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川1025行赔初7号 原告吴群仙，女，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资中县。 被告资中县公安局，住所地：资中县重龙镇下大东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张成庚，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利，该局法制监督大队民警。 原告吴群仙不服被告资中县公安局（简称“县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的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2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于2019年12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群仙、被告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马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县公安局于2019年11月15日对吴群仙作出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8年8月16日，吴群仙以提交信访材料为由，到不允许信访人员走访、滞留或聚集的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2018年10月24日，吴群仙以提交信访材料为由，到不允许信访人员走访、滞留或聚集的天安门地区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2019年11月12日，吴群仙在被公安机关训诫过两次，明知不能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的情况下，仍然前往该地区上访，于当日被中南海地区执勤民警当场挡获并再次予以训诫。以上事实有吴群仙本人陈述、训诫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吴群仙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执行方式和期限由资中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送吴群仙到资中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十日（期限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19年11月25日）。 原告吴群仙诉称：2009年，资中县罗泉镇政府、雎家坝村的干部支持资中县铁佛荣盛白石厂（简称“荣盛白石厂”）以2000元/亩的价格强占村民的承包地生产白石并扩碾运碎石的道路，震损了原告的房屋、沼气、圈舍等。原告向镇、村干部反映，向白石厂反映，不得解决。2010年1月10日，荣盛白石厂管理员赖永志、黄建雄到原告屋内查看墙体损坏情况，提起原告家的扁担毒打原告儿子李燎原，致扁担打断，原告丈夫李兴拾去阻拦，二人又拿断扁担猛打李兴拾头部、胸部，至李兴拾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村民见状报警，久等不见公安来，到傍晚，村民急请村干部找车送李兴拾到资中县人民医院救治。当晚，荣盛白石厂老板安排牟德彬、尚力等三人追到医院急诊检查室将李燎原杀伤致腿部动脉破裂昏倒，急转内江医院又转成都华西医院，经十小时手术后才挽救残命。李兴拾被打成脑外伤、脑振荡致精神残疾已住院治疗十余年。被告县公安局只有尚力在县人民医院杀人案件的材料，无罗泉镇雎家坝村4社原告家人被打伤的调查材料，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错办错判案件，将原告一家受伤害案件分刑事附带民事、民事人身伤害、财产损失6个案件错判，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申诉有的不立案，有的连案件材料接收登记都没有。原告不服，十年申诉上访，被告联合信访机关的人员对原告进行截、堵，扣押原告身份证不退还，借故原告“违法上访”三次行政拘留原告，行政复议、起诉、上诉、申诉尽是串通维持原判。2019年11月15日，原告在去北京后返回资中县人民医院门口时，被县公安局抓去拘留十日，谎以查明“2018年8月16日、2018年10月24日两次到不允许信访人员走访、滞留或聚集的天安门地区上访，……被两次训诫……，2019年11月12日，……于当日11时被中南海地区执勤民警当场挡获并再次训诫。以上事实有吴群仙本人陈述、训诫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的事实为借口对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实际事实是：原告不服资中县公、检、法履职官员胡乱作为，错办冤案，害的原告一家三口两重残，儿子残疾失业，无法生计，十年诉冤无果，上诉、申诉、上访遭截、堵、拘留。2019年11月12日到北京上访，因不知递交上访材料地址，主动向公安员询问递交信访材料的路径，民警发给一张载有“训诫内容”的告知单，以告知哪些地方不能滞留、聚集，不是训诫原告。原告递交材料后，返回资中县即遭被告拘留。 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中，“吴群仙的陈述”是谎记乱写，否则原告所述的事实才是真实的。所谓的“训诫书”是没有加盖任何公安机关公章的训诫书，被告以原为告知上访人注意事项的说明为“训诫内容”而借故处罚是违法的。被告调查的“证人证言”肯定是证人谎言。 国家信访机关早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当事人因某一行为在一天受到训诫后，当场被行政拘留属于一次双罚。同一事件不能同时进行一次双罚，属于量刑过重，违反执法程序”。并且，治安处罚法律规定“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执行处罚”，原告没有在任何地址有违法行为，被告是为了迫害上访人故意作行政拘留处罚，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违法执法的责任。为此，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决被告赔偿拘留原告十日的误工损失3064.3元（306.43元/天×10天），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元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维权的费用损失。 原告吴群仙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原告的《伸冤请求》一份，证明：其家人含冤的事实。 二、《训诫内容》一份，证明原告每次到北京，北京市公安机关都发给了其告知单。 被告县公安局辩称：第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我局依法查明，吴群仙于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11月，先后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其中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11月因到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该行为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听劝阻，情节较重的行为，资中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吴群仙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合法。上述事实有吴群仙本人的陈述和申辩、林某和谢某的证人证言、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和训诫书、接受证据清单等证据证实。虽然吴群仙只承认自己于2018年8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11月等时间到北京上访的事实，否认自己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我局认定吴群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的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之间相互应证，形成证据锁链，认定事实清楚，充分证明了吴群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第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我局在办理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受案登记、传唤询问、处罚告知、审核审批及通知家属等全部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有吴群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卷宗材料为证。