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56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邬志炳，男，196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秋英，女，196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语，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邬深刚，男，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原审被告：宁波中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怡东街178号1幢。 法定代表人：詹飞燕，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宁波中程鸿运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狮子街109弄19号。 法定代表人：邬深刚，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邬志炳因与被上诉人丁秋英、原审被告邬深刚、宁波中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程公司）、宁波中程鸿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程鸿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3民初8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邬志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丁秋英向邬志炳返还多得的120000元款项及按照12%年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的还款金额错误。2017年9月25日，邬志炳通过个人银行卡转账给丁秋英共2笔款项，分别是55000元和50000元，但一审遗漏了其中一笔50000元；2018年5月9日，邬志炳通过个人银行卡转账给丁秋英400000元用于缴纳税费，但一审判决没有涉及该笔款项；另外，丁秋英之前的工资已经结清，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工资70000元不应该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5月3日及6月3日邬志炳出具给丁秋英的《归还借款承诺书》作出判决，依据不足。邬志炳在该两份承诺书上签字属实，但当时邬志炳出于病痛之中，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眼睛看不清文字，另因为丁秋英的丈夫具有国税局领导的身份，且丁秋英是邬志炳公司多年的财务总管，邬志炳出于对丁秋英的信任，在未对还款金额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就签署了名字，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丁秋英未经邬志炳同意还刻意在承诺书上加盖了中程公司及中程鸿运公司的公章，伪造证据。 丁秋英辩称：对于邬志炳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几笔款项，丁秋英已经在一审中作出相应解释，丁秋英是邬志炳聘请的财务，有些款项系丁秋英为邬志炳的公司垫付的税款，这在一审提交的表格中均有体现。丁秋英与邬志炳进行多次结算，邬志炳在确认还款金额之后才进行签名。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邬深刚、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均未作陈述。 丁秋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一、邬志炳支付丁秋英借款391600元，利息5874元（利息暂按照391600元为基数按照18%自2019年6月4日起计算至2019年7月3日止为5874元，之后利息按照3916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合计397474元；二、邬深刚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4日，邬志炳因中程公司经营需要，向丁秋英借款500000元，约定利息为年利率12%，如未按期归还，逾期部分加收利率20%，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4日起至2017年3月3日止，该协议保证条款载明：“邬志炳用中程公司和家庭财产做抵押，到期不能归还丁秋英借款，丁秋英处理抵押品。”邬深刚作为保证人在保证人处签字。同日，丁秋英向邬志炳账户转账500000元。2019年5月3日，丁秋英、邬志炳签订未还借款结算表一份，载明：“截止5月3日，尚欠借款及利息385870.29元，1、2016年3月4日借出500000元，2018年1月15日代垫未还税款156396.35元，代垫信用卡罚款2000元，2017-2018年工资及资料费70000元，合计728396.35元；2017年11月-2019年5月应付利息147473.94元、实际收到490000元，还欠本金、工资、税款、罚款共计385870.29元。”同日，邬志炳出具归还借款承诺书一份，具体内容为：“2016年3月4日，邬志炳因中程公司经营需要，向丁秋英借款500000元，当时约定上述借款邬志炳保证在2017年3月3日归还，邬志炳未按约定归还借款，经丁秋英不间断追讨，邬志炳只归还了部分借款。经双方结算，截止2019年5月3日，邬志炳尚欠丁秋英借款本金及利息385870.29元。现双方约定，邬志炳保证在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并按年利率18%结清利息，如邬志炳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加收利率20%，即年利率38%，还款担保人邬深刚、中程公司愿意为以上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提供担保。同时邬志炳愿意以全部家庭财产和下属所有公司作上述担保。”2019年6月3日，邬志炳出具归还借款承诺书一份，载明因邬志炳未按期归还借款，经双方结算确认：“截至2019年6月3日止，邬志炳尚欠丁秋英借款391600元，经双方约定，邬志炳保证在2019年7月3日前归还丁秋英391600元，并按年利率18%结清利息，如邬志炳不按期归还借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20%。”中程鸿运公司在共同还款人处盖章。 一审另认定，邬志炳曾向丁秋英账户发生如下转账：2016年9月20日10000元、2016年11月17日10000元、2017年5月22日25000元、2017年6月23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23日转账215000元，2017年9月25日转账55000元，2017年10月22日2800元、2018年1月16日现金交付丁秋英50000元、2018年5月11日转账70000元、2018年7月11日50000元、2018年7月11日90000元、2018年10月2日100000元、2018年6月26日100000元、2018年9月9日100000元、2019年1月29日100000元。丁秋英在一审中主张2018年7月11日90000元、2018年10月2日100000元、2018年6月26日100000元、2018年9月9日100000元、2019年1月29日100000元的款项合计490000元均为还款。 一审还认定，丁秋英曾向宁波市江北区国家税务局代缴如下税款：2017年6月税款129862.64元（中程公司），2017年9月税款211424.28元（中程公司），2018年1月税款156396.35元（中程公司、“上航中程”），2018年2月税款50000元（“上航中程”）。2018年5月税款466611.16元（中程公司）。丁秋英确认上述款项中除156396.35元外，其他税款与邬志炳支付的2017年6月23日转账50000元、2017年9月23日转账215000元，2017年9月25日转账55000元，2017年10月22日2800元、2018年1月16日现金交付丁秋英50000元、2018年5月11日转账70000元相抵。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丁秋英与邬志炳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若成立，邬志炳需承担的本金及利息的具体数额？