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8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彦辉，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平谷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大发路3号。负责人：王晓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胜，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彦辉与上诉人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平谷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10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彦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保安公司给付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超时加班工资38400元、周六日加班工资77000元、节假日三薪工资18480元、2018年7月15日工资382元、2019年3月至5月工资150元；共计134412元。事实与理由：第一，刘彦辉自2007年7月入职到保安公司处开始工作至今，从事保安职务，自入职开始就是三班倒，现在的保安行业也是三班倒，刘彦辉工作开始从未休过周六日也未休过法定节假日。从北京市保安行业来看，三班倒是普遍现象，而从本案保安公司给付的工资可以看出保安公司并未支付超时、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第二，保安公司部分月份扣除刘彦辉50元和382元系扣除的岗位补贴，并非社保个人缴纳部分。保安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刘彦辉的上诉请求。除对节假日加班工资有异议外，对其他判项无异议。保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保安公司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工资表和考勤表证明，刘彦辉此期间没有法定假日和周六日加班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此事实情节错误。另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是否有法定假日和周六日加班事实，仍需刘彦辉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以保安公司未能提交该期间工资表和考勤表，推定刘彦辉此期间存在加班事实，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刘彦辉答辩称，不同意保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保安公司拒绝向一审法院提供考勤记录及工资支付记录，那么大的公司不可能不保留记录。刘彦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超时加班工资38400元；2.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77000元；3.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节假日三薪工资18480元；4.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18年7月15日工资382元；5.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19年3月至12月工资500元；6.本案诉讼费由保安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7日，刘彦辉入职保安公司，担任保安员。2007年6月7日，保安公司（甲方）与刘彦辉（乙方）签订《保安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自2007年6月7日至2011年6月6日；甲方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批准安排乙方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甲方安排乙方加班的，原则上安排乙方同等时间补休，因工作需要不能补休的，甲方依法支付加班加时工资；乙方在甲方累计工作满一年后，甲方安排乙方带薪年休假。甲方根据乙方的职业技术等级、岗位、绩效、工作表现确定和定期调整乙方工资，乙方每月综合工资标准不低于1100元，货币工资标准不低于750元；乙方货币工资标准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的工资；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依法享受社会保险，由甲方统一办理，个人缴纳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等。后刘彦辉与保安公司签订保安劳动合同续订书，将劳动合同期限延长至2013年6月5日。2013年6月5日，刘彦辉（乙方）与保安公司（甲方）签订《保安劳动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自2013年6月5日至2016年6月4日；甲方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批准安排乙方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甲方安排乙方加班的，原则上安排乙方同等时间补休，因工作需要不能补休的，甲方依法支付加班加时工资；乙方在甲方累计工作满一年后，甲方安排乙方带薪年休假；甲方根据乙方的职业技术等级、岗位、绩效、工作表现确定和定期调整乙方工资，乙方每月综合工资标准不低于1100元，货币工资标准不低于750元；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工资标准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乙方货币工资标准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的工资；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依法享受社会保险，由甲方统一办理，个人缴纳部分由甲方代扣代缴等。后刘彦辉与保安公司又陆续签订保安劳动合同续订书，将劳动合同期限延长至2020年6月1日。2015年12月14日，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行政许可申请，同日，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准予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或工种按《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的内容执行。《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载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或工种，保安岗；计算周期单位，年；实行期限3年等。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向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行政许可申请，2018年12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准予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或工种按《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的内容执行。《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载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岗位或工种，保安岗；计算周期单位，年；实行期限3年等。2019年5月28日，刘彦辉向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保安公司：1.支付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超时加班工资38400元；2.支付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周六日加班工资77000元；3.支付2007年7月15日至2019年5月28日期间节假日三薪工资18480元；4.支付克扣的2018年7月15日工资382元，2019年3月至5月工资150元。2019年7月29日，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平劳人仲字[2019]第175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刘彦辉的全部申请请求。保安公司服从仲裁裁决，刘彦辉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刘彦辉与保安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至今仍在履行过程中。刘彦辉在职期间，保安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对于社会保险费中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部分，保安公司称因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扣除劳动者个人应负担的社会保险费后，实发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那么本应由刘彦辉缴纳的个人保险费用，就由保安公司缴纳，以保证刘彦辉的实发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为此就出现了在2018年7月15日从刘彦辉工资中扣除382元以及其他月份相继扣除50元的情况，扣除的实际上是刘彦辉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刘彦辉认可保安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但主张无论如何计算，刘彦辉均没有休息日，工作实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分别为早班7:30-15:30，中班15:30-23:30，晚班23:30-次日7:30，没有周六日。