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映，女，199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娟，湖南吟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2009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现住。法定代理人：任某，系周某1之母。法定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子游，湖南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凌珺，女，198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宣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雪阳，湖南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映因与被上诉人周某1、张凌珺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宁乡市人民法院（2019）湘0124民初1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张凌珺赔偿被上诉人周某1的全部损失；2.被上诉人张凌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一审判决的事实依据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上诉人并非本案赔偿主体,真正的赔偿主体应当为被上诉人张凌珺,被上诉人张凌珺应对被上诉人周某1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上诉人并非借用被上诉人张凌珺自住兼开办培训班的房屋并以自身名义面向儿童招生进行中国舞培训,被上诉人张凌珺提供培训场地、积极招生、联系学生家长等行为也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述的帮助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凌珺之间实系聘用关系。1.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张凌珺开办的培训机构“青草地画室”招聘的舞蹈老师,在培训机构提供的场地实施教学合理合规,并非借用场地开办学校。2.被上诉人张凌珺一直负责舞蹈培训班的招生事宣,上诉人在上课前仅知道大致有几个学生来上课,并不清楚学生具体是谁,在课后方和学生家长有联系,上诉人并未以自身名义对外招生。3.被上诉人张凌珺作为培训机构负责人，除提供培训场地、招生、联系学生家长外，还负责安排上诉人舞蹈培训上课时间、收费定价及优惠减免方案等事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凌珺非亲非故，一审法院仅用“帮助行为”一说便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凌珺之间的聘用关系,认定上诉人系自主开办培训班,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层面来看,都难以自圆其说。但是,被上诉人张凌珺作为聘任方,以聘任方的应尽职责来看,上述种种行为合情合理，故一审法院所述的“帮助行为”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凌珺之间实系聘用关系。（二）上诉人在事发当天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聘任方，即被上诉人张凌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上诉人为“青草地画室”培训机构的舞蹈老师,事发当天的舞蹈教学行为是在履行老师的职务,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且在履职过程中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错,所以,被上诉人周某1受到伤害的后果应当由聘任方即被上诉人张凌珺承担。（三）上诉人在事发当日没有过错,处理措施得当,已经尽到必要、合理的防护及安全保障义务。1.被上诉人周某1已经熟练掌握了下腰动作,能够独立完成该动作,而熟练掌握该动作后再练习并不需要老师辅助；2.被上诉人周某1虽在学习过程中摔倒,但在上诉人的指导下休息后,继续参与学习,下课后被其母亲接走,行走正常，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周某1受伤一事无法预测；被上诉人周某1的母亲在下课后将其接走,到家后向上诉人反映情况,上诉人立即建议其马上就医检查,同样已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就被上诉人周某1的损失承担80%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张凌珺实系本案的赔偿主体，应对被上诉人周某1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周某1的家长应认识到参加舞蹈训练存在一定危险性，可能造成损害,在此前提下仍坚持送被上诉人周某1参加舞蹈训练,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将参加舞蹈训练可能造成脊髓损伤与参加舞蹈训练存在一定危险性、可能造成损害一事划为等号,认为参加舞蹈训练可能造成脊髓损伤与参加舞蹈训练存在一定危险性、可能造成损害同样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应知、能知的常识,进而判定被上诉人周某1家长不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完全属于混淆概念。本案中,被上诉人周某1系在其家长安排下参加舞蹈培训,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应认识到参加舞蹈训练存在一定危险,因此被上诉人周某1的监护人也有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上诉人周某1应自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三、被上诉人周某1的诉求赔偿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周某1辩称：一、上诉人没有合法的教师资格证，并非专业的舞蹈教师，也不具备儿童舞蹈教学的技能和方法，上诉人在对答辩人教学的过程中没有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安全防护，导致答辩人在舞蹈学习过程中受伤，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上诉人提供的“ＣＤＡ少儿歌舞专业委员会”颁发的“中国舞国家Ａ级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证书”不是合法的教师资格证，上诉人不具有舞蹈教学资格。2.答辩人受伤系上诉人未提供安全保护，且教学方法错误所致。