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7行终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敏生，男，195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翠微苑小区梅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杨春，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池州市贵池区翠微苑小区梅龙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802003284790N。 法定代表人许孝俊，该局局长。 上诉人朱敏生因与被上诉人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社保局”）、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2019）皖1702行初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为原贵池区木闸公社张岭村人，1977年5月经原木闸公社推荐先后担任木闸林业站专职林业员（不属招工）、农业技术员、林业站站长，工资由原安徽省贵池区革命委员会林业局发放。原告1989年12月被评定为林业技师，1992年12月被任命为原贵池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1994年3月在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班脱产学习，1994年11月毕业，并获专业证书。1994年7月始，原告先后被原贵池市林业局下属单位贵池市苗圃聘为党支部书记、主任（技术职称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此后多次续聘至今。1996年12月至1999年11月，原告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合同，被聘用为木闸林业站技术干部，但在此期间，原告一直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工资也由苗圃发放。1995年元月，原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下发贵组资字（1995）02号《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决定原告在苗圃任职期间按付科级套改工资，定为四级职员一档，从1994年7月起执行。2007年8月，原池州市贵池区人事局贵人资函（2007）250号《关于刘晨辉等同志工资套改的复函》所附套改花名册记载，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2010年7月27日，被告向贵池区林业局发送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关于朱敏生同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后工资待遇的函》，其中附表确定原告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工作年限17年。2000年10月，池州市贵池区苗圃向池州市贵池区政府提交贵林办字（2000）第124号《关于要求解决区苗圃职工养老保险的请示》，要求解决退休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并附在职职工花名册，其中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填写为1977年5月，原告在其填写的社会保险登记表中首次参加工作时间亦填写为1977年5月。2014年10月23日，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关于贵池区苗围养老保险参保情况的说明》，认定原告养老保险从1994年7月开始补缴。 2010年12月、2011年6月、2013年12月，池州市贵池区林业局就原告工龄确认问题，三次向区人社局提出书面请示，认为原告工龄应从1977年起算。后因原告信访，2014年2月，区人社局向池州市贵池区信访局提交贵人社函（2014）9号《关于朱敏生同志来访事项情况的回复》，回复称：1994年7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调整苗圃领导班子报告的批复》（贵组干字［1994］18号）文件同意市林业局关于聘用原告担任市苗圃党支部书记职务。1996年12月，原贵池市人事局《关于乡镇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的批复》（贵人字［1996］63号）同意贵池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事实上，原告自1994年7月起一直在苗圃工作）。1998年4月，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同意市林业局聘用原告为苗圃主任。认为原告或属苗圃聘用人员或属于乡镇林业站聘用制技术干部，均不属于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表述的“国家农业技术干部”，所以原告工龄从组织部门同意聘用时算起。回复还称：经核实，原贵池市委组织部《关于朱敏生同志工资待遇的通知》贵组资字［1995］02号文件确定原告工资为四级职员一档，是按原告从1994年7月起参加工作计算，之后组织部门没有对其工资进行过变更，并称对原告反映间题，已多次向原告本人或通过区林业局口头答复。 2014年12月20日，原告以区人社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区人社局2010年7月27日对其作出的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关于朱敏生同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后工资待遇的函》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错误，依法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并判决变更贵人社资函（2010）267号文件。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贵行初字第0002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是对原告工龄应否从1977年连续计算，实际是对劳人险局（1983）17号《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前，他们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和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的理解问题。因原告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结合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部劳人干（1987）4号《关于补充乡镇干部实行选任制和聘用制的暂行规定》第五条‘聘用期满，工作需要，本人称职，经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续聘，但不得沿用过去的办法转为国家固定干部’的规定，《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干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中‘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应不包含聘任制干部，被告辨称原告工龄认定不能参照此答复的意见予以采纳。其次，原告虽于1996年与原贵池市林业局签订《贵池市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1996年12月1日至1999年1月30日止，但原告自1994年7月到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后，一直与苗圃签订聘用合同，并实际在苗圃工作至今。该聘用合同并未按照原贵池市‘三定’领导小组《关于乡镇农业‘六站’‘三定’和‘三权’回收下步工作安排意见》中关于‘经批准聘用的农民技术员，均应在所在站上岗工作，不允许一身兼多职’的规定实际履行。综上，被告作出对原告工龄自1994年7月在原贵池市苗圃工作开始计算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原告朱敏生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行政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9日作出（2015）池行终字第00013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上诉人身份至今仍为聘任制干部，并非‘国家农业技术干部’，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国家固定干部’，因此上诉人作为聘任制干部要求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中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上诉要求显然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工龄的计算，应由辖区内劳动行政机关确认，其他部门并无此职权，不能因上诉人档案或其它行政机关材料中已有工龄记载就理解为对工龄的确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对该二审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6日作出（2015）皖行监字第00217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农民技术员工龄计算问题的答复》（劳人险局［1983］17号）规定：‘…考虑到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前，已实际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多年……他们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可以和录用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根据该答复，合并计算工龄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技术员经考核录用为国家农业技术干部，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时间从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起算。