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3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祝军民，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忠，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亚壮，男，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忠，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郑路，女，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源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李从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一，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南堂，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贵中，男，196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一，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启栋，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源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亚壮，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宪忠，被上诉人上海源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一、张南堂，被上诉人宋贵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一、胡启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共同上诉请求：撤销(2018)沪0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三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全部反诉请求。2019年11月30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对于上诉请求中“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年)计算，计付期间为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请求变更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即固定利率4.35%/年)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足额返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的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上诉人一审期间提出管辖异议，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等规定。二、一审判决关于欺诈的相关事实认定错漏，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实施欺诈1.一审判决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鉴于条款认定本案转让的上海源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圭公司或标的公司)的性质，导致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实施欺诈。鉴于条款的内容为：“上海源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注册成立，是一家致力于高端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高效应用的专业能源公司，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醇环保燃液，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热力燃烧领域。”鉴于条款是各方达成本次交易的前提和基础，若标的公司不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生产新醇燃料的生产型企业，上诉人不会高价收购。鉴于条款是一方向另一方的承诺与保证。鉴于条款确定了交易目的，由于标的公司实际情况与鉴于条款严重不符，因此无法实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交易目的。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标的公司宣传资料无法核实，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没有进行虚假宣传。事实上，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材料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宣传资料真实存在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了虚假宣传。虚假宣传标的公司拥有“中国第一绿色工业清洁能源”，是“中国第一绿色工业能源服务商”，是“我国唯一一家在工业节能减排领域真正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治理互利互赢的良性循环的专业绿色工业能源公司”，“致力于工业清洁能源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服务”，虚假宣传标的公司使用专利技术生产核心产品，这些专利技术不具有专利价值，有的已经被宣布无效。虚假宣传标的公司按照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生产新醇燃料，实际上只是用甲醇加水的方法。虚假宣传标的公司的新醇燃料产品，宣称“可全面替代柴油、液化气、煤炭等传统能源，燃烧温度可达150℃-1500℃，热量可达6000-8000大卡，适用于所有工业能源燃烧领域”；虚假宣传“新醇燃料可替代重油燃烧，新醇燃料#1热值为6500大卡，新醇燃料#2热值为9000大卡”；虚假宣传新醇燃料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等排放指标远低于国家环保总局规定的排放限值，可达国际最严格的锅炉环保要求；虚假宣传“新醇燃料签约客户超200家，使用客户121家，为中国超20万家高污染排放企业提供清洁燃料升级方案”以及“新醇燃料已年产50万吨，未来年产量可达100万吨。”正因为被上诉人的虚假宣传，上诉人才以畸高价格收购标的公司。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对标的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事实上上诉人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仅取得过程性初步意见，由于被上诉人的承诺和保证，并未对标的公司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价值和生产情况开展实质调查，上诉人对标的公司开展过尽职调查不足以证明交易的合理性。由联润达商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出具的《源圭能源项目尽职调查小结》(以下简称《联润达报告》)已经提及“尽调程序仍在进行中”，说明尽调仍未完成；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12月22日出具的《源圭能源收购交易财务尽职调查阶段性汇报概述(第二次)》(以下简称《天健报告》)也可以看出尽职调查未完成。上诉人曾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标的公司无形资产入账依据及摊销政策，但被上诉人刻意不提供，在未取得客户回函的情况下上诉人也无法核实标的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只能完全相信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尽职调查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对价合理公平，且王亚壮仅是业余顾问，标的公司从未与王亚壮签订劳动合同。4.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标的公司专利无效程序对本案的影响。任何人均有权对专利提出无效审查申请，标的公司的专利被认定为无效的程序完全合法合规。专利被宣告无效的原因均为专利不具有创造性和无法根据说明进行复制、不可实施，可见标的公司的专利没有经济价值、专利技术不能实施。5.一审判决没有认定2015年10月6日宋贵中向上诉人就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虚假陈述的事实，导致错误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实施欺诈。上诉人与宋贵中签订的《关于合作经营源圭能源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和祝军民与被上诉人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书》签订于2015年10月，此时上诉人尚未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完全是受到宋贵中虚假陈述的影响，上述两份协议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6.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宋贵中和上海源凯公司签署《终止项目战略投资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导致一审法院没有发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施欺诈的动机、主观恶意和目的。2016年1月10日的《终止协议》明确约定因宋贵中导致上海源凯公司亏损高达人民币3亿元(以下币种同)，约定上诉人收购标的公司的对价全部用于弥补上海源凯公司的亏损。