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艳雨，女，197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石家庄恒玖畅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朝闻，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端木庆，女，196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中国联通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康艳雨因与被上诉人端木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4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艳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端木庆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端木庆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端木庆2012年已知悉常红军在康艳雨名下购房，但2019年8月才提起诉讼。在此之前，常红军于201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康艳雨时并未提及本案诉争财产，常红军2018年7月18日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案外人田志峰，并于2019年1月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和田志峰，2019年6月才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康艳雨。四起诉讼分别涉及不同法律关系、不同标的，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更不能以常红军的诉讼行为认定本案端木庆提起诉讼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端木庆承认2012年知悉购房的前提下未采纳康艳雨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错误。二、本案一审判决康艳雨返还端木庆140万元有失公允。常红军为康艳雨购房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便其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康艳雨作出赠与，参照婚姻法相关规定，也只侵犯了端木庆一半的财产权益。另外，一审法院认定康艳雨与常红军的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常红军作为过错方反而判决全额返还赠与财产，康艳雨的合法财产权利丝毫没有得到保护。端木庆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端木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艳雨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4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康艳雨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红军与端木庆系夫妻，二人于199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康艳雨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工作，常红军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师，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于2012年年初确立恋爱关系，后于2015年3月中断恋爱关系。2015年4月，常红军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至一审法院，主张2012年6月30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共向康艳雨出借674950元，诉请康艳雨予以偿还，该案中，康艳雨辩称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常红军已有家庭，并承诺尽快离婚与其结婚，双方恋爱期间同居，自2012年6月开始常红军向其支付相关生活费用，涉案款项系常红军对其的赠与，且已经用于双方同居生活。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826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常红军所述款项系民间借贷性质，判决康艳雨向常红军偿还借款574950元。该判决作出后，康艳雨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6）京01民终3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30日，田志峰（甲方、出卖人）与康艳雨（乙方、买受人）签订《拆迁房（期房）转让协议》，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就丰台区西铁营中顶村拆迁所购买的拆迁安置房屋，建筑面积87平方米，房屋成交价格140万元，付款方式为买受人预先支付出卖人100万元，余款40万元于签订协议后一年内交付结清。上述协议签订后，常红军于2012年8月3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分数笔向田志峰转账140万元。2013年9月田志峰向康艳雨出具收到购房款140万元的收条。上述协议及收条均由康艳雨持有。2018年7月18日，常红军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田志峰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诉请田志峰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40万元，该案中常红军称140万元系其借康艳雨之名向田志峰购买房屋的购房款，田志峰对此不予认可。后常红军撤回该案起诉。2019年1月，常红军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田志峰至丰台法院，主张其系借用康艳雨之名向田志峰购买房屋，诉请确认所购房屋归其所有，该案中康艳雨辩称买房时其与常红军系男女朋友关系，系常红军称要给其改善住宿环境，常红军出资140万元为其购买的房屋。丰台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常红军未就其主张的其与康艳雨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完成举证责任，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且涉案房屋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最终判决驳回了常红军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6月，常红军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至一审法院，诉请康艳雨向其返还1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该案中，康艳雨抗辩主张常红军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系对其的赠与，常红军表示涉案140万元为其用与配偶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经该院询问，常红军表示其配偶知晓其就140万元所提多个诉讼，意见与其一致即要求康艳雨返还该140万元，但未就此向该院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3965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如常红军所述，其系婚内出轨康艳雨，而涉案140万元来源于其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常红军与康艳雨之间的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在此情况下，就涉案140万元款项，常红军并非法律规定的享有返还请求权的权利人，现其作为原告诉请康艳雨予以返还，缺乏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了常红军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中，康艳雨抗辩主张常红军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系常红军借贷所得，但未向该院提交相应证据。康艳雨陈述称购房事实发生于2012年至2013年，140万元系大额款项，如果系端木庆、常红军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端木庆对于该笔款项的支出情况不应迟至2015年才知晓，故可推定该140万元并非常红军与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端木庆对此称，其与常红军的共同财产均是常红军支配，2012年常红军向田志峰支付140万元购买房屋其是知情的，但当时常红军谎称系为家庭购买房屋，其自2015年知晓常红军与康艳雨之间的关系后即精神抑郁，未再关注购房一事，直至2018年常红军起诉田志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撤诉后，常红军还要再起诉康艳雨和田志峰买卖合同纠纷，其时常红军才告知其140万元用于了为康艳雨购房。