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91民初2694号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化中路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16670653XL。法定代表人：于锡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敏，山东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兴玲，山东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呈祥，男，汉族，1965年1月1日生，住威海市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佰拴，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黎呈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周玉敏、赵兴玲，被告黎呈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佰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将其持有的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卡尔股份、证券代码838790）180万股的股份以人民币135万元的价格（其中135万股股份的转让单价为每股1元、另外45万股股份的转让单价为每股0元）转让给原告，并协助原告办理相关的股份转让变更及过户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尔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被告原系卡尔股份公司的职工及股东，现已离职。被告共持有卡尔股份公司180万股的股份，其中90万股系2011年1月27日自原告处受让的股份，另外90万股系因卡尔股份2016年增资扩股时被告认缴的增资。2016年2月19日，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三方因认缴增资及股份转让等事宜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中约定，无论何种原因若被告自卡尔股份公司离职，被告必须按照卡尔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原告；该合同中并对因本次认缴增资所持有股份的转让条件和转让价格进行特别约定，其中，若被告自本次认缴增资之日起至从卡尔股份离职时在卡尔股份工作满3年不满4年，被告须无偿转让45万元股份给原告。2019年8月13日，原告和卡尔股份之间终止了劳动关系，但被告从卡尔股份离职后未履行股份转让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处理。被告黎呈祥辩称：卡尔股份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五条内容因违反公司法的基本规定和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无效；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三方签订的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内容是虚假的，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书》无效；原告滥用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故意侵害小股东利益，故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章程内容因违反法律而无效，其要求被告无偿转让股份所依据的《合同书》也因内容虚假和违法而无效，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于2009年11月由威海北电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自2016年9月6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进行挂牌，证券简称为卡尔股份、证券代码为838790。2016年1月3日，卡尔股份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增资，注册资本金由3000万元增资变更为6000万元；2016年2月19日，卡尔股份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分红款直接作为股东出资款转为实收增资资本金。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37100004号验资报告，审验截止2016年2月26日止，卡尔股份公司已将分红款3000万元转增股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卡尔股份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股改成立股份公司时，其全体发起人股东于2009年11月22日通过了《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其中，该章程第七章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股东必须是本公司的在职职工，离职时其股份由最大股东按其原购买值收购，非离职而转让其股份的须经董事会同意并确定受让人（按其原购买值转让）”；2016年3月26日，卡尔股份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决议，修改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其中，该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2017年3月18日，卡尔股份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将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但是，为了保持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促进公司健康长久发展，公司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前，自然人持有及转让公司的股份应符合下列规定：自然人股东应为公司（包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在职职工，自然人无论何种原因自公司（包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离职的，必须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的控股股东，并配合相关方在股份登记存管等机构办理股份转让的登记过户等相关手续”。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名称原为威海市卡尔电气研究所、山东卡尔投资有限公司。原告持有卡尔股份公司2782万股的股份，持股比例为46.3667%，为卡尔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被告黎呈祥持有卡尔股份公司180万股的股份，持股比例占总股本的3%。其中，被告持有的90万股股份是于2011年1月自原告处受让的股份，因其中45万股是以被告在卡尔股份公司工作满六年为条件所获得原告赠与的股份，故被告共支付了股份转让款人民币45万元；被告另外持有的90万股股份，是被告通过2016年卡尔股份公司的分红转增资获得的股份。2016年2月19日，原告、被告与卡尔股份公司三方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拟增资扩股，为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保持甲方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促进公司长久有效地发展、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现就有关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以资各方共同信守：一、乙方自愿再次增资购买甲方股份90万元股，并承诺自其认缴本次增资之日起以在职职工的身份在甲方持续有效工作不低于6年，并遵守和执行甲方有关规定和企业章程。