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堂志，男，195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双泊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峰，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169号。法定代表人：袁文发，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文发，男，194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双泊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艳艳，女，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三环北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工会，住所地荣成市成山大道中段169号。法定代表人：王秉玺,工会主席。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玲，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堂志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发公司）、袁文发、袁艳艳、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工会（以下简称益发公司工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7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堂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1082民初764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关于益发公司设立及变更情况的事实认定错误。1.1999年10月26日，荣成市体改委作出荣体改字（1999）148号关于同意设立益发公司的批复，该批复第一条虽然载明同意对荣成市安装公司进行公司制改造，由袁文发及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即益发公司工会共同出资设立益发公司，但益发公司工会并未出资，实际出资人为认购益发公司股权的众多职工，该批复第三条也明确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代职工以人民币出资103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1.92%。需要说明的是，该批复第二条载明的40万元净资产，在2002年益发公司二次改制时，由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给了益发公司。2.1999年10月29日，荣成市安装公司召开职工大会并形成决议，该决议第一条虽然载明全体职工一致同意由袁文发及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益发公司，但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并未出资，该决议第二条载明受荣成市安装公司全体职工委托，袁文发全权代表全体股东筹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各项事宜，第三条载明大会一致通过了益发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公司章程》，由此可以看出益发公司的股东为众多职工，如果众多职工非股东，为何会载明全体职工委托袁文发全权代表全体股东筹备公司设立各项事宜，为何会以职工大会决议的方式通过《公司章程》。此外，益发公司工商档案中1999年11月10日的收款收据也载明安装公司工会出资的103万元为242人入股款，这也证明工会并未出资，实际出资人为242名职工。3.2000年6月21日，益发公司通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虽然载明益发公司工会以人民币出资499.6万元，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460.4万元，但该出资不实，益发公司实际股本额仍为198.4万元。4.2001年9月6日，益发公司通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虽然载明第六条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和出资额：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988.4万元，益发公司工会代职工出资1，071.6万元，但该出资亦不实，益发公司实际股本额仍为198.4万元，且该章程修正案载明的第六条与1999年公司章程第六条内容不一致，无法对应。5.2002年，益发公司进行二次改制，采取公有股退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的改制形式，益发公司受让了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40万元公有股，并在此基础上将股本额增至3，489，889.99元，该3，489，889.99元总股本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职工股东共认购965，000元，经营层共认购2，524，889.99元，其中袁文发由原来966，000元调整为1，867，889.99元，占总股本的53.5%，赵艳伟由原来24，000元调整为257，000元，占总股本的7.4%。此时，益发公司的实际股本额才由198.4万元增至3，489，889.99元。此外，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2019年9月30日的股本明细，亦可证明益发公司总股本额为3，489，889.99元，在赵艳伟案中，各被上诉人明确认可该股本明细的真实性。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荣益安字（2002）第10号关于公有股转让、增资扩股后股权重新分配方案的请示，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大会决议（附全体股东签名，袁文发、上诉人均签名），对上述事实进行了明确记载。需要强调的是，各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未对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提出异议，视为认可其真实性。6.2002年6月14日，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出荣资经字2002（12）号关于转报益发公司股本结构调整的请示明确载明：按照市政府关于市建设集团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的要求，益发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持有该公司40万元公有股权全额退出，由公司全体股东一次出资认购，公司股本结构重新调整(附：益发公司股本结构调整方案及股东会决议)。2002年6月24日，荣成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荣公资字[2002]5号荣成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荣成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五处企业公有资产处置的批复，该批复同意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五处企业的公有股及收益和部分土地资产一次性转让给五处企业，并就相关事项作出批复。根据荣资经字2002(12)号文件、荣公资字[2002]5号文件，结合荣体改字(1999)148号文件、荣益安字(2002)第10号文件，足以证明益发公司实际进行了二次改制，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益发公司40万元公有股权已全额退出，并由益发公司全体股东出资认购，益发公司股本结构重新调整，由包括上诉人、袁文发在内的全体股东认购。