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义财，男，1990年3月1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峰，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屏汇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烟草大厦一楼。法定代表人：张蕾，职务：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蕾，男，1972年7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培能，云南美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曾义财与石屏汇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富公司）、张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2019）云2525民初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义财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2525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判决汇富公司支付利息162,465元（利随本清），张蕾对此承担连带责任；3.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该项借款发生时，汇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磊、杨璞，该二人出面借款时应诺按常理付息不容置疑，该事实在张蕾实际控制汇富公司后有书面确认。其次，汇富公司当时没有资金支付其应当缴纳的税款，是由刘磊、杨璞出面向曾义财借款，后曾义财从其银行账户直接向税务局支付，此有还款《承诺书》为证。尽管该项借款未支付到汇富公司，是由曾义财代付，但并不能否定借款性质。其三，汇富公司向曾义财借钱缴税，曾义财同意出借并实际履行，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合意。借贷双方是有约定、有履行、并出具还款承诺。2.汇富公司向曾义财借款用途为商业经营之需，明显具有盈利性质。充分的证据证实汇富公司向曾义财借款用于缴纳其应当担负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因证据确凿故不赘述。且借款时间历时漫长的三年半多。3.曾义财请求支付利息有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数确定利息”。汇富公司向曾义财借款缴纳营业税、所得税等，基于借款用于经营盈利和兑现所得，于情于理都是以须支付利息为前提，尤其是汇富公司在双方另案中向第三人支付的月利息高达5%，岂有不计息之理，更何况曾义财已经放弃了133,330元借款本金，且至今借款期限已经长达3.7年，兑现该债权将更要再延后数月，若汇富公司不支付基准利息明显不公。从2016年5月1日起以954,504元为基数，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11月底合计利息为162,465元，利随本清应计算到实际清结债务为止。4.一审认定案由为“不当得利”有误。“不当得利”是一方没有约定取得利益造成另一方受损。本案借款缴税是双方有约定并履行。再则，即便按不当得利论，造成曾义财法定孽息受损，也应付息。汇富公司、张蕾针对曾义财的上诉辩称：1.对曾义财主张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无异议，一审判决认定不当得利错误；但曾义财主张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没有证据证明。2.本案中双方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利息不明的不予支持。汇富公司、张蕾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云2525民初649号民事判决，驳回曾义财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义财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从曾义财提交的缴纳税金期间，汇富公司账户上的流动资金为2,270,308.48元，并不存在因无钱交税款事实，更不存在需要曾义财先行支付后，再由汇富公司支付给曾义财的前提和事实基础。而且，最高院的裁定书并对其关于“因汇富公司欠税务局税款，其代汇富公司缴税后可以办理产权事实主张”给予确认。最高院的裁定并未认定该缴纳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二是一方自愿对交易产生的税费进行承担，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于在房屋交易中的各方应当承担的税金标准、比例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的法律范畴，对于一方将另一方的税金进行承担并支付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且民事法律关系并未禁止。事实上，所涉及的所谓的税金，也是由曾义财直接向税务机关支付的，税务机关并未禁止。三是从本案的客观事实而言，用房屋进行抵债，由债权方承担并支付由此产生的税费，符合抵债的基本实情及目的。而且，从款项支付的实际行为而言，也是由曾义财直接刷卡至税务局进行支付的。曾义财要求上诉人退还该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关于张蕾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援引《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令张蕾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规定。一是即使存在张蕾收取了部分房款未交至公司的行为，但产生的属于公司与张蕾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情形。二是基于该事实，多个判决判令张蕾承担连带责任，数额远超过了其所收取的款项数额，再判令张蕾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三是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系采个案否定原则，而非整体否定原则。一审判决，不符合人格否定的规定，也不符合最高法相关会议纪要的规定和精神。3.关于是否重复诉讼及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是一审判决一方面以最高院的裁定认定案涉的954,504元的税金未包括在原一审、二审中，认为不够成重复诉讼，另一方面又以该954,504元的税金在原一、二审中进行了主张权利而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自相矛盾，也是对最高院裁定的错误解读。二是最高院的裁定明确本案的954,504元并不属于曾义财一审、二审主张范围，对未包含的税金可另行主张权利，并以此驳回了曾义财的再审请求。充分证实了原一审、二审中，曾义财的诉讼请求中并未包含案涉的税金，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三是最高院裁定可以另案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只是其可享有的诉权，但其诉权是否应当获得支持，应当综合审查其主张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上可获得支持的依据，并同时审查是否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不是只要最高院的裁定中有“可另案主张权利”即对曾义财的诉讼进行支持，其判决明显错误。曾义财针对汇富公司和张蕾的上诉辩称：本案是民间借贷，借款发生的时候汇富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刘磊和杨璞，张蕾是在借款发生后才实际控制公司，为了逃避债务。张蕾、汇富公司账上有资金不能证明其没有借款的事实，且该款是扣曾义财的售房款。汇富公司在《承诺书》上说的由用曾义财刷卡向税务局缴纳税金，关于张蕾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张蕾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有限责任，此事实有证人证言、张蕾的陈述和生效裁定证实确实存在，张蕾将款八百多万据为己有未归还公司，张蕾承担连带责任有四级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可以确认张蕾应当承担责任。对于是否重复起诉和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税款从2016年4月发生，在2016年6月曾义财以《承诺书》向法院起诉，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曾义财均一直在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最高法院已释明可以另案起诉，不存在重复起诉和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张蕾和汇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曾义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汇富公司支付原告曾义财为其垫付代缴的税金954,504元及同期贷款利息；2.