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川11行赔初5号 原告：刘中雨，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美玲，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西街72号。 法定代表人：熊建新，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祥基，犍为县司法局行政复议股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熊英，女，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雨，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熊英之夫，住四川省犍为县。 第三人：刘某，男，200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法定代理人：刘中雨，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刘某之父，住四川省犍为县。 第三人：张某，男，201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犍为县。 法定代理人：张贤洪，男，1986年5月5日出生，汉族，张某之父，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雨，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张某之外祖父，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告刘中雨因与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9日作出（2018）川1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中雨房屋内物品损失45000元，驳回原告刘中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刘中雨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8）川行赔终40号行政赔偿裁定，撤销本院（2018）川1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2020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熊英、刘某、张某与本案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依职权追加熊英、刘某、张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刘中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美玲，第三人熊英，第三人熊英、刘某、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雨，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祥基、蔡徳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中雨诉称，原告合法拥有位于四川省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房屋，用于生活居住的房屋面积约199平方米，经营酒厂的房屋面积为56平方米，用于米加工的厂房面积为80.2平方米，用于养殖的厂房为368平方米，2015年7月29号，犍为县人民政府将原告房屋违法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且该违法行为已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乐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予以确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2017年9月27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2017）犍府赔字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特诉至本院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2017）犍府赔字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2.被告依法赔偿因其违法实施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房屋与附属财产、人身伤害、停业等各项损失5894010元（详见2020年3月19日刘中雨财产损失清单列表）。 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辩称：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刘中雨的被拆房屋位于成贵铁路（犍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成贵铁路（犍为段）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对房屋拆迁补偿的条件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标准；基本安置面积内主体房补偿标准；房屋拆迁装饰装修补偿标准；安置对象、条件及安置原则等有明确规定。根据《犍为县人民政府关于成贵铁路（犍为段）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批复》（犍府函〔2016〕55号），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的丈量面积，其房屋的拆迁补偿费为430322元，该款已存入指定账户，原告可随时领取。2.关于刘中雨主张的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被告认可按原一审综合评判的赔偿金额4.5万元。3.刘中雨在赔偿清单中所列但公证清单中不存在的物品，除非刘中雨有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及其价值，否则不予赔偿。 第三人熊英、刘某、张某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4年国土资源部作出国土资函〔2014〕25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四川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其主要内容是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就成贵铁路涉及相关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其中涉及犍为县9个乡镇28个行政村92个村民小组。2015年1月3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对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川府土〔2015〕128号《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乐山市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主要载明，同意将乐山市五通桥区、市中区、犍为县等3个县（区）的18个乡（镇、街道）63个村的201.4373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本次批准转为的建设用地和上述农村集体原有的建设用地20.6007公顷、未利用地0.9859公顷，合计223.0239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同意将国有农用地0.596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5.1961公顷、未利用地1.170公顷。 2015年12月16日，乐山市人民政府对市中区、五通桥区、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乐府函土〔2015〕39号《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乐山市境内）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的通知》主要载明，三个区县共计批准建设用地229.9865公顷，其中犍为县9个乡镇28个村92个组集体农用地120.9684公顷、建设用地7.3711公顷、未利用地0.5679公顷，合计128.9074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 原告刘中雨拥有位于四川省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房屋，该房屋在成贵铁路（犍为段）被征收土地红线范围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中载明：土地所有权人为刘中雨，使用权面积为116平方米。刘中雨户籍人口为5人，户主为刘中雨，妻子熊英，女儿刘红(已于2016年2月24日去世)，儿子刘某，外孙张某。2015年5月14日，犍为县人民政府就原告刘中雨建筑物、构筑物作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刘中雨签字认可。 