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6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负责人：苟光学，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伊俊海，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少飞，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华，住址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浑南新区。法定代表人：郎奎平，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伊俊海，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少飞，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定代表人：张洪达，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刚。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因与王立华、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原审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0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号民初10343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协议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案涉项目的受让方。《协议书》中甲方是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项目部，乙方是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的授权代表不只王立华一人，还有董云，《协议书》受让方应为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非被上诉人王立华、董云。签订协议书时，刘新刚、王立华及董云三人应明确知道受让方为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非任何签字的自然人一方。交接清单中的接收人也并非王立华一人、还有董云的签收字样。经查询，签字时，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杰，而本协议其中授权代表董云，且项目部不必然代表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协议书》仍需吉林冶建有限公司的明确追认才能有效，而第三人的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中并不包含此项授权。一审法院认定王立华从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受让取得案涉管道工程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实际组织施工，建成整个通信管道。第一，被上诉人提供了《临时挖掘施工工地占道申请书》、挖掘修复费赔偿破坏草坪赔偿款及《通信管道工程合同》等证据，《临时挖掘施工工地占道申请书》、挖掘修复费赔偿破坏草坪赔偿款不能完全覆盖案涉管道工程，实际只在2013年4月22日的《临时挖掘施工工地占道申请书》才有王立华的签字字样，其他证据中均无王立华签字或者也不能证明与王立华有关。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通信管道工程合同》是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和自然人之间签订，且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9月18日的补签合同，沈阳泰安通信公司将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施工，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法确定合同约定工程是案涉管道工程。第三，被上诉人提供《通信管道工程合同》等证据不能证明通信管道工程是由其发包建设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完成整个案涉工程。移动公司虽提出曾有多方主体就案涉管道主张权利，但案涉管道是否完全由被上诉人实际施工完成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实际组织施工建设事实存在的被上诉人承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实际组织施工建成通信管道是错误的。(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移动公司是案涉通信管道的发包人，不能认定移动公司接收了案涉通信管道。第一，移动公司向政府提交的《通信管道建设申请》及修建明细仅是规划意向文件，不具备项目立项的效力。事实是，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完成的胜利大街公铁桥至沈山线管道项目立项，并完成了项目的规划文件。而移动公司修建明细中是北一路管道是从保工街至东平湖街，与吉林冶建的胜利大街公铁桥至沈山线管道项目及交接书中的红旗台高速口至项目均不一致。因此，移动公司不可能是案涉管道工程项目的建设方或者发包人。第二、《地下综合管道需求说明》是移动公司向管道项目建设方吉林冶建公司发出的，效力也仅限于移动公司与吉林冶建公司之间，不能对第三方产生合同法上的效力。案涉通信管道工程不符合移动公司《地下综合管道需求说明》中购买管道的条件。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移动公司向吉林冶建发出《地下综合管道需求说明》中的最关键部分，即管线转让的7个前提条件。