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5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瑜奎。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军，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吉顺经纬编有限公司。上诉人曹瑜奎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吉顺经纬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瑜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吉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吉顺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常熟市艾贝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已通过以物抵债清偿完毕，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曹瑜奎向吉顺公司出具担保函，吉顺公司要求曹瑜奎对艾贝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责任，应对主债务未清偿完毕承担举证责任。曹瑜奎提供了授权委托书、清单、协议、发货单等证据证明艾贝公司通过以物抵债清偿了主债务，吉顺公司对清单、协议、发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艾贝公司以物抵债的物资设备出售后其只获得268512元的分配款项。曹瑜奎认为所抵物资设备价值800万元，曹瑜奎未参与所抵物资设备的出售和分配，清单上的金额是吉顺公司等债权人单方统计，吉顺公司作为出售艾贝公司所抵物资设备的参与方和分配方，应当提供相关凭证佐证出售和分配金额的真实性。吉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主债务未清偿完毕，应认定吉顺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为曹瑜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吉顺公司取得268512元分配款项后放弃其余欠款，举证责任分配不当。2.一审判决认为仅凭授权委托书无法证明艾贝公司以物抵债物资设备的金额，认定错误。2014年9月19日艾贝公司出具给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库存物资总金额按800万元核算，虽然该金额未得到包括吉顺公司在内的债权人的认可，但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接受了艾贝公司和曹瑜奎的委托，将扣押的物资设备交付吉顺公司等债权人。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来说，曹瑜奎不可能不按真实的货物价值向银行出具委托书，银行更不可能接受虚高货物价值的委托书并向委托书上指定的厂家交付扣押的物资设备。故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委托书上的物资设备当时价值是800万。3.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上存在双重标准。一审判决认为授权委托书未得到债权人的认可，故对艾贝公司通过以物抵债清偿完毕吉顺公司债务的抗辩不予采信。但吉顺公司获得268512元的分配款项亦未得到曹瑜奎认可，一审判决却认定艾贝公司对吉顺公司的主债务未清偿完毕。二、担保函没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曹瑜奎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依据。1.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的主债务已不存在，该主债务项下的担保没有法律效力。2.虽然曹瑜奎不能就担保函系受吉顺公司胁迫所签提供证据证明，但吉顺公司并不否认以物抵债的事实，如果认定担保函有效就与以物抵债相矛盾，也印证了担保函是被胁迫所签，不是曹瑜奎的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以担保函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认定曹瑜奎应当对艾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曹瑜奎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与担保函中“上述如有纠纷……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费用由担保公司承担”的约定相矛盾。三、《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未依照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吉顺公司未在艾贝公司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亦未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向保证人曹瑜奎提起诉讼，其主张不应获得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吉顺公司10940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金额系曹瑜奎担保函确认的担保金额1446000元扣除曹瑜奎关联企业奎达公司对吉顺公司的352000元加工费后得出。按照上述逻辑，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中还应扣除吉顺公司以物抵债分配到的268512元，但一审判决并未扣除。该事实也印证2016年10月11日担保函是被吉顺公司胁迫出具，否则担保函中应扣除已经实际分配的钱款。吉顺公司二审中未做答辩。吉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曹瑜奎支付货款1094000元；2.诉讼费由曹瑜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顺公司与艾贝公司素有业务往来，艾贝公司向吉顺公司购买绒布。2014年8月4日，吉顺公司与艾贝公司对账，艾贝公司确认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519.23元。2016年10月11日，曹瑜奎向吉顺公司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10月11日，常熟市艾贝家纺有限公司结欠常熟市吉顺经纬编有限公司货款壹佰肆拾肆万陆仟元整（￥1446000）。上述结欠货款人民币壹佰肆拾肆万陆仟元整（￥1446000）由曹瑜奎个人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至2018年12月30日止。上述如有纠纷，由常熟市人民法院处理，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费用由担保公司承担”。曹瑜奎在担保人处签字。2017年8月16日，常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581破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艾贝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后因艾贝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宣告艾贝公司破产并终结艾贝公司破产程序的裁定。一审另查明：吉顺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民事诉状等起诉材料，要求曹瑜奎支付货款，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一审中，吉顺公司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吉顺公司为艾贝公司代偿银行贷款的代偿证明、代偿款转账支票各一份，证明吉顺公司在2014年9月28日为艾贝公司代偿了银行贷款37万元；2.《加工面料超损核算单》一份，2017年2月6日，曹瑜奎与吉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建芬共同在该份上签字确认以下内容：“总计435000元，扣赔偿90000元，吉顺赔偿面料开票点共计6300元，实际抵扣加工费：352000元”。证明曹瑜奎与吉顺公司就加工费352000元来折抵艾贝公司对吉顺公司的欠款。3.吉顺公司与曹瑜奎在2016年期间就发生业务来往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4页，证明曹瑜奎代表奎达公司同吉顺公司发生业务的过程及曹瑜奎明确表示以加工的方式来偿还之前的艾贝公司的欠款。