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新01民终43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123号天章大厦29楼2905室。 负责人：王继亮，该律师所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迪红，女，1960年5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梁，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浙江省诸暨市。 上诉人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迪哲律师所）因与被上诉人赵迪红、郭梁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迪哲律师所负责人王继亮、被上诉人赵迪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郭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迪哲律师所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0103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改判赵迪红、郭梁支付代理费12万元。事实和理由：一、迪哲律师所代理赵迪红、郭梁的案件，每个诉讼案件争议标的为21.5万元。一审代理费计算公式应为500元×10万元×5%+11.5万元×4%＝1.01万元，而一审判决直接按21.5万元×4%＝8600元，属于计算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重新核实并予纠正。二、一审判决按标准收费30%确定本案的委托代理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迪哲律师所律师为赵迪红、郭梁维权尽职尽责，对每一份证据都仔细鉴别，研究制定诉讼方案，最终赵迪红、郭梁获得赔偿。且本案应执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02）1047号文件，而一审判决低于该政府指导价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了赵迪红案件案情复杂，依照上述文件规定，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规定2倍以内的范围内收取代理费用。迪哲律师所代理了赵迪红一审、二审、执行三个程序，标准收费合计应为2.02万元，2倍以内协商即在2.02万元以上4.04万元以内与当事人协商收取代理费。而一审判决认定代理案件的案情复杂，却按收费标准的30%计算代理费没有依据，且显失公平。再者，迪哲律师所律师为赵迪红代理了执行程序，但一审却没有认定，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最后，郭梁作为代表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应当认定为获得其他车主的授权，否则，郭梁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赵迪红辩称，不同意迪哲律师所的上诉请求，我们所有案件一共付了25万元的代理费，而一审法院却凭迪哲律师所的一面之词认定了15万元。我们支付的律师费其实并不低，因为是集团诉讼案件，所有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包括所需的证据材料全部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个案件作为模板，剩余的199个案件复制粘贴就行，况且这批案件的起诉以及诉讼材料都是由我们原来的委托律师准备好的，作为迪哲律师所律师来说，除了在法院立案开庭，其余都是坐享其成。一审法院在认定我们支付了15万元律师费用的基础上，再按收费标准的30%来计算律师费明显偏高了。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二审代理费为一审代理费的50%来计算明显偏高。因为二审中乌鲁木齐市中帕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帕公司）仅提交上诉状没有交上诉费，二审并没有开庭。迪哲律师所在二审并没有参与任何诉讼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按照标准的50%认定了代理费用也不合适。最后，郭梁在没有我们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并不能代表我们签订任何书面文件，因此，本案所涉的委托代理协议，对我们并无任何法律约束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迪哲律师所上诉请求。 郭梁未到庭答辩，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在与中帕公司、马依尔江、赵浩明合同纠纷中，我名下的涉案车辆是13辆车，该13辆车所涉的纠纷在天山区人民法院先行立案，诉讼期间，我与迪哲律师所王继亮律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和法院执行到位款20%的风险代理合同。在长达几年的诉讼中，王继亮律师尽心尽责地履行代理义务并打赢了我的官司，我依约向王继亮律师支付了每辆车1万元的代理费共计13万元的风险代理费，对此王继亮律师的所发的微信可以证实我已付款的事实，所以我并不欠迪哲律师所的律师费和风险代理费，本案与我无任何关系。案涉的其他车主并未授权我作为诉讼代表人，不存在我是诉讼代表人之说，我无权代表其他车主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的甲方是赵浩明，案涉的诉讼代理是由赵浩明牵头引起组织的，要论代表人也只能是赵浩明。综上，迪哲律师所要求我承担给付代理费的意见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迪哲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赵迪红、郭梁支付代理费1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6日，郭梁与迪哲律师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甲方为赵浩明等人、乙方为迪哲律师所，合同约定，甲方因与中帕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担任甲方代理人，参加该案件诉讼活动。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继亮律师作为甲方该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由于本案涉及多份合同，需要分案诉讼。因甲方委托的案件，立案及诉讼难度较大，乙方为完成诉讼任务所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会比较大。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案代理费采取分阶段收取代理费用加风险代理的方式支付。即乙方整理完资料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时缴纳代理费10万元；诉讼结束，甲方取得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15天内向乙方支付15万元；其余部分代理费用，根据甲方所提出赔偿诉讼中法院最后判决支持的赔偿金额的执行情况确认，支付标准为：法院最后判决支持的赔偿金额执行到位部分（包括违约金及损害赔偿金等一切损失）的20%。甲方在该款项执行到位之日向乙方支付，如分期到位，则分期支付。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二审终审止（包括判决、调解、自行和解、裁定准予撤诉、裁定驳回起诉）。2015年4月28日，赵迪红（甲方）与迪哲律师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中帕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继亮律师为甲方同意乙方该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经双方协商一致，收取代理费按代表人郭梁所签《委托代理合同》执行。