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9245号原告：赏铁军，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楼立均，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栋，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礼忠，男，195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被告：余江，男，198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系被告余礼忠之子。原告赏铁军与被告陈栋、余礼忠、余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赏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被告陈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湘元、被告余礼忠、余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赏铁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余江持有的绍兴市忠君工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30%股权归原告所有。2、解除对上述股权的查封，停止对该股权的执行。事实及理由：2016年4月26日，原告赏铁军与被告余江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出资300万元，由余江出面收购余礼忠在绍兴市忠君工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君公司）的30%股权，由余江作为该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原告持有该股份，原告是实际出资人，为该公司的实际股东(隐名)。2016年5月18日，余江与余礼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余江以人民币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余礼忠的上述股权。次日，原告将款项300万元汇入余江账户，余江又转入余礼忠账户。然后，转让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2016年8月18日，余江出具给原告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于2016年5月18日从余利(礼)忠(实际出资人为赏铁军)处以转让方式取得的绍兴市忠君工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30%股份，实际出资人仍为赏铁军，本人仅是名义股东，投资收益仍为赏铁军享有。本人承诺在2018年5月1日前协助公司将股东变更为赏铁军”。2018年5月11日，因该股权被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变更手续。2019年1月4日，法院受理了陈栋申请执行余江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602执169号。原告认为，上述股份是原告出资购买，由余江代持的股份，原告是实际出资人，是该股份的真正所有人，是忠君公司的实际股东。余江只是名义股东，他不具有所有权。现法院查封并将评估、拍卖该股权是不妥的。2019年8月26日，法院作出(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赏铁军的异议请求。为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被告陈栋辩称，1、原告赏铁军请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告虽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不足以证明其诉请，在执行异议程序过程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因不足以证明其目的，也被法院裁定驳回其异议请求。2、退一步讲，假设原告所说代持股权说法成立，其主张停止对登记在余江名下的股权执行的诉请，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依法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不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其不足以对抗债权人。同时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原告是否代持，不影响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请求法院对余江持有的股权进行强制拍卖，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另补充，当时是为了取得渣土运输的行政许可证，因余礼忠有债务，不能取得渣土运输的行政许可，所以才转让公司股权，让其儿子做股东。被告余礼忠辩称，其从2014年开始到2016年就是有股份的，后将股权转让给儿子，法律上办过变更手续的。公司是其一手操办起来的，但是现在原告在忠君公司一个人说了算，其在公司的权利都没有了。原告的两份证据是伪造的，儿子是白纸上面签的字，原告自己填上去的，原告是用诈骗的手段，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余江辩称，原告所说的是无中生有，全部是伪造的。其没有接触过原告，忠君公司的事情是父亲在做，其一直在上海。其又不是文盲，那张纸上的字要让原告写。在2016年的时候，公司要办手续，其又在外地比较忙，所以就让其在空白的纸上先签好了名字。至于银行走账，是当时办理渣土运输营业执照的时候，监管局要求比较严格，父亲因为有债务不适宜做股东，其符合股东要求，所以就把股权转让给其，所以走账走了一下。父亲把30%的股权转让给了其，转让价格是300万。忠君公司的注册资金都是自已家里出的，原告伪造事实，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裁定书一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原告提出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的事实。被告陈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法院对余江在忠君公司名下的30%股权的执行，不足以证明余江系代持股份的事实。被告余礼忠、余江与被告陈栋的意见一致。证据2、2016年4月26日《股份代持协议》一份（复印件，原件存档于执行异议案卷中），要求证明原告与被告余江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出资300万元，由余江出面收购余礼忠在忠君公司的30%股权，由余江作为该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原告持有该股份，原告是实际出资人，为该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被告陈栋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除了余江两个名字是本人签字的，其他都是原告写的。