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645号 原告：宁波鹏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 法定代表人：严益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商聪聪，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联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宝山区淞良路10号803室。 法定代表人：向碧琛，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洋，上海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鹏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信公司）与被告深圳市联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盈上海分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同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鹏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商聪聪、被告联盈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洋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庭后调解无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鹏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海运费4,702.33美元，折合人民币33,258元（按起诉日2019年10月8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7.0726计），以及该款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8年8月3日委托原告代理订舱出运箱号为EGSU9065185的集装箱货物，原告接受委托后向承运人完成订舱等事务。货物于2018年8月5日出运，提单号为EGLV143800153430，后因目的港埃及塞得港对旧衣服限制进关，原告多次通知被告并要求其提出解决方案，但被告迟迟没有答复。上述货物于2018年11月8日被退运至上海港，由此产生退运海运费4,702.33美元，原告应承运人要求垫付了上述海运费。货物退运后，原告一直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要求被告尽快落实该集装箱货物的后续处置，但被告一直未予明确回复，导致该集装箱长期滞留港口，已产生高额的集装箱滞箱费、码头堆存费等，并且费用还在持续增加。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而垫付的相关费用，委托人应当予以偿还，故提起诉讼。 被告联盈上海分公司答辩称：首先，货物退运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的事实不充分、不全面。原告仅仅提及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退运的这一节事实，而2018年8月3日在货物订舱过程中，被告如实申报了涉案货物的品名系旧服装，原告以及实际承运人也接受了该品名并且进行了运输。在货到目的港前，被告接到原告的临时通知，称该品名不得进口，而截止到开庭，原告也没有提供退运的明确理由。退运作为合同的变更，既无法律的规定也无合同的约定，原告作为专业的货运代理人，在接受订舱时，就应当知道涉案货物是否应当运输。在其接到实际承运人要求退运及支付退运费用的通知时，应当审核其退运依据是否合理合法。因此原告主张该垫付费用不合理，其应当向实际承运人抗辩或者主张退还已经收取的运费。其次，原告未证明涉案运费已经实际发生。最后，被告也仅是涉案货运的代理，即使货物退运，其决定权在于货主，相关费用也应向货主主张。综上，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被告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认定： 2018年7月27日，被告联盈上海分公司向原告鹏信公司发送货运委托书（SHIPPINGORDER）（系被告的格式托书），委托原告将一批旧服装由中国重庆港出运至埃及塞得港，双方约定该票货物为电放交付。该托书载明的托运人为FORTUNEMAXGROUPLIMITED，收货人为BACKARLINE。2018年8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发送143800153430号提单扫描件，托运人、收货人、货物信息如货运委托书记载，装运船名航次为CMACGMURAL0BX1LW1MA，承运人为EvergreenMarine（Singapore）PtaLtd，货物于2018年8月5日装船，集装箱号为EGSU9065185等。2018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费用确认通知书，告知代理海运费为美金2,500元、人民币费用2,990元，并开具相应发票，被告亦结清代理费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于2018年11月8日被退运至上海港。 原、被告于2018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期间，就货物是否退运或改港进行邮件沟通。原告表示，埃及禁止旧衣服进口，船公司要求退运并提交退运保函（见被告证据第87页），改港没有时间处理，只能先退回来再转运至土耳其（见被告证据第78页）。但被告表示是否退运需要客户确认，经与客户沟通，不接受退运，要求与船公司协商改港（见被告证据第81页），最终认为埃及塞得港并没有禁止旧衣服进口，不接受退运或改港（见被告证据第60页）。 双方最终未能就退运、改港事宜达成一致，原告于2018年10月10日通知被告货物已安排退运，并告知船名航次（见被告证据第55页）。后双方于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8日就货物退运后的改港及费用承担继续沟通。原告表示，改港需要被告提供改港保函（见被告证据第52页）。被告表示：至今没有收到货物强制退运通知的官方文件（见被告证据第44页）；经与收货人沟通，同意在不承担费用的前提下改港（见被告证据第36页）。双方就退运费用承担、改港等事宜协商未果，遂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依法成立，双方均应依法履行。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本质上属我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规定的委托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系出口货物的海上货运代理，双方争议的事项是货到目的港后因故被退运产生的费用应由何方主体承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3号）第一条的规定，货物退运及由此产生的费用负担不属于该条第（一）至（四）所揭示的货代业务。根据本案证据和事实，涉案货物运到目的港后因故需要及时处理（原告述称系承运人告知目的港禁止进口旧服装），承运人在未与货方（包括被告）就货物处置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即将货物退运至中国上海港，这显然是对此前已部分履行的运输合同的明显、重大变更。根据一般经验，应对、处理这种重大变更事项已超出了海上货运代理的一般或通常业务范围，需要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或指示。事实上，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清楚、并在相互联系中表露出自己仅是货运代理人，对于可能影响到运输合同变更（如本案货物退运）及变更原因的事项不具有决定权和相应的处分权。对涉案事项的处理（向承运人退运费），原告未主张并证明其与被告此前有明确约定、或事后得到被告之追认和承诺，甚至对于是否应当予以退运，原告亦未主张并证明被告或货方事前同意或事后追认。事实上，退运的原因、是否应当退运始终存在争议。故，对于本应由运输合同的当事人确定和解决的事项（是否退运及相应责任承担），在其未明确及解决之前，原告未经授权而支付了退运费，该行为难以认定为通常的货运代理事务、该费用也难以认定为“垫付费用”，原告诉请被告偿付该退运费及利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鹏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76元，减半收取计338元，由原告宁波鹏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继林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艺融 【附件一】 原告鹏信公司证据： 1.托书一份、代理费发票及银行付款记录两份，用以证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订舱，并支付了出港海运费的事实； 2.出运提单及集装箱流转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出运后又被退运的事实； 3.2018年9月25日至2019年8月22日原、被告之间往来电子邮件及律师函，用以证明原告货物在目的港不能进口之后及时联系了被告，要求被告告知处置办法，但被告迟迟不做答复，为防止货物在当地被销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原告只能将货物退运，2019年1月8日原告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的事实； 4.托运海运费发票、账单、付款申请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退运海运费的事实； 5.汇率表一份，用以证明2019年10月8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被告联盈上海分公司证据： 一、原、被告QQ聊天记录及附件，往来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就案涉货物订舱、提单确认等货运代理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 二、萨菲航运签发的提单及译文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埃及塞得港接受案涉二手服装进口的事实。 【附页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