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3行终1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8005号人才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6955832485。法定代表人孙福金，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才华，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扬，广东中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C区，组织机构代码007543825。法定代表人陈如桂，市长。委托代理人罗友敏，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立先，男，汉族，1989年6月13日出生，住址广西平乐县，委托代理人吕胜柱，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强，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民清路北深超光电科技园H1栋、K1～K7、K9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83838F。法定代表人张登凯，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兵梅，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上诉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因与被上诉人何立先、原审第三人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超光电公司）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8行初226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何立先于2015年2月9日入职深超光电公司处，负责CG点胶工作。2015年4月27日，何立先于19时16分上班，于4月28日4时31分下班，何立先称其于4月27日21时许不慎被酒精和胶水的混合物溅入左眼中。2015年5月1日，何立先前往深圳市××区中心医院就诊，该医院出具的出诊门诊病历显示初步诊断：左眼角膜炎、左眼角膜葡萄肿。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于2015年5月12日、6月1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显示主要诊断为感染性角膜溃疡并穿孔，于9月22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显示主要诊断为左眼继发性青光眼、左眼角膜移植术后、左眼陈旧性眼化学伤。何立先于2015年6月16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病历、证人证言等材料。同日，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出具《补齐材料告知书》要求何立先补齐上下班工作记录卡、证人证词，并向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出具《关于工伤事故调查处理的通知》，要求其就何立先的申请提交事故调查书面材料、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2015年4月的工资表及上下班工作记录卡等材料。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于2015年7月13日出具《员工何立先（F1434199）病情说明》、病历材料、门诊费用清单、人员岗位风险调查、人员岗位工作调查、人员岗位风险调查分析等材料，主张：“2015年4月27日何立先上晚班期间，全技员王某发现其左眼发红并向其询问，何立先并未向任何人员反映酒精溅到眼睛的状况，后何立先于凌晨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要求下早班并获同意；何立先于同年5月1日起先后在深圳市××区中心医院、深圳市眼科医院及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从病历中何立先主诉可看出何立先左眼反复红痛8月余，曾在外院诊断为角膜炎，后何立先于2015年5月22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进行角膜移植自诉‘左眼因酒精不慎入眼眼红痛20天余’，该自诉与何立先之前就诊时的自诉不相符；根据深超光电公司调查，何立先于2014年8月11日在原单位因眼角膜发炎请假，且根据深超光电公司对何立先岗位风险调查，结论为何立先所述之酒精溅到眼睛之风险极小及可控。”证人钟某、刘某1、刘某2于2015年6月17日共同出具的证言称何立先于2015年4月27日19时10分离开宿舍前，并没有发现其眼睛发红及身体其他异常。证人陈某、王某于2015年7月6日出具的证言证词称2015年4月27日21时许在巡线时发现何立先眼睛发红，后何立先以眼睛不舒服为由请假下早班。证人何某于2015年7月28日出具的证言称2015年4月27日晚看到何立先用手揉了两下眼睛，也看到其眼睛红肿。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于2015年10月27日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载明的诊断结论为不能诊断为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2015年11月13日，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受理了何立先的工伤认定申请。2015年7月13日,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向何立先及何某进行调查询问，何立先称因其是机器隔开独立工作的，酒精溅入眼睛的过程没有人亲眼目击，何立先当时也没有及时跟工友说眼睛被酒精溅入的事情；何某称事发当晚其在经过何立先工作岗位时看到何立先有用手擦眼睛的动作，眼睛很红。