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漳浦县浦安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3793764376J。 法定代表人：章福明（已故），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跃辉，福建隽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漳州市天城液化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东路九龙大厦6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49063230D。 法定代表人：童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启润，福建南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荫珍，女，1976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跃辉，福建隽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漳浦县浦安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漳州市天城液化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城公司）、原审第三人杨荫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2019）闽0623民初2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书面审并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浦安公司提出上诉请求：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将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杨荫珍列为诉讼第三人，程序违法。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已经明确放弃对原审第三人杨荫珍的诉讼请求，况且杨荫珍不属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故杨荫珍不应作为原审第三人，原审判决将杨荫珍列为诉讼第三人，并做出判决，明显程序违法。 二、原审判决以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作为认定讼争闽Ｅ×××××号车辆归属的依据，悖理违法。首先，讼争闽Ｅ×××××号车辆系上诉人所有的事实，不仅有交警部门颁发的行驶证载明上诉人为车辆所有权人的事实，而且上诉人提供的购买该车辆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抵扣联均载明购买方为上诉人，上诉人同时提供的税收完税证明也载明纳税人为上诉人，上述证明可以充分印证讼争闽Ｅ×××××号车辆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上诉人是讼争闽Ｅ×××××号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次，讼争闽Ｅ×××××号车辆购车时间在前，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签字、盖章在后，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存在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刚死不久，盖章经办人杨荫珍系文盲且在悲伤之际受诱骗而盖的情形，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明显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作为认定讼争闽Ｅ×××××号车辆归属的依据。原审判决无视以上事实，以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作为认定讼争闽Ｅ×××××号车辆归属的依据，明显违背《物权法》确定的物权法定原则，且购车时间在前，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签字、盖章在后，一审判决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未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讼争闽Ｅ×××××号车辆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上诉人是讼争闽Ｅ×××××号车辆的所有权人，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是受诱骗，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无效协议，不能作为物权凭证的依据。被上诉人以该无效的《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作为主张其是讼争闽Ｅ×××××号车辆所有权人的唯一依据，并要求上诉人变更行驶证的诉求，明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原审判决无视以上事实，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天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将杨荫珍列为第三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杨荫珍作为上诉人的经办人，在《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乙方签章处盖上浦安公司公章，同时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并书写签章日期。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杨荫珍还经手收取了天城公司缴交的车辆管理服务费。另外，浦安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材料都由杨荫珍保管。因此，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第三人杨荫珍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二、《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案涉车辆为被上诉人出资购买，系被上诉人所有。因此，原审认定案涉车辆为被上诉人所有，并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车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本案中，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出资购买，仅仅是挂靠登记需要，将相应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税收完税证明记载浦安公司的名称，并不能证明案涉车辆为浦安公司所有。在一审中，上诉人对漳州吉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而该份证据直接证明了购车款是被上诉人出资购买的事实。（章福生系天城公司、漳浦县绥安液化气有限公司的大股东，系漳浦县浦燃燃气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柳国明系天城公司股东柳国强的弟弟）。其次，双方签订的《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明确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只是代办相关的挂靠登记手续。第三，从车辆挂靠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至2018年底，上诉人均逐月向被上诉人收取管理费，并未提出过案涉车辆系其所有的异议，也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所有的事实。第四，案涉车辆自购买以来，一直处于被上诉人的管领之下，由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 三、上诉人主张案涉车辆系其出资购买，却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关于购买案涉车辆款项的支付凭证，既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也与常理不符。 