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8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龙生花，女，1964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文娟，女，1986年2月2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振龙，男，1987年9月2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林，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帅，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住所地徐州市东郊大黄山圆盘道东200米。法定代表人：郭玉超，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渠勇，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医务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铁军，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为民，男，1964年4月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中良，江苏苏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振水，男，1949年2月1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上诉人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与被上诉人邹为民、柳振水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上诉人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上诉人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均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2民初3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柳文娟、柳振龙及其与上诉人龙生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春林、李帅，上诉人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渠勇、崔铁军，被上诉人邹为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中良，被上诉人柳振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令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承担10%的责任过轻，认定邹为民不承担责任不正确。1、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在明知柳某有尿毒病史且喝了酒的情况下，没有针对尿毒病进行检查也没有尽到看护义务。提供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对柳某有接近四年的尿毒病史(2015年8月18日查出患有该病)并喝了酒，语言与本地人交流较为困难是知情的，在该医院可以做血液检查和尿液检查来进一步来确定柳某的肌酐指数和血钾指数以及各项指标，看其是否需要紧急转院而不去做，更何况随车医生沙丙男是内科医生，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手写的检查报告，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辅助该报告的真实性，连柳某年龄都能写错，关于血压部分更是和柳某以往血压有极大差别，故该手写证据不真实。不认可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及一审认定的柳某是清醒的，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走出去的。根据《徐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规定，社会急救机构实行的首诊负责制，该首诊医生本身就是和120一起出车的，知道柳某有尿毒病史需要急救，而只是对柳某做了简单的检查，根本不可能得到柳某真正的身体状况，没有尽到首诊医生义务，就柳某当时的身体状况，别说是医生就是平常人也不会放任就离开，再者医疗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救死扶伤，放任一个如此高危的病人自行离开，本身就有着重大过错。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没有有力证据证明患者神者清醒，柳某一向节俭细心，如果神志清醒为何离开时没有携带自己的手机和随身物品？神志清醒为何会在凌晨两三点钟寒冷且没车的时候离开？为何患者最后没在医院，而是一个患者从未去过的偏僻地方去世？柳某患有尿毒症4年，当时检出病的时候肌酐指数高达1500以上，两肾重度受损失去功能。至2019年1月15日已经三天没有透析，1月15日当天没有回家没有吃降血药，加上当晚天气寒冷倒在路边。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怎么检查出柳某的血压和其他数据为正常人标准？(从柳某近半年的透析报告数据，只有在上机透析时吃了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最高200以上，最低也是127，历史血压记录没有到过120整)。2、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不具备透析能力却不安排柳某转院。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本案中，柳某在该医院得不到透析，医院只是让其坐着等家属，由于交流上有障碍，柳某应当是忍受不了痛苦而离开。医院辩称如果转院透析需要等到天亮，我们不能接受，市四院和二院均有透析设备并且从早晨七八点钟轮班至晚上十一二点，如有尿毒症患者紧急需要透析可随时安排，根据柳某当时的情况不应当检查一下其肌酐指数看是否应当安排转院透析？更何况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离新二院开车也就几分钟路程。3、不认可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所称的患者无需特殊处理，联系家人就尽到了相关义务这一说法，对一个特殊病人只做了简单检查不能是尽到了义务。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称患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干涉其自由，自行离院是自主的意思表示，这一点是在偷换概念，上面所称是针对正常人，柳某身患四年尿毒症，当时又不清醒与人沟通又有困难，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有义务阻止其离开。不接受徐州市矿物集团第一医院所称的当时主诉不是尿毒症，尿毒症检查不是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说法，医院因为接到的通知是一个饮酒男子，而不重视其明知的柳某四年尿毒病史，看其当时的身体状况需不需要转院进行透析，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邹为民在村里担任村书记多年，一直知晓柳某患有尿毒症，在派出所要求尽快通知柳某家属时，明明有很多手段通知而不去做，只是让柳振水转达，也没有及时转达到，从而耽误治疗时间导致了悲剧发生，如果柳某的家属能及时赶到，可以避免这一悲剧发生。