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00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作亚，男，195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苌宁，四川泰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伟，四川泰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禄，男，198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丽萍，女，198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禄（系汪丽萍之丈夫），男，198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原审第三人：成都叁叁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双丰路18号1层5号。 法定代表人：谭永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谭永富，男，196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上诉人熊作亚因与被上诉人高禄、汪丽萍，原审第三人成都叁叁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叁叁租赁公司）、谭永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7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作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高禄、汪丽萍共同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并赔偿损失，损失计算标准为自款项转入高禄账户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禄收取200万元系接受谭永富委托收取并支出，谭永富和叁叁租赁公司从未委托高禄收款。1.谭永富和叁叁租赁公司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陈述未委托高禄收取熊作亚的款项，其陈述内容已记入庭审笔录或判决书。2.谭永富和叁叁租赁公司从未委托熊作亚向高禄转款，谭永富也未向熊作亚提供高禄的银行账号。实际上，熊作亚意图转款给谭永富，直到谭永富2016年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否认收到过案涉200万元，熊作亚才知晓转账错误。之后，谭永富在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熊作亚并再次否认收到过熊作亚的转款，述称其与熊作亚无任何经济往来，熊作亚再次确信转款错误。3.高禄在本案原一审、二审中均陈述系代谭永富收款，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案件发回重审后，高禄又陈述是代叁叁租赁公司收款并将款项用于叁叁租赁公司向其他公司购买房屋，但仍未提交证据证明。4.高禄、谭永富、叁叁租赁公司在重审中的陈述不仅无证据，而且违背诚实守信和禁止反言的原则，相互串通的目的十分明显，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其口头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高禄并非善意，其与谭永富恶意串通损害熊作亚利益的目的十分明显。本案一审立案后，熊作亚及一审法院均将谭永富起诉熊作亚的事实告知了高禄，要求高禄通知谭永富出来解决纠纷或在谭永富起诉熊作亚725万元不当得利案件中进行抵扣，高禄予以回避，说联系不上谭永富，本案中则通过各种途径不参加庭审，其拖延的目的就是要让谭永富起诉熊作亚的案件生效。谭永富起诉熊作亚的不当得利案件生效后，谭永富立即将债权转让给王群英，由王群英申请执行并已执行完毕。（2）谭永富、高禄在本案重审庭审中称高禄系受叁叁租赁公司委托收款，改变了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陈述前后矛盾。二、一审判决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本案与谭永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熊作亚与高禄、汪丽萍之间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1.谭永富在其他案件中明确否认其本人收到过熊作亚转出的案涉200万元，也否认委托高禄代为收取。2.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的举证，受损失方只需证明受到损失，对方获益，获益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要求对方返还，获益方对获益应举证证明有合法依据。高禄不能提交谭永富委托收款的证据，如何委托，在庭审中又陈述记不清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对法律理解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适用于本案，恰好说明熊作亚可以要求高禄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高禄没有取得利益。1.谭永富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当认定为真实，且高禄和谭永富关系密切，双方说法反复无常，偏信二人的陈述，将使熊作亚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2.熊作亚之所以要求高禄、汪丽萍返还200万元，正是基于谭永富否认指示高禄收取过200万元的事实，同时，谭永富与熊作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谭永富与熊作亚之间的账目往来已经全部结清。3.高禄、汪丽萍应当返还不当得利20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高禄辩称其受叁叁租赁公司委托收款，但除了前后矛盾的陈述外，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案由和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即使叁叁租赁公司认可，由不当得利转变为借款，借款关系也只是熊作亚与叁叁租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五、即使熊作亚与叁叁租赁公司之间借款关系成立，高禄也应承担清偿责任。1.高禄收款时，是叁叁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简单的财务人员，而是叁叁租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2.高禄作为叁叁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用私人账户代收公司款项，造成个人和公司财产混同。