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8民终7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内蒙古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内蒙古蒙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某，个体工商户，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基本情况同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内蒙古润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支行。负责人：李某2，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北京大成（内蒙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某、乔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乌中旗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4民初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郝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某、李某1，上诉人乔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某、李某1，被上诉人农行乌中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某、乔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郝某、乔某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郝某、乔某于2009年3月10日和同年7月17日分两笔转存入农行乌中旗支行540万元，该行给我们出具了540万元存折。虽然该行职员贾慧欢挪用资金案中查明，当时给我们出具的存折内容被贾慧欢变造，我们存入该行的540万元被贾慧欢擅自挪用，我们对此并不知情，但两张存折上的印章是农行乌中旗支行的真实印章，农行乌中旗支行应对加盖其印章的内容负责。且在已生效的贾慧欢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其挪用资金事实中就包括本案的540万元，说明我们存款交付给农行乌中旗支行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农行乌中旗支行不能以此抗辩。故我们与农行乌中旗支行之间存款合同不仅成立，且我方的交付存款义务已履行，合同合法有效。我们在2009年存款时，不是给图娅集资，我们给图娅借款是在2010年以后发生，借款方式均是将款直接转入图娅账户或其指定账户，故本案的两笔存款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均与图娅集资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540万元是图娅向我方的集资款，从而否定存款合同的合法性，完全背离了事实和法律规定，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郝某、乔某在办理存款业务时没有提供身份信息及开户申请表没有依据，一审案卷第743至768页，银行的档案中有郝某、乔某的身份信息，另外，刑事案件中已经认定贾慧欢假意操作转入开立账户，故郝某、乔某当时是办理了开户及存款的相关手续。现银行的卷中没有该部分信息，不能代表当时郝某、乔某没有填写开户信息表。（三）一审判决认定郝某在存款之前多次给图娅借款是对事实认定的错误，郝某给图娅借款是在涉案存款一年之后，且借款是郝某、刘慧英等人共同给图娅借款，郝某之后给图娅的借款与涉案存款没有关系。（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次存款是郝某、乔某协商给图娅借款违背事实，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和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图娅是以高利息揽储诱骗郝某，已经确认郝某当时的真实意思是存款，没有与图娅形成故意骗取银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生效判决相悖。（五）一审判决认定贾慧欢的违规操作，农行乌中旗支行对此不承担法律后果和责任，该认定已经推翻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和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对贾慧欢挪用资金的判决，在民事案件中宣告贾慧欢无罪。（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将存单证据的无效规定，作为存款合同关系无效的依据。涉案540万元储蓄存款业务是否按照银行操作规程填写了开户手续及是否进入郝某、乔某账户内均是农行工作人员贾慧欢恶意操作，过错方在农行乌中旗支行，不在我方。故请求对我方一审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农行乌中旗支行辩称，1.本案中，郝某、乔某以与农行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其请求权基础提起诉讼，要求农行履行兑付存款义务。郝某、乔某与农行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是本案的关键，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需以《合同法》的规定为认定标准。郝某、乔某虽然表面上持有农行名下的储蓄存折，但并没有与农行建立真实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正确无误。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可知，郝某、乔某取得的存折为虚假变造存折，所以该存折本身不能作为真实有效的存款关系证明。