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春英，女，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庆斌、钱宇峰，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成忠，男，197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勤平，浙**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松溪村新街18号。 法定代表人：付红心。 原审被告：邵炎忠，男，197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屠晓娟，浙**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春英为与被上诉人邵成忠以及原审被告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阳公司）、邵炎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盛春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邵成忠对普阳公司应当归还盛春英的借款本金1272964元及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邵成忠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三份委托催款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在先，委托催款协议在后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由于借贷关系发生于2013年，时间跨度长，盛春英本人对于案件中每一份证据的形成过程存在记忆不清的情况是符合常理的。对于一审中举证顺序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在诉前一直在协商，并未对债权提出任何异议，在起诉后针对邵成忠提出的抗辩盛春英提出进一步反驳证据，亦完全符合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另外，普阳公司及其负责人邵炎忠对委托催款协议均无异议，在邵成忠不能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委托催款协议之效力予以确认。2.在一审诉讼中，盛春英对案涉委托催款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背景作出详细陈述，即为解决借款人普阳公司困境，降低股东的担保责任风险，普阳公司才决定委托盛春英帮助催讨应收货款。双方为了实现委托协议约定的事项，解决诉讼主体之问题，才签订了名义上的债权转让协议作为委托催款协议的附件。委托催款协议明确约定，由普阳公司委托盛春英协助其催款，委托催款所得成果与风险均由普阳公司承受，债权转让协议仅是名义、形式，仅用于帮助普阳公司催款，不发生消灭、抵销普阳公司所欠债权的法律后果。因此，债权转让协议对普阳公司债务人来说已经生效，但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以委托催款协议约定为准。3.在盛春英代普阳公司向案外人浙江龙柏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柏公司）追讨债权的处理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催款关系。在以盛春英名义起诉龙柏公司追讨债权的过程中，普阳公司派员参与了庭外和解，在和解过程中，普阳公司同意因产品质量问题减让部分货款，由龙柏公司支付210000元。盛春英于2015年2月3日收到该款项后，即按照委托催款协议约定扣除10000元催讨费用后将200000元款项交付予普阳公司，这明显符合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催款关系的事实。4.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催款协议形成于债权转让协议之后，但该认定不影响委托催款协议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当事人关于权利义务的确定，其仅要求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合同签订日期的倒签并无禁止性规定。本案协议订立的背景、内容以及实际履行过程均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催款关系。二、一审法院关于邵成忠已经超出保证期间的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理解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根据该三十三条之规定，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的，保证期间的计算起始点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纵观本案直至盛春英于2017年5月第一次提起诉讼之日，盛春英一直未向债务人提出履行债务的请求。一审法院错误将2014年9月15日签订第一份委托催款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作为计算保证期间的开始时间，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2.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效力均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人，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上述规定表明，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作为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为实现其债务，无需向全部保证人逐一主张权利，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效力均及于其他连带共同保证人。综上，请求支持盛春英的上诉请求。 邵成忠辩称，一、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法律关系不客观、不真实，证据不充分。邵成忠未在案涉借条担保人处签字，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邵成忠仅在普阳公司对外向银行贷款时，作为股东签过很多空白资料。案涉《借条》及担保人处签字均涉嫌伪造。二、三份《债权转让协议》有效，三份《委托催款协议书》系事后伪造无效。委托催款协议从形式上看是不合法的，普阳公司仅加盖公章，未填写落款时间，盛春英本人亦未在委托催款协议上签字。三、一审认定本案担保期间已经届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予以维持。盛春英主张的两笔借款分别书面载明形成于2013年4月26日以及2013年8月13日，普阳公司第一次还款分别在2013年6月6日与2013年8月14日，此时即应当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与担保期间。退一步说，即使按照2014年9月15日普阳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盛春英之日作为起算日，担保期间也已届满。盛春英未在期限内向邵成忠主张权利，担保责任应该免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普阳公司未参与本案二审诉讼，亦未发表陈述意见。 邵炎忠述称：一、本案多份借条系虚假借贷关系，邵炎忠与盛春英本人不认识，也没有发生过借款与担保。邵炎忠从未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邵炎忠确曾在一些空白的借条上签字，案涉借款关系与担保关系系伪造。二、盛春英在一审中提交的多份证据不真实。1.