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北翟路1178号1号楼南幢202A室。法定代表人：王新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洁，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男，197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上诉人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涛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5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鹿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金鹿公司无需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80,000元。事实和理由：第一，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附件2第一条，该方案激励对象为“业务介绍人及销售人员”。王涛非方案中所明确的激励对象，金鹿公司无责任义务向王涛发放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第二，金鹿公司虽认可对运行服务部员工（非业务介绍人及销售人员）发放了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但该奖金区别于金鹿公司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为激励对象发放的奖金，系金鹿公司依据公司2016年－2018年经营状况分配给运行服务部，运行服务部根据在职员工业绩、出勤综合表现进行的物质奖励，奖励对象为2018年发放时的所有在册员工，亦包括2017年之后入职的员工。因王涛已于2017年6月离职，故金鹿公司对离职人员不予发放2016年奖金。因此，金鹿公司无需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王涛书面答辩称，不同意金鹿公司的上诉请求，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鹿公司支付2016年度业务激励奖金101,815.6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涛于2010年10月25日进入金鹿公司处，2014年至2015年1月3日期间，任托管服务部飞机托管中心经理，2015年1月4日后，任运行服务部客户服务模块客户服务经理，担任团队管理工作，为团队负责人（非部门负责人），月工资18,000元。2017年6月30日，王涛被集团内部调动至尊捷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与该公司签订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同日，王涛办理了交接手续，金鹿公司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但王涛未签署该证明。之后，金鹿公司继续为王涛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至2018年3月，并为王涛办理了2018年3月22日退工登记手续。2014年分配至托管服务部的业务激励奖金总额为423,199元，其中给王涛个人发放3次业务激励奖金，分别为：2015年1月26日发放42,000元，2015年2月12日发放10,000元，2015年7月30日发放8,000元。共计60,000元。另外，同年度部门其他人员奖金情况为：周某1，50,000元，18,000元，12,000元；庄某，13,400元，4,000元；薛某，22,000，5,400元，4,000元；韩某，25,000元，5,400元，3,000元；张某1，6,000元，3,000元；周某，18,000元，5,400元，3,000元；叶某1，22,000元，5,400元，3,000元；周某2，24,000元，5,400元，3,000元；袁某，16,000元，4,500元，3,000元；陈某1，23,500元，14,500元，3,805元；钱某，5,894元，7,500元；干某，3,000元；陈某2，2,000元，俞某1，11,500元；叶某2，3,200元；陆某，2,200元；俞某2，2,200元。此年度分配奖金未划分系数。金鹿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制定《上海金鹿公务2015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载明，一、激励对象。1.业务介绍人：介绍、引进新客户并促成交易达成的集团内、外部人员。2.销售人员：市场开发部在职销售人员。3.销售管理团队：市场开发部销售总监。4.非销售人员：除市场开发部在职销售人员之外的员工。2015年1-8月，分配至运行服务部的业务激励奖金总额为230,000元，分配系数总和为23.5，单个系数对应金额为9,787.23元，该奖金于2015年11月18日发放。该部门人员的奖金情况为：王涛39,148.94元(分配系数为4)；周某158,723.4元(分配系数为6)；薛某20,161.7元(分配系数为2，浮动3%)；韩某19,965.96元(分配系数为2，浮动2%)；周某214,387.23元(分配系数为1.5，浮动－2%)；周某14,680.85元(分配系数为1.5)；袁某13,212.77元(分配系数为1.5，浮动－10%)；庄某14,680.85元(分配系数为1.5)；叶某115,121.28元(分配系数为1.5，浮动3%)；张某119,574.47元(分配系数为1.5)。2015年9-12月，分配至运行服务部的业务激励奖金总额为310,721元，分配系数总和为57，单个系数对应金额为5,451.25元，该奖金于2016年9月30日发放。该部门人员的具体奖金情况为：王涛43,609.97元（分配系数为8）；周某154,512.46元（分配系数为10）；鲁某32,707.48元（分配系数为6）；殷某27,256.23元（分配系数为5）；钱某16,353.74元（分配系数为3）;韩某14,718.36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10%）;周某214,718.36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10%）;周某16,353.74元（分配系数为3）;袁某13,802.99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20%）;庄某17,989.11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10%）;叶某117,989.11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10%）;张某119,624.49元（分配系数为3，浮动20%）；俞某110,902.49元（分配系数为2）；陆某10,902.49元（分配系数为2）。金鹿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制定的《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载明，一、激励对象。1.业务介绍人：介绍、引进新客户并促成交易达成的集团内、外部人员。2.销售人员：市场开发部在职销售人员。2018年9月、10月，金鹿公司向相关员工发放了2016年业务托管奖金。其中运行服务部的分配总额为585,440元，系数总和为57.5，单个系数对应奖金金额为10,181.56元。该部门员工的奖金分配系数及分配金额为：蔡某15,272.34元（分配系数为1.5）；张某220,363.12元（分配系数为2）；叶某191,634.04元（分配系数为9）；庄某81,452.48元（分配系数为8）；鲁某（常务副总经理）61,089.36元（分配系数为6）；殷某（副总经理）20,363.12元（分配系数为2）；周某91,634.04元(分配系数为9)；钱某20,363.12元（分配系数为2）;韩某61,089.36元（分配系数为6）;周某261,089.36元（分配系数为6）；陆某30,544.68元（分配系数为3）；袁某30,544.68元（分配系数为3）。