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和人民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可知，540万元款项系郝某、乔某参与非法集资的交易资金，系郝某、乔某借给图娅的款项，这是该54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归属，结合郝某先后投入集资款项24笔参与图娅非法集资的整个情况以及投入540万元后即从图娅处获得高额利息的事实来看，该540万元就是郝某、乔某投入给图娅的借款，与郝某在询问笔录中的自认完全相符，说明了郝某、乔某没有储蓄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第三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1）按照银行操作规程，客户新开银行账户，必须填写《开户申请书》，签署《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而郝某、乔某系在与集资诈骗犯罪人图娅约定高息揽储后到图娅指定柜台办理所谓的存款业务，未填写任何开户存款手续即取得存折，与通常意义的存款意思表示和存款行为不相符，不是有效的存款要约。（2）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郝某、乔某的资金并未进入变造存折，而是直接转入图娅指定的其他账户，说明了郝某、乔某的资金并未向农行实际交付，该变造存折无法证明农行作出了有效的存款承诺。所以，在没有真实有效的要约和承诺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成立存款合同关系。郝某、乔某认为其办理的是存款业务、资金已经交付农行，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农行工作人员贾慧欢出具变造存折和转款给图娅指定账户系违法犯罪行为，但由于郝某、乔某在办理存款业务时存在重大过失，明显不是善意相对人，不是无辜者，所以不构成表见代理，故而证明郝某、乔某与农行不成立合同关系。所以，郝某、乔某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与农行成立合同关系，其以农行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造成其存款灭失和存折印章真实为理由，认为存款关系成立的观点不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混淆了法律关系，明显不能成立。2.郝某、乔某认为，“本案的540万元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农行的资金，农行的员工挪用了该540万元而获刑。郝某、乔某存款交付给农行的事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该观点同样曲解了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并歪曲事实，是错误的。（2013）刑兴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农行员工贾慧欢犯挪用资金罪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涉及金额数亿元，而非因本案540万元获刑。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贾慧欢犯罪事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描述了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事实，即“诱骗被集资人到其柜台开户存款时，诱骗被集资人输入密码，将被集资人的资金转入图娅指定账户。”；而另一部分描述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事实，即“待图娅以高息揽储为由诱骗被集资人到贾的柜台办理开户存款业务时，贾慧欢假意操作，将被集资人的资金直接转入图娅指定账户将变造存折交给被集资人。”显然，两种犯罪事实分别为不同的犯罪手段和不同的犯罪性质，形成不同的法律后果。第一种多次输入密码法说明资金已进入农行所开具存折账户再转出，系资金实际交付了农行；而本案540万元正是属于第二种犯罪事实，恰恰是证明了资金并未进入变造存折内，开户并未成功，资金未实际交付农行。3.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均认定郝某、乔某系集资参与人，郝某、乔某参与图娅非法集资款共计2735万元，包括本案的540万元“存款资金”（实际上也是借款）和2195万元借款，这是个整体事实，郝某、乔某本人在《询问笔录》中也自认540万元是借款，而不是郝某、乔某所称的540万元只是侦查过程的需要，图娅集资诈骗系列案件假借高息揽储名义吸收存款资金是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基本犯罪手段。郝某、乔某试图割裂该存款和后续借款，认为其存款不是给图娅集资，那么郝某、乔某凭什么不办理开户手续就能取得存折？凭什么从图娅处收取高额利息？为什么不去农行兑付利息？为什么存款到期不去银行支取本利？郝某、乔某不仅自己给图娅集资，也吸收刘惠英资金转借图娅挣取利差，刘惠英询问笔录中称“（郝某）说是只要存到存折上就能给利息，我叫她去银行取款还我她就一直推脱。”，说明郝某、乔某对存款资金被图娅使用及图娅的非法集资活动明知，说明郝某、乔某领受虚假存折，并非真实的存款意思表示，只能是其与犯罪分子通谋，试图通过与银行建立虚假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绑架银行信用，将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转嫁给银行。4.郝某、乔某所谓的存款资金已全部收回，其仍试图向农行兑付本利弥补其参与非法集资的损失，诉请不能成立。按照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认定、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鉴定、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包括存款资金在内的全部交易资金均在郝某、乔某与图娅非法集资诈骗交易的核算范围内，所以，郝某、乔某收回的本金或利息，均应抵顶其投入的本金。按照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认定，郝某、乔某转入图娅指定账户的240万元，图娅还回255.6万元；转入图娅指定账户的300万元，图娅还回316.6万元，足以证明该540万元已全部被郝某、乔某收回，往来明细均有明确的认定，在郝某、乔某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认定结论合法有效。郝某、乔某认为生效法律文书认定540万元未归还与事实不符。即使是按照投入资金的时间顺序，从犯罪分子处获得的回款金额也应先行抵销参与非法集资的存款资金，该存款资金早已到了郝某、乔某与图娅约定的一年期限，应优先抵销，存款资金应早已收回，符合《合同法》、《民法》中的债务抵销原则和公平原则。郝某、乔某在540万元已经回收的情况下，仍试图绑架银行信用来挽回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于情于理于法不合。