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88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傅涛，男，196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虹，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凯贞，女，1956年10月2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三段42号18楼之二。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瑞青，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傅涛与被上诉人王凯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5民初6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9年9月25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傅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被上诉人王凯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瑞青和姚明明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王凯贞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令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凯贞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错误。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王凯贞同意委托傅涛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10辆，约定了具体明确的承包经营标的。该《合同》第1、2两点包含了双方权利义务约定和风险承担的内容。《合同》虽然约定傅涛负有到期返还本金的义务，但该约定也是保证金本金而不是借款本金，故根据该约定并不能当然认定双方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合同》约定王凯贞委托傅涛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同时傅涛与杭州经纬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由傅涛承包经纬公司的营运出租车76辆，全权委托经纬公司管理，经营方式由经纬公司确定，傅涛不承担任何责任。傅涛和王凯贞均不参与出租车的管理经营事宜，故而两份合同中均未涉及承包运营的相关事宜，不足以因此认定双方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此外，双方若要实施借贷行为，完全可以使用借贷合同的形式，没有必要签订案涉《合同》并约定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的内容。双方实际上签订了《合同》并作出了上述约定，且《合同》中并未出现任何“借款”或“借”的字样，表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借贷。王凯贞一审起诉时自认案涉人民币150万元系保证金而非借款，也恰好说明王凯贞在起诉时也不认为双方之间为借款关系，该意见系其对案涉150万元款项性质的自认，一审判决应当予以确认。二、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王凯贞委托傅涛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10辆；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经纬公司同意傅涛承包营运出租车76辆。一审判决认定王凯贞及其丈夫张昭参加陈晓案相关的维权会议和代表群，可以推断王凯贞委托傅涛承包的10辆营运出租车包含在傅涛向经纬公司承包的76辆营运出租车内。从相互关联的两份合同来看，王凯贞是委托人和实际承包人，傅涛是受托人及代为承包人，经纬公司是发包人，傅涛与王凯贞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载明“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表明双方的意思表示是王凯贞委托傅涛向经纬公司承包营运出租车，实质上约定的是委托投资行为，而不是借贷行为。《合同》约定，傅涛每月向王凯贞支付人民币2万元，该款项并非民间借贷中的利息，而是傅涛向王凯贞转付的从经纬公司处获得的投资收益。经纬公司因陈晓犯罪而没有后续产出投资收益，故而傅涛亦没有继续向王凯贞转付投资收益。从傅涛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询问笔录来看，陈晓（经纬公司）对傅涛和王凯贞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完全知情并同意的，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关于代王凯贞承包的10辆营运出租车的约定直接约束王凯贞和经纬公司。因此，王凯贞应当向经纬公司及陈晓主张退还保证金、支付投资收益等合同权利。综上，傅涛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对傅涛的上诉，王凯贞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正确，双方为借贷关系。1.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具体的承包经营标的，也无“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的实质性权利义务或者风险承担的约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委托关系。《合同》中所谓的“承包营运出租车”只是傅涛向王凯贞借款的一个名头而已，并无具体承包经营标的。《合同》主要内容为王凯贞将人民币150万元转入傅涛指定的账户，傅涛在每月固定日期向王凯贞支付固定金额人民币2万元的利息，《合同》到期后傅涛归还王凯贞本金。《合同》中并无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的具体权利义务或者风险承担的约定内容。2.从《合同》中“还本付息”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是建立借贷关系。《合同》第1条约定：“……合同到期时，甲方（傅涛）承诺将保证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共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支付给乙方（王凯贞）。……如到期甲方无法归还本金，则乙方有权……”。第2条约定：“甲方保证在合同期内，每月以现汇支付乙方人民币贰万元整……”。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可知双方实际为借贷关系。3.王凯贞自始至终都认为其与傅涛之间为借款法律关系。王凯贞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写明了“保证金”及借款本金。傅涛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曹某陈述证言称“王凯贞说她的150万元是放到傅涛处的”，该证言也明确了王凯贞与傅涛之间是借贷关系。二、王凯贞与傅涛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1.2014年10月12日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与本案无关，该合同也无确实的承包标的，不能据此推断出王凯贞与傅涛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一方面，傅涛与经纬公司之间的《合同书》和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有效期、涉及金额均不同，特别是收益率差异巨大，两份合同之间无关联性。