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3民初6702号原告：上海玖培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山前村7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703293815L。法定代表人：任世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德，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姜蕾，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强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民营经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624048024。法定代表人：章俊，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贵，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柏旭，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玖培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培公司）与被告江苏强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盛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9月19日、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德、朱姜蕾，被告强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贵、种柏旭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第三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德、朱姜蕾、被告强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柏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租金共计1300000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租赁设备（详见附件清单），或赔偿租赁设备损失，合计4178034.86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要求解除《设备租赁合同》，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租金费用包括租金及设备占用费，租金为360000元、设备占用费940000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设备租赁服务，租赁物的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制造商厂名等在玖培公司专用设备转入强盛公司固定资产中详细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如约提供了租赁物，然而被告至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任何租金。2017年底，因被告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王晖在对被告公司进行审计查账时发现，被告竟私自与案外人苏州恒通开关有限公司、王某等签署《设备出售协议》，将本属于原告的租赁物进行了对外出售。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1.原、被告之间为关联公司，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被告实际股东均为王晖、章俊，王晖为原、被告的实际负责人，负责两公司的经营活动。本案原告起诉提供的《设备租赁合同》上原告“法人代表或委托承办人”处名称为“王晖”，而此时被告的财务、业务等经营活动也为王晖负责。2017年12月8日前，被告公章一直由王晖保管。至今仍在王晖处，尚未交还被告。该《设备租赁合同》实际应为王晖一手操作，另外合同期限与租期约定不一致，出租方与承租方合同地位写反，被告有理由怀疑王晖是为从被告向原告转移资金而制作的该合同。2.王晖在实际负责原、被告公司经营期间，可能曾将两台数控冲床存放在被告公司，该两台数控冲床出售的款项如真实存在也未进入被告账户。大约2007年起，原告停止生产经营，可能有两台设备存放在被告处，因原、被告之间为关联企业，双方当时并未制作相关交接手续，被告不知原告提供的固定资产清单何处得来。3.即使双方被认定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起诉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设备租赁合同》约定，双方未续签合同，双方即使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也至2010年3月31日终止，原告主张租金诉讼时效至2012年3月30日即已届满。本案不仅王晖同时负责原、被告的实际经营，原、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也同时为沈某、邱某，另原告提供的《设备出售协议》中签字的“朱某”也为原告员工，原告在诉状中称2017年底才发现被告将设备出售与事实不符，原告要求赔付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2年5月10日至2014年5月9日，也已届满。4.王晖在负责原、被告实际经营期间，为将部分被告公司款项转移至原告公司，曾以设备租金名义向原告付款1365000元（记账凭证为沈某制作），即便本案原、被告之间被认定为租赁关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租金也超过了应付金额。5.2007年至2017年，原、被告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根据被告统计，在此期间被告建行账户向原告支付款项6925954.52元，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6121950元，原告尚结欠被告款项797114.17元。6.2017年12月8日之前，被告公章一直由王晖保管，被告经核实并未发现有留存的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被告怀疑原告提供的公章为王晖与章俊股东纠纷发生后王晖补盖。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设备租赁合同及附件固定资产清单。证明原、被告于2008年3月28日签署《设备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租赁设备。2.设备出售协议、收条（除2010年9月21日收条为原件外，其余均为复印件），证明2017年底，因被告股东之间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王晖在对被告公司进行审计查账时发现，被告私自与案外人苏州恒通开关有限公司、王某等第三方签署《设备出售协议》，将本属于原告的租赁物进行了对外出售。3.合同，证明设备租赁合同中部分设备的来源，即由原告作为买方与卖方天田国际工贸（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设备的合同，对应设备清单中第1、3、5项设备。4.发票，证明原告购买部分设备的发票，对应设备清单中第16、17、18、19、20、21、22、23项设备。5.维保记录单，证明在签署设备租赁协议之前，部分案涉设备由原告进行维保，租赁后，由被告开始进行维保。6.照片，证明M2545、A-255、RG-100等设备于拍照时安装在被告处使用的事实。7.原告替被告支付部分员工工资社保及报销费用的说明，证明原告代替被告支付部分员工工资社保及报销相关费用，双方一直存在账务往来。