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10刑终28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休宁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国久，男，汉族，1965年3月18日出生，小学文化，私营业主，安徽省休宁县人，住安徽省休宁县。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9年1月2日被休宁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4月18日经休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20年1月20日被休宁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汪晓华，安徽一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查泽杰，安徽一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休宁县人民法院审理安徽省休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国久犯滥伐林木罪一案，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2019）皖1022刑初7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吴国久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听取了上诉人的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休宁县林杉木业中心成立于1995年，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胡某，系吴国久妻子，该企业实际由吴国久负责经营。 2014年10月31日，被告人吴国久以胡某名义投资流转取得休宁县鹤城乡梅溪林场土名“杂木降”1439亩山场三十年林权，合同约定：流转的林权为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山场现有林木由鹤城乡人民政府申请三年内单列安排商品材采伐指标，并取得采伐许可批准手续；山场采伐地块采伐清材后一年内按要求完成造林。 2015年，吴囯久以休宁县林杉木业中心名义申报《安徽省休宁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香榧示范基地项目》获得批准，项目要求将“杂木降”山场林木采伐之后在2016年、2017年新造1000亩香榧林。 2014年至2016年，被告人吴国久均以鹤城乡梅溪林场名义为“杂木降”山场分片申领采伐计划。吴国久参与伐前设计，并负责组织人员按采伐计划对山场林木进行砍伐。2016年吴国久为“杂木降”山场分片申领了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证上采伐面积共14.5公顷，采伐蓄积共1000立方米，其中杉木蓄积655立方米，其他硬阔叶木（杂木〉蓄积345立方米，采伐期限2016年11月15日至同年12月30日。吴囯久将采伐事宜承包给吴某。采伐前，吴国久上山向吴某指认采伐山场范围，该范围包括已设计的14.5公顷山场和未设计3.98公顷的山场。后吴某组织人员于2016年12月底前将指认范围内林木全部皆伐。采伐完毕后，吴国久雇请方新喜等人将杉木及大径杂木运至其经营的流口木材加工厂，小径或外材杂木由吴某出售给鹤城一带茶厂。 案发后，经休宁县流口森林派出所与鹤城乡林业站技术人员现场勘查，涉案山场总面积3.98公顷，除去水沟及岩石裸露处的面积1.38公顷，实际滥伐山场面积为2.6公顷；经样圆调查，该片山场林木每亩平均蓄积为2.174立方米；综合测算，滥伐林木立木蓄积为84.786立方米。被告人吴国久经休宁县森林公安局电话通知后到案，在公安侦查及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吴国久均供述上述事实，并主动退出涉案木材折价款17000元，现暂扣于休宁县森林公安局。 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吴国久供述称，2016年底其对2015年采伐迹地炼山时发生失火，涉案山场林木在伐前被烧毁。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休宁县森林公安局出具的人口信息、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到案情况，吴国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是主动到森林公安投案； 2．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明吴国久退赃情况。 3．营业执照、林权流转合同、林权证，证明被告人吴国久合法取得“杂木降”山场的林权；安徽省林业厅等省县相关部门文件，证明吴国久以“杂木降”山场建设香榧基地项目获得审批；2014-2016年“杂木降”山场采伐计划表、采伐小班示意图、2016年“杂木降”山场林木采伐申请表、作业设计表、采伐许可证，证明“杂木降”山场采伐计划发放情况，被告人吴国久2016年取得的采伐计划及范围，涉案山场未经采伐作业设计，未取得采伐许可。 4．鹤城乡林业站及技术人员出具的“杂木降”山场无证砍伐现场调查的情况说明及样圆内伐桩检尺表、说明，证明吴国久无证砍伐的涉案山场面积39亩，无证采伐蓄积84.786立方米。 5．休宁县司法局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书，证明吴国久不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6．休宁县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明2016年度未接到鹤城乡政府、林业站等相关单位及个人失火火警或火灾报告，吴国久也未到该部办理野外用火许可。 