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5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沈伟明，男，1963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忠财，男，193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清旭，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雅飞，女，195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原审第三人：吴臻，男，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北区。 上诉人沈伟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忠财、原审第三人孙雅飞、吴臻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伟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陈忠财立即腾退非法占有的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房屋，停止侵犯沈伟明租赁权的行为，恢复出租房原状（包括拆除私自安装在出租房内外监控等设备），并公开道歉，为沈伟明恢复名誉；3.判令陈忠财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涉案房屋之日止按每月3500元标准计算的房屋占有费；4.判令陈忠财返还沈伟明开门修锁换芯费580元。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公然践踏法律尊严，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纵容诈骗和非法暴力。第二，沈伟明与孙雅飞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认为沈伟明陈述前后矛盾，完全是因为沈伟明在一审庭审中被诱导或被逼问或本意被曲解引起。第三，一审认定沈伟明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和押金收条原件不足以认定租赁关系，有失公正。第四，一审认定吴臻住址错误。一审判决书第十三页第7行和第16行将沈伟明错写为陈忠财。 陈忠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雅飞述称，因经营缺少资金向沈伟明借款50000元，月利率4%，陆续支付过利息，借条在沈伟明处。何丽萍因陷入债务危机无处办公向孙雅飞承租涉案房屋，租金每月500元，该款直接给沈伟明作为孙雅飞支付的利息，据悉何丽萍支付了6000元。孙雅飞告诉沈伟明房子卖掉了，双方结算后孙雅飞尚欠沈伟明46000元。孙雅飞当日付清全部款项，双方纠纷已经了结。《房屋租赁合同》是沈伟明要求签订的，当时沈伟明说没关系，就签一下，要去公证，最终并未办理公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臻述称，从未收到过沈伟明的押金，未出具过押金收条，不存在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沈伟明的事实。房子原先登记在吴臻名下，在2014年8月已转至王玥名下，属于王玥婚前财产，如果出租也应该是王玥出面，而不应该由吴臻出租。2019年6月1日，已经根据孙雅飞和沈伟明的结算向沈伟明还清了 46000元款项，孙雅飞与沈伟明的债务已经结清。签订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属实，但当时沈伟明说是为了规避风险，具体内容未细看。沈伟明所说的租赁、转租之事不符常理，吴臻不可能将房子租给沈伟明，再让沈伟明将房子转租给孙雅飞、何丽萍，并让沈伟明赚取房租差价。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得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忠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沈伟明立即腾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房屋，将该房屋返还陈忠财；2.沈伟明向陈忠财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日止按照每月3500元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3.王玥对沈伟明第2项诉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因沈伟明提出房屋系何丽萍占有，故陈忠财变更第1诉讼请求为：1.沈伟明、何丽萍立即腾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房屋，将该房屋返还陈忠财，同时，变更第3项诉请为：王玥、何丽萍对沈伟明第2项诉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中，因何丽萍明确涉案房屋内其所有的一张办公桌由陈忠财处置，且不再占有使用该房屋，同时，陈忠财撤回了对王玥的起诉，故陈忠财最终变更诉讼请求为：1.沈伟明立即腾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房屋，将该房屋返还陈忠财；2.沈伟明向陈忠财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日止按照每月3500元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3.何丽萍对沈伟明第2项诉请中截至2019年10月24日的占有使用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后，陈忠财表示鉴于何丽萍愿意主动腾退，出于息诉止争考量撤回了对何丽萍的起诉，故撤回了第3项诉请；另外，陈忠财变更第2项诉请占有使用费的起算时间点为2019年7月19日。 沈伟明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陈忠财立即腾退非法占有的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房屋，停止侵犯沈伟明租赁权的行为，恢复出租房原状（包括拆除私自安装在出租房内外监控等设备），并公开道歉，为沈伟明恢复名誉；2.