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04民初8735号原告：新疆维多利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定代表人：计家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玲丽，新疆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怀庆，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法定代表人：李汉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春，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淼佳，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新疆维多利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公司）与被告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地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维多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玲丽、王怀庆与被告康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淼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维多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康地公司赔偿原告维多利公司经济损失3961911.4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27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被告康地公司签订《委托制种合同》约定，康地公司委托维多利公司就代号KD001、KD002、KD004、KD005、KD007号杂交玉米(以下简称:涉案品种)进行制种生产，玉米亲本种子由康地公司提供。合同还对涉案品种的制种面积、种子产量、质量指标、单价、收购的总金额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KD001播种面积3400亩，产种数量可达1190吨、制种单价7.65元/公斤;KD002播种面积300亩，产种数量可达99吨、制种单价7元/公斤;KD004播种面积300亩，产种数量达99吨、制种单价7元/公斤;KD007播种面积1500亩，产种数量达390吨、制种单价9元/公斤;KD005播种面积1000亩，产种数量可达380吨、制种单价6元/公斤，以上合计种子预期收购金额16279500元，但实际制种面积为:7595.3亩，预期收购金额为:19321926.75元。合同还约定:亲本种子的用量、价格、回收、种子的生产质量和数量的控制等，并在合同的第二条第5项约定“种子的生产许可证及检疫证由甲方(即康地公司)办理(乙方配合)…”。在签订及履行《委托制种合同》过程中，康地公司一直以涉及商业秘密等理由拒绝告知原告维多利公司品种的真实名称，原告维多利公司至今也无法知晓所制种子的真实品种名称。制种过程中，原告维多利公司及制种基地农户均按照合同约定及被告康地公司的操作规程要求，并在被告康地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监督下进行制种生产，但由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晚到及提供的亲本种子不明，农业风险无法预测等原因，导致KD001、KD002、KD005、KD007号杂交玉米种实际每亩产种数量均没有达到合同约定预期的亩产数量，给制种带来重大损失。与原告维多利公司合作的种植农户高投入忙碌了一年，却损失惨重，情绪非常激动要求原告维多利公司赔偿。原告维多利公司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利益、尊重制种行业惯例的角度出发，以与农户签订合同的保底价格向制种户支付了制种款，并实际承担了保底价格以外的运输、加工、管理等费用，但被告仅向原告实际支付玉米种子款为15360014.95元，与《委托制种合同》约定的预期产量相应的预期可得收入19321926.75元相差3961912元，该预期可得收入的差额，完全是原告维多利公司基于对被告康地公司提供涉案品种的信赖而因为农业风险的实际发生而没有获得，原告损失惨重。原告维多利公司认为，我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实行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这既是对种子市场规范管理的需要，也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降低农业风险的需要，更是保护农业知识产权、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玉米种子作为我国主要的五大农作物种子之一，在种子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对此，我国种子法第三十ー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双方在《委托制种合同》第二条第5项中也明确约定了被告负有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义务。然而，被告康地公司作为种子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委托原告制种时隐瞒了涉案品种的真实名称，涉案品种的亲本由被告提供，被告并向原告提供技术指导，并在合同中约定了预期可以获得的制种产量及价格，原告正是基于对被告在合同缔约中可得利益的信赖，才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至目前为止，原告与被告曾因本合同发生两起诉讼，耗时4年，被告始终没有向法院及原告披露品种的真实名称及与该品种名称相对应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亲本种子是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违法种子。被告隐瞒其提供的亲本种子的违法性，将不具有市场准入条件的非法种子提供给原告种植，最终导致制种风险的实际发生，给原告造成重大的损失，依法应予赔偿。综上，因被告提供不具有市场准入条件的非法种子，造成原告经济损失3961911.4元，被告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被告康地公司辩称,1、原告维多利公司起诉属于重复诉讼。2018年，被告康地公司起诉维多利公司，要求维多利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制种款，案号：（2018）新0104民初2363号。