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6民初7269号 原告：蒋本跃，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全椒县。 被告：宁波启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霞浦街道霞浦路5号4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54502053T。 法定代表人：卢明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乔玉久，男，198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原告蒋本跃与被告宁波启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动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高拓独任审理。审理中，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乔玉久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12月2日组织双方召开庭前会议，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疫情于2020年2月4日中止审理，于同年3月5日恢复审理。原告蒋本跃，被告启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及第三人乔玉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本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被告启动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工资12000元；2、被告启动公司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工资1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9年5月21日被被告启动公司以每月12000元工资聘请从事驾驶员工作，同年7月23被告要求按趟算工资，原告不同意故于2019年8月4日辞职，自2019年7月起的工资被告未予支付。2019年9月2日，原告向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被告代理人作伪证致原告败诉，现诉至法院。 原告蒋本跃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及被告启动公司、第三人乔玉久的质证意见如下： 1.抬头为“开心就好”及抬头“文意”的微信聊天记录各1份、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约定每月工资为12000元，“文意”所称的老总就是被告公司李启动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银行卡明细恰能证明原告五月份工资为3870元，六月份工资11400元，并与乔玉久车队工资明细相一致，并不存在相差600元的工资差额，聊天记录中的李邵平为启动公司员工，但文意即李文意为乔玉久车队调度。第三人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开心就好”李邵平系被告财务，负责第三人车队与被告的运费结算，文意即李文意为第三人车队调度，原告亦由其负责招聘。 2.抬头“启动物流信息箱号群”微信聊天记录3页，用以证明“迪克羊仔”乔玉久就是驾驶员，乔玉久不是车主的事实； 被告及第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乔玉久本人开过集装箱车，不能以此否认乔玉久的车主身份。 3.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2份、公司运输清单1份、机动车行驶证1份、浙Ｂ×××××车辆照片1份，用以证明原告开过被告公司车牌号为浙Ｂ×××××集装箱的事实； 被告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仅表明原告驾驶浙Ｂ×××××期间处理过车辆违章行为；第三人质证无异议，车辆违章都是谁开谁处理。 4.被告公司驾驶员通讯录1份，用以证明该通讯录人员均为被告公司驾驶员，均知晓工资为12000元/月； 被告质证不予认可，驾驶员工资因人而异；第三人质证不清楚。 5.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过仲裁的事实。 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均无异议。 本院依据原告蒋本跃的申请，准许证人李某、殷某出庭作证。 证人李某在庭审中陈述：证人与原告系同事关系，均为被告公司打工开车，李邵平是被告财务、李启立是被告公司大老板，李启动是二老板，与第三人乔玉久并不相识，只是听人说乔玉久为危险品车队队长，证人虽并未参与原告应聘过程，但驾驶员工资都是12000元/月，证人系2019年4月在朋友圈看到被告公司招聘信息后去临港一路停车场由被告公司李启立负责招聘，口头约定工资一万二，但未约定社保，后曾要求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一直未签订。证人与原告在同一车队，并接受文意或孙杰的调度，均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接收工作任务指派。证人曾同原告及其他驾驶员申请劳动仲裁，因仲裁后又收到12000元工资款，故不再起诉。 证人殷某在庭审中陈述：证人与原告系前同事关系，曾于2019年6月至7月在被告公司打工开车，并于2019年7月25日因被告公司瞎扣工资离职。原告系通过证人介绍进入公司，谈的工资均为12000元。证人与乔玉久相识，乔玉久也是驾驶员为被告打工，曾与证人一起接公司新车，因与被告公司老板有亲戚关系故被调去舟山干活。 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原告质证无异议；被告质证两位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提及的均为自己的事，对原告事情基本不知情，证人李某系受雇于乔玉久，间接证明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被告启动公司答辩称：一、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驾驶的车辆系乔玉久挂靠登记在被告处，该车辆由乔玉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车辆运营所获取的实际运费都由乔玉久享有，产生的费用包括驾驶员的工资均由车主乔玉久支出和负担。