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民终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管贵华,男,1976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务农,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江西秦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任远，男，197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经商，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勇斌，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焕飞，男，197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经商，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勇斌，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管贵华因与上诉人曾任远、戴焕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9民初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贵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福县人民法院（2019）赣0829民初4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曾任远增加支付上诉人45万元违约金。2、一、二审诉讼费由曾任远、戴焕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2月9日上诉人与曾任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协议约定违约金为50万元，且曾任远并未按约定支付股份收购款290万元已构成违约，应当按照违约条款承担50万元违约金，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曾任远辩称：虽然其与管贵华签订了合伙协议书，但是合伙协议书系管贵华采取暴力阻挠施工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案属于民间借贷，合伙应当共同经营事务、共同承担风险，但管贵华既没有共同经营管理，又没有承担风险，仅有出资120万元，且三个月就要350万元收益，协议实际违背曾任远、戴焕飞真实意思表示，且曾任远、戴焕飞实际支付了6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违约行为，请求驳回管贵华诉讼请求。戴焕飞的答辩意见与曾任远一致。曾任远、戴焕飞上诉请求：1、撤销（2019）赣0829民初49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确认曾任远、戴焕飞与管贵华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协议书》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管贵华返还60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管贵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曾任远与管龙泉、管贵华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与管贵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10月23日曾任远与管贵华、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以及2018年2月9日与管贵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受管贵华胁迫的情形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合伙协议书》、《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二上诉人提供了管贵华使用暴力违法手段和违法方式阻挠上诉人施工的报警、出警记录，可以证明管贵华用暴力违法手段和违法方式阻挠曾任远施工。《合伙协议书》、《协议书》系受管贵华胁迫的情形下、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两份协议严重损害二上诉人合法权益，应当认定为无效。管贵华与曾任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合伙人管龙泉并未行使表决权同意管贵华转让股份，合伙人戴焕飞亦未同意，因此该份《协议书》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2、一审法院认为曾任远在2019年4月9日反诉主张撤销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认定错误。二上诉人虽在2019年4月9日反诉主张撤销权，但二上诉人并非法律专家，不知道撤销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撤销权应当从法院通知二上诉人参加诉讼知道撤销权时开始计算。此外，管贵华在庭审中始终没有对撤销权消灭进行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二上诉人未在协议签订后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管龙泉在庭审结束后询问笔录和书写的《申明》没有依法组织公开庭审。管贵华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017年10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018年2月9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查明双方从2015年开始合作至2018年管贵华退出合伙事项，2018年2月9日协议书是经过多次协商的结果，如果是采取暴力的方式阻挠施工，曾任远、戴焕飞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而其二人仅提供报警记录。一审法院根据报案时间及签订协议时间，认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正确的。2.关于撤销权的问题。曾任远、戴焕飞在一审时请求撤销协议实际超过诉讼时效，如果说是签订协议采用胁迫的方式，可以在一年内申请撤销，不能说非法律专业人士就可以无视法律。3.一审没有违反程序，而是依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审判活动，不存在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一审法院庭审后对管龙泉作了书面的询问笔录，也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符合法律规定。4.对于曾任远、戴焕飞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并不是事实，从2015年至2018年间双方有签订了七份协议书，均为合伙纠纷。管贵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任远、戴焕飞连带向管贵华支付股份收购款290万元及违约金50万元，合计3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曾任远、戴焕飞承担。曾任远、戴焕飞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协议书》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2、依法判令管贵华返还60万元人民币；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管贵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管贵华与曾任远于2015年5月4日签订关于共同开发左家村11组留用地块的合作协议，曾任远占66.666%，管贵华占33.333%，同时管贵华向曾任远缴纳20万元保证金；并于2016年1月份签订补充协议，同意以曾任远的名义与左家村11组签订留用地块使用权的补充协议。2017年1月12日管贵华、曾任远与左家村11组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左家村11组实得350万元，如拍卖土地款超出350万元，该款项就由管贵华与曾任远所得。2017年2月14日管贵华与曾任远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曾任远负责操作竞买本案所涉的土地，管贵华向竞买指定的账户汇入保证金120万元，该保证金不包含前述的20万元保证金。同时约定曾任远如未竞买成功，应赔偿管贵华经济损失及违约金200万元，同时还应退回2015年5月4日管贵华缴纳的2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利息按月息二分计算。2017年10月23日，管贵华与曾任远及管龙泉合伙共同以安福县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发平都镇左家村第一、十、十一村民小组留用地房地产项目，并签订《合伙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以安福县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发本案所涉的土地，曾任远占58.08%，管贵华占17.84%，管龙泉占24.44%。同时明确了本案所涉及土地的开发面积及各方的股份比例、出资金额。2017年10月2日，管贵华、曾任远因合伙期间双方因纠纷发生矛盾，管贵华等人阻止曾任远施工，曾任远报警，公安出警后发现双方系经济纠纷，要求双方协商处理。2018年2月9日管贵华与曾任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曾任远自愿出资350万元收购管贵华17.84%的股份，该款包含管贵华已出资的120万元及曾任远借款的20万元。同时约定曾任远在协议签订之日向管贵华归还借款20万元，2018年3月28日前付30万元，其余300万元由戴焕飞提供担保，直至履行完本协议。该款的支付待该项目预售房款项进账后全部向管贵华支付，如曾任远未在预售款到账后一个月内付清，曾任远自愿将股份所占店面部分以每平方米1万元的价格向管贵华抵款，多退少补，并且约定违约金50万元。因曾任远签订协议后只支付了60万元，剩余290万元未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管贵华起诉，后曾任远、戴焕飞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2017年10月23日管贵华与曾任远及案外人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018年2月9日与曾任远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一、关于2017年10月23日管贵华与曾任远及案外人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效力问题。