维多利公司作为被告提起反诉，反诉请求赔偿金额为3017049.95元。法庭审理中，已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的调查，因维多利公司未在法庭规定期限内缴纳反诉费，法院按撤回反诉处理。同年，维多利公司作为原告再次起诉被告康地公司，案号：（2018）新0104民初2058号，要求被告康地公司赔偿损失3961991.4元。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后，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原告维多利公司又因某种缘由撤回了起诉。本次的诉讼已经是维多利公司第三次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诉至人民法院，此举完全是重复诉讼，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2、被告康地公司与原告维多利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没有保底承诺，也没有约定关于原告制种未达到多少数量的违约责任；其次，在制种期间以代号制种并不告知品种名称是行业习惯，原告作为行业制种公司应当知晓，并且在（2017）新0104民初2363号案件庭审中，被告已当庭向法庭提交涉案种子的生产许可证并当庭陈述相对应的代号，以上皆有庭审笔录为证；再次，合同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种子由原告维多利公司自提，第一条第一款约定原告维多利公司对种子质量有权提起异议，异议期限为收到种子的20日内，但原告维多利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种子晚到和对种子质量存在问题提出异议；最后，原告与制种农户签订的合同中存在保底条款，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向农户的赔偿与被告康地公司并无关联;3、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种子质量，天气，种植土壤，播种时间，种植人员，管理水平，生产投入，技术应用等多重因素。在原告维多利公司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玉米产量低是因种子质量这一单一因素造成的情况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维多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充分的责任，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原告维多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维多利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委托制种合同（2015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证明：1、被告康地公司委托原告维多利公司对五个品种杂交玉米进行制种生产，但却没有告诉原告五个杂交玉米的真实品种名称，而是在合同中仅以KD001、KD002、KD004、KD005、KD007五个代号表述玉米品种，故原告维多利公司始终不知道五种杂交玉米的真实品名，无法了解其特性及种子繁育的产量等情况；2、合同约定亲本种子由被告康地公司提供销售给原告维多利公司，亲本单价：KD001和KD007每公斤40元；KD002、KD004、KD005每公斤20元；3、委托制种合同是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在合同中就五个代号的玉米分别制种的面积、可产数量及每公斤种子支付的制种单价，可以计算出代号KD001平均种子亩产量可达350公斤；代号KD002种子平均亩产量可达330公斤；代号KD004种子平均亩产可达330公斤；代号KD007种子平均亩产可达260公斤；代号KD005种子平均亩产可达380公斤；4、合同第五条收购数量及付款方式约定，被告康地公司按照合同金额分批向原告维多利公司支付种子款；合同第七条约定，原告维多利公司完成协议数量，应当控制上下浮动10%，可见被告康地公司在合同中对原告维多利公司制种的产量及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是完全可以遇见的；5、提供制种技术规程是被告康地公司的义务，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播种、去杂、抽雄等均按照被告康地公司的要求进行；6、合同明确规定被告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及检疫证，但却没有向原告维多利公司出具过。第二组证据：关于五个杂交玉米种实际制种种植的亩数。证据1：被告康地公司出具的KD001田间检验合格单，证明：被告康地公司认可KD001玉米制种田实际播种亩数共计4248.5亩；证据2：被告康地公司出具的KD002田间检验合格单，证明：被告认可KD002玉米制种田实际播种亩数共计453.7亩；证据3：被告康地公司出具的KD004田间检验合格单，证明：被告康地公司认可KD004玉米制种田实际播种亩数365.7亩；证据4：杂交玉米种子田间检验结果单，证明：被告康地公司认可KD005玉米制种田实际播种面积共计1118.8亩；证据5：杂交玉米种子田间检验结果单，证明：被告康地公司认可KD007玉米制种田实际播种面积共1408.6亩；以上合计五个品种玉米种子实际播种面积为7595.3亩，被告康地公司在上述单证上加盖印章，故实际种植面积是认可的。第三组证据：证据1：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4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认定原告维多利公司向被告康地公司交付玉米种子的价值为15360014.5元，与被告承诺的最低可达种子产量数相比相差396万余元；证据2：制种损失明细表，证明：对每个玉米品种实际亩数、实际获得的种子款、按合同可达亩产量计算应该获得的种子款进行比较分析，差额为3964264.53元，即是原告维多利公司的损失。第四组证据：被告康地公司付款情况表，证明：被告康地公司已经支付原告维多利公司种子款16304876元，分12笔支付。被告康地公司在2015年6月11日支付第一笔款，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被告康地公司是在未收到原告维多利公司交付的种子支付的种子款，可见被告康地公司亦认可应按照承诺产量支付种子款。