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9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法定代表人：孙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恒，男，197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聪雷，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上诉人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峪口禽业）因与被上诉人刘聪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9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峪口禽业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聪雷的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费用由刘聪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刘聪雷未投保蛋鸡保险是由峪口禽业造成，出险后不能得到理赔的全部责任由峪口禽业承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峪口禽业与刘聪雷签订《全方位服务协议》约定，峪口禽业可根据刘聪雷的意愿自愿投保，峪口禽业并无法定或者协议约定必须给刘聪雷投保。2.该条款同时约定，刘聪雷投保要经过峪口禽业的审查，峪口禽业有是否投保的选择权，峪口禽业为刘聪雷承担每只鸡1毛钱的保费，不给刘聪雷上保险是峪口禽业的权利。3.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需要满足各项条件，投保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用，峪口禽业并未向刘聪雷收取任何保险费，故保险合同成立缺少必要的条件，刘聪雷未投保造成的全部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4.政策性保险采用龙头企业+散户的模式，保险的目的在于降低养殖户的养殖风险，减少疫病的发生，而从刘聪雷历年的投保及赔付看，赔付金额奇高，违背政策性保险的要义，保险公司有权做出拒赔的决定。刘聪雷未能投保是因为保险合同要件的缺失及保险公司的拒保，与峪口禽业无任何关系。综上，峪口禽业无法定义务给刘聪雷投保，在投保过程中只是保险公司与刘聪雷的桥梁，峪口禽业无权利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为刘聪雷上保险，再因刘聪雷出险次数过多且赔付金额巨大，违背政策性保险的要义，保险公司有权利拒保，并不是峪口禽业未尽到义务，故全部责任不应由峪口禽业人承担，应由刘聪雷承担全部责任。二、法院在刘聪雷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决峪口禽业承担70%的赔偿责任，属于主观臆断，缺少证据支持。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刘聪雷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刘聪雷辩称，不同意峪口禽业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应该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来履行义务，按照以往的做法，一直由峪口禽业替刘聪雷上保险。刘聪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峪口禽业赔偿刘聪雷损失62081.6元；2．诉讼费由峪口禽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聪雷系蛋鸡个体养殖户，峪口禽业系本地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刘聪雷从峪口禽业购买过数批次蛋鸡幼鸡，双方长期合作，存在蛋鸡产业链上下游关系。2016年9月19日，刘聪雷从峪口禽业购买蛋鸡幼鸡9200只。2016年10月9日，刘聪雷与峪口禽业签订编号京（超）平字2016100902《流动蛋鸡超市全方位服务协议》，就刘聪雷所购20160919批次9200只蛋鸡的有关服务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第二条第七项关于保险服务约定：“甲方（峪口禽业）与中国人保联合运作，在北京市范围内，推出独具特色的蛋鸡保险业务，帮养殖户降低疾病、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养殖风险，从根本上解除养殖户的后顾之忧，经甲方审查确定养殖户具有投保资格后，养殖户根据其意愿可投保。”按照政策，该保险投保费用为每只鸡1元，分别由北京市政府负担40％，平谷区政府负担40％，峪口禽业负担10％，刘聪雷个人负担10％。投保事宜由峪口禽业负责办理，保险公司经过峪口禽业提供投保材料、对现场进行勘验、收取保费等程序后出具保单。2017年5月12日，刘聪雷养殖20160919批次蛋鸡因疫情被政府组织扑杀掩埋8928只。根据政策，由北京市政府、平谷区政府财政各按每只鸡33.74元的40％补偿刘聪雷。如刘聪雷该批次蛋鸡成功投保，则由保险公司向刘聪雷补偿剩余的20％（60246.14元）。因没有相关投保，保险公司未对该批次蛋鸡进行理赔。本院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调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峪口禽业未对刘聪雷的该批次蛋鸡办理过投保事项。刘聪雷提供2017年5月15日与峪口禽业员工张某的电话录音，录音内容显示张某讲某批鸡5月4号验标，7号出保单，并讲有一张保单在张某手，后又讲有两张在险的保单在张某手。刘聪雷以此证明不知道峪口禽业未给其涉案批次蛋鸡投保、其与峪口禽业签订《流动蛋鸡超市全方位服务协议》后便将保费交给了张某，峪口禽业不予认可。