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东辉（曾用名：刘冬辉）。上诉人（原审被告）：宁紫琪（曾用名：宁琴琴）。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玲，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高，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书传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益水，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浩，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东辉、宁紫琪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书传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传皮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刘东辉、宁紫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美玲，书传皮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东辉、宁紫琪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二、判令驳回书传皮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书传皮革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刘东辉、宁紫琪为广州市荔湾区东兴鞋厂（以下简称东兴鞋厂）的职员，书传皮革公司与东兴鞋厂买卖合同关系与刘东辉、宁紫琪无关。刘东辉、宁紫琪于2017年3月1日与东兴鞋厂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31日为期1年。刘东辉、宁紫琪一直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职务，2017年7月与2017年11月之间刘东辉按公司要求负责与书传皮革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在刘东辉、宁紫琪履行职务期间负责签订的货款均已结清，2017年11月30日刘东辉成立佛山市天发鞋业有限公司，其已经不再负责东兴鞋厂业务。书传皮革公司主张仍有85113元未结清，但这些送货单上并无任何签名，并且该笔货款也不该由刘东辉、宁紫琪负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请二审查明事实予以改判。书传皮革公司辩称，1.关于买卖合同主体问题，书传皮革公司认为是刘东辉、宁紫琪与书传皮革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而不是与东兴鞋厂。在买卖合同过程中，书传皮革公司从未看到东兴鞋厂的任何文件和任何授权，一直都是刘东辉、宁紫琪与书传皮革公司进行对接拿货，进行支付货款，从未有东兴鞋厂的付款记录，书传皮革公司也从不知道刘东辉、宁紫琪代表的是东兴鞋厂。2.关于刘东辉、宁紫琪在上诉状中表示对后期的所有拿货不知情是错误的，根据付款记录及聊天记录显示刘东辉、宁紫琪对后期的所有拿货及欠款的情况都是明确知道的，只是因为没有钱才拖欠。在2018年刘东辉、宁紫琪还一直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货款，故其称不知情是错误的。对于其他诉讼请求，书传皮革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书传皮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东辉、宁紫琪立即向书传皮革公司偿还货款85113元及利息（以85113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11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决刘东辉、宁紫琪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5日至2017年8月29日，书传皮革公司向客户“东兴鞋厂”“东兴鞋业”送货，货物为鞋材，送货单上写明鞋材品名及金额等内容，由刘东辉或宁紫琪在送货单上签名收货，共30份单据，款项共计144269元（其中两份单据为退货，已减去退货金额）。2017年9月2日至2017年10月22日，书传皮革公司继续送货，持有送货单17份共计96343.2元，但送货单没有签收人签名，仅写明“未付”。刘东辉在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22日期间，以其个人名义转账给书传皮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益水，以及委托他人付款，共付款155500元。之后，由于未及时付款，书传皮革公司的员工葛玉军通过微信向刘东辉、宁紫琪催收余款。葛玉军与刘东辉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摘录如下：2018年10月5日，葛玉军向刘东辉发送名为“东兴鞋厂.xlsx”的文件，该文件内容为“应收对账单”，写明客户为“东兴鞋厂”，记录多项货物交易情况，包括日期、品名、金额等，交易情况与前述47份送货单记录情况完全一致，文件中写明截止2018年5月31日合计交易金额为240613元，已收货款155500元，欠款85113元；2018年10月15日，葛玉军发送信息“有人在不好说今天安排多少钱给我”，刘东辉回复“这几天没有钱”；2018年11月10日，葛玉军发送信息“刘总你那边也没差我们货款多少就85113元，可以给我个付款方式或时间啊！你这样会把我弄惨了，那么久我都帮你顶过去了，请相互理解一下”；2018年11月11日，葛玉军发送语音信息骂刘东辉不接电话，刘东辉回复语音信息解释刚刚有事晚点回复电话；2018年11月13日，葛玉军发送信息“打电话给徐总了吗！货款的事怎么处理”，刘东辉回复语音信息称约了改天一起聊，另还回复语音信息说“然后多做点单啊，要不哪有钱还呢”。在葛玉军和宁紫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葛玉军自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多次向宁紫琪提出清偿货款，在2018年11月，宁紫琪仍回复资金回笼不了，没有办法。一审庭审中，书传皮革公司对2017年9月起的送货单没有签名签收的原因，其解释在双方交易的后期，基本上都是刘东辉、宁紫琪直接通过微信或者电话下单，书传皮革公司按照其要求送到指定地点，又基于信任，所以没有要求刘东辉、宁紫琪在送货单上签字。刘东辉称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没有见到书传皮革公司发来的对账文件，也没有打开过，因为其不是负责工厂对账的，也没有对账的权限。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书传皮革公司持有送货单原件，同时也多次收取了货款，足以证明其与收货一方存在着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书传皮革公司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案件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刘东辉、宁紫琪在送货单上签名、与书传皮革公司联系买卖事宜的行为是否职务行为。刘东辉、宁紫琪主张其为东兴鞋厂的员工，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主体的真实存在，也没有证明其二人为该厂员工，而在与书传皮革公司的买卖交易过程中，刘东辉以自己的名义支付货款，刘东辉、宁紫琪与书传皮革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往来中，也未提及东兴鞋厂，故一审法院无法采信刘东辉、宁紫琪的上述主张，并依法确认其两人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一审法院经审查，案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应履行合同义务。书传皮革公司已经向刘东辉、宁紫琪交付了货物，其中部分有刘东辉、宁紫琪签收的送货单为凭证；另有部分虽未经签收，但是书传皮革公司已经将对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刘东辉，对账单内容与该部分未签收送货单记载内容完全一致，书传皮革公司另就该对账单记载的货款余额85113元向刘东辉提出还款请求，刘东辉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以“这几天没有钱”“然后多做点单啊，要不哪有钱还呢”的回复表明了推迟还款的意思；另刘东辉确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却又抗辩其没有打开对账文件，这一陈述相互矛盾，退一步讲，即使其确实未打开对账文件，但其在书传皮革公司工作人员提出欠款金额为85113元时，也未提出异议。