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淑丹，女，198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女，2011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柯直、叶眉，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超，男，198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花，女，196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邵万高，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淑丹、方某因与被上诉人方超、林志花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3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余淑丹与方超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2月21日结婚。2010年10月21日，方超将户口从桐庐县麻蓬村迁至桐庐县三联蓬里一组，挂靠在其母亲林志花户下。2011年3月30日，余淑丹将户口从江西省浮梁县迁至桐庐县三联蓬里一组，挂靠在林志花户下。林志花因征地而转为非农业家庭户，故余淑丹与方超亦转为非农业家庭户。2011年11月30日余淑丹与方超生育一女即方某，其户口也挂靠在林志花户名下，为非农业家庭户。根据桐庐县委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余淑丹、方某及方超的户口是挂靠迁入，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受拆迁安置待遇，余淑丹、方某及方超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2014年8月2日，林志花母亲何林珍赠送给林志花宅基地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房及房屋四周围墙内配套附房、空地，并约定其母亲有终身居住的权利。2015年7月20日，以林志花为户主，余淑丹、方某与方超作为申请建房在册常住人口，申请将位于桐庐县的老宅（占地面积120平方米，两层结构）拆旧建新，根据桐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桐政办[2015]134号关于印发《桐庐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细则的通知》规定：3人以下的建筑面积为80平方米，4-5人的为100平方米，在原合法宅基地原基拆建的可提高标准20平方米。故林志花经审批同意准许建占地面积100平方米，层高三层，总建筑面积300平方米的房屋。林志花个人出资建房并于2016年底左右完工。2018年底，政府统一拆迁，林志花采用货币安置的方案，获得总安置款为6896497元（其中284360元补偿给第三人租赁拆迁款项），实际补偿款为6612137元，扣除回购安置房款，余款4418387元，林志花将其中的780000元安置款，给了余淑丹与方超。余淑丹、方某于2019年8月7日起诉请求判令林志花、方超连带支付其拆迁安置款2806068.5元。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余淑丹、方某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是其享有涉案房屋的共有权。虽然余淑丹、方某及方超在建房审批表中有名字在列，但结合《桐庐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细则的通知》、桐庐县委及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证明》、安置人口确认书等证据分析，可认定余淑丹、方某及方超并不享有村宅基地使用权，所以涉案房屋实际上是以林志花一个人申请审批建造房屋。余淑丹未能提供在建造涉案房屋时出资或出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方超是与林志花共同出资建房而成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鉴于余淑丹、方某对自己所提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未能提供有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依照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举证规则，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余淑丹、方某及方超不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该涉案房屋为林志花个人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余淑丹、方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49元，减半收取计1462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24.5元，由余淑丹、方某负担。 宣判后，余淑丹、方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这是一起典型的侵犯农村妇女及其子女土地权益的案件，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规定，具体表现为侵犯了妇女儿童的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集体资产股份、拆迁补偿款等方面的权利。本案上诉人余淑丹出嫁前原系农业户口，本应享受农村待遇，婚后迁至金中村，因金中村土地被征收，依法应享有村民待遇。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拆迁补偿利益，以致上诉人余淑丹这位“农嫁女”，目前是带着孩子方某风雨飘摇，在外租房，心力交瘁，生活毫无保障。一、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诸多重要事实均有重大错误，严重违反法律，具体如下：一审认定：“余淑丹、方某及方超的户口是挂靠迁入，余淑丹、方某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余淑丹、方某不享受村宅基地使用权，建房出资由林志花一人出资，余淑丹、方某不享受拆迁安置待遇。……”等等严重的错误。①、“余淑丹、方某及方超”户口均在桐庐县；其中上诉人余淑丹的户口是在2011年3月随夫投靠迁入；2012年9月，上诉人方某的户口属于村民的子女自然出生后“新生儿落户”；2010年10月，方超的户口是属于随母投靠迁入。