判令被告张蕾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蕾系被告汇富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曾义财与汇富公司、张蕾、第三人谭建忠、谭文龙、普莉之间的合同纠纷，经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7）云25民初113号民事判决，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8）云民终342号民事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曾义财确实代汇富公司缴纳过954,504元税金，曾义财主张的代石屏公司缴纳的税款问题，当事人可以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并认为未处理的曾义财与汇富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曾义财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并一并解决张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曾义财与汇富公司、张蕾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民事判决认定汇富公司法人代表张蕾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现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案由如何确定及曾义财代汇富公司缴纳的税款是否应当返还；二、张蕾是否应当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诉讼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系是否应当返还代缴税金，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认定原告曾义财确实代汇富公司缴纳过954,504元税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的规定，原告曾义财要求汇富公司返还代缴税金954,504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原、被告对代缴税金未约定利息，故对曾义财要求汇富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汇富公司股东、法人代表张蕾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存在混同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曾义财要求张蕾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认为曾义财与汇富公司、张蕾在上述一审、二审中未处理的曾义财与汇富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曾义财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并一并解决张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故本案不存在重复诉讼。本案代缴税金时间为2016年4月，2017年曾义财就已经在上述汇富公司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曾义财的案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案件中主张包括代缴税金在内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裁定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由汇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曾义财代缴税金人民币954,504元，张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曾义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46元，由汇富公司、张蕾负担。二审审理中，曾义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汇富公司营业执照、曾义财反诉状、（2017）云25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2018）云民终34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杨璞是汇富公司监事、持股70%；曾义财在另案中反诉是依照汇富公司《承诺书》，而本组证据中两份民事判决未辨识、区分、释明反诉标的中所包含的不同费用构成、性质。第二组，汇富公司《承诺书》《开发公司截扣款明细》《上诉状》，欲证明：汇富公司向曾义财截扣交税时实际控制人是刘磊、杨璞，而张蕾在事后实际控制汇富公司后，为逃避债务矢口否认；两份《承诺书》载明的欠款总额，其中第六项与第三项的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成立有关，其中一项是汇富公司向曾义财截扣交税，与第三方的买卖是否成立无关；汇富公司向曾义财截扣108万余元交税，由持股70%的杨璞签字，并特别清晰的列举了所缴税款的房屋房号、房屋面积、每套房屋缴纳的税金，实际缴纳税款为1,087,824元。因汇富公司销售5套房屋时需要税票，曾义财就将该5套房屋的税票交给了杨璞，总额为133,320元，该税票由汇富公司持有。曾义财无法获得该税票，只得放弃该部分借款。第三组，（2019）云25民终517号《民事生效证明》、（2019）云2525执344号执行案《结案通知》、（2019）云民申3085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定释明事由，曾义财另外的3,080,000元重新起诉后经两级法院判决并执行完毕，张蕾和汇富公司不服向云南省高院申请再审被依法裁定驳回；张蕾滥用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权利，将汇富公司售房款8,872,000元据为己有，至今未退还给汇富公司，生效判决张蕾应当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曾义财为汇富公司代付3,080,000元给第三人，三级法院的生效判决都一致认定该种“代付关系”本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判决汇富公司从出借之日起承担利息。本案是汇富公司向曾义财借款缴税，由曾义财直接支付，同样的借贷双方、同样的代为支付，且三级法院均判决一致，同案应当同判。第四组，曾义财购房10套所缴契税、登记费、印花税，欲证明购房应由曾义财自己承担税费已经依法缴纳，与其代汇富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营业税等完全不同。经质证，汇富公司、张蕾对曾义财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中《上诉状》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新证据范畴，且内容是曾义财应承担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曾义财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因在本案一审中已提交且已经质证认证，属于重复提交，本院二审不予认证。对第三组证据，汇富公司、张蕾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云2525民初618号民事判决、（2019）云25民终517号民事判决、（2019）云民申3085号民事裁定认定张蕾对汇富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合各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由如何确定及曾义财代汇富公司缴纳的税款是否应当返还；2.张蕾是否应当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诉讼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本案案由如何确定及曾义财代汇富公司缴纳的税款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曾义财确实代汇富公司缴纳过954,504元税金”。经核对曾义财一审中提供的纳税人名称为“石屏汇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22份《税收缴纳书（税务收现专用》上所载税种，系企业所得税、土地增殖税、营业税、教育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上述税种依法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汇富公司、张蕾在二审中当庭对此予确认。故对双方关于一审判决确定案由不当得利错误、曾义财主张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并应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汇富公司、张蕾主张曾义财自愿代汇富公司缴纳税金954,504元，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汇富公司、张蕾关于曾义财自愿代缴税金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由汇富公司返还曾义财代缴税金人民币954,50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张蕾是否应当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在2015年1月28日向案外人普莉的借款中，汇富公司和张蕾为共同借款人，且汇富公司出售八套房屋后，所取得的售房款未进入公司账户，而是进入张蕾个人名下，说明存在法定代表人张蕾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的现象，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云2525民初618号民事判决、（2019）云25民终517号民事判决、（2019）云民申3085号民事裁定均认定张蕾对汇富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张蕾关于其收取了部分房款未交至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情形，已有多个判决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数额超过其所收取款项数额，再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张蕾应当对汇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重复诉讼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曾义财代缴税金时间为2016年，曾义财于2017年在与汇富公司、张蕾的合同纠纷案件中曾主张包括代缴税金在内的民事权利，本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在审理中未处理曾义财代缴税金的问题，未对曾义财代缴税金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11号民事裁定认为对未处理的代缴税金问题曾义财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曾义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代缴税金的民事权利。故汇富公司、张蕾关于本案重复诉讼和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汇富公司、张蕾和曾义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3,346元，由汇富公司、张蕾负担10,097元，由曾义财负担3,24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正平审判员  李云辉审判员  甘 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