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望岳，男，192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沥平，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科迈科（杭州）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文三路252号伟星大厦7E。 法定代表人：周望岳。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格蓝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3号智汇众创中心E1幢1404-1室。 法定代表人：戴厚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水莲，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望岳为与被上诉人科迈科（杭州）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迈科杭州公司）、杭州格蓝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蓝科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6民初4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望岳上诉请求：1.撤销（2018）浙0106民初4700号判决，改判支持周望岳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申请费等均由格蓝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997年8月，COMENCOSYSTEMSINC（科迈科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注册于加拿大，以下简称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在杭州投资设立了外商独资企业科迈科杭州公司，注册资本为17.5万美元，委派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慧为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委派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英元为副董事长。周望岳是六十年代初我国首先研制成功钼系催化剂的主要科研人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甘肃省科协副主席，后调入浙江工业大学任化工系教授并兼任工业催化研究所所长，系化学工业方面权威专家。科迈科杭州公司曾多次向周望岳请教解决技术难题。周望岳退休后，受聘担任科迈科杭州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等职务，为科迈科杭州公司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期间认识戴厚光，后以师徒相称。2012年底，徐英元拟出售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与周望岳商议以人民币500万元出售给周望岳，周望岳告知戴厚光一起受让。考虑到科迈科杭州公司的性质等原因，最终商定只转让90%股权，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50万元的支付方式为其中350万元支付给徐英元个人，另100万元（约合15.75万美元）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支付给科迈科加拿大公司。随后周望岳就按照徐英元的指令支付股权转让款，先后汇款共计人民币3232625元给徐英元指定的收款人李彤、李建成，余款267375元经双方协商留由李建成处理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所欠上海某进出口公司债务。2014年5月8日，徐英元、李慧代表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与周望岳、戴厚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在办理股权变更过程中，因当时工商管理部门对国内自然人登记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东不予办理，需设立一家公司进行持股，正好周望岳与戴厚光是格蓝科公司的股东，于是在没有签订书面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就将本应登记到周望岳和戴厚光名下的股权登记在了格蓝科公司名下，格蓝科公司支付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实际上也是周望岳交给格蓝科公司的。对于上述事实，周望岳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包括周望岳与徐英元的邮件往来、银行交易流水、科迈科杭州公司的登记情况、徐英元和李慧的身份情况等。格蓝科公司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实际进行交易的合同，只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虚假实施的行为，是为了履行周望岳、戴厚光与徐英元、李慧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而实施。一审法院没有充分认识到前后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的因果关系，割裂了前后两份针对同一标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注意周望岳提交的各份证据之间的关联，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周望岳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周望岳已履行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如上，股权转让的双方一起共事多年，互相较为熟知，有信任的基础。因此，双方是先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价款再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根据徐英元与周望岳的往来邮件，科迈科杭州公司作价人民币500万元，90%的股权对应转让款为人民币450万元。周望岳作为股权受让方之一，依据徐英元的指示将人民币350多万元支付至，余款15.75万美元通过格蓝科公司支付至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已全部履行了付款义务。退一步说，周望岳仅仅受让48%的股权，仅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40万元，故周望岳支付的款项数额已经远远超过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周望岳已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48%的股权份额。（二）根据股权变动的规则，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周望岳即取得了科迈科杭州公司48%的股权。2014年5月8日，李慧、徐英元作为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周望岳、戴厚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虽然未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将科迈科杭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望岳。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一经签订，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所持有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相应份额已经移转给周望岳，是否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与周望岳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没有关系。（三）格蓝科公司无意成为科迈科杭州公司股东，也从未行使股东的权利。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与格蓝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格蓝科公司不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权。虽然在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中均记载格蓝科公司为股东，但格蓝科公司只是挂名，并非实际投资人，也未参与公司经营，实际投资、经营、行使股权权利的均是周望岳。周望岳名义上由格蓝科公司委派至科迈科杭州公司担任董事长，但格蓝科公司并没有就委派谁前往科迈科杭州公司召开过股东会，周望岳成为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就是周望岳行使股东权的行为。（四）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既然将48%股权出售给周望岳，也就是同意周望岳成为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东。