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8民终8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新英，女，1963年2月5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明（系丁新英之夫），男，1963年2月5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华，新疆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昆荣，女，1968年4月5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敬国（系方昆荣之夫），男，1967年3月10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生，新疆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丁新英、王建明因与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8）兵9001民初4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新英、王建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华、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新英、王建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采棉机是二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与二被上诉人毫无关系，双方不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被上诉人徐敬国提供的合资经营协议书是虚假证据，因证人朱某某与被上诉人徐敬国是同事关系，且该证据也是孤证，故证词不应被认定。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伙经营及合伙分红等事项的证据，故合伙关系明显不成立。被上诉人从未出资19.2万元和参与共同贷款90万元，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合伙出资19.2万元并且参与共同贷款90万元错误。一审认定“双方共同经营采棉机，并按投资比例还贷，并于2014年将贷款还清，自2011年起至2014年上诉人每年按照投资比例通过转账、现金方式给被上诉人分配利润。2015年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分配三个装运拖斗，被上诉人自2015年起不再参与经营管理；2010年11月29日双方共同向采棉机销售公司支付284000元；经营期间双方又购买二手拖斗一个”均无证据证实。石河子市恒信价格评估事务所的鉴定结论错误，不能作为定案结论。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对其诉讼请求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被上诉人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全部事实均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方昆荣、徐敬国辩称，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经营协议书、证人朱某某的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流水、欠条、通话录音均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采棉机并合伙经营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方昆荣、徐敬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1年5月26日签订的《合资经营协议书》；2.判令被告给付采棉机剩余价值80240元及2015年至2018年间采棉机的净收入243200元；3.判令被告承担鉴定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 2010年11月29日，原告徐敬国与被告王建明共同向采棉机销售公司支付284000元。此前，被告王建明已向采棉机销售公司支付100000元。2011年5月26日，原告徐敬国与被告王建明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一份，协议书注明合资经营甲方为丁新英，合资经营乙方为方昆荣，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自愿合资购买采棉机：“平水牌”4MZ-5自走式采棉机一台（发动机号C26××××，车架号PS-4M51××××），单价128万元，装运拖斗5台，每台3万，总资产143万元，甲出资19.2万元，乙出资19.2万元，甲乙双方贷款90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50%。二、本合资行为，依法经营，为便于办理各项经营手续，由甲方办理经营登记。三、本合资经营期限自2011年5月26日至采棉机报废为止。四、合资双方共同经营、共同运作、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合资经营所得的盈余及采棉机报废的残值，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五、合资期间的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照比例在三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六、出现下列事项，合资终止：1.合资期满；2.合资双方协商同意；3.合资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4.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被告王建明签署了被告丁新英的名字，原告徐敬国签署了原告方昆荣的名字。朱某某在见证人处签名。经营期间，双方又购买二手拖斗一个。 2011年6月22日，被告丁新英与石河子农村合作银行签订《借款保证合同》一份，第八师石河子总场作为保证人在该合同上签章，约定借款金额为9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三年。期间，石河子总场作为甲方，二被告作为乙方，二原告及案外人赵某、王某作为丙方（担保方）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一份，约定：为支持乙方的生产经营，甲方同意对其向石河子农村合作银行申请90万元贷款购买采棉机提供担保；为降低各方风险，经协商确定该银行贷款的还款及其他相关事项由乙方和丙方用所属资产、权益，对甲方提供的银行贷款担保设立反担保……。 2011年11月24日，双方以被告丁新英名义购买4MZ-5自走式采棉机一台，价格为1280000元，车牌号码为新03-L0610。原、被告共同经营采棉机，并按投资比例偿还涉案采棉机贷款，并于2014年将贷款还清。自2011年起至2014年止，被告每年按照投资比例通过转账、现金方式给原告分配利润。2015年，二被告给原告分配3个装运拖斗。原告自2015年起不再参与经营管理。 2016年2月18日，被告王建明给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徐敬国购买采棉机款拾伍万柒仟元，待采棉机卖掉给付。”2018年1月22日，原告徐敬国通过电话向被告王建明索款，被告王建明表示卖掉采棉机后给付，并倾诉涉案采棉机采摘效益差。 2018年12月6日，被告申请笔迹鉴定支出鉴定费3000元。 2019年2月12日，原告申请对平水牌4MZ-5自走式采棉机现价值及涉案采棉机2015年-2018年的净收入进行鉴定。经该院委托，石河子市恒信价格评估事务所于2019年4月9日作出恒信价估字（2019）00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新03-L0610号平水牌4MZ-5自走式采棉机在2019年2月25日的价值为160480元；2015年-2018年间该采棉机净收入为486400元。原告支出鉴定费19400元。 