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200号。负责人：杨**，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炯敏，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环城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106国道旁土名“沙片”自编181号A栋首至二层，B栋首至三层，C、D、E、H、G栋首层广州市富煌五金综合批发市场自编第B215号。法定代表人：王洪溪，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湘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晨辉，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环城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3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陆炯敏，被上诉人环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湘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市公安局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104民初33123号《民事判决书》、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环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环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向其作出的穗房征函〔2019〕1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协查XX路住宅楼拆迁情况的复函》，及穗房征函〔2019〕7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查询XX路地块拆迁情况的复函》未在庭审中出示，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对双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涉案四套房屋的确权过户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涉案四套房屋的来源，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四套房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买卖的方式交易的。根据双方于1993年6月12日书面函件内容，四套房屋的来源是环城公司在承包的XX路和光孝路工程中，“通过动迁工作，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尽可能多永迁住户，减少住户回迁。在确保按原与贵局签定合同内交贵局的住房面积之后适当解决我单位的干部职工的住房”的方式给到环城公司用于解决环城公司的职工住房问题的。也即，涉案的四套房屋，正如环城公司主张的已房改的301房一样，实际是用于解决环城公司具体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的，而不是直接确权过户至环城公司的。一审法院将涉案房屋纠纷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环城公司认定为房屋的买受人，这与双方关于301房的确权操作，以及和实际约定是不符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环城公司须完成的拆迁具结工作，是本案中至关重要的合同义务。既然涉案房屋的来源不是简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基于拆迁项目中双方的特殊约定，那就不能将环城公司占有涉案房屋的权利与其应当承担的拆迁项目中负责拆迁具结工作的义务分开、隔离地看待，而是应该整体地看待整个拆迁项目中环城公司拥有的权利义务。《建筑安装工程承发包专用合同》中第八条已明确约定安置回迁户及签订合同工作由环城公司承担，这在拆迁项目中并不是附随义务，是最为关键的主要义务之一。环城公司在本案XX路拆迁项目中的首要身份是项目的承包方，以及是拆迁、回迁具结工作的责任主体。(三)关于四套房产的款项问题，需待XX路项目结算才能据以明确，一审法院遗漏了该重要事实，对此并未查清。关于四套房屋的款项问题，广州市公安局基建科在1999年10月28日《关于XX路工程财务结算方式的函》中提及环城公司占住面积的房款，也即四套房屋的对应的价款为“房款：4312.679元／㎡×624.40871112=2692874.2元”，但是没有约定具体房款的结算及支付方式；在2000年3月30日《协议书》中明确环城公司承担的弃产补偿款867200.10元，用于“抵减环城公司所得的624㎡应交房款，环城公司所得面积不减”。而根据《关于XX路工程财务结算方式的函》、《关于XX路住宅拆迂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1999年11月1日)第四条工程成本结算问题以及《完善XX路拆迁手尾工作会议纪要》(2000年3月28日)第十条等多个文件中关于XX路项目结算的约定，双方是通过最后的项目结算处理涉案房屋款项在内的各种应承担款项的。因此，XX路项目未结算，无法得知双方应付款项的情况，也就无法得知涉案房款是否已经结清。更重要的是，环城公司在一审过程中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的款项已经结算。退一步而言，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那么房屋款项的支付情况应该是最为关键的案件事实之一。而一审法院遗漏了该重要事实，在双方应付款项未结算、不明确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市公安局给环城公司办证的，既不符合合同约定，有违公平原则，更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四)本案的审理应该以另案裁判结果为依据，不应在本案中直接认定环城公司应承担的拆迁具结工作已完成。