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4民初8027号原告：朱宏美，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文，重庆言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冉春兰，女，198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被告：冉玲，女，198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尚清，重庆市开州区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春兰、冉玲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朱宏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文、被告冉春兰和被告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尚清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事实较为复杂，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之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朱宏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文、被告冉春兰和被告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尚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宏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2018年7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冉应科系夫妻关系，2018年7月19日，冉应科因病去世。2018年7月26日，在冉应科的弟弟冉小平的主持下，原告与被告冉春兰对冉应科的部分遗产进行了分割处理，并签订协议一份，双方约定：冉应科遗留的场地股份，地址南山XX“聚仙堂”由妻子朱宏美和小女儿冉玲平均分配继承（冉玲的股份由她个人使用）。冉应科的抚恤金由妻子朱宏美个人使用。因被告冉玲是聋哑人，且长期没有在家，她的一切事务都是由被告冉春兰代签，协议签订时被告冉玲没有在开州，所以被告冉玲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第一时间与被告冉玲和其丈夫姜洋在微信上进行了交谈，他们夫妻二人都回答好。协议是冉小平书写，如何分配也是冉小平决定，原告遵照协议约定已经履行了一年多。协议中“冉玲的股份由她个人使用”这句话是原告要求添加，意思是原告同意将股份分一半给被告冉玲，但是原告不允许被告冉玲将她的那一份股份给被告冉春兰。2019年4月15日，因政府政策原因，原来南山XX的“聚仙堂”、“思念堂”、“天堂居”和“安乐园”等四家丧葬服务企业整合为“思念堂”一家。原告和被告冉玲在原“聚仙堂”的股份在整合后的“思念堂”继续享有。整合后的“思念堂”分配红利时，被告冉春兰无理阻止经办人向原告发放红利。被告冉玲虽然没有在协议上签名，但事后原告通过微信告知其分了一半股份，并告知所分红利4150元由其二爸冉小平代领，分红是2019年1月，被告冉玲也接受了冉小平所转交的红利。被告冉玲在与原告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知道协议和不愿意重新分配股份，这说明被告冉玲同意并追认了该协议。原告是事后了解同意书上写的被告冉玲的名字，但另外两个股东任建、张小辉的妻子谢吉燕称经营、分红和投资都是冉应科，还称冉应科是股东，而不是被告冉玲，所以股份是冉应科的。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故是有效的。为此，依法起诉。被告冉春兰辩称：被告冉春兰的父亲2018年7月几号过世，7月19日将其丧事办完后，原告就开始找被告冉春兰闹，要求分割遗产。另外，原告称股份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不签协议，财产全部归原告或者一半归原告，剩余的原告的儿子也要分，原告以此误导被告冉春兰。经过多人劝告，让被告冉春兰让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冉春兰为了让被告冉玲多分点股份才签订协议。被告冉春兰不清楚其父亲有无股份，但是其父亲很多年前说过要将股份留给被告冉玲，让被告冉春兰不要有意见。并且“聚仙堂”在XX村二组挂牌经营的时候，XX村的村书记、村主任和很多村民都知道，被告冉春兰的父亲冉应科在“聚仙堂”投资的股份，是给被告冉玲的。股份是被告冉玲的，一直由其父亲帮忙打理，以前的分红也是其父亲悄悄给被告冉玲（没有让原告知晓），被告冉玲将分红用于装修房屋。协议中“冉玲的股份由她个人使用”这句话表明被告冉玲本身就有股份。被告冉玲对被告冉春兰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不知情，也没有同意协议内容。综上，原告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冉玲辩称：一、原告与被告冉春兰于2018年7月26日所签的协议被告冉玲不知情，也没有对协议进行过追认。二、被告冉玲的父亲冉应科在原汉丰XX村2社“聚仙堂”是否有股份被告冉玲也不知情，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冉应科在“聚仙堂”享有股份。三、因为被告冉玲是聋哑人，其在原汉丰XX村2社“聚仙堂”的股份（现合并成“思念堂”）一直由其父亲帮忙管理。