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03民初4257号 原告：青岛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崂山区东海东路73号23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涛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涛，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红伟，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256号颐和大厦2号楼402室。 负责人：陈树法，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井泉，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凤林，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山东建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红梅，女，197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告：邹宝峰，男，197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黑虎泉北路69号。 负责人：孙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茂卿，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秦月，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青岛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与被告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越律所”）、被告王凤林、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济南分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28日、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永涛、吕红伟与被告恒越律所的负责人陈树法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井泉、被告王凤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健、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茂卿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秦月第一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恒越律所代理原告大禹公司诉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两案中没有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致使无法追回工程款，存在重大过错，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并判令被告赔偿过错造成的工程款损失24453322元、其他损失865828元（包括两案律师费203828元、青岛海事法院两案诉讼保全费376000元、审计费186000元、荣成法院和威海中院律师代理费100000元），共计25319150元；2.被告王凤林、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为被告恒越律所代理原告大禹公司诉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两案及执行上述两案时恒越律所的合伙人，应当对被告恒越律所的过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大禹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将第1项诉求中的“其他损失”金额865828元减少为55244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原称为“淄博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0日企业名称变更为“青岛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2009年7月31日，淄博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与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喜公司”）签订了《船坞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9月10日双方签订《荣喜新港10000吨级码头工程施工合同》，在上述工程的履行过程中，因荣喜公司拖欠原告工程款，被告恒越律所代理原告于2012年8月14日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船坞建造合同纠纷诉讼[（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码头建造合同纠纷诉讼[（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并提出了财产保全，诉求荣喜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债务利息。经青岛海事法院查明，荣喜公司已于2013年3月7日将船坞工程投入使用；原告未将码头工程施工完成，大禹公司与荣喜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双方签订的码头工程施工合同。青岛海事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判决荣喜公司支付大禹公司船坞工程款18900431.28元、利息854236.49元，同时判决荣喜公司支付大禹公司码头工程款6185671.18元。在诉讼中被告恒越律所代理大禹公司方均未提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张。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已经申请对（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案在青岛海事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案件（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申请执行过程中，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2015）荣民三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重整，并于2015年1月5日作出（2015）荣民三破字第1-1号民事决定书，指定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工作协调小组、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山东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2015年1月28日原告向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2016年6月6日，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在第二次债权人大会上确认原告的债权为25940338.95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原告对该认定存在异议，遂于2017年5月4日向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2017）鲁1082民初2696号]，请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债权25940338.95元行使优先受偿权。在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696号判决书认定：大禹公司和荣喜公司均认可大禹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分别为2013年3月7日及2013年6月18日后6个月内，即至2013年9月6日及2013年12月17日止。虽然大禹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向青岛海事法院就欠付工程款的事项提起诉讼，但在诉讼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求确认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之主张。且原告方在涉案船坞工程交付使用后及码头合同解除后6个月内，亦未就其享有的优先权主张权利，故原告主张的该优先权超出法定期限，其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终12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48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大禹公司的再审申请。根据荣喜公司管理人在第二次债权人大会上确认原告的债权为25940338.95元，为普通债权，受偿比例为20万元以下普通债权100%清偿，20万元以上部分普通债权按5%清偿，原告实现的债权为1487016.95元。不能实现的债权损失为24453322元，其他损失865828元（包括两案律师费203828元、青岛海事法院两案诉讼费保全费376000元、审计费186000元、荣成法院和威海中院律师代理费100000元）。被告恒越律所接受原告委托后，先行起诉立案，并于2013年3月5日和2013年3月6日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13]恒越律委字第5号、[2013]恒越律委字第6号、补充协议。在委托协议书中，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权限为一审、二审、执行程序的代理人。原告认为，被告须认真负责保护原告合法权益，按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法的规定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完成受托事项，原告委托被告从起诉到执行的全过程，目的是拿到工程款，被告作为法律专业队伍人员，应对整个案件有一个全盘设计和规划，以专业知识和技能避免重大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案件（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诉讼中，被告恒越律所代理大禹公司未提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张，致使原告工程款本该优先受偿债权无法得到保障，被列入普通债权，是原告工程款不能追回的原因，被告的重大过错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代理案件的王凤林律师和第三、第四被告是被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即使他们退伙，他们对退伙前的原因引起的债务仍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为恒越律所及律师承保了职业险，因此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鉴于此，原告为保护合法权益，诉之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恒越律所辩称，一、大禹公司认为“恒越律所在接受委托后未向法院提起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诉求，存在过错，应对其损失予以赔偿”的观点不成立。（一）涉案两工程系违法建筑，大禹公司自始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原告承包的涉案船坞、码头建设工程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系违法建筑，依法应当予以拆除，而且本案原告明知荣喜公司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仍然违法施工，违法建筑不能依法取得相应物权，也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因此，原告对涉案工程自始就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违法建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这一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二）施工合同无效工程、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附属工程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为当时审判实践的主流观点。根据最高院的审判观点，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仅限于承包人；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合法有效。