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1702行初203号 原告万前昌，男，198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务工，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魏椿月，女，198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系万前昌之妻。 被告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翠屏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办事处民乐街555号。 法定代表人朱静，主任。 出庭负责人李晓曲，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万富，四川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明琼，女，195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川煤六处，系万前昌之母。 第三人刘云，男，XX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南外镇西环路235号，系万前昌之兄。 第三人刘刚，男，XX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系万前昌之兄。 原告万前昌、魏椿月与被告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翠屏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翠屏街道办）及第三人唐明琼、刘云、刘刚房屋拆迁管理行政合同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同时向第三人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万前昌、魏椿月，被告翠屏街道办出庭负责人李晓曲及委托代理人杨万富，第三人唐明琼、刘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刚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2月3日，因达川区I号南北干道南延线道路二期工程征地建设需要，被告翠屏街道办与第三人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第三人唐明琼自愿选择统建还房方式进行安置；被告拆除第三人唐明琼原住房（砖混结构住房234.93平方米，砖瓦结构住房95.27平方米，其它房及构建筑物设施详见《房屋拆迁安置卡》）；第三人唐明琼一家9人享受基本住房面积270平方米。另被告给付第三人征地搬迁建筑物、附着物及设施等补偿费用共计164523.18元，扣除第三人应预缴安置房款76896元，实际应支付87627.18元。后被告于2019年7月1日向第三人支付安置补偿款87627元。 原告万前昌、魏椿月诉称，原告夫妻及两个未成年子女与母亲唐明琼、继父刘勇志（已去世）、大哥刘云、二哥刘刚系同一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居住在达州市达川区泰宁路XX号自建房内。其中一层二层由母亲唐明琼、继父刘勇志婚姻存续期间共同修建，三层四层分别由大哥刘云、二哥刘刚分别出资修建。原告夫妻利用自留地修建面积123.58平方米的彩钢瓦房屋作为住宅居住。院坝由家庭成员共用。2010年12月14日二原告结婚，2017年3月28日原告魏椿月婚迁入户，与父母及两个哥哥一起居住。2011年2月25日原告继父刘勇志去世，发生继承关系，但一直未分家析产。后被告为建设达川区Ｉ号干道，在未发任何征收公告，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于2018年12月3日擅自与原告母亲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将所谓的补偿款于2019年7月1日打到唐明琼医保卡号上，随即将共用院坝拆毁。2019年8月，原告方知房屋即将拆迁情况，马上从打工地厦门返回达州，通过向被告信访，于2019年10月15日得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容。二原告随即向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家析产。2019年11月5日，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703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继承刘勇志遗产即其修建的前述房屋一层26.465平方米，该判决已经生效。综上，二原告因政策原因未分户，在没有二原告的授权的情况下唐明琼与被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二原告没有约束力，且该协议内容多处违反法律规定，补偿标准明显偏低，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合理补偿权。一是该房屋虽建在集体土地上，但该区域早就属于城市规划区，处于达川区中心位置，而被告按照普通农村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极不合理。二是原告在自留地上搭建的彩钢瓦住宅系原告一家在外出打工前一直居住生活地，原告外出打工后将该房一半出租给案外人用于商业经营，一年租金就达6500元，而被告将该房作为附属物按144元／平方米进行补偿，不能反映该房屋的实际价值。因此，请求：1.确认被告翠屏街道办与原告母亲唐明琼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由被告翠屏街道办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万前昌、魏椿月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受理告知书，拟证明原告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不知情； 2、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唐明琼无权代理原告对继承刘勇志遗产分割的财产和彩钢瓦住宅进行处置，原告于2019年10月15日得知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 3、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二原告身份信息属实； 4、进账单（回单），拟证明安置协议中的安置款于2019年7月1日打给唐明琼； 5、（2019）川1703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彩钢瓦住宅123.58平方米由原告夫妻利用自留地修建，原告继承刘勇志房屋第一层楼的26.465平方米； 6、福建省居住证二份，拟证明二原告暂住福建厦门； 7、接（报）处警登记表，拟证明被告随意将工地土渣堆放在唐明琼居住的房屋旁的空地上，危及唐明琼的生命安全； 8、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拟证明被告在明知唐明琼无权代理原告的情况下，私自与其签订安置协议，然后还扭曲事实说原告已经同意事后反悔，该安置协议至今没有得到原告追认； 9、通知，拟证明原告于2019年9月2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得到原告的追认即无效； 10、租房合同，拟证明原告的彩钢瓦住宅年租金价值； 11、结婚证，拟证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 12、院坝照片，拟证明2019年7月原告院坝被强制拆除后的状况。 