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冀02民终1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彬，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唐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丽华，女，196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勇，河北福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韦达，河北福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住所地：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新城大街西段。法定代表人：张卫萍，该饭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顺，男，1950年11月11日生，汉族，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凤阳，河北实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彬、丁丽华因与被上诉人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以下简称九洲饭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9民初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彬、丁丽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张金顺以案外人张立君（已故）的名义购买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股权，并认定张立君系张金顺在汇丰公司的股权代持人，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继而，原审法院将上诉人从张立君手中受让汇丰公司20%的股权等同认定是从张金顺手中受让的20%股权，亦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第一，就代持凭证而言，案外人张立君原所持汇丰公司70%股权，其与张金顺之间并无任何股权代持协议或其他书面文书来证实上述股权代持的事实。第二，原审法院在无上述直接凭证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张金顺与张立君之间的350万元的存款凭条以及案外人荆涛的证人证言，就推定张立君与张金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明显证据不足。1、就350万元存款凭条而言，仅能证明张金顺和张立君之间存在着经济往来，但不能证实款项属性，即不能当然的证明该笔款项就是张金顺为自己出资购买汇丰公司的股权款，更不能证明张金顺与张立君之间存在着汇丰公司股权代持关系。且该存款凭条不能排除是张金顺出借给张立君的借款再由张立君实质购买汇丰公司股权的可能性。故，就款项属性而言，在张金顺和张立君之间既没有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张立君本人确认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证明，在张立君购买汇丰公司股权时，与张金顺之间存在着股权代持关系，更不能证明上诉人是从张金顺手中购买的汇丰公司股权。2、就法院对荆涛所作调查笔录而言：其一，该证明显不具有合法性。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刹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据此，本案中，在被上诉人原审未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取证，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条件，故法院依职权所作该调查笔录根本不具有合法性。②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但该调查笔录，并没有记录入的签名或捺印。故，该笔录形式上也不合法，也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③该笔录中法院对荆涛发问的问题是“周彬说他原有冷冻厂10%的股份，张立君购买冷冻厂，为答谢他按100万给他增加20%的股份，而且他增加的20%股权来源于张立君的受让，你是否知道？”荆涛对此问题在笔录中进行了答复。但上诉人在本案中自始未认可是以100万元的受让价格受让该20%的股权，而法院询问时却以该不实的事实作为前提进行诱导性发问明显违法。综上，该调查笔录存在诸多明显不合法情形，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原审法院却依此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明显违法。其二，该笔录内容陈述的主体是荆涛，并非是张立君本人，对此陈述主体，一是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张立君确系夫妻关系，进而其以张立君妻子身份进行“知情权”的陈述，值得商榷；二是即便其确系张立君的妻子，对于张立君如何购买汇丰公司股权、如何持有汇丰公司股权以及如何转让汇丰公司股权，均非家庭日常生活事项。故，在不能对张立君本人亲自核实确认的情况下，仅凭其妻子的“道听途说”，也属传来证据，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不能对抗工商档案中股权登记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三，即便荆涛陈述的内容对己不利，也不能由此推定该陈述必然具有真实性，因为该陈述既属于“道听途说”的传来证据，又不能排除其表述的情形与实际情形不符，且其陈述直接导致上诉人无端被法院判决承担责任。因此，不能说只要其作出对己不利的证言，就能当然的作为“伤害”上诉人的定案依据。第三，原审法院反复依据(2018)冀0209民初2582号卷中2018年8月27日庭审笔录中上诉人陈述的“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名字只是登记的股东，实际的持有人是张金顺和周彬”，并以此作为张立君系代持张金顺股权的依据，明显断章取义。该陈述中所涉股东会决议，在本案中已经作为双方的证据各自提交，根据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体现的是张立君向张卫萍转让50%汇丰公司股权，张立君向丁丽华转让20%汇丰公司股权。该陈述表达的实际意思是，张卫萍受让的50%股权实际是张金顺受让的，即张卫萍为张金顺代持该50%股权；丁丽华受让的20%股权实际是周彬受让的，即丁丽华为周彬代持该20%股权。进而出现了丁丽华在该案中陈述在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名字只是登记的股东，实际的持有人是张金顺和周彬”。综上，结合涉案股东会决议内容，上诉人的上述解释很容易被证实。