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赣10民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异议人）：邓大进，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幸，福建策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建民，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曾而亮，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德清，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黄道昌，男，197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宁县。上诉人邓大进因与被上诉人曾而亮、黄道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3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1月17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邓大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幸、梅建民，被上诉人曾而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德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道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大进上诉请求：1.判令停止执行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并确认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是对上诉人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股权进行查封，而不是对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的股权进行查封；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曾而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本案是“发回重审”案，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曾就本案相关问题作出(2019)赣10民终417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法院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与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的、已生效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相互矛盾”，且原审法院在对已生效的裁定未作任何评判的情况下，就同一执行案件作出相矛盾的裁定，属“程序严重违法”并裁定发回重审。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下级法院在裁判方面必须服从上级法院，并有义务执行上级法院的裁判。然而，原审法院却置该发回重审裁定于不顾，仍然在对已生效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未作任何说理、评判的情况下，仅以“经本院审委会讨论认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与(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并不冲突”为由，直接否定了上级法院作出的“二个裁定相互矛盾”“程序严重违法”的裁定。二、原审法院严重偏袒曾而亮。曾而亮曾于2016年初申请查封过上诉人的案涉股份，经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后，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了(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诉人的股份查封不予执行。对此裁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该裁定依法已生效。但在时隔近二年的2018年7月曾而亮又对同一执行案件的同一标的，重新提出查封申请，其所提交的被原审法院视为“新证据”的是一份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与上诉人没有关联的、案外人钱浩明与黄道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鉴定的鉴定意见书。曾而亮将该鉴定意见书中的能够表明被鉴定物的检材页抽掉，谎称该鉴定意见书是对上诉人与黄道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鉴定。曾而亮在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生效后，要对同一执行案件的同一标的重新申请进行查封，应当提交足以推翻原裁定的新证据。原审法院亦应当在上诉人提出执行异议后，对该证据进行审核后再作出处理。而原审法院对曾而亮提交的所谓“新证据”的形式和内容没有作认真、详细的审核，仅依据曾而亮所述的该鉴定意见书证明上诉人与黄道昌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补签或伪造的，便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上诉人的股份。对此，上诉人在执行异议、及本执行异议之诉案中反复阐明这一事实，并要求原审法院对该“证据”进行审核；但原审法院对这一“证据”拒不予以审核。原审法院在明知该所谓的“新证据”的实际情况后，仍拒不对该“证据”进行审核，其目的就是为了偏袒曾而亮，减轻其申请重新查封的举证责任。三、原审判决事实不清。上诉人与黄道昌的债权债务关系从2011年开始发生，2012年之前上诉人基本上是现金向黄道昌支付，之后才开始银行转账，2014年12月13日，经双方结算，黄道昌向上诉人出具了一张133万元的欠条。黄道昌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可能会在不存在欠款的情况下向他人出具数额如此巨大的欠条。但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对借款细节的“多种陈述”不作认真分析，不考虑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问话方式下，必然会存在区别的这一客观情况，就以上诉人对借款细节的“多种陈述”，而否定整个借款事实存在是错误的。综上，因原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严重偏袒曾而亮，且事实不清，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决，重新作出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曾而亮答辩称，第一，关于本案一审程序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保全裁定书都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并未对实体问题进行任何认定。二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从程序方面发回重审是为了一审法院更好的查清事实真相。如若二审法院确实认为二个执行裁定执行违法，由二审法院进行认定。第二，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相关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本案核心问题是黄道昌有没有将涉案的5%股权挂在上诉人名下，通过相关事实，上诉人认为实际代持的股权通过法律行为将代持的股权变为实际股权。但事实情况是，代持是事实，转让或以物抵债是虚假的，没有证据证明。第三，物权权属状况是要根据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来认定，登记只是对外公示的一种效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第一项是在混淆概念，否认最基本的事实。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及权属状况是属于实际权属人，而不是登记人。第四，关于相关执行法院能否查封挂靠在他人名下的财产，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本案涉案的股份是代持在邓大进名下，本案核心问题是以物抵债是否成立生效，而不是讨论5%股份权属状况是谁。综上，上诉人虚构与黄道昌之间的133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以股抵债）的事实，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黄道昌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邓大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执行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并确认南丰县人民法院(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是对邓大进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5%股权进行查封，而不是对“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进行查封；2.