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08刑终100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景航，曾用名于晓航，男，1976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围场县，满族，高中文化，无业，捕前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因涉嫌寻衅滋事罪，2019年7月23日，被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19年8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看守所。 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于景航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冀0828刑初1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于景航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景航于1989年3月25日在山西大同51321部队服兵役，于1991年12月1日退役，退役后于1994年3月20日被安置在承德地区建筑陶瓷厂工作，该企业于2003年11月2日转制破产。被告人于景航在相应的补偿、待遇已解决、落实的情况下，仍自2017年开始多次通过非访等方式要挟政府，意图获取更多非法利益，并多次向接访人员索要钱财。 一、关于被告人于景航信访、非访及向接访人员索要钱财的事实 1、2017年2月28日，被告人于景航到县里上访，反映其在陶瓷厂下岗后养老保险及企业破产后没有安置费问题，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做出待民政认定政策后解决的答复。 2、2017年5月12日，被告人于景航等以转业退伍安置问题为由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上访，提出重新上岗并给其缴纳养老保险等问题。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将信访材料转至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建议信访人耐心等待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处理意见。 3、2017年5月18日，被告人于景航就转业退伍安置问题到承德市信访局上访，反映其1989年参军，1991年退伍，1994年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民政局明确应给其安排工作，但一直没有上岗，认为其属于应该安置工作而未安置工作的范围，要求落实相关待遇。 4、2017年6月8日，被告人于景航就转业退伍安置问题到河北省信访局上访，提出其退伍后被安置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局，但一直未上岗，要求上岗。并请承德市督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认真调查，妥善处理，依法依政策维护城镇退伍义务兵的合法权益。 5、2017年6月29日至7月2日，被告人于景航就工作落实问题到北京非访，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接访人员劝回。 6、2017年7月25日，被告人于景航就转业退伍安置问题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提出其1989年参军，1991年退伍，至今未给予安置；其从2017年开始分别向县、市、省信访并向民政部门反映情况，一直未得到妥善处理。同日，被告人于景航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人员杜某索要人民币300.00元。 7、2017年9月7日，被告于景航以其工作安置问题为由到北京非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人员杜某劝说被告人于景航返回围场，被告人于景航向杜某索要人民币500.00元。 8、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于景航就工作安置问题到北京非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崔某、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石某、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就业局工作人员闵某去北京劝说被告人于景航返回围场，并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与被告人于景航签订了关于涉军人员于景航落实相关政策待遇的协议，协议约定：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政策专班为被告人于景航落实解除劳动协议的一次性补偿金14921.00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政策专班为被告人于景航补发1992年6月至1994年3月期间的生活补贴2200.00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政策专班为被告人于景航补发1994年8月至2002年12月期间的生活费37544.00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为被告人于景航补发在岗时所欠工资161.23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政策专班为被告人于景航缴纳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单位部分医疗保险12267.00元，所缴医疗保险费用不计入个人账户；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政策专班为被告人于景航缴纳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单位部分养老保险23362.00元，个人部分11942.00元由被告人于景航自行承担。协议还约定：通过爱心人士捐款等方式为被告人于景航解决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被告人于景航单位及个人部分养老保险费；通过就业服务局公益岗位进行救助，根据被告人于景航现实情况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于景航安置公益岗解决就业问题，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为于景航在社会安排其他零活和临时用工提高工资性收入，每月保证于景航全部收入不低于2000.00元，与公益性岗位差额部分由涉军人员所在单位补齐；到2018年底，被告人于景航可选择继续在原公益性岗位或以企业吸纳方式就业，就业服务局按照本县最低工资标准为于景航发放岗位补助，确保于景航月工资收入不低于4000.00元，岗位期限延长至退休年龄，自行离岗或不遵守用人单位日常管理规定被辞退的，责任由于景航自负。协议又约定：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必须保证在2017年10月30日前把协议中第二部分于景航所应得的待遇落实到位；协议中的其他待遇在2018年10月前到位；于景航保证今后不再以涉军问题到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信访；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双方及见证人各一份，自签字之日生效。 9、2018年3月13日，被告人于景航就退伍安置问题到承德市信访局上访，要求落实其就业上岗问题。 10、2018年5月1日，被告人于景航以反映工作落实问题为由到北京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于2018年5月4日14时许，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接访场所非访，后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办案人员接回。 11、2018年5月20日，被告人于景航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对其的行政拘留处罚不服，去北京到公安部上访，后返回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告人于景航不服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承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8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赔偿。 