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巨荣，男，198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区若宾，女，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春，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麦宇宁，男，198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淑铭、陈紫莲，分别为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上诉人马巨荣、区若宾与麦宇宁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0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巨荣、区若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麦宇宁返还马巨荣、区若宾235924元，并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支付从2019年4月17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由麦宇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忽视了如下细节：1.本案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是双方签订借款合同，马巨荣、区若宾出具借据和承诺书，在借款还请后，麦宇宁将借款合同和借据原件还给马巨荣、区若宾，留下承诺书。2.本案起诉之前，在（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27号案中，麦宇宁陈述马巨荣、区若宾已还清其全部借款。3.本案中麦宇宁只提供了10万元和9万元的承诺书，说明本案只有10万元和9万元的两笔借款。4.对于9万元的承诺书，一审判决认定：“按照普遍生活经验、认定该笔借款已包含当日转账46400元在内，余款43600元，以其他方式交付的借款。”这是不合理的。第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交付方式是自行推断的，不符合审判原则。第二，2012年7月3日38000元和2012年12月4日46400元的借款，在2012年12月4日统一合并为9万元的借款，这也符合交易习惯。5.从以上交易习惯，可以认定2013年9月25日的5万元，并非马巨荣、区若宾的借款。如果是借款，按照交易习惯，会有借款合同和承诺书。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本案10万元的借款，实际转账9.6万元；9万元的借款分2012年7月3日38000元和2012年12月4日46400元两笔，实际支付84400元，均是扣除了利息的。但一审法院未查明实际出借的金额，并且将不属于借款的5万元，错认为借款。针对马巨荣、区若宾的上诉，麦宇宁辩称：不同意马巨荣、区若宾的上诉请求。一、关于交易习惯，对于现场出借的，一般签订借款协议，对于电话等方式借款，我方已提供转账记录。二、我方一审提交了9万元现金出借的承诺书，与46400元、38000元的借款，相互独立。三、马巨荣、区若宾称借款已经扣除利息没有依据。四、若马巨荣、区若宾认为我方未足额支付借款，应在法定诉讼期间提出，现在已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五、马巨荣、区若宾以偿还给麦宇宁的28万元中包含案外人麦宇嘉的借款为由，要求麦宇宁返还，没有依据。麦宇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马巨荣、区若宾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马巨荣、区若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为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给付原因不存在或丧失的证明责任应由马巨荣、区若宾承担。马巨荣、区若宾至今未能举证证实麦宇宁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在相关法律法规对案件证明责任有原则性规定、且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定特殊情形下，马巨荣、区若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马巨荣、区若宾收取超额还款125960元，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麦宇宁于2012年12月4日向马巨荣、区若宾现金出借9万元、转账出借46400元，有马巨荣、区若宾签字确认的《承诺书》及46400元转账记录予以证实。但一审法院却以两笔借款发生在同一天为由，按照普遍生活经验认定46400元属于9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是错误的。（二）马巨荣、区若宾最后一次偿还麦宇宁款项的日期是2014年10月13日，在马巨荣、区若宾未对借款利息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主动调整，且该主张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直至2014年10月13日，马巨荣、区若宾才将麦宇宁出借的19万元本金及利息一次性还清，同时剩余164371.61元。该款项抵扣麦宇宁通过银行转账的46400元、38000元及50000元（无息抵扣）后，仅剩29971.61元。即麦宇宁出借款项的本息计算（部分转账借款本金未计利息）已基本覆盖马巨荣、区若宾归还的所有款项。一审法院计算马巨荣、区若宾超额还款12万余元，没有任何依据。三、麦宇宁作为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已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认定马巨荣、区若宾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不存在。马巨荣、区若宾既无法提供证据证实麦宇宁收取其款项没有合法来源，也不能提供证据推翻麦宇宁的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针对麦宇宁的上诉，马巨荣、区若宾辩称：不同意麦宇宁的上诉请求。一、（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27号判决书中认定“马巨荣自认其直接支付给麦宇嘉的还款只有转账的4.5万元，其余还款支付给了麦宇宁。现无证据证实麦宇宁为麦宇嘉的指定收款人，故马巨荣及区若宾支付给麦宇宁的款项不能视为偿还麦宇嘉出借的款项。”证明马巨荣、区若宾误以为支付给麦宇宁的款项，实际是偿还麦宇嘉的借款，所以本案有不当得利的条件。二、麦宇宁在2012年7月3日转账的38000元，在12月4日转账的46400元，构成2012年12月4日承诺书中的9万元，金额也相吻合。三、关于利息扣除问题，10万元借款实际到款是96000元，9万元借款的实际到款是84400元。