二、在答辩人进行舞蹈训练时，上诉人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其应当预见到舞蹈动作本身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并有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应当明确告知答辩人及其监护人舞蹈训练的危险性，对家长、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对家长陪同作出要求，推荐学员自行购买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等。本案上诉人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防范风险，未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三、答辩人的监护人都不是学舞蹈的专业人员，根本不知道舞蹈训练存在如此大的危害，而且上诉人也没有告知答辩人及其监护人舞蹈训练的危险性。张凌珺辩称：上诉人与答辩人不存在聘用关系，也不存在合伙关系；答辩人只是提供了免费的场地且场地没有安全隐患，周某1受伤与答辩人没有因果关系。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映、张凌珺按份赔偿周某1损失共计1933824.54元，不要求张映、张凌珺互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凌珺自2016年9月起对外发布“青草地画室”招生信息，并租用坐落于宁乡市玉潭镇龙凤花园37栋1单元202室的房屋自住兼开办培训班，主要从事儿童画培训及课后作业辅导等。张凌珺未取得《教师资格证》，开设培训班未经行政机关许可或者备案。张映系2017年6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表演（音乐剧）专业，同年1-6月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参加短期培训后（张映自述累计约15天），经“ＣＤＡ少儿歌舞专业委员会”颁发了标注为“中国舞国家Ａ级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证书”，随后在艺术培训学校从事舞蹈培训教学。因张凌珺的女儿曾在该校接受张映的舞蹈授课，张凌珺因此与张映相识。2018年3月，张映借用前述龙凤花园37栋1单元202室，面向儿童招生进行中国舞培训，张凌珺为张映的培训提供场地并曾帮助张映推介生源、联系学生家长。参与张映提供舞蹈培训的共6名儿童，学费均由张映收取和使用，其中张映免收了张凌珺女儿参加培训应交的学费，以此回报张凌珺在生源介绍、场地等方面提供的帮助。该培训班从3月3日开始，每周授课一节。2018年6月2日，周某1在参加培训时练习下腰动作，在周某1先后完成多个下腰动作后，张映指示周某1应加大下腰幅度（指弯腰后支撑身体的双手和双脚尽可能接近），但未指导其适度动作、未予扶托保护。随即周某1在加大幅度下腰时摔倒，一度坐地未起。课后周某1回家，发现有下肢肌力改变等症状，遂被家长送往宁乡市人民医院就诊，诊断意见为：“双下肢麻木，原因待查。脊髓损伤？脊髓震荡？”。后周某1先后被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门诊，后续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大学附属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共计301天，共用去住院费245951元（其中67524.04元已经城乡医疗保险统筹支付，21605.88元经商保大病支付）。此外，周某1还因伤先后在宁乡市人民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博爱医院、宁乡市中医医院、灰汤卫生院、白马桥卫生中心所门诊支出费用1525.83元，购置医疗辅助及康复器具支出6299.9元。2018年12月14日，经周某1的法定代理人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周某1伤情为：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直肠，评定为三级伤残，伤后需两人护理180日，一人护理185日，营养期限评定为240日。周某1因前述鉴定支付鉴定费用2300元。此后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6月17日鉴定周某1伤情为：1.周某1伤残等级为三级伤残，人体致残率为80%；2.护理期自受伤之日起至本次伤残评定之日止，营养期240日；3.周某1的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直肠等伤情与2018年6月2日参加舞蹈练习时下腰摔倒存在直接因果关系；4.周某1伤后至送医之前存在二次伤害的依据不足；5.后续医疗费建议以当地三甲医院或康复医院收费标准，或以实际产生的费用为准；6.周某1评残后日常生活不能自理，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大部分依赖,护理人数原则上为1人护理，伤后早期住院期间可以增加1人帮助；7.残疾辅助器具可配置站立或行走的下肢矫形器辅助器具和必要康复器材，排便及排尿护理及用品，轮椅。周某1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650元。周某1伤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张映支付给周某117000元。此外张凌珺已支付给周某110000元。在一审庭审中，周某1法定代理人自述周某1伤后两人护理的时间为60天，其余时间为1人护理。在一审诉讼中，周某1表示同意定残后的护理费暂计算五年。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过错及责任的分析认定。（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曾对120例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进行研究（可参见《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120例临床特征分析》，载于《中华医学杂志》2016年1月12日第96卷第2期）发现：120例伤病案中因体育运动致伤的60例（50%），均为舞蹈下腰所致。其病理分析为患儿下腰时胸椎极度过伸，脊髓也相应被拉伸，由于儿童脊髓顺应性远远小于脊柱，当达到临界值时可引起进入脊髓血管损伤。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李成勋的《儿童胸段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4例的诊断与治疗》（载于《广西医学》2010年5月第32卷第5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学院刘卫的《特殊类型的脊髓损伤：儿童无脊椎骨折的急性脊髓损伤》（载于《中国康复》2008年10月第23卷第5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方征宇、尤春景的《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诊治思维》（载于《中国康复》2017年8月第32卷第5期）等医学临床研究均表明跳舞下腰是导致儿童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常见致伤原因之一。