陈忠财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腾退涉案房屋止按每月3500元标准计算的房屋占有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1日，王玥与陈忠财通过宁波海曙中天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约定陈忠财以1420000元的价格向王玥受让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的房屋，王玥向陈忠财出具了《无租赁协议保证书》，承诺涉案房屋为本人及亲戚居住，没有出租，无任何租赁协议，如有相关纠纷，一切责任由其本人承担。此后，陈忠财陆续支付购房款。5月31日，涉案房屋过户至陈忠财名下。6月1日，陈忠财付清尾款，王玥向陈忠财交付了房屋。6月1日始，陈忠财、沈伟明就涉案房屋的使用权问题均向公安机关报过警。沈伟明、何丽萍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由何丽萍找了开锁人员，两次更换涉案房屋门锁，最后一次为2019年7月19日，目前沈伟明持有最后一次更换的房屋门锁钥匙。沈伟明在2019年7月22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现在房子是何丽萍使用，6月份我这房子的锁被人换了，之后我们又换回来了，7月19日我们又发现门锁换了，外面装了监控，我们打开门里面也装了监控，之后我们又把锁换回来了”。沈伟明曾给过孙雅飞50000元。2017年8月10日、10月7日、11月14日、11月21日、12月4日、2018年1月9日、3月31日、4月9日、7月10日、2019年1月12日，孙雅飞先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沈伟明还款1000元、1000元、1000元、10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1000元、2000元，共计15000元。2019年6月1日，孙雅飞向沈伟明还款46000元。孙雅飞为吴臻母亲，吴臻与王玥于2014年12月25日登记结婚。涉案房屋原登记在吴臻名下，后登记至王玥名下。在沈伟明将50000元给孙雅飞之前，何丽萍曾在涉案房屋内办公，约定向孙雅飞支付每月500元的租金。目前，沈伟明持有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沈伟明作为出租方、孙雅飞及何丽萍作为承租方，租赁物为涉案房屋，租赁期限自2016年1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第一年月租金3000元，以后每年租金增加5%，先租后用。吴臻在该合同上作为担保方签字。涉案房屋市场租价为3500元每月。本案2019年10月27日的庭审中，何丽萍陈述：何丽萍与孙雅飞系多年朋友，关系较好，二人皆从事直销。何丽萍原先向孙雅飞租赁涉案房屋用于办公，租金之前付给孙雅飞公司，孙雅飞公司会计经手。《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后何丽萍一次性向沈伟明支付过6000元租金。何丽萍在涉案房屋内仅有一张办公桌，对该办公桌不再需要，可由陈忠财处置，此后也不会再使用涉案房屋。庭审后，何丽萍表示除了一张办公桌外，另有办公沙发，会自行在2019年10月31日前搬离。本案休庭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调解，陈忠财表示只要沈伟明、何丽萍愿意腾退，可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但沈伟明要求陈忠财支付此后的租金，故调解未果。在宣判前，何丽萍表示愿在2019年10月31日前搬离涉案房屋，故陈忠财撤回了对何丽萍的诉请。另查明，2019年10月18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沈伟明与被告吴臻、孙雅飞、第三人王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205民初4805号。沈伟明诉请法院确认其与吴臻、孙雅飞于2016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该案尚未审结。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沈伟明与吴臻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沈伟明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1.沈伟明未提供其作为承租人与吴臻签订的租赁合同，且就如何签订、履行与吴臻的租赁合同的陈述或语焉不详，或前后矛盾，具体如下：2019年7月22日，沈伟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涉案房屋的房东母亲为孙雅飞，大概6年前左右，孙雅飞名下博乐雅公司接了一个月饼盒的包装单，要预付一部分钱，但缺少钱，就叫沈伟明帮忙出资一部分。沈伟明要求孙雅飞将房子租给沈伟明，孙雅飞同意，双方签订了租房合同。签合同时孙雅飞将儿子吴臻一同带来，此时沈伟明才知该房屋为吴臻的，孙雅飞和吴臻一起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沈伟明直接给了孙雅飞50000元现金，过了二三年，该房屋沈伟明从未真正住过，孙雅飞也从未支付沈伟明任何款项。而且，沈伟明发现孙雅飞又将房子转租给了他人，所以把房子要回来，租给了孙雅飞及何丽萍，租期6年。租金到目前为止未收到。给孙雅飞的时候没有约定利息，孙雅飞卖掉房子后2019年6月1日付了46000元，之前偶尔付过一些，共50000元多一点。第一次庭审中，沈伟明先是对法庭归纳的无争议事实“沈伟明曾借款给孙雅飞50000元”无异议，随后改称：孙雅飞资金紧张，沈伟明帮帮孙雅飞。最初交付孙雅飞的50000元款项的性质为房屋押金，吴臻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沈伟明，租期为15年，租金每月2000元，该押金的利息支付租金，随即改称利息月利率3%即1500元。原先打算租赁该房屋用于办公，因为很多人向孙雅飞来讨债，不吉利，所以房子基本没使用，平时基本也不去。2016年10月3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实际房租是向孙雅飞收取（庭审中，沈伟明无法解释清楚何丽萍同为承租人却无需向沈伟明支付租金）。