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55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德标，男，1965年2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江苏永明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军，男，1973年11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上诉人韦德标因与被上诉人杨军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3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德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被上诉人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德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军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韦德标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经将所收取的代理费经由梁某东退还给杨军和梁某东了。1、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全可以判断委托目的是否可以达到。委托行为发生后一个月内解除委托并非特例，解除委托也并不需要理由。2、梁某东出具的收条和梁某东的谈话笔录可以证明梁某东实际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本案的案由为返还财产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并不需要证明8万元款项的交付情况。且8万元款项数额并不巨大，可以现金交付。一审法院在8万元款项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上对韦德标课以过重的举证责任。3、梁某东和杨军共同委托韦德标办理相关事务，梁某东与韦德标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关系之外的其他经济往来。梁某东从韦德标处收取的8万元就是委托合同解除后韦德标对代理费的返还。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5182号民事判决认定，韦德标主张返还的8万元为梁某东、杨军委托韦德标代理申诉案件而支付的费用。本案中一审法院却认定梁某东收取的8万元无法被认定为收回交付给韦德标的代理费，该认定与生效判决相矛盾。4、梁某东从韦德标处取回代理费的行为并未损害杨军的利益。梁某东收回款项的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应该及于杨军。5、本案一审应当将梁某东列为第三人，因为梁某东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梁某东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杨军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2014年2月17日杨军、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承诺书。2014年3月24日，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借条。前后相隔仅一个月左右。事实上，2014年3月24日时韦德标与杨军并未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直到2016年3月，韦德标还因为杨军唯一一套住房被拍卖而为杨军书写控告信。在申诉程序中，2016年3月，韦德标还为杨军聘请律师，并代为支付律师费。2、韦德标也没有告诉杨军其收取的代理费已经退还给梁某东了，梁某东也没有说过收回代理费的事。杨军对于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的借条并不知情，不知道梁某东是否真的从韦德标处领取过款项。韦德标明知7.8万元是杨军一人向其支付，如果韦德标确实向梁某东返还该笔费用，那么不应隐瞒杨军。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的收条上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杨军和韦德标多次因代理费返还问题发生纠纷，甚至闹到派出所，韦德标都没有拿出借条。直到2018年5月29日，韦德标向杨军出具证明，韦德标仍然没有说他和梁某东之间有8万元借条的事。后来，韦德标回来后杨军找其索要款项未果，韦德标凭借条到法院起诉杨军，杨军才第一次知道借条的事。梁某东和韦德标是朋友关系，杨军怀疑借条可能是二人串通制作。3、从梁某东出具的收条的金额上看，自2013年8月13日至2014年2月27日，杨军共向韦德标支付款项7.8万元。根据韦德标的主张，韦德标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某东返还8万元，该数额超出了杨军向韦德标支付的款项数额，与常理不符。4、杨军向韦德标支付的款项分为两部分。2013年8月，王某勇诉宋某1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进入执行程序，泗洪县人民法院要将杨军位于泗洪衡山花园小区的房屋拍卖。韦德标说有关系可以不让房屋被拍卖，但要求杨军支付2万元好处费。杨军于2013年8月13日支付的2万元就是委托韦德标处理该事宜的，该2万元与梁某东无关。杨军之后支付的5.8万元才涉及到杨军和梁某东二人共同的申诉案件的处理。如果韦德标要返还款项，也不可能将钱全部返还给梁某东一个人。5、韦德标是否曾向梁某东返还代理费直接影响到杨军的利益。6、并无必要列梁某东为第三人。因为杨军把办理委托事务的款项支付给韦德标，韦德标也认可杨军支付的款项。即使梁某东与韦德标有借条所涉款项的往来，那应该是二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杨军无关。