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1民初12831号原告:张文勇,男，汉族，1986年10月23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原告:罗艺，男，汉族，1978年5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咏，重庆凯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黄清贵,男，汉族，1973年6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奉节县。被告：余中华，女，汉族，1977年4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中华，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原告张文勇、罗艺与被告黄清贵、余中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文勇、罗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咏、被告黄清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中华（并代理被告余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文勇、罗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购砂款28万元，并以28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砂款付清时止；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保全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18日，二原告与被告黄清贵达成河砂买卖合同，并于当日向被告黄清贵转账支付28万元购砂款，双方还约定以实际购砂量进行最终结算。同年8月25日，二原告所装的河砂在运输途中被湖北省监利县水政监察大队依法扣押，并列入刑事诉讼程序，致使二原告买卖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随后，二原告多次找到被告黄清贵，要求返还已支付购砂款无果。被告黄清贵与余中华是合法夫妻关系，本案诉争合同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鉴于以上事实，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起诉，请求判如所请。被告黄清贵、余中华辩称，二原告与被告黄清贵之间是委托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请求解除买卖合同无事实依据；被告余中华对此事实不知情，与余中华无关，余中华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二原告与被告黄清贵是熟人关系，二原告之中的一人给黄清贵打电话要求帮忙联系河砂，黄清贵同意帮忙，但要求原告先支付一部分货款，装货后再付余款。二原告已向被告黄清贵支付28万元，由汪文忠出具了收据。黄清贵帮忙联系了河砂，中间人称价格每吨110元。黄清贵已支付20万元河砂定金，最后给付30余万元尾款时二原告也在场，黄清贵未赚取差价。黄清贵只是负责联系河砂，并帮他们支付定金，运砂的船是二原告自己联系的。在联系时，卖砂的人和中间人都称河砂是合法的，装所船后才发现河砂的票据手续是假的，河砂被执法部门扣押。黄清贵不应该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及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原告主张双方基于河砂交易是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下列证据：1.2019年8月18日的手机通话录音。记明“在罗艺准备给黄清贵再付款20万元时，黄清贵说你110元，只要2700吨，要不到20万元了，后罗艺给黄清贵付款18万元。”2.2019年12月16日双方协商时的现场录音。记明“当罗艺要求黄清贵退还28万元本金，他自己去了（支付、处理）航宏×××号驳船的费用时，黄清贵说：我等一下哒（了）分钱都不得少你的。”整个协商过程中，黄清贵认可收钱、需交付合法河砂的事实，并未提到是受委托联系河砂。3.2019年9月9日，黄清贵接受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水政监察大队的调查笔录。载明“黄清贵认可通过朋友联系的航宏×××号驳船，准备运输有正规合法来源凭证的砂石到重庆万州卖给姓张的，收货人张勇，手机号1360×××55。认可是找姓张的（张红茹，手机号15×××31）联系的湘沅江机×××号机驳船在百盛锚地过驳装河砂，自己具体负责收购、销售河砂。从2019年8月21日开始装砂，先装满航渝×××号驳船，再装航宏×××号驳船。航宏×××号驳船已装河砂700吨，每吨89元。”4.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的调查报告。载明“航宏×××号驳船被扣押在长江监利段百盛水域锚地，核载量2890吨，已装砂850吨左右，黄清贵承认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的事实，并承认是个人行为。”对前述证据，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抗辩是受原告委托联系河砂，双方是委托关系，提供证据为：1.汪文忠的收条（收黄清贵购砂定金20万元）、2019年8月24日向汤小春、汪文忠付款30万元的证明，证明黄清贵支付购砂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2.被告委托律师调查张红茹笔录。张红茹在证词中陈述：“2019年8月十几号的，黄清贵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两个朋友叫他帮忙联系砂，问哪里有正规合法的砂卖。