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6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竹兰，女，1998年6月12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委托代理人：邱光海，男，贵州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堂柳，女，1970年5月5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黎平县。上诉人杨竹兰因与被上诉人吴堂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1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事实和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竹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9）黔2631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经是婆媳关系，因为与其儿子离婚等家庭矛盾对上诉人怀恨在心，被上诉人就用违法的方式要求上诉人签订其自行拟定的“欠条”并以此要求上诉人偿还其虚构的巨额款项130000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认可上诉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仅根据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该“欠条”有效，使上诉人无端背上了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系受被上诉人家人胁迫签的欠条，该欠条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未查清欠条来源的内容，欠条注明2018年4月20日上诉人亏欠被上诉人130000元，未写明因何理由欠款，被上诉人何时支付给上诉人款项，落款时间又是2018年10月24日，且该欠条与被上诉人出具的银行流水金额无法相互印证，欠条里“必须、各项费用、强制”等用于均存在胁迫之意。并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是婆媳关系，无端欠下130000元一审法院未查清就径行判决。且派出所证明的内容也仅是依据欠条，未经各方核实，不属于定案依据。一审中上诉人也找到二证人作证上诉人系受胁迫签订的欠条，但一审法院未予采纳，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该欠条的内容、形式等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吴堂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关系明确。上诉人出具给答辩人的欠条明确欠款人为杨竹兰（即上诉人），签名和手印是杨竹兰亲笔签名和按手印。当时上诉人父母与答辩人均在湖南益阳打工，上诉人背着家人在网上赌博欠钱后离开答辩人儿子由黎平到益阳，上诉人到益阳后利用答辩人对其的信任，趁答辩人不注意将答辩人的银行卡拿到银行自助机先后取款和转账，取走答辩人的存款用于网上赌博和偿还赌债，答辩人发现后向上诉人追查款的去向，上诉人承认拿都用于网上赌博和还欠的赌资，上诉人当其父母及哥哥的面承认拿答辩人的银行卡到银行自助机先后偷取和转账答辩人存款的事实，并承诺向其父母和哥哥借钱归还，上诉人父母得知其偷取答辩人存款用于网上赌博后到银行查他(她)们的存款，发现上诉人也偷取其父母存款十多万，答辩人提出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说是在网上同外国人赌的不要报案，报案也没有用，如果报案上诉人也要被追究，她和家里人同意共同退还才没有报案，后经上诉人父母及其哥哥替其归还部分，至2018年4月20日还欠130000元，上诉人于2018年10月24日在其父母住处签于2019年6月1日前全部还清的欠条，之后上诉人哥哥替其归还20000元，余110000元至2019年6月1日没有归还，答辩人于2019年7月12日到益阳市公安局沧水铺派派出所报案，沧水铺派出所调查时，上诉人承认用答辩人银行卡转、取答辩人存款和出具130000元欠条并已归还20000元的事实，派出所不作刑事案件立案，建议答辩人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并向答辩人出具调查结果证明，以上证实证明上诉人尚欠答辩人110000元欠款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借贷关系明确，应由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的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审判，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之处。三、上诉人偷取、转答辩人存款事实确实，向答辩人出具欠条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不存在被胁迫签欠条。上诉人和答辩人儿子到湖南益阳赫山区，利用其与答辩人儿子有民间确认的婚姻并生育了小孩的信任关系，利用与答辩人同居在一起的机会，套取答辩人银行卡密码，趁答辩人不注意偷走答辩人银行卡，通过自助机转款和支取答辩人存款。上诉人不但偷取答辩人存款，同时也偷取其父母存款用于网上赌博。答辩人提出报警，上诉人怕被追究责任，不同意报警并承认由其个人和其父母担保负责归还，后经其父母及哥哥替其归还部分，于2018年10月24日在其父母住处上诉人当着其父母的面签名盖手印向答辩人出具欠答辩人130000元并限期于2019年6月1日前还清的欠条，后其哥哥替其归还20000元。因上诉人不履行还款承诺，答辩人无奈于2019年7月12日向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沧水铺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调查时上诉人承认其是背着答辩人转、取走答辩人存款的事实，因不属刑事案件，派出所建议答辩人通过诉讼程序处理，据此答辩人2019年7月26日向赫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归还欠款110000元，期间赫山区人民法院以原被告住所地均在贵州省黎平县，而移送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处理。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偷取答辩人存款，尚欠的13万元是上诉人在其父母住处写欠条，承诺还款期限，并在欠条上亲笔签名盖手印，事实清楚，如果不是真的或是被逼写的，其事后和一年后公安派出所在调查询问时其为什么不说，证明其偷取答辩人存款和写欠条承诺还款期限是事实，上诉人也承认才不敢到庭面对答辩人，请二审法院明察驳回其无理理由。杨竹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签订的欠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竹兰与被告吴堂柳儿子石文祥原系同居生活关系。被告在湖南益阳打工期间，原告私自从被告个人银行卡及由被告保管并存款于其女儿石美江银行卡内取款（或转账）。被告发现后，被告及其家人找原告要求其归还私自取出的款项。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向被告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本人杨竹兰，身份证号5226311998××××××××，由于资金周转事情，于2018年4月20日亏欠吴堂柳，身份证号5226311970××××××××人民币130000元整。