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燕窝穴街渝能华城R1幢-R4幢裙楼负1-43号、2-50号、3-53号。负责人：丁琦，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坤明，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重庆鼎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承珍，女，195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群，女，197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梅，女，198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中琼，女，1989年12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赤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得桥，男，195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赤水市。上诉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承珍、王光梅、王光群、廖中琼、周得桥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2019）黔0381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廖顺儒系触电死亡缺乏事实依据。二、上诉人架设的电力线路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上诉人尽到了设置警示标志和定期开展检查的安全管理义务。一审判决认为“廖顺儒所砍伐的树木，须在砍倒时与高压线发生有接触，方可导致触电，并最终导致廖顺儒的触电死亡，足以说明该树木高于高压线，已远远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的安全距离，亦充分说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未对事发现场的线路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该说法是错误的。三、周得桥、廖顺儒未经批准擅自在电为线路附近砍树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是违法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他们自己承担，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廖顺儒明知在高压电线附近砍伐树木极有可能导致触电危险，但其仍在高压电线附近砍伐高大树木，且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如其确系触电死亡，应认定为间接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上诉人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使不认定为间接故意，也至少应认定廖顺儒具有重大过错，而本案一审只认定廖顺儒存在一定的过失，酌定其自行承担30%的过失责任，明显过轻。五、周得桥对廖顺儒的死亡具有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周得桥应对廖顺儒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认定并判决周得桥承担赔偿责任属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六、廖顺儒系农村居民，其死亡赔偿金应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9716元/年进行计算，一审法院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进行计算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予以纠正。同时本案系廖顺儒间接故意（或重大过错）造成，因而不应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袁承珍、廖中琼、王光梅、王光群、周得桥二审未作答辩。王光群、王光梅、袁承珍、廖中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向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赔偿因廖顺儒触电身亡造成的损失606680.0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顺儒（生于1956年12月2日）与袁承珍是夫妻关系，廖中琼是双方的婚生女，王光群、王光梅是与廖顺儒有扶养关系的继女。王光梅与其干爹周得桥说合，由周得桥提供其位于贵州省赤水市小地名石隔坳林地内的树木，赠予王光梅家庭砍伐作烧柴之用。2019年5月27日上午，廖顺儒在前述林地内砍伐一棵香樟树前，与周得桥用竹子栓住香樟树，在8时30分左右廖顺儒将香樟树砍倒时，香樟树倒在架设在林地内的110ＫＶ高压线上（该高压线的经营者是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随即廖顺儒触电，周得桥见状将廖顺儒拉开平躺进行人工呼吸，经抢救无效，周得桥和王光梅分别拨打110、120电话。贵州省赤水市长期镇卫生院于当日8时35分接到120电话，指派医生江松宾出诊，江松宾于9时左右到达现场，见“廖顺儒平躺在地上，无意识而呼叫无应答，面色缺氧淤青，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1ＣＭ，对光无反射，胸廓无呼吸远动，肢体肌肉松软，颈动脉未扪及搏动，右胸部分衣物烧焦，右胸必可见三条斜行电击伤口”，江松宾察看后立即实施肌注肾上腺素（药费194.2元）等抢救措施，约15分钟后，廖顺儒的呼吸、心跳无恢复现象，9时15分江松宾向在场的袁承珍、王光梅宣告廖顺儒已于20分钟前死亡。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后，派刑事科学技术室管片民警李顺齐于事发当日11时10分至12时10分，对现场进行勘验，勘验情况为：现场东侧、西侧、北侧是树林，南侧是乡村公路，该地周边多树林，空中有高压线，在现场公路两侧发现多处被砍断的树木，其中有些树木表面有被高温烧烤痕迹，其余无明显异常。现场勘验检查结束后认为，现场无保留必要。事故发生后，贵州省赤水市长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死者廖顺儒的家属代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指派代表刘春辉、法律顾问张梅，于2019年5月28日进行座谈调解，双方均对廖顺儒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经营的110ＫＶ高压线电击死亡无异议，因对事故责任及赔偿事宜存在分歧，而未调解成功。同时查明，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每年31592元／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每年9716元／人，贵州省2018年度全省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1795元／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国发［2014］25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15］16号）规定，贵州省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是否系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二、廖顺儒是否系经营者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所有的高压线电击死亡。三、廖顺儒在死亡过程中有无故意或者过失的行为。