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在前案中麦宇宁是第三人，我方有关诉讼主张一直没有终止，且前案判决是在2017年12月生效，我方本案起诉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马巨荣、区若宾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麦宇宁向马巨荣、区若宾返还3855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385500元为本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麦宇宁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27号案（该案原告麦宇嘉，被告马巨荣、区若宾，第三人麦宇宁，案由民间借贷纠纷）中，马巨荣辩称“一、涉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麦宇宁，实际出借金额为转账的15.2万元；二、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答辩人与麦宇宁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但答辩人于2014年10月13日已经清偿了全部借款（包括以麦宇嘉名义出借的二笔款项）；……”麦宇宁述称“一、对麦宇嘉的起诉无异议；二、麦宇嘉未委托答辩人代收麦宇嘉出借给马巨荣、区若宾的款项；三、答辩人与马巨荣较为熟悉，也多次出借款项给马巨荣，答辩人与马巨荣、区若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答辩人与马巨荣之间的借款已经基本结清。”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马巨荣及区若宾支付给麦宇宁的款项不能视为偿还麦宇嘉出借的款项。”该案判决后，马巨荣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粤01民终214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马巨荣还主张还款给了麦宇宁，但无证据显示本案出借人为麦宇宁或者麦宇嘉委托麦宇宁收款的事实……”。马巨荣、区若宾称：2014年10月13日区若宾通过银行转账280000元给麦宇宁，本以为了结其与麦宇宁以及麦宇宁以麦宇嘉名义出借的所有借款；但（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27号案、（2017）粤01民终21472号案判决其应向麦宇嘉还款，未采信其关于麦宇宁为实际出借人的主张；其尊重人民法院判决，其基于误解将向麦宇嘉的借款偿还给了麦宇宁，现要求麦宇宁返还不当得利。麦宇宁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与马巨荣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1.2012年5月21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马巨荣向麦宇宁借款100000元，按月利率4%付息。麦宇宁解释该借款的交付情况为：其以现金方式交付4000元给马巨荣，委托麦宇霞转账96000元给马巨荣。麦宇霞的中信银行卡尾号1986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麦宇霞于2012年5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96000元给马巨荣。麦宇霞出庭作证时陈述：“麦宇宁说马巨荣找他借96000元，让我转账给马巨荣。”“因为当时我准备买房贷款，所以麦宇宁的钱放在我的银行账户帮我制造银行流水，这96000元实际上就是麦宇宁的钱。”“我没有见过马巨荣，我手上没有持有马巨荣出具的有借据效力的凭证。”2.2012年12月4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载明：马巨荣向麦宇宁借款90000元，按月利率4%付息。麦宇宁称该款为现金交付。3.2012年7月3日麦宇宁通过银行转账38000元给马巨荣的交易流水，证明该款为出借给马巨荣的借款。4.2012年12月4日麦宇宁通过银行转账46400元给马巨荣的交易流水，证明该款为出借给马巨荣的借款。5.2013年9月25日麦宇宁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给马巨荣的交易流水，证明该款为出借给马巨荣的借款。麦宇宁称其还多次以现金方式出借借款给马巨荣。马巨荣认为：1.麦宇霞向其转账96000元为其向麦宇霞的借款，该款以现金方式已偿还完毕；麦宇宁并未交付2012年5月21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金额100000元）中的借款。2.2012年12月4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金额90000元）中借款的构成为：2012年7月3日、2012年12月4日麦宇宁通过银行向马巨荣分别转账38000元、46400元合计84400元，差额5600元为预扣利息。3.2013年9月25日麦宇宁通过银行转账50000元给马巨荣，该款用途为麦宇宁代其父亲向马巨荣支付租用钩机的租金。马巨荣、区若宾向麦宇宁的还款如下：2012年7月20日支付4000元、8月6日支付1600元、8月20日支付4000元、9月30日支付5600元、11月5日支付4000元、11月10日支付1600元、12月22日支付4000元，2013年1月6日支付3600元、1月24日支付4000元、2月5日支付3600元、4月15日支付4000元、4月25日支付4000元、5月18日支付8000元、5月30日支付8000元、6月24日支付8000元、7月15日支付8000元、8月1日支付8000元、8月30日支付4000元、9月2日支付8000元、10月1日支付14000元、10月22日支付40000元、11月20日支付12000元、11月22日支付10000元，2014年1月16日支付11500元、1月28日支付32500元、3月6日支付15500元、10月13日支付28000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麦宇宁提交2012年5月21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金额100000元）、麦宇霞证人证言及银行转账凭证，足以认定麦宇宁为该笔借款的出借人，麦宇宁称除银行转账96000元外还现金交付4000元；马巨荣称该笔借款的出借人为麦宇霞并已现金偿还完毕，麦宇霞予以否认，马巨荣除陈述外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马巨荣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马巨荣于2012年5月21日向麦宇宁借款100000元的事实。2.麦宇宁陈述其于2012年12月4日向马巨荣出借两笔借款，分别为2012年12月4日马巨荣出具的《承诺书》（金额90000元）中以现金方式出借的借款90000元，以转账方式出借的借款46400元但马巨荣未出具任何借据；但麦宇宁的该陈述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为何同一天出借两笔借款，若为两笔借款为何一笔借款出具《承诺书》、另一笔借款未要求马巨荣出具任何字据。