经双方协商，债务人必须于2019年6月1日前全部还清。双方约定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债权债务关系所产生的各项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或者其他损失，由债务人承担，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特立此据！欠款人：签字且按手印。杨竹兰，2018年10月24日”。之后，原告的家人于2019年代初原告向被告归还了2万元。到2019年6月1日，原告没有按欠条约定的时间归还剩余的欠款。被告经催讨未果后，于2019年7月12日向湖南省益阳市沧水铺派出所报警，派出所针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沧水铺派出所于2019年7月21日作出“证明”，内容为：“2019年7月12日下午，吴堂柳（女，身份证号5226311970××××××××）来我所报称：益阳市环宇塑料有限公司职工杨竹兰从其银行卡转卡银行存款13万元。我所立即进行调查，杨竹兰认可：以前杨竹兰与吴堂柳儿子系男女关系，杨竹兰确实从吴堂柳保管的银行卡中转走款项属实，经协调，杨竹兰向吴堂柳出具了13万元的欠条，并归还了吴堂柳二万元。吴堂柳也提供了杨竹兰出具的欠条，认可杨竹兰所述事实。建议吴堂柳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在此之后，原告没有向被告清偿尚欠的欠款，被告吴堂柳于2019年8月6日向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归还尚欠的110000.00元。赫山区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其管辖为由移送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依法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杨竹兰认为“其系受到原告及其家人威胁，违心地在该欠条上面签名，但该欠条上的内容原告根本不知情”为由，向本院另行提起诉讼，请求对该“欠条”依法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杨竹兰从被告吴堂柳的银行卡及其保管的银行卡内取款或转账，经原、被告双方协商，被告认可原告的行为属于向其借款，原告亦向被告出具欠条，且该事实有湖南省益阳市沧水铺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因此，原告杨竹兰与被告吴堂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可以确认。被告称：因与被告的儿子石文祥感情不和，被告及其家人就自己拟好一张“欠条”，带着家人多次找原告并威胁原告，强行要求原告在该《欠条》上面签字，原告当时正与被告家闹矛盾，心情很不好，为了避免被告及其家人的纠缠，便违心地在该《欠条》上面签名，但该《欠条》上的内容原告根本不知情。因此，要求撤销该欠条。本院认为：被告杨竹兰系成年人，初中文化程度，具有辨别是非能力，系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该“欠条”签字系在其父母租住房屋内签的，当时其父母均在场。其称系受原告方威胁，违心签字、且对欠条上所写内容不知情的意见，显然不符合常规。如确实受到被告及其家人威胁才出具的“欠条”，事后，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再则，该欠条系在2018年10月24日签字出具的，原告家人还在2019年代初原告偿还过20000.00元欠款。直至2019年7月12日被告向湖南省益阳市沧水铺派出所报警，沧水铺派出所传唤原告杨竹兰到派出所进行调查时，原告杨竹兰仍认可其从被告银行卡取款及转款，并承认其向被告出具“欠条”，尚欠被告欠款的事实。原告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如果确实受到威胁才向被告出具欠款欠条的，在派出所干警对其询问调查时，理应进行辩驳，但原告一直没有提出受威胁的情形。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依下列原则认定：（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原告申请证人石某（系原告母亲）、杨某（系原告父亲）出庭作出的“原告系受到被告及其家人威胁，才出具欠条”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对原告称其用被告银行卡取款，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其受被告及其家人威胁才出具“欠条”，要求撤销签订的“欠条”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竹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减半收取30.00元，由原告杨竹兰自行承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2018年10月24日杨竹兰在《欠条》上的签字是不是吴堂柳家人胁迫所签。经审理认为，一审庭审时，杨竹兰母亲石某、父亲杨某作为证人出庭，陈述杨竹兰在《欠条》上签字时在场人员有：杨竹兰母亲石某、父亲杨某、吴堂柳儿子石文勇、女儿石美姜。从人数来说，杨竹兰一方为3人，石文勇一方为2人，显然不能对杨竹兰构成胁迫。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欠条里‘必须、各项费用、强制’等用于（语）均存在胁迫之意”的理由，仅是上诉人的主观想象，没有任何相关证据佐证。而“必须”二字在欠条中表述为“债务人必须于2019年6月1日前全部还清”；“各项费用”在欠条中表述为“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费用或者是其他损失，由债务人承担”；“强制”二字在欠条中的完整表述是“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上述内容均属于是当事人对履行时间、违约责任、约定效力所作出的正常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不存在胁迫之意。而在杨竹兰未能按欠条确定偿还时间偿还欠款后，2019年7月21日吴堂柳在向益阳市沧水铺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明确证实“杨竹兰认可：以前杨竹兰与吴堂柳儿子系男女朋友关系，杨竹兰确实从吴堂柳保管的银行卡中转走款项属实，经协调杨竹兰向吴堂柳出具了13万元的欠条，并归还了吴堂柳二万元。吴堂柳也提供了杨竹兰出具的欠条，认可杨竹兰所述的事实”。显然，欠条载明的内容与杨竹兰在派出所自认的事实完全吻合，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欠条载明内容真实可信。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既无胁迫的证据佐证，也与杨竹兰的自认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竹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杨竹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山地审判员  刘志红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兰书记员  邹井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