刘聪雷提供的录音没有与张某谈话开头的录音，刘聪雷解释为开头没想录音。一审法院认为，刘聪雷与峪口禽业签订的《流动蛋鸡超市全方位服务协议》显示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刘聪雷从峪口禽业引进幼鸡，峪口禽业为刘聪雷提供相关服务并在刘聪雷有意愿投保的情况下，负责为刘聪雷办理投保事宜。峪口禽业认可与保险公司沟通有关刘聪雷的保险事宜，表明其认可刘聪雷存在投保的意愿。交纳保费是峪口禽业作为投保人办理投保事宜的后续程序，峪口禽业称刘聪雷拒绝交纳保费，不合情理，又未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不予采纳。峪口禽业称未能投保是因为保险公司认为刘聪雷出险赔率较大所致，未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亦不予采纳。按照约定峪口禽业对刘聪雷涉案批次的蛋鸡负有投保义务，对于未能办理投保导致刘聪雷因不能获得保险理赔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峪口禽业负有主要责任。刘聪雷在饲养涉案批次蛋鸡前已从峪口禽业购买多批次蛋鸡，对保险投保的流程是了解的。在保险公司未进行勘验的情况下，刘聪雷对于涉案批次蛋鸡未能办理投保应当能够预见到，但刘聪雷长时间不向峪口禽业和保险公司询问、催办保险事宜，任由损失产生，亦负有一定责任，法院不排除刘聪雷存在不发生疫情的侥幸心理。双方具体责任比例法院酌定由峪口禽业负担70％，刘聪雷负担30％。对于赔偿的具体数额，应参照刘聪雷未获保险公司理赔的数额，根据责任比例予以确定。刘聪雷提供的录音内容不能显示与涉案批次蛋鸡投保事宜有关，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法院不予采信。判决：一、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刘聪雷经济损失42172元；二、驳回刘聪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52元，由刘聪雷负担498元（已交纳），由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54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庭询问：“按你们过去的习惯，是养殖户先交保费吗”，峪口禽业回答：“是由张某先垫付保费，等保单出来后再跟养殖户收保费”。二审中，峪口禽业代理人又称投保的流程为，刘聪雷确认是从峪口禽业进鸡之后，峪口禽业与刘聪雷签订协议，然后由负责保险的人去处理保险事宜，峪口禽业出一部分保费，都拿到手之后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出具保单。对于一二审中陈述的投保流程不一致的问题，峪口禽业解释称：“当时是听张某说的，后来跟公司了解不是这个程序”。对此，刘聪雷不予认可，也不同意二审中峪口禽业撤回对己方不利的一审陈述。另查，张某曾系峪口禽业工作人员，于2019年1月左右离职，离职之前在峪口禽业公司负责保险理赔工作。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峪口禽业是否应当赔偿刘聪雷因未投保而未获保险公司理赔所产生的损失。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守。本案中，刘聪雷作为个体养殖户与峪口禽业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签订的《流动蛋鸡超市全方位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峪口禽业为刘聪雷提供保险服务，在刘聪雷有投保意愿时，负责为刘聪雷办理投保事宜。根据峪口禽业一审庭审陈述，刘聪雷曾催办过保险事宜，峪口禽业也曾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故本院认定刘聪雷向峪口禽业表达过投保意愿。关于投保流程，峪口禽业一审时陈述由其垫付保费向保险公司投保后再向养殖户收取保费，二审中，峪口禽业虽对其一审陈述的投保流程予以反言，但鉴于峪口禽业对该反言未能提交证据，且其自认一审陈述的投保流程系与负责保险理赔的工作人员张某核实后所做陈述，故本院对其反言不予采纳，并确认峪口禽业垫付保费投保后再向养殖户收取保费为双方的投保惯例。结合双方合同中关于保险服务的约定及该投保惯例，可以认定峪口禽业负有为刘聪雷先行办理投保服务的义务。因峪口禽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及双方合作惯例履行投保服务义务，致使刘聪雷未获得保险理赔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峪口禽业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曾多次合作的事实，认定刘聪雷已了解保险投保流程，在保险公司未进行勘验的情况下，刘聪雷对于涉案批次蛋鸡未能办理投保应当能够预见，而刘聪雷长时间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亦负有一定责任，并据此确定刘聪雷自负30%的责任并无不当。峪口禽业上诉主张其无法定或合同约定为刘聪雷办理投保服务的义务，其对是否办理保险具有选择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峪口禽业上诉主张刘聪雷未能投保系其未交纳保费致使保险合同要件缺失，刘聪雷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但根据前述投保流程，刘聪雷交纳保费是峪口禽业作为投保人办理保险事宜的后续程序，故峪口禽业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峪口禽业主张刘聪雷历年赔付金额过高，保险公司拒保，因其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4元，由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玄明虎审 判 员 闫 慧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