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建利，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祥，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樟法，男，196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华君，女，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江杰，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繁昌东方幼儿园，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柯冲村。 法定代表人：沈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懿，女，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纬，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系沈懿丈夫及繁昌东方幼儿园职工。 上诉人丁建利因与被上诉人李樟法、王华君、繁昌东方幼儿园、沈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3民初4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建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丁建利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丁建利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四被上诉人向其借款650万元的事实。李樟法、沈懿曾八次签字确认向丁建利借款650万元：1.2007年12月1日，沈懿、李樟法签字并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确认；2.2008年3月4日，李樟法再次出具证明确认投资款本息为650万元（包括前伍佰万元整）；3.2008年8月2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声明称“丁建利分13次通过李樟法投入本园人民币404.7万元……不承认95.3万元的利息等”；4.2008年8月2日，李樟法、沈懿签字向丁建利出具借条，又一次确认借款金额为650万元；5.2008年12月15日，繁昌东方幼儿园通知丁建利要求归还李樟法通过施礼达交给丁建利妻子林秀娟作为借款抵押的土地证时，再次确认借款金额650万元；6.2010年5月24日，沈懿归还丁建利5万元时，再次在便条上确认借款650万元；7.2010年7月20日，沈懿、李樟法签字在2008年8月2日借条下方与丁建利就借款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等事项作约定时，再次确认借款650万元；8.2013年2月28日，李樟法在“李樟法归还借款汇款清单”中仍签字确认借款650万元事实。且丁建利还提供了自2009年8月24日至2013年2月9日期间，李樟法、沈懿分上百次归还丁建利1976750元的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截止2008年8月2日，丁建利投资繁昌东方幼儿园计本息650万元，被上诉人同意将此款转为借款，约定月息为2分。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李樟法、沈懿八次签字确认，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对于沈懿签名的真实性，应由沈懿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以“不能确定”为由不作认定明显违背证据规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对印章使用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似是而非。即使一审判决关于印章分析判断全部准确，那也仅解决了繁昌东方幼儿园是否需要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李樟法、沈懿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问题。（1）2007年12月1日的说明以及2008年8月2日借条上既有沈懿、李樟法的签字，又加盖了“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印章，但一审判决对此避而不谈，如果这两份证据不能否定，一审判决对本案印章使用情况分析都是苍白无力。（2）一审判决认为，“经由本院调取的（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法定代表身份证明书》……并非同一枚”。这个认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的印章与2010年度报告书上的印章是否为同一枚，一审法院避而不谈，一审法院所做的比对是法官自己比对还是技术部门比对，还是一审法官主持下，召集各方当事人当场比对。如果只是一审法官在各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比对就作出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丁建利对上述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时，将（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出现的两枚印章与丁建利证据中的印章以折叠复合的方式进行了比对，印章大小、字迹大小及排列、中间五角星的大小及方位完全吻合。由于（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出现的印章与丁建利提交的2016年8月2日《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印章加盖时间接近，相距应在十天范围内，所以该两枚印章是否同一枚，在本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证明作用，一审法院理应召集各方当事人当场比对，如各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应分配举证责任，有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申请鉴定。2.