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5856号原告：高静，女，198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王玉梅，北京广进律师事务所律师。1983年5月4日被告：董飞，男，1983年5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代理人：梁涛，北京市中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静与被告董飞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高静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玉梅，被告董飞之委托代理人梁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服务费19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延期付款利息（以1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利息，自2019年7月18日起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常年从事与汉服有关的展示及礼仪培训类工作。被告因录制《星光大道》节目于2019年6月30日找到原告为其提供礼仪指导及培训、汉服租赁服务、化妆造型设计以及模特展示等服务。2019年7月4日，应被告的要求，原告携带汉服并组织化妆造型师以及模特与被告一起进行了录制小样，被告表示满意，被告也支付了化妆费和模特出场费共计1800元，但关于原告的汉族服装租赁费、礼仪培训指导费等费用，被告并未支付。2019年7月10日时，原告向被告发送《雅韵华章合作协议》，原计划双方准备签订该协议，但被告向原告提出修改要求。2019年7月11日双方又在被告指定的地点进行了一次试装展示，被告也只是支付了该次活动的费用1500元。2019年7月13日进行了节目录制前的彩排工作，被告对原告表示感谢，现场有人证在场。2019年7月14日，原告将修改好的《董老师20190715活动合同（修改版）》发给被告后，被告承诺活动结束后第二日如实结款，活动当天录制节目时，由于工作繁忙，才导致未能签署成功，但是双方同意按照28500元进行结算。就在节目录制后第二日下午即2019年7月16日16：06分时许，原告第一次向被告提出要求被告支付服务费用，被告却以微信回复原告两句话之后，就再无任何回复。时至2019年7月18日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被告委托其经纪人（微信名字为“紫龙大叔”）的刘先生，将8000元化妆费，直接打给了原告找来的提供化妆造型服务的化妆师，未给到原告本人。关于剩余19000元的服务费用，原告向被告讨要，遭其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董飞辩称，不同意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第三项根本不属于诉讼请求。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情况是原被告双方未就原告主张的合同达成一致，既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更没有实际履行。另外原告关于微信内容的联系对象也并非被告。该人也并非被告的经纪人。原告首先要就主张的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证明与其联系的人系被告的经纪人。同时，还需要证明原告主张内容的实际履行情况。事实是原告主要负责为提供被告的服装。至于舞蹈老师、化妆师董飞均已完成支付，与原告无关。其他参员演员董飞一直在与其他人员进行联系，并希望尽快支付相关费用，此项内容也与原告无关。问题的焦点是，原告应履行提供服装的义务，在正式演出时，并没有按照彩排确定的服装提供，导致董飞在演出时着内衣出场演出，就相当于只穿了衬衫，没有外套。所以原告的根本义务并没有实际履行，且给被告造成严重影响。因此，被告拒绝支付该演出时服装的租赁费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7月2日，董飞微信联系高静：“高佳人早上好，昨天很高兴聚会，接下来还要佳人大力帮衬成全！我和导演沟通了，节目构想没问题，现在着急的是能否尽快有一个排练视频，把大致的人员的行动视觉发给节目组，他们好开始二度设计和创作。你看能否近两天组织大家有一个排练并录制节目小样，有可能实现吗？”高静回复：“您好！您希望哪天排练呢？”董飞：“越快越好。”高静：“哈哈，紧锣密鼓呀，一共二十人哈？”董飞：“的确是啊，时间还是太紧哈哈。我觉得先按六对来准备。”高静：“我这一两天先确定人员哈。”董飞：“12人阵容，加一个中心女士。”高静：“先找13位女生哈？”董飞：“对的。”……董飞：“这个小样不一定是确切的当天录制参加人员。就是先凑个阵容，把模子反映出来。”高静：“好的。”2019年7月3日，高静微信告知董飞：“明晚确定能来参加排练的目前确定有七人，一人待定。”董飞：“好的。”2019年7月4日，高静带领几个人员与董飞就行了排练，并对排练进行了视频录制。当天晚上，董飞通过微信向高静支付1800元。2019年7月8日，高静为董飞提供了试装服务。当日，高静微信联系董飞：“董老师，今天的化妆费用能给结一下吗？我这边是要跟化妆老师现结的，还望理解。”董飞回复：“好的。”高静：“您是说排练时间调整到13号，直接在电视台走台排练，是吧？”董飞语音回复表示，一是上次排练后，把当天的排练费给了高静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方案能不能认可，所以没有压着排练费，当天晚上就给结了，现在方案通过了，所以肯定是要做15号电视录制录像，所以与刘卫国商量，把所有费用都打包，到时候打给高静，这样比较好走票走税。