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4民特304号申请人：美国四达管件制品有限公司（StarPipeProducts,Ltd.），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维斯特好仑公园大道4018号（4018WesthollowParkwayHoustonTexasUSA）。授权代表：阿麦什·布达达（RameshBhutada），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迪煌，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琦，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谭台村。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NavinBhargava），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侃，北京市昊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美国四达管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达公司）与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四达公司称：请求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2018〕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812号仲裁裁决（以下简称0812号裁决。事实和理由：一、仲裁程序的启动严重违法，涉案仲裁不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贸仲对涉案仲裁没有管辖权。仲裁案件事实上是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冯朝晖以一份真伪难辨、日期显示为2004年6月17日的任命书的复印件并在仲裁申请书上加盖公章而提起的。根据裁决书，在审理华兴公司有关管辖权的争议时，仲裁庭首先确认，判断贸仲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需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第二，华兴公司的两项董事会决议对本案有何影响，以及第三，华兴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产品外销协议》。针对第一个问题，仲裁庭认为，“华兴公司的董事会曾于2004年6月17日作出的一项决议，授权冯朝晖负责……公司债权、债务的追收与清偿工作”。但华兴公司从未提供四达公司反复要求其出示的所谓董事会决议，不知仲裁庭根据什么认定这一决议的存在。其次，仲裁庭还认为，冯朝晖代表华兴公司的前提是其出具的任命书是真实有效的。在四达公司明确质疑该任命书以及该任命书上的签字人已经表示其无法回忆是否签署了该任命书的情况下，仲裁庭依然认定，“尽管冯朝晖提交的只是复印件而非原件，但由于有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出具的‘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说明，又有双方共同认可的耐温??巴戈瓦先生长期不在中国以及华兴公司的场所工作，华兴公司的日常工作（包括债权债务清偿）事实上一直由作为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冯朝晖先生负责的事实背景。仲裁庭认为，……该任命书内容的真实性应予采信”。上述所谓《说明》，即系其在任命书上加盖的、关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印章。首先，这枚印章中“原件”的真实含义是指显示有耐温??巴戈瓦签字的英文版复印件，还是指中文翻译件，性质存疑。而且，由于该《说明》既没有原件也从未经开庭质证，且仲裁庭拒绝四达公司关于要求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出庭就其证言作证的申请，这违反了仲裁庭主动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五十五条关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因此，该《说明》以及《任命书》均应不予采信。其次，仲裁庭认为：“在确认冯朝晖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的情况下，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便无权代表华兴公司在本案提起撤回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法定代表人并不能因为授权他人而失去相关的权利。裁决书的上述认定相当于直接否定了我国强制性法律赋予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和法律地位。第三，裁决书也显示四达公司提醒仲裁庭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关于“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的规定。因此，即使假定上述任命书为真（对此四达公司予以否认），在公司进入清算状态后，不仅原来的任命书已经失去效力，法律甚至还将法定代表人也冠以“原”字以表明待清算公司不得再从事经营活动，任何涉及该公司的诉讼均应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换言之，在组成清算组之前，唯有原法定代表人依法有权代表华兴公司对外起诉和／或应诉。仲裁庭在认定“华兴公司有权自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故意回避在此情况下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继续依据早已失效的所谓任命书作出严重违背华兴公司意志的裁决，应当予以撤销。针对第二个问题：“华兴公司的两项董事会决议对本案有何影响”，四达公司确认涉案两项董事会决议被法院撤销（虽然四达公司仍对法院的裁定持有不同意见）。董事会决议被撤销只能说明公司不再需要受关于撤销涉案仲裁申请的决议的约束，但是，决议反映了多数董事的意志，等于再次否决了（已经失效的）任命书。因此涉案两项董事会决议对本案的影响在于，贸仲至少应当依照四达公司的请求，责令华兴公司重新提交新的任命书或者新董事会决议以证明华兴公司依然存在就本案提起仲裁的意思表示。综上，由于华兴公司根本没有仲裁意思表示，贸仲或者仲裁庭对涉案仲裁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实际上基于华兴公司的中方股东盗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启动的仲裁申请，来行使其管辖权，因此裁决应当予以撤销。在无损于上述意见的前提下，四达公司假定仲裁程序系华兴公司启动，那么由于仲裁裁决违反了我国仲裁法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四达公司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二、双方没有仲裁协议。这是仲裁庭自己声明其审理管辖权争议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裁决书显示，华兴公司主张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12月12日签订《产品外销协议》（以下简称2002年协议），并以其中的仲裁条款为依据向贸仲提起仲裁。在四达公司的多次质疑下，2017年10月11日，仲裁案进行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华兴公司才又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03年2月25日的《产品外销协议》（以下简称2003年协议）。由于该2003年协议不仅与2002年协议存在形式上的差别，在内容上也有实质性差异，又由于2002年协议明显违反环保部门的评估报告，不可能是双方签署的协议，因此2002年协议系伪造或者非当事人意思表示。对此，仲裁庭首先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认为华兴公司提交了表面上已经双方签字的合同，完成了初步举证，四达公司应对其否认该项协议的存在或者其有效性进行举证。仲裁庭认为，四达公司“仅仅因为《产品外销协议》第2页最后一行不是一个完整句子并直接转到签字页，以及宣称缺少缔约的磋商过程，即主张《产品外销协议》不存在或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得到仲裁庭的支持”，显然，仲裁庭故意忽略/歪曲四达公司关于2002年协议的主张和举证。首先，仲裁庭忽略了2002年协议签字是否系事后伪造这一重要争议以及围绕这一争议的证据和主张。其次，根据耐温??巴戈瓦于2017年11月1日提交的《关于G20151397号产品外销合同争议案10月11日庭审记录的意见》，其本人明确否认签署过2002年协议，并告知仲裁庭声称代表四达公司签署该文件的签字人Ramesh也断然否认签过字。此外，耐温??巴戈瓦在该意见中再次向仲裁庭申请撤销事实上由大厂兴达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提起的仲裁。又鉴于廊坊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是于2002年12月24日方才作出的，其要求项目单位据此批复，抓紧做好合同、章程的起草签约工作，因此所谓2002年协议（显示签署日期为2012年12月12日）根本不可能存在，或者根本未经签署（它最多是兴达公司起草的文本），而是华兴公司事后采用张冠李戴的方式伪造而成。再者，根据华兴公司自己提交的廊坊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2003年6月6日《关于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第四条，也是明确了华兴公司年产量为2540吨，因此2002年协议根本没有提交主管机关审批，也不可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事实本来已经明显证明2002年协议系伪造或者不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即使对此有疑问，仲裁庭也本应要求协议提供者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协议的签署过程。但仲裁庭对四达公司陈述的前述事实置若罔闻，导致其基于错误的事实对2002年协议真实性进行了错误的认定。仲裁庭不仅没有否认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没有签署的2002年协议的效力，还为了继续审理本案将2002年协议与2003年协议混为一谈。仲裁庭在裁决书的第22页认为：“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均获得从工商局档案中提取的载明日期为2003年2月25日的《产品外销协议》。双方对这份‘2003年版’的《产品外销协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这份协议的内容与‘2002年版’的《产品外销协议》仅有微小差别。其中有关‘包销’及‘争议解决’事项的约定与‘2002年版’协议完全相同。尽管四达公司主张仲裁庭无权依据‘2003年版’的《产品外销协议》审理本案争议，但仲裁庭认为除非在前后协议有条款冲突时需要另行处理，两个版本的协议证明同一合同关系的存在。而且，由于前后两个协议中关于以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的约定完全一致，所以，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协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首先，四达公司认为，仲裁庭对于2002年协议与2003年协议仅有“微小差别”的认定实属罔顾事实，其“其中有关‘包销’事项的约定与‘2002年版’协议完全相同”的认定更是对事实的扭曲。