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花容，女，196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现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富民，男，195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现住四川省简阳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秀，四川九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彤，女，1992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符良，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勤，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四川上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花容、曾富民因与被上诉人刘彤、符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川1102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花容、曾富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秀,被上诉人刘彤、符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勤、胡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花容、曾富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朱花容、曾富民不承担还款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彤、符良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朱花容、曾富民并非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其与刘彤、符良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依法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发回重审。1.朱花容、曾富民虽向刘彤、符良出具相应借条，但借条所涉及的所有款项均向案外人肖萍及陶某支付不是向朱花容、曾富民支付，刘彤、符良也未提供有关朱花容、曾富民委托支付给案外人的证据，案涉款项实际系朱花容、曾富民之子曾勇与刘彤、符良之间的经济往来；2.朱花容、曾富民二人年事已高，刘彤、符良未提供证据证明朱花容、曾富民二人系因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而借款，一审认定朱花容、曾富民因生产经营需要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刘彤、符良在本案之前曾于2018年就案涉款项起诉曾勇后撤诉，刘彤、符良的行为证明其二人明知案涉款项实际系其与朱花容、曾富民之子曾勇之间的经济往来，朱花容、曾富民虽系曾勇的父母，但对曾勇与刘彤、符良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清楚，一审在明知曾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仅凭朱花容、曾富民签字的借条就认定未实际收款的朱花容、曾富民为借款相对人，明显属于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为查明事实应将曾勇列为被告或第三人；二、无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或用款人是否为朱花容、曾富民，案涉款项均已支付完毕，一审判决认定朱花容、曾富民向刘彤、符良偿还159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应当撤销。1.一审认定刘彤、符良于2013年7月31日将10万元存入肖芳账户同时支付现金49,999元和49,900元与事实不符，刘彤、符良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一审仅凭朱花容、曾富民签字的借条即认定上述借款事实成立与事实不符;2.朱花容、曾富民曾于2014年向刘彤、符良支付40万元且经朱花容、曾富民与曾勇、陶某、肖萍核对得知，刘彤、符良主张的款项早已了结，朱花容、曾富民不应当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综上，朱花容、曾富民不是案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与刘彤、符良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且无论朱花容、曾富民是否实际借款人或用款人，案涉款项均支付完毕，一审要求朱花容、曾富民偿还159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应当撤销一审判决。 刘彤、符良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希望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花容、曾富民称并非款项使用人，朱花容、曾富民出具借条载明金额是清楚的，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要求撤销；虽然我们另行起诉了曾勇，但起诉金额和本案是没有重叠的。2018年8月9日之前刘彤、符良已用自己的款项归还的银行贷款，约定的利息没有超过合理的范围，不存在高利转贷。这张借条在出具之日，款项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利息的认定，借条上载明的利息应该得到支持。