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岑锦盛。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志珍，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柔，北京市浩天信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伟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德华，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诗，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锦盛因与被上诉人罗伟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2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岑锦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岑锦盛无需支付罗伟成各项损失共计107274.69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伟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两点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在事发当日，罗伟成是否根据岑锦盛的通知到达现场施工，并不影响罗伟成实际于当日为岑锦盛提供劳务的事实认定；况且，岑锦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罗伟成施工时巳采取措施明确表示拒绝罗伟成的施工。因此，案涉事故发生时，应当认定岑锦盛与罗伟成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岑锦盛认为岑锦盛与罗伟成并未构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双方之间并未就雇佣与受雇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责任是由罗伟成方承担，罗伟成尚未证明岑锦盛同意其上工，雇佣关系成立，又何须岑锦盛证明采取措施明确拒绝呢？退一步讲，一审法院推定岑锦盛存在默示认可罗伟成上工亦存在明显逻辑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首先当日岑锦盛并未按双方的习惯通知罗伟成到达现场；其次当日十点左右罗伟成才来到现场，岑锦盛认为罗伟成是来找其姐夫杨锡贤处理私事的，且未看到罗伟成爬上工棚，故并不认为罗伟成是来上工的。其姐夫杨锡贤亦证明罗伟成当天要去竹佬那里开工，由于对方找了人导致罗伟成未能上工，才来找他。结合上工时间为8点、上工需双方提前一天约定、双方工资一天一结等习惯，应当认定岑锦盛并没有明示或默示做出同意或请求罗伟成上工的意思表示。结合岑锦盛与罗伟成的雇佣关系仅存续于做工当天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两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并且岑锦盛认为与罗伟成也不存在帮工关系，帮工一般指无偿帮工，按照两者之间以往的工资账目可以看出，罗伟成并无帮工的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残疾赔偿金本身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表现形式，罗伟成为重复主张，在罗伟成请求残疾赔偿金的同时，又重复申请精神抚慰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岑锦盛认为存在五点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罗伟成实际于当日为岑锦盛提供劳务的事实存在错误。罗伟成提供的证明其从工棚上摔下的证人，均与罗伟成存在亲属关系，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提供的对其有利的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罗伟成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病历中亦自述其是于上午11点30分从3米高树上坠下。综上，无法认定罗伟成实际于当日为岑锦盛提供了劳务。2、一审法院认定的医疗费存在错误。罗伟成提供的诊断证明书中，除了2019年7月19日罗伟成因骨折入院治疗外，2017年10月11日是因术后切口破溃住院进行手术，2018年11月12日是因手术后伤口愈合不良住院进行手术，以及事故后其余诊疗的产生都是由于伤口感染、不愈合等原因，其中存在着本人照顾护理不当的重大过失，与罗伟成2017年7月19日的受伤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第一次手术后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应当在罗伟成主张的损失中予以扣除。3、一审法院认定8600元护理费存在错误，罗伟成为重复主张护理费。罗伟成主张护理费8600元，但提供的医疗收费票据显示，三次手术的费用中巳包括护理费2373.4元，其中2017年9月24日护理费1873.8元，2017年10月22日护理费269元，2018年11月2日护理费230.6元，该护理费用已经包括在医疗费用当中，罗伟成主张的护理费属于重复请求。并且岑锦盛及妻子在罗伟成受伤送院后悉心照顾、陪护罗伟成，承担了护理工作，罗伟成的护理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法院釆纳的鉴定结论真实性存在问题。在罗伟成提供的三份诊断证明书及证明中，都诊断出罗伟成右侧跟骨陈旧性骨折，鉴定意见书对罗伟成2017年7月19日、2017年10月11日病历的侧跟骨陈旧性骨折诊断结果也写进资料摘要中，在罗伟成提供的鉴定意见中，评定伤残程度为十级的依据是右踩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但是在鉴定意见中没有就跟骨骨折对伤残程度的影响进行排除或者分析。