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68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商城12号厅-99。法定代表人：曾金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燕龄，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闵行装卸储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坪路街道江川东路493号。法定代表人：刘兆春，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根，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梁，上海市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海闵行装卸储运公司（以下简称装卸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793号（重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福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福集公司提出的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福集公司起初是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后经原一审法院法官的释明，福集公司改为以不当得利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涉案债权。因原一审法院未将福集公司变更请求权基础告知装卸公司，故前案被二审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从判决结果来看，即便本案判决中一审法院为福集公司保留了日后依据新的事实和证据与装卸公司进行款项结算的权利，但是福集公司是在原一审法院法官的释明下改变权利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的，却没有能够得到最终的权利救济，福集公司认为法院的释明和最终的处理结果不适当，不公平。二、福集公司与装卸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约定及法律义务，因此福集公司无需为装卸公司员工发放工资。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对权利义务条款有明确约定，并未就代付装卸公司员工工资有过任何约定。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来分析，福集公司应承担的全部费用甚至连极小的接待费都约定清晰由福集公司承担，因此不可能遗漏案涉的每月数额巨大的“工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第三条第6项明确：“内部承包之前，甲方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自乙方承包之日起一律终止，其产生的法律责任、民事补偿均由甲方承担。”一审法院认为福集公司支付此部分钱款是正当、合理、没有损失的，该认定错误，没有理解合同约定的“一律终止”的真实意思。福集公司自与XX公司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之日起，原XX公司所聘用职工的劳动关系全部终止，装卸公司是与自己员工存在劳动关系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装卸公司原经营场地、岸线使用权一部分出租给XX公司，一部分出租给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装卸公司就不直接经营了，被上诉人所得租赁费收入理应负责原自己员工的全部费用。而福集公司承包经营的三台吊机，一台接收时已无法使用，另两台由于岸线限制，不能同时使用，操作时仅一台吊机工作。福集公司内部承包整体经营业务仅此一项工作，福集公司有自己的吊机工，装卸公司称十几名员工在福集公司处工作，而福集公司具体业务每天只需要两名吊机工换班就可以正常操作，如装卸公司十几名员工在福集公司处工作，根本无工作内容可做。而福集公司临时使用的装卸公司员工也已经发放了劳务费用。重审法官不顾前述事实，将装卸公司每月以代发工资为名要求支付，认定为是长期、持续、未提出过终止异议，变成了具有合法性。对于福集公司提出受到威胁、无奈继续借款，认为无证据且未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而未予采纳。重审法官无视因福集公司催要借款发生的数次纠纷。装卸公司无端以虚假名义拿走福集公司涉案钱款构成了福集公司的实际财产损失，应予返还。被上诉人装卸公司辩称：装卸公司不同意福集公司的上诉请求。装卸公司认为，福集公司主张要求返还的款项并非不当得利，而是应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且是有充分的依据的。第一，福集公司在上诉状中一直在强调其与装卸公司之间没有合同约定，那么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之间也没有支付装卸公司工人工资的约定，所以福集公司认为他不应当支付这些款项。装卸公司认为这个说法是有违事实的。因为从2007年装卸公司与XX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将码头出租给XX公司开始，装卸公司的工人就在码头上工作，而且工人的工资一直是由XX公司承担的，那么福集公司是XX公司的股东，对此事实非常清楚。从2013年开始，福集公司与XX公司签订了协议来内部承包涉案的码头。既然是内部承包，那么福集公司相应的就享有了XX公司与装卸公司所签的关于码头的合作经营合同当中的所有权利，那么也需要承担与此相关的所有义务，所有义务包括工资支付义务。而且在福集公司与XX公司的内部承包合同中对此也是有明确约定的。因为在内部承包合同中福集公司要求XX公司的员工劳动合同全部予以终止，但是有个例外条款，就是说原装卸公司正式职工除外，也就是说在内部承包合同当中仍然约定要继续使用装卸公司的职工，所以从合同关系上来讲，从承包关系上来讲，决定了福集公司是需要支付这部分工资的。第二，关于内部承包合同第三条第6款约定，“在内部承包之前，XX公司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自福集公司承包之日起一律终止”，福集公司对这个条款存在一个严重的一个曲解。