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行终5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芙丽芙丽（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代表人：孟广宝，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菊，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陶荔，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富莉富莉商业制造及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希腊共和国阿提卡地区狄俄尼索斯市阿基斯蒂芬斯区。法定代表人：乔治·克索里奥索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芳，上海雷曼（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上诉人芙丽芙丽（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芙丽公司）、上诉人富莉富莉商业制造及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富莉公司）因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37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芙丽公司。2.注册号：3556872。3.申请日期：2003年5月15日。4.专用期限至2025年8月13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类似群2501-2502；2507-2513）：服装；婴儿全套衣；鞋；帽；袜；手套（服装）；围巾；领带；腰带；婚纱。二、诉争商标使用情况在撤销复审行政程序中，为证明诉争商标于2012年3月18日至2015年3月17日（简称指定期间）的使用情况，芙丽公司主要提交了如下证据：1.芙丽公司授予东莞市百纳威实业有限公司（简称百纳威公司）使用诉争商标的授权书，期限自2012年5月30日至2014年12月31日。2.百纳威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的销售证明，证明芙丽公司持有的诉争商标品牌系列服装等产品自2012年9月起在其公司店中进行销售；百纳威公司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其他公司开具的服装等发票。3.部分网页截图，提及“FOLLIFOLLIE”婴幼、童装系列品牌发布会等。4.辽宁淘气宝商城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出具的销售证明；部分标有诉争商标标志的户外广告、店铺内景照片。5.2015年2月《童装视界》杂志刊载带有诉争商标标志的宣传广告。6.中国孕婴童研究中心等授予芙丽公司2014年度中国孕婴童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荣誉称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传媒中心等授予“FOLLIFOLLIE”品牌2014年度中国童装最具市场价值大奖等。7.芙丽公司于2014年5月1日与广州尚源服装设计有限公司订立FolliFollie品牌服装设计合同，芙丽公司委托对方设计大童系列服装；芙丽公司于2013年7月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华煜服装厂订立的委托生产诉争商标品牌服装产品的合同及童装订单明细、送货单、发票等。8.部分网页截图，证明芙丽公司通过网络宣传使用诉争商标。芙丽公司提交的以上主要证据为复印件，富莉公司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质证意见为：芙丽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力弱，存在瑕疵。原审诉讼中，芙丽公司补充提交了辽宁萌动新天地商业百货连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函（证明芙丽公司自2014年3月6日起入驻该商场设立儿童服饰产品专柜，所售商品包括服装、鞋、帽子、围巾、袜子、腰带等均使用诉争商标）、中华青少年儿童孕婴基金会出具的荣誉证书及证明函（其中记载感谢芙丽公司捐赠1200件儿童服装和500双鞋子，证明函中表示所捐商品使用了诉争商标）等，并表示以上补充证据在撤销复审行政程序中已经提交，但商标评审委员会未收到这些证据即已作出被诉决定。富莉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交了证据欲证明芙丽公司注册企业名称以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均存在恶意等。三、其他事实2016年12月24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6]第115773号《关于第3556872号“FOLLIFOLLIE”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简称被诉决定）认定，芙丽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在“服装；婴儿全套衣”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但芙丽公司未提交对诉争商标在其余指定商品上的实际使用证据。依照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诉争商标在“服装；婴儿全套衣”商品上的注册予以维持，在其余商品上予以撤销。芙丽公司不服被诉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庭审中，富莉公司对芙丽公司提交的证据提出质疑，指出芙丽公司在撤销复审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无原件，但对于其为何未对被诉决定提起诉讼表示“目前不太明确”。芙丽公司表示其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原件都交给了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原审诉讼中补充提交的证明函等证据都有原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芙丽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注册的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除“服装、婴儿全套衣”以外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故被诉决定结论正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芙丽公司的诉讼请求。芙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判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其主要理由为：1.芙丽公司系从事服饰产品设计开发与营销推广的企业，经营重点尤其包括儿童服饰商品，涵盖服装、鞋帽、袜子、围巾等；2.就服装行业特点及现状而言，任何一家服装企业均不可能仅生产单一的服装或鞋帽，故诉争商标已广泛使用于包括服装、鞋帽等商品在内的几乎所有服饰领域；3.芙丽公司的捐赠行为至少证明已生产制造了相关鞋类商品。富莉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其主要理由为：1.芙丽公司在行政阶段和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均无证据效力；2.芙丽公司不能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公开的连续使用，应对诉争商标在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予以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服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本院认为：因本案审查诉争商标自2012年3月18日至2015年3月17日期间的使用行为，故本案实体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01年商标法，程序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上述法律规定旨在清理闲置商标，促使商标真实地投入商业使用，发挥商标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实现商标的市场价值。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使用是为了使相关公众将其作为商标识别，进而产生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不以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为目的的使用不能认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在指定期限内，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情况下公开、真实、合法地在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商标，可认定属于实际使用行为。本案中，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服装；婴儿全套衣；鞋；帽；袜；手套（服装）；围巾；领带；腰带；婚纱”商品，芙丽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将诉争商标使用在“服装、婴儿全套衣”商品上。至于芙丽公司强调其将诉争商标用于鞋、帽、袜等其他商品上，主要体现为辽宁萌动新天地商业百货连锁有限公司、中华青少年儿童孕婴基金会分别出具的证明函，前述证明函属于证人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使用在除“服装、婴儿全套衣”以外的核定商品上。因“鞋；帽；袜；手套（服装）；围巾；领带；腰带；婚纱”属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第2507-2513群组，与该区分表第2501-2502群组商品在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者群体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的使用情况应以芙丽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不应从经营者经营服装类商品这一事实简单推断出该经营者必然经营鞋、帽、袜、婚纱等商品的结论，亦不能由捐赠行为直接推定被捐赠商品由捐赠者生产并使用诉争商标的事实。故芙丽公司在指定期间在“服装、婴儿全套衣”商品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无法视为其在其余核定商品上的使用行为，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芙丽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富莉公司服从被诉决定未提起诉讼，在原审判决维持被诉决定，且无证据证明原审判决的作出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富莉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芙丽公司、富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芙丽芙丽（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百元，由芙丽芙丽（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富莉富莉商业制造及技术有限公司各负担人民币五十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陶 钧审判员 孙柱永审判员 樊 雪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宋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