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男，196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女，196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治国，浙江万向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某，男，1939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贾雪瑞，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女，192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陈某、高某、顾某因与被上诉人汪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3月28日，顾某（时年62岁，未婚未育）与其母亲汪某（时年81岁）作为被赡养人，与陈某、高某作为赡养人共同签订《赡养协议书》一份，约定陈某、高某与汪某、顾某分别为侄子、侄媳及表兄弟、表兄弟媳关系，因被赡养人均已年迈，且生活自理日趋困难，又无人照顾，最近几年均由陈某、高某一家在照料，现双方经过协商特签订协议如下：1.陈某、高某愿意在汪某、顾某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包括其生病照料、医药费的负担及辞世时所需费用；2.汪某、顾某同意陈某、高某在批出的宅基地上建造房屋，同时表示在辞世后将该房屋的所有权遗赠给陈某、高某所有；3.建造新房的全部资金由陈某、高某解决，房屋造好后的租金全部由陈某、高某收益；4.陈某、高某保证提供汪某、顾某生前的住房居住使用面积（新房造好后各人一小套）；5.陈某、高某愿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每月提供给汪某生活费300元直至辞世，同时提供给顾某每月100元，时间以2002年1月份开始直至汪某、顾某辞世止。杭州市拱墅区公证处于2001年3月30日出具（2001）杭拱证民字第1028号公证书，证明陈某、高某与汪某、顾某于2001年3月28日在石桥法律服务所自愿签订《赡养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书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协议书上的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按印属实。 上述《赡养协议书》签订后，陈某、高某出资于2001年底在汪某、顾某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上建造了杭州市下城区灵德里106号房屋（以下简称灵德里106号房屋），陈某、高某及汪某、顾某均居住在该房屋内。《杭州市区农村村（居）民建房用地审批表》记载，建房用地性质为“迁建”，旧宅基地处理意见为“拆除”，杭州市下城区土地管理局2001年9月30日审核意见为“拟同意主房占地面积65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195平方米，叁层原房拆除后再建新房”。庭审中，双方确认签订《赡养协议书》后汪某一直由陈某、高某赡养照顾。顾某系退休工人，每月有三四千元的退休工资。2014年10月18日，顾某因车祸住院后，相应的就医、理赔由陈某、高某处理。××××年××月××日，顾某与姚芝平登记结婚。2017年2月，顾某搬离灵德里106号房屋，后未与陈某、高某共同居住。 2017年3月30日，顾某与杭州市下城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杭州市集体土地农居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部分货币化安置）》一份，就灵德里106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约定如下：房屋总建筑面积597.74平方米，其中合法批建面积195平方米；安置常住户口人数2人，其中顾某选择调产安置，汪某选择货币化安置；调产安置面积55平方米，货币化安置面积55平方米。第二章“补偿、补贴、奖励及过渡费”约定：被搬迁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经评估，搬迁补偿总金额515751元，搬家费2400元，要求调产安置的顾某按每月600元的标准预发36个月临时过渡费共计21600元，货币安置的汪某一次性发放12个月过渡费共计7200元，按时签约、腾房奖励39000元，未突击装修奖励58500元，评估奖励费300000元，主房超合法批建（含附房）部分的35%计入主房面积补偿奖励244491元，主房超合法批建部分的65%（含附房违建占地面积）并入道地补偿奖励146670元，货币化安置搬迁补贴费24000元，调产安置搬迁补贴费72000元，营业补贴13000元，以上合计1444612元。第三章“安置”约定：调产安置的区定补偿/补贴共计1900800元（其中超出人均55平方米的原房屋合法批建面积104.5平方米按货币化安置单价的50%给予一次性补偿1504800元，上述面积不享受调产安置，增扩面补贴27.5平方米共计396000元）。货币化安置款1519958元，货币化安置奖励182395元（其中增发货币化安置款的8%奖励121597元，只选择一套调产安置房增发货币化安置款的4%奖励60798元）。以上金额扣除3.3.2条确定的预付购房款后金额为5047765元。庭审中，顾某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其已领取补偿款500000元。 陈某、高某的一审诉讼请求：1.