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91民初2304号 原告：宁波红豆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599号科技大厦四层406室（商务秘书企业托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2TP315。 法定代表人：吴有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平，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衍修，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安山路1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AH6YG6E。 法定代表人：董芳艳。 被告：陈科伟，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荣麓，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颖莹，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红豆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杉公司）为与被告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蝎公司）、陈科伟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夏洁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11月26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红豆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海平、被告天蝎公司、陈科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荣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红豆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共同支付原告1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陈科伟签订《股权融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天蝎公司股权提供股权融资咨询服务及其他顾问服务，并对服务报酬的支付方式和时间进行了约定。此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并于2018年11月10日出具商业计划书，并经被告天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芳艳及被告陈科伟签字确认。此后原告又于2018年11月20日对商业计划书内容进行编辑，并发给被告陈科伟，由被告陈科伟补充完成尚需进一步修改的技术方面部分内容。后，原告多次询问并催促二被告启动项目股权融资计划，二被告总是以各种原因推脱，以实际行为中止《股权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原告按约定向被告催讨服务费用，遭到拒绝，故为维护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 被告天蝎公司、陈科伟答辩称：1.双方签订协议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原告提供的商业计划书不够完整，没有得到相应融资机构的认可，所以被告天蝎公司与原告解除协议，事实与原告说的不符，是原告没有履行义务，不应该由被告再支付相应费用；2.被告陈科伟签订合同时仅是授权代理人，并非是被告天蝎公司共同承担者，驳回对被告陈科伟的诉请。综上，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红豆杉公司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股权融资咨询有限服务协议》、《股权融资咨询有限服务协议之变更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陈科伟及被告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芳艳约定原告为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股权融资咨询服务及其他顾问服务，二被告承诺支付相应的报酬的事实。 2.《商业计划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且提供的商业计划书已经得到陈科伟、董芳艳认可的事实。 3.《股权融资咨询有限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证明原告在约定时间提交了相应的商业计划书的事实。 对上述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二被告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对证据1，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二份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补充协议是没有签的，而变更协议是要基于补充协议的，所以变更协议没有效力，其次陈科伟是代理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不承担相应义务。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2.对证据2,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计划书当中陈科伟、董芳艳作为国千专家需要向融资方介绍项目时需要而签字，并非对商业计划书的确认，并且实际上这份商业计划书出具后后续双方沟通中也存在修改的情况。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3.对证据3，二被告并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天蝎公司、陈科伟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函两份、送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在合作后期被告催促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并在原告未履行情况下被告发函要求解除服务协议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2018年11月10日提供了商业计划书，被告签字确认，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后来在提交计划书后被告未按照原先约定情况开发项目导致原告遭受损失，并且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费用后被告才向原告发函，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是恶意终止商业计划书中约定的机器人项目。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并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8年5月15日，原告红豆杉公司（乙方）与被告天蝎公司（甲方）签订《股权融资服务协议》一份，约定如下:1.甲方拟在2018年3季度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并聘任乙方为甲方的股权融资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乙方将根据甲方的需要，为甲方提供除股权融资以外的其他力所能及的服务，乙方将为甲方提供编制公司商业计划书（2018-2020）、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和相关附件等文件编制服务，乙方除提供上述服务外，乙方还需要为甲方提供股权设置、经营管理、发展战略、引荐投资者、参与投资者商务交流等方面的顾问服务,乙方在为甲方编制商业计划书时，需要甲方给予全面的支持；2.