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1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罗兰，女，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波，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妮，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法定代表人：刘士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梅，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女，198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沈阳市沈河区。上诉人罗兰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3民初1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1.一审法院采信的（2012）辽德司文检字第241号《检验报告书》并非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2012年3月，被上诉人曾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相同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并就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准住通知》及《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申请了鉴定。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主审法官仅依职权调取了一份1995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公司文件作为对比样本，鉴定机构依据该单一样本便作出《检验报告书》。上诉人提出异议并申请追加对比样本重新鉴定，原主审法官未予理会。上诉人以原主审法官在鉴定过程中明显倾向于被上诉人为由申请其回避，沈河法院最终采纳了上诉人的意见，并重新组成合议庭。2013年1月31日，新合议庭重新鉴定摇号，并选中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2013年4月16日，在重新鉴定结束前，被上诉人撤诉，人为导致重新鉴定中断，故该案鉴定程序并未完成，《检验报告书》并非生效的鉴定意见。2.《检验报告书》选择的对比样本错误，鉴定意见并未否认《商品房购销合同》及《商品房准住通知》是民族公司盖章，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检验报告书》中对比样本的印章在《商品房购销合同》签订及《商品房准住通知》作出前已被销毁，不能作为检材的对比样本。《检验报告书》中检材（即案涉印鉴）为仿宋体印鉴，对比样本为宋体印鉴，两者必然不同。3.检材仿宋体印鉴（即案涉印鉴）就是被上诉人的公司印鉴之一，且被上诉人也一直在使用该印鉴。在被上诉人工商档案中，案涉印鉴在被上诉人公司设立登记文件、企业法人变更文件、沈阳市城建档案馆留存文件以及对外合同中多次出现。以上各时段中，被上诉人一直控制着该案涉印章，与其他宋体印章并行使用。综上，《检验报告书》仅描述检材与样本是不同印鉴，不能推导出印章系伪造的结论。结合被上诉人对数枚印章同时使用的实际情况，只能得出《商品房购销合同》及《商品房准住通知》确为被上诉人盖章的结论，足以推翻合同系伪造的假设。4.一审法院采信的税务局《证明》，仅能够证明《商品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并非其印制，不能证明民族公司未开具过该发票，更不能证明该发票就是伪造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尚耀曾的签字如何解释是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时任法定代表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的情况下，已经死亡的“尚耀曾”如何在合同中被上诉人一方签字，是被上诉人需要被追究的管理责任问题，是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当时，没有能力查明被上诉人公司复杂的转制问题以及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情况，只能信赖公章。民族公司协助正常办理了房证手续，该信赖利益应该被保护。2.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案涉房证手续由谁办理，也未能查清“无效”的手续是谁“伪造”，就认定是上诉人操作的，存在逻辑错误。一审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房证手续是上诉人办理的，更无证据证明房证手续是上诉人伪造的。相关刑事卷宗已经排除了上诉人伪造手续办理房证的嫌疑。房证办理如果没有被上诉人的配合是无法完成的。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的审查情况无任何论述，直接认定办理房证的手续是上诉人出具的，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主体错误。1.本案案由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被上诉人起诉称从未与上诉人签订合同，那么被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中显示登记机关已对房产办证手续进行了审验，并批准办证。审查办证手续的真假及是否合法合规是登记机关的职权，而非人民法院的职权。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对办证手续的有效性进行认定。民族公司如认为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审核登记行为及存档档案存在错误，应以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非向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辩称，一、（2012）辽德司文检字第241号《检验报告》合法有效，一审作为证据采信有法可依。1.该司法鉴定是经答辩人申请，由沈河法院依法委托，双方当事人在市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摇号指定的鉴定机构，经过鉴定程序所作出，所比对的样本是经沈河法院向沈阳市政府所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调取的原始盖章样本原件，其来源真实、合法。根据《检验报告》的结论足证案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商品房准住通知》上的盖章不是我方印章。对方在一审中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因此一审判决依法采信该《检验报告》作为证据使用正确。