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得栋，男，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刚，男，198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荣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惊蛰，男，196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杨得栋因与被上诉人张晓刚及原审被告杨惊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得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晓刚对杨得栋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晓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有关交易对象是错误的。一审在认定事实部分称“张晓刚陈述交易过程中均是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老板的身份……”张晓刚的陈述正是法院查明的真相，张晓刚无证据支持的陈述不应当出现在查明的事实部分。2.有关杨惊蛰陈述其愿意清偿张晓刚货款。法律明确规定，未到庭的证人证言法院不予认可，一审时杨惊蛰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如何查明的“愿意清偿债务的事实”，仅凭一份不知来源的文件吗？这部分不应当列入法院查明的部分。3.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当然该部分遗漏可能涉嫌故意遗漏。有关“得鑫制衣厂”是何人承租和经营的，这是本案的关键，张晓刚声称是向“得鑫制衣厂”送货，那么“得鑫制衣厂”是付款主体，“得鑫制衣厂”没有登记注册，那么“得鑫制衣厂”是何人经营呢？事实上，“得鑫制衣厂”是杨惊蛰在万佳A219档口经营的字号，有租赁合同，而且是生效的（2018）粤0118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更认定费解的是该案又恰是本案的一审法官独任审判的，可能涉嫌故意遗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在本案中居然被同一个法官推翻，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翻的。（二）证据明显不足。本案举证的证据是《收货单》、《对账单》，但所有的收货单中的收货单位（签名）处只显示一个字，且是潦草不清的一个字，根本无法显示相关货物由杨得栋签收，非杨得栋签收的单据能够直接证明交易对象就是杨得栋？很明显，张晓刚提供的收货单根本就无法证明杨得栋为案涉交易的对象，张晓刚所陈述的事实明显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三）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据认定明显偏向张晓刚。一审判决中载明“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并不能否认张晓刚关于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故在未有证据证明张晓刚关于案涉交易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对于张晓刚的陈述，本院予以采纳”，明显是要求杨得栋、杨惊蛰证明交易过程的，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得栋、杨惊蛰只需不认可，张晓刚就应当举证证明，不能举证的应当视为相应的陈述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将涉案交易过程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杨得栋，显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是错误的。在一审中，杨得栋有向一审邮寄证据，足以证明租赁场地的是杨惊蛰而不是杨得栋。但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未对杨得栋的证据进行分析认定，直接忽略不提，显然明显偏向张晓刚。（四）适用法律错误。有关杨惊蛰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什么是“债务加入”，债务加入是对他人的债务承诺归还，根据判决书有关杨惊蛰答辩的描述，其认为这是自己的债务，不是他人的债务，没有表示过要代杨得栋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自己的债务当然要承担，现一审认定债务不是杨惊蛰的，而是杨得栋的，那么杨惊蛰的答辩有债务加入的意思吗？一审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零九条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杨得栋并非案涉合同相对方，杨得栋与张晓刚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判如所请。张晓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得栋微信谈价下单收货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了张晓刚与杨得栋进行贸易，并非是跟杨惊蛰进行贸易。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晓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得栋、杨惊蛰共同支付拖欠的洗水加工费66600元给张晓刚，并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逾期利率支付利息给张晓刚；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得栋、杨惊蛰承担。张晓刚明确利息的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但年利率不超过6%，从立案之日即2019年9月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另，张晓刚主张加工费66600元中包含了杨得栋向其借款的13600元，对该借款，属于另一合同关系，其在本案中选择仅对案涉加工合同关系进行处理，即对下列诉讼请求进行处理：1.杨得栋、杨惊蛰共同支付拖欠的洗水加工费45633元给张晓刚，并从2019年9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但年利率不超过6%）支付利息给张晓刚；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得栋、杨惊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至8月期间，张晓刚为得鑫制衣厂提供了服装制衣加工服务，经对账，得鑫制衣厂拖欠张晓刚加工费53000元，扣减布料布款7267元及杨惊蛰在2018年4月19日支付的100元，尚欠加工费45633元。张晓刚陈述交易过程中均是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老板的身份通过微信、电话直接向其下单，并由杨得栋确定收送货方式、负责对账等；同时陈述，其认为其交易主体的相对方为杨得栋与杨惊蛰。杨得栋、杨惊蛰均陈述涉案交易系杨惊蛰与张晓刚发生，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杨惊蛰还陈述其愿意清偿张晓刚加工费。另，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涉案加工服装由杨得栋、杨惊蛰指定的洗水加工厂到张晓刚处收取。