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李保华，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韬，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卿文兵，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四川省蜀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龙恩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四川名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四川省巴中市集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巴中市江北巴人广场南侧A区。 诉讼代表人：刘泽君，成都先尧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平，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成都润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二段116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恩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四川润洲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双楠段389号。 法定代表人：殷玉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恩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殷绍普，男，1955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恩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陈永生，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恩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殷玉龙，男，197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恩检，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保华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蜀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通公司）、四川省巴中市集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洲公司）、成都润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润洲房地产公司）、四川润洲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润洲商业公司）、殷绍普、陈永生、殷玉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2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因本案属系列案件，当事人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保华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初2602号民事判决，确认案涉买卖合同成立，改判中止对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558号“润洲.金外滩”一期工程10栋2单元2-3、3-3、4-3、5-3、6-3、6-4、7-3、7-4、8-3、9-3、9-4、10-1共计12套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相应的查封措施；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程序严重错误。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川19破申4号民事裁定，受理四川洪力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集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上诉人知晓后立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9)川19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的规定，在集洲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中止案件审理，等待管理人接管并代表集洲公司再继续进行诉讼活动。 二、上诉人的购房行为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各项要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上诉人是真实的购房人，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上诉人已于2014年6月18日与集洲公司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其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对案涉《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解除条款的性质认定错误，并据此推定上诉人的购房行为是非典型让与担保，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房屋销售价格优惠幅度较大，出发点是集洲公司基于自身利润成本的考虑，既能约束上诉人按约支付购房款，也能保障集洲公司按约交付房屋，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补充协议》中的解除条款已经不再具备履行的条件，集洲公司的解除权已经伴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而消灭，不能再据此作为评价合同性质并判断构成非典型性让与担保的依据。此外，我国法律对物权的种类和担保的类型具有明确的规定，一审的认定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 （二）上诉人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上诉人于2015年1月与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将房屋装修并出租至今，使用房屋数年，集洲公司从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合同的意思表示不仅仅依据合同字面的约定，更要依据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 （三）上诉人已经支付全部房款。上诉人通过两次转账及一次现金支付了购房款，集洲公司也出具了收款收据，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以证明转账款项性质实质为购房款为由未认定上诉人真实支付购房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李保华等人向集洲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后，集洲公司将部分款项转至李时会、黄海虹账户的行为，是集洲公司收取购房款后的自行使用款项行为，与李保华等人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无关且并不矛盾，不能混为一谈。同时，在本案李保华等人签订购房合同后，集洲公司未再针对本案这1300多万元资金支付过任何利息款项。 （四）本案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案涉房屋交付时间为2014年12月，蜀通公司申请查封时间为2015年3月，集洲公司无法在此期间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同时，集洲公司在诉讼中对上诉人购买房屋的行为陈述前后矛盾，违反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本案实际上系集洲公司与蜀通公司恶意串通，对上诉人合法购买所得房屋设置优先权，其行为是恶意诉讼、虚假诉讼。 三、一审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逻辑错误。一审法院对基本事实完全相同的吴庆华另行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该案案号为（2018）川01民初304号，标的物系吴庆华购买的同一小区、同一批次，仅房号不同的房屋，该案一审法院支持了吴庆华的诉请，本案应当遵循该判决。 