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16民终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强，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红兰，女，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向林，男，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付普，安徽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化河，男，197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万强，安徽和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强、邵红兰、张向林与被上诉人王化河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3民初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强、邵红兰、张向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付普、被上诉人王化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万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强、邵红兰、张向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邵红兰与郁化芳是同一人，一审认定不是同一人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郁化芳与邵红兰系同一人”，机械的“认为公民的身份信息应当由有权机关即公安机关来认定，居民委员会无权认定公民的身份信息，该份证明不能证明郁化芳与本案原告邵红兰系同一人”。虽然户籍管理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但本案这种情况，因“郁化芳”只是邵红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并非户口簿上备注的“曾用名”，要求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因郁化芳即邵红兰平时负责“兄弟车队”的会计事务，故在一审庭审中，王化河所举证人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郁化芳与邵红兰是同一人；王化河本人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坐在原告席上的人是郁化芳，并陈述在开庭当时才知道郁化芳又叫邵红兰。可见，王化河并没有发生主体认识错误，能够清楚的认知作为平时负责兄弟车队会计事务的郁化芳与作为一审原告之一的邵红兰是同一人。二、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8月2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错误。（一）一审认定理由自相矛盾:1、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王化河……受其哥哥王某指示，负责兄弟车队的管理工作”,即从事的是一种职务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2016年8月20日王化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行为没有经过王某的同意，即不是一种职务行为，这种认识本身就自相矛盾;2、一审法院认为“没有经股东大会研究”，但又未查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有哪些股东，实际上就是刘强、邵红兰、张向林和王化河在内的几个股东，通过一审庭审可以看出，刘强持有五分之一股份，邵红兰、张向林均是入的刘强五分之一内的股份，故即便存在隐名股东，且此种代持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同一法律关系，法院也应认可股份持有人的合法权利。（二）邵红兰虽然没有在《股份转让协议》上面签字，是因为协议当天，邵红兰的小孩考大学待客，没有去，口头委托刘强签字就视为自己签字，自认《股份转让协议》上面的郁化芳为其本人，并通过事后分得利息，参加诉讼等行为追认了该协议。（三）王化河是“兄弟车队”的股东，而且是最大的股东。1、一审法院依据2013年11月25日的刘强与王某签订的《合同书》，认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没有经过王某的同意、没有经股东大会研究，显然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合同书》第八条“本公证合同自公证处签发之日起生效”，而《合同书》从未公证，因此，一审判决依据的《合同书》本身并未生效。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合同书》有效，《合同书》载明:“在今后的经营当中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转让股份的，经股东大会研究后，由公司收回，不准私自出售股份，如果发现股东私自把股份卖给与车队无关人员的”，可知，仅仅是公司经股东大会研究由公司收回，只是限制不得转卖给与车队无关人员，合同目的是保护车队的完整及不受外人的介入，而导致车队的利益受损。而本案中，王化河是车队的管理负责人，更是实际的股东，与车队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案转让股份的行为合法、并未导致车队利益受损，也无外人介入参与经营车队。实际上，从法庭查明可知，在2016年8月2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时，是对现有车队的财产进行分析而做出的协议，刘强、邵红兰、张向林所持有的车队份额，是刘强、邵红兰、张向林几辆客车均投入到车队中使用，其转让的是实际投入的财产及参与运输的竞争权利。作价213万元也是王化河长期作为车队管理人员所熟知的市场价格，并不存在无效等情形。一审法院机械的依据一份未生效的2013年的《合同书》，静止的分析2016年8月份的客观事实，显然不客观。2、王化河具有股东身份的各种外观。①“兄弟车队”的所有管理工作均由被上诉人负责；②“兄弟车队”大部分车辆均过户至王化河名下；③王化河独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在2017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30日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独自向“刘建中”打款。庭审中，王化河抗辩是受“王某”的安排打款，但“王某”的证言显示“不知道”；④庭审中，王化河在1时50分当庭陈述“对外是有股份的”，也就是说，在王化河兄弟二人以外的其他人看来，王化河有股东身份的外观。三、一审认定王化河转账给刘建中的110余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错误。该笔款项王化河称已经通过刘建中支付给了刘强、邵红兰、张向林，刘强、邵红兰、张向林也认可收到了该笔款项，且双方都认可款项经刘建中中转的事实，怎么可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呢。刘强、邵红兰、张向林称该笔款项是王化河支付的利息，有《股份转让协议》相印证，且每月收到的数额与协议约定的利息相互印证，王化河称是利润分红，无事实依据。四、一审认定“王化河自2017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案外人刘建中1150359.99元”错误，开始转账的时间是2016年9月。 王化河辩称，刘强、邵红兰、张向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刘强、邵红兰、张向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化河支付合伙投资款213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9月20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还清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5日，为了提高车队的经济效益和员工的福利，王某与刘强签订合同书进行长期合作，合同书约定王某将其拥有的皖Ｓ×××××、皖Ｓ×××××、皖Ｋ×××××、沪Ｂ×××××、皖Ｓ×××××大客车中的其中一辆皖Ｋ×××××以135万元的价格过户给刘强，双方名下的所有车辆归总车队股东所有，王某拥有总车队80%的股份，刘强拥有总车队20%的股份。