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326民初1174号原告：杨敏，男，1962年5月14日生，彝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大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学，云南楚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郭洪，男，1972年8月16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教师，住大姚县。被告：曾以波，男，1973年12月2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教师，住大姚县（未到庭）。被告：刘永兰，女，1967年10月18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医生，住大姚县。被告：刘俊显，男，1993年7月28日生，汉族，大学文化，职员，住大姚县，系刘永兰、施国林之子。被告：张金兰，女，1937年12月20日生，汉族，无文化，农民，住大姚县，系施国林之母。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及张金兰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加国，云南林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杨敏与被告郭洪、曾以波、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学，被告郭洪，被告刘永兰及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加国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曾以波经本院依法送达了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20000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8月26日起以8.075%/年的利率计付原告借款利息至还清本金之日止；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郭洪、曾以波、施国林三人从2012年8月起，合伙在龙街下河底租了一百亩地种植葡萄和小枣，就雇请了原告等小工到其种植基地上劳作。2015年9月，施国林、曾以波、郭洪三人一起，商请原告用林权抵押帮其合伙组织贷款25万元，原告杵不开情面就同意了。2015年9月10日，上述三人带原告夫妻到龙街信用社办完手续，原告名义存放25万元贷款的金碧卡，即由合伙组织的会计郭洪收持使用。事后，原告觉得贷款期限是三年之久，加之其三人合伙难免发生不测，就要求其三人留个字据为证，上述三人就于2015年9月13日共同出具了一份《借条》给原告。《借条》载明其三人为合伙经营的下河底种植基地，于2015年9月10日请原告用林权抵押贷款25万元，贷款本息的清偿与原告无关。尔后，上述三人将25万元贷款用于合伙基地经营，并按时偿还着龙街信用社的贷款利息。2018年9月贷款到期，上述三人偿还不了贷款，就与龙街信用社商量好还本3万元，借新还旧22万元再贷一年，并继续请原告夫妻于2018年9月26日到信用社办理借贷手续，其三人继续向信用社付着贷款利息。后因施国林病逝，其合伙组织从2019年8月停止向信用社还本付息，龙街信用社即向原告催收贷款。因此，原告只好按照合同相对性规则，诉请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196条、第107条、《继承法》第33条的规定，判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本金22万元，并自2019年8月26日起以8.075%/年的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本金之日止，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维护原告的财产权利及信用权益。被告郭洪辩称：2014年10月，曾以波、施国林、郭洪三人合伙在龙街村委会下河底社租地种植葡萄和枣子，并请杨敏为基地种植管理人员。2015年9月、因基地经营周转资金困难，曾以波、施国林、郭洪一同与原告杨敏协商，请杨敏用林权证作抵押帮郭洪、曾以波、施国林贷款25万元，经杨敏同意后，于2015年9月10日杨敏夫妻到龙街信用社办理贷款手续，并把贷到的25万元款借给曾以波、施国林、郭洪三人使用，曾以波、施国林、郭洪共同出具了一份《借条》给杨敏，贷款利息由曾以波、施国林、郭洪三人共同支付，之后把25万元资金全部投入基地使用、用于基地产房建设、枣子种苗购置、农药化肥支付、人工工资支付等。在经营过程中，一直都只有投入，收入较少，都是处于亏损状态。该笔贷款资金于2018年9月到期后，因曾以波、施国林无力偿还，杨敏、郭洪多次找曾以波、施国林商量并同意，又与龙街信用社商量好、先由郭洪垫付还本3万元，借新还旧22万元再贷一年，并继续请杨敏夫妻于2018年9月26日到信用社办理借贷手续。此后的利息由我垫付至2019年8月，在此期间杨敏和郭洪也多次打电话给曾以波、施国林商量此笔贷款怎么处理，但曾以波、施国林都没反应。本人请求法院把杨敏贷款的25万元判由曾以波、施国林、郭洪三人平均承担支付给杨敏，由郭洪垫付的利息由三人平均承担并支付给郭洪。被告曾以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未提交答辩意见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辩称：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1.从原告提交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个人借款合同》两份合同来看，合同双方的当事人一方是原告，一方是大姚县农村信用社，施国林既不是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担保人。另外，原告诉称2018年9月贷款到期，施国林等三人与原告商量借新还旧与事实不符，施国林从2016年9月生病后就一直在楚雄，而原告向大姚县农村信用社借款22万元是在2018年9月26日，当时施国林已经病危，对再次借款毫不知情，根本不存在与原告商量借新还旧的情况。2.