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5民初5825号 原告（反诉被告）：朱联芳，男，1965年1月1日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雯，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陈仁会，男，1975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海，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朱联芳与被告陈仁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杨利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被告陈仁会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决定合并进行审理，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10月28日、11月19日、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朱联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雯、被告陈仁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将车牌号苏Ｅ×××××1卡车和车牌号苏Ｅ×××××7的叉车过户给原告，将2019年4月31日的欠条归还原告并同时作废；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双倍转让款62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向原告支付车牌号苏Ｅ×××××1卡车、车牌号苏Ｅ×××××7的叉车对价9万元，将2019年4月31日的欠条归还原告并同时作废；2、确认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冠储公司）以及上海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为上海冠储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上海冠储厂）2019年6月15日前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担；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双倍转让款62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被告在苏州冠储公司的全部货物设备等资产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31万元的转让费，营业执照和应收应付货款归被告所有，现原告已经将转让费和约定的其他款项支付完毕，被告至今未将车牌号苏Ｅ×××××1卡车和车牌号苏Ｅ×××××7的叉车过户给原告，将2019年4月31日的欠条归还原告并同时作废，也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原告得知被告于2019年9月上旬已经苏Ｅ×××××1卡车出售。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依法支持。 被告陈仁会答辩并反诉称：原告没有提交原、被告之间从2019年4月1日开始关于解决双方合作问题的一系列的文件，而原告提交的转让协议经过非法篡改。原告主张被告违约不存在，是被告违约在先。即使被告存在违约，原告请求的双倍赔偿转让款也不合理。 原告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上海冠储厂因为环境整治和缺乏资金等原因，不能继续在原地生产经营。上海冠储厂是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入库企业，有稳定的订单。2017年底，经老乡沙仁付介绍，原、被告与沙仁付决定成立苏州冠储公司，主要承接上海冠储厂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业务。沙仁付由于被列入黑名单，由朋友何中经代持股份。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采取认缴制，公司的经营资金全部由陈仁会垫付，截止2019年4月30日，经初步估算至少垫资23万多元。原告将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业务作价30万元转让给苏州冠储公司，同时将上海冠储厂库存的部分原材料供苏州冠储公司使用。苏州冠储公司的产品以上海冠储厂的名义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旗下企业，大部分采购发票开具给上海冠储厂，销售款由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支付给上海冠储厂。部分销售款经原告转为生产经营资金，绝大部分由原告支配。后来，何中经退出。 苏州冠储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益不理想，到2019年4月初，原、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上海冠储厂和苏州冠储公司股权（生产经营权）转让给被告，被告支付对价431500元，主要是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业务的转让费和部分原材料款的补偿。同时，被告聘请原告进行管理，每月支付报酬3000元，随即被告支付原告3万元。 到4月底，原告反悔，要求被告返还上海冠储厂和苏州冠储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权。由于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业务的控制权在原告手中，被告被迫同意。4月31日（3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承诺被告垫资中作为产品成本经上海冠储厂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部分，作价110万元，由原告负责偿还。