原告系驾驶车主乔玉久的车辆，其工资由乔玉久支付，与乔玉久之间形成民法上的雇佣法律关系；二、被告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权属以及原告与实际车主乔玉久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系与乔玉久结算相应的雇佣报酬，并由乔玉久支付，原告驾驶的车辆系乔玉久所有，原告驾驶车辆产生的运费由乔玉久实际占有和支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答复足以证明，原告作为车主雇佣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三、在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补交社保、双倍工资及经济补偿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四、导致本案诉讼原因是原告在与实际车主乔玉久进行结算油款及违章款等存在争议，据了解系因原告不愿承担相关超量油耗的亏损致使原告与乔玉久在结算时发生争议，实际车主乔玉久并未拖欠原告相关劳动报酬，在本案仲裁阶段被告已协调并敦促实际车主乔玉久支付了原告的相应劳动报酬并作出一定让步，据了解，实际车主乔玉久在仲裁庭后支付了原告相应劳动报酬10500元；五、原告与实际车主乔玉久之间的结算工资条足以反映原告与乔玉久之间实际工资结算已经包含了社保补贴等相关款项，乔玉久已向原告支付了社保补贴，另从工资单的实际数额看亦不存在12000元包月的情况，否则不可能发生工资数额的差异。综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请应当全部予以驳回。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理由，提供的证据如下： 1.集装箱车辆（浙Ｂ×××××、浙Ｂ×××××）挂靠协议1份、2019年1月至12月（乔玉久）车队工资清单1份、招商银行转帐汇款电子回单1页，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所驾驶的车辆浙Ｂ×××××系乔玉久挂靠在被告公司，该车辆由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的雇佣报酬由挂靠车主乔玉久支付，工资标准并非12000元/月，且原告已核对签字并支付，车主也实际支付了社保补贴的事实； 2.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费用结算单2份、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6份，用以证明涉案挂靠车辆由挂靠车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车辆运营所得的款项，均归挂靠车主所有，被告在扣除税点、车辆按揭款等费用后将运费全额支付给车主乔玉久的事实； 3.车辆登记证书4份、车辆挂靠单位协议（浙Ｌ×××××、6202、6216、6197）4份、产品买卖合同书1份、2019年5月8日购车款欠条1份、还贷计划表8页，用以证明涉案车辆均为挂靠车主乔玉久实际所有，该挂靠车辆的部分车原由挂靠车主挂靠其他单位，部分的车辆由挂靠车主乔玉久负责购买，购买车所需的车款由乔玉久负责分期归还的事实； 4.企业登记信息1份，用以证明卢明会系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对于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真实性由法院核对，但其均不予认可，增值税发票系被告公司发票，与本案无关，富邦物流转账凭证亦与本案无关，费用结算单是被告单方证据，由其自行书写，卢明会系被告挂名法人，其转账亦发生在2019年7月25日即在双方劳务纠纷发生之后，与本案无关，车辆登记证书可见车主为被告启动公司；第三人乔玉久质证均无异议。 第三人乔玉久述称：原告系由第三人招聘来的驾驶员为其开车，驾驶车辆系挂靠在被告公司，导致本案纠纷的原因系因第三人在与原告进行工资结算时将协议约定的超油耗费用进行扣除而产生分歧。原告申请确认其与被告启动公司的劳动关系，系因涉案车辆挂靠在被告处且业务除少部分通过同行调剂外基本从启动公司获取，被告在其中起到协调作用。因第三人平时在舟山，故接单后第三人让其雇员调度李文意统一派单给驾驶员运输。李文意专职统计、调度，还包括日常业务的协调。李文意并非被告员工，也不在被告处上班，原告工资均由第三人发放，每月都是计件付工资，包括额外调剂的业务均由李文意做在工资单里，让原告核实签字后，由第三人直接打款给原告。第三人共有集装箱车八辆，考虑到被告公司业务量较为稳定且购车零首付故均挂靠在被告公司，在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卢明会商议车辆挂靠事宜时即承诺驾驶员由第三人自己找，风险亦由第三人承担，车辆驾驶员基本都通过网上招聘，一般由李文意负责，偶尔由原告自行招聘，原告即由第三人负责招聘。第三人在仲裁后又向原告支付了10500元报酬，所欠费用已结清。 第三人乔玉久并无证据提供本院。 经庭审，原告提供的证4系打印件，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均不予认可，与本案亦无法律上的关联，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证人李某、殷某与原告系同事，有利害关系，且陈述内容多为对其自身情况的阐述，李某就同类纠纷曾申请仲裁，但在仲裁后又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车主乔玉久剩余工资款的事实，与其证词有前后矛盾之处，故对该两证人的证言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对于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系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异，可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予确认。 根据以上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9年4月8日，第三人乔玉久通过被告启动公司在宁波路路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车辆，并于同年5月8日出具欠条，确认截止当日欠被告购车本金1395831.39元。同年5月20日，乔玉久与被告签订集装箱车辆挂靠协议一份，约定乔玉久将其购买的浙Ｂ×××××、浙Ｂ×××××集装箱专用车挂靠于被告处，并登记于被告名下，乔玉久对该车辆拥有实际的所有权、经营权，并对该车辆自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车辆挂靠期间所发生的经济纠纷或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失或造成乔玉久雇佣的驾驶员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等一切责任，均由乔玉久自行负责，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均由乔玉久承担，与被告无关；乔玉久所雇佣的驾驶员和其他人员不属于被告职工，不能享受被告职工待遇，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7月18日，被告收取宁波富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运输费256868元后，经与乔玉久结算，扣除税点、车辆按揭款本金、滞纳金、借款本息、新车办理证件费、过磅费、通行证、上牌及代办证件费、餐费、车费后，被告将剩余运费99507元于2019年7月29日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卢明会账户转账交付乔玉久。