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0民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梅，女，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群，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主要负责人：胡剑，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希，该行员工。上诉人李冬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2019）皖100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冬梅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支持李冬梅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认为李冬梅9949账户转出的60万元和37万元系孙某按照汪东红的指示转入汪玲玲、詹丽萍账户，系认定事实错误。孙某从李冬梅名下9949账户转出60万元和37万元是为了在农行办理理财事务，其将60万元、37万元取至银行内“91”过渡账户后，并未进行其他操作，后续的转至汪玲玲账户及詹丽萍账户李冬梅不知情，且从汪东红交付给李冬梅（孙某）的取款凭条中也可以说明以上事实，既然李冬梅（孙某）对后续存款行为不知晓，也便不是按照汪东红的指示将资金存入汪玲玲、詹丽萍的账户内。（二）一审认定“孙某已将‘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并领取该账号内的剩余存款，该行为意味着农行昱城支行对‘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系认定错误。“李冬梅”9949账户虽然已经销户，但是并不意味着农行昱城支行与李冬梅之间60万和37万元的兑付存款义务履行完毕。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储户和银行之间的存储介质包括存折和存单，李冬梅手中的取款凭条实质是一张存单，证明李冬梅在农行昱城支行处办理了存款业务，李冬梅凭借“取款凭条”有理由要求农行昱城支行承担兑付义务，9949账户的销户不能免除农行昱城支行支付李冬梅“取款凭条”中存款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认为农行昱城支行在办理业务时不存在违规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汪东红在明知不得违规代客户办理业务的情况下依然私自为客户填写存款凭条；柜员在明知汪东红系代客户办理业务的情况下仍为其进行转出资金的业务操作，并且没有审核资金转出手续中客户签名的真伪。正是因为农行昱城支行工作人员的严重违规行为，最终导致李冬梅存款资金损失，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为农行昱城支行之间已经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因而驳回李冬梅的一审诉讼请求，但如上所述，李冬梅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的存款关系未履行完毕，农行昱城支行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二）结合最高院发布的商事审判指导案例1：“虽不构成表见代理，银行亦应承担过错赔偿”——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终字1889号民事判决），在本案中，虽然李冬梅在汪东红的欺骗下办理了相关业务致使自身资金丢失，但李冬梅涉案资金系银行理财产品的事实，以及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工作人员的事实，都与前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相同。即便一审判决认定的“孙某按照汪东红的指示汇入汪玲玲、詹丽萍账户”属实，农行昱城支行也应当对汪东红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农行昱城支行辩称，一、过渡账户是农行为了协调子系统业务平衡设立的虚拟账户，不能存放任何款项，案涉款项不是转入过渡账户而是完成一个转账。二、关于存款凭条，只是代表业务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凭证。三、关于违规代办业务，只有员工持有其他客户存折为他办理业务等才是违规代办客户业务。四、本案业务办理款项是实际控制人办理。李冬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农行昱城支行向李冬梅支付存款97万元，以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60万元从2012年6月29日起计算，37万元从2013年10月17日起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冬梅系孙某弟媳妇。2008年1月4日，孙某持李冬梅身份证向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申请开设个人结算账户，填写了个人结算账户申请，并在申请书的客户或代理人栏签署“李冬梅”。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对李冬梅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为李冬梅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开设尾号为9949的个人结算账户，并存入现金10元激活账号。申请书载明支取方式为凭密码。“李冬梅”9949账号的交易流水及凭证显示，孙某于2012年6月25日将李冬梅名下10万元到期存单中存款10万元存入9949账号；2012年6月28日，曹霞银行卡转入9949账号20万元；2012年6月28日，郝运银行卡转入9949账号30万元。2012年6月29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及身份证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60万元转账取款业务，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对李冬梅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联网核查凭证显示，客户姓名李冬梅，证件类型身份证，核查结果为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之后孙某在银行柜台输入支取密码，并在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取款凭条显示的交易码为1046（转账取款业务），序号为660K0025。