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法定代表人：梁帅伦，该单位主任。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负责人：梁富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乞位红，广东裕信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村乡下东村266号。法定代表人：肖永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佾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塘村委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京塘第五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名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1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的诉讼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改判二上诉人不用承担该项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不公。（一）原审法院对案涉广告牌被拆之后的情况未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广告牌因政府行为于2016年7月6日被强制拆除，当时委托村民梁某负责拆除，梁某因拿不到拆除费用，就在2018年10月份私自将拆下来的广告牌立到别处，两个月之后城管又拆除了，后当作废品卖了。2.在本案中，因政府行为强拆广告牌的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因被上诉人迟迟不支付拆除费用，导致村民梁某产生用广告牌的残值抵扣拆除费用的想法及行为。二上诉人对梁某的行为当时是不知情的，更未授意。因此，关于广告牌的损失，被上诉人理应扣除人工费后，向村民梁某主张。3.原审法院对案涉广告牌的去向及现状未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村民梁某私自处理了广告牌，广告牌的残值目前由梁某占有，因此，被上诉人的广告牌的损失与二上诉人无关，要求二上诉人赔偿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二）原审法院以《广告场地承租合同》属无效合同为由，要求二上诉人承担广告牌损失的一半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二上诉人在签订《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中的缔约过错与被上诉人的广告牌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广告场地承租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并不必然导致被上诉人广告牌的损失，被上诉人广告牌的损失是因政府行为的介入而被强制拆除的，而并非因合同无效导致的。综上所述，案涉广告牌由村民梁某私自处理，该行为属于梁某个人行为，应向其主张，与二上诉人无关；《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的无效与被上诉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因此，请依法支持上诉人各项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陶名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该广告牌被拆后的材料还在“、“未对广告牌残值进行评估…”,故未造成陶名公司财产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1.涉案广告牌被拆除时陶名公司未得到任何通知。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第八条规定“甲方须对丙方广告牌实行安全管理，如广告牌出现损坏或故障，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可见上诉人一方对于涉案广告牌负有安全管理及通知义务。广告牌被上诉人村民私自拆除、变卖，是上诉人严重违约的表现。上诉人允许村民梁某拆除并在200米范围内再立广告牌，是对我方合同权益的严重侵犯，依据涉案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应赔偿广告牌造价损失。2.我方的损失已实际产生。涉案广告牌是基于履行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而投资建造的。当此承租合同被认定无效、无法再履行的情况下，建造广告牌的投入即使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应由过错方赔偿。（二）上诉人称“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并不必然导致被上诉人广告牌的损失”“损失是因政府行为强制拆除导致”的观点不能成立。1.在订立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之初，陶名公司是以基于完全履行合同的出发点（合同履行期限为15年），按照合同订立目的行使权利投入巨额资金建造合同相关广告牌，均为实际支出。既然法院认定合同无效，财产应恢复到没有订立合同的状态，即陶名公司不会因此无故投入高额成本建造案涉广告牌。而且涉案合同第五条规定“甲乙方（两被告）必须全力协助丙方（原告）广告牌的设立，并负责解决一切由土地等可能影响施工所出现的问题”第八条规定“甲方须对丙方广告牌实行安全管理，如广告牌出现损坏或故障，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可见上诉人一方对涉案广告牌的设立承诺解决一切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并负有安全管理及通知义务。现涉案合同因土地性质问题被确认无效，两上诉人具有明显直接过错，对陶名公司的损失应予赔偿。2.上诉人声称损失是“因政府行为强制拆除导致”不能成立。（1）一审中，证人梁某等均表述，涉案广告牌是村民拆除的，且拆除过程没有通知作为广告所有人的陶名公司，明显违法。（2）至今上诉人或梁某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接受合法委托进行广告牌拆除。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有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故上诉人存在严重违约，依据涉案合同第七条，应承担赔偿广告牌造价损失的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涉案合同未被认定无效，从本案实际履行效果来看，上诉人在合同存续期间在200米内另设广告牌，又违约拆除陶名公司设置广告牌并私自处理，在未通知陶名公司的情况下继续收取租金及协调费至2019年8月，陶名公司投入建造广告牌的造价成本、租金、协调费、经营收入均为实际损失，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综上，请求法律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陶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陶名公司连带支付172075.98元赔偿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承担。诉讼中，陶名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陶名公司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2.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连带向陶名公司支付赔偿金172075.9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承担。之后，陶名公司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陶名公司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2.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陶名公司支付赔偿金178194.68元。