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汉族，阳城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山西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汉族，阳城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唐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2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上诉人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杨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撤销（2019）晋0522民初208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被上诉人经家族长辈、亲戚从中见证与上诉人订立的两份协议均表明协议所分割的财产是父亲李某3的遗产，尽管1991年李某3尚未去世时协议所指房屋已经由被上诉人登记在自己名下，但成立分割协议时被上诉人并未明示自己已经办理过登记，且上诉人以及从中见证的家族长辈、亲戚也不知情；即便经过登记被上诉人取得了案涉房屋的物权权利，但就该房屋的原始权利而言，毕竟仍属父亲李某3所有，在此情况下将原属父亲所有的财产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协议分割，属于典型的财产分割合同关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赠与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自1994年父亲李某3去世、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第一次订立对父亲房屋的分割协议时，被上诉人已将所分割给上诉人的房屋实际交付于上诉人，且由上诉人管理修缮、对外出租，在客观上行使了所有权人的权利。物权法固然设定了不动产物权的权利是以登记为准，但物权法同样设定了未经办理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规范。本案诉讼的形成是在上诉人先行提前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订立的房产分割协议的效力，已经法院开庭审理后，被上诉人为了对抗上诉人的起诉，才提起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的本意并非是要求行使合同的撤销权。一审判决简单地以协议内容未经登记，物权未予转移，赋予被上诉人任意撤销权明显不当。3、一审判决既然以任意撤销权对本案作出判决，则应考虑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案涉房屋的分割协议最早产生于1994年，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已达25年之久，被上诉人的撤销权不应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认定事实不清，所作判决确有不当，对此，请求二审法院能依法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被上诉人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所享有的房产是1982年在亲友的见证下，父亲将其房产通过分纸的形式赠与被上诉人，并在父亲在世时于1991年办理过户登记，故被上诉人于1991年房屋登记时已经成为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利人，后被上诉人于1994年、2014年与上诉人达成两份协议，均系将自有房产无偿赠与给上诉人的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187条赋予被上诉人作为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对撤销权的行使法律明确规定未办理过户登记，未交付房产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性质的赠与合同没有经过公证的，故赠与人可随时行使其法定的任意撤销权。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系弟兄关系。原被告的父亲李某3于1986年3月18日在中人说合下，写下了2份“分纸”。一份内容为：立分纸人李某4因年迈丧失管理家业能力，经六亲共同商议将原祖业南房两间、南楼三间、小厨房一间分给次子李某2执掌所有。供养问题、养老送终由兄弟两人共同负担，所需一切吃喝穿戴另星花钱由兄弟两人每年各供给现金一百元，供给时间从李某2成家后开始，按期供给。空口无凭，立此分纸为证。立分纸人李某4，同中说合人李某5、李某2、王某2，代笔人王某2，公元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立。另一份内容为：立分纸人李某4因年迈丧失管理家业能力，经六亲共同商议，将原祖业家产全部分给次子李某2执掌所有，长子李某5另建新房当下付给现金1300元作修房补助金，建好后房产归李某5所有。供养问题、养老送终由兄弟二人共同负担，所需一切吃喝穿戴另星开支由兄弟两人每年各供给现金一百元，供给时间从李某5房子建起后第4年起算，按期供给。空口无凭，立此分纸为证。立分纸人李某4，同中说合人李某5、李某2、王某2，代笔人王某2，公元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立。说合人王某2系原被告舅舅，被告李某1小名叫李某5。1991年6月20日，原告李某2对诉争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双方诉争房屋位于阳城县城内东街人民巷8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为西房2间、南房2间、南楼3间、厕所为四户共有。1994年，李某3去世。出殡当天下午，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一份，内容为：李某3二子李某1、李某6因房产一事，经共同商议祖业南楼三间分给长子李某1。大门过道、南房两间、西南角小厨房一间分给三子李某6。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立字人李某1、李某6，同中说合人王某2、廉某，执笔人卫某，公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2014年7月29日，原被告双方就1994年的协议内容重新写了一份协议，内容为：根据父亲李某3生前遗愿，现李某1和李某2兄弟二人就写在李某2名下位于城内东街人民巷8号房产（实际是父亲的房产）分配如下，南楼三间分给长子李某1，大门过道，南房两间和西南角厨房一间分给李某2。特立此据永不反悔。立字人李某2、李某1、王某2，说合人廉某，执笔人卫某，时间仍写是“公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但原告在自己拿的协议上注明“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写”。其中，廉某系原被告表舅，卫某系原被告姐夫。审理中，因原告诉讼请求是要求解除赠与合同，而庭审中陈述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一审法院依法行使释明权，要求原告明确到底行使合同的解除权还是合同的撤销权，最后原告明确要求行使撤销权，撤销与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案涉房产系原被告父亲李某3生前以“分纸”形式将财产赠与原告，原告按约定履行赡养义务，且原告在其父亲在世时已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被告对于原告对案涉房产拥有完整的物权也予以了认可。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协议虽然有“分配、分给”等词语，但该协议并不是财产分割协议，而是赠与合同，由原告将自己所有的南楼三间无偿赠与被告，被告无需就该合同支付对价、履行义务。该赠与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赠与合同合法有效。由于该赠与合同为无偿单务合同，受赠人为纯获利益者，赠与人并不能从受赠人处取得任何财产对价，所以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同时，因任意撤销权依赠与人之意思表示，如无一定的条件限制，则赠与合同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对受赠人也是不公平的。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利益，法律也对任意撤销权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主要是时间条件和范围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两份赠与合同，均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合同，亦未经过公证，在赠与标的物为房屋的情况下，原被告既未办理过户手续，原告也未将房产证交付给被告。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原被告对案涉房产未依法进行登记，该房产的权利尚未进行转移。故原告享有任意撤销权，对原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已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占有、使用和维修，但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在婚后对案涉房屋进行翻修和维修，也未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李某2与被告李某1于1994年11月18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撤销原告李某2与被告李某1落款于1994年11月18日签订实际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争的两份协议的性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某2提交1986年3月18日的两份“分纸”和房屋所有权证书，足以证明其父李某3生前已将案涉房产通过“分纸”的形式进行处分，并且李某2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事实，也就是说，在1994年11月18日以及2014年7月29日双方当事人签订诉争的两份协议时，李某2已取得案涉房产的物权，而该两份协议中所处分的财产正是李某2所有的房产，李某2将自己的房产进行处分，将其中南楼三间无偿赠与上诉人李某1，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上诉人主张诉争的两份协议为财产分割协议，而财产分割应是共有人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如前所述，案涉的房产并非本案双方当事人共有状态，因此，上诉人主张该两份协议为财产分割协议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两份“分纸”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李某1虽在二审过程中对两份“分纸”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在一审及二审质证环节对两份“分纸”的真实性均表示无异议，且李某1对其所提出的异议并无证据支持，结合分纸中记载补偿李某11300元修房补助金以及李某2在李某3生前即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事实，均可与“分纸”的记载相互印证，因此，对两份“分纸”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李某2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主张的撤销权能否成立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两份赠与合同中所涉及的房产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动产物权未发生转移，且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未经过公证，上诉人主张其对赠与房屋进行了占有、使用，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某2所主张的任意撤销权成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李某2在一审中是以受胁迫受欺骗为由行使撤销权，而非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但从一审民事起诉状、一审庭审笔录，到一审法院2019年10月22日对李某2的询问笔录以及李某22019年11月1日的说明，李某2所主张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中均涉及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只是在一审法院释明后，李某2对合同解除权以及撤销权有了更为明确的认知进而明确其诉请的过程，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李某2未主张任意撤销权，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灵丽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文泽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