本案第三被告已经说清楚了为什么会在白纸上签字，协议内容是补充上去的，对证据关联性也有异议。被告余礼忠认为，都是原告一手操作的，其对证据不认可。被告余江认为，名字是其签的，但是写在白纸上的，时间日期也没有写，是在2016年签署的。因为当时公司要办理贷款，其又在外面，来来回回太麻烦，所以按原告所说在空白纸上事先写好。证据3、2016年5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复印件），要求证明余江与余礼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余江以3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余礼忠上述股权的事实。被告陈栋对证据没有异议。被告余礼忠没有异议，这个手续是其自己办理的。被告余江对证据没有异议。证据4、台州银行对账单、业务回单各一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原告于2016年5月19日将款项300万元汇入被告余江账户，余江又转入余礼忠账户，原告履行了股份代持协议，余江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被告陈栋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该款项往来的性质不能证明是代持股的证明目的。被告余礼忠认为，公司运输和挖掘需要许可证，办理渣土许可证需要在公司账目上有1000万元资金，1000万是其借来的，1000万的30%300万是交注册资金，只是形式上走账走一下的，实际是没有这么多钱的。这个钱是公司投资购买车辆的钱，放在赏铁军那里。被告余江质证认为，这个账是有的，名义上是其买父亲的股份，钱是大家集资来的，赏铁军是董事长，所以钱在他那里，最终钱是回到赏铁军那里的。证据5、股东会议决议二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余礼忠转让股权给余江，余江成为新的名义股东的事实。被告陈栋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6年5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正好证明在股份代持协议后一个月，公司股东余礼忠转让股权给其，宣和军转让给**，因此代持的说法是不符合常理。被告余礼忠认为，股东会决议是其签的，其和宣和军是因为有资信问题，所以把股权转让了。被告余江认为证据是真实的，但与原告所说的代持股的协议无关。证据6、2016年8月18日承诺书一份（复印件，原件存档于执行异议案卷中），要求证明余江承诺：“本人于2016年5月18日从余利（礼）忠（实际出资人为赏铁军）处以转让方式取得的绍兴市忠君工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30%股份，实际出资人仍为赏铁军，本人仅是名义股东，投资收益仍为赏铁军享有。本人承诺在2018年5月1日前协助公司将股东变更为赏铁军”的事实。被告陈栋对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除了余江两个字是其本人所写，其他都是原告赏铁军写的。提请法院注意，其查封的时间是2018年5月11日。被告余礼忠认为证据是原告方伪造的。被告余江认为，证据是原告伪造的，是其在空白纸上签字的，其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这种承诺书怎么会让别人帮其写内容自己签字，且时间日期也不是其写的。被告陈栋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7、（2018）浙0602民初463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要求证明该生效判决书确认本案被告陈栋对余礼忠、余江享有债权的事实。原告对判决书本身无异议，名义股东余江是债务加入人，并不是真正的债务人。被告余礼忠、余江对证据均没有异议。证据8、（2019）浙0602执169号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通知书一份、（2018）浙0602民初463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一份、资产评估报告一份（均为复印件），要求证明法院根据陈栋提供的财产线索，依法查封了忠君公司股东余江名下的30%股权，并委托绍兴时代资产评估事务对余江30%股权的评估咨询价值为3123357元的事实。评估报告是基于忠君公司向税务局出具的资产负债表来确定股权价值的。原告对法院执行通知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无异议，对评估报告其已经向法院提出了异议，目前该异议还没有结果。在执行听证中，余礼忠自己承认其没有投入这么多，且公司的车辆等都是借来的，因此公司是没有资产的，是空头公司。被告余礼忠、余江对证据均没有异议。被告余礼忠未提供证据。被告余江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9、余江、余礼忠、**、宣和军在台州银行绍兴分行的对账单各一份，要求证明2016年5月19日，上述四人在该银行开户后，即从赏铁军账户转给余江300万元，由余江转给余礼忠、余礼忠转给**、**转给宣和军、宣和军又转给赏铁军。是父亲的股权转给其的钱款，只是形式走了一下，管理部门要求转让股份要实际兑现，不存在赏铁军代持股权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其转与余江的300万元是其支付的代持款。余江向余礼忠转的股权转让款，说明其按协议履行了义务。其他人的转款与本案无关，其没有参与。被告陈栋、余礼忠对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出示的证据：证据10、本院（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庭听证笔录一份，该证据显示当时执行听证中**、宣和军出庭为余礼忠作证，**是宣和军的代持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宣和军在公司期间不知道余江是赏铁军股权代持人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宣和军都说具体不清楚。被告陈栋、余礼忠对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的证据1，系执行异议程序中本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6不予认定原告是实际出资人，不享有登记在余江名下的股权，在判决理由中根据其他证据综合予以阐述。原告的证据3、4、5，三被告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余礼忠与余江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股东会同意、原告向余江汇款3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被告陈栋的证据7、8，其他当事人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认定陈栋对余礼忠、余江享有的债权，并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已对余江的股权作出查封的事实。对被告余江的证据9，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可以认定2019年5月19日，原告、余江、余礼忠、**、宣和军、原告通过台州银行绍兴分行依次汇款300万元的事实。对本院出示的证据10，系本案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本院所做的听证笔录，本院予以认定。