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02民初3390号 原告：王某1，男，1957年8月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 原告：马某，女，196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 原告：张某，女，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 原告：王某2，男，200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 法定代理人：张某，女，198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系原告王某2之母。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甘肃金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甘肃金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3，男，197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 被告：李某2，男，198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甘肃省临泽县人，农民，住临泽县。 被告：李某3，男，196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临泽县人，农民，住临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甘肃利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贺某，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 被告李某2、贺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昭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1、马某、张某、王某2与被告王某3、李某2、李某3、贺某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立案后，经原告申请，本院对其中止诉讼，后本院于2020年2月3日恢复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马某、张某（也即王某2法定代理人）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某、李某1，被告王某3、贺某、被告李某2、贺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告李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马某、张某、王某2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人身伤亡所受各项损失合计284292.7元（详见清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某2专门承包室内装潢业务，王开基与被告王某3在其承包工程中从事贴瓷砖工作。2018年9月4日晚9时左右，被告李某2打电话给王开基称，因工程尚有部分收尾工作需要今晚加班赶工，王开基通知王某3后随即骑电动摩托车前往，但当晚却一直未归。原告等人第二日寻找无果后向公安机关报警，直至2018年9月6日9时许，甘州区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电话指令后，××区东侧空地发现王开基尸体，而该地正处于王开基回家必经路段。原告等人询问公安人员后才知，王开基当晚到达工程地点后并未赶工，而是受邀与被告李某2及另外三被告一同饮酒。期间，王开基饮酒无数，至深夜后五人散场各自回家，王开基在无人劝阻的情况下，独自骑电动摩托离开，才致本案发生。原告认为,共同饮酒人之间有相互关照、相互保护的安全注意义务，四被告明知王开基深夜骑电动摩托车具有危险性，仍邀其一同饮酒，又在王开基已经醉酒的情况下，既不向王开基家人告知，又未加劝阻而放任其自行骑车离开，最终导致王开基身亡，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因此四被告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民事诉讼，望依法审理，判如所请。 被告王某3辩称，原告所述属实，没有意见发表。 被告李某2、贺某共同辩称，对于原告所述王开基与四被告从事装潢的相关情况属实，但王开基受邀饮酒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自行到工地加班，王开基的死亡也并非因为饮酒所致，而是因巨大钝性外力作用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王开基死亡与二被告没有关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针对赔偿标准，王开基系农村户口，死亡赔偿金标准应按农村赔偿标准，且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农村标准进行赔偿，且死者王开基的母亲未满60周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支付生活费范围，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如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可以认定，财产损失没有依据。 被告李某3辩称，其是李某2雇佣的木工，与其他三人并不熟悉，只是暂住在装修房屋内，并且喝酒后就已经早早睡下，并未发现王开基有任何不适，王开基系外力作用导致，喝酒与王开基死亡并没有关系，其没有过错，也没有赔偿义务，对于赔偿标准，与李某2意见一致。 本案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居民户口簿一本； 2.甘州区沙井镇梁家堡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 3.甘州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死亡证明一份； 4.甘州区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告知书一份； 5.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王开基死亡一案的卷宗材料一份； 6.死者王开基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收款收据一份。 被告李某2围绕其反驳观点提交其向沙井镇司法所调解时缴纳40000元的转账凭证复印件一张；被告王某3、李某3、贺某围绕其反驳观点均未有证据向本院提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8年9月4日晚9时左右，王开基及被告王某3因其从事装修工作的工地尚有部分收尾工作需要加班赶工，遂与被告王某3先后前往该工地。其到达工地后，遇见由被告李某2提议的，与被告李某3、贺某三人一同在该工地饮酒，在被告李某2的邀请下，王开基及被告王某3遂与其共同饮酒。之后，王开基在无人劝阻的情况下，独自骑电动摩托离开，但当晚未归。原告等人第二日寻找无果后向公安机关报警，直至2018年9月6日9时许，甘州区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电话指令，××区东侧空地发现王开基尸体。 另查明，经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及吉林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王开基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死者王开基符合生前因巨大钝力外力作用，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被告提供的有效证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在卷佐证，经当庭展示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共同饮酒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共同饮酒后出现人身伤亡事件，如共同饮酒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和通知义务，应对造成人身伤亡的饮酒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案中，王开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应当认知和预见到自己过量饮酒后驾车的潜在危险和严重后果。其明知醉酒后驾车的危险性而不控制酒量和采取有效措施或轻信能够避免，其本人具有与伤亡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伤亡的后果负主要责任。被告王某3等4人作为共同饮酒人，在王开基饮酒时及酒后应尽到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和通知义务，但其在明知王开基酒后需要驾驶电动摩托车回家的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劝阻、制止，也没有对其护送或通知其家人，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在主观上对王开基的死亡存在一定的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综合本案，本院酌定被告王某3、李某2、李某3、贺某对损害结果的20%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本人承担80%的责任。 关于赔偿比例基数的认定，本院认为，死者王开基虽系农村户口，但其常年在城镇从事装修装潢工作，其也于2014年在城镇购房与家人居住，其主要经济来源来源于城镇，故其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的相关标准进行计算。对于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基数555268元，丧葬费基数32863元，本院均予以认定。对于原告诉请的，王开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基数，对其父亲（61岁）计算数额合计130842.8元，其子（10岁）计算数额合计82637.6元，符合相关的赔偿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受害人母亲案发时未满60周岁，且未有证据证明其没有劳动能力且又没有生活来源，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受害人母亲生活费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用，本院酌情按照3人3天予以认定为1220.4元。因事故的发生，受害人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对其伤亡的后果负主要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对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及财产损失均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定本案赔偿比例基数为802831.8元，被告王某3、李某2、李某3、贺某对损害结果的20%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损失合计160566元。 关于本案中各被告侵权责任的内部分担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李某2作为酒宴的组织者，从公序良俗和基本道德要求角度看，对宴饮参与人的饮酒数量应当审慎控制、对其人身安全应当有合理注意并提供必要的扶助，故对所有参与人的健康安全应尽到较大的注意义务，应承担较大责任。故本院酌情认定被告李某2承担应赔偿比例的1/3，被告王某3、李某3、贺某三人承担应赔偿比例的2/3，四被告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负连带责任。故各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被告李某2承担53521.5元，被告王某3、李某3、贺某分别承担35681.5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某3、李某2、李某3、贺某赔偿原告王某1、马某、张某、王某2损失合计160566元，其中被告李某2赔付53521.5元，被告王某3赔付35681.5元，被告李某3赔付35681.5元，被告贺某赔付35681.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王某3、李某2、李某3、贺某就上述赔偿总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某1、马某、张某、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64元，减半收取2782元，由原告共同负担1027元，被告李某2负担585元，被告王某3、李某3、贺某分别负担390元。原告已交纳，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本院退还原告案件受理费27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学林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