甲方的商业计划书（2018-2020）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完成；3.乙方获得股权融资的服务报酬为1%的甲方的股权；4.乙方在完成商业计划书，获得甲方书面认可后，即视为乙方的顾问服务主体工作完成，乙方即享有获取本协议的全额服务报酬的权利；5.若甲方单方面中止本协议，中止时间为商业计划书编制完成之日之后、投资协议签署之日之前，甲方需按1%的股权对应的价值，在本协议中止之日签署中止协议，并一次性预付15万元人民币，不足部分待甲方首次股权融资时以股权融资的价格计算甲方应支付的剩余部分，若首次股权融资时，该1%的甲方的股权价格低于15万元人民币，则甲方在支付乙方15万元人民币咨询服务费后无需再次支付。被告陈科伟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2018年7月25日，双方授权代表签订《股权融资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商业计划书（2018-2021）》的编制工作的完成截至时间调整为2018年8月10日。2018年11月5日，双方签订《股权融资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之变更协议》，将《商业计划书（2018-2022）》的编制工作完成时间调整为2018年11月10日前，并约定甲方拟在2019年4月前后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2018年11月10日，原告编制完成《商业计划书（2018-2022）》，被告方的陈科伟、董芳艳签字确认，该计划书（不含目录、编制说明）共125页，包含摘要、公司基本情况介绍、公司所处的行业分析、产品的市场容量分析、公司2018年-2022年的发展计划、公司的融资计划、公司2018年-2022年的收入、成本和效益、投资者退出方式、风险分析、商业计划书结论等10章。 2019年7月26日，被告天蝎公司向原告寄送《关于要求提供的函》，在该函中，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文字材料“独创性很低，还存在实质内容少、表达不流畅、用语不一致等问题，根本无法达到相关行业内常规的《商业计划书》标准，未达到融资的配套资料要求”，并要求原告结合行业内常规《商业计划书》的结构、内容、用词与排版等要求，完成《商业计划书》的撰写工作，要求做到内容独创、表达流畅、重点突出等，于收到函件30日内制作可以实际使用的《商业计划书》。该函件于2019年7月29日由原告方签收。2019年9月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解除的函》，载明：贵司于7月29日上午收到我司函件后至今，未与我司或我司相关工作人员联系，也未派员至我司沟通关于协议履行的相关情况，鉴于此，我司特此函告贵司，解除双方于2018年5月签订的股权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原告确认收到该函。 本院认为，原告红豆杉公司、被告天蝎公司签订的《股权融资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变更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双方主要争议在于：（一）被告的解除行为是否构成中止协议行为；（二）原告诉请的15万元是否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经协商对《商业计划书》编制完成日期调整为2018年11月10日前，且未约定《商业计划书》具体交付标准，但设定了“甲方书面认可”这一概括性标准，被告陈科伟系《股权融资服务协议》及变更协议、补充协议中被告天蝎公司的签字代表，故被告陈科伟在《商业计划书》“编制说明”处的签字确认，应当视为原告完成了编制《商业计划书》的义务。双方明确约定在2019年4月前后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被告天蝎公司却在2019年7月26日的函件中提出新的《商业计划书》编制要求，该要求未经双方确认，不能对原告产生拘束力，被告也未举证证明行业内常规《商业计划书》的具体标准，故被告于2019年9月3日解除《股权融资服务协议》的行为属单方解除行为。被告抗辩其行使解除权并非双方约定的“中止”行为，故无需支付相应费用，本院不予采信。结合合同订立的目的、合同整体文义解释，原告为涉案股权融资提供的是“后收费”模式的服务，故协议相应条款的目的是为防止被告方接受《商业计划书》或其他服务后融资成功但又不支付服务报酬，协议中的“甲方单方面中止”有“甲方单方面终止合作”的意思表示，而解除行为就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典型情形之一，故被告天蝎公司的单方中止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责任的具体金额为15万元，本院难以采信，理由如下：（一）双方合同目的是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服务报酬为1%股权。根据约定，原告服务内容为：（1）编制商业计划书；（2）编制股权投资协议和相关附件；（3）提供股权设置、经营管理、发展战略、引荐投资者、参与投资者商务交流等方面的顾问服务。这些服务的指向就是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即，完成天使股权融资工作才有以1%股权计算服务报酬的事实基础。尽管合同约定“乙方在完成商业计划书，获得甲方书面认可后，即视为乙方的顾问服务主体工作完成，乙方即享有获取本协议的全额服务报酬的权利”，但全额服务报酬并未明确指向为15万元，合同约定的服务报酬为1%的甲方的股权。（二）被告单方中止合作需预付15万元的约定，目的在于限制被告恶意剥夺原告劳动成果并独吞“胜利果实”，具有违约金的功能。即使被告单方在投资协议签署日前中止协议时，原告获得的报酬仍然是按照股权1%设定的，15万元是预付款（或在股权价值低时的最高值），但是，这一付款条件同时也表明被告订立该合同的目的在于完成“投资协议签署”，这一表述与《股权融资服务协议》开头“甲方拟在2018年3季度完成天使轮股权融资工作”的协议目的部分高度契合（天使轮股权融资的完成即以投资协议签署为标志）。因此，前述付款条件中的“投资协议签署之日”不应作无限解释，其应当被限定为双方对天使轮股权融资投资协议签署之日的合理预期日期。双方此后将股权融资约定在2019年4月前后，故唯有被告天蝎公司在《商业计划书》完成后且在预期投资协议签署日（2019年4月前后）前单方面中止才可能对原告产生股权1%的预期利益损失，才需要订立类似的预防违约条款，否则，众所周知，影响天使融资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按原告陈述，双方的合作不必然保证融资的成功，如果原被告双方均在天使轮融资过程中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天使融资仍然失败，按照原告逻辑也需要支付1%股权的对价就不尽合理，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三）从举证来看，被告未举证证明2019年4月前后未取得预期天使融资的原因是原告制作的《商业计划书》问题，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恶意利用原告服务咨询成果去单方面与天使投资人进行洽谈，从而造成原告的预期利益损失。 综上，本院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原告实际付出的劳务成果及现有证据，酌情确定被告天蝎公司应支付原告10万元，若原告有新证据证明被告利用原告编制的《商业计划书》融资成功从而损害了原告利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被告陈科伟系履行职务行为签字，原告要求其个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波红豆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10万元； 二、驳回原告宁波红豆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原告宁波红豆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500元，由被告浙江天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判员  夏洁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乐嘉波 书记员张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