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闽0302行赔初30号 原告林国良，男，1960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 委托代理人林福，男，1982年7月26日出生，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系原告林国良之子。 委托代理人张蒋开，北京市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镇府路。 法定代表人陈智勇，镇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刘模华，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畜禽整治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志强、潘碧霞，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原告林国良诉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林福、张蒋开，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模华、陈志强、潘碧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国良诉称：原告系北高镇汀峰村村民。自1995年开始，自主经营荔××××村持久山下养猪场，从事生猪养殖、销售业务，猪场面积1800平方米。2017年11月29日上午九点左右，被告在未对原告履行任何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将原告的养猪场及配套设施全部拆除，原告的养猪场及配套设施全部被毁坏，猪场中除被强拆时砸死的猪，其余的都被被告组织的人员全部强行扣押贱卖，且原告至今未取得生猪出售款项，被告的强拆强卖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原告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也已于2019年1月17日分别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猪场及强行变卖原告猪场生猪的行为违法。故现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57373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荔××××村证明，证明原告合法持有涉案养猪场，被拆面积1800平方米。 2、莆田市农业环保能源站证明，证明原告涉案养猪场的规模。 3、财产损失清单，证明原告财产的具体损失情况及数额。 4、公告两份、网上回复情况，证明被告不具有强制拆除、强制扣押的行政执法资格。 5、照片一组，证明被告在行政强制拆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涉案养猪场属于违法建设，且严重污染环境。二、被告有权对原告违法建设的养猪场进行拆除。三、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猪场的程序正当。四、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因强拆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57373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莆环保[2014]282号莆田市环保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业项目环保管理的通知、荔环保函[2017]7号莆田市荔城区环保局关于北高镇汀峰村林国良养殖场投诉转办函、张国兴信访各一份，证明原告林国良的猪场未在莆田市拟保留畜禽养殖场名单内，且其猪场位于汀峰小学旁边，乱排放污水，严重污染环境，危害村民及学生的身心健康，其违法事实客观存在。 2、荔政综[2012]35号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建区划定及其污染防治管理的通告一份，证明原告林国良的养猪场位置属于畜禽养殖禁建区划定范围的事实。 3、林国良举报荔城区人民政府执法不公正、不透明网上回复情况及北信报字[2017]007号关于汀峰村林国良反映养殖场被强行断电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报告一份，证明原告林国良存在未办理相关环评手续的违法事实。 4、《通知书》及《证明》，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事实。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一份，证明原告的养猪场搭盖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一份，证明（1）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2）被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一份，证明被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 8、生猪买卖协议书、现场照片及磅单、收款收据、福建农商银行贷方凭证及结算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依法将生猪卖给案外人陈天来共计人民币441000元，但原告至今不肯到镇政府领取上述款项的事实。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该通知无法证明原告的养猪场存在乱排污水，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其次，该通知只是对莆田市各区县环保局的相关审批、验收、备案程序进行分工，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荔环保函[2017]7号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转办函及附件系荔城区环保局与被告之间政府部门的内部流转文件，它不对行政相对人即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更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故不能实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通知从内容上看，原告所在汀峰村属于禁建区，应当补办环评和竣工环保验收手续，对逾期未补办的，荔城区政府将依法责令搬迁或关闭，但并未授权被告有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内容上看，原告涉案猪场虽未办环评手续，但这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故这并不能作为被告北高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