12、2018年9月3日，被告人于景航就不服公安机关行政处罚问题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上访，提出公安机关对其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是错误的决定，要求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赔偿，并提出自己生活困难、孩子有病，要求给予救助。 13、2018年10月29日，被告人于景航以其工作安置为由到北京非访，被北京警察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王某1、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人员杨某2前往劝说被告人于景航返回围场，被告人于景航向二人索要换锁芯钱人民币300.00元及损失费人民币5000.00元未果。 14、2018年12月17日至12月19日，被告人于景航以工作安置问题为由去北京非访，并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人员杨某2索要人民币300.00元。2018年12月19日，杨某2被迫给付被告人于景航人民币300.00元。 15、2019年7月2日、7月9日，被告人于景航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反映其工作安置落实问题，并扬言如不解决其工作落实问题将印刷两千份传单到北京发放。 二、关于各相关单位对被告人于景航信访、非访问题答复、处理情况 1、2017年6月13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针对被告人于景航2017年6月8日的信访问题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被告人于景航此次上访属于已经受理且正在办理期限内的事项。 2、2017年7月7日，被告人于景航在北京非信访接待场所非访，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训诫。 3、2017年7月16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针对被告人于景航2017年5月12日上访反映的问题，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对被告人于景航的上访事项做出处理意见：（1）于景航退役后被安置到县陶瓷厂并招收为固定工；（2）补发企业职工安置费1989年3月至2008年12月，共计14921.00元；（3）待安置期生活补助，1992年6月至1994年3月计22个月，2200.00元；（4）补发2004年至2008年生活费20536.00元；（5）补发陶瓷厂破产时欠发工资161.23元，原欠217.87元，已领56.64元；（6）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从2004年补缴至2008年；（7）2009年后本人可按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免滞纳金；（8）本人生活确有困难可协调民政部门给予照顾，就业问题可安排公益岗。被告人于景航对此处理意见不同意，拒绝签字。 4、2017年11月8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与被告人于景航签订退役人员政策落实协议书，协议书写明：双方经过对有关政策落实事宜的充分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补发企业安置费1989年3月至2008年12月14921.00元。（二）待安置期补助，1992年6月至1994年3月2200.00元。（三）补发1994年8月至2008年12月未上岗期间生活费39744.00元。（四）补发陶瓷厂破产时欠发1994年工资161.23元，（原欠217.87元，已领56.64元）。（五）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从2004年补缴至2008年35630.02元。 5、2018年5月4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作出关于涉军人员于景航落实相关政策待遇的说明：一、应落实待遇情况：按政策专班意见政策内部分已于2017年11月8日落实；二、对生活困难方面进行救助情况：（1）按相关协议中第二条“通过就业服务局公益岗进行救助”事项每月2000.00元，其中公益岗每月1380.00元（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已由社保局发放，差额部分每月620.00元，已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按季度随社保局发放。（2）协议中对信访人生活救助方面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相关待遇尚未到兑付时限，截止目前政策内与救助部分均按协议约定履行。 6、被告人于景航因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的答复意见不满，多次到北京非访。2018年5月4日14时许，被告人于景航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接访场所上访，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2018年5月5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围公（西）行罚决字［2018］03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人于景航行政拘留十日。 7、2018年5月7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针对被告人于景航2018年3月13日的上访作出答复意见书，（1）于景航退役后被安置到县陶瓷厂并招收为固定工；（2）补发企业职工安置费1989年3月至2008年12月，共计14921.00元；（3）待安置期生活补助，1992年6月至1994年3月计22个月，2200.00元；（4）补发1994年8月至2008年12月未上岗期间的生活费37544.00元；（5）补发陶瓷厂破产时欠发工资161.23元，原欠217.87元，已领56.64元；（6）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从2004年补缴至2008年；（7）本人生活确有困难可协调民政部门给予照顾，就业问题可安排公益岗。被告人于景航拒收此次处理意见。 8、被告人于景航于2019年7月2日、7月9日分别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反映其工作安置落实问题，并扬言如不解决其工作落实问题将印刷两千份传单到北京发放。2019年7月9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围公（西）行罚决字[2019]05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人于景航行政拘留十五日。 9、2018年9月4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就被告人于景航2018年9月3日的非访作出了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被告人于景航其反映的问题属于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因此不予受理。 10、2018年9月18日，本院作出（2018）冀0828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被告人于景航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作出的围公（西）行罚决字[2018]03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承德市公安局作出的承复决字[2018]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2018年11月20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8行终24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被告人于景航对本院作出的（2018）冀0828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的上诉，维持原判。 11、2019年9月19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于景航政策落实情况中说明，应为于景航落实的待遇：（1）于景航退役后安置到县陶瓷厂并招收为固定工；（2）补发企业职工安置费（1989年3月至2008年12月），共计14921.00元；（3）补发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1992年6月至1994年3月计22个月），2200.00元；（4）补发未上岗期间生活费（1994年8月至2008年12月）37544.00元；（5）补发陶瓷厂破产时欠发1994年工资，161.23元；（6）补缴2004年至2008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23362.27元，医疗保险12267.75元；（7）本人生活确有困难可协调民政部门按规定给予照顾，就业问题可以去就业局申请公益岗。以上待遇已落实到位。