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2民初185号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明路338号之6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8564517320R。法定代表人：严伟周。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玉东，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园洲镇上南旧工业区16栋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23380271397。法定代表人：钟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玉东，被告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达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合计人民币848499.08元及利息（以848499.08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签订编号为2015JZS001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约定由乙方接受海外订单，与外商订立合同，甲方负责外贸出口报关等服务协调环节，不承担生产、货物及外汇风险（即甲方不承担出口贸易货物和货款风险），但甲方在形式上仍与乙方签订购销合同及与外商签订外销合同，以甲方自营贸易方式报关出口；甲方负责银行外汇结算服务，在收到付来的外汇货款并在银行结汇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全部结汇金额（以银行结汇水单为准）付给乙方；甲方在收齐出口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相应的外汇货款等正本凭证（包括出口退税备案相关单证）并经审核无误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预付出口退税款，预付的出口退税款金额=可以收到的出口退税金额-甲方公司应收取的外贸综合服务费，甲方每美元收取0.09元人民币服务费；该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2015年5月14日生效。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自2015年7月至10月为被告办理货物出口若干笔，并按约定向被告预付了出口退税款。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明税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明税罚（2018）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办理的涉及被告在内的共48笔出口业务的备案单证为虚假单证，其中涉及被告单独为7笔，并对原告作出追缴骗取的出口退税款并处一倍罚款、返纳已退的出口退税款、不予退税的税务处罚和税务处理。其中，因代理被告出口货物被追缴的出口退税款及一倍罚款、返纳已退的出口退税款合计为人民币848499.08元，原告于2018年8月22日向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缴纳了上述款项。由于被告拒绝赔偿原告的上述损失，原告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被告利用虚假单证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原告将另行向税务机关举报、向公安经侦部门报案，使其承担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二、原告企业信息。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三、被告企业信息。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四、《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证明双方约定实际为代理被告出口，但按照原告自营方式操作。五、《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代理被告出口的货物中该7笔业务因被告提供虚假单证被税务部门认定为违法。六、付款及退税款凭证。证明原告是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支付收到的外商货款及预付出口退税款的事实。七、返纳税款及缴纳罚款凭证。证明原告按照税务机关的处罚及处理决定缴纳罚款及返纳税款的事实，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八、货物出口退税需返还及罚款明细。证明原告代理被告出口的货物中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的7笔业务明细。被告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与被告之间仅存在服装类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签订《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后，由于被告一直没有海外业务，故该合同一直没有实际履行过。由于原告是经营货物进出口的企业，海外业务资源较广，故原告向被告直接采购服装出口海外。原告向被告订购服装，双方并有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原告均依约履行合同，但至今，原告仍拖欠被告货款人民币471915.25元未付，被告将另行主张权利。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体现原告与被告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以排除存在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关系。其一，从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全部是货款，并没有所谓的出口退税款。其二，从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作出的明税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可知，原告无论自营外销还是从被告和案外人惠州市长润服装有限公司处购进货物后外销，外商均为“香港凯宾公司”，足以证明“香港凯宾公司”是原告的客户，被告从来未与“香港凯宾公司”有过任何交易。其三，高明区税务局对原告进行处罚时，历经两年半时间的调查（2016年1月19日至2018年7月2日），查清提供虚假单证骗取出口退税或单证不全的行为人为原告，处理或处罚决定书中也有提及被告在内的数家企业，但并未对被告进行处罚，也没有指出被告有任何违法行为，证实被告与原告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涉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人为原告。假设提供虚假单证是被告所为，在税务机关调查时，原告即可出示双方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并提供证据证明虚假单证系被告提供，这样即可免于数百万元的处罚。但原告却愿意承担责任，原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袒护被告，足以证明提供虚假单证系其所为，根本与被告无关。如《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根据该协议约定，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原告手上应持有大量证据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但原告却没有提供，同时受诉法院亦可向支付外汇货款给原告的外商调取被告是否与该外商存在交易的证据。况且，如被告实际履行了合同，取得了外汇收入和出口退税，手中必然持有真实有效的单证，根本没有必要伪造。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转账电子回单》。证明原、被告存在服装类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经开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过。对证据五被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也与被告无关。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有向被告支付过所谓的退税款，足以证明双方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七被告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也与被告无关。对证据八不予认可，该明细是由原告单方制作，其所主张的退税款和罚款等与被告无关。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证据正好印证了《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的内容，且被告提交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均是按照该协议书的内容在履行，同时该证据与被告所称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没有履行完全不能对应，也与被告所辩称的双方是按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不能对应。