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苏01行赔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学福，男，1952年3月6日生。 委托代理人汤圣泉，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汉，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5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负责人陈家武，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奕锦，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学福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江浦街道办)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建有案涉房屋，葛学福户籍地在该地址。葛学福领有房屋所有权证一份，证载房屋情况为96.2平方米砖木房屋。2010年1月6日，葛学福取得选址意见书，在新合村东圩组翻建64平方米房屋。 2016年11月22日，南京软件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二期剩余地块、三期及四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备案。2016年12月15日，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向原浦口区建设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江浦街道办发送了冻结函，称因江北新区产业研创园二期剩余地块及四期地块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设需要，需对红线范围内进行冻结。2016年12月19日，南京软件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用地或出资单位、江浦街道办作为拆迁实施单位、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作为监管单位、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障房建设单位签订了浦口区拆迁事务办理协议。 2016年至2017年期间，江浦街道拆迁办公室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浦口区房屋征迁调查登记表、浦口区房屋征迁房屋平面图、浦口区房屋征迁房屋附属物及其他登记表、浦口区征迁苗木调查登记表二（房前屋后）等材料，其中浦口区房屋征迁房屋平面图显示，涉案房屋由8处砖木结构房屋组成，总面积为277.03平方米，上述材料均由葛学福的儿子葛秀连在产权人处签名确认。 2017年6月17日，葛学福、葛秀连、葛秀芬、葛秀萍、周小丽签订房屋面积确认单1份，载明：“兹有新合社区东圩组居民葛学福，在本次项目拆迁中，房屋调查面积277.03㎡，按9人口认证空补至315㎡，现确认本人名下房屋面积为84㎡，其余95㎡为葛秀连所有，35㎡为周小丽所有，35㎡为葛秀芬所有，66平方米为葛秀萍所有。”同日形成的葛学福房屋拆迁补偿测算表载明：被拆迁人葛学福，确认有效面积砖木建筑46.03平方米，原房补偿款为440元/平方米×0.85×46.03平方米=17215元，购房补偿款为3300元/平方米×84平方米=277200元，区位补偿款为150元/平方米×84平方米=12600元，室内装饰装修800元/平方米×46.03平方米=36824元，附着物补偿款50886元，搬家费12元/平方米×84平方米=1008元，过渡费2400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0元，其他950元/平方米×84平方米=79800元，合计549533元。 2017年6月17日，江浦街道拆迁办公室（甲方）与葛学福、葛秀连（乙方）签订《浦口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房屋及附着物坐落于新合社区东圩组，经有效确认房屋面积84平方米；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腾空上述房屋，并将房屋钥匙交给甲方，由甲方对房屋及附着物验收合格后予以拆除，拆除后的材料归甲方所有；拆迁补偿款项为：1.原房补偿款17215元；2.购房补偿款277200元；3.区位补偿款12600元；4.装修补偿款36824元；5.附着物补偿款50886元；6.搬家费、过渡费25008元；7.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0元；8.其他79800元，合计549533元；乙方同意将货币补偿款中三项补偿款合计307015元作为购买拆迁安置房房款预存，用于安置房建设；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共同执行，如有违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等。同日，葛学福签署房屋搬迁腾房验收单1份。 2018年9月6日，案涉房屋被拆除。葛学福以江浦街道办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江浦街道办2018年9月6日拆除葛学福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法院依法分别立案，案号为（2019）苏8602行初317号和（2019）苏8602行赔初23号。经审理，原审法院作出（2019）苏8602行初317号行政判决，确认江浦街道办于2018年9月6日拆除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葛学福所占有房屋的行为违法。 另查明，2017年9月25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了葛学福起诉江浦街道办请求确认涉案拆迁补偿协议无效纠纷一案，经审理，铁路院作出（2017）苏8602行初1602号行政判决，以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无效情形为由判决驳回葛学福的诉讼请求。葛学福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苏01行终16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审理过程中，葛学福述称：虽然葛学福于2017年6月17日签订了腾房验收单，但并未腾房，是以行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涉案拆迁补偿协议及腾房验收单，一直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2018年9月6日被强制拆除。江浦街道办述称：葛学福确实一直占有使用，但系不当占有使用。 葛学福因认为江浦街道办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给其造成了损失，请求法院判决：1.江浦街道办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赔偿葛学福549533元；2.江浦街道办按照拆除时葛学福户10人的拆迁政策和面积给予安置；3.江浦街道办赔偿案涉房屋室内物品损失222850元，其中葛学福物品损失40750元，其余为同一户其他亲属的物品损失；4.江浦街道办赔偿葛学福的无证房屋损失270000元（300平方米×900元/平方米）。