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赣06民终1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黎明，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坚，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文，江西玉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官助成，男，198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鹰潭市余江区人，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上诉人杨黎明因与被上诉人吴志坚及原审被告官助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2019)赣062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黎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622民初1648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吴志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理。1.本案中，被上诉人吴志坚不能出示2017年4月份官助成借款和上诉人担保凭证，法院应该驳回其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志坚称2018年3月19日官助成向其借款20万元，但是没有出具2018年3月19日实际给付资金给官助成的凭证，而是出示与本案无关的2017年3月19日的转账凭证。2017年3月19日的转账凭证，与本案无明显关联，也与上诉人杨黎明担保的2017年4月份官助成借款没有关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故在原告不能出示2017年4月借款给官助成的借款凭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2.担保合同为借贷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的对象限于特定主合同，主合同不存在、担保合同效力消失，上诉人在该本案中不应担责。依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担保合同与被担保的合同乃主从关系，担保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合同关系，债务双方可能发生的债务行为取决于双方的意思自治，由此产生不同的履行风险，而担保人作为第三人，只能依赖双方提供的事实，就特定债务的履行风险作出是否担保真实意思表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担保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利益，作为从合同，只能附属于特定的基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吴志坚在不能出示2017年4月官助成借款和上诉人杨黎明担保证据情况下，诉请上诉人杨黎明要为官助成非2017年4月份的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明显是混淆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杨黎明担保的借款，特指是2017年4月官助成的借款，借款期限为6个月，在时间上具有唯一性、特指性、强调性。因此，上诉人杨黎明不应为本案中官助成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将官助成2018年3月19日在被上诉人吴志坚处的借款认定为就是上诉人杨黎明人担保的借款，无疑无限延伸担保合同范围，严重损害上诉人杨黎明的正当合法权益，不合符法律、不合符常理。即使2017年4月份借款和担保真实存在，被上诉人吴志坚未在法定期限要求上诉人杨黎明承担保证责任，明显过了担保和讼诉期限，上诉人担保责任应予免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2019年7月15日签字的担保借条，系被上诉人采取欺骗隐瞒形式、与实际借款人官助成恶意串通，诱使上诉人签字的无效担保合同，依法应予撤销或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有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上述两种导致保证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其理甚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由于债务人的欺诈，担保人违背真实意思作出担保，债权人应当知道的，担保人不承担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所谓欺诈包括隐瞒真实情况和告知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实际用款人官助成明确承认没有把情况向担保人说清楚，原告在起草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也刻意隐瞒了借款人、实际用款人真实的债务关系和履行状态，依据《民法通则》关于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担保人不应承担责任。综合目前已有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吴志坚隐瞒了借款人官助成已在其他地方欠巨额账务事实，隐瞒官助成每月已经偿还9000元借款事实，在2019年7月15日，被上诉人吴志坚与实际借款人官助成又恶意串通，故意隐瞒官助成已经偿还大部分借款的事实，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用隐瞒事实真相、虚构事实的欺诈行为，诱使被上诉人进行担保，明显想将已经并不存在的20万元巨额债务风险恶意转嫁到本人身上。2019年7月15日上诉人签字担保的借款合同，依法应予以撤销或认定为无效，上诉人更不应该为官助成已经偿还的、并不存在的、虚构的20万元借款继续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按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判决书应写明当事人所举证明及双方质证意见，但本案一审判决中却并未显示被上诉人所举证据种类及双方的阐述意见，明显与规定相违背，并且涉及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官助成已还款”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也未在判决当中予以阐述。一审法院查明的“2018年5月到2019年4月份被告官助成向被上诉人吴志坚微信转账还款81000元”，一审法院并没有从借款20万元中予以扣除，被上诉人吴志坚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还款为官助成系其他借款，官助成承认在被上诉人处仅有一笔借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没有查清。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杨黎明，无法知晓被上诉人吴志坚和实际借款人官助成之间的借款和还款情况，在一审法院开庭前，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被上诉人吴志坚和实际借款人官助成银行和微信转账记录的合法请求，一审法院并没有支持，导致在实际借款人官助成缺席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取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性证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吴志坚答辩称，我跟担保人杨黎明认识，但不认识官助成，官助成微信转账给我的钱是利息，双方口头约定两分五利息，一共收到99000元，原本两年利息一共是十二万元，官助成连利息都没还清，不能将这些钱推定为本金。