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树玲，女，1945年5月25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崔越新，男，1968年3月24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志，济南槐荫天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宁，男，1969年11月30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彦森，男，2002年10月22日出生，回族，住济南市。法定代理人：王宁（王彦森之父），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艳，山东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春青，山东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金树玲、崔越新因与被上诉人王宁、王彦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4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树玲、崔越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重新做出新的公正裁决；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金树玲与崔明江（已于2015年1月30日因病去世）原系夫妻，婚后生育一子崔越新，一女崔新梅（已于2019年1月14日因病去世）。崔明江生前考虑到女儿崔新梅与女婿王宁一家三口住房困难，在征得金树玲同意的情况下，将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室（门头房一套），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15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崔新梅及王宁。以上事实有（1）济南市房管局于2019年8月6日出具的2014年7月17日金树玲，产权共有人崔明江与崔新梅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2）崔越新与王宁俩人的谈话录音视听资料为凭。然而，原审法院竟然置以上大量事实和证据于不顾，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匆下判，背离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0104民初4469号民事判决，并重新做出新的公正裁决，一、二审的诉讼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王宁、王彦森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金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宁立即支付购房款2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债务利息5000元，被告王彦森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金树玲与崔越新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购房款1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债务利息5000元，被告王彦森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金树玲与崔明江系夫妻关系，两人有子崔越新及女崔新梅。崔明江于2015年1月30日死亡。二、王宁与崔新梅于1997年1月17日登记结婚，王彦森为两人之子。崔新梅因病于2019年1月14日死亡。三、2014年7月17日，金树玲作为甲方、卖方，崔明江作为甲方共有人，崔新梅作为乙方、买方，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约定：第一条双方约定甲方将以下房屋出售给乙方，详细情况如下：《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槐02XXXX，出售房屋坐落于槐荫区某某（以下简称102号房屋），建筑面积41.99平方米，用途住宅。其他共同出售部分：院墙9.40米。乙方对上述房产的自然状况和权利状况已充分了解，自愿购买上述房产。第二条甲、乙双方协定该房屋价款为15万元。第三条甲乙双方应当在房产买卖成交后，在相关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共同前往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该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第四条甲、乙双方就该房屋的产权转移所发生的相关税、行政收费及其他费用的负担约定买方承担。第五条甲方保证该房屋权属清楚，无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双方签约后，若发生与该房屋有关的产权纠纷，概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如因此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负责赔偿。第六条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述第二款方式解决：（一）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七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有一份，办理该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时，向房屋权属登记机关提交一份。第八条现双方协商一致：自愿放弃资金监管业务。第九条如所售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在卖方名下，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户中结余的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转让，买卖双方同意本房屋维修资金过户、变更至买方名下。第十条双方约定其他事项：如房屋测绘，以实测面积为准。金树玲、崔明江在该协议甲方处签名摁指纹，崔新梅在协议乙方处签名摁指纹。同年7月23日，102号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至崔新梅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济房权证槐字第17XXXX号，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四、崔新梅于2018年12月5日订立遗嘱，遗嘱受益人为王彦森，遗嘱内容为“我和丈夫王宁夫妻共有如下财产：1.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某某室房屋一处（院墙9.40米），《房屋所有权证》号：济房权证槐字第17XXXX号；2.我名下的一切财产性权益（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公积金、基金、股票证券等财产性权益，具体数额以相关单位出具的对账单或者流水为准）。为妥善安排身后事宜，经慎重考虑，我特立如下遗嘱：我去世之后，上述所列财产中分割属于我的部分全部由我的儿子王彦森继承，并且不作为王彦森与其配偶的夫妻共有财产；若上述房产遇拆迁，拆迁安置所得的一切财产性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拆迁补偿款、拆迁安置房屋等）中分割属于我的部分全部由我的儿子王彦森继承，并且不作为王彦森与其配偶的夫妻共有财产”。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于2018年12月5日就崔新梅所立上述遗嘱出具《公证书》。102号房屋于2019年5月19日登记至两被告名下，房产证号为“济南20190XXXXXX”，证载面积42.38平方米，权属取得方式为继承，两人分别占有50%份额，另有院墙9.40米。五、崔新梅死亡后，金树玲与王宁就102号房屋等产生争议，后由第三方组织金树玲、崔越新及王宁进行调解、协商。经调解，金树玲作为甲方、崔越新作为乙方、王宁作为丙方，三方于2019年5月5日签订调解协议，内容为：甲方与崔明江（2015年1月30日去世）婚后生育两个子女，儿子崔越新，女儿崔新梅（2019年1月13日去世）。甲乙丙三方因家庭纠纷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同意，丙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将甲方20万元退还给甲方，丙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自愿将20万元现金交到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处管理，然后由甲方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前来领取。