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琼96民终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曾照刚，男，194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道言，海南云联（文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营乘路红州村2号。 法定代表人：刘丹，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晓东，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芦水水，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琼中县营根镇崩坎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红岭村委会崩坎村。 法定代表人：王日清，该社组长。 上诉人曾照刚因与上诉人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林公司）、原审第三人琼中县营根镇崩坎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崩坎经济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琼中县）人民法院（2018）琼9030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曾照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解除上诉人与神林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判决神林公司限期将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地（以土地红线图为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给上诉人，并配合上诉人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到上诉人名下；3.改判神林公司向上诉人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上诉人一审起诉时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4.改判神林公司向上诉人支付中介费25万元；5.改判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地（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的15%归上诉人所有；6.神林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土地转包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神林公司作为承包人当然应向转包人即上诉人缴纳土地承包费，且第三人作为原始土地发包方，也已将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将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后，当然有权向其收取土地承包费。截止到起诉时，被上诉人已拖欠近8年的土地承包费，经上诉人发函催告后，其仍拒绝支付，上诉人当然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收回承包地。一审认为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收取土地承包费，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1.被上诉人应当向转包人及上诉人缴纳涉案土地承包费。首先，2004年6月8日，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协议书》，针对上诉人承包的原发包给莫某、邓某等人的坡地，上诉人承包期间，第三人承诺免除上诉人15年的土地承包费。该协议强调的是，如果由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则上诉人在15年内无需向第三人缴纳承包费，如果涉案土地由其他第三方承包，则由上诉人收取15年的承包费。另外，第三人免除上诉人15年的土地承包费，上诉人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被上诉人后，当然有权向被上诉人收取土地承包费，二者并不矛盾冲突。其次，2007年5月23日，双方签订《山地转包合同书》，其中第四条明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各自承包的土地面积缴纳土地承包费。第三，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李耀荣的通话录音，李耀荣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应当缴纳土地承包费。第四，2017年2月8日第三人出具函件表明，第三人已授权上诉人收取涉案承包地的承包费，且第三人也证明2010年以前李耀荣交过承包费，此后被上诉人再也没有交过承包费，同时，第三人也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缴纳土地承包费。综上，第三人免除上诉人15年的土地承包费与被上诉人无关，且第三人早已授权上诉人收取涉案土地的承包费，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缴纳土地承包费。一审判决认可了本案土地转包法律关系，又认为土地转包后，被上诉人享有第三人免除15年承包费的权利，属前后矛盾。2.被上诉人基于土地转包法律关系向上诉人支付的两笔费用合计170万元并不是被上诉人所称的“转让费”，属于“转包费”。首先，根据双方《山地转包合同书》第三条约定，被上诉人需补偿上诉人“开挖地界等方面的投入费用”、“合同签订后应履行的相关手续费用，即发包方认可并批准本转包合同、本宗土地经营权证户头变更、应缴税费等全部费用”，共计100万元；其次，《山地转包合同附件》第三条约定，被上诉人另行补偿上诉人70万元，实际是涉案承包地上的青苗补偿费用，主要用于上诉人原土地承包合作方退出补偿费用，上诉人并未实际获得。3.被上诉人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2010年4月12日，其原法定代表人李耀荣代表公司与上诉人就截止2010年4月12日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承包费及管理费用等达成一致结算意见。虽然该结算单第二条“包括土地租金”的字样是上诉人个人添加，但这也是与李耀荣沟通一致的结果。结合上诉人与李耀荣的电话录音内容，该条约定的“一切费用”当然也包含土地承包费，不然何来结算款87万元之巨。4.关于土地承包费的支付标准问题，虽然双方对此无明确约定，但《琼中县农业开发用地管理暂行规定》【琼中府（2002）14号文】有明确规定，可以作为本案计算土地承包费的依据。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上诉人起诉时的土地承包费1127000元（被上诉人承包土地3000亩，按照49元／亩的标准，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土地承包费计算为49元／亩×3000亩×（8+8/12）=1274000元）。5.正因为被上诉人拖欠多年的土地承包费，2017年2月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催告函》，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土地承包费等相关费用，否则上诉人有权解除《山地转包合同书》。该《催告函》邮寄给被上诉人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即大股东杨飞球的妻子刘立，但被上诉人收到函件后，并未履行义务。二、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应归上诉人所有，同时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剩余中介费25万元。