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旸，男，197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春，女，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文举，男，198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攀，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学，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旸、陈伟春因与被上诉人顾文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7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旸、陈伟春，被上诉人顾文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旸、陈伟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张旸、陈伟春多支付给被上诉人顾文举的钱款人民币（币种下同）79,050元从应还款数额中扣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借款金额有误。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记载金额与实际转给上诉人的款项金额不符，且借条上未约定利息，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高额利息及砍头息，实属违法。2017年5月27日借条金额89,000元，实际到账75,000元；2018年6月7日借条金额65,000元，实际到账49,500元；2018年6月29日借条金额64,000元，实际到账59,400元；2018年9月14日借条金额94,000元，实际到账90,000元。这四笔借款中的差额38,100元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的高额利息和砍头息，被上诉人辩称差额是用现金交于上诉人，但又未说明资金来源、交付时间和地点，法院不应予以认定。另在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已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收取高额利息，一审法院却用“该笔借款两被告已全部还清”为由，并未追究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责任。二、2018年9月27日至12月30日期间上诉人曾以现金还款，但被上诉人却予否认，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的意见当属错误。2018年9月被上诉人扣押了上诉人张旸的工资卡和身份证，但其没有密码，每月25日张旸单位发工资，被上诉人就到张旸单位，两人一起到银行ATM机上取现后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了取现的时间、地点、金额，每次被上诉人都在旁查看卡里余额并收钱，收钱后被上诉人存入自己的银行卡里，取钱、存钱的时间、金额基本相符，一直持续到2018年12月25日，4个月共计取现16,500元，请法院查证。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承认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上诉人陈伟春1万元现金是冲抵2018年10月22日的借款31,000元，此言不实。首先，被上诉人起诉时并未举证31,000元此笔交易；其次，31,000元早已清账，被上诉人2018年10月22日向陈伟春浦发银行卡转入31,000元，10月25日又从该浦发银行卡分两笔拉取4,848元和4,900元，取得的现金同日存入其自己的招行卡内，2018年11月18日和11月22日上诉人陈伟春以微信和支付宝转给被上诉人21,000元，同日被上诉人支付宝取现21,800元。四、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4月23日至2018年6月4日期间的其他往来资金与本案无关当属错误。上诉人一直处于借新还旧的状态，资金往来有连续性和关联性，上诉人张旸还款后，被上诉人要求先抵近期的借条，迫使张旸违约之前的借条。五、2017年4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上诉人张旸共还款1,368,950元，而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张旸的款项为1,289,900元，差额79,050元是多归还的款项。六、上诉人陈伟春一审中提出2018年9月14日被上诉人胁迫其在张旸写的借条上签字，对于借条的产生和金额，陈伟春事先不知晓，且资金并未用于共同生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系职业放贷人，多次带人冲入上诉人单位，到上诉人陈伟春父母家进行威胁骚扰，限制陈伟春的行动自由。上诉人张旸与上诉人陈伟春已经XX，财产已经分割，希望法院依据XX协议精神，在判决中明确两上诉人各自的债务数额。被上诉人顾文举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张旸、陈伟春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上诉人张旸与被上诉人顾文举之间曾发生很多次借款，被上诉人本案中主张的借款，最早的借条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但在此之前双方已有经济往来，上诉人的统计日期从2017年4月开始，早于借条日期，故钱款数额不吻合。上诉人张旸的工资卡和身份证2018年9月起被扣押在被上诉人处，但一起到银行取现交付现金的事实不存在，后来上诉人张旸已补办了身份证。两上诉人的工资卡账户在一审中已被采取保全措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文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偿还借款312,000元；2.判令张旸、陈伟春支付逾期利息（以312,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一审中双方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认定如下事实：一、顾文举提交借条、收条的借款及相关还款情况、双方陈述。2017年5月27日，顾文举转入张旸账户89,000元。同日，张旸向顾文举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顾文举人民币捌万玖仟元正（￥89,000），承诺于2017年6月26日归还”。同日，张旸向顾文举出具收条，陈伟春在该收条上注明“已知悉，陈伟春2018.9.14”。2017年5月27日张旸共计银行取现15,000元（张旸称其中14,000元系归还借款）。2017年6月27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1万元，2017年6月28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4,000元，2017年7月25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4,000元，2017年7月28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8,000元，2017年8月31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28,000元，2017年9月28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共计38,000元，2017年10月28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14,000元。