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0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亚男，女，汉族，1964年12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拉，浙江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汉族，1964年5月13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学良，男，汉族，1968年5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庆元县。 上述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叶冲，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克非，男，汉族，1960年11月21日出生，住浙江省文成县。 上诉人郭亚男因与被上诉人***、吴学良、朱克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1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亚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郭亚男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学良、朱克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但根据(2017)浙1126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涉案款项即为履行浙江五养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养堂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而支付的部分定金”，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庆元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6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并非生效判决，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民终440号二审判决认定“一审法院在未将案外人浙江仙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惠公司）追加为当事人亦未向案外人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涉案50万元款项系案外人与吴学良之间股权转让的定金不妥”，故吴学良对案涉款项系定金的抗辩，一审法院是在没有相关证据和其他事实认定的情况下，借用非生效判决作出的错误认定。郭亚男提交了仙惠公司加盖公章的《声明函》，朱克非作为该公司实控人也到庭陈述公司及其个人均未让郭亚男代付款项，郭亚男转款给吴学良的50万元与仙惠公司和及其个人无关。二、一审法院认为“且原告在(2017)浙1126民初1316号陈述涉案50万元系其购买五养堂公司股份的价款。因此，原告证明其与三被告间存在民间借贷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1民终440号判决不支持郭亚男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是因为请求权基础错误，认为诉争之债是合同之债而非不当得利之债。但在本案中，郭亚男的诉请是要求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事实理由也是如实陈述，尽可能还原客观事实，不存在请求权基础错误的问题，诉请和事实都是合同之债，无论是购买股份的价款，还是投资款、借款，都是非法律人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而非对法律事实的定性。本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是对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进行法律分析后认为最接近借款关系。确定案由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诉讼和规范立案，法院审理的是当事人的诉请是否有请求权基础，而非是否准确运用案由，根据最高院的相关通知，一审法院仅因郭亚男在陈述中使用过购买股权、投资等字眼，就认定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并径直驳回请求错误。即使一审法院认为郭亚男陈述的关于50万元约定的客观事实与法律定性存在偏差，也应明确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审理和裁判。关于本案举证责任，郭亚男已提交了银行转款凭证和朱克非的《证明》以证明转款事实和借贷关系。郭亚男陈述的支付款项的缘由及与***约定的保底投资的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特征，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吴学良抗辩称案涉款项为代付定金，则应就定金的事实进行举证，吴学良不能举证证明其抗辩理由，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和法律适用错误。 ***、吴学良答辩称，一、郭亚男与***、吴学良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存在投资或股权买卖法律关系。二、在丽水两级法院审理郭亚男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郭亚男均陈述案涉款项是股权转让款。三、本案在一审庭审前，***、吴学良要求郭亚男明确其请求权基础，当时郭亚男及其代理人对其请求权基础是明确的，即主张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郭亚男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也能看出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民间借贷关系。郭亚男的上诉与客观实际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朱克非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 郭亚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学良、朱克非向郭亚男偿还本金500000元，支付自2015年7月16日起以5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吴学良、朱克非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郭亚男与朱克非系朋友，与***、吴学良并不认识。后经朱克非介绍，郭亚男与***认识，但在涉案事项发生前，郭亚男与***、吴学良间并无交往，亦无存在其他经济来往。 2015年7月16日，郭亚男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吴学良银行账户（账号为62×××20）转账500000元。 2016年2月15-17日，郭亚男向***发送短信，其中有称：“吴书记有事求你了，老朱要是到你这里来取那100万定金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三方当面把这笔钱交接清楚，这是我房子抵押的钱，我打给吴学良的，谢谢了”、“吴书记您好，我已经和朱总摊牌提出让你担保如朱无力还款你担保，他可能为了面子没办法和您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和您开口，这已经给您添麻烦了”等，***回复短信称：“对不起，我不能介入你们的事，请你自己与朱克非处理好”。2016年6月2日，郭亚男向***发送短信，其中有称：“希望能和你谈谈，我的50万必须要你退还给我，必须退款到我的卡上，我不希望把这事曝光，朱这是诈骗行为，钱打到你吴学良卡上的”。***未予回复。 2017年7月6日，郭亚男向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要求吴学良返还500000元，即（2017）浙1126民初1316号案。2018年1月5日，该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27日，仙惠公司与吴学良签订了五养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仙惠公司应付的定金为500万元。2015年7月16日，郭亚男向朱克非提供的吴学良银行账户（账号为62×××20）汇入50万元。该笔50万元与仙惠公司另外一笔50万元，计100万元均汇入吴学良以上账户，后因故上述股份转让未成。2016年2月15日，郭亚男用手机发信息给五养堂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称：“吴书记（***）有事求你了。老朱（指朱克非）要是到你这里来领取那100万定金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三方当面把这笔钱交接清楚。这是我房子抵押的钱。我打给吴学量（良）的。谢谢了。”对此，双方未能协商达成一致，遂酿成讼争。另，朱克非是仙惠公司与吴学良签订五养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代表人；吴学良为五养堂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该公司股东，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于2016年9月28日变更为***”。同时，该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转账汇款5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郭亚男陈述涉案50万元系其购买五养堂公司股份的价款，但无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又不能对股份转让的价款协商等细节加以陈述，不符合常理，结合郭亚男于2016年2月15日发给***的信息内容分析，该法院认为郭亚男认可仙惠公司购买五养堂公司股份的100万元为定金，且包含其汇给吴学良的50万元。据此，该法院驳回郭亚男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郭亚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郭亚男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吴学良抗辩系为定金，双方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郭亚男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吴学良、朱克非间存在借贷合意。但根据（2017）浙1126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涉案款项即为履行五养堂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而支付的部分定金，从郭亚男提供的短信内容看，郭亚男从未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且郭亚男在（2017）浙1126民初1316号陈述涉案50万元系其购买五养堂公司股份的价款。因此，郭亚男证明其与***、吴学良、朱克非间存在民间借贷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亚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郭亚男负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郭亚男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虽提交了其向吴学良账户转账50万元的凭证，但未提供借款协议、借条等证据证明其与***、吴学良、朱克非之间就该50万元存在借贷合意。根据郭亚男在（2017）浙1126民初1316号案中诉称该50万元系用于购买五养堂公司股权，在本案中主张该50万元系用于投资五养堂公司新三板上市的事实，一审法院以郭亚男未举证证明其与***、吴学良、朱克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未予支持郭亚男要求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郭亚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郭亚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郑纤予 -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