具体而言，形式上看，2002年协议共有三页，其中第二页最后一个条款尚未结束便直接转至第三页签字页，四达公司多次提示仲裁庭单独的签字页虽然看上去是真的，但是完全有可能本来是做他用，但是被挪用到所谓2002年协议上。相反，2003年协议只有两页，其中最后一条是完整的，签字也是在第二页。两个版本的协议在内容上也确实存在冲突。例如，根据2002年协议，四达公司应该“包销”2540吨以上的产品，而根据2003年协议，四达公司的“包销”义务不应超过2540吨。因此，仲裁庭认定“两个版本的协议证明同一合同关系的存在”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即使假定曾经存在过2002年协议（对此四达公司予以否认），基于上述如此明确的事实，双方在收到上述批复之后，（再次）签署2003年协议必然是为了替换2002年协议，以便按照批复要求，作为申请文件之一连同合作合同、公司章程等一并提交当地主管机关审批关于设立华兴公司的申请。由于涉案《产品外销协议》中约定的产品系高污染产品，四达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供的工商局查档文件河北省建设项目立项前环境保护意见表以及华兴公司自己提交主管机构关于其成立的批复，显示华兴公司在审批过程中提交的协议以及当地主管部门据以审核的协议只可能是2003年协议。仲裁庭认为2002年协议同样有效完全是荒唐的，等于否认审批机关批准华兴公司设立的前提，换言之，如果2002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签署的，则其根本不会被批准生效，甚至华兴公司不可能被批准成立。而如果华兴公司实际上是根据2003年协议成立的，仲裁庭对2003年协议没有管辖权，即使有，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来认定华兴公司拥有要求四达公司每年包销超过2540吨产品的合同权利。其次，仲裁庭将2002年协议与2003年协议混为一谈的做法也与华兴公司在仲裁案件中的主张相悖。华兴公司在第三次开庭时提交了2003年协议后在开庭及庭后提交的陈述意见中都主张其仍认为2002年协议是有效的和唯一的，其仲裁请求是基于2002年协议提出，其提交2003年协议只是为了佐证2002年协议是真实有效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仲裁庭故意混淆两协议，但是其裁决却是根据华兴公司基于2002年协议提出的仲裁请求作出。显然，根据2002年协议，四达公司包销的产量不明，而且华兴公司在仲裁中直接主张其实际生产的产量（依据华兴公司的请求，可以推算出其每年的产量近万吨）应当由四达公司包销，而对于2003年协议，四达公司包销的义务仅限于每年2540吨，目前的裁决对华兴公司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说明仲裁庭实际上根本没有遵守其关于“在前后协议有条款冲突时需要另行处理”的承诺，等于违反了其自己设立的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此外，仲裁庭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规定的解释也是错误的。该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法律规定强调的是发起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而所谓的《产品外销协议》并不属于对外合同，而是当时设立中外合作企业（即华兴公司）的必备文件，本质上属于两股东约定的文件，即如果不签署和/或不提交该文件，关于设立华兴公司的申请将无法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华兴公司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前述法律规定并不适用本案。综上所述，仲裁庭在审理管辖权争议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严重错误。华兴公司系基于2002年协议启动涉案仲裁程序，由于2002年协议本来就不存在，或者不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仲裁庭基于2002年协议行使其管辖权并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缺乏仲裁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涉案仲裁裁决书应当予以撤销。三、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一）贸仲剥夺了四达公司指定仲裁员的权利。虽然四达公司在仲裁伊始收到了仲裁委员会关于在15日之内指定仲裁员的通知，但是鉴于上述“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的前置问题的存在，鉴于四达公司指派的董事耐温??巴戈瓦系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其立即提出撤销涉案仲裁申请，鉴于贸仲收到后随即将该撤销申请转发给华兴公司和四达公司，四达公司没有理会上述指定仲裁员的通知显然是依赖了上述撤销仲裁申请以及贸仲转发的文件。作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常识，“谁有权代表仲裁申请人提起仲裁”的问题是所有仲裁程序开始之前的前置问题，应当由贸仲首先查明和解决，而且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即在公章持有人与法定代表人意见相左的情况下，要么依法定代表人的意见行事，要么责令公章持有人提交董事会决议。换言之，四达公司须遵守仲裁庭关于四达公司应当在收到仲裁通知后15日内指定仲裁员的前提是，其收到的仲裁申请书是华兴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而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确申请撤销仲裁申请，导致上述关于指定仲裁员的通知已经失去其基础。因此，如果贸仲不同意/不接受法定代表人的撤销仲裁的请求，其应当书面告知四达公司并且重新给予指定仲裁员的时间。对于仲裁规则做出任何与之相反的解释，不仅违反自然公正，而且之后的任何仲裁程序，包括指定仲裁员、开庭审理等可能是不必要的，也是对仲裁资源的浪费。但是如上所述，贸仲在未对该问题进行查明和作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在没有给予四达公司就“谁有权代表仲裁申请人提起仲裁”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情况下，贸仲在上述15日期间届满不到一个月之时（且当时正值美国圣诞长假以及中国农历新年长假）径直为四达公司指定了一名仲裁员，并同时将组庭通知连同开庭通知一并送达四达公司。四达公司认为贸仲的这一行为剥夺了四达公司指定仲裁员的权利，侵害了四达公司的利益，并明显违反了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其裁决依法应予以撤销。（二）贸仲不当剥夺四达公司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由于美国圣诞长假以及中国春节假期，以及基于以上合理的理由，四达公司在2016年2月15日收悉仲裁庭关于组庭通知以及开庭通知之后才委托代理律师。又由于四达公司经研究已经安排召开华兴公司临时董事会讨论和决定是否撤销涉案仲裁申请事宜，而按照公司章程，召开临时董事会需要提前30天通知所有董事，因此，四达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关于延期开庭申请书》，理由包括，1.华兴公司的代理律师的代理权限遭到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挑战；2.四达公司的代理律师刚刚接受委托，需要时间阅读资料、了解案情、收集证据；3.华兴公司已经计划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届时本仲裁案是否会被撤销将十分清楚，在此之前进行仲裁开庭是浪费时间和成本。然而，四达公司的前述合理请求却被拒绝，且并无任何理由。虽然《仲裁规则》并未规定仲裁庭必须接受仲裁参与人的延期开庭申请，但是鉴于本案仲裁的前置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仲裁庭无权以其通过实体审查《产品外销协议》来对抗华兴公司即将就是否撤销仲裁问题专门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可能做出的决议，以确认华兴公司的身份/代理资格。又由于案情复杂，涉及的相关案件材料横跨华兴公司存续的十几年间，仲裁庭驳回四达公司延期开庭的申请在贸仲仲裁实践（更不用说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实属罕见，属于滥用其权力，导致四达公司除了在开庭前提交书面《声明书》外，无法参与第一次开庭，等于剥夺了四达公司抗辩的权利。事实上，如前所述，针对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关于任命书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的《说明》，虽然四达公司在第三次开庭前申请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但是由于仲裁庭拒绝通知证人出庭，因此，其认定《说明》以及任命书的真实性，违反了其主动适用的证据规则。2016年4月21日，华兴公司如期召开了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并作出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2016年4月25日，四达公司的代理律师和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分别向贸仲提交了《关于G20151397号案立即批准撤案申请的请求》和《G20151397号案撤销申请》且附上了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原件，而声称有权代表华兴公司的代理律师于同日向仲裁庭提交了《关于尽快安排第二次开庭的申请函》。在此情况下，仲裁庭不顾四达公司以及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意见，仍旧于2016年5月20日发出了决定2016年6月17日开庭的《开庭通知》。根据该仲裁通知，仲裁庭既没有说明在收到已经生效的、关于撤销仲裁的董事会决议后召开第二次开庭需要审理的问题，也没有就上述前置问题，即涉案的《委托书》是否有效，以及华兴公司委托的代理人是否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做出任何决定，因此，四达公司提交了《关于G20151397号案开庭通知的回函》，再次请求仲裁委员会（而非仲裁庭）先就前置问题作出决定，否则第二次开庭毫无意义。同时就仲裁庭不再将有关文件送达赵侃律师的行为，提醒贸仲不要先入为主认定华兴公司的委托律师系华兴公司的唯一代理人。鉴于仲裁庭坚持己见继续开庭，四达公司不得不提交第二份《声明书》，再次强调在查清启动仲裁程序是不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前仲裁案不应该进行任何实体审理。同时也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但是仲裁庭并未理会四达公司的声明和异议，仍然继续进行了所谓开庭审理。而第二次开庭，除了部分审理了华兴公司实体请求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审理上述董事会的召开以及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等问题。