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73民终375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国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郭建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玖平，北京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张金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威，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杨帆，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张晶晶，男，197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玖平，北京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蓝蓝蓝公司）、一审被告张晶晶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民初8504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京0105民初850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不服金额1737304．4元，请求予以扣除；2．撤销（2017）京0105民初850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3．本案诉讼费用由蓝蓝蓝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780万费用支出客观存在，且均已实际用于电视剧的推广，应作为成本在利润分配之前先行扣除，一审判决否定了前述事实，致使蓝蓝蓝蓝公司坐享其成。另外，一审法院将国一公司的收益分配比例确定为38．33%，其中投资收益32．33%，策划收益6%，这与双方签订合同时候的意思表示不符。国一公司没有对安徽华星传媒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履行付款义务是因为蓝蓝蓝蓝公司未能与国一公司核对相关账目所导致。在一审中，国一公司同意将华星公司应分得的款项（200万元投资额加上约定的20%的固定收益，合计240万元）支付给蓝蓝蓝蓝公司，由蓝蓝蓝蓝公司转付给华星公司，并不是同意将华星公司200万元的投资收益转给蓝蓝蓝蓝公司。蓝蓝蓝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蓝蓝蓝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国一公司、张晶晶共同支付发行收入11960110．5元；2．请求法院判决国一公司、张晶晶共同赔偿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张晶晶收到最后一笔款项之日计算至其实际向我公司支付之日）；3．请求法院判决国一公司、张晶晶共同负担本案财产保险费17605．2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我公司拍摄了电视剧《戴流苏耳环的少女》（以下简称涉案电视剧）并办理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国一公司表示可以投资一半，2015年9月25日我公司与国一公司签订了《电视剧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书》（以下简称投资合同），双方约定该剧总投资2400万元，国一公司投资976万占比41%，这其中包含案外人华星公司的投资200万，扣除上述投资款后，国一公司实际投资占比32．33%。同时双方还签订了《策划协议书》（以下简称策划合同），约定国一公司负责本剧的项目策划，可以取得实际收入的6%作为策划费用。此外，双方还签订了《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以下简称发行合同），约定国一公司代理发行，发行后的收入国一公司可扣除15%发行费用，剩余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综合上述合同，国一公司可以取得15%发行费，以及扣除上述费用后38．33%的发行收入分配。2015年12月国一公司与案外人安徽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安徽台）签订了《电视剧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合同），约定安徽台播出涉案电视剧，并向国一公司支付2883．36万元。截止本案诉讼过程中，国一公司已经收到安徽台2616万元的许可使用费，扣除其应得的发行费、发行收入后，国一公司应将剩余的13712941元发行收入支付我公司，但国一公司仅支付2039769．7元，剩余11673171．55元一直未全额支付。另外我公司通过其他发行渠道取得的收入中，在向国一公司支付时将华星公司的200万元投资计入其投资比例，导致多向国一公司支付286938．93元，国一公司应将上述款项退还我公司。故国一公司应向我公司总共支付发行收入11960110．5元。