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民终53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海丰，男，196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荣祥，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上述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浙江元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海江，男，196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法，绍兴市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华良，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卢关龙，男，196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审第三人：胡海芳，男，195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审第三人：胡海波，男，195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审第三人：胡海灯，男，195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胡海丰、邵荣祥因与上诉人胡海江、原审第三人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波、胡海灯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4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海丰、邵荣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萍，上诉人胡海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法、金华良，原审第三人卢关龙、胡海波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海丰、邵荣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胡海丰、邵荣祥在一审诉请中主张的五项资产情况为绍兴市东湖丝绸印花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公司）的总资产金额，本案纠纷实系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东湖公司的资产情况及资金走向与本案有重大关联，但一审法院在一审中并未予以查明。1.关于东湖公司租金收入部分的认定。一审法院已确认东湖公司存在租金收入，但未查明具体租金收入数额，仅通过推测认定租金收入大于6046437.5元。东湖公司自2010年开始未实际生产经营，主要以厂房、设备、排污指标的出租作为企业的日常经营，扣除必要的税费、银行贷款利息、人工工资外，不存在其他开支。胡海丰、邵荣祥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加盖东湖公司印章的2015年6月13日上缴款明细，明确记载了截止2015年6月13日各租户尚欠租金，结合承包协议书以及各承租人的录音，各租户实付租金合计远超3000万元。胡海丰、邵荣祥已扣除上述提及的必要开支，对租金部分仅主张3000万元，与客观情况相符。胡海江作为企业实际控制人，其持有历年来的租赁合同，在一审中并未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2.对于排污指标转让款具体数额部分的认定。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6月26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中陈述东湖印花厂退出关闭，将该排污指标转让给浙江龙翔针织科技有限公司之前，东湖印花厂有排污指标765000吨，日排污量2550吨。根据排污指标的市场价为2万元/吨，且该排污指标的受让人也认可排污指标转让价为2万元/吨。胡海江在一审中仅认可排污指标转让款3070万元，低于市场价2000万元。一审法院应当审查排污指标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排污指标转让合同只有胡海江持有，一审法院应责令胡海江提供，一审法院未责令其提交，胡海江也拒不提供，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3.对于镍网出卖款具体数额部分的认定。根据相关聊天记录可见，镍网共计40吨，即使当时市场价为“8万不到点”，镍网的出卖款应当在300万元左右，胡海江仅认可205万元，远低于市场价，不应当采信。4.关于东湖公司资金去向问题的认定。东湖公司资产超过1亿元，但胡海江仅能对归还公司贷款的2900万元及已分配现金2600万元的资金走向予以说明，对于剩余的大笔资金，仅能说明去向，却无法提供具体的明细支持，完全不符合常理。本案中，胡海江所主张的向个人借款金额为几千万元，胡海江仅主张系返还借款，却无法说明具体的借款时间、金额及借款人。一审法院未审慎查明上述款项的去向及借款情况的真实性，确系事实认定不清。5.