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50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花丽，女，1981年9月9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鑫，男，1985年6月2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鹏飞，江苏伟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花丽因与被上诉人夏鑫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5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花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关于双方的合伙纠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并采纳了其提交的百瑞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瑞公司）财务报表。根据财务报表显示，截止2016年6月30日，百瑞公司累计亏损港币7751元，折合人民币6200.80元（以下币种如未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按“百瑞公司投资款详细单”中列示的双方共同对百瑞公司投资779405.46元计算，百瑞公司盈余773204.66元。按约定的30%计算，夏鑫可得利润为231961.40元。夏鑫认可得到的利润是719810.38元，而夏鑫实际收到其和百瑞公司预先支付的利润为1245957.55元。因此，夏鑫实际收到的1245957.55元减去生效判决认定他应得的利润231961.40元，剩余的1013996.15元应为多支付给他的费用，然后再减去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期间夏鑫的报销等费用合计337635.55元，剩余的676360.60元是夏鑫在合伙期间多拿的预支付利润，理应返还给其。由于服装行业需要垫资金、存在质量索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因此，实际利润的计算需要跨取一定的时间。但按约定，利润的取得应该按照实际的经营情况获得的利润多退少补，故夏鑫多拿的利润理应返还给其。本案有多份生效判决书来证明其上述事实和观点，一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夏鑫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花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夏鑫返回双方合伙期间其向夏鑫多支付的利润676360.60元。事实和理由：其与夏鑫于2012年8月签订了工作协议，约定夏鑫协助其完成百瑞公司的相关工作，夏鑫可分得相应公司30%的净利润，合作的时间为2012年8月至2016年6月底。双方曾因本案的合伙纠纷经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30115号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3514号生效判决书认定下列事实：生效判决书认定并采纳其提交的百瑞公司的财务报表，根据财务报表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百瑞公司累计亏损港币7751元，折合人民币6200.80元。按“百瑞公司投资款详细单”中列示双方共同对百瑞公司投资779405.46元计算，百瑞公司盈余773204.66元。按约定的30%计算夏鑫可得利润为231961.40元，夏鑫认可得到的利润为719810.38元。而实际上夏鑫于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收到其预先支付的人民币552405.55元，于2012年9月至2015年5月收到百瑞公司支付的美金99525.23元，折合人民币693552元。上述合计夏鑫收到其及百瑞公司预先支付的利润为1245957.55元。因此，上述夏鑫收到的1245957.55元费用减去生效判决书认定的其应得的30%的利润231961.40元，剩余的1013996.15元费用应为多支付费用，然后再减去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夏鑫的报销等费用合计337635.55元，剩余的676360.60元是夏鑫在合伙期间多拿的预支付的利润，因此这部分款项夏鑫理应返回。另外，百瑞公司系在香港注册的其作为唯一董事和股东的公司。由于服装行业需要垫资金，存在质量索赔等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实际利润的计算需要跨取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其预支付的利润合计人民币1245957.55元，夏鑫实际应当得到的利润为231961.40元。按约定，利润的取得应该按照实际的经营情况获得的利润多退少补。因此夏鑫多拿的利润理应返回其。夏鑫一审辩称：1.本案中宋花丽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根据双方的协议，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依托百瑞公司平台进行经营活动，收取的利润也是按照百瑞公司的经营情况，因此假如存在多付利润的情况，主体应该是百瑞公司，而非宋花丽。2.事实上不存在多付利润的情形，所有的支付行为以及结算结果是宋花丽自己结算后根据结果向其支付，双方在上海闵行法院及中院存在纠纷，法院没有支持其的诉请，主要原因是涉案的百瑞公司是属于香港的企业，而法院委托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无法对香港的企业进行审计，宋花丽向上海法院提交的证据有一份百瑞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只是第三方康柏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宋花丽自己提交的材料向香港税务部门作出的申报，实际上该报告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宋花丽所称超付行为是因为服装行业需要垫资，该陈述与其提交的公证书体现的内容不符合，双方合作是在2012年至2016年6月，宋花丽自己陈述每年都会进行结算，但最大的一笔发生在合作的第一年，宋花丽发送的邮件中对利润的构成表述的很清楚，因此不存在超额支付利润的情形。