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晓羊，男，196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南陵县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练志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刚，安徽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晓羊因与被上诉人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2019）皖0223民初3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均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晓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向温氏公司支付327360元（补助款的30%）。事实和理由：1.对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补助款为双方当事人共有无异议，但一审法院酌定温氏公司分得61%的补助款，未充分考虑养殖户的利益，该酌定比例显失公平。一审法院认定的猪苗、饲料等物料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经计算，猪苗价格至少高于市场价161871元，饲料价格至少高于市场价47240元。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南陵温氏养猪有限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养殖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总额为498291元,但在该合同不能顺利履行以及养殖户不能据此获益的情况下,不能接受如此高额的猪苗、饲料等物料价格。法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做出适当调整,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公司损失和所占补助款比例的依据。经计算戴晓羊所领取的物料市场价格仅为289180元(498291元-161871元-47240元=289180元)。且该市场价格中已经包含了利润。故法院在划分补助款时,应以物料的市场价格作为分配补助款的参考依据。2.一审法院在酌定补助款分配比例时,未充分考虑养殖户的实际损失。养殖户按照温氏公司的要求,独自出资对猪舍进行了装潢,安置了锅炉房、翻耙机、地暖、仓库等附属设施。在非洲瘟疫发生后,政府强制性拆除、毁损了全部附属设施,养殖户前期投入的约50万元的附属设施损失均需自行承担。而且，养殖户需向政府承诺,5年不从事任何饲养活动并签署承诺书。一审法院既未实地调查养殖户的实际损失情况，亦未在分配补助款时考虑养殖户连续5年不能从事养殖工作,其前期投入的猪舍等附属设施损失无法收回。3.一审法院认定戴晓羊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温氏公司的事实存在错误,致使补助款分配比例不公。温氏公司向戴晓羊出售的是仅有12.9斤的猪苗，而本案被扑杀的肉猪重达100多斤,系是经过戴晓羊长期养殖的肉猪。温氏公司必须向戴晓羊支付相应的对价,才能取得肉猪的所有权。不能仅依据《委托养殖合同》的约定,即认定案涉肉猪在温氏公司未支付回收款以及戴晓羊未全额支付猪苗价款之前属于温氏公司所有。4.一审法院认定补助款不涉及猪舍拆除补助，系认定事实错误,致使认定的补助款分配比例不利于戴晓羊。温氏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其分得补助款的61%，已经保护了戴晓羊的利益。案涉生猪的猪苗及养殖过程中所需的饲料、疫苗等全部物料均由温氏公司提供，戴晓羊付出的仅是劳务、场地和水电费用。自2015年年底至2017年年底，双方当事人共签订了五份委托养殖合同，温氏公司委托戴晓羊养殖了五批生猪，该五份合同均已顺利履行完毕。经核算，扣除戴晓羊应支付给温氏公司的猪苗、物料等款项后，戴晓羊养殖每头猪所获取的毛利润为200至300元。而本案中，戴晓羊所获得的毛利润每头达400余元。2.戴晓羊主张政府支付的补助款中包含了猪舍的拆除补偿，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无论是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的文件，还是当地政府支付给戴晓羊的补助款，均是按照生猪头数、重量计算，并不包括猪舍的拆除补偿。一审中，温氏公司也提交了照片，证明戴晓羊的猪舍并未拆除，仅仅是内部结构存在部分改动，对此戴晓羊也予以认可。3.关于生猪所有权的归属。戴晓羊对补助款应由双方共同进行分配不持异议，仅是对分配的比例有异议，故生猪所有权的归属并非本案的争议焦点。案涉《委托养殖合同》中明确约定生猪的所有权属于温氏公司，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养殖关系，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故一审法院认定生猪所有权属于温氏公司，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戴晓羊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温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戴晓羊给付其补助款818400元；2.诉讼费用及诉前保全费3020元由戴晓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7月22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委托养殖合同》，合同约定：1.温氏公司委托戴晓羊养殖肉猪期限为领猪苗后的170天内。2.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3.温氏公司负责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饲养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4.温氏公司为戴晓羊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戴晓羊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不能擅自处理。5.戴晓羊负责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需要的费用。6.戴晓羊对温氏公司提供的各种物料和肉猪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戴晓羊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肉猪交付公司回收。7.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8.确定本批饲养数量为729头，具体以领苗单为准；温氏公司向戴晓羊提供的猪苗金额以南陵温氏物（2018）5号文件为准，温氏公司向戴晓羊提供的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饲料、各种药物、疫苗的数量及价格以农场主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准。戴晓羊领取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应向温氏公司支付货款，在肉猪回收时，温氏公司支付戴晓羊的价款中扣除。9.对肉猪回收标准及价格，约定：单头体重在170斤以上，健康、无残缺，为每斤7元，单头体重在110斤至170斤之间，或稍有残缺，为每斤6元等，戴晓羊提供给温氏公司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温氏公司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农场主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的价格及肉猪的回收价格进行10%以内的调整，以确保农场主利益。温氏公司按时、按量回收符合上市标准的肉猪，并及时支付结算款项。10.对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专条约定。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二、2018年7月26、28日，戴晓羊依合同约定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729头进行饲养，至2018年10月14日，戴晓羊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价值498291元。因非洲猪瘟疫情，戴晓羊所领养的肉猪有682头被强制扑杀，其余47头在之前饲养过程中被正常淘汰。戴晓羊在宣城市宣州区寒亭镇人民政府依规定领取了生猪疫病防控资金补助款818400元。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规定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案涉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8年7月22日，案涉双方签订《委托养殖合同》。该合同既有委托内容也有双向买卖内容，既有风险单方承担也有风险共担的约定，既有原告提供的猪苗等物料、技术指导的内容也有戴晓羊人、财、物付出和养殖管理的内容，体现了“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根本特征，并非《合同法》规定的单纯的委托合同或买卖合同或技术服务合同，兼具了委托、买卖、技术服务法律行为，相应行为应受相应法律规则调整。