因此，周望岳本案诉请科迈科杭州公司变更周望岳为股东，已得到唯一“显名”股东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周望岳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三、一审法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情形。一审中，格蓝科公司提交的证据四系在加拿大形成，庭审时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之后，一审法院未将格蓝科公司提交的完整的证据转交予周望岳质证，系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本案应当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科迈科杭州公司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格蓝科公司辩称：一、周望岳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以及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前后不一，与客观事实不符。1.周望岳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其持有的股权为48%，股权价值人民币50万元，但是其在一审、二审中却一直主张支付了90%的股权的对价人民币450万元，主张与诉求相互矛盾，无法印证。2.按照周望岳提交的2018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款以原注册资金17.5万美元作价计算，而2014年5月8日的美元汇率为6.2298，那么48%的股权对应的转让款仅为人民币52.33万元，周望岳却称其支付了人民币450万元，实在有违常理。按照周望岳提供的电子邮件显示，徐英元要求周望岳汇入李彤银行账户的是“存款”而并非“股权转让款”。事实上，周望岳并未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过分文。格蓝科公司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是周望岳提供的资金而是格蓝科公司的自有资金。3.周望岳在本案起诉之前从未提及由格蓝科公司代持48%的股权的事宜。格蓝科公司从未与周望岳签订过代持协议，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也从未与周望岳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4.周望岳一审提交的2014年5月8日四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且未经审批机构批准，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原因如下，首先，李慧与徐英元并非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东，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既没有事先授权，也没有事后追认，李慧与徐英元无权作为股权转让方处分属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股权。其次，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东。再次，科迈科杭州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股权转让须董事会一致通过后报审批机构批准，此份合同中也约定了合同生效条件为经法律程序生效，但实际上既未经董事会同意也未经审批机构批准，生效条件不成就。最后，任何一方均未实际履行此份合同，至2018年6月1日周望岳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周望岳主张的其已经实际履行付款义务没有依据，因为周望岳在该合同签订之前汇入李彤等人账户的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金额不符，收款人也与该合同没有任何关系；周望岳在2015年5月6日支付给李建成的人民币287195元，并无证据证明系根据徐应元指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也与合同约定不符。退一步说，如果周望岳确实是向徐英元履行了付款义务，只能向徐英元主张权利，而无权向科迈科杭州公司以及格蓝科公司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周望岳不能基于2014年5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周望岳自述此合同在委托中介机构办理手续时被工商部门告知不予受理，表明此次股权转让因审批未获批准而宣告失败。之后格蓝科公司愿意收购科迈科杭州公司90%股权，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也有意出让。周望岳于2014年10月30日参加了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董事会，同意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向格蓝科公司转让股权，配合格蓝科公司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监督格蓝科公司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周望岳还于2014年12月30日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上作为科迈科杭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递交审批材料，完成了章程修订及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手续。周望岳作为高学历的大学教授和具有多年公司高管经验的专业人士，非常清楚上述行为的法律意义，不存在所谓的阴阳合同以及虚假合同之说。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把科迈科杭州公司90%股权转让给格蓝科公司的整个过程没有违法、欺诈、重大误解以及股权代持等情形的存在。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首先，格蓝科公司的证据四在开庭提交时已经完成公证，只是使领馆认证流程还未完成，在认证程序完成后格蓝科公司马上补充提交了原件；其次，该份证据并不是本案的定案依据，只是辅助其他证据加强证明案件事实，即使没有此份证据也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而且使领馆认证仅仅是对该证据证明效力的补强，法院依职权核对形式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即可；最后，周望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已经对证据四发表过质证意见，法院并未剥夺其辩论的权利。综上所述，格蓝科公司认为，格蓝科公司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90%股权全部系合法继受所得，从来没有为周望岳代持48%股权，周望岳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周望岳的上诉，维持原判。 周望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格蓝科公司持有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中的48%为周望岳所有；2.判令格蓝科公司立即至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周望岳名下，科迈科杭州公司协助办理；3.格蓝科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1997年8月，外商投资企业科迈科杭州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7.5万美元，股东为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李慧被委派为董事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徐英元被委派为副董事长。2014年10月30日，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与格蓝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将其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100%股权中的90%股权作价15.75万美元转让给格蓝科公司。协议签订后，格蓝科公司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了15.75万美元。2015年1月9日，科迈科杭州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股东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将其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格蓝科公司，转让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出资1.7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10%，格蓝科公司出资15.7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90%，李慧担任副董事长，徐英元担任监事，戴厚光担任董事，周望岳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二）2014年5月8日，李慧、徐英元与周望岳、戴厚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慧、徐英元以科迈科杭州公司原注册资金17.5万美元作价，转出48%股权给周望岳，转出42%股权给戴厚光，李慧、徐英元保留10%股权；股权转让合同签字并经法律程序生效后，公司的性质将由加拿大独资改为中外合资。