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 二上诉人法定代理人：王某3。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州区新墩镇青松村民委员会。住所：甘州区新墩镇青松村。 法定代表人：王某4，该村委会主任兼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某。住所：甘某。 负责人：王某5，该社社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甘肃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甘州区新墩镇青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松村委会）、甘某（以下简称青松村一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阅看卷宗并对当事人询问后，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分配方案的确定时间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应当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19日，被上诉人青松村委会与张掖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确定了兑换安置的条件及双方权利义务等，并据此认为2016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召开社员会议形成的决议应视为征地补偿的方案，该认定明显错误。1、作为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应当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补偿内容，即在册户籍人口应享有的分配权益，按被上诉人最后确定的内容，是每人分配64.68平方米的住宅；二是补偿的对象，即享受土地补偿款分配的人员。村委会最后确定以2016年7月19日前出生的在册人口为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多份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先后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被征收土地如何分配、怎样分配进行讨论，直至2019年7月28日才确定了最终的分配方案。即以2016年7月19日前出生的在册人口为准，每人分配64.68平方米的住宅。2016年7月19日，被上诉人青松村委会与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协议》仅仅是对被上诉人对联合开发事项的确定，并不涉及最终的分配方案。2、以2016年7月19日之前出生的人口决定享受补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題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根据上述规定，青松村最终确定分配方案的时间是2019年7月28日,当时上诉人已经出生，具有该社村民资格，应当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款。2016年7月19日，万豪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房还未建成，所以被上诉人确定的做法违反了法律规定。3、上诉人王某1的情况更加特殊。上诉人王某1出生于2016年8月31日，在2016年7月19日签署《土地联合开发协议》时上诉人王某1虽系胎儿，但在2016年10月13日提议确定分配人数时王某1已经出生，应当享有合法的分配权益。而一审法院的判决，未给胎儿留份额，直接侵害了胎儿的合法权益。二审审理过程中，王某3明确放弃上诉人王某2主张的房屋折价款194040元。 青松村委会、青松村一社辩称，1、上诉人王某1于2016年8月31日出生，上诉人王某2于2018年1月19日出生，二上诉人出生即入户到青松村一社这是属实的。但被上诉人青松村委会、青松村一社与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在2013年8月28日签订了《土地统征包干协议》，征用青松村一社的集体土地413.03亩。然后在青松村一社的土地2013年8月被政府征用后，预留安置用地50亩，但在2016年7月19日青松村委会、青松一社与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上述土地由万豪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安置建设，故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6年7月19日就已经确定，在该协议签订时，上诉人王某1、王某2是不具有青松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所以上诉人不参与分配就是正确的。2、上诉人认为土地分配方案的确定时间是2019年7月28日这是错误的理解。因为2019年7月28日的社员会议系对400平米门店对新增人口的分配问题的讨论，且在本次会议中还再次确认了安置楼的分配人数以2016年7月19日截止的时间为准，且会议内容并未对2016年10月13日社员会议形成的表决决议有所修改，更主要的是青松村一社的所有安置楼已经按照会议截止时确定的人数分配完毕。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3、在2013年8月28日签订了《土地统征包干协议》后，青松一社多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最终是在2016年10月13日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决定：“本社人口自协议签订之日起铡结人口，以后安置楼、商业门点的分配人数全部以协议签订之日铡结人口的人数为依据分配。”从该会议决议可以看出，安置楼、商业门点的分配人数就是以2016年7月19日青松村委会、青松一社与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的时间为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只有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才有权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结合本案，2013年8月28日青松村委会、青松村一社与甘州区新墩镇人民政府在签订了《土地统征包干协议》，政府征用青松村一社的集体土地413.03亩，预留安置用地50亩，2016年7月19日青松村村委会、青松村一社与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土地联合开发协议。所以被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就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但上诉人王某1于2016年8月31日出生，上诉人王某2于2018年1月19日出生，因此，上诉人王某1是在2016年8月31日后才因出生迁入而具有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诉人王某2于2018年1月19日因出生而具有被上诉人青松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案中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2016年7月19日就已经确定，该安置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不具有被上诉人青松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所以就没有权利分配。