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皖01行终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茂琴，女，195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颍上路58号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庐阳区城市管理局（原合肥市庐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砀山路21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30029970515。法定代表人：刘斌，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静，安徽华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城市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17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100002992509M。法定代表人：李峰，局长。上诉人葛茂琴因诉被上诉人合肥市庐阳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庐阳区城管局）其他行政行为及合肥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合肥市城管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8）皖0111行初9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茂琴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如下：1、判决撤销被告庐阳区城管局针对原告第1、2、5项投诉事项（注：侵占公共路面挖掘填埋污水处理设备、私自架设发电机组、在C1栋北侧外立面非空调机位处毁坏外立面架设65台空调）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责令该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判决确认被告庐阳区城管局针对原告提出的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私自在小区内毁绿挖坑的投诉事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法；3、判决撤销被告合肥市城管局作出的合城管复[201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本案中，被告庐阳区城管局于2018年1月16日对原告作出的受理告知书中含有下述内容：“其他4项投诉事项请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反映”。经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26日询问原告，原告表示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对上述内容不服，认为这是对其所提其他4项投诉事项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2018年7月6日，被告庐阳区城管局以合肥市庐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名义向原审法院明确表明：上述内容并非不予受理决定，而是常规性的告知表述条款。因此，原告在起诉时并未提交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其根据自身理解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葛茂琴的起诉。葛茂琴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起诉时并未提交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的事实并不成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受理告知书》显示，上诉人提出共有6项投诉事项，经被上诉人庐阳区城管局现场勘查和认真研判，结合其单位职权范围，决定对以下两项投诉事项进行受理：1.改变C1栋建筑物负一层原车位和非机动车车库使用用途作为医疗办公室和架设消防器材使用；2.在C1栋楼顶违法搭建水箱和简易房等。其他4项投诉事项请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反映。因此《该受理告知书》足以印证认定上诉人提出了投诉事项共计6项的事实，被上诉人庐阳区城管局对其中2项决定予以受理，对其他的4项属于自己行政职权范围的内的投诉事项告知上诉人向其他部门机关投诉的事实。原审法院忽视这一事实的存在，显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其次，在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合肥市城管局的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亦载明：申请人称因2017年10月18日庐阳区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存在未经审批即在小区乱搭乱建等违法行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投诉要求对下列违法行为进行查处：(1)侵占公民路面挖掘填埋污水处理设备；(2)私自架设发电机组；(3)私自在小区内毁绿挖坑；(4)改变C1栋建筑物负一层原车位和非机动车车库使用用途作为医疗办公室和架设消防器材使用；(5)在C1栋楼顶违法搭建水箱和简易房等；(6)在C1栋北侧外立面非空调机位处毁坏外流架设65台空调等。同时该复议决定书经审理查明部分也对上诉投诉事项进行了确认和被告庐阳区城管局的受理告知书中的相关受理依据和不予受理的依据均对进行说明，且复议机关认为不属于被告庐阳区城管局的法定职责范围和以信访方式回复上诉人等等，均能说明行政行为存在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在上诉人提供的《受理告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均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的客观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资料的说法，显然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庐阳区城管局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受理告知书》中的该表述仅系常规性告知表述条款。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答复《受理告知书》。实践中，行政答复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当事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向行政机关进行反映，希望得到解决。行政机关接到反映后，作出的一种书面形式的文字说明，即行政答复。上诉人对《受理告知书》不服，认为“其他4项投诉事项请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反映”系不予受理的决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受理告知书》中的该表述仅系常规性告知表述条款。实践中，并非每一个行政答复都可诉，可诉的行政答复应当具备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其答复的理由和结果应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对于当事人就某些问题向行政机关进行咨询、信访，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告知、解释、说明，应属一种单纯的回复行为，因不实际影响或设立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故不具有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上诉人起诉时未提交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上诉人仅仅是根据自身理解提出了诉讼请求，起诉时并没有提交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材料，没有提交被上诉人对于其他4项投诉事项存在行政不履责的材料，显然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上诉中主张的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能够作为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依据，更是谬以千里。事实上，2018年2月8日，被上诉人经过进一步勘察，依据《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己对海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行政处罚，开挖的现场已责令改正，行政处罚已执行到位，即上诉人诉称的投诉事项(3)已受理查处完毕。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答复《受理告知书》并非不履行职责的行政不作为。原审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合肥市城管局辩称：合肥市城管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庐阳区城管局对上诉人投诉事项作出的告知书内容显示，该告知是庐阳区城管局对上诉人投诉事项作出的处理行为，该处理行为与上诉人自身合法权益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在行政机关对于投诉的处理行为侵害了投诉人自己的主观权利情况下，投诉人才与该处理行为产生了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 成审判员 李进学审判员 应道荣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丁 丰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