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民终1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亓勇，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宣南春，浙江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云英，女，195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玉仙，女，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世毅，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佳慧，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亓勇、田云英因与被上诉人叶玉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2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亓勇、田云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叶玉仙诉讼请求第一项为撤销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原审法院判令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判项明显超出叶玉仙诉讼请求范围。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偿还债务的前提系被上诉人受让的债权无法实现。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受让的债权无法实现。且在被上诉人起诉李成红、李琴燕时，上诉人按约出庭作证，但被上诉人自己撤回起诉。被上诉人怠于行使对李成红、李琴燕享有的债权，应承担不利后果。另，本案中，被上诉人在知道撤销事由后未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消灭，故其关于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书》的主张不应支持。2.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时，借条上利率一栏是空白的。现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显示利率为“2分”，“2分”均系被上诉人自己添加，双方当时并未约定利息，故上诉人无需支付利息。上诉人亓勇在向被上诉人借款之后，案外人李卸牛、姜立鸣代其归还借款90000元，剩余款项上诉人亓勇已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还清。3.田云英对该笔借款及上诉人亓勇通过其银行账户归还部分借款的事实并不知情，借条上担保人处田云英的签字亦非其本人所签，故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4.《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叶玉仙已被柯城区人民法院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故其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条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通过短信平台向上诉人发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从短信内容来看，该案审判长系余建华。开庭当日，审判长变更为黄文兵。根据法律规定合议庭成员的更换情况应当及时通知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在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随意变更合议庭成员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期间，上诉人明确表示对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问题不再主张，只要求二审法院围绕该案实体问题进行审理。 叶玉仙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被上诉人在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存在瑕疵，理应撤销。2.被上诉人对其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认定标准存疑，故其已向柯城法院提出申诉。本案中，因为案涉借款系发生于2014年，借款发生时，被上诉人并未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是否系职业放贷人对案件处理并无影响。3.案涉款项金额巨大，没有约定利息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借款以后每月支付利息20000元，在其于2015年4月1日归还300000元本金之后，每月利息降至14000元，能够证明案涉借款月利率为2%。4.案涉借条上担保田云英签字虽系亓勇代签，但自借款发生以后，田云英通过其银行卡归还部分利息，足以认定其对案涉借款系知情的，且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判令田云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叶玉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叶玉仙与亓勇、田云英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2.亓勇、田云英共同返还叶玉仙借款7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7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8月8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亓勇、田云英赔偿叶玉仙律师代理费损失66000元；4.诉讼费由亓勇、田云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亓勇、田云英原系夫妻，于1982年登记结婚，后于2015年8月31日协议离婚。2014年11月8日，亓勇向叶玉仙借款1000000元并向叶玉仙出具借条一份，约定于2015年11月8日前一次性还清，逾期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亓勇在借条上担保人处代田云英签字捺印，借条载明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至本息归还为止。同日，叶玉仙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亓勇交付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间，亓勇、田云英每月支付叶玉仙20000元。2015年4月21日，亓勇返还叶玉仙借款300000元，叶玉仙在借条原件上备注“本人收已到还款叁拾万元整（￥300000）2015.4.21叶玉仙”。此后，亓勇、田云英每月支付叶玉仙14000元至2015年8月8日。2015年9月19日，亓勇现金支付叶玉仙4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亓勇未按约返还借款。 2015年10月30日，叶玉仙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亓勇返还借款7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8月8日起计算），并要求田云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号为（2015）衢柯商初字第1414号）。