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0119号原告：陈某1，女，1991年11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杨某，女，1970年3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维，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某2，男，1968年11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备华(系被告陈某2妻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健美，上海键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某1、杨某诉被告陈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备华、尹健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某1、杨某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祝东村华星229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原告陈某1所有。事实与理由：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原系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原告陈某1。1999年，原告杨某与被告陈忠离婚。2002年4月10日，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达成离婚后财产分割协议，确认将涉案房屋归原告陈某1所有，并在祝桥镇法律服务所代书见证下签约。协议达成后，双方按协议履行了约定事项，并由原告将涉案房屋交被告陈某2居住。因农村宅基地房屋无法通过办理过户手续明确权属，为明确原告自身权益，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析产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双方约定涉案房屋归原告陈某1一人所有，此协议是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离婚三年后签订的，双方离婚时对涉案房屋的处理是不明确的。2、宅基地使用权申报表、审查表、调查表各1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名下，房屋是两上两下的楼房，还有20平方米的副舍。3、浦东新区祝桥镇祝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涉案房屋未动迁、未翻建、未买卖、未拆除。4、涉案房屋照片1组，证明房屋现状为两上两下楼房及副舍。5、婚姻状况证明2份、审查处理结果1份、离婚登记申请书1份、离婚协议书1份、介绍信1份、出生医学证明1份，证明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1990年11月13日登记结婚，1999年9月23日登记离婚，原告陈某1是杨某与陈某2的婚生女儿，原告杨某离婚时，支付被告陈某23万元，作为涉案房屋归原告陈某1所有的对价，这笔钱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离婚时已经支付。被告陈某2辩称，涉案房屋在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离婚时已经处置，明确房屋归被告陈某2所有，与被告陈某2提交的协议书上写明的是一致的。原告杨某和被告陈某2签订的协议，实质是赠与协议，现被告陈某2要求撤回对原告陈某1的赠与。涉案房屋的共同部分只有35平方米，即使分家析产也只应处理共同的35平方米，其余部分是被告父母及被告陈某2的婚前财产，故要求撤销对原告陈某1的赠与，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某2提交如下证据：自愿离婚协议书1份，证明涉案房屋归被告1人所有，故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离婚后，涉案房屋是被告的个人财产。原告、被告就各自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发表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表示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虽然名为协议，实际是赠与，双方在离婚时对房屋作出过处置，现被告不同意赠与原告陈某1。对证据2，被告认可真实性与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从证据看，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婚后在1991年6月审批了35平方米，其余都是被告婚前批建，故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的共同房产只有35平方米。对证据3，认可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虽然该房屋未动迁、未翻建、未买卖、未拆除，但被告在2001年再婚后陆续翻修装饰，该房屋原来是平顶，2017年加了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对证据4，质证意见同证据3，对涉案房屋的现状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离婚协议中明确彩电、家具归原告杨某所有，空调等财产归被告所有，说明了涉案房屋归被告所有。原告称这3万元补偿是支付房屋的对价，被告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与从档案局调取的材料不一致，特别是财产分割的内容，档案局的材料上写明双方住房自行处置，证明双方就涉案房屋的处置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的证明目的没有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于1990年11月13日登记结婚，1991年11月3日生育原告陈某1，1999年11月8日，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协议离婚。自愿离婚协议书的“共同财产分割”部分载明：彩电、家具归女方所有，空调等财产归男方所有，各自生活用品各归己有。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建房。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载明，1989年有关部门批准建房40平方米，1991年6月批准建房35平方米，副舍20平方米，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在原来一间40平方的平房的旁边建造一间房屋并加层，涉案房屋形成两上两下楼房的现状。1991年12月审批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登记的家庭成员为陈某2、杨某、小囝。2002年4月10日，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在原南汇县祝桥镇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析产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上述当事人(即原告杨某、被告陈某2)于1999年11月8日协议离婚，当时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但为房产归属有争议，现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原有房屋二上二下(华星村陆组)产权归女儿陈某1所有，但由甲方可以长期居住。二、甲、乙双方离婚时，协议没写明，故乙方自己的衣服等由甲方出面放在一起。三、女儿陈某1现由乙方抚养，但上中学开始的学杂费由甲方承担，包括医学费也由甲方承担。四、甲、乙双方别无其他纠葛。2001年，被告陈某2再婚，再婚后，陆续对涉案房屋进行外墙、室内装修并加盖屋顶。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交的离婚登记申请书、出生医学证明、析产协议书、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原告、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认定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于2002年4月10日签订的析产协议书的性质与效力，以及被告可否撤销该协议。对此，本院作如下阐述。一、涉案房屋的权利人应是原告陈某1、杨某、被告陈某2。