且伤残程度鉴定的受理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但根据罗伟成提供的门诊收费单据、诊断证明书及证明中，鉴定结束后罗伟成到医院门诊共计八次，并在2018年11月4日仍进行住院诊疗手术，可见，罗伟成此时尚未结束基本治疗，而鉴定意见书出具时间在基本治疗结束前，无法反映罗伟成目前的真实伤残程度，不具备证明效力。因此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岑锦盛知悉罗伟成自身右侧根骨为陈旧性骨折，曾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3月28日在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卫生院就医治疗，罗伟成右脚早已存在伤患并且一直没有康复，对本次右脚骨折有十分大的影响。据此，2019年3月26日岑锦盛向一审法院提交《请求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并提供具体有效的线索，请求一审法院依法调查取证，2019年4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罗伟成伤残等级事项进行重新鉴定。但一审法院直到2019年11月12日二次开庭前均没有给予岑锦盛任何答复。二次开庭庭审中，为查明事实真相，公正判决，岑锦盛再次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依法调取罗伟成近年来在治疗右侧根骨陈旧性骨折的全部病历档案，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岑锦盛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仍旧不予理会岑锦盛的申请。罗伟成未康复的旧伤病情与本案罗伟成诉求的医疗费用等赔偿费用的认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岑锦盛提供了具体线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予理会岑锦盛申请调查取证的请求，就采信岑锦盛提供的鉴定意见书并作出判决，是对岑锦盛极大的不公。5、一审法院认定垫付款为20000存在错误。在岑锦盛提供的证据中，罗伟成的妻子、亲弟弟均已承认收到岑锦盛垫付款27000元，应当予以认定。三、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罗伟成提供的病历记录中右侧跟骨骨折为陈旧伤，并且曾于2017年3月进行手术，在不到半年的康复时间内，罗伟成就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因此此次罗伟成从高空坠落，也是与其身体原因密切相关的。罗伟成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属于自陷风险。另外，一审法院对双方的责任划分不恰当，罗伟成应当承担多于40%的责任，罗伟成并非是收到罗伟成的通知来到工地的现场施工，岑锦盛以为罗伟成是来找其姐夫杨锡贤处理私事，所以罗伟成攀爬工棚时岑锦盛不知情，所以岑锦盛无从对罗伟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监督职责，岑锦盛没有过错。其次，罗伟成在2017年3月曾因为根骨骨折治疗，罗伟成的骨折情况是否允许其为他人提供劳动或其更容易从高处摔下，罗伟成不考虑自身情况而攀爬是其自己的原因，应该由罗伟成自行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最后罗伟成2017至2018年共三次住院其手术伤口愈合不良，岑锦盛认为罗伟成是不遵照医嘱而导致的伤情增加导致后续治疗费用增加，导致鉴定结果的加重。一审法院不同意岑锦盛的调查取证不正确，岑锦盛认为罗伟成的根骨骨折对本案的事实查明具有影响，因此申请二审法院允许调查取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岑锦盛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罗伟成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对原审判决结果有意见，罗伟成还要治疗，所以急需这笔钱要治疗，因此没有上诉。被上诉人罗伟成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岑锦盛赔偿罗伟成各项损失共计316991元；2.判令岑锦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9日上午，岑锦盛从高处摔落导致受伤，随即被送往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先后在该院住院三次，住院期间分别为2017年7月19日至2017年9月24日、2017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22日、2018年11月4日至2018年11月12日。实际住院天数累计86天。在上述住院间隔期间，罗伟成曾于2018年5月16日、2018年9月26日在广州市增城区中医医院对事故造成的伤情进行门诊治疗。根据诊断证明书等病历资料的记载，罗伟成经诊断伤情主要为：1.pilon骨折（右侧开放性），2.腓骨干骨折（右侧），3.跟骨骨折（右侧，陈旧性）。此外，在第二、三次住院期间，诊断出现术后伤口愈合不良、骨折不愈合、踝关节僵硬等症状。住院期间，第一次医嘱建议主要为：低盐低脂优质蛋白饮食，行功能康复训练，术后每2-3天回院清洁换药，避免伤口湿水，必要时专人陪护生活起居，暂定每周门诊复诊一次，不适随诊。第二次医嘱建议主要为：住院期间留陪人1名，避风寒，行功能康复训练，下周五返院拆除加压包，每周定期门诊复诊，不适随诊。第三次医嘱建议为：暂予维持石膏外固定，定期门诊复诊等。此外，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出具《证明》两份，分别证明罗伟成在第一次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留家属一名照顾罗伟成生活起居，在第三次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留家属一名照顾罗伟成生活起居。