张旸、陈伟春称该笔借款其已归还了130,000元，已经还清。顾文举则称2017年5月27日的取现14,000元与其无关，其没有收到过该笔现金，其他的9笔转账记录不是这笔借款的还款，是倒券时顾文举给张旸现金，之后张旸转给顾文举的倒券款和分红。2018年6月7日，顾文举转入张旸账户49,500元。同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顾文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于2018年6月22日归还，用于资金周转”。同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收条，言明其已收到65,000元。2018年6月29日，顾文举转入张旸账户59,400元。同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顾文举人民币陆万肆仟元正，约定于2018年7月15日前归还”。同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收条，言明其已收到64,000元。2018年9月13日，顾文举转账至陈伟春账户40,000元。2018年9月14日，顾文举转账至张旸账户50,000元。2018年9月14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向顾文举借款人民币玖万肆仟元（￥94,000元）,用于还信用卡，承诺于2018年9月30日归还”。同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收条》，言明其已收到94,000元。张旸、陈伟春称其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取款，从张旸账户取款情况为：2018年9月27日取款4,800元，2018年10月25日取款3,000元、600元，2018年11月25日取款4,500元，2018年12月25日取款3,000元、600元；从陈伟春账户取款情况为：2018年9月27日取款5,000元、700元，2018年10月25日取款3,000元、2,100元，2018年11月25日取款5,000元、5,000元、5,000元、900元，2018年12月25日取款3,000元、1,900元，2018年12月26日取款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2018年12月28日取款5,000元、3,000元，2018年12月29日取款3,000元、3,000元、4,000元，2018年12月30日取款3,000元、2,000元，通过取现方式归还了顾文举借款。顾文举则称取现的钱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其没有收到过张旸取现的钱款，只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了10,000元现金，但该笔现金并非归还本案钱款，系陈伟春于2018年10月22日向顾文举借款31,000元，后其通过1万元现金，2万元支付宝的形式归还了该笔借款。2018年10月30日，张旸、陈伟春向顾文举出具《承诺》，内容为：“今日承诺，向顾文举的借款，不管房款是否下来，都要归还（金额按借条上的金额计算）”。二、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2017年4月23日，顾文举转账至张旸账户35,000元。张旸于当日通过ATM机取现共计20,000元，2017年5月24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35,000元。张旸称2017年4月23日取现20,000元中的5,000元系归还该笔借款，另外35,000元也是归还该笔借款。顾文举则称该35,000元的借款张旸于2017年5月24日归还，其没有收到过5,000元现金，且此笔借款和本案无关。2017年11月17日，顾文举转账至张旸账户10万元。张旸于2017年11月27日转账至顾文举账户共计10万元，2017年11月28日转账至顾文举账户7,000元。张旸、陈伟春称该笔借款已经还清。顾文举则称该笔款是其于2017年11月17日给张旸倒券，张旸于2017年11月27日分两笔各50,000元归还顾文举本金，于2017年11月28日给顾文举分红7,000元，此10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2017年12月1日顾文举转账至张旸账户50,000元，2017年12月2日顾文举转账至张旸账户101,000元。2017年12月11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4万元，2017年12月12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50,000元，2017年12月12日张旸转账至顾文举账户30,000元、40,000元。张旸、陈伟春称该笔借款已还清。顾文举则称此两笔款项是其于2017年12月1日和2017年12月2日给张旸的倒券资金，张旸于2017年12月11日和2017年12月12日分四笔还顾文举本金和分红共计16万元，此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张旸称，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6月4日，顾文举共计转账至其账户735,000元，其已归还859,850元，收回借条和收条各18张。顾文举则称其实际转给张旸755,000元，张旸实际转账给顾文举759,8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顾文举与张旸之间的借贷关系，有借条、收条为证，陈伟春在借条、收条上签字，且借款时张旸、陈伟春系夫妻关系，故张旸、陈伟春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旸、陈伟春是否已经还清顾文举的借款。顾文举只认可其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了10,000元现金，对于张旸、陈伟春的其余现金取款，均称未收到，因张旸、陈伟春并未提供顾文举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证明其取现交给了顾文举，故难以认定现金取款部分系归还本案借款。至于2018年12月29日顾文举收到的1万元现金，因2018年10月22日顾文举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陈伟春账户31,000元，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对顾文举所述该1万元系归还31,000元借款的陈述酌情予以采信，该1万元不应计入本案的还款金额中。除现金外，张旸、陈伟春称其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了部分借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17年5月27日顾文举向张旸转账89,000元后，张旸通过转账方式转入顾文举账户116,000元，顾文举虽称该九笔转账并非该笔借款的还款而系倒券款和分红，但就其该主张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上述116,000元应认定为系针对89,000元借款的还款，该借款已全部还清。综上，本案中张旸、陈伟春已还清89,000元的借款，尚余223,000元的借款未还。双方之间的其余经济往来，对应的是其他借款，不应在本案中进行抵扣。