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3民初6137号 原告：杜学生，男，196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斌，重庆市云阳县青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温州龙信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孙秀钗。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剑敏、涂袁琼，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学生为与被告温州龙信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于2019年10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12月19日、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剑敏、涂袁琼（第一次）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双方申请庭外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9年2月21日，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电磨工作，双方口头约定原告月工资为7250元。被告未依法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原告办理社保登记及缴费。2019年6月30日被告单方面终止与原告劳动关系，未依法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未依法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双方协商未果。2019年9月23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故诉请判令：1.被告补缴原告2019年2月至6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2.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7250元。3.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中的一倍工资29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原告补充称：被告地址海滨园区十五路二道丁香路117号。院子大门挂着两家公司的牌子，其中一个是被告公司的。进入被告处时是潘连强与（或）沈某介绍的，是潘连强与我们说工资、工作时间等。工资按月，做完货下班，上班时间早七点前到厂，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三点到四点下班，整个公司上、下班不打卡。一号休息一天，节假日休息。前两个月工资是潘连强现金拿过来的，后两个月是被告一次性发到潘志勇账户（潘连强、潘志勇、李合月、杜学生四人的工资一起发到潘志勇账户）。梁某是车间组长，工作期间除了接受梁某的管理外，还接受有个齐（音）姓人员经理的安排，他分派任务、要求货怎么做、检查产品质量。2019年6月30日是梁某让原告等人提供账户去结账，梁某只说他自己不干，没有说让我们也别干。被告还曾发给厂服给原告等人。即使存在劳务承包，也是被告内部管理形式，是规避法律责任。若不认定原告与其之间劳动关系，会导致他人效仿，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被告辩称：原告不是被告员工，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2月19日，被告将公司铸件复合后处理全部劳务发包给案外人梁某，并与其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2019年2月21日至2020年2月20日止。原告系受雇于梁某从事劳务的人员，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也不可能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社保等相关事宜。原告的劳动报酬也是梁某支付与承担的，并非与被告结算。该情况从被告提供的梁某签字的领取承包费的领款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委托支付书可以证实。原告不受被告管理、指挥，不参加被告单位的考勤，无需遵守被告单位的上下班制度及其他规章制度。老齐（音）只与包工头对接，没有与原告等人对接。梁某及刘代帮已于仲裁庭审中证实，原告系梁某招聘的，其工作内容由梁某安排，工资由梁某结算、支付，其劳保用品由梁某购买，以及无需遵守被告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和规章制度。另原告等人的工伤保险也是劳务合同挂靠在被告处，工伤保险费也是梁某自行承担，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被告与梁某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约定2018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解除，并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务承包关系。所以原告称被告单方终止劳动关系不符合事实，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终止劳动关系一说。故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裁决结果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请求驳回原告相应的诉讼请求。 