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1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男，198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尾芹，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汉族，1992年1月12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男，汉族，1970年5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女，汉族，1972年6月3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星，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李某2、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19）闽0182民初4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谢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1、李某2、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订婚后，谢某与李某1一同居住于谢某在福州元洪城承租的房屋内。2017年5月起，谢某与李某1居住于李某1家中（长乐区锦江一期XX座XXX室），并在谢某名下房屋（长乐区万业锦江城X座XXX）装修完成后，一同居住于谢某新装修的房屋”没有任何依据，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谢某与李某1虽有举办订婚仪式，但双方并未开始共同生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共同生活的范畴。所谓共同生活应当是指双方为共同生活做准备，履行夫妻义务、享受夫妻权益的过程，该过程应当是长期性的、稳定性的，而非短期的、偶尔的、间断性的。本案谢某与李某1双方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生活。1.谢某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宗教信仰及道德标准要求让他不可能有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想法；2.谢某长期在广州工作生活，而李某1在福州工作生活，双方即使订婚仍然长期分居两地，各自生活，尚未充分培养感情，更未稳定地共同生活过；3.如果谢某与李某1真如一审法院认定的按当地习俗共同生活近两年，按当地习俗是生完孩子再办婚礼，那么谢某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广州上班，应该要么李某1去广州与谢某同居，要么谢某辞职回福州与李某1同居，但显然双方原有的生活状态并未改变。如果双方真在一起同居近两年，则李某1早就怀孕；4.因李某1订婚之后就开始逼迫谢某将家里唯一的住房过户到李某1名下，谢某及其家人未同意，在李某1欲望未达成之前，也不可能会同意与谢某同居生活，且因谢某不同意李某1的无理要求，双方也因此产生矛盾，关系开始恶化，更不可能共同生活。其次，李某1提供的照片及外卖订单截图等根本无法证明双方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的事实。双方本身就是经媒人介绍以结婚为目的，必然要经历认识、了解的接触过程，偶尔约会、旅行及生活互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接触环节，不能就此认定双方共同生活。如果有长期、稳定的生活，李某1不可能只提供那么一点证据。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作出上述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不知依据从何而来。事实上，谢某在未认识李某1之前一直都在广州工作生活，订婚之后谢某仍留在广州工作，直至2018年8月底才辞去广州工作回福州，而此时谢某与李某1的关系早已恶化，更不可能同居。二、谢某在婚约解除问题上不存在过错，且支付彩礼给谢某家庭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一审法院未依法判决李某1全额返还彩礼属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全额返还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李某1不信守诺言，致使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决定是否退还彩礼，是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唯一的判断依据，本案符合此条规定。其次，李某1擅自毁婚，存在过错，谢某不具有过错。谢某及其家人自始自终都是抱着诚心想与李某1家建立姻亲关系，谢某的父母经济困难，为了能够支付彩礼不惜向银行贷款，谢某的父亲虽身患癌症，但宁愿将钱用于支付彩礼也不肯用于自己治疗。虽然李某1一再提出不合理要求，三番五次各种借口毁婚，谢某仍尽力挽回不愿起诉返还彩礼，直至李某1避而不见，最后无法取得联系，谢某才无奈提起本案之诉，不想这反而成为李某1主张共同生活近两年的借口。纵观整个过程，谢某完全有理由怀疑李某1是有预谋地要侵吞谢某的彩礼而设局欺骗谢某，不判彩礼全额返还对谢某极不公平。再次，谢某家给付李某1家彩礼及其它财产已经给谢某家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谢某家向银行贷款支付彩礼，负债累累，又因谢某父亲身患癌症三年之久，一直需要钱看病，母亲为了照顾父亲没法工作，谢某从广州回来后从事外卖工作，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根据婚姻法解释，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都可以要求返还所送彩礼。何况本案中，谢某与李某1还没有结婚，更应当依此返还。最后，根据长乐当地的风俗，女方悔婚的，一般全部返还所有彩礼和其他物品；男方悔婚的，女方一般不用返还。