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5民终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顺堂。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其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超。 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贴侨，湖南宋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炳洪。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平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招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柏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景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辉。 上列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益成，邵阳县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顺堂、潘其海、陈超因与被上诉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3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523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开设合法的砖厂需要哪些证件及执照没有查明；2、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是否办齐所有证照的这一事实没有查明；3、某某公司关闭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证照不齐还是附近村民投诉上访这一事实没有查明；4、《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伙入股协议书》规定的某某公司行政审批证照包括哪些?某某公司是否都具备?这一事实没有查清；5、《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伙入股协议书》和《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伙建窑生产经营协议书》两份合同的区别和具体性质是什么没有查清；6、某某公司办不下去的原因是政策性行为还是证照不足导致这一事实没有查清；7、该案被上诉人按照入股协议书来判断是否已经违约这一事实没有查清；8、被上诉人积极争取的行为是否就是完全履行了办理证照的义务这一事实完全不清；9、导致该公司无法经营下去是证照原因还是不可抗力没有查清；10、某某公司是否存续跟本案是否存在关联这一事实没有查清；11、该案中的损失怎么结算，具体是多少没有查清；12、不符合政府的条件不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该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按照入股协议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原审适用《公司法》错误，入股协议和经营协议在该案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彼此关联，适用不可抗力错误。 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辩称，上诉人在事实和理由中的主张证据不足，请求改判，与法相悖，是在浪费有限而宝贵的司法资源；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是合法的民营企业，本案争议的事实属于“非金钱债务”被上诉人没有违约的事实，上诉人诉被上诉人“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该公司的亏损是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全体合伙人（股东）已按入股出资比例进行了清偿。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无据、与理不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顺堂、潘其海、陈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赔偿因违约造成陈顺堂、潘其海、陈超的各项损失共计33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陈炳洪等人到邵阳县某某乡某某村考察，准备选址开办煤矸石环保砖厂，经与当地村委协调并向该村所在某某乡企业管理站提出办厂意向后，邵阳县经信局于2014年4月15日批复同意开办砖厂。在此期间，陈炳洪、陈平生等人也陆续向当地村民租用土地并支付相关费用，着手建设砖厂。2014年9月16日，陈炳洪方注册成立了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014年9月24日，邵阳县环保局批复同意某某公司提出的环境影响表；2014年10月21日，公司办理了税务登记证；2014年12月1日，邵阳县发改委对某某公司的生产线项目予以备案。2014年12月12日，以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等人为甲方，陈顺堂、潘其海、陈超等人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伙入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入股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双方各持50%的股权；协议第5.1.5条约定“甲方保证和承诺建材公司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和开展红砖生产、销售等行政审批、许可手续”；协议第7.1条约定“由于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声明、保证和承诺不履行本协议的其他义务，导致本协议他方受到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在协议的签名栏处，甲方有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谢辉、张柏招的签名，乙方仅有陈超个人签名。同日，双方又另行签订了《邵阳县某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合伙建窑生产经营协议书》（以下简称：经营协议），该协议以陈炳洪代表甲方（邵阳方），以陈顺堂代表乙方（重庆方），双方对股权、建设、生产、经营、分红等事项做了全面约定，其中股权双方各占50%。协议第一部分第三条约定“邵阳方建窑付款方式：410万元投入建窑基础设施150万元，实际应付数为410万元-150万元=260万元”。协议第四部分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为“1、甲方是本地人必须负责协调好公司与当地的关系，必顺处理好一切企农矛盾。2、甲方负责协调公司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得到当地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3、乙方必须抓好安全生产，以防为主，做到全年不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协议第六项其他约定“1、如遇大的自然灾害，或政府政策性行为，造成公司合伙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均不算违约，相关事项，甲乙双方协商处理”。违约责任约定“任意一方违约处罚违约金50万元”。协议中明确，陈顺堂任公司副董事长，并由陈顺堂独自在乙方签字栏中签名。此后，某某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陈超、潘其海及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办理了股东登记，但陈顺堂从未进行股东登记。