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8495号 原告：陈晓鹏，男，196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广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成，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东立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 法定代表人：唐忠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晓鹏与被告成都东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东立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晓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邱志成、被告成都东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晓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成都东立公司向陈晓鹏支付所欠工程款1135269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成都东立公司因建设“东立国际花城”与陈晓鹏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陈晓鹏负责“东立国际花城”三期一标段27号楼及地下室、三标段31号楼及地下室建设施工。2015年6月工程竣工并由成都东立公司验收，经陈晓鹏、成都东立公司及监理单位结算工程总价款为1424269元（已扣税），但成都东立公司仅向陈晓鹏支付289000元，后经陈晓鹏多次催告，成都东立公司至今拒不支付剩余工程款1135269元。我方认为，陈晓鹏接受的是成都东立公司的管理，直接与成都东立公司进行结算，有成都东立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的支出证明单作为结算依据，陈晓鹏与成都东立公司之间实际建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案涉工程在国家相关部门是否有备案的施工合同，并不影响陈晓鹏与成都东立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即使成都东立公司与武汉永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永固公司）和湖北建工中原建筑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建工中原公司）签订合同，也是承担工程款走账和国家监管层面竣工结算，并不掩盖陈晓鹏实际施工人的身份。陈晓鹏多次向成都东立公司催收工程款，支出证明单上没有约定支付期限和转账时间，陈晓鹏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成都东立公司辩称：1．陈晓鹏与我公司不存在无论是事实还是书面的合同关系，我公司根本不知晓有陈晓鹏在东立国际花城施工。我公司作为开发商，已经将案涉工程通过合法方式发包给了总承包人湖北建工中原公司、武汉永固公司施工，施工合同在建委备案并实际履行，不可能再将工程发包给陈晓鹏施工。即使陈晓鹏在项目施工，也不代表他和我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因为建设施工项目存在多重转包分包法律关系。2．我公司没有和陈晓鹏进行过结算，从未向陈晓鹏支付过工程款，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合同行为。3．陈晓鹏作为个人，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主体资质。4．陈晓鹏所述向我公司催款不属实。陈晓鹏主张的工程款，从支出证明记载的时间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无论是否成立，陈晓鹏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案涉建设工程的基本情况。 2012年11月28日，成都东立公司与武汉永固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成都东立公司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一标段21#、22#、23#、24#、27#楼及地下室”工程发包给武汉永固公司施工；开工日期2012年12月22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600天；还约定了合同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等等。合同签订后，成都东立公司于2012年12月22日向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报建，对上述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报建施工单位为武汉永固公司。据27号楼墙上张贴的施工信息展示牌记载，建设单位成都东立公司项目负责人为陈春，施工单位武汉永固公司项目负责人为白德欢，监理单位成都安彼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彼隆公司）项目负责人宋学亮，开竣工日期：2013年3月—2015年2月。 2013年3月6日，成都东立公司与湖北建工中原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成都东立公司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三标段29#、31#-33#楼及地下室”工程发包给湖北建工中原公司施工；开工日期2013年4月22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600天；还约定了合同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等等。合同签订后，成都东立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向政府管理部门进行报建，对上述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办理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报建施工单位为湖北建工中原公司。