据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书传皮革公司已经完成送货单上货物的送货义务，刘东辉、宁紫琪尚欠货款未付，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书传皮革公司要求其两人偿还货款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依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书传皮革公司自2017年9月起即多次向刘东辉、宁紫琪催收货款，故其主张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利息，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是书传皮革公司要求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依法调整利息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书传皮革公司主张的利息，超过一审法院确认的标准的部分，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另，刘东辉、宁紫琪如确实是东兴鞋厂员工并行使职务与书传皮革公司交易的，可在承担本案债务后，另行向东兴鞋厂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如下：一、刘东辉、宁紫琪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书传皮革公司偿还货款85113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实际拖欠的货款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付）；二、驳回书传皮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刘东辉、宁紫琪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4元，由刘东辉、宁紫琪负担（该费用书传皮革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预交，同意不退回，由刘东辉、宁紫琪迳付给书传皮革公司）。二审期间，刘东辉、宁紫琪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刘东辉、宁紫琪的两份劳动合同，2.东兴鞋厂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刘东辉、宁紫琪与东兴鞋厂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书传皮革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于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其提供的纸张可看出明显不像保存三年纸张的新旧程度，明显是刘东辉、宁紫琪为了此次诉讼作出的虚假证据。2.从证据规则来看，也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刘东辉、宁紫琪在2017年3月就签订了劳动合同，即从2017年3月就保存了劳动合同，而书传皮革公司是在2019年9月提起诉讼，其在一审期间完全可提供劳动合同，但其并未提供，故不符合新证据规则的要求，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3.对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审期间，书传皮革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过程中，刘东辉与宁紫琪主张书传皮革公司所发送的“东兴鞋厂.xlsx”是广州市信诚皮革有限公司的应收对账单，并非书传皮革公司，一审法院对于该对账单事实的认定全部错误。另，刘东辉与宁紫琪自述其与东兴鞋厂的关系密切，其与东兴鞋厂的经营者刘玉才是亲属关系，因此在刘东辉自行成立公司以后，仍同意代东兴鞋厂支付之前的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东辉与宁紫琪是否应当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二、案涉尚欠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一、刘东辉与宁紫琪是否应当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首先，刘东辉与宁紫琪在二审中虽然提供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实了东兴鞋厂的存在，但对二审才提供的《劳动合同》未作出合理解释，且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仅凭两份《劳动合同》尚不足以证明刘东辉、宁紫琪与东兴鞋厂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其次，刘东辉与宁紫琪上诉时主张刘东辉已经在2017年11月30日自行成立公司，不再负责东兴鞋厂的业务，但刘东辉在2018年1月1日仍然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货款。虽然刘东辉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称因其与东兴鞋厂的关系密切，故代东兴鞋厂支付之前的货款，但该理由难以让人信服。再者，在与书传皮革公司的买卖交易过程及书传皮革公司催款的过程中，刘东辉与宁紫琪从未主张买方为东兴鞋厂，亦未提供东兴鞋厂支付过货款的证据。由上可知，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刘东辉、宁紫琪与书传皮革公司联系买卖事宜及支付货款的行为属于履行东兴鞋厂职务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刘东辉、宁紫琪与书传皮革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刘东辉、宁紫琪应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案涉尚欠货款金额的确定问题虽然有部分送货单未经刘东辉、宁紫琪签收，应收对账单上公司的名称与书传皮革公司不一致，但对账单确系书传皮革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给刘东辉，对账单内容与包含未签收送货单在内的所有送货单的记载内容一致。书传皮革公司另就该对账单记载的货款余额85113元通过微信向刘东辉提出还款请求，而刘东辉亦未对此提出过异议。至于刘东辉称其没有打开对账文件，显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东辉、宁紫琪向书传皮革公司支付尚欠货款金额85113元及从2017年11月1日的利息并无不当。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利息计算标准亦做相应调整。利息的具体计算方法为:以85113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综上所述，刘东辉、宁紫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但因利率标准发生变化，本院对利息计算的具体方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6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6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东辉、宁紫琪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书传皮革有限公司偿还货款85113元及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85113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28元，均由刘东辉、宁紫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爽审判员 陈珊彬审判员 徐 艳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