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行终1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昆，男，1988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莱阳市，现住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望潮路77号东楼11、12楼。 法定代表人毛学庆，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奇、张微莉，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营业场所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124号一层115铺位。 负责人汤利芬，区域经理。 委托代理人封震，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俊昆因诉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上城区市监局）工商行政处理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行初6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3月2日恢复诉讼。 2019年4月11日，上城区市监局向李俊昆作出（杭上）市管湖函告字〔2019〕037号《市场监督管理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如下：“你举报所指的屈臣氏利星广场店中销售的‘自然堂美白淡斑两步曲面膜’，其外包装上标有‘能帮助淡化黑色素、改善暗沉’，并标示：‘国妆特字G20170239’文号，同时商家也向我局提供该产品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批文用以佐证，该产品为已取得批文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综上，本局决定不予立案”。 原审原告李俊昆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撤销（杭上）市管湖函告字〔2019〕037号举报处理告知书；二、判令上城区市监局对李俊昆举报事项重新处理；三、判令上城区市监局承担本案诉讼费。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0日，李俊昆以屈臣氏（利星广场店）为被投诉举报人向上城区市监局提交了投诉举报材料，投诉举报请求：1、对被投诉举报人销售不符合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面膜违法行为，依法认定并查处，查处后给予举报奖励；2、进行便民调解责令被投诉举报人退款并依法赔偿；3、对本案受理、立案、处罚结果、举报奖励等均予以书面回复告知，并提交了销售小票复印件一张，显示其于2019年3月7日在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处购买了6盒“自然堂美白淡斑两步曲”面膜。上城区市监局于次日收到上述举报材料后，经调查，于同年4月11日作出案涉举报处理告知书。 一审庭审中，李俊昆称其在购买案涉产品前已经看过产品外包装内容，并在网络上进行了解，为了获得举报奖励及自己使用、赠送他人目的仍购买了案涉产品。 案件审理过程中，上城区市监局向原审法院提交案件补充材料说明。关于本案所涉的“自然堂美白淡斑两步曲面膜”，李俊昆于2019年3月7日在本案所涉的屈臣氏利星店购买并投诉举报提起诉讼之外，就同一款面膜分别于2019年2月28日在屈臣氏理想银泰城店购买，同年7月9日向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投诉；2019年3月6日在自然堂银泰店购买，同年4月15日向经开市场监管分局投诉；2019年3月14日在屈臣氏汇和城店购买，同年7月10日向西湖区市场监管局投诉。此外，针对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提起复议、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本案中，李俊昆明确其在购买案涉产品前观看了产品的外包装，并在网络上进行了了解后仍予以购买，并称是基于获取举报奖励的目的进行购买，结合李俊昆在本次购买之前已经两次在其它辖区屈臣氏门店购买同一款商品，在本次购买之后又再次向其它屈臣氏门口购买同一款商品，均进行投诉举报，要求给予举报奖励。原审法院认定李俊昆并非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购买案涉产品及进行投诉举报，故本案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所产生的消费争议。李俊昆与本案举报处理告知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李俊昆的起诉。 李俊昆不服，上诉称，第一、《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一条，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法律并未规定消费者不能够获得赔偿，反而相关法律是鼓励支持消费者获得赔偿的。哪部法律规定投诉举报多就不是消费者?不能够获得赔偿?难道一个人投诉举报多了就不是人了?起诉多了法院就应当不受理，就活该被行政机关欺负?原审判决这是对上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购买违法商品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予以否定，其裁定剥夺上诉人权利，原审法院这是对上诉人的歧视。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明确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既然有复议资格，就代表有诉讼资格。且行政机关的针对投诉举报人的答复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的答复行为对投诉举报人和被投诉举报人都具有实体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对行政诉讼法中利害关系明显理解错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77号罗镕荣诉吉安市物价局物价行政处理案。第三、上诉人购买了不合格化妆品后进行投诉举报是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职责，对所购化妆品违法行为进行调查认定并处理，对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作为加害人销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化妆品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处理，最终作出合理的处理行为，从而保障上诉人人身财产及民事上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故被上诉人应当根据上诉人投诉举报内容核实调查来进行的，其作出的答复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是不仅是对被投诉举报人负责，同样应当对投诉举报人负责。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对上诉人投诉举报事实认证核实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赋予的职责及全面调查核实这一义务。这就好比一辆车被另外一辆车碰了后肇事司机跑了，报警后得到的答复是经调查肇事车辆没有损伤，然后就没有其他认定告知。这样的答复如何保障报警人的利益?难道能与报警人无利害关系?