首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伙协议系三合伙人曾任远（戴焕飞）、管龙泉、管贵华三方为了共同开发平都镇左家村一组、十组、十一组留用地达成的协议，两份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也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曾任远、戴焕飞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协议无效，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其次,曾任远、戴焕飞主张是在受到管贵华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上述两份协议，根据管贵华提供的证据，其与曾任远就合作合伙开发本案房地产项目从2015年5月4日至2017年10月23日陆续签订了6份协议，才最终达成了2017年10月23日合伙协议，从6份协议可以看出，管贵华至始均参与了项目的合作开发并履行了出资义务，合伙协议是经过了充分的协商的结果。再次，曾任远、戴焕飞所提交视频资料和本院调取的公安110出警材料，可以证明在2017年10月2日双方因为合伙经济问题，管贵华阻止施工的事实，但当时管贵华与曾任远系合作关系，管贵华已经出资百万余元，曾任远选择施工应当征得其他出资合作人的同意，在双方还有经济纠纷未了结之前，施工及阻止施工均有不当，双方应协商处理相关合伙纠纷；再者，从2017年10月2日至10月23日签订合伙协议，也正是双方协商处理问题的结果，如果管贵华强迫曾任远签订协议，也可以在事后及时向有关部分反映。从2017年10月2日至2018年2月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间跨度有4个月之久，曾任远认为签订协议系因2017年10月2日阻止施工的胁迫行为更属牵强。最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侵犯了合伙人管龙泉优先购买权？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指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合伙企业法》第23条的规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管贵华股份转让给同是股东的曾任远，没有侵犯管龙泉的优先权，如果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合伙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此时，实际参照《公司法》第72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转让股权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按合伙人实缴的出资比例确定优先受让的比例。虽然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未征得合伙人管龙泉的同意，但管龙泉2019年2月19日出具书面承诺书，同意管贵华与曾任远2018年2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且在本院对其进行调查时确认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同等价格不会购买管贵华的股份。综上，2017年10月23日管贵华与曾任远及案外人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018年2月9日管贵华与曾任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当事人应当按协议内容履行合同义务。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曾任远、戴焕飞提供证据不足以证实2017年10月23日与曾任远及案外人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2018年2月9日与管贵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受胁迫且违背真实意思签订的，且曾任远、戴焕飞未在协议签订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其二人与2019年4月9日反诉主张撤销权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予支持。综上所述，2018年2月9日，管贵华与曾任远、戴焕飞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因双方的房地产项目已经预售到账，曾任远应支付管贵华剩余的股份转让款290万元，管贵华现诉请要求支付股份收购款290万元的诉请，应予以支持;戴焕飞作为合同的担保人，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管贵华要求曾任远、戴焕飞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管贵华主张要求曾任远、戴焕飞支付违约金5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据此，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不应仅凭约定违约金进行自由裁量，而应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以经过审理查明的实际损失为基础，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进行调整。本案中管贵华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因曾任远、戴焕飞的违约造成了实际损失，管贵华诉请要求50万元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酌定支持5万元。曾任远、戴焕飞反诉要求确认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判令管贵华返还60万元人民币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五十二条、五十四条、五十五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曾任远支付管贵华股份转让款2,900,000元并承担违约金50,000元，合计2,950,000元，此款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戴焕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戴焕飞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曾任远追偿；三、驳回曾任远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曾任远、戴焕飞向本院提交一份管龙泉2019年6月25日书写的申明，拟证明曾任远与管贵华签订协议时，管龙泉并不知情，2018年2月9日所签名的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同意承诺书内容。管贵华的质证意见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证人证言应当出庭参加质询。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时已对管龙泉是否以同等价格购买管贵华出让股权，管龙泉明确表示放弃购买，该转让协议并未侵犯管龙泉优先购买权，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对于管贵华与曾任远、管龙泉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与曾任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曾任远认为其与管贵华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受管贵华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并向法院提交了视频资料，以证明上述两份协议系受胁迫签订，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因合伙事务发生纠纷，并不足以证明管贵华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胁迫行为，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存在胁迫手段，使对方存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可以在胁迫行为终止之日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本案中，曾任远与管贵华分别于2017年10月23日、2018年2月9日签订《合伙协议书》与股份转让《协议书》，如果曾任远认为管贵华存在胁迫手段，双方签订的合同民事行为也并不当然无效，曾任远可以对以上二份协议行使撤销权。但是自协议签订时至本案2019年3月1日起诉时已超过一年，曾任远撤销权消灭，以上两份协议已经生效。对于管贵华出让股份给曾任远是否侵犯了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一审审理时，管龙泉已经明确不会以同等价格购买管贵华的股权，并且戴焕飞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由曾任远行使权益，双方在签订两份协议时不存在侵犯合伙人权益的情况。对于曾任远、戴焕飞认为，管龙泉庭审询问后的询问笔录没有依法组织公开庭审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对案外人管龙泉所做询问笔录经过了本案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以此为据认定，股份转让协议未侵犯合伙人优先购买权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对于一审酌定违约金5万元是否合理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违约金为50万元，但是管贵华未向法院举证其所受实际损失、预期利益等情况，其主张50万元违约金证据不充分，因曾任远的违约责任是未及时给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遂酌定其承担5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管贵华及上诉人曾任远、戴焕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50元，由上诉人管贵华负担8050元，上诉人曾任远、戴焕飞承担35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静审判员 涂 强审判员 王东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刘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