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6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学刚（兼曹静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78年4月1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静，女，1978年2月11日出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上海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杨，女，1976年12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旭利，女，1986年3月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小琼，女，1956年10月21日出生。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姗，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学刚、曹静因与被上诉人沈杨、潘旭利、杨小琼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学刚、曹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陆学刚、曹静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沈杨、潘旭利在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星公司）负债后，随即无偿转让法星公司商标至原法定代表人名下，完成转让后旋即又以2000元的不合理价格将法星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已经拖欠助学贷款9000余元近13年的董明涛的行为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1.法星公司原股东沈杨、潘旭利（以下统称为原股东）在陆学刚、曹静签证被拒即法星公司的退款义务产生后仅10余天就将法星公司名下11件商标全部无偿转让至法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姜跃海名下，存在恶意转让资产的意图和行为。陆学刚、曹静签证于2018年1月25日被拒，原股东随即于10余天后（2018年2月8日）就将法星公司名下包括“法星”商标在内的绝大部分商标无偿转让给法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沈杨男朋友姜某，法星公司原股东显然具有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的意图并付诸行动。2.原股东于2018年9月10日，即朝阳法院案件诉讼期间、商标转让完成（2018年9月6日）后4天、法院作出判决前一周，将法星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并变更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的动机、时间和比例显然有悖常理，逃债故意明显。3.法星公司系原股东法国项目的国内对接公司，名下注册商标一度达到20件左右，经营短短3年左右就将法星公司“易主”不合情理。4.股权转让当时，董明涛已经拖欠助学贷款9000余元且近13年仍未归还，系典型的“老赖”，原股东仍将股权转让给这样一位毫无经营能力和诚意的“老赖”，有悖常理。5.董明涛在已经拖欠9000余元助学贷款近13年未归还，且法星公司已经负债150余万并已将商标等资产转移的情况下，仍以2000元的价格受让法星公司全部股权，受让股权的合理性、真实性明显存疑。6.董明涛受让股份后即下落不明，不参与任何与公司或自身有关的诉讼、执行活动，任由公司被市场监管部门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被税务部门纳入不正常户，任由自己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上述行为足以表明董明涛自始就没有从事法星公司经营的能力和诚意，其就是配合原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风险转嫁给债权人，董明涛受让法星公司股权的本质就是替原股东顶缸。综上，通过对股权转让的时间、比例、价格、受让人情况以及股权转让前后原股东和新股东的系列行为综合观察，足以得出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董明涛的实质就是要通过形式上的股权转让以达到规避债务的结论，原股东显然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和行为，并导致陆学刚、曹静利益严重受损，故一审判决未认定原股东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这一节事实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原股东转让未届认缴期的股权不存在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适用余地的理解于法不符。在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等存在滥用股东权利、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下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应条款作目的和扩大解释，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股东将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取得股权并承担相应义务，但并非当然免除转让人的出资义务，原股东并非当然免责。出资义务虽未届至，但恶意转让以逃避债务的情形下转让股权，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原股东仍应就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从正面看，认缴的合同义务在经登记后已经法定化，该义务不能简单适用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合同法理，因为该转移的结果并非只影响合同相对方，还牵涉到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解释论上作出原股东仍应在特定情形下承担责任更为妥适。如果由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在受让人财产能力不足、无力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将导致公司资本的虚假，并危及债权人利益，而转让股东在公司已形成亏损的情况下，将很可能利用股权的转让逃脱本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出资风险，甚至可能发生转让人和受让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严重行为。因此，瑕疵股权转让后，应当要求受让人承担第一位的出资义务，同时要求转让股东承担补充出资义务。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权转让与瑕疵股权转让的法理和逻辑相同，故对其出资义务主体确定问题，应当做同样的处理。