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关于公司股东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原告关于公司股东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由王晖代理律师签字的（2018）沪0105民初10945号案件调解方案、王晖于2018年7月13日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2018）沪0105民初1094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证明王晖为原告实际控制人，同时也负责被告公司的经营活动。原、被告为关联公司。2.原告2013年至2018年企业年报信息、被告2013年至2018年企业年报信息、昆山阪青钣金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证明2017之前原告的联系地址均在被告实际经营地址，昆山阪青钣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为王晖，2017年后原告联系地址变更为昆山阪青钣金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以上可以说明原、被告为关联企业，原告由王晖实际控制。3.原告公司2013年至2016年期间部分财务凭证（部分）、被告公司2007年至2016年期间部分财务凭证（部分）、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证明原、被告公司财务凭证上的审批人皆为王晖，王晖同时担任原、被告的财务负责人，原、被告公司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财务人员也相同，为邱某与沈某。王晖不可能不知道被告租金支付情况及设备状况，原告起诉诉讼时效已过。4.原、被告之间2017年2月7日至2017年11月21日期间往来明细、财务调查报告，证明双方汇款情况，原告尚欠被告797114.17元。5.被告以租金名义向原告付款的记账凭证，证明被告财务账册中以租金名义向原告共付款1365000元，其会计账为沈某制作。6.函（关于移交公章、财册等及查账）、（2018）沪0106民初8692号案件庭审笔录（第六页），证明2017年12月8日前被告公章一直由王晖保管，被告有理由怀疑原告提供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被告原公章至今仍在王晖处。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设备租赁合同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从该合同可以看出，出租方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或委托承办人王晖，王晖同时是承租方即被告的实际负责人。经被告法定代表人回忆，从未与原告签署过租赁合同，即使存在，也有可能是王晖在负责被告公司经营期间为了将被告公司资金转移至原告而虚构了该合同，也有可能是王晖为了本案诉讼目的事后补做该合同。另外，该合同租期、租金以及合同双方地位均有明显错误，说明该份合同签订比较随意，应该为王晖一手操作。对于固定资产清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清单上并没有被告盖章或签字，且从两份资料的纸张上看明显不同，并且租赁合同上也没有写明该份合同有附件，另外该清单的名称为专用设备转入被告固定资产，使用了“转入”二字，而非使用、交接或是租赁，说明该清单与租赁合同并不具有关联性，为独立的文件。另外，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按该清单转入的设备，2007年因原告停止生产，并且原、被告公司均由王晖负责经营，王晖可能将原告两台A-255数控冲床存放在被告处，被告也从未出售过上列设备，如果有，也是由王晖负责处理，被告公司从未收到过设备出售款项，对此法院可以依法审计。原告提供的该设备清单上的设备价值为资产账面原值，并非该设备的市场实际价值。对证据2中的第一份设备出售协议原告未出示原件，原告不认可，即使该协议属实，因形成于2010年，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俊已无法记清该协议是否存在，即使存在也未事实上履行，章俊从未向王某交付过设备，也未收取过王某任何款项，另外，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固定资产清单中A-255数控冲床总共有两台，而原告提供的出售协议和收条中涉及三个购买方，分别为王某、南京敏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苏州恒通开关有限公司。两台设备不可能卖给三个购买方，这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有问题。即便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有属实，也说明章俊签字的该份出售协议未实际履行。对于第二份出售协议不认可，原告未出示该份证据原件，且该份证据上没有被告的签字或盖章，该协议上签字的朱某为原告公司员工。对5月11日收条原告未提供原件，不认可，且该证据没有被告的签字盖章。对9月21日的收条，不认可，该份证据没有被告公司签字或盖章，对该份收条所列事项被告不清楚。另外，如该份证据为原件，应在被告处，不应出现在原告手中。对证据3，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为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无关联。即使原告曾购买过相应设备，也无法说明原告曾将该机器设备转入被告。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发票内容无法看出与原告提供的转入被告固定资产清单的关联性，更无法证明原告已将这些设备转入被告。对证据5，原告未提供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维保单上涉及的设备无法与证据3对应。对证据6，系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说明上载明日期为2017年11月9日，此时被告公章仍由王晖掌握，公章为王晖私自加盖，并非被告出具。依据该说明内容，应由该六人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但被告并未签订过，且该说明形成于2017年11月，原告自2017年1月即开始为该六人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存在明显逻辑错误。该证据可以说明原、被告间为关联企业，财务、人员混同，双方不可能在2008年就设备租赁事宜达成合意。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案外人作为被告股东，在2018年底之前义务性为被告做一些工作，并非一直经营管理公司，即便是代替公司从事一些工作，该项工作的法律后果自然依法由公司承担。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由于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俊也是原告股东，有些原告的财务凭证仍然在被告处。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对其中2007年至2016年期间部分财务凭证真实性无法核实，若有王晖签字的真实性认可。证据3不能显示王晖为原告财务负责人，被告法定代表人章俊同时为原告股东，部分财务人员代为做账并不矛盾。作为被告股东王晖偶尔受章俊委托代签部分报销凭证并无不妥。原、被告指定的代理人办理工商事宜存在相关关系并无矛盾，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一直存在财务往来，尚未对相互账目进行最终结算。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恰恰证明被告应付原告设备租赁费的事实。该记账凭证大部分记载了被告应付原告设备租赁费而预提租赁费的事实。2008年4月租赁费已经支付的事实原告予以认可，其他都是预提费用，不能证明被告足额支付了涉案设备租赁费。对证据6函件真实性不认可。2017年年底，就被告股权转让事宜王晖与章俊达成一致，由其收购章俊股权，章俊将被告公章交予王晖保管，但后来章俊反悔，拒绝出让其股权，双方又协商章俊收购王晖股权，故才主张其收回公章。