不应为于景航落实的待遇：（1）在为于景航安排的公益岗月工资1380.00元的基础上，每月再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贴620.00元，每月合计2000.00元，实际发放时间为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共计12个月。其中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每月补贴的620.00元属于不应为于景航落实的待遇，12个月共计7440.00元。（2）2019年3月起按照涉军专岗对待，每个月为于景航发放2760.00元，共计发放6个月。除去公益岗每月1380.00元工资，额外的1380.00元属于不应为于景航落实的待遇，6个月共计8280.00元。出于于景航经常缠访、闹访的压力，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政策之外又给了于景航以上两项待遇。 另查明，被告人于景航于2019年7月2日、7月9日分别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反映其工作安置落实问题，并扬言如不解决其工作落实问题将印刷两千份传单到北京发放。对此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于2019年7月9日作出围公（西）行罚决字[2019]05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景航上述的行为予以行政拘留十五日行政处罚。执行期限为2019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24日。 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于景航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于1989年3月在山西大同服兵役，1991年12月退役，现在无业。2018年我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2019年7月9日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天。我小时候叫于井杭，当兵回来之后我的名字就变成于景航了，是别人给我填表的时候填错了。我是2017年4、5月份的时候开始到信访部门反映我工作的问题的。我去县信访局没有多少次，去市信访局1次，去省信访局1次，去国家信访局2次，被送久敬庄接济中心大约是3次，公安部去过一次，别的就没有了。2017年5月12日，我去过围场信访局，是去找我工作安置的问题。2017年6月29日去过北京国家信访局，也是去反映工作安置的问题。当时我遇见信访局的杜某，杜某劝我回围场，我就自己回围场了。我在十九大没有召开之前在北京打工，十九大召开前几天，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局长崔某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叫我去北京的一个宾馆，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到了宾馆之后，崔某怕我去国家信访局和中纪委上访，我们就说我工作的事情。我当时说让我回围场可以，得给我解决工作的事情，按照编制给我安置工作，每个月工资是四千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给我上了，其他的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崔某就按照我说的跟我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单位签字的是崔某，见证人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石某、就业局的局长闵某。我们签完字之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回围场了。在北京签协议的时候，我看协议上的崔某不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法人，温长军是法人，我就跟他们说回围场之后，把北京的那份协议重新签字。回到围场之后，我们重新打了那份协议，再就是协议中修改了一项“每月2000.00元的生活费中，就业局出1380.00元，剩余的620.00元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齐”，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温长军、崔某签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石某签字，副县长王国志签字，后来闵某没有签字。2018年3月1日，我没有去北京上访，我去给孩子看病去来。2018年3月13日，我去承德市信访局送东西去来，具体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2018年5月1日，我去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来，也是反映我的工作落实的问题。当时河西派出所的去接的我，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2018年5月20日，我去公安部上访，是去反映围场公安局拘留我的事情，没有人去接我，我自己返回的围场。2018年10月29日，我去北京上访来，我去的是北京市西单商场，被北京警察把我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当时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王某1、信访局的副局长杨某2接的我，接上我之后我就和他们回来了。我之前去北京上访，接访人员叫我别在北京上访了，让我回围场，我说我没钱买票，要不我就跟接访的人员一起坐车回来，接访的人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就给我打车钱。他们给了我两三次钱，有一次是二百元钱，有一次是三百元钱，别的没有了。2017年6月29日到7月2日，我去北京反映我工作落实的事情，我在北京碰见围场的接访人员去接涉军上访的张艳利，当时信访局的杨某1也在场，张艳利要和我一起回围场，我开车拉张艳利走到半道的时候，我寻思我的事情没有解决，我就叫张艳利下车自己回家，我又开车返回北京。给没给钱我不知道，我没向接访人员要钱，没人给我钱。2017年7月25日，我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黄某和一个小孩去接的我，当时信访局杜某也在那里，他们都劝我别在北京上访赶紧回围场，我说我的车没油了回不去，他们给我三百块钱加油钱，我自己开车回的围场，我没有给他们打收条。2017年9月7日，我和于申祥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反映我们工作安置的事情，信访局的杜某在那碰见我们，他劝我们俩回围场见领导说我们的事情，他说给我们五百块钱叫我们打车回围场，一人二百块钱打车费，剩下的一百块钱叫我们吃饭用，我给杜某打了一个收条。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我在北京上访期间，北京警察把我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的时候，把我身上的钥匙给我弄丢了。王某1和杨某2去接我的时候，我提到得给我找丢的钥匙去。北京警察跟王某1、杨某2说回家给我换锁芯和配钥匙，王某1和杨某2答应了，我也同意了。回到围场后王某1把换锁芯的300.00元给我了。当时王某1和杨某2劝我别在北京上访了，叫我赶紧回围场。我说我回到围场之后，不但我的问题解决不了，政府还得收拾我。杨某2说他给我写个承诺书，叫我拿着那个承诺书回围场，就没人收拾我了。然后杨某2给我写了承诺书，意思是回围场后不拘留我，不打压我，安排我和领导见面解决我的工作事情，赔偿围场公安局拘留我的损失和起诉费用共计五千元。签完这个承诺书后我拿着这个承诺书回的围场。到围场后五千块钱没有给我，也没见着政府领导，我提出的工作安置的事情也没有解决。到现在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崔某签订的协议除了每个月2000.00元的生活费落实了以外，其他的没有落实。公益岗每月1380.00元的工资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发的每月620.00元的工资从签订协议开始直到2018年9月30日都发放来。从2018年10月份开始，1380.00元的公益岗工资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发的每月620.00元的工资就不给我发了。我又找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崔某、王某1，还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石某，他们又开始给我发的公益岗工资，是一个季度一发放。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发的每月620.00元的生活费，我找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崔某、温长军，还有王国志县长，才于2019年7月9日给补发的2018年10、11、12月份的每月620.00元生活费。