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鲁02行终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女，汉族，1969年3月23日出生，住青岛市市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青岛市南区香港西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德志，局长。 委托代理人任岩磊，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洁，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上诉人李英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202行初51号行政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01年7月30日，被告原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案外人许传玲、周宝春分别核发了位于闽江二路76号福苑小区11.12.13号楼一层7号网点房的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和位于闽江二路78号5.6.7栋6号网点房的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6月4日有自称为“许传玲”、“周宝春”的人持上述两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签有“许传玲”、“周宝春”姓名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许传玲”、“周宝春”为卖方、原告李英为买方）、身份证、房屋估价函和房图等材料向被告原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房地产转移登记并填写了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表。被告经审核于2002年6月19日为原告李英核发了青房地权市字第××号、第××号房地产权证。案外人许传玲、周宝春为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涉及刑事犯罪，法院于2003年5月将该案移送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在此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03年5月发出通知：涉案房屋在诉讼期间继续由原告李英管理使用。2004年4月10日，法院作出（2002）南行初字第81、8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原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李英核发的青房地权市字第××号、第××号房地产权证。2004年10月1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青行终字第157、15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原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房产变更登记过程中未将卖房人的身份证和签字与真实房主许传玲、周宝春留存在初始登记中的身份证和签字进行审查核对，导致错误变更转移登记，显属未尽适当审查义务，程序违法，应予撤销，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上述一审判决。2008年8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鲁行再终字第11、33号行政判决书，对上述（2004）青行终字第157、158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原告为此向被告原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09年1月16日作出《关于对李英的答复意见》：认为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同意赔偿。并指出，为了更好的解决原告房产证问题，被告此前多次与你沟通，现再次建议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待公安机关查明事实后，依法办理。原告不服，遂提起涉案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1）南行初字第1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2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行终319号行政裁定书，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上述一审判决，发回法院重新审理。原审另查明，2019年8月29日法院函询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对法院2003年5月移送的涉案违法线索立案、处理情况。2019年9月6日，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回函，经查询我局刑事案件办案系统等相关档案，未查询到有关周宝春、李英相关案件。庭审中，原告李英亦主张其未向公安部门报案，也未曾因本案接受过公安部门的调查。原审再查明，原告向法院提交两份收条复印件，记载：于2002年5月31日、2002年6月4日分别收到李英购房款40万元、60万元，收款人“周宝春”。原告提交上述收条复印件证明其购买涉案房产共实际支出100万元。庭审中，法院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交该100万元的支付证明和资金来源凭证，原告称该100万元分两次以40万元、60万元现金支付，无法提供资金来源凭证。原审庭审中，被告提交一份原告李英与案外人苑萍就涉案两处房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约定原告李英将涉案房屋从2007年7月10日至2012年7月10日出租给案外人苑萍使用，第一年和第二年租金为13万元。被告还出具一份落款为2007年7月2日，原告李英向苑萍出具的收到10万元房租的收条复印件。原告对上述租赁合同和收条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向法院出具一份收到条复印件，载明“今收李英退市南区闽江二路78号、76号房屋租金2008年12月10日至2009年7月10日柒万伍千元整”，落款为“苑萍2009.1.3晚”。原告主张关于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除与案外人苑萍签订的上述租赁合同外，由于该房屋存有纠纷，前两年未能出租出去，其他占有期间一共只收取了几万元租金。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起诉期限问题，经查，原告曾于2009年1月至法院立案庭提出赔偿诉讼，法院对原告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取得国家赔偿。具体到本案，法院生效判决已撤销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关于涉案房产的行政登记行为，本案存有争议的是原告因被告的涉案房产登记行为产生的实际损失。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因而原告有权主张的损失应是涉案转移登记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不应包括可期待利益，即原告主张的房屋增值后的价值不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应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客观存在。周宝春、许传玲两人因涉案房屋买卖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转移登记至原告李英名下的行政行为，案经审理，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将上述转移登记行为予以撤销。现原告仅能提供两份“周宝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支付证明，目前该收条的实际出具人无法查清，而对于原告主张的其2002年支付100万元现金，也无法提供资金来源凭证，因而结合本案的案情，法院认为，目前原告仅凭两份无法查清出具人的收条复印件尚不能证明其实际支付情况。且根据原告所述被告办理转移登记时其已支付了100万元，该支付款项与被告登记行为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基于上述分析，目前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涉案房产出售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原告可待案件事实查清，取得进一步证据后，再行依法主张损失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予以退还。 上诉人李英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现原告仅能提供两份‘周宝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支付证明……目前本案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手中持有的是周宝春出具的两份收条原件，而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两份复印件。