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2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舒勇，男，199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银,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舒焕模，男，195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银,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一志，男，198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旺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重庆中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琴，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舒勇、舒焕模因与被申请人刘一志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川06民终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川民申53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舒勇、舒焕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银，被申请人刘一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秀健、张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舒勇、舒焕模申请再审称，1.刘一志并非居间合同的当事人，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舒焕模是与刘一志所在的公司商谈居间合同，刘一志仅是公司经办人，且刘一志也自认其系职务行为。故居间合同虽以刘一志名义签订，但其是职务行为，公司才是适格的原告，刘一志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故应裁定驳回刘一志的起诉。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刘一志认可录音证据是其与舒焕模的通话录音，而这些录音证据证明了刘一志作为中介公司经办人为促成交易，2017年6月在武侯区茶楼与舒焕模商议后达成了口头协议，其主动要求在舒焕模将出售总价款减少500万元，减少的金额由舒焕模、刘一志各承担250万元。录音证据表明舒焕模多次在电话中向刘一志承诺：如果11300万元价款收回，则再给付刘一志250万元。故向刘一志额外给付250万元才是附生效条件的约定。而目前额外给付250万元的条件尚未成就，故仅该给付410万元。故原审判决对录音证据未予采信，且认定在案外人王文彬未按期履约导致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即便刘一志存在与舒焕模平均分担500万元款项的口头协议，也因条件不成就而不应减少250万元佣金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3.口头协议形成时间是2017年6月，诉讼发生在2018年，故该口头协议并非形成于本案诉讼中，并非是诉讼调解中方才形成的诉讼和解方案，故二审判决虽认可存在减少佣金250万元的口头协议，但却以该口头协议系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而妥协认可的事实为由，判决刘一志的佣金不应当扣除这250万元错误，且二审判决认定口头协议属附条件的协议，即必须王文彬按期付款后口头协议才能履行错误。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4.刘一志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损失，引发纠纷的过错方系刘一志及其所在中介公司，二审判决计算逾期违约金的利率过高，应调减为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刘一志的起诉或改判舒勇向刘一志给付居间报酬款410万元。 刘一志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舒勇、舒焕模的再审申请。1.再审申请人没有举证证明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2.从案涉居间合同的主体来看，居间合同的委托人是舒勇，居间人是刘一志，舒勇的担保人系舒焕模，履行居间义务的居间人是刘一志，事后主张居间权利的是刘一志。二审中刘一志代理律师要表述的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居间合同，刘一志虽为居间人，但还有其他合伙人，刘一志的居间任务已完成，委托人舒勇有义务支付660万元的佣金，要将660万降为410万元，不是刘一志一个人口头可以随便做出的。3.再审申请人的其他再审理由不成立，与二审的意见一致。 刘一志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舒勇支付刘一志佣金660万元，以及从2017年7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660万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付款的违约金；2.判令舒焕模对舒勇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含5000元保全费）由舒勇、舒焕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舒勇（甲方）作为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4月8日与刘一志（乙方）签订了《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物业出售居间合同》（以下简称《居间合同》），合同约定：“……就甲方委托乙方出售甲方房屋及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1.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舒勇；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年6月15日；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股东结构：舒勇，股比100%。2.目前公司拥有7161.55平方米，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华润广场裙楼的房地产（以下简称物业）。该物业的目前状况：目标公司与开发商华润置地（成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日签订了十三份商品房定购协议（其中一楼6间、二楼6间、三楼1间）。二、甲方现将目标公司及该物业委托出售，价格为113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叁佰万元整）。现甲乙双方就委托相关事宜约定如下：1.甲方委托给乙方的该物业销售期限为6个月，即2017年4月8日至2017年10月7日止。委托期内，乙方所推荐客户成交该物业方式不限于买卖过户或对目标公司股权收购的形式购买。