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223民初5046号原告：曹务国，男，198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安徽兴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守松，安徽皖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世华，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南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安徽兴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守松，安徽皖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汪涛，男，197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南陵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祥，安徽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务国、徐世华与被告汪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务国、徐世华及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邹守松、被告汪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务国、徐世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22日，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被告入股闵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下称闵乐公司，2018年6月注册成立，认缴出资2166万元，登记股东为两原告)，其中原告曹务国将其公司60%股份转让15%给被告，原告徐世华将其公司40%股份转让20%给被告。合伙协议书签订后，两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被告始终没有出资。2018年12月，山东省梁山县法院判决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支付山东富阳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20余万元货款；该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设备被法院执行查封。被告因个人债务其在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的股权被法院查封，个人也被法院纳入失信人名单。2019年6月13日，被告通知原告和闵乐公司解除合伙协议书。2019年7月16日，被告向南陵县法院起诉两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书，之后撤诉。被告隐瞒其资产已经投资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及被法院纳入失信人名单的事实，欺诈两原告签订合伙协议书，而且被告也发动诉讼要求解除合伙协议书，还有被告采取堵门等暴力方式破坏闵乐公司生产经营，导致原、被告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汪涛辩称，1.本案并非股权转让纠纷，而是设立公司纠纷。因为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时闵乐公司没有经营地、没有任何资产设备，根本没有经营。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合伙设立公司。协议签订后，闵乐公司在被告的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共同经营。2.协议没有约定各方出资期限，各方出资均没有到位。闵乐公司利用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厂房、设备申报获得了“专用车生产许可证”。被告多次要求两原告办理闵乐公司的股权、法人等变更登记事项，但两原告一直拖延不办，且擅自辞退被告委派的财务人员排挤被告，两原告隐瞒被告另行租赁厂房，暴力搬运闵乐公司的机械设备、材料及产品。3.被告是闵乐公司的原始股东。4.被告已经投入了330万元，合伙协议书已经履行。综上，被告绝不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书。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一、闵乐公司2018年6月8日经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曹务国，出资方式为货币，认缴注册资本2166万元，登记股东为曹务国、徐世华，持股比例曹务国60%、徐世华40%。经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闵乐公司章程载明，曹务国认缴货币出资1299.60万元，持股比例60%，出资日期2018年6月7日；徐世华认缴货币出资866.40万元，持股比例40%，出资日期2018年6月7日。二、2018年11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主要内容有：1.同意共同合伙成立和经营闵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2.公司注册资金为2166万元，其中曹务国以现金出资974.7万元，占股45%；徐世华以现金出资433.2万元，占股20%；汪涛以现金出资758.1万元，占股35%。出资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投入到公司的指定账户。3.曹务国、徐世华、汪涛应遵守公司章程。4.公司设执行董事一人，由汪涛担任；设监事一人，由徐世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并依法登记。三、汪涛系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大股东，该公司在南陵县经济开发区租用厂房从事生产经营。《合伙协议书》签订后，原、被告三人用芜湖宝祺扬晨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租赁的厂房、自身的机械、设备作为闵乐公司的厂房、机械、设备从事生产经营。闵乐公司生产经营一段时间后，两原告与被告开始产生矛盾，并越来越尖锐。在本案起诉之前，被告将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解除案涉《合伙协议书》等，之后撤诉；在该案庭审答辩时两原告表示同意解除。四、2019年12月11日，两原告与被告及闵乐公司在南陵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区派出所共同协调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1.在甲(指曹务国，下同)乙(指徐世华，下同)丙(指汪涛，下同)签订合作协议时以宝骐扬晨的设备及材料入股闵乐公司(见附表)，丙方同意按照甲乙丙三方确认的宝骐扬晨2018年库存统计的设备材料清单，由闵乐公司补齐返还给丙方，一周内补齐，如未补齐，按清单价格补偿。