从反面看，如果认为在股权转让后，认缴而未缴的责任一概应由受让股东承担的话，那么《公司法》第三十条规定的补足差额的责任，以及《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十八条规定的补充赔偿责任或出资责任，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就由受让股东承担而转让股东不再承担，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在股东滥用权利导致人格混同后转让股权，如认定责任也转移给受让股东，则《公司法》第二十条将无适用的空间，因为转让股东在实施将公司形骸化的行为后便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逃避责任，这个结论显然也是不妥的。具体到本案，原股东在公司负债后转移公司资产，转让公司股权给13年都无法清偿9000元助学贷款的“穷亲戚”，原股东的逃债意图不言而喻，原股东的逃债行为已经导致股东的出资责任变成“水中月镜中花”，公司和债权人只能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永远不得实现。原股东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陆学刚、曹静的利益，违背了资本充实原则和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原股东的行为的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甚至更为严重，比照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或者举轻明重的法理，陆学刚、曹静认为完全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念和精神，引入《民法总则》第七条诚信原则解释《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应具体条款，并据此对本案中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2.本案中，陆学刚、曹静是基于对原股东的特殊信赖而与法星公司签订协议并接受法星公司协调退款及退款，该信赖系合理信赖，值得保护。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6条中除外条款的相关精神，本案出资应加速到期，结合恶意转让股权的情形，加速到期后的出资义务应包括原股东。商业实践中，影响债权人作出交易选择的公司股东出资的内容，不仅包括出资的金额，还包括出资的主体、出资的期限等。减资制度之所以在公司及股东的意思自治之外，还规定了对债权人的通知和担保义务，就是因为此项出资内容的调整影响到了债权人对公司的求偿。既然如此，出资主体的变更、出资期限的延长也同样影响到债权人的求偿，故解释论上应给予不当变更出资主体或者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以否定评价。《九民会纪要》第6条第二项关于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应加速到期的规定便是这个法理。该条第一项规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应加速到期。在公司债务产生后，把股权全部转让给“穷亲戚”以规避债务和出资责任的行为性质与后果与纪要规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不给予其否定性评价，将导致负债后即转让股权给“穷亲戚”大行其道，从而导致纪要规定无适用之余地，故举轻明重，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应适用同样的法律效果，法星公司负债后，原股东将资产转让后又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老赖”，导致法星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九民会纪要》第六条除外条款关于加速到期的规定。基于不能因违法背俗行为而获利的基本法理，该加速出资的效果应归属于原股东，换言之，原股东的出资应加速到期且不因股权转让而免责。此外，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穷亲戚”，实质上，是公司失去了收取加速到期资本的机会，进而减少了公司可供清偿债务的资产，违反了资本充实原则，背离了公司和债权人的信赖，属出资违约。本案中，陆学刚、曹静对原股东是有特殊信赖的，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穷亲戚”董明涛，后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终结本次程序，法星公司也被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拉黑，严重背离了陆学刚、曹静的特殊信赖，原股东应当继续承担责任。关于陆学刚、曹静的特殊信赖，详述如下：首先，陆学刚、曹静与法星公司签订协议时，法星公司彼时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正是法国项目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且各股东之间存在母女、男女朋友等密切关系；其次，法国项目公司的相关款项通过法星公司原股东潘旭利实施；再次，法星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均未到位且认缴出资时间为2024年，认缴股东正是与项目存在密切关系的且有实际出资能力的原股东；最后，法星公司原股东将相关商标均归集于法星公司名下。陆学刚、曹静正是基于上述背景选择与法星公司签订协议，同意由其履行协调退款和退款义务。如果法星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提前全部退场，则法星公司和法国项目将不再有任何关联。事实上法星公司新的“主人”董明涛自始至终从未现身，甚至在其自身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下也未露面，遑论协调法国项目公司退款，故法星公司“易主”完全破坏了陆学刚、曹静的合理预期和信赖，原股东对此不应免责。3.本案原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穷亲戚”顶缸，实质上导致公司不再具有价值，有违认缴制的立法初衷。陆学刚、曹静除了掏出真金白银外没有其他可归咎的事由，而原股东通过人为手段扩大陆学刚、曹静风险，不能简单归结于商业风险，尤其在“执行难”的语境下，司法在对付“穷亲戚”顶缸这一社会现象层面应当发挥应有的担当。首先，从审判实务看，股权转让给“穷亲戚”的现象如此普遍，有时逃避的不仅是出资义务，还包括清算义务等等。在破产中，未到期应收款与未到期出资会一起加速到期，并且会进行价值的评估。“富股东”的未到期出资，与他的“穷亲戚”的未到期出资，评估值当然不同，股权转让确实带来了转让前后公司资产价值的降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初衷，是通过放宽市场准入，让不同的投资主体，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投资方式，既可以资产参与市场竞争，也可以信用参与市场竞争。而未到期出资，使交易相对方产生信赖的，恰是附着于特定出资主体的实力和信用。不经债权人同意而变更出资主体，就使这种信用落了空。所有足以影响债权人选择的出资义务的内容，包括出资的主体调整、出资的再延期，都应当知会债权人，尤其在确实已经影响到债权人受偿的情况下。其次，目前裁判非但没有对债权人有特别的照顾，相反“执行难”一词已经部分地反映出了债权人的现实处境。对于债务人以某种人为的手段不当扩大债权人风险的行为，相信司法不会将其简单归结于商业风险，而是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出一条能够将债务人的扩大风险行为还原为事情本来面目和应有结果的道路。