……4.乙方在受托期限内找到符合委托价格的客户，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及时配合、拖延时间或终止委托，应及时提供有关证件协助销售。同时甲方按照委托价格支付乙方人民币6600000.00元作为乙方税后服务佣金。……5.甲乙双方同时约定，以成交为目的，若买方所接受的价格没有达到双方委托价格，甲方应按照最终成交总价的6%支付乙方作为宣传费、广告费、服务佣金等开支。除此之外，甲方不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6.佣金支付方式：2017年5月7日甲方支付乙方服务佣金人民币2200000.00元整。2017年6月7日甲方支付乙方服务佣金人民币2200000.00元整。2017年7月7日甲方支付乙方服务佣金人民币2200000.00元整。若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乙方违约金，并赔偿乙方的全部损失（含律师费、诉讼费）一切费用……。”舒勇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舒焕模在甲方担保人处签名，刘一志在乙方处签名捺印。《居间合同》签订后，刘一志找到的案外人王文彬（乙方）作为受让方与舒勇（甲方）、舒焕模（甲方责任担保方）于2017年4月8日签订了《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物业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收购协议》约定了甲、乙双方的合作方式，即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后，甲方负责以目标公司的名义继续履行完目标公司与开发商华润置地（成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日签订了十三份商品房定购协议，完成所有购房款分期分批的支付，以及相应购房税费的承担，并按照乙方的指示将物业的产权分期分批的办到乙方指定的主体名下。乙方为此将过户到乙方指定主体名下的物业分期分批拿到银行融资后分期分批总共支付甲方11300万元作为收购目标公司的股份以及物业的对价款。《收购协议》还约定了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为甲方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及其目标公司的物业。转让价款为股权转让价款为10万元人民币，目标公司的物业款11290万元人民币，共计11300万元人民币。《收购协议》还约定了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以及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完成的条件等具体事项。舒勇在甲方出让方处签名捺印，舒焕模在甲方责任担保方处签名，并盖有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公章，案外人王文彬在乙方受让方处签名捺印，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乙方责任担保方处盖章，其法定代表人江兰签名捺印。2017年4月24日，舒勇作为甲方与乙方王文彬、丙方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丁方罗鹏就2017年4月8日收购甲方所持有的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及所持有的物业事项签订了《补充协议》。2017年4月28日，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文彬。2017年6月5日，舒勇作出《承诺函》，载明：“因本人舒勇（出让方）与王文彬、罗红艳（收购方）于2017年4月8日签订《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物业收购协议》，合同约定总价款为11300万元。考虑到收购方的具体困难，为了有利于本次交易顺利完成，本人愿意作适当让步。为此，做出如下让步承诺：本次交易总价11300万元，让步500万元，交易总价为：10800万。减让的500万元，在收购方应付的最后一期款项中扣减。如果收购方没有按照2017年4月8日签订的《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物业收购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出让方的上述承诺收回，是否让步双方另行协商。”2017年7月27日，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舒勇、丙方王文彬、丁方成都纵横博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就《收购协议》签订了备忘录，备忘录部分内容为：“……截止本备忘录签订当日，丙方尚欠乙方股权转让款5760万元……”2017年10月26日，舒勇作为原告制作民事起诉状，载明被告为王文彬、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罗鹏，请求判令王文彬立即支付物业款1951.042万元及逾期利息等内容。11月14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舒勇与被告王文彬、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罗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被告参加诉讼。2018年1月25日，舒焕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与刘一志电话通话，通话内容包含双方就《居间合同》中约定的佣金支付问题进行讨论，但刘一志在通话过程中并无确认《居间合同》之后本案诉讼前曾经同意减让和暂缓收取居间佣金事实的明确语义表示。2018年1月26日，刘一志、舒勇、舒焕模、丁勇就本案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达成《财产保全变更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是指经纪人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及条件，撮合双方交易成功的商业行为。居间合同的当事人是委托人和居间人，居间人只是作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介绍人，既不是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代理人或保证人。本案中，依据《居间合同》中具体的约定并结合本案查明其他事实，刘一志的义务是向舒勇推荐客户成交该物业，方式不限于买卖过户或对目标公司股权收购的形式购买，舒勇的义务是在刘一志在受托期限内找到符合委托价格的客户提供居间服务后，支付约定的服务佣金，因此，本案刘一志与舒勇之间成立居间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舒勇、舒焕模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非居间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与查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舒焕模明确其为《居间合同》保证人，保证法律关系成立并有效。