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4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89年11月12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贵州省纳雍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男，199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海，贵州省纳雍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刘某2（被告刘某1之父），男，1967年12月18日出生，穿青人，农民，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审被告：李某（被告刘某1之母），女，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纳雍县。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及原审被告刘某2、李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5民初3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返还原告聘金88000元，其它礼品折合现金11090元，共计9909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原告杨某与被告刘某1经他人介绍认识后自由恋爱，同年4月3日，原告到被告刘某1家订婚，原告向三被告给付聘金88000元，后续花去购置衣物、白酒等礼品及红包共计11090元。双方于××××年××月××日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同居，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刘某1在原告家居住了3天就离家出走，双方分居至今，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均遭拒绝，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刘某1、刘某2、李某辩称：原告所诉不属实，我家没有收受原告聘金，2018年9月30日我家没有收到原告的任何物品，故该聘金不予返还，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认定事实：被告刘某1系被告刘某2、李某之女儿。2018年1月，原告杨某与被告刘某1经他人介绍认识后自由恋爱，双方于2018年4月3日订婚，订婚时被告刘某1收受原告给付的聘金88000元。2018年10月1日，双方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同居，同居时，被告刘某1从其娘家带有床上用品四件套4套、弹花被2床、毛毯2床、被子1床等物品到原告杨某家。同居后，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自2018年10月4日分居至今。双方因返还聘金事宜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聘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刘某1收受原告杨某的聘金是否应当返还；2、返还金额如何认定；3、如返还，被告刘某2、李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原告杨某在与被告刘某1为缔结婚姻关系而订立婚约过程中，被告刘某1按照农村习俗收受原告杨某给付的彩礼，属于婚约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的规定，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加之被告刘某1收受聘金后，部分用于购置嫁妆及其他财物到原告家，对其收受的聘金应部分返还，结合原、被告的同居时间，酌情应返还60000元为宜；对原告请求三被告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因收受聘金系被告刘某1所收取，且在收受聘金时被告刘某1已年满18周岁，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刘某2、李某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某聘金人民币60000元；二、被告刘某1同居时带到原告杨某家的财产，床上用品四件套4套、弹花被2床、毛毯2床、被子1床，归原告杨某所有；三、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14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449.72元，被告刘某1负担690.28元。上诉人刘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驳回一审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遗漏和错误之处。首先、被上诉人在第一次诉讼中提到2018年的4月3日去88000元彩礼金，又在2018年的10月1日又去88000元彩礼金。一审法院并未对重复礼金纠正，是审理10月3日订婚礼金还是被诉讼人诬告10月1日的礼金。其次、被上诉人并未在2018年4月3日去订婚。实际是2018年的4月13日去订婚的。订婚后还一起出去拍了婚纱照，新婚第二天就把上诉人拒之门外，这种视婚姻如儿戏的行为，简直是一种玩弄和侮辱女性的行为。一审法院未审查认定上诉人为筹备被上诉人订婚而花费的费用不当，该费用也是因被上诉人的原因而产生，应由其承担。况且被上诉人为达到目的的连定亲时没有去的杨兴友也让其作伪证。双方订婚后第三天，被上诉人父母（杨兴发夫妻）找各种借口，来拿回彩礼5万元。因此，上诉人并未收到其88000元的彩礼，一审不予以审查，属于严重错误。另，上诉人微信转给被上诉人的1千元、银行转账的2千元（有微信转账记录和农业银行的流水可记录），该费用也是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错误。本案中，双方并不是因家庭琐事而发生纠纷，而是被上诉人不愿意接纳这桩婚姻（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诉过不接纳这桩婚姻，直到结婚那天才勉强来参与），婚后第二天晚上还把上诉人拒门外到凌晨一点过，故意刁难上诉人，对上诉人极力排斥，甚至辱骂，还赶上诉人走，上诉人才离开的。本案中，导致双方无法一起生活，是因被上诉人的原因所致，一审法院不考虑被上诉人对双方婚姻存在重大过错，适用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太大，从而作出不公平的判决。被上诉人杨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在原审诉状中本来就只提2018年4月3日去88000元彩礼金，并没有说2018年10月1日又去88000元彩礼金。订婚时间就是2018年4月3日，即农历戊戌年二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是请先生看的，被上诉人记得很清楚。上诉人纠结去订婚的并没有实际意义，被上诉人去上诉人家订婚是事实，送了88000元的彩礼到被上诉人家是事实。杨兴友是被上诉人家请去的两个正客之一，怎么会没有去呢。上诉人提及被上诉人父母从上诉人这里拿走的5万元，这是不存在的事实。如果真有此事，上诉人在一审中为何又只字不提。被上诉人家送到上诉人家去的礼金是88000元，礼品、红包、衣服折价等11000余元，共99000余元，法院正是考虑到上诉人家为操办婚事、购买嫁妆等花费了一些费用，才判决酌情返还6万元的礼金，被上诉人家损失了39000余元，被上诉人认为这个判决是公平公正的。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之父母是否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婚后拿回了5万元彩礼金；原审判决返还6万元是否适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订婚后被上诉人父母拿回5万元彩礼金，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在一审诉讼期间未提及此事，而是直接否认收到彩礼。故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属同居关系，符合上述规定应返还彩礼的情形。结合彩礼金的数额，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上诉人嫁妆价值等情况，原审判决返还6万元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认为判决不公平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主张的送彩礼金的时间及一审对订婚时间认定错误问题，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该时间即使有误，也不影响支付彩礼的事实。上诉人还主张其转账共计3千元给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艳审 判 员  袁利萍审 判 员  李中付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郭友浪书 记 员  陈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