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4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某，女，196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玉莹，四川贤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叶，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1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9）川1403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被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对熊永珍名下的房屋（原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房产证号：彭房权证凤鸣镇字第Ｐ－××9，面积59.38平方米）享有60%的份额。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张某1没有与熊永珍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不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具有继承熊永珍名下遗产的权利。熊永珍与张立三结婚时，张某1已成年且没有生活在一起，未尽到赡养义务，张某1只继承其父张立三遗产的一部分。上诉人举证了充分证据，证明熊永珍委托律师为其代书遗嘱并进行见证，应认定遗嘱真实有效。 张某1答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张立三去世后，张某1继续承担了照顾熊永珍的义务，熊永珍去世后，由张某1操办了丧事。张某1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律师见证》、谈话记录、《熊永珍的遗嘱》和委托代理合同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开进行认定。 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份额或相应价值的财产（约12万元）归其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之后熊永珍、张立三与张某1（张立三之子）共同居住在位于眉山市彭山区的住房内。该住房原系彭山碱厂的单位福利房，后经房改购买后于1999年4月14日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彭房权证凤鸣镇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彭国用（1998）字第4850号。案外人张立三于2009年底去世，之后被继承人熊永珍与张某1、张某1妻子郭吉薇继续在该住房内居住生活，庭审中熊某亦认可张某1对熊永珍尽了赡养义务，在熊永珍入住彭山县凤鸣镇敬老院后，张某1及其妻子仍旧在该住房内居住直到2019年彭山蔡山东路（原二环北路）及渡江路以北棚户区改造。2014年11月5日，被继承人熊永珍作为住养人、熊某与张某1妻子郭吉薇作为托养人与彭山县社会福利院签订了《入院协议》，熊某作为代表在《入院协议》上签字按手印，此后熊永珍在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居住至2016年1月18日去世，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陈述其操办了被继承人熊永珍的丧葬事宜。2019年7月4日张某1与彭山区彭溪（凤鸣）街道办事处就本案诉争住房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后搬离该住房，本案诉争的住房现已被拆除，该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一直由张某1保管。本案审理过程中，熊某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本案诉争住房中60%的份额归其继承所有。 庭审另查明，被继承人熊永珍父母已故，其未生育有子女，熊永珍就血亲关系上系熊某的姨妈，熊某从小由熊永珍抚养长大，眉山市彭山区凤鸣街道城东社区于2019年9月2日出具证明，证实：“……熊某从小由熊永珍抱养长大……”。张某1提交的证据：《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的附件1《彭山县社会福利院社会代养老人入住申请单》及附件3《社会老人入住信息登记表》上，载明熊某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入院联系人和担保人，两人的亲属关系为母女（子）关系，张某1申请的证人李某在庭审中亦陈述熊某系熊永珍妹妹的女儿，是熊永珍抱养的。 庭审中，熊某提交一份由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嘉富、江某为此遗嘱出具的《律师见证书》一份，载明：“……一、熊永珍在2012年3月日《遗嘱》上签名、捺印时身体健康、神志清醒。二、熊永珍当着见证律师的面，亲自在上述《遗嘱》上签名、捺印。《遗嘱》上熊永珍的签名、捺印是真实有效的。三、立遗嘱人熊永珍在彭山县凤鸣镇敬老院于2012年3月日所立《遗嘱》，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注：1.前述《遗嘱》即2012年15日的《熊永珍的遗嘱》；2.凤鸣镇敬老院即中心敬老院……”杨嘉富、江某在该《律师见证书》上签名并加盖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公章。该《律师见证书》附件包括：1.《熊永珍的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熊某（身份证号码5111281962××××××××）是我的女儿（养女），她一直对我前夫、对我均很孝敬、关心、照顾。为此，在身体健康、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当着在场人，我自愿、郑重立遗嘱如下：我过世后，我的遗产（主要是位于彭山县、38平方米的原碱厂房屋属于我的那部分）全部由女儿熊某继承……”被继承人熊永珍、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均在该遗嘱上签名捺印，杨嘉富律师作为代书人亦在该遗嘱上签名，该遗嘱载明立遗嘱地点：中心敬老院，时间：2012年3月15日；2.