一审判决对印章使用的合理性分析有失公平公正，一审判决用大量篇幅分析丁建利提供的证据上出现印章的不合理性，但对被上诉人使用印章的不合理性几乎未提及，如繁昌东方幼儿园在一审庭审中谎称2015年备案印章启用后未使用过其他印章，事实上在（2014）芜中民初53号案卷中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与2015年的备案印章相同，说明2015年的备案印章是先使用后备案的，而一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又如在（2016）皖民终829号案中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身份说明书上的印章，又不同于之前的其他印章，说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备案印章之外仍然刻制了其他印章。上述种种情况表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使用印章过程中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且又与其在庭审中只有备案印章的陈述不一致，而针对这些显然不利于被上诉人抗辩主张的情形，一审判决均回避。三、关于款项交付的情况，一审判决对该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也是偏面、不公正的。1.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8年11月22日关于“繁昌东方幼儿园曾经收到李樟法投资款几十万元”的《情况说明》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出具的，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且繁昌东方幼儿园收到李樟法的投资款是多少，与丁建利交给李樟法、沈懿的投资款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且李樟法、沈懿本来就是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股东，他们在账外融资、用资行为代表的也是幼儿园。2.本案借款发生在12年前，不能用现在的法律规定及现在民间借贷情况对12年前的借款行为作出判断。丁建利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借款时分13次交付的，既有汇款又有现金，并不有悖常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借款交付中，有一笔11.5万元的款项是汇给沈懿的，沈懿庭审中称其从未收到过一分钱，纯属谎言。案涉借款，均是李樟法经手借款，沈懿是债务加入，该款项即投资款。丁建利当时具备交付大额现金的能力，如2006年4月6日，一次性取款40万元，2006年5月25日，一次性取款30万元。3.李樟法在答辩中称“丁建利说借款时间长，造成丁建利经济损失，故叫李樟法归还97万元外加经济补偿100万元作结，李樟法基本履行完毕”，这个答辩本身不能自圆其说，不符合李樟法、沈懿在四年多时间里不断还款的事实，（1）补偿100万元只是李樟法自述，没有任何证据；（2）李樟法、沈懿向丁建利还款是在2009年8月-2013年2月期间分上百次归还的，如果按李樟法的说法应该是在归还了97万元本金后，双方才会谈补偿问题，而从还款情况看，到2011年1月7日已归还105.475万元，李樟法在已经超额还清本金的情况下，仅凭丁建利提出的补偿100万元的口头要求，轻易同意再给丁建利100万元显不符合常理；（3）2013年2月18日，李樟法、沈懿在“李樟法归还借款汇款清单”中仍签字确认2011年12月28日至2013年2月9日归还的15.5万元系归还共同向丁建利借款65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归还款，如果已经达成了补偿100万元作结的约定，就无需特别标注用于归还650万元借款。三、一审判决程序不当，各方当事人就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但一审法院应将各方质证意见进行交换，保障各方当事人进一步举证、辩论、说明的权利，但一审法院径行判决，程序不当。四、关于诉讼时效，李樟法在2013年已在东北做生意，2014年8月29日因涉嫌骗贷被追究刑事责任，刑期至2017年11月28日，丁建利不知情其去向，故客观上导致无法行使权利。丁建利的妻子林秀娟长期住安徽省芜湖市向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主张权利，该事实有丁建利在一审提交的2013年2月28日李樟法签字确认的“李樟法归还借款汇款清单”可佐证，清单中有四笔芜湖房租费。2016年8月2日繁昌幼儿园盖章出具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时间的保证”真实性不可否认，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樟法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1.丁建利提交了借款650万元的借条，却无法举证证明已经实际交付款项。丁建利能够反映交付的证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银行汇款记录，但2006年-2007年期间，银行汇款记录总共只有几十万元，且大多是几千甚至是几百的小额度金额；二是丁建利提交的繁昌幼儿园2008年8月2日的声明，内容为幼儿园分13次收到了四百多万元，但该份声明系打印文字，并没有经办人签名，也没有丁建利向幼儿园账户汇款的任何凭证。从丁建利提供的证据看，只能确定只是银行汇款凭证，即指交付了几十万元的借款。2.丁建利主张李樟法在2009年至2013年4月的还款期间，多次签名确认借款金额，也与事实不符。四年间，李樟法分多次向丁建利共归还了约200万元的款项，但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李樟法签名的还款材料文字载明，李樟法签名是确认归还“650万元借条”中的借款，指向的是这一份借条，并不是借款额；二是一审庭审中，丁建利和李樟法均陈述，2010年7月，双方就该借款事项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该份承诺书的内容与丁建利在一审中的实际借款金额及补偿条件陈述一致，李樟法也是基于该份承诺书才开始正式还款，并已履行完毕，但至今丁建利不肯向法院提交该份证据，丁建利这种向法庭隐瞒事实的情形恰恰证明李樟法的陈述才符合事实。3.丁建利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一审判决对印章的分析，认为对印章的分析判断不能解决四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纵观丁建利在一审提交的全部证据，其向四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的依据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盖有“繁昌幼儿园”的书证材料上，而这些书证全部都是打印的文字，均只有盖章没有签字，故该一系列书证上的公章是否真实是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从幼儿园主管部门的登记来看，2009年9月15日之前，该幼儿园对内对外均称为“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丁建利却早在2007年、2008年发明了繁昌东方幼儿园的概念，并持有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文字材料，2008年到2016年长达八年时间，该枚印章只在上诉人提供的材料中出现，更巧合的是该有这枚印章的材料均只有盖章，没有经办人签名等其他任何书写的笔迹内容。