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28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清华大学同方大厦A座2层。法定代表人：陈志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云峰，北京东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梁，北京东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伯元，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回族，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猛，北京尚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威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伯元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94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方威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需撤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无需继续履行劳动关系。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刘伯元旷工事实清楚，同方威视公司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刘伯元存在旷工行为。2.一审法院对客观事实的定性存在错误，就已经查明的事实，刘伯元也认可2019年2月27日下午未出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系正常维权，即便其未就此向公司履行请假手续，亦不宜认定为无故旷工，该认定属对客观事实的定性错误。刘伯元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同方威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同方威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无需撤销其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无需与刘伯元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伯元于2009年12月7日入职同方威视公司，职务为客户经理，双方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第二份合同是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9年3月28日同方威视公司向刘伯元送达了书面解除通知书，以其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劳动关系。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刘伯元存在多次旷工，系严重违纪行为，故其解除行为合法。同方威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劳动合同书》，其中第十六条约定乙方（刘伯元）应遵守甲方（同方威视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第二十五条约定乙方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第四十九条约定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附件包括：（一）《保守商业秘密协议书》、（二）《员工行为规范》……刘伯元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二、《员工考勤管理规程》，其中载明不经请假无故缺勤者视为旷工，该规程自2005年10月26日起执行。刘伯元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没见过。三、《员工行为规范》，其中载明“公司实行考勤制度，本公司员工上下班均应按规定打卡，不得托人代为打卡或代人打卡……公司实行请假制度，员工请假应履行审批手续，未经同意，员工不得随意外出……当年累计旷工超过三天（含三天）者给予降级、降职或辞退处分。”同方威视公司主张该文件在办公平台公布，并就此提交公证书为证，公证书显示《员工行为规范》修改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刘伯元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没见过。四、关于相关部门办公地点变更的通知，签发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载明西亚区域中心在京各部门的新办公场所地点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D座西楼10层。同方威视公司就此在办公平台发布提交公证书。刘伯元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公司有多处办公地址，员工可在不同地址打卡。五、刘伯元的考勤记录，显示刘伯元所在部门为西亚区域中心客户服务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刘伯元的打卡地点包括“同方AB闸机”“科技广场D10层”“同方大厦A座1层左”“同方大厦B座一层”“科技广场D11层”等。其中2019年2月26日及2019年3月5日显示刘伯元上下班均在同方大厦B座一层打卡；2019年2月27日及2019年3月4日均显示刘伯元上班在科技广场D10层打卡，下班在同方大厦B座一层打卡。同方威视公司就此提交了公司考勤管理系统的公证书。刘伯元认可打卡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存在旷工。六、电子邮件，显示刘伯元于2018年7月9日向公司同事发邮件称“我已经被停职，备件工作请直接联系西亚区域中心客服部副部长……”。同方威视公司就此邮件提交了公证书。刘伯元认可该邮件的真实性。七、科技广场10层西门1001门禁出入记录、办公室视频监控、办公室照片，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刘伯元2019年2月26日及27日、2019年3月4日下午及5日均没有出入记录，亦未出现在办公室视频监控中。同方威视公司主张根据办公室照片，刘伯元若进入其办公工位，必然经过监控拍摄区域，但在上述时间里监控并未拍摄到刘伯元。经当庭核实办公室视频监控，监控视频并非完整一段视频，而是多段视频组成。同方威视公司主张之所以为多段视频是因为该监控录像机具有移动侦测功能，摄像机画面下有人行走或物体移动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摄录，静止状态是不录像的。监控视频仅能拍摄到同方威视公司指认的刘伯元工位一侧的边缘，不能完整反映工位上是否有员工工作的情况。同方威视公司就监控视频的刻录过程进行了公证。刘伯元对公证书无异议，但对于出入记录、视频监控及照片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主张视频监控并不连续，无法证明刘伯元存在旷工。八、北京英拓众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如同方威视公司的陈述，监控摄像机具备移动侦测功能。刘伯元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九、电子邮件，2019年3月25日同方威视公司员工向刘伯元发送邮件称“经核查，2月26日（全天）、2月27日（全天）、3月5日（全天）、3月4日（下午半天）您考勤异常未在公司上班，请提交请假申请”。刘伯元于3月26日回复“我的考勤非常正常。因为我一贯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按时打卡上下班。