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民，男，196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军，湖南超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239号（长沙电脑城一楼）。法定代表人：刘文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亮，湖南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新大陆银座一楼内铺。经营者：周湘健，男，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原审被告：周湘健，男，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高建民因与被上诉人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信通公司）、原审被告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以下简称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建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据以起诉的“终止协议”合法有效即认为上诉人应对“终止协议”以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的担保责任依法未能成立，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理由如下：1、“终止协议”，第八条明确规定本协议一式六份，并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而作为本协议甲方的新力源手机城仅有法定代表人周湘健签字而没有盖新力源手机城的公章，从本案的主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可知新力源手机城是有公章的，据此该终止合同因未盖公章而尚未发生效力。同理被上诉人在“终止合同”中仅盖章而未签名的事实也证明合同没有生效。2、从协议设计的合同格式可以看出上面附有详细的盖章，签名到按手印的清晰格式，由此可见该“终止协议”生效所附加的条件是合同双方签字，并且盖章后生效，这是合同双方以及担保方对合同生效条件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3、从“终止协议”的履约情况来看，合同的甲方原审被告及上诉人方都认为该“终止协议”未生效，因而未履行合同。4、有新证据表明上诉人所执的“终止合同”并没有加盖手印，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终止合同”有加盖手印不同，一份合同出现两个版本，导致原审判决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将归于灭失，上诉人是否加盖手印是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加盖了则担保责任的形式要件完全，没有加盖则担保责任的形式要件不完整，上诉人将不承担“终止协议"的担保责任，因此原审判决依据的被上诉人提供的“终止协议”的真实性、唯一性，有待查证，存疑。4、同时作为担保方的上诉人对本次担保行为，现在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并且上诉人在“终止协议”的签订过程中也不存在先签名，而后又拒绝盖手印等恶意阻止“终止协议”生效的情形，保证条款确定的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因保证条款的不成立也应当不承担保证责任。5、综上作为主合同的“终止合同”是附生效条款的合同，因生效条款未成立“终止协议”本身没有生效，同理作为担保条款所附的加盖手印条款未成立，担保责任也没有产生，根据合同法及担保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上诉人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9.5协议）是对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8.31协议）的变更是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9.5协议不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15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担保人签字后生效，而9.5协议上没有甲方即新力源手机城的盖章，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附条件成立的合同，在所附条件未达到时，该合同不能成立，因此9.5协议缺少甲方盖章这一-必要形式要件而不能成立。2、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因主合同9.5协议不能成立而无需承担担保责任。3、8.31协议具备所有的形式要件应认定为合法有效。4、从9.5协议的内容来看整个协议并没有涉及8.31协议，更没有表示对8.31协议进行变更，也没有明确8.31协议因9.5签订而失效，原审法院认定9.5协议是双方对8.31协议的变更，8.31协议因9.5协议的签订而自行失效，这一内容无事实依据，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无效的合同替代有效的合同是错误的适用了法律。三、承前所述原9.5协议，“终止协议”失效的前提下唯一生效的协议为8.31协议，而按照8.31协议的内容来看，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1、按照8.31协议的约定，合同双方形成的预付租金1000万元的关系，是2013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的租金，而非2016年9月28日至2022年9月28日的预付租金。2、按照8.31协议被上诉人预付的租金1000万元因合同双方的租赁期限届满而转为新力源手机城实际应收租金收益，被上诉人诉争的1000万元是其应付的房屋租金，被上诉人无权要求原审被告返还租金，上诉人更不应该就该10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四、原审法院就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这是导致本案错判的关键所在，本案中合同双方就1000万元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为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借贷合同纠纷，而非房屋租赁关系所致的租赁合同纠纷，理由如下：1、综观全案及合同双方的履约情况可以看到如下几个事实：（1）原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每季度租金为75万元，并按此约定履行了2年。（2）自签订8.31补充协议后。即被上诉人打款给原审被告1000万元后，每季度租金变更为33万元，并按此约定履行了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后3年。（3）合同双方约定在2016年9月5日后由原审被告将该1000万元如数归还。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被上诉人打款1000万元给迪信通公司后，每季度租金降了42万元，三年共计少付租金为42×4×3=504万元，而原审被告在三年后还需将1000万元如数返还给被上诉人，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借贷关系，该100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而非原审判决所认定的预付租金，即被上诉人借1000万元给原审被告期限为3年，利息3年，共计504万元，年息为16.8%。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为借贷，而非预付租金，因此原审判决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关系，忽略了诉争1000万元的本质是借贷关系的事实。