被告翠屏街道办辩称，2018年12月3日被告与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所涉达川区XX社区一小区住房的所有权人为刘勇志和唐明琼夫妻，刘勇志去世后，唐明琼依法对该房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且唐明琼系二原告及二原告两个子女万某某1、万某某2五人家庭户的户主，并经公安机关登记备案明确户主身份，因此，被告与唐明琼签订协议符合法律规定。虽二原告于2019年10月向达川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继承权，并经判决确认万前昌对刘勇志修建的房屋一层享有部分面积，但这是其家庭内部关系，且判决其享有继承权是在被告与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二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根据唐明琼一家协商后申请选择的《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拆迁政策与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其程序和实体合法。2018年12月3日被告与第三人唐明琼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按照协议内容实际履行，二原告起诉确认《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拟证明原、被告身份信息，及唐明琼系二原告及二原告两个子女万某某1、万某某2五人家庭户的户主，原告魏椿月的户籍是2017年3月28日因夫妻投靠由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东岳镇迁来，其不属于XX社区一小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房屋征收（拆迁）与补偿安置工作的意见（达川府发【2014】25号），拟证明被告有权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建（构）筑物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搬家工作，分户兑付拆迁补偿安置费用，配合完成安置房分配工作等； 3、达县乡（镇）村居民建设划拨国有土地申报表，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申报批建手续的户主姓名是刘勇志； 4、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当时的户主姓名是刘勇志； 5、土地补偿协议书二份，拟证明达州市国土资源局达川分局与达川区翠屏街道XX社区一小区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案涉拆迁房屋在征收范围之内； 6、达州市达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I号南北干道南延线道路二期工程相关事宜的函（达川住建局【2016】43号），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唐明琼属于被拆迁户； 7、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征收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达川府函【2014】656号），拟证明达川区征收集体土地耕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为2040元/亩˙年； 8、申请，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户主唐明琼自愿选择《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统建还房方式安置； 9、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案涉拆迁房屋户主唐明琼与被告签订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根据刘云的陈述，签协议前唐明琼是与万前昌打了电话，征求意见，签订协议后刘刚也与万前昌打了电话，且从万前昌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天就回来了也可以看出万前昌至少第二天就知道协议内容，那么其应当在6个月内起诉； 10、房屋拆迁安置卡三份、承诺书二份，拟证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与唐明琼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卡，且刘云、刘刚按照法定方式继承其父刘勇志的房屋，并承诺不反悔，是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虽分别为其填写了分卡，但因其家庭内部还存在纠纷，尚未加盖印章正式分卡； 11、补偿费用发放表、登记表、进账单（回单），拟证明唐明琼按照2018年12月3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领取了补偿费用，所有登记表户主签名都是唐明琼签字盖章，领条也是其亲笔签字，系唐明琼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是其家庭成员同意了的，只是因为这笔款从政府拨付出来有个过程，因此2019年7月1日方实际支付到位； 12、原达县国土资源局与万前昌于2009年8月2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安置卡及结算单、结算表、土地使用权证，拟证明万前昌之前已经就继承的刘勇志另一处住房拆迁时享受过安置政策，此次拆迁其不应再享受基本住房的安置政策。 13、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纪要（2017年12月25日）复印件，拟证明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关于一号干道二标段的拆迁，可根据每户人具体情况确定适用（达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或47-1号令）拆迁政策，将唐明琼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拆迁安置政策，对集体土地上办了国有土地证的，也按照集体土地房屋进行补偿安置，涉案彩钢瓦房屋应按照违章建筑进行补助。 第三人唐明琼述称，为房屋拆迁的事情，被告找她们谈过几次，但都没有谈拢。最后一次谈拆迁时，给小儿子万前昌打电话，他仍然不同意签，但大儿子刘云和二儿子刘刚想签，劝唐明琼说可以签了，唐明琼看大家都签了，也就签了的。但唐明琼不识字，都是被告让其签哪里就签哪里、让按哪里就按哪里。补偿款也是被小区队长骗了，说要用医保卡登记，后来才晓得是打补偿款到其医保卡上。目前，刘云和刘刚已经分别从卡上各取23000元，但是唐明琼和万前昌的款项都没动，仍然在卡上。现在其非常后悔签了协议，协议是无效的。 第三人唐明琼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刘云述称，因为房屋拆迁的事，政府通知他们谈了好几次，通知万前昌他们回来，他们不回来。最后一次谈拆迁是在被告办公室，刘云说了大家都签了，合适就行了。当时刘云两兄弟及媳妇都在，然后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刘云问唐明琼签不签，不愿意的话他们就先走了，大家都有劝唐明琼签。