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1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7号航空电子工程研发大厦1003室。法定代表人：陈传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罗平，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莲，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段忠，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敏，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语，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叶军，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再审申请人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岭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段忠、原审第三人叶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2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院。本院审查后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粤民申87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银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罗平、梁玉莲，段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敏、刘佳语到庭参加诉讼，叶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岭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订代持协议,其签的代持协议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属于错误认定法律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叶军与段忠于200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仅有叶军本人的签各，没有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签订方具有约束力。叶军在签订协议时并非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对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协议，段忠也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该协议的不利后果不应由银岭公司承担。二、二审法院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通过主观推定的方式认定段忠实际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段忠提交的盖有银岭公司财务专用章的60万元的收款收据，盖有银行收讫的印章，却不能提供相关的银行付款凭证，且该收款收据仅写明是款项，并没注明是股款。段忠提供的另外二张各60万元的付款凭证是偿还给深圳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的垫股款，段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叶军代表银岭公司指示该二公司代为收款，本案不能排除该二公司与段忠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至于二审法院认定的段忠以20万元分红款折抵股款，也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三、二审法院以其他人向段忠支付的款项为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了分红款，作为认可与段忠存在代持关系的依据，且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错误认定事实。涉案中是李某芬个人支付相关款项给段忠，李某芬虽然曾担任过银岭公司的监事，但从公司的制度设置看，负责公司往来款项应为公司的财务人员，而非公司的监事，除非公司另有授权，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是银岭公司委托李某芬付款给段忠，没有证据证明段忠收李某芬的款是银岭公司支付给其的分红款，该方面的举证责任应由段忠承担。四、二审法院遗漏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即叶军与段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2005年11月17日，由见证人林某茂见证叶军与段忠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叶军欠段忠南航电子公司股份款1600万元，并约定了叶军的偿还期限和未按期偿还该股份款的责任。该证据表明代持协议完全是叶军个人与段忠签订的，并未得到银岭公司的授权。如果存在银岭公司代段忠持有8%股权，则偿还股份款的义务人应是银岭公司而非叶军，叶军无理由无义务代替银岭公司偿还股份款。叶军以自己名义与段忠签订的代持股协议、段忠与叶军之间的往来款、叶军于2017年4月13日、2018年3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叶军与段忠签订的还款协议形成了完整的事实链和证据链，互相印证了叶军与段忠之间存在股权纠纷，还款协议是叶军与段忠就股权纠纷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可见该股权纠纷已经由俩人处理完毕，与银岭公司并无关系。如按二审的判决结果，段忠还可以依据与叶军签订的还款协议向叶军主张权利，造成段忠双重受益的结果，严重损害了银岭公司的利益，有违公平原则。五、二审法院认定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存在代持关系，不符合常理。银岭公司受让恒大公司所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的40%股权，是依据与恒大公司等单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取得，根据该协议的约定，银岭公司是以1200万元受让恒大公司所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的40%股权，该价款其中以恒大公司欠银岭公司1060万元抵销，银岭公司只需向恒大公司支付140万元即可，无需引入第三方资金支付受让款。根据南航电子公司改制的相关文件，段忠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的高管人员，段忠本人就可以对南航电子公司持股，事实上段忠本人也已显名持有南航电子公司8.3%的股权，段忠完全可以自行持股，无代持之必要。六、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的40%股权，不仅履行了出资义务，也经过了南航电子公司股东会决议,与南航电子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记载一致。银岭公司单独、全部、完整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二审法院认定其中的8%股权为段忠持有，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再审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段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段忠答辩称：一、涉案第三人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案外人杨某签订代持协议，且该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股权代持协议当时经过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律师见证书》，该协议已明确约定以叶军控制的银岭公司的名义收购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该40%股权中的8%、7%的股权分别为段忠、杨某所有。