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云7101行初234号 原告李跃龙，男，汉族，1978年2月1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代理人王家明、张文龙，云南晴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昆明市晋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安明生，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彭建明，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普加林，该局政策法规科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田敬芬，该局企业注册监管科工作人员。 第三人云南乾升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凤踪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卢高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会明，云南枢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跃龙诉被告昆明市晋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第三人云南乾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升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于2019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跃龙的委托代理人王家明、张文龙、被告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机关负责人彭建明及委托代理人普加林、田敬芬、第三人乾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会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跃龙起诉称：原告李跃龙与第三人乾升公司股东彭茂堃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审理作出（2015）昆民三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依据该生效判决向昆明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6）云01执1544号，昆明中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被告区市场监管局下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彭茂堃名下持有的第三人乾升公司的20%股权，被告依法进行了查封；后该执行案件由昆明中院指定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良法院）执行，宜良法院分别于2017年6月1日、2019年2月27日两次向被告下发《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续封，查封期限均为两年，被告进行了续封。现原告向宜良法院申请对该股权评估拍卖，但经查询发现，第三人乾升公司已经于2019年5月14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事项为：“注册资本（金）变更，将注册资本金变更为壹亿元”，同时对应的持股比例进行变更，变更后被执行人彭茂堃持股比例由本案查封时的20%变更为2%，被告于2019年5月14日受理第三人的变更注册登记申请并予以核准。原告是第三人公司股东彭茂堃的债权人，被告对第三人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改变了昆明中院、宜良法院查封彭茂堃20%股权的协助执行要求，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被冻结期间，工商行政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南讯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涉及法律问题的请示与答复》中明确：“在人民法院对股权予以冻结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不得为公司或其他股东办理增资扩股变更登记。”故人民法院在对股权查封、冻结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不得为公司或其他股东办理增资扩股变更登记。人民法院对第三人股东彭茂堃名下的股权进行查封、冻结，目的在于限制其对申请标的的处分，保持申请标的的财产价值及权利状态不受变动，使其偿付债务的能力不被减弱，防止该部分股权价值灭失或减损，确保判决的顺利执行；股权一经查封、冻结，除禁止转移冻结股权的权属或者对被冻结股权设定权利负担，即禁止转让与质押外，该股东因股权而具有的收取红利、股息等财产收益权也将受到限制，具有的管理参与权，如影响股权估值，也不能继续行使；此时进行增资扩股，必然使被冻结的股权权利内容产生变动，如股权净资产估值、未分配的红利、股息等因股权比例的降低而减少，其管理权、参与权、表决权价值也相应降低，而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其他单位应当办理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规定精神相违背。在本案中，被告准许第三人公司进行工商变更后，其股东彭茂堃持股比例减少，损害了原告权益。综上，原告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5月14日对第三人乾升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2.本案受理费用被告承担。 被告区市场监管局答辩称：一、原告李跃龙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原告主体不适格。第一，李跃龙与乾升公司的股东彭茂堃存在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是民事执行案件的申请人，不是乾升公司的股东，不是行政许可的对象；乾升公司与李跃龙之间也无民事法律关系，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的主体是乾升公司，被告对乾升公司提出的变更申请作出准予许可的行政决定，与李跃龙和彭茂堃之间的债权债务无关。第二，被告按照宜良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要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规定，对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股权进行了冻结，即对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200万股权的股东变更、股权转让、股权出质等三项内容进行了限制，至今，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的200万股权事实并未发生改变。被告协助执行的对象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李跃龙，协助义务不导致民事案件执行申请人李跃龙与被告之间产生新的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李跃龙对彭茂堃享有的债权未受到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的影响。第三，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未损害李跃龙的合法权益。宜良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内容为“查封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股权”。宜良法院向被告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也是“查封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股权”。被告已对彭茂堃的上述股权进行了锁定，从法律层面确保了李跃龙对彭茂堃债权的实现。第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出资比例不属于公司登记的事项，也不属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对外公示的内容。