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1民终5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修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光明，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明，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立，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刚，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湘江路支行，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湘江路与五一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胡冠华，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冬冬，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新立、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湘江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2018）豫1102民初3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大宗商品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晓明，被上诉人杨新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刚，原审被告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冬冬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且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法院认为部分内容也存在矛盾，希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一、（一）本案关于上诉人交易平台的资质地位的合规性、平台现货交易的合法性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是为现货交易提供服务的平台，平台本身不具备进行期货交易的条件，且符合国家清理整顿现货市场后的规范标准。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16行：“因国家清理、整顿，被告已将交易账户关闭”的事实认定错误。因为上诉人开发的现货交易平台是在国家清理、整顿之后获得贵州商务厅审核批准才投入运营的，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两份证据予以证明：黔商函（2014）59号“关于同意筹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批复”和黔商函（2014）132号“关于同意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投入运营的批复”，足以说明上诉人的交易规则、交易模式通过了主管部门的验收，平台开展的现货交易合法合规。且该验收时间是在2014年11月，本判决书援引的商务部《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特别规定》于2014年1月1日实施，如果上诉人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不符合商务部3号令是无法通过主管部门的验收的。但是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证据未作出认定和评价。（二）关于原告交易亏损资金去向的基本事实不清，即盲目适用合同法52条认定合同无效，要求未获利的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的全部交易亏损是有违民法公平原则的，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书第9页写到：“本质上是会员与客户对赌，一方亏损即是对方的盈利”。（本案会员单位是深圳市亮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客户指代原告杨新立）法院既然认定原告杨新立与会员单位深圳公司对赌，原告的亏损成为深圳公司的盈利，这证明法院已查明上诉人没有收取原告杨新立的亏损，那么本案上诉人赚取的收益来自哪里？恰好印证了答辩意见第5点，上诉人只收取手续费。因此原告的亏损都无理由要求上诉人承担，否则有违公平原则。2、本案裁判结果的矛盾之处在于法院查明原告的亏损由会员单位收取，却在判决书中写道：“杨新立共向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公司交易账户转入1133501元，转出360778.14元，差额772722.86元，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公司应予返还。”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但是上诉人没有取得杨新立的交易亏损。出金和入金是由被上诉人发起的，在自有指定交易账户和会员结算账户之间的流转，该种流转并不导致资金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变化。不能以出金和入金的差额认定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资金，也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作为认定交易损失的依据。3、本案判决书引用合同法52条来认定合同无效，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应当是合同相对方交易无效，但是该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归属于原告与上诉人平台之间，还是原告与会员单位深圳公司之间并没有查明。（三）原审未审查认定案涉交易合同的交易主体，程序有误。原审遗漏必要诉讼当事人，判定案外人与原告的交易合同无效，有损案外人利益。二、案涉交易不存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下的非法期货交易，一审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产生了重大错误。（一）案涉交易不符合期货交易的定义，不构成期货交易。1、首先，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本案中就原告的交易模式，不存在规定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且原告与会员单位的交易并非买卖期货合约而是买卖商品现货，并不符合期货合约的构成要件；同时案涉交易中的交易价系交易系统中的报出价，该报价并非交易方通过竞价形成的价格，本案原告与会员单位作为交易相对方是固定的，不符合集中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特征。2、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属于法律法规，本案一审援引的证监会通知仅为政策，显然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不能适用政策来认定本案是否是期货交易。认定非法期货应当依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标准进行判断，而非其他政策。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政策进行裁判存在重大错误。3、本案现无任何证据表明，上诉人被管理部门认定违法开展期货活动或从事期货类的业务，亦未被管理部门关闭、取缔交易。而上诉人是经省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同意运营的交易所。假设是按照原告的说法，本案交易是原告与深圳公司借助上诉人提供的平台，根据行情报价的价格走势进行买入和卖出，赚取差价，不进行实物交割，买卖双方交易目的均不在于获取商品的所有权，原告与深圳公司一对一进行的交易，交易价格不经过撮合，仅由原告杨新立选择时机通过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互相赚取对方亏损金额，那么该交易模式非传统现货交易，也区别于期货交易，无法律规定对该交易模式进行明确禁止。不能认定交易无效。（二）一审对保证金制度、对冲平仓、实物交割等交易术语存在误解，这几项内容并非判断是否属于期货交易的本质特征，法院审理认定期货交易不能以此为判断标准。1、一审法院对于保证金制度理解有误，本案原告缴纳保证金进行现货交易符合我国通行的现货市场规则。2、关于平仓制度，该制度在现货交收交易模式中表现为风险控制制度，原告与会员单位交易产生亏损后，基于平台设定的交易规则实行了平仓操作，实为对交易亏损方的保护。3、目前在国内现货交易中，交割提货比例极少，本案不存在实物交割，也是原告自行选择的结果，上诉人从未阻挠原告进行实物交割。