张晶晶是国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国一公司曾将其收到的安徽台570万元的费用直接支付至张晶晶个人账户，张晶晶滥用公司股东地位逃避债务，应就国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国一公司的违约行为，我公司支出了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用17605．2元，国一公司应予赔偿。故我公司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国一公司辩称安徽台支付2616万元许可使用费属实，但在该剧的播出过程中，我公司另行垫付了780万元的宣发费用，许可使用费的分配应先扣除该部分费用。就该宣发费用，我公司曾与蓝蓝蓝蓝公司进行协商，蓝蓝蓝蓝公司表示认可，且其他投资人亦无异议。我曾经多次通知蓝蓝蓝蓝公司要求其对账，但其未予回复，并非我公司不予分配。同时蓝蓝蓝蓝公司与他方签订的投资合同确定的金额为2000万元，但与我公司签订的合同确定的金额为2400万元，电影实际投资金额存疑，应予审计以确定涉案电影的最终实际投资额。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蓝蓝蓝蓝公司相应诉讼请求。张晶晶辩称，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蓝蓝蓝公司无证据证明我与公司财产混同，部分发行款转到我个人账户系因最初投资款系由我个人支付到剧组。蓝蓝蓝蓝公司主张我承担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投资合同签订及涉案电视剧的发行涉案电视剧于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期间实际拍摄。2015年10月，蓝蓝蓝蓝公司就涉案电视剧取得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颁发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2015年10月，蓝蓝蓝蓝公司就涉案电视剧取得天津市广播影视局颁发的（津）剧审字（2015）第008号电视剧发行许可证。2015年9月，蓝蓝蓝蓝公司（甲方）与国一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合同，双方约定共同投资拍摄涉案电视剧，总投资2400万元，蓝蓝蓝蓝公司投资1424万元，国一公司投资976万元，蓝蓝蓝蓝公司同意将国一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的该剧合作合同中的200万元投资款并入国一公司投资，作为国一公司投资享有合同权益并履行义务，且国一公司愿意承担合作合同风险。华星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直接支付给了蓝蓝蓝蓝公司。双方就如下事项进行了约定：（一）该剧总投资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该剧所有制作而产生的剧本创作和改编费用、前期筹备费用、所有演职员酬金、保险及税费、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剧组运作费用、项目立项、送审等费用，以及关机后的宣传发行费用。（二）国一公司拥有该剧的卫视发行权。双方同意，国一公司负责该剧全国范围内卫视的发行工作，具体发行、宣传方案经双方协商确定后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并按照补充协议执行。（三）该剧的总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总收入、商业开发收入、衍生品等）在扣除掉相关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税金、发行费、商业开发代理佣金等支出）后归双方共同拥有，并按甲方59%、乙方41%的比例进行分配，如该剧亏损，双方按各自投资比例承担。取得相应收益方应于取得收益当日通知其他投资方，并于5个工作日内按照各方投资比例将收益款汇入指定账户。投资合同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除投资合同外，双方还签署了策划合同及发行合同。策划合同约定，蓝蓝蓝蓝公司应将总收入的6%作为项目策划费支付国一公司，该剧发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亏损，蓝蓝蓝蓝公司仍应按照实际收入的6%支付国一公司策划费。发行合同约定，国一公司拥有全国范围内卫视发行权，国一公司收取该剧总发行额度（包括但不限于税金、商业开发代理费佣金等）的15%作为发行回报。在与国一公司签订投资合同之前，蓝蓝蓝蓝公司曾于2015年5月17日与上海曼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塔公司）签订过一份共同投资涉案电视剧的合同，该合同约定的投资预算为2000万元，蓝蓝蓝蓝公司投资1600万元，曼塔公司投资400万元。就该合同与投资合同约定的投资额不一致的问题，蓝蓝蓝蓝公司表示该合同签订在先，2000万投资成本是预估，投资合同签订在后，为拍摄后实际发生。投资合同签署后，蓝蓝蓝蓝公司与国一公司分别联系发行方进行了该剧的发行工作。2015年12月7日，国一公司与安徽台签订许可合同，约定国一公司将涉案电视剧的电视播映权、广播权、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汇编权、安徽省范围内有线、无线电视发行权授权给安徽台，安徽台支付许可使用费2880万元。