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4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57号。 负责人：周萍，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勇强，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小洪，男，198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婷婷，女，199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海燕，女，198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朋林，男，198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会，四川八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倩，女，198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男，198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苏倩丈夫。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李小洪因与被上诉人蒋海燕、刘朋林、苏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5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勇强，上诉人李小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婷婷，被上诉人蒋海燕、刘朋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会，被上诉人苏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4万元及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2.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蒋海燕、刘朋林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改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双方借款抵押未达成合意，未建立抵押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虽未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表明双方对借款抵押达成了合意，根据蒋海燕的自述，蒋海燕同意帮助李小洪贷款，并提供了本人的身份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随后委托了中介贷款机构办理了贷款相关事宜。在上诉人催收贷款时，蒋海燕并未提出异议，根据常识可认定蒋海燕的上述行为作为帮助同学李小洪贷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当认定上诉人与蒋海燕、刘朋林的借款抵押合同成立。李小洪作为实际用款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判令其承担还款责任，同时不应免除蒋海燕、刘朋林的还款责任。 蒋海燕、刘朋林发表答辩意见称：1.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与蒋海燕、刘朋林之间没有借款及抵押合意，借款抵押合同不成立；2.蒋海燕、刘朋林没有收到案涉借款，也没有实际使用案涉借款，也没有偿还过案涉借款本息；3.在该笔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存在重大过失甚至故意，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故蒋海燕、刘朋林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李小洪发表答辩意见称：李小洪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贷款金额中有二十几万是李小洪使用的，愿意承担二十几万元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系记忆错误，李小洪确认未使用过本案所述的贷款。且未经审判的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采信该证据错误，应予以撤销。 苏倩发表答辩意见称：蒋海燕与李小洪是同班同学，李小洪需要资金周转找到蒋海燕、刘朋林帮忙。李小洪和蒋海燕、刘朋林之间还有其他的借贷关系，蒋海燕也一直在要求李小洪偿还借款。 上诉人李小洪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贷款金额中二十几万元是李小洪使用的，（李小洪）愿意承担二十几万元贷款本金和利息”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2.被上诉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承担全部上诉费用。事实与理由：1.因此事已过去7、8年时间，上诉人记不清楚具体情况，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作出了错误描述，后经仔细回忆，上诉人确认没有使用本案所述的贷款；2.未经审判的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 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蒋海燕、刘朋林、苏倩均未对李小洪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 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蒋海燕、刘朋林、李小洪、苏倩共同向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偿还借款本金340000元和利息、罚息、复利311114.59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4月21日，其余利息、罚息、复利依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确认蒋海燕、刘朋林已抵押给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房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蒋海燕、刘朋林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庭审中，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明确要求李小洪、苏倩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归纳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诉讼请求为：1.蒋海燕、刘朋林共同向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偿还借款本金340000元和利息、罚息、复利311114.59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4月21日，其余利息、罚息、复利依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确认蒋海燕、刘朋林已抵押给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房产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蒋海燕、刘朋林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4.李小洪、苏倩对上述请求承担侵权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向本院提交《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抵押字东大支行2011年0037号），载明蒋海燕、刘朋林以其个人房屋作为抵押向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借款340000元用作装修，合同约定将贷款一次性划入合同约定的苏倩账户。