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2401民初757号原告：孙建红，女，196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延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赛庆丰，吉林仁祐律师事务所。被告：延吉纺织厂，住所地：延吉市延西路43号。法定代表人：唐强，厂长。原告孙建红与被告延吉纺织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建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赛庆丰，被告延吉纺织厂的法定代表人唐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建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孙建红与延吉纺织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孙建红于1985年5月至2005年6月在延吉纺织厂工作，现因办理养老保险相关手续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及其他相关材料证明劳动关系，但延吉纺织厂告知相关材料已丢失。孙建红为此向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但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故诉至法院。延吉纺织厂辩称：对孙建红起诉的事实无异议，由于延吉纺织厂的原因导致孙建红的档案丢失，且无法补办档案，现因社保部门只认可法院的判决，故只能由法院判决。经审理查明：1985年5月起孙建红在延吉纺织厂做挡车工，并按月领取工资。1993年，因延吉纺织厂与韩国甲乙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原延吉纺织厂大部分在册职工待岗，孙建红亦在此列。期间，因延吉纺织厂的原因将职工劳动人事档案丢失。职工因档案丢失无法按照企业职工身份缴纳养老保险，故集体上访。2018年12月5日，延边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针对职工上访事件作出“关于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的情况报告”，主要内容是：延吉纺织厂成立于1980年，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3年，延吉纺织厂作为延边州第一批合资试点企业，于当年年底和韩国甲乙纺织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合资企业成立后，由于韩方精简劳动工人，采取了分批录用的原则，没有被录用的人员，暂时放假，等待重新分配。1994年年初，延吉纺织厂为了解决合资后淘汰下来的机器设备和富裕人员，经州及延吉市政府同意，与延吉民族丝绸厂整合，成立了延吉市棉纺织厂。此时，延吉纺织厂、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延吉市棉纺织厂并存。在甲乙延吉纺织有限公司合资过程中，及延吉市棉纺织厂成立期间，企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一部分职工或因不适应合资企业劳动节奏，或因没有被合资企业录用对分配到延吉市棉纺织厂工作有抵触情绪等原因，而没有到合资企业和延吉市棉纺织厂工作，有的是短时间工作后又离开企业。在此期间，延吉纺织厂管理混乱，办公场所多次更换，企业并没有对这部分职工履行相应的离职和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且由于对档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该部分职工档案丢失。2005年6月，由于纺织行业减产压锭，延吉纺织厂、延吉市棉纺织厂进行改制，全体职工政策性买断，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为没有档案，即将面临退休的职工无法按职工身份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引发这部分职工多次来州上访，企业就此问题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因职工档案丢失无法补办，难以解决。现到企业留守处登记丢失档案的原延吉纺织厂职工共126人，还有一部分职工没有去登记，具体人数不详。丢失档案职工在延吉市档案局存有招工花名册和部分原始工资条。2020年1月20日，延边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针对职工上访事件作出“关于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专题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原延吉纺织厂职工多次集体来州上访，反映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职工档案丢失、职工无法按照职工身份办理养老保险等问题。2018年，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四次召集州工信局、州人社局、州社保局、延吉市人社局、社保局及延吉纺织厂留守处等单位、部门人员专题研究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会议经研究认为，职工档案丢失，责任不在职工，职工属于有理上访，提出了解决建议，一是由企业留守处一次性核实原延吉纺织厂因档案丢失而无法办理相关手续的职工基本信息和有效材料，并提交至州工信局进行审核确认，职工基本信息包括原始招工表（职工姓名、招工编号、招工时间）、工资条即居民身份证等，企业留守处、州工信局应对信息真实有效性负责；二是根据州工信局审核盖章的原《延吉纺织厂职工档案名册》及相关档案材料，由州人社局、州社保局确认后盖章，在职工参保退休时，由人社、社保部门按招工表确定的时间作为参加工作时间，审核办理参保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相关手续；三是企业留守处对未登记职工要尽及时办理登记的告知义务，此后将不再办理此项业务，企业留守处与职工签订协议，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费部分也由职工个人承担，并承诺息访。根据批示意见，相关部门为114名符合条件的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此后，另有12名职工经过法院判决与延吉纺织厂存在劳动关系后，办理了养老保险。进入2019年后，又有部分职工到企业留守处查找档案，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提出同样是职工为什么他们不能按职工身份办理养老保险的问题。2019年12月26日，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再次召集相关部门就这部分职工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档案丢失后，职工与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诉讼来认定，并根据生效裁决及现行养老保险政策，由职能部门予以审核、办理，提出如下处理建议，一是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来确定职工与延吉纺织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在延吉纺织厂工作的时间；二是由企业留守处负责人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人社、社保部门按生效的劳动仲裁或法院裁决和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审核办理参保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手续，职工建档材料由企业留守处移交当地档案托管机构保管；三是延吉纺织厂在省里新文件没有下达之前，除本次会议提到的48名职工（附表）外，不再办理其他职工丢失档案事宜。孙建红亦在以上2019年12月26日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处理意见中提到的48人名单中。2020年2月25日，孙建红等人向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延吉纺织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当日，延边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延州劳人仲不字（2020）第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孙建红等人的仲裁申请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以上事实有延吉纺织厂于2019年11月13日出具的“证明”、延吉市档案馆保存的“延吉纺织厂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名册”、延州劳人仲不字（2020）第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延边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8年12月5日针对职工上访事件作出“关于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的情况报告”、延边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20年1月20日针对职工上访事件作出“关于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专题会议纪要”文件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对原告的各项诉讼主张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营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孙建红主张与延吉纺织厂存在劳动关系，延吉纺织厂予以认可，虽然档案丢失，但有延吉市档案馆保存的“延吉纺织厂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名册”有效凭证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孙建红于1985年5月开始在延吉纺织厂做挡车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根据2018年12月5日，延边州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针对职工上访事件作出的“关于原延吉纺织厂职工信访事项的情况报告”中认定的事实，即2005年6月，延吉纺织厂、延吉市棉纺织厂进行改制，全体职工政策性买断，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可以认定孙建红亦应于2005年6月与延吉纺织厂解除了劳动关系。因延吉纺织厂的原因导致孙建红的劳动人事档案丢失，应由延边纺织厂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孙建红因办理养老保险方知道其档案丢失，即向延吉纺织厂主张权利，并与其他职工一起向政府相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延吉纺织厂也因此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故其申请仲裁的时效存在中断情形，其主张确认延吉纺织厂存在劳动关系未过仲裁时效期间。故对孙建红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孙建红与被告延吉纺织厂自1985年5月至2005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吉纺织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伟绪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