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104民初46号原告：李杨，男，197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俊利，甘肃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男，200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法定诉讼代理人：刘发奎（刘某父亲），男，住兰州市西固区。法定诉讼代理人：祁贤玲（刘某母亲），女，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平，甘肃锦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巍，甘肃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发奎，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平，甘肃锦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巍，甘肃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祁贤玲，女，197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平，甘肃锦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巍，甘肃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西固区支公司，营业场所兰州市西固区康乐路中段（康乐路27号丝路电商园2号楼601室）。负责人：牛冬云，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和，男，该支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女，该支公司职工。原告李杨与被告刘某、被告刘发奎、被告祁贤玲、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西固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俊利与被告刘某、刘发奎、祁贤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平、岳巍以及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和、郭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某、刘发奎、祁贤玲向李杨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93844.48元；2.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17日6时13分许，刘某无证驾驶其父亲刘发奎所有的牌照为甘Ａ×××××的二轮摩托车，沿西固区福利中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兰炼医院门口时，将由南向北横过马路的行人杨西彦撞到，致杨西彦受伤。杨西彦受伤后，嗜睡、呼之不应，被送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救治，被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诊断为多处损伤、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盆骨骨折、腰5横突骨折、骶骨、左侧髂骨与左侧耻骨上下支多发骨折、中枢性呼吸衰竭、支气管炎、高血压、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杨西彦住院7日，花费医疗费5.5万余元。2019年9月25日10时41分，杨西彦经医院治疗无效死亡。2019年11月29日，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固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西彦负次要责任。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杨西彦因交通事故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根据《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五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承担70%至90%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刘某、刘发奎、祁贤玲仅垫付了丧葬费3万余元。涉事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刘某、刘发奎、祁贤玲辩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是由交通肇事犯罪派出而来，应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李杨应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案刑事案件的审理影响民事案件的责任认定、赔偿范围等，故本案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李杨在刑事未作处理的情形下，径行提起民事诉讼，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刘某无证驾驶且负事故主要责任，保险公司不负保险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李杨提交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死亡证明、火化证，与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的证人樊某的证言、收条、120急救费收费收据、护理费收据、视频监控录像，以上是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甘肃中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事故发生时，涉事车辆状态良好，未超速。李杨以该证据为复印件为由，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作如下认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或者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三被告提交的该份书证为未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本院无法核实该书证所载内容的真伪。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交易金额为212元的至仁同济大药房收银流水单与兰州市社会保险药店费用发票，证明其为杨西彦花费了212元。李杨否认收到药物。本院作如下认定：该组证据载，刘发奎于2019年9月20日用医保卡刷卡购药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花费212元。该药物用于改善中毒性肝损伤以及脂肪肝和××患者的食欲不振、右上腹压迫感。杨西彦被撞伤送医后，入院诊断无前述病症，出院诊断有“肝囊肿”。李杨虽否认收到该药物，但“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结合杨西彦的诊疗结果，三被告提交药房购药的收银流水单可以证明其为杨西彦购买了该药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金额为498元的至仁同济大药房收银流水单，证明其为杨西彦花费了498元。李杨称未收到该药物。本院作如下认定：该药房收银流水单载，行为人于2019年9月20日购入了价款为498元的浦索蛋白粉固体饮料。本案是李杨主张损害赔偿而提起的人身侵权纠纷案件，李杨未向三被告主张该笔费用的损害赔偿，故三被告举证以抗辩其为杨西彦支付了该笔费用的行为实为多此一举。另，浦索蛋白粉固体饮料非药物，而是营养保健品。即使三被告将该营养品交由杨西彦食用，其行为属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而非基于特定的意思表示并为发生特定民事法律关系、追求特定民事法律后果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与李杨之间并不因交付该物品而发生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金额为125元的兰州市社会保险药店费用发票，证明其为杨西彦花费了125元。李杨认为该发票载明交易日期是2019年9月16日，早于事故发生之日，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李杨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提交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刘某因刑事案件被取保候审。李杨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作如下认定：刘某是否被取保候审不是本案需要审理查明的主要案件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证明根据该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刘某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只垫付抢救费用，并可追偿。