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远，男，汉族，1981年6月1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银丽，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培政，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钢，男，汉族，1978年11月5日出生，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鑫，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淼，男，汉族，1976年12月3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淮旭伟，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甄华微，男，汉族，1970年8月19日出生，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远、刘钢、宋淼因与被上诉人甄华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甄华微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支持任远的全部反诉请求，撤销涉案《承诺函》；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甄华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甄华微在一审中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一审判决缺乏充足证据和事实依据。首先，《承诺函》是甄华微预先制作，关键信息都是在任远签名后自行填写的，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该《承诺函》为甄华微事先打印的文本，其中“甄华徽于2015年7月25日”“华泰证券，户名：王亦可”“甄华徽于2016年3月22日”“收到日期：2017年9月7日”等字样都是甄华微事后填写制作，可佐证该份证据的虚假性。其次，甄华微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甄华微和任远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承诺函》中的账户为王亦可的证券账户，并非甄华微的本人账户，任远不认识王亦可，王亦可也没有委托任远操作该证券账户。甄华微提交的对账单无法体现证券操作的全部流程及亏损情况，是否存在账户亏损全是来自甄华微的片面之词，根本无法在对账单及其它书面账户材料中体现。甄华微提交的对账单无法体现是由任远操作，对账单中也不能体现任远操作账户的情况，是否买入卖出股票、由谁卖出买入股票、由谁在什么时段买入卖出股票，均不得而知。（二）一审法院认定“该亏损由被告方全部承担，而原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在订立该承诺函时显失公平”，但在认定《承诺函》显失公平的情形下，却未支持任远的反诉请求即撤销本案《承诺函》，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任远依法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反诉的提起符合法律规定，任远有权请求撤销本案《承诺函》。（三）《承诺函》中有关亏损由任远全部承担的内容，违背民法公平原则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不存在无效情形错误。股市投资有风险，《承诺函》约定由甄华微提供资金，任远操作其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盈利由双方四六分成，该《承诺函》中关于所有亏损均由任远承担的保底条款，通过保证投资本金不亏损，免除了甄华微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及交易规则。此外，根据权责相一致的原则，代理人不应当承担任何保底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前述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承诺函》无效。（四）一审中，甄华微当庭要求更改案由为债权债务纠纷，一审法院并未对此查明事实并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也未查清甄华微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存在事实审理不清的情况，应当依法予以查明并予驳回甄华微的诉讼请求。甄华微将案由更改为债权债务纠纷，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有四：1.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除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交付款项才能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甄华微仅凭承诺函主张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缺乏既有借款已经交付给任远的证据。2.对于如何形成债权债务、什么时候形成债权债务、在什么情况下甄华微向任远借款，甄华微均无法举证，甄华微提交的承诺函中列举的关键事实均是甄华微后来自行填补,无法证明承诺函为任远的真实意思表示。3.甄华微主张的法律关系前后矛盾，与其提交的证据严重不符。在本案起诉及开庭前，甄华微主张法律关系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但是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甄华微改变案由为债权债务纠纷，但并未提交债权债务形成的相应证据，与此前提交的证据以及主张的法律关系严重不符，前后矛盾。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甄华微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甄华微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甄华微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任远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甄华微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甄华微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甄华微仅凭承诺函作为债权凭证起诉至法院，任远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成立，承诺函涉及的款项由始至终没有交给任远，而且账户一直都在甄华微的操控当中，任远一直没有操作过账户。为此，任远已经作出合理解释，甄华微仍然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的，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刘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甄华微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支持刘钢的反诉请求，撤销甄华微提供的《承诺函》；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甄华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承诺函》所显示的事实查明错误。