在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过程中，对涉案船坞工程施工合同已经认定由于超越资质为无效合同，涉案码头工程和船坞工程一样，属于无任何规划审批手续的违法建筑，其施工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当事人承担的是返还财产和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的责任，即具有普通债权属性。（三）可以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工程应当是适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而涉案船坞、码头工程均具有特定用途，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且又属于港口建设的附属工程。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或附属工程根本不能折价或拍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告也不能主张优先受偿权。（四）大禹公司在立案之前就已超过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案件已经查明，2011年11月8日涉案船坞主体工程实际完工，2011年11月30日原告向荣喜公司发出《竣工验收申请》，荣喜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后未组织验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因此，2011年11月30日应为涉案船坞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而涉案码头工程没有完成施工双方即解除了合同，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1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4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建设工程实际竣工的，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从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算，建设工程没有竣工的，从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起算。根据上述规定，涉案船坞工程和码头工程在2012年8月14日大禹公司起诉之前就已超过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实质上已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至于大禹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到的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696号判决书已经认定“大禹公司和荣喜公司均认可大禹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分别为2013年3月7日及2013年6月18日后6个月内”的问题，那是该案原、被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代表法律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确定是法定的，不是意定的。而且荣成市人民法院的认定已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4814号裁定书改变，不能作为认定起算点的证据使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4814号裁定书也未对起算点做出明确认定，而是从最大限度给予大禹公司权利救济的途径作出“没有损害申请人权益”及“并无不当”的笼统陈述，认为不论起算点如何确定，即便放宽到该案原被告双方意定的2013年3月7日或6月18日，原告在2017年5月提起优先受偿权的诉讼，都远远超过了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对“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裁判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而对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准确认定，在本案中却有重大关系，法院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本案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认定。（五）大禹公司已自认立案时就主张了优先受偿权。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696号判决书作出后，大禹公司提起了上诉和再审，其在上诉状和再审申请书中主张其2012年8月14日提起一审诉讼时，主张了优先受偿权。根据法律规定，这属于大禹公司的自认，对此恒越律所无须再举证证明大禹公司自认的事实。而现在，大禹公司又提起本案诉讼，主张2012年8月14日起诉立案时恒越律所已接受代理并且没有为大禹公司主张优先受偿权，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六）优先受偿权不是法定必须主张的权利。根据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制度设计，优先受偿权是一种“选择性权利”，不是法定必须一并主张的权利。当事人在提起索要工程款的诉讼时，可以根据被告的资产状况、偿债能力等因素，选择行使或不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而在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案件中，大禹公司在提起诉讼时均足额查封了被告的财产，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查封财产足以保证其债权的实现。在这种情形下，优先受偿权就不是必须一并主张的权利，大禹公司可以选择不行使（实际上根本不能行使）。此外，在上述两案中，**良也是大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且为大禹公司的员工，参与了涉案工程建设的众多环节和全部诉讼程序。因此，**良及大禹公司对足额查封荣喜公司的财产是完全清楚的；二、恒越律所按照约定履行了法律服务合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012年8月14日，大禹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两案诉讼，并于2013年3月5日、6日与恒越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自此大禹公司与恒越律所之间建立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从两案诉讼立案及委托代理时间来，大禹公司在委托恒越律所之前两案的诉讼请求就已经确定。大禹公司委托恒越律所代理上述两案，其目的是明确的，即委托恒越律所运用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庭审活动，使大禹公司在（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两案件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支持。恒越律所自2013年3月5日、6日接受大禹公司委托至2014年10月一审法院判决，历时一年七个月，五次开庭审理，最终大禹公司的诉求得到了法院支持，荣喜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也被驳回，大禹公司委托诉讼目的已经实现。本案为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而非侵权之诉。恒越律所是否应对大禹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恒越律所在履行《委托代理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恒越律所与大禹公司所签《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恒越律所的义务概括为三点：一是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二是按时出庭，三是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隐私保守秘密。纵观案件代理过程，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最大限度的支持，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也不存在恒越律所律师未按时出庭和未保守秘密的情形。因此，本案中恒越律所不存在违背协议约定的任何行为，无违约则无责任。为核查恒越律所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是否有《律师法》规定的违法执业行为，恒越律所调取了两案的一审卷宗，通过阅卷，可以看到恒越律所律师为该案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未发现有《律师法》规定的违法执业行为；三、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一）上面已经提到，大禹公司在确认优先受偿权案件的上诉状和再审申请书中均主张其在2012年8月14日提起一审诉讼时，就主张了优先受偿权，或者说就意识到了优先受偿权的问题。那么，即使如大禹公司所述，是恒越律所的律师在2012年8月14日立案时该主张而未主张优先受偿权，大禹公司直到2019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向恒越律所主张权利，其诉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二）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案件判决生效后，决定裁判结果的因素已经确定，如大禹公司认为恒越律所在诉讼过程中遗漏优先受偿权，其直到今天才提起诉讼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四、大禹公司向恒越律所主张损失赔偿2531915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恒越律所的律师在代理案件中，大禹公司诉求已得到法庭支持，代理工作不存在违约行为。法院判决的工程欠款本息未获全额清偿，根本原因是被执行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这是大禹公司正常的商业风险，也是国家破产法规定的强制程序所造成。大禹公司将因被执行人破产而未获清偿的部分作为损失转嫁给恒越律所及律师，既无法律依据，又不符合客观事实。（二）至于大禹公司诉称的其他损失，一部分系诉讼费、保全费，早在大禹公司委托恒越律所之前就已经交纳，这是两案启动诉讼程序的前提，系大禹公司必须承担的费用。一部分为鉴定费，系两案得以胜诉的必然支出。还有一部分是法律服务合同结束后，大禹公司另行支付第三人的律师费，对于该另行起诉优先受偿权的案件，在早已过期的情况下，再行起诉与恒越律所及律师无关，且案件均已败诉，是否向该案代理律师追偿与恒越律所无关；五、涉案代理律师等合伙人已经全部转所，恒越律所为事实意义上的新所，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2018年5月，恒越律所负责人与原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达成转让协议，原合伙人及工作人员全部退出原“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转至他所，财物清零，由恒越律所的新合伙人受让了“恒越”的字号，更换办公地址，重新装修，重新运营，恒越律所与之前的“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没有任何财产和人员连续关系。基于以上分析，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被告王凤林辩称，一、王凤林在诉讼代理中无过错。大禹公司起诉荣喜公司码头建造合同纠纷及船坞建造合同纠纷案件，诉讼请求的最终确立是大禹公司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权衡利弊后选择和确定的。大禹公司于2012年8月14日提起诉讼，后于2013年3月5日、6日与恒越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该所接受委托后指派王凤林担任代理人，王凤林全面、认真履行了代理义务，两个案件经过一、二审程序，大禹公司的诉求得到了支持，荣喜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也被驳回，王凤林在履行案涉诉讼代理合同过程中无任何过错；二、大禹公司对案涉建设工程不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一）大禹公司承包的案涉船坞、码头建设工程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系违章建筑，该建筑属于依法应当予以拆除的建筑，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违法建筑不能依法取得物权，不能依法转让处分，因此大禹公司对案涉工程根本不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二）案涉船坞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是开工后8个月，该工程于2010年6月20日开工，2011年11月8日案涉船坞主体工程完工，2011年11月30日大禹公司向荣喜公司发出《竣工验收申请》，荣喜公司未组织验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因此2011年11月30日应为涉案船坞工程竣工之日。