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387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金隅嘉华大厦C座710室。法定代表人：付国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英，女，汉族，1994年8月21日出生，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5号燕园三区。法定代表人：王明舟，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丹，女，汉族，1994年12月1日出生，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昌平区。一审被告：绵阳市图书馆，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中段47号。法定代表人：冯小平，馆长。上诉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超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简称北大出版社）、一审被告绵阳市图书馆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8民初17136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超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英、林巍，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胡琼丹到本院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超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两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无权向上诉人及绵阳市图书馆主张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即使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和绵阳市图书馆主张权利，但被上诉人和绵阳市图书馆也未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即未侵害被上诉人的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和绵阳市图书馆之间的合同目的是进行技术服务和电子图书销售，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向公众提供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或下载，更不存在上诉人与绵阳市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意思联络。四、一审法院判定“超星公司定期为绵阳市图书馆进行数据库更新，应当将已经不在授权期限范围内的作品删除，使绵阳市图书馆不再具有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基础”，该判定与事实不符。五、绵阳市图书馆购买的电子图书均通过远程端口镜像技术储存在其本地端口，其对购买后进行处分行为的电子图书非上诉人再次提供，而上诉人也无法控制和影响绵阳市图书馆如何使用其购买的电子图书，二者之间没有如何使用电子图书的意思联络，不存在共同侵权。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的公证程序不合法。七、一审法院判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数额过高。八、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提交的《个人作品授权书》所授权作品范围认定错误，该授权书授权作品应包含《个人作品授权书》签订之后所出版的涉案图书。北大出版社辩称：不同意超星公司上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绵阳市图书馆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被上诉人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无权向绵阳市图书馆主张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绵阳市图书馆并未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故绵阳市图书馆并未侵害被上诉人的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形式合法，并不当然等同实质合法，而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显然实质不合法。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绵阳市图书馆和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目的是进行技术服务和电子图书销售，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向公众提供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或下载。五、绵阳市图书馆在使用涉案图书的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北大出版社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赔偿北大出版社经济损失26300元；2.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支付北大出版社合理费用律师费3000元，公证费80元。事实与理由：北大出版社经合法授权取得《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以下简称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17年北大出版社发现绵阳市图书馆在其网站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中擅自使用涉案作品，供读者阅读下载，以上行为严重侵犯北大出版社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判如所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涉案书籍《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署名“吴承学”图书类别标注“著”，版权页载明全书共计263千字，出版时间：2011年7月，ISBN：978-7-301-18929-0。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显示：吴承学（合同甲方）与北大出版社（合同乙方）签订《出版合同》，作品名称“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署名方式：“著”，并约定“2011年7月15日，甲乙双方就上述作品的出版问题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球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中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第五条乙方应于2011年12月31日前出版上述作品……”“第二十四条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10年。合同终止后，乙方可以继续发行库存纸质图书。