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娜，女，1986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映，四川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兴，四川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涛，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现涛，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威，四川律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住所地：成都市永兴巷15号省政府综合办公楼16楼。 法定代表人：汤晓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令铭，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金河路20号附12号。 法定代表人：陈泳絮，经理。 原审被告：陈泳絮，女，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郝娜、黄涛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国资中心”）、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运公司”）原审被告陈泳絮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2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郝娜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郝娜仅在与时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范围内承担责任，即按37500元每季度的租金标准承担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的给付责任。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案由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涉房屋由国资中心进行管理。国资中心与时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建立租赁关系，郝娜未从国资中心处承租过房屋，郝娜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郝娜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郝娜在一审中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国资中心不认可时运公司与郝娜之间的转租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时运公司与郝娜之间的转租合同有效，却又判决郝娜与黄涛按照每年41万元的标准与时运公司向国资中心承担连带责任，明显矛盾。三、国资中心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陈泳絮、郝娜、黄涛、时运公司向国资中心支付损失赔偿102526.03元，而一审法院却判决郝娜、黄涛、时运公司向国资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按每年41万元，自2018年5月12日至房屋实际返还时止，郝娜收到一审判决时间为2019年8月15日，其金额明显超过国资中心请求的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国资中心辩称，本案的案由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出租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要求时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经调查发现非法转租人郝娜、黄涛系案涉房屋的实际占用人，故其对案涉房屋有腾退义务，权利人也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其承担腾退房屋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时运公司与郝娜、黄涛都应对权利人的损失、损害赔偿承担责任。故在支付损害赔偿金的义务上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因此，郝娜为适格的被告且一审判决其对权利人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正确。同时，不存在郝娜提出的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因102526.03元仅是暂时的金额，后续还有每年41万元的金额。另外，国资中心认为，陈泳絮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以个人名义对外出租时运公司拥有使用权的房屋，并将租金据为己有。除非陈泳絮能够证明其收取的租金已支付至公司，否则将构成股东个人与公司的财产混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否定公司人格的情形，陈泳絮应对时运公司租金、占用费、损失赔偿金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时运公司辩称，对一审法院判决无异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郝娜的租金交至2019年1月17日。郝娜与黄涛每年的总租金不超过37万元，从郝娜与黄涛未缴纳租金开始合同就终止了。郝娜腾退房屋的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钥匙是邮寄给国资中心的，2019年9月3日国资中心派员工交接了整个房屋。 陈泳絮的述称意见与时运公司的辩称意见相同。 黄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时运公司、郝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资中心腾退并返还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房屋；二、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并依法改判由时运公司、黄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资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按季度40000元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止）。事实和理由：一、黄涛已于2019年3月31日撤出案涉房屋，于2019年4月1日将案涉房屋钥匙交于国资中心，但国资中心工作人员以房屋未全部收回为由拒收钥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双方因案涉房屋存在纠纷，国资中心起诉的目的为令黄涛等人腾退返还房屋，一审诉讼中黄涛主动腾退房屋交还国资中心，符合国资中心的诉讼目的，有利于解决纠纷。