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39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2801室。法定代表人：孙瑞东，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凯，男，汉族，1990年4月1日出生，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熹，男，汉族，1974年4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宁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凤辉，湖南唯楚（宁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寇含斌。原审被告：刘德祥。原审第三人：苏培进。上诉人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熹、原审被告寇含斌、刘德祥，原审第三人苏培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3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运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凯，被上诉人南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5民初306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刘德祥、寇含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并无理由认定石材为上诉人购买。1．刘德祥、寇含斌，不具备任何外观授权的特征，印章真实性、合法性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刘德祥、寇含斌并非上诉人员工，其二人也无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未核实二人身份或要求其出具授权书，上诉人或上诉人员工也从未参与合同签订、履行、收货、验收、结算、付款等任一环节。整个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南熹均是与寇含斌直接对接，起诉前被上诉人从未直接向上诉人要求过结算或付款，甚至双方之间未产生任何关联，该等现象均显示刘德祥、寇含斌不具备任何外观授权的特征，被上诉人并无理由相信其二人有代理权。2．被上诉人南熹未尽基本注意及审慎义务，并故意放任寇含斌等人无授权的事实，不符合构成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的基本要件。被上诉人南熹本人在一审开庭时，明确陈述其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与“寇含斌”对接，其从未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任何关联，同时，其也明知合同上的签章“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一期T2／T3／T6写字楼室内精装修项目部（仅用于签证、工程资料使用不做其他用途使用）”不能作为签订合同使用，发现该问题后，被上诉人并未直接向上诉人（合同已列明上诉人办公地址）反映或核实，反而是与寇含斌联系并询问，随后也未纠正便放任该等情形。同时，在其后的所有对账结算、付款过程中也从未要求上诉人签章，而是由寇含斌等人签字即可，付款人“李某”、材料签收人“徐某”等亦均是与上诉人无关的第三人，被上诉人对此未产生任何合理怀疑，此等情形显然已不属于“过失”的范畴，而应是“故意放任”了寇含斌等人无授权的事实。显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直接排除上诉人，直接与寇含斌对接更符合其利益，结合合同履行过程中无任何上诉人签章，未开具任何发票，且上诉人对供货数量、质量、价格均不知情等事实，不排除被上诉人与寇含斌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3．一审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虽签章并非运达公司合同专用章，但该《产品买卖合同》所载明的甲方（买受人）为运达公司，该合同每一页上方均有“运达集团”文字及图标，并且《富兴项目塔楼部分石材结算清单》中亦列明了石材所用位置，与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一致”，故此认定其二人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关于印章的问题，合同签章并非公司章及合同专用章，且已明确不能用于签订合同（仅用于签证、工程资料使用不做其他用途使用），被上诉人对此明知并发现了该等问题，但未及时向上诉人反映或核实，未尽基本的注意及审慎义务。同时，对于加盖印章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是否由第三人盗取印章并加盖等一系列问题，一审法院均未予查明；关于页眉字样及标志的问题，姑且不论合同上每一页的页眉页脚任何人均可直接添加打印，完全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仅“运达集团”四个字，其实质内涵表达的也应是“湖南运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本案上诉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主体。其次，关于送货地址及石材使用的问题，结算单上并无上诉人签章认可，也无南熹本人签字，庭审中已查明该等结算单是由寇含斌直接与苏培进对账产生，寇含斌并未与南熹之间进行过任何对账，本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应为苏培进，所有送货、结算情况均由苏培进掌握，被上诉人事实上无法提供其他任何一张送货单、发货凭证等与该结算单——印证，所有石材均由本案第三人苏培进供货，苏培进与被上诉人的关系等问题一审法院未予查明便否定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其所作出的判决实际上严重侵犯了第三人苏培进的权利，同时苏培进还可针对涉案石材再次向上诉人或寇含斌再行主张权利。最后，合同效力尚且存疑，结算单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上诉人未签章认可，一审法院以存疑的合同及结算单来证明该合同的效力，显然无法得出真实结论。另外，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充分审查是否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表见代理的实质要件，而非以出现上诉人标志及字样或送货地点一致等外观，否则，本案整个工程项目均属业主方“湖南富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上诉人并非本案项目的业主方，“湖南富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比上诉人更有理由成为被代理人而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本案有关与认定苏培进与本案无关，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且判决严重侵犯了第三人苏培进的权利。苏培进构成表见代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其构成表见代理也远比认定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事实及理由更加充分，一审法院却采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同时，也只有认定苏培进构成表见代理，才能得出本案石材款163万全部归属于上诉人南熹的判决，否则，若认定第三人苏培进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或与本案无关，那只能得出本案合同根本没有履行的结论，因为实际履行人只有苏培进，南熹并未参与合同履行，在苏培进未到庭的情况下，一审将全部货款判决归属于南熹，显然严重侵犯了第三人苏培进的权利。