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终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荣，男，汉族，1957年2月18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程抱英，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广景弄6号。 法定代表人朱红，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勇，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叶蓓蕾，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德荣因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行初10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3月2日恢复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干区人社局）在黄德荣的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审批核准表中作出核定意见：黄德荣从2017年3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累计缴费年限为19年2月，其中视同缴费0年0月，实际缴费19年2月。黄德荣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江干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黄德荣视同缴费年限的结论，认定黄德荣1979年5月至1993年8月在职期间工龄为视同缴费年限，并补发2017年3月起养老保险金差额；2.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干区人社局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招工登记表》记载：黄德荣于1979年5月进入杭州市物资回收公司工作，1993年5月从杭州市物资回收公司调动至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工作。江干区人社局根据黄德荣的档案材料记载，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退休（退职）核准部门意见：同意黄德荣从2017年3月起按月领取养老金；2017年3月6日作出养老金核定部门意见：经核定，黄德荣养老金每月为1570.7元，从2017年3月起计发，累计缴费年限为19年2月，其中视同缴费年限为0年0月，实际缴费年限为19年2月。2017年3月15日，黄德荣领取职工退休证。2017年5月26日，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编号为276981的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黄德荣：其要求重新认定1979年5月至1993年8月的工龄，因黄德荣于2017年5月17日提供的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文件《关于同意黄德荣同志辞职的批复》复印件文号不清，要求提供原件核对，但黄德荣及签署“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意见者均无法提供《关于同意黄德荣同志辞职的批复》的原件，维持江干区人社局作出的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结果。另查明，2018年10月23日，黄德荣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江干区人社局在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审批核定表中作出的不予认定黄德荣视同缴费年限的结果，要求认定黄德荣于1979年5月至1993年8月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原审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2018）浙0104行初180号行政裁定，驳回黄德荣起诉。黄德荣对此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浙01行终463号行政裁定，撤销（2018）浙0104行初180号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缴费年限，是指职工个人和其所在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分别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国有企业或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之前，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限，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的，为视同缴费年限”。江干区人社局作为辖区内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职工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具有审核职责。根据浙劳险[1995]221号《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与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企业职工在省政府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日后，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的其辞职前和再次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合并计算，其实际缴费年限也可合并计算”。浙劳社老[2002]161号《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二、认定退休人员连续工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历来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等材料和组织上保存的历史资料为主要依据。本人申请与档案记载情况一致的，不再调查取证；本人档案无记载或记载不一致的，要认真调查取证，不能仅凭以上的申请及个人提供的旁证材料予以认定，凡未经调查，个人索要或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认定连续工龄的依据”。本案中，黄德荣档案中的《招工登记表》记载其于1979年5月进入杭州市物资回收公司工作，1993年5月从杭州市物资回收公司调动至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工作，1993年8月从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辞职，但未有有效证据证明其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黄德荣所提供的辞职批复为复印件且相应文号缺失。故江干区人社局在对黄德荣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时对此不予采纳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综上，黄德荣要求撤销江干区人社局作出案涉退休（退职）和基本养老金审批核定表中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德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德荣负担。 上诉人黄德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相互矛盾。1.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来源于上诉人档案的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干部(职工)调动工作联系函、物资回收公司的证明、辞职报告的真实性，并认为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手写证明材料以及辞职批复可以与黄德荣的辞职报告以及证人苏某的证言相印证，能够证明黄德荣于1993年8月向华艺出版社申请辞职的事实。可是该判决并没有沿着这个合理的论证进行下去，而是180度大转弯，认为“该证明材料系手写且文号系后补添加与辞职批复上的缺失的文号不一致，辞职批复系复印件且文号缺失”。