广州市公安局明确告知一审法院，已另案起诉环城公司，要求其完成XX路项目的拆迁具结工作以及项目的结算，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案号：(2019)粤0104民初8980号](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三段)。本案的审理应以另案裁判结果为依据，在确定了环城公司应承担的XX路拆迁具结义务、以及双方完成XX路项目的结算后，才能明确环城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权利状态，才能依法对本案进行全面审理。如在本案中直接判决广州市公安局承担办证义务的，将使广州市公安局的合法权益遭受极大的不利影响!为避免法院在XX路项目案件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存在矛盾，本案不应直接判决广州市公安局承担办证的义务，而应当与另案合并审理或者中止本案审理。三、一审法院罔顾双方关于先具结后办证的约定，其驳回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先履行义务的抗辩是没有理据、是错误的。《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如上所述，而本案并不是简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屋的来源是基于XX路拆迁项目的拆迁及建设；而正是因为环城公司是项目承包方，也是负责完成拆迁具结工作的责任主体，故“先具结后办证”的约定对双方而言均具有合同义务上的对等性。该约定是非常明确且合理的，在环城公司完成约定在先的项目具结义务之前，广州市公安局依法可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拒绝履行办证义务。关于环城公司主张的已确权办证给案外人曾庆鸿的XX路128号301房，该房是作为房改房确权给环城公司的干部之一。该房可以确权办证的原因是双方经协商已确定房改对象，且已支付房改款，相应地广州市公安局同意配合办理该房的房改确权办证手续。因此，301房能确权办证是基于双方的明确约定，且在事实上已履行了相应的对等义务。从该角度而言，环城公司没有履行对等的拆迁项目拆迁具结义务，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广州市公安局为涉案三套房屋确权办证。一审法院不应以301房已办证为由要求广州市公安局为剩余三套房屋确权办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补充：一审中争议的拆迁具结工作是包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出具具结书、出具回迁证明、办理鉴证、公证、房产证等手续。而一审法院是混淆了拆迁办回函的内容和拆迁具结工作的概念，而且广州市公安局认为一审法院明知广州市公安局就具结工作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并正在审理中的事实，因此广州市公安局认为这是另一程序性的错误。需向法院反映的是，从本案的历史上看，如按照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影响，环城公司当时承包了涉案项目的情况来看，其是要承担全部具结工作的，但是至今为止拆迁具结工作并未完成，导致广州市公安局一直面临信访压力，且是无法解决的历史问题。广州市公安局是公安机关，如果要办理具结工作是需要政府部门批准的，也没有相应的资金。原本具结工作应是环城公司去处理的，但一审法院却将本案当作普通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来处理，但本案涉及到的是拆迁补偿的相应义务的。作为多年有严重违约行为的环城公司，在消失多年后突然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广州市公安局为其办证，但拆迁具结工作仍不完成。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内容来看，是要完成拆迁具结工作后才能为涉案三套房屋办证的，因此广州市公安局对于一审判决的处理不予同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环城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根据双方的往来函件以及会议纪要来看，双方就涉案的四套房屋已经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市公安局应当负有协助环城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环城公司已经向广州市公安局付清全部购房款，且根据双方的会议纪要记载，广州市公安局附条件的协助环城公司办理涉案四套房屋的确权手续，即在环城公司完成具结手续后的三个月内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办理。实际上，广州市公安局已经协助环城公司完成了涉案3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因此广州市公安局仅以环城公司没有拆迁具结工作为由而拒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这是毫无理由的。另外，广州市公安局所述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广州市公安局应另案主张。2018年8月22日，环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州市公安局立即为环城公司办理广州市越秀区XX路128号302、402、601三套房屋的房屋权属证书。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月19日，经广州市白云区企业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原广州环城工程承包公司经改制，名称变更为广州环城工程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环城公司）。1992年4月3日，环城公司（承包单位、乙方）与广州市公安局（发包单位、甲方）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发包专用合同》，约定“第一条：工程名称为XX路住宅楼，建设地点为XX路120-142号、福地大巷1-5号。