（三）案涉码头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是2011年4月20日，该工程未实际竣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据此，案涉船坞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当在2012年5月29日前行使，码头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当在2011年10月19日前行使。大禹公司对案涉船坞建设工程款、码头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在起诉时就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三、大禹公司因荣喜公司破产而使生效判决不能得以执行，该损失是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商业风险，与恒越律所的代理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并且上文已述，大禹公司并不具备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按照事实与法律规定，其起诉时该权利也早已过期。大禹公司所主张的其他损失不能成立，诉讼费、代理费等是正常的诉讼支出，大禹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起诉的两案均已胜诉，诉讼费也判令由败诉方承担。大禹公司后期在荣成法院、威海中院提起的优先权诉讼，是大禹公司明知案涉工程无法主张优先受偿权且已过法定期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诉讼，所支出的诉讼费及代理费系自身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与王凤林没有任何关系，王凤林不应承担上述费用；四、大禹公司所诉超过诉讼时效。大禹公司在2015年1月28日向荣喜公司申报债权时，就已经知晓荣喜公司破产，至此大禹公司已经知晓其债权受损。自2015年1月28日至大禹公司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王凤林在代理诉讼过程中无任何过错，大禹公司的经济损失与王凤林的代理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大禹公司的诉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其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红梅辩称，大禹公司针对恒越律所的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大禹公司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邹宝峰辩称，大禹公司诉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大禹公司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辩称，一、人保济南分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原告提出索赔请求时已经超过保险期限，不属于人保济南分公司保险责任范围，人保济南分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人保济南分公司与山东省律师协会订立《律师职业责任保险》约定索赔基础：期内索赔制。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在本保险期限内由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负责赔偿。大禹公司于2019年6月6日提起诉讼，提出索赔请求，已经超过保险期限。无论是否构成保险事故，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人保济南分公司均已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本案不属于保险事故，人保济南分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保险事故为“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追溯期或保险期限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从事诉讼或非诉律师业务时，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并在本保险期限内由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负责赔偿”。结合王凤林律师答辩意见可知，本案中恒越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王凤林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王凤林律师全面、认真履行了代理义务，诉讼请求也是原告经过综合考虑、权衡利弊、深思熟虑最终确立的，因此不存在“由于疏忽或过失造成委托人经济损失”的保险事故；二、大禹公司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大禹公司本身不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案涉船坞、码头建设工程均未取得合法的规划、审批手续，无法取得合法物权，不具有变卖、拍卖、折价的法律基础。（二）退一步讲，即使大禹公司享有6个月除斥期间的优先受偿权，大禹公司也因自身原因导致优先受偿权丧失。结合王凤林律师答辩意见以及（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书、（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案件事实，可知案涉船坞工程款如果有优先受偿权应于船坞工程实际竣工日即2011年11月30日起6个月内行使，案涉码头工程款如果有优先受偿权应于约定竣工日即2011年4月20日起6个月内行使，显然大禹公司在委托恒越律所时即2013年3月5日已因自身未及时行使权利而丧失了优先受偿权；三、大禹公司主张损失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金额25319150元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工程款损失，大禹公司本身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即使有也因其自身怠于行使权利而丧失，因此其不存在损失。退一步讲，即使恒越律所有责任，荣喜公司破产的全部财产也不足够支付原告的全部工程款25940338.95元，另外25940338.95元并非大禹公司的实际工程款数额，其中还包含利息等款项并未扣除。所以大禹公司采用25940338.95元减去已实现债权数额来计算工程款损失的方式错误，且无事实基础。关于两案律师费203828元，恒越律所已经完成（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案件代理工作，完全履职且均取得胜诉判决，为大禹公司就工程款启动执行程序以及参与后续的债权人申报奠定良好基础。此项支出是大禹公司为主张工程款而作出的必要支出，并非损失。诉讼费、保全费、审计费均是大禹公司为维护自身权益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是其必要的、必然的支出，并非损失。无论大禹公司是否能够行使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该项支出均不会减少。关于荣成法院和威海中院律师代理费，大禹公司明知自己没有优先受偿权且即使有也已丧失的情况下，依然聘请律师启动诉讼程序，显然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另外，我国法律并不强制要求得请律师，因此聘请律师完全是大禹公司自主选择，不应作为损失计算。另外，大禹公司所谓的律师代理费数额均是其与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私自商议的结果，对恒越律所以及人保济南分公司无效力。综上，本案不构成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无任何责任，人保济南分公司无须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涉案工程为违法建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观点，同意前面被告的观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大禹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下列证据：一、大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名称变更登记查询结果；二、青岛海事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三份，起诉状复印件两份、恒越律所函复印件一份、大禹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协议两份、淄博市司法局证明一份、淄博市律师协会答复一份、淄博市司法局关于2018-2019年度律师执业保险费的通知打印件一份；三、青岛海事法院出具的（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诉讼费单据两份、律师代理费发票四张、青岛海事法院出具的保全裁定书复印件两份、保全费单据两份；四、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网站公告打印件一份、通讯录照片打印件一份、手机微信打印件一份、债权人会议资料一份；五、（2017）鲁1082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7）鲁10民终121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律师代理费单据两份、青岛海事法院出具的司法鉴定委托复印件一份、司法鉴定书一份、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回单复印件一份；六、录音光盘及整理笔录一份、王立枝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七、青岛海事法院提供的管辖权异议书一份、（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中止执行申请书复印件一份；八、荣喜公司及关联公司管理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照片打印件一份、恒越律所函打印件一份、王凤林律师执业证照片复印件一份、债权申报书照片打印件两份、执行中止申请书复印件一份；九、荣成市人民法院档案室提供的（2015）荣民三破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十、山东海洋渔业厅提供的照片打印件及青岛海事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十一、从荣喜公司破产人管理处调取的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两份。被告恒越律所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一、二、三、五、七、九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要求提供原件，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对第八组证据中除王凤林律师证复印件无异议外，其余证据要求提供原件，对第十组证据中青岛海事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山东海洋渔业厅提供的照片打印件要求提供原件，对第十一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被告王凤林、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第七、八、九、十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恒越律所的意见（各自作出部分补充），对第十一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的复印件证据部分认为应加盖相应档案查询公章，对原件部分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复印件证据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中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裁定书、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网站公告、债权人会议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通讯录照片、手机微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中的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材料因缺少第三方确认故不予认可，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对第七、九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八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十、十一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恒越律所在诉讼中提供下列证据：一、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两份；二、同样将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民事判决书作为本方证据，但证明目的与原告大禹公司的证明目的不同；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4814号民事裁定书；四、转让协议及变更手续一份；五、青岛海事法院执行卷宗封面及结案报告两份；六、青岛海事法院说明一份。