但一审法院在判决彩礼返还问题时完全没有考虑该风俗，对谢某有利的风俗不加以考虑，对李某1有利的风俗却加以考虑，存在有意偏袒。三、一审法院对返还范围仅认定为303000元存在错误。谢某以结婚为目的赠与李某1的所有款项及物品应当都属于返还的范围，包括303000元礼金、搭吃30000元、下聘礼物和香烟价值19000元、金色苹果ＩＰＡＤ2平板电脑一台（价值3000元）和铂金钻戒一枚（价值3600元），李某1有返还义务。李某1确认收到“搭吃”费用30000元，该费用是基于双方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前提，而现在该前提已经不存在，谢某没有义务给李某1父母感恩费，该30000元“搭吃”费用应当返还。谢某赠与李某1的其他财物也是基于缔结婚姻的目的和愿望，区别于单纯的无偿赠与，现婚约解除，李某1再占有该物品便没有任何依据，应当返还所收的全部财物。四、一审法院未判决李某2、蒋某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存在错误。按照我国传统习俗，彩礼一般都是男方父母及其亲属给付，而接受彩礼也是女方及其家人。彩礼一般由女方父母保管和支配，用于女儿结婚时购置嫁妆的费用，甚至用于女方家庭的开支费用。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有法律依据。本案中，谢某支付“搭吃”的30000元及下聘礼物和香烟价值19000元都是直接由蒋某收取，且该事实一审庭审也已确认，其负有返还义务。 李某1、李某2、蒋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谢某与李某1两人同居的事实正确无误。1.虽然说谢某与李某1两人是天主教徒，但如今也并非封建保守的年代，两人在经人介绍之后就建立了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一同外出旅游，并发生同居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亦符合常理，这从李某1所提供的两人出游的照片也能得到反映；2.谢某与李某1在2017年2月亦按照天主教信仰进行婚配（在神父的见证下，在天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这从谢某自己提交的照片中也能证实），从宗教信仰上来说，谢某与李某1已然是夫妻关系，之后两人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也符合两人的信仰习俗；3.谢某虽然之前有在广州时间，但李某1也有到广州与谢某共同生活，一审时李某1也提供了两人在广州共同生活期间的外卖订单、照片等，足以证实两人在广州期间也有同居生活的事实；4.在谢某的万业锦江城的房屋未装修好之前，谢某回到长乐期间均是与李某1居住在李某1家中，在谢某的万业锦江城的房屋装修后之后，李某1就搬到新房中居住。李某1所提供的照片中既有在谢某家中所照，也有在李某1家中所照，且很多均是两人在房间内的亲密照片，这些足以证实双方同居的事实；5.至于李某1一直未怀孕的原因，是因为谢某存在“弱精、少精”，这也有医院的检验报告单为证。李某1为了能与谢某生育一个孩子，也是多番寻医问药，但不曾想到谢某竟然提出解除婚约，并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诉讼目的一直否认双方之间同居事实，这不管从法律和道德上都让人无法接受。二、一审判决李某1向谢某返还100000元礼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对于彩礼金额的认定，从谢某所提供的证据，以及谢某母亲一审时的证言，均能证实双方之间的订婚礼金就是303000元，李某1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收到这些订婚礼金，而“搭吃”的30000元，谢某的母亲在出庭作证时也承认这是答谢女方父母的养育恩，这并不属于礼金的范畴。至于谢某所主张的其他物品，既无任何事实依据，也非属于婚约彩礼的范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订婚礼金是303000元，认定事实正确。2.李某1在本案中并不存在过错，谢某所述并不属实。谢某与李某1之间无严重矛盾，从两人的同居生活期间的合照也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相处一直较和睦，甚至于谢某做生意失败，李某1始终都未嫌弃，反而一直支持谢某。反观，谢某却一直在欺骗李某1，并且欺骗之后放不下男人的自尊拒不认错，这导致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即便如此，两人也没有到“离婚”（按照长乐风俗，订婚后就视同为夫妻关系）的地步，而谢某却一纸诉状将李某1一家都起诉至法院，并且在诉状中虚构事实、否认同居，这才导致双方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因此，是谢某及其家人一直只看重金钱，在两人因小事闹矛盾之后一直向李某1索要礼金，并且罔顾两人已经同居的事实，要求解除婚约。谢某的行为不仅浪费了李某1的宝贵青春年华，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对声誉和身心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长乐当地李某1今后如果还想再嫁是十分困难的。一审法院基于两人同居的事实以及相关事实因素，判决李某1向谢某返还100000元礼金也是恰当合理的。3.谢某所主张的经济困难也不属实。谢某自己有工作、有房产，并不能认定为经济困难，而且根据谢某所提供的其父母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当时通过谢某母亲转账给李某1的彩礼款是属于谢某父母赠与谢某的，说明谢某以及其家人在支付彩礼时是有经济能力的，不存在因为给付彩礼而给谢某的家庭造成经济困难的情形。谢某主张按照婚姻法解释全额返还礼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李某2、蒋某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不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李某2、蒋某并非婚约的当事人，两人也不是婚约彩礼的接收人或者实际占有使用人，未收到谢某给付的分文彩礼款项，这一事实谢某在一审中也是承认的。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谢某的上诉请求。 