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为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诉，当事人未对本诉的起诉条件提出异议，法院经审查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除依照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在不与国家赔偿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行政赔偿之诉所关注的，始终是赔偿申请人应否得到行政赔偿及赔偿数额这一实质问题。因此，该案判决应当明确葛学福是否有权得到诉讼请求所涉行政赔偿以及赔偿数额的法律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起的作用等因素，依法减轻国家赔偿责任。”本案中，江浦街道办强制拆除涉案房屋，已由法院判决确认行为违法，该违法行为确实给葛学福带来了财产损失，应当依法赔偿。但是，在江浦街道办拆除涉案房屋时，江浦街道办已与葛学福签订涉案拆迁补偿协议1年有余，葛学福承诺于2017年6月17日腾房交由江浦街道办拆除，且本院已就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作出终审判决。而葛学福一直拒绝履行双方的协议及自己的承诺，故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法院在确认赔偿项目及数额时酌情考量相应的因素，并确定应当给予葛学福的赔偿金，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葛学福的第1项诉讼请求，要求江浦街道办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赔偿549533元。法院认为，该案系因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而要求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行政赔偿诉讼，并非因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或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而产生的行政协议诉讼，故本院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的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等依法、合理地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而非直接要求江浦街道办在葛学福已明确拒绝履行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按照协议给予葛学福赔偿。当然，考虑到江浦街道办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发生在双方协议搬迁的过程中，国家赔偿的数额可以参考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确定的相关财产的补偿数额，但应当局限于直接财产损失。因此，对涉案拆迁补偿协议涉及的项目、数额区分如下：1.原房补偿款17215元、购房补偿款277200元、区位补偿款12600元、装修补偿款36824元、附着物补偿款50886元，以上5项费用均为拆除涉案房屋给葛学福带来的直接损失，江浦街道办应当予以赔偿，且赔偿后不再承担按照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给付补偿款的义务；2.搬家费1008元，因葛学福并未搬离、腾空涉案房屋，该项费用未实际发生，且涉案房屋已被拆除，该项费用今后亦不会再发生，故对该项费用法院不予支持；3.过渡费24000元，因涉案房屋于2018年9月6日被拆除，葛学福确需另寻居所，故应当支付相应过渡居住费用，关于具体数额，参考相关搬迁政策，赔偿两年过渡费用24000元；4.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0元，该项费用系对于提前搬离人员的奖励，现葛学福虽在奖励期内签约，但并未搬离，且明确拒绝履行搬离的协议义务，不符合奖励条件，同时考虑到葛学福拒绝履约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故对该项费用法院不予支持；8.其他79800元，该部分费用虽未标明具体补偿对象，但已明确系房屋拆迁补偿，从保护当事人权益角度出发，法院将其纳入涉案房屋的财产价值，作为葛学福的直接财产损失予以国家赔偿。综上，此项诉讼请求中法院予以支持的赔偿项目和数额为：涉案房屋损失17215元+277200元+12600元+79800元=386815元、装修损失36824元、附着物损失50886元、过渡费损失24000元，以上合计498525元。 关于葛学福的第2项诉讼请求，要求江浦街道办对葛学福户10人按拆迁政策和面积给予安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因此，葛学福该项诉讼请求要求江浦街道办对葛学福户10人给予安置，不属于法定的国家赔偿方式，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赔偿、补偿、安置分别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就补偿和安置而言，获得补偿的主体未必有权得到安置，未获补偿的主体也不等于绝对不能得到安置。而且，安置法律关系中还需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发挥作用。若葛学福符合安置条件，可按照当地政策申请购买相应的安置房。 关于葛学福的第3项诉讼请求，要求江浦街道办赔偿案涉房屋室内物品损失222850元，其中葛学福的物品损失40750元，同一住户其他亲属物品损失1821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财产权，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还规定了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特别起诉条件。因此，与第1项诉讼请求相同，葛学福在本行政赔偿诉讼中只能主张自己的权益，法院对葛学福该项请求中其他主体权益部分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对于葛学福主张的屋内物品损失40750元，葛学福罗列了灶具、油烟机、冰箱、微波炉、电饭煲、电水壶、开水瓶3个、液化气钢瓶2个、碗柜、杂物（碗、碟子等）、大理石台面5米、太阳能、洗衣机、浴缸、洗漱用品、老家具1套、衣服鞋子、电视机、打田机、犁、耙、鱼塘增氧机、鱼网等物品，虽葛学福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印证室内物品种类，但考虑涉案房屋系被强制拆除，且上述物品基本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本院对物品种类予以采信。但是，葛学福主张的部分物品赔偿金额偏高，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物品清单、成新、折旧、数量、涉案房屋自然状况等因素，法院酌定涉案房屋被拆除时葛学福的屋内物品损失为32000元，江浦街道应予赔偿。 关于葛学福的第4项诉讼请求，要求江浦街道办赔偿300平方米的无证房屋损失270000元。首先，对于300平方米建筑物的存在情况和权利归属并不明确，葛学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部分建筑物客观存在、系其建设、归其所有。其次，新合村东圩组9号房屋实际产权证载面积为96.2平方米，另有选址意见书面积64平方米，调查单位与产权人确认面积为315平方米，最终分5户（包括葛学福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面积为315平方米，同时结合拆迁补偿协议中均涉及的大额其他补偿费用，葛学福在签订涉案拆迁补偿协议时对自身权益已做了充分的判断、处理。