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84民初4439号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住所地:永康市。 负责人：吴鑫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丁阆，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笑微,女，196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被告：朱金洪，男，196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被告：朱笑容，女，197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被告：钱赵江，男，196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永康市。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市 法定代表人：柴文胜。 被告：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法定代表人：柴文胜。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英，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震江，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请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裁定驳回被告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分别于2019年10月21日、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周丁阆和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英和吕震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对融资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5.1%计算至2016年6月14日止，罚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15日起按照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即年利率7.6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按照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即年利率7.65%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与原告签订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于2015年6月18日与原告签订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融资协议，向原告融资人民币2000万元，融资期限为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6月14日，融资利率为年利率5.1%，利息结算方式为利随本清，合同逾期罚息利率按照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执行，融资行对客户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包括这次利息、逾期罚息、挪用罚息）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协议约定的罚息利率按实际逾期天数计收复利。2015年3月16日，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 2015年6月17日，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分别与原告签订编号为ZB1422201500000059、ZB1422201500000059-1、ZB1422201500000059-2、ZB1422201500000060、ZB142220150000006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在最高额为2000万元范围内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与原告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6年6月1日，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贷款人为实现债权的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差旅费以及各种其他应付费用均由借款人承担、保证及抵押范围及于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合同到期后，各被告均未还款付息。 庭审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对融资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5.1%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按照计收罚息日适用的贷款利率加收50%即年利率7.65%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变更事实与理由中“2015年3月16日，原告向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为“2015年6月19日，原告向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当庭变更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即将“2015年3月16日，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变更为“2015年6月19日，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涉及主债权问题，恳请法院重新给予答辩人答辩期和举证期。起诉状所称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融资时间2015年3月16日早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答辩人显然无需因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当庭变更其依据的主债权，即在2019年10月21日方就该主债权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答辩人即便本应承担保证责任，也因此而免除。二、本案所涉主债权基于保理合同法律关系产生，而非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不妥。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营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与金融借款合同有着显著区别。而且，保理属于银行表外业务，金融贷款属于银行表内业务，两者对融资人的要求完全不同。就保证人而言，因此对主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和自身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会产生不同的预期。三、案涉保理为回购型保理，即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买方处收回时，银行可以向卖方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卖方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故应追加卖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和买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以查明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确认主债权的金额。四、保理业务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权属确定、转让明责”的原则严格审核并确认债权的真实性，确保应收账款初始权属清晰确定、历次转让凭证完整、权责无争议；商业银行不得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未来应收账款、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根据原告提交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第三条之约定，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让的应收账款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5日之内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发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即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可能存在就未来应收账款进行保理业务的情形。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之后补充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是基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于2015年5月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KCZ20150505《购销合同》项下于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6月11日形成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货款债权（应收账款）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进行保理业务，但原告提交的关于应收账款的证据显而易见是伪造的，即使形式上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已经向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交付货物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通知送达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即原告所称的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并不存在，也不成立（卖方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未履行完毕），更未合法转让（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在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未发现其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说明案涉账款不存在。综上，答辩人有理由认为，原告基于显然是伪造的应收账款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不核查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有效转让，实质上是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的保理业务进行融资。因此，保理合同应被认定无效。主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亦无效，且答辩人作为保证人无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答辩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虚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业务，骗取答辩人提供保证，不论法院是否认定主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答辩人亦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六、原告曾在2017年4月提起诉讼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不构成在保证期间内要求答辩人就本案诉争主债权承担保证责任。（1）原告未就该案缴纳诉讼费，答辩人亦未收到起诉状副本，即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未送达答辩人，不构成在保证期间内向答辩人主张权利。（2）同时，原告在该案中主张的主债权亦是2015年3月16日发生的2000万元贷款，并非就2015年6月19日的2000万元保理融资款主张权利。七、原告就其主张的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即便原告能够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主债权的发生，从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供的材料看，在2016年6月14日发生了垫款，故即便主债权存在，也已因清偿而消灭，没有再适用保证责任的可能性。