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某1，女，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星，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慧，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某5，男，195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理人：黎某2，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原告：黎某2，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原告：黎某3，女，195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原告：黎某4，女，196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述四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雯，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黎某6，男，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黎某7，男，198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黎某8，女，198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黎某1因与被上诉人黎某5、原审原告黎某2、黎某3、黎某4、原审被告黎某6、黎某7、黎某8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1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黎某1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黎某5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的放弃对被继承人黎某9占有坐落在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份额的继承权的声明有效；2.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被继承人黎某9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3号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2203837，土地证号：11-××2）由黎某1和黎某2各继承二分之一产权份额；3.本案二审的受理费由黎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黎某5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系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特别程序，需另案起诉进行单独认定，一审在未经法定特别程序即认定黎某5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系程序违法，该认定当属无效。二、一审认定黎某5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对“自知力”性质的理解和认定有误，从而错误认定黎某5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关于自知力的问题，自知力只是患者对于自己是否患病、需要治疗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的一种主观认知，而非对于其自身所作出行为的辨知能力的判定。黎某5存在自知力未恢复的情形，并不代表其无法正确辨知其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2.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黎某52014年2月至5月的病程记录显示：“黎某5在上述期间××性症状稳定，否认有复饮酒念头，否认幻觉、妄想、无冲动、絮乱行为，幻觉、妄想等病性症状消失，病情大致平稳”，即黎某5当时均不具备会影响其辨认能力的幻觉、妄想、絮乱、冲动等症状，其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并不存在影响其辨认能力的因素。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间歇性××人的民事行为，只有在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才能认定无效。否则，间歇性××人在非发病时作出民事行为亦与正常人无异，均为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3.根据（2014）粤广番禺第15447号《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公证处在办理公证时会通过询问的方式确认被询问人具备辨认能力才会准予公证。故黎某5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公证处的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而黎某5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明确知悉其行为的法律意义和后果，意思表示真实且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公证处亦已尽相应的审查义务，《公证书》和《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合法、有效，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4.一审法院曾先后委托多家××司法鉴定机构对黎某5在2014年3月24日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但多家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对于主张黎某5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事实，黎某5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并未严格适用该证据规则。5.根据黎某5提交的《残疾人证》显示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9日，但该证据并未能证明黎某5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已为精神三级残疾，应推定黎某5在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6.在各方对于黎某5的行为能力及精神状态争议巨大且无法鉴定黎某5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传唤黎某5进行询问即作出黎某5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显得过于草率及偏颇，应传唤黎某5接受法庭和黎某1的质询。三、一审在认定黎某5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以黎某5办理放弃继承公证时未有家属陪同及其监护人黎某2对其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不予同意、追认为由，认定其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退一步而言，即便在一审认定黎某5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黎某2在一审庭审时亦确认黎某5办理公证时是由其开车接黎某5至公证处，而黎某2也办理了相同的放弃继承公证手续，并在现场陪同黎某5办理公证，黎某2对于黎某5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是明知且同意的，故而不存在所谓需其追认的理由。