亓勇在该案开庭中答辩：所借款项是用于帮朋友转贷和投资，之所以向叶玉仙借款是叶玉仙也想共同参与投资；其已于2014年11月20日、12月2日、2015年1月13日、4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归还叶玉仙60000元、100000元、40000元、300000元，并于2015年9月12日、9月19日由案外人李卸牛、姜立鸣分别代为归还叶玉仙50000元、40000元，此外，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其每月归还叶玉仙20000元，2015年4月21日起其每月归还叶玉仙14000元；叶玉仙抢走其价值250000元的汽车一辆及车上的物品，其已基本不欠叶玉仙借款。该案因叶玉仙在后续开庭过程中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 2017年3月25日，亓勇、田云英作为甲方与叶玉仙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甲方与乙方系朋友关系。因甲方对乙方负有债务至今尚未清偿，同时甲方对李成红、李琴燕享有债权人民币1210000元及利息。为妥善解决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确认其对李成红、李琴燕所享有的债权没有瑕疵，本协议生效前未转让他人，生效后也不再转让任何第三方。二、甲方自愿将所享有的对李成红、李琴燕债权1210000元及利息转让给乙方所有，乙方同意受让。三、双方一致同意，合同签订后，甲方之前对乙方所负债务将归于消灭，双方不再有任何债务存在。但若因甲方转让债权有瑕疵导致乙方不能实现债权，甲方仍应对乙方偿还之前债务。四、转让标的清单：1、李成红、李琴燕出具的借条5份；2、银行的汇款凭证5份；3、甲方的身份证明材料。五、上述协议，双方自愿达成，应共同信守。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同时，双方制作了债权转让清单，转让的121万元债权由五份借条构成，债务人均为李成红、李琴燕，借款时间分别为2014年9月13日、9月13日、11月18日、11月28日、11月25日，借款金额分别为70000元、60000元、330000元、100000元、650000元，其中330000元的借条载明的出借人为亓勇，剩余四份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均为亓勇、田云英。债权转让清单同时列明“田云英、亓勇承诺如叶玉仙通过诉讼或非诉途径实现上述债权时，田云英、亓勇无条件到场作证，如不及时配合，否则视同田云英、亓勇转让的上诉债权有瑕疵”。 上述协议签订后，亓勇、田云英将五份借条原件及相应的转账凭证交付给叶玉仙，叶玉仙通过快递向案外人李琴燕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因案外人李成红下落不明，亓勇于2018年10月10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将债权转让的事项刊报通知李成红。 2018年9月，叶玉仙将李成红、李琴燕列为被告，将亓勇、田云英列为第三人向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衢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制作了庭前证据交换笔录，李琴燕提出李成红、李琴燕转让的案涉债权的五份借条上“李琴燕”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其与亓勇、田云英之间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请求法庭驳回叶玉仙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亓勇在证据交换过程中陈述，李成红共欠其借款本金6670000元未归还（含案涉转让的1210000元），转让的五份借条与李成红约定的利息是2分保底，3分基础。后衢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裁定按叶玉仙撤回起诉处理，故叶玉仙于2019年1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诉前调解未果后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受理。 2017年9月1日，亓勇以李成红、李琴燕为被告向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李成红、李琴燕共同返还借款本金127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1270000元借款发生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共分八笔，出具了八份借条，其中四份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是亓勇、田云英，款项合计640000元，剩余四份借条载明的出借人是亓勇，款项均系通过田云英银行账户转入李成红或李琴燕银行账户的方式交付。亓勇在该次诉讼中认可该案所涉借条中“李琴燕”的签字并非李琴燕本人所签。该案经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民终685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亓勇对李琴燕提出的诉讼请求。 叶玉仙与浙江达正律师事务所签订《律师委托合同》，约定基础代理费10000元，另按一审法院判决归还的金额的8%计收标的费。叶玉仙已支付代理费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该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叶玉仙是否有权撤销与亓勇、田云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二、亓勇尚欠叶玉仙借款的数额；三、田云英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叶玉仙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依法向债务人李成红、李琴燕提起诉讼，李琴燕在应诉中抗辩案涉转让的1210000元债权所涉借条上“李琴燕”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向亓勇释明后亓勇亦未申请对“李琴燕”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视为亓勇认可转让的借条上“李琴燕”的签字不是李琴燕本人所签。结合（2018）浙08民终685号民事判决，可以推定李琴燕不是案涉转让债权的债务人，案涉转让的1210000元债权的债务人由两个人变为一个人，显著增加了不能实现债权的风险，应认定为具有瑕疵，根据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的约定，叶玉仙可以要求亓勇、田云英继续清偿原债务。此外，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撤销。撤销权应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叶玉仙在2018年9月3日知道“李琴燕”的签名不真实，于2019年1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亓勇辩称其在债权转让时已提示过叶玉仙“李琴燕”的签字可能不真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亓勇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叶玉仙诉请解除与亓勇、田云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争议焦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二是亓勇除2015年4月21日归还的30万元本金外是否还归还过借款本金。