二、聘用制片人协议签订及双方就此沟通的事实2015年12月19日，国一公司与上海迟吟雷影视工作室（以下简称迟吟雷工作室）签订《电视剧聘用协议》（以下简称聘用协议），国一公司委托聘请迟吟雷工作室担任涉案电视剧的制片人并为该剧提供项目营销、宣传及发行等服务，酬金共计780万元，包括制片人酬金280万元，营销服务费500万元。迟吟雷工作室履行的制片人职责包括监督制定该剧制作计划和制作预算，监督该剧文学剧本的完善和修改，组织进行编剧、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的选任，组织监督该剧的前期拍摄工作，监督协调各制作部门的工作、监督该剧的制作计划与预算的执行，监督该剧的后期制作及送审工作；迟吟雷履行的营销服务职责包括应邀参与该剧的宣传推广活动，为该剧宣传发行提供方案，利用其资源积极为该剧拓展发行平台及渠道。2016年1月4日，国一公司向迟吟雷支付459万元，2016年1月5日，国一公司向迟吟雷两笔261万元、60万元，迟吟雷工作室开具了78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迟吟雷的账户信息，在2016年1月4日收到国一公司支付的459万元之后，迟吟雷向张晶晶个人账户转账216万元，此后，迟吟雷的个人账户与张晶晶的个人账户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最终播出涉案电视剧在片头制片人当中署有迟吟雷的名字。蓝蓝蓝蓝公司称与迟吟雷并未签订任何合同，迟吟雷亦未参与任何电视剧的拍摄制作工作，将迟吟雷署名为制片人是基于投资方之一的国一公司推荐。国一公司称聘用协议系补签，协议签订前、电视剧拍摄期间迟吟雷即参与了制片人工作，但就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就迟吟雷工作室提供的营销服务工作，迟吟雷工作室出具情况说明称“宣传费用主要用于给观众发放礼品，鼓励观众锁定安徽卫视。主要方式是委托全国不同区域的代理商代为发放，费用包括礼品采购费用（包括米、油、面等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派送人员劳务费及服务费等。2015年12月，本工作室正在注册，暂无银行账户和资金，但需支付电视剧宣传费用，因此委托张晶晶代为垫付相关费用216万元，宣传款到账后于2016年1月5日予以归还。2016年1月5日至8日分十次支付492万元。除上述有记录的费用外，我方实际宣传费用已远超上述费用。”就此，迟吟雷工作室提交了迟吟雷的银行流水作为证据。银行流水显示除向张晶晶转账216万元外，迟吟雷还于2016年1月5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对外汇出十笔共492万元。但上述款项实际花费是否用于涉案电视剧的宣传推广，国一公司并未进一步证据证明。就216万元部分，张晶晶提供其个人账户明细，显示2015年12月22至2015年12月24日期间，张晶晶个人账户曾支出200余万元，支出方式为“活期取款”，张晶晶表示上述款项为替迟吟雷垫付的涉案电视剧的宣发费用，但资金走向及是否实际用于涉案电视剧的宣传推广，张晶晶并未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签署上述聘用协议之后，张晶晶曾与蓝蓝蓝蓝公司赵阳沟通聘用协议签订的问题。张晶晶于2016年1月4日将草拟的《电视剧制作发行及项目制片营销服务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电子版发给赵阳，赵阳表示收到，该协议电子版载明的涉案电视剧的制片酬金及营销服务费为780万元，协议的甲方为蓝蓝蓝蓝公司，乙方为国一公司，丙方为迟吟雷。赵阳在微信中表示“晶总，没有协议款项不能动，这个后果我承担不了，您谨慎行事吧，如果非要动，您只能后果自负了…我没说过拒绝签协议呀…刚刚姐跟我说了，钱肯定付，但是协议一定要签，这也是全体股东的意思。”张晶晶表示“你们改一稿协议发过来”，赵阳回复“刚刚你的态度已经转述，按照行规，该款项应为日付，因此，1月6日起请勿再支付相应款项，稍后有正式通知。”2016年1月25日，赵阳将修改后的补充协议电子版发给张晶晶，该协议的甲方为蓝蓝蓝蓝公司，乙方为曼塔公司，丙方为艺鼎公司，丁方为国一公司，记载的制片酬金及项目营销服务费为780万元，上述费用四方按比例承担。2016年1月28日，张晶晶将再次修改后的补充协议电子版发送给赵阳，该版协议甲方为蓝蓝蓝蓝公司，乙方为国一公司，确定的制片酬金及项目营销服务费仍为780万元，由蓝蓝蓝蓝公司、国一公司双方按比例负担，即蓝蓝蓝蓝公司负担59%，国一公司负担41%。2016年5月31日，赵阳再次向张晶晶发送了修改后的补充协议电子版，该版协议约定，根据该剧项目的制作预算及项目实际制作情况，双方同意支付项目营销服务费共计780万元，其中包括国一公司负担的41%。补充协议约定，与原合同内容有冲突之处或有歧义的，以补充协议内容表述为准，未变更的依照原合同内容执行。就最终未签署与国一公司签署关于营销服务费780万元的补充协议，蓝蓝蓝蓝公司表示张晶晶当时口头表示安徽台要求花780万元购买收视率，因购买收视率的系违法行为，故最终未实际签署。三、因涉案电视剧收益分配引发争议及其他各方对聘用协议的意见本案审理过程中，国一公司提交一份显示加盖了蓝蓝蓝蓝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9日的《电视剧营销服务之补充协议》复印件（以下简称盖章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根据该剧项目的制作预算及项目实际制作情况，该剧项目共计支付项目营销服务费780万元，所有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承担该笔营销费用，各投资方无须提前支付，该笔营销费用由发行收入中扣除。