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4514号 原告：胡周明，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翰，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绿地控股集团宁波北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618号43幢117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094869080E。 法定代表人：潘春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波，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静波，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宁波市高新区创苑路750号003幢7楼714室。 法定代表人：盛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盛波，男，197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第三人：王志鹏，男，198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衢州市柯城区。 原告胡周明与被告绿地控股集团宁波北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鼎家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胡周明于2019年9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对案件进行诉前登记，案号为（2019）浙0205引调1232号。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追加盛波为共同被告。被告绿地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申请追加王志鹏为共同被告，因原告胡周明不同意追加王志鹏为被告，故本院追加王志鹏为第三人。本案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周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翰，被告绿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静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小鼎家公司、盛波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志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证人汪某、陈某、谢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周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小鼎家公司签订的《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于2019年7月25日解除；2.小鼎家公司退还预付装修款108000元，支付违约金10800元，共计108000元；3.绿地公司、盛波对小鼎家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与绿地公司在绿地公司二楼财务室旁的房间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绿地公司开发的“慧谷中心(北区)一期”5幢806号房。购房时绿地公司售楼处的销售人员告知原告，购房后可以选择由侣行（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侣行公司）包租运营，业主每月固定收取租金，但是必须定制硬装和软装，装修单位由其指定。后原告补充陈述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绿地公司销售人员汪某告诉原告购买5号楼8楼应由小鼎家公司进行装修，并带原告到一楼见了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绍泓森，汪某和绍泓森一起给原告看了印有绿地公司和侣行公司名字的宣传册，表示小鼎家公司和绿地公司是合作关系。 根据绿地公司的指定，原告与小鼎家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在绿地公司售楼处签订了《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即硬装合同，并向小鼎家公司支付了装修款108000元。签约和付款时，汪某均在场。因原告不久前购买了该楼盘的4号楼1713号房，业务员也是汪某，故原告在第二次合作时对汪某和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很信赖。