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7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河（系刘勇舅舅），男，195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传举，男，197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会才，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勇因与被上诉人杨传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民初2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民初271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40000元及相应利息。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所有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取上诉人存款4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是不争的事实,但以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错误的。1、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日，应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之日起计算。本案上诉人于2019年6月报警,公安机关于2019年7月3日询问被上诉人,之后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取走40000元,遂于2019年10月22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禹城市公安局《关于刘勇举报内容的审查报告》载明：上诉人于2009年11月13日、11月14日两次取款的事实。一审开庭时,上诉人说自己手里没有银行卡,没有取过款,只能是被他人冒名支取,上诉人毫不知情。被上诉人硬说上诉人取过款,还捕风捉影地说上诉人2009年就知道自己的钱款已被人取走,诉讼时效应当从2009年底起计算。上诉人进行了反驳,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取款凭证,以便法庭查明事实,被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其主张空口无凭。2、一审判决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显失公平。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刘勇主张该两笔钱非本人提取,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认可”。众所周知,没有发生的事实无法证明。要求刘勇举证证明没取过款,未免过于苛刻。相反,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以原告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的抗辩成立”,则是偏袒被上诉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提交取款凭证,由法庭组织举证质证。在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其“抗辩成立”,上诉人无法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上诉人正在搜集新证据,进一步证明自己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杨传举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40000元及相应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勇于2009年11月9日向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银行”）申请贷款200000元，2009年11月13日贷款发放至刘勇在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市中信用社卡号为91×××74的银行卡中，该笔贷款由当时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信贷员闫建辉（又名闫孝辉，现已被开除）办理。对以上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在禹城市公安局接到禹城市纪委转来关于反映刘勇举报内容有关问题的交办件（禹纪信字[2019]x号）后，作出的《关于刘勇举报内容的审查报告》中载明：2009年11月13日，杨传举持该卡在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提出现金40000元；2009年11月13日，刘勇在农商银行十里望支行提取现金20000元；2009年11月14日，刘勇在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提取现金37576.34元。以上事实，有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个人业务取款凭证、禹城市公安局《关于刘勇举报内容的审查报告》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禹城市公安局《关于刘勇举报内容的审查报告》载明：原告刘勇分别于2009年11月13日、11月14日在农商银行十里望支行、市中支行提取现金20000元、37576.34元。原告刘勇主张该两笔钱非本人提取，但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据此，原告刘勇在2019年11月13日就应当知道被告杨传举持该卡在农商银行市中支行提取现金40000元的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09年11月14日起算。原告于2019年10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40000元及相应利息，且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被告以原告诉求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的抗辩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保全费420元，由原告负担。围绕上诉请求，当事人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上诉人刘勇提交2009年11月13日、11月14日在禹城市农商银行十里望支行、市中支行提取现金20000元、37576.34元的取款单据原件，用以证明两份取款单上的刘勇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并口头申请字迹鉴定。刘勇还提交了禹城农商银行市中支行的催缴贷款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银行向刘勇催收贷款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杨传举对取款单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同意刘勇申请字迹鉴定。银行催收通知与本案无关。杨传举未提交新证据。对刘勇提交的银行取款单据两张，本院予以认定，取款人署名刘勇。刘勇虽不认可是其本人签字，并在二审庭审后递交书面申请对取款单据上的刘勇签名进行字迹鉴定，因其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未申请鉴定，其在二审中申请字迹鉴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从刘勇向纪检机关的举报信及公安机关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勇是经熟人介绍自愿为熟人的朋友办理“倒贷”业务。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刘勇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收取5000元的好处费。第一次贷款是2009年11月9日，以刘勇的名义从禹城市市中农村信用社贷款200000元，刘勇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借款期限是1年。该贷款系闫建辉（原禹城农村信用社职工）协助办理。2009年11月13日银行发放该笔贷款。刘勇称其没有提取上述200000元贷款，用自己名字办理的银行卡，出于对闫建辉的信任，该银行卡由闫建辉持有。由此能够认定，刘勇是自愿办理贷款让他人使用，并同意他人随意提取。刘勇报案后，经公安机关查询，分四次提取200000元，2009年11月13日杨传举持卡取款40000元、2009年11月14日刘勇取款20000元、2009年11月14日刘勇取款37576.34元、2009年11月14日王志刚取款102423.66元。刘勇称署名刘勇的两笔取款，不是其本人所取，也不是其本人签名，其在二审申请字迹鉴定，因属于逾期举证，杨传举亦不同意其鉴定，并称即使不是刘勇签名，也是刘勇授权他人并告知密码进行取款的。本院认定署名刘勇的两笔取款，系刘勇本人提取。是否为刘勇签名，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也就没有鉴定的必要，其二审申请字迹鉴定，本院不予准许。从上述刘勇两次取款时间计算，刘勇提起诉讼，也超过诉讼时效。2010年11月26日刘勇又向禹城市市中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200000元，2010年11月29日贷款发放至刘勇的银行卡62×××94，刘勇又向该卡打款17616.31元，卡内共有217616.31元，用于偿还刘勇2009年的贷款及利息。刘勇对贷款及续贷均是清楚的，且是自愿行为。虽然闫建辉曾给刘勇出具一份书面证明，不让刘勇承担责任，但是该证明属于无效证明，刘勇只能向闫建辉主张权利。刘勇自2009年11月9日贷款之日就知道他人使用该款，且第一笔贷款到期后，又申请了第二次贷款，其也是知道的。从2009年11月9日的次日11月10日就应该计算诉讼时效2年，2011年11月9日期限届满，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0月22日，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以刘勇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驳回刘勇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仕东审判员  杨 敏审判员  赵瑞玲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齐鑫卉书记员韩兴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