甄华微提交的《承诺函》内容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审法院查明“共同操作甄华微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一事”，又查明“股票交易账户（该股票交易账户的开户证券营业部为华泰证券，户名：王亦可，资产账户：66×××83)”，在同一承诺函中，前一句描述的是甄华微的账户，后一句填写的是王亦可的账户，明显自相矛盾。事实上，该份承诺函是甄华微单方制作自行填写，且手写内容与打印内容自相矛盾，严重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收益按照甄华微得40%，刘刚、任远、宋淼得60%进行分成”是错误的，刘钢自始至终没有操作股票账户，也没有分得任何分成，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即便按照一审法院关于风险和收益应当相等的逻辑，如果刘钢要承担责任，也应当按照四六比例原则，而不是二八比例原则。本案《承诺函》出具的背景是甄华微股票投资失利，甄华微称无法交代，而刘钢又曾向甄华微借款，且借款尚未偿还，甄华微要挟刘钢人身和财产安全，利用刘钢的这种心理，迫使刘钢签署，刘钢迫不得已在甄华微事先准备好的《承诺函》上签字，其内容完全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对《承诺函》正文内容出现打印和手写两种不同字体的原因和事由没有查明，属于重大遗漏。该《承诺函》所谓的口头约定时间“2015年7月25日”、股票交易账户、收回账户时间“2016年3月22日”三处为甄华微事后手填，严重不符合一般交易原则，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理应在出具承诺函时先对账，明确委托时间、委托账户、账户金额、账户返还时间以及收益和亏损，但这些在本案中都没有，原因就是《承诺函》只是甄华微为了掩饰其投资失利的问题，在事先准备强迫刘钢签署后，再自行填写起诉。一审法院没有对《承诺函》中1041万元亏损的由来进行查明，属于重大遗漏。1041万元的精确数字是如何计算而来的，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甄华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甄华微从未提交任何关于1041万元亏损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式，一审法院认定甄华微存在1041万的亏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仅凭该份《承诺函》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查明“该股票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即低于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的，由刘刚、任远、宋淼三人共同承担，与甄华微无关”，按照一审裁判逻辑，如果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关系成立，该条约定就是保底理财条款，而保底条款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相悖，也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因此，该保底条款应当属于无效条款。合同无效后，如果双方有责任的，依据双方的过错来确定责任，双方过错大小相当的，双方承担的责任应当均分，即便如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存在过错，也应当是五五比例原则，而不是二八比例原则。事实上，甄华微主张的内容根本不存在，刘钢无任何过错，刘钢更不应当承担任何利息，一审法院判决刘钢承担利息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承诺函》违反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却又未支持刘钢的反诉请求即撤销该《承诺函》，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承诺函》在订立时显失公平，不符合公平原则，应当依法撤销。甄华微明知股票投资的风险，刘钢与甄华微未签订任何委托理财协议，没有约定委托理财，不存在刘钢的任何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甄华微利用其自身优势，胁迫刘钢签署《承诺函》，将本该由其自行承担的投资风险转嫁给刘钢，在刘钢缺乏经验、判断力，草率和迫于甄华微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签署的《承诺函》，系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承诺函》。宋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甄华微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支持宋淼的反诉请求，撤销涉案《承诺函》；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含案件受理费、反诉费、保全费等）由甄华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承诺函系甄华微欺诈、胁迫宋淼等人所签署，宋淼与甄华微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甄华微据以起诉的《承诺函》系甄华微欺诈宋淼等三人而签署，具体情形为：甄华微因个人股票投资失利，称无法向家人交代，因此找到宋淼等三人签署涉案《承诺函》，称好给家人交代和解释，宋淼碍于朋友面子，签署了《承诺函》。但《承诺函》签署后，宋淼却一反之前所述，并以人身安全、到工作单位闹事等威胁宋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涉案《承诺书》属依法应予撤销之内容。一审法院称“各被告在事后均未采取报警等相关补救措施”“被告辩称原告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被告配合出具，被告就向原告出具了金额达千万元的债权凭证，更加严重违背常理”。对此，虽然宋淼当时受到甄华微欺诈而签署《承诺函》，甄华微也一反《承诺函》签署时态度并要求宋淼等作出“履行”，但因宋淼自身权益当时未受到实际损害，其手中亦无该《承诺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未提起诉讼或进行报警，该事并不违反常理。宋淼在甄华微恶意起诉之后，也已于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宋淼乃基于“哥们义气”“朋友面子”签署《承诺函》，此类因疏忽大意而贸然签字之情形在生活中非常之多，并非“违背常理”。证券投资及股票交易是高风险经营活动，但《承诺函》上却写明：“该股票交易账户产生的收益（即超出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按甄华微得40%，刘钢、任远、宋淼得60%进行分成，该股票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即低于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的，由刘钢、任远、宋淼三人共同承担，与甄华微无关”。