《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7.1条约定，违约金为工程预算总造价的10%。 2019年5月26日，房产交付后小鼎家公司未能按约开工，工期一推再推。2019年7月25日，经多方协调，小鼎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波出具承诺书，表示因小鼎家公司无法履行装修合同，承诺分两期向业主退款，但是第一期付款期间届满后，盛波分文未付。经查，盛波目前人已逃往国外，业主的退款遥遥无期，而且因为硬装没有按期施工，业主们预付的软装款也面临违约赔偿，包租运营服务和预期租金收益将无法实现。另查，盛波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因多个执行案件被限制消费。 原告认为，小鼎家公司未履行《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义务，造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盛波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承诺书，同意退款，视为合同已经解除，小鼎家公司应退还预付装修款并承担违约损失。盛波作为小鼎家公司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承诺书中与小鼎家公司共同作为退款义务人，属于债务加入，应与小鼎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绿地公司在向原告出售房产过程中，强制限定装修，并参与了小鼎家公司客户接洽、户型商谈、合同签订及装修款支付，迫使原告在购房之时就将装修款预付给已经被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人员开设的公司，造成原告损失，应与小鼎家公司一并作为《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承担合同责任，另外，绿地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亦应承担赔偿责任。 小鼎家公司、盛波未作答辩。 绿地公司辩称，1.绿地公司与原告系商品房销售合同关系，销售毛坯房，已按约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2.绿地公司不是《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的签订方，不是履约方，也不是装修款的收取方，原告在出事后也是与小鼎家公司协商，绿地公司不存在使原告产生误解的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诉请绿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本案不构成捆绑销售。尽管现有证据可能反映相关人员在相关装修合同签订中有推荐行为，但现有证据亦表明系王志鹏个人行为，并非应绿地公司要求，而且仅仅是推荐，并非强制，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在前，相关硬装软装合同签在后，原告享有选择权。4.8楼也不存在强制装修，仅是推荐，原告可以选择不装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绿地公司的诉请。 王志鹏述称，1.王志鹏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所述属实。2.王志鹏于2015年下半年到绿地U+未来中心任职，负责营销工作，其中项目公寓产品于2016年入市销售，投资客比较多，其中5号楼公寓是毛坯交付。2017年上半年某一天，小鼎家公司业务人员到绿地项目跑业务，有合作意向，并制作了相关户型的装修方案，但小鼎家公司的方案未经绿地公司同意，双方未合作，小鼎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王志鹏说，以后如果客户有装修意向的可以向他们推荐小鼎家公司。王志鹏向案涉售楼处的销售员传达了如果业主有装修需求可以介绍小鼎家公司的意见。后侣行公司与王志鹏聊到如果5号楼有客户想把复式公寓委托运营的，该公司也可以和业主洽谈委托出租运营管理的业务。按照侣行公司出租运营要求，业主需要相对统一的装修风格。同时由于5号楼是毛坯交付，考虑到后期大量装修等影响，建议最好想要委托给侣行公司出租运营的业主，房源尽量集中一些，否则对外出租的时候不好出租和管理。王志鹏考虑该方案对很多投资客，特别是外地投资客是一个很好的服务，这样客户就不用自己出租来回跑了。于是，王志鹏就将小鼎家公司出具的相关户型的装修方案提供给侣行公司参考，得到侣行公司认可。此后，王志鹏告诉销售员，如果投资客考虑购买5号楼复式公寓，但不想自己打理的，可以和客户介绍相关公司的业务情况，优先推荐房源较多的楼层，当时整体剩余的房子不多，印象中可能相对剩下较多的是8楼左右，客户若有兴趣，则自行和相关公司人员洽谈，具体由客户自行决定。之后王志鹏未再关注装修和委托出租事宜。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小鼎家公司、盛波及第三人王志鹏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除已发表书面质证意见的证据外，应视为其放弃对其余证据行使质证的权利。