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5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福昌，男，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立新，江苏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云华，男，1957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圆圆，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竹齐天，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常福昌因与被上诉人朱云华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6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福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立新、丁浩，被上诉人朱云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圆圆、竹齐天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福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常福昌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2006年至2009年期间，常福昌与朱云华合伙承包了四项石材工程，分别是浙江宝业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业公司）向常福昌分包的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幕墙工程、宝业公司向常福昌分包的绍兴文理学院工程、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公司）向常福昌分包的绍兴文理学院工程、中成公司向常福昌分包的绍兴市档案馆工程。两分包人的代表与常福昌分别确认了上述四项工程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常福昌和朱云华分别代表承包方从分包方领取了以现金支付方式和以房抵债方式的案涉工程分包款。在施工过程中，常福昌承担了上述四工程的施工费用，并为此额外垫付了500万元左右自有资金。常福昌实际支付的施工成本与领取的分包工程款存在巨大差额。为了清算事宜，常福昌多次找朱云华协商处理，但朱云华总是回避。2019年3月经中间人介绍，朱云华同意委派代理人出面协商。因此，常福昌就自身垫付的施工成本先行与朱云华代表协商。为减少常福昌的资金垫付亏损问题，常福昌本着先成本分摊后清算原则，即在工程盈亏平衡前提下，朱云华应当从其已收工程款中先行弥补常福昌支付的额外垫付费用。协商签署对账单后，朱云华对对账单却不予认可，认为不是其真实意思，对账没有经过详细核对，是虚假的。同时，朱云华认为对账单是虚假的，以虚假的证明和虚假的结算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常福昌构成了虚假诉讼。本案工程分包均是常福昌与相关单位之间发生，出于互相信任，常福昌同意朱云华到相关单位领款，但对于工程成本开支等却违反诚信原则，长期拖延不予清算，对代理人的对账行为也不予认可，已经造成常福昌的重大经济损失。常福昌在庭询中另补充称，希望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本案合伙进行结算。 朱云华辩称，一审判决驳回常福昌全部诉讼请求正确，但本案构成虚假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后，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双方合伙以及前期对账情况。2006年开始，常福昌与朱云华开始合伙承接石材分包项目，合伙方式为工程款由二人分别收入交由常福昌哥哥常福仁及常福昌老婆杨冬梅统一安排支出，合伙内部记账方式为二人的收入与支出款项均由常福仁统一记账，统计全部收支后一并结算，合伙期间的利润和亏损二人各占比50%。