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8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邵建杰，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佳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西店镇崔家村。 法定代表人：应建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员，浙江知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跃龙街道兴宁中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林朱利，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俞忠法，男，197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邬青海，男，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洪艮国，男，194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应建灵，男，1963年7月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孔祖通，男，196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斯忠乐，男，196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金建伟，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徐有定，男，196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钱潮，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葛圣恒，男，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葛和安，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吕银飞，男，197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董炉妹，女，196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高亚林，男，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汪建发，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徐亚君，男，197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石青峰，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邬浩君，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邵建锋，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郑伟春，男，1970年5月8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葛天平，男，196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舒占波，男，1969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洪邦泽，男，196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戴彦盛，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刘益波，男，1983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李能开，男，196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邬春夫，男，196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周宏杰，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邬建军，男，1963年5月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王代国，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应建庆，男，196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朱韦锋，男，196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蒋婷养，女，1968年2月29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戴崇虎，男，196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忻伟庆，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象山县。 原审被告：尤涛表，男，1948年2月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戴宽华，男，196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邬才达，男，195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蔡亚春，女，197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东，住宁海县。 上诉人邵建杰因与上诉人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运公司）、原审被告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运输公司）、俞忠法、邬青海、洪艮国、应建灵、孔祖通、斯忠乐、金建伟、徐有定、钱潮、葛圣恒、葛和安、吕银飞、董炉妹、高亚林、汪建发、徐亚君、石青峰、邬浩君、邵建锋、郑伟春、葛天平、舒占波、洪邦泽、戴彦盛、刘益波、李能开、邬春夫、周宏杰、邬建军、王代国、应建庆、朱韦锋、蒋婷养、戴崇虎、忻伟庆、尤涛表、戴宽华、邬才达、蔡亚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8）浙0226民初5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邵建杰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邵建杰的诉讼请求、支持同运公司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并在之后实际控制同运公司账户影响到邵建杰的正常经营是违约在先，显属错误。一、关于内部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关于“线路经营权取得后，经营者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承包、入股、质押、带车挂靠等方式予以处分”的规定，本案承包合同违反了该禁止性规定，应当无效。二、承包合同内容应当是公司的生产经营权利，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任是股东（委托董事会）行使的权利，故法定代表人的选任非系公司的经营范围，且未征得股东的同意。从法律关系来看，公司只能处分自己的经营管理权，而法定代表人的选任非系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而系股东管理公司的权利，因此公司无权对于谁来担任股东对外作出承诺，即使作出承诺，该承诺也是无效的；三、变更法定代表人系邵建杰先违反承包合同约定以及违反公司高管法定职责所导致。根据一审法院（2016）浙0226民初64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邵建杰强行侵占同运公司的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拒不返还。可以证明邵建杰的违约情节特别严重。解除其法定代表人职务，也应当属于合同履行中的救济措施之一。邵建杰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存在以下严重违反职责以及承包合同的行为：1.对于宁海万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设立未代表同运公司提出异议，也未向同运公司进行汇报，属于严重的渎职行为。2.聘用的邬定陆（系邵建杰妻子的兄弟）不仅在同运公司担任高管，还在其授意下在新成立的宁海万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担任高管，该行为违反高管职责，侵害了同运公司的利益。3.擅自将同运公司的安全员出借给宁海万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导致该公司通过资质审核。4.公司经营线路的调整、变化，邵建杰未征得同运公司的同意。邵建杰的上述行为严重侵害同运公司利益并严重违反承包协议义务且严重违反了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高管义务，严重影响股东利益；四、一审法院认定同运公司控制银行账户而影响邵建杰的经营管理是错误的。首先，同运公司并不存在控制银行账户的行为。其次，由于承包经营中涉及动用国家各项补助资金需要同运公司出面办理相关手续，故同运公司具有监管公司经营的责任。再次，根据《公司法》规定，承包期间的会计账目等建账以及账目保管责任由同运公司承担，因此同运公司履行监管义务并非对邵建杰经营的干涉。第四，同运公司并没有限制银行账户的存取款，只是加强了监管。相关监管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干涉邵建杰的承包经营权，即使要认定存在干涉，也应当认定是同运公司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以及高管职责的基础的一种对等反制约措施，应当认定邵建杰过错在先。一审法院片面认为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不得参与、干涉”是不受任何的发包方的监管，显属错误。这种监管如果要被认定为违反合同应当是以实质损害到邵建杰方的核心经营权利为基础，否则不宜认定。五、线路经营权的变更并非承包经营权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线路变更等不属于邵建杰违约，显属错误；六、鉴于邵建杰作为法定代表人期间和承包期间存在严重的违约和违反职责行为，且邵建杰在生效判决确认至2018年5月10日止须向同运公司支付承包费1458260元后，并未执行该生效裁判，该拖欠的承包款未支付的期限已经连续超过七个月，这是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故同运公司即使存在不配合年检等相关行为，也系对于邵建杰违约行为的抗辩。一审法院回避邵建杰该根本性违约的行为，认定同运公司无权没收410000元保证金违反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如果一审法院认定邵建杰实际缴纳500000元的风险保证金，那么二审法院应当认定同运公司有权没收风险保证金的数额为实际缴纳的500000元；七、一审法院明知有生效判决认定邵建杰须支付140多万承包款并经强制执行无果的情况下，裁判同运公司须要支付邵建杰1239476.47元并须支付相应利息，违反法律规定，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八、一审法院认定同运公司需要支付3650455元车款显属错误。第一，该补助系政府对于6年经营期间的车辆补贴，实际上是按年计算的，不管谁经营，是补贴到车上的，不管合同何时解除，应当根据合同解除时来确定该补贴费用的分担。根据政府补贴的目的来看，车是六年使用但购车款是一次性支付，故政府补贴也是一次性支付但是六年分担。同运公司和邵建杰对于该补贴款约定归邵建杰所有是建立在双方合同如期履行完毕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于六年经营期间的车辆类似折旧等支出的一种补贴，而非双方约定的违反合同的违约责任的承担。第二，邵建杰在购车时，政府补助了460余万元，邵建杰自己支付了460余万元，至法院判决确定合同解除时已经过了3年半，如果法院裁判确认同运公司支付3650455元，显失公平，邵建杰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实际损失。第三，一审法院认为车辆停运贬值双方都有过错，显属错误。合同解除，邵建杰应当归还车辆给同运公司。