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海林，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何建明，浙江天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永良，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代理人陈新生、徐庄媛，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 负责人方万平，组长。 委托代理人郭芊伶、吴薇，浙江少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方海林、祝永良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小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8）浙0185民初1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82年12月10日，浙江省临安县（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下同）颁发浙江省临安县山林所有权证（临山湍字第101号），确认山林所有权，塘溪源村取得涉案山林。2008年3月26日，经湍口镇塘溪源村第三小组全体村民选举，塘溪源村委会任命周文涛同志为第三小组组长。2017年3月26日，方万平同志被任命为第三小组组长。2006年2月16日，发包方塘溪源村委会（甲方）与承包方第一小组（乙方）签定《集体山林所有权承包合同》，约定由塘溪源村委会将坐落在洪金垅至炭子湾里全部山林所有权（其中王古斌承包山除外）发包给第一小组，四至为：东至炭子湾朝坑直下公路，南至公路，西至石塘坑大坑，北至横路。承包年限50年，从2006年2月16日至2056年2月16日。上述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确认，并盖塘溪源村委会公章。2011年6月13日，第一小组（甲方）与方海林（乙方）签订《塘溪源村一组红金垅、菊子湾、半栏坞头、金垅山活林木转让合同》，将红金垅等处活林木转让给方海林，并约定转、受让坐落地段、四至范围为：坐落在湍口镇塘溪源村一组的：①红金垅四至：东至第三小组山林；南至村转让林山；西至大垅；北至石塘坑老横路。……。上述以甲方划定界为准。转让年限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约定受让方享有合同范围内的活林木收益权、分配权，但不得超范围采伐，如出现超范围采伐，一切后果由受让方承担。上述合同由朱红卫与方海林签字确认。杭州市临安区林业局根据林木采伐申请表，到采伐范围实地勘测设计，设计范围由方海林到现场指认，于2016年11月28日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临安市采字[2016]1128022号，编号33018501161128022】。批准在乌龟山小班（地块）采伐。采伐四至：东弯，南公益林，西弯（塘132），北岗。树种为松木、杉木，采伐面积为13.93公顷。出材量417立方米（其中松木商品出材10立方米；杉木商品出材407立方米，采伐范围内如遇金钱松、榧树等珍贵树种一律不得采伐），采伐期限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方海林认可将该采伐树木的权益卖给祝永良，祝永良对树木进行了采伐。2017年9月2日，临安市天晟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公司）对涉案林木到现场进行丈量，制作《木材料检尺码单》七份，于2019年9月25日出具《湍口镇塘溪源村乌龟山第三小组集体山林木林采伐现场鉴定报告》一份，其鉴定结果为：“经调查测算，在超范围采伐内共计伐桩2182株（其中杉木2175株、柏木6株、杂木1株），合计采伐蓄积238.04m3（其中杉木237.64m3，柏木0.34m3，杂木0.06m3），折算材积合计142.82m3（其中杉木142.58m3、柏木0.2m3，杂木0.04m3）。”后经第三小组申请，对涉案林木的价格进行评估。杭州萧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原审法院委托后，于2018年10月30日出具《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因审理财产损害纠纷拟了解湍口镇塘溪源村乌龟山三村集体山林林木采伐现场鉴定报告所涉及林木的单价资产评估报告》（杭萧审资评报字【2018】第0124号），评估结果为：“1、每立方杉木市场单价为人民币1200.00元；2、每立方杉木立木单价为人民币510.00元；3、因所涉及的柏木、杂木数量较少，相应单价参照杉木单价。”第三小组为该资产评估支付费用5000元。第三小组于2018年3月27日起诉请求判令祝永良、方海林向其赔偿财产损失17138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308.86元（按年利率4.35%自2017年9月20日计算至2018年2月28日，此后仍按该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责任主体问题；2、赔偿数额问题。一、关于责任主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系因林木误伐而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祝永良在砍伐涉案山林时，其采伐依据系由杭州市临安区林业局根据方海林指认而出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规定的山林四至范围。方海林作为涉案山林活林木的承包人，理应明悉其承包山林的具体边界，但其在指认四至范围时，既无法正确指认，又未通知转让方代表朱红卫到场确认，因此对许可采伐范围的误判主观上有过错（过失），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方海林主体适格。此外，采伐许可证仅是实施林木采伐的形式要件，属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而本案属民事纠纷，与上述行政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塘溪源村委会作为行政审批形式上的主体，与本案所涉民事纠纷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方海林指认山界的行为与职务行为无关，而是基于山林承包人身份（即实际利害关系人）所作的个人行为。