杨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韦德标退还杨军7万元及利息（从2018年5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时止）；2、韦德标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经案外人梁某东介绍相识。因韦德标承诺为杨军办理其房产被法院执行的案件，2013年8月13日，杨军通过其妹妹杨丽账户转账1万元给韦德标，并向韦德标支付现金1万元。2014年2月17日，杨军与梁某东又出具承诺书一份给韦德标，两人委托韦德标为王某勇诉宋某1借款一案的代理人，办理解除两人对该案的担保责任，并约定追回钱款的30%为韦德标的劳动报酬。同日，韦德标向杨军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针对承诺书双方友好约定收取6万元办好此事，如有违约即按两人承诺书提成费用，办不成即退回已支付6万元。”同时，杨军通过杨丽账户转账3万元给韦德标。2014年2月27日，杨军再次通过杨丽账户转账2.8万元至韦德标账户。后因委托事项未能办理成功，杨军向韦德标索要款项。2018年5月29日，韦德标向杨军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依据委托申诉案，收到杨军7万元，现在一个星期时间找梁某东，如果解决不好回来后即与杨军进行结账。”现双方当事人协商未果，杨军诉讼来院，要求处理。一审另查明：诉讼中，梁某东陈述，承诺书签订后，其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并出具了一份借条给韦德标，借条内容为：“借条（领）今借到韦德标现金捌万（￥80000元），借款人：梁某东、杨军（杨军签名系梁某东代签），2014年3月24日，（说明此款用于我和杨军申诉案操作费用的）。”2018年6月13日，韦德标以上述借条为依据，在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起诉杨军、梁某东、宋某2、宋某3，要求四人偿还其借款8万元，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梁某东、宋某2、宋某3经该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3月22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以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的事实，驳回韦德标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梁某东有无实际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梁某东从韦德标处领取的8万元能否认定为韦德标返还给杨军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杨军实际交付给韦德标7.8万元，最后一次交付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双方委托的事项为代理申诉案件。而据韦德标及梁某东陈述，梁某东于2014年3月24日即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这与杨军交款时间相差仅一个月左右，与韦德标代理申诉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并不相符。同时，韦德标与梁某东双方仅提供了借条（领），并未提供实际交付款项的证据。梁某东与本案也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就本案而言，仅凭韦德标及梁某东的陈述无法确定梁某东实际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退一步讲，即使梁某东确实从韦德标处领取了8万元，也无法认定该款项系返还给杨军的款项，理由如下：承诺书之外的2万元与梁某东并无关联，梁某东无权领取。对于承诺书中所约定的6万元，首先，虽然承诺书系杨军、梁某东两人共同出具，但该款项系杨军单独向韦德标交付，韦德标对此是明知的。而在梁某东向韦德标要求领取时，韦德标为了防止纠纷，也让梁某东向其出具了借条。同时，韦德标与梁某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领取已经征得杨军的同意，且梁某东领取的其余6万元与杨军所交付的5.8万元金额并不相符。故无法确定梁某东领取的款项系杨军交付给韦德标的款项，该行为对杨军不产生法律责任。其次，在杨军向韦德标索要款项时，韦德标于2018年5月29日向其出具了证明，同意找梁某东解决，并约定“如果解决不好回来后与杨军进行结账”，从该证明中也能看出，韦德标对其向梁某东交付款项的行为也是在明知梁某东不能代表杨军领取款项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最后，在韦德标起诉杨军、梁某东、宋某2、宋某3民间借贷一案中，虽然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没有借贷合意而驳回韦德标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结果系根据该案审理情况得出的结论。该案诉讼过程中，只有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梁兆东、宋梅、宋红梅经泗洪县人民法院公告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同时借条上杨军的签名系梁某东所代签，故该案判决结果针对的是案件本身，不能得出梁某东从韦德标处领取的8万元系韦德标返还给杨军款项的结论。综上，韦德标收取杨军7.8万元后，未能处理好其所委托事项，应按照约定将款项返还给杨军。现杨军同意扣除0.8万元，只要求韦德标返还7万元，系对其民事权利的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对杨军要求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韦德标退还杨军欠款7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552元，由韦德标负担。