本案中虽然邵建杰有归还给同运公司的行为，但马上申请了对于车辆的财产保全，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措施并没有限制车辆的营运，只是查封而不是扣押，但在同运公司去营运车辆的时候，又控制车辆阻碍同运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法院只是查封车辆转移登记的情况下，邵建杰擅自强行扣留车辆阻碍同运公司对于车辆的使用，是错误的。邵建杰在2018年7月提起解除合同之诉，其行为不仅造成了车辆因停运而损坏，还造成了同运公司无法进行生产经营，加上同运公司从事的是公共交通行业，此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及其恶劣，故不仅应当让邵建杰承担赔偿责任，而且也应当从重追究邵建杰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无论合同解除的过错方在于同运公司还是邵建杰，邵建杰都应当对于2018年7月以后扣留车辆强行阻碍同运公司开展营运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同运公司将保留另行起诉直至追究相关刑事责任的权利；九、一审法院判决同运公司承担180547.09元与事实不符。车辆停运后，法院只是查封，并未扣押车辆，故车辆依法可以继续营运。但是邵建杰强行阻碍同运公司使用车辆，故之后车辆也因为邵建杰的阻碍而未营运，对于该保险等相关费用的损失扩大，过错在于邵建杰，应当由邵建杰承担。 邵建杰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并在之后实际控制同运公司账户影响到邵建杰的正常经营是违约在先正确。1.根据《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的约定，在承包期间，邵建杰有权享有承担公司的一切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债权、法律责任，邵建杰有权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组织经营团队，同运公司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不得干涉邵建杰的经营活动，若需要召开董事会或股东、董事办理相关事宜，股东、董事需提供免费服务。在协议签订后，邵建杰投入了千万余元的资金购买了车辆、组织了人员开展经营，并一直按约支付承包费，在此期间，邵建杰担任了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并经营公司（包括公司银行账户），可以说各方面都是正常运作的。但是，同运公司及各股东在看见邵建杰的经营活动蒸蒸日上、收益可观的情况下，不免心生嫉妒，没有任何投入的股东及同运公司竟然恶意提起诉讼，要求将邵建杰从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处合法领取的公司证照、公章、财务章等强制返还，从而干涉公司经营，并于2017年3月2日在未征求邵建杰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同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建庆，并控制了同运公司的财务账户，直接干涉和影响了同运公司的正常运营，导致邵建杰无法及时领取政府发放的补贴、奖励款项，无法正常支付承包费，为了确保同运公司公交线路能够正常运行的，邵建杰不得不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亏损经营。2017年6月20日。同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解除合同，该案经一、二审审理，确认同运公司不具备合同解除权，同运公司存在在先违约的情形，上述情形导致了邵建杰无法支付承包费。并明确认定同运公司不具备合同解除权，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及控制账户的行为系在先违约行为。2018年6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下判后，邵建杰于2018年6月22日通知同运公司办理车辆年检手续，但是，同运公司却拒绝在2018年6月30日前办理车辆年检手续，导致邵建杰无法正常运营，迫于无奈，邵建杰才于2018年7月3日通知同运公司解除合同，并提起本案诉讼。2.同运公司援引的《宁波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并非法律法规的效力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无效的理由。需要强调的是，本案的内部承包行为是政府组织的活动，合同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实际履行多年，在这种背景和阶段下，同运公司还在否定这份协议的效力，明显是一种违背契约精神的体现，其实也是其在履约过程中缺乏诚信、肆意违约行为的延续。3.关于车辆扣押。第一，邵建杰并未如同运公司《通知书》中所述将营运车辆无理控制拒不交出，亦不存在暴力拒不交出，事实是大部分车辆已经停放在公路运输管理所的停车场，同运公司拒绝提供反担保，在这过程中，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也已经多次组织协调；第二，邵建杰提出的财产保全请求是“查封、扣押同运公司相应的财产”。 邵建杰起诉请求：一、确认邵建杰、同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解除；二、同运公司返还邵建杰支付的风险保证金500000元及迟延返还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返还之日止）；三、同运公司返还承包经营所得款1239476.47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承包经营款1239476.47元指同运公司账户内的余额1146936.47元及挪用款项26540元、66000元，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7月3日起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另请求确认未实际进入同运公司账户的承包经营款2590461元（含宁海县交通运输局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票价补助及2017年冷线补贴合计1658000元、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线路调整补助234000元，算至2018年6月30日）为邵建杰所有，并责令同运公司限期办理领款手续（出具收款收据、加盖公司公章或财务章）；四、购车款返还按折旧率10/13×9244200元计算；五、同运公司赔偿损失8965324.55元；六、同运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费用。 