因为合同本身内部承包的就是涉案码头，有了码头的合作经营合同才会有内部承包。在内部承包合同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写清楚福集公司在承包期间享有码头的岸线使用权，而且在第三条第4款就约定：原XX公司和装卸公司签订的《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当中的所有权利由福集公司相应的享有。第三条第2款还约定，XX公司在向福集公司交付码头以后就不再参与经营了，涉案码头的一切责任、一切风险均由福集公司承担。故福集公司所谓的内部承包合同第三条第6款中合同“一律终止”是不包括《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本身的。第三，福集公司在上诉当中又讲到码头上用不了那么多工人，那么再用装卸公司的三名员工也只是临时工，这个说法是完全有悖事实的。因为装卸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所有的在码头上工作的员工的笔录、证人证言，包括在原二审期间，也有装卸公司的员工以及福集公司继续留用的XX公司员工黄某的出庭作证，都明确了在这个码头上在本案争议发生的时候，是有十几名员工在码头上工作的，而且从福集公司自己举证的证据当中也可以看出这几个员工不是临时工，而是全职职工。福集公司发给这些员工的所谓的劳务费用只是在正式工资以外的加班津贴。更为重要的是福集公司的证据和装卸公司的证据都反映福集公司现在主张的涉案款项是每个月支付的，支付方式上是由装卸公司每个月向福集公司发出一个付款指令，付款指令后面附有装卸公司员工的名单及明细，对应的公司项目，然后福集公司根据付款指令来付款。虽然福集公司每次付款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拖延，但是最终也都付清了这些款项。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合同关系上来讲，还是从事实上来讲，无论是从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上来讲，还是从这些款项的实际支付上来讲，这些款项都是工资。现在福集公司主张这些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认为装卸公司是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福集公司的主张是不能够成立的。原审法院对于福集公司的主张予以了驳回，但是原审法院对于装卸公司提出的这部分应该属于工资最终也没有认定。我们认为原审法院这个判决是欠妥的，我们也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在查明事实以后，对这部分款项应当属于工资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认定。一审中，福集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装卸公司向其归还代付借款2,869,455.64元。原一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要求福集公司就其主张之款项性质进行明确，福集公司表示，款项从合同约定来看，其不应该支付给被上诉人，但从事实中来看，被上诉人已经以发放工资的名义要求福集公司支付，这种利益不应该由被上诉人获取，故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即以不当得利之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6月18日，案外人XX公司（乙方）与装卸公司（甲方）签订《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将本市闵行区XX路XX号甲方自有产权码头东侧黄浦江岸线90米出租给乙方使用15年，自200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及支付方式：2007年度80万元，2008年度85万元，2009年度90万元，2010年度95万元，2011年度100万元，2011至2012年度每年租金100万元，如遇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40%，租金相应增长（以2006年度国家物价指数为标准）；甲方在收到租金后提供约定的码头岸线、场地、房屋配套等，提供水、电等；乙方合法经营，自负盈亏，并依法纳税，按照合同约定合理使用码头岸线90米。未尽事宜，订立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09年1月1日，案外人XX码头（乙方）与被上诉人装卸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合同》一份，载明，经甲、乙双方于2008年10月9日会议协商一致，对原有的“租赁合同”的有关条款作出调整与补充：一、全年增长工资额度10万元，在租费中减少10万元。基于以上调整，本次甲方派出职工的工资调整，实际大部分由甲方承担，而由乙方承担的小部分，随着部分甲方派出职工的退休，也将在一年内逐步削减。二、在乙方工作的甲方派出职工的工资，由甲方劳动工资科制定新的劳动工资明细，交乙方于2009年1月1日起执行。三、考虑到乙方在经营中同样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环境，甲方同意自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将原有的年租费基数，由2009年度的90万元调整为60万元（其中减免中的10万元系本次工资调整范围），一旦国家、企业经济恢复后，仍按原合同履行。四、甲、乙双方需保持协调一致，保证甲方派出职工年度平均工资不低于上海地区职工的年度额度，同时，在作业任务不足时，其岗位实际收入不低于2,500元/月，乙方表示理解和同意。五、甲、乙双方应认真履行修整后的相关条款，若在实际履行中遇有困难，由双方再行协商解决。