2015年5月14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接受犍为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于2015年5月14日17时40分至18时23分对刘中雨房屋及室内物品现状用摄像的方式进行了证据保全。2015年5月15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作出（2015)犍证字第1028号《公证书》（含光盘）。 2015年7月28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接受犍为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于2015年7月29日6时58分至13时23分对刘中雨房屋及室内物品现状进行了证据保全，对屋内物品进行了实物清点登记。2015年7月29日，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作出（2015)犍证字第1513号《公证书》（含光盘）并附有刘中雨《实物清点登记表》一份。 2015年7月29日，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抽调了犍为县交通局、犍为县寿保乡人民政府的部分工作人员，对原告的建筑物、构筑物实施了拆除行为。 2015年9月16日，刘中雨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刘中雨位于四川省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本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5）乐行初字第78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9日对原告刘中雨位于四川省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 2016年1月18日，犍为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犍国土资〔2016〕13号《关于印发的请示》（以下简称13号补偿方案），报送被告审批。该补偿方案主要载明，房屋构筑物的补偿标准为，住房面积45平方米/人内主体房拆迁补偿标准,砖混700-800元/㎡，砖木530-650元/㎡，穿逗木480-500元/㎡，土木结构460元/㎡；住房面积超出45平方米/人的主体房拆迁、建筑物、构筑物等补偿标准，砖混450-550元/㎡，砖木280-400元/㎡，穿逗木230-250元/㎡，土木结构210元/㎡，彩钢房300元/㎡。被告犍为县政府对本次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采用的补偿标准为：所有耕地青苗费按5000元/亩包干。参照以下分类及标准计补：1.熟田4000元/亩；2.熟土3000元/亩；3.蔬菜3000-4000元/亩；4.茶叶、桂花等名贵经济林作物6000-8000元/亩；5.树林3000-5000元/亩；6.林竹4000-7000元/亩；7.荒山、荒坡1000-2000元/亩；8.弃耕撂荒地可参照荒山荒坡标准执行。2016年1月22日，被告作出55号批复，同意犍为县国土资源局13号补偿方案。 2012年5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的98号批复主要载明，犍为县房屋重置价格标准为：砖混750元/㎡，砖木550元/㎡,土木结构500元/㎡；简易结构180元/㎡。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相关补偿标准为：普通青苗最高的为2300元/亩，其中枣树补偿费中最高的为9000元/亩，柑子树补偿费中最高的为9000元/亩，竹林（非笋竹）补偿费中最高的为5000元/亩。 2016年6月1日，乐山市正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受犍为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对位于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原告刘中雨住宅进行了房屋位置工程测绘，作出了《乐山市正信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测绘成果报告》。该报告载明：该房屋全部在成贵高铁已批用地红线内。 2017年6月23日，原告刘中雨因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确认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的55号批复违法，并撤销乐山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6号复议决定，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9年3月7日作出（2018）川行终49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等5人的起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按30㎡/人为原告、刘万华等5户指定了宅基地。 被告已按照丈量面积与55号批复标准计算出原告户的房屋拆迁补偿款项共计430322.18元，其中原告户的房屋补偿款313044.3元，构筑物补偿92938.2元（除构筑物外，还包含了酒糟、小麦、糯米、煤炭、谷壳、打米机器等部分室内物品的补偿），过渡费、歇业费及搬家费24339.68元。2017年11月22日，被告将430322元以刘中雨名义存入账号为X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定期大额储蓄存单中。 2017年7月28日，原告刘中雨向犍为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请求依法赔偿因违法实施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房屋及附属财产损失487万元。2017年9月27日，犍为县人民政府作出（2017）犍府赔字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刘中雨被撤除房屋不予赔偿，房屋拆迁补偿费可到寿保乡人民政府领取，刘中雨自行到花金村聚居点和花金村村民张思金家中领取统一保管物品，对刘中雨的物品损失赔偿9180元。2018年1月2日，刘中雨不服该行政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2017年9月29日，犍为县寿保乡人民政府向原告刘中雨发出通知，请其于2017年10月10日前与寿保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饶巍联系，到花金村聚居点和张思金家里领取成贵铁路拆迁己方的物品。该通知于2017年9月30日向原告送达，但原告拒绝签字领取。 本案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于2018年3月2日对（2015)犍证字第15138号《公证书》中《实物清点登记表》上所载明的实物进行了清点核实，对是否损坏和遗失进行了确认。2018年4月23日，原、被告对未损坏物品进行了交接。 以上事实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行赔终40号行政赔偿裁定书、（2018）川行终498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5）乐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书、（2017）川11行初25号行政判决书、四川省犍为县公证处作出（2015）犍证字第1028号《公证书》、（2015）犍证字第1513号《公证书》、（2017）犍府赔字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实物清点登记表》、55号批复、房屋拆迁补偿面积丈量图、《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犍为县寿保乡成贵铁路房屋拆迁补偿计算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定期大额储蓄存单、《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以及询问笔录、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本案中，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9日对原告刘中雨位于四川省犍为县X乡X村X组X号的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已被本院作出（2015）乐行初字第78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刘中雨于2017年7月28日已向犍为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犍为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了（2017）犍府赔字第2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刘中雨不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前述规定。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现各方对原告主张其被拆除房屋损失通过本案的行政赔偿诉讼予以救济并无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具体应当赔偿的范围、标准和金额。 