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7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新民，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芳（系杜新民之妻），女，195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新元，男，196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友波，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杜新民因与被上诉人杜友波、杜新元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191民初2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新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杜友波、杜新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争议的四间房系杜新民于1976年建造，用于结婚使用，并于1979年7月30日在此举行婚宴。一审中杜新民提交张永利、史宾、田洪光、杜俊亭、郑建国、李福成的证人证言及1976年4月参加房屋建设的建筑人员名单均能予以证实。2.2018年8月7日杜新民与杜新元、杜友德、杜友波(2018)鲁0191民初1228号继承纠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杜新元、杜友德、杜友波均承认杜新民1976年在163号院建设四间房屋。杜友波、杜新元陈述房屋加盖情况为1988年盖的第五间，而不是整体翻倒重盖的五间套房。在农村，房屋一般是年久失修不能居住才翻倒重建，1976年建设的房屋不可能经过12年就无法居住，杜友波、杜新元1988年将房屋翻倒重建不符合农村房屋居住的一般规律。二审法院(2019)鲁01行终927号裁定书也认定杜新民在1976年建设涉案四间房屋。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有关单位和个人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有义务保护现场，协助勘验工作。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在案件一审审理过程中，杜新民要求法庭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验，但是法官到达现场后，杜友波、杜新元在现场大闹，法官只勘验了第二个两间房屋顶棚，根本未查清杜新民1976年所建四间房的现状就离开现场，之后杜新民递交书面申请要求法庭再次勘验，一审法院也同意进行再次勘验，但是并未再次勘验且关于勘验的情况也未在庭审笔录里记载，也未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制作勘验笔录。一审法院的勘验程序不合法。4.本案两次开庭时，杜友波、杜新元代理人均询问杜新民要多少钱，杜新民的回答是不要钱要房子。如果本案如杜友波、杜新元所述，房屋和杜新民无关，杜友波、杜新元代理人又何必如此询问杜新民。但是这些一审笔录中都没有记载。5.2019年10月10日一审开庭时，杜友波、杜新元提交证人证言，是其1988年翻建房屋时参与人的证人证言，杜新民要求对证人证言的签字笔迹进行鉴定，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将杜新民的合法请求记录在庭审笔录中。6.二审法院(2019)鲁01行终927号裁定书认定：宅基地上房屋的争议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确认并不影响宅基地上房屋的析产，也就是说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确认并不影响宅基地上房屋权属的确认。二审法院(2019)鲁01行终926号裁定书认定：颁证行为仅是将土地权利记载于土地簿公示的行为，并不影响地上房屋的权属，土地权利证书是其享有土地权利的证明，并不是享有土地上房屋权利的证明，且杜新民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的理由是起诉权限，而不是实体问题，所以一审法院不能以杜新民要求撤销政府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诉讼被驳回为由驳回杜新民的诉讼请求。7.根据杜新民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杜新民作为杜光忠的法定继承人，除非杜新民的爷爷杜光忠及其奶奶李克芳均留有遗嘱杜新民没有继承权，否则163号院内的房产杜新民都有权继承。杜友波、杜新元在一审中陈述1976年所建四间房在1988年3月由杜友波、杜新元拆除重建，一审法院未审查清楚四间房是否依然存在，即使四间房真的被杜新元拆除重建，在未取得建房人同意的前提下，私自毁坏房屋，不能返还原物的情况下也应当赔偿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在杜新民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四间房屋系杜新民所建，杜友波、杜新元已经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然认定杜新民的证据不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杜新民的上诉请求。杜友波、杜新元提交书面答辩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杜新民主张的房屋早在1988年就已经全部翻建不存在了，现在房屋已经办理了宅基证，属于杜友波的个人合法财产，杜新民1976年就已经顶替上班，户口也不在村里，更不是集体成员，没有资格要回房子。可以对房屋的建造时间进行鉴定，杜新民正是因为即将拆迁才回村里要房子，多次起诉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新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新元、杜友波向杜新民返还位于济南市高新区遥墙镇大杜家163号院内四间房屋（院内房屋自西向东第1至4间）。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杜新元、杜友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新民原为济南高新区遥墙街道大杜家村村民，其与杜新元及爷爷奶奶一同居住在大杜家村的一处院落内。杜新民陈述其于1976年在该院落的西院建房四间。后因工作原因，杜新民的户口迁出大杜家村，并不再在该村居住。1993年，济南市人民政府颁发历城集建（93）字第05020320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案院落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确认为杜新元。后该处院落分为162号和163号两个院。2013年，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颁发了历城集用（2013）第01420502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确认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杜友波。现杜新民认为大杜家村163号仍然存有其建设的四间房屋，杜新元、杜友波仅是借用，应当予以返还。杜新元、杜友波不予认可，认为该涉案房屋系其1988年重建，与杜新民无关。另查明，2019年4月3日，杜新民以要求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为杜友波颁发的历城集用（2013）第014205023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及确认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为第三人杜新元颁发历城集建（93）字第05020320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鲁0191行初1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杜新民的起诉。后杜新民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01行终92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杜新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现登记在杜友波名下，杜新民在推翻上述登记之前，其要求杜友波、杜新元返还济南市高新区遥墙街道大杜家163号院内4间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新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杜新民负担。二审中，杜新民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亲属关系证明一份，拟证实杜新民与杜新元是杜广忠的直系亲属，是杜广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证据二，杜广俊、田洪光、杜俊亭、李福成的证人证言，拟证实本案争议的四间房屋系杜新民1976年自建，现在房子还在，只是在住的过程当中修过。证据三，照片一张，拟证实本案争议的四间房屋现存状态。杜新元、杜友波未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杜新民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其于1976年在大杜家村163号建设了四间房屋，杜新元、杜友波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涉案房屋系其1988年重建，与杜新民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杜新民的户口已经不在大杜家村，涉案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已登记在杜友波名下，杜新民要求返还涉案房屋于法无据，但其可就所有建造的房屋另行主张相应的财产性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杜新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乔 斌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