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665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袁再茂，男，1978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代理人：袁迪平，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达平，男，196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再审申请人袁再茂因与被申请人李达平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3民终2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袁再茂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将案由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适用《合同法》有关租赁合同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袁再茂与李达平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是一个用益物权合同，不是租赁关系，而是承包土地关系，案由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2、即使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有关租赁合同的规定来处理，袁再茂租赁的标的物是土地，不是果树，袁再茂对果树的损害不构成“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李达平不能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只能主张损害赔偿。3、双方未就合同解除达成协议，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合同不能解除。4、袁再茂已交纳了两年的承包费，承包后为了种植景观树投资了13万多元，既然判决袁再茂赔偿了损失，李达平的损害得到了弥补，就不应当判决解除合同，让袁再茂蒙受双重重大损失，判决解除合同显失公平。（二）一、二审法院未追加马安镇下良经联社（以下简称下良经联社）和黄耀明为第三人，遗漏了当事人；未依法定程序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程序严重违法。1、1995年李达平等三人(乙方)与下良经联社(甲方)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合同》，约定甲方提供荒地给乙方承包搞水果生产，乙方不能将合同转让他人，不能改变经营项目，合同期满后，土地及所种植果树归甲方等。李达平未经下良经联社同意将其承包的土地转包给袁再茂种植景观树，改变了土地用途，且果树的最终所有权人不是李达平，而是下良经联社，而下良经联社未向袁再茂主张权利，所以下良经联社同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二审法院将赔偿款全部判决给李达平明显不当。2、1997年李达平与黄耀明、邓志强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李达平与黄耀明、邓志强共同承包了下良经联社土地，邓志强将其股份转让给李达平，此后，李达平占股66.6％、黄耀明占股33.3％，而黄耀明也未向袁再茂主张权利，所以黄耀明与本案也有重大利害关系，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一、二审法院将赔偿款全部判决给李达平明显不当。3、一、二审法院将未经质证的刘高武、邓志雄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违法。一审法院只对刘高武、邓志雄进行询问，没有依法通知其出庭作证、没有依法对其询问笔录进行质证，程序违法。4、二审法院以袁再茂提供的果园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采纳，程序违法，处理不公。袁再茂提供的果园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与果树数量的基本案件事实紧密相关，不能以逾期提供为由拒绝采纳。相反，李达平在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供刘高武、邓志雄有关果树数量的证词，但一审法院亲自上门调查，足见一审法院偏袒。5、刘高武、梁信、邓志雄、黄耀明联合签名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人不能联合签名作证，联合签名作证属于串通作证；证人称果树是2000年栽培的，但被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进行佐证，李达平完全可以提供购买树苗合同、收据等书面证据以及栽培树苗的工人证词等证实。（三）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与常理不符，违背了一般认知，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认定袁再茂承包24亩地错误。虽然双方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为24亩，但李达平等三人与下良经联社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合同》约定的承包土地面积仅为20亩，所以认定24亩地是错误的。2、认定果树550棵错误。一、二审判决认定550棵的唯一证据是刘高武、邓志雄的证人证言，但如上所述，该证据未经庭审质证，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刘高武、邓志雄均不是栽种果树的经手人，凭一般的认知，对于20亩地上要估计500多棵果树是估计不起来的，是绝对不准确的；总共20亩地，除了岩石、鱼塘等，能种果树的面积完全可以通过丈量认定的，不必估计；袁再茂每年花1.2万元承包李达平20亩地是用来种植景观树的，如果该20亩地全部已种植了投影直径达4米的550棵果树，那么不可能还有一定的面积种植景观树；果树虽然被砍，但完全可以通过清理树兜来确定果树数量，也不必估计。3、认定550棵果树的价值272250元错误。