解除陈某、高某与顾某于2001年3月28日签订的《赡养协议书》；2.顾某偿还陈某、高某已支付的供养费用计481088元（按浙江省2016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30068元的标准计算16年）；3.顾某、汪某赔偿陈某、高某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损失4162923元；4.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汪某、顾某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陈某、高某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金额为3220612元。 原审法院认为：陈某、高某与汪某、顾某于2001年3月28日签订的《赡养协议书》属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该《赡养协议书》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陈某、高某起诉要求解除《赡养协议书》中与顾某相关的内容，顾某表示同意，该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认为陈某、高某与顾某在《赡养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确实无法继续履行，故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陈某、高某与顾某对双方间遗赠扶养协议的解除原因存在争议，该院认为，从《赡养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陈某、高某已依约出资建造灵德里106号房屋，顾某自该房屋建造之后一直居住在内，直到2017年2月左右该房屋拆迁时才搬出。现顾某辩称陈某、高某在《赡养协议书》签订之后未尽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导致陈某、高某与顾某间遗赠扶养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顾某于××××年结婚，根据法律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即顾某已有新的扶养人；二是《赡养协议书》所涉灵德里106号房屋于2017年被拆迁，关于该房屋的收益权等无法按约继续履行；三是房屋拆迁后顾某未再与陈某、高某同住，陈某、高某无法继续履行扶养义务。以上原因不能全部认定系顾某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赡养协议书》，另外考虑到顾某有稳定经济收入，陈某、高某除提供居住房间外，因扶养顾某在经济方面支出有限，同时灵德里106号房屋自2001年建造后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相应的租金收益均归陈某、高某所有，故对陈某、高某主张顾某偿还供养费用481088元，不予支持。 关于陈某、高某要求顾某、汪某赔偿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损失3220612元的主张。该院认为，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后，案涉《赡养协议书》中与该房屋相关的约定已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又未就房屋拆迁后陈某、高某的损失如何弥补做出约定，故应当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确定相应的损失。陈某、高某因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所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建造该房屋的出资款及后续的收益款，顾某辩称其在建房时曾出资20000元一节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补偿、奖励等款项的计算标准综合考虑了该房屋的物理价值及附着在汪某、顾某的户籍、宅基地性质、面积、位置等因素上的价值，只有其中与该房屋及附属物相关的补偿及奖励906912元属于该房屋的物理价值，因该房屋系陈某、高某出资建造，故上述款项906912元可以认定系陈某、高某的出资损失。陈某、高某主张的其余款项性质与其损失无关，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系不能归属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且属于不可预见的因素，而陈某、高某又尚未履行完毕《赡养协议书》约定的扶养义务，故其要求汪某、顾某赔偿房屋拆迁导致其收益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陈某、高某与顾某于2001年3月28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中确定的遗赠扶养关系及相关权利义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顾某、汪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陈某、高某因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造成的损失款906912元；三、驳回陈某、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414元（陈某、高某已预交4395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1414元，由陈某、高某负担31268元，由顾某、汪某负担10146元。 