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民终1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女，1969年11月11日出生，藏族，住甘肃省合作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唐某某，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刚，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少云，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196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某，男，1970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刚，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少云，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某、甘肃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容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某、唐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民初7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102民初70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为:高某向李某某偿还借款本金1175000元、利息656233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2日起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0102民初700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改判为:天容堂公司、唐某某对高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高某、天容堂公司、唐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高某与李某某于2016年1月1日对共计61.79万元的借款本息对账后，高某确认尚欠借款本息82.5万元，并将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重新出具的借条作为后期借款本金没有超过年利率24%，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据实际打款金额认定借款金额，属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首先，高某向李某某借款时，双方有利息约定，根据高某向李某某出具82.5万元借条的情况可得知双方存在利息约定，且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其次，李某某与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证明利息约定，且高某偿还15万元的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其重新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1月1日，一审法院将高某偿还的15万元扣减为2016年1月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时间不符合，82.5万元借条是在扣减已偿还15万元利息后出具的。再次，高某于2016年1月1日向李某某出具的82.5万元借条中包含高某多次向李某某的借款，即使高某不认可现金借款，以61.79万元为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16年1月1日的借款利息共计377988.27元，扣减高某已经偿还的15万元利息，剩余利息为227988.27元，借款本息共计845888.27元。高某向李某某出具的借条金额为82.5万元，该借条将前期借款本息作为后期借款本金明显未超过年利率24%，应当将82.5万元作为借款本金予以认定；第二，高某与唐某某系夫妻关系，从2000年7月12日二人共同经营天容堂公司以来，双方各占股份，该公司经营收益也归二人所有。高某在李某某处的借款部分用于公司经营、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并且天容堂公司在兰州设立“南昌路天容土特产经销部”，由高某一直负责经营，经营收益全部是由唐某某与高某共同用于家庭生活。2014年4月25日唐某某与高某离婚以前，高某与唐某某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所借债务也是由二人共同使用，不管是在离婚前与离婚后，二人均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双方财产使用模糊不清，无法区分。且双方在离婚时对财产分割模糊不清，离婚后又存在巨额转账及购买、互换车辆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唐某某与高某无论在离婚前还是离婚后都存在财产混同，对于高某所欠债务，唐某某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天容堂公司作为唐某某与高某共同经营的公司，公司与作为股东的唐某某、高某之间存在频繁、重叠交叉的资金往来，导致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加之高某对外负债累累，其明显不具备清偿债务能力，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天容堂公司应对高某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唐某某作为天容堂公司的股东，其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独立，但在一审审理中，其与高某均未举证。一审法院认定应当由李某某承担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辩称，第一，天容堂公司不应对2011年12月5日发生的20万元债务承担责任。李某某虽然提供了其向天容堂公司转款20万元的转款凭证，但该笔款项是高某担任天容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向李某某的借款，公司只是代收该笔款项，钱款打入公司账户后，高某就以现金方式取出，用于个人生意。且该笔借款高某早已还清，天容堂公司不应承担该笔钱款的还款义务。并且高某向李某某出具的82.5万元的借条与2015年1月28日的借条在同一张纸上并位于2015年1月28日的借条下方，应为最后出具的一份借条。如果按照李某某主张的欠款计算方法，说明高某从2011年至2015年基本未偿还过任何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如依照一审判决确认的借款本金94.99万元计算，最后一份借条也不能涵盖本金，所以不能认定高某出具的82.5万元的借条中包含打给天容堂公司的20万元。