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逸鸣，女，1957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闫伟红，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富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汪森火，主任。 委托代理人朱立峰、陆玲霞，浙江浙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市富阳区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富春街162号。 法定代表人何富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佳洁，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市富阳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迎宾北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张其铭，主任。 委托代理人陆华芳，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逸鸣因诉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富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富春街道办）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行初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原告孙逸鸣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确认富春街道办于2017年10月28日强制拆除孙逸鸣位于富阳区××室（××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富春街道办向孙逸鸣赔偿经济损失140032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富春街道办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逸鸣系杭州市富阳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社保中心）（原单位为企保办）职工，1997年，原企保办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于同年9月8日与富阳镇第七建筑公司签订一份《联合建房协议》，约定建造的房屋为六层，企保办购买三套，共计人民币370001元（包括做房产证、建天桥、装电表等全部费用），案涉房屋为其中一套。当时企保办意向以福利分房的形式分给孙逸鸣（最初名额为洪峰，后因洪峰不要，把名额给了孙逸鸣）。由企保办统一办理了房产证、契证等事项，其中市心北路126号402室登记至孙逸鸣名下，因孙逸鸣个人原因一直未交纳需个人缴纳部分的房款，故案涉房屋一直未实际交付给孙逸鸣，由社保中心（含原企保办）实际占有管理使用。2008年12月23日，根据富政函[2007]92号《关于加强机关事业单位房地产管理的实施意见》社保中心将案涉房屋移交给杭州市富阳区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共资产中心）管理，公共资产中心将房屋出租给他人。2017年10月，由于达夫路精品街改造，案涉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孙逸鸣知情后向拆迁指挥部提出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要求主张房屋拆迁的相应权利。公共资产中心为确保国有资产安全，致函给富春街道办并提供社保中心的资产转移审批单。2017年10月20日，富春街道办与公共资产中心签订《富阳区达夫路精品街区项目涉及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2017年10月28日，富春街道办根据协议将案涉房屋拆除。 另查明，1998年社保中心用一份方云雪与孙逸鸣签订的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了案涉房屋产权证。 另查明，孙逸鸣于1993年12月通过申请已享受单位福利分房一套，面积为68平方米，地址位于富春街道春秋××室，2009年孙逸鸣申请领取了富阳市职工个人享受一次性住房补贴和工龄住房补贴。 再查明，社保中心在1998年集资建房时向第七建筑公司购买三套房屋，其中一套501室系分给单位领导郎本顺，因郎本顺已享受过房改房政策，2002年在开展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违反住房规定专项清理中，中共富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03年4月21日对郎本顺作出退出一套住房的处理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组织；（二）有明确的富春街道办；（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本案中富春街道办根据与公共资产中心的搬迁协议拆除案涉房屋，现孙逸鸣要求确认富春街道办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的焦点在于案涉房屋产权是否属孙逸鸣所有。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富房权证富镇字第××号）虽登记在孙逸鸣名下，但该产权证系社保中心（含原企保办）在1998年给单位职工作为集资建房时由单位统一办理，是先对有集资建房意向的人做好房产证，后待购房者交足应由自己承担部分购房款后，再由单位交房。因孙逸鸣一直未向其单位缴纳需由其承担的部分购房款，故社保中心也一直未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给孙逸鸣，孙逸鸣也从未实际占有过案涉房屋。社保中心与孙逸鸣的内部分房属于尚未完成。而现有证据证明孙逸鸣已在1993年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按《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浙江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富阳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第四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孙逸鸣不能再次享受单位福利、集资建房。而且当时社保中心（含原企保办）在统一为意向购房者办理产权证时为了规避浙房改（1995）20号文件《富阳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规定，使用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了案涉房屋产权证，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证在效力上属于需撤销的情形。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孙逸鸣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合法权益，与案涉房屋协议拆除不存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孙逸鸣的起诉。 孙逸鸣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上诉人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案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案涉房屋的产权应当归属于上诉人。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以司法建议形式要求公共资产中心另案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但在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上诉人非案涉房屋物权人，也无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变更物权权属登记的前提下，原审法院无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否定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权利状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属错误。上诉人从本案立案至今从未收到任何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关于案涉房屋的产权确认文件和材料。而原审法院行政庭建议公共资产中心去起诉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的确权之诉，最终以原审法院驳回起诉收尾，但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却未做任何提及。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向其单位社保中心缴纳需由其承担的部分购房款，社保中心未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未实际占有过案涉房屋，并以此为由裁定社保中心与上诉人的内部分房行为尚未完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根据《物权法》之规定，即便假设上诉人存在未付清案涉房屋的相关款项的情形，那也仅是社保中心对上诉人享有债权，不影响上诉人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且该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以未付部分购房款为由否认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缺乏法律支持。