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湘01行终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某1，女，汉族，1994年3月8日出生，住长沙市开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华章路9号新领地公寓3栋。法定代表人刘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晓，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华章路9号新领地公寓3栋。法定代表人胡宇，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刘业，系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仇艳萍，湖南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某1与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区分局（以下简称开福区自规局）、原审第三人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以下简称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经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函［2011］602及［2012］644号批复，湖南省人民政府［2012］政国土字第959号、［2012］政国土字第960号、和［2013］政国土字第557号、［2013］政国土字第494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征收长沙市国营综合农场、长沙市国营综合农场月湖分场、鸭子铺分场、朝阳分场、马栏山分场范围内集体土地27.1423公顷、34.6426公顷、42.4549公顷、及49.359公顷分别作为长沙市朝正垸城中村改造及环境整治工程统征一、二及长沙市2012年度第五、六批次用地（本次朝正垸城中村改造及环境整治工程五期实际腾地37.147公顷）建设项目用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2日发布了［2015］第009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并进行了张贴。甘某2（甘某1父亲）、甘某1户位于国营综合农场鸭子铺分场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开福区自规局分别于2015年7月1日和2015年9月30日分别核发了［2015］第009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和［2015］第009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上述公告送达至鸭子铺社区并进行了张贴，告知了征地范围、征收土地房屋数量、补偿标准、腾地期限及申请听证等权利义务，并告知了若对补偿安置有争议，可向开福区人民政府申请协调，协调不成的依法申请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2015年3月24日，长沙市城北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住房保障承诺书》，承诺对涉案被征土地农民确定在洪山街道范围内予以安置。由于甘某2、甘某1户未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确定的期限内腾出土地，开福区自规局于2016年4月13日对甘某2、甘某1户作出并送达了长国土资开腾［2016］28号《限期腾地决定书》，责令甘某2、甘某1户在接到限期腾地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到国土开福分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办理有关手续，并腾出上述土地。该《限期腾地决定书》载明甘某2、甘某1户房屋建筑面积为437㎡（其中合法面积240㎡），各项补偿费用为774,480元。甘某2、甘某1户不服该《限期腾地决定书》，向该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该院于2016年12月23日以（2016）湘0105行初17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了甘某2、甘某1的诉讼请求。甘某2、甘某1仍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9日以（2017）湘01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开福区自规局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6月14日，该院对甘某2、甘某1的房屋进行强制执行腾地，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甘某1及家人因妨碍执行被强制带离至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洪山桥派出所，同日，甘某1（乙方）与征地拆迁事务所（甲方）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一、拆迁补偿：甲方根据征地单位的需要，拆迁乙方房屋总建筑面积90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45平方米，生产用房建筑面积45平方米），依据长沙市政府103号令的核算，乙方房屋、设施、购房补助、搬迁等总计补偿金额为190,470元。二、付款方式：协议签订后，甲方待乙方房屋全部拆迁完毕，并腾地交甲方验收后，由甲方将补偿费用190,470元一次性付清给乙方。三、腾地时间：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在2017年6月29日之前拆迁腾地完毕。双方另就过渡时间、住房安置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甘某1没有领取上述补偿款。另查明，甘某1父亲甘某2亦于2017年6月14日与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347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195平方米，生产用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其他建筑52平方米），依据长沙市政府103号令的核算，其房屋、设施、购房补助、搬迁等总计补偿金额为593,370元。原审法院认为，一、甘某1在签订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前，开福区自规局曾责令其限期腾地，甘某1已对长国土资开腾［2016］28号《限期腾地决定书》提起了行政诉讼，该行政诉讼一、二审生效判决已确认甘某1户房屋所在地块的征地已履行了合法的审批和征地程序，故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在签订前，具有合法的前提。有关甘某1提出的开福区自规局的主体资格、其房屋是否在征地范围，其房屋是否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和补偿标准进行征收和补偿等问题，生效判决已进行认定，应当以生效判决的认定为准。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开福区自规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甘某1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符合上述规定。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并核发了相应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故该院对甘某1提出开福区自规局没有委托的主体资格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没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的主张不予采信。三、《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拆除非农业户或采取货币安置方式的农户的住宅，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和购房补助费等。本案甘某1户的房屋参照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双方在《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包括了上述规定的各项费用，且补偿费用核算的标准符合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因此，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和补偿标准符合规定。四、本案《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虽然系甘某1因妨碍执行被强制带离至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洪山桥派出所后，在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洪山桥派出所签订，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公安机关查办案件均属法律赋予的职权，本身具有强制性，甘某1同意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争取司法机关对其和家人妨碍执行行为的从轻处理，系其自身意思的体现。