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国略，男，汉族，1969年12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春、张迎川，上海卿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728号4幢4楼34室。 法定代表人：王振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雪菲，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俊，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姚国略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3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2月15日，姚国略（出让方、甲方）、启德公司（受让方、乙方）及启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宇（受让方、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姚国略担任信颐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持有信颐431万股股权，愿意依法出让、受让方愿意依法受让姚国略所持有的信颐公司30万股（占3%）股权；目标股权转让总价款为270万元，其中启德公司出资90万元，王振宇出资180万元；另约定姚国略、公司与启德公司及王振宇共同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并保证启德公司及王振宇在2011年9月30日前取得信颐公司股东身份。启德公司、姚国略及王振宇盖章或签字确认。2011年4月11日启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姚国略90万元。 2013年9月22日，姚国略（甲方）、启德公司（乙方）及王振宇（丙方）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确认启德公司已于2011年4月将90万元款项支付至姚国略指定银行账户及姚国略始终未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鉴于信颐公司近两年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程序较为繁复且需要信颐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及配合，故姚国略提出回购启德公司实际拥有的信颐公司10万元人民币出资额（股权），经三方同意，参照2012年投资者对信颐公司投资时的公司估值水平和投资价格，姚国略以16.15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出资额的价格向启德公司回购其实际拥有的信颐公司10万元人民币出资额（股权），回购价款为1615000元，且应于2013年10月31日之前一次性付清，若姚国略付款迟延，则逾期一天将按照应付金额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另《股权回购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若姚国略逾期付款超过30天，则启德公司有权终止该协议，同时启德公司有权要求姚国略及信颐公司立即恢复启德公司持有信颐公司股权及股东身份，并有权按照股权回购价款的20%向姚国略追偿违约金。启德公司、姚国略及王振宇盖章签字确认。后姚国略于2014年9月2日向启德公司转账5万元，于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1日、2015年1月19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3月26日、2015年4月30日、2015年6月2日、2016年1月4日各分别转账10万元，累计转账95万元。 2016年7月8日，通力律师事务所接受启德公司委托向姚国略发送《律师函》，要求姚国略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十日内向启德公司支付尚欠款项56.5万元，并就逾期支付行为按照应付金额每天千分之一向启德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启德公司以EMS特快专递寄出，内件品名为“关于《股权回购协议》项下结欠上海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的律师函”。EMS快递物流显示2016年7月9日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为“他人收漕河泾园区周依颂”。关于结欠金额，庭审中，启德公司陈述姚国略实际归还95万元，尚欠66.5万元，已发送《律师函》系计算错误而书写错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故姚国略理应按《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归还启德公司尚欠款项66.5万元及支付相应逾期支付违约金。对于启德公司诉请要求按照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该院认为，该违约金标准过高，法院调整为年利率24%；对于启德公司诉请姚国略按照《股权回购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23000元（股权回购价的20%)，法院认为，《股权回购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姚国略支付按股权回购价款20%违约金的适用条件为启德公司终止该协议书并要求姚国略及信颐公司恢复其持有信颐公司股权及股东身份，故对启德公司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姚国略提出启德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并非本人签收，其实际并未收到律师函，故依据最后一笔还款日期2016年1月4日，启德公司至起诉之日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启德公司诉请不应得到支持的抗辩意见，对此，法院认为，虽签收人并非姚国略本人，但启德公司寄送面单载明手机号码系姚国略本人手机号码，且虽如姚国略抗辩称漕河泾园区百度地图显示地址为莘砖公路518号3号楼，信颐公司系园区8号楼，但通常情况下，快递员在投递邮件时都会事先电话联系收件人，由收件人对收件地址进行确认，并自行签收或指定人员签收，而该邮件显示由“周依颂”签收，一般情形下毫无关系的人员签收他人邮件不合常理，且该邮件内品标注“……上海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的律师函”，故根据民事高度盖然性原则，启德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姚国略已签收律师函快递，故诉讼时效自2016年7月9日中断，至启德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5月30日，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对姚国略抗辩不予采纳。关于姚国略提出本案并非股权转让和回购，而系民间借贷及应当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违约金和利息的抗辩意见，法院认为，姚国略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启德公司、姚国略间达成民间借贷合意；至于姚国略提出相关联案外人刘霞在诉讼中提交证据《股权转让协议》显示刘霞系出借给姚国略70万元及双方约定或股权转让或可收回债权之抗辩，因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对启德公司该抗辩意见，法院亦不予支持。至于姚国略提出本案并非股权回购，启德公司已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相应款项，但因姚国略未按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启德公司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股东，故启德公司要求姚国略支付股权回购款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关于股权回购之规定，但这并不影响姚国略应当按照《股权回购协议书》约定之义务支付相应款项。