综上，对于方海林辩称采伐许可证的申请主体系塘溪源村委会，其办理许可证系代行村主任职务的意见，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祝永良是导致本案损失的具体实施人，作为被告主体适格。对祝永良辩称第三小组事后赔偿13000元，并签有协议，涉案纠纷已处理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事项，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因祝永良就该协议未提供村民讨论决定授权周国华签订的证据，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该协议无效，对祝永良的上述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关于越界采伐的林木数量，根据天晟公司鉴定结果数量为142.82立方米（杉木142.58立方米、柏木0.34立方米、杂木0.04立方米）。虽然祝永良、方海林对鉴定报告有异议，因其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涉案采伐林木的数量，故原审法院确认林木数量为142.82立方米。关于被砍林木的价格，经鉴定本案涉案林木按杉木市场单价1200元每立方米（其他柏木、杂木数量较少，单价均参考杉木单价），立木单价510元每立方米。关于采用市场价格还是立木价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依据该法律规定应采用市场价格，故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林木损失的价格为单价1200元每立方米。经计算合计损失额171384元（142.82立方×1200元/立方）。故对第三小组要求祝永良、方海林向其赔偿财产损失171384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第三小组要求祝永良、方海林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求，因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第三小组主张的利息在缺乏明确的赔偿期限与数额前属未知收益而非可预见的损失，故对起诉前的利息诉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起诉后（即2018年3月27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小组为价格问题花费评估费5000元系合理费用，祝永良、方海林应予支付，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祝永良、方海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林木损失17138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8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3794元，减半收取1897元，由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负担33元，由祝永良、方海林负担1864元；评估费5000元由祝永良、方海林共同负担。 宣判后，祝永良、方海林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方海林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方海林将活林木转让给祝永良和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时间都是2016年11月，但上诉人将活林木转让给祝永良在先，然后塘溪源村根据祝永良要求以村委会名义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在后，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述“方海林认可将该采伐树木的权益卖给祝永良”的情况。二、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存在多项错误。1、一审判决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方海林与祝永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就本案来说，法院已经查明误伐林木侵害被上诉人财产权益的是祝永良，将误伐下来属被上诉人所有的林木出售处置，并取得利益的也是祝永良，方海林既未单独实施误伐被上诉人林木的侵权行为，也未与祝永良共同实施误伐被上诉人林木的共同侵权行为，更未将采伐下来的属被上诉人所有的林木出售获利（误采的林木由祝永良出售，所得款项均由祝永良收取所有），由此可见，侵害被上诉人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人是祝永良，方海林并未与祝永良实施共同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应当在查明方海林与祝永良具有实施共同侵权行为事实的基础上，方可依该条规定作出方海林与祝永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判决，但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方海林与祝永良具有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的情况下，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方海林与祝永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既不符合逻辑，适用法律也明显不当。其次，虽然林业行政部门在作业设计时方海林到过现场，但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述“设计范围由方海林到现场指认，”林业主管部门是依据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的申请核发《采伐许可证》的，不可能依方海林个人申请核发《采伐许可证》，方海林在申请表上是以代理村主任身份签字的。第三，即使方海林现场指认有误，对祝永良事后的误伐有一定责任，承担的也是相应的单独责任，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共同侵权责任。