第二条：建设规模、面积（工程量）和承发包工程的范围及内容为本住宅楼一幢、九层，建筑总面积8100平方米，其中回迁户应得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甲方实得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工程造价1387元由乙方总包干。若通过乙方的努力，使甲方实得建筑面积超过3600平方米部分，应由甲方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程造价1695元收购，乙方不得私自卖给他人。第三条：本合同所承包工程的工期定为730个日历天，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从甲方付款到达乙方帐户第二天开始计算工期，包括动迁、搬迁、拆卸‘三通一平’、基础、土建和水电安装全部工期。第五条：本工程以总包方式执行动迁，原住户搬迁安置、拆卸旧楼房、新建九层建筑面积8100平方米，以及住户回迁安置工作等手续。第六条：工程总造价按上述承包范围和方式，计实为4993200元包干（一脚踢）。等等。同日，原广州市公证处就双方签订前述合同出具编号为（92）穗证内经字第11991号的《证明书》。1993年6月14日，环城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发出书面函件，称为缓解环城公司单位的住房问题，拟在承包广州市公安局光孝路及XX路工程中通过技术处理，尽可能多永迁住户减少回迁，在确保按合同交付住房面积后适当解除环城公司的住房（其中光孝路2-3户，XX路5-6户）等。广州市公安局于同月22日在该函件作出书面意见“办理产权可按房改售房办法办给个人产权，售房款归市公安局所有。”等。1997年6月25日，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签订《XX路住宅增加建筑面积补充协议》，约定：一、在大楼增加的建筑面积中，甲方向乙方收购九套单元房屋，共建筑面积约1026平方米，扣除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四套永迁房面积，实际甲方需付款购买的建筑面积约790平方米等。1999年10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以其基建科的名义向环城公司发出《关于XX路工程财务结算方式的函》，其中写明：总建筑面积10540.7419平方米，其中：1.我局享有面积5197.8188平方米（已含空置面积和环城公司占住面积624.4087平方米），2.拆迁户面积5177.2632平方米（以上分部面积未经最后核实，以核实为准）。1999年10月20日，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就XX路住宅的拆迁建设有关问题召开会谈，就拆迁遗留问题的解决、公房产权交换问题以及工程成本结算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制作《关于XX路住宅拆迁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2000年3月28日，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再次召开会议并达成《完善XX路拆迁手尾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写明：二、组织成立拆迁具结工作小组……具结工作在2000年4月3日开始。四、具结工作以广州市公安局名义开展，需要广州市公安局出公函及盖章的，要求在3天内回复（盖广州市公安局公章的公函除外，但在盖章期间拆迁户反悔的责任不在广州环城公司）。五、具结工作中拆迁户发生的补偿款，由广州市公安局在暂扣的108万元工程款中支付，以后双方工程结算，余款由广州市公安局支付给广州环城公司，超支部分由广州环城公司负责，由于甲方调整安置房屋延长拆迁户回迁时间发生的临迁费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十、大部分拆迁户签订《具结书》后，广州市公安局与环城公司进行XX路工程结算（部分拆迁户因楼层和朝向等方面与协议不符，或强调不合理要求而未具结的不视作具结工作未完成）。十一、环城公司在XX路128号301、302、402、601四套房屋确权问题在具结后三个月内由广州市公安局给予办理。十二、128号301已交的房改款在环城公司和广州市公安局就该项目工程结算时由广州市公安局返还给环城公司。十三、拆迁户弃产面积如交回广州市公安局，同时抵减环城公司所得的624平方米应交房款，环城公司所得面积不减。等等。同月30日，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约定，由于回迁安置楼层不符等原因，业主提出弃产补偿，弃产补偿款共867200.10元，环城公司将该弃产款付给广州市公安局，由广州市公安局支付给弃产户，弃产面积如果交回给市公安局，同时抵减环城公司所得的624平方米应交房款，环城公司所得面积不减。等等。另查明：2019年1月2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向一审法院作出编号为穗房征函[2019]1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协查XX路住宅楼拆迁情况的复函》，写明：经查，用地单位广州市公安局已完成XX路120-142号、福地大巷1-5号地块的拆迁工作。同年6月11日，该征收办公室再向一审法院作出穗房征函[2019]7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查询XX路地块拆迁情况的复函》，写明：因拆迁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具体的房屋报建方案未确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均未明确具体房号，拆迁补偿安置房屋需待拆迁双方签订回迁确认书、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产权登记后方能明确。故我办不掌握广州市公安局《民事起诉状》所列被拆迁户落实回迁安置的情况。本案诉讼过程中，本案广州市公安局因案涉工程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9）粤0104民初8980号立案受理。广州市公安局在该案中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在三个月内完成以下拆迁户的拆迁具结工作并承担相应费用：1.原位于福地××号，业主余满得；2.原位于福地××号，业主梁锦华；3.原位于福地××号，业主郎细妹；4.原位于福地××号，业主吴耀辉；5.原位于XX路124号-4号，业主张发；6.原位于XX路124号-3号，业主张坚；7.原位于XX路124号二层，业主林玉楼；8.