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静，女，1972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永存，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州，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瑞海，男，1964年1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立奇，男，1943年2月17日出生，由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团结湖执法队推荐，住北京市石景山区。上诉人刘云静因与被上诉人赵瑞海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52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云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合法有效；三、案件受理费由赵瑞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云静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遗漏：1．涉案房屋已经拆迁；2．因赵瑞海提出权利主张，导致刘云静至今尚未得到拆迁利益，这是刘云静提起本案诉讼的根本原因。二、合同有效包括合同全部有效及部分有效，即使涉案房屋权属性质尚不明确，但也仅限于影响《协议书》第三条中涉及权属约定的效力，并不影响其他条款效力。《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独立存在、与其他条款互无直接关联，并且不属于法定无效情形，该条款应认定合法有效。三、刘云静起诉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诉讼认定腾退权益归属，但受限于诉讼能力在诉请表述上不是很准确。刘云静的上诉请求是对一审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也可以理解降低诉讼请求），不属于变更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应依法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裁判。赵瑞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云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2000年6月16日，赵瑞海和刘云静签订所谓《协议书》是刘云静一手伪造的。刘云静涉嫌刑事犯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上诉状中第二条是一审起诉中没有的，超过原审的上诉请求应当驳回，刘云静可以另诉。刘云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云静与赵瑞海于2000年6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云静主张赵瑞海系其姐姐的配偶，其于1999年6月28日出资购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南队×号房屋（以下称涉案房屋），购房款53000元系现金交纳，并一直居住直至2017年拆迁，因赵瑞海告知刘云静只有北京户口才能购买涉案房屋，所以才用了赵瑞海的名字购买，后来刘云静才知道不是北京户口也能购买，2017年涉案房屋拆迁后因赵瑞海主张房屋所有权所以相应的拆迁补偿均尚未发放。赵瑞海称涉案房屋是其出资购买，购房款53000元系其现金交纳，因为涉案房屋是买给其岳母居住，故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及购房收据均由其岳母保管，所以刘云静手中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及购房收据，是其岳母让刘云静暂住涉案房屋，具体刘云静什么时候开始居住的不清楚。刘云静围绕诉讼请求提交《协议书》。《协议书》载明：“1998年7月8日甲方刘云静在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南队×号购得房产一处。并用乙方赵瑞海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就此事达成如下协议：三、协议内容：1．坐落于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号总占地面积120米的房产是由甲方刘云静出资购买的。该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于甲方刘云静。2．因甲方非本市人员，无法办理房产证，故借用乙方的身份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3．乙方自愿同意协助甲方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均确实承认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是甲方刘云静。4．坐落于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号总占地面积120米的房产，如遇拆迁等任何事宜，只有甲方刘云静有权处分，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以产权证上的名字是乙方为由）加以干涉。5．以上协议内容是甲乙双方自愿签订的，且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以甲乙双方签字并加按指印后即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效力等同。”落款处显示“刘云静”“赵瑞海”签名字样，“刘云静”“赵瑞海”签名字样处均显示指纹印记，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6日。赵瑞海不认可该《协议书》的真实性，称未签署过该协议，不认可签名及指纹的真实性。一审诉讼中，赵瑞海申请对刘云静提交的《协议书》落款处“赵瑞海”签名字迹与赵瑞海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以及对“赵瑞海”签名字迹处指纹印是否为赵瑞海本人捺印的指纹进行鉴定。经摇号，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为本案鉴定机构。2018年12月7日，鉴定机构出具华夏物鉴中心[2018]文痕字第69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综合分析认为：1．因现有“赵瑞海”签名字迹样本材料不能满足比对条件，故对检材上“赵瑞海”签名字迹与样本一至样本四上“赵瑞海”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鉴定予以终止。2．手印只与自身同一。检材上“赵瑞海”签名字迹处指纹印与样本六上赵瑞海右手食指指纹印的纹线流向及指纹特征点的符合，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构成了同一认定的科学依据。鉴定意见为：1．对检材上“赵瑞海”签名字迹与样本上“赵瑞海”签名字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鉴定予以终止。2．检材上“赵瑞海”签名字迹处指纹印是赵瑞海右手食指指纹印。经质证，刘云静、赵瑞海均认可《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赵瑞海称怀疑指纹是被拓印上去的。