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0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明通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环宇路11号2幢。法定代表人：钱琪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伟，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大伟，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维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庄村西庄路1号。法定代表人：范维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北京忠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国明通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维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江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9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维江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维江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维江公司索要佣金的依据；2．国明公司已经直接向维江公司支付超过170万元。维江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国明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维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明公司支付维江公司价款898040元；2．本案诉讼费由国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兴公司（购货单位、甲方）与国明公司（供货方、乙方）分别于2012年4月14日和2012年11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C20120406001的《材料设备购销合同》（以下简称6001号购销合同）、合同编号C20121102001《材料设备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01号购销合同），约定：国明公司为新兴公司唐山恒益湖岸龙城一、二、三区工程供应配电箱柜，6001号购销合同供应数量2590台，总金额7599938元，产品货款结算期限及付款方式，支票或电汇方式结算（乙方需开具正式发票）。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总款的20%作为预付款，产品全部到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款的60%，产品全部到现场2个月支付合同总款的15%，工程验收合格1年后付合同总款的5%（即5%质保金工程竣工1年内付清）。2001号购销合同供应数量665台，总金额288万元，产品货款结算期限及付款方式，支票或电汇方式结算（乙方需开具正式发票）。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总款的35%作为预付款，产品全部到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款的50%，产品全部到现场2个月支付合同总款的10%，工程验收合格1年后付合同总款的5%（即5%质保金工程竣工1年内付清）。两份购销合同均约定，乙方应保证验收通过，自工程竣工乙方质保壹年。全部产品必须为国明公司生产（品牌国明通用），全部元器件必须选用国明公司生产的“明日”牌。合同尾部乙方处均加盖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委托代理人处有“范维江”签字字样。2015年3月12日，国明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将新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要求新兴公司支付6001号购销合同和2001号购销合同项下尚欠货款1990275元及逾期利息，新兴公司在该案中抗辩，国明公司向新兴公司供货总金额为9490275元，新兴公司已支付910万元，尚欠390200元。海淀法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344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3446号调解书），双方协议如下：新兴公司支付国明公司货款390200元，于2016年2月5日前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国明公司负担。维江公司提交《合作协议书》两份，内容为：甲方维江公司，乙方国明公司，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新兴公司所建唐山恒益湖岸龙城一、二、三区工程配电箱柜在项目推荐合作过程中，由甲乙双方对此项目的策划、公关达成以下协议：甲方协助乙方对本项目进行合法的策划、公关，直至乙方在此项目的合同签订，收回货款。甲方负责对本项目进行策划、公关处理好该方面的关系，甲方在本项目相关费用由甲方自己负责。乙方对本项目提供完善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乙方签订合同之后，按合同总金额7599938元（最终按实际发生总金额）20%支付给甲方作为本项目中的策划、公共及相关费用报酬。本项目中标签订有效合同后，当乙方收到每一笔货款，应在七个工作日内按当笔款总金额支付给甲方20%的报酬费用，当乙方收到合同总金额95%时，乙方应把剩余利润值全部支付给甲方，5%质保金由乙方承担。乙方在本项目相关的费用（包括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由乙方自己负责。如果购货单位新兴公司针对该项目货款不能及时支付，甲方可以直接向新兴公司申请置换该公司所建项目的房屋，但是不超过甲方策划费用总值，所置换的房屋所有权名称为范维江。《合作协议书》甲方处加盖维江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处加盖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第二份《合作协议》除约定按照合同总金额288万元（最终按实际发生总金额）20%支付给甲方作为本项目中的策划、公共及相关费用报酬外，其余内容均与前述《合作协议书》内容一致，且乙方处亦加盖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维江公司称，其得知新兴公司承建涉案项目后，因其公司实力不足，故找到国明公司商量合作，具体与国明公司许文远商谈合作事宜，由维江公司负责向新兴公司涉案项目推销配电箱柜，促成国明公司与新兴公司签订合同并催收货款。维江公司已实际促成新兴公司与国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编号6001和编号2001两份购销合同均由维江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维江代表国明公司与新兴公司签订。两份《合作协议书》分别对应两份购销合同。两份《合作协议书》项下，国明公司应支付维江公司的价款为国明公司向新兴公司实际供货总额的20%，根据13446号调解书约定，新兴公司共计向国明公司支付货款总额为9490200元，故国明公司应支付维江公司价款金额为1898040元。