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4民终2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万东北路46号（原万东镇莲池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066185394N。法定代表人：陶贵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男，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发伦，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玲，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乌杨街道园区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050355985K。法定代表人：陶富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男，该公司职工。上诉人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发伦、原审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黔鄂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3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审理中，于2020年3月18日通过易诉平台网上视频庭审方式组织上诉人盛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被上诉人邓发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玲、原审被告黔鄂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盛东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1民初301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邓发伦的一审诉讼请求；三、由邓发伦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诉前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1.邓发伦不能对外主张个人合伙的全部债权，法院应当追加邓发荣、皮水胜作为本案当事人。同时为查明皮水胜与黔鄂湘公司的资金往来，也应当追加皮水胜作为本案当事人。2.《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发包人是重庆康福农机有限公司，承包人是四川久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安公司），本案应当追加重庆康福农机有限公司、久安公司，以便查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3.法院应当追加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及其管理人员作为本案当事人，以便查明管理人员的工资是否已实际支付。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黔鄂湘公司系案涉工程发包人错误。《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发包人为重庆康福农机有限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皮水胜通过现金方式分别支付黔鄂湘公司6万元、33万元、17万元错误。3.一审法院针对《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未查明工资支付的义务人、权利人以及工资支付情况。4.一审法院采信久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当。5.一审法院确认《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错误。该承诺书未加盖盛东公司印章，陶富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不对盛东公司产生约束力。6.一审法院认定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错误。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邓发荣与黔鄂湘公司形成民间借贷，并按此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明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实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邓发伦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应当向邓发伦予以释明变更诉讼请求。3.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具有人身隶属性，不能转让给邓发伦，一审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款项转让无效。4.盛东公司不构成债的加入。被上诉人邓发伦辩称，1.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系合伙关系，本案债权实现后，三合伙人如何分配处置该债权，系合伙内部事务，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在（2019）渝04民终1024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明确邓发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给邓发伦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中均将邓发伦作为债务偿还对象，也表明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认可邓发伦的债权人主体资格。2.《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发包人为黔鄂湘公司，承包人为久安公司，实际上是邓发伦等三位合伙人借用具有资质的久安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久安公司在（2019）渝04民终1024号案件中也出具了《情况说明》，明确600,000元定金、1,008,000元劳务工资均由邓发伦等三位实际施工人向黔鄂湘公司主张。因此，本案不存在遗漏久安公司，更不存在漏列重庆康福农机有限公司的情况。3.皮水胜作为合伙事务的财务向黔鄂湘公司支付的60,000元、170,000元、330,000元，均有黔鄂湘公司出具的收据，且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签章确认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多次确认上述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并无不当。4.盛东公司若认为600,000元定金已退还皮水胜，应当举证证明。5.关于1,008,000元劳务公司是否已实际发放的问题。工资一般是现金发放，且发放人是皮水胜，现皮水胜下落不明，邓发伦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但根据施工合同约定，需要实际发放工资后，凭借发放证明再向发包人进行核算。在《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上有黔鄂湘公司的盖章，及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的签字确认“情况属实”，借此可以反推劳务工资已实际发放。6.案涉款项已将转为借款，有《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可予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黔鄂湘公司辩称，1.同意盛东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2.邓发伦是久安公司的代理人，与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黔鄂湘公司与久安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邓发伦、邓发荣、皮水胜之间系个人合伙关系，其资金往来是合伙出资。邓发伦、邓发荣、皮水胜与久安公司没有合同法律关系。3.黔鄂湘公司与邓发伦未形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邓发伦的主体资格不适格。4.黔鄂湘公司与久安公司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后，久安公司并未实际进场施工，不可能产生1,008,000元的工资债权，也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已履行工资支付。《还款承诺函》是双方通谋的虚伪意思表示。即使1,008,000元的工资债权存在，《还款承诺函》不能证明久安公司同意将该笔债权转让给邓发伦。且工资债权具有人身隶属性，不能转让。5.皮水胜并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综上，因邓发伦主体资格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邓发伦的起诉。邓发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立即返还邓发伦借款2,600,000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尚欠借款本金2,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已支付利息59,500元予以扣除）；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6年11月2日，黔鄂湘公司（发包人）与案外人久安公司（承包人）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包含工业园区1-9号厂房结构、建筑及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等发包给案外人久安公司。2016年11月8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农机产业园合同定金600,000元。2016年11月14日，邓发伦与邓发荣、皮水胜签订《三人合伙协议书》，三人约定合伙修建黔鄂湘项目，合伙协议对合伙期限，出资额、方式、期限，合伙人工资、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出资转让，纠纷的解决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12月17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60,000元，用于秀山项目搬迁和协调费用。