我联系檀向普，檀向普又联系汤小春、汪文忠，檀向普、汤小春、汪文忠三人是合伙做砂生意的。后一次向汪文忠付款30万元时，张文勇、罗艺在场。”3.被告委托律师调查檀向普笔录。檀向普在证词中陈述：“2019年8月中旬，张红茹给我打电话说，黄清贵要正规合法的砂，我说有，就联系了汤小春。檀向普与汤小春、汪文忠是合伙做砂石生意。之前不清楚张文勇、罗艺，出事（指砂被扣押）后才知道是张文勇、罗艺买砂，是听张文勇、罗艺二人亲口说的。”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词，经质证，原告以证人未出庭质证，其证言与被告本人陈述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对被告律师向张红茹、檀向普的调查笔录不予认可。4.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向黄清贵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罚款缴纳凭证、缴纳罚款资金来源凭证。所交6万元罚款的来源为航宏×××号驳船船主龚令3万元，汪文忠、张红茹、檀向普等人支付3万元。经质证，原告对龚令所付款3万元的陈述为：龚令原欠张文勇、罗艺1.5万元，船务代理罗某、白某各筹集0.75万元，主要原因是船舶被扣押，被告无钱缴纳罚款，需交清罚款后放行，先行垫付罚款以减少扣押船舶的损失。被告的陈述为：虽然是以黄清贵的名义接受的处罚，但罚款是以张文勇、罗艺为买方，汪文忠、张红茹、檀向普等人为卖方各支付的3万元，证明张文勇、罗艺是直接向汪文忠等人购买河砂。本院分析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付款交易河砂，未订立书面合同，对交易性质有重大分歧，原告提供的证据表明付款的目的是购买河砂，所购河砂应当有合法票据，从2019年8月18日的手机通话中，双方对河砂的价格进行了协商，对总价款进行了预估，符合买卖交易的一般协商规则；在2019年8月24日下午，黄清贵支付汤小春、汪文忠河砂款30万元时，虽然张文勇、罗艺在场，但该货款是包含航渝×××号驳船所装3200余吨河砂，是基于6000吨左右支付的，并不是单独支付二原告所购砂款，不能证明张文勇、罗艺自行向汤小春、汪文忠购买河砂；在2019年8月25日，因航宏×××号驳船所装河砂无合法来源凭证，被水利执法部门扣押，在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水政监察大队询问黄清贵时，黄清贵明确承认自己非法收购、销售河砂，并承认是个人行为，航宏×××号驳船已装河砂700吨，每吨89元。在2019年12月16日双方协商处理时，当罗艺要求黄清贵退28万元本金，他自己去支付、处理航宏×××号驳船的费用时，黄清贵说“我等一下哒（了）分钱都不得少你的”，亦表明黄清贵在当时认可退款。被告举示的调查张红茹、檀向普笔录，证人未到庭质证，且张红茹对待证事实的陈述是听黄清贵讲有两个朋友要砂；檀向普证明亲自听到张文勇、罗艺说自己要买砂，该证据原告不认可，即使张文勇、罗艺向檀向普说过是自己要买砂，但证人并未证明是向汤小春、汪文忠买河砂，或是向黄清贵买河砂。在船舶被扣押且被处罚后，支付罚款是被处罚人的法定义务，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提供款项的原因很多，诸如借款、垫付等，不能以被处罚人以外的人提供了款项即当然认定是接受处罚，或者是被处罚人；基于船舶被扣押，在被处罚人不积极缴纳罚款义务时，为减少船舶被扣押的损失，任何一方垫付罚款均在情理之中。综合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提供的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河砂交易为买卖关系，对被告辩称的是受原告委托联系河砂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文勇于2019年8月22日注册成立先华建材经营部，其经营范围为建材批发、零售，属个人经营，张文勇是经营者。张文勇与罗艺在本案中所涉河砂交易为合伙经营。被告黄清贵、余中华是夫妻关系,被告余中华居家带小孩，无独立收入，家庭靠黄清贵在外做生意赚钱维持生产、生活，本案诉争河砂交易行为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文勇、罗艺、黄清贵均长期经营河砂买卖业务，双方因此认识，是熟人关系，在发生本案诉争河砂交易行为前互有联系。2019年8月18日，被告黄清贵通过电话告知原告张文勇，在岳阳可以买到合法的河砂，能安全运输到万州，邀约张文勇购买。双方通过电话联系，达成口头买卖河砂协议，张文勇承诺购砂2700吨左右，价格每吨110元，由张文勇自行找船运输。黄清贵要求张文勇预付货款，罗艺即通过网银支付黄清贵10万元；当日下午罗艺向黄清贵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存款18万元，合计28万元。2019年8月中旬，黄清贵打电话给张红茹，询问哪里有正规的河砂（指合法开采的河砂）卖，张红茹告知檀向普有，并将檀向普之前出售河砂的相关票据发发给黄清贵。8月19日，黄清贵、张红茹与檀向普见面协商，檀向普称河砂有正规合法的手续。檀向普又联系了汤小春、汪文忠。8月20日，黄清贵、张红茹、檀向普等人与汤小春、汪文忠协商达成协议，河砂有正规合法的手续，先交定金20万元。黄清贵即付汪文忠购砂定金20万元，由汪文忠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黄清贵购砂款20万元（定金）。二原告于8月18日自行联系了航宏×××号驳船前往位于长江监利段百盛锚地水域装河砂，被告黄清贵自己亦联系了航渝×××号驳船装河砂。2019年8月21日开始，从汤小春、汪文忠提供的湘沅江机×××号机驳船上过驳装砂，先装满航渝×××号驳船，再装航宏×××号驳船。8月24日下午，黄清贵即支付汤小春、汪文忠河砂款30万元，当时原告张文勇、罗艺在场。8月25日，航宏×××号驳船已装砂850吨，因交易的河砂无河道采砂部门核发的砂石合法来源凭证，涉嫌非法收购、销售河道砂石，被监利县水政水资源监察大队先行扣押。通过调查，黄清贵承认非法收购、销售河砂，并承认是个人行为。