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53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郊路7号B楼404室。 法定代表人：胡建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骁，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爱花，女，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晓芳，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葛爱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5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能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基本事实错误。2010年1月20日，浙江信达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信达公司”)、绍兴建材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建材公司”)、嘉兴市信达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信达公司”)出资设立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方股东的合作协议约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浙江信达公司委派4名、绍兴建材公司委派3名，嘉兴信达公司委派2名；财务部负责人由绍兴建材公司向董事会推荐产生。绍兴建材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委派其母公司绍兴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建开公司”)员工即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公司财务部经理。2010年10月11日，根据合作协议、章程及《公司法》规定，上诉人公司聘任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聘期一年。第一次聘期届满后，上诉人公司于2011年10月10日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聘期一年。第二次聘期届满后，上诉人公司于2012年10月11日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聘期一年。第三次聘期届满后，上诉人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聘期一年。第四次聘期届满后，上诉人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聘期一年。2015年6月17日，上诉人公司最后一次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任期二年，至2017年6月17日。2016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在绍兴建开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继续根据绍兴建开公司要求在上诉人公司任财务部经理至任期届满。2017年6月17日任期届满后，上诉人公司未再续聘被上诉人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也未与其建立劳务关系，被上诉人葛爱花仅是基于其与绍兴建开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而作为股东方绍兴建材公司的代表与其他方股东共管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事宜。上诉人公司与被上诉人葛爱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亦不存在劳务关系。被上诉人葛爱花于2016年11月18日在绍兴建开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前，始终系与绍兴建开公司建立并存续劳动关系，退休后与绍兴建开公司建立并存续劳务关系。聘任期内，上诉人系因股东之间的约定而代为支付其工资或劳务报酬，双方是代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更不是劳务关系。综上，被上诉人葛爱花系绍兴建开公司员工，聘期内并未与绍兴建开公司解除过劳动关系，其也是在绍兴建开公司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双方由劳动关系变更为劳务关系，并继续接受绍兴建开公司的管理与工作安排，为绍兴建开公司提供劳务。任期内，其作为公司股东方委派的财务部经理，接受绍兴建开公司管理及工作指示、要求，保管保险箱钥匙、财务章、U盾、网银密码等财务资料，处理付款、报销等，与其他股东方共管上诉人公司的财务事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建立并存续过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上诉人仅是根据股东之间“由上诉人公司代为发放股东方委派人员的工资报酬”这一约定，而代绍兴建开公司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或劳务报酬。除被上诉人葛爱花外，三方股东所委派的其他人员任期内的工资均由股东方委托上诉人公司发放，自2017年7月起均由股东方自行发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有任何建立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意思表示，双方系明确的工资或劳务报酬代付关系，即《合同法》上的委托关系，并非《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亦非《合同法》上的劳务关系。上诉人这一代付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定具有《合同法》上的支付被上诉人劳务报酬的义务。2017年6月17日，被上诉人的第五次财务部经理任期届满，此后，上诉人公司再未续聘其任公司财务部经理，也未与其建立劳务关系，其仅作为上诉人公司股东方即绍兴建材公司委派人员保管保险箱钥匙、财务章、U盾、网银密码等，并仅按绍兴建材公司的指令支付款项、处理财务事宜，为其提供劳务。另外，自2017年7月开始，所有股东方委派的人员的工资不再由上诉人公司代为支付，而是直接由股东方自行支付、处理。另案中，与被上诉人一样均是绍兴建开公司员工，因此而被委派的蒋敏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5日期间的工资已明确由绍兴建开公司自行支付(有纳税记录、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为证)，这也证明了“股东之间已终止工资代为支付的约定，自2017年7月开始委派人员工资均由股东方自行支付”的事实。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9年5月的纳税记录、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一审法官也明确要求其提供，但被上诉人一直拒不提供，在完全可以出具纳税记录、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的情况下，却反而让绍兴建材公司(不是绍兴建开公司这一报酬发放主体)出具了一份毫无证明力的未发放工资、报酬的证明，欲盖弥彰。