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10559号 原告：陈金秀，女，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原告：黎清清，女，199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原告：黎海林，男，199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原告：黎元斌，男，195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原告：黄吉玉，女，195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思，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琪琦，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进，男，198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均，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杰，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住所地眉山市新区南北干道（旭光小区西大门）。 负责人：陈军，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新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桂湖中路163号。 负责人：孙喜良，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凯尧，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桂湖西路245号。 负责人：董小红，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梅，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泊宁，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区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静安路469号兴城大厦4楼。 负责人：蒋金成，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印，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荣，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以下简称五原告）与被告徐进、肖福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新都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区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蒋园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五原告撤回了对肖福珍的起诉，各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准许。原告陈金秀、黎清清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均、江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民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移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凯尧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联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梅、胡泊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电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徐进、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赔偿五原告1054986.8元【1.死亡赔偿金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2.精神抚慰金30000元；3.丧葬费64717元／年÷2＝32358.5元；4.交通费1000；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64717元／年÷365天／年×4人×（11＋7）天＝12766.32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23484元／年×（12＋14）年÷3人＝203528元；7.医疗费111013.98元】，人民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代为支付责任；2.徐进、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人民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后五原告将主张的医疗费金额变更为5000元，赔偿总金额变更为948972.82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1日下午，徐进驾驶川Ｖ×××××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搭载黎德安、张国全、唐朝雄、唐小勇、唐富国及货物）沿大丰蓉北路由古柏路向北星大道方向行驶。16时15分许，车行至大丰蓉北路“科伦药业”路段，货厢内装卸工黎德安攀爬至货物上整理货物时，被横跨道路的电缆线挂倒在货厢内受伤。事发后黎德安被送医救治，徐进驾车继续去装货并在途中报警。黎德安经医院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22日死亡。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8月7日作出第51011420190000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黎德安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进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后陈金秀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出复核申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9年9月4日作出成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19439号道路交事故复核结论：责令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重新调查、认定。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成公新交复字【2019】第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黎德安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进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另外，五原告认为，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以下简称三家通讯公司）因私自架设不符合规定的电缆线，且其私自架设不符合规定的电缆线也是导致黎德安发生本次事故致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故应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赔偿。综上，五原告认为徐进和三通讯公司对黎德安的受伤及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黎德安并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五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徐进辩称，1.案涉事故经过交警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了黎德安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进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结合公安部门的勘验、询问笔录等相关在案证据能够证实案发时黎德安受刘高的雇请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擅自搬运货物，与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架设的弱电线发生碰撞，导致此次事故发生，此次事故的发生黎德安有重大过错，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架设的弱电线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高度，因此徐进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即便承担，也只应当承担20%以内的责任；2.