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07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现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女，汉族，甘肃省民乐县人，退休教师，现住甘州。系上诉人王某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男，汉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人，农民，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辛某，女，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系被上诉人韩某之妻。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甘肃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甘州区工业园区下安村四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MA71PTFB1P。 法定代表人：杨某，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汪某、韩某、赵某、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耘富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4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经阅看卷宗及询问双方当事人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某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判令由被上诉人耘富公司承担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依法撤销或变更上诉人与赵某等人签名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耘富公司之间不构成民事合伙关系、及商事合伙关系，从承担民事责任主体大小来看，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耘富公司之间，一个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另一个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主体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对等的。二、一审对部分事实没有审理，不清楚。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种植了十亩地的种子？上诉人在《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推广合同》签署王某的名字时，汪某并没有在该合同乙方处签过字，其不是正当合同主体。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认知来讲是不公平的。三、一审对上诉人与赵某等人签名的《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推广合同》由重大误解，上诉人与耘富公司没有关系，只是与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有关系。《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推广合同》的订立，在客观事实上造成了当事人之间极大的不平衡、不对等、不公平。 被上诉人汪某、韩某、赵某辩称：上诉人王某与耘富公司合伙与农户签订合同，在履行合同时王某全程参与。王某在种植生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王某是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且王某说种植该品种是一个扶贫项目，2018年3月双方签订了《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推广合同》，合同的签字及捺印都是我们本人，无虚假。《非转基因大豆种植推广合同》的内容是我们和王某、杨某共同协商的，种子也是王某和杨某共同提供的，收获后的豆子交付给了王某和杨某，整个收购过程他们都在参与。 被上诉人耘富公司经本院依法通知无故未到庭参加询问，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汪某、韩某、赵某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汪某种植款23725元，违约金3000元，合计26725元；2.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韩某种植款265750元，违约金32000元，合计297750元；3.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赵某种植款524000元，违约金65000元，合计589000元；以上合计913475元。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1日，第一被告与其合作人即第二被告王某就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收购的相关事宜与原告签订了《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合同约定被告以亩包产值1700元/亩向原告支付种植款，秸秆的收购机械人工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经原、被告确定：原告汪某的种植面积为24.3亩、原告韩某的种植面积为209亩、原告赵某的种植面积为448亩。若双方迟延交货或迟延交付收购款则每日按迟延部分价款的千分之二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并于秋收后依约履行了种子的验收及交付义务，但被告却迟迟不完全履行种植款的支付义务，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1日，原告汪某、韩某、赵某作为种植方（乙方），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作为收购方（甲方），双方签订《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基本情况”约定，甲方推广种植收购的非转基因大豆专利产品为利胜豆王一号良种（铁豆78），甲方负责提供非转基因大豆豆种利胜豆王一号良种，价格为每斤400元，每亩用种量0.5斤，折合价格为每亩200元。甲方垫支每亩100元，秋后收购大豆时，从种植户豆款中扣回甲方垫支的良种款。乙方种植630亩，合计12.6万元。第二条“收购要求”约定，甲方收购乙方种植户种植的甲方品种大豆，每亩按1700元的价格收购，包括大豆秸秆。种植户必须按甲方指定的地方将收获的大豆籽粒送到指定收购点，特别秸秆收购机械人工费均由甲方承担。无偿将大豆和秸秆送到收购点。第三条约定，甲方保证在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要求的前提下，要求种植土地在二类以上（包括二类），搞好肥水管理，提供用肥配方。第四条约定，甲方负责无偿提供非转基因大豆技术指导和培训，乙方应按照甲方提出的要求和指导方法进行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并确保大豆发芽率、亩产率均在95%以上。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一方迟延交货或迟延支付收购款的，应当每日按照迟延部分价款千分之二的标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第十二条“其他约定”为甲方以亩保产值1700元/亩付乙方种植款，面积为甲乙双方确定面积为实，乙方种植大豆面积必须经甲方认可种植的面积，甲方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付清全部大豆货款，如若付不清，承担所有法律责任。