综上，该院于2019年8月28号作出如下判决：一、姚国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启德公司款项665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至2016年1月4日违约金计650516.66元；自2016年1月5日起，以66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启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10元，减半收取14455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19455元，由启德公司负担6447元，姚国略负担13008元。 上诉人姚国略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启德公司丧失胜诉权。1、最后一笔还款是2016年1月4日，至起诉日，已经超过三年诉讼时效。2、启德公司提供的律师函，姚国略并未收到过。物流显示的签收人周依颂，姚国略并不认识，信颐公司也并没有该人;另根据百度地图搜索，漕河泾园区管理处地址系莘砖公路518号3号楼，但信颐公司当时地址系莘砖公路518号8号楼。故律师函并未有效送达。3、关于采取邮寄方式主张权利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6号复函载明：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4、关于采取邮寄方式主张权利的效力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认为，债权人提供邮政部门出具的邮寄、电报收据以主张其通过邮寄、电报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的，但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的除外。5、关于采取邮寄方式主张权利的效力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7条规定：债权人举证证明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向债务人发出主张权利的函件，债务人抗辩没有收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务人有证据证明没有收到的除外。债权人举证证明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向债务人发出主张权利的函件，债务人抗辩收到的不是主张权利的函件的，由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6、以上3—5规定均将债务人有证据证明作为除外条件。7、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最高院2008年在同名书本阐述：“应当到达”或称拟制到达，是指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并未真正到达相对人，但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合理方式，在通常情形下，该意思表示应该能够到达债务人。如权利人以邮寄催收文书的方式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尽管义务人拒不承认其收到催收邮件、但如果权利人举证足以证明其发出该催收文书且该文书在通常情形应该到达义务人的，则应认定该邮件到达义务人、诉讼时效中断。或者由于邮政部门的原因,该邮件未递交义务人的，但在正常情形下，可以递交义务人的，我们也应认定其应当到达义务人、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本案关键之处在于，启德公司是委托律师发函，而律师发函之后又立即打印送达回执（邮政部门的送达回执仅保存四个月），该回执内容明确记载：EMS-查快递，寄快递，上快递100业务单号:1091442575519公司名称:EMS物流跟踪【上海市】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漕河泾园区周依颂2016年7月9日该回执明确显示，并非上诉人签收，也非上诉人单位同事或者办公室、传达室签收。且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得知，漕河泾园区有类似上诉人所在公司的企业数千个之多。故不可能由特大的园区代某个具体的公司或者个人去收取邮政快递。故而，在启德公司明知邮件投送错误的情况下，也无法适用“应当到达”条款。综上，启德公司在寄件后立即知晓了邮件并未有效送达，故未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本案名为股权转让和回购，实际是民间借贷。股权并没有实际转让，故谈不上股权回购。在启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宇的控制下，当时对上诉人共有三笔借款，出借人分别为王振宇、刘霞和被上诉人，其中王振宇借款已还清，刘霞借款也正在诉讼。当时启德公司和王振宇整个股权代持是270万(其中启德公司90万，王振宇180万)，实际已经支付418万(其中支付启德公司95万，尚有66.5万元余款;支付王振字323万，全部付清)，远高于投入金额。且刘霞借款一案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第3.3条“乙方(刘霞)可以按以下方式实现股权转让或收回债权，并有优先选择权：1、要求甲方(姚国略)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1个月内偿还借款；2、以每35万元购买公司1%股份的价格，向甲方购买公司股份。乙方应以书面形式(需有亲笔签名的原件)将其决定通知甲方，其他方式甲方律不不予认可。第3.4条：如乙方选择股权转让方式，则视为对公司当时章程至完全认可，否则只能选择实现债权的方式”。即表明刘霞具有选择权，若选择股权转让，需要遵守公司章程，但是根据信颐公司章程，成为公司股东，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根据《公司法》规定，转让股权的，公司其他股东享有优先权。故而，以上协议的目的是借款融资，并非股权转让。因为所谓刘霞案也是王振字代为签署，故启德公司对上述情况应为明知。当时上诉人找不到前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才跟被上诉人重新签订了后面的《股权回购协议书》，虽然名义上是股权回购，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是民间借贷；3、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在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利息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上诉人已经多还了被上诉人高利息，并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利息一说，被上诉人诉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现一审判决确定债务本息金额，远远超过本案所有当事人的心里预期。一审期间，当事人多次电话磋商，当时启德公司要求支付本金部分66.5万,以及象征性的利息（约10余万元），总共近80万元，但姚国略并未同意，因为姚国略坚持前两个上诉理由（姚国略的心里预期是，本案和刘霞案合在一起，总共支付20万元）；而启德公司之所以愿意以近80万元了结此案，也是由于其正常的心理预期。现按照一审判决的金额计算至上诉日，姚国略就要承担近200万元的债务，远远超过姚国略的心里预期，也远超过启德公司近80万元的心里预期。四、即使如同一审法院判决的，认定为股权纠纷且未过诉讼时效；但参照年息24%计算滞纳金，从2013年11月计算至今共有6年，显然崎高。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启德公司答辩称：1、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本案双方于2013年9月22日签订《股权回购协议书》后，姚国略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日是2016年1月4日，后续不再支付，我方的律师函在2016年7月8日寄出，并查询已签收，对此邮局也已经出具了书面说明，姚国略庭审时也确认了邮寄地址为其当时的办公室地址，留的联系电话也准确无误，姚国略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这份快递不可能未到他手上。且根据快递员惯常操作，投递之前也会联系收件人，由收件人自行签收或者指定人员签收。所以我们认为已经及时催告其履约，后续的诉讼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姚国略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关于本案的款项性质问题。根据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回购协议书》，明确可知姚国略同意出让其所持有的信颐公司30万股（占3%）股权，其中我方出资90万，并约定最晚工商变更日期为2011年9月30日。之后由于姚国略未按照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三方达成协议由姚国略回购，价款为1615000元。