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30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傲梅，女，汉族，系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武，辽宁古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尚军，男，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于洪区。原审被告:刘伟啸，男，满族，系讷河市天益饮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沈阳市浑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武，辽宁古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庄傲梅因与被上诉人王尚军、原审被告刘伟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2民初12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傲梅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2民初1201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主张的刷取信用卡所得款项，系用于对因为策略公司的出资的抗辩意见，也是错误的。原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共同经营“因为策略公司”，均系股东，公司成立时双方没有实际出资，刷取被上诉人信用卡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因为策略”公司的经营，所以资金实际使用人是“因为策略公司”不是上诉人本人。原审法院明确认定：“双方一直在一起经营公司”，却在判决中认为“合伙投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以民间借贷判决上诉人还款，显然是矛盾的。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欠的工资款170516元，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明确该款是欠的工资，原审也认定所欠的是工资，拖欠劳动者工资属于劳动争议，与本案民间借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无权审理，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且拖欠劳动报酬的主体是单位即因为策略公司，不是上诉人，即使上诉人签字证实欠工资，也仅是以法定上代表人的身份履行公司职责。三、原审法院没有判决原审被告刘伟啸承担责任，却又判决由刘伟啸共同承担诉讼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王尚军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是正确的。（一）、双方确实存在借贷关系的基本事实。上诉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向答辩人签署了总额度为790516元的欠条，其中620000元实际用于由上诉人庄傲梅实际控制的沈阳零点星广告艺术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点星）。1.答辩人于初审时提供了由上诉人于2017年2月14日签署的欠条一份，对于欠条的真实性，上诉人也于初审时予以当庭确认。2.答辩人于初审时提供了总额度为54万元的两张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和银行账单，证明所涉款项进入了刘伟啸（与庄傲梅是夫妻关系）的个人名下账户，后经上诉人证明该款项均用于零点星公司的日常经营。3.答辩人于初审时提供了签署欠条过程的录音文件一份，文字整理文件一份。证明了庄傲梅的欠款事实的存在（录音开始即答辩人发问：“你算没算过一共欠我多少钱？”至录音1分56秒，完全确定了所欠款项和基本金额），同时更加证明了欠条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署的，被告也于初审时对录音文件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二）被答辩人所提出的“实际用款人为双方共同经营的因为策略公司”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1.答辩人从未以任何形式，包括口头，形成投资合伙协议，答应所涉任何款项作为股东出资，用于因为策略公司的日常经营。上诉人不可能也并没有出示任何能够证明答辩人同意将所涉款项作为股东出资款用于因为策略公司经营的任何证据。2.所涉款项从未进入过因为策略公司账户，工商注册信息至2017年12月22日起诉日仍未显示有任何实缴信息。3.沈阳零点星广告艺术传媒有限公司与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为策略）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零点星公司成立于2009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季玉芬（与庄傲梅是婆媳关系，长期患病卧床），股东为季玉芬与卢茂新，庄傲梅任公司总经理，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受益人。公司在职员工最多时为49人，最少时为12人。公司主要以收取服务费的方式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提供广告策划和品牌推广服务，期间也曾以同样内容服务过辽宁移动沈阳分公司和盘锦分公司。公司年营业额最高时超过500万元。因为策略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庄傲梅，股东为庄傲梅与王尚军，在职员工仅有庄傲梅1人，庄傲梅人公司总经理，王尚军以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参与公司工作（劳动关系仍属于零点星公司并参与零点星公司的实际工作）。