第五组证据：证据1：2016年3月23日被告康地公司财务人员杨小红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明：被告康地公司收到原告维多利公司出具的玉米种子发票共9张，金额为6895035元；证据2：原告维多利公司向被告康地公司出具的KD002玉米种子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1048047元，KD005玉米种子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2550960元；KD007玉米种子增值税发票，金额合计3296124元。这些增值税发票是按照合同预订的产量、单价、实际种植亩数计算的金额出具。2016年出具并交付被告康地公司，被告康地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证明：被告康地公司对按照合同中其承诺的可达种子产量及单价金额，向原告维多利公司支付种子款。第六组证据：2015年紫泥泉八连发放制种母本明细表，证明：KD001全部是紫泥泉八连制种，由被告康地公司直接给制种农户发放亲本种子，发放亲本种子时间是从2015年4月22日至4月27日，有劭自力签字。由于亲本种子晚到，错过了播种期，为了不耽误播种时间，农户直接播种，边收边种，直到28号播种完KD001。第七组证据：证据1:原告维多利公司与紫泥泉八连职工签订《玉米制种预约生产合同》，证明：原告与紫泥泉八连职工签订的制种合同约定KD001由紫泥泉八连制种，保底产值每亩1850元，达不到产值，按照制种总面积，每亩1850元付款。另，亲本种子每公斤15元，和被告提供的价格，每公斤原告维多利加运费赔掉27元；证据2：KD001制种户实际付款情况，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给制种农户按照每亩保值价支付了制种款；证据3：原告维多利公司与东湾镇冯学义、鲁福云签订的KD002《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证明：制种合同约定KD002由东湾镇冯学义、鲁福云制种，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如果亩产值达不到1900元，说明亲本种子有问题，原告维多利公司要100%赔付。另亲本种子每公斤价格15元，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价格比较，原告维多利公司每公斤加运费损失7元；证据4：KD002制种户实际付款情况，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给制种农户按照每亩保值价支付了制种款；证据5：原告维多利公司与东湾镇郭天敬签订的KD004《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证明：制种合同约定KD004由其制种，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如果亩产值达不到1900元，说明亲本种子有问题，原告维多利公司要100%赔付。另亲本种子每公斤价格15元，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价格比较，原告维多利公司每公斤加运费损失7元；证据6：KD004制种户实际付款情况，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给制种农户按照每亩保值价支付了制种款；证据7：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宁家河村村民委员会（下称：宁家河村委会）签订的KD005《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证明：制种合同约定KD005由宁家河村委会制种，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如果亩产值达不到1900元，说明亲本种子有问题，原告维多利公司要100%赔付。另亲本种子每公斤价格15元，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价格比较，原告维多利公司每公斤加运费损失7元；证据8：KD005制种户实际付款情况，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给制种农户按照每亩保值价支付了制种款；证据9：原告维多利公司与沙湾县东湾镇强农种植专业合作社（下称：强农合作社）签订的KD007《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证明：制种合同约定KD007由强农合作社制种，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如果亩产值达不到1900元，说明亲本种子有问题，原告维多利公司要100%赔付。另亲本种子每公斤价格15元，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价格比较，原告维多利公司每公斤加运费损失7元；证据10：KD007制种户实际付款情况，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给制种农户按照每亩保值价支付了制种款；以上证据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制种户签订制种生产预约合同并实际履行。第八组证据：证据1：强农合作社出具的玉米制种田投入表，证明：制种农户制种平均每亩投入的成本达到1720元，原告维多利公司按照每亩保底价1900元支付的制种款；证据2：原告维多利公司计算的制种每亩投入成本表，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投入制种每亩成本达到2345元。第九组证据：分别为2016年12月26日紫泥泉八连连队负责人出具的证明，五十七户制种户出具的证明，2016年12月20日强农合作社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23日沙湾县东湾镇卡子湾村（下称：沙湾县卡子湾村）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20日宁家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沙湾县东湾镇玉米制种协会（下称：制种协会）出具的证明，证明：1.KD001亲本种子晚到，严重影响到产量，农民只好抢播；2.强农合作社证明KD007亲本种子问题，不结籽粒，收获时每亩均产不到100公斤，2015年11月被告康地公司通知农户种子合格，才将籽粒收走；3.沙湾县卡子湾村证明，其负责制种KD004和KD002制种，KD002父本错期出现问题，导致KD002产量极低；4.制种协会证明KD004，KD002，KD005,KD007四个玉米杂交种的制种生产安排去东湾镇，制种期间，农户到协会反映亲本问题，协会去田间实地调查，KD005,KD002，KD007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籽粒产量很差。第十组证据：照片，证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亲本种子存在破碎，出现亲本种子散粉情况。