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开菊，女，195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厚贵，四川沫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静，女，197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地：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现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超，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庆，男，197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 上诉人蒋开菊因与被上诉人谢静、余庆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2019）川1111民初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于2020年2月27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在互联网上进行了询问。上诉人蒋开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厚贵、被上诉人谢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费超、被上诉人余庆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开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谢静、余庆共同清偿蒋开菊现金3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该保管协议并未约定该笔债务为余庆个人债务；转给余庆的30万元，属于二被上诉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二被上诉人负有共同偿还的义务；二、2009年11月17日转给余庆保管30万元，杨祝群视听资料证明谢静知晓并参与银行转账全过程；从银行消费记录和2010年4月7日，谢静购买40万元货车一辆，并购入房产多处，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谢静使用了该笔30万元保管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共同家庭重大开支购置资产；三、从2014年8月26日《离婚协议》内容看，值钱的财产在谢静名下，债务在余庆名下，二被上诉人双方存在假离婚，真逃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被上诉人谢静、余庆负有共同偿还债务的义务。 谢静辩称，1.谢静和蒋开菊没有形成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本案是保管合同纠纷，谢静不是适格的主体，根据家庭协议书的签订和内容可以看出谢静和蒋开菊之间没有形成书面的保管合同关系，也从未告知谢静有30万元的保管金额，双方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蒋开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案涉债务为余庆的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家庭协议书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谢静之间没有形成保管合同，非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仅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取款凭条，司法鉴定可以得知非谢静取款的，没有证据证明谢静消费、支取过该笔30万元，余庆也当庭陈述银行卡是余庆本人掌控，余庆也没有向上诉人借款，该笔款项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不是夫妻共同债务；3.本案保管物的返还责任主体是余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72条规定，蒋开菊和余庆之前的30万元保管合同，余庆不可许可第三人使用该笔保管资金30万元，该笔款项不能偿还的法律后果应该由余庆承担，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人是余庆，与谢静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庆辩称，家里面转给我的钱，都是谢静、杨祝群我们一起去银行办理的。不同意一审判决，家庭里收入和支出都是谢静在支付，谢静和余庆共同经营煤炭、货车运输，驾驶员开支都是这笔钱里经营的，钱用于了共同的家庭经营。故谢静也应承担偿还款项责任。 蒋开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谢静、余庆共同清偿蒋开菊现金30万元资金；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谢静、余庆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1日，蒋开菊与其子女包含余庆在内的四人签订《家庭协议书》，载明：由于母亲年龄已高，母亲多年辛苦积累的资金1200,000.00元，怕保管不善，于2009年11月1日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把1,200,000.00元平均分配给4个子女余和平、余春、余庆、余红名下保管，每个子女保管30,0000.00元，由四个子女实名制存入银行，本金不动，作为共同负担母亲生活医疗等赡养使用；银行利息作5个孙女、外孙的教育和生活资金使用外，剩余部分由余和平、余春、余庆、余红本人自由安排。在母亲百年身故之后，银行本金由四个子女自由安排。2009年11月17日，蒋开菊在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余庆账户（账号为62××17）300,000.00元。2010年6月30日，该账号62××17的银行卡进行了注销处理，账户余额800余元。谢静与余庆于1997年1月14日登记结婚，2014年8月26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对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双方婚后共同债权债务由余庆负责，与谢静无关。离婚协议中未明确涉及该笔保管物现金300,000.00元的处理意见。2019年7月8日，蒋开菊申请对标称日期为2010年1月30日，序号为ｇｑ1ｋ0132，客户签名为余庆及标称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序号为ｇｑｋｉ0074，客户签名为余庆的银行取款凭条中“余庆”签名是否为谢静所签申请笔迹鉴定。2019年11月4日，四川中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倾向认定上述两张取款凭条中“余庆”的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样本字迹3（谢静所书写）不是同一人所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谢静是否应当对保管物300,000.00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2009年11月1日，蒋开菊与余庆签订了保管合同并于2009年11月17日转移了保管物即300,000.00元至保管人余庆的账户中，足以证实保管协议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保管合同关系成立并履行于余庆与谢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并非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家庭协议书明确约定蒋开菊将保管物300,000.00元分配给余庆名下保管，由余庆实名存入银行。蒋开菊与余庆签订保管合同并将保管物转入至余庆的银行账户。谢静并未在家庭协议书上签字。余庆未告知谢静保管合同的事实存在。蒋开菊庭审陈述转入保管物的银行账户须是四个子女的银行账户，说明蒋开菊没有与谢静成立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及谢静、余庆也没有共同保管的意思表示。