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24民终2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安某1，女，195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敦化市，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现羁押于延吉市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吉林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敦化市江南镇利民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王某2，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某1与被上诉人敦化市江南镇利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利民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前由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吉2403民初2092号民事判决，利民村委会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2018）吉24民终1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利民村委会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吉民再12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吉2403民初2701号民事判决，安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利民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某1上诉请求：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一审判决书第3页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已经认定了上诉人安某12003年找村委会会计王某3在土地承包合同上填写了诉争土地。被上诉人在一审抗辩说根本就没有这块土地，但经过审理举证，能够证明是有这块土地的，诉争的安某1的承包地就是李树明家承包地的东侧是空地的位置，挨着河堤。上诉人的0.432公顷土地是折扇形状的，不规整的地块。被上诉人利用公权力到公安机关虚假举报，举报上诉人诈骗，致使已经生效的判决被撤销，正在二审审理的案件被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利用各种手段阻止证人给上诉人作证。在申诉期间，被上诉人虚假报案，说上诉人涉嫌合同诈骗而被刑拘，同时将给上诉人出庭作证的证人安某2、王某3都以涉嫌合同诈骗为名报案而被刑拘。现王某3以合同诈骗罪被判刑，安某1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公平，程序不合法和相互矛盾的证据不能作为否定上诉人具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据。重审后，敦化市法院没有客观的采信证据，所采信的刑事侦查案件扩大侦查的“证据”--讯问笔录，来否定人民法院法庭庭审调查的事实，显然不妥。上诉人在2003年签订了承包0.432公顷土地，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的，是合法有效的。2.一审民事判决书第4页，认定的“安某1主张0.432公顷土地存在，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该项认定所采信的证据是片面的，仅采信了被上诉人所举证的被上诉人列举的明细表，而没有客观全面的审查案情。该明细表是村委会自己上报给征收局的，不是2011年利民村土地被征收的全部面积。曾在（2018）吉2403民初1414号案件审理时，安某1作为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到敦化市征收局调查，利民村委会在征收局在2018年仍有1万余平方米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而明细表中没有上诉人名单，是被上诉人故意不给上诉人申报或者是漏报了，上诉人承包的0.432公顷土地面积被纳入到了村里的其他土地的面积当中，征收局还欠利民村村委会1万多平方米土地的补偿款1000余万元没有结算，其中就有上诉人的0.432公顷土地的补偿款。3.关于0.432公顷土地签入安某1二轮承包合同中是否合法有效问题，一审法院只是片面的采信了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而忽略了上诉人所举的相关证据，更否定了证人到庭人民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许凤柱承认在2003年国家号召土地普查，上诉人就是在国家要求普查期间，跟村委会提出将自己的开荒地和原有的四等地纳入合同当中，村委会是明知的，并且也是同意的。上诉人在2003年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根本没有想到土地会被征收的情形。安某1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确认的土地足以证明了安某1享有承包经营权。该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至于被上诉人是否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只是管理性的规定而不是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本案承包合同的效力，安某1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享有0.432公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9条、第22条、第26条和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请求延边州人民法院撤销（2019）吉2403年初27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认上诉人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利民村委会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证据采信亦无错误，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对上诉人2001年签订的0.126公顷承包地的认定，而不是对争议地0.432公顷土地的认定。判决书没有一处认定了上诉人对0.432公顷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0.432公顷土地在李树明家承包地的东侧。李树明到庭证实东侧没有上诉人的土地，而是河堤，与李树明承包合同记载一致。被上诉人从未自认李树明地的东侧是空地。上诉人所说的（2017）2092号和（2018）105号案件均被省高院撤销，不能拿一个被撤销的案件作为证据。2.被上诉人从未阻止上诉人的证人到庭作证，证人王某3到庭作证也是在上诉人及代理人的鼓动下不情愿的作证，因为怕事情败露。这有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证实。上诉人与王某3串通往合同本上私自填写承包地，并要求补偿款，村民认为是诈骗举报到公安机关是正常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依职权调查案情也是自己的职责，上诉人根据什么说是虚假报案？正是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才使省高院查明了案件的事实真相，才得以纠正了一个个错案，才戳穿了上诉人的虚假陈述。3.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并不违法，王某3虽然在之前的庭审到庭，但都是虚假陈述，这在公安机关的多次笔录里均有证实，王某3承认事实真相是自己私自填写上去的，没有经过村主任指派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上诉人所谓的公安机关扩大讯问范围，与侦查的案件没有关联，根据是什么？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都要收集。上诉人所谓的大量证据证明安某1有承包经营权，无非都是经不住推敲1414号补偿款纠纷案件，完全是一个程序违法判决结果错误的案件。4.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是成立的。2003年土地普查可不是村民随便申报，而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进行调查。上诉人没有与村委会形成合意，王某3按照上诉人的意图填到台账及合同本上的土地不代表村委会的行为，如果这块地存在的话，2011年征地是不可能落下不给申报，因为村里负责申报的是上诉人的表妹安克香，落谁也不会落下自己家人的，并且上诉人2011年的承包地上报得到了补偿，已经签字领取了几十万的补偿款。从2011年到2017年，上诉人从未提出过漏报要求补偿的问题，是安克香去世后，上诉人才提出这个问题，这一行为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村委会形成承包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安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实和理由：安某1是利民村村民，承包村里两块土地，地名叫东江边，第一块耕地面积是0.126公顷，四至为：东至江堤、南至魏永桥家地、西至道、北至于维堂家地。第二块地面积是0.432公顷，四至为：东至沿江路、南至城南地、西至李树明家地、北至安某2家地。