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0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建华，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新苗，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凯，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谭伟基，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春阳，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东云，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丰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斯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6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丰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贝斯特公司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贝斯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不清，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销售（代销）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且一审判决表述双方签订了“几份”合同。新丰泽公司是专门为国内各大银行进行人民币防伪培训的企业，贝斯特公司找到新丰泽公司要求新丰泽公司利用自身的银行渠道资源帮助贝斯特公司销售贝斯特公司生产的设备。双方属于委托代理销售（代销）关系，新丰泽公司帮助贝斯特公司将设备卖出、得到回款后再向贝斯特公司转付。但在新丰泽公司多次强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甚至都没有将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基础法律关系列为一审庭审焦点进行调查。实际上，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销售（代销）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1、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份《购销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且不能以偏概全适用于双方所有的交易，无法以此证明双方正常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据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份《购销合同》认定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但是该2份《购销合同》中新丰泽公司的公章与新丰泽公司提供的公章明显不同，且没有防伪标识及公章编码，明显不真实。并且新丰泽公司也一再强调新丰泽公司从未见过该2份《购销合同》，否认其真实性。即使一审法院不经公章鉴定程序即认定2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也不应当以此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当释明是否需要对相关材料上新丰泽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1）2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久远、仅限于个别少数交易，且早已履行完毕，与本案所涉交易无关。该2份《购销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所针对的交易仅限于14台“2+1型清分机”、30台“A级点钞机”、30台扎把机、15台“一口半清分机”，仅仅是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众多款货往来中的一小部分。且对于该几笔交易，双方早已履行完毕，因此，即使一审法院未经审查就认定了该2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也不能以此而推理其他的交易都适用于这2份《购销合同》，并且贝斯特公司当庭也陈述双方的正常做法是新丰泽公司帮助贝斯特公司将设备卖出、得到回款后再向贝斯特公司转付，这与《购销合同》中约定的“货到10日付款”也完全不相符，因此不能认定《购销合同》存在真实性，更不能将该2份所谓的《购销合同》扩展到适用于当事人所有的交易。（2）2份《购销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的约定，按规定给甲方提供配件维修”也说明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双方正常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2、贝斯特公司于一审第一次开庭后提交的2015年签订的4份《供货协议》，如果是真实的则证明新丰泽公司并不是贝斯特公司设备的购买人，而是贝斯特公司的代销人。贝斯特公司于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又向法院提交的4份《供货协议》，该协议记载的签订时间均是2015年。虽然新丰泽公司不认可该4份《供货协议》的真实性，但贝斯特公司自己提交的该4份《供货协议》第一段就明确显示贝斯特公司设备的采购方是“某银行”；第九条也约定“甲方在销售、维护乙方公司产品时……”证明贝斯特公司自己清楚双方并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其实是委托代理销售关系，贝斯特公司委托新丰泽公司代为销售贝斯特公司的产品。3、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从未显示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根据法庭查实的交易模式，双方也属于委托代销关系，而非买卖关系。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中没有任何字眼表明双方是属于“买卖”，对账结果也只是显示“截止XX年XX月XX日止货款情况如下”等。