2017年3月31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330,000元、170,000元，收款事由分别为项目前期遗留问题的解决费用、租用南坪写字楼。2017年3月31日，黔鄂湘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的内容为，今借到久安公司皮水胜现金壹拾柒万（￥170,000）元整，用于租用南坪写字楼，现定于6月30日归还。注明如在4月10日前久安公司不能正常进场施工，本公司无条件将用万盛任何一处在建房屋作为抵押给皮水胜。2017年4月30日，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出具了《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工资表上载明2016年11月-2017年4月份所有管理人员6个月工资共计1,008,000元，黔鄂湘公司在该工资表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陶富祺亦签字予以确认。2017年5月21日，陶富祺、盛东公司给邓发伦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的内容为，今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现金人民币2,600,000元整（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整）现将以盛东公司还款，预售许可证下来以后将以万盛物流园网签商铺E+L轴线5号地块540平方米以6,000元/㎡作为抵押，于2017年9月30日还清欠款，逾期后大家协商解决，一个月后邓发伦有权自行处理。2017年10月23日，盛东公司给邓发伦出具《还款承诺函》，载明的内容为，鉴于：1.黔鄂湘公司尚欠邓发伦借款共计2,600,000元，其组成为黔鄂湘公司应返还邓发伦定金600,000元（以皮水胜名义交付）转为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的借款，黔鄂湘公司应补偿邓发伦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2016年11月-2017年4月），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0,000元（以皮水胜名义交付）本金及利息共计992,000元。2.盛东公司自愿对黔鄂湘公司尚欠邓发伦前述借款2,600,000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于2017年5月21日出具《还款计划书》。盛东公司未能按该《还款计划书》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为此，现盛东公司特承诺于2018年1月底前返还邓发伦借款1,000,000元，于2018年2月底前返还邓发伦借款1,000,000元，余款600,000元于2018年3月底前全部付清。2018年1月22日，陶富祺出具《付款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为，今承诺邓发伦欠款未付清，按每月28号为准，付给邓发伦利息作为补贴人民币捌仟伍元整。陶富祺系盛东公司的监事会主席，陶富福、陶静英系盛东公司的董事。陶静英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018年2月28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7月16日向邓发伦转账8,500元，共计59,500元。2019年1月28日，久安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2016年11月2日，我公司与黔鄂湘公司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发包与我公司承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为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自行向黔鄂湘公司缴纳的合同定金600,000元，此定金的返还请求权归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享有，与我公司无涉。此外，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以我公司名义组建了‘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并实际承担了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等全部费用。因前述工程未能实施，黔鄂湘公司同意补偿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我公司同意此补偿款100,8000元由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收取。”一审法院认为，黔鄂湘公司作为发包人于2016年11月2日与案外人久安公司签订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发包给案外人久安公司。案外人皮水胜分别向黔鄂湘公司支付600,000元、60,000元、330,000元，包含了合同定金、秀山项目搬迁和协调费用、项目前期遗留问题的解决费用等。而邓发伦于2016年11月14日与邓发荣、皮水胜签订的《三人合伙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伙修建黔鄂湘项目，且久安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载明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为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实际施工人，三人以久安公司名义组建了“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通过该施工合同的履行情况、《三人合伙协议书》及《情况说明》可知，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系合伙关系，三人是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时，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载明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相应款项，《付款承诺书》中陶富祺亦作为经办人签字确认，且盛东公司的董事陶静英也向邓发伦实际支付了共计59,500元。本案系合伙外部关系的争议，邓发伦对外主张权利，并不影响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内部合伙事宜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应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基于上述《还款计划书》和《付款承诺书》，邓发伦成为了对黔鄂湘公司债权的权利人及受益人，其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载明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款项的金额为2,600,000元。《还款承诺函》中明确了该款项的构成：定金600,000元加黔鄂湘公司应补偿邓发伦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再加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0,000元本金及利息共计992,000元。本案中，黔鄂湘公司确于2016年11月8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农机产业园合同定金600,000元，于2016年12月17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60,000元，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330,000元、170,000元。同时，黔鄂湘公司亦在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于2017年4月30日出具的《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陶富祺亦签字予以确认，该工资表上载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份所有管理人员6个月工资共计1,008,000元。上述《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中载明的600,000元、560,000元及1,008,000元均具有事实基础，对该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432,000元，邓发伦在庭审中明确其组成部分为以6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6年12月计算至2017年9月利息及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3月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共计72,000元，剩余360,000元系邓发伦一方进场后因没有实际施工，黔鄂湘公司给邓发伦一方退场后的补偿款360,000元。但《还款计划书》中明确了该款项系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0,000元本金及利息。邓发伦与黔鄂湘公司对于该部分借款约定支付利息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因该利息并未实际支付，该借款的利率不能超过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结合上述款项的出借时间，借款60,000元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金额为60,000元×10个月×2%=12,000元，借款500,000元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金额为500,000元×6个月×2%=60,000元，共计72,000元。对于超出部分，因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对于邓发伦陈述剩余360,000元系邓发伦一方进场后因没有实际施工，黔鄂湘公司给邓发伦一方退场后的补偿款，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该笔款项，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因此，该2,600,000元中的定金600,000元、黔鄂湘公司应补偿的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及借款本金560,000元、利息72,000元，共计2,24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邓发伦与黔鄂湘公司对上述款项形成新的合意，将其全部转化为借款，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形成新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借款的金额为2,240,000元。