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男，1953年12月21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一，女，1963年4月14日出生。方某、方某一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爱娣，北京法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二，女，1956年11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方某二之子），1982年9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三，男，1952年12月1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钰，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允（方某三之女），1979年12月2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四，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钰，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蕾，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方某五，女，1966年3月22日出生。上诉人方某、方某一、方某二因与被上诉人方某三、方某四，原审被告方某五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3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某、方某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方某三、方某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原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居住人系方某四，×号院内房屋应属方某四系认定事实错误。×号院居住人是方某一，1999年之后×号院由方某五一直对外出租直到拆除。方某一在×号院居住了十余年，方某四在庭审中陈述自己在×号院居住了十余年，一审法院认定×号院由方某四居住并管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号院是1983年由周某、方某五夫妇出资兴建，2005年方某五出资对×号院房屋加盖西厢房和门楼，并整体进行了装修，并没有进行重建、翻建。方某四没有证据证明出资建房，一审法院认定院落新建、重建、翻建由方某四完成缺乏证据支持，认定建房时间与方某四结婚时间吻合也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方某三及其女儿、女婿系原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居住人，×号院内的房屋应归方某三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方某三提供的1978年申请建房三间存根指的是原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1985年申请建厢房的也不是×号院，方某三并未在×号院居住，居住人是方某四。×号院是1977年3月兴建，方某三在外地当兵未复员，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参与建房。1999年开始，×号院由方某五对外出租，2010年方某五出资对房屋进行了改建、增建，而不是翻建。×号院、×号院、×号院一直由方某五管理。3.一审法院依据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以下简称半壁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出具的答复函将方某四、方某三认定为×、×号院的出资人和居住人，属于重大误解，缺乏证据支持。半壁店村委会为了推进房屋拆除工作，在没有核实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也没有告知其他继承人情况下，与其中一位继承人签订拆除协议。半壁店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无法认定房屋的出资人，而且房屋建房时间较久远，半壁店村委会的现在职人员对此也不知情。半壁店村委会在答复函中的陈述是存在歧义的，其答复应当是对政策的答复。法院应根据事实、证据依法认定实际出资人，不应依据半壁店村委会出具的答复函认定事实。方某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方某三、方某四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宅基地×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居住人系方某四，×号院内房屋应属方某四属认定事实错误。×号院、×号院、×号院原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周某。×号院的原始建设出资人系周某，×号院自建成后一直由方某五和周某夫妇进行管理，期间方某四和方某一都在×号院居住过，方某四1989年、1990年搬离×号院到×号院居住，方某一1989年、1990年搬进×号院居住至1999年方某五和周某将院落出租为止。一审法院认定×号院由方某四居住并管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号院于1983年由周某、方某五夫妇出资兴建，2005年方某五出资对×号院房屋加盖西厢房和门楼，并整体进行了装修，并没有进行重建、翻建。一审法院认定×号院落新建、重建、翻建由方某四完成缺乏证据支持，同时认定建房时间与方某四结婚时间吻合也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方某三及其女儿、女婿系×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实际居住人，×号院内的房屋应归方某三所有系认定事实错误。方某三提供的1978年申请建房三间存根指的是×号院，1985年申请建厢房的也不是×号院，方某三并未在×号院居住，居住人是方某四。×号院是1977年3月兴建，方某三在外地当兵未复员，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参与建房。×号院自1999年一直由方某五对外出租，2010年方某五出资对房屋进行了改建、增建，而不是翻建。×号院、×号院、×号院一直由方某五管理。3.一审法院依据半壁店村委会出具的答复函将方某四、方某三认定为×、×号院的出资人和居住人，属于重大误解，缺乏证据支持。半壁店村委会为了推进房屋拆除工作，在没有核实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也没有告知其他继承人情况下，与其中一位继承人签订拆除协议。