当时唐明琼自己也说了，别个都签了，他们不签怎么办，最后是唐明自己签的，并没有人强迫她。因此，刘云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安置补偿款打给唐明琼后，刘云和刘刚各分得23000元也是事实。 第三人刘云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刘刚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万前昌、魏椿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5、6、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对唐明琼的签字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由人民法院予以核实，对其证明目的中关于一号干道二标段的拆迁，可根据每户人具体情况确定适用（达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或47-1号令）拆迁政策及将唐明琼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拆迁安置政策不持异议，对关于集体土地上办了国有土地证的按照集体土地房屋进行补偿安置及涉案彩钢瓦房屋应按照违章建筑进行补助有异议。第三人唐明琼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4、8、9、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6、7、13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10中其签字的安置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的安置卡、承诺书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刘云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7、10、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4、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6、8、13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万前昌、魏椿月提交的证据1、2、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4、6、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7、9、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人唐明琼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刘云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 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查明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万前昌系第三人唐明琼之子，第三人刘云、刘刚系刘勇志之子。1992年10月25日，唐明琼与刘勇志再婚，婚后双方于1993年在原达县南外镇杨柳垭村X组（现达州市达川区XX社区一小区）修建一楼一底房屋一幢（有建设手续），后又在该房屋侧边修建砖混石棉瓦房一间（无建设手续），刘云、刘刚分别在该房屋基础上各修建一层住房（无建设手续），其中第三层由刘云出资修建，第四层由刘刚出资修建。万前昌、魏椿月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12月14日登记结婚，结婚后将前述砖混石棉瓦房屋改建成砖混彩钢瓦房屋，并在此居住生活。双方婚后生育长女万某某1、次女万某某2。万前昌、万某某1及万某某2均落户在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泰宁路XX号（达州市达川区XX社区一小区集体户头）。2017年3月28日，魏椿月以夫妻投靠为由将户口迁至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泰宁路XX号。万前昌、万某某1、万某某2、魏椿月与唐明琼系一户，唐明琼系该户户主。2011年刘勇志去世，原告万前昌、魏椿月与第三人唐明琼、刘云、刘刚一直未分家析产。 因达川区Ｉ号南北干道南延线道路二期工程征地建设需要，达州市国土资源局达川分局与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XX社区一小区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8年4月4日签订《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涉拆迁房屋所在土地包含在内的XX社区一小区部分集体土地予以征收补偿。2017年底开始，被告多次与第三人唐明琼一家就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协商均无果。2018年12月3日，被告根据第三人唐明琼申请选择《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统建还房安置方式与其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第三人唐明琼自愿选择统建还房方式进行安置；被告拆除第三人唐明琼原住房（砖混结构住房234.93平方米，砖瓦结构住房95.27平方米，其它房及构建筑物设施详见《房屋拆迁安置卡》）；第三人唐明琼一家3户9人（唐明琼、万前昌、魏椿月、万某某1、万某某2为一户，刘刚及其小孩为一户，刘云及其小孩为一户）享受基本住房面积270平方米等。与此同时，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卡》显示，被告按照《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以城镇土地利用规划区内因实施城镇建设的征地拆迁，实行统建还房的方式对第三人唐明琼一家进行安置，享受15平方米优购面积（1000元／平方米），安置其房屋六套，即位于地坝梁80-90平方米房屋一套，唐家湾70-80平方米房屋三套、80-90平方米房屋两套；给付其征地搬迁建筑物、附着物及设施等补偿费用共计164523.18元，即住房补偿76896元、设施补偿50732.78元（其中砖墙彩钢瓦棚123.58平方米，按照144元／平方米的非住房标准补偿）、搬家费2000元、周转房费30974.4元、奖金1000元、竹木2920元。同日，第三人唐明琼在《征地搬迁建（构）筑物、附着物及设施等补偿费用发放表》中签字确认，前述其应获得的补偿费用扣除其应预缴的安置房款76896元，被告实际应支付其87627.18元。2019年7月1日，被告通过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川支行向第三人唐明琼所有的中国银行账号62×××73转账支付87627元安置补偿款。随后，第三人刘云和刘刚分别从唐明琼处各分得23000元安置补偿款。对剩余款项及6套安置房屋尚未进行分配。 同时查明，2019年10月18日，二原告以唐明琼、刘云、刘刚为被告向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刘勇志位于达州市达川区XX社区一小区房屋遗产（涉案拆迁房屋）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确定各人份额。