而原审法院冒然将上述内容嫁接到张立君是张金顺的股权代持人，纯属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第四，从事实逻辑上讲，如果是张金顺自行出资500万元购买该股权，其不可能不以自身名义购买，或者即便不以自身名义购买，也不可能另行分式二人并另以该二人名义购买，更不可能在找他人代持股权仅一个月不到就又从他人手中再次购回该股权，此举完全违背常理。综上来说，在既没有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张立君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汇丰公司原股东张立君的70%股权就是张金顺实际所有的股权。原审法院对此给予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继而，原审法院将上诉人从张立君手中受让汇丰公司20%的股权等同认定是从张金顺手中受让的20%股权，亦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案外人张金顺是以100万元借款形式为上诉人增加汇丰公司20%股权，即由上诉人以1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受让了汇丰公司20%的股权，继而形成上诉人欠付案外人张金顺100万元借款。上述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且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第一，张立君与张金顺之间就汇丰公司股权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故，上诉人从张立君手中受让汇丰公司20%股权，不能等同于从张金顺手中受让该20%股权。因此，就上诉人受让的该20%股权而言，与张金顺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更不涉及因向张金顺支付股权对价而形成借贷关系的问题。第二，抛开张立君与张金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即便认定张立君为张金顺代持股权，又即便认定张金顺向上诉人转让的20%股权，也不能界定上诉人受让该20%肢权的对价就是100万元。原审法院以出资额作为上诉人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格，显为错误。公司的股权价值根据其实际资产负债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动。因此，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从法律上只有两种途径确定，一是当事人之间协商议价，二是经过评估审计。但本案中张金顺和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议价，更未经过评估作价，即便是张金顺出资500万元购买汇丰公司100%股权，也不代表在其后的时间内该股权价值始终保持不变，由此，1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从何而来，仅凭出资款去推定后来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没有受让人明确认可的情况下，根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以出资额作为上诉人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格，显为错误。第三，原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与张金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基础上继而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进而按照民间借贷处理本案，明显错误。如果认定张金顺系出借借款用于上诉人购买涉案20%股权，那么就应由张金顺提供实际出借借款的款项凭证，但张金顺无法提供。如果认定是张金顺向上诉人转让股权，继而衡量张金顺应否收取以及收取多少金额的股权转让款，那么本案就不应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第四，原审法院采信的相关证据，均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因受让张立君名下20%股权而欠付张金顺100万元借款的证据：1．就涉案电话录音而言，上诉人已然解释是其与张金顺之间就汇丰公司股权“合股”事宜双方进行的交谈，所合的股份也是张卫萍代持张金顺的汇丰公司股权，与上诉人受让张立君名下的20%股权无关。该录音当中并未体现上诉人是因为受让张立君名下的20%汇丰公司股权而欠付张金顺100万元借款。故，原审法院依据该录音认定上诉人是因受让张立君名下20%股权而欠付张金顺100万元借款，纯属主观臆断。据此，仅凭有疑点的录音资料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就张金顺提供的“借条”而言，一则，该借条落款的时间明显就是2016年，而非2006年。故，从时间上看，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二则，就该借条内容而言，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因为受让张立君名下的20%汇丰公司股权而欠付张金顺该100万元借款。故，原审法院依据该借条认定上诉人是因受让20%汇丰公司股权而欠付张金顺该100万元借款，明显证据不足。三则，上诉人向张金顺出具该借条是因上诉人答应张金顺以100万元的价款受让张卫萍代持的股权，继而发生的欠款和还款，之后，为了锁定该核股价格，便由上诉人周彬于2016年8月为张金顺出具了该100万元借条，并在借条上允诺对于之前已经为被上诉人九洲饭店垫付的2006年8月11日之后的银行贷款利息，由上诉人自行担负，不再向九洲饭店索要。但上诉人2016年出具该100万元借条后，张金顺至今仍未如约将张卫萍代持的相应股权为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即便上诉人签署借条，对张金顺也不负有给款义务，且该借条与本案无关。3．就赵俊业等人的证言而言，均未证明2005年上诉人因受让张立君名下20%股权而欠付张金顺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故，上述证人证言对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没有任何证明力。综上，上诉人以1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受让了汇丰公司20%的股权，继而形成上诉人欠付案外人张金顺100万元借款。上述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且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三、原审法院认定“经被告周彬同意，张金顺将与被告周彬因丁丽华增持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20股权形成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原告九洲饭店”与事实严重不符，且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第一，张立君与张金顺之间就涉案汇丰公司股权不存在代持关系，亦不存在张金顺将该代持股权部分转让上诉人，更不存在上诉人因此欠付张金顺借款。