2010年四个项目工程全部结束后，对外应收工程款1400多万已全部核算完毕。2010年至2014年，朱云华根据常福仁提供的财务数据跟常福昌对账，但由于双方在部分财务数据上产生分歧，未形成一致意见，直至2014年初，双方共同签署确认了一份财务对账清单，该次对账确定合伙期间的利润合计2372481元，除朱云华垫付的108万元工程款暂未达成共识，以及扣除朱云华已经取得的款项734660元，常福昌尚应支付给朱云华551580.5元，常福仁也对朱云华垫付的108万进行确认。但此后几年，由于该笔垫付款账目，双方又多次沟通未果，朱云华也曾多次向常福昌催讨，但常福昌均以内部合伙账目未清算完毕为由，拒绝履行。案外人陶明华对于双方之间的对账纠纷知情，曾多次参与双方对账协调，2019年，案外人陶明华推荐了案外人樊雪祥及蔡森洋给朱云华。后，朱云华向案外人樊雪祥出具了第一份授权委托书，仅委托樊雪祥出面调解，对收益进行对账，并无特别授权且声明不得有违法行为。2019年3月4日，案外人陶明华、樊雪祥及常福昌提出对该授权委托书进行修改，并将已修改完毕的委托书交由朱云华签字，委托权限修改为“全权委托”、“受托人樊雪祥的一切行为视为朱云华的意思表示”、“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对账单等一切书面文书、委托第三方审计、代为收取款项及支付款项等”、“委托人向受托人提交所有对账清算事宜所需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朱云华迫于希望对账顺利高效的前提下，同意并在委托书上签字。2019年3月11日，案外人陶明华提出要求双方在其处存放对账押金，朱云华同意在陶明华处放置100万押金并出具了承诺书。2019年3月13日，朱云华向陶明华转账押金100万元，常福昌并未将押金200万元转给陶明华。3月15日至4月4日期间，经朱云华询问，陶明华告知常福昌未支付相应押金，朱云华告知陶明华双方不具备对账前提。2019年4月4日，案外人樊雪祥告知朱云华对账已经完成并签署对账单，朱云华需支付给上诉人2016700元，朱云华表示不可能，后朱云华告知樊雪祥委托终止，并向陶明华提出要求退还100万元押金。2019年4月7日，案外人陶明华将感谢信原件照片发送给朱云华，其上载明常福昌同意支付给案外人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感谢费，金额为对账尾款200万元的50%，并签字捺印。二、本案构成虚假诉讼，要求二审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一，双方早在2014年已共同签署确认了一份财务对账清单，常福昌尚应支付给朱云华款项551580.5元，不存在双方之间究竟谁享有债权的问题。第二，陶明华与常福昌的交情实际甚于和朱云华的交情，樊雪祥也是陶明华主动推荐给朱云华的，这为之后常福昌、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之间形成共同利益团体奠定了基础。第三，案外人陶明华对于双方之间多年的对账纠纷知情，陶明华以及其找的讨债人员樊雪祥、蔡森洋对于朱云华对常福昌享有债权的事实是知情的。第四，朱云华第一份出具的委托书权限为一般授权且委托事项为调解，但陶明华、樊雪祥以及常福昌众口一词提出委托书不符合要求，必须改成“全权委托”、甚至委托权限无限放大至“受托人樊雪祥的一切行为视为朱云华的意思表示”、“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对账单等一切等一切书面文书、委托第三方审计、代为收取款项及支付款项等”，这为后期常福昌、陶明华及樊雪祥串通奠定了基础。第五、正式对账前，双方一直在处理押金事宜，因此朱云华并未将对账所需的资料交付给受托人樊雪祥，樊雪祥也从未提出要求朱云华提供对账资料，樊雪祥在未持有委托人任何对账资料的前提下，与常福昌之间迅速的达成了对账单，且在对账过程中，樊雪祥也从未就常福昌出具的账目、数据、凭证等向朱云华进行情况核实，不符合常理。第六，陶明华作为朱云华委派的中间人，在对双方之间的实际纠纷知情、且明知常福昌并未支付押金的前提下，仍然迅速与常福昌达成了与历年对账情况截然相反的对账单，不符合常理。另外，2019年4月4日对账完毕后，朱云华当即提出强烈反对。此后，陶明华将该对账单原件图片发送给朱云华，并告知对账结果有问题，应该是常福昌买通了樊雪祥的结果，并产生所谓卧底以及感谢信，但其实2019年4月4日当天，陶明华发给朱云华的对账单上并无其签字，也无数字修改，但在常福昌提交的证据中不仅有数字修改，还多了陶明华的签字，说明陶明华一边将对账单发给朱云华，但另一边又在后期帮助添附了其本人的签字，一边哄骗朱云华假装做卧底探听情况，实则自始至终与常福昌是恶意串通。