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1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满先，男，1962年1月10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明，辽宁君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办事处河北路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7920021261。法定代表人：孙陆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柱，辽宁甘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东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庄河市黑岛镇山南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31188218087。法定代表人：范锁勤，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硕，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黄满先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太公司”）、原审第三人大连东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满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享有案涉工程优先受偿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之日，认定上诉人优先受偿权超过规定期限，适用法律错误。依据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即工程款优先权的起算点已经变更为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一审审判过程中，由大连光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做出光华所发鉴字[2019]005号司法鉴定书确认了工程造价。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给付工程款6,717,768.73元，所以，上诉人对案涉工程享有工程款优先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改判。华太公司辩称，不同意黄满先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黄满先挂靠于第三人，其不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是第三人，按照合同法和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只有承包人才有权利主张拍卖和折价的优先受偿权。华太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建设施工合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系与第三人之间具有施工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挂靠合同,证明被上诉人系挂靠第三人施工案涉工程,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法定原则处理,即案涉施工合同无效,上诉人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故一审判决对《司法鉴定意见》全部采纳是错误的。该鉴定意见是根据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约定的内容做出的,其中含有取费一项,即税和管理费。因被上诉人为个人施工,至今尚未给上诉人提供任何合法发票,也没有完整地施工组织体系,因此造价中被上诉人无权获得税和管理费,该费用只是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根据合同约定和施工企业资质高低,计取在施工决算中。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减轻甚至免除了第三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上诉人已经给付工程款2700万元左右,但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开具一张发票,根据合同约定,该义务系第三人的义务,本案第三人顺利履行该义务的条件是收到被上诉人依据挂靠合同缴纳的管理费和税金。由于税金被一审判决归被上诉人所有,故应当由第三人履行的开具发票的义务将免除,为此上诉人将为此支付巨额所得税,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将免除纳税义务而从中获利。三、不管基于挂靠和违法转包、分包等,都会产生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不能突破法定。现由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关合同履行的相关权利义务不能审查,造成了应付工程款也不能确认。如其中的脚手架22万元,仅因为名称与其他不符就认定是新增工程是牵强的。脚手架本身就是工程款中的一种,脚手架工程是施工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故该笔工程款原审认定存在问题。另外水电费部分是上诉人缴纳的,应当计算在已付工程款当中。黄满先辩称，不同意华太公司的上诉请求，案涉税费问题系另一法律关系，应当由税务部门解决，与本案工程款无关。关于水电费的问题，无论一审还是二审，华太公司均没有提供证据，上述费用都是由黄满先交付的。东辰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黄满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工程款(欠付工程款范围内)6,717,769元；2、确认原告在被告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3、被告支付案件鉴定费3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27日，原告黄满先(挂靠方)作为乙方与甲方第三人东辰公司(管理方)签订《建筑工程挂靠合同》，约定甲方经与乙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就“大连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施工项目乙方挂靠在甲方下属建筑项目经理部，乙方挂靠施工期间以甲方项目经理部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12年3月20日，被告华太公司(发包人)与案外人大连圣达科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包人,以下简称“圣达科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工程名称瓦轴后勤大院综合改造项目(华太财富广场)工程。工程地点原瓦轴后勤大院。工程承包范围瓦轴后勤大院综合改造项目(华太财富广场)工程设计图中各专业所包含的土建、粗装饰、给排水、采暖、强电工程及消防、弱电管盒预埋、各专业洞口预留、安装后的堵补等全部工程内容。合同工期为开竣工工期暂定(20个月)2012年4月20日-2013年12月20日。(施工工期以双方共同核定的进度计划为准，开工日期以甲方开工令为准)。质量标准为合格，争取达到星海杯。