同时，孙某将9949账号转出的60万元款项分别按汪东红指示转入汪玲玲账户30万元、詹丽萍账户30万元，汪玲玲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K0026、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詹丽萍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K0027、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2012年6月29日60万元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一直由孙某保管至今。汪东红在取款凭条上书写了“2013年10月8日取，续存半年；2014年4月8日取，2014年10月8日取，2015年4月8日”。2013年10月17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孙某在银行柜台输入支取密码，并在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取款凭条显示的交易码为1046（转账取款业务），序号为660n0020。同时，孙某将9949账号转出的37万元存款按汪东红指示转入詹丽萍账号，詹丽萍银行卡的存款凭条序号为660n0021、交易码为4210（转账存款业务）。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2013年10月17日37万元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一直由孙某保管至今。汪东红在取款凭条上书写了“2014年4月17日到期，2014年10月17日到期，2015年4月17日到期”。2014年1月20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了销户业务，并领取了账号内的剩余存款839.48元，取款凭条、存折、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上签名均是“李冬梅”。《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个人存款账户销户时须提供存款凭证，并按预留支控方式进行信息核验，定期储蓄存款提前支取并销户时，须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六条单笔金额人民币5万元以上现金取款业务或人民币50万元以上转账取款业务，要提供客户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由他人代理的，要提供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第二十七条凡支控方式中含凭证件支取的，须客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不得代理。第三十二条支控方式为“凭密码”或凭“密码-凭证”且通兑方式为“通存通兑”的，可通存通兑；……。李冬梅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确认“李冬梅”9949账号是孙某以其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的，也是由孙某保管使用该账号的存折，账号内的资金亦是孙某所有。另查明：李冬梅曾于2017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农行昱城支行向其兑付存款97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求【（2017）皖1002民初1733号案件】，并于2018年8月21日提出撤诉申请。李冬梅在（2017）皖1002民初1733号案件中称，其尾号9949的账号是委托孙某开户的，一直都是由孙某保管及使用。其与曹霞、郝运、汪玲玲、占英军、詹丽萍均不认识，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孙淑颖是其女儿。农行昱城支行的会计凭证中的“李冬梅”签名均不是其所签，“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都是委托孙某办理。汪东红案发后，孙某向银行主张“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存款，其本人没有向银行主张过。孙某在该案件中称，“李冬梅”9949账号是其于2008年1月4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开户的，密码也是其设置的；“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一直由其保管使用，未将“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交付给其他人，账户内的资金实际持有人也是其本人。汪东红和其说有理财产品，月息1分。2012年6月29日，孙某持有“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填写了取款凭条，并在柜台输入账号密码，60万元款项转入哪个账户是根据汪东红指示操作的，其只负责签名和输入密码。之后汪东红向其出具了盖具农行前园分理处业务办讫章的取款凭条复印件，并说这种理财产品没有正规的存款凭条，只有这种凭证，由其具体负责，其中取款凭条复印件中的手写部分是由汪东红书写的。2012年6月29日至2013年10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汇入“李冬梅”9949账号；2013年10月9日至2014年4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利息720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10月9日的利息就没有支付了。2013年9月27日的2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7.2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2万元、2013年10月11日的3万元、2013年10月12日的6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9.6万元存款凭条上签名均是其本人所签。2013年10月17日，孙某持有“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填写了取款凭条，并在柜台输入密码，37万元款项转入哪个账户是根据汪东红指示操作的，其只负责输入密码，取款凭条上“李冬梅”签名也是其所签。汪东红向其承诺该笔产品月息2分。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利息44400元汇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4月18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利息44400元转入孙某8941号账户。2014年10月18日的利息就没有支付了。