对于清算结果是否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确认“根据录音与胡海江对资金及去向的说明，东湖公司清算时的资产不止2110807.17元”，可见一审法院在此并未认可清算结果，且根据胡海江在2019年3月的录音中自认其手上现有超过1500万元的资金，可见实际剩余款项与清算结果完全不符，但一审法院却采信清算组的清算结果，两者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不能在已明知财务报表中的清算结果与事实不符的情形下仅因该财务报表已由税务机关认可即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对客观持有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正确适用证据规则，损害了胡海丰、邵荣祥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对于排污指标转让款，按照市场价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情况说明中出具的日排污量，排污指标转让款应当为5100万元，东湖公司将排污指标转让给了浙江龙翔针织科技有限公司，胡海江在一审中未提供合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排污指标转让款的实际金额，仅口头认可3070万元，对于上述排污指标转让的合同等材料均是由胡海江所持有，在双方差额高达2000万元的情况下仍拒不提供，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承担不利后果。2.在调解中，胡海丰、邵荣祥与胡海江对于每份预计可获400万元是预测算，仅是对每份收益的一项预估，而非经过计算得出的准确数字，且对于预测算出的400万元是双方在调解时所做的陈述，不应当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公司股东有权进行分配，作为清算组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但本案中，胡海江作为清算组成员，并未履行法定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与胡海江的通话录音可知，胡海江在公司清算后所控制的公司资金远远大于提供给税务机关的财务报表中记载的金额，且至今为止，除返还银行贷款及已分配资金外，对于剩余资产数额及去向，胡海江无法提供具体账目明细，胡海江作为清算组组长，在清算中利用职权故意隐瞒公司资产情况，未履行清算组成员应尽的清算义务，严重损害了胡海丰、邵荣祥的利益。胡海江辩称，胡海丰、邵荣祥主张的5项资产在一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只是凭空提出的假想数据，与客观事实不符，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法院不能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胡海江。1.关于租金部分。公司在内部股东间作了车间管理责任划分，相关费用均记录在公司经营性收支中。一审证人严某是胡海丰的亲戚，是胡海丰指派到东湖公司做财务的人员，其在一审中的陈述能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经营状况，法院应当采信。2.关于排污指标转让，公司转让时排污指标是550800吨/年，转让款是3070万元，这些数字均记录在财务中，一审庭审中胡海江当庭出示了财务账本供法庭核实。胡海丰、邵荣祥诉称为5100万元，应由胡海丰、邵荣祥承担举证责任。二、东湖公司的经营与财产都独立于公司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东湖公司在经营期间，财务制度完备，监管健全。胡海丰在公司经营期间自己参与到经营中，在公司销售部门任主管负责人，还安排其小姨到财务部门监督公司的财务运转，公司经营期间所有资金往来均记录在财务账册中，相关报表进行了审核认定。三、公司经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将某些数据拿来单独计算。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及在存续期间，除了收入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支出。根据公司法规定，分红必须建立在有净利润基础上。经过税务机关审核备案的报表显示公司经营是严重亏损的，在拆迁补偿前，公司亏损4000余万元，股东享有的权益是-3000余万元，这些数据记载在公司2016年1月份报送的资产负债表中。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注销前的最后一期资产负债表记载，所有者权益是200余万元。四、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经股东会决议作出了解散、清算、注销的决定，最后一份法律文书是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全体股东均签名，承诺本次清算不存在未了结事务。综上，胡海丰、邵荣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卢关龙述称，我作为东湖公司股东，同意胡海江的意见，东湖公司确实是资不抵债，亏损很大。胡海波述称，东湖印花厂是资不抵债我们买过来的，一直都是亏损的，后来要拆掉，清算大家都是对账对好的，是没有钱了的。胡海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海丰、邵荣祥的诉讼请求或依法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原东湖公司于1997年成立，2010年7月增资至1300万元，7位股东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胡海江为法定代表人，胡海丰主管业务部，卢关龙任监事。至2015年元月原东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为-43659223.85元，属严重亏损。2015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市政府要求实施了关停，2015年下半年起公司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后进入政府拆迁与补偿阶段。关停后全体股东进行了股东分配的预测算，根据当时政府的拆迁政策，原公司预计可获1个亿左右的拆迁补偿款。当时全体股东按出资总额分成13份，每份预计可获400万元左右。后来在与政府部门签订协议时签约可赔偿金额为7503万元，再后来经审计，拆迁补偿金额又核减900多万，只剩下6577万元，与原来预测相差约3500万元，还有公司关停前遗留的债权债务等实际状况，最后确定按每份200万进行分配，该方案全体股东讨论并一致通过。2016年2月各股东按确定的分配份额各自取得了相应分配款，其中胡海丰分得400万元，邵荣祥分得200万元。