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4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易通翔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80号2号楼808室。法定代表人：傅小刚，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卫国，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梅，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蕾，女，1979年6月11日出生，满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秋，北京红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易通翔瑞科技发展有限公（以下简称易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卫国、被上诉人傅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7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卫国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李卫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诉讼时效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李卫国与易通公司未约定履行期限，李卫国可以随时要求易通公司履行，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8年李卫国向易通公司主张货款且易通公司拒绝支付时起算，属事实认定不清。对于买卖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李卫国与易通公司未明确付款时间，李卫国提供的销售专用单显示，每次支付部分款项后余款累加至下次支付。因此双方交易习惯为，最后一笔款项未结后的第二个月为一个结算周期。截止到易通公司从李卫国处最后拿货时间的第二个月是李卫国主张付款的时间，而不是随时可以要求履行。一审判决未根据双方交易习惯确定付款时间。依据李卫国一审证据四及其说明内容，李卫国知道易通公司与傅蕾相互推脱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二、一审判决认定傅蕾取货属于职务行为，易通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还款义务应由傅蕾及其丈夫刑玉泉承担。傅蕾离职后，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小刚及员工郭丽君仍从李卫国处拿货，并结清了所有的欠款。李卫国一审证据四称将涉案货款累计到后来傅蕾拿货的金额上，而如果涉案货款是易通公司欠款，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和逻辑，应该累计到傅小刚及郭丽君欠付的款项上才合乎情理。李卫国应当明知涉案货款是傅蕾个人欠款，故累计到其名下。李卫国一审称傅蕾负责拿货，但不全是其付款，一审判决认定傅蕾负责从李卫国处拿货并付款，错误。傅蕾在2008年10月离开易通公司，一审判决将2008年10月到2008年11月28日期间傅蕾在李卫国处的取货认定为其代表易通公司的行为，错误。刑玉泉签字的240000余元销售专用单没有易通公司的授权，不应计入易通公司应付款项，涉案货款实际是傅蕾和刑玉泉所欠。李卫国之前起诉傅蕾后,以发现傅蕾的拿货行为是代表易通公司的职务行为为由撤诉，说明李卫国与傅蕾存在恶意串通。易通公司是经过伦敦雾品牌授权的，一审判决认定易通公司在与李卫国合作期间没有从别处进过伦敦雾品牌的服装，没有依据。傅蕾认可销售专用单不能作为认定易通公司欠款242715元的证据。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李卫国起诉称之前多次催要货款，诉讼时效及利息不应从2018年起算。李卫国本案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李卫国辩称，一、服从一审判决第一项，不认可一审判决第二项，易通公司对于傅蕾的委托授权不明，请求判定易通公司与傅蕾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可以确认，在争议货款发生期间，傅蕾是易通公司的员工，货款由傅蕾通过现金和/或支票向李卫国支付。涉案货款发生期间，易通公司和傅蕾均没有向李卫国提交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和告知明确的授权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易通公司和傅蕾因授权不明需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由于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根据双方之间的销售专用单，不存在易通公司所谓的一个月要求给付款项的交易习惯，这些销售专用单是双方多次交易的凭证，但这些销售专用单确实没有约定明确的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李卫国可以随时要求易通公司和傅蕾履行义务。李卫国此前主张涉案款项时，易通公司、傅蕾互相推诿，但均未明确表示拒绝付款。2018年李卫国再次催要涉案货款时才知道权益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起算，且易通公司承认傅蕾是其员工，在存在拖欠款项时，傅蕾是直接责任人，李卫国向傅蕾催要款项，就是对易通公司的催要，诉讼时效因此中断而重新起算。三、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易通公司主张其已付清款项，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易通公司一审提交的3张销售专用单的编号顺序与整个账本编号不同，只能证明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间的货款已经付清，易通公司没有提供2007年1月至2008年11月24日之间的销售专用单。易通公司向李卫国的付款，无论是现金还是支票，都是通过傅蕾付给李卫国的，证明在涉案货款发生期间，由傅蕾代表易通公司和李卫国对接。傅蕾系2008年12月底离开易通公司，易通公司称2008年10月傅蕾离职没有证据。李卫国起诉依据的114张销售专用单主要都是傅蕾签字，部分是其丈夫刑玉泉签字，傅蕾认可上述全部销售专用单，且上述销售专用单存在连贯性，对应欠款是累计计算的。易通公司和傅蕾因授权不明，应承担连带责任。傅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易通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易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李卫国与易通公司之间结算货款一事并未作约定，易通公司主张拿货截止时间应为结算时间，主张交易习惯就是结算方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交易习惯为李卫国单方记录销售专用单一式两页，双方不定期结算，结算方式视易通公司资金情形而定，比较灵活，有现金和支票等不同形式，不定期结算不等于约定付款时间和结算方式。2.每笔账目都能够相互印证，没有事实不清的情形。销售专用单显示有多笔支票结算的情形，进货时间截点也清晰明确，傅蕾在离职时已将该截点告知了李卫国，易通公司认为其已履行全部给付货款义务，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能够证明买卖双方供货关系的销售专用单是李卫国和傅蕾提供。3.易通公司委派员工进货是习惯做法，在傅蕾离职后，易通公司委派其他员工去李卫国处进货并由该员工签字。李卫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易通公司、傅蕾向李卫国支付货款24271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271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诉讼费由易通公司、傅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易通公司在北京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经营服装专柜，因此从李卫国处采购伦敦雾品牌的服装，但并未签订买卖合同。