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民终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胥执春，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光勇，男，197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运彪，男，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邻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庹友育，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胥执春、李光勇与被上诉人黄运彪因合伙协议纠纷，不服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2019）川0723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胥执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上诉人李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明、被上诉人黄运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庹友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胥执春、李光勇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2019）川0723民初1758号民事判决，驳回黄运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11日胥执春、李光勇与黄运彪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投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水寨乡太元村石头山异地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及撤股不退资等事项。2017年2月16日三方经协商签订《承诺书》，同意黄运彪退伙并退还其投资款20万元。但该《承诺书》签订后，胥执春、李光勇得知黄运彪在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下，已将项目款作为退伙款转出。一审判令胥执春、李光勇继续向黄运彪支付补偿款2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黄运彪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胥执春、李光勇的上诉请求。 黄运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胥执春、李光勇向黄运彪支付补偿款20万元；2.判令胥执春、李光勇支付逾期资金占用费13883元（自2017年8月16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止），并以20万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到全部款项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费；3.诉讼费由胥执春、李光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1日，黄运彪与胥执春、李光勇就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水寨乡太元村石头山异地扶贫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达成《合作协议》，协议内容约定：“……2.三人投资回报股份分别为胥执春40%、李光勇30%、黄运彪30%。二、合作安排，1.胥执春负责业务接洽、合同谈判、签署；李光勇负责现场及技术管理；黄运彪负责现场后勤管理。如遇重大决定班组、单价、大宗材料需三人协商，择优录取。……三、财务管理，大家共同推选用刘长江的名字开该项目公卡，开户银行：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卡号：62×××84，姓名：刘长江，该卡密码由刘长江管理，卡片由王怀庄管理。股份出资及工程款都应全部进入项目公卡账户，任何一个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占用。五、股东在投入资金之后不得抽出资金，投资方应按撤股不撤资的原则，为维护大家的利益和为了把事业做大做强的精神宗旨，撤股不撤资方案如下：以股东书面形式提出退股要求，不再参加该项目管理，其未撤资的股份按原比例分配给余下股东，即日起就不得享有企业分红和管理的一切权利。六、争议解决，本协议未尽事宜及纠纷，三人本着协商原则解决，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的修改变更或增减，需经三人一致同意，并以书面作出修改。未经三人同意任何一方私自退股，该人不分股份、不得退本金，如给其他股东或公司造成损失，剩下股东或公司可另行索赔和追究该股东责任，退出股东必须无条件接受。……”。黄运彪与胥执春、李光勇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协议签订后，三人按照各自分工开展工作，共同经营管理项目工地，并以刘长江名义在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开设账号为“62×××84”的银行卡，作为项目资金管理的公卡，三人分别将各自的部分投资款先后转入该公卡。