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4民终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王琳琳，女，1986年2月9日出生，住所吉林省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野，吉林恒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杨洪伟，男，1975年5月12日出生，住所吉林省东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利，吉林望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辽源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财富北路。法定代表人：姜世元，总经理。上诉人王琳琳因与被上诉人杨洪伟、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2民初1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琳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东辽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2民初1689号民事判决。2、请求判决继续执行原审(2019）吉0422民初1083号之一民事裁定。3、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被上诉人吉林省辽电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电纸业）与被上诉人杨洪伟倒签以物抵债时间、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虚假诉讼。杨洪伟依据以物抵债协议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对此，原审对杨是否享有产生以物抵债的基础旧债债权,旧债事实是否客观存在，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是否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未有进行审理和认定;对杨提供的抵债协议、交接单等证据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具有合同无效及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审没有按照我国《合同法》、《物权法》等实体法律规定,进行准确的甄别和判断。因此，原审在杨未能完成上述举证证明责任和法定证明标准，未对基础旧债关系及抵债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审理的情况下，草率裁判,必将导致错案发生。其事实和理由为:一、被上诉人杨洪伟对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不能举证证明对以物抵债的基础旧债享有权利;不能举证证明其为57张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载明废纸壳的权利主体;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废纸壳货源地出卖方之间、其与辽电纸业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购销废纸合同关系，以及其购销废纸合同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以物抵债协议为诺成合同,是债务人因清偿旧债务而与债权人成立负担新债务的合同。原债权非因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而消灭,旧债在消灭之前，与新债并存。债务人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债权人既可以请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也可以请求恢复履行旧债。就是说，以物抵债协议成立的基础是来源于合法旧债的产生。原审对杨提供的抵债协议等证据仅限于表面的权利判断,对抵债协议所基于的基础原因事实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涉及登记、借名、挂靠等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之情形，均未有进行审理和认定。一是被上诉人辽电纸业出具的57张废纸收购入库验收结算单及明细汇总表，并非废纸购销合同，是其单方制作的，根据其主观需要仍可制作多张多份相同的和不同的结算单。故,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又鉴于辽电纸业与杨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由于杨不能提供其与辽电纸业之间的原始购销废纸合同,仅凭单方制作的57张结算单,不能证明抵债协议所依据的旧债基础事实客观存在。二是被上诉人杨洪伟不能举证证明辽电纸业出具的57张结算单载明1719.6177吨废纸壳的合法来源,以及其与结算单载明的货源地销售者之间存在购销合同关系。杨是邮政储蓄所主任，本人及家庭均未经营废纸回收和销售业务，杨亦不能举证证明57张结算单载明的3181877.91元货款的合法来源。所以，辽电纸业为杨出具的57张废纸结算单及明细汇总表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以物抵债的基础旧债关系。三是曾宪贺诉杨洪伟买卖合同一案,在二审沈阳市中级法院审理期间，辽电纸业出具“情况说明”中称:“杨洪伟系我单位临时工，杨洪伟负责的其中一项工作职责是按照我单位指示对外付款......杨洪伟在2018年1月12日给曾宪贺出具的欠条,是受我单位的指示而出具。”杨在一审沈阳市大东区法院（2018）辽0104民初5872号民事判决、二审沈阳市中级法院(2019)辽01民终4749号民事判决的庭审中均自认:本人是辽电纸业的临时工,本人从未与曾宪贺进行过废纸壳买卖，本人不认识曾，也从未与曾签订过任何合同，曾从未给本人送过货物，曾的废纸壳是送给辽电纸业的，所有的业务都是曾与辽电纸业的工作人员交接的，本人并不知情。辽电纸业出具的该证据和杨的自认，相互印证了本案二被上诉人之间无购销废纸合同关系。可见，其双方的以物抵债并无旧债基础事实，实属伪造。二、被上诉人杨洪伟未能举证证明抵债协议的基础旧债事实，其根本原因是辽电纸业借用杨洪伟之名与他人进行购销废纸交易。如此商业“套路”，意在单位逃税，规避债务。