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22民初2825号 原告：杨水仙，女，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淮，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巍，男，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被告：张冬琴，女，197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杜娟，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龙，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水仙与被告罗巍、张冬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经原告杨水仙申请诉讼保全，本院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23日作出保全裁定。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7月9日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9月4日对本案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李淮，被告罗巍、张冬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杜娟、程龙到庭参加诉讼；于2019年11月5日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水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陈妍、李淮，被告罗巍、张冬琴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杜娟、程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水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90万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1319300元（以79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实际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杨水仙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80万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1302600元（以78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实际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上述1-2项款项合计为人民币910260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罗巍、张冬琴系夫妻关系，自2014年10月份起至2018年7月份期间，两被告以缺乏资金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1.5%计算，累计借款共计14879500元。借款后，两被告归还了借款本金7079500元，支付利息1746330元，截至2018年8月1日，两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80万元及之后的利息未付，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未果。被告借款不还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罗巍辩称，一、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原告汇入被告张冬琴的第一笔50万元系被告罗巍母亲杨菊芝向原告的借款与两被告无关。2、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实际上是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汇给被告罗巍的款项均系原告通过罗巍出借给第三人的借款。原告系借款的实际控制人，其通过被告罗巍借款给第三人之后，被告罗巍会向原告或原告女儿吴某汇报借款去向、还款及利息支付的进度等，并在收回第三人的借款本金或利息之后及时将款项汇给原告或原告女儿吴某。3、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往来款项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原告将款项汇给被告罗巍后，被告罗巍于当日或几日后便又汇还给原告的情形多次出现。此外，原告汇给被告罗巍款项或者第三人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罗巍后，被告罗巍都及时汇给了第三人，据此，被告罗巍实际上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中间人。若原、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这么多年往来款项，却没写过一张借条不符合常理。二、即便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砍头息的情况，本金应按照实际交付的金额计算，且双方对借款未约定利息，那么被告罗巍汇入原告账户的款项均应作为归还借款本金而扣除。三、即便本案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款项也与被告张冬琴无关。虽然被告罗巍多次将款项汇入被告张冬琴的银行账户内，但上述银行卡均由被告罗巍持有使用，被告张冬琴并不知情，两被告之间更没有共同向原告杨水仙借款的合意，涉案款项也未用于两被告家庭共同生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张冬琴辩称，被告张冬琴认同被告罗巍的答辩意见，被告张冬琴对于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的款项往来并不知情，除了涉案的50万元系被告罗巍母亲借款汇入被告张冬琴账户外，其余款项均未汇入被告张冬琴账户，故原告要求被告张冬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水仙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借款明细表一份，原告杨水仙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二份（合计107页），原告杨水仙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一份（共5页），拟证明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两被告出借款项，两被告归还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对银行流水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是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从上述银行流水可以看出：1、原告与被告罗巍款项往来比较密集，存在同天或者一两天被告罗巍汇入原告账户后，又从原告账户汇出，如果说被告罗巍真有借款需求，那么双方款项不会如此频繁往来；2、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的往来款系每笔相互对应的，计算方式也是每笔单独计算的，这说明涉案的每笔款项最终流向了不同的主体；3、除了第一笔款项与被告张冬琴有关，余下都没有关系，因此原告要求张冬琴承担是没有依据的。 