因此，对于葛学福的第4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对葛学福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具体赔偿项目、数额为：涉案房屋损失386815元、装修损失36824元、附着物损失50886元、过渡费损失24000元、屋内物品损失32000元，合计530525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江浦街道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违法拆除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葛学福所占有房屋的行为，一次性向葛学福赔偿房屋损失、装修损失、附着物损失、过渡费损失、屋内物品损失等各项财产损失共计530525元；二、驳回葛学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葛学福上诉称，一、上诉人是家庭户主，上诉人有权代表全体家庭成员提起诉讼。案涉房屋被强拆，上诉人户所有家庭成员的财产都遭受损失，上诉人代表全体家庭成员要求赔偿，于法有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只能主张自己权益的观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强拆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一直在通过诉讼程序对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征地行为提起诉讼，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非拒绝履行协议及承诺。依法维权并非过错。 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无证房屋被强拆不予赔偿无法律依据。相关无证房屋己经在调查登记表中予以确认，且未有任何部门认定为违建。即使是违建，构成违建的建筑材料也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被上诉人予以拆除损毁，显然损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理应对上诉人予以赔偿。 四、一审法院错误的理解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一并予以解决强拆赔偿问题和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行政机关基于合法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产生的是补偿责任，反之，因违法实施行政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是赔偿责任。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种形式。国家赔偿法上述“直接损失”的范围，除包括被拆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应当包括上诉人应享有的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第一，将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归入赔偿范围，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国家赔偿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弥补公民因国家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违法运用而遭受的损失，使之恢复到未被侵害前的状态。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赔偿法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国家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就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才符合该法的立法精神。第二，将上诉人必然可得的拆迁补偿排除在行政赔偿之外，明显有失公正。如果上诉人无法通过行政赔偿程序，获得按照拆迁补偿程序本可获得的全部补偿，客观上将造成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无法得到司法救济难以实现，而被上诉人却因违法行为而免于承担本应更关键、影响程度更大的一部分赔偿责任之负面后果。在实践中可能为行政机关开脱其过错，不明晰责任性质，甚至不及时兑现赔偿义务留出空间与借口。如对此听之任之，不加以纠正，则明显违背行政诉讼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与司法需要彰显的公平正义背道而驰。因此，一审法院有关本案中赔偿、补偿、安置属于不同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明显不具有合理性，有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的权责相统一的法治理念。第三，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解决相关拆迁补偿问题，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也有利于警示教育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此前的拆迁补偿还是实施强拆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之后的拆迁赔偿，相关责任主体都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此前与此后都无法规避行政法上的补偿或赔偿义务。对于涉案房屋而言，两种程序解决的是同一损失的弥补问题，而从国家赔偿的实际功能看，不仅在于实现国家对行政侵权受害者的救济和体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警示与教育。在此情况下，如果依循一审判决的逻辑，要求上诉人必须通过拆迁补偿安置程序另行寻求救济，不仅实无必要，且会给国家的司法和行政资源造成浪费，也会淡化对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惩戒意义。因此，出于实质解决争议，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国家司法和行政资源，以及警示赔偿义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及时纠错、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之考量，本案应当通过行政赔偿程序一并解决纠纷为宜。按照全面赔偿原则，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全而及时、一次性地赔偿救济到位，有利于体现行政诉讼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和高效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体现诉讼经济的司法规律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新时代要求。 