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13民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 诉讼代表人：卢俊甲，男，1986年2月1日出生，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专，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付华，男，1975年12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承峰，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韦付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19）桂1302民初2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2019)桂1302民初字第2012号民事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4年0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全案证据，确认以下法律事实错误:1.“2014年7月6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经权村村民小组村民代表以及全体村民大会会议讨论通过，将权属权村村民小组的大岭土地发包给乙方经营”。此确认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第二节承包的原则和程序，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一审中，本涉案《土地合同承包书》被上诉人没能提供任何会议记录证明系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而且涉案的上诉人原村民小组祖长韦组能在一审做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也证实了没有任何会议记录是关于本涉案合同的，并称其作为村民小组长有权利喜欢叫谁来开会就叫谁，简直荒谬至极。2.一审确认法律事实：“《土地承包合同书》甲方签字人员为原告原村民小组长韦组能、副组长韦天奇，乙方签字为韦付华，在场人签字有：韦祖臣、韦宗联、覃恩光、韦祖用、卢某、韦宗秋、蒙国武、韦宗笑、谭育命、韦祖优、韦天浪，在场签字均为原告村民小组村民”。此项事实及身份确认是正确的，但作为本涉案合同代表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意愿以村民代表的身份签字是错误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在场人签字有：韦祖臣、韦宗联、覃恩光、韦祖用、卢某、韦宗秋、蒙国武、韦宗笑、谭育命、韦祖优、韦天浪等共11人，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共有25名，在场代表签字只有韦宗联、韦祖用、卢某等3人是村民代表，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承包的原则和程序，即未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且韦宗联系被上诉人之父，乃直系亲属关系，不得作为代表签字，应依法回避。另根据被上诉人韦付华等作为甲方代表于2018年2月8日与案外人方勇所签署涉案土地的《土地分包协议书》（一审未提供二审提供）得知，签字的甲方代表为：韦天奇、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韦付华、蒙国武、韦宗笑等7人，此证明一开始这7人是与被上诉人韦付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书》乙方的共同合伙人，这7人等不但不能代表甲方在场人签字，亦是欺诈、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违法行为。3.一审确认法律事实：“合同签订后，2014年8月9日，原告原副组长韦天奇、出纳覃恩备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大岭承包金一年贰万元（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6月30日，原告原组长韦祖能向被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交2017年大岭承包金贰万元；2018年6月20日，原告的出纳覃恩备向被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交来承包权村大岭片耕作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承包金贰万元，该收据有见证人方某1、韦某1、韦某2签字。此项法律事实是错误的，（1)从2014年底到2018年底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面向群众公示的年度财务收支公示栏中从未公示过任何关于本涉案合同的租金收取情况；（2)三张《收据》均为纸质手写手撕收据，且均未载明是现金支付还是转账支付；（3)从2014年8月9号至今，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有正式的财务人员，而三张《收据》三次收款人均不同；(4)韦祖能提供的载明收款人为其本人、收款日期2017年6月30日的《收据》不存在，实属伪证。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一段证实“另查明，原告村民小组原组长韦祖能于2017年6月任职到期后不在担任组长职务……”说明韦祖能已不是上诉人村民小组组长，也非上诉人村民小组机构成员，并且没有任何在场人，也没有款项交接证明；（5)三张《收据》均未有证人出庭证明三次租金的收取方式、时间、地点、存储方式、银行存入时间证明，款项交接手续及使用情况；综上所述，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从未知晓和无法确定被上诉人所谓的“租金”已支付，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张《收据》实属伪造、恶意串通或是个人行为，与上诉人集体经济利益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认定原告在向被告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先后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原告原村民小组长韦祖能亦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在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召集全村各姓、各族代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讨论案涉土地的发包方案，原告提交韦祖臣的《关于签订土府、大岭土地承包合同的经过》证人证言：“第二次会议是将拟好的土地承包合同稿逐条宣读给群众听，征求群众的意见”，亦能证实上述事实。