综上所述，一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理中遗漏了必要诉讼参与人等，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被上诉人杨新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为无效的期货交易，并判令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向杨新立返还经济损失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查询信息显示：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网站发布的“西商沥青”交易单位分别为10吨/手、50吨/手、100吨/手，保证金分别为5%、3%、3%，最小价变单位为1元/吨，合约期限为连续交易，报价点差为5元/吨，限价点差为25元/吨，手续费率0.08%，延期费率0.01%，手续费收取为双边收取，延期费收取为每日收取，强制平仓比例为50%，交易时间为周一07︰00至周六04︰00，最小交割单位为150吨，单笔最大交易限制为50手，最大持仓限制为200手。白银标准合约载明白银交易单位分别为1千克/手、15千克/手、50千克/手、100千克/手，保证金分别为：20%、5%、3%、3%，最小价变单位1元/千克，合约期限为连续交易，报价点差为5元/千克，限价点差为25元/千克，手续费率0.06%，延期费率0.01%，手续费收取为双边收取，延期费收取为每日收取，强制平仓比例为50%，交易时间为周一07︰00至周六04︰00，最小价变单位为30公斤，单笔最大交易限制为20手，最大持仓限制为100手。2016年1月11日，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网站上发布《关于西商沥青上市的公告》，宣布将增加西商沥青品种交易。同日，发布《关于西商油履约保证金调整及退市的公告》，宣布：一、自2016年1月15日起，西商油50吨、100吨的履约保证金由3%调整为5%，西商油1吨、10吨的履约保证金不变；二、自2016年1月15日起，原有西商油的各交易产品只允许转让持仓单操作，不得建新仓；三、自2016年1月22日起，西商油各交易品种履约保证金统一调整为20%；四、自2016年1月27日起，西商油各交易品种履约保证金统一调整为50%；五、自2016年1月29日起，西商油各交易品种履约保证金统一调整为100%；六、2016年1月30日凌晨3︰00至4︰00，西商油各交易品种的持仓单将被代为转让；并在当天休市后正式退市……”。一审查明期间杨新立在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交易系统中进行多次的建仓与平仓，上述交易均未进行实物交割，交易模式是建仓后平仓，如果建仓是买入，平仓就是卖出，如果建仓是卖出，平仓就是买入，进行反向对冲交易，且交易都是从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交易系统上进行。关于出金、入金的问题，杨新立提交的证据以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企业级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支付服务合作协议）均证明涉案资金划拨由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建行开设了结算账户及杨新立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交易资金出入是在杨新立的建行账户和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开设的结算账户之间进行等情况。交易资金系从其建设银行卡转账转至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利用交易账号进行买卖交易。期间出入金差额772722.86元，交易亏损差额中包括贵州大宗认可的手续费等，上述款项均由西南大宗商品公司收取。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2013年，为整顿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证监会制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判断是否属于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应当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从目的上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允许交易者以对冲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从形式上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一般具备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两项主要特征。其中，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合约订立后，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而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权利义务。集中交易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以及做市商机制等。本案中，杨新立在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平台上进行交易，既有买入又有卖出，未进行任何实物交割，表明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允许交易者以对冲方式进行交易，不必实物交割，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的目的要件。从涉案交易的具体过程看，交易品种为“西南油”和“西南沥青”，根据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发布交易商品的标准合约表可以看出，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对杨新立交易的上述产品的交易单位、报价单位、交易时间、最低履约准备金、手续费率、延期费率、单笔最大交易限额、最大持仓量等信息进行了固定，具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本条例所称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规定的期货合约的特征。杨新立在交易时，并不能对上述交易参数进行选择。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系通过其设立的交易平台通过互联网允许众多客户同时开展买卖行为。可见，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亦具备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的特征。从目的上看，杨新立在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交易平台上行过多次交易，但上述交易既非以实际交付实物为目的，亦非以销售实物从而收取相应对价为目的，且涉案交易亦未发生任何实物交割，故涉案交易亦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目的要件。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如果是提供交易平台，需安排相关交易主体集中在其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但是该交易系统由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提供，交易资金结算也通过贵州大宗商品公司账户进行，故应当认定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为交易提供各种设施和便利安排，因此，涉案交易属于集中交易方式，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的形式要件。贵州大宗商品公司自始至终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易平台上就“西南油”“西南沥青”等商品的交易业务已经获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综上所述，涉案交易特征符合期货交易判断要素，即交易对象系标准化合约、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通过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另，涉案交易不符合以实物交付和支付对价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模式，属于期货交易。关于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认定。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经营范围中不含期货交易，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组织涉案的期货交易未经国务院批准，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资质，其在互联网上提供交易平台组织多方进行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其交易平台所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认定为无效正确。