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行终6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洪惠，男，197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西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梁钦鸿，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沈冰，其他分管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黄鋆，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永刚，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绍兴市凤林西路216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明星，女，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裘欢欢，女，1987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绍兴市越城区澈水日用品店经营者。 上诉人周洪惠因市场监督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3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本案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3月5日，投诉举报人王某向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举报其在绍兴汇金广场购买的两款围巾属于不合格产品。次日，经区市场监管局抽样将案涉的商标为“CHE澈”的镶钻树叶花、十里桃花围巾各一条，委托绍兴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3月8日，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纤维含量（%）：其中镶钻树叶花技术要求（羊毛50±5.0，桑蚕丝50±5.0），测试结果（聚酯纤维55.0，桑蚕丝45.0）；十里桃花技术要求（羊毛60±5.0，桑蚕丝40±5.0），测试结果（腈纶79.0，桑蚕丝21.0），均不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3月12日，区市场监管局决定立案调查。查明，第三人的案涉商品系从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进货，其中镶钻树叶花款式的围巾62条，进货价是88元/条，吊牌价880元/条，销售价(批发)528元/条，零售价774.4元/条，共计销售51条（其中投诉人以批发价购买50条，区市场监管局抽样检测时以零售价购买1条），退回原告10条，库存1条；十里桃花款式围巾18条，进货价65元/条，吊牌价650元/条，销售价(批发)390元/条，零售价572元/条，共计销售7条（其中投诉人以批发价购买6条，区市场监管局抽样检测时以零售价购买1条），退回原告10条，库存1条。经计算，镶钻树叶花款式的围巾的货值为35446.4元，十里桃花款式的围巾货值为9022元，上述两款产品的货值总计为44468.4元，获取利润25143.4元。区市场监管局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属于销售不合格围巾的行为，违反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遂于2018年6月1日对第三人作出绍越市监罚字（2018）97号行政处罚决定。因原告认为该行政处罚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遂向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0月15日，市市场监管局作出了绍市监管复字（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于2018年10月31日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查明，第三人裘欢欢为个体工商经营户，该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的字号为绍兴市越城区澈水日用品店，店铺案发时设在原绍兴汇金广场内。案涉围巾由第三人裘欢欢从其加盟的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货，后在第三人经营的店铺销售。2019年6月21日，裘欢欢已自行履行完毕处罚决定的内容，缴纳了违法所得及罚款，合计人民币70143.4元。 另查明，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7月31日核准注销，该公司原股东为管益会、方莉、周银仙、周盼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商品质量违法行为。”故被告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商品质量违法行为的行政管理职权。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 一、原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否属于本案适格的利害关系人。该院认为，区市场监管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已认定案涉商品从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购入，故行政处罚决定对该商品质量的认定、是否构成违法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可能对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社会评价及后续争议处理产生一定影响，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当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在案件审理期间，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注销，周洪惠作为诉讼权利义务承受人，主体适格。 二、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是否需要对原告方履行听证告知义务。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七款规定：“凡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属于听证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处罚案件的听证程序，按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专项规定执行。”从立法本意看，这里的“当事人”应当指行政机关认为有违法行为，将给予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故无论是法律还是部门规章均没有设定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前应当履行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的义务。本案中，第三人在听证期限内未申请听证，故区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提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十八条“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向听证主持人申请参加听证，或者由听证主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的规定，认为区市场监管局应当对其履行听证告知义务，属于对法条的误读。法条只是赋予利害关系人在听证程序开始后可以“向听证主持人申请参加听证，或者由听证主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并非设定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三、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是否应当考量投诉人是职业打假人之因素，其处理结果是否存在明显不公之情形。该院认为，本案原告提供不合格商品的事实清楚，原告庭审中对于区市场监管局认定的违法事实明确表示无异议，第三人的行为已违反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销售者销售商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规定，区市场监管局根据《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第三十四条“销售者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商品质量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采取退市等措施，自觉解决消费纠纷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销售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的商品为禁止销售的商品并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09年修正）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结合案涉商品的进货价、销售价及退货、库存情况，确定货值总计44468.4元，获取利润25143.4元无明显不当，原告对此也无异议。案件处理过程中，区市场监管局已注意到第三人积极配合行政机关调查，妥善处理与举报投诉人的纠纷等情节，据此作出没收不合格的镶钻树叶花和十里桃花围巾各1条；没收违法所得25143.4元；罚款人民币4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对于原告提出本案投诉举报人为职业打假人，区市场监管局明知该情形仍作出重罚，存在明显不当之抗辩。该院认为，本案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基础系第三人存在出售不合格商品的违法行为，查处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查处结果与投诉举报人是否系职业打假人无直接关联性，投诉举报只是为区市场监管局查处违法行为提供了违法线索来源，不存在因投诉举报人的属性增加违法行为人的义务或减损其权利，故原告主张案涉行政行为明显不公无事实依据。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洪惠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洪惠负担。 上诉人周洪惠上诉称：1.对于这款围巾问题，我们承担所有责任，包括处罚。但对方是职业打假团伙，属于扫黑除恶对象，区市场监管局基于犯罪团伙的牟利恶意对我们作出处罚，显然不合法。2.区市场监管局所作处罚导致职业打假团伙巨额赔付请求成立，并导致一家民营企业倒闭。3.区市场监管局所作处罚金额过重，有违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基本国策。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区市场监管局答辩称：1.答辩人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是基于第三人出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有据，结论合法合理。处罚结果与投诉举报人是否职业打假人无直接关联性。投诉举报只是为答辩人查处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来源，不因投诉举报人属性增加违法行为人义务或减损其权利。2.合法诚信经营才是企业生存之道。第三人及上诉人因自身违法行为而被查处，相应损失是其应当承担的代价。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答辩人职责所在。上诉人诉称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市市场监管局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2.答辩人对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作复议决定程序合法。3.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不能成立。区市场监管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程序合法，量罚得当。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裘欢欢未参加询问，向本院提交《声明》一份，称其与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9年7月调解结案（附和解协议、撤诉申请书），其不参加也不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庭审。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该公法关系不能经当事人之间合意变通，行政诉讼的诉权亦不得以当事人意志随意转移，原告主体资格应当依法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条第三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本案中，原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后，于2019年7月31日被准予注销登记，其公司清算报告中记载“已于2019年2月28日在《江南游报》上刊登了注销清算公告”“截止2019年7月31日止，共有总资产0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0万元”等内容。本案原告周洪惠非根据法律规定承受该公司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亦非该公司的股东，现仅凭该公司原四名股东签字的告知书主张其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缺乏法律依据。 同时，关于适格原告应当具备的“利害关系”认定，应存在一项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二审中明确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体现于原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于2019年7月份达成的和解协议，该协议第5点约定“如果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第三人退款赔钱的，相关钱款退回乙方（裘欢欢）账户，乙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钱款全部汇入甲方（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但该约定属于原杭州智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裘欢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该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发生，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当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考虑的范围。综上，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依据亦不充分。 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主体资格审查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行初238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周洪惠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范卓娅 审判员  蒋 瑛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