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终17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飞，男，汉族，1984年1月9日出生，住阜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生，河北中衡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海路，男，199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风梅（系张海路之母），女，汉族，1974年11月5日生，住阜城县，原审第三人：张国通，男，197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阜城县，上诉人沈飞因与被上诉人张海路及原审第三人张国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2018）冀1128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生、被上诉人张海路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风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国通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飞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阜城县人民法院（2018）冀1128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改判执行衡水市阜城镇东苑南街41号（阜字第××号）联排别墅楼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海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中“张海路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执行，张海路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认定错误。1．本案不存在赠与事实，不能认定张海路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张海路主张通过赠与成为所涉执行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依据的张国通与王风梅离婚时处分共同财产的《离婚协议》存在形式及程序瑕疵。因离婚协议书为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制式样板，且需要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而本案中张国通与王风梅的离婚协议书为A4纸打印且无经办人签字，真实性有瑕疵；即使认定该协议有效，张海路的主张仍不成立。赠与合同应为书面合同且赠与人同意赠与，受赠人明确表示接受赠与。而案涉离婚协议仅为张国通与王风梅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达成合意，没有发出赠与要约，不存在赠与事实，不应认定为变更登记的请求权。2．张海路没有实际占有诉争房产。原审执行庭于2018年9月21日给张国通制作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最后，你对法院拍卖你名下位于阜城××前路南侧房产（房权证阜字第××号）、土地（土地证号阜国用（2003）字第××号）有何要说的？答：我对法院拍卖我名下位于阜城××前路南侧房产、土地没有意见，我这次来是为了看看我和沈飞、赵刚、刘鹏飞协商一下，能不能不让法院拍卖，我自己想通过房产中介把房产、土地卖了，卖了后我把钱再给他们，多卖点钱，给他们多补点”、“问：你名下位于阜城××前路南侧房产由谁使用？答：我租出去了，每月租金300-400元”。询问笔录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诉争房产没有赠与张海路，张国通一直说房产为自己所有，未提及将房产赠与张海路情况。其二，张海路没有实际占有诉争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因此，法院可以执行诉争房产。二、诉争房产在执行时的所有权归张国通所有，张海路不享有该房产所有权。《离婚协议》为张国通、王风梅处理离婚财产的安排，并非为张国通与其子张海路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认定赠与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而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并未变更，仍属于原户主张国通，故张国通对诉争房产享有的所有权优先于张海路基于《离婚协议》行使的债权请求权。三、原审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不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条适用于买受人对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后如何处理的情形，而本案中张海路系受赠人而非买受人，两者法律关系有区别，不存在参照条件。四、判决结果不正确。张海路辩称，张海路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张国通与王风梅达成的离婚协议在民政局登记备案，从时间上远早于沈飞的借款形成时间，那么既然该房产属于张海路所有，依法不应查封张海路的房产，不应执行案涉房产。虽然，该房产的权属证书在沈飞处保管，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没有产生抵押的效力，沈飞没有优先权，保管房产证没有任何意义。张国通无权处分该房产，沈飞引用的询问笔录，无论张国通如何陈述，均不能改变已经赠与给张海路的客观事实，况且，张国通对张海路的房产未作出处分。庭后补充：此房产在赠与张海路之前，在银行给马洪利作抵押时王风梅作为该房产的共有人在抵押合同上签字，说明王风梅为该房产的共有人。如果沈飞直接从银行把此房产证取到手，沈飞应当知道王风梅为该房产的共有人，沈飞通过张国通一个人同意就用房产证作抵押或质押而取得此房产证的行为不是善意的而是恶意的。该行为也应该是无效的。王风梅和张国通把此房产赠与了张海路后，张国通的一系列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是无效的，是张国通与沈飞恶意串通的行为。张海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东苑南街41号联排别墅楼（房权证阜字第××号）属于张海路所有，停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二、由沈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风梅与张国通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诉争房产归张海路所有，因双方离婚时张海路尚未成年，且诉争房产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6年12月15日由张国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城县支行作借款抵押，该房产在抵押解除后张海路虽已成年，但在解除抵押三天后，因存在借款纠纷，张国通随即将该房产权证书交给沈飞。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王风梅与张国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诉争房产归张海路所有，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与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本案中，王风梅与张国通离婚时张海路尚未成年，且诉争房产自2012年8月31日至2016年12月15日由张国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城县支行作借款抵押，虽然在该房产的抵押解除后其已成年，但在解除抵押三天后张国通即将该房屋产权证书交给沈飞，故对该房产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没有过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公报案例，该案民事判决书的裁判要旨：《离婚协议》约定诉争房产归案外人所有，案外人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早于本案当事人之间形成的金钱债权。从内容上看，当事人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从性质上看，在本案金钱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离婚协议的约定而不再成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从发生的根源上看，离婚协议中约定诉争房产归案外人所有，该房产具有为案外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金钱债权相比，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综上所述，案外人依据离婚协议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的执行，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本案中，王风梅与张国通于2014年8月21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双方婚生子张海路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张海路享有的是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沈飞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沈飞因与张国通借款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从内容上看，张海路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沈飞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在张海路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沈飞的金钱债权。