一审法院至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南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于南村委会）调取涉案房屋相关权属材料。于南村委会于2018年5月31日向法院出具《证明》，内容为：经查询查到赵瑞海在于家围南队5排10号的购房收据（房款金额：伍万叁仟元整），复印件内容与金额和原件一致，没有房屋产权证明。于南村委会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购房收据复印件，该购房收据载明：赵瑞海于1999年6月28日交纳房款5排10号53000元；于南村委会还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复印件，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人为于南村委会，委托鉴定事项：对刘云静的产权证中发证单位盖章处带有“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印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中的“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鉴定意见书所附检材《产权证》复印件载明“姓名：刘云静，发证日期：1998年7月8日，排房编号：×号，房产证说明：本证由乡人民政府颁发、盖章后产生法律效力；持本证住户，对该房享有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此房转让时必须到发证机关办理转让更名手续”。经质证，刘云静、赵瑞海均认可上述于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购房收据及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刘云静称其户口于2012年迁到北京后，其向赵瑞海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是赵瑞海代为办理的产权证，直到2017年涉案房屋拆迁后，赵瑞海主张他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所以于南村委会才对产权证进行了鉴定，鉴定完之后刘云静才知道产权证是假的；赵瑞海称涉案房屋是其出资购买的，其向于家围村委会交纳购房款时刘云静不在场，产权证鉴定为是假的时，刘云静说是村里给她办的产权证，与赵瑞海无关。经询，刘云静与赵瑞海均主张涉案房屋与北京市朝阳区于家围南队5排10号房屋为同一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有效是指法律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予以肯定评价，可以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各方都应受合同约束，承受依据合同约定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刘云静提交的《协议书》经鉴定机构鉴定，“赵瑞海”签名字迹处指纹印是赵瑞海右手食指指纹印。赵瑞海虽主张其指纹是拓印上去的，但就此未提交相应证据，故法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认定该《协议书》是刘云静与赵瑞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书》中涉及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南队×号房屋权属性质尚不明确，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该《协议书》效力，故对刘云静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刘云静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赵瑞海向法院提交证人金某的证人证言。赵瑞海未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金某本人也未出庭作证，鉴于金某在一审中同样提交证人证言的情况，本院对赵瑞海在二审中提交的金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另查，刘云静与赵瑞海所签《协议书》共五条。双方约定：一、协议双方基本情况：甲方：刘云静，乙方：赵瑞海。二、协议事由：1998年7月8日甲方刘云静在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南队×号购得房产一处。并用乙方赵瑞海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就此事达成如下协议。三、协议内容：1．坐落于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号总占地面积120米的房产是由甲方刘云静出资购买的。该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于甲方刘云静。2．因甲方非本市人员，无法办理房产证，故借用乙方的身份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3．乙方自愿同意协助甲方办理上述房产的产权证，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均确实承认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是甲方刘云静。4．坐落于朝阳区豆各庄乡于家围×号总占地面积120米的房产，如遇拆迁等任何事宜，只有甲方刘云静有权处分，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以产权证上的名字是乙方为由）加以干涉。5．以上协议内容是甲乙双方自愿签订的，且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以甲乙双方签字并加按指印后即生效。经询问，双方均确认赵瑞海的配偶是刘云静的姐姐。双方均确认涉案房屋已经腾退并拆除。刘云静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向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涉案房屋的权属性质、涉案房屋是否涉及他人利益、该房屋是否已腾退等情况。因当事人双方已经确认涉案房屋已经拆迁，其他问题与本案争议的合同效力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刘云静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赵瑞海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前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调查刘云静的房产证办理情况。因产权证书办理情况与本案争议内容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赵瑞海的调查取证申请亦不予准许。