第二组证据：原告女儿吴某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共23页）、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以其女儿吴某名下银行卡支付部分借款并接受部分还款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对银行流水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反可以证明原告女儿吴某是涉案款项的合伙人之一，不仅汇出款项而且接收款项，是实际利益接收人，需追加吴某为本案第三人。 原告杨水仙反驳称：涉案部分款项通过原告女儿吴某汇出和接收的原因，一是被告罗巍要求使用工商银行账户汇款以减少手续费产生，二是原告女儿更善于使用网上银行功能以便操作款项进出，且吴某在收到款项后便转汇给原告，故原告女儿吴某并非涉案款项的出借人。 第三组证据：被告罗巍与被告张冬琴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拟证明两被告于2002年7月登记结婚，负债期间系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异议，但本案并非借款关系。 第四组证据：被告罗巍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共287页）、被告罗巍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共55页）、三门银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明2014年10月至2018年7月期间，两被告之间存在频繁的银行转账记录，且资金金额较大，其中包含了原告的部分出借款由被告罗巍转账给被告张冬琴的事实及两被告将其中部分款项转账给三门银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郑卫锋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被告罗巍转账给案外人郑卫锋更证明了被告罗巍未截留款项，仅是中间人身份。 第五组证据：《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各一份，拟证明负债期间，两被告购置大宗资产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除了原告汇给被告张冬琴第一笔50万元的款项用于购买上述江山华府房产以外，其余资产购入的款项来源均与原告无关。 第六组证据：支付宝转账账单截图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为借贷关系并约定有利息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涉案的款项系原告通过被告罗巍把钱借给第三方，上述转账系被告罗巍向原告汇报出借情况。 第七组证据：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打印件十份，拟证明借款期间，两被告通过支付宝转账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利息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上述款项是第三方通过被告罗巍支付给原告的利息。 第八组证据：证人吴某当庭所作的证言，拟证明原告与两被告系借款关系，并且利息明确约定，被告方按照约定利息定期支付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1、证人跟原告系母女关系，存在利害关系。证人所了解的所谓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是听原告陈述的，不具有客观真实性。2、证人的陈述与原告的证明对象存在一定冲突。2014年10月8日的50万元汇款，证人明确表述没有利息，但是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利息，并且在表格中列明被告付了15000元利息。这一笔借款没有利息，与其他款项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证明余下款项与这一笔款项不同。按照证人说法，她有法学专业背景及法律从业经历，从2015年知道这件事后，每年都在进行风险防范，但是仍然未要求被告罗巍出具借条，既然原告家与被告家关系深厚，连借条都不用出具，更不会要求支付利息。证人上述证言进一步证明本案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3、证人所称的不能进行统算与常理相违背，按照交易习惯，如果是借款，应该有结算，一个期间借款统一支付利息最方便，而不是一笔一笔算利息，从资金及利息走向也可证明原、被告之间并非借贷关系。 第九组证据：浙江省嵊州市（2018）浙0683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两被告负债期间，于2017年12月18日在浙江省嵊州市购置大宗房产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1、两被告没有负债，不存在所谓“负债期间”；2、该判决书认定的也是被告罗巍与案外人嵊州五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罗巍购买商铺时并未告知被告张冬琴，该房产并非两被告共同购置；3、该商铺已付房款中部分是被告罗巍使用被告张冬琴的信用卡支付，部分是罗巍自有资金，在房款支付时间前后，原告转给被告罗巍的款项也均转给第三人，被告罗巍未使用原告资金购买房产，故本案即便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也不能认定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 原告杨水仙反驳称：1、房产是大宗商品，上述房产又是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的，被告张冬琴应该知情，否则不符合常理；2、本案中两被告的资金是混同使用的，被告张冬琴将自己的银行卡都交给被告罗巍在保管使用，是对夫妻财产共同支配的一种认可，被告张冬琴理应了解被告罗巍使用资金去向，因此即便资金是从张冬琴账户流出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系被告罗巍的个人资金，也不能排除并非来自原告的资金；3、被告罗巍在做资金生意期间，获得的经济利益及被告张冬琴等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也已实际用于了家庭开支或家庭共同经营，这一点从罗巍银行卡消费明细中可以显现。 