同时，三人也将各自在建设工地购买的机械设备、材料费用以及为工程项目建设的业务开支等费用计入各自的投资款。合伙资金收支由三人雇请的会计人员刘长江执行，公卡由刘长江管理密码，卡片由王怀庄（李光勇的岳父）持有，公卡绑定的手机号码系李光勇的手机号。庭审中，各方均提供了部分投资款转款的相关依据，但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明确的投资款数额，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认定的投资款数额。协议履行过程中，各合伙人根据建设工程资金的状况，也在合伙项目资金中借款和退出合伙资金。后黄运彪与胥执春、李光勇因工程建设和管理等问题产生矛盾，黄运彪提出退伙。2017年1月19日，刘长江通过公卡向李光勇转款30万元，李光勇出具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泰坤公司太元石头山异地搬迁工程归还投资款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此款为转账支付”。2017年1月20日，黄运彪与胥执春、李光勇协商退伙事宜，黄运彪向胥执春、李光勇出具《申请》一份。申请内容载明：“现就保山隆阳区水寨乡太元村易地搬迁工程，黄运彪和胥执春因合作不愉快，因而产生一些矛盾，经由三方（胥执春、李光勇、黄运彪）协商，黄运彪自动撤场。经三方协商同意黄运彪撤场，愿意退还黄运彪投入款，另外四个月工资肆万元正，并且赔偿黄运彪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正），双方解除合作协议，李光勇认可不认可都行。此据。黄运彪在申请人处签名和捺印，特注明：此款必须先付黄运彪，财务才能交账交卡。胥执春在申请上签名、捺印，并署“同意黄运彪申请”字样，李光勇在场未签名或捺印。申请签订当日，刘长江通过公卡向倪克君转款169000元，向王娟转款100000元，向钟春梅转款415000元。庭审中，黄运彪陈述胥执春交付公卡的投资款30万元是在黄运彪处的借款，黄运彪向胥执春的借款30万元和自身的部分投资款，均由黄运彪向上述人员借款，故在退伙时，黄运彪将全部借款偿还上述出借人。2017年农历春节后，黄运彪离开合伙建设项目工地，不参与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合伙建设项目继续由胥执春、李光勇进行建设和管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入伙后各自退资转出数额未进行结算。 2017年2月16日，黄运彪委托刘长江与胥执春、李光勇协商退伙的具体事宜，胥执春、李光勇向黄运彪出具《承诺》一份。承诺内容载明：“由于胥执春和黄运彪就云南省保山隆阳区水寨乡太元村石头山安置房建设项目合作发生分歧，现黄运彪拆（撤）资退出合作，经刘长江从中协调，胥执春和李光勇同意黄运彪退出，另从承诺书生效之日起，半年内分两次共20万元（贰拾万元整）给黄运彪，每次10万元。注：1.原2016年11月11日黄运彪合作协议作废，并且退还胥执春。2.原2017年元月20日和黄运彪签的协议同时作废。3.在退钱时原在黄运彪手中的原件叁份黄运彪必须退还”。此据。胥执春在承诺人处签名和捺印，李光勇签署“同意此承诺”，并签名捺印和注明日期，刘长江在见证人处签名和捺印。黄运彪对该份承诺内容予以认可。现黄运彪持有申请、合作协议、承诺的原件。庭审中，黄运彪陈述其投资款已全部退完，胥执春、李光勇至今未支付20万元补偿款；胥执春、李光勇陈述同意黄运彪退还投资款20万元，且黄运彪已将款项退完，不存在给黄运彪赔偿20万元。后黄运彪多次向胥执春、李光勇主张赔偿款，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从黄运彪于2017年1月20日与胥执春达成的《申请》来看，胥执春同意黄运彪撤场，黄运彪退伙时退出投资款、支付工资4万元和支付赔偿款20万元，李光勇在场，虽未签字确认，但其已知晓黄运彪有撤资退伙的意愿和退伙的方式。在合伙协议履行过程中，各合伙人在合伙项目资金中有借款和退还合伙资金。刘长江于2017年1月19日通过公卡向李光勇支付投资款30万元。黄运彪书面申请提出退伙，于2017年1月20日与胥执春签订书面申请，当日刘长江通过公卡向案外人账户转款70余万元，庭审中，黄运彪陈述该转款系退还黄运彪的投资款和胥执春应归还的借款，从现有证据来看，虽李光勇在申请上未签名捺印，但从公卡的管理方式来看，李光勇也应知晓该转款的事实。2017年2月16日，黄运彪委托刘长江与胥执春、李光勇进一步协商退伙的具体事宜，胥执春、李光勇向黄运彪出具《承诺》一份，双方当事人对承诺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承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承诺内容来看，承诺实际是黄运彪退伙时，双方当事人对合伙债权债务的结算，原合作协议、申请已作废，故原撤股不撤资的约定条款，不再适用，黄运彪撤资退出，胥执春、李光勇已表示同意；承诺内容载明有另从承诺书生效之日起，半年内分两次支付20万元给黄运彪，并在退钱时，由黄运彪将合作协议、申请、承诺三原件退还被告，但该三份书证仍由黄运彪持有，说明胥执春、李光勇未向黄运彪支付20万元的款项。从已达成承诺的时间来看，该承诺是黄运彪与胥执春达成申请后近一个月时间签订，在此期间，双方当事人无经济往来；承诺生效后，双方也无经济往来的事实，故胥执春、李光勇辩称将黄运彪已付投资款只折价退还20万元且已支付的主张，不符合双方在承诺生效后半年内支付的约定。