5月18日，原、被告签署《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110万元的价格收购被告对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主要是补偿被告垫资中没有计入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产品成本的部分，主要包括留存在苏州冠储公司的生产设备、厂房租金、库存材料、应收账款等。 5月底，原告再次反悔，迫使被告与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上海冠储厂和苏州冠储公司的生产经营权全部转让给被告，恢复到4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状态，对价也基本相同。 到7月份，原告又一次反悔，未经被告同意，变更了上海冠储厂银行账户的设置，单独控制了上海冠储厂的银行账户，使得被告没法继续经营。闵某庆从中沟通，双方于7月25日签署《转让协议》，对被告垫资中留存于苏州冠储公司的部分设备、厂房、材料、应收款等补偿进行了变更，最终原告支付被告补偿款31万元，同时将被告生产经营期间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产生的两笔销售款约28万元转给被告。协议签署后闵某庆通过欺骗和威胁的手段从被告手中取得协议原件，未经被告同意对协议第六条进行了修改，企图将4月31（30）日签署的对被告垫资中转为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产品成本部分的补偿作废。原告隐瞒事实，断章取义，根据修改后的《转让协议》对被告提起诉讼。 为此被告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垫资款人民币110万元；2、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答辩称：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5月4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第一页明确指出甲方也就是反诉被告设备投资15万元，材料费折合25万元，现金30万元，业务股折价30万元，并非反诉原告所说的将库存和设备无偿提供使用，并且上述提到的出资反诉被告已经全部出资到位。上海冠储厂的产品是由苏州冠储公司提供的，上海冠储厂其实与反诉原告个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存在他以个人名义垫资的情况，反诉状中所提到的借条与5月18日所签署的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所说的110万元其实是指同一笔款项。因为4月份合作不愉快，双方协议110万元的价格，由反诉被告收购苏州冠储公司，在4月27日反诉原告算好账款并给反诉被告吸烟，在反诉被告还没有签署协议书懵懂期间，按照反诉原告的口述，写下了日期为4月31日的借条，没过一会儿反诉被告清醒过来要求反诉原告写了一份关于借条的说明书，此说明书明确写明该110万元系苏州冠储公司的转让款，将苏州冠储公司转让给反诉被告之后这笔款项才生效。后签署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在签署之后，反诉被告要求反诉原告拿出110万元借条并撕毁，但是反诉原告以已经写说明书为由拒绝拿出来，因此5月18日的转让书其实是写完之后就作废的，没有实际生效。同时5月3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也指出，乙方反诉原告将甲方反诉被告前期向乙方出具的借条和此转让款420000元一次性归还甲方后，甲方必须将上海冠储厂法人转给乙方，上海冠储厂的业务也归乙方所有，同时退出苏州冠储公司的股东行列，此处所写的借条也是指4月31日110万元的借条。后来由于反诉原告不肯归还借条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反复强调不会收取两笔款项。到5月31日，其转让协议又指出反诉原告一次性付42万元给反诉被告，并归还4月31日的借条，但是反诉原告依然没有履行协议，反而在经营期间将上海冠储厂的到账货款陆续转到了私人账户，以致无法按时缴纳税款。因为反诉原告导致无法缴纳税款余额的情况，反诉被告才于2019年7月23日将网银变更，并通过中间人协商签订了7月25日的转让协议。反诉状中所谓的垫资款是不存在的，因为公司财务都是由反诉原告控制的，三方协议中也明确公司财务是由反诉原告监控处理，而且协议中明确如果双方使用资金是需要三方签字的，从反诉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中都无法看出他履行了资金使用手续，而且反诉被告认为反诉原告的资金来源是从上海冠储厂取现转入到他自己账户或者是直接使用现金。所谓的垫资也是垫给苏州冠储公司的，但是苏州冠储公司现在已经转让给反诉原告，也在其控制之下，其垫资款也和反诉被告是无关的，不应和反诉被告进行结算。 经审理查明：上海冠储厂成立于2008年9月4日，系原告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其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有业务往来，由于环保问题不能上海本地生产，后经原、被告与何中经（被告称实际为沙仁付）协商成立苏州冠储公司，由苏州冠储公司生产的产品通过上海冠储厂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故苏州冠储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为陈仁会，股东为原告、被告和何中经（被告认为何中经代持沙仁付的股份），各自认缴出资分别为215万元、160万元、125万元。 2018年5月4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和案外人沙仁付（丙方）协商，就苏州冠储公司、上海冠储厂、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三方合作经营，签订《合作协议》1份，协议约定：投资金额及说明，公司总投资200万元，甲方出资设备投资15万元，材料折合人民币25万元，现金30万元，业务股份折合人民币30万元，总计100万元。乙方现金投资100万元。丙方投资业务股份70万元（不计在总投资内）。甲方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乙方负责公司的总财务工作，丙方负责公司的财务出纳及订单洽谈工作。