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行终6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仙湖路830号。 法定代表人徐有敏，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李俊洁，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助宽，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傅君铭，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相进江，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胜利，男，1974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国利，男，198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喜萍，女，196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五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钱赴京，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玲，女，196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陶文喜，江苏海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三江街道”）以及傅君铭、相进江、谢胜利、谢国利、姚喜萍因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并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4月1日上午，被告三江街道安排工作人员在上虞火车站将准备赴京信访的徐银仙和原告张亚玲劝返至三江街道，由傅君铭、相进江、谢国利、姚喜萍四第三人在一楼信访接待室对原告进行谈话。后相进江因故离开，谢胜利进入接待室。期间，原告倒在信访接待室地上，大声喊痛，并称被傅君铭打伤。经他人报警并拨打120后，原告被救护车送嵊州市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原告头面部及左侧臀部软组织挫伤。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于当日受案，于4月2日向被告三江街道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调取案发当日信访接待室的监控视频。被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一楼接待室监控设备由于线路故障问题一直处于损坏状态，故2018年4月1日的监控记录无法调取”。2018年4月11日，原告张亚玲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傅君铭赔偿医疗费等经济损失，向其赔礼道歉。2018年6月1日，嵊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3民初322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被告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的纠纷不是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之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第三人是否实施了殴打原告的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原告以被告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侵犯其人身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原告受伤原因，原、被告意见截然相反，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该院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来推定案件法律事实。本案基础事实是原告在封闭的信访接待室内接受第三人谈话过程中受伤，待证事实是第三人实施殴打行为致伤原告。原告之伤，不外乎四种可能：假装受伤、自残自伤、自己摔伤、外力致伤。各方均未陈述原告假装受伤、自残自伤，且门诊病历记载原告确有软组织挫伤，可以排除此两种可能。下文对原告自己摔伤与外力致伤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支持原告自己摔伤的证据是相进江之外的四第三人陈述，其中姚喜萍称原告因情绪激动站起来再坐下时沿着凳边摔到地上，谢胜利称原告因情绪激动挪动身体从凳子上摔到地上，谢国利称原告因避让傅君铭拿茶水而“站起来挪了一下”，再次坐下时摔到地上，傅君铭称“她突然侧身沿着凳子摔倒”。四人所述虽细节各异，但对原告自己摔伤一节陈述高度一致。该院认为，原告为中年人，无证据证明其具有明显的肢体功能障碍，在非激烈运动状态下自己摔倒的可能性极小。在室内平坦地面上的一次摔倒过程中，同时形成正面（头面部）及背面（臀部）软组织挫伤概率较低，两次摔倒则更不现实。常人身体失衡之际会本能地用双手支撑地面，倒地后常导致掌、肘等部位挫伤，而原告并无手掌、肘部受伤。在与他人对抗中受外力作用摔倒，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往往不会作出用手支撑等本能的防护动作。综上分析，原告自己摔倒的可能性极低，且其伤情不符合自己摔倒致伤的典型特征，因外力作用致伤成为高度概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可以推定第三人对张亚玲使用暴力。该条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中，四第三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于原告摔倒原因所述各异，未能合理解释原告头面部及臀部软组织挫伤成因。考虑第三人陈述证明力低，证明力较强的信访接待室音像资料又无法取得，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推定，认定第三人致伤原告。 综上，第三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损害原告张亚玲人身权利，其行为违法。因第三人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被告三江街道承担责任。被告三江街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应当确认违法。至于原告要求赔礼道歉的赔偿请求，仅适用于行政行为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形，原告未主张自己遭受精神损害并就此进行举证，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三江街道损害原告张亚玲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张亚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三江街道负担。 上诉人三江街道上诉称：1.2018年4月1日三江街道安排第三人傅君铭等工作人员接待被上诉人的信访诉求，属于三江街道的职责。信访接待中，傅君铭等工作人员并未对被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2.一审判决在推断时仅考虑卧倒和仰倒，未考虑侧倒情形。常人侧倒有可能同时形成头面部及臀部软组织挫伤。同时，一审关于“常人身体失衡之际会本能地用双手支撑地面，倒地后常导致掌、肘等部位挫伤，而原告并无手掌、肘部受伤”的推定也不全面，身体失衡造成的伤害与自身身体状况、身姿、情绪以及有无手持物品、重量等有较大关系，一审判决的推定并非唯一结果，也不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3.根据一审查明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伤害是其不小心从凳子上摔倒所致，各原审第三人的陈述能相互印证这一事实。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傅君铭、相进江、谢胜利、谢国利、姚喜萍上诉称，五原审第三人在2018年4月1日从未有过对被上诉人的伤害行为，被上诉人一审诉请无证据，且根据一审查明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伤害是其不小心从凳子上摔倒所致，身体失衡造成的伤害与其自身身体状况、身姿、情绪以及有无手持物品、重量等有较大的关系。一审推定结果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三江街道以及傅君铭、相进江、谢胜利、谢国利、姚喜萍等五人同时明确相关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张亚玲统一答辩称：一审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推定的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一致。本案中,被上诉人是被原审第三人中的傅君铭殴打、推倒导致现有伤害，且推倒之伤害发生不止一次。一审法院基于受伤位置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故被上诉人张亚玲对于其起诉时主张的三江街道工作人员上班期间对其实施殴打行为依法负有举证责任。 本案中，关于伤害事实，张亚玲于举证期限内提交了门诊病历等初步证据，对于伤害系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殴打行为导致这一待证事实，张亚玲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案发时监控。但根据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调取情况及证据持有人询问笔录，案涉信访接待室监控设备当日处于损坏状态。张亚玲主张系三江街道故意毁坏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案涉争议发生时仅张亚玲及原审第三人在场，故关于是否存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殴打行为及殴打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基础事实认定问题，各方已基本穷尽举证手段。现有证据主要为张亚玲及原审第三人在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两方对致伤原因各执一词。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通过分析认定法律事实，并无不当，但应以法院尽到充分、完整调查职责为前提。 本案中，两上诉人在二审中主张张亚玲系侧倒过程中碰到桌子，同时造成头面部及左侧臀部伤害。然一审未就案发时现场桌椅布置状况、在场人员所处具体位置等要素予以调查，也未在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制作且张亚玲签名的《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关于“头面部无挫（擦）伤及红肿、创口、其他损伤等记录”的记载与嵊州市人民医院门诊病历（No：0030742、就诊日期2018年4月1日）中“头面部、左侧臀部软组织挫伤”的诊断结论不一致的情况下，对张亚玲头面部伤害具体位置、是否脸部单侧受伤等予以进一步核实，径行作出推断，不利于客观事实的查明。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或者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该条第三款同时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在待证事实缺乏客观证据、各方陈述明显不一致且公安机关调查后对傅君铭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情况下，一审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到庭接受询问，通过细节调查进一步完善认定依据，合理分配举证不力的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44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新昌县人民法院重审。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