被上诉人蜀通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一、本案涉及多起系列案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结、并生效的（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即四川盛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鸿公司）与蜀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以及李时会、吴庆华作为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反映盛鸿公司、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四个主体为高度关联关系。前述四主体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形式、合同文本、“支付”方式与集洲公司签订多达44套住宅及1栋酒店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实质是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之间借贷债务作出的特定安排，四主体共同构成集洲公司的债权人联合体，相互系不可分割的主体。 二、盛鸿公司、马鸿鹄、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等债权人联合体对集洲公司的债权形成于2011年，前述债权人联合体共计向集洲公司出借本金共计5500万元。盛鸿公司安排李时会、黄海虹等人通过收取“居间费”的方式收取利息。2011年7月12日至2014年9月18日期间，集洲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向盛鸿公司、马鸿鹄、李时会、黄海虹等人支付44笔利息及本金合计57862500元。前述借款的支付往来、银行流水记录的款项流向等足以认定集洲公司与盛鸿公司等债权人联合体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 三、盛鸿公司及其关联方李时会、李保华、吴庆华与集州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虚假买卖。双方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目的是为消灭债务。（一）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分别购买17套、15套、12套均系一次性购买，不符合常理，并非消费型购买；（二）四名购房人签订的系列合同除房号外，内容完全一致，并约定购房人的解除权，并将集洲公司支付完毕居间人的居间费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不符合真实买卖的特征；（三）房款的支付均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通过第三方公司支付给出卖人的分公司，另一部分是几十万的现金支付。转款支付的购房款转入集洲公司后随即转入黄海虹的账户，黄海虹收到后又转给李时会或理财账户。转款行为系制造已履行购房款支付义务的假象，实际上是以集洲公司的房产抵扣欠付的借款利息。 被上诉人集洲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应予驳回。 一、李保华、吴庆华等不是善意购房人，与集洲公司没有形成真实购房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办理备案的行为，实为双方1300余万元借款的担保，双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担保其债权得以实现，与购房无关。李保华等人并非真实的买房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 二、最高人民法院已对同类案件作出驳回执行异议的裁定，可作为本案的重要参考。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5月裁定受理集洲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反映集洲公司存在大量同类案件。李保华等人与盛鸿公司是债权人利益共同体，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以类似的交易模式形成了5500万元的借款，该案历经一、二审，驳回了盛鸿公司要求阻却对涉案房屋执行的诉请。2019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881号民事裁定，驳回盛鸿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对本案及其他类案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被上诉人成都润洲房地产公司、四川润洲商业公司、殷绍普、陈永生、殷玉龙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集洲公司与盛鸿公司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集洲公司向盛鸿公司借款用于补充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资金缺口，盛鸿公司通过居间费的形式按比例收取利息。盛鸿公司通过代缴保证金、出让金、明股实债、直接借款的形式，共计向集洲公司一方出借4000万元，集洲公司按照每月3.5%的高利息标准即每月利息140万元支付给盛鸿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李时会，直至2012年8月。 二、2012年8月16日，盛鸿公司再次以吴庆华名义向集洲公司出借1500万元，并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备案登记的形式为出借款项提供担保。至此，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之间形成5500万元借款，集洲公司从2012年12月开始，按照月息3%的标准支付利息。从2014年3月开始，按照月息2.5%（月息金额137.5万元）的标准支付利息直至2014年10月。 三、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盛鸿公司系作为一个债权人关联整体。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与集洲公司签订44份购房合同，系为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盛鸿公司一方与集洲公司之间以“购房款”名义支付的1300余万元借款债务提供的担保； 四、案涉购房合同载明的每日1‰的违约金，实质就是利息标准，即月息3%，盛鸿公司一方在以“购房款”名义转款给集洲公司时，仍在扣除“砍头息”，如2014年6月18日，集洲公司收到款项后，立即向盛鸿公司一方安排的人员黄海虹支付了39万元（实为利息）。 李保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止对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558号“润洲.金外滩”一期工程10栋2单元2-3、3-3、4-3、5-3、6-3、6-4、7-3、7-4、8-3、9-3、9-4、10-1共计12套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相应的查封措施；2.由蜀通公司、集洲公司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6月13日，集洲公司分别与吴庆华签订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李保华签订12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李时会签订1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上述合同约定集洲公司将“润洲·金外滩”一期工程9栋1单元10-2等共计17套房屋（包括案涉房屋）出售给吴庆华，价款共计5316026元；将10栋2单元2-3等共计12套房屋出售给李保华，价款共计3324048元；将2栋2单元4-3等共计15套房屋出售给李时会，价款共计4359940元。2014年6月17日，前述44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备案登记。 2014年6月18日，集洲公司（甲方）与吴庆华(乙方)、李保华(乙方)和李时会（乙方）分别就吴庆华购买的17套房屋、李保华购买的12套房屋、李时会购买的15套房屋签订三份内容完全一致的《补充协议》。（一）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所出售的商品房已经基本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双方确定交付时间调整为：乙方每支付一笔购房款，则甲方在两个月内实现交付该笔购房款所对应的商品房。……；（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发现有可能逾期交房的，甲方可以根据自己估计的逾期时间，按照乙方已付购房款额度，以每日1‰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金。甲方支付相应违约金后，则：（1）甲方的交房期限可以相应顺延；（2）甲方行使本协议第七条解除权的期限可以相应顺延；（3）若甲方实际逾期时间低于估计的逾期时间，则乙方应将超收的违约金无息退还给甲方；（三）第七条约定：关于甲方单方解除权的特别约定。