第七，关于本案中的感谢信，并非常福昌以及陶明华口中所谓的“开玩笑写写”的游戏表示，实际上就是常福昌、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之间关于共同伪造证据、损害朱云华权益以期通过虚假诉讼获得胜诉判决后，内部的一个分赃约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常福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云华支付常福昌20867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4日，朱云华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委托人朱云华因与常福昌合伙承接绍兴市检察院（宝业）、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宝业）、绍兴文理学院（中成）、绍兴市国家综合档案馆（中成）共四个相关花岗岩装饰装潢工程，上述工程早已全部完工，涉案工程款累计14769030元已全部结清。现就朱云华与常福昌二人关于上述四个工程的内部合伙对账清算事宜，朱云华全权委托樊雪祥代其参加对账清算，受托人樊雪祥的一切行为视为朱云华的意思表示，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对账单等一切书面文书、委托第三方审计、代为收取款项及支付款项等。委托人向受托人提交所有对账清算事宜所需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朱云华在委托人处签字捺印，樊雪祥在受托人处签字捺印，陶明华在证明人处签字捺印。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的由常福昌书写的承诺书载明，常福昌承诺同意由陶明华作为证明人，并转给陶明华押金200万元，如经对账后常福昌需支付朱云华款项，则由陶明华直接支付给朱云华；如经对账后朱云华需支付常福昌款项，则由陶明华直接支付给常福昌，并退回押金。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12日的由朱云华书写的承诺书载明内容与常福昌书写的承诺书内容基本相同，不同处为押金100万元。两份承诺书中，陶明华均用手写字体载明其承诺不收任何费用，只对对账真实负责。2019年3月13日，朱云华向陶明华账户中汇款100万元。 2019年4月4日，樊雪祥与常福昌签订结算单一份，载明：“……现今双方实际核对人（朱云华授权委托人：樊雪祥），常福昌。绍兴市检察院、宝业元培学院、中成文理学院的总收入为944.32万元、支出1361.66万元，常福昌实际多垫付417.34万元。多垫付的一半由朱云华承担，现准确核对数据为朱云华应支付给常福昌人民币：大写：贰佰零拾万陆仟柒佰元。小写：2016700元。此款经双方签字同意由中间付款人陶明华支付给常福昌。若陶明华不予支付给常福昌，则常福昌有权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朱云华及中间支付（人）陶明华……”。上述字体均为打印字体，同时在“大写：贰佰零拾万陆仟柒佰元。小写：2016700元”处下方用手写字体变更为“贰佰零捌万陆仟柒佰元正，?2086700.00”，并有捺印。该结算单中有樊雪祥、常福昌、陶明华三人签字捺印。 朱云华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7日感谢书载明：“本人常福昌为感谢陶明华及朱云华的授权委托人（樊雪祥、蔡森洋）三人，在常福昌与朱云华就绍兴市检察院、中成文理学院、宝业元培学院、绍兴市档案馆四个工程长达十年之久的账终于结算完结，在公平、公证对账的立场上作出了正确结果，本人为此工程款的对账结果已消耗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现本人为感谢三人的参与对账，本人愿意拿出此结算尾款的50%作为感谢费感谢三人。在拿到朱云华应付常福昌尾款后支付给三人，特此感谢。备注：尾款200万元正。”在庭前会议以及庭审过程中，该院要求常福昌明确是否书写过承诺书和感谢书，常福昌代理人以及常福昌本人均予以否认。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因陶明华经该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承办人电话联系陶明华，其表示感谢书不存在。 