同运公司反诉请求：一、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二、邵建杰返还36辆客运车辆（邵建杰所述的40辆车中除浙Ｂ×××××、浙Ｂ×××××、浙Ｂ×××××、浙Ｂ×××××四辆车外的其余36辆车）及对应车辆营运证、行驶证、车辆钥匙；三、邵建杰支付同运公司承包费1230000元（自2018年5月1日算至2018年10月31日），并从2018年11月1日起按205000元/月支付至交付客运班线经营权和客运车辆时止；四、邵建杰交付于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的410000元风险保证金归同运公司所有；五、邵建杰返还同运公司配合奖720000元；六、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邵建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1日，甲方即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民营整合全体股东和公路运输公司（现同运公司）与乙方即邵建杰签订《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经甲方全体股东确定，对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42辆宁海至西店客运班线经营权和公路运输公司8辆宁海至西店客运班线经营权共作50股进行内部明码竞标承包经营权，乙方以每月合计205000元中标获得甲方全部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公司所属班线客运经营权全部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所有营运客车按照经营方案由乙方购买，购置新车的政府财政补贴（含黄标车补贴）和奖励归乙方所有。第二条约定，承包期为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核定许可时间起六年止。承包经营期满后，甲方收回客运线路经营权，车辆残值归乙方所有。第三条约定，承包费用为每年2460000元，即每月上交承包费205000元，分50股分别汇入50个股东账户，乙方必须在每月10号前将核定的承包费每股4100元汇入甲方各股东账户。第六条约定，乙方购买新车后，汇入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的500000元押金款全部退回，乙方在新车运作30日内重新支付风险保证金410000元到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账户，如到期未发生违约情况，风险保证金如数退还给乙方。第七条约定，乙方须在每月10日前向甲方各股东账户汇入承包费每份4100元，如乙方未按时上交承包费，按逾期天数向各股东交100元/天滞纳金，连续30天未交足甲方各股东承包费和滞纳金，甲方有权没收乙方410000元风险保证金以及客运班线经营权和所有客运车辆，进行重新竞标。第十二条约定：公司注册时，原宁海县同心客运公路运输有限公司42股和公路运输公司8股宁海至西店班线经营权共50股作为新股东，中标者为法人代表，并组织经营团队，直至承包经营合同满时自行终止。承包期间，甲方不得参与、干涉乙方经营管理，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在承包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或股东、董事办理相关事宜，股东、董事需提供免费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第十三条约定，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没收乙方410000元风险保证金以及客运班线经营权和所有客运车辆，另行竞标。第十四条约定，承包期间，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无故解除合同的，甲方应支付乙方所有客运车辆购车款及总承包费百分之五十作为违约金。第十六条约定，公司不准对外担保，如本公司需贷款，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后执行，否则董事会有权解聘法定代表人，甲方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没收线路经营权及所有客运车辆。 2015年4月27日，同运公司成立。同运公司成立时由邵建杰担任法定代表人，邵建杰、同运公司、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和其他自然人均为该公司股东。2015年6月5日、6月8日、9月5日，邵建杰先后出资购买客运车辆10辆、26辆、4辆，合计购车40辆，支出购车款总计9244200元。该40辆车均登记于同运公司名下，车牌号如下：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浙Ｂ×××××（前述40辆车，其中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于2015年9月5日购买，价款合计1363200元。后宁海县人民政府给予上述40辆车的车辆购置款补助资金4622100元，以及配合奖720000元。 2015年7月14日，邵建杰在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领取了同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2016年10月24日，同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邵建杰返还同运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含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含正、副本。2016年11月16日，宁海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26民初643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同运公司的诉讼请求。尔后，同运公司收回了公章和公司证照。2017年3月2日，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建庆。