2013年10月8日的7.2万元是60万元存款的利息，2013年10月17日的9.6万元是孙素颖80万元存款的利息。“李冬梅”9949账号的销户也是孙某去办理的。汪东红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包括孙某无折存款回单的16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的130万元、2014年5月26日取款凭条的60万元，李冬梅2012年6月29日的60万元、2013年10月17日的37万元，孙淑颖2013年4月15日的40万元、2014年4月17日的40万元。再查明：汪东红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2015年6月4日被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6月11日，汪东红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原大堂经理，任职期间为朋友孙某管理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在该行的对公账户。从2007年底开始，汪东红利用该对公账户累计资金的时间差，挪用该对公账户资金用于购买基金，导致亏损。为偿还挪用的资金，汪东红开始高息向他人借款。随着高息借款越来越多，资金漏洞越来越大，汪东红又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并以后面借款偿还前期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汪东红还私自使用部分借款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在银行私自开立活期账号，并私自设置密码，随后让借款人将钱款汇入此类账户，并将无折存款回单交给借款人，让借款人误以为将钱存入银行，骗取借款人信任。随后，汪东红将其掌控的私自开立的活期账号中的钱款转账或直接提现，用于归还他人的借款。至案发时，汪东红实际从30名被害人处集资诈骗1722.9774万元。其中从2012年6月开始，汪东红虚构月息1分至2分的个人理财业务，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除归还225.2407万元，其余301.7593万元被其非法据为己有。上述事实有书证、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汪东红供述与辩解予以证实。其中被害人孙某（顺达旅行社经营者）陈述,其和汪东红以前就认识，2001年其办了顺达旅行社，2003年左右其到农行前园分理处办理团款转账业务，把团款从旅行社账号转到其个人账号，汪东红主动帮其办理。几次业务之后直到现在，团款转账业务其都是交给汪东红办理，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2015年春节，汪东红让其将旅行社账号上的28.8175万元借给她，其同意了，汪东红就将这笔钱转出来，其中2015年5月29日汪东红最后还转了一笔5万元到汪玲玲的账号上。除了这个28万多元团款没有转给其，之前的团款汪东红都如数转给其了。2012年6月，汪东红跟其说农行现在有银行和个人的联合理财业务，从当月到2015年4月其陆续通过其本人及孙淑颖、李冬梅的账号存了527万元到汪东红指定的账号，月息1-2分，其总共拿了六七十万元利息，都是转账到其手里的几个账号上，从来没有现金支付。孙某是农行的账号，尾号是0517，孙淑颖的账号尾号是0555，李冬梅的账号记不清了。汪东红于2014年6月4日以其名义开了一个账号，尾号是5272，这个账号不在其手上，是方静去办的。汪东红供述，从2007年的时候，孙某经营的顺达旅行社在其上班的前园分理处开的对公账号，是其帮她管理的。其在孙某不知道的情况下拿这个账号里面的钱来购买银行基金，所买的基金是亏损的，为了弥补这个窟窿，其就在外面高息借款，当时是以做银行过桥业务这个理由向别人借的，月息6分。第一笔借来的钱就还给孙某了，之后其按照约定付利息，到期之后实在没有钱还了，就再次以做银行过桥业务这个理由向别人借钱，拿来还给之前所欠的利息和本金。从那时候开始其就不断地借钱还钱和付利息，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13年底。从2014年开始，借给其钱的人本金都没有拿走，其还想借钱也很难借到了，还有那些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仍然需要支付，于是其想到一个新的办法，其找到一些朋友告诉他们银行存款有任务，希望他们能帮忙把钱存到其上班的分理处来，等到他们同意将钱存进来的时候，其又对他们进行宣传，一种是钱存到银行里面可以帮他们做过桥转贷业务，另外一种是银行内部有相对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这两种宣传其当时都跟他们承诺月息1-2分不等。随着其能够及时兑现承诺，大家愿意把更多的钱拿来购买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又通过前面这些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把钱拿来做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再又把这些钱用来还别人的本金和利息。这些人借款给其都不是打入其自己的账号，因为其是银行职员，担心自己账号上资金流水过大，所以其用方静、曹霞、汪海峰、郝丽娟、吴光辉、郝运、郝龙驹等人的银行账号和他人之间进行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利息支付基本上是转账到对方名下的银行账号里面。在2013年下半年，其以银行有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银行内部有贷款过桥业务为由，利用银行有无折存款这种方式来操作。其让他们在柜台上办一张农行卡，再用其本人和他们的身份证在隔壁柜台上代办一张活期账号，并代为设定取款密码，接着其让他们把钱存到这张农行卡上，其回办公室帮他们填写了一张存款单，存款的账号是其代开的活期账号，然后其将存款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将农行卡上的存款转到活期账号上，柜员就会给他们一张无折存款回单，回单上写明了存款的时间、金额及账号信息，并盖了农行的业务章，当时他们本人不知道这个户头有一个活期账号，最后其再将无折存款账号上的钱转入其控制的账号上，用于支付之前借款本金和利息。2012年开始，其跟孙某说银行有个人联合理财业务，月息1分，孙某就开始往其处存钱，第一笔好像是40万元。月息1分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快就是按月息2分计算了。孙某都是通过李冬梅、孙淑颖和她自己的账号与其往来的，孙某给其的钱有借款也有无折存款回单，孙某的无折存款回单是100万元或者160万元，其记不清了。是年前为了让她放心过年给她办的无折存款回单，这存单上的钱是其通过自己控制的账号打到其替孙某办理的账号上，银行柜台再给无折存款回单的，其支付孙某的利息记不住了，孙某总的给其的钱也记不住了。