本案诉讼费由曾而亮和黄道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受理了曾而亮诉黄道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主持调解，2015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1月7日，曾而亮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19％股权，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由邓大进代持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19％股权。后邓大进对该裁定提出复议申请，但因已超过法定申请复议期间，一审法院通知邓大进丧失了申请复议的权利。又因黄道昌未履行付款义务，曾而亮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自动转为执行裁定，2016年3月25日，邓大进、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认为黄道昌的19％股权已全部转让给他们四人，2016年4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四人异议申请，后四位异议人对该裁定申请复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复5号执行裁定，撤销一审法院裁定并发回重审。2016年8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认为虽然邓大进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于2015年8月12日转得黄道昌的5％股权，但从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来看，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均非法院冻结的19％股权的权利人，该19％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邓大进才是登记的股权持有人，故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其他案外人异议理由需要通过实体诉讼程序才能加以判断，故裁定：一、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书中冻结的19％的股权暂执行14％的股权；二、驳回钱浩明、魏迁里、魏平的异议。该裁定送达后，钱浩明、魏迁里、魏平不服并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该执行异议诉讼经一审法院（2016）赣1023民初767号一审判决，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2月14日二审（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生效判决确认：一、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分别与黄道昌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由名义股东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14％的股权归钱浩明、魏迁里、魏平所有（魏迁里持有5％、钱浩明持有6％、魏平持有3％的股权）；二、停止执行（2016）赣1023执异9号裁定关于冻结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魏迁里5％股权的内容，基于黄道昌赎回权维持对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钱浩明6％的股权的冻结，但冻结期限不得超过2020年8月1日，基于黄道昌赎回权维持对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邓大进名下魏平3％的股权的冻结，但冻结期限不得超过2025年8月1日。（该两项冻结仅供保障执行黄道昌赎回权和基于赎回权产生的利益，执行该赎回权及赎回权产生的利益应遵循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赎回前，不得采取拍卖、变卖等处分措施）。上述判决作出后，曾而亮又因不服（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生效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而亮提交的新证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粤南[2018]文鉴字第12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黄道昌与钱浩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法院送达执行文书后补签或者伪造，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的赣求司[2018]电鉴字第0501号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书和邓大进与黄道昌股权转让协议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了（2018）赣10民申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而亮的再审申请。而在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后，邓大进和曾而亮未提起诉讼。2018年3月1日，仍因黄道昌未履行付款义务，曾而亮再次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8年7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黄道昌银行存款436.5万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2018年7月10日，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协助查封被执行人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邓大进对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经审理查明：在一审法院立案执行曾而亮与黄道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2018年2月27日由江西省南丰县公安局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落款时间“2015.8.12”被执行人黄道昌与异议人邓大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甲方处“黄道昌”签名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标称时间为2015年8月1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甲方处“黄道昌”签名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2月前后，即2015年11月-2016年1月的时间段。经审理认为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被执行人黄道昌与异议人邓大进签订落款时间“2015.8.12”的《股权转让协议》“黄道昌”签名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已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即使被执行人黄道昌与异议人邓大进存在股权转让之民事行为，一审法院根据该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第3条，参照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有关赎回权的规定，一审法院可以冻结登记在邓大进名下在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至2025年8月1日，因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向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送达了（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和（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邓大进的异议请求，并告知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8年8月16日，一审法院又作出（2018）赣1023执异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因在（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中告知异议人、当事人的救济程序表述出现错误，将（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中最后一段“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改正为“异议人、当事人对本裁定不服，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经一审法院（2018）赣1023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邓大进诉讼请求，邓大进不服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赣10民终417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法院在2016年8月3日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认为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不能查封邓大进代持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股权，邓大进和曾而亮未提起诉讼，应视为对裁定的同意，该裁定对邓大进和曾而亮具有法律约束力。