上诉人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被上诉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间的劳务报酬已由绍兴建开公司支付。2、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故而作出了“可以认为原告在聘用期满后仍为被告财务工作提供劳务”的错误事实认定，进而作出了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劳务报酬368000元的错误判决。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解读有误、认定过于片面，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关于《关于对葛爱花的处理决定》，2010年10月11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被上诉人葛爱花由公司股东绍兴建材公司委派至上诉人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根据公司决定履行对外付款等职务内容。因其在2016年期间拒不接受公司指令、要求对外支付到期款项，导致上诉人公司无法按期付款而面临需承担巨额违约责任的情况，并导致产生不良征信记录。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严重失职的行为，故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决定暂停其财务部经理的职务。停职期间，上诉人仍然按照股东方代付工资约定，代为绍兴建开公司支付其工资或劳务报酬直至2017年7月，这也证明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葛爱花代付款项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公司职务根本无关联的事实，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但一审法院却对此解读为“可以认为原告在聘用期满后仍为被告财务工作提供劳务”，明显缺乏逻辑。另外，该份证据也已充分证明“自2016年7月起，作为公司财务部经理的被上诉人葛爱花仅按绍兴建材公司的指令行事，从未接受并听从上诉人公司的工作内容、安排”的事实。关于《通知函》，因自2016年7月起被上诉人葛爱花拒绝按照公司指令付款，仅接受绍兴建材公司的指令，导致上诉人公司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偿还对外借款本息，上诉人公司不得不于2017年6月28日向绍兴建材公司发函，要求其责成被上诉人葛爱花支付对外欠款，避免公司被索赔。上诉人认为，根据股东协议、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权在董事会，2017年6月17日被上诉人财务部经理任期届满后未再续聘，《通知函》虽有“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的表述，但系表述不当，不能就此认定为被上诉人期满后仍为财务部负责人及上诉人认可其财务负责人的身份。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单据及持有保险箱钥匙、U盾等财务资料的证据，自2010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葛爱花由绍兴建材公司委派至上诉人公司任财务部负责人开始，上诉人公司的保险箱、保险箱钥匙、财务章、U盾、网银密码等财务资料就由被上诉人保管；2017年6月17日任期届满后，被上诉人仍作为绍兴建材公司代表与其他股东共管财务。被上诉人保管前述财务资料，并非系基于与上诉人签订劳务合同、为上诉人财务工作提供劳务。同理，被上诉人虽然在报销材料中进行了签字，提供了银行付款回单，但这也仅是基于被上诉人为绍兴建开公司提供劳务，作为绍兴建材公司在上诉人公司的代表，在各方股东对付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按绍兴建材公司指令签字、进行付款操作。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材料中有“房朝华”签字，房朝华原也系绍兴建开公司员工，也由股东方委派，但上诉人公司早已于2017年12月就终止了与其的关系，由此可见，该些证据的三性均有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没有原件，相互之间也并未形成有效证据链，根本无法确实有效地证明“被上诉人在聘任期满后仍为上诉人财务工作提供劳务”的事实。事实上，2017年6月17日被上诉人财务部经理的任期届满后，被上诉人就不再在上诉人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了，其仅仅是基于与绍兴建开公司的劳务关系作为上诉人公司股东方代表行事，为绍兴建开公司提供劳务，一审法院证据认定错误。本案一审中，在上诉人及法官多次明确要求，且上诉人有合理理由认为被上诉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的劳务报酬已由绍兴建开公司支付的情形下，被上诉人一直拒不提供其该期间的纳税记录、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一审法院最终在未查明“绍兴建开公司是否已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的劳务报酬”这一对本案判决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就径行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劳务报酬368000元，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010年10月11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公司与其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期间被上诉人代为绍兴建开公司向其支付工资或劳务报酬，系委托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2017年6月17日即聘任期满之后，双方之间系公司与其股东代表之间的关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始至终都不存在任何劳务关系，也没有建立劳务关系的合意，不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劳务报酬的支付主体。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而判决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系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葛爱花答辩称：被上诉人退休后一直为上诉人的财务工作提供劳务，上诉人支付相应工资报酬至2017年6月，尚需支付被上诉人自2017年7月起至2019年5月的劳务报酬36800元。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认可被上诉人自2010年起在上诉人处工作，且被上诉人办理退休手续后仍留在原岗位工作的事实，可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劳务的事实。2、虽然被上诉人的聘期至2017年6月17日止，但期满后，被上诉人仍在上诉人处工作。