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4民终1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树强，男，汉族，1971年6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涵，四川明炬（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510654366。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邱岳芳，女，汉族，1972年10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米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学飞，四川明炬（攀枝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41025011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袁丽，女，汉族，1990年12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820565213。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馨慧，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511594444。 上诉人王树强、邱岳芳因与被上诉人袁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411民初18号民事判决，王树强、邱岳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川04民终3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9）川0411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王树强、邱岳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树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涵，上诉人邱岳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学飞，被上诉人袁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黄馨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树强、邱岳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王树强、邱岳芳对袁丽的反诉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袁丽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6页已经查明袁丽刻意造假，用修改过金额的合同欺骗王树强的事实，却在第7页、第8页认定“王树强在第二份租赁合同签字确认，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通过庭审能够证实王树强知道袁丽与王仕德先前合伙经营芒果园情况，之后三人还共同经营了一段时间……”，杨竺、祝孟琼的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王树强事后才知道袁丽故意修改合同金额的事实，正是基于袁丽的欺骗行为，王树强才签订《果园租赁合同》并作出散伙协商、转账等民事行为。王某的录音明确诱骗王树强说袁丽投入50万元，而王某与王树强有矛盾，其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与之前通话记录中的陈述不一致，明显为报复王树强所作的虚假陈述，不应被采信。 袁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树强、邱岳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仅为其主观判断。王树强、邱岳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受到欺骗给袁丽50万元；而是王树强有经营芒果园的经验，让袁丽先前的合伙人王仕德退出，再将袁丽清退合伙组织，以达到其独自经营芒果园的目的。在租赁芒果园过程中，袁丽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且在王仕德退伙时向王仕德支付10万元、尚欠15万元；以上可知，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支付50万元，并未从中获利。公安机关已以生效法律文书证明袁丽不存在诈骗事实。王树强、邱岳芳达成口头退伙协议是双方多次洽谈的结果，不是诈骗的结果。 袁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树强、邱岳芳支付袁丽欠款人民币240000元及拖欠利息（按月息2%自2018年6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王树强、邱岳芳承担。 王树强、邱岳芳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双方于2017年6月20日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2.袁丽返还王树强、邱岳芳165580元；3.反诉诉讼费由袁丽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4月2日，袁丽（乙方）与杨竺（甲方）签订《果园租赁合同》（即第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亩租赁给乙方，双方对园林范围、设施范围、承包期限、承包费及承包时间、承包费缴纳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另租赁期限为23年，自2017年4月2日至2039年10月31日，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费的缴纳乙方2017年至2019年承包费合计45万元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元整），加上乙方付甲方2017年的收益资金5万元（大写：伍万元整），合计5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签合同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整），2018年1季度之前支付15万元……”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2项约定：“乙方不得擅自将果园租赁、转让给第三方……”杨竺夫妇、祝孟琼在该合同“甲方”处签字按印，袁丽、王仕德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字按印。当天，双方在咨询律师后，袁丽（乙方）与杨竺（甲方）重新签订《果园租赁合同》（即第二份租赁合同），该合同针对第一份租赁合同，除第五条外，其余内容未发生变化，第五条变更为“承包费的缴纳乙方2017年至2019年承包费合计45万元人民币（大写：肆拾伍万元整），加上乙方付甲方2017年的收益资金及设施建设费（新建泵站及输水管道）45万元（大写：肆拾伍万元整），合计90万元人民币（大写：玖拾万元整），签合同之日起十日内支付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2018年1季度之前支付15万元……”杨竺在该合同“甲方”处签字按印，袁丽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字按印；合同签订后，袁丽支付了杨竺10万元承包费，杨竺给袁丽打了一张50万元的收条。