该约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叶军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在收购涉案股权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资料，也是由叶军代表银岭公司签署，段忠和杨某是合理判断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涉案代持协议。叶军在本案一审起诉前出具的《情况证明》对此也予以了证明。代持协议签订的目的是叶军以银岭公司的名义收购当时财务亏损企业南航电子公司40%股份时，投资风险很大，故要求同时捆绑南航电子主要核心管理层段忠（董事、总经理）和杨某（董事、副总经理），由管理层实际投资并代持其股份，以降低投资风险并保障后续经营业绩。二、涉案的代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2004年4月30日，银岭公司向段忠出具了支付股权投资款60万元的收款收据,盖有银岭公司的财务印章。银岭公司既然已经向段忠出具了该收款收据，并加盖了其财务专用印章，已经足以证明其收到了段忠该款项60万元。2004年5月14日，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账的60万元，是按照叶军指令转账，并已注明“还股款”，深圳市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为银岭公司的关联公司。2005年8月4日，段忠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南头支行向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转账的60万元，同样是按叶军的指令，已注明“还股款”。南航电子公司分配2004年股东分红款后，段忠与银岭公司就分红款抵扣了前述尚未付清的股权出资款20万元。段忠起诉立案时提交的叶军《证明》，已明确确认“投资款已经全部收到”。综上，段忠已按照代持协议的约定将其投资款支付给了银岭公司。其次，银岭公司也已经实际履行了代持协议，即已经实际支付了大部分分红款给段忠。银岭公司从南航电子公司取得2005年的分红款200万元后，通过其财务李某芬于2006年9月25日向段忠支付了代持8%股份对应的分红款40万元。银岭公司从南航公司取得2006年的分红款200万元后，通过其财务李某芬于2007年10月22日向段忠支付了代持8%股份对应的分红款40万元。银岭公司取得2010年和2011年的分红款2194513.72元和1695760.6元后，通过其财务李某芬于2012年10月24日向段忠支付代持8%股份对应的分红款778054元。同时，在此需说明的是，南航电子公司并不是每年分红或按期分红，有不分红的年度，也有不按期分红的年度。这些证据己经足以充分证明银岭公司已经在长达十四、五年的时间里已经实际履行了代持协议。三、关于涉案的其他事实。涉案关于南航电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南航公司改制后用于方便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文件，并非该协议签订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履行。银岭公司的股权是从南航电子公司的前股东恒大公司受让而来，因恒大公司承诺对南航电子公司的出资1650万元实际并没到位，故新受让股份的股东银岭公司实际也不可能按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银岭公司收购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实际出资是1000万元（其中包括有530万元是抵付恒大公司退出南航电子公司而交付给恒大公司的款项）。南航电子公司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持股生产军用产品的公司，其股东的出资及股权转让均需向相关上级国有资产部门报批，因恒大公司未实际出资，国有资产监督部门及当时南航电子公司新受让股份的股东不允许，实际上也不可能容许及按照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所谓的转付款义务。《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于工商变更的手续文件，实际上协议各方没有按该协议约定履行。至于段忠显名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3%股权，段忠已将该出资款支付给了南航电子公司，对此有段忠再审提交的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电子回单、收款收据、缴款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段忠显名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3%股权与隐名由银岭公司代持的8%股权是完全不同的。关于银岭公司提交的由林某茂见证的《还款协议书》，且不论该《还款协议书》的真实性及效力性如何，至少可以说明了林某茂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时，对银岭公司代段忠持有涉案的8%股权的法律事实是明确知悉的。也即，这也可以证明涉案股权代持协议一直都处于持续履行的有效状态，银岭公司一直在为段忠代为持涉案的8%股权，代持期间银岭公司也在通过其原法定代表人叶军、财务（监事）李某芬向段忠支付代持股权的分红款。该《还款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7日，叶军此时已不是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实上该《还款协议书》已是废纸一张，按其内容约定，并没有实际履行，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叶军多次出具证明的情况，叶军出具的第一次《证明》，是在本案提起诉讼前出具的，该《证明》是在一审起诉时已经提交，而且也是在一审起诉前，段忠俩两位代理律师到叶军公司询问其本人的情况下，叶军亲自出具的，能够客观反映其本人真实意思及代持的客观情况。在一审开庭后，银岭公司找叶军出具的《情况说明》（2017年4月13日），该证明没有经过质证程序；一审判决中也未列明该证明，即该证明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也没有经过质证程序，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2018年1月30日二审开庭后，银岭公司又找叶军再次出具《情况说明》(2018年3月20日)，经查询，叶军的口述是迫于借债关系出具的，后二份证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二审判决正确，应驳回银岭公司的再审申请。段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归段忠所有；2.解除段忠与银岭公司双方之间关于南航电子公司8%股份的股权代持关系，银岭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3.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2016年12月13日，段忠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所持有；2.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21日，叶军（甲方）、段忠（乙方）、杨某（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三方就共同合作收购南航电子公司股权事宜，三方一致同意，以甲方控制的银岭公司的名义，投资1000万元收购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并委派叶军为股东代表，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董事及副董事长，代表双方行使股东的权利。