谢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某1、李某2、蒋某三人连带返还谢某彩礼款333000元、下聘礼物和香烟（价值19000元）、一台金色苹果ＩＰＡＤ2平板电脑（价值3000元）、一枚铂金钻戒（价值3600元）；二、判令李某1、李某2、蒋某三人连带赔偿谢某媒人介绍费12000元与订婚酒宴费用11000元；三、判令李某1、李某2、蒋某向谢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75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李某1、李某2、蒋某实际还清之日；四、判令李某1、李某2、蒋某三人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谢某与李某1经媒人介绍认识。2017年1月16日，双方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日，谢某通过其母亲的账户向李某1转账300000元，并现金交付李某133000元作为感谢女方父母的“养育恩”的费用。双方互相交换一条黄金项链。订婚后，谢某与李某1一同居住于谢某在福州元洪城承租的房屋内。2017年5月起，谢某与李某1居住于李某1家中（长乐区锦江一期XX座XXX室），并在谢某名下房屋（长乐区万业锦江城X座XXX）装修完成后，一同居住于谢某新装修的房屋。后双方因房屋问题及日常生活琐事，发生争吵。2018年12月，双方脱离关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生育子女。 一审法院认为，谢某主张向李某1支付订婚礼金333000元。李某1自认收到礼金303000元，谢某交付的30000元为“搭吃”（答谢女方父母养育恩）的费用。根据长乐农村风俗，“搭吃”为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自愿赠送女方父母的一定养育费用，系男方赠送女方父母的行为，不属于订婚礼金的范围。因此，依法认定本案的订婚礼金为303000元。 谢某主张其赠与李某1一枚价值3600元的铂金钻戒、价值19000元的下聘礼物、一台价值3000元金色苹果ＩＰＡＤ2平板电脑作为见面礼，谢某向媒人支付介绍费12000元、订婚酒宴花费11000元，李某1对此表示异议，谢某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按照当地风俗，男女双方在建立婚约时，在正常情况下，男方或者女方均会置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并给对方一定的见面礼，是属于馈赠的范围，因此，对谢某主张的上述事实，依法不予认定。谢某主张其向李某1赠与一条黄金项链，李某1抗辩其亦回赠一条黄金项链，此为双方之间交换礼物，且谢某自认双方的黄金项链价值相当，可不予返还。谢某主张其为李某1购买价值30758元的家具及家电，李某1因此支付谢某24000元，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家具及家电系李某1委托谢某代为购买，故不予认定。谢某主张其亦向李某1转账合计82958元（家电及家具30758元＋借款10700元＋41500元），李某1抗辩订婚后其向谢某返还80000元（返还彩礼65500元＋其他费用），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为借款，且于转账时，谢某与李某1处于同居生活期间，双方之间的金钱往来应视为日常生活共同支出，对于谢某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认定。李某1抗辩其曾向谢某回油5000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且谢某对此表示异议，依法不予认定。 谢某主张李某1、李某2、蒋某未返还婚约财产礼金375000元，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谢某与李某1的婚约财产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尚存在纠纷，未经法院审理确认，其权利义务尚未明确，因此，谢某的该项主张无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谢某主张双方未同居生活。根据当地农村习俗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认定谢某与李某1自订婚后到2018年12月曾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双方均有为共同生活支出，双方之间的转账往来不属于婚约财产的范围。 根据当地的民间风俗习惯，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由男方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现金或财物。在双方结婚目的无法实现时，为结婚所支付的彩礼应予以部分返还。李某1收取了谢某的彩礼，在双方结婚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谢某按当地习俗向李某1交付了彩礼，在没有证据证明李某1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谢某起诉请求返还彩礼的数额应予以扣减，鉴于谢某与李某1在订婚后曾共同生活，返还彩礼的数额还应予以适当扣减。据此，从依法照顾、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双方的同居时间及当地风俗习惯，依法酌情确定李某1应返还彩礼的金额为100000元。 谢某主张李某2、蒋某应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因本案目前证据均未能证明李某2、蒋某是涉讼彩礼的收受人或实际的占有使用人，故对谢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李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谢某100000元礼金；二、驳回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谢某提交了：1.