宣判后，陈某、高某和顾某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陈某、高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关于“导致陈某、高某与顾某间遗赠扶养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不能全部认定系顾某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赡养协议书》”的认定是错误的。案涉《赡养协议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顾某恶意违约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书》履行不能，应当依法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供养费用。理由如下：第一，顾某结婚不会导致《赡养协议书》履行不能，也不必然产生新的扶养人。顾某与姚芝平结婚时间是××××年7月，而顾某以其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赡养协议书》的时间是2017年2月，如果因为结婚就不能继续履行《赡养协议书》，那么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不可能一直履行到2017年2月。一般来说，配偶给予的扶养内容会高于其他扶养人给予的扶养内容，如果顾某是基于此观念而不再履行其与陈某、高某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那么顾某的行为仍属违约。第二，案涉灵德里106号房屋被拆迁不会导致《赡养协议书》履行不能。尽管该房屋已不复存在，但房屋的转化物如安置房或者补偿款依然存在，仍可就安置房及补偿款继续履行遗赠扶养协议。政府拆迁不是顾某不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的正当理由。第三，顾某的违约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书》履行不能。在顾某于2017年2月搬离案涉房屋前，《赡养协议书》已经履行了16年之久。16年间，陈某、高某为顾某洗衣、做饭、就诊，提供居住房屋，为其支付水电、通信费用，每月支付100元生活费。陈某、高某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扶养义务，一审判决对此也进行了确认。16年间，顾某从未否认其与陈某的表兄弟身份，也未提出陈某夫妻存在未尽扶养义务的情形，更未提出陈某、高某侵占其房产收益等无稽之谈。2017年案涉房屋被拆迁，顾某可以领取拆迁款，于是就想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如果没有陈某、高某出资建造案涉房屋，按照相应的拆迁安置政策，顾某基于其农村村民身份仅可获得55方拆迁安置房，还得另外支付6万元购房款。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顾某昧着良心污蔑陈某、高某未尽扶养义务。由此可见，顾某领取50万元房屋搬迁补偿款并搬离灵德里106号房屋，属于恶意违约行为。第四，租金收益是陈某、高某应当享有的合同权利，租金收益与供养费用进行冲抵，既无合同依据，更无法律依据。案涉《赡养协议书》不同于典型的遗赠扶养协议，虽然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被扶养人，但实际是由扶养人出资建造的。依照协议约定，该房屋上是有权利负担的，即除为顾某、汪某每人提供一间住房外，其余房间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均归属于陈某、高某，这是《赡养协议书》约定的陈某、高某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出资建房的部分对价。即使陈某、高某对顾某在经济方面支出有限，但毕竟为顾某提供了一间住房，按照顾某所讲的租金标准1500元每月，16年的租金就是28.8万元，加上16年日常洗衣、做饭、陪同就医等的时间、精力支出，实际支付的扶养费用何止48万元。陈某、高某享有的租金收益不仅是该两人的协议权利，更是其出资建房以及时间、精力支出后的收益。该部分收益与顾某应当偿还的供养费用不存在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抵销情形。所以，一审判决将这两类款项进行冲抵是错误的。综上，案涉《赡养协议书》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情况下，顾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应当偿还陈某、高某已支付的供养费用。 二、一审判决认定906912元仅是陈某、高某的建房成本损失，但其所受实际损失不止于此。顾某的恶意违约行为致使陈某、高某对案涉房屋替代物即拆迁安置房屋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受损，也使陈某、高某将来取得该拆迁安置房的预期利益受损。顾某应当就其恶意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案涉房屋被拆迁致使陈某、高某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该房屋的权利受到损害。