2.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丙方同意将鹏程公司厂房大门放开，同意甲乙方将不在清单上的物品搬走。丙方不得再行实施阻碍大门行为。3.甲乙方同意将闵乐公司租赁的鹏程公司厂房继续租赁到股权诉讼案件一审判决。如法院判决丙方拥有闵乐公司的股份，由闵乐公司承担从本协议签订日期到一审判决期间的房租，如法院判决丙方不拥有闵乐公司的股份，丙方承担从本协议签订日期到一审判决期间35%的房租。一审判决后的房租由丙方个人承担。4.本协议如与法院诉讼判决相冲突，以法院判决为准。5.如宝骐扬晨对上述设备材料主张权利，由丙方负责解决，与甲乙丁方无关。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案涉《合伙协议书》的性质及能否解除。一、关于性质，原告认为名为合伙实为股权转让，理由是闵乐公司成立在先，《合伙协议书》签订在后，而从《合伙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和闵乐公司的公司章程可知，原告曹务国股权份额60%减至45%，原告徐世华股权份额40%减至20%，两人减少的股权份额35%归被告汪涛。而被告汪涛否认股权转让，辩称系公司设立纠纷。理由是原、被告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书时闵乐公司没有经营地、没有任何资产设备，根本没有经营，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合伙设立公司。本院认为：第一，公司设立是指发起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成立之前为组建公司进行的、目的在于取得法律主体资格的活动；该类纠纷主要是指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设立中的公司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因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而产生的纠纷。而本案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伙协议书》时闵乐公司已经注册成立，取得了法律主体资格，故签订《合伙协议书》的目的并非新设闵乐公司，只能是共同经营已经设立成功的闵乐公司。第二，从目前我国社会现状和法律规定来看，被告欲想参与经营闵乐公司，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成为闵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掌控该公司的人财物，或由他人代持自己在该公司股权做隐名股东，或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做显名股东。而从《合伙协议书》约定的“公司注册资金为2166万元，其中曹务国以现金出资974.7万元，占股45%；徐世华以现金出资433.2万元，占股20%；汪涛以现金出资758.1万元，占股35%”内容及协议签订后被告要求两原告将协议约定的35%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来看，被告参与经营闵乐公司的方式是想成为公司显名股东。但囿于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要想成为已经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显名股东必须有公司股东让渡股权。由此可知，尽管案涉《合伙协议书》没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述，但《合伙协议书》得到实际履行必须涉及股权变动事项。这点从闵乐公司章程、市监登记公示的股东占股比例和协议约定的原、被告三人占股比例可以看出，即曹务国持股比例60%、徐世华持股比例40%，变为曹务国持股比例45%、原告徐世华持股比例20%、被告汪涛持股比例35%；被告汪涛35%股份正好是两原告减少的股份。第三，股权转让主体是转让人和受让人，转让人转让的是股权，获得的是受让人交付的金钱等财物；受让人向转让人支付金钱等财物，获得转让人让渡的股权。而案涉《合伙协议书》约定的被告汪涛欲取得35%股权所要支付的对价758.1万元给付对象并非两原告，而是闵乐公司，性质为被告汪涛向闵乐公司的出资。同时，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伙协议书》时闵乐公司仅具有法律人格，在此时及此前两原告并没有向闵乐公司进行实际出资，闵乐公司没有独立财产。从这个角度而言，原、被告签订《合伙协议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三方共同向闵乐公司出资2166万元，被告汪涛出资758.1万元取得公司35%股权。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合伙协议书》的性质应定为公司设立后需要涉及公司股权变动的合作经营协议。二、关于《合伙协议书》能否解除，合同解除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依法提前消灭合同关系，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案涉《合伙协议书》第二十九条约定了合同解除情形，即“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是由于公司连年亏损、无力经营，经合伙各方协商同意或股东会一致通过，可提前终止本协议。”但是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的事实已经产生。故本案不存在协议解除情形。《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在本案中，其一，被告汪涛至今没有按照《合伙协议书》约定以货币形式向闵乐公司出资758.1万元，且目前经济能力不足，致使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其二，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而依法注册成立的法律组织，具有很强的人合性和封闭性，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是保持公司良性运营的基础。而本案原、被告双方共同经营时间不长就矛盾重重，相互之间不再信任，因此公司人合性的基础丧失，协议不具有继续履行的可能。其三，协议签订至今，被告汪涛姓名没有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也未经市监部门股东登记，故其没有取得股东身份，双方合同关系的解除不会因对市监公示信赖而损害公司相对人及社会公众利益。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合伙协议书》应予解除。综上，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曹务国、徐世华和被告汪涛于2018年1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2430元，由原告曹务国、徐世华负担21620元，被告汪涛负担1081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代友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朱 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