这三人的户口并非是什么“挂靠”迁入，而是投靠迁入。②、2014年11月，桐庐县股份经济合作社颁发两上诉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证》，均能证明二上诉人均为金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事实。③、2015年7月，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作为建房申请人，填写《桐庐县农村村民建房审批表》进行申请，家庭中的4人均为宅基地使用人，城南街道金中村委会、桐庐县城南街道村镇建设办公室、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国土所、桐庐县国土资源局、桐庐县人民政府等六个部门均对申请建房人的村民资格进行审查，结论是两上诉人符合村民申请建房的条件，并加盖了公章予以确认。二、被拆迁房屋系2015年11月开始动工仪式，2016年下半年完成的，此房是两上诉人依法通过建房审批，且上诉人余淑丹出资35.5万元，位于桐庐县（加阁楼）的房屋系两上诉人在内的家庭共有财产，理由如下：①、两上诉人均在金中村，均为金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的事实。②、两上诉人均为林志花户的《桐庐县农村村民建房审批表》建房申请人，另外《桐庐县农村私人建房公示牌》上的“申请建房人口”也是“3+1”，可以确认两上诉人均是此房宅基地的使用权人。至于被上诉人林志花的辩称该宅基地系其个人所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宅基地的使用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房屋申请重建时，如果涉及家庭成员人口的变化，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本案宅基地已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共同使用。③、上诉人余淑丹及被上诉人方超共出资建造该房屋达35.5万元之多，包括了女儿方某的春节红包钱5000元，被上诉人方超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上诉人余淑丹向父亲借的10万元以及其他亲戚等共25万元。一审法院对建房出资这一情节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只要求上诉人方提供证据，而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举证，仅凭其信口开河，就认定建房款全由被上诉人林志花出资，此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三、一审争议的焦点之一，即位于桐庐县加阁楼的房子建房审批时，客观上已包括两上诉人，事实及理由如下：2015年7月，上诉人等人根据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制度，在填写《桐庐县农村村民建房审批表》时，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4人作为申请人上报，依照《桐庐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细则》第十六条“宅基地建筑占地面积标准为：小户（3人及以下）不超过80平方米，中户（4至5人）不得超过100平方米”；共同申请建房120平方米。但村委会只同意100m²。系上诉人等人当时得知《桐庐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细则》有规定宅基地可以加20平方米时，上诉人向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反映，其认为依照上述管理细则可以审批120平方米，所以发放“桐庐县农村私人建房公示牌”，公示牌载明“林志花户建房申请人口3+1，用地面积100m²+20m²”。故在申请建造房屋时，家庭成员四人对案涉拆迁房屋的宅基地均有使用权。由于当时审批表格须经六个部门盖章同意的程序，而在建房表审批的中途即已动工。两上诉人一家就按宅基地面积120平方米建造。建造期间，“街道拆违办工作日常巡查小组”严格执法，天天巡视，并对建筑物采用“卫星定位”。巡查小组不仅对地面使用面积严格把控，就是连房间高度都严格把关，上诉人户严格按120平方米宅基地来建筑，当时有高度超过20厘米，都被拆掉了。2018年12月17日，上诉人余淑丹及被上诉人方超、林志花等人一起去拆迁指挥办公室，要求对拆迁补偿按120平方米面积补偿时，拆迁办说要按当时的《建房审批表》100平方来计算，但由于提供“建房公示牌”等说明按规定可以建120平方合法面积，街道拆迁办人员回复说应以《建房审批表》上的100平方米为准，考虑虽然按4人审批，但没有按可享受100+20平方米来审批，但客观上确定可以按120平方米建房的事实，说是双方各让一步，故最后拆迁办按110平方米略多的合法面积来计算赔偿款（即既不按100平方米，也不按120平方米）。上诉人余淑丹在出生地结婚均为农村户口，从没有享受过政府拆迁利益，符合拆迁补偿对象条件。上诉人曾到城南街道办事处，征询了有关审批管理人，其明确答复：“申请建房在册常住人口中的人员姓名已明确标明，若仅系林志花一人，则不需要将其他人员列入申请人，可以说明四人均有申请资格，且已行政审批通过了，即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共同享有。”关于《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当时全家是一致同意货币化安置；但在安置人员上，是两被上诉人未征得上诉人同意，为了其个人利益，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而签订的，该协议书对两上诉人没有约束力，理应予以撤销。2019年7月12日，上诉人余淑丹与被上诉人方超调解离婚时，双方不仅同意涉及家庭共同财产（只有拆迁房屋补偿款，没有别的）另案处理，而且把拆迁补偿款中的78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其中上诉人余淑丹50万元、被上诉人方超28万元，这也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方超认为被拆迁的房屋为家庭共同所有，拆迁补偿款也为共同所有这一事实。综上，两上诉人认为被拆迁的位于桐庐县加阁楼的房子系家庭共有财产，两上诉人均为房屋所有权人。根据法律规定，拆迁补偿的实质是指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依法给予的补偿。所以本次户主为林志花收到的拆迁房屋安置补偿的利益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人共同享有。