绿地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除侣行公司业务广告照片、冯静琴和陈某通话记录外）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王志鹏表示对定制装修业主群2018年7月3日至7月25日聊天记录及盛波发的业主表格、侣行公司业务广告照片、冯静琴和陈某通话记录不知情，本院对除绿地公司有异议外的其他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侣行公司业务广告照片拍摄时间并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和《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签订前后，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冯静琴和陈某通话记录，陈某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绿地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调取的（2019）浙0205民初4531号、4521号、451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原告、绿地公司、王志鹏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人汪某、陈某和谢某通过劳务派遣至绿地公司案涉楼盘绿地U+未来中心从事销售员工作，与绿地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案证据认定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小鼎家公司设立于2015年9月7日，注册资金2000万元，2017年6月29日由宁波小鼎家住宅集成装饰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设立之初，吴佳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10%。设立后，股权、法定代表人发生多次变更，目前登记股东为盛波，持股95%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鲍媛媛持股5%并担任监事。2017年至2018年，盛波因其个人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浙江紫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涉及强制执行案件而被限制高消费。 汪某、陈某、陈某某、谢某等人通过劳务派遣至绿地公司案涉楼盘绿地U+未来中心从事销售员工作，王志鹏为绿地公司员工，系该售楼处的销售经理、负责人。原告持有小鼎家公司的宣传册。该宣传册封面标题为“U+未来中心定制精装户型鉴赏”，封底显示“绿地集团（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百强企业）”、“侣行”为合作单位。 2017年11月30日，原告与绿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购买绿地公司开发的慧谷中心（北区）一期5幢806室房屋，该商品房的设计用途为办公用房。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四《装饰、设备标准》内容，上述房屋为白坯房。 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小鼎家公司签订《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小鼎家公司对原告购买的案涉5幢806室房屋进行装修，装修款为108000元，工期为120天，自房屋实际交付之日起10天后开始计算工程天数。双方就违约责任约定：合同签订生效后，双方应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条款，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否则违约方将支付对方工程预算总造价的10%的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同日，原告向小鼎家公司支付了全额装修款。 2019年5月28日，绿地公司向原告交付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房屋。 2019年7月25日，因小鼎家公司未能按期施工，盛波向原告等业主出具承诺书，载明：“我宁波小鼎家住（此处遗漏了“宅”字）装饰有限公司（盛波）承诺对绿地U+未来中心的客户于（此处应为“与”）我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应（此处应为“因”）本人（公司）无法正常履行装修合同，经与电商园区管委会信访负责人，住建委负责人，绿地代表及全体客户友好协商，做以下承诺：1.本公司（盛波）承诺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支付原客户合同部分退款金额80万圆（此处应为“元”）整。2.