该合同“种植方”落款处有原告赵某、韩某、汪某的签名捺印，并在原告赵某签名旁书写有“430亩”及其住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的信息，在原告韩某签名旁书写有“200亩”及其住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的信息，在原告汪某签名旁书写有“30亩”及其住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的信息，收购方落款处加盖有被告耘富农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告王某在“合作人”处签名及捺印。庭审中，被告王某提交《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一份，该合同除没有原告汪某的签字及相关信息外，其他内容均与上述合同内容相一致。 合同签订后，原告汪某分别于2018年4月15日、5月19日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领取了价值为8800元的种子进行了种植，并由原告向被告出具欠条两张。原告韩某领取了价值为4万元的种子并进行了种植。原告赵某领取了价值为120520元的种子并进行了种植。三原告种植的大豆成熟后，被告对品种进行了收购，双方对实际种植大豆的面积及收购的大豆斤数进行了结算。2018年12月15日，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及被告王某向原告汪某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汪某与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公司协商一八年种植大豆24.3亩，亩保产值1700元/亩（壹仟柒佰元/亩），现在实交毛重大豆肆仟捌百壹拾公斤，待公司大豆精选之后发售后按实际斤数摊价，下余部分待算账后出具欠条”。2018年12月23日，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及被告王某向原告韩某出具证明一张，内容为“韩某与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公司协商确定二〇一八年种植大豆贰佰零玖亩（209亩），亩保产值1700元/亩（壹仟柒百元/亩），现在实交毛重大豆31575公斤，待公司大豆精选之后发售后按实际斤数摊价，下余部分待算账后出具欠条”。同日，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及被告王某向原告赵某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赵某与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公司协商确定二〇一八年种植大豆448亩（肆佰肆拾捌亩），亩保产值1700元/亩（壹仟柒百元/亩），现在实交毛重大豆约58吨，待公司大豆精选之后发售后按实际斤数摊价，下余部分待算账后出具欠条”。后二被告向原告汪某支付大豆收购款1万元，向原告韩某支付6万元，向原告赵某支付138200元。 另查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将收购的大豆一部分出售给了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一部分出售给了他人。2019年1月24日,案外人王某2秀以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王某账户转入19万元。2019年1月31日、2月3日，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以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被告王某账户转入11万元、10万元。2019年2月28日，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公司购进张掖市耘富农业有限公司黄豆款肆拾万元整（400000）已于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3日分三次打入王某工商银行张掖县府街支行，帐号：×××”。2019年4月5日，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以网上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王某账户转入68000元，并由被告王某向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出具收条一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焦点是：1、关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与被告王某系何种关系？被告王某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2、关于原告汪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3、关于三原告主张的种植款及违约金具体金额确定的问题。 （一）关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与被告王某系何种关系？被告王某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庭审中，被告王某辩称其从未参与过种植事宜，其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系合作关系，并非合伙关系。本院认为，合伙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营利性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被告王某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之间虽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被告耘富农业公司认可其与被告王某之间系合伙关系，被告王某亦认可其向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投有资金，并在原、被告签订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收购方下方的合作人处进行签字捺印。同时，种植大豆期间，被告王某给原告赵某支付了部分种子款，将大豆出售给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后，被告王某亦认可将案外人金昌白玉豆制品有限公司打入其账户的款项已经支付给种植户，因此，被告王某具备合伙的条件，故对被告王某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被告王某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因此，作为合伙人的被告王某应当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告要求被告王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原告汪某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二被告辩称原告汪某并未与其签订种植合同，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相对方，其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被告在履行双方签订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过程中，被告耘富农业公司的义务是向原告提供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大豆种子，原告的义务是种植大豆并向被告交付种子款，大豆成熟后，被告系收购方，原告系种植方。