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再1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第二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有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浙江卓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金兰，女，196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太伟，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花园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金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1民终2336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辽民申45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浙江花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及被申请人刘金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花园公司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8511号民事判决及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终2336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金兰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刘金兰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重审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专用收款凭证项下的款项为“借款”缺乏证据证明。此涉案款项不是“借款”，从刘金兰辩称涉案款项是“垫付建设工程”的事实已证明。此外，原重审一审、二审认定“…实际是由卢一干和吕永富共同出资承包建设圣尊摩纳哥庄园项目和雅居乐项目工程…”缺乏证据证明。原重审二审认定“…刘金兰提供的专用收款凭证及刘金兰与辽宁分公司之间的转款记录，…”缺乏证据证明。原重审二审认定“…但卢一干死亡后，其与吕永富依据辽宁分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的后续工作及工程结算均由浙江花园公司派人接管，…”缺乏证据证明。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涉案款项明确为“垫付建设工程款”，即不是“借款”，应当适用民事证据规则中的禁反言规则、民诉法诚实信用的法律规定，认定其在本案中主张“借款”事实不成立，依法驳回刘金兰的诉讼请求。3.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首先，原重审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中遗漏刘金兰已明确涉案款项不是“借款”的事实，还遗漏了刘金兰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分管领导、会计等身份签批辽宁分公司费用支付等的事实。另外，原重审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对“…实际是由卢一干和吕永富共同出资承包建设圣尊摩纳哥庄园项目和雅居乐项目工程…”和“…但卢一干死亡后，其与吕永富依据辽宁分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的后续工作及工程结算均由浙江集团公司派人接管，…”的认定，超出了审理的范围。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枉法裁判的行为。五、原判的审判人员对本案的判决的价值导向，是让狡诈的人获得非法利益，让诚实的人变得狡诈，好人变坏。综上，浙江花园公司认为原审判决的错误符合申请的情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再审请求。刘金兰再审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金兰与浙江花园公司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专用收款收据可以认定为借据，浙江花园公司应返还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2.浙江花园公司再审申请中主张该款项为垫付工程款，应按照合伙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违背基本事实。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刘金兰与浙江花园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适用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浙江花园公司的再审申请。刘金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浙江花园公司和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分公司）立即偿还借款142万元；2.要求浙江花园公司和辽宁分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借款利息（从2011年8月6日起至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3.浙江花园公司和辽宁分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辽宁分公司于2011年1月27日在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沈河分局登记成立，隶属于浙江花园公司，属于企业非法人，登记负责人为卢一干。2011年10月31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为许笑。2011年1月1日，浙江花园公司与卢一干签订《经营责任承包合同》，确定卢一干为浙江花园公司下属的辽宁花园建设有限公司和浙江花园建设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的承包人，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2011年3月8日卢一干与吕永富签订《项目工程合作协议》，由浙江花园公司承建，实际是由卢一干和吕永富共同出资承包建设圣尊摩纳哥庄园项目和雅居乐项目工程，约定这两个工程项目上交浙江花园公司及辽宁分公司各1%的管理费，合计2%。2011年8月6日，辽宁分公司给刘金兰出具专用收款收据一份，收款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事由为暂借款。收款收据没有明确借款利息，还款时间。该收款收据加盖了辽宁分公司财务章。2011年10月18日，辽宁分公司给刘金兰出具专用收款收据一份，收款金额为92万元，收款事由为暂借款。