2、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祝永良即向法庭提交了与被上诉人所签协议书一份及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就误伐被上诉人林木问题已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并支付了13000元赔偿款的事实，对此，方海林是清楚的，被上诉人发现祝永良采伐了该组的林木后即提出交涉，方海林得知这一情况从外地赶回，与第三小组原组长及财务人员、祝永良等人上山实地查看后，协商处理该事件，当时祝永良承认其误采了被上诉人的林木，愿意赔偿被上诉人损失8000元，第三小组原组长等人不同意，上诉人也认为赔偿太少并做了祝永良的工作，最终达成采伐的林木归祝永良所有，祝永良赔偿第三小组13000元的协议，祝永良依据协议约定支付了赔偿款13000元，并运走了误伐的林木，而第三小组超过90%的村民也领取了分配给各人的款项。方海林认为，自祝永良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并支付赔偿款13000元后，祝永良与被上诉人之间就误伐林木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被上诉人无权就同一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在此情况下，祝永良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就提交了协议书及收据，证明双方就误采林木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协议，案件审理至此，由于牵涉到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就已经解决完毕的纠纷提起诉讼的起诉权利问题，一审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就祝永良提供的协议书及收据告知被上诉人是否行使合同确认权或撤销权向被上诉人释明，如被上诉人提起合同效力确认权或撤销权诉讼的，则中止本案的审理，被上诉人不提起诉讼的，则驳回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但一审法院不仅未予释明，也未中止本案的审理，反而依据被上诉人单方说法直接认定协议书无效，不仅如此，还对祝永良提出的第三小组超过90%以上村民已实际领取赔偿款认可协议效力这一事关协议效力的取证申请“不予准许”，这是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3、一审法院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确认祝永良与被上诉人就误伐林木所签赔偿协议无效是错误的。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存在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次，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是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的事项，而本案被上诉人主体为村民小组，并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第三，有关村民小组的权限，议事方式等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是有专门规定的，该条规定中并未将林木赔偿争议处理之类事项作为必须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强制性规定，更何况被上诉人超过90%以上村民都已领取了祝永良赔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客观上认可了协议书所定处理结果。另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无论是祝永良，还是作为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及代理村主任的方海林，均认为当时的组长及该组分管财务的人员是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处理该赔偿纠纷的，最终达成的协议也是经过多次协商后确定的，不应认定为无效协议。因此，一审判决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认定协议无效是错误的，应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4、祝永良已支付的林木赔偿款13000元不予扣减于法无据。三、即使方海林或祝永良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赔偿额的计算也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依照杭州萧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杭萧审资评报字（2018）第0124号”《资产评估报告》判决上诉人与祝永良按每立方杉木市场价1200元共同赔偿被上诉人171384元，但该评估报告明确载明：“依据评估目的、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等因素，本次采用市场法［市场价倒算法进行评估。市场价倒算法又叫剩余价值法，它是将被评估林木资源资产砍伐后所得木材的市场销售总收入，扣除木材生产经营所消耗的成本（含税、费等）及应得的利润后，剩余的部分作为林木资源资产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E=W-C-F式中：E――杉木立木单价；W-木材销售收入（木材市场单价）；C-木材生产经营成本单价；F-木材生产经营利润单价］”。方海林认为：且不论该评估报告所定单价已经高出湍口镇当地的市场价格，即使按照该报告杉木市场单价1200元指的是杉木销售收入，立木单价510元也是市场价格，而且该立木单价是被上诉人林木财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也是该评估报告确定的单价，而每立方600元的生产经营成本如采伐工资、运输费用等均由祝永良支付，该部分费用并非被上诉人的损失，明显不应列入赔偿范围。因此，依据该评估报告所列计算公式，赔偿金额应为72838.20元。同时，祝永良已支付的13000元一审已经证明系祝永良误伐林木而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赔偿款，也应予以扣除。