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1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市××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清流中路14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100486089833T。法定代表人：向红，该院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乃付，该院精神三病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仁兵，安徽苏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秀英，女，1939年4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纪玫，住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系吴秀英儿媳。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庭华，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吴秀英与原审被告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市××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前由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皖1102民初358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市二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皖11民终85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皖1102民初235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市二院仍不服，又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市二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秀英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吴秀英的亲属何长文自缢身亡，系自杀，系受害人故意行为造成的后果，市二院依法不应承担责任。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何长文2018年9月9日因精神分裂症入住市二院精神三科住院治疗。2018年10月20曰早晨5：30分医院管理人员安排患者统一起床洗漱，何长文也在洗漱间正常洗漱。6：06分，护士发现何长文在病房内自缢身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二、市二院作为院方已经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不存在有过错。1、从一审医院提供的视频看，医院管理人员尽到了管理职责，5：30统一洗漱期间，医院配备了规定的管理人员在场，何长文正常洗漱，并未发现异常现象；2、何长文患精神分裂症多年，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仍是医学进步之短板。精神药物的严重副作用××病患者的行为不确定性，均××病患者的诊疗较之一般病患更加困难复杂。患者系自身精神疾病原因而引起的自杀，具有突发性、隐蔽性，系目前科学水平、医疗水平无法预防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市二院作为医院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在何长文住院治疗的区域内，院方采取了多种途径确保患者安全，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将包括医疗机构在内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限定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医院作为公益机构，不可能确保整个院区范围内的每一位置在每一时刻均是绝对安全的，不可能确保一身体健全、一心求死的成年抑郁症患者实现自杀的途径。从医院视频能看出患者自杀的细节，早晨5：30，医院安排管理人员统一患者洗漱，何长文在正常洗漱，6：06分发现在病房内自缢身亡，院方的管理人员不可能每分每秒跟随每位患者，故而，该悲剧发生显然已不属于合理范围内可以预见的风险，院方已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三、市二院外墙维修时悬挂的绳索，和何长文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四、一审损失计算错误，即使市二院应该承担责任，精神抚慰金也应按照比例承担。五、以中立视角不应无限扩大公益医院注意义务，切实维护公益医院的合法权益。六、一审法院赔偿标准、数额认定错误。1.该案系发回重审案件，该案一审开庭时间为2018年11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十五条：“上一年度”，应指原一审开庭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而非指发回重审开庭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2.—审法院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没有按照比例承担。一审法院既然按照责任承担，就应把所有损失按照责任划分。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支持市二院上诉请求。吴秀英辩称：市二院的上诉是错误的理解和引用了法律，其目的是推卸责任，该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认可。吴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市二院赔偿吴秀英各项经济损失共80543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687860元、丧葬费32575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误工费及交通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9日，何长文因精神分裂症到市二院精神三科住院治疗。何长文的弟弟何长武与市二院于当日签署了《精神科封闭式病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及《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主要约定“本病区为封闭式病房，为了患者和整个病区的安全，家属陪客及探视人员严禁将刀、剪、绳等危险品以及贵重物品和零用钱等与住院无关物品交给患者……患者住院期间仍有可能出现不可防范的，因疾病自身所致的猝死、自缢、致伤、致残等可能性……家属经医务人员同意方可在病区内留宿陪伴”等内容；并将何长文的病情状况、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进一步治疗及检查方案、治疗风险、药物副作用以及需要患者及家属配合的事宜告知何长文的家属。其中明确载明“患方所带物品须经护理部统一检查，不得私下将危险物品如绳索、锐器、玻璃物品等留给患者”、“在医护人员已尽到工作职责和合理的注意义务的情况下，病员仍有可能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出现不可预料，难以防范的突发性冲动、伤人、自伤、自杀、外跑或被伤等意外事件”。2018年9月22日的《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入院3日内）》只有参加沟通的医师签字，患者监护人（或家属）签字处为空白。2018年10月8日，市二院对何长文由一级护理改为二级护理。2018年10月10日的《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单》只有参加沟通的医师签字，患者监护人（或家属）签字处为空白。