因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导致杨新立利益受损，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令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向杨新立偿付其交易损失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参照和适用证监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对涉案交易性质的认定属于合同履行解释的范畴，参照相关规范性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亦参照了《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主张《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关于标准化合约的定义出现了冲突，应适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认定涉案交易并非期货交易。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证监会的文件是受国务院委托和授权专门针对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而作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证监会为了防止现货交易场所规避《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而对标准化合约的定义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微调，不再将交货时间和地点作为标准化合约的固定条款。三、因涉案交易是标准化合约的集中交易，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无效不涉及深圳公司，本案争议内容与深圳公司并无关联，故一审法院未将涉案交易相对方深圳公司列为当事人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为无效的期货交易，并判令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向杨新立返还经济损失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辩称：一、我行并非案涉期货交易合同的当事人，一审判决我行不承担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本质上是被上诉人杨新立与上诉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期货交易合同纠纷，我行并非该期货交易合同当事人，杨新立在我行开办了银行账户，与我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我行依据杨新立发送的入金指令，为其完成资金划转，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应当承担期货交易合同的风险。一审判决我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我行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我行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为“原审被告”，一审判决我行不承担民事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未就我行的责任承担问题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我行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二审审查的范围。杨新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原告在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的现货交易系统（交易账号19×××41）中的开户及全部交易违法无效。二、依法判决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返还原告交易损失资金人民币772722.86元。三、依法判令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对原告的资金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8日；注册资本50000000元；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具体为：提供商品交易平台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市场管理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信息管理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进出品贸易、股权众筹服务、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服务、仓储、企业营销策划、管理服务、销售煤炭（稀土、纺织品、塑料制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矿产品但黄金除外、钢材、建材、金属材料、文化艺术品、收藏品、电子商务）。2015年11月27日起至2016年4月14日，原告杨新立利用在被告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的银行账户（43×××15）内的资金，通过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定制的现货交易软件系统，共计入金1133501元、出金360778.14元，出入金差额772722.86元。原告杨新立的交易账号为（19×××41)，会员单位195号。该交易账号与原告的银行卡号(43×××15)绑定，通过网银盾即该电子盘软件实现交易资金划拨实时清算和结算。原告向被告指定的账号存入保证金进行现货交易操作，被告则根据客户入金数额在电子盘内注入等额虚拟资金。采用的T+0交易方式，周一至周五全天22小时交易，即买即卖，全部订单均通过对冲平仓方式在5日内了结，无一例实物交付。该交易系统则自动划扣手续费、显示盈亏。交易采取分散式柜台交易，引进境内外交易参数生成，实时买卖价格连接银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客户交易指令，实行最大下单量制度、强行平仓制度等。因国家清理、整顿，被告已将交易账户关闭。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第六条规定，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其申请，现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商品现货市场，是指依法设立的，由买卖双方进行公开的、经常性的或定期性的商品现货交易活动，具有信息、物流等配套服务功能的场所或互联网交易平台。”第九条“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一）协议交易；（二）单向竟价交易；（三）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方式。本规定所称协议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以实物商品交收为目的，采用协商等方式达成一致，约定立即交收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交收的交易方式。本规定所称单向竟价交易，是指一个买方（卖方）向市场提出申请，市场预先公告交易对象，多个卖方（买方）按照规定加价或者减价，在约定交易时间内达成一致并成交的交易方式。”第十条“市场经营者不得开展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禁止的交易活动，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原告杨新立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只能选择买入、卖出以及手数，并不能对所交易品种的其他参数进行选择，也就存在被告对买卖交易的其他条款进行了固定，其行为符合标准化合约模式。且交易采取的是保证金交易模式，原告的所有交易均无需支付全额货款，而只需交纳商品价值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并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各自的权利义务，未发生实物交收。本案原告通过被告平台的交易行为并不以相应的实物交易为目的，而是通过所确定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双方以对冲平仓来获取差额利益为目的，且该交易系多客户集中交易。故被告的交易系统并非是现货或现货延期交易。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判断是否属于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应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就目的要件而言，主要是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允许交易者以对冲平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就形式要件而言，现货市场期货交易一般具备各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两项主要特征。