第十一组证据：证据1：2016年3月6日被告康地公司与伊犁金天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天元公司）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该制种合同内容是本案涉案KD001的品种，该品种名称为KX9384，证明：被告康地公司在同一个品种与案外人金天元公司的合同中进行了明确保底约定，与原告维多利公司计算的亩产达到的产量一样。审定合格证、营业执照一份，都是结合合同，被告康地公司经过审定备案的。以上证据均为金天元公司提供；证据2:2015年4月10日被告康地公司与黑龙江省鑫鑫种子有限公司（下称鑫鑫种子公司）签订的玉米杂交生产合同，证明：合同上约定了计划面积及计划产量，委托方（购买方）为鑫鑫种业，被告是制种公司，计划面积2500亩，计划产量是255万市斤，也是保底承诺；证据3：被告康地公司的报案材料，证明鑫鑫种子公司欺诈说明，被告康地公司的保值，但是制种后没有达到标准，鑫鑫种子公司没有盖章是陷阱；证据4：博乐垦区法院（2015）博恳民初字第686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康地公司与鑫鑫种子公司及原告维多利公司，基于制种合同最终对该案进行调解，最后向制种农户支付了损失。以上书证共同证明：交易习惯就是合同中会对保底产量进行约定。被告康地公司对原告维多利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针对第一组证据：2015年4月27日被告康地公司与原告维多利公司签订的委托制种合同真实性认可，但对原告维多利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及目的不予认可，尤其认为关于合作制种品种及亲本的表格及合同内容没有反映出被告康地公司要对这次制种的产量承担保底、保证责任。针对第二组证据：关于五个杂交玉米种子实际制种种植的亩数，所有检验合格单真实性认可。针对第三组证据：证据1：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4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认可，判决书中确定被告康地公司向原告维多利公司已经支付款项的数额无异议，但是判决书中没有认定被告康地公司对原告维多利公司制种产量的保底责任，故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原告制种损失明细表是原告单方统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针对第四组证据：康地公司付款情况表中所确定的付款总额的数额予以认可，但是付款时间是原告自行统计不予认可。针对第五组证据：证据1：2016年3月23日，被告康地公司财务人员杨小红出具的收条真实性不能确认；证据2：KD002玉米种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1048047元，KD005玉米种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2550960元，KD007玉米种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296124元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原告维多利公司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仅凭该部分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康地公司的种子发放延迟。针对第六组证据：2015年紫泥泉八连发放制种母本明细表2张均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第七组证据：关于原告与制种户签订的制种生产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玉米制种预约生产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农户签订，是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农户的经济往来，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针对第八组证据：沙湾县东湾镇强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具的玉米制种田投入表，与本案制种的关联性不能确认，计算的制种每亩投入成本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原告所要证明的效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针对第九组证据：分别为2016年12月26日紫泥泉八连连队负责人、制种户代表出具的证明、2016年12月20日强农合作社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23日卡子湾村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20日宁家河村出具的证明、2017年1月制种协会出具的证明共5份，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中还有技术性表述，这些不是出具证明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针对第十组证据：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针对第十一组证据：证据1：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内容中也没有对种子单产保底进行约定；证据2：玉米杂交生产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内容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种子单产保底的内容也没有约定；证据3：报案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4：民事调解书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调解书不能看出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被告康地公司为支持其辩称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5份（3份有原件，因涉及知识产权2份只能提供复印件，但有生产经营许可权转让合同原件可以印证）及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证明被告康地公司委托制种的合法手续及资格，在(2017)新0104民初2363号案件中原告维多利公司提反诉时提交的证据，因被告康地公司的原因导致品名和代号不一致，特此纠正，纠正后的内容是KD001对应的种子是KWS9384；KD002对应的种子是新玉61；KD004对应的种子是新玉75；KD005对应的种子是新玉35；KD007对应的种子是KWS7461。