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6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同人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新桥村。 法定代表人：陈金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海，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余杭区仁和街道姚国华汽车维修服务部，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塘村。 经营者：姚国华，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岑熔，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同人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区仁和街道姚国华汽车维修服务部（以下简称姚国华服务部）修理合同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2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人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姚国华服务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姚国华服务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关键证据45张销货清单的真实性。1.本案关键证据45张销货清单上虽有“李忠胜”、“郑新明”、“房月华”、“徐建雄”、“邓青”等的签字记载，但是否系同人公司的员工李忠胜、郑新明、房月华、徐建雄、邓青等人所签，姚国华服务部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2.根据姚国华服务部的表述及证据显示，案涉维修款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而姚国华服务部直至2019年6月才向法院起诉，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未向同人公司主张过权利。同人公司早在2016年已停止营业，李忠胜等人也早已离职，直接导致同人公司无法核实45张销货清单上的签字是否确系其员工李忠胜等人签字。因此，姚国华服务部理应举证证明该45张销货清单上的签字确系同人公司的员工李忠胜等人签字，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二、一审法院对45张销货清单所指车辆信息的判定存在重大问题。1.该45张销货清单中的车辆记载信息极不完整，比如“731”、“051”、“金杯”，根本无法推导出实际车辆信息。2.即使按照姚国华服务部的说法，这些车辆就是车牌浙Ａ×××××、浙Ａ×××××的车辆，但案涉车辆均非同人公司所有的车辆，同人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存在主体不适格问题。姚国华服务部应根据所有权登记信息，向车辆所有权人主张维修费用，而不应向同人公司主张上述维修费用。3.因45份销货清单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且姚国华服务部又未进一步举证证明销货清单信息的真实性，故无法确认上述记载的维修事项及维修费用均已实际发生且金额合理。三、姚国华服务部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就维修款支付达成一致意见，故姚国华服务部有权随时要求同人公司支付，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对付款期限不明的，首先应按照交易习惯确定。根据车辆维修的交易习惯，车辆维修签单的，一般都在当年度结清所欠维修款。因此，2015年的维修费用应在2015年底结清，2016年的维修费用应在2016年底结清。姚国华服务部于2019年6月才起诉要求同人公司支付维修费用，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同人公司的上诉请求。 姚国华服务部辩称，一、45张销货清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1.45张销货单据的签名落款信息确为同人公司的员工所签。郑新明缴纳社保的期间为2014年2月至2017年2月、李忠胜缴纳社保的期间为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房月华缴纳社保的期间为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徐建雄缴纳社保的期间为2015年5月至2015年8月、邓青缴纳社保的期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前述人员在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上签字的时间均发生于其社保缴纳期间内。姚国华服务部有理由相信，同人公司的员工的签字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同人公司主张存在乱签、冒签、补签的情况，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即使存在冒签之可能性，亦不妨碍同人公司另行向其冒签员工主张权利。二、同人公司辩称45张销货清单所指车辆信息不完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经查，案涉车辆大部分为同人公司唯一股东所有，无法排除公司财产混同使用的可能性。即使车辆并非同人公司所有，同人公司多名员工、多次、多批量、小金额、长时间段到姚国华服务部处修理车辆，足以使姚国华服务部产生合理信赖。如要求姚国华服务部在维修车辆时去查明每辆修理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信息，显然不切实际，过于苛求，亦违背小额交易关系常理。同时，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所载车辆信息中大部分均能与同人公司的股东所属车辆牌号、品牌信息相符，其余销货清单，送货单中的“051”、“731”、“江淮731”、“金杯”等同人公司的员工签字确认的信息均能与同人公司的股东所属车辆牌号、品牌信息大致对应。故45张销货清单所指的车辆信息是完整的，且金额亦能与姚国华服务部开具给同人公司的发票相对应。三、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依据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交易习惯，双方并未书面或者口头明确约定每一笔修理费结算的具体时间。同时，同人公司委托姚国华服务部对车辆维修保养的行为处于连续状态。在此情况下，姚国华服务部有权随时向同人公司主张维修保养费用，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最后，姚国华服务部所有的修理单据均有同人公司的员工签字，且维修车辆与同人公司所属车辆牌号、品牌信息相符，姚国华服务部亦足额开具发票给同人公司。同人公司推三阻四不向姚国华服务部支付车辆维修保养费用，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同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姚国华服务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同人公司支付姚国华服务部车辆维修、保养费32269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2269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日至2017年1月12日间，姚国华服务部陆续为车牌号为浙Ａ×××××（所有人为浙江省直同人建设有限公司，牌号中阿拉伯数字为051，金杯牌）、浙Ａ×××××（所有人为浙江省直同人建设有限公司）、浙Ａ×××××（所有人为浙江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牌号中阿拉伯数字为731，江淮牌）、浙Ａ×××××提供维修、保养等修理服务，在修理完成后，分别由同人公司员工郑新明、李忠胜、房月华、徐建雄、邓青在姚国华服务部提供的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前述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载明修理价款总金额为34269元，姚国华服务部主张实际已支付2000元，剩余32269元未予支付。 