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民终1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秀，女，1958年8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刚，汉源县九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路英，女，1989年7月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户籍住址：四川省汉源县，现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龙，男，1985年5月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系杨玉秀之子、周路英之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玉国，男，1967年9月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户籍住址四川省汉源县，现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洪，四川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香，女，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户籍住址四川省汉源县，现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洪，四川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平先，男，1988年2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户籍住址四川省汉源县，现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洪，四川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龙，男，199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户籍住址四川省汉源县，现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兴洪，四川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以下称杨玉秀方)因与上诉人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以下称杨玉国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双方不服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2019)川182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树珍于2020年1月31日去世，其次子王国华表示作为其继承人参加诉讼，长子王国荣、女儿王国兰表示不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讨论认为，该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当事人是以户为单位承包，户主代表诉讼，杨玉秀为户主的家庭成员有周路英、王树珍，王树珍本可不必参加诉讼，现既然其已去世，可不必追加王国华为当事人继续参加诉讼，本案裁判文书中不再列王树珍，双方当事人对合议庭决定无不同意见。该案双方申请和解期间30天，该期限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杨玉国方返还杨玉秀方位于双溪乡一组小地名“陈家岗（陈家杠）”承包土地1.94亩，“下陈家岗”的1.42亩，“南沟头”的0.74亩，合计4.1亩（该土地上有关杨玉国方自行栽种的各类树木由其自行处理）。三、杨玉国方给付从2013年起到2019年的土地承包费米600斤，现金2400元。四、二审诉讼费由杨玉国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本案以家庭为单位向一组承包土地的户主是杨玉秀，杨玉秀代表家庭将其土地流转承包给杨玉国，合同主体是杨玉秀和杨玉国。一审法院追加原告周路英、王树珍，追加被告余香、杨平先、余龙不合法。2.杨玉秀起诉要求杨玉国返还土地给付承包费，杨玉国并未提出反诉，一审判决补偿杨玉国方206020元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杨玉秀主张收回承包地，而不是征用杨玉国的土地及其经济林木，一审却参照“瀑电”征地补偿判决不合理。杨玉秀将其土地转承包给杨玉国时，只约定每年给付承包费100斤大米。没有约定杨玉国在其土地上栽种树木，更没有约定其栽种的树木在返还土地时还要作任何补偿。杨玉国擅自在杨玉秀的土地中栽种树木本身就是违约行为，杨玉秀方一审中要求返还土地，土地上的树木就应当由杨玉国方自行处理。2.土地流转口头协议未约定杨玉国方对其土地进行改良并增加肥力，杨玉国方在耕种涉案土地期间，只是按常规给作物施肥，没有改良土壤以及增加土地肥力的事实存在。3.2013年1月1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当事人、中证人签名，又有执笔人签名，其协议真实有效，而一审仅凭杨玉国方矢口否认之词便认定该协议没有亲自签字而否定了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杨玉国方从2013年起一直将其土地种植收益到2019年没有向杨玉秀方交过承包费，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显失公平。