第二组证据：2014-2015亲本入库单，2014-2015亲本出库单，证明：其中KD001(KWS9384)4月9日入库，4月10日出库；KD002(新玉61号)4月10日入库，4月16日出库；KD004（新玉75号）是被告康地公司自己培育的亲本种子，库存充足，4月22日出库；KD005（新玉35号）4月10日入库，4月15日出库；KD007（KWS7461）5月6日入库，4月22日出库。以上情况可认定KD001（KWS9384）、KD002(新玉61号)、KD004(新玉75号)三个品种在2015年4月10日前均新增入库，KD005（新玉35号）与KD007（KWS7461）两个品种在5月6日前均尚有库存，故不存在种子晚到影响原告维多利公司提货的事实。原告维多利公司对被告康地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针对第一组证据：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所对应的品种无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仅有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不能说明与相应的品种KD001、KD002、KD005、KD007具有对应关系；从该品种名称新玉61，他们又有自己的一个品种康地5082，为什么在合同中用KD002而未注明是康地5082；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仅能证明可以推广种植新玉60这个品种，并不能证明被告康地公司有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仅是品种审定委员会出具的，只能说明其可以种植，需要合法种植还需要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不能说明该品种具备了生产经营的合法性。对其他两个无原件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不能提供原件的理由也不予认可，该证据的所有代码与及上次庭审中的代码不相同。对KWS9384生产经营许可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只有康地种业公司的印章，无相对公司印章，上面的日期为2016年6月17日，而我们的真实交易发生在2015年，无法证明被告能合法制种，且其中涉外英文的证据，未经过我国使领馆认证，无法作为民商事证据使用。新玉35指向的是KD005品种，转让合同出具日期是2007年5月17日是复印件，仅2007年5月17日的补充协议是原件，对该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说明该合同所指品种为涉案品种KD005。针对第二组证据：对该入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康地公司内部的管理都不统一，出库、入库品种型号编号均具有随意性。对出库单真实性有异议，第一、入库单和出库单品种代号对不上，第二、在成品出库单中，接货人的每一个签名明显不一致，不认识且单位也没有李福宝、李福全等人。未证明入库单当中他们说的E27是新玉35，但是在2015年4月22日，写了新玉35母本代号，被告康地公司称8、9号入库与事实完全不符，证明原告维多利公司提供证据所证明母本种子晚到、播种晚期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4月27日，被告康地公司（甲方）与原告维多利公司（乙方）就杂交玉米KD001、KD002、KD004、KD005、KD007号品种制种一事签订《委托制种合同》。合同约定：一、合作制种的品种及亲本如下表：农作物种类品种名称面积（亩）计量单位数量（吨）质量指标（%）单价（元/公斤总金额（万元）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玉米KD001吨≥97≥99≥92≤12.57.65910.35玉米KD002吨≥97≥99≥92≤12.569.3玉米KD004吨≥97≥99≥92≤12.569.3玉米KD005吨≥97≥99≥92≤12.5玉米KD007吨≥97≥99≥92≤12.5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仟陆佰贰拾柒万玖仟伍佰元整（16279500元）1.种子繁育材料：玉米亲本种子由甲方直接提供（纯度≥99，发芽率≥92，水分≤13），净度、发芽率、水分三项指标如乙方在收到种子后20日内没有异议，则视为合格；2.播种量每亩2.6公斤（母本2公斤，父本0.6公斤），亲本单价每公斤（KD001和KD007为40元，KD002、KD004、KD005为20元）销售给乙方，亲本在播种前5天由乙方到五一加工厂提货，运费由乙方承担；3.乙方未使用完的亲本种子在播种完后5天内，应全部如数退还给甲方，并保证亲本种子保管完好。二、种子生产：1.乙方安排杂交玉米制种田5500亩，播种面积和亲本使用量由甲乙双方核定；2.甲方提供制种技术操作规程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乙方组成生产管理（播种、施肥、灌水、抽雄、收获），根据田间生长情况自行进行调控；3.生长期乙方应组织劳力及时彻底按照甲方要求去杂，抽雄，对于去杂，抽雄以及隔离不合格的种植户，甲方只能待海南鉴定合格后收购籽粒；4.授粉结束时乙方应组织劳力及时彻底铲除全部父本植株；5.种子生产许可证及检疫证由甲方办理(乙方应于配合)。如因乙方制种相关手续不全或地方政策限制等因素造成本协议不能完全履行，由此造成的甲方直接、间接损失由乙方承担；6.即使是乙方有关制种的手续完备，在协议执行期间因当地行政等部门制定的地方规定造成本协议不能正常履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三、质量和数量控制及其责任：1、与其它玉米品种的直线隔离距离必须确保300米以上；2.甲乙双方同意本合同约定的种子执行批次质量检验，每一烘干仓果穗作为一个批次，质量状况相同地块的果穗可以装在同一个车上，进同一个烘干仓，但基地之间要分开，每批次重量不超过70000公斤，在烘干前由双方人员共同对果穗进行抽样、脱粒、烘干封样，每批次取样三份，两份由双方各自封存，一份由双方共同在加工厂进行质量检验；3.甲乙双方封样后，发芽率、水分指标由甲方在11天内检验完毕，并将检验结果书面通知乙方，纯度和净度指标在烘干脱粒后取样由甲方检测；4.籽粒收购要求纯度≥97％，净度≥99％，平均芽率≥92％，水分≤12.5％。不合格种子必须在甲方监督下转商处理，所得价款归乙方所有；5.因质量发生异议，甲乙双方同意委托自治区种子管理站或兵团种子管理站进行鉴定，检验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四、交货及运输：1.乙方接到甲方发货通知后发货，发运方式为汽运，乙方负责将杂穗、病虫穗和苞叶剥干净，保证去杂率达到95以上并装车，费用由乙方承担。为了避免果穗收获后发热、发霉等质量风险，双方约定:当天收获的果穗当天必须拉运完。生产基地装车后到加工厂，车辆由乙方负责。并与甲方加工厂进行衔接每天收购数量。