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再22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丛友，男，196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文，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彭学，男，196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四海，湖南威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段凌翔，女，196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民，湖南嘉仕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湖南顺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县星沙街道办事处板仓路晶华美地E栋402号。法定代表人：邹大鹏，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刘丛友因与被申请人彭学、段凌翔、湖南顺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拓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1民终1080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湘民申101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丛友再审请求：一、撤销二审判决，驳回彭学的诉讼请求；二、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二审判决认定借款交付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关于将40万元现金交付刘丛友的主张，被申请人彭学向法庭仅提供了证人龚某出具的证言。证人龚某与彭学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出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依据，不能证明彭学将借款交付给了刘丛友。段凌翔在一审诉讼活动中陈述《协议书》中的前期费用40万元与本案借款标的是同一款项，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操作顺拓公司在黄花机场的广告业务，款项交给了实际办事人，后协议双方拓展了业务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与刘丛友无关。二、刘丛友出具的借据是基于《协议书》载明的委托合同基础法律关系，对受托人向委托人收取的费用预付款在未完成约定的事项时保证归还的凭据，并非自然人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一审诉讼中彭学的陈述充分证明其主张的借款其实就是《协议书》中约定的前期费用40万元，事关机场广告业务等活动。顺拓公司与段凌翔基于2013年8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4年2月27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在该《补充协议》尾部，有彭学和龚某的签名，充分证明彭学、龚某就是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均是机场广告业务项目的参与者，均与顺拓公司形成项目合作关系。刘丛友出具的借条起到保证作用，如彭学等委托人已经付款给受托人段凌翔，在其未履行受托义务的前提下，应当由其返还给彭学等委托人，刘丛友依约承担保证责任。然而，《协议书》约定的受托义务履行期间自2013年8月3日起3个月，受托人未履行义务，委托人自保证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可以行使保证权利。委托人在此期间并未向保证人刘丛友主张保证权利，故刘丛友无需就受托人段凌翔应当返还给彭学等委托人的预付前期费用4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彭学的诉讼请求。彭学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段凌翔答辩称：本案与段凌翔无关。顺拓公司答辩称：本案与顺拓公司无关。彭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丛友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并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从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刘丛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3年8月3日，刘丛友向彭学出具了一张借据，载明“今借到彭学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元整”。2、2013年8月3日，彭学从其招商银行长沙星沙支行账户取现40万元。3、顺拓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邹大鹏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礼仪庆典活动策划；展示展览；品牌推广；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等。4、邹大鹏与彭学系朋友关系，刘丛友与段凌翔系朋友关系，彭学、邹大鹏经刘丛友介绍认识段凌翔。2013年8月3日，顺拓公司（甲方）与段凌翔（乙方）、刘丛友（担保人）签订《协议书》，“甲乙双方就湖南黄花国际机场户外停车场及前广场广告资源开发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一、由甲方负责出具黄花机场停车坪及前广场的广告设计方案和申请报告，由乙方负责此项目的手续办理；二、乙方负责此广告项目的方案审批、合同签订，以及项目的顺利进场施工，乙方保证与机场方签订的合同中广告位的数量、类别能达到甲方方案所设计的数量、类别，甲方的经营期能达到捌年以上。以上手续办理的时间，乙方应在三十日内完成（自协议签订之日算起）；三、乙方代理甲方与黄花机场办理相关手续，甲方出资贰佰肆拾万作为佣金，前期支付乙方肆拾万元人民币用于办理报告及方案的审批及合同的签订。合同签订完成后，乙方顺利进场施工。十日内支付乙方人民币贰佰万元。如果合同未能签订，此项目不能顺利进行，则乙方应全额退还甲方人民币肆拾万元……”。5、2014年2月27日，段凌翔向顺拓公司借款35万元，并向顺拓公司出具了一张35万元的借据，已由该院的（2017）湘0121民初2762号案件另案受理。二、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是否为借贷关系。彭学主张，《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是刘丛友介绍业务给其做，因其不认识对方，刘丛友遂向其借款40万元用于项目前期工作，并向其出具借条，其凭条据催讨债务；刘丛友认为，《协议书》中的前期费用40万元与本案借款标的4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本案实际并非借贷关系，彭学、顺拓公司因想做黄花机场广告业务托其找关系，其遂介绍他们与段凌翔认识，双方为操作黄花机场的广告业务签订《协议书》，彭学对段凌翔不熟悉，遂要求其出具40万元的借条，款项也是支付给了与他们签订《协议书》的乙方段凌翔；第三人段凌翔认为，《协议书》中的前期费用40万元与本案借款标的4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合同关系，目的是操作顺拓公司在黄花机场的广告业务，款项是交给了实际办事的人，后协议双方扩展了业务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与刘丛友无关；第三人顺拓公司认为，《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段凌翔向其借款35万元，有借条为证，已另案起诉，本案是刘丛友向彭学借款，应由刘丛友归还。