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华，女，汉族，1956年6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田，男，汉族，1954年6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宁（系上诉人之女），住无棣县杏林家园5号楼东单元302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芝，女，汉族，1958年8月21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玲，女，汉族，1987年1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无棣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文（系王玲玲丈夫、刘玉芝女婿），住址同上。上诉人王爱华、刘宝田因与被上诉人刘玉芝、王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爱华、刘宝田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阳信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6万元及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公安机关的两份笔录和无棣县人民法院（2019）鲁1623民再1号裁定书认定：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口头约定：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0000元抵偿所欠王爱华、刘宝田及其女儿的债务210000元，依据不足，认定“口头约定”的内容系无中生有，没有任何充分证据可以证实。首先，笔录中记载的内容，没有明确的抵偿意思表示，更没有出现“抵偿”的词语。其次，王爱华的笔录中“……想从孟德会那里要出那200000元钱的欠款来，用来抵王永利欠我家的那210000元钱。”从语法上分析，该句子并非一标准句式，根据定语所限定的含义和口语习惯，前句的宾语应为“20万元钱”，而不是“欠款”，因为欠款表示一种状态，不能与动词“要”搭配，即使“不要”，这种状态也持续存在，该句标准表述应为“我们想从孟德会处要出20万元，允许刘玉芝用要出的20万元偿还债务”。句中的“抵”不是抵销的意思，应理解为偿还。如果为抵销，那么王爱华和刘玉芝的意思表示应包含：刘玉芝给付其对孟德会享有的权利，王爱华放弃本案的债权，结合整句表述，难以得出该唯一结论，刘玉芝、王玲玲应承担继续举证责任。句子中的“21万”属于定语，更强调界定债权的名称，即王爱华和刘宁的债权。这充分说明，不是用权利偿还债务或者王爱华接受债权并放弃本案债权，而是用实现权利后的金钱偿还债务。再次，在一审判决引用的这段笔录的前一段落，王爱华亦陈述“……好从中执行出钱来，来抵偿债款”，更能印证王爱华的真实意思是用金钱偿还债务。事实上，王爱华、刘宝田曾多次向刘玉芝、王玲玲索要借款，刘玉芝、王玲玲称没有能力还款，在外面有大量债权，但没有债务人愿意还钱，自己又无经济能力支付诉讼费去主张权利，建议王爱华、刘宝田自己拿债权凭条去主张权利。王爱华、刘宝田接受刘玉芝、王玲玲的20万元债权时，之所以陈述21万元借款，仅是为了礼让刘玉芝、王玲玲交出20万元债权的原因和正当性，而不能理解为产生消灭债务或放弃债权的法律后果。刘玉芝、王玲玲财产状况一直很好，名下有房产两处，价值100万余元，王爱华、刘宝田是基于双方的情面没有直接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而是督促刘玉芝、王玲玲向其他债务人实现债权或者代替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进而使刘玉芝、王玲玲更有能力向王爱华、刘宝田履行义务。如若刘玉芝、王玲玲所言以双方债务抵偿，王爱华、刘宝田在客观条件上本可以选择风险较低的方式——直接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而王爱华、刘宝田却选择了垫付诉讼费代替刘玉芝、王玲玲实现债权后进而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这样的选择已经对王爱华、刘宝田极大的不利，王爱华、刘宝田再放弃债权本金差额1万元和10万余元的利息，极不符合常理。刘玉芝、王玲玲的债务人孟德会现有银行贷款等债务500万余元，其财产仅有一处被抵押的楼房，其偿债能力较刘玉芝、王玲玲极差，王爱华、刘宝田不可能在此种情形下放弃对刘玉芝、王玲玲的权利，仅向孟德会主张权利。且王爱华、刘宝田均为工薪阶层，积攒十万余元实属不易，在明知刘玉芝、王玲玲有大量财产的情况下，不可能放弃对刘玉芝、王玲玲的权利。王爱华、刘宝田自愿代替刘玉芝、王玲玲行使其权利并为其垫付诉讼费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预防实现的债权落入刘玉芝、王玲玲的其他债权人手中。刘玉芝、王玲玲不但不积极履行还款义务，不感恩王爱华、刘宝田为其进行的付出，而且单方幼稚的认为可以用20万元债权抵偿21万元及利息10余万元的债务，实为丧失诚信，不懂做人的道理，更是拒不履行义务的表现。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七种情形，结合本案争议，如果债务消灭成立，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债务相互抵销的情形，但本案刘玉芝、王玲玲的债务是履行还款，即给付金钱，即使存在债权转让，权利受让人的义务也不是向转让人给付金钱，受让人至多负有将权利返还的义务，所以没有法定抵销的条件；二是没有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王爱华多次陈述用“执行上来的钱，抵偿这个账”，这就充分说明双方没有达成用转让的权利抵销刘玉芝、王玲玲应履行的义务的合意，对刘玉芝、王玲玲所称的20万元债权，是否能实现，能实现多少均是不确定的事实，假如能实现，实现的债权是先抵销借款利息还是先抵销本金均没有说明。王爱华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模糊不清的表述，不能理解为给付20万元的欠条就是给付了21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所以约定抵销的情形也不存在。一审法院不但罔顾事实，在20万元债权与所称借款本金利息标的额悬殊很大的情况下，不考虑公平原则，仅凭一方之词径直主观臆断债务消灭，而且将转让债权等同于抵销，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在裁判中的推理过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王爱华、刘宝田主张刘玉芝对孟德会的债权没有得到实现，转让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构成对本案清偿，理由不充分。王爱华、刘宝田没有将王永利出具的债权凭证交付给刘玉芝、王玲玲，仍然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这种论证实为断言式推断，没有说服力，前后因与果、条件与结论，不是欠缺就是不搭配。而王爱华、刘宝田至今未交出债权凭证的事实，更能说明王爱华、刘宝田没有放弃借款合同权利。一审法院任意裁判，我行我素，涉嫌滥用裁判权。根据法理和合同法有关规定，借款合同与债权转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二者的产生具有原因关系，但这种原因并不等同于法理上的内在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对合同的成立、履行、变更和终止应分别进行分析。