二、邬深刚、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或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结合丁秋英提交的转账凭证、借款协议可见，邬志炳与丁秋英之间的借贷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作为借款合同的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丁秋英主张邬志炳借款本金为391600元，具体组成如下：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6月3日的利息5729.71元、代垫税款156396.35元、代垫信用卡罚款2000元，2017-2018年工资及资料费70000元、2017年11月-2019年5月应付利息147473.93元，一审中，邬志炳认可丁秋英系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邬志炳转账给丁秋英的款项部分系还款，部分为代缴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的税款，并认可尚欠丁秋英代垫税款156396.35元，但对其他款项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邬志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在结算单、借款确认书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知，邬志炳虽辩称系在身体情况差、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所签，但现有证据无法对此予以充分说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邬志炳签字的效力予以认定，至于邬志炳抗辩的还款问题，经核算，邬志炳主张还款的部分2017年6月23日的50000元、2017年9月23日的215000元、2017年9月25日的55000元、2017年10月22日的2800元、2018年5月11日的70000元、2018年1月16日的50000元现金均与丁秋英已经代付的税款相抵，在双方对代付税款一节达成一致的情况，该部分款项不应视为还款，对邬志炳主张的2016年9月20日10000元、2016年11月17日10000元、2017年5月22日25000元是否视为还款的问题，根据丁秋英与邬志炳与2016年3月4日达成的借款协议约定的500000元借款借期内年利率12%、借期外加收20%的利息标准核算，三笔款项的归还涉及时间并未超过邬志炳应承担的该时间段的利息数额，现丁秋英主张的2017年11月-2019年5月应付利息147473.93元款项的标准从2017年11月3日按照月利率15%计算、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归还顺序的，应按先息后本处理的规定，丁秋英主张的利息已经将邬志炳归还的款项按照顺序先行扣减利息，再抵扣本金，并按照月利率15%的标准计算利息，故2017年11月-2019年5月应付利息147473.93元的数额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邬志炳辩称的利息过高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邬志炳抗辩的2017年-2018年的工资问题、代垫信用卡罚款款项的问题，现双方在结算的同时出具相应的借款确认书，在邬志炳未能提供充分反驳意见的情况下，应视为丁秋英与邬志炳达成的将上述款项转化为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9年5月3日至2019年6月3日的利息5729.71元也未超过385870.29元按照一个月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丁秋英与邬志炳之间于2019年6月3日达成的归还借款承诺书及相应的未还借款结算表，真实有效，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邬志炳应向丁秋英归还3916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丁秋英与邬志炳约定“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7月3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8%计算、逾期加收20%的利息”，故丁秋英主张的逾期利息已经超过年利率24%，现经一审法院核算，丁秋英主张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7月3日的利息5874元、2019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损失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范围，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案涉借条，邬志炳对2016年3月4日的500000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丁秋英与邬深刚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邬深刚的保证期间为该500000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故该500000元款项保证期间的截止时间应为2019年9月3日，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丁秋英在该保证期间内向邬深刚主张过权利，也无法证明邬深刚对丁秋英与邬志炳经重新结算的借款愿意承担担保责任，故丁秋英要求邬深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邬深刚对邬志炳所欠丁秋英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虽2019年5月3日的借款确认书由中程公司盖章、2019年6月3日的借款确认书由中程鸿运公司盖章，但经双方确认，中程公司的盖章系事先在空白纸上先盖章后打印借款内容，同时盖章时邬志炳并非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述债务担保系经过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的内部决策和审议程序，系该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证明该两公司对涉案债务进行了事后追认，即便邬志炳对此明知，但该行为并不构成对两公司行为的代表，故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确认书上的公司印章无法证明担保条款对公司具有约束力，中程公司、中程鸿运公司无需对此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丁秋英诉请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邬志炳支付丁秋英借款391600元，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7月3日的利息5874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4日起以391600元为基数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丁秋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262元，减半收取3631元，由邬志炳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二审的争议焦点系邬志炳对丁秋英所负的借款债务是否已经结清。本案中，出现了两份《归还借款承诺书》，邬志炳对该两份《归还借款承诺书》落款处其签名的真实性已经确认，2019年5月3日《归还借款承诺书》所附的《未还借款结算表（截止2019年5月3日）》上亦有邬志炳的签名。就涉案两份《归还借款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双方关于计息标准的约定并未超出法定最高限额，且从该两份承诺书载明的还款金额及落款时间来看，其内容具有连贯性，就此而言，丁秋英针对其事实主张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现邬志炳辩称涉案两份《归还借款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主张其向丁秋英归还的款项金额超出了实际的债务金额，但邬志炳并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进行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邬志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62元，由上诉人邬志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梅亚琴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