第三，关于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在《通信管网交接书》上签字，仅是工程质量初验，只是7个前提条件中的1个，且其中的交验方是天雄公司，有天雄公司吴振华的签字，并无被上诉人的任何信息，因此，该通信管网交接书与被上诉人无关，直至本次诉讼中天雄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移动公司才了解到说明中的情况，既然天雄公司不是施工人，其未参与工程，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的证据。第四，皇姑区乌江街的管网工程的建设单位是移动公司，因此移动公司才与施工人天雄公司通过转让合同的方式完成工程验收交接工作。案涉项目的建设方是吉林冶建，不是移动公司也非天雄公司，不存在两个项目进行比照的事实基础。一审中，被上诉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皇姑区乌江街的工程是其完成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天雄公司名义向移动公司交付皇姑区乌江街管网，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天雄公司名义签署皇姑区乌江街管网转让合同，而一审直接认定被上诉人以天雄公司名义交付皇姑区乌江街管网工程并签署转让合同的事实是错误的。第四，移动公司从未辩称该管道尚不能确定是买卖还是租赁取得，只是在庭后口头表示假设个别管线中有移动公司的线缆也只能比照相应的租赁标准向依法认定的管道所有人支付相应部分的使用费用。第五，移动公司在案涉地点有建设管线需求，将规划建设的管道在宣传图册中予以标注，不能由此认定移动公司已将实体管道纳入移动公司资产范围。移动公司作为央企，资产的购置有严格的程序，不可能将未履行审批手续并签订合同的资产纳入。通过移动公司补充管道资产截图及录像证据可以确定，移动公司并未将案涉管道纳入到管道资产范围。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上诉人也不是案涉管道工程的发包人，上诉人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与自然人签订工程即是案涉管道工程，更不能证明案涉管道工程是被上诉人完成的，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第二，案涉管道的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手续是由本案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取得的，本案第三人才可能是案涉管道工程的建设方和发包人。第三，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矛盾。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与移动公司存在管道转让合同关系，另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移动公司支付对价，确认实际施工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发包人的追偿关系，两种法律关系不能并存。因此，案件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事实基础，因此适用该解释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根据原审庭审法院要求移动公司举证证明公司现有管道资产情况，移动公司提交公司内部管道资产情况截屏文件及录像等资料后，原审法院未予以开庭质证，违反了审判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恳请法院依法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立华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一、关于上诉人提到的王立华与第三人吉林冶建公司辽西项目部签订所的《协议书》中，乙方为“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问题。1、该协议中乙方部分打印的内容虽然是“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并未盖章，且在一审庭审中，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刚也当庭承认，该项目转让给了原告(王立华)。当初协议书上面之所以打印该公司名称，是因为起初经人介绍准备用该公司名义操作这个项目，但后来并未实际实施，项目转让款系由王立华个人出资支付的，该公司没有向第三人支付过任何转让款，故该协议书的实际签订、履行的主体应当是第三人的辽西项目部和王立华两方，与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该协议书附件是一份由第三人辽西项目部负责人刘新刚亲笔书写交接书，上面由刘新刚和王立华共同签字，根据该附件交接书，刘新刚将涉案通信管网工程施工所需的重要施工审批手续原件亲手交给了王立华，而不是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施工权利凭证交接的角度也能证明，该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为第三人的辽西项目部和王立华两方，与这家公司无关。3、在一审诉讼中，王立华提交的证据三(第三人辽西分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可以证明，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刚是第三人辽西分公司的负责人。同时，在一审庭审中，刘新刚代表第三人向法庭陈述：“辽西分公司相当于吉林冶建的办事处，但没开展什么业务，后期就注销了，基本是以辽西项目部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以上事实说明，刘新刚作为第三人辽西项目部的负责人，不仅是该协议书的实际签订人，而且还是项目转让款的实际收款人，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该协议书的订立、履行主体是王立华和第三人的辽西项目部，现在就连签订协议书的两方当事人对该协议书的订立、履行情况都没有异议，上诉人却非要说王立华不是这个合同的当事人，显然是无理的辩解。