第一步，刘玉芝、王玲玲履行借款合同的正当方式是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对其义务是否终止，取决于是否履行完毕或者是否有抵销。第二步，给付债权是否能终止借款合同的债务，给付债权不能等同于给付金钱，所以这种方式不能认定为履行。对于给付债权是否抵销借款合同的债务，刘玉芝、王玲玲给付债权，王爱华、刘宝田不当然负有给付金钱的对价，所以不具备法定抵销的条件；再看在给付债权行为之外，当事人是否有抵销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事实，王爱华、刘宝田没有这种明确的意思表示，所以也不符合约定抵销的条件。四、刘玉芝转让的债权根本不存在，更不能构成本案债务清偿。刘玉芝交给王爱华的欠条系伪造，案外人孟德会在（2019）鲁1623民再1号案件中陈述，其与王永利、刘玉芝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二者虚构了买卖合同关系，所以刘玉芝与王爱华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标的物“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刘玉芝没有将合同约定的权利转让给王爱华。刘玉芝、王玲玲将孟德会书写的“欠货款条”交给王爱华、刘宝田，让王爱华、刘宝田去起诉，而王爱华、刘宝田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又允许王庆华提起诉讼，刘玉芝应是王庆华涉嫌虚假诉讼案的教唆犯，或者刘玉芝、王玲玲在明知该债权凭证将要以证据形式进入诉讼仍任由其发生，涉嫌伪造证据罪，法院应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而一审法院在未对转让关系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况下，径直认为上诉人取得了实体权利，并裁判上诉人丧失本案权利，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五、本案债务应属于王永利和刘玉芝的夫妻共同债务，虽然王永利以个人名义举债，但刘玉芝对借款事实知情，并将款项用于共同经营。刘玉芝、王玲玲辩称，我方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玉芝将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刘宁的事实正确。该事实系无棣县人民检察院检察科依法查证，将查明的情况向无棣县人民法院提出了检察建议，检察院经过合法的程序对查明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原审法院出具了裁定书。一审法院根据生效的裁定书结合本案其他与该裁定书相互印证的证据印证的事实完全正确。原审法院对调取的王爱华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予以确认，并综合笔录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刘玉芝将对孟德会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王爱华、刘宁并导致双方债权债务抵消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事实。王爱华系医生，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且不从事法律专业，其在公安机关就刘玉芝同自己及刘宁债权转让所做的陈述是作为普通人用大众话的语言进行的表述。任何公众的第三人站在普通社会人的立场上都会对王爱华的陈述做出真实的解析，并知晓王爱华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即刘玉芝将对孟德会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王爱华、刘宁，双方债权债务抵消。王爱华对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解析不需要专业的知识，不需要过分强调专业语法的评判。王爱华选择债权转让不直接起诉我方是有原因的，王爱华在上诉状中陈述称一审法院将我方转让给其的20万元债权抵消王爱华一方的21万元及10余万元利息有失公平，该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现阶段王永利在外有大量债务且为王永利的个人债务，按照法律规定应用王永利的个人财产偿还。但其个人财产与其欠付的债务不成比例，故王爱华再次追要利息不现实，故我方对外享有的20万元债权抵消其21万元的债务完全符合常理。针对王爱华、刘宝田称帮助我方垫付费用对外索要债务……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如果按照王爱华、刘宝田的说法，我方基于双方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将债权凭证原件交王爱华、刘宝田处置，王爱华、刘宝田起诉后未执行到款项，我方要继续承担还款义务，但我方对第三方享有的债权由于上诉人的起诉也灭失了，完全不符合常理，这是加重我方义务，提高对方权利的行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双方之间订立的口头债权转让协议系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根据平等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真实有效的文字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债权转让行为有无棣县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王爱华和王庆华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我方对整个过程的陈述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双方债权转让后并未签订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也未及时收回借据是有原因的，刘玉芝法律意识淡薄，后又要求刘宁方补签债权协议，但对方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且我方与王爱华原系邻居，刘宝田与王永利系庄乡关系，我和王爱华女婿原系同事关系，基于上述人物关系，故未要求对方补签债权转让协议也未收回借据。我方交给王爱华、刘宝田的债权凭证真实有效。王永利与案外人孟德会债权凭证形成过程刘玉芝并不知情，系王永利的个人债权。但在王永利去世后，我方向孟德会询问过有关情况，孟德会欠条系其本人书写，并答应有钱后予以偿还，可见该欠条系孟德会真实意思表示，欠条本身真实有效。至于欠条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货款欠条并不影响欠条本身合法性。2020年3月10日作出的（2020）鲁16民终510号判决书对双方债权转让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作为生效判决请求法庭予以确认。王爱华、刘宝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玉芝、王玲玲赔偿王爱华、刘宝田160000元借款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刘玉芝、王玲玲承担。