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03行终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正明，男，汉族，1963年4月3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地址：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MB1690576A。法定代表人：李昕，主任。一审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地址：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一组。法定代表人：胡继礼，主任。上诉人袁正明因与被上诉人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撤销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2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原告袁正明被习水县民政部门认定为“低保户”，现仍享有该“低保户”的惠民待遇。2014年国家实行“脱贫帮扶”政策后，原告袁正明被纳入贫困人口家庭。被告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时，在《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上“农户属性”栏把原告袁正明登记为“五保户”。该卡作用一是方便贫困户到相关部门办理事务容易识别，二是方便政府干部帮扶时做好工作记录。2015年12月，在“脱贫帮扶”工作期间，原告接到被告填发的《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时，以被告在“农户属性”栏把其登记为“五保户”错误为由找被告理论。被告以工作疏忽要求原告退还予以纠正，收回作废处理，但原告以退还后没有证据为由拒绝退还《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遂向政府要求处理。2018年8月15日，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作出同府信复字〔2018〕26号“关于袁正明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答复意见如下︰1、依据2014、2015扶贫与民政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统一口径的相关规定，你户精准扶贫卡上“五保户”的问题属时任红旗村业务人员在2015年补录扶贫系统云数据时理解偏差，扶贫办数据审核不细造成，纯属业务有误，无人身攻击或故意行为。2、镇分管扶贫领导已组织红旗村、扶贫办业务负责人向你当面口头道歉，镇及县相关领导也多次口头向你解释道歉。你应谅解。3、如你仍认为侵犯了你的人身权、名誉权，你可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现原告袁正明仍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16年6月，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在“脱贫帮扶”开展贫困人口再“回头看”工作中，按照文件要求，于同年6月已在扶贫系统中将袁正明予以剔除，相关登记也一并撤销。即袁正明的贫困户登记卡随着其贫困户资格的取消而被撤销登记。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由此产生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分红利润等损失共计12.65万元，本院当庭依法决定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将原告登记为“五保贫困户”，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该规定体现的是当事人诉的利益。“无诉则无判”，诉乃发动审判权的前提。诉最终能否获得审理判决还要取决于诉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在“脱贫帮扶”工作中，《贵州省贫困户登记卡》只发放至对应贫困户，属贵州省为精准贫困户识别和帮扶管理、精准落实政策，探索实践的一项脱贫攻坚技术服务措施，不对外发布传播，不会对袁正明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被告在国家实施扶贫工作中进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因工作疏忽而出现登记错误，在“农户属性”栏把其登记为“五保户”，且发现错误后要求原告退还及时纠正更改并无不当，并未对原告造成实际影响。从一般普通人的理解，被告这一登记错误属于工作人员粗心大意所致，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另本案原告诉称其有子有孙，被无辜骂成“五保户”，此给其精神和人格造成伤害，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由此产生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交通费、医疗费、分红利润等损失共计12.6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关于“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审理中原告没有提出正当理由，故依法不予准许，于法有据。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和第七十九第二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袁正明的起诉。一审宣判后，原告袁正明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二、撤销上诉人扶贫登记卡中五保户三个字。三、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人身、名誉、误工、交通等各项损失共计126500元。四、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5月，上诉人得到精准扶贫卡，被评为贫困户、低保户二类。扶贫办和红旗村将上诉人评为五保户后，上诉人多次找扶贫办和各级政府领导反映，但一直没有结果，导致上诉人心情不佳，出现抑郁。2018年2月，上诉人因此发生车祸，花去了10多万元的医疗费，上诉人未获得精准扶贫的报销，少报销1万元和政府特惠特息三年5万元分红16500元，共26500元。二、上诉人虽然贫穷，也是有子孙的合法公民，上诉人虽然是残疾人，被上诉人不能无故咒骂上诉人是五保户，被上诉人故意使上诉人精神和人格上得到伤害，上诉人既然被评为贫困户，却无故被剔除，在贫困户表册里，有的人拥有车辆，有的是包工头，还有的是挖机老板，却被纳入精准扶贫户。三、将上诉人登记为五保户，伤害了我的长子袁勇，其已30岁仍未结婚，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花去10多万元。四、五保户是侮辱人的词汇，看不见摸不着，给上诉人在思想上、精神上产生了洗不掉的阴影。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习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第三人习水县同民镇红旗村村民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第九条的规定，于2014年6月建立扶贫开发建档立卡统计报表制度，并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建档立卡对象包括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地区。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贫困户可选填扶贫户、低保户和五保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中，上诉人要求撤销被上诉人颁发的贫困户登记卡，故需首先确定被上诉人颁发贫困户登记卡的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首先，国家对贫困户和贫困村建档立卡，其目的在于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明确帮扶主体，落实帮扶责任，分析掌握扶贫开发工作情况，为扶贫开发决策和考核提供依据。基于此，被上诉人在对上诉人调查统计过程中，将上诉人的农户属性登记为五保户，其作用在于掌握上诉人的基本情况，便于以后相关工作的有序开展，并非为上诉人设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其次，按照调查统计的情况，贫困户可选填扶贫户、低保户和五保户，此外，依照《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五保供养是指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为此，将农户登记卡中农户属性登记为五保户，不具有侮辱性质。第三，习水县同民镇相应工作人员在国家实施扶贫工作中进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时，因对袁正明户的家庭情况不熟悉、不了解，由于工作疏忽大意而出现登记错误，被上诉人审核不细，导致在登记卡中的“农户属性”栏把其登记为“五保户”，被上诉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并不存在故意行为，加之在发现将上诉人的农户属性登记为五保户有错误后，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当地政府已要求上诉人退还贫困户登记卡及时进行纠正，并对上诉人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咒骂和侮辱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农户属性登记为五保户，其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对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一审综合本案实际，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其受到损失，要求赔偿人身、名誉、误工、交通等各项损失共计126500元，该诉讼请求系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增加，且无正当理由，一审法院依法决定不予准许，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对上诉人的该请求，本院不予审查。但一审裁定书第12页倒数第四行应引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七十条作出裁定，一审法院引用该司法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作出裁定存在错误，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冯再军审判员  方 兵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