律师杨嘉富、江某与熊永珍的《谈话记录》，谈话地点为中心敬老院办公室，谈话时间为2012年3月15日上午9时30分，被继承人熊永珍、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在该《谈话记录》上签名捺印，律师杨嘉富（记录人）、江某亦在该《谈话记录》上签名；3.遗嘱见证人许某、张某2在《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上签名捺印的视频以及律师杨某被继承人熊永珍确认此遗嘱系其真实意思的视频。张某1在庭审中陈述，其对此遗嘱毫不知情，直到2019年5月社区与其协商拆迁事宜时，才得知熊某持有此遗嘱。 一审采认的证据，有熊某、张某1身份证、《律师见证书》及附件（含《熊永珍的遗嘱》、《谈话记录》、视频录像）、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街道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死亡证明、《遗体火化证明》、《购墓合同》、《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结婚登记申请书》、《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及附件、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熊某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计算，直到案涉住房涉及拆迁后，张某1擅自与拆迁部门签订协议，熊某才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因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张某1主张继承的诉讼时效应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被继承人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案涉住房一直由张某1占有、使用和管理，熊某应在继承开始后2年内向法院主张权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不得再提起诉讼。”在本案中被继承人熊永珍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其遗留下的财产为：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的住房中属于其个人所有的部分，则熊永珍的遗产系不动产，而不动产的物权以登记为准，因此在该住房的物权登记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即使该不动产由继承人之一张某1占有使用，亦不视为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案涉住房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直到2019年该住房涉及拆迁，张某1单独与彭山区彭溪（凤鸣）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补偿协议书》导致该住房被拆迁后，熊某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应从此时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熊某提出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熊某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熊某主张其自幼被熊永珍收养，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按照相关规定熊某和熊永珍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熊某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张某1主张熊某和熊永珍未办收养手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不能直接认定两人之间是收养关系，熊某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审法院认为，熊某自幼由熊永珍抚养长大，两者的收养关系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未实施，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收养法实施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因此两者的收养关系应按1984年8月30日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即：“亲友、群众认可，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熊某与熊永珍虽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办理收养登记，但熊永珍在熊某提交的视频录像中多次自认熊某系其养女，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街道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亦出具证明，证实熊某由熊永珍抱养长大，张某1提交的证据《彭山县社会福利院入院协议》附件上也确认两者系母女（子）关系，张某1申请的证人也陈述熊某系熊永珍抱养的，熊某与熊永珍既有基层组织的证明，也得到了群众认可，故熊某与被继承人熊永珍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而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熊某作为被继承人的养女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同时张某1作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继子，与熊永珍长期共同生活并对熊永珍尽了赡养义务，双方形成了扶养关系，张某1亦是熊永珍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而熊永珍的父母、配偶已先于熊永珍去世，则熊永珍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养女熊某、继子张某1。 