四、因廖顺儒死亡相关赔偿项目、金额及赔偿主体的认定。关于焦点一。袁承珍是廖顺儒的妻子，廖中琼是双方的婚生女，王光群、王光梅是与廖顺儒有扶养关系的继女，四人均系廖顺儒的近亲属，且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对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作为原告进行诉讼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系本案适格原告主体。关于焦点二。廖顺儒砍伐树木的地点位于贵州省赤水市小地名石隔坳林地内，该林地上空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架设并运营有110ＫＶ的高压线路。贵州省赤水市长期镇卫生院于2019年5月27日8时35分接到120电话，指派医生江松宾出诊，江松宾于9时左右到达现场，所见廖顺儒“右胸部分衣物烧焦，右胸必可见三条斜行电击伤口”；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后，派刑事科学技术室管片民警李顺齐于事发当日11时10分至12时10分，对现场进行勘验，勘验情况为现场东侧、西侧、北侧是树林，南侧是乡村公路，该地周边多树林，空中有高压线，在现场公路两侧发现多处被砍断的树木，其中有些树木表面有被高温烧烤痕迹，其余无明显异常。从前述事发现场和廖顺儒的实际情况来看，廖顺儒确系电击死亡，排除了其他死因；而贵州省赤水市长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19年5月28日的座谈记录，已明确载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的座谈代表对廖顺儒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经营的110ＫＶ高压线电击死亡无异议。综前，一审法院认定廖顺儒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经营的110ＫＶ高压线电击死亡，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对此提出因廖顺儒未做尸检，具体死因不明，不排除因自身疾病等原因导致死亡的辩称意见，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廖顺儒系其他原因死亡，根据客观事实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故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廖顺儒在砍伐树木时，采取了用竹子栓住所砍香樟树的安全防护措施。廖顺儒作为普通公民，不能以专业的认知能力、水平及安全技术标准，苛求其尽到必要、完全的安全防护措施，廖顺儒用竹子栓住所砍香樟树的行为，应视为廖顺儒已尽了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其不存在故意的行为。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对此提出廖顺儒的死亡，系其故意造成，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未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故不予采纳。再论廖顺儒用竹子栓住所砍香樟树的行为，廖顺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晓可能触碰高压电的危险后果，却采取的防护措施不当，未尽完全的安全注意和防护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廖顺儒自身存在一定的过失，应减轻高压电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四。对于廖顺儒因触电死亡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一审法院所在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廖顺儒虽系农业户口，但贵州省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之规定，故廖顺儒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92元／年的标准进行计算。廖顺儒生于1956年12月2日，至2019年5月27日死亡，已年满63周岁，计算为（31592元×17年）×100%＝537064元，而本案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只主张537062.81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与法无悖，一审法院尊从其愿，认定为537062.81元，同时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对此提出廖顺儒的死亡赔偿金应按上一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716元／年的标准进行计算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2）、抢救费。廖顺儒被电击后，出诊医生实施肌注肾上腺素的抢救措施，具有必要性，且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为此支付的药费194.2元，系其实际损失，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计算”之规定，一审法院所在地2018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1795元／人，经计算六个月为35897.5元。而本案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只主张34839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与法无悖，一审法院尊从其愿，认定为34839元。（4）、精神抚慰金。因廖顺儒遭受电击死亡，而不是正常的生老病死，失去亲人的痛苦，必然会给其近亲属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害，给予适当的金钱予以抚慰很有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结合一审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一审法院酌定为30000元，对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诉求的金额予以支持。（5）、误工费。廖顺儒的死亡，其近亲属处理安葬事宜，必然会造成误工损失，结合一审法院所在地的葬俗及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的误工费为1200元，对其诉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6）、交通费。廖顺儒的死亡，其近亲属处理安葬事宜，必然会有交通费的产生。其中廖中琼在廖顺儒死亡当日，从厦门乘飞机回来，其仅向一审法院提供登机牌，而未提供发票，不能认定其金额。结合本案的实际，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对其诉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案涉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37062.81元、抢救费194.2元、丧葬费34839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误工费1200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为605296.01元。