本案中，原中共贵池市委组织部于1994年7月13日作出《关于调整市苗圃领导班子报告的批复》（贵组干字［1994］18号），同意朱敏生担任市苗圃党支部书记职务。1996年12月26日，原贵池市人事局作出《关于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技术干部的批复》（贵人字［1996］63号），对聘用朱敏生等113名在岗农民技术员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聘用制技术干部作出批复。朱敏生认为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1994年7月被聘为聘任制干部，应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的规定，从1977年5月起合并计算连续工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1977年5月起的工作时间为答复中所称‘被录用前最后一次聘用为县、社专职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时间’，故其要求适用劳人险局［1983］17号文件的规定，从1977年5月起合并计算连续工龄，没有依据。据此，其要求贵池区人社局对其应享有的工资待遇差额部分予以补发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2018年12月19日，区社保局收到原告的退休申请表（单位意见栏为同意退休并加盖了池州市贵池区苗圃公章）后依法对原告的退休手续进行初审。2019年1月11日，区人社局收到该初审结果并进行复核。2019年1月28日告区人社局对退休审批事项进行集体研究，并依法作出决定，其中对原告参加工作时间根据生效判决、裁定认定为1994年7月。2019年3月7日，区人社局作出贵企退［2019］11号文件（附退休审批表）抄送区社保局，同意朱敏生退休，并要求区社保局做好养老金待遇的核定和发放工作。2019年3月12日，区人社局将原告在内的退休人员名单在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2019年3月19日，区社保局作出贵社保字［2019］13号文件（附退休待遇审批表）抄送区人社局，核定了朱敏生的退休待遇。现原告认为两被告在其退休审批手续中存在违法行为，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诉称的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是指“退休条件审查中公示程序、退休待遇核定前的集体研究程序、作出不利行政行为之前的事先告知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实体违法是指“被告将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由1977年5月改为1994年7月没有提供法律文件依据”。两被告在庭审中确认“退休申请表及退休审批表上的‘参加工作时间’一栏是指能够计算工龄的起始时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可分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实体是否违法和程序是否违法两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行政行为实体是否违法问题。该问题亦即原告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已由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原告主张参加工作时间为1977年5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行政行为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退休条件审查中公示程序方面，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已将原告的退休信息在完成复核程序后进行公示，程序存在瑕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但未对原告的最终退休及退休待遇产生实际影响，故应确认被告的该行为违法，但对该项行政行为不予撤销；第二，退休待遇核定前的集体研究程序及作出不利行政行为之前的事先告知程序，两被告在收到原告的退休申请表后，依法进行了初审、复核、集体研究、批复等程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该两项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要求被告在30日内对原告重新作出退休审批行政行为并补发少计的养老金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两被告作出的原告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虽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在对原告退休信息在完成复核程序后进行公示的程序上存在瑕疵，应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池州市贵池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局及池州市贵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朱敏生作出的退休审批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朱敏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朱敏生上诉称，1、被上诉人未履行公示义务，致使上诉人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遭受严重侵害，原判罔顾法律对此仅认定为“程序轻微违法”。2、被上诉人严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原判罔顾法律认定其程序合法。3、被上诉人虽提交了证明系争行政行为经过集体研究程序的证据，但该证据明显系其为应诉而炮制的虚假证据，原判对此未加甄别和审查即径行采信，违反了证据审查规则。4、生效判决已确认上诉人“1977年5月参加工作”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此亦明确表示认可，但原判罔顾上述事实，居然作出“1994年参加工作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的相反认定。5、被上诉人作出对上诉人重大不利的行政决定，明显违反了现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原判罔顾法律规定违法作出实体合法的荒谬认定。6、一审虽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但又确定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明显自相矛盾。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未提供新证据，一审对证据的审核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核心问题亦即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其将对上诉人退休待遇产生实际影响，但此节事实的认定早已由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上诉人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7月。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退休信息在完成复核程序后未进行公示，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未对上诉人的最终退休及退休待遇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轻微违法。两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退休申请表后，依法进行了初审、复核、集体研究、批复等程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因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故一审案件受理费应由被上诉人负担，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敏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桂 群 审判员 叶光氢 审判员 钱跟东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利华 书记员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