1.鉴于甲方对乙方所购房屋优惠幅度较大，为保持双方的良好关系，乙方同意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甲方可单方解除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1）乙方支付购房款之日起两个月内；（2）甲方将乙方支付的购房款全部返还给乙方；（3）甲方支付了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甲方按照上述约定解除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后，乙方配合甲方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网签备案撤销手续，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2.若甲方逾期交房且未支付第六条约定的违约金和违约滞纳金，则甲方的单方解除权即告消灭，甲方不再享有单方解除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立即交付房屋。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签订后，2014年6月18日，集洲公司向李保华、吴庆华和李时会出具《购房款支付账户确认函》，要求将购房款项汇至四川省巴中市集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邑分公司（以下简称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的账户（账号：58×××15）。 2014年6月18日、8月27日、9月18日，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李保华向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账户分别转款200万元、50万元、45万元；同年8月27日、9月18日，重庆聚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吴庆华向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账户分别转款450万元和47.5万元；2014年6月18日、8月27日、9月18日，李时会向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账户分别转款300万元、50万元、45万元。对应汇款当日集洲公司即向吴庆华、李保华和李时会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金外滩住房购房款，备注为：转账。 2014年6月18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李保华200万元购房款和李时会支付的300万元购房款后，同日该公司即通过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的账户（账号：58×××15）转款39万元至黄海虹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账户内（账号：62×××13），黄海虹随即次日将该39万元转至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账户；2014年8月27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的李保华50万元购房款、重庆聚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吴庆华450万元购房款以及李时会支付的50万元购房款（共计550万元）后，同日由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与四川省巴中市集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四次向黄海虹上述账户转款共计550万元。同日，黄海虹随即从该账户向首创证券转款71万元，向李时会转款479万元；2014年9月18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李保华45万元购房款、重庆聚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吴庆华47.5万元的购房款以及李时会45万元购房款（共计137.5万元）后，在同日向黄海虹上述账户转款137.5万元。黄海虹随即同日从其账户向李时会转款137.5万元。 2014年10月21日，集洲公司分别向吴庆华、李时会和李保华出具收到购房款《收据》，其中李时会409940元、李保华374048元、吴庆华341026元，以上款项共计1125014元。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未实际支付上述款项。上述款项来源于2014年10月21日李保华以盛鸿公司名义出具《收条》载明的“收到集洲公司支付2014年10月份费用1125014元”，该费用抵扣了现金购房款。 2014年12月17日，集洲公司与吴庆华、李保华和李时会分别签订《交房协议》。2015年1月，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分别与四川饰美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室内装修合同》，对集洲公司交付的房产进行装饰装修，并以出租、自用等方式予以占有和使用，并交纳相应的物业管理费用至今。 一审另查明：一、2014年，李时会作为盛鸿公司代理人领取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吴庆华原系盛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保华以盛鸿公司名义向集洲公司出具《收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查明：李时会、黄海虹以居间身份收取集洲公司及其关联方向吴庆华、马鸿鹄、盛鸿公司支付的5500万元的借款利息。 二、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对蜀通公司与集洲公司、成都润洲房地产公司、四川润洲商业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成民初字第261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蜀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成执字第129-6号执行裁定，裁定查封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润洲·金外滩一期工程”1号楼、2、8、9、10、14、15、16、17、18栋房屋，案涉房屋在上述裁定查封范围内。李保华对该裁定不服，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成执异字第74号执行裁定，驳回李保华的异议。此后，李保华即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 三、李保华以（2014）成民初字第2617号民事调解书主文中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错误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2016年9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1民再25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该民事调解书，确认蜀通公司对集洲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享有对集洲公司等的债权。蜀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民再5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1.李保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2.李保华能否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对此评判如下： 一、关于李保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在2015年提出执行异议，后三人的异议被裁定驳回。因李保华认为执行依据调解书中确认的蜀通公司享有对案涉房产工程价款优先权侵害了其利益，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再审后认为蜀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遂撤销了（2014）成民初字第2617号民事调解书，仅确认集洲公司应当向蜀通公司支付相应工程价款及资金利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民再541号民事判决对一审法院一审判决予以维持。原据以执行的调解书被撤销。在再审审理期间，三人的执行异议之诉申请未被立案。其后在2018年7月26日一审法院立案庭核实李保华的诉讼过程和原因后予以立案受理。故李保华已经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权利，有权提出本案诉讼。 