第十组证据：原告与被告罗巍的短信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罗巍为证明自己的经济状况，曾于2018年5月30日将自己的房产情况发短信告知原告的事实。 两被告质证称：对短信内容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罗巍发给原告该信息是由于被告罗巍想要抛售信息中的房产，故将房产信息发送对中介较为熟悉的原告，为了发布房产信息所用；短信内容也无法体现被告罗巍需要证明自己经济状况的意图。 被告罗巍、张冬琴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告罗巍的银行流水单一份，拟证明被告罗巍在收到原告的款项后立即将款项转汇给他人，被告罗巍与原告仅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原告提交的证据更加全面，且本组证据不能证明两被告拟证事实。 第二组证据：支付宝账单九份、支付宝聊天记录截图一份，拟证明聊天内容是汇报性质，进一步证明原告与被告罗巍系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原告也提供了10份支付宝账单，对上述9份支付宝账单认可的，能够印证被告支付利息这个事实。聊天记录是事实，但是不是委托代理或者汇报工作，原告回复“好的”，是对收到6000元利息的确认，并不是对利息来源的确认，该笔款项是短期借款，利息相对高一点。聊天记录后面的1500元对应的是2016年2月2日10万元借款利息，因为是长期的，利息低一点。综上，可以看出本组证据不完整，不能证明整体情况。 第三组证据：被告罗巍银行流水单一份、借条复印件十四份，拟证明原告汇给被告资金的去向情况。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1、原告不认识出具借条的三个人，也没有委托被告罗巍借钱给上述三人，被告罗巍也从未告诉过原告上述借款情况，原告对三人出具借条从不知情，即便上述借条真实，与原告也无关，仅是出具借条的人按照被告罗巍要求书写的，并不能证明出具借条的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借条总额780万元，但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总金额是14879500元，还差7079500元，差距巨大，且被告提供的780万元借条和原告出借给被告罗巍的50笔款项并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证明借条上的780万元就是原告出借给被告14879500元的一部分；3、将借条比照交易明细可以发现，原告给被告罗巍的资金是被告罗巍自行支配的，借给谁、借多少、借多长时间等均由被告罗巍自己确定，不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另外被告罗巍从原告处借款，还从其他处借款，原告和其他人的资金混合在一起，不可区分；4、借条形成过程也不符合常理：其中有的借条被告并未将款项汇给借条出具人，有的借条未约定利息，有的同一天同一人出具多张借条均不符合常理，且借条上的利息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存在利差，而在借款人未按时向被告支付借款利息的情形下，被告却按时向原告支付了利息，上述特征均不符被告抗辩的“代理关系”。 被告罗巍、张冬琴反驳称：被告提交的《借条与资金对应情况》能够表明最后原告交付给被告罗巍的资金最后都是流转给借款人。 第四组证据：聊天记录复印件三十四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微信记录上的对账单与现被告提交的账单有所出入，部分款项被告在本案提交的账单中认为结清的款项，在微信记录的账单里仍在计息，相互矛盾；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罗巍对一些利息、本金已经确认，且每笔利息有规律，跟我们提交的总体对账表是对应的，能够反映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利息支付情况，并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 被告罗巍、张冬琴反驳称：1、微信聊天记录都体现了被告罗巍向原告女儿吴某汇报的特征，比如利息收回多少都发截图给吴某，并会解释对应哪一笔；2、聊天记录能够体现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且原告女儿均将其定义为往来款而不是借款；比如吴某会询问被告罗巍是否需要资金，并对款项作出了长期或者短期的区分，并不定期要求被告罗巍进行对账，而罗巍将这些款项均表述为“在我手上”，说明双方系委托关系，而不是借款关系；3、账单有出入是因为微信发的账单不是最终的账单，面对面对账后有许多修改，但并不能否认真实性，都是对账过程形成的数据。 第五组证据：工商银行流水明细、中国银行流水明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合同详情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车辆和房屋的资金来源问题，与原告及原告女儿吴某汇款资金无关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不完整，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款项来源，也不能够证明资金来源是其自有资金，倒是可以证明所有的购房、购车、家庭日常消费，均是通过罗巍的卡或者所谓的张冬琴的卡共同消费的。 被告罗巍、张冬琴反驳称：两被告共同财产中，除用于购买江山华府房产的50万元系被告母亲向原告所借外，其余房产、车辆首付款均是两被告个人资金，从银行流水也可看出与原告资金没有关联，且两被告均有固定工资收入、商铺租金等能够负担。 第六组证据：证人陈某当庭所作的证言，拟证明证人陈某出具的两份借条的出借人为原告，被告罗巍仅为中间人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总体质证意见不认可证人的说法。1、原告对于被告罗巍借款给证人陈某并不知情，证人陈某与被告罗巍系朋友关系，但不认识原告杨水仙，借条也是被告方要求证人出具的，款项来源也只是听被告罗巍说的；2、证人的两笔借款都是先三分利，后来调整到一分半，实际上第一笔是三分利，第二笔是两分利，给原告的利息存在一分利的利差。 