因为我在北京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关于涉军人员于景航落实相关政策待遇的协议》里面的每月4000.00元的工资一直落实不了，2019年3月份，我就去政府找领导问我工资落实的问题。后来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王某1去找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石某，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情，把之前在北京签的协议作废，新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大概是每月给我发放2760.00元涉军转岗的工资，享受涉军转岗待遇，一直发放到我退休。当时在协议上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法人温长军、局长崔某签的字，我签的字，又找军人事务局的张杰华局长签字，他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我又去找张杰华问签字的事情，他说我给他出个息诉罢访协议书他就签字，后来这个字一直没有签上。协议中的2760.00元涉军转岗工资我已经领了六个月，每次都是转账到我的工资卡上的。 2、证人证言 （1）证人石某证言证实，我现在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于景航是涉军人员，我到北京接过他三次，这几次好像都是国家召开重大会议的时候，因为于景航到北京上访，接劝返人员劝不听他，我才去的。第一次是2017年的时候，于景航去北京上访反映涉军工作安置的事情，我和我们副局长王亚东去北京接的于景航。我们和于景航见面后，我们就劝于景航有事情回围场解决，不要在北京非访了。于景航说得给他解决工作安置的问题，要是不给他解决工作安置的问题，他就还在北京非访，不和我们回围场。我们和他说回围场解决这个事情，他才和我们回来的。第二次是2017年10月份，那时候是十九大召开的时候，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崔某是先去北京找的于景航，他们找不到于景航。我就和就业局的闵某一起去的北京，于景航一直关机，我是通过别人和于景航联系的。后来我和于景航见了面。我就劝于景航不要在北京非访，有什么事情回围场解决。于景航和我说必须得给他解决工作的问题，不给他解决工作的问题，他就在北京召开十九大的时候去闹事。我就和于景航沟通他工作的事情。沟通之后，在请示县领导之后，我和他签订了《关于涉军人员于景航落实相关政策待遇的协议》，开始是于景航先提出来把他以前的保险给他解决了，以后的工资每月保证不低于四千块钱，不给他解决了他就不和我们回围场。针对于景航提出的要求，我和崔某、闵某我们三个人开始商量的，商量成之后，我们又和于景航谈的。当时签字的有于景航，还有闵某、崔某，我是见证人签字。签完协议后，于景航才答应我们回围场，不在北京非访了。第三次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于景航因为对我们第一次签订的协议不满意，又去北京非访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人把于景航从北京接回来之后，于景航要求把他之前的协议进行修改完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崔某找我，我们又和于景航进行沟通，于景航提出第一次协议中的甲方代表应是温长军局长签字，他是法人；再就是2000.00元工资中的620.00元差额应该明确补发部门，后来修改成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发那620.00元。对之前的协议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之后，当时签字的有于景航，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崔某，见证人是我，温长军局长的签字和王国志县长的签字都是后来补签的。 （2）证人崔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任职副局长，主要负责原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这方面的事情。于景航前期在陶瓷厂上班，后来陶瓷厂倒闭了，当时具体怎么给他安排的我不太清楚，有相关的文件可以查询。2016年国家出台退伍士兵安置政策之后和他有所接触。2017年6月份开始负责信访这方面的工作，才跟他有实质性的接触。他反映县里安排退役士兵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对他不公平，主要就说他当时没在陶瓷厂上班，说没有按相关政策给他落实工作，我翻看当时资料是把他名字写错了，写成王景航了。相关资料也证明了他当时确实转成了固定工。他自己说这份工作不是政府给他安排的，是他自己找的。他现在主要诉求就说重新给他安置工作，让他上岗。当时按照退伍士兵专班给出的落实安排意见，已经给他落实了，有相关文件可以查询，也和他签订了安置协议。我去北京接过于景航大约有两三次。2017年10月18日北京召开十九大期间于景航进京上访这件事因为工作人员发现他不在家，经过确认他去北京了。按照县里统一要求，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石某局长还有我们单位司机黄某一起去的北京接劝返。具体哪天去的北京记不清了，到北京后重点由石某局长和他沟通让他回围场解决问题。他不回来，提了许多要求，具体要求都是石某局长和他谈的，我不太清楚，主要是安排工作的问题。当时迫于于景航上访压力，为了让他回来，被迫和于景航达成了一个补充协议，我们作为甲方单位给他签了字，就业局的闵某作为中间人签的字。签完字之后他才答应回来的，我记得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回来的。为了落实这个协议，于景航回来之后又找到了发改局局长温长军、王国志副县长补的签字。之前符合给于景航落实的政策按照退伍士兵专班给出的落实安排意见已经给他落实了，这些都有支付款的相关凭证。他此次上访给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浪费了人力和财力大概四五千元，导致单位的工作也没法正常开展。因为他上访我也被领导约谈了好几次。第二次是2018年的时候，围场信访局给我来的电话，通知我们去北京接劝于景航。我们去北京劝他不要在北京非访，有什么事回围场解决。于景航说上一次签订的协议政府部门没有落实到位，协议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和石某局长我们俩和于景航针对协议进行了沟通，又将上次的协议进行了完善，完善之后又签订了一个协议，于景航才同意回围场的。 （3）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班，是信访稳定股股长，主要负责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处理及信访人员稳控工作。于景航是义务兵退役后被安置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原陶瓷厂上班的固定工。2017年国家出台政策解决退伍兵遗留问题，从那时起于景航就经常联系其他人进行上访，我和于景航开始频繁接触。我去北京接过于景航三次。第一次是2017年6月29日当时是***主席在北京参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当天夜间接到信访局的通知，于景航和张艳利已经到北京上访了，然后我在紧急的情况下租了一个商务车和商务局陈立军、围场镇的赵某连夜去的北京，到北京已经凌晨四点左右了。通过线索知道于景航所在的宾馆，找到他后就开始给他做工作。告诉他有什么诉求回县里解决，当时他提出第一个要求是给他安置正式工作，第二个要求是把陶瓷厂2003年破产之后一直到2017年的生活费给他。这个要求远高于符合于景航的政策，政策专班不予支持。他表示还要去国家相关敏感机构上访。我们跟着他，他不让跟说我们侵犯他人权了，说他有北京暂住证，可以随时报警抓我们，威胁我们如果再跟他就打断我们的腿。后来他又去国家信访局进行了信访登记。于景航说不给解决就继续上访，为了方便看着于景航我们让他跟我们住在一个宾馆，并且把他的住宿费给解决了。2017年7月2日于景航和张艳利非法上访的时候被抓到了久敬庄，晚上把他们两个接出来的。让他坐公安车回围场他不坐，说自己有车，让我们给他300.00元油钱，我没有给他。赵某给了张艳利300.00元钱，让他们返回围场，但是返回途中于景航又返回了北京，说要去北京打工，返回北京后他一直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此次上访一共五天，他联系其他没想上访的涉军人员去北京上访，造成涉军人员不稳定，也给我们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为了稳定他耽误了单位许多工作没办法正常开展。2017年7月17日上午，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班时，于景航来我们单位找他工作的事情，他说安置的王景航不是他。我跟他解释当时安置工作的王景航就是于景航，因为笔误写成王景航了。他不听我解释在单位走廊大喊大叫，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问我谁管这个事，我说夏局长管这个事情，他就去夏局长办公室了，他又在夏局长办公室大喊大叫。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和夏局长出去吃饭，他就在后边跟着我俩，于景航跟我们到了餐厅一起吃的饭，我结的账。