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4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沈太环，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代理人：张云，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庆庆，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和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152520。法定代表人：辛红利，镇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700号A5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3766097221A。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一审第三人：陈艳，女，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一审第三人：沈太文，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沈太环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山盆镇政府”）、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汇川区政府”）、第三人陈艳、沈太文行政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3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盆镇政府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争议地“锅圈凼”的所有权属高雄村村民委员会村民集体所有。2、争议地“锅圈凼”管理使用权属陈艳。沈太环不服，向汇川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汇川区政府于2019年5月7日作出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山盆镇政府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沈太环在一审中诉请撤销山盆镇政府作出的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汇川区政府作出的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审法院查明：涉案争议山林“锅圈凼”位于山盆镇高雄村的柏香湾组与沈家寨组之间，四至为东抵李廷万（李朝伦之子）林地、南抵沈太环林地、西抵沈太均土、北抵沈国勇土。原告沈太环主张争议山林是其祖业，小地名为“黑泥坑”，不是第三人陈艳所称的“锅圈凼”，并提供其祖辈1943年正月21日的分关及其父沈国谈1982年遵林自第柒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在其自留山证上记载“根据国家林业政策规定，划给高雄公社沈家寨大队沈家寨生产队社员（户主姓名）沈国谈自留山叁幅，面积三亩，第一幅地名：黑泥坑，上李、下沈土、左沈土、右沈土”。该证在遵义市播州区档案馆无存根、无存档清册。第三人陈艳主张争议林地“锅圈凼”权属，并以1954年遵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祖父李天国的《土地房产所有证》、1982年李朝忠的遵林自第拾玖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及1982年11月28日《遵义县山盆区高雄公社自留山清册》等为据。在李天国《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锅圈凼”山林四界为：东抵李，西抵沈，南抵沈，北抵李。在李朝忠《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上登记的“锅圈凼”林地四至为（背向山林）上李朝伦，下沈姓土，左沈姓土，右李廷章，该四至与遵义市播州区档案馆存档的1982年《遵义县山盆区高雄公社自留山清册》所载四至一致。经一审法院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现场查看，争议地与李天国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及李朝忠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四至一致；与争议地南面相邻的林地由原告沈太环在管理使用，该部分林地四至为上抵争议地，下抵沈太均土，左抵沈太均土、右抵沈国其土。山盆镇高雄村柏香湾村民组对争议地及附近的地称之为“锅圈凼”，沈家寨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则称之为“黑泥坑”。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山盆镇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汇川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首先，本案第三人陈艳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并提供了其祖父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其父李朝忠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该两份证书中载明的“锅圈凼”林地四至与争议地四至一致，且还与档案馆留存的自留山清册一致，能够证明涉案林地使用权归属第三人陈艳。其次，本案原告以其祖辈1943年正月21日的分关和其父沈国谈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作为证据，认为涉案林地系其祖业，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的规定，原告持有的1943年的分关不能作为其主张涉案林地权属的依据，且原告提供其父的社员自留山证无档案存根、无林地的存档清册，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其享有涉案林地使用权的依据。故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七条“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的规定，被告山盆镇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汇川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应予驳回原告诉请。关于原告诉称争议地地名叫“黑泥坑”，不是“锅圈凼”，并据此主张原告才是争议地的使用权人问题。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争议地位于山盆镇高雄村的柏香湾组与沈家寨组之间，柏香湾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称之为“锅圈凼”，沈家寨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则称之为“黑泥坑”，原告与第三人陈艳之间对争议地称谓的不同不是确定本案争议地使用权归属的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太环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沈太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山盆镇政府处理决定和汇川区政府的复议决定。