原审第三人杨荫珍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没有意见。 天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天城公司与浦安公司于2018年1月1日所签订的《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2.判令浦安公司协助天城公司变更挂靠车辆闽Ｅ×××××号行驶证的登记；3.判令浦安公司及杨荫珍退还超过协议书约定多收的管理服务费及环保补贴款22400元；4.由浦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天城公司放弃第1项和第3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4日，天城公司为甲方，浦安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乙方根据甲方委托，为甲方车辆提供相关营运事项的挂靠及管理服务；乙方愿意为甲方所拥有的危险品货物运输车辆壹部，（车牌号闽Ｅ×××××；厂牌型号解放牌ＣＡ4250Ｐ66Ｋ24Ｔ1Ｅ52；发动机号52754212；车架号ＬＦＷＳＲＸＲＪ8Ｇ1Ｅ56312;核定吨位40000千克）具体车辆资料记载详见车辆技术档案提供相关营运事项的代办管理服务，具体事项是：1.代办该车辆新增运力和购置税申请。2.代办车辆入户挂牌、转籍、过户、报废等手续。3.提供交警、交通车辆年检手续，代办车辆行驶证、营运证、车辆购置税证等证件的换发、年审及遗失补办。4.代收代缴增值税等应缴费用。5.代办车辆商业险、交强险、车船使用税和承运人责任险投保、续保手续，协助甲方办理车辆在营运中发生交通事故的理赔手续；甲方应在每月底前，向乙方交纳国家规定的该车辆下月增值税和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每月600元整；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修改、违约。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向漳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由此所引起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订立补充协议，属国家出台的新规定，则按新规定要求调整办理；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期满需续签）。协议书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天城公司在合同甲方签章处盖章；杨荫珍作为浦安公司经办人在合同乙方签章处两次盖上浦安公司公章，同时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并书写签章日期。该合同履行过程中，杨荫珍经手收取了天城公司缴交的闽Ｅ×××××号车辆管理服务费7500元。合同期满后，双方为费用提价问题发生争议而未再续签新协议，天城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如上诉求。 另查明，浦安公司共有两名股东，分别为章福明和黄毅鹏。杨荫珍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章福明系夫妻，章福明因病于2017年9月间亡故后，该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材料都由杨荫珍保管。由于公司股东内部的原因，浦安公司至今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车辆的权属问题；二是双方所签订的《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关于争点一。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虽然案涉车辆的所有人始终登记在被挂靠单位浦安公司名下，但是，对内法律关系而言，双方当事人在《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中已对车辆的所有权作明确约定，应以双方约定来确定车辆权属。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机动车的物权设立和转让行为是需要进行登记的，对外具有公示作用，但法律并未规定对机动车的所有权实行登记取得制度，故机动车的所有权实行的是实际交付或约定取得制度。 2.公安部答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均明确，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不准予机动车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从2003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同样可以看出，机动车注册登记、变更登记、抵押或注销等登记均是机动车所有权人在取得机动车所有权之后办理的手续，登记是机动车管理机关进行机动车管理的手段和措施，并不是机动车所有权取得的方式。 从上述规定来看，除善意第三人主张相关权利外，我国对于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制度应为实际交付取得或者约定取得。在没有善意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挂靠经营合同双方对车辆的所有权的明确约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案涉协议书的内容已明确约定天城公司通过挂靠的方式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登记在浦安公司名下，因此，浦安公司以案涉车辆的车辆购置税是其缴纳，该车也直接以浦安公司名义登记并领取行驶证为由，主张案涉车辆系浦安公司所有，于法无据。 关于争点二。浦安公司认为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是在法定代表人章福明死后，天城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章福生（与章福明系兄弟关系）指派业务员任志铁以所谓经营需要为由让浦安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的章，主张协议书内容不真实、不客观，应为无效。浦安公司具体经办人杨荫珍在庭审中也称因章福明的病故，当时心情不好，不知晓协议书的内容，也不理解在该协议书上盖章的意义，并将其加盖公章的签约行为归咎于是受任志铁的诱使所致，但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该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浦安公司以及经办人杨荫珍对《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所盖浦安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杨荫珍当时兼具浦安公司业务管理者和已故法定代表人妻子的双重身份，在浦安公司的公章由其保管的情形下，即使心情不好，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与其智力状况、精神状况相应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独立参与民事活动，则其对代表浦安公司签订案涉合同造成的后果，理应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况且在2017年12月4日，连同案涉闽的E23271号货车在内，杨荫珍分别签署了多部车辆的《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并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实际收取了天城公司缴交的管理服务费，由此，杨荫珍在协议书上加盖浦安公司公章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浦安公司。故浦安公司关于案涉协议书应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现协议书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因管理服务费的问题未再续签合同，故被上诉人请求判令浦安公司协助将挂靠车辆闽Ｅ×××××号的行驶证变更登记至天城公司名下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漳浦县浦安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漳州市天城液化燃气有限公司办理闽Ｅ×××××号车辆行驶证的变更登记。