一审在认可双方关于10%利润分配约定的同时，以涉案土地未产生实际利润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审将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剩余中介费25万元与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5%土地利润分配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1.上诉人诉请的是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应归上诉人所有，要求的是对上诉人权利的确认，上诉人并未主张具体的利润金额，一审应当审查上诉人应否享有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15%的利润分配权利，而非审查涉案土地是否实际产生利润及利润的多少。因此，一审偏离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推理过程、所得出的结论也当然是错误的。2.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应归上诉人所有。首先，《山地承包合同附件》约定上诉人帮被上诉人运作承包土地整理、开发，上诉人帮忙运作三年后，被上诉人应按土地所产生实际利润IO%赠送给上诉人。该份合同附件经司法鉴定是真实的，一审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已完成约定义务，有权享有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10%的权利。其次，2010年4月18日，被上诉人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杨飞球（占99%股权）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杨飞球代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向上诉人支付50万元中介费，先支付25万元给上诉人，“另外25万元算曾照刚投入公司，不算股份。但要保证25万元不受损失，另外，乙方参加公司的管理，公司从承诺之日起，按照利润5%付给曾照刚作为奖励”。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上诉人只要参加了被上诉人公司的管理工作，被上诉人就向上诉人赠送5%的利润，与剩余的25万元中介费无关，该25万元不算公司股份，被上诉人保证不受损失，是要退还的。另外，双方并未约定上诉人参与被上诉人公司管理的年限，实际上签订该《合伙协议》后，上诉人又参与被上诉人公司管理长达6-7年之久，当然履行了参与管理义务，被上诉人也应当按照约定，赠送上诉人5%的利润。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将剩余25万元中介费投入作为上诉人享有5%利润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只要上诉人离开了被上诉人公司、不参与管理，就当然不存在5%利润的奖励，这是对上述约定的曲解，应予纠正。3.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剩余中介费25万元。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承诺保证上诉人剩余的25万元不受损失，既然上诉人已经离开被上诉人公司，被上诉人有义务退还该笔款项。另外，2010年7月28日，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出具的《借条》，实为管理涉案承包地，购买公车使用，该10万元购车费用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同时，该《借条》内容，也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欠付的25万元中介费，应当退还给上诉人。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神林公司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转让关系，不是转包关系，一审认定正确。1.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虽标题为“转包”，但合同内容已明确约定是“转让”。例如：合同前言部分写明“其承包开发权转让给乙方一事……”，第三条约定“转让费100万元”，且该条还约定神林公司享受上诉人于2003年4月8日与琼中县红岭村崩坎小组邓某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以及于2004年6月8日与崩坎经济社签订的协议书上所注明的同样权益和条件。可见，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转包”、实为“转让”，上诉人已将其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包括免交15年承包费的权益全部转让给神林公司。2.《山地转包合同书》中没有关于承包费计费标准和支付方式的内容，上诉人在起诉前也从未向神林公司提出过承包费问题。如果双方是转包关系，神林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承包费，那为何在合同中没有关于承包费标准和支付方式的条款？可见，双方在签订《山地转包合同书》时均清楚知道，上诉人系转让土地承包权，不享有收取承包费的权利。3.神林公司已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上有琼中县政府、农业局和经济社三方盖章。如果是转包行为，则不可能给神林公司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4.关于上诉人的几个错误观点：①上诉人上诉称其与经济社的《协议书》中强调“如果涉案土地由其他第三方承包，则由上诉人收取15年的承包费”，但《协议书》中没有此类条款。②上诉人提出“李耀荣”通话录音的证据，但该录音内容不完整，而且，“李耀荣”没有出庭作证说明此段录音的真实性以及录音内容的真实含义，故一审未予采信。③上诉人提出170万元不是转让费。上诉人认为100万元是补偿其开挖地界等方面的投入费用及合同签订后应履行的相关手续费、70万元是涉案承包地上的青苗补偿费用，这明显是上诉人对该两笔款项性质的曲解。《山地转包合同书》第三条已明确100万元是转让费，只是计算转让费金额的依据是上诉人的前期费用投入（如开挖地界等方面的费用投入），而且，该第三条还约定该100万元包括“本宗土地经营权证户头变更”。“户头变更”是针对转让行为，如果是转包，根本无需办理户头变更手续。《山地转包合同书附件》第3条约定的70万元是“合同规定转让费壹佰万元以外，另行补偿柒拾万元”，根本未提到是青苗补偿费用。④上诉人称崩坎经济社已授权上诉人收取涉案承包地的承包费，崩坎经济社证明“2010年以前有李耀荣交过承包费，以后公司再也没有交过承包费”。上诉人这一陈述来源于其在一审中提供的2017年2月8日函件，但崩坎经济社已当庭指出函件上的签名是伪造的，不存在涉案土地承包费的收取问题。综上，不论是从合同条款，还是从合同履行情况看，本案合同关系是转让关系，而非转包关系，上诉人已退出土地承包法律关系，无权要求神林公司支付承包费。一审认定正确。二、神林公司不负有向上诉人支付中介费250000元和分配15%利润的义务。1.上诉人一审诉求是判决实际利润的15%归其所有，不是要求确认利润分配权。2.神林公司土地上的橡胶树和槟榔树，因上诉人长期管理不善，长势不好，后上诉人又指使他人非法挂杯割胶、强行采摘，给神林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神林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毫无利润可言。上诉人主张利润分配完全不能成立。3.杨飞球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中介费为500000元，后杨飞球已支付上诉人250000元，又通过借款方式支付100000元，可见，上诉人诉求250000元中介费与事实不符。4.《合作协议》中约定的5%的前提条件是上诉人将中介费25万元投入公司，不算股份，但上诉人一方面主张中介费，一方面又主张5%，明显是一个权利两次主张。既然上诉人主张中介费，那么《合作协议》中约定的5%的前提条件丧失，上诉人无权再主张5%的利润分配比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恳请二审依法予以驳回。 