被告作出的被诉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并不涉及股权比例的变更。出资比例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约定的出资内容，仅作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依据，股权内容主要表现形式为出资数额而非出资比例，出资比例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第五，公司变更登记属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案提交变更登记申请的主体是乾升公司而不是公司股东，被告有法定权利和义务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审查，然后根据规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在李跃龙与乾升公司无任何关联的情况下，被告作出的准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与李跃龙无关。二、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程序合法。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未被冻结股权的股东能否增加出资额、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答复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定》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该行为是完全合法的。第二，乾升公司经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后，向被告提出变更注册资本的申请，提出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材料，被告认为乾升公司提出变更申请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根据规定作出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的行政许可决定，向乾升公司送达的（昆晋）登记内变核字〔2019〕第819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的变更事项为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情况及各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并无原告诉称的将彭茂堃股权由20%变更为2%的内容。第三，乾升公司的其他股东增资扩股是其他股东应有的权利，由于彭茂堃的股权被冻结，彭茂堃丧失按比例认缴新增股份的权利。人民法院冻结公司个别股东的股权，不影响或限制其他股东的正当权利。股东出资比例不属于公司变更登记的内容，也不属于公司章程应当记载的法定内容。第四，原告诉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南讯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涉及法律问题的请示与答复》仅适用于个案，最高人民法院网2016－03－17办案指引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各类司法依据文件的答复》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济南讯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与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涉及法律问题的请示与答复》属于具体个案的请示答复，其法律拘束力仅限于个案本身，而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在其他案件中法官不能将上述答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综上，被告认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李跃龙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乾升公司提交意见称：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股权冻结后其他股东的增资法律问题”一直有争议，但更多通说认为，需要对每个公司的个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傅松苗、丁灵敏法官所著的《民事执行事务难题梳理与解析》称：“实际上，股权被冻结后的公司增资扩股，在公司净资产为正的情况，股权将被稀释而贬值，但在公司净资产为负的情况下，股权虽被稀释，因公司资产增加，股权价值反而有可能提升，这时候限制公司增资扩股就明显不妥。将‘股权冻结后，公司不得增资扩股’作为一般原则，在公司增资扩股后股东偿债能力反而提升以及其他各类增资扩股不会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情形下允许增资扩股作为例外，显然更加合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对昆明市晋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急情况报告的意见函》中第四点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权被冻结，不能视为全体股东及公司注册资本被冻结，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应受影响，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不变。”第一，乾升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偏低，无法满足乾升公司所从事交易的经营规模，不得不举债经营。2011年3月30日，乾升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2011年12月8日，原晋宁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国有土地挂牌交易成效确认书中确定的乾升公司需要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是13890万元，注册资本无法满足所从事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规模，仅土地出让金一项就需要借款近1.3亿，举债数额巨大。第二，由于遭遇房地产疲软期，项目没有如期开发，公司财务成本逐年增加，最终导致大量债务到期违约，增资前公司净资产为负。从目前涉诉的生效判决看，乾升公司确定的债务是16600万元（尚不包括其他隐含民间借贷），抵押的土地拍卖款仍不够偿还银行贷款。第三，在乾升公司净资产为负的情况下，彭茂堃的股权一文不值。乾升公司增资是为了增加公司的支付能力、降低负债率，这个增资行为不但不会贬损彭茂堃的股权价值，反而会提升彭茂堃股权的价值和股东偿债能力。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主要是分红权，因乾升公司多年未盈利，股东不可能分红；股权价值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公司净资产数额，在公司净资产为负的情况下，股权一文不值，即便股权被法院处置拍卖，也无人愿意购买。原告李跃龙早在2017年6月1日就申请冻结了彭茂堃的股权，在长达2年6个月的时间内，未向法院书面申请拍卖股权，原因在于李跃龙清楚该股权不值钱，从拍卖款中不可能实现债权。宜良法院和李跃龙长期“只查封、不处置”股权的做法是违规的。第四，彭茂堃个人债务巨大，长期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没有任何债务履行能力。除本案的李跃龙外，彭茂堃近年涉诉较多，其名下的全部财产已被强制处置完毕。如乾升公司不通过增资的方式盘活经营，则彭茂堃在乾升公司持有的股权对其偿还债务不会有帮助。第五，乾升公司通过增资、降低负债率，筹资支付工程款，建盖了一部分商业铺面，用这些铺面帮助彭茂堃抵了一部分债务，进一步证明增资对提升彭茂堃的偿债能力是有益无害的，对债权人也是有益无害的。第六，李跃龙在受让债权、诉讼、执行多个环节中留下了涉嫌犯罪的行为轨迹。综上，增资是乾升公司其他股东为挽救公司进行的正当企业经营活动，原告李跃龙提出的“增资必然导致股权价值贬损”的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乾升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30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登记机关为被告区市场监管局，其中股东卢高升出资额200万元，股东彭茂堃出资额200万元，股东云南南宅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600万元。