以“下腰脊髓损伤”为关键词使用“百度一下”搜索可见，低龄儿童舞蹈下腰时导致脊髓损伤的事例近年来时有发生，随着学生家长对孩子艺术体育等素质教育日益重视，该类损伤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因儿童脊髓损伤并非常见损伤，前述机理尚系医学、舞蹈教学等一定专业领域内的认知，已引起部分媒体关注报道，但尚未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应知、能知的常识；（二）因儿童对风险预知和防范的能力明显不足，故面向儿童开展舞蹈教学不能仅以教学者自身具有舞蹈技能即为充分条件。除自身有舞蹈专业技能外，培训者还应当具备必要的教育、心理、运动损伤预防与处置等知识，能了解儿童身心特点进而正确把握教学方法、教学要求、防范损伤事故。张映虽有师范大学表演（音乐剧）专业学习背景，但没有证据证明张映掌握了面向儿童舞蹈教学的前述知识，也未取得教师资格。其经短期培训后取得“ＣＤＡ少儿歌舞专业委员会”颁发的标注为“中国舞国家Ａ级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证书”，不属于法定意义的教师资格证。该“ＣＤＡ少儿歌舞专业委员会”既非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协会具有专业资质授予或认证的行业资格，因此前述证书不能证明张映有面向儿童舞蹈教学的资格和能力。在2018年6月2日的培训教学中，张映指导周某1等练习下腰动作并没有采取扶托学生腰部等保护措施，没有合理安排学生练习、休息间隙，反而在周某1已连续多次下腰练习后指示周某1加大幅度，在周某1按要求加大幅度下腰时未指导其适度动作、未予扶托保护，导致周某1脊髓极度过伸致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映不具备面向儿童开展舞蹈培训教学应有的能力，作为培训者在招收儿童、教学培训中未向周某1及其家长告知及警示有关风险，未引导家长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培训中又未能采取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保护措施、教学方法，导致周某1在按照张映要求加大下腰幅度时受伤，应认定张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三）张凌珺作为违规开办校外培训机构的主体，为张映的培训提供场地，并利用学生家长对其的信任帮助张映推介招生、联系学生家长，其有义务对张映是否具备面向儿童开展舞蹈培训教学的合适能力、教学培训是否符合安全保障要求进行审查和监督。但张凌珺未尽上述义务，客观上帮助了张映的侵权行为得以顺利实施，促成了侵权行为及结果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张凌珺亦应承担过错责任。因周某1明示放弃要求张映、张凌珺互负连带责任的权利，故综合张凌珺的帮助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主观过错程度、获利情况，一审法院酌定张映应就周某1损失中的80%承担赔偿责任，张凌珺负担20%；（四）自甘冒险行为是指受害人已经或者应当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之危险的情形，其构成要件之一即为冒险行为人对于危险和可能的损害已经或应当预见。虽然儿童舞蹈练习下腰动作时导致脊髓损伤的事例时有发生，但有关机理尚系一定专业领域内的认知，尚未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应知、能知的常识。在通常观念上，参加舞蹈培训亦区别于足球、篮球等对抗性体育运动，属于较为安全的艺术类活动。因此在张映作为招生方未明示有关风险的情形下，不能苛责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当预见跳舞培训的危险性，故不应适用自甘冒险行为规则而减轻或免除张映的责任；（五）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面向儿童舞蹈培训依法需经行政许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系事故发生后方制定发布，不应适用于案件。因此对张映辩称周某1的法定代理人明知“青草地画室”或舞蹈培训班未取得办学许可仍送周某1参加培训，具有过错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且，即便面向儿童舞蹈培训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考虑到培训方与受训方在专门知识、获利程度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亦不应据此而以受害人有过错为由减轻培训主体的赔偿责任。否则事实上将导致同类事故发生后，依法取得办学许可的培训主体承担责任更多、未取得办学许可的培训主体反而能相应减轻责任的结果，有悖法律对社会行为的指引价值；（六）从风险防范能力、预防责任分担的角度来看，张映面向儿童提供舞蹈培训服务，相比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具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储备和知识视野，对儿童舞蹈培训可能存在的风险更有能力也更应当预见。且讼争舞蹈培训的对象系儿童，对培训授课者的信赖意识、服从意识更强，缺乏独立判断、预见和防范风险发生的能力，因而风险预防责任也主要应该由培训者承担。基于上述原因，一审法院在案件中对张映课以风险防范及救济的责任，认为张映作为培训者应当预见、应当向周某1及其家长警示儿童参加舞蹈培训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应当在培训中采取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保护措施、教学方法，符合法律的公平精神及预防、制裁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法立法目的。二、关于损失核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三十五条规定，核定周某1损失如下：1.住院费245951元、门诊费1525.83元、医疗辅助及康复器具支出6299.9元。其中经城乡居民医保或商保大病统筹支付的部分，因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保障相对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而非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周某1在保险机构所得的利益亦系基于其投保行为，与侵权行为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不符合损益相抵原则，故对张映辩称周某1医疗费用中经保险理赔的部分应不计入损失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并结合周某1住院治疗的具体情况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裁判标准，应按60元／天确定，即18060元（301天×60元／天）；3.护理费。