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9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世聪，男，194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上城区。 法定代理人金伟文，女，196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系金世聪之女。 委托代理人金战，女，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系金世聪之女。 委托代理人韩彪，男，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系金世聪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幺，女，197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涵，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世聪因与被上诉人金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5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金世聪与其前妻李留宝（已于1974年病故）共同生育子女二人，即女儿金伟文、金战。金世聪于1975年2月19日再婚后，与其第二任妻子张洪涛（已于2017年10月27日病故），共同生育子女一人，即金幺。2003年5月9日，金世聪、金幺与杭州余杭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金世聪、金幺向该公司购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房屋一处，建筑面积190.14平方米，房屋价款为845936元等事项。该合同签订后，金世聪、金幺以现金方式向该公司交纳了房屋价款，该公司亦将该房屋交付使用。金世聪、金幺遂领取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由金世聪、金幺共同共有，并由金世聪、金幺及张洪涛长期居住在该房屋内。2017年3月7日，金世聪与其妻张洪涛、金幺与其夫韩涌分别签订《夫妻共有产约定书》各一份，约定涉案房屋属于金世聪、金幺个人独有等事项。同日，金世聪、金幺又签订《财产约定书》一份，约定了涉案房屋的产权由金世聪占有1%产权份额，金幺占有99%产权份额等事项，双方即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同年3月9日，金世聪、金幺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一份，约定了金世聪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屋1%产权份额转让给金幺，转让价款为25000元等事项。双方于次日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涉案房屋产权至此由金幺所有。另查明，金世聪于2017年2月被诊断患有×××××病。2018年初，金世聪女儿金伟文、金战向原审法院申请认定金世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审法院立案后依法委托浙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浙大司鉴中心（2018）精鉴字第76号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对金世聪民事行为能力评定为：“被鉴定人金世聪，目前符合‘×××××病’诊断，由于受疾病影响，被鉴定人对本次鉴定目的能够部分理解和认识，可以部分理解民事行为能力意义，能够部分表达自己意愿，能够部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部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结合精神检查情况，评定被鉴定人金世聪目前状况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同年5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了（2018）浙0102民特97号民事判决，宣告了金世聪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金伟文、金幺为金世聪的监护人。金世聪现以其在签订涉案《财产约定书》、《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时已罹患×××××病，属限制行为能力人为由于2018年9月13日起诉请求判令：1.金世聪、金幺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财产约定书》（赠与房产49%产权份额）无效；2.金世聪、金幺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买卖房产1%产权份额）无效。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根据金世聪的申请，依法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金世聪在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省内多家机构表示无法鉴定，其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在接收原审法院鉴定材料后，认为所需材料简单不足、欠充分及完整，无法判断其相应的精神状态，于2019年6月25日退回鉴定。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金世聪在签订涉案《财产约定书》、《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时已罹患×××××病，是否属限制行为能力人，涉及到上述合同的效力。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疾病。临床上以××××、××、××、××、视×××××、×××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表现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下降、××××和××××、日常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恶化程度在1-3年为轻度阶段。