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13129号原告：刘三忠，男，197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湖南知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朔，长沙市岳麓区知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郭照明，男，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一辉，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钟建军，男，197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原告刘三忠（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郭照明（以下简称被告）及第三人钟建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2019年8月19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981民初209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本案。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丹、杨朔，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一辉到庭参加诉讼，钟建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三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不当得利60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396000元，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计算，并支付2019年7月22日至全部退还不当得利部分之日止的后续利息，后续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08年11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为396000元。事实与理由：钟建军于2008年经营一家投资公司，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0万元用于其投资公司运营，原告鉴于与钟建军是战友关系，出于朋友情谊，同意提供借款帮助，原告于2008年11月15日向钟建军指定账户，即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62×××16和中国工商银行62×××91账户分别转账人民币30万元，共计60万元。后钟建军又以各种理由多次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向钟建军共计借款本金135万元。后原告因资金紧张，要求钟建军归还借款，钟建军均以各种借口延迟还款。后原告向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钟建军偿还所借款项本金135万元及利息，后经法院审理，认定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依据钟建军的指示将款项给付被告，故要求原告就向被告转款60万元另行主张权利。后原告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笔60万元的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事实错误，遂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审理判决维持原审判决。原告的合法权利受损，只能向被告主张权利，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被告郭照明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二）被告于2008年按照原告和长沙市长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润公司）的指示，将60万元交给长润公司，用于转投给湖南洞庭珍珠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作为长润公司的财务人员，代为履行收付的职责，其相关法律责任应该由长润公司承担，原告应与长润公司自行直接结算。被告个人不负返还义务。（三）2008年，长润公司已经向郭照明开具了收据。（四）原告与长润公司之间的所有资金往来，均已经于2011年5月由长润公司与原告进行了结算，长润公司也已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原告不应该隐瞒该结算欠条（该欠条多人看到过）。（五）2017年8月，长润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答辩时也已经明确认可了上述事实。同时，长润公司认为，其早就已经用现金还清了欠款。（六）原告诉求已过诉讼时效。第三人钟建军未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原告与钟建军系朋友关系。2008年11月15日，原告分别向郭照明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73）及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16）各汇款30万元，共计60万元。此后，原告主张包括上述60万元在内的共计135万元款项均系出借给钟建军的借款，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钟建军催要借款。2017年4月，原告向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钟建军及妻子王立新偿还上述60万元借款本金在内的135万元借款及利息，并称钟建军已偿还了上述60万元借款2011年5月15日之前的利息。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审判员询问原告：“当时为什么钟建军没有向你出具相应的借条？”原告回答：“出具了借条的，在借款的时候出具的，60万元的、30万元的都有借条。”审判员问：“那么现在上述两个借条在哪里？”原告回答：“由于多次搬家，两个借条已经丢失了。”2018年5月25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湘0104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其中认定：“刘三忠主张的向第三人郭照明支付的60万元，因刘三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依据钟建军的指示将款项支付给第三人郭照明，故对刘三忠的该项主张，刘三忠可另行主张权利。”此后，原告及钟建军、王立新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8）湘01民终676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另查明，长沙市长润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8日，该公司成立之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周灿，股东为周灿和钟建军。2015年7月16日，该公司发生股权变动，长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修，股东仍为周灿与钟建军。原告于2019年8月2日诉至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诉称的钟建军经营的“投资公司”即为长润公司。经询问，原告仍明确其系受钟建军指示而向被告付款，原告向被告所付款项为钟建军个人对原告的借款。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2017）湘0104民初280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2018）湘01民终676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取得不当利益且没有法律根据。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指的是给付目的的欠缺，即给付目的自始或者嗣后欠缺。本案中，原告在（2017）湘0104民初2807号案件中陈述钟建军就案涉的60万元支付了部分利息，且出具了借条，借条因自身原因已遗失。原告在本案中仍坚持主张其向被告转账支付案涉的60万元款项系基于钟建军的指示，该60万元系钟建军对原告的借款。根据该陈述，原告向被告所支付的该60万元并非没有给付目的，被告收取该60万元并非没有法律根据。当事人主张不当得利也应负担举证责任，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案件事实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而不能当然地将不当得利作为其主张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因缺少证据而被驳回主张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虽然（2017）湘0104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和（2018）湘01民终676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原告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而导致其就该60万元对钟建军提出基于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但原告的上述举证不力的行为的后果应由其负担，而不能直接将其作为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三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刘三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毅人民陪审员  陈 晟人民陪审员  邓正军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 记 员  廖薇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