2019年9月9日，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出具扣押决定书，决定对航宏×××号驳船及所载河砂予以扣押。2019年9月19日，监利县水利和湖泊局对黄清贵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对其于2019年8月23日在长江监利段百盛锚地水域未持有当地河砂主管部门核发的砂石合法来源凭证，擅自非法收购、销售河砂的行为，给予：1、没收所收购河砂，依法予以拍卖；2.处以6万元罚款。2019年9月19日，黄清贵收到龚令等人的款项后缴清罚款，河砂已被有关执法部门拍卖。本院受理本案后，于2019年9月23日向被告黄清贵、余中华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诉讼中，原告罗艺、张文勇于2019年9月24日通过邮政专递分别向黄清贵户籍地、万州区王牌路×××号×××室邮寄《解除买卖合同通知书》，载明双方于2019年8月18日达成的河砂买卖合同，因所购砂石在船舶运输途中被有关部门依法扣押，通知黄清贵于2019年9月8日解除买卖合同。被告否认收到邮寄《解除买卖合同通知书》的邮件。邮件投递网上显示，向黄清贵户籍地的邮件为退件；万州区王牌路×××号×××室邮寄的邮件为他人代收。2019年10月24日，罗艺又将解除买卖合同通知书用微信发给黄清贵，黄清贵用微信回复“解除什么合同，我们都没有签订合同。”本案纠纷发生后，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未就最终解决问题达成协议，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双方在本案中因砂石交易形成的法律关系；二、合同的解除问题；三、价款返还及利息支付问题。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综合评析如下：本院认为，原告张文勇、罗艺与被告黄清贵于2019年8月18日协商买卖河砂，对购买河砂数量、价格、交货方式、运输方式等均有约定，双方的口头买卖合同成立，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双方形成河砂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抗辩双方形成委托联系河砂，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本院不予采纳。合同解除问题。双方交易的河砂因无相应的允许开采、买卖的合法依据，在砂石装船过程中被有关部门依法扣押，被告亦不能提供相应符合合同约定的同类产品履行，事实上不能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及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告起诉后，本院已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的通知已到达被告，双方买卖河砂的口头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后，原告又向被告邮寄解除合同通知，并通过微信将通知书内容告知被告黄清贵，无论通知是否到达被告，已无实质意义，且其通知内容是2019年9月8日解除合同，不符合通知到达即解除的规定，故，本院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于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解除；被告提出双方无买卖合同关系不同意解除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货款返还及资金占用损失。虽然原告张文勇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但本案诉争合同在注册前已成立，且张文勇是以个人名义与罗艺合伙，张文勇、罗艺有权共同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双方的河砂买卖合同因被告不能按约定供货被解除，被告应当退还原告已付货款28万元，原告的本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不同意返还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双方未约定返还货款应支付利息，但合同解除后，被告未及时返还，造成原告的资金占用损失是客观存在的，被告应当从合同解除之次日起开始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被告黄清贵、余中华是夫妻关系，诉争买卖合同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结合原告的当庭陈述及现有证据分析，被告余中华无独立收入，家庭靠黄清贵在外做生意赚钱维持生产、生活，本案诉争买卖合同应当属于二被告共同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原告请求二被告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文勇、罗艺与被告黄清贵在2019年8月18日达成的买卖河砂口头合同于2019年9月23日解除；二、由被告黄清贵、余中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张文勇、罗艺货款28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8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24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张文勇、罗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26元，减半收取2813元，由被告黄清贵、余中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地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