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终20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芦良今，男，196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诉人芦良今因答复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行初98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芦良今为卢秀及之子。卢秀及系军队退休干部，于2017年1月30日因病去世。2017年4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简称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国家机关工作人病故证明书》。2019年2月24日，芦良今向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申请书，申请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更换为《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2019年3月21日，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关于芦良今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答复意见》），主要内容为：“按照相关工作流程，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退休干部病故后，由所在军休所将其病故相关材料上报军休办，军休办审核后，发给其遗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后称证明书）。遗属持证明书及其他相关材料方可到户口所在地的优抚科领取一次性抚恤金。无法按您的要求更换证明书，一是根据有关文件规定，《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为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离休干部办理，卢秀及为移交地方安置的军队退休干部；二是证明书只作为遗属领取一次性抚恤金的凭证，不影响卢秀及享受军队退休干部待遇。”芦良今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确认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19年3月21日作出的《答复意见》违法，并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制定的《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工作细则）中第27条第（2）、（3）项进行审查。2019年11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军休干部服务管理由政府领导、民政部门主管、服务管理机构负责实施。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离退休军人服务管理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的离退休军人服务工作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民安（86）16号民政部安置局、全军离退休办公室、总后勤部财政部《关于贯彻民政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中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16号文）第十三条规定，根据国发〔1984〕171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民政部、总政治部关于做好移交地方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管理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以下简称171号文）的精神，移交地方管理的离休干部病故后，与军队干休所管理的离休干部一样，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只有军队离休干部才能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该案中，卢秀及系军队退休干部，不能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据上述规定，对芦良今作出的《答复意见》并无不当。芦良今认为，卢秀及属于病故军人，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应当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卢秀及遗属颁发《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该院经审查认为，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病故军人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七条规定：“现役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因此，《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中病故的军人，应当是指现役军人。而卢秀及死亡时为军队退休干部，不是病故军人，其不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芦良今认为，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抚恤优待，依照本条例有关现役军人抚恤优待的规定执行。卢秀及是军队退休干部，颁发《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也是一种抚恤优待，其也应当与现役军人享受的抚恤优待相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章“死亡抚恤”中规定了现役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遗属依照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抚恤，抚恤以抚恤金的方式予以给付。《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四章“优待”中规定了烈士遗属依照《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享受优待。具体优待的内容包括给付优待金、就业、医疗、乘坐交通工具、上学等方面给予优待。依据上述规定，卢秀及作为军队退休干部，其死亡后所获得的抚恤优待，应当只包括《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四章中明确规定的相关抚恤优待内容。芦良今认为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应当为其颁发《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不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中规定的抚恤优待内容。故对芦良今的上述诉讼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对于芦良今要求对于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工作细则中第27条第（2）、（3）项的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工作细则的要求向芦良今颁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亦无不当。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作出《答复意见》的过程中，履行了受理、调查、作出答复等行政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芦良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法规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鉴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芦良今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芦良今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指令再审。其上诉理由略为：一、工作细则中第27条第（2）、（3）项规定的内容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工作细则的制定主体未经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其无权制定工作细则，一审对该规范性文件的认定错误。二、依据卢秀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干部证明书》，可以确认卢秀及的死亡抚恤应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向卢秀及的遗属发放《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实际发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病故证明书》，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委托代理手续不合法；一审法院驳回芦良今的回避申请不合法；一审人民陪审员的提问内容涉嫌诱导、暗示被上诉人。四、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音录像及卢秀及的《退休干部享受抚恤金明细表》。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未发表诉讼意见。在一审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上诉人芦良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颁发给卢秀及遗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2.卢秀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干部证明书》，证明卢秀及退休时的身份为军人；3.《申请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证明申请更换卢秀及的“病故证明书”；4.《答复意见》；5.《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6.《军人抚恤优待条例》；7.《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8.《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9.《一次性抚恤金家庭分配协议书》；10.《民政部关于转发总政治部制发的（式样）、（式样）的通知》；11.《民政部关于印发革命工作人员牺牲、病故证明书（式样）的通知》；12.《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正式启用统一式样的、的通知》；13.《民政部政策性文件清理结果公告》；14.《北京市实施办法》。在法定期限内，被上诉人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申请书》及附件，证明芦良今信访事项；2.《答复意见》，证明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法对芦良今的信访事项进行了答复；3.《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办法》；4.171号文；5.16号文；6.北京市人民政府接收安置复退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关于地方管理的军队离休干部病故（牺牲）后办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安发〔1986〕第4号）；7.工作细则；8.《军队干部退休审批报告表》；9.《居民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10.《优抚款领据》，证据3-10证明芦良今之父卢秀及属于军队退休干部，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向其遗属发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现相关工作已经办理完毕，芦良今已经全额领取一次性抚恤金。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的《答复意见》内容合法，出具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事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正当。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芦良今提交的证据1-3，证据来源合法，可以证明该案相关事实，对上述证据该院予以采信；芦良今提交的证据4系该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芦良今提交的其他证据系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证据1、8、9，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该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该院予以采信；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证据2系该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证据10与该案无直接关联性，对该证据该院不予采纳；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其他证据系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上述证据全部随案卷移送本院。本院查阅了一审卷宗，并经审查核实，同意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二审期间，芦良今向本院申请调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行初982号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及卢秀及的《退休干部享受抚恤金明细表》，本院先后作出（2020）京01行终207号决定书及（2020）京01行终207号复议决定书，驳回了芦良今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离退休军人服务管理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的离退休军人服务工作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北京市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在其职责范围内制定工作细则，该工作细则中第27条第（2）、（3）项的内容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亦不违反《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故芦良今认为一审法院对工作细则相应条款审查错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16号文第十三条规定，根据171号文的精神，移交地方管理的离休干部病故后，与军队干休所管理的离休干部一样，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军队离休干部病故后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卢秀及死亡时为军队退休干部，不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不能办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对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分别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该条例第七条规定，现役军人死亡被批准为烈士、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卢秀及死亡时为军队退休干部，不是病故军人，其不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故芦良今主张卢秀及的死亡抚恤应适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芦良今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芦良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范术伟审 判 员 乔 军审 判 员 张 悦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闵 雪书 记 员 王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