本案系高压电造成了廖顺儒的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不能证明损害是因廖顺儒故意造成或者不可抗力等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是案涉高压电活动的经营者，就应承担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10ＫＶ-750ＫＶ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ＧＢ50545-2010）13.0.6条3项规定，在最大计算风顺情况下，110ＫＶ导线与树木之间的最小净空距离为3.5米；本案中廖顺儒所砍伐的树木距离电线水平距离在5米以上，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如没有廖顺儒砍伐该树木，且让树木倒向电线的情况发生，该电力线路对树木是没有危险的；同时，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在事发现场的电线杆上自架设电力线路以来，一直悬挂有“禁止攀登，高压危险”十分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定期开展巡查，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的辩称意见。廖顺儒所砍伐的树木，须在砍倒时与高压线发生有接触，方可导致触电，并最终导致廖顺儒的触电死亡，足以说明该树木高于高压线，已远远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10ＫＶ-750ＫＶ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的安全距离，亦充分说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未对事发现场的线路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故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高压电等高度危险作业实行无过错责任，可以在全社会实现分配正义，高度危险作业无过错责任的基点是利益平衡，即危险行为的责任承担者不是对其不法行为承担责任，而是对不幸造成的损害进行合理分配。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分配，在于经营者因其经营给社会造成的潜在危险，由此承担的责任应基于其经营风险；相应地，这种均衡分配体现的是实质公平而非形式公平。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可以使危险作业者采取措施减少危险，防范事故的发生，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安全状态，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程序价值。因此，让由此获得利益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是公平正义的要求，而且危险源的所有者、持有者才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责任保险乃至生活安全机制将损失分散到社会，从而实现分配正义。综上，廖顺儒因触电死亡造成的损失605296.01元，一审法院酌定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423707.2元。因廖顺儒存在一定的过失，一审法院酌定由廖顺儒自行承担30%的过失责任，即减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该30%的赔偿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赔偿人民币423707.2元。二、驳回原告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已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667元，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负担1166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由原告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负担501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廖顺儒的死亡是否触电导致；2．本案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划分问题；3．一审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及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案涉事故发生地点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所属的高压线下，且廖顺儒死亡时“面色缺氧淤青，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1cm，对光无反射，胸腔无呼吸运动，肢体肌肉松散，颈动脉未扪及搏动，右胸部分衣服烧焦，右胸壁可见三条斜行电击伤口。”符合电击伤特征，且有赤水市长期镇卫生院的出诊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和公安机关对事故现场的勘查检查工作记录及对现场目击者周得桥、王光梅等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予以印证，能够客观如实反映廖顺儒系被电击死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提起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之诉，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之规定，本案属于特殊侵权行为，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死者廖顺儒存在故意或者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上诉方才可免责。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虽然主张触电事故系廖顺儒间接故意所导致，但并未举证证明廖顺儒系基于放任死亡后果的发生而故意将树朝高压线方向砍倒，相反廖顺儒在砍树时专门用竹子拴住香樟树以避免前述结果的产生。故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的此项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廖顺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高压线附近砍树未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失，也只是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故而原判据此明确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承担70%的无过错责任无误。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死亡赔偿金标准问题，我省户籍改革已经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之规定，一审参照贵州省城镇标准计算廖顺儒的死亡赔偿金正确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廖顺儒在本案中受高压电击死亡，其近亲属因失去亲人而遭受痛苦，精神必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一审支持袁承珍、王光群、王光梅、廖中琼提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4元，由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罗小龙审判员  付甫金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苟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