运费由乙方承担；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在2015年10月20日前向甲方交付所有生产的商用种子。五、收购数量及付款方式:1.甲乙双方约定按加工厂脱粒清选后原料(净度不低于99.0%，水分不高于12.5％)实际数量为结算数量；2、甲方按合同金额分批向乙方支付种子款，具体支付金额及时限如下：播种结束出苗后，双方测量完播种面积，甲方支付预付款600元/亩。果穗调运期间按检验期限分批发货，脱粒结束后按室内全项检验结果分期付款。预留全款的10%待全项检验结果出具及全额发票提供后结清制种款。六、保密责任：对本品种种子生产的所有业务，乙方保证做到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如论文、总结、信件、电报)泄露给第三方(包括任何组织、协会、团体或个人等)。否则，视为违约，乙方承担50万元违约金。七、违约责任：1.乙方任何方式的亲本种子或所生产的商品种子丢失或被套购，均按本合同总金额的20％承担违约金；2.乙方完成协议数量，应控制上下浮动10％。但生产的种子已被甲方证明该种子被自留或拒交等，除非双方已得到妥善解决，否则，乙方根据甲方的测产数量按40元/公斤向甲方支付损失。八、其他条款：1.凡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种子数量或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条款的，乙方及时通知甲方进行实地考查，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资料，双方协商变更合同，签订补充协议；2.争议的解决：本协议执行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需诉讼，甲乙双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地进行。注：在合同签订前，5种杂交玉米亲本种子由李福全、李福宝、李博等人于2015年4月15至23日运至各制种田地，由农民即时种植。合同签订后，2015年3月至4月，原告维多利公司分别与紫泥泉八连职工谭东亮等签订《玉米制种预约生产合同》约定，由紫泥泉八连职工种植KD001制种3706亩，保底产值每亩1850元;2015年3月30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强农合作社经制种协会审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由强农合作社负责种植KD007制种1287.96亩，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2015年4月10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鲁福云经玉米制种协会审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鲁福云负责种植KD002制种335.2亩，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2015年4月12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郭天敬经玉米制种协会审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郭天敬负责种植KD004制种368亩，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2015年4月12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冯学义经玉米制种协会审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冯学义负责种植KD002制种120亩，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2015年4月17日，原告维多利公司与宁家河村委会经制种协会审核签订《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合同约定由宁家河村委会负责种植KD005制种1000亩，种植KD002制种180亩，保底产值每亩1,900元；预约方提供技术规程，指导生产。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10月22日，被告康地公司累计向原告维多利公司支付16304876.80元。原告维多利公司于2015年9月至2016年4月间向被告康地公司交付了玉米种子，价值为15360014.5元。另，被告康地公司向原告维多利公司提供了价值633281元的亲本种子。除KD004比合同约定的超产外，其余均未达到原告维多利公司向种植户保底承诺的预期收益。2015年9月至10月，原告维多利公司遂按照合同的保底约定向种植户支付了种子款，共计支付了19324279.03元。2017年3月20日，原告维多利公司将被告康地公司诉至本院，要求返还多支付的制种款4982531.39元并支付利息。案件审理中，原告维多利公司提起反诉，但因未缴纳反诉费，本院按其撤回反诉处理。本院作出（2017）新0104民初2363号民事判决，判决：维多利公司向康地公司返还1578142.5元（16304876.80元+633281元-15360014.5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3月12日，原告维多利公司将被告康地公司诉至法院，后又撤回起诉。另查：2011年7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新疆农审委）向被告康地公司颁发编号为新审玉2011年35号，新农审字（2011）第35号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载明：申报单位：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育单位：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春兰、蒋建华、董国蛟）；作物种类：玉米；品种名称：新玉61号（康地5082）：亲本：KD7-42×KD7-72;推广范围：南疆复播玉米区种植。2013年9月18日，新疆农审委向被告康地公司颁发编号为新审玉2013年30号/31新农审字（2013）第30号/31号两份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载明的申报单位均为被告康地公司，选育单位分别为新疆康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夏春兰、蒋建华、董国蛟）/德国KWS种子股份有限公司；作物种类均为玉米；品种名称分别为新玉75号（KD5095）/新引KWS7461(KWS7461),亲本分别为KD8-16×1S001/KD7-72KW9F604×KW6F576;推广范围均为南疆复播玉米区种植。