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企业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工资表复印件，证明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内月工资7250元的事实。4.银行转账业务凭证，证明被告支付原告工资的事实（该工资包括潘连强、潘志勇、李合月、杜学生四人的）。5.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程序。6.案外人梁某的社保信息，证明梁某现在还在被告公司上班。7.报警记录、视频光盘（经开区天河派出所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报警现场情况），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发生劳动争议的事实。 被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8.劳务承包合同，证明被告将铸件复合后处理车间的全部劳务承包给案外人梁某，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9.领款凭证、银行转账回单、委托支付书，证明案外人梁某从被告处领取2019年2月至6月承包费，以及受梁某委托支付梁某受雇人员部分款项的事实。10.解除合同协议，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梁某于2019年6月30日终止劳务承包关系的事实。11.庭审笔录，证明原告由案外人梁某招聘，以及原告的工资由案外人梁某发放的事实。12.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仲裁程序合法、仲裁裁决结果正确的事实。13.梁某证言，证明被告将公司的铸件复合后处理劳务承包给梁某的事实及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2身份证、基本信息无异议。证据3工资表三性有异议，是复印件，没有任何抬头或单位盖章，是哪个单位的工资体现不出来，也不是被告单位的工资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部分没有原告方名字，有名字的也不足以单凭此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证据5仲裁裁决书三性无异议，适用法律准确。证据6梁某的参保信息与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关联。仲裁庭审时梁某讲的非常清楚，他所雇佣的部分工人社保关系挂靠在被告名下的原因是他怕有工伤要承担责任，所以要求挂靠到被告，费用由他自己承担。这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7接警记录表内容是原告单方陈述，公安机关没有侦查确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仲裁认定。视频的真实性有异议，具体由法院来认定。即使是真实的，只能反映公安机关的出警情况，民警告知有劳资纠纷去劳动局解决，现场中也没有被告人员承认存在劳动关系，只有原告方说承包的人没有过来，印证了梁某承包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证据8劳务承包合同是被告事后制作的，承包时间是2019年2月21日至2020年2月20日，签订时间在2018年12月，但从我方调取的社保信息，在签订合同时梁某还在其他公司。合同内容中，承包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即使是真的，内容合同对员工没有法律效力，被告仍是用工的主体单位，原告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证据9承包合同内容与领款凭证相矛盾，支付的款项时间与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不符，款项金额按吨位计算也与合同约定不符。该承包合同在付款时是不存在的，是事后制作的。委托支付的卡号与原告提供的转账号码是一致的，抬头也是被告方。证据10该份解除协议是事后制作，原告不知情。原告只知道梁某是车间组长，而不是承包人。证据11仲裁笔录，梁某所说内容不属实，他是车间组长，原告在被告处时接受梁某的管理，还接受一个姓齐（音）总经理的管理，他是分派任务的。梁某称不需要规定上班时间，一会又说自己几点上班，明显前后矛盾，一会说工伤保险费由他承担，一会又称他承担不起，前后矛盾。35333元是原告等人二月份工资，而梁某称是加班费；另一笔16000多元的费用，梁某称是四月份工资，实际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是三月份的。梁某称劳保用品是他买的，实际全部是公司的。梁某称完成不了任务才与被告解除合同，但实际上除二月外，从工资册看每月都超额完成的。证据12仲裁裁决书在理解法律规定有偏差，自然人本身无用人资格，劳动者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也适用错误。证据13证人梁某陈述大部分不属实。厂服是被告提供，而不是梁某买的。梁某说承包劳务后不接受公司安排，但被告老板说他接受公司安排。其称工伤保险费是他支付不符合合同约定。按约定每月产量达到85吨就完成任务，梁某终止劳务承包关系是因用人单位的原因，不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原因。梁某只是后勤管理组长，解除后还有四名继续在厂里上班。可证实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且本案的原告是遵守公司上班时间，中午休息一小时，是按时上下班的。