原告大禹公司对被告恒越律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王凤林、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对被告恒越律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王凤林在诉讼中提供下列证据：一、《情况说明》（荣成市规划服务中心出具）一份；二、（2015）青海法执字第344、第345号结案报告一份；三、同样将青岛海事法院《说明》作为本方证据；四、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案件立案审批表各一份；五、《情况说明》（荣成市交通运输局出具）一份、威海市港航管理局威港航发（2009）122号文件一份。原告大禹公司对被告王凤林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恒越律所、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对被告王凤林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下列证据：一、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保险单一份；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一份；三、淄博市律师协会投保确认清单一份。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被告王凤林、被告陈红梅、被告邹宝峰对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五被告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一、第七、第九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2.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虽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中的复印件部分提出异议，但上述复印件已由作为案件参与者的被告王凤林对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予以确认；3.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四组证据中的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5）荣民三破字第1-9号裁定书打印件，因原告大禹公司后补充提供了由荣成市法院档案室调取的复印件（编为第九组证据），故本院对该裁定书证据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其内容已由案件参与者被告王凤林对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四组证据予以确认；4.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虽然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五组证据除判决书之外的其他证据均提出异议，但其有异议的其他证据具有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5.虽然部分被告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六组证据提出异议，但该组证据已经被录音对象即被告王凤林的确认，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6.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八组证据虽均非原件，各被告对此均未予认可，但该组证据主要体现被告王凤林为原告大禹公司从事代理事务的过程，证据所显示的内容与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7.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十组证据中的青岛海事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其内容已经过案件参与者被告王凤林的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各被告对第十组证据中的山东省海洋渔业厅文件照片件的真实性均未予认可，但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海域使用权的内容，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8.虽然各被告对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第十一组证据真实性均未予确认，但该组证据加盖有证据来源单位“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印章，故足以认定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至于该组证据在本案中能否证明原告大禹公司的主张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原告与各被告对于各被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被告恒越律所、被告王凤林、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大禹公司的现名称于2014年12月10日由“淄博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变更而来（为便于表述，以下均称为“大禹公司”）。原告大禹公司在2012年以荣喜公司为被告，向青岛海事法院提出两起民事诉讼，根据立案审批表显示，两案收到诉状的日期为2012年8月8日，立案日期为2012年8月14日，两案的案号分别为（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根据两案的民事诉状显示，（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案件诉求为原告大禹公司向荣喜公司索要10万吨级和20万吨级船坞工程的工程欠款19979277.97元及利息1914991元，（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案件诉求为原告大禹公司向荣喜公司索要10000吨级码头工程欠款7815123.80元及利息662201元，两案民事诉状上的落款时间均为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9日，由被告王凤林填写两份格式《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原告大禹公司委托被告王凤林在两案中作为参加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受托人的工作单位处填写为“山东恒越律师事务所”，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原告大禹公司在委托单位处加盖印章，但此时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于2013年3月5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2013]恒越律委字第5号、第6号）两份，约定原告大禹公司（协议甲方）就其与荣喜集团公司船坞建造合同纠纷及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案件委托被告恒越律所（协议乙方）代理，被告恒越律所指派被告王凤林律师为原告大禹公司的代理人，协议第五条均约定“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协议约定船坞建造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为190221元，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案件的代理费为115523元。同日，被告恒越律所让原告大禹公司签署了两份格式《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内容包括“不如实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的风险、费用的风险、判决结果的风险、执行的风险、期限的风险”等内容。2013年3月6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两份，就代理费支付期限作出具体约定。根据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代理费发票显示，原告大禹公司先后共计支付被告恒越律所律师代理费203828元。 青岛海事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对（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两案作出民事判决，且判决已生效。一、（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判令荣喜公司支付大禹公司工程款18900431.28元及利息854236.49元。现将判决中认定的主要及与本案相关的法律事实摘录如下：大禹公司（作为承包方）与荣喜公司（作为发包方）于2009年7月31日签订了《船坞工程施工合同》（包括10万吨级、20万吨级2个船坞），2011年11月30日，大禹公司向荣喜公司发出《竣工验收申请》载明：“我公司所从事的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船坞工程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毕，请贵公司尽快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进行验收！”。大禹公司《文件收发记录》载明工程款交付申请书、船坞竣工验收申请、荣喜船坞工程结算书分别由“苏波”于2011年11月30日和12月17日签收。2013年3月7日大禹公司拍摄的照片显示，船坞已经由荣喜公司投入使用。大禹公司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2010年4月9日增加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可以承包5万吨级及以下船坞船台和滑道工程等。现将判决中与本案相关的“本院认为”部分摘录如下：“大禹公司超越资质等级承包涉案工程，涉案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法律及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大禹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30日和2011年12月15日向荣喜公司发出《竣工验收申请》及6册工程结算书，至庭审结束荣喜公司未组织验收”，“之后，至少在2013年3月7日之前，荣喜公司将涉案工程投入使用”，“关于大禹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该主张涉及到工程款应当支付日期的认定。虽然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转移占有的确切时间，但荣喜公司已投入使用，应当认定涉案工程已实际交付。大禹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向荣喜公司发出验收申请，荣喜公司于当日予以签收，则该日期应当视为大禹公司交付工程的日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工程款的支付时间应当以涉案工程实际交付之日确定，则本案工程款应付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利息应自次日起算”。二、（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判令大禹公司与荣喜公司签订的《荣喜新港10000吨级码头工程施工合同》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荣喜公司支付大禹公司工程款6185671.18元。现将判决中认定的主要及与本案相关的法律事实摘录如下：2010年9月10日，大禹公司作为承包方、荣喜公司作为发包方签订了《荣喜新港10000吨级码头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工程范围和内容包括新建432米重块码头和原有183米码头修复，工程总包价为人民币1780万元，不再增加任何取费，工程开工日期2010年9月20日，竣工日期2011年4月20日，承包方工程船进场七天内发包方支付50万元预付款，进度款每两个月支付一次至已完工工程价款的60%，工程竣工满一年无质量问题，余款一月内付清。大禹公司工程船于2010年10月15日进场开工，于2012年9月20日撤出工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大禹公司、荣喜公司共同申请，本院委托振青（集团）事务所对本案所涉码头建造施工量、总量和比例进行司法鉴定。振青（集团）事务所于2014年2月16日出具“清振价咨字[2014]第003号”《建造施工量、总量及比例进行司法鉴定报告书》，鉴定结论为：建造施工总量为人民币10025048.92元，占工程总量的56.32%。按照鉴定机构鉴定的大禹公司完成的工程量，至大禹公司起诉时，荣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占已完工工程量的37.64%，荣喜公司仍有6185671.18元未付。