出具借条后，朱花容委托郭鸿支付的钱是支付的8厘的利息，并没有支付过任何本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彤、符良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朱花容、曾富民偿还刘彤、符良借款本金159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按月利率0.8%的标准从2019年3月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朱花容、曾富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两家系世交关系，刘彤、符良系夫妻关系，朱花容、曾富民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14日至2015年7月21日期间，朱花容、曾富民因生产经营需要陆续向刘彤、符良借款，2013年5月14日通过刘彤的银行账户将存款40万元存入肖芳账户中；于2013年6月21日通过银行存款49万元存入肖芳账户中，肖芳于当日取款；于2013年7月23日通过银行存款80万元存入肖芳账户中，曾勇于当日取款；于2013年7月31日通过银行存款10万元存入肖芳账户中；另同日，刘彤现金支付49,999元和49,900元；于2013年8月21日通过银行存款30万元存入肖芳账户中；于2013年10月21日通过银行存入存款81万元在陶某账户，曾勇于当日取款；2015年7月21日，刘彤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给肖芳；上述款项共计400万元。 庭审中，刘彤、符良自认朱花容于2013年8月21日通过银行转款归还借款1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现朱花容、曾富民尚差欠刘彤、符良借款本金390万元。 另查明：2018年8月9日，朱花容、曾富民经与刘彤、符良结算后确认：2014年4月29日，陶某通过银行转账偿还借款49万元；2014年9月1日，朱花容、曾富民与刘彤、符良协商以乐山长江市场门市转让折抵100万元借款；2018年3月23日，朱花容、曾富民偿还借款66万元；2018年3月24日，朱花容、曾富民偿还借款16万元。上述借款及偿还款项品迭后，朱花容、曾富民尚差欠刘彤、符良借款159万元。刘彤、符良在向朱花容、曾富民出示《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网内汇兑往账录入凭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借记卡明细清单》，对上述每笔借款逐一核对，经双方再次确认后，刘彤、符良将原借条原件退还给朱花容、曾富民后，朱花容、曾富民即向刘彤、符良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朱花容、曾富民夫妇从符良、刘彤夫妇处借到人民币159万元，朱花容、曾富民夫妇以8厘的月利率标准按月，向符良、刘彤夫妇支付利息，直至本金偿清之日止。拟于一年内偿清借款。双方于2018年8月9日对账。朱花容、曾富民夫妇从符良夫妇借款还款来往记录如下：------。借款人：朱花容、曾富民；时间：2018年8月9日。”朱花容、曾富民在该《借条》上签字并予以确认。 庭审中，朱花容、曾富民申请证人陶某出庭证实：朱花容、曾富民与案外人曾勇系父子关系，我与案外人曾勇系多年朋友关系。因案外人曾勇长期在外跑，我主要帮曾勇做内务，为曾勇作私人的账目。（2018年8月9日）有一次朱花容和符良之间签订了一个借条，当时曾勇已经出了事，故曾勇当时没有在场，朱花容叫我过去，因为我的银行流水没有打印出来进行核对，所以我就没有在这借条上签字。案外人曾勇与符良之间的账，与我个人没有关系，曾勇是用我的账户进行交易的，钱到账之后由曾勇决定如何支配，这个债权债务是曾勇与符良的，与我无关。另（刘彤、符良提交的证据6）这两张记账单是我所书写的，花姐就是朱花容，108600元是我曾经转过钱给朱花容。 庭审中还查明：本案证人陶某于2013年11月1日向符良短信聊天记录：“您好，我是曾勇公司财务小陶，我马上转25万元的两个月的息到你农行卡尾数为9875卡上，请查收回复，谢谢！”；证人陶某于2014年3月1日向符良短信聊天记录：“您好，我是曾勇公司财务小陶，我刚转10,000元到你农行卡9875卡上，请查收回复，谢谢！”。对上述发送短信的事实，证人陶某予以认可。 另查明，本案案外人曾勇系朱花容、曾富民夫妇之子，案外人曾勇于2013年1月30日成立四川兴富民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曾勇任公司执行公司兼总经理；曾富民任公司监事；该公司股东为：曾勇、曾富民、朱花容；本案中的证人陶某系公司职员。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系多年朋友关系，对以前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双方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债权债务协议（借条），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刘彤、符良以此《借条》向法院提请诉讼并无不当。现刘彤、符良主张其于2018年8月9日经双方对账后确认朱花容、曾富民尚差欠刘彤、符良借款本金159万元，提供有朱花容、曾富民书写的《借条》及等额转款及存款凭证为据，一审法院对刘彤、符良主张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一审法院对刘彤、符良自认曾富民、朱花容偿还借款100,000元，且截止至2019年8月8日该笔借款的利息已全部结清，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对于刘彤、符良主张朱花容、曾富民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以所差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8月9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息0.8%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计算的主张，根据朱花容、曾富民于2018年8月9日向刘彤、符良出具的《借条》，双方约定按月付息，月利率为0.8%；还款期限为2019年8月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的规定，刘彤、符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与一审法院庭审查明事实相符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与一审法院庭审查明事实不相符的辩论意见，则一审法院依法不予以采信。