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51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晴，女，197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福，江苏同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小平，女，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霞，如东县马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晓晴因与被上诉人张小平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晓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小平的诉讼请求；2.判令张小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起本质是刷卡套现的行为，包装成替他人垫付保险费，而一审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让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敬畏又后退一大步，如果此案最终依一审裁决定案，就意味着只要当事人提出自己不知道权利被侵害，那么就可以适用最长诉讼时效，那么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何在?几个与一方当事人有密切关系甚至利害关系的同事按照同一剧本作出的不合情理的所谓证人证言法官予以采信，而另一方当事人证人作出的完全合乎常理的证言法官直接无视，良知何在?公平正义何在?本案一审判决无论是在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均存在明显错误。一、垫付行为不同于民间借贷，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好意施惠行为，除非约定还款时间，否则诉讼时效应从垫付之日起算，在张小平自认自垫付后一直追要而李晓晴拒不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官以2016年9月27日作为张小平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张小平代理人在庭审中称“垫付时间是2013年7月28日和8月6日是事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小平、李晓晴之间关系很好，而且张小平也一直在向李晓晴追要”(见原审庭审笔录第8页第13行)。按张小平代理人的说法，张小平前后三年时间一直在向李晓晴追要，但李晓晴一直未给，李晓晴不理解之前三年向李晓晴追要不给，张小平不知道权利受侵害，那为什么自2016年9月27日后追要李晓晴不给，张小平就知道权利被侵害了呢?知不知道，是一个人的主观认识，在张小平从未主张其在2016年9月27日之前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下，一审法官是如何判断张小平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呢?一审法官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垫付款还款的时间，垫付人向被垫付人主张权利的，受垫付人明确表示拒绝的，诉讼时效应从垫付人作出拒绝履行的意思之日起计算。”虽然李晓晴不知道一审法官上述观点出自哪一部法律，但从垫付到2016年9月27日的三年时间，张小平自称一直追要，而李晓晴没有归还，这算不算拒绝还款?本案中一审法官扮演了张小平代理人的角色，这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二、对于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应由法官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形成内心确信。但本案的证据认定恰恰违反了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更违背了良心。李晓晴认为一审法官对双方证人证言证明力和真实性的判断，依据了不同标准。张小平现为保险公司领导，几名证人均为其下属或同事，关系极为密切，而作证时各证人明显经过训练，能非常流利地用法律术语说出证明目的，对三年多前发生的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记忆非常深刻，三名并不在一起办公的证人均一致表示经常听张小平在公司说李晓晴欠款不还，而张小平作为公司一个中层领导，在公司明令禁止为顾客垫付保费的情况下，却在公司一直向同事提及李晓晴欠其垫付款，完全不合常理，但如此不合常理的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佐证的情况下，法庭却无条件予以采信。对于李晓晴提供的证人，证人已经明确表示其应李晓晴要求将六万元现金送到保险公司，如果李晓晴不是交保费，那何需让人将钱送到保险公司?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并且该证人还提供了有另外一个人当时送她到保险公司，只是因为多年不联系暂时没有找到，如果证人说谎那一定不会说出这一细节。但一审法官无视这一基本常识，反而以证人将钱送给李晓晴后，证人不知道是如何处理的为由，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李晓晴的证明目的。还钱人还完钱后不知道钱是怎么处理的完全符合情理，而作为不在一起办公的同事多年来居然一直听张小平说李晓晴没有还钱则完全不合情理，两者比较谁的证言更可信，应是一目了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标准作出了不同的要求。