第二，原审法院认定社保中心未将案涉房屋交付上诉人，且上诉人从未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也是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上诉人虽未实际居住，但其一直由上诉人实际占有，直至本次拆迁发生前半年左右，公共资产中心在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置备的房屋门锁换掉，然后突击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突击装修，公共资产中心系无权占有，且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占有状态不代表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二、原审法院对案涉房屋属于集资合作建房性质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富阳市集资合作建房管理试行办法》规定，集资合作建房包括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两种形式，集资建房是指由单位组织，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利用已取得合法使用权的建设用地，组织本单位职工参加建房，合作建房是指由经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住宅合作社组织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的建房。社保中心既未取得案涉房屋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也未办理组织和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相关审批手续，案涉房屋并非集资合作建房，也不是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的福利分房，不适用“已享有单位福利分房，不得再次享受单位集资建房”之规定。2.社保中心称在1998年集资建房时，将其中一套分给朗本顺，因朗本顺已享受过房改房政策，2002年在开展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违反住房规定专项清理中，中共富阳市纪委于2003年4月21日对朗本顺作出退出一套住房的处理意见。但是，上诉人从未收到任何关于纪委清查的通知，也未收到纪委要求上诉人退出案涉房屋的要求，且社保中心此后也从未向上诉人有任何权利主张，由此可判断，不管是社保中心还是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也认可上诉人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其自身所陈述的观点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同时，朗本顺本人也作为被搬迁人在本次拆迁安置的名单之列，享受了拆迁红利。原审法院对此并未做任何事实认定和解释。同样的房屋拆迁和现实，富春街道办却做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这对上诉人而言于情于理都是不公平的。3.上诉人享有该案涉房产所有权，不存在规避法律的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房屋产权证系通过虚构房屋买卖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缺乏证据支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从上诉人提供的《浙江省财政厅契税完税证》显示，上诉人已在1997年12月23日完成对案涉房屋的契税交纳，取得相应买卖契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征收管理若干具体事项的通知》，上诉人已在当时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三、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及所涉房屋的征收行为程序违法，原审法院裁定明显错误，应予纠正。1.案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在不动产登记机关未依法作出变更登记，也无生效法律文书另行确权的情况下，案涉房屋的权属理应属于上诉人，上诉人即为本次房屋征收的被征收人。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便强行拆除了案涉房屋，违反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显然是违法的。2.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21日向富阳区委区政府督查室提交的《关于达夫路329号402室房屋产权交办件的答复》显示，富春街道办在征收案涉房屋时，向富阳区委区政府回复因案涉房屋的权属存在争议，无法做出判断，为保证搬迁工作进度，与公共资产中心签署两份搬迁协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上诉人从未收到任何补偿决定的通知或公告，富春街道办即与公共资产中心签订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仅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也剥夺上诉人采取法律途径救济的机会。富春街道办在实施征收前已认为案涉权属存在争议，但未履行法定程序仍实施拆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忽视关于拆迁程序的规定，未依法对拆迁行为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也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立案超过法定期限，违反法定程序。1、上诉人于2018年4月2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裁定书确认“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11日向富春街道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假使认定年份书写存在错误，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时间也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的规定。2.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以公共资产中心于2018年8月17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的审判需以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中止审理，并于2019年1月9日恢复审理，但最终原审裁定中并未体现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明显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之规定，请求：1.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11行初23号行政裁定书，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富春街道办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并非富阳区××室（××室）所有权人。上诉人系原富阳市企业保险办公室(企保办)即现在的社保中心职工，1997年企保办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与富阳镇第七建筑公司签订《联合建房协议》，约定企保办购买其中的三套，案涉房屋为其中的一套。企保办意向以福利分房的形式分给上诉人。由企保办统一办理了房产证、契证等事项。其中，案涉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因上诉人一直未交纳需个人缴纳的放款，故案涉房屋一直未实际交付给上诉人，由社保中心实际占有管理使用。富阳区人社局于2008年12月23日根据富政函[2007]92号《关于加强机关事业单位房地产管理的实施意见》，将案涉房产移交富阳市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产中心(现杭州市富阳区机关事业单位公共资产中心)，故在移交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公共资产中心。且国务院在1998年7月3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规定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案涉房屋房产登记日期为1999年1月8日，所以在房子分配的时候，国家的政策已经不允许单位福利分房了。而且因为上诉人之前购买了春秋北路25幢602室的房屋公有住房，根据浙房改(1995)20号关于《富阳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及售房办法》的批复规定：上诉人不能再享受单位集资房。因此，虽然案涉房子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上诉人一直没有接收该房屋，其也未交纳相应房款；该房屋的产权证及房屋一直是由原企业保险办公室保管和占有。故，案涉房产登记的记载事项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案涉房屋当时的实际产权人为原企业社险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公共资产中心、社保中心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孙逸鸣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富春街道办于2017年10月28日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由公共资产中心实际占有和使用，富春街道办于2017年10月20日与公共资产中心签订了补偿协议，同月28日，富春街道办根据协议将案涉房屋拆除。孙逸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存在，故孙逸鸣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原审法院驳回孙逸鸣的起诉，结论正确，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宇龙 审判员  廖珍珠 审判员  刘 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毛艺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