理由，同样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北信报字【2017】007号”文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看，其内容的第一项林国良基本情况部分和第二项主要问题及诉求部分真实性认可，但第三项“调查情况”部分中的“该养殖场近期……责令关闭”和第四项“处理”情况部分中的内容属于被告主观意见陈述，该证据材料不应具有证明力，且该证据系被告与荔城区信访局之间的内部流转文件，不会对行政相对人即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更不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故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通知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首先，从通知书的内容上看，虽然在“镇、村干部”后有两个人签名，但该二人身份无法核实，况且，从该通知书书写笔迹来看，不像是两个人分别签字，倒像是一个人填写完成，程序违法；其次，该通知书的内容中，“本镇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对你户的畜禽养殖场进行拆除”于法无据，不具有合法性；再次，该通知书的送达过程，未全程同步录像、拍照或公证等，不能证明被告的送达程序合法，故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8月14日，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故该《证明》应当排除，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该部法律于1999年1月1日生效，但涉案猪场于1996年就客观存在了，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原则，被告依据该部法律确认涉案猪场是“违法建设”是错误的。其次，纵观该部法律的全部内容，既未对所谓的“违法建设”予以定义，也未规定被告有对涉案猪场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应当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引用该部法律第65条作为依据，完全是曲解法律，该部法律第65条，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原告的涉案猪场并非正在“进行建设”的猪场，而是1996年就客观存在了，故被告有执法主体资格无法律依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纵观该条例全部内容，未规定被告有对涉案猪场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根据“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被告不具有强制拆除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适用法律错误。对证据8有异议，认为（1）生猪买卖协议书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协议中的乙方陈天来基本信息都不完整，可见被告对原告合法拥有的生猪的变卖、处置行为的随意性，内容中的价格不仅非常笼统也与市场完全不符合，同时该变卖过程无任何全程录像、公证等程序，不应认定该变卖行为的合法性，被告须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2）现场照片及过磅单无法核实其真实性，该组照片不能显示出被告拖走原告的生猪数量以及重量，车辆信息（车牌号）与过磅单上显示的车辆信息无法对应，且整个过程无任何全程录像、公证等程序，其合法性根本无从谈起；（3）收款收据真实性有异议，既无收款人盖章，也无收款人签字，同时整个出具收款收据的过程无任何程序保障被告的变卖行为的合法性；（4）福建农商银行贷方凭证及结算单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变卖的过程无任何全程录像、公证等程序，不应认定该变卖行为的合法性，被告须赔偿原告全部经济损失。原告除了生猪损失，还有建筑物的损失。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证明的时间是2013年8月26日，盖章的形式有矛盾，这证明是盖章在前，文字在后，且日期在前，内容是不真实的，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来看强拆的面积不是1800平方米，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2001年的证明不能用于证明2017年的规模，因此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是原告自己制作的清单，不能证明原告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4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查认定，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但是照片反而可以证明原告的养殖场是位于汀峰小学和幼儿园的旁边，给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被告卖生猪的整个过程合法，生猪的数量、重量真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8组证据中除证据4《通知书》因未有原告签字确认或其他相关照片视频印证，故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同时，该证据组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但不能作为证明其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与本赔偿案无关，不予确认。其中证据1、2基本可以证明原告生猪养殖场的建筑及生猪数量规模；而证据5可证明被告实施违法拆除原告养猪场的范围及程度；原告提供的证据3虽为其自制，但结合被告的证据，该证据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委托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原告案涉养殖场建筑物及各种类生猪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该公司在期限内作出“关于林国良养猪场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经质证，原告认同咨询意见生猪和房屋建筑物咨询的区间价格，但认为该咨询意见没有提到猪场配套设施的损失，需要进一步明确。还有，咨询报告里没有体现受损猪的具体数量，包括头数、重量。关于房屋建筑物受损失的面积也未在咨询意见中体现，故认为需明确。