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在给邓发伦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中约定于2017年9月30日还清欠款。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黔鄂湘公司并未履行还款义务，故其应当偿还邓发伦借款2,240,000元。对于资金占用利息，还款期限届满后，黔鄂湘公司并未履行付款义务，其应当支付邓发伦资金占用利息，因其中72,000元系以年利率24%计算得出的借款利息，故其不应当再行计算利息，同时邓发伦对收到的共计59,500元利息予以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为，以2,16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应扣除已支付的59,500元。盛东公司在《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中明确向邓发伦表示对黔鄂湘公司欠付邓发伦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该计划书及承诺函系盛东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构成债务加入，对盛东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其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盛东公司在《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均明确承担还款责任的债务金额为2,600,000元，但是一审法院确认的借款金额为2,240,000元，故盛东公司应当在2,240,000元限额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邓发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黔鄂湘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邓发伦借款2,24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以2,16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扣除已支付的59,500元）。二、盛东公司对上述债务在2,240,000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邓发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邓发伦负担3,800元，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负担23,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黔鄂湘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经核查,一审中邓发伦提交的《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载明的发包人为黔鄂湘公司，承包人为久安公司，合同尾部“发包人”处加盖的公章为黔鄂湘公司，“承包”处加盖的公章为久安公司，合同中并未出现“重庆康福农机有限公司”名字。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邓发伦是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二、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三、邓发伦与久安公司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四、盛东公司是否构成债的加入。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析。关于邓发伦是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邓发伦依据《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付款承诺书》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三份书证记载的内容来看，借款560,000元所产生的本息992,000元、工程定金600,000元、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转为向邓发伦的借款。邓发伦作为上述三份书证载明的债权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至于上述书证中载明的款项是否属实，双方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则需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审查，但这并不影响邓发伦的诉权。因此，邓发伦系本案适格当事人。关于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的问题。本案不存在漏列当事人。第一，根据《三人合伙协议书》约定内容来看，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三人合伙修建案涉工程项目。虽然《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付款承诺书》记载的款项产生于合伙事务，但是上述书证记载的债权人系邓发伦，其完全可代表其他合伙人主张权利，皮水胜、邓发荣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第二，至于皮水胜与黔鄂湘公司的资金往来，双方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举示相关凭据等证据来证明自身主张的事实，并非需要通过追加皮水胜作为本案当事人来查明案件事实。第三，虽然久安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但根据久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工程定金的交付情况等证据来看，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久安公司已明确工程定金、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归实际施工人享有。加之，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无需追加民间借贷关系以外的当事人。另外，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未经工商登记，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此，本案无需追加久安公司及其项目部作为本案当事人。第四，黔鄂湘公司或盛东公司与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管理人员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久安公司或实际施工人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是否已实际向管理人员支付工资属另一法律关系，这不影响黔鄂湘公司履行支付义务，故本案无需追加管理人员作为本案当事人。关于邓发伦与久安公司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中载明的260万元具体由三部分组成：600,000元工程定金、1,008,000元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560,000元借款产生的本息992,000元。其中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对收到600,000元工程定金无争议，且盛东公司、黔鄂湘公司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已退回。1,008,000元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有黔鄂湘公司盖章以及黔鄂湘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签字确认，且在之后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中多次确认，表明黔鄂湘公司自愿补偿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本院对该笔款项予以确认。560,000元借款有黔鄂湘公司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收据载明的收款方式为现金，其中170,000元还有黔鄂湘公司出具的借条为证，加之之后出具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中多次对560,000元借款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定560,000元借款是真实发生的。《还款计划书》《还款承诺函》对2,600,000元均使用“借款”，且《还款承诺函》明确表明工程定金600,000元、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转为向邓发伦的借款，以皮水胜名义交付的560,000元系向邓发伦借款。因此，本院认定双方已对上述款项进行清算后，一致同意转为向邓发伦借款，黔鄂湘公司与邓发伦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盛东公司是否构成债的加入的问题。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本案中，加盖盛东公司公章的《还款承诺函》中明确载明“盛东公司自愿对黔鄂湘公司尚欠邓发伦借款26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此，本案可以认定盛东公司构成债务加入。一审法院判决盛东公司在224,0000元的限额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至于黔鄂湘公司在二审辩称对一审判决提出异议，但因黔鄂湘公司未提起上诉，本院对其异议不予审查。综上，上诉人盛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20元，由上诉人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庆华审 判 员 黄 飞审 判 员 徐婷婷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 凤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