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7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男，198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林朋鸿、朱明（实习），浙江聚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2，男，197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庆元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7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朱露妮，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某1，女，2003年7月25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法定代理人：范某2、吴某，系法定监护人。 上诉人张某为与被上诉人范某2、吴某、范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范某2、吴某、范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张某和范某1之间确为借贷关系，原审法院未审查基本借贷事实。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可知，自2018年10月27日至2009年2月21日，范某1曾陆续以各种理由向张某借款，金额共计480914.44元(其中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月1日，出具借条确认借款金额23万元。其余为2019年1月1日之后陆续形成的借款)，通过聊天记录，在每次提供借款前，张某都会明确系借贷关系并提供借款，双方借贷事实清楚。1.原审法院未审查借款理由，相关微信反映出范某1编造各种理由不停向张某借款，双方之间属于正常债权职务，并非所谓的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提供借款。2.原审法院未审查借款合意。根据聊天记录，张某每次提供借款之前都会明确借贷关系，范某1均予以认可，双方有明确的借款合意。聊天记录对此有所显示，并且在2019年1月1日范某1向张某出具借条。在开庭前，范某1曾电话联系张程要求和解并对借款金额中230000元予以认可。在庭审中，范某1亦向法庭自认该事实。3.原审法院未充分审查借款金额及转账凭证。在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发生金额共计225914.59元，张某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借款：微信转账共计27700元；支付宝转账和扫码共计68600元；(发送吱口令链接代范某1付款，与支付宝代付记录相印证，共计金额60724.59元；发送淘宝链接并通过张某淘宝账号购买，与张某淘宝app后台订单相印证，货值8890元；通过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向范某1尾号(5129)银行卡转账60000元；在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发生金额共计254999.85元，张某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借款：微信扫码付款共计12000元；(2)发送吱口令链接代范某1付款，与支付宝代付、扫码付款记录相印证，共计金额133399.85元；支付宝转账记录共计金额29600元；通过招商银行向尾号(5129)转账80000元；4、对2019年1月1日范某1出具的借条相关事实，未予以审查。例如证据4第120页第473张一第126页第500张、第249页第990张至-第259页第1032张，事实为范某1因限额要求张某代买家具，因范某1所欠数额巨大，张某提出写欠条，范某1亦同意并签字。范某1在法庭调查对该事实已认可并在无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前提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证据。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张某通过“预支”方式向范某1支付款项，再通过“发生性关系”“包夜”等方式予以扣减。该项认定毫无依据，跟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理由如下：(1)据张某陈述并结合双方聊天记录，2018年4月至2018年10月双方长期未联系。2018年10月，范某1忽然联系张某，目的系为了借钱；(2)从2018年10月起至2019年2月21日，范某1以多种理由向张某借款，不包括发生性行为；(3)根据聊天记录，双方发生性关系的次数仅为一次。微信聊天记录等表明借款期间双方并未频繁发生性行为，双方止于言语未实际发生，更不存在先预支再通过包夜方式予以扣减事实。(4)原审法院认可48万的性质不是借款，系用于扣减性行为的“嫖资”，并且创造了“预支嫖资”的概念(先付钱，再通过发生性行为扣减)，因而系无效债权、甚至不属于借款——该项认定不仅缺乏依据，而且荒唐、不合常理。假设“预支”48万通过发生性行扣减，那么双方需要发生多少次性关系才能扣减完毕呢？有没有必要预支48万巨额资金，去扣除偶然发生的嫖资呢？即使按一次1000元计算，需要发生480次，即使以一天一次的超强频率也需要超过1年又3个月，按照双方实际四个月一次的频率需要160年才能扣减完毕。张某只是个上班族、不是败家富二代，预支48万用作嫖资更是闻所未闻、嫖宿关系涉及借款理由和演练催款经过并且几乎未发生性关系的更是闻所未闻。可见，原审法官过于纯洁清廉、正气浩然，对不正当男女关系缺乏必要的生活常识和经验，从而导致判断出现重大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张某利用并范某1未成熟之弱点，以金钱为诱饵，与范某1保持不正当关系。原审法院该项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从范某1身体发育状况(如身高目测170厘米以上)、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结合范某1的借款方式(先是编造理由、然后纠缠不休、见张某拒绝就改为色诱、借款成功后各种拖延)，可见范某1系社会阅历丰富的成熟女性，客观上不存在“未成熟之弱点”，根据张某陈述，其并不清楚范某1的真实年龄，在2019年1月1日签借条时才看清身份证号码，不可能利用未成熟之弱点。（2）张某不存在以金钱为诱饵的行为。根据双方聊天记录，每次均系范某1主动找张某借款，张某每次均被动回复，明确拒绝，反是范某1主动色诱、欺骗，违背公序良俗引诱善良青年。根据原审法院的认定，范某1竟然主动受害、张某竟然以被动方式利用金钱引诱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说实话，张某既无如此能力，亦无如此魅力。(3)双方并未保持不正当关系。