案涉7份证据系普阳公司实际控制人钟一淳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之前要求邵炎忠补签形成，并由钟一淳加盖普阳公司公章，分别为：2016年5月29日58万元欠条；2016年5月29日担保函；2014年9月28日承诺书；2014年11月25日承诺书；2014年11月20日说明；2015年2月5日说明；2014年11月26日借条共7份，邵炎忠因基于对钟一淳的信任签署上述文件。2.207万元《欠条》以及三份《委托催款协议书》均系钟一淳私自制作并加盖公章，不能代表普阳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三、索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日公司）、昌盛光伏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龙柏公司三笔债权均已转让给盛春英，应当从普阳公司应还款本息中予以扣减。四、本案还款金额错误。邵炎忠本人对借款基础事实及利息的约定均不认可。即使是按照盛春英所主张的本金来计算也存在错误。两笔利息应当为1676979元，扣减案外人魏昌炳代付的30万元，余额应当为1376979元。五、一审送达程序不合法。普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付红心从来没有管理过公司，也未保管过普阳公司公章，对于其代表普阳公司作出的书面答辩，希望人民法院就其是否具有作出答辩以及签署书面答辩意见的权利予以查明。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普阳公司未参与本案二审诉讼，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盛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普阳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783904元及该款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400077元，之后至付清日止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2.邵炎忠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邵成忠对上述第1项中普阳公司应还的借款本息中的借款本金1272964元及该借款本金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023882元，之后至付清日止的利息仍按月利率2%计算；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普阳公司、邵成忠、邵炎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普阳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6日、2013年8月13日向盛春英借款3000000元、950000元，均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并由邵炎忠、邵成忠及案外人周燕平、魏昌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两笔借款发生后，普阳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6日、8月14日、9月3日、9月4日、9月29日、12月19日归还200000元、200000元、800000元、200000元、250000元、100000元；2014年5月23日、7月11日分别归还150000元、100000元。在上述借款存续期间，普阳公司又分别于2015年1月7日、3月6日、3月18日向盛春英临时借款300000元、150000元、130000元，该三笔借款月利率均为2%、借期为1个月。期间，普阳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归还100000元，后普阳公司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该三笔借款总欠条一份，确认以上借款事实，并承诺于2017年12月底前归还一半，于2018年12月底前归还一半。同时由邵炎忠及案外人杭州东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9日出具担保函，承诺为该三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6年5月30日，杭州东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归还100000元。盛春英与普阳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5日、2014年11月2日签订三份《债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将普阳公司对索日公司、昌盛公司、龙柏公司拥有的债权转让给盛春英，金额分别为1504184.98元、630955.63元、322419.7元。之后，普阳公司与盛春英签订《委托催款协议书》三份，分别是：1.2014年9月15日，普阳公司委托盛春英以诉讼方式向债务人索日公司催讨货款1504184.98元及违约金；2.2014年9月26日，普阳公司委托盛春英以诉讼方式向债务人昌盛公司催讨货款630955.63元及违约金；3.2014年11月25日，普阳公司委托盛春英以诉讼方式向债务人龙柏公司催讨货款322419.7元及违约金。《委托催款协议书》约定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差旅费等催讨费用暂由盛春英垫付，在催讨回来的货款中扣除；盛春英代为催讨所得货款归普阳公司所有，普阳公司同意盛春英向索日公司及昌盛公司催讨所得货款扣除合理催讨费用后用于支付普阳公司所欠盛春英的借款本息，归还所欠盛春英借款本息后如有多余货款归普阳公司所有，其中向龙柏公司催讨所得的货款扣除合理催讨费用后即交付普阳公司；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仅是普阳公司委托盛春英代为催讨货款所需，诉讼产生的成果及风险均由普阳公司承受，并不发生在普阳公司所欠盛春英借款本息部分或全部消灭或抵消；双方之间在本协议签订同时或之后签订的任何协议、出具的承诺等文件如有与本协议不一致的，除非特别注明，否则均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普阳公司、邵炎忠分别于2014年9月28日、2014年11月25日、2015年2月5日出具承诺书和说明，承诺盛春英、普阳公司之间的债务以盛春英实际收到索日公司、昌盛公司及龙柏公司的款项作为债务结算依据，如未能全部或部分实现转让的债权，仍对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归还责任。2014年11月20日，盛春英向索日公司催讨货款1700000元，并用于支付所欠盛春英借款本息；盛春英以诉讼方式向昌盛公司催讨货款630955.63元及逾期损失，2015年2月2日经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请，但是上述货款至今未收到；2014年11月25日，盛春英向龙柏公司催讨货款322419元，实际于2015年2月3日收回货款210000元，该210000元货款扣除10000元催讨费用后将200000元交付普阳公司。2015年6月28日，普阳公司由邵炎忠经手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截止2015年4月30日普阳公司尚欠盛春英借款本金2070000元。2017年6月1日，盛春英就上述借款本息诉至法院，要求普阳公司及保证人邵炎忠、邵成忠、周燕平、魏昌炳承担相应责任。后经调解，由魏昌炳支付盛春英300000元，2017年12月25日前付清，并撤回对普阳公司、邵炎忠、邵成忠、周燕平的起诉。后因催讨未果，盛春英遂于2019年1月7日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决。另查明，2014年4月29日，杭州普阳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委托催款关系与债权转让关系在本案中的效力如何认定？二、案涉借款是否超过两年的保证期限？三、2014年11月26日220000元借款是邵炎忠个人借款还是公司借款，即2015年1月26日还款220000元能否作为案涉借款的还款部分？关于争议焦点一。