50000元早就结清了，早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孙雅飞原先说好2019年5月底把之前欠的租金付好，但并未履行。6月1日上午，沈伟明就去了大时代，在楼下碰到了孙雅飞，孙雅飞让沈伟明天再去。沈伟明回到单位后觉得不妥，所以又回到了大时代，并到了涉案房屋，发现房屋内有搬运工，孙雅飞称老是有人要来讨债、不安全，要搬到高桥去。后来吴臻过来，算了一下欠付租金要求少付些，最后确定46000元，但无法明确该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第二次庭审中，沈伟明提供了一份由吴臻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的收条（除吴臻签字捺印外，其他内容均系打印），载明“今收到沈伟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编号A座1609室）租赁押金现金柒万陆仟元正（押金按月3%计息抵租）”，并陈述2016年10月31日现金交付吴臻76000元，该76000元由吴臻给孙雅飞，再由孙雅飞偿还沈伟明之前50000元借款本息，但庭审中沈伟明无法说清为何偿还76000元。从上述内容来看，沈伟明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之处：（1）沈伟明有关其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的相对方陈述不一，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是孙雅飞与吴臻，而第一次庭审中却是吴臻。（2）沈伟明有关50000元款项的性质多次进行变更，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未予以明确，在第一次庭审中最初表示对“沈伟明曾借款给孙雅飞50000元”无异议，后又改称该款为租赁合同的押金，在第二次庭审中再次改称为向孙雅飞交付的借款。（3）沈伟明有关50000元款项是否归还的陈述不一，其在公安机关称到做笔录那天即2019年7月22日租金从未付过，随后又说加上46000元共50000元多一点，可见46000元不是租金；第一次庭审却称50000元早在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前就结清了，46000元为租金；第二次庭审中改称2016年10月31日当天沈伟明向吴臻交付了76000元的押金，吴臻将款项交给孙雅飞，孙雅飞用该款偿还了50000元借款本息。（4）沈伟明有关其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陈述不一，其在第一次庭审中称50000元押金的利息抵作租金，原先说利息是2000元，后又说月利率3%即1500元，但无法解释50000元款项结清后是如何支付租金的；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76000元的押金按月利率3%即2280元抵作租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对事实进行陈述。但根据上述分析，沈伟明有关租赁合同签订主体、押金金额、还款情况等等陈述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且无法对其前后不一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在沈伟明未提供其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沈伟明的主张难以认定。2.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租赁合同为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沈伟明主张其向吴臻承租的涉案房屋，但：（1）其在2016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前，并未对房屋进行占有，而该房屋一直由孙雅飞占有使用，且孙雅飞将房屋部分出租给何丽萍并收取500元每月的租金。（2）《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人为孙雅飞与何丽萍，但根据沈伟明陈述，其只向孙雅飞催讨租金，既然何丽萍同作为次承租人，沈伟明自然应该向孙雅飞、何丽萍共同催讨。根据庭审中何丽萍的陈述，其曾向沈伟明一次性支付过一年的租金6000元，此后再未付过，该陈述与孙雅飞的陈述一致，但沈伟明否认收到何丽萍任何租金。不管该6000元是否支付过，何丽萍的租金肯定是欠付的，但沈伟明无法解释其为何不向何丽萍主张租金。（3）房屋租赁合同中确实经常存在押金的约定，该押金通常由承租方支付给出租方，作为承租方应付租金及水电费等费用的现金担保，金额一般为数月租金，而根据沈伟明陈述其一次性支付了50000元或76000元押金，并将押金的利息抵作租金，显然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房屋租赁合同不相符合。（4）按照沈伟明第一次庭审中有关50000元款项系租房押金、押金利息抵作租金、在签订2016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前早就将50000元款项结清的陈述来看，沈伟明无法进一步解释其在50000元“押金”结清之后是如何向出租方支付租金的，如果其无需向出租方支付租金却可将涉案房屋转租给孙雅飞、何丽萍并收取每月3000元租金（每年增加5%），显然有违等价有偿原则。综上，确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为各方的权利义务，而非简单以合同名称作为唯一判断依据，若权利义务与合同名称不符，仍应以权利义务为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虽然沈伟明持有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但从沈伟明的行为模式来看，沈伟明并不关注其作为“承租人”对于“租赁物”的占有使用，以致在涉案房屋出售给陈忠财之前，不管是否签署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该房屋均由孙雅飞、何丽萍在实际使用，按照沈伟明的陈述，甚至在最初的两三年里基本没有使用过房屋、基本不去；同样，沈伟明亦不关注其应向“出租方”支付的租金金额，以致沈伟明在庭室中对押金利息抵租金的具体金额至少做出三种不同陈述；再者，沈伟明自始是向孙雅飞催讨款项，却不向同为次承租人的何丽萍催讨租金。