在未解决涉案仲裁究竟是否华兴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及其代理人资格等前置问题的情况下，仲裁庭继续开庭审理致使四达公司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其审理董事会决议也是超出了管辖范围，虽然在开庭结束之前，首席仲裁员也明确表示其对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争议没有管辖权。但是这说明第二次开庭的程序与其仲裁规则不符。基于上述事实，涉案仲裁裁决书因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和/或第三项：“仲裁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规定而应当被撤销。（三）贸仲不当剥夺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派的仲裁代理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在仲裁伊始法定代表人提交《撤销仲裁申请书》的同时也提交了其委托北京昊方律师事务所赵侃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但是仲裁庭在安排所谓第一次开庭时，却以该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认证为由，将赵侃律师驱赶出开庭室，赵侃据理陈情，但是仲裁庭依然拒绝其出庭或旁听。众所周知，要求当事人提交经过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在贸仲仲裁实践中（更不用说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实属罕见。事实上，四达公司代理律师向贸仲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也未经公证、认证，但贸仲并未以此为由拒绝四达公司代理律师的代理。并且，仲裁庭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仅有四次将相应的文件抄送赵侃律师，且每次抄送均显示赵侃律师是耐温??巴戈瓦的代理人。贸仲在尚未确定华兴公司的代理人资格的情况下便不再将其他相关文书送达赵侃律师，这直接剥夺了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其代理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特别是，耐温??巴戈瓦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获悉仲裁庭第三次开庭通知后提前2周向贸仲申请出庭，但是，贸仲在收到该申请后，迟至开庭当日才出示日期显示为2017年10月10日的函件，其中决定：“经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以及仲裁庭在本案程序中已经作出的相关决定，仲裁庭决定对于耐温??巴戈瓦先生的出庭申请不予同意。”显然，仲裁庭未给出任何合理解释便拒绝其出庭，严重违反我国公司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关于法定代表人是公司法人的当然代理人以及其应当代表公司出庭的规定，而其提及的所谓“相关决定”仅仅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华兴公司的代理人资格，并未做出（也无权做出）华兴公司授权委托了代理人之后，法定代表人无权再代表华兴公司的决定。仲裁庭的前述行为直接剥夺了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基于上述事实，仲裁庭在没有确定华兴公司的代理人，从而无法确定真正的仲裁请求的情况下即开始进行仲裁案件的实体审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规定而应当被撤销。（以下为2019年3月19日四达公司补充的意见）四、仲裁庭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仲裁庭曾在第二次开庭时就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审理，虽然在开庭结束之前首席仲裁员表示其对于董事会决议的效力争议没有管辖权，但第二次开庭事实上就是针对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进行审理。在华兴公司董事长开庭之前再次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并附上经多数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之后，仲裁庭本应毫不迟延地按照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撤销本案仲裁，然而仲裁庭非但没有撤销本案仲裁，反而明示兴达公司到法院就相关决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同时仲裁庭亦无限期等待华兴公司下一步请求，毫无理由地搁置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四达公司要求立即撤销涉案仲裁申请的请求，直至2017年1月6日华兴公司获得法院就第一次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裁定后向仲裁庭提交《关于提请继续仲裁的函》，仲裁庭才恢复审理。这与仲裁庭当初认为本案十分紧急，并据此多次拒绝四达公司延期申请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四达公司认为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偏袒华兴公司，有失公平、公正。另外，仲裁庭对于华兴公司、四达公司和天津港保税区四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四达公司）三者之间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的认定不仅荒唐，而且有失公平且严重不公。首先，仲裁庭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华兴公司与天津四达公司签署过任何委托代理协议。华兴公司自成立以来与天津四达公司之间存在长达十年的买卖交易，二者之间存在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华兴公司自己提供的证据（包括年检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尚欠付天津四达公司总额49641549.62元。天津四达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也存在着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天津四达公司不是四达公司履行《产品外销协议》的代理人。与此同时，仲裁庭认定《产品外销协议》从约定上看是一个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并不直接约束双方当事人必须以签订协议的主体作为买方和卖方，亦不要求双方必须直接达成买卖合同关系。在签订《产品外销协议》的基础上，华兴公司才与天津四达公司之间产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四达公司主张天津四达公司不能作为其代理却并未给出合理解释，因此，仲裁庭认为《产品外销协议》已经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在其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双方应当受到约束并承担各自的义务。仲裁庭的前述论述一方面认定天津四达公司的所有交易是在履行四达公司在《产品外销协议》下的义务，但是，其却故意忽略：（1）究竟双方是在履行2002年协议还是2003年协议；（2）天津四达公司既然与华兴公司有长达十多年的交易，那么说明双方已经根据《产品外销协议》就货物价款达成一致，这应当推定华兴公司已经根据其成本确保了10%或以上的利润（需要说明的是，天津四达公司与华兴公司达成的货物价格，与天津四达公司向中国其他相应产品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完全一致），至于最后审计报告根据所谓10%利润率推断出四达公司尚欠付货款，完全是因为其经营不善，或者将不属于生产成本的开支计入生产成本；（3）在任何情况下，既然认定天津四达公司履行买卖交易是为了履行《产品外销协议》，那么，仲裁庭却故意忽略其已经认定的、关于华兴公司尚欠天津四达公司约4900万元的事实，而裁定四达公司向华兴公司支付4500万元以及律师费，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甚至自相矛盾。在华兴公司与天津四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已经由有管辖权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华兴公司应当返还天津四达公司预付款49495121.78元的情况下，仲裁庭依然罔顾事实认定四达公司应当向华兴公司支付45000000元的款项。同时，虽然华兴公司请求的是所谓的货款，但是仲裁庭并未在裁决书中写明其裁决四达公司应当支付的款项的性质是否是货款，这恐怕是因为仲裁庭意识到其并不能自圆其说，因此含糊其辞，既属于超裁也显示出仲裁庭明显偏袒华兴公司，严重违反了其《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综上，仲裁庭严重违反涉案仲裁适用的《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在任何情形下，仲裁庭均应公平和公正地行事，给予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合理机会”，也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的相关规定。五、仲裁庭对于华兴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认定，即“关于谁有权在本案中代表申请人”的裁决，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且其无权仲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2005]民四他字第47号复函的相关内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作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仅约束该两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合同纠纷”。根据对前述复函的理解，本案仲裁庭仅有权审理华兴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因执行《产品外销协议》（如有的话）产生的纠纷，但是，其无权审理任何有关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争议。然而，本案仲裁庭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审理之前，在其裁决书中对“关于谁有权在本案中代表申请人”这一问题进行了审理并作出裁决。“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兴达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的争议，即在华兴公司董事长已经明确否认“任命书”，该任命书是否已经无效，以及持有公章的兴达公司和指派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四达公司，对于谁有权利代表华兴公司就是否针对其四达公司提起仲裁而实施民事行为或者做出真实意思表示的争议。