2019年6月，被告对恒信价估字（2019）005号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认为鉴定人员鉴定时未考虑涉案五行采棉机在石河子总场被禁用，石河子总场2015年、2016年均发放通知要求全面使用六行采棉机，自2015年至2018年均未作业，无收入。石河子市恒信价格评估事务所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情况说明：我鉴定机构于2019年3月3日对位于沙湾大泉二道河子停放的新03-L0610号平水牌4MZ-5自走式采棉机进行现场勘验。该采棉机正常年检，且挂有2018年度跨区作业证。经咨询相关专业人员及市场调查了解，该机型部分区域作业受限，其市场采摘价格略低于其它机型。 一审中，对于原、被告是否系合伙关系。原告提交原告方昆荣与被告丁新英于2011年5月26日的《合资经营协议书》一份，其中方昆荣的名字系徐敬国书写，丁新英的名字系王建明书写，证实原告与被告合伙购买经营采棉机，总投资额1430000元，各占投资总额50%；经质证，被告对该协议书不认可，表示协议书上的名字不是本人书写，也不是王建明书写。原告提交2013年2月19日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载明徐敬国给丁新英汇款90000元用途为还贷，证实对采棉机的购买原告进行了投资；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提交银行表格模板一份，载明王建明于2014年2月10日转存110000元，证实被告王建明给原告徐敬国分红110000元；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被告仅给原告给付过担保补偿款，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原告提交被告王建明于2016年2月18日出具的欠条一份，证实被告欠付原告采棉机款，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该欠条不认可，认为欠条是原告找人胁迫被告出具的，被告为此向派出所报了警。原告申请证人朱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如下：我与王建明、徐敬国是同事。我从网上下载了合伙经营采棉机的协议，在总场国资办，经过双方修改后打印出来，王建明与徐敬国分别签署了各自配偶的名字，我在见证人处签字。我们三人一起到国资办是为了办理购买采棉机贷款事宜。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被告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徐敬国同事关系，不能客观反映情况。原告提交2018年1月22日的徐敬国与王建明的通话录音一份，证实被告王建明认可合伙关系。经质证，被告王建明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认可，录音中提到的愿意给钱是指2016年出具的欠条，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原告提交2013年12月21日付款人户名为丁新英的普通贷款周期扣款银行凭证一份、2014年1月28日付款人户名为丁新英的贷款还款银行凭证一份，证实原告徐敬国与被告丁新英一同办理的采棉机还款业务，凭证均在原告处保管；经质证，被告认为因原告提供了担保，故相关手续都在原告处，都是被告丁新英在还款，不能证实双方为合伙关系。 被告申请证人丁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如下：我与王建明系一个连队的，亦认识徐敬国。被告2011年购买采棉机是当地最早买采棉机的，没见过他有合伙人，看到他雇佣的驾驶员在驾驶。王建明2011年购买的是五头采棉机，连队在2015年、2016年开会时通知该类型采棉机采棉质量不好，不允许该型号采棉机进地作业。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不认可；被告认为证人陈述属实，予以认可。被告申请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如下：我与徐敬国、王建明均不熟悉。我经常给王建明拉运工人采摘棉花地地头的棉花，与王建明聊天时得知采棉机是他买的，王建明未告知如何购买的采棉机。王建明购买的是五头采棉机，自2015年起，团场通知不允许再使用该类型采棉机。后王建明购买了六头采棉机。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的陈述均是听说的，故不认可；被告认为证人证言客观属实，证人未听说涉案采棉机存在合伙事宜，也没见过原告参与合伙经营，同时可以证实涉案五头采棉机自2015年已被团场禁用。被告提交2016年7月22日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一份，处警情况记录：经查2016年7月22日11时许，钱某到145团六分场12连办公室找王建明索要欠款未果后，双方发生争执，民警到达现场，经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已告知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此事，证实欠条是受胁迫出具；经质证，原告对该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实欠条受原告胁迫出具的。 因二被告不认可《合资经营协议书》中“丁新英”的签名系被告王建明书写，故申请对该笔迹进行鉴定。经该院委托，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新卓文鉴字（2018）第15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1年5月26日《合资经营协议书》中“丁新英”的签名迹与提供的丁新英（王建明书写）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该院认为合伙经营协议书、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欠条、证人证言、银行流水、通话录音、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相互佐证，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可以证实涉案采棉机系由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并合伙经营。被告申请的证人陈述的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实其涉案采棉机系其个人购买，亦不能证实五头采棉机已被禁用。被告提交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记录的报警时间为2016年7月22日，且索款人叫钱某，而本案欠条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故该登记表与本案无关联性，亦不能证实欠条是受胁迫出具。 一审法院认为：从该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合资经营协议书的落款名字虽为原告方昆荣与被告丁新英，但是上述署名系原告徐敬国与被告王建明签署，且合伙过程原、被告四人都实际参与；原、被告双方自2011年起合伙购买采棉机，并共同偿还贷款，对合伙财产采棉机、拖斗统一管理和使用，故原、被告为合伙关系。因原告自2015年未能参与经营管理，致使合伙关系难以继续，原告要求与被告解除合伙关系，本案起诉状送达被告时，应视为解除通知送达对方，故该院确认原、被告双方合伙关系解除。 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分别出资192000元达成购买采棉机意向，后双方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对双方的出资、贷款、出资比例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并贷款部分金额购买价值1280000元的采棉机一台、拖斗六台。共同经营期间，双方按照出资比例各50%偿还采棉机贷款、对利润进行分配，并于2015年对拖斗进行了平均分配。原告自2015年起虽未参与经营，双方并未解除合伙关系，原告现主张2015年至2018年的利润，符合法律规定；因双方合伙的采棉机贷款已还清，庭审中双方亦未提出尚有债务，故原告应当分得的退伙财产款为80240元（160480元×50%）、2015年至2018年的合伙收益为243200元（486400元×50%）。