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421民初4992号 原告：张从年，男，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红新，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善彬，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岳张集镇汤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2156344545X5（1-1）。 法定代表人：胡宁，该公司经理。 被告：胡宁，男，198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台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明旺，安徽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从年与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胡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从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红新、齐善彬，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胡宁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明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从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其支付货款178,807.1元;2、依法判令胡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4年10月17日，张从年与胡宁签订买卖合同，由胡宁代销张从年供应的鲜奶，胡宁在收购鲜奶企业付款日两日内付清所有奶款，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自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10月16日。在合同有效期内，张从年一直按照合同的约定给胡宁供应鲜奶。合同期满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新的合同，但一直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在实际履行，鲜奶的单价为每公斤2.86元。2015年11月、12月，胡宁共代销张从年供应的鲜奶97485公斤，按照每公斤2.86元计算，共计278,807.1元。2017年1月23日，胡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张从年货款100,000元，现仍下欠178,807.1元。此后，张从年多次直接或通过中间人与胡宁联系催要货款未果。现依法提起诉讼。结合本案有关证据，胡宁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强农牧业公司之间财物、账目混同，胡宁与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下称强农牧业公司）、胡宁共同辩称，强农牧业公司与张从年之间的鲜奶供应价格为浮动价格，并非张从年诉称的固定价格2.86元每公斤。胡宁系强农牧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的行为是代表强农牧业公司的行为，其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强农牧业公司与张从年之间的账目已经清算，货款已全部结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张从年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核后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张从年所举证据中，强农牧业公司、胡宁有异议的如下： 1、2014年10月17日协议一份，拟证实张从年与胡宁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由胡宁代销张从年的鲜奶，胡宁在收到收奶企业货款两日内应向张从年付清所有奶款。强农牧业公司和胡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其与张从年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代销合同关系。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将在后文述及。 2、收款收据12张，拟证实2015年11月24日至12月份，胡宁和强农公司共接收张从年鲜奶97485公斤的事实。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认为票据没有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的签名或盖章，不能反映出系被告出具，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经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应当计入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未付货款的鲜奶总量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3、微信聊天记录两张，拟证实双方商定的价格为每公斤2.86元，价格是胡宁确定的，张从年一直在向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催要货款，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共计拖欠货款278,807.1元。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认为按照合同的约定，鲜奶的价格是浮动价格，聊天记录中所反映的价格只是当时一时的价格，并非是一直确定的固定价格。至于货款问题，胡宁已经通过电话联系张从年，并对货款进行了清结，现已不欠张从年任何货款。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聊天记录中所反映的价格系2015年11月7日的价格，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代销鲜奶的价格是不确定的，不能以此作为后来鲜奶的计价价格。本院对张从年的证明观点不予认可。 4、银行转账凭证，拟证实2017年1月23日，胡宁支付货款10万元，但仍欠178,807.1元的事实。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对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10万元货款支付后，双方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据此证据不能证实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仍欠张从年178,807.1元货款的事实。 5、双方之间自2014年以来的所有交易凭据，共计219张，其中2014年35张，2015年184张（含证据2收款收据12张），银行往来交易流水明细，拟证实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为隔一个月付一次货款，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尚有欠张从年的货款未付。胡宁和强农牧业公司对未签名的单据不予认可，并认为根据庭前账目核对，其方已经全部支付了货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除个别双方合作早期的票据签名不完备外，其余票据签名均完备，纵观本案全部证据，该签名不完备的票据为真实的可能性很大，本院对上述票据的和银行交易流水明细的真实性均予确认。