2、综上，原审判决将诉争的1000万元定性为预付租金是错误的，以租赁合同的判定来代替实质的借贷合同关系，错误的适用法律关系，得出了错误的判定，正确的做法是告知被上诉人以借贷合同的形式起诉，否则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见2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所列的审理原则）。五、上诉人不应为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借贷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从上诉人的生活习惯、文化程度、从业经历、收入水平上可以看到上诉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介入合同双方的借贷合同担保既超出其认知，又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范围，只是因为轻信，没有经验，相信朋友，才被合同双方欺诈，涉入其中，而本案的原审被告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民间借贷工作，以投资公司为业，熟悉民间借贷的业务流程，很容易利用自己的经验，利用上诉人对朋友的轻信，以虚构的租赁合同而掩盖借贷合同的事实骗取上诉人的信任，为其实质上的借贷行为担保。这种担保行为对上诉人来说是受原审被告欺诈，有重大误解的行为，到今天为止上诉人也只是认为自己曾经为合同双方的租赁合同进行过担保，如果是借款合同，上诉人肯定是不会进行担保的。根据我国民法的原则规定因欺诈、有重大误解的行为是应撤销的民事行为，因此本案上诉人不应承担诉争10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六、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错误的运用了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不当，在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特向贵院上诉，望贵院依法裁判，判如所请。被上诉人迪信通公司辩称，一、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6年12月5日签订的《终止协议》均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1.“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不等于“签字”和“盖章”同时具备才生效，而是只需要“签字”或“盖章”后生效。2.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和《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日时生效”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上述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变更，最终通过三方的实际履行认可，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且周湘健和高建民也从未提出异议。3.就法学理论而言，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条件是尚未发生的事实，具有未来性；且所附条件应当是当事人在约定时不知道该条件将来是否发生，具有或然性。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和《终止协议》均明确了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并明确了周湘健和高建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已经使迪信通公司产生了合理的交易安全信赖，况且周湘健和高建民均在协议上签字，可见协议内容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协议便已成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在签订合同时，签字或盖章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因此“签字并盖章”并不是协议的生效条件。具体到本案中，迪信通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已经在所有协议上盖章，而自然人周湘健和高建民也在协议.上签字，周湘健同时作为个体工商户新力源手机城登记的经营者，依法当然有权签订协议，签字或盖章只需满足其一，涉案协议就已经成立并生效。另外，高建民主张合同的生效条件是签字和盖章同时具备，在2013年8月31日、2013年9月5日和2016年12月5日三次签约和时间跨度长达3年的情况下，要么不盖章，要么不摁手印，且在其他协议均已有高建民签字并摁手印而唯独高建民本人持有的《终止协议》未摁手印的情况下，也足以认定为恶意促成条件成就，因此应当视为协议生效条件已经成就。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若认定担保条款无效，导致担保无效的过错显然并不能归责于迪信通公司，高建民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但却不摁手印，要么是出于故意，要么是存在疏忽过失，总之是绝对存在过错。因此，高建民依法应与周湘健和新力源手机城就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之规定，签字与摁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高建民在各份协议上均有其本人签字，而各份协议也未约定摁手印才承担保证责任。6.从探究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综合全案的事实情况，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到两次签订《补充协议》，再到最后签订《终止协议》，高建民均在协议在签字，由此可见其具有为协议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瑕疵已因协议各方的实际履行而补正。现高建民主张免除保证责任逃避债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无约定和法定的免责事由。7.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之规定，《终止协议》是对《房屋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解除等事宜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明确了迪信通公司对新力源手机城享有债权及周湘健、高建民就迪信通公司享有的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无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就实体权利而言，迪信通公司对高建民享有的担保债权是明确的。二、高建民长期涉足于民间借贷、工程承包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高建民本人有较多的涉诉案件，尤其以民间借贷纠纷为主，高建民作为出借人长期多年向他人出借巨额资金，不可能是基于上当受骗而提供担保，其担保绝对是高建民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合理公正，恳请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未予答辩。