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驻地。法定代表人：李广滨，该居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玲，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新，山东志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珠，男，汉族，1989年3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连民，山东源诚（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山东源诚（滨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油坊李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李传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油坊李居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816号所有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涉案《窑厂承包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在判解思路上存在明显的失误。上诉人认为，涉案合同属于集体土地租赁合同，而不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这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先决性问题。从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被上诉人不具备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土地租赁合同的一方，故被上诉人不存在先合同权利义务的继承或继受的问题。二、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涉案合同的法律关系，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涉案的鱼塘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涉及的补偿款也归村集体所有。1、被上诉人2016年12月才签订合同租赁窑厂，而鱼塘早已经形成，窑厂的用地性质、经营性质与鱼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被上诉人承包的是窑厂，一审法院把鱼塘补偿款判决给被上诉人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2、鱼塘早已有之，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这是全村村民均明确的事实。3、一审法院以“鱼塘是涉案窑厂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因取土而形成”，从而认定鱼塘属被上诉人窑厂租赁范围的一部分，违反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被上诉人与原合同租赁人李恩伟、李恩东属于不同的民事权利主体，在以往合同解除后即在订立涉案合同之前（2016年1月之前），涉案土地包括鱼塘业已归上诉人所有，以往的租赁人不能再享有合同权利，更不能享有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权，故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因取土而形成的鱼塘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允许被上诉人取得鱼塘的补偿款，就相当于附着物的补偿款由不再经营的李恩伟、李恩东或李恩伟、李恩东之前的鱼塘形成人包括自然形成人所有，违反了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规定，无限扩大了征收补偿的权利主体。同时说明，被上诉人以“家族”的名义对鱼塘行使权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明显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同时综管所有的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家族”这一民事主体的出现！法律上所有权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农村风俗上的所有权概念。4、涉案窑厂的经营范围与租赁范围属于不同的法律概念，被上诉人应当在租赁范围之内的土地上享有附着物补偿款，而不是在经营范围内享有附着物补偿款。窑厂租赁范围的确定属于新的合同内容，在合同没有约定租赁范围的情况下，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判断。根据《合同法》对合同内容解释的规定，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应当首先按照文义进行解释，涉案《窑厂承包合同》约定的是窑厂经营，经营方不得随意扩大取土范围，没有鱼塘经营。故取土范围是窑厂租赁范围的一部分，但涉案鱼塘有水不能取土，无法成为窑厂租赁范围的一部分。即使被上诉人在属于村集体的鱼塘内投放过鱼苗，在没有缴纳鱼塘承包费的情况下也属于不当得利，其收益应予返还。上诉人再次重申法律上所有权的概念不能等同于农村风俗上的“所有权”概念。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承包的窑厂经营范围应予以往的合同经营范围一致，所以享受以往合同经营范围内的补偿款，不但是违反合同法的规定，还在论证逻辑上有明显的问题。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传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显然对本案的事实没有异议，只是说鱼塘早已有之，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该说法也与常理不符，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四份合同、缴费单、证人证言、采矿证、规划图及卫星云图等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叔叔、父亲等人承包窑厂达20年之久，该鱼塘系窑厂取土自然形成。另外本案窑厂的承包人和窑厂经营主体不是同一范畴，上诉人对此予以混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官现场查勘的情况足以证实鱼塘养鱼以及对鱼塘经营的事实。李传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应得土地附着物补偿款27327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恩伟、李恩英、李恩东是兄弟关系，李传珠是李恩伟之子。2002年12月5日被告与李恩东签订窑厂承包合同，期限为2003年1月1日到2005年12月30日，约定场地为，原土场、原经营场地。之后，李恩伟、李恩东分别于2012年、2013年与被告签订村涉案窑厂承包合同，并约定承包方不可随意扩大取土范围。根据原告提交的采矿许可证，能够证实2011年到2014年涉案窑厂在滨州市滨城区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以滨州市滨城区东泰建材厂的名义办理了采矿许可证，涉案鱼塘在窑厂的范围内，是窑厂制砖过程中长期取土形成的。原告李传珠（乙方）与被告油坊李居委会（甲方）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窑厂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一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承包费为伍万元，一次性付清。并约定，承包方不得随意扩大取土范围，不可以以卖土盈利等违法行为，不得随意占用公路及油田井场，不得违反市西办事处指定的《违章建筑预防及整治工作制度》。遇到国家关停窑厂，地上附属物归乙方，土地归甲方，合同终止。合同到期，乙方必须在60天内无条件把所有地上附属物清除，否则视为乙方放弃所有权，甲方有权清除所属物。2016年8月份，因政府规划需要，涉案窑厂及鱼塘被政府征占。2016年8月11日经测量，涉案鱼塘面积为198.4米*159.7米，合计47.52亩，现场测量记录表上有被告法定代表人李广滨及原告李传珠伯父李恩英签字确认。补偿标准为每亩5750元，涉案鱼塘补偿款为273240元，该款已由被告在补偿机关领取，现在被告处。原、被告就该补偿款的归属产生争议，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关于涉案鱼塘的补偿款应归谁所有。涉案鱼塘的补偿款是政府部门基于对该鱼塘土地的征用而按照相关标准对鱼塘收益的一次性补偿，而非对鱼塘涉及土地的补偿，该补偿款应归对该鱼塘有使用权的一方所有。从鱼塘的形成原因分析，该鱼塘是涉案窑厂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因取土而形成，属窑厂经营范围内的一部分；从原、被告签订合同的内容分析，在合同中双方约定，承包方不得随意扩大取土范围，并且遇到国家关停窑厂，地上附属物归承包方。原告李传珠于2016年承包的窑厂经营范围应与以前窑厂的经营范围一致，涉案鱼塘亦应包括在窑厂的经营范围内，鱼塘作为窑厂的地上附属物，原告李传珠对其具有管理使用收益的权利，在遇到政府因征用土地而关停窑厂时，其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款应归管理使用人享有。原告李传珠作为窑厂的承包经营者，依法应对涉案鱼塘因政府征用而给予的补偿费用享有权利，鱼塘的补偿款应归原告李传珠所有。而被告作为涉案窑厂的原所有权人，应对土地的征用享有权利，而对作为地上附属物的鱼塘的补偿款并不享有权利。综上，原告李传珠要求被告油坊李居委会返还鱼塘补偿款27324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传珠土地附着物补偿款2732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99.17元，由被告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案涉鱼塘补偿款的归属问题。涉案鱼塘系在窑厂承包过程中长期取土形成，该鱼塘在窑厂范围内，窑厂承包人存在经营管理该鱼塘的事实。且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窑厂承包合同》第6条约定，“如遇国家关停窑厂，地上附属物归乙方，土地归甲方，合同终止。”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该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关于鱼塘补偿费用273240.0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同为鱼塘水面的补偿款。根据《滨州市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淡水鱼塘中“土筑水塘”类别补偿标准为“4500—7000元/亩”，备注为“含鱼苗虾苗损失，鱼苗虾苗归原主”。本案中，涉案鱼塘按每亩5750元进行补偿，在政府部门规定的补偿标准范围之内，系对涉案鱼塘附着物及养殖鱼虾的补偿，并非对土地的补偿。故该补偿款应当归属于鱼塘的经营管理人，即本案被上诉人李传珠。一审法院认定涉案鱼塘补偿款归李传珠，定性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油坊李居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99.17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处油坊李居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海永审判员  方月伦审判员  刘连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连民书记员崔珊书记员路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