原位于XX路124号后座，业主谢耀威；9.原位于陶家巷××号地下，业主邓建华；10.原位于XX路130号，业主刘珠林、周志卿、符永全、马国勤；11.原位于光孝路53号，黄才贤。二、被告在一个月内与原告办理结算手续。三、被告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468300.64元（工程总造价11591600元为本金，以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自1996年5月1日起计算至1996年11月19日）。庭审中，环城公司称广州市公安局已将前述XX路128号301房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至曾庆鸿名下，这也正说明了环城公司已办完所有具结手续。对此广州市公安局称不能因办理了其中一套房屋的产权即可推断具结手续已全部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发包专用合同》及《XX路住宅增加建筑面积补充协议》的约定，环城公司承包原由广州市公安局征拆建设的XX路、福地大巷地段项目住宅楼。在环城公司实施征拆及建设过程中，根据环城公司于1993年6月14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发出书面函件提出的申请，广州市公安局同意将其建设住宅楼中提供四套房屋出售予环城公司。根据双方订立《协议书》中关于环城公司应付购房款的约定，以及在《完善XX路拆迁手尾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广州市公安局应负担的办理涉案四套房屋确权手续的内容，环城公司、广州市公安局双方就涉案的四套房屋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市公安局应负协助环城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的义务。由于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即基于双方的买卖的意思，广州市公安局虽已将涉案房屋交付环城公司使用外，还需协助环城公司完成不动产物权变动手续。因而，环城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的实质是基于前述买卖合同关系而主张物权变动，广州市公安局仅以双方就前述建设工程合同尚未完成结算为由不同意协助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完善XX路拆迁手尾工作会议纪要》的记载，广州市公安局附条件地协助环城公司办理该四套房屋的确权手续，即在环城公司完成具结手续后的三个月内由广州市公安局负责办理。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向一审法院作出的复函意见，涉案地块上的拆迁人是广州市公安局，该地块所涉拆迁工作已完成，且广州市公安局已协助环城公司完成四套房屋中的301房的过户登记手续。广州市公安局现仅以环城公司未完成拆迁具结工作为由拒不协助办理剩余的三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广州市公安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环城公司办理广州市越秀区XX路128号302、402、601三套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一审案件诉讼费46000元由广州市公安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1997年6月25日，双方签订的《XX路住宅增加建筑面积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广州市公安局向环城公司购买的建筑面积790平方米,购房款暂定为2403416元。1999年10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关于XX路工程财务结算方式的函》明确其增加面积房款为2403416元，该项目计入建设成本；同时，明确环城公司占住面积624.4087平方米（即涉案四套房）的房款为2692874.2元。二、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房产地址：越秀区XX路120-144号（双号），130号之1,136号之1至之3,138号之1，之2,140号之1，之2，142号之1，之2,144号之1，之3号，广州市公安局占有全部（所有权人），登记附注：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三、本案一审案卷中附有一审法院（2019）粤0104民初8979、8980号询问笔录复印件。该笔录系一审法院就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2019年1月24日向一审法院作出编号为穗房征函[2019]1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协查XX路住宅楼拆迁情况的复函》和同年6月11日该征收办公室再向一审法院作出穗房征函[2019]76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关于查询XX路地块拆迁情况的复函》的质证笔录。该案双方当事人亦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广州市公安局于笔录中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函件写明的是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我方认为拆迁工作和拆迁具结工作是不同的，此前的庭审中也说明了关于具结手续的办理；环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根据两份复函，我方已完成全部的拆迁工作，包括拆迁具结工作。二审庭询中，本院向双方当事人出示上述两份复函的原件和上述询问笔录。广州市公安局称：一审中并未出示过该两份复函，因此一审程序违法。虽该两份复函经过双方另案的质证，但该两份复函与本案所涉的事实不同，也与本案无关，我方也未就本案涉及的问题发表意见。根据16号复函，我方认为拆迁工作与拆迁具结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一审判决直接代替了我方另案提起的8980号案的判决结果，因此根据16号复函的内容可见与本案所涉的事实是不同的。