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名堂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喜梅。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英，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子峰。上诉人广州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3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创名堂公司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创名堂公司与刘子峰从2016年3月3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确认创名堂公司与刘子峰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创名堂公司无须向刘子峰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7937.65元。3、判决在刘子峰回到创名堂公司处进行书面交接工作手续完毕之日起三日内，创名堂公司向刘子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4、本案诉讼费由刘子峰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子峰就与创名堂公司的劳动争议曾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确认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终止劳动关系；三、创名堂公司支付刘子峰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5875.3元；四、创名堂公司依法向刘子峰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9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创名堂公司一次性支付刘子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创名堂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刘子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创名堂公司不服上述裁决，提出本案诉讼。仲裁委查明如下事实，刘子峰主张其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策普偲公司），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其亦有为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阶公司）工作，但其没有与以上两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社保缴费记录中有以上两家公司的参保记录，2016年1月创名堂公司向其发出《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经其同意后，于2016年3月开始在创名堂公司处工作，其工作内容包括处理陆喜梅开办的三家企业的日常运营及管理。创名堂公司则主张刘子峰在2016年3月入职其单位前，从未在策普偲公司和云阶公司工作，而系陆喜梅的私人助理，受陆喜梅的管理，刘子峰的社保系由陆喜梅委托策普偲公司和云阶公司代缴，刘子峰的工资亦由陆喜梅或陆喜梅委托他人代发，策普偲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刘子峰主要完成陆喜梅安排的工作、搜索资料、整理文书等。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创名堂公司均是由陆喜梅实际控制的公司。2019年3月4日刘子峰收到创名堂公司发出《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本公司为适应市场变化……与您于2010年7月1日起担任人事专员兼项目助理、2011年10月-2016年2月担任项目助理所处的社会生活和市场条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经长期观察、多次沟通、多次技能培训后，公司认为业务转型后的新角色（项目经理、人力资源顾问）难以让您发挥所长、感受到工作的乐趣。经慎重考虑，决定变更与您订立的劳动关系，从原来的全职工变更为兼职工。劳动关系变更后，以半年为期，公司仍将支付您职务工资，用以完成创名堂商业频道、公众号、官网……等工作。有合适您专长的项目，也很乐意与您以项目制形式继续合作，日薪另行约定。如无异议，以下是您的待遇明细……基本工资0……职务工资￥2000……项目以日薪核算……应发合计￥2000+按实际工作量核算本通知自2019年3月4日起生效……”。创名堂公司称其单位认为全职工是指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需要服从人事管理，按月计薪，兼职工则指按日计薪，按项目取酬。刘子峰以创名堂公司未与其协商单方面变更其劳动关系，且降低了工资标准为由，于2019年3月12日其通过微信向创名堂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吴伟英提出离职，之后刘子峰未再回创名堂公司处工作。创名堂公司主张虽其单位没有与刘子峰就变更劳动关系进行协商，但陆喜梅有多次就刘子峰的工作提出不满，由于刘子峰一直拒绝沟通，其单位才向刘子峰发出《变更劳动关系通知书》，借此促使刘子峰进行沟通，即使变更了劳动关系，按照行业惯例日薪为500元/天，另加上底薪2000元/月，刘子峰的工资标准并未降低。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方确认刘子峰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725.02元。刘子峰向仲裁委提交《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广州策普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CPC工资方案》、工资单、名片、《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项目津贴调整通知》《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工资卡账户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聊天记录截图等共19项证据。其中两份CPC工资方案，注明处分别显示有“1、员工需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2、在2011年10-12月公司筹办期间，员工自行缴纳社保3、在公司正式成立后，员工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将依照劳动法以无固定合同形式约定……”“1、本方案从2012年2月开始执行2、员工需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3、从2012年1月起，公司按劳动法规定代缴代扣社保4、从2012年1月起，员工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将依照劳动法以无固定合同形式约定……”等内容，原审庭审中，双方确认CPC为策普偲公司的缩写；刘子峰的名片上有显示“策普偲”及“CPC”的字样；《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您省电信客户服务部下属各项目执行的变动薪酬调整为￥5000/月，并由公司支付您的全额住房公积金……”，落款处显示日期为2013年12月，并有陆喜梅的签名；《项目津贴调整通知》的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您将兼任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并享有项目津贴￥2000.0/月，其余旧项目津贴与各项基本薪酬维持不变……”，落款处显示日期为2015年6月3日，并有陆喜梅的签名；《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的内容为“刘子峰先生：首先感谢您长达5年的并肩战斗……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筹备中）预计在2016年3月正式成立，您将调任创名堂[孵化指导部]项目总监，前期参与公司筹备、试运营工作，在公司产生项目收入后，负责孵化项目的执行。