关于舒勇是否应当支付刘一志佣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签订后，案外人王文彬（乙方）通过刘一志的介绍与舒勇（甲方）、舒焕模（担保方）签订了《收购协议》，案外人王文彬应当支付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0万元人民币，支付其所有的物业款11290万元人民币，共计11300万元人民币，已经达到了原、被告在《居间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价格。依据查明的事实，在《收购协议》签订后已经得到部分履行，为《收购协议》的履行舒勇自行与收购方签订《补充协议》及《承诺书》《备忘录》等文件，收购方支付了部分款项，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业已变更为王文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规定，刘一志作为居间人，其居间义务已经完成，有权按照约定收取报酬。被告辩称应当在案外人王文彬完成全部付款义后再支付佣金以及双方就居间报酬存在变更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在刘一志已完成居间义务且在原、被告对支付佣金金额、时间未作变更的情况下，舒勇应当按照《居间合同》的约定，于2017年5月7日支付2200000.00元，于2017年6月7日支付2200000.00元，于2017年7月7日支付2200000.00元，而截止本案庭审结束，舒勇没有提供其支付佣金的证据，故对刘一志要求被告舒勇支付佣金6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舒勇应当如何承担逾期付款而产生的违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根据《居间合同》的约定，乙方逾期支付佣金服务费的，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舒勇抗辩称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来计算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原、被告对违约金有明确约定，其次，对照市场条件下的融资成本和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并不过分高于刘一志逾期回收资金的损失，对减少违约金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刘一志要求从2017年7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660万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居间合同》的约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舒焕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刘一志要求舒焕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舒焕模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舒勇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舒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一志居间报酬款6600000.00元及逾期违约金（从2017年7月8日起以66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内实际支付日止）；二、舒焕模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舒焕模在履行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义务后，有权向舒勇追偿。 舒勇、舒焕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广汉市人民法院（2018）川0681民初1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舒勇向刘一志给付居间报酬款410万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10月26日，舒勇向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王文彬、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罗鹏要求王文彬立即支付物业款1951.042万元一案中，舒勇提交的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舒勇三批办证时间分别是2017年4月28日、6月12日、7月27日。但王文彬未按约定付款，至2017年7月27日第三批产权办完后仅付5030万元，尚欠6270万元（由于王文彬未按约定付款，舒勇拟优惠500万元仅收5760万元的承诺无效）。”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本案所涉的刘一志的佣金应为410万元还是660万元；二是一审法院按日万分之五判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是否适当。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舒勇认为，舒勇仅应支付佣金410万元，而非660万元。一审法院对重要证据（录音）视而不见，导致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居间人刘一志为促成舒勇与案外人王文彬的交易成功，主动找到舒焕模，要求在总价款中减少500万元，减少的金额由舒焕模、刘一志各自承担250万元。250万元属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其给付取决于舒勇是否收到11300万元的全款，而舒勇目前仅仅收到5030万元，余款6270万元尚在其他法院诉讼。上述事实有录音等证据证明，故舒勇仅应支付佣金410万元，而非660万元。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本案中，舒勇提交了录音证据一份，欲证明刘一志曾向舒勇作出承诺：“同意在原有交易总价款11300万元的基础上对案外人王文彬减少500万元，500万元由刘一志与舒焕模各自承担250万元。”舒勇提供的录音通话内容是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调解协商过程中形成的，即便存在对当事人不利的根据，也须有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为前提才能予以认定。其次，即便舒勇在二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能够证明刘一志曾与舒勇达成口头协议，同意对案外人王文彬减少500万元由舒焕模与刘一志各自承担250万元。但该口头协议应当属于附条件的协议，即须案外人王文彬按期付款才能得以成行。因为舒勇向案外人王文彬发出的减少500万元内容的《承诺函》明确以案外人王文彬按照2017年4月8日签订的《收购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为前提条件，否则承诺应予收回。