川Ｖ×××××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在人民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座位险，本案发生应当适用交强险予以赔付，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制定的目的是受害者权益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交强险不适用本车人员只适用第三人，是基于交通事故发生时地位的相对而言，本案中事故发生时，黎德安并没有驾驶车辆，对车辆的行使不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对于徐进向五原告承担的损失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承担；3.事故发生后徐进为黎德安垫付了35000元，其中有5000元用于支付黎德安的医疗费。 人民保险公司辩称，1.徐进驾驶的车辆在该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车上人员险有3个，驾驶员座位险10000元每座，乘客座位险10000元每座（共两座）；2.本案中五原告的损失不涉及交强险，也不涉及商业险，至于车上人员责任险，该公司认为死者并非车上人员，因此车上人员险也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对人民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移动公司辩称，1.本案仍然适用于一般侵权，并非特殊侵权，并不存在物件脱落、坠落致人损害，因此五原告或者其余各方需要主张移动公司承担责任应该负有举证证明该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的举证责任；2.移动公司在损害发生中不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现行国标GB政策规范并未对移动线缆的悬空高度作出强制性的规定，而结合常识及公路工程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按现场三运营商线缆在事故发生后的悬空高度为5.5米，已足够能够排除一般的损害行为发生，三运营商均尽到了其作为运营企业的基本注意义务；3.就本案损害的结果看是混合侵权导致的损害发生，因此该公司建议法院考量损害发生中侵权行为发生的实际作用力予以划分责任，本案中死者在车辆动态行驶过程中攀爬车辆，其过错行为非常明显，而徐进的两个过错行为，其超过限高导致了死者存在和上悬线缆接触的可能，其超速在死者爬上车辆时不仅没有停止还超速行驶，导致了死者受冲击作用力的上升，其两个过错行为均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明显作用力，理应承担责任；4.本次事故损害发生的责任已经两级公安机关予以复核、认定，均未谈及运营商存在过失或者责任，而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亦对悬空高度进行了鉴定，未归责运营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移动公司的诉请。 联通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移动公司意见一致，另补充如下：现场勘验的照片并非事故发生时该地线缆的高度，并且线缆的高度是高于信号灯的高度，信号灯是悬臂安装，根据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第7.5.1条1款，事故发生时光缆的最低高度应该是高于5.5米的。针对五原告的诉讼请求，五原告已经主张了死亡赔偿金那么不应再次主张精神抚慰金。 电信公司辩称，1.该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事故责任方是死者以及徐进，并根据本案案由可以确定为一般侵权纠纷，且死者死亡结果所造成的直接原因为根本原因，与电信公司无关；3.五原告主张的相关费用、标准过高或不符合客观事实。 经审理查明，黎德安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在川Ｖ×××××号货车上发生受伤事故。针对此事故，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8月7日作出第51011420190000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陈金秀向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出复核申请，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于2019年9月4日作出成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19439号道路交事故复核结论：责令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重新调查、认定。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成公新交复字【2019】第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为：2019年6月11日下午，徐进驾驶川Ｖ×××××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搭载黎德安、张国全、唐朝雄、唐小勇、唐富国及货物）沿大丰蓉北路由古柏路向北星大道方向行驶。16时15分许，车行至大丰蓉北路“科伦药业”路段，货厢内装卸工黎德安攀爬至货物上整理货物时，被横跨道路的电缆线（以下称案涉电缆线）挂倒在货厢内受伤。事发后黎德安被送医救治，徐进驾车继续去装货并在途中报警。黎德安经医院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22日死亡。经四川西华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未发现川Ｖ×××××东风重型仓栅式货车所检项目事故前存在的安全隐患，该车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速度约为45千米／小时（备注：事发路段限速40千米／小时）。涉案者黎德安头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离地高度约为5.5米。该认定书还载明，此次事故中，黎德安在机动车行驶时站立在货物上致使身体超出货厢外（其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其行为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黎德安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进驾驶机动车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车辆载货超高（该两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其行为及过错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故徐进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另外，该认定书未将本案三家通讯公司纳入本次事故中进行责任划分。 另查明，案涉电缆线系由三家通讯公司架设。三家通讯公司的电缆线均捆绑在一起。 事故发生后，黎德安被送往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抢救，于2019年6月22日死亡。关于黎德安医疗费的处理问题，本次庭审中，五原告仅向本院提交黎德安住院票据病人留存联一份，显示黎德安发生住院费用111013.98元，但并未提交报销联。徐进主张该住院费用中，有5000元系由其垫付（垫付方式为2019年6月18日打款5000元给微信名为平安是福的黎德安的老板周静，并让周静将此款用于缴纳黎德安的住院费）。本院当庭给周静（音，电话为191××××2901，微信名为平安是福）打电话核实，其称其系黎德安的老板，其确认黎德安住院费用报销联由其持有，还陈述黎德安住院总费用中有5000元是徐进交的，有8000余元是黎德安家属交的，有20000余元是水滴筹筹款，其余均是鑫崇（音）货运交的。五原告对周静说徐进垫付了5000元黎德安住院费用予以认可。另外，徐进还支付了五原告30000元丧葬费。 黎元斌、黄吉玉系黎德安父母，二人育有包括黎德安在内的三个子女。陈金秀为黎德安妻子，黎清清、黎海林为黎德安子女。黎德安有且只有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五名第一顺位继承人。本次事故致黎德安死亡时黎德安49周岁，黎元斌68周岁，黄吉玉66周岁，黎清清、黎海林均已成年。现黄吉玉每月领取102.86元的养老金、黎元斌每月领取100元的养老金。 庭审中，五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镇子镇新堰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1月4日出具的《外出务工证明》载明“兹证明我村村民黎德安公民身份证号码5110231969××××××××，职业特长是建筑工、安装工、搬运工。其自1985年开始长期外出到深圳、松潘、成都从事建筑、安装、搬运工作，未在本村长住。黎德安未在老家耕种土地，亦未以农村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还提交了黎德安系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诚信路338号1栋1单元11层1106号不动产所有权人的不动产所有权证及该地物业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入住证明》，该《入住证明》载明“黎德安……于2018年8月12日入住成都市新都区。”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出具的有效期为2019年3月22日-2020年3月20日的居住证明，该居住证明载明黎德安的居住地址为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诚信路338号。