二、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甲方要为乙方提供合理的工作环境、条件及待遇，支持乙方的积极工作。三、在乙方持有甲方股份期间，乙方有权以股东身份参与甲方的经营管理或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四、无论何种原因若乙方从甲方公司离职，必须按照卡尔股份章程的规定，将其持有甲方公司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丙方。对于因本次增资扩股所认缴持有股份的转让价格按照以下约定执行：自乙方认缴本次增资之日起至其从甲方公司离职之日止，若乙方在甲方工作不满1年须无偿转让90万元股份给丙方；满1年不满2年须无偿转让75万元股份给丙方；满2年不满3年须无偿转让60万元股份给丙方；满3年不满4年须无偿转让45万元股份给丙方；满4年不满5年须无偿转让30万股份给丙方，满5年不满6年须无偿转让15万股份给丙方。除上述约定的须无偿转给丙方的股份外，其余股份的转让价格按照甲方的公司章程规定执行。五、由于乙方与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未履行完毕，故未赠与代持的股份所产生的分红转增资部分也属于代持股份，直到2011年1月29日签订的协议履行完毕。六、乙方出现下列行为时，甲方有权利单方解除与乙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无偿辞退乙方：1、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负有刑事责任的；2、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经反复劝说无效的；3、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4、从事第二职业的；5、其它会导致出现严重后果的情形。七、特别约定事项：甲、乙、丙三方特别约定，若乙方从甲方处离职，自乙方离职之日起乙方不再是甲方的股东，其所持有甲方的所有股份视为已全部转让给丙方。乙方必须自其从甲方处离职之日起两日内，按照甲方公司章程及本合同的规定办理完毕所有股份转让手续。乙方授权甲方有权代乙方按照甲方公司章程及本合同的规定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及收取股份转让金。本合同此条款之授权为不可撤销之授权，甲、乙双方均放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所享有的任意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八、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方式进行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其他事项：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告黎呈祥原系卡尔股份公司的职工，2019年8月13日，黎呈祥和卡尔股份公司之间终止了劳动关系，自原告、被告、卡尔股份公司三方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之日起至黎呈祥和卡尔股份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终止劳动关系时，黎呈祥在卡尔股份公司工作期限为已满3年不满4年。庭审中，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和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9组证据：证据一、2016年2月19日，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予以证实，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三方因认缴增资及股份转让等事宜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了合同。该合同的第四条约定，无论何种原因若被告自卡尔股份公司离职，被告必须按照卡尔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原告，且对因本次认缴增资所持有股份的转让条件和转让价格进行了特别约定，其中，若被告自本次认缴增资之日起至从卡尔股份公司离职时在卡尔股份公司工作满3年不满4年，被告须无偿转让45万股的股份给原告；合同的第五条约定，被告出现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经反复劝说无效的等行为时，卡尔股份公司有权利单方解除与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的第七条约定，自被告离职之日起不再是原告的股东，其所持有的卡尔股份公司的所有股份视为已全部转让给原告。被告必须自其从卡尔股份公司处离职之日起两日内，按照卡尔股份公司公司章程及本合同的规定办理完毕所有股份转让手续，但被告至今未履行上述合同义务。证据二、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时卡尔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2017年3月18日的卡尔股份公司章程修正案。予以证实，卡尔股份公司章程规定，自然人股东应为公司的在职职工，自然人股东无论何种原因自公司离职，必须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按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的控股股东，并配合办理股份转让的登记过户等相关手续。证据三、威高劳人仲案字【2019】第329号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书。予以证实，被告和卡尔股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3日终止，即被告自该日起已经自卡尔股份公司离职，则被告应按照三方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的相关约定，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180万股的股份以人民币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并办理股份转让手续。证据四、下载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网站的卡尔股份公司的证券持有人名单。予以证实，卡尔股份公司的证券简称为卡尔股份、证券代码为838790。原告系持有卡尔股份公司2782万股的股份，持有比例为46.3667%，为卡尔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被告持有卡尔股份公司180万股的股份，持有比例为3%，证券账户号码为02×××13。证据五、原告的企业变更登记信息。予以证实，原告公司名称先后由威海市卡尔电气研究所变更为山东卡尔投资有限公司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证据六、下载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的卡尔股份公告截图、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予以证实，卡尔股份经过合法的程序于2017年3月1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到会股东以100%表决形成了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同意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五条进行了修改。