7.2003年3月4日至2013年9月29日，益发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次数不止六次，其中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中经营范围的条款有的是第四条，有的是第七条，第四条与1999年公司章程无法对应。前述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之所以由袁文发签字和益发公司工会盖章，是基于工商备案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只要涉及益发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均有表决权，也均实际行使了表决权。益发公司2007年5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2009年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均明确载明会议应到184人，实到170人，这也证明了上诉人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8.2013年7月24日，益发公司作出公司章程修改案，但该修正案内容与1999年公司章程无法对应，上诉人不清楚该修正案修正的是哪份公司章程。从该公司章程修正案可知如下内容：（1）该公司章程修正案为益发公司章程修正案，并非各被上诉人所谓的工会持股会章程修正案，一审判决对此亦予以确认。（2）在该公司章程修正案作出时，袁文发出资额为1，867，889.99元，益发公司总股本为3，489，889.99元，与上诉人提交的益发公司二次改制材料中载明的出资额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证明，益发公司在2000年、2001年的出资不实，益发公司实际进行了二次改制。（3）包括上诉人、袁文发等在内的170人在该公司章程修正案背面股东签名表上签名，袁文发在后勤股东签名表序号1处签字，赵艳伟在序号3处签字，上诉人在建筑分公司股东签名表序号25处签字，一审判决对此也予以确认，该170人与益发公司2007年5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2009年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的会议实到170人相一致，这也证明上诉人为益发公司股东，并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9.2018年3月，上诉人被迫离开益发公司，上诉人对在此之后的股东会实际召开情况并不清楚，对袁文发与益发公司工会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的涉及股权转让内容在内的股东会决议不认可，对袁文发与源顺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认可，前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行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知情权、优先购买权等股东权利，且袁文发与源顺公司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二、一审判决关于益发公司实际股本额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益发公司在1999年10月30日成立时，其股本额为198.4万元，该198.4万元由包括上诉人、袁文发在内的众多职工股东认购。益发公司在2002年二次改制时，其股本额由198.4万元增至3，489，889.99元，该3，489，889.99元总股本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其中上诉人认购股权10000元，并实际出资到位。此后益发公司实际股本额一直为3，489，889.99元，再未发生变动。从被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2013年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背面股东签名表可以证明，益发公司在2013年的实际股本额仍为3，489，889.99元；从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益发公司2017年9月30日股本明细，亦可证明，益发公司在2017年9月30日的实际股本额仍为3，489，889.99元。前述两份证据载明的益发公司股本额与2002年改制材料载明的股本额是完全一致的。一审判决仅仅依据益发公司备案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即认定益发公司股本额在2000年6月21日变更为960万元，在2001年9月6日变更为2，060万元，却未审查为什么益发公司2002年二次改制材料、2013年公司章程修正案、2017年9月30日股本明细载明的股本额与益发公司备案的股本额不一致，显然系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认为，查明益发公司的实际股本额是本案审理及裁判的基本事实依据，查明该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即作出裁判，直接导致了裁判错误。三、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出资的事实认定错误。1.1999年益发公司改制入股时，上诉人向益发公司交纳入股款1，000元，持股1，000元。2.1999年11月1日，上诉人向益发公司交纳入股款9，000元，持股9，000元。3.2002年益发公司二次改制时，上诉人认购股权10，000元，并实际出资到位。4.2009年8月26日，上诉人认购益发公司股权5，000元。5.2012年1月，上诉人持有益发公司股权增至29.5万元。6.2017年9月23日，经股权转让，上诉人持有益发公司股权1.5万元至今。四、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不具有益发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是否进行工商登记，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知，工商登记仅是一种证权登记，并非设权登记，对外起宣示作用，对内不能否定未登记股东所享有的与登记股东同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即工商未登记仅应视为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不能因此否定未登记股东的公司股东身份。国有企业改制是特殊时期产物，在职工出资入股后，因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无法一一将职工登记为股东，这也是客观历史情况。在股东资格认定等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应按公司自治原则处理，不能以未登记为由否认股东资格。2.上诉人与益发公司工会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更不存在上诉人自益发公司改制以来通过工会行使权利的情况。（1）上诉人于1999年3月进入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作，担任建筑分公司经理直至2018年3月被迫离开公司，益发公司工商档案中有登记。上诉人参加了益发公司的改制入股，参加了益发公司设立职工大会，实缴了入股款，履行了公司设立职责，并自2000年以来一直参与分红，实际行使了出资、增资、分红等股东权利。（2）上诉人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益发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行使股东权利，有证据在案的就包括益发公司2002年二次改制、2007年5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2009年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公司章程修正案，上诉人均行使了股东权利。