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终结止（包括判决、调解、自行和解、裁定准予撤诉、裁定驳回起诉）。合同签订后，赵迪红等与中帕公司诉讼的车主，共同通过郭梁给迪哲律师所支付了200辆出租车案件代理费15万元及部分案件受理费。 2017年，迪哲律师所委派王继亮律师作为赵迪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办理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赵迪红诉中帕公司、马依尔江、赵浩明合同纠纷（2017）新0102民初880号、（2017）新0102民初879号、（2017）新0102民初881号、（2017）新0102民初882号案件，赵迪红在四案件中的主张请求标的均为2.15万元。案件判决后，中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7）新01民终2286号、（2017）新01民终2287号、（2017）新01民终2288号、（2017）新01民终22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诉人中帕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7年12月，赵迪红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给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兹委托迪哲律师所律师王继亮代表我参加关于我与中帕公司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中，作为我方代理人。后赵迪红等涉及中帕公司的200件案件，经有关部门参与调解，将中帕公司所有享有的债权、债务一并转让给北园春运输公司，北园春运输公司支付每辆车打包价15万元。案件结束后，郭梁与迪哲律师所协商一致，支付代理费13万元。另查，赵迪红（甲方）与迪哲律师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按代表人郭梁所签《委托代理合同》执行”字样，系赵迪红签名后，王继亮律师自行手写添加。迪哲律师所收取赵迪红等中帕公司车主的部分案件受理费，除缴纳给法院部分以外，剩余10.4万元。再查，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新计价费(2002)1047号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为，代理民事（含商事、经济）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争议标的为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不服，收费标准为4%。曾办一审又办理二审的案件可以按一审标准的50%收费。案情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在规定标准2倍以内与当事人协商收费。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明确约定的代理费用。迪哲律师所分别提交了与赵迪红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与郭梁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用以证明双方约定代理费用按照郭梁与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执行。经质证，赵迪红认为，郭梁并未获得赵迪红等其他车主的授权委托，无权代表赵迪红及其他车主与迪哲律师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次，赵迪红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费的约定，系事后迪哲律师所王继亮律师自行添加的，对赵迪红无合同拘束力。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迪哲律师所与郭梁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赵迪红等其他车主授权委托郭梁签订合同，其次，对于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因代理费条款系迪哲律师所律师后续自行添加的，故就代理费的条款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并未达成一致，系约定不明，故对该两份证据的关联性及迪哲律师所主张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2.迪哲律师所是否代理赵迪红申请执行案件。迪哲律师所向本院提交了执行案件赵迪红签订的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在迪哲律师所代理了该案件执行阶段，赵迪红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赵迪红认为其仅找王继亮律师帮忙执行，并非与迪哲律师所达成委托代理关系。经审查，迪哲律师所出具的委托书，仅能够证明赵迪红委托迪哲律师所处理执行事宜，并不能证明其与迪哲律师所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迪哲律师所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3.迪哲律师所收取的赵迪红等车主支付的案件受理费10.4万元是否折抵本案中代理费用。赵迪红主张向迪哲律师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10.4万元，双方合同约定，折抵本案中涉及赵迪红等车主的代理费用，迪哲律师所对该事实不予认可，迪哲律师所认为该笔代理费用折抵的系其他案件的代理费用，并非本案。经审查，赵迪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迪哲律师所就交付的案件受理费折抵本案的代理费达成一致，故一审法院对赵迪红主张的该项事实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性意思表示，与法不悖，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就委托代理费用约定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据此，迪哲律师所、赵迪红的委托代理费用应当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新计价费(2002)1047号文件中规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执行。赵迪红等车主与中帕公司系涉及人数众多的集团案件，且案情复杂，依据(2002)1047号文件中规定，可以按照标准收费，亦可以协商收费。依据文件收费标准，本案中的每个诉讼案件的争议标的为2.15万元，一审应收代理费8600元，二审案件，由于中帕公司自动撤回上诉，二审理应收代理费4300元（8600元×50%），一审、二审合计1.29万元，但考虑赵迪红等车主为集团性案件（200件），案情复杂，迪哲律师所赵迪红亦可以按照文件规定协商收费，故一审法院酌情按标准收费的30%，确定本案的委托代理费用，故每一个案件的一、二审代理费用为3870元（1.29万元×30%）。