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8466号原告：广州市耀美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合成村自编新二队园岗三街6号2-4.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47521083D。法定代表人：刘慧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华，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淑婷，广东福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永伟，男，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哲，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列夫，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限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2020年2月22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芳颖，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期限自2020年2月23日起）。原告广州市耀美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美公司）诉被告徐永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被告徐永伟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裁定予以驳回，被告徐永伟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耀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建华、霍淑婷，被告徐永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芳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耀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尚欠原告的货款1100039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利息（以1100039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从2012年开始，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皮包。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合同，一直采用口头的方式进行交易。原告通过其员工刘海晓与被告联系和交涉。交易的方式为，被告用口头方式向原告下订单并指定收货人；原告按被告的要求把货物交付至其指定的托运公司运至被告所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收货人；货物交付后，原告将货款和所需运费的总金额通知被告；被告按照原告的请求支付货款。从2014年始，被告经常拖欠货款。截止2016年6月，双方交易中累计的被告欠原告的货款达到2900039元。2017年7月18日，原告员工刘海晓与被告在原告处对交易进行全面对账。当日，被告出具其签名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确认，至该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100039元。此后，虽经原告员工刘海晓多次催讨，被告无故拒绝支付上述欠款。综上，被告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望法院依法审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永伟辩称：1、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未能证明刘海晓是其员工，原告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中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主张通过其员工刘海晓与被告联系及交易，原告有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据证明刘海晓是其员工的举证责任。但原告仅出具有原告盖章的员工身份证明书，不足以证明刘海晓是其员工。原告出具的对账单无原告印章，亦无刘海晓签字，无法证明刘海晓是原告员工。被告仅向案外人刘海晓的银行账户支付款项，与原告并无往来。2、对账单错误较多，真实性存疑，原告未能提供双方交易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欠原告具体款项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退一步说，即使原告主体适格，原告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主张被告欠款未还，应当提供更多的证据例如送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证明每笔欠款均真实准确。但本案中，原告仅提供对账单一份，且存在多处错误，与案外人刘海晓银行账户明细、汇款凭证相矛盾，具体而言：对账单第一行实际应收金额一栏所列的1432041元，应当包含2014年9月25日以前所有应付款项，但对账单最后又增加到2014年9月14日尾款2722208元，属于重复计算。对账单上载明经过协商，同意总金额暂扣20万，但是金额计算时扣减了30万元，两者矛盾。对账单上标记2015年11月还款150万元，但原告的证据9退款凭证显示被告打款时间为2016年11月，两者时间不一致。对账单第一行记载被告于2014年9月25日支付30万元，但原告的证据7银行明细显示被告于2014年9月25日支付30.5万元。综上，对账单存在多处错误，制作粗糙，被告签字也并未仔细核对对账单，对账单不能反映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也未提供每笔货款对应送货单等材料，未能充分证明货款金额，因此对账单不具有证明力，不能根据对账单确认被告所欠金额。3、被告和案外人刘海晓系合作关系，被告欠款金额应扣除被告应得报酬，且被告迫于刘海晓压力签署对账单，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对账单不具有证明力。被告长期在巴西工作，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因此被告与刘海晓达成一致，由被告向刘海晓介绍客户，提供居间服务，刘海晓向被告所介绍客户，销售货物所得利润，被告享有一半作为居间服务报酬，被告应得利润首先用于填补被告所欠款项，双方合作过程中，被告负责的工作内容为联系客户、招待客户，向客户介绍货物情况，刘海晓则负责货物生产、销售工作，在此期间双方未能进行对账和利润分配，但据被告所知。刘海晓已向被告所介绍客户提供货柜8条以上，每条货柜可盈利20万元，至少共计160万元。所得利润一半即80万元应当用于抵扣被告所欠款项。2017年7月，刘海晓要求被告在对账单上签字，否则双方合作关系破裂，被告为继续双方合作关系，未仔细核对对账单，在对账单上匆忙签字。被告迫于刘海晓压力签署对账单，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对账单不具有证明力。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一份《徐永伟对账单》，拟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拖欠其该对账单确定的货款1100039元。上述对账单由被告与案外人刘海晓核对，被告于2017年7月18日在该对账单上签名。