承包方式包工包料(部分材料实行甲供、甲控、甲限)；工程价款为该项工程总价款暂定为壹亿陆仟玖佰万元整(最终按实结算)。2012年3月21日，被告华太公司(发包人即甲方)与第三人东辰公司(承包人即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内容为，1、大连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即瓦轴大学生公寓楼)投标书只作为甲方完善招投标工作及办理相关手续而用，不作为结算依据。2、瓦轴大学生公寓楼备案合同也只是作为甲方办理开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而用，不作为结算依据。3、甲乙双方结算依据，执行甲乙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与乙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与甲方与圣达科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除第一次付款时间为工程(框剪)地上10层结束经验收合格，内业资料完备后，支付双方共同确认的已完工程造价的70%外，其他均与圣达科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相同。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工程结算采用的定额及取费标准：采用2008年《辽宁省建筑、装饰装修、安装工程计价定额》，执行2008年大连市三类工程取费表中的相应类别计取，规费中的住房公积金不计取，其他措施费中的市政工程干扰费不计取；社会保障费，由发包人按政府规定统一缴纳，规定返还承包人部分由承包人领取；结算时不计取此项费用。2019年2月，大连光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做出光华所发鉴字[2019]0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经鉴定，大连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瓦轴大学生公寓)工程造价(含甲供材料费)为叁仟叁佰玖拾肆万伍仟陆佰壹拾捌元(33,945,618元)，其中电费贰拾柒万贰仟壹佰壹拾元(272,110元)。被告华太公司对该份鉴定意见书有异议。2019年6月21日，大连光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异议的答复》，经复议后调整的鉴定意见为：本次复议在原有鉴定意见33,945,618元的基础上调减造价156,820元，调整后的大连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瓦轴大学生公寓)工程造价(含甲供材料费)为叁仟叁佰柒拾捌万捌仟柒佰玖拾捌元(33,788,798元)，其中电费贰拾柒万壹仟捌佰贰拾叁元(271,823元)。原告花费鉴定费330,000元。一审庭审中，原告提供被告华太公司出具的《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经被告华太公司统计已付的工程款数额为27,626,125.27元，原告黄满先对其中555,096元不予认可，即被告华太公司就案涉工程已支付工程款27,071,029.27元(27,626,125.27元-555,096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对555,096元部分工程款存有争议，具体包括：1.2014年12月30日阎肃领取的40,000元及62,980元；2.2013年6月5日张守顺领取66,000元，原告认为该笔款项并非案涉工程，而是新增工程项目；3.2013年2月7日张守顺领取2,254,000元中的154,000元属于新增工程项目；4.2014年1月28日30,000元没有凭证；5.水电费和罚款共计202,116元没有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黄满先是否有权请求被告华太公司支付工程款;二、被告华太公司应付工程款数额;三、原告黄满先是否享有案涉工程优先受偿权。一、关于原告黄满先是否有权请求被告华太公司支付工程款的问题。原告黄满先与第三人东辰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挂靠合同》明确约定就大连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施工项目，原告黄满先挂靠在东辰公司下属建筑项目经理部,黄满先挂靠施工期间以东辰公司项目经理部名义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东辰公司未履行施工义务,只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被告华太公司明知原告挂靠第三人东辰公司实际施工的事实,原告黄满先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案建设施工合同由被告华太公司与原告黄满先实际履行,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黄满先借用第三人东辰公司名义签订的《协议书》,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即合同当事人负有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义务。本案原告作为施工方,其投入的材料、劳务已物化为案涉工程,其价值已通过鉴定确定,被告华太公司应以向原告黄满先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完成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财产义务。二、关于被告华太公司应付工程款问题。一审判决认为，1.关于阎肃领取的40,000元及62,980元,被告华太公司认可该两笔款项并非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故应从被告统计的已付工程款数额中扣除;2.关于2013年2月7日、6月5日张守顺领取的66,000元及154,000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请款凭证用途为脚手架,脚手架应包含工程造价中,根据被告出具的《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付款凭证摘要均为付工程款、预付工程款等,仅上述两笔为脚手架,故对原告称上述两笔款项并非被告给付的案涉工程的工程款而是新增工程的工程款予以采信。3.关于2014年1月28日的30,000元,被告未提供付款凭证,原告不予认可,故该笔款项不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4.关于水电费及罚款202,116元,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已经缴纳,故不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故华太公司已付工程款的数额为27,071,029.27(27,626,125.27元-40,000元-62,980元-66,000元-154,000元-30,000元-202,116元)。关于案涉工程造价中包含甲供材料费问题,被告华太公司出具的《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已将该项费用741,819.89元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综上被告华太公司应支付原告黄满先工程款的数额为6,717,768.73元（33,788,798元-27,071,029.27元）。