维江公司认可曾代表国明公司接受新兴公司支付的货款100万元，同意扣除，故国明公司尚欠价款898040元。国明公司不认可与维江公司存在合作事宜，称系其公司业务员许文远与新兴公司直接签订采购合同，国明公司不认可采购合同中“范维江”签字的真实性，但表示对该签字是否为范维江本人所签不申请鉴定。国明公司称，其在海淀法院审理的13446号案件中得知维江公司收取新兴公司货款100万元，故以不当得利纠纷将维江公司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维江公司提交《合作协议书》两份及授权委托书一份，两份《合作协议书》亦在本案中作为证据出示。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钱琪美系国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特授权委托维江公司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唐山恒益湖岸龙城一、二、三区工程项目的配电箱柜材料款的结算工作，代理本项目的结算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均代表着本公司行为，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授权委托书委托单位处有国明公司公章印文。国明公司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中其公司公章真实性、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以及合同专用章印文与该处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该案确定的比对样本为国明公司企业工商档案年检材料。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授权委托书中国明公司公章印文以及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其公司企业工商档案年检材料中的印章不一致，并认为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该处文字是先打印文字后盖印印章形成。大兴大院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移送函，认为该院受理的国明公司与维江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维江公司曾持盖有国明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代国明公司领取结算款100万元，国明公司对该授权行为并不认可，经鉴定授权委托书上的国明公司公章系伪造。因当事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故将该案材料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于2018年4月1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为：我局办理的维江公司伪造公司印章，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撤销案件。后国明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针对维江公司已收取的新兴公司支付的100万元货款，再次向大兴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案由提起诉讼，该案审理过程中，维江公司提起鉴定申请，要求对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6001、2001购销合同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6001号、2001号购销合同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维江公司为证明其履行《合作协议书》的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由新兴公司制作的支票配售记录及付款情况统计表，付款情况统计表显示新兴公司于2012年5月17日至2014年6月17日期间，分别通过电汇、承兑汇票以及支票等方式陆续向国明公司支付11笔货款，金额总计910万元。支票配售记录显示，上述11笔付款中，部分款项由范维江以及范维林代国明公司签字确认收款。同时，支票配售记录显示，范维江于2012年8月3日以维江公司名义确认收到编号02549192、金额40万元的支票一张；范维江于2012年10月25日以维江公司名义确认收到一笔电汇40万元；新兴公司于2013年2月7日以维江公司作为收款人电汇一笔30万元；范维林于2013年7月30日以维江公司名义确认收取编号10687129、金额10万元的支票一张；范维江于2014年1月29日以维江公司名义确认收到编号11874066、金额30万元的支票一张，同日签字确认收取编号11874067、金额30万元支票一张，收款单位载明“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国明公司）”；范维江于2014年6月17日确认收到编号06865565、金额10万元支票一张，收款单位载明“北京国明通用委托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兴公司将支票配售记录中收款单位涉及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两笔付款作为对国明公司的付款记载于付款情况统计表中。国明公司对付款情况统计表及支票配售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称支票配售记录表中范维江于2014年1月29日以维江公司名义确认收到编号11874066、金额30万元的支票和编号11874067、金额30万元支票，以及范维江于2014年6月17日确认收到编号06865565、金额10万元支票，该三笔付款应为新兴公司向国明公司付款，实际由维江公司收取，认为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系为维江公司走账，上述70万元由维江公司实际收取，故主张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维江公司称，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系代表国明公司收款，与维江公司无关，且新兴公司与维江公司另有合同关系，新兴公司直接支付给维江公司的款项与国明公司无关。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国明公司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其主张维江公司退还的100万元，系2013年2月7日新兴公司通过电汇方式直接支付至维江公司的100万元。该笔付款在支票配售记录及付款情况统计表中收款单位均载明是国明公司，支票配售记录中无经手人签字。国明公司另称，其公司通过诉讼方式向新兴公司追索尾款，证明维江公司并未完全履行收回货款义务，主张在维江公司的价款中扣除其公司因提起诉讼所支付的诉讼费及律师费5万元。对于律师费支出情况，国明公司未举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维江公司与国明公司就本案所涉唐山恒益湖岸龙城项目是否签订《合作协议书》，国明公司是否应当向维江公司支付价款。