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得栋，男，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利平，男，196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荣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惊蛰，男，196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上诉人杨得栋与被上诉人沈利平及原审被告杨惊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得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沈利平对杨得栋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利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有关交易对象是错误的。一审在确认事实部分称“沈利平陈述交易过程中均是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老板的名义直接向其下单……”沈利平的陈述正是法院查明的真相，沈利平无证据支持的陈述不应当出现在查明的事实部分。2.有关杨惊蛰陈述其愿意清偿沈利平货款。法律明确规定，未到庭的证人证言法院不予认可，本案杨惊蛰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如何查明的“愿意清偿债务的事实”，仅凭一份不知来源的文件吗？这部分不应当列入法院查明的部分。3.法院遗漏查明的事实，当然该部分遗漏可能涉嫌故意遗漏。有关“得鑫制衣厂”是何人承租和经营的，这是本案的关键，沈利平声称是向“得鑫制衣厂”送货，那么“得鑫制衣厂”是付款主体，“得鑫制衣厂”没有登记注册，那么“得鑫制衣厂”是何人经营呢？事实上，“得鑫制衣厂”是杨惊蛰在万佳A219档口经营的字号，有租赁合同，而且是生效的（2018）粤0118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更让人费解的是该案又恰是本案的一审法官独任审判的，可能涉嫌故意遗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在本案中居然被同一个法官推翻，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翻的。（二）证据明显不足。本案举证的证据是《送货单》、《欠款明细》、《对数单》，所有送货单中的收货单位（签名）或者客户签名处显示签收人为杨惊蛰和案外人，有些收货单的收货单位（签名处）只显示一个字，且有一张送货单上写着“得鑫老板自拿”，后面有杨惊蛰的签字。《欠款明细》、《对数单》均没有签字。沈利平提交的这些送货单根本无法证明相关货物由杨得栋签收，某些有签收的也是由杨惊蛰或其他人员签收。非杨得栋签收的送货单能够直接证明交易对象就是杨得栋？很明显，沈利平提供的送货单根本就无法证明杨得栋为案涉交易的对象，相反其中一张签收单还证实了杨惊蛰才是得鑫的老板，沈利平所陈述的事实明显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三）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据认定明显偏向沈利平。一审判决中“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并不能否认沈利平关于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故在未有证据证明沈利平关于案涉交易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对于沈利平的陈述，本院予以采纳……”明显是要求杨得栋、杨惊蛰证明交易过程。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得栋、杨惊蛰只需不认可，沈利平就应当举证证明，不能举证的应当视为相应的陈述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将涉案交易过程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杨得栋，显然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是错误的。（四）适用法律错误。有关杨惊蛰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债务加入是对他人的债务承诺归还，根据判决书有关杨惊蛰答辩的描述，其认为这是自己的债务，不是他人的债务，没有表示过要代杨得栋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自己的债务当然要承担，现一审认定债务不是杨惊蛰的，而是杨得栋的，那么杨惊蛰的答辩有债务加入的意思吗?判决其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一审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零九条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杨得栋非案涉合同相对方，杨得栋与沈利平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判如所请。沈利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沈利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得栋、杨惊蛰共同支付拖欠的洗水加工费119529元给沈利平，并从2017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逾期利率支付利息给沈利平；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得栋、杨惊蛰承担。沈利平当庭明确利息的计算标准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但年利率不超过6%。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至9月期间，沈利平与“得鑫制衣厂”存在洗水加工交易往来，由沈利平为“得鑫制衣厂”提供洗水加工服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加工合同，而是由沈利平到“得鑫制衣厂”指定的制衣厂收取服装或由“得鑫制衣厂”指定制衣厂向沈利平送服装，沈利平对收到的服装进行洗水加工，洗水加工后，再将洗水后的服装送至“得鑫制衣厂”，由“得鑫制衣厂”杨惊蛰或其他人员签收送货单，双方根据送货单进行对账结算。经对账，“得鑫制衣厂”拖欠沈利平2017年3月、4月、6月、7月、8月加工费分别为40130元、12824元、6333元、16777元、41695元。另，因“得鑫制衣厂”在2017年9月之后未再经营未与沈利平对2017年9月加工费进行对账，为此，沈利平根据2017年9月送货单的送货数量，统计“得鑫制衣厂”应付加工费为31770元。杨得栋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在2017年4月28日向沈利平支付了30000元加工费，杨惊蛰在2018年4月19日支付加工费100元。对杨得栋、杨惊蛰抗辩在2017年3月28日及2017年8月18日转入的两笔合计52000元加工费，沈利平均予以否认，表示并未收到上述两笔款项。沈利平确认杨得栋、杨惊蛰仅欠其加工费119429元。沈利平陈述交易过程中均是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老板的名义直接向其下单，并由杨惊蛰负责签收送货单，由杨得栋与沈利平进行对账。同时陈述，其认为其交易主体的相对方为杨得栋、杨惊蛰；还陈述，其均系向杨得栋追讨货款。杨得栋、杨惊蛰均陈述涉案交易系杨惊蛰与沈利平发生，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杨惊蛰还陈述其愿意清偿沈利平加工款。另，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在一审庭审中，沈利平陈述杨得栋、杨惊蛰系父子关系，同时明确表示利息自立案之日即2019年9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标准但以年利率6%为限计付。一审法院认为：沈利平与得鑫制衣厂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加工合同，但是双方的加工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沈利平已经为得鑫制衣厂提供了洗水加工服务，为此，沈利平与得鑫制衣厂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因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故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对外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使用该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承担。