2015年8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以下简称：新疆农业厅）为被告康地公司颁发B(新)农种生许字（2015）第0081号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载明:企业名称：被告康地公司；作物种类：玉米（代繁）;品种名称、审定编号及生产地点：品种名称审定编号生产地点新引KWS9384新审玉2004年02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引KWS7461新审玉2013年3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玉61号新审玉2012年3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玉35号新审玉2006年3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玉75号新审玉2013年3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引KX3564新审玉2006年4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新玉22号新审玉2005年3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KD5119甘审玉20140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康地5031蒙审玉20080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有效期至2018年8月13日。另查明：被告康地公司提交了2004年3月16日新疆农审委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种子管理总站（以下简称：新疆种子管理站）编号新审玉2004年025号，新农审字（2004）第025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合格证载明的品种名称：新引KWS9384（KX9384）；2006年2月20日新疆农审委向新疆农科院粮作所（以下简称：粮作所）颁发编号新审玉2006年39号新农审字（2006）第39号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品种名称：新玉35号（XL423）。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向原告提供种子亲本是否超过了播种期（晚到）及是否因超期导致产量减少的问题；二、被告提供的种子是否存在违法及质量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原告维多利公司主张被告提供亲本种子逾期及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关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种子是否超期（晚到）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原告维多利公司认为合理的播种期应当在每年的4月10日左右，被告康地公司在4月20日才提供种子，逾期是导致制种减产直接原因。但原告维多利公司提供的《委托制种合同》双方均无异议，该《委托制种合同》是在4月27日签订，较原告维多利公司陈述的种子晚到日期更晚。虽然双方均认可该《委托制种合同》系补签，但原告维多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就被告康地公司逾期提供种子进行约定或说明。其二，《委托制种合同》约定，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种子需原告维多利公司自提。原告维多利公司庭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康地公司提出供货要求而被告康地公司库存无货，不能供货，对此，原告维多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原告维多利公司以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种子逾期而要求被告康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是否存在质量的问题。原告维多利公司与被告康地公司签订的《委托制种合同》约定，原告维多利公司如果在收到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20日内对净度、发芽率、水分三项指标没有异议，则视为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合格。而净度、发芽率、水分是亲本种子的三项主要指标，原告维多利公司未能在播种后20日内提出异议，表示其对种子的质量合格予以认可。且原告维多利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的质量存在问题。虽然，农户种植客观上存在减产是事实，但导致减产可能存在多种因素的，比如灌溉、施肥、气候的变化、抽穗、除草等，不能仅凭减产推定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的亲本种子不合格。此外，被告康地公司提供了新疆农审委颁发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及新疆农业厅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等可以证明其具有生产销售种子的资质，无明显的违法情况。综上，原告维多利公司认为被告康地公司提供种子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康地公司对该减产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维多利公司向种植农户赔偿损失，基于原告维多利公司与种植农户之间签订的《农作物种子预约生产合同》。该合同中，原告维多利公司向种植农户进行了保底承诺即进行了保底条款约定。但原告维多利公司与被告康地公司签订的《委托制种合同》中，并未有保底条款约定。且保底条款并不是农作物种植的惯例和法律规定，故原告维多利公司要求被告康地公司承担该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新疆维多利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95.29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维多利公司自行负担案件受理费38495.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然军人民陪审员  谢亚冰人民陪审员  窦国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妥 静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