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8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1，男，194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秀琳，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全，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2，男，195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3，女，195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四川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4，女，195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侯某1因与被上诉人侯某2、侯某3、侯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6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侯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胡兰香所立代书遗嘱有效，认定事实错误。1.无法证实代书遗嘱内容源自遗嘱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口述内容。胡兰香不识字，在立遗嘱时已经近94岁高龄，且根据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8）川0107民初119号民事判决记载胡兰香不能清楚、准确地表达，该案开庭时间是2018年2月7日15时，距离胡兰香立遗嘱仅两个半月，而任某出庭陈述遗嘱内容是提前和胡兰香沟通的，且任某提供的视频录像并无胡兰香口述遗嘱内容的过程，遗嘱记载的内容也不符合胡兰香的表达习惯，无法证实代书遗嘱的内容是胡兰香口述，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2.代书遗嘱形成的时间是2017年11月21日，存在合理怀疑。代书遗嘱的主体内容与代书人签字处的笔迹明显不同，不能排除该遗嘱并非于2017年11月21日由任某亲笔代书的合理怀疑；3.无法证实立遗嘱人处的印章系胡兰香本人在清楚遗嘱内容后于2017年11月21日加盖。基于胡兰香的的身体状况，其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均交由上诉人保管，其私章由谁保管不具有确定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胡兰香私章是其本人在清楚遗嘱内容后于2017年11月21日加盖的；4.证人任某当庭出示的录音录像证据系复制件，且不完整，无法证实视频拍摄的日期系立遗嘱日期。任某陈述代书遗嘱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录音录像，任某作为遗嘱保管人未能保管好相关录音录像，任某也未在胡兰香去世后第一时间召集全体被继承人宣读遗嘱。经任某陈述，被上诉人与任某联系以公民身份见证且未收取任何费用，其本人也作为被上诉人某案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能排除任某与继承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均无法证实，故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处理遗产。 被上诉人侯某2、侯某3答辩称，被继承人胡兰香在生前办理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时有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11月20日，成都市蓉城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鉴定书可以反映出被继承人为立遗嘱处置自己的财产，在作出行为能力鉴定次日即作出代书遗嘱，被继承人立下遗嘱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加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有不当得利纠纷诉讼，双方的关系极度糟糕。被上诉人出示的两个视频资料均能清晰地反映出被继承人生前如何处理自己的财产以及不愿意讲财产给予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诉讼中，两名代书遗嘱见证人均出庭接受了质询，对见证过程、与被继承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等均作出详细陈述。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侯某4未发表答辩意见。 侯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胡兰香银行帐户内现金存款205625.8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侯清和与被继承人胡兰香生前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即侯某1、侯某2、侯某4、侯某3。侯清和于2013年7月4日死亡，被继承人胡兰香于2018年8月19日死亡。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除上述人员外，胡兰香并无其他继承人。 二、被继承人胡兰香名下银行卡交易情况如下: 1.尾号为7462的中国银行账户在2018年7月11日时的余额为1221.8元，2018年8月24日及9月17日分别转入工资200元，截止2019年1月18日，余额为1618.25元，2019年1月24日现金取款1618.25元，余额为0。 2.尾号为2706的中国银行帐户于2018年8月19日现金取款6万元，余额130032.15元；2018年8月21日现金取款13万元，余额32.15元；2018年9月20日结息转入88.05元，2018年11月22日分三次共存入6万元；2018年12月20日结息转入14.59元，2019年1月22日现金取款4万元，2019年1月24日现金取款20134.79元，余额0元。 3.尾号为5387的工商银行帐户在2018年8月18日时的余额为357.11元，2019年1月24日支取353.64元，余额为0。 4.尾号为4548的中国银行帐户于2017年7月1日现金取款15234.56元，剩余0元。 一审庭审中，侯某2、侯某3、侯某4陈述胡兰香名下的银行存款中有19万元在侯某3处，另，中国银行尾号为4548的银行帐户余额为15234.56元，工商银行尾号为5387的银行帐户余额为359.37元，已按遗嘱由侯某2、侯某3继承。侯某1对上述银行存款金额无异议，但认为应当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 三、根据侯某2、侯某3提交的《代书遗嘱》，载明立遗嘱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立遗嘱人为胡兰香，代书人为任某，其上载明“以下为立遗嘱人胡兰香口述：我叫胡兰香，今年93岁，我与已亡故的丈夫侯清和共同生育四个子女，分别为侯某2、侯某1、侯某3、侯某4。因我年事已高，为了今后家庭和睦，生前立下遗嘱，具体内容如下：一、截止2017年11月21日，属于我个人所有的存款金额为184636元，现存于中国银行成都市罗浮支行，卡号62×××00此款生前由我个人支配，特委托侯某2和侯某3保管。二、本人去逝后，上述银行存款余额由侯某2（身份证：5101031953××××××××）和侯某3（身份证：51010319571××××××××）共同继承。……四、除上述银行的存款之外，其它产生的我的收益和债权，均由侯某2和侯某3共同继承。五、因我不识字，请任某代书，周某见证，盖上我的私章和手印。遗嘱从我去逝时生效”。 四、根据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的成蓉司鉴［2017］民鉴3123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显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胡兰香精神活动属于正常范围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2017年6月20日，胡兰香、侯某1、侯某2诉侯某3、侯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出具（2017）川0107民初617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为侯某4于2017年6月28日前向胡兰香支付侯清和存款189800元，向侯某1、侯某2、侯某3分别支付侯清和存款31000元继承款；侯某3于2017年6月28日前向胡兰香支付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共计29000元。 六、2018年1月3日，胡兰香诉侯某1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7月6日作出（2018）川0107民初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胡兰香的诉讼请求。