经三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40%的股权分配为：甲方持有25%，乙方持有8%、丙方持有7%，三方将按上述比例，承担相应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考虑到乙、丙两方当前的经济压力，加之乙、丙两方实为南航电子公司的管理层骨干，甲方同意前期垫付乙、丙两方的投资款375万元（其中，乙方200万元，丙方175万元），乙、丙两方将在两年内分四次还清：2004年4月底前还30%、2004年9月底前还20%、2005年4月底前还30%、2005年9月底前还20%。若2005年9月底前还未还清，将从该日起按月息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并在2006年4月底前还清本息。甲方同意，从完成股权收购之日起，乙、丙两方将同时享受南航电子公司分别为8%和7%的年度分红权。本协议为三方自愿协商达成。考量到乙、丙两方为经营管理层骨干，不便对外公开身份，三方都有义务对此协议保密。银岭公司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银岭公司并非签约方，叶军也无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该协议。段忠提交中国工商银行储蓄专用汇款凭证、收款收据，拟证明收款收据是银岭公司当时出具的；2005年5月14日、2005年8月4日的储蓄专用取款凭证，汇款人系段忠，收款人系银岭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叶军所指示的银行账户，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投资款由银岭公司先垫付，段忠已向银岭公司支付欠款。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银行储蓄专用取款凭证显示的收款人是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并非银岭公司，无法证实该款项是支付给银岭公司的，更无法证实银岭公司收到该款项；关于收款收据，对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显示收款金额是60万元，收款时间为2004年4月30日，收款方式为银行收讫，金额备注性质为款项，60万元在2004年以现金交付的可能性极低，段忠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或者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实其付款的真实性；叶军在该收款收据出具时为银岭公司的总经理，不排除其利用自身职权将该收据交由段忠的可能；该收据金额性质备注的也是款项，并非所谓的股权投资款，无法排除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此，银岭公司认为该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查明，银岭公司于2004年4月30日向段忠出具《收款收据》（编号：0404119），载明收到段忠交来款项60万元，该收据加盖有“银行收讫”章及银岭公司财务专用章。2004年5月14日，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汇款60万元，备注：还股款。2005年8月4日，段忠向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汇款60万元，备注：还股款。段忠提交《关于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国有产权转让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拟证明银岭公司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时经过了合法的程序。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因无原件。段忠提交《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1.南航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向银岭公司等人转让40%股权；2.股权转让协议中代表银岭公司签名的是叶军，2003年9月叶军已是银岭公司的直接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能代表银岭公司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书，2003年11月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与段忠之间的代持协议。银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实银岭公司合法受让了南航电子公司股权，银岭公司的股东资格真实合法有效，银岭公司是以自己的资金按自己的意愿受让深圳市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而非代段忠、叶军及杨某受让，根据该协议，段忠还需向银岭公司支付其应付给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00余万元，也证实了段忠与银岭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8月10日，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如下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恒大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银岭公司40%、段忠8%、杨某4%、麻某潮3%；同意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5%股权中的4.9%转让给新股东宋某良4.3%、段忠0.3%、杨某0.3%。恒大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银岭公司、段忠、杨某、宋某良、麻某潮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方恒大公司（甲方A）、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B），受让方银岭公司（乙方A）、段忠（乙方B）、杨某（乙方C）、宋某良（乙方D）、麻某潮（乙方E），甲A占有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应投资1650万元，实投入1650万元，现甲方A将其占甲方公司55%的股权以1650万元分别转让给乙方A40%、乙方B8%、乙方C4%、乙方E3%。因甲方A尚欠乙方A债务1060万元，故受让方乙方B、乙方C、乙方E受让15%股权的转让款共计450万元，统一交予乙方A，由乙方A冲抵甲方A欠款1060万元后，剩余转让款590万元以现金支票方式在2003年7月31日前支付给甲方A，届时甲方A与乙方A债权债务两清。甲方B占有公司45%的股权，根据原公司章程规定，甲方B以公司净资产1350万元作为投入，实投入1350万元净资产，现甲方B将其占公司4.9%的股权以147万元，分别转让给乙方D4.3%，129万元；乙方B0.3%，9万元；乙方C0.3%，9万元。段忠提交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南航电子公司章程，拟证明南航电子公司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从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参股；各方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情况；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2003年8月30日备案的章程签字页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签名为叶军，银岭公司受让40%南航电子公司股份时，叶军是银岭公司直接责任人或实际控制人，故2003年11月签署代持协议时，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代持协议。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了银岭公司是南航电子公司真实合法的股东。