该院认为，彭学、邹大鹏否认借条中的40万元与《协议书》中的4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刘丛友、段凌翔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两者联系，且借条与《协议书》的主体均不相同。另，彭学提交了40万元的银行取款凭证，以及证人龚某的证言证明款项实际交付给了刘丛友，且刘丛友于取款当天向彭学出具了一张由其签名的借条，同时，刘丛友在庭审中亦认可段凌翔向其出具了相应的条据，刘丛友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向彭学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对其行为负责。结合以上情况，刘丛友抗辩不是真实借贷关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一、债务应当清偿。刘丛友向彭学借款4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归还，故彭学要求刘丛友偿还借款本金，该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利息。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也未约定逾期利息，刘丛友至今未归还欠款的行为给彭学造成了利息损失，故彭学请求刘丛友从起诉次日即2017年5月20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该院予以支持。三、至于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因借条上未约定还款时间，彭学可随时向刘丛友主张归还借款，且现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20年，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判决：限刘丛友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彭学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息6%的标准从2017年5月20日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刘丛友负担。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彭学提供借条、取款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其与刘丛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已真实交付借款。刘丛友反驳称双方之间存在的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居间合同关系。但其所提供的协议书并非彭学与第三人签订，彭学并不是刘丛友主张的业务合作关系中的当事人，刘丛友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所涉40万元系彭学交付的其他合同关系中的款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刘丛友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丛友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刘丛友负担。本院再审查明：1、2013年8月3日，第三人段凌翔、案外人谢平宗作为借款人向刘丛友出具借据：今借到刘丛友人民币40万元整（机场业务费）。2、2014年2月27日，顺拓公司（甲方）与段凌翔（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内容如下：甲乙双方原签订协议继续有效，经双方协商补充以下条款：一、乙方在原协议基础上承诺广告的经营期限由八年延续至十年，增加经营年限两年，甲方承诺两年时间合同签订以后补给乙方费用40万元；二、乙方承诺原广告位数量有所增加，合同签订后双方根据具体的数量、位置，双方协商适量补给乙方费用问题。龚某、彭学在该协议上签字。3、顺拓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龚某（监事）、邹大鹏（法定代表人）。4、2014年2月27日，段凌翔向顺拓公司出具了35万元的借条，顺拓公司据此另案向段凌翔、谢平宗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该案以顺拓公司撤诉结案。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丛友与彭学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刘丛友是否应当向彭学偿还借款40万元及利息。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丛友主张本案并非借款关系，刘丛友出具的借据是基于《协议书》载明的委托合同基础法律关系，是对受托人向委托人收取费用预付款在未完成约定事项时保证归还的凭据。刘丛友主张《协议书》中的40万元与借据中的4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但顺拓公司与彭学均否认借条中的40万元与《协议书》中的4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本院认为，《协议书》属于委托合同，三方分别为委托人顺拓公司、受托人段凌翔、担保人刘丛友，《协议书》中的40万元系顺拓公司支付给段凌翔办理黄花机场广告资源开发业务的前期费用，刘丛友为段凌翔未完成约定事项时退还40万元费用给顺拓公司提供担保。《借条》与《协议书》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借条》是由彭学提供40万元借款给刘丛友，《协议书》是由顺拓公司支付40万元前期费用给段凌翔，二者的付款主体与收款主体均不相同。彭学和顺拓公司均否认两个法律关系的同一性。刘丛友抗辩称借据是基于其在《协议书》中的担保人身份出具，但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刘丛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故刘丛友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彭学提供了借据和取款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应当认定彭学与刘丛友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二、关于本案借款是否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刘丛友主张原审判决认定借款交付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证人龚某与彭学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依据。本院认为，彭学提供了借款交付当日40万元的银行取款凭证，双方当日在茶楼会面，邹大鹏、段凌翔、彭学及龚某、谢平宗都在场，刘丛友当场向彭学出具了借到40万元的借据，段凌翔、谢平宗又向刘丛友出具了借到40万元的借据。证人龚某的证人证言虽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该证人证言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该借款已经交付给刘丛友，双方的借贷关系真实有效。故刘丛友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刘丛友与彭学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彭学已经依约提供了借款40万元给刘丛友，刘丛友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刘丛友若有新的证据证明其抗辩，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综上所述，刘丛友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湘01民终108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衡辉审判员  易 颖审判员  肖志维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王聪书记员姜眉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