主要以参与经营分润的方式从事快速消费品的营销策划服务。公司从成立至2017年3月均未实际产生任何收益。所以，虽然庄傲梅同时为零点星公司与因为策略公司的总经理，答辩人同时为零点星公司与因为策略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无论从企业规模，股东结构，客户属性，服务方式、收益分配等各个方面，均能说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企业法人，是两个进行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体。4.答辩人与零点星公司不存在投资关系，既不存在王尚军与庄傲梅合伙经营零点星公司的事实，也从未参与公司股东分红。5.上诉人所列诸多证据均能证明所涉款项在事实上用于零点星公司的经营。（1）上诉人所出示的公司财务报表是属于沈阳零点星公司的。自2015年7月31日，即因为策略公司成立后，至2016年12月31日制定的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报表在“基本信息”页已经明确注明编制单位为“沈阳零点星广告艺术传媒有限公司”。财务报表从内容上证明了其反应的数据均为沈阳零点星公司的经营情况。自2015年5月至2016年12月，即答辩人在职且因为策略公司存续期间，该财务报表中“应收款项”分别为：中国移动位置展厅项目、中国移动位置基地月服，中国移动综合展厅，辽宁盘锦移动公司、辽宁铁通。在长达20个月的公司经营中主要收入均来自于中国移动辽宁公司及盘锦公司，这些客户均为沈阳零点星公司所长期服务的客户。所以，该财务表所反应的是零点星公司的经营情况而与因为策略公司无关。上诉人所提供的因为策略公司经营合同并未在零点星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有所反应。上诉人提供了三份因为策略公司的经营合同，分别是与讷河市天益饮品有限公司，凌源益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沈阳春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市场营销全案策划服务协议，这也是因为策略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全部业务，这些业务在上诉人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中均没有体现。所以，上诉人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与因为策略公司无关，所反应的是零点星公司的经营情况。（2）零点星公司一直承认所涉款项为债务，而非任何形式的股东注资。上诉人所提供的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的财务报表“短期借款”项中明确注明庄总+尚军的信用卡在“当期期末”的具体使用金额，其中2014年7月为1687134元，2015年6月为2225915.12元。其中，2015年6月的财务报表在制表单位的名称上更换为沈阳因为策略公司，但是财务内容所反映的均为零点星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并承接于2015年5月的零点星公司经营情况。2015年7月的财务报表的制作格式发生改变，制表单位恢复为零点星公司，“短期借款”项中删除了“庄总+尚军”的字样，代之以“信用卡中心”，但是在欠款额度上仍承接于2015年6月，当期余额为2348521.05元。至2016年12月，在“短期借款”项所显示的信用卡中心欠款的期末余额为2213654.86元。即零点星公司一直承认以短期借款的形式在使用答辩人的信用卡。上诉人所提供的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报表中，在“其他应付款”项目中一直明确记录“个人欠款—王总”的期初余额与期末余额的详细金额。其中，2015年8月当期余额与期末余额均为80000元；2016年12月的期初余额为234747.05，期末余额为246994.55，并且在备注中已明确注明“公司借款+王总6、7、8、9月工资+2016年1月半月、2、4、5、6、7、8、9、10月份工资”。所以，本案中的所涉款项均为庄傲梅个人向答辩人借款并实际用于零点星公司，且零点星公司承认的债务，而非任何形式的股东注资。（3）上诉人所提供的银行流水等系列证据均证明了所涉款项主要用于零点星员工工资的支付。上诉人以POS机明细、庄傲梅银行卡交易记录、员工朗俊娇与何旭的银行卡记录和银行流水作为证据以证明所涉款项主要用于给员工支付工资，但是却不能证明这些员工就是因为策略的员工。事实上因为策略名下仅有庄傲梅一名在职员工，而接收工资的人员均为零点星公司的员工，全部从事零点星公司的日常工作，零点星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管理成本”与“员工保险”项目均能加以辅证。（4）初审时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词也证明了该笔款项为零点星公司所实际使用。庭审时证人朗俊娇明确表示：“我只是证明的是打到我卡内的钱用于零点星公司经营了。”（注：第一次开庭庭审记录第7页）6.被告自2013年3月开始使用答辩人名下总额度50万元的信用卡，而因为策略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在长达两年多的使用期限内因为策略公司并不存在，所以，根本谈不上该笔款项是答辩人对因为策略公司的注资。（三）上诉人对答辩人所签订的欠条是其最后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上诉人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与系列证据所反应的事实均发生在2017年2月14日之前，而上诉人对答辩人所签订的欠条是在2017年2月14日，从时间顺序上来讲，该份欠条是上诉人最后的真实意思的表达。二、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1.答辩人请求偿还工资款的行为并不属于劳动争议，而是请求偿还上诉人庄傲梅对答辩人的个人欠款。上诉人庄傲梅在非常明确公司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关系的前提下自愿以个人名义承担零点星公司所拖欠的工资并向答辩人签署欠条，自欠条签署之日起，即建立了答辩人与上诉人个人之间的新的债务关系，所以，该请求并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1）上诉人是在非常明确公司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关系的前提下，自愿以个人名义承担公司债务的。