2018年上半年，公司作注销前的最后清算，成立清算小组，经过清算，截止2018年6月底，公司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因胡海江为了原公司的利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剩余财产不作分配，用于对胡海江的经济补偿，该清算结果已告知全体股东。全体股东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书面承诺：“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不存在未了结事务”，据此，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并完成注销手续。二、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经过税务部门审核并备案的原公司资产负债表所记载的数据合法且真实有效，根据原公司最后一期资产负债表记载的数据，原公司剩余净资产为2110807.17元。一审法院还认定原公司成立清算组，确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属于清算结果。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本案依法可由各股东分配的财产只有211万元，一审判决应当仅限于对原公司剩余部分资产作股东间的分配，以及剩余资产是否可以作为对胡海江的补偿作出认定。一审法院判决胡海江支付胡海丰、邵荣祥500万元，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一审法院却依据在调解过程中获取的偏面信息进行推定与曲解，作出违背法律规定的错误判决。2.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原东湖公司已经过法定程序进行清算和注销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却不以查明的事实为依据而任意推定和胡乱计算，在错误认定尚需支付胡海丰、邵荣祥386万元的情况下，又随意增加到500万元，作出了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违法判决。3.一审法院违法处理他人财产应予纠正。胡海丰从原东湖公司的借款100万元依法应当属于全体股东所有，一审法院在未取得全体股东同意或放弃的情况下，将此100万元进行处分属违法处分。四、一审法院审理时法律主体未厘清。本案案由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因此，诉讼主体应当是商事主体身份，而不能是自然人身份主体。胡海江属于多重身份，一个是原东湖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一个是原东湖公司的清算小组长，还有一个是自然人身份。而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因原公司具独立的法人资格，无论是其身份、财产都独立于胡海江的自然人主体，在诉讼中应当严格加以区分。胡海江在原东湖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以及在后来的清算中，从来都是公私分明，尽心尽职履行其管理职务，并且在履职过程中从没有损害过原公司的利益，不存在以自然人主体身份去承担原东湖公司责任的情形。而一审法院却判决胡海江以其个人财产去给付原公司股东的非法利益。胡海丰、邵荣祥辩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确认了东湖公司存在承包租金收入，确认了东湖公司在清算时其实际剩余资产超过清算资产，胡海江提供的税务部门清算结果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清算数据，但又没有认可，这是自相矛盾的。胡海丰、邵荣祥已经根据各承租人的通话录音以及上缴明细表对于租金部分做出了计算，若胡海江认为并不存在租金收入，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处举证责任属于胡海江。对于排污指标转让款的金额，胡海江仅提供了3070万元的流水，通过与受让人的通话录音可见，胡海江与实际受让人之间存在转让合同且存在保密条款，但胡海江拒不提供，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胡海丰、邵荣祥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胡海江在一、二审中均主张东湖公司存在大笔借款，但未提供具体的明细以及借入记录、借款凭据予以佐证，所谓返还借款的对象都是其近亲属，因此涉及近3千万元的借款是否真实需要法庭进行审查。根据胡海丰、邵荣祥一审中提供的原东湖公司2011、2012年的工商报表及税务报表，两者有巨大差异，胡海江提交的税务报表并不能真实反映东湖公司的资产情况。胡海江陈述其持有公司账本但在一审中经要求拒不提供，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卢关龙述称，对胡海江的上诉没有意见。胡海波述称，借款钱收进来是严某收的，不是胡海江收的，肯定是有依据还出去的。胡海丰、邵荣祥于2019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海江向胡海丰支付原东湖公司的财产分割款15219922.6元，向邵荣祥支付财产分割款7609961.2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湖公司于1997年10月24日登记成立，胡海丰、邵荣祥、胡海江、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波、胡海灯共七个自然人均为东湖公司股东。注册资金在2018年3月前为1300万元（100万元为一股，共13股）、4月起为2600万元（仍为13股），其中胡海丰出资400万元；邵荣祥出资200万元；胡海江出资600万元；卢关龙出资400万元；胡海芳出资400万元；胡海波出资400万元；胡海灯出资200万元。胡海江为东湖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卢关龙为财务监督人。2018年6月19日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内容为：1、同意注销公司；2、同意成立清算组，成员为胡海江（组长）、卢关龙、胡海芳。