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203民初363号 原告：张煜琼，女，1988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系原告张煜琼丈夫。 原告：于晨，男，198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金鹰国际广场A1101、1102、11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2N0BFE11（1-1）。 法定代表人：金富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立平，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帆，公司员工。 原告张煜琼、于晨与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煜琼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原告于晨，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古立平、李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煜琼、于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税款23814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皖江壹号院6-2-802室房屋。合同约定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9476.99元，预测建筑面积139.23平方米，合同总价1319428元（含11%增值税），交房后实测面积为139.46平方米，因此合同总价变为1321661元（含11%增值税）。后被告违约开具金额1212533.03元、税率9%、税额109127元、价税合计1321661元的发票给予原告。经原告核实，被告在开具发票时随意提高房价来逃避退还税差的责任，因双方协商未果，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芜湖梁宏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一、从税法的立法本意及纳税义务人的主体可以看出，商品房的购买人即本案原告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被告才是纳税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简言之，卖方才是增值税的纳税人，本案中被告是销售商品房的人，是纳税人；对比其它税种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契税”。契税同样规定的很明确，承受不动产的为纳税义务人，简言之，买或继承不动产的人是契税纳税义务人，即本案原告是契税的纳税义务人，而被告不是；再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消费税的规定也很明确，即销售产品的主体为消费税纳税义务人，而非购买产品的主体为纳税义务人。综上对比可见，在本案中，被告作为开发商销售了案涉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的销售行为，系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增值税税款系被告作为开发商的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增值税税率、税额的变化系被告的商业风险，与购房者无涉。二、从合同中对商品房价款的约定来看，计价方式已明确；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总价等于建筑面积乘以单价，故房屋总价只会由于面积变化而调整总价，与增值税税率及其它问题的变化无关。三、补充协议2.5条关于税率为11%的约定是开发商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事项的告知作用，双方从未对税率变化即引起房价随之变化进行过约定。补充协议中增值税税率的约定仅具有告知作用，系对当时情况下适用税率及开票种类为增值税普通发票等税赋科目的说明，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双方也从未对税率变化房价即随之变化进行过任何约定。换言之，即使税率上调，开发商也不可能向购买房再要求多给付房款或税金。四、增值税减税目的系国家减轻企业负担。之所以发生本案纠纷，是由于国家降低的增值税税率；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增加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活力，故税费降低的直接受益人是企业。增值税税率调整未增加原告负担、亦未造成原告损失。双方已按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款实际进行了结算。被告因增值税税率降低，开具9%税率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未违背双方关于固定总价款的约定，也未加重原告的义务和风险；原告为自然人，答辩人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因该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不能用于原告个税及其他项的抵扣，故无论税点是11%还是9%，对原告均未造成损失。五、价格固定是维护诚信交易的根本，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商品房系不动产，属于家庭的大额财产，双方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总价款的约定，有利于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是维护诚信交易的根本，也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综上，无论从立法的本意、税种的纳税义务人、合同的约定、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本案中因国家税率的调整均与原告无关，故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0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两原告购买被告建设的皖江壹号院6#楼2单元802室，建筑面积139.23平方米；合同第二条该商品房价款约定：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毛坯单价为人民币每平方米9476.99元，总金额为1319482元；被告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将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两原告。该合同附件三合同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税费约定：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买受人为自然人的，出卖人仅能为买受人开具11%税率的增值税发票。合同签订后，两原告按约支付了购房款。该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买受人在购房前已慎重考虑房市存在的一切风险，并对未来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走势有充分的认知与预判，因房地产政策变化、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银行信贷政策变化，以及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出卖人无关。2019年9月24日，被告向原告开具了皖江壹号院6-2-802室的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数量139.46平方米，单价8694.4860714元，金额1212533.03元，税率为9%，税额109127元。原告认为该税率从约定的11%降至9%，减少的2%税款23814元应退还原告，双方协商不成，原告遂诉至本院成讼。 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双方约定的每平方米价格为9476.99元为固定价款，不因增值税税率降低而降低，也不因增值税税率的提高而提高。首先，本案的商品房买卖交易适逢国家对“营改增”试行、磨合期，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两原告交付房款到具体房屋交付长达1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国家对税制政策可能在不断调整，故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增值税税率及房屋交付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税率不同正是国家税制政策调整的结果。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本案被告，增值税的调整系纳税义务人的税负，和双方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并无直接关联。其次，《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买卖房屋的单价和总价，此外双方又约定面积差异时依约定的单价相应调整房屋总价，并未约定降税降价、增税增价，另国家在调整增值税税率时也未规定降税降价。国家进行税制改革的目的，是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减少重复征税、优化经济结构、降低企业税负，自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以来，不动产销售的税率经过两次下调，由11%降为10%再降为9%，直接目的系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故原告以增值税下降为由，要求被告返还2%税款的请求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因此原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合同附件三第十五条买受人声明中第七项约定的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应理解为原告购买该商品房应向国家缴纳的契税，与增值税无关。综上，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对被告辩解予以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煜琼、于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7.5元，由原告张煜琼、于晨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任学影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立婷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