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判决有失公平公正。故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浦街道办辩称，原审法院对于补偿的事实及金额，认定公平合理，能够弥补对其造成的损失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基础，因此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谈话中，被上诉人浦口街道办陈述，案涉项目及补偿安置协议中适用的相关政策文件为当时有效的《关于印发的通知》（浦政规[2014]1号）、《关于印发实施细则的通知》（浦政规[2014]2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浦政规[2014]3号）。 本院认为，关于葛学福主张江浦街道办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赔偿549533元的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因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赔偿诉讼，因江浦街道办违法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发生在双方协议搬迁的过程中，而案涉协议确定的相关财产的补偿数额系葛学福在案涉项目中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可依法获得的补偿，属于葛学福受到的直接损失，参照违法强制拆除房屋时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的补偿的基本原则，案涉协议确定的补偿数额可作为国家赔偿的数额依据，故葛学福主张江浦街道办应向其赔偿549533元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江浦街道办赔偿后，不再承担按照涉案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向葛学福给付补偿款的义务。 关于葛学福主张江浦街道办对葛学福户10人按拆迁政策和面积给予安置的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当时有效的《关于印发的通知》（浦政规[2014]1号），该文件第四章对于拆迁安置房的申购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同一户籍家庭人口为征地公告前户口实际存续、实际居住并在他处无住房的人员，该部分人员由被拆迁人取得所在街（场）和村（社区）、组证明后经拆迁实施单位审核产生，并在被拆迁人所在村（社区）、组公示5天，无异议的，方可列入人口基数计算。第三十条规定，住宅房屋被拆迁人申购拆迁安置房的，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被拆迁人必须提供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户籍证明材料，并如实填写《南京市浦口区拆迁安置房申购表》，报拆迁单位审核；（二）拆迁实施单位应对被拆迁人提供的申购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按项目汇总明细，附具相关材料，报拆迁安置房建设方进行审查；（三）拆迁安置房建设方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发放《南京市浦口区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由拆迁实施单位交被拆迁人作为选房凭证，同时，拆迁实施单位应按项目汇总明细，报区拆管中心备案。由此，根据前述规定，“同一户籍家庭人口”的认定包含了程序和实体内容，同时，拆迁安置房的申购程序中亦涉及被拆迁人、拆迁实施单位、拆迁安置房建设方以及浦口区拆管中心。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上诉人葛学福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10人均符合规定中“同一户籍家庭人口”的全部条件，而拆迁安置房的申购程序中并非仅涉及本案被上诉人江浦街道办的相应职权。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上诉人葛学福已与被上诉人浦口街道办达成了案涉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该协议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不具有无效情形。前述协议中既约定了葛学福享有权利的房屋的补偿款项的具体金额，也对葛学福安置房的选址及安置面积作出了约定。本院认为，在签订了案涉协议后，浦口街道办违法拆除了葛学福所占有的案涉房屋，由此，葛学福获得补偿及安置的权益不应因浦口区街道办的违法行为遭受减损，故就案涉房屋的赔偿，在葛学福符合前述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的相关政策文件情况下，有权要求浦口街道办按照前述协议的约定对其进行安置。 关于葛学福主张江浦街道办赔偿其物品损失40750元、同一住户其他亲属物品损失182100元，共计222850元的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酌定案涉房屋被拆除时葛学福的物品损失为32000元，对请求中其他主体的权益部分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的认定合法有据，裁量合理有度，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葛学福要求江浦街道办赔偿300平方米无证房屋损失270000元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无证房屋缺乏建设手续，经调查后未被认定为应给予补偿的面积并经过了上诉人亲属签字确认。同时，实施单位确定的应予补偿的面积实际超出了案涉房屋的有效产权证载面积，结合案涉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内容及分户补偿情况，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一项，即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违法拆除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葛学福所占有房屋的行为，一次性向葛学福赔偿房屋损失、装修损失、附着物损失、过渡费损失、屋内物品损失等各项财产损失共计530525元； 二、南京市浦口人民政府江浦街道办事处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违法拆除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合村东圩组9号葛学福所占有房屋的行为，一次性向葛学福赔偿房屋损失、装修损失、附着物损失、屋内物品损失等各项财产损失共计581533元； 三、维持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赔初23号行政赔偿判决第二项，即驳回葛学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苏文 审判员  李丹丹 审判员  王攀峰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曹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