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郑毅、刘琼杰，均系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瑞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宜、王成林，均系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苏淑梅。上诉人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屈臣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瑞明、原审被告苏淑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屈臣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屈臣氏公司无需向林瑞明支付款项69073.7元及利息（以69073.7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林瑞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公，严重损害了屈臣氏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屈臣氏公司已提供苏淑梅的离职申请表及苏淑梅庭审时的自认均能证明苏淑梅于2017年1月4日离职，并完成了工作交接，其离职后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林瑞明一审提供的结算说明，金额、时间等多处存在涂改，也没有屈臣氏公司的盖章确认，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该结算说明中的金额、时间等多处存在涂改，也没有屈臣氏公司的盖章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完全无法确认。屈臣氏公司对该结算说明的内容完全不知悉。其次，该结算说明中出现“2017.5／5已收1155元。林瑞明”的内容，屈臣氏公司认为该结算说明恰好反映出林瑞明与苏淑梅于2017年5月5日后私下制作，而不是两人陈述的于2017年1月10日签署。一审法院单凭苏淑梅的陈述即认定该结算说明的内容真实，签署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从而作为定案依据，严重损害了屈臣氏公司的合法权益。再次，结算证明记录69073.70元费用涉及2010年到2017年1月的累计破损。屈臣氏公司要求苏淑梅与屈臣氏公司说清欠款明细时，苏淑梅当庭又谎称该笔费用有45000多元产生于2009年前，纯属虚构事实。根据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恒之信商行（以下简称恒之信商行）工商登记记录，恒之信商行在2011年3月25日才成立，很明显，林瑞明与苏淑梅一直在串通勾结制作虚假证据。（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对于屈臣氏公司与林瑞明的合作方式认定不清。屈臣氏公司与林瑞明为买卖合同关系，林瑞明在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实际发生，也未能说明案涉款项如何形成，甚至无法确认双方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全部支持林瑞明诉请违背基本事实。根据屈臣氏公司一审庭审陈述及提供的销售合同(合同号：9041252)可知，恒之信商行以下订单的方式向屈臣氏公司批量采购常温饮料和瓶装水，屈臣氏公司安排车队将常温饮料和瓶装水运送至恒之信商行指定地点，恒之信商行当场验收后结算款项(当场结算或月结)。事实上，双方也是严格遵守销售合同之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屈臣氏公司销售人员与恒之信商行确定订单后，屈臣氏公司车队即会将货物运送至恒之信商行指定地点，与恒之信商行一同当场验收，验收后恒之信商行支付款项(当场结算或月结)。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屈臣氏公司不对验收后的破损负责(见合同第四条第3款)，即使存在破损(破损是指验收时发现外包装损坏，包括凹罐，凹瓶，罐身或瓶身刮花)的，屈臣氏公司车队也需要通知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场，与恒之信商行共同就破损(外包装损坏)货物种类、数量等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由屈臣氏公司车队直接将破损货物运回至公司仓库交仓库人员进行第二次确认。仓库人员确认属实的，最迟于次月安排屈臣氏公司车队补货予恒之信商行。换言之，双方并非以现金或对账金额的方式对货损货物进行补偿，并且屈臣氏公司销售人员在恒之信商行下订单后即不再参与送货、换货(破损认定)等流程。上述陈述有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双方对账单佐证(部分换货产品无需收费)，一审法院却错误判断上述称述可信度底，选择相信林瑞明及苏淑梅的口头陈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再者，合作期间，屈臣氏公司每月均会将上月对账单发送至林瑞明盖章确认的电子邮箱，林瑞明无异议，且在林瑞明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才进行最终结算。林瑞明时隔10多年后认为结算有误，起诉追讨，明显不符合常理。（四）从林瑞明、苏淑梅的庭审陈述及提供的结算说明来看，案涉争议款项中的45000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并非林瑞明陈述的2010年到2017年1月的累计破损，一审法院未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苏淑梅在庭审时陈述“在2009年从前任主管廖小玲接收林瑞明客户时，公司已经欠客户破损费45000多元”，林瑞明当庭对此确认，该确认属于林瑞明的自认。