第七组证据：证人张某当庭所作的证言，拟证明证人张某系向原告杨水仙借款，被告罗巍仅为中间人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1、被告张冬琴是证人张某的亲姑姑，关系相当紧密，在此情况下向被告罗巍借款，被告张冬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2、证人张某并不认识杨水仙，是听被告罗巍陈述说自己没钱，杨水仙有钱，但是并不是代表张某就是向杨水仙借款，原告对于被告借款给证人的情形也不知情；3、证人张某称其并不是每月按时向被告罗巍支付利息，但原告每月都能按时收到利息，被告罗巍若真是代理人不可能垫付利息。 第八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注册凭证一份，拟证明张冬琴尾号为2474的卡在2004年6月17日开卡预留的手机号码为139××××3001，即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拟证明该卡实际系被告罗巍在使用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上述银行卡系以被告张冬琴的名义办理登记的，被告张冬琴应对该卡产生的权利义务负责；虽然该卡预留的是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但与谁实际持有使用该卡并无关联；据原告了解该卡虽在登记初始预留的是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但是后调整为了被告张冬琴的手机号码，故本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 第九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业务档案、短信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张冬琴尾号为4234的卡在2009年开卡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为88379972，并预留了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此后该卡短信发送至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能证明该卡实际系被告罗巍在使用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上述银行卡系以被告张冬琴的名义办理登记的，被告张冬琴应对该卡产生的权利义务负责；虽然该卡预留的是家庭号码及被告罗巍的手机号码，但与谁实际持有使用该卡并无关联；被告提供的发送短信的次数仅为三次且均发生在原告向被告催讨债务之后；在此期间预留号码有无变更也并不明确，因此不能证明该卡是被告罗巍使用。 第十组证据：POS机签购单原件17张，出上签购单“张冬琴”三个字均系罗巍签署，其中部分签购单的时间系张冬琴上班时间，进一步印证登记在张冬琴名下的尾号为0965、0901、4234的卡均系罗巍在使用。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尾号为0965、0901、4234的卡登记在被告张冬琴名下，被告张冬琴应对该卡产生的权利义务负责；签购单“张冬琴”是否由被告罗巍签署真伪不明，且即便是被告罗巍代为签名也应得到了被告张冬琴的授权；上述签购单发生期间与本案资金交易期间并无关联；签购单中记载的商户名称可以印证上述卡用于两被告日常消费或生产经营支出，两被告夫妻财产混同；另外，被告仅仅提供了被告张冬琴涉案7张银行卡中4张的相关情况，被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张冬琴的卡均是由被告罗巍使用同时又否认被告张冬琴的卡所使用的是原告杨水仙的资金，相互矛盾。 第十一组证据：银行流水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8）浙0683民初8427号判决书中载明支付的房款与原告资金无关的事实。 原告杨水仙质证称：虽购房款来自于被告张冬琴的账户，但该款项来源不明确，不能证明与原告资金无关，且被告陈述称被告张冬琴的账户一直由被告罗巍使用，又称该购房款与原告资金无关，相互矛盾。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即借款明细表一份，原告杨水仙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两份，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单一份，原告女儿吴某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支付宝转账账单截图打印件一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打印件十份，本院一并予以认证。本组证据中银行流水单、账户明细及支付宝转账账单、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均系相关金融机构出具，客观详实，且被告罗巍、张冬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通过本人及女儿吴某账户汇款给被告罗巍、张冬琴款项合计14879500元（其中汇给张冬琴为第一笔50万元），被告罗巍通过银行汇款或支付转账方式汇款给原告杨水仙或其女儿款项合计8719830元的事实。本组证据中原告提交的借款明细表系原告单方制作的证据，不属于证据范畴，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被告争议的往来款项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即原告与被告罗巍是直接的借贷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本院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详细阐述。至于原、被告争议的其中几笔本金和利息支付对应的是哪一笔借款问题，不影响本案借款数额的认定，但与双方主张的往来款项法律关系认定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全貌反映案件的事实，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1、2015年12月23日支付的9000元、2015年12月26日支付的6000元利息对应的是哪一笔借款。原告杨水仙主张该两笔利息是支付2014年10月8日的50万元借款的利息，而被告罗巍主张2015年12月23日支付的9000元对应的是2015年12月3日30万元借款的利息，当时约定月息三分砍头息，经协商推迟了20天支付；2015年12月26日支付的6000元对应的是2015年11月25日交付的194000元借款，该笔借款交付了时扣了6000元利息，按2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按原告杨水仙陈述，该两笔利息如果支付同一笔借款利息，支付时间仅隔3日，不符合常理，且与借款数额及时间不相吻合，也与原告女儿吴某作证陈述第一笔50万元借款未约定利息的说法不相符。相反，两被告陈述第一笔借款系被告罗巍母亲出面向原告所借，是没有利息的，考虑双方存在远亲关系，该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且被告罗巍的陈述与款项支付数额、时间更加吻合，故本院采纳被告罗巍的陈述。