4、青松村一社的土地是2013年8月28日被政府征用，2016年7月19日被万豪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在协议签订以后，青松一社多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最终在2016年10月13日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上讨论，确定参加土地开发后分配安置楼的社员资格时间截止到2016年7月19日止，并以合法户籍登记的户口本为准，并有绝大多数社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也即确定了安置楼、商业门点分配的人员资格。所以在2016年8月31日王某1将户口转入青松村一社、2018年1月19日王某2入户到青松村一社时，就没有资格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结合本案在青松村一社村民会议上会议决定按2016年7月19日与万豪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土地联合开发协议之日起铡结人口，以后安置楼、商业门点的分配人数全部以协议签订之日铡结人口的人数为依据分配时，王某1、王某2还不是该社的社员，尽管在2019年8月8日分配安置楼时其已经具备了成员资格，但该情形与上述规定不符，青松村一社未给王某1、王某2分配安置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在户口截止后，青松村一社因结婚、出生入户的就有33人，都没有参加分配。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土地补偿费388080元；2.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某1于2016年8月31日出生，于2016年10月11日因出生申报而入户至青松村一社，原告王某2于2018年1月19日出生，于2018年2月7日因出生申报而入户至青松村一社，户主均为王洪斌。2018年2月8日因分户，两原告及其父亲王某3同时迁出，另立一户，户主为王某3，户口仍在青松村一社。2016年7月19日，被告青松村委会作为甲方、万豪房地产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土地联合开发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张掖市××区以北，甘泉中街以东开发用地35亩、安置用地15亩，共计50亩，由乙方负责安置开发建设；依据青松村一社村民意愿，对政府给予本社50亩土地进行补偿兑换，由乙方全面开发，乙方总体规划，分项实施建设具有现代化生态环保的小区；甲方提供商业兼住宅建设用地50亩，每亩补偿兑换526.1平方米，共计兑换26305平方米，其中乙方无偿提供给甲方修建住宅楼18305平方米，商业门店8000平方米延玉关路从东往西一层二层各占一半同时进行分配，分够为止。双方在合同中对开发内容及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均有约定。合同落款处由被告青松村委会在甲方处签章，并有王某5、张忠、闫增兵等16人作为被告青松村一社代表在合同中签名捺印。2016年10月13日，被告青松村一社召开社员会议，会议决定50亩开发用地修建合同于2016年7月19日签订，本社人口以合同签订之日起铡结，以后安置楼、商业门点的分配全部以铡结人口的人数为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并有青松村一社多数社员在会议记录中签字确认。2019年7月28日，被告青松村一社召开社员会议，会议对400平米门点对新增人口的分配问题及其他事项进行了讨论，仍决定合同内的面积按照2016年7月19日截止人口平均分配，多数社员均同意并在会议记录中签名。2019年10月17日，被告青松村委会出具资格认定书及情况说明一份，认定包括王某2、王某1等6人具备青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对本案争议的问题分述如下：关于被告青松村委会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主体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系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具有法人资格。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具有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职责，且涉案《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系被告青松村委会所签订，因此被告青松村委会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关联性，故青松村委会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关于原告王某1、王某2是否有权参与安置住宅楼分配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农民集体对农村事务、村民管理依法享有一定的自治，同时对在村民决议中有关程序性、实体性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被告青松村一社于2016年10月13日召开社员会议，会议决定本社人口自《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之日即2016年7月19日截止，以后安置楼、门点的分配全部以截止人口时确定的人员为依据。其次，承包地征收补偿款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所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户籍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或生活在该组织，而对该组织的土地享有权利，负有义务的人。根据这一定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很强的身份性质，可以因出生而取得。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王某1于2016年10月11日因出生申报、原告王某2于2018年2月7日因出生申报而入户至被告青松村一社。依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能够认定二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二原告具备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1日、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该规定，征地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才有权要求分配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被告与甘州区新墩镇政府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的《土地统征包干协议》，约定征收土地为被告青松村一社集体土地413.03亩，补偿面积为363.03亩（不包括自主安置和开发所需用地），故自主安置和开发所需用地为50亩。