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4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静华，女，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嗣雨，北京普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园区绿生路2号。法定代表人：刘雪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宁，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军，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静华因与上诉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机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27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立案后，由本院审判员鲁南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上诉人黄静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嗣雨，被上诉人首都机场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宁宁、胡剑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静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首都机场公司向黄静华支付违约金（自2019年6月9日起按每天156000元的标准计算至首都机场公司实际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首都机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为“首都机场公司在黄静华签字后将两份协议拿回签字盖章及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故双方的协议于该日生效”错误，与事实及证据不符。通过黄静华提交的《地上物产权移交单》（以下简称《移交单》）可知，双方签订《首都机场36L/18R跑道外围土地地上物移除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该《移交单》为双方共同签字盖章确认，因此，《补偿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5月21日。（二）一审法院认为“因黄静华在协议中承诺能够代表土地上其他权利主体，在此种情况下首都机场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付款系因有其他权利主体主张，不宜认定首都机场公司构成违约”错误。1.《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首都机场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补偿款，已经构成违约，黄静华要求首都机场公司支付违约金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2.首都机场公司陈述的到期不予支付补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首都机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只能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而不能向其他主体支付补偿款。其次，所谓的第三人起诉黄静华要求分配拆迁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都机场公司不能因为第三人起诉黄静华分配拆迁补偿款而不予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第三人起诉黄静华分配补偿款是另一法律关系，是黄静华与第三人之间的内部分配补偿款问题，并不影响《补偿协议》的正常履行。最后，根据黄静华提供的第三人起诉黄静华的起诉状可知，第三人是要求黄静华向其支付补偿款，而不是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向其支付补偿款，第三人是认可《补偿协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作出不支持黄静华要求首都机场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认定有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首都机场公司已经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却判决其不向黄静华支付违约金，驳回了黄静华要求首都机场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错误。首都机场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黄静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事实和理由：根据《补偿协议》，黄静华承诺能够代表在涉案土地上的其他权利人签订且履行《补偿协议》，但是在《补偿协议》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前，黄静华的合伙人周某以《补偿协议》项下有其权利为由，向黄静华主张权利，影响补偿款的发放，首都机场公司对《补偿协议》不能履行没有过错。黄静华在先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首都机场公司依法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黄静华在《补偿协议》中明确承诺能够代表涉案土地的其他权利人，这是双方签订《补偿协议》且首都机场公司同意支付补偿款的前提条件，黄静华事先隐瞒了《补偿协议》有其他利益主体的重大事实，构成缔约过失，因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黄静华自行承担。黄静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首都机场公司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31200321元；2.请求判决首都机场公司向黄静华支付违约金（自2019年6月9日起按每天156000元的标准计算至首都机场公司实际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之日止）；3.诉讼费由首都机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某与黄静华系夫妻。1998年1月1日，李某某与顺义区天竺镇二十里堡村村委会签订《果园承包协议书》，由李某某承包160亩土地，承包期自1998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1日，承包费总额为700000元。2019年，首都机场公司拟承租上述范围土地。黄静华（协议乙方）作为李某某的代理人与首都机场公司（协议甲方）签订《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乙方作为上述土地上原有承租（或其他权利）人，在甲方承租之前在上述土地上依据法律规定和有效合同从事种植，并有权代理上述土地上全部其他权利主体；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前述土地签订租赁合同前的地上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约定如下：经双方协商，甲方就移除土地上地上物给予乙方一次性补偿共计31200321元，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20日内将全部补偿款一次性转入乙方指定账户（收款人：黄静华，收款账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如甲方逾期向乙方支付补偿款，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款的千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依法要求甲方立即停止施工作业，所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有权在本协议生效后对该补偿范围内地上物封围并移除，乙方及其委托人应予配合并不得阻拦，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全部甲方已支付的补偿款。第五条约定甲方将补偿款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后，该补偿款的用途过程中产生异议与甲方无关。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乙方签字，并由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双方提交的协议中，甲乙双方签章处均有手写“2019.07.05”。2019年5月21日，黄静华、首都机场公司另签订一份《移交单》，内容为：被搬迁人黄静华已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地上物补偿协议，定于5月22日将拆迁范围内建筑物及树木等地上物产权移交给首都机场公司，有建筑物的，被搬迁人保证已将房屋完全腾空，已具备拆除条件，若有遗留物品视为自动放弃，交由首都机场公司处理。《移交单》签订后，黄静华将涉诉土地地上物全部交由首都机场公司拆除。