并且贝斯特公司当庭也陈述双方的正常做法是新丰泽公司帮助贝斯特公司将设备卖出、得到回款后再向贝斯特公司转付，这完全符合“委托代理销售”关系的要件。并且贝斯特公司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关于2015年新订单业务交易模式变更及来款情况》第一段就显示“贝斯特公司（贝斯特公司）要求改变交易模式”为先付款后发货，也说明在此之前双方的交易模式是贝斯特公司委托新丰泽公司帮助其销售产品并代收款后，主诉人将销售得款扣除销售费用及佣金后转付给贝斯特公司的委托关系，并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丰泽公司同意改变以往的代销关系交易模式，全是贝斯特公司的一面之词。基于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的委托代理销售关系，且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也明知贝斯特公司的委托人身份，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新丰泽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订立的合同，应当直接约束贝斯特公司与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虽然新丰泽公司代贝斯特公司收取货款，但在贝斯特公司不履行设备升级义务、与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发生纠纷的情况下，贝斯特公司不应直接要求新丰泽公司转付货款。正是因为一审判决对于本案基本法律事实、基本法律关系认定不清，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依法应当发回重审，并追加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新丰泽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向法庭列明）作为本案的被告进行审理。二、新丰泽公司根据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计算，贝斯特公司尚未收回的款项为457482元，而非743082元，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首先，需要说明：新丰泽公司根据贝斯特公司提供的数据对贝斯特公司尚未收回货款金额的计算方式及结果提出异议，属于正常的应诉行为，但一审判决认为新丰泽公司提交贝斯特公司发送的对账单即推定为新丰泽公司认可该对账单的数额，且认定新丰泽公司“间接承认了2014年12月31日之前未付货款为743082元”，完全属于过于理想化的推理，完全不符合法理逻辑。1、新丰泽公司自始至终未承认《2015年1月1日-5月31日对账单》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对该对账单的认定纯属臆测推断，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新丰泽公司以贝斯特公司传来的《2015年1月1日-5月31日对账单》作为证据时明确向一审法庭表示不认可该对账单所载的内容，但该对账单第四条明确显示贝斯特公司在2014年12月31日之后又收到了新丰泽公司285600元。但一审法院却因为该对账单系新丰泽公司提交而进行过分推理，“证明双方有传真发件的习惯”、“新丰泽公司未按照对账单中的要求提出异议即视为同意对账单的内容”等等，完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影响了判决的正确性。2、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系复印件，并且自相矛盾。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诉讼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为复印件，因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验证其真伪，所以在诉讼向对方提出对真实性存在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其次，根据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对账数额为743082元，2015年1月1日-5月31日期间新丰泽公司又向贝斯特公司转付285600元，之后对账结果仍为743082元，贝斯特公司又无法提交具有信服力的发货证据，更未提交新丰泽公司已收到该几宗货物的证据，事实上新丰泽公司至今尚未收到上述货物，也说明贝斯特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因此，一审判决对数额的认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三、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销售关系，本案的起因也是贝斯特公司未履行为各银行升级设备的服务，导致银行试用未合格而退货，责任应当由贝斯特公司承担，贝斯特公司主张由新丰泽公司替其承担损失于法无理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新丰泽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订立的合同，应当直接约束贝斯特公司与本案所涉设备的购买方。2014-2015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求全国所有金融机构对点验设备（点钞机、清分机、ATM机等）进行软件和硬件升级联网，以适应冠字号码联网查询及2015年版新版人民币的防伪要求。贝斯特公司曾派人员至部分银行对设备进行升级，但一直没能成功，导致该批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之后贝斯特公司也一直未向各银行提供升级联网需要的软件和硬件，导致该批设备一直无法进行升级联网服务工作，部分银行退货、部分银行扣留了质保金。但是该责任应当由贝斯特公司承担，贝斯特公司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新丰泽公司代贝斯特公司承担这部分损失。1、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2份《购销合同》，与新丰泽公司提交的2015年《供货协议》中对售后服务的约定不一致，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2份《购销合同》不能适用。对该2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及履行情况本上诉状前文已述，该2份《购销合同》中售后服务的约定不能扩及其他的交易。