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渝行赔终1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鲜光红，男，1963年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新华路5号。 法定代表人：张兴益，区长。 鲜光红因诉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简称南川区政府)行政赔偿决定案，不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3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审理查明，2013年4月2日，重庆市政府作出渝府地〔2013〕305号《关于南川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南川区政府征收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以下简称南平兴湖村）2、6、7、8社部分集体土地。2013年4月23日，南川区政府依法发布征地公告。2013年11月25日，南川区原国土房管局发布了征求被征地单位、个人意见的补偿安置方案。2014年7月29日，南川区政府批准了原南川区国土房管局拟定的征收南平兴湖村2、6、7、8社部分集体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鲜光红系南平兴湖村7社的被征地农村村民。2014年12月6日，鲜光红等37名南平兴湖村6、7、8社村民，因对土地补偿标准和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农业人口数等有争议，向南川区政府申请行政协调。2015年1月26日，南川区政府作出《告知书》，告知鲜光红等37人：“你们申请协调的有关问题（1.人员补偿安置每亩最多安置一个人；2.按照每亩5万元以上的现金农转非一人，如不参加养老保险，每亩补偿现金10万元以上）属你们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事项。按照有关规定，你们只能就你户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中涉及的有关争议申请协调，对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相关事项的，应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或受集体经济组织委托提起申请。”嗣后，鲜光红等37人和鲜开明不服该行政告知，于2015年3月1日向原武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告知并判令南川区政府履行协调的法定职责。原武隆县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武法行初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驳回了鲜光红等38人的诉讼请求。鲜光红等38人不服上诉至市三中法院，市三中法院于2016年5月13日作出（2016）渝03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武隆县法院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武法行初字第0009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南川区政府2015年1月26日对鲜光红等37申请人作出的《告知书》；三、责令南川区政府对鲜光红等37申请人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争议提出的协调申请组织协调。 2019年8月14日，鲜光红以市三中法院（2016）渝03行终3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南川区政府于2015年1月26日对鲜光红等37人作出的《告知书》为由，向南川区政府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鲜光红三年来一切误工损失，每天150元，共计162000元；2.赔偿鲜光红三年来一切官司和生产生活费、车旅费共计50000元。以上两项共计212000元。南川区政府针对鲜光红提出的赔偿申请，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该《行政赔偿决定书》主要内容是：南川区政府认为，鲜光红的赔偿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不予赔偿。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看，没有证据证明南川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有侵犯鲜光红的合法权益，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的情形，故判决驳回鲜光红的赔偿请求。 鲜光红上诉称，被上诉人2014年征收土地以来，上诉人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请，没有一个部门理上诉人，2015年1月26日，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作了一个告知书。之后，上诉人多次向各级法院诉讼，最后被上诉人告知书的行为在2016年5月13日被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撤销(2016渝03行终32号)，2019年8月13日，上诉人向南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了不予赔偿决定书。上诉人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确认违法，如果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因此，被上诉人不予赔偿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南川区政府答辩称其作出的赔偿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一审被告南川区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鲜光红邮寄的《行政赔偿申请书》及EMS快递单(复印件);2.南川区政府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复印件);3.南川区政府向鲜光红邮寄送达《行政赔偿决定书》的快递单(EMS:1084616884330)及投递回执(复印件)，拟证明南川区政府办理鲜光红行政赔偿申请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第二组:1.南川区政府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的《告知书》(复件)2.市三中法院(2016)渝03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3.南川区政府作出的《关于鲜光红等人不服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的协调意见》(复印件);4.重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筒称重庆市政府)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的渝府地裁(2016)79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复印件)5.市五中法院(2017)渝05行初457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6.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行终19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拟证明:1.市三中法院判决撤销南川区政府作出的《告知书》后，南川区政府积极履行判决，对鲜光红等人的争议协调申请组织了协调，并制作协调意见书，充分保障了鲜光红等人的合法权益;2.南川区政府作出《告知书》的行政行为，虽被市三中法院判决撒销，但其后在鲜光红等人与重庆市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中，市五中法院和市高法院的判决，是对南川区政府作出《告知书》的行政行为合法性予以认可的。南川区政府作出《告知书》的行政行为，并未对鲜光红造成任何损失。 一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故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采信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误工损失、差旅费等损失，属于财产损失范围，根据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南川区政府作出的《告知书》而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一审二审，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维权程序，因正常诉讼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是法律所允许的，没有证据表明行政机关存在恶意诉讼的行为。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南川区政府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以2016年5月13日市三中法院作出（2016）渝03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为标志，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时效开始生效，至2019年8月14日，鲜光红向被上诉人南川区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请求时效，被上诉人依法本可不予受理，但被上诉人仍然受理，虽不符合法定程序，但本院认为无纠正必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诉讼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鲜光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彦 审 判 员  许 勇 审 判 员  张 桦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蒋明军 书 记 员  郑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