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翠芳，女，汉族，1965年12月31日生，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权，江苏益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维磊，女，汉族，1971年2月27日生，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刚，上海市海华永泰（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翠芳因与被上诉人陈维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苏0492民初2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翠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维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错误，本案应当属于股权转让纠纷。2017年8月19日由陈维磊与高翠芳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没有履行；2017年7月1日双方签订的名为借款合同、实为股权转让合同也没有履行；在2018年7月29日双方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不能违法履行，陈维磊作为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思公司）的发起人在2018年9月25日前无权转让股份，所以，本案之债是股权转让之债，而不是民间借贷之债。二、本案中民间借贷合同只是股权转让的延伸，并不是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合同基础上的和解、调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一审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司法解释的立法理论载明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民间借贷合同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法律关系进行结算后就可以适用。2017年9月25日，陈维磊作为维尔思公司的发起人，仍拥有1%的股份，还参与了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表决，从时间顺序上看，如果2017年7月1日签订了《借款合同》成立并有效，陈维磊就不能作为维尔思公司的发起人，且拥有1%的股份。一审法院明知陈维磊提交的借款合同并不是真实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而且也明知该借款合同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仍然认定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其具有本案的管辖权并作出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一审法院可以根据陈维磊起诉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以及在庭审过程中陈维磊关于股权转让事实的陈述来查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法院仍然错误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从而具有了本案的管辖权并作出判决，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公司纠纷管辖的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高翠芳的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应当将本案移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陈维磊辩称：1、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案确因股权转让基础发生，但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因为高翠芳资金不足，不能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双方就对股权转让款如何支付进行了协商，形成了后期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及股权代持协议等，在约定的期限高翠芳又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双方再次进行协商，陈维磊按照高翠芳的要求给予款项的还款展期，双方为此订立了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将双方的债权债务及付款时间点、违约责任又详细表述，明确借款合同、代持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均是对原股权转让款支付问题达成的结算方案。本案200万元借款就是形成的一个新的法律关系，这样的意思表示在最后一份还款协议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依照最高院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完全正确。2、高翠芳提到股权转让行为违背了公司章程的规定，认为无法履行，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文件，对公司内部人员约束，但是其效力不能导致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有效还是无效，双方间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且双方对股权转让款如何支付也达成一系列结算的方案，实际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只是对款项的支付又形成了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高翠芳股权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事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维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翠芳归还本金人民币200万元；2、判令高翠芳支付利息25万元（该利息为自从2017年7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日按年息10%计算），并要求高翠芳继续按此标准支付自2018年10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9日，邢青松、高翠芳作为甲方，陈维磊作为乙方签订了《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投资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陈维磊拟投资维尔思公司，高翠芳作为该公司股东，将自己股权中的50万股股权以每股人民币4元的价格转让给陈维磊；锁定期自本协议金额付款后的自动生效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同日，邢青松、高翠芳作为甲方，陈维磊作为乙方签订了《江苏维尔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回购约定》（以下简称回购约定），约定：在《转让协议》约定的锁定期满后，若维尔思公司未能完成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或者未被上市公司并购，乙方可选择继续持股或要求甲方回购其股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每股6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同日，陈维磊将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入该公司账户，维尔思公司向陈维磊出具了收款收据及股权证书。锁定期届满后，高翠芳承诺以每股6元的价格回购陈维磊的50万股股权，回购总价款300万元。因高翠芳资金困难，便约定：其中200万元转化为借款，借期为一年，利息为年利10%，双方为此于2017年7月1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余款100万元作为陈维磊以每股4元的价格受让高翠芳的25万股股权，2017年8月19日，双方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由高翠芳自愿委托陈维磊作为其对该公司0.5%股权的名义持有人。2018年7月29日，双方再次签订《还款协议书》，明确了上述事实，并约定：高翠芳应于2018年8月30日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借款利息20万元，并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利息标准仍按照年利10%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逾期利息。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翠芳主张双方之间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陈维磊仍然是合法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所以不存在结帐与转化的问题，陈维磊的后行为改变前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在股权转让投资协议锁定期满（即2017年6月30日）后，陈维磊、高翠芳签订的《借款合同》、《股权代持协议》、《还款协议书》，均是对前期股权转让投资行为的结算，即高翠芳结欠陈维磊300万元，双方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200万元转化为借款，100万元为新的股权转让价款。直至2017年9月股改前，陈维磊仍是维尔思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0.5%的股权，并代持高翠芳的0.5%的股权，故陈维磊行使股东权力，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等行为并未导致双方之间约定的改变，高翠芳的主张不予采信。据此判决：高翠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陈维磊借款200万元，并支付从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如果高翠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00元减半收取12400元，由高翠芳承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高翠芳为证明股份公司设立后，双方约定了取消回购继续持投，以及如果转让股份，应当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交易规则来办理、直至2019年12月31日陈维磊仍然持有维尔思公司1%股权，仍然是公司发起人的事实，提供了《补充协议》一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函件、维尔思公司《关于股票挂牌的提示性公告》、维尔思公司前200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前述证据材料中，《补充协议》无签订时间反映。二审中，经查阅一审卷宗，查明：一、2017年8月19日，陈维磊（乙方）与高翠芳（甲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其中委托权限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行使的权利包括：1、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代持的股权作为对维尔思公司的出资，并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在工商部门予以登记；2、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3、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4、代为出席股东会并按照甲方书面授权行使表决权；5、代为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二、2016年8月1日，维尔思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高翠芳将其持有的50万元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维磊。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陈维磊向高翠芳主张还款的请求权基础性质认定问题。根据本案事实，2016年4月29日，陈维磊与高翠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回购约定，约定陈维磊向高翠芳受让股权50万元，同时约定在2017年6月30日股权锁定期届满后，陈维磊享有选择持股或要求回购的权利。2017年7月1日，双方在锁定期满后，对陈维磊受让的股权以由高翠芳部分回购、部分股权仍由陈维磊持有的方式达成了借款合同，现陈维磊依据该借款合同及双方于2018年7月29日达成的还款协议主张权利，高翠芳在审理中虽然提出股权转让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抗辩理由，但对此并未提起反诉，故从陈维磊提起本案诉讼行使权利的请求权基础来看，本案应属欠款性质，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主要理由如下：一、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履行原股权转让协议、回购约定内容，借款合同签订后，双方对陈维磊原受让股权的处理方案已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并形成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高翠芳在本案中提出的原股权转让协议、回购约定存在违反公司章程、公司法规定的问题，从前述股权转让约定中，转让方为高翠芳，受让方为陈维磊，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通过，达成的回购约定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二审中高翠芳又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主张已取消回购条款的约定，该《补充协议》因无签订时间，从高翠芳依据该协议提出的事实主张来看，签订时间应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即2017年9月29日维尔思公司完成股份制公司性质工商变更之后，此时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及回购约定已经履行完毕，该《补充协议》约定不能据此否定双方业已成立并生效的借款合同。三、对于高翠芳提出的陈维磊至今仍是公司发起人，借款合同签订后，仍然参与公司股东大会并进行表决，故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借款合同的理由，从本案事实来看，高翠芳与陈维磊签订借款合同后，陈维磊仍然持有并代持受让的维尔思公司部分股权，根据双方签订的代持协议约定内容来看，代持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代持的股权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股东身份参与相应活动、出席股东会并按照委托人书面授权行使表决权，故高翠芳提出的该项理由并不能成立。综上，高翠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高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银芬审判员  时 坚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