诉讼中，经一审法院依法释明，若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无效，陶名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陶名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表示，若法院认定涉案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为无效合同，其变更诉讼请求为：1.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共同向陶名公司返还押金2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至付清款之日止；2.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共同向陶名公司返还租金及协调费28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至付清款之日止；3.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陶名公司支付178194.68元赔偿金；4.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1日，京塘委会作为甲方，京塘第五经济社作为乙方，陶名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京塘5队，土名草头圳的土地出租给丙方设置T型立柱广告牌。租赁位置：甲方拥有管理权，乙方拥有所有权，广告牌基础占地面积为5米×7米。租赁期限十五年，从2012年9月1日起至2027年9月1日止，租金为2500元/年，协调费为1500元/年。三、付款方式：先付款后使用，丙方必须在施工前给乙方2500元作为押金（押金可作为第15年租金），同时支付当年即2012年的租金及村协调费，共计4000元，第二年的租金及村协调费在当年8月31日前支付下一年的，以此类推。四、如果丙方不按时交租金超期一年，T型立柱广告牌将由甲乙方处理。六、为确保三方利益，如出现政府干涉或征用该土地等纠纷，甲乙丙三方必须共同协商解决。七、甲乙方保证管理的地方距离丙方广告牌200米范围内不得再出租地方给他人建同类广告牌，否则按广告牌总造价赔偿给丙方。八、甲方须对丙方广告牌实行安全管理，如广告牌出现损坏或故障，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陶名公司向京塘第五经济社支付了押金2500元，依约支付租金和村协调费至2019年8月31日。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表示租金及协调费均由村集体及村委统一收取，村集体收取后再将租金按合同约定分配给经济社。陶名公司认为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距离涉案地块广告牌60.14米处设置了其他广告牌，违反了合同约定，对此，陶名公司提交一份《测绘技术报告》、原立广告牌照片予以证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涉案广告牌已被拆除，无法证明与涉案广告牌底座相对应的广告牌何时设立；陶名公司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涉案广告牌的底座和地块不在拆除的范围内。关于广告牌拆除的情况，陶名公司认为其会定期半个月去维护广告牌，于2017年5月得知广告牌已被村民私自拆除。京塘委会以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因涉案广告牌被纳入政府清查和拆除范围，其在接到政府通知后已通知陶名公司拆除，因陶名公司未拆除，其自行进行了拆除，对此，京塘委会以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一份花城管办[2018]35号《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对楼顶违法户外广告和招牌进行拆除整治的通知》及附件、穗花城管[2018]48号《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关于立即查处并整治违法T型广告的督办通知》及附件，照片予以证明。陶名公司对两份政府文件通知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从未收到过此通知，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也未以电话方式通知其；两份通知均是在2018年9月20日下发的，附件中“违法户外广告”汇总表中并没有涉案广告牌，可见涉案广告牌不属于该通知清查范围；事实上，穗花城管[2018]48号通知附件序号6载明的广告牌是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违约在涉案地块200米内设立的广告牌，2017年已建成，经营者是梁某，可见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已构成违约；且梁某是京塘第五经济社的社长，梁某均有在涉案合同上签名，可见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违约行为明显；对于照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来源、拍摄时间、地点。第二次庭审时，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申请撤回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另行提交一张照片、视频及编号为粤穗交责[2016]0005096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拟证明广州市交通委员会要求对京珠高速公路80米以内的广告牌进行拆除，涉案广告牌属于拆除范围，已被相关部门拆除并全程录音录像。陶名公司不同意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撤回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对于其当庭提交的照片、视频、《责令改正通知书》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根据京塘委会的申请，一审法院准许证人梁某出庭陈述意见。梁某当庭陈述：广州市交通局到京塘要求拆除广告牌，经协调后，村里委托我进行拆除；拆除是在2016年7月6日，广州市交通局、京珠高速公路路政大队以及北兴派出所的执法人员均在场；拆除的费用由我先垫付，村里一直没有支付给我，我与村里协调，但村里没有明确表态，于是，2018年10月我就将拆下来的草头圳广告牌立到了之前位置的80米之外，由我出租收取抵扣我垫付的拆除费用，两个月之后城管又拆除了，就当成废品卖了；我于2018年10月3日曾去北兴派出所做过口供，做完笔录后派出所就没有再找我，其他我也不清楚了。拆除的原因是因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在2016年规定距离高速公路80米以内不能设立广告牌，2018年城管要求高速公路两边设立的所有广告牌都要拆除。对于证人梁某的证言，陶名公司认为：1、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文件附件中证人有大量的广告牌属于被拆除范围，证人通过消除其他人的广告牌，树立自己的广告牌收租获利，证人自认有设立广告牌的行为；2、证人陈述涉案广告牌于2016年拆除，但未提交证据证明，陶名公司的情况说明显示广告牌广告至2017年5月30日止，拆除时间肯定是在此日期之后；陶名公司设立的广告牌是否存在违法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陶名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违约责任应当得到支持，陶名公司主张的理由是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在200米范围内不得出现同类广告牌，与相关拆除行为没有关联性；3、证人自认其在涉案合同上签名，其对合同内容知悉，明知200米范围内不能再设立同类的广告牌，仍然设立了多个广告牌，构成违约。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认为：1、证人作为广告牌拆除的见证人，其陈述客观真实，我方对于证人证言予以确认。