以下为您的即将调整的薪酬结构。如无异议，本方案自2016年2月1日开始生效……”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31日，并显示有陆喜梅的签名字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1年9月至2019年3月），除显示有陆喜梅向刘子峰转账支付工资外，陆喜梅还曾委托曾某、黄某向刘子峰转账发放工资，创名堂公司也曾通过公司账户向刘子峰转账发放工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刘子峰的参保单位为策普偲公司，2015年7月至2018年2月刘子峰的参保单位为云阶公司，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刘子峰的参保单位为创名堂公司；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子峰曾向陆喜梅发送“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结算表”，并询问云阶公司公章事宜；2018年4月16日黄某向刘子峰发出“子峰，云阶，创名堂（扣社保）、U17的奖金已经都发放到你的工行了”；2015年2月15日陆喜梅向刘子峰发出“2014年年终奖金分成2部分……2、CPC的年终奖：计算原则为，1个月的底薪+津贴”；2015年3月26日陆喜梅向刘子峰发出“……例如象你本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2015年4月9日刘子峰发出“不用CPC了吗”，陆喜梅回复“也用啊，先搞定云阶吧，正勤、然道国医的项目，挂云阶比较好”；2016年9月7日黄某向刘子峰发出“不过上周我交接了云阶快准备这两天到工行去弄，把你的公积金改由云阶买”等内容。创名堂公司对刘子峰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创名堂公司向仲裁委提交《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吴伟英与刘子峰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1日刘子峰参与项目投入时间统计、创名堂公司与外部顾问签的项目确认书、刘子峰工作中出现严重过错被批评的聊天记录、刘子峰工作涣散的聊天记录、陆喜梅约谈刘子峰被推辞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刘子峰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且工作粗心、态度涣散、拒绝沟通。刘子峰对创名堂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称聊天记录只是摘录不是全部内容，否认其存在创名堂公司所称的工作问题，并称其没有拒绝与创名堂公司协商沟通。原审法院另查，广州策普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某，股东有刘子峰、张某、陆喜梅；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陆喜梅，股东有陆喜梅、吴伟英；创名堂公司于2016年3月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陆喜梅，股东有陆喜梅、吴伟英。刘子峰于2019年4月15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即日立案受理。在本案诉讼中，创名堂公司主张在仲裁裁决书中第7页第2行中双方确认CPC为策普偲公司的缩写；刘子峰的名片上有显示“策普偲”及“CPC”的字样的记载有误。实际上刘子峰的名片上所印的是“策普思”字样。策普思与策普偲这是两家不同公司。当时策普偲公司还没有注册。第7页倒数第7行中“本方案自2016年2月1日开始生效……”实际上该方案是没有生效的。策普思与CPC是个工作室，并没有注册。CPC是一个英文的缩写，策普思是它的译音，它们是等同的。但不能代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CPC并不能代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CPC在2007年已经存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是2011年10月27日才成立。创名堂公司还主张在仲裁时其对双方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是有异议的，但创名堂公司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审法院认为，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刘子峰与创名堂公司在仲裁时对刘子峰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与创名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并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刘子峰在2019年3月12日后未再开展实际工作，并通过微信向创名堂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吴伟英作出其离职的意思表示。解除权为形成权，一经作出即生效，故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终止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创名堂公司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刘子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关于赔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刘子峰于2017年3月2日在创名堂公司处工作已满一年，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创名堂公司提出与刘子峰变更劳动关系，从全职工变更为兼职工，实际是对双方既定劳动权利义务的变更，在未与刘子峰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直接向刘子峰发出《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将刘子峰的工资标准、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虽创名堂公司称该通知并非最终决定，其单位是希望与刘子峰进行进一步沟通，但从该通知书的措辞来看，并没有显示出其单位有与刘子峰继续协商的意思表示。刘子峰提出创名堂公司未经协商变更其劳动关系及工资待遇而与创名堂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同属于经济补偿的范畴，创名堂公司应支付刘子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刘子峰主张其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策普偲公司，期间其有为陆喜梅开办的关联公司云阶公司工作，后经创名堂公司安排调任至创名堂公司处工作。刘子峰提交《CPC工资方案》、工资单、名片、《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项目津贴调整通知》《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工资卡账户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创名堂公司则主张刘子峰在入职创名堂公司处前一直是以陆喜梅私人助理的身份为陆喜梅工作，创名堂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陆喜梅与刘子峰之间存在个人雇佣关系，创名堂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子峰提交的证据中反映其在2011年10月起受策普偲公司的管理，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创名堂公司均有为刘子峰在不同时段参保，而陆喜梅是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创名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间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性。