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终13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舒愉，男，196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146号。法定代表人：李云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潇，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开鸿，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0号华创大厦1311至1313号。负责人：安蔚，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潇，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琪，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兴贵，男，197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亮，重庆西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舒愉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何兴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3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舒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河北建工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潇、卢开鸿，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潇、梁琪，何兴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舒愉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3民初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舒愉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负担。审理中，舒愉依法撤回部分上诉请求，变更请求为：1.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3民初8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55万元，并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改判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8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1.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舒愉已经举示了《工资表》《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等证据，足以证明这一事实。2.舒愉已经举证证明《授权委托书》《承诺书》所加盖的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章在多个场合使用过。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公司印章并不唯一。即使涉案印章确系伪造，也不能因此否定合同的效力。3.何兴贵持有加盖有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章的《授权委托书》与舒愉进行民事活动，舒愉作为交易的相对方，基于对何兴贵身份的信任，并没有义务审查印章是否真实。何兴贵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承担。4.经核实，舒愉现自愿撤回对2015年3月17日两笔转款共计850万元的上诉。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辩称，涉案借款债务是舒愉和何兴贵恶意串通虚构的债务，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也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兴贵述称，1.舒愉与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建立借贷法律关系属实。何兴贵系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任分公司总经理职务。因分公司的原因不能通过对公账户对外收取借款，分公司要求何兴贵通过私人账户收取涉案借款。何兴贵代表分公司收取涉案借款后，已将全部借款用于分公司的建设项目，相关项目收益亦全部归属于分公司。2.涉案《承诺书》上加盖的公司印章是由时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吴海潇所加盖，并非由何兴贵加盖。何兴贵也不清楚该印章与公司备案印章是否一致。即使不一致，舒愉在一审中也举示证据证明该枚印章在多种场合使用过，这也足以证明公司存在两枚印章的事实。公司可以针对不同的交易使用不同的印章，从而达到最终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改判。舒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905万元，并从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时止(借款97.50万元自2014年7月9日起计算，借款187.50万元自2014年7月10日起计算，借款90万元自2014年9月25日起计算，借款10万元自2014年10月8日起计算，借款400万元自2015年3月17日起计算，借款450万元自2015年3月17日起计算，借款30万元自2015年8月18日起计算，借款190万元自2014年8月4日起计算，借款250万元自2014年5月21日起计算，借款200万元自2014年5月23日起计算)；2.判令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支付律师费8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于2010年11月18日成立，注册登记的负责人于2012年6月变更为安蔚。2012年8月1日，河北建工集团作为承包人、重庆中泽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就重庆武隆仙女山希尔顿酒店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12月23日，双方就该工程的安装部分又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12月21日，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河北建工集团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何兴贵系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特别代理人，受托代表该公司与河北建工集团签署武隆区仙女山希尔顿酒店项目土建建设、机电安装的分包合同相关事务，并代表该公司处理该项目的工程管理及相关事务。后河北建工集团作为承包人、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分包人，分别于2012年12月17日(何兴贵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12月21日)、2012年12月21日签订《武隆仙女山希尔顿酒店安装施工工程分包合同》《武隆仙女山希尔顿酒店项目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分包承建前述两工程。何兴贵作为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分别在两份合同上签字。2014年5月21日，舒愉通过恒丰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250万元，用途备注“借款”。2014年5月23日，谭周军分两次通过重庆三峡银行共向何兴贵转账支付200万元，摘要备注“借款”。2014年7月9日，舒愉通过招商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97.50万元，摘要备注“借款”。2014年7月10日，舒愉通过招商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187.50万元，摘要备注“借款”。2014年8月4日，舒愉通过招商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190万元，摘要备注“借款”。2014年9月25日，舒愉通过招商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90万元，摘要备注“借款”。2014年10月8日，舒愉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10万元，未备注用途。2015年3月17日，舒愉通过招商银行分别向何兴贵转账支付400万、450万元，均无备注内容。2015年8月18日，舒愉通过恒丰银行向何兴贵转账支付30万元，用途备注“个人转账”。一审中，舒愉向一审法院举示了以下四份证据：1.授权人为河北建工集团、受托人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于2012年7月1日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事项为河北建工集团授权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市辖区范围内承接、经营、管理建设工程项目；凡重庆分公司在承接、经营、管理建设工程项目过程中以及履行施工合同过程中，对外签订的合同以及履行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均代表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均予以认可；委托时限自2012年7月至2017年7月止。2.授权人为河北建工集团、受托人为何兴贵，于2012年5月2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事项为河北建工集团授权何兴贵作为公司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与承接工程项目工作相关的特别代理人，具体的委托权限为：代表公司处理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承接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相关事务；代表公司处理公司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各类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及争议相关事务；委托期限自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止。3.