4.杨玉秀方原来土地中就有核桃树、苹果树、花椒树、中华樱桃树等。杨玉国方主张的甜樱桃树有部分就是杨玉国将杨玉秀原来自有的中华樱桃翻接成甜樱桃的。2013年初发生纠纷后，经基层多次调解，要求杨玉国方停止耕种返还土地，其拒绝返还土地，并在土地中发展了部分树木。一审没有查明该部分数目是多少，并且有关李子苗市场价格每株只有3元，花椒苗每株市场价只有1元，原审作出高于实际价格1０倍的错误判决。三、一审判决证据不足：1.关于对该土地中的树木补偿的问题。一审中双方均没有申请对果树进行评定，法院自行委托了汉源县农村农业局进行了评估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该评估的结果是依据汉源县人民政府（2015）13号文件，其作出的评估结果双方未提出异议，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将标准作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没有任何根据。四、一审漏判杨玉秀的请求。一审中杨玉秀请求给付承包费大米600斤，现金2400元，一审未支持。五、一审判决“对被告方提高土地的肥力及付出的劳务参照本县‘瀑电’移民关于土地开垦补偿标准，酌情确定为30000元”错误。本案不是征地补偿案件，不能适用“瀑电”补偿方法及其标准，杨玉国没有实际开垦土地的事实，杨玉国不存在提高土地肥力及付出劳务的事实。 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辩称：杨玉秀等人的上诉事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周路英、王树珍是家庭承包人，余香、杨先平、余龙是案涉土地实际耕种人，一审追加五人参加诉讼正确。杨玉秀等关于返还土地不作补偿的理由不成立。 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的上诉请求：一、将一审判决第一条改判为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于本判决发生效力后三个月内补偿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376865.85元，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返还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位于汉源县小地名“上陈家杠”1亩，“南沟头”0.5亩，共计1.5亩土地及土地上的各类果树。二、由杨玉秀方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杨玉国方“下陈家杠1.42亩土地不应返还;“上陈家杠”1.94亩土地只应返还1亩；“南沟头”0.74亩土地只应返还0.5亩”辩称，以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为由，未予以支持不当。（一）杨玉秀一审诉请返还的“上陈家杠”1.94亩土地，现在实际面积在2亩以上。“上陈家杠”土地因开垦和与他人调换等原因，属于杨玉秀家面积只应认定为1亩，其余1亩余，应属杨玉国家。1.1998年旧承包证上的“尖尖地”就是2018年新承包证上的“上陈家杠”与“下陈家杠”。旧承包证上的“尖尖地”面积（包括“上、下陈家杠”面积）只有2.6亩。新承包证上“上陈家杠”面积为1.94亩，“下陈家杠”面积为1.42亩，“上、下陈家杠”面积共为3.36亩。“上、下陈家杠”增加面积是在杨玉国家1996年耕种以后通过开垦和与他人调换增加的。2.2005年进行新农村建设时，两次对公路进行加宽共占用“尖尖地”路上（“上陈家杠”）0.3亩后，“上陈家杠”原有1.3亩就减少为只有1亩。3.“上陈家杠”面积在1996年交归杨玉国家时实为1.3亩，在2005年修路占用0.3亩后，不但未减少，反而现在尚有2亩余的原因，一是杨玉国家开垦增加，二是2005年一组村民郑德华用其家“上陈家杠”1.043亩承包土地调换“下陈家杠”0.52亩建房。（二）“下陈家杠”1.42亩不应退事实和理由为，旧承包证上“尖尖地”2.6亩分路上（“上陈家杠”）和路下（“下陈家杠”）面积均各为1.3亩。路下（“下陈家杠”）1.3亩杨玉秀家在2003年之前就划分归王国芳。王国芳在2003年死后，其丈夫刘贵川以1300元价（其中土地转让费700元，大樱桃转让费600元）转让与杨玉国家。杨玉国家受让后又以开荒和坡改梯方式增加约0.64亩。2005年杨玉国家将“下陈家杠”1.3亩之中的0,52亩调归郑德华建房后，“下陈家杠”面积不但未减反而增加原因是开垦与坡改梯增加面积约0.64亩。（三）旧承包证上载明“兰沟头”承包面积只有0.5亩，新承包证上载明“南沟头”承包面积增加为0.74亩。增加面积0.24亩应认定是在杨玉国家1996年耕种以来以开垦方式增加的。旧新承包证和该土地1996年便由杨玉国家耕种事实便可证明增加面积是杨玉国家开垦。（四）如杨玉国家按一审判决将诉争土地全部返还，杨玉国家将因在仅有“大沟边”0.35亩土地，难以在依靠土地及土地上果树收入生活，且将导致杨玉国家投资70余万元修建房屋空闲（房屋也难以出租或变卖）。杨玉国家在联络村8组、14组土地因长期缺少经营管理，基本无收益。联络村8组、14组房屋错过二次地震重建机会，现是陈旧不堪，难以居住危房。（五）2005年刘贵川将其妻子王国芳下陈家杠承包地1.3亩以1300元转让与杨玉国家时，杨玉秀家并无异议。二、一审法院对诉争土地上果树数量和价值未查清。杨玉国家根据一审所认定的4.1亩土地应补偿总额206020元的五倍的标准，推算出应退还1.5亩土地应补偿376865.85元【251243.9元／亩（206020元÷4.1亩×5）×1.5亩】。因一审法院认定的4.1亩土地的总补偿额206020元不足4.1亩土地上果树一年产值，要求按4.1亩土地上果树五年产值赔偿。