八、如果最终法院认定答辩人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则原告的债权应在法院受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申请之日停止计息，且应扣除原告在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 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作答辩。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出示并陈述下列证据材料： 1、保理融资协议、保理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并对借款利息、罚息、复息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未来应收账款是指卖方义务未履行完毕的预期应收账款，不是真正的应收账款，不能作为保理业务的对象，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以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业务，违反了《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保理合同不具有合法性，应认定无效，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就此形成的债权不合法，被告无效承担保证责任。 2、最高额保证合同三份，用以证明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主张的主债权即便存在，也不具有合法性，不属于被告的担保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3、（2016）浙0784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2016）浙0784民破2-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永康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的事实。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原告主张的2016年6月1日之后的利息和所有的罚息、复利均无依据。 4、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保理额度及交易条件通知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保理融资业务类型为后回购循环后收息，应收账款管理费率为0.003，利息为后收，费用为融资时收。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15年6月19日进入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尾数1391账户的19×××44.32系“买方还款”，不能证明系原告发放的融资款。对《保理额度及交易条件通知书》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没有证明其受让的应收账款的情况，无法计算出75255.68元的应收账款管理费。即便存在该应收账款管理费，原告预扣该费用，也应按其实际发放金额确定主债权本金金额。 5、（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27日向永康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因未缴纳诉讼费用，永康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裁定按撤诉处理。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因未缴纳诉讼费而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且该案的起诉状副本未送达被告，不构成一次有效的权利主张，不能证明原告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通过查档发现，原告在该案中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所涉的主债权为2015年3月16日发放的2000万元贷款，并非目前主张的发生于2015年6月19日的2000万元主债权，故不构成对案涉主债权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就本案讼争债权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为本案第一次庭审即2019年10月21日。 6、应收账款转让/质押业务融资凭证暨回单、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各一份，用以证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向原告的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原告在扣除应收账款管理费75255.68元，入帐金额为19×××44.32元。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的凭证，仅是打印件，《应收账款转让/质押业务融资凭证暨回单》甚至没有原告工作人员的签章，流水明细又与我方提供的证据1对账单有差别，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1显示，原告主张的其发放融资款19×××44.32元系“买方还款”，不是原告发放的融资款。 7、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应收转让转让通知书A、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各一份，用以证明约定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为其在2014年9月23日至2017年9月23日止的期间内与原告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39.38万元最高额抵押的事实。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申请书、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A的形式真实性无法判断，且涉及虚构应收账款取得保理融资和开具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不仅影响本案的处理，而且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应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核实。同时，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A缺乏向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送达该通知书的相关证据，结合后续分析的应收账款系伪造、事实上并不存在该应收账款的情况，有理由确信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或者原告根本未向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通知债权转让事宜，故不能产生应收账款转让的法律效力。二、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虽盖有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印章，但实质系复印件，对形式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从购销合同、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的内容看，系明显虚假的材料，而且无法证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应收账款成立。1、购销合同的条款极其简单，就2500余万元的交易，仅涉及“32炒锅”这一型号的锅，且就结算方式直接约定“赊购期限一年”，甚至没有定金或者首付款，超越常理。且合同签订于2015年5月5日，在2015年5月12日至6月11日一个月内完成了716720只“32炒锅”的生产和交货，意味着平均每天需要生产和运输23890只炒锅，明显超越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2、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信息明显与实际不符，而且伪造地非常粗糙，可以被轻易识别。另外，原告甚至在2015年6月18日受让应收账款时，核对到了已经在2015年5月12日至6月1日交付给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3、入库单仅有朱笑容的签字，没有收货人的任何签收信息，又缺乏相应的货运凭证，根本无法显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已将货物交付给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所谓的应收账款不可能成立。 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出示并陈述下列证据材料： A、银行账户对账单一份，用以证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尾数1391账户于2015年6月19日收入的19×××44.32元系“买方还款”，不能证明系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的融资款的事实。 B、2016年6月14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一份，用以证明即便原告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曾经存在债权，也在2016年6月14日发生垫款而受偿的事实。 C、（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和证据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该案中要求被告就2015年3月16日发生的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与目前其在本案中主张的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不同，不能证明原告在（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中就2015年6月19日发生的主债权要求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 D、（2016）浙0784民破2-4号民事裁定书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各一份，用以证明（1）重整计划显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合计金额为654.51万元，故不可能存在超过2000万元的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应收账款；（2）原告根据重整计划存在可以受偿部分，该部分不能重复向被告主张的事实；（3）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程序于2017年5月4日终止。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的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A，尾数1391账户于2015年6月19日备注“买方还款“的流水，实为原告按照融资协议发放的贷款，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扣除保理融资的管理费用75255.68元，发放了19×××44.32元贷款。证据B，被告以该传票为证据，主张即使原告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曾经存在债权，也在2016年6月14日发生垫款而受偿，是对该款的误解。2016年6月14日，借款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违约未偿还债务，根据保理融资协议相关约定，原告的系统自动进行了借款本息的垫款，款项来源为原告而不是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或者被告，并非是被告主张的因垫款而受偿。证据C，该描述系笔误，原告已经在庭审中进行变更，所有依据都是根据保理协议等进行主张，指向本案的贷款。证据D，被告方的证明目的是没有依据的。 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未到庭质证，亦未提交证据。 本院根据被告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原告提供的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开具给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进行调查核实，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反馈如下：“经查询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2015年5月-6月期间，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330784255076621）在该系统并无发票代码为3300141140，发票号码为16474362-16474367、16474395-16474399、16474428-16474433、16474455-16474463、16474492-16474497、16482306-16482313、16482334-16482340、16482365-16482373的开票信息”。