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深人社认字（龙华）【2015】第821725001号《工伤认定书》，认定何立先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何立先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何立先对该工伤认定不服，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深圳市政府于2015年12月14日依法立案后向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后，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深府复决〔2016〕1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并于2016年2月3日向何立先邮寄送达。何立先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的深人社认（龙华）[2015]第821725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2.撤销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深府复决[2016]1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4、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何立先左眼受伤是否系工作原因造成；2.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的工伤决定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被告深圳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从何立先及深超光电公司在涉案工伤认定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可知，何立先在事发当晚工作前眼睛并无异样，上晚班过程中出现了眼睛发红情形，并以眼睛不舒服为由经批准下早班，而何立先在事情发生后至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深圳眼科医院及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就医，最终被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为左眼角膜溃烂性穿孔并进行角膜移植手术。因此不能排除何立先在2015年4月27日晚上晚班过程中发生了酒精溅入眼睛的事故并因此造成左眼受伤的可能性。被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4月27日晚何立先在上晚班过程中并未发生过酒精溅入左眼的事故或何立先左眼受伤情形与酒精溅入左眼事故并无因果联系。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抗辩称因何立先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就诊情况及长期患病情况，并不能证明何立先在2015年4月27日晚发生过酒精溅入眼的事故，也不能证明所申请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何立先左眼受伤的情形应为长期患病所致。原审法院认为，1.何立先作为一名普通职工，对其就酒精溅入眼睛所导致后果的严重性的了解程度并不能作过高的要求，这从何立先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何立先在工作场所被数人询问眼睛发红是否有问题后均回答没事、并在事发数天后就医的事实亦可以印证。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认为何立先陈述前后矛盾并否认曾患眼疾的病史，且事发当晚何立先并未向任何人反映酒精溅到眼睛之状况，故推论何立先当晚并未出现酒精溅入眼睛的受伤情形，认定何立先系提供虚假材料申报工伤，理由不充分。2.从何立先及证人何某的调查笔录陈述可知，何立先的工作岗位系在自动线上由其个人在与其他工友隔离的空间独立完成工作任务，故，事故发生经过无其他工作人员目睹，而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提交的人员岗位风险调查分析材料显示何立先的工作岗位系与其他工作人员距离相近的情况显然与何立先及何某的陈述不符，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未就双方陈述的差异进行调查，而最终采纳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的证据材料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无相应的事实依据。3.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主张何立先左眼受伤情形系长期患病所致，何立先在事发前曾患角膜炎，根据就诊医院相应病历其申请工伤之伤情先后被诊断为：左眼角膜炎、左眼角膜葡萄肿、左眼角膜溃疡性穿孔、左眼继发性青光眼、左眼角膜移植术后。无论是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抑或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均未举证证明何立先在事发前患旧疾与最终被诊断的病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或何立先的最终病情系旧疾演化加深所导致，故深超光电公司的举证不足以否定何立先的主张，被告人社局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依据不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述，深超光电公司观澜分厂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排除何立先于2015年4月27日晚上晚班时发生酒精溅入眼睛的事故并最终导致左眼受伤的可能性，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对深超光电公司及何立先所交证据的差异进行调查，亦未对其认定何立先所申请之情形系长期患病所致进行进一步调查举证。