国一公司称该协议为与蓝蓝蓝蓝公司沟通过程中蓝蓝蓝蓝公司所出具，仅向其提供了复印件，未提供原件。补充协议上同时有**、庄林、赵阳签字。国一公司另提交一份国一公司、北京艺鼎传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鼎公司）、曼塔公司于2018年5月4日共同签署的备忘录复印件，该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艺鼎公司、曼塔公司对国一公司支出的780万元的制片及宣发费用予以认可，蓝蓝蓝蓝公司是否认可由蓝蓝蓝蓝公司、国一公司另行协商解决，国一公司已经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发行收益总计为213．976965万元，艺鼎公司应收发行款3059408．54元、曼塔公司应收发行款3122589．56元，如蓝蓝蓝蓝公司同意国一公司分别向艺鼎公司、曼塔公司支付的，由国一公司分别向二公司支付，如蓝蓝蓝蓝公司不同意国一公司分别向二公司支付的，则国一公司将上述总计6247616．79元支付至艺鼎公司、曼塔公司指定的蓝蓝蓝蓝公司账户。2019年4月16日、2019年4月17日，曼塔公司、艺鼎公司分别另出具《情况说明》，称“上述备忘录是在国一公司将应分配本公司的发行收益直接支付给本公司，本公司才同意支出该笔费用（即国一公司和张晶晶声称的‘制片宣传费’780万元），当然国一公司仍需要提供相关凭证证明实际发生了这笔费用，但国一公司和张晶晶后续也未就此笔费用的具体用处提供任何凭证和花销明细，故本公司不认可该笔费用的支出。”曼塔公司曾因索要涉案电视剧的发行收益款于2018年将蓝蓝蓝蓝公司诉至法院，该案终审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5月17日，蓝蓝蓝蓝公司与曼塔公司签订了共同投资电视剧的合同，对双方各自投资额进行了约定。2018年1月24日，国一公司出具《声明函》，载明根据国一公司与安徽台签订的许可合同，安徽台应向国一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的总额为2883．36万元，至2018年1月24日国一公司共收到2031万元，其中780万元用于制片及宣发，各联合出品方商议由国一公司扣款支付，目前国一公司已经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电视剧发行收益款284万元。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蓝蓝蓝蓝公司、曼塔公司双方对于国一公司《声明函》中确认的收益款284万元的分配事宜均无异议，共同确认蓝蓝蓝蓝公司据此应支付曼塔公司30．94万元。另查，2018年12月30日，华星公司以蓝蓝蓝蓝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给其200万元的投资款为由将蓝蓝蓝蓝公司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蓝蓝蓝蓝公司支付投资款及相应收益，该案正在审理当中。四、收钱及分配比例的事实在华星公司另案起诉要求蓝蓝蓝蓝公司支付投资款及收益的情况下，本案中国一公司认可艺鼎公司、曼塔公司、华星公司的投资款由蓝蓝蓝蓝公司收取再行转付，对蓝蓝蓝蓝公司确定的国一公司占38．33%的收益分配比例无异议。截至本案诉讼过程中，国一公司共收到安徽台支付的发行费2616万元，其中2015年12月30日收到864万元，2016年7月29日收到570万元，2016年12月23日收到582万元，2018年2月28日收到200万元，2018年3月19日收到300万元，2019年1月31日收到100万元。国一公司曾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共计2139769．65元，包括2016年1月18日支付的839769．65元、2016年1月18日支付的10万元、2016年10月18日支付的70万元、2016年10月21日支付的50万元。蓝蓝蓝蓝公司认可除10万元以外的2039769．65元。就2016年1月18日支付的10万元，蓝蓝蓝蓝公司称系国一公司归还欠款，就此蓝蓝蓝蓝公司提供2015年12月21日其曾向国一公司汇款10万元并附言“借款”的银行付款回单作为证据。国一公司对上述借款及还款的事实不持异议，本案当中认可共计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2039769．65元投资收益。就投资合同的履行，国一公司曾多次向蓝蓝蓝蓝公司发函催告。其中国一公司发送于2018年2月12日的催告函称“我公司将部分发行收益汇入你公司账户共计2139769．65元……而你公司只将部分发行情况通报我公司及分配了部分发行收益……要求你公司在收到此函后5个工作日内委派该项目负责人与我公司联络，商议解决方案。”除国一公司在安徽台发行涉案电视剧外，蓝蓝蓝蓝公司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湖南广播电视台、南宁电台、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河北电视台、北京如佳时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平台发行涉案电视剧并共收到发行款1291．2万元，蓝蓝蓝蓝公司称扣除15%的发行代理费1936800元后，共计可分配收入为10975200元，按国一公司占比38．33%的比例计算其有权获得4206794．16元，蓝蓝蓝蓝公司已经实际向国一公司支付4493733．