2、2015年12月14日支付的4500元利息对应的是哪一笔借款。原告主张支付的是2015年12月3日30万元借款的利息；被告罗巍主张原告于2015年11月16日汇给被告罗巍295500元，实际借款为30万元，当时约定分成两个15万元，其中15万元按月息三分扣除一个月利息，另外15万元是短期借款，所以在5天后支付了750元利息和本金15万元，该笔4500元利息就是支付其中15万元借款的利息。原告杨水仙主张的利息支付时间与对应借款2015年12月3日30万元的其他利息支付时间不相吻合，而被告罗巍的主张更符合借款的交付数额及时间，故本院采纳被告罗巍的陈述。3、2016年1月24日归还的20万元及2016年3月31日归还的30万元对应的是哪一笔借款本金。原告杨水仙主张分别归还的是2015年11月25日交付的194000元借款本息和2015年12月3日30万元借款本金，而被告罗巍主张分别归还的是2016年1月19日40万元借款其中20万元本金及2016年3月22日的30万元借款本金，理由是款项拿过后借不出去回转给原告。分析原、被告的说法，被告罗巍向原告杨水仙支付的2016年1月19日40万元借款及2016年3月22日的30万元借款利息在2018年7月份之前都是按时支付的，付息时间均在每月借款日对应的前一天，被告罗巍的说法与利息支付不相符。考虑到2015年11月25日的借款可能存在倒扣息，双方约定借款数额很可能是20万元的事实，原告杨水仙就两笔还款对应的归还借款陈述相对客观，故本院认定2016年1月24日归还的20万元对应的是2015年11月25日的借款，2016年3月31日归还的30万元对应的是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 二、原告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即两被告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被告罗巍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共287页）、被告罗巍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共55页）、三门银强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本院一并予以认证。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涉案往来款项发生期间，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两被告之间的银行账户往来频繁。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两被告之间的往来款来源于原告汇给被告罗巍的款项，本院认为，两被告系夫妻关系，款项往来频繁符合常理，且被告张冬琴的账户不是单一接收款项，也同时有将款项汇入到被告罗巍的账户，另外，根据两被告的陈述及银行流水特点，也不能排除被告罗巍使用被告张冬琴账户的可能性，但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张冬琴对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的款项往来完全知情，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罗巍收到款项后转账给案外人郑卫锋，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三、原告提供的第五组、第九组证据，即《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宁波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各一份，浙江省嵊州市（2018）浙0683民初84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本院一并予以认证。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在涉案往来款项发生期间，两被告购置了上述房产及车辆，至于涉案款项是否认定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详细阐述。 四、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即证人吴某当庭所作的证言，结合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人吴某的银行流水明细单，证人陈述是原告通过证人吴某汇款给被告罗巍，及代为收取被告罗巍汇入的款项是可信的，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证人陈述原告是借款给被告罗巍的内容，被告并不认可，证人与原告系母女关系，且关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均系听原告陈述的，证明力不强，应根据全案的证据来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五、原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即原告与被告罗巍的短信记录复印件一份，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短信内容，被告仅是表明商铺位置、面积、层高及售价，并未体现任何证明自身经济状况的特征，不能印证被告罗巍承认系借款关系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就本组证据所主张的证明事实不予采信。 六、两被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三组、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即被告罗巍的银行流水单两份，借条复印件十四份，及证人陈某、张某的证人证言，本院一并予以认定。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根据银行流水的明细，被告罗巍在收到原告的汇款后确有将款项汇出给他人，再结合第三方出具的借条分析如下：首先，款项汇入的金额、时间与第三人借款的金额、时间并不一致。例如，2017年8月22日，证人张某出具借条载明借款15万元，但原告仅于2017年8月21日汇给被告罗巍10万元；2017年10月18日，案外人郑卫锋出具借条载明借款100万元，但原告仅于2017年10月17日汇给被告10万元；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22日，证人张某分别出具借条载明借款30万元、100万元，2018年2月1日，案外人郑卫锋出具借条载明借款50万元，但在这一时间段原告仅在2018年1月12日汇给被告罗巍120万元；2018年3月16日，案外人郑卫锋出具借条载明借款100万元，但原告仅于当日汇款给被告罗巍50万元，上述借条均有出现原告汇款时间早于借款时间或原告汇款金额少于借条金额的情形，无法完全对应；其次，原告汇款总额和借条总额差距较大，原告汇款给被告罗巍的款项共计14879500元，扣除双方认可的用于购房的50万元后合计为14379500元，即便上述借条载明的款项共计780万元均是原告所出，则仍有6579500元的款项被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系在原告委托下出借款项；再次，借条形成过程无法体现证明目的，上述借条虽载明出借人是原告杨水仙，但结合两证人证言，借款人与原告杨水仙并不认识，借条是在被告罗巍的要求下出具的，借款来源也仅是听被告罗巍陈述，借款也并非从原告处直接取得的，借条原件至今也均由被告持有，被告罗巍都在向原告定期支付利息，上述情形与两被告所称的代理关系都不相符。