2018年10月9日东湖公司以简易注销形式注销了东湖公司。东湖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与向税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不一致。2015年1月31日东湖公司与皋埠镇人民政府签订“绍兴高新区印染企业关闭退出补偿协议”一份，该协议明确东湖公司“机器设备及管网的搬迁奖励”等及东湖公司的房屋土地在2015年3月31日前腾空。2017年12月29日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东湖公司关闭退出项目关退补偿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东湖公司的总拆迁补偿款为65773454元，该笔补偿款已于2018年11月16日全额补偿到位。2019年6月15日清算组胡海江、卢关龙、胡海芳出具清算说明，内容为：“2018年6月19日经全体股东决议担任公司的清算组成员，现就相关清算事项说明如下：1、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2015年公司根据市政府要求实施了关停，2015年及之后公司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召开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决议：同意公司注销并成立清算组；由胡海江、卢关龙、胡海芳担任公司的清算组成员，胡海江为组长。3、经过清算，截止2018年6月底，公司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剩余2110807.17元可供股东分配，同时，清算组在完成全部清算工作后向全部股东报告并说明清算全部事项，全体股东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书面承诺：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不存在未了结事务(包括股东分配事务)。4、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并完成注销手续。”2019年10月19日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波出具《股东分配与清算说明》，内容为：“东湖公司有股东七人，共同出1300万人民币，分别是：胡海江300万、胡海丰200万、胡海灯100万、胡海波200万、胡海芳200万、邵荣祥100万、卢关龙200万。2015年公司根据市政府要求实施了关停，2015年下半年起公司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后进入政府拆迁与补偿阶段。关停后全体股东进行了股东分配的预测算，全体股东按出资总额分成13份，每份预计可获400万元左右。后来因政府拆迁补偿金额核减900多万，还有公司关停前遗留的债权与债务等实际状况，确定按每份200万进行分配，该方案全体股东讨论并一致通过。各股东按确定的分配份额各自取得了相应分配款，其中胡海丰分得400万，邵荣祥分得200万。2018年上半年，公司作注销前的最后清算，成立清算小组，由胡海江、卢关龙、胡海芳担任公司的清算组成员，胡海江为组长；经过清算，截止2018年6月底前，公司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该清算结果已告知全体股东、全体股东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书面承诺’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不存在未了结事务’，据此公司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并完成注销手续。上述所述说明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9年10月19日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波出具《关于对东湖公司相关债权债务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系东湖公司股东，公司因政府实施关停已于2018年8月24日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并完成注销，此前已作分配并进行了清算，对此本人承诺在公司注销后无论有否盈余还是有其他债务，本人均表示放弃权利或利益，同时亦不再承担相关的债务责任，特此说明并承诺”。胡海丰、邵荣祥诉请的计算过程为：一、需股东间分配的现金总额：1、至2015年6月13日止，原东湖丝绸印花厂净收入租金暂按3000万元计算；2、拆迁补偿款计65773454元；3、排污指标转让款约计5100万元；4、旧机器设备转让款约计400万元；5、镍网出卖款约计316万元。以上五项约计164433454元。二、应支付及已分配的现金：1、返还东湖公司贷款约计2900万元(以绍兴银行城北支行的还贷凭证为准)；2、已分配的现金2600万元。三、尚应分配的现金为109433454元。四、胡海丰、邵荣祥各应分得现金：1、胡海丰可分得的现金约为16835242.6元(按109433454元的15.384%计算)；2、邵荣祥可分得的现金约为8417621.28元(按109433454元的7.692%计算)。胡海江对资金及去向作出说明，拆迁补偿款65773454元：2015年12月收2000万，还借款510万、还贷款861.8万、付欠款94.6705万、现金账户支出500万；2016年1月收3000万，还借款2140万、付欠款45.1219万、付电费类47万、现金账户支出800万；2018年2月收14773454元，还借款500.381万、缴土地税33.965956万、审计与税362.44768万、诉讼相关177.7292万、其他198.9802万；2018年11月收100万。排污指标3070万：2014年12月收1800万，还银行贷款2000万，2016年12月收200万；2016年5月收1070万，还借款1070万。