毕竟，债权人除了掏出真金白银，没有其他可归咎的事由。最后，认缴制改革，在本质上已经让债权人面临一个股东可能无法投入认缴资本的风险，这是这次改革完成的一次利益分配，也是与以前的资本制度不同之处，后者债权人在理论上没有这个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债权人风险，似乎得不出这个结论。三、一审判决未给予原股东企图通过“股权转让”这一合法形式掩盖“逃避债务”的不法行为以否定性评价，可能产生极为负面和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循此先例，其他公司在类似情况下也很可能效仿此案，在负债时立即转让股权给“穷亲戚”从而逃避债务和出资义务，事实上，在执行程序中出现很多法定代表人为老年人甚至养老院的老人（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在于无惧信用惩戒）即是例证，类似行为与保护守信、惩罚失信的司法政策以及《民法总则》规定的诚信原则相悖，不利于诚信社会的构建。其次，在经历执行难后的债权人们定将用脚投票，逐渐远离认缴制公司，而这是否会增加社会交易总成本，总体上降低交易效率，最终于认缴制也可能未必是福。个案裁判应当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追求个案裁判的法律效果的同时也应当考量其社会效果，通过对法律条款的目的解释或者引用法律原则裁判案件以实现个案公正，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本身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所在。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合法，并错误理解和适用未届认缴期不承担责任的法条，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并很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应予纠正。陆学刚、曹静没有其他可归咎的事由，而原股东通过人为手段不当扩大陆学刚、曹静的风险且已经现实化，原股东对此不承担责任不但于法相悖，也违反了最朴素的公正原则。沈杨、潘旭利、杨小琼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清楚。一审法院已经判决并裁定法星公司和法人董明涛为被执行人，并采取了执行措施。一审法院已裁定驳回陆学刚、曹静所提追加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法星公司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股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公司债权应由公司、现有股东和法人承担，与原股东无关。在认缴制下，公司法并未要求股东必须注册资本到位后才能转让股权，否则永远要承担责任，而这种“永远要承担责任”的要求不符合交易自由、交易稳定以及交易便利的市场规则，对于原股东也是苛刻不合理的。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当因股权转让这一法律行为而转移给新股东。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2017年3月29日，原股东杨小琼与沈杨、潘旭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股权转让后，公司债务应由沈杨、潘旭利承担，与杨小琼无关。2018年9月10日，沈杨、潘旭利与董明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股权转让后，公司债务由董明涛承担，与沈杨、潘旭利无关。二、一审法院判决合法合理。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以认缴方式出资，认缴出资期限是2024年4月，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不存在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应当对认缴出资的股东的出资期限权利予以尊重，公司债务应由其后的受让人承继，也应由受让人承担资本充实责任。陆学刚、曹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股东与受让人约定公司债务仍由原股东承担，所以不应由原股东承担。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之前，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缺乏法律依据。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在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之前，转让股权均为合法合理。法星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并末出现公司注销或公司解散等法定事由，追加原股东杨小琼、沈杨、潘旭利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相关案例和法院的指导意见表明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年《关于当前公司纠纷案件审理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三条中明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义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会议讨论认为，该款针对的是出让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就转让股份的情况，即转让的系股权所对应的出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并未完成。而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因尚未到出资期限，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也就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故不应适用该条款追究该出让股东与受让股东的出资责任。四、本案不符合《九民纪要》第六条“加速现有股东到期出资义务”的除外情形的规定，不能生搬硬套，不应扩大适用于公司的原(老)股东。《九民纪要》不是司法解释，原则上不支持加速到期，除外情形也有严格规定。在阐述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问题时，首先对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的期限利益进行了重申。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主约定出资缴纳期限成为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章程已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股东出资期限已经登记公示。债权人在此种预期下与公司交易，如债权人仅以债权未获清偿为由，要求股东出资加速，无疑会对股东的期限利益造成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九民纪要》第六条的除外情形适用于公司现股东，不应扩大适用于股权转让前的原(老)股东。五、公司和现股东仍有偿债能力，仍可恢复执行。