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粤执监14号 申诉人（被执行人）：王记生，男，汉族，1973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申诉人（被执行人）：杨春红，女，汉族，1975年10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林，广东商达（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朱玉春，女，汉族，1969年6月1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王记生、杨春红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执复200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禅城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朱玉春申请执行王记生、杨春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裁定对被执行人王记生、杨春红名下的存款或收益采取冻结、扣划、提取措施。王记生、杨春红向禅城法院提出异议。 异议人王记生、杨春红请求立即终止（2019）粤0604执恢141号案的执行，解除对异议人银行账户的冻结。其主要理由为：异议人于2004年9月21日与朱玉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当日异议人通过现金方式向朱玉春支付了款项。朱玉春向异议人出具了收据。现朱玉春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款项损害了异议人合法权益。 禅城法院查明，原告朱玉春与被告杨春红、王记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04年6月7日作出（2004）佛禅法民一初字第1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春红欠原告朱玉春本金371000元，被告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还给原告。利息从2004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记生对杨春红借款中的300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案号为（2004）佛禅法执字第1561号。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04年5月10日查封了被执行人杨春红名下车牌号为粤Ｅ×××××号汽车一辆、查封了车牌号为粤Ｅ×××××号摩托车一辆。该院于2004年7月21日作出（2004）佛禅法执字第15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提取被执行人杨春红、王记生的存款人民币388203元，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相等价值的财产。基于上述裁定，该院查封了杨春红名下位于佛山市玉带大厦银晖阁1506房，于2004年7月26日扣划了杨春红银行款项130000元至该院执行款账户。2004年9月21日，申请执行人朱玉春与被执行人杨春红、王记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一、被执行人拖欠申请执行人本金、利息、诉讼费共计386272元，法院已经扣划被执行人130000元给申请执行人，现被执行人仍拖欠申请执行人256272元。二、被执行人同意将位于佛山市玉带大厦银晖阁1506房以180000元抵债给申请执行人。协议签订后办理过户手续。三、余款76272元，被执行人应于2007年9月3日前还清等。2004年10月26日，该院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为由予以结案。 2019年2月20日，申请执行人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该院予以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粤0604执恢141号。执行过程中，禅城法院于2009年3月13日作出（2019）粤0604执恢1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扣划、提取被执行人杨春红的存款或收益人民币255877.68元，王记生的银行存款或收益人民币100608.75元，或者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同等价值的财产。基于上述裁定，该院于2019年3月15日冻结了王记生尾号为2216、9615银行账户，冻结了杨春红尾号为4013、9665、6410银行账户。 禅城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持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该院有权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措施。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提出其已经将借款尾款76272元归还申请执行人，并且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出具了收据，提出应当终止执行并解除执行措施，经审查，该院对被执行人以其持有申请执行人出具的收据主张已经付清余款76272元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此，该院评述如下：1.被执行人持有的收据为一张完整纸裁剪下来的一小部分，收据页面不完整。基于杨春红与朱玉春原为单位同事，关系较为密切，无法排除杨春红持有朱玉春签名的纸条或者签名的空白字条的可能。2.收据内容“已将杨春红借款76272元（大写柒万陆仟贰佰柒拾贰元整）收齐付款人杨春红2004.9.21收款人朱玉春2004.9.21”是杨春红书写完成，被执行人主张仅有收款人“朱玉春”处签名属于朱玉春书写，该收据不符合一般由出借人向借款人出具收款收据的书写习惯。3.被执行人主张其系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尾款76272元，但该笔款项当年并非小额款项，被执行人无相关取款凭据或其他证据佐证其曾向朱玉春现金支付该笔款项。4.双方在该院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日期为2004年9月21日，与被执行人主张的以现金方式支付尾款76272元系同一天。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当天不当庭支付完毕尾款，以便于有第三方予以证明支付过程，而选择当天另行主动去朱玉春家在无其他见证人的情形下现金支付尾款，异于正常交易往来。5.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该院以双方执行和解方式予以结案后，该院仍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车辆等财产。被执行人如果在执行和解协议当日另行支付完毕尾款，被执行人通常会选择到法院主张解除对其财产的执行措施。但被执行人主张其付清尾款后却长期未向该院申请解除相关查封措施。综合以上几点，禅城法院认为被执行人以其持有申请执行人签名的“收据”主张已经付清尾款76272元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王记生、杨春红的异议请求。 复议申请人王记生、杨春红不服上述裁定，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2019）粤0604执异75号裁定；2.解除对复议申请人银行账户的冻结，并驳回申请执行人的恢复执行申请。其主要理由为：1.禅城区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不清。