴嘉逢关于法律已规定应计付委托报酬的主张，理据不足。吴嘉逢上诉亦称其支出的必要费用及利息应予以抵扣，本院认为，吴嘉逢在二审中提供了往返机票订单，对行程目的与售房事宜的关联性亦作出了解释说明，鉴于其陈述内容与涉案房屋交易进程可基本对应，本院对该费用支出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关于委托人应负担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及利息的规定，吴嘉逢对乔丹享有偿还8730元必要费用的债权。鉴于双方互负金钱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务抵销的规定，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3条关于当事人可通过抗辩方式行使抵销权的法律适用指引，经抵销后吴嘉逢应返还的剩余售房款数额为161，270元（17万元－8730元），因抵销效力溯及至抵销条件成就之时，机票费用与同等数额的房款不再另行利息。至于吴嘉逢主张的住宿、伙食等其他费用，因除其单方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剩余售房款返还的计息问题，双方当事人虽未约定转付售房款的期限，但吴嘉逢已在2013年11月6日向乔丹转付140万元，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关于以行为作出意思表示的规定，可从双方收付款的实际行为中推断已达成当日转付房款的合意，故而乔丹关于自转付次日计付逾期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吴嘉逢在二审中新提交了必要费用证据，本院予以改判。鉴于本案二审改判系因吴嘉逢改变其一审主张及逾期举证所致，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仍应由其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吴嘉逢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乔丹支付剩余售房款161，2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61，27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7日起计，2013年11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38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乔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66.9元，由乔丹负担238元，由吴嘉逢负担452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66.9元，由吴嘉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曹 静审  判  员  蔡妍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兼）  林晓翔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