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24民初529号 原告：高河山，男，195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告：林素真，女，195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告：高城珍，女，198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告：高某1，男，200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法定代理人：高城珍，女，系高某1之母。 原告：高某2，女，200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法定代理人：高城珍，女，系高某2之母。 上列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草，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炳固，男，196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友强，福建铭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与被告高炳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于同年3月24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等人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草、被告高炳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高炳固赔偿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损失计743527元；2.由高炳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11月17日，高炳固雇佣高生土（已故，系高河山与林素真之子、高城珍之夫、高某1与高某2之父）为其载一只猪。因高生土的三轮摩托车系用于运载茶叶而非其他重物，就多次拒绝高炳固雇佣，然高炳固一再请求，高生土只好同意。在去运载猪的路途中，高炳固又叫上其亲戚高辉兴和高徽福一同乘坐高生土的三轮摩托车。随后，高生土驾驶其三轮摩托车由安溪县大坪乡双美村往虎邱镇双都村方向行驶，途径安溪县虎邱镇双都村溪洋角落路段，在右转弯行驶时不慎驶出马路摔落路外茶园，高生土当场死亡。为此，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认为，1.高炳固与高生土是邻里关系，高炳固多次邀请高生土帮其运载生猪，最后高生土接受其邀请，为高炳固提供劳务，高炳固是高生土劳务行为的接受者，两人之间形成雇佣关系。高生土在为高炳固提供劳务过程中，因单车肇事而死亡，应认定高生土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损害。对其自身造成的损害，应根据《侵权责任法》关于“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判决高炳固与高生土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2.关于高炳固与高生土各自的过错比例。高炳固作为雇主和劳务接受者，对高生土在完成受雇工作（驾车运送货物）中所受损害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民事责任，而非是违反雇佣合同约定的义务，是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①高炳固在明知高生土的三轮摩托车系无牌照且为运载茶叶使用的情况下，在高生土多次拒绝时，仍然坚持指使高生土为其驾车运送生猪，并在运送时与其同行，且带上其两个亲戚一起，导致车辆超重车速过快导致高生土单车肇事，高生土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而高炳固未能尽到应注意提示的义务，纵容高生土疲劳驾车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②高生土所有车辆在事发当日所拉运的货物超过车辆核定载重量，车辆超载也是造成行车安全的隐患之一；③高炳固系雇主，高生土作为雇员为其驾车运送生猪，是替代高炳固履行货物运输合同，是为高炳固的利益而劳动，高炳固是此次货物运输的实际受益人，且雇员相对雇主而言，不论是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均处于弱势。故对高生土因车祸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炳固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而高生土作为驾驶员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但其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上路，未尽到自己的安全谨慎注意义务，而疏忽大意致使车辆翻出护栏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死亡，对此，交警部门的责任也认定高生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说明高生土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存在重大过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不能因为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而否认高炳固的过错责任，因本案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非交通事故受害责任纠纷。即使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作为受益者的高炳固也应当给予赔偿。因为高生土系为高炳固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意外，并且已经死亡，且高生土系家庭的经济支柱，上有老下有小，配偶基本上没有劳动能力。高生土的过世，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综上，高炳固明知高生土的车辆无牌照且为运载茶叶使用，而不是用来运载生猪，在高生土多次拒绝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求雇佣高生土为其运载生猪（未约定报酬，也未收取任何费用）且叫上另外二人一同乘坐三轮摩托车同行，最终导致车辆超载失控翻车、高生土死亡的严重后果，高炳固对此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规定，高炳固作为高生土的雇主，理应赔偿给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等人因高生土在雇佣活动中遭受死亡后果所带来的丧葬费38133元、死亡赔偿金3564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8974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等各项经济损失计743527元。即使如高炳固所称双方系运输合同关系，高炳固也存在选人失误，且还未经同意多带了两个人，从而导致车辆因超载发生事故及高生土死亡，于情于理，高炳固也应该给予赔偿。但事故发生后，高炳固避而不谈，无法协商。经村民委员会多次调解无果，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只能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诉讼请求。 高炳固辩称，一、答辩人与高生土之间属于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合同关系。