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金世聪在2017年2月被诊断患有×××××病，在同年3月签订涉案合同，只间隔一个月，其时金世聪的病情应当属于第一阶段即轻度阶段，鉴于×××××病本身有阶段性和进行性的特征，无法因为金世聪其时已经罹患××××病的情况即推定金世聪其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为查明案件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金世聪的申请，拟对金世聪签订涉案合同时的精神状态作司法鉴定，金世聪提供了证据及原审法院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由于此为一种推前鉴定，仍因技术上和鉴定材料收集困难等原因，而无法鉴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金世聪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金世聪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事实，金世聪据此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故对金世聪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金世聪的诉讼请求。预收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金世聪负担。 宣判后，金世聪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立案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转入原审法院。上诉人于2018年2月8日首次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诉讼请求为：1、判令撤销金世聪将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房屋49%份额转移给金幺的财产约定书。后案子转入原审法院。诉讼请求因法官与援助律师的建议，变更为1、判令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7日签订的《财产约定书》（赠与房产49%产权份额）无效；2、判令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买卖房产1%产权份额）无效。现在的诉讼请求与一审立案的诉讼请求一致。二、本案案情复杂，一审不应适用简易程序。本案涉及金额高达400万元，案情时间跨度长，涉及证据多，需要司法推前鉴定，简易程序明显不适用本案。上诉人多次向一审法院提及此事，并正式递交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申请，一审法院不予理会。三、推前鉴定阻力重重，人为阻挠。1、时间很拖拉。从上诉人2018年9月17日提交推前鉴定申请书，到2019年7月5日法院通知上诉人鉴定做不了，已耗费将近10个月的时间。2、在司法推前鉴定机构的选择上存在问题。第一，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陈述的“省内多家机构表示无法鉴定”不确切。杭州就三家鉴定机构，其中两家资质不够做不了，只有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表示没能力做。第二，一审法院让上诉人自己找鉴定机构，上诉人找了上海的三家鉴定机构。法院三选二之后，又让上诉人抽签二选一：抽签的两家分别是中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但是，当上诉人抽签结果为中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后，一审法院却告知这家鉴定单位与法院同属司法系统，是法院需要回避的。那么这个鉴定机构的抽签选择过程只不过是个形式，上诉人看似有三家单位可选，实际上没得选。排除工作失误，那本案的推前鉴定机构落实就是一审法院安排的。而在一审法院告知中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要避嫌不能做后，上诉人随即电话联系过该机构，该机构表示并无避嫌不能做的规定，其完全可以做，只是做不做由法院决定。3、无理由拒绝。2019年7月5日，一审法院通知上诉人：鉴定机构认为上诉人资料不全，不给做。上诉人随即电话联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方先是以资料不全为理由说不能做，而后在上诉人的不断追问下，很不耐烦的告知做鉴定需要双方认可，只要其不愿意做就可以不做。对于上诉人追问此次推前鉴定缺少什么资料，对方告知：回复和资料清单均已经给了法院。此后，上诉人虽多次询问缺少什么资料，但一审法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均不予答复。之后上诉人询问过很多家有资质可以做推前鉴定的机构，均表示只要资料齐全，都可以做。但资料是要跟法院对接的。那么一审法院以资料不全结束推前鉴定，却不告知到底缺少什么资料。这个推前鉴定是肯定做不成的。2019年7月17日，上诉人又提供了两家上海的推前鉴定机构，一审法院不予理睬。在2019年8月19日正式开庭时，上诉人郑重提出本案亟须做司法推前鉴定，法官没有回应。同月23日上庭质证时，上诉人再次要求做司法推前鉴定，法官这次给予了明确回复：在做推前鉴定这件事上，法院已做了大量工作，仁至义尽。上诉人自己丧失机会，此事就此结束。以上申请和沟通有书面资料邮寄到法院，也有微法院上传图片，目前微法院关于这个案子的信息全无。四、法官凭主观臆测下结论。原审判决分析“金世聪在2017年2月被诊断患有×××××病，在同年3月签订涉案合同，只间隔一个月，其时金世聪的病情应当属于第一阶段即轻度阶段，”上诉人对此不认同。上诉人在2017年2月9日确诊×××××病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医保卡无看病记录。以此在2017年2月9日这个时间点，只可以确诊上诉人已罹患×××××病，而无法判断2017年2月9日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从哪一时段时间开始出现×××××病症状的，也就无法判断2017年2月9日这天，上诉人的××××病状态在第几阶段，在什么程度。一审法院的判断逻辑，是基于确诊等于刚得病，所以一个月之后去签订涉案合同时，属于第一阶段即轻度阶段。这样的判断没有逻辑性，也无科学依据。2、对于第四页第二十一行至第五页三行，一审法院所作分析的第二点内容，上诉人不认同。一审法院所作的陈述“由于此为一种推前鉴定，仍因技术上和鉴定材料收集困难等原因，而无法鉴定。”与事实不符。首先，推前鉴定阻力重重，被人为阻挠。其次，上诉人认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浙江省最好的三甲医院之一，对上诉人的×××××病诊断，是西医，有详细的流程、明确的量化指标、脑电图等资料一应齐全，上诉人确诊×××××病属于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推前鉴定并非什么高科技，刑事、民事案件中早已普及运用，只要资料齐全就能做。在推前鉴定未做之前，一审法院就下结论“仍因技术上和鉴定材料收集困难等原因，而无法鉴定。”这是主观臆测，没有事实依据。五、不顾上诉人被骗事实，无视上诉人真实意愿。在一审过程中，以下事实证据确凿：1、上诉人一贯表示：三个女儿一视同仁。现被上诉人已实际占有上诉人1200万以上的财产，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是自愿给的。2、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涉案房产的时间，是上诉人最悲惨的人生时刻。