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1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明，男，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涛，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益本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奎文区潍州军建货运服务中心二部，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经营者：张有才，男，198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上诉人周晓明因与被上诉人济南益本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本达公司）、原审被告奎文区潍州军建货运服务中心二部（以下简称军建二部）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晓明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益本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益本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周晓明不是本案的共同诉讼人。益本达公司将周晓明列为本案的当事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的规定，周晓明与张有才合伙经营的军建二部应为本案的当事人，周晓明不是本案的共同诉讼参加人。（二）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之间不是合伙关系，而是联营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周晓明与军建二部在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主体是军建二部和周晓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军建二部不是“公民”。因此，《投资合作协议书》不是合伙协议，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不是合伙关系。其次，《投资合作协议书》实质是联营合同。一审判决仅仅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盈亏分成，即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显然属于主观臆断。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订立合同的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第三，《投资合作协议书》关于“撤资”的条款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约定了撤资方式，约定了“根据货运现实情况下均分为六个月撤出”；第十一条第2项约定“乙方投资金额不得计算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退伙”需要退伙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相关规定，周晓明与军建二部在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显然属于联营性质的合同。（三）周晓明与军建二部在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周晓明与军建二部联营不久，即在2016年11月份协商一致，解除了《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作废。一审中，军建二部只提供了《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复印件，恰恰证实了《投资合作协议书》解除的事实。2016年12月1日，军建二部与周涛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审庭审过程中，军建二部称“该协议是被逼签订的”。军建二部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即否定2016年12月1日《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必然导致错误判决。益本达公司辩称，与本案类似的案件共有63件，除一审原告不同以外，一审被告、案情、法律关系均相同。一审法院以（2018）鲁0104民初6684号案件为代表审理并做出判决，裁定其他62件案件中止审理，等候二审法院的意见。二审法院以（2019）鲁01民终5245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随后，一审法院才对其他62件案件作出了与（2018）鲁0104民初6684号案件相同的判决。本案是62件案件之一，所有证明案情及法律关系的案卷材料均与（2018）鲁0104民初6684号、（2019）鲁01民终5245号案件相同。周晓明在明知本案与（2018）鲁0104民初6684号案件“案情、法律关系相同”，并且已经二审终审判决维持后，仍提出上诉，明显是在浪费司法资源，蔑视法律权威，故意拖延诉讼，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审法院应当庭驳回周晓明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军建二部述称，没有意见。益本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晓明、军建二部返还货款21185元；2.判令周晓明、军建二部以21185元为基数，以6%为年利率，承担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占用利息；3.诉讼费用由周晓明、军建二部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军建二部经营济南至潍坊的货物运输，2016年11月，益本达公司委托军建二部运送货物并代收货款，军建二部出具货运清单33张，合计代收货款21185元，益本达公司主张上述代收款未向其支付。周晓明辩称上述货运清单存在发货人与持据人名称不一致的情况，且不能证明收货人已实际付款，但军建二部对红色货运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根据交易习惯，不论发货人处填写什么内容，只要谁持有红色单据，就欠谁代收货款。益本达公司提交了2016年10月11日军建二部（张有才）作为甲方与周晓明作为乙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约定：投资者周晓明，合作项目奎文潍州军建货运服务中心二部，经营者张有才，投资人合作金额50万元，期限自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10月12日止；如在合作经营过程中有债务、亏损产生，甲方承担40%，乙方承担60%，双方按比例承担；所有每天营业额、收入支出由乙方负责，“军建货运二部流程日报表”由甲方负责（包括进出账现金）。同日，周晓明通过银行转账向张有才支付了39万元，并出具证明一份，载明：今欠张有财合作金110000元（壹拾壹万元整）。益本达公司主张自2016年10月12日起，张有才与周晓明共同经营军建二部，故对欠付代收款周晓明、军建二部应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军建二部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辩称协议书原件被周晓明抢走，周晓明向张有才转账支付了39万元的投资款，未支付的代收货款被周晓明拿走。周晓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因金额不符，其否认39万元系投资款，并辩称证明中的11万元合作金与本案无关，系因其他合作关系所出具的，并提交2016年12月1日军建二部（张有才）与周涛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原件一份、欠条一份，主张周涛为军建二部的合伙人。军建二部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该协议是被逼签订的，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实际合伙人系周晓明，有投资款转账记录为证，且若周涛为合伙人，投资款不应由张有才出具欠条。此外，周晓明提交了《资产转让协议》、欠条、地上房屋及附着物买卖合同的复印件，主张胥克平系军建二部的实际经营人，军建二部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辩称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另查明，军建二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张有才，登记日期为2016年8月4日。