这一争议显然不属于因执行《产品外销协议》而产生的纠纷。因此，即使假定华兴公司与四达公司之间存在《产品外销协议》且达成了仲裁协议（对此四达公司再次予以否认），仲裁庭亦应当按照四达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反复强调的、至少应当责令华兴公司重新提供新的董事会决议，而无权在法定代表人明确做出相反意思表示（以及董事会做出相反的决议后），认定声称于15年前根据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任命书，认定兴达公司有权代表华兴公司做出起诉美国股东的意思表示。综上，仲裁庭就“关于谁有权在本案中代表华兴公司”问题进行了审理，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有悖于司法实践地作出了错误的裁决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超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条：“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的规定。华兴公司称，一、代理人身份问题。首先，鉴于华兴公司的公章现由其中方股东兴达公司保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因此，本案诉讼包括本案涉及的仲裁案皆应当由原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参加或者由其代表华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其次，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冯朝晖出具的日期为2004年6月17日的“任命书”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1.耐温??巴戈瓦先生确认，华兴公司根本没有就任命书所涉及内容召开过董事会、更没有做出任何董事会决议。2.任命书复印件字迹模糊，明显不是原件直接复印件。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的证明文件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或盖章，没有联络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二、为协助法院查明事实，就相关事实进行陈述并发表意见如下：1.仲裁机构的严重失误，造成了仲裁程序混乱，导致了当事人重大误解。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争议的协议上标注了“作废”字样，并将其发送给各方当事人。这个重大失误，仲裁机构一直未予主动纠正，直到法院在仲裁条款无效案件中核实后，才予以澄清，导致当事人在行使仲裁员选定、提出仲裁条款无效等权利受到严重干扰。2.裁决根据的协议是伪造的。华兴公司中方股东提起仲裁时提交的2002年协议内容不完整，正文页与签字页无法对应，耐温??巴戈瓦先生从未签署过这份协议；且2002年协议与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2003年协议有实质性内容差别，而仲裁裁决是依据无效的2002年协议作出的，应予以撤销。3.关于是否剥夺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权利。在仲裁庭安排于2016年3月15日第一次开庭时，赵侃律师经耐温??巴戈瓦依法授权代表华兴公司如期参加，而仲裁庭却以赵侃律师的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认证为由拒绝承认其代理人身份，甚至不允许其旁听。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授权委托书必须经过公证、认证这一要求没有任何法律、规则依据，实属仲裁庭不当剥夺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派的仲裁代理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其次，在仲裁庭通知将于2017年10月11日进行第三次开庭的前两周，耐温??巴戈瓦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视频参加庭审，以便仲裁庭能够以最直接、最简便的方式明确本次仲裁的提起是否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然而，在时间允许、视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仲裁庭无理拒绝了耐温??巴戈瓦的请求，导致庭审在没有解决仲裁是否是被合法提起的这一先决问题的前提下继续进行。而仲裁庭事后在裁决书中的陈述理由更是荒唐。仲裁庭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法律和规则依据，直接剥夺了当事人在仲裁中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再者，虽然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向赵侃律师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事后经过了公证和认证，仲裁庭依然没有将赵侃律师作为仲裁程序中华兴公司的代理人，拒绝其作为华兴公司代理人出庭（或者至少应允许在先决问题解决之前，其与冯朝晖委托的代理人共同作为华兴公司的代理人），甚至拒绝将相关仲裁文书转发赵侃律师，也直接剥夺了当事人在仲裁中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综上所述，涉案仲裁的提起根本不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以及在程序上违反仲裁规则和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据此，0812号仲裁裁决应当被撤销。本院审查期间，听取了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持有华兴公司印章）以华兴公司名义委托律师的意见。该方表示，请求法院驳回四达公司的申请。一、启动仲裁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贸仲对本案具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华兴公司首先声明，四达公司提出的该条理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的撤销仲裁情形，本着查明案件事实的原则，避免合议庭被四达公司误导，华兴公司发表如下意见：根据四达公司提交的《撤销仲裁申请书》，四达公司认为“本次仲裁启动非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三个理由可以总结：（1）华兴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先生无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仲裁，仲裁是否启动应以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的个人意志为准；（2）华兴公司已进入清算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尚未成立清算组的，应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参加诉讼；（3）四达公司利用董事会的人数优势炮制的华兴公司两次临时董事会决议虽然被撤销，但仍然代表多数董事的意志，可以否认《任命书》真实性。为论证这三个理由的荒谬，华兴公司逐一反驳如下：（一）冯朝晖先生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本次仲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二条规定：“合作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副主任。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总经理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设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是合作企业的权力机构，按照合作企业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作企业设总经理1人，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负责。合作企业的总经理由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聘任、解聘。”2002年12月12日，兴达公司与四达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会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作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同日，《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十七条约定：“合作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作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三十二条约定：“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作公司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华兴公司董事会曾于2004年6月17日作出决议，授权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先生处理华兴公司的管件生产、销售以及公司债权、债务的追收与清偿，该决议由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签字确认。而涉案仲裁显然属于华兴公司的对外债权，属于董事会对冯朝晖先生的授权，冯朝晖先生当然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涉案仲裁。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合同》和《章程》的规定，冯朝晖先生作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而不是对法定代表人个人负责。在华兴公司董事会没有作出新的有效决议以前，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无权以个人的意志改变董事会的决定。华兴公司在仲裁过程中提交了《任命书》复印件及翻译件，同时出具了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出具的“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说明，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加之，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自华兴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从未来过中国，华兴公司实际经营涉及的工商、税务、银行、债权清收均由冯朝晖实际负责，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任命书》的真实性。四达公司和耐温??