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管理如下：苏州冠储公司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甲方管理。上海冠储厂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甲方管理。上海挚海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章由乙方管理，公章、法人章由丙方保管。三家公司的财务短信和密码器由乙方管理。所有公司账户及银行卡账户必须取消手机银行及网银，所需用资金必须经三方签字确认。并对退出、利润分配、公司发展规划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8年8月30日，苏州冠储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案外人何中经退出苏州冠储公司，因其没有实际出资，故其股份直接转给原、被告，变更为原、被告各自认缴出资255万元、245万元，各占51%、49%的股份。 后因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在2019年4月1日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由于双方在前期合作中存在种种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决定将自己名下所有股份折价转让给甲方个人经营管理。一、乙方将所拥有的上海冠储厂及苏州冠储公司的全部股权折价总计肆拾叁万壹仟伍佰元（431500元），全部转让给甲方经营管理。沙仁付欠公司118500元由乙方收款。二、甲方每月还款给乙方叁万元整（30000元），直至肆拾叁万壹仟伍佰元（431500元）全部还清，在还款过程中，如乙方的上海冠储厂所拥有的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业务由于双方任何原因让甲方无法继续经营，谁的原因谁负责。如是甲方原因，剩余款项照常支付。如是乙方原因，甲方将按比例扣除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所折的剩余款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折价叁拾万元整），待款项全部还清后，乙方必须把上海冠储厂的法人过户给甲方，否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回前期所有还款金额。三、甲方聘请乙方作为上海冠储厂的业务管理员，每月付给乙方3000元作为工资款，在乙方管理过程中必须认真负责，如由于乙方人为原因造成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甲方将不再继续执行还款条约，且有权向乙方追回前期所有还款金额。四、还款日期：从4月份开始，直至还清。此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将上海冠储厂的财务章及公章、法人章、银行U盾和所有密码交由甲方管理。公章保管方如私自使用，没有经对方同意，使用方将负全部法律责任。乙方无权干涉甲方的财务管理。交接完成后此协议生效。五、甲方必须如期按协议归还乙方款项，否则乙方有权收回其所有股权并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见证人周某富。同日，被告通过上海冠储厂账户向原告支付第一批还款30000元，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30000元后出具了收条。 2019年4月底，原告对双方于4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反悔。原告认为其欲收购被告在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2019年4月27日被告算好账款并给原告吸烟，原告在还没有签署协议书的懵懂期间，按照被告的口述向被告出具了110万元的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陈仁会2）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元），所借资金已由陈仁会分批投入上海冠储厂，现由本人分批还款，还款期限为拾伍个月（2019.5.1-2020.8.31），由2019年7月份开始还款，每期不低于伍万元，直至在期限内还清所有欠款。如本人不能按时还款，则本人名下所有资产任由陈仁会处置，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条最后书写了“今借人朱联62019.4.31”。 2019年4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说明书1份，载明：朱联芳所欠本人欠款在全部还清之后，本人将苏州冠储公司法人转给朱联芳，之后与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在朱联芳还第一笔欠款时，双方签协议。在正文后与被告陈仁会签名之间有不同笔及字迹书写：“补充说明朱联芳自愿收购陈仁会在苏州冠储公司的所有股权，同时承担此股权折价壹佰壹拾万元，自付第一笔还款时签正式协议，协议签好后，陈仁会自愿退出苏州冠储公司所有财务及业务，同时壹佰壹拾万元借条生效”。 对于以上说明书和借条形成的原因，原告认为借条其实是2019年4月27日原告在懵懂期间经被告口述下书写，而后原告反映过来随即叫被告写了一份关于借条的说明，该说明书也是在2019年4月27日书写，说明书中确认了该110万元系苏州冠储公司的转让款，将苏州冠储公司转让给原告之后该笔款项才生效。被告则认为先有4月27日说明书，再有4月31日的借条。对于说明书中后补的内容，原告认为是其于同日添加，在添加后，被告签字予以确认。被告认为签字时，后补的内容是没有的，之后具体是谁添加，何时添加，其并不知道。而借条中载明的110万元，实际是被告垫资中作为产品成本经上海冠储厂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部分，该款由原告负责偿还，为此原告才向被告出具了借条。 2019年5月18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签订《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约定：1、甲方、乙方在自愿的原则上签订如下协议。