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高度盖然的水平才能认定事实存在，而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只需要达到能令该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应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张小平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保险公司业务员，明知如果客户退保将面临极大保费损失，为客户垫付保费风险极高且公司明令禁止，7万元垫付款，前后六年时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曾经向客户追要过，仅凭几个完全不合情理的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绝对不能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而李晓晴提供的证据却应该已经达到高度盖然的标准，最次也达到让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标准，张小平应该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否则应该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不存在。三、李晓晴从一审审理中发现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张小平一直利用信用卡透支向公司缴纳保费，这与李晓晴主张的客户缴纳现金而由张小平向公司刷卡的主张吻合。张小平提供给法庭的有关银行卡消费的证据表明，张小平一共三张信用卡，信用额度为15万元，其实际透支14万多元，即其几乎用尽了银行信用额度，而这些透支的资金均流向保险公司，除非张小平是自己透支购买巨额保险，否则张小平一定是在收取了客户的现金后，利用信用卡透支最长达50天的免息期套取银行资金获利并攒积分。并且上述14万多的透支款最后还款日分别是9月16号和9月22号，也就意味着如果客户没有付现金给她，张小平就得自己设法还款，试想在自己没有分文的情况下，张小平有可能用三张银行卡的透支款去帮客户垫付高额保费吗?因此，该由张小平自己提供的该证据从侧面证明了李晓晴的主张符合实际情况。综上所述，一审法官枉顾事实，无视张小平一直在追要而不达的自认，以张小平不知权利被伤害为由错误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对于证人证言的审查，滥用自由裁量权，完全无视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明显偏袒张小平。一审裁判无论是法律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均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决。 张小平辩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垫付保险费用的案件，不存在张小平刷卡套现的行为。张小平在一审中提交了pos机的凭条，由张小平和李晓晴的签字，而且在一审中李晓晴也认为保费缴纳了12万元，李晓晴没有否认张小平垫付7万元的事实，仅仅是以自己给付了现金为由而认为张小平是刷卡套现的行为。对此从李晓晴的上诉状中也能看出，就是李晓晴在上诉状中称有新的证据能证明其交7万元现金的证据。因此，李晓晴仅凭在一审中的一个孤证，而且在几次开庭中存有矛盾的证据来证明其交给付了张小平7万元现金的说法，只能让法官用心证来证明，并不能推翻张小平提交的书面的pos机的刷卡凭条，以及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李晓晴承认的由张小平刷卡7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张小平垫付保险费7万元的事实认定，于理于法有据。至于说李晓晴提出的时效问题，在上诉状中也能看出，李晓晴紧紧抓住张小平一审中说的其一直在向李晓晴追要，就认为时效已经中断。张小平认为向李晓晴追要，但李晓晴一直未给，而不是李晓晴拒绝给付，只是李晓晴与张小平之间协商约定给付的时间直至到李晓晴退保时，在张小平向李晓晴索要垫付的保险费时，李晓晴也没有拒绝给付，只是明确了当时自己困难，孩子生病需要宽限一段时间，要到2018年以后，张小平此时才感觉到李晓晴已经没有给付的诚意。因此，一审判决将时效从2016年9月开始计算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且于法有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晓晴返还其垫付款7万元；2.由李晓晴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小平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公司（以下简人寿保险公司）职员。2013年7月28日，李晓晴欲购买人寿保险公司福禄鑫尊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向人寿保险公司支付意向金1.8万元，该1.8万元系由李晓晴自己支付8000元，由张小平从其中国银行银行卡中转账1万元。2013年8月6日，李晓晴正式与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费合计12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1.8万元，尚需支付1.02万元，张小平当天从其中国银行银行卡中转账2万元、从其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中转账4万元至人寿保险公司账户，李晓晴自己支付了余款。2016年9月27日，李晓晴至人寿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领取了退保金和红利，张小平要求李晓晴返还其为李晓晴垫付的保费7万元，李晓晴未能返还。后张小平向李晓晴追要该款数次，均未果，故张小平于2019年4月30日诉至法院，后因故撤诉。2019年8月5日，张小平再次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7万元的性质；2.张小平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案涉7万元性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小平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明细、证人证言、保险资料等证据，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张小平向人寿保险公司转账的事实；证人高某,4证言证明李晓晴交保费时因为资金不够，找张小平帮忙的事实；证人傅某,4、许某,4证言证明2016年9月李晓晴退保时，张小平要求李晓晴返还垫付保险费的相关处理过程的事实。张小平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且李晓晴对张小平从银行卡中转账7万元至人寿保险公司账户，为其缴纳保费的事实没有异议，故法院对张小平为李晓晴垫付7万元保费的事实予以确认。