半壁店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无法认定房屋的出资人，而且房屋建房时间较久远，半壁店村委会的现在职人员对此也不知情。半壁店村委会在答复函中的陈述是存在歧义的，其答复应当是对政策的答复。法院应根据事实、证据依法认定实际出资人，不应依据半壁店村委会出具的答复函认定事实。×、×号院的产权人是周某，应以《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建房许可证》作为认定依据。方某三、方某四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方某、方某一、方某二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方某五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方某、方某一、方某二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方某、方某一于2019年3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号院正房两间、厢房三间、门楼一间，方某、方某一各享有六分之一份额；2.×号院房屋八间，方某、方某一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3.×号院周转认定有效面积123.4平方米、周转补助费7000元、拆除折价款300元，方某、方某一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4.×号院周转认定有效面积184.95平方米、周转补助费19697.5元、拆除折价款800元，方某、方某一各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某五和周某共育有子女六人，分别是方某、方某一和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周某、方某五分别于2001年9月16日、2018年8月4日去世。132、×、×号院的原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周某。2018年11月28日，方某、方某一和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就×号院签订《家庭析产协议》，内容为：方某五在周某去世后于2014年2月订立赠与协议，将其在该房屋的产权份额赠与给长女方某二、次女方某一所有，就×号院进行继承双方均同意：（1）周某先于方某五去世，对于上述属于周某的一半房产，方某五与六子女均有继承权，因此上述立协议人均同意按照每人1/7的比例继承，即上述六子女人均分得房屋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1/14。（2）方某五去世前立有赠与协议，将上述房屋中属于方某五本人的份额赠与给长女方某二、次女方某一。对于上述方某五拥有的一半房产，方某五继承周某的1/7，再加上方某二、方某一各自继承周某份额的1/7。即长女方某二、次女方某一各分得上述房屋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5／14。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具体面积根据村委会核定的面积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比例折算。×、×号院宅基地登记日期均为1993年9月2日。其中，×号院（地号×××）用地面积为112.4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9.5+42.9平方米，四至分别为东：陈桂兰、南：胡同、西：胡同、北：方某二。×号院（地号05050060）的占地面积为18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为110.8平方米+69.2平方米，四至分别为东：胡同、南：胡同、西：刘治国、北：周某。2018年12月15日，方某四和作为乙方的北京东方绿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除协议书》和《周转补助协议》，约定甲方为周某（已故），需要拆除的宅基地坐落于方家村×号，建筑面积为105.8平方米，拆旧折价款为300元，周转补助金额为7000元，有效面积为123.4平方米。同日，方某三之女方允和作为乙方的北京东方绿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除协议书》，约定甲方为周某（已故），需要拆除的宅基地坐落于方家村146号，建筑面积为211.31平方米。拆旧折价款为800元，周转补助金额为19697.50元，有效面积为184.95平方米。方某、方某一主张，×号院是周某、方某五出资于1983年兴建，2005年×号院装修并加盖西厢房门楼，1999年出租直到拆除。因为是方某一实际在此居住，智能水表也是方某一的名字。×号院是周某、方某五于1977年3月兴建，主要出资是周某、方某五。方某做木工。门窗都是方某完成的。1983年院内增加两间厢房，是周某申请的。2005年，×号院整体进行了装修，并且村里统一换智能电表的时候，周某、方某五购买的智能电表。2010年，方某五出资对×号院改建和增建，在原有的5间房的基础上封闭起来，并增建门厅和厨房。为证明其主张，方某一、方某申请董某出庭作证，以证明132、×、×号院内房屋均由周某、方某五分别于1977年及1983年出资兴建或翻建，门窗由方某制作。方某二对证人证言表示认可，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认为董某和方某系师兄弟关系，存在利害关系。方某、方某一还就此提交建房材料款收据，甲方签字为方某五的《粉刷房间门窗协议书》、《长租自有房屋协议书》，以证明×、×号院由周某、方某五出资装修；提交沈某出具的证明书、水电费收据，以证明132、×、×号院均由周某、方某五出资装修，并由方某五出租。方某二认可上述证据，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认为上述证据均未体现是×、×号院，对此不予认可。方某三、方某四则主张，×号院内房屋系方某四所建，且方某四一家实际居住在×号院内长达35年之久，方某四系×号院的实际宅基地使用权人及院内房产的所有权人。146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78年，方某三从部队回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宅基地，当时方某三在当兵，是周某帮助建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偿还了周某850元的债。方某三在×号院内娶妻生子，1982年建了北房一间，1982、1983年圈了院子，建了东厢房两间，1985年方某三以本人的名义提出申请，增建两间西厢房。第二阶段从2010年开始，方某三提出书面申请，提出翻建房屋，批准翻建。翻建之后由方某三之女、女婿一直居住到拆迁之前。