如果顾某继续履行《赡养协议书》，陈某、高某则可对拆迁安置房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陈某、高某对案涉房屋或者拆迁安置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不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基于《赡养协议书》的约定。由于案涉房屋系陈某、高某出资建造，所以顾某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对价不仅仅是偿还供养费，还应承担陈某、高某对拆迁安置房占有、使用、收益不能的相应损失，以及陈某、高某无法取得该拆迁安置房的相应损失。毕竟案涉房屋不是顾某自行建造，否则其仅需偿还供养费即可，而无需承担其他损失。由于陈某、高某的受损数额难以量化，故而参照顾某因恶意违约的获利情况进行确定。第二，3220612元拆迁补偿与陈某、高某出资建造的案涉房屋直接相关。案涉房屋评估总金额906912元，与案涉被拆迁房屋直接相关，一审判决已经认可。评估奖励300000元，既与案涉房屋有关，也与陈某、高某配合评估行为直接相关。陈某、高某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控制人，如果其不配合评估，该300000元评估奖励顾某就不可能拿到。陈某、高某依照《赡养协议书》约定对案涉房屋部分房间对外出租，该两人是营业人，13000元营业补助当然要支付给陈某、高某。陈某、高某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控制人，如果其对案涉房屋突击装修，甚至拆除案涉房屋，58500元的无突击装修补贴，顾某也拿不到。陈某、高某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收益人，如果其不按时腾房，顾某同样拿不到39000元的按时签约腾房奖。除给顾某、汪某使用的两个房间外，其他房屋都是陈某、高某在居住使用，2400元的搬家费当然是支付陈某、高某搬家的费用。另外，有了房子，才有了合法审批超安置面积补偿款1504800元，如果只是空白宅基地，何来超安置面积补偿？所以，该补偿款是基于案涉房屋产生的。区定增扩面补贴396000元，与合法审批超安置面积补偿款同理。顾某基于其农村村民身份可获得55方拆迁安置房，与案涉房屋没有关系。汪某基于其农村村民身份获得货币化安置面积55方的款项及奖励1702353（1519958+121597+60798）元，与案涉房屋也没有关系。对于这两部分，不在陈某、高某的损失赔偿范围之内。此外，搬迁补贴、过渡费、调产安置、货币安置及奖励均与案涉房屋无关，陈某、高某主张的款项中，不包含这些内容。第三，3220612元的赔偿数额与陈某、高某的受损情况相当。16年前，上诉人出资近90万元建造了597.74平方米的房产。当年90万元的同期购买力远超过现在的3220612元，现在的597.74平方米房子的市场价格也远超3220612元。如果按照当年的建房费用作为基数来计算经济损失，对陈某、高某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当然，即便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21%计算利息损失，16年来90万元也已经变为170万余元，加上对案涉房屋未来十数年或数十年的占有、使用、收益的信赖利益损失，322万余元的数额与陈某、高某的实际损失基本持平。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被顾某返还陈某、高某已支付的供养费用481088元，并赔偿上诉人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损失2313700元（3220612元-906912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顾某承担。 针对陈某、高某的上诉，顾某答辩称：一、关于是否应当返还供养费用481088元的问题。首先，顾某一向身体康健，能独立照顾自己生活，生活自理，并不需要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帮扶，且顾某为杭州铁路职工退休人员，每月有三四千元的固定工资收入，经济独立，足够其日常生活。即便顾某在灵德里106号房屋居住期间，也一直是独立炉灶，自己洗衣做饭，水电费用都需要按月缴纳给陈某、高某，而非如陈某、高某所说由其帮扶洗衣、做饭并支付生活费等，因此陈某、高某根本没有支付供养费用。其次，从陈某、高某的一审诉请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其系以2016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费计算得出供养费金额，显然依据不足。赡养协议中约定给予顾某100元生活费，但其未曾履行，哪来实际产生了四十余万的供养费用。 二、关于赡养协议书是否能继续履行及是否违约的问题。顾某于××××年登记结婚，有了新的生活，根据法律规定其与配偶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其配偶系其法定的扶养人。事实上顾某在婚后也搬出了灵德里106号房屋，与妻子在外租房居住。现灵德里106号房屋已被拆除，赡养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客观上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陈某、高某已无法继续履行扶养义务。另外，陈某、高某在签订赡养协议后至今均未严格按照协议内容履行扶养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 三、关于是否应赔偿拆迁损失3220612元的问题。