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2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文斌，男，1980年4月2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曲萍萍，女，1980年8月2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白云新村山庄北二街2号705室。法定代表人：李良，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育知东路30号院1号楼6层1单元609-3。法定代表人：曲萍萍，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芝，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鸿忱，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良，男，1980年12月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灿芝，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鸿忱，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宋文斌、曲萍萍、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乐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6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文斌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李良与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共同承担返还14.8万元的撤股款。事实与理由：李良系大连乐川公司的大股东，原占有95%的股权，现占有99.97%的股权，上诉人与李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李良支付股权转让款，大连乐川未向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书，未将上诉人列入股东名册，未进行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上诉人未成为该公司股东。此后“撤股协议”因不具备股权转让或公司减资法定条件，协议虽名为“撤股”，实为大连乐川、北京乐川代表李良与上诉人解除原先的股权转让约定，并同意向上诉人返还款项的返还协议。李良虽没在“撤股协议”上签字，但考虑到其母亲及配偶（即大连乐川与北京乐川的法定代表人）均在“撤股协议”中签字、此后李良也部分履行了该“撤股协议”，说明李良对该“撤股协议”中不再履行原先他本人与上诉人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款项的约定是认同的。李良作为收款的民事主体，理应受返还协议的约束。两公司同意返还款项的承诺，是债务加入行为。通过庭审可知李良与大连乐川的财务混同，大连乐川所有财务往来均通过李良的私人账户进行，而大连乐川在“撤股协议”中自称其是与上诉人签订转股协议的主体（实际是李良），也进一步证明大连乐川与李良的存在混同情况，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李良也应与大连乐川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宋文斌的上诉请求，李良不应承担本案的偿还义务。宋文斌所述其撤股的协议上没有李良签字，宋文斌要求李良与公司连带承担返还的义务是错误的。关于混同的问题，宋文斌没有证据证明。李良辩称，同意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意见。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宋文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经审查也未结合任何事实就自行认定曲萍萍与北京乐川公司人格混同，并判决曲萍萍对北京乐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曲萍萍对北京乐川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宋文斌未主张曲萍萍与北京乐川公司财产混同并提供初步证据，曲萍萍不承担证明其与北京乐川公司人格独立的举证责任。在诉讼中认定一人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应区分作为原告的债权人起诉所基于的事由。若债权人以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为由起诉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股东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不存在混同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宋文斌仅提交曲萍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的《撤股协议书》，并未主张曲萍萍和北京乐川公司财产混同，以此为由要求曲萍萍对北京乐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2、一审法院对曲萍萍与北京乐川公司是否人格混同未经任何审查，也未依据任何相关事实，就自行对其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混同，应当审查公司是否建立了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支付是否明晰、是否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等进行综合考量。在本案中，一审法院既没有对曲萍萍与北京乐川公司是否人格混同的问题进行任何考量，也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明曲萍萍与北京乐川公司人格混同。上诉人大连乐川公司至今仅收到宋文斌支付的4.9万元款项，剩余3.5万元宋文斌并未给付。一审法院在宋文斌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前述3.5万元的情况下，就将宋文斌未给付的3.5万元纳入大连乐川公司和北京乐川公司应当偿还的范围，连同其他款项一并认定“故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应当向原告共同偿还上述148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是错误的。三、上诉人一审中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返还宋文斌全部实际出资款。1、宋文斌主张的8.4万元投资款中其仅支付了4.9万元，剩余3.5万元并未给付。2、2015年8月起，大连乐川公司一直及时足额向宋文斌支付工资，宋文斌主张的14.4万元技术投资并未实际全额出资。即使法院认为其已实际出资，上诉人也已全部返还。（1）关于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李良向宋文斌及其妻子支付的124282.20元款项。首先，部分款项的支付发生在宋文斌2015年4月27日支付投资款4.8万元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均发生在宋文斌欲入股公司之前是错误的；其次，《撤股协议书》签订后，大连乐川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良与宋文斌约定，上述款项抵偿大连乐川公司应退还宋文斌的投资款，剩余部分借款宋文斌应当及时返还李良。