安徽东方司法鉴定所皖东司鉴字[2015]第0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截至2015年6月4日，出资人为30人，关联人为20人；汪东红实际控制的51个账号。其中李冬梅为关联人，关联账号为12×××49。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汪东红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方法集资，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并造成巨额募集资金无法返还的严重后果，汪东红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查明：2015年6月9日，孙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称，大概是2012年6月份的时候，汪东红跟我说农行现在有银行和个人的“联合理财业务”，月息1分，无风险，于是我就从弟媳李冬梅在农行的账号里转账60万元到汪东红指定的账号，到2015年6月26日我去农行查询，才知道这笔钱是从李冬梅账号转到汪玲玲的账号里去了。孙某通过汪东红办理的理财业务总额有527万元，其中2012年6月29日从李冬梅账号转账60万元到汪东红指定汪玲玲账号，月息1分，半年一存；2013年10月17日从李冬梅账号转账37万元到汪东红指定詹丽萍账号。利息是半年存期满了后支付的，利息转账到我手里的几个账号上，有孙某、李冬梅、孙淑颖，李冬梅收利息的账号我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李冬梅”名下9949账号于2014年1月20日销户，相应的销户手续客户签名处均有签有“李冬梅”字样，李冬梅认可该账号的存折一直由孙某保管使用，孙某认可其本人办理了该账号的销户手续。从孙某和汪东红的陈述来看，该两笔款项的利息汪东红均支付至2014年10月，并且孙某已就该两笔款项在汪东红事发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刑事判决认定汪东红向孙某集资借款总计527万元，包括本案两笔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李冬梅”名下9949账号从2014年1月20日销户至孙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从孙某于2015年6月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起中断，且汪东红的刑事案件于2018年6月11日才审结，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应当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李冬梅、孙某与汪东红的陈述来看，自2007年5月29日以来汪东红为孙某管理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双方之间或控制账户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交易金额大。本案的两笔款项是孙某在汪东红编造虚假理财产品的情形下，将涉案款项从“李冬梅”9949账号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账户，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获取高额利息。李冬梅与孙某及汪东红共同确认“李冬梅”9949账号是孙某以“李冬梅”的身份信息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的，且李冬梅对该账号内的存款属于孙某所有，该账号的存折一直由孙某控制、使用的事实不持异议。孙某以“李冬梅”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开立账号后，双方之间建立活期储蓄存款存折为表现形式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农行昱城支行仅对“李冬梅”9949账号存款余额范围内提供金融服务。综上所述，孙某分别于2012年6月29日、2013年10月17日持“李冬梅”9949账号的存折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柜台办理了60万元、37万元的转账取款业务，由孙某本人输入支取密码，也是其本人在取款凭条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确认本次交易成功。虽然孙某是按汪东红指示将涉案款项转入第三人账户，但涉案的两笔转账取款业务流程均由孙某自行在银行柜面完成的，且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对于超过50万元转账取款业务进行了联网核查。从这两笔款项业务凭证记载的内容来看，60万元、37万元属于转账取款业务，由于“李冬梅”9949账号系活期储蓄存款存折业务与收款人的银行卡业务需要跨系统处理，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在办理60万元、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时虽同时形成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但是一笔业务，从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序号、交易码可以佐证该事实。转账取款交易完成后汪东红向孙某交付了60万元、37万元两张取款凭条的复印件，并一直保管该两张取款凭条复印件至今；孙某于2014年1月20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办理了“李冬梅”下9949账号的销户手续，期间孙某从汪东红控制的其他账户处收取长达两年多的高额利息，并且汪东红在所谓60万元、37万元存款到期时均在相应的取款凭条的复印件上书写下一期存款的到期时间。孙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一是，应当知道存款到期后应由银行在柜台出具新的存单等债权凭证，当汪东红个人在取款凭条上书写存期时，对汪东红的权限未经核实即轻信，显然其没有注意到取款凭条的不合常理之处。二是，孙某作为“李冬梅”9949账号的实际持有人，对60万元、37万元款项已从“李冬梅”9949账号转出，“李冬梅”9949账号内已无60万元、37万元存款，以及将“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存款转入汪玲玲及詹丽萍账号的事实是知晓的。三是，孙某持有的是取款凭条复印件，应当能够理解取款凭条用途，当“李冬梅”9949账号已无60万元、37万元的存款时，孙某仍继续收取汪东红所代表农行昱城支行支付利息，既未对支付利息时使用账户的身份未提出过质疑，也未对汪东红编造的谎言及不符合常规的做法提出过质疑，显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四是，孙某在享有长期高回报的存款时，无视银行网点公布相应产品的收益，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放松了其自身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并非善意。