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51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3375号大院。法定代表人：成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恒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凤泉区团结路北段。法定代表人：张中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焱，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军，河南信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恒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6民初2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东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文斌，被上诉人恒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焱、蔡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完全置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于不顾，由此对本案作出错误判决，此行为已经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一、在程序上，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的必要当事人，刘某某依法应追加作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且本案亦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本案应当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必须指出，上诉人从未在2014年3月26日与被上诉人签订《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组塔、架线工程施工合同》（下称“《合同》”），《合同》上加盖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上街项目部”圆形印章实为虚假印章，就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下称“案涉项目”），上诉人依法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项目部业务专用章为椭圆形印章，当中的印文内容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输电线路改迁工程项目部业务专用章”，而且，《合同》上的签约人“刘某某”也不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或授权代表，本案并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能够令被上诉人足以产生相信刘阳阳有权代表上诉人的合理信赖，刘某某等人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目前该刑事案件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因此，刘某某以伪造印章方式冒用上诉人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刘某某个人负责承担，本案显然应当追加刘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除此外，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亦显示，在刘某某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合同》的也确实是刘某某个人，刘某某就案涉项目已通过其名下江西智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巨额款项（收款人包括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王某某、胡某某、朱某某），根据刘某某本人的陈述，该些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工程款高达1365万元，被上诉人所声称的欠款事实根本不存在，故基于此，为切实查明被上诉人的收款情况，本案也同样应当追加刘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本案一审时，上诉人已向法院充分阐明了前述的各项抗辩理由以及提交了相应证据，并递交了要求追加刘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书面申请，但是，一审法院居然对此完全不予接纳，这无异属严重的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为了切实查明本案客观事实，请求依法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对本案改判。二、假设被上诉人享有本案项下所谓债权的请求权，本案亦已超过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未能对此作出正确认定。依据《合同》的条款，案涉项目的工程总包干价为900万元，施工方必须“包工、包部分材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和一切与工程有关的事宜”（见第四条），对于工期，《合同》第五条约定施工方“应在2014年4月30日前完成窝马Ⅰ、Ⅱ回和嵩峡的组塔、放紧线和送电工作，以及应在2014年5月30日前完成窝卫、峡荥、索峡的组塔、放紧线和送电工作”，对于付款时间，《合同》第九条则约定“第一期的嵩峡Ⅰ、Ⅱ回和窝马Ⅰ、Ⅱ回送电后，分包方支付施工方总工程款的50%；第二期的窝卫、峡荥和索峡工程施工结束后，经过供电公司、监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检部门验收合格后，分包方一次性支付到工程总价的95%；余款5%一年后付清”，据此，即使假设被上诉人的所谓债权人身份能够成立，则被上诉人的本案起诉也理应认定超过了诉讼时效：（1）根据一审法院的查明，案涉项目是至2015年7月2日才全部完工，亦即被上诉人并未能在《合同》约定工期内按时完成施工义务，而900万元的约定总包干价是包工期的价格，故被上诉人无权以其自身的该等严重违约行为来作为抗辩未超诉讼时效的理由，否则，被上诉人违反工期约定的行为将不但无须受到惩处，反而还能够使得被上诉人从中谋取到非法的诉讼时效利益，这明显有失公平与正义，所以，一审法院称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7月3日起算的认定是根本不能成立的；（2）经综合分析《合同》的全部条款，可确认的是，《合同》第九条中约定的工程总价95%的款项，其性质属工程款，但对余下的工程总价5%的款项，则应当视为质保金，原因在于，其一，《合同》约定该5%的款项是在一年后付清，据此并结合《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的规定，该部分未付的5%款项虽是从工程款中预留，但由于其对工程质量负有一年期的担保功能，故该部分未付的5%款项已不属工程款的性质，其二，案涉项目的总包干其中一项即为“包质量”，且《合同》第三条第3款更约定，对因施工方即被上诉人原因给发包方造成的损失，发包方“有权直接从被上诉人工程款或质保金中进行抵扣”，故从该角度出发，亦可断言该部分未付的5%款项其实际性质属质保金，因此，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应当区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作分别认定：对于工程总价95%的款项，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从《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的窝卫、峡荥和索峡工程完工且验收合格之日即2014年5月30日起计算；对于余下的5%的质保金款项，由于该质保金支付义务与前述的工程款支付义务并不属于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因此，该部分未付的5%款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支付义务届满之日即2015年5月30日起计算。