且2011年才成立的恒之信公司不可能有该笔费用，即使有这笔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规定，该45000元不属于林瑞明起诉的2010年到2017年1月的累计破损费用，一审法院未予以扣减，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案涉款项假设如林瑞明所述，是单次交易的累积，诉讼时效应从单次交易的时间点进行计算。现林瑞明无法区分，也无法说明具体金额的来源，且最早一笔也时隔9年才进行诉讼，应当超过诉讼时效。最后，对于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在屈臣氏公司未承诺还款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因此，林瑞明提交的结算说明并未明确写明还款计划，不应当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有效证明。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和事实认定出现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屈臣氏公司的合法权益，给社会产生严重的错误的示范效应。故此，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屈臣氏公司的上诉请求。补充上诉意见：一、苏淑梅未经屈臣氏公司同意私下接受了林瑞明的对账委托，不论苏淑梅有没有代表屈臣氏公司对账的职权，从逻辑上说，也不可能委托同一人对账。因此，苏淑梅与林瑞明私下委托的行为，只能说明是其二人之间的内部结算说明，与屈臣氏公司无关。二、即使该计算说明是真实的，林瑞明可向苏淑梅追讨，但其陈述上述金额是2010年到2017年1月累计金额。结算说明中并未载明愿意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且林瑞明在2019年8月28日第一次起诉，上述款项中2015年10月1日前发生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不予支持。三、林瑞明2016年12月最后一笔破损的货补申请我方已在2017年5月交林瑞明签收，足以证实双方的交易习惯且对于2016年12月之前的破损已经处理。被上诉人林瑞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屈臣氏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苏淑梅系屈臣氏公司的员工，也是负责林瑞明恒之信商行配送订单情况的工作人员，其履行的行为代表的是公司，即便林瑞明在其后与公司的交易中，公司在其送货单上仍显示业务员为苏淑梅，也就是说公司仍以明示的方式向林瑞明表明苏淑梅的代表身份。而苏淑梅工作表现如何以及与公司关系如何，林瑞明并不可知，且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二、本案的结算说明虽有涂改，但是证据的主要内容并不存在异议，也并不影响证据是有林瑞明、苏淑梅、冯柄刚共同签署的真实性，且屈臣氏公司的销售员，业务主管，区域经理均对此情况是清楚的。三、苏淑梅的陈述是将公司与林瑞明之间的交易往来及将自己接手后的拖欠情况解释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将总数一笔钱两笔钱区分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恒之信商行成立之后的业务是苏淑梅负责的，在2017年1月10日苏淑梅代表屈臣氏公司确认了拖欠林瑞明（恒之信商行）的款项总数这个是没有异议的，因此未过诉讼时效。四、值得一提的是，林瑞明在其后与屈臣氏公司区域主管等人沟通该笔款项时，他们并没有否认过。林瑞明与屈臣氏公司的交往过程中，曾有业务员一次性盖章十多份文件，用处我方并不清楚，均是业务员自行操作。如是林瑞明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会有林瑞明本人签名。综上，请求驳回屈臣氏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苏淑梅述称，本人于2003年4月10日入职屈臣氏公司至2017年1月4日离职，签离职时提及到恒之信商行的破损瓶盖和代垫费用，人事部经理跟本人说，本人没有欠屈臣氏公司的任何费用，屈臣氏也没有欠本人任何费用，欠的也是销售部欠的，与本人无关。当时本人把所有欠配送商费用名单（含恒之信商行客户）的小店明细的派送费用和破损数据全部交到人事部经理手上，签了离职书后，后勤人员找本人安排交接。从1月4日下午，公司安排冯炳刚跟本人进行交接工作，由于本人当时是意外跌倒断尾椎，行动不便，到1月10日才去到恒之信商行批发进行交接，这是公司安排我离职后交接的，是属职业行为。我把所有批发部派发的代垫费用和破损（含恒之信商行的费用）列了出来，每个批发部派出去的月份和小店地址，电话，联系人全部写好了交给人事部经理，也跟人事部经理说可以叫销售部门电话过去核对的。人事部经理也很快地答应了。1月4日正式签协议书，后因为身体问题交接才在1月10日结束恒之信商行的交接。2017年1月10日结束交接后就没有跟进屈臣氏的业务问题了，后续恒之信商行也正常生意来往，与本人无关。至于那些破损和代垫费用，一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是前任主管廖小玲留下来的盖子就有45000元了，恒之信之前叫恒信，之后才改名叫恒之信，法定代表人也是同一个人，只是改批发商名字而已，屈臣氏公司利用这一点企图误导审判官与法官的误解。我没有偏帮任何一方，只是按事实汇报。之后所产生的破损费用与本人无关。林瑞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屈臣氏公司、苏淑梅返还货款69073.7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0日起，以69073.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屈臣氏公司、苏淑梅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恒之信商行成立于2011年3月25日，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林瑞明，经营范围是食品批发、零售等。