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宋花丽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百瑞公司于2012年2月2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该公司股东、唯一董事为宋花丽。2012年8月12日，宋花丽为甲方、夏鑫为乙方共同签订一份《工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乙方为甲方公司(百瑞公司)工作，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本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并共同遵守履行。1、工作任务：1.1甲方需要把握整个公司的发展方向，尽力维护好已有客户的订单，开发更多新客户，尽量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乙方创造一个稳定的平台；1.2甲方会根据公司的需求，安排乙方相应的工作，乙方需要尽力完成，共同为公司的发展努力；1.3乙方应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执行安全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2、甲乙双方的义务：2.1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维护对方权益，且乙方应全力配合甲方完成订单；2.2乙方应忠实遵守本协议，在工作期间(即未终止合作前)，不得在公司以外从事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商业活动，除甲方有书面确认外，具有下列行为，需承担公司相应损失：(1)所收取货款未进入公司账户;(2)利用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在公司同类的业务；(3)接受他人与公司业务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4)擅自披露公司秘密或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2.3乙方所经营业务包括和客户及供应商所定合同需经甲方最终确认；3、劳动报酬：3.1甲方公司成立初期，甲方出资210,000元，乙方向甲方公司投资90,000元，作为甲方公司的启动资金，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公司的自负盈亏(另外，甲方另投资给公司的款项如补充协议)；3.2乙方协助甲方完成甲方客户的订单后，所产生利润的30%归乙方所有，70%归甲方所有，乙方工资(若有)含于乙方的报酬范围内；3.3乙方在完成甲方分配工作任务的同时，若为公司带来新的客户和利润，甲方可以依据利润的大小，对乙方进行额外的利润分配；3.4上述利润需扣除所有为该订单产生的费用，包括订单的国际快递费用、测试费用、国外业务开拓费用、客户招待往来费、公司办公费、其他员工工资及日常经营费用等(利润为公司净利润)；3.5每年利润结算时间为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乙方的报酬在次年的第一个月里进行清算并支付(需货款正常回收)，如需留一部分继续在公司做资金运转，具体分成金额需双方协商。上述协议签署并履行至2016年6月。2013年9月18日，宋花丽通过电子邮件将一份“百瑞公司投资款详细单”发给夏鑫，内容为：截止到2012年8月12日，宋花丽个人部分：1.公司花销167940.21元，2.中国银行卡49657.13元，3.百瑞公司美金账户463847.56元(73046.86美元)，7960.56元(9708元港币)，4.按协议需投资给公司210000元，5.去掉需要投资给公司的21万元剩余金额479405.46元(额外投资给公司的资金)；夏鑫个人部分：1.为公司花销18915.64元，2.按协议投资给公司82137.36元，3.去掉需要投资给公司的90000元，余额为11053元(暂留在公司的费用);总结：公司启动资金300000元+额外投资到公司479405.46元=779405.46元。2016年6月21日，宋花丽通过电子邮件将“服装面料利润表”、“公司费用清单”、“面料订单利润表”及“2013年9月至2016年6月面料部最终利润核算表”等文件发给夏鑫，表格数据显示：面料出口部分已经收到金额719810.38元，剩余金额-36312.28元；公司服装面料按照利润提成最终剩余51309.54元。宋花丽认为，该表格中公司服装面料部分的利润与百瑞公司无关，但又称双方并无合伙经营其他公司，且该核算表发送之后，宋花丽并未再向夏鑫支付任何利润。夏鑫称该核算表系宋花丽单方制作，其还应得的利润远大于51309.54元。另查明，夏鑫于2016年11月1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宋花丽支付2012年6月6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未分配合作利润700000元。该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6）沪0112民初30155号民事判决，判决查明“本院通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百瑞公司2012年8月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净利润进行审计。本院于2017年1月收到上海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函称，其接受委托后经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案情，百瑞公司为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公司，财务账交由香港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代为记账和报税，据被告反映香港当地的做账方式和境内不一样，原始的财务资料会计师在报税以后并未完整保存，所以无法提供2012年8月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完整的财务资料，鉴于以上情况，上海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认为该事项不具备司法鉴定的条件，申请撤销该司法鉴定。