本案原告起诉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中的原、被告均为自然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借条》和《借款合同》仅能够证实其向信用社贷款25万元这一事实，至于该笔款项从银行贷出后是否交付给郭洪等人，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3.原告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均明确约定了借款的用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第一笔贷款25万元用于小枣种植，第二笔贷款用于借新还旧，两次贷款的用途均与郭洪、施国林等人从事的葡萄种植无关，除了借条之外，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款项实际用于郭洪等人的葡萄园基地。4.《借条》的内容为“原告以林权证抵押贷出资金25万元，所贷资金与杨敏无关”。当中并未明确说明杨敏将该笔资金出借给郭洪等人，而且在落款处前面写的是贷款所有人，并非借款人，这与民间借贷的常理不符，我方认为，即使款项实际交付，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存在原告与郭洪等人合伙，由原告从信用社贷款出资的可能。二、我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直接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我方未在借条上签字，并非借贷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原告是否与施国林等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我方一无所知。即使原告所述属实，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也应当是郭洪、施国林、曾以波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原告就该笔款项只应向郭洪、施国林、曾以波追偿，我方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原告将我方以民间借贷案由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因施国林已经去世，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我方仅应在施国林遗产实际价值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改后的《民事案由规定》将民间借贷纠纷和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分列为两个不同的案由，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纠纷和被继承人债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原告所述属实，在本案中也不能将民间借贷和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本案中能够处理的仅仅是原告诉称的民间借贷是否成立，以及如果借贷合同成立借款人应如何赔偿的问题。至于我方是否应当对施国林生前债务承担在遗产范围内进行清偿的问题，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范围之内，不能一并审理。三、原告主张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在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借条并未约定利息，原告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其次，原告于2018年9月26日再次向大姚县农村信用社贷款完全是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原告以此为由要求支付8.075%的利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本案借款事实不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诉讼主张，且本案中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把不同法律关系的两件事混为一谈，将我方等同于借款人进行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个人循环借款合同》2份、《抵押合同》2份、金碧卡复印件1份、借据1份、借条1份、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1份，欲证明原告杨敏的相关诉讼主张。经质证，被告郭洪对原告提交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按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杨敏与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借款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借条只载明了杨敏贷款25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杨敏将借款交给了曾以波和施国林，而且落款处是贷款所有人，不是借款人。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证实了原告杨敏于2015年9月10日，应曾以波、郭洪、施国林的请求，向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25万元，并将自己办理用于接收和归还贷款的银行卡交给被告郭洪使用，2018年9月26日又再次办理贷款手续，贷款22万元用于归还原贷款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曾以波、郭洪、施国林三人属于合伙关系，即三人合伙种植葡萄和小枣，借款用于执行合伙事务，应由五被告共同偿还的事实。