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某1，男，1956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某2，男，196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某5，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原审原告：邹某3，女，195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原审原告：邹某4，男，196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邹某1、邹某2因与被上诉人邹某5、原审原告邹某3、邹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6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某1、邹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邹某1与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和2013年签订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由邹某1享有和承担全部份额。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邹某2与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五眼桥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2009-2010年荔湾区铁路边涌截污工程拆迁安置协议书》和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铁路边涌截污工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五眼桥复建房超出安置面积30㎡以外增购协议》合同权利和义务，由邹某2享有和承担全部份额。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邹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邹某1、邹某2与邹某5已就分别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房屋、22号之一房屋（以下简称为“22号房屋、22号之一房屋”）的权益的处分已达成合意。1.邹某3、邹某4已当庭承认与邹某1、邹某2、邹某5、被继承人黄某1达成口头协议，由邹某1、邹某2单独作为被拆迁人分别继承22号房、22号之一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并由邹某1向邹某5、邹某3、邹某4支付相应的对价，补偿他们放弃的继承份额，并确认邹某1已履行了相关义务。2.邹某1向邹某5支付20万元补偿对价的时间是2010年3月22日，刚好早于签订安置协议1个月左右，亦可以表明双方曾对房屋问题有口头约定。3.从2013年的邹某1、邹某2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安置房临迁期终止协议》来看，协议上的被拆迁人亦分别为邹某1、邹某2，可表明拆迁人知道各继承人已对两套房屋的处分达成一致意见。在邹某1、邹某5已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协议且履行完毕的情况下，邹某5虽对此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其否认不能成立。4.（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民事调解书已经载明邹某5放弃继承权。二、即便22号房、22号之一房屋的拆迁权益由邹某1、邹某2与黄某1共有，邹某5不尽扶养义务，黄某1生前一直由其他四名子女赡养，医疗费用、丧葬费用也一直是邹某1、邹某2等负担，邹某5未承担任何费用，依法不应分得黄某1的遗产。三、原旧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屋超出应安置面积，该新增部分是由邹某2、邹某1个人出资购买，不属于遗产范围。邹某5答辩称：1.两套被拆迁房屋是由邹某5出资建造，其他兄弟并未出资或出力。2.邹某5有扶养被继承人黄某1，反而是邹某2不断挥霍母亲的积蓄，掌控老人的财产。3.邹某1向邹某5支付的20万元是借款，并非补偿款。4.（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调解书没有邹某5的签名捺印，是无效的。5.邹某1、邹某2两人与拆迁单位签署合同是代表全部继承人签署的，两人对邹某5隐瞒黄某1的全部遗产，侵占其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原告邹某3、邹某4共同答辩称：同意邹某1、邹某2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某1遗产22号房屋的所有权由邹某1一人继承；2.判决黄某1遗产22号之一房屋的使用权由邹某2一人继承；3.判决邹某5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黄某1与邹某6是夫妻关系，两人生育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邹某5五名子女。邹某6于1998年5月8日死亡，黄某1于2017年6月21日死亡，黄某1的父母均先于黄某1死亡。黄某1生前无立遗嘱。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秀水涌尾坊22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在邹某6名下。2010年5月30日，邹某1作为邹某6的继承人与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对上述房屋进行拆除及异地产权调换补偿。调换后的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原坐落在广州市荔湾区五眼桥乡中沃村冲尾坊27号（公安部门编列门牌号码为××之一）的房屋是宅基地上盖房屋，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为穗郊字第245294号及穗郊字第245198号，于1984年8月15日发证，登记使用人均为邹某6。2010年5月30日，邹某2作为邹某6的继承人与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五眼桥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签订《2009-2010年荔湾区铁路边涌截污工程拆迁安置协议书》，对上述房屋进行拆除及安置。安置后的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2010年8月31日，黄某1、邹某3、邹某5与邹某1、邹某2、邹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继承纠纷案，一审法院于2010年9月16日作出（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22号房屋由黄某1、邹某1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22号之一房屋的使用权由黄某1、邹某2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份额。审理过程中，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表示如按法定继承处理，则不放弃继承权。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提出双方与黄某1曾在2010年3、4月份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的分配作出约定，其中由邹某1一人继承22号房屋、由邹某2一人继承22号之一房屋，但没有签署相关的协议。邹某5不确认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主张的上述约定。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在本案中主张双方与黄某1曾在2010年3、4月份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的分配作出约定，但邹某5对约定不予确认，且邹某6死亡后，经一审法院2010年9月16日作出的（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原邹某6名下的22号房屋由黄某1、邹某1各占1/2产权份额，原邹某6名下的22号之一房屋的使用权由黄某1、邹某2各占1/2份额。因此，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主张的约定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黄某1死亡后，其遗下的上述两房屋的1/2份额作为遗产，应由黄某1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邹某5五人均等继承，即各占1/2×1/5=1/10份额。