诉讼中，宋花丽向本院提交经过香港律师公证和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百瑞公司自2012年2月2日至2016年6月30日由康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会计师作出的历年财务报表，根据报表统计，截至2016年6月30日发行股本10000元港币，累积亏损7751元港币，总计盈利2,249元港币”。判决认为，“夏鑫提交的百瑞公司历年财务报表经过域外公证和司法转递，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虽然宋花丽对提交的财务报表数据不确认，但夏鑫申请的司法审计因不具备审计条件无法进行，夏鑫也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推翻上述财务报表数据，故本院对宋花丽提交的百瑞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予以采纳。根据财务报表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百瑞公司累积亏损7751元港币，按1港元兑换0.8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6200.80元。按“百瑞公司投资款详细单”中列示双方对百瑞公司共同投资779405.46元计算，百瑞公司盈余773204.66元，按约定的30%计算原告可得利润为231961.40元。现夏鑫自认已经取得利润分成款719810.38元，此款已经超过按《工作协议书》的利润比例原告可以取得的利润金额。根据上述数据推演，夏鑫在本案中要求再分配700000元利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判决“驳回夏鑫的诉讼请求”夏鑫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沪01民终3514号民事判决，判决认为“关于51309.54元是否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的问题。夏鑫于二审中主张宋花丽并未向其支付该笔利润。宋花丽亦认可该笔款项并未支付。但夏鑫于2017年8月3日一审庭审中陈述：‘原告除已领取的分成外，还有51309.54元，这笔钱与诉请无关’。夏鑫二审中认可上述陈述为其代理人作出，并认为该51309.54元为面料部分的利润，而本案诉讼请求700000元系服装部分的利润，但又称其主张的700000元利润中包括了服装部分和面料部分的利润。因夏鑫已于一审中明确陈述51309.54元与本案无涉，且夏鑫在本案中主张700000元系由服装部分利润计算得出，故该51309.54元款项与本案无涉”，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7月9日，夏鑫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宋花丽支付2013年8月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双方合作经营上海怡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纳公司）的未分配利润500000元（具体以审计为准）。该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沪0112民初21778号判决，认为“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双方就百瑞公司建立合伙关系，现夏鑫主张双方亦合伙经营了怡纳公司。对此，宋花丽未予认可。双方签署《工作协议书》约定相关投资事项时，怡纳公司尚未成立。怡纳公司成立后，双方没有就合伙经营怡纳公司签署过书面协议，夏鑫既非怡纳公司股东，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对怡纳公司进行了出资。且宋花丽也不是怡纳公司唯一的股东。故夏鑫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宋花丽就怡纳公司存在合伙关系，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夏鑫基于合伙关系要求分配怡纳公司经营利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夏鑫的全部诉讼请求”。夏鑫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宋花丽自认现已无法对百瑞公司2012年8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净利润情况进行审计。以上事实，有工作协议书、民事判决书、电子邮件、审计报告、公证书、当事人陈述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宋花丽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百瑞公司自2012年2月2日至2016年6月30日由康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会计师作出的历年财务报表，夏鑫为反驳其主张，提供了宋花丽向其发送的“2013年9月至2016年6月面料部最终利润核算表”，该核算表显示宋花丽最终还应向夏鑫支付利润51309.54元，且该核算表之后宋花丽自认并未向夏鑫支付任何利润。宋花丽称上述核算表系由夏鑫制作，明显与事实不符。宋花丽提供的百瑞公司财务报表并非通过法院审计得出，系单方证据，亦未能得到夏鑫的认可，且客观上宋花丽亦称现已无法对百瑞公司上述期间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因此，宋花丽的该项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其曾向夏鑫发送的利润核算表所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宋花丽向夏鑫支付的款项均发生在发送利润核算表之前，宋花丽主张夏鑫应当返还多支付的利润，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夏鑫实际分得的利润金额多于应得金额，该举证责任分配系根据诉辩主张而来，与夏鑫诉宋花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并不相同。