2016年12月14日，原告李跃龙根据（2015）昆民三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昆明中院立案执行，昆明中院作出（2016）云01执1544号《执行裁定书》，指定宜良法院执行。2017年6月1日，宜良法院作出（2017）云0125执2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彭茂堃在乾升公司的20%的股权，冻结时间为两年；并于同日向被告区市场监管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被告于2017年6月1日对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的股权进行冻结，冻结期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2019年2月27日，宜良法院裁定冻结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的股权，并于同日向被告区市场监管局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即对2017年6月1日（2017）云0125执216号《执行裁定书》冻结的股权进行续封，续封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至2021年5月30日。被告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协助执行要求续封该股权。 2019年5月9日，第三人乾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其中，股东卢高升在原出资额2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出资额3600万元，股东云南南宅投资有限公司在原出资额6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出资额5400万元，股东彭茂堃的出资额不变。2019年5月14日，被告区市场监管局受理乾升公司提交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申请；并于同日作出（昆晋）登记内变核字〔2019〕第819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乾升公司注册资本（金）由原登记的1000万元变更登记为10000万元，投资人（股权）由原登记的云南南宅投资有限公司出资600万元、卢高升出资200万元、彭茂堃出资200万元变更登记为云南南宅商贸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卢高升出资3800万元、彭茂堃出资200万元。 2019年11月14日，原告李跃龙以被告区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5月14日对第三人乾升公司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原告应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被诉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是第三人乾升公司，原告李跃龙提起诉讼需要满足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救济，除非对债权人的保护已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法定权益或行政裁量的考虑因素、行政机关与债权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债权人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李跃龙与第三人乾升公司的股东彭茂堃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有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李跃龙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后，宜良法院作出相关执行裁定，对被执行人彭茂堃持有的乾升公司的股权进行冻结，李跃龙所享有的债权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实现。关于被告区市场监管局在作出被诉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时对李跃龙与乾升公司股东彭茂堃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应当予以保护或者考虑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李跃龙不是乾升公司的债权人；其次，冻结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的股权，并不构成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增资扩股权利的限制，乾升公司的正当经营活动不应受影响，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不变，股东大会通过增资决议后，乾升公司向被告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变更登记，被告根据公司申请及相关材料作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对李跃龙的债权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中“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条件。基于以上分析，原告李跃龙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被冻结期间，工商行政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本案中，被告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宜良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于2017年6月1日对彭茂堃名下持有的乾升公司的20%的股权进行冻结，该股权对应的资产数额是200万元。2019年5月14日，被告作出准予第三人乾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行为后，彭茂堃名下被冻结股权所对应的资产数额——200万元并未产生变化，变更登记行为未对彭茂堃名下持有的股权进行变更、质押或设定其他权利负担。申请执行人是以公司股东持有的股权为执行对象，该股权是特定化的财产，其价值随公司业绩变化而变化，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可能会稀释被冻结股权在公司股份中的份额，被冻结的股权价值可能有所变动，但这种变动不具有必然性，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与被冻结股权价值贬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故被告受理乾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申请并作出相应登记行为与原告李跃龙诉称的利益减损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公司登记法律法规、民事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对冻结某股东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增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没有禁止性规定，本案被告依法受理乾升公司提出的申请并依法作出相应登记行为是其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 综上，李跃龙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跃龙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五十元，退还原告李跃龙。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邱 林 审判员 龚 袭 审判员 沈 洋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卢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