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9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丁石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陈光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云良，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汉琪，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迅业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拱墅区石祥路342号（杭州运河钢材市场五区28幢3楼04号）。 法定代表人：杜建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敏，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迅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10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迅业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案件受理费、上诉费等由迅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回避迅业公司自认事实。迅业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2012年9月初至2013年9月10日为长荣公司在海宁的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工地配送钢材：共为海宁东方学院该工程8标段和9标段（办公大楼，教学楼）配送各种型号的螺纹钢，共计货款9214244元。迅业公司在庭审中自认：总共从长荣公司处收到的款项为1000多万元。根据上述自认，即使假定迅业公司与长荣公司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总供货款为9214244元，收到货款1000多万元，长荣公司已不欠迅业公司货款。二、一审判决采信迅业公司所主张的金额4351295.51元，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公司对账单》中，陈方泉并未确认欠款数额。陈方泉、周雪成并非长荣公司人员，从陈方泉“仅对由财经十标付给杜火贤贰佰叁拾万元正账单对账，情况属实”的签字内容来看，陈方泉并没有确认“尚欠3929662元未付”的事实。第二，《八、九标段对账表》是迅业公司单方所列的对账表，长荣公司对其真实性并不认可。第三，录音证据中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没有承认“尚有钢材款四五百万元”。录音证据中，陈光辉是在与“葛律师”通话交流，并不是对迅业公司主张尚欠四五百万元的确认。另外，录音证据还存在被截取、不完整，录音稿与录音材料对不上，录音中方言听不清、听不懂等问题。一审判决予以采信错误。第四，一审判决对迅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数额，直接以“采信”的方式确认错误，没有根据有效证据材料进行具体计算，没有事实根据。以一审判决支持的每吨50元运费为例，迅业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一审判决予以支持错误。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一审将供货数量和货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长荣公司错误。第一次开庭时，迅业公司认为除本案起诉的货款外，此前还供过货。为此，合议庭明确责令其提交供货单，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但是，迅业公司未提供。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却要求长荣公司负反驳的举证责任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本案所涉工程由长荣公司承包给朱国强，但长荣公司非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买卖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同，不能参照建设工程合同分包关系来认定合同关系。长荣公司虽然根据朱国强的指示向迅业公司支付材料款，但是买卖合同主体仍然是朱国强。朱国强作为承包人是独立的合同主体，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迅业公司与长荣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另外，一审判决还存在利息与利率计算没有依据等错误。 迅业公司辩称：一、案涉钢材买卖业务发生于长荣公司和迅业公司之间。双方最初的交易业务是长荣公司的业务关系人王国成介绍促成的(王国成和长荣公司签订有承包合同)。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和迅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建英谈妥：长荣公司在浙江海宁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建筑工地所需的钢材由迅业公司配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每吨加运费50元。从2012年5月起迅业公司即为长荣公司供货一直到2013年9月10日。迅业公司所有钢材送货都运送到长荣公司海宁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工地，送货单上有长荣公司工作人员陈方泉、赵飞翔等签名确认，一审中长荣公司对此二人均不认可，但该二人长荣公司都为其缴纳社保，长荣公司为陈方泉缴纳社保至2015年10月，为赵飞翔缴纳社保至2014年5月。且长荣公司直接向迅业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迅业公司也开具给长荣公司部分增值税发票。2016年4月18日，长荣公司出具给迅业公司的往来款项征询函，也可以证明长荣公司与迅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荣公司主张其与朱国强签订有《承包合同》，拖欠迅业公司的货款应由朱国强承担，但该《承包合同》是长荣公司与朱国强之间的内部协议，与迅业公司没有关系，朱国强系长荣公司余杭分公司的负责人，是长荣公司内部高层。