据31号楼墙上张贴的施工信息展示牌记载，建设单位成都东立公司项目负责人为陈春，施工单位湖北建工中原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张明顺，监理单位安彼隆公司项目负责人宋学亮，开竣工日期：2013年6月—2015年2月。 据双流县城乡建设局的《竣工验收备案表》记载，双流县东升镇航都大街四段60号东立·国际花城三期一标段27号楼、三标段31号楼工程于2015年4月29日竣工，2015年7月11日建设单位成都东立公司、施工单位武汉永固公司、湖北建工中原公司、监理单位安彼隆公司、设计单位、勘察单位分别对27号楼、31号楼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并分别于2016年1月份及2015年7月份向双流县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 二、陈晓鹏承包工程的基本事实。 陈晓鹏系包工头，长期和武汉东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立公司)做工程。2012年，陈晓鹏与湖北江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江宇公司）签订了《建筑工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分包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11、14号楼的建筑安装工程的劳务。2012年3月12日，成都东立公司（建设方，甲方）与湖北江宇公司（总承包方，乙方）、陈晓鹏(劳务分包，丙方)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管理的谅解备忘录》，载明：为便于管理确保丙方的合法权益使工程款及时支付到位，工程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丙方（支付的时间按乙、丙方的《建筑工地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为确保该工程高质量按期完成，甲方可直接参与现场管理等等。甲方代表一栏有喻晓华签名。 2013年陈晓鹏承包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27号楼、31号楼的土建、水电安装、装饰项目的劳务，并实际施工至工程完工。陈晓鹏未与发包人签订合同，未提供陈晓鹏进行上述建设工程施工的技术资料，未提供陈晓鹏与发包人进行工程量核算、工程价款结算的有效证据。 2015年10月14日，成都东立公司员工吕静收取了陈晓鹏提交的四张《支出证明单》原件。四张《支出证明单》无制作单位和制作人员，填写时间均为2015年10月14日，复核人均为喻晓华，证明人均为陈颇，经手人均为陈晓鹏，单据右上角均有手写内容：“扣1.5个点转账，陈颇”。单据支出主要内容如下：4#地三期东立国际花城27号楼工程款（质保金）158581元、工程款263301元，31号楼工程款（质保金）321640元、工程款702438元。陈晓鹏在两张工程款（质保金）的《支出证明单》中“缺乏正式单据之原因”一栏书写了“工程款全部结清。陈晓鹏”。 陈晓鹏承包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的上述劳务后，一直由湖北江宇公司和武汉永固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湖北江宇公司成都一分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向陈晓鹏转账支付工程款289000元，此后两公司未再向陈晓鹏支付过款项。成都东立公司未向陈晓鹏支付过工程款。 2019年12月2日，陈晓鹏的代理律师持本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从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了成都东立公司的《成都市社会保险人员实缴明细》，该明细表显示，成都东立公司参保缴费员工有吕静，无喻晓华、陈颇。 庭审调查时，陈晓鹏自述记不清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结算金额，记不清发包人已支付多少工程款。目前，根据陈晓鹏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查明陈晓鹏承包上述工程的发包人是谁，无法查明工程结算金额、发包人已付工程款金额及欠款金额。 三、陈晓鹏催收工程款的基本事实。 陈晓鹏在工程完工后，曾向成都东立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陈春催要工程款。2019年12月10日，陈晓鹏用手机拨打了陈春的18827348689号电话，在通话中，陈春认为陈晓鹏没理清法律关系、隶属关系，并告知陈晓鹏：“你的隶属关系是中原建设，不是东立公司，实际上你和我没有关系，我们只对总包负责”。陈春也认可陈晓鹏所说的“他（即指中原公司）实际上是备案走程序，实际上是东立在管人”，并表示：“从程序上来讲，是没关系（即指陈晓鹏与成都东立公司没关系）”。陈晓鹏的亲属对陈晓鹏与陈春的通话经过进行了录音。 陈晓鹏提交的武汉东立公司和成都东立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信息显示，陈一青系武汉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并非成都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汉东立公司股东为陈一青和陈廉。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陈晓鹏起诉主张以下事实：武汉东立公司和成都东立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喻晓华喊他来承包“东立国际花城三期”11、14、27、31号楼土建、装饰、水电工程的劳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喻晓华和他谈好按建筑面积380元／平方米计价，平时按70%付款，交工后付到97%，剩下3%质保金在二年后如无问题全部付清。2015年6月交工后，由喻晓华、公司项目负责人陈春和他办理了工程量核算和验收手续，经陈晓鹏、成都东立公司及监理单位结算工程总价款为1424269元（已扣税），成都东立公司还委托湖北江宇公司向其支付案涉工程款289000元。