2、甲方全权收购乙方在苏州冠储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后享有苏州冠储公司100%的股权，行使苏州冠储公司的一切义务和权利，乙方无权干涉（注：甲方出资110万元收购乙方苏州冠储公司全部股份：大写壹佰壹拾万元整）。3、甲方就苏州冠储公司转让款110万元，从七月底开始每月还款不低于5万元，至2019年8月底，如尾款未还清按年息10%计，尾款不能拖欠超过三个月。4、甲乙双方自签订此协议后，乙方应随甲方要求交出公章、法人章及财务章（如公章不交，以后因公章、法人章所出现的问题一律由乙方自己解决），乙方不得干涉甲方的业务及财务。在110万元转让款还清之后，乙方自动退出苏州冠储公司，自此苏州冠储公司与乙方无任何关系。5、如果甲方一切按协议执行，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如乙方有无理取闹，不配合甲方收购乙方股权等不良行为，甲方有权中止协议，追究乙方因此产生的损失。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有原被告、刘明刚周某富黄某武在场。据证周某富陈述，因为刘明刚与苏州冠储公司有业务往来，由其做个见证，故双方去刘明刚所在地常州洽谈，协议由原告起草，目前该份协议的原件在刘明刚处。对于该份协议双方应该是没有达成一致，当时周某富开车带被告走的周某富先离开房间抽烟。被告陈述其签好字后，原告在后面又添加了一部分内容，被告没有同意，就走了。证黄某武陈述，当时他是和原告一起开车去的，在双方签署协议后，原告要求被告将110万元借条拿出来，以这个协议为准，被告没有拿出来，所以这个协议就这么算了，当时原告说明了转让协议作废，整个签字的过程其都在场。另外，该份《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原、被告仅有复印仅，原件当时就留在刘明刚处。 同日，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按时按月还款，不得超过二个月，如不能按时还款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原告认为“2019年4月31日借条”中所指的110万元与2019年5月18日《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11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即股权转让款。被告则认为，“2019年4月31日借条”中所指的110万元系原告垫资款中作为成品成本经上海冠储厂销售给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业务部分由原告向被告的补偿，而2019年5月18日《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11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 2019年5月28日，原告与被告微信联系，内容为，原告问：“人家都在说，你想拿两笔钱，我能心安吗”；被告答：“你这样想，还是别人这样说”、“能拿到两笔钱吗”；原告回复：“都这么说”；被告回复：“真的可以吗”；原告回复：“拿是拿不到，但心不安”；被告回复：“我不是给你写了承诺书了吗”、“你把承诺书看看”。 2019年5月31日，原告（甲方）和被告（乙方）再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份，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自愿将其拥有的苏州冠储公司和上海冠储厂的所有股份股权全部核价转让给乙方，经双方核定，转让价格为肆拾贰万元整（420000元），其中设备120000元，震旦业务300000元。双方权利和义务：1、在乙方将甲方前期向乙方出具的借条和此转让款420000元一次性归还甲方后，甲方必须将上海冠储厂的法人转给乙方，上海冠储厂的业务订单归乙方所有，同时退出苏州冠储公司的股东行列。乙方需在2019年10月底前付清此款项。2、此协议签订后，甲方必须将震旦业务全部交接给乙方管理，在交接期间乙方给予甲方3000元/月的补偿。3、如乙方在规定期限里未付清转让款，则甲方有权收回震旦业务及设备款。此协议签订后，甲方无权过问乙方的生产经营情况。甲方必须将2家公司的财章及银行U盾一并交给乙方，上海冠储厂的公章及法人章在完成变更后交于乙方。 因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上述协议内容，且被告在经营期间擅自将上海冠储厂到账货款转到自己的私人账户，遂于2019年7月23日变更了上海冠储厂网银，并找闵某庆作为中间人协调双方之间的矛盾。 2019年7月2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又签订《转让协议》1份，协议约定：一、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全部货物设备等资产转让给乙方。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办公家具和行车卡车苏Ｅ×××××1）叉车苏Ｅ×××××7）及全部机械设备，原材料成品（另包括甲方给乙方加工的架子加工费30700元），合计作价310000元。二、乙方在7月25日将叁拾壹万元转让款在太仓市如意化纤有限公闵某庆先生的见证下付给乙方，甲方同时出具收款收条。三、原上海震旦的货款141431元和138787元由上海震旦付款给乙方(上海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后必须马上转付给甲方(按上海震旦付款周期第一笔货款14431元应在2019年7月31日前付款，第二笔货款138787元最迟不得超过2019年8月31日）。四、甲方在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最后一笔货款后，甲方必须将卡车苏Ｅ×××××1)叉车苏Ｅ×××××7)过户给乙方，并无条件搬离乙方租用的太仓市如意化纤有限公司厂房。五、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应收应付货款归甲方所有，转让结束后所有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六、甲方在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最后一笔货款后，甲方必须归还乙方在“2019年4月31日”签定的欠条并同时作废。甲乙双方无任何经济纠纷。七、双方签字后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如有违约，违约方无条件赔偿对方双倍转让款合计人民币620000元。