本来李樟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恰恰因为丁建利一审中违背常理的举证表现才引起了怀疑，2018年11月7日的庭审中，李樟法提出了时效抗辩，丁建利却在庭审结束几天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同样只有幼儿园盖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丁建利提交该份证据的时机非常巧合，但非常不符合常理。在收到该份证据后，李樟法与其他证据进行比对发现，书证上的盖章无论从角度、位置、还是墨汁挥发的程度均保持高度的一致，遂向一审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鉴定结论为该系列书证“印文系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无论该同一时间段是2008年，2013年还是2016年，丁建利应该心知肚明，该系列书证并非如丁建利陈述形成。综上，丁建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华君辩称，对案涉借款不知情，自始自终未见过借款，也未使用，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繁昌幼儿园、沈懿共同辩称，1.繁昌东方幼儿园自2004年筹备，2007年动工，2009年完工，2009年10月首次招生开学，后办学不善于2015年9月停办。筹办期间，曾用名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后因政策原因，2009年9月教育局正式批准用名繁昌东方幼儿园，后一直使用该名。2.沈懿与李樟法2003年相识，2005年左右李樟法介绍丁建利与沈懿认识，2005年至2011年期间，沈懿与丁建利仅见过几次，李樟法均在场，2011年起从未见过丁建利，也从未联系过。3.2006年6月10日的借条，沈懿是李樟法借款的担保人，而非借款人，李樟法一审中明确真实借款为90余万元，还款多达200多万，债务已经清偿，沈懿的担保责任已自动取消。4.关于诉讼时效，丁建利提交的延期说明所用公章与2008年的公章位置一致，幼儿园因为经营不善在2015年已经停办，所有公章与单位的许可证已经封存了，且沈懿自2011年起就没有见过丁建利，丁建利明显伪造材料虚假诉讼。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丁建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樟法、王华君、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共同归还丁建利借款本金299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是否真实，关键在于对2008年8月2日的3份《借条》、2008年8月2日由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的《声明》、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2008年12月15日繁昌东方幼儿园出具给丁建利的函件、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真实性的认定。就该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根据丁建利提供的证据11、证据12可以证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新建时称“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所用的章亦为“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2009年9月15日，根据繁昌县教育局的更名证明而以“繁昌东方幼儿园”名称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并于2011年办理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备案，该备案注明“繁昌东方幼儿园”章于2009年9月26日启用；但结合该院从繁昌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印章使用情况看，对外存在“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印章混用情形；而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民二终字第00705号案件调取的《芜湖市民办学校2011年印章备案表》中的印章即2009年9月26日启用的备案印章与本案中所有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及该院从繁昌县教育局、繁昌县人民法院、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调取的其余印章材料所反映的排列布局明显不一致；2015年“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再次办理了印章备案，备案后的印章的直径比本案丁建利所提供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略大。从2009年9月15日根据繁昌县教育局的更名证明及“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启用时间为2009年9月26日分析，在2008年8月2日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尚未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而丁建利提供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中均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且该印章又与2009年9月26日启用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排列布局明显不一致，与常理不符。