另外,如果二审法院仍判返还4.1亩土地与杨玉秀方，则仍应按一审法院认定的4.1亩土地补偿总额206020元的五倍向杨玉国家赔偿4.1亩土地上果树损失和土地增值补偿费共计1030100元。 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辩称：杨玉国等不是一组村民，不具有承包经营一组集体土地资格。土地承包证所载面积都是的土地，与杨玉国等无关。土地承包到户时人工丈量不规范，与土地确权时仪器测量面积存在很大差异。 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玉国等退还耕种杨玉秀位于“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南沟头”0.74亩承包土地，共计4.10亩；2.终止双方2013年1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3.杨玉国等给付从2013年起至2019年承包费按每年大米6年×100斤/年=600斤，现金400元/年×6年=2400元；4.由杨玉国等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杨玉秀与杨玉国系亲姐弟关系，原共同居住在汉源县。1981年杨玉秀与王国华结婚，杨玉秀将户口从原籍迁入汉源县双溪乡（现为九襄镇）。1982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杨玉秀一家有5人的承包地。承包地块有三块，分别是“兰沟头”、“房子背后”、“尖尖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维持了原第一轮承包土地的面积及地块，面积是3.87亩，地块仍是“兰沟头”0.5亩、“房子背后”0.77亩、“尖尖地”2.6亩。2018年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时，经农村土地主管部门确权，汉源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向杨玉秀颁发汉府发农地承包权证〔2018〕第01313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载明：“杨玉秀为承包方代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汉源县人民政府确认杨玉秀现有承包土地面积为5.27亩，地块为“槽沟头”1.17亩、“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南沟头0.74亩。承包期起止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 1996年12月杨玉秀经与杨玉国口头协商，将其位于汉源县承包的土地转包给杨玉国耕种，同时约定每年给付大米100斤作为承包费，未约定合同终止期，亦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形。双方按约履行至2012年底。2013年1月双方因土地流转事宜发生纠纷，同年1月10日双方协商将原口头协议固定为书面协议。于是在2013年1月10日由执笔人李银辉，中证人杨某、李某在场见证，书写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王国华、杨玉秀与杨玉国、余香双方为承包土地协议，一、杨玉秀所承包土地现转包杨玉国；二、杨玉国承担老人大米100斤；三、杨玉国对杨玉秀每年夏承包费400元；四、杨玉秀所承包土地一切补贴由杨玉秀领。五、杨玉国对老人担到老人寿终为止；六、双方协议与国家政策变为止。协议人杨玉秀、杨玉国，中证人杨某、李某，执笔李银辉，二〇一三年1月10号”。该《协议书》经执笔人李银辉书写后，双方并未确认该协议书的效力，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并未实际履行。现杨玉秀以杨玉国继续耕种其承包地却拒绝给付约定的承包费，经其多次催收并经村组、乡司法所多次调解仍未果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杨玉秀所承包的土地的地块位于汉源县，地块为“槽沟头”（原1998年第二轮承包证“房子背后”土地面积为0.77亩）1.17亩、“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上、下陈家杠土地为原第二轮承包证“尖尖地”土地面积为2.6亩）、“南沟头”0.74亩（“南沟头”为原第二轮承包证“兰沟头”面积为0.5亩）。杨玉国与余香原系夫妻关系，1991年经汉源县人民法院解除夫妻关系。此前，夫妻二人共育有两子，分别是长子杨平先，生于1988年2月1日；次子余龙，生于1990年3月16日。杨平先于1996年12月随杨玉国到汉源县生活，并耕种杨玉秀所承包的土地至今，并陆续发展各类果树。余香与余龙于2006年到汉源县随杨玉国、杨平先一同生活，耕种杨玉秀所承包的土地，并发展各类果树。2019年5月24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委托汉源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到双方争议的案涉土地上核查果树苗木的数量、生长状态、市场行情等参照汉府办（2015）13号文件补偿标准，核查出案涉土地上的各类果树的情况为：甜樱桃242株（其中成年树200株、幼树42株）、中华樱桃1株（成年树）、花椒346株（其中成年树222株、幼树124株）、李子387株（其中成年树11株、幼树376株）、苹果74株（其中成年树50株、幼树24株）、梨子1株（为成年树）、柿子1株（为成年树）、枇杷5株（均为成年树），补偿金额为100790元。