即便要让天容堂公司对该笔款项承担还款义务，但该笔款项发生于2011年12月，距今已有8年之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天容堂公司有权拒绝履行；第二，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不应对高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某与李某某之间有多笔资金往来，所有借款都是以高某个人名义借的。唐某某与高某于2001年2月开始分居，高某的借款用于她个人的经营（南昌路天容土特产经销部）或生活，且借款金额也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也未用于天容堂公司的经营，故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不承担责任，唐某某与高某离婚前以及高某退出天容堂公司前的借款应由高某个人偿还，离婚后及高某退出天容堂公司以后的借款更与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无关。综上，李某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李某某要求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天容堂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民初700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为：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李某某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截止2018年4月2日利息108000元，2018年4月2日之后的利息及借款本金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时；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12月5日李某某委托李剑明转入天容堂公司账户的20万元，由高某和天容堂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李某某虽然提供了其向天容堂公司转款20万元的转款凭证，但该笔款项是高某担任天容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向李某某的借款，钱打入公司账户后，高某以现金方式取出，用于个人生意，且该笔借款高某早已还清，天容堂公司不应承担该笔钱款的还款义务。并且高某向李某某出具的82.5万元的借条内容无法看出是对前期债务的结算，也不能反映具体包含哪些债务，不能认定该借条包含打给天容堂公司的200000元。即便该借条包含了打给天容堂公司的200000元，但高某针对该笔借款重新出具借条就说明了该笔借款是高某个人所借，借款用于其个人生意。退一步讲，即便要让天容堂公司对该笔款项承担还款义务，但该笔款项发生于2011年12月，距今已有8年之久，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此外，2015年5月10日以后，高某不再担任天容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提供的借条均是高某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与公司无关。李某某辩称，第一，2000年7月12日时为夫妻的高某、唐某某共同出资成立了天容堂公司，高某为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某某，但高某从2014年4月离婚后直至2015年6月24日，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2005年高某作为“经营者”在兰州设立“南昌路天容土特产经销部”。2014年高某与唐某某离婚时高某仅分得登记在其名下的“南昌路天容土特产经销部”及甘南的房产、铺面，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高某当时对外借款达到1500余万元，甘南所有的铺面均在银行有抵押，而在离婚当天，高某还给唐某某打入600万元巨款。上述事实充分证明高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担任夫妻公司法人长达12年，并且是家庭个体工商户自始至终的经营者，其在家庭经营中是以高某为主的共同经营、共同获利，其与唐某某离婚就是为了逃避债务。并且高某在向李某某借款时并没有“个人生意”，其借款就是为了公司及经销部的家庭共同经营。并且天容堂公司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的答辩意见及第一次二审的上诉意见中均自认天容堂公司因经营周转所需于2011年12月向李某某借款2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不需要另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而天容堂公司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径自作出相矛盾的陈述，出尔反尔，且时至今日也未提供足以证明其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陈述的证据，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之后陈述的“高某已还清该笔20万元借款”的事实，根据李某某和高某的聊天记录，高某仅向李某某支付过15万元的利息，并未偿还过本金。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禁其反言并确认法人与公司财产混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天容堂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第二，李某某与高某的借款从2011年12月5日给天容堂公司支付20万元开始，之后，双方一直是有利息约定的连续循环借款，该事实有一审判决的认定及高某与李某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案涉82.5万元的借条是高某在无法偿还本息的情况下，与李某某于2016年2月19日在兰州雁滩定西大厦锦鲤茶餐厅对2011年12月5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的借款本息对账后出具的，高某确认尚欠借款本息为82.5万元，其中包括支付前期利息15万元后，将剩余8万多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该笔前期借款利息未超过年利息24%，这其中肯定包括打给天容堂公司的20万元借款，该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借条、银行打款凭证、手机短信记录为证。而2016年1月28日的借条是在高某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2015年11月分两次打款给高某的，共计132000元。