需要说明的是，在繁昌县教育局未能查找到在2009年9月26日的备案印章启用后至2015年的印章备案前这一阶段是否存在与本案所争议证据中印章的排列布局相似的备案情况； 二、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6年8月2日出具《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时，“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已于2015年再次办理了备案，而该次备案后的印章的直径比该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略大；同时，丁建利在本案2019年8月19日的开庭审理中回答沈懿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诉讼代理人关于“2016年的章你是找谁盖的章？”问题时回答“我不知道，我找沈懿找不到，章谁盖的我怎么知道”，而在回答该院关于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及2013年5月17日的《共同归还承诺书》的盖章、交付问题时又回答“2013年5月17日的是沈懿交给我的，章也是沈懿盖的，2016年8月2日的也是沈懿盖好交给我的”，丁建利的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沈懿找不到又何来沈懿的交付？二是既然《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是在2016年8月2日盖章交付则应使用2015年备案后的印章才符合常理； 三、丁建利递交《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时机及对该证据的保管等存疑。因该证据所记载内容涵盖了本案所涉款项的形成过程、还款计划等内容，应属于本案的重要证据。而对于重要证据，一是在通常情况下证据持有人会将与认定本案事实的相关所有证据一并保管，在诉讼时也会一并递交。而丁建利在2018年11月7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仍未递交，在李樟法在该次开庭审理中提出时效抗辩后才在庭后递交，递交的时间似不符合常理；二是通常情况下，与同一事实有关的材料会一起收纳保管，而丁建利在当庭陈述时讲到是与借条等不放在一起的，“我们在芜湖讨债，我们是后来找到的证据材料。2012年以后这里的房子担保拍卖了，所有的东西我都找不到了”，在回答相关材料的存放地点时回答“我老婆是乡下的，有时会放在家里，有一部分放在工地，我一共放在5、6个地方，我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是从嵊州乡下杨宅村”拿过来递交给法院的； 四、关于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浙江汉博[2019]文鉴字第144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的理解。该院将加盖有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检材1）、2008年8月2日的《声明》（检材2）、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检材3）、2013年5月17日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检材4）移送鉴定。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将检材1-检材4印文进行相互比对检验，发现其印文的规格性特征及细节性特征均相符”，“将四份检材印文盖章部位进行相互比对检验，发现四份检材色泽（稍泛黄）相近，印文的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同时均与打印字迹无交叉，可能存在规避迹象”，“将检材1-检材4印文进行进一步比对检验，发现四份检材印文的细微特征基本相符，印文的色泽、露白、浓淡布局、印迹等均较接近”，经分析，四份检材的“印文的规格特征与细节特征相符，反映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特点”、“印文盖印的倾斜角度、部位及细微特征上相符，反映出是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特点”，由此得出四份检材中繁昌东方幼儿园“印文系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一是上述证据的时间跨度从2008年8月2日至2016年8月2日整整8年，8年时间堪称一个时期，将其理解为“同一时间段”似属牵强，更何况如前所述在2008年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的名称尚未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二是检材中的4枚印章印文的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这即使由同一人在前后相距8年的时间中的不同时间加盖也难以形成；而盖印均与打印字迹无交叉，与该院从安徽省繁昌县教育局、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的年度检查报告书、授权委托书、借条、收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等文书中所加盖的印章均与文字交叉的盖印习惯不符；三是经以该院调取的（2016）皖民终829号案件中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以及从繁昌县教育局调取的2011年8月29日的《申请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2010年度）》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比对，印章中的字迹并不能完全重合，由此可以证明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与繁昌东方幼儿园使用的印章并非同一枚； 五、关于款项的交付情况。丁建利递交的证据中反映出其在2006-2007年间共存入李樟法、沈懿银行卡内款项合计为980770元，与李樟法在答辩中所说的97万元基本接近，也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2018年11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曾经收到过李樟法投资款几十万元”基本相符，与丁建利递交的《股份转让合同》中的李樟法“总注入资金不得少于1000000元”的表述相符，而与落款为2007年12月1日《证明》中所记载的500万元相距甚远；丁建利解释其余部分以现金交付，但需要说明的是，在2006年4月11日、6月7日、2007年9月29日分别入李樟法银行卡内款项4670元、1500元、300元，而剩余的400万元以现金交付也与常理相悖，此其一。其二，结合丁建利递交的证据9所述的还款1726750元以及李樟法递交的证据14所述的还款25万元，合计金额为1976750元，与李樟法在答辩中所述的“丁建利说借款时间较长，造成丁建利经济损失，故叫李樟法归还97万元外加经济补偿100万元作结，李樟法已经履行完毕”基本相符。