7．《林业工作站管理办法》第六条关于具体职责，第（六）项规定：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争议，查处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案件。证明林业站工作人员有职责参与处理林业案件。 二、证人证言 1．吴某证言，证实2016年向吴国久承包了“杂木降”山场内一块山场的砍伐，砍伐前吴国久带其到山场指认了具体四至，让其将该山场杉木、杂木全砍掉，其就带人在12月底前将杉木全部伐倒，2017年春节过后运杉树下山时，又将杂木全部伐倒，一起吊运下山。吴某还陈述涉案山场那片杂木林，在伐前没有发生失火情况，证明吴某按照吴国久指认的范围将山场杉木、杂木皆伐，涉案那片杂木林山场没有发生失火的事实。 2．胡某证言，证实吴国久雇请吴某在“杂木降”山场伐树，砍下的杂木、松木十公分以下由吴某处理，十公分以上的及杉木属于吴国久，吴国久负责山场上的事情，办理采伐许可证，指认砍伐四至。证明吴国久雇请吴某砍伐山场林木的事实。 3．李志成、洪志飞证言，证实参与2018年9月12日森林公安和林业技术人员到山场的勘查，该片山场采伐前主要是杂木，还有零星一些杉木，吴国久一起承包给吴某砍伐的。不清楚是否有采伐计划，按照农村习惯，这类杂木不申请计划。洪志飞还陈述，2016年吴国久在杂木降山场有炼山失火情况发生，火势不大，得到及时控制，不清楚是否是涉案山场。证明吴国久雇请吴某砍伐山场林木的事实，其不确定涉案山场是否发生失火。 4．吴建彭、洪国朋、吴文毕证言，证实参与2016年“杂木降”山场伐前设计，吴国久和李志成、洪志飞一同参与，吴国久要求先设计杉木多的山场，因计划有限，后来杂木多的那块山场没有设计，设计过的山场四至当时就告诉吴国久的，不清楚具体采伐情况。吴建彭、洪国朋、吴文毕还陈述，听吴国久说过杂木降山场炼山时有失火情况，但具体失火位置、过火面积、林木损失情况均未到场查验，应吴国久请求在证明上签字。证明涉案山场没有设计，吴国久是知道的事实。吴国久及其辩护人出具的证明不具有真实性。 三、被告人吴国久的供述与辩解 休宁林杉木业法人代表是其妻胡某，其负责企业外部事务。2014年流转“杂木降”山场，用于建设香榧基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负责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领、采伐、拔山整地、香榧种植。2014年申领采伐许可证4张，材积1400立方米，2015年申领9张，材积2350立方米，2016年申领3张，材积645立方米（蓄积1000立方米）。2016年其申请计划1500立方米，政府批准1000立方米，在伐前设计时就先设计杉木多的，杂木多的没有设计。采伐证领到后承包给吴某砍伐，伐前其将没有设计的山场一并指认让吴某砍伐。砍伐的杂木十公分以上归其所有，十公分以下的由吴某当柴火卖。证明“杂木降”山场林权取得情况，吴国久明知涉案山场没有取得砍伐许可证仍指示承包人砍伐的事实。 四、休宁县森林公安局制作的两次现场勘查笔录、涉案山场示意图、现场照片，证实涉案山场及林木被砍伐的情况。 对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证据，结合案件事实、争议焦点，原审法院综合评判如下： 1.涉案山场林木是否失火烧毁 经查，2016年度县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并未收到鹤城乡范围内山场失火的报警，也未收到吴国久野外用火的申请。经公诉机关核查，鹤城乡林业站没有工作人员到被告人吴国久所称失火山场查验失火面积及林木烧毁情况，辩护方提交的证明虽加盖有鹤城乡林业站印章并有工作人员签名，但证明内容该站工作人员没有核实，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法庭在第一次庭审后会同控辩双方及森林公安到现场查看，涉案山场已完成造林，山场确实有火烧痕迹，是伐前失火造成的还是造林前炼山所致，已无法区分。在森林公安2018年9月12日、10月11日二次组织林业技术人员及被告人吴国久等人到现场实地勘查时，吴国久及在场的洪志飞、李志成均未提及涉案山场存在失火情况。承包砍伐的吴某证言也未提及其砍伐的山场存在失火。经公诉机关向砍伐工吴某补充调查取证，吴某确认涉案那片杂木林山场伐前并未发生失火。即便应吴国久雇请在山场管理的洪志飞，虽提及炼山时存在失火情况，也不能证实是涉案山场失火，且该失火很快得到控制。故被告人吴国久称涉案山场林木伐前失火被烧毁的法庭供述，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原审法院采信被告人吴国久在公安侦查及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 2.休宁县鹤城乡林业站及技术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被告人滥伐林木蓄积的依据 经查，全程参与休宁县森林公安局办案民警组织的涉案山场的现场勘查工作的鹤城乡林业站的两名工作人员，具有相应的林业技术职称，是专业技术人员。基于该山场已完成皆伐，采取样圆调查的方式测算每亩山场林木蓄积量，被告人吴国久全程参与并签字认可样圆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技术人员据此按照相关规定计算出滥伐林木的蓄积量，数据真实，程序合法，该说明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辩护人关于滥伐林木蓄积量的计算必须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鉴定的观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3.杂木砍伐是否需要申请采伐许可 根据《森林法》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零星林木除外。流口当地政府多年来下达的商品材采伐计划只有杉木不代表采伐硬阔叶木（杂木）就不需要申请许可证，对连片山场上杂木的砍伐与当地村民砍杂木作为柴火也不是同一概念。且吴国久在2015年、2016年申请取得审批的采伐计划就包含硬阔叶木（杂木），证明其对砍伐杂木需要申请取得审批是明知的。