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11民终1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长市秦栏镇通洋电子厂，住所地安徽省天长市。经营者：刘恒领，男，1974年1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林，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长市华珑电子经营部，住所地安徽省天长市。经营者：王长江，男，1964年4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才纬，安徽天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兆俊，安徽天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长市秦栏镇通洋电子厂（以下简称通洋电子厂）因与被上诉人天长市华珑电子经营部（以下简称华珑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1民初2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通洋电子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通洋电子厂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华珑经营部货款17123元”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没有依据。本案争议的两个焦点，一个是2012年11月29日华珑经营部出具的一份20000元收条,一个是华珑经营部在其提供的欠条中自己书写的“网转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收条形成于欠条之后”的举证责任由通洋电子厂承担,是强加给通洋电子厂的举证责任。通洋电子厂已经提供2012年11月29日的收条,就足以证明华珑经营部收取了通洋电子厂20000元，通洋电子厂无须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认为“不管通洋电子厂以何种方式向华珑经营部支付货款,华珑经营部均会向通洋电子厂出具收条,即通洋电子厂提供的收条与华珑经营部主张的付款次数和金额是相互对应的。”没有事实依据。华珑经营部答辩称，本案自华珑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一审法院经过开庭、证据交换、谈话询问等方式已经将该案事实查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通洋电子厂的上诉请求。华珑经营部起诉请求：1、判令通洋电子厂先行支付华珑经营部货款6712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承担自2018年6月30日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2、通洋电子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通洋电子厂从华珑经营部处采购各类型号电阻。华珑经营部起诉的货款金额为413240元。审理过程中，通洋电子厂认为所欠货款中346117元的货物是他人以通洋电子厂的名义向华珑经营部采购的，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华珑经营部决定就通洋电子厂报警所涉及的货款346117元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行诉讼，就剩余67123元请求先行判决。通洋电子厂认为除去346117元后，经与华珑经营部庭外对账，存在争议的付款有两笔，只欠华珑经营部货款17123元。原审法院对该两笔款项认定如下：一、对于2019年11月29日通洋电子厂给付华珑经营部的20000元应否从当日双方结账的欠条金额95000元中扣除的问题。该院认为通洋电子厂于2012年11月29日向华珑经营部出具欠条证明了其与华珑经营部之间存在95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通洋电子厂主张欠条出具后其于当日又给付了华珑经营部20000元且华珑经营部出具了收条，即主张该收条形成于欠条之后，通洋电子厂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通洋电子厂未能对“收条形成于欠条之后”予以证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000元是偿还欠条中的债务，故这20000元不应当予以扣除。二、对于2013年2月4日通洋电子厂给付华珑经营部货款是60000元还是30000元的问题。根据华珑经营部与通洋电子厂的陈述，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管通洋电子厂以何种方式向华珑经营部支付货款，华珑经营部均会向通洋电子厂出具收条，即通洋电子厂提供的收条与华珑经营部主张的付款次数和金额是相互对应的。而2013年2月4日华珑经营部仅向通洋电子厂出具了一张30000元的收条，显然此张收条系华珑经营部收到通洋电子厂网银转账后出具的收条，通洋电子厂辩称同一天分别给付现金30000元及网银转账30000元的意见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华珑经营部主张除去通洋电子厂报警涉及的货款金额后，通洋电子厂尚欠华珑经营部货款67123元的事实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华珑经营部与通洋电子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债务应当清偿，华珑经营部要求通洋电子厂先行支付所欠货款67123元的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因双方就货款的给付期限并没有约定，故华珑经营部请求通洋电子厂自2018年6月30日起承担逾期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逾期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天长市秦栏镇通洋电子厂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天长市华珑电子经营部货款6712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罚息利率，自2019年6月4日起计算至货款结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478元，由被告天长市秦栏镇通洋电子厂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2012年11月29日华珑经营部出具的20000元收条的款项是否应当从同日的欠条中扣除；华珑经营部在其提供的欠条中自己书写的“网转30000元”与2013年2月4日的收条中的30000元是否是同一笔款项。本院认为,华珑经营部与通洋电子厂长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华珑经营部向通洋电子厂供货，通洋电子厂向华珑经营部付款。根据通洋电子厂举证的双方之间的银行流水及华珑经营部的经营者王长江在通洋电子厂的软面抄中书写收条对比，在通洋电子厂向华珑经营部付款后，王长江即在通洋电子厂的软面抄中出具与付款同日的收条。据此判断，通洋电子厂在付款后，存在由华珑经营部出具收条的付款习惯。关于2012年11月29日华珑经营部出具的20000元收条的款项是否应当从同日的欠条中扣除的问题。2012年11月29日，华珑经营部与通洋电子厂进行对账结算，形成结算欠条，并由通洋电子厂刘恒领签字确认。同日，华珑经营部的经营者王长江在刘恒领的软面抄中出具收条，货款数额为20000元。关于该20000元在结算前支付还是结算后支付，双方说法不一。本院经审查认为，若该20000元系在结算后支付，则双方应当存在同日有两次见面的事实。即第一次见面时双方先进行对账结算，由刘恒领向王长江出具欠条，第二次见面时王长江向刘恒领出具了收条。在双方已进行了结算的情况下，又于同日结算后付款。正常情况下，为了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在华珑经营部向通洋电子厂出具收条时，通洋电子厂完全有机会要求华珑经营部在其出具的欠条中予以注明，或在收条中予以明确该笔款项不包括在其出具的欠条中，现有证据不能予以反映该事实的存在。纵观通洋电子厂出具的全部收条，整本软面抄中仅有该收条下半部分被撕掉，而其他所有的收条均完整，该收条一直由通洋电子厂保管，收条下方是否存在对其不利的内容，通洋电子厂对此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2012年11月29日，双方进行结算时，由通洋电子厂向华珑经营部支付20000元，并由通洋电子厂刘恒领出具欠条，更符合双方客观实际。故通洋电子厂认为该20000元应当在欠条中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华珑经营部在其提供的欠条中自己书写的“网转30000元”与2013年2月4日的收条中的30000元是否是同一笔款项问题。华珑经营部在欠条中写有网转30000元的内容，相应的有该日的银行转账记录，通洋电子厂认可系同一笔款项。通洋电子厂认为同日又向王长江支付现金30000元，由王长江又出具了30000元的收条。经审查，本案中双方存在付款后再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若通洋电子厂通过银行向华珑经营部转账支付30000元后，应当由王长江出具同一日期的收款收条，通洋电子厂向华珑经营部现金支付货款后，王长江亦应当出具收条。若通洋电子厂于2013年2月4日，分两次给付华珑经营部各30000元，则应当存在两张30000的收条。而在本案审理中，通洋电子厂仅出具了一张30000元的收条。另，如果通洋电子厂一日内向华珑经营部支付了60000元，则应由王长江出具的收条金额为6万元，而非3万元。故通洋电子厂认为“网转30000元”与2013年2月4日的收条中的30000元不是同一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通洋电子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天长市秦栏镇通洋电子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达审判员 葛敬荣审判员 田 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婧靓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