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6民终1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贤明，男，197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乾金，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华，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套种，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钦，福建律睿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余燕波，男，196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开发区。 上诉人江贤明因与被上诉人林套种、原审被告余燕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9)闽0681民初2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因双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贤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林套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林套种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第一，一审法院仅以江贤明自认林套种于2013年2月25日通过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返还给江贤明的询问笔录作为判决依据，证据不足。江贤明虽在2017年7月20日询问笔录中作出上述陈述，但在同年8月15日质证笔录中明确表示，江贤明及余燕波始?只收到40万元，时间长了，转账还是现金，怎么收到记不清了。但一审法院并未顾及其前后陈述的内容，断章取义，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第二，(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并未认定，林套种支付给江贤明40万元是通过现金还是转账的方式，即便本案存在林套种声称的80万元，但省院在前案中并未予以确认是哪一笔。因此，林套种认为2013年2月17日转账给余燕波的40万元系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基础，不能成立。 二、林套种并未实际支付40万元现金给江贤明，但一审法院以江贤明自认的方式予以确认，事实不清。第一，讼争标的40万元数额较大，以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交易习惯，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第二，一审法院截取有利于林套种的事实和法律规定，而排斥有利于江贤明的陈述和法律规定，有违客观、公平、公正。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及委托代理的规定，又适用《民法总则》规定，适用法律不统一，严重混乱。 四、江贤明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程序违法。本案的案由为不当得利，江贤明并没有收取林套种40万元，不应成为本案的诉讼主体。 五、江贤明没有收取林套种80万元，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即便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成立，也已超过诉讼时效。 林套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一、一审法院根据林套种提供的省高院的调查笔录、(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201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江贤明认为一审判决法律关系混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以当事人陈述及江贤明出具的证明认定余燕波收取的40万元系履行职务行为，责任由江贤明承担正确。 三、一审法院追加江贤明为本案被告，程序合法。 四、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事实当事人，证据充分。 余燕波陈述：其确有收到林套种汇给的40万元。其收到40万元后，将该款分配出去，履行其职务。该款不属于不当得利。 林套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燕波返还款项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诉讼中，林套种变更诉讼请求：判令余燕波、江贤明共同返还款项4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贤明挂靠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数学实验综合楼。2012年11月25日，江贤明将上述工程钢筋项目承包给林套种，并与林套种签订《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数学实验综合楼-钢筋项目合作付款合同(漳州港店地村)》。2014年11月27日，林套种与江贤明因上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以江贤明、福建省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至龙海市法院。案经该院审理后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后林套种与江贤明均不服，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套种仍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在上述一审、二审诉讼中，林套种与江贤明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的性质及林套种是否有收到其2013年2月10日出具的“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钢筋款问题。林套种主张，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给他的上述100万元不是江贤明向其支付的工程款，而是林套种、江贤明合作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下的款项。对此，江贤明不予认可。江贤明主张其根据林套种指定，于2013年2月14日将100万元从其在龙海市农村信用社账户汇入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到此，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上的借款60万元已履行完毕”。之后，二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林套种陈述收到的款项已包含2013年2月14日的600000元”(即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后林套种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称“江贤明支付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100万元是江贤明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收取60万元款项明显事实错误”等。在省高院再审审查中，省高院于2017年7月20日对林套种与江贤明进行询问并笔录。笔录中，江贤明对省高院询问的回答为“审：江贤明你为什么将100万元支付到永豪木片加工厂(场)？江贤明：申请人要求支付钢筋款，因此我们就进行协商，根据申请人的指定在2013年2月14日我们将100万元在龙海市农村信用社从江贤明的账户汇款100万元进入永豪木片加工厂(场)的账户。审：欠条中的40万元何时何地申请人返还给你？江贤明：2013年2月25日左右在我家中以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返还给我”。之后，省高院根据江贤明的申请，向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调取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以及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书第3页载明“永豪木片加工场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永豪木片加工场于2013年2月15日向林套种转账30万元、49万元，于2013年2月16日向林套种转账21万元，以上小计100万元。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林套种于当日收到永豪木片加工场汇来的前述款项，并于2013年2月17日向颜兆霖转账105879元、30万元(小计405879元)，向吴良文转账2万元，向戴复东转账20万元、30万元(小计50万元)，向余燕波转账40万元”。对于上述账户银行流水，林套种质证认为“上述银行流水与本案没有关联，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该100万元不是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款，是林套种、江贤明合作与龙文区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理由相信余燕波收款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代表江贤明收款行为”；江贤明质证认为上述流水“可以证明江贤明在2013年2月14日通过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给林套种100万元的事实，更充分证明林套种收到讼争6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余燕波“是我们的材料人员，但是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我们没有关系，即使有，也是返还款40万元。我们自始至终只收到四十万元，时间太长了，转账还是现金，怎么收到记不清楚了”。