并且被答辩人主张案涉2000年9月20日《商品房购销合同》加盖的印鉴为答辩人使用的印鉴，这根本就是不实之词，在同一时期答辩人使用的印鉴名称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案涉合同加盖印鉴名称“沈阳市民族开发公司”完全不一致，可见答辩人的该主张无证据支持。2.一审判决采信税务机关的《证明》也不存在任何错误。由于被答辩人向房产部门申领办证所提供的发票不是国家税务机关印制的发票，足证发票是伪造的，且答辩人从未向被答辩人开具过任何发票。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客观真实。1.案涉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假发票上“尚耀曾”的签字完全是虚假的，答辩人已经举证证明“尚耀曾”在案涉合同签署日前4年半就已经死亡，足以证明合同上的签名系伪造，并且该合同并不是答辩人出具，被答辩人在诉讼中也承认，案涉合同等办证手续并不是答辩人提供，显然答辩人无任何举证义务，虚假合同依法就应认定无效，一审认定事实无误。2.我方对于被答辩人使用虚假伪造的手续办证的事宜并不知情，至于办证的手续是谁伪造不影响虚假伪造手续无效性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任何原因和任何前提，为取得房产证使用伪造和虚假手续均应依法认定无效。三、一审判决认定主体正确。1.答辩人正因为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商品房销售合同，方有权作为主体诉讼，因为答辩人是房屋的开发建设主体，在答辩人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第三方后，第三方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合同属尚未履行完毕状态，按照物权法规定答辩人仍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因此答辩人作为诉讼主体是合法的。2.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应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不成立。不动产登记机关在办证中对办证手续只审查形式要件，并不审查实质要件，若发现办证手续伪造或虚假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确认其无效，因此本案依法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为办理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向房产部门所出具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等手续无效；2.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罗兰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反诉原告系沈阳市沈河区房屋的真实买受人；2.若反诉被告将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撤销后，配合反诉原告办理此房屋登记的相关手续；3.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民族公司系经政府批准开发改造沈河区回民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小区建成后，原告于1993年2月9日与案外人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以下简称回民商场)签订了《销售商品房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将回民小区13#网点建筑面积197平方米房屋，以每平方米单价1900元，总计房款374300元出卖给回民商场。1993年8月31日，回民商场向原告交付了374300元房款，原告为其开具了等额的《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及下发商品房准住通知，但回民商场对购买的回民小区13#网点未办理产权移转登记。本案回民小区13#网点与本案所涉的沈河区房屋系同一个房屋。被告（反诉原告）罗兰举证《房产转让协议》两份，一份于2000年6月26日与回民商场签订，约定将位于沈河区房屋的使用权以人民币65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罗兰，被告罗兰将所有房屋转让费付清后生效。另一份于2000年9月23日与回民商场签订房产转让协议，约定将位于沈河区房屋的所有权以人民币65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罗兰，此协议在被告罗兰付清购房款后即生效。原告民族公司认为，被告罗兰与回民商场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性、关联性、效力性均有异议，2000年6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转让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2000年9月23日协议中却改为所有权，但转让价款并没有改变，而罗兰向房产部门递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落款时间是2000年9月20日。2000年10月，被告罗兰以2000年9月20日《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商品房准住通知》等手续向房产部门办理并领取了沈河区房屋的产权证书。在上述合同、通知中加盖的公章及发票中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均是“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名称，合同落款卖方签署代表为“尚耀曾”。原告发现后于2012年3月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罗兰为办理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所出具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等手续无效。在审理中，经一审法院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做出（2012）辽德司文检字第241号《检验报告书》，检验意见为：2000年9月20日《商品房购销合同》、2000年9月21日《商品房准住通知》上各1枚“沈阳市民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调取的“沈阳市民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均不是同一印章印文”。对于合同中尚耀曾签字，经沈阳市公安局大南派出所开具的居民殡葬死亡证明，卖方签署代表尚耀曾已于1996年4月15日死亡。对于《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经沈阳市地方税务局证明，该局未印制过沈地税（97）第一版（5），号码为1261615的发票。