本案中，被告的交易中心平台上可以交易的品种，均由平台制定了统一的合约条款，除商品价格未定外，其余交易要素均已在交易前确定，交易者只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即可进行交易，交易时根据交易中心不断报出的价格，交易双方预估价格趋势而确定买入卖出或持仓，符合做市商机制的特征，构成集中交易。被告在交易平台中的所有交易均未进行实物交割，而是通过平仓方式了结交易，由此可见，双方交易的目的并非是转移商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对价格趋势的预估而进行的杠杆交易，本质上是会员与客户对赌，一方亏损即是对方的盈利，所交易的合约具有标准化特征。交易场所既不组织商品流通、又不发现商品价格，实为投机炒作平台。而现货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实物商品或者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目的在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故涉案交易不符合现货交易的特点，实际为期货交易；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的上述规定，被告未经批准开展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涉案交易应属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杨新立共向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交易账户转入1133501元，转出360778.14元，差额772722.86元，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应予以返还。原告之被告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建行漯河湘江路支行所称被告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涉嫌犯罪、本案应移送其他司法机关之问题，因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依据现有证据对该问题无法予以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第十四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杨新立在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的开户（19×××41)及全部交易无效；二、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杨新立772722.86元；三、驳回原告杨新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被告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二审中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认定涉案交易为无效的期货交易并判令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向杨新立偿付经济损失772722.86元是否妥当；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不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2013年，为整顿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证监会制定《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判断是否属于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应当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从目的上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允许交易者以对冲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从形式上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一般具备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两项主要特征。其中，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固定的合约。交易者将此类合约作为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时，并非全额付款，而只缴纳商品价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卖出。合约订立后，允许交易者不实际履行，而可通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权利义务。集中交易是指由现货市场安排众多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易，包括集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以及做市商机制等。本案中，根据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其设立的交易平台中确定的交易规则，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对参与交易的产品品种、交易单位、报价单位、最小价变单位、交易时间、交割申报时间、交割地址、最小交割单位、单笔最大交易限制、最大持仓限制等要素均已在交易前确定，具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本条例所称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规定的期货合约的特征。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系通过其设立的交易平台通过互联网允许众多客户同时开展买卖行为。可见，贵州大宗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亦具备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的特征。从目的上看，杨新立在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交易平台上进行过多次交易，但上述交易既非以实际交付实物为目的，亦非以销售实物从而收取相应对价为目的，且涉案交易亦未发生任何实物交割，故涉案交易亦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目的要件。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交易平台上就“西商油”“西商沥青”等商品的交易业务已经获得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审批。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交易不符合以实物交付和支付对价为目的的现货交易模式，属于期货交易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不具备从事期货交易资质，其在互联网上提供交易平台组织多方进行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规定，故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的规定，一审法院对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在其交易平台所组织的非法期货交易认定为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组织非法期货交易，导致杨新立利益受损，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一审法院判令贵州大宗商品公司向杨新立偿付其交易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有无不当的问题。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将涉案交易相对方深圳公司列为当事人，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新立系以贵州大宗商品公司组织非法交易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贵州大宗商品公司亦系围绕其交易平台所进行交易的性质及合法性进行抗辩，本案争议内容与深圳公司并无关联，故一审法院未将涉案交易相对方深圳公司列为当事人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庭审中提出的在上诉人系统中，杨新立入金1842434元，出金1153286.53元，差额应为68917.47元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杨新立的账户已无法进入，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依据杨新立一审建行账户的出入资金情况进行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上诉人贵州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超审判员 缑兵伟审判员 曹光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