公司目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未出现注销、解散等情形，现股东三十七岁，还很年轻，一直在上海做生意，对文化传播业务感兴趣，并有能力去经营盈利，只是目前无还债能力不代表将来没有，一旦疫情恢复，现股东还会继续经营盈利，仍可恢复执行，不能因此就追加公司所有的老股东为被执行人，对老股东是不公平的。六、原股东股权转让不存在恶意，双方的转让合法自愿。陆学刚、曹静提供的现股东董明涛的谈话笔录只是推脱逃避债务的说辞，董明涛常年在上海打工做生意，陆学刚、曹静对董明涛的情况并不了解。而村书记为案外人，对董明涛在上海的经营和生意均不知情。实际现股东董明涛是希望和朋友拥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传媒直播挣钱，才要将公司转让过来自己开始经营的。原股东因为业务转型调整转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自愿签署，股权转让过程合法，陆学刚、曹静不能因为一份谈话笔录就认为股权转让存在恶意。七、陆学刚、曹静已主张对公司具有商业价值的13个商标享有债权权利。陆学刚、曹静就公司的13个商标已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审理。公司的13个商标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八、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因尚未到出资期限，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义务、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针对的是出让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就转让股份的情况，即转让的系争股权所对应的出让股东的出资义务并未完成。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因尚未到出资期限，出让股东并不构成对出资义务的违反，也就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故不应适用该条款追究该出让股东与受让股东的出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陆学刚、曹静的上诉，维持原判。陆学刚、曹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18执异169号执行裁定书；2.判决法星公司发起人及股东沈杨、潘旭利、杨小琼承担公司债务连带清偿责任，共计人民币1493497.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日，陆学刚、曹静以服务合同纠纷将法星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2018年9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陆学刚、曹静1493497.24元；二、驳回陆学刚、曹静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月4日，该院对（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过程中，陆学刚、曹静提交追加被执行人申请，申请追加沈杨、潘旭利为该案被执行人。2019年5月17日，该院以（2019）京0118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陆学刚、曹静所提追加被执行人申请。”陆学刚、曹静另申请追加董明涛为该案被执行人。2019年5月17日，该院以（2019）京0118执异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董明涛为本院（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董明涛对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在该案中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7月，陆学刚、曹静再次申请追加沈杨、潘旭利、杨小琼为该案被执行人。2019年9月17日，该院以（2019）京0118执异16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陆学刚、曹静所提追加被执行人申请”。（2019）京0118执异169号执行裁定书本院查明部分记载：“上海法星公司注册成立于2014年4月15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股东沈杨认缴出资80万元、股东杨小琼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时间2024年4月之前。2015年9月16日，上海法星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沈杨认缴出资4000万元、杨小琼认缴出资10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24年4月份之前。2017年3月29日，经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杨小琼将所持10%股权（原出资额500万元）转让给沈杨，另10%股权（原出资额500万元）转让给潘旭利。2017年4月5日，法星公司股东变更为沈杨、潘旭利，沈杨认缴出资4500万元、潘旭利认缴出资5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24年4月之前。另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及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档案材料证实，上海法星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变更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董明涛，董明涛认缴出资50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24年4月9日。上海法星公司企业状态为确立，属正常经营状态”。2019年9月25日，该院出具（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该案另记载：“本院依法于2019年8月14日、2019年8月31日两次通过全国网络查控系统、北京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明涛的名下财产情况进行统查。查明一，被执行人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反馈。查明二，被执行人董明涛名下无房产、车辆、证券、住房公积金等财产信息反馈。银行方面，被执行人于多家开立有账户，账户内无存款，本院已依法予以冻结。互联网银行方面，被执行人在支付宝、微信、网银在线均开立有账户，但账户内余额极少，本院依法对有余额的账户进行冻结。2019年8月31日，本院依法委托被执行人董明涛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调查。经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现本院已穷尽调查措施，未发现二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本院依法将二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董明涛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本案执行标的1493497.24元，经本院采取执行措施，截止到2019年9月21日，该案执行回案款2785.97元。