故甘某1主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胁迫所签，事实上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鉴于甘某1的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有关行政行为无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甘某1承担。上诉人甘某1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明确上诉人房屋是否属于征收红线范围内，开福区自规局及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在庭审中也无法明确涉案房屋的具体位置。2、一审判决认定甘某1在派出所内自愿签订协议，该事实认定错误。甘某1从未妨碍过法院的执行活动，其被公安机关带走羁押本身就是违法的。甘某1是在公安与司法机关的压迫下签订的空白协议，签订协议是为了避免受到进一步伤害。3、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无权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开福区自规局并未委托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被征收人签订拆迁协议，且该签订协议的行为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开福区自规局属于派出机构，它本身也不具备签订拆迁协议的权力。4、本案补偿应当按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实施办法》，而不是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拆迁协议记载的签订依据是《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实施办法》，而具体计算补偿数额又是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因此协议的形成依据与补偿计算依据不一致，该协议无效。2、上诉人在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拆迁协议，且在签协议时并无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在场。3、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的公章系伪造，其盖章的拆迁协议无效。3、上诉人并未获取拆迁协议，该拆迁协议也没有生效。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的法定职权。开福区自规局属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派出机构，该派出机构没有获得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其在征收过程中没有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属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一审判决引用该条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拆迁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拆迁协议显失公平，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综上，请求：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105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二、确认甘某1与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被上诉人开福区自规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可以采信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甘某1、甘某2不服本院作出的（2017）湘01行终56号行终判决书，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2月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湘行申27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甘某1、甘某2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一、关于行政主体的职权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行政权力可以委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专业性方面的特殊要求，行政机关可以将某一事项的一部或全部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具体实施。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以及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的领域以外的具有给付、服务性质的行政行为，尤其是以协商协议方式实施的行为，更是如此。本案中，开福区自规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负责辖区内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事宜，其委托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上诉人就征收补偿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并无不当。二、关于拆迁补偿协议签订是否遵守法定程序的问题。甘某1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开福区自规局曾责令其限期腾地，甘某1已对长国土资开腾［2016］28号《限期腾地决定书》提起了行政诉讼，该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的征地行为履行了合法的审批和征地程序，故在拆迁协议签订前，开福区自规局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征地手续，本案不存在签订拆迁协议的前置程序违法情形。三、关于拆迁补偿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拆除非农业户或采取货币安置方式的农户的住宅，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和购房补助费等。本案涉案房屋参照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双方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包括了上述规定的各项费用，且补偿费用核算的标准符合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因此，拆迁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费项目和补偿标准符合规定。上诉人提出，涉案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本院认为，《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经批准依法收回国有农场、林场等农用地，应按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标准支付土地、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农业人员安置补助费，其人员按本条例采用货币安置方式的，应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经查，甘某1户房屋位于国营综合农场鸭子铺分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针对该房屋的征收补偿应适用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本院对上诉人提出按国有土地征收标准补偿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四、关于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是否存在强迫行为的问题。本案中，甘某1因存在妨碍人民法院执行的违法行为而被强制带离至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洪山桥派出所，其在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洪山桥派出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本院认为，胁迫是指以威胁为手段，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甘某1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为了争取司法机关对其和家人妨碍执行行为的从轻处理，与开福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该签订协议的行为系其自主意思的体现，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甘某1主张拆迁协议书系胁迫所签，事实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廖国娟审判员 陈蔚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 思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