同年8月22日，被告以相同方式将自宁波富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处收取的运费款扣除税点、按揭本金、滞纳金、借款本息、GPS垫付款后，于2019年8月至9月份四次将剩余运费221422元汇入乔玉久账户。 原告蒋本跃在2019年5月21日应聘驾驶浙Ｂ×××××车辆，并于2019年8月2日离职。第三人乔玉久分别于2019年6月27日转账支付原告5月份报酬3870元，于同年8月1日支付原告6月份报酬11400元，于同年10月支付10500元。原告并在抬头为“（乔玉久）车队”的表单上签字领款。2019年8月28日，原告蒋本跃向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告启动公司支付原告2019年7月1日至同年7月31日工资12000元，并支付原告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部分工资10000元。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2019年10月25日作出仲裁裁决，驳回原告蒋本跃的全部仲裁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蒋本跃与被告启动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为，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由被告公司李邵平负责招聘，所驾驶车辆登记于被告公司名下，第三人乔玉久作为驾驶员与其同在微信群“启动物流信息箱号群”，工作任务由被告调度孙杰在上述微信群发布，李邵平核算工资。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被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第三人乔玉久亲自招聘的司机，所驾驶车辆为乔玉久所有并挂靠于被告公司，该车辆由乔玉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车辆运营所获取的实际运费都由乔玉久享有，产生的费用包括驾驶员的工资均由车主乔玉久支出和负担，因第三人车队运输业务基本来源于被告，为方便工作安排与费用结算与被告公司部分员工组建了“启动物流信息箱号群”，李文意为第三人车队聘请的调度，李邵平虽系被告财务，但因车队承接的多为被告公司业务，故为核算方便第三人有时会让原告等驾驶员找李邵平对账，但最后的工资结算均由第三人乔玉久负责。 本院分析认为，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予以考量，即被告是否对原告支付劳动报酬、进行工作管理、安排。首先，从第三人与被告是否存在车辆挂靠关系这一基础事实看，被告提供的购车、挂靠协议、费用结算等证据及第三人乔玉久的陈述，能够充分证明第三人乔玉久是原告所驾驶的浙Ｂ×××××车辆的实际车主，该车辆系挂靠于被告启动公司经营。被告与乔玉久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中明确约定，乔玉久对车辆享有独立的经营权，其所雇佣的驾驶员和其他人员不属于被告职工，该约定也符合集卡车辆挂靠市场的通常经营模式。被告与乔玉久之间的财务结算凭证，反映了被告在扣除车辆按揭款、税费等乔玉久应支付的款项后，剩余运费均支付给乔玉久，驾驶员报酬由乔玉久支付，更进一步印证了双方之间车辆挂靠关系的事实，虽然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财务李邵平之间存在600元的工资转账，但该转账系由李邵平私人微信给付，不能证明与被告公司相关。原告虽称被告相关证据可能为后补，但其并无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其次，从被告的入职过程及工作管理方面看，原告虽称其系由被告公司李邵平负责招聘，但乔玉久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原告系由其雇佣的李文意负责招聘，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系李邵平以被告名义招聘入职。原告称工作任务系由被告公司孙杰在“启动物流信息箱号群”发布，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孙杰在该微信群中有过工作任务的指派，亦不能证明孙杰或李文意系被告公司员工。乔玉久主张李文意系其雇员，其本人作为集卡车辆挂靠经营者，多数在舟山经营其他业务，涉案集卡日常业务由李文意负责；因车辆挂靠关系及运输业务源于被告公司，故李文意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建立“启动物流信息箱号群”以便于联系沟通，李文意与被告的工作人员在群内发布的工作信息也会出现一定的交叉。乔玉久的上述陈述与集卡车辆挂靠经营的模式相吻合，更为客观合理，应予以认定，从而认定原告系为乔玉久提供劳务，并受其管理的事实。最后，从原告劳动报酬的支付方面看，原告2019年5月、6月份的劳动报酬表单抬头明确载明“（乔玉久）车队”字样，原告亦在其上签字，相应款项确系通过乔玉久个人账户转账支付给原告，能够明确表明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的主体为乔玉久而非被告，亦应认定原告对此明知。原告起初称其并不在意劳动报酬明细表上的抬头，后又称在该表上签字是被迫的，不签字就不发工资，理由显然缺乏依据。原告称证人李某同属被告公司驾驶员且曾以相同事由申请仲裁，但李某却在仲裁期间向第三人乔玉久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车主乔玉久剩余工资款并承诺再无其他纠纷，此与原告及证人李某主张的二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相矛盾。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为乔玉久提供劳务、受乔玉久的工作安排管理、由乔玉久发放劳务报酬，与乔玉久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他字第16号答复精神，原告蒋本跃与被告启动公司之间并不成立劳动关系。故原告提出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工资及双倍工资差额的诉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本跃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高 拓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孙滢 代书记员  王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