南熹辩称，一、运达公司在《产品买卖合同》上盖章且作为富兴甲类二期T2/T3大堂承建单位，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持有公章的行为人有代理权限，其构成表现代理。第一、合同签订人具有运达公司代理权的外观。从表现形式上，运达公司提供了合同模板且合同上有运达公司的logo,此外合同盖了该公司“仅限于签证及工程资料使用不作其它用途使用”章。虽然不是合同专用章，但答辩人作为一般当事人，并未接受专业的法律教育，本能认为持有印章即代表运达公司。第二、答辩人善意且无过失。在签订合同时，合同签订方持有运达公司的公章，且事实上，运达公司也是中标的涉案项目。此外，运达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后也未对该合同的签订提出任何异议，答辩人按运达公司的项目——富兴甲类二期T2/T3大堂的要求提供相应数量和规格的石材，运达公司予以接受，说明运达公司对该合同的履行是予以认可的。该案实际是挂靠项目，寇含斌作为运达公司——富兴甲类二期T2/T3大堂的实际施工人，但其签收的石材用于运达公司承建的富兴甲类二期T2/T3大堂。运达公司作为承建单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人，其应当对寇含斌做出的结算及付款行为承担责任。三、运达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已经向苏培进支付了涉案工程的材料款且未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涉案工程的石材来源于其他供应商，说明运达公司对于将答辩人的石材用于涉案工程是知情并认可的。运达公司实际在一审中陈述已经向苏培进支付了涉案工程的材料款，说明运达公司认可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但同时，运达公司又否认与答辩人的合同关系，运达公司的抗辩自相矛盾。此外，在一审庭审中运达公司提出与答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要求运达公司提交涉案工程所用石材的其他供货商，但运达公司并未提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该案中运达公司虽然反驳，但并未提交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向运达公司承建的涉案工程运送石材并要求运达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四、本案中的苏培进只是见证了运达公司与答辩人签订了合同，运达公司主张本案涉案的石材款已经支付给苏培进，一审庭审中，刘德祥明确承认苏培进与本人及本案的涉诉人员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运达公司向苏培进支付的款项也无法认定为本案石材款。此外，在合同明确约定石材款应支付给答辩人且没有答辩人授权苏培进收款的情况下，运达公司将相关款项支付给苏培进对答辩人并不产生任何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情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寇含斌、刘德祥、苏培进未予答辩，本院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南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运达公司、寇含斌、刘德祥向南熹支付货款1268422.9元；二、运达公司、寇含斌、刘德祥向南熹支付逾期利息104396.62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7日为104396.62元，后段利息以1268422.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货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运达公司、寇含斌、刘德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二标段由运达公司承建。2017年9月16日，刘德祥以运达公司（买受人，甲方）名义与南熹（出卖人，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ＹＤＺＳ-ＦＸＳＮ-001（塔楼）的《产品买卖合同》，就甲方向乙方购买富兴甲类二期Ｔ2／Ｔ3大堂墙面石材、地面石材事宜签订本合同，合同约定：石材材质为白玉兰，石材厚度23ｍｍ，色差纹理按甲方封样生产加工（具体见合同附件一）；本合同暂估总价款为320万元（不含税金，若产品调整，合同总价相应调整）；产品交货数量按双方共同签证的实际交货数进行结算，单价按合同约定的单价执行；Ｔ2交货时间高区9月19日到齐，柱子9月21日至9月23日到齐，地面石材9月25日前到齐；Ｔ3交货时间高区9月21日至9月25日到齐，柱子9月22日至9月26日到齐，地面石材9月28日前到齐，Ｔ4柱子9月21日至9月30日到齐；交货地点：乙方应当根据甲方的通知和合同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将产品运送到富兴甲类二期Ｔ2／Ｔ3塔楼指定地点；合同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5万元作为定金，货到甲方指定地点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于9月28日支付100万元，10月15日支付100万元，10月28日付至总货款的95％（含前面所付款），余款5％留作质量保证金，若产品没有质量问题，甲方于质保期满后30日内一次性无息支付给乙方（保质期一年）；本合同产品质量保修期为全部产品正式交付之日起一年；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为（开户名：南熹；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账号：43××8）；双方还对验收及异议、质量保证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每一页上方均有“运达集团”文字及图标，“甲方（盖章）”处加盖“运达公司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一期Ｔ2／Ｔ3／Ｔ6写字楼室内精装修项目部”印章，该印章上还有“仅限于签证、工程资料使用不作其它用途使用”字样。刘德祥称工程实际施工人为寇含斌，与寇含斌是朋友关系，负责采购，合同上的印章是寇含斌盖的，当时寇含斌较忙，让我帮他签合同。合同签订后，南熹按约向涉案项目上供应了石材。2017年11月8日，双方对前期供货总额进行了结算，并制作一份《富兴项目塔楼部分石材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上载明了项目上供应材料的位置、材料名称、面积、单价等内容，墙、地面汇总共计1634045.24元，且落款处为“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但未加盖公司印章。寇含斌在结算清单上签署“按此数结算1630000.00”。南熹称之后根据运达公司要求分别于2018年3月15日、2018年4月22日两次供货共计129422.9元，并提交了“徐某”于2018年6月7日签名的两份《富兴国际石材发货清单》予以证明，但运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南熹履行供货义务后，只认可于2017年10月10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2月15日收到寇含斌秘书“李某”转账支付的30万元、10万元、10万元，合计50万元。