被告辩解石河子总场2015年、2016年均发放通知要求全面使用六行采棉机，五行采棉机已被禁用，自2015年至2018年均未作业，无收入；因其采棉机并未报废，依然正常年检，并挂有跨区作业证，其采摘范围仅是部分受限，依然可在其它区域作业，仅是收入多少受影响，鉴定机构在鉴定时已将该因素予以考虑；同时，被告辩解鉴定机构鉴定程序违法，但是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该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原告因诉讼支出鉴定费19400元，被告应当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解除原告方昆荣、原告徐敬国与被告丁新英、被告王建明的合伙关系； 二、被告丁新英、被告王建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方昆荣、原告徐敬国退伙采棉机款80240元； 三、被告丁新英、被告王建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方昆荣、原告徐敬国合伙收益243200元； 四、被告丁新英、被告王建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方昆荣、原告徐敬国鉴定费19400元。 案件受理费616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丁新英、被告王建明承担，与前款一并给付原告方昆荣、徐敬国。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在二审提交新的证据有：上诉人丁新英向新疆石河子农村合作银行贷款900000元的还款明细，该交易明细反映：上诉人丁新英于2012年1月13日还款300000元，于2013年2月19日还款300000元，于2014年1月28日还款300000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丁新英还款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对一审认定双方2011年11月24日以丁新英的名义购买采棉机一台，双方共同经营采棉机，并按投资比例偿还涉案采棉机贷款，并于2014年将贷款还清。经营期间，双方又购买二手拖斗一个。上诉人自2011年起至2014年，每年按照投资比例通过转账、现金方式给被上诉人分配利润，2015年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分配三个装运拖斗，被上诉人自2015年起不再参与经营管理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错误。对其余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被上诉人称根据《合资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应出资19.2万元购买采棉机，其按照约定履行了19.2万元的出资义务，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供证据。 2.被上诉人称上诉人陆续给其分红共计410000元，给的都是现金。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 3.被上诉人称双方以2012年、2013年、2014年的采棉机收入，每年还贷款30万元，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每年各还贷15万元。上诉人对此不认可，称贷款全部是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对其说法未能提供证据。 4.上诉人在二审中对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新卓文鉴字（2018）第153号鉴定意见书无异议。 5.2014年2月10日，王建明给徐敬国转款11万元，上诉人称是给被上诉人的感谢费，被上诉人称是分红款，双方对此均未能提供证据。 6.被上诉人称在上诉人经营采棉机期间，其参与了经营，证据是被上诉人方昆荣的弟弟方玉国给上诉人开车。经庭审查明，上诉人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期间雇佣方玉国开车，上诉人给方玉国发放了工资。 7.被上诉人称在合伙经营期间，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分了三个拖斗。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供证据。 8.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2013年2月19日被上诉人徐敬国给上诉人丁新英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90000元的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被上诉人徐敬国在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填写的是“还贷”。被上诉人用该证据证明其还了贷款。上诉人称该90000元是上诉人在南疆阿拉尔13团干活的钱，上诉人把干活的条子和银行卡交给该团生产科科长，当时快过年钱一直没有打到银行卡上，上诉人没有办法还贷款，打电话询问后才被告知钱早就结过了，被徐敬国结走了，徐敬国有个亲戚在南疆当局长，上诉人让徐敬国把钱打过来。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合伙法律关系，其对此应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被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合伙经营和合伙盈余分配。即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合伙购买采棉机和合伙经营采棉机的事实，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一审对双方以上诉人丁新英的名义购买采棉机及双方共同经营采棉机，并按照投资比例偿还采棉机贷款，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分配合伙利润和分配三个拖斗的事实认定错误。至于2016年2月18日，王建明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因双方不存在合伙的事实，故不存在合伙算账的问题，该欠条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被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合伙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分配合伙剩余财产及合伙利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伙关系并据此判决上诉人给付退伙采棉机款和采棉机收益款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丁新英、王建明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8）兵9001民初4158号 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 三、鉴定费共计22400元，由上诉人丁新英、王建明负担 3000元（已交纳），由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负担194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6162元（被上诉人交纳），由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43元（上诉人预交），由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负担，被上诉人方昆荣、徐敬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丁新英、王建明。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宁之 审 判 员 李红敏 审 判 员 胡春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林 丽 书 记 员 陈梓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