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9民终30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占涛，男，198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清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阳邵乡范石二村。法定代表人：范志刚，该合作社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相民，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占涛因与被上诉人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绿野合作社）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2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占涛、被上诉人绿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范志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相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占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绿野合作社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刘占涛替绿野合作社偿还欠款的前提是全套萝卜机由刘占涛处理，事实上绿野合作社在未经刘占涛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剩下的三套萝卜机按废品卖掉，违背了双方当初的承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刘占涛不再为欠款承担偿还责任。2、一审认定“经刘占涛同意，绿野合作社将剩余的3套不能正常使用的洗萝卜机以废品的价格卖出”错误，刘占涛对绿野合作社出卖时间、价款一概不知。绿野合作社提供的三份证言系伪证，刘占涛根本不认识这三名证人，一审仅以证人证言认定刘占涛同意处理三台萝卜机错误。3、一审中刘占涛提到绿野合作社处还有一个萝卜机爬坡，价值数千元，按当初双方承诺，该萝卜机爬坡应由刘占涛处理，一审未对此作出认定，遗漏重要事实。绿野合作社辩称，1、三套萝卜机按废品卖掉,刘占涛是知情并同意的。2、另外一个萝卜机爬坡没有处理,可以交由刘占涛处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绿野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占涛偿还欠款201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占涛与绿野合作社的成员董贵云（又名董贵方）因业务往来相识。2018年7月份，经刘占涛介绍，绿野合作社从河南省通许县时建处购买洗萝卜机6套，共计价格50000元。时建将洗萝卜机送到绿野合作社处后，绿野合作社支付给时建货款30000元（其中包含刘占涛10000元），下欠的货款20000元由绿野合作社的成员董贵云为时建出具了欠条一份。2019年3月9日，绿野合作社通过刘占涛介绍将3套能正常使用的洗萝卜机卖出，绿野合作社得款20500元，绿野合作社给付刘占涛4000元。刘占涛并给绿野合作社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开封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下余欠款有刘占涛付清。以后无论有什么问题，我们专业合作社不承担任何责任。董贵方给他们打的欠条作废，欠条余款由刘占涛付清。（从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由刘占涛拉走卖了）。如果下欠红萝卜机欠款由刘占涛付清与董贵方打的欠条作废”。2019年上半年，经刘占涛同意，绿野合作社将剩余的3套不能正常使用的洗萝卜机以废品的价格卖出，绿野合作社得款2015元。2019年6月20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绿野合作社同意支付时建下余的货款20000元，并已支付其中的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刘占涛于2019年3月9日为绿野合作社出具证明条的行为实则为债的保证，刘占涛自愿为绿野合作社清偿“全套红萝卜机下余欠款”，此时绿野合作社的下余欠款应为20000元（已付30000元）。根据绿野合作社、刘占涛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意见，刘占涛垫付的10000元，还有6000元未得到返还，故该6000元应予以扣减；因出卖不能正常使用的洗萝卜机所得款项2015元也在绿野合作社手中，故该款项亦应予以扣减。综上，刘占涛应承担的债的担保额为11985元。因绿野合作社提供的证人范某1、范某2、李某证言均可证明刘占涛对出卖不能正常使用的洗萝卜机知情，故刘占涛辩解其不承担责任的意见，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占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现金11985元。二、驳回原告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4元，由原告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124元，被告刘占涛负担18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占涛提交赵玉芳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目的：刘占涛不在卖萝卜机的现场，刘占涛不知道萝卜机是什么时间卖的。绿野合作社质证意见：赵玉芳证明2019年3月9日下午5点左右至2019年3月10日中午，刘占涛在沙场工作，而本案争议的三台萝卜机卖出时间是2019年3月9日中午，故刘占涛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审核认定：刘占涛提交的证据系证人证言，上述证据需要补强，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绿野合作社主张其系经过刘占涛同意将剩余3涛萝卜机以废品价格出卖，其提交的证据为三份证人证言，刘占涛对绿野合作社的上述主张予以否认，并对绿野合作社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刘占涛出具的证明可知，绿野合作社所欠红萝卜机余款由刘占涛付清，绿野合作社成员董贵云所打的欠条作废，该证明系绿野合作社将下欠红萝卜机余款的债务转移给刘占涛的债务转移协议，故本案系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审认定为买卖合同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绿野合作社要求刘占涛偿还欠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刘占涛出具的证明是否系附条件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刘占涛给绿野合作社出具证明内容显示，欠条余款由刘占涛付清，从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由刘占涛拉走卖了，即刘占涛支付欠条余款的条件是从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由刘占涛拉走出卖。绿野合作社未将从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交付刘占涛拉走出卖，所附条件未成就，故一审认定刘占涛对下余欠款20000元承担支付责任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纠正。其次，关于剩余3套萝卜机以废品价格出卖是否经过刘占涛同意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绿野合作社主张其系经过刘占涛同意将剩余3涛萝卜机以废品价格出卖，实质上是主张双方对证明内容“从通许县拉的全套红萝卜机由刘占涛拉走出卖”的变更，其提交的证据为三份证人证言，刘占涛对绿野合作社的上述主张予以否认，并对绿野合作社提交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经审查，三名证人李某、艳坤、范某2均未出庭，其中二名证人范某1、范某2系绿野合作社成员，与绿野合作社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绿野合作社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单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绿野合作社主张剩余3套萝卜机以废品价格出卖是经过刘占涛同意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占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922民初306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元，由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清丰县绿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彦敏审判员  李 辉审判员  刘 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郭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