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雷洛，男，1981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文成，男，199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井研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灼儿，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余昌兰，女，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运宽，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雷洛、刘文成因与被上诉人余昌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洛、刘文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灼儿与被上诉人余昌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运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洛、刘文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雷洛、刘文成与余昌兰于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工厂转让协议》；2.判令余昌兰立即向雷洛、刘文成返还转让款10万元，并从2019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3.余昌兰承担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雷洛、刘文成与余昌兰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显示余昌兰保证可以取得环保证以及保证厂房系使用独立电表。雷洛、刘文成是接收到厂房和设备再补签《工厂转让协议》和付款，协议中还明确约定了后续环保证和工商转让证的投入由雷洛和刘文成承担，并注明“环保证预付未处理”。因此认为雷洛、刘文成主张余昌兰构成欺诈撤销合同的事实和证据不充分。雷洛、刘文成主张设备、租金价值与转让价格不相符，合同产生重大误解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不能成立。雷洛、刘文成认为余昌兰转让广州市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昌兰塑料厂)存在欺诈行为，余昌兰故意隐瞒事实，使雷洛、刘文成对昌兰塑料厂本身的价值(包括生产设备、生产条件尤其是取决于能否生产经营的环保证、厂房租期、租赁保证金、水电设备设施供应)产生重大误解，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违背真实意愿订立《工厂转让协议》，同意以20万元作为转让工厂的对价，雷洛、刘文成依法可以撤销《工厂转让协议》。第一，《工厂转让协议》第四条以及附加协议内容明确约定了昌兰塑料厂是由余昌兰负责办理环保证，但直到工厂被政府部门查封仍未取得环保证，余昌兰在协议订立时明显存在欺诈行为。余昌兰一再向雷洛、刘文成保证工厂可以通过环评取得环保证，已经托人去办理，并向雷洛、刘文成出示中介人员办理环保证收款2万元的收据。《工厂转让协议》中附加协议的内容“环保证预付未处理”；协议第4条“后续投入由乙方承担，包括环保证”的约定，表明了环保证已经由余昌兰负责办理，也预付了费用，如果后续还需要费用则由雷洛、刘文成承担。雷洛、刘文成有作出保证昌兰塑料厂能取得环保证的意思表示。第二，余昌兰以工厂开办以来从未被环保部门处罚佐证工厂生产符合环保条件，欺诈雷洛、刘文成可以取得环保证。雷洛、刘文成与余昌兰在受让昌兰塑料厂前已经有业务往来，余昌兰经营塑料厂有一段时间，都没因为环保问题被处罚，雷洛、刘文成称是因为其已经在办理环保证，并且保证会办下来，所以不会被环保局处罚。第三，20万元的工厂转让价格前提是取得环保证，雷洛、刘文成受让工厂的目的是合法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昌兰塑料厂如果没能取得环保证，根据转让时现有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条件根本不值20万元。众所周知塑料生产企业目前是很难在番禺辖区内能过环境影响评价取得环保证的，如果余昌兰能够为昌兰塑料厂取得环保证是有相当大的经济效益的。所以雷洛、刘文成出资20万元的购买工厂以是取得环保证作为前提的，看重的是工厂取得环保证合法生产的相应经济效益，但最后却被余昌兰欺骗了20万元的损失。第四，除环保证外，余昌兰还对厂房租期、租赁押金金额欺骗雷洛、刘文成，隐瞒租赁厂房是违章建筑没有独立的水电表设施等足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重要事实，使雷洛、刘文成对转让工厂价值产生重大误解，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雷洛、刘文成可以依法可撤销《工厂转让协议》。《工厂转让协议》第1、2条约定，厂房有合法租赁，租约5年，转让费含7万厂房押金，但实际上厂房是违章建筑租赁合同无效，与房东核实过租赁押金只有5万4千元余昌兰庭上也确认了。厂房是违章建筑没有独立的水电表影响生产，雷洛、刘文成接手后的塑料厂明显与余昌兰在《工厂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不同，这些条件都直接影响着工厂转让的对价，足以令雷洛、刘文成产生错误的理解，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显失公平。雷洛、刘文成依法有权撤销协议，要求退回转让款。第五，《工厂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雷洛、刘文成支付第二期转让款10万元的条件未成就，余昌兰无权要求答应人支付款项。《协议》第3条约定，为确保工厂顺利交接运行，余昌兰留两人帮助雷洛、刘文成收货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在余昌兰，雷洛、刘文成按月支付工资另加提成。