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02民撤2号 原告：王山，男，生于1970年5月5日，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瑜，四川虹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海波，男，生于1979年6月4日，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清，四川爱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道富，男，生于1963年11月12日，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光飞，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山因杜海波与刘道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生效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世瑜、被告杜海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清、被告刘道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光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杜海波购买被告刘道富所有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和附3号（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两个门市的所有权归原告杜海波所有”的判决内容；2.依法确认被告刘道富已卖售给原告，并实际由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前述两个门市的物权化权益归属于原告，并由原告行使相关权益；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陈述其所称的涉及本案的物权化权益为案涉门市的征收补偿款645912元。 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8日，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被告刘道富将柑子园沟南门等一并转让给原告王山，价格为89万元，签订合同时乙方一次性支付，过户时间由乙方决定等内容。2012年11月8日，原告向被告刘道富支付购房款89万元，被告刘道富出具了相应的收条。被告刘道富到现场指认了所有房屋，并当场与原告办理了所有房屋的移交交付手续。 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16年5月31日经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且在该案中，原告同时提出了被告刘道富协助办理案涉门市的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但当时案涉门市已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按规定不能办理。原告遂在法院释眀且不知道相应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 2016年1月7日，广安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出具了地名使用准予登记凭证，将上述14-17号门市牌编号确认为广安市广安区。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原告与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就前述门市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并办理了被征收房屋移交手续，原告向案涉房屋的承租人支付了搬离费及营业损失费。案涉门市的安置补偿费用已由原告领取完毕。 被告刘道富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补办了《房屋所有权证》后再次将案涉两个门市卖售给了被告杜海波。2014年,被告杜海波以被告刘道富所售的上述门市未予交付和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为由提起诉讼,但经审理后被驳回。2018年7月17日,被告杜海波再次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案涉门市归其所有。审理中,被告杜海波与刘道富共同隐瞒了上述门市已于2012年11月8日卖给原告并经交付，以及该两个门市已由原告与征收办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并领取了补偿款项的事实。导致该案在未查明该事实的情况下，径行作出案涉门市归被告杜海波所有的（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但判决内容是无法实现的。同时，该案中被告杜海波仅提供了收条而未提供其他付款凭证,且尚有14000元房款未予支付，针对这样大额的房产交易行为,此种情形不排除双方存在虚假交易的嫌疑。广安区法院审理的被告刘道富与陈先刚与（2016）川1602民初409号案件系情形相同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也仅是确定双方的《门市买卖合同》有效。 （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房屋征收部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原告王山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无效，并要求原告王山退还补偿款。 综上，(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明显错误,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予以撤销和纠正，同时确认案涉门市的征收补偿款应归原告所有。故原告特提起第三人撤销权之诉，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杜海波辩称，1.本案被答辩人王山的起诉涉嫌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告王山诉被告刘道富的(2016)川1602民初409号案件，判决确认了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故原告王山提起的本案诉讼,系重复起诉,亦期望通过本案的结果否认前案的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应当驳回其本案的起诉；2.案涉房屋所有权已于2018年8月30日被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1602民初325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归被告杜海波所有，该判决已生效；3.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被答辩人王山在与刘道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刘道富尚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之规定,应当认定王山与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同时，即便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答辩人王山与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该确认也仅仅是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并非对房屋买卖行为是否有效的认定；4.原告王山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足以证明杜海波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判决应被撤销。杜海波与刘道富签订合同表意真实,刘道富已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证书,交易时案涉房屋不存在抵押、查封的情形,刘道富具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实际交易价格与市场价相符,杜海波已经付清房款,房屋已实际由杜海波占有,杜海波已完成了交易过程中的税费缴纳,案涉房屋应当由杜海波享有所有权。而原告王山所称的广安市广安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广安市广安区地名使用准予登记凭证载明的事实,仅仅是对其合同中约定交易对象的确定,并不能反映权属归属。广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仅仅确认了其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其取得了物权。同时,原告王山领取案涉房屋拆迁补偿的事实,亦不能证明王山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拆迁与安置办将补偿款发放给王山系依据(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领款对象错误的原因是该办的工作人员不能辨别合同的效力和物权的取得是有区别的,选错了发放拆迁款和补偿款的发放对象。