且拆迁办答复称是不掌握该情况的，故无法证明拆迁具结工作已经完成，因此我方认为该复函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即使有关联性也可证明环城公司并未完成涉案项目的拆迁具结工作。环城公司称：根据该两份复函显示，我方的拆迁具结工作已经完成，根据会议纪要的记载，我方完成拆迁具结工作后即可办理涉案四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而广州市公安局已经为我方办理了涉案301房的产权登记手续，由此亦可证明我方已经完成了拆迁具结工作，否则广州市公安局不会为我方办理涉案301房的登记手续。二审中，广州市公安局称：涉案大楼已经办理大确权，但拆迁未结案，拆迁具结工作未完成。涉案3套房屋已大确权至我方名下。环城公司称：涉案4套房屋的购房款，我方是以其他款项进行抵扣的，依据是我方垫付的弃产款867200元和广州市公安局应支付的增加面积房款2403416元，合计3270616元已远超涉案四套房屋的房款2692874.2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环城公司诉请办理涉案302、402、602房的产权过户手续应否得到支持。从本案的事实看，因双方在《建筑安装工程承发包专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增加建筑面积的事实，环城公司提出在增加面积中解决其公司员工住房的申请，广州市公安局对此表示同意。1999年10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具《关于XX路工程财务结算方式的函》明确环城公司占住面积624.4087平方米（即涉案301、302、402、602四套房）的房款为2692874.2元。2000年3月28日，双方会议纪要中约定“涉案四套房屋的确权问题在具结后三个月内由广州市公安局给予办理”。2000年3月30日双方协议约定，由环城公司出资867200.10元支付给弃产户作为弃产补偿费，同时抵减环城公司所得的624平方米应交房款。据此分析，虽双方没有就涉案四套房屋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协议，但结合涉案四套房屋一直由环城公司使用，以及其中301房已由广州市公安局办理过户至环城公司员工名下的事实，足以证实广州市公安局负有依约为环城公司办证的义务。广州市公安局虽上诉认为双方之间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从其抗辩理由看，广州市公安局在本案一审、二审中均认为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条件不具备，一是环城公司未按约定完成涉案拆迁项目的拆迁具结工作；二是对于房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需待双方对涉案项目结算后才能明确。由此可见，广州市公安局并不否认其负有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义务，只是认为办证条件不具备，因此，本案关键审查广州市公安局上述抗辩理由能否成立。关于前者，一审法院曾就涉案XX路地块拆迁项目是否已办理了拆迁结案手续向有关部门发函，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对一审法院两次复函的内容，广州市公安局已完成涉案地块被拆迁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工作，但该办公室表示不掌握被拆迁户回迁安置的落实情况。首先，关于该两份复函能否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问题。经查，上述两份复函确未经本案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质证，但双方于一审法院关联案件（2019）粤0104民初8980号中进行了质证并发表了质证意见，该案双方当事人亦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该案与本案均涉及同一拆迁项目。本案二审期间，本院出示了上述两份复函原件，双方对该两份复函均发表了充分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一审质证程序存在瑕疵，但本案广州市公安局已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其诉讼权利已得到保障，而且，广州市公安局对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案没有必要就一审该程序瑕疵发回重审。该两份复函已经双方充分质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复函内容明确广州市公安局已完成涉案地块被拆迁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工作，虽该复函表示不掌握安置回迁的落实情况，但涉案大楼现已大确权至广州市公安局名下，可证小业主办证等相关事宜不因涉案大楼未大确权而存在办证障碍。另外，广州市公安局上诉认为拆迁具结工作包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出具具结书、出具回迁证明、办理鉴证、公证、房产证等手续。本院认为，一方面，双方之间合同、协议、会议纪要并未对“具结”的详细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另一方面，广州市公安局针对部分拆迁户的拆迁具结工作已另案提起诉讼要求环城公司履行义务，广州市公安局的权利已得到救济。综上，广州市公安局以此为由拒绝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后者，本案环城公司主张其已支付了购房款，依据是其垫付的弃产款867200元和广州市公安局应向其支付的增加面积房款2403416元，上述款项可覆盖涉案四套房屋的房款2692874.2元。而从广州市公安局的抗辩理由看，其无法确定房款是否支付完毕，表示需待双方之间项目结算后才能确定，该理由并不明确，显然不足以反驳环城公司上述主张。另外，如上所述，广州市公安局已另案提起诉讼要求双方进行结算，故双方对于房款的争议可在该案得到解决，广州市公安局的权利亦已得到救济。因此，广州市公安局以此为由不予协助办理产权证，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广州市公安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0元，由广州市公安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