本案中如果上诉人购买的化妆品没有问题还好，若是因化妆品问题导致上诉人出现人身危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原审法院能够承担吗?最后，原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违法的情形下，不认真审查反而认为投诉举报多就不是消费者，就没有利害关系，该裁定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而原审裁定让上诉人感到了深深的恶意。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不法行为弄脏的不过是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将水源污染。原审裁定让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放心了，以后对所有消费者投诉举报可以随便处理了，想怎么处理就这么处理，反正与投诉举报人无利害关系。因为消费者没有权利举报，更没有权利去说行政机关处理的不好，举报奖励想告诉你就告诉你，不想告诉就不告诉，该裁定显然违背了宪法、行政诉讼法的宗旨。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全民参与法制政府建设，现在不用建设了，反正没有权利去说政府的错误。都回家卖红薯吧，政府行政机关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果明知道有错误而法院不去纠正，法院是要逼着当事人作出违法行为?法律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最后，需要说明的《宪法》规定保护投诉举报的个人信息，原审法院未经上诉人同意直接追加第三人，明显会泄露上诉人信息，违反保密制度。综上所述，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本人及所有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2行初6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贵院或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被上诉人上城区市监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答辩称，一、上诉人第一点理由显然是强词夺理。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确认上诉人多次购买案涉产品并进行投诉举报以要求给予举报奖励，从而认定上诉人并不是一般情况下的消费争议，即上诉人是俗称的职业打假人，不存在否认上诉人作为消费者的赔偿权利的情况。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经过开庭审理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本身也是对上诉人起诉权利的尊重。没有任何侵害剥夺其基本诉权的问题。相反，是上诉人以打假为职业，吹毛求疵、无端举报、起诉侵害了正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是考虑到此因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对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对职业打假人进行了合理除外。一审裁定适用该规定显然是合理、恰当的。二、上诉人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等两案例，但是该两案例与本案情节明显不同，该两案均不是认可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三、上诉人的第三点理由也是滑稽的。首先，上诉人毫无理由地片面认定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销售的商品是违法商品，杭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平海路分店作为加害人。其次，其称被上诉人应当根据上诉人投诉举报内容核实调查来进行。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投诉举报事实进行了认真核实从而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未违反《行政处罚法》全面调查核实的义务。第三，上诉人举了交通肇事的例子，显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19）浙0191行初6号行政裁定书。该裁定查明以下事实：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李俊昆提交的被投诉举报人为自然堂（银泰店）的《投诉举报》，李俊昆认为其于2019年3月6日在被投诉举报人处购买的“自然堂美白淡斑两部曲面膜”中的面膜为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但该产品宣称面膜具有美白祛斑功效，违反《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应当按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处理。经调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同年4月23日作出（杭经下）市管函告字[2019]2223号投诉（举报）处理告知书，告知李俊昆其反映的涉嫌违法事实不成立，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该裁定驳回李俊昆的起诉，李俊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目前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俊昆与上城区市监局作出的被诉举报处理告知书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李俊昆认为其购买的“自然堂美白淡斑两步曲面膜”违反《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遂向上城区市监局投诉举报。《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一条规定：“为加强化妆品的卫生监督，保证化妆品的卫生质量和使用安全，保障消费者健康，制定本条例。”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李俊昆在2019年2月至3月先后四次在杭州地区不同店铺购买同款面膜，并分别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后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理结果提起救济。该购买行为与普通消费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且李俊昆亦未举证说明该行为的合理性。结合李俊昆陈述其在查看该产品外包装内容，在网络上进行了解后，为获得举报奖励仍购买案涉面膜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李俊昆的案涉购买行为不同于普通消费行为。据此，本案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所产生的消费争议，李俊昆并非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举报投诉，原审法院认定李俊昆与被诉举报处理告知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驳回李俊昆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毛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