2017年1月上诉人妻子张洪涛确诊××住院，2017年2月9日上诉人确诊为×××××病和×××。在上诉人心情悲哀，整日以泪洗面，浑浑噩噩的状态下，2017年3月9日，涉案房产被全部转移至被上诉人名下。围绕着上诉人确诊×××××病的时间节点，被上诉人前后骗取了上诉人总价值800万元以上的动产和不动产。3、被上诉人骗取上诉人财产后，全部用于女儿去美国读书、为女儿买房、为丈夫买车、自身各种高消费，收取涉案房产的房屋租金。被上诉人没收了上诉人所有证件和资金卡，仅留一张月领数百元的工商银行养老金补充卡让上诉人自生自灭，并美其名为锻炼上诉人的生存能力。上诉人已接近80岁，辛苦一辈子财产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老无所依。4、上诉人在很多场合，用不同的形式（录音、录像、字据）表达过真实的意愿：要求大女儿金伟文做其监护人，将股票全部赠与金伟文，要求金伟文追回所有被被上诉人骗走的不动产和动产。5、2019年8月19日开庭，一事法官问被上诉人：明知道你父亲已经确诊×××××病，沙案房产已经按份共有，你为何还要将他的份额全部转移到你名下，你的动机是什么？被上诉人无言以对，律师的解释也答非所问，漏洞百出。六、一审判决有违法律公平与正义。无论从事实，还是最基本的逻辑，上诉人绝无可能会在头脑清楚的情况下，将所有财产转移给被上诉人一人，因为三个女儿一视同仁是上诉人始终如一的明确表示。最不可思议的是上诉人将此生最爱，全款购买，一半已经无偿给了被上诉人，最后唯一能够用于居住的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房产的一半产权又全部转给了被上诉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将自己一生所得全部奉献，却连最基本的居住权利都完全放弃。被上诉人卷走了上诉人一生劳动所得，上诉人变得一无所有。现在上诉人年事已高，又患痴呆和各种疾病，仅凭一点退休工资已经入不敷出，今后的日子更是难以想象。而被上诉人以卑劣手段骗取上诉人的全部财产，完全用于自身三口之家的高品质、高消费生活。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已经是上诉人唯一可以用来居住养老的房屋了。但自从被上诉人非法转移到自己名下后，即使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依然在出租并收取数目可观的租金，却无对上诉人半分钱的回报；对于用上诉人资产购买的万新大厦的两处房产，同样在不停地收取高额租金，同样也是对上诉人无半分钱的回报；而上诉人卖掉紫薇花苑房产所得200万元，完全用于被上诉人女儿在美国读书所用，回报更无从谈起。总之，被上诉人只知道骗取上诉人财产，但完全不知道回报为何物。在这样的事实情况下，上诉人若再失去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的一半权益，今后的生活将完全失去保障。七、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该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7日签订《财产约定书》（赠与房产49%的份额），在2017年3月9日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买卖房产1%产权份额）。对于上述财产约定书和转让合同，上诉人完全不清楚此项行为，会导致上诉人完全失去对于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的所有权和居住权，是完全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约定书和转让合同后，即完全失去唯一的居住养老房屋，已不是显失公平，是完全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在签订约定书和转让合同时，上诉人妻子张洪涛已在同年1月份确诊××住院，上诉人已在同年2月9日确诊为×××××病和×××，被上诉人在完全清楚上诉人如此悲惨恶劣的人生状态的前提下，不是以给上诉人治病为重，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在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与上诉人订立约定和合同，完全是乘人之危。2017年3月9日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买卖房产1%产权份额），转让1%的份额。相对于房屋总面积190.14m?，转让面积为1.9m?，单价为13158元/m?。而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这种拥有超大花园的排屋边套，当时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00元/m?以上，1%产权份额1.9m?的市场转让价，至少在76000元，实际转让价格还不到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再有，转让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也没有支付给上诉人转让款，而直到2017年年底，监护人金伟文去查涉案房产时，才欲盖弥彰的将25000元打入金世聪的账户。抛开所有其他问题，仅凭交易价格、付款时间和付款缘由这三点，碧水铭苑长河雅筑25-4的1%产权份额的转让合同，完全是一份欺诈合同。八、违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家庭赡养与扶养第十六条中：“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法律最重要的是维护正义和公平，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金幺答辩称：一、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只有就一审法院的判决事项范围，以及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来进行上诉。但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已经超过一审范围，并且改变了其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在一审时上诉人是请求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但在二审时改为撤销相关合同，这是两种不同的请求。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提出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关于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在双方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已经明确确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项，该诉讼请求来源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诉讼请求事项的更正。