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于2015年9月12日向舒愉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鉴于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向舒愉借款用于公司承建的武隆希尔顿酒店工程项目；为了项目经营需要，舒愉按照分公司的要求将出借的款项转入分公司指定的经营人何兴贵的银行账户；经分公司与舒愉结算后确认后，特作承诺如下：截止2015年8月18日，分公司累计欠舒愉借款本金1905万元，借款利息从实际借款发生之日起，按月利息3%计算至付清时止，在本承诺书签订后一年之内还清本息，如在一年内未能清偿，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分公司承担；舒愉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评估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均分公司承担；本承诺书不可撤销。4.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制作的2014年3月份工资表。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对上述四份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申请对上述四份证据中的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公章印文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同意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0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上述四份证据中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公章印文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中，舒愉又以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将其举示的上述证据中的公司印章用于其他地方为由，申请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的《营业执照》、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和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2日的《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中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武隆区税务局《综合纳税申报表》（两份）、《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中的“河北建工集团”印文，与其举示的上述四份证据中的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的一致性进行司法鉴定。对此，河北建工集团陈述，关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刚开始并没有通知公司应诉，是由何兴贵签收了相关诉讼文书；舒愉现申请鉴定的《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不是由公司提供和出具，而是由谢小琳、陈宜文等人提供；公司知晓了该诉讼案件后，于2014年11月重新提交了《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诉讼材料。庭审中，河北建工集团申请对舒愉申请鉴定的前述《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以及公司于2014年11月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中“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与登记备案的分公司印文是否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并同时申请对舒愉申请鉴定的前述《综合纳税申报表》（两份）、《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等材料中的“河北建工集团”等印文与登记备案的公司印文是否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同意双方当事人分别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1月2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61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舒愉的鉴定申请)，结论为：舒愉举示的上述四份证据中的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公章印文，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的《营业执照》、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2日的《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中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武隆区税务局《综合纳税申报表》（两份）、《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中的“河北建工集团”印文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该中心又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56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河北建工集团的鉴定申请），结论为：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武隆区税务局《综合纳税申报表》（两份）、《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的“河北建工集团”印文，与该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的《营业执照》、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12日的《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中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与该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中2014年11月出具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中“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印文，与该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中，证人谭周军出庭作证陈述，其向何兴贵转账200万元是受舒愉的口头委托，该款项是舒愉的出借款，但其和舒愉之间并未就该款项签署过协议或出具过借条。舒愉陈述，其委托谭周军向何兴贵转账200万元，并未得到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指示；认可其于2014年5月至2014年10月间收到何兴贵支付的五笔款项共计62.50万元；该款项为其向何兴贵转账45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是代表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支付的。另查明，1.舒愉称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但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舒愉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2015年9月12日《承诺书》所载“经分公司与舒愉结算后确认后”中的双方有结算的行为。舒愉在庭审中明确，本案由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何兴贵是代表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舒愉在起诉及申请追加当事人时没有将何兴贵列为本案被告，也没有要求何兴贵在本案中承担偿还责任。2.舒愉没有举示涉案借款的借条以及曾出具过相关借条的证据，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武隆区税务局《综合纳税申报表》《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等系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所为。3.舒愉称涉案借款是由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用于武隆区仙女山希尔顿酒店工程，是何兴贵提出向其借钱，但其又明确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何兴贵将涉案借款用于仙女山工程。舒愉称其与何兴贵等人因较为熟悉而没有就涉案借款签订过借款协议，还称其就涉案借款在2015年何兴贵被开除前并没有找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主张过权利。4.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于2016年9月7日出具《立案决定书》，对河北建工集团举报何兴贵伪造公司印章进行立案侦查。5.舒愉称本案其起诉所依据的《承诺书》是由案外人康健提供。因何兴贵与康健串通虚构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借款事实而涉嫌虚假诉讼，已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立案侦办。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终结了该院(2016)渝05民初606号案件，即原告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建工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审理。6.舒愉于2017年11月2日接受询问时，称涉案借款发生时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安蔚。7.因本案，舒愉预交了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20元、保全费5000元，并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付了保全担保费9300元，向西南政法大学支付了鉴定费5.90万元。此外，舒愉与重庆志同（北京）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但没有举示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的发票。