在一审庭审中，张晓刚陈述杨得栋、杨惊蛰系父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张晓刚与得鑫制衣厂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加工合同，但是双方的加工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张晓刚已实际交付了加工成果，为此，张晓刚与得鑫制衣厂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因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故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对外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使用该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承担。根据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可知，得鑫制衣厂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显然有杨得栋参与，而杨得栋、杨惊蛰对于涉案交易过程并未作出描述，换言之，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并不能否认张晓刚关于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故在未有证据证明张晓刚的关于涉案交易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对于张晓刚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在交易之前或交易时未明确交易主体的情况下，一方有理由相信与其就价格、数量、收送货方式等达成一致意见的另一主体系交易主体，现杨得栋、杨惊蛰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交易过程中有向张晓刚明确告知涉案交易主体，为此，张晓刚根据上述交易规则，其有理由相信与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且张晓刚实际上亦一直认为与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故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对于张晓刚关于涉案交易主体系其与杨得栋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杨得栋、杨惊蛰关于杨惊蛰与张晓刚发生交易，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的陈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杨得栋、杨惊蛰的上述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杨得栋系使用得鑫制衣厂名义与张晓刚进行交易的相对方的事实。综上，张晓刚按约定向杨得栋履行了加工义务后，杨得栋理应按照约定向张晓刚履行支付加工费的义务，现杨得栋拖欠张晓刚加工费45633元，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此，张晓刚要求杨得栋支付加工费45633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张晓刚主张的民间借贷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另，扣除上述另一法律关系涉及的13600元外，张晓刚明确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杨得栋、杨惊蛰向其支付加工费45633元及利息，实际减少了部分诉讼请求，对张晓刚减少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且不另行制作准予撤诉的民事裁定。杨惊蛰表示愿意清偿张晓刚加工费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故对于张晓刚要求杨惊蛰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得栋、杨惊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得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晓刚支付加工费45633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杨惊蛰对杨得栋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0元（张晓刚已预交857元），由杨得栋、杨惊蛰连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得栋自认其从2014年开始至得鑫制衣厂于2017年底结束经营一直在得鑫制衣厂工作，但其不能提供工资单等凭证来证明其每月领取工资。另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20）粤01民终830号案件中，沈利平作为原告，诉请杨得栋与杨惊蛰共同支付得鑫制衣厂所欠付的加工费。该案中，杨得栋表示其与杨惊蛰是父子关系，为了避免父亲烦恼而代为支付了另案加工费3万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杨得栋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各方当事人对于张晓刚与得鑫制衣厂之间存在案涉加工关系以及得鑫制衣厂尚欠的加工费金额均没有异议。由于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该字号所欠债务应由其实际经营者承担。杨惊蛰一审期间自认其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同意承担得鑫制衣厂所欠的案涉加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得栋是否需对得鑫制衣厂欠付的加工费承担责任？杨得栋与杨惊蛰是父子关系，杨得栋自认其从2014年开始至得鑫制衣厂于2017年底结束经营时一直在得鑫制衣厂工作。张晓刚主张杨得栋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而杨得栋则主张其只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的员工。对此，本院认为，杨得栋主张其只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的员工，但未能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单据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未能陈述其每个月领取的工资金额以及领取方式。故杨得栋对其主张的其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员工的事实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杨得栋此主张不予采信。因得鑫制衣厂未通过注册登记或其他方式公示其经营者，而杨得栋为杨惊蛰之子，长期在得鑫制衣厂工作，并曾以得鑫制衣厂名义通过微信、电话向张晓刚下单，张晓刚基于上述情况及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有理由相信杨得栋为其交易的相对方。其次，在另案中，杨得栋曾向另案当事人支付过另案加工费3万元。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对外下单，对外支付加工费。张晓刚主张杨得栋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杨得栋作为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理应对得鑫制衣厂欠付的加工费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杨得栋与杨惊蛰共同承担案涉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得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由上诉人杨得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