一审案件受理费560元，由漳州市天城液化燃气有限公司负担460元、漳浦县浦安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2019年12月13日10：41杨荫珍与任志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任志铁认可签订协议是为了做账需要，主要是为了缴纳有关部门费用的需要。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微信截图不是完整微信聊天记录，现有的微信截图是否有经过对方删除也不清楚，微信截图证明双方是挂靠关系，不能证明合同是虚假的，相反，财务做账需要进一步明确产权归属，也可以验证挂靠协议真实性，对聊天对象是否是任志铁也无法确认。原审第三人杨荫珍质证后表示，质证意见与上诉人意见一致。本院认为，因该微信截图为上诉人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聊天记录关于“为了你（杨荫珍）多领管理费，也为了公司财务好出账，需要签这份合同财务做账”内容也可印证了上诉人对讼争车辆收取管理服务费的事实，因此，上诉人的证明内容亦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提供漳州市吉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证明》和章福生《关于付款情况的说明》，证明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购买的事实。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述证据没有法定代表人、经办人签字，证据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内容没有客观依据，没有转账依据，章福生的说明没有落款时间，属于证人证言，但章福生未出庭接受质询，其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第三人杨荫珍质证后表示，质证意见与上诉人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漳州市吉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证明》从证据形式上确实存在欠缺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字或盖章的情形，且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出庭作证；而对于《关于付款情况的说明》，章福生本人亦未出庭作证，因此，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认为，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新协议不是因费用提价问题，而是因家庭内部纠纷，还认为一审遗漏查明，讼争车辆闽23×××××号是交由被上诉方运营，运营收入各占50%的事实。对于未再签订合同的原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执一词，但均属于单方陈述，亦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认定。而对于上诉人所称的遗漏事实，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对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其他事实，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二、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协议，上诉人是否为讼争车辆的所有权人。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已放弃对杨荫珍的诉讼请求，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杨荫珍作为讼争车辆相关手续的经办人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生前的配偶，案件的处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杨荫珍参加诉讼，也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仅将杨荫珍列为第三人而非被告，在程序处理上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协议，讼争车辆归谁所有的问题 本院认为，对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上诉人认为盖章经办人杨荫珍系文盲，系受诱骗而订立，明显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受到诱骗。且在合同订立后，上诉人并未申请撤销合同，杨荫珍作为经办人还按照合同约定，实际收取了车辆管理服务费，因此，上诉人主张案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的订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讼争车辆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和第二十四条关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若登记的产权人与他人就产权归属发生争议，应综合双方证据进行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本案中，讼争车辆虽然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但双方已就讼争车辆的挂靠经营情况订立了《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如前所述，该协议真实有效。从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车辆登记入户后，车辆及行驶证等证件所属单位为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享受该车辆的产权、营运收益，承担该车辆的营运亏损及交通事故、劳务用工等所引起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和第十条约定的“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交纳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和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每月600元整”等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已明确讼争车辆为被上诉人所有，并由上诉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被上诉人作为被挂靠人收取管理服务费的事实。其次，讼争车辆的购销发票等虽以上诉人的名义开具，但该情形系基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车辆提供相关营运事项的挂靠及管理服务”和“由上诉人代办车辆登记入户挂牌手续”等需要，上诉人认为讼争车辆应归其所有，却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而在一审期间，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订车协议等证据，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案讼争车辆所有权为被上诉人所有的事实。再次，第三人杨荫珍经手收取了天城公司缴交的闽Ｅ×××××号车辆管理服务费7500元的事实，亦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已按照《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约定实际履行并收取了挂靠管理费的事实。 综上，本案符合车辆挂靠经营的法律特点，挂靠经营的特点导致了挂靠经营车辆登记的名义产权人和实际所有权人不相符，综合本案证据，一审法院关于讼争车辆的所有人为被上诉人的认定，并无不当。因讼争《营运车辆委托服务协议书》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并未续签协议，双方合同关系已终结，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配合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漳浦县浦安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跃光 审判员  戴 旭 审判员  郭兰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许伟森 书记员洪东玲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