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9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吉田，男，194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蒋新、叶金元，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吉伟，男，196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孙国荣，系被上诉人的妻子。 委托代理人：胡金东，浙江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吉田因与被上诉人董吉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位于××村××栋××单元××室的房屋原为临平房管所所有，由董吉伟承租。董吉田的女儿董晓宇自1998年起居住在该房屋内，并由其向临平房管所交纳租金。 2000年，董吉伟曾将其印章交给董晓宇，由其以董吉伟的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案涉房屋，双方签订了《余杭市城镇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并由董晓宇支付了购房款及相关费用。该房屋由董吉田及家人居住至今。 2003年2月25日，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董吉田名下，其在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时向余杭区房管处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据各一份，其中《房屋买卖合同》载明：为卖方，董吉田为买方，房屋坐落在余杭区，双方协议价24998.36元，房屋交付日期为2003年1月16日，付款方式为现金一次支付，甲方落款处写有“董吉伟、沈国荣”的字样，并捺印及加盖“董吉伟”的印章，乙方落款处写有“董吉田”的字样并捺印，甲乙双方代理人落款处均写有“董吉田”的字样。收据载明：兹收到大哥董吉田买房款（新乐小区4幢103室）24998.36元，收款人落款处加盖有“董吉伟”的印章。经鉴定，合同中的指印非董吉伟所捺，“董吉伟”的印章与《余杭市城镇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中加盖的印章一致。庭审中，董吉田表示合同中所有手写文字及捺印均为其所写所捺，收据上的手写文字亦由其所写，但印章均为董吉伟本人所盖。 董吉田的妻子姚美儿于2007年11月14日将户口迁入案涉房屋，董吉田于2010年2月25日将户口迁入案涉房屋。 庭审中，董吉伟、董吉田均认可董吉田曾于2003年向董吉伟支付15000元。 董吉伟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董吉伟与董吉田于2003年元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董吉田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为董吉伟、董吉田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董吉田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据上所有手写文字及捺印均系董吉田所写所捺，仅有加盖的印章是董吉伟所有，但该印章曾交由董晓宇去办理购房手续，在无证据表明董晓宇当时已将印章交还董吉伟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董吉伟知晓或参与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过程。其次，董吉伟、董吉田本系兄弟关系，董吉田虽在案涉房屋居住至今，但不足以推定双方就房屋买卖事宜达成一致，且除证人证言外，董吉田并未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向董吉伟支付的15000元款项性质实为购房款。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是董吉伟、董吉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董吉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董吉伟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董吉伟提交的卖方为董吉伟、买方为董吉田，落款日期为200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董吉田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原审法院。 宣判后，董吉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针对案件事实未查明及认定错误。1、对于董吉伟如何交付结婚证、身份证等事实未予以查明。根据董吉伟原审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陈述：“2002年，董吉伟大哥董吉田在武康退休想到临平来住、与兄弟们近一点、也热闹，就这样，董吉伟大哥董吉田、大嫂姚美儿住进了董吉伟名下的××村××栋××单元××室。后来董吉伟大哥董吉田说想把夫妻俩的户籍从武康迁到临平，没有地方挂靠，想挂靠到董吉伟名下房产××村××栋××单元××室户籍上。后来大哥董吉田拿走董吉伟夫妻身份证、结婚证去办理了挂靠户籍手续，并且一直居住该房产至今……，2018年9月，董吉伟和妻子孙国荣在余杭临平房管所办事，发现董吉伟新乐小区4栋103室于2003年就被人注销了……”。董吉伟起诉述称董吉田是以户口挂靠为由骗取了董吉伟夫妻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而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原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查证，属于遗漏事实。2、原审法院认为“董吉田未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向董吉田支付的15000元款项性质为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的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为董吉田未出示有效证据证实董吉田向董吉伟交付的15000元款项为购房款，但董吉田及证人均在庭审中明确该15000元系对董吉伟将案涉房屋转让给董吉田的补贴，是独立于董吉田的购房款之外的款项。实际的购房款24998.36元早在2000年有董吉田女儿董晓宇支付给临平房管所。15000元的补贴是董吉田借了董吉伟的名义去购买案涉房屋而给予董吉伟的工龄补助。原审法院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3、原审法院认定“无证据表明董吉田女儿董晓宇在2000年办理购房手续当时已将印章交还董吉伟”的事实有误。2001年3月8日，董吉伟向临平房管所递交《余杭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上，有董吉伟加盖的私章。根据199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浙江省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申请房屋产权登记，权利人可以自行办理或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可知，申请房屋产权登记，必须权利人亲自到场办理或者出具委托书授权他人办理。2001年3月8日的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董吉伟作为当时的权利人在申请表等相关的申报材料上盖有私章，可以证明，2001年，私章是在董吉伟手中。这和原审法院认定的“无证据表明董晓宇在2000年办理购房手续当时已将印章交还董吉伟”的事实相悖。二、原审法院判决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据以《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判定合同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根据民法典编撰工作‘两步走’的安排，民法总则施行后，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合同篇、物权篇等各分篇的编撰工作。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不再保留。在这之前，因民法总则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原则上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本案涉及的房屋买卖合同形成在2003年，为《民法总则》实行前，故对案涉合同的判定依据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回归本案，董吉伟提出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董吉伟与董吉田于2003年元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显然不存在上述无效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有误。