段忠提交叶军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银岭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军承认银岭公司代段忠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份中8%股权，且投资款已经收到，之后的分红款也曾陆续支付过，确认段忠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收到股权分红款。银岭公司对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为叶军出具，叶军与段忠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不应采纳。段忠提交段忠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段忠应得股权分红款的短信记录和投资回报计算分配表，拟证明段忠依约已分得的南航电子公司股东分红款，及银岭公司尚未向段忠支付的股份分红款明细。银岭公司对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因只显示入账时间及金额，未显示付款人，无法证明是银岭公司付款，也无法证明该款项是支付的分红款；其次，根据南航电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段忠也是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持有南航电子公司8.3%的股权，即便该流水记录中相关款项是分红款也不能排除是其持有的8.3%的股权所对应的分红款；银岭公司对短信记录和投资回报计算分配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仅为打印件，无原件予以核实，且即便该证据真实，也无法证实短信中显示的叶军就是本案第三人本人，该证据与银岭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查明，段忠提交的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显示，工商银行账号40×××12于2006年9月25日收到转账40万元；于2007年10月17日收到转账40万元；于2012年10月24日收到转账778054元。段忠提交了银岭公司开业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及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拟证明银岭公司自2002年3月19日成立，叶军为银岭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2008年10月21日，叶军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98%的股份；2015年10月10日，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叶军变更为林某茂，叶军担任董事及总经理。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叶军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为银岭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银岭公司40%的股份，叶军并非银岭公司的唯一大股东，也非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叶军是在2013年9月8日才取得银岭公司98%的股权，才担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实上2013年8月8日后，叶军就已不是银岭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查明，银岭公司原名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9日，何某伟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叶军任总经理、副董事长；2003年5月30日，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股东由张国梁（出资160万元，出资比例8%）、陈红（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6%）、叶翔（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6%）、叶军（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40%）变更为叶军（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叶翔（出资180万元、出资比例6%）、张国梁（出资240万元，出资比例8%）、陈红（出资180万元，出资比例6%）；2005年9月29日，股东变更为叶军（出资270万元，出资比例9%）、深圳市千亦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深圳市长禾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何伟洪（出资270万元，出资比例9%）、张国梁（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2008年9月4日，银岭公司股东变更为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叶军（出资2940万元，出资比例98%）；2008年9月18日，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变更为叶军，李某芬任监事；2008年10月21日，银岭公司变更为现名称。段忠提交2003年9月5日、2011年4月12日南航电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档案材料，拟证明2003年8月10日，南航电子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接受银岭公司作为新股东，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份；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副董事长。银岭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该证据仅能证明银岭公司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后指派叶军出任南航电子公司的副董事长，无法证明叶军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9月5日，南航电子公司股东恒大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5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银岭公司40%、段忠8%、杨某4%、麻某潮3%，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占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5%股权中的4.9%转让给新股东宋某良4.3%、段忠0.3%、杨某0.3%，转让后各股东出资额及所占比例为：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203万元，出资比例40.1%）、银岭公司（出资1200万元，出资比例40%）、段忠（出资249万元，出资比例8.3%）、宋某良（出资129万元，出资比例4.3%）、杨某（出资129万元，出资比例4.3%）、麻某潮（出资90万元，出资比例3%）；叶军担任南航电子公司副董事长。段忠提交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2004年至2007年）、段忠工商银行账号历史数据查询单、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某芬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2003年银岭公司出资1000万元依法受让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2004年至2007年，每年银岭公司从南航电子公司分得分红款200万元，其中40万元为段忠享有的权益；2.