该章程修正案系卡尔股份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充分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没有违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被告黎呈祥参加了该次股东大会，表决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在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上签字，其作为卡尔股份的股东依法应当遵守该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被告主张上述章程的规定无效，明显缺少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证据七、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签到表一份（会议时间2016年2月19日）、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两份、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給黎呈祥出具的收增资股本的收款收据一份、有黎呈祥签字的2015年度股利发放明细表一份、瑞华验字【2016】37100004号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一份。予以证实，尽管卡尔股份于2016年1月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资变更为6000万元，但对增资资本金如何缴纳等实际履行问题尚未形成决议，增资的资本金未实际缴纳。为了解决增资资本金实际缴纳的具体履行事宜等，卡尔股份于2016年2月19日召开了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包括表决2015年利润分配方案、增资扩股方案及合同等，经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同意通过股东分红的形式予以认缴增资、审议通过了就股东认缴增资扩股及股份转让等事宜的合同文本等，该合同文本中对自然人股东认缴的增资扩股均附有股份转让条件，且股份转让价格须与工作年限相挂钩，认缴增资扩股的自然人股东在会议现场和原告及卡尔股份签订了上述《合同书》。2016年2月19日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签订的《合同书》也是在上述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书中所指的90万股的认缴增资，就是指的2016年1月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该次增资所认缴的90万元。在2016年2月19日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卡尔股份于2016年2月26日进行了分红，分红款扣除税款后直接转为认缴增资款，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故，被告关于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内容是虚假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违背客观事实。证据八、2019年8月1日潘大伟与黎呈祥谈话录音及整理的文字材料，2019年8月1日潘大伟组织会议验收的视频资料及整理的文字资料。予以证实，黎呈祥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据不配合公司对其负责的手持式光通信综合维护终端项目组织的验收，经卡尔股份公司总经理潘大伟批评教育无效，在此前提下，为了促进卡尔股份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便于正确判断公司是否有进一步对该项目进行继续投资开发的价值，卡尔股份公司董事长于锡汉才于2019年8月2日对被告进行批评教育，被告提交的证据六2019年8月2日于锡汉和黎呈祥的谈话录音是在该情况下形成的谈话，系正常的工作交流，不能予以证实被告所主张的证明事项。证据九、卡尔股份股东出具的证明四份、卡尔股份公司股东潘大伟、牛元杰、徐英堂、季增光、邓忠波、孟宪民、都寿鹏、王福建、隋海涛、邢晓良、何传升、李文峰、刘永伟、荣丽萍、刘一江、王洪伟、于大伟、王朋、于军静分别和原告及卡尔股份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19份。予以证实，该组证据结合证据七进一步证明，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胁迫签订的情形，且合同的相关内容已经过卡尔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系合法有效。在经股东大会同意，除公司法定代表人外其他自然人股东需签订认缴增资扩股股份转让条件和转让价格与工作服务年限挂钩的合同的情况下，股东大会通过了分红转增资的决议，通过以分红款认缴增资款的形式，股东才完成了卡尔股份2016年1月3日决议增资资本金的实际缴纳。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中约定的认缴增资就是指2016年1月3日股东大会通过的增资，两者是一致的，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具体履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9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内容与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记载的内容是虚假的，被告持有的180万股股份，其中90万股是2011年获得的，另外90万股是通过2016年1月4日卡尔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由原90万股的分红获得，也就是说在2016年2月19日合同签订后被告并未增资购买90万股，合同的内容、性质模糊不清、表达不明，且该合同约定的要求被告无偿转让的股份应是赠与；对证据二的内容与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中2016年2月19日的卡尔股份公司章程中没有牵扯到股份转让价格的事，公司章程修正案在2017年3月18日才通过，显然涉案合同签订的日期是虚假的，且合同的内容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原告主张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内容侵犯了小股东的权利；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明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明对象不能成立，这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是被胁迫的；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是虚假的，于锡汉、潘大伟、牛元杰均是卡尔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不能作为证人，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与被告无关。被告黎呈祥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9组证据：证据一、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名单。予以证实，于锡汉持有原告76.0717%的股权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牛元杰持有原告4%的股权是原告的第三大股东，潘大伟持有原告1.98%的股权，是原告的第四大股东，于锡汉、牛元杰、潘大伟在利关原告事务中的利益一致。证据二、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摘要。予以证实，于锡汉是卡尔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潘大伟是卡尔股份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占12.60%，牛元杰是卡尔股份公司的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占6.00%，卡尔股份公司2017年度每股收益0.70元、2018年度末的净资产为每股3.29元。证据三、《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第1-3、36-38、51-53页。