端木庆亦依据上述事实主张认为其本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主张常红军作为处分140万元的知情人，向康艳雨主张返还140万元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并未届满，因此其作为受害人主张返还此140万元亦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康艳雨主张2015年与端木庆之间就涉案140万元进行过短信沟通，端木庆对此不予认可，康艳雨未就上述事实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康艳雨虽主张常红军为其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为常红军借贷取得，但举证不足，基于上述款项支付发生于常红军与端木庆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该140万元为常红军与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康艳雨明知常红军有配偶而与其保持关系，二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康艳雨基于该关系取得常红军使用夫妻共同财产140万元为其支付购房款的利益，不具有法律依据，损害了常红军之配偶端木庆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现端木庆诉请康艳雨返还140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端木庆诉请康艳雨支付利息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康艳雨未能举证证实端木庆知道或应当知道常红军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康艳雨支付14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的具体时间，对于康艳雨所提端木庆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1.康艳雨于判决生效后7日返还端木庆140万元；2.驳回端木庆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诉讼期间补充查明如下事实：康艳雨主张，2012年时端木庆已知悉常红军为康艳雨购房，即使端木庆当时不知道购房原由，2015年常红军与康艳雨结束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常红军起诉康艳雨借贷纠纷是端木庆知悉康艳雨与常红军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起算。康艳雨认可，无法体现端木庆2012年时知悉常红军是给康艳雨买房，但购房合同、手续都在康艳雨手中，端木庆2012年知道购房的事实，可以推断其知悉常红军是给康艳雨买房。康艳雨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应当自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无效、被撤销不成立或给付基础丧失时起算，就本案，端木庆2012年知悉常红军给康艳雨购房，当时就应撤销给康艳雨买房的行为，所以应从此时计算诉讼时效，另外，常红军2015年与康艳雨结束不正当男女关系时，常红军的本意撤销对康艳雨的赠与，应从此时计算诉讼时效。康艳雨认可，2015年其与常红军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并未涉及本案140万元款项。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端木庆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康艳雨返还财产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康艳雨是否应向端木庆返还140万元。关于端木庆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节。康艳雨称，端木庆于2012年知悉案涉款项用于购房的事实，故其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端木庆则主张，其于2018年常红军在与田志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撤诉后知悉案涉款项系常红军为康艳雨购买房屋支付，故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端木庆基于常红军擅自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康艳雨支付购房款的事实提起诉讼，要求康艳雨返还款项。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自端木庆知道或应当知道康艳雨因常红军上述行为而不当获利时起算。康艳雨虽主张端木庆于2012年知悉常红军使用案涉款项购买房屋、于2015年知悉常红军与康艳雨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但其并未证明端木庆于前述期间已知悉常红军系为康艳雨支付购房款，据此无法认定端木庆在常红军2018年诉田志峰民间借贷一案前即已知悉常红军系为与其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的康艳雨支付房款的事实，而常红军在在先诉讼中关于端木庆对案涉款项意见的陈述，系常红军的个人表述，据此不足以认定端木庆知悉康艳雨取得不当利益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康艳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关于端木庆应在2012年和2015年时主张相应权利，本案诉讼时应自2012年起算，以及端木庆本案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端木庆主张于2018年知悉康艳雨不当获利的事实，其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定端木庆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关于康艳雨应返还财产的金额。康艳雨上诉称，即使常红军赠与康艳雨的款项属于常红军、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述行为也仅侵犯了端木庆一半的财产权益，故不应全额返还案涉款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以及其他应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由夫妻共同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方所获财产，原则上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夫或妻处分共同财产时，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亦不应违背公序良俗。就本案而言，常红军为康艳雨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系常红军与端木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财产，在康艳雨未能证明上述款项属常红军个人财产的情况下，该款项应为常红军和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二人共同共有，端木庆对全部款项均具有所有权，其有权对该140万元主张权利；同时，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常红军与康艳雨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上述情形违背公序良俗，常红军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康艳雨支付购房款，属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正当处分，致使端木庆的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康艳雨取得诉争财产亦缺乏合法依据，其应予返还，康艳雨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康艳雨取得常红军使用夫妻共同财产140万元支付购房款的利益不具有法律依据，并判令康艳雨予以返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康艳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康艳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硕审 判 员  梁志雄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岩书 记 员  王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