三、关于原告黄满先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案涉工程，原告称2012年12月2日与装修公司完成交接，被告称第三人2013年5、6月份交付给装修公司，2014年2月装修公司将案涉工程交付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2012年12月还是2013年5、6月份转移占有案涉工程，原告主张的优先受偿权均超过了规定期限，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黄满先工程款6,717,768.73元；二、被告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黄满先鉴定费330,000元；三、驳回原告黄满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24元，由被告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华太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一份复印自东辰公司投标文件中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上诉人黄满先是东辰公司的项目经理；（2）华太公司制作的付款明细中的部分凭证，即2012年4月27日收据和4月28日收据、支票存根，拟证明由王爽代东辰公司代收的工程款200万元，由东辰公司出具2012年8月17日、9月12日及9月26日收据，拟证明由黄满先代东辰公司收取工程款350万元；（3）2013年5月2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汇兑支付凭证，2013年5月30日通用记账凭证，拟证明华太公司支付了案涉工程安措费459,209.38元；（4）水电费收据，拟证明华太公司直接支付案涉工程水电费1,405,897元。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黄满先及原审第三人东辰公司均已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对上诉人华太公司在二审提交的前述证据，本院认为，（1）第一组证据系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本院对真实性及待证事项均不采信；（2）第二组证据中各凭证所对应款项已列明在《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且黄满先亦认可，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故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采信；（3）东辰公司认可收到第三组证据记载的安措费，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4）第四组证据，因圣达科建公司与华太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所涉工程的工程地点，与案涉工程相邻，华太公司提交的水电费凭证本身无法直接看出系支付案涉工程水电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待证事项不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3年5月2日，华太公司向东辰公司账户转款459,209.38元作为案涉工程安措费，该笔款项已列在《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且包含在黄满先无异议的已收到工程款中。大连光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造价咨询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第七项鉴定意见的说明中指出，计价依据是华太公司与东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且该公司出具的异议答复书中载明：调整后工程造价（含甲供材料费）为33,788,798元（已扣除水费22,578元），其中含电费271,823元，社会保障费550,524元，意外伤害保险30,231元，税金1,122,655元。在二审中，光华咨询造价公司提交一份补充说明载明鉴定造价意见中，规费只计取了社会保障费（即劳保费）和危险意外伤害保险费，所计取的劳保费系按《关于取消建设工程劳动保险费统一管理后相关问题的通知》（大建委发[2017]20号文件）规定由建设单位按税费前工程造价（不含设备费）的1.72%拨付给建筑单位的标准计取。在一审庭审时，黄满先提交的华太公司出具《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记载，2013年2月7日张守顺以支票方式领取工程款2,254,000元；2013年6月5日张守顺以支票方式领取脚手架款项66,000元。从该表整体显示的领取支票或现金的人员来看，共有四人，即黄满先、王爽、张守顺和阎肃（阎肃仅领取两笔款项，且款项摘要为“大学生公寓维修”），但在水费（22,944元）、电费（167,172元）及罚款（12,000元）等一栏处无任何人员签字。对于2013年2月7日的款项，在一审第三次庭审时指出该笔款中的154,000元请款单记载是“脚手架搭设进度款”。在二审期间，黄满先认可已支付2700多万元工程款由其本人、外甥女王爽及工长张守顺领取。同时，黄满先认可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需要使用脚手架，但辩称其施工的案涉工程范围不包括脚手架工程。同时，黄满先认可按照约定应由其负担，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交付了水电费。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光华所发鉴字[2019]00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异议的答复》、《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一审庭审笔录、质证意见及二审询问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基于目前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即发包人华太公司与承包人东辰公司签订书面协议书约定由东辰公司施工案涉工程，但实际上系由黄满先挂靠东辰公司具体组织施工案涉工程，且华太公司已支付的2700多万元工程款系直接向黄满先及其指定代收人支付的。则华太公司作为发包人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承包人东辰公司支付案涉工程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依法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黄满先支付剩余工程款，华太公司以与黄满先之间不存在书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剩余工程款，于法无据，亦有悖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上诉人黄满先和上诉人华太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二审审理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工程应付工程款中是否扣除税金和管理费等费用；二是上诉人黄满先是否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税金。本案中，如前所述，黄满先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诉讼之前已收取的2700多万元工程款后，未曾向华太公司出具正规建筑业统一发票，且其作为无施工资质的个人，亦无法为华太公司出具该建筑业统一发票，故华太公司主张将案涉工程造价中的税金予以扣除，于法有据；其次，关于管理费。即案涉司法鉴定报告中计取的企业管理费。