2017年3月11日开始，邵建杰未向同运公司的股东支付承包款。2017年6月20日，同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判令邵建杰返还客运班线经营权及交付所有客运车辆，支付拖欠的承包费615000元（算至2017年6月11日），保证金410000元归邵建杰（注：应为同运公司）所有。该案经宁波市宁海县人民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作出(2017)浙0226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其中（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认定，同运公司于2017年7月3日至2018年1月11日期间向股东发放承包款1411740元，为此判令邵建杰支付同运公司承包费1458260元（算至2018年5月10日），且认为之后邵建杰仍应以205000元/月的标准继续支付承包费，驳回了同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年11月30日，邵建杰向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发送短信，称其承包经营的客运车辆中有4辆车（分别是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于2017年9月30日年检到期，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损失巨大，要求同运公司在3日内配合完成车辆年检盖章。应建庆于2017年12月4日回复邵建杰称欠的承包费付清，再讨论其余事。2018年1月26日，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作出关于对同运公司两次停运的处理决定通报，通报载明：2017年10月9日11:30至13:00和10月11日7:00至10:30同运公司因内部经营纠纷，致使西店城乡公交全线停运，根据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印发的《宁海县城乡客运安全与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规定，决定取消同运公司2017年度冷线、山区经营补贴、评先评优资格和公司所属车辆单车考核奖（其中2017年安全与服务质量考核奖总计898951元。2018年6月18日，邵建杰通过EMS向同运公司发《告知函》，要求同运公司及其他股东在同月27日前完成以下事项：一、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本人，并组织全体股东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二、移交公司的银行账户（包括但不限于U盾、银行账号支付密码、银行账号管理密码）；三、移交公司公章；四、就之前公司及其他股东挪用、占用公司账户资金及政府补贴的行为予以说明，并返还前述款项；五、及时提供必要材料，确保公司营运车辆顺利办理年检手续。2018年6月22日，邵建杰再次通过短信将上述《告知函》发送给应建庆。2018年7月1日，邵建杰通过顺丰快递向同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建庆邮寄《解除函》，称同运公司及其股东未回复并妥善办理上述《告知函》所列事项，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通知《承包合同》于收到函件之日起解除。因应建庆未签收，该《解除函》被退回至邵建杰。2018年7月3日，邵建杰通过短信将上述《解除函》发给应建庆。2018年9月16日，同运公司向邵建杰邮寄《告知函》，内容如下：“一、公司再次配合你进行车辆年检，提供相关手续，但你方必须于2018年9月20日前办好，逾期作废；二、如在2018年9月26日前仍不将营运车辆年检完毕，并投入正常营运，公司将按合同无条件收回营运车辆并安排营运。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承担。三、你必须按合同约定及法院判决立即付清拖欠的承包费及承担其他责任。”2018年9月28日，同运公司向邵建杰邮寄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同运公司委托邵建杰办理浙Ｂ×××××的机动车年检业务。 另认定，2016年1月15日，宁海县西店镇人民政府对同运公司西店至深甽公交路线调整后的补助申请问题作出会议纪要，同意对该公司每年补助234000元。同运公司在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尚有2017-2018年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因同运公司未开具收款收据，未予发放。截止2018年6月30日，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尚有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的票价补助合计1478000元未拨付同运公司。邵建杰为35辆客运车辆投保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的交强险，缴纳保险费95582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同运公司名下40辆车的对应加油卡的余额合计136075.09元。 再查明，浙Ｂ×××××车发生自燃事故，该车价值18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同运公司的股东是否为合同主体问题；二、合同双方当事人谁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问题；三、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清算问题。 关于焦点二，该院认为，按照《承包合同》约定，邵建杰负有支付承包费的义务，同运公司则不得参与、干涉邵建杰的经营管理，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合同订立后至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邵建杰均按约支付了承包款。2017年3月2日，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建庆，并且，同运公司的银行账户之后也为同运公司控制，影响到邵建杰正常经营，同运公司违反合同义务在先。