2013年6月18日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没有合作基础，同意解除涉案合同。现将判决中与本案相关的“本院认为”部分摘录如下：“本案中大禹公司作为承包方，荣喜公司作为发包方，签订《码头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已经于2013年6月18日同意解除合同，原被告双方对未履行部分的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在解除合同时终结，解除合同前的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仍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大禹公司称因工程款严重不足而退出工程的证据充分”，“荣喜公司认为大禹公司擅自退出工程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不成立”。另，根据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振青（集团）事务所于2014年2月16日出具“清振价咨字[2014]第003号”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据显示，其中432米新建码头建造施工量占总量百分比51.32%，183米码头修复建造施工量占总量百分比5%，两项合计占比56.32%。 荣喜公司于2014年12月30日向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2015）荣民三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受理荣喜公司重整。荣喜公司及关联公司合并重整案，于2016年6月6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上向债权人及人民法院通报了《重整计划草案》。2016年11月30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荣民三破字第1-9号民事裁定，认定《重整计划草案》已经表决通过，批准荣喜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现将《重整计划草案》中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的内容摘录如下：“释义”项中“有财产担保债权”指依据破产法第82条第1款第1项，就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对债务人的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见《重整计划草案》第7页）……三、债权分类和债权调整方案（一）债权分类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包括13家债权人，涉及贷款金额为1065129216.03元……4.普通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包括债权已获法院初步确认以及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的168家债权人，涉及金额765642528.43元。前述金额中不包括有抵押担保债权未能清偿的部分。（二）债权调整方案1.有财产担保债权（1）纳入重整范围的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临港实业除外）的财产抵押担保的银行贷款金额为705192353.71元，按23%的比例进行清偿，清偿金额为162194241.35元，未清偿部分不再清偿。（2）临港实业有抵押担保的贷款本金为359936862.32元，按照100%的比例全额清偿，清偿金额为359936862.32元……4.普通债权（1）每家普通债权人20万元以下部分（含20万元）的债权全额受偿，清偿金额为18172318.72元。（2）普通债权超过20万元部分按照5%的比例受偿，清偿金额为37373510.52元，未受清偿的部分不再清偿。（见《重整计划草案》第15页至17页）四、债权受偿方案……（二）有财产担保债权以债权调整方案确定的清偿金额分五次清偿完毕，于每重整年度结束前支付。具体为：第一年度10%、第二年度15%、第三年度20%、第四年度25%、第五年度30%（见《重整计划草案》第18页）。另，根据《重整计划草案》所附“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重整案债权表（普通类，本次重整计划草案计算基数）”显示，大禹公司（序号75）申报总额25940338.95元、确认总额25940338.95元（见《重整计划草案》第30页），所附“普通大额债权清偿表（四）”显示，大禹公司（序号44）清偿总额1487016.95元（见《重整计划草案》第44页）。 2017年5月4日，原告大禹公司（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又以荣喜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要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确认原告的工程款本金25086102.46元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原告大禹公司民事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记载“法院认定被告已于2013年3月7日将船坞工程投入使用，码头工程合同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未超过行使期限”，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开庭时，荣喜公司未参加诉讼，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2017）鲁1082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表述为“本案中，涉案船坞工程于2013年3月7日投入使用，涉案码头工程合同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按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方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分别为2013年3月7日及2013年6月18日后6个月内”，但认为“原告虽于2012年8月14日向青岛海事法院就被告欠付工程款的事项提起诉讼，但其在诉讼中并（未）就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事实主张权利，且原告方在涉案船坞工程交付使用后及码头合同解除后6个月内，亦未就其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主张权利。故，现原告向被告主张该优先受偿权超出法定期限，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大禹公司不服，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荣喜公司在二审过程中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10民终12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记载荣喜公司在二审程序中提出的答辩理由为“原判正确，请求维持。”，“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大禹公司与荣喜公司均认可大禹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分别为2013年3月7日及2013年6月18日后6个月内，即至2013年9月6日及2013年12月17日止。虽然大禹公司于2012年8月15日向青岛海事法院就荣喜公司欠付工程款的事项提起诉讼，但在诉讼中并未明确提出要求确认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之主张……大禹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与荣喜公司就涉案两个工程在2013年9月6日及2013年12月17日之前协商折价或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大禹公司现主张就涉案两个工程的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超出法定期限”。二审判决作出后，原告大禹公司仍不服，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鲁民申4814号民事裁定，对原告大禹公司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裁定显示荣喜公司在再审程序中提交意见“……在（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案件中，法院认定案涉工程的交付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申请人至迟在2012年6月28日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申请人直至2012年8月14日才起诉。在（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案件中，双方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合同，但申请人直至2013年12月18日也没有行使权力……案涉工程为荣喜港的配套船坞码头，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宜进行折价抵顶和拍卖，而且该工程已经折价由重整方收购，因此也不宜作为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对象”，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阐述“在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案件所涉纠纷中……2013年3月7日，案涉工程投入使用。原审法院以2013年3月7日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没有损害申请人权益。在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案件所涉纠纷中，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于2013年6月18日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的原因在于被申请人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故原审以2013年6月18日作为申请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并无不当。”。 2017年，青岛海事法院曾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说明》[（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833号]一份，内容为：“关于我院审理的原告淄博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与被告荣喜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船坞建造合同纠纷以及码头建造合同纠纷两案，原告淄博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由于涉案船坞和码头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取得产权证照，没有监管单位，不便于采取保全措施，故原告口头提出查封涉案船坞和码头的申请时，本院建议原告提供其他财产线索予以保全。”。 2018年5月5日，被告王凤林（作为甲方、转让方）与被告恒越律所现负责人陈树法达成《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恒越律所转让事宜达成一致。一、本协议所称转让是指乙方及其他律师转入恒越律所，通过受让出资的方式接替甲方合伙人作为恒越律所新的合伙人，甲方及恒越律所其他律师转出该所。二、本所转让金额为25000元（不含税），由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给甲方……四、恒越律所转让基准日为乙方至少有三名律师转入恒越律所之日。转让基准日之前恒越律所资产、债权、债务归甲方，业务档案由甲方自行保管。转让基准日以后恒越律所资产、债权、债务归乙方。2018年5月10日至6月25日期间，被告恒越律所在主管部门完成变更备案事项，变更事项包括陈树法、姜海兵、魏玉莲、王井泉、马芸芸加入合伙人，王凤林、陈红梅、邹宝峰退出合伙人，负责人由王凤林变更为陈树法以及恒越律所住所的变更。 根据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提供的保单显示，山东省律师协会在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处投有“律师执业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10月13日零时起至2013年10月12日二十四时止，追溯期起始日为2011年10月13日。被告人保济南分公司未在本案中提供其他年度的保单。 原、被告各方存在争议的事实为：一、原告大禹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被告王凤林是大禹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案涉的落款时间均为2012年8月8日的船坞建造合同纠纷及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民事诉状系由被告王凤林于2012年8月5日起草，大禹公司加盖公章，之所以在立案后的2013年3月5日才与恒越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因为该案的时间比较紧，大禹公司与王凤林协商先起诉后补签手续。