四、原告与被告冉春兰是在误认为冉应科在“聚仙堂”有股份的前提下对冉应科的股份作出的处理，但事实表明冉应科并没有股份，股份是被告冉玲的。原告与被告冉春兰对被告冉玲的股份的处分对被告冉玲来说是一种无权处分，该协议无效。五、被告冉玲收到冉小平转交的红利。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本院的认证，现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朱宏美与冉应科于2014年6月3日登记结婚。被告冉春兰、冉玲系冉应科之女。2008年，冉应科以被告冉玲的名义与其弟弟冉小平等人成立“聚仙堂”。冉应科于2018年7月9日过世。2018年7月26日，经冉小平调解，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春兰签订《协议》，内容为：“一、聚贤堂股份分配协议，冉应科遗留的场地股份，地址南山XX聚仙堂由妻子朱宏美和小女儿冉玲平均分配继承（冉玲的股份由她个人使用），此协议一式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二、冉应科的抚恤金由妻子朱宏美个人使用。”冉小平和伍碧贤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名。2019年1月7日，原告朱宏美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冉玲：“场地上的钱分了。一共分了4150元。你回家后到你二爸那里去拿……”，被告冉玲通过微信回复原告朱宏美：“好的。我今天回去重庆了。”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春兰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朱宏美和被告冉玲按协议约定领取过一次盈余，各领取4150元。被告冉玲的盈余4150元是冉小平代领后交给被告冉玲。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冉应科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春兰签订的《协议》、原告朱宏美与冉应科的结婚证、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玲的微信聊天记录、冉小平的证言、冉启兰的证言、任建的证言、谢吉燕的证言等证据在卷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一、（一）证人冉小平称“2008年由我牵头，和张小辉、任建、冉玲成立聚仙堂，当时是冉应科考虑到冉玲是聋哑人，就写的冉玲的名字……”（二）证人冉启兰称：“冉玲从小一直在外打工，所以聚仙堂的股份写了冉玲的名字，到底写了没有我不清楚，只是听冉应科多次说。聚仙堂股份是冉应科出资。”（三）证人任建和谢吉燕的证言均能证明成立“聚仙堂”时冉应科是以被告冉玲的名义入股。（四）被告冉春兰在提交的书面“补充说明”中也陈述称：“聚仙堂”在XX村二组挂牌经营的时候，XX村的村书记、村主任和很多村民都知道，被告冉春兰的父亲冉应科在“聚仙堂”投资的股份，是给被告冉玲的。综合上述证人证言、被告冉春兰的陈述及原告方陈述的“原告是事后了解同意书上写的被告冉玲的名字”可以认定冉应科是以被告冉玲的名义与冉小平等人成立的“聚仙堂”。二、“聚仙堂”成立后由冉应科参与经营、管理，在冉应科去世前盈余也是分配给冉应科，证人冉启兰只是证明冉应科有时会接济其女儿。被告冉春兰称冉应科很多年前说将“聚仙堂”股份留给被告冉玲，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被告冉春兰辩称冉应科将股份留给被告冉玲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三、原告与被告冉春兰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是经过被告冉春兰和被告冉玲的叔叔冉小平调解后签订，当时冉小平本身也是“聚仙堂”的合伙人之一，其对“聚仙堂”的投资情况应该非常清楚，对冉应科在“聚仙堂”是否占份额也应该非常清楚。二被告称冉应科在“聚仙堂”没有份额，那么冉小平在冉应科没有份额的情况下来调解分配冉应科的份额也与常理不符。四、被告冉春兰辩称协议是在受到原告欺骗的情形下签订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五、原告与被告冉春兰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协议》后，原告已通过微信告知被告冉玲场地上分了4150元，并让被告冉玲回家后到其二爸那里拿，被告冉玲回答好的，且被告冉玲还在冉小平处领取了冉小平代领的盈余，由此说明被告冉玲对原告与被告冉春兰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是知晓的，且在第一次分配盈余时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原告与被告冉春兰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属于有效合同，故对原告要求确认2018年7月26日与被告冉春兰签订的《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朱宏美与被告冉春兰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冉春兰、冉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向 红人民陪审员  徐诗理人民陪审员  唐明辉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 助理  王兴佳书 记 员  陈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