综上，方海林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方海林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祝永良针对方海林的上诉答辩称：一、误伐的赔偿事宜被上诉人起诉前已经处理完毕，被上诉人无权再要求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二、退一步讲，即使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的赔偿计算方法也是错误的。赔偿义务主体也应该为方海林，祝永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第三小组针对方海林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方海林与祝永良之间为活林木买卖关系，采伐许可证由方海林委托祝永良办理，且采伐许可证四至范围也是经方海林指认确定，后祝永良对该范围树木进行了采伐，故一审判决所述“方海林认可将该采伐树木的权益卖给祝永良”的表述并无不当。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首先，方海林辩称其在作业设计时到过现场，但设计范围并非由其现场指认的说法违背客观事实。原审法院依职权取得方海林和王胜德的调查笔录，在方海林的笔录中，方海林陈述“祝永良在采伐设计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过来的”。在王胜德的笔录中，王胜德陈述“方海林带我去的，当时去勘察设计的还有湍口镇的叶立前，案涉山林是方海林指认的”。方海林和祝永良的代理人均对王胜德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原审法院审查后认定该证据能证明林业部门对涉案林地采伐设计的四至范围系方海林到现场指认是正确的。其次，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方海林与祝永良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法律适用并无不当。尽管砍伐林木的侵权行为由祝永良单独实施，但是方海林是塘溪源村前村支书，又分别是湍口镇塘溪源村一组的活木林的受让人和转让人，理应明悉山林的具体边界，但其在办理采伐证指认四至范围时，既无法正确指认，又未通知转让方代表朱红卫到场确认，其错误指认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与祝永良二人的行为均侵害了第三小组的权利，共同导致了同一损害后果，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次，祝永良在原审提交的《协议书》无效。方海林称自该协议签订并支付赔偿款13000元后，祝永良与第三小组之间就砍伐林木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第三小组无权就同一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说法是错误的。《协议书》为祝永良与周国华签订，并非第三小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周国华缺乏该民主议定程序的授权，祝永良提交的《协议书》系周国华个人擅自签订，且严重损害了村小组利益，该协议无效，砍伐林木的赔偿问题并未解决，第三小组有权提起诉讼。另外，方海林称因第三小组为村民小组，不适用该条款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村民小组的利益就是村民的利。更何况，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祝永良砍伐的林木属于第三小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也应经民主议定程序。最后，13000元款项的问题。方海林称“13000元已赔偿给村民，超90%以上的小组村民也已领取，客观上认可《协议书》所定结果”是错误的。方万平当时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其不知晓13000元的事情，包括本组的多名村民代表也不知情，都是瞒着他们进行的。之后，作为第三小组的组长方万平才听说是《协议书》的事情，周国华才赶紧把这13000元和另一笔征地补偿款同时发的，而且发的时候也不和村民讲清楚款项由来，只是说领钱，所以有关这13000元的事情都是口口相传。退一步讲，就算部分村民领取了这13000元，不能倒推村民对《协议书》效力的认可，况且本次诉讼都经第三小组成员会议表决通过追究方海林、祝永良的责任，更不能倒推《协议书》合法有效。所以，这13000元也不应当在本案中抵扣。三、原审判决赔偿额的计算完全正确。方海林和祝永良是侵权行为，而且主观恶意明显，如果要第三小组承担运输等砍伐成本，明显不公，对这种侵权行为，应该要严惩，否则会助长违法者的气焰。据此，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杭州萧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林木价格进行评估并根据该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市场价格，合法合理。另外，方海林仅凭自身的理解，片面地认为该报告所定单价高于当地市场价格，赔偿额计算有误，却并无有力的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方海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方海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祝永良上诉称：一、上诉人祝永良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祝永良与方海林之间系活林木买卖关系，对此当事人各方均无异议。2.方海林出售给祝永良的就是《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范围内的活林木，祝永良已支付给方海林的购买价款也是以此范围内的活林木数量来计算的。3.案涉林木的采伐申请人为方海林，在进行采伐作业设计时，方海林、湍口林管站、昌化林业站工作人员共同到现场踏看，方海林现场指认采伐四至具体边界，经过一系列审核审批程序后，临安林业主管部门颁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4.祝永良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四至边界范围进行采伐时，虽然误采伐了被上诉人的林木，但这是由于《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四至边界有误所造成的，而四至边界有误是由于方海林的林木采伐申请及现场指认有误所导致的。