2013年7月30日，案外人XX公司（甲方）与上诉人福集公司（乙方）签订《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自2013年8月1日起，甲方征得合作经营方装卸公司同意，将涉案码头交由乙方内部承包经营；码头经营权及设备使用费每年200万元，分四个季度由乙方分别付给甲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支付）；码头岸线使用费第一年60万元，第二年码头岸线使用费根据装卸公司的收费基数，全体股东另行协商，分四个季度由乙方直接支付给装卸公司；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经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支付第一季度承包费50万元，以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支付当季租金（租金先付后用）；甲方向乙方交付码头及设备之日起，不再参与经营，码头的一切风险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乙方承包期间具有码头岸线使用权、原甲方与装卸公司签订合同中约定的所有权利、办公房屋、配套房屋使用权、所需配套水、电设备使用权；乙方承包经营期限2年；乙方不及时支付甲方及装卸公司承包费用租金，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超过20日，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装卸公司各一份，公证一份。该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特别约定，原甲方所聘用或雇佣的员工（雇员），从乙方签约之日起，劳动关系全部终止，终止劳动关系所产生的补偿由甲方负责，不得影响乙方正常承包经营，乙方聘用职工时优先考虑甲方原解聘人员，择优录用（原装卸公司正式职工除外）。《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后，案外人XX公司将涉案码头交由福集公司承包经营。2015年7月27日，案外人XX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上海XX码头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一、内部承包经营的约定：1.股东会上，大家回忆了上一轮的码头内部承包过程，认为受国家经济下行和码头运营成本的影响，码头经营困难。股东们充分考虑到承包经营者的现状和困难，大幅减免了上一年度的承包费用。承包方应在新一轮承包中，加大经营管理力度，开源节流，提高经营效益，不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减免承包费用和增加股东的负担。2.一致同意自2015年8月1日起，由福集公司继续内部承包码头经营。3.承包期为三年，租金分别为第一年100万元，第二年110万元，第三年121万元，分四个季度按股权比例支付给股东，甲方（XX公司）提供发票税费按0.0365由乙方（福集公司）承担。4.码头岸线使用费按装卸公司规定有偿使用，分四个季度由乙方（福集公司）直接支付给装卸公司。2016年1月13日，案外人XX公司（甲方）与福集公司（乙方）签订《上海XX码头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自2015年8月1日起，甲方征得案外人装卸公司同意，将岸线码头交由乙方内部承包经营；码头经营权及设备使用权，内部承包费第一年100万元，第二年110万元，第三年121万元，分四个季度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支付），甲方提供发票税费按0.0365由乙方承担；码头岸线使用费由乙方承担，一年分四季由乙方直接支付给装卸公司，承包期内遇岸线使用费调整与甲方无关，由乙方直接与装卸公司协商解决；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经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支付第一年第一季度承包费25万元，以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支付当季租金（租金先付后用）；乙方承包经营期限3年，自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乙方不及时支付甲方及装卸公司承包费用租金，每逾期一日，按欠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超过20日，甲方有权解除承包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及装卸公司各一份，公证一份。此外，对于员工问题，该合同明确约定：“……3、原甲方所聘用或雇佣的职工（雇员），从乙方签约之日起，劳动关系全部终止（除原出纳黄某以外）。终止劳动关系所产生的补偿费由甲方负责，不得影响乙方正常承包经营，乙方聘用职工时优先考虑甲方原解聘人员，择优录用（原装卸公司正式职工除外）。”2017年1月20日、2017年3月6日，案外人XX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鉴于福集公司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和股东承包费已经构成违约，股东们一致同意解除承包协议、从即日收回码头管理权”。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XX公司发函通知福集公司从2017年3月25日起终止内部承包协议。福集公司不同意终止承包协议，双方遂发生纠纷并涉讼。2017年9月8日，福集公司向案外人XX公司发送《回函》一份，表示案外人XX公司与装卸公司自2017年3月16日起提出无理要求，并采用断电、堵路等方式阻止福集公司经营，并改变正常报港申报，使得福集公司全面停产，故福集公司要求装卸公司立即恢复其正常报港权，并已于2017年8月15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福集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至5月31日期间，曾就码头纠纷，多次报警。其中，2017年3月22日，福集公司报警称，自2017年3月16日起，装卸公司与案外人堵住了福集公司公司的通道，切断了公司经营码头的电源。同年5月15日，福集公司报警称，公司宿舍的电源都断开了，查看配电间，发现办公用电和员工生活用电的配电箱被人拉开，零部件被取走，无法恢复用电需求。一审法院又查明，自2013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装卸公司员工金某、刘某、林某等依据提供的劳务每月在福集公司处领取劳务费用。原一审案件（2017）沪0112民初9972号案件二审期间，前述人员及涉案装卸公司员工黄某表示，其长期在福集公司承包的涉案码头工作，在福集公司处领取的仅是全部工资奖金中的部分加班津贴，其实际工作（工资）、社保（费用）等由装卸公司支付。而自2013年12月2日始，福集公司根据装卸公司每月提供的手写便条所记载的数额以工资名义向装卸公司支付款项。