此外，被上诉人还向上诉人隐瞒标的公司另一股东廖某某，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6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向廖某某隐瞒本次交易，以防止上诉人向廖某某了解真实情况，主观恶意明显。7.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上诉人接手标的公司后多次要求宋贵中移交新醇燃料配方和抓紧组织生产的事实，以上诉人接手公司后从未致函对方来错误反推不存在欺诈。上诉人一直要求宋贵中移交标的公司核心产品新醇燃料配方并抓紧组织生产，但宋贵中一直迟迟不予交付，直到2016年末上诉人才意识到上当受骗。至今宋贵中仍未移交新醇燃料配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8.一审判决遗漏标的公司从未生产新醇燃料、只是转售甲醇的事实，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与宣传资料、向上诉人的介绍陈述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鉴于条款均不相符。标的公司与东莞市安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公司)的运输合同和安通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标的公司从未生产新醇燃料，只是销售甲醇，廖某某也作证予以证明。9.一审判决以廖某某是标的公司员工、上诉人目前是标的公司股东为由，对廖某某的证词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廖某某的证词应当予以采纳。三、《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显失公平而应予以撤销1.《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净资产为负、无形资产毫无价值的标的公司定价为1.5亿元，明显不公平。2.上诉人对能源生产行业缺乏认识，收购时缺乏经验，以畸高价格收购系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3.被上诉人利用了上诉人对能源行业和标的公司的无知，通过虚假宣传、虚假承诺等手段诱使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4.宋贵中利用其作为标的公司老股东的身份对上诉人隐瞒公司真实情况，还谎称中国凯利公司计划收购标的公司，要求上诉人从快从速，使得上诉人缺乏判断能力，陷入紧迫交易。5.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对能源行业的无知签订合同，且宋贵中与上海源凯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的动机就是将自身投资损失转嫁给上诉人。6.《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显失公平已经导致上诉人1.5亿元巨大经济损失。四、《股权转让协议书》因重大误解而应予以撤销1.上诉人对标的公司的真实情况存在重大误解，并不知道标的公司仅仅是一家以转售甲醇为主营业务的贸易企业。2.上诉人签订和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因上诉人对标的公司陷入重大误解，有权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五、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关于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的“特别列明资产(附件账面价值2,250万元)”已完成确权工作1.无论是《补充协议》第2条约定的“资产总计为98,344,707.53元，具体明细需见附件”还是第4条约定的“特别列明资产(附件账面价值2,250万元)”，都需要有附件明确资产的内容和总金额，但《补充协议》并没有附件，无法确定相关资产价值和内容，因此上诉人无需支付。2.被上诉人已当庭确认其第一项反诉请求69,051,344.5元中包含了“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而69,051,344.5元资产是有待确权的资产款项，可见无论是“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还是其他资产，均有待确权工作完成才需支付。3.《补充协议》第2条约定，资产确权先由被上诉人确权，然后经双方出具书面报告，但截至一审结束，被上诉人仍未向上诉人提交任何资产清单，也未向上诉人移交任何等价于2,250万元的“特别列明资产”，一审对2,250万元予以支持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上海源凯公司和宋贵中共同辩称，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欺诈及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情形。1.上诉人具有丰富投资经验、行业经验和商业风险意识，上诉人对标的公司进行详细考察、尽调后，自身做出的投资商业决策，系真实意思表示。2.双方缔约过程中，被上诉人不存在故意隐瞒公司真实情况，也未利用自身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而是充分谈判协商的结果。从2015年10月签订《框架协议》，11月起草、修改和签订《意向书》，12月上诉人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尽调，2016年1月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充分沟通各项细节。尽调报告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标的公司的情况，虽然公司利润亏损，但是包括各项专利、行业资格认证、生产经营许可证、注册商标等无形资产，以及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预判，上诉人作出了综合考量。核心专利“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被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有效，且可以根据专利记载实施；即使被宣告无效的“一种醇油及其制备方法”和“民用液体燃料”，无效原因是不具备创造性；“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实施许可使用权为标的公司所有，该专利可以实施。3.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欺诈的故意，存在虚构事实、虚假宣传、隐瞒真相的情况，以及其他利用优势地位进行不公平交易的情况。(1)廖某某的自述均指向专利没有价值，专利没有实施，与客观事实不符。廖某某关于标的公司成立之前是否利用专利配方生产新醇燃料的前后两次证言完全相反；廖某某对标的公司进行IPO前景规划，将专利转让给标的公司换取公司股权，说明这些专利存在巨大经济价值。廖某某与案件本身存在利害关系，明显偏袒上诉人，证言缺乏真实性、公正性和客观性。(2)上诉人无法证明相关宣传资料、宣传视频是由被上诉人制作并交于上诉人，《资产盘点汇总》和《交接清单》亦未将宣传资料、宣传视频作为标的公司资产构成和移交资料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3)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标的公司过程中，有55家客户，使用燃料反映良好，检测机构也出具了符合国家规定的检测报告，标的公司生产的产品系委托上海化工院天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化工院)专业代加工生产，《资产盘点汇总》清楚表明了标的公司甲醇原材料和醇基燃料成品及添加剂库存，以及醇基燃料对外销售形成的客户应收款项。(4)对于显失公平的判断时间节点应当是限制在合同订立时，而上诉人主张显失公平是基于专利无效的结果，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即使客观上不公平，也不能以显失公平来撤销，上诉人应当自行承担商业风险。(5)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标的公司没有使用专利配方进行生产、专利无法实施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资产款项2,25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的理由和处理结果均正确。综上，被上诉人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向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返还股权转让款1.5亿元；三、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向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赔偿利息损失(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35%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收取款项之日计算至实际返还款项之日)。上海源凯公司、宋贵中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共同向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偿付资产结算款69,051,344.50元；二、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共同向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共同向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1日，宋贵中(甲方)与祝军民、王亚壮、郑义(乙方)签订《框架协议》，决定共同合作经营“源圭能源有限公司”，并就可能的合股、入股等情况进行约定，并约定甲方不再与其他合作者洽谈以上合作事宜。2015年11月27日，祝军民(受让方)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转让方)经磋商签订一份《股权转让意向书》，主要载明：鉴于受让方和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初步共识，为进一步开展相关调查，推进股权转让事宜，受让方提出收购意向；标的为上海源圭公司100%的股权，包括持有的各项专利、各种行业资格认证、各种生产和经营许可证、转让方持有的注册商标等；转让价格为150,000,000元，此价格仅为前述所述之无形资产，不包括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应收账款、原材料以及公司固定资产等。