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振全，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镇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元喜，男，197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镇远县。原审第三人：刘光金，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镇远县。上诉人丁振全因与被上诉人杜元喜及原审第三人刘光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5民初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振全上诉请求：撤销镇远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5民初830号民事判决，并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由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的定金5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被上诉人将翁头山庄转让给上诉人，则被上诉人必须享有翁头山庄所有权或者经营权，才能够有权出让。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山庄的所有权证照（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等）或者经营权证照（如：营业执照等）。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农历）准备付清余款23万元给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以上产权证照，而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没有，也不提供给上诉人，上诉人才拒绝支付余款23万元。一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山庄相关产权证照的情况下，却以镇远县羊场镇羊场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认定山庄在2017年年底以后经营管理权人为被上诉人，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在被上诉人没有相关产权证照的情况下，镇远县羊场镇羊场村村民委员会是不能确定山庄产权人的，最多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管理山庄，但是不能确定经营管理权人。因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实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杜元喜仅仅是将翁头山庄管理使用权以280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丁振全，并未约定要办理相关证照，当事人不得随意增加对方义务。原告丁振全在向被告杜元喜支付50000元定金后，被告杜元喜已将翁头山庄钥匙交给原告丁振全委托的人第三人刘光金，且第三人刘光金当庭自认在翁头山庄中杀过牛，被告杜元喜的交付义务已完成。”对此，上诉人认为：1、有相关证照才能确定转让人有转让的权利，本身就是转让人的义务，不需再合同中另行约定，不能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示产权证照是增加对方的义务；2、尽管被上诉人将山庄交付给上诉人经营，但是未提供相关产权证照，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交付义务已完成。二、被上诉人未合法拥有翁头山庄所有权及经营权，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物并未合法存在，合同应当予以解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表示其拥有翁头山庄的产权，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山庄给上诉人的《协议书》，但是，上诉人在2018年12月27日（农历）支付余款23万元时，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应产权证照，于是，上诉人拒绝支付佘款23万元。在诉讼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产权依据仅仅是丁振回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羊场村村民委员会和一些村民共同出具的《证明》，除此之外，无其他依据。1、关于丁振回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仅能证明丁振回将小坳山林土地（3亩半）长期使用权限转让给被上诉人，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合法拥有翁头山庄的所有权或者经营权，因为，虽然，被上诉人获得小坳山林土地（3亩半）长期使用权，但在该土地上建立山庄，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因此，被上诉人在没有提供相关行政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修建房屋等建筑物也是非法的，被上诉人用非法的山庄交付给上诉人，自然不能认定是履行了合同义务。2、关于羊场村村民委员会和一些村民共同出具的《证明》。最多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管理山庄，但是不能确定经营管理权人。因此，羊场村村民委员会和一些村民共同出具的《证明》是不能釆信的。综上，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物并未合法存在，要求上诉人支付28万元，去取得没有任何产权证照的山庄经营权是极不公平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法律规定，转让权人必须拥有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合法经营权。因此，合同应当予以解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当获得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此，特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杜元喜辩称，一、答辩人自筹资金创建了生态农庄。在政府不能安排适当就业岗位谋生的情况下，只好自力更生，谋求生存之道，经人引荐来到羊场村，考察了翁头小组丁振廻的承包林地，这样一可以实施自己的爱好，二可以经过与丁振廻协商，征得村委会的同意，答辩人拟在这里建一养鸡鸭鱼和供人休闲的生态农庄以解决家庭的生活问题。在丁振廻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经村委会村民会议通过由村委会批准着手筹建翁头生态农庄，虽取名生态农庄，其实就是个体户。二、无可争议的经营权。得到村委会的批准，上诉答辩人在丁振廻转让来的林地边缘一块不能耕种的空地上，修建一幢木房，在山林下的水库中投放鱼苗养鸭，在林中饲养鸡，先后共投资六十多万元，目前初见成效，创办生态农庄符合国家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符合国务院中国农村农业农村部关于农村工作的相关政策。作为投资人拥有对该生态农庄无可争议的法定经营权。三、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这是本案的焦点，也是被答辩人提起诉讼请求和上诉的唯一证据，毋庸置疑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该协议的部分约定已经实施，如果不是被答辩人最后违约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争议，在此，答辩申明：将保留因被答辩人违约造成答辩人直接经济损失提起民事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的权利。