曹瑜奎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2014年9月28日是银行出具代偿证明的时间，并非是吉顺公司在该时间为曹瑜奎代偿贷款，该证据不能证明是在以物抵债之后形成的一个偿还证明，即使按照吉顺公司的陈述，根据曹瑜奎出具的担保函，其担保的是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而并非担保该银行贷款，所以也不应有曹瑜奎来承担该证明上的还款义务。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曹瑜奎不是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也无该公司的授权，故无权以该公司的名义与吉顺公司对账，奎达公司与艾贝公司是不同的法人，奎达公司与吉顺公司的加工款不得冲抵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对于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奎达公司同意吉顺公司用其欠奎达公司的货款来冲抵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从权限上来说，曹瑜奎仅是奎达公司业务员，在没有奎达公司的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无权用奎达公司与吉顺公司的往来抵扣艾贝公司与吉顺公司的往来。一审中，曹瑜奎还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4年9月19日艾贝公司向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吉顺公司等公司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货款的清单、协议各一份及艾贝公司发货单若干，证明2014年9月19日吉顺公司及其他公司同意艾贝公司仓库中物资总额按800万元进行核算，偿还吉顺公司等公司为艾贝公司所担保的银行贷款及艾贝公司结欠的货款，艾贝公司已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了包括吉顺公司在内的货款，故担保函所担保的债务在出具担保函时已清偿完，担保债务已不存在，吉顺公司要求曹瑜奎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依据，同时证明在主债务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曹瑜奎个人又向原告出具担保函，对艾贝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显然不符合常理，故担保函上曹瑜奎的签字系吉顺公司胁迫所签，担保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奎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曹瑜奎不是奎达公司的股东，奎达公司与艾贝公司是不同的企业，有关吉顺公司陈述的曹瑜奎同意用吉顺公司结欠奎达公司的加工款来冲抵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奎达公司是不知情也不予认可。基于吉顺公司结欠奎达公司加工款，奎达公司保留追偿加工款的权利。吉顺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对授权委托书真实性无法确认，是曹瑜奎和艾贝公司单方面出具给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的，吉顺公司不予认可；对于出货收入分配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解决了吉顺公司给艾贝公司提供担保中的代偿款，另外在这份清单中，只能显示吉顺公司通过货物受偿的方式，解决了268512元的款项，但该份清单中吉顺公司并没有放弃未受清偿的部分；对于协议和发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内容不予认可，曹瑜奎是奎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曹瑜奎也确认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其直系亲属，曹瑜奎在与吉顺公司联系业务过程中，均以奎达公司的名义进行，这一点从吉顺公司向法庭提供的微信记录可以证实，如果奎达公司不认可曹瑜奎的身份，奎达公司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关于吉顺公司要求将吉顺公司结欠奎达公司的加工款抵扣爱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因曹瑜奎及案外人奎达公司均提出了异议，经一审法院向吉顺公司释明，吉顺公司坚持认为系抵扣，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是否已经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2.曹瑜奎出具的担保函的效力如何认定？对于上述争点，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关于争点1，根据曹瑜奎提供的清单、协议、发货单等，结合双方陈述，存在艾贝公司将其库存物资、设备等抵扣吉顺公司等四个债权人欠款的事实，但是上述证据中仅显示上述物资、设备经出售后获得款项782834元，曹瑜奎认为上述物资、设备价值800万元，未得到债权人包括曹瑜奎的认可，仅凭授权委托书无法证明。根据上述证据，吉顺公司实际分配款项268512元，吉顺公司提供了银行代偿证明、转账支票证明其为艾贝公司代偿370000元，上述代偿证明时间2014年9月28日在以物抵债2014年9月19日之后，吉顺公司陈述上述抵债款用于偿还艾贝公司的银行欠款，亦属合理。同时曹瑜奎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吉顺公司已确认取得分配款项268512元后放弃其余欠款的事实，故曹瑜奎认为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已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清偿完毕，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点2，曹瑜奎认为担保函系受吉顺公司胁迫所签，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担保函的效力应当予以确认。曹瑜奎在担保函确认结欠吉顺公司货款的事实，也与曹瑜奎所称以物抵债清偿完毕货款的事实相矛盾，进一步印证了曹瑜奎所称以物抵债方式清偿完毕货款的事实不能成立。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故艾贝公司应当支付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因曹瑜奎对艾贝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担保函》，保证期间至2018年12月30日止，吉顺公司在2018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视为其在保证期间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故曹瑜奎应当对艾贝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吉顺公司要求将吉顺公司结欠奎达公司的加工款抵扣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对此曹瑜奎及案外人奎达公司均提出了异议，经一审法院向吉顺公司释明，吉顺公司坚持认为系抵扣，不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仍按照吉顺公司诉请金额1094000元计算。曹瑜奎关于吉顺公司逾期未申报破产债权应驳回起诉的抗辩，事实上艾贝公司因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而被宣告破产，曹瑜奎的上述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吉顺公司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曹瑜奎应当支付吉顺公司货款1094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曹瑜奎支付常熟市吉顺经纬编有限公司货款1094000元，上述款项由曹瑜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常熟市吉顺经纬编有限公司履行。