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再4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986号首层自编号3栋102号、第二层自编号3栋201-202号。负责人：雷红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剑青，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线街27号。法定代表人：李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常盛，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雨，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岭东路97号417房。负责人：李岩虎，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振宇，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因与被申请人中铁十二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52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粤民申56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共同偿还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兑付债务本金9036000元及应付罚息（第一笔以本金403.6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27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第二笔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3月6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上述两笔罚息暂计至2018年4月4日合计为145148元）；2.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事实和理由：华南公司系物资公司的分公司，2015年12月9日，物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华南公司全权独立依法经营权。2017年2月28日，物资公司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华南公司及其负责人李占星以自己的名义处理内部及对外经营管理中的一切相关事宜，授权华南公司独立作为出票人或承兑人签发商业汇票，商业汇票余额不超过2.5亿元，并保证对其所开出的商业汇票承担最终付款责任。2017年3月16日，华南公司在物资公司的授权下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办理商票保贴/保押业务，并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授信协议》，约定循环授信额度为2亿元，授信期间为12个月。上述协议签订后，华南公司签发开立了汇票号码为231358109502220170619089873391、231358109502220170619089873668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分别为4036000元、5000000元，收款人为广东铁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都公司），并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出具了《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申请暨承诺书》，承诺上述票据到期无条件对持票人进行付款。2017年7月5日，铁都公司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申请对上述票据进行贴现，江西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贴现资金。但票据到期，华南公司账户余额不足，江西银行广州分行无法扣款。经催收，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未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依据《授信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申请暨承诺书》等提起本案金融借款合同之诉，但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对《授权委托书》《授信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申请暨承诺书》中的印章及相关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均不予认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是否应对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商业承兑汇票兑付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是否应承责及承责范围应结合涉案账户的开立和企业网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开通情况、其对涉案账户是否知晓并实际使用、在案涉保贴业务发生之前发生的多笔保贴业务是否为其签发及知晓等事实情况综合确定。鉴于广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4月11日向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告知对物资公司被伪造公章案立案，广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6日向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告知对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陈桂云等人涉嫌经济犯罪，涉案账户是否为陈桂云等人操控使用、涉案票据承兑是否为陈桂云等人所为的相关案件事实有待刑事案件进行查明和认定，且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对于原告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待陈桂云等人涉嫌的刑事案件处理结束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1097号民事裁定：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不服一审裁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广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4月11日告知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对物资公司被伪造公章案立案，于2018年7月6日告知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对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鉴于陈桂云等人涉嫌经济犯罪，涉案账户是否为陈桂云等人以虚假资料开设并操控使用、涉案票据承兑是否为陈桂云等人通过受其控制的公司制造虚假交易骗取银行贴现资金等相关案件事实有待刑事案件进行查明和认定，且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并无不当。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上诉理由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审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粤01民终523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不服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裁定均置已查明的明显、确凿的民事法律事实于不顾，应予认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依法认定，严重损害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实体权利。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在一审中已针对本案关键事实即案涉账户是华南公司明知且实际使用的对公账户，进行了充分举证，足以证明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票据关系。具体包括：第一，在开户时，华南公司的负责人李占星先后于2014年10月、2015年1月两次将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和银行需要的开户企业全套证照原件交给经办人王静，到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处办理开户、开通网银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服务业务，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两次均当场对申办资料通过公安系统、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商税务系统联网核查，全部真实有效。第二，就账户的使用情况，该账户自开设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华南公司长期用于货款结算，是其真实对公账户。其中，经广州市经侦机关已调取到的确凿证据证实，华南公司与其业务合作方之一中交珠海城际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正是通过案涉账户，于2015年11月2日划转了1030万元工程材料结算款，剩余款项分别划入了华南公司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进行结算。华南公司虽抗辩是以其他方式结算的，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时，华南公司的另一业务合作方承志供应链有限公司，自2014年起共与华南公司的合作贸易额达3亿多元，已全部结清。其中3803余万元的货款正是通过华南公司从本案银行账户出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后，由承志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贴现取得货款的。汇票到期后，华南公司也全部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进行了兑付。此外，华南公司负责人李占星在一审当庭自认华南公司与多家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而案涉银行账户流水可充分反映资金来往。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在开户、开通网银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办理汇票贴现业务等环节已穷尽了审核手段，充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有理由相信经办人员有代理权，属于善意相对人。此外，中国银行、平安银行、广州农商行等三家银行同样也为华南公司开设了账户。虽然华南公司均予以否认，但既然多家银行机构均能审核通过，进一步证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已尽充分注意义务，属于合理信任，开户行为对华南公司合法有效，其应依法履行汇票付款义务。物资公司、华南公司除了提交一份来源可疑、真假莫辨的案外人陈桂云在所谓的“说明”中自认私刻印章外，对本案李占星两次交付开户所需证照的行为、与业务合作方结算款项的行为均无法合理解释和举证抗辩。而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书，一方面仅初步说明相关事实有待侦查，但侦查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仅凭公安立案决定书不能对本案待证事实起到证实或证伪的作用；另一方面该立案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华南公司“报案”和提供“信息”的基础上，不能起到加强证明的作用。即便在开户过程中有私刻印章的因素，但仅凭公章的真假不足以推翻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鉴于李占星时任华南公司的法定负责人，其委托经办人员开户的行为，可直接认定是华南公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由华南公司承受。因此，综合考虑双方的举证情况，依据民事代理规则，本案足以认定在开户和开通网银、电子商业汇票环节，经办人员的行为构成代理行为。加之每年在开展对华南公司的授信业务过程中，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均到物资公司办公场地进行核保，现场取得物资公司的授权文件。在华南公司逾期未承兑时，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亦及时与物资公司、华南公司进行债务确认，且均得到回复。