《承包合同》是长荣公司在一审开庭时才提交的，迅业公司并不知晓，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该《承包合同》真实，从其内容看出，非常明显，朱国强的行为代表长荣公司。双方之间的送货单，公司对账单，部分支付凭证都是迅业公司和长荣公司的工作人员之间进行的(陈方泉，周雪成，赵飞翔等都是代表长荣公司)。本案长荣公司曾就法院管辖权问题提出过异议和上诉，认为与迅业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管辖异议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长荣公司和迅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长荣公司拖欠迅业公司钢材货款4351295.51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长荣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3《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该对账表中反映2012年5月25日至2012年9月3日发生的钢材交易业务1278.128吨，货款5397488元，长荣公司支付迅业公司5391872.7元，八、九标段该时间段的货款已基本结清，不在迅业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之列。迅业公司原审诉讼请求的内容：依据长荣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3《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2012年9月5日至2013年9月10日迅业公司共为长荣公司八、九标段配送钢材765.66吨，货款加运费2991884.6元，长荣公司在2015年2月17日支付过迅业公司100万，八、九标段长荣公司拖欠迅业公司货款1991884.6元。2012年9月5日至2013年9月10日送货单迅业公司在原审中已全部提交原审法院，并经长荣公司质证，并且与长荣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3八、九标段对账表相符合。迅业公司原审诉讼请求的内容：迅业公司对长荣公司在海宁财经学院十标段的送货，依据迅业公司原审提交证据一长荣公司与迅业公司《公司对账单》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迅业公司配送给长荣公司各种型号的钢材十标段1654.722吨，钢筋加运费6229662元，已付2300000元，十标段尚欠货款3929662元，十标段的送货单迅业公司在原审已全部提交原审法院，并经长荣公司质证，并且与《公司对账单》数量、金额、欠款数额等相符合。依据原审中迅业公司提交的长荣公司承接海宁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三个标段，结算造价的市场报告，结算审定表，钢材合格证，试验报告汇总表等工程备案资料，长荣公司三个标段使用钢材共计5860.223吨。所以也能够证明迅业公司所配送给长荣公司的钢材3698.016吨，长荣公司是全部收到的。针对长荣公司和迅业公司之间的钢材交易，在八、九、十三个标段中迅业公司共计配送钢材给长荣公司3698.016吨，款项计14611402.33元，长荣公司已付10243821.55元，因长荣公司在阶段付款中迅业公司有部分零头予以免除，故长荣公司拖欠迅业公司货款4351295.51元。迅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建英在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催讨货款时，陈光辉也提出要用房子抵折货款的情况，陈光辉与案外人的交谈中提到杜老板这里，钢筋老板这里还有四五百万等内容。原审判决长荣公司支付迅业公司货款本金4351295.51元事实是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的客观公正。三、长荣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都不成立。双方的钢材交易业务是长荣公司的业务关系人王国成介绍的，长荣公司和朱国强的《承包合同》中也有王国成的签名。迅业公司原审起诉的内容是长荣公司货款没有付清的部分。对此前长荣公司已经基本付清货款这一部分，迅业公司不作要求，但长荣公司为了混淆事实，将迅业公司将支付诉讼内容之前的货款，混同支付拖欠货物的货款。陈方泉是长荣公司工地的财务人员，在支票上代表长荣公司签字，管理工地等等，赵飞翔是迅业公司工地的员工。长荣公司都为他们购买缴纳社保费用，他们代表长荣公司在管理工程，长荣公司却以并非其员工、与长荣公司毫无关系等理由推脱责任。朱国强是长荣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代表长荣公司管理工地，长荣公司却将付款责任推给朱国强。长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在录音中明确承认欠杜老板钢筋款四五百万，可是长荣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却以各种理由抵赖。四、本案迅业公司遭受经济损失非常大。由于长荣公司拖欠迅业公司的货款金额巨大，迅业公司不断向长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催讨，陈光辉总是有理由推诿，如工程还没有经过审核，还没有通过决算，建设单位还没有付款等等。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迅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长荣公司支付迅业公司货款4354244元；2.长荣公司赔偿迅业公司经济损失（以欠付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7.2%的标准从2013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到2018年9月12日为1567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长荣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荣公司系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迁建工程八标段、九标段建安工程、十标段的施工单位。