综上，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有误，亦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深人社认字（龙华）[2015]第821725001号《深圳市工伤认定书》；二、撤销被告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深府复决[2016]1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何立先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上诉人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0308行初2262号行政判决；二、判决驳回何立先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何立先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忽略本案各项重大关键事实，何立先提供虚假材料申报工伤，没有完成工伤的初步举证责任。1.何立先申报时提供的刘某1等三人作证的《证明书》，不仅未附作证人员的身份资料，而且证明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与何立先2015年5月1日就诊显示眼睛红痛8月余相矛盾。2.何立先提供的何某签字的《证明书》不仅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结合社保部门对何某的调查，显示何立先存在提供虚假材料申报工伤。3.何立先提供的陈垦与王某的证言证词，亦与何立先在工伤申请表中描述的受伤害经过以及何立先接受调查询问时的陈述存在矛盾，不应当被采纳。4.何立先在2015年5月1日就诊时陈述左眼红痛、异物感、视物模糊8月余，而其在2015年5月22日就诊时却突然提出左眼不慎溅入酒精20余天并否认眼科疾病史。匪夷所思的是，何立先在诉讼中又改口承认其此前眼睛有旧疾，称其眼睛先前虽有眼病，但与本次受伤是两回事，本次受伤属于外伤性，之前的眼疾并非外伤性，疾病种类完全不同。何立先的陈述极不稳定，反复无常，根本不应当采信。综上，何立先作为工伤申报主体，不论是陈述还是材料均存在严重缺陷，前后多处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不考虑何立先陈述及材料的各项矛盾之处，在何立先未完成初步证明责任的情况下，直接先行采纳认可了何立先的主张，并以此为前置条件，开始举证责任分配，明显存在错误。二、原审判决主观臆断，其举证责任分配极为激进，让市人力资源局无所适从。原审判决通篇都在论述何立先因工受伤的可能性，却没有提及本案是否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能够证明何立先完成了因工受伤的初步证明责任。原审判决忽略何立先虚假陈述以及各处前后矛盾，预设了何立先的主张成立，进而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用人单位和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让人费解。归根结底，原审判决的背后逻辑是直接驱使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乃至用人单位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为何立先本来就存在严重缺陷的主张作出“合理解释”，而跳过何立先应当承担的初步举证责任这一环节，实在让社保部门无所适从。三、原审判决着眼于个案，但其带来的社会导向及负面示范效应难以估量。仅就本案而言，原审判决着眼于个案，且遵循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进行，这一原则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并无任何异议。然而，原审判决的裁判及说理缺乏说服力，明显矫枉过正，在本案事实如此明晰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使得举证责任的递进支离破碎，其天平受到了根本的破坏。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是工伤认定的行政确认部门，无须也无法做到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原审判决以市人力资源局负有调查义务为由，几乎将社保部门行政确认过程中分配给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全部推卸至社保部门，这是极其不合理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全面审查原审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何立先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深圳市人民政府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0308行初2262号行政判决；二、判决驳回何立先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何立先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本案可以确定的是：何立先眼睛长期患病，之前已有相关病史，有医院的病历记录和请假看病记录可以证明。同时可以认定何立先亦非职业病，有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予以证明。