①答辩人从未雇佣过高生土，双方仅系普通的村民关系，不存在雇佣的事实。答辩人与高生土系同村的村民，平时都是各自干自己的农活。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前，除了涉案让高生土运载生猪外，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不存在雇佣的事实，双方之间没有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②涉案车辆系高生土本人所有的，答辩人没有提供运输工具，不符合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应是雇主提供工具、设备、原材料等，雇员根据雇主的指示从事劳务活动。如果说，涉案三轮摩托车是高炳固所有，高生土是高炳固的驾驶员，那么高生土与高炳固之间才是雇佣关系；③答辩人让高生土运输（载猪）时有约定运费为100元。当时，答辩人需要车辆运载生猪，而高生土的三轮摩托车正好闲着没用，且平时有提供自有的三轮摩托车为村民提供运输服务，收取运费，故双方就约定运费100元，由高生土运载生猪，高生土也同意。高河山等人诉称存在多次拒绝运输不属实。因此，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找高生土载猪，并约定运输费用，高生土也用其自己所有的三轮摩托车从事运输事宜，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道路运输合同，而不是雇佣关系。故本案的案由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不妥的，应变更为运输合同关系。二、在运输合同关系中，高炳固不存在过错，无需对高生土的损失承担责任。根据安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生土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高炳固等人无责任。由此可以说明，造成车辆驶出公路摔落茶园的责任在于高生土本人，高生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答辩人在事故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属于无责任一方，因此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过错也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答辩人无需对高生土的过错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何况请高生土运载生猪时，高生土自己也同意，答辩人当时自身也受伤，也没有让其赔偿。三、高河山等人诉求的损失数额过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①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偏高，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次事故系高生土本人操作不当所致，经事故认定，高生土本人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本人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需要认定该损失项目，也应根据答辩人的责任大小及过错程度依法确定，高河山等人现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超出司法实践中认定的数额，明显偏高；②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结果存在错误。按照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应超过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而本案中的被扶养人有四个，高河山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显然已经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且未能提供高河山和林素真生育子女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四、高河山等人诉称的意见不能成立。①高河山等人认为答辩人明知高生土的车无牌无证，且带上两个亲戚同乘，未尽到注意提示义务，纵容高生土疲劳驾车，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存在过错，这是错误的，是将自己的责任强加于答辩人身上。车辆是高生土自己的，高生土更应清楚运输的注意事项及无牌、超载、疲劳驾驶的法律后果，因此，事故的发生是高生土自己放任造成的；②高河山等人认为高炳固系雇主，高生土作为雇员为其驾车运送货物，是替代高炳固履行货物运输合同，也是错误的。本案是答辩人雇请高生土运输，并非高生土替代答辩人履行运输货物合同；③高河山等人认为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作为受益者的高炳固也应当给予赔偿，也不能成立。公平原则适用于是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形，而本案高生土存在重大过错，不应适用公平原则。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本案是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合同关系；答辩人在事故过程中没有任何责任，无需承担任何赔偿，即使认定为雇佣关系，高生土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也应自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即使判决答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高河山等人主张的赔偿项目数额也明显过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答辩人认为无需承担高河山等人的各项经济损失，高河山等人的诉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高河山等人的诉讼请求。高炳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书面证据。 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等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高炳固进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1、高某2等人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安溪县大坪乡双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火化证、户口本（两份）复印件（上述复印件均已与原件核对），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同时对高炳固质证认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证明高生土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系高生土自己的过错造成事故发生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证据分析认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及庭审笔录，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高炳固与高生土（已故）系邻里关系。高生土拥有无牌正三轮普通摩托车一辆，平时用于运载茶叶。高炳固与高生土经多次口头协商后，高生土同意用其三轮摩托车为高炳固往其他乡镇运载高炳固购买的一头生猪回家宰杀。