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5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阳城县凤城镇蒿峪村。法定代表人：刘某，任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女，生于1964年4月25日，汉族，阳城县凤城镇蒿峪村人，农民，系该合作社理事。上诉人（一审被告）：郭某，男，生于1951年10月8日，汉族，阳城县人，住阳城县，农民。上诉人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为合作社）、上诉人郭某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52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千梓湘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郭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合作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被上诉人郭某给付欠上诉人经营收售竹柳苗款76320元；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20120元树苗款系认定事实有误，致使判决返还的欠款金额错误。（1）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出售给刘某、刘某2、刘某3柳树苗共欠款4200元，被上诉人予以认可；（2）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收取秦某的3000元树苗款法院已经核实确认；（3）已经生效的（2018）晋0522民初343号民事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收取了张某树苗款11920元，无论被上诉人与张某怎么赊欠，都不能否定此事实；（4）被上诉人从町店镇长八里湾拉走上诉人的41800株竹柳树苗，除出售给赵沟村、秦某、刘某1等3人，对剩余22880株树苗，被上诉人曾以1元、1.4元、1.5元、5元的价格出售过，因此上诉人主张以每株2.5元计价相对合理，共计57200元，一审法院以每株1元的价格计价不当。2.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竹柳树苗款事实清楚，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76320元的收售竹柳苗款理应及时返还，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另两项欠款，上诉人将另行提起诉讼。郭某辩称，被答辩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显然被答辩人对一审认定不当得利20120元不认可，因为答辩人没有不当得利行为，只有以合作社名义收售竹柳苗款未清结的事。合作社与赵沟村委、刘某1、刘某3、秦某签订了合同，马某、刘年斗去太原看病，让答辩人帮助。答辩人确实收到了赵沟村11920元、刘文贵三人4200元、郭某1000元，共计17120元，但确实没有收秦朝阳3000元。答辩人收到的17120元的去向是：已支卫八锁7377元、应支郭某树款3220元、应支郭某三年开支8676元，共计19275元，合作社尚欠郭某2155元。马某、刘年斗在场，这些开支也是应当支出的。上诉人说答辩人在八里湾拉走竹柳树苗41800株，除了出售给赵某、秦某、刘文贵三人外剩余22800株，曾以每株1.4元、1.5元、5元的价格出售过，因此上诉人主张以2.5元计算，共计57200元。答辩人说明如下：1.上诉人应当提交证据证明答辩人将22800株进行出卖及卖给了谁；2.2014年春，上诉人给了八里湾12公分的插扦条41800株，共种植5.5亩，每亩平均7600株，种玉茭每亩才3500株，可想其成活率能达到80%就不错了，上诉人用41800株作为基数计算答辩人应付款不合理；3.2015年春，上诉人将八里湾的树卖给晋城市园林局、八甲口车站、羊高泉公园多少株答辩人不知道。从卫八锁证据中可看出去年欠刨树款140元、装车费60元、付卫八锁5000元卖树款，上诉人不应当再向答辩人要已经卖出去的树。4.上诉人和八里湾约定刨树工资为每株1毛，卫八锁提供的上诉人支付刨树工资为2447元，所以2016年八里湾刨树24470株。答辩人提供的“2016年八里湾销售竹柳树情况”一览表中可看出，下余9880株没有出售，原因是：（1）枯死的树、半截死半截活的树、王某、卫某被大火烤坏的树，都要顶刨树的数字；（2）小树、半截活树都要以三株五株顶一株给了赵沟村，而刨树工资则是一株顶一株；（3）八里湾百姓将抱好的树偷走做架豆角棍用；（4）没有销路，全村集体征地又必须抱掉。上诉人在民事上诉中说“岂不知正是因被告随意行为使原告的经营受挫，资金不能按时回收，至今都不能正常经营运作”，这些不是事实，事实是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一年一次回收树苗，给种植户造成了几百万的损失，而上诉人却借用种植户提供的土地手续，套取林业补助款。答辩人只是帮助了一下，上诉人就要求答辩人支付货款和树苗款，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上诉人郭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上诉人郭某不支付合作社树苗款20120元。