可见原告发包涉案土地，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集体充分讨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该事实认定错误。以上认定有五处事实错误：1.上诉人认可召开过两次会议，但两次会议所作的决议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因而不能认定为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和群众会议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第二节承包的原则和程序，第十九条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1200多人，户籍数347户，村民代表25人，参加会议的只有二三十个人，其中村民代表不足10人，无论从组织成员数量、户籍数量还是村民代表人数上远不及三分之二。根据参加会议的韦祖臣、卢某、谭某、方某2、韦祖提等人的证词可以认定上诉人以上所述事实。所以两次会议不能作为依据认定涉案土地所签订合同出自本经济组织成员大部分群众的意愿，两次会议对涉案土地所讨论的承包决议应为无效。2.两次会议是针对400亩土地发包给案外人丁剑的发包方案，并附有“乙方在经营时，负责按沿界线界碑挖好一条2米深，2米宽的界沟给甲方。”这一必备条件，并明确另800亩（案涉合同）也必须符合这一条件才能对外发包。上述必备条款目的是收回被他人强占的土地而制定的，试问邻村同类土地每亩承包价为300至500元，因何按每亩25元优惠价发包目的是为了让有能力的承包方收回被强占的土地，被告韦付华以所谓的“代表”恶意串通，签订了案涉合同，并合谋把这一必备条件删掉，违背了村民本意又损害了集体利益。3.关于韦祖臣的《关于签订土府、大岭土地承包合同的经过》证人证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根据韦祖臣提供的证词开头就明确指出“土府（土名）、大岭（土名）两片合同的签订，是由韦付华、谭育命、韦祖优引荐的老板，承包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什么职务，三个引荐人都没有介绍”。可见两次会议讨论涉案土地发包方案及一审截取部分韦祖臣证词中的“第二次会议是将拟好的土地承包合同稿逐条宣读给群众听，征求群众的意见”是针对案外人，也就是真正的承包人，并非韦付华本人。而参加会议的群众一直认定是发包绐韦付华之外的案外人，不知韦付华通过何种手段，让最终签订合同的乙方法人变成了韦付华，合同签订后也从未向群众公告过。以上说明一审以截取部分韦祖臣证词中的“第二次会议是将拟好的土地承包合同稿逐条宣读给群众听，征求群众的意见”来认定原告发包涉案土地，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集体充分讨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此认定是不依照事实，完全错误的。4.一审完全采纳原告原村民小组长韦祖能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在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召集全村各姓、各族代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讨论案涉土地的发包方案是错误的。2014年7月16日原村民小组长韦祖能作为上诉人经济组织的代表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双方有可能存在直接利益输送关系，原村民小组长为了推卸、规避自己的过错，做出不符合事实的证言证词，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其证人证言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信。参加会议的韦祖臣、卢某、谭某、方某2、韦祖提等人的证词亦能证明韦祖能的证言不属实（一审证据未提供二审提供）。5.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身份资格错误。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系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韦付华非上诉人经济组织成员（一审未提供二审提供），其户口早在2014年7月16日之前迁出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户口迁出已经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户口迁出的、自然死亡的、依法宣告死亡的、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成员资格的、义务兵和土官服役期间提升为军官的、服役期间留在部队当土官十年以上的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后户口落户外地的、被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正式招录聘用的、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解散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等，其成员资格认定为已经丧失，就需及时注销成员名单。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涉土地系荒山，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本案中被上诉人韦付华不是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没有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显然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为无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有失查证，是对被上诉人身份资格的错误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篡改合同，以欺诈、胁迫、利诱的手段订立的大岭《土地承包合同》应以撤销。上诉人的大岭和土府两块相连的村集体土地共计1200多亩，其中土府占400亩左右，大岭占800亩左右，两地块东面均与城厢乡平村交界的。2014年7月16日同一天，上诉人原村民小组长韦祖能、副组长韦天奇分别与案外人丁健签订了土府400亩的《土地承包合同》及隐瞒群众与被上诉人韦付华签订了大岭800多亩的《土地承包合同》两片土地承包合同，而实际情况是两次会议所讨论的承包方案只是针对案外人丁剑承包土府400亩的承包方案，至始至终都没有开过任何会议讨论过关于被上诉人韦付华承包大岭800多亩的土地承包方案。根据韦祖臣提供的证据《关于签订土府、大岭土地承包合同的经过》一开始就说明上诉人韦付华只是负责引荐承包的老板（丁健），并非承包者，同时说明了不管是土府还是大岭两块村集体土地的承包，任何承包者在承包这两片地块时必须满足“凡是与城厢乡平洞村交界的，沿界碑界线挖一条界沟给权村，规格为两米深两米宽”，才能承包，并且是超低于市场的价格承包，即每亩25元每年。