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2质证方没有异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法律特征，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系复印件，来源无法确认，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证据9中的委托支付书中的账户、金额，可证实相关的款项系被告公司的王翠弟支付至潘志勇账户。而被告陈述支付至潘志勇账户的款项包括四个人的，原告与潘志勇均陈述原告系该四人之一。故本院确认原告系被告处工作。证据5与证据12系同一份仲裁裁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实本案已经过仲裁程序。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实梁某在被告处参保工伤保险的事实。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实原告等人因本案报警的事实，至于对本案影响，本院下文再行阐述。证据8、10可证实梁某与被告签订有《劳务承包合同》、《解除合同协议》，至于对本案的影响，本院下文再行阐述。证据9付款情况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对本案影响，本院下文再行阐述。证据11真实性予以确认,可证实仲裁时庭审情况。证据13系证人梁某的证言，证言内容本院结合全案再行分析。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梁某的参保信息显示，其工伤保险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在温州市特静龙铸造有限公司参保，2019年4月至7月在被告处参保，2019年7月在温州市特静龙铸造有限公司参保，2019年9月至10月在被告处参保。 2019年4月4日、4月8日，被告公司王翠弟向梁某转账16333元、10000元。后梁某向被告出具一份《领款凭证》，载明“2019年4月8日，领款部门名称：梁某，领款原因：2月份后处理车间承包费35333元其中现金支付9000元，金额：叁万伍仟叁佰叁拾叁元正，￥35333元”。 2019年4月11日、4月30日、5月7日，被告公司王翠弟向梁某转账3000元、85166元（摘要：3月）、23457元（摘要：3月超吨）。后梁某向被告出具一份《领款凭证》，载明“2019年5月7日，领款部门名称：梁某，领款原因：3月份后处理车间承包费111623元，金额：拾壹万壹仟陆佰贰拾叁元正，￥111623元”。 2019年6月6日、6月18日，被告公司王翠弟向梁某转账98167元（摘要：4月）、15638元。后梁某向被告出具一份《领款凭证》，载明“2019年6月18日，领款部门名称：梁某，领款原因：4月份后处理车间承包费113915元，扣4月份保险费8人×13.75元＝110元，金额：壹拾壹万叁仟捌佰零伍元正，￥113805元”。 梁某向被告出具一份《委托支付书》,载明委托被告将其承包费代为支付，并列明了梁某、祁金华、沈某、黄义江、魏平华、刘代帮、潘志勇、刘代红、瞿成胜等9人的账户及委托付款金额（其中列明潘志勇账户代为支付58000元）。《委托支付书》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7月1日。同日，被告向前述《委托支付书》列明的人员支付的相应金额款项。 另查明：被告与案外人梁某之间签订有一份《劳务承包合同》，约定被告铸件复合后处理车间的全部劳务发包给梁某承包，由被告按每吨1117元支付梁某劳务承包费，承包方必须每月完成85吨以上的铸件后处理工作，承包期限自2019年2月21日至2020年2月20日止，承包方自主雇佣劳务工人、确定工作岗位及工资待遇、制定上班规章制度、自行购买、发放雇佣工人劳保用品等内容。还约定承包方完成的后处理工作要达到发包方的质量要求和标准，并接受发包方的工作验收。因没有完成月工作任务，发包方有权解除合同。发包方与承包方及其雇佣的工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无需签订劳动合同，承包方及其雇佣的工人不享有发包方公司的社保、经济补偿、住房补贴、伙食补贴等劳动待遇，发包方可以为承包方及其雇佣的工人办理工伤保险或者意外人身保险，保险费用由承包人负担，发包方先予垫付，从承包费中扣回。如承包方及其雇佣工人发生工伤事故，发包方应当办理社保局或保险公司的赔偿手续，赔偿不足部分由承包自行承担等等。并载明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19日。后被告与梁某又签订一份《解除合同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于2018年12月19日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务承包关系。双方于2019年6月30日办理后处理车间有关交接工作，梁某及其交接工作完成后立即撤离被告公司。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于2019年6月30日生效。并载明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 2019年7月2日，原告等人在被告所在地报警，警察到现场后，原告等人（潘志勇）称“上半年做到现在，不提前跟我们（说）不要我们，昨天叫我们过来结了钱，昨天晚上，他是有个承包的叫我们今天过来。早上老板说不要跟我们吵，我说吵没有用的，你最好叫包的那个人过来跟我们解释”。警察问：“谁叫你们过来”。原告等人（潘志勇）称“厂里承包的，老板说不关我的事……”。警察问“多少人被辞退”。原告等人（潘志勇）称“13个，一个车间，没有理由，也不是工作做不好”等。 后原告向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裁决：1.被告补缴原告2019年2月至6月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2.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7250元。3.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中的一倍工资29000元。 