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朱花容、曾富民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刘彤、符良借款本金159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所差欠的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0.8%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9,56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568元由朱花容、曾富民负担。 二审中，朱花容、曾富民提交以下证据：1.陶某、曾治、郭鸿、朱花容向刘彤、符良的转款明细清单，以证明朱花容、曾富民替曾勇归还借款的事实；2.朱花容与符良2019年8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以证明朱花容、曾富民以股权抵扣59万元借款的事实；3.刘彤、符良另案起诉曾勇、朱花容、曾富民的民事起诉状，以证明另案诉讼的款项与本案有交叉；4.证人陶某出庭作证证言，证明本案借条出具的经过；5.曾勇的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借条出具之前曾勇就已经被逮捕。刘彤、符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案件事实，证据5真实合法，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本案证据采信。 刘彤、符良提交以下证据：1.刘彤的银行账户明细清单，用以证明刘彤在2018年3月30日已还清银行贷款；2.朱花容出具的借条三份，以证明本案借款内容的组成；3.符良与朱花容、曾治的短信记录，证明朱花容委托曾治及郭鸿支付利息的情况。朱花容、曾富民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否还清贷款请法院核实，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除以下事实外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3年5月14日，朱花容向符良出具借条借到40万元利息2分，款项来源系刘彤2013年5月14日从信用社抵押贷款40万元于当日转存到肖芳尾号为8144银行账户中；2.2013年6月21日刘彤从信用社抵押贷款49万元于当日转存到肖芳尾号为8144银行账户中；3.2013年7月23日刘彤从信用社抵押贷款80万元于当日转存到肖芳尾号为8144银行账户中；4.2013年7月31日刘彤从信用社抵押贷款20万元于当日转存10万元到钟义尾号为1474银行账户中，当日从刘彤账户中被人两次取现金4.99万元及4.999万元；5.2013年8月21日，朱花容向符良出具借条借到20万元利息2分（借到30万元，符良自用10万元），款项来源系刘彤2013年8月21日从信用社抵押贷款30万元于当日转存到肖芳尾号为8144银行账户中，符良、刘彤自认仅20万元为借款；6.2013年10月21日，朱花容向符良出具借条借到81万元利息2分，款项来源系刘彤2013年10月21日从信用社抵押贷款81万元于当日转存到陶某尾号为4119银行账户中；7.2015年7月21日刘彤从信用社抵押贷款100万元于当日转账100万元到肖芳尾号为3615银行账户中。上述刘彤从信用社贷款的月利率均为8.5075‰。陶某、肖芳、钟义均系曾勇、曾富民、朱花容的朋友或三人设立的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均系代三人收款。上述借款中第1、5、6笔借款的三张借条均系复印件，符良在庭审中陈述因出具新借条后原件还给朱花容，上述三张借条在2018年8月9日借条的借款明细中载明借款人为朱花容；刘彤、符良在庭审中陈述因朱花容以门市抵扣及转款还款第2、3、4笔借款共149万元，第2、3、4笔借款的三张共149万元的借条全部归还对方未保留；第7笔借款没有借条，对第7笔借款2018年8月9日借条的借款明细中载明借款人为曾富民。 2014年4月28日，陶某向符良银行转账69万元，符良称其中49万元系归还朱花容的借款；2014年9月1日左右以长江市场门市抵还朱花容借款100万元；2018年3月23日，曾富民、朱花容二人之子曾治尾号3170账户向刘彤转款46万元作为二人归还刘彤、符良的借款；2018年3月23日，朱花容向刘彤转款20万元作为归还刘彤、符良的借款；2018年3月24日，朱花容向刘彤转款10万元及6万元（共计16万元）作为归还刘彤、符良的借款。上述还款均在2018年8月9日借条上借款明细中予以载明。 2018年3月30日，刘彤向信用社的贷款全部还清。 刘彤、符良在庭审中陈述对上述借款以2分收取利息到2014年底转为1分收取利息，2018年8月9日借条出具后按8厘收取利息。符良于2018年8月9日向曾治发短信“朱阿姨（朱花容）截止2018年8月9日利息是10.69万元，曾叔（曾富民）让我将账号(尾号6972)发给你。”2018年8月12日曾治向符良尾号6972账号转账10.69万元，符良当日向曾治回复短信收到159万元8月9日之前利息10.69万元，符良于2018年9月13日向曾治回复短信收到159万元8月9日-9月9日利息12,720元。2019年6月25日，符良向朱花容发短信“朱阿姨，借给你们159万元截止19年6月8日有三个月利息没支付，请在月底前将利息付给我。”朱花容当日回复已将短信内容发给郭鸿（红），2019年7月15日，符良向朱花容发短信“朱阿姨，截止19年7月8日159万元借款有四个月利息未支付，请按时还款付息。”