但国资中心却未接收，对于2019年4月1日后案涉房屋空置产生的损失应由国资中心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认定不清。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黄涛与陈泳絮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黄涛占有使用房屋系根据《房屋租赁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国资中心的损失标准过高，应予以调减。 国资中心辩称，虽然陈泳絮将案涉房屋隔成两间后交给黄涛、郝娜使用，但该分割并非房屋登记机关的产权分割，黄涛、郝娜构成对案涉房屋的共同占用，仅黄涛交出一半房屋不能视为房屋的腾退完成，故黄涛的第一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次，权利人已通过公开竞租方式确定了案涉房屋的市场租金为每年41万元，即黄涛、郝娜占用房屋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为每年41万元，该金额并非违约金而是实际损失，黄涛要求予以调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时运公司辩称，对一审法院判决无异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黄涛交纳租金至2018年12月31日。郝娜与黄涛每年的总租金不超过37万元，从郝娜与黄涛未缴纳租金开始合同就终止了。黄涛腾退房屋的时间为2019年3月31日，在2019年4月1日归还钥匙时国资中心拒收，2019年9月3日国资中心派员工交接了整个房屋。 陈泳絮的述称意见与时运公司的辩称意见相同。 国资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时运公司、陈泳絮、黄涛、郝娜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腾退并向国资中心返还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金河路20号附12号的房屋；二、判令时运公司、陈泳絮、黄涛、郝娜赔偿国资中心经济损失102526.03元（包括按照每日损失142.67元自2018年4月1日算至2018年5月11日止以及按照每日损失1123.29元自2018年5月12日暂算至2018年7月31日的金额，实际应按照每日1123.29元持续算至时运公司、陈泳絮、黄涛、郝娜实际腾退并返还房屋之日止）。一审审理中，国资中心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确认时运公司与国资中心租赁合同关系于2018年1月29日解除；二、确认时运公司将案涉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金河路20号附12号房屋转租给陈泳絮的合同以及陈泳絮将案涉房屋转租给郝娜、黄涛的合同均无效；三、判令陈泳絮、郝娜、黄涛腾退并向国资中心返还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房屋；四、判令陈泳絮、郝娜、黄涛和时运公司向国资中心支付损失赔偿102526.03元（包括按照每日损失142.67元自2018年4月1日算至2018年5月11日止以及按照每日损失1123.29元自2018年5月12日暂算至2018年7月31日的金额，实际应按照每日1123.29元持续算至实际腾退并返回房屋之日止）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8月11日，时运公司（借入方）与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出借方，以下简称“省委农办秘书处”）签订了《借用房屋协议》，主要约定：时运公司向省委农办秘书处借用位于成都市长顺上街，面积为65平方米的房屋一套（地址现已变更为青羊区）。租赁期自2003年8月12日起至2008年8月11日止，租金第一年为50000元，第二年为52000元，直至借用期届满。协议履行期间，借入方不得将该房屋转借给第三人使用。陈泳絮作为时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在《借用房屋协议》上签名确认。 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未签订新的租赁合同，但时运公司继续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按前述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继续向国资中心支付租金。 2018年1月29日，陈泳絮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陈泳絮与国资中心签订了位于金河路的国有房屋的有偿使用合同，该合同已到期且本人已知悉国资中心已委托四川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拍卖”）对标的物进行竞租，竞租预计在2018年3-4月之间进行，根据原合同约定，陈泳絮本应在合同到期后将标的物腾退并归还国资中心，但陈泳絮拟参与公开竞租，为避免来回搬迁影响经营活动特申请以交纳腾退保证金的方式暂缓腾退，并承诺在签订本《承诺函》后按原合同的租金标准向国资中心缴纳欠交的房屋租金。不论因何种原因，如未能在拍卖公司发布《竞租公告》之日起40天内与国资中心签订新的《国有房屋有偿使用合同》，则本人承诺在40天到期后的10日内腾退案涉房屋并交国资中心验收。否则需按实际强占时间以川诚信房评字【2017】120453号《房地产租赁价值评估报告》中对案涉房屋评估价的2倍向国资中心支付违约金。 2018年3月22日，嘉诚拍卖在四川日报上发布《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位于的商铺及写字间竞租公告》，公告将于2018年3月30日15：00对位于成都市的商铺及写字间公开竞租，租赁期限三年。 2018年3月30日，嘉诚拍卖出具《中租确认书》，载明位于成都市商铺的成交租金价为每年410000元。“中租人或委托代理人”为曾杰。 一审法院另查明：1.时运公司按《借用房屋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国资中心支付租金至2018年3月底，之后未再支付租金。 2018年1月8日及3月20日，陈泳絮以个人名义分别与郝娜、黄涛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将案涉房屋分隔成两部分分别出租给郝娜、黄涛，用于开设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金河路服务网点及“半坡饰族”箱包店。根据合同约定，陈泳絮以案涉房屋与郝娜、黄涛合作，郝娜、黄涛分别按季度向陈泳絮支付固定收益金37500元、40000元，陈泳絮不得干涉郝娜、黄涛的独立经营，合作到期日分别为2021年1月17日和2021年3月31日。对上述合同陈泳絮表示，其是代时运公司对外出租，但郝娜、黄涛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3.位于成都市委办公厅行政处，后依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相关文件，由国资中心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一审庭审中，郝娜还提交了国资中心向“各承租户”发出的《关于加强国庆前后国有对外有偿使用房屋安全管理的通知》，拟证明国资中心承认其为承租户。国资中心对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通知未明确到名称和主体，并且认为成立租赁关系应该以是否签订租赁合同或协议及是否缴纳租金为依据。