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辩称，同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上诉意见。邹为民辩称，1、邹为民没有侵犯柳某的任何权利，不应担承侵权责任。通知与否本身并不是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更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2、邹为民通知与否的行为应当是一种道德行为，不能上升到用法律来评判。3、退一步说，即使应当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应该是邹为民所在村委会，邹为民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4、案件结果的发生是一审原告没有尽到照看照顾义务和死者柳某本人作为成年人过量饮酒导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上诉请求：改判驳回龙生花等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基本事实是：2019年1月15日21：50，我院接到徐“120”指挥中心电话指令，派出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于21点53分到达现场(徐海路安然加油站附近，当时大庙派出所民警已经到达现场)。患者神志清楚，自诉无头痛、头晕，无胸痛、胸闷，医务人员遂将柳某扶入救护车，经其本人签字同意后转送至我院，途中测血压120/80mmHg，脉搏76次/分，两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神志清楚。考虑到患者有尿毒症，且没有家人陪同，虽然没有进一步检查、治疗的指征，我院医护人员还是将其安置在输液室(未挂号收费)。当晚23时和次日凌晨1时左右，我院两次打电话给“110”(大庙派出所民警)，请求联系柳某家人来院将其带回家。“110”民警也进行了两次联系。凌晨3时左右，柳某自行离开输液室，我院医务人员在院里查看，没有发现柳某。2、案由错误。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如果我院应当承担责任，案由应该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而不该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专业性问题，应当由法定的鉴定机构认定。一审法院仅仅根据2009年《急诊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第二十八条“急诊科医护人员应当按病历书写有关规定书写医疗文书，确保每一位急诊患者都有急诊病历，要记录诊疗的全过程和患者去向。”就认定我院有过错并且与柳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是极为轻率的、不负责任的。3、我院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与患者柳某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柳某没有进一步检查、治疗的指征，并不是急诊患者，我院对其没有诊疗护理义务；当晚23时和次日凌晨1时左右，我院两次打电话给“110”请求联系柳某家人来院陪护，尽到了注意义务。如果被上诉人邹为民、柳振水及时通知柳某家人，则损害后果完全可以避免。柳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他自己不愿意呆在输液室外出，我院医务人员无权干涉其行动自由；柳某死因不明，法院推定有因果关系不能成立。4、邹为民、柳振水没有通知柳某家人，是造成柳某独自离开医院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明显不当。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辩称，医院在知道柳某为尿毒症患者后，应及时确诊柳某是否需要抢救或者转诊。柳某从医院出走后，医院应当知道一个尿毒症病人存在生命危险，发现病人离开后，应当及时通知或转交公安机关，其没有尽到寻找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医院不能提供柳某被送往医院急救后的行踪，由此可见，柳某的非自然死亡与医院有直接关系。柳某是在送往医院后，后被发现非正常死亡于医院外，要对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与相关责任等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并无不当。邹为民辩称，同对龙生花等三人上诉所发表的答辩意见。另，医院称邹为民没有通知家属以及没有通知家属是造成柳某独自离开医院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就算通知了，柳某也可以离开医院，柳某独自离开的根本原因是医院照顾不周。柳振水辩称，本案与我没有关系，当时我不在家，也没有接到电话。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邹为民、柳振水共同承担死亡赔偿金416900元，丧葬费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4619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邹为民、柳振水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5日21时40分许，大庙派出所接到警情，有人醉酒后躺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然加油站东侧路边，民警接警后到达现场，同时赶到现场的还有120救护车。经民警询问发现是大许镇小墩村村民柳某，并发现柳某系尿毒症患者，随即安排120救护车送入医院治疗。民警通过大许派出所取得了小墩村支部书记邹为民电话，并告知要通知柳某家属前往医院照顾。邹为民因父亲病重在医院照料，随即联系柳某所在村民小组组长柳振水。柳振水家属接听了电话，并表示柳振水在徐州儿子家中，邹为民遂安排柳振水家属将柳某在医院的消息通知柳某家属。第二天早晨，即2019年1月16日7时许，柳振水家属到柳某家中告知此事，因柳某家属不放心柳某，已经外出寻找。柳某到达被告矿务局第一医院后，经其本人签字同意送至急诊科。至急诊科后，柳某拿出随身携带的病历，上载柳某有尿毒症病史。2019年1月16日凌晨三时许，医院方发现柳某自行离开且不知去向，椅子上留有其随身携带的手机、病历等物品。后经多方寻找，2019年1月17日14时许，柳某被发现，当时已没有生命体征。另查明，柳某出生于1962年12月20日，龙生花系柳某配偶，二人育有一女柳文娟及一子柳振龙。柳某之父母均已去世。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柳某因醉酒卧倒在地被120送往被告矿务局第一医院治疗，在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经柳某本人签字同意入急诊科观察，在观察过程中柳某自行离开，离开时椅子上留有随身携带的手机、病历等物品。卫生部印发的《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急诊科医护人员应当按病历书写有关规定书写医疗文书，确保每一位急诊患者都有急诊病历，要记录诊疗的全过程和患者去向。”