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5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美玲，男，196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顾濛，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 法定代表人：邱国聪。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部。 法定代表人：徐云英。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姜毅力，浙江银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美玲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府基村委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王府基村合作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6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美玲上诉请求：一、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691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且存在重大瑕疵，一审法院据此作出错误认定及裁判。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及《村民小组各家庭户签字表决单》两组证据，该两组证据是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的核心证据，但该两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该两组证据系“张冠李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诉争村民福利发放一事，应属于村民会议表决的事项，而未经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不能表决该事项。在本案中，村民委已经通知村民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且村民亦已在表决单上签字确认，因此，本案关于王府基村福利款分配制度是经村民会议表决的。既是由村民会议表决，就应当有正式的表决议案及村民表决文件，所以被上诉人要证明其主张的福利分配制度已经合法程序表决通过，也应当向法庭提交村民会议正式议案、表决文件以及正式的制度文件等材料，但被上诉人却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试图用该决议的内容再配上村民表决单，来作为其主张的依据，这是把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这两个表决程序混为一谈，而如此“张冠李戴”的证据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基于该两组证据所做的事实认定错误。从一审判决中认定“2017年1月14日，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该村补偿款发放分配方案做了讨论，形成会议记录一份，后该会议记录又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签字。”的事实来看，一审法院显然认可了被上诉人“张冠李戴”的说法。首先，一审法院对于证据《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该份证据虽然标题为会议记录，但是在会议讨论意见的后面，附有就该意见的表决程序，也就是村民代表的签字确认，并得出“本次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参加，所作决定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此分配的方案表决通过”的结论，很明显，该证据并不是一份会议记录，而是一份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且不说该决议内容并不属于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能范围，有效性尚且存疑，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显然不是村民会议的议案。其次，一审法院作出上述事实认定是草率的。第一，按照正常程序，被上诉人应当提交正式的村民会议议案，何况王府基村的福利分配一事，是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众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报道，而确定福利分配方案，如此重大的一次村民会议，不可能连一份正式的会议议案都没有。如果没有议案，应无法形成决议。显然，被上诉人完全是可以提供的，但是却没有提供，而被上诉人不提供的原因，一审法院应当审慎的调查。第二，在2017年1月15日进行村民表决时，被上诉人并没有将《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向村民公示，也就是说，在签字表决时，村民都没有见过这份材料，既然村民都没见过，那么如何成为正式决议的内容这一关键事实，一审法院应当进一步地调查核实。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涉及的王府基村福利分配方案，显然已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且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向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也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以求进一步查清事实。再次，证据《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也是存疑的。第一，村民代表会议是由村民代表参加，普通村民只有通过村委会的公示程序才能知晓，相较于村民会议的全体性而言，村民代表会议更类似于闭门会议，普通村民对会议的过程并不知晓，基于此，如上文所述，被上诉人在村民表决时并没有提供《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却在事后诉讼时再向法庭提交，而普通村民对会议过程又不知情，故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明确。第二，证据《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中“嫁入本村后离婚，户口在本村的，男方未再婚的离婚一年内享受2万元”的规定，与之后2017年9月29日通过的《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福利享受办法》中“外籍女性嫁入本村落户已离异但户口未迁的未转嫁的一年内（福利全额享受）”的规定，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按照证据《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开头部分明确的精神，对于分配方案中涉及婚姻的问题，是要从严考量的，而在后的规定却又放宽要求，这在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据此，上诉人认为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因本次诉讼而刻意提交证据《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的可能性。（三）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且提交证据存在重大瑕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要证明上诉人适用其主张的所谓福利分配方案的条款，应当证明该福利分配方案已经村民会议合法有效程序表决通过，而要证明该福利分配方案已经村民会议合法有效程序表决通过，被上诉人至少需要提供村民会议表决的议案及村民表决程序的材料，但如上文所述的几个问题，本案被上诉人提供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时举证不足，故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其诉讼主张不被支持。