另外，对于证人陈述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对于拆除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为查明案件事实，我方申请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前往该单位调取相关资料；2、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6条约定，在涉案广告牌被强拆后，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的权利义务暂时中止，在广告牌被强拆期间不应再适用该合同第7条的约定，我方不存在违约行为；3、证人在政府部门介入的情况下，根据相关部门的委托对广告牌进行拆除，产生的相应人工费本应由陶名公司承担。诉讼中，京塘委会申请一审法院向其开具律师调查令，向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调取穗交执[2016]16号文件以及涉案广告牌被拆除的相关材料。根据该单位提供的材料显示，穗交执[2016]16号文件为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6年3月31日颁发的《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广韶高速公路及街北高速公路花都段沿线违法广告设施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附件的整治工作方案载明“对于经督促仍未自行拆除的违法广告设施，由市交委执法局依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完成强制拆除工作法律程序后，联合花东镇政府、花都区交通执法局、相关村委会、广韶及街北路政大队实施强制拆除。”附件的《广韶高速公路及街北高速公路花都段沿线违法广告设施列表》的第一条第（八）项为南行K2133+100M违法广告设施（花东镇××村）。粤穗交责改[2016]00050976《责令改正通知书》载明“根据《广东省公路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条的规定，责令广韶高速公路南行K2133+100M，广告控制区内擅自放置T立柱式广告设施。业主对该路段设置的广告设施于2016年5月24日前整改完毕，改正内容为立即停止广告设置，并恢复土地原状。”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处备注“当事人不在现场。”所附照片显示拍摄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被拆除的广告牌内容为“德维尔衣柜”。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陶名公司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责令改正通知没有送达给陶名公司，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在收到通知后也未告知陶名公司，导致陶名公司对于广告牌被拆除不知情；2、《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处备注为“当事人不在现场”，可证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未通知其；3、即使拆除是基于行政行为的原因，但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也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更不能因此免除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的违约责任；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有在涉案广告牌200米范围内树立其他广告牌，且一直收取陶名公司的租金，且解除合同需要有相应的通知和手续，故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租赁期限内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涉案广告牌的造价，陶名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了收据57张，拟证明涉案广告牌制作和设立的造价为172075.98元。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诉讼中，陶名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地块所立广告牌的总造价进行评估，并预付鉴定费3800元。根据广东建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的《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涉案地块所立广告牌的鉴定工程造价为178194.68元。同时，《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第六点其他说明载明：（一）本案鉴定工程造价178194.68元高于陶名公司主张的工程造价172075.98元。参照一般习惯，实际交易的工程造价低于按相关规范、定额计算的工程造价，是有可能的。（二）陶名公司向法院举证了“设计图纸4张”、“草头圳地块广告牌造价单据57张”等。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由于本案的标的（涉案广告牌等）已经清拆并移除，涉案标的是否与“设计图纸4张”有差异，我司无法确定。陶名公司举证的“现场照片”是否能证实“设计图纸4张”对本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法院判决为准。陶名公司对上述《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1、根据双方陈述及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涉案广告牌已实际建造使用；2、陶名公司实际支出的广告牌造价成本绝不低于鉴定结论的金额，因涉案广告牌造价单据凭证保管不全，且部分成本也无法全面完整反映在书面单据上，因此陶名公司同意按照鉴定结论主张赔偿；3、涉案广告牌是在原、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双方的合意下建造立牌的，陶名公司设立广告牌均系按照陶名公司提供的四张设计图纸建造，有图片、造价单据相互印证，至于广告牌已被拆除移走导致无法鉴定的原因在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陶名公司对此无过错；4、导致涉案标的无法鉴定的原因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涉案广告牌被村民拆除后还放在原地，法院委托鉴定后，广告牌已被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私自处置，导致标的无法鉴定。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的行为侵害了陶名公司权益，妨害司法，应由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涉案广告牌是政府行为的拆除，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不存在违约行为；对于陶名公司提到的租金问题，陶名公司将租金转到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的账户时，未通知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的资金支出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即使退回，程序也很复杂。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表示愿意将广告牌拆除后的租金返还给陶名公司。在涉案广告牌被强拆后，原、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双方的义务已然终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约定的200米范围能不能设立其他广告牌的约定没有意义，因此不能适用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来处理本争议；另外，自2016年广告牌拆除以来，双方多次就广告牌拆除的问题进行沟通，陶名公司不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对广告牌拆除的事实毫不知情，因此，陶名公司对涉案广告牌所做的工程造价与本案无关。