案涉收据上面的两处日期“2004.9.21”笔迹存在明显不同，很明显是出自不同人之手；而且复议申请人在执行异议审查阶段，明确表明案涉收条上面的收款人“朱玉春”以及下面的“2004.9.21”是申请执行人所写。但是禅城区法院在执行裁定书中对复议申请人的该异议却只字未提，没有查清该事实。2.案涉执行和解尾款76272元已经支付完毕。案涉收条上面的收款人“朱玉春”以及下面的“2004.9.21”是申请执行人亲笔所写，因此，禅城区法院推测的“无法排除杨春红持有朱玉春签名的纸条或者签名的空白字条的可能”便显得十分牵强。需要多大的巧合，申请执行人才会在一张空白纸条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而这个日期恰恰是双方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日期。事实上，之所以案涉收条主要内容是由复议申请人所写，而申请执行人只是签字写日期，是因为在收到复议申请人支付的执行和解尾款76272元之后，刚开始申请执行人以双方都是同事因此无需写收条为由拒绝出具收条，后来在复议申请人的一再要求下，申请执行人才同意出具相应的收条，但以自己书写不便要求复议申请人写完收条的内容然后由其签字写日期。3.禅城区法院的推论不符合正常逻辑。（1）2004年之时，当时的交易方式主要是现金交易，移动支付包括手机银行、网银等远未普及，因此复议申请人作为企业主，必然需要长期保有一定的备用金以便支付各种原料款以及工人尤其是零工工资之用。而且从案涉执行情况，复议申请人在2004年已经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私家车以及多套房产），因此复议申请人有七万余元的现金实属正常。（2）在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今天，又有多少被执行人在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当场支付完毕执行和解款？况且在移动支付尚不发达的2004年，何以苛求复议申请人在尚未最终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之前便拿着七万余元的现金去到法院然后在执行法官面前当场交付？（3）关于被执行法院查封的车辆，申请执行人在收到执行和解尾款后曾保证会向执行法院申请解封，而且复议申请人通过多名朋友找到申请执行人的联系方式后也曾经多次联系申请执行人要求其向法院申请解封，但是申请执行人均以其在外省没有时间予以拒绝。由于执行法院的查封实质上只是查封了车辆档案，复议申请人对车辆的正常使用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影响。因此，车辆报废后此事便不了了之。4.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将近12年之后才申请恢复执行，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时效。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重新计算。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之规定，申请执行的时效为两年，因此本案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最晚期间应该为2009年9月2日。申请执行人在2019年2月20日才提出恢复执行的申请，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时效。复议申请人在执行异议阶段已经明确提出了对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将近12年之后才申请恢复执行提出明确的异议，并指出其明显不符合常理。事实上，申请执行人之所以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届满12年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猜测复议申请人时隔15年可能已经没有保留收条。 申请执行人朱玉春答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之前并没有关于执行和解的处理方式及恢复执行的期间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申请人随时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申请执行人朱玉春有权选择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第十条是关于恢复执行期间的规定，但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时间是2018年2月22日，实施日期是2018年3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理论，申请执行人朱玉春申请恢复执行未超过两年的申请执行期间，法院应当依法恢复执行。2.2004年之后申请执行人朱玉春由于家庭变故，户口迁移到福建厦门，常年生活在外地，加之《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余款76272元，于2007年9月3日前还清甲方”时间跨度较大。在较长的时间内，被执行人杨春红、王记生至今一直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3.在一审执行听证，申请执行人朱玉春及代理人最初发问复议申请人杨春红“76272元是怎样支付给朱玉春？”时，复议申请人杨春红答道“忘记了是否支付没有”。而问“76272元是通过什么方式支付的？”复议申请人杨春红当时答道“不知道怎样支付的，应该是现金支付”。最初的答复是第一时间的反应，最真实情况的陈述。而复议申请人杨春红此时的回答反证了之后关于还款方式、时间、地点的肯定和确定回答的不真实性。4.执行和解时，复议申请人王记生、杨春红根本没有任何还款能力，还因挪用单位资金面临坐牢的风险，不可能再借到任何款项。所以在法院的主持下，保留给了复议申请人一套房产，用另一套房产以物抵债给被执行人朱玉春，过户抵偿部分债务，而剩余部分债务约定在2007年9月3日前还清。5.执行和解后，申请执行人朱玉春没有收到复议申请人王记生、杨春红有关76272元的任何执行款、物。 佛山中院对禅城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佛山中院认为,复议申请人在禅城区法院执行过程中，持《收据》提出其已经将借款尾款76272元归还申请执行人，并提出应当终止执行并解除执行措施。经审查，双方在2004年9月21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余款76272元于2007年9月3日前还清，约定的还款期间长达近3年，说明其在短时间内筹措资金还款存在极大困难。而其在异议中称2004年9月21日的当天就已还清，这明显不切实际也不合常理。对于《收据》的真实性问题，禅城区法院的听证笔录中显示，申请执行人否认《收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也否认收到涉案款项，而复议申请人对《收据》的真实性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复议申请人对款项的来源、支付方式等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禅城区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妥。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将近12年之后才申请恢复执行，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时效。因其该请求在向禅城区法院提出异议时并没有提出，故本院不宜在复议程序中直接审查。佛山中院遂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粤06执复200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王记生、杨春红的复议请求，维持禅城法院（2019）粤0604执异75号执行裁定。 