本院将上述情况告知申请执行人陆学刚、曹静，要求其提供其他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未能向本院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并对本院的调查结果表示认可，且同意本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案审理过程中，陆学刚、曹静另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购买公司股份委托》、《酬金合同》、《商用物业租赁合同》、微信记录、申请居留证程序性文件、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电子邮件截图。证明目的为证明沈杨、潘旭利系法国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法星公司系国内对接法国项目的公司，陆学刚、曹静与法星公司签订退款合同系基于对股东沈杨、潘旭利及法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JIANGPATRICK的信赖而为，此种信赖值得保护。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对前述《证明》、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电子邮件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认可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2.商标转让信息、企业公示信息、网页截图、周年申报表、《股权转让协议》、（2018）黔0111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信息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税务公示信息。证明目的为诉争股权转让系恶意串通以逃避债务，原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系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对前述证据中商标转让信息、（2018）黔0111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信息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另提交如下证据：1.2017年3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3月29日，杨小琼与沈杨、潘旭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小琼将股权转让给沈杨、潘旭利，故杨小琼不应再承担法星公司债务。陆学刚、曹静对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2018年9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沈杨、潘旭利将股权转让给董明涛，故沈杨、潘旭利不再承担法星公司的债务。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陆学刚、曹静于2019年10月18日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名下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财产。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保单保函。该院于2019年10月23日出具（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名下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财产”。陆学刚、曹静交纳保全费五千元。一审法院认为，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中，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原均系法星公司股东，认缴出资后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他人，故在认缴期限届满前，无法认定沈杨、潘旭利、杨小琼未履行出资义务，而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将所持股权转让的行为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故依据该案现有证据，该院对陆学刚、曹静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该院判决：驳回陆学刚、曹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陆学刚、曹静提交：证据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20年1月21日董明涛《谈话笔录》，证据二，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20年1月21日吕庄村书记董雪章《了解情况笔录》。两份证据共同证明沈杨、潘旭利将股权转让给董明涛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的行为：1.原股东系通过中介将股权转让给当时无任何资产，在火车站找工作的董明涛；2.原股东不但不收取所谓2000元转让款，反而向董明涛支付800元；3.原股东与董明涛未见面、交接，仍然持有公司全部文件、印章等；4.工商局签字完成后，就拉黑了董明涛，不再联系。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一是董明涛作为被执行人单方为了逃避债务作出的一种推卸责任的表述，与该案无关。证据二中村支书作为案外人，其毫不知情，作出的表述与该案无关。沈杨、潘旭利、杨小琼转让股权是合法合理的，法星公司正常经营，没有注销，所以追加沈杨、潘旭利、杨小琼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二，沈杨、潘旭利、杨小琼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论述。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9月10日，甲方沈杨、乙方潘旭利与丙方董明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法星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甲方出资4500万元人民币，占90%。乙方出资500万元人民币，占10%。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本协议各方友好协商，达成条款如下：第一条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一、甲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90%的股权（出资额4500万元人民币）作价0.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丙方。乙方将所持有标的公司10%股权（出资额500万元人民币）作价0.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丙方。