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行终2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艳艳，女，198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代理人林合敬，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林岐，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洲洋路6号。 法定代表人曾瑞华，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奇西，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海芬，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艳艳诉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瓯海区政府）履行城建行政协议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浙03行初287号行政判决。黄艳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询问，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5日，因瓯海区牛山新桥片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需要，原温州市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牛山整治办）与原告订立了《产权调换协议》（档案号：牛新11-46）（含《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述《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载明，原告符合安置条件的住宅面积为147.60平方米，均为无产权房屋。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既未按照协议对上述房屋予以安置，也未对合同作出其他处理决定。2019年7月29日，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作出《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解除原牛山整治办与原告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涉案房屋的安置补偿由被告或其职能部门另行依法安置。另查明，原牛山整治办被撤销后，其权利义务由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承继。2019年1月8日，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系被告下属的事业单位。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书载明原告符合安置条件的住宅面积为147.60平方米。被告主张涉案协议对上述被拆迁房屋性质（用途）认定有误，并于2019年7月29日由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作出《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解除原牛山整治办与原告于2016年11月25日签订的《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书效力，并要求被告履行涉案协议书，不予支持。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涉案协议被解除，系因被告前后认定不一，责任在于被告。虽然《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但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被告一方的过错，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亦属主张权利的合理手段，出于诉讼费用承担的合理性角度考虑，确定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还注意到，自2016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书至原告起诉时近两年的时间，被告虽主张涉案协议书存在错误，但未及时作出书面处理决定，亦属不当，予以指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艳艳的诉讼请求。 黄艳艳上诉称：一、原审对上诉人房屋真实征收及拆迁情况未予认定错误。上诉人系原西岸花巷102号房屋所有权人。2012年5月因牛山新桥片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需要，瓯海区政府下属机构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对所涉区域进行征收拆迁，并委托温州市华帆房屋拆迁事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于2012年5月签订《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同年6月涉案房屋腾空后即被拆除。协议约定安置房于2015年6月24日前交付，逾期则安置费双倍支付。因被上诉人逾期交付，故双方合同约定双倍支付安置费至2016年5月31日。2016年11月25日，被上诉人又要求重新签订合同，才有当日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但此后上诉人的安置权益一直未予落实。参照《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发生后2年内未被发现即不得再行处罚。而被上诉人在超过7年后再行对上诉人的拆迁权益进行剥夺，严重违背行政法基本精神。原审只字未提，是错误的。二、原审采信被上诉人“对被拆迁房屋性质认定有误”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争议的建筑面积，是未登记的合法房屋，而非原审认定的“无产权面积”。2、上诉人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争议面积属于住宅。3、争议房屋所涉土地为农村集体土地，故不可能是工业厂房。4、上诉人房屋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农民在自家从事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劳动是普遍现象，得到政府支持和认可。而个体工商户登记已经明确注明“不可作为拆迁依据”，被上诉人却依然以此为由作出推定，任意改变农村住宅性质。三、原审错误采信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2019年7月29日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作为定案证据。首先，该通知主体并非合同权利义务承担者。其次，通知系为应付本案诉讼而制作。再次，拆迁安置合同性质无法解除。最后，即使是民商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也必须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解除事由，而且必须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被上诉人在7年之后的诉讼期间突然通知解除协议，不仅没有合法、合约的事由，即使有也因超过合理期限而丧失解除权。四、原审驳回诉讼请求没有依据。即使被上诉人解除通知的有效性不是本案审查事项，但该解除合同的前提亦是认可被解除合同的有效性，不然何以需要解除，故原审对该合同效力不作认定，显属违法。再则，被上诉人拒绝履行生效合同本身属于违法，而原审不予作出判决同样违法。五、原审要求上诉人按民事诉讼费标准预交巨额诉讼费，变相压制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基本精神不符。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瓯海区政府答辩称：一、2019年7月29日，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作出《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涉案协议已解除。上诉人诉请要求答辩人履行的协议已经终止，不存在继续履行的问题，其诉请不能获得支持。二、上诉人已就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作出的《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合法性问题提起诉讼，目前正在一审期间。温州市瓯海区中心区建设中心的解除行为是否合法将由该案予以认定，认定结果对本案判决的合法性不会产生影响。综上，原审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附卷材料另载明，案涉牛新11-46《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系2016年11月25日由原温州市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委托温州市华帆房屋拆迁事务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2016年10月17日，瓯海区政府〔2016〕132号《专题会议纪要》决定，“原区牛山办承建工程项目成建制划转给瓯海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承担，瓯海中心区和牛山片区规划范围内的政府投资项目由中心区建管办负责”。2016年11月26日，温州市瓯海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温瓯编〔2016〕122号通知，“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为区政府直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全额拨款。中心区建管办负责瓯海中心区和牛山片区规划范围内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根据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6〕132号精神，温州市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承担的投资工程项目已划转给中心区建管办，同时撤销温州市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2019年1月8日，中共温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温市编〔2019〕3号《关于瓯海区局级事业机构调整审核的批复》，“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2019年7月29日，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以“原温州市瓯海区牛山片区整治工程建设办公室已撤销，其职能由我中心承继”为由，针对上诉人作出《解除〈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的通知》，解除案涉《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被拆迁房屋的安置补偿由瓯海区政府或职能部门另行依法补偿。二审时，被上诉人对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行使的案涉解除通知权限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黄艳艳针对被上诉人瓯海区政府提起的履行城建行政协议诉讼。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案涉牛新11-46《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有效；确认被上诉人不继续履行协议行为违法；判决被上诉人继续全面履行案涉协议。因此，上诉人的诉请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是本案争议焦点。但在原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诉请确认有效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已被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解除。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不但不及时就该解除通知行为寻求救济并提交对本案的中止诉讼请求，反而坚持本案诉讼，故原审基于上诉人诉请的《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已被解除的事实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由于原审仅以上诉人诉请事项已不复存在而作为其判决依据，并未针对上诉人诉请事项所涉《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故若温州市瓯海中心区建设中心解除通知行为的合法性今后被不予认可，则上诉人仍然可以依据该新的事实再行就其诉请事项寻求诉讼救济。原审对案件受理费的收取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原判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或与本案无涉，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49元整，由上诉人黄艳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惠 忆 审判员 许 勤 审判员 蒋旭东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