吃完午饭他又跟我们到了夏局长办公室，夏局长也是和我一样给他解释，他不听，在夏局长办公室里面大喊大骂，骂了一会他就出去了，后来他被人给劝走了。我劝他时他抓着我的衣服领子要打我，他在单位骂的时候我问他骂谁呢，他说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呢。第二次是2018年5月1日，我单位接到信息，说于景航、毕友军、王鑫阁等人去北京上访了。我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冀某、公安局的梅跃丰等人晚上22时去北京接的访，2号上午我们找到了毕友军，但毕友军要求去退伍军人事务部反映问题，我们同意了毕友军的个人要求，陪同毕友军到了北京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在退伍军人事务部我们遇到了于景航和王会艳两个人，我们同行的冀某与于景航进行了沟通。于景航2号没有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成功，计划3日再来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当天为了防止于景航等人到国家信访局非访，我们在国家信访局停留了一天。3号于景航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登记成功，4日冀某和于景航电话联系，于景航声称自己要去非访，惹点大事。我和冀某不知道他具体要去哪里非访，再打电话他没接。4号14时左右，于景航才接电话，说自己在久敬庄。于景航称自己战友要领他去国务院找领导上访，他领着王会艳一起去的。结果在新华门被警察阻止，并送到了久敬庄进行登记。然后我和冀某还有梅跃丰把他接回围场了，他是坐梅跃丰的警车回来的。第三次是2018年5月18日于景航去的北京，5月19日我们发现他去北京了，于是单位就派我和黄某去北京找他。5月20日下午他去公安部上访，公安部通知了围场信访局。我们就去公安部找他了，在公安部没找到他，给他打电话他说还要去中纪委，我们就去中纪委等了他一天，没等到他。5月23日下午，在北京值班的冀某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大门发现了他。我和黄某过去找到了他。黄某开车把他带回来的，我在北京等着接其他的上访人员没有回围场。 （4）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职务是司机。于景航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陶瓷厂下岗职工，是退伍军人，国家出台补偿政策于景航不满意补偿政策，以频繁上访的方式闹事。我一共四次去北京接于景航，第一次是2017年7月24日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于景航去北京上访了，让我和王某2争取在于景航登记上访信息之前将其接回。于是我和王某2放下手头工作赶赴北京。我们到北京以后联系信访局的杜某了解情况，第二天我与王某2一早就在北京信访局接待司门口等着。大约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与王某2发现于景航已经在国家信访局接待登记司登记完上访信息了，我就打电话给杜某说明了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找到了于景航，劝他回县里解决，他跟我们提了许多条件。于景航说必须把路费和吃住的费用一共500.00元给他报销了。我们一直劝说，于景航一直辱骂我们，说不给解决问题就一直在北京不回去。于景航提出回去以后县里的领导必须接见他。我们迫于压力维护稳定，只能答应他并给了他300.00元钱，之后我们就把于景航接回了围场。此次上访对我们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单位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他频繁上访导致我们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而且他总是去北京的一些敏感地区进行非访如新华门、北京军委等地区。第二次是2018年3月1日北京召开两会之前，单位告诉我于景航到北京上访了，让我和魏某赶紧去接他，然后魏某我俩就去了。到了后得知于景航在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到地铁站后把魏某放到地铁站口我就回军人管理事务部附近住的地方了，我没见到于景航。后来我听魏某说公安局的韩立和河西所的张贵生也在地铁站，他们三个见到于景航了，但是被于景航跑了。第三天于景航跟我们回来了，大约上午八点半左右到的围场。第三次是201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我接到领导电话说于景航去北京上访了，让我和王某1赶紧去接他。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和于景航见了三次面。第一次见面时他被信访局的杨某2从久敬庄带到了宾馆，在宾馆我们劝他回围场解决问题，他不回去，并提出了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的要求。第二天于景航突然同意回围场解决问题，他说要自己开车回去，等他上车之后就跑了。第二次是11月1日，他非访又被送到了久敬庄，我们去久敬庄门口接他，他不上车自己走了。第三次是11月2日下午，信访局的杨某2联系上了于景航，杨某2和王某1我们两个同于景航见了面。于景航表示回围场可以，但是提了无理要求，并且要求我们给他落实在纸上。王某1我们三个担心他再次在北京非访，造成严重影响，只好先答应跟他签了类似保证书的东西。保证书上大概有三部分内容，第一个是要求不处理他这次上访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要求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班，还得是正式职工，第三个是补偿他之前被拘留、去上诉所花费的费用5000.00元。在于景航胁迫之下，王某1和杨某2跟他签订保证书之后回到了围场。我记得当时有一次从久敬庄接他出来时，他说随身带的钥匙不见了，要我们赔偿他300.00元钱，如果不给他就继续在北京上访。我们迫于无奈就先答应了他，回到围场之后我们没有给他这300.00元钱。于景航上访闹的非常激烈，总是去单位捣乱，跟领导打架，跟工作人员打架，还总是骂我们单位。他现在想的就是政府怕他去北京上访，只要去北京上访就能得到钱，而且还总是去北京一些敏感地区进行上访。第四次是2018年12月17日下午，当时北京要召开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我们局长告诉我于景航去北京上访了，让我和我们单位王某3去接他。我和王某3租车去的北京，到北京已经晚上12点多了，到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于景航，打电话一直没打通。第二天我们去退役军人事务部找他，我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他的时候，他给王某3回了个电话，说要在北京和我们见一面。我们见面后就劝他跟我们回去，他说什么都不回，还威胁我们说不给他落实他提出来的诉求就不回去。下午的时候信访局的杨某2给我们打电话说于景航和他在一起，让我们过去坐在一起再谈谈。没等我们过去杨某2打电话说不用去了，已经谈完了，于景航要300.00元钱，如果把钱给他他就回去。杨某2已经跟崔某局长请示完了，崔局长同意了。然后我把钱通过微信给杨某2转了过去，我手机里有转账记录可以提供。 （5）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29日上午，信访局冀某给我打电话说于景航在北京可能造成非访，及时去劝返。当时北京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租车去的北京，在去北京的路上信访局副局长杨某2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把于景航等四人从久敬庄接济中心接出来了，安排在吴裕隆宾馆。晚上20时许到了北京与杨某2等人在吴裕隆宾馆见面。当时我们和于景航谈话劝返，他不回围场，就住在了宾馆。10月30日下午于景航说他去开车，我们上自己车后没有跟上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信访局要我们继续在北京找。10月31日我和黄某、民政局驻京人员任德玉去北京退伍军人事务部找于景航没找到，给他打电话他不见面。11月1日我们和于景航取得联系，他说去退伍军人事务部，他没有来。下午商务局陈立军给我打电话说于景航等人又被警方送到久敬庄了，晚上十点左右信访局杨某2通知我们去开滦宾馆聚齐等公安人员一起去接，因为没有工作证我和黄某没进去久敬庄，于景航等人出来没上车，自己走了。11月2日我与于景航取得联系，他同意见面。下午我和黄某、信访局杨某2在海淀区一停车场与于景航见面，于景航同意回来，但提出了无理要求，并且要我和杨某2给他落实在纸上，并签字。杨某2我们两个人担心他再次造成非访只好给于景航签了类似保证书的东西。主要两部分内容，一个是要求不要处理他这次上访的事，另一个是要求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班，和他被拘留、起诉的费用5000.00元两件事回围场后安排县领导给他协调解决。我和杨某2给他签了保证书，后于景航与王艳昭一起开车回来。于景航从久敬庄接济中心出来的时候说他随身带的钥匙不见了要求我赔偿他300.00元钱，我迫于无奈答应他回来给他钱，回来后我没有给于景航这300.00元钱。 （6）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主要负责经济运行发展股的相关工作。2017年单位安排我们单位职工负责涉军上访的事，我负责盯着于景航。2017年7月24日下午，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于景航已经去北京上访了，让我和黄某连夜去接他，争取在他信访登记之前截住他，我们到了之后找到信访局的杜某。第二天早上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司武警不让到门口去，我们在马路对面盯着，上午九点左右发现他从接待司出来了，然后我们找到于景航劝他回县里解决问题。他就开始提条件，索要路费和饭钱一共500.00元，不给他就不回来，并且辱骂我们，扬言如果不给他解决问题他就不回去，不给钱就接着在北京闹，说他北京有很多战友，还要组织北京的战友一起上访。他提出回去之后必须让县领导接待他，我们为了维护稳定只能先答应他。我们迫于压力给了他300.00元钱，然后他自己开车我们在后面跟着回围场了。于景航对给他的政策不满意，一直持续频繁上访，以这种方式要挟政府和我们单位，索要钱财。给我们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导致我们正常工作没办法开展，就因为他我们2017年的工作都乱套了，只要他一去北京上访，我们都得去看着他。 （7）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主要负责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以及退伍士兵政策落实的相关工作。2017年5月份我刚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于景航就已经在上访了。于景航总是去我们单位和信访局闹，提出一系列超出政策外的诉求。2018年12月17日下午，我们局长告诉我于景航去北京了，让我和黄某赶紧收拾东西去北京把于景航接回来。当时北京要召开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我和黄某租车去的北京，给他打电话打不通。第二天早上我们去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他，见面后他问我们来干什么来了，他说他不回去，还要挟我们说不给他落实他提的诉求肯定不回去，就继续上访。下午信访局的杨某2给我们打电话说于景航在他那，让我们过去谈谈，后来杨某2又打电话说已经谈完了，于景航要300.00元钱，把钱给他他就回去。黄某把钱给杨某2转过去了，让杨某2把钱给于景航，我们就回围场了。回来之后于景航还经常到我们单位闹，威胁我们要是不给落实他提出来的政策之外的那些条件，他就接着去北京上访。只要他一来我们单位就大呼小叫的，导致我们不能正常工作，给单位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8）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矿山电力相关的工作。我具体不负责信访这方面的工作，2018年3月1日北京快要召开全国两会时，单位告诉我于景航去北京上访了，让我去北京接于景航，然后黄某我俩就去了。得知于景航在北京的地铁站，到地铁站后见到了公安局的韩立和河西所的张贵生，我们一起见到了于景航，让他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回围场解决，他不跟我们回来趁我们不注意跑了，我们没追上。第二天县委于书记去找他想跟他谈谈，他没见于书记。下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石局长联系上他了，见到他本人后石局长和他谈的，具体谈的什么我不太清楚。第三天早上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我和他坐的一个车。为了接于景航给我们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 （9）证人伊某的证言证实，我2017年考上事业编后先是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班，7月20多号我就去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法委上班了。2017年7月17日下午，我听见杨某1办公室里有人骂人，我就过去了，我怕于景航打人，看着点他。于景航在杨某1办公室反映他工作的事情，说当时分配的是王景航不是他，杨某1跟他解释了很长时间，于景航不听就在单位的走廊里大喊大闹。他问谁负责这个事情，我们说夏局长负责，他就去夏局长办公室，还是大喊大叫的。骂的挺厉害的，声音也特别大，就跟要打起来似的。他在我们单位闹事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办公秩序，大喊大骂我们单位和政府对我们单位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我们当时是好几个单位在一个楼，也影响了其他单位的办公秩序。 （10）证人杜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任职局长，主要负责信访局的日常全面工作。于景航我是在2017年开始接触的，于景航是主要上访人员之一，我跟他接触次数不少。于景航多次去北京上访，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大概2017年至今有十多次。我们没有于景航的具体上访记录，因为不是每次上访都有登记。于景航这个人比较偏激，不少次都是我们在他上访登记之前就接回来了。有的时候他去北京上访，北京相关部门会联系我们，也有时候他会主动告诉我们，蓄意性的，给我施压，如果不满足他的诉求就以上访方式给政府施压。2017年7月正是我在驻京办值班的时候，7月24日，我得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说于景航失去了联系，有可能去北京上访了。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及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北京赶紧寻找于景航。7月25日上午，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我看见了于景航，当时于景航已经在国家信访局进行了信访登记。我告诉于景航既然已经进行了登记先回围场等答复吧。于景航就开始跟我要这次上访的费用，要求我给他500.00元钱，表示不给钱他就继续到北京其他机构上访。当时为了稳控于景航，最终通过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黄某给了于景航300.00元钱，于景航返回了围场。他的行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给我们的信访工作造成了很大负担。2017年9月7日我在北京值班，当时正在召开金砖国家峰会，围场信访局发现于景航失控了，于是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找到他。9月7日我和他见的面，一直扬言要去一些敏感地区，我当时在国家信访接待司和他见的面，给他做工作，他不听。总是要去中南海等敏感地区上访，要去找总理，说自己吃不上饭了，情绪比较激烈。后来继续给他做工作，他让我给他500.00块钱他就回围场，如果不给就接着在北京上访，迫于无奈给了他500.00元钱，他自行从北京回来了。我给他的500.00块钱算是我个人给他的，因为他不回来影响了我的工作，迫于无奈给的，当时他给我开了一个收条。他的信访行为给单位造成了经济负担、工作负担，影响机关业务的正常开展。 （11）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工作，任职副局长，主要负责信访接待科和北京值班。于景航从2017年开始多次在国家有重大活动或重大节日期间去北京进行上访。具体多少次记不太清了。2017年以前他就经常去北京上访，2017年出台退役军人相关政策之后他更加变本加厉了。2018年10月29日上午，当时我在北京信访值班，当时北京正在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北京市久敬庄接济中心来电话说围场的于景航和王艳钊、牛坤非访，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去接人。我通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王某1去接于景航。王某1他们接到于景航之后，我们在久敬庄见面，把于景航接到北京吴裕隆酒店，我和王某1劝于景航有事到县里反映，不要非访。于景航说不上访不行，想让他回围场就得给他五千块钱费用。10月30日上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把他接回围场了。11月1日，于景航和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艳钊、商务局的姜东青、于婧、孙会军，卫生局的唐晓磊又去北京非访，被送到久敬庄。我和公安局的人去久敬庄接的他们，把他们接出来之后他们就跑了。11月2日，我给于景航打电话，我和王某1我们下午和于景航见的面。我们劝于景航有什么事回家处理，不要再非访了。于景航说围场公安局之前把他拘留了，他已经把围场公安局起诉了，他败诉了，他花了五千块钱的起诉费，叫我们把他花的那五千块钱起诉费给他，要是不给他就不回去，接着上访，还把其他六个人也叫上一块非访去。为了让他回围场，我们就答应他了。当时我身上没现金，于景航说口头说不算，叫我给他写到书面上，我就给他写了个保证书。