又于2018年7月9日在同一执行案件中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同一标的邓大进代持的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股权进行了查封，上述两个执行裁定相互矛盾，且一审法院在未对（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作出评判的情况下，又作出了与该裁定相互矛盾的（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属程序严重违法，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诉讼过程中，经合议庭合议认为，因本案的继续审理应解决上述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0民终417号民事裁定书中指出的矛盾，未解决上述两个存在的矛盾之前，本案即未解决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本案也无法继续审理，故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后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认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与（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并不冲突，无需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执行裁定，合议庭可以继续审理邓大进诉曾而亮、黄道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2年2月29日，钱浩明和黄道昌发起注册成立了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钱浩明。2012年4月13日，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资至900万元。2014年元月18日，邓大进、黄道昌、程万年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该份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1.三人合伙以邓大进的名义与钱浩明一起组建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成置业公司”），投资房地产项目。邓大进名下的源成置业公司的股份为45%，钱浩明的股份为55%，俩人在景成置业公司的持股数也相同。登记在邓大进名下的股份，实际为邓大进，黄道昌和程万年按份共有，其中邓大进的股份为44.45%（占总股份的20%），黄道昌股份为42.22%（占总股份的19%），程万年股份为13.33%（占总股份的6%）。2.以上项目所需资金由合伙三方按股份比例出资，如出资不到位，融资利息由不到位方支付。3.邓大进、黄道昌和程万年三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损，企业盈余和债务按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负担的部分。2014年1月19日，黄道昌作为甲方（转让方）与邓大进作为乙方（受让方）就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将持有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共405万元出资额，以4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405万元人民币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费由甲、乙双方自行交割，不通过公司账户结算；协议还对双方责任义务作了其它约定。同日，黄道昌作为甲方（转让方）与邓大进作为乙方（受让方）还就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将持有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45%的股权共225万元出资额，以2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225万元人民币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股权转让费由甲、乙双方自行交割，不通过公司账户结算；协议还对双方责任义务作了其它约定。对上述两份转让协议所涉的股权转让款共计630万元是否支付及如何支付的问题：1.2018年11月8日，邓大进在南丰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为都是按协议里说好的去做的，但什么时间通过怎样的方式支付给黄道昌的邓大进都记不得了，要查银行卡的流水当时的记录才知道，但表示黄道昌还有19%的股份是由邓大进代持的；2.2018年12月5日，在原审（2018）赣1023民初1208号庭前会议笔录第4页，邓大进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这是一个股东变更，但在工商手续上是以转让形式来进行变更的；3.本次诉讼过程中，邓大进陈述搞不清楚，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陈述为工商必须要做变更，实际上没有支付。2014年1月21日，黄道昌将股权转移登记至邓大进名下，并明确钱浩明出资495万元，占55%的股权，邓大进出资405万元，占45%的股权，上述股权变更事宜在福建省建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诉讼过程中，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条复印件一份及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借条复印件载明：今本人黄道昌（身份证号）向邓大进（身份证号）借款133万元（大写壹佰叁拾叁万元整），免利息。特出此条，以此为证！借款人：黄道昌，借款时间：2014.12.13。该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黄道昌欠邓大进133万元，因到期无法偿还，黄道昌自愿将其拥有的现由邓大进代持的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及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二家公司14％的股份各5％折价133万元转让给邓大进，股份转让完成后，黄道昌与邓大进的债务两清，如黄道昌在2025年8月1日前能清偿欠款133万元，邓大进同意把以上股按原欠款转让还黄道昌。钱浩明和程万年作为见证人在此《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另查明：邓大进对其借款给黄道昌133万元有以下几种陈述：1.2016年1月8日，一审法院饶锐炜法官在邓大进家中将该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向邓大进进行了送达。邓大进当即表示其不再代持有黄道昌的股份。饶锐炜法官让邓大进出示股权转让协议。邓大进称放在家中保管，保险柜钥匙被老婆带到厦门去了，等老婆回来就拿协议给法院。饶锐炜随即在邓大进家中对其制作了一份问话笔录。该问话笔录中邓大进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邓大进以前的确代持有黄道昌在源成置业公司19%的股权，但后来已经分四次转给他人，分别是第一次在春天转了6%给钱浩明，第二次转了5%给魏老师（指魏迁里），第三次转给了邓大进本人5%，因为欠公司的钱，第四次转了3%给魏平。饶锐炜法官在笔录中告知邓大进在十日内向法院提交转让股权的证据。本次庭审中，邓大进向法院补充说明上述“欠公司的钱”指邓大进经营的种子公司的钱；2.2016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审理（2016）赣1023民初767号原告钱浩明、魏迁里、魏平诉被告曾而亮、第三人黄道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法庭笔录第7页，在法庭要求邓大进本人对曾而亮提出的异议作出解释时，邓大进陈述在邓大进帮黄道昌借款的时候，因为利息比较低，就没有要黄道昌的利息，就让他还本金；3.2018年12月6日，在原审（2018）赣1023民初1208号法庭笔录第5页，邓大进向法庭提交了建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款明细账一份，该明细账载明客户名称：邓大进，账号9031212010100100002987，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月14日共计12笔，借方发生额合计130000元，贷方发生额1684000元，证明邓大进给付黄道昌的借款是多次累积133万元，第7页，曾而亮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群凡询问邓大进借条上的133万，是通过什么方式支付的？邓大进陈述为流水上有显示，2011年至2012年累积借给黄道昌的，第8页，曾而亮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群凡询问邓大进银行流水上的133万元是你给付黄道昌的吗？邓大进陈述是的；4.