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芳，女，1966年11月6日生，汉族，住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佳，女，汉族，1990年3月26日生，住山东省胶州市。系上诉人女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维刚，上海阳光卓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胶州市北关工业园广西路17号。 法定代表人：修先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常功，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正祥，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芳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281民初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芳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确认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0.573%的股权，判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股权登记；3、判令被上诉人就上述股权为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书；4、判令被上诉人就上述股权将上诉人记载于股东名册；5、判令被上诉人就上述股权将上诉人记载于公司章程；6、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证据五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导致后续认定国际水利公司41.8%股权的受让主体时出现错误。二、法律适用错误。1、现有证据已经表明，国际水利公司在2011年出售股权时，名义上由修先敏受让，实际上是由三联公司受让。2、《股份转让协议》中，出让方承诺可将41.8%股权全部出让给职工，因此出让方只能是三联公司。3、三联公司签发的股权证系旧版本，仅体现刘芳曾出资2万元的事实，在刘芳购入第二部分股权后，三联公司并未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或同等性质的文件。4、刘芳第二次受让的0.24%股去哪，系从三联公司受让，目前修先敏代持，据刘芳了解，修先敏为6名股东代持股权，未超过法定最多50人的限制，可以办理变更登记。在三联公司及其股东已经认可上诉人股东身份的前提下，无需经过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判令三联公司为上诉人办理股权登记。 三联公司辩称：一、一审中，三联公司已经提交的若干证据，充分证明修先敏受让国际水利公司的股权。二、根据2002年及2011年三联公司的章程，本案不存在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或股权的情况，不适用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三、一审中，刘芳主张自己的身份为股东，其股权由修先敏代持。但根据事实和证据，刘芳的身份是实际出资人，其出资由公司工会代持。四、1、刘芳的出资自始至今由公司工会代持，其与公司公会之间的事实委托持股关系成立。2、刘芳与公司工会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刘芳无权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股东登记。3、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刘芳无权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股东登记。4、确认刘芳具备股东资格并办理工商登记，相当于否定了政府规章，动摇了公司改制的政策和法律基础。5、解除刘芳与公司工会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就违反了公司自治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6、公司现有登记的股东2人，由公司工会代持的出资人79人，若79人都要求登记为股东，客观上无法办理。7、青岛市政府文件，企业以持股证作为投资者的出资证明和分红依据。故刘芳单凭股权证和收款收据，不足以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 刘芳的一审诉讼请求：1、刘芳持有三联公司0.573%的股权，判令三联公司为刘芳办理股权登记；2、判令三联公司就上述股权为刘芳签发出资证明书；3、判令三联公司就上述股权将刘芳记载于股东名册；4、判令三联公司就上述股权将刘芳记载于公司章程；5、本案诉讼费用有三联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5月14日，经胶州市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青岛锅炉金属结构厂改建为股份制企业青岛三联金属结构集团公司。2000年4月17日经胶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同意，青岛三联金属结构集团公司改制为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简称：三联公司），公司股东由原企业内部职工和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构成。2000年10月20日，三联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注册资本349万元，三联公司工会委员会与7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修先敏、李登高、张建敏、张炜、杨双福、葛长海、于希云）作为发起人，于2000年10月31日核准登记。三联公司工会出资299万元，修先敏等7名自然人股东共出资50万元。刘芳出资2万元，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修先敏系登记于公司章程的自然人股东，出资12万元。三联公司于2000年4月18日向两人均发放了股权证。 2002年1月，胶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同意三联公司吸收国际水利公司资金由内资公司转为合资公司。2002年2月，经三联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三联公司与国际水利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将修先敏等7名自然人共计50万元股权转让在工会名下，工会团体出资增为349万元。2002年4月10日，三联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变更为合资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三联公司工会出资349万元，占股58.2%，国际水利公司出资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51万元），占股41.8%。