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再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彦，男，195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丕日，男，196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普兰店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福臣，男，195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连世科，男，系大连市普兰店区仁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景彦与被上诉人董福臣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董福臣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辽02民终590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普兰店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6）辽0214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辽0214民监1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辽0214民再1号民事判决。刘景彦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景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丕日及被上诉人董福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世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景彦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再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原一审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判决书属送达程序严重违法；二、本案一审再审判决认定董福臣与刘景彦存在雇佣关系，属事实认定有误，没有证据支持。董福臣的证人陈某与董福臣有利害关系，其所做证言系伪证，不应予以采信。三、上诉人否认瓦房店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上刘景彦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鉴定机构因“样本材料不足”退鉴，非刘景彦的过错，法院也没有通知刘景彦再次提供样本，不能让刘景彦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并非案涉砖厂的经营者。董福臣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再审判决。上诉人在本案之前的审理中从来没有提出过新证据的问题，并且上诉人将被上诉人送至医院并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董福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刘景彦给付董福臣伤残赔偿金191880元（15990元×20年×60%），放弃其他的损害赔偿。一审法院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董福臣于2011年7月31日在长店堡社区的一处空心砖厂工作时眼睛受伤送医院治疗。经瓦房店市中心医院诊断为左眼球贯通伤。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中落款患者或家属处有被告刘景彦的签字。原告受伤后向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因工伤残鉴定，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3年11月12日作出《因工伤残程度初次鉴定结论通知单》，结论为左眼球摘除术后，评定为伤残五级。另查，原告董福臣于2012年7月23日向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认定与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存在劳动关系，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9月7日作出普劳人仲裁字【2012】第2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董福臣与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存在劳动关系。2012年11月19日，原告向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1月17日作出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董福臣不服该决定书，于2013年2月2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3）普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0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5月31日作出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3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董福臣所受伤害为工伤。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对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3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不服，于2013年8月2日向普兰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普兰店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9月6日作出普政行复决字【2013】00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33号工伤认定决定。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3年10月1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2013）普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的诉讼请求。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为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普劳人仲裁字【2012】第200号仲裁裁决书未经法定程序送达，对该仲裁裁决书效力提出异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日作出（2014）大行终字第4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2013）普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2014年3月27日，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听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将普劳人仲裁字【2012】第200号仲裁裁决书向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送达，该厂经理王德坤签收了仲裁裁决书。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中查明：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普劳人仲裁字【2012】第200号仲裁裁决书在送达给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时将送达回证上的受送达人写为“普兰店市东城空心砖厂”而不是“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故被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拒收该裁决书。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7日作出（2014）普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普兰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普人社工伤认字第0813033号工伤认定决定。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对普兰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27日向该厂送达的普劳人仲裁字（2012）第200号仲裁裁决书不服，于2014年4月10日以劳动争议为由起诉至法院，该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2014）普民初字第17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与董福臣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董福臣不服该判决，于2014年11月27日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2014）大民五终字第9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2月22日，原告董福臣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刘景彦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该院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董福臣的起诉。再查，案外人王德昆系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负责人。庭审中，原告从（2013）普行初字第8号卷宗中调取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于2012年11月19日向普兰店人社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董福臣在2011年7月31日在工作中锤击被碎屑击伤左眼之事与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无关。理由如下：1、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注册与生产经营地址在太平办事处唐房社区，而董福臣受伤工作地点在长店堡；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与长店堡砖厂无任何关系；董福臣受伤治疗费用是长店堡砖厂支付的。”