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14646元，由曹瑜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曹瑜奎申请对艾贝公司以物抵债的物资设备在2014年9月的价值进行评估，以证明艾贝公司抵给吉顺公司等债权人的物资设备足以清偿吉顺公司等债权人的货款，即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等债权人的货款已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吉顺公司等债权人所作的分配清单为债权人自制，未经曹榆奎确认，不能作为以物抵债物资设备价值的依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是否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二、曹瑜奎出具担保函的效力；三、吉顺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四、如曹瑜奎应承担保证责任，则曹瑜奎应清偿的货款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是否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曹瑜奎主张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并提供了授权委托书、清单、协议及发货单予以证明。吉顺公司认可清单、协议及发货单的真实性，认为吉顺公司通过货物受偿的方式分配到了268512元款项，但该268512元抵债款用于偿还艾贝公司的银行欠款，且吉顺公司并未放弃未受清偿的部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吉顺公司主张艾贝公司结欠其货款1446000元，曹瑜奎确认该债务存在，但主张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故曹瑜奎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结合双方陈述，曹瑜奎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清单、协议及发货单虽能证明存在艾贝公司将物资设备抵扣吉顺公司等债权人欠款的事实，但清单、协议及发货单显示艾贝公司上述物资设备出售款为782834元，吉顺公司仅从中分配到268512元。其次，艾贝公司出具给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授权委托书中虽载明上述物资设备价值800万元，但该授权委托书并未得到债权人的认可，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也未就上述货物设备的价值做出认定，仅凭该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艾贝公司物资设备的价值为800万元。再次，曹瑜奎担保函出具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如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在2014年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曹瑜奎作为艾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向吉顺公司出具担保函，并在担保函中明确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与常理不符。最后，吉顺公司提供银行代偿证明、转账支票证明其为艾贝公司代偿银行贷款37万元，上述代偿证明的时间与以物抵债的时间较为接近，艾贝公司出具给常熟农村商业银行淼泉支行的授权委托书中亦载明物资设备处理款项用于抵扣吉顺公司等债权人担保的银行贷款及货款，结合曹瑜奎出具担保函时确认的结欠货款数额，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吉顺公司分配所得的268512元款项系用于偿还艾贝公司银行贷款，并无不当。综上，曹瑜奎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已经以以物抵债的方式清偿完毕，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曹瑜奎二审中还申请对艾贝公司以物抵债的物资设备在2014年9月的价值进行评估，但上述物资设备现已被处理完毕，不存在评估基础，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曹瑜奎出具担保函的效力。曹瑜奎主张该担保函系在吉顺公司的胁迫下签署。对此本院认为，曹瑜奎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该担保函系被胁迫所签，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该担保函的效力应当予以确认。因担保函未明确约定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一审判决认定曹瑜奎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法有据。担保函中虽约定“上述如有纠纷，由常熟市人民法院处理，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费用由担保公司承担”，但艾贝公司现已破产，亦非本案当事人，一审判决在认定曹瑜奎应承担保证责任、支持吉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认定诉讼费由曹瑜奎负担，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吉顺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曹瑜奎主张吉顺公司未在艾贝公司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亦未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向曹瑜奎提起诉讼，不应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艾贝公司系因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而被宣告破产，各债权人已不能从破产财产中获得任何清偿，且《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仅适用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时保证期间尚未届满，而在债权人申报债权参加清偿破产财产程序期间保证期间届满的情形，与本案情形不符，故曹瑜奎以此为由主张吉顺公司无权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担保函，曹瑜奎对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2018年12月30日止，吉顺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吉顺公司有权要求曹瑜奎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曹瑜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清偿的货款数额。本院认为，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曹瑜奎对艾贝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当对艾贝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吉顺公司要求将吉顺公司结欠奎达公司的加工款抵扣艾贝公司结欠吉顺公司的货款，对此曹瑜奎及奎达公司均有异议，经一审法院向吉顺公司释明后，吉顺公司坚持要求抵扣，不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按照吉顺公司诉请金额1094000元计算，并无不当。曹瑜奎上诉主张吉顺公司通过以物抵债分配到的268512元款项应在结欠货款中扣除。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分析，吉顺公司分配所得的268512元款项系用于偿还艾贝公司的银行贷款，曹瑜奎2016年出具担保函时确认艾贝公司仍结欠吉顺公司货款1446000元，也未将该268512元扣除，故本院对曹瑜奎的主张不予支持，曹瑜奎应当支付吉顺公司货款109400元。综上所述，曹瑜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46元，由上诉人曹瑜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维佳审 判 员 曾雪蓉审 判 员 沈军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孟 桢书 记 员 王文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