具体为本案涉迁补偿款6896497元，除去补偿“农家乐”户284360元外，以及上诉人余淑丹原分得的50万元，根据补偿款均分原则，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两上诉人拆迁安置款2806068.5元。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两被上诉人连带支付两上诉人拆迁安置款2806068.5元。 被上诉人林志花、方超答辩称：2018年11月28日，拆迁单位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公布拆迁补偿方案时，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方超心里很清楚，其三人均不属于本次拆迁安置人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超还一起专门去城南街道办事处和桐庐县信访局反映，要求给予拆迁待遇，但相关政府部门很明确答复，不符合安置人口资格，不能享受拆迁安置待遇。退一万步讲，假如二上诉人确实属于金中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实符合拆迁安置人口资格，确实应该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待遇的话，二上诉人完全可以列拆迁单位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去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维权。一、林志花户《安置人口确认表》很清楚地载明，全家人只有林志花一人符合拆迁安置人口资格，并列明了具体理由；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是完全认可的。虽然二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方超三人户籍关系登记在林志花户口本上，同属一户，但按照金中村的《村规民约》其三人不符合迁入户籍条件，只能以挂靠方式入户籍，不属于金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享受金中村任何村民经济待遇和集体经济组织权益。比照《桐庐县大奇山金中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方案》第三条补偿对象安置人口的资格标准，其三人2018年拆迁过程中均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不享受拆迁安置待遇，当时的一家四口中只有林志花一人符合安置人口条件。关于这个事实，上诉人心知肚明。这也是为什么上诉人从未考虑以拆迁单位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维权的根本原因。二、原审判决认定关于涉案拆迁房屋宅基地的来源和房屋的建造情况完全正确。城南街道金中村委会、金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证明清楚地证实，涉案拆迁房屋宅基地原使用权人为林志花母亲何玲珍所有，考虑到林志花系无房户，2014年8月何玲珍将其享有的120平方米住房宅基地使用权和其他辅房等院落等集体土地使用权赠送让予林志花，由林志花申请宅基地后建造房屋，同时约定，何玲珍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桐庐县农村宅基地管理细则》第十六条规定，3人以下小户，宅基地占地标准为80平方米，原基拆建的，奖励提高审批标准20平方米。尽管林志花户在册人口有4人，但因仅林志花一人为金中村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的村民，所以只能算属于3人以下小户。鉴于林志花原房屋宅基地面积为120平方米，又是原基拆建，最后核准林志花的宅基地为100平方米（即小户标准80平方米，外加原基拆建奖励20平方米），因此，该宅基地使用权仅为林志花个人享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方超不享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整个房屋建造过程中，建房及装修资金均由林志花一人筹集投入，联系购买建材和建筑工人均为林志花一人操办，房屋所有权为林志花一人享有；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方超均未曾出资建房，更未参与共同建房，对该房屋及装修不享有共有权。当年林志花为了建房，四处赊账借贷，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超明知林志花建房急需资金，却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顾自己开美容店、购买汽车，上诉人所谓的共同出资35.5万元参与建房才是真正的胡言乱语。三、原审庭审中出示的货币化安置协议、征收安置补偿结算表详细罗列了林志花安置补偿的各个项目和金额，其中根本没有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方超的补偿项目；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均予认可。2019年初案涉房屋拆迁补偿中，林志花共获得货币补偿金额为6896497元，支付给承租商户张智慧的补偿款284360元，剩余6612137元（未扣除林志花为母亲何玲珍租房支付的租金）。所有货币补偿资金除去评估补偿金额三项合计为1539108元，其余的款项均为林志花个人的货币化安置费、机构对林志花住宅进行评估后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金额、装修补偿金额、附属物各项奖励、各项补助，均不包含有任何二上诉人、被上诉人方超三人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超符合安置人口条件的话，那么本次拆迁补偿待遇不可能仅仅只有六百来万元。四、因林志花平时在富阳上班，遂将该次相关拆迁手续授权委托被上诉人方超代为办理，拆迁部门在2019年初将全部拆迁款划拨至被上诉人方超银行卡上，在林志花不知情的情况下，方超分三次从银行卡上转账支付给上诉人余淑丹的876000元。上诉人余淑丹与方超婚后，被上诉人方超因其父亲生病筹措医药费向亲友借款，2019年初拆迁款一到，方超就用林志花拆迁款用于偿还了其父亲亲友的借款。上诉人余淑丹与方超离婚时，已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上诉人余淑丹支付给方超28万元。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超三人根本无权再向林志花主张任何财产权利。