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6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益谣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5885号123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6607775523。 法定代表人：史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明明、王罗杰，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斌，男，1966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原审第三人：丁健，女，197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原审第三人：赵玉红，女，197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 上诉人益谣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斌、原审第三人丁健、赵玉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8民初544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益谣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益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斌承担。事实和理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合同一方当事人魏涛已死亡，合同中魏涛的签字系他人假冒，该协议无效。一、一审判决未查明合同是否成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合同成立与否是事实判断，而合同有效与否是价值判断，在任何一个合同无效诉讼中，法院均应判断合同是否成立。且就合同是否成立问题，一审法院未向当事人释明就径行驳回益谣公司诉请，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判决认定益谣公司不能撤回意思表示，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认为益谣公司接管公司，并参与经营，其不能随意撤回自己的意思表示。但本案诉请是合同无效，而非撤销权之诉，益谣公司有否接管目标公司均与本案无关。而且，益谣公司只是暂时持有目标公司的公章，并无实际经营行为。2018年1月2日，各方当事人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月17日张斌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丁健、赵玉红亦被公安机关传唤。益谣公司只是为了防控风险才暂时接管公章，并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三、魏涛法定继承人任何行为均不可能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魏涛已死亡，不可能实施任何民事行为，法定继承人没有可追认的内容。且益谣公司收购公司股权本身就是基于对公司现状认可、判定作出的，如果益谣公司知道魏涛死亡、张斌诈骗，根本就不可能收购有瑕疵的公司。且魏涛的继承人是否追认，何时追认亦无法判定，法院应予以明确评价，而不是将法律关系置于不确定的状态。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张斌未发表辩论意见，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丁健述称：同一审辩论意见。丁健就职于金俏马公司，参与公司的筹建及运营。2015年10月，公司架构为高嘉铭担任法定代表人、张斌为执行董事，张斌占股51%、魏涛占股49%。在魏涛任公司股东期间，魏涛实际未向公司注入资金、也从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管理工作，直至2016年6月张斌告知公司同仁“魏涛因病离世”。2017年10月公司启动变更手续工作，于2018年1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公司架构为刘克玉担任法定代表人、史咏弘为执行董事，益谣公司占股40%、赵玉红占股55%、丁健占股5%。在整个办理变更手续过程中，丁健和益谣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琳、赵玉红、刘克玉一行四人作为新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到市监督局行政事务受理大厅现场核对身份、确定股权转让均是本人真实意愿后亲笔签字，办理过户手续；张斌、高嘉铭和魏涛作为原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是第二批到现场确认签字。魏涛的股份则由其爱人洪蔚亲自带着相关材料到现场确认签字，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市监局受理大厅有监控录像可查证核实。张斌曾给丁健一张洪蔚抵沪的住宿发票入账，市监督局也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丁健认为公司变更手续齐全、新颁发的营业执照合法有效。新的领导班子董事长史咏弘、董事刘克玉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后，全权接管公司。2018年1月17日，张斌被公安机关羁押后，董事长史咏弘让原法定代表人高嘉铭签订《承诺书》、2月27日史咏弘还托人让当时在看守所的张斌在同一张《承诺书》上签字，承诺原公司的债权债务都由张斌一人承担。丁健也在2018年2月10日被迫移交出手上所有工作，于2018年4月9日由史琳亲笔签署了退工单，解除了劳动关系。另外，益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史咏弘是张斌的挚友，两人同时在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担任秘书长一职、张斌担任执行主席一职。两人经商定后，史咏弘在2017年7月把益谣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女儿史琳，把变更后的新益谣公司入股金俏马公司，史咏弘自己又担任了董事长一职，实际控制公司。因此，丁健认为，史咏弘与史琳为母女关系，又是张斌挚友，不会不知道魏涛已故之事。即使益谣公司对魏涛股权变更之事有异议，应向所属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更可以状告魏涛一方。而益谣公司为何在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再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均未果的情况下，却把丁健作为第三人告上法院。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赵玉红述称，案涉股权系赵玉红替张斌代持，其他意见同丁健。 上诉人益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益谣公司与张斌、丁健、赵玉红于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俏马公司于2015年1月14日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张斌持有公司51%股权，魏涛持有公司49%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高嘉铭。2017年5月6日，魏涛病故。2017年5月25日，张斌出具《承诺书》表示，魏涛名下49%股权实际没有出资，公司没有盈利，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在魏涛法定继承人无偿转让给张斌或张斌指定的第三人的情况下，张斌自愿承担公司全部亏损和责任，依法不追究魏涛法定继承人出资责任。2017年8月28日，洪蔚对《承诺书》签字确认。2017年10月30日，张斌、“魏涛”与益谣公司、丁健、赵玉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张斌持有金俏马公司51％股权转让给赵玉红；魏涛持有金俏马公司的49％股权，其中5％转让给丁健，4％转让给赵玉红，40％转让给益谣公司。上述股权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档案记载：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赵玉红持有公司股权55%、益谣公司持有公司股权40%、丁健持有公司股权5%。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史咏弘，之后又变更为刘克玉。2018年1月2日，张斌因其他涉案被刑事立案侦查，现被追究刑事责任。益谣公司派人接管金俏马公司后，发生劳动关系纠纷。2018年3月7日，丁健提起劳动仲裁。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沪0115民初44544号生效民事判决，金俏马公司应支付丁健工资105665.08元。该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经过要约和承诺达成一致意见予以成立，合同无效是对合同在法律上予以否定性评价。因此，判断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合同成立。益谣公司提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主要理由，是“魏涛”已经死亡，不可能由其出面签字。就此理由而言，应该属于合同不成立问题，而不属于合同无效问题。《股权转让协议》还涉及张斌与赵玉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魏涛”与丁健、赵玉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就从法律关系而言，益谣公司只能主张“魏涛”与益谣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不能主张全部法律关系归于无效。益谣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接管公司，并参与经营，其不能随意撤回自己的意思表示。若“魏涛”的法定继承人对益谣公司签署行为予以认可，相当于达成一致意见，符合合同成立要件。正如丁健、赵玉红所言，益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了逃避金俏马公司债务提起本案诉讼，故对其诉讼的正当性值得怀疑。综上，益谣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益谣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益谣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益谣公司、被上诉人张斌及原审第三人丁健、赵玉红均未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益谣公司和原审第三人丁健、赵玉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未提异议。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益谣公司以案涉协议上“魏涛”的签名非魏涛本人所为为由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张斌抗辩称其处分案涉股权得到了魏涛妻子洪蔚的授权，丁健、赵玉红则主张案涉协议“魏涛”的签字系洪蔚所签。因此本案争议的实质系张斌处分案涉股权是否为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是否构成无权处分并非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益谣公司的诉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益谣公司明确表示案涉协议上其盖章真实，并依据案涉协议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益谣公司亦已接管金俏马公司。现益谣公司诉请确认案涉协议无效，却亦无证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其他无效之情形，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益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益谣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梁 琦 审判员  魏之薏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曾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