本案中，被上诉人是直至2018年10月12日才提起诉讼，故无论是未付工程款或是未付质保金均已明显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并且，本案中被上诉人亦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该些诉讼时效存续期间存在可令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法定事由，因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毋庸置疑的，一审法院不予接纳上诉人的该项辩解意见明显有违客观事实，故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放纵被上诉人恶意隐瞒已收款事实之违法行为，直接导致被上诉人通过本案的虚假诉讼来谋取非法暴利，此行为已致使国有资产蒙受巨额损失。关于被上诉人就案涉项目的已收款情况，本案中有以下的有效证据给予了充分佐证：（1）上诉人自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刘某某等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等一案中调取的证据材料显示，在刘某某与被上诉人就案涉项目签订《合同》后，刘某某通过其名下江西智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巨额款项，而被上诉人是通过其员工王某某、胡某某、朱某某等人的账户收取了该些款项，对此，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也明确表示王某某是其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对王某某收到的钱该抵扣（见一审庭审笔录第19页），并且，根据刘某某本人的陈述，该些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工程款已高达1365万元，亦即被上诉人所声称的欠款事实根本不存在；（2）被上诉人就本案补充提交了(2019)豫01民终16296号民事判决书（下称“16296号案”）作为证据，对于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下称“矿缆公司”）在16296号案中所主张的货款，被上诉人作为16296号案的当事人之一，在该案的一审庭审时是陈述“我公司在上街起诉的案件（即本案）中也包含了16296号案的款项，我公司在去年就起诉了”（见16296号案的一审庭审笔录第11页），故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该等自认，在16296号案已经二审判决上诉人需向矿缆公司支付货款1915121.50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显然无权再就该部分款项重复提出主张。以上均是与本案关键事实存在关联的重要证据，被上诉人一方面主张刘某某有权代表上诉人，另一方面却又声称刘某某通过本人账户向其公司员工王某某、胡某某、朱某某等人的账户转账付款的行为与本案无关，两种说法之间明显自相矛盾，这实际充分证实了被上诉人存在明知自身已超额收款却仍恶意隐瞒并提起本案虚假诉讼之重大违法行为，但一审法院居然对此完全置之不顾，既没有追加刘某某参与本案诉讼以切实查清相关事实，也拒不接纳上诉人要求对刘某某名下银行账户的全部流水信息依法予以调取的申请，反而仅凭被上诉人毫无依据的单方片面说法即对上诉人主张的以上工程款支付事实不予认定，这显属枉法裁判，是对被上诉人恶意虚假诉讼行为的放纵，国有资产更加因此而遭受到了重大损失。综上，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避免某些人员通过恶意诉讼的手段来谋取非法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正确查明本案客观事实，依法对本案做出公正裁决。恒泰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本案事实。答辩人基于本案提供的:答辩人2014年3月26日与被答辩人签订的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组塔、架线工程施工合同;答辩人为履行合同义务向河南优迈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设备材料的买卖合同;河南豫电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文件、会议纪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1629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本案事实。二、关于本案程序。刘某某在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以广东电力公司项目负责人身份在合同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会议纪要中签字(会议纪要中亦有被告派驻的项目经理李桃孟及业主的签字及监理公司的盖章和负责人签字，充分证明被告对刘某某作为本案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身份的认可与确定)，是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和负责人具体实施涉案施工事宜。刘某某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组塔、架线工程施工合同》时，涉案工程真实存在，中标单位亦是被答辩人，涉案工程施工负责人也是刘某某，答辩人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审查印章真假的资格，只能考察项目的真假，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其有理由相信刘某某对外代表被答辩人，具有代理权，况且涉案《施工合同》主材及劳动成果均已物化到被告中标的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工程上，现本案涉诉工程亦早已交付并投入使用。刘某某在本案所涉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仅仅为被答辩人的项目负责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非本案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六十二、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被答辩人应当对刘某某代表其签订的合同产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本案的当事人的程序问题。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组塔、架线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嵩峡Ⅰ、Ⅱ回和窝马1、II回送电后，被答辩人支付原告总工程款的50％，窝卫、峡荥和索峡工程结束后，经供电公司、监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检部门验收合格后，被答辩人一次性支付原告该工程总价的95％，余款5％一年后付清。该工程于2015年7月3日验收合格并已交付使用。在本案中被答辩人应支付答辩人工程款这同一债务，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分期履行的支付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诉讼时效从2016年7月3日起计算并无不妥。另，根据双方签订施工合同第九条第4项“全部价款由被告转入原告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第十条第2项待工程价款按以上条款结算，所有合同价款支付后，本合同自行终止”的约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的合同在所有合同价款支付前尚未终止，还需继续履行，本案并不存在被答辩人主张的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关于工程款已支付情况。