且贝斯特公司又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供货协议》中并没有约定新丰泽公司负责售后服务，更没有约定新丰泽公司负责设备的升级。一审判决对此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如果认定双方属于合同买卖应该有一个总的合作协议，或每一笔交易都应该有对应的合同原件，但贝斯特公司只提交了这两份复印件，且加盖的公章与新丰泽公司公章完全不一致，这不合买卖合同关系常理，属于贝斯特公司伪造所为。且根据该2份《购销合同》第五条“售后服务”的约定，也只是贝斯特公司提供配件新丰泽公司负责维修，也不包含对设备进行整体升级联网服务。2、设备升级并不属于“售后服务”的范畴。如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015年《供货协议》所述，由贝斯特公司提供配件及技术指导，新丰泽公司对本案所涉设备进行部分简单维修保养尚还能说得过去，但根据全国新版人民币的防伪要求对设备整体进行联网升级，是对设备根本性的改造，根本就不是新丰泽公司这个“委托代销人”所能完成的工作，而只能由作为生产厂家的贝斯特公司独立完成，这也远远超出了“售后服务”的范畴。且无论贝斯特公司提供的哪个合同都没有显示由新丰泽公司承担对设备整体进行联网升级的义务，新丰泽公司作为代销人也没有这个技术能力。3、贝斯特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以及新丰泽公司提交的各银行出具的说明共同证明贝斯特公司也确实进行了部分联网升级的工作，造成本案纠纷的根源在于贝斯特公司产品质量有瑕疵及未能完全履行必要的联网升级服务，导致本案所涉设备无法使用。根据贝斯特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贝斯特公司确实在进行实际的、全面的联网升级工作，更说明联网升级本就是贝斯特公司的责任，而不属于新丰泽公司的义务范围。另外，新丰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客户的证明也显示换代升级属于贝斯特公司的义务，也是由贝斯特公司实际履行，也是因为贝斯特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其升级义务导致了各银行购买的贝斯特公司的设备无法适用于新版人民币，即无法再正常使用，才引发了本案所涉纠纷。因此，无论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贝斯特公司不履行设备联网升级的过错及其产生的损失，都不能由新丰泽公司承担，贝斯特公司只能取回货物，而不应主张新丰泽公司支付货款，更不应要求新丰泽公司承担利息损失，并且银行客户扣留的本案所涉设备的质保金及存放退回设备的仓储费用也应当从货款中予以扣除。贝斯特公司未售出及银行退货的设备一直存放于新丰泽公司租用的仓库，贝斯特公司应当取回。四、如一审法院坚持要认定《供货协议》的真实性，则根据《供货协议》管辖权的约定，本案不应当由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告知贝斯特公司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贝斯特公司坚持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贝斯特公司在向龙岗区法院申请一审立案时，只提交了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的2份《购销合同》（实际该两份久远的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且合同上所载的交易双方早已履行完毕），骗取一审地域管辖立案。新丰泽公司按期提交了管辖异议申请书，但无奈手中没有证据，管辖异议被一审法院驳回。但一审第一次开庭后贝斯特公司补充提交的4份2015年《供货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发生纠纷时，向甲方（新丰泽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新丰泽公司认为该4份2015年《供货协议》与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的2份《购销合同》一样不具有真实性，但是一审法院仍然坚持认定4份2015年《供货协议》是真实的。但一审法院在认定4份2015年《供货协议》真实性的同时，应当能够依职权查明依据2015年《供货协议》第十条的约定，龙岗区法院并非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此，此时一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移送至新丰泽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或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告知贝斯特公司至新丰泽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贝斯特公司坚持起诉，则应当裁定驳回贝斯特公司的起诉。但一审法院并未按照法定程序执行，属于程序违法。五、一审法院诉讼费分担比例计算错误。一审诉讼费33575元，是按照贝斯特公司起诉的货款本金743082元加每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2603759.33元即总额3346841.33元计算，但一审判决支持的贝斯特公司的数额为货款本金743082元加每日万分之三的滞纳金，并没有全额支持贝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新丰泽公司承担全额的诉讼费于法无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贝斯特公司辩称，一、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供货协议》，无论是合同名称，还是合同条款内容，均证明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明确约定新丰泽公司向贝斯特公司支付货款购买产品，新丰泽公司负责产品的售后服务，贝斯特公司向新丰泽公司提供维修配件。双方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产品交付及货款支付行为，新丰泽公司是买方，贝斯特公司是卖方，贝斯特公司将产品送达新丰泽公司指定的交货地点即完成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产品的所有权转移至新丰泽公司，新丰泽公司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非贝斯特公司授权委托新丰泽公司代理销售贝斯特公司的产品，没有约定委托事项、授权范围、代理人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根本不是委托合同，双方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委托授权行为。