本公司（盛波）承诺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支付原客户合同剩余全部退款。3.具体客户名单、金额详见附件1。”盛波在“承诺人”处签字，并在签名下一行书写了“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原告等业主亦在承诺书上签字。原告等业主与盛波建立了微信群，2019年6月底开始，各业主在群中不断催促盛波开工，盛波曾在群中确定18日开工，但未履行。盛波出具承诺书时，曾在群中上传绿地签约客户名单，名单上记载了业主的姓名、联系方式、价格、“甲方”等，“甲方”一栏记载了各业主对应的绿地公司业务员名字。 另查明，王志鹏在2019年8月30日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其向销售员说过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推荐“小鼎家装”，没有捆绑“小鼎家装”进行装修。但是2019年有客户向其反映有一个叫陈某某的销售员在客户卖房时，要求客户必须找“小鼎家装”进行装修，客户认为绿地公司这是捆绑销售。其对整个售楼中心的销售员都曾强调绝对不能捆绑销售，但是结果有销售员在这样做。王志鹏承认要求销售员向客户推荐“小鼎家装”进行装修，卖8楼的房子尽量推荐定制装修，这样方便后期侣行公司运营。客户买8楼的房子不一定要定制装修，如果要定制装修，因为“小鼎家装”有现成方案，销售员可以推荐“小鼎家装”，王志鹏未强调必须要“小鼎家装”装修。“小鼎家装”定制价格是“小鼎家装”定的。个人与小鼎家公司无利益关系，只是与小鼎家公司业务员吴佳机个人关系比较好。在小鼎家公司与绿地公司的合作未谈成的情况下，遗留了部分装修图纸在王志鹏处。后来，侣行公司来洽谈托管运营的事情，当时侣行公司要求找一家装修公司统一装修5号楼复式房间，要求规格、样式统一。王志鹏为了图省事、图省钱，再去找其他设计公司设计装修方案也需要成本，于是就将原先小鼎家公司遗留的图纸给了侣行公司，得到侣行公司认可。之后，王志鹏开会告诉销售员，大意是在销售5号楼楼盘时，可以跟客户推荐小鼎家公司，让客户选择小鼎家公司装修房子，目的是为了使客户的房子能够纳入侣行公司托管运营的范围。客户在绿地公司买到房子后，销售员就联系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业务员就会到售楼处与客户签订装修合同，基本签合同的地方都是在售楼处，但销售员不参与客户与小鼎家公司的合同签订。一般来购买楼盘的客户也是抱着投资的心态来，为图省心，销售员给客户一条龙的服务，不仅能增加销量，而且替客户省去很多麻烦，所以客户大多数接受了销售员的建议，与小鼎家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当时推荐的装修公司仅小鼎家公司一家。 陈某某与客户霍俊山[本案同期审理的被告、第三人均与本案相同的（2019）浙0205民初4524号案件原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7年11月20日，陈某某告知霍俊山，8楼交付之后一定要装修，暂时这样安排做示范，其他楼层暂不做要求。8楼装修要预付定金，其他楼层暂无要求。当霍俊山问及装修定金金额，是否一定要陈某某推荐的这个装修时，陈某某回复“或者您可以等下个月开9楼哦，但9楼比8楼略贵万把块钱左右”。随后霍俊山回复“那不是还不如等这个月”并询问“8楼与9楼有什么差别吗”。陈某某回答“楼层高价格高”。霍俊山在2017年11月25日与小鼎家公司签订了硬装合同，在2017年11月27日与绿地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房号为5号楼808室。2018年3月12日，霍俊山与陈某某联系，告知小鼎家公司的付款发票尚未拿到，陈某某表示会再催一下。 陈某某与客户方飞[本案同期审理的被告、第三人均与本案相同的（2019）浙0205民初4522号案件原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8年4月26日，陈某某将软装清单、价格发给方飞，并称“硬装材料费今年涨了很多很多，打死不肯放价了。软装我帮你谈了，现在58000元问题不大”。随后，告知硬装价格“两房一卫一厨一次性付款价格85800（此处少了‘元’），分期付款89800（此处少了‘元’）”，另告知“锅碗瓢盆毛巾被套这种小件都全包了”。方飞在2017年6月13日即与绿地公司签订了有关案涉楼盘5号楼1308室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上述微信沟通次日即4月27日，与小鼎家公司签订了硬装合同。 陈某某与客户孙留娥[本案同期审理的被告、第三人均与本案相同的（2019）浙0205民初4523号案件原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2017年11月26日，陈某某告知孙留娥5号楼9层尚未加推，预计下个月中旬会加推，现在正在卖8楼带定制装修的，“目前在售的是8楼（该层整层为定制装修）”，进一步解释精装修“就是整体统一硬装装修，硬装装修费用7.8-11.3万（元）不等”，并表示“只是8楼公司要求统一定制装修、其他任何楼层都是毛坯交付，无装修要求”，“8楼定位的是整层做运营的”，“就是统一装修，并建议包租，但装修要统一装修，是否包租看业主个人意愿”。随后，陈某某告知孙留娥包租的月租金为2400元左右，楼层、朝向都有差价。