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8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和兴佬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桥直街15号。法定代表人刘光全，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田增军，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江斌，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康桥路108号。法定代表人周利光，总指挥。委托代理人吴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子，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自贸区三宋贸易有限公司（原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海洋科学城临城街道百川道11号801室（D250号工位）。法定代表人吴宏波，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曾清，浙江研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和兴佬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原审第三人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康桥分指挥部（以下简称康桥分指挥部）、原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桥供销社）城建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的（2019）浙01行初2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诉讼。经阅卷、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系康桥供销社所有，领有杭拱国用（1998）字第0008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17年10月16日，康桥供销社与和兴佬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和兴佬公司承租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租赁期限为壹年，从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和兴佬公司现有的装潢、装修等不动产不得拆除，应无偿归康桥供销社所有，但和兴佬公司的设备、物品应在合同到期后十日内清理完毕。2018年8月31日，康桥供销社书面通知和兴佬公司合同到期，要求其于2018年9月30日之前将房屋腾空交还。和兴佬公司在期限内未将房屋腾空交还。2018年12月12日，康桥供销社再次以书面形式通知和兴佬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之前腾空交还。和兴佬公司在期限内依旧未将房屋腾空交还。2019年2月，康桥供销社第三次书面通知和兴佬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前腾空房屋，如逾期未搬，将自行腾空房屋，遗留物品按照遗弃物处理。2018年12月27日，康桥分指挥部、杭州市拱墅区京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河综保公司）与康桥供销社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康桥供销社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其中包括杭拱国用（1998）字第0008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房屋）。双方约定康桥供销社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腾空完毕，并将上述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等完整地移交给康桥分指挥部、运河综保公司。2019年3月8日，康桥供销社向康桥分指挥部出具《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设备及附属物移交书》，明确其按协议要求已将房屋腾空完毕，如有遗留物品均为遗弃物，并正式移交给康桥分指挥部，由康桥分指挥部全权处理，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由其承担。同日，涉案房屋交由拆房公司拆除。和兴佬公司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强拆原告占用房屋的行为违法；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本案中，和兴佬公司认为拱墅区政府于2019年3月8日强拆其占用的涉案房屋违法，故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桥供销社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兴佬公司与康桥供销社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8月31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康桥供销社明确向和兴佬公司表示不再续签，三次要求其腾空交还房屋。至此，双方的房屋租赁关系不复存在，和兴佬公司已丧失房屋承租人身份，康桥供销社作为所有权人恢复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整权益，其于2018年12月27日与康桥分指挥部、运河综保公司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正是行使其处分权的体现。而和兴佬公司在丧失房屋承租人身份后仍强行占用房屋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为及时履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康桥供销社在多次通知未果后，于2019年3月8日自行腾空涉案房屋并依约交付康桥分指挥部拆除，故涉案房屋并不存在政府强制腾空拆除的事实。至于和兴佬公司所称的屋内物品，该物品是由房屋所有权人康桥供销社腾空的，而且康桥供销社在腾空房屋前明确告知，如逾期未搬，将自行腾空房屋，遗留物品按照遗弃物处理。故和兴佬公司如认为屋内物品被损毁，亦应向康桥供销社主张，其与房屋交付康桥分指挥部后的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利害关系。综上，和兴佬公司主张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并不存在，事实上本案系协议拆除，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兴佬公司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利害关系，其租约到期后继续强行占用房屋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和兴佬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和兴佬公司的起诉。和兴佬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本案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租赁合同确实已经到期，并且未续签新的租赁合同。但是上诉人与第三人康桥供销社于2003年9月开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到现在已经签订了10多年，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也都是先租赁后补签合同。上诉人在得知该房屋即将面临拆迁时，厂房内遗留了大量产品与生产设备。