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一方依照《经营协议》的约定，向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一方支付了260万元用于某某公司的建设，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一方的前期建设投入双方约定为150万元，后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将前期建厂资金150万元内的30万元予以分配。此后，公司向当地乡政府、安监局申请开办手续获批。2015年8月份，某某公司达到投产条件，双方共实际投入资金为906万元。公司建设期间，与当地少数村民产生矛盾。2015年6月10日，某某公司的法人代表谢辉、股东陈炳洪与案外人银某某、张某某签订《增加入股合伙合同书》，承诺给案外人银某某、张某某两人增资9万元入股，两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专门负责处理当地的企农矛盾，无论盈亏，公司按年固定给两人分红15万元，并以3000元/月支付一人的工资。该合同订立时，陈顺堂在场，但并未签字，此后合同也未得到实际履行。尔后，当地部分村民开始阻止公司生产并信访。2015年11月，某某公司被停止供电，生产停顿。2016年2月及3月，某某公司向政府反映相关问题，并于同年4月申请复电生产，政府要求相关部门会同处理。此后，某某公司继续申办临时用地、编制用地复垦方案。2016年8月10日，邵阳县人民政府就某某公司的信访矛盾下发了会议纪要（［2016］第15次），责令公司停产整顿三个月，要求国土、环保等部门就办理手续等问题给予答复，处理好信访矛盾，在相关手续未办理完成前，公司不得开办。2016年11月23日，某某公司及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向政府递交了申请，以各方面矛盾致使公司不能生产为由，请求公司搬迁至异地再建。2016年12月17日，某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搬迁再建，对公司现价值作价450万元，允许原老股东自行决定是否退出，如老股东退出，可以在两年有息分期领回剩余股金；但对于公司的折价损失负担，该决议没有涉及。陈平生决定退出，因未及时收到退股金，向法院起诉，后与陈顺堂、谢辉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2017年4月26日，邵阳县人民政府下发“邵政发［2017］14号”文件，根据上级环保要求，制定邵阳县砖厂整治工作方案，决定全面取缔关闭全县实心砖厂及城区周边砖厂、瓦窑，在2017年底前将符合产业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引导外迁。某某公司申请搬迁再建获准，于2017年3月13日另行设立“邵阳县某某新型墙体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陈顺堂系公司大股东并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新公司重新办理相关许可，正常经营至2019年8月后将公司全部股份转让他人，本案当事人均退出公司。原某某公司依然存在，没有吊销、注销。2019年7月30日，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以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不履行入股协议义务，导致公司搬迁，造成公司折价损失及在新公司重新办理相关许可，二项损失达333万元为由向邵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对其六人的财产予以保全，支出保全费5000元，后申请解除对张柏招、张景成、黎招成的保全措施。另查明，陈顺堂系陈超之父，潘其海系陈顺堂妹夫。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股东协议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1、当事人双方基于2014年12月12日签订的《入股协议》及《经营协议》的约定展开对某某公司的经营，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评判，应适用合同法还是公司法；2、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一方是否需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股东间的协议是股东就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的合意，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效力上，股东协议仅对签订协议的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主要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判断其效力。同时，由于股东协议的内容涉及到公司治理，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必定会受到股东协议的影响，故在审查股东协议时，仍需考虑股东协议与公司法的规定是否存在冲突。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入股协议》及《经营协议》时，陈顺堂在《经营协议》中代表重庆方的三位股东签名，并被选任为公司副董事长。在《入股协议》中，仅有陈超签名，初步确定了增股入股的股东人员。上述事实表明，陈顺堂系代理其他二位股东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双方对此亦无异议。此后，某某公司在进行股东登记及变更登记时，陈顺堂始终未登记为公司股东，重庆方持有的50%的股份在陈超及潘其海名下，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未经显名的程序下，陈顺堂不是某某公司的股东，其无权以股东身份向对方主张实体利权，故陈顺堂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其请求应予驳回。《入股协议》系陈超、潘其海与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之间就股东地位、持股比例及彼此的分工与违约责任作出的约定，该协议系双方经协商订立，协议效力限于缔约双方，违约责任明确为个人负担，该协议不影响某某公司的人格独立及财产独立，应当认定协议有效，可适用合同法予以审查。《经营协议》系本案当事人双方之间就持股比例、生产建设、日常经营、财务制度、双方的分工及违约责任作出的全面约定，并在某某公司的经营中加以履行，该协议既是公司治理的法律文件，也是对此前《入股协议》的内容进行引入及补充。因此，《经营协议》中对于双方的分工及违约责任的规定，应视为《入股协议》的效力延伸，二份协议的相关部分应适用合同法予以审查。在《入股协议》中，对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的义务约定为取得某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质及办理相关证照，否则需赔偿对方的损失；在《经营协议》中，对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的义务约定为处理好企农矛盾及协调当地关系，否则处违约金50万元。此外双方补充约定，“如遇大的自然灾害，或政府政策性行为，造成公司合伙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均不算违约，相关事项，甲乙双方协商处理”。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履行其行为义务的积极与否，决定了其是否构成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订立协议时公司已经成立，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从2014年起即申办相关证照，处理周边关系，支付了相应的用地费用，到2015年8月公司即达到投产条件。此后公司与当地村民产生争议，当地村民开始信访。2015年11月份，公司被电力部门拉闸停电，生产陷于停顿，此后公司于2016年度申请复电，并同时申办临时用地、编制用地复垦方案，政府相关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由于信访矛盾难于处理，政府在2016年8月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责令公司停业整顿，此时公司在事实上已无可能继续经营。