2017年12月10日，孙留娥与绿地公司、小鼎家公司分别签订了购房合同及硬装合同。 陈某某在2019年8月30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工资底薪4000元，不管是否定制装修，售房提成比例为4‰。案涉楼盘5号楼8楼需要定制装修不是公司规定，公司未曾下达定制装修的任务，是王志鹏说要帮侣行公司的忙，最好8楼都是装修好的，这样才可给侣行公司做包租运营。要包租的话必须统一装修，即必须找小鼎家公司装修。王志鹏叫销售员引导客户去买8楼，8楼就是必须要定制装修的。之所以8楼要定制装修，是因为8楼房源多，卖不掉。客户不需要定制装修也可以买房，定制装修的话不可以选择装修公司，必须是小鼎家公司。小鼎家公司失联后，曾陪业主去过一次小鼎家公司，小鼎家公司原先的半层商务楼只剩下一间。曾向客户提过装修要押金。除了陈某某自己，另有陈某、谢某、汪某、徐某某亦向客户推荐了定制装修。 陈某某在（2019）浙0205民初4531号、4521号、4516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其与宁波众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由该公司于2017年6月始派遣至案涉售楼处担任销售员，目前仍在售楼处工作。8楼是带运营的，运营公司要求带装修，领导让销售员引导客户去选择8楼。如果包租运营的要定制装修，对外包租装修风格需要统一，如果不选择小鼎家公司，其他装修公司装修风格也需大致相同。可能向客户明确说过找其他装修公司也可以，风格要大致相同，但具体记不清了。如果客户有需求，销售员会向客户推荐小鼎家公司，小鼎家公司业务员将报价表发给绿地公司的销售员。陈某某会随手发给客户，涉及装修的具体细节，会把装修公司业务员的联系方式给客户，让客户与装修公司的业务员自己洽谈。小鼎家公司《U+未来中心定制精装户型鉴赏》宣传册是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带来给绿地公司的销售员，如果客户需要就给客户，陈某某也有把宣传册给客户。陈某某就是看了宣传册中的房间设计，其他内容没有仔细看。只要客户愿意包租，哪个楼层均可，与侣行公司没有关系。陈某某与客户讲过，如果包租，装修风格必须统一。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偶尔来售楼处，与客户谈好细节才来售楼处签订合同。销售员不参与客户与小鼎家公司签订硬装合同、付款，销售员最多帮助客户复印身份证。装修签约部分在售楼处，部分在装修公司，购房合同、装修合同有时同时签，有时分开签。装修合同签订一般在售楼处大厅，装修公司业务员带来POS机刷卡收取装修费，具体地点一楼、二楼不确定。曾希是团购客户，曾买过4号楼28平方米的房子，因为长期不在宁波，想购买复式房子进行投资，于是陈某某向其进行了引荐。毛月华是余姚人，毛月华的情况与曾希差不多，也是为了投资。销售员在告客户书中明确4号楼带装修，5号楼是白坯交付。 证人陈某在（2019）浙0205民初4531号、4521号、4516号案件庭审中陈述：陈某与陈某某由同一公司于2017年6、7月派遣至绿地公司案涉售楼处担任销售员，目前仍在售楼处工作。申晓梅来售楼处买房，最终确定购买910室。申晓梅询问陈某有没有装修，因为绿地公司没有，而领导王志鹏向销售员说过有小鼎家公司这么个装修公司，所以陈某向申晓梅进行了推荐。陈某询问小鼎家公司业务员装修价格后，便转告给申晓梅，此后小鼎家公司业务员便直接在售楼处与申晓梅洽谈了，洽谈过程陈某未参与。陈某未与申晓梅提及提供一条龙服务之类的话。小鼎家公司业务员有将宣传册交给销售员，陈某拿到二三份，将宣传册放在了三四平方米的仓库内。陈某未将宣传册交给申晓梅，但给申晓梅看过，因为申晓梅来看房时提出有没有其他效果图，于是陈某从仓库中取出宣传册给申晓梅看了一下，看后收回。申晓梅与绿地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付款陈某全程在场，付款在售楼处的财务室。购房合同与装修合同同一天签订很正常，因为当天小鼎家公司业务员在场。陈某签完购房合同后就离开，装修合同签订、付款均不在场。 陈某在本案、（2019）浙0205民初4517号案件、（2019）浙0205民初4529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冯静琴[本案同期审理的被告、第三人均与本案相同的（2019）浙0205民初4517号案件原告]与绿地公司签订购房合同时陈某在场，陈某告知冯静琴系毛坯交付，不选择装修也可购房；陈某向冯静琴推荐了小鼎家公司，并联系了小鼎家公司业务员，但冯静琴和小鼎家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及支付装修款时陈某均不在场，没有参与；冯静琴提供的录音内容真实，当时冯静琴发现小鼎家公司已经无人，就致电陈某，但陈某和冯静琴在录音前一天发生争吵，冯静琴曾威胁陈某，陈某对对话内容有误解，且陈某在对话中仅表示对购房会负责，关于装修均是冯静琴个人陈述；案涉小区5幢8楼与其他层楼没有区别，都是毛坯交付，8楼除了工抵房均有介绍装修，其他层楼也有介绍装修。冯静琴和陈某的对话发生在2019年4月20日，陈某要求冯静琴去小鼎家公司看看小鼎家公司倒闭是否属实，并对昨天的过激言语进行了道歉。另，陈某表示其会配合冯静琴维权等，不会不管，因为冯静琴是信赖陈某才到他们这里买房子。冯静琴就此回复：“是的，包括装修费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也是相信你。”