该商行于2012年3月21日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恒之信商行，于2017年12年27日更名为广州市天河区前进恒之信商行，现为注销状态。根据双方陈述，可以认定屈臣氏公司与恒之信商行之间存在经销关系。屈臣氏公司（甲方）与恒之信商行（乙方）签订的《积极分销驱动商/批发商销售合同（常温饮料/瓶装水）》，约定甲方同意授权乙方在指定销售区域广州市天河区内的指定销售渠道小店销售甲方所生产或代理之产品系列。合同第四条第3点约定甲方直接将货发运到已被甲方确认的乙方指定收货仓库。乙方必须当场验收，甲方不负责验收后至破损。第六条第8点约定乙方必须妥善管理其库存，执行先入先出管理，甲方不会安排因乙方库存管理失误而安排过期换货。第十一条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林瑞明出示了一份结算说明。该说明为手写，并无抬头，写明截止到2017年1月10日止余欠恒之信费用共69073.7元（2010年到2017年1月的累计破损），另收走欠单（1）橡树林770元（2）颖喆超市385元，均已清；另仓库有旧货需要厂家处理，数量不详。落款处注明“以上费用已点清属实”，经手人：屈臣氏公司苏淑梅、冯炳刚。另林瑞明在该说明上手写2017年5月5日已收1155元。苏淑梅确认该说明是其手写，确认真实性，其在离职时进行交接，经清点欠恒之信商行累计货损费用和代垫费用共计69073.7元，其与冯炳刚均作为屈臣氏公司员工签字。另查明，苏淑梅原为屈臣氏公司员工，于2003年4月10日入职，于2017年1月4日离职。屈臣氏公司确认冯炳刚为其员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1条的规定，起字号的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恒之信商行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且已注销，其经营者林瑞明依法可以作为本案适格原告。屈臣氏公司与恒之信商行之间的《积极分销驱动商/批发商销售合同（常温饮料/瓶装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苏淑梅的对账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首先，苏淑梅对于屈臣氏公司对货损处理的流程，以及对林瑞明在本案主张费用的由来进行了详细、具体的阐述，可信度较高。其次，虽然苏淑梅于2017年1月4日离职，但其于2017年1月10日进行离职交接，属合理时间范围，员工离职后短时间内继续进行工作交接也属正常现象，且结算说明还有另一名屈臣氏公司员工冯炳刚的签字确认佐证。再次，屈臣氏公司认为结算说明属林瑞明和苏淑梅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并无相关证据证实，屈臣氏公司认为苏淑梅没有确定货损的权限以及曾因资料造假问题受到处罚，均为屈臣氏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苏淑梅对外代表屈臣氏公司对账行为的效力。最后，虽然合同约定了屈臣氏公司对于破损、过期货物的免责情况，但是就本案而言，款项产生时间久远，经过不断的滚动累积，经手人员也历经变动，已无法追究货损产生原因以及款项的具体类型。结合快消品的行业特性，屈臣氏公司关于双方对货物当面清点，如发现有缺失或货损情况，由林瑞明另行通知屈臣氏公司，屈臣氏公司再派遣其他人员对货损货物对账结算并将货损货物运回进行清点的陈述，可信度较低，且未能举证与林瑞明最终结算情况。综上，一审法院对于苏淑梅的结算交接属于职务行为予以确认，屈臣氏公司与林瑞明之间的款项结算应当以有苏淑梅及冯炳刚签字的2017年1月10日结算说明为准，故林瑞明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屈臣氏公司主张货损是换货而非现金结算，但是未有证据显示其在2017年1月10日之后有主动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林瑞明有权选择屈臣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形式，林瑞明主张屈臣氏公司支付69073.7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林瑞明未能举证有向屈臣氏公司催收款项，应以其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8月28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利息应以69073.7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林瑞明要求苏淑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判决：一、屈臣氏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瑞明支付款项69073.7元及利息（以69073.7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二、驳回林瑞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3元，由屈臣氏公司负担。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屈臣氏公司称冯炳刚确为其员工，其并未向冯炳刚核实签名的情况，冯炳刚已离职。林瑞明陈述之前屈臣氏也有补货，但由于已与苏淑梅进行结算，所有材料都给了苏淑梅，苏淑梅对此予以认可，并表示材料均已交给公司。苏淑梅称结算后将瓶子拧盖带回公司，对数后给经理签名，然后将瓶子卖了。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屈臣氏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破损申请表；2.系统信息打印；3.免费货补申请单；4.GWFB破损申请列表；5.送货单（单号：HP17CNG002568）；6.