且多年来黎某5和黎某2均未对该放弃继承声明提出异议，明显与常理不符。2.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黎某5提交的《广州市番禺区岐山医院疾病证明书》记载，黎某5的病情诊断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而根据相关资料释义，该病情的发病群体为嗜酒者，就诊科室为心理医学科，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是因大量饮酒或长期饮酒导致，发病时的病症为产生幻觉、妄想等，但实际上只要患者控制不喝酒并不会时常发作，精神和行为与正常人一致。黎某5之前一直在该医院饭堂负责分派饭菜工作，证明其能正常生活和辨知事物，且亦无证据证明黎某5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其处于发病期。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黎某5、黎某2、黎某3答辩称：不同意黎某1的上诉请求，坚持维持一审判决中关于黎某5继承涉案房屋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的判项。黎某1带黎某5做放弃公证的时候，并未解释公证的事项，黎某5也没有听清楚工作人员陈述的内容，放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黎某5在××院住院多年，即使不发病，其认知能力亦比其他人低下，故黎某1安排黎某5办理放弃继承的公证是无效的。黎某4答辩称：己方答辩意见与上述答辩意见一致，并补充以下意见，黎某4在母亲生前尽较多的赡养义务，而黎某1不仅未尽赡养义务，甚至以语言行动对母亲实施冷暴力，但却分得了母亲更多的遗产。一审判决黎某4代为收取父亲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等，当时只是作为代办，一审法院仅根据村委会的审批表作出认定，就判决要求由黎某4赔偿这笔钱给其他继承人。在一审判决后，黎某4曾要求村委会查清这笔款当时是交付现金还是转账支付给黎某4，但因为村委会无法查询，而黎某4本人也无法提供当时这笔款怎样交给母亲的证据，所以才没有提起上诉。但需说明这笔款其并未侵占，是交付给母亲管理和使用，因为是父亲的相关赔偿款，且母亲当时还在世，不可能是黎某4一人占有，这么多年过去了，黎某1才提出分配父亲的该笔款项，一审法院据以判决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关于母亲去世时丧葬事宜所支付的费用，现在也变相由黎某4一人承担。由于在一审判决之后，黎某4受伤骨折，三个月不能下床，黎某2、黎某3表示一审判决所分配的部分金额无需黎某4向其支付，所以黎某4未提起上诉，但声明其并未占有父亲的丧葬费，代管母亲账号也是实际支出的时候才使用，故说明黎某4代管母亲的财产，并没有侵占的行为。黎某6答辩称：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黎某7、黎某8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由黎某2依法继承被继承人何某占有坐落在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的房屋一间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番府集建总字第11-××号、字（1988）第11-××号]的二分之一份额（估值约30000元）；2.判令黎某5声明放弃对被继承人黎某9占有坐落在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的房屋一间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番府集建总字第11-××号、字（1988）第11-××号]二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无效，确认黎某5对被继承人黎某9的上述遗产享有四分之一的继承权（估值约15000元）；3.判决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黎某1和黎某6各继承被继承人黎某9和何某享有的沙湾东村股份共24股的七分之一，黎某7和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估值10000元）；4.判决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黎某1和黎某6各继承被继承人何某全部银行存款（约47000元，以法院查证的数额为准）的七分之一，黎某7和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5.本案诉讼费由黎某1、黎某6、黎某7、黎某8承担。诉讼中，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判决黎某5继承被继承人何某全部银行存款（以法院查证的数额为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何某与黎某9（又名黎某10）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黎华森、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七个子女。黎华森于1988年死亡，其生育了黎某7、黎某8两个子女，黎某9于2008年5月21日死亡，其父母已先于其死亡；何某于2016年6月30日死亡，其父母已先于其死亡。黎某9名下有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原番禺县）沙湾镇东村青罗大街6宅横2巷3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2203837，权属来源为1978年自建，发证日期为1988年9月10日；土地证号：11-××2，发证日期为1988年9月14日）。黎某9和何某均是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股东，分别取得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的股权12股。黎某9和何某自2004年起至2015年下半年的股份分配款已转入何某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0，从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分配的股份分配款为每人2900元，因家属申请暂存在村委。另黎某9和何某自2009年至2017年分配的租田款情况如下：2009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39元，由何某签收；2010年上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39元，由“四嫂”代签收；2011年上半年黎某9分得39元，由黎某1签收，何某分得39元，由黎某3签收；2012年上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73元，由黎某1签收，下半年黎某9分得73元，由黎某3签收，何某分得73元，由黎某1签收；2013年上半年，黎某9分得73元，由黎某2妻子余结莲签收，何某分得73元，由黎某2签收，下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73元，由黎某3签收；2014年上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73元，由何某代签收，下半年各分得73元，由黎某2妻子余结莲签收；2015年上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73元，由黎某2签收，下半年各分得73元，由黎某3签收；2016年上半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73元，由何某代签收，下半年各分得73元，由黎某2妻子余结莲签收；2017年全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146元，暂停发放。