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被答辩人为了逃避履行合同义务，首先，在明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是专属管辖的情况下，仍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来拖延支付义务，浪费司法资源，被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后，又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次，不顾该工程实际履行的情况及已经交付使用的现实，在原审诉讼中彻底否定刘阳阳的身份及答辩人已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的事实。第三，提供一些与本案无关且又不具备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要件的证据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支付工程款的事实。被答辩人目前仍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恒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9000000元及利息1436973.12元（利息暂自2015年5月14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2018年8月30日，应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合计：10436973.1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广东电力公司申请追加刘某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恒泰公司提交河南豫电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文件、会议纪要及恒泰公司与广东电力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以证明其与广东电力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并已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完毕。广东电力公司质证认为其与恒泰公司从未签订过施工合同。庭审中，广东电力公司提交印章销毁回执、刻章许可证、立案告知书，证明恒泰公司提交的合同上的印章为刘某某私刻，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恒泰公司质证认为印章销毁回执、刻章许可证不能证明广东电力公司在上街区110KV、220KV高压线迁改项目所用公章的唯一性，立案告知书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期限最长也就七个月，时至今日该案立案侦查已整整过去了两年的时间，目前该案尚未有任何进展，广东电力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该案目前已经进展到哪个程序，因此该案已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另刘阳阳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已被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立案侦查，但证据不能证明刘某某私刻公司印章、挪用资金已被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的事实。庭审中，广东电力公司自认于2013年1月13日承建涉案工程，该项目的负责人为李桃孟；在河南豫电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会议纪要中多次显示广东电力公司的参加人员包含刘阳阳、李桃孟，刘阳阳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对恒泰公司与广东电力公司签订涉案工程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广东电力公司申请追加刘某某作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2.关于工程款付款时间。庭审中，恒泰公司提交河南豫电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会议纪要，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广东电力公司应于2015年5月14日支付工程款的50%，于2015年7月2日支付工程款总价的95%，余款5%一年后付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5年5月14日会议纪要记载的本周完成为：200KVⅠ、Ⅱ索峡线于5月9日经三级自检，供电公司验收合格已恢复送电。涉案合同约定嵩峡Ⅰ、Ⅱ回和窝马Ⅰ、Ⅱ送电后，广东电力公司支付恒泰公司工程款的50%的约定。会议纪要中完成的工程名称与合同约定不符，故恒泰公司主张广东电力公司在2015年5月14日支付工程款的50%，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2017年7月3日会议纪要记载的本周完成为：110KV窝马线于7月2日经三级自检，供电公司验收合格已恢复送电，郑州市上街区110KV、220KV输电线路改迁工程全部结束的内容，故恒泰公司主张广东电力公司于2015年7月2日支付工程款的95%、2016年7月2日剩余5%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3.关于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庭审中，广东电力公司提交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调取刘阳阳的银行账户，证明恒泰公司从刘阳阳处收取了相关款项。恒泰公司质证认为，双方施工合同中约定全部价款由广东电力公司转入恒泰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结算，广东电力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依照合同约定向恒泰公司履行转款行为的事实，至于刘某某通过其本人账户向他人转账的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恒泰公司提交的刘某某的银行流水记录系复印件，无原件及其他证据佐证为支付涉案的工程款，故对广东电力公司主张通过刘某某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4.关于恒泰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庭审中，恒泰公司提交了其与河南优迈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及证明，以证明其为履行涉案工程而购买设备材料。广东电力公司质证认为除了证明有原件以外，其他的材料均无原件，对于无原件的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成立，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使用，上述证据系恒泰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跟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恒泰公司提交的证明、买卖合同、交货单系其与他人形成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查明，2015年7月2日，涉案工程全部完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恒泰公司与被告广东电力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恒泰公司已按照涉案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履行施工义务，且涉案工程已投入使用，被告广东电力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恒泰公司主张被告广东电力公司支付工程款900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被告广东电力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给原告恒泰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故其主张被告广东电力公司从应付款项次日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起算时间为：合同总价款95%即8550000元从2015年7月3日起算，合同总价款5%即450000元从2016年7月3日起算。