经核对，该对账单的表格部分有“实际应收金额”、“运费”、“支付日期”、“支付金额”等四列，其中第一列“实际应收金额”载明的款项共5项，第一项是￥1432041.00；第三列的“支付日期”与第四列的“支付金额”相对应，共22项，载明了被告支付的部分货款的日期和金额，其中第一项载明支付日期是14年9月25日，支付金额是300000元。表格下列明的内容有：到14年9月14日尾款2722208.00；总共2900039.00；经过协商同意总金额在扣20万元300000.00；￥2600039.00；15年11月还款￥1500000.00；尾数￥1100039.00。原告提交刘海晓与被告对账的视频光盘，拟证明案外人刘海晓与被告当面确认上述对账单的事实，原告称对账的地点位于原告的办公室。经核对，上述视频反映刘海晓与被告对账的协商过程及对账后被告在上述对账单签名的情况。在双方的交谈中，被告要求刘海晓减货款，在要求减货款的过程中，被告提出“凑100万元行不”的意见，刘海晓同意减20万元，在被告的要求下，又提出“总共120万元，我再给你减10万元，我们算110万元”的意见，之后双方继续交谈，被告最终同意在对账单上签名，形成了本案的对账单。原告提交其书写的《员工身份证明》，拟证明刘海晓为其员工，并陈述：刘海晓是原告公司的员工，与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姐弟关系，其行为代表原告。被告向刘海晓的个人账号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付款凭证显示，上述对账单确认的已付货款均支付至刘海晓的个人账号。其中对账单载明2014年9月25日300000元，交易明细显示的支付金额为305000元;对账单载明的“15年11月还款￥1500000”，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11月10日支付1500000元。诉讼中，被告对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对账单的有关情况提出异议，具体异议见被告的答辩状，不再赘述。本院认为，原告以《徐永伟对账单》为由主张本案货款，认为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提出了反驳意见，本院依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作出如下评判：1、被告在《徐永伟对账单》上签名，被告否认该签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其没有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所以被告签名确认尚欠货款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2、被告以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没有送货单等，否认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但书面合同、送货单等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所以被告的该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3、对账单表格中的第一列列明了5项应收款项，是5笔欠款，但与第三列、第四列的支付日期、支付金额（22项）不具有对应关系。所以被告将第一列第一项中的“￥1432041”元与第三列第一项中的日期(2014年9月25日)相对应，从而认为该款是该日期以前所欠货款没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账单表格中列明被告所欠的5笔款项，同时在该对账单表格下又列明到14年9月14日尾款2722208元，对账单以列举的方式载明欠款的情况，并没有载明截止某日所欠款项，所列的6笔欠款并不矛盾。所以被告的该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4、对账单载明2014年9月25日支付300000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的支付金额为305000元;对账单载明的“15年11月还款￥1500000”，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11月10日支付金额为1500000元。同时，对账单写明“经过协商同意总金额再扣20万”，而实扣金额写明为“300000”。被告以此为由认为对账单存在多处错误、被告签字未仔细核对、对账单不能反映被告的真实意思等提出抗辩。上述数据虽然有错误，但结合双方的对账过程，刘海晓在被告的要求下作出让步，最后同意减免被告300000元货款，达成欠款1100039元的一致意见。该结算虽然其中一笔付款少计5000元，2016年支付的1500000元误写为2015年支付，但最后在总欠款的基础上减免了被告近300000元，并没有损害被告的权益，也不能证明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被告的上述抗辩没有理由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5、视频反映刘海晓与被告对账过程，货款真实存在，被告并没有受到胁迫等。所以被告以迫于刘海晓压力在对账单签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的抗辩，没有理由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6、被告所称与刘海晓的居间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货款无关，本案不予处理。7、关于被告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以原告未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证明、社保缴纳记录等证据证明刘海晓为原告员工为由提出抗辩。但本案并非劳动合同纠纷，被告所称上述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并非本案主体问题必备条件。原告认可刘海晓的行为代表原告，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徐永伟对账单》作为债权凭证，虽未记载债权人名称，但由被告签名确认并自愿向他人出具，由持有人实际控制，因此《徐永伟对账单》的持有人原告应当视为债权人。所以被告的该抗辩无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的所有抗辩均理据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对账单确认被告尚欠货款1100039元，货款应当支付，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但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以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以本院依法调整为:以110003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永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耀美皮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100039元；二、被告徐永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耀美皮具有限公司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以1100039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被告徐永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 晔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芳伟林宝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