2、涉案100万元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作为购房款已经支付，也就是说被上诉人至少已经认可上诉人100万元的损失已经发生。3、涉案的100万元现金付款发生在2002年，按照合同约定、收条以及被上诉人认可的事实和近20年前的证据审查规则，应该能够认定上诉人支付购房款100万元的事实。原判决以近20年后的证据审查规则，质疑上诉人20年前的付款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又因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到上诉人名下已办理完毕，如果上诉人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对方不会配合过户。原审判决的认定不符合常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至少存在100万元购房款的直接经济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完全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根据原告所述被告办理转移登记时已支付了100万元，该支付款项与被告登记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该认定缺乏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判断，并且付款与登记的先后，与本案无关，上诉人的付款与被上诉人的登记存在因果关系。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本案应当审查的是上诉人的损失是否系被上诉人违法造成的。上诉人在购买涉案房屋之前已经核实所购买房屋的信息登记无误。后上诉人与周宝春、许传玲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2002年6月4日，周宝春、许传玲向被上诉人申请转移登记已经被上诉人审核批准，并由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核发了房产证。至此，上诉人的交易行为已经完成且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而通过山东省三级法院审查认定“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办理房产变更登记过程中，未认真履行职责，在‘出卖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的头像、签字不相符的情况下，造成错误变更登记，显属未尽适当审查义务，属程序违法”。如果被上诉人在办理转移登记过程中没有“程序违法”，没有审核同意“周宝春、许传玲”2002年6月4日的转移登记申请，拒绝为上诉人核发房产证，上诉人与“周宝春、许传玲”的交易也就不会完成。按照收条的时间和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的付款时间以及被上诉人2002年6月4日核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事实，能够证实，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核准登记的2002年6月4日向周宝春、许传玲支付现金60万元，如果被上诉人没有“程序违法”，2002年6月4日不予核准房地产转移登记，拒绝办理过户手续，上诉人2002年6月4日支付的60万元的损失不会发生。并且上诉人在2002年5月31日支付的40万元也完全能够追回。原因是中间仅仅间隔3天时间，且周宝春、许传玲均在被上诉人的交易现场。上诉人完全可以避免100万元购房款直接经济损失的发生。而现在所有证据均能证明，尤其是通过生效判决的认定，正是因为被上诉人“程序违法”的过错行为，致使上诉人房产证被撤销，导致上诉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该也足以证实，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100万元购房款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并且系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被上诉人依法应予以赔偿。三、通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认定，是因为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才使生效判决撤销了上诉人的房产证，才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违法给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是不争的事实。四、上诉人的诉求符合宪法及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涉案房屋交易之初上诉人已经审查的房产登记的真实有效性，并且周宝春、许传玲持真实有效的房产证经被上诉人审核批准，办理了转移登记，将涉案房屋登记到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作为普通百姓，已经尽到了全部审查注意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即便存在刑事犯罪也是因为被上诉人“程序违法”造成的，该与上诉人无关。但因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予以赔偿。五、关于上诉人诉求损失500万元，因上诉人为购买涉案房屋支出购房款100万元、评估费5096元。因涉案两套房屋在近20年后的今天，市值在1000万元以上，该应系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又，因上诉人的经济损失已经生效判决认定系被上诉人违法造成的，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现上诉人诉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00万元，与事实相符，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从因果关系看，涉案两套房屋交易及支付房款在前，登记发证在后，上诉人诉称的损失与登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从损失的数额来看，上诉人仅提交了两份收条，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因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造成了损失，且自2003年原审法院发出通知，至2008年涉案房屋最终登记到周宝春、许传玲名下，这段时间一直由上诉人管理使用，所产生的租金收益相当可观，大部分弥补上诉人的损失。从所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看，系多方原因发生，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不应承担全部的损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关于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上诉人未提出异议。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质证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及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其主张因时间久远无法调取其银行取款凭证，故申请法院调取。本院认为上诉人该申请调取的内容与本案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且其主张因时间久远无法调取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因调取主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故上诉人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因违法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本案中，虽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两房地产权证因被上诉人未尽适当审查义务而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但因上诉人在提起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中提供的两份“周宝春”出具的100万现金收条出具于2002年，且100万元现金相对于自然人来讲在当时应属数额特别巨大，但该两份收条内容极其简单，上诉人又不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无法确定，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难予支持。因涉案房产出售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建议上诉人可依法主张相关权利，待案件事实查清取得充分证据后，可再行依法主张损害赔偿。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五十元，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宁 审判员  蒋金龙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云逸  书记员王崧 书记员周子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