傅蕾与易通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傅小刚系兄妹关系。傅蕾自2007年1月至2008年年底在易通公司工作，负责从李卫国处取货并支付货款。2008年最后一次取货时间是11月28日。自2008年12月7日开始，傅小刚与易通公司员工郭丽君负责从李卫国处取货，一直持续到2009年6月27日。2008年11月3日，傅蕾与其丈夫邢玉泉投资设立北京嘉逸伦商贸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销售服装。傅蕾离职后自行从李卫国处采购伦敦雾品牌的服装，从2009年1月1日持续到2011年1月24日。李卫国持有的销售专用单显示：2007年1月至2007年7月29日的货款已经付清；2007年7月31日至2008年11月28日期间滚动付款后累计欠付货款242715元，部分销售专用单由邢玉泉签字。傅蕾自行从李卫国处采购后，李卫国将上述欠付货款计入傅蕾之后的销售专用单中。傅小刚和郭丽君从李卫国处取的货已经结清货款。因上述欠付货款242715元产生争议后，李卫国向傅蕾索要货款，傅蕾称应当由易通公司支付；李卫国于2018年向易通公司索要货款，易通公司称系傅蕾个人所欠货款。后李卫国于2019年将傅蕾、邢玉泉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傅蕾称其是替易通公司取货，并向法庭提交了其在易通公司工作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住房公积金缴纳单以及易通公司员工赵萍、郭建飞的证言，后李卫国申请撤诉，并提起本案的诉讼。一审中，易通公司确认2007年7月31日至2008年11月28日期间均由傅蕾代表易通公司从李卫国处取货，且在与李卫国合作期间，易通公司没有从别处进过伦敦雾品牌的服装。傅蕾一审认可李卫国提交的所有销售专用单，并确认邢玉泉是代傅蕾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易通公司从李卫国处采购服装，因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卫国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07年7月31日至2008年11月28日期间，易通公司确认在此期间均由傅蕾负责从李卫国处取货，易通公司没有从别处进过伦敦雾品牌的服装，傅蕾一审亦认可在此期间的所有销售专用单，因此易通公司应当支付在此期间产生的货款242715元。易通公司一审辩称在此期间产生的货款均已结清，现未支付的货款实际是傅蕾个人采购的，但易通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卫国与易通公司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因此易通公司可以随时履行，李卫国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需要给易通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李卫国于2018年向易通公司索要过货款，但易通公司一直未支付，构成违约。双方未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现李卫国要求易通公司从2019年3月18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傅蕾在易通公司工作期间从李卫国处取货系职务行为，应当由易通公司承担责任，李卫国要求傅蕾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故对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由于李卫国与易通公司并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8年李卫国向易通公司主张货款且易通公司拒绝支付时开始起算。截至李卫国诉至法院，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易通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辩称不应当支付货款，于法无据，故对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易通翔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李卫国支付货款242715元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4271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3月18日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二、驳回李卫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易通公司称，其一审庭审中陈述所称的“在与李卫国合作期间，易通公司没有从别处进伦敦雾品牌的服装”系易通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错误陈述，与事实不符，但未说明合理理由。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李卫国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易通公司是否应当向李卫国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针对争议焦点一，易通公司上诉称，根据易通公司与李卫国之间的交易习惯，截止到易通公司最后一次从李卫国处拿货的第二个月是李卫国要求付款的时间，据此主张李卫国本案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易通公司主张其与李卫国之间存在着在最后一次拿货时间后的第二个月为付款期限的交易习惯，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卫国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交易习惯，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根据本案事实及在案证据确认李卫国与易通公司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并确认本案诉讼时效从李卫国2018年向易通公司主张货款且易通公司拒绝支付时起算，据此认定李卫国本案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争议焦点二，易通公司上诉称，李卫国本案起诉主张的货款，实际是傅蕾采购服装发生的，据此主张上述货款应由傅蕾及其丈夫邢玉泉负担。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李卫国本案起诉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07年7月31日至2008年11月28日，易通公司在一审中确认此期间由傅蕾代表易通公司从李卫国处取货，且在与李卫国合作期间，易通公司未从别处进过伦敦雾品牌服装。傅蕾在一审中也认可李卫国所主张的全部销售专用单。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易通公司应当支付此期间发生的货款24271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易通公司在二审中变更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但未说明合理理由，对其变更行为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易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41元，由北京易通翔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 飞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吕小彤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