在邓大进提交给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上诉状中第2页，邓大进对本案借款发生时间的陈述为由于本案黄道昌向我借款的时间发生在几年前；5.2019年5月20日，在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第四调解室所作的庭询笔录第3页，邓大进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邓大进和妻子汪龙英向黄道昌的汇款银行流水两份（其中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邓大进，账号9031212010100100002987，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1年5月9日至2014年4月22日共计18笔，借方发生额合计950000元，贷方发生额1684000元，另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汪龙英，账号90×××18，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12月20日共计2笔，借方发生额合计2000000元），第4页，邓大进陈述一审时银行流水当时邓大进打反了，只有贷方，现在把双方之间的往来都打印出来了，在法庭询问邓大进、汪龙英向黄道昌的汇款是什么款项时，邓大进陈述是借给黄道昌的钱，黄道昌与汪龙英之间的款项往来只有两笔；6.本案诉讼过程中，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邓大进和妻子汪龙英向黄道昌的汇款银行流水两份（其中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邓大进，账号9031212010100100002987，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0年12月2日至2014年4月24日共计32笔，借方发生额合计950000元，贷方发生额2390500元，另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汪龙英，账号90×××18，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12月20日共计3笔，借方发生额合计2000000元，贷方发生额是115000元），对于上述两笔流水内容与原审及二审提交的都不一致的情形，邓大进陈述为都是其本人去银行正常申请的，并表示此次提交的银行流水都是双方之间的借贷往来，对于上述133万元的支付方式及借款时间，邓大进表示2011年以后开始（时间也不一定准确）至2014年12月结束，给付方式是陆陆续续给付的，有转账、也有现金给付，后又补充陈述2011年之前双方都是现金往来，自2011年以后会有转账往来，2012年之后都是卡与卡的往来，对于借款原因，邓大进表示其与黄道昌都是里心镇上的人，是朋友关系，黄道昌做生意资金短缺、生活费、广昌县别墅买地会向邓大进借款，但表示流水中的数额时隔太久讲不出原因，也不清楚双方之间有多少笔借款和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邓大进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有依法享有本案讼争股权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黄道昌与邓大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能否据此排除对涉案股份的执行。对邓大进主张的其与黄道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黄道昌与邓大进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本质上属于以物抵债的性质，以物抵债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以债务人所有的财产或者经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以清偿债务的行为，但以物抵债的前提是债权真实、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该条规定，邓大进与黄道昌作为自然人，二者之间如果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则二者之间应以存在真实的支付出借款项的事实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就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而言，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对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邓大进以其提交的邓大进和妻子汪龙英向黄道昌的汇款银行流水两份和借条复印件为证据主张邓大进与黄道昌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对邓大进是否履行了借条中所载明的交付133万元借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邓大进不能提供案涉133万元款项的资金来源说明，对此133万元，前后存在有“欠公司钱”、“欠邓大进种子公司钱”、“帮黄道昌借款”、“邓大进一人银行流水给付”、“邓大进及妻子汪龙英两人银行流水给付”及“邓大进及妻子汪龙英两人银行流水给付和部分现金给付”多种陈述，对此，邓大进未能进行合理解释，也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实款项来源的客观性，故其相关陈述不能让一审法院产生真实性的确信；其次，关于款项往来的方式及款项交易时间跨度表述存在矛盾，本案历经原审、二审及重审，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邓大进向法院提交了三份不同的银行流水内容，与之相应的借款给付方式及时间跨度的陈述也相互矛盾，有的仅是邓大进一人的部分银行流水（借款的时间跨度陈述为2011年至2012年累积出借）、有的仅是邓大进与汪龙英两人的部分银行流水（借款的时间跨度在上诉状中陈述为发生在几年前），有邓大进与汪龙英两人的全部银行流水和现金交易（借款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之前都是现金往来，2011年以后有现金也有转账交易），邓大进对此亦未能进行合理解释，不能让一审法院产生真实性的确信；再次，对邓大进提交的邓大进和妻子汪龙英向黄道昌的汇款银行流水两份（其中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邓大进，账号9031212010100100002987，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0年12月2日至2014年4月24日共计32笔，借方发生额合计950000元，贷方发生额2390500元，另一份载明的客户名称：汪龙英，账号90×××18，对方户名：黄道昌，记账日期从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12月20日共计3笔，借方发生额合计2000000元，贷方发生额是115000元）可知，借方发生额为2950000元，贷方发生额为2505500元，两者之间的差额仅为444500元，一方面，根据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交此组证据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的证明目的，则邓大进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借款133万元的差额部分款项885500元（133万-流水中444500元）的给付方式和给付时间，另邓大进本人对其与黄道昌在2011年之前至2014年12月13日间有多少笔借款和还款及具体的给付方式等细节语焉不详、陈述不清，在时间跨度这么长的情形下双方一直未进行结算，于常理不合。且流水中借贷双方差额仅444500元，与邓大进应当证实其向黄道昌已支付了133万的借款数额无法对应，而且出入较大；另一方面，因邓大进与黄道昌于2014年1月19日确实签订了《建宁县源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建宁县景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客观上也约定了邓大进要支付协议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给黄道昌，且邓大进对此股权转让款是否支付又存在相互矛盾的陈述，故一审法院不排除邓大进本次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与黄道昌的银行流水有其它经济往来的可能。因此，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履行了案涉借条所涉133万元借款的给付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综上，邓大进对涉案股份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负有举证责任。但邓大进未能向一审法院举证证实其与黄道昌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其在本案向一审法院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达到其对案涉5%的股权享有能够产生排除对案涉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邓大进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黄道昌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由于本案在中止审理后，就本案存在的程序严重违法问题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认为不矛盾，合议庭可以继续审理。