2016年2月19日李某某与高某在兰州雁滩锦鲤茶餐厅出具82.5万元借条的同时，因利息约定不同，故在同一张稿纸上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132000元借款以4分利息计算后），该事实也有借条、银行打款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第三，打给天容堂公司的20万元借款只是10笔循环借款中的一笔，该笔借款没有还款期限的约定，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天容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判决高某、唐某某、天容堂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某针对李某某及天容堂公司的上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辩称，第一，李某某主张的借款数额与事实不符，高某于2016年1月1日重新出具的825000元的债权凭证已经包括2016年1月1日之前的全部借款本金，包括2016年1月28日出具的借条（实际日期是为2015年1月28日）及2015年6月19日出具的借条。李某某与高某至今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借款本金应以实际发生的金额计算；第二，李某某通过李剑明于2011年12月5日向公司转款的20万元用于高某个人消费，且该笔款项已过诉讼时效，高某可以抗辩还款义务。高某共认可收到李某某借款57.99万元，2012年7月18日80000元、2014年2月19日8000元、2015年6月19日100000元、2015年7月2日60000元、2015年10月28日13.2万元、2014年6月4日19.99万元，2015年底高某给李某某打款150000元，所欠本金合计42.99万元。高某与李某某对借款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没有约定。由于高某于2016年1月1日重新出具的82.5万元的债权凭证已包括2016年1月1日之前的全部借款本金，根据“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规定，高某最初向李某某借款42.99万元，以该笔借款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日，以年利率24%计算，应当支付的借款本息为42.99万元+42.99万元×2%×27=662046元。李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高某、天容堂公司、唐某某向李某某偿还借款1175000元；2.判令高某、天容堂公司、唐某某支付借款利息656233元，自2015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2日止，2018年4月2日之后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并至借款付清之日；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高某、天容堂公司、唐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5日李某某委托其妹李剑明向岷县天容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转款20万元；2012年7月18日李某某向高某账户现金存款8万元；2014年2月20日李某某向高某账户现金存款8000元；2014年6月4日李某某向高某转款19.99万元；2014年12月29日李某某委托其妹夫王文波(李剑明丈夫)向高某汇款13万，上述款项共计617900元，至2016年1月1日，高某向李某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某某人民币大写捌拾贰万伍仟元正（825000），注：月利2.5%”。一审庭审中李某某认可该借条中包含8.5万元的利息及其以现金方式给付高某8万元，对于现金8万元，高某不予认可。2015年6月19日李某某向高某转账30万元，其中10万元为借款，20万元为其他账目往来；2015年7月2日李某某向高某汇款6万元；同日李某某向高某转账4万元，针对上述三笔款项，高某于2015年6月19日向李某某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到李某某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正（2015年6月19号一笔十万，2015年7月2号一笔十万)，月利2.5%，未付”。2015年10月28日，李某某两次向高某分别转账1.32万元、11.88万元，合计13.2万元。2016年1月28日高某向李某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李某某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元正(150000)，利息月利4分”。一审庭审中李某某认可该借条中实际转账金额为13.2万元，1.8万元为利息。2015年12月31日高某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某还款15万元。另查,高某、唐某某原系夫妻关系，2000年7月12日两人投资设立岷县天容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某。2012年3月1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甘肃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某某。2015年4月25日，高某与唐某某协议离婚，协议中对共同财产分割约定为:“位于岷县所有房产归男方所有，兰州房产归婚生子唐瑞，甘南州合作市房产均属女方”。另双方离婚协议附件约定:“自离婚之日起2014年4月25日之前的借款欠账，谁借的欠款由谁来承担还款义务，对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以公司名义和个人名义的借款欠账。甘肃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归唐某某所有，高某不承担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之前的贷款及其他事项的借款责任”，双方于2014年4月25日在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同年，高某将其名下股权转让于唐某某，公司投资者由高某、唐某某变更为唐某某一人，企业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本案中高某向李某某出具的借条中所约定的利率均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因此案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本金应以李某某实际向高某付款的金额为准。2011年12月5日李某某委托李剑明转账给岷县天容土特产公司的20万元，高某、天容堂公司、唐某某对该笔借款表示认可，但均辩称该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高某于2016年1月1日出具的借条，其中包含该笔借款，系对该借款的重新确认，因此20万元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1月1日重新起算，至李某某起诉时并未过诉讼时效；另该笔借款转入天容堂公司账户内，高某当时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出具了借条，故高某及天容堂公司应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2012年7月18日李某某给高某打款的8万元、2014年2月20日打款的8000元、2014年6月4日转账的19.99万元，以上三笔借款金额高某均予以认可，法院予以确认；2014年12月29日，案外人王文波向高某转款13万元，有李某某提交的交易流水证明该笔款项已实际发生，另据李某某提交的证据，王文波系李某某妹夫，其与妻子李剑明都曾受李某某委托向高某转款；王文波本人与高某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向高某打款13万元是受李某某委托出借给高某的借款。