我和官助成只有该20万元的借款关系，无其他经济往来，借条上写明2017年4月15日借款20万元是时间上记错了，实际上是2017年3月19日。最开始借款的借条已经还给了官助成，所以官助成才会同意在2019年7月15日的借条上面签字。 原审被告官助成答辩称：2019年7月15日借条是我写的，我只向吴志坚借款20万元，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向吴志坚借款是经担保人杨黎明介绍的，借款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属实。目前微信记录显示已还款108000元，还有很多转账记录没有导出来。2019年写借条时被上诉人称不再结算利息，还本金即可。 吴志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吴志坚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人民币，并要求按照年利率6%从本案起诉时计算借款利息至所有借款还清为止；2、判令第二被告杨黎明对被告官助成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原告吴志坚承担连带还款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3月19日，被告因合法投资需要向原告借款20万元，约定2018年7月份偿还，但到期后被告官助成未能按期偿还并续借，但到期后被告官助成未能按期偿还并续借，但续借到期后被告还是没有偿还原告借款。2019年7月15日，被告官助成再次把该笔借款20万元人民币向原告续借并出具借条，借条承诺在2019年7月底偿还原告5万元，其余15万元分10个月还清，每月还款15000元，第二被告杨黎明作为保证人对该笔债务进行担保。现被告官助成又一次违约，至今尚未偿还原告一分钱借款。被告的行为已经表明其不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无奈，只好依法起诉被告方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9日，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吴志坚借款，原告吴志坚分四笔将20万元转入被告官助成的银行账户。2018年5月份到2019年4月份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微信转账还款81000元，其中：2018年5月22日9000元；2018年7月19日9000元；2018年8月23日9000元；2018年9月9000元；2018年10月21日9000元；2018年12月24日9000元；2019年1月28日9000元；2019年2月28日9000元；2019年4月26日9000元。2019年7月15日，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本人官助成于2017年4月份借吴志坚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8年7月份到期未还，后续借至今，现本人资金周转困难，今再次续借，续借后7月底还5万元，剩余15万元分十个月还清，即每月还款15000元。借款人：官助成。”被告杨黎明在担保人处签名。后原告吴志坚以被告官助成违约，并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由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2017年3月19日，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吴志坚借款，原告依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借款，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9年7月15日，被告官助成向原告吴志坚出具借条，对前期借款进行结算，双方形成了新的合同法律关系。借条中约定的5万元还款期限已过，被告官助成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可视为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该借款合同，要求被告官助成提前还款。由于被告杨黎明对2019年7月15日出具的借条进行担保，借条上未约定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应当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从该借条上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开始起算6个月，原告起诉时尚在保证期间内，被告杨黎明应当对该债务借款本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被告杨黎明提出其担保无效的问题，由于被告杨黎明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签字担保时原告吴志坚和被告官助成恶意串通，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未约定利息，原告主张逾期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官助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吴志坚借款本金20万元，并从2019年9月23日起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被告杨黎明对被告官助成上述借款本金2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杨黎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官助成追偿;三、驳回原告吴志坚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官助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对官助成提供的微信记录进行统计，官助成支付吴志坚人民币81000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9年7月15日，官助成向被上诉人吴志坚出具借条载明“本人官助成于2017年4月借吴志坚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18年7月到期未还，后续借至今，现本人资金周转困难，今再次续借，续借后7月底还5万元，剩余150000元分十个月还清，即每月还款15000元。借款人：官助成担保人：杨黎明”，该借条上借款时间虽然写成2017年4月，但官助成与吴志坚之间只有一次借款行为，即2017年3月19日，故属记错时间而导致的错误。借条内容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实际借款人官助成恶意串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借条上未约定保证方式，应当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在2019年7月15日的借条上担保人一栏签字，是对该借条上的2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吴志坚起诉时该借条尚在保证期间内，上诉人应当对债务借款本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黎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华 秀 审判员 汪 福 庚 审判员 张 文 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黄斯慧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