（2）关于宋文斌私自带走的大连乐川公司所有的价值8899元笔记本电脑，上诉人提供发票及购买记录证明电脑属公司所有，而宋文斌至今未予归还，上诉人认为应将电脑款项折价从投资款中扣除。综上，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宋文斌全部实际出资，就其主张的20.8万元款项，减除35000元-60000元-124282.20-8899元=-20181.20元，即上诉人已返还全部款项，反而宋文斌欠付李良2万余元未予偿还。关于北京乐川是否应在本案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李良、宋文斌及其他的股东于2014年9月23日签署的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构成协议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收取宋文斌的投资款，北京乐川与宋文斌签署的入股协议没有使用该款，所以宋文斌的行为与北京乐川无关，北京乐川虽然盖章但是并没有承担保证责任，也没有其他的事实证明北京乐川是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意见，北京乐川公司应对撤股协议书所述的款项不承担还款责任；我方有证据，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方申请延期举证。宋文斌辩称，不同意三上诉人的意见，三上诉人陈述的2014年9月23日股权构成协议不是本案的证据，三上诉人并没有向法庭出示该协议，所以与本案审理无关。根据双方签订的撤股协议可以看出甲方是乐川团队，包括了北京和大连，有法人的签字和盖章应履行；关于要求曲萍萍承担北京乐川的连带责任的问题，从曲萍萍被宋文斌告上法庭之日起宋文斌的主张非常明确，要求曲萍萍作为北京乐川的法人在没有证明其没有财产混同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曲萍萍和北京乐川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而不是宋文斌先行举证。本案的基础是宋文斌与李良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宋文斌为资金的支出方，李良是股权的出让方。接受资金的主体是李良，至于接受资金如何使用是李良的问题，因此还款的主体应是李良。李良辩称，同意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的全部的上诉意见，不同意宋文斌的辩论意见，事实和理由同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的意见。宋文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李良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共同返还投资款158000元及从2018年4月11日起的利息，判决被告曲萍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大连乐川公司从事计算机技术工作，劳动合同续签至2018年7月31日。2017年9月3日，原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2015年4月27日原告向被告李良转账支付49000元。其后，原告、被告李良及案外人蔡振琪、百全优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构成协议（补充），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经过所有投资人的协商，现对大连乐川公司所有投资人出资方式、总投资以及相应股份分配说明如下：截至2015年4月大连乐川公司总投资额为2000000人民币……2015年4月李良以现金形式追加投资100000，宋文斌以现金形式追加投资84000元，蔡振琪以现金形式追加投资16000元，经过追加投资后乐川总投资额为2200000元。大连乐川公司实际投资人包括4人：李良……拥有大连乐川公司57.6363%股份；蔡振琪……拥有大连乐川公司4.5455%股份；宋文斌以实际投资84000元、基数（工资）投资34000元、奖励投资104000元的方式合计投资332000元，拥有乐川15.0909%股份；百全优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拥有乐川22.7273%股份。协议下方有原告、被告李良、案外人蔡振琪签名，案外人百全优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2017年9月1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甲方、“乐川团队”）签订撤股协议书。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原以实际人民币投资84000元，以技术（一年不拿工资）投资144000元，奖励投资（贡献）104000元的方式入股乐川团队。对于乙方的出资及股权情况，甲方及甲方其他股东均予以认可。现乙方按照原股本中的实际人民币投资228000元退出其股份。其中甲方已在本协议签订前退还股金20000元，剩余未退还股金208000元。奖励（贡献）投资金额不计算在内。乙方需将与甲方签订的入股协议返还甲方。甲方自2017年9月开始，每月10日向乙方支付不能少于8000元。甲方最迟在2018年4月10日将乙方全部实际入股资金208000元全部返还给乙方。协议书落款处盖有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公章及时任被告大连乐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淑华、被告北京乐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曲萍萍的签字和原告签字。上述协议签订后，自2017年9月10日至2018年3月11日，被告李良分7次向原告转账支付共计58208.96元。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李良替其交纳了五险一金1791.04元。上述款项合计60000元。被告大连乐川公司自认被告李良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受其委托。剩余款项，迄今未支付。另查，被告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10日，股东为李良、林淑华。2018年5月16日被告大连乐川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30000元变更为5000000元，将负责人由林淑华变更为李良。被告北京乐川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曲萍萍系该公司唯一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系原告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撤股所产生撤股款一节并无争议，双方就撤股一事达成协议并约定了还款时间，该撤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通过“撤股协议书”明示愿意承担原告撤股款的返还义务，并约定2018年4月10日前返还全部款项。