租赁合同、房屋家私清单、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燃气用户隐患告知单、中国移动家庭宽带业务受理表、谢某广州租金支付凭证、谢某广州部分消费记录凭证，以证明谢某在与李某1订婚之前一直工作、生活、居住在广州直至2018年8月才回福建，一审法院认定订婚后，谢某与李某1同居在一起事实认定错误；2.出院小结、抵押贷款合同，以证明谢某的父亲谢宝华因癌症再次于2019年10月入院治疗，高昂的医疗费让谢某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向银行贷款；3.谢某与李某1的聊天记录，以证明李某1因谢某不同意将婚前房产过户到李某1名下及谢某生意失败等原因提出解除婚约，李某1本人确认双方没有生活在一起且在2017年10月就提出解除婚约，不可能与谢某同居在一起。李某1、李某2、蒋某质证称，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更不能佐证谢某主张的证明对象。即使是真实的也仅能证实谢某之前曾在广东工作生活，而一审时李某1也提供了两人在广州共同生活期间的外卖订单、照片等，其中外卖送达订单的地址就是谢某承租的房子，反而能够证实两人在广州期间也有同居生活的事实。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也有异议。出院小结体现的住院时间是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而订婚给付彩礼时间是在2017年1月，根本无法证实谢某所主张的因为彩礼给付而导致谢某家庭困难，即使因谢某的父亲患病确需治疗用钱而导致经济拮据，这也与2017年的彩礼给付行为无关。从谢某提供的抵押借款合同中可以看出，谢某的父母还有店面，另外谢某在长乐还有单元房，反而说明谢某有经济能力，而非经济困难，贷款也无法体现谢某主张的用途。证据3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完全是断章取义，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另外，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都是谢某单方面在说房子的事情，而李某1仅是要求谢某承认错误，并且双方仅是因为经济问题发生争执，这很正常，但谢某不仅没有站在男人的角度主动认错，甚至还冷言冷语表示与李某1无话可说，逼迫李某1说出“好聚好散”等言语。但实际上双方在这次争执之后，仍然还在一起共同生活到2018年下半年。另在2017年10月之前，谢某名下的房屋尚未装修完毕，谢某回到长乐期间基本居住在李某1家里。聊天记录中李某1称“这还没住在一起呢”是指还没有一起搬到谢某名下房屋居住。经查，谢某提交的证据1不是新证据，李某1亦认可谢某在广州租房居住，但谢某从事个体生意，行动较为自由，在广州租房不等于就一直在广州居住生活，期间未回到长乐，且李某1也提供了到广州和谢某共同生活的证据，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谢某和李某1未同居生活，不予采纳。证据2不能证明谢某家庭生活困难及系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不予采纳。证据3不是新证据，只能体现双方曾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不能证明谢某主张的证明对象，不予采纳。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谢某提出，一审法院认定“订婚后，谢某与李某1一同居住于谢某在福州元洪城承租的房屋内。2017年5月起，谢某与李某1居住于李某1家中（长乐区锦江一期XX座XXX室），并在谢某名下房屋（长乐区万业锦江城X座XXX）装修完成后，一同居住于谢某新装修的房屋”其有异议；李某1、李某2、蒋某表示无异议。经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具体居住地点、居住情况，只有李某1一方的陈述，并无相应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其他双方都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谢某和李某1双方是否共同生活，经查，根据当地农村习俗，男女双方订婚后即同居生活，谢某提交的照片亦反映双方已在天主教堂举行了婚配仪式，结合李某1提交的照片、外卖订单截图等，可以合理认定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关于彩礼数额，经查，确定彩礼的范围应充分考虑当地习俗。谢某订婚当日现金给付的33000元，谢某及其母亲称系答谢女方父母养育恩的感恩费，李某1称其中30000元属于感恩费，另外3000元为彩礼零头。根据双方陈述一致的部分可以认定感恩费为30000元。按照当地习俗，该30000元“搭吃”费用系男方自愿赠送给女方父母的养育费用，不属于彩礼范围。谢某提出的价值19000元的礼物和香烟、金色苹果ＩＰＡＤ2平板电脑一台（价值3000元）和铂金钻戒一枚（价值3600元）无证据证明，且部分物品属于一般礼节性、消耗性的赠礼，不属于彩礼范围。故一审法院以谢某转账的300000元加上李某1自认的现金3000元来认定彩礼数额并无不当。关于彩礼是否应返还及返还数额，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从立法原意来看，该条规定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谢某和李某1订婚后共同生活一年多时间，结合彩礼数额和当地习俗，一审法院酌定李某1返还谢某100000元是适当的。谢某主张婚姻不能缔结过错全部在于李某1及给付彩礼导致谢某生活困难，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李某2、蒋某是否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经查，本案彩礼由李某1收取，无证据证明李某2、蒋某共同占有、支配彩礼，故谢某请求李某2、蒋某返还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上诉人谢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79元，由上诉人谢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唐巧灵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