为证明其主张，方某四提交1983年、1985年的建房申请书、薛方柱的证人证言、微信记录、转账记录，以证明申请宅基地的原因及获批的原因是方某四已经结婚，×号院至房屋拆除前，租金的收取、维护都是方某四，方某四系×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方某五认可上述证据，方某、方某一对上述证据不认可。方某三提交建房存根、建房许可证、建房协议书、转账记录、照片、宅基地发证审批表（面积为180平方米，编号为05050060）等，以证明×号院内房屋的原始房屋即为方某三所建，其于1985年提出申请，在×号院内增建了两间西厢房，2010年将×号院内房屋翻建，共计花费18万元，其一直在×号院内居住。发证审批表申请人处登记的是方某四，以证明宅基地确权中的不规范性。方某三、方某四还申请周某之妹周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号院内房屋、×号院内房屋分别给方某四、方某三。另查，方某、方某一、方某二、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名下宅基地情况及居住情况如下：方某四、方某一系城镇户口，其二人在半壁店村没有宅基地。方某是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167号院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方某在该处居住。方某三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155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方某四的爱人杨玉红系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7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方某二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13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方某五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方家村78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方某三、方某四称在2011年，经法院调解，155号院内及7号院内的房屋分别归方某三、方某四之子女所有。根据《半壁店、小郊亭和方家村美丽乡村建设》宣传手册中宅基地有效证件和面积的认证方法，《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作为宅基地证件，以有效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登记的占地面积为基本依据，凡是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但是没有实际房屋建筑的，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不作为有效证件。院内翻建或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房许可证》两证件重叠部分不累计为有效面积。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就相关问题向半壁店村委会出具《询问函》，半壁店村委会答复称：就方家村×、×号院来说，宅基地使用证件登记人已经死亡，目前仅认定实际出资建设与居住人为周转腾退对象，与其签订《周转补助协议》和《房屋拆除协议》。同时，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鉴于上述院落纠纷已通过司法机关起诉立案，故该院落有效面积已进行搁置。后续的选房或置换协议需相关权益人先行达成一致分配意见并签订书面《家庭析产协议》或经法院审理并判决后出具的《判决书》，我村按照《家庭析产协议》、已生效的《判决书》作为依据确认相关权益人的份额。确认份额后由其自行选择后续参与美丽乡村改造的选房与置换，并签订协议，谁签订协议谁即是新宅基地的使用人，今后办理的宅基地使用证件时即登记在谁名下。有效面积所对应的利益为参与美丽乡村改造中联排单体别墅置换（有效面积需回缩百分之十五）或高层安置楼房置换的权利；同时权益人可在本村进行交易流转。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一、×、×号院内房屋的建设、管理及使用情况×号院于1983年经周某提交《建房申请书》进行建设，周某申请建房的理由为“三子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半壁店村委会的答复函，可以确认，×号院大部分时间由方某四居住并进行管理，且对于×号院内房屋进行了加建，方某四系×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居住人。×号院于1978年经方某三申请进行建设，后方某三于1985年3月申请进行了增建、并于2010年出资进行了翻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半壁店村委会的答复，可以确认，方某三及其女儿、女婿系×号院的出资人和实际居住人。二、×、×号院内宅基地房屋权利如何认定根据宅基地的使用属性，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居民以户的名义享有的权利，即农民家庭共享有的权利，而不是个人享有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一般登记在户主名下，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如果成年子女已经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另外获得了宅基地，即不能再以户中成员身份对父母名下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如果成年子女依然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并未获得独立的宅基地，其户口依然在父母的户口簿当中，则当认定该成年子女依然属于父母的户内成员，对父母名下的宅基地享有使用权。本案中，×号院内宅基地由周某申请，其申请目的是“三子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两个女儿都已长大”，其建房的时间和方某四结婚时间相吻合，院落的新建、重建、翻建均是由方某四完成，半壁店村委会在答复函中亦认定方某四系×号院的实际出资建设与居住人。方某四虽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根据×号院建房的目的、历史习惯、农村习俗、方某四在×号院长期生活的现状，半壁店村周转人员的界定办法，且半壁店村委会已经和方某四就×号院签订《周转补助协议》、《房屋拆除协议》并认可方某四作为周转腾退人的身份，×号院内房屋应属方某四所有。×号院内房屋于建房伊始即是由方某三申请进行建设，后又由方某三进行了增建及翻建。