因胡兰香不服判决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过程中胡兰香于2018年8月19日死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其继承人侯某2、侯某4、侯某3继续参加诉讼，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30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七、经侯某2、侯某3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分别询问了证人任某、周某。任某陈述，其受胡兰香的委托代为书写遗嘱，任某让胡兰香先去做行为能力鉴定，待鉴定结果作出后任某及其同事周某一同前往胡兰香家中，由胡兰香口述，任某书写，书写好代书遗嘱后由胡兰香加盖印章，整个过程均由周某拿任某的手机录音录像。证人周某陈述，其与同事任某一同前往胡兰香家中，胡兰香委托任某代为书写遗嘱，遗嘱写好后由胡兰香确认后纳了私印，同时在代为书写遗嘱的过程中其作为见证人在场并用任某的手机录音录像。侯某1质证认为，两位证人均系法律工作者，但却未按代书遗嘱的法定程序进行规范操作，两位证人陈述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立遗嘱时应当还有其他人在场，该代书遗嘱应当无效。 八、一审庭审中，侯某2、侯某3还出示了以下证据：1.录音录像，拟证明代书遗嘱是被继承人胡兰香的真实意思表示。2.光盘，拟证明2018年7月23日被继承人胡兰香要求侯某3带其去取款的情况，同时胡兰香再次明确其财产不给侯某1。3.票据，拟证明被继承人胡兰香生前的生活开销及去逝后处理丧葬事宜的开销。侯某1质证认为，对录音、录像、光盘、票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达到侯某2、侯某3的证明目的。侯某4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遗体火化证明、（2017）川0107民初6171号民事调解书、（2018）川0107民初119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3034号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存款回执、代书遗嘱、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之规定，该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继承人胡兰香生前所立的代书遗嘱是否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及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之规定，侯某2、侯某3提交的被继承人胡兰香生前所立的代书遗嘱，形式上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要求，且侯某1并无证据证明代书人、见证人与继承人侯某2、侯某3存在利害关系，对于代书遗嘱是否采取录音、录像的形式并非必要的形式要件要求，因此，被继承人胡兰香于2017年11月21日所立的代书遗嘱，应当真实、合法、有效，该案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依照代书遗嘱的内容，被继承人胡兰香的银行存款及其它产生的收益和债权均由侯某2、侯某3共同继承，故对侯某1主张代书遗嘱无效并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被继承人胡兰香名下银行帐户内现金存款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侯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9元，减半收取454.5元，由侯某1负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侯某1提交了以下证据证实其主张：1.（2018）川0107民初11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2018）川01民终13034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胡兰香在2017年底的状态已经不具备订立代书遗嘱的条件；2.（2019）川0107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任某与本案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代书遗嘱不是胡兰香的真实意思表示，代书遗嘱的形式不合法。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证实胡兰香在订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亦不能证实任某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 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侯某1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代书遗嘱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其中文中的“任某”三字是否为同一人笔迹，文本内容与文中的“任某”三字是否为同一人笔迹。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诉讼中，任某出庭接受质证，明确表示代书遗嘱的内容都是由其亲笔书写，上诉人侯某1并未提交代书遗嘱非任某书写的初步证据，故对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代书遗嘱的效力认定问题。代书遗嘱是否有效主要从代书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代书遗嘱是否体现了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两个方面进行评判。就此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是否合法有效的认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规定，本案中，代书遗嘱由任某、周某两名见证人现场见证，由任某代书，并由被继承人胡兰香摁手印并加盖印章，该代书遗嘱的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侯某1主张代书日期有误、代书人任某书写内容与签名字体不一致、胡兰香的印章非其本人持有、非胡兰香本人捺印等上诉主张均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上诉人侯某1认为见证人任某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规定，任某作为法律工作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不属于有利害关系的法定情形。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代书遗嘱过程的视频不完整、不真实的上诉事由，以视频方式记录代书遗嘱的订立过程并非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不能仅以视频资料认定代书遗嘱无效。 二、就代书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胡兰香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问题。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的成蓉司鉴［2017］民鉴3123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显示，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胡兰香精神活动属于正常范围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鉴定意见形成于代书遗嘱前一天，可以证实胡兰香在订立遗嘱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故上诉人侯某1关于胡兰香不能真实表达其意愿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 综上，上诉人侯某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9元，由上诉人侯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臧 永 审判员 周 岷 审判员 胡炀威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龙佳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