既然前述材料可以证明上诉人申请辞职的事实，当然可以证明上诉人辞职获批的事实，申请辞职并获准辞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且原审法院并未否定本人档案记载的材料包括(手写批复原件)的真实性，存在于上诉人档案中的原始材料系当时(1993年8月)形成，何来“后补添加”，什么时候“后补添加”及谁“后补添加”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证人苏某作证时已经明确表示该手写辞职批复系由他作为当时单位负责人亲自手写，当时形成并放入上诉人档案，从该手写批复的行文和书写连贯性以及笔迹来看确为一人所写、一次写成。至于被上诉人指称上诉人自己从档案里抽出来纯属无稽之谈，上诉人至今都没有看到过手写的准予辞职批复原件，一直在上诉人档案里。2.同理，原审认定“证人苏某作为当时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的负责人，其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提供的手写证明材料可以证明黄德荣确于1993年8月向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提出辞职申请”，“但仅凭证人出具的手写证明材料以及庭上陈述，无法证明黄德荣与1993年8月离职时办理了完备的手续”也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被认可，应当采信，既然已经认定证据成立，就应当受证据规则约束，不能采信一部分，不采信一部分，更不能想采信哪部分就采信哪部分。第二，所谓“证人出具的手写证明材料”不知是何物，无论指上诉人档案中的“证明”还是手写“辞职批复”均为原稿，既为原稿，均为当时形成且代表的是单位的意思表示，就是单位形成的历史资料而不是个人行为，属于证据的另一种类型——书证，而不是诉讼期间形成的证人证言。把存在于上诉人档案中的材料与证人证言混同，在证据归类上就是一个错误。何况认定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后又否定其效力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3.关于上诉人承诺书出具的原因。上诉人辞职之后，档案一直存放于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2009年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向江干区人社局移交本人档案时档案封条有破损，就让我写份承诺。因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的档案，破损也不是我的责任，就写下了这份承诺书。原审法院认定该承诺书系2009年档案转往浦沿街道时作出的，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的档案直到上诉人2017年退休时才先转到江干区采荷街道，再转到我的实际居住地浦沿街道。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浙劳社劳[2002]161号文第二条规定：“认定退休人员连续工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历来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等材料和组织上保存的历史资料为主要依据。……本人档案无记载或记载不一致的，要认真调查取证，……”。黄德荣提供的根据(2018)浙0104行初135号案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的来源于本人档案的复印材料证明，有关上诉人入职离职的整个过程是完整的，手续也是齐备的，用现在的规范去要求过去的档案管理和原本没有要求的程序是不公平的，所谓“未有有效证据证明其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要求上诉人有完备的离职手续，既与事实不符又过于严苛，且没有当时有效的法律支持。上诉人请求重新认定工龄时，江干区人社局已经了解到本人档案中除了一份文号不清的辞职批复复印件外，还有一份手写的该批复的原始文稿，但没有比对和调查该份文件的来源并认定其作用。既然该材料一开始就存在，被上诉人为什么不调查并做认定。2.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所展示的材料，上诉人入职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并从该单位正常履行辞职手续离职，证据充分，原审法院确认为“证人证言和手写证明材料均不能替代依法作出的辞职批复作用”显然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调取本人档案，结合原审证据进行全面审查，纠正原审法院和被上诉人的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行初106号行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第一项；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江干区人社局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浙劳险[1995]221号《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与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职工在省政府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日后，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的其辞职前和再次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合并计算，其实际缴费年限也可合并计算”；浙劳社老[2002]161号《关于认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连续工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认定退休人员连续工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历来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等材料和组织上保存的历史资料为主要依据。本人申请与档案记载情况一致的，不再调查取证；本人档案无记载或记载不一致的，要认真调查取证，不能仅凭以上的申请及个人提供的旁证材料予以认定，凡未经调查，个人索要或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认定连续工龄的依据”。上述规范性文件是为进一步规范连续工龄认定程序，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发布的规定，被上诉人江干区人社局适用上述规定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未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关于上诉人黄德荣提供的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以证明其经批准辞职的事实。首先，提出辞职申请是启动辞职审查程序的基础，但不必然得出获准辞职的结论，故上诉人提供的辞职报告并不能证明其获准辞职的事实。其次，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其作为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时任负责人，出具了包含“同意黄德荣同志辞职”内容的手写件并为上诉人办理了辞职手续，并陈述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并无人事部门，日常文件存在文号不规范的情形。但上述手写件中并未加盖单位公章，其中还载明“有关手续按规定办理”；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的华东人字93年第（05）号《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干部（职工）调动工作联系函》中加盖的印章又为“华艺出版社华东发行处人事部”字样，且上诉人提供的加盖“華藝出版社華東發行處”印章但无文号的辞职批复复印件与该联系函在形式上亦存在明显不同。在此情形下，被上诉人认为无法比对确认该辞职批复复印件的真实性，并根据现有证据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即未将上诉人1979年5月至1993年8月的工作时间视作缴费年限，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德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洵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邵旭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