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7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珩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921弄2号M区197室。法定代表人：欧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洪生，男，197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欧逸，男，197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奇，上海金永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宝根，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展，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怡梦，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珩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珩舜公司）、崔洪生、欧逸因与被上诉人任宝根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珩舜公司、崔洪生及欧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任宝根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本案与一中院审理的另三个案件系基于同一事实，目前该等案件尚未审结。珩舜公司对系争股票的管理是一个连续的行为，是否违约并造成任宝根损失需统一结算和审理。故本案应中止审理。珩舜公司出售系争股票是依据双方在2015年10月13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非擅自抛售。原判认定抛售行为是基于2016年11月11日形成的《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2018年4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出2017年7月21日的《承诺书》签订后，珩舜公司与任宝根实际又达成了新合意，即不再回购系争股票，并按2018年4月24日的股票市值结算。因此事实上，任宝根并没有损失。崔洪生在2017年11月20日的《任总账户情况》上签字是表明其收到对账材料而非认可结算结果。事实上，本案双方在2017年12月17日及2018年5月10日都有过结算并形成书面材料。至于本案系争的500万元是珩舜公司针对2017年间所有关于任宝根的委托事项增加的保证金，对此2017年7月27日的《收据说明书》也印证了该事实。珩舜公司也从未表示该保证金是《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项下之保证金。至于崔洪生及欧逸在本案所涉的文件上签名均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任宝根答辩称，本案与另类案件的诉讼标的不同，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故本案无需中止。珩舜公司抛售东方证券股票不在委托资产的范围内。涉案《承诺书》也确认了珩舜公司是未经委托人授权擅自进行的操作。双方在《承诺书》及《任总账户情况》后未形成关于赔偿事项的新合意。《承诺书》中明确珩舜公司应于2017年7月25日前支付500万元保证金，而7月27日任宝根确认收到该保证金，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处理该500万元正确。本案中崔洪生、欧逸承担相关责任并非基于其有侵权行为，而是根据《承诺书》中明确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承担保证责任。三上诉人现认为崔洪生、欧逸签字属履行职务行为显然不能成立。现不同意珩舜公司、崔洪生及欧逸的上诉请求。任宝根向原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珩舜公司赔偿任宝根损失人民币11,342,078.48元，并以该损失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按日千分之一标准向任宝根支付违约金；2、判令崔洪生代珩舜公司支付的保证金500万元由任宝根予以没收；3、崔洪生、欧逸对珩舜公司的前述第1项诉请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审理中，任宝根撤回上列诉请2，同意保证金500万元冲抵任宝根损失及违约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1日，任宝根与珩舜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约定任宝根委托珩舜公司管理任宝根的现金、股票以及可在合法交易场所交易的证劵，任宝根在指定的证劵公司开立资金专用帐户，并将拟委托资产之资金全额存入该帐户，珩舜公司在得到任宝根授权下对帐户进行管理，单独运作，单独核算。2017年7月21日，珩舜公司向任宝根出具《承诺书》，其中明确：珩舜公司在对任宝根资产账户管理和操作过程中，未经任宝根事先授权准许，于2017年6月1日至同年7月17日左右，擅自卖出任宝根中信证劵账户（账户为XXXXXXX0475）中的约670万股“东方证券”（证券代码600958），给任宝根造成了损失；珩舜公司同意于2017年10月20日前恢复“东方证券”未被操作之前的状态、市值未被减损，否则由珩舜公司赔偿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珩舜公司动用以上卖出股票的款项，进行其他交易的，损失由珩舜公司承担，珩舜公司同意于2017年7月25日前支付500万元作为劣后保证金；珩舜公司保证按期足额完成以上操作及保证金的支付，如逾期同意按日千分之一向任宝根支付违约金，并由任宝根没收保证金，一切损失由珩舜公司承担；崔洪生、欧逸为珩舜公司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同意对以上及后续珩舜公司的赔偿责任共同向任宝根承担连带保证赔偿责任，包括赔偿金额本息、违约金等费用。2017年7月27日，任宝根与珩舜公司、崔洪生共同签署《收据说明书》，其中明确：任宝根收到崔洪生代表珩舜公司转入保证金500万元保证金，上述保证金作为劣后保证金，用于保障任宝根委托珩舜公司管理任宝根资产的安全，在该合作结束后，经双方清算后，多退少补。2017年11月20日，时任珩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崔洪生，向任宝根出具《任总账户情况》2页及交易明细，其中明确：“东方证券”卖出买入情况为实际亏损计3,008,453.18元，尚欠股数计4,578,915股，按2017年11月17日收盘价15.73元计算，浮动亏损为8,333,625.30元，亏损额合计为11,342,078.48元。