二、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三、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第二条承诺和保证甲方、乙方保证本合同第一条转让给丙方的股权为甲方、乙方合法拥有。甲方、乙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乙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上述《股权转让合同》未对法星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置问题作出约定。本院庭审中，关于与董明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款2000元如何确定，沈杨、潘旭利答复称“实际的转让款是3万元，但是为了避税就写成2000元了”。关于董明涛如何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以及法星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资产的交付等事宜，沈杨、潘旭利均表示无法举证。沈杨、潘旭利认可法星公司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没有与董明涛做过交接。关于股权转让时是否向董明涛告知过法星公司的债务情况，沈杨和潘旭利答复称“当时沈杨和潘旭利也不知道公司有债务，所以也谈不上告诉董明涛债务的问题”。2018年10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111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该判决载明：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与被告董明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被告董明涛经该院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缺席审理。该判决查明的事实包括：2005年12月10日，董明涛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并办理了审批手续。2005年12月10日，董明涛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4400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12月至2014年7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分别于2006年4月10日、2006年11月25日共计向董明涛提供贷款9600元。借款到期后，董明涛未按约定还款。截至2018年2月23日，董明涛尚欠本金9300元，利息（含罚息）7476.86元。据此，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判决董明涛应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花溪支行偿还借款本金93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和罚息。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赵玉福、赵立军与董明涛谈话，谈话笔录显示：“问：我们是北京市密云法院的，执行陆学刚、曹静与你及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服务合同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上海法星公司退还二申请人1493497.24元，后二申请人申请追加你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公告后召开听证会，追加你为被执行人。答：我是在火车站遇到个人，问我是否想干兼职，让我注册个演艺公司，不用担风险，给了我共800元，其他的我都不知道。问：法星公司的股权是你买的吗？谁卖给你的，你们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答：我就和那个中介在上海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淞滨路上）签了一个名字，那个人说开公司用的，我一共签了四、五个名字，是法星公司的，内容我没看。中介的人我在车站里见过一两次，不知道叫什么。问：你什么职业？答：我在上海打工，安装摄像头之类的，还干些兼职。问：公司执照、公章在你处吗？答：没有。办完手续后我感觉不对，要求撤销，他（中介）就在微信上把我拉黑了。我在车站找他，也托人找他，他才把我身份证还我，因未撤销工商登记，我在上海火车站就用手机打110报的警，2018年8月左右用185XXXXXXXX报的。问：你如何能证明你与法星公司无关？答：公司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我也不知道。问：股权转让你知道吗？答：也不知道，这个中介告诉我他有三个公司了，不能再注册公司，要借用我的名义注册一个公司，给了我1200元，又要回去400元，我就帮他注册了。就是去行政服务中心签的几个名字。问：2018年9月27日你认缴5000万元收购法星公司了吗？答：我没做股权买卖手续，没买股权，不知道这事。问：你认识沈杨、潘旭利吗？答：不认识。”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赵玉福、赵立军与山东省武城县武城镇吕庄村书记董雪章谈话，谈话笔录显示：“问：董明涛是你村村民吗？答：他是我村村民，平时不在家，一个月前他奶奶死时回来过一次，办完丧事就走了，现在是否在家我不知道。问：他在你村有什么经济补助、补偿、股权、分红等收入吗？答：什么都没有，房子是他爸名下的，去年广西公安局还来找他也没有找到。问：他有什么经济收入吗？答：我村里没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杨小琼、沈杨、潘旭利在转让股权后，是否仍应就法星公司的债务向陆学刚、曹静承担清偿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是认缴制，基于该制度，股东在公司存续期内以认购股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且对出资期限享有法定的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未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对于未届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的行为，法律亦并未禁止，一般应当认定该等转让行为有效，原股东可以退出公司，由新股东进入公司并继续承担相应的缴纳出资义务。据此，公司债权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以出资瑕疵为由要求已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原股东就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因原股东行为并不符合“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一般不予支持。进而，公司债权人作为申请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申请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的，一般亦不予支持。