在1978年方某三申请建房之时，其并未和周某分户，周某名下的宅基地应归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方某三在家庭宅基地上申请建房，并自行出资进行了增建及翻建，半壁店村委会亦对于方某三系×号院的实际出资建设与居住人予以确认，故×号院内的房屋应归方某三所有。三、×、×号院内房屋拆除后的利益如何分配×号院、×号院内房屋拆除之后，基于×号院及×号院的相关权益转化为《周转补助协议》、《房屋拆除协议》中的有效面积、周转补助费及拆除折价款。根据《半壁店、小郊亭和方家村美丽乡村建设》宣传手册中宅基地有效证件和面积的认证方法，其有效面积的认定依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且根据实际房屋建筑进行测量，没有实际房屋建筑的，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建房许可证》不作为有效证件。故其有效面积、拆除折价款均是对于实际建筑物的补偿。其周转补助费亦是对于符合周转标准的人员按照3000元/人/月的标准给予的周转补助，是对于实际居住人的补偿。因此，上述拆除房屋所得利益均系方某四、方某三的权益，并非共有财产。综上，×、×号院内房屋分别由方某四、方某三建设，方某四、方某三作为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居住人对于房屋享有权益。该房屋拆除之后，基于该房屋所享有的相关利益亦应当归方某四、方某三所有，方某、方某一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判决：驳回方某、方某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方某、方某一负担（已交纳）。本院二审期间，方某、方某一、方某二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12月方某四、方某三分别关于×、×号院的情况说明、承诺书，证明2018年方某三、方某四写了承诺书以后才获得了签协议的资格；半壁店村委会所谓的认为方某三、方某四是出资和实际居住人，也是依据方某三、方某四的情况说明和承诺书才与其签订的。方某三、方某四的质证意见是：认可真实性，情况说明的内容与方某三、方某四的陈述是一致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半壁店村委会是认可方某三、方某四所陈述居住使用情形的。方某五的质证意见与方某三、方某四一致。方某三、方某四提交如下证据：1.方某四与薛方柱签订的租赁期限自2014年10月10日至2015年10月10日止的租房合同书，证明至拆迁之前，薛方柱没有再续签合同，但事实租赁关系一直持续着；租房合同书与方某三、方某四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据互相印证方某四是×号院的产权人，也是实际的管理人。2.证人沈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及书写证据时的录像，证明方某、方某一一审提交的沈某书面证人证言并非其本人书写；2005年沈某经过方某三的介绍给方某五的弟弟方义修建房屋，与本案诉争两块宅基地上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3.×号院房屋拆除时的录像光盘，证明2010年房屋是推倒重建。方某、方某一、方某二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租房合同书的真实性不认可，方某四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法确认真实性，×号院一直由方某五对外出租；×号院的水表、电表登记在方某一的名下；方某四无权将×号院对外出租。证据2沈某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录像中的人不确定是沈某，且也没有将整个书写过程全部录像，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予以采纳。证据3录像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确定是×号院房屋，证明不了是方某三所建。方某五认可方某三、方某四提交的上述证据。审理中，各方认可方某四在一审提交的是1983年的建房申请书，1985年的建房申请是方某三提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法院查明事实可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号院内房屋的权属问题及×、×号院内房屋拆除后的利益归属问题。方某、方某一、方某二主张×、×号院宅基地使用权人是周某，院内房屋亦由周某、方某五夫妇出资建设并管理，故×、×号院内房屋属于周某、方某五遗产，房屋拆除后的相应利益应由六子女继承。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号院内房屋分别系方某四、方某三所有，并非周某、方某五生前所建，非周某、方某五之遗产。为证明各自主张，各方均提供了相应证据。方某、方某一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房材料款收据、《粉刷房间门窗协议书》、《长租自有房屋协议书》、水电费收据、等建设、装修、出租房屋的证据。方某三、方某四亦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方某四提交了1983年的建房申请书，薛方柱的证人证言、微信记录、转账记录、租房合同书等建设、出租房屋的证据；方某三提交了建房存根、建房许可证、建房协议书、转账记录、照片、录像光盘等建设、使用房屋的证据。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的陈述、家庭各成员宅基地使用情况,以及半壁店村委会的答复函，本院认为，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的陈述更符合生活习惯及农村习俗，故对方某三、方某四、方某五的陈述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在认定方某四、方某三分别系×、×号院的实际出资人和居住人的基础上，确认×、×号院内房屋分别归方某四、方某三所有，×、×号院内房屋拆除所得利益分别系方某四、方某三的权益，并非共有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方某、方某一、方某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方某、方某一负担70元（已交纳），由方某二负担7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海涛审 判 员 万丽丽审 判 员 杨 夏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延昭法官助理 陈文文书 记 员 温宇辰-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