成都东立公司对外分包工程都是直接发包给实际施工人，成都东立公司与陈晓鹏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陈晓鹏曾在2016年、2017年到成都科华北路亚太广场成都东立公司办公地点找过公司会计吕静和法定代表人陈一青要工程款，在2017年9月7日与其他劳务承包人一起到成都东立公司在武侯区办公地点讨要拖欠工程款，在2018年1月到成都东立公司在武侯区的办公地点找姓周的会计要工程款。经陈晓鹏多次催收欠款，成都东立公司拒不支付剩余工程款1135269元。 并提交以下证据：1．陈晓鹏的陈述；2．安彼隆公司2017年11月8日出具的《证明》；3．四张《支出证明单》，武汉东立公司和武汉市万立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立鑫公司）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息；4．《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管理的谅解备忘录》；5．自拍“东立国际花城”小区27号和31号楼施工信息展示牌照片；6．陈晓鹏与陈春手机通话录音文件（光盘一张）及整理文字资料；7．自制《情况说明》（有周爱银等8人签名），自制《工程决算》；8．2017年10月31日自拍照片及录音文件；9．陈晓鹏与13880518188号机主（陈晓鹏备注名：邹超东立物业）的手机短信记录截屏图片；10．自摄制的其他承包人周爱银与张容兵、周爱银与陈华、周爱银与胡汉桥手机通话经过的视频文件。 成都东立公司否认陈晓鹏主张的上述事实，对其提供的证据均不予以认可。 对陈晓鹏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由于陈晓鹏并未提供喻晓华是成都东立公司员工的证据，未提供喻晓华受成都东立公司委托、以成都东立公司名义向陈晓鹏发包上述工程的证据，未提供喻晓华、陈春以成都东立公司名义与陈晓鹏验收工程、核算工程量以及结算的证据，未提供监理单位参与工程结算的证据，未提供发包人已支付工程款金额的证据，未提供陈晓鹏向成都东立公司人员催收欠款的有效证据，陈晓鹏的单方陈述，在无相关证据印证的情况下，缺乏真实性和证明力。同时，陈晓鹏陈述曾找成都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一青要工程款，而陈一青是万立鑫公司的董事、武汉东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并非成都东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晓鹏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故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2，安彼隆公司只证明了陈晓鹏系“东立国际花城三期”11、14、27、31号楼土建、装饰、水电项目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这一事实，并未证明是成都东立公司向陈晓鹏发包了工程，证明中的“8月份交业主”，也不足以证明是陈晓鹏向成都东立公司交付的工程。证明中“于2015年6月交工”的内容，与证据5施工信息展示牌中的竣工日期“2015年2月”及2015年、2016年《竣工验收备案表》中竣工日期“2015年4月29日”并不相符，不具有真实性和证明力，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3，从形式上看，《支出证明单》中无制作单位，也无成都东立公司盖章，并不能证明该单据系成都东立公司制作。从内容来看，也不能证明是成都东立公司出具。首先，按照财务制度及交易惯例，财务票据中的“经办人”一栏，一般由填写、出具票据的财务人员签名，而本单据中的“经办人”为陈晓鹏，并非成都东立公司财务人员。单据中的“证明人”及签署了“扣1.5个点转账”内容的人员“陈颇”，根据陈晓鹏提交的武汉东立公司及万立鑫公司的企业信息，也证实为武汉东立公司投资成立的万立鑫公司的董事，并非成都东立公司的人员，而陈颇签署的内容，也具有结算和审批支付工程款的性质，故上述单据中，对陈晓鹏工程款进行结算和审批的人员并非成都东立公司人员。单据中的复核人“喻晓华”，陈晓鹏自述系武汉东立公司和成都东立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虽然在证据4中，成都东立公司的签字代表为“喻晓华”，但并不排除存在喻晓华受成都东立公司委托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证据4并不足以证明喻晓华就是成都东立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不足以证明喻晓华有权代表成都东立公司与陈晓鹏审核工程款金额、签署《支出证明单》。最后，虽然成都东立公司员工吕静向陈晓鹏收取了上述《支出证明单》原件，但陈晓鹏未举证证明吕静收取单据原件的原因，并不排除存在吕静或成都东立公司因其它原因收取单据原件的可能性，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吕静系代表成都东立公司收取的单据原件，不足以证明成都东立公司与陈晓鹏进行了工程价款的结算，也不足以证明成都东立公司同意按《支出证明单》的金额向陈晓鹏付款。综上，证据3证明力不足，不足以证明陈晓鹏主张的事实。 证据4，备忘录中已明确载明，陈晓鹏是从总承包湖北江宇公司处分包的东立国际花城建筑安装工程11、14号楼的劳务，成都东立公司作为建设方，为了确保劳务分包方的权益，同意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陈晓鹏，备忘录中并无成都东立公司直接将工程发包给陈晓鹏的内容，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陈晓鹏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 证据6，根据通话内容，陈春已明确表示陈晓鹏隶属于中原公司，不隶属于成都东立公司，与成都东立公司没有关系，成都东立公司只对总包方（即湖北建工中原公司）负责，并未认可是成都东立公司向陈晓鹏发包了工程。虽然陈春认可了是成都东立公司在“管人”，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建设单位派人对工程进行相应管理是建筑行业的惯例，证据4（备忘录）中也有成都东立公司参与现场管理、陈晓鹏应服从其管理的约定，故成都东立公司“管人”这一行为，并不足以证明成都东立公司向陈晓鹏发包了工程。上述证据证明力不足，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7，从形式上看，《情况说明》和《工程决算》两份证据均是陈晓鹏单方制作材料，无成都东立公司的相关确认手续。