二、关于涉案通信管网工程是否由王立华组织施工建成的问题。本案有大量详实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通信管网工程项目的施工权是由王立华出资购买的，并且由王立华组织施工建成的，王立华对涉案通信管网拥有完整的处分权利，具体如下：1、王立华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第2.1条中已经明确约定，本项目内容为北一路、北二路通信管道工程的产权、施工权(包含北一路、北二路的路由规划件及各种已取得的审批文件)。如上所述，王立华是受让方，在王立华签订该协议书之后，涉案的通信管道工程的产权、施工权自然就是归王立华所有，且在一审庭审时，第三人对此也予以认可，其答辩意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是我公司沈阳项目部将该项目的规划产权手续转让给原告的。”2、王立华提交的证据五(道路挖掘施工审批手续)中，有多份证据显示，王立华是以施工方名义签字、付款的，特别是在工程完工以后，政府部门出具的《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工程验收》证明材料上面记载的经办人也是王立华，除此之外，王立华还提供了与每次挖掘道路施工相对应的缴费凭证，这些款项都是政府城建部门依法收取的，每次缴费金额都是由政府部门核定的，数额精确到元角分都分毫不差，说明王立华实际组织建设了本案的通信管道施工。3、王立华提交的证据七三份2015年9月18日《通信管道工程合同》，该三份合同是王立华用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三个施工人(朱晓韦、戴云高、孟斌)分别签订的，其中：朱晓韦负责施工的路段是北一路重工街-沈山工铁桥(1.4957公里)；戴云高负责施工的路段是于洪区东平湖街-广业路-北一路(2.6704公里)；孟斌负责施工的路段是铁西区北一路-兴华街-重工街(5公里)。至于为什么这三份合同中的甲方是“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而不是王立华的问题。事情原委：王立华最初是用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施工人签订的施工合同，后来，有工人起诉王立华和天雄公司索要工程款，天雄公司是一家具有优质资质等级的网络公司，在业界内有一定知名度，经常参与重大招投标活动，对于诉讼记录非常在意，当时公司领导对此非常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王立华又用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述施工人重新签订了这三份《通信管道工程合同》，请法庭注意：用泰安公司重新签订这三份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9月18日，而本案工程项目早在2013年12月3日就已经竣工交付给上诉人使用，从时间上看可以证明，这个工程项目不可能是沈阳泰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完成的，当时，只是为了将天雄公司替换下来。(对于上述事实，我们稍后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供原来用天雄公司签订的原始施工协议和泰安公司的情况说明对上述事实进行佐证)4、在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期间，王立华除了与上述朱晓韦、戴云高、孟斌三人签订过施工合同以外，还与其他施工人员刘相阁(杨春飞)、吕权、陈剑等人签订过施工合同，并且，都已经向他们结算支付了相应的工程款，其中：杨春飞将王立华和本案的上诉人一并起诉到铁西法院，该案经铁西法院、沈阳中院两审,现已终审判决，确认王立华是涉案工程项目的发包人，判令王立华应向杨春飞支付工程款总额280,324元，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过铁西法院执行，已全部付清。上诉人作为这起案件的被告，对法院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情。除了杨春飞对王立华发起诉讼以外，另外一名施工人吕权也将王立华和天雄公司一并起诉到铁西法院，但在诉讼过程中，王立华向吕权付清了工程款，故吕权向铁西法院提出撤诉。陈剑与王立华在2014年1月14日共同进行结算后确定，王立华应当向其支付工程款34.6876万元，因为此款项也已经全部付清，故未引发诉讼。(对于上述提及的施工协议、法院判决、结算书、付款凭证等，我方可向二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佐证)5、王立华在办理上述实施手续期间，因为需要上诉人提供营业执照等手续，上诉人还给王立华出具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其当时负责人彭霞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并且在这些材料上面均标注“仅限到规划局办手续使用”，实际上王立华也是将这些手续资料提交给了规划局，从这个角度也能说明，上诉人对王立华是涉案工程项目建设方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否则，不会将这些重要的证件交付给王立华，让其去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总之，上述事实说明，王立华是涉案通信管网工程项目的权利人，其本人亲自组织施工、并支付了部分工程款，由于上诉人长期拖欠款项，造成王立华至今对部分施工人仍未能付清工程款，给王立华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作为上述案件的参与者，对王立华组织施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本已明知，但却予以隐瞒，还以各种理由百般辩解，这是一种极其不诚信的诉讼行为。三、关于上诉人是否实际接收案涉通信管道的问题。