双方确认，2016年12月22日，案涉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案涉工程进行了资料备案。海宁市城乡建设档案馆所存备案资料显示，施工过程中，案涉工程八标段使用钢材1490.945吨；九标段使用钢材2533.788吨；十标段使用钢材1835.49吨，共计5860.223吨。迅业公司系长荣公司案涉工程的钢材供应商，杜火贤为案涉业务中迅业公司的经办人员。迅业公司称其自2012年5月开始向长荣公司供货，至2013年9月结束。迅业公司称，其在八、九标段中共计送货2043.294吨，在十标段中共计送货1654.722吨，共计供应钢材3698.016吨，款额计14611402.33元，长荣公司已付10243821.55元，因在阶段付款中有部分零头款免除，故长荣公司尚欠迅业公司的金额为4351295.51元。长荣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朱国强系长荣公司余杭分公司的负责人，陈方泉系长荣公司的管理人员，持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且多次在长荣公司支票存根的单位主管处签名。长荣公司称案涉工程的八标段、九标段建安工程、十标段的施工，均已承包给了朱国强，并分别于2012年2月27日和2012年9月10日，长荣公司（甲方）与朱国强（乙方）、王国成（丙方）签订有《承包合同》两份，主要约定内容有：甲方作为本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乙方作为本工程的承包负责人，丙方作为乙方的担保人。甲方权利义务：实行承包责任制，乙方为承包责任人，但必须接受甲方统一管理，甲方对乙方各项指标的实施，负有指导帮助的义务和监督、检查的权利；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甲方定期进行工程质量和安全文明施工大检查，参加中间结构验收和竣工验收；审核乙方施工、管理人员的组成……；审批施工方案、审定进度计划、竣工决算……；等等。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应保证所进行的生产生活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及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公司声誉……；分月按实填报工程进度和经济报表，严格控制工料费用，报表上报甲方；负责及时向建设单位收取工程款，金额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按规定、按比例提留税金、管理费、预留金和其他费用后支付给乙方，专款专用，不得擅自向建设单位私提现金、材料、实物等；若乙方全面完成合同中的各项指标，则核定乙方按实际完成总值的4%上交管理费（不含税金）；等等。长荣公司称上述合同签订后，案涉工程三个标段的施工中需要的钢材，均由朱国强负责采购，长荣公司根据朱国强的指示对外支付钢材款，已支付钢材款额已达13265738.56元，付款时间从2012年6月18日至2017年9月6日，其中2016年仅一笔付款为2016年2月5日支付10万元，2017年仅一笔付款为2017年9月6日支付6万元。2016年4月18日，长荣公司向迅业公司发送一份往来款项询证函，长荣公司就欠迅业公司应付账款1115750.65元一事向迅业公司进行询证。迅业公司回复：应付账款（数据证明）有误，数据与发票金额相符，实际欠货款大大超过这个数字。2016年10月12日，迅业公司与长荣公司进行对账，形成对账单一份。上载明：截止2016年10月12日由长荣公司公司账户付给杜火贤230万元整钢筋款。案涉工程十标段迅业公司总供货6229662元，已付230万元，尚欠3929662元未付。陈方泉在上签注：仅对由财经十标付给杜火贤230万元整账单对账，情况属实。周雪成作为证明人签字。因长荣公司欠付迅业公司货款，迅业公司多次找长荣公司催讨。2016年12月19日，迅业公司经办人员杜火贤制作了一份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给长荣公司，该对账表中载明截至2013年9月10日，共计供货货款为8383757.30元；截至2016年12月19日，长荣公司已付货款6391872.70元，尚欠货款1991884.60元。2018年7月23日，迅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建英、经办人员杜火贤再次找到长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催要货款。谈话中，杜建英和杜火贤多次提到欠款的事情以及陈光辉曾提出用房抵货款的情况，陈光辉未予否认；其中陈光辉跟案外人通话中提到杜老板这里，钢筋老板这里还有四五百万等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迅业公司与长荣公司之间并未就案涉工程的钢材供应签订买卖合同，但根据迅业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公司对账单、往来款项询证函、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长荣公司的转账付款等凭证，可以证明迅业公司和长荣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长荣公司辩称，案涉工程三个标段的施工均承包给了朱国强，施工中所需材料的采购均由朱国强负责，公司并不参与，因此即使迅业公司向案涉工地供货，也系与朱国强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与长荣公司公司无关。对此，该院认为，朱国强系长荣公司余杭分公司的负责人，且长荣公司与朱国强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朱国强作为承包责任人，必须接受长荣公司统一管理，长荣公司对各项指标的实施，负有指导帮助的义务和监督、检查的权利；定期进行工程质量和安全文明施工大检查，参加中间结构验收和竣工验收；审核施工、管理人员的组成；等等。因此，即使长荣公司与朱国强的承包合同关系属实，也系长荣公司与其公司管理人员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又因案涉钢材款均由长荣公司公司支付，发票也由迅业公司开给长荣公司。因此，对于迅业公司来说，案涉钢材买卖关系中的买方即为长荣公司；即使案涉钢材由朱国强采购，朱国强作为长荣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为公司承建项目采购材料也系职务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因此，迅业公司、长荣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长荣公司应当支付迅业公司在案涉项目中所供钢材的钢材款。对于长荣公司尚欠迅业公司货款金额的问题。