最后一张94,000元的借条，张旸、陈伟春承诺于2018年9月30日归还，然其至今未还，为方便计算，顾文举现以该日期为最后还款日并主张张旸、陈伟春自2018年10月1日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并无不当，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旸、陈伟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顾文举借款223,000元；二、张旸、陈伟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顾文举逾期还款利息（以223,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80元，由顾文举负担1,335元，张旸、陈伟春负担4,645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旸、陈伟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旸提交招商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其于2018年8月20日转账给被上诉人顾文举23,500元，系归还借款。被上诉人顾文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收到23,5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笔转账款与本案无关，系上诉人张旸用于归还2018年8月14日的借款25,000元，并提交了招商银行的交易明细一份，证明被上诉人顾文举2018年8月14日转账给上诉人张旸25,000元的事实。上诉人张旸对被上诉人顾文举提交的该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认定，上诉人张旸以及被上诉人顾文举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经质证，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予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张旸、陈伟春承认其两人均系上海XX有限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顾文举称，上诉人张旸、陈伟春作为八佰伴员工，有商场优惠券，其曾与上诉人张旸一起倒卖商场优惠券。上诉人张旸则否认与顾文举有一起倒券的事实。针对顾文举原审中提交的借条，张旸提出，2018年6月29日的借条只有半张A4纸，该张借条下方顾文举曾注明收到张旸的现金还款，大约4万元不到，因为该笔借款尚未全部还清，故借条未收回，现顾文举却将下面注明现金还款的内容撕去了，并认为顾文举提交的所有借条都是完整的A4纸，只有该张借条是半张A4纸，明显不合常理。顾文举否认有撕去借条下半张纸的行为，认为该张借条本来就是写在半张A4纸上的。经查，顾文举提交给原审法院的四张借条中，2018年6月29日的借条为半张A4纸，其下方有裁剪痕迹，其余三张借条均为完整的A4纸。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旸与被上诉人顾文举从2017年4月起即有经济往来，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账众多。关于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中的“二、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共计三笔，分别为2017年4月23日的35,000元，2017年11月的10万元，2017年12月的16万元，虽然双方对该三笔款项的性质及数额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均认为已经结清，顾文举亦未在本案中对该三笔款项提出主张，故对该三笔款项本案中不予处理。本案中顾文举主张的借款共计四笔，分别为2017年5月27日的89,000元，2018年6月7日的65,000元，2018年6月29日的64,000元，2018年9月14日的94,000元。对上述四笔借款，本院分述如下：关于2017年5月27日的89,000元，根据张旸、陈伟春的陈述及其原审提供的证据为已经还清，顾文举认为其收到的是倒券款和分红，对此主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认定该笔借款已全部还清，对该认定意见本院予以赞同。关于其余三笔借款，其中2018年6月29日的64,000元借条张旸对之提出异议，认为下方注明现金还款的文字内容被顾文举撕去了。本院认为，从该张借条的形式来看，为半张A4纸，下方有裁剪痕迹，与其他借条存在差异，确有值得怀疑之处，但仍无法排除顾文举所称的本来就是写在半张A4纸上的可能性，现张旸主张系顾文举事后裁剪且被裁剪部分有注明现金还款的文字内容，则其应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对顾文举提供的2018年6月29日借条予以认定。关于张旸、陈伟春提出的实际借款金额少于借条金额的问题，根据顾文举提供的证据，转账金额确实少于借条金额，顾文举称差额部分以现金交付，而张旸否认有现金交付借款差额的事实，但从张旸所出具的收条来看，其确认收到了借条上的款项金额，而2018年10月30日张旸、陈伟春出具的承诺函中亦确认借款金额以借条数额计算，故一审判决从证据角度对该三笔借款金额按借条认定，共计223,000元，并无不当。张旸主张，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其工资卡及身份证被顾文举扣押，每月单位发工资后其与顾文举一起到ATM机取款并现金归还顾文举共计16,500元。本院认为，张旸未能提供取现后现金还款给顾文举的证据，而顾文举对此予以否认，仅凭两人的银行卡在相同时间有相近款项的存取款记录，尚不足以推定张旸现金还款16,500元的事实，故对张旸的上述主张亦难以采信。关于张旸主张于2018年8月20日向顾文举还款23,500元一节，因顾文举称系其他款项且提供了2018年8月14日转账给张旸25,000元的银行交易明细，故本院采信顾文举的主张，对该23,500元不作为本案的还款认定。关于张旸、陈伟春上诉提出已多还给顾文举79,050元要求在本案中扣除的问题，一则其所述的资金往来期间从2017年4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与本案2018年6月至9月的三笔借款缺乏对应性，二则关于多还款的事实张旸、陈伟春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难以采信，对其要求扣除多还款79,05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陈伟春2018年12月29日的1万元现金还款，顾文举认可收到，但认为系偿还2018年10月22日的31,000元借款，一审法院考虑到陈伟春向顾文举借款31,000元的事实确实存在，以及陈伟春有通过支付宝还款21,000元的事实，采信了顾文举的意见，该认定合乎情理，本院予以赞同。陈伟春上诉认为在2018年10月22日借款当天即从自己的浦发银行卡分两笔拉取4,848元和4,900元归还顾文举，缺乏相应证据证明，难以采信；本案中顾文举主张的是张旸所出具的四张借条项下的借款，陈伟春的1万元如系作为归还张旸名下之借款，则应向顾文举予以说明，鉴于陈伟春本人与顾文举之间于相同时间段也存在借款事实，顾文举将陈伟春的1万元作为陈伟春本人之还款当属合理，如其两人之间存在纠纷，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除2017年5月27日的89,000元已经还清之外，其余三笔借款共计223,000元未予偿还，上述三笔借款，均由张旸、陈伟春共同签名出具借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至于其两人在XX协议中对债务承担问题的约定，系夫妻XX时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效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旸、陈伟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28元，由上诉人张旸、陈伟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