1、辽电纸业为曾宪贺诉杨洪伟买卖合同一案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杨在一审沈阳市大东区法院、二审沈阳市中级法院庭审中的自认,相互印证了辽电纸业借用杨的名义对外购销废纸业务。2、上诉人向原审提供的高伟峰与谭洪飞之间的微信截图，证明辽电纸业借用杨名下的手机号及银行卡号对外开展购销废纸业务。杨洪伟是辽源经济开发区友谊热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包国秋之妻的亲属。原审对上述辽电纸业出具的“情况说明”、杨的自认，以及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高伟峰与谭洪飞的微信截图等,相互印证的事实不予认定，对如此惯用的商业“套路”视而不见，令人深思。三、被上诉人杨洪伟、辽电纸业向原审提供的抵债协议、明细汇总表、交接单及情况说明，就其载明的内容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存在合同无效及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原审对如此违法无效及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抵债协议,作为认定杨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事实依据，严重违法。杨提供的由辽电纸业单方制作的57张废纸结算单、明细汇总表，以及杨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交接单,体现辽电纸业收购的废纸壳平均每吨为1850元，并对成品箱板纸、高强瓦纸、普通瓦楞纸以每吨1900元，牛卡成品纸以每吨2100元的价格抵债给杨，明显低于每吨成品纸3000元（1.2吨废纸壳2200元+人工、水电、材料费800元）的成本价格。上诉人向原审提供的兴东纸业牛卡纸每吨出厂价为4460元，再生纸每吨出厂价为3760元。辽电纸业在将上述成品纸以每吨与废纸壳相同的价格抵债给杨的同时，又放弃8.5万元的租金，其意在转移涉案财产，逃避法院执行，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52条、54条、74条及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1款的规定。由此可见,辽电纸业与杨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明细汇总表，已具备无效及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其上述证据不足以排除原审法院对涉案标的的强制执行。四、被上诉人杨洪伟对以物抵债协议中的标的物是否实际交付，未有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即: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标的物在原审查封之前杨已实际受领，并已具备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条件。我国《合同法》第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如不能以一定公开、透明的方式告知物权变动，不利于保护物权人的权利,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杨对涉案标的物，不能举证证明在原审查封之前已实际受领,并具有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效力。一是辽电纸业与出租方签订的“租赁库房合同”，证明涉案标的物在原审查封之前仍为辽电纸业所有,未有发生物权变动。2019年4月12日，辽电纸业委托职工王广勇在天津与库房出租人时启源签订的“库房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10月11日止，一次性付清半年租金12.5万元。禁止乙方将此房屋进行任何形式的转租转让......”2019年6月28日，朱金成与原审执行人员来到该库房现场查封涉案标的物时,该库房的租赁权仍为辽电纸业，上诉人向原审提供的光盘及通话录音证据，均证明现场李伟、吴海明为辽电纸业员工，并负责看护库房及销售涉案标的物，在查封现场的李伟和吴海明未有向原审执行法官声明其受雇于杨看护查封物。在原审查封标的物至杨向原审提出执行异议期间的一个月内,杨从未向执行法院反映情况。查封现场的库房出租人郭加强也承认辽电纸业是该库房的承租人,是存放涉案成品纸的业主。上述证据证明在原审查封时,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存放标的物库房的承租人和使用人、看护和销售涉案标的物的员工均为辽电纸业。二是在原审查封后，辽电纸业与杨倒签时间的“交接单”，不能证明涉案标的物已实际交付的事实。该“交接单”中载明:“即日起将甲方（辽电纸业）所租赁的仓库交付给乙方（杨洪伟）使用。甲方承担租金,租赁期限为2019年10月11日止。”双方对该库房有关使用的约定,不能改变辽电纸业对该库房所享有的具有公示效力的承租权，存放在辽电纸业承租库房内涉案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仍为辽电纸业。因此，该“交接单”不能证明该动产标的物已具备法定变动的权利外观。三是2019年9月20日,杨与该库房出租人时启源、郭加强签订的该“库房租赁合同”及2019年9月5日李伟给杨出具的收到库房管理费的“收条”，是在原审查封之后形成的。该证据只能证明此前杨对该库房不享有承租权，其涉案标的物未有发生变动。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杨在原审未能完成以物抵债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定证明责任,不能举证证明以物抵债所依据的旧债基础事实客观存在，且无非法无效事由;不能举证证明涉案标的物在法院查封之前,辽电纸业已履行实际交付义务,杨已实际受领,并具有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效力。辽电纸业恶意压低成品纸价格抵债给杨，已损害债权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已具备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原审将其违法无效的抵债协议作为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排除干扰，公正执法。