最后，如果上诉人真的认为金中村委会或者拆迁单位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存在侵权行为，损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应该赶紧去起诉维权；而不应该在这里滥用诉权，浪费诉讼资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完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余淑丹、方某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城南街道办事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份，欲证明被拆迁房屋是按照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四人申请审批建房120平方米，系包括两上诉人在内的家庭共同财产，并且家庭成员四人均享有对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2、录音光盘1份，欲证明案涉房屋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四人共同申请，案涉房屋和宅基地系四人共有；3、农村商业银行自助放款凭证、借款凭证、支付宝支付记录、外墙费用清单及送货单各1份，欲证明案涉房屋建造过程中，余淑丹出资35.5万元；4、余淑丹出嫁前户口本、证明各1份，欲证明余淑丹出嫁前为农业户口；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欲证明余淑丹在娘家未曾享受农村村民待遇；6、录音光盘1份，欲证明方超认可案涉拆迁安置补偿款和拆迁回购的房产属于家庭四人共有财产；7、个人循环借款合同及审批表各1份，欲证明余淑丹和方超为建房贷款10万元；8、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欲证明余淑丹为建房向其父亲借款10万元；9、证人凌某的证言1份，欲证明余淑丹在建房过程中出资。 被上诉人林志花、方超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并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2拆迁谈判的内容只是当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向拆迁单位主张权利所说的话，拆迁安置部门并不认可这些内容，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证据3只能够证明方超曾经向银行借过款，但不能证明款项用于建房，借款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明的内容也不能证明款项真实发生且用于建房，利息清单和取款凭证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款项用于建房。营业执照不属于新证据，外墙涂料的23000元钱是林志花转交给方超，由方超支付，该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不能证明上诉人享有房屋产权。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且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6不是新证据，相关的内容也不能证明本案房屋上诉人享有共有权，上诉人应该向拆迁单位主张相应权利；证据7不是新证据，该证据只能证明方超曾经向银行借款，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用于建房；证据8不是新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用于建房；证据9的内容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费用是林志花给方超，方超再给上诉人余淑丹支付，作为家庭共同居住的情况下，即使付了钱，也不能代表有产权共有。 被上诉人林志花、方超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5年7月20日，林志花作为户主，余淑丹、方某与方超作为申请人共同申请建造本案争议房屋，上述四人均属于该房屋宅基地使用权人，对案涉房屋的财产权利均享有相应的份额。林志花、方超主张余淑丹、方某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财产权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从考虑余淑丹、方某对案涉房屋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出发，酌情确定余淑丹、方某对案涉房屋享有30%的产权份额。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林志花为户内唯一实际安置人口，享有60平方米的人口安置面积，该部分补偿与林志花具有密不可分的人身属性，包含在安置面积货币化补偿项目中，应当予以剔除，故该项目中属于房屋补偿款的款项应当为991250元，另货币化安置款2899600元，参补面积补偿894960元，装修补偿448958元以及附属物补偿款213433元，青苗补偿款4305元，其他补助352469元，不损坏腾空房屋奖励30782.16元，合计应为4844507.16元，系因房屋以及其他土地上附属物产生，应当属于房屋的组成部分，故上述两项991250元和4844507.16元，合计应为5835757.16元，扣减相关费用20000元及“农家乐”户补偿款284360元，尚余5531397.16元，应由房屋共有权人取得，故余淑丹、方某享有的份额应为1659419.15元，扣除已支付的50万元，林志花、方超尚应支付余淑丹、方某1159419.15元。其余费用系按1人发放的，应归属于林志花个人所有。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9）浙0122民初3038号民事判决。 二、林志花、方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淑丹、方某1159419.15元。 三、驳回余淑丹、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49元，减半收取计1462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24.5元，由余淑丹、方某负担11578.5元，林志花、方超负担80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249元，由上诉人余淑丹、方某负担17257元，林志花、方超负担11992元。上诉人余淑丹、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被上诉人林志花、方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