故，张金顺将该笔借款债权转让被上诉人九洲饭店，更是无从谈起。第二，即便抛开上述第一点的论述，张金顺和被上诉人九洲饭店之间，就所谓的涉案债权也没有任何债权转让协议或其他书面文书，缺乏“债权”已然转让的直接证据。第三，上诉人既不认可涉案借款的存在，更不可能同意所谓的债权转让，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为九洲饭店代偿贷款利息为由，就反推上诉人对债权转让是明知和认可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纯属主观臆断。且本案在没有债权转让文书的情况下，仅凭该代偿利息的事实，棍本不足以认定债权已然发生转让。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案件结果的认定，明显是证据不足。望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九洲饭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张立君系张金顺在汇丰公司的股权代持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尚学军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其本人证言材料与调查笔录不一致的，以调查笔录为准。其证明2005年9月是代张金顺购买汇丰公司，其名下的出资实际出资人为张金顺，其未参与汇丰公司的经营。张金顺借给周彬100万元，给他增加20%的股份。其次，荆涛为张立君的妻子，张立君已去世。荆涛的调查笔录证实2005年购买汇丰公司张立君名下350万元，实际出资人为张金顺，张立君是代张金顺购买，其夫妻未在汇丰公司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荆涛陈述的出资情况与张金顺在2005年9月29日通过中国银行打款至张立君账户350万元的银行凭证相一致。再次，丁丽华在2018年8月27日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的名字只是登记股东，实际持有人是张金顺和周彬，亦与荆涛、尚学军的陈述相吻合。再次，尚学军、荆涛所述证言均属于对自己利益不利的陈述，说明二人的陈述客观真实，应当予以采信。最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要求，能够证实张立君系张金顺在汇丰公司的股权代持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增加汇丰公司20%股份，从而向张金顺借款100万元，继而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通话清单、通话录音、录音转换的文字材料及借条，能够证实周彬向张金顺借款100万元及不间断偿还利息的事实，还能证实周彬与张金顺有共同经营行为，并且开始有利润分红，也证实两人在合伙事宜开始有利润分红时，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刚形成不久，同时证实借条中书写的2016年8月24日中的“1"应为“0"的复写。其次，丁丽华提供的2005年10月29日案外人张立君与张卫萍、丁丽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以及《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证实丁丽华增加汇丰公司20%股份的事实。再次，证人赵俊业、李丹婷、李红桥、张万新、张金富的证人证言；曹妃甸农商银行的借款借据、抵押担保凭证、现金缴款单及明细账查询单并结合其他证据证实，时任九洲饭店会计赵俊业从2006年9月起每月负责向周彬催要100万元银行贷款利息至其离开九洲饭店止；2013年5月前九洲饭店股东为张金顺、张万新、张金富，张金顺为九洲饭店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金顺将九洲饭店自曹妃甸农商银行贷款495万元中借给周彬100万元，并经过时任股东张金富、张万新的同意。最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一、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要求，能够证实上诉人增加汇丰公司20%股份，从而向张金顺借款100万元，继而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其二、上述证据证实2005年9月28日，汇丰公司以500万元价格出卖给张立君、尚学军，2005年9月30日，汇丰公司原股东田鸣春、郑金川、李玉荣、丁丽华收到张立君、尚学军500万元人民币。汇丰公司的20%股权恰好是100万元。周彬主张的公司股权价值根据资产负债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却完全忽略了其与张金顺的亲属关系，周彬与张金顺没有通过作价评估而是通过口头仪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更符合实际情况。其三、本案是因为周彬因购买汇丰公司20%的股权，继而向张金顺借款IOO万元。购买股权是本案借贷关系发生的原因，本案的实质是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张金顺未能提供实际出借借款的款项凭证，但是本案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周彬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经周彬同意，张金顺将与周彬因丁丽华增持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20%股权形成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九州饭店”完全与事实相符。九洲饭店合伙协议书显示张金顺占有九洲饭店股份81.53%（1999年），薄玉香（张金顺妻子）占有九洲饭店股份18.47%(2013年4月17日)，结合二人的夫妻关系及其他证据。2006年8月11日，九洲饭店向曹妃甸农商银行借款495万元。贷款后，经周彬同意，张金顺将与周彬因丁丽华增持汇丰公司20%股权形成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九洲饭店的事实，是完全符合逻辑常理的。从借条及偿还利息的实际行为完全可以证实。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都是都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内在联系的，且有足够的数量，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证明体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而上诉人上诉理由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维持。