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证意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设备租赁合同》盖具的被告公章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称系被告股东王晖加盖，本院对该合同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中的固定资产清单由原告形成，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关联性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2，原告提供的复印件部分，被告不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对2010年9月21日《收条》，系案外人个人出具，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亦不予认定。对证据3、4，原告提供原件，盖具案外人公章，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关联性应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5，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维保单进行确认，未证明相应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6，系照片资料，无法核实相应的来源，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6被告确认公章的真实性，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5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中原告对财务凭证中由王晖签字确认的部分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指定代表或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4，往来明细盖具相应银行业务章，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财务报告系被告公司委托会计公司出具，被告提供相应原件，形式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6中的函，原告不认可，未有相应原告进行确认的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对庭审笔录，系法院形成材料，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设备租赁合同》一份，载明合同签订时间为2008年3月28日，约定原告于2008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为被告提供以上设备租赁服务，租期36个月，租金10000元/月，合计360000元。出租人在合同签订地点（原告公司）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承租人开机实地实物验收，承租人签订本合同表示对该租赁物已验收。如要续租，双方需重新签订新租赁合同，原告有权在合同逾期后任何时候收回该设备及收取必要逾期费用。合同落款处“承租人”由原告盖具公章，“法人代表或委托承办人”为打印字样“王晖”，“出租人”由被告盖具公章，“法人代表或委托承办人”为打印字样“章俊”。原告提供抬头为“玖培数控上海玖培数控专用设备转入江苏强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清单，该清单罗列相应的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制造商、资产账面原值（总金额4178034.86元）。该份清单由原告盖具公章。原告另提交有2003年4月10日、2005年6月15日原告与案外人天田国际工贸（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各一份，约定案外人向原告出售M-2545AMADA数控剪板机一台、RG-100AMADA数控液压式折弯机、ARIES-255AMADA数控多工位转塔冲床。提供一系列案外人公司向原告开具的设备发票，以证明相应设备与“玖培数控上海玖培数控专用设备转入江苏强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清单对应，系原告购买。另查明，被告于2004年5月1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章俊，股东包括章俊、王晖。原告于2001年4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任世甲，股东包括任世甲、章俊。王晖曾因股权转让纠纷起诉章俊，形成（2018）沪0105民初10945号案件，该案中王晖确认原告公司任世甲全部股权系代持王晖的股权。在该案诉讼中，王晖在诉讼事实中陈述2017年10月前被告公司一直由王晖经营管理，确认“自被告公司成立以来，公章一直保存在王晖处，王晖一直负责管理被告，并接待处理所有被告事务”。再查明，被告提供的2007年至2016年的公司记账凭证中有大部分的被告借款、工资、采购费、车贷等费用报销凭证、付款凭证的复核方由王晖签字。被告记账凭证中2008年4月30日记录应付“玖培”设备租赁费10000元，2009年7月31日记录应付“上海玖培数控”租赁费510000元，2009年8月12日记录应付设备租赁费170000元，2009年10月22日记录应付“数控”设备租赁费255000元。2010年11月30日记录应付“数控”设备租赁费130000元，2011年11月28日记录应付“数控”设备租赁费为120000元。审理中，对于上述记账凭证中的租赁费用，原告确认其中的450000元租赁费为被告2008年4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支付的租金，并调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自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设备占用费980000元。被告认为记账凭证系王晖为转移被告资金而以租金名义向原告支付的金额，不存在支付租金的事实。对于《设备租赁合同》的签订，被告称因2008年原告停止经营，王晖与章俊商议将原告业务转至被告处，只是正常的业务转移，确有部分设备转移，但不是案涉设备。双方未有租赁设备的合意，该合同并非章俊盖章签订。被告确认原告提供的设备清单上所列设备并不在被告处。对于租赁物的交付情况，原告称系卡车运至被告处，运输费由被告出账，相关运输凭证票据在被告财务账册内，设备现仍在被告处。关于设备的交付证明，原告称“找到了参与整个搬迁工程的原告员工，该员工可以证明案涉设备由其负责安装调试，但该员工不同意出庭作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租赁合同关系。《设备租赁合同》从形式上看，均盖具双方的公章，约定原告将相关设备租赁给被告，签具该份合同即为被告对相应的设备进行了验收。但该份合同对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等均未进行明确约定。原告提交的设备清单未有被告的确认，且原告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设备交付的实际履行情况，因双方对租赁物内容约定不明，也未达成补充协议，《设备租赁合同》不能成立。原告据此主张解除合同、支付设备占用费并返还设备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玖培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906元，保全措施申请费5000元，共计52906元，由原告上海玖培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帐号：10×××76。审 判 长  王苏娜人民陪审员  倪雪珍人民陪审员  陶宝英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沈丹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