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陶朱街道宋家畈村。法定代表人：郦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锋，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威，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文斌，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国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4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剑锋，被上诉人朱国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文斌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四方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四方公司与朱国威是买卖合同相对人，是朱国威向四方公司购货并积极向四方公司支付货款。四方公司都是与朱国威联系的，发货也是朱国威指定的，且付给四方公司的款项都是经过朱国威，虽然有发票直接开到公司，是朱国威单方面指定，与四方公司无关。朱国威辩称，朱国威并非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人，朱国威系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是负责四方公司与森泰公司买卖业务的联系人，从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可证实这一点，且本次买卖中四方公司已收款项的增值税发票均开票给森泰公司。要求驳回四方公司的上诉请求。四方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国威支付货款309234元，并支付以货款416931元计自起诉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3日、8月31日，四方公司收到朱国威签字的收条两份，内容分别为：“四方水泥制品厂（水泥砖）单子已收（2016－2017.1.13）货款合计金额411464，大写（肆拾壹万壹仟肆佰陆拾肆圆。经手人：朱国威2017.1.13）”和“今年17年开始到7月31日已捡砖块金额合计（壹拾贰万伍仟柒佰玖拾伍圆），经手人：森泰朱国威。2017.8.31”。2017年5月18日，四方公司收到朱国威签收单一份，：“兹收到诸暨市陶朱四方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发票三张，其中2016年8月5日一张，发票号18476626，票面金额16000元；2017年1月20日两张，发票号18476632，票面金额675329元，发票号18476633，票面金额168441元。应付诸暨市陶朱四方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开票费用56111元。签收人：朱国威（盖上森泰财务章或公章）”。2017年7月18日，四方公司收到朱国威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欠宋家砖厂材料发票税款共计伍万陆仟壹佰壹拾壹圆￥56111.朱国威2017.7.18”。2018年2月13日，朱国威还向四方公司出具对账单一份，确认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8日，货款金额为177864元。另查明，2016年4月，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承包诸暨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临时围墙工程。2019年3月－5月，浙江森泰建设有限公司为朱国威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016年至2018年，朱国威分三次共收到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上述临时围墙工程款项140余万元。再查明，四方公司已收到涉案货款470000元，其中朱国威转账四方公司法定代表人郦飞140000元。四方公司已收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向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开具。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方公司主张朱国威系诉争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从朱国威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来看，朱国威签字的签收单、对账单均有“森泰”字样，货款的收条上朱国威也仅在“经手人”处签字，即使朱国威向四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14万元货款，但四方公司对另收到的33万元货款不能证明系朱国威现金支付。相反，四方公司自认涉案买卖关系的已收款项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向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开具。综合以上情节，该院认为朱国威虽然在诉争对账单上及收条上签字，并未表明朱国威个人对诉争货款承担偿还责任之意思表示，即使其收到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也难以确认朱国威与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存在内部承包关系，故四方公司主张与朱国威发生买卖关系的证据不足，故对其要求朱国威支付剩余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四方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四方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6665号民事判决书、朱国威2018年2月2日欠条、朱福均2019年5月8日情况说明（均系复印件），拟证明诸暨开发委围墙是由朱国威、朱福均共同承包，该案也是判决朱国威承担付款责任，四方公司并要求本院向一审法院调取上述资料，传朱国威到庭说明情况。朱国威质证认为，上述三份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案涉工程系朱国威承包；欠条与本案无关；朱国威没有在情况说明中签字，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四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四方公司调取上述材料的申请不予准许。朱国威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2019年3月-5月，浙江森泰建设有限公司为朱国威缴纳企业职业养老保险”修正为：2017年1月-2017年8月，诸暨市森泰建设有限公司为朱国威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朱国威能否被认定为讼争交易关系的相对方。四方公司上诉认为是朱国威向四方公司购货并向四方公司支付货款，朱国威系本案交易的相对方，朱国威则认为其是代表森泰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此，四方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2018年2月13日对账单，由朱国威签名确认，即朱国威个人向四方公司出具该份对账单。四方公司还提交了2017年7月18日朱国威出具的欠条，载明欠宋家砖厂材料发票税款共计56111元，显示朱国威向四方公司就开票税款的承担作出承诺，进一步印证朱国威本案交易主体的地位。虽然四方公司提交的2017年1月13日对账单落款写明“经手人：朱国威”，2017年8月31日对账单落款写明“经手人森泰朱国威”，但上述签名系代表森泰公司的意思并不明确，且仅为朱国威个人自称，朱国威并未提供森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或追认依据，朱国威主张履行职务行为的依据不足。朱国威在一审中提交了森泰公司在2017年期间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但实践中确存在挂靠参保的情况，且森泰公司为朱国威缴纳社保仅八个月，该事实并不能足以证明朱国威代表森泰公司与四方公司进行交易，特别是朱国威未能出示森泰公司认可其系职务行为的证明，故朱国威提出的履行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朱国威应认定为案涉交易相对方。关于本案欠款金额的确定。朱国威对四方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核算，朱国威共欠砖款715123元。双方对已付款470000元无争议，故朱国威尚欠砖款245123元。四方公司主张朱国威应支付开票税款64111元，对此，四方公司出具的2017年7月18日欠条载明欠发票税款56111元，朱国威应向四方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四方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朱国威另欠发票税款8000元，对四方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朱国威应向四方公司支付款项301234元。同时，四方公司要求朱国威支付以货款416931元从起诉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院支持朱国威向四方公司支付301234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即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四方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4902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朱国威支付给上诉人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款项301234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上诉人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39元，由上诉人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8元，由被上诉人朱国威负担57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39元，由上诉人诸暨市陶朱四方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78元，由被上诉人朱国威负担57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