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行终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国芳，女，195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芦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仇琰，男，198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芦淞区。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国扭，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住株洲市石峰区。系谢国芳胞弟。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株洲市芦淞区太子路668号。法定代表人：杨晓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李谋琪，湖南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二、案件由来及审理经过谢国芳、仇琰因与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芦淞区政府）确认强拆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一案，谢国芳、仇琰不服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2行初1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谢国芳、仇琰系芦淞区大园村9栋302号的住户，属于芦淞区2017年大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被拆迁户。2017年5月10日，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作出[2017]2号《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对谢国芳、仇琰房屋进行征收。谢国芳、仇琰称芦淞区政府于2017年8月至12月期间，多次派人违法对其居住的大园村9栋进行破坏，造成房屋居住困难。另查明，因协商不成，芦淞区政府于2018年6月2日对谢国芳、仇琰作出了株芦征补（2018）2号《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给谢国芳、仇琰，因谢国芳、仇琰拒绝签收，故留置送达。之后，谢国芳、仇琰未对该决定进行复议及诉讼，该决定已于2018年12月2日生效，现已进入申请强制执行阶段。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行政强拆违法及赔偿案。其争议焦点为，1.本案谢国芳、仇琰是否是适格的原告，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2.本案芦淞区政府是否实施了违法的强拆行为及是否应当赔偿谢国芳、仇琰63.0600万元。现分述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谢国芳、仇琰系芦淞区政府征收行为的相对人，虽《征收补偿决定》已生效，但本案的房屋破坏行为发生在补偿决定生效之前，且芦淞区政府至今征收行为还未结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还未得以实施,故谢国芳、仇琰有权提起诉讼。2.芦淞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本案中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以及是否应当赔偿谢国芳、仇琰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63.0600万元。征收中，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是给予补偿后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责任主体。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的被征收房屋如果出现强拆，宜首先推定系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实施或由其委托实施，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市、县级人民政府未承担征收组织实施工作。此种认定是依法组织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解决强制拆除无人担责或推卸责任的乱象。本案中，芦淞区政府系征收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之规定，被告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未在本案中提交其未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是由他人实施的违法行为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谢国芳、仇琰起诉赔偿房屋损失精神损失63.0600万元，经查，照片证明涉案房屋现已损坏无法居住是客观事实。芦淞区政府违法损毁涉案房屋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妥善处置及保全的证据，芦淞区人民政府应当负相应的责任。尽管谢国芳、仇琰不能证明房屋的具体损失，该院遵循法律规定和证据法则，并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及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房屋损失为1万元。谢国芳、仇琰关于行政赔偿的理由部分成立，可予以支持，谢国芳、仇琰的精神损失不属于应予赔偿的情形，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芦淞区政府损毁谢国芳、仇琰位于芦淞区房屋的附属设施，破坏该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限令芦淞区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谢国芳、仇琰房屋附属设施损失人民币10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芦淞区政府负担。谢国芳、仇琰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虽在法理上支持了谢国芳、仇琰的诉讼请求，但赔偿数额与两人遭受的市级财产损失严重不符，请求赔偿实际损失和精神赔偿费620600元。芦淞区政府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谢国芳、仇琰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是错误的。二、芦淞区政府未实施暴力拆除等行为损害谢国芳、仇琰的房屋。三、一审酌情判决芦淞区政府赔偿谢国芳、仇琰10000元是错误的。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谢国芳、仇琰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谢国芳、仇琰承担。当事人在一审法院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随卷移送本院。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另查明，芦淞区政府于2018年6月2日对谢国芳、仇琰作出了株芦征补（2018）2号《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谢国芳、仇琰涉案的房屋建筑面积为54.16平米，房屋价值309308元，搬迁费10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4640元，房屋装饰装修费27622元，附属设施费9580元，以上补偿数额总计352150元。谢国芳、仇琰未对株芦征补（2018）2号房屋补偿决定没有提起复议及诉讼，该决定已于2018年12月2日生效，现已进入申请强制执行阶段。涉案房屋现没有被强制拆除，但涉案房屋所在楼栋的其他住户已经搬迁，楼栋的公共楼梯下水管道等公用设施有不同程度的毁损，该楼栋其他房屋在拆除的过程中导致涉案房屋物品有一定损坏，无法正常居住。但芦淞区政府并没有对涉案房屋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也没有强行进入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屋内物品仍属于谢国芳、仇琰所有。本院认为：本案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确认行政强拆违法及赔偿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谢国芳、仇琰系芦淞区政府征收行为的相对人，本案中，《征收补偿决定》在2018年12月生效，而被诉房屋破坏行为发生在2017年8月-11月期间，也就是在补偿决定生效之前，且至今芦淞区政府的征收行为尚未结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还未得以实施,故谢国芳、仇琰有权提起诉讼。芦淞区政府的该点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关于芦淞区政府是否实施了本案中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的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只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具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的行政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不能举证证明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系其他主体拆除的，可以认定其为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本案中，涉案房屋尚没有被强制拆除，但征收部门在拆除涉案房屋同栋其他房屋时，将公用楼道等公用设施予以破坏毁损，且无证据证明其他征收组织实施工作，可以认定是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实施的该行为，芦淞区政府系征收主体，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审认定芦淞区政府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情况下，违法强制拆除或或破坏了被征收房屋的公用设施等对被征收房屋破坏行为违法并无不当。芦淞群政府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市、县人民政府在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情况下，违法强制拆除或破坏了被征收房屋的，应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等损失。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合理确定房屋等的价值，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的到的征收补偿。本案中，芦淞区政府已经做出了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涉案房屋的价值及安置补偿等已经得到补偿。由于芦淞区政府并没有对涉案房屋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也没有强行进入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屋内物品仍属于谢国芳、仇琰所有，但该楼栋的公共楼梯下水管道等公用设施有不同程度的毁损，其他房屋在拆除的过程中导致涉案房屋物品有一定损坏，无法正常居住。原审法院遵循法律规定和证据法则，并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及当地生活水平，酌情确定房屋损失为1万元并无不当。谢国芳、仇琰的精神损失不属于应予赔偿的范围，不予支持。谢国芳、仇琰和芦淞区政府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论并无不当，上诉人谢国芳、仇琰和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拟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谢国芳、仇琰和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远志审判员  何建湘审判员  钟玺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