经本院梳理，双方之间的鲜奶供应量及其对应单据情况为：2014年10月份，张从年自备出库单据5张（其中4张由强农牧业工作人员签名，1张无强农牧业工作人员签名），供奶量33.23吨；2014年11月份，张从年自备出库单据和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4张，供奶量121.22吨；2014年12月份，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6张，供奶量148.21吨；2015年1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5张，供奶量144.15吨；2015年2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4张，供奶量142.055吨；2015年3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6张，供奶量187.45吨；2015年4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5张，供奶量175.375吨；2015年5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5张，供奶量153.155吨；2015年6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5张，供奶量156.245吨；2015年7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6张，供奶量163.775吨；2015年8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5张，供奶量137.34吨；2015年9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4张，供奶量103.905吨；2015年10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单据16张，供奶量133.68吨；2015年11月，强农牧业工作员出具单据10张，张从年自备出库单据12张（其中有10张与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的10张单据对应，另有2015年11月26日8.97T以及2015年11月28日1.029T的单据没有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的单据对应，但均有强农牧业工作人员的相应签名），供奶量99.23吨；2015年12月，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的单据11张，张从年自备出库单据11张（均能与强农牧业工作人员出具的单据对应，供奶量89.12T。胡宁或强农牧业公司的货款支付情况为：2014年12月1日，胡宁向张从年转款两笔，计86,656.7元；2014年12月26日，转款一笔，计406,085元；2015年2月2日，转款一笔，计404,646.7元；2015年3月10日，转款一笔，计454,072元；2015年4月3日，转款一笔，计245,456元；2015年5月6日，转款11笔，计500,491.5元；2015年6月3日，转款一笔，计468,005元；2015年7月4日，转款9笔，计409,716元；2015年8月4日，转款9笔，计414,518元；2015年9月2日，转款9笔，计435,605.47元；2015年10月8日，转款2笔，计385,925.4元；2015年11月7日，转款6笔，计297,168.3元；2015年12月11日，转款7笔，计327,241.2元；2016年2月2日，强农牧业公司向张从年转款283,797.8元。 强农牧业公司、胡宁所举证据中，张从年有异议的如下： 1、2014年10月17日协议一份，拟证实双方之间所签订的是代销协议，并非买卖合同，张从年应供应每日不少于5吨的鲜奶，否则胡宁有权扣除相应的货款。张从年认为，胡宁销售给收奶企业的价格远远高于胡宁扣除每公斤0.3元管理费后的2.86元每公斤价格。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将在后文述及。 2、新闻报道一份，拟证实2015年底，全国鲜奶收购价格下浮很大，均低于2元每公斤，其一方曾与张从年协商过价格，按每公斤不超过2元计算。张从年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新闻报道不属于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胡宁称曾与张从年协商过价格，但无法证实。本院认为，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未经核实，且与本案关联性不足，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3、胡宁与宿迁收奶企业鲜奶收购凭据，拟证实当时鲜奶收购价格下浮很大，每公斤不到2元，甚至低至每公斤1.3元。张从年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反映不出与本案鲜奶收购价格有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3月9日和3月11日，与涉案鲜奶供应时间有一段差距，其票据的真实性缺少更进一步的补强证据证实，且反映不出是胡宁或其强农牧业公司向鲜奶收购企业所售。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4、银行交易记录，胡宁一方向张从年支付货款总计为5,299,385.07元，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有胡宁转的款，也有强农牧业公司转的款。张从年对转款情况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院认定转款情况同张从年证据5的认定情况，另外，2017年1月23日，胡宁向张从年转款100,000元。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0月17日，张从年与任强农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胡宁签订协议，约定由胡宁接受张从年的委托，代为销售张从年供应的鲜奶。张从年应向胡宁提供每日不少于5吨的鲜奶，日偏差为10%左右，否则胡宁有权利扣除一定数额的奶款。胡宁在收到鲜奶收购企业给付的货款后两日内将按每公斤扣除0.3元管理费用后剩余的货款全部付给张从年。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10月17日至2015年10月16日。协议签订后，自2014年10月22日开始，张从年向胡宁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强农牧业公司供应鲜奶，直至2015年12月29日。胡宁或强农牧业公司则基本按照每月一结算的方式，自2014年12月1日开始按自然月时间分批次向张从年支付货款，直至2016年2月2日。此后，双方因2015年12月份的鲜奶销售价格问题产生争议，胡宁未及时给付该月份的鲜奶货款。后经催要，胡宁于2017年1月23日向张从年给付货款100,000元。双方之间具体的交易情况如下：2014年10月份，张从年向强农牧业公司供奶量33.23吨；2014年11月份，供奶量121.22吨；2014年12月份，供奶量148.21吨；2015年1月，供奶量144.15吨；2015年2月，供奶量142.055吨；2015年3月，供奶量187.45吨；2015年4月，供奶量175.375吨；2015年5月，供奶量153.155吨；2015年6月，供奶量156.245吨；2015年7月，供奶量163.775吨；2015年8月，供奶量137.34吨；2015年9月，供奶量103.905吨；2015年10月，供奶量133.68吨；2015年11月，供奶量99.23吨；2015年12月，供奶量89.12T。