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305号 原告：顾国军，男，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岱山县。 委托代理人：袁相军，岱山县恒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夏海军，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岱山县。 委托代理人：何忠诚，舟山市海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顾国军与被告夏海军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同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顾国军委托代理人袁相军、被告夏海军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忠诚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夏海军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顾国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夏海军向原告顾国军支付工资18057元；2.判令原告顾国军就前述款项对被告夏海军所有的“浙岱渔04321”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事实与理由：2018年下半年，夏海军雇佣顾国军从事渔业生产，作业为捕蟹，夏海军所有的船舶为“浙岱渔04321”船，双方签订了捕捞运输雇佣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雇佣时间从2018年7月16日至下半年。后顾国军在“浙岱渔04321”船生产时手指受伤，至2018年8月11日，夏海军辞退顾国军，经顾国军了解，“浙岱渔04321”船于公历2018年12月20日结束生产，后顾国军就相关费用与夏海军多次协商，夏海军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故诉至法院。 被告夏海军辩称，顾国军诉称不属实，顾国军实际工作仅6日，即从2018年8月3日中午至8月9日中午，8月9日顾国军因不适宜在船上工作离船，夏海军已付清工资2000元，顾国军在中介所及其代理人在（2019）浙72民初351号案件一审庭审时均对此予以承认，顾国军雇佣起算日期为下海作业之日，而非2018年7月16日合同签订之日，工资标准100500元包括下海之日至下半年生产结束，按渔区生产习惯，捕蟹船下半年一般到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结束生产。综上，请求驳回顾国军的诉讼请求。 原告顾国军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渔船基本信息，证明被告夏海军所有的船舶为“浙岱渔04321”船； 证据2、捕捞运输雇佣合同书，证明双方约定雇佣时间从2018年7月16日开始，下半年工资为105000元，船舶为捕蟹船； 证据3、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雇佣时间从2018年7月16日起算。 被告夏海军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岱山县气象局证明1份、舟山市海洋渔业局内部明电2份，用以证明2018年8月1日，因台风导致不能按期开船生产，8月3日上午10时才解除渔船出海作业禁令； 证据二、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653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顾国军实际工作6天，从2018年8月3日至8月9日； 证据三、告知书1份，用以证明2018年5月1日至8月1日为全面禁渔休渔期。 因被告夏海军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证人林某陈述称，其系海军中介所经营人，涉案雇佣合同由其起草，2018年7月16日是合同签订之日，具体用工时间由雇佣双方确定，对船上工作不清楚。顾国军下船后找林某调解，并告诉林某下船时预支了2000元，顾国军当时同意按6天时间乘以平均工资计算，总金额不到4000元，后来顾国军又不同意这么计算。 经当庭质证，双方对各自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认定。对证人证言，双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顾国军认为证人证言偏向夏海军，中介所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告知顾国军合同签订时间和雇佣时间的区别，顾国军也没有收到2000元工资，夏海军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分析。对双方无异议的下列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夏海军系“浙岱渔04321”船所有人，2018年7月16日，原、被告签订一份捕捞运输雇佣合同书，约定夏海军雇佣顾国军在“浙岱渔04321”船从事捕蟹工作，雇佣时间为2018年下半年，在此期间的报酬为105000元等。8月3日顾国军随船正式出海作业，8月9日，顾国军离船并搭乘运输船回港。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雇佣起算日期、实际工作时间和工资支付标准，分析如下： 雇佣关系属于个人劳务关系，在有约定的情况下，以双方约定作为判断雇佣关系成立时间。