2018年10月15日，市二院的病程记录中记载“……患者目前自己用头撞击板凳，行为紊乱，存在自伤、自杀风险……”。2018年10月20日，对何长文行第一次MECT治疗。发作过程顺利，术毕观察血氧饱和度及呼吸状况，经术者同意后由主管医生及护士送回病房。2018年10月22日早晨6时06分，护士发现何长文在市二院的病房内自缢，立即汇报上级领导，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到场，实施抢救，于6时20分给予心三联呼二联应用，给予联系120急救中心。6时45分何长文四肢冰冷，无自主呼吸，于8时50分宣布临床死亡。另查，何长文于1966年1月17日出生，系城镇居民，为多重残疾人，残疾类型为听力、精神，残疾等级肆级。吴秀英系何长文之母。再查，何长文自缢使用的绳索系市二院外墙改造使用的施工绳索，在病房内将手伸出窗外可接触到绳索，绳索悬挂在病房窗外已有数日。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市二院在对何长文进行诊疗活动时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赔偿相关的损失。本案为一般侵权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本案中，何长文系在病房内利用置于窗外的绳索自缢身亡，据此可以反映何长文具有一定的行为控制能力，其自缢身亡应属故意行为，应对其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何长文在病房内利用置于窗外的绳索自缢，且绳索已悬挂在病房窗外数日，手伸出窗外即可够触，市二院即便保障了对何长文的医疗救治，但对何长文日常病区生活的安全防范能力存在不足，没有完全在安全防范的合理范围内保障其生命安全，即市二院仍存在一定的管理过失。市二院辩称其并非营利机构，精神疾病治疗机构的安全防范义务不等同于其监护责任，不能因尚不可控的精神疾病而无限扩大其责任范围，但此观点并不能免除其管理过失的责任，市二院仍应对何长文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综合上述评析，本院酌定市二院承担对何长文死亡30%的赔偿责任，何长文自负70%的赔偿责任。对于吴秀英主张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何长文的死亡赔偿金为687860元（34393元/年×20年）；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以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何长文的丧葬费为32575元（65150元/年÷12个月×6个月）；3、精神抚慰金：吴秀英主张精神抚慰金80000元，本案何长文系自杀，可减轻医院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酌定精神抚慰金50000元；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吴秀英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以上合计770435元。市二院应赔偿266130元[（770435元－50000元）×30％+50000元]。综上，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吴秀英各项经济损失266130元；二、驳回原告吴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吴秀英负担7300元，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负担4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8年9月19日，何长文因精神分裂症到市二院精神三科住院治疗。何长文的弟弟何长武与市二院于当日签署了《精神科封闭式病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及《入院时医患沟通记录单》，主要约定“本病区为封闭式病房，为了患者和整个病区的安全，家属陪客及探视人员严禁将刀、剪、绳等危险品以及贵重物品和零用钱等与住院无关物品交给患者”。2018年10月15日，市二院的病程记录中记载“……患者目前自己用头撞击板凳，行为紊乱，存在自伤、自杀风险……”。据此反映，何长文居住的病房为封闭式病房，市二院严禁将刀、剪、绳等危险品交给患者。同时，市二院亦知晓何长文有明显的自伤、自杀倾向。本案中，何长文系在病房内利用置于窗外的绳索自缢身亡，该绳索已悬挂在病房窗外多日，且手伸出窗外即可够触。按市二院的管理要求应防范何长文接触绳索等有安全隐患的物品，该院没有对悬挂在病房窗外多日且伸手可触的绳索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与该院对封闭式病房××病人的管理要求不相符，在安全防范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故该院应当对何长文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判确定该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当，本院予以确认。市二院上诉称院方已经尽到安全防范义务，不存在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故一审法院按2018年度的统计标准确定本案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市二院以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8年11月份为由，主张本案应按2017年度的统计标准确定赔偿标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为一般侵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当考虑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行为方式等因素。本案中，何长文系自缢身亡，市二院为非营利性机构××病治疗机构的安全防范义务不等同监护责任，市二院虽然存在一定管理过失，但并非造成何长文死亡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未充分考虑本案事发原因、过程以及市二院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确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对市二院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主张予以部分支持。据此，市二院应当赔偿吴秀英的损失数额为236130.5元[（687860元+32575元）30%+20000元]。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9）皖1102民初235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吴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2019）皖1102民初23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吴秀英各项经济损失266130元”为“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吴秀英各项经济损失236130.5元”。如果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吴秀英负担8300元，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负担3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92元，由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病医院）负担4292元，由吴秀英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司金虎审判员  刘先勇审判员  张明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莉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