旧设备转让款收353万，2016年4月还借款330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公司注销终止后对公司财产分割产生的纠纷，且系出资人之间的纠纷，故本案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胡海丰、邵荣祥作为出资人，其有权按比例分割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故原告主体适格。因东湖公司已注销，法律主体不复存在，加之胡海江系财务负责人，又是清算组组长，直接控制东湖公司的财产，其他清算组成员不控制东湖公司财产，故被告主体也适格。案涉清算组的问题。首先、是否存在清算组。胡海丰、邵荣祥否认2018年6月19日召开了股东会，其实际是否认成立清算组。其余股东认可2018年6月19日股东会的决议内容。对此评判如下：第一、根据东湖公司注销的事实，该院确认存在清算。胡海丰、邵荣祥提出本案是简易注销登记，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只要提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就可以注销，其言外之意就是不需清算，不需成立清算组，然该指导意见明确记载“将全体投资人作出解散的决议（决定）、成立清算组、经其确认的清算报告等文书合并简化为全体投资人签署的包含全体投资人决定企业解散注销、组织并完成清算工作等内容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即“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包含了清算内容，有清算因而就有清算组；第二、根据胡海丰、邵荣祥在2018年6月19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可以确认成立清算组的事实。尽管胡海丰、邵荣祥主张是空白纸上的签名，但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第三、根据公司决议有效形成的实质要件即多数决，现只有胡海丰、邵荣祥否认清算与清算组，且两人所占比例为3/13，故采信东湖公司成立了清算组。其次、清算组的清算结果是否能够被采纳。清算组的清算结果为截止2018年6月底公司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同时除胡海丰、邵荣祥外的股东指出胡海江为了公司及股东利益而受到的刑事处罚应予补偿。对此，评判如下：第一、胡海丰、邵荣祥诉请中主张的五项资产情况。1、胡海丰、邵荣祥主张至2015年6月13日东湖公司的净收入租金为3000万元。通过庭审，存在承包收入，但金额至少在6046437.5元以上；2、胡海丰、邵荣祥主张拆迁补偿款计65773454元。该款胡海江无争议，该院确认；3、胡海丰、邵荣祥主张排污指标转让款为5100万元。通过庭审，胡海江认可3070万元；4、胡海丰、邵荣祥主张旧机器设备转让款为400万元。胡海江认可为353万元；5、胡海丰、邵荣祥主张镍网出卖款为316万元。通过庭审胡海江认可205万元；第二、双方争议的资金去向。胡海丰、邵荣祥认可两笔资金去向，即返还东湖公司贷款2900万元与已分配的现金2600万元；胡海江就胡海丰、邵荣祥主张的5笔资金给出了去向，但没有具体明细账目支持；第三、根据录音与胡海江对资金及去向的说明，东湖公司清算时的资产不止2110807.17元；第四、根据东湖公司大多数股东作出的胡海江受到刑事处罚应予补偿的意思表示，说明东湖公司在清算时的最后资产考虑了刑事补偿因素；第五、东湖公司向工商部门、税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尽管不一致，但根据证据部分的分析，在税务部门认可东湖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情形下，该院应当认可税务部门的纳税结果。综上，该院采信清算组的清算结果。胡海丰、邵荣祥诉请问题。第一、胡海丰、邵荣祥的诉讼请求是建立在5笔资产的基础上，但东湖公司是一个经营实体，公司的经营过程是一个连续与承上启下的一种贯穿行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及存续期间除了收入还有各种支出，单独把5笔财产资金拿出来进行独立计算有悖公司的整体性与持续性，故对胡海丰、邵荣祥的计算逻辑不予采纳；第二、公司终止后其剩余财产的最佳解决方法是会计审计，但胡海江、卢关龙等五人均认可公司没有保存账册，导致会计审计不能；然尽管没有账目支持但除胡海丰、邵荣祥外的其余股东认可清算结果及资金去向；第三、基于关停后全体股东进行了股东分配的预测算，全体股东按出资总额分成13份，每份预计可获400万元左右，以及在调解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有这回事，故在不能审计的情形下，胡海丰、邵荣祥共三股计1200万元，除去已分的600万元，尚余600万元。因预计每股400万元是建立在补偿金为75039441元的基础上，然最后补偿金是65773454元，相差9265987元，每股差712768.23元，胡海丰、邵荣祥三股为2138304.69元，600万元-2138304.69元=3861695.3元。考虑到胡海江没有提供具体账目，东湖公司在工商、税务的报表不一，以及除胡海丰、邵荣祥外的股东指出胡海江为了公司及股东利益而受到了刑事处罚应予补偿的实际，结合本案实质纠纷发生在胡氏兄弟之间与调解经过，及除胡海丰、邵荣祥、胡海江外的股东放弃了东湖公司的权益，为促进兄弟和睦与社会和谐，该院确定胡海江还应给付胡海丰、邵荣祥500万元，其中胡海丰为3333333元，邵荣祥为1666667元。扣除胡海丰尚欠东湖公司的100万元后，尚有2333333元。第四、至于胡海丰、邵荣祥提到的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及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等犯罪，胡海丰、邵荣祥在该判决后可依法向有关部门控告。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海江应支付给胡海丰2333333元，支付给邵荣祥1666667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胡海丰、邵荣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胡海丰、邵荣祥向本院提交审计申请书一份，要求对原东湖公司通过公司财务账册或公司银行流水进行审计。