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19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某，男，2014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法定代理人：廖某，女，197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系周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农清，男，197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澧县，系周某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岳森，湖南惠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曹祥辉，男，198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岳阳市南湖新区南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岳阳市南湖东游路38号。负责人：张乘勇，系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震，岳阳市岳阳楼区城陵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某因与被上诉人曹祥辉、岳阳市南湖新区南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湖街道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4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农清、纪岳森，被上诉人曹祥辉，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2019）湘0602民初4429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至始至终仅有一份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的金额和赔偿项目明确，协议核定的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为11人。协议配套的人口调查认定表中有包括上诉人在内共计12人。因为协议中的人数与认定表中的人数不一致，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在2018年11月9日出具的证明，进一步确认上诉人名下的人口安置费包含在被上诉人曹祥辉的房屋征收款中。2、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一审时辩称因为失误将拆迁补偿协议明细填写错误，这种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拆迁补偿协议人口安置费是144000元／人，补偿协议总金额确定，房屋装饰装修等其他设备设施均经过严格的测量评估。协议中的明细不存在错误填写，协议中的每处明细均应有相应的调查、测量等材料。3、一审时，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未提供任何客观的直接证据证明拆迁补偿协议中的人口安置费不包含上诉人。该街道办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单位，出具的证明具有社会公信力，对于证明的出具不能视为儿戏，证明也不是笔误等简单错误，而是对事实的确认。4、一审时，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出具的人口认定花名册，核定的人口安置费为9人，但是从补偿协议中明细可以看出，补偿了11人给被上诉人曹祥辉。另外两个人口安置费的差额，不是上诉人名下的话，两被上诉人涉嫌弄虚作假骗取国家征收款，已构成刑法规定的诈骗罪。请求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5、上诉人也并非空挂户，上诉人的母亲廖某搬迁至户籍地时，是神州经贸有限公司职工，也有地有房。被上诉人曹祥辉答辩称，本案是由于征收方的失误造成的，我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协议上都是谈好了价格的，至于怎么填写都是征收部门自己填空，我领取的补偿款中并不包括廖某的任何费用，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答辩称，一、上诉人不具备享受住房安置货币补助的人口认定资格。1、当地社区、南湖新区安置部门均不认定上诉人享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的资格。2、2019年6月21日，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湖段）项目指挥部（以下简称黄梅港南湖段项目指挥部）和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南湖段项目指挥部工作人员错误的开具了廖某母子三人已安置的证明。3、南湖办事处畔湖湾社区出具的证明证实廖某母子三人属于有户籍无房屋的空挂户。4、南湖新区征收安置局出具的证明，证实廖某母子三人不具备发放购房安置人口补助的资格。5、根据湘政函（2014）113号文件的规定，廖某母子三人不能享受住房安置货币人口补助。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构成不当得利之债。三、南湖新区征地联席会议早已明确廖某母子三人不具备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认定的资格，上诉人如因对其是否享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资格而产生争议，应另行向行政部门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民事审理范围。2019年6月12日，周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曹祥辉、南湖街道办向其赔偿经济损失144000元；２、判令曹祥辉、南湖街道办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周某与曹祥辉系亲属关系，属南湖街道办畔湖湾社区木鱼组居民，双方户籍均登记在岳阳市公安局奇家岭派出所。2017年6月19日，经岳阳市发改委批准，岳阳南湖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湖南岳阳洞庭湖（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项目，周某与曹祥辉所在的畔湖湾社区在该项目拟征地范围内。2017年9月21日，岳阳南湖新区征地拆迁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岳南征拆联［2017］18号《关于南湖新区土地依法征收项目征拆安置工作联席会议纪要》，在该份会议纪要第二项“关于南湖办事处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认定的问题”中，明确认定该项目中符合购房安置人口补助资格的居民为622人，具体名单附在《（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办段）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认定花名册》（以下简称《住房货币补助人口认定花名册》）中。曹祥辉一家三户10人分列在花名册房屋编号为107、人口序号为144、145、146的表项中，周某母子（母亲廖某、兄弟周靖森）三人的名字并未入册。2017年12月19日，南湖街道办事处黄梅港项目指挥部负责人袁小词与曹祥辉签订《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办段）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由黄梅港项目指挥部向曹祥辉支付包括房屋主体补偿及装饰补偿费、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费、权证费、搬家费、过渡费、营业用房或生产用房费用、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费用、按期拆迁腾地奖金在内的八项共计2396518元，其中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为144000元／人×11人＝1584000元。在签订补偿协议过程中，双方已口头明确上述2396518元总体费用中不包含周某母子三人的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费。2018年11月，周某的母亲廖某在南湖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拿到一份《（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办段）项目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调查、认定表》，该表中仅有“公安部门意见一栏中”盖有岳阳市奇家岭派出所的户籍专用公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其余村（委员会）意见、乡、镇（办事处）意见、安置部门意见、区联席会议或项目部意见均为空白。同月9日，黄梅港项目指挥部向廖某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廖某及其子女周靖森、周某三人在黄梅港湿地项目征收中，三人的人口安置费已包括在居民曹祥辉房屋征收款中。