5.《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颁发，经过了方海林的申请、村民委员会的意见、镇政府的审核、各办证点负责人的意见、林业主管部门的审批五道程序，祝永良完全有理由、也应该相信《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范围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祝永良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范围采伐是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的。祝永良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侵权行为需同时满足四个要件：损害后果、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本案中，祝永良并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一审判决祝永良承担赔偿责任忽略了祝永良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考量，系适用法律错误。二、方海林将属于被上诉人的案涉活林木一并出售给祝永良，其行为构成无权处分。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2.本案中，方海林将属于被上诉人的部分活林木一并出售给祝永良，构成无权处分。如前所述，祝永良与方海林间系活林木买卖关系，且祝永良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被上诉人的损失应由实施无权处分的行为人方海林承担，祝永良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祝永良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是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的事项，而本案被上诉人为村民小组，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2.祝永良在一审提供的《协议书》和《收条》中，周国华时任被上诉人组长，周建英时任被上诉人财务人员，有权签订赔偿协议及出具收条收取款项。另外，对《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时任村两委也是予以认可的。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承认，祝永良支付的赔偿款13000元已分配给该组村民，且超过90%以上的小组村民也已实际领取。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所在村民事实上是认可《协议书》效力的。4.从法律上讲，祝永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之所以拿出13000元作为赔偿款，是为了能够尽快妥善处理此事，从而将山上已砍伐的林木尽快搬运下山。综上，上至村两委，下至村小组、村民都认可赔偿协议的效力，认可祝永良在支付13000元后双方再无其他争议。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再向祝永良主张赔偿。四、临安市天晟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现场鉴定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误伐林木材积的依据。1.该鉴定报告仅有鉴定单位的盖章，没有鉴定人员的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2.根据该鉴定报告的陈述，该鉴定是2017年9月20日受湍口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而所附木材尺码单上的时间为2017年9月3日，很明显该木材检尺码单在委托前就已形成，而非鉴定单位现场勘查的结果，鉴定结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3.即使木材检尺码单中的数量是准确的，也只能代表林地中已被砍伐的林木数量，无法证明这些林木均系祝永良所砍伐。4.木材检尺码单中，其中有一张并未用“正”的方式来逐一统计，而是直接填写了统计数字，明显不规范，也不符合常理。五、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采用的赔偿标准及认定的赔偿金额也均明显错误。1.根据杭州萧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案涉林木市单价为1200元/m?，立木单价为510元/m?。2.市场单价1200元/m?是在包含生产经营成本（如采伐工资、运输费用）在内的出售价格。即使由被上诉人自行出售活林木，采伐工资、运输费用等经营成本也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在计算损害赔偿金额时要适用损益相抵原则，扣除采伐工资、运输费用等经营成本，即按照立木单价为510元/m?来计算。3.上诉人已支付的13000元应在赔偿款项中予以扣减。综上，祝永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祝永良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方海林针对祝永良的上诉答辩称：对祝永良的上诉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第三小组针对祝永良的上诉答辩称：一、上诉人祝永良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上诉人祝永良在与方海林签订活林木买卖合同时就已经知晓买卖活林木的四至范围。而且在方海林的笔录中，方海林陈述“祝永良在采伐设计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过来的”，说明祝永良也是参与办理采伐证一事，其知晓采伐设计四至范围。所以，上诉人祝永良是完全能够发现问题所在的，其辩称完全有理由相信《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范围是合法的，自身不存在过错的说法站不住脚。