被上诉人迪信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力源手机城返还预付租金及押金共计105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3月1日为286520.55元，此后继续计至清偿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2、判令新力源手机城承担迪信通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保函费)共计50万元;3、判令周湘健、高建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8日,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迪信通公司承租新力源手机城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大陆银座一楼（原新力源手机城设备、柜台全部）门面，租期5年,自2011年9月28日起至2016年9月28日止；迪信通公司交纳承租保证金50万元作押金，解除合同收房后，如数退还迪信通公司；合同签字生效。迪信通公司和新力源手机城均在协议上加盖公章。新力源手机城依约提供了涉案房屋，迪信通公司交付租金和押金。2013年8月31日，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迪信通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前一次性预付剩余三年（即2013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房租1000万元，在此租赁期间每季度另付租金33万元；新力源手机城、高建民、周湘健承诺于2016年9月5日前返还1000万元，若未按期全额返还租金1000万元，则《房屋租赁合同》自动顺延六年至2022年9月28日，迪信通公司自2016年9月28日至2022年9月28日期间无须支付租金；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代表人签字后生效。迪信通公司和新力源手机城在该协议上盖章，周湘健、高建民签字。同年9月5日,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修改条款：1.将房屋租期延长6年,租期至2022年9月28日结束；2.迪信通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之前向新力源手机城预付从2016年9月28日至2022年9月28日期间的租金1000万元，其中2013年9月5日前支付500万元，与2013年国庆节后的两个工作日之内支付500万元；2016年9月28日至2022年9月28日六年期间的租金为平均租金，即每年租金为1666000元；3.变更2013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的月租金为11万元，按季度支付；4.周湘健、高建民对本协议项下产生的新力源手机城应向迪信通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本协议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担保人签字后生效。迪信通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周湘健、高建民签字。同日，迪信通公司向新力源手机城转账支付500万元，周湘健、高建民出具收条。同年10月14日，迪信通公司又向新力源手机城转账支付500万元，迪信通公司继续租赁新力源手机城有关门面。2016年12月5日,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签订了《终止协议》,约定于本合同签订之日终止双方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新力源手机城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返还迪信通公司预付租金1000万元和押金50万元,若新力源手机城未能依约按时返还上述款项，其应按年息12%向迪信通公司支付延期付款利息,并承担迪信通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或其他费用；担保方周湘健、高建民对新力源手机城的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协议签署后，基于原协议而产生的迪信通公司、新力源手机城双方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双方均不得再基于原协议有关的任何事项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或补偿要求；本协议签署后，如有任何第三方因原协议或新力源手机城原因，向迪信通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或任何款项，迪信通公司有权不予接受或付款；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迪信通公司在该协议上盖章，新力源手机城经营者及周湘健和高建民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016年12月底，迪信通公司自行腾出涉案房屋。新力源手机城一直未返还预付租金及押金，迪信通公司诉至该院，酿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终止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迪信通公司依约腾退承租房屋后，新力源手机城未按照《终止协议》的约定返还预付租金1000万元及押金50万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偿付预付租金、押金及其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逾期付款利息，应以10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息12%标准计算。周湘健、高建民作为担保方，应对新力源手机城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应认定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迪信通公司在六个月担保期限内主张周湘健、高建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迪信通公司要求新力源手机城承担迪信通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保函费）共计50万元的诉求，有关保函费2万元，属于本案诉讼费用，应由新力源手机城承担，有关律师费，因迪信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实际发生，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高建民辩称《终止协议》因新力源手机城未盖章而未生效，故高建民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因迪信通公司与周湘健、高建民均已在《终止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其中周湘健作为新力源手机城的经营业主和担保人身份签字，故该《终止协议》已实际生效，高建民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关于高建民辩称的2013年9月5日的《补充协议》，因新力源手机城未盖公章而未生效，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之间没有形成合法的“预付租金”关系，其资金往来与高建民无关的意见，与上同理，该院亦不予支持；关于高建民辩称的即使新力源手机城应退还迪信通公司预付的租金，也应扣除2016年9月28日至同年12月的租金的意见，因双方在《终止协议》中已约定基于原协议所产生的迪信通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双方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双方均不得再基于原协议有关的任何事项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或补偿要求，故高建民该辩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建民辩称的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加盖了公章，比同年9月5日签订的未加盖新力源手机城公章的《补充协议》更具有法律效力