李杨认为该条款是行业自治条款，与较高法律位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相悖，且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够的提示和明确的说明，否则不生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对该格式条款作出了提示和说明。刘某、刘发奎、祁贤玲认为交强险“对车不对人”，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能免除保险赔偿责任。本院作如下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作为证据，并据该保险条款的具体款项主张免除保险赔偿责任。可见，该保险条款实际上被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援引为抗辩权基础，而非用于证实待证的案件事实，且该保险条款不能证实侵害行为、因果关系、损害后果等基本案件事实，不具备证据能力。本院对该保险条款不予采信。通过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如下案件事实：杨西彦生前是企业退休人员，离异，李杨是其独子。2019年9月17日6时许，杨西彦步行于兰州市西固区福利中路兰炼医院门口横过马路时，遇刘某驾驶其父亲刘发奎所有的本田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为甘Ａ×××××）沿福利中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兰炼医院门口，遭该车辆前泥瓦右侧撞击。杨西彦受伤，被送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多处损伤、脑挫伤、骨盆骨折、腰椎骨折、支气管××、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心绞痛，医院予以脱水降颅压、抗感染、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相关科室会诊以协诊治，病情危重。住院期间，医院向杨西彦家属交代病情，家属要求放弃抢救与治疗。2019年7月24日，杨西彦出院，出院诊断为“多处损伤、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骨盆骨折、腰椎骨折、中枢性呼吸衰竭、支气管××、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心绞痛、应激性溃疡伴出血、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肝囊肿、肾上腺增生”。杨西彦住院7日，花费医疗费、120急救费、药房购药费共计53578.5元，其中，刘发奎、祁贤玲支付了医疗费2万元、120急救费560元、药房购药费212元。2019年9月25日，杨西彦死亡。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制作司法鉴定意见书，载“被鉴定人杨西彦系交通事故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2019年10月12日，杨西彦被火化。2019年10月22日，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固大队对本次事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次日，刘某向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9年11月15日，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固大队收到复核结论，对该起事故重新调查，并于2019年11月29日再次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场，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认定杨西彦未从人行横道通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另查明，刘发奎、祁贤玲在杨西彦住院期间为其支付护理费1000元，后又向杨西彦的儿媳张梅支付丧葬费3.8万元。还查明，涉事机动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本院认为，被侵权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杨西彦因交通事故致死，李杨作为其近亲属，有权提起本诉。第一，关于刘某的侵权行为与杨西彦死亡之因果关系。证人樊某的证言证明，刘某驾驶机动车辆将行人杨西彦撞倒。杨西彦受伤，送医治疗七日，病情危重，出院后次日死亡。从事故进展上看，杨西彦应为被刘某撞伤致死，其死亡与刘某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李杨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完成了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证明责任。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杨西彦因交通事故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该鉴定结论直接指向刘某的侵权行为与杨西彦死亡有因果关系。刘某、刘发奎、祁贤玲不认可该鉴定结论，但未提交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杨西彦死亡与刘某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第二，关于责任份额。事故发生时，杨西彦未遵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时未走人行道，具有一定过错；刘某无证驾驶机动车辆，且未注意行车安全，对造成本次侵权损害后果具有较大过错。本院综合考量事发时的道路安全通行状况、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杨西彦对本次侵权承担20%的责任，刘某承担80%的责任。第三，关于赔偿义务人。刘发奎、祁贤玲在庭审中称刘某在餐厅打工，每月工资收入为2000元，但未举证证明刘某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且刘某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上载其为“无待业”。本院对刘发奎、祁贤玲的前述陈述不予采纳。刘某作为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过错侵害了杨西彦的生命权，监护人即刘发奎、祁贤玲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刘发奎、祁贤玲为本案的赔偿义务人，在刘某的责任份额内向权利人承担责任。第四，关于李杨的各项主张。1.李杨主张医疗费52806.5元。本院查明杨西彦受伤后发生医疗费53578.5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42862.8元。刘发奎、祁贤玲已支付了20772元，仍需再付22090.8元。2.李杨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甘肃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为100元／日，杨西彦住院期间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560元。3.李杨主张营养费按40元／日计7日，为280元。杨西彦因交通事故遭受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其身体代谢功能势必受到严重破坏，一般人的饮食不能维持其身体机能所需的营养，故有权主张营养费280元。现杨西彦因交通事故死亡，其近亲属李杨对该笔费用享有赔偿请求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224元。4.李杨主张交通费210元，但未提交证据。本院根据杨西彦就诊医院与其住所的远近以及住院时长，酌定交通费为210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168元。5.李杨主张护理费按2019年度甘肃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工资57651元／年，按2人，计8日，为2527.04元。护理期限是对受害人进行护理的时间长度。杨西彦因伤入院，住院期间至出院后、死亡前需要专人护理，且其病情危重，李杨主张2人护理较为合理，发生护理费2527.04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2021.63元，扣减二人在杨西彦住院期间为其支付的护理费1000元，二人还应负担1021.63元。6.李杨主张死亡赔偿金149785元。杨西彦的死亡赔偿金按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即2019年度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57元／年计5年，为149785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119828元。7.李杨主张丧葬费36852元。杨西彦的丧葬费按甘肃省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73704元／年计6个月，为36852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29481.6元。刘发奎、祁贤玲已支付丧葬费3.8万元，溢付8518.4元。李杨因赔偿义务人的履行行为而丧失对该笔费用的请求权。8.李杨主张杨西彦办理丧葬事宜发生交通费1万元、误工费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杨西彦死亡，赔偿义务人应当向其亲属赔偿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其他合理费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了各项损失的赔偿标准，但损失应以合理为限。