对该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通知从抬头上看，系向“各承租户”发出而未明确具体对象，从内容看系对所管理的商铺履行安全管理义务，而郝娜系与陈泳絮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向陈泳絮支付租金，现其仅以在案涉商铺中收到上述通知为由主张其与国资中心建立了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用房屋协议》已于2008年8月1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时运公司继续按《借用房屋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向国资中心支付租金，国资中心亦予以接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之规定，双方之间成立不定期租赁合同。 （一）关于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以及解除时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泳絮出具的《承诺书》，其承诺如未能在嘉诚拍卖发布《竞租公告》之日起40天内与国资中心签订新的《国有房屋有偿使用协议》，则在40天到期后的10天内腾退案涉房屋并交国资中心验收。此系双方在不定期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又对合同解除的条件进行了明确约定。现上述条件已经成就，故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于嘉诚拍卖发布《竞租公告》之日起第50日，即2018年5月11日解除。国资中心主张，双方的合同关系于陈泳絮出具《承诺书》之日，即2018年1月29日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明确载明在签订《承诺函》后，时运公司仍应按原合同的租金标准向国资中心继续缴纳欠交的房屋租金，且时运公司实际亦支付租金至2018年3月底，故国资中心主张案涉合同于2018年1月29日解除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合同应于2018年5月11日解除。 （二）关于时运公司与陈泳絮之间是否存在转租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承诺书》系以陈泳絮个人名义作出，但案涉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方是国资中心与时运公司，陈泳絮系作为时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用房屋协议》上签字，陈泳絮不是案涉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承诺书》中关于陈泳絮与国资中心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表述显系认识错误。陈泳絮作为时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借用房屋协议》的签字代表，其作出的上述承诺代表时运公司，而不能代表其个人。 据此，案涉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国资中心与时运公司。虽然陈泳絮系以个人名义对外转租案涉房屋，但时运公司与陈泳絮均主张陈泳絮系代表时运公司对外转租，而国资中心亦无证据证明时运公司与陈泳絮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转租关系，故国资中心主张时运公司将案涉房屋转租给陈泳絮，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国资中心请求确认时运公司将案涉房屋转租给陈泳絮的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陈泳絮与郝娜、黄涛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前述认定，陈泳絮系代表时运公司与郝娜、黄涛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虽然其无证据证明就此情况向郝娜、黄涛进行了告知，郝娜、黄涛亦不予认可，但此不影响《房屋租赁协议》系陈泳絮代时运公司对外转租的合同性质。虽然根据《借用房屋协议》，时运公司无权对外转租，时运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国资中心在《借用房屋协议》到期后同意其对外转租。但时运公司无权转租的行为并不导致转租合同无效，国资中心也无证据证明上述《房屋租赁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对国资中心请求确认陈泳絮将案涉房屋转租给郝娜、黄涛的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四）关于房屋腾退。基于前述相关认定，案涉时运公司与国资中心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已经解除，时运公司应当按约向国资中心返还案涉房屋。因时运公司又将案涉房屋分隔转租给郝娜和黄涛并实际占有使用，故国资中心有权主张时运公司、郝娜、黄涛就案涉房屋予以腾退返还。但对其主张陈泳絮共同承担腾退返还义务的主张，基于前述相关认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国资中心主张的损失赔偿。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2018年5月12日起的损失赔偿金。根据《中租确认书》，案外人以每年410000元的租金标准中标案涉房屋的承租权，现国资中心主张时运公司以此标准向其赔偿损失于法有据，故时运公司应自时运公司逾期腾退之次日，即2018年5月12日起，直至房屋实际腾退返还给国资中心之日止向国资中心赔偿损失，故对国资中心的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11日期间的损失赔偿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不定期租赁合同至2018年5月11日方才解除，在此期间，时运公司仍应按合同约定向国资中心支付租金，故国资中心主张的损失赔偿金实际应系租赁合同的租金，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国资中心对此予以了明确，故一审法院对国资中心主张时运公司支付上述租金的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郝娜、黄涛的责任。第一，国资中心主张的2018年5月12日起的损失赔偿金，实际系合同解除后时运公司未按约腾退房屋而产生的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国资中心有权主张郝娜和黄涛承担上述损失赔偿金的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但国资中心主张郝娜、黄涛与时运公司连带承担支付义务，该主张无法律及合同依据，故对其连带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国资中心主张的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11日期间的损失赔偿金。