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宝昌，男，195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峰（系孙宝昌之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韶荣，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毓丽，女，195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锋，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苨苨，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陆海华，女，1948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海荣(系陆海华弟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孙瑞莱，男，193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孙建勇，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两位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培虹（系孙瑞莱的儿媳，孙建勇的妻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孙品娟，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孙品梅，女，196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孙品凤，女，1964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第九村民小组，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负责人：王国良，组长。上诉人孙宝昌因与被上诉人张毓丽、原审第三人陆海华、孙瑞莱、孙建勇、孙品娟、孙品梅、孙品凤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珊黄村第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珊黄九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5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宝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宝昌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孙宝昌及陆海华均未在2002年4月30日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以下简称系争协议书）上签字，系争协议书既不成立，也不生效。张毓丽主张系争协议书有效，应由张毓丽承担举证责任。现张毓丽未提供系争协议书原件，造成相关的司法鉴定无法进行，张毓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张毓丽提供的《关于珊黄九队张毓丽承包苗木的情况说明》只有村委会的盖章，没有经办人的签字，且张毓丽对经办人语焉不详，故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关于系争协议书原件的去向问题，一审中出现多种说法，一审法院认定村委会书记、村长及村委会的说法具有较大证明力，缺乏依据。2.系争协议书载明的张毓丽承包11.35亩土地的构成情况，与生产队里账目簿记载的三户人家的承包田面积不一样。按照张毓丽的陈述，其在2002年4月30日同一天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其和黄某1一起与珊黄九队签订的《承包种植合同》，另一份就是系争协议书。张毓丽承认二份协议所载明的11.35亩指向的是同一块土地，但其在同一块承包地上签订两份协议书、缴纳二份承包费，显然不符合常理。故系争协议书是张毓丽虚构的。3.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推定复印件的正文是黄培虹书写，这不能证明系争协议书形成的过程，也不能证明该协议书已经成立。一审法院将此作为高度盖然性的理由实难让人信服。4.张某未出庭作证，且其出现的四次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故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将张某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也不应截取部分予以采信。5.系争协议书中载明万某流转给张毓丽2.8亩及珊黄九组流转给张毓丽4.35亩土地。现除了黄培虹自认收到张毓丽的承包费外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万某的流转土地是实际履行的，缺乏依据。而且合同实际履行也不能当然得出合同有效的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两家“很要好”“一起到外地去买树苗”等做出签订系争协议书的高度盖然性认定，理由牵强。6.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而主动调查了动迁公司的人员、张某等人，程序上存在违法之处。张毓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不同意孙宝昌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陆海华述称，同意孙宝昌的上诉请求。孙瑞莱、孙建勇共同述称，不同意孙宝昌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珊黄九组述称，同意孙宝昌的上诉请求。孙品娟、孙品梅、孙品凤未发表意见。孙宝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孙宝昌、张毓丽于2002年4月30日签订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宝昌、张毓丽及案外人万某均系珊黄九组村民。陆海华系孙宝昌XX。1991年陆海华在与孙宝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承包户主在珊黄村有2.17亩承包地，当时位置比较分散，分别在牛棚后、中西条、钱家宅东及杨家宅东，承包地上种植水稻。2002年起陆海华的承包地位置调整到钱家宅西，承包地上种植苗木。2007年孙宝昌与陆海华XX。万某于2010年7月16日报死亡。孙瑞莱、孙建勇、孙品娟、孙品梅、孙品凤分别是万某的丈夫、儿子及女儿。本案所有当事人都无法提供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原件。