贝斯特公司将双方的买卖关系说成是委托销售关系是故意混淆概念，其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销售（代售）关系，没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013年9月2日和2014年5月29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第五条均约定了甲方（即新丰泽公司）负责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乙方（即贝斯特公司）提供维修配件。2015年1月13日和2015年1月14日签订的《供货协议》第五条第一款均约定货到目的，由甲方（即新丰泽公司）派工作人员到银行指导安装、调试及培训，第六条和第八条约定乙方（贝斯特公司）提供维修配件，证明安装、调试、培训、售后维修由新丰泽公司负责，贝斯特公司只是提供维修配件。二、新丰泽公司跟贝斯特公司签订合同前后使用过无编码和有编码两种公章进行盖章，并且在两份盖有无编号公章的《供货协议》复印件上加盖有编码盖章及签字对两份协议及收到两份协议相关的产品进行确认，即是新丰泽公司用有编码的公章对无编码的公章进行确认。新丰泽公司作为公章的持有者，一审质证时对合同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持有异议，按照举证规则，应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并提供新丰泽公司历次刻章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刻章记录及留存的公章样式作为鉴定的比对样本。新丰泽公司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不仅没有提交新丰泽公司历次刻章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刻章记录及留存的公章样式作为证据，也没有申请对合同加盖的公章进行司法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否认公章真实性的主张不应采信。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贝斯特公司的主张，认定公章及合同具有真实性，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三、新丰泽公司拖欠货款合计743082元，新丰泽公司于2015年向新丰泽公司支付的三笔货款合计285600元是支付2015年双方买卖产品所产生的货款，2015年之前双方交易模式为先发货后付款，因为新丰泽公司拖欠货款太多，双方已从2015年开始将交易模式变更为先付款后发货，贝斯特公司收到上述三笔货款后已经履行发货义务，新丰泽公司也在对应的两份《供货协议》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收货。因此，新丰泽公司2015年支付三笔货款合计285600元不能抵扣之前拖欠的货款743082元，一审法院认定新丰泽公司拖欠货款金额为743082元没有错误。四、新丰泽公司与各银行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另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丰泽公司与各银行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不能成为新丰泽公司拒不支付贝斯特公司货款的抗辩事由。况且新丰泽公司提交的各银行的情况说明均无银行盖章，只是新丰泽公司单方起草的稿件，不具备真实性，不能证明新丰泽公司的主张。而某银行的情况说明虽有盖章，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8日，发生在一审法院立案之后，该情况说明本质上属于新丰泽公司为应诉本案一审所提交的单位出具的证人证言，按照举证规则，贝斯特公司应当申请某银行的授权员工代表单位出庭作证，接受法官询问和贝斯特公司的质证提问，新丰泽公司并未申请某银行的授权员工出庭作证，该份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不应采信。况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新丰泽公司提交的某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仅有公章，缺少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具备证据的实质性要件，该证据不应采信，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依据。五、本案贝斯特公司要求新丰泽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743082元是2015年之前发生的欠款，合同依据是2015年之前双方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及相关订货单，因此应当依据《两份购销》的约定确定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2015年之后双方交易模式已变更为先付款后发货，《供货协议》约定的货款新丰泽公司已经付清，贝斯特公司并未向法院主张要求新丰泽公司支付与《供货协议》相关的货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新丰泽公司主张依据《供货协议》确定案件管辖权不能成立。本案一审开庭之前，新丰泽公司为了拖延案件审理已经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并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定书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2018）粤03民辖终2235号，已经驳回新丰泽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申请，确认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综上，新丰泽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恳请依法驳回新丰泽公司的请求。贝斯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丰泽公司向贝斯特公司支付拖欠货款743082元；2.