因宋花丽未能完成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结果意义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其要求夏鑫返还多支付利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花丽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64元减半收取5282元，由宋花丽负担（已交纳）。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但均表示一审援引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3015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认为”部分表述存在笔误，实际系“宋花丽提交的百瑞公司历年财务报表经过域外公证和司法转递，符合证据形式要求，虽然夏鑫对提交的财务报表数据不确认，……”，一审判决中将财务报表提交主体错写为“夏鑫”，并错写为“宋花丽”对财务报表数据不确认。经审查，一审判决中确系存在上述笔误，二审予以更正。二审另查明，宋花丽在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双方合伙纠纷中提交的经过香港律师公证及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百瑞公司自2012年2月2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历年财务报表，其中经香港律师公证的《证明书》记载如下“证明书《唯一董事决定证明》”“兹证明：……三、根据该公司唯一董事亲自于2017年04月21日在本人明确作出及签署的书面记录，该公司唯一董事作出以下决定：1.该公司确认四份该公司的报告及财务报表（分别为：由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截止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止年度、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及截止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为真实无误，其内容正确无误。四、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及该公司组织章程细则，该公司上述唯一董事所作出的上述董事决定对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唯一董事书面记录》以及四份公司报告和财务报表分别作为该《证明书》的附件4-8予以列明，其中附件4《唯一董事书面记录》公证人签名上方的内容为“兹证明此文件即前面证明书内所提及的附件4，经本人查证属实”，附件5-8公证人签名上方内容为“自证明此文件即证明书内所提及的附件5（6、7、8）。此文件内容由提供文件当事人负责”。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2016）沪0112民初3015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书》在卷予以佐证。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宋花丽主张双方在合伙期间其共向夏鑫多支付了利润676360.60元，从而诉请夏鑫予以返还，故宋花丽应当对存在其多支付夏鑫676360.60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宋花丽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百瑞公司自2012年2月至2016年6月的历年财务报表，而夏鑫为反驳该主张提供了宋花丽于2016年6月向其发送的“2013年9月至2016年6月面料部最终利润核算表”，该核算表显示宋花丽还应向夏鑫支付利润51309.54元。经审查，宋花丽提供的百瑞公司财务报表虽经公证，但从公证证明书的内容记载可以反映实际系对百瑞公司唯一董事即宋花丽决定确认该公司的历年财务报表系真实无误的证明，对于具体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公证人并未确认属实，而是明确由提供文件的当事人负责。因该财务报表并非系夏鑫与宋花丽共同委托会计事务所审计，具体审计所依据的财务资料也无证据显示经过夏鑫确认，故在夏鑫提出异议并提供了宋花丽于2016年6月21日发送给其的利润核算表显示宋花丽还应支付其利润情况下，宋花丽主张其在此前已多支付夏鑫60余万元利润存疑。另根据宋花丽自己提供的财务报表可以反映百瑞公司自成立至2016年6月每年均委托会计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核，故宋花丽自身对公司盈亏及利润情况应当知晓，即使如其所述存在垫资、质量索赔等不确定因素，宋花丽高额超付夏鑫利润的可能性并不高。况且宋花丽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上述不确定因素具体导致超付款项数额的情况。因此，宋花丽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让法院确信其主张的超额支付夏鑫60余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结合夏鑫为反驳宋花丽的主张而提供的证据情况，本院认为宋花丽主张的超额支付夏鑫利润的事实目前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尚无法认定该事实存在，故宋花丽作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驳回宋花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本案与夏鑫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诉宋花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同，证明标准的要求不同，故并不能以前案的证据采纳情况直接认定宋花丽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成立。综上所述，宋花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4元，由宋花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静静审判员  潘晓峰审判员  仓 勇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蒋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