庭审中，原告及被告陈栋、余礼忠、余江对本院（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忠君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根据2019年11月8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资料，注册投资人为赏铁军，出资400万元，占40%；宣和军、余礼忠各出资300万元，各占30%。2016年5月27日，忠君公司投资人变更为赏铁军，出资400万元，占40%；**、余江各出资300万元，各占30%。2018年12月12日，忠君公司投资人变更为赏铁军，出资700万元，占70%；余江出资300万元，占30%。2018年10月16日，本院（2018）浙0602民初4639号原告陈栋与被告余礼忠、余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民事判决书，确定被告余礼忠、余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归还给原告陈栋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6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在该案审理中，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冻结了余江在忠君公司30%的股权。因被告未履行义务，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1月4日以（2019）浙0602执169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告以案外人身份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停止对余江股权的执行。2019年8月26日，本院作出（2019）浙0602执异1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赏铁军的异议请求，故成讼。另查明，2016年5月18日，余礼忠（出让方）与余江（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余礼忠将其享有的忠君公司股份以300万元价格转让给余江。2016年5月19日，原告通过其在台州银行绍兴分行的账户向余江汇款300万元。在同一日同一银行又发生以下转账：余江向余礼忠转账300万元、余礼忠向**转账300万元、**向宣和军转账300万元、宣和军向原告赏铁军转账300万元，均未注明款项性质。执行异议听证程序中，**、宣和军作为余礼忠的证人出庭作证，**陈述：2016年5月19日，我去过台州银行，好像有笔300万元款项由余礼忠转给我，我又转给宣和军；至于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转我并不清楚，是他们几个人叫我这么转；我本人是开挖掘机的，在忠君公司成立前，帮余礼忠、赏铁军他们私人干过活，公司成立后就没有帮他们干活了；因为宣和军自己不能做股东，所以我帮宣和军代持了忠君公司的股份，但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宣和军陈述：一开始我是和余礼忠、异议人（注：赏铁军）一起开渣土公司的，后来我把股权转给了**，余礼忠可能把股权转给了余江；**是帮我代持股份的；2016年５月19日，我曾在台州银行办理过300万元款项的转账业务，当时是建管局规定每个人需要交投资款；**转给我后，我马上还给异议人了；300万元只是注册资金需要转一下，实际钱不是我的，也不是**向我购买股份的钱；转账的过程是几个人之前商量好的，具体过程记不清了，异议人是知情的；异议人曾经好像让我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签字过，当时说是办公司资金不够向银行贷款，后来那张纸没有收回来；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曾经投入过一些资金，退股时异议人个人划给我了，大概有20多万元；我在退股前没有听异议人或余江讲过余江帮异议人代持股份的事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为被告余江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且能否阻却本院（2019）浙0602执169号案件对余江股权的强制执行。本案原告本身是忠君公司的显名股东，同时又主张是被告余江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的事实。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也同样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以实际出资人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作为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要件。结合本案，原告称其于2016年5月19日已向余江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但在转款当天的同一银行，又发生从余江、余礼忠、**、宣和军再到原告之间依次汇款300万元的过程。汇款前一日，股东会决议确认通过股东余礼忠、宣和军将300万元股权分别出让给余江、**。次日，即发生了上述股东之间的转款。原告对余礼忠与余江之间发生的是股权转让款无异议，股东宣和军的证言证明，转账事先经过商定，原告也知情。因此，可认定该转款系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痕迹。在原告既未注明汇款用途，又不能合理解释其当天又收到300万元的款项性质，可以排除其与宣和军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其主张已履行股权代持款的交付，缺乏证据证明。此外，公司股东宣和军和**对余江系代持股东的身份并不知晓，在股东会决议中，也未记载股权受让人余江是代持股东，原告是其实际出资人，原告也未提供公司其他文件记载代持内容的证据。在原告解释为何持隐名股东身份时，其称受《公司法》规定股东人数必须两人以上的限制，也与实际不相符。综上，原告主张是余江股权实际出资人的证据尚未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要求确认是余江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忠君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已依法在行政管理部门将被告余礼忠的股权变更登记为余江，具有公示公信力。被告陈栋作为余江的债权人，申请对股权查封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查封，停止执行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赏铁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赏铁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陶珊珊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人民陪审员  丁美珍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代书 记员  王文恬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