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民终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益益，男，1985年3月1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扶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静，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90号中渝广场2幢28-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700284516。法定代表人：黄苏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琼，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春，广东昊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益益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以书面陈述方式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益益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钱宝公司支付何益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88733.28元；2.判决钱宝公司支付何益益垫付的鉴定费用22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钱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何益益与钱宝公司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错误。在深圳市的审理笔录中，钱宝公司不止一次强调案涉劳动合同期限已于2017年8月30日到期的事实。因此，钱宝公司在一审举示的《劳动合同书》所载明的期限，明显是在深圳劳动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后单方添加的。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劳动合同书》不仅在期限上与何益益持有的劳动合同不一致，而且两份劳动合同空白处填写的内容也不是同一人填写。如果钱宝公司持有的《劳动合同书》中填写的期限是真实的，其为何不在深圳劳动仲裁委开庭时举示该证据，反而多次承认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8月30日到期？故上述仲裁审理笔录足以证明钱宝公司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与何益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何益益作为劳动者，只负责保管钱宝公司盖章后返还给何益益的劳动合同，没有权利和义务去过问由用人单位保管的劳动合同。钱宝公司将盖章的劳动合同返还一份给何益益时，不可能返还没有填写劳动合同期限的空白合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钱宝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了与何益益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明确载明了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期限。何益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钱宝公司举示的上述劳动合同所载明的期限是后修改或添加形成的事实，故何益益的上诉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基础。钱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钱宝公司不支付何益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88733.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钱宝公司举示的《劳动合同书》〔甲方为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钱宝公司），乙方为何益益，何益益签字日期为2014年9月1日〕载明：甲、乙双方选择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共五年。何益益申请对该劳动合同期限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7月12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分别对检材字迹1、2的部分笔画进行取样，经制样后发现检材字迹1为黑色染料墨水书写，检材字迹2为黑色中性墨水书写，二者的墨水种类不同，相互间不具备形成时间鉴定的可比性。现有条件下，无法判断检材字迹1的形成时间。鉴定意见：无法判断标称签订日期为“2014.9.1”的《深圳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书（本市）》原件第2页第一章第一条中合同期限手写文字“2014912019831”的形成时间。何益益支出鉴定费用2200元。在何益益举示的《劳动合同书》（甲方为深圳钱宝公司，乙方为何益益，何益益签字日期为2014年9月1日）载明：甲、乙双方选择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至，共三年。一审庭审中，钱宝公司陈述了以下内容：何益益在2014年9月1日与深圳钱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时，钱宝公司不清楚2014年9月1日何益益签订《劳动合同书》时劳动合同期限是否填写，因为公司存在人事变动，也不清楚何益益签字的时候《劳动合同书》上的手写内容是否填写。因事发久远，何益益在《劳动合同书》上签字后，钱宝公司记不清楚多久将盖章的《劳动合同书》返还一份给何益益。一审庭审中，何益益陈述了以下内容：何益益在2014年9月1日与深圳钱宝公司签订了2份劳动合同，何益益签字的时候深圳钱宝公司未盖章，故在何益益签字两日后，深圳钱宝公司盖章后返还一份给何益益。其中何益益举示的《劳动合同书》在何益益签字的时候是已经填好了劳动合同期限，钱宝公司举示的《劳动合同书》在何益益签字的时候劳动合同期限是空白的。何益益从2018年9月25日起未再在钱宝公司处上班。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9月25日。何益益的工时是标准工时制，计薪周期按自然月发放。一审庭审中，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双方共同确认以下内容：钱宝公司是由深圳钱宝公司变更名称而来。2018年11月27日，深圳劳动仲裁委作出深劳人仲案〔2018〕9161-9164号仲裁裁决书，该委查明何益益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工资合计188733.28元（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双方对仲裁核算的何益益每月工资数额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是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该条规定主要系针对用人单位用工而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设置的惩罚性措施，对于劳动者而言，并未实质损害到其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第二，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钱宝公司与何益益举示的《劳动合同书》均无修改的痕迹，且无证据证明钱宝公司举示的《劳动合同书》上的合同期限是后修改或添加形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4年9月1日签订了两份期限不同的书面劳动合同，并对该两份《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第三，鉴于法律设置双倍工资差额的目的主要在于督促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在本案中，既然有一份劳动合同显示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书面劳动合同，虽然何益益举示的劳动期限截止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但此也不能否认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综上，因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何益益请求的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何益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88733.28元；二、驳回被告何益益的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及鉴定费用2200元，由被告何益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何益益在二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1.分别形成于2018年11月6日、2018年11月15日的深圳劳动仲裁委庭审笔录两份。何益益举示上述证据拟证明钱宝公司在仲裁庭审中已明确承认其与何益益的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8月31日到期。2.（2019）渝0112民初2987号、（2019）渝01民终3085号民事判决书两份。该两份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均载明：何益益于2014年9月1日入职钱宝公司，双方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劳动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此后，何益益一直在深圳工作至2018年9月25日。何益益举示上述证据拟证明其与钱宝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到期的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3.何益益于2018年9月25日分别与钱宝公司CEO薛暮松、COO朱智的通话录音文字记录。该录音文字记录载明：钱宝公司保存与何益益签订的劳动合同系空白合同，该合同未载明合同期限。何益益举示该证据拟证明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合同上载明的期限系钱宝公司在仲裁开庭或仲裁裁决作出后单方补入。钱宝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超过了举证期限，故不予以质证。本院认为，何益益举示的上述证据虽超过举证期限，但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本院有权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质证。钱宝公司拒绝质证的行为系其自行放弃权利，不影响本院对证据的采纳和认定。经本院审查，证据1系何益益与钱宝公司在仲裁审理阶段形成的庭审笔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2系两份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钱宝公司亦未举示足以推翻上述两份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的证据，本院对上述两份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仅为通话录音文字记录，何益益并未举示与该文字记录对应的录音音频材料予以佐证，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钱宝公司在深圳劳动仲裁委于2018年11月6日组织的仲裁庭审中陈述，其与何益益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何益益在一审中举示的其与钱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该期限既与钱宝公司在仲裁审理阶段的陈述一致，也与（2019）渝0112民初2987号、（2019）渝01民终308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一致。因此，何益益举示的《劳动合同书》足以证明其与钱宝公司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具体劳动合同期限。尽管钱宝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但该期限与钱宝公司在仲裁审理阶段的陈述不一致，并且，钱宝公司既未对双方持有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不一致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未举证证明何益益持有的《劳动合同书》上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未经双方协议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据此可知，劳动合同既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双方当事人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形式，更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直接证据。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各自持有的劳动合同，在涉及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方面，应当保持一致性。本案中，因双方举示的《劳动合同书》中载明的劳动合同期限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显然不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违上述法律的立法初衷。因此，两个不同劳动合同期限中不重叠的部分，对当事人双方均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钱宝公司与何益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书面劳动合同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钱宝公司与何益益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8月31日到期后，何益益继续留在钱宝公司上班，而钱宝公司亦未表示异议，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钱宝公司仍应当在一个月之内与何益益补签劳动合同，但钱宝公司一直未予何益益补签书面劳动合同，故钱宝公司应当支付何益益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188733.28元。钱宝公司关于其不支付何益益上述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益益的上诉请求成立。因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558号民事判决；二、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何益益2017年10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8733.28元；三、驳回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及鉴定费用2200元，由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怡审 判 员  邓 山审 判 员  朱华惠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傅典模书 记 员  江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