从聊天记录截图可见，刘子峰的工作内容涉及三间公司。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刘子峰从事的工作岗位未发生实质变更，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对刘子峰交叉用工，其社保参保单位虽先后发生变化，但并未在任何一家公司办理过离职手续，或领取过经济补偿，故其在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创名堂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原审法院采纳刘子峰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策普偲公司的主张。由于双方确认刘子峰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725.0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创名堂公司应支付刘子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7725.02元×7.5个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创名堂公司与刘子峰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19年3月12日止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创名堂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给刘子峰。三、创名堂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给刘子峰。本案受理费10元由创名堂公司负担。判后，创名堂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改判支持创名堂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刘子峰承担。二审庭审中，创名堂公司明确其上诉请求为：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创名堂公司支付刘子峰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3175.06元。3.本案一、二审的受理费由刘子峰承担。主要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在未充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明显存在法律适用错误。1.刘子峰在2012年至2015年6月是策普偲公司股东之一，策普偲公司为刘子峰缴纳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社保，刘子峰在此期间所在的公司是策普偲公司，刘子峰此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应由策普偲公司承担，且策普偲公司也自愿承担该部分的补偿金。2.云阶公司为刘子峰缴纳2015年7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社保，刘子峰在此期间所在的公司为云阶公司，刘子峰此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应由云阶公司承担，且云阶公司也自愿承担该部分的补偿金。综上，刘子峰在2012年2月至2018年2月并未在创名堂公司任职，原审法院判决创名堂公司全部承担经济补偿金，明显违反《民法通则》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严重损害创名堂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特提起上诉，恳请得到支持。刘子峰答辩称：一、不同意创名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不符合事实。二、刘子峰2011年10月1日入职创名堂公司关联企业策普偲公司，期间同时为创名堂公司法定代表人陆喜梅开办的关联企业云阶公司工作，后经陆喜梅安排调任至创名堂公司工作，期间刘子峰从事的工作岗位未发生实质变更，亦未在任何一家关联企业办理过离职手续或领取过经济补偿金，故刘子峰在三家企业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由于各关联企业的交叉用工，刘子峰的工作年限决不能以社保缴费明细时间段来简单划分。三、本案用人单位为创名堂公司，经济补偿金应由创名堂公司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驳回创名堂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创名堂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两份《关于支付解除刘子峰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协议》，证明创名堂公司、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同意按工龄分别向刘子峰支付经济补偿金23175.06元、27037.57元、7725.02元；刘子峰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协议无效。经济补偿金应全部由创名堂公司支付，不同意由策普偲公司和云阶公司支付。本院认为：创名堂公司与刘子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均无异议，视为服从原审判决，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首先，创名堂公司在未与刘子峰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直接向刘子峰发出《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变更其劳动关系及工资待遇，刘子峰以此为由向创名堂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合理合法，创名堂公司应承担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创名堂公司向刘子峰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虽然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创名堂公司先后为刘子峰缴纳社保，但鉴于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创名堂公司为关联企业，刘子峰自2011年10月起从事的工作未发生实质变更，三公司存在交叉用工的情形，且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并未向刘子峰支付过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刘子峰在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创名堂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原审法院认定创名堂公司应向刘子峰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7937.6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创名堂公司主张刘子峰在2012年2月至2018年2月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分别由策普偲公司承担27037.57元、云阶公司承担7725.02元，理由不成立，且刘子峰也对创名堂公司与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签订的《关于支付解除刘子峰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协议》不予确认，本院对创名堂公司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