经一审法院询问，刘彦辉提供的工资月报表复印件中已载明有加班费，为什么还要求保安公司支付加班费用，刘彦辉称其提供的工资月报表中的是因岗位缺人上的加班，起诉要求的加班费是超时加班费，即替别人上一个班是8小时，按照法律规定4小时以内的加班属于正常，超出的4小时就算加班，保安公司就此应支付刘彦辉加班费。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责令保安公司提供相应的考勤记录以及工资支付记录，但保安公司以单位改制、领导调换，没有办理好交接手续由拒绝提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刘彦辉要求保安公司支付加班费的主要证据为其手中保存的工资月报表复印件，但保安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刘彦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刘彦辉提供的证据难以确认存在加班的事实。对于保安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考勤表，刘彦辉否认其真实性，但刘彦辉认可考勤表上“姓名”、“员工签字”处均为其本人签字，刘彦辉就此未提供相应证据，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为此保安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保安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表，刘彦辉亦提出异议，但该工资表列明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伙食补、补贴、保险补助、代缴保险和医疗费等工资构成，且实发工资合计与刘彦辉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符，为此保安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工资表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为此，保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提供两年内工资支付记录和考勤记录，但保安公司仅提供了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考勤表和工资表，一审法院为此于本案审理过程中责令保安公司对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以及考勤情况进行举证，但保安公司以单位改制、领导调换，没有办理好交接手续为由拒绝提供。为此对刘彦辉在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是否存在加班事实以及加班费的计算，以保安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和工资表为依据进行核算；对刘彦辉在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是否存在加班事实以及加班费的计算，由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采信刘彦辉所述存在加班事实主张的合理部分。对于刘彦辉主张的超过2年之外的加班费，仍由刘彦辉承担举证责任，但刘彦辉未能充分举证，刘彦辉对此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经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在综合计算工时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计算其工资；劳动者总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总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刘彦辉在职期间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而保安公司提供的《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载明的计算周期为年，为此经一审法院核算，刘彦辉在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存在法定节假日和周六日加班的情况。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经一审法院核算，保安公司应支付刘彦辉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533.67元、周六日加班费24363.74元。刘彦辉主张的延时加班费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保安公司与刘彦辉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刘彦辉工作期间依法享受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由保安公司代扣代缴。劳动合同同时约定了刘彦辉的工资标准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且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的工资。上述约定应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信守。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刘彦辉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保安公司提供的工资支付记录，保安公司提出其在刘彦辉部分月份中扣除的50元、382元等数额实为刘彦辉个人应缴纳的保险费用一节，符合合同约定，刘彦辉提出的保安公司克扣其工资应予返还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保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刘彦辉周六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27897.41元；二、驳回刘彦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后，保安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安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撤回上诉，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彦辉要求保安公司支付加班费的主要证据为其手中保存的工资月报表复印件，但保安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刘彦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仅凭刘彦辉提供的证据难以确认存在加班的事实。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为此，保安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提供两年内工资支付记录和考勤记录。对于两年以外的工资支付记录和考勤记录，刘彦辉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保安公司掌握而不提供。故刘彦辉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2017年5月之前存在加班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要求保安公司支付2017年5月之前加班工资的请求难以支持。对于保安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考勤表，刘彦辉否认其真实性，但刘彦辉认可考勤表上“姓名”、“员工签字”处均为其本人签字，本院依法确认该考勤表的真实性。对于保安公司提供的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工资表，刘彦辉亦提出异议，但该工资表列明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伙食补、补贴、保险补助、代缴保险和医疗费等工资构成，且实发工资合计与刘彦辉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相符，本院依法确认该工资表的真实性。对于刘彦辉在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是否存在加班事实以及加班费的计算，一审法院以保安公司提供的考勤表和工资表为依据进行核算并无不当；对于刘彦辉在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是否存在加班事实以及加班费的计算，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予以核定亦无不当。经核算，一审法院判决保安公司支付刘彦辉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加班费数额并不低于法定标准，故本院予以维持。保安公司与刘彦辉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刘彦辉工作期间依法享受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由保安公司代扣代缴。劳动合同同时约定了刘彦辉的工资标准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且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的工资。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及刘彦辉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保安公司提供的工资支付记录，保安公司提出其在刘彦辉部分月份中扣除的50元、382元等数额实为刘彦辉个人应缴纳的保险费用，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刘彦辉上诉主张上述费用系扣除的岗位补贴，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彦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彦辉、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平谷分公司各自负担5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龚勇超审 判 员 蒙 瑞审 判 员 金妍熙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