三、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有多少遗产？熊某主张本案诉争住房系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张立三于2009年去世，熊永珍从张立三处继承该住房10%的份额，故熊永珍在该住房中应占有60%的份额。张某1主张熊永珍与张立三在生前已与张某1达成协议，由张某1负责二老的生老死葬，则该住房即归其所有，张某1已履行了赡养义务并操办了丧葬事宜，二老也将该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交其保管，该房应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张某1虽辩称其与被继承人熊永珍、张立三有协议约定，但并未举证证明，且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张某1虽持有诉争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该住房一直登记在被继承人熊永珍名下，未进行过物权变更，张某1主张该住房归其所有的辩称，不予认可。本案诉争住房系被继承人熊永珍与案外人张立三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平均分配，即熊永珍与张立三各享有该住房50%的份额，张立三已于2009年去世，双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明案外人张立三在该住房中享有的50%份额已进行了继承分割，因此不能直接认定被继承人熊永珍已从张立三处继承了该住房10%的份额，现该住房中仅有50%属于被继承人熊永珍的遗产。同时本案诉争的住房虽然已被拆迁，标的物已灭失，但熊某的诉求是对灭失之前的住房所有权归属进行确认，仅存在物权争议，彼此间不负有赔偿或补偿的责任，且只有确定该住房的权属后，熊某、张某1才能进一步向负有赔偿或补偿责任的责任人主张权利，故熊某的诉讼请求权并未丧失。 四、熊某提交的《熊永珍的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熊某主张该遗嘱系代书遗嘱，熊某提交了有被继承人熊永珍亲笔签名的遗嘱一份，该遗嘱上有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签字、有代书人签字，并对该份遗嘱进行了律师见证并制作了视频录像，可以确定是熊永珍的真实意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该遗嘱合法有效。张某1主张该遗嘱既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真实性也无法判断，该遗嘱应为无效遗嘱，理由如下：1.《律师见证书》上证明内容没有写明证明遗嘱的时间，在日期上是空白的，存在重大瑕疵；2.该律师见证书由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受委托出具，熊某并未举证律师事务所代理该事项的全部档案资料如委托合同、收费票据等一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不能确定委托内容及委托人，基于熊永珍的身体状况，律师见证的委托人极有可能是熊某，不能确定律师见证的中立及公证；3.《熊永珍的遗嘱》上包含有《谈话记录》上没有的内容，且《熊永珍的遗嘱》系电脑打印，《谈话记录》系手写，而视频录像显示两份文书又系同时签字按手印，与常理不符合；4.律师见证人江某未在遗嘱上签名，视频录像上也没有江某律师的影像和声音，可以推论江某律师在立遗嘱时未到场见证,不符合《律师见证书》需两位律师到场见证的规定；5.代书人杨嘉富、见证人许某、张某2均未出庭作证，熊某提交的视频也只能反映有人在《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上同时签字，不能确定为见证人的身份，在无法核实遗嘱的真实性；6.《谈话记录》载明谈话地点为中心敬老院办公室，视频录像显示在敬老院的寝室，不能证明《谈话记录》与视频录像内容的时空一致性，视频录像中既没有谈话记录的过程，也没有熊永珍签字按手印的过程，甚至没有熊永珍阅读《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或向熊永珍宣读遗嘱的内容的过程；7.熊永珍在社会福利院的既往病史上载明其为“轻度痴呆”，无法确定熊永珍在订立遗嘱时思维清晰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视频录像熊永珍中陈述熊某系犍为县政府、原彭山县政府和法院院长帮她抱养过来的等臆想的内容，可以看出熊永珍神志不清、表述失真。张某1同时主张，即使该遗嘱有效，其本质上也系遗赠，熊某未在知道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视为放弃受遗赠。 熊某作为被继承人熊永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1人或者数人继承，被继承人熊永珍作出的《熊永珍的遗嘱》不属于遗赠，熊某不需要在知道该遗嘱的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放弃的表示。同时继承开始后，本案诉争的住房拆迁以前，熊某从未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作出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且该遗嘱作出后熊某一直持有其中一份，熊某此种行为已实际表明其接受继承，张某1辩称熊某已放弃继承的主张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形式有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而对代书遗嘱要求必须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否则即使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也不宜认定有效。