另查明，在另案的被告罗兰、被告民族公司、回民商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即（2017）辽01民终5278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中记载回民商场辩称意见：回民商场与罗兰的买卖协议存在，但罗兰没有将购房款缴清，合同未生效。原告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曾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于2013年4月对该案申请撤诉，并以被告罗兰涉嫌诈骗一案向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举报立案。2014年5月原告再次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及诉请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该案因涉嫌经济犯罪已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中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017年9月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对原告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1月26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相对性。本案依据原告与回民商场签订的《销售商品房协议书》、《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准住通知、规划图、商品房销售情况表、财务台账等完整的证据链条佐证回民商场是沈河区房屋的买受人，从回民商场购买到沈河区房屋后，本案原告已经没有出售该房屋的权利。并且依据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做出（2012）辽德司文检字第241号《检验报告书》、沈阳市公安局大南派出所开具的居民殡葬死亡证明、沈阳市地方税务局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罗兰取得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所使用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商品房准住通知》等手续不具有民事法律效力，对民族公司不发生拘束力，故原告请求确认上述手续无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以上事实及证据，足以印证罗兰只有与回民商场签订有效房屋买卖合同，并请求回民商场认可该买卖合同效力并基此办理房屋产权移转登记手续才符合民事行为法律效力要求，其与民族公司不属于涉案房屋有效买卖合同的相对当事人，而罗兰反诉要求确认其与民族公司买卖涉案房屋的合同的效力及要求民族公司配合其办理产权移转登记的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被告（反诉原告）罗兰为办理沈河区房屋产权登记所出具的2000年9月20日《商品房购销合同》、2000年9月21日《辽宁省沈阳市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2000年9月21日《商品房准住通知》无效；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罗兰的要求确认反诉原告罗兰系沈阳市沈河区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及要求反诉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配合反诉原告罗兰办理此房屋移转产权登记的相关手续等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6915元，诉讼保全费239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457.50元，由被告罗兰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1.准备庭审笔录；2.《现场随机指定鉴定机构确认书》、《司法鉴定委托书》；3.《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4.《重新鉴定申请书》、《回避申请书》5.《现场随机指定鉴定机构确认书》、《司法鉴定委托书》；6.《撤诉申请书》；7.（2012）沈河民二初字第543号民事裁定；该组证据证明：1.2012年民族公司起诉时原主审法官为祝仰宝；祝仰宝法官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德恒鉴定所作出检验报告；2.罗兰因鉴定样本不符合规定申请重新鉴定，并申请祝仰宝法官回避；3.法院重组合议庭，主审法官变更为杨晓霞；杨晓霞法官委托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4.在重新鉴定结束前，民族公司撤诉，人为导致鉴定中断，鉴定程序并未完成。综上证明《检验报告书》在程序上并非生效的鉴定意见。上诉人提交：8.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9.沈公沈河（经）撤案字[2017]1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证明沈河分局经侦大队确认鉴定选取的样本公章已于2000年4月26日，即在案涉合同签订前已经被收回销毁。鉴定内容不能证明检材印鉴是否为民族公司加盖，鉴定内容没有任何意义。沈河分局经侦大队认定罗兰犯罪事实不存在，撤销了案件。办证手续并非罗兰出具，不应将罗兰作为本案被告。上诉人提交：证据10.民族公司工商档案（宋体章、有限公司章）；11.民族公司工商档案（仿宋体章）、建设工程开工报告（仿宋体章）、《协议书》（仿宋体章），证明1.仿宋体章存续期间为1987年5月26日至2002年9月2日；宋体章存续期间为1994年2月21日至2000年4月26日；有限公司章存续期间为1999年至2001年6月19日。民族公司多年间存在同时拥有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2.案涉印鉴与证据11中的印鉴均为民族公司同一仿宋体章加盖，民族公司在工商备案材料及其他机构申报材料中反复使用过该仿宋体章。3.仿宋体章自1987年启用，2002年才销毁，在此期间一直保存于民族公司并被持续使用。即便是在民族公司更名为“民族有限公司”期间，该仿宋体章也未被收回或销毁。2000年9月20日，案涉合同签订及准住通知作出时，民族公司就是用该仿宋体章加盖，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上诉人提交：证据12《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证明1.税务机关已根据民族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向罗兰收取了契税；2.税务机关认可了案涉房屋发票的效力，并据此收取了契税；3.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审理；证据13.沈阳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调查审批表，证明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手续是经沈阳市房产局审批通过，审查材料是房产登记机关的职权。