予以证实，2011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90万股股份转让给被告，这是被告第一次获得卡尔股份公司的90万股股份；被告第二次获得的90万股股份，是2016年1月4日卡尔股份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分红款直接作为出资款转增资本而来，此次获得的90万股股份时被告原来90万股股份的分红，此次增资于2016年1月4日已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即被告于2016年1月4日就已经合法拥有了卡尔股份180万股的股份。证据四、2016年3月26日通过的《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予以证实，2016年3月26日通过的《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五条内容仅为“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2017年3月1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对该条款的内容予以修订的章程修正案，该章程修正案的通过时间在原告、被告、卡尔股份公司三方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之后长达1年多之久。证据五、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企业变更情况。予以证实，早在2016年1月4日，卡尔股份公司的股份总数已从3000万变更为6000万，注册资本也从3000万元变更到6000万元。证据六、2019年8月2日于锡汉和黎呈祥的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材料。予以证实，于锡汉挖空心思，设计各种圈套和陷阱，以期达到强迫低价转让和掠夺被告股份的目的。证据七、2019年2月18日于锡汉和黎呈祥的谈话录音及录音文字材料。予以证实，于锡汉挖空心思，设计各种圈套和陷阱，以期达到强迫低价转让和掠夺被告股份的目的。证据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予以证实，为掠夺被告的股份，于锡汉公然操作卡尔股份，强行违法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造成黎呈祥从卡尔股份公司离职的事实。证据九、2016年2月26日卡尔股份公司给被告出具的收取90万元分红转增股本的收款收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9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有关于锡汉等人在利关原告的事务中利益一致的主张违背法律规定，将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公司管理相关事项混为一团；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股份转让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协商确定的转让价格与股份的收益及公司的净资产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实际上卡尔股份公司自成立股份公司以来仅进行过一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3000万变更为6000万，尽管增资扩股的决议形成于2016年1月，但增资扩股资本金并非是由股东另行出资，而是通过股东分红形成，就相关事宜原被告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了合同书，在合同中明确了被告通过增资持有90万股股份所必须遵守的相关约定，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对该合同相关内容的法律后果应有明确的认知；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被告引用的公司章程形成时间为2016年3月26日，该时间点在原、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之后，在上述合同签订时适用的卡尔股份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必须是本公司的在职职工，离职时其股份由最大股东按其原购买值收购”，上述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与公司章程规定一致，系合法有效的合同，被告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卡尔股份公司自设立股份公司至今仅进行了一次增资扩股，股份总数由3000万变更为6000万，2016年3月26日原、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所指的增资扩股就是这次增资扩股；对证据六中的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整理的录音文字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并非完整的录音文字材料，不能全面真实的记载于锡汉和被告谈话的内容，被告方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对证据七中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整理的录音文字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对2019年2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被告方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方的主张不能成立。该份《股份转让合同书》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的情形，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在同时具备2019年2月18日《股份转让合同书》和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约定的转让股份的情形下，原告有权选择按其中任何一份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履行股份转让义务；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通过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和卡尔股份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被告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即在2016年2月19日卡尔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形成决议之后，也在涉案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签订时间之后，可证实涉案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中所指的增资扩股即是2016年1月3日卡尔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增资扩股。以上事实，有书证、视听材料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1月3日经股东大会通过增资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增资变更为6000万元，2016年2月19日卡尔股份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股份分红的形式予以认缴增资。被告黎呈祥参加了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参与审议并同意了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且在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认可。