如无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可继续发行数字产品”。一审法院当庭组织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核对了《出版合同》的原件，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对《出版合同》持有异议，主张北大出版社并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1.出版合同首部甲方签字与落款甲方签字笔迹不一致；2.合同于2011年7月15日签署，而作品于2011年7月就已经出版；3.出版合同的尾页有吴承学签字，签名处有“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章，作者主体不明；4.作者提供出版经费2万，北大出版社无出版成本。针对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的上述主张，北大出版社称：1.页首为本社工作人员书写，合同是一页，作者在尾页签章已经表明作者对出版合同的认可；2.合同未签订时，双方已就出版进行了磋商，出版时间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系补充签订；3.依据样书版权页载明的作者确定权利人，从合同讲，合同首部是吴承学，落款为吴承学加单位文学系，单位并非独立法人，权利人应为个人；4.北大出版社对于图书出版的成本不影响侵权的认定，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的得利也是北大出版社的损失。此外，超星公司主张其获得了涉案图书作者的合法授权，并就此提交了《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收藏授权书》为证。该授权书显示:2003年4月3日，吴承学（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约定：甲方将个人作品（第四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专有许可方式授权给乙方，本授权书自当事人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北大出版社对该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北大出版社主张涉案图书的出版日期不在该授权书的授权期限内，不应被包含在该授权书的作品范围内。2010年8月31日，北大出版社（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就数字图书的出版发行等达成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授权并许可乙方将甲方出版的纸质图书（具体品种由双方另行确定）以电子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进行传播的非专有性权利。乙方有如下权利：（1）拥有甲方授权作品的数字版的非专有网络使用权，包括网上收费阅读、销售E-book、局域网电子图书销售等；（2）有权在甲方上述授权使用的范围内根据市场形势决定使用合作图书的具体方式及其宣传、包装和销售形式；乙方为实现使用甲方授权作品的目的，有权委托乙方下属或控股的企业将授权作品按甲乙双方约定的使用方式进行传播和销售；（3）在局域网销售中采取以复本书模式销售为主；（4）保证其制作的授权作品的内容与甲方的纸质图书完全一致，尤其不得缺少版权页……协议有效期三年，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2013年11月21日，双方续签上述合同，双方合作至2016年11月终止。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称涉案图书包含在北大出版社与超星公司签订系列《数字图书合作协议》中。北大出版社对此持有异议，主张涉案图书不包含在《数字图书合作协议》中。另经询问，世纪超星公司称《数字图书合作协议》并未附有图书目录，但其与北大出版社合作十余年，一直支付费用，且合作协议第四条涉及到的“将甲方出版的纸质图书”应理解为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图书。2012年11月5日，绵阳市图书馆（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电子图书数据库订置合同》，就甲方成为读秀学术搜索用户，乙方通过读秀学术搜索为甲方提供文献检索与文献传递服务，所订立相关权利义务规范。其中约定“甲方同意读秀学术搜索的所有服务条款，成为读秀学术搜索的正式用户。甲方拥有读秀学术搜索的年度使用权；乙方负责读秀学术搜索升级及维护工作，有义务及时向甲方提供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应包括登录人次、检索人次下载篇次等。五、读秀学术搜索及电子图书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中文电子图书四万册，读秀学术搜索一套收费标准为八万元/年，协议有效期为一年。”2014年7月21日，双方再次签订《电子图书数据库系统订置合同》，内容大致同前，仅在金额处变更为“读秀学术搜索年收费标准为玖万元，赠送电子图书3万册，赠送歌德电子阅读机1台”。其中附件一载明“读秀学术搜索服务体系表：服务模式为用户远程访问www.duxiu.com网站使用读秀及镜像3万册电子图书。2015年、2016年双方继续签订上述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6月。（2017）京方圆内经证字第65860号公证书显示：2017年9月8日，北大出版社委托代理人来到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绵阳市图书馆的网站上提供涉案作品浏览服务的情况进行公证取证。在www.mylib.net网站上点击“数字图书馆”栏目，数字图书馆所有资源中包含超星电子图书，点击进入，显示“超星公司已经拥有数字图书20余万种，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数据库。所拥有图书内容涉及工学、理学、政法、经管、文学、艺术、教育、医学、农业、环保等各类学科领域。”点击馆外入口，进入易瑞授权访问系统，网址为http://118.122.132.151:83/。经查，该IP地址为四川省绵阳市。输入图书馆读者证号：MY00056599及密码、验证码进入绵阳市图书馆电子书平台，点击下载页面中的超星阅读器，在搜索框中输入涉案作品名称得到搜索结果后，可以在线阅读该书的完整内容。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对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公证书合法性不予认可，称取证过程中登录的图书馆读者证账号及密码等并非公证委托代理人。经当庭询问，北大出版社称，公证过程中使用的图书馆读者证账号及密码等，是北大出版社工作人员联系绵阳市的当地朋友取得的账号。北大出版社主张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未经授权在绵阳市图书馆网站上向用户提供涉案图书的浏览、下载服务，侵害了其针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共同侵权。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世纪超星公司采用“本地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数据库安装在绵阳市图书馆服务器上，绵阳市图书馆可调用数据但不能对数据库进行修改，世纪超星公司负责数据库的安装、维护、服务、下架、技术更新及技术支持等，双方合作关系系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的模式，绵阳市图书馆未向“公众”提供北大出版社享有部分权益的作品，也未使公众“无条件地”下载该作品，绵阳市图书馆仅向特定公民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服务的行为，不符合《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并非网络传播行为。