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编号为2015JZS001《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主要约定：一、乙方接收海外订单。订单的具体内容如货物的品种、数量、重量、质量、单价及交货期限等，由乙方和外商订立合同，与甲方无关。甲方角色是提供外贸综合服务，负责外贸出口报关等服务协调环节，不承担生产、货物及外汇风险（即甲方不承担出口贸易货物和货款风险），但甲方在形式上仍须按外贸综合服务的要求，与乙方签订购销合同及外商签订外销合同，以甲方自营贸易方式报关出口。二、乙方根据订单生产好货物，经过检验及格后，通过甲方报关出口。1、乙方须保证提供给甲方出口货物是本企业自产产品，其填写出口货物装箱单……装箱单是甲方报关的依据，乙方必须保证其内容与装车货物完全一致，若因此引起被海关扣货、处罚或采取对甲方不利措施，乙方须负完全责任。……3、装运货物至港口、口岸或入仓所需的车辆由乙方自行安排（远洋海运至目的港运输环节由外商负责）。货物运输过程的风险和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应将运输费用凭证原件或复印件提供给甲方备案。三、甲方提供相关的出口报关单证，为乙方货物在指定的海关口岸提供报关服务……2、货物报关后的报关单出口退税联及其他附属单证由乙方协助催回，交给甲方，甲方向税务部门办理退税。四、……2、乙方在货物出口60天内，应要求外商将相应金额的外汇货物付到甲方账户……3、甲方负责银行外汇结算服务，在收到付来的外汇货款并在银行结汇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全部结汇金额付给乙方……五、……4、乙方须在货物离境后60天内，将相应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开给甲方，以便甲方及时进行审单和申报出口退税……六、甲方向乙方预付出口退税款……九、……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或甲乙两方签字盖章后自2015年5月14日起生效。该《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上由原告盖章及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名，由被告盖章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签名。2018年7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向原告作出明税处〔2018〕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该局于2016年1月19日至2018年7月2日对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经检查发现，原告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办理出口退税的资料共有48笔出口业务，这些业务资料显示从惠州市长润服装有限公司、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购进服装销售给凯宾服饰（香港）有限公司或从佛山市高明永宝手袋制衣厂有限公司购进涤纶布坐垫套、印花棉布坐垫套等销售给森宝实业有限公司，主要通过深圳蛇口海关和广州埔老海关出口，上述办理出口退税的48笔备案提单经有关货代、物流等11家公司确认为虚假提单，以上48笔出口业务已办理出口退税共4046195.88元，已申请未退税款586298.27元；3笔出口业务属备案单证不齐，经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提供完整单证后仍不能提供，以上3笔出口业务已退税额为20067.41元。具体违法事实如下：（一）骗取出口退税……2.2015年7月25日，从惠州市嘉正盛服装有限公司购进棉制针织女上衣1299270元，销售给香港凯宾公司，由易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具货代提单，提单号为FWCKBNDP1592148，集装箱号码是PCIU8974700，起运港口是广州黄埔，到达港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报关单号是520120150515365128，已向高明区国税局申报出口退税188782.79元，已实现退税。经查，上海易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证明号码为FWCKBNDP1592148的提单为虚假提单。该集装箱实际上是FAZILASGHRI、HASAN、HDSSIN等17位伊朗个人外商到广州采购，已证明该票货物并无申请办理出口退税……二、处理决定。（一）追缴骗取的出口退税……拟依法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666560.98元……（二）返纳出口退税……拟依法返纳已退的出口退税款3379634.9元……（三）单证不齐的返纳……拟对吉曜公司2015年度已退税款20067.41元进行返纳等等。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作出明税罚〔2018〕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上述违法事实作出处罚决定：（一）……拟依法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666560.98元……并处一倍的罚款666560.98元。（二）……对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服装类出口44笔以虚假提单备案的行为，拟处以10000元的罚款等等。原告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18年8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中国农业银行支票存根》，以及2018年8月22日的13份《税收缴款书》和2018年9月2日的一份《税收缴款书》，均载明缴款单位为原告，金额合计为3751267.62元。原告提交了4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证单号分别为520120150515365128、520120150515299022、520120150515277150、520120150515371121。原告提交了15份银行转账凭证，付款人均为原告，收款人为被告，合计金额为7558371.33元，附言均为“货款”。另，原告提交一份被告货物出口退税需返还及罚款明细，显示报关单号为520120150515277150001、520120150515277150002、520120150515299022001、520120150515299022002、520120150515299022003、520120150515371121001需返还退税款合计470933.5元，报关单号为520120150515365128需返还退税款188782.79元并返还一倍罚款188782.79元。被告辩称其与原告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所签署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被告提交原告（需货单位、需方）与被告（供货单位、需方）于2015年5月6日至2015年11月27日期间签订的2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对应的《送货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各种服装，口岸交货，由供方直接运输到外商指定口岸并承担运输费用；需方付清货款后，供方安排交货、电汇或票汇；允许交货数量及金额有3%的增减；供方必须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发票给需方等。对应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处均由原告盖章。被告还提交了2015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收到原告支付的附言为“货款”的《中国农业银行银企通平台电子回单》以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办理的货物出口业务中有7笔备案单证为虚假单证，导致原告被税务机关追缴出口退税款及一倍罚款、返纳已退的出口退税款，造成原告退税损失。首先，原告提交的四张出口货物报关单仅有一张报关单号为520120150515365128系《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及的，但《税务处理决定书》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为“原告从被告购进服饰销售给凯宾服饰（香港）有限公司”，且未有其他证据佐证该单证系原告为被告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所形成的。其他三张报关单证的报关单号与其主张的其他单证也对应不上，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单证为被告作出的虚假单证。其次，原告提交的其向被告付款的转账凭证上均附言为“货款”，未提交其向被告支付出口退税款证据佐证。最后，被告提交了其与原告于2015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买卖服饰交易往来的相应证据，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明其与被告系为被告办理出口退税业务代理关系。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退税损失848499.08元及支付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85元，由原告佛山市吉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叶堂辉审 判 员  黄利仁人民陪审员  张爱美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曾淑仪书记员叶振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