三联公司2002年3月的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7）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10）审议批准董事会提交股东会决定的其他有关事宜。第十九条规定，董事会的职权包括：（1）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7）拟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10）制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此后，三联公司经历一次等比减资、三次等比增资，增资方式均为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至2009年，三联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2637万元，其中三联公司工会出资1534.734万元、国际水利公司出资1102.266万元，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58.2%、41.8%。 2010年11月15日，三联公司董事会就外方投资者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议：国际水利公司有意转让其所占41.8%的股权，公司决定予以购买该股权，购买后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变为内资企业。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法定人数至少要两人，原公司股东三联公司工会不能购买该股权。经研究，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由修先敏购买该股权，购买价格1900万元。 2011年10月10日，三联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国际水利公司将占公司41.8%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修先敏，三联公司工会同意将外方投资者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修先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国际水利公司与修先敏、担保人三联公司、三联公司工会、三星精锻齿轮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际水利公司将其出资1102.26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1.8%，以人民币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修先敏，修先敏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扣除国际水利公司应缴纳的所得税后的转让款汇入国际水利公司指定的国外账户。 2011年10月11日，胶州市商务局同意三联公司投资者国际水利公司将其持有的41.8%的股权以2500万元价格全部转让给修先敏，股权转让后，公司企业性质变更为内资企业。2011年10月30日，三联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了股权转让后的股东为三联公司工会和修先敏，三联公司工会出资1534.734万元，占股权58.2%；修先敏出资1102.266万元，占股权41.8%，并决定变更经营范围，重新制定公司章程。2011年11月10日，三联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现登记股东为三联公司工会、修先敏，股权比例同上述股东会决议。 2011年11月，修先敏作为扣缴义务人和缴款人为纳税人国际水利公司向税务部门缴纳企业所得税1397734元、印花税12500元，合计1410234元。2011年11月22日，修先敏在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人民币23589766元，购汇3713871.03美元，汇款给国际水利公司指定收款账户。2011年12月23日，国际水利公司向修先敏出具美元3713871.03美元（折合人民币23589766元）的收据。2011年12月29日，国际水利公司向修先敏出具人民币为1410234元的收款收据。 2012年2月13日，刘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我公司原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600万元，其中中方349万元占58.2%，外方251万元占41.8%。为了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经公司多次努力，外方已同意将其在我公司的全部股份进行转让，现已将所有转让手续办理完毕，我公司已由外资企业变成内资企业。现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12年2月13日共同研究决定：所收回的41.8%的外资股份251万元，按照股东本人在未合资前349万元注册资本当中所占的比例的两倍自愿购买或不买，购买价格举例如下：某股东原始股2万元，占349万的0.573%，则购买价为251万×0.573%×2即28765元；同时，由于收购外资股份，应缴纳141万元的所得税，因此，该股东还要负担8079.3元，价税合计股东应出资36844.3元。若该股东购买了该股份，则其占公司股本中所占比例不变仍为0.573%，如放弃购买，则持股比例为0.333%（2万除以600万）。本次购买股份的股东限于在岗的股东，离岗及股东以外的他人无权购买。股东是否购买请在本协议签字，并请于5日内将本协议书交至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交视为放弃购买。”刘芳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12年2月21日，刘芳按该协议向三联公司财务处交纳股金及税款共计36844.3元。2016年11月，刘芳从三联公司退休。 另经询问，三联公司工会称，工会并未制定书面的章程或规章制度。三联公司工会没有单独的财务部门，三联公司的财务部门有一个人单独负责工会的财务，以往的工会股权转让是由三联公司财务部门盖的章。 另查，在刘芳诉三联公司（2017）鲁0281民初8179号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刘芳提交了2002年2月8日三联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及签到薄各一份，该股东大会决议载明：第二次股东大会在公司礼堂召开，共有119名股东参加了大会，所议与国际水利公司合资事项，以285万票同意、2万票不同意、1万票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 在刘芳诉三联公司（2017）鲁0281民初3294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三联公司称刘芳在2016年11月之前系该公司股东，并提交了2000年4月18日三联公司出资人出资数额统计表一份、2006年11月16日三联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第一次决议及三联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各一份。