首先双方系借贷关系，既有借款合意、又有借条和汇款凭证、更有详细的聊天记录说明借款原因，根据聊天记录张某的借款多次帮助范某1度过难关(如脚骨折的医药费)，该关系具备正当性；其次，性行为的频率足以说明双方关系很正当；再次，借款期间尽管有范某1的主动色诱、张某的被动调戏，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鉴于双方止于言语未落到实处，不影响双方关系的正当性；第四，即便假设双方将言论落到实处频繁发生性关系，鉴于女方主动男方被动、男方江湖救急女方以身相许，且人人有性自由的权利、更何况青年男女，不应随便否认其性关系的正当性。3.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关系“依附”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原审法院该项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借款关系“依附”于基本借贷事实，原审法院未审查基本借贷事实；(2)张某与范某1之间既非情侣，也非长期不正当包养关系，范某1对此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关系存在。在借款期间，其与范某1仅发生过一次性行为，客观上一次性行为与48万多的借贷金额不匹配，不合常理。故这次性行为跟借贷事实相互独立，不存在依附关系。(3)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原审法院认定依附于不正当男女关系，理应审查双方是否构成不正当男女关系。然而原审法院应未审查借款理由、双发生性关系次数、范某1陈述是否符合聊天记录等事实，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存在不正当关系，进而又毫无依据地认定不正当关系和借贷存在因果关系、依附关系，最后终于作出借款无效的错误判断。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借贷关系具备正当性：原审法院未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2.原审法院认为，范某1系未满16周岁的来成年人，其人身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特别保护，可见原审法院适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该条款明确“人身权利”需要特别保护，并不但括财产权利，在范某1人身权制未受损、具未审查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是否有因果关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竟然对其财产权利直接予以“特别”保护，突破了《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也属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法院认为张某违背了公序良俗，既缺乏事实依据，又缺乏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双方借贷真实有效，借款关系与男女关系不存在所谓的“依附”，因而不违背公序良俗。(2)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存在不当。是否存在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应首先审查基本借贷事实，再审查有无违反公序良俗的不正当关系的事实，进而审查不正当关系与借贷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的事实，不能仅以双方之间关系性质来认定借款违背公序良俗。法律上公序良俗指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不得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具体到本案，借贷事实、借贷目的均不违背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双方在借款期间无不正当男女关系，且借款与双方关系不存在因果关联。(3)法律赋予裁判者在判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有遵循公序良俗进行司法审查义务，但因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本身具有较大解释空间，人民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裁判时应审慎适用。原审法院对本案借贷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就属于不合法理的扩张解释和不合逻辑的牵强解释。(4)时代发展，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年轻人对性关系的态度较过去更为开明、更独立自主，这也是民族强大、文明进步、意志自由的标志，法律应聚焦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不宜对个人隐私行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公序良俗的内涵也需要与时俱进、放宽标准。根据本案的情节(偶然的性行为)，认为违背公序良俗不但牵强，而且不合时宜；四、原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会导致恶劣的社会影响。1.范某1在借款之前存在“卖淫”行为，懂得如何利用身体换取利益。范某1年纪轻轻尚且如此，更何况接下来的漫长人生。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无效，无异于鼓励范某1继续出卖肉体牟取嫖资、骗取借款，一错再错、泥足深陷，不利于范某1吸取教训、及时改正，必将导致其骨子里的腐烂和最终的毁灭。原审法院的特别保护会起到反效果；2.原审法院的判决给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性关系可以免除债务!法院判决附带法律的公示性，无异于鼓励借款人积极主动“卖身”、争取“包养”，会导致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才是真正的违背公序良俗；3.对于范某1的行为，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母难辞其咎。原审法院的判决会践踏人伦，无异于纵容父母不履行监护义务；法院判决附带法律的公示性，无异于告诉那些缺乏责任感的父母，要怂恿子女与债权人发生性关系，这样就能逃避债务、逃避监护义务。综上，请求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范某1答辩称，一、上诉理由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颠倒黑白。首先，根据聊天记录，发现分别在2018年10月6日、7日、10月20日、10月22日、10月27日、12月10日、12月20日、2019年1月1日、2019年1月6日、1月7日共计十天双方在张某家里发生两性关系，其中张某主动约了九次，另张某还存在多次主动叫范某1去其家中陪他但未成功的情形，张某在微信聊天中用词露骨，其本人作为事发当事人，应相当清楚其上诉状中言辞与事实严重不符，且夹带对范某1的人格侮辱及人身攻击，要求张某对此进行赔礼道歉，否则，保留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其次，在聊天记录第15页在2018年10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范某1应张某要求上传了其身份证照片，但其在上诉状中仍称其在2019年1月1日签借条才看清其身份证号，不符合事实。