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民终3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俊杰，男，1994年8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海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建，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负责人：毛寄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任重，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俊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上海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一案，不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2民初4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俊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错误认定“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发生改变”。1.案涉保险单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案涉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保险期间，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据此，对“家庭自用汽车”被保险人可允许其他驾驶人驾驶车辆。2.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应对“改变使用性质”的定义进行解释与说明，并告知投保人。在保险人未对“改变使用性质”的定义进行解释与说明的情形之下，只能按照国家对车辆的管理规定及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业务中对车辆的分类确定车辆的使用性质。我国对车辆从使用性质而言区分为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而保险公司在对机动车承保时将车辆分为家庭自用、营运车辆。案涉车辆在案外人使用期间并未改变其自用的性质，并未用于营运。3.一审称“所谓家庭自用按照通常理解应为被保险人及其具有驾驶资格的家庭成员或者被保险人允许的具有驾驶资格的其他亲朋好友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使用车辆”，这种通常理解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如被保险人将其车辆长期无偿出借给亲朋好友使用，这与本人将车辆交付给周海涛使用并没有区别，一审并无依据认定周海涛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使用车辆。二、一审法院认定出租导致被保险车辆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发生改变，车辆处于脱管状态，最终很可能导致对车辆性能、使用功能不太熟悉的人使用车辆，从而显著增加车辆使用过程中的危险程度。该认定同样错误。如前所述，被保险人允许自己的亲朋好友使用管理车辆与非从事营运活动的周海涛使用管理车辆之间并无区别。凡是依法通过驾驶资格考试并取得驾驶证的人员，只要其驾驶的车辆与其准驾车型相符即可。周海涛系因避让车辆撞至路边绿化及树木等，并无证据证明其系因对车辆性能、使用功能不熟悉而发生的事故。三、本人将案涉车辆交由周海涛使用不属于人保上海公司的免赔范围。1.车辆使用性质从大类上分可分为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营运车辆通常是指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营运证书的从事客运、货运或客货两用的车辆。案涉车辆被承租人周海涛租赁后，完全用于日常生活和出行所需，并未用于营业性质的运输，与私人生活用车并无本质区别，不属于营运车辆的范畴。从出租人的角度讲，出租人在不配备驾驶员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付承租人使用，收取租赁费，该出租行为属于租赁性经营行为，与出租车等营运性车辆的营运行为有本质区别，且在承租人合法驾驶的前提下，不能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人保上海公司所称的发生交通事故时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改变、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责任免除情形的辩解意见，不应予以采信。2.保险人未对“改变使用性质”的定义进行解释与说明，更未将免赔事由告知本人，免赔条款依法不能适用。 人保上海公司辩称：1.一审对“家庭自用”理解为“被保险人及其具有驾驶资格的家庭成员或者被保险人允许的具有驾驶资格的其他亲朋好友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使用车辆”，符合法律规定的通常理解。2.一审认定“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发生改变”合理，该车辆系以牟利为目的，租赁给不特定的人使用，明显区别于“家庭自用”。3.一审从被保险车辆用途改变、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改变等角度，认定案涉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于法有据。营运活动与家庭自用的区别在于：一是营运以收取费用为目的，家庭自用一般不收取费用；二是营运的服务对象是不特定的人，与车主没有特定关系。黄俊杰将家庭自用汽车用于租赁型经营活动，具有营运的特征，必然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4.根据《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条、第九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五条规定，从事汽车租赁经营行为应当依法经政府部门审批并取得道路运输许可，其风险程度显然高于“家庭自用”。黄俊杰未经许可违法从事汽车租赁经营行为，其危险程度当然更高。5.黄俊杰认为我公司因对“改变使用性质”的定义未进行解释说明而不得免责的主张不能成立。我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等法律规定，而非合同规定，其主张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俊杰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俊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向本人支付保险理赔款1607808元并赔偿本人利息损失（利息以1607808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2月23日起计算至人保上海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人保上海公司向本人支付评估费18160元；3.诉讼费用由人保上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黄俊杰从案外人张舟处购得迈凯伦跑车一辆，车牌号码由沪Ｂ×××××变更为苏Ｆ×××××。2018年7月9日，该车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由张舟变更为黄俊杰，其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2788292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23日0时起至2019年6月22日24时止，保险人人保上海公司向黄俊杰签发保险单，保险单载明的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六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2018年12月6日1时30分许，案外人周海涛（男，32岁）驾驶上述被保险车辆，沿如皋市如城街道中山西路由西向东行至桃源路路口，因避让车辆撞路边绿化及树木，致车辆及绿化等物品损坏。该事故经如皋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周海涛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周海涛通知了人保上海公司。人保上海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向黄俊杰出具拒赔告知书，告知书载明：“这起车损事故经我公司调查取证核实，涉案车辆改变使用性质用于出租租赁，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被保险人未书面通知保险人，故我公司对本起案件商业险予以拒赔。