被告广东电力公司辩解原告恒泰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被告广东电力公司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为2016年7月2日，原告恒泰公司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7月3日起算，原告恒泰公司在2019年7月2日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广东电力公司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南恒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9000000元及利息（其中8550000元从2015年7月3日起算，450000元从2016年7月3日起算，均计算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利息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河南恒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420元，由原告河南恒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34元，由被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83786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广东电力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三份证据：一、（2019）豫0105民初577号案件的开庭笔录，拟证明本案的被上诉人是在重复获利的问题。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辖145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拟证明刘阳阳由于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等罪名，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最后是由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负责审理。三、一份银行流水清单，是刘阳阳的工行账户给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朱永明汇款的一个凭据，拟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全额超额收到了全部的工程款，不存在着任何欠款的事实。被上诉人恒泰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这三份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对于证据一，对于这729000元费用的问题，如果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这729000元的情况下，我们明确表示同意将这729000元从我们的执行款中扣除。证据二是复印件，无法确定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而且从时间上看，也并非本案原审判决作出以后才作出的，因此应该不属于新的证据。证据三是复印件，而且这个时间是2016年，也不属于本案新的证据，况且上诉人提供的转账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恒泰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在已经生效的（2019）豫0105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中，判决广东电力公司偿付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货款1915121.5元，其中包括恒泰公司所欠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的货款729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应当追加刘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上诉理由。本案证据上街区110、220KV输电线路改迁工程的会议纪要显示，刘某某是广东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且会议签到表上刘某某签署的工作单位为广电一局，职务为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等，而广东电力公司派往该项目的项目部经理李桃孟在上述会议签到表上的多次签名在刘某某的签名之下，并紧随刘某某的签名，工作单位显示为广电一局。可见，在涉案工程施工现场，刘某某以广东电力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负责施工，对此事实，广东电力公司应当是知晓的，且未提出异议。从以上刘某某所造成的外观表象看，恒泰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某某是有权代理广东电力公司的、刘某某代表广东电力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是履行职务行为。且（2019）豫0105民初57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广东电力公司和恒泰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事实，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关于应当追加刘某某作为被告参与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恒泰公司存在明知自身已超额收款却仍恶意隐瞒并提起本案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广东电力公司称，刘某某通过其名下江西智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本人的银行账户向恒泰公司支付了巨额款项，而恒泰公司是通过其员工王某某、胡某某、朱某某等人的账户收取了该些款项。恒泰公司认可刘阳阳向恒泰公司的工地负责人王某某个人账户转款100多万，但不认可该款项是案涉工程的工程款，认为是王某某协助刘某某办理供电手续、铁路跨越报建等相关手续的费用。因案涉合同约定，案涉工程的全部价款由广东电力公司转入恒泰公司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广东电力公司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向恒泰公司支付案涉合同的工程款，故对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恒泰公司在一审中称从未收到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如有证据能够证明恒泰公司恶意隐瞒已经收到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构成虚假诉讼，恒泰公司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广东电力公司亦可向有关部门反映。在已经生效的（2019）豫0105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中，已判决广东电力公司代恒泰公司支付恒泰公司所欠郑州矿缆电缆销售有限公司的货款729000元。如广东电力公司已履行上述判决所确定的付款义务，在本案执行阶段，则应将该729000元从本案执行款中予以扣除。综上所述，广东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20元，由上诉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电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家祥审判员  董正方审判员  郭凤彩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时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