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一户村民只拥有一处宅基地，故申请宅基地，只能以户为单位。1991年12月，有关部门审批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载明，土地使用权人员为原告杨某、被告陈某2及小囝，因审批时原告陈某1已出生，而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只生育一个孩子即原告陈某1，故审批表上的小囝应指原告陈某1。本院认为，对农村宅基地房屋权利人的确定，如系争房屋经土改登记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未进行新建、翻建、改扩建的，以土改登记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核定人员为房屋的权利人。本案中，原告、被告均陈述建造完成后未进行翻建、扩建、改建，故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系本案的原告陈某1、杨某及被告陈某2。应当指出，有关部门审批建房占地面积及核定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时是以户为单位整体考虑的，本案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审查表就记载了陈某2、杨某、小囝一户总的房屋占地面积、宅基地核定面积，该审查表上记载的1989年批40平方米，1991年6月批35平方米，只是表明批准的时间与允许建房的面积，并不表明家庭成员个人的建房面积，故被告陈某2认为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婚后在涉案房屋中共同财产只有35平方米的房产，缺乏法律依据与政策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并未对涉案房屋作出过处理。在原告杨某持有并提交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只是对彩电、家具、空调等动产进行了分割，但没有对涉案房屋的归属作出明确处理的记载；在被告陈某2持有并提交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中，除了对上述动产进行分割外，还有对涉案房屋归属作出处理的记载，但两份自愿离婚协议书首页的字迹、书写工具均不同。原告杨某提交的从档案管理部门调取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对共同财产分割部分的内容与原告杨某持有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完全相同。为何原告杨某、被告陈某2各自持有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记载的对共同财产分割的内容不同，原告杨某陈述双方各自持有的一份当时是各自书写的，被告陈某2则陈述已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在原告杨某、被告陈某2持有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记载的对共同财产分割内容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民政部门归档保存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具有权威性，应以档案部门保存的材料为准。再则，2002年4月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签订的析产协议书，双方认为自愿离婚协议书对涉案房屋归属有争议，故双方再签订析产协议书对涉案房屋归属进行处理。如双方已经在离婚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处理，再在析产协议书中写对房产归属有争议，显然不符合逻辑规则与生活常理，故被告陈某2认为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在离婚时对涉案房屋已经作出了处理的意见，没有充分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签订的析产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析产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屋归属达成的处理意见，是双方表达的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财产均赠与原告陈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的性质属于赠与协议。四、作为赠与性质的析产协议，被告陈某2无权单方申请撤销，也无权撤销属于其房屋份额的赠与。被告陈某2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其可以撤销赠与。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了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在赠与合同中，受赠人是纯获利益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平衡，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其对之前作出的赠与决定予以反悔，该撤销权的存在是为了平衡双方利益关系。但本案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在签订析产协议时，双方曾经是夫妻，受赠人陈某1是双方共同的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双方签订了将房屋财产赠与子女的析产协议，身份关系蕴含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伦理等因素，如没有这种身份关系，双方共同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基于协议主体身份的特定性和对身份关系的依赖性，双方共同作出了将房屋赠与原告陈某1的意思表示。既然共同赠与是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共同的意思表示，则撤销赠与也需要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单方申请撤销赠与，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效力。另外，涉案房屋是原告杨某、原告陈某1、被告陈某2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的财产，被告陈某2提出的要求撤销属于其所有份额财产的赠与的意见，也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注意到，被告陈某2离婚后，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加盖屋顶，该房屋上装修与添附物并不属于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签订的析产协议的范围，即不属于赠与的内容，故对装修、添附部分的财产，原告、被告可通过正当途径凭据另行解决。综上，本院认为，虽然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物权发生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基于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共同赠与是双方共同处分的意思表示，且共同赠与人与受赠人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而非纯粹的财产关系，因此撤销这种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必需经过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后才能发生效力。根据原告杨某与被告陈某2签订的合法有效的析产协议，原告陈某1、杨某提出涉案房屋归原告陈某1所有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祝东村华星229号的房屋(不含1999年11月8日之后对该房屋装修、添附的财产)，归原告陈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3,368元，减半收取1,684元，由原告陈某1、杨某共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连宏元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季姗姗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