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54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金孟，男，196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卓同欣，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巧燕，浙江明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利庆，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镇钢，浙江高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秀娣，女，196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秀珍，女，194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上诉人邹金孟、卓同欣因与被上诉人陈利庆、周秀娣、吕秀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8）浙0282民初13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金孟、卓同欣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判决，改判支持邹金孟、卓同欣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涉案中禾信专审字［2012］第099号《专项审计报告》真实有效，应予认定。邹金孟、卓同欣作为原宁波水都净水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都公司）的股东，不可能对水都公司内部的所有应收款都了如指掌，浙江上林律师事务所、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金额较小，邹金孟、卓同欣对此不知情系属合理，并认为应以账簿记载为准也较为客观，但一审法院却认为邹金孟、卓同欣的陈述相互矛盾，更据此认定审计报告不能证明邹金孟、卓同欣的主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邹金孟、卓同欣为查阅水都公司账簿已经多次提起诉讼均未果，所以并非邹金孟、卓同欣怠于提供而是难以提供水都公司的账簿。（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保管合同是错误的，邹金孟、卓同欣主张的法律关系、本案的请求权基础系水都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可收回财产分配问题，涉案150万元系水都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属于可收回财产范畴，邹金孟、卓同欣作为权利人有权要求对该笔款项进行清算分配。尽管邹金孟、卓同欣在一审中陈述其他应收款的支付原因系基于保管，但这仅是邹金孟、卓同欣对事实的陈述，不能以此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保管合同纠纷。（三）一审法院对陈利庆辩称的买卖合同关系未予审查。无论邹金孟、卓同欣能否就诉讼请求完成举证责任，均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法查明水都公司与慈溪市长河镇山水气动元件厂（以下简称山水厂）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150万元款项的性质有且仅有一个事实，非此即彼。当双方就同一款项陈述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时，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双方的意见、证据和陈述，而非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进行片面判断。邹金孟、卓同欣认为，一审法院应该认定水都公司与山水厂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陈利庆在一审中无法对两企业之间的交易状况、交易过程等进行描述，陈利庆辩称涉案150万元用于支付货款，但对买卖情况的陈述漏洞百出，且陈利庆陈述水都公司尚欠山水厂1200余万元，但山水厂却从未主张过，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保管合同纠纷，山水厂承担责任的依据并非仅仅是出借账户，一审已查明2011年1月14日水都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山水厂150万元，而该150万元应收款属于债权，应归邹金孟、卓同欣和陈利庆共同享有。一审法院将争议焦点放在款项性质的认定上，却不审查水都公司与山水厂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否成立。涉案150元已经交付，不论款项性质如何，假设山水厂没有合理理由占有该笔款项，则其理应返还。此外，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中，对方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不明，严重影响案件审理。虽一审法院核实案外人陈成根已于2005年死亡，并据此驳回邹金孟、卓同欣对陈成根的起诉，但一审法院却未查实一审答辩状中“陈成根”的签名由何而来，而且，陈利庆拒绝返还涉案150万元，具有非法侵占的故意，涉嫌刑事犯罪。 陈利庆辩称：一审法院以邹金孟、卓同欣自己陈述的基础法律关系即保管合同关系来分配举证责任，完全正确。二审也应该围绕保管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审理。陈利庆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涉案150万元系货款，用于买卖快速接头（进水机里面的配件），水都公司与山水厂的买卖关系真实客观。关于陈成根的问题，陈利庆已经在一审中承认其冒签了陈成根的名字。在一审法院查明后，陈利庆的诉讼代理人仅代理了陈利庆，故一审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秀娣、吕秀珍未作答辩。 邹金孟、卓同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秀娣、吕秀珍、陈利庆返还邹金孟150万元的33%即49.50万元，并赔偿自2013年5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49.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周秀娣、吕秀珍、陈利庆返还卓同欣150万元的33%即49.50万元，并赔偿自2013年5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49.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吕秀珍、陈利庆在陈成根遗产范围内对上述第1、2项款项承担还款责任；4.陈利庆、周秀娣、吕秀珍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6月4日，山水厂（普通合伙）设立，陈利庆为执行合伙事务人。2009年12月8日，邹金孟、卓同欣与陈利庆签订《股东出资协议书》一份，约定共同出资设立水都公司，邹金孟、卓同欣各出资165万元，陈利庆出资170万元。同年12月15日，水都公司成立。2011年1月14日，水都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山水厂150万元。同年4月，邹金孟、卓同欣与陈利庆将水都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2015年5月20日，水都公司注销登记。2018年3月23日，山水厂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水都公司汇付给山水厂的150万元款项的性质。邹金孟、卓同欣在一审中明确该150万元为陈利庆要求保管的款项，但陈利庆予以否认，邹金孟、卓同欣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生效，但邹金孟、卓同欣未举证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山水厂合伙人即陈利庆、周秀娣、吕秀珍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邹金孟、卓同欣陈述山水厂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出借账户，邹金孟、卓同欣亦未举证证明。综上，邹金孟、卓同欣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邹金孟、卓同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63元，由邹金孟、卓同欣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理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邹金孟、卓同欣主张2011年1月14日水都公司转账至山水厂的150万元系水都公司交由陈利庆暂管的款项，但根据一审卷宗里双方其他案件的诉讼资料显示，邹金孟、卓同欣在一审法院（2011）甬慈商初字第854号案件的起诉状中提到“2009年11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期间水都公司经营收入约2000余万元，可分配的利润约为300万元”，并未提及涉案150万元款项；2013年1月25日邹金孟和陈利庆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2011年6月10日，水都公司作价262.2万元转让给徐丽萍、胡雪丽，款项由邹金孟保管”，亦未提及本案的150万元；在一审法院（2013）年甬慈商初字第617号案件中，邹金孟、卓同欣对陈利庆提供的一组发货清单及统计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否认水都公司与山水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是该些产品系水都公司的产品，发货清单及统计表系水都公司员工对产品进行清点后制作而成，在本案中，邹金孟、卓同欣又主张水都公司曾租用了山水厂的场地存放产品，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租赁依据。据上，本院认为，因邹金孟、卓同欣主张涉案150万元是交由陈利庆保管的款项，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理应由邹金孟、卓同欣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相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而言，涉案150万元属于被保管款项这一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之中，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邹金孟、卓同欣的诉请，并无不当。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虽一审答辩状中出现了“陈成根”的签名，但一审法院经查实后，已经依法作出处理，陈利庆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手续亦进行了更正，现一审判决中关于陈利庆及其诉讼代理人身份的表述，与事实相符。 综上所述，邹金孟、卓同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63元，由上诉人邹金孟、卓同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李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