民族公司如认为材料不真实，应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证据14.[2003]沈河行初字第96号行政判决、[2004]沈行终字第43号行政判决，证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族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邢达普在2000年2月至2003年6月期间被采取强制措施，2000年9月案涉房产合同签订。邢达普客观上不能在案涉合同上签字。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在2012年诉讼中但是该案因我公司发现罗兰以欺诈的材料获取了我公司的274号房屋产权，经我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我们向沈河区公安局报案，对撤诉的案件一审应停止，一审的检验报告合法作出，该报告一审中我公司作为证据进行举证，举证后一审4次开庭，上诉人没有对该证据进行鉴定。第二组：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只证明了罗兰不构成刑事犯罪，其他内容都无法证明。证据8报告书表述只是用于证明罗兰不存在犯罪事实，不是对证据的认定，所以该表述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公安机关对于企业的执照及印鉴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权利，所以无权确认执照和公章的状态。第三组：真实性、关联性及上诉人证明问题均有异议。我公司在2000年9月只有一个印章，名称是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提供的2000年9月20日合同上的出卖人盖章是完全不一致的名称。这组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1987年印章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是1993年成立的。有限公司是1998年。上诉人提供的2000年9与20日的合同上盖的印章不是我公司加盖，我公司当时的名称在1998年变更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6月25日变更为现在的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第四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是上诉人非法取得房证时，缴纳的契税与本案无关。第五组：证明问题有异议，本案不是行政诉讼，房产登记机关对于上诉人递交的材料，只是做了形式上的审查，并不是审查实质要件，对上诉人在房产部门办证所递交材料真实性及效力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第六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能证明2000年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邢达普不是尚耀曾。尚耀曾1994年就已经死亡了。被上诉人提交：1.尚耀曾的任免决定文件2份，证明尚耀曾在民族房屋公司的任命经理的时间系自1992年1月8日至1992年5月14日；2.民族公司的转制文件，证明我公司在1998年12月8日-2001年5月18日转制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3.(1999)沈经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民族房屋有限公司的所有印章和营业执照等自1999年11月8日-2000年6月17日都由中院保管；4.关耀良的任职文件，证明2001年5月23日任命为公司的临时负责人，以尽快做好公司性质恢复工作。上诉人质证意见：1.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是新证据，尚耀曾1996年已死亡，死亡前，我方与民族公司及回民商场并无任何接触，我方对尚耀曾的任职情况并不了解，也不认识尚耀曾，案涉购房合同上尚耀曾的签字不可能是我方伪造的，公安的决定书中也排除了我方参与伪造文件的可能，尚耀曾任职问题是被上诉人公司管理问题，与我方无关，我方只需要证明案涉公司印章是由被上诉人曾使用的印章加盖即可；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我方调取了被上诉人的改制文件，发现2000年4月24日沈阳市民委决定撤销了相应的改制批复，此刻起被上诉人使用民族公司的名称展开业务是正常的；3.该组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该调解书中没有印章交付的相关内容，申请书及收条可以显示约定交付的各类印章名头为沈阳民族开发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民族公司印章。收条可以显示2000年6月17日相关的印章就已经返还给民族公司，所以该证据和本案事实无关，我方提供工商档案证据证明截止到2002年案涉仿宋体印章一直在民族公司保管，根据调取工商档案发现，民族公司在与我方签合同的时期同时在使用多套印章；4.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另提交撤销转制的批复文件，证明2000年4月24日沈阳市民委作出了相关的决定，撤消了民族公司转制的批复，此刻起被上诉人用民族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是合理的。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1999年12月中纪委成立1018专案组，因我方当时法定代表人邢达普非法转制被该组调查，2001年5月才正式下发恢复民族开发公司的文件。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0年9月23日，回民商场作为甲方，罗兰作为乙方，就案涉房屋双方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将沈河区一处面积为197平方米的房屋的所有权以人民币陆拾伍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二、在转让过程中，一切转让手续（产权证）由甲方负责办理，转让费用及税由乙方承担；三、甲方协助乙方在协议签订后的两个星期内将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乙方同时将所有购房款付给甲方；四、甲方必须保证产权证的合法有效；五、该房产在此协议签定（订）前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甲方负责；六、甲、乙双方于2000年6月26日所签订的转让协议作废；七、此协议在乙方付清购房款后即生效；八、此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原告已取得该房屋产权证。