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6民初4399号 原告：叶素君，女，197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毛雷，男，197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强宗，宁波市海曙区天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叶素君与被告毛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毛蔚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财产保全裁定，该裁定已执行。审理中，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于2019年8月16日、2020年1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素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明、被告毛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强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素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股权转让金975000元，并责令其承担该款从2018年5月30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均系宁波众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诚公司）的股东，原告享有公司股权18.75%。2018年5月16日，双方经协商，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的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应支付全部股权出让金为975000元；被告如按约支付则只支付487500元及利息就视为其已履行了支付出让金义务。具体支付期限及金额为：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160000元及利息48750元；2020年5月30日前支付160000元及利息32750元；2021年5月30日前支付167500元及利息16750元。现第一笔应付款项早已过期，但被告总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 被告毛雷答辩称：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中原告有先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签署后30日内，原告就应该配合被告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被告一直要求原告签署工商部门规定的标准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法律文件以办理过户手续，但是原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配合被告过户，所以被告没有支付相应款项，只有原告先履行以后，被告才能后续履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于如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双方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原、被告签订），原告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欠条，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原、被告之间及被告与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之间）、邮政特快专递、《股份转让协议》（被告与丁某、朱某签订）、变更登记情况、证人丁某和朱某的证言；对被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与丁某、朱某、刘士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与丁某、朱某签订），原告表示不清楚；对被告提供的小港税务所受理登记凭证，原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经审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供的股权过户所需资料，原告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根据依法认定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 众诚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毛雷。2017年5月24日，该公司进行变更登记，企业类型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人（股权）由被告毛雷（出资额600万元，占100%股权）变更为被告毛雷（出资额300万元，占50%股权）、原告叶素君（出资额112.5万元，占18.75%股权）、案外人丁某（出资额75万元，占12.5%股权）、刘士伟（出资额75万元，占12.5%股权）、朱某（出资额37.5万元，占6.25%股权）；监事由案外人胡萍萍变更为原告叶素君。原、被告确认，原告实际共出资975000元。 2018年5月1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及价格”约定：甲方同意将众诚公司18.75%股权转让给乙方；在“乙方承诺甲方应承担的公司亏损份额由乙方承担，公司的亏损与甲方无关”的前提下，若乙方三年内自愿支付完毕，则只支付487500元及利息（原、被告确认该利息自2018年5月30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就视为其已履行了支付出让金义务；第二条“付款期限”约定：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160000元及利息48750元，2020年5月30日前支付160000元及利息32750元，2021年5月30日前支付167500元及利息16750元；如乙方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则按975000元支付；第三条“交割期”约定：双方确定，本合同自签署后之日起30日内为交割期，在交割日内，乙方依据本合同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在工商局办理合同股权过户手续，甲方应积极协助，如甲方不协助乙方，所有损失由甲方承担。同日，被告与丁某、朱某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各一份，丁某、朱某分别将其享有的众诚公司12.5%股权、6.25%股权转让给被告。 2018年10月17日，被告曾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原告签字后邮寄给被告以用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后原告未签字邮寄被告。 2019年1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叶素君投资款487500元，还款时间按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执行，如未按2018年5月1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还款，则按975000元支付给叶素君个人。 2019年4月24日，被告委托律师向原告邮寄关于股权过户的《函》，后被拒收退回。 2019年12月25日，众诚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为被告毛雷（出资额487.5万元，占81.25%股权）、原告叶素君（出资额112.5万元，占18.75%股权）。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能否行使后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二、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被告能否行使后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 后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到履行期限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部分履行的权利。后履行抗辩权的发生，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需基于同一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在履行上存在关联性，形成对价关系；二是该合同需由一方当事人先为履行；三是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 首先，本案当事人之间基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建立的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原告作为出让人的主给付义务是让渡股权，被告作为受让人的主给付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原告是否已将股权让渡给被告应从其是否已将其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让渡进行考量，而不是简单地依据股权变更登记情况。原告自称其未参与公司管理，只是名义上的监事，被告曾因其他原因将财务U盘交给原告，但时间只有一两个月，且被告随后又秘密地另开设了账户；被告称原告曾参与公司管理，在2017年12月之后曾负责公司财务并保管财务U盘，自2018年三四月起不再保管，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后，原告未继续参与公司管理；另原、被告确认原告未从公司取得分红。