后王爱华、刘宝田增加诉讼请求：确认本案债务属于刘玉芝和王永利的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如刘玉芝、王玲玲不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就变现其继承的财产：无棣县人民法院家属院内2号楼四单元201室、无棣县彩虹小区47号楼东单元101室等财产予以清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爱华与刘宝田系夫妻关系。王永利系刘玉芝之夫、王玲玲之父。刘宝田与王永利系同事和本村庄乡关系，两家关系很好。2012年12月31日，2013年8月25日，王永利分别向王爱华与刘宝田借款140000元、20000元，共计160000元，由王永利为其出具借据两张，并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0.015元。2014年4月13日王永利因病去世。2012年12月31日王永利曾向王爱华与刘宝田的女儿刘宁借款50000元（该笔借款在另案也已起诉），两笔共计210000元。2013年下半年，案外人孟德会曾给王永利（已故）书写内容为：“今欠货款贰拾万元欠款人孟德会”的欠条一张。因王爱华、刘宝田、刘宁对王永利享有债权，2017年下半年，王永利之妻刘玉芝将上述孟德会书写的欠条交给王爱华及其女儿刘宁，口头约定：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0000元抵偿所欠王爱华与刘宝田及其女儿刘宁的债务210000元。王爱华与刘宝田及其女儿刘宁并没有将王永利对其出具的债权凭证交付给刘玉芝、王玲玲。后王爱华将孟德会给王永利出具的欠条交给其胞弟王庆华，王庆华持此欠条起诉，无棣县人民法院立案后，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鲁1623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孟德会给付王庆华货款200000元。无棣县人民法院以王庆华与孟德会不存在买卖关系、王庆华虚构案件事实提出诉讼为由，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鲁1623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撤销无棣县（2017）鲁1623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庆华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王爱华、刘宝田与王永利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爱华、刘宝田已向王永利提供借款，王永利应及时向王爱华、刘宝田还款。王爱华、刘宝田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债务为王永利与刘玉芝的夫妻共同债务，故此借款应为王永利的个人债务，应当由王永利个人偿还。王永利因病去世后，刘玉芝、王玲玲作为王永利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王永利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刘玉芝作为王永利的继承人，在2017年下半年因王永利欠王爱华、刘宝田及其女儿刘宁共计210000元，原、被告双方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0000元抵偿所欠王爱华、刘宝田及其女儿刘宁的债务210000元，刘玉芝、王玲玲已将该债权凭证交付给王爱华、刘宝田，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了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没有违反法律和其他行政强制性规定，并且已完成了交付。原、被告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王爱华、刘宝田已取得了向债务人孟德会主张债权的实体权利，刘玉芝、王玲玲将约定的债权凭证交付给王爱华、刘宝田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2019年7月22日无棣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623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撤销无棣县（2017）鲁1623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审原告王庆华的起诉，是因为案外人王庆华不享有诉权。王爱华、刘宝田主张刘玉芝对孟德会的债权没有得到实现，转让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构成对本案的清偿,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本案王爱华、刘宝田没有将王永利对其出具的债权凭证交付给刘玉芝、王玲玲，仍然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王爱华、刘宝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爱华、刘宝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王爱华、刘宝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爱华、刘宝田与王永利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爱华、刘宝田已向王永利交付借款，王永利依约应负还本付息义务。王爱华、刘宝田主张该借款系刘玉芝与王永利夫妻共同债务，并未提交该借款用于刘玉芝与王永利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在王永利去世后，刘玉芝、王玲玲作为王永利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王永利遗产的范围内对王爱华、刘宝田承担偿还责任。2017年下半年，刘玉芝作为王永利的继承人，因王永利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共计210000元，双方口头协议：刘玉芝、王玲玲用王永利生前的债权200000元抵偿所欠刘宁及其母亲王爱华的债务210000元，且已将该债权凭证已交付给王爱华、刘宁一方，刘宁、王爱华已取得了向王永利的债务人孟德会主张债权的权利。且该笔债权也由王爱华以其亲属的名义向债务人孟德会主张。该债权转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亦没有当事人以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等为由主张撤销。故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双方间原债务关系因该债权转让已归于消灭。王爱华、刘宝田再次向刘玉芝、王玲玲主张权利不能得到支持。综上，原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王爱华、刘宝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崔诗君审判员  张 珊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徐丽萍书记员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