周某据此认为曹祥辉占有了其母子三人的人口安置费而产生纠纷，最终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一方获得利益、获益无法律依据且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三部分组成。在本案中，周某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过程中，经岳阳南湖新区征地拆迁联席会议确定不享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资格，故无法享受所诉争的144000元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费。曹祥辉因符合征地拆迁政策而取得相应的住房安置货币补助，其取得诉争款项具有法律依据，且并未导致周某遭受损失。周某以不当得利请求曹祥辉返还诉争款项的主张，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周某出示的《（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湖段）项目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调查、认定表》中仅有公安户籍部门出具了意见，不是其享有诉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费的法律依据；此外，黄梅港南湖段项目指挥部于2018年11月9日出具的证明，系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所出具，在此之前岳阳南湖新区征地拆迁联席会议早已明确周某不具备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资格，故该份证明也不具备向周某发放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费的法律效力。周某据此要求南湖街道办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周某如因对其是否享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资格而产生争议，可另行向行政主管部门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0元，由周某负担。上诉人周某在二审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黄某的信访件回复》一份，拟证明南湖街道办认可廖某母子三人的补偿款包含在曹祥辉名下的11人中进行了补偿。证据2、曹祥辉的一份《（南湖）黄梅港湿地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南办段）项目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调查、认定表》，拟证明廖某母子三人向法院起诉前，南湖街道办向其提供的资料中，关于曹祥辉的货币补助人口调查表、认定表和廖某母子三人的一致，只有公安部门盖章、签字，与南湖街道办在一审中所提供的不一致。更进一步证明南湖街道办持有的货币补助人口调查表、认定表可能不止一份，或者是南湖街道办在一审所提供的证据不属实，其他部门的盖章、签字与是否具有补偿资格没有关联。被上诉人曹祥辉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质证意见为：证据1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字，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廖某母子三人仅户籍在社区，属于空挂户。本院对认证认为，证据1因没有证明单位的公章也无经办人签字，不符合书证的证据形式，不予采信。证据2系复印件，未提供原件核对，真实性不能采信，且与上诉人欲举证证明的事实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上诉人周某在二审还申请了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黄某陈述：周某之母廖某系我外甥女，廖某母子三人的安置费问题一直委托我与南湖街道办交涉，南湖街道办就廖某母子三人的补偿问题召开了协调会，2018年11月26日，南湖街道办徐新明向我出具了《关于黄某的信访件回复》。上诉人周某质证后认为，黄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1、《关于黄某的信访件回复》是客观存在的；2、南湖街道办以及黄梅港南湖段项目指挥部在征收补偿款下发后进行了协调，也一直认可廖某母子三人的征收资格，补偿款43.2万元都包括在了对曹祥辉的补偿中。被上诉人曹祥辉质证后认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清楚，但我领取的征收补偿款不包含廖某母子三人的任何费用。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质证后认为，证人系上诉人亲属，与其有利害关系，单一证言不能采信。本院认证认为，黄某系周某的亲属其证言的真实性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采信，而根据周某提供的《关于黄某的信访件回复》形式来看，该回复仅仅只是打印件，既无出具单位公章，业务经办人签字，不能与黄某的证言形成证据链，故对黄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曹祥辉二审未提供证据。被上诉人南湖街道办提供了十二张曹祥辉部分室外设施及酒厂的照片，拟证明当时因工作人员失误，将应补偿给曹祥辉酒厂的费用错误的写成了补偿廖某母子三人的人口安置费。上诉人周某质证意见为：对照片的三性有异议，补偿协议中的人口安置费与酒厂补偿是两个不同项目，不能仅凭办事处的照片就任意剥夺廖某母子三人的人口安置费。而且拆迁补偿的项目审查严格，对酒厂的补偿仅凭照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南湖街道办提供的照片并不属于二审中新发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中，周某在一审起诉时诉求的事实与理由系因曹祥辉根据征收补偿协议领取了属于周某名下的人口安置费144000元，请求法院判令曹祥辉予以返还。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曹祥辉领取的征收补偿款中是否包括了周某的人口安置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周某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提交了一份2018年11月9日黄梅港南湖段项目部向其出具的书证，该份证据证实曹祥辉领取的房屋征收款中已经安置了廖某母子三人的人口安置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便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到事项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该证据材料能否采纳仍需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质证、认证等程序作出判断。因该份证明采信的前提需建立在周某具备发放人口安置费的资格，故应审查该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南湖新区两次召开的征地拆迁联系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并结合一审开庭时黄梅港南湖段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当庭陈述，认定周某不享有住房安置货币补助资格从而未采信该份书证并无不当，上诉人称该份直接证据应予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上诉人提出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涉及的货币补助人口11人的问题，因协议签订的主体系黄梅港南湖段项目指挥部与曹祥辉，相关内容并未涉及周某主张的人口安置费，只是在该协议核定的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一栏中手写为11人，而根据会议纪要附件《住房货币补助人口认定花名册》中的记载，曹祥辉一家三户10人属于已认定人口，若廖某和其子周靖森、周某共三人的人口安置费已在协议中表述，上述协议中住房安置货币补助人口一栏应为13人，也与协议记载的11人不能吻合。故一审法院认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中记载的货币补助人口11人不包括上诉人并无不当。上诉人称其人口安置费已包含在被上诉人曹祥辉房屋征收款中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涉嫌弄虚作假骗取国家征收款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可以依法向相关部门反映。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其出具的证明都应当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并应当对其出具的证明承当相应法律后果。本案黄梅港南湖段项目指挥部未经调查核实即草率出具证明也系产生本纠纷的诱因之一，虽然相关的诉讼风险无需出具证明的单位承担，但因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上诉人可以另行主张。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元，由上诉人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磊审判员 王延红审判员 周四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