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洋，女，198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荣，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5号4号楼19-22层。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君，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洋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3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蒙瑞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荣，被上诉人外企服务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支付杨洋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24648.25元、同工不同酬工资差额160441.84元、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689.96元；2.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支付案件受理费及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2004年4月8日，杨洋入职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外派威立雅(北京)工程有限公司，任设计员一职，于2007年4月因外企服务集团公司侵权，杨洋被迫离职，外企服务集团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其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每月支付二倍工资，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应支付杨洋赔偿金109288.5元加估计社保个税25369元，总计124648.25元。威立雅(北京)工程有限公司某员工冒用杨洋身份证办取银行卡及假护照，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未告知，影响杨洋出国及离职后找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杨洋入职之日起，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及威立雅(北京)工程有限公司将杨洋信用卡扣留并且不告知，导致杨洋被欺骗，权力被侵犯且不知道，杨洋不能依法提出诉讼，无法主张自己权利，至2018年8月发现银行卡被冒领盗刷，杨洋于2018年10月18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仲裁时效应重新计算。2.杨洋工资从入职2004年4月到离职2007年4月一直都低于同部门员工工资，也低于北京市水生产行业工资平均水平，外企服务集团公司违反了同工同酬的规定。3.外企服务集团公司若坚持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则其行为违法。4.外企服务集团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应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之前系按照一倍主张的经济补偿，现要求外企服务集团公司赔偿二倍经济补偿。外企服务集团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洋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杨洋的各项请求均超过诉讼时效，对于其二审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二倍经济赔偿中高于一审主张部分属于其二审新增的，不同意在二审中一并审理及调解。杨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支付2004年4月8日至2007年4月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24648.25元；2.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216元；3.外企服务集团公司支付2004年4月8日至2007年4月期间的同工不同酬的行业赔偿的工资差额165908.24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一、劳动关系情况杨洋主张其于2004年3月入职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处，2007年7月离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就其主张，杨洋提交了社会保险登记证，上面显示“工作单位：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企人力公司”）”，及雇员证，上面显示“机构名称：法国OTVSA公司北京代表处；推荐单位：北京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对杨洋提交的社会保险登记证予以认可，但主张外企人力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社保代理和劳务派遣，杨洋的社会保险参保地区为广东省紫金县，可以认定为杨洋工作的单位委托外企人力公司代缴社保，方便杨洋在北京就医，不能证明其与外企人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外企人力公司仍存续，为独立法人主体；对杨洋提交的雇员证不予认可，主张因时间太长，相关的档案资料均不存在了，对杨洋的工作情况均不清楚，认可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07年7月1日。本案中，杨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入职时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同时，其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超过时效，故一审法院对杨洋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二、劳动关系解除劳动者提出解除的理由：杨洋主张当时因为工资低、应该安排其出国但未安排其出国，所以其于2007年7月1日向杨洋提出主动提出离职。外企服务集团公司认可杨洋系主动离职。杨洋虽主张其受到外企服务集团公司侵权行为而被迫主动离职，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杨洋要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三、同工同酬情况杨洋主张其从2004年入职到2007年离职期间工资一直低于同部门员工工资，也低于北京市水生产行业工资平均水平。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对杨洋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杨洋陈述的工资发放标准远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杨洋对其主张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岗位和薪酬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对杨洋主张不予支持。四、劳动仲裁情况杨洋就本案诉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2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459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杨洋仲裁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二审中，杨洋提交了办理银行卡的申请表及领用合约，用于证明其个人身份信息及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外企服务集团公司盗用其身份信息办银行信用卡且存在逾期，导致其不能办理贷款而被迫卖掉房子造成经济损失，同时证明本案有关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等各项主张的诉讼时效应中止。外企服务集团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是新证据。本院认为杨洋提交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洋二审中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二倍经济赔偿中高于一审主张部分属于其二审新增诉讼请求，外企服务集团公司不同意在二审中一并审理及调解，本院对此不予处理。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洋的各项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杨洋主张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存在盗用其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等侵权行为，其系2018年才知道该侵权行为，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中止。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杨洋于2018年10月18日提起劳动仲裁主张2004年4月8日至2007年4月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同工不同酬工资差额，以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主张2007年4月离职，其现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其知晓身份证被盗用办理信用卡之日起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提起劳动仲裁前本案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情形，故其一审各项主张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杨洋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洋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蒙 瑞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郑 浩书 记 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