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股东大会的当天，由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签订了涉案的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卡尔股份公司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潘大伟、牛元杰、徐英堂等19名股东也于上述时间分别和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签订了与涉案合同内容相近的合同。涉案合同签订后，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进行了分红，分红款扣除税款后直接转为认缴增资款，股东才完成了2016年1月3日股东大会决议增资的资本金的实际缴纳义务。被告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卡尔股份公司增资所持有的90万股系通过原90万股的股权分红取得，而上述增资是卡尔股份公司完成股份公司改制后进行的唯一一次增资扩股，也是唯一一次以分红款转增股本。故，涉案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项下的增资扩股即是指卡尔股份于2016年1月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的增资，涉案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虚假的民事行为。其二，关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的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本案而言，涉案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被告主张涉案合同因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而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不属于无效合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就本案而言，涉案《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但被告方没有在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现撤销权已经消灭，被告关于涉案合同内容因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故，涉案2016年2月19日《合同书》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其三，关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中有关股份无偿转让的合同内容是否属于赠与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单务性、实践性应当是赠与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的根本标志。就本案而言，涉案合同的签订并非基于赠与目的，也无赠与的意思表示，涉案合同中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有约定，其中对分红转增资部分股份的转让价格所作出的与工作年限相挂钩的相关约定，属于对股份转让价格作出的附条件约定，而并非是赠与的意思表示，且与之一并转让的还包括相应的股东义务以及企业经营中的其他责任，该股份转让有别于单务性的赠与，并不符合上述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其性质应为买卖合同。故，被告关于涉案合同中约定股份无偿转让属于赠与合同内容在赠与前可以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四，关于2017年3月18日卡尔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案涉《合同书》签订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而被告主张无效的章程修正案通过的时间是2017年3月18日，故涉案合同中所表述的公司章程是指合同签订时卡尔股份适用的公司章程，而并非是指卡尔股份于2017年3月1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从涉案合同记载的内容看，合同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表述，应是指在达到合同所约定股份转让条件下的股份转让价格按照卡尔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即按照合同签订时卡尔股份的公司章程第七章第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必须是本公司的在职职工，离职时其股份由最大股东按其原购买值收购”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是合同当事人对股份转让价格所达成约定的一种表述方式，属于合同约定的内容，无论公司章程效力与否均不影响该合同约定的效力及履行。故，2017年3月18日卡尔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章程修正案的效力与否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其五，关于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滥用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故意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相应的法律救济途经，被告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诉讼，而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否存在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被告造成损失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原告、被告及卡尔股份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原告与被告已于2019年8月13日终止了劳动关系，则被告应按照上述合同书的约定，将其持有卡尔股份公司的180万股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因自2016年2月19日签订《合同书》之日起至被告和卡尔股份公司2019年8月13日终止劳动关系时，被告在卡尔股份公司工作期限为已满3年不满4年，故被告通过2016年分红转增资所持有的90万股中的45万股股份应无偿转让原告。被告所持有的其他135万股份应按照其原购买值转让给原告。尽管被告最初从原告处受让90万股股份支付的转让对价为45万元，但其中45万股是以被告在卡尔股份公司工作满六年为条件所获得原告赠与的股份，故该90万股股份的原购买值按1元每股计算比较合理；被告通过2016年分红转增资持有的90万股，分红款是等额转增股本，即原购买值为1元每股，故除按合同约定应无偿转让的45万股外，其他45万股的转让价格应按1元每股计算。原告的的诉讼请求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黎呈祥将其持有的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卡尔股份、证券代码838790）180万股的股份以人民币135万元的价格（其中135万股股份的转让单价为每股1元、另外45万股股份的转让单价为每股0元）转让给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并协助原告山东卡尔集团有限公司办理相关的股份转让变更及过户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8475元，由被告黎呈祥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魏亦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恩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