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6，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针对被告就主债权的发生及归还情况提出的抗辩，在本院受理的（2016）浙0784民破2号案件，原告就本案融资款进行申报债权，且经破产管理人核实确认，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该部分抗辩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同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的应收账款提出异议，在本院向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调查核实后，发现并无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信息，故本院对证据不予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A、B，原告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结合（2016）浙0784民破2号案件中债权确认情况，本案主债权尚未清偿，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C，本院调取了原告在（2017）浙0784民初375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副本，证据副本同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1、2一致，结合原告在两个案件的起诉状中表述“2015年3月16日，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及其他表述内容，认定“2015年3月16日”系文字错误，原告诉请的款项为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项下的债权，故本院对证据C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D，结合上述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仅对应收账款部分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6月17日，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及《保理额度及交易条件通知书》，约定业务类型为回购循环后收息，保理额度为2000万元，费用收取方式为融资时收，利率为固定利率。 2015年6月17日，原告分别与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自愿作为保证人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与原告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止的期间内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万元为限，保证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暴扣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2015年6月18日，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签订《保理融资协议》，约定：本协议作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和原告之间所签署的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的附属融资文件签署，本协议生效后，其所有条款均并入保理协议，并作为其组成部分；保理融资条件：买方名称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融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融资到期日2016年6月14日，融资利率为年利率5.1%，结息方式利随本清，担保人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此外，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提供其和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之间发生的《购销合同》、入库单、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5年6月18日，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约定：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6月17日签订了编号为14222015280324的《保理协议书》，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同意将其在上述协议下所约定的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5日至2016年5月5日之内发生的对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发生的全部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双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6月19日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融资款2000万元，并从中扣收75255.68元作为应收账款管理费。 2016年5月24日，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破产重整。本院于2016年6月1日裁定受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2016年8月10日，本院裁定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合并重整。2017年5月4日，本院裁定批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终止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7年4月27日，原告就本案债权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诉讼费用，也未提出免交、缓交申请。2017年5月12日，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 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6月期间开具给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并提供给原告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询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无开票信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原告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保理合同关系还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的效力；二、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商业保理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应以债权的转让为前提，且该债权应当是合法有效、客观存在的债权。保理法律关系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三方主体，涵盖基础合同关系、保理合同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基础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关系到保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开具给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并提交给原告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系统中查询无开票信息，无法认定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畜产进出口集团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保理协议》及附属文件，不符合商业保理法律关系。根据《保理协议》及附属文件的内容，原告向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发放融资款，融资到期后，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无条件承担到期还款义务，原告不承担买方的任何信用风险，故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且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情形，故合同效力应认定为有效。由于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原告无权收取管理费，故债权金额为实际交付金额即19×××44.32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告和各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之规定，各被告作为保证人担保的主合同是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与原告自2015年6月17日至2017年6月17日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各方意思表示明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法有效。被告抗辩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被告提供担保，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原告和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保理法律关系未成立，但是被告是对各类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故被告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于2017年4月27日对各被告提起的诉讼，该行为表明原告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各被告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应免除。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起诉要求计算复利的诉请，因双方约定结算方式为利随本清，故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的付息日为款项到期日即2016年6月14日，在本院受理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时，付息期限未届满，故原告要求计收复利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对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尚欠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借款本金19×××44.32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19日起按年利率5.1%计算至2016年6月1日止）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在最高余额2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等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46730元，由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负担30元，由被告朱笑微、朱金洪、朱笑容、钱赵江、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康工贸有限公司负担146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高建 人民陪审员  方 鸣 人民陪审员  程 嫔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刘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