同时该意向书中还对支付方式、保障条款、保密、生效变更等细节作出了约定。2015年12月2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20,000,000元。2015年12月15日，祝军民向上海源恺公司和宋贵中出具一份函件，主要载明：本人经慎重考虑，决定正式提出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现本人将于近期提出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供双方商讨。嗣后，收购方委托联润达商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股权收购标的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联润达商业资讯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联润达报告》，从股权结构、组织架构、专利、公司相关资质、公司提供的商标、公司客户关系、公司的资产债务涉及的所得税问题、股东借款历史文件形成违约法律风险等角度对标的公司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尽调报告和尽调主要结果综述。2016年1月10日，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甲方、出让方)与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所拥有的标的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有关资产和负债的特别约定，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股权总对价为150,000,000元，不包括应另行交付给甲方的款项和资产；因任何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完毕，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违约金数额为30,000,000元。双方还在协议中对各自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税费负担、保密、董事会重组等股权交易细节事宜作出进一步约定。同日，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甲方、出让方)，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乙方、受让方)，上海源圭公司(丙方、标的公司)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主要约定：甲方和丙方确认，截至2016年1月7日，丙方以及其位于北京、深圳、兰州的子公司资产总计为98,344,707.53元，具体明细见附件。甲方和丙方保证附件披露的资产明细真实、准确、无误导。乙方如与各方实际确权结果不一致，并提供相应证据，届时将相应调整乙方应支付金额；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即开始对附件资产清点确权，除下述情形外，该等确权工作应于协议签订后期30个工作日内结束：(1)甲醇：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通知甲方是否留用及支付相关款项；(2)特别列明资产(附件账面值2,250万元)：由甲方确权后立即付款；各方共同清点无误并确认后，应就清点结果出具书面报告，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确认，乙方应就此在各方确权之日后3个月内支付50%款项，6个月内支付完毕剩余50%款项；如乙方未按时付款，则应按每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同时上海源圭公司同意对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6年1月21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12,000,000元。次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38,000,000元。2016年1月26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12,000,000元。2016年1月29日，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甲方、出让方)，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乙方、受让方)，上海源圭公司(丙方、标的公司)共同签署《备忘录》，主要载明：一、双方一致同意在2016年2月7日前完成对收购标的公司资产清点确权工作，并就清点结果出具书面报告，由双方签字确认。其中特别列明资产(附件账面值2,250万元)由乙方确权后立即付款。其余款项在确权之日后由乙方3个月内支付50%款项，6个月内支付完毕剩余50%款项，同时丙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二、若上述工作进展顺利，甲方同意在股权登记完成之前提前向乙方移交标的公司全部文件、印章。若提前移交则原协议约定的交割日将变更为移交之日，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交割日之前由甲方承担，交割日之后，由乙方承担；三、移交之日甲乙双方将共同确认前述移交清单，移交地点由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子公司的移交工作将由乙方与宋贵中和子公司负责人自行交接移交，移交清单务必在移交之日前报送甲方；四、乙方支付的第一条所述资产购买款项在甲方收到后直接抵扣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上海源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上海源玖动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玖公司)所拆借的借款。同日，双方制作源圭集团资金余额明细表，载明标的公司及子公司账户余额总计7,203,480.35元。移交人宋贵中盖名章确认，接收人王亚壮签字确认。双方又就标的公司及子公司各项证书物品等交接事宜制作了专利、证书、报告、印章、网银、银行卡、营业证照等交接清单，移交人宋贵中盖名章确认，接收人王亚壮签字确认。同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56,000,000元。2016年2月1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2,000,000元。2016年2月5日，上海源圭公司的股东经核准变更登记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2016年2月26日，上海源圭公司向上海源恺公司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王亚壮作为股东代表签字确认，主要载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源圭公司新股东应于2016年2月25日出具对源圭能源的资产清单确权书面报告，现由于春节放假、应收应付款确权工作较复杂需要一定时间，特向贵公司提出相应延迟合同执行时间。一、1,000万元转让款于2016年3月4日前转入上海源恺公司账户；二、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款及剩余5,000吨甲醇款于2016年3月4日前由前海源圭转入源玖公司账户；三、2016年3月31日前出具剩余资产清单确权书面报告，付款方式、时间仍按照原合同执行。2016年4月1日，祝军民通过银行转账向上海源恺公司支付10,000,000元。至此，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150,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2016年4月6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向上海源恺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一、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特别列明资产款2,250万元及5,000吨甲醇款；二、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完毕《补充协议》中剩余的所有款项；三、2016年4月20日前提供相关资产确权报告。2016年5月及7月，上海源恺公司委托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潘一律师两次向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发出《律师函》，就资产款支付事宜及资产确认工作逾期等事宜提出交涉和催告。2016年7月20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向上海源恺公司回函，载明：最近，潘一律师又代表贵司向我方发来《律师函》，函中指责我方“严重违约”，对于贵司之指责，我方尚有异议。事实上，一直以来，我方对于相关工作十分认真，就出现的问题多次与贵司协商，既有会议协商，又有书面回复，将资产确认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已明确向贵司予以表达。特别是对此次的《律师函》，我方高度重视，三个股东于本月14日至15日专程赶赴上海，与李总进行当面协商，充分表达了我方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态度。为此，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彼此双方尊重事实，以诚相待，友好妥善予以处理。对于此次贵司发函的回复，我方意见：请派人来深，与我方一道共同对于相关资产进行确认，并商定后续工作计划。2016年10月11日，祝军民在一份资产表核对草表上签字，该表格对标的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拟确认资产、价值有异议资产、需核实资产、应付款予以分别列明。2016年11月3日，祝军民出具一份《承诺函》，言明在3至6个月的考察期内，目标公司将进行改革，为将来与新股东的合作打下基础，该函中，祝军民对上海源圭公司现状尽调、团队改革方案、公司管理制度、贸易操作思路、发展目标等内容进行罗列，承诺考察期结束后，双方均有权利选择是否进行股权合作。