3.谭永富与高禄之前往来账目很多，都是用于叁叁租赁公司的财务收支，这些账目实际就是叁叁租赁公司的账目。4.高禄不能证明案涉的200万元转入叁叁租赁公司或者用于公司支出，不能证明款项是高禄使用还是叁叁租赁公司使用，构成债务混同，应当共同承担。5.叁叁租赁公司已经有巨额债务不能清偿，高禄作为法定代表人，长期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对叁叁租赁公司丧失履行能力有直接责任。应当与叁叁租赁公司共同偿还债务。六、熊作亚以不当得利起诉，即使法院认定为借款关系，高禄也有清偿责任，高禄偿还债务后，可以向叁叁租赁公司追偿。 高禄、汪丽萍辩称，熊作亚向高禄的账号转款前先向谭永富的银行账户转账，因为谭永富的账号原因退回后再转到高禄的银行卡上，熊作亚时隔多年后才主张，是默认与谭永富的借贷关系，熊作亚主张不当得利错误。 谭永富、叁叁租赁公司述称，熊作亚与叁叁租赁公司的借贷案件是假案，谭永富正在向成都市纪委举报。熊作亚没有借过钱给谭永富，高禄只是叁叁租赁公司的财务人员，要求高禄返还不当得利是无理取闹。谭永富的卡因为折断，所以案涉200万元才转到高禄的卡上。熊作亚可另案起诉叁叁租赁公司，与高禄无关。 熊作亚2019年5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禄、汪丽萍向熊作亚返还200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9日16点38分，熊作亚向谭永富转款的200万元，因谭永富的账号错误而退回熊作亚的账户。2014年5月19日17点06分，熊作亚向高禄银行卡转款200万元。 在熊作亚与叁叁租赁公司、四川中毅国威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高盛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2016）川民终503号案件的质证笔录中，叁叁租赁公司陈述“还有2014年5月19日转高禄的200万元不能视作叁叁租赁公司收到或者谭永富本人收到。2014年5月19日转到谭永富账上的20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谭永富陈述“我这个上面没有这200万的”。在该案中，叁叁租赁公司举证了包括谭永富向熊作亚的转款记录在内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叁叁租赁公司除已经归还1300万元之外还向熊作亚归还了1105万元借款。而熊作亚则举示了其向谭永富以及谭永富指定收款人的转账记录作为反驳证据，拟证明双方另有其他经济关系，反驳叁叁租赁公司所举示的相应转款记录系该案借款的还款。叁叁租赁公司及谭永富在质证过程中，否认叁叁租赁公司或谭永富委托高禄收取了本案案涉的200万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结合熊作亚、叁叁租赁公司关于熊作亚与叁叁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永富个人之间另有其他经济往来的陈述，对叁叁租赁公司所举示的该组证据不予采信，即未认定叁叁租赁公司还另行归还了熊作亚1105万元借款。 在谭永富与熊作亚、冯水珍不当得利纠纷（2018）川01民终6415号案件中，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谭永富向熊作亚的725万元转款未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503号采信，谭永富给付该笔款项的目的未达到，且在熊作亚与谭永富无其他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熊作亚受领该款项的法律依据就不存在，构成不当得利。在该案中，熊作亚与谭永富均陈述双方个人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 一审庭审中经询问，熊作亚表示当时这200万元本来试图转给谭永富，但因为账户错误被退回，后来就转到了谭永富提供的高禄的账户。当时转款后，谭永富没有提出异议，但后来在诉讼中就不承认其委托高禄代收了这两百万元，故才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 一审中，谭永富陈述：案涉这两百万，是我当时找到周新建借的，但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当时我在青羊区政府门口告诉他我现在要支付房款，但手里没有这么多钱。然后他就让我发一个卡号给他，当时我发的是我本人工商银行的卡。后来我的卡出现了问题，他就让我把财务的卡号一并发给他，然后我就把高禄的卡号一并发给他。高禄与我是亲戚关系，所以我相信他，让他来负责这些款项的收支。周新建当时说熊作亚是他好朋友，把所有钱放在熊作亚处，由熊作亚负责借款、收款。 高禄表示这两百万是根据谭永富的指示收取，并根据他的指示支出，因谭永富控制了多家公司，也不清楚具体代表哪家公司。 高禄收取案涉200万元的银行卡在2014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26日期间大额收支情况：2014年5月4日收到谭永富转入116万元；2014年5月19日下午3点左右，向谭永富转出100万；2014年5月19日下午5点左右，收到熊作亚转入200万元；2014年5月20日，向谭永富转出120万元；2014年5月21日，向易胜转出100万元。 高禄的社保记录显示其2014年的社保由成都高盛置业有限公司缴纳。谭永富系成都高盛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银行流水、社保记录等证据和庭审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高禄收取熊作亚转入的200万元系接受谭永富的指示而收取并支出，故高禄并未取得不当利益，对熊作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熊作亚提出谭永富的说法与其在其他案件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客观证据再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所作出的认定更具有合理性及高度可能性，本案查明的情况足以推翻谭永富之前的陈述。案涉200万元的实际利益取得人应为谭永富，熊作亚可另案向谭永富进行主张。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熊作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414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20元，合计31934元由熊作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质证。熊作亚新提交了：1.