2019年11月17日，高炳固就约高辉兴、高徽福一起，搭乘高生土驾驶的三轮摩托车，由安溪县大坪乡双美村往安溪县虎邱镇双都村方向行驶，前往高炳固欲购买的生猪所在地。于当日14时许，在途经安溪县右转弯时，高生土未保持安全车速致车辆驶出路左掉落路外茶园，造成高生土当场死亡和高炳固、高辉兴、高徽福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安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验，于同年12月12日出具安公交认字（2019）第2107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书认定：高生土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无牌正三轮普通摩托车至事发路段，弯道行驶时未保持安全车速确保安全驾驶致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高生土负事故全部责任，高炳固、高辉兴、高徽福无责任。嗣后，就高生土的死亡，双方当事人经所在村委会调解未果，高河山等人为此诉至本院。庭审过程中，高河山等人变更请求高炳固应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43527元。 另查，①高河山（1950年1月2日出生）与林素真（1950年12月29日出生）系高生土之父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生育两个儿子即高生土与高延福，高生土与高延福均已成年。高河山与林素真同时还按农村习惯抱养男孩高延生作为儿子并抚养其成年，双方未解除收养关系；②高生土与高城珍系夫妻关系，于2007年2月19日生育女儿高某2，于2009年7月18日生育儿子高某1；③2019年度福建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6266元／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1元／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943元／年。 结合上述证据分析及确认的事实，本院对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 一、本案高炳固与高生土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是指雇工提供自己的劳动力为雇主完成一定行为，雇主根据完成的行为给付相应的劳动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而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或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两者在标的、取得报酬的方式及主体之间的关系上明显存在着区别。首先，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方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其标的注重雇工无形的劳务给付，以供给劳务本身为目的，侧重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行为；而运输合同关系的标的物是货物或旅客，其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重在有形工作量的完成，以提供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在雇佣活动中雇员所提供的是劳务，而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提供的是运送行为，承运人完成运送行为必须借助运输工具，否则运输行为便不能实现。本案中，高炳固到外地购买生猪回家宰杀，其本身没有专用的运输车辆及相关设备。高炳固之所以选定高生土为其运载生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高生土具有运输工具，可以实施运送行为，高生土主要依靠的也是其驾驶技术和运输工具，高炳固所需要的也正是高生土的运送行为而非出卖劳动力的一般性劳务活动。由此可见，这与仅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明显具有本质区别。其次，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由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长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雇员取得报酬的方式也比较固定，呈周期性，通常按劳动时间来计算报酬一般是按星期或月来结算。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取的报酬是运费，纯粹是按物化的劳动成果来计算报酬，通常是按趟次、运量等来结算。且多为一次性付清。本案中，由于高生土已经死亡，其亲属称双方未约定运载费用也从未收过高炳固支付的任何费用，而高炳固则称当时双方口头约定运费100元，由于发生事故运载未成功，就没予以支付（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但从实际运载的过程看，高生土为高炳固运载生猪是自带车辆，该车辆的用油等费用也是高生土自理的实际情况，且高河山等人主张的也是雇佣关系，故根据证据盖然性规则，高炳固的说法明显更贴切实际。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发生事故，高生土获取的是运费而不是工资，这也说明本案属于运输合同关系。第三，在雇佣活动中，雇主有权对雇员的劳务活动进行监督，受雇人要受雇主指示的约束，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双方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但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无权对承运人的运送行为进行监督，托运人追求的是货物能够按期安全抵达，承运人只需按时运送、按地点运送及安全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合同义务，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关系相对自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任何隶属、服从关系。本案中，高炳固虽在运载当日招集其他人一起随同高生土去运载生猪，但并未对高生土的运送行为提出特殊要求，也未进行任何限制。高生土系自行提供运输工具，驾驶其所有的三轮摩托车运送生猪的，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并没有形成从属关系。因此，本案高炳固与高生土之间应该是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合同关系。 二、高炳固作为托运人对于高生土因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存在着过错，应否对因高生土死亡给高河山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一般情况下，承运人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托运人是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且本案中依据安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高炳固对高生土因交通事故死亡显然不存在着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运输合同关系中，托运人尽管不是车辆运行的控制者，其仍然具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毕竟托运人和承运人达成运输合同关系实际就开启了相应的运输行为，托运人对于承运人的资质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注意义务的。