且不论宋淼等与甄华微不存在《承诺书》所述委托理财投资关系，单就《承诺书》内容而言，其中亏损均由刘钢、任远、宋淼共同承担的保底条款，免除了甄华微作为“委托人”及“投资人”本应自身承担的投资风险，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相悖，也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及交易规则，因此《承诺书》中该等亏损承担的内容显失公平，且系保底条款，应确认为无效条款。基于上述内容，涉案《承诺函》中的保底条款违反了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显失公平，人民法院或者应依宋淼之反诉请求撤销该《承诺函》，或者应依职权认定《承诺函》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撒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理财纠纷的相关司法实践，例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0224号、（2017)粤03民终730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490号、（2017）粤民申2773号民事裁定书，此时应根据双方所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或者五五对开比例，确定双方之过错及责任承担方式，而一审法院却酌定将损失承担比例确定为甄华微承担20%，宋淼、刘钢及任远承担80%，既毫无依据，又极不合理，与司法实践主流观点相左。（二）甄华微所称其与包括宋淼等三人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由刘钢、任远、宋淼全权操作甄华微名下股票交易账户”，目前没有任何基础证据及资料证明。本案所涉所谓损失高达1041万元，如其所称王亦可系其配偶，则其应掌握该证券账户的调取和操作权限，其本已提交了证券账户的初始部分交易记录（20150601-20180831)，如确有《承诺函》所述亏损事项，其举证是非常容易的，但其迟迟不提供证券账户的后续交易及亏损证明，恰恰证明不敢提交也无法证明该等亏损事项，《承诺函》内容是虚假的，涉案高达千万余元的债权债务，除了一张《承诺函》外，竟无任何只言片语和其他第三方证据予以支持。如甄华微主张本案为委托理财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当就相关债权债务的产生及真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的存在、证券账户密码或操作权限的交付、证券账户的盈亏情况以及证券账户的操作，法院亦应秉持审慎的态度，对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明，仅凭一张纸、一个签字，不能够轻易地认定当事人存在高达千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则就极易地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必将严重地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诺函》的关键内容在宋淼签署时均为空白，对此甄华微也已当庭确认，其中“甄华徽于2015年7月25日”“华泰证券，户名：王亦可，资产账号：66×××83”“甄华徽于2016年3月22日”等字样都是甄华微事后单方手写添加，宋淼对此并不知情，也根本不知王亦可是谁。一审判决认为“虽然承诺函中所列证券账户名称为原告妻子王亦可，但在该承诺函中列明由原告初始投入资金，并确认由各被告各自向原告偿还款项，各被告分别在上述承诺函签名确认，系以其实际行为确认原告为涉案债务的债权人及相关权利义务承担者，属于其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但即使王亦可与甄华微系夫妻关系，但依然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甄华微不能以自身名义就王亦可的权益直接起诉，更何况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所谓“初始投入资金”由甄华微所投入，其与本案诉讼标的无直接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应该依法予以驳回。甄华微辩称，承诺函是任远、刘钢、宋淼亲笔签署，承诺函的意思表示十分清楚，是双方经过结算后确定的内容，任远、刘钢、宋淼签署时对承诺函没有任何异议，事后不想还款才捏造出欺诈、胁迫等各种理由。承诺函中关于任远、刘钢、宋淼承担全部损失的约定并没有违背公平原则，本案实质是任远、刘钢、宋淼借钱炒股，由甄华微投入全部初始本金，并将股票账户借给任远、刘钢、宋淼操作，任远、刘钢、宋淼都是证券方面的专业人士，任远还是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红荔西路营业部的总经理和负责人，具备理财经验和风险判断能力，明显具有优势地位，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巨额收益，该保底条款没有违背公平原则，如果任远、刘钢、宋淼认为保底条款不公平，其完全可以拒绝，甄华微也没有能力强迫其操作账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买卖证券的收益或损失作出承诺，但没有对自然人的保底承诺作出禁止性规定。甄华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任远、刘钢、宋淼连带清偿甄华微投资款976万元；2.任远、刘钢、宋淼连带向甄华微支付利息（以104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1月1日起计至2018年1月14日；以97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任远、刘钢、宋淼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任远、刘钢、宋淼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甄华微提供的《承诺函》；2.反诉费用由甄华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任远、刘钢、宋淼向甄华微出具承诺函一份，内容中列有：“就甄华微全权委托刘刚、任远、宋淼三人进行理财，由三人共同操作甄华微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一事。甄华微于2015年7月25日与刘刚、任远、宋淼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由刘刚、任远、宋淼全权操作甄华微名下股票交易账户（该股票交易账户的开户证券营业部为华泰证券，户名：王亦可，资产账户：66×××83），甄华微初始投入资金2000万元，该股票交易账户产生的收益（即超出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按甄华微得40%，刘刚、任远、宋淼得60%进行分成，该股票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即低于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的，由刘刚、任远、宋淼三人共同承担，与甄华微无关。刘刚、任远、宋淼三人在接手甄华微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后，产生了亏损1041万元，该股票账户已经由甄华微于2016年3月22日收回自行操作。对于产生的上述亏损，刘刚、任远、宋淼承诺：1.三人最迟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各向甄华微偿还347万元；2.从2017年1月1日起，该1041万元的亏损按年化6%的利率向甄华微支付利息。特此承诺。”