国务院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人自行承担。”故郝某、乔某的诉请不能成立。5.郝某、乔某上诉补充意见认为刑事判决中认定贾慧欢假意操作将款项转入开立账户不是刑事判决的内容，刑事判决中明确认定是贾慧欢将240万元和300万元直接转入图娅指定的他人账户。郝某、乔某补充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在存款之前郝某、乔某与图娅有借款关系，不是一审判决的内容，一审判决只认定郝某、乔某与图娅先后有大量的借款关系。郝某、乔某补充意见认为刑事案卷763至768页银行档案中有郝某、乔某的身份信息，证明不代表其当时没有办理开户手续与事实不符，刑事案卷中，郝某、乔某的身份信息是郝某、乔某在办理取款业务时提交的，但郝某、乔某没有按照正常的银行存款操作规程填写开户手续，在刑事案件所有的案卷材料中均没有看到郝某、乔某办理开户申请所应填写的开户申请书和个人银行开户管理协议。6.本案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郝某、乔某的存折是伪造、变造的，不能作为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除非表见代理成立，表见代理要求合同相对人主观无过错为构成要件，郝某、乔某不是善意第三人。涉案54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银行是核心问题，只有540万元进入郝某、乔某在农行新开账户时才能视为交付，因储蓄合同是实践性合同，生效刑事判决已经确认540万元没有交付到开户存折内，540万元的定性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非法集资款，贾慧欢和图娅共同犯罪属于个人犯罪行为，郝某、乔某与图娅亲自约定，资金被图娅使用，郝某、乔某是知情的，故郝某、乔某与农行不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综上所述，郝某、乔某认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郝某、乔某的诉求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郝某、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农行乌中旗支行立即支付54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乌中旗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审理认为，郝某、乔某在与图某协商参与图某集资获取高额利息的前提下，经图某授意，郝某、乔某通过与图某串通的农行乌中旗支行工作人员贾慧欢在农行乌中旗支行、图某指定的柜台办理了储蓄存款，但没有提交身份信息以及签署开户申请表。进而，贾慧欢以农行乌中旗支行的名义向郝某、乔某发放了变造的农行乌中旗支行存折，虚假建立了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但该两笔存款并未实际进入合法的储蓄程序，而是迅速直接转入集资人图某指定的账户，实现了郝某、乔某借款与集资人图某的目的，加之郝某多次借巨款与图某转入图某指定的账户并获取收益，更加证明郝某、乔某与图某之间的借款关系。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郝某、乔某明知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但出于个人私利，与非法集资人图某协商借款与图某，试图通过与农行乌中旗支行订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达到既获得非法高额利润，又将非法集资风险转嫁给农行乌中旗支行的目的，从主观上并没有同农行乌中旗支行订立储蓄存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关于订立合同的基本原则。因此，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订立的储蓄存款合同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郝某、乔某自行承担。郝某、乔某主张贾慧欢系农行乌中旗支行的工作人员，其违规操作的责任应由农行乌中旗支行承担。对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由于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双方的合同不成立，贾慧欢的违规操作行为对农行乌中旗支行不产生法律后果和责任。因此，郝某、乔某据以贾慧欢犯挪用资金罪、储户有理由相信银行所开户手续的合法性及存折的真实性为理由，进而要求银行应当给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郝某、乔某回款问题。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技鉴会［2013］33号《检验鉴定文书》鉴定认定，确认2009年3月10日至2011年7月6日期间，郝某先后24笔转入图某账户及其指定账户人民币2735万元，郝某先后19笔累计收到图某及其指定账户回款合计人民币1831.2万元，未退款金额903.8万元。由于郝某多次借款与图某的非法集资活动，投入资金巨大，且郝某、乔某持有的存折系变造，以致现阶段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双方的证据都不能证明郝某获得的回款中是否包括郝某、乔某起诉农行乌中旗支行的540万元，况且回款事宜在时间顺序、数额和收款人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这也直接认定郝某、乔某的诉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基于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不能成立，且没有证据证明农行乌中旗支行收取了郝某、乔某应获得的回款，因此郝某、乔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而农行乌中旗支行的抗辩理由则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二）第4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郝某、乔某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600元，由郝某、乔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供。