2.被告郭洪提交了2014年10月至2018年9月20日的支出购物登记记录及收入记录，户名为杨敏、卡号尾数为6785的银行卡交易对账单，欲证明被告郭洪在曾以波、郭洪、施国林合伙种植中负责管账，账务记录清楚，杨敏的贷款25万元，郭洪全部用于种植经营支出及利息支付。经质证，原告杨敏对证据无异议；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支出购物登记记录及收入记录上均没有施国林的签名，不能证明施国林与曾以波、郭洪是合伙关系，银行卡交易对账单与施国林也没有关系。经本院审查，被告郭洪提交的支出购物登记记录及收入记录，只有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2月9日的支出记录上有被告曾以波的复核签名，其余的收入支出账目记录均只是郭洪的单方记录，无曾以波的签名，全部记录上无施国林签名。经反复向郭洪核实，被告郭洪陈述，2012年10月其与丁作林、曾以波、施国林一同口头协商后在龙街村委会下河底村民小组租地种植葡萄和枣子，至2014年9月，四人口头协商后将所租地块分开各自经营，期间均未订立书面协议。2014年11月，曾以波、郭洪、施国林三人口头协商后将土地并在一起经营，由曾以波负总责、郭洪负责管账、施国林负责监督，三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此后也未在一起明确合伙经营的收入及支付，只是在电话里说一下，没有进行签字确认。2018年以来，曾以波、施国林对种植基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再后来就联系不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合同”。因被告郭洪与曾以波、施国林之间未签订合伙协议，此后也无处理相关事务的协议，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曾以波、施国林之间合伙关系成立，也不能证明其账务往来开支属于其执行合伙事务，原告杨敏的贷款属于合伙借款用于种植经营，所欠债务属合伙关系的债务。本院对被告郭洪提交了2014年10月至2018年9月20日的支出购物登记记录及收入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尾数为6785的银行卡交易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提交了施国林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出院证、死亡医学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大姚润源水果种植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欲证明施国林于2016年患癌症，一直在楚雄治疗，原告贷款与施国林无关，施国林于2019年4月16日因病去世；原告所诉的种植基地于2015年3月25日注册成立了大姚润源水果种植有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是曾以洪，郭洪是监事，施国林不是该公司股东和管理人员，施国林与种植基地无关。经质证，原告杨敏与被告郭洪均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施国林参与了种植基地经营是客观事实。本院对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之前，曾以波、郭洪、施国林在龙街镇龙街村委会下河底村民小组租地种植葡萄和枣子等，经营农产品基地，但未签订定相关的协议，三人之间属于合伙还是联营合作等何种关系不明。原告杨敏受雇请到种植基地做工并负责管理工作，与三人熟识。2015年9月10日，原告杨敏应被告曾以波的请求，同曾以波、郭洪、施国林相互口头协商后，用自家的林权证作为抵押物，同其妻一起与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街信用社签订了《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循环借款额度为人民币250000元；期限自2015年9月10日起至2018年9月9日止；按季付息，按一年还本。原告杨敏办理了专门用于接收和归还贷款的卡号尾数为6785的银行卡，交给被告郭洪收持和使用。2015年9月13日，应原告杨敏要求，由被告郭洪执笔书写借条一份给原告杨敏收持，借条内容为：“龙街村委会下河底基地，于2015年9月10日向杨敏借林权证作为贴息抵押贷款，贷出资金25万元，所贷资金与杨敏无关”，落款处为“贷款所有人：曾以波、郭洪、施国林”，各自的名字均各自亲笔签署。此后，曾以波、郭洪、施国林三人对该笔贷款应如何使用和如何归还也未签订书面协议，被告郭洪一直持有尾数为6785的银行卡使用该笔贷款并支付相关利息。2018年开始，被告曾以波外出，杨敏和郭洪均无法与其联系；被告施国林因其于2016年10月间诊断患有“胸膜间皮瘤”，逐渐不过问种植基地上的事，后于2019年4月16日死亡。原告杨敏向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街信用社的贷款于2018年9月9日到期，被告郭洪结清了之前的利息，归还贷款本金30000元，其余贷款无力归还，与原告杨敏协商后，原告杨敏于2018年9月26日再次与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街信用社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贷款220000元用于借新还旧，借款年利率为8.0750%，借款期限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止。此后，被告郭洪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停止支付，贷款再次到期后，原告杨敏和被告郭洪均未归还该笔贷款。2019年12月18日，云南大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街支行（属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街信用社更名后新名）向原告杨敏发出《个人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杨敏欠云南大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街支行借款本金220000元，利息4562.17元未归还。