综上，本院对本组证据不予采信。 七、两被告提交的第二组、第四组证据，即被告支付宝账单九份，原、被告支付宝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聊天记录复印件三十四份，本院一并予以认定。原告杨水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述支付宝账单仅能证明被告罗巍在向原告杨水仙支付利息，但无法证明系替第三人转汇给原告，结合被告罗巍与原告及原告女儿吴某的聊天记录来看，聊天内容也仅为款项时间、金额、利息，无法体系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故本院对本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八、两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即被告罗巍的工商银行流水明细、中国银行流水明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合同详情复印件各一份。两被告虽主张上述购置资金与原告资金无关，但上述不动产及车辆均系两被告在与原告往来款发生期间置办的，且被告罗巍用于支付位于宁波房产首付款的工商银行账户、支付车辆首付款的招商银行账户均有原告的款项汇入，货币系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原告款项汇入后与被告自有资金相混合，无法特定化，被告仅以部分银行流水证明上述房产、车辆的购入资金与原告无关，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力不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九、两被告提交的第八组、第九组、第十组证据即被告张冬琴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注册凭证一份，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业务档案、短信复印件三份，POS机签购单原件17张，本院一并予以认定。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即便银行账户开户时留存是另一方的号码，也无法证明该账户一直由另一方使用，而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仅有一张银行卡开户时留存的是被告罗巍的手机号，本案中两被告称张冬琴名下有七张银行卡均由被告罗巍持有使用，而被告张冬琴对使用状况均毫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上述的签购单仅能证明当时购买人支付及签字内容，即便被告提供的签购单系被告罗巍代为签字，也无法证明被告罗巍一直持有使用对应的银行卡。故两被告以上述证据证明被告罗巍一直系被告张冬琴银行卡实际使用人，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十、两被告提交的第十一组证据即银行流水单一份，两被告主张用于支付购买嵊州房产的被告张冬琴银行卡由被告罗巍使用，但被告罗巍与原告款项来往频繁，且被告罗巍也有将款项汇入上述银行卡内，两被告以此证明该银行卡账户用于支付房款的款项来源与原告汇给被告罗巍的款项无关，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罗巍、张冬琴系夫妻关系。2014年10月8日，两被告通过被告罗巍的母亲杨菊芝联系向原告杨水仙借款50万元，原告杨水仙汇款给被告张冬琴50万元。之后，从2014年11月至2018年6月份，原告杨水仙通过本人或女儿吴某的账户分多次汇款给被告罗巍款项合计14379500元；从2014年11月至2018年7月份，被告罗巍通过银行汇款或支付转账方式多次汇款给原告杨水仙或其女儿吴某款项合计8719830元，其中原、被告认可是用于偿还本金的是7079500元，用于偿付利息的是1640330元。2018年12月26日及2019年5月18日，被告罗巍分别交给原告杨水仙现金2万元、86000元。具体借款还款及付息情况详见明细表（附后）。 另查明，在本案往来款发生期间，被告罗巍、张冬琴通过按揭贷款方式共同购买了位于三门县，被告罗巍个人名义购买了位于宁波市的商品房一套、位于嵊州市的商铺一间，被告张冬琴通过按揭贷款方式购买了奔驰轿车一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款项往来的法律关系认定、具体款项数额及利息认定、还款义务人的主体及责任认定，本院具体阐述如下： 一、本案款项往来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杨水仙已经通过举证证明其向被告交付了款项合计14879500元，结合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对被告罗巍交付给原告的款项有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区分，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故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两被告抗辩原告交付给被告的14879500元除了第一笔为直接借款外，其他款项均系原告委托被告罗巍出借给第三人的款项，应当就其主张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未签订过任何委托协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单、借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均不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故两被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原告杨水仙汇款给两被告的款项性质为民间借贷关系。 二、本案具体借款数额及利息认定的问题。关于利息约定问题，虽然本案中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条，但从借款后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此期间，被告罗巍陆续支付给原告的金额，除了早期几笔借款利息较高外，后续利息全部以尚欠的每笔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支付，且支付的时间也很有规律性。综上，本院认定双方对尚欠借款利息口头约定按月利率1.5%计算。