虽然《情况说明》尾部“本次参加讨要劳务费人员”处有周爱银等八名人员签名，但该八名人员并未出庭作证，陈晓鹏未提供证据证明签字人员的身份，未提供签字人员系东立国际花城承包人的相关证据，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签名的真实性。从内容来看，《情况说明》系陈晓鹏自述2017年9月7日与其它被“东立置业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的劳务承包人到东立公司位于武侯区的办公地点讨要东立国际花城劳务费，劳务承包人代表与公司人员谈判协商付款时间的经过，但并未明确陈晓鹏等人是向成都东立公司还是向武汉东立公司讨要劳务费。综上，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具有证据效力。 证据8，陈晓鹏未提供证据证明拍照及录制视频文件的具体地点、被拍照人员及被录像人员的身份，不能证明拍照及录像中的人员为成都东立公司的工作人员，录音中也没有对话人员承认自己是成都东立公司人员、成都东立公司与陈晓鹏办理工程款结算以及欠陈晓鹏27号、31号楼工程款的内容。上述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能证明陈晓鹏是向成都东立公司催收了案涉工程27号楼及31号楼的工程款。 证据9，陈晓鹏未提供证据证明13880518188号机主的身份，且根据陈晓鹏的陈述，该机主为东立物业的邹超，而东立物业并非成都东立公司，该证据缺乏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 证据10，由于陈晓鹏未举证证明通话双方人员身份，视频中是一案外人自说自话地与他人通话，该打电话人员与成都东立公司是否有承发包关系、成都东立公司是否欠其工程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证明成都东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了陈晓鹏，不能证明成都东立公司拖欠陈晓鹏工程款，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陈晓鹏起诉主张的上述事实，因无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如下： 一、陈晓鹏与成都东立公司之间是否建立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 根据审理查明事实，成都东立公司已将“东立国际花城三期”11、14、27、31号楼的建设工程分别发包给了武汉永固公司和湖北江宇公司，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工程也已由上述两公司施工完毕，并在政府管理部门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登记，与成都东立公司之间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是武汉永固公司和湖北江宇公司，并非不具备建设施工资质的陈晓鹏个人。陈晓鹏主张成都东立公司将上述建设工程的劳务直接发包给其个人施工并办理了验收、结算，双方建立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陈晓鹏虽然是实际施工人，但并不排除陈晓鹏是从总包方或其他分包人处分包的劳务。同时，陈晓鹏所提交的书证及其陈述，也与其诉讼主张相互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１.陈晓鹏提交的《建筑安装工程劳务分包管理的谅解备忘录》可以证实，陈晓鹏是从总包方湖北江宇公司处分包的“东立国际花城三期”11、14号楼的建筑安装工程的劳务，并非从成都东立公司处直接承包，陈晓鹏所述27、31号楼土建、装饰、水电项目劳务是从成都东立公司处直接承包，明显不符合其交易习惯。２.据陈晓鹏陈述，成都东立公司从未向其支付过工程款，工程款是由湖北江宇公司和武汉永固公司支付。可以看出，成都东立公司从未作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的发包方向陈晓鹏履行过付款义务。３.陈晓鹏提交的《支出证明单》内容显示，是武汉东立公司投资成立的万立鑫公司的董事陈颇与其进行了工程款项的结算（同意在支出工程款金额上扣1.5个点后转款），而陈颇并非成都东立公司人员。4.陈晓鹏陈述在2016年、2017年找过成都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一青要工程款，而陈一青并非成都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武汉东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万立鑫公司的董事。 综上所述，陈晓鹏主张与成都东立公司建立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根据陈晓鹏自述及提交的证据，与陈晓鹏进行工程款结算、支付工程款、催收欠款的对象，均非成都东立公司的人员，双方并未建立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关系。上述诉讼主张，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二、成都东立公司是否应当向陈晓鹏支付工程款1135269元。由于陈晓鹏与成都东立公司之间并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成都东立公司对其并无支付工程款项的合同义务，陈晓鹏要求成都东立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工程款1135269元，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陈晓鹏也无证据证明成都东立公司欠款的具体金额。 综上所述，陈晓鹏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晓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09元，由原告陈晓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王 涛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法官助理  万 敏 书 记 员  陈芮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