1、王立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十（2013年12月3日《工程竣工文件》）中，有一份《通信管线交接书》，交接书工程说明一栏除记载了双方交接通信管道的长度等信息以外，下面有一段手写内容为“工程质量合格张军”；在接收单位一栏处，还有曹波、张宏宇、张军三个人的签字。同时，这份工程竣工文件后面，还附有厚厚的几十页图纸、各类检测报告等全套的施工文件。在一审诉讼中，法官曾经询问上诉人，“曹波、张宏宇、张军是否为你单位工作人员?”上诉人回答：曹波是我单位工作人员，张军、张宏宇是我方雇佣的为我公司做维护的。以上事实可以说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及其雇佣的网络维护人员均已经于2013年12月3日对涉案通信管网工程进行验收合格并实际接收，现上诉人仍主张未实际接收，显与上述客观事实相悖。2、本案的通信管网工程项目不是孤立存在的，王立华在一审提供证据十三（2014年3月6日由上诉人出具的《地下综合管网需求说明》）中的第二段记载：“我公司(指上诉人)将在铁西、皇姑等贵公司优势的行政区域内的管线路由需求告知你方，并配合你方取得合法的建设手续。”此节说明，在相同时期内，上诉人除在铁西区有通信管网建设的需求之外，在皇姑区也同时存在需求，而皇姑区的管网也恰恰是由王立华建设完成的，皇姑区的通信管网建成以后，和铁西区一样，都是在2013年12月移交给上诉人的。移交给上诉人的时候，上诉人也是派其工作人员曹波及网络维护公司的张宏宇等人共同验收、接收的。当时，与本案一样，王立华也是用沈阳天雄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完成的皇姑区管网移交手续，签订的管网转让合同，转让价格也是按照11万/孔/公里结算支付的。根据以上事实我方认为，皇姑区的通信管网工程和铁西的通信管网工程是同步施工、同时完工、同步移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也是派相同的工作人员对铁西和皇姑两个项目同时进行验收、同时接收的，但现在上诉人却只给付了皇姑区通信管道的转让款，否认铁西区通信管道转让的事实，这种行为是明显自相矛盾的。(注：关于皇姑区通信管网验收、移交、转让的证据请详见王立华一审提交的证据十、十四，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其在《地下综合管网需求说明》列举的7个接收条件问题，认为现在7个条件未达到不能接收的问题，皇姑区和铁西区的操作流程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天雄公司完成的验收，但为什么上诉人能付皇姑的管网转让款，铁西的就不能付呢？迄今为止，上诉人也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虽然上诉人对此不予解释，但我们认为，皇姑区管网被接收、付款事实至少可以说明，王立华这一方的管道交接手续是完全符合上诉人要求的，没有任何瑕疵，否则，上诉人就不会接收皇姑区的管网并付款，皇姑区的手续和铁西区的手续一模一样，进而也就说明铁西区的手续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见，是上诉人在人为的阻止所谓7个接收条件的成就，在皇姑和铁西两个管网项目同时完成、同时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上诉人只结算皇姑区的，不结算铁西区的，明显是在故意拖延支付款项，该无理辩解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3、王立华提交的证据12照片详细的显示了铁西区各个路段的经纬度，清晰可见中国移动的管井盖，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仍不承认接收管网的事实。如上诉人在二审继续否认，我们可以配合法院勘验现场，验证管井内到底是不是上诉人的线路。4、上诉人已经实际验收、接收了涉案通信管网，上诉人接收以后如何使用，是否列入网络查询系统……都不是其免除付款义务的理由，即便管道是空置，上诉人也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四、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管网转让合同关系”。虽然，原审法院在判令上诉人承担利息的时候引用的是最高法院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但我方认为，这恰好是对上诉人作出的有利判决，因为，如果是在买卖合同关系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上诉人承担的利息标准应当是：以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即：上浮30-50％)，而建设工程司法解释规定的利息标准仅为同期贷款利率，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实际是对上诉人有利的，当然，如果上诉人坚持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那么也应当纠正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24条规定判决利息，上诉人的此节上诉理由实际是对己方不利的观点。五、关于原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表示对我方提交的多份证据材料需要回去核实，法庭也给予了其庭后质证的机会。在庭审结束后，上诉人补充提交了质证意见，后面附加提供了一组截屏、录像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这组材料以后，通知了我方，因为上诉人只提交一份材料，没有给我方留出备份，所以，我方接到法院通知以后，前往一审法院查看了上诉人的材料并以拍照方式留存，当时，我们发现上诉人对其在庭审中某些不认可的证据，在质证意见中又都认可了，这实际上是对我方是有利的，再有，质证意见只是上诉人单方发表的陈述意见，法律也没有规定，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必须再次组织开庭质证，但我方认为，这些证据明显缺乏关联性，没有证明力，故而未再提供相关反驳证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采信的全部证据材料，都是经过开庭质证的证据，故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违反法定程序问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原审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均未提交二审参诉意见。