2005年杨玉国又以杨玉秀建房指标在汉源县修建了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楼房一层，后余香与余龙到后，又继续修建该房屋，目前该房屋为三空三楼一底。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的农户，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依法流转土地经营权；（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杨玉秀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经发包方同意承包了本集体的土地，县级人民政府向其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确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杨玉国提交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证据进一步证明杨玉秀至今仍是上述承包地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承包期内的各项权利。故对杨玉秀方要求杨玉国方退还耕种杨玉秀方位于“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南沟头”0.74亩承包土地，共计4.10亩土地的诉求，予以支持。杨玉国等辩称，与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比较2018年的土地确权证上增加的土地的面积部分是其通过其开荒及其他方式增加的，但杨玉国等在本案判决前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故对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玉国等辩称案涉“下陈家杠”的1.42亩土地不予退还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玉国等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杨玉国等辩称的房屋补偿要求，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处理。杨玉国等辩称，“下陈家杠”1.42亩土地不应返还；“上陈家杠”1.94亩土地只应返还1亩；“南沟头”0.74亩土地只应返还0.5亩。争议土地上所有果树均应归杨玉国方所有，其中应退还1.5亩土地上的果树，如杨玉秀方需要应按评估价3倍支付果树赔偿款36874元的意见，杨玉国等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查明，双方之间实际已发生土地转包关系，但双方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形，亦没有约定转包期限。双方自1996年达成口头协议后并实际履行至2012年底。2013年1月10日的书面协议，双方并未在该书面协议上签字捺印，并未实际履行，可以认定该协议自始无效。据此，杨玉秀要求按书面支付承包费大米6年×100斤／年＝600斤，现金400元／年×6年＝24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在口头转包协议中并未约定转包期限，一审法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租赁的规定，视为不定期转包，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权利人可随时主张解除合同。现杨玉秀等作为该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要求杨玉国等返还该土地，应视为双方口头协议的解除。杨玉秀方有权随时收回其承包的土地。杨玉国方在转包土地过程中发展了各类果树，就该果树如何处理双方各执一词。一审法院认为，杨玉国方在流转土地期间栽种果树多已成年挂果。根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受让方在流转期间因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以在土地流转合同中约定或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目前杨玉国方实际耕种案涉土地已长达22年之久，对提高土地的肥力、劳务，其有权获得相应补偿后，该果树归杨玉秀方所有。结合汉源县农业农村局青苗价值评估的回函以及当地市场交易价格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应对案涉土地上的果树的价值适当予以提高补偿标准，其中：甜樱桃242株（成年树200株，提高补偿标准至500元∕株，即200株×500元∕株＝100000元，幼树42株，提高补偿标准至50元∕株，即42株×50元∕株＝2100元）；中华樱桃1株（成树），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200元；花椒346株（成年树222株，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222株×200元∕株＝44400元，幼树124株，提高补偿标准至30元∕株，即124株×30元∕株＝3720元）；李子387株（成年树11株，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11株×200元∕株＝2200元，幼树376株，提高补偿标准至30元∕株，即376株×30元∕株＝11280元）；苹果74株（成年树50株，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50株×200元∕株＝10000元，幼树24株，提高补偿标准至30元∕株，即24株×30元∕株＝720元）；梨子1株（成年树），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200元；柿子1株（成年树），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200元；枇杷5株（成年树），提高补偿标准至200元∕株，即5株×200元∕株＝1000元。