李晓晴辩称该7万元系其先期给付张小平的现金，根据举证责任规则，李晓晴对其反驳张小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李晓晴提供了银行卡记录、证人王某,4证言。李晓晴提供银行卡用以证明其自己有钱，无需张小平垫付；证人王某,4在本案庭审中陈述2013年夏天其还6万元钱给李晓晴，钱送到在保险公司的李晓晴手中，李晓晴如何处理的其不知道。李晓晴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法院对其辩称难以采信。 关于张小平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定期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虽然张小平为李晓晴垫付款项的事实发生在2013年，但双方对该款项并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垫付人向受垫付人主张权利，受垫付人明确表示拒绝的，诉讼时效应从受垫付人作出拒绝履行的意思表示的次日起计算，受垫付人未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的，诉讼时效从催告的次日起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并非2013年，而应从2016年9月张小平催要的次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司法解释“前后交叉用新法”的原则,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张小平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张小平有权在垫付的范围内向李晓晴进行追偿，张小平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李晓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小平垫付款7万元。如果李晓晴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75元，由李晓晴负担。 二审中，李晓晴提供一份傅有为的证明，以此证明傅有为曾开车送王某,4（一审中李晓晴的证人）到张小平所在的保险公司，王某,4说李晓晴在保险公司等其送钱的事实。 经质证，张小平认为，1.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按照证据规则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2.退一步讲，该份证据证明的一个事实，是送王某,4去保险公司，不能得出李晓晴让王某,4送钱，也不能得出李晓晴向张小平交付钱款的事实（存在的结论）。故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院审核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李晓晴提供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与李晓晴主张的其已将6万元交付给张小平的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除认定2016年9月27日张小平要求李晓晴返还其垫付的保费7万元，后又数次向李晓晴追要该款的事实错误外，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8月7日，人寿保险公司出具投保人为李晓晴，被保险人为田勇，保险单号为1132321001655719的国寿福禄鑫尊两全保险（分红型）保单一份。在张小平提供的该公司的交接清单上载明“业务员张小平”，案涉保单、12万元保费凭证等保险单据均由张小平交付李晓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张小平是否存在为李晓晴垫付保费7万元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一、关于张小平是否存在为李晓晴垫付保费7万元的事实问题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从张小平的起诉陈述来看，其主张的案涉7万元，分为两个部分：1.其中的1万元是为李晓晴代垫的意向金（后转为保费），且是李晓晴委托其垫付打款（指转至其所在的保险公司）；2.另外6万元系为李晓晴垫付的保费，且是在李晓晴的请求下垫付（分两笔打款）。亦即：张小平主张在接受李晓晴委托后代为垫付意向金、保费共计7万元。李晓晴抗辩时反驳，7万元并非张小平为其垫付的款项，所谓的7万元系其两次分别先期给付张小平的现金，然后由张小平作为保费缴纳给在人寿保险公司。本院认为，根据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要求，应当先由张小平对其主张的为李晓晴代为垫付7万元的待证事实是否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证明责任范围至少包括：1.李晓晴（口头）委托其代垫1万元意向金、6万元保费的待证事实，即双方形成代垫费用合意的过程；2.对代垫的1万元、6万元有无约定归还日期；3.先后垫付两次款项为何未叫李晓晴出具借条或者欠条。进一步而言，张小平应当就其主张的两次代垫费用的待证事实是否成立分别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晓晴并未对张小平主张的代垫7万元的事实予以承认，故根据举证责任分配，仍应由张小平对其提出的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张小平未对上述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前提下，应当认定其代垫费用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张小平的主张是否成立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将李晓晴的抗辩及反驳事由作为审理对象，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本案中，张小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晓晴之间已经设立代垫保费（1万元意向金，6万元保费）的民事法律行为。 再次，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能得出张小平存在为李晓晴垫付7万元保费的事实。理由是：第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李晓晴取得案涉保险单号为1132321001655719的国寿福禄鑫尊两全保险（分红型）保单后，其作为投保人显然又是该保单的权利人（田勇是否系受益人在此不作分析），且表明李晓晴作为投保人已经缴纳了12万元的保费，并已产生法律效力。