邵建杰自2017年3月起未再按约支付承包款，系同运公司干涉邵建杰经营管理所致，而非邵建杰履约过错。2018年6月18日，邵建杰书面通知同运公司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重新变更法定代表人。然同运公司未履行义务，车辆也因未年检不能上路运营，导致邵建杰无法继续经营，构成根本违约，邵建杰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同运公司之日即2018年7月3日起即已解除，故邵建杰诉请确认《承包合同》解除，该院予以支持。同运公司辩称，邵建杰成立新的镇域公交公司，擅自变更客运线路，违反合同义务在先。该院认为，同运公司辩称邵建杰设立镇域公交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邵建杰承包经营期内新增了西店至溪头的客运线路，系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为满足当地群众出行需要而发生，属于正常合法经营行为，不能认定邵建杰违约。而且，按照合同约定，同运公司对邵建杰合法新增线路的经营行为不能干涉。因此，该院对同运公司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同运公司另辩称，其积极配合邵建杰且催促邵建杰办理车辆年检手续，邵建杰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履行合同义务。对此该院认为，同运公司未将法定代表人重新变更为邵建杰，也未在2018年6月30日前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同运公司提供的证据虽反映其之后表示配合办理车辆年检手续，但此时因同运公司违约在先，邵建杰已行使合同解除权且已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不发生邵建杰不配合年检而违约的后果。因同运公司违反合同主要义务在先，其要求邵建杰返还配合奖720000元及没收保证金410000元，缺乏正当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第一、风险保证金的返还问题。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500000元押金应在邵建杰购置新车后全部退回，并在新车运作30日内重新支付风险保证金410000元到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账户，如邵建杰未违约，则风险保证金如数退回邵建杰。邵建杰提供的现金缴款单，证实邵建杰已向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缴纳了500000元的风险保证金。现无证据证明该款已由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退还邵建杰，《承包合同》亦因同运公司违约而解除，同运公司应承担返还责任。同运公司抗辩风险保证金为410000元，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不予采纳。第二、承包期内归属于邵建杰的承包经营所得问题。邵建杰在本案中主张两部分承包经营所得，一是合同解除前已入同运公司账户的款项1239476.47元，二是未入公司账户但可从宁海县交通运输局、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宁海县西店镇政府领取的补助。该院认为，关于第一部分经营所得，同运公司的账户为邵建杰承包期间的经营账户，承包期内进入该账户的款项应视为邵建杰收益。邵建杰提供的同运公司账户分户明细对账单反映截止2018年2月8日尚有余额1146936.47元，且同运公司控制账户后在2017年11月17日、2018年1月11日向外转出66000元、26540元，该账户的余额及由同运公司转出的66000元、26540元应视同邵建杰收益，因此邵建杰要求同运公司返还1239476.47元并从合同解除之日起计付逾期还款利息损失，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关于宁海县交通运输局的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的票价补助1478000元，虽未拨付至同运公司账户，但上述补助系因邵建杰的承包经营行为而可得，故邵建杰有权请求确认归其所有。由于上述补助须由发包方同运公司名义向相关部门领取，同运公司应履行必要协助义务帮助承包人邵建杰取得上述补助。关于西店镇人民政府的线路调整补贴234000元，虽然邵建杰提供会议纪要证明西店镇人民政府对新增线路按234000元/年给予补贴，但目前无直接证据证实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有234000元补贴可从西店镇人民政府领取，故对邵建杰该主张不予支持，当事人取得该补贴确定拨付的依据后可另行主张。关于2017年的冷线补贴180000元，因2017年10月班线停运事件，宁海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已作出决定取消该补贴，故邵建杰请求确认该补贴为其所有，依据不足，难以支持。第三，承包经营车辆的数量及返还问题。邵建杰主张其出资购置的40辆车均用于承包经营，同运公司则认可其中的36辆车与履行《承包合同》有关。该院认为，《承包合同》并未限定用于经营的车辆为36辆。邵建杰购置的40辆车均登记在同运公司名下，且地方政府对40辆车均给予购车补助，该40辆车用于合同约定的班线运营的事实客观存在。同运公司辩称40辆中有4辆车与合同履行无关，并无依据，不予采纳。现双方之间的合同解除，同运公司有权利和义务接收除因自燃事故毁损的浙Ｂ×××××车之外的其余39辆承包车辆，并有权要求邵建杰一并返还相应车辆的道路运输证、行驶证、钥匙。第四，购车款的返还问题。合同订立后，邵建杰支出9244200元用于购置40辆客运车辆，扣除因自燃损毁的车辆价值181000元，须返还的车辆购置价合计9063200元。该39辆车自2015年6月起开始用于运营，至2018年7月3日合同解除时已使用三年多时间。邵建杰主张按车辆强制报废标准的年限13年扣除已使用3年的折旧标准来计算车辆剩余价值，并不能客观反映现有车辆的实际剩余价值。邵建杰在经该院释明后申请评估车辆的剩余价值，后又撤回评估申请，导致实际车辆的剩余价值不能准确认定，该院酌定以《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经营期六年和邵建杰实际营运时间来确定39辆车的剩余价值。按邵建杰营运三年零一个月计算，认定39辆车在解除合同时的剩余价值为4405722元。同运公司抗辩，政府给予的购车补助资金4622100元已由邵建杰领取，应当从购车款中扣除，对此该院认为，《承包合同》明确约定，购置新车的政府补贴由邵建杰享有，在合同全部履行的情形下邵建杰本可以享有新车购置补助。