合同书第七条约定，本合同书长期有效，在今后的经营当中如有特殊情况股东需要转让股份的，经股东大会研究后，由公司收回股权，不准私自出售股份，如果发现股东私自把股份卖给与车队无关人员的，本车队股东有权收回其股份并罚款人民币50万元。2016年8月20日，刘强、张向林与王化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强、郁化芳、张向林等人将其拥有的利辛至上海兄弟班车五分之一的股份以213万元的总额转让给王化河，月息二分，每月20日结算利息，结息期限7天，超过7天按每天5%的违约金作为经济赔偿，一年内连本带利付清，如需延期，继续付利。王化河自2017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案外人刘建忠1150359.99元。 王化河不是车队股东，受其哥哥王某指示，负责兄弟车队的管理工作。刘强、张向林与王化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及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本案中刘强与王某于2013年11月25日签订合同书，由刘强以135万元的价格购买兄弟车队中的一辆皖Ｋ×××××，加入兄弟车队，双方长期合作，并约定王某拥有总车队80%的股份，刘强拥有总车队20%的股份，王某与刘强之间形成个人合伙关系。2016年8月20日，刘强、张向林与王化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刘强、郁化芳、张向林等人将其拥有的利辛至上海兄弟班车五分之一的股份以213万元的总额转让给王化河，该院认为，一方面该股份转让协议上只有刘强、张向林和王化河的签字，没有郁化芳等人和邵红兰的签字，也没有出具委托书及其他股东入股的证据。另一方面该协议违反2013年11月25日王某与刘强签订的合同书中第七条的约定，既没有经过王某的同意，也没有经股东大会研究，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属无效协议。对邵红兰提供的利辛县阚疃镇新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郁化芳与邵红兰系同一人，该院认为公民的身份信息应当由有权机关即公安机关来认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无权认定公民的身份信息，该份证明不能证明郁化芳与本案原告邵红兰系同一人，故该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从王化河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清单中显示，王化河自2017年9月25日至2018年10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刘建忠1150359.99元，刘强、邵红兰、张向林认为该款是王化河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利息，王化河认为该款是其受王某的指示管理车队并对股东进行的分红，该院认为，刘强、邵红兰、张向林未能提供证据支持该质证意见，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化河为何将该款转给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的刘建忠，王化河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转款给刘建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该院对王化河转账给刘建忠1150359.99元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予认定。综上，刘强、邵红兰、张向林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强、邵红兰、张向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920元，由刘强、邵红兰、张向林负担。 二审时，刘强、邵红兰、张向林提供了以下证据：1、刘建忠证言，证明王化河个人履行股份转让协议。2、班车抵偿承包经营合同书5份、委托书1份，证明王化河从2012年起就是车队的管理者，不是车队无关人员。王化河认为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车队有刘建忠的股份，钱是买的股份钱不是利息钱。对证据2，无异议，由王某委托王化河处理相关车队事宜，最大股东是王某。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邵红兰与郁化芳是否是同一人。2、2016年8月20日协议是否有效。3、王化河转账给刘建忠110万元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转账时间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之一，一审时，王化河对邵红兰与郁化芳系同一人不持异议，王某对此亦无异议，故在本案中，应确认邵红兰与郁化芳系同一人。 关于争议焦点之二，王化河接受其王某委托，负责车队管理工作，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授权王某临时管理车队的相关事宜”，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同意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进行转让，并不属于管理车队的职务范围，王化河并无该授权，故不能以王化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直接认定王某同意刘强转让合伙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王某与刘强的合同书，明确载明需要转让股份的，经股东大会研究后，由公司收回其股权，不准私自出售股份，该约定系对合伙份额转让的限制条件，虽然又约定“如果发现股东私自把股份卖给与车队无关人员的，本车队股东有权收回其股份……”，该约定的前提仍是不准私自转让股份，转让股份需经股东大会研究，因此应理解为无论受让方是否与车队有关，均需合伙人同意而不准私自转让。因此即使王某与车队有关，亦因未经合伙人研究同意而导致转让无效。故依据王某与刘强的合同，刘强对外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因违反该合同约定而无效。即使该合同因未公证未生效，则视为无约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亦应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因刘强、邵红兰、张向林不能证明转让给王化河合伙份额，使与王某合伙增加了王化河取得了王某同意，故依据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亦为无效。刘强与王某的合同明确确定了王某合伙人的身份，刘强对此系明确知晓，故不存在以王化河具有股东的外观身份而善意认为王化河有权行使合伙人权利。 关于争议焦点之三，因本案合同无效，故对实体不再审理，因此对王化河转账给刘建忠110万元与本案是否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审理确认。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邵红兰与郁化芳在本案中不是同一人虽然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刘强、邵红兰、张向林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由上诉人刘强、邵红兰、张向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亮 审判员 刘 强 审判员 朱晓非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欧阳萍 书记员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