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2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清尧，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强，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4号。法定代表人：杨桂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东超，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群，男，197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系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职工。上诉人杨清尧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清尧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002民初46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股东。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出资义务，被上诉人虽陈述收取上诉人的出资款是代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收取，但是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该事实。根据置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上诉人是在2002年才取得置业公司的股东身份，2007年时已经将股权转让，不再是置业公司的股东，而被上诉人是在2007年才取得置业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控股置业公司，在2010年前置业公司与被上诉人并无任何关系。所以上诉人是在1998年向被上诉人缴纳的出资款，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相应收款收据，并未标注为代收，而上诉人是在2002年才取得的置业公司的股东身份，时间间隔4年，且期间被上诉人与置业公司之间并无关系，被上诉人陈述代置业公司收取出资款，款项已经转让给置业公司不符合逻辑，也无证据证明。且上诉人曾经担任过置业公司的股东并不影响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股东的认定，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上诉人曾经登记为置业公司的股东以及被上诉人的口头答辩便认为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股东，有失公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是否进行登记并不是确认上诉人是否为被上诉人股东的唯一依据，不能因为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就简单否认上诉人系被上诉人股东，而应当看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发放过股权分红，且召开股东大会回购所有员工内部股份时，亦通知上诉人参加会议，足以说明上诉人系被上诉人的股东，应当享有股东的相关权益。2.被上诉人应当支付上诉人分红及股权回购款。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与上诉人1998年一起向被上诉人出资的三位股东的银行流水，虽然没有明确标注为分红与股权回购款，但能够与上诉人陈述相互印证，三人均与上诉人在1998年向被上诉人缴纳了一万元的出资款，在2016年时领取了分红8000元，2017年领取了股权回购款282000元（被上诉人扣除了个人所得税）。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被上诉人的确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决议被上诉人按照1:35的比例回购员工内部股份，上诉人与证人参加了会议，并在决议上签字，证人领取了股权回购款后，不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而被上诉人一审时却单纯地否认证人系被上诉人股东，并且否认1:35回购股份的事实，但实质上证人的确登记为被上诉人股东。一审时人申请证人于某出庭作证因未带身份证原件，仅带身份证复印件，一审法院以于某陈述的出生日期与身份证相差一天为由不允许其出庭作证，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利，而该证人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分红及股权回购的事实。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登记条例相关规定，上诉人没有法律规定的在被上诉人公司作为股东的出资入股协议，也没有工商登记证明，更没有在被上诉人公司章程股东签名中出现过，上诉人从来没有在被上诉人公司承担股东权利义务，因此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上诉人从来不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2.上诉人提交的出资款收据对应的是置业公司的股东，并非被上诉人。3.如上诉人否认其出资对应的是其他公司股东，那该出资款只能按不当得利处理。综上，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请求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清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威达公司支付杨清尧股权回购款350000元及2016年分红10000元，并以3600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威达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杨清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威达公司于1995年8月10日成立，成立时公司名称为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后于2001年11月13日变更为文登市威达机械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3日变更为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11月17日，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收取杨清尧出资款壹万元，并加盖公章。杨清尧的工作单位为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8月14日成立，杨清尧原系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4.68%，2007年9月29日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杨清尧已不是该公司股东；威达公司现持有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99%的股份。庭审中，威达公司称其收取杨清尧的1万元出资款系代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并已经交付了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杨清尧的股东出资款。庭审中，杨清尧申请曹某出庭作证，曹某称2017年威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其和杨清尧均作为缴纳了1万元出资款的股东出席，其听力不太好，具体内容没太听清，只是会后知道将会分到35万元，就不再是威达公司的股东了，后来其到威达公司处领取了支票，税后为28万元。