李某芬为银岭公司职员，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代段忠领取的股权分红款委托李某芬汇入段忠银行账户。银岭公司对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无原件；对段忠工商银行账号历史数据查询单、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某芬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显示李某芬于2006年、2007年、2012年分三次转账给段忠，金额分别为40万元、40万元、778054元，这仅是案外人李某芬转账给段忠的记录，无法证明该记录与本案有关，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李某芬身份证复印件仅证明李某芬于2008年9月（叶军取得银岭公司98%的股份）后才出任银岭公司的监事，无法证明李某芬在此之前有在银岭公司处任职，也无法排除李某芬与叶军存在利害关系，同时也无法排除李某芬转账给段忠的款项是段忠与叶军之间的经济往来。叶军对段忠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其中南航电子公司章程上之所以有叶军签名，是因叶军当时是银岭公司的股东之一，银岭公司是南航电子公司的股东，叶军作为南航电子公司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签字，但当时的工商登记的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是叶军，叶军是总经理。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代表办理，都是由叶军签名。银岭公司提交《还款协议》，拟证明段忠与叶军存在经济往来，且段忠与叶军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了协议，最终确认叶军欠段忠1600万元，叶军需于2015年11月16日前付清，证明段忠与叶军、杨某签署的代持协议书是段忠与叶军、杨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银岭公司无关，且该关系已处理完毕，以叶军偿还段忠款项的方式终结。段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银岭公司提交了银岭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拟证明银岭公司的股份经过多次变更，2013年8月8日，叶军将其持有的银岭公司的股份转出，现在的股东是深圳市华海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嘉天荣（深圳）贸易有限公司。段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2003年5月至2013年8月都是叶军实际控制银岭公司，林某茂跟银岭公司也是有利害关系的。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8日，银岭公司股东由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叶军（出资2940万元，出资比例98%）变更为叶翔（出资60万元，出资比例2%）、深圳市百民实业有限公司（出资375万元，出资比例12.5%）、颜丽珠（出资2565万元，出资比例85.5%）。叶军对银岭公司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段忠主张其享有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中8%的股权，应当证明存在上述事实之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军是否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署《协议书》；银岭公司事后是否追认了《协议书》的效力。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叶军无权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订涉案《协议书》。首先，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叶军并非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相关信息可在工商部门查询获得或要求银岭公司提供，段忠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银岭公司的相关信息。段忠在未收到银岭公司出具的证明叶军有代理权证明意义的文书印鉴以对抗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的情形下，仅以银岭公司在其他文件中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叶军签名，即认为叶军系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事实不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银岭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出资1000万元受让南航电子公司的股权，该项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1/2，应属重大投资。按照协议书的记载，段忠系“南航电子公司经营管理层骨干”，在叶军仅身为银岭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未出具相关银岭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未加盖银岭公司印章的情形下，即认为叶军有权代表银岭公司作出代段忠持股8%的意思表示，亦与常理不符；再次，段忠主张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认为，工商登记显示，叶军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仅占银岭公司40%的股份，并非银岭公司的控股股东。段忠主张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有证明叶军系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银岭公司行为的人的证明责任，仅依据叶军在涉案协议书中所称银岭公司由其实际控制，及段忠提交的叶军在其他协议中在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叶军单方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叶军系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段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叶军以银岭公司名义与段忠订立合同，构成无权代理。段忠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过失，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二、段忠主张的其已向银岭公司支付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转让款，银岭公司已向段忠支付部分股权分红款，及叶军认为其后续曾为银岭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情形，是否构成银岭公司对涉案《协议书》效力的追认。