新丰泽公司按照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向贝斯特公司支付拖欠货款的滞纳金（从2015年1月1日起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由新丰泽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贝斯特公司、新丰泽公司自2013年开始进行交易往来，由贝斯特公司根据新丰泽公司的订单需求提供清分机、点钞机等设备。新丰泽公司（甲方）与贝斯特公司（乙方）签订了多份《购销合同》，除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及金额不同之外，合同的其他内容一致，双方约定：“第三条交货方式为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地点，将货物运送至甲方，深圳至某市/山东省货运站的正常汽运费由乙方支付，从运站至用户的运费由甲方支付。第四条定货及货款结算方式为甲方需给乙方传真正式定货单，乙方收到定货单七日内将货物发出，甲方在货到后十个工作日内以汇款方式结清货款。第五条售后服务由甲方负责，乙方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按规定给甲方提供配件维修。第六条违约责任为1、如乙方提供的设备不符合“第二条”的质量要求或多出现同一故障，乙方必须给甲方更换，更换设备发生的运输费用由乙方支付；2、甲方如未能按时付款，每延期支付一日，每日须向乙方支付货款总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3、甲方订货后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甲方须支付乙方订单总金额10%的违约金；4、乙方如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按时供货，乙方每延期交货一日，每日须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双方签订合同之后，贝斯特公司根据新丰泽公司传真的订单内容通过物流方式向新丰泽公司指定的地址发货，发货地址分布于山东省内各大县市。贝斯特公司提交了2014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双方盖章确认的《对账单》，显示：承接2014年9月30日对账单，贵公司应付我公司货款1424602元；2014年12月31日止新丰泽公司退货货款合计252000元；2014年12月31日止新丰泽公司来货款合计424520元；2014年12月31日止应支付新丰泽售后服务费（冲抵货款）合计5000元；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累计应付我公司货款总计743082元。新丰泽公司认为该《对账单》为复印件，对记载的内容不予确认；并称其已支付部分货款，分别是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13日、2015年3月26日打给贝斯特公司三笔货款共计人民币285600元。贝斯特公司主张因新丰泽公司欠款较多，双方的交易模式自2015年开始变更为先付款后发货，新丰泽公司确实在对账之后支付过三笔货款，但对应的却是2015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具体如下：2015年1月6日支付的147200元系支付2015年1月8日发货5台清分机（货款总额184000元）80%的货款；2015年1月13日支付的29440元系支付2015年1月13日发货1台清分机（价值36800元）80%的货款；2015年3月26日支付的108960元系支付前面6台清分机20%的余款44160元及2015年3月26日发货货物的全额款项64800元。这三笔交易贝斯特公司均提交了《供货协议》、《订货单》、《发货单》及网络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另查，新丰泽公司提交了一份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对账单，称该对账单系贝斯特公司传真给新丰泽公司的，该对账单主要内容如下：1、承接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新丰泽公司尚欠贝斯特公司货款743082元；2、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贝斯特公司向新丰泽公司发货合计285600元；3、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新丰泽公司向贝斯特公司付款合计285600元；累计欠货款金额743082+285600-285600=743082元。4、以上对账单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传真给贵司，贵司应在收到后5日内确认并签字盖章回传，如有异议，应在收到对账单2日内，与我司相关人员联系，2日内未传真过来我公司便视同贵公司默认此对账结果为正确，便以此数据结算。再查，新丰泽公司出具了加盖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该行于2013年采购由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点钞机、清分机等设备，由贝斯特公司的合作伙伴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点钞机59台、清分机20台、扎把机32台，进购价共计1217240元。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求对点验设备进行升级，以适应人民币冠字号码联网查询及2015年新版人民币的防伪要求，由于生产厂家一直未能对该批设备进行有效升级联网，也未向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升级联网需要的软硬件，导致该批设备无法使用。因此该公司扣留了该批货款的质保金142614元，用于请别的公司进行升级联网及售后服务工作。落款时间2018年10月18日”。新丰泽公司还出具了落款为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基本内容与某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大致相同，都是购买了贝斯特公司生产的设备，但因贝斯特公司未能进行后续升级联网，导致设备无法使用，故采取了退货、扣留质保金等方式维权，但后四份情况说明均未加盖相关公司的公章。新丰泽公司据此认为，因为贝斯特公司未能完成售后服务的内容导致其经济损失共计378414元。