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3民终6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艳玲，女，1964年1月13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盛达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邳州市青年西路1号。法定代表人：孙成群，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邳州金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邳州市运河街道建设北路西侧。法定代表人：曹海艳，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冯召五，男，1962年8月21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姚艳玲因与被上诉人邳州市盛达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公司）、原审第三人邳州金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悦酒店）、冯召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2民初743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姚艳玲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二、指令邳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案件基本事实。金悦酒店、盛达公司、杜祥谦和吴新根（以下简称杜、吴二人）于2012年8月1日签订一份《协议书》（以下简称四方协议），约定盛达公司在受让金悦酒店的全部股权后七日内出资50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于2013年2月8日前出资5000万元用于偿还金悦酒店股权转让前的全部借款本息(以下简称借款债务）。1.四方协议出资的1亿元是偿还借款债务的，不包括其他债务。2.盛达公司根据四方协议只出资支付金悦酒店借款本息9093.8万元，尚欠906.2万元及应支付的利息。3.上诉人是对金悦酒店享有借款债权的债权人，借款金额460万元已经由生效判决确认。4.盛达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其已经于2012年8月8日向上诉人付过款了，其在另案中提交的付款统计明细表中包括上诉人。二、上诉理由（一）一审裁定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盛达公司构成对上诉人的债务加入，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完全错误的。1、根据四方协议约定，盛达公司作为母公司自愿出资8900万元（不含股权转让款1100万元）替子公司金悦酒店清偿借款本息，实质上就是债务加入。债务加入又叫并存的债务承担，实质上就是第三人自愿和债务人一起共同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判断是不是债务加入的核心标准就是看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即第三人是不是同意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如果仅从协议形式上看有无“承诺”、“债务加入”的字样，而不探究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这显然是错误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本身就不能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四方协议本身就是盛达公司对金悦酒店的所有借款债权人的承诺。就原借贷关系而言，债务人是金悦酒店，盛达公司是第三人，而杜、吴二人既是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加入方。先由盛达公司在1亿元限额内清偿借款债务，再由杜、吴二人在自己享有的债权限额内对剩余借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四方协议相当于债务人和三个第三人签订的偿还债务的协议，这种形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确定为债务加入的形式。盛达公司在成为金悦酒店的母公司后，出资9093.8万元替金悦酒店向40多个债权人偿还借款，履行了四方协议的绝大部分义务。2、根据四方协议约定，盛达公司是出资1亿元的义务主体，权利主体就是金悦酒店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借款债权人，杜、吴二人只是负责利用盛达公司的资金偿还给借款债权人，实质上仅是经办人。从实际付款来看，盛达公司均直接委托案外人将资金支付给金悦酒店40多个借款债权人和其他类债权人的，并不是盛达公司先将资金支付给杜、吴二人，然后再由他们二人支付给借款债权人。一审裁定也是认可这一事实的。正如（2017)苏03民终7056号判决书第31页认定的，“杜祥谦、吴新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负责经手确认债权数额。盛达公司在款项支付前对于款项是用于偿还金悦酒店的借款债务还是其他债务，是明确知悉的。”杜、吴二人经手确认债权数额，是因为根据四方协议的约定，他们二人要对1亿元仍不能还清的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这涉及他们二人的利益。