送货单（单号：HP17CNG002569）；7.2017年5月双方对账单；8.2018年5月的《销售合同》（该合同乙方签名为李瑞明）。以上证据拟证明：1.换货（破损补偿）流程如下：恒之信商行（林瑞明）出现破损时，填写书面的《破损申请表》递交给屈臣氏公司，屈臣氏公司安排人员进行确认，递级审批《免费货补申请单》无误的，才会补货予恒之信商行（林瑞明）；2.屈臣氏公司曾补货给恒之信商行，林瑞明确认签收的事实；3.屈臣氏公司已将破损货物补货的对账单发给恒之信商行（林瑞明）确认，对方未提出异议。林瑞明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确定，因为业务员之前在林瑞明那一次性拿了一批盖章的空白的破损申报表表，不知道用途，且没有林瑞明签名。对证据2-4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对，两张照片是当时破损的照片，可证明确实存在破损，且我方已经上报给屈臣氏公司。证据5真实性法院核实，证据6的真实性确认，从送货单可以看出我方与屈臣氏公司之间是货到付款的方式，不存在月结的方式，且该批货是2017年时后期交易产生的。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结合送货单，双方是货到付款，不存在月结。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合同并非我签，且该盖章与我司的章不一致，该合同是虚假的。苏淑梅的质证意见为：我在2017年1月份交接完就离开公司，不太清楚。之前都是要填写破损申请表，但必须要有老板和业务员的签名，但屈臣氏公司提供的单上没有。双方是货到付款，公司是按星期来算，所以有一笔货要留到下个月。林瑞明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现场清理货物的照片，屈臣氏公司的区域负责人在2017年前来清理库存旧货。2.2017年林瑞明与屈臣氏公司的天河区域主管的聊天记录，林瑞明一直有向公司经手人追讨款项。3.2017年林瑞明与屈臣氏公司的广州区域主管的聊天记录，林瑞明向公司追讨债务。4.2017年林瑞明与屈臣氏公司的销售总监的聊天记录。上述证据说明：1.林瑞明是有通过屈臣氏公司的工作人员、经理、总监等人员追讨款项的。主要的经手人从没否认过这笔钱，同时也说明了苏淑梅已经向公司上报了拖欠款项的情况，上级领导是知情的。2.屈臣氏公司的工作人员按结算说明的内容处理了剩余的库存旧货，结算说明的内容是真实客观的。3.屈臣氏公司因人员变动、公司内部原因，拒不履行义务。屈臣氏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图片显示的是我司在2017年10月依据林瑞明的申请帮忙处理2016年的临期货物，非本案货物，处理经过也没有苏淑梅参与，所以该照片与涉案破损货物无关。证据2-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聊天记录的内容只能显示林瑞明向公司的人询问过一笔欠费的处理意见，无法显示该笔欠费与本案有关，且我司的人并未确认，且称如存在欠费也要申报处理。该份证据足以说明林瑞明是与苏淑梅私下签订结算说明，我方认为林瑞明与苏淑梅的对账只是二人私下对账问题，与我方无关。苏淑梅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并不清楚。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屈臣氏公司提交的《破损申请表》并未有林瑞明及业务员的签名，本院对此不予认可，证据2-4属于屈臣氏公司内部流程，与其之后的《送货单》也并未对应，本院不予认可；证据5、6《送货单》时间均为2017年5月，与本案涉案款项发生时间不一致，与本案无关。证据7《对账单》仅为屈臣氏公司内部出具并无林瑞明确认，本院不予认可。证据8签名并非林瑞明，屈臣氏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林瑞明提交的证据1，其确认是处理之前的旧货，对此双方均确认并非本案破损货物，与本案无关。对于2-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屈臣氏公司是否应按照向林瑞明支付结算说明中确认的款项。第一，案涉结算说明中有苏淑梅及冯炳刚的签名，苏淑梅对此予以认可，且还有当时的员工冯炳刚签名。苏淑梅虽然在2017年1月4日离职，但其在2017年1月10日办理交接作出了合理解释，本院对此予以认可。第二，屈臣氏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并无法证实其换货是针对的2017年1月10日之前的涉案破损货物，且其提交的破损换货与其陈述的次月即换货也不相符。故对其称与林瑞明的所有破损均已在2017年5月结清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林瑞明所陈述的货损处理流程更为可信。第三，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然林瑞明并未明确追讨的货款为哪一笔，但屈臣氏公司并未直接否认该笔货款，而是说要审批或要其与公司领导沟通。可见，屈臣氏公司并非不知晓案涉的破损货款的存在。综上，一审认定苏淑梅的结算交接属于职务行为正确。屈臣氏公司抗辩该行为是苏淑梅与林瑞明的个人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屈臣氏公司所称的林瑞明的部分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已详细论述，且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于原审判决第一项有关利息计付的表述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100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向林瑞明支付款项69073.7元及利息（以69073.7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三、驳回林瑞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7元，均由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