任远、刘钢、宋淼分别在上述承诺函上签名予以确认。甄华微认为上述承诺书合法有效，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讼。任远、刘钢、宋淼则提出撤销该承诺函的反诉请求，主张：承诺函是虚假的，是甄华微单方自行制作的，甄华微采取欺骗手段要求任远、刘钢、宋淼予以签署，存在强迫和威胁的情形；没有任何任远、刘钢、宋淼实际操作和实际控制证券账户的证据及事实，甄华微自行操作的损失应由其本人承担；承诺函所列的损失，违反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将甄华微所有的投资风险转嫁给了任远、刘钢、宋淼。（二）经一审庭审询问，甄华微当庭确认刘钢在签署承诺函后还款65万元，还款日期为2018年1月15日，任远、宋淼未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承诺函由任远、刘钢、宋淼亲笔签名予以确认，承诺函所列内容详细、明确、具体，并不存在任何歧义，任远、刘钢、宋淼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应当对其签名确认的重要性及其法律后果清楚知悉。任远、刘钢、宋淼虽然辩称系因甄华微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配合出具，并辩称甄华微采用欺骗、欺诈、胁迫的手段让其签署，但任远、刘钢、宋淼在事后均未采取报警等相应补救措施，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任远、刘钢、宋淼辩称甄华微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配合出具，就向甄华微出具了金额达千万元的债权凭证，更加是严重违背常理。故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虽承诺函中所列证券账户名称为甄华微妻子王亦可，但在该承诺函中列明由甄华微初始投入资金，并确认由任远、刘钢、宋淼各自向甄华微偿还款项，任远、刘钢、宋淼分别在上述承诺函上签名确认，系以其实际行为确认甄华微为涉案债务的债权人及相关权利义务承担者，属于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承诺函并不存在无效情形。甄华微与任远、刘钢、宋淼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同时，涉案承诺函约定收益按四六比例享有，但所产生的亏损1041万元均由任远、刘钢、宋淼承担，该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在订立该承诺函时显示公平。虽任远、刘钢、宋淼请求撤销该承诺函，但考虑到甄华微是全部资金的支出方，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案情，酌定变更为产生的损失由甄华微自行承担20%，任远、刘钢、宋淼共承担80%，即任远、刘钢、宋淼在本案中共承担损失8，328，000元，任远、刘钢、宋淼各向甄华微偿还2，776，000元，因刘钢已还款65万元，该金额应从中予以扣除，并按涉案承诺书约定的最迟还款日期2017年12月31日之次日起以当时分别仍须偿还的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甄华微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涉案承诺函明确表述任远、刘钢、宋淼系各自承担还款责任，故甄华微主张连带返还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远、宋淼应分别向甄华微偿还款项2，776，000元，并支付利息（均各自以2，77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刘钢向甄华微偿还款项2，12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7.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8年1月15日，以2，12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任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款项2，77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7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刘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款项2,12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7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8年1月15日，以2，12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宋淼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款项2,776,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7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四、驳回甄华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任远、刘钢、宋淼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84，241元（已由甄华微预交），由甄华微负担14，241元，任远、宋淼各负担25，000元，刘钢负担2万元。反诉受理费共计300元（已由任远、刘钢、宋淼预交），由甄华微负担60元，任远、宋淼各负担85元，刘钢负担70元。保全费5000元（甄华微已缴纳），由甄华微负担500元，任远、宋淼各负担2000元，刘钢负担5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一）经本院二审调查询问：1.任远、宋淼确认其曾为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二人原系同事，因甄华微向证券监管部门投诉，该二人已离职；刘钢的诉讼代理人则称“不清楚”刘钢的职业身份。2.任远确认其与甄华微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刘钢、宋淼仍否认其与甄华微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任远在二审中已认可与甄华微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宋淼虽否认其与甄华微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自认原为任远同事及证券从业人员，因甄华微向证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离职，在其主张未曾受托理财的情况下，对于为何会因甄华微向监管部门的投诉而离职，未能予以解释说明，且其关于因“碍于朋友面子”，为方便甄华微向其家人交代才签署《承诺函》的陈述，亦显然不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常理。刘钢虽亦否认其与甄华微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但其关于因曾向甄华微借款而受“人身和财产安全”胁迫，故而签署《承诺函》的辩解，并无证据佐证该胁迫情形，如确无委托理财关系，甘愿作出高达数百万元的损失负担承诺也异于常理。综合以上情形，宋淼、刘钢与甄华微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普通待证事实的证明标准规定，本院对该关系予以认定。