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行再10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四化建花板桥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尹家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莉，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梅珍，女，1935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华容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丰淑纯，女，195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韬，男，198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岳阳市岳阳楼区。上述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刘利民，湖南巴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岳阳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693号。法定代表人陈卓，院长。再审申请人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被申请人陈梅珍、丰淑纯、孙韬工伤行政认定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6行终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19年9月12日，本院作出（2019）湘行申542号行政裁定，由本院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7年2月27日，岳阳市妇幼保健院向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岳阳市人社局）出具报告，称其员工孙启文于2016年11月24日上午8时许在办公室不慎摔倒，经岳阳市一医院确诊为脑梗死，有出血灶，并伴有阵发性房颤，于2016年11月26日转入市中医院治疗，2016年12月3日确诊为脑出血，请求作出工伤认定。岳阳市人社局受理后，调查询问了孙启文的同事杨君等人并收集了其他证据，于2017年3月24日作出（2017）2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启文系突发疾病后倒地，不予认定工伤。陈梅珍、丰淑纯、孙韬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后岳阳市人社局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孙启文的死亡系病理性还是外伤所致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鉴定意见书函》，认为孙启文脑梗死及脑（脑干）出血符合病理原因所致，外伤所致的依据不足。岳阳市人社局据此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岳市工伤认字（2018）77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仍未认定孙启文为工亡。陈梅珍、丰淑纯、孙韬不服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仅依据孙启文没有外伤而认定其死亡系外伤所致依据不足，但据常识判断，并非所有摔倒都会形成外伤，孙启文生前患有高血压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没有外伤的摔倒亦可成为脑梗死和脑出血的诱因，且司法鉴定意见也认为“根据案情，不能完全排除外伤作为脑梗死、脑出血产生的诱因”。故岳阳市人社局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仍不能证明孙启文倒地系突发疾病而非受到外力伤害，所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此外，岳阳市人社局超出法院裁判规定的期限作出行政行为属违反法定程序，亦应予撤销。遂判决撤销岳市工伤（2018）77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岳阳市人社局在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就岳阳市妇幼保健院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认定。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启文在办公室是突发疾病倒地还是因事故摔倒受到伤害，二者在本案中可能会引发不同的法律后果。孙启文在办公室倒地时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只有最早进入孙启文办公室发现其倒在地上的孙启文同事的证言可以佐证。被上诉人在作出第一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前询问了孙启文同事杨君，杨君作证称“2016年11月24日上午8时30分许，杨君找孙启文有事来到孙启文办公室门口敲门，但没有回应，杨君等人推门进去见孙启文躺在桌子后面的地上。杨君敲门时听到孙启文办公室里有椅子的响声，杨君估计孙启文是想开门但起身时摔倒了”。同时与杨君进去的还有孙启文的同事郭畅，郭畅的证言与杨君类似，但未证实在门外听到椅子的响声。上诉人在其第一次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被人民法院撤销后作出本案所诉不予工伤认定决定前，再次向杨君、郭畅等人进行了调查，此次杨君、郭畅所作证言与前次证言有所不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明确“孙启文脑梗死及脑（脑干）出血符合病理性原因所致，外伤所致的依据不足”的同时，亦明确“不能完全排除外伤作为脑梗死、脑出血产生的诱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对所作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行为在认定事实方面正确的标准是“证据确凿”，综合分析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认定“孙启文工作时突发疾病”在证据上应该是尚未达到“证据确凿”的标准，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原审判决以“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岳市工伤认字（2018）77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岳阳市人社局负担。再审申请人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再审称，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孙启文工作时突发疾病在证据上已经达到了证据确凿的标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原审判决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不充分和全面，导致错误认定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证据上尚未达到证据确凿的标准。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被申请人陈梅珍、丰淑纯、孙韬答辩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山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达到认定孙启文工作时突发疾病的确凿标准，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当事人原一、二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案件的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第一，杨君在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案的事实进行调查时，作过两次相互矛盾的证言。第一次是在2017年3月1日，内容包括了证明估计孙启文是想开门，在起身的时候摔倒的，其在门口听到了椅子的响声。第二次是2017年11月15日，内容包括了证明其在进门前，敲门时没有听到响动。从时间上分析，第一次的证明是在2017年2月27日申请工伤后几天的时间内进行的，距2016年11月24日案发时间相对较短，而第二次证明是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以后，距案发时间相对较长。从表达方式上分析，第一次的证明是杨君在调查时主动描述的，而第二次的证明是杨君在调查时被动答复的。其第一次的证明更符合人类记忆规律和表达方式。而且，在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两次调查中，第一次对杨君的调查，调查人为李中舜、肖威，肖威兼任记录人，且均已签名。而第二次对杨君的调查，没有调查人员签名，只有一名记录人郑松林签名。可见，第一次的调查符合程序要求，而第二次的调查不符合程序要求。故应当采信第一次的调查笔录，对第二次的调查笔录不予采信。第二，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11月15日对郭畅、黄露两人的调查，也同样存在只有一名记录人郑松林签名的情况，其调查不符合程序要求。因此对该两份调查笔录亦应不予采信。本院对原一、二审认定的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实质是对于孙启文倒地的性质及法律适用问题。其倒地究竟是发病倒地还是在准备开门时摔倒倒地，如属前者，则符合申请人所主张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情形，如属后者，则符合被申请人所主张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情形。在本案中，虽然申请人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但该鉴定意见在分析说明中亦已明确根据案情不能完全排除外伤作为脑梗死、脑出血产生的诱因。因此，是否受到伤害就成为本案定性的关键。申请人主张孙启文系发病倒地，不仅应当提供其倒地符合病理性原因的证据，而且应当提供排除其受到伤害的证据。本案已有证据证明孙启文在杨君敲门后，杨君听到了椅子的响声。不能排除是孙启文在起身开门时摔倒的可能。而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中缺乏对受到伤害进行排除的证据，因而不能达到完全证明孙启文系突发疾病的证明标准。申请人认为其已经达到证据确凿的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作出岳市工伤认字（2018）776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撤销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6行终77号行政判决。审判长  万向东审判员  赫荣生审判员  张少波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刘柯岑书记员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