2016年12月13日三方签署《资产确认结算协议》，主要载明：一、三方确认，最终资产确认结算总金额为77,601,344.55元；二、上海源恺公司和宋贵中确认收到结算款8,550,000元，双方确认上述资产最终结算款项的余额为69,051,344.50元；三、三方对于上海源圭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资产确权、确认金额的全部分歧经讨论协商均都已解决，别无其他任何争议；四、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上海源恺公司、上海源圭公司均在签字盖章处盖章予以确认，但乙方签字处仅有祝军民签字，王亚壮、郑路并未签名。2016年12月28日，上海源恺公司委托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潘一律师向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发出《律师函》称，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迟迟不作为和怠于履约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和侵权，要求在收到本函10日内完成相关资产确权工作并明确安排付款计划，若不能收到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对于确权事宜和欠款支付的明确表示的，将采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为民用液体燃料，发明人廖某某，专利权人为廖某某和宋贵中，201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发文确认专利权人变更为上海源圭公司。2015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为一种醇油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廖某某，专利权人为上海源圭公司。201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为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人宋贵中，专利权人为宋贵中，2014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发文确认专利权人变更为深圳源圭公司。2014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颁发《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为使用醇基清洁燃料提高工业炉窑热效率的燃烧方法，发明人宋贵中、邓和平、周磊，专利权人为宋贵中、周磊，2014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发文确认专利权人变更为深圳源圭公司。2017年5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受祝军民委托，对“中国专利XXXXXXXXXX.3(即前述民用液体燃料专利)的技术有效性及该技术在工业生产中实施的可行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专利技术无效，该技术在工业生产中不可实施。2017年11月3日，经上海源圭公司员工胡锐智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33789号)，宣告上海源圭公司拥有专利权的发明一种醇油及其制备方法专利权全部无效。2017年12月5日，经上海源圭公司员工胡锐智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33801号)，宣告上海源圭公司拥有专利权的发明民用液体燃料专利权全部无效。2018年4月18日，经上海源圭公司员工胡锐智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35689号)，宣告深圳源圭公司拥有专利权的发明使用醇基清洁燃料提高工业炉窑热效率的燃烧方法专利权全部无效。一审法院再查明，深圳源圭公司于2015年6月至8月期间，每月向王亚壮发放工资20,000元，扣税后实发16,880元。一审审理中，证人廖某某到庭作证，其主要证言陈述如下：我是上海源圭公司的总工程师和能源项目主要创始人。2013年初，宋贵中说有大老板要投资公司项目，需要稀释我的股份，我也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上海源圭公司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了李从恺，一共卖了四千万。我告诉李从恺他被宋贵中骗了，这几千万花的很冤枉，宋贵中没什么技术的，专利也是我的，而且我现在的配方根本就不是专利里面的配方，李从恺说他都知道。后来我听说上海源圭公司又卖给广东的老板，我说不可能的，公司根本不值钱。2016年，宋贵中通知我，王总裁让我参加年会，我不认识王总裁，一开始拒绝，后来在邀请下还是去了。期间认识小林，小林告诉我王总裁等人花了1.5亿元把公司买下来了。上海源圭公司和深圳源圭公司持有的五、六个专利没有多大实际价值。我见过上海源圭公司的宣传册，但我没有参与。新醇燃料的企业标准是我撰写的，宋贵中写的也是抄袭我的。至今我还担任上海源圭公司的总工程师。一审审理中，上海源恺公司和宋贵中确认：2016年2月26日上海源圭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2016年4月6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出具《承诺书》中均提及到5,000吨甲醇款，其中5,000吨甲醇已经出售，上海源恺公司及宋贵中已经收到相应款项，本案反诉请求中并不包括该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作为收购方，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作为出让方，围绕标的公司即上海源圭公司的股权及相关公司资产，签订了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为主的一系列协议文本，双方据此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双方理应按约履行己方义务，并依法依约合理行使自身权利。根据双方各自的主张及答辩意见，本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在本案所涉之股权交易过程中，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是否存在欺诈之情形，从而让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得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收回股权收购款并得主张相应利息；二、双方在《补充协议》及《备忘录》中所涉及的资产结算款的具体金额能否明确以及相关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从而使得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可向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主张资产结算款，并追究其相应违约责任。对于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之本诉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所涉的股权交易标的额超出亿元，交易各方或为理性商事主体，或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商人，在进行如此交易过程中，理应秉持审慎注意之原则，论证、磋商、谈判、签约、履约的过程均应慎重。事实上，从2015年10月的《框架协议》，到2015年11月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到2015年12月15日的确认函，再到2016年1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等，一系列文本均可反映收购双方在来回磋商沟通过程中对交易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反复考量和谈判，直至双方签约。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还曾委托两家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因此有理由相信，交易双方最终定价150,000,000元是在充分核实了上海源圭公司的相关资产和公司质地之后做出的、双方皆认为公允的、能够反映标的公司真实价值的价格。现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主张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而主张撤销双方的转让协议，理应进行充分举证，且该举证强度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祝军民、王亚壮、郑路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虽表明民用液体燃料经鉴定为无效，同时部分专利还被相关部门出具了无效宣告。但是无论鉴定意见还是无效宣告，均是在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段时间由上海源圭公司员工、股东委托或发起的，而此时上海源圭公司已经由祝军民、王亚壮、郑路控制，无效宣告的审查过程中并未形成明显抗辩，故前述证据难以直接证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的欺诈行为。证人廖某某虽言及上海源圭公司的专利不存在价值，但其目前仍为上海源圭公司的总工程师，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关联，且对本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有所欠缺。至于宣传册及其相关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所举证据的综合证明力尚难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不仅如此，王亚壮在股权交易之前恰为标的公司的员工，领取工资，理应对公司具体情况有所了解，如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在交易过程中就公司专利等核心资产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一方应当有所察觉。