首先，段忠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30日的《收款收据》仅载明银岭公司收到段忠交来的款项60万元，但未注明款项性质，且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银行收讫”章，即该笔款项系银行转账支付，段忠未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故该《收款收据》证明力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段忠提交的日期为2004年5月14日、2005年8月4日的工商银行储蓄专用取款凭证系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汇款，一审法院认为，段忠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叶军曾指令段忠汇款120万元至其上述两家公司，亦未提交银岭公司已收到该笔款项的收款收据等补强证据，证明力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段忠主张剩余的2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其以2004年、2005年分红款折抵，段忠提交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显示，2004年、2005年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分红款合计80万元（500万元×8%×2），段忠主张2004年、2005年分红款80万元未发放系用于折抵段忠拖欠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对段忠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已向段忠支付部分股权分红款。一审法院认为，段忠提交的段忠工商银行历史数据查询结果打印清单、《段忠被代持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分红情况》、银岭公司股东会决议、李某芬身份证复印件仅能证明案外人曾向段忠转账，段忠与叶军之间的短信往来，自2008年9月18日起李某芬担任银岭公司监事的情况，不足以证明段忠于2006年9月25日、2007年10月17日、2012年10月24日收到的款项系涉案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的分红款。再次，叶军虽于2008年9月4日至2013年8月8日期间持有银岭公司98%的股份，但银岭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享有独立地位，在银岭公司未以其公司意志向段忠明确表示追认涉案协议书效力的情形下，叶军无权以控股股东意志代替银岭公司作出追认涉案协议书效力的意思表示。此外，段忠因无法提供原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的原件，一审法院认为该项申请对本案的审理并无实质必要，故不予准许。综上，叶军无权代理银岭公司签订涉案协议书，银岭公司对叶军的无权代理亦未追认，故涉案协议书仅对于签字各方产生法律效力，对银岭公司不发生效力，段忠要求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系为段忠代持，请求判令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段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由段忠负担。段忠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持有；3、判令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拖欠的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另查明，银岭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一份叶军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关于受让南航电子公司股权纠纷为本人与段忠的个人纠纷，与银岭公司没有关系。段忠在一审庭审后提交南航电子公司《2012年度投资回报计算表》、《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南航电子公司发放给银岭公司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发放给段忠的股东分红款的资金结算凭证等复印件。段忠在二审阶段提交如下证据：一、南航电子公司重组改制相关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简报资料复印件，拟证明叶军作为银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代表银岭公司参与南航电子公司前期投资谈判；二、叶军与深圳市博汇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持协议复印件，拟证明叶军仍是银岭公司实际控制人；三、深圳市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叶军同时为该公司和银岭公司大股东和控制人，银岭公司实际收到了投资款；证据四、李某芬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银岭公司对证据一、二、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叶军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承认其是银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证据四未发表意见。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为银岭公司所持南航电子公司8%的股权投资权益归属问题。对此，二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关于叶军能否代表银岭公司签署代持协议的问题。叶军在签署代持协议时持有银岭公司40%股份，是银岭公司大股东之一，担任银岭公司总经理，并作为银岭公司首席执行官参与投资南航电子公司事宜，段忠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管理层人员，有理由相信叶军可以代表银岭公司；并且，叶军在协议书签订之后的2008年持有银岭公司98%股权，为银岭公司法定代表人，银岭公司对该协议是知情的且未否认该协议书的效力，因此，该协议书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其次，关于段忠是否实际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偿还垫付的股权转让款义务。2004年4月30日，银岭公司出具加盖财务章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段忠款项60万元；2004年5月14日段忠向银岭公司关联公司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账支付60万元，并注明还股款；2005年8月4日段忠向叶军指定的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转账支付60万元，并注明还股款，其余20万元段忠称以分红折抵。段忠的出资金额及时间与协议书基本吻合，叶军也出具证明确认银岭公司收到了段忠的投资款200万元。因此，二审法院采信段忠提出的已偿还垫付款项的主张。再次，关于段忠是否收到分红款的问题。李某芬曾于2006年、2007年、2012年分三次给段忠转账支付40万元、40万元、778054元，该金额能够与当年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情况及协议书约定的段忠持股比例相吻合，有叶军出具的证明印证，且李某芬曾担任过银岭公司监事，在未有证据证明李某芬与段忠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段忠提出的该款项为银岭公司向段忠支付的分红款的主张，这也说明银岭公司认可与段忠之间存在代持股权关系。叶军代表银岭公司与段忠签署协议书后，段忠按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银岭公司也给段忠支付了部分分红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叶军与段忠等人所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段忠有权向银岭公司主张权利。关于段忠主张银岭公司应向其支付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的问题。