以上合计金额为：176020元（100000元﹢2100元﹢200元﹢44400元﹢3720元﹢2200元﹢11280元﹢10000元﹢720元﹢200元﹢200元﹢1000元）。对杨玉国方提高土地的肥力及付出的劳务，参照本县“瀑电”移民关于土地开垦补偿标准，酌情认定为30000元。以上杨玉秀方需补偿杨玉国方的金额为206020元（176020元﹢30000元）。关于杨玉国方退还案涉土地及果树给杨玉秀方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权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结合本案实际及本地区农作物种植规律，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杨玉秀方在补偿杨玉国方206020元后，三个月内退还杨玉秀方位于汉源县小地名“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南沟头”0.74亩，共计4.10亩土地及土地上的各类果树。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六十条、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个月内补偿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206020元后，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返还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位于汉源县小地名“上陈家杠”1.94亩，“下陈家杠”1.42亩，“南沟头”0.74亩，共计4.10亩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各类果树。二、驳回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负担25元，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负担25元。 二审中，杨玉秀、周路英、王树珍提交证据：委会的证明，即《关于杨玉国应当返还杨玉秀多少承包土地的意见》。拟证明杨玉国不是该村村民，杨玉国没有开荒和增加面积。杨玉国质证认为，组长与对方是亲家关系，证明内容不属实。 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提交证据：支部书记黄映富出具证明，拟证明案涉土地修公路土地补偿0.3亩，土地补偿费杨玉秀所得，林木补偿为杨玉国所得。杨玉秀质证认为，证据上时间不准确，2019年7月20日是添加的，修公路占地0.3亩，土地补偿给杨玉秀，林木补偿给杨玉国是事实。 对于杨玉秀提交的九襄镇村委会《关于杨玉国应当返还杨玉秀多少承包土地的意见》，该意见载明，杨玉国主张现在的承包地中有部分是自己开荒以及给他人调换增加了面积。只返还老承包证载明的面积，这个说法没有理由。第一，紫坪村一组承包给杨玉秀的所有土地没有荒山和荒地，不存在杨玉国开垦荒山增加土地面积的事实。更不存在坡梯增加土地面积的事实。第二，杨玉国一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经营土地资格。第三，杨玉国认为自我与他人调换土地增加面积，增加的部分应归其所有没有理由。基于以上对该案的意见是杨玉国返还杨玉秀代表家庭与承包的全部土地。该意见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组长张孔礼签名。因该意见是村委会对案涉争议的意见，不符合证据的要求，本院不予认定。对于杨玉国提交的黄映富证明，虽然不符合证人证言应出庭的要求，但杨玉秀对修路占地0.3亩，土地补偿给杨玉秀，林木补偿给杨玉国的事实认可，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委托一审法院对李艮辉调查，李艮辉与李银辉系同一人。李艮辉称，余香与李艮辉是老表关系。李艮辉是2013年1月10日协议书执笔人，当时在杨玉国的新房子，有杨玉秀、王国华、杨玉国、余香、杨玉泉、李艮学、李金云、李西成和李艮辉。李艮辉提出调解协议的内容，他们同意了，李艮辉书写了协议，李艮辉喊他们去乡上、村上盖个章，以后可以作凭证，当时双方没有签字按押，协议一式两份给了他们。杨玉秀质证认为，李金云、李西成没有在场。在场人员有李艮辉、杨玉秀、杨先平、李某、杨某、王国华、余香。李艮辉当时劝我们，我们才同意了，后来说去乡上盖章没有去。周路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龙质证认为，李艮辉与余香、杨玉秀是亲戚关系，协议的问题陈平龙没在场。杨玉国质证认为，李艮辉说的是合适的。当天上儿子结婚，李艮辉劝我们协商。余香质证认为，写协议当天没有村干部在场，我们同意了协议才写的。对李艮辉的证言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审中，杨玉国陈述，（2013年写协议时）李银辉执笔，杨玉国一家人和杨玉秀夫妇在场。当时说好每年400元和100斤大米，但杨玉秀要求收回土地。