然而，在签约、付款、交接公司证照等财产过程中以及此前的时间内，在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之后，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从未就专利技术的问题提出异议。更让人费解的是，在完成股权变更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屡次致函催促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进行资产确权，支付资产结算款，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的回函中也从未提及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的所谓欺诈行为，反而是不断出具承诺，或进行资产确认，如此行为，与常理不合。基于上述考量，一审法院认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关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存在欺诈行为的意见，实难采信。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本诉主张，依据不足，难以支持。同理，其关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请亦难以成立。二、对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的反诉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交易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标的公司有关资产和负债的特别约定，由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同时还明确股权对价150,000,000元不包括应另行交付的款项和资产。因此，交易双方通过《补充协议》《备忘录》对标的公司的资产结算事宜作出约定，并无不妥，《补充协议》《备忘录》的内容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在双方明确资产结算款金额，且付款条件成就后，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理应支付相应款项，若拒不支付，则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关于资产结算款金额及成就条件的问题。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资产结算款的金额应当以最终清点确认结果为准，而款项的支付亦是以各方对资产清点无误并出具书面报告为基本前提。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在签约后几经盘点确认和函件交涉，始终未能形成各方均认可的书面清单报告，可见各方对资产并未清点完毕，故总体而言，资产结算款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上海源恺公司和宋贵中可另行主张权利。虽然，祝军民曾于2016年12月13日签署《资产确认结算协议》，明确结算总金额为77,601,344.55元。但该协议明确约定需要各方均签字后才能生效，而收购方的三人中仅有祝军民签字认可该协议，王亚壮、郑路均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显示祝军民在该次结算过程中得到了另外两人的授权许可，该清点结果至今也没有得到该二人的追认，故《资产确认结算协议》并未生效，难以据此认定各方达成清点结果。事实上，2016年12月28日的《律师函》中，上海源恺公司对《资产确认结算协议》和结算结果只字未提，反而再一次催促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尽快完成资产确权工作，可以进一步印证前述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结算款中，有一笔特别列明资产款2,250万元，载明于《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之中，该款项金额明确。而在2016年2月26日上海源圭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2016年4月6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出具《承诺书》中，均对该特别列明资产款的支付条件进行了明确。《承诺书》中，祝军民、王亚壮、郑路更是一致承诺于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特别列明资产款2,250万元。因此，该部分资产结算款的金额及支付时间均十分明确，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理应按约定及承诺的时间、金额支付，故该款项不在前文述及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之资产结算款之列。关于违约责任，鉴于前文已述，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款以外部分款项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故上海源恺公司和宋贵中就该部分款项所主张的违约金请求，难以支持。而关于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款，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理应遵照己方的承诺予以支付，然其至今未付该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若祝军民、王亚壮、郑路未按时付款，应当按照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备忘录》中亦作出了相同的约定，该违约金计算标准尚属合理，并未过分高于通常商事交易习惯所遵循的标准。故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据此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具备合同依据。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以2016年12月14日作为起算点主张违约金，该日期晚于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在《承诺书》中的日期，故一审法院对该起算时点予以认可。至于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另主张的3,000万元违约金，其所援引的合同依据见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该协议的主要内容系针对1.5亿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及标的公司股权、相应资产交付问题，并非主要涉及本案反诉所涉的资产结算款支付事宜。而且该3,000万元违约金条款的适用条件是违约导致协议无法顺利履行完毕之情形，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即1.5亿元的支付及股权的过户都已顺利履行完毕，故该条款并不适用于本案。而《补充协议》《备忘录》中并未有关于3,000万元违约金的条款。因此，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主张祝军民、王亚壮、郑路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支付资产结算款2,250万元；三、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式：以2,25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自2016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四、驳回上海源恺公司、宋贵中的其余反诉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当事人均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进行了举证和质证，本院对以下争议事实予以认定：一、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事实(一)关于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是否通过印制宣传册对祝军民等进行宣传上诉人一审提交了经公证的2015年12月30日电子邮件、印制宣传册的收款收据和发票等会计凭证，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进行虚假宣传。被上诉人认可标的公司印制宣传册相关会计凭证的真实性，但否认对上诉人发送宣传册。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承认标的公司印刷过宣传册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通过宣传册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相关市场主体宣传标的公司情况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二)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文本由谁起草双方当事人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由对方起草，为此，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提供以下证据：2015年12月29日潘一律师发给“联润达”的邮件，附件为2015年12月28日《商请延长签约时间的函》，告知对方已经收到股权转让协议草案，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沟通，建议正式签约时间延后；2015年12月29日“联润达”回复潘一律师的邮件，可以看出2015年12月26日郑义给潘一发送了源圭股权转让协议草案，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是由祝军民一方起草的。上诉人祝军民等对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从没有收到过该邮件。本院认为，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提供的邮件真实性存疑，由哪一方起草《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可以确认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进行了来回磋商，并自愿签订了该协议。