故辩护人关于杂木砍伐不需要许可的观点不予采信。 4.砍伐工吴某应否承担滥伐林木的责任 吴某作为砍伐工，按照雇主吴国久的指示作业，其主观上没有滥伐林木的故意，且现并没有证据证明吴某有超出吴国久指示，私自扩大范围砍伐的行为。对该涉案山场，现无证据证明吴某应承担滥伐林木的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国久违反国家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任意采伐本人所有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认为吴国久还有采伐计划可以申请，有期待可能性，不能排除其明知涉案山场未取得许可仍指示砍伐工砍伐的事实。故辩护人关于吴国久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辩护观点，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吴国久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不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辩护人请求免于刑事处罚的辩护观点，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吴国久虽属主动到案，但在法庭上未作如实供述，原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自首。被告人吴国久积极退赃，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吴国久为尽快完成省农发项目的实施滥伐林木，该项目的实施为当地发展，贫困户增收确实带来一定的效益，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原审法院在量刑时综合予以考虑。综上，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情况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吴国久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退赃款一万七千元，依法追缴，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吴国久以原判认定其系本案滥伐林木罪的主体证据不足，原判认定的其滥伐林木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主观上不具备滥伐林木罪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滥伐林木罪，或即使构成也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为由，提出上诉。 其辩护人除提出与吴国久的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涉案“杂木降”山场的实际砍伐人系吴某而非上诉人，指示吴某砍伐范围的也不是吴国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吴国久构成滥伐林木罪与情与理不合，建议二审法院开庭审理以待上诉人可能有新的证据须提交的辩护意见。二审阶段辩护人提交了与一审阶段提交的有关滥伐林木相关案例相同的判决文书等书证。 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国久于2016年11月至12月期间将其流转并由其实际经营的休宁县鹤城乡梅溪林场土名“杂木降”的山场分片申领了三张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将采伐事宜承包给吴某及采伐前向吴某指认了已设计和未设计的须砍伐山场，致吴某超范围采伐山场面积2.6公顷，滥伐林木（含杉木及杂木）立木蓄积达84.786立方米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采信的证据有已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并在原审判决书中列出，本院经审理予以确定。上诉人吴国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吴国久非滥伐林木罪的适格主体等上诉理由，因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均已作出符合事实及法律和情理的评判，本院在此不再赘述，故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及辩护人提出的需要开庭审理的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国久违反国家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任意采伐本人所有的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显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应依法予以惩处。上诉人吴国久虽属主动投案，但在法庭上未作如实供述，其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吴国久能积极退赃，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吴国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可以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秀萍 审判员  严 明 审判员  宣庆龄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祝清运 书记员王淑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