长荣公司认为，长荣公司实际对外支付钢材款额已达13265738.56元，而迅业公司自认已经收到的钢材款亦有1000多万元，但迅业公司却未能证明其供货超过上述金额，故即使需支付迅业公司钢材款，案涉钢材款已经付清，不存在欠付的情况。迅业公司认为，迅业公司现主张的钢材款仅为长荣公司欠付的金额，事实上，迅业公司在三个标段中共计供应钢材3698.016吨，款额计14611402.33元，长荣公司已付10243821.55元，因在阶段付款中有部分零头款免除，故长荣公司尚欠迅业公司的金额为4351295.51元。该院认为，虽然迅业公司未能提供有效送货单证明其全部供应钢材，但根据迅业公司提供的公司对账单、往来款项询证函以及长荣公司提交的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均能证明长荣公司尚欠迅业公司货款未予支付，故对长荣公司认为已无欠付货款的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欠付金额，长荣公司管理人员陈方泉签字确认的公司对账单，载明截至2016年10月12日，案涉工程十标段，长荣公司尚欠迅业公司钢材款3929660元未付；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中列明尚欠1991884.60元；减去尚未列入已付款项中的支付款项，迅业公司所主张的金额与其提交证据所载明的金额大致一致。长荣公司作为施工方，如对此有异议，应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应反驳证据，然其称无案涉工程所供钢材的任何资料，亦不清楚实际供货情况，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长荣公司主张案涉工程已共计支付钢材款13265738.56元，并不欠付钢材款，然根据工程备案资料，案涉工程三个标段所用钢材共计5860.223吨，货款金额远远大于13265738.56元，亦远超过迅业公司的供货总量3698.016吨，故长荣公司的该主张并不成立。且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在录音中亦承认迅业公司处尚有钢材款四五百万元。故该院对迅业公司所主张的金额4351295.51元予以采信。长荣公司未及时支付迅业公司货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迅业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但因双方并未签订合同，对货款的支付时间未有明确约定，且迅业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12月19日之前有向长荣公司明确催讨过，故该院酌定长荣公司赔偿迅业公司利息损失的时间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并调整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暂算至2018年9月12日约为44310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杭州迅业物资有限公司货款本金4351295.51元，并赔偿迅业公司利息损失（暂算至2018年9月12日为443107元；此后以欠付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杭州迅业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249元，由杭州迅业物资有限公司负担11085元，由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4716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长荣公司向本院提交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两份，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材料中钢筋用量不正确，八、九标段实际上合计应为2522.06吨。 迅业公司对长荣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 迅业公司向本院提交判决书一份，证明：陈方泉、赵飞翔是长荣公司员工。 长荣公司对迅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该案中原告已撤回起诉，这两个人仅挂靠在长荣公司，由长荣公司为其缴纳社保，但是事实上并非长荣公司的员工。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迅业公司向长荣公司的工地供应钢材，送货单、对账单由长荣公司方人员签字，长荣公司向迅业公司直接支付部分货款，迅业公司向长荣公司直接开具相应发票，应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迅业公司与长荣公司之间，长荣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对迅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迅业公司有权向长荣公司主张权利。就欠付货款的金额，本案中，迅业公司提供了送货单据、往来款项询证函、有长荣公司方人员陈方泉签字确认并未对货款金额提出明确异议的公司对账单以及海宁财经学院八、九标段对账表，结合自货款拖欠以来，迅业公司向长荣公司催讨货款，迅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录音资料中记录的其法定代表人杜建英、经办人员杜火贤向长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催要货款的情况，即谈话中，杜建英和杜火贤多次提到欠款的事情以及陈光辉曾提出用房抵货款的情况，陈光辉未予否认的谈话内容以及陈光辉跟案外人通话中提到杜老板这里，钢筋老板这里还有四五百万的事实，应认定长荣公司主张的支付货款金额超过供货金额的主张不能成立，迅业公司的诉讼主张更接近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长荣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效力，并据此所作判决，于法有据，并无明显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长荣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55元，由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思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