由上述当事人陈述可见，案涉协议签订之后，原告确未再行使过股东权利，其股权事实上已让渡给被告。至于股权变更登记，其主要目的在于让股权变更显名化，从而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是否进行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确有对股权过户进行约定，但根据协议约定，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是被告的义务，原告仅有协助义务，且协议也未明确约定被告在股权过户之后才需付款。从股权变更登记的作用和案涉协议的约定来看，原告的协助过户义务和被告的付款义务难以形成可产生后履行抗辩权的对价关系。 其次，被告主张原告未履行协助股权过户义务，称其曾于案涉协议签订之后多次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但因案涉协议格式不符合要求、缺少股东会决议等原因而未办理成功，其多次要求原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来协助过户，但原告未协助，而其他股东均配合其另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故其已办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并已按约付款。对于上述主张，被告虽提供了其与其他股东另行签订的协议、微信聊天记录、邮政特快专递、证人证言等证据，但仍不足以证明其曾到工商部门办理过本案股权过户手续且因其所述原因未办理成功。原告认为被告自己未在约定的30日交割期内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且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根本不需要股东会决议，原告签订了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即已完成了协助过户义务。原告认可被告确实曾要求其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用于过户，但其认为新协议与双方之间的真实协议内容不一致，系阴阳合同，故未同意签订。为查明事实，本院曾到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询问，工作人员告知，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需要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如果涉及其他事项变更的还需提交转让后的股东会决议，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的样本，但不是必须按照样本来写，案涉协议在名称表述上存在一定瑕疵，“股份转让协议”应写为“股权转让协议”，无其他严重瑕疵。本案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当庭陈述，在告知工商部门纠纷情况之后，其在办理丁某、朱某、刘士伟的股权过户手续时并未提供股东会决议，且原告的股权过户手续以现有资料也可一并办理完成。由此可见，另行签订一定格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签署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办理本案股权变更登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原告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不能因原告拒绝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签署股东会决议而认定原告不履行协助股权过户义务。 最后，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被告的庭审陈述，其所认为的原告不履行协助股权过户义务的事实早在2018年就已经发生，在此情况下，被告仍于2019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再次确认了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还款时间，也未附加需完成股权过户等任何条件，即被告认可在此情况下仍按案涉协议约定时间付款，那么被告显然不能在此之后又以原告未履行协助股权过户义务为由拒绝支付已到期的部分股权转让款。 综上，被告不能行使后履行抗辩权，其拒绝支付已到期的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成立。 二、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原告认为，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为975000元，而非487500元，协议约定的“若乙方三年内自愿支付完毕，则只支付487500元及利息，就视为其已履行了支付出让金义务”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视为”言下之意就是条件不成立则有权要求全款，即协议约定的“如乙方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则按975000元支付”，故该条款并非违约条款，而是表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被告认为，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应为487500元，而非975000元，“如乙方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则按975000元支付”这一条款为违约条款，约定了被告违约应支付的违约金，但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 本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合同的价款需由当事人明确约定，从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的表述来看，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及价格”中即约定了487500元这一金额，也仅提到这一金额，未有任何明确表述股权转让款为975000元的内容，在第二条“付款期限”中提到被告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时才涉及975000元这一金额，即该款项的产生是以被告违约为前提的，故该条款应为违约条款；其次，证人丁某、朱某当庭陈述因众诚公司亏损故将其所享有的股权以实际出资额一半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案涉协议中也有相关内容表明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原告实际出资额为975000元，约定股权转让款为487500元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也与其他股东转让情况相符，若为975000元则与常理不符；最后，被告出具给原告的欠条内容也明确表明被告的债务数额为487500元，支付975000元只是违约后果，而非原本的债务数额。综上，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应为487500元，“如乙方有一期未按约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则按975000元支付”这一条款为违约条款，因违约应支付的超出原股权转让款的部分款项实为违约金。 审理中，本院依法进行释明，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将原告诉请的股权转让金中超出约定股权转让金的部分作为违约金主张。原告表示，即使本院认定上述争议条款为违约金条款，原告仍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清楚相关风险。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被告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以原告未先履行协助股权过户义务而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未支付到期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已经超过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五分之一，且案涉协议的违约条款也包含了若违约则需支付全部款项的意思，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487500元并按照协议约定承担支付利息或违约金的违约责任。现原告坚持主张本案股权转让款为975000元并诉请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975000元及相应利息，本院对其中的股权转让款487500元及按双方确认标准计算的相应利息予以支持，其余不当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毛雷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叶素君股权转让款487500元以及该款自2018年5月30日起按年利率10%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叶素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35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550元，由原告叶素君、被告毛雷各负担92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毛 蔚 人民陪审员  杨珊珍 人民陪审员  姜丽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代书 记员  汪丹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