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首先，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因为在该3份证据上盖章时繁昌东方幼儿园尚未由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更名，即使需要盖章，所盖的也应当是“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而不是“繁昌东方幼儿园”，只能说明该3份证据是在2009年9月15日由繁昌东方幼儿双语学校更名为繁昌东方幼儿园后形成；其次，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其中1份借条及《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07年12月1日的《证明》、在2010年3月15日加盖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借条》、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因为一是上述证据中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既与2009年9月26日备案使用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文字排列格式不同，又与该院从繁昌县教育局、繁昌县人民法院、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所调取的同一时期繁昌东方幼儿园所使用的印章的文字间距不能完全重合；二是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同一时期使用印章时存在印章与文字交叉的盖印习惯不符，在前后8年的时间中的不同时间在不同的纸上形成“盖印倾斜度相同、盖印部位基本相同”的盖印特征又远非常人所能办到；三是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出具时，2015年备案的“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已经使用，应当加盖2015年备案的印章，而该证据所加盖的还是与繁昌东方幼儿园在同一时期所使用的印章的文字间距不能完全重合的印章，有悖常理；再次，有理由对丁建利所提供的出现2016年8月2日的《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一是如前文所述，丁建利对该证据递交的时间点、对保管地点的解释均令人费解；二是通常情况下，不同的保管地点，不同的保管环境，容易导致所保管的物品存在差异。而依据丁建利的解释，该证据与出现了“繁昌东方幼儿园”印章的2008年8月2日的《声明》、2008年12月15日给丁建利的函件、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保管在不同地点，而根据鉴定，该证据与《声明》、函件、《共同还款承诺书》的“印文的细微特征基本相符，印文的色泽、露白、浓淡布局、印迹等均较接近”；最后，有理由对丁建利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一是依据丁建利所提供的交付依据，其在2006-2007年间共存入李樟法、沈懿银行卡内款项合计为980770元，而本案丁建利的诉讼请求是299万元，在证据、事实和理由的表述为李樟法借款投资500万元，后表述为“陆续向丁建利借款共计本金650万元”；虽然丁建利解释其余部分为现金交付，但需要注意的是，丁建利在2006年4月11日、6月7日、2007年9月29日分别入李樟法银行卡内款项4670元、1500元、300元，既然小额度的款项也通过银行存款的发生交付，而对更大额的资金却以现金方式交付，实属难以理解；同时，如果500万元或650万元借款是真实的，丁建利对于记载在相同证据上的500万元或650万元借款却分拆起诉，其所作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二是李樟法受让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50%股份的对价是总的资金投入不能少于100万元。而根据丁建利提供的2003年4月2日由2003年4月29日由繁昌县招商局与沈懿签订的《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合同书》、繁昌县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3年5月6日《关于新建东方双语幼儿学校项目立项的批复》、繁昌县民政局于2010年3月19日换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分别载明“总投资565万元人民币”、“项目总投资565万元”、“开办资金：565万元”。因此，即使按李樟法50%股份全额支付对价也不到300万元；三是李樟法承认签名的真实性，在抗辩中承认涉及借款97万元，结合丁建利递交的证据9所述的还款1726750元以及李樟法递交的证据14所述的还款25万元，丁建利已合计收到李樟法、沈懿款项1976750元，如李樟法所说是真实的，则应认定该款项已经返还；四是在丁建利递交的由“沈懿”签名的证据材料，沈懿否认其签过名，因此沈懿签名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李樟法承认签名的真实性，但依据其抗辩的在没有收到相应款项时签名，其真实目的不明，在此不予评价。 据此，该院认为，丁建利递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所涉借款的真实存在，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李樟法要求丁建利承担鉴定费27570元的主张，因李樟法所提出的鉴定系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而支出，依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谁主张谁负担原则，应由李樟法本人承担，故李樟法的该主张该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丁建利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丁建利提交四份证据材料，分别是： 1.李樟法出具的借条14份，总金额654.7万元，其中2006年4日与6日至2007年9月19日，借款13次，共计金额404.7万元，可与2007年12月1日由沈懿、李樟法出具500万元借条及2008年8月2日声明互相印证。其中2007年6月10日的借条，沈懿为担保人，并提供了繁国用（2007）第068号土地证为担保物，与一审中丁建利提供的证据8可互相印证，可以证明沈懿对李樟法向丁建利借款是知情的。 2.证明一份，落款时间为2007年12月1日，加盖了繁昌东方双语学校的印章，沈懿和李樟法签字清楚在印章上，一审提交的相同证明是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幼儿园的印章，系幼儿园更名后让被上诉人对之前债务进行确认。 3.繁昌幼儿园、沈懿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20日，拟证明债务至2010年7月20日仍未还清。 