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将销售收入给了八里湾7377元是完全应该的事，不应当将此款认定为上诉人的不当得利；2.上诉人卖给岭后村的900株树苗不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4500元；3.上诉人的3220元不构成不当得利；4.上诉人帮助被上诉人宣传销售而支出8678元，被上诉人应当予以报销；5.卖给孟某600支插扦条收入1800元和卖给闪某1900支插扦条收入570元，不构成不当得利；6.一审法院认定秦朝阳给了上诉人3000元现金根本不是事实。二审庭审中，郭某当庭述称，认可一审法院对出卖给孟某和闪某树苗所得款项的认定。合作社辩称，被答辩人郭某应该向答辩人支付76320元。具体理由与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列理由一致。原告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欠原告的经营收、售竹柳苗款及货款8769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10日,被告郭某想加入原告的千梓湘合作社，向原告交纳了3万元入股款。在2018年元月，因合作社刚创业产业还没形成规模，加之合作社当时的负责人因病在外医治，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入股款3万元，并经法院判决。但在此期间，被告以原告的名义经营收售竹柳苗和收取种植户竹柳苗款没有结清。原告应返还被告入股款3万元，被告也应清结给付所经营、收售原告竹柳苗欠款和货款。故提出前列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由马某、马保社、马育兵、马家龙、刘某5人发起，成立了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2013年12月13日在阳城县工商局核准登记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经营范围为：依法为本社成员提供生产资料的购买、竹柳种植技术及信息服务、竹柳种植及销售。2014年3月，郭某与刘年斗、马某夫妇协商加入合作社，2014年3月10日，郭某交纳了3万元股金，由刘年斗为郭某出据了收据，并加盖了千梓湘合作社财务专用章。2017年1月24日，股东由乔小杜、马某、马保社、马育兵、马家龙变更为马某、马保社、马育兵、马家龙、刘某，法定代表人由马某变更为刘某。郭某多次要求将自己加入股东，但刘年斗夫妇一直未予办理。后原告起诉要求返还股金，本院以双方并未按章程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判决支持了郭某返还股金的请求，并已生效。原被告双方虽未履行郭某成为股东的相关程序，但郭某实际参与了经营，双方也未进行结算。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郭某将合作社的树苗卖给了岭后村委共得卖苗款4500元。合作社在町店镇八里湾共有5.5亩竹柳苗，被告组织人员共刨出41800株，将其中的11920株以每株1元的价格卖给了河北镇赵沟村的郭宽瑞得款11920元；将3000株以每株1.4元的价格卖给芹池镇羊泉村的刘某1、刘某2、刘某3三人得款4200元；卖给芹池镇原庄村的秦某4000株，秦某应付款6000元，秦某将其中3000元给了原告，3000元付给了被告郭某；以上共应交回原告树苗款23620元。其余22880株树苗由被告郭某自己栽种后卖给了孟某6000株得款1800元，卖给闪某1900株得款570元。剩余树苗以每株2.5元计算，被告郭某应支付原告树苗款57200元。综上被告共应支付原告卖苗款80820元。被告郭某认为，对于町店镇八里湾的树苗不是原告主张的那么多，当时和八里湾的种植户协商是占一亩地支付他们1200元，树苗由合作社供给并回收，因为没利润所以树苗旱死了很多，在刨树时就将死树都烧了。对于原告主张的卖给刘某1、刘某2、刘某3树苗共得款4200元认可。八里湾的树苗卖给河北镇赵沟村张某得款是8946元，通过法院判决又要回2700元，赵沟村张某其余的3220元是被告自己在蒿峪地的树苗卖了所得，与原告无关。剩余1000株没地方处理，被告郭某拉回栽在自己的孟古滩地，被告愿意支付原告1000元。以上被告应支付原告树苗款16846元。但被告也有支出，被告支付八里湾卫八锁7377元，还有宣传、推广开支3000多元，去安徽出差费用等，原告应予支付被告。至于凤城镇岭后村委、孟某、闪某的苗木款是被告自己种植的苗木销售所得，与原告没有关系。关于秦某的树苗款是秦朝阳直接给了刘年斗，被告没有收秦朝阳的钱。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本案中，被告郭某与原告的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马某夫妇协商加入合作社，被告虽交纳了股金，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加入合作社，本院已判决原告返还被告股金。被告郭某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因此取得的利益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故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对于被告郭某自认的将八里湾的树苗卖给河北镇赵沟村张某、芹池镇羊泉村的刘文贵、刘王兵、刘吕贵和自己栽种1000株，与原告陈述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自认的张某的款项和原告主张的稍有出入，本院确认以被告在（2018）晋0522民初343号案件中的陈述为准，被告收取张某树苗款11920元。