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35号6栋一层。法定代表人：廖跃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明，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某，男，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侃麟，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佘某，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飞，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赛格华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南路赛格公寓C座三楼。法定代表人：佘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军，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飞，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风公司）与被上诉人鲁某、佘某、原审第三人深圳市赛格华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松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10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鲁某以公司名义与佘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3.确认上诉人承继取得华松公司的股东资格。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鲁某、佘某利用其在上诉人处的特殊地位，恶意串通签订一系列协议，以达到侵占上诉人资产的目的。2008年9月6日，鲁某、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均系上诉人的股东，鲁某系法定代表人、佘某系总经理。其双方为达到侵占上诉人公司资产的目的，签订该协议后，佘某又于2008年10月20日将该股份转让给吴龙章，且鲁某对此明知却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字同意，并随即为吴龙章办理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因此，自2008年9月6日开始鲁某、佘某就开始合谋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拟将公司资产占为己有。并于随后的2008年11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佘某投入105万元，占湖南凯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风科技公司）5%的股权，该款项在其转让给鲁某的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抵扣，鲁某只需支付佘某495万元。佘某实际未支付任何对价即以此获得凯风科技公司5%的股权。2008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鲁某利用职务便利又以上诉人的名义与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上诉人享有的华松公司价值400余万元的资产份额以100万元转让给佘某，并于次日签订《补充协议》，将100万元转让款中的75万元作为佘某用于企业改制及办理相关手续。但实际上佘某并没有为此支付任何费用，且25万元亦分文未付。鲁某、佘某为达到其非法目的又以双方个人名义于2009年8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佘某享有的凯风科技公司5%的股权以105万元的价格由鲁某回购，并于6日后的2009年8月11日签订《股东内部协议》，约定由鲁某以20万元现金和非其所有实际由上诉人享有的华松公司价值400多万元的资产股权收购佘某拥有的凯风科技公司5%的股权。为进一步侵吞上诉人的资产，鲁某、佘某又于2012年11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将上诉人所有的长沙市友谊路35号113号门面、91号地下车位、鲁某父亲鲁凯南名下的凯姆公寓1栋301房作价430万元，打包出让给佘某，用以抵扣其双方前述约定的600万元所谓股权转让款。至此，上诉人名下的优良资产均被鲁某、佘某以其双方和上诉人的名义以协议方式转归佘某所有。但除门面和车库被佘某非法占用、华松公司的资产收益被其非法占有外，所有资产的产权和股份均未变更至其名下。佘某为实际占有上述资产及收益于2015年起诉上诉人，要求办理房产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后最终以生效判决确认佘某实际未向鲁某转让股份，而是转让给了吴龙章，并以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纵观以上事实，结合鲁某、佘某2009年8月11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中的“内部”，均充分证实该系列协议都是被上诉人鲁某和佘某的意思表示，根本不是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佘某根本不是其所辩称的善意第三人，其实际上是故意退出上诉人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一审法院对此未作任何审查。鲁某代表凯风公司与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关联交易，损害了公司利益，未经股东会同意，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应认定无效。2.被上诉人佘某名义上虽占有上诉人公司20%的股份，但实际没有履行任何出资义务。佘某虽登记为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但始终没有进行任何投入，也没有受让其他股东的股份，工商行政部门为此以虚假出资对其进行了处罚。鲁某、佘某明知上诉人公司当时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佘某的股份分文不值，鲁某却以600万元的巨额价格收购，其串通之意昭然若揭。3.被上诉人佘某在一审诉讼中有意歪曲事实。佘某辩称“我已支付了转让的对价，凯风公司也已将股权转让的手续交给我，并通知了华松公司，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全部完成，案涉股权已归我享有”根本不属实，一审法院对此亦未查明。佘某实际并未支付任何对价，且至今仍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其所谓的已将股权转让手续交给他，实际上是在大股东吴龙章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他人在股东会纪要上冒签其名，造成佘某成为华松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的非法事实。4.一审判决书对于鲁某未支付任何对价给佘某就取得佘某所有的凯风科技公司5%股权的事实没有查明。上诉人举证证明了鲁某与佘某确有相关股权交易，双方系签订《股东内部转让协议》约定鲁某以20万元现金加拥有的华松公司股权收购佘某持有的凯风科技公司5%股权，相应股权在2009年就已经从佘某名下过户到鲁某名下，鲁某的代理人(鲁某未到庭)认可未实际支付除华松公司股份之外的任何对价，佘某也没有否认。该事实对认定鲁某与佘某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及其股东利益极其重要，是否定鲁某代表行为的关键证据，应予查明并评判。5.一审法院对鲁某、佘某的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个人财产与公司资产进行混同未予查证。一审判决只摘录了“鲁某辩称：我原系凯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处理涉案股权转让时确实存在瑕疵。