同日，袁丽、王仕德向杨竺出具《说明》一份，载明：第二份租赁合同中约定的40万元是不存在的，不作为任何赔偿，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后王树强入伙加入案涉芒果园的经营，并于2017年4月25日在第二份租赁合同“乙方”处签字按印，村民小组作为见证人在该份合同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2017年4月27日，袁丽（甲方）与王树强（乙方）签订《芒果园合作协议合同》（但合同上的签字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双方约定由袁丽和王树强共同出资并参与经营管理袁丽在杨竺处承包的果园。2017年5月初王仕德退伙。王树强与袁丽合伙经营期间发生矛盾，经王某作为中间人调解，王树强与袁丽于2017年6月20日达成合伙清算口头协议，由王树强支付袁丽款项50万元，袁丽退出合伙经营。同日，杨竺、袁丽在第二份租赁合同尾页签署意见“因乙方工作原因无力经营，该合同经双方协商终止”，杨竺、袁丽二人在该意见处签字按印。同日，王树强与杨竺签订了第三份《果园租赁合同》，该合同取消了第二份租赁合同约定的设施建设费40万元，将2020年至2029年的每年承包费22万元变更为每年承包费23万元。同日，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出具《借条》两张，分别载明“今借到袁丽人民币（100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于2017年9月1日前还清。借款人：王树强、邱岳芳2017年6月20日”“今借到袁丽人民币（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于2018年6月20日前还清。利息按每个季度支付5580元，大写：（伍仟伍佰捌拾元整）。借款人：王树强、邱岳芳2017年6月20日”。 2017年6月21日，王树强向袁丽转账20万元，并支付袁丽利息5580元。袁丽于同日向王树强出具《收条》两份，分别载明：“今收到王树强人民币200000.00（贰拾万元整）。收款人：袁丽2017年6月21日”“今收到王树强三个月利息5580.00（伍仟伍佰捌拾元整）收款人：袁丽2017年6月21日”。2017年7月8日，袁丽向王仕德转账10万元并向王仕德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王仕德太平乡半海村金糖（塘）社芒果园转让费余款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在2018年8月30（日）前付清。欠款人袁丽”。2017年9月8日，王树强支付袁丽6万元，袁丽向王树强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树强还款60000整（陆万元整）整，总10000（0）元（拾万元整）已还60000元（陆万元整）袁丽2017年9月8日”。 之后，王树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称其被袁丽诈骗，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袁丽没有犯罪事实。王树强申请复议，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决定。后王树强向攀枝花市公安局申请复核，攀枝花市公安局作出《复核决定书》，维持原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袁丽与杨竺签订的两份《果园租赁合同》，以及王树强在第二份租赁合同上签字确认，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王树强作为后来的合伙人，在第二份租赁合同上签字按印时，应当知晓该合同的所有内容，包括变更后的第五条，那第五条的内容是否存在欺诈，导致王树强作出错误认识？首先，根据杨竺的陈述及袁丽向杨竺出具的《说明》，袁丽与杨竺均认可在第二份租赁合同第五条中补加40万元的新建设施费用并未实际发生，不存在欺瞒第三人（包括王树强）情形；其次，结合中间调解人王某证言“袁丽开始要80万元，后来说少了50万不转给被告，如果王树强不同意，不签字就可以了，如果王树强同意就签字，这50万是袁丽花了半年多时间和跑的费用就有很多”，表明了50万元的由来；第三，通过庭审能够证实王树强知道袁丽与王仕德先前合伙经营芒果园情况，之后三人还共同经营了一段时间，则王树强对王仕德退伙及袁丽需支付给王仕德退伙费25万元应明知，而该费用应属于袁丽投入芒果园的费用之一；同时，袁丽先前为租赁芒果园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费用也属袁丽投入芒果园的费用之一；袁丽退伙后，之前向杨竺支付的10万元承包费，杨竺并未退还，该10万元也属袁丽投入芒果园的费用之一；袁丽退伙时，果园面积有200余亩且已经挂果，当年即可有相应收益，以上诸多因素表明袁丽退伙时，王树强应支付退伙费，且50万元退伙费的构成具备相应的事实根据。故对王树强、邱岳芳辩称因袁丽编造40万元的设施建设费，导致其错误认为袁丽已支付相关费用的意见，不予采信；其反诉主张撤销双方于2017年6月20日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并退还多支付的165580元，因无事实根据，不予支持。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出具的两张《借条》实质是双方对合伙事项的清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故对袁丽要求王树强、邱岳芳支付欠款24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王树强、邱岳芳主张袁丽退还165580元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出具的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双方约定了每季度5580元的利息，折合年利率为11.16%，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袁丽要求按月息2%计算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而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出具的10万元借款的《借条》中没有约定支付利息，尚有4万元至今未付，袁丽主张按月息2%支付利息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树强、邱岳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丽欠款本金24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16%，从2018年6月2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以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6月2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袁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王树强、邱岳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612元，共计8512元，由王树强、邱岳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树强申请证人罗某（系袁丽外婆、王树强母亲）、苏某出庭作证，证人罗某拟证明王树强系基于袁丽自称支付了50万元才做出支付现金、出具借条的错误意思表示以及王某的证言系基于个人矛盾作出的虚假陈述。证人苏某拟证明王树强基于袁丽自称支付了50万元才做出了支付现金、出具借条的错误意思表示。 