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1民终2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9号楼3栋8层1号。 法定代表人：舒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媛，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斌，男，196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屈，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立元）因与被上诉人戴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716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立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诉讼费由戴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戴斌与成都立元之间存在公务或工作需要借款的事实是毫无依据的主观臆断，案涉《借款单》《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明确载明是借款，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二、案涉借款发生时成都立元与戴斌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戴斌亦无证据证明从成都立元借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裁定驳回成都立元的起诉系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戴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成都立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斌立即归还借款本金90000元，并按年利率6%向成都立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保全费由戴斌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成都立元、戴斌所提交的证据，成都立元于2016年7月13日成立，浙江立元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立元）系成都立元的股东（持股比例60%）和发起人之一，2016年8月30日，浙江立元任命戴斌为成都立元的总经理，聘任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7年1月8日，浙江立元任命戴斌为董事长助理兼事业二部经理，分管公司事业二部、成都立元。另，成都立元作为民间借贷主张依据的公司财务内部凭证—4份《借款单》上，戴斌均在审核意见处进行了签字，在部分《借款单》上，没有记账和出纳进行签字审核，仅凭戴斌的审核意见签字就可以转走相应款项到戴斌账户，借款用途一栏也分别载明了出差、借款、项目需要等用途，在成都立元提交的部分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上，成都立元自行载明的用途为“报销”。虽然成都立元一直否认戴斌与成都立元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认为本案中主张的款项系戴斌向成都立元的借款，但综上事实，不排除浙江立元与成都立元存在实际上的人员混同的可能性，戴斌与成都立元之间存在因公务或工作需要向成都立元借款的情况，否则，戴斌作为与成都立元不相干的人员，却能够审批成都立元的内部账目借支，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账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之相关规定，戴斌因公务或工作需要向成都立元借款，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应按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当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成都立元的起诉。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8月30日，浙江立元发布《关于下发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细则的通知》（立规字[2016]001号)“……经公司研究决定，成立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元智能交通公司”），现将立元智能交通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细则通知如下：……2.为降低前期运营成本和控制风险，立元智能交通公司的行政、人事、财务、运营管理……由总公司（立元通信）垂直管理。内部管理机制等同于智能交通事业部。3.各类业务流程、考核办法、费用报销等制度保持与总公司一致。……5.为控制资金风险，公司资金账户由总公司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同日，浙江立元下发《关于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人事任命的通知》（立人字[2016]004号）“……聘任以下同志为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元智能交通公司”）负责人，聘任期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戴斌为总经理，分管成都立元智能交通公司工作……”2017年1月8日，浙江立元下发《关于公司管理层人事任命的决定》“……戴斌为董事长助理兼事业二部经理，分管公司事业二部、成都立元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本届管理层的任命期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2018年5月30日，浙江立元下发《关于公司高管层调整分工及部门负责人增补任命的通知》（立人字[2018]004号）“……聘任期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王新杰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2018年6月7日，戴斌向王新杰发送电子邮件“……关于本人与立元相关公司借款的情况说明：……2.关于23万元和9万元：请参见附件说明及证明材料。以上事实，请王总核查后，予以核销……”2018年6月14日，王新杰就上述邮件回复戴斌“关于23万元和9万元：请参见附件说明及证明材料。审计已核销；关于30万元：请与郑总沟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成都立元向戴斌的付款行为是否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本院认为：首先，从戴斌与成都立元的关系看，成都立元系浙江立元发起成立的子公司，在成都立元成立之初，浙江立元对成都立元的经营管理细则作出了规定，并任命戴斌为成都立元的总经理，分管成都立元的日常工作。即使成都立元与戴斌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戴斌也实际作为成都立元的总经理履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职责，作出相应的职务行为。案涉四份《借款单》审核意见一栏均为戴斌签名，也印证了戴斌在成都立元任职的事实，而案涉转款发生在戴斌任职成都立元总经理期间。 其次，从款项用途看，成都立元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四份《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虽有附言备注“借款”字样，但与之对应的四份《借款单》借款用途一栏填写内容为“借款、出差、项目需要”等字样，其中2017年10月26日3万元的《借款单》还备注了“备用款”，《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附言“借款”系转款方单方备注，不能以此认定款项的性质。 再次，浙江立元发布的成都立元经营管理细则明确成都立元运营前期的行政、人事、财务等由总公司垂直管理，成都立元的公司资金账户也由浙江立元统一管理，虽然成都立元是独立的法人，但至少在成立运营前期由大股东浙江立元控制，成都立元的内部管理不能独立于浙江立元。戴斌与浙江立元总经理王新杰的邮件往来内容证明，戴斌与浙江立元有关公司的借款用于商务开销，并在审计上进行了核销，从案涉证据看，与浙江立元有关的公司当然包含了成都立元。 综上，戴斌在成都立元任职期间与成都立元有款项往来，但成都立元不能证明款项为戴斌因私借款，与业务无关，相反，成都立元诉请的9万元所对应的四份财务《借款单》借款用途一栏填写内容为“借款、出差、项目需要”，且浙江立元总经理王新杰与戴斌的往来邮件反映戴斌因业务需要与成都立元有款项往来的事实，故成都立元不能证明就案涉款项与戴斌之间属于平等主体的民间借贷关系，故成都立元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裁定依据最高法院的回复驳回成都立元的起诉并无不当。至于成都立元与戴斌因报销冲账产生的纠纷应由成都立元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 综上所述，成都立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卫红 审 判 员 姚 兰 审 判 员 莫 雪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彭奕翙 书 记 员 杨 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