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5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立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古城街道西湖路389号格林豪泰酒店5楼。负责人：孙巾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知非，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族，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胡立成因与被上诉人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1302民初2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7日公开进行了听证审理。上诉人胡立成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被上诉人华泰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知非、王爱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立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华泰保险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胡立成医保卡之所以有购买“阿某酯片”的刷卡记录，是因为医保卡被他人使用，而非本人使用且所购并非“阿某酯片”，再者该药物购买记录只有一次，如果胡立华有××的话，不可能就只购买一次该药物。二、关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病案资料记载胡立成“有乙型××病史（多年）”，是由于胡立成家属主诉有误所致，其已主动要求医院进行更改，江苏省肿瘤医院也重新出具了一份入院记录，将既往史中所载“有××病史（多年）”更改为“否认××病史”。三、胡立成在投保时只存在“慢性肝损害”，并无其它异常，且不存在乙型××。华泰保险公司未曾询问胡立成是否有“慢性肝损害”，即便胡立成有“慢性肝损害”也不构成故意隐瞒。四、《协议赔付申请书》系胡立成单方申请，并不是双方合意，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并不符合解除条件。被上诉人华泰保险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胡立成医保卡有购买治疗乙型××的“阿某酯片”刷卡记录以及江苏省肿瘤医院病案资料原始记载胡立成“有乙型××病史（多年）”的情形，可以证明胡立成投保时已有乙型××且未如实告知华泰保险公司，即便是隐瞒“慢性肝损害”也足以影响到是否订立保险合同。华泰保险公司之所以赔付胡立成15万元，是因为根据胡立成的赔付申请，出于人道主义所作的补偿。胡立成在《协议赔付申请书》作出真实意思的保证，自领款之日起，其放弃与保单相关的一切追溯权利，同时华泰保险公司对本次理赔不再负有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放弃对于胡立成相关的一切追溯权利。本案中，胡立成已收到补偿款15万元，且胡立成已自愿解除保险合同，其不应再向华泰保险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胡立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华泰保险公司向胡立成支付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金35万元；2.华泰保险公司恢复合同效力，并豁免以后各期保险费；3.华泰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9日，胡立成在华泰保险公司投保了新福佑双某两全保险（分红型）、附加新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被保险人为胡立成。其中，新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额50万元，保险期间至65周岁，交费期间15年，标准保费6250元。《附加新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合同》2.3.条约定：“3、第一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或最后复效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90天（等待期）后，首次发生并在本公司认可的医院由专科医生确诊患本附加合同所列的任何一种重大疾病，并符合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条件的，我们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第一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同时本附加合同及主合同继续有效，本附加合同及主合同现金价值减少为零。被保险人领取第一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我们将不再承担本附加合同中的轻型重疾保险金责任。4、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我们在向被保险人给付第一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将豁免本附加合同及主合同自重大疾病确诊之日以后的余下各期保险费，同时本附加合同及主合同继续有效。”另，涉案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电子投保单》中询问事项“3、最近三年内您是否曾经接受住院治疗、正在或准备就医？……是否曾接受过CT、MRI、组织活检、内窥镜检查、乳腺X线扫描？超声波检查？……5.5消化系统疾病：呕血、腹痛……××、××病毒携带者……结肠疾病、直肠或肛门疾病？”所有询问事项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处均勾选为“否”，并在投保单投保人处签名确认“本人以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5月7日，胡立成因一周前突发上腹部不适，经查CT提示：肝左叶占位，入住江苏省肿瘤医院。入院记录记载患者本人及家属既往史陈述：“平素健康状况：良好，曾患疾病和传染病史：否认高血压病史，否认冠心病病史，否认糖尿病病史，治疗情况：一、有××病史（多年），否认结核病病史……。”初步诊断：1、左肝肿瘤2、乙型××大三阳。2018年5月10日，胡立成行左肝肿瘤切除术，手术切除标本送检病理，确诊为肝细胞癌，中—低分化。2018年5月21日胡立成出院，出院记录记载：“既往否认慢××史，有乙型××病史多年，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8月30日，胡立成向华泰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2018年9月21日华泰保险公司出具《理赔结案通知书》，记载：“2018年5月7日您因左肝肿瘤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5月10日行左肝肿瘤切除术，病理诊断：干细胞癌，中低分化，伴出血坏死……出院后到我司递交理赔申请。在您提供的病历资料中提及‘既往有乙型××病史多年’，经我司调查确认，您在投保前有多次使用药物治疗××的记录，有2017年5月19日您在泗阳仁慈医院检查B超，诊断‘慢性肝损害’的记录。