同时，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主张绵阳市图书馆在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合作期间购买了涉案电子图书，超星公司根据电子书使用方式及销售模式，对于已售出的电子图书并不要求客户在授权期满后删除数据，且根据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之间的协议，也并未约定合同到期后需将已销售电子书数据删除，仅是约定到期后超星公司不能再传播、复制、发行北大出版社出版纸质图书，故绵阳市图书馆作为终端用户仍可在局域网中供读者使用，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关于涉案图书是否已经自绵阳市图书馆电子图书数据库中下架一事，经询问，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称在2018年年初收到北大出版社另案起诉材料后就及时对涉案图书进行了下架处理，由世纪超星公司进行的下架操作。北大出版社认可涉案图书已下架，但表示对具体下架时间不清楚。同时，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称，何时下架涉案图书依赖于对图书相关权利的知悉，需要有北大出版社的权利提示，其才能做下架处理。北大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北大出版社（甲方）与超星公司（乙方）签订《数字图书合作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合同终止后乙方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该约定内容应当为禁止条款，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在合作协议终止后有义务停止传播涉案图书。关于经济损失的计算，北大出版社主张系按照稿酬支付办法以千字100元的标准计算，维权合理支出包括律师费3000元及公证费80元。为证明其主张，北大出版社提交了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对上述发票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持有异议，主张北大出版社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以上事实，有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图书、公证书、公证费发票、图书出版合同，超星公司提交的合同、发票、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涉案《出版合同》虽未直接提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涉案图书作者）授权乙方（北大出版社）在授权区域“以纸质图书和数字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硬盘等有形载体和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特定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其中，针对“数字形式”解释为包括有线及无线网络传播等形式，且“出版发行”意指将作品公之于众的行为，并考虑到数字形式不受时间、地域范围的限制，即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获取涉案作品。鉴此，前述约定已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之法定构成要件，即涉案图书作者已将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实质性授予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已获得涉案图书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权利尚处于有效期内，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他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涉案作品。针对涉案作品的侵权行为，北大出版社有权提起诉讼。关于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就涉案图书权属所持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1.依据涉案《出版合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依据合同签署惯例，上述“签字”应系合同签字页甲乙方落款处的签字或盖章。合同签字页当事人签字真实与否，系合同生效之形式要件之一。而本案中页首甲乙方名称系明确合同当事人主体身份之目的，本人书写或他人代书并不直接关涉合同效力。鉴此，应当以合同签字页当事人签字真伪来作为判定合同效力之考量因素。一审庭审中，北大出版社出示了涉案《出版合同》原件以及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涉案图书样书，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虽否认落款甲方签字的真实性，但未就此提交相应反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抗辩主张并依法认定涉案《出版合同》的真实性。2.著作权作为著作权人所享有之民事权利，可以在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由权利人自由处分，包括授权期限、授权范围、授权内容等方面。考虑图书出版存在前期磋商以及口头协议的可能性，著作权人在图书出版前期或出版后补充签署《出版合同》属于对于签署出版行为的书面授权，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任何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其有效。鉴此，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出版合同首部甲方处载明作者为自然人，且与样书封面及版权页载明的作者身份一致。现超星公司及绵阳市图书馆并未提交确凿证据证实涉案图书系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并反映其创作意志，其仅以出版合同落款甲方签字上加盖由相关单位印章为由，对涉案图书著作权人主体身份提出异议，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4.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通常会参考涉案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著作权利人的知名度，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方式、时间、范围、后果等因素，与作品出版是否获得第三方资助或作者出资情况并无直接联系，获得第三方出版资助或作者负担出版费用并非侵权人减免法律责任的当然事由。5.关于超星公司提交的《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收藏授权书》，从授权书约定内容来看，约定的作品范围为“个人作品”同时约定了“第四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但并未对授权书签订时间以后授权作者发表的作品进行明确约定。