一审判决关于“原告的出资由工会代持并自改制以来均通过工会行使权利”的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3.一审判决并未区分公司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以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作为确认上诉人股东资格的主要依据，并以此作出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显然系事实认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2019年8月6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第二部分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明确指出要依法协调好股东、公司、债权人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处理好公司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二）款第4项就股东资格确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解答，解答如下：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区分公司外部和公司内部两种情形进行处理：在涉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等外部法律关系时，应体现商法公示主义、外观主义的要求，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事项而作出的行为的效力。坚持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即以工商登记材料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在涉及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等内部法律关系时，应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以是否签署公司章程、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作为确认股东享有实际权利的主要依据。由上，无论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层面还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层面，都强调了处理公司纠纷案件要处理好公司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本案并不及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公司等外部法律关系，仅涉及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等内部法律关系，应以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作为确认股东享有实际权利的主要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实缴了出资，参与了分红，实际享有并行使了股东权利，上诉人具有益发公司的股东身份，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具有益发公司股东资格，显然系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五、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5,000元股权，上诉人有权主张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2017年9月30日的股本明细中序号1载明袁文发持股1,807,889.99元，序号29载明袁文发持股5，000元，袁文发将其持有的序号29的5，000元转让给了袁艳艳。袁艳艳并非益发公司的股东，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股东，并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但袁文发并未就其股权转让给袁艳艳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且袁文发与袁艳艳系父女关系，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股权的行为显然存在恶意，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作为益发公司的股东，上诉人有权请求确认袁文发与袁艳艳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转让股权不发生变动效力，有权主张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转让股权。六、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继而导致司法裁判错误。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正式发布，该会议纪要强调了要处理好公司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第28条，关于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包括袁文发在内的其他的股东均知道上诉人实际出资的事实，并行使了股东权利，因此按照该条规定，符合成为显名股东的条件，举重以明轻，请求确认上诉人为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更应当得到支持。被上诉人益发公司、袁文发、袁艳艳、益发公司工会辩称，上诉人在益发公司工作期间，出资由益发公司工会代持，其与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不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2018年上诉人离职后，其所持的工会股已经按照公司规定，由工会收回。首先，国有企业改制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公司设立的产物，带有一定政策性。企业职工是否享有股东身份，应结合改制时的政策、文件并结合实际综合考量。本案中，被上诉人益发公司是由荣成市安装公司改制设立的，在1999年进行改制时荣成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同意设立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的批复》(荣体改字[1999]148号)文件，明确要求由被上诉人袁文发及工会共同出资设立益发公司，原“荣成市安装公司净资产中的198.48万元由袁文发及安装公司工会买断经营”，“新公司股本总额198.48万元，并以股本总额作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中袁文发出资95.4万元，占股本总额的48.08%，社团法人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代职工以人民币出资103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1.92%”。《荣成市安装公司职工大会决议》也明确载明“1999年10月20日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职工大会决议如下：一、全体职工一致同意由袁文发及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该决议下附有职工代表王秉玺、赵艳伟等人的签字。上述文件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益发公司由工会持股的方案是按照政府的改制要求，同时也经全体职工共同表决同意的，且改制后二十年，益发公司一直按照该种持股模式进行管理，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职工从未提出过异议。