2019年11月5日，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1703民初4010号民事判决:一、由万前昌、唐明琼、刘云、刘刚继承刘勇志位于达州市达川区XX社区一小区房屋一二楼中的第一层楼（面积：105.86平方米），各享有房屋面积26.465㎡；二、驳回魏椿月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于2019年12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12月20日，案涉房屋被拆除。 另查明，《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1号令，于2013年10月1日施行）规定，该办法施行前，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方案已批准的建设项目发生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事宜，仍按原办法即《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于2008年7月1日施行）办理。达川区I号干道建设项目于2013年10月1日前已获批准。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房屋征收（拆迁）与补偿安置工作的意见》（达川府发【2014】25号）第二条载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房征局的指导下，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建（构）筑物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搬家工作，分户兑付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等工作。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纪要（2017年12月25日）载明，关于一号干道二标段及周围拍卖地块问题，对位于集体土地上面积较大的农房，可根据每户人具体情况确定适用（达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或47-1号令）拆迁政策。因该纪要系涉密文件，本院依职权于2020年3月9日到达川区人民政府对该文件的真实性予以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规定，二原告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员，与本案被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存在利害关系，其为本案适格原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征收土地工作负有组织实施的职责。达川区人民政府作为组织实施征收土地主体，根据《关于加强房屋征收（拆迁）与补偿安置工作的意见》（达川府发【2014】25号）的相关规定，授权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翠屏街道办具体实施，是达川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工作的具体方式，并不违反土地管理法的上述规定，故翠屏街道办作为签订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其为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中，第三人唐明琼与被告翠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而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被告翠屏街道办根据达川区人民政府授权具体实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工作，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且其与唐明琼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根据唐明琼的申请及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纪要（2017年12月25日）和《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1号令）规定内容，按照《达州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第47号令）补偿标准对唐明琼一家进行安置补偿，并实际支付补偿款，该安置补偿行为合法有据。因此，二原告诉请确认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的情形。同时，因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特征，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被告在多次与唐明琼一家协商后由唐明琼本人自愿签订，系唐明琼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因此，翠屏街道办与唐明琼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二原告诉请确认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亦不符合前述法律的规定。虽二原告诉称其未到场签订协议，亦不同意该协议内容，但其与唐明琼系同一户下的家庭成员，唐明琼作为户主且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与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其代表家庭共同成员行使权利，因此，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二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二原告诉称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其婚后改建的砖混彩钢瓦房屋补偿标准太低问题，经庭审查明，该砖混彩钢瓦房屋的建设并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因此，被告按照非住房标准予以安置并无不当。同时，虽原告万前昌于2019年12月通过民事诉讼判决确认对刘勇志的部分遗产享有继承权，但该诉讼发生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后，且涉案房屋已被拆除，因此，其依法享有的继承权可在涉案被拆除房屋所获得安置补偿权益中主张。 综上所述，被告翠屏街道办与第三人唐明琼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二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前昌、魏椿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万前昌、魏椿月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燕 审 判 员  陈 红 人民陪审员  魏传建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何 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