至2017年3月，福集公司以及福集公司的关联企业福强公司（接受福集公司指令）合计向装卸公司支付2,869,455.64元。双方在本案审理中，对此支付金额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再查明，2017年6月5日，XX公司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起诉本案福集公司，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应当同时具备前述法律规定之相关要件。关于福集公司支付所涉款项2,869,455.64元的合法性问题。虽然依据合同相对性，就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所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内容来说，明确约定福集公司支出的费用有三部分，即支付XX公司承包费，支付装卸公司码头岸线使用费，以及承担经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港务费、劳务费、设备维修费、接待费等有关费用），即福集公司与XX公司之间并未就代付装卸公司员工工资有过直接的约定。但若从双方争议较大的2013年、2016年案外人XX公司与福集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上海XX码头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关于员工问题作出的特别约定来看，均直接指向XX公司的员工（雇员），而对于装卸公司正式职工，均明确约定排除在外，对此，一方面，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之间的协议，虽未直接约定代付装卸公司员工工资事宜，但在福集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装卸公司正式员工系属双方约定之“XX公司的员工（雇员）”范畴，可视为双方亦未明确作出相反的约定，即类似“不需要代付装卸公司正式员工工资”等约定；另一方面，从约定之最基本的文意理解来看，装卸公司正式员工恰恰排除在协议约定之“XX公司的员工（雇员）”范畴之外。基于前述之理由，鉴于：第一，在福集公司进行承包经营之前，XX公司与装卸公司之间已有由XX公司代付装卸公司员工工资之事实；第二，承包经营期间，福集公司每月根据装卸公司提供的手写便条所记载的数额，以工资名义向装卸公司支付款项的事实；第三，XX公司与装卸公司之间之代付行为，以及福集公司与装卸公司之间的见单支付行为长期持续，且各方均未提出终止或其他异议；第四，装卸公司实际向其涉案员工支付了工资、奖金并缴纳社保的事实。因此，福集公司向装卸公司支付涉案款项2,869,455.64元，并不能当然地视为其不具备合法性。对于福集公司提出其受到威胁，且迫于需要继续使用涉案码头之压力的主张，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在本案所涉纠纷之前，其亦未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装卸公司收取所涉款项2,869,455.64元的正当性问题。对此，一方面，如前所述，福集公司代付关系并未正式终止，且福集公司之付款行为亦持续有据；另一方面，装卸公司员工在福集公司处亦每月领取相应金额的款项，客观上表明装卸公司员工确有在福集公司处进行码头工作之事实，在福集公司已经每月根据装卸公司要求，以员工工资名义进行付款，而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装卸公司员工之实际工作情况，以及工作情况与所支付款项不符或不具备合理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装卸公司收取所涉款项2,869,455.64元不具备正当性。关于福集公司支付款项而装卸公司收取相应款项，福集公司是否因此而受损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福集公司是否因向装卸公司支付了所涉款项2,869,455.64元，而使得其自身受到损害，应由福集公司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基于前述同样的理由，在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履行另有约定或装卸公司员工之行为均由装卸公司实际受益，而其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本案中，福集公司表示，所涉款项从合同约定来看，其不应该支付给装卸公司，但从事实中来看，装卸公司以发放工资的名义让福集公司支付，这种利益不应该由装卸公司获取，故要求装卸公司返还，实则系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在福集公司之主张不具备前述“不当得利”所必须的基本要件的情况下，对其不当得利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若福集公司、装卸公司之间，以及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之间，装卸公司与案外人XX码头之间、亦或福集公司、装卸公司与XX公司之间，对于涉案款项具有明确约定，或具备其他相关证据得以证明符合其他法律关系之存在，可由各方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福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计29,755.65元，由福集公司负担。福集公司、装卸公司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装卸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黄某系案外人XX公司员工，而非装卸公司员工。经本院审查，此事实经2017年11月15日（2017）沪01民终12378号庭审中黄某本人出庭证实，福集公司对证人该身份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就此节事实的认定应系笔误，本院予以纠正。除此以外，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装卸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补充如下：1.2015年6月16日，上诉人向XX公司各股东发出通知，提议召开股东会，其中的议题三是就装卸公司码头职工怎样妥善处置。