又查明，（2017）辽01民终5278号上诉人罗兰与被上诉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罗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民族公司为其办理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270号房产的产权证书，本院以罗兰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回民商场于1997年8月28日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的“沈河区南清真路91-2号”就是诉争房屋即沈河区奉天街270号，购房发票显示为“13号网点”，诉争房屋系“12号网点”，其自认向回民商场购买两处房屋，房款共125万元但仅有60万元的票据，且回民商场对罗兰主张购房款已全部给付的事实不予认可，故罗兰未举证证明诉争房屋的购房款已经全部支付为由，认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未成就，合同并未生效，判决驳回罗兰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回民商场辩称，13号网点现有名称为奉天街274号，是回民商场的回迁房。回民商场在1992年已经为13号网点在地名办申请了地名274号，可以证明此时回民商场已经取得了该房屋所有权。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原来是认可一套房屋为回迁房，一套房屋为购买房的事实的，但在本次诉讼中却否认这一点。回民商场已经实际占有并使用奉天街274号网点多年。在1993年购买274号网点后回民商场一直占用并使用该房屋。后租给上诉人罗兰使用。回民商场与罗兰的买卖协议存在，但未生效。1997年3月31日开始将本房屋租与上诉人罗兰的沈阳市四维汽车清洗保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清洗）。1997年8月28日回民商场与四维清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回民商场的购房发票交付四维清洗。买卖合同约定四维清洗在向回民商场缴清购房款后生效。但至今为止罗兰并没有将购房款缴清。事实上，罗兰购买了回民商场两套房产，分别为奉天街270号和奉天街274号，其中奉天街274号房产系回民商场的回迁房。罗兰对于两套房产的购房款均未交齐的情况下，将奉天街274号房屋在未征得回民商场同意，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沟通私自改到自身名下。罗兰提供的两个收款收据不能证明是两套房产中的哪笔款项。罗兰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按照奉天街270号房产的买卖合同约定缴付回民商场57万元。因此房屋买卖合同未生效。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先行出售给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后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将案涉房屋转让给罗兰。罗兰提交的其与被上诉人2000年9月20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中，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的尚耀曾经沈阳市公安局大南派出所开具的居民殡葬死亡证明已于1996年4月15日死亡。虽罗兰举证证明对公章鉴定中公章样本有异议，但其亦自认民族公司多年间存在同时拥有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罗兰亦无法证明合同加盖印章系被上诉人唯一有效印章。且即便公章系真实公章，但尚耀曾并非当时法定代表人，其无加盖公章的职权，上诉人亦未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故原审认定该合同及商品房准住通知等手续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罗兰提交的商品房（结算）专用发票（NO.1261615），经沈阳市地方税务局证明，该局未印制过沈地税（97）第一版（5）、号码为1261615的发票。现罗兰未能举证证明该发票系被上诉人出具的合法正规发票，故原审认定该发票无效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一审提出确认其系案涉房屋的真实买受人及若被上诉人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撤销后，配合其办理此房屋登记手续的反诉请求，因罗兰亦自认该房屋系从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处购买，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沈阳市沈河区回民综合商场已认可上诉人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故其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起诉称其从未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则被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因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确认上诉人为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向房产部门所出具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等手续无效，故被上诉人已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合同争议，故被上诉人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中显示登记机关已对房产办证手续进行了审验，并批准办证，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对办证手续的有效性进行认定，被上诉人如认为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审核登记行为及存档档案存在错误，应以沈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非向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因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房屋产权登记行为系属行政审批事项，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效力予以认定并确定真实权利人，故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罗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5元，由上诉人罗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明箭审判员  吕长辉审判员  丁广昱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磊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