详情见以下截图。请考勤管理员对考勤异常未在公司上班做出详细的解释和描述”。刘伯元认可该邮件的真实性。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电子邮件，发送日期为2019年3月28日，内容为“刘伯元您好：你的入职日期2009年12月7日，最后工作日期2019年3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日期2019年3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依据《劳动合同》第二十五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的规定解除……”。刘伯元认可该邮件的真实性。刘伯元主张其在2019年2月27日下午去申请仲裁维权，是否就此向公司请假其记不清了；其余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其旷工的时间里均在正常出勤，但并不都是在科技广场D10层打卡，有些是在其他地方打卡；因其在2018年6月被同方威视公司停职，故其停职后并无具体工作内容，不完全是在工位工作。因此其不存在违纪行为，同方威视公司系违法解除，其要求撤销解除通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刘伯元以要求撤销同方威视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9125号裁决书，裁决撤销同方威视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同方威视公司与刘伯元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同方威视公司不服仲裁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同方威视公司做出解除行为的依据为刘伯元在2019年2月26日、27日及2019年3月5日、4日下午存在旷工的违纪行为，同方威视公司应就上述旷工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双方均认可的考勤记录，刘伯元在上述期间均有打卡记录，但打卡地点不同。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刘伯元的工作地点仅在同方大厦D座10层，刘伯元不应在其他公司经营地址打卡；刘伯元则主张公司有多处办公地址，允许员工在不同地址打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均认可之事实，刘伯元于2018年6月被同方威视公司停职，并无具体工作内容，且刘伯元在2019年1月起即在不同工作地址打卡，但同方威视公司并未就刘伯元在2019年2月之前的考勤打卡地点提出异议。此外，同方威视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并非连续摄录，即便同方威视公司解释系因为移动侦测所致，但实难确认视频之完整性；且监控视频无法摄录到刘伯元的工位，不能反应刘伯元进入其工位的全貌。刘伯元认可其于2019年2月27日下午去申请仲裁，但提起劳动仲裁系劳动者的正常维权，即便刘伯元未就此向同方威视公司履行请假手续，亦不宜认定为无故旷工。综上，一审法院对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刘伯元存在旷工的严重违纪行为不予采信，同方威视公司系违法解除。现刘伯元主张撤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刘伯元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同方威视公司与刘伯元均确认，在双方的第二份劳动合同到期后至刘伯元被停职前，刘伯元正常提供劳动，双方劳动关系处于持续存续的状态。二、双方确认刘伯元于2018年6月26日即被停职，停职是因为刘伯元负责的备件的事情。同方威视公司认为刘伯元未履行工作职责，未仔细审查，导致大量备件积压，给公司造成损失；刘伯元则认为这些备件都是有审批流程的，经多位领导审批，不存在给公司造成损失一说，其也不应承担责任。三、就停职后刘伯元是否仍需正常到岗，双方各执一词。同方威视公司称当时即口头通知要求刘伯元需正常到岗，并完成公司可能交办的事务性工作，对于该主张，同方威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刘伯元则称公司只是口头通知其停职，并未要求其正常到岗，至于其仍坚持考勤和到岗，系防止公司以旷工为理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四、对于同方威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监控视频，刘伯元质疑称，存在有人一直在监控范围内办公时但监控视频中断的现象，亦存在有人从监控范围经过时视频中断的现象，足以说明该视频证据拍摄不连续、不完整。同方威视公司解释称，上述现象可能系摄像头拍摄精度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而同方威视公司做出解除行为的依据为刘伯元在2019年2月26日、2月27日、3月4日下午及3月5日存在旷工的违纪行为，故同方威视公司应就上述旷工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案中，其一，根据双方均认可真实性的考勤记录，刘伯元在2019年2月26日、2月27日、3月4日下午及3月5日均有打卡记录，但打卡地点不同。同方威视公司主张刘伯元的工作地点仅在同方大厦D座10层，刘伯元不应在其他公司经营地址打卡；刘伯元则主张公司有多处办公地址，允许员工在不同地址打卡。本院认为，刘伯元自2019年1月起即在不同工作地点打卡，但考勤记录将其在不同地点打卡反馈为打卡状态正常，且同方威视公司亦未就刘伯元在2019年2月之前的考勤打卡地点提出异议，因此，不能排除刘伯元主张的公司有多处办公地址、允许员工在不同地址打卡的情形具有较大可能性。其二，同方威视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并非连续摄录，虽然同方威视公司解释系因为该监控录像机具有移动侦测功能，摄像机画面下有人行走或物体移动时才会进行摄录，静止状态是不录像的。但刘伯元对视频证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提出了相关的质疑，本院经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后认定，该视频证据在连续性和完整性上存有疑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本案中的监控视频其证据种类属于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存在高度共通性，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本院认定仅凭监控视频不能单独证明监控范围内人员运动状况的全过程。并且，监控录像机仅能拍摄到同方威视公司指认的刘伯元工位一侧的边缘，不能完整反映工位上是否有员工工作的情况。此外，根据双方均认可之事实，刘伯元于2018年6月起即被同方威视公司停职，之后并无具体工作内容。综上，通过对比考勤记录、监控视频并结合双方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和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同方威视公司至少就刘伯元2019年2月26日、3月4日下午及3月5日旷工的事实的证明，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因此本院无法确信刘伯元于2019年2月26日、3月4日下午及3月5日存在旷工。同方威视公司以刘伯元存在3天以上的旷工行为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同方威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博文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江南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