由于食品生产许可证需要市场主管部门的审批，对生产环境有严格要求。换个地方再组织生产，需要重新申请，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但是又面临着生产旺季的来临，不重新申领许可证就是违法生产。由于现有的生产厂房已不能继续使用，上诉人又不能及时找到替代的厂房解决当前的生产经营问题，一些重要的生产设备也因不能及时移动到他处面临报废。涉案厂房内存在大量半制成品（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公司专门生产针对端午节的产品），都给上诉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上诉人积极配合政府拆迁、建设，但是上诉人的权益也需要被保护。在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被损害的情况下，上诉人作为房屋的实际使用权人，积极和第三人康桥供销社进行协商，以赢得搬迁时间和必要的补偿。并不是原审法院所认定之恶意占用。（二）原审法院既然认定案涉房屋被康桥分指挥部拆除，那么该房屋内的原属于上诉人的财产基于被上诉人的拆除行为导致的损害自然应该由拆除行为人负责。但是原审法院竟然认为第三人康桥供销社在腾空前明确告知如逾期未搬，将自行腾空房屋，遗留物品按照遗弃物处理的说法，以及上诉人在案涉房间内的物品损失被毁损应该向该第三人主张，实在荒谬。纵使上诉人的各项暂时不能搬迁的原因不被采纳，作为区政府设立的征收单位在实施强制搬迁时也应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如果按照有关规定将上诉人的物品予以妥善搬离，就不会让上诉人产生这么大的损失。（三）原审法院既然认定涉案房屋是由被上诉人所为，且上诉人提供的出警记录也显示是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因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了上诉人财产的损失，而第三人康桥供销社据此获得了政府的4000多万的补偿。但是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不存在，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实在是认定错误。二、本案有别于其他拆迁案件的特殊性，希望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裁判。本案上诉人之法定代表人，来杭州打拼多年。依仗杭州重商、尊商的各项政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各方面对于其人品的认可，将一个手工作坊发展壮大，将一个产品打造成了一张“名片”，多年的心血凝聚于此。加上食品企业的特殊性，造成短时间内领取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上诉人生产的季节性（旧历端午节临近）造成大量的产品会因为改变生产地址而销售不出去，设施设备被强拆，这些情况都是上诉人实实在在的损失，而第三人获得了巨额的补偿。如果在个案中，只是机械的考虑政府拆迁盖大楼的效率而致民企的实际损失于不顾，势必会产生诸多遗憾！综上，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依法责令该院继续审理此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拱墅区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不是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产权人。杭拱国用（1998）字第0008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显示，康桥直街××号对面的土地使用者为康桥供销社。上诉人因生产经营需要用房，向康桥供销社租用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一年，即从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上诉人自称2019年3月8日其房屋被拆除时，上诉人与康桥供销社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上诉人已不是案涉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因此，上诉人不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在租赁期满后，其对于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与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搬迁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答辩人未实施过案涉行政强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上诉人起诉要求确认答辩人强拆其位于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事实上，答辩人并未实施过强拆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行政行为。据了解，2018年12月27日，康桥分指挥部、运河综保公司与康桥供销社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康桥供销社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其中包括杭拱国用（1998）字第0008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房屋）。双方约定康桥供销社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腾空完毕，并将上述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等完整地移交给康桥分指挥部、运河综保公司。因此，本案中与康桥供销社存在搬迁补偿安置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康桥分指挥部和运河综保公司，而康桥分指挥部和运河综保公司是依据与康桥供销社签订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实施搬迁，本案中并不存在答辩人强拆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行政行为。三、本案中不存在对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强拆行为。据了解，康桥供销社在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后，对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进行了腾退，并出具《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设备及附属物移交书》，明确其已腾空完毕，如有遗留物品均为遗弃物，并正式移交给康桥分指挥部，由该指挥部全权处理，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由其承担。故案涉房屋是在产权人已腾退交房情况下的拆除，不存在强拆情形。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不是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权利人，答辩人未实施过案涉行政强制行为，本案中亦不存在对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强拆行为，上诉人与案涉房屋的拆除行为并不存在利害关系，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康桥分指挥部答辩称：一、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第三人不存在强拆行为。