盛达公司在（2014)邳民初字第4678号案件中，也主张杜、吴二人是监督人的身份，该公司“在杜祥谦的监督下实际偿付金悦酒店债权债务”（见该案第一次庭审笔录第7页第8-9行）。3、一审裁定曲解盛达公司工会主席张秉振的陈述。张秉振在2012年12月3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称“我公司（指盛达公司）收购金悦酒店后，承诺按四折承担金悦酒店的所有债务。”一审裁定认为张秉振在陈述中“并未明确说明承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债权人还是四方协议的相对方，无法从该陈述得出盛达公司向不特定债权人承诺还款的结论”，这是错误的。“不特定的债权人”实际上在签订四方协议时己经特定，即金悦酒店股权转让前仍对金悦酒店享有借款债权的人（盛达公司在提供的付款明细表中的债权人）。结合盛达公司实际付款的情况来看，张秉振所说的盛达公司的“承诺”显然不是向在四方协议上签字的杜、吴二人作出的，而是向所有债权人作出的。张秉振作为盛达公司的中层领导（工会主席）、也是向债权人付款的经办人，在2012年12月31日报案时即把“借款本息”等同于“所有债务”、按四折用1亿元化解所有债务。盛达公司这一主张直到2018年才被徐州中院在（2017)苏03民终7056号判决中予以否定。另外，张秉振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员，也不能苛求其陈述的精准。其次，借款债务是四方协议约定清偿的，而其他债务并不在四方协议约定范围内，盛达公司在成为金悦酒店的母公司后自愿清偿非借款债务，这是盛达公司另行自愿承担的，不能因为与四方协议约定不符，就以此否定张秉振的陈述。再次，四折也不是绝对的，否则就没有杜、吴二人的补充责任了，虽然有少部分债权不是四折支付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张秉振的陈述。一审裁定以张秉振不是盛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为由否定张秉振的陈述也是错误的。在上诉人申请执行金悦酒店一案中，张秉振是金悦酒店的代理人，报案发生在执行过程中，张秉振在询问笔录中己经明确说明“我公司(指盛达公司）就委托我来报案的。”故其陈述代表了盛达公司的主张。（二）一审裁定认为“即使盛达公司构成债务加入，其指向的权利主体也是不特定的债权人整体，而非上诉人个体。”这是一个整体不包含个体的逻辑错误。债权人组成一个整体，盛达公司是明知的，且在签订四方协议时己经确定的。上诉人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员，金悦酒店工作人员在冯召五的承诺书上补写“五张判决书”也说明盛达公司承认上诉人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员；盛达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付款明细表也充分说明盛达公司承认上诉人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员，是其清偿的对象。对整体的承诺，自然也是对这个整体内的所有个体的承诺，对所有个体发生效力。如果一审裁定的观点成立，承诺人就可以对抗所有个体的请求，也无需向每一个个体付款，就会产生对整体的承诺等于未承诺的悖论。盛达公司向40多个借款债权人付款，这也说明了其对整体的承诺，就是对这个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的承诺，也说明了一审裁定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姚艳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达公司给付姚艳玲460万元；2、盛达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姚艳玲于2011年12月12日对第三人金悦酒店享有460万元借款债权。2012年8月1日，盛达公司和金悦酒店以及案外人杜祥谦、吴新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该公司在受让全部股权后7日内筹集50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第三人金悦酒店的借款本息，于2013年2月8日前筹集5000万元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第三人金悦酒店余下的借款本息，自2012年8月8日起至5000万元全部到位之日止，盛达公司按月息1%支付利息。2012年8月3日，第三人金悦酒店的股东变更为盛达公司。此后，盛达公司共出资9093.8万元偿还了第三人金悦酒店的借款本息，尚差906.2万元。盛达公司自愿出资替第三人金悦酒店偿还借款本息属于债务加入，姚艳玲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12日，原金悦酒店法定代表人倪国强为姚艳玲出具460万元借据一份，约定还款日期为2011年12月27日，借款月利率为4.5%，该借据连带责任担保人处加盖“金悦酒店”印章。2015年10月8日，该院作出（2014）邳刑二初字第04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金悦酒店、倪国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涉借款已计算在犯罪数额内。