一审在判决书第9页第二段中所述：“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承包合同原稿’的内容看，其中第四条至第八条与原告和案外人丁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第四条至第八条基本吻合，而与本案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条款明显不一致。可见，该‘承包合同原稿’并不是本案涉案合同的底稿”。一审的此项认定是正确的，因为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大岭800多亩的《土地承包合同》从来没有与上诉人开会讨论过，何来底稿。被上诉人涉及本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并非韦祖臣将手写底稿拿去打印，一审却错误的认定“《土地承包合同》系由原告村民韦祖臣拟稿、打印”。根据韦祖臣的证词中明确讲述了“在吃饭之前，订合同的老板（即丁剑）叫我们给原拟定好的土地承包合同稿给他拿去打印，叫我们先吃饭等他。老板打印回来以后，没有将合同原稿退还给我们。就叫我们签字画押。由于大家都喝了酒，大家都有点模糊了，所以直接签字盖手印了”，证明原稿并非韦祖臣打印。另外从韦祖臣提供的证词“在这两次会议上，群众反复强调，如果承包土地的老板能按上述第六条去做，才能发包土府和大岭这两片土地，否则免谈，可是打印合同却没有这第六条”。事实说明被上诉人是早有预谋的在签合同前利用打印的关键机会，将两次村民会议讨论发包给案外人丁健的合同底稿一分为二，一份是案外人丁健的《土地承包合同》另一份就是本案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并篡改了合同内容，即删除了原稿中的第六条“乙方在经营时，负责沿界碑界线挖好一条2米深，2米宽的界沟给甲方”此项条款。关于一审认定“在双方均自愿签署合同的情况下，被告显然没有必要动用违法手段‘胁迫’原告人员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双方签订合同时，原告方有组长、副组长以及拟定合同的韦祖臣等13个村民在场的情况下，原告认为被告篡改合同，显然违背常理”。此认定是错误的、具有明显的主观猜测性。第一、这不是原告方真实意愿自愿签署的合同。根据韦祖臣等人的证人证言，讲诉了在场人包括原村民小组组长韦祖能、原村民小组副组长韦天奇在内的13个人是经韦付华安排别人将底稿拿去打印回来，收受了被上诉人的“好处费”，饭饱酒足后，意识形态不清醒的情形下没有再次将打印回来的合同审阅，就直接签字盖手印了。然韦付华、及村霸黑恶势力韦宗笑、韦天浪等人早已预谋好，在合同打印时做了手脚，篡改了合同内容，并在没有经过任何群众会议和群众知情的情况下把乙方承包人直接签成了韦付华，原村民小组长韦祖能手执这份违背村民意愿的合同书，从未向群众公示过，直到2017年10月27日，被上诉人韦付华伙同村霸黑恶势力韦宗笑、韦天浪等人，以韦付华的名义，利用大岭800多亩地块中的13.8亩集体土地欺诈、套取并全部侵吞了国家“桂中治旱”集体土地巨额补偿款（按永久性给予补偿）635884.00元（一审未提供二审提供）因内部分账不均，才让群众知晓大岭集体土地800多亩已被韦付华等人“承包”。可见被上诉人是以欺诈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手段订立的涉案土地《土地承包合同》。第二、韦宗笑、韦天浪等人为村霸黑恶势力，多年来不断侵占、损害村集体利益、欺凌、殴打、威胁权村百姓。公安机关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经过侦查取证于2019年6月11日对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韦宗笑、韦天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14年7月16日，合同是在来宾一个狭窄的民房中所签，韦宗笑、韦天浪等人亦在场，且带有几名不明身份有纹身带金链，面目狰狞的人也在现场，除了韦天奇、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韦付华、蒙国武、韦宗笑这几个合伙人外，其他几个在场的村民明显感到恐怖、害怕，并相信如果当时不签字的话，其生命、身体、自由等方面将要受到损害，这是明显的受到胁迫。第三、案涉合同的承包人即被上诉人韦付华和签订该合同的“部分代表”存在恶意串通、合谋合伙明显低价承包了合同案涉的800亩土地。韦付华等作为甲方代表于2018年2月8日与方勇所签署涉案土地的《土地分包协议书》（一审未提供二审提供）得知，签字的甲方代表为：韦天奇、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韦付华、蒙国武、韦宗笑共7人。这说明7人实则从一开始就是被上诉人本案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共同合伙人。其中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蒙国武、韦宗笑等五人还冒充乙方签字，尤其是韦天奇作为原村民小组长为了个人私利，明显的假公济私。何以能代表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本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给韦付华。这些行为不单是欺诈，亦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合同应无效。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韦付华辩称，1.关于被上诉人的身份认定问题，一审并没有对这个资格进行确认，只是认可被上诉人有村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这个资格并不能以户口是否迁离为依据，虽然其已经迁出权村，但是其在城镇纳入公务员系列或者在城镇有基本保障体系才会丧失集体成员资格，被上诉人只是户口迁出权村，但是仍然以原来承包经营的土地作为基本生活来源，因此上诉人认为韦付华没有集体成员资格这个是错误的；2.一审对于本案土地承包合同认定其为有效合同而适用的法律也是正确的，被上诉人不管是否具有该村集体成员资格都有权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3.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签订合同时召开村民大会与群众大会有事实依据，我们认为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韦祖臣的证人证言已经证实召开两次会议，而且土地承包合同的第一句话也明确讲到发包人召开了村民大会与群众大会；4.上诉人认为本案签订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们强调韦付华是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如果存在恶意串通，就是韦付华和上诉人串通，这个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补充一点，上诉人主张恶意串通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是撤销合同，本案现在是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这个也证明上诉人的诉讼方案是矛盾的；5.韦付华与发包者也不存在合伙关系，因为发包者就是上诉人；6.