胡宁或强农牧业公司货款支付情况为，2014年12月1日，胡宁向张从年转款两笔，计86,656.7元；2014年12月26日，转款一笔，计406,085元；2015年2月2日，转款一笔，计484,646.7元；2015年3月10日，转款一笔，计454,072元；2015年4月3日，转款一笔，计245,456元；2015年5月6日，转款11笔，计500,491.5元；2015年6月3日，转款一笔，计468,005元；2015年7月4日，转款9笔，计409,716元；2015年8月4日，转款9笔，计414,518元；2015年9月2日，转款9笔，计435,605.47元；2015年10月8日，转款2笔，计385,925.4元；2015年11月7日，转款6笔，计297,168.3元；2015年12月11日，转款7笔，计327,241.2元；2016年2月2日，强农牧业公司向张从年转款283,797.8元；2017年1月23日，胡宁向张从年转款100,000元。现双方因相互之间的货款是否清结完毕存在分歧，不能通过协商等途径加以解决，张从年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2014年10月17日，张从年与担任强农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胡宁签订鲜奶代销协议，约定由胡宁代为销售鲜奶，并收取每公斤0.3元的管理费用。胡宁作为强农牧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协议系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于强农牧业公司承担。根据协议的约定，双方之间系代为销售鲜奶并由胡宁一方收取一定数额管理费用后将剩余货款及时支付给张从年。就法律关系性质而言，应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张从年系委托人，强农牧业公司系受托人。双方均应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享有相应的权利。双方虽然约定了合同期限，但期限届满后，一方仍按原协议约定的条件继续履行义务，另一方认可并受领的，视为双方均认可继续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因此，张从年有权利对其超出协议约定期限后向强农牧业公司供应的相应数量的鲜奶主张相应的货款。本案中，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2015年底强农公司代为销售的鲜奶价格如何确定问题。胡宁一方主张在2015年底和2016年初，全国鲜奶市场均不景气，鲜奶价格下浮严重，其所代销的鲜奶甚至低至1.3元每公斤。其后来经中间人与张从年协商，由其一次性向张从年支付100,000元，作为剩余的未付货款进行了结，双方此后再无纠缠。而张从年则不认同胡宁的说法，其主张应按胡宁2015年11月7日确定的2.86元每公斤的价格来计算应付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分析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可知，强农牧业公司作为受托人，其中一项义务应当是向张从年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披露其代为销售的鲜奶价格，并以此价格扣除0.3元每公斤的费用后的价格作为其公司向张从年支付货款的根据。强农牧业公司就代为销售的价格问题负有举证责任，但就举证情况而言，强农牧业公司所举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相应后果。对于无法确定代销鲜奶价格后如何定价问题，能否按照张从年一方所言按2.86元每公斤的标准确定，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来看，对鲜奶价格问题未做明确约定，此作法符合鲜奶销售价格随着市场行情进行波动的客观情况，亦即鲜奶价格是浮动价格。双方对此均无不同意见。既然鲜奶价格是浮动的，那么胡宁2015年11月7日给出的每公斤2.86元的价格只能代表当时的价格，而不能作为以后计算货款的价格依据。纵观双方多次交易情况，价格虽有波动，但总体而言是围绕某一价格区间进行波动的，因此，本院认为将根据双方以往已经清结的交易来计算的平均价格作为双方有不同价格意见共同指向的鲜奶的货款的结算依据应是本案中解决价格争议问题的妥当选择。据此计算的平均价格为2.738元每公斤。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有多少鲜奶需要按此价格来进行计算。张从年主张为2015年12月全月的数量89.12吨并加上2015年11月24日一车的数量8.365吨。胡宁一方只是笼统地提出其方在支付100,000元后已经全部付清了货款，而未对具体应计货款的货物数量提出明确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交易的习惯来看，应为每个自然月结算一次，因此，按顺序推算，2016年2月2日，强农牧业公司向张从年支付的283,797.8元货款应对应2015年11月的供奶量99.23吨。那么2015年12月份的89.12吨供奶量应当就是价格存在争议的货物量。根据2016年8月2日和2018年2月4日，张从年发给胡宁的微信来看，张从年均要求胡宁把2015年12月全月的和2月份一车的奶款给结算一下。其中的2015年12月全月数量没有疑问，但其中的“2月份一车”是指2015年2月的一车还是指2016年2月的一车存在疑问。如果“2月份一车”是指2015年的2月所言，显然与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如果是指2016年的2月而言，似有可能，但具体数量没有相应的单据证实，也未得到胡宁一方的认可，故无法确定。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种情况，均与张从年主张的2015年11月24日的一车8.365吨鲜奶未得到货款偿付的情况不符。况且，2015年11月份，除了11月24日，张从年还有两次供应鲜奶的记录，一次是11月26日，一次是11月28日，但张从年并未就日期在后的货款得到了清结，而日期在前的货款却未得到清结这一情况做出合理说明。故此，本院认定计入价格争议所对应的货物总量为鲜奶89.12吨。由此计算得出总货款为2.738元每公斤×89120公斤=244,010.56元，扣除胡宁已经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强农牧业公司还应支付货款144,010.56元。关于胡宁的责任承担问题，本院认为，胡宁作为强农牧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张从年签订协议的行为，本属于其履行公司职责的行为，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归于强农牧业公司承受，但其在向张从年支付货款时，却多次使用其本人的账户向张从年转付货款，使用强农牧业公司账户转款的情况只有一次，其不能区分其本人的财产与强农牧业公司的财产各自独立，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同。在此情况下，应当否认强农牧业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地位，判令胡宁对其公司相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从年主张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张从年支付鲜奶款144,010.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被告胡宁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从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76元，由原告张从年负担754元，由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和胡宁负担3,122元。被告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和胡宁负担的3,122元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张从年预付，限安徽强农牧业有限公司和胡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辉 审 判 员  陈 习 人民陪审员  张怀行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朱纯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