王记生、杨春红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2019）粤06执复200号执行裁定；撤销（2019）月0604执异75号执行裁定；撤销（2019）粤0604执恢141号执行裁定，改为裁定不予恢复执行。其主要理由为：1.异议、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申诉人已经在异议、复议审查中提出笔迹鉴定，但是法庭没有组织鉴定。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看，笔迹鉴定属于对方的举证义务。佛山中院、禅城法院仅凭借推理就认为申诉人不可能支付执行款，显然是滥用职权。2.关于恢复申请的时效问题。申请执行人朱玉春在立案时一同提交了《情况说明》主动提出了时效抗辩问题。依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主动向当事人对时效问题进行释明，但是当事人主动提出时效抗辩，法院具有审查责任。异议时法院没有对时效问题进行审查已经违反法定程序，复议时申诉人明确提出时效抗辩，却认为不宜在复议程序中直接审查，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八条规定，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间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间因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中断，其期间自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重新计算。本案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为2007年9月3日，朱玉春现申请恢复执行已经超过时效。禅城法院立案违反了相关规定。3.（2019）粤0604执恢141号案对于要求两被执行人履行的法定义务不符合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2004）佛禅法民一初字第1412号生效判决，判决王记生承担人民币30000（判决书原文笔误为3000元），而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二被执行人名下房产以180000元的价值抵债过户给申请执行人。该房是二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王记生所占份额的价值远超其应履行的义务。即，王记生已经履行了法定义务。现再对王记生强制执行没有依据。4.原执行案（20004）禅法执字第1561号执行案有终本裁定，但是申诉人从未收到该裁定。另外，在诉讼审理过程中，法院查封了王记生名下车辆。根据法律规定，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超过一年，查封不动产、其他财产权利的期限不超过二年。但法院一直没有对车辆进行执行或者解封，这也不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的条件。该执行不符合法定程序。 本院对佛山中院、禅城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申诉人所提请求及理由，主要为以下几点：1.其已履行完毕执行和解协议，有申请执行人签名的《收据》为证。2.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已过申请执行的时效，执行法院应不予立案。3.不应将王记生列为被执行人。4.在第一次执行过程中，终结本次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对申诉人所提请求及理由，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本案系申诉人不服异议、复议裁定向本院申诉，因此，本院对佛山中院复议裁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申诉人所提上述第2、3、4点请求及理由，均未在执行异议中提出，其中第3、4点是在申诉中提出，如本院对其审查，则等同于对未经异议、复议审查的内容作出评判，不符合异议、复议案件审查的程序规定。因此，申诉人所提的上述请求及理由，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且根据申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诉人已就申请执行超过法定时效的问题向禅城法院另行提出过异议，该院对该请求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了（2019）粤0604执异237号执行裁定，申诉人如对裁定不服，应循法定程序救济。申诉人所提不应将王记生列为被执行人的问题，可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向执行法院提出。 2.关于是否可依申诉人所提的《收据》认定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问题。首先，对于是否如《收据》所示内容，申诉人已经按和解协议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问题，在异议审查听证中，申诉人的回答前后反复。其曾自述“忘记了是否支付没有”、“不知道怎么支付的，应该是现金支付”。其次，正如异议裁定所述，该《收据》系申诉人杨春红自行书写，记录在经裁剪、不完整的纸张上，且申诉人杨春红与申请执行人朱玉春曾系同事关系，不排除申诉人在别的场合获取朱玉春签名的可能性。第三，如按申诉人所述，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当天就支付了《收据》所述该笔金额，但执行法院随后在实施查封车辆的执行行为时，申诉人并未向执行法院反馈该信息。且在执行异议听证笔录中，申请执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其提问“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你（杨春红）、王记生、朱玉春是否三方在场签订执行协议？”申诉人杨春红回答“我也忘记了，主持调解的法官应该在场。”该代理人又问“执行协议中余款在乙方2007年9月3日前支付完毕，你方陈述已经支付朱玉春76272元，为何在执行法官调解中确认协议内容？”申诉人回答“我也不清楚。”上述内容说明，申诉人对为什么在自述已经支付完毕该款项后，仍然在相关协议中自相矛盾的确认要支付该笔款项无法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第四，交付该笔款项以及书写该《收据》的情形，除申诉人杨春红自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合上述分析，仅依据一份来源存疑的《收据》难以认定申诉人已经支付了案涉款项。申诉人虽然在异议听证中申请了笔迹鉴定，但是否准许应由审查案件的法院根据案情综合评判。如前所述，认定申诉人没有支付该款项已经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复议裁定所述“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复议申请人对款项的来源、支付方式等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禅城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妥”的认定结论亦无不当。 综上，申诉人王记生、杨春红的申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记生、杨春红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杨明哲 审判员  张 磊 审判员  李焱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潘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