此外五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温江盛禾曼布艺软装出具的《情况说明》称黎德安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期间在该经营部从事安装工并居住在该经营部安排的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柳岸锦城12-1603号；武侯区凯斯特软装经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称黎德安从2019年1月开始在该经营部从事安装工作，后2019年2月因工作量少，黎德安便离职；刘高在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的询问时称其是鑫华物流工作货运方面的负责人，黎德安系2019年3月份到该公司当搬运工等。五原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发生交通事故前黎德安长期在城镇务工并居住在城镇，靠非农业生产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其相关赔偿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 川Ｖ×××××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登记在肖福珍名下，徐进称其才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只是未变更登记而已。徐进为该车在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10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每座1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包括司机1座及乘客2座）及不计免赔率险，其中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总则第四条规定：“本保险合同中的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在被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该条款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该条款第三章“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责任免除部分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下列人身伤亡、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违法、违章搭乘人员的人身伤亡；”该保险条款对第四十二条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 再查明，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216元，上一统计年度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3484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事故询问笔录、事故现场图、川Ｖ×××××号“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行驶证、徐进驾驶证、保险单、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死亡证明书、医疗费票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户口簿、外出务工证明、居住证、不动产登记证、刘高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以下简称三家通讯公司）是否需对黎德安受伤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若三家通讯公司要承担责任，则三家通讯公司、徐进及黎德安之间如何进行责任划分；三、人民保险公司是否需承担保险责任；四、黎德安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计算。要解决前述争议焦点，需首先理清几个有争议的问题。针对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及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一、需首先理清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关于徐进申请追加案外人刘高为本案被告的问题。徐进称刘高是黎德安的雇主，但徐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确定刘高就是黎德安雇主（黎德安还可能和其他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即使刘高确实是黎德安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本案涉及第三人侵权导致黎德安受伤，针对此种情形，五原告有选择权，即既可以选择向雇主主张权利也可以向直接侵权人主张权利，且一旦选择向一方主张而损害得以弥补后，即不能再向另一方主张。本案中，五原告选择向直接侵权人主张权利，故不能再将雇主作为本案被告。综上，本院对徐进要求追加案外人刘高作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不予同意。 （二）三家通讯公司称交警队测量的最低缆线离地高度为5.4米不准确，真实情况是缆线离地高度远远大于5.4米。为此，联通公司举出其公司测量线缆附近的信号灯灯杆高度的视频，拟证明被测量的信号灯灯杆高度为6.5米，而案涉线缆两端是架设在比信号灯灯杆更高的地方，说明线缆离地高度仅为5.4米不合理。本院认为，即使联通公司举出的视频中测量的信号灯灯杆高度准确，为6.5米高，但案涉线缆并非架设在信号灯灯杆上，且从事故现场图也不能看案涉线缆与联通公司所测量信号灯灯杆的相对位置，不能准确说明案涉线缆下垂的幅度，故联通公司仅依据信号灯灯杆高度为6.5米并结合现有证据，不能推断案涉缆线最低点离地高度远远大于5.4米。案涉电缆最低点离地为5.4米系交警队在事发后到事故现场进行测量的结果，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此，本院对案涉线缆最低点离地高度为5.4米予以确认。 （三）关于发生事故时黎德安头顶的离地高度，经鉴定机构认定为约5.5米，三家通讯公司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但未提出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本院对三家通讯公司的异议不予采信。 （四）关于徐进所驾驶的车辆是否超速的问题。徐进认为案涉车辆在事发时属于刚起步，行驶速度不应达到45千米/小时，但徐进的该意见也仅是主观猜测。对于该问题，在徐进未提出充分的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鉴定机构通过计算认定事故发生时徐进所驾驶车辆车速为45千米/小时更为准确，本院对徐进提出的其并未超速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关于三家通讯公司是否需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案涉的线缆是由三家通讯公司所架设，三家通讯公司是该线缆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应对线缆进行合乎规范地架设及管理。三家通讯公司称还有其他架设主体，但并未向本院举证证明，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三家通讯公司架设线缆高度不符合国家标准，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GB51158-2015表6.4.8-2规定，架空光（电）缆与线路方向交越时，最低缆线到地面的高度不得小于5.5米。而本案中，事故发生时三家通讯公司所架设电缆的最低缆线到地面的高度为5.4米，低于国家标准，三家通讯公司存在违规架设电缆或对缆线疏于管理的过错行为。再次，缆线过低与黎德安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该因果关系的成立，有交警大队作出的“黎德安系被线缆挂倒受伤”的事故认定书予以证实。三家通讯公司关于黎德安不是被电缆挂倒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三家通讯公司所有的线缆相互捆绑在一起，无法区分是哪家公司的线缆将黎德安挂倒，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三家通讯公司应当在责任范围内对五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各主体责任划分问题。如前已论述，三家通讯公司不规范架设、管理线缆并导致线缆高度过低的行为是黎德安受伤的原因，但徐进超速驾驶、货厢违反装载要求以及黎德安自身在车辆行驶时站立在货物上致使身体超出货厢外的高度危险行为，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本院综合本案各方面要素，酌情认定由三家通讯公司连带承担五原告损失中40%的责任，由五原告承担40%的责任，由徐进承担20%的责任。需特别说明的是，关于黎德安自身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案中，鉴定意见载明黎德安头顶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的离地高度约为5.5米，但并未明确是高于5.5米还是低于5.5米。即使低于5.5米，黎德安在机动车行驶时站立在货物上致使身体超出货厢外的行为，仍然是高度危险的行为，故其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 四、关于人民保险公司是否需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中黎德安系在案涉车辆上发生的事故，不构成第三者，故人民保险公司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同理，也不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其次，关于人民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责任的问题。