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山盆镇政府的处理决定事实认定错误。1.山盆镇政府处理决定中回避了锅圈凼和黑泥坑的关系。第三人申请的证人证明锅窝凼和黑泥坑不是同一地名，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沈某1、沈某2也证明了锅圈凼和黑泥坑不是同一地名。而决定书中对此避而不谈。若地名不同，该宗地不存在权属争议。若属同一地名的两种不同称谓，则应在决定书中予明确，该决定书事实认定草率、马虎。2.若认定锅圈凼就是黑泥坑，争议地的四至界限应为：上抵李廷万林地、上抵沈太均土、左抵上诉本人林地，右抵沈国勇土。而上诉人1982年的自留山证黑泥坑四界为：上李，下沈土，左沈土，右沈土。恰恰印证了上诉人自留山证黑泥坑与争议地相一致。3.山盆镇政府处理决定中的锅圈凼四界与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自留山证四界不符。第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的东和北与处理决定中的四界不符，不能认定争议地的使用权属于第三人。4.若认定锅圈凼就是黑泥坑，上诉人的自留山证系1982年12月28日颁发，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系1982年11月28日颁发，上诉人自留山证的日期在后，应以上诉人证的为准。5.上诉人一直对争议林地进行管理。第三人系嫁入高雄村柏香湾组的村民，虽然户籍地登记在山盆镇高雄村，但未在高雄村居住，从未对争议地管理使用。6.高雄村沈家寨组、柏香湾组之间的边界在争议地的右边，以一条道路为分界线，而争议地则是在沈家组地盘上。因此，争议地与第三人无关。二、汇川区政府的复议决定错误，应一并撤销。汇川区政府的错误在于，以山盆镇政府认定错误的处理决定为依据，未对错误行为纠正，汇川区政府的复议决定也应一并撤销。三、一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1.未对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审查。第三人不具有争议林地确权的主体资格。首先，第三人系嫁入高雄村柏香湾组村民，户籍何年迁入高雄村柏香组应予查明。其次，第三人嫁入高雄村柏香组后，是否能当然取得林地承包权、使用权应予阐明。第三，第三人陈述锅圈凼解放前就填入其祖父李天国的产权证上，第三人陈艳是源于何种关系取得锅圈凼的使用权，一审判决未予明确。2.一审法院查明的争议地四至界限与客观事实不符，争议地的实际四界为上抵李廷万林地、下抵沈太均土、左抵上诉人本人林地，右抵沈国勇土。3.一审以档案馆无上诉人自留山证存根为由，不认可上诉人的自留山证，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上诉人的自留山证加盖了遵义县人民政府印章，系政府颁发，合法有效，自留山证的合法性、真实性不应以是否在档案馆有档案为要件，而应以是否真实合法为要件。其次，上诉人所在高雄村沈家寨组的其他村民的自留山证，也无档案馆存根，但其自留山仍以自留山证为依据确定四界。4.应以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为依据确定争议地权属。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登记在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之后，应以该证为依据。上诉人持有的证与四界相一致。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山盆镇政府、汇川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陈艳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一审第三人沈太文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山盆镇政府作出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上诉人、沈太文和第三人家庭因“锅圈凼”发生争议，各自提供了相应证据主张权利。上诉人提供了1943年分关和1982年遵林自字第7号《自留山证》等证据，第三人提供了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2年遵林自字第19号《自留山证》等证据。首先，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的规定，上诉人持有的1943年的分关系土地改革前形成，不能作为其主张涉案林地权属的依据。第二，上诉人提供的1982年遵林自字第7号《自留山证》，该自留山证无档案存根，无林地的存档清册，且在卷证据显示，上诉人提供了两个编号均为遵林自字第7号的《自留山证》，两个自留山证的权利人不同，无法确认上诉人提供《自留山证》的真实性，不能作为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三，第三人提供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2年遵林自字第19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该两权利证书中载明的“锅圈凼”林地四至与争议地基本相符，且《自留山证》与档案馆留存的自留山清册一致，依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和第七条“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的规定，该两个权利书可以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依据。山盆镇政府受理上诉人和沈太文要求确权的申请后，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依法调查核实相关情况，踏勘现场，经审查上诉人对争议地无合法权利依据，第三人持有合法权利凭证，作出处理决定，明确上诉人和沈太文对争议地不享有权利，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汇川区政府在复议过程中履行了法定程序，复议结果正确。对上诉人要求撤销山盆镇政府处理决定和汇川区政府复议决定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争议地“锅圈凼”的四至界限经争议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至于争议地地名叫“锅圈凼”还是“黑泥坑”，不是确定权利归属的依据，上诉人主张“锅圈凼”与“黑泥坑”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山盆镇政府的处理决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以家庭户为单位承包，本案第三人陈艳系代表家庭户主张权利，其主体资格适格。对上诉人主张陈艳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太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