原审第三人崩坎经济社未作答辩。 上诉人神林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即：1.判令曾照刚赔偿损失40万元；2.确认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琼中县红岭村委会崩坎村牛豆栏）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包括本诉、反诉）全部由曾照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曾照刚赔偿损失的理由，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对反诉被告因以上行为给反诉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失数额，反诉原告先申请鉴定，后又放弃鉴定，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反诉原告的以上诉讼主张、诉讼请求的成立。因此，反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实际情况是，因曾照刚管理不善及纠集他人强行割胶、采摘槟榔果，给上诉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为此，上诉人提出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并向法院申请评估鉴定。后因一审法官向曾照刚释明，其诉求的管理费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应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因此，上诉人也同意撤回其中一项评估事项，即不再对因曾照刚管理不善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评估，仅对其纠集他人强行割胶、采摘槟榔果造成的财产损失申请评估鉴定。可见，上诉人未放弃全部鉴定，仅是撤回其中一项鉴定事项，但一审认定上诉人放弃全部评估鉴定事项，明显错误。上诉人对曾照刚纠集他人强行割胶、采摘槟榔果造成的财产损进行预估，损失金额约40万元，为此，恳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判令曾照刚赔偿损失。二、一审驳回上诉人请求确认曾照刚在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的反诉请求，判决理由不成立。（一）琼中县农业局出具的琼中农业函（2018）111号《关于曾照刚与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委托勘验的复函》（以下简称《勘验复函》），应作为认定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的依据。1.一审认为，“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在勘验现场，反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丹对本诉原告曾照刚指认的土地界线不予认可。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本诉原告曾照刚也认为勘验技术部门琼中县农业局出具的琼中农业函（2018）111号《勘验复函》，没有实测地块现状图及具体的走向航迹图，对其勘验复函不予认可”。这是一审不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的第一个理由。但实际情况是，因《土地转包合同书》未对曾照刚在最北边边界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做出约定，曾照刚曾亲口告诉上诉人其在最北边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只有100多亩，所以，在法院组织现场勘验时，上诉人曾表示不认可曾照刚指认的土地界线。后考虑到双方因承包面积不明确导致各方的权利义务模糊不清，上诉人随后在法院调解和庭审中，均表示同意以法院组织测量的面积作为曾照刚在最北边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2.虽然农业局使用的测量仪器软件系统不支持，无法绘出所测航迹图像，但在《勘验复函》第二部分“勘验的结果”中已明确写明实勘路线，表明种植槟榔土地的界线是可以明确的。曾照刚所谓的“无法划定地界、无法勘验划出其种植槟榔用地面积”的理由不成立。3.现场勘验是曾照刚申请启动的，也是曾照刚安排的人员带路指界，上诉人亦派两名人员跟随，符合《土地转包合同书》第四条关于双方测定面积的约定。因此，《勘验复函》对被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不应以曾照刚不认可而否认其效力。4.《山地转包合同书》已明确曾照刚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合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地总面积为3811亩，扣除《勘验复函》测量的曾照刚种植槟榔土地面积339亩，上诉人承包面积应为3472亩。（二）上诉人与曾照刚关于承包土地界限、面积的争议，不属于政府部门处理的范畴，一审应依法处理。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反诉原告、反诉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对承包土地界限、面积有争议的，应由政府部门处理，本院无审查处理权。因此，反诉原告请求确认反诉被告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的反诉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持。”这是一审判决不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的第二个理由。但上诉人已合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曾照刚作为共有人记载在内，本案并不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的问题，双方也非因土地承包权属问题产生纠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不适用本案。双方因土地面积问题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完全可以通过现场勘验解决，不是政府部门处理的范畴。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反诉请求的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曾照刚辩称：一、神林公司诉请曾照刚赔偿其损失4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驳回其反诉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截至二审开庭，神林公司未就其损失主张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损失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另，针对损失主张，神林公司曾向一审申请鉴定，鉴定机构回复因缺少参照数据及必要的资料，无法进行损失鉴定，因此，在一审对神林公司作出释明后，神林公司随即放弃了鉴定申请，当时并未区分鉴定事项，而是全部放弃，神林公司上诉称只放弃了其中一部分的鉴定申请，与事实不符。2.像槟榔、橡胶等植物生长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光照、水分、养分等自然因素及除草、施肥、采摘等人为因素都会影响槟榔、橡胶的生长与产出。神林公司主张曾照刚赔偿其损失，既无法证明损失的明细及数额，也无法证明该损失（若有）与曾照刚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因此，应驳回神林公司的无理请求。