(三)关于尽职调查是否完成及其时间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系在完成尽职调查之后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称《联润达报告》提及“尽调程序仍在进行中”，《天健报告》的标题为“阶段性汇报概述”，可见截止2015年12月末，上诉人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仍未完成。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展开尽职调查是不争事实，但仅此尚难以证明上诉人已通过尽职调查完全清楚和了解本案双方争议的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相关专利的实施情况。(四)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王亚壮是否为标的公司员工上诉人主张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王亚壮并未与标的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仅为标的公司业余顾问，不是公司员工。本院经查，王亚壮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担任标的公司业余顾问，结合2015年6月至8月期间王亚壮在标的公司领取报酬的事实，可以认定王亚壮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后，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具备一定的认识条件。(五)关于2015年10月6日宋贵中是否向上诉人进行虚假陈述以及宋贵中与上海源凯公司签订的《终止协议》的认定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否认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无法证明2015年10月6日宋贵中向上诉人进行虚假陈述，宋贵中是否与上海源凯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真实性亦无法确认。二、关于标的公司是否使用专利配方生产销售新醇燃料产品(一)关于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珠海是否有生产基地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二审中提出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在珠海有生产基地，祝军民、王亚壮、郑路反驳认为深圳源圭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源圭公司)不存在珠海基地，所谓的珠海基地只是一个送货接应点，并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案外人李瑞坤出具的说明、深圳源圭公司租用李瑞坤场地的现场照片、深圳源圭公司2016年2月29日记账凭证，证明上海源凯公司和宋贵中所称的珠海基地只是一片空地和活动板房，不具有生产所谓新醇燃料的生产条件；珠海基地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水电费只有171元，没有生产活动；2月29日记账凭证的付款申请单，有股权转让前就任职的陈少伟(宋贵中妻子的舅舅)和财务经理韦沣玲(宋贵中妻子的姐姐)签字。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对李瑞坤说明和现场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承认珠海基地并不是生产基地，而是设备维修和周转基地，场地是用于停放危化品车辆；对记账凭证、付款凭单和水电费凭证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都是在被上诉人移交公司之后发生的付款行为。本院认为，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二审中先主张珠海基地生产新醇燃料，后又承认该基地并非生产基地，结合祝军民等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可以认定珠海并没有新醇燃料生产基地。(二)关于标的公司委托上海化工院进行生产的相关事实上海源凯公司、宋贵中主张标的公司实际委托上海化工院按照专利配方生产新醇燃料，为此提供以下证据：1.2014年4月24日上海源圭公司和上海化工院签订的《代加工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2.2014年10月8日源玖公司与上海化工院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及2014年10月8日上海源圭公司、源玖公司、上海化工院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自2014年11月1日起上海源圭公司与上海化工院签署的《代加工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提前终止，改由源玖公司与上海化工院签署新的代加工技术服务合同。同时提交上海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5年11月23日先由标的公司将款项付至源玖公司，第二日由源玖公司支付给上海化工院，实际上源玖公司仅仅是代支付，之后也是如此操作。此外，《科目往来单位明细账》、2016年1月29日由王亚壮签字的《春节前需支付费用明细》以及有王亚壮签字的《2016年3月7日费用支付清单》，可以证明王亚壮明知标的公司委托上海化工院代加工生产新醇燃料。3.2016年10月27日广东省梅州监狱罪犯伙房新醇燃料(环保油)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示和2016年12月2日广东省梅州监狱罪犯伙房醇基燃料采购项目(重招)单一来源成交公告，可以证明上诉人在受让标的公司之后依然有生产和销售新醇燃料。4.客户满意度调查表三份，证明客户使用新醇燃料反映良好。5.《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第33818号)》一份，专利复查委员会认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能够实施本专利权利要求1-2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可以预期其能够实现说明书记载的效果。”“本专利中二甲苯和丙酮均属于添加剂，相对于主燃液体的含量其用量很少，并不会产生大量的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含碳气体。……相对于传统的燃料，可以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专利复审委员会的结论是维持专利权有效，即“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是有效的专利。上海源凯公司、宋贵中另提交上海源圭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及附页，证明上海源圭公司的许可经营范围包括硝酸、丙酮、硫酸等危险化学品。上海源凯公司、宋贵中另申请证人许某到庭作证，许某陈述：其一直担任上海源圭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销售、协调工作。2014年初上海源圭公司与上海化工院签订了代加工协议，委托上海化工院加工生产，由上海化工院检测合格后再进行销售，可以提供2014年、2015年客户发货记录，有数量和金额。技术由宋贵中和廖某某负责，公司有专门的采购部门负责采购原料，公司有一套ERP管理系统，里面有采购单、生产单的记录。上海化工院有6个主罐，有3个100立方米的小罐用来放添加剂，设备自动操作。从2014年初开始直到公司移交之前，生产总量在1万吨以上，包括M85和M90等不同规格的产品，甲醇含量90%的就叫M90，廖某某从山东采购过一批高碳醇作为添加剂专门生产过一批新醇燃料。没有采购过榨糖废液，采购的添加剂都是直接送到上海化工院进行生产，甲醇是已经储存在上海化工院的主罐中了。上海源圭公司收购前后，由采购部经理陈伟按照宋贵中和廖某某的指令采购原料。给上海化工院的加工费并不是按照实际代加工产品的数量付费，而是承包结算，每月33万元。有3家左右的基金公司去上海化工院做过调查，想投资标的公司，但由于溢价太高而没有投资。廖某某曾经于2016年4、5月份联系过许某要求主张6%的股权对价900万元。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主张，标的公司与上海化工院之间不存在代加工新醇燃料的委托关系，仅仅利用上海化工院的罐体储存甲醇原料，且廖某某在上海化工院调制的新醇燃料也并非专利配方。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上海源圭公司2016年4月20日付款凭单、6月20日领(付)款凭单、6月20日中国银行客户借记回单，证明经许某签字确认的标的公司支付给上海化工院的款项是“仓储费”，谢晓燕签字的标的公司支付给上海化工院的款项是“仓储费”，可见标的公司在上海没有生产基地，不存在“代加工”事实；2019年11月17日上诉人代理人黄思周律师与廖某某的调查笔录，证明廖某某称上海源圭公司自成立之初就没有使用专利技术生产，专利没有价值，与上海化工院的合作只是为了租赁仓储设备存放甲醇，没有进行代加工生产，不是生产基地。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申请证人廖某某出庭作证，廖某某陈述：其系上海源圭公司的总工程师，“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并没有在上海实际使用，因为原材料很贵，也买不到这些易燃易爆添加剂，之前在惠州使用过，从效果来看钠结块会引起锅炉堵塞，可能有爆炸风险，效果很不好。2015年-2016年在上海化工院调试了一两千吨甲醇，但用户非常少。并没有根据专利配方调制，而是随机调制。由于上海源圭公司没有续费，因此“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已经失效。目前市场上并没有与廖某某的发明专利类似的技术，但这些专利并没有实质作用，十万元就可以买到这个专利。珠海没有生产基地，租用一块地方以甲醇加水的方式做成新醇燃料，甲醇加水之后也可以燃烧，只是热值降低。在上海化工院调制的两千多顿新醇燃料卖出去几百吨，上海化工院后来说不能再存放甲醇，要求限期搬走，于是按照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掉部分，剩下几百吨当做废醇处理了。有客户发现所谓新醇燃料比天然气更贵，就不再使用产品了。