本案中，杨小琼持有的法星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出资时间为2024年4月之前，其在未实缴出资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29日将法星公司股权转让给沈杨、潘旭利，不违反法律规定，陆学刚、曹静作为法星公司的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以杨小琼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为由，申请追加杨小琼为被执行人，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应当指出的是，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并非任何时候都享有期限利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内在要求，股东在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股东应当保证公司不沦为其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能危及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上述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例外情形即系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合同自治的司法实践探索，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应当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陆学刚、曹静申请的（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为1493497.24元，经采取执行措施，截至2019年9月21日执行回款2785.97元，因被执行人法星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反馈，且追加的被执行人董明涛名下无房产、车辆、证券、住房公积金等信息反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9月25日出具（2019）京0118执1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依照上述破产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法星公司构成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已具备破产原因。现法星公司未申请破产，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如果沈杨、潘旭利未将其股权转让给董明涛，则沈杨、潘旭利应当对法星公司的债务在其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沈杨、潘旭利亦符合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陆学刚、曹静以沈杨、潘旭利系恶意转让股权以逃避债务为由，主张二人仍应对法星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申请追加二人为被执行人，对此本院认为，股东不得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以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恶意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其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具体到本案，沈杨、潘旭利向董明涛转让股权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从股权转让时间来看，沈杨、潘旭利向董明涛转让股权时，陆学刚、曹静已向法院起诉要求法星公司偿还债务，沈杨、潘旭利作为法星公司的股东及经营者，对法星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应属明知，其二人在诉讼期间转让股权，难以认定为善意。其次，从股权转让过程来看，沈杨、潘旭利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4500万元、500万元，二人均以1000元的价格向董明涛转让股权。该转让价格不仅与二人出资比例不符，且与认缴出资额相比，该转让价格近乎于无偿，庭审过程中二人虽称协议中的转让价款系为避税，实际转让价款为3万元，但对于该事实及转让价款如何支付未能举证证明。沈杨、潘旭利认可未与董明涛交接公司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以及资产的交付事宜；董明涛在法院谈话时自述其并不知晓股权转让事宜，只是在火车站寻找兼职时经人介绍帮忙注册公司，其应要求在行政服务中心签了几个名字并收取了800元费用，其根本不知道法星公司的情况，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不在其处，其曾报警要求撤销登记。结合上述事实，难以认定该股权转让系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交易。再次，从股权受让人情况来看，法星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在受让法星公司全部股权前，董明涛已欠国家助学贷款9300元及利息未予偿还多年，董明涛在法院谈话时自述其在上海打工、工作内容主要是安装摄像头之类，而根据法院与董明涛户籍地村书记谈话可知，董明涛在外打工，村内没有收入来源、没听说有股权分红等收入、房屋在其父亲名下，结合上述事实，难以认定董明涛有实缴出资的财务能力。综合前述因素，本院认定沈杨、潘旭利将股权转让给董明涛的行为是利用公司股东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沈杨、潘旭利恶意转让股权、滥用股东期限利益的行为应予否定，现陆学刚、曹静申请追加沈杨、潘旭利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陆学刚、曹静诉求沈杨、潘旭利对法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结合其上诉理由中援引的法律及法理依据，应为股东对公司债务的补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陆学刚、曹静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二、追加沈杨、潘旭利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上海法星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所负陆学刚、曹静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陆学刚、曹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保全费5000元，由沈杨、潘旭利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8242元，由沈杨、潘旭利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8242元，由沈杨、潘旭利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春香审 判 员 沈 放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熊 静法官助理 常佳敏书 记 员 陈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