本案中，双方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各自入伙的出资数额和退资转出数额，且入伙的出资和退资均发生在承诺签订之前，故胥执春、李光勇主张已向黄运彪支付20万元款项的事实，不予支持。因黄运彪退出合伙后，原建设工程继续由胥执春、李光勇建设和管理，故应由胥执春、李光勇共同承担合伙债务的责任。对于黄运彪提出的占用资金利息问题，因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半年，被告逾期未付款，已构成违约，故黄运彪主张资金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胥执春、李光勇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黄运彪支付款项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二审中，胥执春、李光勇提交黄运彪于2018年4月11日向盐亭县人民法院的起诉状。拟证明黄运彪在该次诉讼中是以双方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的《申请书》为起诉依据，而本次起诉是以2017年2月16日签订的《承诺书》为依据。 黄运彪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承诺书》实际上是对《申请》中未履行债权债务部分的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黄运彪在收到退伙出资款后，胥执春、李光勇是否还应向黄运彪支付补偿款20万元。 第一，2016年11月11日双方当事人为承建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水寨乡太元村石头山异地安置房建设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形成合伙关系。经营过程中黄运彪提出退伙，根据2017年1月20日黄运彪出具的《申请》，上面有胥执春的签字，李光勇虽未签字但其在场，知晓黄运彪退伙的意愿和退伙的诉求，该行为是合伙人对原合伙协议中退股不撤资条款的事实修订。 同时该《申请》载明经黄运彪、胥执春、李光勇三方协商，黄运彪退伙后，退还黄运彪的出资款、工资4万元并赔偿黄运彪20万元。胥执春在《申请》上签名同意，李光勇在场虽未签名，但根据现有证据也未证实李光勇对该《申请》提出反对意见。当日由刘长江管理的用于合伙经营的公卡向3名案外人共转款68.4万元。黄运彪认可该款是在其指示下向案外人转出的，该款是黄运彪退伙后，应向其退还的投资款。转出68.4万元的公卡所绑定的手机号码是李光勇的手机号。该款转出后李光勇有能力及时了解公卡中的资金已转出，并在后续的协商中，李光勇具有以该事实为基础和黄运彪商谈退补资金的能力。 第二，2017年2月16日黄运彪委托刘长江与胥执春、李光勇再次协商退伙事宜时，胥执春、李光勇向黄运彪出具书面《承诺》，该《承诺》载明半年内分两次给黄运彪20万元。同时注明：1.双方于2016年11月11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作废；2.2017年1月20日和黄运彪签署的协议（即《申请》）作废；3.退钱时黄运彪所持的原件三份须退还。 第三，对2017年2月16日胥执春、李光勇共同签名确认的《承诺》，黄运彪认可该《承诺》中的内容。该《承诺》是对黄运彪退伙、退资所达成的最终协议还是对《申请》所载退款事项的补充，是认定本案的关键。 首先，胥执春、李光勇出具《承诺》时，距合伙公卡转出68.4万元资金已时隔近1个月，胥执春、李光勇对资金转出的事实应当知道。胥执春、李光勇在诉讼中所称，直到该案进入诉讼，才知道公卡中的资金被黄运彪转出的陈述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撑。 其次，李光勇虽未在2017年1月20日的《申请》上签字，但2017年2月16日的《承诺》书上载明“2017年1月20日和黄运彪签署的协议（即《申请》）作废”，《承诺》书的内容及李光勇在《承诺》上的签字行为，反映李光勇认可《申请》的效力。 最后，对比《申请》与《承诺》在内容上的区别，《承诺》中对黄运彪的资金退还为20万元，与《申请》相比，仅涉及对黄运彪补偿20万元的付款方式和时间。若该《承诺》是双方所作最终结算，对黄运彪的退款数额相较《申请》缩减显著，且补偿的20万元被明确为分期付款。然而，在胥执春已经在《申请》书上签字（该《申请》中所明确的向黄运彪的退款数额远大于《承诺》），且公卡已转出68.4万元的背景下，黄运彪再与胥执春、李光勇签订对其显著不利的协议与常理不合。而且《承诺》中所明确的半年内给黄运彪20万元，也是指未来向黄运彪付款，若《承诺》是最终结算，黄运彪转出68.4万元后，胥执春、李光勇显然没有理由再向黄运彪签订继续支付补偿款的协议。因此，根据双方黄运彪与胥执春、李光勇协商退伙过程中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公卡资金转出情况及胥执春、李光勇对《申请》《承诺》内容和资金转出的知情情况，胥执春、李光勇于2017年2月16日出具的《承诺》应当视为是对《申请》中所明确的退资方案的补充。《承诺》中注明的“2017年1月20日和黄运彪签署的协议作废”应只涵盖对黄运彪的补偿款20万元部分，《承诺》和《申请》共同组成对黄运彪退伙后应退资金的退还方案。 综上所述，胥执春、李光勇所提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08元，由胥执春、李光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雨林 审判员  邱学南 审判员  宋 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朱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