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4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郑庄组,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村部。负责人：郑明明，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化军，江苏民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立安，男，1949年8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武,泗阳县诚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郑东，该居民委员会主任。上诉人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郑某1（以下简称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立安、原审被告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魏湾居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1323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郑立安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的“1994年二轮承包时某安分得一口人承包地”与事实不符。由于自1986年起郑立安长期在外地，其承包地抛荒，根据1998年3月泗阳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土地承包合同书.三、违约责任3.乙方（承包人）对承包地造成荒废的……弃耕一年以上的，由甲方（郑某1)收回土地承包权……“内容。所以1994年承包地调整时某安就根本没有再分得承包地。2.一审判决书中“郑某1组民人均承包土地实际面积1.72亩”错误。承包地1.72亩不是郑某1全体组民人均承包地面积，只是郑某1其中134人平均承包地面积，但是当时郑某1组民是203人，有69人没有分到承包地。如果按照203人人均承包地的话，那就肯定没有1.72亩。所以一审对此事实认定错误。郑某1现有人口247人，像郑立安一样没有承包地有113人，这些人同样没有分到土地征收补偿费。3.一审判决书中“郑立安原承包地块土地征收补偿费为30000元每亩”错误。首先，郑立安没有承包地，哪来的郑立安原承包地地块？其次，郑某1土地被征用是从2011年开始被征收，至今己经被征收第十五期，开始几期的补偿费标准是很低的，只有10000多元一亩；现在还有几十亩没有被征收。郑立安没有承包地，那么一审判决书是怎么确定“郑立安1.72亩”承包地是在哪一年，哪一期？哪一块地被征收的呢？很显然一审判决书称“郑立安原承包地块土地征收补偿费为30000元每亩”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判决书中“应该郑立安的原承包地在最后一次被征用的五十亩土地范围”没有事实依据，郑立安就没有承包地。“原承包地”是指什么时候？郑某1承包地分别在1984年、1986年、1989年、1994年、1998年多次调整，自1989年郑立安就弃耕，哪来的原承包地？1984年实行土地承包制，郑立安就没有耕种，属于弃耕。主要是因为当时种地需要负担公差勤务，缴纳三粮五钱，郑立安为了逃避所以弃耕，虽然说其侄儿耕种，也是属于拾荒耕种，但是也只是种二年也不种了。郑立安的行为是投机行为，他一直在外经商，根本不靠承包地维持生活，尤其现在早己在敬老院生活。二、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既认为只要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就有权分得土地补偿款；同时又以有无承包地以及承包地多少作为分得土地补偿款，该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组民资格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话，那么像郑立安一样没有承包地的组民还有69人，一审按照1.72亩、每亩30000元计算，判决给郑立安60989元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有承包地的人人均1.72亩判决的话，那么郑立安实际没有承包地，因此郑立安也不应该得到60989元承包地补偿款。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三、一审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述法条规定“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由村民小组讨论决定”。本案完全属于村民小组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对于该分配方案己经经过村民小组讨论决定，而且之前十几期被征地的分配都己经履行。因此一审不能用司法权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七项、第二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的村民小组自主权；是典型的越俎代庖。一审法院只能判决魏湾居委会和郑某1重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相关规定讨论决定征地补偿分配方案，而不应该直接确定分配数额。四、一审案由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中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但是郑立安主张的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同的案由适用法律不一样，法律关系也不一样，因此一审判决书中的案由是错误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是村民小组自治权利，因此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五、郑立安早已不承包土地，不是依靠承包地生活，郑立安已经70岁，早已被安置在来安敬老院生活。但是郑某1目前还有六七十个年轻人和孩子没有承包地，没有分配到土地征收费。相比之下郑立安生活有保障，其他没有承包地没有分配到土地征收补偿费的人，权利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如果郑立安应该分配土地征收费，那么郑某1其他组民同样有资格分配该费用，所以应该重新分配土地征收费。郑立安的自留地、宅基地的补偿款4万多元，已经给郑立安领取了。按照相关规定郑立安早己不在郑某1居住，没有房产。该自留地、宅基地应该收归集体所有，但是郑某1没有这样做。尽管郑立安己经在敬老院生活，郑某1还是把原来的所谓宅基地、自留地的补偿款给了郑立安，但是承包地补偿款因郑立安没有承包地当然不能给付。郑立安早在1998年就丧失承包地补偿资格。六、一审在庭外直接找郑东、郑某2做谈话笔录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所谓“魏湾居委会法定代表人郑东庭后答辩称……分地情况不清楚……郑立安未明确不种地……生产队当时明确表示等他回来把地分给他……”。实际上魏湾居委会法定代表人从来没有出过庭，郑某1也没有看到、听到魏湾居委会的答辩，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辩论。郑东的答辩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分地不清楚，怎么又陈述知道郑立安未明确不种地？怎么知道生产队当时明确表示等他回来把地分给他？该证言显然自相矛盾。被上诉人郑立安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魏湾居委会二审未发表意见。郑立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魏湾居委会给付郑立安征地补偿款62265元，郑某1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立安系郑某1组民。1984年4月，郑立安和其母亲取得编号为0080157的《泗阳县承包土地使用证》，上面载明承包人口2人，面积2.8亩。1986年土地承包小调整时，因郑立安母亲于1986年去世，郑立安家承包地调整为1个人。