沈伟明以上行为显然不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鉴于沈伟明确实给过孙雅飞50000元，孙雅飞亦陆续偿还过沈伟明款项（包括2019年6月1日的46000元及之前陆续偿还的15000元，共计61000元），孙雅飞在公安笔录及本案诉讼中始终坚持与沈伟明为借贷关系，而沈伟明对50000元款项性质的陈述反复、犹豫，因此，双方行为模式所体现的权利义务更符合借贷关系的特征，即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陈忠财向王玥购买了涉案房屋，该房屋已经登记至陈忠财名下，陈忠财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即可对房屋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沈伟明抗辩陈忠财与孙雅飞、吴臻、王玥一家人恶意串通，虽然吴臻、陈忠财的儿媳徐钢及中介人员吴亮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有关沈伟明2019年6月1日出现涉案房屋内的时间点有所出入，但沈伟明在王玥向陈忠财交付房屋后出现在涉案房屋内系事实，仅据此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一审法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沈伟明抗辩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承租权，应对该房屋享有承租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虽然其持有作为出租人的《房屋租赁合同》、吴臻出具的押金收条等证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对其所有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根据沈伟明的陈述，其至少在2019年6月1日就知道陈忠财已经为涉案房屋所有人，在此情况下仍两次在与何丽萍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更换涉案房屋的门锁，且目前持有涉案房屋的钥匙，显然已经侵犯了陈忠财对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陈忠财在房屋多次被更换门锁且经公安机关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系合法主张权利的方式。不管是谁打电话叫来更换门锁的人，从沈伟明向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来看，“6月份我这房子的锁被人换了，之后我们又换回来了，7月19日我们又发现门锁换了，外面装了监控，我们打开门里面也装了监控，之后我们又把锁换回来了”，表明开锁是其与何丽萍的共同行为，即沈伟明与何丽萍共同侵犯了陈忠财的所有权，作为共同侵权人，可要求其二人腾退涉案房屋并就参照3500元每月租金标准计算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鉴于何丽萍表示愿意配合搬离涉案房屋，陈忠财从息讼角度同意撤回对何丽萍的诉请，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不予干预，但自2019年7月19日至10月31日的损失赔偿责任中沈伟明的责任相应减轻，仅需承担其中的50%，即5984元，此后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的占有使用费应由沈伟明个人全额承担。鉴于2019年10月31日前何丽萍会将房屋的办公桌、沙发搬离，而沈伟明并无物品在内，故沈伟明腾退房屋的方式可为将钥匙交还陈忠财，或沈伟明直接通知陈忠财可更换门锁。若沈伟明未在本案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内腾退涉案房屋的，陈忠财可通过更换门锁的方式直接对涉案房屋进行占有使用，以减少损失。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沈伟明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腾退陈忠财名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的房屋；二、沈伟明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赔偿陈忠财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房屋占有使用费5984元，以及2019年11月1日起至沈伟明实际腾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05号1302室的房屋之日止以3500元每月标准计算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三、驳回陈忠财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沈伟明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38元，减半收取119元，由陈忠财负担19元，沈伟明负担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0元，减半收取125元，由沈伟明负担。 二审中，沈伟明向本院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是其向吴臻租来的；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其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孙雅飞。关于沈伟明提供的两组证据，陈忠财质证称其不清楚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情况；合同约定租赁期限15年，月租金2000元，不符合常理；沈伟明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从未住过涉案房屋，因此合同真实性存疑；涉案房屋2014年6月2日是王玥的婚前个人财产，与吴臻无关，吴臻无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沈伟明从吴臻处低价将房屋租来，又高价出租给吴臻的母亲孙雅飞，不符合常理。