2018年4月16日，罗伟成就案涉事故的伤残程度、后期医疗费评估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4月25日，该鉴定机构作出“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鉴字第64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罗伟成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致右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的伤残程度为十级。2.建议结案时给予罗伟成拆除右胫腓骨内固定物后期医疗费19000元。罗伟成为此向鉴定机构支付鉴定费用2700元。另查，罗伟成提供杨锡贤（罗伟成的姐夫）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与罗伟成一起在岑锦盛的工地里搭建工棚，罗伟成于2017年7月19日上午在施工过程中从工棚上摔下来，导致右腿摔伤。罗伟成提供罗兆威（罗伟成的哥哥）、何丽琼（罗伟成的妻子）分别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两份证明内容基本一致，主要为罗伟成在岑锦盛的工地搭棚时摔下来，罗伟成的亲属在得知后，与岑锦盛夫妇2人一同将罗伟成送往医院救治，在送院途中，是岑锦盛要求罗伟成说是从树上摔下来的，因为担心手续难以办理。罗伟成提供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十字滘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罗伟成经岑锦盛雇请搭建工棚，得知罗伟成于2017年7月19日上午临近中午时从工棚上摔下来受伤。罗伟成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杨锡贤、罗兆威、何丽琼、罗伟良、叶水而出庭作证，拟证明岑锦盛雇佣罗伟成，罗伟成在岑锦盛工地受伤的事实。再查，岑锦盛提供郭琼辉、罗耀均分别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主要证明其两人受雇于岑锦盛搭建工棚，在2017年7月19日8点钟就开工了，罗伟成9点多出现在工地上，但罗伟成并不是岑锦盛当天雇佣的工人之一。岑锦盛提供与罗伟成及罗伟成的妻子何丽琼沟通的视频，拟证明岑锦盛并没有通知罗伟成于2017年7月19日前往工地开工。岑锦盛提供与罗伟成的弟弟罗伟良的沟通视频，拟证明罗伟良承认岑锦盛向罗伟成垫付了27000元。岑锦盛提供与罗伟成的姐夫杨锡贤的通话录音，拟证明罗伟成治疗脚伤的医院不规范，罗伟成本身脚有旧伤，罗伟成当天是准备到其他地方开工的，并未收到岑锦盛的开工通知，与岑锦盛不存在雇佣关系。岑锦盛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申请罗耀均、郭琼辉出庭作证，拟证明事发当天岑锦盛并未雇佣罗伟成。诉讼中，岑锦盛向原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认为罗伟成右脚存在旧患，对案涉事故造成的骨折存在重大影响，要求前往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卫生院，调查罗伟成近年来在治疗右侧跟骨陈旧性骨折的全部病历档案资料及相关医疗费用情况。此外，岑锦盛向原审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认为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在鉴定意见作出不久后有一名鉴定人员资质到期）、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单方委托、未治疗终结、鉴定时机不当、新伤旧患未加以区分）等，要求对罗伟成的伤残程度重新鉴定。庭审中，原审法院通知罗伟成的弟弟罗伟良到庭，询问其是否清楚岑锦盛垫付的款项情况，罗伟良称其仅代罗伟成收到10000元，并不清楚岑锦盛具体垫付的金额，应以单据为凭。罗伟成要求岑锦盛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岑锦盛认为与罗伟成不存在雇佣或帮工关系，不需对罗伟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已经支付的27000元出于人道主义不要求返还。罗伟成否认岑锦盛向其垫付27000元，确认的金额为20000元。罗伟成称与岑锦盛口头约定工资为220元/天，岑锦盛不定期支付工资；岑锦盛称口头约定200元/天，工资是按天数结算的。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罗伟成在岑锦盛的工地现场搭建工棚时摔落受伤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病历资料、村委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岑锦盛否认罗伟成是帮其搭棚时摔落，认为罗伟成是自己从树上摔下来的，此与岑锦盛本身的抗辩意见，以及岑锦盛自身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自相矛盾，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罗伟成、郭琼辉、罗耀均、杨锡贤均是岑锦盛雇请的搭棚工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工资按天结算，不定期支付。在事发当日，罗伟成是否根据岑锦盛的通知到达现场施工，并不影响罗伟成实际上于当日为岑锦盛提供劳务的事实认定；况且，岑锦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罗伟成施工之时，已采取措施明确表示拒绝罗伟成的施工。