同时，授权书第四条内容为空白，且授权书中关于有效期及续约问题均未作出约定，仅约定超星公司向作者赠送十年期读书卡及期满后可应作者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根据以上约定，考虑到授权书采用的是一揽子授权的方式，以及前述授权对价和对非授权作品作出的要求，一审法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授权书所授权范围无法包含授权书签订之后所出版的涉案图书。鉴此，超星公司及绵阳市图书馆的该项抗辩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共同辩称其合作关系系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超星公司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电子书销售后由绵阳市图书馆自行决定使用方式，绵阳市图书馆可以执行处分该电子图书而无需访问超星公司数据库，完成电子图书的交付，绵阳市图书馆不能对数据库中的图书进行修改，绵阳市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涉案作品均是其已合法购买并存储在本地端口的电子图书，非超星公司再行远程提供，且绵阳市图书馆向其读者提供电子图书阅读的行为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绵阳市图书馆购买了超星公司的数据库服务系统，同时也购买了或者获赠了超星公司获得相关授权的电子图书，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均认可涉案作品存储于绵阳市图书馆服务器中，公证书中公证的涉案图书阅读过程中并未见明显跳转或IP地址变化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涉案图书系存储在绵阳市图书馆的本地服务器中。绵阳市图书馆辩称，涉案作品系其从超星公司购买，且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其不构成侵权，但由于北大出版社与超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已经终止，绵阳市图书馆失去了北大出版社授权基础，在未经北大出版社许可的情况下其继续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北大出版社对涉案图书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审法院对绵阳市图书馆的辩称不予采信。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之间的合同目的是通过绵阳市图书馆的系统实现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或下载，超星公司对这一合同目的明显具有预期，其仍然提供涉案作品，可以认定其与绵阳市图书馆具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意思联络。从行为目的和性质上看，超星公司的行为实质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而非仅为销售行为，其定期为绵阳市图书馆进行数据库更新，应当将已经不在授权期限范围内的作品删除，使绵阳市图书馆不再具有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基础，但超星公司仍然在授权期限外继续提供涉案作品，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共同实施了在绵阳市图书馆的涉案系统中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使用户离开超星公司、绵阳市图书馆二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获得涉案作品。相反，如果仅将超星公司的行为理解为一般的图书销售行为，则将使超星公司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合同有效期形同虚设，也将有损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因此，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共同实施了侵犯北大出版社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此外，涉案公证书由公证机构依法出具，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就涉案公证书合法性所提抗辩，依据不足且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在其双方合同中就版权纠纷责任承担所作约定，系合同双方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我国著作权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权利人以及被诉侵权方均未充分举证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一审法院依法酌定赔偿金额。在酌定赔偿金额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权利人请求保护作品的社会影响与市场价值；第二,图书馆对涉案图书的使用方式及目的与一般商业性使用存在区别；第三，涉案图书是否存在大量摘引内容并足以影响独创性程度的判断；第四，涉案图书中是否含有封面署名作者无权对外授权内容。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北大出版社要求绵阳市图书馆及超星公司按照每千字100元赔偿其经济损失明显过高，与本案涉案作品价值、被诉侵权人侵权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等均不相符，一审法院不予全额支持。北大出版社为维护其合法权利支出的公证费及律师费合理支出，一审法院综合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依法予以判定。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绵阳市图书馆、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5780元、合理支出2080元，以上共计17860元；二、驳回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超星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8）一中民终字第2307号判决书，证明超星公司与作者签订的授权书中“个人作品”范围应当包括授权书签订之后，作者完成的作品，授权书的期限为十年；2.超星公司后台数据打印件，证明超星公司与作者签订的授权书到期后，双方续订了十年的协议。北大出版社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北大出版社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主张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出版合同》仅有数字出版内容，不能认定北大出版社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权利内容的认定要依据合同具体约定作出整体认定，不能因为未采用形式上的术语而否认授权的实质内容，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涉案出版合同中包括数字形式作品的无线和有线网络传播以及本案北大出版社主张的侵权情形看，被诉侵权行为如成立，则落入北大出版社取得的相应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范围，损害了北大出版社经授权取得的权利，因此北大出版社有权就被诉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超星公司主张根据其与作者签订的《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授权书》（简称授权书），作者已将个人全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专有许可方式授权超星公司使用，并且在授权书到期后，自动续延，期限为十年。