因此,领取安置补偿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其理所应当地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另外，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交易不真实，主要体现在: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合同系手写格式合同,被告杜海波与刘道富之间为打印合同,杜海波对买卖足够重视；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还包含公共厕所,而公共厕所通常是不会作为交易对象的，故王山与刘道富签订的合同是虚假；原告与被告刘道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被告刘道富尚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而杜海波与刘道富签订买卖合同时,刘道富已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此时房屋才具备交易的条件；从房屋价格和付款比例看，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合同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可以说明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被告刘道富通过该合同担保原告王山对其债权的实现；从付款习惯上看,原告王山全款缴纳了房款，而杜海波分期支付购房款更符合二手房交易的常理；从合同履行上看，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并未约定房屋的交付及过户期限,从未有过户行为，而被告杜海波与被告刘道富签订合同当天便完成案涉房屋的交付,同时，被告杜海波于2013年11月20日向广安市广安区地方税务局缴纳了契税、营业税等税费,以实际行动在履行买卖房屋的行为；原告王山在其与被告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背面书写的还款承诺表明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原告王山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原告提交的《广安市广安区地名使用准予登记凭证》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权属归属。其所举示的照片从时间上应当是原告自己提共给公安机关,且照片也不能证明交付行为和权属归属。 被告刘道富辩称，1.他方认可被告杜海波的答辩意见，被告杜海波和他方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2.本案已经超过了撤销该判决书的时间。被告刘道富就涉案的门市多次召集人员解决，原告王山从2017年就已经知晓杜海波就涉案房屋与被告刘道富也签订了合同。故从时间上看，已经超过了撤销该判决的诉讼时效；3.原告王山和被告刘道富的房屋买卖纠纷已经判决，本案属于再次诉讼；4.原告王山和被告刘道富之间就本案有关的房屋买卖纠纷他方已经申请广安区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现正在审查中；5.原告王山和被告刘道富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真实有效的，本意是以投资款进行结算后以刘道富的房屋进行抵押担保，形成了一个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际是以房屋抵押债务。 针对被告的辩称意见，原告述称，1.若他方诉请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冲突，则他方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2.在（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只是解决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而原告系就（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案件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故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3.他方提起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时效。 原告王山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明： 1.原、被告的身份信息； 2.房屋买卖合同； 3.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1602民初409号民事判决书； 4.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作出的（2017）川16民申30号民事裁定书； 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就包括诉争门市在内的所有房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效力已经生效文书所确认；原告王山在（2016）川1602民初409号曾经诉请被告刘道富办理过户手续，但因案涉房屋已被纳入征收拆迁范围，后撤回了该诉讼请求。 5.广安区文庙、橡皮沟片区改造项目被征收房屋移交手续（乙方持有联）； 6.收条； 7.案涉门市现场照片复印件； 上述证据拟证明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签订合同后，双方在现场进行了房屋的指认与交付，原告王山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办理了征收移交手续，向当时房屋的承租人支付了搬家费及营业损失费等，原告王山已经实际取得《房屋买卖合同》所确定的所有房屋的物权化权益。 8.被告杜海波2014年9月26日民事起诉状； 9.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4）川1602民初3930号、3930-2号民事裁定书； 上述证据拟证明基于杜海波曾就其与刘道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证明被告杜海波对诉争门市从未享有和行使过任何物权。 10.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进行上述判决的时候杜海波未完全支付购房款； 11.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刘道富在将诉争门市售卖给原告王山后，又以遗失为由补办了所有权证； 12.（2016）川1602民初661号、（2017）川16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证据拟证明就陈先刚与被告刘道富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以及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也仅确定了《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并未明确《房屋买卖合同》的房屋物权归属陈先刚所有。 13.《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拟证明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已经就诉争房屋与原告王山之间签订了《征收补偿合同》原告王山已经依法取得了诉争门市的安置补偿权利； 14.（2019）川1602民初7161号原告广安市广安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诉被告王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告知书、再审申请书。拟证明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与王山就诉争的房屋商业房签订了两份《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提起诉讼主张无效之时，原告的权益才遭受损害，故原告王山的起诉未超过法定的期限； 18.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6行初85、86、87、88、89、90、91、9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刘道富要求广安区人民政府履行与其签订房屋征收合同并补偿的法定职责的请求被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证明了王山与征收办签订的一系列文书的法律效力； 19.询问笔录、交付指认案涉房屋现场的照片。拟证明原告与刘道富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刘道富在现场将门市进行了指认，并交付了给王山，王山对门市进行了占有和使用； 20.刘道富向王山出具的收条、地名使用准予登记凭证。 被告杜海波围绕其辩称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杜海波的身份证复印件； 2.房屋买卖合同； 3.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案涉两套房屋于2013年1月23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案涉房屋具备销售条件，该房产证于交易当天转交给杜海波保管； 4.收条。