二、甲乙丙三方同意，为保证甲方晚年的生活，乙丙双方每月自愿给甲方赡养费2000元（丙方将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室出租后的租金自愿给甲方每月2000元作为赡养费）。三、此协议是甲乙丙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和胁迫，任何一方不得反悔。四、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五、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同年5月31日，金树玲出具《收到条》，写明“今收到王宁退回现金贰拾万元（20万元正）”。当日，崔越新作为见证人在该《收到条》中签名。两被告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说明以上20万元是崔新梅去世后，金树玲找王宁要钱。崔新梅生前的时候，金树玲给过崔新梅两个5万元，其中一个5万元买了理财，另外一个5万元在崔新梅去世前只剩下2400元。102号房屋赠给崔新梅后，崔新梅决定将出租房屋的租金存起来，以备父母养老用，存了10万元。这10万其实与金树玲无关。调解时，王宁考虑到亲戚关系，同意给金树玲20万元。金树玲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说明该20万元包括了以上两被告说的10万元，即102号房屋对外出租的租金，还包括了丧葬费、份子钱等，对完账后王宁把钱一次性退给其。其并说明该20万元与本案所涉的房屋买卖无任何关系。以上调解、协商过程进行了录像。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录像视频，体现出金树玲在调解、协商过程中多次说明（房子）“不要钱”、“送”、“后悔了”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金树玲在本案中提起诉讼，原要求两被告支付购房款20万元及利息。按其所述，该购房款20万元包括2014年7月17日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中涉及的购房款15万元和102号房屋之外的自建房，按5万元计算。后金树玲与崔越新作为共同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支付《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中约定崔新梅购买102号房屋的购房款15万元并承担利息。案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金树玲及崔越新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为：金树玲、崔明江确实于2014年7月17日与其女儿崔新梅签订有《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此后协议约定的102号房屋也转移登记至崔新梅名下。崔新梅死亡后，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利又转移登记至两被告名下。但通过两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调解录像视频，清楚地表明金树玲、崔明江与崔新梅就102号房屋虽签订有《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但并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而是“送”即赠与给崔新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金树玲、崔明江与崔新梅就102号房屋并非买卖关系，而是赠与关系，且该房屋也早已向崔新梅交付、不动产权利也进行转移。金树玲在本案诉讼中再以《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为依据要求两被告支付购房款显然不能成立。此外，崔新梅于2019年1月14日死亡后，金树玲、崔越新与王宁经协商达成了协议，其中也涉及到了102号房屋。即协议中的“二、甲乙丙三方同意，为保证甲方晚年的生活，乙丙双方每月自愿给甲方赡养费2000元（丙方将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室出租后的租金自愿给甲方每月2000元作为赡养费）”。由该协议中的以上约定内容，也表明三方协商102号房屋不存在其他争议，只是由王宁将该房屋出租后的租金中每月向金树玲支付2000元作为赡养费。因此，综合以上，金树玲及崔越新主张的事实和理由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金树玲、崔越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75元，减半收取计2187.50元，由金树玲、崔越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金树玲、崔越新在二审中提交录音证据一份：2019年5月20日崔越新与王宁通话记录一份，欲证明王宁承认涉案房子已由金树玲、崔明江以150000元的低价卖给崔新梅，涉案房屋系通过房屋买卖方式，由金树玲、崔明江以人民币150000元的方式卖给案外人崔新梅，但买房人崔新梅后因病去世，购房款至今未付。现涉案房屋已通过继承方式转移在王宁、王彦森名下。王宁、王彦森对以上证据质证称，首先，上诉人未提交录音的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其次，该份证据并非是在一审之后取得的，不是新证据。第三，根据录音内容，还是在崔新梅去世之后，因房屋产生争议。就该争议双方已通过第三方调解解决了。以上事实由金树玲、崔越新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调查笔录等在案为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金树玲、崔越新要求王宁、王彦森支付15万元购房款及其利息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2014年7月17日，金树玲、崔明江与其女儿崔新梅签订《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后，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崔新梅名下。崔新梅死亡后，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利又转移登记至王宁、王彦森名下。但通过王宁、王彦森在一审中提供的调解录像视频，能够证明金树玲、崔明江与崔新梅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并非真实的买卖关系，而是赠与给崔新梅。故金树玲、崔明江与崔新梅就涉案房屋并非真实的买卖关系，而是赠与关系，且该房屋也早已向崔新梅交付、不动产权利也进行转移，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金树玲在本案诉讼中再以《济南市存量房买卖协议》为依据要求王宁、王彦森支付购房款显然不能成立。另外，崔新梅于2019年1月14日死亡后，金树玲、崔越新与王宁经协商于2019年5月5日达成了协议，也涉及到了涉案房屋，其中协议的“一、甲乙丙三方同意，丙方（即王宁）于2019年5月30日前将甲方（即金树玲）20万元退还给甲方，丙方于2019年5月30日前自愿将20万元现金交到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处管理，然后由甲方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前来领取。二、甲乙丙三方同意，为保证甲方晚年的生活，乙丙双方每月自愿给甲方赡养费2000元（丙方将济南市市中区某某室出租后的租金自愿给甲方每月2000元作为赡养费）”对于三方的纠纷做出了处理，并且该协议中的以上内容也表明三方协商由王宁将涉案房屋出租后的租金中每月向金树玲支付2000元作为赡养费。2019年5月20日崔越新与王宁的录音中，王宁虽有金树玲、崔明江把涉案房屋卖给崔新梅的陈述，但同时对调解协议中的20万元的构成也进行了说明，其中10万元房款已给金树玲。结合三方在调解过程的陈述及达成的调解协议之内容，三方调解时已对涉案房屋的纠纷作出了相应的处理，在王宁履行了调解协议内容的情况下，金树玲、崔越新要求王宁、王彦森支付15万元购房款及其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金树玲、崔越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75元，由上诉人金树玲、崔越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振华审 判 员 亓雪飞审 判 员 尹逊航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金鹏书 记 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