此时，作为具有专业保险业务知识并从事该项职业的张小平应当清楚知晓李晓晴取得保单、保费缴纳凭证（本院有足够理由判断该保单、保费缴纳凭证等系由张小平交付李晓晴）以后的法律后果。亦即李晓晴在持有这些保险单据后客观上不可能再行通过张小平给付案涉保单所需的保费。原因有三：1.李晓晴持有12万元保费凭证的事实，表明其系缴纳该保费的权利人，并受法律保护，其显然不负有对案涉保单再行缴纳保费的义务。2.双方对于李晓晴通过张小平缴纳保费（包括在张小平的当场“业务指导”下由李晓晴刷卡支付保费，下同）的事实并无异议。而张小平亲手将保单和12万元保费凭证交付给李晓晴时，其未言明李晓晴尚欠7万元保费的事实本身至少表明，张小平当时主观上并不认为李晓晴尚欠7万元保费，李晓晴则根本不可能想到尚欠保费的问题，当然谈不上归不归还。第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如果张小平确实为李晓晴代垫了上述款项，其作为具有优势、控制地位的保险业务员，完全有足够的保险方面的专业理由和方法，在交付保险单据前要求李晓晴返还代垫费用。遗憾的是，从张小平的起诉状来看，其根本未提及在交付保险单据前要求李晓晴返还代垫费用一事，而是陈述，在李晓晴2016年9月27日退保当天才要求其返还垫付的保费7万元。张小平在三年多时间内未向李晓晴主张权利的事实本身表明，其内心对是否存在垫付事实难以确信。事实上，张小平起诉以后也仅仅是通过其申请作出的证人证言证明其向李晓晴要求返还垫付的保费，并无其他证据证明。第三，从法律角度讲，李晓晴系12万元保费的权利人（缴纳保费是其合同义务在此不作讨论），张小平亦应清楚知晓该法律事实。在此前提下，张小平作为所谓代垫费用的权利人，保险行业的“理性人”，理应积极行使权利。同样遗憾的是，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张小平交付保单后向李晓晴主张权利的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可以判定，张小平当时主观上并不认为其已为李晓晴代垫了保费，客观上当然不可能向李晓晴催要。第四，假如张小平于2013年7月28日接受李晓晴委托代垫了意向金1万元，在李晓晴未归还该1万元的情况下，李晓晴在同年8月6日再次要求其垫付6万元时，张小平应当提及前面代垫的1万元如何处理问题，否则显然与生活常理不符。第五，张小平于2013年8月7日向李晓晴交付保险单据时未主张返还所谓垫付款的行为（不作为），亦不符合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第六，张小平在明知李晓晴2016年9月27日找其退保时将会收取大额款项，且当时由其公司（包括其本人）控制退保款项的情况下，却未向李晓晴主张权利，同样明显有悖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故本院认定并不存在张小平为李晓晴垫付7万元保费的事实。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 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问题，在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已作表述，不再展开。由于一审判决对于证人证言的审核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定的要求，且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故所作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张小平主张的代垫事实成立，但其起诉以后提供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于2016年9月27日向李晓晴催要返还代垫费用的待证事实仍然不能成立。简要理由是：第一，张小平提供的证人证言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有利于张小平。第二，这些证言仅能证明张小平向李晓晴要求返还垫付款，并不能证明张小平主张的在2013年7月28日、8月6日分别接受李晓晴委托，为其代垫保费的待证事实成立。故就张小平主张返还垫付费用而言，这些证人证言显然系单一证据（同理，李晓晴提供的证人王某,4的证言亦为单一证据。因举证责任未转移至李晓晴，故该证言虽然前后矛盾，但本院认为已无需审核判断该证言的真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其向李晓晴主张权利的依据。综合前述分析，一审认定张小平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亦属不当。 本院还注意到，本案中，李晓晴抗辩时主张，并不存在代垫事实，是其先期给付张小平1万元意向金，先期给付张小平保费6万元，并未抗辩在收取保单、保费凭证等保险单据后给付张小平上述费用。根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人民法院首先应当对张小平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即张小平接受李晓晴委托代垫费用的待证事实是否存在进行审理。在该待证事实基本成立的前提下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转由主张后给付垫付费用即消灭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并不符合该举证责任转移情形。故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张小平主张其为李晓晴代垫保费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其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李晓晴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9)苏0623民初409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小平要求李晓晴返还垫付款7万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均由张小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松平 审判员  吴 风 审判员  王建勋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汤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