委托催款与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其效力如何认定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两份材料出具的先后顺序。盛春英陈述上述两份材料系同一天出具，且债权转让协议系委托催款协议书的附件，但是经过庭后向盛春英本人核实，盛春英自认债权转让及委托催款协议书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所签，委托催款协议书是其丈夫邵礼强所签，债权转让协议是其丈夫让店员代签，且对于债权转让及委托催款协议书是何时出具，具体出具的先后顺序均表示记不清楚了，据此可以明确委托催款协议书与债权转让协议并非同一时间形成。且从提交证据的时间先后来看，普阳公司先提交债权转让协议，盛春英后提交委托催款协议，且在2017年另案起诉时只提及债权转让事实，亦未提交委托催款协议。现因盛春英无法明确签订的先后顺序，债权转让协议并未加重担保人义务，而委托催款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根据证据规则，应作出不利于盛春英的解释，以不利后果认定，应当作出债权转让协议出具在先，委托催款协议书出具在后的推定。其次，本案中债权转让是否成立。盛春英与普阳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普阳公司对索日公司、昌盛公司、龙柏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盛春英，盛春英业已通过诉讼方式向上述债务人主张了相应债权，可见，上述协议无论是名称还是内容，均体现了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最后，债权转让之后，本案普阳公司、邵炎忠、邵成忠的责任如何认定。盛春英与普阳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对索日公司、昌盛公司、龙柏公司享有的相应债权转让给盛春英，以归还普阳公司欠盛春英的借款本息。债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原债权人普阳公司即不再是合同权利主体，亦即丧失以自己名义作为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合同权利的资格。本案中，索日公司、龙柏公司已经向盛春英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法院也已判决昌盛公司向盛春英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普阳公司无权就已经转让的债权向索日公司、龙柏公司及昌盛公司主张权利，同时盛春英亦不能再向普阳公司主张权利。至于盛春英实际是否收到相应款项，属于债权转让后的商业风险，与普阳公司无关，即应当以债权转让当时约定的金额实际扣减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之间的借款本息。故普阳公司、邵成忠、邵炎忠应当对债权转让约定的金额扣减之后剩余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普阳公司、邵炎忠在债权转让行为完成后，又出具委托催款协议书、承诺书及说明，明确以盛春英实际收到的款项作为盛春英、普阳公司之间债务的结算依据，如盛春英未能全部或部分实现转让债权，则承诺仍对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归还责任作为普阳公司归还借款的金额，普阳公司、邵炎忠上述行为属于债的加入行为，故普阳公司、邵炎忠应当对盛春英实际收到的金额扣减后剩余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借贷双方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但未约定借款期限，盛春英有权自要求普阳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要求邵炎忠、邵成忠承担担保责任。结合本案证据，盛春英曾在2017年6月1日起诉时明确于2015年6月28日出具欠条时进行结算，盛春英在此之前之后均进行了催讨，虽然该院无法明确具体主张还款的时间，但是结合盛春英、普阳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事实，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第一份委托催款协议书及债权转让协议，通过债权转让形式要求普阳公司偿还借款，可视为盛春英向普阳公司主张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自2014年9月15日起开始计算两年。现盛春英、普阳公司均在庭审中认可，盛春英在2017年6月1日才向邵成忠主张担保责任，此前一直未主张，故此时已经超过两年的保证期间，邵成忠的保证责任免除。而邵炎忠因盛春英一直向其主张，并与其联系借款催讨事宜（邵炎忠与盛春英均认可），故邵炎忠的保证期间未超过且邵炎忠多次出具承诺、说明等愿意承担责任，盛春英要求邵炎忠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三。从盛春英提交的借条看，220000元借款由邵炎忠本人出具借条，并打入邵炎忠个人账户，后于2015年1月26日转账归还至盛春英账户，应当认定为是邵炎忠个人借款及个人还款。至于还款是从公司账户支取，属于邵炎忠与普阳公司之间的关系，对于邵炎忠抗辩该220000元系公司归还盛春英的案涉借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故该220000元还款不应认定为是普阳公司就案涉借款对盛春英的还款。综上，普阳公司向盛春英借款1783904元及邵炎忠、邵成忠自愿为普阳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有普阳公司、邵炎忠、邵成忠签字的借条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凭，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普阳公司未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盛春英、普阳公司双方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邵炎忠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理应在保证期间、保证范围内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现邵炎忠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履行保证责任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邵成忠因超过保证期限而免除保证责任。综上，盛春英的诉讼请求，其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普阳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盛春英借款1783904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9年2月28日为1400077元）。二、邵炎忠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盛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27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7272元，由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邵炎忠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邵成忠、普阳公司、邵炎忠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盛春英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如下：1.（2014）杭富新商初字第799号民事案件调解书、起诉状、授权委托书、证据清单、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2.