段忠提供的关于南航电子公司向银岭公司分红的相关证据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印证，银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段忠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分红款数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对段忠请求银岭公司向其支付南航电子公司分红款259650.86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段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416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40%股份中的8%系代段忠持有；三、驳回段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已由段忠预交），由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已由段忠预交），由深圳市银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股权确认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中的8%是否为银岭公司代段忠所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南航电子公司于2003年重组改制前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为恒大公司持股55%、汉中公司持股45%，经改制,银岭公司依据2003年8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从南航电子公司的原股东恒大公司受让了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段忠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层，也依据该协议从南航电子公司原股东恒大公司、汉中公司分别受让了南航电子公司8%、0.3%共计8.3%股权。南航电子公司已于2003年9月5日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依据该工商登记，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段忠持有南航电子公司8.3%股权。根据段忠诉讼期间提交的《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显示，银岭公司取得上述40%股权已实际投资1000万元。段忠提起本案诉讼，主张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中有8%为银岭公司代其持有，合同依据是叶军与段忠、杨某于200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从该协议约定的内容看，签约主体是叶军个人与段忠、杨某，叶军不是以银岭公司的名义签订，银岭公司也没有在该协议上盖章。虽然协议中有约定以叶军控制的银岭公司名义投资1000万元收购的南航电子公司40%的股权分配8%给段忠所有，但是银岭公司当时并非叶军的一人公司或控股公司，而是由叶军持股40%、何伟洪40%、张国梁持股8%、叶翔持股6%、陈红持股6%的有限责任公司，叶军也不是银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军个人处置银岭公司所持股权重要资产没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及公司授权，属越权行为。段忠作为南航电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应该清楚银岭公司所持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是银岭公司投资1000万元收购的股权，并非叶军个人投资收购的股权。从段忠举证的以证明其已付上述8%股权出资款200万元给银岭公司的证据材料看，段忠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30日的《收款收据》仅载明银岭公司收到段忠交来的款项60万元，但未注明款项性质，且该《收款收据》上加盖有“银行收讫”章，即该笔款项系银行转账支付，段忠未提交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段忠提交的日期为2004年5月14日、2005年8月4日的银行转账凭证系段忠向深圳市千亦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锦鑫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汇款各60万元，段忠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银岭公司或叶军曾指令段忠汇款至上述两家公司，亦未提交银岭公司已收到该款项的收款收据等补强证据；段忠主张剩余的20万元股权款系其以2004年、2005年分红款折抵，而段忠提交的《深圳市南航电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显示，2004年、2005年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共取得分红款400万元,如按段忠的主张该40%的股权中有8%股权是银岭公司代其持有的,那么银岭公司就应支付计80万元分红款给段忠，但段忠主张称以2004年、2005年的分红款折抵段忠拖欠的股权投资款20万元，二者的数额明显不符。从段忠举证的以证明银岭公司从南航电子公司分红后曾于2006年、2007年、2012年支付过相应红利给段忠的证据材料看，该证据只是显示李某芬曾于2006年9月25日、2007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24日支付过400000元、400000元、778054元给段忠及李某芬曾担任过银岭公司的监事，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李某芬是代银岭公司支付相应的股权红利款给段忠。从段忠举证的南航电子公司2003年改制的相关文件看，南航电子公司是鼓励管理层对公司持股，事实上段忠也已对南航电子公司显名持股8.3%,在此情况下段忠还要通过银岭公司另外隐名持股，且解释称是由于南航电子公司当时处于亏损状态，银岭公司入股后由段忠等人再隐名持股，是为了捆绑南航电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层以达到努力经营目的，段忠的该做法及解释不符合常理。从段忠举证的叶军出具给其的《证明》（无落款日期）看，虽然叶军在该证明中称由其本人通过银岭公司代段忠持有南航电子公司8%股权，段忠按照指定支付了股权投资款200万元，但叶军也曾于2017年4月13日、2018年3月20日先后二次出具《情况说明》给银岭公司称关于涉案争议的南航电子公司8%的股权是其个人与段忠之间的争议,其已与段忠就南航电子股份款问题经协商达成了还款协议。经查，在段忠提起本案诉讼前,为解决叶军欠段忠南航电子公司股份款的问题,俩人确实于2015年11月17日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由叶军分期分批退还欠段忠的南航电子公司股份款。综上分析，叶军与段忠、杨某于2003年1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将银岭公司持有的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分配8%给段忠所有，属越权行为，本案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银岭公司作了追认，也不能认定段忠属于善意的相对人，该《协议书》对银岭公司不发生效力。段忠请求确认银岭公司持有南航电子公司40%股权中的8%系代其持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段忠与叶军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争议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民初14169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2572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均由段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加武审判员  林修凯审判员  杨 靖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龚鸿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