其中2006年的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共有114名股东参加了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方案》，股东名册中含刘芳。该次章程修正案将2002年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的：“股东之间经批准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本公司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须经代表总股份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修改为：“股东因各种原因离开本公司以及退休、死亡后，公司有权将该股东的出资全部收回。若该股东不同意退出，则视为废股。收回后的出资经董事会批准，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股东依法转让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刘芳在庭审中称股东名册中的签字为开会前签到，修改章程方案当时填写的表决票，她投了否决票。 三联公司2011年10月的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长期不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包括退休、离职、调动、死亡、服刑），在离岗60日内应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三联公司系经过胶州市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胶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时受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的限制，将包括刘芳在内的原企业职工的出资共计299万元登记在三联公司工会名下，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此时刘芳的2万元出资，间接占三联公司总注册资本的0.573%。2002年，因外资方国际水利公司入资，三联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三联公司工会名下受让原七名自然人股东的股权，三联公司工会名下出资额为349万元，刘芳出资占工会总出资额的0.573%，间接占三联公司600万元注册资本的0.333%，刘芳在诉状中认可其作为实际出资人出资的2万元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芳于2012年2月签字的《股份转让协议》及交纳的36844.3元款项性质。二、刘芳所持三联公司股权比例以及三联公司应否为刘芳办理股权登记、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 对第一个焦点：刘芳主张2012年2月21日其向三联公司财务处交纳的共计36844.3元出资，性质为三联公司将自己持有的0.24%的股权转让给刘芳，对价36844.3元，未办理股权登记，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而三联公司自持股权由修先敏代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修先敏系代三联公司购买国际水利公司的股权。理由如下：首先，2011年10月10日，国际水利公司系与被告修先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经过了三联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主管部门同意，修先敏作为股权受让人向国际水利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刘芳认为2010年11月15日的董事会决议中的措辞是三联公司决定购买国际水利公司的股权、股价为1900万元。结合三联公司2006年修正后的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股东因各种原因离开本公司以及退休、死亡后，公司有权将该股东的出资全部收回。若该股东不同意退出，则视为废股。收回后的出资经董事会批准，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该条规定仅赋予三联公司收回股东全部出资的权利，但并未限制股东根据公司法规定所享有的在公司内部转让股权的自由。因此，鉴于2006年章程的该条规定，上述董事会决议的作出具有特定的背景，但2010年11月15日的董事会决议并不含有任何让修先敏代三联公司购买股权的表述，只是表示限于法律规定三联公司工会不能购买该股份，同意由修先敏购买该股权。其次，根据三联公司章程，股权转让事宜的决定权为股东会而非董事会，董事会无权决定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项。在该董事会决议作出近一年后，国际水利公司与由工会代持股的职工修先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在公司内部自由转让的规定。 那么，在修先敏于2011年11月已受让国际水利公司41.8%的股权，并已履行完毕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后，三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12年2月向包括刘芳在内的职工发放无合同相对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由三联公司财务处收取了“协议”中的款项，何人为该部分股权的出让人？首先，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修先敏个人并未作为合同相对方，未表达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未收取刘芳的出资款，无证据表明刘芳交纳的款项系用于购买修先敏出让的股权。其次，三联公司解释，三联公司工会从内部其他实际出资人处受让出资，刘芳本次受让的出资，仍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该次出资以第一次出资两倍的价格购买，也就是第二次两倍的出资相当于第一次一倍的出资份额，刘芳两次出资的48765元，换算出三联公司提交的证据四“所占比例份额”34382.5元，占600万元总出资的0.57%。再次，鉴于三联公司工会无单独的财务部门，由三联公司财务部派一人负责工会的财务，以往工会股权转让均由三联公司财务部门盖章的情况，刘芳于2012年2月向三联公司财务处交纳的36844.3元，只能系从三联公司工会处购买，并由三联公司代收。