高某本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王文波存在经济和业务上的往来关系，故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李某某向高某的借款；高某于2015年6月19日出具的借条载明金额为20万元，有李某某向高某的电汇凭证、转账回单证实实际出借金额为20万元，故对该借条的借款金额应以20万元予以认定；2015年10月28日李某某实际向高某转款13.2万元，因此借款金额应以13.2万元予以认定。据此李某某向高某借款的金额总计为94.99万元。对李某某出具的4.2万元的现金取款凭证一审庭审中李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4.2万元实际向高某交付，故对该笔金额法院不予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李某某向高某出借款项时并未约定利息，后高某向李某某出具了三张借条，在三张借条中均约定了利息，故借款利息应分别从三张借条出具时为起始时间，至法院首次立案之日(2018年4月2日)计算利息;因借条上约定的利率均高于年利率24%，因此超过法定标准的部分不予保护，故应以年利率24%予以认定。计算如下：2015年6月19日借条出借的20万元至2018年4月2日计息为133333元；2016年1月1日借条实际出借金额61.79万元至2018年4月2日计息为333666元；2016年1月28日借条实际出借金额13.2万元至2018年4月2日计息为68640元。利息合计金额535639元。一审庭审中李某某称高某的借款既用于家庭开支又用于公司经营，两人离婚协议对财产分割系高某转移财产、逃避债务，高某、唐某某婚前婚后均有财产往来，故对所有债务唐某某和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并以离婚协议、银行回单证明高某与唐某某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不明确、系转移财产行为。法院经审核认为，2014年4月25日离婚协议附件约定公司归唐某某所有，与高某于2015年5月10日转让股权给唐某某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形成印证，证明股权转让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离婚协议上明确位于岷县所有房产归男方所有，甘南州合作市的房产归属女方;另据高某提交的证据显示，系名下有位于兰州及合作的多套房产；其提交的借条、转账记录显示在离婚之后的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之间高某向其他人出借款项金额达400多万；上述证据均证明高某名下有财产并未通过离婚转移财产。唐某某于2016年2月5日转账给高某的400万元，系两人离婚近两年之后唐某某向高某的一次打款，从次数、频率上均不能表明两人离婚之后经济上仍有牵连。故唐某某、天容堂公司对离婚之后高某的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某于2012年7月18日给高某给付的8万元、2014年2月20日给付的8000元，李某某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及公司经营，故对该两笔借款唐某某与天容堂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对于2011年12月5日李某某委托李剑明转账给岷县天容土特产公司的20万元，因高某当时系天容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20万元确系汇入天容堂公司账户，故高某与天容堂公司对该20万元借款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李某某实际出借本金金额为94.99万元，利息为53.5639万元，高某已偿还金额15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偿还借款的顺序为先息后本，故高某偿还的15万元应为利息，因此高某现尚欠李某某本金94.99万元，利息38.5639万元。其中天容堂公司应对其中20万元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之规定，判决:一、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李某某偿还借款本金749900元及截止2018年4月2日的利息277639元，2018年4月2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7499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时止；二、高某、天容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李某某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截止2018年4月2日利息108000元，2018年4月2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清偿时止；三、驳回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281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某某负担4461元，高某负担21820元。本案二审审理中，李某某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李某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为“启信宝”上查询下载的天容堂公司2014年企业资产状况信息表，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2014年高某与唐某某离婚时公司资产2561万元，离婚时双方的财产分割显失公平，二人离婚的目的是为逃避债务；李某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为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高某负债约1500余万元的相关法律文书，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高某在甘南的资产都是银行贷款，到目前为止，高某的资产不是冻结就是拍卖，高某与唐某某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显失公平，高某现在无能力偿还案涉借款；李某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为其与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高某仅向李某某偿还过15万元，是部分利息；高某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为2016年1月28日及2016年1月1日的借条，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为证明本案一审诉讼时李某某将该两份借条撕开向法院提交，说明案涉借款由三个借条构成，82.5万元的借条并非总借款数额的借条。