故北大出版社未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此本院认为，超星公司与作者签订的授权书中约定，超星公司向作者赠送十年超星读书卡，十年期满后，超星公司可应作者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超星公司主张双方授权书到期续延，需举证证明双方达成续订授权书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且超星公司支付了对价。超星公司二审中仅提交了后台数据打印件，并未提交履行协议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超星公司与作者就续订合同达成一致并且向作者支付了合同对价。故本院认为超星公司与作者的授权书于2014年3月3日到期。2017年9月8日北大出版社进行侵权公证时，超星公司没有获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故北大出版社有权就被诉侵权行为提起本案诉讼。对超星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是否应共同就被诉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第一，现有证据显示涉案作品系存储在绵阳市图书馆的本地服务器中，而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亦认可超星公司系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并持续提供更新服务，从而获得对价，最终使得涉案作品通过绵阳市图书馆的系统实现对外的在线阅读或下载。由于可获得的主体虽有办理读者证的限制，但绵阳市图书馆并未向法院举证证明办理读者证本身存在其他限制，故涉案作品因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的上述行为处于不特定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的状态。故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系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通过信息网络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在超星公司就涉案作品取得的授权到期后，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未采取措施避免上述传播行为之继续，构成共同侵害北大出版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审法院认定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处理并无不当。超星公司主张其对涉案作品授权到期作下架处理，应以北大出版社的通知为前提。对此本院认为，超星公司与北大出版社签订的《数字图书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授权范围和授权期限，并约定“合同终止后，超星公司应当停止传播、复制、发行授权作品”。超星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审慎行使合同权利并履行合同义务。在《数字图书合作协议》到期终止后，应当停止授权作品的传播、复制和发行行为。超星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超星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超星公司所称适用首次销售原则，即超星公司在本案中系向绵阳市图书馆销售涉案作品，绵阳市图书馆取得复制件后再处分不构成侵权。对此，本院认为，首次销售原则或发行权用尽原则，系指合法制作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在首次合法投入市场后，版权人就无法控制该原件或复制件的再次发行。该原则旨在协调版权人的发行权与原件或复制件所有者的所有权冲突。在当前我国著作权立法状况下，将该原则引入网络传播领域尚存在障碍，即便引入，其也应至少满足“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转让”和“受让方向他人网络传输数字化作品文件后要删除其存储的该文件”两个限定条件，否则将导致复制件数量不受控制，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而本案中，超星公司与绵阳市图书馆之间的交易系许可而非转让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涉案作品向不特定公众提供在线阅读或下载亦不属于转让，且超星公司、绵阳市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均未删除其存储的文件，故不具备适用前述原则的可能性。本院对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应共同就被诉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三、一审法院采纳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公证书是否适当关于超星公司所称一审法院采纳北大出版社提交的公证书不当，取证人员系使用他人的绵阳市图书馆读者证来进行取证，存在违法情形。对于图书馆限定读者证办理者本人使用一节，属于图书馆内部管理制度，并无证据显示该行为构成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或者取证过程中存在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情形，故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对超星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四、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济损失与合理支出数额是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因根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涉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情况，应当依据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特点、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的经济损失数额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根据合理支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原则，结合当事人举证情况，支持北大出版社主张的合理支出数额，处理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元，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洁审 判 员  姜丽娜审 判 员  李迎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江珞伊书 记 员  孟 杨书 记 员  孙汝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