并表示是相信陈某才会支付装修款。陈某对此未直接表态，转而再次谈起要求冯静琴去小鼎家公司看看，并表示其也可以陪冯静琴或代替冯静琴去看看，了解情况。 证人汪某在本案及（2019）浙0205民初4517号案件庭审中陈述：2017年6月至2018年4、5月份，其由宁波众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派遣至绿地公司案涉售楼处担任销售，目前在绿地公司余姚项目工作。2017年，小鼎家公司提供了宣传册给绿地公司销售员用于推荐复式装修，宣传册内是户型图，数量不多，平时放在抽屉里，绿地公司销售员看客户需要进行推荐。小鼎家公司业务员在绿地项目部不常驻，在客户需要时会前来协商。业主和小鼎家公司签约地点，有些在案涉售楼处，有些在小鼎家公司，但装修合同内容和价格系业主和小鼎家公司自行协商。经汪某联系，原告和小鼎家公司在案涉售楼处就装修合同进行了协商，但双方协商时汪某不记得其是否在场，双方当初未达成协议，后自行联系在小鼎家公司签约，双方签约及原告付款时汪某均不在场。绿地公司和侣行公司5号楼没有合作，4号楼有合作。销售4号楼时，汪某只是推荐包租公司给客户，方便客户出租，具体由谁装修不清楚，但不是小鼎家公司。侣行公司想要5号楼8楼集中合作，统一管理，就是小鼎家公司的方案，但要看客户选择，客户不选择包租也可购买8楼的房屋，即使包租，业主也可以不选择小鼎家公司的装修，直接和侣行公司协商，侣行公司建议最好统一风格。绿地公司业务员在推荐8楼时与其他层楼没有区别，没有强制装修。绿地公司告知销售员不能捆绑销售，推荐小鼎家公司并非绿地公司下达的要求，汪某也和业主确认过房屋系毛坯交付。小鼎家公司没有向汪某支付过报酬，绿地公司也不会在汪某推荐小鼎家公司成功后发放报酬。汪某这一层就卖了两套，一套原告房屋，另有一套系业主自住。 谢某在2019年8月30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自2017年6月份始至今系案涉售楼处销售员。2017年8、9月份的一天白天，王志鹏召集陈某某、陈某、汪某、徐某某、裘倩倩（内勤，不售房）以及谢某开会。会上，王志鹏称小鼎家公司出了装修图纸，5号楼8、9楼刚要开始销售，当时侣行公司恰好想做8楼运营，王志鹏说客户有需要的就推荐8楼，不需要装修的推荐到9楼，主要还是推荐8楼，装修的话就跟客户说找小鼎家公司。王志鹏将若客户要装修，销售员就跟客户说找小鼎家公司装修的意思传达到与会每个人，并将小鼎家公司的介绍资料给了销售员。后来，销售员按照王志鹏的指示，如客户需要买公寓，一开始会推荐4号楼，因为4号楼是精装修，侣行公司和绿地公司合作将公寓租出去，业主拿租金，销售员推销方便，然后销售员推荐5号楼8楼，8楼主要是47平方米复式白坯，销售员会推荐小鼎家公司来装修。如果客户实在不愿意买8楼包给小鼎家公司装修的公寓，才会推荐9楼。小鼎家公司的业务员邱鑫来过售楼处几次。谢某对客户说，如果需要装修就买8楼，装修公司只有小鼎家公司一家。之所以8楼要装修，是因为侣行公司要出租运营，必须是装修好的房子，否则租不掉。王志鹏让销售员引导客户去买8楼，8楼就是小鼎家公司装修。客户购买8楼的房子但没装修，也是可以的，但绝大部分都找了小鼎家公司装修。之所以8楼要定制装修，是因为8楼房源多，卖不掉。小鼎家公司负责装修的楼层主要是8楼，其他楼层零散也有。公司未下达小鼎家公司装修的任务，推荐小鼎家公司装修亦无额外提成或收入。除了谢某自己，另有陈某、陈某某、汪某、徐某某亦向客户推荐小鼎家公司装修。小鼎家公司的联系沟通都是王志鹏进行的，谢某未曾去过小鼎家公司。 谢某在本案、（2019）浙0205民初4517号案件、（2019）浙0205民初4529号案件庭审中陈述：绿地公司和侣行公司在案涉小区4号楼进行合作，5号楼没有合作，仅由销售员推荐给客户，由客户自行联系；5号楼8层可以不带装修购房，侣行公司要求硬装结束后由其负责包租，当时比较早，只有小鼎家公司来推广装修；后快交付时有很多装修公司来做推广，侣行公司在2018年也推销硬装，并且接受其他装修公司装修的房子进行包租；周坚慧[本案同期审理的被告、第三人均与本案相同的（2019）浙0205民初4529号案件原告]系谢某同事（已经离职）客户，由谢某接手，同事告知谢某说周坚慧要装修，谢某推荐了侣行公司，由周坚慧自行考虑；谢某没有提供小鼎家公司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提供小鼎家公司的宣传册，周坚慧可能曾听之前业务员提起过小鼎家公司，故自行与小鼎家公司联系；周坚慧和小鼎家公司签订装修合同时，谢某在售楼处，但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参与周坚慧支付装修款。 再查明，本案同期受理了原告等21户业主起诉小鼎家公司、绿地公司及盛波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共21件，因其中的4份《精装施工合同》约定仲裁管辖，故本院裁定驳回了该4案的起诉。21户业主购买的案涉楼盘主要分布于5号楼8楼，其余楼层较为零散。 