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0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昌，男，汉族，1958年2月13日出生，住长春市二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司法厅，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新发路992号。法定代表人张毅，厅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丁，吉林同信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洪昌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司法厅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6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洪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刘洪昌自1991年4月5日至今与吉林省司法厅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令吉林省司法厅补发刘洪昌1991年4月5日至今的最低工资合计392,846.40元；3.诉讼费由吉林省司法厅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洪昌于1980年5月至1991年4月在长春市饮食公司东盛饭店任司机，并于1991年4月5日调入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司法厅接收了刘洪昌。此后，吉林省司法厅并未给刘洪昌安排实质性工作，刘洪昌多次找吉林省司法厅要求给予安置并发放工资以及办理相关手续，但吉林省司法厅以种种理由拖延拒不办理，后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给刘洪昌出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刘洪昌认为，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存在劳动关系，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无权终止、解除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依然存在劳动关系。为维护刘洪昌合法权益，故诉讼来院。吉林省司法厅原审时辩称：1、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既未签订劳动合同，刘洪昌也没有为吉林省司法厅提供劳动，吉林省司法厅不是刘洪昌的用人单位，刘洪昌要求确认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吉林省司法厅本案诉讼主体身份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刘洪昌的起诉。2、刘洪昌自认是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的职工，而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于1996年12月已经被撤销，用人单位被撤销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关系终止原因。2013年12月10日，刘洪昌为办理个人缴纳社保费手续，请求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为其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刘洪昌向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出具书面材料称：“申请由主管单位为我开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用于我个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与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无任何关系。”所以，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也不存在劳动关系。3、刘洪昌自述在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干了四个多月，因与公司经理吵架，回家后再没有来单位工作。此种情形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长期两不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二）》第1条第2款关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长期两不找”的处理意见为：“除用人单位提供证据证明劳动合同已经解除或终止外，劳动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应予支持；由于未付出劳动，除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外，劳动者请求支付工资、福利、生活费、社会保险待遇损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赔偿金等诉讼请求的，不予支持；劳动者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应予支持。”刘洪昌要求吉林省司法厅补发工资、补交“五险一金”缺乏依据，且“五险一金”争议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综上所述，刘洪昌告诉主体错误，刘洪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公正裁判。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洪昌于1979年12月31日退伍，于1980年5月5日起分配至长春市化工五厂任司机，系固定工人。刘洪昌所提供的《市内技术工人商调表》，该表调出单位栏处手动填写为“东盛饭店”，调入单位栏处手动填写为“省司法厅”，调出单位意见栏处手动填写“同意调出”字样，时间显示为1991年4月8日，并加盖有长春市饮食公司东盛饭店公章。另加盖有长春市饮食公司劳资科印章，时间显示为1991年4月8日。调入单位意见栏处手动填写“同意”字样，时间显示为1991年4月8日，并加盖有长春市第二商业局劳动工资处印章，刘洪昌称此栏盖章单位实际为调出单位意见栏内容。调入单位主管局意见栏处手动填写“同意”字样，时间显示为1991年4月5日，并加盖有吉林省司法厅政治部印章。刘洪昌自述1991年4月调入吉林省司法厅后，未被安排实质性工作，而是被安排至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工作四个多月，因与该服务总公司经理发生口角后，再未去过单位。2013年12月10日，刘洪昌为办理社保事宜找到吉林省司法厅，刘洪昌为吉林省司法厅出具材料一份，内容为：我是原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职工，因单位于1996年解体，申请主管单位为我开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用于我个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与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无任何关系。吉林省司法厅于当日为刘洪昌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加盖了吉林省司法厅机关服务中心印章，其上载明：刘洪昌同志……现因原单位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已于1996年解体，已终止、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9月18日，刘洪昌向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原、吉林省司法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由吉林省司法厅补发工资及补缴五险一金。同日，该委作出吉劳人仲〔2019〕39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洪昌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洪昌所提供的市内技术工人商调表调入单位意见栏处为空白，吉林省司法厅作为调入单位的主管部门在调入单位主管局意见栏处加盖吉林省司法厅政治部干部处印章，均无法证明吉林省司法厅即为刘洪昌的实际用人单位，且刘洪昌确未为吉林省司法厅提供过任何劳动，未受吉林省司法厅的劳动管理，亦未从吉林省司法厅处领取过劳动报酬等。因此，针对原、吉林省司法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刘洪昌负有举证责任，需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仅凭调入单位栏处手动填写“省司法厅”字样，不足以认定刘洪昌与吉林省司法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刘洪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因刘洪昌所提出的其他各项主张，均是以原、吉林省司法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且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等请求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刘洪昌的各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洪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刘洪昌负担。宣判后，刘洪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不可能被调往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事实上，上诉人层多次找到被上诉人处工作人员及领导要求解决问题，所以并非属于被上诉人所称两不找情形，以上内容都有记录可以证明；在1991年所有的调转程序都是以商调表格为准，只需要调入部门的主管部门省司法厅盖章即可，不需要其他部门同意；劳动合同法是1995年7月1日起施行，上诉人的调入时间是1991年，当时并无劳动合同的说法。所以上诉人确实是被上诉人处员工，即使上诉人是吉林省司法厅劳动服务总公司的员工，当年人员分没有对上诉人进行安置于理不通。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吉林省司法厅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未给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上诉人亦未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同时上诉人并未从被上诉人处领取任何报酬。因上诉人负有对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现上诉人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故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上诉人要求确认与被上诉人自1991年4月5日至今的劳动关系，并补发在此期间的最低工资，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洪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聂 莹审判员 邵明福审判员 高婧明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