该节事实可证明第一期承包到期以后，在第二期承包事宜的讨论中，福集公司曾召集股东会讨论妥善安置装卸公司码头员工。福集公司对于装卸公司一审中提供的2015年6月16日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确认其证明内容，称通知中提到的妥善安排的职工是指临时工和门卫。据此，本院对于装卸公司补充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2.从2013年福集公司承包开始，总共有装卸公司的二十余名员工在XX码头工作，至本案起诉时止，仍剩余十余人在继续工作。关于此节事实，涉及福集公司向装卸公司以代发工资名义支付钱款的原因问题，因本院及一审法院已经查明2016年1月13日福集公司与案外人XX公司签署的第二份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约定“原装卸公司正式职工（劳动关系）除外”，故装卸公司拟补充的该节事实对本案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不产生实质影响，故本院对此不作进一步审查核实。本案争议焦点：福集公司有关装卸公司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2,869,455.64元，造成福集公司损失，应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第一，2007年6月18日案外人XX公司与装卸公司签署的《码头合作经营合同书》期限为15年。福集公司对案涉码头的内部承包协议的期限则是从2013年7月30日延续至2018年7月31日。案外人XX公司与装卸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合同系福集公司内部承包协议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在案外人XX公司与装卸公司在2013年之前的实际合作中，系由XX公司向装卸公司保证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工资标准，并由装卸公司制定工资明细交XX公司执行，装卸公司则以调低租金的方式变相承担员工工资的一部分。即在福集公司进行内部承包经营之前，已有由XX公司承担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工资待遇之事实存在。第二，福集公司与XX公司在2013年7月30日之后形成了内部承包关系，该内部承包关系并征得了装卸公司的同意。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虽并无三方特别约定，但在实际履行中，各方应是遵循了原合作条件继续履行，即承包经营期间，福集公司代替了XX公司，每月根据装卸公司提供的手写便条所记载的数额，以工资名义向装卸公司支付款项。否则，合作合同、内部承包合同显然无法继续顺利履行。第三，在XX公司与福集公司的《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在原劳动关系的终止条款明确单列了“原装卸公司正式职工除外”的约定，此明确表明XX公司聘用的员工在内部承包之后劳动关系终止，但装卸公司派出的正式职工是除外的，即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劳动关系并未终止。那么，福集公司如欲实现该内部承包关系，必然面对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并予以解决，而该待遇问题在XX公司与装卸公司之前的合作中，是以XX公司承担部分待遇及以降低租金等方式解决的，并据此形成了相关书面协议。在福集公司内部承包之后，三方虽未就此问题形成专门的书面协议，但是却形成了福集公司不定期向装卸公司以代发工资名义支付钱款的操作惯例，以维系合作合同、内部承包协议的继续履行，直至2017年3月各关联方就码头岸线的使用发生矛盾，致讼。经本院审查，福集公司对于内部承包协议中的劳动关系终止条款的相关理解，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系以偏概全，对其存在的认识偏差，本院应予纠正。第四，从2013年7月内部承包开始至2017年2月，在长达数年的实际付款中，包括该期间XX公司与福集公司在2016年1月13日又续签过一份内部承包协议，并在协议中确定了各年度的租金及其所涉员工问题，但未见证据表明福集公司就案涉款项的“莫名”支出问题在续签内部承包协议时及时、正面提出过任何异议，并在续签协议中予以体现和解决。相反，第二份内部承包协议在员工及其待遇问题上并无大的权利义务方面的调整，而在承包费方面，则较之第一份内部承包协议做了大幅度的调低，且第二份内部承包协议是在2015年7月27日XX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就“内部承包经营的约定”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才确定并签署。可见，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待遇问题虽无三方特别约定，却遵循原合作条件继续延续。双方已经通过实际履行行为和续签内部承包协议的行为表明，双方及装卸公司之间实际已经协调好了承包租金和原装卸公司派出员工的工资待遇问题，即以装卸公司与XX公司的合作条件为框架，以新的内部承包协议为基础，并延续现状。现各方在原内部承包协议到期、新的内部承包协议签署并实际执行一年以后发生争议，该期间福集公司代付工资至装卸公司的付款行为亦持续发生，此时福集公司主张装卸公司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主张，显然与客观履行实际不符，本院无法采纳。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福集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不成立，本院予以认同。另，被上诉人装卸公司要求二审法院认定其所收取的钱款系工资待遇性质，对此本院在前述理由中已经述及，该钱款耦合了合作经营框架和内部承包条件项下的双重利益，系福集公司为维系内部承包协议的顺利履行而让渡的款项，并不仅仅具有单一属性。据此，对上诉人福集公司的上诉，本院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55.65元，由上诉人上海福集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杨 苏审判员 顾恩廉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