关于本案具体的赔偿范围、标准和金额问题。结合原告损失清单和各方在庭审中的确认，该损失可概括为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房屋及构筑物损失，第二部分为室内物品损失，第三部分为零星树木损失，第四部分为过渡费及利息、生活补助费损失，第五部分为人身伤害、精神损失、误工费损失，第六部分为停业损失。针对以上六部分诉请，本院逐一评析如下： 关于第一部分被拆除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和第四部分过渡费及利息、生活补助费损失。对于案涉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原告主张按照当地新建商品房的市场售价，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新建商品房从土地性质、房屋结构、新旧程度、建造成本及市场可流通性等各方面均与案涉被拆除房屋存在较大差异,不具有可参照性。考虑到本案系因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引发的赔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在返还财产不能的情形下，赔偿金的确定应以被损害财产受损之时的价值及因损害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进行确定。具体到案涉房屋的价值，因房屋灭失现难以通过评估等方式予以直接认定，但该损失业已产生，结合案涉房屋位于成贵铁路（犍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该片区征地拆迁补偿标准（55号批复）所针对的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与案涉房屋所处地块、土地性质、建造情况、使用年代、房屋结构等方面均相同或类似，且该标准已实际适用于该片区众多被拆迁房屋，故从公允性而言，本案可参照该补偿标准确定案涉房屋的赔偿价值。根据在案证据，犍为县寿保乡人民政府曾于2014年6月19日和2015年5月14日两次组织工作组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丈量登记，原告刘中雨在2015年5月14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中签字予以确认，而被告已根据丈量面积和项目，按照55号批复同意的13号补偿方案计算出案涉房屋安置补偿费并予以提存，也为原告指定了30㎡/人的宅基地。本院认为，55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高于98号批复确定的补偿标准，被告按照该标准确定原告房屋及构筑物损失、过渡费损失并无不当。对于对原告要求按当地新建商品房的市场的标准计算房屋损失及相应过渡费，并支付利息与生活补助费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认为其主体房面积少算22.78㎡的主张，因与丈量登记的结果不符，且原告对此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亦不予支持。此外，由于两次丈量登记中部分项目存在误差，诉讼中，被告表示可以按两次丈量登记中面积最大的予以计算，对此原告亦无异议。其中：1.养殖房，被告在计算补偿款时按124.38㎡予以计算，现双方均认可按135.72㎡计算，故应增加2948.4元﹝（135.72㎡-124.38㎡）×260元﹞。2.堡坎条石。被告在计算补偿款时按30.45m³予以计算，现双方均认可按30.61m³计算，故应增加12.8元﹝（30.61m³-30.45m³）×80元﹞。3.水缸。被告在计算补偿款时按1口予以计算，现双方均认可按3口计算，故应增加200元﹝（3-1）×100元﹞。4.蓄水池。被告在计算补偿款时按6.78m³予以计算，现双方均认可按14.09m³计算，故应增加511.7元﹝（14.09m³-6.78m³）×70元﹞。5.组合橱柜。两次登记时均未登记，但被告认可1个，可按600元予以补偿。以上款项共计4272.9元，因被告已将计算出的补偿款430322.18元提存430322元，除已提存的补偿款外，被告还需向原告支付4273.08元。 关于第二部分案涉被拆房屋室内物品损失。本院认为，对于被告强拆涉案房屋造成室内物品不必要的损失，属原告的直接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被告在房屋拆除前和拆除时已申请公证机关对案涉房屋室内物品现状进行证据保全，故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公证书》（含光盘及《现有实物登记表》）可以作为认定案涉房屋内物品有关损失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本案中，被告已提供《实物清点登记表》，且原、被告双方已对《实物清点登记表》上所载明的实物是否损坏和灭失进行了确认，并对未损坏物品予以返还，且在提存的补偿款中已包含了酒糟、小麦、糯米、煤炭、谷壳、打米机器等部分室内物品，故被告应对《实物清点登记表》中已损坏灭失且尚未补偿的房屋内物品予以赔偿。对于原告主张的不属于公证书《实物清点登记表》中的物品，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根据光盘、照片、《实物清点登记表》等在案证据，综合室内物品的种类、数量、新旧程度、破损情况及价值等因素，结合生活经验，酌情确定原告房屋内物品损失金额为60000元。 关于第三部分零星树木损失。原告主张因被告的强拆行为致其树木受损，其中，小叶龙1条5000元，黄桷兰树1棵6000元，柏杨树2棵共4000元，黄桷树1棵300元，桂花树2棵共200元，洋槐树19根9500元，桉树1根500元，板栗树1根2000元，腊梅2根200元，指甲花800元，中药材红参2000元。被告认为该部分损失已经算入青苗补偿费已领取，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赔偿。本院认为，以上树木系原告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树木，该部分损失不应包含在青苗补偿费中，但原告主张30500元过高,根据树木的种类、数量、价值等因素，结合生活经验，本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8000元。 关于第五部分人身伤害、精神损失、误工费损失。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该部分损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故对其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六部分停业损失，因被告在提存的补偿款中包含了歇业费，即已按照55号批复的规定对于原告的停业损失给予了一定补偿，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支付100余万元停业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原告在停业损失的计算中列了社会保障金一项，关于社会保障金的问题，鉴于本案系行政机关违法强拆房屋引发的行政赔偿诉讼，原告主张的社保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赔偿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本院认为,在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仅是赔偿请求人提起赔偿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一旦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逾期不作出赔偿决定，赔偿请求人即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规定，行政赔偿案件审查的系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并非行政赔偿案件的诉讼标的。故本院仅针对原告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审查，被告所做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并非本案审理对象，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强制拆除其房屋造成的各项损失502595.08元（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和过渡费损失434595.08元+案涉被拆房屋室内物品损失60000元+零星树木损失8000元）。鉴于被告已以原告的名义将房屋及构筑物损失和过渡费损失430322元予以提存，原告可随时领取，故被告尚需向原告赔偿因强拆案涉房屋造成的损失72273.0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犍为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刘中雨赔偿拆除其房屋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2273.08元。 二、驳回原告刘中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晓芸 审 判 员 钟小红 审 判 员 罗喆予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严 洁 书 记 员 朱蕾汀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