从熊某提交的《律师见证书》及其附件《熊永珍的遗嘱》和《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其形成顺序首先应是手写的《谈话记录》，之后再根据《谈话记录》的内容形成打印的《熊永珍的遗嘱》，最终再形成加盖有事务所公章的《律师见证书》。但从视频录像上显示的见证人却同时在手写的《谈话记录》和打印的《熊永珍的遗嘱》上签字，且《熊永珍的遗嘱》上包含有《谈话记录》上未涉及的内容，甚至《律师见证书》出具的时间为打印的年、月和手填的日期等等极为不合常理之处。且熊某提交的视频录像上虽有见证人签字但并未记录《谈话记录》及《熊永珍的遗嘱》的形成过程，也未核实见证人的身份及资格，同时见证人均未载明签字时间。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人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必须在现场见证遗嘱的形成，在本案中熊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熊永珍的遗嘱》是在见证人的亲眼见证下形成的，反而可以推论出《熊永珍的遗嘱》及《律师见证书》是提前准备好，其形成时间在手写的《谈话记录》之前，严重不符合代书遗嘱见证人应在场见证的形式要件，故对该份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可。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熊某主张确认被继承人熊永珍的遗产由其继承所有的诉求，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熊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熊某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 熊某申请证人丁某和雷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张某1对熊永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张某1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均有异议。证人不符合二审中证人出庭的形式要件，证人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雷某的证言即使属实，也仅证明张立三由证人送去医院，不能证明张某1对熊永珍未尽到赡养义务。 经审查，张某1对丁某和雷某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熊某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熊某陈述，因养老院在乡下，没有打印机，《熊永珍的遗嘱》是由律师在前一天询问了熊永珍遗嘱的大概意思后，打印好第二天找到养老院工作人员签字录像。在场人是熊永珍签字时找的在场人。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熊永珍的遗嘱》是否有效，熊某是否应当按照遗嘱继承享有案涉房产60%的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熊某主张熊永珍去世前立有代书遗嘱，提交了《律师见证书》及附件《熊永珍的遗嘱》、《谈话记录》、视频录像。关于《熊永珍的遗嘱》的效力问题。首先，从遗嘱形式看，遗嘱内容为电脑打印字体，且年月日不完整。年月日中“2012年3月日”为电脑打印，其中空白处手写体填写“15”。说明打印遗嘱时并不确定遗嘱的订立日期，《熊永珍的遗嘱》系遗嘱人立遗嘱之前已由他人准备好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其次，即使电脑打印件可以作为代书遗嘱的表现形式，应当由被继承人口述，代书人、见证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用电脑打印完成，但该份遗嘱的年月日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分成了打印字体和手写字体两次完成。从《谈话记录》和《熊永珍的遗嘱》的时间上看，《谈话记录》系代书律师在熊永珍立遗嘱同一天向熊永珍作的记录，系手写字体，谈话地点在中心敬老院，《熊永珍的遗嘱》显示遗嘱也在中心敬老院完成。同一时间、地点，《谈话记录》由遗嘱代书人手写完成，而代书遗嘱却以电脑打印完成不符合常理，《谈话记录》中并未包含遗嘱的全部内容，可以确定《熊永珍的遗嘱》形成于《谈话记录》之前。熊某提供的视频录像上对涉及遗嘱最关键的内容，即遗嘱形成过程及见证人的身份、资格没有录入，虽有见证人同时在手写的《谈话记录》和打印的《熊永珍的遗嘱》上签字，但该视频录像不能确定见证人见证了遗嘱的形成过程。熊某在二审中也陈述，《熊永珍的遗嘱》是由律师在前一天询问了熊永珍遗嘱的大概意思后，打印好第二天找到养老院工作人员签字录像。在场人是熊永珍签字时找的在场人。因此，可以认定《熊永珍的遗嘱》不是被继承人熊永珍及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形成。再次，熊某提供的《律师见证书》中虽有两位见证律师签名，但《律师见证书》上没有明确的遗嘱日期。该《律师见证书》表述的遗嘱日期为“一、熊永珍在2012年3月日《遗嘱》上签名、捺印时身体健康、神志清醒……”、“注：前述《遗嘱》即2012年15日的《熊永珍遗嘱》……”该《律师见证书》不能证明熊永珍何时立的遗嘱，以及立遗嘱时的身体状况，不具有律师见证的证明力。因此，《熊永珍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成要件，本院对该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熊某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案涉房产60%的份额的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熊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熊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梅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