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海英，女，197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刚，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艳，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希瑜，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希鹏，男，1979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秀英，女，193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房山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希佳，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海英、赵刚因与被上诉人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海英、赵刚一并发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李海英与刘增璜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庭审中，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出具的借条均是被撕毁后的借条，撕毁的借条根据常识是作废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涉案出现的借条系发生在李海英与刘增璜之间，刘增璜也明确告诉李海英，借条被撕毁已经作废了。根据一审庭审中借条呈现的状态，刘增璜所言借条被撕毁是客观真实的。李海英、赵刚不知借条的前因后果，以为借条是借款的凭证，一审判决枉顾该借条是撕毁后作废的借条这一客观事实，将其作为一审判决的核心证据，是错误的。二、李海英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刘增璜，因刘增璜让李海英帮其在网站上代持虚拟币，由刘增璜具体操作。为防止李海英提现，刘增璜让李海英给其写以人民币借款形式的借条。所以，李海英才给刘增璜写了22张借条。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刘增璜要求李海英共写借条22张，并让其在借条上写明李海英向刘增璜借款以及借款金额。三、虽然李海英给刘增璜写了以借款形式的借条，但刘增璜并未将钱款通过银行转账或取款的方式给李海英。通过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调取刘增璜多张银行卡账号的流水信息可以看出，没有刘增璜转账或以取款的方式给李海英钱款。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应当认定借款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交的2018年5月12日刘增璜的一笔微信转账6000元，与当日李海英出具借条的金额相符为由，主张认定刘增璜向李海英提供了22张借条中其中18笔借条的钱款，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刘增璜通过微信转账给李海英的6000元，是让李海英代还其信用卡。一审法院明知刘增璜的银行卡转账、取款数额以及时间与借条均不一致，且未对转账及取款进行详细审查，即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四、刘增璜经济来源不明，并不具备出借能力。在一审庭审中，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交了刘增璜经营北京良乡百菌健堂食品店的工商信息，以证明刘增璜的经济来源。通过调取该店2013至2018年年报基本信息显示，该店没有任何经营收入。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还提交了刘增璜代理的杭州荞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营茶的业务，但该企业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自2017年6月9日就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明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应提交有关刘增璜合理收入经济来源的证据，但现有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刘增璜的经济来源，所以，刘增璜经济来源不明，根本不具有出借钱款的能力。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供的借条中，只有李海英的签名，没有赵刚的签名，赵刚对李海英写借条的事情并不知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相关规定，赵刚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也没有对借款事后追认，涉案的借条不符合共债共签原则。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交的22张借条中，其中18笔共计207655元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间，每笔借款金额较小，18笔借款中应有15笔借款等于或少于10000元。但一审法院认定18笔借款中有16笔借款等于或少于10000元，出现数量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刘增璜在出借款项时有理由相信每笔款项并未超过李海英、赵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的18张借条中的借款，从借条的时间和金额来看，借条的时间具有连续性，在2018年，借条时间几乎涵盖每个月，有的是在一个月内连续写多张借条，尤其是2018年3月份借款金额高达48000元。李海英从2018年开始给刘增璜做助理，每月工资5000元，赵刚也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二人的共同收入足够满足房山当地的家庭生活水平，而且二人家庭生活中也未有大额的生活支出，因此该借条金额已远远超过李海英、赵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赵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六、一审判决将借款用途推定为日常生活需要，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如前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明显不是日常生活需要能达到的金额。李海英和赵刚于2006年育有一子，在涉案所谓的借款时间2016至2018年期间，其子在接受义务教育，李海英的母亲也有退休的基本保障，并没有大额支出，而李海英和赵刚在涉案所谓的借款期间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李海英、赵刚的收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绰绰有余，没有借款的需求。从一审判决的行文痕迹来看，借款笔数是错的，每笔借款的数额和时间与借条上的数额和时间也不一致。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一并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海英、赵刚返还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借款622655元；2.判令李海英、赵刚支付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2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李海英、赵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希鹏、刘希瑜为刘增璜之子，周秀英为刘增璜之母。于桂云与刘增璜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已于2010年10月登记离婚。刘增璜于2018年11月18日去世。李海英与赵刚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03年11月登记结婚。李海英曾是刘增璜的助理。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李海英陆续向刘增璜出具借条，共计22张，借条均简单载明李海英向刘增璜借款以及借款金额。22张借条出具时间及所载金额具体如下：2016年1月31日7000元，2016年2月4日10000元，2016年5月18日60000元，2016年6月5日10000元，2016年10月1日10000元，2016年10月10日4800元，2017年3月20日210000元，2017年3月20日10000元，2017年11月21日33355元，2017年11月24日10000元，2017年12月19日7000元，2018年1月17日75000元，2018年2月6日17000元，2018年2月11日10000元，2018年3月18日8000元，2018年3月25日40000元，2018年4月3日70000元，2018年4月10日9000元，2018年4月23日5000元，2018年5月8日7000元，2018年5月12日6000元，2018年7月8日3500元。以上共计622655元。2018年5月12日，刘增璜向李海英微信转账6000元，与当日李海英出具借条的金额相符。