巴戈瓦先生均没有提出有效证据推翻《任命书》存在的事实，单纯进行口头否认不具有证明力，仲裁庭不予采纳口头意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四达公司提交的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案例中提及的公司均非中外合作企业，与涉案仲裁的案情差距较大，因此这些案例体现的观点对涉案仲裁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综上所述，华兴公司属于中外合作企业，董事会是华兴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先生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法定代表人个人无权改变董事会的决议，因此冯朝晖先生完全有权利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本次仲裁，提起本次仲裁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合作期限届满仅是公司解散事由，华兴公司至今未进入清算程序，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华兴公司进行诉讼。《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合作企业因下列情形之一出现时解散：（一）合作期限届满；”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作企业的清算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合作企业合同、章程的规定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华兴公司仅因合作期限届满出现了法定解散事由，但因华兴公司的股东无法依据法律和章程的约定就清算事宜达成一致，华兴公司的中方股东已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的规定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目前法院已接受相关材料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谈话，但没有出具正式的受理通知。综上所述，四达公司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前提是华兴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显而易见，华兴公司至今没有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因此，四达公司所谓“在公司进入清算状态后，原来《任命书》已经失去效力”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法院受理强制清算并指定清算组以前，冯朝晖先生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涉案仲裁。（三）华兴公司的两次董事会决议均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撤销，无法得出否认《任命书》真实性的结论。在仲裁进行过程中，四达公司为拖延仲裁程序，利用董事人数占多的优势，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分别于2016年4月21日和2016年10月24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和《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该两份决议均已被生效裁判确认撤销。在两份决议均已被撤销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决议反映了多数董事的意志，等于再次否认了（已经失效了的）任命书”的结论。相反，四达公司试图通过炮制新的董事会决议取代2004年6月17日《任命书》中提及的董事会决议，更加证明董事会是华兴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没有新的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下，冯朝晖先生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涉案仲裁。此外，四达公司称“仲裁委员会应责令华兴公司重新提交新的任命书或新董事会决议以证明华兴公司依然存在就本案提起仲裁的意思表示”，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首先，本案系由仲裁庭审理案件，四达公司仅是一方当事人，四达公司没有任何权力逼迫仲裁庭依据自己的意志审理案件；其次，华兴公司提交的《任命书》已经可以证明冯朝晖先生获得授权提起本次仲裁，无需再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最后，提交证据否认《任命书》的真实性是四达公司的举证义务，自始至终，四达公司不仅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反而指责仲裁庭没有按照其要求“责令华兴公司重新提交新的任命书或新董事会决议”，是非常荒谬的。综上，启动本次仲裁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仲裁法和仲裁规则。贸仲对本案具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四达公司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一）2002年协议合法有效，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产品外销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凡涉及争议的解决，均按照《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合同》有关条款执行。”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为《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同经批准后，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合同》第四十四条约定：“凡因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该友好协商；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规定进行仲裁。仲裁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合同》第四十七约定：“按照本合同规定的各项原则订立的如下的附属协议文件，包括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产品外销协议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办法。”根据上述约定，2002年协议形式上有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耐温??巴戈瓦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先生和美国授权代表的签字，内容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约定，《产品外销协议》自《合同》批准之日已经生效，因此，仲裁协议合法有效。其次，《产品外销协议》第2页最后一行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只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四达公司以此夸大并否认《产品外销协议》不存在或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无法得到支持，华兴公司逐一答辩如下：第一，四达公司一直主张2002年协议签字系事后伪造，整个仲裁过程中却没有提供一份证据证明“伪造”事实，单纯口头否认没有任何意义，不能成为仲裁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耐温??巴戈瓦作为四达公司委派的股东，Ramesh为四达公司的授权代表，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其书面否认不具有任何证明力。2002年12月12日签订《产品外销协议》的时间早于2002年12月24日廊坊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出具的时间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否则依照四达公司的推论，同日签署的《合同》、《章程》全部都是伪造，华兴公司设立成立本身即违法违规，这样的推论显然无法成立。第三，《合同》第八条约定：“合作公司的生产规模，合作公司投产后的生产能力为：正常年生产各种类型的铸铁管件2450吨。”《章程》第八条约定：“合作公司生产规模为：正常年生产铸造管件2540吨”。《产品外销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年产各种铸造管件（以下简称产品）2540吨以上”。根据以上约定可以看出，2540吨只是华兴公司成立时对公司生产规模的预估，年产低于或高于2540吨均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从缺少“以上”两个字无法得出“2002年协议根本没有提交主管机关审批，也不可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综上所述，仲裁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四达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2002协议系伪造，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二）华兴公司提交2003年协议系为佐证2002年协议的真实性，华兴公司始终依据2002年协议主张权利，仲裁庭不存在故意混淆两份协议行为。首先，四达公司在仲裁前两次开庭中一直坚决否认《产品外销协议》的存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提交了2003年协议，可以证明过去一直在向仲裁庭作不实陈述；其次，2002年协议和2003年协议内容条款基本完全一样，包括最重要的第六条出口作价原则、第十三条有效期、第十四条争议解决方式、第十五条生效要件均表述一致。四达公司指出2003年协议第一条少了“以上”两个字，完全是吹毛求疵，任何合资企业不可能事先精确固定自己的产量。四达公司从2003年协议缺少“以上”两个字无法推导出2002年协议系伪造的结论。再次，《合同》第四十七条和2002年协议第十五条均约定《产品外销协议》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合同》批准后一并生效。而《合同》和《章程》已于2003年6月6日《廊坊市对外贸易经济合同局关于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合同〉和〈章程〉的批复》批准生效，四达公司“2002年协议没有被批准生效”和“签署2003年协议必然系替代2002年协议”的结论均没有任何依据。最后，无论双方当事签订过几次《产品外销协议》，2002年协议和2003年协议体现的是同一个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书面文件只是合同的载体。裁决书第22页的论述，是仲裁庭对四达公司一直纠缠两个版本问题的解释和回应，不存在混淆两个版本的行为，仲裁庭始终围绕华兴公司主张基于双方2002年协议产生的合同关系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三）仲裁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法律正确。