原审原告王立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名被告共同向原告给付红旗台高速口至兴华街区间的电信管道转让款人民币5,894,812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3年12月3日起，至此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即：按照1-5年贷款利率4.75%上浮50%后的年利率7.12%执行，暂计至2019年6月13日的利息为2,352,711元）合计8247523元；2、请求判令两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所需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20日，原告从第三人处依法取得铁西区北一路电信管道的产权和施工权，并由原告组织人员建设完成该电信管道。2013年12月3日，被告一购买并实际接收使用了上述电信管道，被告一给原告出具《通用管线交接书》（红旗台高速口至兴华街）确认接收的电信管道长度为8,990.6管程米（其中：6孔波纹管道长度为8,813.4管长米，4孔波纹管道长度为177.2管程米），被告一承诺以11万元/孔/公里的价格购买该电信管道，而被告一接收使用该电信管道以后，却迟迟不与原告签订管道转让合同，但是，被告一在同一时间与其他单位签订《综合管网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亦是11万元/孔/公里，故照此标准计算，被告一接收我方6孔管道的长度为8.8134公里×6孔为52.8804公里，被告一接收4孔管道长度为0.1772公里，4孔长度为0.7088公里，两项合计长度为53.5892公里×11万元/孔/公里，被告一应当向原告给付此阶段的电信管道转让款为5,894,812元及相应的利息。另外，被告一是由被告二设立的分公司，依据《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二对被告一所实施民事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本案中应当与被告一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综上，请求支持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原审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中国移动辽宁公司一审辩称：一、原告无权向移动公司主张支付受让管网资产价款并支付利息的权利。作为自然人，原告无证据证明是案涉管道资产的所有人或施工人，也无法证明案涉管道资产的所有人或施工人主体，依据《城乡规划法》及《建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建设单位是应依法办理建设工程立项审批、规划制定等手续文件的主体，施工人应是具备相应资质并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等手续的独立法人单位，原告显然不符合建设单位或施工人条件，原告既不是管网资产所有人，也不是施工人，无权就管网资产主张权利。（一）原告提供的《协议书》及移交清单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合法，且原告并非合同当事人。《协议书》及移交清单是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项目部（甲方）与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2013年4月20日签署的。首先，甲方主体为辽西项目部，不具备签约能力，尚需吉林冶建有限公司明确授权；其次，原告未提供甲方作为案涉通信管道所有权人必须的规划审批手续，无法证明甲方即是案涉管道资产的建设人；第三，该协议无乙方签章，相关自然人签字不必然代表乙方意思表示，尚需乙方明确授权或者追认；第四，通信管道所有权人以规划审批手续中的被批准人为准；最后，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为协议转让工程项目的所有人或施工人。（二）原告提供的工程说明及管孔试通记录表无接收单位印鉴并非正式的工程竣工验收的文件，不能作为接收证据，更不能代替管网转让合同。如原告提供的《皇姑区乌江街等道路地下综合管网转让合同》，电信运营商购买通信管道需转让方提供相应审批手续证明是管道及其配套设施的所有人并保证工程质量及不存在权属争议，同时提供工程规划、施工及竣工验收等文件后才能签署转让合同。多方主体曾与各运营商进行接触，协商案涉管网资产转让事宜。期间，我公司确认案涉区域确实有购买管网需求，并对管网资产质量进行检查，但公司要求出让方提供管网资产规划、施工及竣工验收手续时，出现多方主体主张权利，因此我公司无法确认案涉管网资产的真实所有人，移动公司从未接收案涉管网资产，更未签署包括转让合同、资产接收文件等在内的任何法律文书。二、原告举证的证据恰恰证明案涉通信管道工程施工混乱、权属不明的事实，不具备与电信运营商签署管网转让合同的条件。原告提供的图纸无任何单位签章且标注的施工单位既不是原告也不是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的产权人、施工人，恰恰证明原告不是案涉通信管道施工人，且施工人不明。三、原告提供证据不能证明移动公司使用案涉管网资产，原告提供的照片上标注的经纬度并不在原告主张的通信管道工程范围内，且无法确定照片中管井为案涉工程管井，也无法确定管井中线缆为通信线缆，更无法确认该线缆属移动公司所有。综上所述，原告并非案涉管网资产的所有权人，移动公司并未购买案涉管网资产，因此原告主张移动公司支付管网资产转让价款及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一审述称，是我公司沈阳项目部将该项目的规划产权手续转让给原告的，但是签订的转让协议的甲方是我方，乙方是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双方之间确实有转让协议，因为需要有规划主体才能到政府部门办理施工手续。