二、上诉人领取福利款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错误。（一）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本案中上诉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是其领款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而上诉人是有资格领取福利款的，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就此已作论述，现结合本上诉状再次强调如下：首先，福利分配方案明确了判定是否符合条件的基准日，即2016年12月20日，所谓基准日，应理解为判定是否符合条件的时间标准，即在基准日符合条件的，应属于有资格的人员。而上诉人与前妻牟赛琴，在基准日2016年12月20日，系合法夫妻关系，且均是王府基村的常住在册人口，完全符合领取福利款的条件。其次，上诉人与前妻离婚，并不能阻却两人领款条件的成立。第一，上诉人与前妻离婚是在基准日之后，由于在基准日时，两人已因福利分配方案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并且，被上诉人也以短信通知的形式，明确了该权利的实现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第二，由于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未能在指定的时间全额领取福利款项，并且在上诉人与前妻牟赛琴离婚后，仍未完全领取福利款项的情形；第三，如上文所述，根据《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福利享受办法》的规定，即使上诉人与前妻牟赛琴离婚，也符合福利分配的条件；第四，上诉人与前妻牟赛琴离婚，系双方感情破裂所致，是双方基于婚姻法而享有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不存在所谓的刻意隐瞒的主观恶意；再次，上诉人代前妻牟赛琴领取福利款，也得到其授权。（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时存在诸多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福利分配方案有效，如上文所述，被上诉人提交的用以证据该福利分配方案有效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应当被采信，如不被采信，则被上诉人不能在本案中证明该福利分配方案有效，也就不能证明上诉人前妻不享有获得福利款的权利。其次，一审判决中认为部分关于不当得利的认定“根据本案的案由和被告的身份情况，本院无需对牟赛琴是否享有30万元福利款进行审查。在被告吴美玲与牟赛琴离婚后，双方已非家庭共同成员，被告吴美玲也未取得牟赛琴的授权，故吴美玲在离婚后领取的福利款2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该款项应予返还。同理，吴美玲在离婚前领取的5万元，则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无权要求返还。”的表述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与牟赛琴是否享有福利款无关，而是因为未取得牟赛琴的授权，上诉人的领款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如此判定是不负责任的。暂且不论上诉人是否获得授权，如果以此种理由认定不当得利，而不审查牟赛琴是否享有福利款，将导致两种可能的情形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一种情形，牟赛琴不享有福利款，那么，被上诉人作为实际的权利人，有理由要求上诉人返还款项；另一种情形，牟赛琴享有福利款，那么，牟赛琴则为实际的权利人，被上诉人连本案原告的资格都不具备，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况且，如上文所述，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前妻牟赛琴的授权，只不过由于上诉人觉得代其领款也是理所应当，当时就口头取得了授意，而未制作书面的授权书，即使法庭认为口说无凭，让牟赛琴出庭作证，当面对质，事实真相便一目了然，但一审法院即使是将该事实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下，也未进行审慎的调查，而是作出草率的判断，如果上诉人能够证明取得了牟赛琴的授权，那么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一审判决就不能成立。再次，一审法院不调取上诉人申请调取的关键证据，严重影响了本案事实的认定及判决结果。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18日，向李福友、吴金云、邱金宝、邱小兵等30多户村民在温岭农商银行城西支行的账户，提前且全额发放30万元福利款，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村民，本应在2017年1月20日领取全额福利款，却延迟到2017年4月底才陆续领完所有款项，另了解，在2017年1月20日，被上诉人的部分人员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上诉人认为，这显然是导致福利款不能按期发放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上诉人不能按期领取福利款，才造成了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不当得利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温岭农商银行城西支行关于上述提前发放福利款的转账记录，但一审法院未调取，导致被上诉人的过错却由上诉人承担了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恳请贵院重新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王府基村委会、王府基村合作社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二十四条规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所有事项。（二）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严格依照上述规定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而且以更加民主、透明的形式将福利分配方案交由村民家庭户签字确认，体现了被上诉人依法自治，民主决策的良好机制。（三）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福利分配方案合法合规，符合社情民意，一审法院对该福利分配方案予以尊重并确认其效力并无不当。上诉人称“张冠李戴”是对相关事实和法律的曲解。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上诉人对此自始没有异议。现称其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其理由不能成立。（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获取25万元的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同时使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不当得利构成的事实要件，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得当。（三）本案中，与构成不当得利事实要件无关的事实并无一一查明之必要。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对此所作的说理及观点完全正确。三、被上诉人依法维护集体资产应当得到司法的支持和尊重。（一）受巨大利益驱动，为领取福利款而虚假结婚案件已经在温岭市发生，其中村民蒋健和女方及介绍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取保候审，另一村民承认虚假结婚并主动退还全部款项免予刑事处罚。