09元。上述实际支付的数额中包含华星公司200万元的投资份额，如上述份额由蓝蓝蓝蓝公司向华星公司支付，则国一公司应返还蓝蓝蓝蓝公司286938．93元。五、其他事实国一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6日，其注册资本300万元，张晶晶出资285万元，杨红出资15万元。2016年7月29日国一公司在收到安徽台支付的570万元使用费后，曾于2016年8月5日向张晶晶转账480万元。此外国一公司与张晶晶之间还存在多笔资金的往来。就此一节，张晶晶称国一公司由其主要出资设立，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需要其垫资或代为支付款项的的情况，故双方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属正常现象。蓝蓝蓝蓝公司在本案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支出保险费用17605．2元。以上事实，有投资合同、策划合同、发行合同、许可合同、聘用协议、催告函、电子邮件、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蓝蓝蓝蓝公司与国一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国一公司根据投资合同在安徽台发行了涉案电视剧并收到2616万元发行费，国一公司应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对该发行费进行分配。本案中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国一公司在对上述发行费进行分配前，是否有权扣除780万元宣发费用。780万元的宣发费用，由国一公司与迟吟雷工作室签订聘用协议并直接支付。根据聘用协议，上述款项包括280万元的制片人酬金及500万元的营销服务费。聘用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9日，而涉案电视剧实际拍摄的时间为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虽涉案电视剧将迟吟雷署名为制片人，但国一公司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迟吟雷确实按照聘用协议约定履行了包括监督制定该剧制作计划和制作预算等在内的制片人职责，结合涉案电视剧的拍摄时间、聘用协议的签订时间，单纯署名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聘用协议的制片人部分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就聘用协议约定的涉案电视剧营销服务部分，本案中国一公司仅提供张晶晶个人名下、迟吟雷个人名下部分银行流水，上述银行账户中款项的对外支付不能证明所支付的款项实际用于涉案电视剧的宣传营销，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聘用协议的营销服务部分义务迟吟雷工作室已经实际履行。综合在案查明事实，国一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聘用协议实际履行，其主张在计算发行费时扣除780万元的宣发费用，并无事实依据。在签订聘用协议后，张晶晶曾与蓝蓝蓝蓝公司赵阳沟通过聘用协议签订及相关费用支出的情况，双方并未就780万元宣发费用的支出最终达成并实际签署合同。同时在协商过程中，赵阳曾明确表示“没有协议款项不能动”。而国一公司在未与蓝蓝蓝蓝公司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自行支付该笔费用，应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因国一公司收取的发行费迟迟未全额支付，涉案电视剧的实际投资方曼塔公司、艺鼎公司曾与国一公司进行协商，并在协商中认可780万元宣发费用的支付。但应当看到，曼塔公司、艺鼎公司并非投资合同的当事人，二公司对上述费用的认可并不代表蓝蓝蓝蓝公司认可。曼塔公司曾以蓝蓝蓝蓝公司作为国一公司提起发行收益分配，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虽然认定了国一公司曾于2018年1月24日出具《声明函》的事实，但该事实的认定并不等同于蓝蓝蓝蓝公司对780万元宣发费用实际支出的认可。同时在本案审理中，艺鼎公司、曼塔公司明确表示宣发费用的认定应以实际发生为准，对其先前的认可明确予以否认。在国一公司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780万元的费用用于涉案电视剧宣发的基础上，国一公司主张应扣除该笔款项再行进行发行费分配无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一公司已经收到2616万元的发行费，在扣除15%的发行回报后，国一公司应将剩余85%即2223．6万元进行分配。本案中，双方对华星公司的200万元并入蓝蓝蓝蓝公司所占投资份额并无异议，相应的国一公司有权分得的比例为32．33%，加上国一公司有权获得6%的策划费用，国一公司总共可获得2223．6万元中38．33%的部分，剩余61．67%即13712941．2元部分应分配给蓝蓝蓝蓝公司。现蓝蓝蓝蓝公司仅支付2039769．65元，差额部分11673171．55元国一公司应继续向蓝蓝蓝蓝公司支付。