此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就蒋海燕、刘朋林所有的位于郫筒镇书南巷63号1栋1单元4楼7号房屋（权0007500）办理了抵押登记，并将案涉借款340000元发放至苏倩账户。 2017年1月19日，蒋海燕、刘朋林向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和《房地产抵押合同》不成立，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应当解除案涉房屋的抵押登记；2.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承担鉴定费45700元；3.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赔偿蒋海燕、刘朋林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4.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赔偿蒋海燕、刘朋林误工损失2000元；5.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恢复蒋海燕在银行系统的征信系统。经鉴定，该案涉及贷款有关的《个人融资顾问服务申请/协议书（范本）》、《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等文书上蒋海燕、刘朋林的签章非亲自签章。案涉还款银行卡系案外人张利用蒋海燕身份证登记办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系用蒋海燕房屋产权证登记办理。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2017）川0124民初4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协助蒋海燕、刘朋林办理注销房屋抵押登记；2.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向蒋海燕、刘朋林支付司法鉴定费45700元；3.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恢复蒋海燕在银行系统的征信记录；4.驳回蒋海燕、刘朋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9月1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存在骗取贷款的嫌疑，应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为由，裁定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24民初479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蒋海燕、刘朋林的起诉。 2018年3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成武公（经）不立字（2018）10号]，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移送的案件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决定不予立案。2018年7月17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川民申2167号民事裁定书，以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决定不予立案，二审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况已经消失，蒋海燕、刘朋林可向由管辖权的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蒋海燕、刘朋林的再审申请。 一审另查明:1.李小洪与苏倩的丈夫杨伟等人合办成都纯然酒业公司（以下简称纯然公司），张利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2.李小洪于2018年2月6日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询问笔录中称，2010年下半年，其与杨伟经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找到蒋海燕、刘朋林寻求支持，希望用公司名义贷款，用蒋海燕、刘朋林名下房产做担保。具体事宜通过中介袁震操作，其于2013年才知道贷款了340000元，其中二十几万是其本人使用的，愿意承担者二十几万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对超出不清楚，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以蒋海燕、刘朋林的名义贷款；3.张利于2017年12月15日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询问笔录中称，其在纯然公司工作期间，受李小洪指示，用蒋海燕的身份证办理了用以归还案涉贷款的工商银行卡。 以上事实，有《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他项权证、鉴定意见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不予立案通知书、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持《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个人借款凭证及银行明细，拟主张与蒋海燕、刘朋林形成借款合同关系，要求二人偿还借款、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并请求确认对二人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及贷款有关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等文书上蒋海燕、刘朋林的签章非二人亲自签章，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与蒋海燕、刘朋林之间没有就贷款、抵押事宜形成合意，该二人也未实际收到并使用该笔借款，不是案涉贷款的实际用款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与蒋海燕、刘朋林建立抵押借款合同关系没事实依据，其诉请二人偿还借款、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并请求确认对二人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要求李小洪、苏倩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若以实际用款为由要求李小洪承担还款责任，可另案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31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155.5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 2011年1月5日，蒋海燕、刘朋林通过公证委托方式向袁震出具《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以享有所有权的位于郫筒镇书南巷63号1幢1单元4层7号的房屋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委托受托人办理如下事项：1、委托受托人到房屋管理部门查询上述房屋相关档案；2、委托受托人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房屋的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3、委托受托人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并领取上述房屋抵押担保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 2017年10月25日蜀都公证处出具《公证复查决定书》，撤销（2011）川成蜀证内经字第820号（委托书）、5883号（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理由为公证书中蒋海燕、刘朋林的签名非本人所为。 贷款发放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通过自动扣款方式从主还款账号62×××73扣划了2011年2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借款利息。