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国良，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畅然、潘雅楠，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国富，男，196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国良因与被上诉人方国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0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方国富与方国良系兄弟关系。双方及其母亲章中女于2018年9月22日在余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何调006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方国富户与政府签订的《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母亲章中女享有80平方米安置房面积，现章中女将上述安置面积平均分配给方国良、方国良，自愿放弃所有权；同时方国良一次性支付方国富240000元，在分房后半个月内付清。2018年10月21日闲林街道何母桥村民委员会根据上述协议书，将章中女享有的80平方米安置面积平均分配、登记在方国富、方国良户内。但此后方国富向方国良要求支付240000元，方国良迟迟未付。方国富于2019年5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方国良支付方国富240000元，并从2018年11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支付逾期利息，直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方国良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方国富、方国良及母亲章中女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方国富、方国良均应按约履行。现章中女名下的安置房面积已经分配给方国富、方国良，按照协议约定方国良应当支付方国富240000元。方国良迟迟未付，是导致本案纠纷的原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方国良辩称该款项的支付属于单纯的赠与行为，但综合调解协议书的上下文内容及其顺序，明确显示出款项支付与章中女名下安置房面积分配之间存在前后履行顺序，并非单方面赠与行为。方国良的辩称，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方国良辩称因章中女对其名下安置面积的分配未办理相应房屋产权登记，该分配行为未履行完毕，故方国良付款条件并不具备。原审法院认为，现闲林街道何母桥村民委员会已经根据协议书将章中女应享有的安置面积平均分给方国富、方国良户内并做出登记及公示，后期方国富、方国良即可根据该登记办理相应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章中女分配安置面积的行为，应视为已履行完毕，方国良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方国富要求方国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方国良支付方国富24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方国良支付方国富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按照年利率4.3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减半收取2450元，由方国良负担。 宣判后，方国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并未认定案涉协议书所涉24万元款项的性质，也未认定章中女将80平方米安置房产平均分配给方国良、方国富的行为的性质，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事实上，方国良同意支付24万元给方国富的意思表示，既与章中女赠与两个儿子安置房产无关，也与赡养母亲的经济补偿无关，应认定为赠与的意思表示。（一）方国良同意支付24万元的意思表示，与章中女平均分配80平方米安置房产无关。因方国富一家过于强势，方国良为避免家庭矛盾升级，在签《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无奈同意支付给方国富24万元。结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原文，方国良同意支付24万元与章中女同意将80平方米安置房产平均分给方国良、方国富没有任何关联，双方只是把支付24万元的时间定在了分房后半个月之内，故方国良同意支付给方国富24万元的约定应定性为赠与的意思表示。现24万元尚未实际交付，方国良有权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且安置房产是母亲章中女赠与给方国良的，方国良没有理由因为接受母亲赠与的40平方米安置房产而支付给方国富对价款24万元。方国富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陈述该24万元款项的约定与协议书所涉房屋无关。即使方国富有证据证明方国良同意支付24万元与章中女同意均分80平方米安置房产有关联，24万元也应当在安置房产过户至方国良、方国富名下之后再支付。现安置房产的所有权尚未登记，章中女随时有权撤销赠与80平方米房产的意思表示。事实上，2019年7月26日，章中女也曾以方国良、方国富为被告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赠与之诉，根据该案的《民事起诉状》，章中女不仅从未认可均分80平方米安置房产与方国良同意支付给方国富24万元有关联，还反对方国富以章中女均分安置房产为由向方国良主张24万元。后章中女在该案《撤诉申请书》落款处捺印，但《撤诉申请书》落款处签字为“章中女（方国富代）”（方国富同时系该案被告），说明章中女极有可能是被方国富逼迫无奈，才同意按下手印。现该案虽已撤诉，但结合上述情形，章中女在安置房产过户到方国良、方国富名下之前随时有权也极有可能再次提起撤销赠与之诉，那么方国良支付24万元就不存在原审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基础。（二）方国良同意支付24万元的意思表示，与方国富所称的赡养母亲的经济补偿无关。原审庭审中，法官询问方国富本人为什么要求方国良支付24万元，方国富本人称，因为方国富自己赡养了母亲16、17年，而方国良没有赡养，故方国良应当支付经济补偿。根据方国富本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支付24万元的约定与双方赡养母亲有关，但与章中女把80平方米安置房产均分给两个儿子并无关联。且方国富从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赡养义务，庭审中也认可了母亲的住处是由方国良提供的，故方国良不认可方国富履行了赡养义务。即使母亲确实是由方国富赡养的，方国富提交的证据没有一处能够证明方国良与方国富就赡养母亲达成经济补偿的合意，更没有证据证明赡养母亲的经济补偿与24万元之间存在关联。