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四条及第三十八条的约定，黎德安确实属于“车上人员”，若无免责情形人民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该条款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了免责事由为，违法、违章搭乘人员的人身伤亡人民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机动车载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载货汽车车厢不得载客。在城市道路上，货运机动车在留有安全位置的情况下，车厢内可以附载临时作业人员1人至5人；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得载人；”根据该条规定，货车车厢并非完全不能载人，本案中，交警部门未认定案涉车辆在货厢载人的行为违法，且依据本案事实结合前述规定也不能得出徐进将黎德安安置于货厢属于违法、违规搭乘人员，故人民保险公司无权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免赔。需特别说明的是，即使黎德安发生事故瞬间其是在货物上且高度超过车厢栏板，但该行为是黎德安自身行为且该过错行为已经纳入本案进行评价，故并不能据此认定徐进存在违法、违规搭乘人员的行为。综上，黎德安属于车上人员，且人民保险公司并未说明本案存在其他免责事由，故人民保险公司应当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五、关于黎德安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院认为，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镇子镇新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外出务工证明》、黎德安系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诚信路338号1栋1单元11层1106号不动产所有权人的不动产所有权证及该地物业公司出具的《入住证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出具的有效期为2019年3月22日-2020年3月20日的居住证明、温江盛禾曼布艺软装出具的《情况说明》、武侯区凯斯特软装经营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刘高在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的询问时的陈述能相互印证，黎德安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前系在城镇务工且居住在城镇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前述规定，本院对黎德安的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进行确认，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各被告对前述证据提出异议但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本院对各被告关于前述证据的异议不予采信。 有关本案赔偿费用分述如下： 1.关于死亡赔偿金。如前已述黎德安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33216元/年×20年=664320元； 2.关于丧葬费。本院确定为32358.5元； 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黎元斌、黄吉玉系黎德安父母，本次事故致黎德安死亡时黎元斌68周岁，黄吉玉66周岁。从黎元斌、黄吉玉的年龄来看，应视为丧失劳动能力，除每月少量领取的养老保险外，无其他生活来源，故黎元斌、黄吉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得到支持。另外，因黎德安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而黎元斌、黄吉玉的生活费来源于黎德安，故黎元斌、黄吉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相应的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因二人育有包括黎德安在内的三个子女，且黄吉玉每月领取102.86元的养老金、黎元斌每月领取100元的养老金，故黄吉玉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484元/年-102.86元/月×12月/年）÷3人×（80-66）年=103831.84元，黎元斌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3484元/年-100元/月×12月/年）÷3人×（80-68）年=89136元，合计192967.84元。 4.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五原告的亲属黎德安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死亡，其亲人为处理丧葬事宜及交通事故，必然发生一定的误工费，对五原告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本院酌情认定为4000元； 5.关于交通费。五原告的亲属黎德安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死亡，其亲人为处理丧葬事宜及交通事故，必然发生一定的交通费，故本院对五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予以支持； 6.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畴。五原告的亲人黎德安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后死亡，对其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因黎德安在本次事故中有一定的过错，故本院酌情认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 7.关于医疗费。五原告虽然在本次庭审中不能提交黎德安住院费票据报销联，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黎德安发生的住院费用肯定超过5000元，且其中有5000元系徐进垫付。因五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医疗费5000元，故本院对该费用予以支持，并确认该费用系徐进垫付。 综合以上论述，五原告因黎德安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 1.死亡赔偿金664320元；2.丧葬费32358.5元；3.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4000元；4.交通费1000元；5.精神抚慰金25000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192967.84元；7.医疗费5000元，合计924646.34元，按照责任比例由三家通讯公司连带承担五原告损失中40%的责任为924646.34元×40%=369858.54元，由徐进承担20%的责任为924646.34元×20%=184929.26元，由五原告自行承担40%的责任为924646.34元×40%=369858.54元，徐进承担的184929.26元中，由人民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范围内承担10000元。品叠徐进已支付的5000元医疗费及30000元丧葬费，徐进还应支付五原告139929.26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赔偿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10000元； 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新都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区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连带赔偿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369858.54元； 三、徐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连带赔偿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139929.26元； 四、驳回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20元（已减半收取），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新都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区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区分公司各自负担883元，由徐进负担1324元（上述款项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已垫付，执行时一并执行），由陈金秀、黎清清、黎海林、黎元斌、黄吉玉自行负担26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园园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魏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