（1）承包地所处山区，遍布多年生高大树木，像槟榔、橡胶这种需要充足阳光照射的热带植物，其上若有树木遮挡的话，是不能很好地存活、产出的，早年还可以砍伐遮挡的树木，但是近年来由于生态资源的保护，不允许砍伐树木，势必导致承包地部分槟榔、橡胶无法存活、产出，这是自然原因所致。另外，正如前文所述，神林公司一直以来对承包地不管不问，不进行除草、施肥、割胶等方面的投入，拖欠工人工资，且近年来槟榔、橡胶的价格波动较大，不能很好促进槟榔、橡胶的生长，不能及时采摘收割，这也是导致承包地槟榔、橡胶无法存活、产出不好的原因，这些是曾照刚无法控制的，也无能为力。（2）神林公司主张曾照刚赔偿其40万元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神林公司无法区分承包地中因自然因素正常死亡的槟榔、橡胶的数量，更无法证明有多少数量的槟榔、橡胶系曾照刚基于现实条件有重大管理过失造成的；第二，神林公司无法明确损失槟榔、橡胶的数量与对应的损失金额，更无法证明该损失与曾照刚的行为有因果关系。3.神林公司上诉称曾照刚叫人割胶、采摘槟榔，给神林公司造成损失，这不是事实，曾照刚是经神林公司同意后，才代表公司跟案外人签订合同的，其并未从中获利，反而为了购买割用具、清理胶路等花费2.5万元，神林公司至今未报销该笔费用。由于神林公司无力对承包地进行资金投入，2017年6-7月份，曾照刚经神林公司杨飞球及其爱人刘女士同意，将承包地部分橡胶及槟榔承包给案外人，一方面可以让案外人对部分承包地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所得收益还可以用于发放部分工人工资、进行部分除草等项目投入。曾照刚作为承包地的合作经营方，在神林公司授意的情况下，代表神林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承包割胶合同书》、《承包槟榔园合同书》，其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该行为后果应由神林公司承担。另外，2017年7月份前后，案外人在承包地采摘槟榔、割胶时，神林公司的场地员工唐顺龙已将现场采摘槟榔、割胶的情况拍照发给杨飞球并对其汇报，杨飞球也是认可的，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综上，神林公司诉请赔偿损失4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神林公司称应按照琼中县农业局出具的《勘验复函》来确认神林公司槟榔地面积是3472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为了查明双方承包地面积，一审法院曾组织双方到承包地现场进行勘验，但在勘验现场，神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丹与曾照刚无法就土地界限达成共识，且并未在勘验笔录上签字确认。另外，《勘验复函》没有实测地块现状图及具体的走向航迹图，也无法确认其与现场勘验探查的界限是否一致，《勘验复函》本身存在科学缺陷，不能作为法院审理的依据。因此，神林公司的上诉主张不应得到支持。2.神林公司上诉称其一审庭审中表示认可当时勘验探查的界限，因此应按《勘验复函》来确认神林公司承包地面积是3472亩，其前后表述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因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双方共有，且并未明确各自的承包地面积，双方对各自的承包地面积有争议，神林公司诉请确认槟榔地面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由政府部门处理，法院无权审查。4.实际上神林公司所承包的土地面积在3000平左右，因曾照刚转包给神林公司依据的是邓某等人与原审第三人所承包的土地，曾照刚在一审提交的2014年6月8日其与原审第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上面记载的土地面积为2625.49亩，这不是确定的数字，但与曾照刚所称的3000平土地是基本一致的。一审认定正确，应驳回神林公司关于确认槟榔地面积的诉请。综上，一审法院驳回神林公司关于损失赔偿及确认槟榔地面积的反诉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崩坎经济社未作答辩。 曾照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判决神林公司限期将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地（以土地红线图为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给原告，并配合原告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原告名下；2.判决被告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以每亩每年49元为标准）；3.判决被告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中介费250000元；4.判决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原告所有；5.被告神林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神林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曾照刚赔偿损失208万元；2.确认反诉被告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琼中县红岭村委会崩坎村牛豆栏）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3.反诉被告曾照刚承担反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案外人邓某、莫某、陈某等向琼中县崩坎村小组（即本案第三人的前身名称）承包了一块1000亩的土地。2003年4月8日，原告（反诉被告）曾照刚和案外人邓某签订了一份《转包土地合同书》，约定将以上1000亩的土地再行转包给曾照刚开发经营。第三人崩坎经济社对以上转包予以同意。2004年6月8日，崩坎经济社与曾照刚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将包含原案外人邓某、莫某、陈某承包的以上1000亩土地在内，再加上牛豆栏火岭西侧的周边土地共计2625.49亩发包给曾照刚承包。土地承包期限自2004年5月30日起算，至2034年12月31日止。《协议书》上约定“曾照刚承包期间免交壹拾伍年的租金，以补偿奖励给曾照刚同志”。2007年5月23日，曾照刚与被告（反诉原告）神林公司（当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耀荣，股东为李耀荣及孙懿，其中李耀荣占股份80%，孙懿占股份20%）签订了一份《山地开发合同书》，约定将以上土地再行转让给神林公司。《山地开发合同书》主要约定：土地面积、四至、使用年限以1999年1月30日土地发包方发包给邓某、莫某，以及2004年6月8日发包方与曾照刚所签订的协议书、红线图为准；乙方（神林公司）享受曾照刚于2003年4月8日与邓某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以及2004年6月8日与崩坎经济社签订的协议书所注明的同样权益和条件；转让费100万元；本合同所转让的土地，应除去甲方（曾照刚）在承包地最北边边界已种植的槟榔用地，其土地承包费由曾照刚向发包方支付，乙方届时在支付土地承包费时，应扣除甲方所占的上述面积，准确面积甲乙双方另行测定。第三人及其上级部门红岭村民委员会在以上《山地开发合同书》上批注了同意转包的意见。同日（2007年5月23日），曾照刚与神林公司还签订了一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约定：为了对甲方（曾照刚）的前期开发表示感谢，乙方（神林公司）将在本宗土地上所产生的利润，届时相送百分之十给甲方，第一期开发工作完成两年后，甲方如不再参与本宗土地上的工作，相送的百分之十利润比例折价壹拾万元人民币，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甲方帮乙方运作三年以后，利润按本宗地所产生实际利润10%相送给甲方；乙方在合同规定转让费壹佰万元以外，另行补偿柒拾万元人民币给甲方。2007年5月28日，神林公司就上述承包的土地申办了编号为琼中农地承包权营根第1520001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承包地总面积为3811亩，共有人为神林公司与曾照刚。