8.因本案，河北建工集团向西南政法大学分别支付了鉴定费4.79万元、1.60万元。9.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原告武隆县奥克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重庆峰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小琳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在本案中，舒愉于2017年4月10日委托谢小琳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后变更为袁子钧。舒愉在2017年11月2日接受询问时称谢小琳是其法律顾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与舒愉是否建立借贷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一审中，舒愉举示了2012年7月1日《授权委托书》、2012年5月28日《授权委托书》、2015年9月12日《承诺书》以及《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员工2014年3月份工资表》等证据，拟证明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舒愉向何兴贵支付的涉案款项系其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建立借贷法律关系，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应当对此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舒愉举示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已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理由如下：1.本案中最能直接证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与舒愉诉称的借款事实相关的证据为2015年9月12日《承诺书》。但该《承诺书》既没有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时任负责人的签字确认，其加盖的分公司印文经鉴定也与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且舒愉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承诺书》虽印文不一致但确系分公司的意思表示。故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该《承诺书》并非由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所出具具有高度可能性。2.舒愉诉称的借款是其及案外人谭周军向何兴贵的个人账户支付，但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款项系由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实际收取和使用。同时，舒愉举示的2012年7月1日《授权委托书》、2012年5月28日《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中加盖的公司印文经鉴定与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舒愉也未举示证据证明该《授权委托书》等虽公司印文不一致但确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授权委托书》等所载内容也未涉及何兴贵可以代表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对外借款。结合2012年12月21日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河北建工集团出具《授权委托书》，由何兴贵代表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河北建工集团签署《武隆仙女山希尔顿酒店安装施工工程分包合同》《武隆仙女山希尔顿酒店项目工程分包合同》等事实，应当认定，何兴贵接收涉案款项的行为并非代表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具有高度可能性。3.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2016年9月7日《立案决定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5民初606号《通知书》等，结合谢小琳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中代理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事实，以及证人谭周军的证言，舒愉起诉本案时委托谢小琳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称谢小琳是其法律顾问，舒愉未举示涉案借款的借条以及证明曾出具过相关借条的证据，舒愉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有2015年9月12日《承诺书》所载的结算行为，以及舒愉称涉案借款是何兴贵提出向其借钱，且在2015年何兴贵被开除前并没有找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主张过权利等事实，本案舒愉所诉称的金额巨大且时间长达一年多、并分多次向何兴贵个人支付的款项系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所述，舒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舒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2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820元，由舒愉负担。鉴定费12.20万元，由舒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舒愉向本院举示了以下四份证据：证据1.《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拟证明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证据2.《劳动合同书》，拟证明何兴贵作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与李铭钊签订劳动合同，聘用李铭钊为分公司副经理；证据3.李铭钊的《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和《工作证》，拟证明李铭钊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任质量员、工程师，这是对何兴贵聘用行为的确认；证据4.何兴贵的工作证，拟证明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理，有权代表分公司对外借款。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协议系河北建工集团员工康健利用保管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公章的便利加盖的分公司印章，河北建工集团对该协议并不知情；因证据2没有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从未与李铭钊签订过劳动合同，从未发放过工资和缴纳过社保；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公司从未在此证件上加盖过印章；即使真实，该工作证也仅是为了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的凭证，无法证明身份和职务。何兴贵质证认为，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同意上述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向本院举示了以下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情况说明》，证据2.《说明》，证据3.会议纪要，证据4.河北省住建厅冀建职改办字(2012)1号文件；拟证明何兴贵与李铭钊均不是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员工。第二组：证据5.《借条》《财务凭证》，证据6.《借条》，证据7.《债务确认、担保及清偿协议》，证据8.2014年5月21日至23日何兴贵工商银行账户和谭周军招商银行账户银行流水，证据9.2015年3月17日何兴贵、舒愉招商银行账户银行流水；拟证明舒愉与何兴贵相互串谋，利用何兴贵伪造的河北建工集团印章，伪造《承诺书》等证据资料，将其与案外人的债务转嫁给河北建工集团。舒愉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何兴贵与河北建工集团之间的关系不能由第三方出具情况说明予以证实；证据2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没有相关单位的骑缝章，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款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舒愉所签；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协议确系舒愉所签，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何兴贵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2由何兴贵所出具，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说明材料是为了帮助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解决债务问题而出具，何兴贵也并非重庆托维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员工；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3至9均不予采信。河北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事项：1.向相关银行调取舒愉、何兴贵和谭周军的部分银行账户流水记录；2.向重庆中泽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及其破产管理人调取舒愉与张玮博于2014年7月9日签订的《借条》、于2015年3月13日签订的《借条》、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债务确认、担保及清偿协议》的原件；3.向重庆中泽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及其破产管理人调取财务凭证号为2014-8-28、2014-9-8、2014-10-39、2014-10-32的账目原件。本院认为，河北建工集团申请调查收集的上述证据，对于证明待证事实没有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河北建工集团提出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依法不予准许。