因此，案涉事故发生时，应当认定罗伟成与岑锦盛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关于责任划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岑锦盛作为雇主，对施工现场、施工过程疏于管理，对施工人员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及监督职责，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罗伟成作为雇员，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对安全生产尽谨慎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自负相应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案情，原审法院酌定由岑锦盛对罗伟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罗伟成自行承担其损失的40%。关于计赔标准问题。罗伟成主张按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城镇标准计赔。岑锦盛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赔。对此，原审法院认为，罗伟成为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十字滘村村民，事故发生时的工作地点亦在十字滘村，而十字滘村按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户籍地城乡分类代码属农村。在罗伟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或在事发前连续一年在城镇居住的情况下，罗伟成主张其损失按城镇居民标准计赔，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认定罗伟成的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赔。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都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所申请的证人均与申请人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已提供证人的书面证言到庭，证人是否出庭作证亦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并无直接的影响，原审法院认为无此必要，故未予通知。关于岑锦盛申请调查取证及重新鉴定问题。并无证据证明罗伟成在案涉事故的伤情治疗中，又对以往的骨折进行治疗，且如何用药由医院根据罗伟成的具体伤情确定，罗伟成以往的病历资料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况且，鉴定意见亦仅针对案涉事故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并未对罗伟成以往的不同部位的骨折是否伤残进行鉴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并无调查的必要性。《鉴定意见书》是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依鉴定程序作出的专业判断，并无证据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依据不足或程序违法等情形，更无证据证明鉴定人员在鉴定当时没有鉴定资质，依法应予采纳。虽然岑锦盛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并无证据予以反驳。结合罗伟成因案涉事故造成的实际伤情，以及鉴定意见书的论述，罗伟成因事故导致十级伤残，有事实依据。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原审法院对岑锦盛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关于垫付金额问题。岑锦盛称在事发后向罗伟成垫付了27000元，但其提供罗伟成弟弟罗伟良的视频记录情况，并不能确切认定其垫付的款项。罗伟良已到庭陈述表示对垫付情况不清楚。况且，罗伟良作为案外人，其并非全部款项的经手人，在当事人对垫付的具体金额有异议的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确认的金额或具体证据予以证明。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岑锦盛向罗伟成垫付的金额为20000元。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罗伟成因案涉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结合罗伟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定罗伟成的赔偿项目及损失如下：一、医疗费（含后续医疗费）118592.01元。罗伟成在计算医疗费用时，未扣减医保报销的部分，但在庭审中，又称在主张的医疗费中已扣减报销的部分。岑锦盛认为医疗费应扣减医保报销的部分。根据民事侵权损失填平的原则，原审法院按罗伟成实际自付的医疗费99592.01元计算。后续医疗费19000元有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予以证明，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8600元。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人每天100元予以确定，按住院时间86天计算。三、误工费30572.47元。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根据罗伟成受伤及接受治疗的实际情况，罗伟成的误工时间可以计至定残日前一日为279天。罗伟成主张275天，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因罗伟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其主张按每天22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损失，依据不足。