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如果双方之间为委托关系，“委托”在后而处理“委托事务”在先不合常理。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傅涛收取的每月收益率为2%，而案涉《合同》中约定月收益率为1.33%。如果双方是委托关系，傅涛应将所得收益全部交给王凯贞而不是自己扣下部分。另一方面，并无证据显示傅涛在经纬公司承包的76辆营运出租车中有10辆是替王凯贞承包或傅涛投资到陈晓处的人民币760万元中包含有王凯贞的人民币150万元。2.王凯贞参加陈晓案的维权会议和代表群是为了帮助傅涛追赃，不能据此推断出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2015年6月之后傅涛一直以其投资到陈晓处的款项被骗无法收回为由迟迟不履行案涉《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王凯贞及其丈夫张昭为了帮助傅涛追回投资以减少自身的损失，无奈之下才于2015年12月份第一次参加了陈晓案被害人大会。不能据此认为王凯贞系陈晓案件的被害人，进而推定王凯贞与傅涛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3.从傅涛每月固定支付人民币2万元利息给王凯贞的行为来看，也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并非委托合同关系。首先，因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是王凯贞委托傅涛进行投资，不可能由傅涛每月向王凯贞支付固定利息；其次，傅涛在2016年2月24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帮陈晓垫付了三个月的利息，如果傅涛是受王凯贞之托到陈晓处进行投资，其完全没有垫付利息的必要；再次，傅涛并未举证证明其每月支付给王凯贞的人民币2万元来源于陈晓。4.傅涛关于“经纬公司知晓王凯贞与傅涛之间的委托关系”的说法系一面之词，并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傅涛在2015年12月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被陈晓骗了1200万，我是来报案的”，“我一共在陈晓这边投资了1000万，以及借给他个人200万，共计1200万……”，并详细罗列了款项来源及金额，款项来源由有傅凤山、戚明跃等人，但唯独没有提及王凯贞。为转嫁投资风险，傅涛指引王凯贞以陈晓案被害人的身份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但公安机关审查后并未受理。（2016）浙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亦认定傅涛为陈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被害人，被骗金额为人民币1200万元，该判决书中并未提及王凯贞。傅涛主张王凯贞应向陈晓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基础。综上，王凯贞请求驳回傅涛的全部上诉请求。 王凯贞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傅涛归还王凯贞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起按每月人民币2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5月为人民币72万元，之后按照此标准支付至2019年6月20日止）；二、一审案件诉讼费由傅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0月17日，王凯贞向傅涛转账人民币150万元。就此，王凯贞（乙方）与傅涛（甲方）于同月18日签订《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同意委托甲方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壹拾（10）辆，乙方以现汇交付保证金壹佰伍拾万元到甲方指定的账户，合同到期后，甲方承诺将保证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共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支付给乙方。如到期甲方无法归还本金，则乙方有权向甲方就10辆出租车和保证金不足额部分作相应的处置。甲方承担该10辆出租车的开销，甲方保证在合同期内，每月以现汇支付乙方人民币贰万元。甲方的首期付款日为2014年11月20日，之后每月20日前，甲方承诺按时将人民币贰万元存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如逾期时间超过五日，乙方有权宣布合同到期，并有权对该10辆出租车和保证金不足部分作相应的处置。合约期限为五年，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止。同日，傅涛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王凯贞出租车保证金壹佰伍拾万元，合同到期时无息退还给乙方。2014年10月12日，傅涛与经纬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傅涛承包该公司营运车辆76辆，承包期五年，承包保证金人民币760万元，合同期内每月支付人民币152000元左右。该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6）浙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在陈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部分，认定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间，陈晓以投资其公司出租车业务、借款等为由，以月息2分，向被害人傅涛借款人民币1200万元，至2015年4月，陈晓共支付利息人民币158.7万元，尚有人民币1041.3万元未还。傅涛在2015年12月2日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一共在陈晓这边投资人民币1000万元，以及借给他个人人民币200万元，共计人民币1200万元，陈晓一共支付我利息人民币131.4万元”、“名义上就是我在他公司里面承包出租车，并全权交给陈晓（经纬公司）管理，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只要收钱就好了”；在2016年2月24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吴凯贞投资人民币150万元，我投资人民币610万元，在陈晓处以承包出租车的名义进行投资，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笔人民币760万元的投资款…但是陈晓只支付了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三个月的利息，而我除了这3个月，还帮陈晓垫付2、3、4月三个月的利息，共人民币6万元”。王凯贞及其丈夫张昭参加陈晓案相关的维权会议和代表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双方讼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王凯贞支付承包运营出租车的保证金人民币150万元的支付义务，并且约定每月收取人民币2万元的固定利润，既无具体明确的承包经营标的，也无双方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的实质性权利义务约定或者风险承担的任何内容。同时在《合同》约定，傅涛负有到期返还本金的义务。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涉及到任何承包运营出租车的相关事宜，仅是傅涛每月支付人民币2万元给王凯贞至2015年5月。