2017年6月28日，上诉人向其股东出具《通知函》一份，要求被上诉人履行高级管理人职责，即聘用期满后上诉人仍然认可被上诉人为其财务负责人的身份。上诉人称曾于2016年7月25日出具对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暂停被上诉人财务部经理职务，但该决定没有会议纪要，未经经营班子讨论，系上诉人私盖公章所为，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不履职的事实。且从被上诉人2016年8月起的工资报酬来看，并无相应减少或降低，因此该决定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暂停提供劳务的事实。3、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上诉人的财务章、保险箱等均由被上诉人管理，相应的财务进出也均由被上诉人审核批准，在聘用期满后相应的付款单据等也仍由被上诉人签署，上述事实上诉人均予认可，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聘用期满后仍为上诉人的财务工作提供劳务。另外，被上诉人对外支付上诉人款项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决策及批准，未接到管理层通知，被上诉人无法擅自支付，并非上诉人所称“仅按绍兴建材公司的指令支付款项、处理财务事宜，为其提供劳务”。4、上诉人称“停职期间，上诉人仍按照股东方代付工资约定，代为绍兴建开公司支付其工资或劳动报酬直至2017年7月”，但始终未提供相应的代付工资约定，也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股东之间存在所谓的代付工资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葛爱花一审起诉请求：一、被告支付原告拖欠劳动报酬368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诉讼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劳动报酬时间为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起算点为起诉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6月17日，被告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聘任原告葛爱花为公司财务部经理，任期二年。原告葛爱花系由案外人绍兴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派至被告处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由绍兴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缴纳（被告曾将原告葛爱花退休前的五险一金费用支付给绍兴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资及报酬由被告支付。被告支付原告相应报酬至2017年6月。2016年7月25日，被告作出绍信建[2016]8号《关于对葛爱花的处理决定》，载明公司财务部经理葛爱花不服从经营层管理，明知有资金可支付中建投的部分本金及利息，拒绝执行，擅自离岗，导致还款逾期，损害公司利益。将会给绍兴信达及相关股东方在征信系统留下不良记录，造成后续绍兴信达及相关股东方融资困难。其个人行为导致公司蒙受经济损失，损害公司利益。公司经营层决定：暂停葛爱花财务部经理职务，等待下一步处理，其相关工作移交其分管领导王新玮。2017年6月28日，被告向绍兴市建材城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股东之一）出具《通知函》一份，其中一项内容为“贵司委派的财务负责人葛爱花不履行经营层决策，拒绝按照经营层要求办理正常付款手续，造成浙江信达多笔借款和工程款等款项逾期，使绍兴信达建设面临被索赔的法律风险，可能给绍兴信达建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建议贵司责成委派的财务负责人葛爱花依法依章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忠实、勤勉，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另查明，原告葛爱花于2016年11月18日退休。被告公司的财务U盾仍由原告持有。被告在税务部门登记的财务负责人为原告葛爱花。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自2017年7月起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的问题。对此，该院评析如下：一、原告的聘用期于2017年6月16日届满，期满后，2017年6月28日被告仍向其股东要求责成财务负责人原告葛爱花依法依章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姑且不论原告有无不履行决策行为，从通知函的表述来看，可以认为聘用期满后被告仍认可原告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要求其履行职责。二、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于2016年7月25日曾出具对原告的处理决定，暂停其财务部经理职务，但从原告2016年8月起的工资（报酬）来看，金额并无相应减少或降低。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在上述决定作出后，对原告的后续处理情况；亦未举证证明聘用期满后其曾要求原告交还U盾或其他明确表示不再要求原告履行财务职责的行为。结合原告持有被告公司U盾，并在聘用期满后签署付款单据等事实，可以认为原告在聘用期满后仍为被告财务工作提供劳务。综上，结合原告工资（报酬）银行明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7月起至2019年5月劳务报酬368000元合理，该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劳务报酬利息，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葛爱花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劳务报酬人民币368000元；二、驳回原告葛爱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日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20元，由被告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8日退休。根据在案证据，可认定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间一直为上诉人提供劳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该期间系作为案外人绍兴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派人员为该公司提供劳务，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结合被上诉人的工资银行明细，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的劳务报酬，应属合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20元，由上诉人绍兴信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