如因此给他人造成损失时，愿意承担责任，但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但对下列庭审中其诉讼代理人认可的事实未予查明：其诉讼代理人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未告知其他股东、通过签订《股东内部转让协议》但并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以及鲁某法律观念不强将上诉人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加区分的事实。结合佘某实际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给上诉人的事实，鲁某（其代理人）实际上认可了其与佘某存在恶意串通、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是第三人，无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提起诉讼明显错误。上诉人在起诉及庭审时认为确认鲁某以上诉人名义与佘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三个：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认为鲁某与佘某合谋侵占公司财产，其所谓代表公司的行为无效，进而应认定其双方的一系列合同无效；或者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合同无效；或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认定合同无效。但判决书简单认为上诉人不是第三人、没有资格主张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显然错误。合同纠纷案件，无论上诉人是否提出理由，人民法院均应主动审查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一审中提出三个无效理由，人民法院均应逐项审查，并说明理由。且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没有禁止非第三人据此起诉，更不能得出非第三人没有胜诉权的结论。2.鲁某与佘某合谋侵占公司财产，其行为属无权代表行为，故其代表上诉人与佘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无效。现有证据表明，鲁某及佘某均系凯风公司创始股东，均知道他们之间交易的股权（华松公司60.16%股权）评估价值为4349689.10元，但《股权转让协议》却作价100万元卖给佘某；之后又通过《补充协议》、《股东内部转让协议》的方式在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对价的前提下，非法获得高达400多万的财产，成为华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而佘某和鲁某相互都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的前提下将凯风科技公司5%的股权倒来倒去，造成佘某实际控制华松公司60.16%的股权，并非法占有其收益。而上诉人作为股权的所有人却一无所得，足以证明鲁某与佘某恶意串通，合谋侵占公司财产。无论公司章程是否作出特别规定，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偿还个人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鲁某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佘某恶意串通，将公司财产用于个人与佘某交换凯风科技公司的股权，系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无权代表行为。本案中，佘某作为相对人，低价获取华松公司股权，且未向出让人（上诉人）支付任何对价，显然非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鲁某同时代表公司及个人与佘某交易，将公司利益转移给个人，显然超越了代表权。鲁某与佘某的一系列交易，其他股东并不知情，显然是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佘某明显不是善意相对人，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条所要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故鲁某代表上诉人与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表行为，且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该协议当然无效。三、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承继取得华松公司的股东资格。上诉人通过承债式兼并了原国企湖南电位器总厂，并取得原湖南电位器总厂的相应财产权，故应取得原湖南电位器总厂在华松公司60.16%的股权，第三人对此也无异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鲁某、佘某将公司财产视为己有，任意侵占的行为置之不理，仅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加盖了上诉人的印章就认定系上诉人所为，实质是没有通过表象看到事实的本质。导致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四、一审法院未同意凯风公司追加吴龙章和廖跃华为第三人的申请，属程序违法。鲁某答辩称：鲁某并没有和佘某串通损害凯风公司利益。鲁某从深圳做贸易回长沙，其作为凯风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当时有一个电位器厂要改制，鲁某对改制这方面不是很清楚。佘某是湖南大学专攻税务和经济方向的副教授，所以改制这块大部分由佘某负责。因为改制才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协议的签字虽然是鲁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他是按照佘某的意思签订的，因为公司事务基本上都是靠佘某在处理，鲁某当时与佘某关系非常好，后面的事情都是由他处理。佘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已在一审中已提出，经一审质证、答辩、辩论等庭审环节，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清楚地阐明了合同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佘某订立，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晰，判决合法正确。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新的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的争议不具有关联性，而是另案被上诉人与吴龙章和鲁某之间有关上诉人公司股权转让的纠纷，与本案完全是两个没有任何牵连的各自独立案件。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合理合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双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佘某，在签订协议时鲁某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且上诉人也在两份协议上加盖了印章。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没有属于合同法五十二条所列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适应法律准确。华松公司述称：同佘某答辩意见一致。凯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鲁某以公司名义与佘某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请求确认凯风公司承继取得华松公司的股东资格，持股比例为6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31日，凯风公司与佘某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由凯风公司将其享有的华松公司股权转让给佘某，转让价款为100万元。