自杨西彦死亡至火化，期间17日，其近亲属必然会为处理其丧葬事宜而发生交通费与误工损失。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元、误工损失为1000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1200元。9.李杨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与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因人身侵权行为遭受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被侵权人死亡，其近亲属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杨西彦遭受交通事故，身受重伤后死亡，如此后果，可谓十分严重。李杨作为其独子，因母亲的受伤和死亡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情感痛苦，有权向赔偿义务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准以及李杨因此承受的身心痛苦，确定李杨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万元。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3.2万元。综上，刘发奎、祁贤玲应按责任比例负担177092.4元，扣减二人溢付的丧葬费8518.4元后，二人应再负担168574元。第五，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义务。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设立目的在于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刘发奎、祁贤玲向李杨赔偿的各项费用，应先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不足部分，由刘发奎、祁贤玲赔付。第六，关于刘发奎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刘发奎当庭以刘某涉嫌犯罪，刑事案件尚未处理，故以“先刑后民”为由，提出中止审理申请，刘某、祁贤玲亦提出中止审理的答辩意见。刘某驾车酿成交通事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属于刑事案件的审理对象，刑事审判的诉讼程序、证据规则、责任形式等均与民事审判不同，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诉讼程序。本案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及证据规则，查清案件事实，并依照民事侵权法律规范作出判断，不以刘某的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不影响本案的裁判。刘发奎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之情形，本院当庭口头裁定不予准许并继续开庭审理。“先刑后民”并非一项司法裁判原则，未贯穿司法活动始终，亦不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刑”与“民”本无先后优劣之分，国家利益与当事人权益均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刑事案件，还是本案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均依法行使审判权，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当某一行为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时，谁应为先，应以一案的处理结果是否影响另一案的裁判为判断标准，分清案件的交叉、关联或者牵连，视情况而采取“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民刑并举”、“刑事附带民事”等不同的方式，不能只要有“民”与“刑”的相遇，就涌现出“先刑后民”的观念。刘某、刘发奎、祁贤玲抗辩称，李杨应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称本案是刑事犯罪派生而来，李杨未经刑事诉讼而提起本诉，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是否行使该权利以及如何行使，由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予以处分。本案是因刘某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酿成，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并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案件与刑事犯罪作为不同视野下的两种事物，二者无谁派生谁之关系。如前述，诉权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在某一侵权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时，无法律禁止当事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亦无法律命令当事人仅能在刑事审判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刑事审判终结后提起民事诉讼。三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欠缺抗辩权基础。第七，关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抗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为抗辩权基础，进行免责抗辩。抗辩权基础应为生效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具有普遍约束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作为行业规定，不能被援引为抗辩权基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刘某无证驾驶而提出免责抗辩，缺乏抗辩权基础，本院不予采纳。另，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其若承担保险责任，将引发追偿诉讼而平添诉累为由，主张直接判由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从立法意旨出发，保障权利人获得赔偿是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所在，故在价值衡量上，亦应首先追求和实现权利人的求偿权，即使有引发新的诉讼、增加当事人诉累的可能，但这是实现立法目的途径，也是价值衡量和选择的结果，应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亦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期待。第六，关于本案案件受理费的负担。刘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未注意行车安全，肇致交通事故，侵害了杨西彦的生命权，进而酿成本诉，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较大的过错。刘发奎、祁贤玲作为刘某的监护人，未尽教育、保护义务，应当在刘某的责任份额内负担案件受理费2283.2元。杨西彦未在人行横道上通过马路，对肇致事故亦有一定过错，故李杨应负担案件受理费570.8元。最后，刘某的侵权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大过错，致他人丧失生命、痛失亲人。刘发奎、祁贤玲作为刘某的监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无悔歉之意，在庭审中寻找由头妨碍案件的正常审理，直言否认刘某的侵权与杨西彦的死亡间的因果关系。如此，实为社会善良人所不能容忍，亦非良好社会风尚所倡导。刘发奎、祁贤玲今后宜提高个人修养，顺应善良风俗，为子女树立好的模范榜样。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发奎、祁贤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杨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8574元，先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西固区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向原告李杨赔偿医疗费1万元、死亡赔偿金11万元，剩余48574元由被告刘发奎、被告祁贤玲负担；二、驳回原告李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日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54元（原告李杨已预交），由被告刘发奎、祁贤玲负担2283.2元，由李杨负担57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倩倩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徐思思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第三款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