关于双方是否约定借款利息，虽然双方对借条上借款利率一栏是否是事后添加的存在争议，但双方对亓勇、田云英自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每月支付叶玉仙20000元和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8月8日期间每月支付叶玉仙14000元无异议，叶玉仙主张上述款项为按月利率2%支付的借款利息，亓勇主张上述款项系返还借款本金。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亓勇在（2015）衢柯商初字第1414号案件应诉中称借款实质是叶玉仙与其共同投资，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抗辩称已基本归还全部借款相悖，亓勇在该案应诉中陈述借款用途系为朋友转贷和投资，借款期限长达一年，且亓勇在另案中陈述其同期出借给案外人李成红的数百万元均有约定利息，叶玉仙将1000000元巨额资金无息出借给亓勇有违经济规律；其次，亓勇在2015年4月21日归还叶玉仙借款300000元后，每月支付叶玉仙的固定款项由20000元变为14000元，符合支付利息的规律，亓勇对此亦未有合理解释；最后，叶玉仙在2015年4月21日收到亓勇归还的300000元后在借条原件上予以备注，亓勇庭审中抗辩叶玉仙曾当面在借条上另外备注收到还款50000元、40000元，但其未让叶玉仙将每月支付的上述固定款项进行备注，有违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约定月利率为2%。 亓勇除2015年4月21日归还的300000元本金外是否还归还过借款本金的问题，亓勇抗辩除前述第一部分每月支付叶玉仙的固定款项外，还于2014年11月20日、12月2日、2015年1月13日、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归还叶玉仙60000元、100000元、40000元、60000元，于2015年9月12日、9月19日由案外人李卸牛、姜立鸣以现金方式分别代为归还叶玉仙50000元、40000元。叶玉仙主张亓勇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四笔款项系其他资金往来，与本案借款无关；收到李卸牛代为归还的50000元属实，但其是配合亓勇催讨债务而故意由其当面收取，其在离开李卸牛家的路上已将50000元交还给亓勇并收回出具给亓勇的收条原件；姜立鸣的还款与亓勇无关，系其与姜立鸣之间的借贷关系，同时认可同期收到亓勇归还过40000元现金，但辩解称该款项系归还其于十余天前通过现金方式出借给亓勇用于向案外人李成红提起诉讼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叶玉仙提供的其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除案涉的1000000元借款外，其与亓勇、田云英账户之间有其他资金往来，结合对争议焦点一的分析，亓勇于2014年11月20日、12月2日、2015年1月13日、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叶玉仙的款项不能认定为系归还案涉借款。关于李卸牛代亓勇现金返还给叶玉仙的50000元，叶玉仙主张其是为了配合亓勇催讨债务而故意由其当面收取，其在回去的路上将收到的款项交还给亓勇并收回了出具给亓勇的收条原件，故亓勇提供不了收条原件，亓勇对此解释称收条是叶玉仙当面在案涉1000000元借款的借条上备注收到该笔款项后交还给叶玉仙，一审法院认为，亓勇未能提交收条原件，其对此的解释也缺乏证据证明，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该50000元不能认定为归还案涉借款；关于姜立鸣的40000元款项，虽然叶玉仙否认该40000元与亓勇有关联，但叶玉仙同时承认同期收到亓勇现金还款40000元，同时辩解称该40000元系十余天前另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亓勇的，叶玉仙未能提交其出借给亓勇40000元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亓勇在2015年9月19日已归还叶玉仙40000元。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案涉借款的借条上田云英的签名是亓勇代签，但田云英的账户多次支付案涉借款利息，田云英对此解释称其银行账户均系亓勇在操作，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此外，亓勇在此前的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是用于他人转贷和投资，亓勇在案涉借款同期大量借款给案外人李成红，大量借款的出借人是亓勇和田云英，大量借款均系从田云英账户转出，案涉转让的债权也大部分是亓勇、田云英共同出借，故案涉借款系用于共同经营活动，被告田云英共享收益，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叶玉仙诉请亓勇、田云英返还借款700000元中的660000元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叶玉仙诉请亓勇、田云英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于法有据，但相应的基数应予以调整。叶玉仙诉请亓勇、田云英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66000元，鉴于叶玉仙已按年利率24%主张利息，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9年11月1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叶玉仙与亓勇、田云英于2017年3月2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二、亓勇、田云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叶玉仙借款66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8月8日起至2015年9月19日止以700000元为基数，2015年9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66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三、驳回叶玉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60元，由叶玉仙负担1060元（已预交），亓勇、田云英负担104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亓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亓勇于2019年3月10日从田云英银行卡中取出200000元归还给叶玉仙；证据二，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叶玉仙系给案外人周建国打工，案涉款项出借人实际系周建国；证据四，衢州地区职业放贷人名录打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叶玉仙系职业放贷人；证据五，12368短信打印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收到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该案一审审判长系余建华，但开庭时审判长并非余建华；证据六，收条照片打印件一张，拟证明亓勇于2015年9月12日归还叶玉仙现金50000元，叶玉仙出具收条的事实；证据七，（2015）衢柯商初字第1414号案件庭审录像光盘一份，拟证明上诉人亓勇归还90000元，案涉借条经过多次修改，故借条无效。上诉人田云英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所涉借记卡一直由亓勇保管，田云英并未使用过该卡，其对资金往来不知情；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叶玉仙系职业放贷人；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田云英于2019年10月8日收到同样的短信，但2019年10月16日开庭当日，审判长系黄文兵而非余建华；对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六、证据七提及事项均不知情，故不发表质证意见。