何某死亡时，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存款情况如下：（1）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9的存款余额为2741.97元，该账户于2016年7月7日由黎某4销户提取2745.85元。（2）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85为定期账户，在2016年7月7日由黎某4提取了合计40161.17元。（3）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0的存款余额为6764.22元，该账户于2016年7月4日由黎某4取现6756元，于2016年9月8日代付转入900元。（4）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4×××00的存款余款为1297.1元，该账户于2016年7月7日由黎某4取现1290元，于2016年7月22日发放补助款100元。（5）中国建设银行账户33×××24的存款余额为9556.04元，该账户分别于2016年7月8日、8月9日、8月25日从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转入939.37元、939.37元、35243.26元，截至2018年3月21日存款余额为46907.08元。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民委员会于2010年9月29日补发了黎某5的股份分配款、征地款利息等合共15675元，由黎某2和黎某4代为领取。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称该款项中的1万元存入何某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85，由何某代为保管，黎某4于2016年7月7日从何某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9和账户01×××85提取了合计42907.02元，存入自己的账户，其中的1万元于2016年7月25日取出存入黎某5的账户，归还给黎某5，2016年8月10日取出8000元为取何某的骨灰备用，2016年8月11日将用剩的6929元存回银行，2017年4月1日取出1万元用于支付修建父母坟墓的费用，现账户余额22040.55元属于何某的遗产。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提供了发票、收据等若干，主张为办理何某的丧葬事宜支付了各项费用，其中有单据的合计36219.35元，收取亲友的帛金及从何某存款中支取的款项均用于办理何某的丧葬事宜。黎某9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4于2007年1月27日以工资形式转入30380元，该款项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第三村民小组以户为单位发放的征地地款，当时黎某9户下有黎某9、何某、黎某1、黎某5四人，每人分得7595元。上述款项分别于2007年1月29日、1月30日转账支出9500元、20800元，现账户余额为0。2008年7月22日，黎某4以“黎淑娟”名义签收领取了黎某9的丧葬费、抚恤金等退休死亡待遇合计22046.01元。黎某5自2003年1月7日起至今，因“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一直在广州市番禺区第三人民医院（原为广州市番禺区岐山医院）住院治疗。黎某52014年2月、3月、4月、5月的病程记录显示，黎某5在2014年上述期间××性症状稳定，否认有复饮酒念头，否认幻觉、妄想、无冲动、紊乱行为。主治医师查房后结合临床表现对患者进行风险评估：1.严重度：目前处于疾病维持治疗期，幻觉、妄想等××性症状消失，自知力未恢复。2.风险：患者入院后能对平时的治疗护理工作大致配合，冲动伤人、自伤自杀的风险性相对较小。患者为长期住院病人，目前患者病情大致平稳，现继续加强精神康复治疗。黎某5为精神残疾三级的残疾人，2015年6月9日的残疾人证上记载的监护人为黎某2。2014年3月24日，黎某5在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记载：“我（黎某5）的父亲黎某9于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死亡。黎某9死后遗有下列遗产：坐落在原××县××东村××大街××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粤房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番府集建总字第11-××号、字（1988）第11-××号]。我是上述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现我自愿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利。今后上述遗产与我无关。”声明人处盖有黎某5的私章。一审法院调取的黎某5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时提供的材料中没有黎某5的病历资料及残疾人证。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主张黎某5在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公证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无效。诉讼过程中，黎某2申请对黎某5在2014年3月24日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先后委托广州市××医院司法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广东精卫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三家鉴定机构均不予受理。何某于2014年3月11日订立（2014）粤广番禺第7070号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何某）与黎某10是夫妻关系。坐落在原××县××东村××大街××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粤房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番府集建总字第11-××号、字（1988）第11-××号]虽以黎某10的名义登记产权，但依法应为我（何某）与黎某10的夫妻共有财产，每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黎某10已于二○○八年死亡，为妥善处理我的财产，现我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地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指定由女儿黎某1继承。本遗嘱是公证员根据我本人的意愿作成书面文字并由我盖印鉴确认。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持有一份，另一份保存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立遗嘱人：何某，二○一四年三月十一日。”