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40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宏云，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宗枚，女，199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智华,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勤勇,湖南盛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母立元，男，197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梅，女，198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连，北京炜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宏云、田宗枚因与被上诉人母立元、陈红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19）湘0121民初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宏云、田宗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9）湘0121民初9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母立元、陈红梅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母立元、陈红梅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协议。该协议系母立元要求上诉人帮忙配合其妻子陈红梅而签订的一份假《转让协议》，只用于哄陈红梅而已。二、法院应认定2017年8月29日母立元和张宏云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母立元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陈红梅是夫妻关系，故虽然2017年8月29日的《转让协议》没有陈红梅的签名，并不影响《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陈红梅不能以未签名为由对抗张宏云。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按约履行义务，认定被上诉人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2万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采信，对上诉人发表的答辩意见不采纳，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母立元、陈红梅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正确。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张宏云、田宗枚按该协议的内容支付了110万股权转让款，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对库存产品进行了盘点登记，对漏点的材料款出具了欠条，并且在被上诉人催款过程中，上诉人张宏云短信回复承认尚欠被上诉人款项，只是经济困难请求延后支付。上诉人现辩称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母立元要求张宏云帮忙配合其妻子陈红梅签订的一份假的《转让协议》，完全无事实依据。二、2017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不应被法院予以认定采纳。该协议的合同签署方仅为母立元、张宏云，与实际工商变更登记的转、受让主体不符，而事实上，双方系按2017年9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三、上诉人未按合同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理应承担付款义务以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母立元、陈红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宏云、田宗枚支付股权资产转让款120000元，并自2017年9月3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张宏云、田宗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母立元、陈红梅系夫妻关系，二者系弘晨源装饰材料胶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晨源公司）原股东，股东份额各占50%。2017年9月26日，母立元、陈红梅与张宏云、田宗枚因整体转让弘晨源公司，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宏云、田宗枚。2、母立元、陈红梅认可，张宏云、田宗枚已向母立元、陈红梅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3、2017年9月11日，双方交接公司事务时，盘点弘晨源公司库存材料总价值计为329800元。后陈红梅与田宗枚发现漏点的材料价值19100元，有田宗枚出具了书面的条据记载。上述两项材料款合计348900元。母立元、陈红梅认可，陆续以收取原先客户应收账款、以牛皮纸货物抵偿等方式，取得款项224980元。但双方此后因转让款结算问题发生争议，诉至一审法院。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案中股权转让的价格应以哪份《转让协议》为依据以及因此产生的转让款金额确认问题。母立元、陈红梅认为，应以201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为依据。该份协议能完整反映股权转让的情况，2017年8月29日的合同股权受让方只有张宏云一人，而工商登记信息中弘晨源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宏云、田宗枚，这与201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相吻合，且陈红梅经过了母立元的授权，张宏云、田宗枚亦在协议上捺印确认。因此，双方的转让价格应为1100000元之外加转让时库存的材料款（即无争议事实第3点中的348900元），在母立元、陈红梅以收货款和以货抵债之后，尚有差额123920元，母立元、陈红梅多次催要，有聊天记录等为据，并不同于张宏云、田宗枚在诉讼中陈述的转让价格为1100000元。现母立元、陈红梅只按120000元主张债权。张宏云、田宗枚认为，应以张宏云与母立元2017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为准。在该份协议中，转让价格只有1100000元，库存材料未另计价，因此1100000元包括了当时库存的材料价值。至于交接当天田宗枚签字认可的19100元，则应当支付给母立元、陈红梅；但母立元、陈红梅收取的应收款和提走的材料等，已超过该金额，母立元、陈红梅应当予以返还，母立元、陈红梅还有违反竞业禁止约定的违约行为等。母立元、陈红梅主张的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是由于母立元、陈红梅夫妻二人在转让公司一事上存在分歧，为配合转让事宜，已与母立元约定好2017年9月3日合同只是形式，故此，张宏云在2017年8月29日《转让协议》上备注“以这份协议为准，以后的任何合同协议作废”后，母立元亦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确认。母立元作为弘晨源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与陈红梅系夫妻关系，母立元与张宏云签订合同，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同时有与母立元的通话录音为证，所以母立元、陈红梅据以起诉的2017年9月3日协议应当无效，张宏云、田宗枚无须再支付款项给母立元、陈红梅。一审法院认为，张宏云、田宗枚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并不存异议。张宏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要签订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应当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即使母立元与陈红梅系夫妻关系，但本次交易的标的物为公司股权，夫妻俩均独立享有股东权益。2017年8月29日《转让协议》的合同双方仅为母立元和张宏云两人，且签署当时，张宏云实际已经明确知悉陈红梅与母立元存在意见分歧，因此称母立元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2017年8月29日《转让协议》约束力不应及于另一名股东陈红梅。同时，从双方2017年9月11日交接时，对库存材料进行清点这一细节来看，与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的约定更为吻合，如双方整体转让价格1100000元之外无须支付材料款，则不会出现对库存材料清点并计价的情形；母立元、陈红梅所主张的材料款金额348900元、已收已抵224980元，尚欠数额123920元等，有可信度较高的原始记录存在，与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的内容能形成互相印证的关系。