在此基础上，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以下意见：一、何立先被酒精和胶水的混合物溅到眼睛之后的行为极不符合常理。从所周知，根据酒精的性状特征，假设酒精入眼的话，会引起常人难以忍受的刺痛和灼烧感，严重的必须立即就医，而不可能没有任何言语和自救行为，不可能完全不被其他人知晓。反观何立先，其声称被胶水和酒精的混合物溅入眼睛，然而其当时并未告知任何人，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帮助，事后其在龙华医院就诊时亦并未言明上述原因，而是主诉左眼红痛、社物模糊8月余，既往史为有类似病史。就全案证据材料来看，除了何立先自身声称其是被胶水和酒精的混合物溅入眼睛以外，并无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这一事实。原审法院认为何立先当晚以眼睛不舒服为由下早班，但根据用人单位提交的大量门诊诊疗清单来看，亦不能排除何立先当晚眼睛不舒服是因其自身疾病复发引发的。二、用人单位已尽到了合理的举证责任。原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4月27日晚何立先在上晚班过程中并未发生过酒精溅入左眼事故或何立先左眼受伤情形与酒精溅入左眼事故并无因果关系。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职工承担属于工伤的基本举证责任，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承担反证责任，但是原审判决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对用人单位而言明显过重。本案用人单位提交了《何立先的病情说明》、病历原始记载、何立先之前数月的门诊诊疗清单、《人员岗位风险调查》等材料，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举证责任。三、就工伤的举证责任而言，劳动者应当对工伤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而本案何立先并未尽到基本的举证责任。根据在案的证据显示，何立先2015年5月1日在龙华医院就诊时，并未提及酒精及胶水的混合物溅入眼睛的事实，而是主述“左眼红痛、视物模糊、8月有余”，既往史为有类似病史，2015年5月3日中大眼科医院医生记录患者“左眼反复红痛，8月余”，到2015年5月22日何立先出现与之前完全不一致的陈述。根据第一时间原则及在先原则，何立先在2015年5月1日及5月3日的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就全案证据来看，除了何立先自身生声称是被胶水和酒精的混合物溅到眼睛之外，并无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何立先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和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虽然两上诉人一直强调何立先的病历中曾记载过“左眼红痛、8月余”的眼角膜病史，但该证据仅证明何立先在2015年5月1日就医前的8个月前看过眼角膜，与本次何立先因酒精与胶水的混合物入眼睛导致左眼角膜溃烂性穿孔，最终导致直接失明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何立先也没有就之前的眼角膜病史与最终的何立先左眼角膜溃烂性穿孔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二、何立先及两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何立先的左眼是在2015年4月27日上班时溅到酒精混合物受伤的，其中包括同寝室的同事刘某1、钟某、刘伟茂证明何立先在2015年4月27日上班前眼睛没有任何异样，并且何立先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已将上述证人证言提交给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但是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却没有对该关键证据予以核实，存在严重失职，且也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上述三位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第二份证据是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提交的调查笔录，何立先同事证明2015年4月27日晚上发现何立先眼睛发红，并让同事顶班到洗手间冲洗眼睛的事实，其中在调查笔录中也有证实用人单位曾向何某进行威胁恐吓的事实。结合第三份证据，即用人单位出具的考勤记录可以证明何立先因眼睛疼痛提前下班、要求休息的事实，再结合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确认何立先的眼睛是化学性受伤导致眼睛穿孔。以上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何立先的眼睛在2015年4月27日上班时溅入酒精混合物产生的意外导致左眼角膜溃烂性穿孔，而非两上诉人所主张其因以前的病史眼角膜所产生的穿孔。三、在何立先申请工伤的过程中，上诉人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对何立先进行错误的引导，要求何立先按照职业病的认定程序提交职业病认定申请。而职业病的认定与工伤的认定存在很大的不同。工伤更多体现的是意外性，而职业病是因为工作环境导致，显然何立先的原因是属于意外的工伤，因此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也用最后职业病的结论作为确认是否属于工伤的依据，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何立先能够证明其上班前眼睛无异样，上班过程中突然产生红肿情形以及医院最终决定确认该眼睛左眼角膜溃烂性穿孔是由于化学性物质溅到眼睛的原因，两上诉人无法举证何立先事发前的病情与最终确认的病情之间是否存在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两上诉人及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应当作出工伤认定的最终决定。