协议上的字不是杨玉国签的，如果长期就认可（协议内容），如果杨玉秀三五年收回土地就不认可。杨玉秀陈述，2013年1月10日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其丈夫代签。 二审中，杨玉国陈述，当时余龙结婚，杨玉秀第三次要土地，这之前已给她两次土地。李艮辉和李艮学在家帮忙提出协商解决，双方协商同意，然后写下协议，准备第二天去村上盖章，但第二天杨玉秀反悔不来，所以没有签字。修路占地的钱、农业税补贴是杨玉秀领取。余香陈述杨玉国所说属实，达成协议后准备去村上和乡上盖章，杨玉秀反悔了。杨玉秀否认其反悔。杨玉秀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3年元月与杨玉国达成协议一直没有履行是因为大河沟的三分五厘地没有说好就没有履行。 经核查一审案卷材料：1.土地承包权证，发包方柴坪一组，承包人杨应秀，承包人口4人，住址，承包土地面积3.87亩，水田1.27亩，旱地2.6亩，承包期限1998年7月1日起2028年6月30日止。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载明，“兰沟头”0.5亩，“房子背后槽沟头”0.77亩，“尖尖地”“上下陈家杠”2.6亩； 2.2018年8月汉源县政府颁发汉府家地承包权证【2018】第013135号证，载明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发包方汉源1组，承包方代表杨玉秀，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合同编号5118232122050100321，承包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为杨玉秀（户主），周路英（儿媳）、王树珍（母亲），土地承包登记表载明，承包地登记总面积5.27亩，承包地二轮总面积2.65亩，承包地块总数4，地块编码00065，地块名称槽沟头，面积1.17亩，四至：东：1组，南：王国荣【槽沟头】，西：1组，北：王国民【槽沟头】；00128，地块名称，上陈家杠，1.94亩，四至：东：张建华【陈家杠】，南：康克民【陈家杠】，西：陈烈富【陈家杠】，北：1组；00129，地块名称下陈家杠，1.42亩，四至：东：1组，南：1组，西：1组，北：1组；00204，地块名称南沟头，10.74亩，四至：东：谢联轩【南沟头】，南：张建华【南沟头】，西：祝亚全【牛南岗】，北：谢联芬【南沟头】； 3.2013年8月9日双溪乡人民政府《关于一组杨玉秀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书》载明，认定杨玉秀3.87亩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有效； 4.杨玉国、余香的土地承包权证。杨玉国在汉源县承包土地，11块，4.06亩，承包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余香在汉源县承包土地，33块，18.79亩，承包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余香（户主），余龙（子）、余尉瀚（孙子）； ５.一审法院调查杨玉秀、杨玉国的大哥杨某，杨某介绍，杨玉国在联络村的房子不好。杨玉国在联络村的土地上发展一些果树。2013年1月10日协议，当时杨某是在场中证人，签订协议后，杨玉秀又不同意了； ６.2015年1月21日汉源县政府汉府办法【2015】3号《汉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源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的通知》。2015年7月2日汉源县政府汉府办法【2015】13号《汉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源县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本案争议主要问题：一是杨玉国方应返还杨玉秀方的土地面积是多少。二是案涉土地上果树等的补偿问题。三是杨玉国方应否支付杨玉秀方2013年至2019年承包费。四是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一、关于杨玉国方应返还杨玉秀的土地面积是多少。杨玉国方主张其只应返还1.5亩，即“上陈家杠”1亩和南沟头的0.5亩。杨玉秀陈述，杨玉国与别人换土地需经杨玉秀同意，杨玉国说土地换后增加面积没有证据。杨玉国的房屋修建在杨玉秀的土地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与本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该村民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案涉土地证的四至界限、面积、承包经营权人清楚，能够确认杨玉秀作为户主代表其户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并非的村民，不具有该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也未与该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其不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两轮土地承包时所颁发土地证面积差异，由于土地四至界限并未变化，在四至界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该证上载明的承包人享有。