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2民初111号原告袁香琴，女，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被告袁香国，男，196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代理人袁天才，男，1990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告袁香国之子，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袁香琴诉被告袁香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香琴，被告袁香国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天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香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土地给原告；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4040元，其中果树补贴30000元、果树赔偿10440元、种植费2700元、生活费300元、肥料费300元、草安宁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为父母在世时，二冲土地一块（4.99亩）平均分给袁香碧、袁香琴管理使用，父母去世后袁香碧的土地山林安排袁香国管理，袁香琴的土地安排袁香金管理，经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未果，在2019年11月3日原告到小七山看望李子树，才发现果树被挖232棵，剩20棵，一共栽了252棵，然后种了菜，2019年11月4日村调解委员会、水田派出所到袁香国家中处理无果。2017年11月21日经村调解委员会、水田司法所处理事实确定土地的归属，又于2017年12月20日袁香碧承诺书一份明确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土地送给袁香琴管理使用，任何人不得侵占，各条各项规定破坏山林、砍挖果树应该赔偿的原则，就相关费用进行主张，特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为谢。被告袁香国辩称，土地是我的，并不是原告的，是登记是在我家的名下，几十年来土地经营权一直都是我家，后来原告去把里面的树都拔掉了，包括菜也砍掉了，我从未拔过原告的树。原告说土地是袁香碧的，要有证据，而且我们也从未听袁香碧说过要把土地交给原告袁香琴来管理。经审理查明，原告袁香琴与被告袁香国原系兄妹关系，原、被告父母袁华友（2007年亡故）、安兴银（1997年亡故）夫妇共生育有四名子女，分别为长子袁香国（又名袁相国）、长女袁香碧、次子袁香金（又名袁相奎）、次女袁香琴。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袁香国作为户主延包了其在定扒村承包的3.67亩土地，其中小地名为二冲的地块上抵周治德、下至袁香金、左抵袁华林，右至坡，承包面积为1.27亩；以袁华友为户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的3.67亩土地改户主为案外人袁香金继续延包，其中小地名为二冲的地块上抵袁香国、下至欧贵华、左抵沟，右至路，承包面积为2.47亩。2017年11月，原告袁香琴与案外人袁香金因土地问题发生矛盾，经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调解委员会于2017年11月21日调解，原告与袁香金达成调解协议，内容如下：一、当事人袁香金自愿将父母分配给袁香琴的土地、山林退还给袁香琴管理，四至界线为：依据当天实地拍照的图片界线为准；二、当事人袁香琴在当天拍照的界限内管理土地，放弃原父母分配的土地，由袁香金管理；三、二冲的土地一块由袁香琴和袁香碧共同管理，任何人不得侵占。原告因此认定小地名为二冲的地块属于原告与案外人袁香碧共有，且认为原告所有的份额原系案外人袁香金管理和使用，袁香碧所有的份额原系被告袁香国管理和使用，且袁香碧已于2017年12月20日将该地块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交予原告，原告于2018年在该地块内栽树232棵，后被被告毁坏，故诉来本院要求判令如前所请。诉讼中，原告提交了一份袁香琴、施国平、施涛于2017年12月20日共同出具的《承诺书》，拟证实袁香碧将土地交予其管理使用，又提交了一份2019年1月11日海宁市友谊学校出具的《证明》，拟证实前述承诺书系原告开具该《证明》的同一时间产生；原告申请的证人罗某1陈述2018年3月与罗某2一起帮原告栽树100余颗，树苗是去离栽树处步行距离十多二十分钟远的地方移栽的，收到了900元的工资，并递交有两份书面证词，书面证词称栽树94棵；证人罗某2陈述2019年3月与罗某1一起帮原告栽树180棵，树苗是原告自行准备好放置于栽树地点的，收到了300元工资，并递交有两份书面证词，书面证词称栽树158棵。庭审中，本院当庭对案外人袁香碧进行了电话询问，并由原、被告双方对袁香碧的身份进行了确认，袁香碧称其所有的土地一直由袁香国管理和使用，向袁香琴出具《承诺书》时并不明白承诺书的真实意思，自己并未将土地的使用权赠与袁香琴，也不会将土地赠与任何人，将来是要收回土地自行管理的，在未收回之前可以由袁香国继续管理和使用。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人民调解协议》、海宁市友谊学校出具的《证明》、《承诺书》、照片、通话录音，原告申请的证人罗某1、罗某2所作的当庭证言，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制作的对案外人袁香碧所作的通话录音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被告袁香国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与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袁香国的承包地系该户以定扒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依法向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村民委员会承包而来，且承包地一直由袁香国户实际耕种和管理至今，而原告袁香琴并非袁香国户的家庭成员，故袁香国户承包地中关于二冲地块的使用权与原告无关；原告作为袁华友的子女，其与袁华友应系同一家庭承包户，袁华友作为户主承包的土地更换户主为袁香金继续承包后，袁香琴的承包土地应登记在袁香金作为户主的土地承包证上，该事实在原告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中亦予以明确；退一步说，即便诉争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案外人袁香碧所有，袁香碧本人也在庭审中陈述一直是将该土地交予被告管理使用，而并未将使用权交予原告，也不交予任何人，这也推翻了原告提交的《承诺书》中承诺的内容，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香碧已将土地交予原告管理使用，且将该事实告知过被告。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土地的诉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本院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诉争土地中栽种树木的合法性，现有证据证实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被告，即便使用权属于袁香碧，原告提交的海宁市友谊学校出具的《证明》形成于2019年1月11日，原告称出具该证据的同时获得了袁香碧的承诺，而原告诉称栽种树木是在2018年3月，按照原告的逻辑原告是在2019年1月方获知袁香碧将诉争土地的使用权交予原告，则在此之前栽种树木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其次、原告栽种的树木数量不明，原告申请的证人罗某1、罗某2对于栽种树木的时间、数量以及树苗的来源的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再次、原告仅提交的了6张现场照片及通话录音，不足以证明被毁坏的树木全部系被告所为。综上，原告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栽种树木的合法性，被毁坏树木的具体损失额，毁坏树木与被告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香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1元减半收取450.5元，由原告袁香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员  罗欣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