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在凌晨三时许发现急诊观察的病人离开，且椅子上留有其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后，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寻找柳某及尽可能的与病人家属取得联系，确认患者的去向，延误了寻找柳某的时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柳某的死亡，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柳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入院观察过程中选择自行离开，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作为柳某的近亲属，明知其有尿毒症病史，未能尽到足够的陪护义务，对于柳某的死亡柳某及其近亲属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邹为民、柳振水分别作为柳某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及小组组长，在接到民警电话后，未能立刻将情况告知柳某家属，虽在工作中存在不细致等情况，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柳某死亡，也并非二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因此邹为民、柳振水作为个人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酌定对于柳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应当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于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诉请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20845元/年*20年=416900元；2、丧葬费39870.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506770.5元。故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应当赔偿506770.5元*10%=50677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一、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各项损失共计50677元；二、驳回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提交如下证据：光盘一张以及光盘内容整理记录，拟证明柳某死亡后其家人到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了解情况，可以看到医院对患者家属极其不负责。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质证认为，认可录音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邹为民质证认为，不需要看，与我没有关联性。柳振水质证认为，不需要看。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因该证据与本案并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认为一审查明事实中的“2019年1月16日凌晨三时许，医院方发现柳某自行离开且不知去向”是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单方陈述，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区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与一般人身损害侵权的标准，是侵权人是否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且是否因诊疗行为导致损害的发生。本案中，柳某被送至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治疗，后引发本案纠纷，因柳某去世后未进行尸检，无从考证其去世原因，也就无法确认是否因诊疗行为导致损害，故一审法院按照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作为案由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的问题。根据《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记载，经人报警柳某躺在路边，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医务处《徐州市急救医疗中心院前急救病历》记载“初步诊断：醉酒？”一审中，几方上诉人也均认可柳某当时处于饮酒状态，故柳某在被送至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治疗，双方之间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后，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将柳某留急诊室观察。柳某生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对柳某观察治疗期间的管理并不包括限制其人身自由，且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也不可能预料柳某离开医院会发生死亡事故，故柳某自行离开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后发生去世事故，其本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如上所述，柳某的去世原因已无从考证，但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收治并发现饮酒的柳某离开，而椅子上尚留有柳某携带的手机、病历等物品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且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表示急诊室处监控是坏的，医院两处门口也均未看到柳某离开的影像，故与延误对柳某的寻找在逻辑上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在其裁量范围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邹为民、柳振水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接到相关电话后，邹为民因需在医院照顾家人而随即联系柳振水，在得知柳振水不在家中后安排其家属通知柳某家人，柳振水家属于次日7时许前往通知，在此前，柳某家人已经外出寻找，邹为民、柳振水上述行为虽存在不及时之处，但该二人并未拒绝通知，且是否及时寻找与柳某去世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一审判定邹为民、柳振水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分别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34元、500元，由龙生花、柳文娟、柳振龙，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 红审判员 谢立华审判员 王 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牟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