以上情况您在投保时均未如实告知，对我司的承保决定造成重大影响……。据此，我公司审慎做出如下理赔决定：1、解除该保险合同；2、对本次申请予以拒赔；3、无息退还所交保费。2018年9月28日，胡立成向华泰保险公司递交《协议赔付申请书》，载明：“本人系保单号为800024482303008的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胡立成，因理赔案件号为000010728208903的保险事故中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况，即本人在投保前体检发现异常，投保时不知道应该告知，现由于本人经济困难，我希望贵公司可以从人道主义精神补偿壹拾伍万元，并原意解除保险合同。若贵公司同意我的申请并给付，本人保证：自领款之日起，本人放弃与保单相关的一切追溯权利……。”一审法院认为,胡立成与华泰保险公司订立新福佑双某两全保险（分红型）、附加新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我国保险法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采用的是询问告知主义，即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一般来说，投保人就健康询问事项进行签字确认，应视为保险人已经进行询问、回答的相关内容应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投保人可以提供证据反证保险业务员在办理业务时未进行询问，投保人只是在其劝说下签字确认或者保险业务员代为填写相关询问事项的情形，以此来推翻前述认定。本案中，胡立成在询问事项表中均勾选否定项并在投保单投保人处签字，诉讼中胡立成称保险业务员系其同事的妹妹，投保时业务员并未向胡立成询问健康事项便让胡立成签字，对此胡立成未能举证证实，故应当认定涉案询问事项表中的否定项是胡立成真实意思表示下做出的选择。因此，根据胡立成在询问事项表中对“3、最近三年内您是否曾经接受住院治疗、正在或准备就医？……是否曾接受过CT、MRI、组织活检、内窥镜检查、乳腺X线扫描？超声波检查？……5.5消化系统疾病：呕血、腹痛……××、××病毒携带者……结肠疾病、直肠或肛门疾病？”做出的否定选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胡立成投保时是否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华泰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进而华泰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涉案保险合同。针对该争议焦点，华泰保险公司为证明胡立成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胡立成于2016年12月22日泗阳县华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购买“阿某酯片”的医保刷卡记录。2.胡立成于2017年5月19日在泗阳县仁慈医院体检彩超检查报告，报告单提示胡立成“慢性肝损害”。3.胡立成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入院记录及出院记录，记载胡立成有“乙型××病史（多年）”。4.胡立成于2018年9月28日《协议赔付申请书》中承认投保时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胡立成质证认为，1.泗阳县华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购买“阿某酯片”的医保刷卡记录，不能证明所购药物为胡立成本人服用。2.泗阳县仁慈医院体检彩超检查报告提示胡立成“慢性肝损害”，不能证明胡立成患有乙型××或是××病毒携带者。3.江苏省肿瘤医院病案资料记载胡立成“有乙型××病史（多年）”为胡立成家属主诉有误，并主动要求医院进行更改，江苏省肿瘤医院也重新出具了一份入院记录，将既往史中所载“有××病史（多年）”更改为“否认××病史”。4.2018年9月28日《协议赔付申请书》是华泰保险公司提供给胡立成的格式内容，胡立成在受华泰保险公司误导的情况下签字。诉讼中，一审法院与胡立成本人进一步核实，胡立成陈述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方得知其体内有××病毒，目前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否认此前患有××或者系××病毒携带者。此外，对于泗阳县华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购买“阿某酯片”的医保消费记录，胡立成本人陈述称刷卡记录记载“阿某酯片”，但其所购并非该药品。对于江苏省肿瘤医院2018年5月8日入院记录中既往史记载“有××病史（多年）”，系其家属在对胡立成病情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向医生作出的错误陈述，事实上胡立成本人包括其家属此前根本不知晓胡立成患有××。至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后来另出具一份载有“否认××病史”的入院记录，是医院发现病史记录错误后主动修改的结果，胡立成对此也并不知情。对于《协议赔付申请书》，是在华泰保险公司威胁下无奈签署。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胡立成投保时授权华泰保险公司有权查询、获取与投保人投保、实现理赔等有关信息、资料或证明文件。华泰保险公司在审查胡立成理赔申请时调取胡立成在泗阳县华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购买“阿某酯片”医保消费记录，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该药品适用于治疗有乙型××病毒活动复制证据，并伴有血清氨基酸转移酶（ALT或AST）持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活动××变的肝功能代偿的成年慢性乙型××患者。胡立成质证称该药品并非其本人所用以及所购并非“阿某酯片”，未能予以反证，且其辩解不足以令人信服；其次，泗阳县仁慈医院体检彩超检查报告提示胡立成“慢性肝损害”，该证据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胡立成患有××或是××病毒携带者，但肝损伤是彩超检查下所见肝的状态。根据《慢性乙型××防治指南》中有关慢性乙型××的发病机制记载，乙型××病毒（简称HBV）不直接杀伤肝细胞，其引起的免疫应答是肝细胞损伤及炎症发生的主要机制。而炎症反复存在是慢性乙型××患者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重要因素。因此，胡立成投保前体检彩超提示“慢性肝损害”与其自述目前的××病情并不矛盾。再者，江苏省肿瘤医院2018年5月7日入院记录及2018年5月21日出院记录中均记载胡立成既往“有××病史（多年）”，胡立成虽否认其在前往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前曾患有乙型××多年，但对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第二份入院记录因何原因与前一份入院记录记载不一致，胡立成的解释前后矛盾。根据病案记载，胡立成的既往病史供史者系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按照常理胡立成因发现肝左叶占位前往江苏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对于主治医生有关既往病史的询问，胡立成与其家属作为成年人出于对自身病情负责的态度，应当是客观、如实具体的陈述。