同时，在该案卷宗中被告刘景彦于2013年3月1日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董福臣在砖厂干活眼睛受伤之事和王德昆砖厂没有任何关系，其中关于我和东成砖厂没有任何关系和业务往来，互相没有交往，其他之事我不知道了”。另外，原告提供案外人陈炳文与被告刘景彦（曾用名刘峰）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被告系长店堡砖厂的负责人。一审法院原审判决：1、被告刘景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董福臣残疾赔偿金176004元；2、驳回原告董福臣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但原审关于该院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董福臣起诉的事实表述有误，应为驳回董福臣的诉讼请求，现予以纠正。另补充查明，在该院（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案件2015年8月5日的庭审活动中，该案被告刘景彦的代理人陈述：“长店堡空心砖厂不是一个正规企业，是黑龙江人刘某某私自干的，没有任何工商登记手续，被告（指本案被告刘景彦）不是老板，就是管理人员，当时被告就有个车，在那帮忙的……”。该代理人还陈述：“……当时被告（指刘景彦）不在厂里，……，在道边遇到的原告（指本案原告董福臣），出于好心同情心就把原告拉到医院，没有垫付情况，也没有在手术时签字”。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中“患者或家属”签字一栏处有被告刘景彦的签名。该院在（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案件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该签字是否为原审被告刘景彦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因“样本材料不足”而被该鉴定所退回鉴定委托。在本案再审期间，该院委托大连衡泰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原审原告董福臣的伤残等级等项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于2019年5月9日出具了大衡临鉴[2019]第2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人董福臣2011年7月31日外伤致左眼球贯通伤、左眼球后异物，构成七级伤残。再查，董福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后书面表示，原审原告董福臣再审的诉讼请求同原审庭审时的诉讼请求，不再增加。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原告董福臣第一天到工作场所工作即受到伤害，而该工作场所未有有效登记，也未有直接证据显示经营者是谁，在此前有关案件中排除了董福臣与普兰店市东成空心砖厂有劳动关系且在该厂受伤的情形，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是原审被告刘景彦对原审原告董福臣的受伤后果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二是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因工伤残程度初次鉴定结论通知单》能否作为确认原告残疾赔偿的标准。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被告刘景彦的代理人曾在（2015）普民初字第105号案件2015年8月5日庭审活动中陈述“长店堡空心砖厂不是一个正规企业，是黑龙江人刘某某私自干的，没有任何工商登记手续，被告（刘景彦）不是老板，就是管理人员，当时被告就有个车，在那帮忙的……”，说明原审被告刘景彦与该空心砖厂是有关系的，并非如其一直所辩解的无任何关系；其次，在上述的庭审活动中该代理人还陈述“……当时被告（指刘景彦）不在厂里……在道边遇到的原告（指董福臣），出于好心同情心就把原告拉到医院，没有垫付情况，也没有在手术时签字”，说明刘景彦送董福臣就医的事实是存在的，而非其辩解的没送过董福臣就医；再次，虽然刘景彦否认其在瓦房店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上签名，结合前述事实，则刘景彦应对该签名的真伪负有举证责任，在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该签名是否为刘景彦所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并因“样本材料不足”而被退鉴的情形下，属于举证不能，应由刘景彦承担该不利后果，故法院有理由相信医院出院记录中的“刘景彦”签名系其本人所书写；最后，2013年3月1日，被告刘景彦针对董福臣受伤一事曾向有关部门出具《说明》，虽然字面的意思是把东成空心砖厂排除出去，却也没有明确否认其与董福臣受伤场所长店堡空心砖厂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以上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和优势证据规则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情况下，原审原告董福臣关于其在原审被告刘景彦经营的空心砖厂工作期间受伤并由刘景彦送医且在出院记录上签名的事实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原审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事实存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存在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审被告作为雇主应对原审原告受伤害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述事实表明，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之间是因雇佣而产生的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原审原告在提供劳务时所受伤害不能依据工伤标准进行处理，而应依据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标准进行赔付，原审依据工伤标准进行赔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因此，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支付其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从赔偿的项目上而言符合法律规定，理应得到支持。但是，具体的赔偿标准应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进行确定。原审原告系当地农村户籍，根据大连衡泰法医司法鉴定所认定原审原告七级伤残的鉴定意见，结合再审辩论终结前当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3元/年的标准，一审法院确认原审原告残疾赔偿金数额应为144824元（18103元/年×20年×40%）。一审法院再审判决：一、撤销该院（2016）辽0214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刘景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董福臣残疾赔偿金144824元；三、驳回原告董福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如下：一、三份土地租用合同，拟证实案涉砖厂的经营者系刘卫才，而非刘景彦；二、证人王某、张某出庭作证，拟证实其将土地租赁给案涉砖厂的经营者刘卫才。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1、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证据二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合同签订各方均未出庭，对于合同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且上诉人未举证证实合同中约定的土地即是案涉事故发生地，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王某陈述其儿子与刘卫才签订租赁合同，因合同签订双方均未到庭，故合同及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张某证实其将土地租给刘卫才，却未提供合同予以证实，故对证据二，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提起上诉，否认其与被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主张不应当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应否对被上诉人承担案涉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虽然本案双方均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并否定对方的主张，但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刘景彦的代理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曾经认可刘景彦系案涉砖厂的管理人员，即认可刘景彦与案涉砖厂具有关联性，本次庭审中，代理人主张刘景彦与案涉砖厂系雇佣关系，却未能提供雇佣合同或工资领取记录以证明雇佣关系的存在；其次，刘景彦针对董福臣受伤一事出具的证明，表示案涉事故与东成空心砖厂无关，却未否认其与案涉事故发生地砖厂的关系；再次，上诉人刘景彦在董福臣出院记录上签名，能够证实刘景彦将董福臣送医的事实，亦表明刘景彦与案涉砖厂具有关联性；最后，刘景彦否认其在出院记录上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曾委托鉴定机构对该签名进行鉴定，但因“样本材料不足”而被退鉴，刘景彦对其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出院记录中刘景彦的签名系其本人所写并无不当。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董福臣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景彦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刘景彦自认事实及送董福臣就医并签字的行为能够证实其与案涉砖厂有关联性，其否认系砖厂的经营者却未举证证实，故一审再审判决据此采信董福臣的主张，认定刘景彦与董福臣系雇佣关系，对董福臣所受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董福臣并不构成工伤，故一审再审判决依据大连衡泰法医司法鉴定所认定的七级伤残的鉴定意见，确定案涉赔偿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景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6元，由上诉人刘景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述云审判员  祝 贺审判员  张真洪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迟佳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