为调查涉案土地的性质、用途及使用权人等情况，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发函调查，该局复函表示：……土名为“草头圳”的土地位于花东镇××村，该地块范围内土地已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登记权利人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三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权利性质为集体土地所有权，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农用地。陶名公司对上述复函质证认为，涉案土地的权属及性质由法院依职权审查。京塘委会和京塘第五经济社质证对于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利人是京塘第五经济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涉案土地属于农用地，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将涉案土地出租给陶名公司立柱广告牌并收取租金，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为无效合同。因该合同由京塘经济社、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签订，押金、租金、协调费由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收取，合同约定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广告牌具有管理义务和赔偿责任，故京塘委会和京塘第五经济社均是合同的相对方，该合同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关法律责任亦应由合同各方承担。涉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陶名公司要求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其返还押金2500元及利息合理合法，利息应自陶名公司提出该项诉请即2019年9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涉案土地所立的广告牌已于2016年7月6日被拆除，之后陶名公司未使用涉案土地，故陶名公司要求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其返还2016年7月7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租金及协调费4000元/年×3.15年=12600元及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陶名公司超额主张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亦应自陶名公司提出该项诉请即2019年9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陶名公司主张的广告牌的赔偿金178194.68元，根据陶名公司提交证据显示，其实际投入的涉案广告牌的造价为172075.98元；因广告牌已被拆除，无法核实陶名公司提交的设计图纸与实物是否存在差异；《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亦载明该计价书计算的广告牌的工程造价是按照相关规范、定额计算，参照一般交易习惯，实际交易的工程造价低于按相关规范、定额计算的工程造价是有可能的。故对于涉案广告牌的造价，一审法院采纳陶名公司起诉时主张并举证的实际投入的金额即172075.98元。因涉案合同的无效以及涉案广告牌的拆除，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由双方对于广告牌的损失各承担一半责任，即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72075.98元×50%=86037.99元。对于陶名公司超额主张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返还押金2500元；二、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支付押金2500元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16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三、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返还租金及协调费共计12600元；四、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及协调费共计12600元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16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五、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赔偿损失86037.99元；六、驳回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30元，由陶名公司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负担2283元，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担2147元；鉴定费3800元，由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900元，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担1900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是否应向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赔偿损失86037.9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涉讼土地属于农用地且没有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行政审批手续,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签订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约定出租涉讼土地用于设立T型立柱广告牌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合同》无效正确。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明知涉讼土地属于农用地仍对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及经营,而陶名公司在承租涉讼土地前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以查清土地性质,故双方对涉案《租赁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再次，虽涉案广告牌因属违法广告设施而被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执法局责令改正拆除，但因陶名公司并未收到该通知，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明确知晓该《责令改正通知书》后却未通知陶名公司自行拆除来减少其损失，从而导致涉案广告牌被案外人强制拆除、变卖，故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对涉案广告牌灭失给陶名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酌定由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对涉案广告牌的损失各承担一半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以涉案合同无效与广告牌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主张其无需承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1791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琦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何美婷吴嘉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