因南熹向运达公司催要剩余货款未果，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过程中，运达公司分别提交了刘德祥、寇含斌签名的《情况说明》，刘德祥、寇含斌均称不是运达公司员工，运达公司未对本人进行任何授权，富兴甲类二期Ｔ2、Ｔ3、大堂墙、地面石材买卖合同相关事宜均由苏培进全面负责，我们直接与苏培进对接，苏培进与南熹、湖南金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联系，刘德祥负责代寇含斌签订合同，运达公司与南熹、湖南金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并未签订及履行石材买卖合同，运达公司对合同签订、石材供货、供量金额及货物质量均不知情。庭审中，刘德祥、寇含斌认可其签名为本人签署，对《情况说明》无异议。庭审中，寇含斌提交一份结算清单，证明南熹与苏培进负责本案石材供应，双方系合作关系，寇含斌通过李某支付给苏培进的账户180万元，而与苏培进办理的结算只有996000元，因此超过部分是支付给南熹的货款。南熹称该结算清单系寇含斌与苏培进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苏培进与南熹是合伙关系。运达公司无异议。刘德祥称未参与结算。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产品买卖合同》的主体。虽然该《产品买卖合同》中“甲方（盖章）”处所盖印章为“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一期T2／T3／T6写字楼室内精装修项目部”印章，并非运达公司合同专用章，但该《产品买卖合同》所载明的甲方（买受人）为运达公司，所购买石材亦用于运达公司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二标段项目，该合同每一页上方均有“运达集团”文字及图标，并且在《富兴项目塔楼部分石材结算清单》中亦列明了石材所用的位置，与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一致，另外，该合同“甲方”签订人刘德祥称寇含斌系实际施工人，当时是帮寇含斌签订该合同，印章系寇含斌所盖，而运达公司与寇含斌、刘德祥之间的内部关系，南熹当时亦不知情，故综合上述事实来看，南熹在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供应的石材为运达公司所购买，刘德祥、寇含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法律后果由运达公司承担。关于该买卖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合同上载明的“乙方（出卖人）”为南熹，“乙方（盖章）”处亦只有南熹签名，现寇含斌辩称第三人苏培进与南熹系合伙关系，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第三人苏培进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名，故第三人苏培进并非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二、关于运达公司欠付货款的数额。庭审中，寇含斌认可南熹提交的《富兴项目塔楼部分石材结算清单》系本案买卖合同的货款。该结算清单虽然没有运达公司盖章确认，但寇含斌签名确认了其认可的结算数额，从寇含斌在买卖合同的签订、货款的支付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体现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寇含斌有权代表运达公司进行结算，故该结算清单可作为本案货款的结算依据。按该结算清单所载，墙地面共计汇总金额为1634045.24元，根据寇含斌的签名习惯和常理，寇含斌当时签字认可书写的金额应当是“1630000.00”，而非南熹所称的“1639000.00”，故一审法院根据该结算清单认定2017年11月8日之前的货款共计163万元。南熹还提交两张2018年3月15日、2018年4月22日的《富兴国际石材发货清单》，证明双方结算后南熹还供应了129422.9元的石材，因无法确认签收人徐某的身份，运达公司亦不予认可该两张发货清单，故一审法院对南熹主张货款129422.9元不予支持。对于支付南熹货款情况，运达公司、寇含斌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寇含斌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中，南熹只认可其收到“李某”转账支付的50万元系支付南熹的货款，而对于转账支付给第三人苏培进的款项不予认可。如前所述，第三人苏培进并非合同相对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南熹与第三人苏培进系合伙关系，合同中约定的收款账户亦为南熹的银行账户，且寇含斌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一审法院对寇含斌辩称其中转账支付给苏培进的804000元系支付给南熹的货款不予认可，若寇含斌与第三人苏培进之间就货款支付发生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判决如下：一、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熹货款113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1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3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南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15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57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3577.5元，由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谁？即刘德祥、寇含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运达公司主张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二标段由其承建，寇含斌分包了该项目的部分劳务，寇含斌并非该项目的项目经理，但运达公司在法院的释明下，对其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如运达公司与寇含斌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如何约定？实际项目经理是谁？“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富兴世界金融中心一期T2/T3/T6写字楼室内精装修项目部”印章是否出自运达公司？该印章为何寇含斌能使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运达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据《产品买卖合同》盖有运达公司的印章，且合同约定的石材已用于运达公司承建的项目综合认定寇含斌、刘德祥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判决运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苏培进在本案中的地位，本院认为，第三人苏培进并非合同相对人，亦无证据证明南熹与苏培进系合伙关系，合同中约定的收款账户亦为南熹的银行账户，若寇含斌与第三人苏培进之间就货款支付发生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55元，由湖南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曾慧红书记员郭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