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4行终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衡阳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芙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曾祥月，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涵，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福满地分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衡山县萱洲镇萱洲街。 法定代表人：王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鑫，湖南八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政，湖南八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申增，女，198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衡阳市。 上诉人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与被上诉人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福满地分公司、原审第三人申增工伤认定一案，不服衡阳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查明：高波生前系原告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福满地分公司负责人，2017年10月8日，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任命高波为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中心副主任，负责华夏湘江项目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整体工作。2017年10月28日，高波与原告员工申增、聂利、王娜、曹小青一行五人驾驶ＡＯＧＲ29（原告公司的车辆）前往岳阳，2017年10月29日凌晨，高波在洞庭湖溺水经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岳阳市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高波的死亡时间是2017年10月29日，死亡原因为溺水、院外呼吸心跳骤停。2017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湖南省工伤认定申请表》。2017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2017）衡工伤补字190号《湖南省衡阳市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原告补正“（十五）10月27日会议记录、死亡医学证明、抢救记录……”。2017年11月16日，原告后补了2017年10月27日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常务副总曹某：2.关于去岳阳考察，宜早不宜迟，明天高波、聂利、王娜、曹小青、申增五人工作交接后，开车去岳阳考察，抓紧时间速去速回”。2018年4月1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2018年6月15日，被告作出（2018）衡工伤不认字40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该厅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湘人社复决字［2018］第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被告作出的（2018）衡工伤不认字4000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2019年1月14日，被告作出（2019）衡工伤不认字40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复议，该厅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湘人社复决字［2019］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被告作出的（2019）衡工伤不认字40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于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2019年9月3日，被告作出（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9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申增系高波的妻子。 原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对涉案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的法定职责，其主体资格适格。各方当事人对高波是原告公司的职工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被诉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现分述如下： 关于高波死亡的时间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的问题。原告主张2017年10月28日高波与原告员工王娜、聂利、曹小青及第三人申增前往岳阳，系对岳阳楼古建筑改造、夜景灯光及绿化设施进行考察学习，故高波的死亡为因工外出期间。被告根据2017年10月27日原告研究决定派高波等人去岳阳考察的的会议纪要是后补的以及《湖南兴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兴泰［2018］文鉴字第12号），认为高波案发当日前往岳阳并非因工外出。但原告申请的鉴定机构所作出的《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84号）与被告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湖南兴泰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兴泰［2018］文鉴字第12号）均是针对《用车申请单》中“高波”签名与样本上“高波”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送检的样本不一样，司法鉴定意见完全不一样。本院认为，会议纪要不同于会议记录，开会当天并不必然形成会议纪要。而用车申请单上的签名不是高波本人签名也不必然排除高波用车外出的情况。因此，即使是会议纪要为后补的，用车申请单系他人签名，也不能排除高波去岳阳是因工外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六十七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明效力一般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关于高波是否因工外出的事实,出庭作证的证人曹某的证言和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对王娜、聂利、曹小青及第三人申增的调查笔录均证明高波当日前往岳阳系对夜景灯光及绿化设施进行考察学习，证据间互相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经对全案事实及证据综合判断,本院认定高波的死亡时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 关于高波的死亡事故是否属于醉酒自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认定职工是否属于醉酒或自杀死亡的情形时，应当以公安机关、医疗机关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报告、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证据作为依据。本案中，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急救站出诊通知单、护理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均未述及有高波醉酒的情形。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岳阳楼派出所出具的《报警登记表》与两份《出警情况说明》并不是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询问、取证、勘验后所作出的事故认定责任书或结论性意见，且《报警登记表》与两份《出警情况说明》记载的事实并不一致，被告据此认定高波系酒后跳湖自杀，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关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法律适用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原文为“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可见适用该条文的前提是“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而本案中，被告在认定事实时，认为高波并非因工外出而是游玩，已将高波的死亡事故排除在了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但仍然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三项的规定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关于高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问题。本案中，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高波的死亡事故已经先后三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且第三次决定即本案被诉决定是在前两次决定已被复议机关撤销的前提下作出的，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与第二次决定基本一致。如果本院仅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而不对高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认定，被告有可能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从而导致当事人对重新作出的决定提起又一次诉讼，这样将会造成程序空转、浪费司法资源、行政资源，而且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行政争议的最终解决。因此，本院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本着《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充分保障无过错劳动者权益”的立法原则，对高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如下综合判定。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五）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本院已经认定高波的死亡时间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对于高波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作原因的问题，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岳阳楼派出所前后出具的《报警登记表》与《出警情况说明》及王娜、聂利、曹小青及第三人申增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高波在洞庭湖溺水的事实，岳阳市一人民医院急救站出诊通知单、护理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可以证明高波经抢救后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溺水、院外呼吸心跳骤停，但对高波溺水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及因何原因溺水，与工作之间有无关系，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现有证据，虽然不能认定高波的死亡与工作必然有因果关系，但亦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用人单位与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应先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认定。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推定高波的死亡系由于工作原因，高波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综上所述，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的（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高波的死亡事故，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9月3日作出的（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限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福满地分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上诉人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衡阳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2行初155号行政判决，改判维持（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超越职权认定高波的死亡事故符合工伤认定，应予撤销。 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被采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为行使行政职权而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相关行政决定，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相关事实予以全面、清楚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关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该条第二款规定，“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认定职工是否属于醉酒或自杀死亡的情形时，应当以公安机关、医疗机关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报告、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证据作为依据。本案中，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作出本案被诉的（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过程中，在未能提供公安机关、医疗机关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现场勘查、尸体检验报告、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报警案件登记表》、《出警情况说明》、《用车申请单》等证据即认定高波非工作原因且系酒后跳湖自杀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事属于认定关键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上诉人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提出原审法院径直认定工伤属超越职权的主张。经查，从原审判决书的主文判项来看，其仅为撤销本案被诉的（2019）衡工伤不认字4010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对华夏湘江股份有限公司福满地分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未代替上诉人直接将高波的死亡认定为工伤。因此，对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枥澎 审 判 员 罗慕蓉 审 判 员 尹运健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姚 海 书 记 员 张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