第二，工会虽然具有法人资格，但其本身没有思想意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工会”的定义：“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其代表的是广大职工的意志。因此就公司改制问题荣成市安装公司全体职工表决通过《公司章程》，系正常的听取广大职工意见的会议流程，不能以此就认定上诉人的公司股东身份。第三，就职工缴纳“入股款”的问题，按照改制文件的要求，工会代职工出资，由工会向职工募集资金，再以工会名义履行公司股东出资义务，职工缴纳的入股款为认购工会股的股金。这种工会募股出资形式符合改制政策的要求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公司设立时验资报告的验资对象亦为袁文发及工会，而非职工。第四，益发公司每年召开职工大会，因公司人数众多召集不宜，因此职工大会与工会会议两会合一，会议上对工会作为股东需要决议的事项进行民主表决，形成工会决议，后由工会与袁文发共同作出股东会决议。因会议记录人员缺乏文书记载的专业性，因此偶尔将股东会出席人数错填上职工大会出席人数，实际上工会股股东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并非直接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第五，益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在工商部门均有完整的登记备案手续，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工会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关系，而公司注册资本与上诉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没有必然的关联。第七，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前提基于上诉人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如其公司股东资格都不具有，当然不享有优先购买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堂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赵堂志为益发公司的股东，益发公司将赵堂志记载于股东名册；2、请求依法确认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益发公司5，000元股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转让股权不发生变动效力，由赵堂志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5，000元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0月26日，荣成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荣体改字（1999）148号文件《关于同意设立荣成市益发安建有限公司》的批复，载明：1、同意对荣成市安装公司进行公司制改造，由袁文发及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益发公司……3、新公司股本总额为198.4万元人民币并以股本总额作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中袁文发出资95.4万元，占股本总额的48.08%，社团法人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代职工以人民币出资103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1.92%；4、由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依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1999年10月29日，荣成市安装公司召开全体大会并形成决议：全体职工一致同意由袁文发及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委员会共同出资设立益发公司，大会一致通过了益发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公司章程》，同日，袁文发与益发公司工会共同签署《益发公司章程》，该章程在荣成市工商局备案，章程载明：公司名称为益发公司，股东姓名、名称及出资额，荣成市安装公司工会以人民币出资103万元，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95.4万元。赵堂志分别于1999年10月24日向荣成市安装公司交纳入股款1，000元，1999年11月1日交纳9，000元，2009年8月26日向益发公司交纳5，000元。2000年6月21日，益发公司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益发公司工会以人民币出资499.6万元，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460.4万元，2001年9月6日，益发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载明：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988.4万元，占股本总额的48%，社团法人益发公司工会委员会代职工出资1，071.6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2%。2003年3月4日至2013年9月29日，益发公司先后六次召开股东大会，股东会的内容均为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同时相应的修改了公司章程，上述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均由股东袁文发签字及益发公司工会盖章。2018年2月27日，益发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将工会持有的1，071.6万元中的71.68万元以货币形式转让给股东，同日，工会与袁文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工会持有的71.68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袁文发。2018年3月27日，益发公司通过新的章程载明：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1，060.08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1.46%，社团法人益发公司工会代职工出资99.92万元，占股本总额的48.54%。2018年6月13日，袁文发与荣成市源顺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顺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文发将其在益发公司的1，060.08万元转让给源顺公司，同日，益发公司出具了由袁文发签字和工会盖章形成的股权转让文件一份，文件载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袁文发将其所持有的1，060.08万元股权转让给源顺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2018年6月13日，益发公司形成新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益发公司股东会由源顺公司和益发公司工会组成，2019年1月29日，益发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公司章程修改。