2019年5月29日，朱云华向稽山派出所报案称被人合伙骗了100万元。关于结算单,朱云华陈述为2006年至2010年期间，常福昌、朱云华有建筑工程合作项目。2019年3月，经陶明华介绍，朱云华委托樊雪祥与常福昌进行对账，并向樊雪祥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但常福昌不认可，由其另起草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由樊雪祥带回给朱云华签字。2019年3月11日，陶明华提出其作为中间人，要求朱云华提供100万元押金，常福昌提供200万元押金，均汇入陶明华卡中。樊雪祥在接受朱云华委托后，未履行其代理人职责，在没有任何基础资料的情况下，也没有向朱云华进行询问或征求意见，即于2019年4月4日私自与常福昌签订了结算单，并在当日电话通知朱云华，告知经对账朱云华欠常福昌200余万元的工程款，朱云华当即表示不可能要支付给常福昌。2019年4月6日，陶明华将结算单出示给朱云华，朱云华即提出异议。其后陶明华又向朱云华提供了常福昌书写的感谢书等原件，并复印给朱云华的代理律师。该感谢书载明常福昌愿意拿出100万元感谢陶明华、樊雪祥以及樊雪祥的同行人蔡森洋。朱云华另补充陈述结算单签署后，樊雪祥要求朱云华支付其以及蔡森洋辛苦费各3万元，朱云华同意，但要求樊雪祥将结算单拿回。之后樊雪祥说结算单已经拿回，并要求朱云华付款，朱云华以在陶明华处有100万元押金为由，要求等取回该笔款项后再支付辛苦费，樊雪祥说朱云华说话不算数，并表示会将结算单还给常福昌。2019年5月10日，蔡森洋告知朱云华，说朱云华被陶明华套路了，朱云华将100万元汇入陶明华账户中后，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和常福昌商量如何分得100万元，但是因为蔡森洋没有收到之前与陶明华约定的款项，故蔡森洋来告诉朱云华，并给朱云华听了相关录音，因此朱云华报警。 朱云华在2019年10月29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朱云华因做石材生意和陶明华比较熟悉，所以中间有几年朱云华叫他参与和常福昌之间的对账。2018年12月的时候，陶明华说他认识两个人可以帮助参与对账。2019年1月，陶明华介绍朱云华认识樊雪祥和蔡森洋，四人协商如果对账成功，朱云华要将讨来的钱的30%支付给樊雪祥和蔡森洋作为好处费，当时樊雪祥和蔡森洋说对账的时候会有专职律师和会计参与，朱云华当时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2019年3月4日，樊雪祥拿出一份授权委托书要求朱云华重新签字确认。过了几天陶明华说常福昌和樊雪祥协商，对账需要押金，并拿出一张常福昌写的承诺书，意思是朱云华交付押金100万元，常福昌交付押金200万元，要求朱云华也写一张。因为陶明华之前向朱云华借过100万元，朱云华和陶明华商量让他还款，陶明华说他也没钱，最多凑70万元，并要求朱云华在借条中写明70万元已经归还。其后陶明华将70万元转入朱云华卡中，朱云华又加上30万元，总共100万元转回陶明华卡中。2019年4月4日，樊雪祥电话告知朱云华说对账结果为朱云华要给常福昌钱，朱云华提出异议。第二天陶明华对朱云华说他们已经签好结算单，但陶明华表示他不在的话不会给他们签订，并通过微信发送了结算单图片。几天后，朱云华电话联系樊雪祥表示终止全权委托。在此期间，朱云华和陶明华商量要求陶明华像电视剧一样作为卧底。2019年4月7日，陶明华发了一张感谢书给朱云华。过了几天，朱云华约陶明华、樊雪祥、蔡森洋协商，樊雪祥表示已经签掉结算单，如果撤回结算单，要求朱云华给樊雪祥和蔡森洋每人3万元好处费。之后朱云华一直要求陶明华返还100万元押金。直到2019年5月8日，朱云华找到陶明华并在周利生处协商，要求陶明华重新书写一张借条，意思是朱云华一共借给他130万元，陶明华最终出具了对账清单一份。2019年5月10日，蔡森洋对朱云华说要给他听一些录音，意思是蔡森洋觉得可能会闯祸，录音里面有他们几个人商量从朱云华处拿到钱后如何分账的内容。2019年7月，朱云华、樊雪祥、蔡森洋进行协商，樊雪祥、蔡森洋表示只要朱云华支付他们两个各3万元，会去说清楚事实，朱云华于2019年7月13日取了6万元现金分别交付给二人。2019年8月2日，樊雪祥又单独约见朱云华，表示其才是全权委托人，要求朱云华再给他3万元，于是朱云华直接转账给樊雪祥3万元。在法院审理期间，朱云华又和樊雪祥、陶明华协商，樊雪祥写了一张情况说明，意思是常福昌拉拢樊雪祥并许以高额回报，在没有对账的情况下和常福昌签订了结算单。