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23民初2988号 原告：安吉孝丰何丰木制品厂，住所地安吉县孝丰镇下汤村工业区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523MA2B38BY75（1/1)。 经营者：何韶军,男，1970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清，浙江泰杭（安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吉嘉楠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工业园区二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MA2B4UWC64。 法定代表人：沈路。 被告：沈路，男，198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静宜，浙江学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吉孝丰何丰木制品厂（经下简称：何丰厂）与被告安吉嘉楠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楠公司）、沈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何丰厂的经营者何韶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清，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静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丰厂诉称，嘉楠公司向何丰厂购椅子木架，后经核算，确认货款共计83930元，何丰厂于2018年9月30日向嘉楠公司开具金额为83930元的增值税发票，但此后，仅沈路于2019年5月7日支付货款2000元，其余货款至今未付。因沈路是嘉楠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故请求判令：1.嘉楠公司支付何丰厂木架款8193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2.沈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嘉楠公司、沈路答辩称，虽然嘉楠公司收到了何丰厂开具的金额为83930元的增值税发票，并已作税务抵扣，但因何丰厂提供的木架质量差，故在何丰厂供货30000元时，双方停止了买卖关系。此后，嘉楠公司也应何丰厂的指示，向何丰厂经营者何韶军的妻子支付了货款30000元。故嘉楠公司已经不拖欠何丰厂货款。至于沈路于2019年5月7日向何韶军支付的2000元，系何韶军向沈路的借款。故请驳回何丰厂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原被告各方对下列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嘉楠公司是自然人独资公司，沈路是其唯一股东。何丰厂与嘉楠公司存在木架买卖关系。何丰厂于2018年9月30日向嘉楠公司开具金额为83930元的增值税发票，嘉楠公司收到后已经作了税务抵扣。2018年11月2日，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经营者沈明学（系沈路父亲）向何韶军妻子夏魏秀汇款20000元，2019年1月11日，沈路向夏魏秀汇款10000元，2019年5月7日，沈路向何韶军微信汇款2000元。 另。本院于审理期间，就何丰厂与嘉楠公司在案涉买卖业务中的纳税情况，于2019年9月16日向国家税务局安吉县税务局发出安法建[2019]2号司法建议，要求对何丰厂与嘉楠公司是否存在税务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该局于2020年3月10日回函本院，称其已“对安吉嘉楠家具有限公司接受、已认证的安吉何丰木制品厂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即2018年9月30日何丰厂向嘉楠公司开具金额为83930元的增值税发票——本院注）所涉税额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对于该事实，本院也以确认。 原被告的争议是： 1.何丰厂与嘉楠公司发生的木架交易额是多少。何丰厂主张嘉楠公司接受何丰厂开具的83930元增值税发票，并已经进行了抵扣，安吉本地转椅行业的交易习惯也是先交货后开发票，且嘉楠公司虽主张未全部收到货物，但其在此后一直未向何丰厂提出异议，故何丰厂与嘉楠公司之间发生的木架交易额应为83930元。嘉楠公司则认为，双方在发生了30000元的木架交易后，因质量问题便终止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双方的交易额应为30000元。为证明自己的该项主张，何丰厂仅向本院提供了2018年9月30日何丰厂向嘉楠公司开具金额为83930元的增值税发票一份。嘉楠公司则未有举证。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于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现嘉楠公司作为买受人不认可何丰厂已经全面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何丰厂应当为此提供其他足于证明的证据，但何丰厂除了增值税发票外，没有其他相关证据，既没有能够证明交付标的物的证据，也没有能够证明安吉当地转椅行业存在先交付货物再出具发票的交易习惯的证据，且从税务部门的处理来看，税务部门也已经将嘉楠公司该“所涉税额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故何丰厂的证据不足于证明其已全面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嘉楠公司认可已收到30000元货物，系自认，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故本院认定，何丰厂与嘉楠公司之间的木架交易额为30000元。 2.2018年11月2日，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经营者沈明学向何韶军妻子夏魏秀汇款20000元，2019年1月11日，沈路向夏魏秀汇款10000元，该30000元的性质是什么？嘉楠公司、沈路主张该30000元属于向何丰厂支付的货款。为此，提供沈明学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要求证明上述沈明学向夏魏秀汇款的20000元，是受嘉楠公司委托向何丰厂支付货款的事实。何丰厂则主张，该30000元是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向何丰厂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无关。为此，向本院提供何丰厂与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之间的送货单四份，要求证明何丰厂与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何丰厂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嘉楠公司、沈路对何丰厂的证据没有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鉴于何丰厂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同时，沈明学又系沈路的父亲，其所出具的证据缺乏证明力，故对嘉楠公司、沈路主张的沈明学向夏魏秀汇款的20000元，系嘉楠公司支付何丰厂货款的事实不予采信。同样，何丰厂的上述证据也不能证明沈路向夏魏秀汇款的10000元，系沈路为安吉递铺择友家具经营部支付货款的事实。故本院认定，沈路于2019年1月11日通过向夏魏秀汇款的方式，向何丰厂支付货款10000元。 3.2019年5月7日，沈路向何韶军微信汇款2000元的性质是什么？何丰厂主张该2000元是嘉楠公司支付的货款。嘉楠公司、沈路则主张该2000元是何韶军向沈路的借款。双方均未就该项争议举证。本院认为，因沈路系嘉楠公司独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何韶军系何丰厂经营者，而嘉楠公司与何丰厂之间存在木架买卖合同关系。故在此情形下，对于沈路向何韶军微信支付2000元，嘉楠公司、沈路主张系民间借贷，而不是支付货款，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由嘉楠公司、沈路就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举证。现嘉楠公司、沈路未作举证，故本院对嘉楠公司、沈路的主张不予采信，认定该2000元系嘉楠公司向何丰厂支付的货款。 据此，本院还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何丰厂共向嘉楠公司供木架计货款30000元，此后，嘉楠公司仅于2019年1月11日和5月7日支付货款12000元，尚欠何丰厂货款18000元。 本院认为，何丰厂与嘉楠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嘉楠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嘉楠公司系沈路一人独资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沈路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安吉嘉楠家具有限公司给付安吉孝丰何丰木制品厂货款18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7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此后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 二、沈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安吉孝丰何丰木制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25元（已减半），由安吉孝丰何丰木制品厂负担700元，安吉嘉楠家具有限公司、沈路负担225元，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一农 二０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胡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