2016年底，全体股东联名以公司名义向政府申请搬迁再建，尔后又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折价搬迁决议，同意退还部分老股东的股金，并未就赔偿问题提出异议。2017年在异地成立新公司后，相关证照顺利办理并生产至2019年8月将公司全部股份转让他人。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一直在履行协议义务，积极申办相关证照，甚至在政府责令企业关停期间仍在争取。某某公司之所以搬迁，主要原因是企农信访矛盾导致，在相关部门难以处理的情况下，公司的全体股东才决议搬迁，并同意返还退出股东的股金。双方当事人均系公司股东，是利益共同体，在大量投资尚未收回成本的情况下，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没有理由不去争取复产，正是在企业经营时出现了不能克服的外部风险，才导致其协议义务难以充分履行，该情形属于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系不可抗力。行政部门都难以处理的问题，更遑论股东，不能据此认定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方有意不作为并构成违约。此外陈顺堂、潘其海、陈超提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在协议订立后私分30万元系违约行为，公司成立后股东私分公司财产的行为有损公司利益，属公司法范畴，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与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主张的违约无涉，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顺堂、潘其海、陈超提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不积极作为构成违约，应当赔偿其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均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顺堂、潘其海、陈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陈顺堂、潘其海、陈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陈顺堂与其中三位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27日达成的《关于陈顺堂与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四人就邵阳县人民法院湘0523民初1591号纠纷案的处理协商达成诚心意向》协议书一份，拟证明上诉人用非法手段笼络人心，企图达到胜诉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该份协议，系本案案外事实的证明，与本案基础性事实不具关取性，故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现已查明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所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是，上诉人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主张因其入股时被上诉人未履行和实现《入股协议》中约定的“甲方保证和承诺建材公司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和开展红砖生产、销售等行政审批、许可手续”的义务，依合同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其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主张《入股协议》只是双方自愿同意合作的意向，签订《入股协议》后上诉人认为该入股协议过于简单，随后于当天又重新签订了《经营协议》，根据《经营协议》中的约定：“如遇大的自然灾难，或政府政策行为，造成公司合伙协议不能继续履行，均不算违约，相关事项，甲乙双方协议处理”被上诉人积极作为履行协议没有违约行为，公司搬迁是政府政策行为，是不可抗力，不应承担责任，且起始意向入股协议约定的被上诉人负责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属于“非金钱义务”，依《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也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主张的“违约”理由也不能成立。对此，本院做如下评判：本案上诉人无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入股协议》还是《经营协议》都是上诉人加入该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和实际投资人的重要法律依据，还非只是上诉人与该公司的某一项目的生产、销售合作，上诉人加入该公司，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后，作为上诉人的代表陈顺堂先后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董事长之职，对公司主要砖厂项目的筹建、生产、经营起重大决策作用。单独就公司的变更搬迁损失来说，除某某公司的行政许可未办理好、公司附近村民上访、公司股东间矛盾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政府对城区附近砖厂环境污染的规范管理要求所致，就公司的整体亏损而言，公司内部管理也存在一定因素。因此，上诉人就本案的损失确认以某某公司原总投入减去现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的残值数作为本案损失的金额，且仅以没有办理好行政许可归责，显然与本案的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不符。本案上诉人主张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前提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完成《入股协议》约定的办理好砖厂业务的行政许可手续的承诺，该未办理好行政许可手续，属于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非金钱债务在法律上和合同约定上可以履行的，如果在违约方违约后，非违约方未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实际履行请求的，则可视同非违约方对该请求的放弃。本案上诉人是在成为公司股东并对公司进行有效控制管理和对公司财产进行全部处置后才提出该非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显然是未在合理的时限内提出。原审在上诉人就其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的实际以陈顺堂、潘其海、陈超提出陈炳洪、陈平生、黎招成、张柏招、张景成、谢辉不积极作为构成违约，应当赔偿其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判决驳回陈顺堂、潘其海、陈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陈顺堂、潘其海、陈超上诉提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顺堂、潘其海、陈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440元，由上诉人陈顺堂、潘其海、陈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王文俊 审 判 员  申 杰 审 判 员  李 鹏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代理书记员  谢心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