另查，2013年7月24日，益发公司拟进行公司章程修改，修改的内容为：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对益发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一、公司章程第六条第一款变更前：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1，867，889.99元，占股本总额的53.5%；第二款变更前：社团法人：益发公司工会代职工出资1，622，000元，占股本总额46.5%；第一款变更前：袁文发以人民币出资1，795，889.99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1.46%；第二款变更后：社团法人：益发公司工会代职工以人民币出资1，694，000元，占股本总额的48.54%。二、公司章程第八条：变更前：所有股权在公司内部发行，不吸纳社会股。公司依法设立后，按股东实际入股金额发给出资证明书，对未经公司同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被公司除名、终止劳动合同者，原则上同意退还股本金，但所持股必须在公司内部转让。违章违纪及因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股东除承担损失外，视损失轻重予以罚款。变更后，所有股权在公司内部发行，不吸纳社会股，公司依法设立后，按股东实际入股金额发给出资证明书。三、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五款变更前：股东正常调动，经公司研究同意，所持有的股权应在本公司内部转让，否则不计红利。第五款变更后：股东因退休或死亡、工作调动、辞职、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等一切原因离开公司其所持有的股权公司将按原始出资价格予以收回，转让给新招职工，否则不计红利、不计利息。取消第六款：股东退休或死亡，其所持有的股本金可以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第七至第十款依次变更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款，包括赵堂志、袁文发等在内职工170人在该章程修正案背面股东签名表上签名表示同意，该修正案征求意见表未出现在工商档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赵堂志是否具有益发公司的股东资格。益发公司是由荣成市安装公司改制而来，而改制有较强的政策性背景，益发公司章程中载明公司设总股本198.4万元，被告袁文发出资95.4万元，公司工会以社团法人资格代职工出资103万元，股东为袁文发及工会，赵堂志持有的股份由工会代持，在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文件股东签名处均由袁文发签字和工会盖章，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情况及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等情况并结合当事人在公司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实际行驶股东权等情况综合审查认定，赵堂志虽向益发公司实际出资，但在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均未确定赵堂志的股东身份，赵堂志的出资由工会代持并自改制以来均通过工会行使权利，因此，赵堂志不具有益发公司股东的资格，故赵堂志要求确认其为益发公司股东资格并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赵堂志要求确认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益发公司5，000元股权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转让股权不发生变动效力，由赵堂志按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5，000元股权，但赵堂志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且工商档案登记中也未记载有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股权的登记事宜，因此，赵堂志在既不具有股东身份又无证据证实袁文发向袁艳艳转让股权的情形下，对其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益发公司、袁文发、袁艳艳辩称赵堂志不具有股东资格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堂志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内容如下：证据一、1-1，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出的荣资经字2002（12）号关于转报益发公司股本结构调整的请示一份；1-2，荣成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荣公资字[2002]5号荣成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荣成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五处企业公有资产处置的批复，该组证据来源于荣成市档案馆，结合一审提交的证据四荣体改字（1999）148号文件，足以证明益发公司进行了二次改制，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益发公司40万元公有股权已全额退出，并由益发公司全体股东出资认购，益发公司股本结构重新调整，由包括上诉人，袁文发在内的全体股东认购。证据1-2有一份明细表，记载益发公司应交产权转让收入是1，505，889.99元，该数额与1999年改制的公司注册资本198.4万元之和正好是3，489，889.99元，这个数额也是请示报告中注明的公司的股本数额，同时也是被告提交的2013年7月份的章程修正案中，记载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结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四，有一份益发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附全体股东签名，该签名的第一页第一列第三行赵堂志认购股本1万元、第二列第六行袁文发认购股本1，867，889.99元、第二列第七行赵艳伟认购257，000元，这是全体股东签名内容。再结合证据四的第一项内容，关于公有股转让增资扩股后股权重新分配方案的请示，该项证据注明“总股本3，489，889.99元，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具体调整方案如下，益发公司工会由原来的794，000元调整为965，000元，占总股本的27.6%，经营层调整为2，524，889.99元，占72.4%。其中自然人袁文发由原来的966，000元调整为1，867，889.99元，赵艳伟由原来的24，000元调整为257，000元。”该份请示报告中记载的数额与袁文发、赵艳伟记载的认购数额完全一致，与2013年公司章程修正案记载的袁文发的出资额完全一致，由此可以证实该份请示、该份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全体股东签名为真实的，可以证实赵堂志是公司的股东，行使了认购权。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将荣成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40万元股份全额转让给益发公司，该40万元在证据1-1中也有记载。证据二、益发公司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1份、科目余额表、其他应收款一份，说明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18，446，885.12元，未分配利润期末数为16，466，561.3元，科目余额表、其他应收款系该资产负债表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18，446，885.12元的明细。证明：第一，益发公司的实际股本额为3，489，889.99元，而非2，060万元。差额部分挂在了其他应收款科目名称中职工和工会科目名下，职工为7，824，319.97元，工会为9，286，000元，实际股本额3，489，889.99元，再加上职工和工会的应收款的金额，总额为20，600，209.96元，多出的209.96元为财务挂错科目，这就构成了公司为何注册资本为2，060元，实际股本额为3，489，889.99元的原因。