上诉人主张韦付华侵占土地补偿款与事实不符，韦付华所领取的是临时占用土地的补偿款，而不是征地补偿款，而且韦付华是在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去领取的补偿款，因此该行为与本案没有关系。 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将《土地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土地上的违法所建建筑全部拆除移走、恢复原貌，停止妨碍原告对《土地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土地的管理使用；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64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6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经权村村民小组村民代表以及全体村民大会会议讨论通过，将权属权村村民小组的大岭土地发包给乙方经营。土地四至界限为：东面以界碑为界；南面与东面界碑至麻疯岩为界；西面由麻疯岩扯到清水河总依水沟中间为界；北面至清水河中间扯至东面界碑为界，面积共计大约800亩；发包期限由2016年7月1日起至2035年元月15日止，每年租金贰万元；付租金方式：乙方在每年7月1日前必须交清下一年的租金，然后再经营；乙方在承包土地经营期间，以种养为主，不允许外界在中间插花经营。《土地承包合同书》甲方签字人员为原告原村民小组组长韦祖能、副组长韦天奇，乙方签字为韦付华，在场人签字有：韦祖臣、韦宗联、覃恩光、韦祖用、卢某、韦宗秋、蒙国伍、韦宗笑、谭育命、韦祖优、韦天浪，在场人签字人员均为原告村民小组村民。 合同签订后，2014年8月19日，原告原副祖长韦天奇、出纳覃恩备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大岭承包金一年贰万元（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6月30日，原告原组长韦祖能向被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交2017年大岭承包金贰万元；2018年6月20日，原告的出纳覃恩备向被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韦付华交来承包权村大岭片耕作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承包金贰万元，该《收据》有见证人方某1、韦某1、韦某2签字。2016年7月1日以后，被告接手经营承包土地，至今已在承包土地种植有约350亩龙眼果树，并建设有13间约200平方的仓库、果园看守房。另外，原告将其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府”片土地发包给案外人丁剑，亦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涉及土地总面积为400亩。该合同甲方签字人员同为原告原村民小组组长韦祖能、副组长韦天奇，乙方签字为丁剑，在场人签字有：韦宗笑、韦祖臣、韦宗联、覃恩光、韦祖用、卢某、韦宗秋、韦祖优、谭育命。该《土地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土地承包金分为两次支付，第一次（即前10年）按承包土地总面积计算，每亩每年25元整计算，共计100000元整，在签订合同当日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第四条至第八条的约定为：“四、乙方在经营期间，如果国家（政府）征用到这片土地，本合同自然终止，甲方应保障乙方支付未履行年限的土地承包金退还乙方，乙方的其它损失与甲方无关；国家（政府）补偿的青苗费及地面各类补助设施费用属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干涉。五、乙方承包的土地以种植业为主，可建造辅助种植业的固定设施，乙方在经营期间，不得开办工业工厂，不得开釆地下的矿产，不得将土地转让给他人经营。六、甲方负责划好土地沿线界线，乙方负责按沿界线界碑挖一条不间断的界沟，乙方自界线起向里面经营，所需的费用由乙方负责。七、甲方保证土地的合法性，如发生土地纠纷，甲方出面证明该发包土地属本村土地，乙方在经营期间，遭受外界的干涉、扰乱、破坏等事宜，由乙方自行负责。”另查明，原告村民小组原组长韦祖能于2017年6月任职到期后不再担任组长职务，原告未能选举合法的村民小组组长，因此，至今组长一职空缺。2019年7月5日，由良江镇权村村民委员会党支书谭鹤庭主持召开权村村民小组村民代表大会，推选卢俊甲代理权村村民小组处理村务工作。2019年7月21日，原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推选卢俊甲为本案诉讼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卢俊甲的诉讼资格问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卢俊甲不是原告村民小祖组长，其系因侵占涉案土地，且属出于私利而提起的诉讼，不能代表权村村民小组。经查，2019年7月5日，由良江镇权村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谭鹤庭主持召开权村村民小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卢俊甲代理权村村民小组处理村务工作；2019年7月21日，原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议推选了卢俊甲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原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程序合法，会议推选卢俊甲为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并无不当。因此，卢俊甲可以作为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出庭参加本案诉讼。 (二）关于原、被告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在签订上述合同过程中私自篡改合同的内容，跟之前原告在群众大会上宣读的合同内容不致，且在场签字人中除韦宗联外只有卢某、韦祖用为本村村民代表，该合同未得到原告方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但本案事实显示，原告在向被告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先后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原告原村民小组组长韦祖能亦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在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召集全村各姓、各族代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讨论案涉土地的发包方案；原告提交韦祖臣的《关于签订土府、大岭土地承包合同的经过》的证人证言：“第二次会议是将拟好的土地承包合同稿逐条宣读给群众听，征求群众的意见”，亦能证实上述事实。