转让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仅是笼统性的条款，并无任何姚国略兜底或者约定保本付息的条款，由此可见这份合同只是纯粹的、常见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无任何借贷的特征。上诉人所述无任何依据。3、关于违约金。《股权回购协议》第三条的违约金基于逾期付款产生，计算方式为按天计算，这种在各类合同条款中极为普遍，主要是约束付款义务人及时完成付款义务，本案中姚国略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点完成付款义务，当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对其计算相应的违约金，姚国略承担此部分的违约金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已经予以下调。本回购协议尚未终止，姚国略的违约行为一直在持续，所以他应支付的违约金应当与逾期时间挂钩，才能符合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并没有过高，理应维持。 二审期间，上诉人姚国略向本院提交了下列新的证据材料： 1、2019年10月22日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证明，欲证明姚国略确实未曾收到本案系争快递，本案诉讼时效未发生中断。 2、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商信息。 3、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4、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12月12日公司《章程》。 证据2-4共同用于证明：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登记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518号3幢（而姚国略地址为莘砖公路518号8幢），两幢楼是独立的，且有很大间隔。 5、《关于将“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桥工业园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 6、2014年2月11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7、2015年12月29日《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证据5-7共同用于证明：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8、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9月16日出具的《关于推荐李汉国先生为副总经理的函》。 9、《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支持松江区与漕河泾开发区扩大“区区合作、品牌联动”试点的批复》。 10、《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支持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新兴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据8-10共同用于证明：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规模很大，系国家级开发区，不可能为所辖众多的企业去代收快递。 11、2013年8月1日王振宇出具《证明》。 12、2010年1月1日王振宇和另案被上诉人刘霞出具的《委托代理投资协议》。 证据11-12共同用于证明：启德公司法人王振宇在另案中捏造事实，虚假诉讼。王振宇借刘霞名义，系逃避监管，规避非法集资和高利转贷等法律风险行为。 13、股权转让协议。 14、股权回购协议书。 证据13、14共同用于证明本案的270万元资金（王振宇180万元+启德公司90万元），也系与刘霞案同一时间同一手法签署，均由王振宇控制。王振宇自行出面180万元，借刘霞名义出面70万元，系逃避监管，规避非法集资和高利转贷等法律风险行为。 15、2019年2月11日上海二中院裁定书。 16、2015年5月22日上海普陀法院判决书。 证据15-16共同用于证明：王振宇在上海案件中，标的额100万元，以投资为名，行借贷之实，最终上海法院也判决为民间借贷；王振宇及其控制下的启德公司所有业务均是非法集资后，再高息贷出；或者向银行借款后，再高利转贷；涉嫌非法经营。 17、2015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 18、2015年7月1日张凡与姚国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 19、2015年7月1日吴悦与姚国略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 证据17-19共同用于证明：本案16.15元的估价远远偏离真实的股权价值，没有事实依据。 就姚国略提供的上述证据，启德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请法院核实，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快递行业填写的物流信息有很多音近的人名，并没有做到核对身份证件的地步，启德公司在本案中委托EMS邮寄律师函也是现行司法实践中通行的做法，足以证明启德公司行使了催告权利。证据2-10因姚国略方未提供原件，三性均不认可。证据11-12中投资协议的真实性认可，确实另案中刘霞购买姚国略股权的资金来源于王振宇，这份投资协议属于代持股份协议，当初王振宇想通过刘霞代持目标公司股份，协议是为了确保实际出资人权益所做的正常、合理、合法的安排。关于声明，需要核对原件，关联性不认可，经询问王振宇，其无法肯定是否出具过。证据13-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姚国略指控刘霞的相关观点不认同，姚国略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据15-16真实性无法确认，请法院核实，关联性不认可，姚国略的指责无任何事实依据。证据17-19发生在2015年，与本案无关联性，真实性请法院确认，并没有原件。姚国略与他人商谈的价格与本案无关联，姚国略不断提供档案材料，均不能否定合同效力。另外，以上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新证据，请法院依法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10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1、12不足以证明姚国略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13-19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均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启德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约履行义务。鉴于姚国略未能按照回购协议付清回购款项，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姚国略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与书面合同的权利义务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启德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曾于2016年7月9日向姚国略邮寄发送催收债权通知，该邮寄地址姚国略亦认可是其办公地址，故原审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正确，姚国略主张启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姚国略主张已经还清全部款项，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姚国略的违约事实清楚，因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一明显过高，原审法院调整为年百分之二十四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结合姚国略自2011年初即占有90万元款项至今等情况，原审判决认定的本息金额总体上并无明显不当，故本院不再进行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0元，由上诉人姚国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梁 琦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