2002年时珊黄九队的队长为张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项：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是否实际履行以及如何判断其效力。当事人各自提交了其他证据证明各自主张，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就此举证、质证，并作分析、判断如下：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孙宝昌及张毓丽均出示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主要内容是：“孙宝昌”将2.2亩承包田、案外人万某将2.8亩承包田以及珊黄九组将4.35亩大田流转给张毓丽种植苗木、花卉等，流转期为15年，从2002年4月30日到2017年4月29日止，张毓丽按每年每亩400元支付土地流转费，加上张毓丽本人的2亩承包田，张毓丽共有11.35亩种植面积，本协议一式贰份，落款时间为2002年4月30日，落款处有万某、“孙宝昌”及张毓丽签名，并加盖“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印章。孙宝昌认为，该协议书复印件是其于2018年10月8日从村委书记处拿到的，是伪造的。理由：该协议书上孙宝昌的签名既不是孙宝昌本人所签，也不是孙宝昌当时的妻子陆海华所签；所盖印章“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也是假的，2002年时早已经没有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该协议书是三方协议，应当一式三份，但却写“本协议一式贰份”，有违常理。张毓丽则认为该协议书虽然没有原件，但复印件内容是真实的，之所以张毓丽没有原件，是因为两份原件都被当时的生产队长张某拿去盖章，后来没有交给张毓丽原件；张毓丽认为“川沙县高东人民公社……第九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章直到2002年时还在用，并非伪造；协议书形成于2002年4月30日上午，地点在万某家，当时有万某及其儿媳黄培虹、陆海华、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某及张毓丽五人在场，由黄培虹书写内容，写好后先由黄培虹代万某签名，再由陆海华代孙宝昌签名，然后是张毓丽签名，黄培虹、张毓丽签名后即各自离开，但应该是张某将协议书拿去盖章。陆海华、孙品娟、孙品梅、孙品凤、珊黄九组同意孙宝昌的意见。孙瑞莱、孙建勇同意张毓丽的意见。张毓丽提交2018年4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给张毓丽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及2018年11月20日高东镇珊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珊黄九队村民张毓丽承包种植苗木的情况说明》，内容有：“其中7亩（张毓丽2亩、孙宝昌2.2亩、万某2.8亩）承包种植的绿化以2002年4月生产队与相关村民签订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为准”；“张毓丽承包土地11.35亩（张毓丽自有承包土地2亩，向村民万某承包2.8亩，向村民孙宝昌承包2.2亩，向珊黄九队承包4.35亩）”。经质证，孙宝昌及陆海华以情况说明无承办人签名为由不予认可，孙瑞莱、孙建勇认可这两份证据，孙品梅、孙品娟及孙品凤对此没有意见，珊黄九组不认可上述两份证据，认为是黄某2包庇张毓丽。为查明本案事实，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向高东镇珊黄村书记吴某、村长黄某2调查询问，吴某、黄某2称看到过系争协议书原件，后来交给动迁组，但被动迁组弄丢了。第二次庭审中，张毓丽提交珊黄村村委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已提供给动迁公司工作人员汤某。2019年3月5日，孙宝昌提供汤某的手机号。当日，一审法院通过该手机号联系到对方，对方在电话中确认她收到的《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就是复印件，她目前已经不在动迁公司工作，也不愿意为此事出庭作证。2019年5月10日，一审法院向浦东新区XX事务所XX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该事务所确认汤某曾是该单位工作人员，但未找到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或复印件。2018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向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某了解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张某称不清楚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但“村里人都知道，陆海华家2.2亩土地流转给张毓丽的事实是有的”“即便没有书面协议也有口头协议，否则陆海华家不可能把土地给张毓丽种的”，如果陆海华家实际种了苗木但未领到苗木补偿费“肯定会跳出来的”，张某还称“村里其他家的土地流转也不签协议的”，陆海华与张毓丽家“原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房屋动迁的事情产生矛盾”。张某不愿就上述陈述出庭作证。经孙宝昌申请，一审法院就《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孙宝昌”的签名是否为陆海华所签委托鉴定。2019年3月18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质量管理处回函称，由于检材系复印件，需鉴定签名与印文有一定重叠，且无同期样本，鉴定条件不充分，予以退案处理。经孙宝昌申请，一审法院就《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内容字迹是否出自黄培虹的笔迹委托鉴定。2019年4月8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的鉴定意见为：《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字迹与黄培虹样本字迹的笔迹特征符合点价值高，特征总和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定习惯，因此，正文内容字迹出自黄培虹的笔迹。经质证，孙宝昌对此鉴定结论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其他当事人对此鉴定结论均未表异议。因此，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孙宝昌”的签名是否是孙宝昌所写，但可以确认正文字迹是由黄培虹所写。本案争议焦点二，关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张毓丽提交：1.