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易建成。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发，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桂，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运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招海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华，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润萍，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易建成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6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建成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易建成与安运物流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3199.26元（10533.21元/月×3个月×2倍）；3.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保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5040元；4.安运物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庭审中，易建成将诉讼请求第3项变更为：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保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336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易建成曾在安运物流公司处担任司机一职，负责运送货物，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安运物流公司亦没有为易建成缴纳社会保险。易建成的工资与工作量挂钩，无底薪，易建成送货后，安运物流公司会在有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抬头的表格上填写油耗，并会制作《支付证明单》，用以计算支付易建成的工资。易建成在上述油耗单及《支付证明单》上签名后，由安运物流公司支付工资。2018年11月30日，易建成以安运物流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05000元；三、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期间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165000元；四、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代通知经济补偿金15000元；五、被申请人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5040元；六、被申请人依法补缴在职期间欠缴的社会保险。在仲裁阶段，易建成主张其在2015年5月20日入职安运物流公司处后，期间并未离过职。安运物流公司则主张易建成曾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并提交《离职书》为证。易建成在仲裁阶段确认《离职书》中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在《离职书》上写上个人银行账号是为了发放工资而非作出离职的真实意思表示。仲裁委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8]18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赔偿金10533.21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于2019年4月24日送达易建成，易建成于2019年5月6日到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联调，安运物流公司未提起诉讼。本案中，双方对易建成的首次入职时间、易建成中途离职的时间、易建成重新入职的时间以及易建成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的原因有争议。安运物流公司辩称记不清易建成第一次入职时间，但提交了易建成签署的《离职书》、《驾驶员守则》主张易建成曾于2017年11月11日签署《离职书》后离职，后又于2018年2月24日再次入职。易建成则认为，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离职书》系于2016年2月28日签订的，签订后回家休息，后又于2016年4月底接安运物流公司通知回公司上班。经查，《离职书》上除姓名、身份证号码外，其余内容均是打印的，记载易建成以个人原因申请离职，该《离职书》有易建成签名和手写的银行账户，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1日；《驾驶员守则》第四点约定“本守则经公司和驾驶员双方签字即时生效。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底部有易建成签名。对上述两份证据，易建成确认《离职书》上除了日期外其余手写内容均系其本人亲笔填写，并主张其填写《离职书》的时间是在2016年2月28日，故向原审法院申请对《离职书》上的手写落款日期“2017.11.11”的笔迹形成时间及是否为易建成签署进行鉴定。易建成确认有效期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驾驶员守则》系其于2018年2月签订的，但其不记得签署的具体日期。对于易建成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的原因，易建成主张安运物流公司以易建成无法驾驶大货车为由通过工作微信群及口头方式开除易建成，安运物流公司则主张因易建成不服从安运物流公司管理，更用车辆阻碍安运物流公司运输车辆的正常维修，因此才会辞退易建成，为证明其主张，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照片、证人罗某和证人史某作出的《证人证言》为证，并申请该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均主张易建成在2018年4月16日将一辆小轿车停放在车辆维修区内，阻碍正常的维修工作。证人罗某在原审庭审中称，易建成在安运物流公司处工作期间，具体工作安排受其管理，易建成在2017年11月11日曾在其面前亲笔签署《离职书》后离职，后又重新入职；安运物流公司的维修区能同时修理两辆牵引式大货车；安运物流公司的员工用杂物把易建成停放的小轿车围起是为了防止维修车辆时损坏易建成停放的小轿车。证人史某在原审庭审中称，其在安运物流公司处任车辆维修工一职，不清楚易建成有无中途离职过，安运物流公司的维修区面积大概为二十平方米，一次能维修一辆牵引式大货车。易建成确认该两名证人均系安运物流公司的员工，但认为安运物流公司用各种阻碍物阻碍其把小轿车驶离，而且易建成即使把小轿车停放在车辆维修区影响维修工作，亦不足以严重至安运物流公司于当天辞退易建成。原审庭审后，安运物流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交多份《驾驶员守则》，主张入职安运物流公司的员工均需在入职当天签署《驾驶员守则》，有效期至当年最后一天，如连续任职的员工，则需在次年的一月一日重新签署《驾驶员守则》；提交易建成离职前的部分《支付证明单》、油耗单以及2017年6月起的公司账册，主张易建成曾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后于2018年2月24日再次入职。根据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驾驶员守则》显示，易建成还曾在一份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驾驶员守则》上签名；驾驶员“钟某”的两份《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分别从2017年2月5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驾驶员“彭某”、“李某”的两份《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分别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止；驾驶员“秦某”、“王某”、“朱某”等的《驾驶员守则》的期限起始日并非当年1月1日；根据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公司账册显示，在2017年6月至11月11日期间每月均有易建成运货记录，在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无易建成运货记录，在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2月27日均有易建成运货记录，而且公司账册记载易建成运货产生的油耗与油耗单记载的一致。易建成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书面质证意见：《驾驶员守则》中的有效期不排除是安运物流公司为应诉而临时填写，无法确认签名是否为驾驶员本人签署，亦无法必然推导出易建成的入职时间；对《支付证明单》和油耗单不予确认，无法证明安运物流公司主张工资中扣除“油费和其他费用”的合理性；对公司账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又查明：结合易建成提交的其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具的账户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油耗单和《支付证明单》及双方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易建成在2018年2月28日收到2018年2月24、25日的工资共852元，其中“桥费”为23元；2018年3月3日收到2018年2月26、27日的工资共1208元，其中“桥费”为127元。易建成在原审庭审中确认，2018年以前的工资均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从2018年起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易建成、安运物流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易建成主张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安运物流公司处工作，任职司机，安运物流公司确认其与易建成存在劳动关系，但辩称不记得易建成入职时间。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安运物流公司应就易建成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现安运物流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易建成主张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予以采信。