马巨荣陈述其于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金额90000元）已包含2012年7月3日、2012年12月4日麦宇宁向其转账38000元、46400元合计84400元在内，但其出具该《承诺书》时并未予以特别说明。由于麦宇宁、马巨荣均未合理解释2012年12月4日《承诺书》（金额90000元）的借款构成，一审法院对麦宇宁、马巨荣的上述陈述均不予采信，按照普遍生活经验、认定该笔借款已包含当日转账款46400元在内，余款43600元为以其他方式交付的借款。3.麦宇宁还于2012年7月3日、2013年9月25日分别转账38000元、50000元给马巨荣，虽然马巨荣未出具书面字据确认该两笔转账款为借款，但马巨荣亦未举证证明其与麦宇宁之间除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两笔转账款均为麦宇宁出借给马巨荣的借款。由于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视为该两笔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4.麦宇宁主张其还多次以现金方式出借借款给马巨荣，马巨荣予以否认，麦宇宁除陈述外未举证予以证明，对麦宇宁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涉案两份《承诺书》均约定按月利率4%折合年利率48%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的借款利率已超出法律保护的利率范围，马巨荣、区若宾对两份《承诺书》载明借款的还款超出年利率36%部分，应抵充借款本金。由于涉案四笔借款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故马巨荣、区若宾的还款先抵充借款利息，超出借款利息部分抵充借款本金，抵充借款本金的顺序按借款的出借日期的先后顺序，即⑴抵充2012年5月21日借款100000元的利息，⑵抵充2012年12月4日借款90000元的利息，⑶抵充2012年5月21日借款本金100000元，⑷抵充2012年7月3日借款本金38000元，⑸抵充2012年12月4日借款本金90000元，⑹抵充2013年9月25日借款本金50000元，详见附表，至2014年10月13日马巨荣、区若宾已还清涉案四笔借款本金及利息，超额还款12596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麦宇宁收取超额还款125960元没有法律根据，属不当利益，应将其返还给马巨荣、区若宾，此外麦宇宁还应返还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本金125960元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4月17日至付款之日止）给马巨荣、区若宾。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麦宇宁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返还125960元及孳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本金125960元自2019年4月17日至付款之日止）给马巨荣、区若宾；二、驳回马巨荣、区若宾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82元，由马巨荣、区若宾负担4263元，麦宇宁负担2819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麦宇宁提供的书面证据有《承诺书》与银行转账凭证，但《承诺书》对借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故需要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判断相关银行转账是否属于《承诺书》约定的借款。第一，对于2012年12月4日《承诺书》中金额90000元款项的出借方式，麦宇宁主张是以现金方式出借，而马巨荣、区若宾则主张是以银行转账方式出借，具体包括2012年7月3日、2012年12月4日麦宇宁向马巨荣转账的38000元、46400元两部分款项。但双方均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佐证各自的主张。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该《承诺书》的出具时间和银行转账时间认定2012年12月4日麦宇宁向马巨荣转账的46400元属于该《承诺书》约定的借款的一部分，余款为以其他方式交付的借款，该认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对于2012年7月3日、2013年9月25日麦宇宁向马巨荣转账38000元、50000元的款项性质。马巨荣、区若宾否认上述款项为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除了借贷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该两笔转账款项均为麦宇宁出借给马巨荣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对于2012年5月21日的《承诺书》（金额100000元），结合相关银行转账凭证及双方当事人其他借款情况，一审认定该日马巨荣向麦宇宁借款100000元的事实，也是可行的。一审经核算后，认定马巨荣、区若宾超额还款125960元正确。鉴于麦宇宁收取该超额还款的125960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令其向马巨荣、区若宾返还该款项及相应孳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其次，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马巨荣、区若宾因（2017）粤01民终21472号案判决其应向麦宇嘉还款，未采信其关于其支付给麦宇宁视为偿还麦宇嘉出借的款项的主张，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麦宇宁返还相关款项。马巨荣、区若宾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该判决送达之日，而其提起本案诉讼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麦宇宁认为马巨荣、区若宾本案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马巨荣、区若宾、麦宇宁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本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18元，由马巨荣、区若宾负担2499元，麦宇宁负担28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嵩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乔 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 爽曾凡峰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