现该还款时间已过，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尚欠148000元未偿还，故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应当向原告共同偿还上述148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4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原告主张中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已收到还款为50000元，2017年9月10日的8208.96元及现金1791.04元，合计10000元，系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向其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与偿还撤股款无关一节，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系因为原告申请辞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大连乐川公司不需要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原告此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李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节，被告李良系被告大连乐川公司股东，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基于其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签订的撤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不包括被告李良，原告要求被告李良承担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提出北京乐川公司、曲萍萍非本案适格主体一节，被告北京乐川公司作为甲方签署了撤股协议书，承诺与被告大连乐川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系债务加入，被告北京乐川公司应当就撤股协议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北京乐川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曲萍萍系该公司唯一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曲萍萍没有提供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相关证据，故应当对被告北京乐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的相关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提出已返还原告全部的实际投资款一节。首先，关于被告提出原告以转账的方式只投资了49000元，剩余35000元并未给付的抗辩意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双方签订的撤股协议书中对于原告现金投资额为84000元予以确认，被告的此项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告提出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原告以家庭生活困难要求借款，公司与被告李良商议后由被告李良向其先后转账支付117182.2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7100元，上述款项应当视为向原告的还款的抗辩意见，因被告所主张的上述款项发生在案涉撤股协议书签订之前，与协议书所约定的撤股一事并无关联，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以此对抗原告要求偿还撤股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被告提出2016年1月28日被告大连乐川公司购买笔记本电脑一台，交由原告使用，价值为8899元应当抵销撤股款的抗辩意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意见，对被告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提出已返还原告全部的实际投资款的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宋文斌撤股款148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4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被告曲萍萍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宋文斌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0元（原告宋文斌已预交），由原告宋文斌负担208元，被告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曲萍萍负担325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提供大连乐川公司股份构成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宋文斌与李良等各方当时投资的主体是大连乐川公司，并非是李良个人，所以还款主体不是李良。宋文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可供比对，本院不予采纳。另，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于庭审中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且至本次庭审仍不能准确陈述其拟提供证据的名称、形式、内容、形成时间等信息，应视为其举证不能，上诉人曲萍萍、北京乐川公司、大连乐川公司的延期举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宋文斌主张应判令被上诉人李良与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共同承担返还14.8万元的撤股款的上诉意见，因宋文斌根据其与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签订的撤股协议书提起诉讼，在该撤股协议中李良并未签字，不能因李良的相关履行行为即推定李良为该撤股协议的履行主体，故本院对上诉人宋文斌请求李良承担案涉款项连带返还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曲萍萍、大连乐川公司、北京乐川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曲萍萍对北京乐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曲萍萍未提供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相关证据，一审系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大连乐川公司主张仅收到宋文斌支付的4.9万元款项，剩余3.5万元宋文斌并未给付及已返还宋文斌全部实际出资款的上诉理由，其主张与其盖章认可的“撤股协议书”内容不符，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宋文斌、曲萍萍、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0元，由宋文斌负担208元，由曲萍萍、北京乐川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乐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3252元，均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虹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丁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