本院认为，原告与小鼎家公司签订的《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小鼎家公司未按约开工，且其法定代表人盛波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承诺书，表明小鼎家公司无法正常履行装修合同，承诺退还装修款，包括原告在内的小鼎家公司客户在承诺书上签字，可见《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签约双方已经确认上述合同在当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本院对原告要求小鼎家公司退还预付装修款108000元，并按《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10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盛波在承诺书中作为小鼎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个人同时做出返还装修款的承诺，系债务加入，责任范围以承诺范围为限，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盛波对小鼎家公司返还装修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盛波对小鼎家公司应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还要求绿地公司对小鼎家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以合同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绿地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1.绿地公司并非《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载明的签约方，且原告与绿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前，与小鼎家公司签订《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在后，可见绿地公司不存在强制原告与小鼎家公司签订装修合同的行为，绿地公司在销售案涉商品房时并未进行捆绑销售。绿地公司向原告交付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房屋，相应合同义务已经基本履行完毕，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2.绿地公司不存在让原告误以为绿地公司与小鼎家公司系同一主体的行为。（1）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签约地点在案涉绿地公司售楼处，也不足以证明绿地公司销售人员参与了该合同的协商和款项交付。（2）即使绿地公司销售人员向原告推荐了小鼎家公司并提供了宣传册，宣传册也明确载明小鼎家公司和绿地公司系两家公司。小鼎家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订约并收取装修款，原告及其他业主与小鼎家公司法定代表人盛波建立微信群要求开工，并在无法开工时要求盛波出具退款承诺，可见原告对《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的签约对象、履约主体并无混淆，即绿地公司不存在让原告误以为绿地公司与小鼎家公司系同一主体的行为。原告若认为绿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可待损失确定后另行主张。 综上，原告要求盛波对小鼎家公司应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及要求绿地公司对小鼎家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小鼎家公司、盛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胡周明与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绿地U+公寓定制精装施工合同》于2019年7月25日解除； 二、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胡周明装修款108000元，支付违约金10800元，合计118800元； 三、盛波对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返还装修款108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胡周明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76元，由宁波小鼎家住宅装饰有限公司负担，盛波对其中2460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馨 人民陪审员  陈黎杰 人民陪审员  黄云丽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圣惠 附件一：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附件二：裁判履行告知书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35×××79，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江北支行营业部。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