对于上述《转让协议》，原告提供的第六条中“2019年4月31日”原来打印为“2019年3月31日”，其中“3”字由手写改成“4”字。被告提供的则在由“3”改成“4”后，将“4”字抹去。 2019年7月25日，闵某庆的6228450400012132013账户分别转给被告300000元、10000元，备注为“代朱联芳转让款”，被告并向原告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朱联芳设备转让款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闵某庆网银转账）。2019年7月31日，闵某庆的6228410404513151471账户转给被告141431元，备注为“代朱联芳付震旦货款”。2019年8月31日闵某庆通过微信向被告转账18787元。同日，闵某庆的6228450400012132013账户转给被告120000元。 2019年9月3日，被告与案外人签订旧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将车牌号苏Ｅ×××××1的货车以45000元的价格出卖。被告认为该车挂靠在昆山飞云达物流有限公司，发票及行驶证都在昆山飞云达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为此被告提供其与昆山飞云达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书。该车原购买价为116000元，为此被告提供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其中由被告6217001310001001060账户分别于2017年12月26日支付8000元，2018年1月29日支付50000元，2018年2月8日支付50000元，此外被告陈述通过现金支付8000元。对于出卖该车辆的原因，被告认为由于原告先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债务人因为原告的原因终止了给付，因此被告以此抗辩将车辆出售，并提供欠条一份，内容为上海雷哲钢制家具有限公司、上海乐篆家具用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至今日欠苏州冠储货款174523.86元，经过友好协商1年内付清，从2019年7月开始平均每月付14618.6元至付清货款”。车牌号为EL2067的叉车，购买价格为55800元，为此被告提供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其中由被告6217001310001001060账户分别于2018年3月6日支付9100元，2018年4月3日支付4160元，此外被告陈述通过现金支付42540元。双方在签订2019年7月25日的《转让协议》后，车牌号为EL2067的叉车一直由原告使用，该车登记在苏州冠储公司名下，原告认为行驶证、驾驶证都在被告处，无法验车过户。被告认为行驶证在原告处。 关于上述卡车和叉车的价值，被告在签订2019年7月25日《转让协议》前有一个手写的议价单，其中被告书写了“卡车、叉车90000”。原告认为根据双方之前对资产处理的商定，价值为9万元，被告则认为该金额只是双方当时初步的商定，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的金额。 因原告认为被告违反《转让协议》的约定，未将原告持有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过户至被告名下，被告也未将卡车、叉车过户至原告名下，构成违约，故向本院提起诉讼。 审理中，对于原、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过程，原告申请证闵某庆到庭作证闵某庆陈述：苏州冠储公司承租了其开办苏州如意化纤有限公司的厂房，原被告闹矛盾，其作为中间人从中调和，根据被告手写的作价单我起草了协议，其中第六条关于借条日期因当时原告陈述为2019年3月31日，所以我起草时写了该日期。原告在我办公室签名字后我拿到被告办公室让被告签署。双方签好以后，原告陈述借条日期书写的“4月31日”，所以我到被告办公室将被告处《转让协议》第六条中的“4”字改成“3”字，在更改前已经告知被告需要更改，被告也同意的，并在被告办公室当着他的面改的。对于借条只知道大概的意思，日期及金额等具体不清楚。 被告申请证周某富到庭作证周某富陈述：2019年9月初，原告电话约其见面，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原告要求其帮忙将原告与被告之前签订的相关协议和借条弄给他，原告承诺愿意支付10万元，此外还谈到被告当时投入了180多万元周某富对原告说你给他，当时设备、客户订单、备库品你作价那么高，被告还投入了那么多钱，你给被告这么点被告肯定不会同意的，然周某富就走了。 庭审中，被告对于原告向其出具借条需支付被告110万元，陈述该款是其垫资款，经计算原告应当归还被告。被告并陈述，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总共为苏州冠储公司垫资2320538.44元，其中被告直接付款垫资1629571.04元，经苏州冠储公司账户垫资606873元，设备厂房垫资827303元，收款743208.6元。为证明经苏州冠储公司账户垫资606873元，被告提供了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被告为证明自己直接付款垫付1629571.04元，为此提供了销售单、收据、送货单、订货合同、预付申请、支出凭证等；被告为证明设备厂房垫付827303元，为此提供了送货单、销售合同、订购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书等；而被告收到的资金为7432068.6元，其提供了清单1份。此外，在原被告聊天记录中，原告也承认双方初步结算的被告垫资金额为175万元，同时根据证周某富陈述，在2019年11月19日，针对其在庭上的陈述，原告对其说过当时算的是175万元怎么变成180多万元周某富回复账是你和被告对的，你和我讲有什么用。综上，被告认为其为公司经营至少垫资230多万元，经初步核算原告承认175万元，经协商，其中垫资中用于上海冠储厂对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业务的直接成本部分原告同意补偿110万元（对上海冠储厂的垫资）作为原告的借款，承诺归还，此外，对于垫资款中留存于苏州冠储公司部分（对苏州冠储公司的垫资）通过2019年5月18日《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019年7月25日《转让协议》的协商过程，最终以2019年7月25日《转让协议》资产转让的方式对被告进行补偿。 