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健合（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光宝路10号。法定代表人：孔庆娟。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晶晶，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苗，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贺丽，女，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舟，广东骤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健合（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合公司）、黄贺丽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8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健合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健合公司解除黄贺丽劳动合同合法，并判令健合公司无须向黄贺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0251元；2.判令黄贺丽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决：一、健合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黄贺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131564.94元；二、驳回健合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健合公司负担。判后，健合公司、黄贺丽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健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健合公司无须向黄贺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1564.94元；2.判令黄贺丽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对于黄贺丽的工作权限，健合公司从未明确制定，也未提过异议。因此，黄贺丽的签字行为并未违反健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黄贺丽存在擅自代表与健合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经销商签署案涉HT、SWISSE、DODIE保底销售模式协议的行为，该行为属于《营销人员管理规章》第2.4条所禁止“未经公司批准、代表其他公司、组织或机构进行商业行为或开展业务工作”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健合公司的规章制度和黄贺丽作为劳动者应当履行的忠诚义务。（1）意诚森海公司是健合公司经销商，宝贝在线公司是健合公司零售商。黄贺丽的工作岗位与经销商存在利益冲突，其既无权亦不应当代表意诚森海公司从事任何商业行为。(2)根据《H&H（健合）集团奖惩管理制度-中国区（2017年修订版）》第二十条第（二）项以及经黄贺丽签字确认的《营销人员管理规章》第2.4条的规定，黄贺丽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健合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支付经济补偿金。（3）根据意诚森海公司与健合公司签署的经销协议及《2018年度经销合作补充协议》第三条“关于市场推广费用”约定，由健合公司承担的市场推广活动费用必须在执行前经申请并审批通过后才给予商业折扣的方式支付。而黄贺丽的岗位职责无财务方面的任何审批权限，健合公司已制定关于黄贺丽工作权限的规定。（4）黄贺丽有多次代表健合公司经销商从事具体工作的行为，健合公司并未制止，这恰巧说明黄贺丽近几年内违纪行为的频繁程度和严重性，一审不应当以黄贺丽刻意隐瞒未报的严重违纪行为作为本案违纪行为正当化认定的理由。二、一审判决对黄贺丽签订案涉保底销售模式协议“均是经过其上级主管领导、总监及渠道负责人的批准同意。根据公司运营一般常理，黄贺丽在保底销售模式协议上签字行为不属于个人行为，而是属于公司职务行为”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首先，黄贺丽在代表经销商签署案涉协议之前或之时，从未主动发起合同审批流程和提出费用申请，也未事先取得健合公司的有权审批。相反，黄贺丽是在案涉协议签署后数月才将该协议提交申请向经销商支付巨额保底补差费用，该等行为并不符合《2018年度经销合作补充协议》第三条以及DOA制度的规定。其次，黄贺丽清楚了解健合公司与意诚森海公司的费用审批模式以及健合公司的审批权限规定，其提交的微信记录未经健合公司认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讲，黄贺丽的上级主管、大区总监、渠道负责人均不属于制度规定的有权审批130万保底补差费用的审批人。事实上，健合公司也从未审批同意或追认黄贺丽违规擅自签署的案涉协议。一审判决忽视上述情形，将黄贺丽的严重违纪行为认定为公司职务行为，该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根据黄贺丽提供的《2018年度保底毛利补差费用协议》认定黄贺丽的行为未给健合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并基于此认定健合公司最终未受到任何损失，因此健合公司解除黄贺丽劳动合同违法，该等认定不仅在事实上存在严重错误，同时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也存在错误理解。健合公司系因黄贺丽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以黄贺丽给健合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损害作为解除的必要条件。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恳请二审依法查清本案事实，支持健合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黄贺丽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第一判项为：健合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黄贺丽人民币160251元；2.本案诉讼费由健合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审查明事实基本正确，但存在瑕疵，主要在经济补偿金的数额认定适用标准上存在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经济补偿金的数额适用标准为郑州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746.92元的三倍即20240.76元，但是黄贺丽与健合公司的劳动合同签订地点在广州市，且健合公司的经营地址也在广州市，故应当适用广州市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数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请二审依法予以变更。健合公司针对黄贺丽的上诉答辩称：劳动合同约定黄贺丽的合同履行地为郑州市，且双方未约定经济补偿等款项要适用广州市月平均工资标准，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4条规定，经济补偿金应当适用郑州市工资标准，一审判决合法有据，是正确的。请求驳回黄贺丽的上诉请求。黄贺丽针对健合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健合公司的上诉请求。黄贺丽的签字行为性质属于职务行为，且获得公司授权审批。健合公司解除与黄贺丽的劳动合同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健合公司所说的损失有证据证明不存在。健合公司真正辞退黄贺丽的原因在于黄贺丽的劳动合同到期，而其底薪是同级别员工的数倍，健合公司为了达到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借此单方解雇。总之，黄贺丽并无过错，健合公司的解除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健合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对于“走完哪级审批才算获得公司审批”的提问，健合公司表示“根据我们提交的审批流程，最终的审批是中国区财务总监的审批”，但并未对此提交相关的规章制度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健合公司应否向黄贺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问题。健合公司以黄贺丽未经公司事先流程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代表其司经销商与零售商签约，导致其司面临重大费用风险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但根据黄贺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工作邮件记录，就签订案涉协议事宜，黄贺丽有获得其上级主管、大区总监、总渠道负责人以及中国区销售总监的批准或认可，并非黄贺丽个人的擅自行为。健合公司提出黄贺丽必须在系统内发起审批流程，且必须最终得到中国区财务总监的审批，才算获得公司审批，即黄贺丽的上级主管、大区总监、渠道负责人以及中国区销售总监均不属于有权审批该协议的审批人的主张，不仅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也缺乏以往操作实务佐证。换言之，从黄贺丽之前的工作情况看，健合公司从未对黄贺丽代表经销商从事具体工作的行为进行制止或提出异议，也从未在其规章制度中规定此类签约行为必须事先得到中国区财务总监的书面或系统流程审批才算是得到公司审批。因此，健合公司关于黄贺丽此次签约行为属于未经公司批准的擅自行为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原审法院通过对黄贺丽工作权限的规定、签约行为的性质以及实际损害结果的存在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健合公司的解除行为违法，并基于黄贺丽仅要求健合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自由处分行为，判决健合公司向黄贺丽支付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有关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和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等事项，按照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注册地的有关标准高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有关标准，且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按照用人单位注册地的有关规定执行的，从其约定”的规定，在双方没有约定按照用人单位注册地有关规定执行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按照双方劳动合同履行地即郑州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核算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黄贺丽上诉要求按照用人单位注册地即广州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核算，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总之，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双方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双方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0元，由健合（中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婷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笑芬书记员 李颖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