此后，珩舜公司一直未为任宝根购回“东方证券”股票，其与任宝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现也已终止。原审法院认为：任宝根与珩舜公司间实际存在多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双方对相关款项的结算产生纠纷，法院已受理三案件[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71768、71770、87080号]，委托理财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自有法院在该三案件中作出处理。本案系珩舜公司在受托理财期间，对任宝根原有的“东方证券”股票擅自抛售而引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对于擅自抛售的事实，珩舜公司不予确认，认为该批股票也属于其受托理财标的，其卖出行为并无不当之处。而任宝根提交的《承诺书》、《任总账户情况》等证据，明确载明了珩舜公司擅自抛售、限期恢复、赔偿损失等内容，珩舜公司及时任法定代表人崔洪生以签字、盖章的方式予以确认。珩舜公司的抗辩意见，显然与此不符，不予采信。现任宝根诉请的赔偿金额11,342,078.48元，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珩舜公司也曾予以确认，可予支持。本案诉争的保证金500万元，珩舜公司认为系2017年12月1日与任宝根签订的《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项下的保证金，与本案无关，珩舜公司对此在（2018）沪0115民初87080号案件中诉请任宝根返还。对此，本案所涉《承诺书》中明确约定了保证金500万元，并约定由珩舜公司在2017年7月25日前向任宝根交纳。后珩舜公司实际于2017年7月27日向任宝根交纳，此时，2017年12月1日的《资产管理委托协议书》尚未签订，此后任宝根、珩舜公司又未对该保证金作过变更约定，故该保证金应认定为本案项下。审理中任宝根表示该500万元保证金可直接抵扣珩舜公司的赔偿款，不再诉请没收，可予准许。因此，珩舜公司尚应赔偿任宝根的金额为6,342,078.48元。任宝根另诉请珩舜公司按《承诺书》中约定的每日千分之一偿付逾期赔偿违约金，珩舜公司对此认为珩舜公司没有违约、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对此，事后任宝根也未实际买回被珩舜公司抛售的股票，珩舜公司对任宝根作出上述赔偿后，任宝根的损失应已获填平，从“东方证券”股票的后市走势看，任宝根或可受益，从损益相抵原则审视，该违约金应不再支持为当。但珩舜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予赔偿，甚至以此作为理财收益要求任宝根支付报酬，则为本末倒置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任宝根另请求崔洪生、欧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可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判决：一、上海珩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任宝根损失6,342,078.48元；二、崔洪生、欧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崔洪生、欧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珩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任宝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209.68元，由任宝根负担88,015.68元、上海珩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崔洪生、欧逸共同负担56,194元。本案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案件是否需要中止审理；2、双方在《任总账户情况》后有无形成新的结算合意；3、500万元保证金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是否合法；4、崔洪生、欧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任宝根在本案中仅是针对2017年7月21日《承诺书》项下明确的珩舜公司擅自卖出任宝根中信证券账户中“东方证券”股票给任宝根造成损失的事宜。根据现有证据和查明之事实，已经可以就任宝根的诉讼请求作出处理，故本案无需通过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亦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律规定。其次，三上诉人认为珩舜公司处理任宝根相关账户资产有合同依据，但这显然与其出具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不符。而就2017年11月20日之后双方还有过新的结算合意之诉称意见，三上诉人亦未能进一步举证，故本院对其该主张难以采信。原审法院根据三上诉人向任宝根出具的《承诺书》及《任总账户情况》认定本案珩舜公司的应赔金额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再次，关于50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涉案《承诺书》中明确了珩舜公司应于2017年7月25日前支付500万元作为劣后保证金，而2017年7月27日任宝根即明确收到保证金500万元，且该保证金作为劣后保证金，故原审法院将该500万元认定为《承诺书》项下的保证金，并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处理具有一定的理据，本院予以认可。最后，关于崔洪生及欧逸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本院经核查《承诺书》的最后明确了承诺人是珩舜公司，在法人代表处崔洪生签字后，又在连带责任保证人一栏中与欧逸再次签字确认，显然其二人系作为个人且同意作为承诺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在承诺书上签字。三上诉人关于崔洪生和欧逸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主张理由与依据均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珩舜公司、崔洪生及欧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110元，由珩舜公司负担19,704元、崔洪生及欧逸各负担19,7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单 珏审判员  唐建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朱骏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