四、不该发生的争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都是农民，应该知道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包括分到你名下的承包地。我创建的生态农庄受保护的法律依据，就是党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有这个法律保障就够了。丁振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定金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3月份，被告杜元喜等人开始在镇远县羊场镇羊场行政村翁头水库旁修建翁头山庄。2017年年底以后，翁头山庄的经营管理权人为被告杜元喜一人。2018年11月12日，原告丁振全（委托刘光金签订）与被告杜元喜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为“杜元喜与丁振全自愿达成协议：杜元喜自愿将羊场镇羊场村翁头山庄转让给翁头院子头组的丁振全管理使用。注：（1）丁振全首先支付杜元喜定金伍万元（50000.00元人民币）。（2）此协议全款贰拾捌万元（280000.00元）。（3）其余下全款贰拾叁万元，丁振全应在今年前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全部付清。如丁振全年前没有付清，定金（50000.00元）失效，丁振全无权收回。（4）如丁振全不守信用，杜元喜有权转让给别人。（5）如杜元喜不守信用，杜元喜必须加倍赔偿（50000.00元）。（6）此协议成立，双方遵守信用。参加人：***、刘光金、刘光明、杜元喜、丁振回。注明：杜元喜收到伍万元（50000.00元）后，一切责任管理权由丁振全负责承担。2018年11月12日。”，原告丁振全已委托第三人刘光金将50000元定金交给被告杜元喜，被告杜元喜将翁头山庄钥匙交给第三人刘光金，第三人刘光金当庭自认在翁头山庄中杀过牛。原告丁振全至今未向被告杜元喜支付余款230000元。2019年农历4月3日，被告杜元喜将翁头山庄收回。另查明，翁头山庄至今尚未取得产权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被告协商一致，达成真实意思表示，自愿签订《协议书》，对原、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杜元喜仅仅是将翁头山庄的管理使用权以280000元的价款转让给原告丁振全，并未约定要办理相关证照，当事人不得随意增加对方义务。原告丁振全在向被告杜元喜支付50000元定金后，被告杜元喜已将翁头山庄钥匙交给原告丁振全委托的人即第三人刘光金，且第三人刘光金当庭自认在翁头山庄中杀过牛，被告杜元喜的交付义务已完成。原告丁振全在向被告杜元喜支付50000元定金，至今未支付剩余的230000元价款，已违反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3）其余下全款贰拾叁万元，丁振全应在今年前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全部付清。如丁振全年前没有付清，定金（50000.00元）失效，丁振全无权收回。”的约定,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故原告丁振全要求被告杜元喜退还定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杜元喜在答辩中要求因原告丁振全违约，应赔偿损失250000元的主张，因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50000元定金作为违约惩罚条件，故另行要求赔偿损失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原、被告在《协议书》中约定“...（4）如丁振全不守信用，杜元喜有权转让给别人。”,被告杜元喜作为合同的解除权人，在原告丁振全违约前提下,依据该约定于2019年农历4月3日收回翁头山庄,已通过行为方式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故不需要本院再判决解除该《协议书》。被告杜元喜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丁振全要求被告杜元喜退还定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丁振全负担。原告丁振全已预交案件受理费2750元，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225元，依法退还原告丁振全。二审期间，刘光金提交《赠送协议》1份1页，既不说明证明目的，丁振回也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关联性，本院决定不予组织双方质证。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适用法律是否不当；2、杜元喜是否对转让的山庄拥有所有权及经营权、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物是否合法存在。1、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错误，适用法律是否不当的问题。经审理认为，双方2018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杜元喜自愿将羊场镇羊场村翁头山庄转让给院子头组的丁振全管理使用”，并没有约定需要办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关产权证照手续。如果《协议书》约定转让的管理使用事宜需要办理所有权和经营权转移登记手续，在《协议书》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另行协商办理，但这并不影响《协议书》的效力。且本案标的物即山庄所在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据证明杜元喜对转让的山庄享有经营管理权，至今也没有其他人对转让的山庄主张任何权利的事实发生。从法律角度来说，《协议书》中约定的“管理使用”，只是所有权权能中用益物权的一部分，而用益物权具有独立于所有权而存在的特征。因此，杜元喜作为用益物权人以合同的形式将其享有经营管理权的山庄转让给丁振全管理使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丁振喜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杜元喜是否对转让的山庄拥有所有权及经营权、双方约定的转让标的物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经审理认为，如前所述，双方在《协议书》并未对所有权的办理进行约定，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而对经营权杜元喜在与丁振全签订《协议书》之前，不仅有占有、使用该山庄的事实，而且山庄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也出具证据证明杜元喜对该山庄享有经营管理权，也没有其他人对转让的山庄主张任何权利。《协议书》签订后，杜元喜不仅将山庄钥匙交付给了丁振全的委托人即第三人刘光金，而刘光金已经自认在山庄中杀过牛。足以认定，丁振全对转让的山庄行使了占有、使用权。而上述事实和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也就不存在标的物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丁振全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丁振全以没有按约定支付约定款项的行为已经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杜元喜在丁振全没有履行主要债务之后，已经收回了山庄。即双方已经以实际不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解除了《协议书》，故一审没有另行判决解除《协议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振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上诉人丁振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地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杨 兰书记员  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