拟证明被告杜海波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天履行支付28万元房款的义务； 5.补充协议。拟证明被告杜海波与王山约定案涉房屋继续有蒋智琼承租，租金归杜海波所有，房屋已交付的事实； 6.完税凭证。拟证明被告杜海波按照与刘道富的约定，履行了所有税费的缴纳义务，以实际行动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7.（2014）广安民初字第3930-2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被告杜海波被驳回起诉的原因系被告刘道富涉刑事犯罪，并非杜海波主动撤诉。公安机关对刘道富涉嫌犯罪的立案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原告王山提交的照片资料并非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 8.（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拟证明被告杜海波与被告刘道富形成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约定了价款及支付方式等内容，该判决确认了被告杜海波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9.收条。拟证明被告杜海波于判决生效后按照约定向刘道富支付了欠付房款15000元； 10.（2017）川16民申3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就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刘道富对叶强欠付原告王山的债务以案涉房屋提供担保； 11.听证笔录。证明原告王山提起的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 被告王山围绕其辩称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合伙协议； 2.房屋买卖合同。 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刘道富就所欠王山的投资款，以案涉房屋提供担保，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系担保关系，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本院调取了王山就案涉门市领取征收房屋补偿款的收条两份。 本院综合认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诉讼参与人的当庭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1月8日，原告王山（买方，乙方）与被告刘道富（卖方，甲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房屋买卖达成如下协议，共有遵守执行。一、房屋地址及情况：甲方自愿将柑子园沟市场门市14-17号、29-32号共8个门市约270平方米门市公共厕所一座约40平方米及住房（房屋建筑面积80㎡），出售给乙方，该房屋内的附属设施、设备（水、电、气、闭路）等一并转让给乙方；二、房屋价格，甲、乙双方议定的上诉房屋成交价为人民币89万元整；三、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乙方一次性付款89万元，过户时间由乙方决定。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内容。2012年11月8日，被告刘道富向原告王山出具了收条一份，内容为：“收条、今收到王山交来购房款890000.00元正，大写捌拾玖万元整，此据属实、收款人刘道富、2012年11月8日”。 同日，原告王山在被告刘道富持有的合同最后一页背面作出书面承诺，内容为：“本人承诺2013年内如刘道富还款玖拾万元给王山，本人把合同内的房子还给刘道富。承诺人王山。2012.11.8”。 2013年1月23日，广安市广安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分别为：广安区房权证广房字第××号、广安区房权证广房字第××号，所有权人均为刘道富，附记载明事项为“遗失补证”。 2013年10月23日，刘道富（出卖方、甲方）又与杜海波（买受方、乙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甲方独自所有的广安市广安区门市两个；所购买的两个门市的总价格为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甲方所出售的房屋状况为：该房屋位于广安市广安区，设计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均为41.26平方米，该两个门市已办理房屋产权证，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广房字第××、20××63号，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向甲方交付购房款贰拾捌万元（大写：贰拾捌万元）；办理该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后，乙方再向甲方支付贰万元（大写：贰万元整）；还约定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 2013年10月23日，被告刘道富向被告杜海波出具了收条一份，其内容为：“今收到杜海波购《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支付的购房款280000.00元(贰拾捌万元整)是实。收款人：刘道富。2013年10月23日”。 2013年10月25日，刘道富（甲方）与杜海波（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其内容为“甲方与乙方经过充分协商就《房屋买卖合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一、广安市广安区门市交由蒋智琼继续承租，用于酒水批发租金每年共计2000元，过户之前暂由甲方代收。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所收租金需如数交给乙方，如果甲方未交给乙方，则乙方有权从房款尾款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予以直接扣除，直至过户完成且无需征求甲方同意”。2013年11月20日，被告杜海波就案涉门市缴纳了相应的契税、印花税的税费。 2016年1月7日，广安市广安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出具广安市广安区地名使用准予登记凭证证载明：王山于2012年11月8日向刘道富购买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共8个门市、一个公共厕所、一个住房，其中8个门市门牌编号分别为广安市广安区、52号附3号、52号附4号、52号附5号，广安市广安区广安区柑子园街14号附12号、14号附13号、14号附14号、14号附15号；公共厕所门牌编号为广安市广安区文庙沟52号附15号；住房门牌编号为广安市广安区柑子园街14号附26号。 2016年1月12日，原告王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刘道富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同时要求被告刘道富协助其办理合同中约定的房屋的过户手续。庭审中，原告王山自愿放弃协助过户的诉讼请求。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判决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被告刘道富不服该判决，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6月15日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2016年6月23日，房屋征收部门（甲方）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与被征收人（乙方）王山签订了就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分别签订了《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均约定：1.被征收房屋系砖混结构，商业用途，根据法院（2016）川1602民初409号判决书；2.被征收人自愿选择货币补偿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和奖励；3.甲方付给乙方房屋终结总价值238000元、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及不可搬动附属设施的补偿价值8148元、搬迁费3000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助费9180元、水电气闭路电话宽带等5128元、奖励（按时签合同、交钥匙产权证）59500元，共计322956元，在合同签章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等。合同签订后，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按照合同约定向王山支付了补偿款共计645912元。 2018年4月25日、7月13日，广安区征收办两次召开听证会，讨论关于原告王山、被告杜海波就案涉门市权属的争议问题。广安区征收办提出两点解决建议，一是通过法院确权，二是原告王山、被告杜海波协商解决。 