可见，原告发包涉案土地，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集体充分讨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本案案涉土地系荒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订版）》第四十四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五条：“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第四十八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本案中，被告系原告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在发包、承包过程中，已经过公开协商，且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也是由原告村民韦祖臣等人拟定的，双方签订合同时韦祖臣等人亦作为在场人对所签合同进行审查和签字见证。因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同程序合法，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诉称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因该条款系针对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所作的原则和规定，而本案案涉土地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荒山、荒丘，与上述法律规定的家庭承包方式性质完全不同。被告作为本村民小祖集体成员，以公开协商的方式承包本村民小组的土地，没有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上述诉讼主张与事实明显不符，故该院不予认定。原告请求确认其与被告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故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原告主张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被告胁迫原告方人员以及私自篡改合同内容的问题。一方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租金等条款均系经原告村民大会讨论确定，且《土地承包合同书》系由原告村民韦祖臣拟稿、打印，这表明，原告方是自愿签订本案涉案合同。在双方均自愿签署合同的情况下，被告显然没有必要动用违法手段“胁迫”原告人员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双方签订合同时，在原告方有组长、副组长以及拟定审查合同的韦祖臣等13个村民在场的情况下，原告认为被告篡改合同，显然违背常理。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承包合同原稿”的内容看，其中第四条至第八条与原告和案外人丁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第四条至第八条基本吻合，而与本案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书》条款内容明显不一致。可见，该“承包合同原稿”并不是本案案涉合同的底稿。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胁迫原告方人员签订合同及被告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私自篡改合同内容的行为，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原告诉请被告将《土地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土地上的违法所建建筑全部拆除移走、恢复原貌，停止妨碍原告对《土地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土地的管理使用以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640000元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建设在案涉承包地上的建筑，是否属违章建筑及应否拆除，应当由相关部门认定和裁决，不属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该院不作处理。本案中，因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土地及赔偿640000元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人员基本信息，证明于1995年11月6日被上诉人韦付华户口已经迁出本村，被上诉人迁入的是兴宾区，已不具备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格；证据2.村会证明（村民代表），证明2011年8月至2017年7月31日，权村选任共7个队的代表共有25人，在村委备有案。2014年7月16日签的案涉合同上签名的13人中，仅有4人是村民代表，即案涉合同未达2/3的代表讨论同意；证据3.桂政办发[2008]95号、桂政发[2014]14号、权村土地登记表、委托书、发放表、土地承包合同，证明被上诉人在原承包合同未达期的情形下，闻知案涉合同土地有部分将被征收，为侵占补偿款，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合同；证据4.卢丰英、卢德星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邻近的同类土地同时间租金为350元/年/亩，也有1000元/年/亩，被上诉人每年每亩25元承包费明显低价，损害了集体利益。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观点；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承包合同中并没有要求村民代表在上面签字，承包合同中在场人的签字是上诉人村民在参加签订合同时作为见证人签字，我们认为上诉人在发包过程中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发包事项是上诉人的内部事务，而且在土地承包合同中，上诉人也讲明了已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韦付华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召开会议的事实；对于证据3中的两份文件，韦付华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也没有关注过，文件也没有写明哪些地方被征收，所以与本案没有关系，对于领取临时补偿款的真实性我方认可，但是这是是临时用地，所以由被上诉人签订协议领取补偿款，而且由于政府临时占用土地后承包土地面积减少，承包人因相应得到补偿；对于土地承包协议书，我签合同后到2016年7月份，我钩地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也有报过案，我的钩机被烧也有其他干扰事项，我叫那么多人来合作还做不了，上诉人所说我与别人合伙的事情并不存在有恶意串通；证据4对于土地租赁合同，我方认为这些合同是否真实、是否履行我方也不能确定，这几份都是场地租赁合同，场地租赁用途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这个与承包经营性质不同，租赁时间也比较短，具体的位置也有差异，也不是上诉人本村的土地，因此用这几份合同来证明土地租赁价格高是不成立的，对此我方认为上诉人同时发包给丁剑的租赁价格是面积400亩每年租金1万元这才是一个参考价。 