蒋开菊主张与谢静虽然未签订保管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关系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家庭协议书形成的过程及载明的内容不符。蒋开菊未举证证实与谢静达成了保管的合意，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即便如蒋开菊所述谢静知晓保管事实的存在及参与了保管物的转移过程，蒋开菊没有与谢静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蒋开菊与谢静之间成立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蒋开菊主张余庆的合同之债应当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未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蒋开菊自己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家庭协议书明确载明保管物本金不动，即蒋开菊未许可保管人余庆及第三人谢静使用该保管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蒋开菊与余庆的保管合同并未约定保管费，保管行为无偿。余庆庭审陈述保管物取来用了之后还可以再存，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存在重大过失。即便余庆与谢静将保管物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者共同生活，责任也在于保管人余庆。余庆对保管物的灭失有重大过失且对蒋开菊的诉讼请求予以认可，对保管物的返还责任应当由余庆承担。 综上，蒋开菊的诉讼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余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蒋开菊300,000.00元；二、驳回蒋开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00元（已减半收取），由余庆负担（蒋开菊已预交，余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保全费2,120.00元，由余庆负担（蒋开菊已预交，余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支付给蒋开菊），鉴定费全部由蒋开菊负担（已交）。 二审期间，蒋开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在乐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谢静名下财产查询情况信息，内容是谢静瑞松路地下室房产，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离婚协议载明房产）是于2010年1月29日购买的，在2019年6月27日已经出卖，证明目的是蒋开菊把钱转到余庆卡上后，在卡注销2010年6月之前，谢静在这段时间购买了房产，以此证明他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消费了这笔保管财产。 谢静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另据一审谢静、余庆陈述房屋是2007年购买的，有房产买卖合同为证，2010年1月进行登记办理房屋产权证。故上诉人主张谢静用涉案款项购买房产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余庆质证认为，2007年购买的是168号房产，百合花园是在之前购买，认可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真实性。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谢静在2010年1月这段时间用该笔涉案款项购买房产。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谢静位于乐山市中心城区（离婚协议载明房产）是于2007年购买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010年1月29日进行的房产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家庭协议书》是否真实？二、谢静是否应当对保管物30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关于案涉《家庭协议书》是否真实的问题。2009年11月1日，蒋开菊与其子女包含余庆在内的四人签订《家庭协议书》，并且于2009年11月17日，蒋开菊在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余庆账户（账号为62××17）300,000.00元该笔转账记录显示蒋开菊与其子女（包含余庆）之间形成保管金钱债务的合同关系，并履行了该合同，《家庭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谢静认为《家庭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但未提交有效的反驳证据予以证实，故其抗辩《家庭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谢静是否应当对保管物30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的问题。首先,依据《家庭协议书》和转账记录，蒋开菊与其子余庆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本案有效证据显示蒋开菊与余庆之间形成保管金钱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虽然保管合同关系成立并履行于余庆与谢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并非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蒋开菊与余庆之间基于保管金钱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家庭协议书》是蒋开菊与余庆之间形成，谢静并未签名确认，《家庭协议书》内容明确指定余庆保管该笔30万元，银行转款凭证显示，保管物30万元转入余庆本人银行卡，杨祝群录音不具有证人证言效力，本案没有证据显示余庆对保管一事告知过谢静，谢静知晓蒋开菊与余庆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二、蒋开菊、余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谢静参与使用该笔保管物款项，也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且其中两笔3万、4万银行取款凭证经鉴定也不是谢静本人支取；余庆作为账号为62××17的农行卡所有权人，诉讼中仅口头陈述该笔30万元用于支付驾驶员工资等夫妻共同经营或生活消费，并未举证证实；余庆与谢静《离婚协议》内容未提及有该笔债务且约定双方夫妻债务由余庆负担；蒋开菊、余庆主张该笔款项用于购买川Ｌ×号货车或者购买房产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账号为62××17的农行卡取款记录也是零散、不同日期组成。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家庭协议书明确载明保管物本金不动，即蒋开菊未许可保管人余庆及第三人谢静使用该保管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蒋开菊与余庆的保管合同并未约定保管费，保管行为无偿。余庆庭审陈述保管物取来用了之后还可以再存，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存在重大过失。即便余庆与谢静将保管物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者共同生活，责任也在于保管人余庆。余庆对保管物的灭失有重大过失且对蒋开菊的诉讼请求予以认可，对保管物的返还责任应当由余庆承担。综上，谢静不应当对保管物30万元承担共同返还责任。 综上，上诉人蒋开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蒋开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艳 审 判 员  杨梅娜 审 判 员  李金伟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刘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