该还款账户开户人为蒋海燕，但工行成都东大支行陈述系由案外人张利持蒋海燕身份证原件代办开户。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对本案的调查记录：1.陈燕的询问笔录。陈燕是成都言善信投资理财中心的员工，公司安排其在工行成都东大支行驻点协助银行办理客户贷款事宜，陈燕陈述借款合同上蒋海燕、刘朋林的名字是其代签，签字时蒋海燕、刘朋林没在到场。陈燕陈述这笔业务是袁震介绍来的，自己看到蒋海燕、刘朋林给袁震出具的委托书，委托袁震全权处理贷款事宜，所以代蒋海燕、刘朋林在合同上签字；2.李小洪的询问笔录。李小洪陈述2010年下半年，因为我和高中同学杨伟（收款人苏倩的丈夫，承办人注）经营纯然酒业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就去找自己的同学蒋海燕、刘朋林寻求支持，希望用我们公司的名义贷款，只是用蒋海燕、刘朋林名下的房产做担保，具体事宜我安排杨伟办理，但具体事务是我们找了中介袁震在操作，我一直以为贷了20多万，大概2013年左右我才知道是贷款34万，我现在明确表态，其中的20多万元是我用的，具体20几万我记不清了，我愿意承担这20几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对应的利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以蒋海燕、刘朋林的名义贷款，当时在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提交贷款申请资料的时候，是以我们公司的名义申请的贷款，只是用蒋海燕、刘朋林名下的房子提供担保；3.张智的询问笔录。张智当时是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员工，经手办理案涉借款，陈述陈燕当时带着被称为蒋海燕、刘朋林的客户一起来办理的贷款，我看到蒋海燕、刘朋林在上面签字。之后我们在联系蒋海燕催收贷款的时候，蒋海燕本人是清楚这笔贷款的，她还给我们说这笔钱是她贷的，但是是她同学李小洪在用，还把李小洪的联系方式给我们，让我们去找李小洪，李小洪也承认了，并且说由他来归还这笔贷款。后来李小洪还了一段时间后就拖着不还了，我们找蒋海燕，蒋海燕就突然不认这笔贷款了，还起诉工行，说不是她本人贷款；4.蒋海燕的询问笔录。蒋海燕陈述2012年6、7月份的时候，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一个律师来找我，说我有一笔贷款没有还，我就给律师说我从来没有在工行贷过款，第二天他们就带我去看贷款资料，当时我就说上面的字都不是我签的，所以我们就到一审法院起诉了……2010年底的时候蔡丽（李小洪前妻，承办人注）、李小洪找到我和我老公，请求我们帮他们在一笔贷款上面做一下担保，当时我们关系很好，就同意了，之后我们把结婚证、房产证、我和我老公的身份证的复印件拿给了李小洪的合伙人杨伟，很快杨伟就把资料又还给我了，大概一个月内的一天，杨伟到我家里面又找我拿了一次我和我老公的身份证原件、房产证原件、结婚证原件，也是说用于帮蔡丽、李小洪办理担保贷款的事情，第二天杨伟就把证件还给我了。大概一周后，李小洪喊我和刘朋林一起到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进门左右边类似于咨询台的地方填了一份帮李小洪、蔡丽做担保贷款的申请，并且交给银行了，这份申请我签了字，有印象，有我、刘朋林、蔡丽、李小洪所有人都是在一张纸上签字。过了几天杨伟给我打电话，说我房产证复印的不清楚，又到我家拿了一次房产证，说要重新复印，过了几分钟就把房产证又还给我了……我不认识袁震，也没有委托过袁震办抵押贷款的事，为这事我还去找过公证处，后面公证处也觉得自己错了，就撤销了2份公证，还帮我们把这个案子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都出了；5.杨伟的询问笔录。杨伟的询问笔录没有太多有价值的内容，但与李小洪的陈述大多吻合；6.陈煜的询问笔录。陈煜是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员工，其陈述蒋海燕用于归还利息的银行卡是一个叫张利的人来代办的，但使用了蒋海燕的身份证原件……（我们找蒋海燕催收贷款时）蒋海燕在电话中就否认了这笔贷款；7.张利的询问笔录。张利是纯然公司出纳，其陈述确实代蒋海燕开过一张工行的卡，是当时的老板李小洪让我去帮忙办的，蒋海燕的身份证也是李小洪给我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1.蒋海燕、刘朋林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之间是否建立了借款抵押法律关系；2.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蒋海燕、刘朋林、李小洪、苏倩归还借款本息有无依据。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蒋海燕、刘朋林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之间是否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借款抵押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上的签字非蒋海燕、刘朋林本人所为，蒋海燕、刘朋林未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达成贷款、抵押的合意，也未实际收到使用借款，双方未建立借款抵押合同关系。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上诉主张蒋海燕、刘朋林虽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其提供了身份证及房产证原件给李小洪，并亲自到银行签署贷款相关文件，且在银行催收贷款时未提出异议，表明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借款抵押关系。本院认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上诉主张存在如下问题：1.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在上诉状中先陈述蒋海燕、刘朋林未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后又陈述蒋海燕、刘朋林亲自到银行签署相关文件，此陈述前后矛盾。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司法鉴定结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所提交的与本案借款、担保有关的合同文本上均无蒋海燕、刘朋林的真实有效签名，案外人成都言善信投资理财中心员工陈燕在公安机关明确承认《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上“蒋海燕、刘朋林”的名字是其代签；2.工行成都东大支行陈述蒋海燕、刘朋林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原件并委托中介机构办理借款抵押担保相关事实。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蒋海燕、刘朋林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提供给李小洪、杨伟是事实，但其授权中介人袁震办理贷款抵押担保的《委托书》已被证明系伪造，成都蜀都公证处确认了《委托书》中蒋海燕、刘朋林的签名非蒋海燕、刘朋林本人所为并撤销了该份《委托书》，故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上诉主张蒋海燕、刘朋林委托过中介机构办理贷款抵押事宜与事实不符，并无证据证明蒋海燕、刘朋林委托过中介人袁震办理贷款抵押事宜；3.工行成都东大支行陈述其向蒋海燕、刘朋林催收借款时蒋海燕、刘朋林未提出异议，该事实仅有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单方面口头陈述，既无书面证据佐证也未得到蒋海燕、刘朋林的确认。相反，蒋海燕、刘朋林在2012年接到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催收通知时第一时间就向郫都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撤销抵押登记，否认借款事实。另外，现已有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及案外人张利的陈述能够证明《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后，用于归还案涉借款利息的尾号为3373的银行卡系李小洪指令张利去代办的，并非蒋海燕本人开立，不能证明蒋海燕、刘朋林对借款知情且归还过借款利息。