赵瑞海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协议书》中赵瑞海和刘云静的签名及落款日期是否是同一人所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因赵瑞海在一审诉讼中已对《协议书》落款处“赵瑞海”签名字迹及签名处指纹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已经采信鉴定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本院对赵瑞海在二审中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刘云静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赵瑞海所签《协议书》合法有效，诉讼请求包含对《协议书》内容全部，包括协议各项效力的确认。现刘云静在二审诉讼中仅要求确认《协议书》中第三条第4款有效。其上诉请求是对起诉请求的部分放弃、部分坚持。根据法律规定，刘云静有权行使该诉讼权利。在上诉状中，刘云静提出其放弃关于《协议书》整体有效的主张，坚持部分协议条款有效的理由是认为《协议书》部分有效。该上诉理由是对上诉请求调整的说明，并未超出其原审诉讼请求范围，本院无权干预。对赵瑞海关于刘云静上诉主张不符合程序规定，刘云静应另行主张权利的答辩，本院不予采信。赵瑞海在答辩中同时提出刘云静涉嫌刑事犯罪，主张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赵瑞海虽未提起上诉，但其该项答辩意见涉及本案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本院予以处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产权证》是否为伪造，以及伪造主体的确认，与当事人争议的《协议书》效力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赵瑞海的该项答辩意见亦不予采信。根据在案证据，本院确认《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针对刘云静的上诉请求，合议庭出现意见分歧：多数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根据该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原因将导致合同整体无效。除法律特别规定的解决争议条款外，其他条款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独立性。合同无效的后果当然及于合同中所有非争议解决条款。“小产权房”一般是指建于集体所有土地之上的房屋。该类房屋未取得相应规划审批手续，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涉案房屋系村委会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应属于“小产权房”范围。国家对“小产权房”的处理原则及相关政策、法律规定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当中，尚未出台，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当前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对可能涉及“小产权房”权属的合同效力问题作出确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的核心内容是对“小产权房”权属问题所作约定。虽然《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是双方关于涉案房屋拆迁利益归属的约定，但相关拆迁利益亦来源于房屋权利的取得，并不具备独立性。对《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的效力问题，应依据《协议书》整体效力予以确认。因涉案房屋属于“小产权房”，房屋取得的后果可能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尚处于或然状态。为避免相关政策法律出台后对合同效力的确认出现反复，本院无法确认《协议书》的效力，对刘云静关于《协议书》第三条第4项合法有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少数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为法律所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是对解决争议条款独立性的特别强调，不应以该条内容否认合同中部分条款可能存在的独立性和有效认定。合同效力是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所产生的约束力，其本质为合同不履行的后果：守约方依据合同效力，可以主张违约方强制履行合同义务。故合同效力系针对待履行合同义务所设定。一般而言，合同内容不仅仅限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也包括对相关事实的确认；同时，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也不是单一的：当事人往往依据履行后果的多种可能性，设定不同状态下不同的权利义务。合同约定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合同条款间互相独立的可能性。对合同效力的确认应考虑具体条款的实际内容。本案中，《协议书》第二条“协议事由”约定：1998年7月8日刘云静购得房产，并用赵瑞海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该约定并无待履行内容，而是合同当事人对事实的确认，因此不应产生合同效力问题。《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是对涉案房屋拆除后权益归属的确认，实质为当事人预设的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履行后果。该条款适用条件被描述为“如遇拆迁等任何事宜”，可以涵盖房屋因产权不明被拆除的情况。故《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关于拆迁利益归属的约定与该条第3款关于房屋所有权取得的约定属于并列性质，可以独立于涉案房屋产权的确认与取得。因合同效力系针对待履行合同义务所设定，基于涉案房屋已拆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认定，确认第三条第4款效力的判断依据，应为该条款的履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在案事实，涉案房屋在内的同类房屋已经拆除并得到补偿。在不能否定补偿合法性的情况下，不能得出当事人关于拆迁利益归属的约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少数意见认为，《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作为独立条款，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亦不存在不确定性，该条款当属有效。少数意见同时认为，法院不应以立法尚不完备为由，对当事人现实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合议庭最终采纳多数意见，对《协议书》第三条第4款的效力不予确认，刘云静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刘云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5元，由刘云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谷绍勇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苗苗法官助理 何 平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