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5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二路以北渤海十一路以西建大大厦一楼。负责人：安晋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鹏飞，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兰本，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勇，男，1967年09年1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沾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立鹏，山东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勇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4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鲁1602民初431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徐勇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徐勇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已经构成逃逸，对其逃逸行为应当免于承担保险责任。鲁Ｍ×××××号小型轿车的驾驶人徐治中在事故发生后，造成轿车、道路指示牌受损，徐治中在未报警，且未采取任何保护现场措施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19日1时18分离开现场，根据交警队调查笔录，其自称回家休息，并且第二天，徐治中的母亲充当驾驶人，徐治中及徐治中的母亲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让徐治中逃避法律的追究，导致徐治中发生事故时的驾驶状态无法查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法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能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并未认识到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于禁止性规定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不负有审慎的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仅以徐勇在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投保单的签字不是徐勇本人所签，就认定徐勇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不受保险合同约束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徐勇作为车辆的被保险人，虽然经过鉴定在投保单处签字的并非徐勇本人，但是，要想保险合同成立，真正的投保人也就是徐勇的代理签字人也应当知晓投保人对其进行相关条款的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如果本案徐勇对保险合同关系的承认，也必然应当对代理行为的承认，同时对现实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的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提示的对象包含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对于车辆驾驶人员无故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徐勇主张保险条款无效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驾驶人徐治中的逃逸行为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及原因均无法查清，对无法确定的部分，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驾驶人徐治中，被保险人徐勇，在事故发生后，让徐治中的母亲李绍凤顶替驾驶人，驾驶人徐治中在事故发生十几天之后，也就是7月31日才去交警队录制口供，导致事故当时徐治中驾驶状态无法查清，使事故的保险性质无法查清。故保险人应当免除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勇辩称，一、驾驶人徐治中发生交通事故后离开现场的行为构不成肇事逃逸，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免于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涉案交通事故属单方事故，系徐治中驾驶涉案车辆驶入转盘发生侧翻造成，因事故发生于半夜零时50分，无行人和车辆路过，没有外援可以对徐治中施以救助，当时，从翻落水中的车里挣扎着爬出来、浑身湿透的徐治中孤立无援，事故造成其与家人及外界联系的手机也无法找到（事后在汽车修理厂于车辆后座的缝隙中发现手机），当时情况下，徐治中找不到手机而无法报警，且事故未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无需施救，车辆自转盘翻落到下面也无需保护现场，在事发环境条件下，徐治中别无选择，能做的自救行为只有走着回家去，因此不应认定徐治中符合“逃离现场”之情形，其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属于逃逸行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之规定，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主张徐治中属肇事逃逸因有违公德和公序良俗而不成立，也与事实不符。二、即使在徐治中构成肇事逃逸的情况下，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亦不能据此免除保险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条款时，免责事由成立须以订立保险合同时对该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作出了提示为前提，而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从未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作出过任何形式的提示；双方建立保险合同关系时，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仅收取了被上诉人的保险费，没有与徐勇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也没有让徐勇在投保单上签名，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仅将保险费发票、保险单和参保车辆的保险标志交付徐勇，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资料，徐勇对保险合同条款一无所知，更不知免责条款的内容，因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未向徐勇交付保险合同条款，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就所谓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向徐勇进行了提示，故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不能免除保险责任。三、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提出的徐勇投保时系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其已对投保代理人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应免除其保险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以此提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投保时徐勇并未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也无徐勇出具的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信息材料等证据证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所谓的徐勇代理人是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想象出来的，事实上投保单投保人签章处“徐勇”字样，非由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所称的徐勇的代理人书写，而是阳光保险滨州公司的工作人员填写；虽然徐勇没有在投保单上亲自签名，但向阳光保险滨州公司缴纳了保险费，故双方保险合同成立，徐勇认可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并不表明存在代理人代办保险合同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徐勇认可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已经履行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四、不存在徐勇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情况，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提出徐治中的逃逸行为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均无法查清，阳光保险滨州公司的该主张毫无事实根据。首先，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于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离开现场的行为才属肇事逃逸行为，而徐治中在现场不能报警的情况下离开，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交警也未认定徐治中构成了肇事逃逸；其次，事故的性质、原因已由交警依法调查清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作出明确的认定结论，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一审时已认可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综上，因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未将保险合同交与徐勇，且未尽到就保险责任免除条款向徐勇进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生效，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应对徐勇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支付赔偿款50000元；2.诉讼费由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承担。诉讼中，徐勇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在保险范围内向徐勇支付车辆损失100570元、道路设施损失820元、字迹鉴定费3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被保险人徐勇在被告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处投保的事实、投保种类、徐治中驾驶被保险人徐勇的案涉车辆发生单方保险事故的事实、原告徐勇的主体资格，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有投保单、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保险单、交通事故认定书、收款收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价格评估报告书及补充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事故发生后，因造成道路指示牌损失，徐勇支付修复费用820元。诉讼中，原告徐勇对被告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所提交的2017年投保单中投保人签章处“徐勇”二字有异议，认为并非徐勇本人所签，并提出字迹鉴定申请，经本院依法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送检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中“徐勇”签名字迹不是徐勇所写。另，经阳光保险滨州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滨州市力搏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鲁Ｍ×××××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73831元。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投保时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是否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徐勇尽到了充分的提示及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徐勇于2017年7月14日向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赔偿限额为127092元）并交纳保险费，保险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被保险人的保险代理人仅将涉案保单交于被保险人徐勇，未让徐勇在投保人处签名，且无证据证明将保险合同交于被保险人并就被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尽到了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主张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员未依法采取措施，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情形，对原告的损失不予赔偿，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投保时就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徐勇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及提示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成立并有效。徐勇按照约定向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交纳了保险费用，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被保险人徐勇允许的驾驶人员在保险期间内驾驶案涉车辆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承担保险责任。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主张的车损应以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所作出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即计款73831元。超过部分，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徐勇主张的鉴定费3200元系为确定本案事实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各项合理损失如下：车损73831元、鉴定费3200元、道路指示牌修复费用820元，共计77851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徐勇保险理赔金77851元；二、驳回原告徐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7元，由原告徐勇负担601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74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另查明，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2018年7月19日0时50分许，徐治中驾驶车牌号为鲁Ｍ×××××号小型轿车沿长江三路由东向西行使至事故地点时车辆驶入转盘侧翻，造成轿车、道路指示牌受损，徐治中于1时10分许沿环岛南侧步行离开现场。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阳光保险滨州公司应否对被上诉人徐勇的损失承担赔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做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的规定，对于上述情形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尽到提示义务，即应主动向保险人出示相关免责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相关免责条款，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在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义务后，免责条款才发生效力。本案中，阳光保险滨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签章处徐勇的签名字迹，经司法鉴定不是徐勇本人所写，不能证明投保人已收到保险条款，无法证实保险公司就格式合同中免责条款已经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保险条款中关于免责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主张徐勇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其不应当承担赔付徐勇损失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阳光保险滨州公司主张徐勇投保时系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其已对投保代理人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应免除其保险责任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阳光保险滨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6.28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高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