何兴贵向本院举示了以下六份证据：证据1.《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何兴贵的《工作证》，拟证明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理；证据2.《劳动合同书》、李铭钊的《建设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和《工作证》《安全管理制度汇编》《平基土石方专业分包合同》，拟证明何兴贵作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外签订劳动合同，聘用李铭钊作为分公司副总经理；证据3.《项目部违章违纪处罚细则(试行)》《借款合同》《解除施工合同协议书》，拟证明何兴贵作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对内批准公司违章违纪处罚细则；证据4.《公证书》，拟证明吴海潇、康健系河北建工集团第一分公司工作人员，何兴贵与该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证据5.银行流水，拟证明涉案借款的用途均用于仙女山、大足等地工程项目，因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并未实际出资，工程所需资金均由何兴贵筹集；证据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支付棠香学府土石方一期工程款的付款协议》《重庆仙女山夏宫酒店工程项目进度审核表》，拟证明何兴贵作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外履行签订合同等职务行为。舒愉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同意何兴贵的证明目的。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二审中，舒愉向本院提交《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撤回对借款本金850万元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经本院询问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舒愉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的申请。本院对舒愉撤回部分诉讼请求的申请依法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舒愉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之间是否建立借贷法律关系；2.若上述法律关系成立，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是否应当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及金额问题；3.若上述法律关系成立，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是否应当共同支付律师费及金额问题。关于舒愉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之间是否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舒愉现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其建立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对方系河北建工集团和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舒愉要求河北建工集团和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共同偿还涉案借款本息的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主要事实及理由：1.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何兴贵并非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何兴贵无权代表两公司对外借款。2.舒愉在庭审中举示了河北建工集团于2012年5月2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虽然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该委托书上加盖的河北建工集团公章印文并非该集团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但该公章印文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武隆区税务局《综合纳税申报表》(两份)、《武隆县地方税务局网络发票购买发票申请审批表》《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申请表》中加盖的河北建工集团公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即除2012年5月2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外，河北建工集团的该枚印章也用于公司纳税申报等其他正式场合。而庭审中河北建工集团并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举证证明上述纳税申报材料不是公司制作。因此可以认定，河北建工集团存在多枚公司印章使用的情况。本院对舒愉举示的河北建工集团于2012年5月28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据该《授权委托书》记载，河北建工集团授权何兴贵作为“公司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与承接工程项目工作相关的特别代理人”，具体的委托权限为“代表公司处理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承接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相关事务，代表公司处理公司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各类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及争议相关事务”，委托期限为“自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止”。即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何兴贵作为河北建工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其授权范围仅为“代表公司处理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承接各类建设工程项目相关事务，代表公司处理公司在重庆市区域范围内各类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及争议相关事务”。显然，对外借款并不属于上述授权范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舒愉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在涉案借款发生后，河北建工集团对何兴贵的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的事实。故不能认定涉案借款是河北建工集团向舒愉的借款，实际收款人何兴贵应当对涉案借款的偿还承担责任。3.舒愉在庭审中并未举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举示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于2015年9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该承诺书上加盖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公章印文并非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但上述印文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中所涉《营业执照》、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的《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和落款时间为“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的《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中的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公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对此，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举示了其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29号案件中2014年11月出具的《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中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公章印文予以比对。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上述公章印文与分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因此，本院对舒愉举示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于2015年9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舒愉既没有举证证明何兴贵系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没有举证证明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对何兴贵的借款行为予以追认，还没有举证证明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何兴贵具有代理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的表象，使舒愉有理由相信何兴贵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故本院对舒愉要求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舒愉与河北建工集团、河北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之间没有建立合法的借贷法律关系，本院对案件的其他争议焦点不再评述。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万元，由舒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铮审判员  肖艳审判员  申秋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