2018年12月31日期限届满后雷洛、刘文成确认收货支援交接工作顺利完成后，雷洛、刘文成向余昌兰支付第二期转让费十万元。工厂于2018年11月15日因环保问题被政府部门强制关停并查封，双方根本无法履行收货支援交接工作，因此支付第二期转让费的条件未成就，现工厂都被关停无法生产了，余昌兰无权主张该款项。第六、余昌兰应对昌兰塑料厂被政府部门查封关停负责，一审法院判决雷洛、刘文成继续向余昌兰支付工厂转让余款违背了公平合理的原则。雷洛、刘文成受让塑料厂的前提是工厂本身具备生产经营的条件，然而工厂并未取得环保证，未达到生产条件，雷洛、刘文成接手工厂才短短两个月就被关停查封，而且这两个月期间根本就是余昌兰一家人在协助雷洛、刘文成生产经营，雷洛、刘文成并没有安排其他人进驻参加生产。从公平合理的角度考虑，余昌兰转让给雷洛、刘文成的厂房一没有达到生产经营的条件，二没有取得余昌兰所承诺的环保证，三现有的生产设备、厂房、水电设施的价值没有达到20万元的转让款对价，余昌兰必须要对昌兰塑料厂被环保部门关停负责任。昌兰塑料厂余昌兰受让后短短两个月就被政府部门查封关停，一审法院仍判决雷洛、刘文成支付转让款明显违背公平合理的处理原则。余昌兰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请求。余昌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雷洛、刘文成向余昌兰支付工厂转让款10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至清偿为止；2.雷洛、刘文成承担本案诉讼费。雷洛、刘文成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工厂转让协议》；2.余昌兰返还转让款10万元并自反诉之日2019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3.反诉费由余昌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系个人独资企业，由余昌兰2018年8月27日开办。2018年7、8月份，余昌兰与雷洛、刘文成协议以20万元的价格将广州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整体转让给雷洛、刘文成，双方办理了厂房、场地交接，雷洛、刘文成于2018年9月17日及10月15日支付首期款共计10万元给余昌兰。余昌兰、雷洛、刘文成将广州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的工商登记投资人变更为刘文成。2018年10月25日，双方补签了《工厂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转让价格20万元，包含7万元厂房押金和机器设备一套、现成厂房，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支付转让款10万元，余昌兰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需在15天内办理完工厂相关转让手续。为确保工厂顺利交接运行，余昌兰留职两人帮助雷洛、刘文成收货至2018年12月31日，劳动关系在余昌兰，但由雷洛、刘文成按月支付工资3500元/月另加提成。2018年12月31日期满后雷洛、刘文成确认收货支援交接工作顺利完成后，向余昌兰支付第二期转让款10万元，留职两人由雷洛、刘文成决定是否继续聘用。2、工厂后续投入由雷洛、刘文成承担，包括环保证、工商转让证。3、房租18000元/月、水电费由雷洛、刘文成支付，如余昌兰承办后由余昌兰支付。4、附加协议：环保证预付未处理。余昌兰按约定留职两人协助雷洛、刘文成收货，至2018年11月中旬该厂被环保查处停止经营时止。2019年6月17日，该厂注销工商登记。因雷洛、刘文成未支付剩余转让款10万元，余昌兰于2019年5月诉至一审法院。雷洛、刘文成当庭（2019年9月11日）提出反诉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工厂转让协议》依法是否应撤销；2、如不应撤销，雷洛、刘文成是否应向余昌兰支付剩余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一、《工厂转让协议》是否应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当事人主张撤销合同，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形、二是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具体到本案，1、雷洛、刘文成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之一是余昌兰在转让广州市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过程中虚假陈述塑料厂的经营条件（保证环保证可以取得、隐瞒厂房是违章建筑没有独立电表的情况）。雷洛、刘文成应证明余昌兰有故意虚假陈述的行为，且导致其二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查明事实来看，没有证据显示余昌兰曾保证可以取得环保证以及保证厂房系使用独立电表。雷洛、刘文成在2018年7-8月期间实际接收了厂房设备，应当知道环保证尚未办理以及电表情况，仍履行支付首期款并于2018年10月与余昌兰补签《工厂转让协议》，双方在《工厂转让协议》中还明确约定后续环保证和工商转让证的投入由雷洛和刘文成承担，并注明“环保证预付未处理”。因此，雷洛、刘文成以上述理由主张余昌兰构成欺诈，事实和证据均不充分。2、雷洛、刘文成主张撤销合同的理由之二是设备、租金价值与转让价格不相符。这属于重大误解的范畴。根据法律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起诉。雷洛、刘文成自认于2018年7、8月交接厂房、场地过程中知道上述价值不符问题。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之诉，本案中以此为由主张撤销合同，不能成立。二、雷洛、刘文成是否应向余昌兰支付剩余转让款10万元及违约金。