与此同时，舒勇在2017年10月26日，向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王文彬、四川今晨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罗鹏要求王文彬立即支付物业款1951.042万元一案中，其提交的起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明确载明：“……舒勇三批办证时间分别是2017年4月28日、6月12日、7月27日。但王文彬未按约定付款，至2017年7月27日第三批产权办完后仅付5030万元，尚欠6270万元（由于王文彬未按约定付款，舒勇拟优惠500万元仅收5760万元的承诺无效）。”现舒勇自身均不认可对案外人500万元价款的减少，并明确表明案外人未按期履约而导致承诺减免无效，并以此为由向法院起诉，却要求刘一志对同样条件未成就的承诺承担责任，这对刘一志并不公平。因此，在案外人王文彬未按期履约导致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即便刘一志存在口头承诺与上诉人平均分担500万款项的协议，也因条件不成就而不应减少250万元佣金用。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舒勇认为，一审法院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过高，应依法不予支持。首先，刘一志没有主张其损失，即使有损失也仅仅属于利息损失，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过高。其次，刘一志违背居间人客观、中立、诚信的基本准则，对纠纷的酿成具有重大过错。二审法认为，首先，舒勇与刘一志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按照当事人约定的计算标准判定违约金有事实依据；其次，对照市场条件下的融资成本和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并不过分高于刘一志逾期回收资金的损失。故对舒勇提出的减少违约金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舒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00元，由舒勇、舒焕模负担。 本院经再审开庭查明，舒勇、舒焕模在原审和申请再审期间的三份舒焕模与刘一志的电话通话录音证据形成时间：第一份录音证据2018年1月24日12时43分，第二份录音证据2018年1月25日13时13分，第三份录音证据2018年1月22日。本案舒勇、舒焕模一审起诉时间为2018年1月8日，即三份录音证据形成于一审诉讼过程中，且系舒焕模未征得刘一志同意下进行的录音。在开庭笔第7页，审判长问“关于价款起诉前是否达成协议？”，舒勇、舒焕模的代理人张昌银称“根据第二份录音可以确认是在2017年6月1日至2日在红牌楼的一个茶楼达成的口头协议。其他两个录音都是为了印证该协议。”被申请人刘一志的代理人廖秀健称“没有达成协议”。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本院围绕舒勇、舒焕模的再审申请请求，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分析如下： 一、关于刘一志是否系居间合同的当事人，及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案涉居间合同的甲方为舒勇，乙方为刘一志，且至始至终系刘一志在履行居间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再审申请人至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刘一志仅系公司经办人，而非居间合同当事人，故其主张刘一志并非居间合同当事人，不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录音证据是否采信的问题。 再审申请中，舒勇、舒焕模以其在一、二审提供了录音证据作为支持再审主张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在舒勇、舒焕模仅提供录音证据，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且该录音证据于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经当事人调解协商而形成，不能直接证明舒勇、舒焕模欲证明的事实；在刘一志又予以否认的情形下，该录音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刘一志与舒勇签订的《居间合同》这一书面协议的证明力。综上，原审法院对该录音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三、关于本案是否应扣减250万元佣金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居间合同纠纷，案涉舒勇（甲方）作为成都舒适康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与刘一志（乙方）签订了《居间合同》，双方约定刘一志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舒勇支付报酬，属于典型的居间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在双方当事人已形成居间合同关系的情形下，现刘一志已完成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促使案外人王文彬（乙方）作为受让方与舒勇（甲方）、舒焕模（甲方责任担保方）于2017年4月8日签订了《收购协议》，刘一志已完成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舒勇依约应当支付报酬。因刘一志并非《收购协议》一方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代理人，而仅为居间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协助作用的中间人，王文彬与舒勇之间就减少收购价款事宜进行商议，其商议结果无须征得刘一志的同意，刘一志仅为提供居间服务的中间人，无权决定舒勇与王斌彬之间《收购协议》内容的变更。故《收购协议》双方对收购价款变更的效力不及于居间人刘一志。综上，再审申请人舒勇、舒焕模主张以收到王文斌11300万元转让款后才支付250万元报酬的理由不成立。 四、关于案涉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案涉《居间合同》约定“若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且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乙方违约金”，该违约金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舒勇、舒焕模称违约金过高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舒勇、舒焕模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6民终76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洪 审 判 员  肖黔蜀 审 判 员  王学东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卢 佳 书 记 员  何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