对于案涉土地证增加面积，杨玉国方并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确认其享有承包经营权，即使杨玉国方有在杨玉秀方承包土地四至范围内开荒的事实也不足以认定其享有该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现杨玉秀方要求杨玉国返还其土地，杨玉国方对返还无异议，而以增加的土地面积归属于杨玉国为由对返还面积提出异议，因杨玉国方提出的不应返还的土地面积在杨玉秀方的土地证所载土地的四至界限内，杨玉国方也无证据证明该土地其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对其提出的仅返还1.5亩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该项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关于案涉土地上果树等的补偿问题。杨玉国方认为，其提出的37万元是基于应当返还杨玉秀1.5亩土地，参照一审法院委托县农业局评估的5倍计算一年的产值。杨玉秀方认为树木不作为补偿。土地上果树杨玉国可自行搬离，若不愿搬离，可参照汉源县征地补偿，对于成年树木数量无异议，幼树是进入诉讼后杨玉国栽种，不应补偿。原来承包给杨玉国时土地上就有苹果树等，不存在补偿问题。一审法院组织汉源县农业部门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案涉土地果树情况进行核查，双方对果树品名和数量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结合汉源县农业部门回函和当地果树市场价格等因素，结合案件实际，对案涉土地上果树补偿适当提高，体现了公平原则，也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双方当事人并无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否定一审的该认定结果，对于一审有关补偿的认定本院予以尊重，对双方该部分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三、关于杨玉国方应否支付杨玉秀方2013年至2019年承包费。案涉2013年1月30日协议书客观真实，但双方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也并未履行该协议。根据双方当事人在案陈述以及当时在场人员的证言，特别是杨玉秀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协议一直没有履行是因为还有地没有说好，说明双方对该协议并非完全同意，尚不足以认定该协议成立生效。同时，杨玉国、余香陈述以及杨某的证言表明杨玉秀事后不同意该协议，杨玉秀表示否认。退一步讲，若杨玉国、杨某所述杨玉秀事后不同意协议属实，现杨玉秀又以此为由要求杨玉国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全案，对杨玉秀方依据该协议提出的承包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四、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本案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的规定，实为共同诉讼中代表人诉讼，而所谓代表，本身含有被代表人员有权参加诉讼，否则不具有代表的对象和基础，规定户主代表是为简便节省诉讼。从本案所查明事实看，本案是基于杨玉秀方将案涉土地交杨玉国方耕种，杨玉国方给付相应费用，双方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法律关系，杨玉秀作为周路英、王树珍户的户主，杨平先、余龙系杨玉国和余香之子，杨玉国为独立户口，余香与杨平先、余龙为一户，余香在其相关土地证上作为户主，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分别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权利并承担义务，本案虽由相关户主代表进行诉讼即可，但一审追加所有成员为当事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存在违反法律程序之说。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法律关系中双方存在互负义务，现杨玉秀方请求返还土地，杨玉国方提出其在耕种期间栽种有果树，要求杨玉国给予相应补偿，并在一审答辩中明确提出，虽然未提起反诉，一审法院为及时解决纠纷，对杨玉国的答辩主张一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有利于防止单方返还而出现不公平的结果，故对杨玉秀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双方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一审审判程序合法，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二审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玉秀、周路英负担50元，杨玉国、余香、杨平先、余龙负担5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饶三祥 审 判 员 郭康燕 审 判 员 郑菲菲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高 飞 书 记 员 杨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