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0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负责人：郭滏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3号。法定代表人：马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晨曦，男，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怡，北京群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建玉，男，1956年1月9日出生。上诉人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下称“颐合中鸿南宁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外贸新创公司”）、原审被告王建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颐合中鸿南宁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外贸新创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外贸新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颐合中鸿南宁所主张王建玉代表外贸新创公司签署涉案《法律顾问聘用协议》之时仍是外贸新创公司工商登记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表见代表权，有权对外代表外贸新创公司在合同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确认王建玉代表外贸新创公司与颐合中鸿南宁所签署的涉案《法律顾问聘用协议》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外贸新创公司对于颐合中鸿南宁所的上诉，书面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颐合中鸿南宁所提出的上诉。王建玉对于颐合中鸿南宁所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材料。外贸新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外贸新创公司与颐合中鸿南宁所签署于2017年3月25日的《法律顾问聘用协议》（下称“涉案合同”）无效；2.判令颐合中鸿南宁所返还律师费25万元；3.王建玉对颐合中鸿南宁所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颐合中鸿南宁所一审答辩称：不认可外贸新创公司的意见，颐合中鸿南宁所是在2016年5月份知晓外贸新创公司于同年3月1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但当时是处于未生效状态，知晓并不代表恶意串通，且王建玉当时仍为外贸新创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持有公章，故颐合中鸿南宁所、王建玉之间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不同意外贸新创公司所提诉请。王建玉一审答辩称：同意颐合中鸿南宁所的意见。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1986年6月30日，外贸新创公司成立，王建玉、马光、刘富春等人均为股东；公司章程约定外贸新创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统一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还约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22日，王建玉担任外贸新创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3月24日，外贸新创公司和颐合中鸿南宁所签订《法律顾问聘用协议》，约定外贸新创公司委托颐合中鸿南宁所作为常年法律顾问，期限2015年3月25日至2016年3月24日，合同落款加盖外贸新创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王建玉签字；2015年9月8日，王建玉作为外贸新创公司董事长主持召集董事会，最终决议聘任马光为外贸新创公司总经理，任职三年；2015年12月29日，王建玉实际控制外贸新创公司公章；2016年3月18日，经马光等股东提议，外贸新创公司董事长王建玉主持召开外贸新创公司股东会，并形成第2016-2号股东会决议“1.通过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罢免王建玉董事职务，并选举马光等新一届董事会；3.要求王建玉返还公章并停止一切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且不予承认王建玉在个人把持公章期间的一切行为和出具的一切文件；4.责成刘富春、刘涓负责向王建玉追讨公章；5.同意马光继续担任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外贸新创公司三位董事马光、刘富春、刘涓于同日共同提议召开董事会，做出第2016-4号董事会决议免去王建玉董事长职务，选举马光为公司董事长；2016年4月22日，外贸新创公司的股东之一张岩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两个诉讼，分别要求确认外贸新创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所作第2016-2号股东会决议和第2016-4号董事会决议无效，王建玉时任外贸新创公司的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且作为该两案的第三人参加了诉讼，颐合中鸿南宁所作为外贸新创公司及王建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该两案的诉讼；2017年3月25日，外贸新创公司与颐合中鸿南宁所签订涉案合同，约定外贸新创公司聘请颐合中鸿南宁所的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外贸新创公司应付律师费25万元，涉案合同加盖有外贸新创公司公章，王建玉在外贸新创公司授权代表人处签字；2017年4月1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外贸新创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所作第2016-2号股东会决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作出（2016）京0105民初2278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张岩的诉讼请求，后张岩、王建玉及外贸新创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24日，经王建玉批示，外贸新创公司向颐合中鸿南宁所转账支付了涉案合同约定的律师费25万元；2017年8月21日，针对上诉的（2016）京0105民初22787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9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外贸新创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所作第2016-4号董事会决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作出（2016）京0105民初2278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张岩的诉讼请求，后王建玉及外贸新创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4月16日，针对上诉的（2016）京0105民初22782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28日，外贸新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建玉返还外贸新创公司公章，外贸新创公司在该案庭审中称由于王建玉把持外贸新创公司公章，外贸新创公司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目前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王建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外贸新创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王建玉已被免除公司董事长职务，故继续占有外贸新创公司公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返还；2018年8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1民初9627号民事判决，判决王建玉将外贸新创公司公章返还外贸新创公司，该判决已经生效，外贸新创公司业已经强制执行收回公章；2018年12月18日，外贸新创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由王建玉变更为马光。一审法院认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由于外贸新创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第2016-2号股东会决议和第2016-4号董事会决议，决议罢免了王建玉的董事长职务并要求王建玉返还公章、停止一切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在随后2016年4月外贸新创公司股东张岩起诉要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诉讼中，颐合中鸿南宁所均作为代理人参与了诉讼，而颐合中鸿南宁所仍于2017年3月25日与虽实际控制外贸新创公司公章、名义上是外贸新创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已非外贸新创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王建玉签署涉案合同，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一审判决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的情况下，颐合中鸿南宁所仍然于2017年4月24日收受了经王建玉批示、外贸新创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5万元；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足以认定颐合中鸿南宁所在签署涉案合同时明知王建玉存在超越权限问题，在外贸新创公司事后未予追认的情况下，应依法认定涉案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颐合中鸿南宁所应将已收取的律师费返还外贸新创公司，而王建玉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缺乏依据，如外贸新创公司认为王建玉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另案主张；至于颐合中鸿南宁所是否已提供法律服务、应否收取服务费，应由颐合中鸿南宁所与王建玉另案解决。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八条规定，于2019年12月2日判决：一、确认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3月25日签署的《法律顾问聘用协议》无效；二、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于一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律师费250000元；三、驳回北京外贸新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一审举证质证，现查明颐合中鸿南宁所原名称为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依法有权修改公司章程、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并有权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其他职权，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的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做出的决议，在未经法定程序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各方人员均应遵照执行。本案中，外贸新创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形成第2016-2号股东会决议及第2016-4号董事会决议，免去了王建玉的董事及董事长职务，在上述决议未被法定程序认定无效或被撤销之前，王建玉事实上已经无权对外代表外贸新创公司；考虑到现实中股东会做出决议到变更工商登记之间的时间差，导致股东会决议做出后到工商登记实际变更前，王建玉仍有可能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对外代表外贸新创公司订立合同，涉案合同正属此种情形；王建玉在其自身因股东会决议已失去权限的情况下仍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与颐合中鸿南宁所订立涉案合同，一审法院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超越权限系代表行为有效的除外情形，因颐合中鸿南宁所在一审答辩及上诉状中均自述系在明知外贸新创公司已经形成上述股东会及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仍与王建玉订立涉案合同，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合同无效，正确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涉案合同已被确认无效，外贸新创公司要求颐合中鸿南宁所退还依据涉案合同收取的律师费，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颐合中鸿南宁所在上诉中提出表见代理抗辩，但颐合中鸿南宁所作为经许可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明确认知，其在明知情形下仍与王建玉订立涉案合同的行为，显然不宜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情形，故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颐合中鸿南宁所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00元，由北京颐合中鸿（南宁）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耿燕军审 判 员 张玉贤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长亮书 记 员 薛 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