孙雅飞质证称房屋租赁合同曾经签过的，不记得具体签订时间，当时是沈伟明要求吴臻与其一起签订合同；在聊天记录中虽然沈伟明是要求其支付房租，但是其从未认可或回复是支付房租，所谓的房租就是50000元借款的利息。吴臻质证称，租赁合同签过，但是时间记不清楚，租赁合同上的签名看着像是吴臻书写的，但是指纹不确定是否是吴臻的；合同约定租赁期限15年，每月房租2000，押金利息抵租金，明显不合理；对聊天记录不知情。本院认为，沈伟明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其2014年6月2日与吴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吴臻对合同中的签名无异议，因此可以认定沈伟明与吴臻曾经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沈伟明提供的微信记录是从其与孙雅飞的聊天记录中筛选出的，在这些聊天记录中，虽然沈伟明多次催促孙雅飞交付租金，但孙雅飞未认可相关款项是租金，因此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沈伟明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孙雅飞。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沈伟明主张其曾于2018年7月3日收到过孙雅飞给付的租金1000元，在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显示2018年7月3日孙雅飞向沈伟明支付1000元，本院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定。沈伟明与吴臻于2014年6月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吴臻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沈伟明，租赁期限15年，月租金2000元。沈伟明一次性向吴臻交付押金76000元（按月3%计息抵租）。 本院认为，沈伟明主张其与吴臻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根据该合同其有权占有涉案房屋，要求陈忠财腾退涉案房屋、恢复原状、公开道歉、恢复名誉、并支付占有使用费。首先，沈伟明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其与吴臻于2014年6月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沈伟明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孙雅飞于2016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根据该两份租赁合同约定，吴臻将涉案房屋以月租金2000元出租给沈伟明，再由沈伟明将涉案房屋以月租金3000元转租给吴臻的母亲孙雅飞，两份合同约定的租赁内容明显与常理不符。虽然沈伟明主张其与孙雅飞的月租金实际为2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协商变更租金。即使沈伟明以月租金2000元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孙雅飞，也难以合理解释吴臻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沈伟明后再由沈伟明转租给孙雅飞。其次，沈伟明提供的其与吴臻签订的合同名为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关系是房屋出租人将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但沈伟明在本案中陈述其并未实际使用涉案房屋，甚至在2016年10月31日与孙雅飞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两年半未曾拿到涉案房屋的钥匙。再次，沈伟明提供的其与吴臻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沈伟明一次性向吴臻交付押金76000元。双方约定房屋月租金2000元，但约定押金76000元，押金数额巨大且要求按月3%计息抵租，因此该款项虽然名为押金，但是与一般房屋租赁合同中押金性质不同，结合沈伟明2019年7月22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该押金约定实际是关于借款的约定。关于78000元是否实际给付，沈伟明在本案中陈述称其在合同签订当天将50000元交付给孙雅飞。关于沈伟明交付给孙雅飞的50000元，沈伟明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认可其借款给孙雅飞50000元，后又改称该款项为房屋租赁合同押金，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称是交付给孙雅飞的借款，二审中再次陈述是交付房屋押金。沈伟明前后陈述不一，也没有就其陈述矛盾之处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一审认定吴臻与沈伟明及沈伟明与孙雅飞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据此驳回沈伟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沈伟明要求陈忠财返还开门修锁换芯费580元，该诉讼请求系沈伟明在二审中新增的诉讼请求，陈忠财不同意就该诉讼请求一并审理，因此沈伟明可以另行起诉。 综上，沈伟明的上诉，缺乏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3元，由上诉人沈伟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敏 审 判 员  倪春艳 审 判 员  张 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代书记员  程永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