答辩人所提供的欠条签订过程的录音中关于工资款项有明确的说明：“王：现在，那个那些工资条，欠我的是最多的，那些工资条没有人，找不着人，就是一个公司的章，公司是谁呢？就没有，如果我深想一步的话，公司法人代表是什么是不是谁，有一个负责人，法人代表是负责人了吧，那，老太太，对吧，没改过吧？庄：我改不过来了。王：老太太，找不着老太太吧，这个事是一件，就是事不是这么办的，庄：你找不找老太太，就是有限责任，说白了啊，有限责任公司按投资额算，它就是有限责任，我认，现在说实话，这是我认为我道义上应该认，不是法律上规定我要认。（音频版：11分46秒—12分34秒；文字版，第3页第27-33行）注：对话中的“老太太”指零点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季玉芬。”从对话中可以明确获得以下信息：1、上诉人庄傲梅非常明确公司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关系（“找不着老太太，有限责任公司按投资额算就是有限责任”）；2、自愿以个人名义承担公司所拖欠的工资（“我认，我认为我道义上应该认”）。上诉人在作出如上承诺后，随即签订了欠条。（2）欠条是一张欠款总条，其中逻辑清晰，表意明确，工资部分与其他三项个人欠款是并列关系，是同一意思的表达，即工资部分也为个人欠款。2.答辩人的劳动关系自2009年5月至2017年2月一直在沈阳零点星公司，期间也从未间断从事沈阳零点星公司的实际工作，所以，上诉人所称“即使应当支持该部分请求，承担的主体也应该是用人单位即因为策略公司”的说法不正确。（上述录音文件同时能够证明拖欠工资的公司是零点星公司，因为“老太太”是零点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上诉人所称“在欠条上签字是履行公司职责以证明确实拖欠工资”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欠条上明确写有“欠条”二字，表明欠条内的款项均为签字人即上诉人的欠款。文中即没有出现“证明”二字，也没有相关意思的表达，既没有出现公司名称也没有公司公章，个人签字“以证明确实拖欠工资”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欠条中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所以，庄傲梅自愿以个人名义承担零点星公司所拖欠的工资，并签订了欠条，形成了答辩人与上诉人庄傲梅个人之间的新的债务关系，而不是答辩人与零点星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与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答辩人因为对所在公司的热爱与对上诉人庄傲梅本人的信任，将巨额财产借于其使用，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没有索要任何书面凭据，是因为相信人性中善良的本性。虽然在答辩人离职时上诉人签订了欠条，但是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拒绝为其仍在使用的信用卡还款，并在其后的诉讼中否认欠款事实，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初审判决下达后，答辩人接受了无法获得“自起诉之日至判决之日的利息”和“财产保全费用”的事实，也决定不再追究上诉人在使用信用卡期间所拖欠的滞纳金或分期手续费，从而没有发起上诉。而上诉人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仍然强词夺理的执意上诉，其根本意图在于拖延诉讼时间，以给答辩人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因为答辩人自2017年12月22日起一直在偿还上诉人所欠的信用卡款项，最高时每月需偿还25000元，现在每月仍需还款12500余元，每月所产生的各种手续费、利息费多达4000余元，给答辩人及家庭的正常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间接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刘伟啸辩称，同上诉人意见。王尚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庄傲梅于2013年3月开始使用王尚军名下总额度为500,000元的信用卡，截至2017年12月12日共欠款502,710元，其中于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8月7日在刘伟啸的账户上分多次累计消费超过1,380,000元，庄傲梅于2015年3月开始使用王尚军的妻子车立丽（经王尚军借出）名下总额度为40,000元的信用卡，截至2017年12月21日共欠款40,944.8元，其中于2017年1月16日至2017年7月27日在刘伟啸的账户上分多次累积消费超过120,000元，两张信用卡由庄傲梅在婚姻存续期间在刘伟啸的个人账户上产生消费，两张信用卡总欠款额度为543,654.8元，庄傲梅于2015年3月向王尚军借款80,000元，庄傲梅所经营的公司自2015年11月起至2017年1月拖欠王尚军工资170,516元，王尚军于2017年2月离职前庄傲梅承诺由其个人承担全部工资欠款，综上，被告共应偿还王尚军借款794,170.8元，但经王尚军多次催要，庄傲梅仍尚未还款，故王尚军诉至法院。