首先，本案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拆迁损失赔偿不应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陈某、高某应该另案主张。其次，即便在本案中处理，一审判决顾某及汪某支付陈某、高某房屋拆迁损失款也有违公平原则。陈某、高某出资建造灵德里106号房屋时，顾某也出资2万元，因该建造行为导致顾某还失去了杭州事业单位职工享有的经济适用房和各项房屋补助补贴，总金额至少也有12万元，该款项应视为系顾某对房屋的投入。房子建造后直至被拆迁，所有的收益都由陈某、高某享有，顾某居住在房屋内还需要像普通租户一样向其缴纳水电费，有违公平原则。另外，一审法院认定：灵德里106号房屋自2001年建造后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相应的租金均归陈某、高某所有，故对其主张顾某偿还供养费用481088元不予支持。据此可知，陈某、高某的出资收益远大于48万元，经估算其17年的租金收益可能超过500万元，出资损失早已收回并有收益。原审法院仍判决顾某支付其房屋出资损失906912元，前后矛盾、有失公允。再者，陈某、高某上诉要求顾某承担房屋拆迁赔偿责任，前提应该是基于违约才会产生赔偿责任，而该案中房屋拆迁系属于不可预见的因素，并非顾某违约造成，赔偿责任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陈某、高某的上诉请求，依法判决。 顾某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陈某、高某在《赡养协议书》签订后未尽扶养义务。第一，《赡养协议书》载明陈某、高某应在顾某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包括生病照料、医药费的负担及辞世时所需费用，提供每月100元生活费，时间以2002年1月份开始直至顾某辞世止，但该两人并未尽到应尽的职责。顾某于2014年10月18日因车祸住院，陈某、高某只是对相应的就医、理赔进行了处理，并未进行悉心照料。2017年2月，顾某搬离灵德里106号房屋，未与陈某、高某共同居住，无从说起照顾扶养。即使在搬离前，顾某与陈某、高某也从不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不存在所谓的抚养。陈某、高某从未支付月生活费100元给顾某，除为顾某提供居住房间外，水电费等还向顾某收取，灵德里106号房屋出租的所有收益都归陈某、高某所有。陈某、高某未尽合同义务，就不能享有《赡养协议书》中的权利。一审中，陈某、高某仅提供《赡养协议书》，但未提供其赡养顾某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有效的建造案涉房屋的实际凭证，一审判定房子是陈某、高某出资建造，对顾某的出资不予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 二、一审法院认定建造房屋出资款及后续的收益款为陈某、高某的损失是错误的。首先，对于后续收益款，陈某、高某索要的是损失赔偿，而非收益减少的赔偿，对于未来可得利益的有无和多少，并不能预见，故未来的可得利益并不受法律的保护，后续的收益款不应当被认定为损失款一部分。其次，该房屋物理价值的认定由房屋相关补偿及奖励构成906912元，其中奖励是对房屋拆迁行为、拆迁配合、拆迁面积等有关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所做出的奖励，应当认定属于房屋所有权人即顾某及汪某所有，陈某、高某无权获得该笔款项。最后，退一步讲，基于陈某、高某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处，该处有四当事人共同居住，缺了顾某的主动配合，不签合同，不搬离，陈某、高某也不能拿到奖励。将所有款项全部归为陈某、高某，用物理价值这个无法律根据又无合同依据的名词来判决给予其906912元拆迁损失款，有失公允。 三、汪某未出庭而直接缺席判决有违程序公正。汪某于1920年10月14日出生，现已99岁，根据常理推断其自我管理、自我照顾的能力几近为无。一审法院传票传唤，通知汪某到庭参加诉讼，但汪某未到庭，法院是否确认汪某真实的收到传票或者知晓该案开庭审理的情况，是否确认汪某系客观原因不能参与庭审而非主观故意不参与庭审，是否确认汪某属于无正当理由不参与庭审的情形。汪某年事近百，患有老年痴呆症，极有可能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为出庭，法定代理人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才可以进行缺席判决。顾某作为汪某唯一的子女，汪某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是否应是顾某等问题均未落实。本案中原审法院既未对汪某的行为能力进行认定，又未有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直接缺席判决涉及汪某的实体权益，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程序公平正义。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某、高某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顾某的上诉，陈某、高某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从《赡养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陈某、高某已依约出资建造灵德里106号房屋，顾某自该房屋建造之后一直居住在内，直到2017年2月左右该房屋拆迁时才搬出，现顾某辩称陈某、高某在《赡养协议书》签订后未尽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的认定完全正确。