现因同运公司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无权主张以邵建杰可得的购车补助资金来减少返还的购车款。但是，合同解除后，邵建杰应将车辆返还同运公司，同运公司则支付购车款。由于双方争议，自合同解除后车辆至今未能用于营运而继续贬值，对车辆继续停运贬值的损失，双方都存在过错，应由双方分担。为此，该院酌定同运公司应返还邵建杰购车款3650455元。第五，承包款的支付问题。《承包合同》约定，邵建杰应当以205000元/月支付承包费。（2018）浙02民终793号民事判决确定，除了截止2018年5月10日尚欠的承包费1458260元外，之后的承包费应继续按205000元/月支付，故自2018年5月10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2018年7月3日期间邵建杰仍应按此标准支付承包费计362167元。同运公司主张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承包费，因部分承包费缺乏依据，该院予以部分支持。第六，损失赔偿问题。该院认为，首先，邵建杰为涉案客运车辆的加油卡充值后未使用完的余额，以及为客运车辆缴纳2018至2019年的交强险保费，因合同解除而邵建杰无法实际受益，可认定为邵建杰的损失，同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其中交强险保费，交强险起始日即2018年6月8日至合同解除日即2018年7月3日期间的相应部分保费应由邵建杰自行负担，其余部分的保费损失则应由邵建杰、同运公司各半负担。为此该院认定同运公司应赔偿邵建杰油卡充值损失136075.09元及交强险保费损失44472元。其次，关于班线停运导致的考核奖损失问题，2017年10月的班线停运，虽因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等违约行为引起，但邵建杰在合同未解除的情形下，停止班线的运营，导致损失扩大，扩大部分损失应由邵建杰自行负担。关于2018年班线停运的考核奖损失，因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实际发生及其大小情况，邵建杰要求参照2017年考核奖的一半来确定考核奖损失，目前依据并不充分，不予支持。再次，浙Ｂ×××××、浙Ｂ×××××、浙Ｂ×××××、浙Ｂ×××××车四辆车自2017年9月30日未年检造成的损失，虽然邵建杰已经举证证明该四辆车未年检的事实，但邵建杰未提供证据证明损失78646.20元实际发生，难以支持。最后，关于合同因不能继续履行导致邵建杰可得利益损失问题。邵建杰提供了汇总说明、利润表、未领取补贴明细欲证明前三年邵建杰获得利润7306954.76元的事实，并拟通过该事实来证明其因同运公司违约不能履行合同产生可得利益损失7306954.76元。该院认为，邵建杰提供的前述证据，均系邵建杰单方制作证据，其中利润表和汇总说明反映的内容均无相应证据佐证，难以作为认定邵建杰承包经营三年所得利润的依据。退一步讲，即使邵建杰在三年承包经营期内有盈利，也不能直接以该三年的盈利作为确定可得利益损失的依据。如邵建杰继续履行《承包合同》，也可能因政策调整、客流量变化等因素而存在亏损风险，不是绝对盈利。故邵建杰主张因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可得利益损失，依据不足，难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邵建杰与同运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于2018年7月3日解除；二、同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邵建杰风险保证金50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4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三、同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邵建杰承包经营所得1239476.47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3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四、同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建杰车款3650455元，邵建杰同时将39辆客运车辆（具体车辆为上文已认定的除浙Ｂ×××××车之外的39辆车）及对应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车辆钥匙返还同运公司；五、确认同运公司名下未领取的成品油价格补助698461元、票价补助1478000元，合计2176461元归邵建杰所有，同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协助领款义务；六、同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邵建杰损失180547.09元；七、邵建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同运公司承包费362167元；八、驳回邵建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同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诉案件受理费143831元，由邵建杰负担89228元，由同运公司负担5460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同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3873元，减半收取26936.50元，由邵建杰负担17983元，由同运公司负担8953.50元。 二审中，各原审被告未提供新证据。同运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会议纪要一份，拟证明邵建杰不履行债务，侵害公司利益。证据2.同运2015（1）号文件、关于邬定陆的任命通知、安全员证、劳务合同、关于邬定春的任命通知各一份，拟证明邵建杰利用职权将同运公司安全员借给同业竞争者宁波万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使用而侵害了同运公司的利益。证据3.光盘一张，拟证明邵建杰接管同运公司车辆运营的事实。 