二审中，杨军为证明其答辩主张，提供如下证据：韦德标为杨军草拟的控告信一封，该控告信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信上无韦德标签字署名，但内容为韦德标所写。2016年，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杨军位于河畔花城小区的唯一一套房产进行拍卖，韦德标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帮杨军书写控告信。该控告信可以证明，直到2016年3月，韦德标仍然在履行委托事务，并未解除与杨军的委托代理关系，故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的借条所涉款项不可能真的由韦德标返还给了梁某东。韦德标质证称：该控告信确实是韦德标所写，但韦德标是无偿帮忙，并非履行受托事务。该控告信与杨军的委托事务无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韦德标是否向梁某东支付了8万元款项；2、如梁某东确实收取了韦德标向其支付的8万元，该款项是否属于韦德标返还的代理费。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争议焦点，不应认定韦德标向梁某东支付了8万元款项。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从韦德标的举证来分析。韦德标主张其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某东支付现金8万元，该款项属于代理费的返还，梁某东对此表示认可。韦德标的该项主张仅有梁某东向其出具的借条和梁某东的谈话笔录予以证明。梁某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韦德标无相关取款凭证或款项交付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梁某东所作陈述和出具的借条，无法证明韦德标确实向梁某东支付了8万元款项。第二，从时间上看。韦德标主张其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某东返还代理费，双方当事人解除委托合同关系，该时间点距离2014年2月27日杨军向韦德标支付最后一笔代理费仅一个月左右，杨军委托韦德标处理的申诉案件相关事务尚未处理完毕。（2016）苏13民申9号梁某东、杨军等人与王某勇、宋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立案时间为2016年3月3日。该案中，杨军、梁某东等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周某律师。韦德标认可其曾为杨军申诉案件聘请周某律师。结合2016年3月韦德标仍为杨军书写针对杨军执行案件的控告信的事实，可以认定直到2016年3月韦德标仍在履行承诺书涉及的相关受托事务。由此可以推定，2014年3月韦德标与杨军、梁某东的委托合同并未解除。韦德标主张其在2014年3月就已经向梁某东返还了8万元代理费，依据不足。第三，从金额上看。2013年8月13日至2014年2月27日，杨军共向韦德标支付代理费合计7.8万元，但根据韦德标的主张，其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某东返还了8万元。韦德标返还的金额超出其收到的代理费金额，与常理不符。对此，韦德标解释，韦德标和梁某东是朋友关系，梁某东急用钱，韦德标考虑梁某东、杨军为了相关案件的处理还有其他花费，所以就向梁某东支付了整数8万元。韦德标的该解释较为牵强，韦德标作为受托人处理受托事务，没有获得报酬，相反需要额外支付2000元给委托人，与常理不符。第四，从借条署名上看。梁某东向韦德标出具的借条上杨军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梁某东、韦德标也无证据证明梁某东从韦德标处收回代理费是经过杨军同意的。韦德标明知其收取的代理费均是杨军向其交付，却在未经杨军同意的情况下将款项返还给梁某东，与常理不符。关于第二争议焦点。即使梁某东确实收取了韦德标向其支付的8万元，梁某东收取的该款项也与杨军向韦德标交付的代理费无关。2018年5月29日，韦德标向杨军出具的证明载明，“我依据委托申诉案，收到杨军7万元，现在一个星期时间找梁某东，如果解决不好回来后即与杨军进行结账。”根据该说明，直至2018年5月29日，韦德标依然认可其收到杨军70000元代理费，如韦德标一周内找梁某东解决不好，韦德标将与杨军结算。该证明中并未确认韦德标已经于2014年3月24日向梁某东返还代理费一事，故即使韦德标确实向梁某东支付了8万元，该笔8万元款项也与韦德标从杨军处收取的代理费返还无关。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4民初51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原告陈述，涉案款项系被告梁某东与被告杨军于2014年左右委托其代理申诉案件而支付的费用……涉案借款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的事实”。上述认定仅是就韦德标的陈述来分析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并非对借条上8万元款项属于代理费返还进行认定。韦德标主张该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借条所涉8万元为代理费返还，依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使韦德标向梁某东支付的8万元确实属于代理费的返还，韦德标明知其收取的代理费完全来源于杨军，其在未经杨军同意的情况下将代理费全部返还给梁某东，韦德标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杨军主张韦德标未完成受托事务，要求韦德标返还代理费7万元，该主张依法应予支持。综上，韦德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2元，由韦德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芳远审 判 员 庄业富审 判 员 徐金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钱 钥书 记 员 冯 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