从性质上看，沈飞与张国通之间的金钱债权，系张国通与王风梅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张国通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王风梅与张国通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张国通的责任财产。因此，在沈飞与张国通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张国通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张海路的请求权即使排除沈飞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沈飞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从发生的根源上看，讼争房产系王风梅与张国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王风梅与张国通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讼争房产归其所生子张海路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张海路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沈飞的金钱债权相比，张海路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综上所述，基于张海路与沈飞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张海路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执行，张海路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案涉房产现在登记在张国通名下，张海路要求确认该房产属于其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东苑南街41号（阜字第××号）联排别墅楼；二、驳回张海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沈飞负担7,800元，张海路负担100元。本院二审期间，沈飞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张国通与沈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两份案卷材料，房产质押委托买卖协议一份及同意抵押声明一份。证明张国通已经改变了在离婚协议中将案涉房屋赠与张海路的意思表示。也证明在案涉房产证在银行解除抵押以后，张海路没有要求张国通办理案涉房产的转过户手续，案涉房产的房产证始终没有交付给张海路，张海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的足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的法律条件。证据二，从阜城县人民法院依法调取的本案执行案件中张国通的两份询问笔录。证明张国通将案涉房屋租赁给他人，张海路并未占有、使用、控制该房产，同时证明张国通对法院拍卖该房产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想通过自己处分的方式多获得出卖房屋的价款，但该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证据三，庭审前沈飞依法向阜城县人民法院调取了该院执行案涉房产时的视频资料，证明张国通确实将案涉房产租赁给他人，张海路从未占有、使用、控制案涉房产。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海路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不知道此事，王风梅与张国通离婚的时候，已经把房子赠与了张海路，所以证据一是无效的，而且也没有在房管局作抵押登记。认可证据二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是张国通的陈述没有可信性，张国通是在急需钱的情况下作的这个笔录。认可证据三录像的真实性，不知道张国通出租案涉房屋，刚才录像中说二楼有的房间打不开，因为张海路所有的东西在二楼，张海路一直在外地上学住校，寒暑假回来住，钥匙在张海路手里。本院认证意见：张海路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张海路对讼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本院认为，张海路对诉争房产享有足以阻却执行的权利。理由如下：其一，沈飞未提供证据证明王风梅与张国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王风梅与张国通解除婚姻关系及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案涉《离婚协议书》系王风梅与张国通两人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由于该《离婚协议书》签订时间（2014年8月）在先，法院对诉争房产的保全查封（2017年1月）在后，时间上前后相隔两年之久，王风梅与张国通不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据此，王风梅与张国通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亦属有效。其二，王风梅与张国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诉争房产归其子张海路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张海路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沈飞的请求权从成立时间、内容、权利性质、发生的根源看均存在不同。张海路享有的请求权与沈飞的金钱债权相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优先性。一审判决对此已有充分评判，且该评判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再赘述。关于沈飞二审提交的其与张国通签订的《房产质押委托买卖协议》和《同意抵押声明》能否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依法享有优先权问题。本院认为，沈飞对张国通享有的权利性质及效力应以作为执行依据的判决内容为准，不能超出此界限。沈飞与张国通虽然订立有《房产质押委托买卖协议》和《同意抵押声明》，一方面，因双方没有就抵押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因而抵押权未设立，沈飞对该房产不享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在执行依据即（2017）冀1128民初317号沈飞与张国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沈飞并未就其与张国通之间存在抵押担保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其全部诉讼请求是要求张国通偿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2017）冀1128民初317号判决仅判令张国通偿还沈飞相应借款本息，并未对沈飞与张国通间是否存在抵押担保合同关系以及效力问题进行评判。故，沈飞二审提交《房产质押委托买卖协议》、《同意抵押声明》亦不能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权。关于沈飞二审提交的两份询问笔录及视频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离婚协议》关于案涉房产的处分是离婚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对离婚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无权擅自改变这一结果，否则，即构成无权、无效处分。因此，上述两份询问笔录及视频并不能改变沈飞对张国通的普通债权性质，也不能补强沈飞对案涉房产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综上所述，沈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沈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天杲审判员  关信娜审判员  朱一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李珺书记员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