基于前述相关认定，国资中心主张的该部分损失赔偿金实际应系不定期租赁合同期间内的租金，而非时运公司逾期腾房的占有使用费。故国资中心主张郝娜和黄涛承担该租金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关于陈泳絮的责任。国资中心主张陈泳絮承担支付义务的主张，基于前述相关认定，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国资中心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三十五条和第二百三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时运公司、郝娜和黄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资中心腾退并返还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房屋；二、时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资中心支付尚欠租金（按每年52000元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起，计付至2018年5月11日止）；三、时运公司、郝娜及黄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资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按每年410000元的标准，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付至上述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之日止）；四、驳回国资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51元，保全费2770元，由时运公司、郝娜及黄涛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黄涛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黄涛与陈泳絮）、电子回单（黄涛支付2018年4月至12月31日止的房租），拟证明黄涛实际支付了所租房屋的租金。第二组证据：退房说明，拟证明黄涛于2019年3月31日撤出并于4月1日将钥匙交给了房东陈泳絮，主要证明黄涛于2019年3月31日已经腾退房屋，对于2019年4月1日之后产生的费用黄涛不应承担。第三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拟证明黄涛与陈泳絮签订的租赁固定收益均是每季度4万元，黄涛承担的损失应当以4万元的标准为限。 对于黄涛的上述证据，郝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均予以认可。国资中心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黄涛与陈泳絮）、电子回单（黄涛支付2018年4月至12月31日止的房租），因国资中心未参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第二组证据.退房说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黄涛对国资中心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非依据合同关系。而其部分交房并未完成其作为共同占有的腾退义务，所以实际赔偿金额应计算到2019年9月3日；对第三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国资中心不是参与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时运公司、陈泳絮发表质证意见称，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房屋租赁协议中有两个价格，先是按照合同价（预估价）在房屋租赁协议第二条有约定。 郝娜提交证据：第一组证据.邮件交寄单，拟证明于2019年8月30日向国资中心邮寄了钥匙。第二组证据.邮件交寄单，拟证明于2019年8月30日向陈泳絮邮寄了关于房屋腾退及钥匙交还给国资中心的通知。 对于郝娜提交的上述证据，黄涛发表质证意见称，对郝娜提交第一、二组证据予以认可。国资中心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以上两组证据，无法看出邮寄内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在2019年9月3日前已收到钥匙。时运公司、陈泳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以上两组证据均予以认可。 本院对黄涛、郝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对上述已确认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于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黄涛已于2019年4月1日，将房屋钥匙交与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泳絮手中。郝娜在2019年8月30日将钥匙邮寄国资中心并通知了时运公司和陈泳絮。国资中心于2019年9月3日派员工接管了案涉房屋。 本院对案涉的争议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一、关于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即出租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六个月内提出异议，出租人有权请求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于本案中，时运公司在国资中心接管案涉房屋前与省委农办秘书处签订的《借用房屋协议》第四条约定：“履行本协议期间，借入方不得将该房屋转借给第三人使用”，由此可知，在签订本租合同时，出租人与承租人明确约定案涉房屋不能转租。而之后时运公司分别与黄涛、郝娜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实为转租合同，故国资中心有权主张转租无效。本案中，鉴于并无证据表明国资中心对此转租事先知情，且国资中心称其在一审开庭时知案涉房屋已被转租，并已明确要求确认时运公司与黄涛、郝娜的租赁合同无效，故国资中心主张转租无效系在上述法定的六个月期间之内，依其主张，则转租合同确定无效。一审法院对转租合同的效力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考虑到国资中心对此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仅于此阐明。 二、关于次承租人的腾退义务及占有使用期间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由于国资中心与时运公司的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5月11日解除，故无论系基于上手租赁合同的解除，还是转租合同无效，次承租人均丧失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根据，构成对案涉房屋的无权占有，出租人国资中心有权请求次承租人黄涛和郝娜腾退房屋，并支付逾期腾退的房屋占有使用费。