如您对本告知书的内容及事实有不同意见，请您收到本告知书后，于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 因人保上海公司拒赔，黄俊杰于2019年4月9日委托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评估案涉车辆损失为1607808元。黄俊杰因此支出评估费18610元。后该车被送至上海森那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 另查，周海涛于2018年12月13日向公安机关陈述：“车子是周凯租的，由屠浩介绍的南通的这个姓徐的人给周凯的，周凯跟姓徐的联系后，是在事故发生前一两天就支付定金及租金，当时约定的是租？天，至今当时周凯支付了多少钱给这个姓徐的人我不清楚，付钱后过了两天周凯让我到南通去拿车子，因为周凯是国际驾照，所以那车子的时候租赁合同是我跟这个姓徐的签的，周凯是担保人，合同是在中南城17楼老徐的公司办公室（名字好像叫居合地产公司）里签的，签字的时候有我、周凯、屠浩还有这个姓徐的，合同上租车人是我，担保人是周凯，实际租金是周凯支付的，我一分钱都没有出，签好租赁合同后在中南城楼下由我将车子开走的，当时周凯坐在副驾驶上。”“定金、租金等都是周凯给的，事故后的租金也是周凯转给我之后我再转给姓徐的人的，我有跟周凯及姓徐的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可以将聊天记录提供给你们”“好像说的租金8000元一天，另外给了七万的押金。” 2019年5月5日，黄俊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案审理中，人保上海公司申请对案涉被保险车辆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中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评估，该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出具（2019）苏0682法鉴字第00221号司法鉴定委托书一份，载明公估结论为最终标的车辆损失定额金额为1203162元。人保上海公司因此支出司法鉴定费4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黄俊杰将案涉车辆有偿出租，出租期间由案外人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保险事故，人保上海公司能否据此免责？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本案中，黄俊杰作为案涉被保险车辆的受让人，应承继案涉保险合同原被保险人张舟的权利和义务，人保上海公司也已经接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并办理了相应变更手续，向黄俊杰签发了保险单，黄俊杰对案涉保险合同享有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权利。 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改变；（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黄俊杰将案涉车辆用于出租经营的情形属于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理由：1.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发生改变。依据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车辆用途为家庭自用，所谓家庭自用按照通常理解应为被保险人及其具有驾驶资格的家庭成员或者被保险人允许的具有驾驶资格的其他亲朋好友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使用车辆，而本案黄俊杰将车辆出租经营收取租金，此种使用范围明显超出家庭自用范畴实质已经改变案涉车辆的用途；2.出租导致被保险车辆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发生改变。被保险车辆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应当是被保险人车辆当然的使用人或管理人，所有人对车辆的使用性能、功能或注意事项相对熟悉，如果用于家庭自用，被保险车辆一般不会脱离车辆所有人的控制和管理。而将车辆用于出租，意味着车辆将交付给车辆承租人使用和管理，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再将车辆交由他人使用，使车辆处于脱管状态，最终很可能导致对车辆性能、使用功能不太熟悉的人使用车辆，从而显著增加车辆使用过程中的危险程度。 综上，因案涉事故正是黄俊杰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他人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被保险车辆受损，黄俊杰亦没有证据证明其曾通知人保上海公司将被保险车辆用于出租，故人保上海公司对因危险险种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责任。人保上海公司为确定事故损失程度而支出的司法评估费用45000元，应由保险人承担。 判决：驳回黄俊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33元，由黄俊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均同意本院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车辆出租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人保上海公司能否以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通知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关于保险标的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改变；（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被保险车辆系由被保险人黄俊杰对外出租使用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损的事实并无异议，仅是双方对于该种情形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存在争议。就此本院认为，案涉车辆投保时载明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所谓家庭自用的服务对象一般为家人、朋友等与车主具有特定关系的人，不会收取费用，而黄俊杰将案涉机动车车辆对外出租给不特定的人使用并收取租金，性质已等同于租赁经营，已超出个人家庭自用范畴，导致保险标的用途发生改变。而该租赁活动中，车辆的驾乘人员、管理人亦发生改变，即使驾驶人员均是依法通过驾驶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车型驾驶证的人员，该车辆的使用人与管理人亦变为不特定的他人，脱离被保险人掌控范围。关于“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及“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均有法律明文规定，并不存在多种理解，且不适用保险人未提示说明即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的法律规定。案涉被保险车辆符合前述两种情形，即构成保险标的物“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黄俊杰无证据证明已及时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形下，人保上海公司依法有权主张拒赔。 作为双务合同的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与履行保险责任应为对价关系，保险人有权依据保险标的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高低。如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超过了保险人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估，且被保险人隐瞒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仍要求保险人依据先前的合同承担责任，对保险人而言显失公平，既违反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亦不利于保险行业生态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黄俊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33元，由黄俊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晓春 审判员  刘 琰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