赵迪红等车主已经为200个集团件预付代理费15万元，每个案件已付代理费750元，扣除已付的代理费用，每个案件的代理费用为3120元（3870元-750元），赵迪红为四个案件，合计应当支付代理费用为12,480元，一审法院对迪哲律师所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郭梁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郭梁已经支付了全部的代理费用，因其并非赵迪红等车主的诉讼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也非赵迪红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请求其与赵迪红共同承担合同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赵迪红支付迪哲律师所代理费12,480元；二、驳回迪哲律师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迪哲律师所对郭梁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迪哲律师所上诉请求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迪哲律师所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赵迪红、郭梁的答辩意见，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围绕本案二审诉争的争议焦点问题，认定意见如下： 一、关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2015年4月28日甲方赵迪红与乙方迪哲律师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有赵迪红本人的签名和捺印，迪哲律师所的盖章确认，本院的对双方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事实给予确认。在《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经双方协商一致，收取代理费“按代表人郭梁所签《委托代理合同》执行”。本案诉讼中赵迪红并不认可其委托郭梁作为诉讼代表人订立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事实，郭梁诉讼也自认其并不代表其他车主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迪哲律师所诉讼中也未能向法庭举证证实郭梁具有合法诉讼代表人身份的证据，故迪哲律师所用其与郭梁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收取标准向赵迪红主张本案的代理费事实依据不足。因《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中约定“按代表人郭梁所签《委托代理合同》执行”的内容系迪哲律师所律师王继亮自行添加，并不体现赵迪红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故该条款对赵迪红不具有合同的约束效力。赵迪红辩称案涉的200件诉讼案件的代理费经协商共计25万元，一辆车的代理费用为1250元，对此辩称事实赵迪红也未能提供证据给予证实。在迪哲律师所与赵迪红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针对代理费的收取标准，双方属于约定不明。迪哲律师所主张赵迪红应当以赔偿金额执行到位部分的20%来给付律师代理费，对此约定标准，迪哲律师所未能提供给付依据，一审对此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二、关于诉争代理费数额的认定问题。本案诉讼中，迪哲律师所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据此法律规定，基于其与赵迪红对律师代理费收费标准约定不明事实，本案所涉的代理费收取标准应当以新计价费[2002]104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收费标准为依据。即收费标准：1万元以下的手续费500—800元；1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5%（+速算增加数300元）；1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4%（+速算增加数1300元）。一审法院在以此标准计算代理费时，却以30%的比例判决给付显然没有事实根据。综合本案事实，案件性质，集团诉讼的特点及行业惯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按照收费标准的30%基础给予判决给付是合理的。理由为：一、迪哲律师所代理200件案件系集团诉讼，其案件法律关系及纠纷产生的原由具有相同性，案件基本事实相同，办理集团诉讼的200件案子与普通200件案子工作量悬殊较大，因此，在办理集团诉讼案件中律师业界通常都会给予集团诉讼案件当事人给予一定的优惠的；二、即使按照30%收费标准计算收费，包含本案在内的200件代理费总金额是远高于按200件总标的（3000万元）来计收案件受理费的金额，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收费标准基本体现了律师工作量的付出与应得报酬金额的公平性；三、迪哲律师主张每件案件按3万元主张代理费，该主张的金额与政府指导价的标准所计算得出的代理费金额明显不符，其主张缺乏合法依据。其关于执行代理费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鉴于迪哲律师所对其实施的执行代理义务的履行未能举证证实，其要求支付执行程序的代理费缺乏事实根据。本院针对一审代理费的计算经审核认为，其代理费计算方式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迪哲律师所代理赵迪红案件标的为21.5万元，按标准计算一审诉讼代理费金额为9900元（21.5万元×4%＋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按50%计收代理费金额为4950元（9900元×50%），一、二审代理费合计为14850元，酌情按30%计算应给付金额为4455元。扣减赵迪红等车主已支付200个集团诉讼案件的预付代理费15万元，每案平均已付代理费金额为750元（15万元÷200件），每案尚欠一、二审代理费为3705元（4455元-750元）。迪哲律师所代理赵迪红案件为4件，赵迪红尚欠迪哲律师所代理费金额为14,820元。一审判决给付代理费金额12,480元,计算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郭梁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因迪哲律师所主张给付的代理费是基于其与赵迪红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而郭梁并非案涉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迪哲律师所与郭梁所涉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迪哲律师所要求郭梁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有悖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迪哲律师所对郭梁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迪哲律师所上诉要求郭梁承担代理费给付责任的意见，本院难以采纳。 综上所述，迪哲律师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对郭梁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变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3民初46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赵迪红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4,820元； 四、驳回新疆迪哲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迪哲律师所已交纳的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迪哲律师所负担，由赵迪红负担166.73元，迪哲律师所负担1183.27元。 迪哲律师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迪哲律师所负担2366.55元，由赵迪红负担333.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勇 审判员  何新 审判员  李艳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闫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