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9年1月1日，双方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由凯风公司将上述转让价款中的75万元交由佘某用于企业改制及办理相关手续。凯风公司在两份协议上均加盖了印章，鲁某也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均签了名。凯风公司主张，原湖南电位器总厂拥有华松公司的60%股权，其公司承债式兼并了该厂，故享有该60%的股权，并提供《承债式兼并协议》、《长沙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湖南电位器总厂由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债式兼并的批复》、《产权交割证明书》、《关于对湖南电位器总厂承债式兼并产权交割审核意见书》各一份欲予证明。该公司又主张，华松公司60%股权在2007年的评估价值为4349689.10元，并提供湖南长沙正华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湖南电位器总厂企业改制资产评估说明》一份欲予证明。该公司还主张，2009年8月11日，鲁某与佘某订立《股东内部协议》，由鲁某以20万元现金加其拥有的华松公司股权收购佘某拥有的湖南凯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股权，该二人属于恶意串通，并提供《股东内部协议》一份欲予证明。同时查明，凯风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10日，鲁某与佘某原系其股东，鲁某系其法定代表人。2008年10月21日，佘某将其享有的该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具有该公司股东身份。2015年10月13日，鲁某也将其享有的该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不再具有该公司股东身份，亦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一审法院认为，凯风公司主张，鲁某与佘某恶意串通，将其公司享有的华松公司60%股权低价转让，损害了其公司和股东等第三人的利益，故《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属无效合同。但鲁某虽在两份协议上签了名，可其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以该身份签名，这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凯风公司也在两份协议上加盖了印章，故应认定两份协议系凯风公司与佘某订立。凯风公司系合同的当事人，而非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其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主张损害到自身利益。另外，如合同因恶意串通而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时，则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应归该第三人享有。因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效果并不一定更有利于第三人，如允许该第三人之外的人享有，则有可能会出现宣告无效的效果反而更不利于该第三人的情形，故是否主张请求权的选择权应仅赋予该第三人。基于此，应认定凯风公司不能代替因本案案涉协议而有可能被损害到利益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时，也未发现两份协议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综上，应驳回凯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由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凯风公司提交了新证据：证据1（2016）湘01民终3805号民事裁定书、（2016）湘0103民初5029号民事判决书、（2017）湘01民终6812号民事判决书、佘某的民事起诉状及其提交的证据目录、第三人应诉通知书，拟证明鲁某与佘某恶意串通、虚构事实，鲁某将上诉人承继取得的华松公司股权以公司名义低价贱卖给佘某，两人合谋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鲁某的行为是越权代表行为，佘某作为公司原股东知情，该转让华松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证据2，2008年11月10日补充协议及佘某出具的收条，该协议是针对鲁某、佘某2008年9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鲁某、佘某合谋侵占凯风公司财产。佘某2008年12月31日签署的收条，拟证明佘某一审提交的25万元收据并未真实支付。鲁某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鲁某没有与佘某恶意串通。对证据2《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佘某出具的两份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佘某、华松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鲁某、佘某并不是合谋，转让的时候鲁某是持有凯风公司100%的股权，那么他没有必要损害自己的利益。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补充协议》进一步证明了鲁某与佘某之间股权转让的事实，佘某出具收条是有真实的往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和证据2中的2008年11月10日的《补充协议》和收条，与本案诉争协议和法律关系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2008年12月31日的收条，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2008年12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09年1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案涉两份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凯风公司和佘某，协议内容仅涉及双方权利义务，且凯风公司、佘某亦均在协议中进行了签字、盖章。鲁某作为凯风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处签字，是基于其公司身份签名，系履行职务行为。凯风公司关于鲁某属无权代表行为、案涉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如前所述，凯风公司系案涉协议的当事人，而非协议之外的第三人，其不能以第三人身份主张案涉协议损害到自身利益，亦不能代替协议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故凯风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情形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同时，凯风公司也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其他无效情形。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另，凯风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同意其追加吴龙章和廖跃华为第三人的申请，属程序违法。对此经本院翻阅一审卷宗，并无凯风公司的书面申请，且该二人亦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凯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98元，由长沙凯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刘文涛审判员 孟宝慧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蒋 懿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