，各方约定解除的是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故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至今有效的辩称意见，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迪信通公司、新力源手机城双方于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了变更，双方于2013年9月5日重新签订《补充协议》，原2013年8月31日的《补充协议》已自行失效，故高建民的上述辩称意见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关于高建民辩称的根据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迪信通公司预付的1000万元是2013年至2016年9月底的租金，迪信通公司本可以免费使用房屋至2022年9月却于2016年12月自动撤场，应视为是迪信通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高建民不应退还1000万元的意见，与上同理，该院也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限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预付租金及押金1050万元；二、限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10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9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息12%计算）；三、周湘健、高建民对上述第一至三项所确定的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长沙迪信通电子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952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20000元，共计114522元，由长沙市天心区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高建民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建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证人周某的证言、湖南洲济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济公司）的营业执照，拟证明，1、洲济公司与新力源手机城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的事实；2、本案所涉及的主合同（租赁合同）的租赁权由洲济公司享有，新力源手机城没有权利出租，其签订的租赁合同自始无效；3、上诉人所牵连的保证条款因主合同（租赁合同）的无效而无效，上诉人无需为此再承担保证责任；4、洲济公司与迪信通公司已签订联营合同约定由迪信通公司提供资金，洲济公司提供租赁门面共同经营利润平分的事实。证据2、房屋租赁总合同、联营协议，拟证明1、本案所涉及的主合同（租赁合同）的租赁权在洲济公司，新力源手机城无权与迪信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2、洲济公司与迪信通公司已签订联营协议的事实。被上诉人迪信通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合法性无异议，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租赁合同无效。2、对证据2中的联营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上迪信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签字，对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房屋租赁总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房屋租赁总合同及联营协议不能否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证据2恰好证明了周湘健对涉案商铺有出租权。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二份证据，均因不能直接到达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高建民及原审被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与被上诉人迪信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终止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相关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迪信通公司依约腾房后，新力源手机城未按照《终止协议》的约定返还预付租金1000万元及押金50万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偿付预付租金、押金及其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高建民、周湘健作为担保方，应对新力源手机城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此，一审判决新力源手机城支付迪信通公司预付租金、押金1050万元及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并判决高建民、周湘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相关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上诉人高建民提出《终止协议》因未加盖新力源手机城的公章而未生效，本院经审查认为，周湘健系新力源手机城的经营者，其已在《终止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已经实际生效，且新力源手机城及周湘健并未对《终止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和上诉，故本院对高建民的该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上诉人高建民在其自身持有的《终止协议》上没有加盖手印，但在迪信通公司持有的《终止协议》上加盖了手印，并不影响高建民需要承担的担保责任。上诉人高建民及原审被告新力源手机城、周湘健与被上诉人迪信通公司于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和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所涉及的事项均为房屋租金的支付、租赁期限及预付租金1000万元等事宜，应当以签订时间在后的协议为准，各方当事人于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进行了变更，一审判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对此进行了变更，并认定2013年8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已自行失效，并无不妥。上诉人高建民提出案涉的1000万元为民间借贷关系，因与现有证据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建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9522元，由上诉人高建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豪杰审判员  曾庆军审判员  赵佳玮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侯 也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