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6民终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玉彩媚，女，1968年11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艳堂（曾用名：施彦堂），男，1962年9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学，男，1972年6月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上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喜，上思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玉彩媚、施艳堂因与被上诉人韦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2019）桂0621民初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彩媚、施艳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韦学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玉彩媚、施艳堂受糖厂的委托，在叫安百镇百包村设点收购原料蔗，是合法经营。在收购过程中，完全按厂方的规定进行代收工作。2．凡厂方设点代收甘蔗均由厂方在收集点称重过磅并开具过磅单，过磅单注明蔗主（即蔗农）运输车型、蔗种、交蔗时间、重量等项，这是厂方专一的规定，玉彩媚、施艳堂是按厂方的规定履行。3．玉彩媚、施艳堂对韦学以及所有的蔗农交来的甘蔗都没有用“送货单”、“收款收据”当作收购凭证来开具。而韦学却将“收款收据”当作玉彩媚、施艳堂开具的代购甘蔗凭证，其说法不合常理、更不合厂规。4．韦学提供的“收款收据”不是玉彩媚、施艳堂所开具的，仅只签有一个“玉”字，不能证实就是玉彩媚本人的名字。尤其在韦学提供的2张“收款收据”中，所签上的“玉”字的笔迹有明显的不相似，这完全证实了“收款收据”是韦学为谋取钱财、嫁祸于玉彩媚、施艳堂而蓄谋伪造的。5．上上糖厂对进厂的原料蔗，必须经厂方称重过磅后开具过磅单，蔗农持过磅单到厂财务处方能领取蔗款。无过磅单，厂方不予支付蔗款。6．韦学指控玉彩媚、施艳堂从糖厂冒领其蔗款是无事实依据的，是捏造、诋毁、诬告。7．玉彩媚、施艳堂若向糖厂冒领韦学的蔗款，必须有玉彩媚、施艳堂在领取单上签字，现韦学根本无任何证据证实玉彩媚、施艳堂从糖厂领取其蔗款。 韦学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施艳堂、玉彩媚支付韦学甘蔗款1,971.9元；2．判令施艳堂、玉彩媚以1,97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韦学自2018年4月1日起至施艳堂、玉彩媚付清甘蔗款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施艳堂、玉彩媚全部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艳堂、玉彩媚于2017年至2018年榨季在上思县叫安镇百包村开设原料蔗中转站。中转站收取18元/吨的装车费，装车费由蔗农承担，由上上糖业公司负责代扣。2018年3月1日，韦学向施艳堂、玉彩媚设置的中转站交售原料蔗，并收到一张《收款收据》，载明：“2018年3月1日，那苏韦学，毛重5120-皮2052=3068，品种22。收款单位：玉。”2018年3月3日，韦学向施艳堂、玉彩媚设置的中转站交售原料蔗，并收到一张《收款收据》，载明：“2018年3月3日，那苏韦学，毛重3325-皮2011=1314，品种22。收款单位：玉。”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发展办公室关于2017/2018年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问题的通知》（桂价电〔2017〕28号）规定，广西执行全区统一的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政策，2017/2018年榨季普通糖料蔗收购首付价为500元/吨。《防城港市物价局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糖业发展办公室关于2017/2018年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问题的通知》（防价字〔2017〕76号），载明：“一、我市2017/2018年榨季糖料蔗收购继续实行优良品种加价政策。在自治区规定的十七个优良加价品种中，选定桂糖42号、桂柳05136、粤糖93/159以及上榨季经自治区批准的福农41号、柳城07-150号作为优良加价品种。在首付价500元/吨的基础上加价30元，一并作为首付价一次性支付给蔗农；二、对劣质淘汰品种继续实行降价收购政策。根据我局防价字〔2015〕74号、防价字〔2016〕84号文件规定，已提前公布了台糖98/0432、台糖79/29、粤糖53、粤糖55、台糖97/69、台糖7802/668、台糖92/2668、粤糖94/128列入劣质淘汰品种，以上品种继续作为2018/2019年榨季劣质淘汰品种，按普通糖料蔗收购价格的90%执行。请各制糖企业继续向蔗农公布。其余按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韦学依据《收款收据》，主张其向施艳堂、玉彩媚开设的原料蔗中转站出售甘蔗。施艳堂否认《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玉彩媚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施艳堂、玉彩媚均未向该院提交足以反驳韦学诉讼请求的证据，该院对施艳堂、玉彩媚的辩解不予采信。韦学与施艳堂、玉彩媚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施艳堂、玉彩媚应按约定支付韦学甘蔗款。根据防城港市物价局公布的2017/2018年榨季糖料蔗收购价格，品种22属普通糖料蔗，收购价为500元/吨。韦学提供的《收款收据》中未注明糖料蔗的计重单位，根据韦学的主张，该院推定计重单位为千克。扣除装车费后，施艳堂、玉彩媚应支付韦学甘蔗价款2,112.12元[4.382吨×500元/吨-4.382吨×18元/吨]。韦学现要求施艳堂、玉彩媚支付甘蔗价款1,971.9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韦学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由于韦学与施艳堂、玉彩媚之间系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无法准确确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施艳堂、玉彩媚应当及时履行付款义务。韦学于2018年3月1日、3月3日将糖料蔗交付施艳堂、玉彩媚，现韦学要求施艳堂、玉彩媚自2018年4月1日起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赔偿韦学因此受到的损失，并无不当。由于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韦学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实际上应系逾期付款损失。关于该损失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具体而言，罚息利率标准应当根据守约方的损失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至50%。韦学现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未超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的标准，该院予以支持。故施艳堂、玉彩媚应以甘蔗价款197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韦学自2018年4月1日起至付清甘蔗价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施艳堂、玉彩媚支付韦学甘蔗价款1971.9元；二、施艳堂、玉彩媚支付韦学逾期付款违约金（以甘蔗价款197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5元，由施艳堂、玉彩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向法院提供，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玉彩媚、施艳堂合伙设点收购甘蔗，双方均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玉彩媚、施艳堂虽然否认韦学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但在一审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申请司法鉴定，也没有提供其他充足证据进行反驳，一审根据韦学所提供证据和一审法院所调取的证据综合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判令玉彩媚、施艳堂支付甘蔗款及支付违约金正确，应予以维持。玉彩媚、施艳堂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玉彩媚、施艳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人玉彩媚、施艳堂已预交），由上诉人玉彩媚、施艳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大亮 审 判 员 李元东 审 判 员 刘帅武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张 欣 书 记 员 曾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