一、二审判决按照《惠州市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标准》来认定果树的价值错误，该标准通常高于实际损失，在能确定果树数量的情况下，完全可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果树的价值；按照双方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袁再茂每年仅花1.2万元承包20亩地，每年的果子归袁再茂所有，如果果树确实有近600棵，每年的果子价值会远高于1.2万元，果子的价值都己远高于承包费了，等于李达平将土地免费转包给袁再茂，完全违背交易常理，可见，20亩地上不可能有价值27万多元的550棵果树；按照李达平等三人与下良经联社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合同》约定，如果有意毁坏果树，每果罚款100元，可见，果树价值每棵仅100元，按550棵计算，总共也只有5.5万元；认定果树10多年，投影直径达4米，缺乏科学根据。（四）双方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和袁再茂提供的果园照片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果园基本上是荒地，果树远没有550棵。《果园合作合同》明确载明“其它外围果树约300棵”，但没有载明果园内的果树数量，这不是笔误和疏忽，从一般的认知来看，说明当时果园内果树肯定远少于300棵，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不必写清楚；照片上的人为黄继现，其证实照片拍于2013年和2015年，拍摄地点就是案涉果园，果园基本上为荒地，稀稀拉拉几十棵树；照片上房屋为案涉果园旁的房屋，建于2000年以后，即可以确定是栽培果树之后拍摄的；照片的颜色可以排除拍于2000年栽培果树之前；果园管理人张某证实果树只有几十棵。（五）果园中的果树是经李达平同意砍伐的。果园的果树确实不多，也正因为不多，袁再茂承包土地才有可能另行种植景观树获利，双方签订的合同才有可能约定“如有移动果树要经甲方同意”的内容，如果有550棵果树，就不可能移动果树；正因为不多，袁再茂事前向李达平请求将果树砍伐算了，李达平表示同意，不然，袁再茂不可能将果树全部砍伐。（六）一、二审判决颠倒举证责任，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1、李达平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袁再茂承包了20亩果园，果树里有多少果树、果树价值多少，均无法证明，李达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从《果园合作合同》和《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合同》两份书证，再结合袁再茂提供的照片及相关证人证言，形成证据链，足以得出如下结论：袁再茂承包的20亩地，基本上是荒地，果树稀稀拉拉几十棵。一、二审判决没有全面、客观审核这些证据，导致判决完全错误。综上，袁再茂提交的黄继现等证人证言、照片等新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二审判决认定的550棵果树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据以认定果树数量的刘高武、邓志雄的证人证言未经庭审质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解除合同明显违法，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据此，请求再审。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根据袁再茂申请再审理由，本案应审查的问题是：合同的性质及是否应解除、是否应追加当事人、损失的计算。关于合同的性质及是否应解除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明确约定，李达平将案涉果园租给袁再茂种植景观花木，虽然合同约定袁再茂在租赁期间不得破坏原有果树，并要保证果树生长，所收水果由袁再茂处理，但并不能改变双方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因此，二审法院将案由定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当。由于袁再茂在承租土地期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管理好果树，造成果园中原有果树被私自砍伐，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在出租人李达平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袁再茂主张果园中的果树是经李达平同意砍伐的，缺乏证据证实。关于是否应追加当事人的问题。虽然是李达平、黄耀明等人通过与下良经联社签订《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合同》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但案涉的《果园合作合同》是袁再茂与李达平签订，案涉土地是由李达平出租给袁再茂的，由于本案是李达平与袁再茂发生土地租赁合同纠纷，起诉请求解除《果园合作合同》并赔偿损失，下良经联社、黄耀明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一审法院没有追加下良经联社、黄耀明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关于损失的计算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果园合作合同》内容，可确定案涉土地（果园）内在出租时原本种有果树。由于合同对果树的数量未予明确，果树现在已不存在，为此，一审法院前往现场勘查，并询问了案外人刘高武、邓志雄。一审法院根据询问案外人刘高武、邓志雄的情况和李达平自1993年开始承包案涉果园种植果树的实际，推定李达平果园原有果树为550棵，其中芒果树275棵、杨桃树275棵，并按照树冠投影直径为4米和《惠州市土地征收青苗补偿标准》计算果树灭失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根据查明的事实对此认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袁再茂申请再审时提供的果园照片以及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对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袁再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袁再茂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洪春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钟锦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苏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