当时在签订协议时也说的很清楚，我们把产权转让给他，后续事情与我方无关。最初项目审批如何进行的，代理人不太清楚。取得规划主体后，我方迟迟未施工，施工手续没办下来。后来是原告从我们处买的产权，我们就转让给原告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9日，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向沈阳市铁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通信管道建设申请》，提出“……沈阳移动分公司需在贵区投资建设通信管道，实现通信网络在贵区内的立体覆盖，提升我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在该申请后备附的《铁西区通信管道修建明细中》记载“1．北一路，起点保工街，终点东平湖街，长度8.4公里，孔数10孔；2．北二路，起点胜利大街，终点铁路西，长度8.1公里，孔数10孔；3．沈辽路，起点景星街，终点南十路，长度12.6公里，孔数10孔；4．熊家岗，起点洪湖北街，终点重工街，长度3.4公里，孔数10孔；5．沈新路，起点三环路，终点重工街，长度5.6公里，孔数10孔”。2012年8月28日，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向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下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第三人提交的铁西区北一路（胜利大街公铁桥-沈山线）长度为8,873米的电信管道工程予以规划许可。该规划许可后附有建附字21010620120004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和沈阳市铁西区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图。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分公司于2009年11月19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新刚，该公司已注销。庭审中，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新刚作为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述：“辽西分公司相当于吉林冶建的办事处，但没开展什么业务，后期就注销了，基本是以辽西项目部名义对外开展业务”。2013年4月20日，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项目部作为甲方（落款加盖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项目部印章，刘新刚作为授权代表签字）与沈阳国际合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乙方（该公司未在落款处加盖公章，由原告王立华作为授权代表在落款处签字）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北一路、北二路通信管道工程的产权、施工权（包括北一路、北二路的路由规划件及各种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转让给乙方，本协议项目的建设规模以主线10孔波纹管、分歧4-6孔波纺及出土引上为基础的交钥匙工程，完工后与电信运营商签订购置或转让合同。2013年4月19日，吉林冶建有限公司辽西项目部将北一路和北二路的通信管道路由规划原件、《管线工程定线完结通知书》、规划定位图纸（线位红线图）、开工定线回执、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通知书，管线工程定线完结通知书移交给原告王立华，双方签订移交清单。原告在与第三人签订前述协议书后，组织人员实际施工，并以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名义向沈阳市铁西区政府申请了道路挖掘（施工临时占道）许可，并由原告王立华或其下实际施工人交纳城市道路占用和挖掘修复费并赔偿园林绿化公司破坏草坪赔偿款等。2013年12月3日，原告王立华以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在交接书中转让单位处加盖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向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交接管线，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工作人员曹波在通信管线交接书中接收单位处签署姓名。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的合作代理维护单位的员工张军、张宏宇在接收单位代表处签署姓名。该通信管线交接书中工程说明部分记载：北一路（红旗台高速口-）通信管道的路由，从红旗台的高速路入口至孔，沈山铁路至重工北街为14孔。以上路段沿路北侧修建。顶管过重工街为16孔改南侧修建至。全程主线计划共建12孔波纹通信管道，其中沈阳移动6孔，沈阳电信4孔，沈阳网通2孔。多余管道为天雄公司预留。途中分别与原YD和CF管网对接组网。1、沈阳移动接收通信管道施工测量为：8,990.6管程米；2、沈阳移动接收6孔波纹管道：8,813.4管程米；3、沈阳移动接收4孔波纹管道：177.2管程米；4、沈阳移动本工程共接收通信管道：53,589.2孔公里；5、接收新建共用人（手）孔井92个。在该栏工程整体验收情况下方，张军手写“工程质量合格”。该交接书竣工资料栏记载：竣工文件六份，竣工图纸栏记载：竣工图纸六份，展开图栏记载：共一张，详见竣工图及文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栏记载：无。交接日栏记载：2013年12月3日。同日，原告以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就皇姑区乌江街（宁山路-岐山路）和巴山路（黑龙江街-松花江冻结）的地下综合管网进行交接，接收单位栏由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工作人员曹波签署姓名，张宏宇和李玉刚在该栏中代表处签署姓名。