地租收据，证明2002年到2017年期间张毓丽按4.35亩、每亩400元标准交给珊黄村绿化地租；2.付款凭单，证明2002年至2004年期间张毓丽按11.35亩、每亩300元标准收到上级绿化补贴款；3.领取绿化补贴费的社员名单，证明珊黄九组领取绿化补贴费的社员名单中没有孙宝昌或陆海华；4.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2018年4月12日给张毓丽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张毓丽“实际向生产队承包集体土地4.35亩”，每年“按4.35亩上缴土地承包费”。张毓丽认为其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向陆海华支付现金880元作为流转费，但陆海华未出具收条。经质证，孙宝昌及陆海华均称从未收到过张毓丽支付的流转费，未收到过绿化补贴费，对张毓丽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孙瑞莱、孙建勇则确认万某有收到张毓丽支付的流转费，孙品娟、孙品梅及孙品凤认为万某没有收到过张毓丽支付的流转费。珊黄九组认可张毓丽是按4.35亩给生产队交承包费。据此，一审法院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中至少万某流转给张毓丽的2.8亩及珊黄九组流转给张毓丽的4.35亩两部分内容是实际履行的。一审庭审中，孙宝昌确认陆海华曾与张毓丽一起外出买树苗，张毓丽对此虽不确认，但认可以前与孙宝昌家庭关系“很要好”。第一次庭审中，孙宝昌申请同村村民李某、谈某作为证人到庭。李某称：“孙宝昌的承包地在我家西边，叫钱家宅西，是否流转给张毓丽我不清楚。孙宝昌的承包地种水稻和种树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自1991年开始至今地都没有变过……我一直看到孙宝昌在自己的地上种树”。证人谈某称：“孙宝昌的承包地没有流转过，我没听孙宝昌说过，他们说不流转，他们自己种。孙宝昌的承包地在钱家宅西，……我看到1991年开始孙宝昌一直在钱家宅的土地上种，一开始种水稻，后来种树。”对此，孙宝昌、陆海华、孙品梅、孙品娟、孙品凤及珊黄九组认为能证明孙宝昌一直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种植，没有发生流转。张毓丽及孙瑞莱、孙建勇则认为两位证人的陈述与孙宝昌自己所陈述的2002年前后承包地不在同一个地方之间有矛盾。本案争议焦点三，关于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审理中无法获得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原件，但：1.村委书记和村长均称看到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原件，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及当地村委出具的书面意见，均确认张毓丽承包的土地11.35亩是由向万某承包2.8亩、向孙宝昌承包2.2亩、向珊黄九队承包4.35亩以及张毓丽自有承包土地2亩四部分组成。作为村一级村民自治组织，村委的意见具有较大的证明效力；2.鉴定意见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复印件上正文字迹系孙瑞莱、孙建勇的代理人黄培虹（即万某的儿媳妇）所写，黄培虹虽未亲眼看到孙宝昌或陆海华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能确认协议书正文内容的形成过程；3.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某的陈述：陆海华与张毓丽两家“原来关系很好”，“陆海华家2.2亩土地流转给张毓丽的事实是有的”，“即便没有书面协议也有口头协议”；4.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中万某流转给张毓丽的2.8亩及珊黄九组流转给张毓丽的4.35亩两部分内容是得到实际履行的。鉴于上述理由，结合庭审中张毓丽也确认与孙宝昌、陆海华家庭关系“很要好”，以及孙宝昌陈述陆海华曾与张毓丽一起到外地去买树苗等内容，一审法院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为张毓丽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孙宝昌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确认孙宝昌、张毓丽作为当时关系很好的两户农村家庭签订过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的可能性较大，或者即使没有签订规范的协议文本，亦有较大的可能口头约定了承包地流转事宜。至于鉴定被退案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退案原因是鉴定条件不充分，并没有作出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上的“孙宝昌”签名不是陆海华所签的判断，并不能因此证明孙宝昌的诉称意见。孙品梅、孙品娟及孙品凤只是没有听万某生前说起过承包地流转事宜，珊黄九组的现任组长由于并非当时的珊黄九队队长，都有较大的可能并不了解当时流转情况。证人李某、谈某只能证明看到种植农作物的位置、品种及实际种植人，不能证明孙宝昌承包地是否流转，且两位证人对孙宝昌承包地的位置及所种植农作物的描述确与孙宝昌自己的陈述有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亦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应予确认无效的情形。综上，孙宝昌要求确认系争《承包种植流转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孙宝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孙宝昌负担。鉴定费1,500元，由孙宝昌负担。二审中，孙宝昌与张毓丽为证明其各自的主张分别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孙宝昌提供一份珊黄九队保留的“珊黄9队承包田分布”明细表3页作为证据，其中第一页左半部分在一审中已提交，证明张毓丽家的承包田面积是1.29亩，万某是2.78亩，孙宝昌是2.17亩，总共6.24亩，与系争协议书载明的张毓丽承包11.35亩土地的构成情况不一样，故一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张毓丽质证表示，真实性不认可，每家承包田的面积每年都在变化，本案系争协议书与村委会、高东镇出具的说明、信访回执等证据反映的实际面积是一致的。陆海华质证表示，真实性认可。孙瑞莱、孙建勇质证表示，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日期。珊黄九队质证表示，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原件保留在队里，是80、90年代由财务制作的，是生产队唯一的账目。