写完保证书后于景航答应我们回来，他当天就回围场了。当时他说他被北京警察送到久敬庄接济中心的时候把钥匙弄没了，要换新锁，叫我们给他一千块钱换锁费用，我没答应他。他又跟我说给他七百块钱换锁费用就行了，我也没答应。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王某1来了之后于景航又跟王某1要换锁费用，王某1说回家再说换锁的事。11月3日我也回围场了，于景航到信访局找我要那五千块钱，我告诉他去找领导协调。2018年12月17日于景航到北京上访是于景航主动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他去上访了，当时我在北京值班。他告诉我他在军人事务管理局那，还要去国家信访局进行登记，问我在没在北京，我和他在国家信访局附近见面了，我劝他回围场解决问题，他不回。在我再三劝导下他答应回去，但是和我要500.00元钱，我没有答应，后来在他胁迫下答应给他300.00元钱。我请示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崔某局长，崔某局长同意给他300.00元钱，我就把钱给他了。他拿到钱就自己回围场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黄某又通过微信给我转的账，微信有黄某给我转账的记录。 （12）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于景航上访的事情我知道。2018年10月22日，我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司值班，当时于景航、牛坤等人在北京朝阳区鼓楼聚集，目的是滋事，被北京警察刷身份证查到其是涉军人员被送至久敬庄接济中心。当天下午接到电话通知去久敬庄接人。我到久敬庄接济中心河北区见到了于景航等人，并将他们接出送到一个旅馆等待责任单位将信访人接回。当晚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王某1局长到达旅馆。第二天于景航等人同意回到围场解决，王艳钊与牛坤当日与责任单位回到围场，在当日中午我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王某1电话说于景航在昌平不走了，称要五千元钱，不给钱就不回去，后于景航失联。2018年11月1日，于景航再次组织商务局姜东青、于婧，卫生局唐晓磊等六人在中南海周边再次非访，当时北京正在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我于当日下午接到久敬庄电话，被告知到久敬庄接济中心接人。当晚十点责任部门与公安局到达北京久敬庄，接出后于景航拒绝乘坐公安车辆，与其余五人离开久敬庄不知去向。11月2日，信访局杨某2局长多次电话联系于景航约其见面，下午于景航答应见面，见面后于景航怕公安局拘留他让杨某2局长写了一个承诺书，于景航返回围场。 （13）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政府工作，职务是副书记，主要负责镇里的党委工作和政法工作。于景航不是我们单位负责的，我只大概了解一点。2017年6月29日于景航和我们单位负责的上访人张艳利一起去北京上访，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杨某1还有商务局的陈立军一起去的北京。第二天早上我们管了他们一顿早饭就开始在宾馆给他们做工作。我只负责张艳利的工作，杨某1负责做于景航的工作。于景航这次上访具体反映什么问题我不太清楚。在宾馆做完工作后我给张艳利300.00元钱，让他回去，有什么问题回县里解决。然后张艳利就回围场了，听说于景航中途又返回北京了。 （14）证人冀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主要负责信访。我一共去北京接过于景航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5月1日，我单位接到信息，说于景航、毕友军、王鑫阁等人去北京上访了。我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杨某1、公安局的梅跃丰等人晚上10点去北京接的访。2日上午我们找到了毕友军，但是毕友军要求去退伍军人事务部反映问题，我们同意了其个人要求，陪同毕友军到了北京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在退伍军人事务部我们遇到了于景航和王会艳两个人，我与于景航进行了沟通。于景航2号当天没有在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成功，所以计划5月3日再来登记。3日当天，为了防止于景航等人到国家信访局非访，我们在国家信访局停留了一天。5月4日我和于景航联系，于景航声称自己要去非访，惹点大事。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非访，再给他打电话没人接。直到14时左右于景航才接电话，他说自己在久敬庄，称自己战友要领他去国务院找领导上访，结果在新华门被警察发现，并送到了久敬庄进行登记。然后我和杨某1还有梅跃丰把他接回围场了，他是坐梅跃丰的警车回来的。第二次是2018年5月20日，我当时在北京值班，听说由于于景航不满意公安机关之前对他的处理，所以去公安部上访。大概是5月18日于景航去的北京，5月19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杨某1和黄某去北京找他，5月20日下午他去公安部上访，公安部通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说他来公安部上访了。听说杨某1和黄某一直没找到他。5月23日下午，我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大门发现于景航了，给杨某1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杨某1和黄某找到了他，黄某开车把他带回去的，杨某1没回去。 3、书证 （1）承诺书照片一张证实，被告人于景航于2018年11月2日在北京上访期间，以不给承诺不回围场继续在北京上访为由胁迫杨某2、王某1给其出具承诺书，承诺返回围场后对其上访行为不拘留、不打击，并报销拘留起诉费用，杨某2、王某1在其胁迫下出具了承诺书一份。 （2)于景航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访骂人录像一份证实，被告人于景航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上访时不遵守上访秩序，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正常工作秩序。 （3）微信转账记录一份证实，被告人于景航2018年12月19日在北京上访期间向接访人员索要钱财300.00元。 收到条一张证实，被告人于景航2017年9月7日在北京上访期间向接访人员索要钱财500.00元。 （5）违法犯罪信息情况查询说明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份证实，被告人于景航于2018年5月5日因涉嫌扰乱单位秩序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行政拘留10日；于2019年7月9日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行政拘留15日。 （6）信访登记表七页证明，被告人于景航就其专业退伍安置问题多次到县、市、省及国家信访局上访。 （7）信访档案复印件一本证实，被告人于景航多次通过信访反映个人退伍安置问题，受案部门给出了相应答复、证实于景航退伍后的工作情况、下岗情况及为解决于景航问题相关单位给出的处理方案。 （8)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稳控于景航情况的说明证实，因被告人于景航多次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信访局、县政府、承德市、河北省及进京反应诉求给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正常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并因花费接劝往返资金及支付于景航工资给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9)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退役军人于景航政策落实情况的说明、安置情况的证明证实，被告人于景航反映的问题经退役人员政策落实工作专班研究决定已经为于景航落实了相关待遇，相关补偿金、生活补贴、生活费、所欠工资等均已支付，相关保险已缴纳。 (10)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于景航政策落实登记表、军队退役人员政策落实兑现项目告知书、退役人员政策落实协议书、结算业务申请书、于景航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诉求复印件等证实，退役军人于景航多次上访反映的工作安置问题经政策专班研究已经给其作出具体答复，并经于景航签字，相关款项已经拨付到位。 (11)关于涉军人员于景航落实待遇协议、一九九三年城镇退伍兵安置工作意见、退伍兵分配方案、招收固定工人审批表、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等证实，被告人于景航在退役后依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已经落实于景航的工作分配问题；于景航下岗后的工作安置问题也已经与于景航达成了落实政策协议，并经于景航签字确认。 (12)差旅费报销单、收条、工资表、支付凭证等证实，因往返劝接、慰问及给于景航落实相关待遇补发工资差额等事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花费资金数额巨大，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13)政策落实登记表、相关待遇列表等证实，经政策落实专班的研究决定，已经同意给付于景航落实相关待遇，于景航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14)安排工作协议证实，对于于景航信访反映的情况，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经落实为于景航安排工作的问题。 (15)付款回单、客户借记回单等证实，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履行协议约定，按时给于景航发放工资及相关补贴。 (16)支付于景航工资凭证、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个人客户交易明细等证实，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就业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已经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于景航的工资及补助金。 （17）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的围公（西）行罚决字（2018）03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卷等证实，于景航因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的答复意见不满，多次到北京上访。2018年5月4日14时许，于景航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接访场所上访，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十日。 (18)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出具的围公（西）行罚决字（2019）05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于景航分别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9日到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反映其工作安置落实问题，并扬言如不解决其工作落实问题将印刷两千份传单到北京发放。被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送至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拘留所行政拘留十五日。 (19)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828行初22号行政判决书、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8行终244号行政判决书证实，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驳回了于景航对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景航提出上诉的行政案件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办案说明、户籍证明、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据在卷佐证。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出示、质证、辨认，原判予以采信。 原判认为，被告人于景航在其信访事项已经按相关政策规定给予相应解决、处理的情况下，经教育、训诫、行政处罚后，仍以未落实相应待遇为由多次在敏感时段到非信访地区、敏感部位走访起哄闹事，破坏上述地区公共场所秩序，造成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多次向接访人员索要钱款累计人民币合计6400.00元，其中5300.00元属犯罪未遂，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来源合法，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依法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被告人于景航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于景航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辩护人提出的于景航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于景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表现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于景航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被告人于景航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 被告人于景航上诉主要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所作判决认定“于景航在其信访事项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多次在敏感时段到非访地区、敏感部位走访起哄闹事，破坏上述地区公共秩序，造成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多次向接访人员索要钱款”的犯罪事实并未客观存在。首先，从时间点上来看，上诉人是按照信访程序逐级上访，而且直至2019年3月也未按照涉军协议内容安排上诉人工作，一审判决认定“于景航信访事项已经解决”的事实错误。其次，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在北京期间发生过破坏公共秩序，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犯罪情形。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多次向接访人员所要钱款6400元的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其中认定既遂的1100元，是接访人员主动给付上诉人返回围场的费用，并非迫于上诉人犯意的压力而给付。认定未遂的5300元只是上诉人提出的自己的诉求，毫无强拿硬要的内容。二、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不足以形成证据链条，也不能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原审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所有证据已在一审庭审中出示并质证，具有证据效力。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于景航在其信访事项已经相关部门答复并依据政策规定给予解决的情况下，经教育、训诫、行政处罚后，仍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多次于敏感时段到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走访闹事，严重破坏上述地区公共场所秩序，并多次向接访人员索要钱款6400元（其中未遂5300元）和随意辱骂他人，严重影响他人工作秩序，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诉人寻衅滋事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承诺书照片、微信转账记录、收到条、信访登记表及信访档案、相关部门给于景航政策落实情况的说明、安排工作协议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在卷为凭，上诉人的供述及辩解亦予以辅助证实，足以认定。上诉人提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不存在寻衅滋事犯罪行为及其无罪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应当维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浩东 审判员  孟路遥 审判员  赵 辉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凯旋 书记员郭禹蒙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