4.关于翠竹湾小区施工通行的协议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15日，拟证明该份协议上幼儿园的用印与一审中丁建利提交的用印系一致。 李樟法质证认为，该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予以认定。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经过结算，这些借条应该已经销毁了，借款均未实际交付，丁建利实际仅交付90多万元，借条本身不符合常理，如2007年6月10日，一天之内出具了四份借条，总计金额100多万，都是没有汇款凭证，丁建利并无实际出借能力，所谓公司只是家庭作坊，丁建利借了李樟法几十万元，自己陷入高利贷的圈子，部分借条是为了丁建利高利贷才出具的；证据2载明为投资款，但并未到帐，当时丁建利作为幼儿园的投资方，李樟法帮助丁建利去管理，幼儿园投资总共就500万元，按照股份比例，无需如此多的投资款；证据3系沈懿出具，李樟法不知情；证据4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做评价。王华君质证意见同李樟法。 繁昌幼儿园、沈懿质证认为，证据1系李樟法出具，与繁昌幼儿园、沈懿无关，其中沈懿为担保人的借条，是真实的，拿幼儿园的土地作为担保，实际借款是90多万元；证据2，幼儿园成立后，该印章就作废了，无法证明存在案涉债务；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沈懿签字明显与其他签字不同，系伪造；证据4只有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认为，丁建利提交的四组证据材料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均已存在，均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中，证据1，2007年6月10日的借条，载明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且沈懿的身份为担保人，其余借条均系李樟法出具于丁建利，故该组证据材料与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沈懿否认签名真实性，李樟法表述为不知情，故且不论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该份证据材料无法确认李樟法、沈懿及繁昌东方幼儿园尚欠案涉借款金额；证据4系复印件，四上诉人均否认真实性及关联性。综上，对前述三份证据材料，本院均不予采纳。证据2的证明力，在下文本院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丁建利提交借条、《证明》、《声明》、《共同还款承诺》、《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等证据材料，主张案涉借款系由对幼儿园的投资款转化而来，借款通过李樟法交付，交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四被上诉人均否认借款事实，其中，李樟法抗辩借款仅97万元，曾与丁建利于2010年达成还款协议，借款已经全部归还；王华君抗辩其对借款均不知情，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沈懿、繁昌东方幼儿园抗辩曾与李樟法、丁建利就投资幼儿园达成意向，但投资款并未到位，繁昌东方幼儿园也从未给丁建利出具过任何文件。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虽本案一审的诉请金额为299万元，但源于650万元借款，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借条载明的650万元借款有无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丁建利诉请四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故其应就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包括借贷合意和交付行为。首先，且不论丁建利举证的各类书证的证明力，从交付行为分析，2006年至2007年期间，有据可查的转账记录不足100万元，与《证明》上的投资款500万元、借条上的650万元款项均相去甚远。如一审法院所述，对于小额度的款项，丁建利也通过存入李樟法银行卡的方式交付，但对于更大额的款项却以现金方式交付，有违日常交易习惯，本院难以采信。其次，一审法院已对2008年8月2日《声明》、2013年5月17日《共同还款承诺书》、2008年12月15日函件以及2016年8月2日《借款延期归还的说明及借款归还和归还时间的保证》等四份材料上繁昌东方幼儿园的印文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印文系同一时间段盖印形成，无论该印文形成时间为2008年亦或2016年，已极大削弱了丁建利所举证材料的证明力，借贷合意存疑。二审期间，丁建利提交了证据2，与一审中丁建利提交的证据1内容一致，但用印有所区别，其中一审期间提交的系复印件，用印为繁昌东方幼儿园，二审期间提交的系原件，用印为繁昌东方双语幼儿学校，丁建利主张一审提交的复印件系在二审该份证据2的基础上复印加盖，但其在一审中并未就该情况进行说明，仅举证了复印件，即便该份证据属实，可以确认各方曾就投资幼儿园达成意向，但在李樟法、沈懿、繁昌幼儿园对款项交付均提出异议，并抗辩幼儿园总投资额与丁建利出资股份相矛盾的情况下，丁建利仍需对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综上，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丁建利完成了借款交付，借贷合意亦存在诸多疑点，故一审法院驳回丁建利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院亦不予支持。 另，关于一审法院对证据质证的程序问题，丁建利所质疑的该组证据材料系庭后法院依职权调取，虽未组织当事人再次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但均已交由各方当事人书面发表质证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已对公章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故本院对丁建利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丁建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720元，由丁建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世光 审判员  王晗莉 审判员  徐燕飞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孙禾允 书记员虞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