2014年5月23日，黎某1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内容为：“申请人黎某1因继承被继承人黎某9的遗产，于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向我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经查，申请人黎某1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我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及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现证明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黎某9于二OO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死亡。二、坐落在原××县××东村××大街××的房屋一间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番府集建总字第11-××号、字（1988）第11-××号]虽以被继承人黎某9的名义登记，但该财产是被继承人黎某9与其配偶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依法属于被继承人黎某9和其配偶何某的夫妻共有财产。三、据申请人称，被继承人黎某9生前无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四、被继承人黎某9的父母均已先于其死亡；被继承人黎某9的配偶是何某；被继承人黎某9的子女有黎某1、黎某3、黎某5、黎某6、黎华森、黎某2、黎某4等七人；其中，黎华森已于一九八八年死亡，黎华森的子女有黎某7和黎某8共二人。五、现黎某1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黎某9的上述遗产，何某、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7和黎某8均表示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黎某9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规定，上述夫妻共有财产的二分之一为被继承人黎某9的配偶何某所有，另二分之一为被继承人黎某9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规定，被继承人黎某9的上述遗产应由黎某1一人继承。继承后，黎某1占有上述房产的二分之一份额，何某占有上述房产的二分之一份额。”2015年2月6日，何某作出声明：“我（何某）于二○一四年三月十一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编号（2014）粤广番禺第7070号的公证遗嘱一份，现我声明撤销上述公证遗嘱且暂不另立遗嘱，并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于2015年2月9日办理了该声明书的公证，何某在办理公证时陈述因黎某1对其不好、没照顾其、其生病住院时很少看望其，很少给其生活费用，故决定撤销上述遗嘱。2015年3月17日，何某订立（2015）粤广番禺第9803号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我（何某）与黎某10是夫妻关系。坐落在番禺区××东村××大街××横××的房屋一间及其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2203837号，土地证号：11-××号]虽以黎某10的名义登记产权，但依法应为我（何某）与黎某10的夫妻共有财产，每人各占二分之一份额。黎某10已于2008年死亡，为妥善处理我的财产，现我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地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指定由儿子黎某2继承。本遗嘱是公证员根据我本人意愿作成文字，经我确认无误，由我在上面盖印鉴。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持有一份，另一份保存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立遗嘱人：何某。”2014年12月10日19时许，黎某2与黎某1在涉案房屋因该房屋房产证问题发生争执，黎某2殴打了黎某1，黎某6在劝架过程中被黎某2打伤前额，经法医鉴定，黎某6轻微伤，黎某1无明显受伤。双方于2014年12月11日经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沙湾派出所调解达成治安调解协议：1.黎某2、黎某1和黎某6三方不再追究对方的任何法律责任；2.三方互相谅解，不得再因此事发生任何纠葛。2015年1月6日，黎某1到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沙湾派出所报警称被黎某2恐吓。2016年8月10日，黎某2、黎某1因户籍和母亲何某的后事问题发生纠纷，经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1.黎某1与其母亲（已故）、胞兄黎某5原本是同一个户口的，现因原户主何某已于2016年6月30日去世，而黎某5又患有××，双方同意将户主变更为黎某1。2.黎某1协助黎某2将母亲何某的骨灰取回并暂时存放在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3号的祖屋。3.黎某1在沙湾派出所户籍科应承黎某2将其母亲何某的骨灰送回祖屋时一定会让其进入屋内，会在家等候。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黎某1向东村调解委员会交付了上述祖屋的钥匙用于存放其母亲的骨灰，但因该钥匙不能打开上述祖屋的房门。且黎某1在黎某2将其母亲何某的骨灰送回祖屋的过程中，没有通知东村调解委员会和黎某2的情况下故意外出，造成黎某2未能将其母亲的骨灰存放进上述祖屋，只能把何某的骨灰放置在门口。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黎某9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属于黎某9与何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由黎某9和何某各占二分之一份额。黎某9去世后，其占有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属于其遗产，黎某9生前没有订立遗嘱，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何某、黎华森、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各继承八分之一，黎华森先于黎某9死亡，应由其子女即黎某7和黎某8继承其应继承的份额。何某、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7、黎某8均声明放弃继承黎某9的上述遗产，其中何某、黎某3、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7、黎某8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黎某5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是否有效。黎某5在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时，已经在原广州市番禺区岐山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且一直未能出院，从其办理公证前后的病程记录显示，其当时仍处于疾病维持治疗期，自知力未恢复，需继续加强精神康复治疗。在办理公证时，其需家属陪同，其及其家属均未向公证机关提供其住院病历及残疾人证，导致公证机关未能全面评估其民事行为能力，而为其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书。