庭审中，三原告及被告王某各自提交一份《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虽然三原告提交合同中有原告汪某的签名捺印，被告王某所提交的另一份合同中没有原告汪某的签名捺印，但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汪某确实实际履行了《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约定的义务，领取了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提供的大豆种子进行种植并交付了大豆，种植完成后，二被告亦与原告汪某进行了结算，并向原告汪某出具证明一份，且支付大豆款1万元，故原告汪某与被告之间系种植收购合同关系，本院对二被告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原告汪某系种植方，其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主体适格。 （三）关于三原告主张的种植款及违约金具体金额确定的问题。三原告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之间形成的种植收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现作为种植方的三原告，大豆收获后已向被告交售了种植的大豆，而作为收购方的被告在收购大豆后并未按时足额兑付收购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违背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庭审中，二被告辩称三原告未按照要求和指导方法种植，事后进行了补种，给被告造成损失，且种植的大豆亩产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95%以上，亦未达到宣传的亩产800斤以上，原告的上述行为构成违约。为此，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提交案外人磴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签订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种子样品检验报告、原告汪某出具的欠条、宣传彩页、照片拟证明上述抗辩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种植大豆技术要求严格，程序繁杂，种子的发芽率低、进行补种会因气候是否适宜、农户能否按照技术规程操作、投入人力物力是否足够、种植机械设备是否正常运转等原因导致，并不能当然推定为是三原告过错所致，此结论不具有唯一性，且二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种植户即三原告未按照要求和指导方法种植，故二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提交的照片未载明种植大豆的具体位置，三原告亦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照片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该照片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定。最后，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提交的宣传彩页具有较强单方主观性，该宣传的内容真实性无法明确，并不能直接证实本案种植的大豆亩产一定达到亩产800斤。故对二被告的上述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下欠种植款的具体数额。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提交的收购清单仅是其单方出具，并没有双方签字确认，该收购清单载明的结算方式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不一致，原告亦不认可该收购清单的结算方式，本院对该收购清单不予认定，故种植款应以合同约定的方式予以计算。原、被告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以亩保产值1700元/亩付乙方种植款，面积为甲乙双方确定面积为实，乙方种植大豆面积必须经甲方认可种植的面积，甲方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付清全部大豆货款……”，庭审中，原、被告均一致认可原告汪某实际种植面积为24.3亩，应扣除种子款为8800元，二被告已向其支付种植款1万元，原告韩某实际种植面积为209亩，应扣除种子款4万元，二被告向其支付种植款6万元，原告赵某实际种植面积为448亩，应扣除种子款120520元，二被告向其支付种植款138200元。综上，原告汪某种植款应为41310元（24.3亩×1700元），扣除种子款及已付种植款，被告耘富农业公司还应向原告汪某支付的种植款22510元（41310元-8800元-10000元）。原告韩某种植款应为355300元（209亩×1700元），扣除种子款及已付种植款，被告耘富农业公司还应向原告韩某支付的种植款为255300元（355300元-40000元-60000元）。原告赵某种植款应为761600元（448亩×1700元），扣除种子款及已付种植款，被告耘富农业公司还应向原告赵某支付的种植款为502880元（761600元-120520元-138200元），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的具体数额。庭审中，二被告还辩称其已经全部向三原告兑付了全部收购款，二被告并未违约。对此本院认为，二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耘富农业公司未按约定足额向三原告支付全部制种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三原告主张被告耘富农业公司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原、被告在签订的合同中仅约定了付款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并未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或数额进行约定，庭审中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因被告未按时支付种子款所承受的损失，故原告的损失实际为利息损失，被告应自约定的付款之日的次日（即2019年1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违约金，故原告汪某违约金数额确定为410元(22510元×4.35%÷365天×153天),原告韩某违约金数额确定为4655元(255300元×4.35%÷365天×153天)，原告赵某违约金数额确定为9170元(502880元×4.35%÷365天×153天)，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汪某种植款22510元，并承担违约金410元，合计22920元；二、被告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韩某种植款255300元，并承担违约金4655元，合计259955元；三、被告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赵某种植款502880元，并承担违约金9170元，合计512050元；四、被告王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汪某、韩某、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项，合计7949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内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5元，减半收取6467.5元，由原告汪某、韩某、赵某共同负担839.5元，由被告张掖市耘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628元，被告王某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某提交证据：1、提交耘富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企业基本信息1份；2、提交照片打印件3张、汇款凭证复印件1张、微信转账截图复印件2张；3、提交王某与内蒙古公司的杨占清的聊天记录2份。