被告王凤林对于原告大禹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其主张诉状并非王凤林起草，当时大禹公司尚未确定由王凤林代理其案件的诉讼，因此也未与恒越律所签订代理合同，大禹公司同时还找了青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并更倾向于由青岛的律所代理该两起案件，因此只是在起草好诉状后向王凤林就诉状的形式要件及立案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相关咨询，因诉状中将“原告”称谓误写成“申请人”，王凤林仅就诉状中的形式错误提供了应当予以纠正的咨询意见，至于其他的实质性内容，因当时并未建立代理关系，故无审查义务。王凤林虽然是大禹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但是对于诉讼案件都是另行委托，王凤林直到2013年3月5日才实质性介入案件，之所以到2013年3月5日才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是因为大禹公司之前一直想找青岛的律所代理，后因青岛的律所收费较高，才最终由恒越律所代理。本院对此争议事实认为，因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王凤林对上述争议事实均只作出陈述，均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各自的陈述内容，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案无法对两份诉状是否由被告王凤林起草这一事实作出认定，但从被告王凤林的陈述可以看出两份诉状在向青岛海事法院递交前是经过其审查的。而被告王凤林在质证阶段认可原告大禹公司出示的两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9日的授权委托书中手写的内容均为其书写，通过该两份授权委托书中由被告王凤林填写的“委托权限”内容来看，其在当时即已获得代理大禹公司进行两案民事诉讼活动的“特别授权”。二、被告王凤林主张案涉船坞及码头工程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手续，其对此主张先是提供由荣成市规划服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申请法院调查令取得）一份作为证据，该《情况说明》载明以上工程未在其单位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原告大禹公司对被告王凤林提供的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根据相关规定，码头、船坞等港口建设项目，应当提交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出具的港口建设项目审批文件和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出具的港口岸线审批文件。海事管理机构在审批上述港口建设项目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时，应当审查申请人是否依法办理了港口建设项目审批和港口岸线审批的相关手续。被告王凤林提供的该份《情况说明》的出具单位是荣成市规划服务中心，不是港口管理部门，没有权限对案涉船坞、码头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规划许可。被告王凤林后又提供荣成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威海市港航管理局威港航发（2009）122号文件一份（再次申请法院调查令取得），其中《情况说明》（荣成市交通运输局出具）载明10万吨和20万吨船坞工程未在其单位办理规划审批手续，而威海市港航管理局文件证据的内容为“关于威海港靖海港点（荣喜港）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被告王凤林又据该两份证据主张案涉10万吨、20万吨船坞工程未办理任何规划审批手续，10000吨级码头工程仅办理了初步设计批复，但无港口岸线审批的相关资料，因此同样不具备完整的规划审批手续。原告大禹公司虽对被告王凤林后又提供的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申请对本案工程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予审理，理由为各被告证明工程违法是为了证实原告大禹公司没有优先权，而该问题已经有定论，确定船坞及码头为“违章建筑”需要相关行政部门作出认定。本院对此争议事实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山东省海洋渔业厅的文件具有审批文件属性，但其内容仅涉及对荣喜公司的两块海域使用权的批准，并未涉及其他方面的审批。三、原告大禹公司提供从荣喜公司破产管理人处（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的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两份，欲证实涉案船坞和码头的评估价值远远超过大禹公司的追偿数额，如大禹公司没有丧失优先权则完全可以全部受偿。各被告质证认为其上所列的被评估单位与本案诉争船坞、码头发包方并非同一单位。本院对此争议事实认为，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虽可确认，但其中涉及码头的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上列明的被评估单位为“山东荣喜港务有限公司”，涉及船坞的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上列明的被评估单位为“荣成市临港实业有限公司”，且船坞吨位也与案涉船坞建造合同载明的吨位不完全一致，因此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大禹公司欲证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被告恒越律所及被告王凤林律师在对原告大禹公司的案件代理过程中是否存在怠于履职未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从而导致原告大禹公司财产权益受损问题（主要体现为对我国“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问题及生效裁判文书记载的优先受偿权除斥期间起算点在本案中是否具有既判力的认识问题）以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方面。 在就原、被告各方的上述争议焦点进行逐一评判前，首先就原告大禹公司所主张的损失金额及其计算方式问题作出分析：原告大禹公司主张如果其在船坞、码头诉讼案件中获取“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那么根据《重整计划草案》中“四、债权受偿方案（二）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相关内容（见《重整计划草案》第18页），原告大禹公司被列入“普通债权”范畴的胜诉债权金额25940338.95元则可被列入“有财产担保债权”的范畴，而“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金额比例为100%。原告大禹公司据此得出其因此而遭受的工程款方面的损失金额为24453322元（债权金额25940338.95元减去按普通债权可分配的金额1487016.95元）。而实际上，根据《重整计划草案》中“三、债权人分类和债权调整方案（二）债权调整方案”（第15页至17页）的内容理解，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荣喜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中，只有“临港实业”上附有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清偿金额359936862.32元可以获取100%比例的全额清偿，而其他公司的债权705192353.71元即使被列入“有财产担保债权”，却是按照23%的比例进行清偿（金额为162194241.35元），而“四、债权人受偿方案（二）有财产担保债权”（第18页）这一项的比例列表前明确载明“有财产担保债权以债权调整方案确定的清偿金额分五次清偿完毕”，此处的比例是指确定清偿金额后付款进度的比例，而非是用来确定清偿总金额的比例。原告大禹公司虽依据《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清偿方案提出工程款损失金额的主张，但其按100%确定总工程款损失金额的计算方式却并不符合《重整计划草案》所确定的债权分配方案。因此，即使在原告大禹公司对案涉船坞、码头工程取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情形下，按照原告大禹公司所依据的《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债权受偿方案，其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为4282786.62元［（18900431.28+6185671.18）×23%－1487016.95=4282786.62。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受偿范围仅及于工程款本身，不及于利息等其他损失，故未将船坞工程案胜诉的利息计算在内。］，其中船坞工程金额占比75.34%为3226651.44元，码头工程金额占比24.66%为1056135.18元。 关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第833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后荣喜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到2017年5月原告大禹公司又提起建设工程款优先权纠纷诉讼，到2018年山东省高院最终对该案再审驳回大禹公司的再审申请完结，期间存在多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因此原告大禹公司在2019年6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原、被告之间争议的被告恒越律所以及被告王凤林律师作为《委托代理协议》的受托方及案件具体的代理律师在与原告大禹公司形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中是否存在过错主要是围绕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展开的，而涉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律及司法解释中：一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以下统称为“批复”），而于2019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统称为“解释二”）中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的条款均涉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并且条款内容也对之前的《批复》内容作出了不一致的规定，但根据《解释二》在“溯及力”方面的规定，具体到本案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方面的认定应适用之前《批复》的规定，而不适用《解释二》的规定。下面就原、被告各方在本案中所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的理解与适用方面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一、船坞、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程序要件问题。 （一）原告大禹公司单独提起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诉讼案件三份裁判文书中所涉及的船坞、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的“认定”对本案同一问题是否具有既判力。原告大禹公司对此争议主张其援引的三份生效裁判已经认定了船坞、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故本案应以该三份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起算点来作为评判被告王凤林律师过错的依据，各被告不能再以其他的起算点来对抗生效裁判所确定的起算点。五被告均不同意原告大禹公司的这一主张，并提出自己的起算点主张。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的认定，从性质上讲不属于对案件中“法律事实”部分进行认定的范畴，而是属于事实认定之后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的范畴，因此与“已为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不同，在它案中并不一定产生可以直接予以适用的后果；第二，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696号一审判决是在该案被告荣喜公司未到庭的情形下（即没有形成诉辩双方意见对抗的情形下），采纳了原告大禹公司在该案起诉状中自己主张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意见，但得出大禹公司的优先权诉求仍然已经经过除斥期间这一结论。而在二审及再审程序中，荣喜公司均参加诉讼并对优先权起算点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通过二审判决可以看出，二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并未直接对原审所认定的起算点作出肯定性的意见，而是以“大禹公司与荣喜公司均认可的起算点为2013年3月7日及2013年6月18日”为前提展开论证。