本院认证意见，被上诉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租赁土地的地点、土地使用方式、土地承包期限与涉案合同均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韦付华1995年11月6日从上诉人村集体迁出户口至来宾市兴宾区。2011年8月至2014年7月31日，上诉人村集体共有村民代表25人，其中包括韦祖能、韦宗联、韦祖用、覃恩光。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桂政发[2014]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桂中治旱乐滩水库引水灌溉区二期工程建设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2017年8月25日，桂中治旱二期迁江分干渠大田弃渣场项目征收良江乡权村村委会权村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其中临时用地包括被上诉人承包的涉案土地中的13.8亩土地，该临时用地按永久赔偿处理。2017年9月20日，被上诉人领取了上述临时用地的补偿费635684元。2018年2月8日，被上诉人与韦天奇、蒙国武、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韦宗笑共7人合伙将被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中的50亩转包给方勇。 另，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是由韦祖臣起草。 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的发包是否经过上诉人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三份之二以上同意的问题。上诉人起诉状中表明发包涉案土地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上诉人的证人韦祖臣在一审证词中陈述召开过两次会议讨论涉案土地发包问题、上诉人上一任组长韦祖能在一审开庭时证实通过召开会议讨论涉案土地的发包问题，综上，可以确定涉案土地的发包是召开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会后即2014年7月16日，由上诉人组长韦祖能、副组长韦天奇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同时还有村民韦祖臣、韦宗联、覃恩光、韦祖用、卢某、韦宗秋、蒙国武、韦宗笑、韦天浪、谭育命、韦祖优作为在场人签字。且，韦祖臣还起草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同时，韦祖能在一审出庭作证时证实在发包涉案土地过程中，召集权村各姓、各族代表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讨论案涉土地的发包方案。签订合同后，2014年8月19日，被上诉人交纳承包金给上诉人时任副组长韦天奇、出纳覃恩备，被上诉人亦按时交纳承包金至2019年7月1日。同时，被上诉人从2016年7月接手经营涉案承包土地，至今已在承包土地上种植约350亩的龙眼果树。综上，从召开过两次会议、会议的召开过程、合同落款情况、承包金的收取情况以及承包耕种情况来看，从证据的优势角度判断，可以看出发包涉案土地是经过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且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的同意，且涉案承包合同尚在上诉人13个村民见证下签订，故案涉承包合同的签订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现上诉人认为没有经过村民或者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且被上诉人私自删除合同条款、篡改合同，以及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签订合同，因为上诉人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上诉人1995年迁出户口，因本案发包的是荒山，即使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荒山可以发包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员，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其成员资格，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涉案承包合同，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问题。上诉人提出2018年2月8日，被上诉人与韦天奇、蒙国武、韦天浪、韦祖优、谭育命、韦宗笑共7人合伙将被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中的50亩转包给方勇，其中除被上诉人外，韦天奇作为上诉人村集体代表在在涉案承包合同中签字，其余五人作为在场人在涉案承包合同中签字，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了村集体利益。因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7月开始经营涉案承包土地，其在签订合同之后与他人包括上述六人合伙经营涉案承包地，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侵害了上诉人集体利益，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16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程序合法，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若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领取的涉案部分承包地的临时用地的补偿费635684元有异议，双方当事人可另行协商处理或者另案诉讼。 综上所述，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来宾市兴宾区良江镇权村村民委权村村民小组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永森 审 判 员 田宁芳 审 判 员 覃学敏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程玲 书 记 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