但当时樊雪祥仅让陶明华拍了张照片，并谈好费用为5万元。朱云华于开庭前一天晚给了樊雪祥5万元现金，樊雪祥答应会将情况说明交付给陶明华带到法庭中。 陶明华在2019年10月10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为其和常福昌、朱云华都认识，故朱云华经常要其作为中间人与常福昌对账。2018年12月2日晚，陶明华约了蔡森洋、樊雪祥两人和朱云华进行协商。之后朱云华出具了一张授权委托书，并要求陶明华看一下。但常福昌对该授权委托书不认可。2019年3月4日，朱云华给陶明华发了一张全权委托书并表示已经签字。第二天，陶明华在全权委托书中证明人处签字。之后各方约定要常福昌给陶明华转账200万元作为押金，朱云华给陶明华转账100万元作为押金。找常福昌要押金的事情应该是樊雪祥和常福昌协商的，但常福昌没有交付押金。因为陶明华之前欠朱云华100万元，故陶明华凑了70万元，朱云华凑了30万元转入了陶明华的账户，陶明华出具了一张凭证给朱云华。2019年4月4日，樊雪祥电话告知陶明华说账已经对好并签字确认，陶明华到场后发现结算单中朱云华需给常福昌200余万元。樊雪祥电话联系朱云华，朱云华表示他怎么会要给常福昌钱。陶明华对朱云华说感觉常福昌有钱给樊雪祥。2019年4月6日，朱云华找陶明华帮他，相当于卧底过去，让陶明华和常福昌说陶明华也要分钱，让常福昌写感谢书，意思是拿到钱后要分钱给陶明华、樊雪祥和蔡森洋。之后陶明华找到常福昌，常福昌写了一封感谢书给陶明华，陶明华通过微信发给了朱云华和周利生。后来陶明华将感谢书撕毁。2019年4月7日，常福昌向陶明华要钱，陶明华按照朱云华指示没有给。当天晚上，陶明华、案外人朱春明、朱云华以及朱春明的朋友一起协商，让陶明华假装将押金100万元给了常福昌，让常福昌写收条，相当于押金的钱已经给常福昌，然后常福昌又作为感谢书里的酬劳付给陶明华。第二天陶明华到产常福昌处，常福昌出具了一张100万元的收条，两人各凑了50万元现金放在陶明华车内拍了张照片，但是陶明华感觉不对就将50万元还给了朱春明，并将收条当着常福昌面撕毁。2019年5月9日，朱云华叫陶明华至周利生处，要求陶明华归还押金，陶明华说钱已经用掉，并按朱云华要求写了一份对账清单，意思是将押金转化为借款。2019年8月30日，朱云华、陶明华、樊雪祥协商，朱云华要求樊雪祥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次日，樊雪祥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写明常福昌多次与樊雪祥沟通并许诺高回报，所以随意签订了结算单，陶明华用手机拍照后发给了朱云华，但该情况说明在谁那里陶明华不知情。 常福昌在2019年12月3日形成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常福昌、朱云华因为工程款的问题一直有纠纷。到了2019年2月份左右，樊雪祥电话联系常福昌说受朱云华委托来和常福昌对账，常福昌要求朱云华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2019年3月11日，陶明华要求常福昌、朱云华将保证金转入其账户中，以保证按照对账结果打款，当时常福昌同意并签署了承诺书。之后常福昌发现朱云华只需100万元押金而常福昌需要200万元，故常福昌未实际转账给陶明华。2019年4月，樊雪祥、蔡森洋、陶明华和常福昌对账，常福昌拿出原始账单和复印件给对方看，等对方对好账后，就将复印件给对方，并收回了原件。双方对了有4、5次。2019年4月4日，对账结果为朱云华要支付常福昌2086700元，樊雪祥、陶明华都打电话给朱云华，朱云华表示没关系，之后樊雪祥签订了结算单。当时结算单中金额打错，双方进行了修改后樊雪祥捺印确认。2019年4月7日，常福昌、樊雪祥、蔡森洋、陶明华一起时，陶明华表示账对好了，常福昌总要感谢一下的，于是常福昌就写了一张感谢书，表示愿意拿出结算尾款的50%作为感谢费。当时陶明华拍了一张照片后，当面将感谢书给撕毁了。常福昌解释因为其和陶明华关系很好，所以半开玩笑地写下感谢书。之后因未收到款项，常福昌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常福昌要求朱云华支付欠款的关键证据为其所提交的结算单，但根据目前查明事实，该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瑕疵：一、从对账过程分析，常福昌、朱云华通过中间人陶明华约定，双方应各自将押金汇入陶明华的账户中，作为双方对账的保证金，但对账前仅朱云华按约转账，常福昌在出具承诺书后未按约交付保证金，双方缺乏对账基础；二、根据各方陈述，可认定感谢书确实存在，尽管其形成时间发生在结算单出具之后，但其载明的高达50%的“感谢费”畸高，已超出了正常的酬劳或者人情往来。