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9民终1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南皮县王寺镇西古村。法定代表人：许爱东，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长民，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书华，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南皮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书其，南皮县利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书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42673元的诉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是承揽关系，以每亩20元给付被上诉人播种费用，播种费用由耕地承包人姜世友支付，该播种费全部给被上诉人，播种过程也是姜世友方人员在场，没有上诉人方的人员在场。被上诉人以自己的技术设备进行播种，被上诉人播种完毕后双方承揽关系结束，被上诉人再去承揽别的业务，被上诉人平时并不是在上诉人处工作。在原审中上诉人表述的词语有误，所说的雇佣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雇佣，上诉人当时不清楚雇佣和承揽的法律意思，实际上被上诉人干完活就走人，认定雇佣关系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要求的。2、原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姜世友种植大豆严重减产，为此起诉上诉人，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在法院主持下），上诉人已履行了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赔偿姜世友的义务，双方也就认可了姜世友减产是因为被上诉人播种问题致使出苗严重缺少造成的。调解书也是在一定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上作出的，原审认定姜世友大豆减产不是因为播种原因造成的，原因不明，这样一来直接认定上诉人赔偿姜世友的调解书就是违法不合理的，显然不能成立。同时上诉人在原来的审理中抗辩姜世友的证据成了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的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核实的，因两次审判所形成的当事人的利益不一样，不能当然成为真实的事实。仔细梳理原审中的证据，能够证明播种不合格造成出苗少致使大豆严重减产，明显的事实无需做鉴定。证人都是在场技术人员，对当时的情况清楚，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播种的大豆出苗严重不足，出苗少就会减产，这是基本常识，原审中认定大豆减产原因不明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播种的是两个人，出苗情况不一样，大豆减产的原因一目了然。同时被上诉人在播种中也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在场姜世友方人员一再要求被上诉人要深播种，被上诉人就是不听，而另一个播种人员按要求播种，出苗很好，两者对比被上诉人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根据提供的证据证实姜世友的损失大于调解的损失，因此被上诉人应当予以承担赔偿。综上，原审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错误，是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大豆减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许书华答辩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请上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上诉人在诉状和提交的证明当中，已经认可双方是雇佣关系，这已经构成法律规定的“自认”，因此，上诉人关于双方是承揽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二、按照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即使造成了姜世友的损害损失，也不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但是又说播种费用由姜世友支付给被上诉人，很显然以上陈述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四、被上诉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没有过错，造成上诉人损失的责任是其自身的原因和天气条件等客观原因。更为主要的是上诉人与姜世友订立的书面合同，姜世友根据书面合同要求上诉人予以赔偿，然后双方达成的协议，赔偿4万余元的损失，这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缺少必要的赔偿理由及赔偿依据。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确定赔偿责任及损失原因的判定依据。五、按照播种农作物要求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庄稼长得好，收成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种子质量好、按照时令季节播种、播种得当、土地肥沃、土地墒情好、科学及时管理，包括除草、浇水、喷洒化肥、农药、还有及时收割、储存、还要有好天气等多种因素。本案中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即使存在损失，也是由于上诉人的过错和姜世友的过错共同造成的：第一，按照农村播种时令，春播应当在每年的4月份播种，可是上诉人的法人代表许爱民却确定为5月1日，后又延期至5月27日才开始播种，直至5月31日才完成播种。因此上诉人播种违反农时规定，是姜世友少出苗、少收成的原因之一；第二，2018年天气干旱，上诉人到5月27日开播时，土地墒情已过，无法保证正常出苗，因此延误了播种时机，错失土地墒情也是上诉人的过错责任；第三，姜世友未进行科学管理，对造成的损失也存在过错，主要表现是：姜世友在管理过程中，未及时打除草剂，导致野草疯长，再管理已经为时已晚，造成地荒。更为重要的是：后期姜世友明知地里长了很多的草，却还不让除草，这明显是故意扩大损失，其自身就已经放弃，不想再有好收成，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与上诉人之间订立了“非转基因大豆订单合同”，亩产最低保收700斤、现金收购有关。也就是说即使姜世友的大豆亩产达不到700斤，上诉人也应当按照订单合同中亩产700斤的标准，赔偿姜世友的损失；第四，2018年天气一直干旱，正想浇水，结果下雨了，但是由于前期的干旱，不利于豆苗成长，天气干旱同样是原因之一。由于在管理过程中，姜世友和上诉人的法人代表许爱民存在以上过错，才导致了豆苗没有长好，导致减产，这些与被上诉人均没有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上级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2673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姜世友于2018年3月5日签订非转基因大豆订单合同，亩数300亩，2018年5月由被告进行播种，最后大豆减产，姜世友起诉原告要求赔偿37万元损失。