因一般而言，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企业组织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固定资产使用费等，而实际施工人因组织施工的需要，必然会产生上述费用中的相应一部分。如果仅因没有资质剥夺了实际施工人必要的费用支付，免除了发包人的必要成本，不符合公平原则。据此，华太公司的前述两项上诉请求中合理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华太公司庭审后提交书面意见辩称还应扣除利润、措施项目费、规费（即社会保障费及意外保险费）等一节，本院认为，首先，利润系施工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通过劳动创造的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亦规定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并未剔除利润。故华太公司以此为由主张黄满先无权取得案涉工程造价中利润，于法无据；其次，措施项目费一般系指为完成建设工程施工而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安全等方面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临时设施费、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费等。光华咨询造价公司在案涉工程造价中计取的措施项目费仅包括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即安措费）和冬雨季施工费，这也是黄满先在案涉工程实际施工过程将产生的费用，且华太公司在诉讼之前已将案涉工程安措费计算在已付款中，故其主张在案涉工程造价中扣除此笔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理，华太公司主张工程造价中扣除危险意外保险费，亦于法无据；再次，从华太公司和东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社会保障费，由发包人按政府规定统一缴纳，规定返还承包人部分由承包人领取；结算时不计取此项费用。”来看，华太公司和东辰公司已约定案涉工程社会保障费,即“劳保费”，在结算时不计取的前提是，华太公司已按政府相关部门实际缴纳了该笔款项，使得承包人可以按规定领取部分劳保费。现华太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缴纳该笔款项，且案涉工程造价中所包括的劳保费系按相关文件规定应由建设单位返还给建筑单位的比例。因此，华太公司主张在案涉工程总造价中扣除社会保障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华太公司上诉称脚手架费用、水电费、罚款等均应计算在已付款中一节，本院认为，（1）脚手架。在黄满先提交的由华太公司制作的《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记载，2013年6月5日张守顺领取66,000元支票，摘要为“脚手架”，2013年2月7日张守顺领取2,254,000元支票，摘要为“工程款”。黄满先以前一笔款项在该明细表中已注明“脚手架”，后一笔款项的请款单亦注明“脚手架搭设进度款”154,000元为由，主张两笔合计22万元的已收款不是案涉工程款，而系增项工程款。然而，依据已查明的事实，黄满先认可张守顺系代表其领取案涉工程款的工长，亦认可在案涉工程中需要使用脚手架。而在黄满先和东辰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挂靠合同》以及东辰公司与华太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均未约定黄满先在对案涉“新建商品房、商业用房一标段1#楼”工程进行施工时，不负责脚手架工程。况且，黄满先辩称此处脚手架工程系合同外增项，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黄满先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未将张守顺领取的该两笔脚手架工程款22万元款项认定为案涉工程款，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2）水电费。黄满先在一审时称水电费已交纳给华太公司，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二审时亦认可按照约定应由其负担水电费，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华太公司或电力部门交纳了案涉工程电费。因黄满先不认可《2012-2018年东辰明细表》中记载的电费167,172元，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交纳案涉工程水电费凭证，又因案涉工程造价中已将双方无争议的水费直接扣除，并计算出案涉工程电费为271,823元。故本院按该司法鉴定报告所载电费数额作为案涉工程电费数额予以扣除；（3）罚款。华太公司辩称该12,000元罚款系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罚款，但未举证证明何种质量问题以及处以罚款的依据，故其主张将该罚款作为已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在认定已付款时未将脚手架款22万元以及电费271,823元计算在内，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基于如上分析，案涉工程应付工程款总额为32,666,143元（扣除水费的总造价33,788,798元-税金1,122,655元），已付款数额为27,562,852.27元(27,071,029.27元+22万+271,823元)，则华太公司应向黄满先支付的剩余工程款为5,103,290.73元。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由法律规定的特殊、独立的优先受偿权，其权利主体必然由法律明文规定。现行有效的涉及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司法解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等，均明确规定有权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主体系承包人。本案中，如前所述，实际施工人黄满先系与承包人东辰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挂靠合同》，其与发包人华太公司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黄满先与发包人华太公司没有直接施工合同关系，故黄满先不属于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因此，黄满先的此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8）辽0281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黄满先工程款5,103,290.7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黄满先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824元，鉴定费33万元，合计388,824元，由黄满先负担93,446元，由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95,37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48元，由黄满先负担72,961元，由大连华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4,68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