（三）周望岳于2013年3月28日、4月8日分别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给李彤，又先后于2013年7月17日、2014年1月13日、2015年5月6日分别支付人民币1000000元、232625元、287195元给李建成。周望岳支付的上述款项中，2013年3月28日、4月8日分别支付给李彤的1000000元系根据徐英元指示操作，徐英元还在2013年5月31日的邮件中表示“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以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周望岳已支付200万元，应拥有40%的股权”。（四）格蓝科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发出通知，拟定于2018年6月4日召开公司董事会，议题为关于委派公司控股子公司科迈科杭州公司新一届董事、董事长的议案。周望岳认为，格蓝科公司系代持其在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份，且格蓝科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周望岳的股东权，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格蓝科公司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90%股权中是否有48%系为周望岳代持。首先，虽然李慧、徐英元与周望岳、戴厚光于2014年5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但周望岳不能基于此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理由为，第一，该合同签订后周望岳仅于2015年5月6日支付了人民币287195元，且并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周望岳根据徐英元指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周望岳在该合同签订前支付的款项，且周望岳实际支付金额也与该合同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款不符；第二，周望岳于2013年3月28日、4月8日分别支付1000000元给李彤的款项虽然系根据徐英元的指示进行，徐英元也在2013年5月31日邮件中表示“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以500万元的价格出售，周望岳已支付200万元，应拥有40%的股权”，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徐英元有权代表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作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即便徐英元获得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关于处分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的授权，周望岳所支付的其余款项因缺乏与股权转让价款的对应性，现有证据证明周望岳并未完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同时，因案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48%股权并未在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周望岳所有，也未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记载在周望岳名下。因此，周望岳不能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及款项支付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的股权。其次，格蓝科公司基于其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并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继受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90%的股权。周望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格蓝科公司所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中的48%系代周望岳持有。因此，周望岳关于确认格蓝科公司持有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中的48%为周望岳所有及要求格蓝科公司、科迈科杭州公司协助办理股权登记变更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至于周望岳与李慧、徐英元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支付的部分款项，各方如有争议，均可另案起诉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周望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合计人民币11820元，由周望岳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和一、二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工商登记信息、公司章程等材料显示，科迈科杭州公司原系科迈科加拿大公司（COMENCOSYSTEMSINC）投资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后格蓝科公司受让取得其中90%股权，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仍持有10%股权，由此科迈科杭州公司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上述股权变更手续齐全完备，并经过审批，合法有效。科迈科杭州公司从最初的设立到后来的股权变更，并无证据证明周望岳曾有出资或者入股。现周望岳以其为股权实际受让人为由主张格蓝科公司持有的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部分系为周望岳代持，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周望岳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作为主张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首先，周望岳不能提供其与格蓝科公司存在代持股权的约定。其次，周望岳提供的其与徐英元、李慧于2014年5月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不能作为周望岳取得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的依据，理由是，1.案涉股权属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徐英元、李慧签订该份合同没有得到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授权或者追认；2.该合同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而未生效；3.此后科迈科加拿大公司与格蓝科公司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且经过法定程序后，已由格蓝科公司合法获得案涉股权。再者，周望岳主张其实际投资的依据不足，一是周望岳没有其向科迈科加拿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者向科迈科杭州公司出资的凭据，二是周望岳向案外人支付的款项无论从付款时间、支付金额、收款人各方面均无法证明是案涉股权转让款，三是周望岳亦无有效证据证明格蓝科公司支付给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系由周望岳出资。最后，对于周望岳声称的其为实际股权受让人、格蓝科公司只是名义股东的主张并未得到股权转让方同时也是科迈科杭州公司的另一股东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认可。综上，周望岳主张其与格蓝科公司之间存在代持科迈科杭州公司股权的关系并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缺乏有效证据佐证，无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格蓝科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即科迈科加拿大公司的《情况说明》，在庭审中经过周望岳一方的质证，其对证据的形式要件、内容及证明效力均发表了意见，不存在剥夺其辩论权利的情形，周望岳认为程序违法的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周望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周望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