鉴于孙某上述的行为导致其存款后被汪东红占有的后果，应自行承担。农行昱城支行作为商业银行，责任是否免除应以其转账取款业务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为前提。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储蓄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代理人可以持被代理人的身份证、存折和密码进行转账和取款。本案中，李冬梅认可孙某是以“李冬梅”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办理了活期存折，并设立了“凭密码”的支取方式，存折和密码一直由孙某本人掌握，孙某认可其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办理“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60万元、37万元转账取款业务时是其本人凭存折和密码交易的，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也对超过50万元的60万元的转账取款业务进行了联网核查，同时形成了交易金额的取款凭条和存款凭条，孙某明确取款凭证处客户签名处“李冬梅”是其所签，故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在办理该两笔款项转账取款业务不存在违规的行为。李冬梅或孙某亦没有证据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在办理上述款项的转账取款业务中存在违反银行操作规程的行为，而且孙某已将“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并领取该账号内的剩余存款，该行为意味着农行昱城支行对“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李冬梅”9949账号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的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不再存在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孙某基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将存款转入按汪东红的指定的账户，但不足以认定农行昱城支行应对汪东红集资诈骗行为给孙某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孙某以“李冬梅”名义主张农行昱城支行兑付“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97万元存款本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孙某已就涉案款项报案，上述款项已作为汪东红集资诈骗犯罪数额，故孙某可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李冬梅负担。二审期间，李冬梅补充提交如下证据：中国农业银行黄山分行文件复印件共5份，证明农行昱城支行的管理人员和柜台经办人员存在诸多过错，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农行昱城支行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李冬梅提交的这几份处分决定，实质是农行内部对汪东红事件，通过内部管理方式对整个事件的认定，不对外发生效力，不足以作为法院认定的依据。本院认证意见：农行昱城支行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双方所举其他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同一审。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李冬梅系孙某弟媳，李冬梅认可本案诉及的“李冬梅”尾号为9949账号是由孙某以“李冬梅”的身份信息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该账号的存折和密码一直由孙某保管使用，账号内的资金亦是孙某所有。孙某以“李冬梅”的名义在农行昱城支行开立账号后，双方之间建立了以活期储蓄存款存折为表现形式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孙某分别于2012年6月29日、2013年10月17日持“李冬梅”9949账号存折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柜台办理了60万元、37万元的转账取款业务，业务办理是由孙某本人输入支取密码，并由其本人在取款凭条客户签名处签署“李冬梅”，97万元款项均转入了汪东红指定的账户。2014年1月20日，孙某持“李冬梅”9949账号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销户业务，并领取了账号内的剩余存款839.48元。由于孙某已将“李冬梅”9949账号销户，并领取了该账号内的剩余存款，农行昱城支行对“李冬梅”9949账号内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已经终止。虽然汪东红个人在97万元的取款凭条上书写了有关存期内容，但农行昱城支行对此不予认可，孙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存款到期后应由银行出具新的存单等债权凭证的常识，因此，仅凭汪东红个人在97万元的取款凭条上书写的内容，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另外，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在办理该两笔款项转账取款业务过程中不存在违规行为，农行昱城支行按约提供了相应的金融服务，李冬梅的主张不能成立。鉴于汪东红集资诈骗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孙某已就涉案款项报案，本案所涉款项已作为汪东红集资诈骗犯罪数额，孙某可依法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主张权利。李冬梅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李冬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李冬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征审判员 余淑媛审判员 刘 晨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武丽华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