再查，2016年9月13日，贝斯特公司向新丰泽公司邮寄了一份函件，主要内容为：“1、对欠款743082元予以明确，并提出支付方案，由新丰泽公司尽快支付291123元，余款451959元作7折处理，即316371.3元；2、关于升级及联网服务，贝斯特公司重申，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要求第五套人民币2015年版的兼容必须在2015年10月25日前完成，贝斯特公司通过新丰泽公司销售的产品均在这一时限内完成了升级，无一遗漏，升级软件也同时发给了新丰泽公司主管售后的牛经理。关于联网，各个银行时间要求参差不齐，但只要新丰泽公司通知贝斯特公司，贝斯特公司均有及时前往联网，按合同约定，贝斯特公司只是提供升级软件、联网的相关工具并培训，升级和联网是由新丰泽公司去完成的。后附贝斯特公司技术人员前往山东省升级及联网的人员、天数、费用明细表。以上建议，希望吴总尽快回复。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2016年9月10日。”该函件发出后，显示新丰泽公司在2016年9月14日签收，但并未给予回复。一审法院认为，贝斯特公司、新丰泽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贝斯特公司与新丰泽公司之间未付货款数额如何确定。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首先，未付货款数额应认定为743082元。理由如下：1、贝斯特公司主张新丰泽公司未付货款743082元系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货款，新丰泽公司在一审庭审答辩中称在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3月26日期间又向贝斯特公司付款285600元，所以贝斯特公司尚未收回的款项为457482元。间接承认了2014年12月31日之前未付货款为743082元；2、新丰泽公司否认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014年12月对账单的真实性，称该对账单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但新丰泽公司自行提交了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对账单，称该对账单系贝斯特公司传真给新丰泽公司，间接证明了双方有通过传真对账的交易习惯，且该对账单明确新丰泽公司应“在收到后5日内确认并签字盖章回传，如有异议，应在收到对账单2日内，与我司相关人员联系，2日内未传真过来我公司便视同贵公司默认此对账结果为正确，便以此数据结算”。据此，即使新丰泽公司没有盖章确认，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该对账单提出异议，应视为默认对账结果，该对账单所列截止2015年5月底，新丰泽公司未付货款数额为743082元；3、新丰泽公司主张在2015年进行了三笔付款共计285600元，贝斯特公司辩称该三笔款项针对的是2014年12月31日之后的交易，并提交了《供货协议》、《订货单》、《发货单》予以证明，经核对，付款数额与发货时间、货物数量、价格均一一对应，应认定贝斯特公司履行了相应的举证义务。同时，此三笔付款及发货情况均在新丰泽公司自行提交的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对账单》中有明确记载，故一审法院采信贝斯特公司的主张，认为新丰泽公司已付货款285600元与未付货款743082元无关。其次，关于违约责任问题，新丰泽公司主张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代销关系，新丰泽公司帮助贝斯特公司将设备卖出、得到回款后再向贝斯特公司支付，贝斯特公司产品及升级换代服务产生的风险也应当由贝斯特公司自己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售后服务由新丰泽公司负责。用户产品的后续联网升级应属于售后服务的范畴，责任方在新丰泽公司，贝斯特公司仅需根据新丰泽公司的要求提供配件维修。贝斯特公司、新丰泽公司曾就售后问题进行过沟通，但并未达成新的一致意见，故《购销合同》中关于售后服务的约定仍对双方有效，在新丰泽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贝斯特公司不配合提供配件及升级软件的情况下，应由新丰泽公司对客户产品的升级、联网提供服务，并对未履行此责任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某银行等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将此责任归咎于贝斯特公司，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且除某银行外的署名其他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未加盖公章，其真实性存疑，无法印证新丰泽公司所称的损失数额，故新丰泽公司主张在货款中扣除相应数额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无证据证明贝斯特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相反，新丰泽公司因迟延支付货款，应依据《购销合同》的约定支付迟延付款的滞纳金，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标准为每日千分之三，在货到后十个工作日内以汇款方式结清货款。根据对账单显示，2014年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贝斯特公司主张全部未付货款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计算滞纳金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一、新丰泽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贝斯特公司货款743082元及前述货款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43082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计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贝斯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33575元（贝斯特公司已预交），由新丰泽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新丰泽公司依据2015年四份《供货协议》内容主张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但同时对协议真实性不予确认，存在矛盾之处。