因此，本院认为金融借款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均系要式合同，蒋海燕、刘朋林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之间无书面合同，且现有证据证明蒋海燕、刘朋林欠缺借贷及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案外人陈燕代蒋海燕、刘朋林在《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签字系无权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对蒋海燕、刘朋林不发生效力，双方未建立借款担保法律关系，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蒋海燕、刘朋林承担还款及抵押担保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李小洪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从现有证据来看，李小洪主导了本案借款，在借款过程中无论是中介人袁震自行伪造《委托书》完成贷款还是与李小洪共谋操作贷款事实，毋庸置疑的是李小洪有贷款的真实意愿，安排杨伟操办贷款事宜，收取了贷款款项，并指令员工张利开立还款账户进行还款，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李小洪系实际借款人。该事实另有李小洪在公安机关的自认佐证，至于李小洪抗辩的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完全无法律依据，法律从未禁止过该种证据形式，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当然的书证。而李小洪所谓因记忆混乱，所以在公安机关作出了错误的陈述也明显与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不符，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导并使用了案涉借款。另外李小洪陈述其只使用了借款中的20余万元，只承担部分还款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为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李小洪，借款到达李小洪指定的收款人之后如何分配系李小洪自行使用的结果，不影响案涉借款的成立。且之后李小洪指令张利用蒋海燕的身份证开立账户归还借款利息时亦按照34万元的借款在归还，足以证明其对借款金额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李小洪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也收到并使用了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款项，而且归还了部分利息，故本院认为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构成了事实上的借款法律关系，借款金额为34万元，虽无书面约定利息，但从李小洪规律固定的还款金额及时间可以看出，双方有利息约定，执行利率为年利率6.6815%，故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李小洪归还借款本息有一定的依据，本院在上述本息范围内予以支持，对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的罚息、复利等其他费用，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苏倩还款的请求，因苏倩仅为指定收款人，无证据证明有借款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李小洪的上诉，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小洪的上诉请求仅涉及到一审法院的证据采信，并不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担。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采信李小洪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作为证据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李小洪的上诉理由“未经审判的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符合民事诉讼证据中书证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采纳并无不当，本院对李小洪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在二审中主张蒋海燕、刘朋林、李小洪、苏倩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否属于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本院认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主张要求蒋海燕、刘朋林、李小洪、苏倩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只是在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要求李小洪、苏倩承担何种责任时陈述为侵权责任，并未变更过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径行归纳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李小洪、苏倩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不符合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初衷。人民法院只有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可能存在法律关系竞合时，需要释明要求当事人明确选择请求权基础以确定法律适用。当事人的主张不存在法律关系竞合时，即使当事人的主张所依据的法律理由不正确，人民法院亦无需要求当事人明确，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径行判决。本案中工行成都东大支行主张李小洪还款，理由为侵权，经一审及本院二审审查认为李小洪应当归还款项，但并非基于侵权，人民法院可直接判决李小洪还款，无需驳回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起诉。而且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工行成都东大支行起诉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与审理后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也应当向当事人释明，释明后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才应当驳回起诉，一审法院直接驳回工行成都东大支行对李小洪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院在此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工行成都东大支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李小洪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5220号民事判决； 二、李小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归还借款3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40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6815%的标准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李小洪的上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15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1元，由李小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文磊 审判员  刘一颖 审判员  谈光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