两被告抗辩称陆续支付的款项系归还给原告的借款本金，与实际支付情况不相符，也与两被告答辩被告罗巍是受原告委托出借给他人赚取利息的说法相违背，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认证理由及事实认定，本院认定被告罗巍在2018年8月1日前尚欠原告借款本金780万元，尚欠的每笔借款利息按期支付到2018年6月份或7月份。关于被告罗巍在2018年12月26日、2019年5月18日分别交给原告杨水仙现金2万元、86000元的交款性质争议，即是被告罗巍是借款给原告还是支付给原告的利息，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罗巍主张该款项系原告向其借款的说法，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罗巍的主张不予采纳。至于认定是归还借款本金还是支付利息，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清偿顺序，应将该两笔106000元在尚欠的应付利息中予以扣除。另外，本案借款其中早期有两笔借款在交付时可能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形，但在诉讼前被告罗巍早已自愿履行完毕，债权债务已归于消灭，不应再纳入本案的处理范围。 三、本案的还款义务人及责任认定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罗巍作为借款人在原告催讨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归还借款，其行为显属违约，对原告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原告杨水仙要求被告罗巍归还借款本金78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杨水仙主张要求以借款本金7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8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没有主张之前单笔借款最后付息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的利息，也没有要求将被告罗巍后来现金交付的106000元款项在2018年8月1日前未主张的利息中扣除，属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故原告杨水仙主张的利息请求中应扣除该106000元，本院对原告杨水仙主张的其他利息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被告张冬琴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虽发生在被告罗巍、张冬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累计总额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张冬琴对原告与被告罗巍之间的借款完全知情，故被告张冬琴不应对本案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是否应该承担部分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夫妻生活具有私密性，原告杨水仙作为债权人对于借款的用途及其衍生利益无法完全了解，应降低证明标准，对其举证要求不能过高。本案中，原告已经初步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期间，两被告购置了大宗资产，如为购置三门县的商品房曾向原告杨水仙借款50万元，为购置宁波市的商品房支付了购房款31万元，为购置嵊州市的商铺支付了首付款210112元，为购置奔驰轿车支付了首付款194390元，上述款项合计1214502元。虽然其中向原告借款用于购置三门县商品房的50万元已经归还，但借款归还时间均发生在本案第二笔借款之后，不能排除归还的款项来源于原告杨水仙借款的可能。期间，两被告还需归还所购房屋、车辆的按揭贷款，支付子女抚养教育等家庭开支，这也与被告陈述的收入水平不符，现两被告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家庭开支款项来源于其他渠道。另外，根据被告罗巍及证人张某的陈述，被告罗巍借给证人张某200万元，该款项来源于原告的借款，而原告杨水仙陈述曾碰到被告张冬琴，说是两被告投资到张某开办的4S店，不管是借款给张某还是投资到张某开办的4S店，证人张某作为被告张冬琴的侄子，双方关系更为亲密，根据常理分析，这种巨额款项交付给被告张冬琴的亲属，被告罗巍应该会征求被告张冬琴的意见，被告张冬琴辩称对借款毫不知情，被告罗巍也从未告知此事，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便张冬琴对该笔借款并不知情，但被告罗巍基于被告张冬琴家庭亲情的内部关系借款给证人张某，也与被告张冬琴夫妻共同生活密切关联，故本院对该200万元款项应作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综上，本院综合被告罗巍向原告借款总额、可能用途及家庭共同生活开支等因素，考虑罗巍在宁波购置的商品房后来又有抵押贷款等因素，酌定认定本案借款其中的310万元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对原告杨水仙要求被告张冬琴共同归还借款本息的合理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罗巍偿还给原告杨水仙借款本金7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78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借款本金履行完毕之日止（扣除2018年8月1日之后支付的106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 二、由被告张冬琴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中借款本金3100000元及相对应的利息付款义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杨水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罗巍、张冬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518元，由原告杨水仙负担768元，由被告罗巍负担74750元；被告张冬琴对被告罗巍应负担的诉讼费其中29700元负有共同支付义务。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卢小挺 人民陪审员  陈松英 人民陪审员  何永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陈亚群 代书 记员  马晓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