根据周某1法定代理人自述周某1伤后两人护理的时间为60天，其余时间为1人护理，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计算至定残日前（2018年6月2日至2018年12月14日）为42775.03元（61227元×60天×2÷365天＋61227元×135天÷365天），定残后，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结合鉴定意见暂计算5年为244908元（61227元／年×0.8×5年）；4.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确认营养期为240日，一审法院酌定营养费为4800元；5.交通费，考虑周某1伤情、行动能力及多次多地求医的实际，尤其是在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2次，赴北京接受伤情鉴定1次的情况，周某1主张其因伤支付交通费5272.5元，一审法院酌情均予确认；6.残疾赔偿金587168元。按湖南省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即587168元（36698元／年×0.8×20年）；7.两次司法鉴定费5950元。综上1-7项，一审法院核定周某1在本次事故中的经济损失为1162710.26元。上述损失，应由张映承担930168.2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综合张映的过错程度、损害结果尤其是获利情况等，一审法院酌定张映还应赔偿周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减去张映已支付的17000元，合计张映还应赔偿周某1948168.26元。张凌珺应赔偿周某1232542元，减去张凌珺已支付的10000元，张凌珺还应赔偿周某1222542元。综上所述，对周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张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周某1各项损失948168.26元（不含此前支付的17000元）；二、张凌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周某1各项损失222542元（不含此前支付的10000元）；三、驳回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4元，减半收取2977元，由张映负担2420元，张凌珺负担557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庭审中，张映当庭陈述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费用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映的教学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2.周某1父母是否应当承当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映主张，培训班系张凌珺开办，张凌珺在辗转招募到张映当培训班的舞蹈教师教授儿童舞，张凌珺负责联系生源、提供场地、安排课时、确定学费等事项，张映只是该培训班的教师，提供舞蹈教学服务，故张映在事故发生时的教学行为为职务行为。张凌珺主张，自己只是为了方便女儿练习舞蹈，正好家里又有空置场地，才免费提供场地给张映进行舞蹈教学，培训班是张映自己开办的，张映与张凌珺之间并无聘用合同，也不构成合伙关系，不存在职务关系。本院认为：1.张映主张其舞蹈教学行为为职务行为，应当举证证明张映、张凌珺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等。但本案中，张映既不能提供双方签订的任何书面合同，也不能证明双方就授课条件、课时数量、报酬分配、风险分担等方面达成了口头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张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为，张映关于主张其受雇于张凌珺、事发时正在履行职务的抗辩理由，应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讼争舞蹈培训班共有6名学生，其中，除张凌珺女儿以外的其余5名学生的培训费用均直接交给了张映，张映收取学费后，直接将学费用于其本人日常生活开支。张映虽主张其收取的培训费是抵付工资，但收取培训费用的时间在2018年3月份开课前后，此时授课次数较少，收取的费用明显超过发生的工资额，张映的主张违背常理。（2）微信记录显示，张凌珺曾于2018年3月5日向张映转账680元，张映未收取，并回复：“她不用交的”“房租的话我也要稍微意思一下，毕竟你也是租的”。可见，张映不仅有权决定减免培训费，且主观上认为房租应当由其本人支付，这与其当时是在履行职务行为的主张相悖。（3）微信记录显示，张凌珺虽与张映多次商量试课和上课时间，但最终上课时间取决于张映的意见，张凌珺只是提供了建议。（4）舞蹈培训用的垫子系由张映购置，该行为与雇员身份不符。（5）本案一审中，虽张映提供的其与张凌珺的通话录音中，张凌珺有“跟他说，我请你来这里教的”的表述，但该录音并不完整，且该表述与本案的其他事实无法相互印证，不足以证明张凌珺、张映之间为雇佣关系。综上所述，张映可以决定培训费用的收取、减免和使用、培训设施购置、培训时间安排等事项，同时还有支付房租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张映在培训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培训班的实际负责人。3.舞蹈培训班运营期间，张凌珺提供了教育场地，并利用其开办画室、认识较多学生家长的便利进行招生，一审法院认定张凌珺实施了帮助行为，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周某1父母的法定代理人将女儿送到“青草地画室”进行舞蹈培训，系基于对培训班和培训老师的信赖，即信赖培训班和培训老师有合格的培训资质，但张映作为舞蹈培训老师，明知自身没有取得培训资质而未向周某1及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说明；张凌珺作为舞蹈培训班的招生联系人，未详细了解授课老师资质的情况下进行招生推广，均有负于学生及家长的信赖。张映、张凌珺作为舞蹈培训的组织者、实施者，对舞蹈培训所存在风险的认知应当高于学生及家长，但两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采取了向学生及家长明确告知学舞蹈培训的危险性、对家长陪同作出要求、推荐学生自行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措施来提高家长对风险的认识，故周某1及其监护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张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54元，由张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欧阳华审判员  胡益民审判员  李 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欧阳云书记员张晓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