据此，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2019年12月28日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任远、宋淼作为证券从业人员与甄华微之间以买卖股票为内容的委托理财关系，因违反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为无效。按涉案《承诺函》中确认的各方此前口头协议内容，超过2000万元本金部分的收益由甄华微与任远、宋淼、刘钢按四六比例分配，亏损则由任远、宋淼、刘钢三人平均负担，该保底内容违背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将证券投资风险完全分配给受托人，严重背离民法的公平原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经）发〔1990〕27号】第四条有关保底条款无效的法律适用指引，甄华微与任远、宋淼、刘钢之间的理财保底约定亦应属无效。因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保底约定无效，就甄华微的股票投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则应由当事人按其过错程度以及损失与过错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担。关于损失金额的认定问题，虽然宋淼、刘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的投资损失数额缺乏依据，但《承诺函》在内容上除确认各方此前口头协议外，还包括对股票买卖亏损金额的确认，在该函已经各方签署的情况下，系证明甄华微损失金额的直接证据。鉴于宋淼、刘钢对其主张的受胁迫签署情形仅有单方陈述为证，其举证远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就欺诈、胁迫事实所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而任远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签署《承诺函》时存在处于危困状态，或另有因缺乏经验而被甄华微所利用等情形，故而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成立要件，因而三人有关撤销《承诺函》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据此，《承诺函》中对甄华微1041万元投资损失的记载，应视为系各方经证券账户盈亏清理后对亏损事实的共同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损失分担比例的问题，任远、宋淼与甄华微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以及任远、宋淼、刘钢三人与甄华微之间的保底约定均为无效，各方对此均有过错。任远、宋淼、刘钢三人受托操作股票账户，对涉案账户内股票买卖的控制能力更强，按常理推断，提供保底承诺也是为了吸引甄华微作出委托，且任远、宋淼还系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违规接受委托，故三人对于损失发生的过错程度较之甄华微更大，另一方面，股票买卖属于高风险市场中的投资行为，亦不能将亏损全部归咎于账户操作方。因此，在各方约定的盈利分配比例基础上，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定由甄华微自担30%的损失即3，123，000元，剩余7，287，000元由任远、宋淼、刘钢等额均担：其中，任远、宋淼应分别向甄华微偿付2,429,000元，刘钢此前已向甄华微给付65万元，尚应继续偿付1,779,000元（2,429,000元-65万元）。对于由任远、宋淼、刘钢负担的损失，各方在《承诺函》中约定了甄华微收回账户控制后的偿付期限及偿付期内起计的利息，该部分约定中与保底内容无关的部分，属各方在终止委托理财关系后所作出的清结约定，应为有效，但鉴于在一审法院仅支持偿付期届满后的逾期利息后，甄华微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判决有关利息起计的认定处理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任远、宋淼、刘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前）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任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甄华微款项2，429，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29，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甄华微款项1，779，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29，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8年1月15日，以1，779，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6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变更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宋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甄华微款项2，429，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429，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6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五、驳回甄华微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任远、宋淼、刘钢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241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由甄华微预缴），由甄华微负担28，557元，由任远、宋淼各自负担22,210.5元，由刘钢负担16，26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任远、宋淼、刘钢按其分别已预交数额各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81，824元（已由任远、宋淼、刘钢分别预缴），由甄华微负担11，138元、由任远负担25，382元、由宋淼负担25,382元、由刘钢负担19，922元，由本院退还任远3626元、退还宋淼3626元、退还刘钢3886元，甄华微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138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曹 静审  判  员  蔡妍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兼）  林晓翔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前）第一百四十五条：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未经过其依法设立的营业场所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