由于上述两房屋已分别通过拆迁安置协议交由拆迁单位处理，现安置的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因此，继承后，邹某1与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由邹某1享有和承担1/2+1/10=6/10份额，邹某3、邹某2、邹某4、邹某5各享有和承担1/10份额；邹某2与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五眼桥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2009-2010年荔湾区铁路边涌截污工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由邹某2享有和承担1/2+1/10=6/10份额，邹某3、邹某1、邹某4、邹某5各享有和承担1/10份额。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9月29日判决：一、邹某1与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由邹某1享有和承担十分之六份额，邹某3、邹某2、邹某4、邹某5各享有和承担十分之一份额。二、邹某2与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五眼桥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和农业局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2009-2010年荔湾区铁路边涌截污工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由邹某2享有和承担十分之六份额，邹某3、邹某1、邹某4、邹某5各享有和承担十分之一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4905元，由邹某1负担2657元、邹某2负担778元，邹某3、邹某4、邹某5各负担490元。二审期间，邹某1、邹某2提交以下证据：1.继承协议书，拟证明双方就被拆迁房屋已有一致意见，邹某5已经放弃继承，但其确认其与邹某5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2.荔湾区铁路边涌截污工程国有证安置房临迁期终止协议；3.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据2-3拟证明安置房屋丽和华庭面积超出安置的部分是邹某1出资购买。4.铁路边涌截污工程安置补充协议；5.五眼桥复建房超出应安置面积30㎡以外增购协议，证据4-5拟证明22号之一房屋超出安置的部分由邹某2个人出资购买；6.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7.收据，证据6-7证明邹某1、邹某2一直有赡养黄某1。邹某5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均不予认可。1.继承协议书其没有见过。2.其确认当时购买安置房的确有增加面积，但出资的钱不是邹某2、邹某1的，而是来源于旧房子拆迁前的租金，另有一些是父母的，因此邹某5对于新购买的面积也有继承权。3.关于赡养母亲的问题，几名子女均有赡养母亲，其也有给过钱，但是没有留下证据。邹某3、邹某4质证：对全部证据均没有意见。邹某5当庭提交证据：署名何广文的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被拆迁房屋是邹某5出资建造的。邹某1、邹某2质证称：对三性均不予认可，无法核实证人身份，证人也没有出庭，里面内容也不真实，被拆迁的房屋是父母建的祖屋。邹某3、邹某4质证称：同意邹某1、邹某2的质证意见。本院另查明，（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案档案中，黄某1、邹某3、邹某5于2010年8月3日共同公证委托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卢远青为代理人参与该案，授权范围第二项约定，参与一审诉讼代理，有权代为承认、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签署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提起反诉或上诉，签收法律文书。同年8月5日，邹某4、邹某1、邹某2公证委托冯嘉伟为代理人参与该案，授权范围亦为特殊授权。卢远青、冯嘉伟于2010年9月16日到庭签署了调解笔录并于当日签收该案调解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2号房屋及22号之一房屋该如何继承分配的问题。（一）对于（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民事调解书的效力。邹某5以其本人未签名为由认为该调解书无效，但办理该案诉讼事宜的为邹某5所委托的代理人卢远青，委托事项亦包含签署调解协议及签收法律文书，邹某5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充分认识到签署法律文书的重要性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卢远青律师在授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为、进行诉讼活动，效力及于委托人，该案调解书已由双方代理人签收，自2010年9月16日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对于（2010）荔法民一初字第1574号民事调解书应如何理解，即邹某5放弃继承的遗产范围如何界定的问题。22号房屋和22号之一房屋均登记在邹某6名下，为邹某6与黄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邹某6于1998年5月8日死亡，未有遗嘱、遗赠或者遗赠扶养协议，其所占房产份额作为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后全部法定继承人通过诉讼方式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虽然在调解书的第一项约定邹某3、邹某5、邹某4自愿放弃对22号房屋、22号之一房屋产权及使用权的继承，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当时黄某1尚在世，其本人的份额并未发生继承，该案的诉讼标的限于邹某6的遗产部分，故邹某3、邹某5、邹某4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效力范围只及于邹某6所占的份额。在上述调解书第二、三项中，各继承人自行约定22号房屋由黄某1、邹某1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份额；22号之一房屋由黄某1、邹某1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份额，该约定合法有效。现黄某1去世，其所占的房产份额作为遗产发生继承。鉴于黄某1生前无遗嘱，邹某3、邹某1、邹某2、邹某4、邹某5五人作为黄某1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均表示不放弃继承，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可以多分、少分或者不分遗产的情形，故五人应均分遗产，即各继承22号房屋、22号之一房屋的十分之一份额。现22号房屋及22号之一房屋已分别通过拆迁安置协议交由拆迁单位处理，安置的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一审判决拆迁合同的权利与义务分别由各方当事人继承占有份额合法有据，各继承人可继承占有的份额经核算并无错误，本院予以维持。邹某1、邹某2上诉主张曾就两套房屋与邹某5达成口头约定，并支付20万元对价补偿给邹某5，但邹某5对此不予确认，邹某1、邹某2无其他证据可证实口头约定存在，仅有邹某3、邹某4的确认及20万元的转账流水，但邹某3、邹某4是本案当事人，其作为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亦需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支持，且金钱是种类物，当事人作为兄弟姐妹互相存在金钱往来亦属正常，故邹某1、邹某2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对于安置房较被拆迁房屋增加的面积，因新增面积的取得仍来源于被拆迁房屋，购买新增面积的权利隶属于全部继承人，新增面积的购买协议与拆迁协议为统一整体，不能改变房屋的权属。至于邹某1、邹某2两人对新增面积的出资款如何定性，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两人在本案一审时也未主张，可另案处理。此外，邹某5并未上诉，却在二审答辩中主张清理黄某1的遗产，本院亦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邹某1、邹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10元，由上诉人邹某1、邹某2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慧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吴卉子李洁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