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财务均由被告掌握，对此原告不清楚。同时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使用资金需三方签字，因此原告签字部分原告是认可，没有原告签字则不予认可。同时原告认为，上海冠储厂产品由苏州冠储公司提供，上海冠储厂与被告个人之见没有直接联系，不存在被告以个人名义对上海冠储厂进行垫资的情况，而且根据上海冠储厂的进账和取款情况，足以应对日常的生产经营，根本不需要被告进行垫资。而上海冠储厂所有货款进账3231781元，取现1493000元，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由于公司的所有财务章都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取现需要法人章和财务章，有时原告拿钱，有时被告拿钱，但是拿到钱后都给了被告，财务账册都是被告做的，原告目前都没见过账册。为此，原告提供与沙仁付的录音、网银转账记录，证明苏州冠储公司的客户有多笔货款都是经被告要求直接支付到了被告个人账户。 另查明，苏州冠储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目前在被告处。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转让协议、收条、银行流水、微信记录、苏州冠储公司工商信息、结算单、录音、合作协议、微信记录、说明书、银行流水、手机截图、设备转让协议，被告提供的欠条、旧机动车转让协议书、银行对账单、销售单、收据、送货单、订货合同、预付申请、支出凭证、销售合同、订购合同、车辆挂靠协议书、银行流水、股权转让协议、收条、借条、苏州冠储股权转让协议书、承诺书、股份转让协议、短信、转让协议、往来账、说明、证人证言及证闵某庆刘某国周某富黄某武的证词和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上海冠储厂有上海震旦集团公司较为稳定的业务，而因环保问题不能在本地生产，因此原、被告及何中经在2017年12月29日成立了苏州冠储公司，目的继续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而上海冠储厂是原告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苏州冠储公司成立后其业务以上海冠储厂名义继续与上海震旦集团公司发生。后何中经退出苏州冠储公司，在原、被告经营苏州冠储公司期间产生纠纷，为此双方自2019年4月1日后多次协商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将苏州冠储公司和上海冠储厂的股份同时转让。双方在2019年4月1日签订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将苏州冠储公司和上海冠储厂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由被告经营管理公司，但原告在4月底反悔没有完全履行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在2019年5月18日签订了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将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因上海冠储厂属于原告个人独资企业未不涉及该公司股权转让），因该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110万元与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所载明的110万元是否属于同一笔款项产生争议而该协议未生效。2019年5月31日双方第三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再次约定原告将苏州冠储公司和上海冠储厂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在双方履行该份协议过程中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将上海冠储厂的到账货款陆续转到了私人账户，以致无法按时缴纳税款，原告于2019年7月23日将上海冠储厂的网银变更，导致双方再次产生纠纷。经过中间闵某庆协调，原、被告在2019年7月25日签订了《转让协议》，而该份转让协议属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还是资产转让，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确定协议的性质应当根据协议的内容结合当事人签订协议的目的、背景等因素予以考量。从原、被告从2019年4月1日至7月25日签订的四份协议来分析，前三份协议均明确为股权转让协议，目的均是将苏州冠储公司和上海冠储厂归并一人持有股份，也即原、被告中有一人退出公司而进行股权转让。2019年7月25日的《转让协议》第五条载明“苏州冠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应收应付货款归甲方所有，转让结束后所有经济纠纷与乙方无关”，从该条款内容并结合协议第三条约定上海震旦集团公司的两笔应收款归被告所有进行分析，实质上是原告将持有的苏州冠储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因此上述协议首先具有股权转让性质。同时，原、被告是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被告又是苏州冠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后苏州冠储公司的股东仅为被告，所以被告在《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可能代表其个人行为，也可能代表苏州冠储公司的行为，要根据协议具体内容分析确定被告的签字哪些代表个人，哪些代表公司。《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将苏州冠储公司的货物及资产转让给原告，而上述资产属于苏州冠储公司所有，即被告代表苏州冠储公司与原告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所以该协议又具有资产转让性质。