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102民初2130号 原告：孙秀红，女，1980年9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芳，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一富，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静，山东贤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友坤，山东贤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秀红与被告王一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被告王一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静、赵友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秀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购车款166950元及利息（庭审中明确利息以未付购车款16695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支付违约金20000元；2、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明确为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31日，原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原告将自己名下鲁Ｌ×××××号牌奥迪A6L卖给被告，被告每月还款7950元，共24个月。还款期限届满时，被告仅支付3个月购车款，剩余166950元逾期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剩余购车款并要求支付违约金，均未果。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进行判决。 被告王一富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虽然原被告签有《车辆买卖协议》，但原告在东（经）诉字2017第00011号案侦查过程中于2016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中自认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申传，因此《车辆买卖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实际是申传而非原告，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二、所诉欠款数额不实，涉案车辆实际未付款仅15184元。申传在东（经）诉字2017第00011号案提交的证据材料《王一富归还申传款明细表》中已明确认可车款已还159370元，这与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所述仅还3个月车款矛盾；从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短信记录、《证明》等证据材料显示，申传认可2015年12月以前的车款已经还完，申传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已收到王一富支付的21个月车款，涉案车辆实际未付车款数额仅为15184元（计算方式为230000元-50000元-164816元=15184元）；三、车辆买卖协议未约定逾期付款利息，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四、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涉案车辆不能过户，被告中止支付车款尾款是为了督促申传尽快排除障碍保证正常过户，不应支付违约金。被告一直按约定还车款，后来得知该车辆设有抵押，不能办理过户手续，才停付尾款。被告曾多次催促申传解除抵押准备过户但申传均未办理，甚至在2017年11月东（经）诉字2017第00011号案调解时约定了留5万船款作为过户担保金限申传10日内办完车辆过户，申传在超期三个月后都没完成车辆过户，足以证明被告有权按照合同法第六十八条中止履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车辆买卖协议一份，证实原告委托申传与被告签订车辆买卖协议；证据二、鲁Ｌ×××××车辆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同样通过申传购买案外人秦楠名下鲁Ｌ×××××号牌车辆一辆；证据三、被告与申传签订的合资购船协议，以及被告与申传共同与案外人姜宝义签订的货轮买卖合同以及买卖船舶交接协议书一份，证实被告王一富诈骗申传合作买船，该案申传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证实被告与申传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并非仅有车辆买卖协议；证据四、鲁Ｌ×××××车辆登记信息一份，证实涉案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证据五、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申传与被告之间存在多辆车辆买卖行为。 对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王一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内容记载上，在甲方签字的地方、落款时间都与我方保存的协议有差异；对证据二，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提交，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三，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申传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但是与证据三相关的船款已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剔除或明确处理；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并不能证明原告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证据五，真实性认可，确实存在多辆车辆买卖行为，该协议书的内容作证了被告主张的从申传处购买的多辆车存在过户困难，协议书的车辆在约定期限内即使有保证金作为担保都未完成过户，被告有权扣留部分车款作为不安抗辩权的主张。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补充说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系原告以及原告委托人申传与被告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致，被告购买原告名下车辆的意思表示明确，该合同是双方签订的真实有效的合法合同；证据二因案外人秦楠持有证据原件，原告无法取得，故提交复印件；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仅是证实申传与原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且在申传将被告涉嫌诈骗报案至公安机关后，被告已将部分款项作为其他往来扣除，不包括在本案购车款中。