撤销原判,准许原审法院执行查封的标的，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琳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继续执行东辽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2民初108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本案诉讼费及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7日，东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422民初1083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辽电纸业存放在天津市武清区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仓库）成品纸(包括箱板纸、牛卡纸、高强瓦楞纸等)120吨。辽电纸业于2019年7月5日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吉0422民初108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辽电纸业的复议请求。案外人杨洪伟于2019年7月22日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吉0422执异22号执行裁定，裁定案外人杨洪伟的异议请求成立。原告(申请执行人)王琳琳不服,于2019年9月17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19年6月1日,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协议约定辽电纸业将天津库房内所有成品纸抵顶给杨洪伟，双方约定金额为312万元。2019年6月6日辽电纸业与杨洪伟进行交接,双方在交接单中约定:“自交接之日起辽电纸业将所租赁的仓库交付给杨洪伟使用。辽电纸业承担租金，租赁期限为2019年1月11日止。如超出该期限杨洪伟自行与原房主另行协商。杨洪伟收到货物后，财产所有权归杨洪伟，杨洪伟为财产所有权人。双方交接成品纸数量共计1588.035吨，金额为3079157.7元，其中箱板纸357.911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680030.9元;高强瓦纸173.188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329057.2元;牛卡309.546吨，单价2100元，单项总计650046.6元;普通瓦楞747.39吨，单价1900元，单项总计1420041元。杨洪伟自愿放弃40824.3元债权，同时辽电纸业也自愿放弃85000元，至此双方账目一次性结清，双方互不相欠。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为交接生效。”2019年9月20日，杨洪伟与案外人郭加强签订库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现就出租方位于天津武清小王村库房(天津恺地通现代物流有限公司院内）租赁与杨洪伟，租赁期限自2019年10月12日至2020年4月11日止。租金付款方式为半年付，库房年租金2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原告在另案诉讼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后，被告（另案的案外人）杨洪伟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在对异议审查后，裁定认为杨洪伟的异议成立，原告对该裁定不服而提起的异议之诉，故本案应是对被告杨洪伟的异议是否成立予以审查。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被告杨洪伟对涉案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异议人杨洪伟为证明案涉成品纸为其所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物抵债协议、交接单、库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及证人李伟出庭作证予以证明，涉案成品纸是杨洪伟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在辽电纸业处取得，杨洪伟与辽电纸业签订的交接单中明确约定存放在辽电纸业租赁库房中的成品纸自双方在交接单中签字后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故杨洪伟作为涉案成品纸的所有权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认为辽电纸业与杨洪伟之间系恶意串通，但未举证予以证明，对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王琳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50元，由原告王琳琳负担。本院审理查明，杨洪伟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后，东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0422执异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案外人（异议申请人）杨洪伟的异议请求成立”。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本案中，东辽县人民法院虽然认为杨洪伟的异议请求成立，但并没有裁定中止执行。因此，王琳琳还不具备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前提条件。东辽县人民法院应当对是否中止执行作出明确结论，之后，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再主张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2019）吉0422民初16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琳琳的起诉。一审缓交的案件受理费5,950.00元，不再收取；二审案件受理费5,950.00元，退还王琳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传冬审判员  李 爽审判员  温桂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