易建成、安运物流公司对易建成在职期间曾离职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易建成中途离职时间及重新入职时间问题，双方存在分歧，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首先，易建成在仲裁阶段和本案中对签署《离职书》的用途和其有无中途离职的陈述并不一致，其对陈述不一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第二，安运物流公司主张入职该公司的员工需在入职当天签署《驾驶员守则》，期限至当年最后一天，如员工继续在公司工作，则需在次年的一月一日重新签署驾驶员守则，为此提交了多份其他员工签署的驾驶员守则为证。根据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驾驶员守则》显示，《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并非必然是当年的一月一日，与安运物流公司的主张相符，易建成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而且易建成在本案中亦自认其曾于2018年2月签署《驾驶员守则》，故原审法院对有效期从2018年2月24日起的《驾驶员守则》予以采纳。第三，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公司账册虽为安运物流公司单方制作，但该账册为手写制作，日期连贯，且与其提交的油耗单等相互对应，易建成虽对该账册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故原审法院对安运物流公司提交的公司账册予以采纳，根据公司账册显示，易建成在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并无运货记录。第四，易建成自认从2018年起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但易建成提交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银行流水显示易建成仅在2018年2月28日和2018年3月3日收入了2018年2月24日至27日的工资，在其他时间无工资收入。综合上述四个原因，原审法院认为安运物流公司主张易建成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于2018年2月24日重新入职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均确认易建成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故原审法院认定，易建成与安运物流公司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易建成提出对《离职书》上手写落款日期“2017.11.11”的形成时间及是否为易建成本人签署进行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易建成仅申请对《离职书》上的手写落款日期的形成时间及是否为其本人签署进行鉴定，并未对《离职书》上其本人书写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对手写落款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不足以推翻安运物流公司主张的易建成签署《离职书》的时间，故易建成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与待证事实并无意义，原审法院不予准许。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仲裁委认定安运物流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裁决安运物流公司按10533.21元/月的标准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安运物流公司在本案中虽对易建成的月工资标准及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作出抗辩，但安运物流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服从仲裁裁决。而易建成在本案中亦主张其月工资为10533.21元，故原审法院确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按10533.21元/月的标准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和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易建成在安运物流公司处工作时间不足两个月，故安运物流公司应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533.21元（10533.21元/月×0.5个月×2倍）。至于失业保险金，因安运物流公司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而易建成在本案中的主张亦与仲裁裁决一致，故原审法院确认安运物流公司应向易建成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综上所述，易建成部分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易建成合法合理的部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易建成与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533.21元；三、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易建成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四、驳回原告易建成的部分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易建成负担。判后，易建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易建成与安运物流公司在2015-5-20至2018-4-16存在劳动关系；2.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2132.84元（计算公式：10533.21元×4，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算三个月的经济补偿金，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算一个月的赔偿金）；3.维持原审判决第三项。主要上诉理由：易建成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安运物流公司，担任货运司机一职，安运物流公司一直没有依法为易建成缴纳社保，且入职后收取保证金6000元。2018年2月28日送货途中，因安运物流公司车辆装载货物严重超载，导致易建成驾驶证被扣分而降级。2018年4月16日，安运物流公司未经法定程序提前通知或与易建成协商、未出具合法理由而主张解除与易建成的劳动关系。经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大岗司法所调解未果，易建成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安运物流公司提供并主张有易建成笔迹的《离职书》上的落款时间“2017.11.11”并非易建成签署，易建成亦未曾于2017年11月11日在该《离职书》上签署该落款时间“2017.11.11”，即使该《离职书》内容真实也不意味着易建成于2017年11月11日提出离职申请。为此易建成也提出了鉴定申请，但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对易建成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直接以安运物流公司提供的《离职书》认定易建成于2017年11月11日提出离职申请，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作出错误的裁判。安运物流公司答辩称：1.易建成第一项上诉请求与第二项上诉请求是相互冲突的。易建成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中断，而赔偿金的计算是中断的，说明易建成对劳动关系是否中断并不确定。2.2017年11月11日，易建成向安运物流公司提交了《离职书》。离职书可以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7年11月11日中断。因此，应当视为2017年11月11日易建成自动离职，即使双方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应计算经济补偿金。3.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地方，但我方愿意按原审判决承担支付义务，我方认为应当予以维持。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易建成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根据现有证据，对于一审认定我方在2017年11月11日中途离职，我方可以确认。我方于2018年2月24日重新入职。本院认为：易建成与安运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易建成在二审庭审中也确认其于2017年11月11日中途离职，2018年2月24日重新入职，故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一项予以维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题。首先，易建成虽上诉要求安运物流公司支付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但根据安运物流公司一审提交的有易建成本人签名的《离职书》可知，易建成系因个人原因自愿离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易建成要求安运物流公司支付该期间的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劳动关系解除的赔偿金问题，仲裁委认定安运物流公司违法解除与易建成的劳动关系，并裁决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533.21元，安运物流公司虽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作出抗辩，但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服从仲裁裁决。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安运物流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判决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533.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问题，原审判决安运物流公司向易建成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三项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易建成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易建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