但截至黄静华起诉时，首都机场公司未向黄静华支付地上物补偿款。首都机场公司称在合同履行期内，2019年7月17日，其收到了李某某的合伙人周某发来的律师函，提出地上物补偿款中约20000000元应归周某所有，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停止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正因为收到了周某的律师函，首都机场公司才未向黄静华付款。周某就其与李某某的合伙纠纷已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首都机场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讼请求为：判令李某某和黄静华支付周某拆迁物及补偿款，具体数额以调取的拆迁档案确认拆迁补偿部分为准，判令首都机场公司对诉讼请求第一项确认的补偿款支付给周某予以配合。黄静华认为另案纠纷是合伙人之间的内部纠纷，周某是在对拆迁补偿协议的签署和数额均认可的基础上向李某某和黄静华主张分割补偿款，该纠纷与首都机场公司无关，不是首都机场公司拒付补偿款的合理理由。黄静华认为首都机场公司未按期付款构成违约，给黄静华造成了巨大的投资预期损失，要求首都机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首都机场公司表示若认定其违约，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调低违约金数额。一审庭审中，双方对协议签订的时间产生争议，黄静华主张其于2019年5月19日凌晨在协议上签字，签字时首都机场公司已盖章，当时未签署日期，后两份协议均被首都机场公司拿走，“2019.07.05”是首都机场公司后加，黄静华在2019年7月20几号才拿回协议。首都机场公司主张双方在实际履行时采取先移除地上物、后签订补偿协议的方式，黄静华在协议签字时首都机场公司尚未盖章，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为证明协议实际签署时间，黄静华提交了一张签字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称拍照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凌晨，但是黄静华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原始载体。首都机场公司称从黄静华提交的照片上看不出黄静华是在什么材料上签字，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补偿协议》是黄静华、首都机场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协议约定黄静华将涉案土地地上物交首都机场公司移除，首都机场公司在协议签订后20日内将补偿款转入黄静华指定账户。现双方对协议的签订时间产生争议。黄静华签协议时未在协议上签署时间，黄静华提交的照片无法核实拍照时间，从照片上也看不出在签署什么材料，首都机场公司在黄静华签字后将两份协议拿回签字盖章。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协议于甲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生效，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协议上签字签章，故双方的协议于该日生效，首都机场公司应在7月25日前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在合同履行期内，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案外人周某发来的律师函，称与李某某就涉案补偿款有纠纷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停止向黄静华付款，并将首都机场公司列为第三人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因黄静华在协议中承诺能够代表土地上其他权利主体，在此种情况下首都机场公司未在约定时间内付款系因有其他权利主体主张，不宜认定首都机场公司构成违约，故黄静华要求首都机场公司给付补偿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静华要求首都机场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判决如下：一、首都机场公司给付黄静华补偿款三千一百二十万零三百二十一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至黄静华名下账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二、驳回黄静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补偿协议》的生效日期；二、首都机场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就签订《补偿协议》的日期，双方各执一词，黄静华主张其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补偿协议》，在其签订《补偿协议》前，首都机场公司已签订《补偿协议》；首都机场公司主张其于2019年7月5日签订《补偿协议》。根据《移交单》中关于“被搬迁人黄静华已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地上物补偿协议”的相关内容，并结合黄静华的陈述，可以认定黄静华于2019年5月21日签订了《补偿协议》，故本院对于黄静华的该项主张予以采信。关于首都机场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日期，黄静华主张在其签订《补偿协议》前首都机场公司已在协议上签字盖章，但并未充分举证予以证明，且首都机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首都机场公司主张其签订《补偿协议》的日期为2019年7月5日，与《补偿协议》首都机场公司落款日期相符，故可以认定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签订了《补偿协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关于《补偿协议》的生效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移交单》签订后，黄静华即将涉案土地地上物全部交由首都机场公司拆除，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补偿协议》已成立。虽然《补偿协议》已成立，但双方在《补偿协议》中就协议生效条件进行了专门约定，即《补偿协议》自黄静华签字，并由首都机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本院前述认定，首都机场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在《补偿协议》上签字盖章，故《补偿协议》的生效日期应为2019年7月5日，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符合双方协议约定。黄静华主张《补偿协议》生效日期应为2019年5月21日，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补偿协议》约定，首都机场公司应于协议签订后20日内将全部补偿款一次性转入黄静华指定账户，如首都机场公司逾期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依据双方上述约定，首都机场公司应于2019年7月25日前向黄静华支付全部补偿款。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黄静华签订该协议系基于其有权代理涉案土地上全部其他权利主体的前提，《补偿协议》的该项约定意为黄静华应能代表涉案土地地上物的全部权利主体签订协议，就是为了避免因出现其他权利主体主张权利产生纠纷，进而对涉案土地地上物移除及补偿事项造成影响。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首都机场公司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的付款期限届满前，案外人周某向首都机场公司发函主张部分补偿款的权利，并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停止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因案外人周某主张权利，就《补偿协议》中黄静华承诺其有权代理涉案土地地上物全部权利主体一项已产生争议；且根据黄静华的陈述，黄静华一方与案外人周某系合伙关系，合伙经营涉案土地地上物，而《补偿协议》约定移除和补偿的对象亦是针对涉案土地地上物，在此情况下，如要求首都机场公司对于黄静华与案外人周某的相关权利义务及补偿款的归属作出法律判断，未免过于苛责，故基于上述事实及相关情况，不宜认定首都机场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向黄静华支付补偿款构成违约，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黄静华主张首都机场公司构成违约，应向其支付相应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静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760元，由黄静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鲁 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温 迪法官助理  李圆圆书 记 员  杨艳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