2007年6月15日，曾照刚向神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耀荣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了以上土地转让费170万元。2010年3月13日，神林公司的原股东李耀荣、孙懿作为甲方，与杨飞球、刘立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合同转让的标的物是神林公司股权及证号为琼中县农地承包权第1520001号的3811亩土地经营权；股权的转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转让80%的股权（属李耀荣持有的股权），第二期转让20%的股权（属孙懿持有的股权）；双方确定整体转让价为520万元；甲方（李耀荣、孙懿）保证对转让的股权及土地经营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置权，没有设置有任何抵押或其他担保权，并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甲方在签订本合同并办理公司变更的同时，需将公司现有的所有债权、债务状况以书面的形式告知乙方（杨飞球、刘立），如果因为甲方故意隐瞒债务，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双倍赔偿乙方的损失。2010年4月12日，曾照刚与神林公司原股东、法定代表人李耀荣签订了一份《李耀荣与曾照刚农场合作至2010年4月12日止全部最终结算单》，确认李耀荣应支付给曾照刚38万元。其中的第二条写明：“至2010年4月12日止凡与工地发生的工费等一切费用包括土地租金全部与曾照刚结清…”。诉讼过程中，曾照刚承认本条中的“包括土地租金”字样属其本人自行加写的内容。为了实现以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事宜，2014年4月18日，杨飞球与曾照刚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杨飞球）承诺神林公司变更法人一事完毕后给乙方（曾照刚）50万元中介费，现已变更完毕，承诺给曾照刚的中介费现经过协商付一半25万元给曾照刚，另外25万元算曾照刚投入公司，不算股份。但要保证25万元不受损失，另外，乙方参加公司的管理，公司从承诺之日起，按照利润5%付给曾照刚作为奖励，2010年4月1日前曾照刚与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2010年5月5日，曾照刚收到了以上公司股东、股权变更中介费25万元。2010年7月28日，曾照刚向杨飞球出具了一份《借条》，写明：“今借到杨飞球壹拾万元买车公用，此款以后从公司欠我贰拾伍万元中扣除”。基于以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及股权转让的分期分批履行，2010年4月8日，神林公司股东由李耀荣持股80%、孙懿持股20%、法定代表人李耀荣，变更登记为杨飞球持股80%、孙懿持股2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丹。2011年5月16日，神林公司再次进行了股东及股权的相应变更登记，即公司股东由原股东李耀荣（持股80%）、孙懿（持股20%）变更为股东杨飞球持股99%、刘丹持股1%，法定代表人仍是刘丹，保持不变。杨飞球、刘丹受让李耀荣、孙懿的股权并接管神林公司的经营事务后，曾照刚认为神林公司应向其上缴土地承包费，遂于2018年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判决神林公司限期将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地（以土地红线图为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给原告，并配合原告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原告名下；2.判决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以每亩每年49元为标准）；3.判决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中介费250000元；4.判决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2010年至2016年期间的管理费用562370元；5.判决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原告所有；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询问曾照刚第4项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曾照刚指称为其本人及其他管理工人的劳务报酬，经法院释明：请求支付劳务费与本案合同纠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对工人劳务费或者工资存在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解决后，曾照刚放弃了本项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神林公司以曾照刚不尽管理义务，造成公司基地槟榔、橡胶等作物枯死，同时，组织工人偷摘公司槟榔、偷割橡胶为由，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曾照刚赔偿反诉原告损失208万元；2.确认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琼中县红岭村委会崩坎村牛豆栏）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3.判令曾照刚承担反诉费用。 一审另查明，曾照刚自李耀荣任神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时起就一直在该公司任管理人员，直至2016年1月10日向神林公司提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后即离开公司，但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订立劳动合同。2018年4月24日，根据曾照刚的申请，拟对双方共有的土地中，曾照刚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进行勘验，但神林公司指派到场参与勘验的刘丹（法定代表人）对曾照刚方指认的界线不予认可。同时，参与勘验的琼中县农业局给法院的《复函》中虽有曾照刚种植槟榔面积为339亩的结论，但没有绘出实测地块现状图，曾照刚对以上复函结论也不予认可。2007年5月23日双方签订的《山地开发合同书》也约定：“准确面积双方另行测定”，但双方互不认同土地界限，无法测量，因此，按目前证据，无法查明、确认双方共有土地中曾照刚种植槟榔土地的实际面积。2018年4月16日，神林公司以曾照刚作为公司管理人员，未尽管理职责，造成公司的橡胶树、槟榔树坏死，且指使他人强行割胶、采摘槟榔果为由，申请财产损失鉴定。因依据不足，无法对本次申请进行鉴定，且申请人没有预缴鉴定费，于2018年10月8日被终结鉴定。2018年5月25日，神林公司申请对曾照刚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中“包括土地租金”字样与落款时间是否一致、乙方李耀荣签名和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之后，因曾照刚承认以上“包括土地租金”字样属曾照刚手写自行添加，神林公司变更鉴定内容，只保留对曾照刚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中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放弃其他鉴定事项的鉴定。经鉴定，曾照刚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中的公司公章印文，与神林公司备案留存在琼中县公安局的三份印章中的两份相同。也即，曾照刚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中的公司公章印文是真实的。