最终，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作出认定：“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已经收到了江贤明支付的60万元钢筋款正确”、“林套种收到100万元款项后，于2013年2月17日向颜兆霖汇钢筋款405879元，向吴良文汇工资2万元，向戴复东汇钢筋款50万元，与江贤明主张支付给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系钢筋制作材料款的性质相符，与林套种主张前述100万元系其与江贤明合作跟龙文区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款项性质不相符”。并裁定“驳回林套种的再审申请”。2018年6月6日，林套种向该院提起对余燕波的不当得利之诉，并于2018年6月22日申请追加江贤明为共同被告。2018年7月16日，江贤明向该院出具一份《证明》，确认“原告林套种与被告余燕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余燕波在我承包的项目工程(厦大附中国内部三期工程-数学实验综合楼)任材料员兼财务，2013年2月17日，余燕波收到的林套种汇入的人民币四十万元系代表我本人收受的返还款，属于履行职务行为。……”。2018年8月1日，林套种向该院申请撤诉。同日，该院作出(2018)闽0681民初3018号民事裁定：准许林套种撤诉。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余燕波、江贤明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事实问题。江贤明在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再审审查中，对省高院审判员对其询问2013年2月14日汇款100万元给永豪木片加工场后，“欠条中的40万元何时何地申请人返还给你？”时，江贤明明确回答：“2013年2月25日左右在我家中以现金方式将40万元返还给我”。且在（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诉讼的举证中陈述“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到此，2013年2月10日‘借款凭证’上的借款60万元已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应当认定江贤明于2013年2月25日左右以现金方式收取林套种40万元的事实。省高院调取的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体现，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账户转入40万元。各方均无异议，该事实亦应予确认。对于余燕波该40万元款项的性质，江贤明虽在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再审审查中认为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其无关，但在该院(2018)闽0681民初3018号及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余燕波收到上述款项的行为是代表其本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因此，应当认定余燕波收到上述款项行为属于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江贤明承担。因(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均认定江贤明汇款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的100万元的60万元系支付给林套种的工程款，40万元为“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上述账号领出后，归还给江贤明40万元”，而对于林套种汇款给余燕波的40万元的款项没有作出认定，余燕波、江贤明对于上述款项的占有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因江贤明确认余燕波收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余燕波的行为应当由江贤明承担责任。2.关于江贤明不当得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林套种与江贤明纠纷，自2014年11月27日林套种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审理并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双方对资金往来数额，特别是江贤明于2013年2月14日向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转账100万元的性质及林套种是否有收到其2013年2月10日出具的“借款凭证”所指向的60万元钢筋款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直至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认定“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林套种已经收到了江贤明支付的60万元钢筋款正确”，否定林套种主张前述100万元系其与江贤明合作跟龙文区木片加工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款项性质，并裁定“驳回林套种的再审申请”。而且江贤明在省高院再审审查中才自认其于2013年2月25日左右收到林套种在其家中以现金方式返还的40万元。之后，省高院才通过林套种账户银行流水查明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转账40万元”的事实。但江贤明在省高院审查质证中还认为林套种给余燕波40万的钱款跟其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林套种主张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7月20日起算，可予支持。本案林套种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余燕波没有合法根据占有林套种4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因本案诉讼中，林套种与余燕波、江贤明均确认余燕波收款行为系受江贤明指定的委托代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江贤明应承担上述款项的返还责任。林套种请求余燕波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不予支持。林套种请求江贤明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江贤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林套种400000元，并支付该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从2018年11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林套种对余燕波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18元，由江贤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各方当事人对原判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一、林套种是否存在支付两笔40万元的事实？二、林套种请求不当得利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林套种是否存在支付两笔40万元的事实？第一，2013年2月17日林套种转入余燕波账户40万元的认定。从省高院调取的林套种账户明细账体现，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账户转入40万元，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但江贤明认为余燕波收取的40万元款项，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从(2018)闽0681民初3018号及本案诉讼中江贤明明确表示余燕波收到林套种汇入的40万元系代表其本人，属履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余燕波向林套种收取的40万元，属职务代理，对江贤明具有效力。第二，2013年2月25日支付现金40万元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省高院(2017)闽民申542号再审审查中，江贤明在调查时明确陈述林套种于2013年2月25日左右拿了40万元的现金到其家中返还，虽其在本案中辩称其自始至终只收到40万元，时间太长，转账还是现金，怎么收到记不清楚了，但结合其前后陈述分析，林套种支付给余燕波40万元、江贤明40万元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地点均不同，系两笔不同的款项。现江贤明以时间太长，转账还是现金，记不清楚为由，有悖常理。据此，应当认定林套种于2013年2月17日向余燕波账户转入40万元和2013年2月25日左右向林套种收取现金40万元的事实。 依据(2014)龙民初字第6026号民事判决、(2016)闽06民终562号民事判决、(2017)闽民申542号民事裁定均认定江贤明汇款给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100万元中的60万元系支付给林套种的工程款，40万元为“原告林套种将100万元从漳州市龙文区永豪木片加工场在农村信用社的账户领出后，归还江贤明40万元”，对于林套种汇款给余燕波的40万元的款项没有作出认定，余燕波、江贤明对于该款项的占有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因林贤明确认余燕波收款是履行职务行为，故余燕波的行为的应当由江贤明承担。 二、林套种主张不当得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林套种与江贤明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中涉及转账100万元的性质认定，经一审、二审，并经省高级法院再审审理，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为此，林套种于2018年11月19日就余燕波、江贤明收取讼争的40万元，属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江贤明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江贤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318元，由江贤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花 絮 审判员 唐志忠 审判员 李 凌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杨国栋 书记员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