双方一致认可，上述人员均非《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载明的业务介绍人或销售人员，鲁某与殷某属于管理干部，故系数较低。2016年11月14日、2016年10月31日，王涛通过邮件联系金鹿公司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岗位的员工李佳洁（即本案金鹿公司代理人），询问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发放情况，李佳洁答复“激励方案已报批，正在流转中”。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9月12日期间，王涛多次通过微信联系李佳洁，询问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发放情况。李佳洁于2018年9月18日回复“领导指示离职人员暂不发”。2018年11月19日，王涛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金鹿公司支付王涛2016年奖金101,815元。2018年12月27日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对申请人（即本案王涛）本案诉请不予支持。王涛不服该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原审审理中，由于金鹿公司不同意调解，致本案无法调解。原审法院认为，金鹿公司主张王涛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审查，王涛于离职后持续与公司人事李佳洁进行沟通，询问主张2016年业务激励奖发放情况，并于2018年9月获得离职人员不予发放该奖金的明确答复后，于当年11月向仲裁委员会起诉，王涛诉请并未超过时效，故对于金鹿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王涛、金鹿公司一致确认金鹿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向相关员工发放业务激励奖金，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已于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发放给除离职人员之外的运行服务部其他员工，予以确认。金鹿公司主张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仅业务介绍人或销售人员才享有业务激励奖，但同时认可实际对运行服务部的其他人员（非业务介绍人或销售人）均发放了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金鹿公司陈述存在前后矛盾，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认可。金鹿公司主张因王涛已于2017年6月离职，对离职人员不予发放2016年奖金，但王涛于2016年期间均在金鹿公司处工作，后于2017年6月因集团内部调动至关联企业，且金鹿公司向员工发送《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时王涛仍在职，金鹿公司抗辩缺乏合理性，不予采纳。王涛主张金鹿公司应按系数10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予认可。金鹿公司主张因王涛属于管理干部，故系数较低，但双方一致认可王涛属于接触客户的团队负责人，且根据2014年至2015年期间金鹿公司向运行服务部员工发放业务激励奖金的情况，王涛的业务激励奖金系数于2014年、2015年均处于部门上游水准，故对于金鹿公司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认可。根据历年业务激励奖金发放情况，原审法院酌定王涛于2016年的系数为8，结合单个系数对应奖金金额，酌定金鹿公司应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8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经审理后遂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作出判决：一、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80,000元；二、驳回王涛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5元，由王涛与金鹿公司各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金鹿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8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金鹿公司主张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附件2第一条的规定，该方案激励对象为“业务介绍人及销售人员”。王涛非方案中所明确的激励对象，故金鹿公司无责任义务向王涛发放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对此，本院认为，王涛与金鹿公司在原审中均一致确认金鹿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向相关员工发放业务激励奖金，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已于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发放给除离职人员之外的运行服务部其他员工。虽金鹿公司主张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仅业务介绍人或销售人员才享有业务激励奖，但同时认可实际对运行服务部的其他人员（非业务介绍人或销售人）均发放了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由此可见，金鹿公司的陈述存在前后不相一致，因此，本院对金鹿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此外，金鹿公司又主张该奖金区别于金鹿公司根据《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为激励对象发放的奖金，系金鹿公司依据公司2016年－2018年经营状况分配给运行服务部，运行服务部根据在职员工业绩、出勤综合表现进行的物质奖励，奖励对象为2018年发放时的所有在册员工，亦包括2017年之后入职的员工。因王涛已于2017年6月离职，故金鹿公司对离职人员不予发放2016年奖金，但金鹿公司对此又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涛于2016年期间均在金鹿公司处工作，后于2017年6月因集团内部调动至关联企业，且金鹿公司向员工发送《上海金鹿2016年经营业务激励方案》时王涛仍在职，故本院对金鹿公司的该项主张亦难以采纳。鉴于双方一致认可王涛属于接触客户的团队负责人，且根据2014年至2015年期间金鹿公司向运行服务部员工发放业务激励奖金的情况，原审法院再依据历年业务激励奖金发放情况，酌情认定王涛于2016年奖金的分配系数为8，结合单个系数对应奖金金额，酌情判决金鹿公司应支付王涛2016年业务激励奖金8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金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上海金鹿公务航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周 寅审判员  郑东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亚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