方国富在起诉状中称“30年前左右，原被告及原被告的父母就赡养及分割父母财产的事宜协商一致，商定父亲由被告赡养，财产由被告继承；母亲由原告赡养，财产由原告继承”，按照其意思，母亲本来就应当由方国富赡养，方国良与方国富更不可能就赡养母亲的经济补偿达成方国良向方国富支付24万元的合意。综上，原审判决无视双方的陈述，对案涉协议书自行作出与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理解，认定章中女分配名下安置房面积与方国良支付24万元之间存在前后履行顺序，并非单方面赠与行为，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另外，原审判决也未明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即该24万元款项的性质是房屋补偿款还是母亲赡养费的补偿款亦或是其他。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既未认定案涉协议书所涉24万元款项的性质，也未认定章中女将80平方米安置房产平均分配给方国良、方国富的行为的性质。原审判决刻意忽略24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即没有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方国良应向方国富支付24万元，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应认定案涉协议书约定的支付24万元系上诉人做出的向被上诉人赠与的意思表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支持上诉人要求撤销上述赠与的意思表示的抗辩。综上，恳请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方国富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方国富承担。 被上诉人方国富答辩称：方国良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根据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主要事实的陈述，协议内容均因章中女的财产与赡养问题而达成，方国良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协议书所涉24万元款项系赠与。2010年，方国富房屋拆迁，母亲章中女享有80平方米的安置房面积。2018年9月安置房分房在即，但由于方国良与方国富就母亲章中女的财产（安置房）与母亲的赡养问题发生纠纷，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杭州市余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方当事人关于章中女的安置房及赡养问题进行调解，并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因此，方国良是为了解决章中女财产和赡养纠纷而同意支付24万元，并非是无理由的单方赠与。方国良认为该24万元与章中女安置房无关，又与母亲的赡养经济补偿无关，一则不符合《人民调解协议书》“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当事人系母子兄弟关系，因章中女的财产、赡养等发生纠纷，各方自愿申请调解”的协议内容概括。二则方国富没有无故赠与方国良24万元巨款的理由。方国良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赠与。因此，原审法院未认定该款项的支付系赠与，并无任何不妥，既然双方当时已经达成了约定，即应按约定履行，不能因协议中未指明款项的性质就妄图违约。二、方国良约定向方国富支付的24万，系方国良对方国富的补偿。根据方国良与方国富30年左右之前的约定，父亲由方国良赡养，财产由方国良继承，母亲由方国富赡养，财产由方国富继承，双方也按照约定履行。父亲在2003年去世，而母亲一直由方国富赡养，生活费一直由方国富负担，方国良要求平均取得母亲的安置房面积，自然应承担母亲的生活费。同时，虽然安置的80平方米系母亲章中女的财产，但按家庭内部的约定该财产在母亲百年之后是由方国富继承的，方国良现在要求分割母亲安置房面积，违反家庭内部的约定，实际上也减少了方国富远期可能获得的财产利益并且对方国富造成精神上的困扰。方国富原本是无法认可方国良的出尔反尔，但为了政府安置工作顺利进行，也为母亲得到更好的赡养，方国富同意作出让步。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方国良自愿给予方国富补偿是一种有效的约定。其中即包括共同分担母亲生活费，也是违反母亲抚养和继承约定的补偿。该24万元款项并非方国良陈述的赠与也不是房屋的对价。三、《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第1条约定章中女享有的安置房80平方平均分配给方国富40平方，方国良40平方，同时方国良一次性支付方国富24万元，在分房后半个月之内付清。从条款本身来看，安置平方的分配与24万元的支付两个行为确有前后履行顺序。而章中女名下的安置房面积已经于2018年10月21日分配完毕，方国良也已实际占有、使用该部分房屋，方国良理应支付约定款项。而原审判决认为该24万元款项支付并非单方面赠与，双方既已形成约定即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于法有据，并无错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方国良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方国良向本院提交章中女诉方国富、方国良赠与合同纠纷案卷归档材料一组（加盖法院档案章的复印件），欲证明章中女不仅从未认可均分80平方米安置房产与方国富同意支付给方国富24万元有关联，还反对方国富以章中女均分安置房产为由向方国良主张24万元。被上诉人方国富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母亲章中女这段时间住在方国良家中，不存在方国富不赡养老人情况，且赠与合同纠纷案起诉也不是章中女的意愿，在撤诉裁定书中可以体现，另外章中女不会签字，其起诉状也是代签，同时，协议书约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4万元并非赠与房屋的对价。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方国富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经余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调解协议书的上下文内容看，各条款内容相互关联，现章中女名下的安置房面积已实际分配给国富、方国良，方国良亦应当依约支付方国富240000元，原审法院对方国富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方国良主张该款项的支付属于赠与行为要求予以撤销，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已分配给方国良、方国富的安置房产尚未进行产权登记，不影响前述人民调解协议履行情况的认定。综上，方国良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方国良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圣超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