1989年起郑立安外出务工，其承包地由本家侄儿郑志林代耕代种，至1994年二轮承包时，郑立安分得1口人承包地，但因郑立安外出，组里有人提议，遂将郑立安的承包地瓜分，由组里各户使用。此时郑某1组民人均承包土地实际面积1.72亩。郑立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1997年郑立安多次回村找组里相关人员索要承包地，当时参与分地人员郑某1会计郑某2就表示如果郑立安回来耕种，就及时把土地筹给他，后郑立安所在组承包地等陆续被征收，至2019年剩余土地悉数被征。郑立安索要征地补偿款未果，遂提起诉讼。郑立安原承包地块土地征收补偿费为30000元/亩，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为800元/亩。郑立安已领取宅基地、自留地征地补偿款40350元。郑某1组民人均已实际分得公地的征收补偿款为9389元。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立安是否有权分得征地补偿款，如果有权分得，具体数额是多少？一审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于土地所有者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依法征收后而给付该所有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郑立安户籍属于郑某1，其本人属于魏湾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魏湾居委会、郑某1的成员之一，郑立安要求魏湾居委会、郑某1给付土地征收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在具体分配标准上，根据双方一致陈述，郑某1二轮土地承包时，人均登记承包土地1.45亩，实际人均为1.72亩，故郑立安作为郑某1的组民，应当与其他同组组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同样享有1.72亩的承包地。土地被征用后，亦享有相同面积的土地补偿费等相关权利。根据郑某1土地被征用的补偿原则，即征到哪户土地则按其实际被征用面积计算补偿费用。郑立安的原承包地块在最后一次被征用的五十多亩土地范围内，土地补偿标准为30000元/亩，故郑立安的承包地补偿标准亦应按30000元/亩计算，对于郑立安主张按照30800元/亩计算土地补偿款，因其中800元系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故一审法院对其中的800元不予支持。关于郑某1公地的分配，郑立安也同样享有该权利，应当按以前每人头平均实际领取的数额9389元予以补偿。该笔费用应从最后一次征地补偿费用中予以支付，最后一次征地的公地补偿费用尚未最终确定，可待结算后确定人均数额予以发放。综上，郑立安应得土地补偿款为60989元（1.72亩×30000元/亩+9389）。郑某1抗辩郑立安已分得承包地征地补偿费40350元，因该笔费用系郑立安的宅基地和自留地被征收的补偿费，与承包地无关，故郑某1的抗辩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郑某1未经郑立安同意，在土地二轮承包后擅自将郑立安承包地瓜分，侵害了郑立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故其应当承担责任；魏湾居委会对郑某1上报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未严格审核，对郑立安提出的诉求未依法处理，同样应承担责任。故魏湾居委会、郑某1主张郑立安未取得二轮承包地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郑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郑立安征地补偿费60989元；二、驳回郑立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6元，保全费720元,合计2056元，由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郑某1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郑某1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供郑某1承包户数示意图。旨在证明：郑某1整个地块中没有郑立安承包地块。对此，郑立安质证称：该示意图不是证据，只是郑某1作的解释性说明，事实上郑立安在1994年二轮承包之前一直有承包地，该地被郑某1老百姓瓜分使用。魏湾居委会未发表意见。本院认证意见为:承包户数示意图为郑某1自行制作，且郑立安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示意图不予采信。关于一审查明事实，郑立安无异议，郑某1对“人均承包土地实际面积1.72亩”、“郑立安原承包地块土地征收补偿费为30000元每亩”有异议。本院对郑立安、郑某1均无异议的一审事实认定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郑立安应否分得土地补偿费，如应分得，分得数额如何确定。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消灭的补偿，其受益主体不是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户，更不是作为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村民小组，而是该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所有具有成员资格的人。郑立安户籍在郑某1，为魏湾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郑某1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人均承包土地实际面积为1.72亩，作为郑某1组民的郑立安同样享有1.72亩的承包地。郑某1上诉称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某安没有分得承包地，因郑立安户籍并未迁出郑某1，时任生产队长郑某2也作证称其和郑立安说如果郑立安回来，就把地筹给郑立安，故郑立安土地承包权并未收回，本院对郑某1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郑某1另上诉称一审认定的“此时郑某1人均承包土地实际面积1.72亩”没有依据，因郑某1一审庭审中陈述“94年再次调整的时候，人均1.72亩”，故本院对郑某1该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根据郑某1土地被征用的补偿原则，即征到哪户土地则按其实际被征用面积计算补偿费用。郑立安的该1.72亩土地被征用后，其应享有相同面积的土地补偿费等相关权利。郑立安的原承包地块被征用的土地补偿标准为30000元/亩，故郑立安的承包地补偿标准亦应按30000元/亩计算。郑某1上诉称一审认定“郑立安原承包地块征收补偿费为30000元每亩错误，因郑某1一审中认可郑立安的承包地1989年后调整到中沟北，且称“是全民创业园地块，位于淮四河南侧，也就是中沟北这块地，一共征收18.8295亩，耕地17.2725亩，其他是1.570亩沟渠路、废地，补偿标准耕地时30800元（800元是青苗），其他是30000元，总计补偿费57.8703万元”，故郑某1一审认可郑立安原承包地块的补偿费标准为30000元，本院对郑某1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加之郑立安现可领取的郑某1组民人均已实际分得工地的征收补偿款9389元，郑立安本案应得土地补偿款为60989元（1.72亩×30000元/亩+9389）。关于第二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向魏湾居委会书记郑东、时任生产队长郑某2调查并无不当，故本院对郑某1上诉的“一审在庭外直接找郑东、郑某2做调查笔录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郑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5元，由上诉人泗阳县来安街道魏湾居民委员会郑庄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亚非审判员  覃卫东审判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沈飞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