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蚂蚁搬家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彩虹路甲6号楼16层（实际楼层13层）1601内1633号。法定代表人：马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况石，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齐鲁健达起重搬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西苑22号楼一层1006。法定代表人：刘建。上诉人北京蚂蚁搬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搬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齐鲁健达起重搬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达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0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蚂蚁搬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健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健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钟某并非蚂蚁搬家公司的员工，作为股东也无权参与蚂蚁搬家公司的业务及生产经营；3．根据钟某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系钟某本人陈述，同时根据录音内容也不能确认所谓13万元的系蚂蚁搬家公司应向健达公司支付的债务；4．本案双方之间无合同，也没有其他证据，仅凭一段录音确认案件事实无依据，更不符合行业习惯。健达公司辩称：不同意蚂蚁搬家公司的上诉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请求。关于钟某的身份，工商登记上显示其是蚂蚁搬家公司的股东；关于录音，当时不只刘健和钟某在场，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健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蚂蚁搬家公司支付搬运费140800元并给付利息（以14080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健达公司提交未经蚂蚁搬家公司确认的《设备搬运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为蚂蚁搬家公司，乙方为健达公司；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甲方设备搬运就位事宜；合同期限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日；此次施工费用4500元车次；付款方式，搬运工作全部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健达公司提交搬运费明细清单，载明自2017年3月1日至28日，共计产生普通运输车25车次，共计112500元；超低板运输车3车次，共计24000元；单独雇叉车和吊车费5600元；空驶费4200元；单独调试费4500元，以上合计150800元。一审庭审中，健达公司称为抵欠款，蚂蚁搬家公司提出帮助健达公司干活。在健达公司联络下，2018年10月5日蚂蚁搬家公司协助完成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搬运工作，抵消欠款10000元。健达公司提交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与钟某2018年7月1日的通话录音。刘建：哦，那就说你的意思就干这个起重活就把上次那个十多万的那个款全部揉到这次干活的里面是吗？钟某：对，对，对，而且那个应该这个月29号就开标，开标以后，我们中标了以后，就搞定了，然后不中的话，下个月还有那个北京市政府的标，因为我们已经入了那个名录了知道吧。钟某：已经是这个样子，到时候，到时候我看，你该走什么手续就走什么手续，到时候你把报价报高点就行，我就把它全部给你弄出来了，因为这个有预付款你知道吧。刘建：行，那因为咱们上次说的那个款不是得有13万嘛，那你能揉到里面去吗？那么多？钟某：嗯，这个这笔业务是三百多万。蚂蚁搬家公司称，蚂蚁搬家公司未存有与健达公司合作的档案，2018年之前的员工都已离职，对之前的情况不了解；钟某不是蚂蚁搬家公司员工，系成都蚂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物流公司）员工，负责蚂蚁物流公司品牌加盟事宜，钟某因在职期间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的约定，被蚂蚁物流公司于2018年11月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钟某情况不明；蚂蚁搬家公司是蚂蚁物流公司的加盟公司。蚂蚁搬家公司另提交钟某的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页、蚂蚁物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用以证明其所述事实。钟某系蚂蚁搬家公司股东，于2019年6月4日退出蚂蚁搬家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健达公司与蚂蚁搬家公司虽未签有书面合同，但综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与健达公司联络本案合同业务的人员系钟某。钟某在2019年6月前均系蚂蚁搬家公司股东，蚂蚁搬家公司称不了解相关涉案情况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蚂蚁搬家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健达公司与蚂蚁搬家公司就搬运事宜形成了合同关系。根据钟某于录音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健达公司与蚂蚁搬家公司之间存在数额在130000元以上的债务。健达公司所称的运费150800元缺乏相关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健达公司自述蚂蚁搬家公司通过提供劳务的方式折抵欠款10000元，应认定蚂蚁搬家公司尚欠健达公司运费120000元。蚂蚁搬家公司逾期付款，还应当给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对健达公司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予以调整。判决：一、蚂蚁搬家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健达公司运费120000元并给付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日起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健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健达公司称刘建与钟某的现场录音谈论索要涉案搬运费的时候有关某在场，申请证人关某作证。因二审程序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确保卫生安全，同时保障案件高效、快捷审理，本院采取远程谈话方式，听取了关某证言，并在谈话中组织当事人向证人发问及事后质证。证人关某（男，198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天力伟业设备起重搬运有限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称：2018年6、7月份左右，刘建说他有点事，就是蚂蚁搬家欠刘建钱的事，让我一起去蚂蚁搬家公司找他们要搬运费用，我们去了朝阳区田南路的办公楼，有个大院在二层，我见到了蚂蚁搬家的负责人钟某。蚂蚁搬家公司一拖再拖，他们负责人说他们没钱，让刘建给他们介绍业务，费用让刘建折抵。为证明所述真实，关某称：他们有电话录音。我手机是有电话录音的，刘建让我和他一起去，我就录音了。健达公司认可关某的证言。蚂蚁搬家公司认为关某的证言模糊不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要求关某将其手机里的录音资料向法院提交。关某于庭审后提交该录音及录音整理文字资料。另查，一审诉讼中，刘建提供的录音为两份：1．2018年7月1日电话录音，即一审判决所确认的录音证据；2．2018年8月13日现场录音。健达公司在一审诉讼中称，录音发生于刘建、钟某之间，地点为通州区。因证人关某称其与刘建一起找到钟某并现场录音，关某所提供的其现场录音内容应当与健达公司提供的2018年8月13日现场录音相吻合。经本院审查，首先，关某所称录音形成于2018年6、7月份左右。健达公司称现场录音时间为2018年8月13日，关某在场。时间不一致；其次，关某称现场位于朝阳区。健达公司一审提交的现场录音资料注明发生于通州区。地点不一致；最后，经比对两份录音整理资料，内容也不一致。基于以上原因，本院对关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健达公司主张与蚂蚁搬家公司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但健达公司所提交的《设备搬运合同》及搬运费明细清单中，均无蚂蚁搬家公司的确认。健达公司提交其法定代表人刘建与钟某2018年7月1日的通话录音。根据该录音内容，既不能确认刘建的谈话对方为钟某本人，也不能确认谈话中所涉及的13万元为蚂蚁搬家公司对健达公司因履行运输合同而形成的欠款。根据健达公司目前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运输合同成立的事实、以及因运输合同的履行蚂蚁搬家公司欠付健达公司搬运费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根据钟某于录音中的陈述，认定健达公司与蚂蚁搬家公司之间存在数额在130000元以上的债务，确认蚂蚁搬家公司尚欠健达公司运费120000元。该认定属适用证据规则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健达公司不能就其主张充分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蚂蚁搬家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07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齐鲁健达起重搬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16元，由北京齐鲁健达起重搬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516元，由北京齐鲁健达起重搬运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苗苗法官助理 何 平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