首先，《产品外销协议》中华兴公司的签字人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两人代表的是设立中的华兴公司，而非华兴公司的中方股东，因此四达公司“本质上属于两股东约定文件”的主张无法成立；其次，华兴公司是独立法人，任何侵害华兴公司利益的主体包括华兴公司的股东，华兴公司均可以向其主张权利，并没有被我国法律所禁止；最后，四达公司在《撤销仲裁申请书》表述“如果不签署和／或不提交该文件，关于设立华兴公司的申请将无法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华兴公司就不可能存在”，而第三次仲裁开庭前四达公司却一直否认《产品外销协议》的存在，再次说明没有向仲裁庭进行如实陈述。（四）四达公司未在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提出异议，则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申请撤裁。四达公司曾于2016年11月21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不成立，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生效裁定，认定因四达公司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未在“首次开庭前”提出，驳回其要求确认无效的请求。因此，四达公司不应在撤销仲裁程序中以同样的理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否则仲裁法及司法解释关于“首次开庭前”的期限规定将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这显然与立法初衷相悖。综上所述，四达公司并未提出任何证据直接推翻2002年协议的真实性，其所有的推论基础是2003年协议缺少了“以上”两个字，该推理基础和过程均无法成立。因此，双方具有仲裁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仲裁裁决不应被撤销。三、仲裁程序符合仲裁规则和法律规定，没有违反任何法定程序。（一）四达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贸仲为其指定仲裁员符合仲裁规则。2015年12月21日，贸仲向四达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上述邮件均已妥投。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四达公司应在收到仲裁通知15日内选定仲裁员，若逾期选定，则由仲裁委员会代为指定。“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是华兴公司的内部问题，应由仲裁庭开庭审理后进行判断，并非四达公司选定仲裁员的前置条件，不能成为四达公司掩盖自己失误、肆意指责“仲裁委员会剥夺其指定仲裁员权利”的借口。（二）贸仲两次开庭安排符合仲裁规则，从未剥夺四达公司发表意见的权利，相反四达公司恶意伪造董事会决议拖延仲裁程序，严重损害华兴公司的利益。首先，《仲裁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一）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确定第一次开庭日期后，应不晚于开庭前20天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开庭，但应于收到开庭通知后5天内提出书面延期申请；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二）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能按上述第（一）款规定提出延期开庭申请的，是否接受其延期申请，由仲裁庭决定。”贸仲于2016年2月1日向四达公司邮寄了开庭通知，四达公司在当月5日提出书面延期申请，然而其直至开庭前5日才以召开临时董事会为由，要求取消本次开庭。华兴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关于〈关于延期开庭申请书〉的回复》和《关于〈关于延期开庭申请书＞的补充回复意见》坚决反对延期，仲裁庭经综合考量后决定如期开庭，不违反任何仲裁规则。四达公司自己决定在开庭中仅提交《声明书》拒绝发表任何意见，现在却认为贸仲剥夺其陈述意见的权利，没有任何依据。其次，华兴公司收到《G2015号案撤销申请》后，于当日回复《关于〈授权委托书〉、〈撤销仲裁申请书〉、〈G20151397号案撤销申请〉以及〈二0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的回复意见〉》，仲裁庭听取双方意见后，作出2016年6月17日开庭的决定没有违反任何仲裁规则。关于四达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华兴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和华兴公司代理人问题，贸仲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字第033472号函，授权仲裁庭在本案中在裁决中一并就本案管辖权等相关问题作出决定，四达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逼迫贸仲必须按照其要求先就“前置性问题”作出决定，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最后，因四达公司利用董事人数优势两次伪造董事会决议，华兴公司被迫等待两个案件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仲裁庭两次取消开庭安排，华兴公司提起仲裁三年后才拿到仲裁裁决，严重损害华兴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贸仲两次开庭安排符合《仲裁规则》，从未剥夺四达公司发表意见的权利，涉案裁决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不应该被撤销。（三）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个人无权委托代理人参加仲裁。首先，如前所述，董事会是华兴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于2004年6月17日出具《任命书》任命冯朝晖先生负责管理公司的铸造、债权和债务事宜。耐温??巴戈瓦先生虽为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无权改变董事会的决定。其次，贸仲已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中国贸仲京字第033447号文件，认可冯朝晖、郭建军、李雷勇、马霞、牛亚彬、吕荣为华兴公司有效授权的代理人，代理人资格属于仲裁庭的审查范围，并未超越仲裁庭的权限。最后，耐温??巴戈瓦先生的确提出了视频出庭申请，但因耐温??巴戈瓦先生与四达公司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多次提出撤销本案仲裁，且视频出庭不符合《仲裁规则》，华兴公司向贸仲提交《关于NavinBhargava先生〈出庭申请书〉的回复意见》，贸仲拒绝其出庭符合本案的实际案情。基于上述反驳意见，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个人无权委托代理人参加涉案仲裁，仲裁庭已确认华兴公司的代理人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不应被撤销。综上所述，董事会是华兴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冯朝晖先生依据董事会作出的《任命书》提起本次仲裁是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仲裁庭没有违反任何法定程序。因此，四达公司主张撤销本案裁决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四达公司提交的《补充意见》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撤裁期限，应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贸仲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涉案裁决书，四达公司应在2019年1月17日以前提出撤销申请，而四达公司在2019年3月19日补充提交撤销仲裁的事实和理由，显然已经超过仲裁法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因此法院不应审查《补充意见》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应直接予以驳回。五、仲裁庭等待法院确认董事会决议效力结果是出于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从未偏袒华兴公司，没有违反任何仲裁程序。2016年1月4日，四达公司指示其委派的华兴公司董事长耐温??巴戈瓦先生向贸仲提出撤销仲裁申请，华兴公司表示强烈反对并指出，根据华兴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2004年6月17日对冯朝晖先生的授权，冯朝晖先生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本案仲裁，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个人无权改变董事会决议。四达公司了解这一情况后，利用其董事会成员的人数优势先后伪造了《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和《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并将这两次“临时董事会决议”作为申请撤销仲裁证据提交给仲裁庭。该两次“临时董事决议”在会议地点、出席人数、召集程序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瑕疵，华兴公司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华兴公司的中方股东向法院提起了董事会决议效力确认诉讼。在本案中，在双方对“董事会决议的效力高于法定代表人个人意志”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两次“临时董事会决议”能否推翻华兴公司2004年6月17日的董事会决议，成为华兴公司是否真的撤销案件的关键，而这也恰恰是四达公司多次要求仲裁庭先行解决的问题。因此，贸仲等待法院确认董事会决议效力的结果是为了解决四达公司反复提出的撤销仲裁问题，并没有违反任何仲裁程序。而且，任何诉讼结果均不具有可预测性，若四达公司的“临时董事会决议”经得起审查，则会赢得诉讼，贸仲的等待行为反而有利于四达公司，无论如何无法得出贸仲等待法院决议效力审理结果的行为系偏袒华兴公司的结论。四达公司称，2017年1月6日华兴公司提交《关于提请继续仲裁的函》后，贸仲安排2017年2月27日恢复开庭审理的行为是偏袒华兴公司，对四达公司不公平、不公正。然而事实是，四达公司收到开庭通知后立即致函贸仲要求取消第三次开庭，尽管华兴公司立即提出了强烈反对意见，但仲裁庭最终于2017年2月20日函告双方，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决定中止仲裁程序，取消了第三次开庭审理。综上，在“临时董事决议”证据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贸仲出于谨慎决定中止仲裁程序等待董事会决议效力结果，致使本案审理将长达3年，客观上损害了华兴公司的合法利益，何谈偏袒华兴公司？因此，四达公司指责仲裁庭偏袒华兴公司，有失公正，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并不能成立。