安某1自承包以来一直经营管理直至2011年末被征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某1与利民村委会于2001年签订书面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登记的土地名为东江边，0.126公顷，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7年1月1日至2027年1月1日。2003年秋天利民村时任村会计王某3应安某1要求，在安某1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填写了0.432公顷土地，四至为东至沿江路、南至城南地、西至李树明、北至安某2，将合同中登记的发包面积由0.126公顷更改为0.558公顷，并加盖王某3个人名章。2003年12月30日，安某1取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中的登记日期“2003、12、30”写在经营管理站公章之上。证书具体内容即东江边0.126公顷、东江边0.432公顷土地等内容为王某3书写，证书盖有利民村委会公章和时任村主任许凤柱名章。另查明：利民村东江边的整片土地于2011年已被征用。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安某1主张的0.432公顷土地是否真实存在；该0.432公顷土地纳入安某1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是否合法有效；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关于安某1主张的0.432公顷土地是否存在问题。安某1主张当时王某3去现场测量的。虽然王某3证言证实去现场测量了，但陈述没有0.432公顷那么多。具体面积有多少，即使王某3测量过，也是其个人测量，程序不合法。2011年利民村东江边地被征用具有土地的全体村民实地指认，并没有安某1主张的0.432公顷土地。安某1该土地的西至李树明，李树明在原一审当庭陈述，其土地并不与安某1的土地相邻。村委会提供的补贴发放签名表，证明2011年之前安某1主张的0.432公顷并没有享受补贴，其0.126公顷土地享受了补贴，如果0.432公顷土地当时存在不会不享受补贴。另通过村委会所举证据：2011年利民村土地征用补偿明细表、收购储备地块补偿表、集体土地补偿对账表、利民村收购储备地块补偿登记表、中信公司征用土地安置补偿费明细表等证据证明，没有本案争议的土地0.432公顷土地被征用。安某1的0.126公顷土地已经领取了补偿款。当时村委会征地工作具体报表由安某1的妹妹时任村会计安克香负责，安克香不可能遗漏其姐姐安某1的0.432公顷土地。故安某1主张0.432公顷土地存在，证据不足。关于0.432公顷土地纳入安某1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是否合法有效问题。王某3在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多次陈述，是其私自填写，并没有经过时任村主任许凤柱的授权，许凤柱在本案二审期间当庭陈述，其没有授权王某3且也并不知情。2017年11月21日利民村村三委成员、党员、村民代表召开会议，王某3、许凤柱会上陈述，也证实0.432公顷土地填入安某1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是王某3个人行为、许凤柱不知情。故王某3私自将0.432公顷土地填入到安某1的二轮承包合同中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不是利民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针对0.432公顷土地利民村委会与安某1没有达成合意，双方未成立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利民村委会与安某1就0.432公顷土地承包合同未成立，故承包合同未生效。关于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问题。虽然安某1取得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通过核对原件，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经营管理站的公章是盖章在先、王某3书写内容在后，具体内容是否经过经营管理站的确认不清楚。虽然证书有利民村委会的公章及许凤柱的名章，但0.432公顷作为集体土地发包给村民，应经过法定程序即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通过，即使许凤柱当时同意，其也无权未经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发包给村民个人。虽然安某1代理人辩解0.432公顷是新开荒土地，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无需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通过，但其未提供相关的政策规定。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开荒地的权属应归国家或村集体所有，开荒地人只享有使用权，如果开荒人想承包该开荒地，就必须要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发包或进行土地确权，且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通过后，开荒人才能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已经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属于对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公示，并不直接创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利民村委会与安某1针对0.432公顷土地的合同并未成立，故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安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安某1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安某1提出一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公平，程序不合法，所采信的刑事侦查案件扩大侦查的“证据”--讯问笔录，来否定人民法院法庭庭审调查的事实，显然不妥的上诉意见，在原审庭审中，安某1作为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求向法院提交的证据10、11、12亦是王某3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和安某1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且利民村委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讼争双方对刑事诉讼案件中的相关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刑事案件中的讯问笔录与本案的事实证据具有关联性，并经过庭审质证程序，一审采信了相关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并无不当。关于安某1提出一审民事判决书第4页，认定的“安某1主张0.432公顷土地存在，证据不足”是错误的，明细表是利民村委会自己上报给征收局的，不是2011年利民村土地被征收的全部面积。明细表中没有上诉人名单，是被上诉人故意不给上诉人申报或者是漏报了，上诉人承包的0.432公顷土地面积被纳入到了村里的其它土地的面积当中，征收局还欠利民村委会1万多平方米土地的补偿款1000余万元没有结算，其中就有上诉人的0.432公顷土地的补偿款的上诉意见，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面积为0.432公顷土地的真实存在。一审认定“安某1主张0.432公顷土地存在，证据不足”并无不当。关于安某1提出其持有土地承包合同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确认的土地，足以证明了安某1享有案涉0.432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至于被上诉人是否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只是管理性的规定而不是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本案承包合同的效力，安某1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的上诉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的原则和程序及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第十八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定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安某1取得案涉0.432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权程序违法。一审认定“安某1对0.432公顷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安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安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立红审判员  金亨今审判员  邓 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吴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