同时，我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依据，证明我局办理吴群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第三、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多次前往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且不听劝阻，经资中县公安局依法调查认定，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成立，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5日对吴群仙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已由县公安局民警送资中县行政拘留所执行完毕。第四、原告吴群仙请求撤销“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赔偿误工损失和精神损失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原告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其中多次前往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且不听劝阻，吴群仙的行为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二）县公安局据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清楚。该案有吴群仙本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工作说明、训诫书等证据证明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成立。（三）县公安局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原告的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北京市，但其居住地为资中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之规定，本案经林某报至我局，我局依法具有管辖权。（四）在办理原告被行政处罚案过程中，县公安局及其执法人员完全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任何违纪违法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诉求及事实理由不成立，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国家赔偿诉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被告依法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 1.原告吴群仙违法事实的依据共7份，证明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包括：原告的两份询问笔录、证人林某的询问笔录、证人谢某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的训诫书两份（时间分别为2018年8月16日、10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一份（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 2.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共13份，证明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呈请传唤报告书、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受案登记表、接收证据清单、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登记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登记表、对原告进行询问告知的同步录音录像光碟一张。 3.被告县公安局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处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系被告县公安局执法程序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被告县公安局所举证据经原告吴群仙当庭质证，原告对县公安局所举的事实证据未质证，认为其到北京上访多次，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给训诫书，只是给了告知单，其到北京上访是对的，没有违法；对县公安局提交的程序性证据未发表正面质证意见，但认可同步录像光碟上的内容；对县公安局出示的法律依据没有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县公安局认定原告到北京上访并因到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上访而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的事实证据，原告未予否认，且对到北京上访的事实也予以承认，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县公安局所举执法程序的证据均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其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履行了相关程序，本院予以采信；县公安局提交的法律依据现行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群仙认为其房屋被荣盛白石厂损坏和丈夫李兴拾、儿子李燎原被荣盛白石厂派人打伤、杀伤，对政府、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处理相关案件的结果不服，多次到北京上访。2018年8月16日、10月24日，原告两次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地区被民警发现，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2019年11月12日，原告又到北京上访，在中南海周边被执勤民警发现，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训诫，随后被资中县罗泉镇的工作人员接回资中县。2019年11月14日16时05分，资中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向县公安局报案，当天22点过，县公安局将原告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询问，但原告拒绝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原告到案后，县公安局办案民警对其进行了询问，并进行了调查取证。县公安局认定原告于2018年8月16日、10月24日两次前往北京市天安门周边地区上访，2019年11月12日再次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三次，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县公安局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11月15日凌晨，县公安局向原告宣告并送达了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告送入资中县拘留所执行拘留。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县公安局是否应当对原告吴群仙进行赔偿。 被告县公安局以原告吴群仙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作出对其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已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内资公（治）行罚决字[2019]769号行政处罚决定。本院（2019）川1025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已作出认定：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并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县公安局针对原告吴群仙作出的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已被本院认定为合法行为，原告吴群仙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请求已被驳回，故其以该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为由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群仙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畅 审 判 员 胡  相  林 人民陪审员 曾  正  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代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