2019年7月11日，董飞微信联系高静：“刚接到通知，确定咱们13号晚走台。进台须知，提醒大家一定带好身份证。13日晚8点走台，15日下午晚上录制。……。高老师，我这两天忙疯掉，费用都没问题，结束后也会找机会请大家吃饭感谢，帮我问候大家，照顾不周多理解。当晚，董飞微信向高静支付了2019年7月8日的试装费1500元，并表示最后算账的时候将本次的试装费减去。2019年7月13日，高静联系助演（16名）、化妆师并提供服装，与董飞一起进行了排练。2019年7月14日，高静微信语音董飞协商签订协议事宜，高静表示，要与董飞签协议，钱都在协议里，并要把协议发给刘卫国和董飞，价格就是按照之前高静的报价，可以打印两份在2019年7月15日签，因为高静需要在2019年7月15日给化妆、演员等结算两次的费用。董飞语音回复高静，董飞表示会把协议抓紧时间弄一下，2019年7月15日估计会很晚，实在没办法打给高静，2019年7月16日会把所有账结清。高静回复，对此表示理解，同意跟大家协调钱的事，先垫付一下。2019年7月14日晚十一时三十四分，高静将修改好的合同电子版通过微信发送给董飞。合同甲方为董飞，乙方为高静，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请乙方担任2019年7月15日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清明上河图》这一节目中的礼仪指导以及提供汉服、妆造设计及培训礼仪展示人员等相关服务事宜，签订协议：第一条合同内容：甲方请乙方提供汉服、造型及礼仪人员量身定制服务。第二条财务方面：1、汉服：（1）量身定制2000元/套（此次无定制）；（2）租赁：董飞老师彩排和现场执行时使用，200元/套/次。真丝手绣服务租赁最低优惠价500元/套/次。17位礼仪人员的汉服租赁，普通200元/套，真丝500元/套。优惠价共计3800元。2、化妆造型：（1）董飞老师贴头套+化妆+造型，两次共计3000元；（2）17位礼仪人员化妆，500元/位，优惠价共计8000元。3、彩排：（1）礼仪人员车马费200元/位，16位，共计3200元。（2）服装助理：350元/次/人，两人共计700元。4、正式演出酬劳：（1）16位礼仪人员：400元/位，共6400元。（2）2位服装助理：350元/位，共700元。5、总策划及礼仪指导、现场排练，最低优惠价2000元。摄影棚及摄影师价格单独计算。总费用为28500元。……。正式演出后，高静向董飞催要费用，但董飞未付款。上述相关事宜，董飞微信联系高静的同时，刘卫国（微信名称为“紫龙大叔“）也在通过微信与高静进行沟通。刘卫国多次在微信中向高静询问关于董飞造型、化妆等事宜，并对此不断提出相关要求，高静将相关项目的收费标准告知了刘卫国。2019年7月7日，刘卫国微信联系高静：“除了董老师造型需试妆和导演组确认外，其他人员的可以。明天您可以弄协议书面文字，双方都有保障。”2019年7月8日，刘卫国微信语音告诉高静，结账的事情可以向董飞直接说，价格都已经告诉董飞了。刘卫国还表示，双方虽就2019年7月15日的活动没有签订合同，但高静的价格表董飞都看过了。高静表示，会把协议发给刘卫国。2019年7月10日，高静通过微信向刘卫国发送了一份电子版合同。刘卫国表示转给董飞审阅，随后刘卫国告诉高静，合同中的报价与之前的报价有出入。高静称此前的报价是友情最低报价。刘卫国表示，董飞觉得以朋友价合作，以后还会联系商演，一定会补偿给高静。演出后，刘卫国直接向化妆师徐晓航支付了8000元的化妆费。高静认为，依据双方商定的价格，2019年7月13日及7月15日两次费用共计28500元，扣除此前已支付的1500元及化妆费8000元，董飞未支付19000元。董飞对此不予认可，董飞表示其与高静之间并无合同关系，相关价款等均系高静与刘卫国协商，但董飞虽与刘卫国系朋友，但并未授权刘卫国代理董飞协商此事。董飞还表示，2019年7月13日的彩排人员与2019年7月15日正式录制当天的人员不一致，导致没有达到排练的效果，参与人员不符合演出要求，且7月15日高静还少带了一套衣服。高静认为，认可录制当天少了一套衣服，也存在彩排人员与录制时不一致的情况，但并未影响董飞的演出效果，董飞当天夺得了《星光大道》当期的冠军。董飞认可其获得了当期冠军。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高静与董飞之间是否存在服务合同。对此，本院从以下几点分析。首先，高静与董飞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高静提供服务的对象为董飞，在高静将电子版合同文本发给董飞后，董飞未提出异议，并接受了高静的服务。其次，从双方一系列的合作过程看，董飞先后两次向高静支付过服务费，并表示会在正式录制结束后继续付款。再者，虽然高静分别与董飞、刘卫国进行微信沟通，但董飞、刘卫国均未向高静明确表示付款义务人为刘卫国，相反，刘卫国还曾向高静表示结账的事情可以直接与董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本院认为，高静与董飞的合同关系已成立，合同总价款应为28500元，董飞应承担向高静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关于应付服务费的数额。高静在提供服务时，存在瑕疵，比如更换彩排人员、正式录制当天未按约提供全部服装，故本院依据其未按约履行合同的程度，对于其主张服务费，酌减后予以支持。关于高静主张的利息，首先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的期限，且因高静服务存在瑕疵，导致双方对付款数额存在争议，并非董飞故意拖欠，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董飞给付原告高静剩余服务费12000元。二、驳回原告高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元，由原告高静负担51元（已交纳），由被告董飞负担8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判员 韩 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