胡海江认为，公司清算完毕的时候账册都是齐全的，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和审计，时间久了账册放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审计；卢关龙、胡海波均认为，账册没有了，已无法审计。对此，本院认为，胡海丰、邵荣祥的申请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不具备审计条件，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下列两点，一是胡海江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如主体适格，则胡海江是否应支付胡海丰、邵荣祥相应的款项，以及应支付款项金额的确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胡海江上诉认为，本案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诉讼主体应当是商事主体身份，而不能是自然人身份主体，原东湖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一审法院判决胡海江以其个人财产去给付原公司股东的非法利益错误。对此，首先，关于本案的性质案由。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二级案由，不够精确，且东湖公司已清算注销，故本案一审案由确定有所不当。胡海丰、邵荣祥认为本案为股东权属纠纷。股东权属纠纷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案由，在司法实践中，股东权属争议一般指股东相对于公司的股权权属争议，或股东之间就股权权属利益发生的争议。本案中，胡海丰、邵荣祥起诉要求胡海江支付原东湖公司的财产分割款，不属与公司间的股权权属争议，也不属股东间因股权权属发生的争议，故本案的性质不属股东权属争议。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胡海丰、邵荣祥认为胡海江在任原东湖公司清算组长对公司进行解散清算中，未忠实履行其清算义务，清算结果不真实，现尚有公司财产可供分配，故要求胡海江支付财产分割款。与胡海丰、邵荣祥的起诉性质相近的案由有清算责任纠纷。清算责任纠纷是指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引起的纠纷。因清算责任纠纷的原告主体是公司或者债权人，与本案不符，故本案不宜定为清算责任纠纷。本院认为，本案应定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较为适当。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胡海丰、邵荣祥以其作为原东湖公司股东的利益受损为由起诉，主体适格；胡海丰、邵荣祥主张胡海江在担任清算组长进行清算中未忠实履职，造成其应得分配财产未能实现，乃至公司清算之前，公司租金收入、财产处分收入未予分配，均指向胡海江作为公司高管的履职行为，胡海江属本案适格被告。综上，本院将一审确定的与公司有关纠纷改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可从下列两方面予以评析。1.清算资产结果的确定。除胡海丰、邵荣祥外的原东湖公司其他五位股东均认为，经清算，截止2018年6月底，公司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胡海丰、邵荣祥则认为公司应另有资产。对此，案涉2018年6月19日股东会决议明确，同意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胡海江、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江为组长。2018年8月24日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载明，现向登记机关申请东湖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该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胡海丰、邵荣祥提出，其是在空白纸上签名，没有在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是有的，但清算的是外部债务，内部没有清算过。对此，胡海丰、邵荣祥未提交相应证据足以否定其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即使胡海丰、邵荣祥所述属实，亦不能否认其二人知悉公司清算的事实。胡海丰、邵荣祥提出其虽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名，但该承诺书只能证明对公司外部债务进行了清算，并不能证明对公司内部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对此，《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简化企业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将全体投资人作出解散的决议（决定）、成立清算组、经其确认的清算报告等文书合并简化为全体投资人签署的包含全体投资人决定企业解散注销、组织并完成清算工作等内容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不再提交清算报告、投资人决议等材料。据此，胡海丰、邵荣祥主张简易注销程序无需清算故东湖公司未经清算与上述相关规定不符，且胡海丰、邵荣祥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字却主张公司未经清算明显与常理不符。原东湖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第十三条.3.(1)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据此，原东湖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经清算作出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的清算结果，并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符合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属股东会有效决议，在法律上应予确认。