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车辆买卖协议出卖方为原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在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中，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是乙方在付清车款后，甲方即协助乙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在本案被告尚未付清车款情况下，不具备过户条件，且被告购买的涉案车辆均存在抵押贷款的情形，在购买车辆时，被告对上述情形了解、知情，且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方支付的车辆的价款是本息7950元，该部分中既包括贷款本金，也包括贷款利息。 被告王一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明》一份，证明涉案车辆实际所有人系申传，孙秀红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证据二、《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被告王一富向申传6228482333027629610账户与车辆还贷有关的转款情况；证据三、申传单方提供的《王一富归还申传款明细表》一份，证明王一富与申传之间除本案涉及的车辆买卖外，还有合伙购船、租车、借款等业务，被告虽然对申传说明的用途不完全认可，但却能证明王一富正常归还车贷款，从2014年7月到2015年6月申传认可王一富偿还车贷159370元；证据四、《申传与王一富的短信记录》，证明偿还车贷情况；证据五、《轮船》一份，证明王一富归还车贷逾期情况，也证明王一富2015年11月、12月、4月、5月、6月的车贷已给付申传。同时提交根据以上材料整理《还车款明细》，证明王一富已偿还申传两辆车车款367400元。其中奥迪首付款5万元，分期已付款总额317400元按7950：7360比例计算，还奥迪分期已付车款数额为164816元，科帕奇分期已付车款数额为152584元。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即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是在被告涉嫌诈骗犯罪一案中由申传提供，但是涉案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同时申传作为原告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车辆买卖协议权利义务的主体是原被告双方，根据合同法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原告，由原告主张相关权利也不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同时申传也愿意承诺本案购车款为原告主张。对证据二第一到第四页真实性无异议，第五页系复印件，有异议，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王一富涉嫌诈骗，公安机关根据申传一方及被告一方提供的双方的资金往来情况核实被告涉诈骗的数额是被告主张该部分款项均为船款及船利润，并不认可该部分款项系偿还车贷。对于同一笔款项被告在刑事案件中与本案中陈述的用途并不一致。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在被告涉嫌诈骗犯罪一案中由申传整理制作，表格中部分款项申传主张是购车款，但被告为了逃避刑事责任，在刑事案件中不予认可，而是主张相应的款项是船款及船利润，同时，检察机关对于该证据也未采纳，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由申传提供，质证意见同证据三。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四。 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说明：对证据一，原告代理人已经认可申传同意原告代为主张车辆款，那么原告作为申传的权利代理人不能作为适格主体出现，仍以申传为原告。对证据二第五页虽然是复印件，但是与证据五记录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与证据四王一富在2015年12月16日的短信也是相印证的，足以证明转款已经支付，其真实性可以认定，原告所说的被告将还车款明细中的款项主张为船款没有证据证明，实际上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已经将车款从船款中剔除来作为本案的车款主张，原告所说没有依据。对于证据三，申传在证据三中已经认可相对应的款项里面有车款，只是双方对于用途认识不一致，不能否定被告所提交的还车款明细中的转款用途为还车款，且该明细的转账时间于短信记录中的用途说明相互印证。对证据四，短信记录是双方在还款过程中形成的，应当作为双方对用途的主要认定依据，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不能因为检察机关是否采纳而否认其作用。对证据五补充意见同证据四。申传和王一富的经济往来很多，但是还车款在刑事案件中也是车款，并没有用途重复。 经被告申请，本院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短信记录即被告提交的证据四、还款明细即被告提交的证据三、讯问笔录，经质证，原告主张：对所有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在2019年11月19日讯问笔录第二页中王一富在该笔录中自认与申传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一辆车是鲁Ｌ×××××即本案涉案车辆，还有一辆是雪佛兰轿车，两辆车每月还1.5万元左右，奥迪车首付款是5万元，首付款和月按揭贷款我是7月份才给申传，该笔录中被告自认的事实与本案中被告陈述的事实不符，可以看出被告没有按照在本案中其主张的还款时间支付其贷款，也没有按照其在于申传的聊天记录中记载的时间偿还此贷款。被告主张：被告当时正在刑事羁押，手头没有相应的材料，因双方财务往来较多，在还款的时间和用途上会有记忆的混淆，但讯问笔录中的首付款以及车贷款的数额都是准确的，原告所说的与短信的还款时间不符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短信关于车款用途是从2014年12月13日开始，原告主张没有依据。对于车款还款时间及用途应当以本案提交的客观证据为基础进行认定。