廖某某称，专利中的乙酸丁酯、六次甲基四胺、丙酮、硝酸铵等都是受控制的化学原料，从未要求许某去购买过。一般使用高碳醇作为添加剂，且没有使用专利方法进行调制。生产数量也只有几千吨，没有上万吨那么多。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认为，《技术服务合同》是为了避税才签订的虚假合同，《科目往来单位明细账》恰好证明标的公司2015年只购进少量原材料，却付出大量加工费，标的公司与上海化工院并非代加工关系，不是按进货原材料情况支付加工费用，而是每月固定支付仓储费。根据其提供的证据、廖某某的证言以及许某的陈述“没有采购过榨糖废液”，祝军民等认为，标的公司不可能用“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进行生产，又由于丙酮是制毒原料，按照比例换算需要采购几百吨丙酮，因此也证明没有使用过该专利进行生产。梅州监狱采购项目中标人深圳源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宋贵中，是宋贵中经营的业务，公告虽然写的是新醇燃料环保油，实际送货的是甲醇加水，且公告中的技术指标中，热值比甲醇还低，更可以证明是甲醇加水后的热值，而不是新醇燃料。祝军民等认为，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提供的调查表没有形成时间、落款时间，无人签字，无法核实，不能证明是标的公司生产的新醇燃料。本院经查，根据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标的公司与上海化工院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又由于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承认上海化工院有6个罐体，其中2个用于生产，4个用于存放原材料，既有加工费也有仓储费，结合廖某某和许某的证言，本院认定标的公司与上海化工院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和仓储关系。(三)关于标的公司专利及其实施情况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时已经将公司专利全部移交给对方，根据专利说明就可以进行新醇燃料生产，祝军民等在接手标的公司后恶意提起专利无效申请，与出让方无关。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认为，“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并未移交给标的公司，也从未使用“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以及“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生产过新醇产品。一审法院查明的专利无效情况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民用液体燃料”专利已经于2017年5月12日经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认定为无效，无效理由包括：(1)不具有创造性。“在对比文件1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2、对比文件3以及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1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具备创造性。”其中，对比文件1是指2008年3月19日公开的公开号为CNXXXXXXXXXA、发明人为赵善修、发明名称为“一种醇基液体燃料”；对比文件2是指2009年7月8日公开的公开号为CNXXXXXXXXXA、发明人为廖某某、发明名称为“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对比文件3是指1993年4月14日公开的公开号为CNXXXXXXXA、发明人为马连会、发明名称为“一种民用液体燃料及其制造方法”。(2)无法实施。“权利要求1中记载的民用液体燃料共包括9种材料作为组分，而本专利的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均未公开包括上述9种材料作为组分的民用液体燃料。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与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不一致，权利要求1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未记载在说明书中，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也不能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者概括得出。本专利权利要求1所限定的技术方案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3)不符合国家标准，在工业生产中不可实施。“由于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的民用液体燃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因此，根据权利要求1记载的组分及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得到的民用液体燃料不能够被生产、销售和进口。如果进行生产，会被相关部门处罚，如果该产品对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而构成犯罪，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被鉴定专利权利要求1所要求的保护的民用液体燃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醇基液体燃料》的规定，被鉴定专利在工业生产中不可实施。”2.“一种醇油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已经于2017年11月3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无效理由是“对于组合物产品，如果其与现有技术的区别仅在于同类添加剂的选择和替换使用，且这种选择和替换使用产生的技术效果是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预期的，那么该组合物产品相对于现有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创造性。”3.“使用醇基清洁燃料提供工业炉窑热效率的燃烧方法”专利已经于2018年4月18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无效理由是“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解决其技术问题，并产生预期技术效果为准。如果说明书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该技术手段并不能实现本发明或实用新型，则说明书没有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即“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无法实现本发明，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4.“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即上文所述对比文件2，廖某某作为发明人于2009年获得该专利，后于2013年将该专利许可给标的公司使用，因标的公司2018年未按期缴纳年费，该专利已经失效。5.“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目前仍然为有效专利，该专利配方中包括10%-15%的榨糖废液，3%-5%的丙酮。专利说明书中载明“榨糖废液为糖厂废水过滤后，得到的无渣质的废液；除榨糖废液外，酿酒废液及酒精废液亦可，比例相同”，但该专利中的丙酮并无其他物质可以替代。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关于标的公司专利生产使用的情况》，称“其中燃料生产使用较多的是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和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自认没有采购过榨糖废液，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采购过酿酒废液、酒精废液等其他替代物质，同时也无证据证明其大量采购丙酮用于生产，因此本院认定标的公司并未使用“新型环保高能醇基工业燃料及其制备方法”这一专利进行生产。“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因未缴纳许可费而失效，且作为“民用液体燃料”被宣告无效的对比文件，被认为与无效专利“民用液体燃料”具有相似性，而“民用液体燃料”除不具备创造性之外，也不具有可实施性，不符合国家标准，在工业生产中不可实施。被上诉人对具体使用“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进行生产的事实所进行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标的公司使用“一种液体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专利进行生产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存在以下法律争议焦点：一是诉讼程序方面，是否存在遗漏处理管辖权异议的问题。二是实体方面，是否存在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导致《股权转让协议书》可以撤销的情形。三是关于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是否需要支付，以及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本院裁断如下：一、关于管辖异议本案系由祝军民等作为原告首先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粤03民初42号，审理过程中上海源凯公司、宋贵中提起管辖异议,一审被驳回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2018)粤民辖终250号裁定书撤销了(2017)粤03民初42号民事裁定，并将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即本案一审法院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本案的管辖权争议，已经有生效裁判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无需再对管辖权异议另行处理。