二、关于李保华能否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保护的是真实购房人物权期待权，而本案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保华与集洲公司之间形成了真实购房合同关系，是真实购房人，故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理由如下： 第一，从集洲公司分别与吴庆华、李保华和李时会三人所签订的内容一致的三份《补充协议》内容看，《补充协议》是为三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特别约定的补充条款。其本意通过签订购房合同为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转入集洲公司的资金提供保障。 《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交付商品房应与支付的每一笔购房款金额相互一致，且约定交付期间为收到每一笔购房款资金的两个月内；第六条约定，如果可能出现逾期交房，集洲公司可按照已付购房款金额按照日息1‰支付利息，则交房期限相应顺延；第七条特别约定集洲公司单方解除权，在购房款支付之日起的两个月内，集洲公司将全部款项返还并且支付约定的违约金后则可以解除购房合同以及补充协议。 从以上第五、六、七条约定内容表述看，以支付购房资金的不同时间起点和不同金额交付对应的所购房产，如果两个月内可能逾期交房则通过支付对应资金的违约利息顺延交房期，以及退还全部购房资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时可以解除购房合同等内容，实际上是以资金数额作为交付房产的标准，用房产对应给付的资金数额和时间是严重违反商品房买卖常情常理，以归还资金及利息为解除购房合同条件，也本末倒置了签订购房合同的交易目的，其实质是用购房合同为三人转入集洲公司的资金提供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性担保。三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通过签订购房合同的形式直接约定，以归还资金和利息即可以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实质是约定如未能偿还借款则交付签订商品房合同中所约定的对应房产。但该让与担保条款，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可以不经清算而直接取得买卖合同标的所有权。在公平兼顾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对债权人施加强制清算义务，避免可能产生与流质契约类似的不当后果。 而本案中无任何证据显示李保华、吴庆华和李时会在集洲公司未能归还款项时，各方对转入集洲公司的资金进行了清算并明确约定集洲公司以多少房产抵偿所欠的债务、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以物抵债的法律关系。 第二，从李保华与吴庆华和李时会三人购房款的银行转款资金流向看，转款记录存疑，尚不足以证明款项性质实质为购房款，不能排除三人汇款款项存在其他支付原因的可能性。 从资金流向看，三人通过银行转款支付的其中616.5万元购房款，汇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账户后，同日通过转至黄海虹账户后，又再次转回到李时会账户中。现金支付部分的购房款金额并未实际支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显示盛鸿公司曾向集洲公司借款5500万元，而李时会、黄海虹是以居间人的身份代盛鸿公司收取该5500万元的借款利息。本案中所查明的事实表明，三人支付给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的购房款中550万元和137.5万元均在同日全部回到了黄海虹账户，其后大部分回到李时会账户中。李保华、吴庆华和李时会现金购房款均是通过李保华以盛鸿公司名义收取的费用抵扣，李保华、吴庆华和李时会并未实际支付现金款项给集洲公司。综上，从资金流向和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与盛鸿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保华支付款项性质就是购房资金。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保华虽主张与集洲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且已经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但无论是从资金流向，还是《补充协议》约定内容看，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李保华与集洲公司之间形成了真实的购房关系，其并非真实购房者。因此，本案中对李保华所提中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相应查封措施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保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392.38元，由李保华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 一、在蜀通公司申请执行原审法院作出的（2016）川01民再25号民事判决过程中，盛鸿公司针对案涉房屋对应同一小区、不同楼栋的房屋，作为案外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盛鸿公司认为其是拟执行房屋的实际权益人，有权排除执行。一审法院支持了盛鸿公司的诉请。蜀通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以盛鸿公司并非涉案房屋真实买受人，其与集洲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为双方债务提供的让与担保为由，改判驳回盛鸿公司的诉请，并准许执行涉案房屋。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了以下事实： （一）盛鸿公司的股东为马鸿鹄（持股98%）及其父亲马翼北（持股1%）、母亲林友莲（持股1%），设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吴庆华；该公司2013年6月4日出具《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指定李时会提交年检报告书及其他年检资料，领取加盖年检戳记后的营业执照副本。2014年7月16日，李时会也作为领取执照人签字领取了该公司证照。 李时会还担任马鸿鹄、吴庆华出资设立的成都睿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于2012年8月形成了5500万元本金债务，前述5500万元的具体构成是：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9月14日期间马鸿鹄转款2050万元；2011年7月28日至2012年8月16日期间吴庆华转款3450万元。 集洲公司通过其自身及分公司、关联公司自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期间，通过向黄海虹、李时会支付“居间费”的方式支付了5500万元债务的利息。黄海虹、李时会代盛鸿公司收取利息的交易方式，实为借款双方作出的特定交易安排。 （三）2014年6月18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以支付‘居间费’名义向黄海虹在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银行账户转款39万元；2014年9月18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以“付9月份费用”名义向黄海虹在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银行账户转款137.5万元。 二、本院（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以“居间费”转款给黄海虹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账户的39万元，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在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李保华支付的200万元购房款和代李时会支付的300万元购房款后，同日转给黄海虹账户（账号：62×××13）的39万元，系同一笔款项。 本院（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8日以“居间费”转款给黄海虹中信银行成都草堂支行账户（账号：62×××13）的137.5万元，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在2014年9月18日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李保华45万元、重庆聚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吴庆华47.5万元以及李时会45万元购房款（共计137.5万元）后，同日给黄海虹账户转款的137.5万元，系同一笔款项。 