2016年7月19日，被告青松村委会与张掖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上述土地由张掖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安置建设，故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于2016年7月19日就已经确定。二原告在该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尚未具备青松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无权要求分配安置住宅楼。原告称2019年7月28日的社员会议最终形成了安置分配方案，该方案确定时，二原告已入户至被告青松村一社，故应参与分配。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7月28日的社员会议系对400平米门点对新增人口的分配问题的讨论，且在本次会议中再次确认了安置楼的分配人数以2016年7月19日截止时间为准，会议内容并未反映出对2016年10月13日社员会议形成的表决决议有所修改，且涉案安置住宅楼已按照人口截止时确定的人员分配完毕。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时，原告王某1为胎儿，依据民法总则规定胎儿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被告应当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公民依法出生后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民法总则仅规定胎儿只有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才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该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庭审中原告主张其未分得2019年7月28日确定的5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虽然2019年7月28日在被告召开的社员大会中决定从四口以上的户中通取出大约120-180平方米的面积给1-3口人的户每人补助五平方米，该事项与原告的诉请无关，一审法院不予涉理。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权参与青松村一社安置住宅楼的分配，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1元，减半收取3560.5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负担，一审法院退还原告案件受理费3560.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墩镇青松村王雨涵、王宇泽、王昊泽三人的户口登记情况表各一份，拟证明这三个孩子于2016年7月20日出生登记，在2016年8月5日进行户口登记，青松村一社给这三个孩子进行了了分配，进而印证本案上诉人王某1出生于2016年8月31日，也是在2016年10月13日开会讨论分配方案时已经出生并且具备了新墩镇青松村村民的资格，结合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分配方案确定的时间也是2016年10月13日，已经具有村民资格的人，应当予以分配。被上诉人质证称，王雨涵、王宇泽、王昊泽出生于2016年7月18日，而非7月20日，并提交王雨涵、王宇泽、王昊泽《出生医学证明书》。本院认为，虽然王雨涵、王宇泽、王昊泽、上诉人王某1的户籍登记时间均在2016年7月19日以后，但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户籍登记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标准，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房屋折价款的理由是青松村一社向其他社员分配安置房而未给上诉人分配，故上诉人是否有安置房屋分配权利是其主张房屋折价款的基础。上诉人主张以分配方案形成之日作为自己享有分配权的基准日，青松村一社主张以《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日为基准日。首先，青松村一社向社员分配房屋的来源是《土地联合开发协议》，而青松村支付的对价是建设用地，而此建设用地当时属于青松村一社集体所有，即协议签订之日，供集体（社员）分配的房屋的面积已经确定，即补偿方案已经确定，青松村一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是确定的，从即日起，依合同约定，青松村一社就不再享有相应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新增加的人员也对相应土地没有权利，如果新增人员参与分配，对原有社员不公平。其次，青松村一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房屋分配事项，始终是以《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日作为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准日，而这一决定也是经过三分之二以社员代表同意的。最后，因为分配方案的决定可能经过多次讨论产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将《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日作为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准日，可以较好地防止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实力较大的群体，利用其对于民主议定程序的影响力牟取私利、侵害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因此，青松村一社将的2016年7月19日社员人数作为分配房屋的依据，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属于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而在《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签订之日未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权利。上诉人王某1虽能因出生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王某1出生在2016年7月19日之后，所以不能享有分配权利。 上诉人提出的胎儿权利保护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确有胎儿权利保护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而王某1出生于2016年8月31日，根据“法不溯及即往”的原则，无法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保护王某1的权利。 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8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斌文 审判员  杨祝续 审判员  宋力国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晓燕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