九洲饭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周彬、丁丽华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彬、丁丽华系夫妻关系。周彬系九洲饭店委托代理人张金顺连襟的弟弟。2002年，原汇丰公司工商注册资本金100万元，该注册资金为实缴出资。工商登记股东4人，被告丁丽华为股东之一，出资10万元，持有该公司10%股份。2005年9月28日，张金顺（九洲饭店委托诉讼代理人）出资，以张立君、尚学军名义，以50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汇丰公司全部股权。虽然丁丽华与汇丰公司其他原股东给张立君、尚学军出具了500万元的收条，但丁丽华从汇丰公司实际并未退出，仍然为受让后的汇丰公司的股东，仍持有10%股权，故张金顺以张立君、尚学军的名义购买了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90%股权，实际出资为450万元。张立君、尚学军均为张金顺在汇丰公司的股权代持人。购买股权手续完成后，周彬提出丁丽华除原来的10%股权外，要求再增加20%持股比例。张金顺同意以100万元借款形式为丁丽华在原有10%股权基础上，再为其增加20%股权，因此，周彬与张金顺之间形成借款100万元的借贷关系。基于张金顺与周彬有亲戚关系，当时未办理借款手续。之后形成受让后唐汇丰公司2005年10月27日股东会决议及2005年10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章程修正案中的股权比例，暨张卫萍占股50%、尚学军占股20%，丁丽华占股30%。2006年8月11日，九洲饭店向曹妃甸农商银行借款495万元。贷款后，经周彬同意，张金顺将与周彬因丁丽华增持唐海县汇丰冷冻有限公司20%股权形成的100万元借款债权转让给九洲饭店。2006年8月24日，周彬向张金顺出具100万元借条，并约定由借款人周彬自九洲饭店从银行贷款之日起的2006年8月11日按借款金额100万元偿还银行利息。周彬于出具借条后自2006年9月开始向九洲饭店或以九洲饭店名义逐月向曹妃甸农商银行偿还上述借款100万元的利息至2017年5月，周彬、丁丽华已按100万元偿还银行利息金额共计为1，082，279.22元。周彬、丁丽华至今未偿还九洲饭店借款本金100万元及2017年6月起至今的银行利息。另查明，九洲饭店成立于2000年4月29日，张金顺为九洲饭店的股东，自1999年至今持有原告股权比例为81.53%，薄玉香（张金顺妻子）占股18.47%（时间为2013年4月17日）。张立君于2017年12月10日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丁丽华2005年在受让后的汇丰公司增持20%股份时未实际出资，周彬与实际出资人张金顺之间以民间借款100万元的方式，使其妻丁丽华的占股比例由10%增加到30%，张金顺与周彬的借贷方式，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他人利益，应认定合法有效。2006年8月24日，周彬为张金顺补写借款凭证时，明确书写“银行利息从8月11日开始由周彬本人承担”之内容，并自九洲饭店从曹妃甸农商银行贷款之日2006年8月11日开始，以100万元为基数，按九洲饭店与银行约定的借款利率逐月不间断的偿还利息至2017年5月的行为，且张金顺在庭审中陈述借条中的100万元与九洲饭店诉请的100万元为同一笔借款，应认定张金顺对周彬享有的100万债权转让给了九洲饭店。周彬偿还九洲饭店利息的行为，应认定周彬对该债权转让是知道的，并且是认可的。该债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形式要件，应认定合法有效。周彬为张金顺书写的100万元借条，未写明借款的还款期限，应认定该笔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在2018年因涉案借款进行诉讼，九洲饭店请求周彬偿还借款是一种诉讼形式的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周彬未偿还借款，九洲饭店有权向周彬主张权利。综上，综合分析，九洲饭店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相互佐证、相互补强，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充分证明张金顺与周彬100万元的借贷事实和张金顺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实。九洲饭店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周彬与丁丽华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是基于丁丽华增持汇丰公司持股比例而发生,属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的债务,应当由二人共同偿还并应互负连带责任。周彬、丁丽华主张增持20%股权比例系受让于张立君，其出资20万元形成，周彬为张金顺出具100万元借款凭证是因“合股”所书写等抗辩理由，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且抗辩理由相互矛盾，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彬、丁丽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借款100万元；并以100万元为基数，被告周彬、丁丽华按原告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与河北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6.25‰支付自2017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丁丽华、周彬负担，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交纳。本院认为，九洲饭店提交的借条载明“周彬向张金顺借款壹佰万元人民币（100万元）……”结合九洲饭店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顺在庭审中主张，该笔借款是由于周彬配偶丁丽华2005年增持汇丰公司20%股份时未实际出资而形成，因张金顺与九洲饭店及周彬之间未形成债权转让的书面协议，故周彬应与张金顺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九洲饭店不是本案民事关系的相对人，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9民初9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退还唐山市曹妃甸区九洲饭店；上诉人周彬、丁丽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木子审判员 孙乾辉审判员 王 健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刘雪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