而将差额部分挂在了公司应收款之中，公司应收款挂在职工和工会两个科目下。第二，至2017年12月31日，益发公司账面未分配利润期末数额达到了16466561.3元，没有进行分配。此外益发公司还有已完工验收的工程（包括定案的和未定案的）尚有两三千万没有入账，该部分收入没有体现在账面利润中，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分配以上的利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予以支付，以上利润的数额，能达到四五千万元，以此证明，益发公司有巨额利润没有分配，原股退是对老职工财产的损害，是袁文发和袁艳艳对老职工的财产的剥夺，甚至可以说是剥削，老职工创造的财富和价值，让袁文发和袁艳艳以这种方式据为己有，这是一种明抢的行为，是不公平的行为，如果上诉人履行了优先购买权，上诉人承诺立刻实施股份终身制，让老职工都享有自己创造的高价值，新职工和高管，上诉人还要把收购的一部分股权转让给他们，真正的实现谁创造价值，谁获得收益，而不是把老职工创造的几千万元的财产的价值通过原股退的形式据为己有。另外，荣成市建设局系统的改制企业，除了益发公司外，都是股份终身制。证据三、赵艳伟与袁艳艳的对话录音一份，说明：一、录音7分29秒，袁艳艳称，不，你的董事会，这个股是一半留在公司。二、录音7分41秒，袁艳艳称，你的董事是留一半在公司，一半就是原股退。三、录音10分22秒，袁艳艳称，因为我对着你一个股东，还对着这些人股东…，俺舅和你唯一的区别，他不是董事会里的。这个管谁没法偏，别人也没法偏你，就是这个情况。不能是以你进董事会的日子作为三年，是从成立董事会那天起，三年一回，三年一回。三年一届，三年就是一届。到2017年10月31日，已经是第六届了。你这个东西可以去查。四、录音11分39秒，袁艳艳称，你没选不代表说是就是说董事会认可了还是这一届董事会成员。五、录音12分18秒，袁艳艳称，这个东西你可以回去查一查，股东大会就是必须每一个董事签字盖手印，2/3以上的不管你是召开股东大会，还是你没召开股东大会，但是前提必须每个职工签字、盖手印，就是说签字了，然后必须是2/3以上的，你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不签字都没问题。以此可以证明，该录音中袁艳艳多次承认赵艳伟的股东和董事身份。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即使公有股40万元已退出，该部分股份也已经由袁文发及工会接收，其中工会接收的部分，已经由职工认购，且上诉人所提出的关于公有股转让，增资扩股后股权重新分配方案的请示中的调整方案，最终没有具体实施；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说明证据来源，该份证据资产负债表所记载的内容是否正确，现在无法确认，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中的内容，上诉人认为是否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应以董事会在工商登记部门的备案为准。录音中，袁艳艳所说的，“你”之类的词语，并非确指赵艳伟个人，包括袁艳艳所说的股东大会，并非是指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大会，而是概指的工会股的股东大会。据袁艳艳陈述，上诉人赵艳伟在离职前，确实曾多次与其商议退股事宜，后经研究拟同意按照董事会的退股条件，为其退股，但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均形成于2018年11月23日一审立案前，法庭询问上诉人为什么在一审不提交，上诉人回答：证据一是在一审判决作出的第二天找到的，在档案馆中调取；证据二也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找到的，上诉人在家中查看自己家中的资料时发现的；证据三是录音比较多，后来找到这一份。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表述。本院二审查明，1.2007年5月30日和2009年2月18日两次股东会决议中记载“应到184人，实到170人”，但股东签字处只有袁文发和益发公司工会，上诉人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2002年益发公司《关于公有股转让、增资扩股后股权重新分配方案的请示》（荣益安字[2002]第10号），载明：“……，经全体股东同意，将总股本3489889.99元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具体调整方案如下：……，经营层由原来的1，190，000元调整为2，524，889.99元，占总股本的72.4%。其中自然人袁文发由原来966，000元调整为1，867，889.99元，占总股本的53.5%；……赵艳伟由原来24，000元调整为257，000元，占总股本的7.4%。”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为要求确认其系益发公司股东，而第二项关于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行使优先购买权等请求均以上诉人具有益发公司股东资格为前提，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系益发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等条文的规定，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应当以是否签署公司章程、是否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等实质要件作为主要依据。本案中，上诉人在企业改制时，虽然缴纳相应出资，但仅成为益发公司工会成员，并未签署公司章程，未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股东，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行使了股东权利，公司亦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将其记载到股东名册中，因此上诉人要求确认其系益发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2007年5月30日和2009年2月18日两次股东会决议中记载“应到184人，实到170人”，证明上诉人行使了股东权利，但股东签字处只有袁文发和益发公司工会，上诉人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仅凭到会人数的记载不能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主张其在2013年公司章程修正案签名表上签字也证明其行使了股东权利，但该修正案虽名为公司章程修正案，其内容并非公司章程内容，上诉人该主张亦证据不足。上诉人主张益发公司2002年“二次改制”时行使了认购权，是益发公司股东，但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02年益发公司《关于公有股转让、增资扩股后股权重新分配方案的请示》（荣益安字[2002]第10号），载明：“……，经全体股东同意，将总股本3489889.99元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上诉人虽然在认购名单上签字，但既然文件规定“由全体股东及职工自愿认购”，上诉人仅凭认购签字亦不能证明其身份为“股东”而不是“职工”。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主张的证明其“股东”身份的事实均属于瑕疵性事实，不属于能够确定民事行为性质和后果的根本性事实。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既不是新证据，也与上诉人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赵堂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赵堂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李慧东审判员 马树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