2018年12月27日，第三人与案涉房屋产权单位康桥供销社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对康桥供销社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其中包括杭拱国用（1998）字第0008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房屋）。双方约定“康桥供销社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腾空完毕，并将上述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等完整地移交给第三人”。上述协议签订后，康桥供销社向第三人出具《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设备及附属物移交书》，明确其对案涉房屋已腾空完毕，如有遗留物品均为遗弃物，并正式移交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全权处理，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由其承担。故第三人系行使合同权利拆除房屋，不存在强拆行为。二、案涉房屋中不存在机器设备，第三人无须赔偿。据第三人了解，案涉房屋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房屋，破损严重，从房屋的实际情况看根本无法用于机械化生产、加工使用。第三人委托第三方对案涉房屋评估过程中，由于案涉房屋中没有可补偿的机器设备，故《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内容中并未包括上诉人的机器设备。另据康桥供销社所述，上诉人租赁案涉房屋事实上是用作堆放杂物，上诉人与康桥供销社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年租金仅为27900元（月租金为2325元）。从一般逻辑来看，案涉房屋既不适合生产、加工，且合同约定租金明显低于工业生产用厂房的价格，上诉人称其房屋中存在机器设备明显与事实不符。再者，第三人在实际拆除房屋过程中并未发现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机器设备，而上诉人对房屋内存在机器设备负有举证责任，若上诉人无法举证，则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实质上是上诉人与康桥供销社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非因行政行为导致的纠纷。第三人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系行使《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权利的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根据原审裁定，上诉人主张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并不存在，事实上本案系协议拆除，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据第三人了解，上诉人与康桥供销社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一年一签，且合同中均有约定“乙方现有的装潢、装修等不动产不得拆除，应无偿归甲方所有，但乙方的设备，物品应在合同到期后十日内清理完毕”。因此，双方已对案涉房屋内装饰装潢及设施设备存在约定。第三人依据康桥供销社出具的《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设备及附属物移交书》接收并拆除案涉房屋具有完整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与康桥供销社之间的合同纠纷因依据《移交书》由康桥供销社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另据了解，上诉人在履行上述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约情形。上诉人在履约过程中，存在拖欠租金以及逾期腾退的情形，上诉人恶意占用案涉房屋并拒绝支付占用费。从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双方在履行租赁合同的过程中，上诉人恰恰是违约的一方。租赁合同的违约方根本无法将法律后果转嫁到依法行使合同权利的第三人。因此，本案并非因第三人行为产生的纠纷，上诉人主张的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并不存在，事实上本案系协议拆除，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第三人康桥供销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期间案件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1.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19年7月1日向和兴佬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光全出具的《告知书》，拟证明案涉房屋的征收始于2017年9月，尚在租赁期内，上诉人对案涉房屋有装修赔偿等权益；2.机器设备及附属设施（搬迁）评估明细表（评估基准日期2017年10月24日），拟证明案涉房屋内存在上诉人的机器设备以及附属设施、装修等。本院认为，证据1内容是针对和兴佬公司承租的康桥直街15号、28号房屋相关事项的告知，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2无出具单位和评估地点，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均不予接纳。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进行过装修。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且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并无关联，故不予准许。本院认为，上诉人和兴佬公司诉请确认被上诉人拱墅区政府于2019年3月8日强拆其占用的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的强拆行为是否存在。根据在案证据，案涉康桥直街××号对面房屋系康桥供销社所有，和兴佬公司虽向康桥供销社承租该房屋，但双方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8月31日到期。康桥供销社在租赁合同到期后明确向和兴佬公司表示不再续签，且先后三次书面通知和兴佬公司腾空并交还房屋。后康桥供销社依据2018年12月27日其与康桥分指挥部、运河综保公司的签订《杭州市国有土地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关于腾空并移交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的约定，于2019年3月8日自行腾空案涉房屋并交付康桥分指挥部拆除。康桥供销社还于当日出具了《杭州市拱墅区康桥供销社有限公司所有的康桥直街××、××号的土地房屋、设备及附属物移交书》，明确其已腾空完毕，如有遗留物品均为遗弃物，并正式移交给康桥分指挥部全权处理，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由其承担。据此，案涉房屋系由房屋所有权人康桥供销社自行腾空并交付康桥分指挥部拆除，本案并不存在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和兴佬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被诉行政强制行为存在，其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定起诉条件。至于和兴佬公司与康桥供销社因租赁期满后和兴佬公司继续占用案涉房屋所产生的争议，可另行寻求救济。综上，原审裁定驳回和兴佬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勤审判员  惠忆审判员  黄寒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