通过再审裁定可以看出，“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对船坞工程认为“原审法院以2013年3月7日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没有损害申请人（即大禹公司）权益”，此表述并非对原判以2013年3月7日作为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持肯定意见，而对原审将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确定为2013年6月18日的意见认为“并无不当”。由此可见，上级法院的裁判文书维持的是“驳回大禹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诉求”的这一判决结果，而并非是对原审判决当中的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认定问题上予以全部肯定。因此原告大禹公司所主张的起算点的具体确定日期均已经过三级法院确认这一观点是片面的；第三，大禹公司于2017年5月4日又以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诉求的案件相对独立于大禹公司之前提起工程欠款两案诉讼，存在即使按照大禹公司自己主张的对其更为有利的起算点计算但仍然已经过除斥期间这一情形，此案中即使放宽起算点的认定标准也不会对荣喜公司权利造成实质影响，但两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确定在本案当中则直接关系到律所以及律师的过错认定问题，审查标准必然是应当严格依法确定，不应存在“放宽”的情形；第四，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及《批复》所规定的内容，一般不应出现可以提出索要全部工程欠款诉求之时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却尚未开始的情形，若将大禹公司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诉讼案件中所确定的起算点再适用回青岛海事法院受理的船坞、码头工程欠款两案中，则与原告大禹公司起诉索要工程欠款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以及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产生矛盾。综上所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确定在本案中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应依法予以确定，三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体现于“驳回大禹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诉求”这一结果，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2696号一审判决所涉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起算点认定内容不对本案产生既判力的效果。 （二）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问题。 原告大禹公司主张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为2013年3月7日，其在事实方面的依据是船坞工程于2013年3月7日投入使用。五被告则主张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为2011年11月30日，事实依据是青岛海事法院作出的（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判决查明的事实认定大禹公司向荣喜公司发出竣工验收申请之日为2011年11月30日。对于原、被告的上述争议，本院认为：根据《批复》第四条的规定，已完工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为“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根据青岛海事法院（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可知，大禹公司承建的船坞工程基本属于完工工程，并且大禹公司施工完毕后于2011年11月30日向荣喜公司发出的《竣工验收申请》已由荣喜公司工作人员签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以下统称“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在船坞建造案件中，大禹公司作为承包人已向荣喜公司提交了《竣工验收申请》，这一法律事实符合《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情形，故船坞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应按2011年11月30日确定（青岛海事法院在判决“本院认为”部分亦将该日期认定为工程交付日期及工程款应付日期），那么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即为2011年11月30日，原告大禹公司应当在此后的6个月内行使该项权利。再通过（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来看，原告大禹公司主张起算点为2013年3月7日的这一日期实际是大禹公司在该案中欲证明船坞工程已投入使用这一事实而于立案后拍摄照片证据的日期，并且青岛海事法院据此证据作出的认定是“至少在2013年3月7日之前”将涉案工程投入使用，而非是在2013年3月7日“当日”将涉案工程投入使用，当事人的取证日期在案件当中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不是案件事实当中的必然日期，其本来就不是工程投入使用的准确日期。再者，工程投入使用时间的认定主要是为了按照《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确定竣工日期的，因大禹公司前期已向荣喜公司提交竣工验收申请且提交的时间确定，据此已可以推定工程竣工日期，故不应再用工程投入使用时间来推定工程竣工日期。从反面讲，如果确定2013年3月7日是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也即船坞工程竣工日期），那么大禹公司早在2012年8月起诉荣喜公司索要工程欠款时本应具备的“船坞工程已经实际竣工”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这也与青岛海事法院判决中认定的法律事实矛盾，同时也会造成在同一法律事实之下，为了不同的诉讼主张（即工程欠款主张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张），把本应按一个标准进行确定的工程竣工日期却按不同标准进行确定的后果。综上，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应当自2011年11月30日起6个月内，原告大禹公司在2012年8月8日就船坞工程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索要船坞工程欠款时即已经过6个月除斥期间。 （三）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问题。 原告大禹公司主张码头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应为2013年6月18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之时）。五被告则主张根据《批复》意见，码头工程未完工，故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为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2011年4月20日。对此本院认为，与前述船坞工程情形不同的是，根据（2012）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33号民事判决关于法律事实的认定，大禹公司承建的码头工程因发包人原因并未全部施工完毕，在此工程施工过程中大禹公司亦未向荣喜公司发出过工程竣工性质的文件，并且在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2011年4月20日之后仍在继续施工，大禹公司至2012年9月20日才撤出工程。因此，码头工程未实际竣工。虽然《批复》第四条所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一般是用来确定未竣工工程行使优先权期限的起算点，但由于此处主要考虑的是在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前即已停工结算工程款的情形，并不完全适用于因发包人的原因导致实际施工日期已远远超过约定竣工日期这一情形（本案码头工程即为此种情形），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发包人的原因导致工程未完工这一类情形的，以工程款应付之日、承包方交还工程之日、合同解除之日等时间节点（区分不同情况）作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判决均有存在，原告大禹公司所主张的2013年6月18日即是要求按合同解除之日确定起算点，将合同解除之日作为起算点在原告大禹公司单独诉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中体现了最大限度保护承包人利益的原则，但由于在码头工程中，大禹公司与荣喜公司解除合同关系的时间不是发生在大禹公司于2012年8月8日提起工程欠款诉讼之前，而是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后的十个月左右时间，若再将该起算点适用于青岛海事法院作出判决的码头工程案件中，则同样出现原告大禹公司在自认应该起诉荣喜公司索要未付工程价款之时但本应同时行使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尚未开始这一后果。实际上就码头工程纠纷案件来说，大禹公司是在该工程（因发包人原因）未竣工的情形下于2012年8月8日提起诉讼索要全部工程欠款，其若同时提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求，除斥期间是并不经过的，故对码头工程来讲，不必非将在此之后的2013年6月18日作为本案当中衡量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一个时间节点。 二、大禹公司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成立的实体要件问题。 原告大禹公司主张的其对船坞、码头工程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观点不成立。原告大禹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张只是可能实现该项权利的程序要件，并不是在法定期限内主张了该项权利就一定能够获取该项权利，该项权利成立同时还应具备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的实体要件。在本案诉讼之前的青岛海事法院船坞、码头工程案件及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独立案件中均未对船坞、码头工程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实体要件进行过审查，而原告大禹公司主张的被告恒越律所与被告王凤林律师的过错问题不仅仅与该项法律制度的程序要件具有关联，更与实体要件具有关联，故本案中不存在不应再对实体要件进行审查的情形。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承包人实现优先受偿权有两种途径，一是同发包人达成协议将工程折价（私力救济途径），二是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司法救济途径）。通过青岛海事法院船坞工程与码头工程两案的证据及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大禹公司并未举证其与荣喜公司之间曾达成过将船坞或码头工程折价来优先清偿其工程款这方面的协议，原告大禹公司是以提起诉讼的方式索要工程欠款，而荣喜公司则在诉讼中对原告大禹公司的诉求提出抗辩，客观上双方之间也不存在自行协议将工程折价清偿工程款的基础，并且原告大禹公司在本案中认为被告恒越律所及被告王凤林律师具有过错的行为是在代理大禹公司进行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故本案当中主要审查的是第二种实现途径的情形即大禹公司在船坞、码头建造工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工程以实现其优先权的请求是否确定成立。原、被告之间就此产生的主要争议为：船坞、码头工程是否为违章建筑进而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规定的“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哪些情形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情形作出统一、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当按照案件中所涉工程的具体情况作出判定。对案涉船坞、码头工程而言：第一，青岛海事法院于2017年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说明》已载明案涉船坞及码头在诉讼中没有取得产权证照，不便于采取保全措施。