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17636号 原告:浙**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0MA2828B35W）。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士路270号709室。 法定代表人：朱建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瑜，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盐恒达工艺饰品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424735246028G）。住所地：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大刘村3幢。 法定代表人：甘爱群，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茂良，该公司员工。 原告浙**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达公司）与被告海盐恒达工艺饰品厂（以下简称：恒达饰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20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瑜、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茂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美达公司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341090元货款，并支付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3日，原、被告签署PO编号为1550687+1550693的加工订货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价值341090元的全腈纶产品，双方约定了付款方式和交货时间等；合同签订后，被告称其资金困难，要求原告提前支付货款，考虑到双方合作关系，原告经办人于2018年5月24日向被告支付货款460299.78元，其中341090元为提前支付本合同货款；付款后，被告按约准备货物，2018年6月份，因出货方式调整，原告将本合同所涉货物委托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代为出口，为此中基公司和被告签署了PO编号为1550687、1550693的形式合同，并按照正常贸易关系向被告支付货款341090元；货物交付中基公司出运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退还多付款项，被告均予拒绝；原告认为，原告及委托出口方中基公司均向被告支付了同一货物的货款，被告理应返还多付款项。 被告恒达饰品厂辩称：原、被告自2017年起一直都有生意往来，原告业务负责人为卜国玲，其先以口头形式向被告下单，并按照交易习惯支付30%左右的订金，然后被告备货，原告提货后一定时间内（2017年为60天内、2018年为90天内）支付剩余70%货款；双方合作期间签有保密协议，被告只能向原告供货，并根据原告指示与具体负责出口的原告、中基公司或者宁波佑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浩公司)补签合同、开具发票；2018年5月份，卜国玲口头下单，按约定需支付500000元的定金，但卜国玲称账上没钱，先汇460299.78元，被告也积极配备了原材料，但之后原告将卜国玲辞退，且不再与被告合作，定金至今未付清，并导致被告库存损失严重；被告与中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4月10日-2018年5月23日期间，原告华美达公司与被告恒达饰品厂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被告向原告供应毛绒地垫，双方为此签订了十四份《采购合同》，均约定：产品数量、单价、总金额；供方知悉上述产品出口国外，供方提供的产品应符合外商要求，以及外商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的要求；供方应保证按需方要求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等。 2018年5月3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1550687+1550693的《加工订货合同》一份，约定：总金额为341090元，货物的质量以原告的确认样为准；6月15号拖柜，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工厂或指定仓库验货，验货合格后才可以装船出运；出货前付30%货款，剩余70%在出货后60天付清，被告按照原告要求开立增值税发票；等。原告于2018年5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打款460299.78元。 2018年6月23日，被告与中基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ZJHMD1814、PO#1550693+1550687的《出口产品购货合同》一份，约定：品名为毛绒地垫，金额为341090元。中基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341090元货款，被告亦于2018年8月27日向中基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 原告在2017年5月19日-2018年5月24日期间共计向被告汇款6273520.76元（含上述2018年5月24日支付的460299.78元）；被告在2017年7月4日-2018年6月27日期间共向原告开具了总额为5932430.76元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十二张，原告已针对该些发票办理了出口退税手续。 另，被告认可共计向原告供应了金额为5932430.76元的货物。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加工订货合同》、《采购合同》、《出口产品购货合同》、银行专用回单、网银交易详细信息、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双方庭审陈述予以证明。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多付款项。为此，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原告财务与被告厂长顾茂良、佑浩公司财务等人于2019年1月17日进行了对账，顾茂良认可佑浩公司尚欠被告593282元，被告尚欠原告341090元款项的事实，并称原告系外商CBS公司的子公司，CBS公司与被告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原告只是根据总公司的指令负责验货跟单并办理出口，考虑到原告资金周转问题，CBS公司有时也会将部分业务交给佑浩公司、中基公司代理出口，该两家公司代理出口的业务由其自行和被告签订合同、支付货款、提取货物并与CBS公司进行结算，原告负责的业务都是由业务员通过QQ、微信直接向被告发送《加工订货合同》，被告盖章后回寄，原告再行盖章，部分合同为先付30%预付款、出货开票后再付余款，部分合同为出货后统一付款，从未发生过先付款再签合同的事情，也不存在签合同前支付预付款或定金的情形；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余款的支付一般是在出货后60天（2017年期间的合同）或90天（2018年期间的合同）付清，然后根据被告实际发货量以及开票需求，双方会补签《采购合同》；本案所涉的《加工订货合同》签订于2018年5月3日，被告以资金困难为由要求提前付款，鉴于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加上之前尚欠部分货款，原告即于5月24日向被告打款460299.78元，但后来原告公司出货方式调整，将该业务委托中基公司代理出货，中基公司基于贸易习惯与被告重新签订了合同并支付了货款，但对于原告多付的341090元货款，被告一直未予退还；卜国玲系原告公司业务员，主要负责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其在2018年5月份因正常的人事变动而离职，和被告等供应商之间没有关系，被告供应的货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故之后双方没有再合作。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未表异议，但认为当时只是对被告已供货物金额和原告支付款项进行了对账，差额部分341090元并非原告多付的货款，；双方业务往来期间，都是卜国玲代表原告口头下单并支付订金，然后被告才备货，原告提货后60天内或90天内支付剩余货款；按照保密协议的约定，被告只能向原告或者其指定的佑浩公司、中基公司供货，其中佑浩公司、中基公司负责出口代理的业务确实是被告直接与该两公司签订合同并结算货款、开具发票；案涉《加工订货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中基公司签订的案涉《出口产品购货合同》也非同一笔业务，当时卜国玲下单后，需支付500000元的定金，但仅支付了460299.78元，经双方对账，扣除之前尚欠的货款，剩余341090元款项才是后续买卖合同的定金，被告根据要求积极备货，原告却将卜国玲辞退，并终止与被告的业务合作，导致被告准备的货物至今积压在仓库，并造成严重损失；原告为达到将该笔款项认定为货款的目的，虚构相同编号的合同内容，被告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根据其要求盖章；被告与佑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尚在二审审理阶段，待该案判决生效后，被告会就原告拖欠定金等事宜另行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案涉《加工订货合同》系双方盖章确认的合同原件，被告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该证据依法有效。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业务往来期间，确为《采购合同》的签订时间在前、汇款时间在后，然后被告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称双方系口头下单并支付定金、发货后支付余款，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需就后续订单支付500000元定金的事实，对其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核算，原告共计向被告打款6273520.76元，被告向原告供应了价值5932430.76元的货物并开具了同等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差额部分确为341090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原告交由中基公司、佑浩公司代理出口的业务由两公司另行与被告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现案涉《加工订货合同》与中基公司《出口产品购货合同》中有关合同编号、品名、金额等内容均一致，原告对支付货款后将业务转交中基公司代理亦作出了合理解释，原告向中基公司供应货物后，中基公司已按约支付货款，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41090元货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海盐恒达工艺饰品厂返还原告浙**美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341090元，并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16元、减半收取3208元，由被告海盐恒达工艺饰品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 丹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王文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