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6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88号2-3389号房间。法定代表人：刘恩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清茹，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东路26号252A室。法定代表人：林建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平，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承燕，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圣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利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9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圣利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北方公司已经履行BMT03-17000A的《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以下简称《17000A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不欠圣利公司任何退税款项。《17000A协议》明确约定违约金设定为人民币1万元，一审认定圣利公司资金占用损失大于人民币1万元，判决北方公司赔偿圣利公司资金占用损失，有违法律规定。圣利公司辩称，不同意北方公司的上诉请求。北方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与案外人的争议涉及圣利公司，北方公司对此已经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圣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请：1.北方公司退回圣利公司出口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2.北方公司赔偿圣利公司经济损失（以人民币915,656.76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人民币27,000元）；3.北方公司支付圣利公司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0元，保全担保费人民币4,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北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6日，北方公司（作为甲方）与圣利公司（作为乙方）签订《17000A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委托甲方定向从XX股份公司采购相关电子产品，经由甲方代理出口事宜签订本协议；乙方委托甲方以甲方名义与乙方海外客户以乙方与乙方客户确认的价格及条款签订《售货合同》等相关文件；鉴于甲、乙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故以甲方名义与海外客户签订的《售货合同》将直接约束乙方；乙方负责出口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所有国内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成本等；甲方在收到乙方海外客户支付的每个《售货合同》项下总金额20%-30%预付款后的三日内书面告知乙方，乙方即安排甲方与XX股份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甲方收到每个《售货合同》交易项下的全额货款并完成外汇结汇，并收到乙方代位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后的当日，将收到的货款及乙方代位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全部汇入四川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股份公司）指定账号；甲方完成货物出口报关出口后，应积极办理出口退税事宜，在取得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以及XX股份公司开具的单个合同项下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三日内，将乙方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退回乙方，若发生汇率损失由乙方承担；通过前述交易模式完成的交易，乙方需按照甲方提供并双方确认的代理费清单支付代理费。代理费依据报关金额以1美金收取0.03元人民币的价格计算，甲方在双方确认代理费后有权直接从应退回乙方的垫付预计可退税款中直接扣划该笔代理费；任何消极或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行为均视为违约行为，本协议违约金设定为一万元；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导致涉讼的，违约方还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方因本诉讼发生的全部费用。2018年1月30日，北方公司（作为供方）与XX股份公司（作为需方）分别签订编号为BFTJ08-CHDQ及编号为BFTJ09-CHDQ的《产品购销合同》，合同载明物资名称均为型号为DLI-AL10的手机4,000台，单价（含税17%）均为人民币987.46元，含税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1月31日，圣利公司向北方公司汇款两次，汇款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备注分别为垫付货款08合同、垫付货款09合同。2018年2月1日，北方公司向XX股份公司汇款两次，汇款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4月28日，XX股份公司向北方公司开具编号为00884501、0088450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应税项目均为手机，规格均为DLI-AL10，数量均为4,000台，单价均为人民币843.982905元，金额均为人民币3,375,931.62元，税率均为17%，税额均为人民币573,908.38元，价税合计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2018年5月21日，北方公司（作为卖方）与案外人Z公司（XXLIMITED，以下简称Z公司，作为买方）分别签订合同号为BC18054-0001、BC18054-0002的《售货合同》，合同均约定货物品名为型号为DLI-AL10的手机4,000台，单价均为134美元，总价均为536,000美元。随后，两份《售货合同》项下货物完成货物的出口报关手续，相关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均注明商品编号为8517121019手机。2018年10月11日、12月5日，Z公司分别向北方公司汇款367,000美元、334,000美元、369,939.09美元及1,060.91美元，共计1,072,000美元。2018年10月11日、12月7日、12月10日，北方公司分四笔向圣利公司转账人民币2,539,096.57元、人民币7,043.55元、人民币2,538,902.68元及人民币2,294,620.46元，备注均为货款。2019年4月23日，圣利公司聘请上海嘉澜达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争议。一审审理中，北方公司明确其向圣利公司转账的人民币200,000元并非本案项下保证金，圣利公司表示就人民币200,000元的退税款不在本案中主张，将另行处理。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7月19日，圣利公司与北方公司签订编号为BMTSL201607的《出口合作协议》（以下简称《201607协议》），协议约定圣利公司向北方公司推荐客户进行代理出口业务及出口退税融资业务等，在圣利公司促成业务后，北方公司向圣利公司支付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圣利公司与北方公司签订的《17000A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北方公司辩称《201607协议》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17000A协议》仅是框架协议项下分支合同，应结合《201607协议》判定圣利公司与北方公司双方权利义务的抗辩意见，因两份合同约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合同目的均不相同，故《201607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事实依据。北方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17000A协议》中明确约定北方公司应将圣利公司垫付的预计可退税款在符合条件后向圣利公司退回，北方公司辩称退税对象应为XX股份公司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北方公司又辩称已经向XX股份公司退回全部涉讼业务款项，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北方公司仅在2018年2月1日向XX股份公司支付了两笔款项，金额均为人民币3,949,840元，该付款金额与编号为BFTJ08-CHDQ、BFTJ09-CHDQ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货款金额吻合。因北方公司向XX股份公司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其作为买方向XX股份公司支付的货款，与本案争议的退税款无关。北方公司的相关抗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出口退税规定，税则号列为8517.1210.19，货品名称为其他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的增值税率为17，出口退税率为17，则涉讼货物的出口退税率应为17%，北方公司可以在出口后取得退税款人民币1,147,816.76元（3,375,931.62X2X17%=1,147,816.76）。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出口退（免）税办理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免退税申报，北方公司最晚应在2018年出口货物后于2019年4月30日进行出口退税申报。北方公司作为专业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自营及代理公司，依据常理推断其应在2019年4月30日前取得了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何况，北方公司在法庭调查中亦仅抗辩已经向XX股份公司退税，从未提出未实际退税，而取得退税的前提即是取得了符合申报退税条件的全部文件，结合已经查明XX股份公司的发票于2018年4月28日开具，故北方公司履行《17000A协议》项下退税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扣除圣利公司将另行处理的退税款人民币200,000元及代理费人民币32,160元后，北方公司仍应向圣利公司支付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综上，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退回退税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自2019年1月3日起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但并未举证证明北方公司退还退税款的条件自该日成就，该时间起算节点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故酌情调整为自2019年4月30日三日后的次日即2019年5月4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17000A协议》约定了合同违约金为人民币1万元，但即便从2019年5月4日起算至10月8日，圣利公司的资金占用损失也已经大于人民币1万元（915,656.76元X4.35%X157天/360=17,370.77元）。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承担圣利公司因本次诉讼发生的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但从《17000协议》相关约定的文义来看，北方公司应向圣利公司支付的费用为北方公司因本案产生的诉讼费用，鉴于圣利公司并未就该节事实予以举证，该诉请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方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圣利公司退税款人民币915,656.76元；二、北方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圣利公司支付自2019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以人民币915,656.7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圣利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66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883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1,883元，由圣利公司负担758.65元，北方公司负担人民币11,124.3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圣利公司与北方公司间《17000A协议》依法成立。依据现有证据，北方公司存在未将圣利公司垫付的可退税款在符合条件后退回圣利公司的事实，北方公司该行为有违《17000A协议》约定，圣利公司要求北方公司退还退税款，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北方公司逾期退款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双方签订的《17000A协议》约定违约金为人民币1万元，但根据实际履约情况，圣利公司因资金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已超过了约定金额，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判令北方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赔偿圣利公司资金占用损失，并无不当。北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4元，由上诉人北方（天津）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颖审判员 何 玲审判员 成 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琼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