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惠利，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逸恩，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贤，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培荣，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彬，广东五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柳惠利因与被上诉人冯培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05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柳惠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逸恩，被上诉人冯培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汉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柳惠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柳惠利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冯培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项目终止后，柳惠利、冯培荣和案外人文石平并未按原合作模式转为合作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项目，冯培荣关于柳惠利支付的15万元是开展合伙事务费用的主张没有前提基础。冯培荣虽在微信中表示，“因中金天公司没有资金投入煤炭项目，所以3个月来业务一直没有做成，合作已经终止。现将煤炭业务转到一个有资金的公司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业务。我们原来的合作模式继续进行不变”，但这仅是冯培荣单方意思表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文石平对此表示同意。因此，冯培荣主张的“你们付出钱，我付出了努力和体力”的原三方合作协议的事务分工和执行模式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柳惠利向冯培荣支付的15万元是保证金，而非开展合伙业务的费用；款项是要支付给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而非用于冯培荣个人，即柳惠利与冯培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1.涉案15万元是柳惠利一人单独所出，冯培荣并没有出资。若为合伙关系，柳惠利与冯培荣不可能连最基本的出资或合伙方式、利润分配等关键内容都没有约定。因此，柳惠利与冯培荣并没有就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项目达成任何书面合伙协议，涉案15万元不可能是用于开展合伙业务的费用。2.冯培荣2018年8月30日微信载明，“你决定了就马上打电话给章志鹏，让他把剩下的钱退回来。要马上交保证金给燎原公司了”，同日，柳惠利将15万元转账至冯培荣的账户。可见，该转账款项是柳惠利委托冯培荣向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应当专款专用，冯培荣无权挪作他用。冯培荣至今没有向秦皇岛市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缴纳保证金，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用于其所辩称的合伙事务中。（三）冯培荣作为受托人负有忠诚义务，依法应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柳惠利。冯培荣收取柳惠利的保证金15万元后，未按约定交付给秦皇岛市燎原燃料有限公司，这一行为本身是有违受托人的忠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冯培荣应将保证金全部退还。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冯培荣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依法驳回柳惠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根本不存在委托关系。冯培荣、柳惠利以及文石平之间形成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而非委托关系。对该明确的事实，不但在冯培荣向法庭提交的有关直接证据里得到完全的证实，柳惠利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反映出来。（二）柳惠利并没有向法庭提交全部证据材料，而只是断章取义提交了一小部分，该部分材料并不能充足证明柳惠利的上诉请求。（三）冯培荣依法向法庭提交了柳惠利故意隐瞒的有关证据材料，申请文石平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申请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冯培荣提交的证据已能清晰还原本案真实事实。（四）冯培荣和柳惠利本不相熟，柳惠利得知冯培荣从事煤炭经营有利可获的情况后，同文石平一起与冯培荣进行合作。在此过程中，三方的合作形式是十分明确的，即冯培荣负责对外联系开展业务，柳惠利负责投入资金。对该合作形式，柳惠利和文石平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冯培荣对合作资金的使用都得到了柳惠利的认可，彼此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十分清楚且没有任何异议。现柳惠利为了一己私利，捏造事实而编出所谓的委托关系的说法，应该遭到驳斥。柳惠利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决冯培荣向柳惠利返还按其要求委托其交付但未交付的“保证金”人民币150000元；2.判决冯培荣向柳惠利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8月31日起以人民币15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6%的标准向柳惠利支付资金占用费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8250元）；3.本案受理费由冯培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30日，柳惠利、冯培荣和案外人文石平三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以冯培荣的名义承包经营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开展煤炭业务和其他贸易，三人同意认可并准守冯培荣与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以冯培荣为首共同组建管理、运营团队，共同参与市场运营部所有业务，共享利润分配权利；柳惠利和文石平共同出资50万元-100万元，并以冯培荣的名义将资金交纳给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账户，由中金天公司代管，作为差旅费、业务接待等费用的备用金。合作事务分工：冯培荣负责全面管理、审核、运营各项业务；柳惠利和文石平则服从冯培荣统一安排，同时享有本部运营参与及利润知情权；纯利润先按10%提成作为本部员工奖励金，然后转化成100%后，冯培荣占40%、柳惠利占40%，文石平占20%。2018年8月30日冯培荣通过微信告知柳惠利，与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终止，并同时告知将煤炭业务转到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业务。同日，柳惠利向冯培荣转账汇款15万元。