2013年12月17日，原告以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作为转让方（甲方）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皇姑区乌江街等道路地下综合管网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以11万元/孔公里的价款将长度为15.4312孔公里的管道转让给乙方。庭审中，原告王立华提供《中国移动沈阳全业务综合接入区图册2014铁西分册》，该图册中记载铁西区全业务入区概况：截至2014年9月1日，铁西区共有：全业务接入区24个，光缆环33个，一级光交箱155个，二级光交箱155个。铁西区全业务接入区详表记载的机房所在位置包括：铁西区飞翔路8-1门（汇盛苑）、铁西区南十二路18号（富海云天）、铁西区开发二十二路与宝马路路口、铁西区四环与沈辽路路口（四环沈辽路口）、铁西区腾飞一街2甲1号（腾飞一街营业厅）、铁西区艳欣街14号10门（艳欣街14号）、铁西区开发二十二号路与浑河十街路口西侧（浑河十街22号路）、铁西区开发大路与十六号街路口东北（开发大路十六号街）、铁西区十四号路与四号街路口西侧（十四号路四号街）、铁西区新沈阳电信工程局、铁西区六号路与七号街路口西北（六号路七号街）、铁西区北二西路6-4号（北二路营业厅）、铁西区重工街熊家岗路2号9号楼5门1-2（凯荣国际营业厅）、铁西区南九西路7号、铁西区东北邮电物资公司（东北器材）、铁西区东路71#8门（北一东路营业厅）、铁西区18号1门（营业厅）、铁西区兴华南街20号（兴华营业厅）。该图册中的景星街与小北一路附近综合业务接入区概况记载：截至2014年9月1日，本接入区共有光缆环1个，一级光交箱6个，二级光交箱4个，其中利旧1个，新建3个。景星街与小北一路附近综合业务接入区内一级光交箱明细表记载的光交箱位置为：北二路-景星街-东北、齐贤街-北二路-东北、小北一路-保工街-西南、北一路-齐贤街-西南、北一路-齐贤街-东北、景星街-北一路-东南。景星街与小北一路附近综合业务接入区内二级光交箱明细表记载的光交箱位置为：景星街-小北一路-东南（新建）、北一路-保工街-西南（新建）、保工街-北中路（利旧）、奖工北街-北三西路-东北（新建）。该图册中的北一东路营业厅综合业务接入区概况记载：截至2014年9月1日，本接入区共有光缆环2个，一级光交箱8个，二级光交箱6个，其中利旧2个，新建4个。北一东路营业厅综合业务接入区内一级光交箱明细表记载的光交箱位置为：北一东路-局前-东南、被一东路-云峰-西北、讼工街-北一东路-西南、北二中路-、云峰街-北三东路-西北、北一东路-兴工街-西南三个光交箱。北一东路营业厅综合业务接入区内二级光交箱明细表记载的光交箱位置为：讼工街-小北一路＊西南（新建）、北一东路-北国之春＊西南（新建）、北二中路-（利旧）、兴工北街-北一东路（利旧）、霁虹街22巷-霁虹街＊东北（新建）、霁虹街-北三路＊东北（新建）。在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向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出具的《地下综合管网需求说明》中，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陈述；“我公司将在铁西、皇姑等贵公司优势的行政区域内的管线路由需求告知你方，并配合你方取得合法的建设手续。贵公司承担工程施工准备期间及工程施工的所有投资，负责协调解决管线建设过程中相关事宜及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当管线符合回购条件并通过我公司审核后，我公司将以主要城区不低于11万元/孔公里、一般城区不低于10万元/孔公里的价格进行购置，最终的价格以双方商洽的结果为准……”。庭审中，原告提供辽宁省通信管理局［2018］112号文件，该文件内容为向联通辽宁省分公司、移动辽宁公司、电信辽宁分公司、铁塔辽宁分公司、北方广电网络公司等单位下发关于修订《辽宁省通信管道等通信设施资源出租出售业务资费参考标准》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内容为：各企业在协商通信设施资源出租出售费用时应首先以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价格为准，在双方协商难以达成一致价格时，可以《参考标准》为基准价，根据当地实际及市场情况，浮动范围不超过10%。该通知的附件《辽宁省通信管道等通信设施资源出租出售业务资费参考标准》修订版中对通信管道出售的内容陈述为：通信管道出售应依据设计预算造价和工程竣工决算，按实际建设成本收取费用，城市普通管道出售最高限价不得超过12万元/孔公里（不含赔补和增值税税费费用，如果需要赔补费，按照政府其他赔补标准文件相关规定额外收取）……。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为被告中国移动辽宁公司的分公司。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2011年11月9日《通信管道建设申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文件铁西区通信管道修建明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通知书》、工商信息查询结果、2013年4月20日《协议书》、《临时挖掘施工工地占道申请书》、《道路挖掘占用现场勘察意见单》、《城市道路占用（挖掘）工程验收》、收据、《通信管道工程合同》、《工程竣工文件》、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014中国移动沈阳全业务综合接入区图册铁西分册、照片、《地下综合管网需求说明》、《皇姑区乌江街等道路地下综合管网转让合同》、辽通信管［2018］112号文件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王立华从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受让取得北一路、北二路通信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并以第三人的名义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原告实际组织施工建成通信管网后，以案外人沈阳天雄信息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向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交接该项目，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接收该项目，将原告施工的工程纳入其业务接入区范围，并实际使用原告施工的管网工程。