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雷洛、刘文成明确如法院不支持其撤销合同的反诉请求，则主张的抗辩为：支付条件不成就的抗辩、利息过高的抗辩。关于支付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工厂转让协议》约定余昌兰负有留职两人帮助雷洛、刘文成收货至2018年12月31日的义务。余昌兰已经实际留职人员。该约定是为了维护雷洛、刘文成的合法合同利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余昌兰都须保证有人员协助雷洛、刘文成收货至2018年12月31日，客观情况变更的风险不应全部由余昌兰承担。广州市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于2018年11月被有关部门关停，协助收货客观上已不可能，留职人员此时离开工厂并未给雷洛、刘文成造成额外损失。故不影响剩余转让款的支付，雷洛、刘文成应向余昌兰支付剩余转让款1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工厂转让协议》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余昌兰主张按照月息2%计算，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计算标准为基准利率上浮30%。关于违约金起算时间，在广州市番禺区昌兰塑料制品厂关停、出现客观情况改变后，双方未再协商第二期款的付款期限，付款期限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余昌兰可随时要求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从雷洛、刘文成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时即2019年6月3日起计算。综上全部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雷洛、刘文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昌兰支付转让款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余昌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雷洛、刘文成的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300元、一审反诉受理费1150元，由余昌兰负担213元、雷洛、刘文成负担323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雷洛、刘文成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非常清楚开办涉案厂房是需要办理环保证的，且在签订转让协议时询问余昌兰厂房是否办理了环保证，余昌兰表示已经向其他代办机构缴交了2万元的办证费用。如果环保证办不下来，是不会达成交易。厂房被关停后，其已经向房东退回房屋，房东确认收取的押金只有54000元，扣除水电费后已退还雷洛、刘文成。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的《工厂转让协议》是否应当撤销；2.如果协议未被撤销，雷洛、刘文成是否应当继续支付余昌兰的剩余转让款100000元及利息。关于《工厂转让协议》是否应当撤销问题。一审判决已对此作充分论述，本院亦予认可。合同中载明“环保证预付未处理”证实余昌兰披露了环保证办理进度的情况，雷洛、刘文成清楚知晓签订合同时并未取得环保证，但未有证据证实余昌兰向雷洛、刘文成保证过环保证定能取得。雷洛、刘文成理应对当时受让的未取得环保证的涉案厂房市场价值和继续经营风险进行评估。其在本案中主张构成欺诈，显然缺乏事实依据。故对其主张余昌兰退还转让款100000元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雷洛、刘文成是否应当继续支付余昌兰的转让款100000元及利息。虽然雷洛、刘文成自认合同价款200000元包括厂房押金、机器设备和厂房使用权，机器设备已经交付雷洛、刘文成使用，且已从案涉厂房业主方退回押金54000元。但鉴于涉案厂房因未取得环保证而被关停，雷洛、刘文成受让后经营短时间就被关停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本院对雷洛、刘文成继续支付的转让款酌情调整为60000元。余昌兰主张因雷洛、刘文成未能及时付款而应支付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定起算时间从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19年6月3日）起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逾期付款利息的标准，鉴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此后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损失。综上所述，雷洛、刘文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欠妥，应予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雷洛、刘文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昌兰支付转让款6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四、驳回被上诉人余昌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分别由上诉人雷洛、刘文成负担1380元；被上诉人余昌兰负担920元。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雷洛、刘文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分别由上诉人雷洛、刘文成负担1380元；被上诉人余昌兰负担9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