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质证对李某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根据该组证据内容可以看出该份资产状况信息表是近期打印的，不是离婚时的资产数额，且财务报表是公司的财产总额，并不等同于财产分割时可实际分割的资产数额；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对李某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该组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高某除了案涉债务外还有其他债务，这些都是高某自己的借款，在一、二审中高某自己陈述其前期有很多资产，借了很多钱，现在无力偿还；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质证认为李某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高某只向李某某偿还了15万元，打入天容堂公司的20万元如果高某没有偿还，李某某之后不会一直给高某借款；天容堂公司及唐某某对李某某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该组证据在之前的一、二审中均提交过，且82.5万元的借条在15万元的借条下方，根据打借条先上后下的顺序，82.5万元借条应当是对双方债权债务总的重新确认。高某在二审中未到庭，亦未对李某某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李某某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四组证据中，除第二组证据中的三份法律文书外，其他证据内容的形成时间均是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不属于二审中新证据的范畴。李某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无法反映出具体资产信息所涉时间年份，且根据该资产信息表可以看出，天容堂公司虽然资产总额为2561万元，但负债总额达到1396万元，而高某与唐某某离婚时并不是仅就公司股权进行了分割，双方还针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仅依据公司资产情况不能证明双方离婚财产分割显失公平。李某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所涉法律文书均是高某与案外人之间的涉诉法律文书，与本案并无关联关系。且根据法律文书的内容，法律文书所涉债权债务的发生时间均是在高某与唐某某离婚之后，故依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唐某某与高某离婚时分割财产显失公平。李某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的部分内容及第四组证据均在一审审理中向法院提交过，且第三组证据中未提交过的部分亦不属于二审中新证据的范畴，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不予认定评判。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1.一审判决对案涉82.5万元借条所涉借款的认定是否正确；2.唐某某及天容堂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一审判决对案涉82.5万元借条所涉借款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针对案涉82.5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李某某在本案第一次二审审理中陈述该借条是将2011年12月5日、2012年7月18日、2014年2月20日、2014年2月21日、2014年6月4日、2014年12月29日六笔借款的本金和部分利息累计相加计算形成的，其在本次二审审理中又陈述该借条是将2011年12月5日、2012年7月18日、2014年2月20日、2014年2月21日、2014年6月4日、2014年12月29日六笔借款的本金相加，并根据实际借款数额计算五年利息后，扣除高某已经支付的15万元计算形成的。其在两次庭审中对该借条形成过程的陈述不一致，且作为该借条的出具人高某对李某某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某某作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案涉借款的当事人，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针对82.5万元借条形成过程的事实主张，但在本案一、二审其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82.5万元借条的形成过程及相应的依据，亦无法明确陈述计算出82.5万元数额的利息标准以及具体的计算过程。并且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李某某在一审审理中的举证情况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82.5万元借条所涉6笔借款本金均实际发生。在此情形下，本院认为，作为案涉82.5万元借条的持有者李某某，在其对82.5万元数额形成的利息标准及计算过程都不能明确的情形下，其提出82.5万元借条将前期借款本息作为后期借款本金明显未超过年利率24%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李某某在未完成基础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形下，其仅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倒推出82.5万元借条数额的形成过程并提出上述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及陈述按照李某某实际向高某付款的金额认定案涉82.5万元借条所涉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某某针对一审判决对案涉82.5万元借条所涉借款的认定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唐某某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该问题的实质是案涉债务是否属于高某与唐某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所负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案涉三张借条的出具时间皆在高某与唐某某离婚之后，出具人皆为高某，并无唐某某的签字，唐某某在本案诉讼中对案涉债务亦未予追认。