由此，在原告王立华与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之间实际形成了管网转让合同关系。被告实际接收并使用该管网，原告王立华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支付对价。被告中国移动辽宁公司作为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的总公司，有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被告辩称的该管网尚不能确定是买卖还是租赁取得的问题，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与原告或案外人就诉争管网存在租赁关系或曾经交付过租金，故对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的曾有多方主体向其主张权利的问题，被告未在法庭指定期间提供其所接收的诉争管网来源的证据，未能举证证明该管网另有他人施工并曾向其主张过权利，故本院对被告的此项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诉争管网的转让价款问题，虽然原告未能与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签订诉争管网的转让合同，没有达成购买单价的协议，但被告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曾向第三人吉林冶建有限公司出具需求说明，承诺其将以主要城区不低于11万元/孔公里的价格进行管线购置，且在与诉争管网同时接收的皇姑区乌江街等道路地下综合管网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价款也约定为11万元/孔公里。结合辽宁省通信管理局关于修订《辽宁省通信管道等通信设施资源出租出售业务资费参考标准》的通知，在双方协商难以达成一致价格时，可以《参考标准》为基准价，根据当地实际及市场情况，浮动范围不超过10%。……通信管道出售应依据设计预算造价和工程竣工决算，按实际建设成本收取费用，城市普通管道出售最高限价不得超过12万元/孔/公里。被告未举证证明诉争管网有低于《辽宁省通信管道等通信设施资源出租出售业务资费参考标准》的客观情况，故本院参照该标准确定诉争管网的单价为11万元/孔公里。根据通信管线交接书确认的工程量，本原确认诉争管网工程款总计为5,894,812元（53.5892孔公里×11万元/孔/公里）。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被告于2013年12月3日接收诉争管网，故应自该日起计付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立华北一路（红旗台高速口-）通信管网转让款5,894,812元；二、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王立华转让款5,894,812元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2月3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53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和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提请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基础网维护中心员工曹波到庭，曹波认可其在工程验收单上的签字，声明此系单纯的工程质量检验活动，不是资产接收行为。被上诉人则主张在皇姑区施工的验收文件中也同样有曹波及相关人员签字，但上诉人对相关费用予以了清结。上诉人、被上诉人均另行提举了《通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付款凭证等多份证据，经法庭审核确定，相关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予确认。经对现有证据审核质对，本院对一审法院质对采信的证据再与采信，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案件事实认定，再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中国移动沈阳分公司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王立华没有订立电信管道施工合同，被上诉人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主体，但因上诉人实际接收、享用了电信网络管道工程，且不能提举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系由其他单位施工完成，结合尚无案外人另行向上诉人主张电信管道施工权益，故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举的证据，认定被上诉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据权利义务对应的法律原则，确定上诉人按同类工程常规取费标准支付价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案件基础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变更一审裁判意见，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533元，由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刚审判员 关宇宁审判员 赵 卫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