原审第三人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述称认可市人力资源保障局的上诉意见。经审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何立先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何某签字的《证明书》载明何某称2015年4月27日上晚班时看到何立先在工作中不慎被酒精与胶水的混合物溅入到眼睛。而何某在接受社保部门调查询问时述称何立先提交的由其签名的《证明书》系何立先所写，由其在该证明书签名按指印；当晚上夜班过程中没有看见何立先具体怎么受伤，但看见了他的眼睛很红；其与何立先经常会一起出去吃饭、玩耍，平时没有留意其眼睛是否有红肿的事。再查，何立先于2015年7月13日接受社保部门调查询问时述称：2015年4月27日其上晚班时用酒精清洗玻璃，不慎被酒精溅入左眼；该过程没有人亲眼目击，其当时也没有跟其他工友提及；同事陈某和王某是在其受伤后发现其眼睛红了；其不清楚医生病历上为什么写上“视物模糊8月余”；2015年4月27日之前其左眼没有受过外伤或者生过什么病。再查，2015年5月1日上午何立先在深圳市××区中心医院就诊病历载明：主诉为“左眼红痛、异物感、视物模糊8月余”，现病史为“左眼红痛、异物感、视物模糊8月余”，既往史为“类似病史”，初步诊断为“左眼角膜炎、左眼角膜葡萄肿”，建议市眼科医院进一步诊治。2015年5月1日下午何立先在深圳市眼科医院就诊病历载明：主诉为“左眼反复红痛半年余”，诊断为“角膜溃疡近穿孔OS”。2015年5月3日何立先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病历载明主诉为“左眼反复红痛8月余”，同时载明：“8月前该患曾在外院诊断为角膜炎OS，该患自行治疗，具体药品用法详。2015年4月28日，该患自觉左眼红痛加剧，但未行任何诊治。5月1日该患自觉症状无好转，遂赴深圳市××区中心医院就诊，诊断为角膜溃疡（近穿孔）OS，给予局部抗感炎、抗病毒、抗炎治疗，并建议该患赴我院就诊”、“建议角膜专科就诊、手术治疗”。随后5月4日、6日、7日何立先先后三次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就诊。2015年5月1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何立先《疾病证明书》，诊断何立先为感染性角膜溃疡并穿孔（OS），并载明“角膜溃疡已穿孔，现等待材料行角模移植”。2015年5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何立先《入院记录》，载明：主诉为“左眼因酒精不慎入眼，眼红眼痛20天余”，既往史为“否认（眼科疾病史）”。2015年6月1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何立先《疾病证明书》，载明：诊断为“左眼角膜溃疡性穿孔”并于2015年5月25日进行左眼穿透性角膜移植手术。2015年9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何立先《疾病证明书》，载明主要诊断为：“1.左眼继发性青光眼；2.左眼角膜移植术后；3.左眼陈旧性眼化学伤。”再查，一审庭审时何立先述称：其于2014年8月11日就诊了一次角膜炎，当天吃了药就好了，后面没有并发症或者发生其他情况。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员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医疗诊断证明材料。结合该规定，如果员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可以通过提供医疗就诊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初步证明其发生工伤的事实，即视为员工已就发生工伤事实履行了其自身承担的举证责任。这就要求员工在就医和申请工伤认定过程中，均应如实陈述相关情况，不应隐瞒事实或作虚假陈述，以确保医疗机构和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认定。如果员工在就诊和工伤调查阶段隐瞒事实或作虚假陈述，则应由其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何立先向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提交了刘某1等三人共同签字的《证明书》以证明其当天上夜班前无眼睛发红症状，提交了何某签字的《证明书》以证明何某亲眼看到何立先在工作中不慎被酒精与胶水的混合物溅入到眼睛，提交了陈某和王某出具的《证言证词》以证明两人当晚看到何立先左眼发红，提交了医疗就诊记录以证明其受伤后的医疗诊断情况。结合本案其他在案证据，本院对何立先申请工伤时提交的证据及拟证明事项分析如下：一、关于刘某1等三人共同签字的《证明书》。首先，该份《证明书》仅有刘某1、钟某、刘某2三人签字，并未附三人身份证件，无法确认三人的具体身份；其次，该份《证明书》出具的时间是2015年6月17日，三人一致证明2015年4月27日晚上19时10分何立先离开宿舍之前未发现其眼睛发红。时隔五十余天之后，三人对于何立先当天晚上眼睛有无异样这一生活细节作出如此一致、肯定的证明，可信度较低；再次，何立先于2015年5月1日至深圳市××区中心医院就诊时向医生述称“左眼红痛、异物感、视物模糊8月余”，上述三人拟证明的事项亦明显与何立先在其所述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就诊时向医生所陈述的事实相矛盾。综上，刘某1等三人共同签字的《证明书》证据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且与何立先第一时间就诊陈述存在矛盾，缺乏可信度，不足以证明何立先2015年4月27日当天上夜班之前眼睛无异样的事实。二、关于何立先提交的由何某签字的《证明书》以及陈某和王某出具的《证言证词》。