关于被告自己栽种树苗的价格，原告主张每株2.5元，原告卖给本案中其他人的价格从1元至1.5元不等，结合被告当时的身份，被告主张的每株1元较为恰当。以上被告郭某共应支付原告树苗款17120元。因被告郭某与原告之间还签订有《种植竹柳合同书》，被告自己也有种植了一部分竹柳苗，原告申请调取的被告为岭后村委开具的增值税证明和孟某、闪某的证明，只能证实被告郭某向岭后村委、孟某、闪某出售过树苗，但不能证实被告出售是合作社的树苗，且从晋城中院（2018）晋05民终626号民事判决中可看出，原告在该案件审理中，提供了被告郭某卖给岭后村委树苗4500元的发票，用以证明郭某以个人名义私下将合同中约定应当回收的树苗卖给岭后村委。原告在两案中的陈述自相矛盾，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郭某收取秦朝阳的树苗款3000元，秦朝阳出具了书面证明，庭后本院电话向秦朝阳进行了核实，秦朝阳对该事实予以了认可，故对该3000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郭某应支付原告树苗款2012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076元，原告虽提供了收条，但原被告双方均承认收条上并不是郭某签的名，郭某陈述系其介绍原告到公司处理货物，该公司和被告没有关系，故原告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种植竹柳合同书》中的树苗款，系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与本案不当得利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案处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树苗款20120元；二、驳回原告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经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2018）晋0522民初18号民事判决、（2018）晋05民终762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陈述在卷证实，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郭某认可其收到了赵沟村树苗款11920元、刘文贵等三人树苗款4200元，并认可其本人应付树苗款1000元，以上共计17120元。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如上款项的陈述意见一致，故此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上诉人郭某否认其收到过秦朝阳3000元。经查，秦朝阳在一审期间以出具有书面情况说明的方式，述称其在树苗成活后向郭某支付过3000元树苗款。一审法院收到秦朝阳的情况说明后，曾通过电话方式向秦朝阳进行核实，秦朝阳对此予以了确认。二审中，本院传唤秦朝阳进行了询问，秦朝阳对其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的内容再次予以了确认。本院认为，郭某在一、二审期间虽否认其收到秦朝阳所付3000元树苗款，但始终未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此，一审法院根据秦朝阳的情况说明及该院向秦朝阳所作电话核实而确认郭某收取了秦朝阳3000元树苗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所作此项认定，予以确认。上诉人合作社的代理人述称，郭某将合作社的22880株树苗拉回自己地里栽种后进行了出卖，要求郭某以2.5元/株的标准向合作社支付树苗款。经查，合作社在（2018）晋05民终626号民事案件审理中，曾主张郭某是将其按照合同种植并应由合作社统一回收的树苗出售给了岭后村委，所以，一审法院以合作社在两案中的陈述自相矛盾为由对合作社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对一审法院的此项认定予以确认。上诉人郭某述称其虽实际收到的树苗款17120元，但其代合作社对外进行了支出，并因为帮助合作社跑销售业务而支出有差旅费，要求予以核减，但郭某在一审期间未就其如上主张提出反诉，一审法院未作审理，二审期间双方也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故本院对上诉人郭某的此项主张不作实体认定和处理，郭某可通过另行诉讼的渠道解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8元，由上诉人阳城县千梓湘竹柳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上诉人郭某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303元，由郭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灵丽审 判 员 焦瑛琴二○二○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