对于合同签订于2018年7月16日，双方均予以认可，合同第六条约定“签字后生效”，上述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合同自双方签字时产生法律效力，雇佣关系自2018年7月16日成立。 虽然雇佣关系自2018年7月16日成立，但是双方对实际工作时间存在争议。首先，关于出海前的工作。顾国军认为，本院（2019）浙72民初351号案件已经作出认定，该案民事判决书记载顾国军为“浙岱渔04321”船出海做准备。顾国军在本案庭审中称其于8月1日至2日参与船上抗台，7月16日后为出海做准备。夏海军认为夏海军没有参与抗台，仅在充冰时来了1天，在夏海军离船时按200元的标准支付给原告。本院认为，（2019）浙72民初351号案件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该案双方争议焦点并非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以及雇佣关系的起算时间，而是顾国军受伤的原因及其与雇佣作业的关联性。因此，该项事实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所称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应当适用举证规则判定顾国军实际工作之日。结合双方陈述，顾国军参与8月1日至2日的抗台较为可信，另夏海军认可顾国军充冰1天，故认定顾国军在船舶出海前参与准备工作3日。从准备工作的内容来看，其劳动强度较捕捞作业要轻，可按200元每日计算合计600元。其次，关于雇佣关系结束时间，顾国军认为应当算至8月11日返回衢山之日，夏海军辩称只能计算到8月9日顾国军离船之日。本院认为，夏海军辩称有理，双方已于8月9日口头方式解除雇佣关系，顾国军要求把雇佣关系结束之日计算至8月11日没有依据。 关于顾国军在船上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合同没有对雇佣时间中的“下半年”进行具体解释，但是作为渔业生产从业人员，双方均应知悉我国实行禁渔期的规定和渔业生产半年一般指农历的习惯，故在合同没有约定且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船舶2018年下半年捕捞生产结束之日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生产习惯理解为“下半年”主要是指2018年农历下半年中可以合法捕捞的时期，也包括捕捞前的准备时间和捕捞结束后的相关收尾工作。同时，合同约定2018年下半年工资105000元，系针对雇佣合同如约履行完成的情况，本案顾国军在上船数日后下船，主张按照该标准计算工资缺乏依据。夏海军辩称，下海第一水为试用期，每天工资300元，顾国军不予认可，且雇佣合同对下海第一水试用期的劳动报酬采取划线方式删除，故对夏海军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顾国军下半年工资作出过约定，双方亦确认如果顾国军工作时间为2018年下半年，则夏海军无需另行支付出海前准备的工资，故可以参照该工资数额酌情认定平均工资。从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2019年1月25日）左右生产结束，共约172天，每日工资约618元，从8月3日上船至9日下船，顾国军在船上实际在船时间为6-7天，可酌情认定顾国军应得工资4200元。关于夏海军主张曾于8月9日给顾国军2000元工资，顾国军明确不予认可，称即便收到也是其他钱。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并未陈述夏海军有强迫顾国军离船的情节，相关案件亦未认定顾国军在船上受伤，在经与夏海军协商后，顾国军自愿离船，双方理应对工资进行结算或未结算情况下预支部分工资。顾国军否认收到2000元，亦不披露曾与夏海军协商工资事宜，不合常理。结合证人林某所述顾国军曾找他调解并告知拿到2000元工资，本院认定夏海军主张已支付2000元给顾国军具有高度可能性。顾国军还主张该款即便存在也系其他用途款项，但不能说明款项用途，亦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为渔业生产所需签订雇佣合同，雇佣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具有法律约束力。2018年8月9日，夏海军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要求解除雇佣关系，顾国军当日离船，双方雇佣关系即已解除，夏海军作为雇主理应支付顾国军应得工资。经查明，夏海军仅支付顾国军2000元，与本院认定的工资数额4800元（出海前600元+出海后4200元）相差2800元，应当承担继续支付工资的义务。对于顾国军主张的船舶优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一年不行使的，优先权消灭。因顾国军起诉之日距离顾国军下船之日超过一年，船舶优先权已灭失，故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顾国军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夏海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顾国军船员工资2800元； 二、驳回原告顾国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1元，减半收取计125.5元，由原告顾国军负担105.5元，被告夏海军负担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孝炳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 燕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