综上，刘芳于2012年2月交纳的36844.3元及其于2000年交纳的2万元入股款，均事实上由三联公司工会代持。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三联公司2006年11月章程第十五条存在“股东退休、死亡离开公司”的表述，而此时登记股东为国际水利公司和三联公司工会两名法人股东，显然不存在退休、死亡之说，该章程条款表述应指向的被工会代持的职工股。2011年10月三联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规定：“长期不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员（包括退休、离职、调动、死亡、服刑），在离岗60日内应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三联公司此时登记股东为三联公司工会与修先敏，仅修先敏为自然人股东，不存在“退休、离职、调动、死亡、服刑”等多种情形，此处的人员也应是指向被工会代持股的职工。 从三联公司系改制而来的历史背景、法律限制，结合三联公司2006年及2011年章程中关于离职人员股权转让的规定以及以往股东会开会情况来看，本案起诉前三联公司未就改制后工会如何代职工持股制定任何议事规则，但出资职工与三联公司工会对多年的代持事实均未提出异议，且三联公司对该代持关系是明知的。由于三联公司工会代持股权缺乏相应的议事规则、未界定出资职工与工会之间行使权利的界限，三联公司在2002年、2006年的股东会上，事实上采取了由入股职工直接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但该二次独立的股东会未就三联公司内部权利行使形成一贯性的规则或习惯。因该事项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围，应由三联公司自行完善相关制度、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因三联公司的注册资本自600万元增加至2637万元，均系公司未分配利润转增，原出资人均未增加投入，三联公司以2002年的初始出资额600万元计算各出资人的股份比例，不影响各方的实际利益。三联公司工会在收回已离岗职工股份后，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以职工在未合资前349万元注册资本当中所占比例的两倍议定股权转让价格，使愿意另行出资购买的职工持股比例恢复到外资未出资之前的比例。考虑到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及股价的变动因素，系三联公司工会对愿意再行出资职工的一种福利。三联公司在代三联公司工会收取刘芳上述款项后，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承诺的股权比例即0.573%保障刘芳的相应权利。 对刘芳主张的由三联公司为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因三联公司已向其发放了股权证、已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双方对此无实质争议，原审法院不再予以处理。对刘芳主张三联公司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记载于公司章程的请求，因目前包括刘芳在内的被代持股职工人数为79人，超过法定最多50人的限制，客观上无法办理，且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刘芳由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代持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0.573%的职工股；二、驳回刘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刘芳已预交），由青岛三联金属结构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一：上诉人刘芳提交（2017）鲁0281民初3294号，2017年6月20日庭审笔录一份，笔录第二页倒数第4行到最后一行，三联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是其发放，出售股权的主体是三联公司本身。三联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的出庭人员对情况不太了解，表述不真实。实际情况就是公司工会征询了股东的意见是否购买一定比例的股权。因为工会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三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以很难区分。关键是现有的证据证明刘芳持有的0.573%的股权全部登记在公司工会600万元出资人花名册中，刘芳也按照这个比例享有投资收益直至其2016年退休。所以刘芳对于工会持有0.573%的股权是认可的。一审刘芳对600万元出资人花名册没有异议，花名册相当于股东名册，公司及花名册所记载的姓名和比例向出资人发放红利。因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三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12年2月向包括刘芳在内的职工发放无合同相对方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刘芳于2012年2月向三联公司财务处交纳36844.3元股权转让款，三联公司工会无单独的财务部门，工会的财务由三联公司财务部指派人员负责，此前工会股权转让也由三联公司财务部门盖章，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系向三联公司工会支付，由三联公司代收。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该款实际由修先敏收取或有向修先敏支付的意思表示，修先敏也无做为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出让股权的意思，刘芳持有的0.573%的股权均登记在公司工会出资人花名册中，上诉人关于相应股权由修先敏受让取得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刘芳主张三联公司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记载于公司章程的请求，因三联公司系经过胶州市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胶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时受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的限制，目前包括刘芳在内的被代持股职工人数超过法定最多50人的限制，客观上无法办理，且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亚梅 审判员  盛新国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润之 书记员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