此外，2018年4月10日，刘增璜向李海英转账3000元，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该转账系刘增璜向李海英提供的当日9000元借款的一部分。2018年4月23日，刘增璜向李海英转账1800元，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该转账系刘增璜向李海英提供的当日5000元借款的一部分。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依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申请，调取了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所提供的刘增璜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银行卡流水。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2016年2月3日，刘增璜中国农业银行卡和中国工商银行卡各有20000元取款记录，2月4日，李海英向刘增璜出具10000元借条；2016年6月5日，刘增璜中国工商银行卡取款20000元，2016年6月4日，刘增璜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30000元，2016年6月5日，李海英出具10000元借条；2016年10月10日，刘增璜中国工商银行卡取款10000元，2016年10月12日，刘增璜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4800元，2016年10月10日，李海英出具4800元借条；2018年3月17日，刘增璜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20000元，2018年3月18日李海英出具8000元借条。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以上取款记录说明刘增璜出借款项为现金给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李海英向刘增璜借款的事实。为此，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交了李海英出具的22张借条，关于借款的交付情况，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仅提交了2018年5月12日借条所载6000元的转账记录，其余借款无转账记录，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为现金交付。李海英主张不存在借款事实，出具借条系基于代持虚拟代币的原因，对此，李海英亦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法院认为，对于2016年5月18日借款60000元、2017年3月20日借款210000元、2018年1月17日借款75000元、2018年4月3日借款70000元，该四笔借款金额较大，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仅提供借条，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尚不足以证明刘增璜实际提供了相应借款。其余18笔借款，金额最高的一笔为40000元，最少的一笔为3500元，金额较小，且其中一笔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提交了对应的转账记录，结合刘增璜银行卡流水情况，法院认为，对于该18笔金额较小的借款，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已完成举证责任，应认定刘增璜向李海英提供了相应借款。故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作为刘增璜的法定继承人，要求李海英归还22笔借款共计622655元，法院仅支持前述18笔借款，共计207655元，对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超过该金额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要求李海英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因刘增璜与李海英并未约定借款期限，故法院酌定以李海英收到起诉材料后的十日作为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催告李海英还款的合理期限，自次日起即2019年1月18日计算逾期利息，以20765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对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主张的在此之前的逾期利息，法院不予支持。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要求赵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18笔共计207655元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间，每笔借款金额较小，18笔借款中有15笔借款都等于或少于10000元，刘增璜在出借款项时有理由相信每笔款项并未超过李海英和赵刚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法院认为前述18笔借款属于李海英和赵刚的夫妻共同债务，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要求赵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李海英、赵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借款207655元；二、李海英、赵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逾期利息（以20765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刘希瑜、刘希鹏、周秀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李海英、赵刚提出的李海英与刘增璜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上诉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第一，李海英、赵刚称涉案借条均为被撕毁后的借条，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二，李海英、赵刚称涉案借条系因刘增璜让李海英帮自己在网站上代持虚拟代币，由刘增璜操作，为防止李海英提现而要求李海英出具的。庭审中，李海英述称其对虚拟代币、所涉网站、操作方式一无所知，对为防止提现而出具借条所做的解释为均系按照刘增璜的指示而为。对此，本院认为，李海英对其反驳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并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己方主张，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李海英、赵刚称刘增璜并未通过转账或取现的方式向李海英给付借款，刘增璜不具有出借能力。庭审中，李海英称其作为刘增璜的助理每月5000元工资均由刘增璜以现金形式发放，结合刘增璜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往来款项、涉案借款数额、交易习惯等相关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刘增璜实际出借了涉案款项，并无不当。综上，对于李海英、赵刚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海英、赵刚提出的涉案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虽然涉案借条上并无赵刚的签字，但借贷事实发生在李海英、赵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海英、赵刚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法定除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审庭审中，李海英多次强调其出具借条、在提货卡上签字、为他人向刘增璜借款提供担保等行为均系按照刘增璜指示而为，目的是为了得到刘增璜助理一职，获取每月5000元工资，并且，李海英认可其负责管理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据此可以看出，每月5000元工资对李海英所具有的重要性，再结合涉案借款数额来看，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并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并无不当。二审中，李海英、赵刚提交证据证明赵刚有稳定收入，其父母亦有生活来源，不存在借款需求。但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其表明的事实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李海英、赵刚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海英、赵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5元，由李海英、赵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光审 判 员  种仁辉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