关于华兴公司、四达公司和天津四达公司三者之间关系的主张，属于仲裁庭对涉案仲裁的实体认定，不属于法定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四达公司无权向法院进行主张，华兴公司拒绝回应。六、“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与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两码事，仲裁庭审理“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首先，“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与“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完全是两码事，四达公司将其混为一谈没有任何意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经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合作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企业的成立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根据上述规定，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自成立之日产生，自注销之日终止。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华兴公司未经清算，尚未注销，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仲裁庭也从未对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提出质疑，因此，四达公司认为仲裁庭审理有关“华兴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超出仲裁协议的结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次，“谁有权在本案中代表华兴公司”，该问题的本质是当华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意志出现冲突时，谁代表华兴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属于贸仲甚至本案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确定贸仲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确定本案的仲裁程序应立即撤销还是继续进行。该问题仍然属于《产品外销协议》产生的纠纷，并没有违背[2005]民四他字第47号复函“合作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仅约束该两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合同纠纷”的精神，并未超越仲裁协议的范围。再次，本案系华兴公司与其外方股东四达公司之间的争议，而非四达公司所述“大厂华兴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之间的争议”。本案中《产品外销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华兴公司与四达公司，华兴公司依据《产品外销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向四达公司提起涉案仲裁，没有超越仲裁协议的范围。华兴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我国法律也没有禁止公司起诉自己的股东，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先生根据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华兴公司起诉四达公司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四达公司将其曲解为“中方股东代表华兴公司提起本案仲裁”，由此得出超越仲裁协议的结论，没有任何依据。华兴公司声明，本补充意见中第五点和第六点对四达公司补充意见内容的回应，是为了查清本案事实，不代表放弃第四点中关于撤销仲裁法定时限的抗辩。综上，四达公司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四达公司的撤裁请求。经审查查明：华兴公司系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四达公司系华兴公司外方股东，占股51%，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董事长耐温??巴戈瓦由外方股东即四达公司指派。兴达公司系华兴公司中方股东，占股49%，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由中方股东指派。华兴公司经营期限于2015年7月1日已经届满。2015年11月，华兴公司（由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冯朝晖所代表，并加盖华兴公司印章）作为仲裁申请人，依据2002年12月12日签订的《产品外销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以四达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贸仲提出仲裁申请。贸仲受理该案后，适用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仲裁案件审理期间，耐温??巴戈瓦曾经以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贸仲提交“撤销仲裁申请书”，并出具受托人为赵侃律师的授权委托书，贸仲将上述材料转寄双方当事人并请双方在规定期限内发表意见。此后冯朝晖一方提交了相应回复，贸仲告知双方当事人相关问题需要本案组成仲裁庭进行实体审理后才能作出决定，本案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庭组成后，耐温??巴戈瓦再次提交“授权委托书”、“撤销仲裁申请书”、“G20151397号案撤销申请”及相应附件。此后仲裁庭决定继续审理该案。2018年7月16日，仲裁庭作出0812号裁决。相应裁决书中，在“仲裁庭多数意见”部分论述了“谁有权在本案中代表华兴公司”问题：“关于究竟是冯朝晖先生还是耐温??巴戈瓦先生有权在本案中代表华兴公司的问题，仲裁庭认为：“首先，如四达公司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作为华兴公司董事长的耐温??巴戈瓦先生是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需华兴公司另行授权即可代表华兴公司行为，如果没有特殊情形，有资格在本案中代表华兴公司的是耐温??巴戈瓦先生。“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华兴公司的董事会曾于2004年6月17日作出的一项决议，授权冯朝晖负责华兴公司的生产、销售以及公司债权、债务的追收与清偿工作。该项授权使得冯朝晖先生在无需华兴公司另行授权的情况下，即可以华兴公司的名义就华兴公司的债权、债务的追收与清偿采取行动；考虑到耐温??巴戈瓦先生在本案中与四达公司的关系下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此，由冯朝晖先生代表华兴公司显然更具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然，冯朝晖先生代表华兴公司的前提条件是其出具的任命书是真实有效的。关于《任命书》的真实性，仲裁庭认为，尽管冯朝晖提交的只是复印件而非原件，但由于有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出具的“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说明，并且又有双方共同认可的耐温??巴戈瓦先生长期不在中国以及华兴公司的场所工作，华兴公司的日常工作（包括债权债务清偿）事实上一直由作为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冯朝晖先生负责的事实背景。仲裁庭认为，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的证言并非“孤证”，且该任命书内容的真实性应予采信。“在确认冯朝晖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的情况下，华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先生便无权代表华兴公司在本案提起撤回仲裁申请，其委托的律师赵侃先生自然也就无法取得华兴公司的代理人的资格。“此外，虽然华兴公司的经营期限已经到期，但中外合作双方并没有依法组成清算组，在清算组成立以前，华兴公司有权自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最终，仲裁庭根据多数意见作出裁决：（一）四达公司向华兴公司支付人民币45000000元。（二）四达公司向华兴公司支付华兴公司律师费人民币200000元。（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656842元，由四达公司承担80%，即人民币525473.60元，由华兴公司承担20%，即人民币131368.40元。此外，仲裁期间以及本院审查期间，四达公司对于华兴公司所提交的2012年12月12日《产品外销协议》真实性均提出异议，并提交双方于2003年签订的《产品外销协议》。经比对，上述两份协议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申请人（仲裁程序中的被申请人）四达公司系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所涉0812号裁决为涉外仲裁裁决。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该法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本院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本院认为，本案中核心争议之一为华兴公司出现“人章分离”的情况下，谁有权代表华兴公司。根据目前查明的事实，华兴公司系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其外方股东（占股51%）即为四达公司，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耐温??巴戈瓦由四达公司指派；中方股东为兴达公司（占股49%），华兴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冯朝晖由兴达公司指派，并实际负责华兴公司日常经营，华兴公司公章由冯朝晖保管。此外，冯朝晖还持有一份《任命书》（复印件），该任命书原文为英文，其主要内容为华兴公司董事会决定任命冯朝晖为董事会副主席，负责管理公司的铸造、债权和债务事宜。该任命书落款显示有“华兴公司董事会主席”耐温??巴戈瓦的签字。仲裁期间以及本院审查期间，双方当事人就上述《任命书》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均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对于“人章分离”情形下谁有权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涉及公司行为能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应适用公司所在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查。