张某明知范某1系未成年人，仍以金钱为诱饵，与其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2018年3月范某1因辍学初来杭州，认识张某时年仅14周岁。张某于2018年4月便与范某1发生过两性关系，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张某频繁约范某1到其家中发生两性关系，张某将钥匙也交付给了范某1，并多次要求范某1在家中长期居住。给予范某1大量钱款。张某以金钱为诱饵，一边将未成年少女叫到家中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要范某1叫其老公，并在其家中长住，一边又逼其写欠条、拍裸照。第三、范某1属于未成年人，张某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获得了范某1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和同意，本案借条无效。范某1系初入社会，年少无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2019年1月1日张某在其家中强迫15周岁的范某1在已书写好的借条上签字，并在当天对其拍裸照。张某也从未将该笔债务告知过范某1的父母，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获得了范某1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和同意，故本案借条无效。本案张某作为一名三十多岁的成年男性，在明知范某1仅为一名初中生的情况下，在双方年龄、心智、社会经验、文化程度、经济存在明显悬殊的情况下，与未成年人长期发生性关系。范某1钱款实际是以范某1与其发生性关系作为给予的条件，张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违背善良风俗，违反社会公德，应当予以制止。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尊重、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其他成年公民的责任。法院判决的确附带法律的公示性，一审判决警示了向张某这样的成年公民应当知晓保护未成年人也是社会和其他成年公民共同的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范某2、吴某、范某1偿还所欠借款金额480914.4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某1系范某2、吴某女儿。2018年初，范某1因学业问题与父母发生争吵，一人离开老家来杭州与表姐同住。2018年3月，张某与范某1相识。张某多次通过微信约刚满14周岁的范某1到其家中发生关系，并向范某1支付一定款项。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通过“预支”的方式，由张某向范某1支付款项，再通过“发生性关系”“包夜”等方式予以扣减。在此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淘宝代付、银行转账等方式，张某向范某1共支付200余笔款项，共计40余万元。其中，范某1于2019年1月1日在张某家中补签一份《借条》，其载明：“今借到张某现金23万元，借期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范某1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人身权益应受到法律特别保护。张某利用范某1未成熟之弱点，以金钱为诱饵，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双方之间形成所谓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本案所谓的借款关系是依附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张某以借款关系为由要求范某1返还借款，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48元，减半收取4224元，由张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为，张某现以民间借贷为由，就其交付给范某1的款项要求返还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双方陈述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情况，张某和范某1系基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及获取金钱的目的而结识，并在张某陆续交付给范某148万元期间，双方也发生若干次性关系，故张某交付给范某1的钱款在没有确凿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为系张某出借给范某1的借款；其次，范某1出具给张某借条时尚不足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23万元借条的出具并非范某1当时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亦难以认定属与范某1当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本院注意到，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张某在借条出具之前就知晓范某1的真实年龄，并于借条载明的借款到期日之前就包括借条款项在内的涉案款项提起诉讼，结合张某和范某1的年龄差距，难以排除张某利用范某1不成熟之弱点而要求出具借条的可能性；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张某系与未成年人范某1发生性行为，对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张某所称系范某1主动色诱欺骗善良青年的说法并不成立，且张某在知晓范某1真实年龄后仍与之就性交易进行沟通，性质恶劣。截至本案诉讼时，范某1仍系未成年人，双方之间的不正当性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款项交付行为显然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不能认定为双方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综上，本院对张某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范某1返还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48元，由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魁 审判员 张  蕊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