而被告对上述评估公司出具的咨询意见，认为价格明显偏高，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使用，而应根据被告实际出售给第三方的生猪所得的价款赔偿给原告。原告的猪舍属于违章建筑，没有经过合法审批，不应予以赔偿。但即使需要补偿，应按照莆田市人民政府征迁补偿安置的价格，畜舍按照建筑面积70元每平米予以补偿。 经审理查明，原告林国良系荔××××村5组村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利用该村碾米场的旧地（村委会证明体现为原告家庭自由用地），在现汀峰小学围墙之外建有一处生猪养殖场，从事生猪养殖、销售业务。该养殖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养猪场的生猪存栏量最多时达700头左右。由于该养殖场与汀峰小学仅一墙之隔，虽已建设猪粪沼气处理系统，但未通过上级农业部门对规模化养殖场的达标验收。从而，猪场的存在势必影响到附近学校师生正常的学习与教学。此外，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在拆前位于当时所在地政府政策划定的畜禽禁建区内，该养殖场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规定因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办或通过相关环保手续，依法应被责令关闭或搬迁。但被告却于2017年11月29日上午九点左右，以原告拒不自行拆除（关闭）为由，组织相关执法人员强制拆除了原告的养猪场，并将猪场内的全部生猪强制以协议的方式变卖给案外人陈某某。之后，同样无证据证明被告已通知原告领取生猪变卖所得款人民币441000元，且原告拒绝领取以上款项的事实。事后，因原告不服被告的强拆强卖行为给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依法提起行政行为违法确认之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分别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生猪养殖场及强行变卖原告猪场生猪的行为违法。故现原告请求法院继续审理并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违法强拆强卖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573730元。 根据上述审理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是否为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违法拆除的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建筑面积及建筑物性质结构问题。三、被告强制变卖的案涉生猪的价值。 针对第一个争议，被告认为，根据《莆田市环保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业项目环保管理的通知》（莆环保[2014]282号）文件，原告林国良的养殖场未在全市拟保留畜禽养殖场名单内，且该场自修建以来，未办理任何用地、规划和建设手续，也未配套环保设施，没有排污系统，不符合城乡规划的内容，属于违法建设。原告则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知，违法建设是指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建筑，或者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筑。本案中原告的养猪场建筑虽然无证但并非违章，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建筑系在原告家庭宅基地上，于1995年即已建成且当时并无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相关审批程序。还有，虽然未取得宅基地证或建房证，但不能就此即认定为违法建设，而且认定是否违法应由规划部门进行，被告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说原告的生猪养殖场系违法建设，于法无据。更退一步讲，即使属于违章建筑，也应根据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中的“过罚相当”原则给予合理补偿。对此，本院认为，认定相关建筑物、构筑物是否属违法违章性质，行政机关在行政当中除通过主观上的简单审查判断外，更应给予争议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的陈述、申辩及其他法定救济途径机会，以期最终达到依法准确客观的认定结果。本案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建筑物根据所在村证明于多年前即已建成并投产使用，且早期原告的案涉基建投入及养殖生产经营应是符合同时期国家政策精神及受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默许的不争事实，更何况当时案涉生猪养殖场均非属“禁养区或禁建区”范畴。此外，根据被告提交的“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建区划定及其污染防治管理的通告（荔政[2012]35号）”内容体现，案涉原告养殖场所处地在通告时点为禁建区，且通告要求禁建区内的规模化养殖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环评手续补办，对逾期没有补办环评或竣工环保验收审批手续的，区人民政府将依法责令搬迁或关闭。由此可见，被告强制拆除案涉规模化养殖场既无依据也无法定职责，在未对原告的案涉养殖场依法进行性质认定前，该原告养殖场建筑物有其存在的权益基础，也即被告应根据在案提供的证据作为依据，强制关闭被告的生猪养殖场，而非违法强制拆除。故该被违法强制拆除的养殖场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被告应对案涉养殖场的基建投入部分予以赔偿。 针对第二个争议，原告认为，被强拆的猪场根据原告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原告提供的照片证据可证明猪场面积就是原告主张的1800㎡。被告则认为案涉被强拆的养殖场面积并非如原告所称的那么多，且即使需要赔偿，那么数额也只能按市区相关出台文件规定的标准计算。对此争议，本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显然，被告未能有效举证证明其违法拆除原告涉案生猪养殖场的具体面积，反之，原告提供其养殖场所在地村委会证明原告“林国良1995年在荔××××村持久山下家庭自由用地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无权属他人争议。”结合被告提供的“北信报字［2017］号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关于汀峰村林国良反映养殖场被强行断电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报告’”中调查情况内容：“经查，林国良经营的养猪场面积大约3000平方米，现有母猪约65只，其余生猪大小不等共约800头…”等，可以据此认定案涉生猪养殖场的面积为1800㎡。