再查明，神林公司以曾照刚组织工人强行开割公司橡胶、偷摘槟榔涉嫌盗窃为由，向琼中县公安局报警，琼中县公安局经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由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转包山地合同书》、《协议书》、《山地开发合同书》、曾照刚持有的《山地转包合同附件》、《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合作协议》等，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均是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各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享有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诉及反诉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本诉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本诉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判决被告神林公司限期将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地（以土地红线图为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给原告，并配合原告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原告名下。曾照刚请求解除《山地转包合同书》的主要诉由及主张是神林公司至今拖欠其8年多的土地承包费及劳务管理费。但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及附件中，对曾照刚15年免租期内如果曾照刚再行转让或者转包情形下，新的土地承包人是否应向曾照刚上缴土地承包金的问题并没有进行约定。同时，也并没有约定每亩土地承包费是多少。曾照刚主张承包地租金每亩缴纳的标准及依据是琼中府（2002）14号文件。此外，双方无其他约定。对土地承包费唯一有关联约定的是《山地转包合同书》中的第四条：“本合同所转让的土地，应除去甲方（曾照刚）在承包地最北边边界已种植的槟榔用地，其土地承包费由曾照刚向发包方（崩坎经济社）支付，乙方（神林公司）届时在支付土地承包费用时，应扣除甲方所占的上述面积，准确面积甲乙双方另行测定”。从以上约定的内容来看，合同并没有赋予曾照刚收取涉案土地承包费的合同权利。相反，曾照刚还是其种植槟榔用地的土地租金的支付义务主体。同时，收取土地承包费是土地所有权人，也即土地发包人，第三人崩坎经济社的权利，并非曾照刚。因此，曾照刚以神林公司没有向其缴纳土地承包费为诉由，请求解除《山地转包合同书》没有合同依据、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曾照刚请求解除《山地转包合同书》的另一诉由是神林公司拖欠其劳务管理费。同样，《山地转包合同书》也未对劳务管理费的支付数额、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也并没有约定拖欠劳务管理费可以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事由。同时，拖欠劳务管理费是双方的劳资纠纷，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等救济途径解决，与本案合同纠纷并不是相同的法律关系。因此，曾照刚以神林公司拖欠其劳务管理费为诉由，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没有合同依据、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曾照刚不是土地所有权人，神林公司没有向其缴纳土地承包费的合同义务，曾照刚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没有合同依据、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二）本诉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以神林公司实际承包土地3000亩，每亩每年土地承包费49元为标准）。首先，正如上述第（一）点所述，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及其附件中，并没有约定有每亩土地承包费是多少，也没有约定曾照刚具有收取土地租金的合同权利。在李耀荣作为神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占80%股权）期间，双方在履行《山地转包合同书》过程中，也不存在神林公司曾向曾照刚支付土地租金的履约事实及实践。在李耀荣将股权转让给杨飞球后，在与曾照刚于2010年4月12日签订的《李耀荣与曾照刚农场合作至2010年4月12日全部最终结算单》（下称《结算单》）中，也没有涉及到李耀荣及神林公司应向曾照刚交付土地租金或者应交付土地租金的相关内容。在《结算单》中的第二项，曾照刚承认“包括土地租金”字样是其自行添加上去的，并不是《结算单》原有的内容。因此，目前尚无证据证实神林公司负有向曾照刚支付土地租金的合同义务。对土地承包费唯一有关联的约定是《山地转包合同书》中的第四条：“本合同所转让的土地，应除去甲方（曾照刚）在承包地最北边边界已种植的槟榔用地，其土地承包费由曾照刚向发包方（崩坎经济社）支付，乙方（神林公司）届时在支付土地承包费用时，应扣除甲方所占的上述面积，准确面积甲乙双方另行测定”。从以上约定的内容来看，曾照刚并没有收取涉案承包土地承包费的合同权利。同时，收取土地承包费是土地所有权人，也即土地发包人，第三人崩坎经济社的权利，并非曾照刚。另外，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人崩坎经济社委托曾照刚代为收取以上已发包给神林公司土地的土地承包费。其次，《山地转包合同书》第二条约定：“乙方（神林公司）享受曾照刚于二〇〇三年四月八日与琼中县红岭村崩坎小组邓日开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以及于2004年6月8日与崩坎经济社签订的协议书上所注明的同样的权益和条件”。也即神林公司受让曾照刚从第三人处承包过来的土地后，作为后续土地承包者，其享有的权利内容与2004年6月8日曾照刚与崩坎经济社签订的《协议书》上所注明的是同样的、一致的。以上《协议书》赋予曾照刚免交十五年土地租金的权利及其他合同义务由神林公司概括承受。也即，在涉案土地的前15年（含曾照刚未转包承包土地期间的时间在内），神林公司同样是无需向土地发包方缴纳土地租金的。再有，《协议书》虽约定有“曾照刚承包期间免交壹拾伍年的租金，以补偿奖励给曾照刚同志”等内容，但只是义务免除条款，并不是权利授予条款。合同并没有赋予曾照刚代替第三人收取土地租金的权利。同时，曾照刚通过与神林公司签订《山地转包合同书》，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神林公司后，其已脱离了土地发包人与其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不再是以上《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其请求神林公司缴纳土地承包费没有合同及事实根据。最后，诉讼过程中，第三人于2018年2月8日向神林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就15年免租期内承包费收取问题，明确表示由曾照刚与神林公司按其合同约定解决。第三人也没有确认曾照刚具有收取15年免租期内土地承包费的权利。综上，曾照刚不是涉案承包土地的发包人，不是收取土地租金的权利主体，同时，曾照刚请求神林公司支付土地承包费也没有合同根据及法律依据，其请求神林公司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三）本诉原告的第三项诉讼是请求判决神林公司向原告支付中介费250000元。为了实现《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及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事宜，2014年4月18日，杨飞球与曾照刚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杨飞球）承诺神林公司变更法人一事完毕后给乙方（曾照刚）50万元中介费，现已变更完毕，承诺给曾照刚的中介费现经过协商付一半25万元给曾照刚，另外25万元算曾照刚投入公司，不算股份。