及至本案诉讼时，原告大禹公司亦未提供船坞及码头工程具有产权证照的相关证据，在此情形下，对船坞、码头工程的权属认定及是否具有适宜拍卖性方面的认定均存在障碍；第二，按照原告大禹公司的主张，码头、船坞等港口建设项目，应当有发展和改革部门、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出具的港口建设项目审批文件和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的港口岸线审批文件，但原告大禹公司在诉讼中未举证船坞、码头工程具备上述审批文件，而按被告王凤林提供的荣成市交通运输局《情况说明》内容，船坞工程并未在该单位办理过审批规划手续。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荣喜渔港扩建工程项目用海的批复》及青岛海事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也仅能证明“荣喜渔港扩建项目”具有海域使用权证，而不能证明船坞、码头工程已具备其他应具备的行政审批文件。确如原告大禹公司质证时所言，本案属民事程序，不具有认定违章建筑的职能，但是案涉建设工程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不宜拍卖”的除外情形却是本案审查范畴，而不具有全部合法审批手续的建设工程在民事案件中也是难以被认定为是“适宜拍卖”的情形，原告大禹公司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案涉船坞、码头工程已具备全部应具备的行政审批文件；第三，从本案建设工程的属性上看，由原告大禹公司承建的船坞及码头工程属于“荣喜港”的配套工程，其在是否具备独立拍卖价值方面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原告大禹公司施工的码头工程中有一项为“码头修复”工程且施工量占总量仅为5%，而对于一项施工量为5%的“修复工程”而言，其难以被认定为属于“适宜拍卖”的情形。综上，案涉船坞、码头工程存在五被告抗辩所称的“不宜拍卖”情形，大禹公司对于船坞、码头工程的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实体要件方面是否成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后颁布的《解释二》第十九条明确了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即使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亦不影响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在此之前，建设工程合同在被认定为无效后（尤其是因承包人的原因），承包人是否还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争议也较大，而案涉的船坞建造工程合同即在青岛海事法院的判决中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形下，大禹公司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张能否在实体上得到支持亦具有不确定性。 三、被告王凤林在被告恒越律所与原告大禹公司形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中的过错问题。 关于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的形成时间问题。被告恒越律所认为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分别于2013年3月5日及6日对船坞、码头工程两案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故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形成于此时，而《委托代理协议》终结于青岛海事法院两起案件的执行终结之日2016年5月27日。而原告大禹公司则认为被告王凤林作为被告恒越律所当时的主任于2012年8月8日提交授权委托书之时，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已经成立，由于被告王凤林律师代理原告大禹公司的案件一直在执行过程中，截至本案诉讼，双方的代理合同没有解除，被告王凤林的执行工作没有完成。本院对此争议认为：虽然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王凤林之间于2012年8月9日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直至2013年3月5日，原告大禹公司才与被告恒越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但是2012年8月9日的《授权委托书》与2013年3月5日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具有连续性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不是对之前的《授权委托书》作出否定的意思表示，而是作出肯定的意思表示，仍然指派被告王凤林作为两案的代理人，并且《委托代理协议》确定双方之间是有偿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王凤林在2012年8月9日自行填写的《授权委托书》中记载的工作单位即为恒越律所，而不是以其他身份进行的代理，其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而被告恒越律所之后与原告大禹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对之前《授权委托书》内容的追认，据此本院认为，被告恒越律所与原告大禹公司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形成日期应追溯至2012年8月9日，被告恒越律所及被告王凤林律师自即日起应当开始对原告大禹公司的代理案件承担应尽的履职义务。关于双方争议的法律服务合同终止日期问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第八条约定内容，最晚于法院执行终结时终止，原告大禹公司在荣喜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对被告王凤林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权限”与之前的诉讼、执行案件的委托事项具有不同性质，由于船坞、码头工程案件在青岛海事法院的一审诉讼时间比较长，从2012年8月8日立案到2014年10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就已经过两年时间，6个月的除斥期间早已经过，因此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是终止于2016年5月27日还是至今未终止对本案中认定被告恒越律所及被告王凤林律师是否存在过错问题不具有实际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而原告大禹公司与被告恒越律所之间达成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则主要限于律师代理受托人从事诉讼、执行活动范畴，其中第五条对被告王凤林律师的义务作出如下约定：“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及《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之内容，要求被告王凤林律师在代理原告大禹公司案件过程中须运用其应当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尽职的工作态度维护原告大禹公司的合法权益，若出现过错并导致原告大禹公司产生经济损失之后果，则由被告恒越律所负责赔偿。本案所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是法律为保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更有利的获得工程款而设立，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法律制度领域的组成部分，在《解释二》颁布实施前，涉及这一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为《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及《批复》相关内容，但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围绕上述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方面存在多个层面的争议，因而《解释二》又用七个条款对该项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并且部分规定内容与之前的《批复》相比，已作出完全不一致的规定。在此情形下，作为一名律师，对涉及该项法律制度中法律条款及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的内容予以知晓、掌握、运用到其所代理的案件中是其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专业知识水平，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若因对此项制度的遗忘或错误理解而导致所代理的当事人受到经济损失的，应负有过错责任，但若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就这一法律制度中的某一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此又存在较大争议情形下，则不应以存有争议的观点去推定受托律师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水平，亦不应在委托人的诉讼主张无法确定能够得到支持的情形下判定受托律师未提出该诉讼主张具有过错。现就原、被告所争议的被告王凤林律师在代理原告大禹公司案件过程中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制度的掌握、运用是否具有过错分析如下：（1）关于船坞工程。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程序要件方面来看，被告王凤林于2012年8月9日与原告大禹公司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之时，行使船坞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期限的除斥期间已经经过，被告王凤林在接受委托时除斥期间已经经过的情形下，不应对未在诉讼中提出该项主张负有过错；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实体要件方面来看，一是根据现有证据，船坞工程并不能被确定认为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规定的“不宜拍卖”的建设工程除外情形，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被认定为无效后是否还具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大争议，要求案件代理律师对在法律上未有明确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上“负责”已超出其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水平范畴，过于苛刻。因此对于船坞工程而言，无论是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现的程序要件方面还是实体要件方面看，均不能认定被告王凤林律师在代理原告大禹公司该案中具有过错；（2）关于码头工程。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程序要件方面来看，被告王凤林与原告大禹公司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两案时，码头与船坞两个工程在完工度上是不同的（并且码头工程本身也比船坞工程开工时间晚），码头工程因其未完工的特性，若在提起工程欠款诉讼的同时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并未经过除斥期间，被告王凤林律师在同时代理船坞、码头工程两案时，对码头工程作出除斥期间“已经经过”的判断与认识存在疏忽。但是与船坞工程相同的是，根据现有证据，码头工程亦不能被确定认为属于《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规定的“不宜拍卖”的建设工程除外情形。因此对于码头工程而言，被告王凤林虽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程序要件的认识方面存在疏忽，但由于码头工程价款在优先权能够实现的实体要件方面亦不具有确定性，其疏忽并非是导致原告大禹公司优先权未予实现的原因。 综上，原告大禹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其与被告恒越律所形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中，因被告王凤林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的过错导致其财产权利受损这一主张，原告大禹公司的诉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对于原告大禹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青岛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6829.00元，由原告青岛大禹水利建工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 磊 人民陪审员  李国芝 人民陪审员  王桂花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韩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