如果托运人未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危险的来源。在此情形下，对承运人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托运人是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事发时，高生土并不具有驾驶该三轮摩托车的资格，而且该车没有牌照，也不具有营运资格，托运人高炳固对此均未能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仅凭高生土平时曾用其所有的三轮摩托车运载茶叶，就随意与高生土签订口头运输生猪合同，最终导致高生土在驾车运载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亡，高炳固的托运行为与高生土因交通事故死亡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果关系，属间接侵权，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对高生土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高生土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者，更应该清楚运输的注意事项及无牌无证驾驶、超载驾驶、无证运输的严重后果，因此，高生土在明知自己的三轮摩托车没有牌照、自身的驾驶证不能驾驶涉案车辆及没有营运资格的情形下，仍然同意并与高炳固签订口头运载生猪合同，主要过错仍在于其本人，仍应为其自身损害承担主要的责任。显然，无论从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形成原因及责任认定看，还是从运输合同关系分析，主要的过错均在于高生土本人，而高炳固所负的也是间接侵权中的一定过错，故根据高生土及高炳固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并考虑高生土家庭的实际情况及高炳固所处的农村环境、法律意识，本院酌定高炳固应对高生土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负15%的责任；高生土应对自身的损害负85%的责任。高炳固辩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高生土因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给高河山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高生土因本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1.丧葬费：38133元（76266元／年÷2）；2.死亡赔偿金：356420元（即17821元／年×20年）；3.被扶养人的生活费：①高某2需要抚养至十八周岁计【18年-（12年＋271天÷365天）】＝5.26年，每年的抚养费14943元／年÷2＝7471.5元；②高某1需要抚养至十八周岁计【18年-（10年＋122天÷365天）】＝7.67年，每年的抚养费14943元／年÷2＝7471.5元；③高河山需赡养【20年-（69年＋319天÷365天-60年）】＝10.13年，每年的赡养费14943元／年÷3＝4981元；④林素真需赡养【20年-（68年＋323天÷365天-60年）】＝11.12年，每年的赡养费14943元／年÷3＝4981元。因高河山与林素真除了高生土与高延福两个亲生儿子外，还自小抱养高延生并抚养成年，虽未办理收养手续，但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且双方并未解除收养关系，故高延生仍负有赡养高河山与林素真的义务，因此对高河山与林素真所需的赡养费应由其兄弟三人分摊；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应超过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故在将高某2抚养至年满十八周岁的5.26年期间，需扶养的人数为4人，每人每年需扶养的生活费为24905元／年，已超过上一年度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故此期间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为14943元／年×5.26年＝78600.18元；高某2年满十八周岁后，将高某1抚养至年满十八周岁的2.41年期间，需扶养的人数为3人，每人每年需扶养的生活费为17433.5元／年，也超过上一年度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故此期间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为14943元／年×2.41年＝36012.63元；高某1年满十八周岁后，至高河山需赡养的2.46年期间，需扶养的人数为2人，每人每年需扶养的生活费为9962元／年，未超过上一年度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仍以每人4981元／年为准，即4981元／年×2×2.46年＝24506.52元；其后林素真尚需赡养的时间0.99年，需扶养的人数为1人，赡养费为4981元／年×0.99年＝4931.19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44050.52元。高河山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有误，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认定为50000元。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88603.52元。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摊，高炳固应赔偿给高河山等人经济损失88290.5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高炳固（托运人）与高生土（承运人）之间形成的为提供劳务的运输合同关系。高生土在履行运输合同的过程中，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对此，高炳固作为托运人在签订运输合同时具有一定的过错，对高生土的死亡存在间接侵权，应对高生土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高生土死亡，高河山等人作为高生土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高炳固承担侵权责任。结合上述分析认定，高河山等人诉求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保护；高炳固合理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炳固应于本决生效之日起十天内赔偿给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2、高某1等人因高生土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88290.5元； 二、驳回高河山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235元，减半收取计5117.5元，由高河山、林素真、高城珍、高某2、高某1等人共同负担4347.5元，由高炳固负担770元，应在判决生效后五天内缴交；高河山等人已预交的多收的受理费6887.7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林清艺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炜彬 附件：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