虽现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黎某5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但从其一直住院接受××治疗，尚未治愈，其作出声明时自知力未恢复的情况综合判断，法院认为其应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其监护人黎某2对其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不予同意、追认，故其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黎某5仍有权继承黎某9的上述遗产。因何某、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7、黎某8放弃继承黎某9的上述遗产，放弃继承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故黎某9的上述遗产应由黎某1和黎某5各继承二分之一，继承后，黎某1享有该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四分之一产权份额，黎某5享有该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四分之一产权份额，何某享有该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何某去世后，其享有的广州市番禺区（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属于其遗产。何某在2014年3月11日订立了公证遗嘱，后于2015年2月6日声明撤销该公证遗嘱，并于2015年3月17日另行订立了公证遗嘱，应以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黎某1认为何某于2015年2月6日所作的声明和于2015年3月17日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作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黎某1认为何某办理2015年3月17日公证遗嘱时未能提供户口簿及房产证，不符合办理公证的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何某的户口簿和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一直由黎某1保管，从黎某1与黎某2发生的纠纷可见，何某订立2015年3月17日遗嘱时未能提供上述证件原件是由于黎某1不肯提供所致，责任在于黎某1。何某于2014年3月11日办理公证遗嘱时已提供过上述证件的原件，何某于2015年3月17日在同一公证处就相同的财产另行订立公证遗嘱，其身份情况及所涉财产情况均是真实的，该遗嘱也是何某的真实意愿反映，是合法有效的，对黎某1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何某已通过公证遗嘱指定由黎某2继承广州市番禺区（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属于其所有的份额，故该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由黎某2继承，继承后由黎某2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黎某9和何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取得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的12股股权，两人的股权及相应的收益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为便于计算，一审法院认定黎某9和何某各自名下的股权及相应的收益归各自所有，黎某9、何某死亡后，各自名下的股权及相应的收益属于其遗产。黎某9和何某就其股权及相应的收益均没有订立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黎某9去世后，其截至2015年下半年的股份分配款已转入何某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0账户，对该部分股份分配款，因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作为子女对何某均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且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黎某7、黎某8多年来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由何某支配使用，故一审法院对具体分配款金额不作分割处理，仅对何某上述账户余额进行分割。黎某9和何某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股份分配款每人2900元现存于村委，由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黎某9和何某在村集体分配的租田款，由何某、其子女等签收，符合家庭成员之间代理家庭事务的社会生活法则，租田款的金额并不大，黎某2主张签收后交由何某支配使用符合常理，同前所述，对于已使用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作分割。2017年全年黎某9和何某各分得的146元租田款现暂存于村委，由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何某死亡时及死亡后转入的银行存款余额合计98871.54元（2741.97元+40161.17元+6764.22元+900元+1297.1元+100元+46907.08元）属于何某的遗产，由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即14124.5元，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即7062.25元。因何某名下的大部分银行账户由黎某4保管，且由黎某4提取了相关款项，故何某名下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9、01×××85、01×××10、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4×××00、中国建设银行账户33×××24的存款判归黎某4所有，由黎某4分别向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1支付补偿款14124.5元，分别向黎某7、黎某8支付补偿款7062.25元。黎某2主张何某的存款中有1万元属于黎某5所有，应先予扣除。一审法院认为黎某5本人有银行账户，并不需要把款项存入何某账户，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主张黎某4取出何某的存款用于办理何某的丧葬事宜，不应作为何某的遗产进行分割，黎某1主张继承何某死亡后收取的亲友的帛金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为父母办理丧葬事宜是子女尽孝道的一种方式，费用不应从父母的财产中支出，从亲友处收取的帛金也应用于办理丧葬事宜，故对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和黎某1的上述主张均不予支持。黎某9的丧葬费、抚恤金等退休死亡待遇合计22046.01元，是在黎某9死亡后发放给其家属的，不属于黎某9的遗产。但为避免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一并处理，参照继承份额予以分割。黎某9去世后，黎某4领取了上述款项，应分别向何某、黎某3、黎某5、黎某6、黎某2、黎某4、黎某1返还2755.75元（22046.01元÷8），分别向黎某7、黎某8返还1377.88元（2755.75元÷2）。