况且胡立成家属与胡立成共同生活多年，对胡立成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可能没有基本的认知。胡立成辩称其家属是在基于错误的认知下向医生作出了错误的陈述，显然与常理不符。从胡立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江苏省肿瘤医院病历、病案资料来看，出院记录记载“否认××病史”，但出院记录仍载有“有乙型××病史多年”的内容，如此前后矛盾的病案资料亦与常理不符。因此，华泰保险公司所举2018年5月7日入院记录等病案资料形成时间在前，应更为符合客观真实。最后，2018年9月28日《协议赔付申请书》由胡立成签字提交华泰保险公司作为理赔依据，胡立成在申请中明确陈述了投保时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胡立成虽然辩称该份申请系在华泰保险公司威胁利诱的情形下无奈签署，但未能举证证明华泰保险公司存在威胁利诱的行为导致其无法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相反，胡立成出险后就理赔事宜多次与华泰保险公司协商沟通，在华泰保险公司前期已作出拒赔决定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与华泰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公民保障自身权益的方式不仅自力救济一种，胡立成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晓其在《协议赔付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后的法律效果。事实上，涉案《协议赔付申请书》本身即是双方就诉争保险权利义务协商后形成的合意，胡立成现又以华泰保险公司存在威胁利诱等行为寻求公力救济，以此来否定双方先前达成的赔付合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胡立成投保时对其自身××病史未向华泰保险公司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慢性乙型××是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华泰保险公司有权解除涉案保险合同。根据《协议赔付申请书》约定，双方已协议解除本案保险合同，华泰保险公司自愿补偿原告15万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至于胡立成主张复效并支付35万元保险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六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立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胡立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胡立成可否向华泰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35万元并主张恢复案涉保险合同效力。本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已经解除，胡立成不可向华泰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35万元且不得主张恢复案涉保险合同效力。理由在于：第一胡立成与华泰保险公司订立的新福佑双某两全保险（分红型）、附加新福佑双某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按约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以及新福佑双某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条款第9项的规定，胡立成在订立案涉保险合同时应如实告知华泰保险公司有关情况。如果胡立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华泰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华泰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认定胡立成投保时隐瞒××病，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具有高度盖然性。首先，华泰保险公司提供胡立成医保卡中有购买治疗乙型××病“阿某酯片”的刷卡记录，胡立成虽辩称其医保卡之所以有购买“阿某酯片”的刷卡记录是因为医保卡被他人使用，而非本人使用且所购并非“阿某酯片”，但胡立成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江苏省肿瘤医院关于胡立成病历中原先记载“有××病史（多年）”，后又改为“否认××病史”，虽然胡立成辩称系其家属在对胡立成病情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向医生作出的错误陈述，但一方面其家属与胡立成之间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其家属与胡立成共同生活多年，对胡立成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可能没有基本的认知。华泰保险公司所举2018年5月7日入院记录等病案资料形成时间在前，应更为客观真实。再者，2015年、2016年、2017年，胡立成连续3年在医院做超声波检查，彩超检查报显示胡立成“慢性肝损害”，虽然“慢性肝损害”不能直接证明胡立成患有××或是××病毒携带者，但胡立成违背了2017年7月30生效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如实告知的义务，胡立成隐瞒了最近三年做过超声波检查的事实。另外，胡立成在2018年9月28日向华泰保险公司提出协议赔付申请时，胡立成认可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并愿意解除案涉保险合同。综合以上情形，华泰保险公司有权解除案涉保险合同，华泰保险公司已于2018年9月21日向胡立成提出解除案涉保险合同，本案保险合同已经解除。第二关于胡立成提出索要保险金35万元，并主张恢复案涉保险合同效力的问题，由于胡立成于2018年9月28日向华泰保险公司提出协议赔付申请，希望华泰保险公司可以从人道主义精神补偿15万元，并愿意解除保险合同，胡立成出于真实意思保证：“自领款之日起，其放弃与保单相关的一切追溯权利，同时华泰保险公司对本次理赔不再负有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放弃对于胡立成相关的一切追溯权利。”该保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胡立成已收到华泰保险公司赔付的15万元，胡立成应履行其所作的保证，胡立成不可再向华泰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35万元，且不得再主张恢复案涉保险合同效力。综上，胡立成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胡立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庚审 判 员  吴雪林审 判 员  仲召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苏万龙书 记 员  刘 佳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