至于养殖场建筑结构性质问题，因被告强制拆除时未对标的物进行评估鉴定等证据固定，故本院根据对拆除现场走访、查勘及在案原告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生猪养殖场所有建筑物结构分为“砖木建筑结构及砖混建筑结构”两种类型，同时酌情认定养殖场“生活区及保育舍”建筑为300㎡的砖混结构性质，其余1500㎡猪舍为砖木建筑结构性质。 第三争议焦点，被告认为，2017年11月29日，根据荔城区政府办公会议精神，由荔城区农业局与荔城区北高镇政府联合对林国良养殖场进行依法强制拆除。荔城区农业局召集专业人员在荔城区公证处的监督下，对存栏生猪进行处理，即被告依法将强制出栏的生猪卖给案外人陈天来，变卖款项共计人民币441000元。之后通知原告予以领取，但原告至今不肯到镇政府领取上述款项。原告则认为，被告强制变卖案涉生猪行为已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被告的违法行为体现在被告在强制过程中，既未申请公证处对生猪具体数量进行清点及称重的过程、结果予以证据保全，也未在作出强制变卖行为时向原告当场出具强制出栏生猪数量清单，事后更未补办相关手续。因此，原告养殖的生猪损失远远超过被告自行违法变卖所得款数额。被告应以原告列明的财产损失清单上的实际损失数额予以赔偿。对此部分争议，本院认为，据被告提供的在案证据，可以体现被告在实施强制变卖案涉生猪时未能采取合理得当的方法固定证据，依法依规审慎处事，最终造成事后双方对包括生猪数量、种类及价格等方面的争议。故在原告依法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即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又据原、被告双方陈述主张及包括莆田市荔城区农业环保能源站提供的《证明》等证据体现，案涉养猪场内生猪日常存栏总量在6～7百头之间，且双方各自主张的生猪数量差距为40头（原告681头，被告641头），数量相对接近，足以认定。考虑强拆规模化养殖场建筑物时难免会有砸伤、压死生猪的情况存在，故该争议的40头生猪本院酌情认定全部为小猪20只。此外，被告提供所有的“收款收据”中体现生猪变卖总数641头中不含公猪，根据规模化养殖场生猪结构配置常理，公猪配置是应有的，故被告强制变卖的生猪统计数量应另外加上原告主张的公猪3头，即全案认定被告变卖生猪总数量为641＋20＋3＝664头（只）。至于所变卖的生猪实际价值，应根据原告提供的“财产损失清单”单价，结合本院委托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内容，本院酌情予以判定。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赔偿申请人（行政诉讼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实际损害且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时，均可依法予以主张并得到相应的赔偿。本案中，被告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生猪养殖场及变卖原告生猪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原告提起本诉是与其提起违法确认之诉同时进行，故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了生猪养殖场拆除前后的照片、视频及相关证明证据，证实该养殖场拆除前的规模及基本构造等，而被告辩解其在强制变卖原告生猪之时是由荔城农业局召集专业人员并在荔城区公证处的监督下进行，但却未能提供有公证人员现场参与的相关证据。同时，被告更未对案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建筑物及其场内生猪进行强制拆除、变卖前基本的也是必要的鉴定及评估，造成目前无法准确认定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对此，被告应负有相应的责任。综此，通过拆除现场走访、过错程度、举证责任，结合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认定原告本案各项损失如下：生猪养殖场建筑物损失计算具体为，砖混结构房屋评估市场价约为1100－1200元／㎡×63％（成新率）﹦693－756元／㎡，酌情确定单价按693元／㎡计算，故砖混结构部分价值为693元／㎡×300㎡﹦207900元；砖木结构房屋评估市场价约为450－500元／㎡×49％（成新率）﹦221－245元／㎡，酌情按221元／㎡认定，砖木结构部分价值为221元／㎡×1500㎡﹦331500元。至于生猪部分，上述认定总数量为664头，其中分公猪、母猪、280斤大猪、220斤大猪、120斤－150斤（取中间值135斤）中猪及小猪六类，具体损失计算为：公猪四星长白按11500元／头计算，三星杜洛克按8500元／头计算，五星杜洛克按15500元／头计算，三头共计35500元；母猪部分，原告主张共计68头，被告统计数量为100头，根据猪场养殖行业一般养殖比例分析、考虑，酌定采纳原告主张的母猪数量及种类，故经产母猪4500元／头×52头﹦234000元，大白纯种母猪5750元／头×4头﹦23000元，已配种后备母猪3750元／头×12头﹦45000元；除去公、母猪3头＋68头，剩下的大、中、小猪分别为280斤大猪90头、220斤大猪150头、120斤－150斤（取中间值135斤）中猪170头，其余183头认定为小猪。因大、中猪单价均为7－8元间，故酌情认定大中猪价值为（280斤×90头＋220斤×150头＋135斤×170头）×7.5元﹦608625元；小猪每头500－600元，按每头550元×183头﹦100650元。还有，原告主张的除猪场建筑物以外的其他设施、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等损失，考虑该部分损失的“客观真实性”，同时结合本院拆除现场走访情况、被告致损过错、举证责任、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除去原告“财产损失清单”上列明的如“沼气池、储肥池及机井”等不因被告的违法拆除行为而灭失的“构筑物”，本院酌情认定原告其他财物全部损失为人民币60000元。此外，被告应负担福建中正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评估费人民币15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林国良因违法强拆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及违法变卖生猪行为导致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646175元； 二、本案评估费人民币1500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少甫 人民陪审员  黄淑琼 人民陪审员  郑志平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施明英 附引用法律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第（八）项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