2018年7月17日，本院受理了杜海波起诉刘道富要求确认案涉门市归杜海波所有的案件，并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杜海波购买被告刘道富所有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和附3号（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归原告杜海波所有，但原告杜海波向被告刘道富支付购房款14000元”。 2019年10月15日，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与被告王山于2016年6月23日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无效》，王山立即其退还房屋征收补偿款645912元及利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王山的起诉是否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2.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3.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关于“原告杜海波购买被告刘道富所有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和附3号（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两个门市的所有权归原告杜海波所有”的判决内容是否错误，是否损害原告王山的民事权益，应否予以撤销。 关于原告王山的起诉是否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限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期间自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算，知道或应当知道应是以第三人知悉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为标准。虽然案涉两个门市的权属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争议状态，相关部门亦就案涉门市的征收补偿款组织原、被告进行过听证，但至2019年10月15日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据（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起诉原告王山，要求确认其于2016年6月23日与王山就案涉门市签订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合同》无效，由王山向其返还房屋征收补偿款之前，并不能当然推定原告王山就知悉了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同时，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王山在此之前知悉了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因此，原告王山在事实上已获取了案涉门市的征收补偿款，而广安市广安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其退还补偿款后，于2019年12月16日提起撤销之诉，并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间。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原告王山诉被告刘道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即本院（2016）川1602民初661号案，系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因房屋买卖合同而产生的诉讼，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与被告刘道富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本案系原告王山对本院（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案件提起的撤销之诉，两案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当事人、诉讼请求不同，后诉的诉讼请求也未实质上否定前诉判决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规定，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生效判决内容是否错误，是否损害原告王山的民事权益，而应否撤销的问题。本案案涉门市存在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即原告王山、被告杜海波分别与被告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该两份买卖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因原告王山、被告杜海波均未获得各自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所涉门市的所有权，且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所涉门市进行了实际交付且自己占有在先，故本院只能按照合同的签订时间、实际履行情况确定权利人对《房屋买卖合同》所涉门市享有的权利。原告王山与被告刘道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12年11月8日签订，原告王山虽未提供支付890000元购房款的充分证据，但从其书面承诺“2013年内如刘道富还款玖拾万元给王山，本人把合同内的房子还给刘道富”看，双方达成的应是以案涉门市抵偿债务的合意。至被告杜海波于2018年7月17日对被告刘道富提起确认案涉门市的权属诉讼前，原告王山已经依据其与被告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其与房屋征收部门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安置办公室签订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实现了以案涉门市抵债的目的，其与被告刘道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杜海波只能依法向被告刘道富主张因《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法律责任。综上，在原告王山因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前提下，本院就被告杜海波向被告刘道富提起的确权诉讼作出的“原告杜海波购买被告刘道富所有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和附3号（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两个门市的所有权归原告杜海波所有”的（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错误，损害了原告王山的民事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的规定，原告王山的请求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前述判决相应内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王山要求确认案涉门市的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因原告王山已实际领取了案涉门市被征收后的补偿款，故本院对此不再进行确认。被告杜海波的其他辩称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的（2018）川1602民初3261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杜海波购买被告刘道富所有的位于广安市广安区（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和附3号（房产证号：广房字第××号）两个门市的所有权归原告杜海波所有”的判决内容； 二、驳回原告王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杜海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依法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青华 人民陪审员  曾昌意 人民陪审员  蒋有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应起诉时提交以供法院立案审查是否符合第三人之诉）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二百九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 （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 （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 （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 （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第二百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是指判决、裁定的主文，调解书中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