（二）上诉人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和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既享有原单位工资福利，同时又享受着王府基村村民福利待遇，在此情况下，为一己私欲以不当手段获取村集体巨额款项，故其不当诉求应受到司法的否定评价。（三）被上诉人负有法律赋予、政府部门监督和受全体村民委托管理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的责任。在集体资产管理和福利分配上，一贯坚持民主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反对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以维护全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基于以上职责和目的，被上诉人及村两委责无旁贷必须依法追回被非法侵占的财产。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府基村委会、王府基村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吴美玲返还原告村民福利款2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领取款项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息45714元（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审理中，两原告自愿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吴美玲返还原告村民福利款28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吴美玲系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2016年12月13日，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办理结婚登记（户口迁入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2017年2月13日，吴美玲与牟赛琴办理离婚登记。2017年1月14日，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该村补偿款发放分配方案作了讨论，形成会议记录一份，后该会议记录又经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签字。会议记录载明，在册常驻户口每人享受福利款30万元，会议记录还对涉及离婚户、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未婚子女等情形作了规定。2017年1月24日，吴美玲作为户主签字后领取了暂借款10万元。2017年2月13日后，吴美玲分四次又领取了福利款50万元。后两原告得知吴美玲与牟赛琴已经离婚，遂要求被告返还多领取的福利款，但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的福利分配方案已经该村家庭的户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签字确认，该分配方案应认定有效。根据本案的案由和被告的身份情况，该院无需对牟赛琴是否享有30万元福利款进行审查。在被告吴美玲与牟赛琴离婚后，双方已非家庭共同成员，被告吴美玲也未取得牟赛琴的授权，故吴美玲在离婚后领取的福利款2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该款项应予返还。同理，吴美玲在离婚前领取的5万元，则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无权要求返还。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吴美玲辩称两原告应在2017年1月20日前发放全部福利款，但其未能充分举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吴美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25万元，并赔偿自2019年7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86元，减半收取3093元，由原告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568元，由被告吴美玲负担25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上诉人吴美玲系被上诉人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2016年12月13日，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办理结婚登记（户口从乐清市迁入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2017年2月13日，上诉人吴美玲与牟赛琴办理离婚登记。2017年1月14日，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该村补偿款发放分配方案作了讨论，形成会议记录一份，后该会议记录又经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签字。会议记录载明：一、涉及离婚户的（以下所计算的时间点以2016年12月20日为基准）：1、嫁入本村后离婚，且户口在本村的，男方已再婚不再享受；嫁入本村后离婚，户口在本村的，男方未再婚的离婚一年内享受2万元，一年以上的不享受，离婚十年以上未再婚的享受全额；……。二、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未婚子女：……。三、蓝印户口本人，配偶及子女：……。四、户口不在本村的如川城居：……。五、在校生户口不在本村的（提供证明）享受全额。六、户口在本村的应迁未迁人员不得享受。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不得享受，若户口在本村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享受10万元。八、父母双方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子女：……。九、父母一方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子女：……。十、违反当时计划生育的超生子女不得享受。十一、在册常驻户口享受30万元/人。2017年1月18日，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委会的文书邱海燕通过短信形式向全体村民发二份通知，一份载明“按2017年1月15日由王府基村各村民家庭户对王府基村村留地拍卖款分配方案表决并通过，现请各位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未婚子女的父母，如确认不再生育二胎，父母双方带上独生子女证于2017年1月21日到2017年1月26日下午五点止，到村部来签订承诺书，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签订承诺书的作自动放弃独生女子15万元的享受款项，望相互转告！”另一份载明“请各位村民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2：30到村部来领取村留地拍卖款，望相互转告！”。2017年1月24日，上诉人吴美玲作为户主签字后，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合作社将10万元（每人5万元，作为暂贷款）汇入吴美玲在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10×××84的账户。2017年3月14日、3月21日、4月1日、4月28日，在上诉人吴美玲均作为户主签字后，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合作社分别将福利款10万元（每人5万元）、16万元（每人8万元）、10万元（每人5万元）、14万元（每人7万元）汇入吴美玲在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10×××84的账户。上诉人吴美玲共收取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合作社福利款项60万元。