新丰泽公司在收到上述证据后，未再提起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亦未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规定，本院对新丰泽公司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针对新丰泽公司上诉请求的事实与理由，本院对争议焦点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性质。双方当事人自2013年开始进行长期交易往来，贝斯特公司提交的两份《购销合同》显示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新丰泽公司在质证程序中并未对合同中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对该《购销合同》予以认定，未违反法律规定。新丰泽公司认为争讼款项不属于上述《购销合同》项下的产品，而是基于双方另行达成的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而产生，该公司应当提交双方另立书面合同或存在口头约定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其未能举证的情况下，根据《购销合同》内容及双方长期以对账单方式结算款项的交易习惯，一审认定新丰泽公司与贝斯特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新丰泽公司尚欠货款金额。新丰泽公司一审提交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对账单，并确认该对账单系贝斯特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向其发送。其中记载，“承接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新丰泽公司尚欠贝斯特公司货款743082元”，同时明确告知如新丰泽公司对金额存在异议，应当在2日内予以回复，否则视为对对账结果予以确认。鉴于新丰泽公司在收到该传真件后并未向贝斯特公司提出异议，且此处记载金额与贝斯特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对账单》复印件一致，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认定新丰泽公司尚欠贝斯特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的货款金额为743082元。对于新丰泽公司此后支付的285600元，该公司主张系偿还上述拖欠货款；贝斯特公司则认为是2015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款项。对此，贝斯特公司一审提交了供货协议、收货签收记录、订货单、QQ聊天记录、物流结算凭证及物流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审补充提交了银行支付凭证，上述一系列证据所反映的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共计三次交易的金额，恰好与新丰泽公司支付285600元款项金额一致，本院认为贝斯特公司的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同时，在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对账单传真件中，也明确说明该期间贝斯特公司向新丰泽公司发货合计285600元，新丰泽公司同样在收取传真件后未提出异议。故此，一审认定新丰泽公司已付的285600元系2015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交易货款，与本案争讼款项无关，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新丰泽公司主张产品质量瑕疵、贝斯特公司未履行联网升级服务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新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建华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陈述，该公司与实际购买涉案产品的各银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新丰泽公司主张因部分银行退货、扣留质保金等原因造成该公司损失，应当对新丰泽公司与各银行之间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予以举证证明，包括订购产品价格及数量、质保金事宜如何约定、新丰泽公司已收取货款数额、各银行已将货物退还等相关的事实情况。据此方可判断贝斯特公司是否存在违约以及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新丰泽公司仅提交各银行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涉案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因贝斯特公司未提供升级服务导致产品无法使用。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贝斯特公司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新丰泽公司由此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新丰泽公司在与其购货方之间就涉案产品的买卖合同纠纷解决后，如确因产品质量瑕疵导致损失发生，可另循法律途径向贝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新丰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575元，由深圳贝斯特机械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9744元，由上诉人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38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31元，由上诉人济南新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多收部分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红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邓    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尹琳(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