对蓝蓝蓝蓝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蓝蓝蓝蓝公司因其他发行平台向国一公司分配的发行费是否有超出国一公司应获得份额部分，因与本案所涉的2616万元的发行费收入无直接关联，蓝蓝蓝蓝公司应另案解决，一审法院不予处理。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国一公司应于收到发行收益后5个工作日进行分配，国一公司未及时分配，构成迟延。但国一公司曾主动联系蓝蓝蓝蓝公司进行结算，发行费的分配迟延责任并不完全在国一公司，且国一公司确已进行了部分发行费分配。本案中，蓝蓝蓝蓝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迟延分配的利息损失，其标准与起算点相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蓝蓝蓝蓝公司主张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用并非因国一公司违约给蓝蓝蓝蓝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蓝蓝蓝蓝公司主张国一公司负担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张晶晶为国一公司的股东之一，仅凭双方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不能认定张晶晶存在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公司债务的违法行为，蓝蓝蓝蓝公司主张张晶晶就投资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下：一、国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发行费11673171．55元；二、国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9年1月3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三、驳回蓝蓝蓝蓝影视传媒（天津）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主张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国一公司在对发行费进行分配前，是否有权扣除780万元的宣发费用。780万元的宣发费用，国一公司主张系由国一公司与迟吟雷工作室签订聘用协议并直接支付，应予以扣除。关于该问题，本院注意到如下事实：一是根据聘用协议，上述款项包括280万元的制片人酬金及500万元的营销服务费。聘用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9日，而涉案电视剧实际拍摄的时间为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虽涉案电视剧将迟吟雷署名为制片人，但国一公司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迟吟雷确实按照聘用协议约定履行了包括监督制定该剧制作计划和制作预算等在内的制片人职责，一审法院结合涉案电视剧的拍摄时间、聘用协议的签订时间，认为单纯署名的事实不足以证明聘用协议的制片人部分义务已经实际履行的结论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二是就聘用协议约定的涉案电视剧营销服务部分，国一公司仅提供张晶晶个人名下、迟吟雷个人名下部分银行流水，上述银行账户中款项的对外支付不能证明所支付的款项实际用于涉案电视剧的宣传营销，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聘用协议的营销服务部分义务迟吟雷工作室已经实际履行。三是在签订聘用协议后，张晶晶曾与蓝蓝蓝蓝公司赵阳沟通过聘用协议签订及相关费用支出的情况，双方并未就780万元宣发费用的支出最终达成并实际签署合同。同时在协商过程中，赵阳曾明确表示“没有协议款项不能动”。综合在案查明事实，国一公司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聘用协议实际履行，其提出的在计算发行费时扣除780万元宣发费用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国一公司提出一审认定的收益比例存在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国一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艺鼎公司、曼塔公司、华星公司的投资款由蓝蓝蓝蓝公司收取再行转付，对蓝蓝蓝蓝公司确定的国一公司占38．33%的收益分配比例无异议。国一公司上诉主张该收益分配比例有误，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且与其一审中的自认有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国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839元，由国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仪 军审 判 员  杨 洁审 判 员  李迎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江珞伊书 记 员  孙汝函书 记 员  孟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