2.关于胡海丰、邵荣祥提出的分割原东湖公司租金收入、资产出售收入的请求是否成立。首先，胡海丰、邵荣祥主张的租金收入性质上属原东湖公司的经营性收入，排污指标出售款、镍网出售款、机器设备出售款属公司资产处置收入，即上述款项的权利主体为原东湖公司。如胡海江在担任原东湖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存在隐瞒上述收入的情形，则应由公司出面主张相关的权利。如胡海丰、邵荣祥以东湖公司注销为由提起诉讼，亦应将诉讼所得利益归于公司，而不应直接归于起诉人个人所有。胡海丰、邵荣祥的起诉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精神不符。其次，胡海丰、邵荣祥作为本案原告，应就其主张的胡海江隐瞒收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胡海丰、邵荣祥主张至2015年6月13日止，原东湖公司净收入租金3000万元。胡海丰、邵荣祥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公司原出纳严某证实，其任公司出纳期间（2002年8月或10月-2015年8月），公司均据实做账，公司财务报表能客观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而原东湖公司2009年-2012年的公司年检报告书显示原东湖公司经营状况均为亏损或微利，填表日期为2015年6月9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未分配利润为-44758069.18元。胡海丰、邵荣祥的该项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胡海丰、邵荣祥主张排污指标转让款5100万元、旧机器设备转让款400万元，均超过胡海江认可的相应金额，对此，胡海丰、邵荣祥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胡海丰、邵荣祥主张镍网出卖款316万元，胡海江解释因其先前已向公司买入该镍网，故其处置镍网收入不属公司的收入。胡海丰、邵荣祥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成立，亦应承担不利后果。胡海丰、邵荣祥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胡海江在公司清算后持有资产1600余万元的事实。据此，胡海丰、邵荣祥提出的分割原东湖公司租金收入、资产出售收入的请求不能成立。原东湖公司清算组经清算作出在清偿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资产2110807.17元的清算结果，该笔款项属股东可分配财产。胡海江主张原东湖公司股东已决定将该笔款项作为对其个人的补偿，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在一审中，卢关龙、胡海芳、胡海波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对东湖公司相关债权债务的承诺书，表示在公司注销后无论有否盈余还是其他债务，均表示放弃权利或利益，同时亦不再承担相关的债务责任，卢关龙、胡海波在二审中表示该剩余款项补偿给胡海江。上述意见均只能作为各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当然代表胡海丰、邵荣祥，胡海丰、邵荣祥现提出分割该2110807.17元剩余资产，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两人的持股比例，胡海丰应分得324739.54元，邵荣祥应分得162369.77元，胡海江应分别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胡海丰、邵荣祥。胡海江提出该2110807.17元包括胡海丰向原东湖公司的借款100万元，与本案相关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并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胡海丰、邵荣祥提出的分割原东湖公司清算后财产款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在确定本案付款金额上不够严谨。第一，一审一方面采信清算组的清算结果，一方面基于股东曾进行的预测算以及拆迁补偿金的前后变化，计算本案原告可分配款项，两者相互矛盾；第二，计算方式过于机械，只考虑补偿金预计金额与实际发放金额的差异这一种因素，未能考虑400万元仅是预测值，以及其他债权债务可能的影响，计算结果的可采性不高；第三，有混淆判决与调解的嫌疑，一审在计算得出胡海丰、邵荣祥应得3861695.3元的基础上，确定胡海江给付500万元，即有此痕迹。综上所述，胡海丰、邵荣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胡海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4939号民事判决；二、胡海江支付给胡海丰324739.54元，支付给邵荣祥162369.77元，均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三、驳回胡海丰、邵荣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9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60949元，由胡海丰负担104080元，邵荣祥负担52040元，胡海江负担482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49元，由胡海丰负担100847元，邵荣祥负担50424元，胡海江负担46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伟审判员 陆卫东审判员 **斌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俞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