证人罗某的证词主要内容为:2017年4月，袁丽与王仕德和一个彝族人一起来看望罗某夫妇，称其包了一片芒果，投资了50万元，想找王树强拉一把，后与王树强联系好。2017年6月，王树强开挂车、袁丽上班，都不想做果园，双方发生争吵。王某劝王树强去做，让王树强还袁丽50万元本金，这50万元本金是承包费、进场费、房子、果园的费用，袁丽的母亲也打电话给罗某请其劝说王树强接收果园，让王树强把袁丽的本金还给袁丽，于是罗某对王树强进行劝说，后王树强接收果园。罗某与王树强一起居住时，袁丽来拿钱说10万元只拿了6万元，跟邱岳芳说还有24万元，邱岳芳说只有下来想办法。王树强去找银行贷款，因为时间不对没有贷到。一天，罗某遇到杨竺的妈妈来找王树强要钱，王树强就问袁丽当时给了多少钱，她说只给了10万元，后来王树强就哭起来，开始跟袁丽打官司。罗某也不知道现在是王树强骗袁丽还是袁丽骗王树强。袁丽确实跟家人说投资了50万元。王某为袁丽这点钱，要报复王树强，说在哪里遇到王树强都要打王树强；王某因划分山地，2018年1月31日与王树强、邱岳芳在搅拌站打架。 证人苏某的证词主要内容为:苏某系王树强承包果园的邻居。2017年4月，王仕德找苏某去给王仕德承包的果园打工，聊天时王仕德谈到其给杨广军家交了50万元，该费用是房子、池塘、树和管子的费用。 邱岳芳经二审庭审质证认为，对证人罗某、苏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言内容客观真实。罗某的证言能够认定王某、王树强之间有矛盾，袁丽曾在家人面前说起投资50万元。 王树强的质证意见与邱岳芳的质证意见一致。 袁丽经二审庭审质证认为，证人罗某、苏某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罗某长期与王树强一起居住，其证言不具有公正性，罗某的证言不能证明袁丽退伙时50万元的构成。罗某已逾80高龄，还能如此清楚的陈述，不合逻辑。且罗某陈述的其于2017年4月听袁丽说投入50万元，与2017年6月王树强同意支付袁丽的退伙费用没有关系。对苏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证人罗某、苏某均不能直接证明2017年6月20日袁丽与王树强达成合伙清算口头协议时的相关情况，故对二人的当庭证言均不予采信。 二审中，邱岳芳、袁丽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王树强、袁丽均认可2017年6月20日双方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中约定的50万元为退伙费；当日，双方达成协议时，证人王某、罗某均未在场。 “2017年7月8日，袁丽向王仕德转账10万元并向王仕德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王仕德太平乡半海村金糖（塘）社芒果园转让费余款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在2018年8月30（日）前付清。欠款人袁丽’”系袁丽与王仕德之间的约定，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对此予以确认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一审判决审理查明的其余本案基本事实与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王树强、袁丽对双方2017年4月曾合伙经营本案所涉芒果园，2017年6月20日达成合伙清算口头协议，由王树强向袁丽支付款项50万元，袁丽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没有异议，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王树强、邱岳芳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袁丽在与杨竺签订的第二份租赁合同中，确实就第五条约定的相应金额进行了变更；王树强加入第二份租赁合同时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审查，并邀请当地村社盖章确认，亦为事实；故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对上述事实进行确认并无不当，在说理部分认为上述第二份租赁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无不妥。因王仕德未在第二份租赁合同上签字捺印，王树强加入第二份租赁合同后，是否曾与王仕德、袁丽三人合伙经营芒果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故一审判决认为“之后三人还共同经营了一段时间……”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关于2017年6月20日王树强、袁丽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中约定的王树强应向袁丽支付的50万元包括哪些费用的问题。首先，王树强认为该50万元系承包费15万元、设施建设费45万元，因其已经交纳10万元，故还应向袁丽支付50万元；袁丽认为该50万元系其已经支付给杨竺的10万元、需要向王仕德支付的25万元、前期找果园投入的费用以及果园已经挂果的收益；就上述主张，双方各执己见，均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中约定的50万元中确实包括设施建设费，故袁丽、杨竺协商修改第二份租赁合同第五条约定的设施建设费相应金额及王树强何时知晓袁丽未实际交纳该费用，均不能推断出王树强系受袁丽欺诈才与其达成合伙清算口头协议。第二，如王树强确实错以为袁丽已经实际交纳了第二份租赁合同中约定的设施建设费，且在已经与袁丽达成了向袁丽支付该费用的情况下，又因何原因在其单独与杨竺签订的第三份《果园租赁合同》中取消对该笔费用的约定且未就所谓袁丽已经交纳的该笔费用与杨竺进行协商处理，王树强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三，王树强、邱岳芳提交的2017年6月16日王树强与袁丽的通话录音中显示双方一直在就合伙清算事宜进行协商，袁丽并未自始至终主张由王树强向其支付50万元、袁丽退伙，双方还曾经提出其他解决方式。而双方在2017年6月16日提出其他解决方式后，王树强又如何与袁丽协商并于2017年6月20日达成案涉合伙清算口头协议，现有证据无法准确反映。虽然其余协商过程中袁丽曾作出其出了50万元的陈述，但通过该陈述不能得出该50万元即第二份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15万元、设施建设费45万元中的50万元的结论，该陈述中的50万元亦不直接等同于双方达成的合伙清算口头协议中的50万元。综上，王树强称袁丽通过虚构合同金额欺骗其与袁丽达成案涉合伙清算口头协议，进而申请撤销该协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另，2018年11月12日王某在米易县人民法院白马法庭所作不清楚袁丽和王树强、邱岳芳之间达成了多少价钱的协议，只知道袁丽说少了50万元不退伙的陈述，与其在（2018）川0411民初18号案庭审过程中所作是经过其调解，袁丽与王树强、邱岳芳达成了王树强、邱岳芳向袁丽支付50万元、袁丽退伙的协议的陈述相矛盾，证明王某存在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可能，故一审判决采信王某在本案中的证人证言并据以认定部分案件事实、进行裁判说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树强、邱岳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84元，由王树强、邱岳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贝贝 审 判 员 雷晓芳 审 判 员 黄 雷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潘红梅 书 记 员 姚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