以上证据欲证明上诉人王某不是耘富公司的股东及合伙人，当时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给上诉人讲他自己有十亩耕地，已同内蒙古磴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杨占清商定，给杨占清进行制种，制种利润很大，但他自己没有钱，让王某投钱，共同制种，按照杨某的要求，王某给内蒙古公司的杨占清打了几笔钱，其中2018年2月13日打了7.5万元，2018年3月13日打了7.5万元，2018年9月27日分两次微信转账各1万元共计2万元，2018年5月31日分两次微信转账各420元、5680元共计6100元，证明资金的去向是转入了杨占清的账户，不是杨某及耘富公司的账户，与本案原告的种植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汪某、韩某、赵某质证后，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以上证据均证明上诉人王某与被上诉人耘富公司是合伙人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张普调取证据通话录音1份，上诉人质证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案外人张普是耘富公司的监事，又是耘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的司机，多年来一直和杨某一起做事，一切事情都有杨某主导。再次，张普的电话号码是赵某有意提供的，赵某和张普都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双方恶意串通作证，是虚假证言，对上诉人王某有极大的侮辱诽谤。被上诉人汪某、韩某、赵某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上诉人王某与耘富公司是合伙关系，一审判决由王某与耘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是正确的，请求二审依法维持。 对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结合一审中的相关证据，于后进行综合分析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据案件一、二审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耘富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同内蒙噔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了《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约定由耘富公司为种植方，种子由甲方内蒙噔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种植品种为非转基因大豆专利产品“利胜豆王1号”，种植数量2000亩，种植收购方为内蒙噔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此份合同后，耘富公司、王某以合作人的身份，同本案被上诉人赵某、汪某、韩某于2018年3月11日签订了同上述《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格式、内容大体相同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该合同甲方即收购方为耘富公司，乙方即种植方为赵某、汪某、韩某。合同约定种植品种为“利胜豆王1号”，种子由甲方提供，种植面积630亩，甲方以每亩1700元的价格收购乙方种植的大豆，同时还约定甲方最迟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种植价款。该份合同的落款处收购方（甲方）由耘富公司加盖印章，法定代表人处由杨某加盖其印章，委托代理人处改写为合作人，由王某签名。在两份合同签订后，王某先后给付内蒙噔口县占清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占清20万元，还给付了耘富公司杨某部分资金。一审原告将耘富公司提供的种子所种植的品种大豆收获后，交付给了耘富公司和王某，由耘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及上诉人王某于2018年12月15日、2018年12月23日分别给汪某、赵某、韩某出具了证明，证明收到汪某24.3亩的品种大豆4810公斤，收到韩某209亩的品种大豆31575公斤，收到赵某448亩的品种大豆约58吨。被上诉人赵某、汪某、韩某交付所收获的品种大豆后，由王某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向赵某、汪某、韩某给付了部分大豆价款。下余价款未予给付，赵某、汪某、韩某提起诉讼要求王某与耘富公司共同给付。上述客观事实足以说明王某和耘富公司共同与一审原告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并共同实际履行了合同，该合同的收购方应为一审二被告耘富公司及王某，耘富公司、王某应共同给付尚欠赵某、汪某、韩某的大豆种植款。王某以涉案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与其无关，本人不应承担给付被上诉人赵某、汪某、韩某大豆款的上诉请求，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但一审判决认定王某同耘富公司为涉案种植回收合同收购方的合伙人，以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定性并适用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确定责任不当，应予纠正。对涉案的种植品种大豆价款的价格结算问题，因双方自愿签订的《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中明确约定，按亩保产值每亩1700元计算给付种植款，同时，王某同杨某给汪某、赵某、韩某出具的证明中也明确标注亩保产值为1700元/亩。汪某等人所交付的种植品种由一审被告联系出售，售后也未同汪某等人以所售价款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据，一审以合同约定亩保值价进行计算判决后，收购方耘富公司也未提起诉讼，故一审以合同约定的亩保值价作出的判决，既符合双方的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现王某以一审判决依《非转基因大豆推广种植合同》约定的亩保值价每亩1700元计算原告种植的大豆价款有失公平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对上诉人王某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35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力珍 审 判 员 安凤梅 审 判 员 尹建兵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焦 飞 书 记 员 齐志婧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合同的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