善意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但上诉人祝永良应当知道《林木采伐许可证》四至边界有误，却仍进行了砍伐，故不能作为无权处分的善意第三人。二、上诉人祝永良在原审提交的《协议书》无效，祝永良称自该协议签订并支付赔偿款13000元后，祝永良与第三小组之间就砍伐林木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第三小组无权再向上诉人祝永良主张责任的说法是错误的。《协议书》为祝永良与周国华签订，并非第三小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周国华缺乏该民主议定程序的授权，祝永良提交的《协议书》系周国华个人擅自签订，且严重损害了村小组利益，该协议无效，砍伐林木的赔偿问题并未解决，第三小组有权提起诉讼追究祝永良责任。另外，村民小组的利益就是村民的利益，当然适用该条款的规定。更何况，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祝永良砍伐的林木属于第三小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也应经民主议定程序。祝永良称“13000元已赔偿给村民，超90%以上的小组村民也已领取，客观上认可《协议书》所定结果”是错误的。方万平当时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其不知晓13000元的事情，包括本组的多名村民代表也不知情，都是瞒着他们进行的。之后，作为第三小组的组长方万平才听说是《协议书》的事情浮出水面，周国华才赶紧把这13000元和另一笔征地补偿款同时发的，而且发的时候也不和村民讲清楚款项由来，只是说领钱。所以有关这13000元的事情都是口口相传，退一步讲，就算部分村民领取了这13000元，不能倒推村民对《协议书》效力的认可，况且本次诉讼都经第三小组村小组成员会议表决通过追究方海林、祝永良的责任，更不能倒推《协议书》合法有效。所以，这13000元也不应当在本案中抵扣。三、临安市天晟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现场鉴定报告》具有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已依职权要求临安市天晟林业勘查设计有限公司对出具的《现场鉴定报告》出具情况说明，并就该公司工作人员的陈述制作调查笔录，该公司工作人员也对委托日期的笔误部分进行了相应释明，这个笔误并不影响该鉴定报告的有效性。尽管上诉人祝永良对该鉴定报告持有异议，认为该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但在一审阶段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涉案采伐树木的数量，故原审法院依据该报告确认林木数量为142.82立方米并无不妥。四、一审判决采用的赔偿标准及认定的赔偿金额并无错误。方海林和祝永良是侵权行为，而且主观恶意明显，如果要答辩人承担运输等砍伐成本，明显不公，对这种侵权行为，应该要严惩，否则会助长违法者的气焰。据此，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杭州萧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林木价格进行评估并根据该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市场价格，合法合理。另外，方海林仅凭自身的理解，片面地认为该报告所定单价高于当地市场价格，赔偿额计算有误，却并无有力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方海林的说法不具备采信度。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祝永良作为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存在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上诉人祝永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方海林作为涉案山林活林木的承包人，其错误指认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所规定的山林四至范围，祝永良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错误砍伐涉案山林，方海林、祝永良构成共同侵权，原审法院判令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据以认定的鉴定结论系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鉴定作出的，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等情形，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采用市场价格，确认涉案林木损失的价格为单价1200元每立方米，合计损失为171384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确认祝永良与周国华签订的协议无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在该协议确认无效后，第三小组约定将祝永良已支付的赔偿款13000元予以返还，但可在本案确定的赔偿款171384元中予以扣除，因此祝永良、方海林应赔偿第三小组158384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8）浙0185民初1698号民事判决。 二、祝永良、方海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林木损失158384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8年3月27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794元，减半收取1897元，由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塘溪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负担95.5元，由祝永良、方海林负担1801.5元；评估费5000元由祝永良、方海林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28元，由祝永良、方海林各负担1864元。上诉人祝永良、方海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