经质证，邵建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从视频内容来看，邵建杰选择了报警方式来处理上述事宜，并未有任何暴力抗拒的情形，最终公安机关的意见也是待法院处理完毕再行处理。 邵建杰向本院提供通报一份，拟证明同运公司2018年邵建杰应得的单车考核奖励449475.5元由于同运公司违约被取消，该部分损失应由同运公司承担。同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系邵建杰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职不当造成。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同运公司、邵建杰对于各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均与本案无关，故关联性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承包合同》系同运公司与邵建杰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依法有效。《承包合同》约定“中标者为法人代表，并组织经营团队，直至承包经营合同满时自行终止。承包期间，不得参与、干涉经营管理，仅享有收取承包款的权利。”邵建杰在承包同运公司期间，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的同意，于2017年3月2日擅自将法定代表人邵建杰变更为应建庆，并控制了公司的银行账户，影响了邵建杰的正常经营。邵建杰在合同订立后至同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均按约支付承包款。故应认定同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合同义务。（2018）浙02民终793号生效判决亦认为“邵建杰未按约支付承包款的行为系同运公司在承包期内干涉经营管理行为所致，系同运公司违反主合同义务在先。”综上，因同运公司未经邵建杰同意擅自变更法定代表人并在之后实际控制同运公司账户影响邵建杰的正常经营，一审法院认定同运公司违约在先，并无不当。因邵建杰、同运公司对于一审法院确认涉案《承包合同》解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针对同运公司上诉提出异议的500000元风险保证金、承包期内的经营所得1239476.47元、购车款3650455元、损失180547.09元等费用，根据同运公司的违约情况以及公平原则，本院认为，1.邵建杰提供的现金缴款单显示其向宁海县道路运输协会交纳的风险保证金为500000元，而非同运公司所称的只有410000元。因同运公司的违约而导致《承包合同》解除，同运公司理应返还该500000元。 2.合同解除前已进入同运公司账户的款项1239476.47元系邵建杰承包期间的经营所得，该部分款项包括截止2018年2月8日账户余额1146936.47元，以及之后同运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17日、2018年1月11日转出的66000元、26540元，应视为邵建杰的收益，邵建杰有权要求同运公司予以返还并支付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计付的逾期利息。 3.关于购车款3650455元，即车辆残值的处理问题。涉案《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期满后，同运公司收回客运线路经营权，车辆残值归邵建杰所有。邵建杰购置的40辆车均登记在同运公司名下，因双方之间合同解除，且同运公司违约在先，邵建杰有权要求同运公司返还车辆残值所对应的购车款。关于车辆残值的折算方法，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年第12号）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公交客运汽车的使用年限为13年。一审法院酌定以车辆承包期限6年为限平均计算涉案车辆的残值率，对同运公司并无不利。因此，同运公司二审中提出对涉案车辆剩余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涉案车辆残值的具体计算问题。邵建杰支付的40辆车的购车款9244200元，扣除自燃毁损的车辆价值181000元后为9063200元。39辆车的剩余价值为年平均价值乘以剩余承包年限，即4405722元（9063200元÷6年×2.9167年）。因合同解除后车辆处于停运状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定合同解除后车辆闲置一年时间的闲置费各自承担一半，39辆车一年的闲置费约1510533元（9063200元÷6），故同运公司应返还邵建杰购车款为车辆剩余价值减去闲置费的一半，即：4405722元-1510533元÷2=3650455元。合同解除后，邵建杰应及时将上述客车交付给同运公司。因邵建杰与同运公司对于车辆未交付的原因和责任各执一词，故合同解除日至车辆实际交付日的停运损失及车辆贬值损失由同运公司与邵建杰另行理直，本院在二审中不作处理。 4.油卡充值损失136075.09元和交强险保费44472元的损失赔偿问题。邵建杰为涉案客运车辆的加油卡充值后未使用完的余额为136075.09元，因合同解除而邵建杰无法实际受益，可认定为邵建杰的损失，同运公司应予赔偿。邵建杰为35辆客运车辆投保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缴纳的交强险保险费95582元。扣除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3日合同解除，25天期间由邵建杰承担的部分，即95582元×（25天÷360天）=6638元。合同解除后的保险费损失（95582元-6638元=88944元），一审法院认定由邵建杰、同运公司各半承担44472元，并无不当。至于同运公司主张邵建杰通过其亲戚另行组建公司对同运公司构成恶意竞争的问题，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同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221元，由上诉人宁海县同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50790元，邵建杰负担194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方资南 审判员  赵文君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邬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