黎某9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4于2007年1月27日以工资形式转入的30380元，其中的7595元属于黎某1所有，黎某9生前已处分上述款项，其中属于黎某1的款项是否已分配给黎某1在本案中无法查清，且本案审理的是继承法律关系，该款项不属于黎某9的遗产，不应在本案处理，故对黎某1要求从黎某9遗产中扣除该款项给其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黎某1与黎某2在处理家庭事务时发生了多次争执，双方均有过错，黎某2虽存在过激行为，但并不符合法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一审法院对黎某1要求确认黎某2丧失继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黎某5享受相应的残疾人待遇及村民待遇，有一定的生活来源，黎某2请求黎某5继承何某的全部银行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黎某5于2014年3月24日作出的放弃对被继承人黎某9占有坐落在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份额的继承权的声明无效；二、被继承人黎某9（又名黎某10）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原番禺县）沙湾镇×××3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2203837，土地证号：11-××2）由黎某2继承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黎某5继承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由黎某1继承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继承后，由黎某2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由黎某5享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由黎某1享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三、被继承人黎某9持有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的12股股权及相应的收益由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4、黎某6、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黎某9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股份分配款2900元及2017年全年的租田款146元，由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4、黎某6、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四、被继承人何某持有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湾东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的12股股权及相应的收益由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4、黎某6、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何某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股份分配款2900元及2017年全年的租田款146元，由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4、黎某6、黎某1各继承七分之一，由黎某7、黎某8各继承十四分之一；五、被继承人何某名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1×××19、01×××85、01×××10、中国农业银行账户44×××00、中国建设银行账户33×××24的存款归黎某4所有，黎某4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分别向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6、黎某1支付补偿款14124.5元，分别向黎某7、黎某8支付补偿款7062.25元；六、黎某4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分别向黎某3、黎某5、黎某2、黎某6、黎某1返还黎某9的退休死亡待遇2755.75元，分别向黎某7、黎某8返还黎某9的退休死亡待遇1377.88元；六、驳回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黎某1、黎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黎某2、黎某5、黎某3、黎某4负担1170元，由黎某1、黎某6负担1170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黎某1提交了证据1.“自知力”百度百科截图，拟证明自知力只是患者对于自己是否患病、需要治疗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的一种主观认知，而并非对于其自身所作出行为的辨知能力的判定；2.“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百度百科截图，拟证明该病情的发病群体为嗜酒者，就诊科室为心理医学科（而非××科），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是因大量饮酒或长期饮酒导致，发病时的病症为产生幻觉、妄想等。对此，黎某5、黎某2、黎某3、黎某4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各方争议的焦点是黎某5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的效力问题。本院评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是公民申请认定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序性规定。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当事人不主动申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时，法律并无禁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的审理需要主动审查诉讼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经查，一审认定黎某5在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时，一直在广州市番禺区岐山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其病程记录显示其在办理公证时仍处于疾病维持治疗期，自知力未恢复，需继续加强精神康复治疗。加上在办理公证时，其家属未向公证机关提供其住院病历及残疾人证。一审根据查明的以上事实和法律规定综合判断认为黎某5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黎某5的监护人黎某2在一、二审阶段均明确表示对其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不予同意和追认，由此，黎某5作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因该声明无效，按照法律规定，黎某5有权继承黎某9的遗产。上诉人黎某1认为黎某5有民事行为能力，一审程序违法等上诉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