通过上述分析，原、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既有股权转让性质，同时又具有资产转让性质，但该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但应当根据协议确定的内容确定履行义务的主体。对于原告请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因股权变更履行的主体是苏州冠储公司，原、被告仅具有协助义务，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正如上述分析，资产转让部分属于被告代表苏州冠储公司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车牌号苏Ｅ×××××1卡车、车牌号苏Ｅ×××××7的叉车对价9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确认苏州冠储公司以及上海冠储冠厂2019年6月15日前的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请求确认的债权债务属于公司所有，而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一般情况下债权债务应当由公司承担，现原告请求确认公司债权债务由股东（即被告）承担并无相应的依据，只在原告作为公司原股东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后，才存在根据内部约定向另外股东追偿的问题，故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双倍转让款62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转让协议》第七条的约定“双方签字后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如有违约，违约方无条件赔偿对方双倍转让款合计人民币620000元”，从该条文的内容结合原、被告前三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条款的实质约束的是双方不能再对股权转让进行反悔。现被告将苏州冠储公司的货物及大部分资产均交给原告，仅有车牌号苏Ｅ×××××1卡车被被告出售未交付给原告，原告也按协议约定将资产转让款和上海震旦集团公司两笔应收款支付给被告，因此不存在适用协议书第七条的情况，故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向被告出具的“2019年4月31日借条”问题，因原告没有向被告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原告出具的“借条”，是属于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的垫付款还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转让股权款？从“借条”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形成之前原告准备将苏州冠储公司的股权转给被告，后由于原告反悔，变更为原告收购被告的股权，在此情形下存在原告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后原、被告才形成2019年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尽管没有生效，因内容中有原告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110万元的意思表示，该款项与“借条”的条款吻合，而被告提供的证据说明被告实际垫付的款项为230多万元，由“借条”中的款项相差较多。2019年5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第1点载明“在乙方（被告）将甲方（原告）前期向乙方出具的借条和此转让款420000元一次性归还甲方后，……”，该条款中也有被告归还原告借条的意思表示。原、被告于2019年7月25日最后签订的协议书是对原、被告所持有苏州冠储公司股权的最后处理结果，且第五条明确在转让结束后所有经济纠纷与原告无关及第六条约定原告在付完全部转让款和上海震旦集团公司最后一笔货款后被告必须归还原告在2019年4月31日签定的欠条并同时作废。尽管被告认为该条款中闵某庆将“3”字改为“4”字是未经过被告同意，但被告并不持有2019年3月31日的欠条或借条闵某庆到庭作证证实其改动是经过被告同意，而该欠条指定的款项即为110万元。通过上析分析，本院认定“2019年4月31日借条”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被告将苏州冠储公司股权转让给原告时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非被告陈述是垫付款。现双方未履行将股权转让给原告的协议，故原告不应当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对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反垫资款110万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因被告据此借条要求原告支付垫付款的反诉请求未得到本院支持，本院的上述分析也确定该借条约定的内容不应当履行，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该借条并作废的诉讼请求，已无必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朱联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陈仁会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10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350元，由原告负担11060元，被告负担73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6。 审 判 长  杨利刚 人民陪审员  严蕴珠 人民陪审员  杨雪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法官 助理  严晓波 书 记 员  于东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