本院认为，张毓丽在一审中对该证据第一页左半部分的内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如珊黄九队所言形成于80、90年代，而本案系争协议书发生在2002年，再结合孙宝昌提供的1991年承包合同书上记载的面积为2.11亩，可见承包田的面积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系争协议书是虚假的。张毓丽提供1999年、2000年“社员（西浜青苗费）凭单”、2019年“社员（珊黄九队）凭单”、2019年1月9日珊黄村村民委员会关于珊黄九组年终分配方案的表决票作为证据，证明承包田流转给生产队的，生产队会发放流转补贴费即青苗费，如果流转给其他村民的或自己种绿化，则没有该笔费用，故张毓丽没有该笔费用，1999年和2000年的凭单上显示孙宝昌领取青苗费的面积为0.235亩，由陆海华签名领取，2019年的凭单上显示珊黄九队向陆海华发放了0.2亩流转费。孙宝昌和陆海华均质证表示，其承包地是2.17亩，在村委会的档案里有记载，而不是张毓丽所陈述的2.4亩，由于孙宝昌房屋旁边的宅基地有0.2亩被生产队占用做道路使用，故生产队补贴了0.2亩青苗费，确认收到青苗费，对张毓丽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孙瑞莱、孙建勇质证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同意张毓丽的意见。珊黄九队质证表示，社员凭单上的章是新来的财务盖的，表决票是是村委书记吴某发到珊黄九队，但投票的村民不到一半，故表决是不合法的，2019年虽然按照表决票的方案进行分配，但这种分配是强行的，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孙宝昌确认收到上述费用，珊黄九队对表决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不合法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宝昌主张，其与陆海华均未在系争协议书上签字，故系争协议书既不成立也不生效，张毓丽则主张系争协议书有效。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在于系争协议书的效力认定。张毓丽作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其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张毓丽虽然无法提供系争协议书的原件，但张毓丽提供了其他证据，故法院应审查张毓丽提供的其他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而不能仅因张毓丽未提供原件就简单判定张毓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孙宝昌上诉提出张毓丽未提供系争协议书原件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张毓丽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8年4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给张毓丽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8年11月20日高东镇珊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珊黄九队村民张毓丽承包种植苗木的情况说明》、地租收据、付款凭单等证据。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而采信张毓丽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孙宝昌在二审中提出的异议，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孙宝昌认为《关于珊黄九队村民张毓丽承包种植苗木的情况说明》上只有村委会盖章，没有经办人签名，且张毓丽对经办人语焉不详，故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通过一审法院向高东镇珊黄村书记吴某、村长黄某2的调查可知该证据是高东镇珊黄村书记吴某、村长黄某2出具的，可见经办人是明确的，故孙宝昌对该证据不符合法定形式而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孙宝昌认为系争协议书载明的张毓丽承包11.35亩土地的构成情况与生产队账目簿记载的三户人家承包田面积不一样，从而认为系争协议书是虚假的，并在二审中补充提供了“珊黄9队承包田分布”明细表3页作为证据，如前所述，该明细表是制作于80、90年代，结合孙宝昌自己承包田面积的变化，可以推导出承包田的面积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系争协议书是虚假的。第三，关于系争协议书的形成过程，该协议书是四方协议，作为其中一方的万某，其儿媳黄培虹当时在现场，其在一审中就该过程做了陈述，再结合司法鉴定部门对系争协议书复印件文本的字迹鉴定意见，两者能够互相印证，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当时的现场。第四，孙宝昌与张毓丽在一审中分别提交了对己方有利的张某的书面说明作为证据，而张某不愿意出庭作证，故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只能依职权向张某做了调查询问，张某作为系争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即当时珊黄九队的队长，对当时的情况最了解，其向法院所做的陈述，与张毓丽提供的其他证据也能相互对应，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第五，关于系争协议书的履行情况，除了黄培虹自认收到张毓丽的承包费外，张毓丽还提供了地租收据、付款凭单等，可以证明张毓丽按照4.35亩向珊黄村缴纳绿化地租，并按11.35亩收到上级绿化补贴款，可见系争协议书实际履行了。故孙宝昌认为除了黄培虹自认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系争协议书的履行，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高东镇珊黄村书记吴某、村长黄某2及当时珊黄九队队长张某等人进行调查取证，并就调查询问的笔录向各方当事人出示和进行质证，上述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孙宝昌提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孙宝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孙宝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钱文珍审判员 蒋庆琨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曹晓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