三、盛鸿公司不服本院（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881号民事裁定，以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并未建立真实的购房关系，双方签订购房合同、办理预告登记是为双方债权债务提供让与担保为由，驳回了盛鸿公司的再审申请。 四、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在2014年8月27日，收到重庆石柱沃特矿业有限公司代付的李保华50万元购房款、重庆聚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代付吴庆华450万元购房款以及代李时会支付的50万元购房款，共计550万元。 同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向黄海虹账户分两次各支付137.5万元。转款凭证注明用途为：“5月份费用”“6月份费用”。 同日，集洲公司大邑分公司向四川省巴中市集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转款275万元；四川省巴中市集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当天将前述款项分两次向黄海虹账户各支付137.5万元。转款凭证注明用途为：“7月份费用”“8月份费用”。集洲公司陈述该转账实际上是（2018）川民终1108号案件确认的集洲公司下欠盛鸿公司5500万元，按照月息2.5%的标准，计算的每月利息137.5万元。 五、在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四川洪力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集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后，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指定成都先尧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作为集洲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和答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应否中止审理；二、若否，李保华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 本案中，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川19破申4号民事裁定，受理四川洪力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集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8月23日指定成都先尧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巴中分公司作为集洲公司破产管理人。一审法院虽未等待破产受理法院指定管理人，直接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判决，但并不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且集洲公司破产管理人对此无任何异议，并在二审中指定律师参加诉讼。据此，本院对上诉人关于一审未中止审理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保华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 蜀通公司申请执行的债权为一般债权。案外人李保华主张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其基于房屋买卖关系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应当予以优先保护，请求阻却执行。本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要解决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实体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目前，由于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类型、范围及条件等尚无明确规定，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所主张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断标准，可以参照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对案外人实体权利的判断标准进行审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条意欲保护的是真实的购房人，在李保华能够举证证明其是真实的购房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同时符合以上要件时，才能够产生阻却执行的效果。 本案中，李保华、吴庆华、李时会于2014年6月13日与集洲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如此大批量的交易尚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该44份合同均于同月17日办理备案登记，不符合常理。合同备案登记后的次日，即2014年6月18日，三人分别与集洲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其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内容表明，集洲公司只要返还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支付的购房款及违约金后，集洲公司即可解除合同、收回所销售的房屋。该约定反映出集洲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转移房屋所有权于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该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也不是通过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是为了确保集洲公司全部返还购房款及违约金。在集洲公司不能履行返还全部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时，应将房屋所有权转移于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三人据此受偿。因此，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 同时，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在2011年-2014年期间存在大量借款资金往来，吴庆华、李时会、李保华与盛鸿公司存在高度关联关系，对盛鸿公司与集洲公司借款、利息债权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根据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川民终110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案涉购房合同签订时，集洲公司对盛鸿公司负有大额债务，在此情形下，吴庆华、李保华和李时会再另行支付大额款项、一次性购买多套房屋不符合常理。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案涉购房合同对权利义务的安排以及吴庆华、李保华、李时会与盛鸿公司的关联关系、前期资金往来等情况看，本案认定上诉人与集洲公司之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背景下对借款债务设立的让与担保，更具有合理性。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本案无再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逐一进行审查的必要。 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原审判决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川01民初304号民事判决，存在同案不同判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前述判决并非生效判决，案件上诉至本院，至今仍在审理中，不能作为支持上诉人主张的同案不同判的证据。上诉人的该项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保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392.38元，由李保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红亚 审 判 员 兰 娟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 璐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