2018年7月11日，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委会、王府基村合作社发通知给上诉人吴美玲，通知载明“由于你在我村发放的村留地拍卖中，按照王府村村留地拍卖分配方案，你对照该方案第七条应领取10万元，实际领取了30万元，多领了20万元；在发放你前妻牟赛琴的款项时你们已经离婚，你不应该领取该款项，请你于2018年7月26日前将这两笔款项共50万元退回到村账户（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账号：20×××79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城西支行）。”2018年9月12日，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委会、王府基村合作社又发通知给上诉人吴美玲，通知载明“由于你在我村发放的村留地拍卖款中，在发放你前妻牟赛琴的款项时你们已经离婚，你不应该领取该笔款项，请你于2018年9月18日前将前妻的款项30万元退回到村账户（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账号：20×××79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城西支行）。”后上诉人吴美玲未将款项退回给两被上诉人，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吴美玲不当得利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吴美玲返还被上诉人村民福利款28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领取款项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息45714元（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后两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吴美玲返还被上诉人村民福利款28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王府基村的福利分配方案是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本案中，两被上诉人提供的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中所确定的王府基村的福利分配方案系经该村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签字同意（共50人，同意42人），同时该福利分配方案还经王府基村各村民家庭户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签字确认（共354户，同意333户），并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王府基福利分配方案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称上述福利分配方案系“张冠李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吴美玲代案外人牟赛琴领取的28万元款项是否属不当得利。两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于2017年2月13日离婚后及离婚前作为户主领取牟赛琴的30万元的福利款项，按照王府基村福利分配方案第一条“嫁入本村后离婚，户口在本村的，男方未再婚的离婚一年内享受2万元”的规定，案外人牟赛琴只能享受2万元福利款，故上诉人吴美玲为牟赛琴多领的28万元福利款系不当得利，应返还给两被上诉人。本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得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得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从查明的事实来分析：（一）2017年1月14日王府基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载明的村民福利分配方案明确规定在册常驻户口享受30万元/人；涉及离婚户的基准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2017年1月18日，被上诉人王府基村委会的文书邱海燕通过短信形式向全体村民通知“请各位村民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2：30到村部来领取村留地拍卖款，望相互转告！”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于2016年12月13日登记结婚，牟赛琴的户口于当日迁入王府基村，说明在该基准日和短信通知领款日，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仍处于婚姻存续期间，且都是王府基村在册常住人口，系王府基村村民福利发放对象。至于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于2017年2月13日协议离婚的问题，首先，目前尚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系借假婚姻来骗取钱财，两被上诉人也没有就此进行主张。其次，若两被上诉人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系借假婚姻来骗取钱财，两被上诉人也可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另行主张。至于两被上诉人主张牟赛琴应适用村民福利方案第一条“嫁入本村后离婚，户口在本村的，男方未再婚的离婚一年内享受2万元”的规定，仅能享受2万元的福利。因该条同时规定了基准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属于“嫁入本村后离婚”的情形，应以基准时间为评判标准，即在基准日已离婚的，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而上诉人吴美玲与案外人牟赛琴在基准日时仍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综上，上诉人吴美玲及案外人牟赛琴均有权享有30万元福利款。（二）上诉人吴美玲在与案外人牟赛琴婚姻存续期间，于2017年1月24日作为户主向两被上诉人领取了福利款10万元（每人5万元，作为暂借款），原审法院认为吴美玲领取牟赛琴的5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同理，如两被上诉人在通知规定的2017年1月20日向吴美玲发放了全额福利款60万元（吴美玲30万元、牟赛琴30万元），同样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上诉人吴美玲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是牟赛琴是否享有30万元福利款的权利。对于牟赛琴是否享有30万元福利款的权利问题，前文已作阐述，即牟赛琴是享有30万元福利款的权利。上诉人吴美玲与牟赛琴于2017年2月13日协议离婚，两被上诉人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以上诉人吴美玲作为户主向其发放牟赛琴的25万元福利款，但两被上诉人的这一发放行为，是履行村民福利分配方案的义务，并非没有依据。至于上诉人吴美玲在与牟赛琴离婚后向两被上诉人领取的牟赛琴25万元福利款，是经牟赛琴授权还是对牟赛琴的侵权，系吴美玲与牟赛琴另外的法律关系。据以上述分析，上诉人吴美玲在离婚后向两被上诉人领取牟赛琴的25万元福利款，对两被上诉人来讲，并不符合构成不当得利的特征，原审判决认定构成不当得利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美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1民初691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186元，减半收取3093元，由被上诉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86元，由被上诉人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村民委员会、温岭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贤和 审判员  陈文杰 审判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马 里 -1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