（2014）杭富商外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起诉状、授权委托书、债权转让协议各一份；3.（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33-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通知书、授权委托书、证据清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上述3组证据欲共同证明案涉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中盛春英的签字，系在诉讼中由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臣辉经授权后代签形成。对上述证据，邵成忠质证称：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盛春英主张委托催款协议才符合其与普阳公司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普阳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邵炎忠质证称，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能达到盛春英主张委托催款协议才符合其与普阳公司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盛春英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即案涉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中盛春英的签字系由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臣辉经授权后代签形成，属于盛春英对债权转让协议形成过程之陈述，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盛春英于本案二审诉讼中自认，在（2014）杭富新商初字第799号、（2014）杭富商外初字第21号、（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33号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的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盛春英”字样，系由上述案件中盛春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臣辉代签形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委托催款协议》的效力问题；2.担保人邵成忠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基础法律事实，邵成忠、邵炎忠均抗辩称与盛春英不认识，也未向盛春英提供过担保，案涉借条系邵成忠、邵炎忠在其他空白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变造形成。本院认为，邵成忠、邵炎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在空白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应有清醒认识，上述抗辩亦与普阳公司、邵炎忠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内容不符，故对邵成忠、邵炎忠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邵成忠、邵炎忠应当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争议焦点1，就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后续履行，双方之间在同一时间签有《债权转让协议》、《委托催款协议书》两组法律关系截然不同的民事合同。其中，三份《债权转让协议》之效力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委托催款协议》中盛春英代普阳公司催讨债权之意思表示与债权转让之意思表示相矛盾，故对盛春英与普阳公司之间就案外三笔债权形成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债权转让关系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普阳公司、邵成忠、邵炎忠应当对债权转让约定的金额扣减之后剩余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普阳公司、邵炎忠另行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的加入，故一审法院认定普阳公司、邵炎忠应当对盛春英实际收到的金额扣减后剩余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对盛春英主张其与普阳公司、邵成忠、邵炎忠之间仍应依照《委托催款协议书》确立民事权利义务之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作为整体共同向债权人提供保证责任，债权人向共同保证人中任何一人主张权利，其效力自然及于其他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案涉借款的保证期间自2014年9月15日盛春英与普阳公司发生第一次债权转让之日起开始计算两年，在保证期间内，邵炎忠对盛春英一直向其主张保证责任并与其联系借款催讨事宜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本案中盛春英在保证期间内向多个连带责任保证人中的一人邵炎忠主张保证责任的，作为其他保证人的邵成忠不得以在保证期间内盛春英未向其主张保证责任而免责。邵成忠作为本案连带责任保证人，未对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委托催款协议作出债务加入之承诺，故其保证责任之计算应当依照债权转让协议确定的金额进行扣除。经计算，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由邵成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395万元借款经普阳公司多次还款、债权转让予以扣除借款本息以及保证人魏昌炳承担保证责任后，尚欠借款本金441835.41元，利息158330.6元。故对盛春英请求邵成忠对上述借款本息及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承担保证责任之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对盛春英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盛春英借款1783904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9年2月28日为1400077元），邵炎忠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邵成忠对上述第一项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应付款项在借款本金441835.41元及按月利率2%支付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9年2月28日为158330.6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盛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227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7272元，由杭州普阳玻璃科技有限公司、邵炎忠共同负担，邵成忠共同负担其中98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175元，由邵成忠负担9802元，由盛春英负担1537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典 书记员章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