根据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可知，得鑫制衣厂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显然有杨得栋参与，而杨得栋、杨惊蛰对于涉案交易过程并未作出描述，换言之，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并不能否认沈利平关于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故在未有证据证明沈利平的关于涉案交易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对于沈利平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在交易之前或交易时未明确交易主体的情况下，一方有理由相信与其就交易细节达成一致意见的另一主体系交易主体，现杨得栋、杨惊蛰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交易过程中有向沈利平明确告知涉案交易主体，为此，沈利平根据上述交易规则，其有理由相信与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且沈利平实际上亦一直认为与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加之杨得栋向沈利平支付过货款，故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对于沈利平关于涉案交易主体系其与杨得栋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杨得栋、杨惊蛰关于杨惊蛰与沈利平发生交易，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的陈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故对杨得栋、杨惊蛰的上述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杨得栋系使用得鑫制衣厂名义与沈利平进行交易的相对方的事实。综上，沈利平按约定向杨得栋履行洗水加工的义务后，杨得栋理应按照约定向沈利平履行支付加工费的义务，对沈利平主张的杨得栋、杨惊蛰应付沈利平2017年3月至9日加工费合计149529元的事实，有沈利平提交的对账表及送货单为凭，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沈利平确认杨得栋、杨惊蛰在2017年4月28日向其支付加工费30000元，2018年4月19日向其支付加工费100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杨得栋、杨惊蛰抗辩在2017年3月28日和2017年8月18日支付加工费合计52000元的主张，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沈利平予以否认并保证未收取上述加工费，应由杨得栋、杨惊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述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扣减，杨得栋仍需向沈利平支付加工费119429元。杨得栋拖欠沈利平加工费119429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此，沈利平要求杨得栋支付加工费119429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沈利平主张的超过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惊蛰表示愿意清偿沈利平加工费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故对于沈利平要求杨惊蛰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得栋、杨惊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得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沈利平支付加工费119429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杨惊蛰对杨得栋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沈利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6元（沈利平已预交），由沈利平负担190元；杨得栋、杨惊蛰连带负担1326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杨得栋自认其从2014年开始至得鑫制衣厂于2017年底结束经营一直在得鑫制衣厂工作。杨得栋表示其与杨惊蛰是父子关系，为了避免父亲烦恼而代为支付了案涉加工费3万元,其不能提供工资单等凭证来证明其每月领取工资。另查明，在本院审理的（2020）粤01民终831号案件中，张晓刚作为原告，诉请杨得栋与杨惊蛰共同支付得鑫制衣厂所欠付的加工费，并提交了其与杨得栋的微信记录以证明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老板名义下单。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杨得栋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各方当事人对于沈利平与得鑫制衣厂之间存在案涉加工关系以及得鑫制衣厂尚欠的加工费金额均没有异议。由于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该字号所欠债务应由其实际经营者承担。杨惊蛰一审期间自认其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同意承担得鑫制衣厂所欠的案涉加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得栋是否需对得鑫制衣厂欠付的加工费承担责任？杨得栋与杨惊蛰是父子关系，杨得栋自认其从2014年开始至得鑫制衣厂于2017年底结束经营时一直在得鑫制衣厂工作。沈利平主张杨得栋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而杨得栋则主张其只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的员工。对此，本院认为，杨得栋主张其只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的员工，但未能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单据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也未能陈述其每个月领取的工资金额以及领取方式。故杨得栋对其主张的其是得鑫制衣厂所聘请员工的事实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杨得栋此主张不予采信。因得鑫制衣厂未通过注册登记或其他方式公示其经营者，而杨得栋为杨惊蛰之子，长期在得鑫制衣厂工作，并曾向沈利平支付涉案部分加工费，沈利平基于上述情况及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有理由相信杨得栋为其交易的相对方。其次，另案中的当事人提交了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向另案当事人下单的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杨得栋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对外下单，对外支付加工费。沈利平主张杨得栋是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杨得栋作为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之一，理应对得鑫制衣厂欠付的加工费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杨得栋与杨惊蛰共同承担案涉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得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2元，由上诉人杨得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