经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实体处理势必与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相矛盾，一审法院审委会对本案再次讨论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大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770元，由邓大进负担。本院审理查明，曾而亮诉黄道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年12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1月7日，曾而亮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19％股权，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由邓大进代持黄道昌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19％股权。后邓大进对该裁定提出复议申请，但因已超过法定申请复议期间，一审法院通知邓大进丧失了申请复议的权利。又因黄道昌未履行付款义务，曾而亮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自动转为执行裁定，2016年3月25日，邓大进、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认为黄道昌的19％股权已全部转让给他们四人(其中邓大进5%、钱浩明6%、魏迁里5%、魏平3%)，2016年4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以该执行异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范畴为由，驳回四人异议申请。后四位异议人对该裁定申请复议，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复5号执行裁定，认为本案是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和执行标的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执行异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查执行异议范畴的意见是错误的，故撤销该裁定并发回重新审查。2016年8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认为虽然邓大进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其于2015年8月12日转得黄道昌的5％股权，但从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来看，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均非法院冻结的19％股权的权利人，该19％的股权登记在邓大进名下，邓大进才是登记的股权持有人，故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其他案外人异议理由需要通过实体诉讼程序才能加以判断，故裁定：一、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书中冻结的19％的股权暂执行14％的股权；二、驳回钱浩明、魏迁里、魏平的异议。该裁定送达后，钱浩明、魏迁里、魏平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曾而亮和邓大进均未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黄道昌未履行付款义务，曾而亮再次向一审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18年7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黄道昌银行存款436.5万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次日，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协助查封被执行人黄道昌（以邓大进名义登记）在建宁县源城置业有限公司持有5％的股权。邓大进对一审法院上述执行行为提出异议，2018年8月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黄道昌与邓大进签订落款时间“2015.8.12”的《股权转让协议》“黄道昌”签名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意见已证明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并参照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执行行为并无不妥为由，裁定驳回异议人邓大进的异议请求，并告知：异议人、当事人对本裁定不服，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邓大进不服该裁定，故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表明，2016年8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是案外人邓大进等四人基于实体权利和执行标的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该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是“邓大进异议理由成立。（2015）丰民初字第1045号民事裁定书中冻结的19％的股权暂执行14％的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规定，如案外人理由成立的，只能是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对执行标的的权属问题应由案外人、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实际上已对涉案的5%股权的权属作出了裁决，即邓大进的异议成立，实际上认定邓大进是涉案5%股权的持有人。因此，该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与法律规定不符。由于邓大进和曾而亮对该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均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该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虽然一审法院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8）赣1023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未对涉案5%的股权进行冻结，但（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却对涉案5%的股权进行了冻结，故邓大进对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的执行行为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邓大进的异议请求。该裁定结果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结果存在明显冲突和矛盾。另外，由于邓大进是对（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因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如对裁定不服的，只能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而不是（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中告知异议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主文第一项内容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实际上已对涉案的5%股权的权属作出了不同的认定。后一审法院又作出（2018）赣1023执20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18）赣1023执异5号执行裁定书，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赣1023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结果存在明显冲突和矛盾，属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认为不属程序违法错误。另外，本案的执行标的是股权，不是支付金钱或者货币，属非金钱债权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由案外人、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由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2019）赣1023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邓大进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退还一审原告邓大进；上诉人邓大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龚祝光审判员  万燕飞审判员  黎 璆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揭盼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