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09年3月9日，贾慧欢以冯二猴的身份信息套取空白存折，由图娅授意花拉变造为户名郝某，开户时间2009年3月10日，金额240万元。2009年3月10日，在郝某欲开设新账户并向该账户转款时，贾慧欢将郝某其他账户的资金240万元转至图娅指定的裴强的账户上，并将变造的存折交给郝某。2009年7月16日，贾慧欢使用王雨明的身份信息套取空白存折，经变造为户名乔某，开户时间2009年7月17日，开户金额300万元，账户为05-424100460046205。2009年7月17日，在郝某欲开设新账户并向该账户转款时，贾慧欢将郝某其他账户的资金300万元转至图娅指定的巴音的账户上，并将变造的存折交给郝某。因图娅、贾慧欢的行为构成犯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兴刑初字第16号、17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29号刑事裁定书已生效。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2013）兴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2009年3月10日、7月6日，图娅以给银行高息揽储为由，先后两次诱骗郝某前往中国农业银行乌中旗支行贾慧欢处进行存款，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图娅授意贾慧欢使用变造存折的手段，将郝某资金540万元转入其指定的账户”。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2013）兴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人贾慧欢等银行柜员利用工作便利，使用违规操作的手段，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储户资金转移给图娅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其行为均属挪用行为。”2016年3月21日郝某、乔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农行乌中旗支行支付540万元及利息。本院认为，针对当事人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1.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2.对其要求农行乌中旗支行立即支付54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根据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认定，本案案涉的两笔合计540万元存款，系郝某、乔某受图娅高息揽储诱骗，在郝某前往农行乌中旗支行工作人员贾慧欢处办理存款业务时，贾慧欢利用工作便利，使用违规操作的手段，在郝某、乔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540万元转移到图娅向其指定的裴强、巴音的账户中，进行非法集资活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29号刑事裁定书已将郝某、乔某存入的540万元认定为贾慧欢挪用的农行乌中旗支行的资金数额内。虽然农行乌中旗支行的内部取款凭条、存款凭条中均有郝某、乔某的签名，从内部手续的形式上符合银行操作规程，但贾慧欢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贾慧欢等银行柜员利用工作便利，使用违规操作的手段，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储户资金转移给图娅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郝某、乔某主观上是将540万元存入农行乌中旗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客观上其亦前往农行乌中旗支行的储蓄柜台，办理了存款业务，正如刑事判决中认定因该行工作人员贾慧欢利用工作便利违规操作，在郝某、乔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郝某、乔某的540万元存款转到他人账户帮助图娅进行非法集资活动，以致郝某、乔某手中持有的从形式上显示存款人、金额、印鉴均真实但实际存款人并非其二人的存折，且存折内仅各自存有1元钱。郝某、乔某是基于对农行乌中旗支行的信任前去办理存款业务，且在农行乌中旗支行的营业场所、储蓄专柜实施存款行为，作为存款人郝某、乔某本身并不存在过错。从该存折的形式要件来看，完全符合储蓄存款合同的成立要件，郝某、乔某作为存款人已尽到一般存款人的审慎义务，故应认定郝某、乔某与农行乌中旗支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虽然该存折所载明的内容与实际的存款人及存款金额不符，但该结果系该行职员贾慧欢的犯罪行为所致，农行乌中旗支行对其工作人员在管理、监管上存在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二）第2项“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的规定，作为储蓄方的农行乌中旗支行应承担相应的兑付款项义务。综上所述，郝某、乔某要求农行乌中旗支行立即支付54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合理，本院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二）第2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824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郝某、乔某54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款同期存款利率计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992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甄玉红审判员  单久芬审判员  张莉萍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范 林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二）第2项持有人以上述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款项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