曹某原系威达公司公司股东，于2017年4月7日不再担任威达公司公司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清尧主张威达公司收取了其出资款，要求按照1:35的比例给付股权回购款，威达公司不予认可，而从工商登记显示其曾经是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威达公司认可收取杨清尧的出资款是代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并已经交付给山东威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清尧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是威达公司公司股东，也就不存在威达公司回购杨清尧股权的事实；对于杨清尧主张的威达公司曾经召开股东会协商按照1：35回购股权的事项，对该事项仅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威达公司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因证人证言中曹某称并不了解所谓开会内容，只是会后听别人传达会给其35万元，也不知道签署的文件是什么，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实杨清尧的主张；即便威达公司给付曹某35万元的回购款，也是基于曹某本就是威达公司股东，杨清尧不能以此认为威达公司也应当向其支付回购款35万元；对杨清尧提供的丛日松、于某的银行流水，既无法证明是威达公司发放的股权回购款，也无法证实威达公司应当向杨清尧按照1:35支付股权回购款；对杨清尧主张的分红款1万元，也仅是依据曹某的证人证言，威达公司不予认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杨清尧主张的利息，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清尧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清尧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威达公司企业登记信息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自2007年取得置业公司控股股东身份，2007年前与置业公司并无任何关系。同时证明，2007年，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置业公司；2.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2001年10月24日，上诉人从文登市精密机床附件厂、文登市威达磁电有限公司处购买46870元股权，自此取得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身份，与1998年在被上诉人处出资并无关联；3.2007年6月25日，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及2007年6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上诉人将其持有的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万元股权转让给文登市威达机械有限公司，上诉人丧失文登市苘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身份，但实际上上诉人在担任置业公司股东期间，从未向公司出过资，也未从公司领取过分红，股权转让时也未领取过股权转让金，所有的手续都是由被上诉人操办，上诉人只是配合办理手续；4.2017年3月27日，被上诉人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2017年被上诉人将除杨桂模之外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明燕一人，该时间与被上诉人召开所有员工持股人员开会的时间一致，但实质内容却并非如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一致，实际上被上诉人按照1:35的比例将所有员工内部持股回购，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一审证人曹某拥有的65000元股权以65000元的金额转让给杨明燕，但实际上曹某仅仅出资10000元，而被上诉人按照1:35的比例回购的该股权，扣除税费后，支付了曹某282000元，工商登记内容与事实明显矛盾，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只是为了排除曹某等人的股东身份而已。通过以上证据2、3、4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股东登记极为混乱，工商登记并不能表明实际的股东情况，也不能表明股东的出资情况及股权的实际转让情况；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财务顾问从湖龙的通话录音一份，该录音可以看出，上诉人与曹某等人的情况一样，均参加了2017年被上诉人召开的股东大会，且公司也应当向上诉人支付282000元股权回购款，只是因为上诉人为儿子签订了担保协议，所以被上诉人才扣发了上诉人的股权回购款；6.证人丛某、于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出资及被上诉人股权回购的事实；7.上诉人中国银行存折一份，证明被上诉人2006年为上诉人发放分红8000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2007年前被上诉人与置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正确的，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与置业公司一直都是同一实际控制人，其中2007年之前的企业法人文登市散热器材有限公司，就是被上诉人的前身；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上诉人购买置业公司股权的事实，但是上诉人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出资证明，足以证明上诉人提交的1万元出资款对应的股权就是该份协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部分第二段是上诉人自己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不同意；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在所有股权转让协议中，以及股东会决议中，均没有上诉人出现，至于曹某的相关事项，与上诉人无关；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交录音证据中，当事人身份无法确认，真实性有异议，因此被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效力；对证据6两证人证言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供的两个证人陈述的内容明显经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旁边提示和诱导，另外，证人对其入股的公司并不清楚，是在上诉人的代理人诱导之下给予名称，其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上诉人提交的这份证据缺乏与被上诉人关联性，该证据更无法证明款项的用途，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以证据7来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发放分红与证据不符，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表述。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被上诉人2017年召开股东大会所形成的股权回购决议、上诉人2006年中国银行存折中8000元的款项来源、调取证人于某、曹某银行流水中2016年8000元即2017年282000元的款项来源。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于2001年11月13日由集体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回购款350000元及2016年分红10000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必须具有股东资格且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改制前身山东威达机床工具集团总公司虽在1998年11月17日收取杨清尧出资款10000元，但改制时上诉人并未成为被上诉人股东,故上诉人不具有要求被上诉人回购股权的主体资格，同时，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回购其股权的情形，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上诉人不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2016年分红10000元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既不是新证据，也与上诉人诉讼请求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调取证据的申请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调取。综上所述，杨清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作出裁判，应当适用实体法律规范，一审仅依据程序性法律规范裁判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杨清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李慧东审判员 马树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