2012年8月1日，金悦酒店（甲方）与盛达公司（乙方）、杜祥谦（丙方）、吴新根（丁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四方协议），约定乙方拟受让甲方全部股权，四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后，甲方债务的化解达成协议：一、乙方在受让全部股权后七日内筹集资金5000万元（含股权转让价款）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甲方的借款本息，于2013年2月8日前筹集资金5000万元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甲方余下的借款本息，自2012年8月8日起至5000万元全部到位之日止，乙方按月息1分向丙方、丁方支付利息；二、丙方、丁方负责利用乙方筹集的资金偿付股权转让前甲方的全部借款本息；三、如乙方筹集的1亿元资金不能全部偿还股权转让前甲方的全部借款本息，则丙方、丁方自愿以其对甲方的债权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其中丙方承担的甲方债权人仅限于邳州债权人，其余债权人由丁方负责偿还等内容。2012年8月3日，邳州凯悦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与盛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全部股权作价1100万元转让给盛达公司，之后办理了工商登记。后盛达公司依据四方协议陆续向债权人付款，经（2017）苏03民终705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至该案判决时盛达公司已支付的金悦酒店借款本息数额为9093.8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姚艳玲、王娜、冯献峰与第三人冯召五系亲属关系；姚艳玲提供的“金悦酒店付款明细表”中载明王娜、姚艳玲、冯献峰、冯召五均为金悦酒店债权人；2012年8月8日，第三人冯召五向金悦酒店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贵司于2012年8月8日向本人出具的五张判决书债权凭证，总金额为1666万元，如贵公司能于2012年8月8日前还款，本人愿意将债权打折，仅主张6664000元。如贵公司在2012年8月8日前不能还款，则本承诺书作废。”案外人杜祥谦在该承诺书上书写：“同意兑付”。当日冯召五在该承诺书上注明：“今收到人民币陆佰陆拾陆万肆仟元整（与公司债务全部结清）。”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第十七条规定：“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根据该项规定，债务加入的本质特征系第三人向债权人作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的意思表示，是否构成债务加入，要看第三人是否向债权人作出了履行债务人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第一，根据盛达公司与金悦酒店、杜祥谦、吴新根签订的四方协议，盛达公司应筹集1亿元资金，再由杜祥谦、吴新根利用该资金偿付给金悦酒店的债权人，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金悦酒店的借款本息，协议中并无盛达公司向金悦酒店的债权人承诺债务加入的内容。第二，四方协议签订后，虽然盛达公司通过委托付款等方式向金悦酒店的债权人支付了借款、工程款、律师费等款项，但其付款行为本质上是在履行四方协议，其依据四方协议的约定筹集资金，再由杜祥谦、吴新根向金悦酒店的债权人付款，而并非基于其向金悦酒店的债权人的承诺而付款。第三，虽然盛达公司的工会主席张秉振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曾陈述“我公司收购邳州金悦酒店后，承诺按四折承担金悦酒店的所有债务”，但其一该表述中并未明确说明承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债权人还是四方协议的相对方，无法从该陈述得出盛达公司向不特定债权人承诺还款的结论，其二其陈述并非与事实完全相符，如“按四折承担金悦酒店的‘所有债务’”明显与四方协议中的“股权转让前的全部借款本息”及筹集资金范围1亿元不符，其三张秉振并非盛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其陈述的效力能否及于盛达公司尚存疑问，故凭张秉振的陈述无法得出盛达公司向不特定债权人承诺还款的结论。综合以上意见，该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证明盛达公司构成对姚艳玲的债务加入，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另外，即使盛达公司构成债务加入，其指向的权利主体也是不特定的债权人整体，而非上诉人个体，姚艳玲起诉要求盛达公司以债务加入承担还款责任，主体亦不适格。至于姚艳玲对金悦酒店的债权是否已经得到清偿的问题，因盛达公司不构成债务加入，该院不再审查。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驳回姚艳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3600元，退还姚艳玲。保全费5000元，由姚艳玲负担。本院认为：涉案四方协议约定盛达公司筹集1亿元用于化解股权转让前金悦酒店的借款本息，从该约定仅能得出盛达公司筹集资金代金悦酒店化解债务的意思表示，而无法得出该公司向特定或不特定债权人承诺履行金悦酒店债务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盛达公司履行四方协议的行为不构成债务加入并无不当。另外，张秉振只是受盛达公司委托就该公司认为的涉嫌犯罪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其在代理权限范围外的陈述对盛达公司并不发生效力，且其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亦不能得出盛达公司曾向债权人承诺还款的结论。因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单德水审判员  曹 辛审判员  孟文儒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