依照《赡养协议书》的约定，陈某、高某对顾某的扶养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房屋建好后提供一个小套间给顾某居住使用，二是顾某生病照料、医药费的负担及辞世时所需费用，三是每月支付100元费用给顾某，直至顾某辞世。一审判决已经认定前两个事实。事实上，陈某、高某对顾某的赡养行为并不仅限于此。16年间顾某居住的小套房产生的水、电、通信、天然气等费用都是陈某、高某承担的，一审判决对此也已认定。16年间陈某、高某为顾某洗衣、做饭，并对顾某进行了悉心的照顾。顾某虽然承认就医和理赔是陈某、高某处理的，却否认陈某夫妻对其进行了悉心照顾。事实上，2014年10月18日，顾某因车祸受伤，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都行动不便，如果不是陈某、高某为其洗衣、做饭、悉心照顾，怎能恢复？陈某夫妻每月支付100元钱给顾某，虽然顾某对此予以否认，但案涉房屋拆迁之前却从未就此提出异议。况且，陈某夫妻每支付100元钱都让顾某出具收条也不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认定的906912元仅是陈某、高某的建房成本损失，但所受实际损失远不限于此，具体详见陈某、高某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高某、陈某与顾某、汪某签订的《赡养协议书》具有遗赠扶养协议性质。遗赠抚养协议系遗赠人与扶养人基于特殊的信任关系而订立，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会形成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该类协议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为保障双方当事人人格和身份利益的完整与圆满，依法应当赋予双方以任意解除权，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的应有之意。顾某于2017年2月搬离灵德里106号房屋，在外租房居住，该行为具有不欲继续履行其与陈某、高某之间遗赠扶养协议的性质。陈某、高某在本案中要求解除与顾某之间的遗赠扶养关系，顾某也表示同意，应予准许。鉴于顾某系有固定收入人员，且协议约定的供养费用较低，而陈某、高某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向顾某支付供养费用，或与顾某共同生活的事实，特别是陈某、高某基于案涉协议取得不菲房屋租金收益，原审法院未支持陈某、高某要求顾某返还高昂供养费用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分割问题，本院认为，陈某、高某与顾某之间解除遗赠扶养协议后，双方就案涉灵德里106号房屋的建造和收益等事宜，事实上形成合伙建房的法律关系，即顾某、汪某申请宅基地，陈某、高某出资建房，陈某、高某享有房屋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并最终获得所有权，而顾某、汪某则享有部分房屋的使用权。考虑到陈某、高某并非顾某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案涉《赡养协议书》也未经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因此陈某、高某与顾某之间关于合伙建房的协议部分，因违反我国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政策，应归于无效。陈某、高某主张对该协议享有预期利益或履行利益的意见，不能成立。鉴于汪某与陈某、高某的遗赠扶养关系并未解除，该三人间关于灵德里106号房屋的权益归属本院不做评价。顾某、汪某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顾某、汪某系相关拆迁安置利益的权利人。原审基于陈某、高某出资建房的实际，将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中的房屋补偿款确定归陈某、高某所有，其他拆迁安置利益归顾某、汪某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顾某主张对建房也有出资贡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灵德里106号房屋系拆旧建新而来，即使没有陈某、高某出资新建房屋的事实，顾某、汪某也可根据原有旧房进行拆迁安置并享有相应利益。综上，原审关于灵德里106号房屋拆迁安置利益的分割，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本院予以确认。陈某、高某和顾某对此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经合法传唤，汪某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程序上并无不当，顾某就一审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成立妥当，本院予以维持。陈某、高某和顾某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027元，由上诉人陈某、高某负担29158元，顾某负担1286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