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相应证据不足以认定董吉伟与董吉田就房屋事实达成一致，即双方对房屋买卖没有合意，那么也应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未成立，而非认定为无效。三、即使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但除签订合同行为之外的其他事实和行为能够证实董吉田与董吉伟达成了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董吉田与董吉伟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众所周知，房屋买卖交易需要提交交易双方的身份证、房产证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等书面材料，且交易双方需一致到场确认。本案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难以认定董吉田无法证明女儿董晓宇将董吉伟的私章归还给董吉伟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董吉伟知晓或参与了案涉房屋的过户过程，是片面的理解了合同是体现董吉伟知晓或参与了案涉房屋交易的唯一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事实上，2000年董吉伟与董吉田已作约定，案涉房屋由董吉田购买。交易流程由董吉田女儿董晓宇以董吉田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案涉房屋，董晓宇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原审法院业已认定以上事实。因为案涉房屋属于福利性用房，无法直接由董吉田直接购买及购买后立即过户。故董吉田及董吉伟是在涉案房屋能够上市交易过户的情况下，办理了过户，董吉伟将自己和妻子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交付给董吉田用于过户的行为，结合2000年案涉房屋买房的过程，是可以推定为董吉伟以实际行为达成了将案涉房屋过户给董吉田的合意，且案涉房屋业已过户，董吉田与董吉伟的房屋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四、董吉伟对交付用于办理过户手续的身份证、结婚证行为负有举证证明系董吉田出于其他目的骗取的义务。如前所述，办理案涉房屋过户手续不仅需要房产证，还需要董吉田的相关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作为董吉伟在原审中否认其签字盖章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董吉伟将其和妻子孙国荣的身份证、结婚证交付给了董吉田。对于这些材料的交付，董吉伟陈述为董吉田系以户口挂靠而骗取所得，但董吉田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了董吉田及其妻子相关户口落户情况，可见董吉伟的陈述是虚构的，如董吉伟认为董吉田是骗取行为，理应由董吉伟进行举证。在董吉伟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次，董吉田与董吉伟房屋过户后，直至15年之后董吉伟才发现案涉房屋异状，也不符合常理。董吉田与董吉伟系亲兄弟关系，15年之间时常来往，董吉伟陈述其发现案涉房屋异状的时间及事实令人匪夷所思，非常的不合常理。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吉伟的诉讼请求，并由董吉伟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针对董吉田的上诉，董吉伟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本案焦点为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由于董吉伟在办理过户手续中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收据上所有的手写的文字、手印，均是董吉田所写，有加盖的印章是董吉伟所有，但该印章由于是交给董晓宇去办理购房手续，他一直没有还回来，因此，这份房屋买卖合同并非是董吉伟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审举证期限内，董吉伟未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董吉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余杭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 2、劳动合同（2003.5.1）； 两组证据共同证明：董吉伟使用私章，其私章一直在董吉伟处保管。 上述证据材料经出示，董吉伟的代理人胡金东首先发表意见称：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私章并不是2000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章，是另刻的私章。董吉伟本人发表意见称：对证据1、2均不认可，不是我的字。董吉伟随后变更其意见为：对两组证据形式真实性均认可，但该印章及签字并非本人所盖所签。董吉伟及其代理人孙国荣均表示以胡金东的意见为准。 本院经审核认为，董吉伟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否认证据上的签名系其所签，对于上述两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将于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董吉伟请求确认200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故而争议的焦点是该份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经原审法院依申请委托的司法鉴定结论及董吉田的陈述，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该房屋买卖合同上的所有手写文字及捺印均为董吉田所写所捺，双方争执的事实是董吉伟的印章是否为其本人所盖。就此问题，本院认为，董吉田在其自述签订合同时董吉伟在场的情况下，合同上的手写内容包括董吉伟签名及捺印却均由董吉田所签所捺，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对于董吉伟的印章是否其本人加盖，应由董吉田承担举证责任，但董吉田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该印章系董吉伟本人所盖，亦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该印章系其基于董吉伟的授权所盖，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董吉伟购买房改房时系由董吉田之女董晓宇以董吉伟的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董吉伟将其印章交给董晓宇，并无证据证实董晓宇已将印章交还。二审中，董吉田另提交余杭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劳动合同各一份，拟证明该印章一直由董吉伟使用，并申请对两份证据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但劳动合同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1日，系形成于本案争议合同签订之后，不能证明之前印章由董吉伟保管使用；余杭区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董吉伟本人否认系其本人所写，原审中董吉伟主张房改房过户至其名下系董晓宇代办，二审中董吉伟表示2001年3月办理房产证时其本人未到场，而经本院询问，董吉田对该申请表上的签名并不申请司法鉴定，因此即使该印章与房屋买卖合同上的印章系同一枚，也不能达到董吉田所欲达到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不予确认，对董吉田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合以上所述，本院认为难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董吉伟所签订，据此董吉伟并无作出签订200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未成立，董吉田的此项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董吉伟请求确认落款为200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因董吉伟的诉讼请求为201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据以上所述，本院已认定该份合同本身未成立，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因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本院不作评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董吉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董吉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金瑞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