鉴于案涉房屋系分割转租，且两名次承租人占有使用期间并不相同，故本院对实际占有期间分别认定：首先，对于黄涛，依其于二审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已于2019年3月31日撤出，次日将房屋钥匙交与时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泳絮手中，时运公司与陈泳絮对此事实未表示异议，故可以认定黄涛于2019年4月1日已完成腾退。其次，对于郝娜，因其仅提供证据证实向上手出租人国资中心邮寄钥匙，但并无证据表明国资中心已认可该邮寄构成了腾退义务的履行，亦无证据证实其向转租合同的相对方履行了腾退手续，故对于郝娜主张的2019年8月30日已腾退，本院不予认定。另，鉴于二审中，国资中心自认其整体接收房屋的时间为2019年9月3日，故继续维持一审关于腾退的判项已缺乏必要，故本院对一审关于腾退的判项予以撤销。 三、关于占有使用费的计算及损失承担问题。国资中心的损失，究其实质系占有人对国资中心丧失占有利益而给付的折价款。本案中，在国资中心与时运公司的租赁合同解除之后，时运公司系案涉房屋的间接占有人，而郝娜、黄涛系案涉房屋的直接占有人，均丧失继续合法占有的根据，对于无权占有期间的占有使用费，应当承担给付责任。对于时运公司而言，因其与国资中心的租赁合同于2018年5月11日解除，一审对该日期之后的占有使用费参照案外人给付的租金标准判令给付并无不当，但如前所述，应计算至2019年9月3日为止；而对于次承租人所应承担的共同给付责任，应限于次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期间分别认定，即郝娜应对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9月3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承担共同给付责任，黄涛应对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同时，郝娜、黄涛对该占有使用费的给付亦系因无权占有所产生的费用，故亦参照各自转租合同的租金给付比例，并以上述案外人实际给付的租金标准进行计算，即以黄涛承担51.61%（40000元/77500元）、郝娜承担48.39%（37500元/77500元）的比例，并以41万每年的标准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故黄涛应按211601元每年计算，郝娜应按198399元每年计算。对于郝娜、黄涛主张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本案中该无效转租合同的租金标准仅在处理承租人与次承租人的占有使用费时有参照意义，而于国资中心主张占有使用费时，不宜作为计价的标准，故本院对郝娜、黄涛该主张不予采纳。对于郝娜、黄涛主张其向时运公司交付租金已至2018年5月11日之后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本案时运公司认可黄涛已按转租合同支付租金至2018年12月31日、郝娜已按转租合同支付租金至2019年1月17日，但郝娜、黄涛该租金给付系发生于两人与时运公司之间，该给付并不导致国资中心依无权占有所产生的占有使用费请求权对应消灭，故郝娜、黄涛对国资中心的占有使用费仍应从2018年5月12日开始计算。 另，关于郝娜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因郝娜系涉案房屋实际占用人，而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系房屋占有利益的认定问题，涉及郝娜责任的承担，依法属于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故对于郝娜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国资中心认为陈泳絮应就时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鉴于国资中心并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于本案中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郝娜、黄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26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支付尚欠租金（按每年52000元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起，计付至2018年5月11日止）”； 二、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26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郝娜和黄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腾退并返还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房屋”，第三项“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郝娜及黄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按每年410000元的标准，自2018年5月12日起，计付至上述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之日止）”；第四项“驳回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按每年410000元的标准，从2018年5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3日）； 四、郝娜对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中的部分债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该共同给付责任按每年198399元的标准，从2018年5月12日至2019年9月3日止； 五、黄涛对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支付损失赔偿金中的部分债务承担共同给付责任，该共同给付责任按每年211601元的标准，从2018年5月12日至2019年4月1日止； 六、驳回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51元，保全费2770元，由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负担51元，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郝娜负担600元，黄涛负担400元，保全费2770元由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18832元，由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四川省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负担132元，由郝娜负担5000元，由黄涛负担3300元，由四川时运成套仪器有限公司负担10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晟翔 审判员  廖 方 审判员  赵 韬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符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