现上诉人又将其的诉讼请求在二审时又要求改正到其最初在余杭区法院的诉讼请求，与法律规定不符。三、上诉状的第二点理由，本案的案情复杂，一审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上诉人的该项观点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在一审期间适用何种程序，是由一审法院自行决定的，不需要原、被告向人民法院提出程序变更的申请，而是由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其案情的审理情况自行作出决定。四、上诉人提到一审审理时间拖拉，法院在其正常程序范围内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开展相关的鉴定工作，不存在拖拉的情况。在一审期间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推前鉴定，在征询被上诉人意见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推前鉴定，因为在现有技术上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由于上诉人的坚持要求，一审法院也同意并启动了鉴定程序，一审法院在一审期间按照正常的司法鉴定程序，在机构的选择上才采取了双方认为合适的办法选择鉴定机构，不存在任何问题。关于上诉人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上诉理由，对此被上诉人不知道，也不清晰。六、关于上诉人的第三点上诉理由，上诉人认为法官主观臆断。本案在一审期间，一审的主审法官不存在主观臆测下结论的情况。在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病症的表述，是现代医学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医学辨析结论。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分阶段渐进式发展，随着年龄增大，记忆力逐渐衰退，并不是患病就无法识别人或事。一审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理解是完整的。七、关于上诉状第四大点的第二点，由于上诉人要求的是一种推前鉴定，并且要求在2019年去鉴定在2017年初的时候，上诉人当时的精神状况，并且要作出上诉人在2017年初的时候是否已经就是民事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现有的医学和医学鉴定技术上无法达到。八、关于上诉状第五点，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在此的陈述完全不予认同，被上诉人的母亲张洪涛在2017年10月去世之后，上诉人的两个女儿就把上诉人名下的所有财产转移到其的名下，已经构成了对被上诉人对其母亲继承权的侵犯。本案中一审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断确认合同无效，就本案中相关合同是否有效，其判断的法律依据应该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共有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据此足以判断本案涉案合同是否无效。九、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一审判决有违法律公正的观点，上诉人的该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时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在我国合同法中，对于合同是否无效已经作了明确规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维护了法律的公正与正义。十、关于上诉状第七点，关于违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问题。合同法五十二条就是涉及到撤销合同的情形，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对于申请撤销合同是有时间界定的。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并不是撤销合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撤销合同，已经改变了其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围。其提出要求撤销合同的时间已经过了法定期限。十一、上诉人的上诉状第八点，在本案中，不适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上诉人引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指侵权关系上的法律关系，不适用本案，本案属于由合同法调整的范围。被上诉人和其父母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对父母有深厚的感情，被上诉人也愿意照顾老年人余年，不愿意也不会去侵占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金世聪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询问笔录1份，欲证明上诉人不愿意居住在被上诉人处；2、录音3份（刻录在U盘），欲证明上诉人对涉案房产的真实意愿，上诉人签订合同是被骗，上诉人不愿意和被上诉人的丈夫居住在一起；3、调查取证申请1份。 被上诉人金幺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是为了监护权的案件，询问金世聪时只有金伟文在场，被上诉人没有参与，所以不清楚；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 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经审查，原审法院审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其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金世聪的申请，准备对金世聪签订涉案合同时的精神状态作司法鉴定，亦找了多家鉴定机构，但因技术上和鉴定材料收集困难等原因而无法鉴定，现金世聪二审时再次提出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金世聪一审时的诉讼请求是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二审时其主张撤销涉案合同，超过了其一审的诉请范围，本院不作审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金世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