2019年9月23日，该委作出浙温经开劳人仲案（2019）第242号裁决书，以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 原告于2019年10月12日收到上述裁决，于2019年10月23日向本院起诉。与原告一并申请仲裁，后对仲裁裁决不服而一并向本院起诉的还有祁金华、沈某、黄义江、魏平华、潘志勇、潘连强、李合月。 庭审过程中，梁某出庭作证，陈述：证人与被告之间是承包关系，承包的铸件复合后处理工序，证人是2019年正月十六到被告处工作，手下共有十三个人，原告等人系证人招聘，由证人支付工资，受证人管理。十三人中只有魏平华是证人带过去的，其他人都是沈某介绍过来的，证人原某只认识魏平华与沈某，沈某以前与证人一起在温州市特静龙铸造有限公司工作的，其余人姓名不清楚。证人还将电磨工序发包给潘志勇，他手下带三个人。有跟他们讲清楚是证人自己包了个车间、叫他们替证人干、工资多少等。解除承包合同时，证人有某跟他们说“这半个月货赶不出来，就不承包了”。因证人给原告等人开的工资很高，是按月的，若货赶不出来证人就会亏损。没有规定他们上班时间，但要求他们把当天的货做完再下班，可是原告等人下午三四点就下班了，货还堆得高高的，也没有与证人打声招呼，证人管某他们。工资是证人支付的。解除承包关系后，因为他们的工资打到证人卡上不方便，证人还得取现金给他们，觉得太麻烦了，就在2019年6月30日叫原告等人把工资卡送到厂里结账，委托厂里直接将工资付他们卡里，《委托付款书》是证人签字的。十三个人中有四个人是有工伤保险的，其他人是后面来，保险费是证人承担。厂服是证人从被告处买的，长的38元，短的34元。被告是否有挂牌子没有注意。 庭审过程中，原告自认：前两个月工资是潘连强拿过来的，后两个月是发到潘志勇账户（发到潘志勇账户包括潘连强、潘志勇、李合月、杜学生四个人的工资，潘志勇亦对此表示确认）。工资按月，早上七点前到厂，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三点到四点下班，整个公司上下班不打卡，一号休息一天，节假日休息。工作期间除接受梁某的管理外，还有接受一个姓齐（音）的总经理的管理，他分派任务，还要求货怎么做、检查产品质量。平时工资10号发，2019年6月30日梁某说自己不干，叫我们提供账户去结账，没有想到厂里把我们也辞退了。被告自认：2019年5-6月工资支付到原告等人账户，是受梁某委托支付的。支付到潘志勇账户款项包括四个人的工资。厂服是证人买的，38元一套。工人的工伤保险费是证人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已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中，原告与潘志勇均确认被告于2019年7月1日向潘志勇账户转账的58000元款项中包括了原告的工资在内。而被告亦确认该款包括四个人工资，且对原告所有主张的其在被告铸件复合后处理车间工作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再结合证人梁某证言，其将电磨工序发包给潘志勇，潘志勇手下有三个人的陈述，本院对原告在2019年7月1日前曾在被告铸件复合后处理车间工作的事实，予以确认。现双方对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处工作，首先应当推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报警记录（光盘）显示，与警察交涉时原告称“昨天晚上，他是有个承包的叫我们今天过来”、“13个（被辞退），一个车间，没有理由，也不是工作做不好”等内容，表明原告等人是在梁某手下工作，以及原告等人对被告铸件复合后处理车间劳务由梁某承包的事实是清楚的。且原告自认自己系潘连强与（或）沈某介绍过去的，工资、工作时间都是潘连强对他说的；而2019年2月至4月被告将承包费发放至梁某账户（工资由潘连强拿过来给原告），2019年5月至6月原告等人的工资在2019年7月1日被告按梁某指定支付至潘志勇账户（原告表述为2019年6月30日梁某说他不干了，叫他们提供账户去公司结账）等情况。本院认为，上述情况显示，没有迹象表明原告系被告直接招聘、发放工资，反而印证证人梁某所陈述的原告等人受其招聘、工资由其发放的事实。至于管理方面，原告自认工资按月，上下班没有打卡，下午三四点所有工人都下班，工作期间除接受梁某的管理外，还有接受一个姓齐（音）的经理的管理，他分派任务，还要求货怎么做、检查产品质量。本院认为，原告所称的上下班情况不符合本地公司对按月计工资的员工管理惯例，结合原告提供的报警光盘内容显示的原告等人明知梁某承包的事实，证人梁某关于原告等人由其管理的陈述更符合客观事实。姓齐（音）的经理对原告等人的管理更可能是产品质量的要求而非工作量、上下班时间、工作纪律等方面的工作管理。综上，原告等人明知所在的车间是梁某承包，现实中又受其招聘，工资由其发放，工作受其管理的情况下，足以让原告等人形成自己受雇于梁某的认知，故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依据。而原告在本案中相应的诉讼请求均建立在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现该前提条件不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庭审过程中，原告主张梁某与被告之间的承包关系是被告内部的管理问题，不影响其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明知梁某与被告之间是承包关系，仍愿意受雇于梁某，现又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又主张工作期间穿被告的工作服，其他与原告一起起诉的劳动者在被告处有工伤保险等。本院认为，即便相应的情况属实，亦不足以推翻前述足以让原告等人形成自己受雇于梁某的认知的事实，因此，原告相应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学生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元，本院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小凤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雷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