从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来判断，应认定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至于王凯贞以何种身份参与到后期的维权行为，并不影响双方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傅涛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支付利息，未履行合同义务，王凯贞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故对王凯贞要求傅涛偿还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王凯贞主张利息每月人民币2万元计算，未超过合同约定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该院于2019年6月12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傅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凯贞借款人民币1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6月20日起按每月人民币2万元支付至2019年6月20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28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傅涛承担。 二审中，王凯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傅涛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情况说明两份。拟证明：王凯贞及其丈夫作为陈晓案的被害人代表参加了拱墅区政法委在2016年5月19日、7月29日组织的陈晓案受害投资人沟通会议、王凯贞丈夫作为受害投资人代表参加了陈晓案的沟通会，并且表示其以王凯贞的名义通过傅涛投资于陈晓，皆系以傅涛名义行事；陈晓案件侦办期间，办案民警向傅涛询问，了解确认王凯贞系通过傅涛投资于陈晓。 二、刑事申请再审审查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王凯贞在一审中将陈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判决书（2016）浙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但一审法院已对该判决书的再审申请进行立案审查，故该判决书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再审结果再继续审理。 对傅涛提交的证据，王凯贞质证认为：证据一并非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确定，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陈晓所涉的刑事犯罪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傅涛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2016）浙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系生效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经认定傅涛系陈晓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被害人，王凯贞并非该案被害人；傅涛提交的证据一证明目的与该生效判决已认定事实相左，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关于证据二，虽然傅涛就陈晓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的刑事案件提出再审申请，但并不影响（2016）浙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的既判效力，故该证据亦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认定：王凯贞（乙方）与傅涛（甲方）于2014年10月18日签订《合同》中约定“甲方承担该壹拾（10）辆出租车的一切车辆开销，包括但不限于养路费、税费、维修费等，并承担与壹拾（10）辆出租车相关的任何责任”。 本院认为，王凯贞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王凯贞、傅涛在诉讼中一致选择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之规定，本院确认大陆法律为审理案涉纠纷的准据法。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诉争法律关系性质是借款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虽然《合同》中载明前述人民币150万元系“保证金”、“乙方（王凯贞）同意委托甲方（傅涛）代为承包营运出租车壹拾（10）辆”等体现委托合同意思的内容，但《合同》中同时载明有“最后一期利息”、“如到期甲方（傅涛）无法归还本金”等体现借贷合同意思的内容。合同性质应当根据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全面理解和判断。从傅涛和王凯贞签订的《合同》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分析：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主要权利义务内容为王凯贞交付人民币150万元到傅涛指定账户、傅涛保证在合同期内每月20日前支付王凯贞人民币2万元并在合同到期时将人民币150万元及最后一期利息人民币2万元支付给王凯贞，王凯贞并不承担任何关于傅涛使用资金的风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凯贞亦实际向傅涛交付人民币150万元，傅涛定期每月向王凯贞支付人民币2万元。根据前述分析，王凯贞向傅涛提供资金并只收取固定回报（利息），在合同到期时收回本金，不承担资金使用风险，双方关系符合借款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傅涛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具有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执行委托事务的风险归属于委托人等主要法律特征。本案中，存在以下两点情况明显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第一，傅涛与王凯贞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甲方（傅涛）承担该壹拾（10）辆出租车的一切车辆开销，包括但不限于养路费、税费、维修费等，并承担与壹拾（10）辆出租车相关的任何责任”，即由傅涛承担执行“委托事务”的所有风险，该约定不符合委托合同中“执行委托事务的风险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特征；第二、傅涛上诉称其与经纬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的人民币760万元中包含受王凯贞所委托承包的案涉人民币150万元（10辆车）款项，比照傅涛与王凯贞签订的《合同》内容，《合同书》签订在前而《合同》签订在后，且《合同书》中约定的收益标准远大于《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标准，若如傅涛所称，其系将王凯贞交付的人民币150万元投入经纬公司，则其赚取了相应的利润差，该情形亦不符合委托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法律特征。因此，傅涛与王凯贞之间的案涉法律关系不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对傅涛的相应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支持王凯贞要求还本付息的诉请，处理并无不妥。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傅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银芝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潘丽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