收款收据没有写明利息及还款时间，加盖了辽宁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11年10月19日辽宁分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分两笔向刘金兰卡内转账归还借款27万元和60万元，2011年10月20日辽宁分公司通过工商银行向刘金兰卡内转账归还还款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刘金兰提供的专用收款凭证等债权凭证，可以证明辽宁分公司已实际收到142万元款项。专用收款收据凭证中还记载了款项的性质为“暂借款”，刘金兰已对借款合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现辽宁分公司并未完成自已的举证证明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吕永富与卢一干虽存在项目工程上的合作，但专用收款收据对于涉案债权性质记载清楚，辽宁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涉案债权系由其他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故辽宁分公司应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法律责任，对其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浙江花园公司和辽宁分公司主张已偿还的92万元，应当予以扣除。关于浙江花园公司主张主体不适格的问题，首先，浙江花园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民事诉讼法上的主体资格。其次，辽宁分公司是浙江花园公司出资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法人资格的，应由设立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浙江花园公司应对辽宁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对于浙江花园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刘金兰主张利息问题，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金兰起诉之日应视为催告之日，借款人辽宁分公司仍不偿还的，起诉之日也即辽宁分公司开始逾期还款之日，出借人刘金兰要求借款人辽宁分公司支付逾期借款利息，应当予以支持。因此辽宁分公司应向刘金兰支付逾期后（逾期即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并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计算到付清借款之日止。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花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金兰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2016年7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二、驳回刘金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580元，由浙江花园公司负担4580元，刘金兰负担13000元。浙江花园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85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金兰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金兰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金兰提供的专用收款凭证及刘金兰与辽宁分公司之间的转款记录，能够认证其向辽宁分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吕永富（刘金兰丈夫）与卢一干虽存在工程项目上的合作，但并不能否认刘金兰向辽宁分公司出借款项的事实。浙江花园公司主张该笔款项属于吕永富的工程投资款，但在卢一干死亡后，其与吕永富依据辽宁分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的后续工作及工程结算均由浙江花园公司派人接管，且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工程投资款。故浙江花园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浙江花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80元，由浙江花园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期间，浙江花园公司提交如下新证据：1.辽宁分公司现金日记帐一页，证明原始现金日记账中并没有记载辽宁分公司收到刘金兰交付的50万元现金的事实，证明刘金兰交付50万元现金到辽宁分公司不真实；2.支出凭证、现金审批单、费用报销单共计38页，证明刘金兰以辽宁分公司负责人、分管领导、会计等身份自2011年7月开始签批辽宁分公司的支出费用等，证明辽宁分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是刘金兰。刘金兰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浙江花园公司提交的账簿只记录到2011年9月30日，后有多页空页却未记账，而且现金账是用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凭证，不能对外对抗第三人作为未收到刘金兰借款的凭证。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浙江东阳法院（2016）浙0783民初7965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刘金兰既不是合伙人也没有与浙江花园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与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同时依据浙江花园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员工工资表、辽宁分公司共计17名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刘金兰，刘金兰在辽宁分公司没有任何身份。刘金兰提交如下新证据：1.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5民初698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辽01民终1792号民事判决书、结案申请各一份，证明辽宁分公司曾以同样的方式向吕永富借款25万元，该案件经二审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且在执行过程中以欠款对冲的方式执行结案。浙江花园公司同意将（2017）辽0105民初698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全部债权冲抵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783民初7965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相应金额的债权，吕永富申请结案并解除对浙江花园公司的全部强制执行措施。该案对双方债务的对冲视为对吕永富借款事实的认可，本案刘金兰的50万元借款也应按借款认定，并予以清偿。