叁叁租赁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拟证明案涉款项转款时高禄担任叁叁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503号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转款时高禄担任叁叁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是执行董事和经理，2014年12月3号才被免除职务；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503号民事判决和叁叁租赁公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及对账清单，拟证明谭永富是叁叁租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营中利用高禄的银行卡进行收支，高禄与叁叁租赁公司的账户混同；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拟证明谭永富是叁叁租赁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叁叁租赁公司的名义借款并将款项转入高禄的账户，由高禄对外支付，高禄与叁叁租赁公司的账户无法区分；5、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拟证明谭永富和叁叁租赁公司是诸多案件的被执行人的债务，高禄不是被执行人，高禄将银行卡提供给叁叁租赁公司使用，规避叁叁租赁公司被执行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责任。高禄、汪丽萍、谭永富、叁叁租赁公司质证后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事实是高禄收到熊作亚转账200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从举证的角度，熊作亚新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目的指向高禄是否应当与叁叁租赁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基本理由基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而高禄是否应当就200万元与叁叁租赁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前提又是案涉200万元是否为叁叁租赁公司向熊作亚的借款，此为其他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已审理的内容，本案不应审查。因此，以上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证据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一致，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2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构成不当得利需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一方取得利益与他方受损有因果关系，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诉讼中不当得利争议往往集中在“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般情况下，仍应当由主张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一方对产生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不应将“没有法律依据”当然视为消极事实，免除主张不当得利一方的举证证明责任，而要求对方举证证明“有合法的依据”。 “没有法律依据”并非是利益变动的过程没有法律程序依据，而是取得并保有利益欠缺法律依据。不当得利作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债产生的原因之一，属于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是当事人转移举证证明责任的策略手段。目前的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当事人在合同案件中因规避真实的法律关系，故意主张错误的法律关系或者故意不提交可能导致其他不利结果的证据，人民法院判决其败诉后即转而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已经是十分常见的诉讼手段，并引起不在少数的虚假诉讼。在争议的“利益”为给付型时，给付一方给付的对象明确，数额清楚，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给付一方明显知道真实的法律关系，是错误认识、错填账号等证明没有法律依据的事实实际是积极事实，仍应由主张不当得利一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熊作亚向高禄转款，是在向谭永富转款200万元被退回后继而将本拟转给谭永富的200万元转账支付到高禄银行卡上，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因存在某种法律关系需要向谭永富支付200万元，不可能是误填账号或误填金额造成。案涉的200万元在熊作亚作为原告起诉谭永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叁叁租赁公司等被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以及谭永富作为原告起诉熊作亚等被告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均为争议的事实，因举证证明责任的因素未被认定。熊作亚明确主张了案涉200万元是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出借款，因在其他案件中没有得到支持才转由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因此，案涉200万元仍是其他案件中履行当事人举证证明责任的问题，并非已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和构成发生变化。案件能够确定的基本事实为：熊作亚因某种法律关系需要向谭永富转账支付200万元，因谭永富的账号异常退回，熊作亚继而将该200万元支付至高禄的银行账户。案涉款项给付时是否“没有法律依据”仍属于真伪不明的事实，不利的法律后果仍应当由主张建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熊作亚承担。 至于熊作亚新增的上诉理由涉及案涉200万元是否是对叁叁租赁公司的借款，不属于本案能够审查的内容，也不存在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本院不作审查。 综上，熊作亚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案涉200万元是熊作亚与谭永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超出案件审理范围，实为不当，因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14元，由熊作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健 审判员 徐苑效 审判员 牛玉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朱 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