对于这15万元的性质，柳惠利主张是冯培荣告知其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与山西慧德宏钢铁有限公司签了一份《煤炭购销合同》，而冯培荣能促成柳惠利与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合作，但需要柳惠利先向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支付15万元保证金，于是柳惠利遂将15万元保证金转给冯培荣，委托冯培荣支付给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但冯培荣并未将钱转给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也未促成柳惠利与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合作。冯培荣不同意柳惠利的说法，其主张15万元是其和柳惠利、文石平三人合伙欲与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合作的前期业务开展费用。冯培荣称，因与中金天公共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终止，其便找到同样从事煤炭销售业务的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想与该公司合作，由柳惠利、文石平和其本人三人合伙一起承包该公司的一个部门，但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要求，若要签订合作协议承包其司一个部门，冯培荣们必须先拉到一单上游的煤炭货源或下游的煤炭买主，所以，柳惠利支付的15万元是用于冯培荣开展前期煤炭业务，寻找煤炭卖主和买主的各种费用，包括差旅费、接待费等等，但至今柳惠利支付的15万元业务开展费全部用完，也没能拉到一单业务，所以与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的合作最终也未谈成。因此，15万元是用于开展合伙事务的费用。为证实各自主张，柳惠利和冯培荣均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对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双方均予以认可。其中，部分聊天记录内容如下：2018年8月30日的聊天记录：冯培荣：柳总：因中金天公司没有资金投入煤炭项目，所以3个月来业务一直没有做成，合作已经终止。现将煤炭业务转到一个有资金的公司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业务。我们原来合作模式继续进行不变。柳惠利：跟新公司的合作模式大概说明一下，具体合作协议还是你代表签订。冯培荣：与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承包一个部门从事煤炭业务，每个业务利润在扣除资金成本1%，工资，差旅费用，税金后提成30%，我是部门的责任人，负责同公司签订有关合同并承担所有责任的。柳惠利：转过去了15万，查一下。冯培荣：收到了……2018年9月10日：柳惠利：业务有进展没。冯培荣：你不要太急。我们已经在努力推进。……2018年12月5日：柳惠利：之前转你15万用完了？冯培荣：实际是13万多，已经3个多月了，用完了，等项目开展后报销。……柳惠利：十五万多用了多久冯培荣：13万多，用了3个多月。……冯培荣：做什么生意都肯定有风险，你们付出了钱，我付出了努力和体力。如果相信就按大家的约定走下去，如不，我不想勉强。因为公司是要求业务开展了再签…………柳惠利：昨天和文商量了一下，先把前面做个了结，后面怎么搞要有协议，不能没说法。冯培荣：可以，但现在需费用才能继续往下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最关键的问题是柳惠利所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存在，其交付给冯培荣的150000元是否是委托冯培荣转付给秦皇岛市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的保证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柳惠利应对其与冯培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柳惠利仅提交付款凭证和微信内容予以证明，但付款凭证仅能证明其支付款项的事实。而从柳惠利、冯培荣双方的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完全无法看出双方之间系委托付款合同关系。双方在2018年8月30日的聊天记录中冯培荣告知柳惠利“因中金天公司没有资金投入煤炭项目，所以3个月来业务一直没有做成，合作已经终止。现将煤炭业务转到一个有资金的公司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业务。我们原来合作模式继续进行不变”。而柳惠利也回复说“跟新公司的合作模式大概说明一下，具体合作协议还是你代表签订”。2018年12月5日聊天中，柳惠利问冯培荣：“之前转你15万用完了？”冯培荣回复：“实际是13万多，已经3个多月了，用完了，等项目开展后报销。”由上述聊天记录可见，双方并非柳惠利所述委托付款合同关系。柳惠利以双方存在委托付款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冯培荣返还受委托转付而未付的150000元保证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柳惠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66元，由柳惠利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冯培荣曾发微信给柳惠利，称“你决定了就马上打电话给章志鹏，让它把剩下的钱退回来。要马上交保证金给燎原公司了”。冯培荣解释称：“保证金的意思是我和秦皇岛市燎原染料有限公司的法人颜淮准备在秦皇岛市燎原染料有限公司成立煤炭事业部，条件是我们要帮秦皇岛市燎原染料有限公司拉到上游的卖家之间的生意与下游的买家之间的生意，秦皇岛市燎原染料有限公司才会答应与我们合作，让我们承包他们的一个部门，这时才有所谓交付保证金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柳惠利和冯培荣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对此，本院作如下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本条规定，委托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一方当事人委托另一方当事人处理事务，另一方当事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一种合同。在委托合同关系之中，委托他人为自己处理事务的人称为委托人，接受委托的委托处理事务的人称为受托人。本案中，柳惠利主张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是，冯培荣在收取涉案15万元之前，曾发微信给柳惠利，表示“你决定了就马上打电话给章志鹏，让它把剩下的钱退回来。要马上交保证金给燎原公司了”，柳惠利据此认为涉案15万元是柳惠利委托冯培荣转给合作公司的保证金。但审查双方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应结合上下文进行理解。首先，冯培荣在2018年8月30日发微信给柳惠利，称“因中金天公司没有资金投入煤炭项目，所以3个月来业务一直没有做成，合作已经终止。现将煤炭业务转到一个有资金的公司秦皇岛燎原燃料有限公司继续开展业务。我们原来合作模式继续进行不变”。而柳惠利也回复说“跟新公司的合作模式大概说明一下，具体合作协议还是你代表签订”。上述对话表明，柳惠利同意按照原有模式继续与冯培荣开展煤炭项目合作，并由冯培荣作为代表对外签订相关协议。之后，在2018年12月5日，柳惠利通过微信询问涉案15万元是否已经用完，冯培荣则回复称已经用完，做生意存在风险，如果各方继续合作，还需投入资金。该对话表明，柳惠利明知涉案15万元是用于业务开展，而非作为具有担保性质的“保证金”，否则柳惠利不会问冯培荣该笔款项是否用完以及用了多久。而柳惠利在当天的微信聊天中表示，“昨天和文商量了一下，先把前面做个了结，后面怎么搞要有协议，不能没说法”，这进一步证明了各方确实存在合作关系。因此，涉案15万元应是柳惠利基于与冯培荣的合作关系而支付的出资款，现有证据不能充足证明柳惠利与冯培荣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柳惠利基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要求冯培荣返还涉案15万元缺乏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柳惠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6元，由上诉人柳惠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敏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