2019年8月13日和15日，郭鸿向符良转款5万元、1.36万元共计6.36万元，符良陈述系159万元按8厘计算的5个月利息6.36万元（159万元×0.008×5）。 2019年8月19日，朱花容与符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朱花容以其在峨眉山市子然置业有限公司50万元出资额的股权转让给符良抵还2018年8月9日借条中借款59万元，符良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朱花容峨眉山市子然置业有限公司50万元出资额的相关股权协议，转让生效后用以抵偿朱花容2018年8月9日159万元借据中59万元的债务，下欠100万元。”朱花容在峨眉山市子然置业有限公司没有股权。 曾勇、曾富民、朱花容、陶某、肖芳与刘彤、符良及其父母符明德、田利群之间还有其他银行相互转账的情况，刘彤、符良在一审法院另案起诉除本案159万元之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上述事实有银行凭证若干、借条复印件3页、短信记录、一、二审庭审中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朱花容、曾富民与刘彤、符良是否成立借款关系？二、朱花容、曾富民是否还差欠刘彤、符良的借款本金，金额是多少？ 一、关于朱花容、曾富民与刘彤、符良是否成立借款关系的问题。第一、曾勇、曾富民、朱花容系四川兴富民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三人均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第二、本案借条中载明的第1、5、6笔借款，朱花容在借款时向符良出具相应金额的借条，四川兴富民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陶某、肖芳代朱花容收取借款，且朱花容、曾富民对该三笔借款在2018年8月9日借条中再次确认，应当认定借款人系朱花容、曾富民；第三、本案借条中载明的第2、3、4笔借款，符良陈述这三笔借款149万元已归还，借条全部退给朱花容，刘彤已将款项支付给肖芳、钟义等，第4笔的20万元在借条明细中载明10万元及现金9.9899万元相差101元，但借条明确认可为20万元，因双方确认以门市等还款149万元，且朱花容、曾富民在2018年8月9日借条借款明细中对该三笔借款予以确认，应当认定该三笔借款人系朱花容、曾富民且双方已结算还款，本院确定第2、3、4笔借款已还清；第四、本案借条中载明的第7笔借款100万元，刘彤已转账支付给肖芳，朱花容、曾富民在2018年8月9日借条借款明细中予以确认，应当认定该笔借款人系朱花容、曾富民；第五、扣除第2、3、4笔借款，第1、5、6、7笔借款本金共241万元，朱花容及其子曾治代还款共82万元（46万元＋20万元＋10万元＋6万元），还欠本金159万元，与借条上载明的金额一致，表明朱花容、曾富民认可二人系第1、5、6、7笔借款的借款人；第六、刘彤、符良与曾勇之间存在其他借款的事实，刘彤、符良与曾勇父母三人确实存在借款不分的情况，曾勇虽参与了本案借条上借款存取的过程，但朱花容、曾富民以出具借条的形式明确确认系该7笔借款的借款人，刘彤、符良予以认可，曾勇不是本案7笔借款的借款人；第七、本案借条出具后，朱花容还协商以股权折抵符良借款59万元，股权虽未实际转让，但表明了朱花容认可其系159万元借款人的事实；第八、本案借条出具后，刘彤要求支付利息的短信向朱花容发送，朱花容对借款事实未否认并给予回复，表明朱花容认可其系159万元借款人的事实。综合，朱花容、曾富民就本案159万元借款与刘彤、符良成立借款关系。 二、关于朱花容、曾富民是否还差欠刘彤、符良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是多少的问题。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刘彤、符良对本案7笔借款的来源均是信用社贷款，朱花容在借款时应当知晓，朱花容、曾富民与刘彤、符良就本案的7笔借款在最初借款时无效；第二、刘彤在2018年3月30日已向信用社还清全部贷款，之后均是自有资金向朱花容、曾富民出借，朱花容、曾富民与刘彤、符良在2018年8月9日确认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朱花容、曾富民应按约归还本金及利息。2018年8月9日借条上明确借款尚欠本金159万元，应当认定朱花容、曾富民在8月9日时尚欠刘彤、符良的借款本金159万元；第三、刘彤、符良陈述对本案借款曾收取了2分或1分的利息，但是否收取、收取的金额有多少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第四、关于2018年8月12日曾治向符良转账支付的10.69万元的性质，符良向曾治短信称朱花容欠截止2018年8月9日利息10.69万元并发送收款账号，曾治按短信内容向符良支付10.69万元，应当认定该笔款系曾治代朱花容向符良支付159万元2018年8月9日之前的利息；第五、关于郭鸿2019年8月向符良转款6.63万元的性质，符良在7月15日向朱花容发短信要求支付四个月利息，朱花容将短信内容转发给郭鸿，159万元按月利8厘计算五个月为6.63万元，郭鸿在一个月后2019年8月向符良支付的6.63万元系代朱花容支付截止2019年8月9日之前五个月的利息；第六、关于股权转让是否抵扣借款的问题，符良向朱花容出具收条载明“股权转让生效后用以抵偿朱花容2018年8月9日159万元借据中59万元的债务”，但朱花容在峨眉山市子然置业有限公司没有股权可以转让，该股权转让未生效，不能抵扣朱花容59万元的借款债务；第七、曾勇、曾富民、朱花容、陶某、肖芳与刘彤、符良之间还有其他银行相互转账的情况，因刘彤、符良已另案起诉除本案159万元之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述转款未明确系归还本案159万元的借款，双方可在另案中解决。 综上，朱花容、曾富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68元，由朱花容、曾富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晓兰 审 判 员 李金伟 审 判 员 杨梅娜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唐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