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敏，女，汉族，1957年4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22101195704221222，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涯，系蒲敏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经营者：唐利忠，男，汉族，1972年8月1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52625197208166015，户籍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繁荣街金山角路西20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珍，贵州牧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川，贵州牧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蒲敏因与被上诉人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以下简称驼绒服装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9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进行了二审调查询问，上诉人蒲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雁涯，被上诉人驼绒服装店的经营者唐利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珍到庭接受询问。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蒲敏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第二至四项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房屋拆迁时被上诉人已转租给第三人经营使用，上诉人并未实际经营，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享有该房屋的处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房屋系合法被征收，上诉人享有房屋被拆迁补偿的所有权利；二、本案系拆迁补偿款纠纷，是确认被补偿人的案件，一审认定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依据《合同法》认定拆迁补偿款属于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收益系适用法律错误。驼绒服装店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维持。答辩人自2015年8月25日与上诉人达成房屋租赁合同后，一直租赁涉案房屋用于服装生意，答辩人系征收房屋的实际经营者，房屋还在租赁期内，故答辩人是搬迁补助费、停产停业经营性损失补偿、停产停业职工失业补偿、提供有效经营证件奖励、装修费等费用的实际补偿者。驼绒服装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驼绒服装店与蒲敏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2、由蒲敏支付一次性搬迁补助费757.9元、停产停业经营性损失补偿6,614.4元、停产停业职工失业补助9,600元、提供有效经营证件奖励5,000元、装饰装修补助11,126.5元，合计33,098.8元；3、蒲敏承担原告的律师代理费；4、蒲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驼绒服装店注册时间为2019年8月9日，经营者为唐利忠。唐利忠于2015年8月25日与蒲敏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约定由唐利忠租赁蒲敏所有的红花岗区**路12号门面用于经营，租期半年，租金12,000元、押金2,000元；同日，委托案外人向驼绒服装店出具收条，后双方据此约定一直履行；驼绒服装店亦交付租金至2019年9月26日；2019年8月7日，因**路片区改造，蒲敏就12号门面（即统建楼30号临**路门面）与红花岗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签订了《征收补偿方案》，该中心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补偿蒲敏被征收房屋33,072元、搬迁费757.9元、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11,126.5元、停产停业补助6,614.4元、无营业执照补助5,000元、失业人员补助9,600元；驼绒服装店于2019年8月15日将12号门面腾空后交由项目部，现已被拆迁，蒲敏亦退还唐利忠押金2,000元。涉及红花岗区**路12号门面的补偿费用暂留存于遵义市湘江河狮子桥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部，该项目部表示待人民法院判决后按照生效判决书进行发放。现驼绒服装店以其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用享有权利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驼绒服装店经营者唐利忠租赁蒲敏所有的位于红花岗区**路12号门面经营，双方达成口头租赁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多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驼绒服装店与蒲敏双方达成的口头租赁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故对驼绒服装店与蒲敏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予以确认；2019年8月7日，因**路片区改造，12号门面现已征收并拆迁，该租赁合同实际已无履行可能，亦实际已经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确认驼绒服装店与蒲敏双方的口头租赁协议已实际解除；对驼绒服装店主张案涉门面中部分拆迁补偿费用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在租赁期间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驼绒服装店作为12号门面在拆迁时的实际使用者和经营者，作为征收补偿费范畴的搬迁费757.9元、停产停业补助6,614.4元、无营业执照补助5,000元、失业人员补助9,600元，其性质本身就是对拆迁时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的合理补偿，理应由作为实际经营者的驼绒服装店获得，故对驼绒服装店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驼绒服装店主张的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费11,126.5元属其所有和蒲敏承担其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12号门面进行了装饰装修以及实际支付律师费用的证据，结合庭审查明驼绒服装店属季节性经营活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对驼绒服装店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路12号门面（即统建楼30号临**路门面）被征收后补偿费中的搬迁费757.9元、停产停业补助6,614.4元、无营业执照补助5,000元、失业人员补助9,600元，共计21,972.3元，归原告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所有；二、驳回原告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元，已减半收取315元，由原告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调查中，驼绒服装店的经营者唐利忠认可自2019年3月起已将涉案门面转租给他人经营使用。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8月7日蒲敏与红花岗区房屋征收补偿管理中心签订了《遵义市湘江河狮子桥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被征收人蒲敏位于统建楼30号临**路的门面被征收，补助其搬迁费757.9元，因征收营业房给其造成损失的补偿有：停产停业补助6,614.4元（13.78㎡×80元/㎡×6个月）、无营业执照补助5,000元、失业人员补助9,600元（1人×1,600元/人×6个月）。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确定案由是否有误；二、驼绒服装店向蒲敏主张停业停产损失、搬迁费、失业人员补助、无营业执照补助等费用应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驼绒服装店基于与蒲敏在履行口头房屋租赁协议过程中，因涉案门面被征收产生的补助费用的归属问题，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因此将案由确定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查明事实，涉案门面被征收时驼绒服装店已将该门面转租他人，驼绒服装店并没有因门面被征收造成停产停业，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驼绒服装店与蒲敏在达成口头租赁协议时已就涉案门面被征收搬迁等事宜产生的相关费用分配进行了约定。其次，驼绒服装店作为涉案门面的承租人,并不是《遵义市湘江河狮子桥片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的当事人，其向门面所有权人蒲敏主张停业停产损失、搬迁费、失业人员补助、无营业执照补助等,没有法律依据。故驼绒服装店的诉讼主张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合同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蒲敏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相应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影响案件公正处理，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2民初90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0元，共计945元，由红花岗区驼绒防寒服服装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雨审判员  张睿审判员  何亮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蓝可昕书记员夏同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