浙江花园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判决书，该公司同样不服，并也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被辽宁省高院驳回了再审申请。案件确实进入执行程序，因执行法院将浙江花园公司和法定代表人列入黑名单和限高，为解决限高和失信问题，我们同意以对吕永富的债权来冲抵吕永富对我们的债权，但保留了对该案继续抗诉的权利，所以该认定不能证明浙江花园公司对于判决的认可。本院再审认为，浙江花园公司提交的证据1为其单方形成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也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对浙江花园公司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刘金兰系辽宁分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刘金兰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不予采信。本院再审对一审法院、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于2019年4月3日被注销登记，该公司档案中由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出具的《关于注销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的决定及单位清算情况》记载，浙江花园公司对辽宁分公司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了清算，经清算后确认辽宁分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浙江花园公司对辽宁分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等一切后续问题负全责。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刘金兰提交的5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上加盖了辽宁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在收款事由处记载为“暂借款”，并由稽核人员黄灵燕签名，刘金兰亦提供款项出借前的银行取款明细证明其具有出借能力和资金来源，浙江花园公司虽否认该款项性质，并主张辽宁分公司未实际收到该款而是刘金兰直接支付了钢材款，但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1170号案件审理中，浙江花园公司将本案50万元的收款收据作为其证据提交法院并证明刘金兰和吕永富垫付了工程款，由此说明浙江花园公司对该收款收据也是认可的，而且无论该款项性质或用途为何，说明该款项都已被辽宁分公司实际使用，证明刘金兰履行了给付款项的义务，且浙江花园公司与卢一干签订的《经营责任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辽宁分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浙江花园公司统一派遣，统一管理，公章、财务章、项目章等所有印鉴由公司派遣的财务人员统一保管，故刘金兰提供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案涉款项系借款。现浙江花园公司主张该款项为工程投资款，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浙江花园公司原审提交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南商初字第719号民事判决书，主张刘金兰在该案诉讼中也提交本案50万元的收款收据并主张为工程垫付款，经审查，该判决书中虽然记载刘金兰、吕永富提交收款收据一组并证明其垫付工程款1000多万元的事实，但该判决对该组收据未予认定且未支持刘金兰、吕永富提出的互负债权债务应予抵销的主张。而且，通过双方提交的多份裁判文书可知，吕永富、刘金兰与浙江花园公司之间存在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吕永富、刘金兰作为债务人的案件中，生效的裁判文书对吕永富、刘金兰提出的涉案借款实为投资款及互负债权债务应予抵销的主张并未支持。其次，浙江花园公司再审提交多份支出凭证、现金审批单、费用报销单，主张刘金兰为辽宁分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存在借款。本院再审认为，双方另案生效判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1170号民事判决）认定刘金兰既不是合伙人，也没有与浙江花园公司订立任何书面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浙江花园公司原审提交的辽宁分公司的员工工资表显示刘金兰并非辽宁分公司的员工；虽然刘金兰在支出凭证、现金审批单、费用报销单等多份材料上签名，但其解释系其夫吕永富让其代签，再结合卢一干与浙江花园公司签订的《经营责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辽宁分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浙江花园公司统一派遣，统一管理，公章、财务章、项目章等所有印鉴由公司派遣的财务人员统一保管，刘金兰的签字行为不足以证明其系辽宁分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也不能以此否定收款收据的效力及辽宁分公司收款的事实。第三，辽宁分公司出具形式相同的收款收据在收款事由处有的注明“暂借款”，有的注明“投入款”，说明辽宁分公司对所收取款项性质的记载是有区别的。第四，刘金兰原审还提交了92万元的收款收据，证明其与辽宁分公司除50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借款，经审理，辽宁分公司已经归还刘金兰该92万元借款，而92万元借款的收款收据与50万元的收款收据在形式上基本相同，说明刘金兰与辽宁分公司之间存在同样的经济往来方式。第五，浙江花园公司虽提交证据证明吕永富曾多次向该公司借款，但不能因此否定辽宁分公司向刘金兰借款的可能性，且根据其他出借人与浙江花园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看，辽宁分公司在经营期间确实存在向他人借款的情形。综上，刘金兰提供的收款收据对案涉债权性质明确记载为暂借款，也已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浙江花园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50万元系投资款，且在双方多次纠纷均未对双方债权债务予以抵消，就案涉工程也多年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原审认定辽宁分公司欠付刘金兰50万元，并判决浙江花园公司承担偿还欠款50万元及利息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浙江花园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辽01民终233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曌鋆审判员  孙晓娟审判员  徐 亮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权红霞书记员冷立皎本案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