祝军民等关于一审法院遗漏处理管辖异议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二、关于可撤销事由第一，《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因欺诈而可撤销。合同因欺诈而可撤销需要符合一定的要件：一是行为人存在欺诈的故意，二是行为人做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三是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相应意思表示。根据上文查明的相关专利情况，本院认为由于标的公司尚不能证明实际使用专利技术进行生产，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鉴于条款明确载明“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醇环保燃液，可广泛用于工业热力燃烧领域。”在转让标的部分明确“至少供标的公司正常运营3个月的原材料和固定资产。”在有关资产盘查表中，也多处载明“新醇燃料”、“添加剂”等内容，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作为出让方，在转让标的公司之前实际经营标的公司，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十分清楚，对标的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专利配方进行生产亦明知，却未如实告知祝军民等“新醇燃料”、“添加剂”并非根据专利技术生产而来。可见，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在股权出让过程中，未向祝军民等主动披露标的公司未使用专利配方进行生产的事实，甚至对标的公司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夸大宣传，这些行为均是为了使对方相信标的公司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因而愿意付出较高的收购对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确实向祝军民等公开了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报表、专利等无形资产证书以及对外签订的新醇燃料合同，王亚壮也在收购之前就已经进驻标的公司担任特别顾问，其有条件经过仔细考察发现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所谓新醇燃料的相关情况；且在正式收购之前，祝军民等收购方委托了两家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这些尽职调查涵盖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外投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财务状况等较为详细的信息，对于标的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是否实际使用专利配方进行生产，也可以通过深入调查得出结论，即使如上诉人所称尽职调查尚未完成，那么在尽职调查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匆忙做出收购决定，作为市场投资人，对投资风险也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因此，上诉人作出收购行为并非完全由出让方消极披露相关事实所导致，本院对上诉人以受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但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鉴于条款以及对转让标的的描述，股权出让方对标的公司具备以专利技术生产新醇燃料的能力，且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新醇燃料的工业化生产负有瑕疵担保义务，如祝军民等受让方认为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标的名不符实，对方不诚信交付标的造成己方损失，可另寻解决路径。第二，《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合同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一方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之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之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之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从本案来看，祝军民等并非处于危困状态，其所称对新能源行业不够了解也不能成为弱势之理由，其也有条件通过聘请专业机构或专业经理人的方式予以弥补；宋贵中、上海源凯公司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并非牟取不正当利益，祝军民等做出收购决定也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因此双方在往来磋商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系正常商业交往；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成立时，转让对价的确定系双方合意的结果，相关专利在股权转让之后被宣告无效以及难以进行工业化生产，尚不足以认定在成立之时即显失公平，毕竟除专利之外，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还包括行业资格认证、生产经营许可证、注册商标等等。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因显失公平而可撤销。但如前所述，若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所对应的专利等资产价值并不符合协议约定，双方当事人就违约争议可以另行解决。第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因重大误解而可撤销。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祝军民等称在收购标的公司前从未涉足能源行业，轻信宋贵中的介绍、标的公司的宣传资料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承诺与保证，误以为标的公司是一家利用专利技术生产新醇燃料的能源企业，股权转让行为已经造成1.5亿元损失，据此构成重大误解。本院认为，祝军民等对于所要收购的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将要进行的业务、收购的法律后果等均有一定认知，其出于进军新能源行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做出收购行为，事实上也获得了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实际控制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于整个收购行为不存在误解，1.5亿元的收购对价也不应等同于实际损失。祝军民等轻信宋贵中的介绍或者过于信赖宣传资料，系自身做出商业判断中的过失，在可以通过尽职调查和职业经理人获知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其不得以自身过错主张重大误解。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因重大误解而撤销，祝军民等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款的支付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2,250万元特别列明资产款已经达到支付条件的裁判结果和理由，在此不予赘述。综上，本案是一起股权转让纠纷，争议焦点在于股权受让方是否可以对方欺诈或者己方重大误解以及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合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基础上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且上诉人一方还委托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本院二审进一步查明，上诉人王亚壮在股权转让之前已经担任标的公司的顾问，有一定条件了解标的公司的情况。股权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向受让方提供了标的公司财务资料、专利技术文件等材料，而在股权转让之后，上述大部分专利因无法实施等原因被确认无效。被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标的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使用上述专利进行了批量生产和销售，也无证据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向受让方明确告知专利实施状况，存在信息披露瑕疵。但仅此并不能得出上诉人一方完全是受对方欺诈而进行签约，因为股权受让方有条件通过自身审慎观察并借助于市场专业机构对标的公司专利以及实施状况进行尽职调查而得出客观结论。因此，对于上诉人以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协议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但双方当事人对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对价是否适当履行的争议，在诉讼时效之内仍可以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4,300元，由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云波审判员  贺 幸审判员  陆 烨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吴 拓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