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在整个开户、授信过程中已尽到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开户和开通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行为对华南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还需注意的是，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办理开户相同情形的，华南公司以相同方式在平安银行广州分行开设并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被质押给东莞银行后，该质押权已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在（2017）粤0106民初13044号案中确认为合法有效。相同的民事行为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案涉电子商业汇票的合法性应予确认。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华南公司实际使用该银行账户，并认可从该账户开出的电子商业汇票的真实合法性，该账户系其真实对公账户，其辩称不知情属推卸付款义务。（二）一、二审诉讼程序明显违法，对主要证据未予质证，并且经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法院未调查收集，致使事实认定上出现重大遗漏。1.华南公司是否明知并实际使用案涉账户系认定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关键事实，对此，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已在一审中充分举证了华南公司与其业务合作方之一中交珠海城际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使用案涉账户进行了工程材料款的巨额结算。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调取的中交珠海城际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中标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关于变更收款账户的函、法人授权委托书、银行电子回单等一系列证据予以佐证。但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华南公司对结算事项予以否认，声称其与中交珠海城际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另行结算并已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一、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证据未经质证，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至今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以及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2.江西银行广州分行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华南公司的基本户中国工商银行广州花都汽车支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广州农商行等多家银行的开户资料信息、2018年10月15日交易记录及该基本户项下所能显示的全部一般户信息，以证明华南公司开设所有银行账户方式的一致性；证明本案账户是华南公司的真实结算账户；证明华南公司辩称三年以来始终对案涉账户不知情显属狡辩。但一审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发调查令，致使本案的事实认定上出现重大遗漏。（三）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事案件不影响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驳回起诉剥夺江西银行广州分行实体救济的权利。1.本案与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应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方面，就案外人涉嫌的“伪造公司印章罪”，仅凭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文书并不能否认案涉印章的真实性。该份鉴定文书的检材未对授信协议等案涉资料进行比对，也没有对华南公司负责人李占星的印章进行比对，甚至直至一审、二审审理结束，华南公司都未申请对涉案资料印章的鉴定，因此，没有证据证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证据材料上的印章是虚假的。退一步言，即便有新的鉴定意见书证明江西银行广州分行证据材料上的印章与华南公司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也仅能说明该私刻印章的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并不必然导致整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如果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因涉及私刻印章主张本案只是刑事案件不涉及经济纠纷，则其还须另外证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及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相重合，并已影响民事案件的定性。另一方面，就经侦立案涉嫌的“骗取票据承兑罪”，与本案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骗取票据承兑罪的被害人是汇票的承兑人，本案是商业汇票，承兑人是华南公司，如果构成犯罪，犯罪人侵害的是华南公司的权益，而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权益。本案中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作为贴现人，追究的是华南公司作为出票人的付款义务。刑事案件与本案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均不重合，且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应当继续民事审理。即便最终刑事认定存在犯罪行为，也应是物资公司、华南公司向江西银行广州分行承担汇票责任后，另行向相关责任人员追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均明确“刑民并行”是处理非同一法律关系刑民案件的基本准则和要求。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在（2012）民提字第36号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庆南路支行与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票据回购纠纷案中，对类似情形作出明确的认定。本案属于合同关系与票据关系双重法律关系的竞合，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情形，应由法院继续依法审理。2.二审维持一审裁定驳回上诉的理由完全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情形。即使如二审裁定所言，刑事案件的结果会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本案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规定，属于中止诉讼的情形，而非驳回起诉。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承担。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本案陈桂云等人涉嫌经济犯罪，相关案件事实有待刑事案件进行查明和认定，且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一、二审法院以此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一、二审法院既未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也未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认定，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的情形，应裁定驳回再审请求。（二）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依据《授权委托书》《授信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申请暨承诺书》等向法院提起金融借款合同之诉，物资公司、华南公司是否开立、使用涉案账户，开通、签发企业网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是确定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责任范围的依据。2018年4月11日，广州市公安局对物资公司被伪造公章案立案，同年7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对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上述刑事案件对陈桂云等人是否操控使用涉案账户、骗取涉案票据承兑进行侦查。据此，本案与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即查明涉案账户的使用、涉案票据承兑系何主体所为。本案属于刑事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再审申请。本院查明：本案再审期间，物资公司提交广州市公安局2019年7月5日出具的穗公经字〔2019〕00053号《破案告知书》复印件、2019年11月7日出具的穗公经字〔2019〕00156号《破案告知书》复印件，载明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一案、陈桂云骗取票据承兑一案，该局经过侦查，已破获该案，该案现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物资公司还提交广州市公安局2019年10月30日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复印件，告知对陈桂云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本院再审认为，综合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再审的理由和物资公司、华南公司的书面意见，本案现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应驳回起诉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按照上述规定，只有民事纠纷与经济犯罪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时，才应当驳回起诉。本案中，江西银行广州分行以其对华南公司签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后，华南公司账户余额不足扣款为由，向华南公司以及物资公司起诉请求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的债务。虽然广州市公安局对物资公司被伪造公章案和案外人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本案民事主体为涉嫌刑事犯罪行为的实施主体，亦无证据显示本案争议的事实与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属于同一事实。一、二审裁定仅以公安机关对物资公司被伪造公章案和陈桂云等人涉嫌骗取票据承兑案立案侦查，就认定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并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裁定驳回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的起诉、上诉，属适用法律不当。江西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裁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至于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要经过实体审理才能作出判定，不属于本案现阶段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11097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5233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判长 邹 莹审判员 苏大清审判员 邵静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郑奕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第四百零七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