另查明：1.同人公司为郑新明缴纳社保期间为2014年2月至2017年2月、李忠胜缴纳社保时间为2014年2月至2016年3月、房月华缴纳社保时间为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徐建雄缴纳社保时间为2015年5月至2015年8月、邓青缴纳社保时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经核对，前述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同人公司员工郑新明、李忠胜、房月华、徐建雄、邓青签字时间均发生于上述社保缴纳期间内。2.浙江省直同人建设有限公司（即浙Ａ×××××、浙Ａ×××××车辆所有人）为同人公司唯一股东，浙江省省直同仁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省直同人建设有限公司唯一股东，浙江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即浙Ａ×××××车辆所有人）为浙江省省直同仁集团有限公司股东。3.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中部分车牌信息直接简略标注为“731”、“051”、“江淮731”、“金杯”等。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修理关系是否存在？同人公司虽然否认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内容真实性及签字真实性，但该组单据签名落款信息显示确为同人公司员工所签，且签字日期均发生于该公司员工有效劳动关系期间内，结合同人公司并未向该院举证证明该签字并非其公司员工所签的事实，该院对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之真实性及双方之间修理关系成立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同人公司辩称案涉维修车辆非属同人公司所有导致同人公司主体不适格问题，因案涉车辆大部为同人公司唯一股东所有，无法排除公司财产混同使用的可能性；退一步讲，即使车辆并非同人公司所有，同人公司多名员工、多次、多批量、小金额、长时间段到姚国华服务部处修理车辆已足以使得姚国华服务部产生合理信赖，有理由相信案涉修理关系发生于姚国华服务部、同人公司之间。至于同人公司抗辩其公司5名员工签字未取得同人公司授权不发生合同效力，系其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如案涉45次小金额汽车维修均要求姚国华服务部对同人公司员工车辆修理行为是否取得授权进行审核显然不切实际，对姚国华服务部显属苛求，亦违背小额交易关系常理。故同人公司相应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二）案涉修理关系具体发生金额？因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已明确载明修理时间、修理车辆、修理内容、修理金额，故该院对姚国华服务部主张修理价款金额34269元予以确认。同人公司主张案涉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车辆信息标注不完整，但“051”、“731”、“江淮731”、“金杯”等同人公司员工签字确认信息均能与同人公司股东所属车辆牌号、品牌信息大致对应，且前述不完整标准部分金额仅占总金额的20%左右，其余部分单据同人公司员工均有完整车牌信息标注，不排除固定人员、长时间、多次修理后，简略记载书写的可能性。至于浙Ａ×××××车辆问题，虽然该车辆所有人非同人公司或同人公司股东，但一年内同人公司多名员工、多次于同人公司处修理，使得姚国华服务部有理由相信该修理系公司行为，结合姚国华服务部修理时亦无法核实车辆具体归属的事实，该院对该车辆之修理关系予以确认。至于同人公司主张存在乱签、冒签、补签之情况，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理应承担不利后果。退而论之，即使存在冒签之可能性，亦不妨碍同人公司另行向其冒签之员工主张权利。（三）关于时效问题，双方之间并未就修理价款支付达成一致意见，姚国华服务部有权随时要求同人公司支付，故而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另，同人公司庭审中称其2016年底即处于停业状态，未发生经营事实，但该情形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企业停业或未营运与所属车辆修理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性，且案涉修理关系大部发生于2016年之前，故其主张该院不予采信。综上，姚国华服务部举证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其主张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另，在本案庭审及质证、询问笔录中，同人公司对签字人员信息均不予确认，但根据姚国华服务部提供的车辆登记信息、社保信息显示签字人员确为同人公司员工，车辆与同人公司存在直接关联性，同人公司对此表示不知情亦不予确认，显然违背诚信诉讼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院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同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姚国华服务部修理价款32269元；二、同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姚国华服务部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未支付价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35%计算）。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元（已减半收取），由同人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姚国华服务部提供的45张销货清单、送货单均由同人公司的员工签字确认，且姚国华服务部所维修的车辆绝大部分系同人公司股东所有的车辆。姚国华服务部系基于同人公司的员工的行为能代表同人公司的善意信任而履行修理义务，其与同人公司之间的修理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同人公司未及时向姚国华服务部支付修理价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人公司上诉称前述销货清单、送货单所载同人公司员工的签名存在冒签的可能性，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该节事实，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人公司以案涉车辆均非其所有的车辆为由主张其无须向姚国华服务部支付维修价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双方自2015年2月2日至2017年1月12日期间一直存在车辆修理业务，且未就修理价款的支付进行明确约定，姚国华服务部有权随时向同人公司主张。同人公司以车辆维修的交易习惯为当年结清所欠维修款为由主张姚国华服务部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同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6元，由杭州同人木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