故此，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才是双方当事人本次交易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转让价格应依据该份协议进行确认，即张宏云、田宗枚在1100000元之外还需要支付库存材料款，经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阶段确认可知，库存材料款还有123920元未支付完毕，张宏云、田宗枚应当承担支付义务，母立元、陈红梅仅按照120000元主张权利，系自主处分权益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另根据合同约定，该款付款期限届满日期为2018年2月10日，故此，张宏云、田宗枚迟延付款行为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一审法院亦认为，如张宏云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认为母立元确实作出过转让整体价格为1100000元的承诺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另寻合法途径向适格主体主张权利，方可理清本案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母立元、陈红梅与张宏云、田宗枚双方于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母立元、陈红梅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张宏云、田宗枚应当支付剩余未付的120000元。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母立元、陈红梅诉请张宏云、田宗枚支付以1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利息起算点应依照合同约定，调整为张宏云、田宗枚逾期付款之日的次日即2018年2月11日起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张宏云、田宗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母立元、陈红梅支付股权转让款12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8年2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母立元、陈红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0元，减半收取1420元，由张宏云、田宗枚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张宏云、田宗枚提交如下证据：一、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29日上诉人张宏云与母立元签订转让协议时，上诉人田宗枚全权委托上诉人张宏云代理其共同购买长沙市弘晨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一切事宜（包括转让合同的签订等）。二、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7年8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立元签订转让协议后，被上诉人违反协议约定，至今都没有将登记在母立元名下的湘Ａ×××××货车过户给上诉人，因车辆未过户，导致上诉人不能对该车辆进行年检和使用。三、厂房租赁合同、停产停业通知书、厂房租赁协议书、租赁合同及网银交易凭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租赁长沙达群工茂有限公司的厂房用于经营长沙市弘晨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在被上诉人母立元和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时，母立元向上诉人保证厂房3年不会拆迁，但上诉人受让公司后经营不到2年时间，就于2019年8月26日收到停产停业通知书被告知厂房需征收，导致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后上诉人为了公司能继续经营，于2019年9月21日同长沙金骏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并按约支付了房屋租金。因被上诉人未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向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公司厂房使用3年未到就被征收，导致上诉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母立元、陈红梅对张宏云、田宗枚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在一审两次开庭时均未提交该份证据，不排除该授权委托书是上诉人事后补充签订制作的，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同时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即使2017年8月29日签订的合同有上诉人田宗枚的授权，但因该协议未经股份共有权利人陈红梅同意，也是无效的。正因为陈红梅不同意，双方才另行签订了201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对证据二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其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车辆未办理过户并非被上诉人原因，上诉人从未通知过被上诉人要在什么时间配合其去办理过户手续，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亦未提及办理车辆过户的事情。被上诉人2019年3月份还配合上诉人做人脸识别购买了车辆保险，该车辆一直由上诉人在控制使用，并非闲置不能使用。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7年9月3日签署的《转让协议》中并未有约定保证厂房3年不拆迁的条款，厂房拆不拆迁是政府行为，不属于被上诉人作为承租人能控制的事项。上诉人在受让股权2年之后另行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跟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无关联性，系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正常商业风险，与被上诉人无关。本院对张宏云、田宗枚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期间，母立元、陈红梅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合法有效的协议，是2017年8月29日还是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本案中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在2017年8月29日《转让协议》之后。双方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和工商变更登记的办理都是按照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的内容来履行，双方当事人还根据2017年9月3日《转让协议》的约定对库存产品进行了盘点登记，对漏点材料的货款出具了欠条。而签订2017年8月29日《转让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仅为母立元与张宏云，持有公司50%股份的陈红梅不是合同当事人，且实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转让方、受让方与该《转让协议》的主体不一致。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9月3日的《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当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合法有效的协议是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张宏云、田宗枚所称2017年9月3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母立元要求上诉人帮忙配合其妻子陈红梅而签订的一份假《转让协议》，只用于哄陈红梅而已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张宏云、田宗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张宏云、田宗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黎 藜审  判  员  杨立平审  判  员  廖雯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郑丹妮书记员（兼）  郑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