要求判决：1、要求庄傲梅、刘伟啸共同偿还欠款543,654.8元；2、要求庄傲梅、刘伟啸偿还欠款250,516元；3、要求庄傲梅、刘伟啸偿给付欠款利息，并承担相关诉讼费用；4、要求庄傲梅、刘伟啸偿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尚军、庄傲梅系朋友关系，双方一直在一起合伙经营公司，庄傲梅于2013年起陆续使用王尚军及其妻子车立丽信用卡，至2015年3月，共计刷卡540,000元，庄傲梅于2015年3月向王尚军借款80,000元，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份，尚欠王尚军工资共计170,516元，共计欠款790,516元，庄傲梅于2017年2月14日向王尚军出具欠条一张，后经王尚军多次催要，庄傲梅仍尚未还款，故王尚军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在本案中，王尚军、庄傲梅双方合伙开公司，非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关系，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偿还的情形，对刘伟啸提出的从没有参与庄傲梅与王尚军的公司经营，他们之间的款项也没有用于我的家庭消费，不应承担本案的民间借贷的责任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故对王尚军要求的庄傲梅、刘伟啸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王尚军要求的给付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其双方并无利息约定，欠条也没有明确注明，故本院对王尚军要求的庄傲梅给付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虽然王尚军与庄傲梅合伙开公司，但庄傲梅在开公司期间从王尚军及其妻子的信用卡划款事实存在，并给王尚军出具欠条，庄傲梅所述是合伙投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欠条的签订真实有效，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王尚军要求的庄傲梅偿还借款790,5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庄傲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尚军借款本金790,516元；二、驳回王尚军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指定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41元，由庄傲梅、刘伟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庄傲梅向法庭提交了新的证据，即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电脑财务账。证明财务账上记录刷取被上诉人银行卡的款项，公司都记录实际使用人为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其中8万元不是投资款，而是公司借款。被上诉人王尚军对此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记账虽然写的是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但是钱并没有实际进入到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也没用于公司经营。原审被告刘伟啸的质证意见为：同上诉人意见。被上诉人王尚军、原审被告刘伟啸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所涉款项为被上诉人对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的出资，并非对上诉人的借款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王尚军在一审中提供了上诉人庄傲梅于2017年2月14日向其出具的《欠条》、银行信用卡账单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庄傲梅向其借款的事实。庄傲梅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为其个人借款，而是王尚军履行对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的出资行为。庄傲梅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及相关账目明细，王尚军、车立丽刷刘伟啸POS机明细，及刘伟啸、庄傲梅、财务何旭的银行卡记录等证据。依据以上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明确上诉人庄傲梅为被上诉人王尚军出具《欠条》，并确认所欠款项数额的事实。庄傲梅虽提供大量证据以证明该款为王尚军作为股东对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的出资，并非其个人借款，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刷卡所得款项为对公司的出资作出过约定。其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的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判决其偿还所欠工资款170516元，该工资欠款属于劳动争议，本案不应审理的问题。上诉人对《欠条》中所涉及的欠付王尚军的工资款170516元数额没有异议，上诉人主张该款为沈阳因为策略咨询有限公司所欠，应由公司偿还。但上诉人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表明，其自愿以个人名义承担公司所拖欠的被上诉人的工资，本院应予以确认。其替公司承担债务后，可向公司另行主张权利。故，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没有判决刘伟啸承担责任，却又判决由刘伟啸共同承担诉讼费用的主张，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本院对此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庄傲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1741元，由庄傲梅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1元，由庄傲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那 卓审判员 陈兴田审判员 范 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焦龙书记员施跃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