何立先提交的由何某签字的《证明书》所称当天上晚班时何某看到何立先在工作中不慎被酒精与胶水的混合物溅入到眼睛，明显背离生活常识，且何某在接受社保部门调查询问时亦明确表示其当晚上夜班过程中没有看见何立先具体怎么受伤。结合何某关于证明书系何立先所写并交由其签名的陈述，以及何立先在接受社保部门调查询问时所述没有人亲眼目击其不慎被酒精溅入左眼的过程，何立先事先明确知晓何某所谓“亲眼目击”的陈述是虚假的，却仍制作涉案《证明书》交由何某签字并提交社保部门。诉讼过程中，何立先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何立先提交的由何某签字的《证明书》明显存在虚假，不应采信。另，陈某和王某出具的《证言证词》亦仅能证明两人于2015年4月27日当天上夜班时看到何立先眼情发红的事实。三、关于何立先提交的医疗就诊记录。何立先提交的2015年9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的何立先《疾病证明书》中载有“左眼陈旧性眼化学伤”的诊断，针对该诊断能否证明何立先关于其2015年4月27日工作过程中酒精不慎溅入左眼的陈述，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何立先有据可查的第一时间就诊记录，即2015年5月1日、3日的三次就诊过程中，何立先就诊时先后明确向医生述称“左眼红痛、异物感、视物模糊8月余”、“左眼反复红痛半年余”、“左眼反复红痛8月余”，尤其是5月3日较为详细的病历记录明显是源于何立先的自述。直至2015年5月1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具何立先《疾病证明书》载明何立先等待手术治疗，何立先在三家不同医疗机构、先后七次医院就诊过程中均未提及“左眼不慎溅入酒精”，且七次医疗诊断记录亦均无“眼化学伤”的诊断记录。假设何立先所述受伤经过属实，通常情况下，此类眼化学性损伤应当是越早诊治越容易发现伤情。但本案在2015年5月初何立先第一时间多次就诊记录中均未出现“眼化学伤”诊断记录的情况下，尤其是何立先经过2015年5月25日左眼角膜移植手术之后，时隔四个月却突然出现“陈旧性眼化学伤”的诊断结果，有悖常理，可信度存疑。其次，何立先于2015年5月22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拟接受手术治疗时，向医生述称“左眼因酒精不慎入眼，眼红眼痛20天余”且明确否认其存在眼科疾病史。而何立先在诉讼中自认其于2014年8月11日已确诊角膜炎。关于何立先于2015年5月22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时为何有意隐瞒其眼科疾病史，以及何立先在此前七次去医院就诊时为何从未提及“左眼不慎溅入酒精”，何立先均未给出合理解释。再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2015年9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关于何立先“左眼陈旧性眼化学伤”的诊断，是建立在何立先此前无眼科疾病史和其关于“左眼不慎溅入酒精”的陈述基础之上。而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已查明的事实，何立先明显向医院隐瞒了其此前存在眼科疾病史的事实，而且何立先关于“左眼不慎溅入酒精”的陈述亦无法与其第一时间医疗就诊记录形成印证。在何立先隐瞒自身眼疾病史且对自身病情原因的陈述前后不一的情况下，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关于何立先“左眼陈旧性眼化学伤”的诊断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基础部分虚假、部分存在疑问，无法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据此证明何立先关于2015年4月27日工作中左眼不慎溅入酒精的主张。综上所述，本案何立先在就其所述伤情前往不同医疗机构就诊过程中，何立先对其病因、病史的陈述前后不一，尤其是何立先在后期就诊和工伤调查阶段故意隐瞒其既往眼疾病史，故本院依法采信何立先第一时间就诊时的医疗诊断记录；另，何立先申请工伤时提交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有同事看到2015年4月27日何立先眼睛发红，而此事实又与何立先2015年5月初几次就诊时所述左眼长期反复红痛相互印证，故何立先提交的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何立先2015年4月27日工作中左眼不慎溅入酒精的主张。如前所述，何立先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存在其2015年4月27日工作时左眼不慎溅入酒精的主张。何立先未能就其主张的工伤事实完成初步举证，同时市人力资源保障局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亦不能证明何立先2015年4月27日工作时发生意外伤害或存在职业病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依据现有证据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何立先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何立先的原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8行初226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何立先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何立先负担。上诉人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诉人深圳市人民政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成明审判员  杨宝强审判员  王强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颜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