但要保证25万元不受损失，另外，乙方参加公司的管理，公司从承诺之日起，按照利润5%付给曾照刚作为奖励，2010年4月1日前曾照刚与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以上《合作协议》虽然由神林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杨飞球（持股99%）以个人名义与曾照刚签订，但从《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杨飞球是代表公司向曾照刚作出承诺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曾照刚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飞球的以上订约行为是代表神林公司，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应认定是公司行为。也即，神林公司应支付给曾照刚办理公司股东变更中介费25万元。2010年7月28日，曾照刚因购买车辆，向杨飞球出具了一份《借条》，写明：“今借到杨飞球壹拾万元买车公用，此款以后从公司欠我贰拾伍万元中扣除”。从《借条》的约定内容可以得出，曾照刚与神林公司之间，就25万元的债务款给付问题，达成了债务抵消的合意。也即，曾照刚同意从神林公司差欠的25万元中介费中抵消买车借款10万元。也即，至今神林公司实际差欠曾照刚中介费15万元（25万元-10万元）。曾照刚请求神林公司支付中介费，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但应以债务抵消后的余额15万元判付。（四）本诉原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原告所有。曾照刚提出以上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中有按承包的土地产生的实际利润的10%赠送给其的约定，以及杨飞球与曾照刚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公司承诺按照承包土地利润的5%支付给曾照刚作为奖励。1.曾照刚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第2条的约定内容为：“甲方（曾照刚）帮乙方（神林公司）运作三年后，利润按本宗土地所产生实际利润10%相送给曾照刚”。但双方对利润如何结算、认定并没有做出约定，至今双方也没有对本宗土地所产生的利润进行过结算，尚无证据证实神林公司在开发本宗土地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利润以及利润的具体数额。因此，曾照刚以其持有的那份《山地转包合同附件》的约定为依据，主张神林公司应赠送其10%份额的利润，没有事实根据，应不予支持。2.《合作协议》中约定：“甲方（杨飞球）承诺神林公司变更法人一事完毕后给乙方（曾照刚）50万元中介费，现已变更完毕，承诺给曾照刚的中介费现经过协商付一半25万元给曾照刚，另外25万元算曾照刚投入公司，不算股份。但要保证25万元不受损失，另外，曾照刚参加公司的管理，公司从承诺之日起，按照利润5%付给曾照刚作为奖励。”从以上约定可知，曾照刚取得5%利润的成就条件是25万元要投入神林公司，不能请求取出、兑现，同时，曾照刚要一直参与公司的管理运作。《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而曾照刚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就是请求判决神林公司支付以上《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中介费250000元。也即，曾照刚请求神林公司给付中介费25万元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合作协议》的不能取出、请求兑现的约定。同时，2016年曾照刚已经辞职离开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也违反了以上《合作协议》的约定。曾照刚辞职离开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管理，以及请求神林公司支付中介费的行为，导致《合作协议》失效的条件已经成就。因此，曾照刚既请求神林公司支付中介费，又请求支付协议约定的25万元要保持投入在神林公司才能获得的5%利润，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曾照刚请求神林公司支付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二、反诉原告的各项反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反诉原告神林公司的第一项反诉请求是：请求判令曾照刚赔偿损失208万元。神林公司据以提出以上反诉请求的诉由，主张一是曾照刚在履行公司的管理事务中，管理不善，导致公司槟榔、橡胶等作物毁损的损失。二是曾照刚组织工人偷摘槟榔、偷割公司橡胶的损失。但对曾照刚因以上行为给神林公司造成的损失数额，神林公司先申请鉴定，后又放弃鉴定，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以上诉讼主张、诉讼请求的成立。因此，神林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神林公司的以上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二）反诉原告的第二项反诉请求是：确认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琼中县红岭村委会崩坎村牛豆栏）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为查明、确认曾照刚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槟榔土地的面积，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但在勘验现场，神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丹对曾照刚指认的土地界线不予认可。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曾照刚也认为勘验技术部门琼中县农业局出具的琼中农业函（2018）111号《勘验复函》，没有实测地块现状图及具体的走向航迹图，对其勘验复函不予认可。因以上《勘验复函》确实存在以上缺陷，无法确认其与现场勘验指认界线的一致性。同时，双方当事人对指认的界线互不认可。庭审后，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对曾照刚种植槟榔用地面积确认进行调解，双方又无法达成面积确认的协议。曾照刚也表示，其本人种植槟榔用地无法划定地界，无法通过勘验划出其种植槟榔用地面积。再有，双方签订的《山地开发合同书》中有“本合同所转让的土地，应除去甲方（曾照刚）在承包地最北边边界已种植的槟榔用地，其土地承包费由曾照刚向发包方支付，乙方（神林公司）届时在支付土地承包费时，应扣除甲方所占的上述面积，准确面积甲乙双方另行测定”的约定。也即，曾照刚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槟榔用地的准确面积必须由双方共同测定，不能单方指认、测定。但目前尚无证据能够证实、确认曾照刚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槟榔的实际面积是多少。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土地界限、面积有争议的，应由政府部门处理，法院无审查处理权。