用于归还贷款使用的卡号尾数为6785的银行卡一直由郭洪持有。同时查明：被告刘永兰系施国林的妻子，被告刘俊显系施国林的儿子，被告张金兰系施国林的母亲。施国林死亡后，留下其和刘永兰共有的大房权证金字第××号房屋。本院认为：一、原告杨敏和被告郭洪均主张郭洪、曾以波、施国林属于合伙关系，合伙经营龙街镇龙街村委会下河底村民小组农产品基地种植葡萄和枣子等，因投资的需要合伙向杨敏借贷款，该笔债务应由合伙人共同承担。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认为施国林与郭洪、曾以波不存在合伙关系，也未使用着杨敏的该笔贷款，施国林已死亡，近亲属不是合伙人也不是债务人，不应当承担该笔债务。本院认为，个人合伙从事相关民事活动时，合伙人应订立书面合同，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经反复向被告郭洪核实，其陈述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且其所举证据也未能证明借款后施国林和曾以波参与了农产品种植基地的经营管理。因被告曾以波未到庭，施国林已死亡，三人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合伙关系无法查明。故原告杨敏和被告郭洪主张的合伙关系不成立，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中，郭洪、曾以波、施国林均向原告杨敏作出了要求杨敏办理贷款，贷出的资金与杨敏无关的意思表示，但未明确杨敏贷出的款是出借给三人还是出借给龙街镇龙街村委会下河底基地，是属于向杨敏借款还是向银行借款，借款主体及借款的意思表示均不明确。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杨敏与大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街信用社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两者之间形成金融借款的合同关系，杨敏应依据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原告杨敏将用于接收和归还贷款的银行卡交给被告郭洪收持和使用，被告郭洪在该银行卡上提款使用，并代杨敏履行金融借款合同的义务。近四年多的时间，原告杨敏未与郭洪、曾以波、施国林协商明确是谁向其借款，郭洪、曾以波、施国林之间也未协商明确该笔贷款如何使用和归还。贷款到期后，原告杨敏在未取得曾以波、施国林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被告郭洪的请求又去办理了借新还旧的手续。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的合同，原告杨敏向银行贷出的资金一直交由被告郭洪管理和使用，应视为两者之间形成另一个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原告杨敏向银行贷款约定的本金、利息和还款期限，即为被告郭洪与原告杨敏之间民间借贷的本金、利息和还款期限。当被告郭洪不再代替杨敏履行其与银行的贷款合同时，杨敏应自己履行与银行之间借款合同的义务，然后向实际用款人被告郭洪主张返还。故原告要求被告郭洪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曾以波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交曾以波向其明确表示借款，实际接受借款并使用的证据，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三、原告杨敏提出要求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共同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三被告提出其不是民间借贷合同当事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主张。本院认为，三被告作为施国林的法定遗产继承人，施国林死亡后，三被告继承遗产的同时，也应当在施国林的遗产限额内清偿其生前所欠债务。但本案中，原告杨敏与郭洪、曾以波、施国林之间，郭洪、曾以波、施国林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约定不明，即施国林生前是否欠原告杨敏债务不明，原告杨敏要求施国林的法定继承人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交施国林生前向其明确表示借款，实际接受借款且未归还的证据，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郭洪提出要求被告曾以波和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与其共同承担归还原告杨敏借款的辩解意见，但未提交曾以波、施国林实际使用过该笔借款或者与其约定属于共同借款的有效证据，故本院对被告郭洪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郭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敏借款本金220000元，利息4562.17元，合计224562.17元，并支付原告杨敏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8.075%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杨敏对被告曾以波和被告刘永兰、刘俊显、张金兰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杨敏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被告郭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宝翠审 判 员  范继平人民陪审员  王之喜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 记 员  杨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