其中首付款和按揭贷款是到了7月份才给了申传，这明显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二银行转账记录中首付款的支付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是明显冲突的，足以说明被告当时记忆上存在混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王一富（乙方）与原告孙秀红（甲方）及案外人申传（代理人）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主要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自愿达成如下车辆买卖协议：一、甲方同意将自己名下奥迪A6L车辆，发动机号013497，车牌号码鲁Ｌ×××××卖予乙方，车辆价格为人民币贰拾叁万元整，小写（230000.00）。二、付款方式：……2、自签订本协议起每月17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车辆价款本息柒仟玖佰伍拾元，小写7950元，共支付24个月……甲方：孙秀红签名捺印，乙方:王一富签名捺印，2014.4.1见证方：代理人（申传签名捺印）2014.3.31号。合同签订后，被告王一富多次向申传6228482333027629610账户支付涉案车辆贷款。 2014年7月18日，申传（甲方）与被告王一富（乙方）签订合资购船协议，后申传、王一富（买方、乙方）与姜宝义（卖方、乙方）签订货轮买卖合同并于2014年7月19日签订买卖船舶交接协议书。 2015年1月30日，申传给被告王一富发短信“……我算了一下你除了车款给我了船等于一分也没给……”。2015年6月26日，被告王一富发给申传短信“我这次把钱给你，除汽车继续还款，船结束清算”。2015年6月19日，申传给被告王一富发短信“王老板车已经三个月没还贷了”，2015年7月20日被告王一富发给申传短信“车钱共计四个月，我给你汇三笔，共计6万元。2015年8月7日，申传收到被告王一富短信“本月汽车还贷款已存入你卡内，15000元”。 2016年11月5日，原告孙秀红向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出具证明，内容为：证明2014年3月31号，我卖给王一富奥迪A6L车一辆，车牌号码鲁Ｌ×××××，此车实际所有人为申传，申传让我帮忙办理银行分期贷款17万元，其中办理贷款各项费用1.5万元，保险1.5万元，另外给我1.5万元好处费。申传向公安机关出具《王一富归还申传款明细表》一份，该明细表中载明：“……7月份尚欠车贷款3110元，车贷款每月15310元（车辆号牌鲁Ｌ×××××雪佛兰、鲁Ｌ×××××奥迪）……” 2017年11月10日，被告王一富与案外人申传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甲方：申传，男，1966年4月14日出生，居民身份号码372802196604140012.乙方：王一富，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98号，居民身份号码3711001971××××××××.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达成合伙购船协议，后因故无法履行，在退还投资款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甲方认为乙方涉嫌诈骗向东港公安局报案，乙方认为双方是民事纠纷。经协商，现双方就船舶买卖纠纷一案，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返还甲方购买船舶款项35万元（申传农业银行230522330005003477）给申传。该35万元在本协议签订时，先给付30万元，剩余5万元作为鲁Ｌ×××××车辆过户担保金，暂保管于乙方代理律师处。本协议签订10日内办理车辆过户，车辆过户到王一富名下当日，向甲方支付上述5万元。二、申传收到此35万元返还款项后，双方因船舶买卖一案所产生的纠纷全部处理完毕，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三、甲方对乙方的行为给予谅解，放弃追究乙方刑事责任的权利，并请求司法机关对乙方不再追诉。四、本协议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任何欺诈、隐瞒、胁迫行为。五、本协议一式四份，经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分别交由甲乙双方、检察院、公安局妥善保管或备案。申传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被告王一富在乙方处签名捺印。 因涉案车辆登记在原告名下，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分别于2020年3月5日、2020年3月6日通知原告孙秀红本人到庭说明相应情况，原告孙秀红于2020年3月6日15时许到达石臼法庭，但在调查过程中拒绝配合法庭调查，在审判人员多次解释后，原告孙秀红仍然不予配合并离开法庭。本院电话联系未果后以短信方式通知原告孙秀红其身份证遗留法庭，后原告孙秀红于2020年3月10日10时到本院，本院依法对其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一份，原告孙秀红陈述：涉案车辆所有人是申传的，但是我们也放了一部分钱，申传还欠了我们十万多。车是挂在我名下的。因为我对象和申传当时都在江豪做生意，认识。申传买车的时候用了我的身份证。因为申传还欠了十多万，不管这车是我的还是申传的，他得还我们钱。涉案车辆买卖协议签名确实是我签的，但是其他字不是我写的，买卖协议中的申传是我对象的朋友，是我对象在江豪认识的朋友，公安局卷宗中的证明是我出具的，申传说是卖了车把钱还给我，但是一直没有还钱。我没见过王一富，都是我对象弄的。我不知道王一富给没给车款，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车钱。关于我和王一富买卖车的事情，我就去签了个名，别的所有事情我都不知道。都是我对象办的。我欠款数额及计算方式我不清楚。关于公安局的证明是我出具的，证明出具情况我记不清楚了。我不管告谁，我必须把申传欠我们的钱要回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孙秀红与被告王一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即原告孙秀红是否是适格原告。被告王一富主张案涉奥迪车辆的实际出卖方为案外人申传而非原告孙秀红，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被告王一富系与原告孙秀红签订车辆买卖协议，该协议中甲方是孙秀红，案外人申传在代理人处签名捺印，但孙秀红曾向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中陈述“2014年3月31号，我卖给王一富奥迪A6L车一辆，车牌号码鲁Ｌ×××××,此车实际所有人为申传，申传让我帮忙办理银行分期贷款17万元，其中办理贷款各项费用1.5万元，保险1.5万元，另外给我1.5万元好处费”，结合王一富与申传有关车款的短信内容（申传认可收到车款及催要车款）、王一富向申传账户转钱的事实以及申传向公安部门出具的《王一富归还申传款明细表》中认可已收到申传支付的涉案车辆部分贷款情况，本院认定原告孙秀红与被告王一富之间未达成买卖车辆的合意，王一富实际与申传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即申传为案涉车辆买卖相对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孙秀红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浩 人民陪审员  焦光军 人民陪审员  张守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