叶玉仙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够证明亓勇从田云英的账户取出200000元的事实，但无法证明所取款项交于叶玉仙；对证据二、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两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系周建国；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叶玉仙是否是职业放贷人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六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亓勇所称的90000元，其中有40000元与本案无关，另外50000元是叶玉仙配合亓勇到李成红父亲那里要钱，李成红父亲代亓勇支付50000元现金给叶玉仙，叶玉仙出具收条，之后又将该笔款项还给亓勇并拿回收条。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亓勇已归还90000元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亓勇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证据一、证据六，且未提出新的举证意见，本院不再重复认证；证据二系亓勇自己书写，与证据三均无法证明案外人周建国系案涉借款实际出借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诉争借款发生于2014年，不适用该名录；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亓勇在询问过程中明确表示对一审程序问题不再主张，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借条经过多次修改，应属无效的事实，上诉人亓勇是否归还上述款项，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论述。 上诉人田云英、被上诉人叶玉仙二审期间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叶玉仙在一审中虽然将诉请表述为撤销《债权转让协议书》，但其理由系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若因田云英、亓勇转让债权有瑕疵导致叶玉仙不能实现债权，田云英、亓勇仍应对叶玉仙偿还之前债务”。可见，其本意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系附解除条件合同，且解除条件已成就，诉请解除合同。叶玉仙诉请“撤销合同”，但其并未依照撤销权相关法律规定陈述事实理由，一审法院对此亦未予以释明存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依据叶玉仙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对诉争《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进行了评判，难以认定为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 2.关于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叶玉仙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本院审查认为，案涉借贷行为发生于2014年，而出借人叶玉仙系于2019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故本案不应据此认定合同无效。经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亦不存在其他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故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3.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在另案诉讼中，李琴燕明确表示亓勇、田云英转让债权所涉借条并非其本人签字，一审法院在向亓勇释明后，亓勇亦未对转让债权所涉借条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结合（2018）浙08民终685号民事判决推定李琴燕并非案涉转让债权的债务人，据此认定《债权转让协议书》存在瑕疵，并按合同约定，判决解除该《债权转让协议书》并无不当。 4.关于案涉利息及尚欠本金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关于借款利息。亓勇主张案涉借款不存在利息。案涉借款金额巨大，不计利息不合常理，且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项主张，本院难以采信。本案中，案涉借条显示诉争借款月利率系2‰，叶玉仙自认借条上“分”系其自己添加。本院认为，从亓勇支付给叶玉仙的款项来看，大部分款项均是逐月有规律支付，借款之后每月支付20000元，在亓勇于2015年4月21日归还300000元本金以后，固定款项降至每月14000元，符合利息支付常态，故一审法院根据银行流水明细载明的时间及金额认定案涉借款利息为2%并无不当。关于尚欠本金，双方对亓勇已归还300000元的事实均无争议，亓勇主张除上述款项外，剩余700000元其已通过现金、他人代还及银行转账方式归还完毕。本院审查认为，首先，亓勇并未举证证明其通过现金方式归还部分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亓勇主张2015年9月12日，李卸牛代其归还借款50000元，叶玉仙当场出具收条，但亓勇并未提交收条原件，故其主张无法采信。其三，在案证据显示，除前述利息外，亓勇于2014年11月20日、12月2日、2015年1月13日、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叶玉仙支付60000元、100000元、40000元、60000元，亓勇主张上述四笔款项系归还剩余借款。本院认为，上述四笔款项均发生于叶玉仙在案涉借条中备注已收还款300000元日期之前，期间对利息并未变更，直至亓勇在2015年4月21日归还300000元本金之后，才将利息减为每月14000元。且本案中，双方除案涉借款之外，还有其他资金往来，一审法院未将上述四笔款项认定为还款并无不当。 5.关于田云英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上诉人主张田云英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经查，双方当事人对田云英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的事实均予认可。本院认为，田云英虽未在借条担保人处签字，但其事后在《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足以表明田云英愿意将其与亓勇共同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叶玉仙，抵偿亓勇所欠债务，据此能够认定田云英已作出对案涉债务追认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判令田云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 综上，上诉人亓勇、田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在说理部分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上诉人亓勇、田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明军 审判员  舒红胜 审判员  王琳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武向军 书记员倪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