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03行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惠珠，女，1971年10月10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晏林，男，1970年3月23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高中文化，自由职业，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曲靖市麒麟区保渡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0300738063307B。法定代表人：张晓国，局长。委托代理人：马良红，云南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王颢茜，女，1984年2月2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大学文化，工人，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原审第三人方清，男，1982年10月30日生，汉族，曲靖市富源县人，大专文化，公务员，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审原告何惠珠、晏林诉原审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其他行政行为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云0328行初30号行政判决。原审原告何惠珠、晏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惠珠和晏林系夫妻关系，何富昌与杨丽萍系夫妻关系，何富昌又系原告何惠珠之兄。何富昌还因欠债未还涉及民事诉讼纠纷。本案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巷5幢第6层4-6-2号的案涉房屋原系何富昌和杨丽萍夫妻二人共同共有。2011年12月20日，二原告与何富昌、杨丽萍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一份《二手房买卖合同》。由于案涉房屋占用的土地属于划拨性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需要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为了实现转让目的，2012年3月12日，杨丽萍与被告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认杨丽萍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30582元。同日，原告何惠珠替杨丽萍缴纳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至此，原告何惠珠和晏林夫妻二人遂成为杨丽萍、何富昌的债权人。2013年9月5日，因何富昌的债权人杨琼认为《二手房买卖合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提起撤销诉讼，富源县人民法院认定何富昌、杨丽萍系恶意低价转让财产逃避债务，遂作出（2013）富民初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何富昌与何惠珠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杨丽萍及原告何惠珠、晏林均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9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原告于2013年12月收到了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慧珠及晏林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以及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原告资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因此，债权人一般不具有原告资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具有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两种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具有原告资格。具体到本案，与被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合同当事人系案外人杨丽萍，杨丽萍作为房屋的出卖人，负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与买受人的义务，《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杨丽萍、何富昌要保证出卖的房屋拥有完全所有权，并且保证无任何权利瑕疵，故原告何惠珠替杨丽萍代缴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后，二原告即成为杨丽萍与何富昌的债权人。被告在开具缴款凭证时，为了保护原告何惠珠的合法权益，已在缴款凭证中注明了缴款人系原告何惠珠，这有利于发生纠纷后原告向杨丽萍、何富昌行使追偿权，因此，被告对此已经依法作了考虑，故原告何惠珠、晏林在本案中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受案范围，原告何惠珠替他人缴纳了土地出让金30582元，但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二手房买卖合同》，行政机关是否退还，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之增减得失明显具有直接的实际影响，属于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收取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与当事人的财产权密切相关，不宜将此行政行为排除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故本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不同于诉讼时效，二者在是否具有可变性，属于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司法机关采用的裁判方式（判决或裁定）以及价值取向（有无诉权）等方面存在重要区别，超过起诉期限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当事人丧失诉权，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起诉期限应依法主动加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该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且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起诉期限为六个月；如果当事人已经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的，起诉期限为一年；如果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起诉期限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是，当事人无论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也不能超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二十年，非不动产五年的期限。具体到本案，原告何惠珠向被告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时间是2012年3月12日，由于行政机关没有告知原告起诉权利，故起诉期限为一年。因此，本案关于起诉期限的法律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原告何惠珠的起诉期限为一年，起算日期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起诉期限不计算在内，如果存在其他特殊情形耽误起诉期限的，也可以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予以延长。具体到本案，原告何惠珠代缴土地出让金的目的也有可能属于恶意帮助其哥哥何富昌逃避债务，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是向哥哥购买房屋，因此，在没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原告也没有必要请求行政机关予以退还。但是，何富昌的债权人杨琼就《二手房买卖合同》提起撤销诉讼后，直至二审法院审理期间，因人民法院的司法判决尚未确定，也没有必要请求被告退还土地出让金。但是，原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明确认可在2013年12月就收到了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书，该判决书最终判决结果仍然是撤销了二原告与何富昌、杨丽萍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至此，二原告在收到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书后，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损。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的精神，故二原告在与杨琼买卖合同撤销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期间应作为起诉期限予以扣除。因此，二原告应当在收到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书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行政诉讼。但二原告从2013年12月从收到二审法院判决书之日起，直至2019年5月15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告何惠珠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丧失了诉权，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何惠珠和晏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何惠珠、晏林。一审裁定送达后，原审原告何惠珠、晏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原审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服判并提出书面答辩。原审原告何惠珠、晏林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支持二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和二审上诉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2012年3月12日收到何惠珠补缴纳的土地出让金30582元，并开具了发票。2013年12月，上诉人收到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书后，上诉人每年都多次去找被上诉人要求处理此事，但被上诉人都没有给出答复。一直到2019年5月上诉人属无奈才起诉，故上诉人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及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被告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答辩意见如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不是诉讼时效，只存在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并没有规定中止、中断。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何惠珠、晏林2013年12月收到本院作出的（2013）曲中民终字第1091号民事判决书，明确知道了本案所起诉的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囯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规定，上诉人何惠珠、晏林应当在2014年底以前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何惠珠、晏林2019年5月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对上诉人何惠珠、晏林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起诉期限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起诉条件审查的内容，不需要任何一方当事人主张。另外，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与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上诉人何惠珠、晏林用对民事诉讼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来解释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属自己理解错误。上诉人何惠珠、晏林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上诉案件受理费免收。审判长  孟剑锋审判员  唐文兵审判员  唐 志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