经一审法院调解原告赔偿姜世友损失42673元。以上事实有（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卷中非转基因大豆订单合同、调解笔录、调解书及双方当庭陈述佐证。双方有如下争议：一、原告认为双方为承揽关系。播种费每亩20元是姜世友定的，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也是姜世友方，由此确定双方为承揽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被告认为双方是雇佣关系。提交的证据为原告的民事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第二行“2018年5月原告雇佣被告进行播种”，认为是原告法律上的自认。还有经过阅卷2019年4月1日原告庭前提供的证明，证人出具的证明中第一行、第二行内容为“雇佣”，也可证明原、被告为雇佣关系。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证人证明中的“雇佣”并非法律上的雇佣关系，其含义不一样。二、原告主张被告播种时没有按照土地墒情以及姜世友方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播种，播种太浅，造成出苗严重缺少，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卷庭审笔录中证人葛某1的证人证言及出庭证言，证言内容为：其是姜世友雇佣管地人员。播种豆子过程其和许爱民的舅舅负责运输化肥和种子。播种时姜世友方的人员一再要求被告播种深一点，被告没有按照姜世友方管理人员的要求做，结果被告自己播种一笼，另外还有一个姓孙的播种，其按照要求播种，结果姓孙的播种的土地出苗率很好。2、证人葛某2的出庭证言，证明内容为：其是姜世友雇佣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播种。播种时第一次是被告，当时其告诉被告播种应该深一点，但是被告没有按照要求播深。但是另一个姓孙的按照我们的要求播种深了，结果出苗率很高。3、关于损失的证据为：（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卷中姜世友的当庭陈述、以及原告方收购该大豆给姜世友出具的收条、在（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件中合同承诺、姜世友方提供化肥、农药等支出款的凭证，以上证据均证明播种大豆时花费的费用，另还有提供了（2019）冀0927民初258号调解笔录及调解书。被告对原告主张不予认可，质证意见为：1、证人证言的内容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在（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卷中原告主张大豆减产的事实和原因应该由司法鉴定来确定，但是在本案中却以证人证言来确定减产的事实；证人证言的内容与证人在258号案卷中存在不一致，自相矛盾。以上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存在故意和重大过错，其证人证言不能支持原告的主张。2、对（2019）冀0927民初258号案件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原告赔偿姜世友损失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并非建立在事实、证据还有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因此不具有法定的证明力，不能约束本案的被告。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9）冀0927民初258号开庭笔录，内容中第二页原告的答辩内容以及葛某1出庭证明的内容，第三页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内容、第四页证人姜某出庭作证的内容、第五页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的内容，以上证据证实2018年原告播种的300亩豆子地是错过了季节时令，导致失去土地墒情（播种晚了、地干了）。原告告知姜世友浇地，但是姜世友置之不理；地里长得草太多造成地荒，姜世友不让除草。上述内容主要证明减产原因并非被告播种深浅造成的。原告对于开庭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这个开庭笔录是姜世友起诉本案原告要求赔偿的笔录，所陈述的内容以及出具的证据都是对姜世友的主张理由的抗辩，在该抗辩中并没有否认出苗不全，姜世友要求原告赔偿也是依据播种不合要求，出苗不全，造成损失，要求原告赔偿。原告在抗辩中说的是姜世友日后管理跟不上，是双方各自主张的事实，并且该事实均未经查证。同时可以看出葛某1也陈述了苗未出齐的事实。根据姜世友出具的证据和其抗辩没有否认因出苗造成的减产，后经法庭做工作调解，原告才作出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有独立性，如何完成工作，由承揽人自己决定，不受定作人监督，而本案中，被告仅提供劳务，按原告要求进行工作并接受原告监督，且原告方证人证实原告雇佣被告，而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这一事实，故应认定双方为雇佣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按举证规则，原告主张被告播种不当而给其造成损失，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结合相关种植知识，农作物收成好的因素包括种子质量好、按照时令季节播种、播种得当、土地肥沃、土地墒情好、科学及时管理，包括除草、浇水、喷洒化肥、农药、还有及时收割、储存等多种综合因素，而原告未能提供造成大豆减产原因的直接证据，其证人的证言均是主观上的判断，并不能直接证实原告方的大豆减产是被告播种原因造成，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损失，理据不足，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7元，减半收取计434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播种不当给其造成损失，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审理中，上诉人提供的南皮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7民初258号民事调解书中虽有“被告（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姜世友）安排的播种人员播种时太浅，出苗不齐，导致原告歉收。”的表述，但该调解书是上诉人与案外人姜世友达成，并非建立在事实、证据及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因此不具有法定的证明力，不能约束本案的被上诉人，上诉人不能依此向被上诉人主张损失，并要求被上诉人据此赔偿。同时，根据相关种植知识，农作物收成好坏具有多种因素，而上诉人未能提供造成大豆减产原因的直接证据，其证人证言均是主观上的判断，不能直接证实大豆减产是被上诉人播种原因造成，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上诉人按上诉人要求进行工作并接受上诉人监督，且在诉状和提交的证明中，已经认可双方是雇佣关系，原审认定双方为雇佣关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7元，由上诉人河北喜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晓莉审判员  穆庆伟审判员  张兆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