在我国法律制度下，公章是公司对外做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公章本身仅系作为物理形式存在的公司财产，公章本身不能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并加以使用是一种客观状态，使用公章的行为本身可以推定公章持有人有权代表公司作出相应意思表示，但如果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上述推定，仍然应当根据相应证据审查确定公章持有人是否取得相应授权对外做出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公司法的基本制度，法定代表人是最基础的公司意思表示的代表机关，是公司意志的当然代表主体。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做出的意思表示，在没有否定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公司的意志。在“人章分离”的情况下，说明公司内部治理出现问题，则应根据公司意思自治的规则审查确定到底是法定代表人还是公章持有人可以代表公司意志。也就是说，应当优先认定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意志，但如果公章持有人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足以证明公司意志并非法定代表人所表现的意思表示，则以证据证明的公司意志为准。具体到本案中，冯朝晖在仲裁申请书上加盖华兴公司印章并向贸仲提起仲裁，贸仲接受华兴公司的仲裁申请并受理该案，程序并无错误。但此后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以华兴公司名义向贸仲提出撤回仲裁申请的意见（即所谓“撤销仲裁申请”），应当视为华兴公司的意思表示。华兴公司作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其最高权力机关是公司的董事会，如果冯朝晖作为公章持有人认为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作出的撤回仲裁申请的意思表示与华兴公司真实意志相悖，应当向贸仲提交以继续仲裁程序为决议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否则就应当认定耐温??巴戈瓦作出的意思表示代表华兴公司意志。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上述董事会决议。据此本院认为应当认定在仲裁期间华兴公司已经向贸仲作出了撤回仲裁申请的意思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仲裁庭就上述同样的问题亦进行了审查。但是，仲裁庭认定的结论与本院相反。仲裁庭认为，华兴公司董事会曾经在2004年6月17日作出决议授权冯朝晖负责华兴公司的生产、销售以及公司债权债务的追收与清偿工作，因该项授权使得冯朝晖在无需华兴公司另行授权的情况下即可以华兴公司的名义进行债务追收，且耐温??巴戈瓦在本案中与四达公司的关系下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此由冯朝晖代表华兴公司更具合法性与正当性。就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冯朝晖提交的2004年6月17日授权书真实性存在显著疑点，且即便该授权书属实，其本身并非董事会决议，仅仅是董事长个人签字的旁证，再退一步说凭借所谓董事会决议亦不足以认定冯朝晖由此取得超越法定代表人的特权（事实上在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下任何人均不可能取得相应特权），不足以推翻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于2015-2016年间作出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耐温??巴戈瓦系由四达公司指派作为华兴公司的董事并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本案中耐温??巴戈瓦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是不争的事实，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事实并不能否定耐温??巴戈瓦作为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冯朝晖及其所代表的兴达公司应当通过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特别是，本案中还存在一个特殊情况，即华兴公司在申请仲裁之前，已经于2015年7月1日经营期限届满，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但截至目前华兴公司尚未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之规定，此时应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因此，即便华兴公司董事会曾经向冯朝晖作出授权，该授权亦应因华兴公司解散而自动失效，依法应由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对外代表公司进行诉讼或仲裁。仲裁庭认定基于耐温??巴戈瓦在案件中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此由冯朝晖代表华兴公司更具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判断，违反了我国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基本规则，显属不当。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已经向贸仲明确提出撤回仲裁申请，基于仲裁系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理，以及《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撤回申请和撤销案件”之规定，贸仲无权拒绝华兴公司撤回仲裁申请的意思表示。在耐温??巴戈瓦代表华兴公司向贸仲提出撤回仲裁申请后，仲裁程序即应终结，但贸仲以及仲裁庭强行继续进行仲裁程序并作出涉案裁决，构成无权仲裁以及违反仲裁规则之情形，符合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条件。至于四达公司提出的其他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凡其于2019年3月19日才提出的事由，均因超出仲裁法规定的六个月申请期限而不予审查。关于华兴公司与四达公司是否存在仲裁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02年协议真实性存在分歧，但对2003年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鉴于2003年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故本院对四达公司称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主张不予采信。四达公司还提出仲裁期间贸仲存在剥夺其指定仲裁员的权利、剥夺其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等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形，均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四达公司另提出，贸仲剥夺了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派的仲裁代理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就此本院认为，如果仲裁期间华兴公司权益受到侵害，应由华兴公司自行提出权利主张，四达公司无权替他人主张权利。综上，四达公司主张的其他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均不能成立。在本院形成上述意见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上级法院报请审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核心问题是华兴公司副董事长冯朝晖是否有权代表公司申请仲裁。根据案件材料反映的事实，冯朝晖持有的《任命书》记载：‘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任命冯朝晖为董事会副主席，负责管理公司的铸造、债权和债务事务’。该《任命书》有华兴公司法定代表人耐温??巴戈瓦的签名。事后，耐温??巴戈瓦并未否认该签名的真实性。冯朝晖提交的《任命书》虽为复印件，但有大厂县祁各庄信用社出具的‘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说明予以佐证。冯朝晖实际负责华兴公司日常经营，保管公司公章，与《任命书》所述内容一致。仲裁庭依据相关事件事实和证据采信《任命书》，属于仲裁庭分析认定证据的裁量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设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是合作企业的权力机构，按照合作企业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第三十一条规定：‘董事长或者主任是合作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或者主任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应当授权副董事长、副主任或者其他董事、委员对外代表合作企业。’《大厂华兴铸造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合作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作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仲裁庭已经认定《任命书》真实性的情况下，依据该《任命书》，冯朝晖已获华兴公司董事会的授权，有权就该公司的债权和债务事务代表公司。故仲裁庭未支持耐温??巴戈瓦提交的撤回仲裁申请，不构成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2003年《产品外销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鉴于该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故四达公司称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四达公司还提出仲裁期间贸仲存在剥夺其指定仲裁员的权利、剥夺其充分陈述意见的权利等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形，均缺乏相应依据，不能成立。“综上，四达公司主张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均不能成立。”基于上述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美国四达管件制品有限公司（StarPipeProducts,Ltd.）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美国四达管件制品有限公司（StarPipeProducts,Ltd.）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高 晶审 判 员 冀 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艳锋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