因此，神林公司反诉请求确认曾照刚在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本诉原告曾照刚请求神林公司支付中介费15000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他本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反诉原告神林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本诉被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本诉原告曾照刚中介费150000元；二、驳回本诉原告曾照刚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2254元（本诉原告已预缴），由本诉原告曾照刚承担20533元，由本诉被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72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720元（反诉原告已预缴），由反诉原告琼中神林植物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曾照刚与神林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是否应予以解除；二、神林公司是否应向曾照刚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三、神林公司是否应向曾照刚支付中介费25万元；四、曾照刚请求判决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其所有是否有法律依据；五、曾照刚是否应向神林公司赔偿损失40万元；六、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如何确定。 一、关于曾照刚与神林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是否应予以解除的问题。曾照刚与神林公司于2007年5月23日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经过原发包方崩坎经济社的同意，应为有效合同。根据《山地转包合同书》第二条“乙方（神林公司）享受曾照刚于2003年4月8日与琼中县红岭村崩坎小组邓某签订的转包土地合同书，以及于2004年6月8日与琼中县营根镇红岭村崩坎经济社签订的协议书上所注明的同样权益和条件”以及2004年6月8日《协议书》中“曾照刚承包期间免交壹拾伍年的租金，以补偿奖励给曾照刚同志”的约定，神林公司同样享受免交十五年租金的权益，且该合同经崩坎经济社在合同书落款处注明“同意双方条款转包”并盖有公章，因此应视为崩坎经济社同意给予神林公司与曾照刚同样的权益，即免交十五年租金。曾照刚主张神林公司应当向其交纳承包费，并以神林公司未交纳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山地转包合同书》的约定，曾照刚将土地承包权转让给神林公司，该合同性质应为转让承包经营权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转让费，但未约定神林公司应当向曾照刚支付承包金，反而约定：“本合同所转让的土地，应除去甲方（曾照刚）在承包地最北边边界已种植的槟榔用地，其土地承包费由曾照刚向发包方（崩坎经济社）支付，乙方（神林公司）届时在支付土地承包费用时，应扣除甲方所占的上述面积，准确面积甲乙双方另行测定”，从该约定可以看出收取承包费的主体应为崩坎经济社而非曾照刚。因此，曾照刚已经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神林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收取了相应的转让费，神林公司不负有向其再交纳承包金的义务，曾照刚以神林公司未交纳承包金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曾照刚上诉称170万元中100万元用于缴纳各种费用，70万元转让款主要用于原土地承包合作方退出补偿费用，上诉人并未实际获得。对此，本院认为，神林公司从曾照刚处受让承包经营权，并向曾照刚支付转让费，原土地承包合作方退出补偿费用本就应由曾照刚支付，其在收取转让款170万元后，无论向谁支付以及支付的是什么费用都不影响神林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 二、关于神林公司是否应向曾照刚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山地转包合同书》约定的是神林公司负有向曾照刚支付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费170万元的义务，并未约定神林公司支付承包租金，曾照刚主张神林公司再另行支付2010年4月13日至2018年12月12日的土地承包费1274000元，因神林公司已经向曾照刚支付170万转让费，并没有付承包费的义务，曾照刚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神林公司是否应向曾照刚支付中介费25万元的问题。对于中介费25万元，曾照刚上诉主张10万元的购车费为购买公车使用，不应当从中介费25万元中予以扣除。但曾照刚自己于2010年7月28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杨飞球壹拾万元买车公用，此款以后从公司欠我贰拾伍万元中扣除”，据此，10万元的购车款从中介费25万元中予以扣除是曾照刚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据此判令神林公司向曾照刚支付15万元的中介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曾照刚在自己表示10万元购车款从25万元中介费中予以扣除后，又要求神林公司支付25万元中介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曾照刚请求判决位于琼中县牛豆栏火岭西侧大约3000亩山（以土地红线图为准）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实际利润的15%归其所有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曾照刚上诉主张，其诉请的是涉案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所产生的实际利润的15%应归其所有，只是要求对其权利的确认，并未主张具体的利润金额。但即使是仅要求判决实际利润的归属而不要求判决给付实际利润，首要前提仍然是确定存在实际利润，而后才能判断其归属。根据查明的事实，曾照刚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已经产生了实际利润，也未主张涉案土地已经产生了实际利润，故其要求判决实际利润的15%归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五、关于曾照刚是否应向神林公司赔偿损失40万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183386,0))〉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神林公司主张曾照刚向神林公司赔偿损失40万元，应当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查明的事实，2018年4月16日，神林公司以曾照刚作为公司管理人员，未尽管理职责，造成公司的橡胶树、槟榔树坏死，且指使他人强行割胶、采摘槟榔果为由，申请财产损失鉴定。因依据不足，无法对本次申请进行鉴定，且申请人没有预缴鉴定费，于2018年10月8日被终结鉴定。因此神林公司对40万元的损失未能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神林公司主张40万元损失不予支持。 六、关于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琼中县人民法院的委托，琼中县农业局出具了琼中农业函（2018）111号《勘验复函》，双方当事人在琼中县农业局现场勘验的笔录上，均表示对于农业局测量的土地界限不予认可，且该函不仅未出具相应的界限图，也未表明详细具体的四至范围，此外，双方签订的《山地开发合同书》亦约定曾照刚种植槟榔的准确面积需由双方进行测定，不能单方指认、测定。故一审法院据此未确认曾照刚在本案争议土地上实际种植槟榔的土地面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曾照刚、神林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16元，由上诉人曾照刚负担18516元，由上诉人神林公司负担7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振文 审判员  林 珍 审判员  杨 洁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邱飞丽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