根据罗伟成的户籍信息，原审法院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0578元/年，按误工时间275天计算罗伟成的误工费为30572.47元（40578元÷365天×275天）。四、护理费8600元。罗伟成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按100元/天/人计算，在合理范畴，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岑锦盛抗辩护理费已包含在医疗费中，罗伟成的主张属于重复主张。对此，岑锦盛混淆了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一般护理与罗伟成家属护理或聘请护工护理的区别，其抗辩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五、交通费1500元。罗伟成未能提供相关票据予以证明，但交通费实为必要的支出。原审法院根据罗伟成的住院地点、时间、次数，罗伟成及其护理人员往返的必要性酌定。六、残疾赔偿金31560元。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为31560元（15780元/年×20年×伤残赔偿系数10%）。七、鉴定费2700元。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发票确定。鉴定费是罗伟成维护自身权益的合理的必要性支出，岑锦盛应予赔偿。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侵权人的过错、侵权造成的后果、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岑锦盛称残疾赔偿金已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损失共计212124.48元。根据原审法院划分的责任，由岑锦盛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127274.69元。核减岑锦盛已垫付的20000元，岑锦盛仍需赔偿罗伟成的损失为107274.69元。综上所述，罗伟成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岑锦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伟成的各项损失共计107274.69元；二、驳回罗伟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4元，由罗伟成负担3609元，由岑锦盛负担2445元。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岑锦盛在上诉中提及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和重新鉴定的请求，经审查，岑锦盛二审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收集证据和重新鉴定申请，但又不能证明本案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审应予接纳法院调查取证申请和重新鉴定的事由，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就岑锦盛提出的调查申请和重新鉴定不予接纳的处理意见，对岑锦盛该项请求不予接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赔偿责任认定和承担责任比例的确定；（二）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关于焦点（一）赔偿责任认定和承担责任比例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关于双方争议的受伤原因的认定。虽然罗伟成于事发当日到医院治疗的病历记载其受伤原因是树上摔下，且岑锦盛否认事发当日罗伟成受其雇请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但有鉴于：根据岑锦盛提交的录音显示，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用工时间，但岑锦盛在事发日前已明确向罗伟成发出到其工地工作的要约。其次，双方对于罗伟成在岑锦盛工地受伤，并由岑锦盛护送到医院治疗并垫付医疗费的事实并无异议，罗伟成声称其应岑锦盛要求将受伤原因描述为从树上摔下，是为了医疗保险报销需要，以减少岑锦盛因为其受伤需支出的医疗费负担，有一定合理性。再者，罗伟成提交的村委会的证明证实其关于受伤原因的陈述属实。原审法院采信罗伟成的主张，认定罗伟成在从事岑锦盛雇请的雇佣活动中受伤的事实，并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岑锦盛上诉请求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岑锦盛主张罗伟成不配合按医嘱接受治疗导致伤情加重并构成伤残缺乏证据证实，岑锦盛主张罗伟成存在旧患，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导致受伤有过错，本院认为原审在酌情确定双方过错责任时对此已经予以充分考虑，岑锦盛上诉主张调整责任比例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罗伟成的伤情经鉴定已经构成伤残，原审依法核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法有据。其二，罗伟成为证实其住院治疗期间需要家属陪护提交了医院证明，原审依法核定该项费用并无不当。岑锦盛以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存在重复为由，拒绝支付护理费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三，关于垫付费用的扣减问题，岑锦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垫付费，原审根据罗伟成自认垫付费用金额予以扣减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445.49元，由上诉人岑锦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