一审法院认为，益本达公司与周晓明、军建二部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周晓明与军建二部是否存在投资合作关系，应否对军建二部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货运单据的真实性。对问题一，益本达公司主张军建二部与周晓明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周晓明向张有才转账39万元，并出具了欠11万元的合作款证明，投资款已按照协议履行，故周晓明、军建二部系合伙关系，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晓明对上述主张和证据均不认可，主张银行转账和出具证明均与本案无关，系和张有才存在其他合作关系，但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其提交了周涛与军建二部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欠条、资产转让协议复印件等证据，欲证明军建二部的合伙人系周涛或胥克平。军建二部对益本达公司的主张予以认可，辩称涉案协议书原件被周晓明派人抢走，另行让其签订了一份和周涛的协议书，但实际合伙人系周晓明，双方应共同承担责任，胥克平与本案事实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投资合作协议书》（合作人周晓明）虽为复印件，但结合账户交易明细、欠合作金证明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对周晓明、军建二部存在合伙关系予以确认。对周晓明辩称的周涛或胥克平系军建二部合伙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与军建二部存在合伙关系，且军建二部对此均不予认可，益本达公司也未将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故对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未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周晓明应对合作期间内的军建二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问题二，益本达公司提交了33张红色货运清单，周晓明提出发货人处名称不一致等问题，且无法证实收货人已付款。军建二部对货运清单真实性均无异议，因交易习惯导致发货人处填写名称与实际可能不符，并认可“只要谁持有红色货运清单，就是欠谁代收货款”。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货运清单发货人处名称存在不一致等情况，但根据调查证实符合军建二部的交易习惯，故对货运清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周晓明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现益本达公司持据要求军建二部支付代收货款21185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周晓明对此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占用利息，双方并无书面约定，亦未约定代收货款支付时间，但周晓明、军建二部的违约行为确给益本达公司造成了损失，一审法院酌定以2118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占用利息，对于益本达公司主张的超出部分，没有合同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军建二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益本达公司支付代收货款21185元；二、军建二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益本达公司支付占用利息（以21185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周晓明对军建二部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益本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1元，由军建二部、周晓明共同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晓明提交《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落款处有张有才的签字和手印，拟证明该《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上是张有才出具的证明，证明周涛与军建二部于12月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这两份证据互相印证周晓明已经退出合作关系，周晓明不应承担军建二部的债务，也不享有军建二部的债权，也就是说周晓明不是本案的共同诉讼参加人。益本达公司经质证认为，该证据明显不是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应由合同双方共同签订，现为单方制作，该合同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周晓明的证明目的。军建二部经质证认为，对周晓明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该份《房屋租赁合同》张有才已记不清了，张有才并未无偿将门头房转让给周涛。本院经审查认为，周晓明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复印件，该证据中未涉及周涛与军建二部合伙事宜，且军建二部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一）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军建二部设立方式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限自2016年8月4日起，经营者为张有才，资金数额为5万元，行业代码为货物运输代理。（二）军建二部的收运货物单据一式四联，第一联为存根联（白色），第二联发货人联（红色），第三联收货人联（绿色），第四联财务联（黄色），单据上面注明了运费数额及代收货款数额。（三）一审中周晓明提交了军建二部与周涛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06年12月1日，内容与周晓明同军建二部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周涛应投入资金亦为50万元，但没有周涛出资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之间是否属于合伙关系，周晓明是否应为本案的共同当事人；（二）周晓明与军建二部的投资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关于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之间是否属于合伙关系，周晓明是否应为本案的共同当事人问题。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对周晓明投资数额、利润分成、责任承担均作了详细约定，军建二部虽然作为一方主体，但是实际经营者只有张有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称为个人合伙。上述合作协议符合个人合伙的构成要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周晓明与军建二部之间属于合伙关系，认定事实清楚。益本达公司将周晓明列为本案的当事人并无不当。周晓明既是《投资合作协议书》中所列的合伙人，又是本案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关于周晓明与军建二部的投资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周晓明上诉称，其已经退出合作，实际合伙人为周涛。本院认为，周晓明提交的周涛与军建二部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虽有出资及盈亏分配比例的约定，但没有证据证明周涛已经实际出资，张有才对此也予以否认，亦与张有才给周涛出具的欠条相矛盾。因此，周晓明主张已退出合作、不应作为被告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晓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1元，由上诉人周晓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希贵审判员  宋海东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