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维江公司提交的两份《合作协议书》中加盖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该枚印章与6001号、2001号购销合同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为同一枚印章，国明公司认可6001号、2001号购销合同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真实性，称该两份合同系其公司业务员许文远直接与新兴公司签订，认可该两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并依据该两份购销合同向新兴公司主张付款，且已与新兴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国明公司以《合作协议书》中其公司印章与工商档案材料中印章不一致为由，主张《合作协议书》不真实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国明公司所述，其公司与新兴公司订立购销合同所使用的合同专用章，与《合作协议书》中国明公司所使用的合同专用章一致，可以推出，国明公司与维江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故一审法院对于两份《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各自义务。《合作协议书》约定：维江公司协助国明公司对涉案项目进行合法的策划、公关，直至国明公司在此项目的合同签订、收回货款，并约定按照国明公司与新兴公司签订的合同最终按实际发生总金额的20%标准向维江公司支付策划、公共及相关费用报酬。国明公司主张20%标准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项目利润不足20%，向维江公司支付20%价款违背市场经营规律，但就其主张，国明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加以佐证，故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维江公司主张按照新兴公司实际向国明公司支付的货款总额910万元及13446号调解书确定的尾款390200元之和作为基数计算20%价款，并主张扣除维江公司已经收取新兴公司支付的100万元的意见，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国明公司主张范维江于2014年1月29日、2014年6月17日签字确认的70万元应予扣除的意见，国明公司主张上述70万元付款应为新兴公司向国明公司付款，但实际由维江公司收取。通过在案证据可以看出，范维江除代表国明公司确认收款之外，亦代表维江公司确认收款，新兴公司制作的支票配售记录中，收款单位载明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两笔付款，一笔在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后写明国明公司，一笔写明“国明公司委托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国明公司称北京立信金源科技有限公司系为维江公司走账，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佐证，且该三笔付款发生在2014年，国明公司在2015年起诉新兴公司付款时，新兴公司主张已付款910万元，国明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且在该案之后，国明公司一直主张维江公司收取了新兴公司应支付给国明公司的货款100万元，并两次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主张返还的金额均为100万元，可见国明公司并不认为该70万元系维江公司不当得利。而在维江公司出示支票配售记录之前，其亦未在本案中主张维江公司已实收70万元并应扣除本案价款，故对于国明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实难采信。且国明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向维江公司另有付款。关于国明公司称，维江公司未完全履行《合作协议书》内容，故其通过诉讼方式向新兴公司追索尾款，主张扣除诉讼费及代理费的意见，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维江公司协助国明公司收回货款，新兴公司拖欠尾款，并不能说明维江公司未完全履行义务，故对国明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对于维江公司主张国明公司支付价款89804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国明通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告北京维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价款人民币8980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维江公司提交了（2019）京0115民初11502号民事判决书，欲证明该生效判决中认定涉案的合作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国明公司认可判决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和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判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书》、购销合同、调解笔录、调解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付款情况统计表、支票配售记录、撤销案件决定书，鉴定意见书，大兴法院卷宗材料、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合作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维江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中加盖的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与二份购销合同中国明公司合同专用章为同一枚印章，故在国明公司认可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并已依据该购销合同与新兴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国明公司上诉主张《合作协议书》真实性存疑、并认为其不能作为维江公司索要佣金依据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国明公司已向维江公司支付的报酬款项。国明公司虽上诉主张其已向维江公司支付超过170万元，除维江公司认可的已经收取新兴公司支付的100万元外，范维江于2014年1月29日、2014年6月17日签字确认的70万元亦应予以扣除，但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不足以证明国明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故本院对国明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北京国明通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0元，由北京国明通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王 朔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羽法官助理 黄 璐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