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是一种无名合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将其概括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有关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二、关于案涉补助款如何定性及处理的问题。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戴晓羊将养殖成品的肉猪出售给温氏公司，温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等回收肉猪，温氏公司在扣除其事先提供给戴晓羊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而产生的货款后，将余下款项交给戴晓羊，该余下款项就是戴晓羊养殖肉猪的收入。但是，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双方无法预见的风险或疫情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下去怎么办？对此，双方在《委托养殖合同》中约定：如果出现重大疫情、政府对疫区进行封锁，本合同可协商终止，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由此可知，双方对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产生违约责任和经济损失互不追究，即温氏公司不能要求戴晓羊将正在养殖过程中的肉猪或已养殖成品的肉猪交其回收，戴晓羊也不能要求温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等回收肉猪，对事先已经产生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款温氏公司也不能请求戴晓羊支付，戴晓羊对自己因养殖肉猪而付出的人、财、物等产生的损失不能向温氏公司主张。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该疫情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即温氏公司不能通过回收肉猪而收回事先提供给戴晓羊的猪苗等物料款，戴晓羊也不能向温氏公司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但是，双方没有对政府因非洲猪瘟疫情扑杀肉猪而给予相应扑杀补助款如何分配作出约定。为此，温氏公司依据案涉合同“温氏公司为戴晓羊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戴晓羊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的约定，主张肉猪所有权归其所有，从而进一步主张肉猪被扑杀而产生的补助款也归其所有。而戴晓羊辩解，其提供的宣城市宣州区文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了补助款是拆除猪舍的补助款，而猪舍是戴晓羊建造的，故补助款归其所有。该院认为，虽然案涉合同有“温氏公司为戴晓羊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戴晓羊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的约定，该约定类似于保留所有权买卖，系有效约定，但该约定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如果按此约定认定补助款全部归温氏公司，那么戴晓羊无法通过肉猪回收款减去物料款的方式获得相应收入，也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其付出部分相对应的权益，显然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对温氏公司补助款全部归其所有的主张，不予采纳。对戴晓羊的辩解，该院认为，其一，文昌镇政府的《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应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名的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其二，文昌镇政府的《证明》在事后出具，并未附相应文件及会议纪要。其三，补助款并非来源于文昌镇政府财政资金，而是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关于做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确定的相应层级的政府财政资金，补助对象及性质应由相应层级的政府进行说明、解释。从该通知内容来看，根本不涉及猪舍拆除补助问题。所以，对戴晓羊补助款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辩解，也不予采纳。基于以上分析，案涉补助款是因基于肉猪被扑杀而产生，是扑杀肉猪的补助款。从文件形式看，上述通知是按通常情形下确定补助对象的，即直接养殖被扑杀肉猪的养殖户，不可能也无法考虑现实生活中被扑杀肉猪的权属存在多种形态，但本案中戴晓羊作为养殖户并未支付相应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温氏公司，故补助对象不宜确定为戴晓羊；然而，对被扑杀的肉猪戴晓羊又付出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补助对象将戴晓羊完全排除在外也不妥当。所以，该院认为，补助对象在表面上为戴晓羊一方，在实质上应为原、戴晓羊双方，故补助款为双方共有。《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戴晓羊于2018年7月份从温氏公司处领养729头猪苗，在饲养过程中自行承担了死亡47头的损失，后因爆发非洲猪瘟疫情，至戴晓羊现存的682头肉猪被强制扑杀，产生补助款818400元。截止2018年10月14日，戴晓羊在温氏公司处领取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合计498291元。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温氏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等物料价格、戴晓羊的付出、养殖时间及双方抗风险能力的差异性，酌定温氏公司分得补助款61%，即499224元(818400元×61%)。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戴晓羊给付温氏公司499224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温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14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5034元，由温氏公司负担6034元，戴晓羊负担9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因非洲猪瘟疫情引起，该疫情导致案涉养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依照合同约定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经济责任和损失，即温氏公司不能通过回收肉猪而收回事先提供给养殖户的猪苗等物料款，养殖户也不能向温氏公司出售肉猪而获得相应收入。但是，双方没有对政府因非洲猪瘟疫情扑杀肉猪而给予相应扑杀补助款如何分配作出约定。对被扑杀的肉猪养殖户并未支付相应对价，肉猪所有权尚属温氏公司，肉猪成长所需的饲料、疫苗等物料均系温氏公司提供，但同时对被扑杀的肉猪养殖户又付出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故本案应按照公平原则对补助款进行分配，避免利益失衡。分配补助款时，除应考虑温氏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等物料支出，还应考虑如下因素：1、物料价格系正常履行养殖合同时约定的价格，在养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该价格存在过高的情况；2、在养殖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养殖户获得的补助不能明显高于正常履行养殖合同的利润回报；3、因无法正常履行养殖合同，养殖户处理病猪、拆除猪舍等增加的费用支出；4、发放补助款时所考虑的养殖户猪舍投资损失补偿、相当期限内不得养殖的损失补偿；5、案涉养殖户实际养殖时间，与约定养殖时间相差的天数，养殖户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6、双方抗风险能力的差异。综合上述因素，原判酌定温氏公司分得补助款的61%，戴晓羊分得补助款的39%，并无不当。综上，戴晓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7元，由上诉人戴晓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 勇审判员 戴玉海审判员 徐红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鲁晨辉书记员刘玉美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