同时根据各方陈述，无论常福昌或是朱云华均有承诺给参与对账人所谓好处费的情形，以上事实使该院对于结算单是否建立在充分、公平、合法的对账前提之上产生了合理怀疑；三、常福昌经该院多次询问均否认感谢书系其所写，但其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其又陈述曾“半开玩笑”地写了一份感谢书，而最后一次庭审中常福昌又陈述即使有感谢书，两份感谢书也是不一样的，以上陈述有悖常理且自相矛盾。陶明华经该院多次传票传唤均拒绝到庭应诉，经该院电话联系后又否认感谢书的存在。以上事实均导致该院对常福昌以及陶明华关于结算单出具经过的陈述可信程度产生怀疑，从而进一步影响结算单的证明力。据此，该院认为结算单作为常福昌、朱云华之间对账凭证的证明力不充分，常福昌的主张依据不足，故该院对常福昌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福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常福昌向本院提交案涉工程的结算单及结算凭证一组，证明案涉工程双方与发包方的结算情况。朱云华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二审并不解决双方对账明细问题，该证据也起不到任何证明作用。 朱云华向本院提交对账单复印件二页及款项明细单一份，证明双方对合伙期间确认的总利润进行过结算，除108万元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外，常福昌尚应支付给朱云华工程款55万余元，双方合伙期间的共同记账人员已签名确认。常福昌质证认为，对账单仅是双方的初步匡算，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对款项明细单上签字真实性不清楚，即使真实，反映的也是双方的初步匡算，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实。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也无关联，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2019年4月4日樊雪祥与常福昌签订的结算单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二、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是否应当移交公安机关。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一审判决对该结算单在证明力方面存在的瑕疵已作详细分析，本院予以认同；其次，本案涉及四个工程的结算，工程总额超过1000万元，常福昌在二审庭询中对2019年4月4日结算单结算的具体过程和每个工程的双方具体投入和支出均无法作出具体陈述，也不能提供结算单最后结论的相关依据，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常福昌在二审庭询中称樊雪祥曾直接打电话威胁自己说是朱云华让樊雪祥来要钱，自己当时让樊雪祥提供欠钱的依据，但2019年4月4日结算单中却是朱云华还需支付常福昌200余万元，显然该结算单不是朱云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常福昌是否构成虚假诉讼，樊雪祥、蔡森洋、陶明华等相关人员并非本案当事人，也未参加诉讼，相关证据并不充分，且一审法院已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本院已认定2019年4月4日结算单并非朱云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常福昌是否构成虚假诉讼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影响。 综上，常福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94元，由上诉人常福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