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22民终15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广富，男，196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福珍，女，1967年5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雨平，乌兰浩特市148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杨广富与上诉人张福珍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2221民初3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广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支持杨广富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予以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张福珍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判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杨广富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田，自其父母分户后，有15亩承包田随其父母转移，杨广富因此丧失了这15亩承包田的经营权。这种认定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明确了民事纠纷的解决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和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杨广富与柳树川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尚在承包期内，其父母分户并迁离户口不属于法律规定调整承包地的特殊情形，故该承包地理应继续由杨广富耕种直至承包合同期满。而一审法院仅根据科尔沁镇柳树川村委会出具的一份证明就认定诉争的15亩承包地已经转让给张福珍，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一审法院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作出裁判，明显是违背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法律有明文规定且规定具体的情况下，未依法裁判，恳请中院依法改判，维护法律公正，纠正错误，维护杨广富的合法权益。张福珍辩称，不同意杨广富的上诉请求。在1998年时双方共同的父母确实与杨广富共同生活，当时口粮田是每人7.5亩，由于与杨广富一起生活，因此在签订合同时杨广富代表父母签订合同，是以每户为单位签订的合同，每人均应是土地的享有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证据已经证明户口和土地均与张福珍合并，杨广富认识有误，将张福珍的土地强行占有，侵害张福珍合法权益。张福珍已经耕种10多年了，如果绝户也是发包方有权收回进行重新分配，杨广富无权侵占。张福珍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杨广富返还被其强行占用的六亩耕地；2.赔偿张福珍6亩地的当年收入；3.反诉费、上诉费由杨广富承担。事实和理由：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时，张福珍公婆因与杨广富共同生活，因此，二人所分的15亩口粮田就与杨广富写在了同一份合同中，政府为杨广富全家6口人颁发了《土地登记证》。2003年，杨广富与老人分家，户口另行迁出，另立门户。分家时杨广富将二位老人的15亩口粮田交由二位老人经营。由于二老年迈体弱，已不堪劳作，所以在2007年年末，张福珍丈夫杨广安从外地返回家乡，并与二老生活在一起，同时将二老的户口迁入张福珍家，户主为张福珍的丈夫杨广安，其所承包的15亩土地自然归张福珍经营，至今已逾十年。截止到2013年，张福珍的丈夫杨广安和二位老人相继去世，但张福珍尚健在，依照法律规定，张福珍家户口中只要有一人尚在，其承包土地现状既不能改变，杨广富侵占张福珍的承包地，其理由就是1998年二轮承包时，其父母的口粮田与杨广富家的口粮田登记在了同一份承包合同中，但随着2003年杨广富另立门户，二老的口粮田也已不归他经营，并且土地是没有继承权的。杨广富辩称，不同意张福珍的上诉请求，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杨广富有相应的证件，均是村委会颁发的，杨广富与其父母一直一个户口，分家但没有分户，杨广安结婚后就分户。村委会出具的证据不真实，因为合同书是杨广富的，其父亲出殡是杨广富与杨广安办理的后事，其母亲过世是张福珍办的后事。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国家规定的政策，杨广富有合同土地就应该是杨广富经营。杨广富在2018年就通知张福珍不要种植土地，并且杨广富有证据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杨广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福珍返还杨广富东北山11.52亩承包土地使用权；2.判令张福珍赔偿损失10330元（2019年预计种植玉米所得：0.75元/斤×1000斤×11.52亩=8640元，已施化肥：130元/袋×13袋=169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福珍承担。张福珍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杨广富返还给张福珍柳树川村东南山及南甸子土地14条垅（约3.5亩）+2.5亩，共计：约6亩地；2.赔偿张福珍东北山坡被毁的8条垅（约2.5亩）；3.判令杨广富按2019年科右前旗玉米平均亩产标准和每斤玉米价格进行赔偿；4.驳回杨广富的本诉请求；5、本诉及反诉费用由杨广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杨广富代表一户6人与柳树川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集体土地45.1亩，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时分地时杨广富的父母杨显春、佟秀英的承包田也在该合同当中。在2003年杨广富与其父母分家另过，并且杨广富父母单独耕种其分得的土地15亩。2008年杨广富父母与杨广安共同生活，土地交由杨广安及张福珍经营，直到2013年杨显春与佟秀英相继去。2018年前杨显春与佟秀英的土地都由张福珍经营，双方无纷争。在2019年春双方因杨广富父母的土地应由谁耕种发生纠纷，故杨广富诉至法院要求张福珍返还土地并赔偿损失。张福珍提出反诉要求杨广富返还耕种的土地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杨广富与柳树川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包括其父母的承包田，但2003年杨广富父母与杨广富分家，并分户，杨广富父母的15亩土地单独由其父母经营。在2008年杨广富父母将户口迁入其子杨广安的户上，并与杨广安及张福珍共同生活，将分到的承包田15亩交由杨广安及其妻子张福珍经营，杨广富继而丧失了对其父母土地的经营权，张福珍在其公婆在世时经家庭成员协商，发包方同意已连续耕种诉争耕地十年之久，且无争议，已形成了事实上的转让关系，且张福珍尽到了赡养义务，故杨广富要求返还11.5亩承包田诉请依据不充分。张福珍要求返还的3.5亩耕地不在本诉请求返还耕地范围内，该3.5亩地不在本院审理范围内，双方请求赔偿均未能提供赔偿依据，故双方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杨广富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张福珍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8元，减半收取2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广富负担，反诉案件收费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张福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杨广富提交刘永喜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刘永喜帮助杨广富在涉案土地上施化肥及该化肥系杨广富赊购的，每袋130元，共计13袋。张福珍质证，认为该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质询，并且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同时杨广富对土地没有使用权不应该在土地上施肥，张福珍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证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证人未出庭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无法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998年杨广富作为家庭代表与柳树川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集体土地45.1亩，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当时家庭成员中包括杨广富的父母杨显春、佟秀英。2003年杨广富与其父母分户另过，并由其父母自行经营其所占有的土地份额15亩。2008年杨显春、佟秀英与其子杨广安、儿媳张福珍共同生活，杨显春、佟秀英将该15亩土地交由杨广安、张福珍夫妇经营，直至2013年杨显春、佟秀英相继过世后，土地仍然由张福珍经营，至今已长达十年之久，且杨广安、张福珍对二位老人尽到了赡养义务。2019年双方当事人就土地经营发生纠纷，现杨广富要求返还15亩土地中东北山的11.5亩土地，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杨广富要求张福珍赔偿其经济损失10330元，因其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定形式，亦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福珍反诉要求杨广富返还柳树川村东南山两块地，因其反诉请求不在本诉范围内，故本院不予审理。关于张福珍主张的财产损失，因其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广富、张福珍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均应予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37元，由上诉人杨广富负担87元，由上诉人张福珍负担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丽审判员 崔玲玲审判员 刘立岩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于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