且一审判决认定的案涉三张借条所涉借款中仅有2011年12月5日转入天容堂公司账户的20万元、2012年7月18日转入高某账户的8万元以及2014年2月20日转账的8000元三笔借款发生在高某与唐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剩余部分借款均发生在高某与唐某某离婚之后。针对发生在高某与唐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三笔借款，本院认为，2011年12月5日转入天容堂公司账户的20万元，天容堂公司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庭审中认可该笔款项是因公司周转所需向李某某的借款，李某某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可。唐某某在该笔借款发生时虽为天容堂公司的股东，但李某某并未举证证明唐某某在该笔借款发生时存在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其要求唐某某对该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2年7月18日转入高某账户的8万元以及2014年2月20日转账的8000元两笔借款均是高某以其个人名义所借，款项也实际支付至高某个人账户，李某某主张该两笔借款用于唐某某与高某的家庭生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李某某要求唐某某对发生在其与高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三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针对发生在高某与唐某某离婚之后的借款，本院认为，该部分借款发生时，高某与唐某某已解除婚姻关系，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丧失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前提条件的情形下，李某某亦不能举证证明高某和唐某某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系为了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故其要求唐某某对高某个人在离婚之后所负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李某某要求唐某某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重新进行了规定，并载明“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故李某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唐某某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天容堂公司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仅有2011年12月5日金额为20万元的一笔借款打入天容堂公司的账户，天容堂公司在本案第一次一审庭审中亦认可该笔款项是因公司周转所需向李某某的借款。虽然天容堂公司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主张该笔借款是高某个人所借，由高某个人使用，并未用于公司经营且高某已将该笔借款还清，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该项上诉主张，亦未对其前后矛盾的陈述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其在二审中上诉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针对2011年12月5日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天容堂公司应与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高某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现天容堂公司以高某向李某某重新出具的82.5万元借条中并未对该笔20万元借款进行重新确认为由主张该笔20万元借款已过诉讼时效，而天容堂公司主张李某某重新出具的82.5万元借条中不包含该笔20万元的依据仅是82.5万元的借条与2016年1月28日的借条书写在同一张纸上且82.5万元的借条书写在2016年1月28日的借条之下的事实，但仅依据借条书写的位置和时间不能证明82.5万元借条是借款双方当事人对总的债权债务的结算，亦不能证明案涉82.5万元借条中不包含该笔20万元的借款的事实。相反，李某某提交的三张借条所涉借款的转账支付记录能够证明82.5万元的借条并非是总的债权债务凭证。在此情形下，天容堂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本院对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高某于2016年1月1日向李某某出具的借条的行为系对该笔20万元借款的重新确认，从而认定该笔20万元借款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除去上述2011年12月5日金额为20万元借款外，剩余案涉借款均打入高某个人账户，现李某某以剩余案涉借款亦用于天容堂公司的经营且天容堂公司的财产与其股东的财产混同为由要求天容堂公司对剩余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李某某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2011年12月5日以外的其他借款用于天容堂公司的经营，天容堂公司对李某某主张的事实亦不予认可。而李某某所主张的天容堂公司财产与其股东财产混同的事实亦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且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避免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本案中，案涉借款是高某以其个人名义所借，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相对方为李某某和高某，并不涉及公司债权人，本案案情不符合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制度适用的情形，李某某以此为由要求天容堂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某及天容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某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461元及甘肃天容堂药业有限公司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920元，均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清审判员刘宝成审判员李文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贺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