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71民终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站前路2号。 法定代表人：王新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伟，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潭澄，男，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 法定代理人：邓长龙（邓某之父），男，198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法定代理人：赵丽莉（邓某之母），女，198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类兴政，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济南局）因与被上诉人邓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19）鲁7101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铁济南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伟、孙潭澄，邓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类兴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铁济南局上诉请求：撤销（2019）鲁7101民初9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对地面无水渍的事实不予认定，明显错误。邓某摔伤的原因系邓某自身健康原因和监护人的监护不力造成的，而非邓某所主张的地面有水渍导致。上述事实中铁济南局已通过质证完成了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证人陈某通过视频方式出庭证明当时地面并没有水迹，且通过中铁济南局提交的证据1，补充和加强证明了此事实，上述事实法院应当作为判决依据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却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严重违反了证据规则与法律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邓某受伤前行走自如有悖常理，并缺乏法律事实依据。按照《中国××人实用评定标准》第四项中有关智力××标准的规定：“智力××是指人的智力明显低于一般人的水平，并显示适应行为障碍，智力二级相对应的适应行为水平为重度缺陷。”按照医学常识，首先一审法院认定邓某受伤前行走自如有悖常理，其次在证据事实方面，证人陈某已证明邓某与常人行动不同。与此同时，邓某提交的证据4为电子数据，因只提交复印光盘，未提交原始介质，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不符合证据形式，且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上述内容都无法证明邓某上车之前的真实身体状况，故中铁济南局在质证时已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却对此不符合任何证据形式和有效内容的材料予以认可，有悖常理地认定邓某受伤前行走自如，已严重违反了证据规则与法律原则。3.一审法院认定邓某的监护人已尽到监护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且论理过程互相矛盾不合逻辑。邓某主张导致其摔伤的原因为地面有水渍，通过法庭调查质证，均证明当时地面并无水渍。且通过证人陈某的当庭作证证明，邓某是在车厢内距离车厢端门的第二个档外摔倒，其监护人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其关心询问，而是冷漠地让其自己走到卫生间，自行如厕，极有可能导致二次伤害，加重了邓某的伤势。所有的证据事实均已能够完全证明真正导致邓某摔伤的原因是邓某自身健康原因和其监护人因没有尽到合理必要的监护义务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对上述有效证据置若罔闻，全然不顾，竟然认为是因列车卧铺车厢过道狭窄，导致邓某与其监护人无法并行，从而使其监护人没有完全履行监护人责任。对此中铁济南局特进行了准确的测量，卧铺车厢的过道距离为93厘米。按照常理，在此空间内，两个正常人成年人都可并行，更何况在本案中，基于邓某特殊的身体状况，其监护人只要想对其进行扶助，就不存在履行不能的可能。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中，其监护人可以有多种防止避免邓某摔伤的措施，而监护人却选择了漠然地独自走在前方的行为，该行为明显带有放任结果出现的主观故意。综上可见，邓某的监护人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认定其监护人已尽到监护责任，不存在重大过失，是有意隐瞒回避已通过法庭质证形成的法律事实的结果，此认定有悖常理和法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认定中铁济南局未能按合同约定将其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就直接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认定中铁济南局承担违约责任明显错误。无过错原则并不是说当事人对一切不履行合同的行为都要承担责任，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的，可免于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在本案中，证据事实已充分表明，导致邓某摔伤的原因并非邓某所称的地面有水，而是其自身健康原因和监护人存在重大过失，没有尽到监护责任造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中铁济南局不应对邓某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认定中铁济南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此案中造成邓某人身损害的原因并非铁路运输事故，而是邓某的自身健康原因和监护人因重大过失对邓某监护不力导致的。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本案中，因邓某的身体原因和其监护人因监护不力存在重大过失从而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一审法院不顾证据事实，任意枉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明显错误。综上请求支持中铁济南局的上诉请求。 邓某辩称，1.中铁济南局至今未能证明其对损害可以免责的事由，在未能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判决其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2.旅客的伤亡是旅客自身原因造成或者是旅客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免责。其成立的前提是旅客自己本身存在上述事由，不存在监护人监护不利从而可以免责。3.一审判决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第十二条，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邓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中铁济南局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治疗费、××赔偿金等经济损失暂计10万元；2.依法判令中铁济南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邓某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中铁济南局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21665.82元；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中铁济南局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25日，邓某购买了由中铁济南局运营的当天17时41分从青岛站发往南昌站的K1136次列车车票，邓某的××员为其母亲赵丽莉、外祖母付桂荣。2018年7月26日零点左右，因车厢通道内存有污水，导致邓某前往车厢卫生间时滑倒摔伤，右下肢剧烈疼痛，中铁济南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未在第一时间履行救助义务，而只顾擦拭污水。列车到达兖州车站后，由120急救车急送至兖州九一医院，经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后邓某在家属的陪护下转乘K491列火车到达南昌，随即在南昌市第三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事后，邓某家属多次向中铁济南局协商赔偿事宜，中铁济南局均不予理睬。邓某购买了车票并持票上车，其与中铁济南局之间已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中铁济南局作为承运人应依约安全、及时地将邓某送至约定目的地，但因中铁济南局存在违约行为，导致邓某受伤，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7月25日17时41分，邓某、赵丽莉（邓某之母）、付桂荣（××）乘坐由中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承运的K1136次列车，从青岛前往南昌。赵丽莉、付桂荣购买的系4车厢13号、14号下铺，邓某购买的系硬座车票。邓某持有2013年中国××人联合会发放的《××人证》，载明其为二级智力××。为方便家人照顾，列车工作人员将邓某安排至赵丽莉所在的硬卧车厢休息。7月26日零时左右，列车前往兖州站时，邓某去往车厢卫生间的途中摔倒，事发时赵丽莉在前，邓某在后，前后距离约为一米左右。邓某摔倒后，列车工作人员及时赶到，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到达兖州站后，邓某被送至兖州九一医院进行救治，被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产生医疗费682.43元。当日，邓某在亲属的陪护下乘坐K491次列车前往南昌，在南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手术，住院5天，本次就医产生医疗费9579.39元、交通费658元；2018年9月23日、2019年3月15日，邓某在南昌市第三医院复查，被诊断为右股骨头变形，右股骨颈短缩。两次就医产生医疗费284元；2019年3月17日，邓某与其父母乘坐K288次列车前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复查，被诊断为右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本次就医产生医疗费90元，去程交通费315元，返程经武昌回南昌，产生交通费561元。 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邓某就其伤情等级、护理期、护理人数、营养期、后续治疗费向本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济南三和司法鉴定所对其申请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10月30日收到该所出具的[2019]临鉴字第88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邓某伤残程度为九级伤残；2.邓某伤后护理时间为150天，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出院后需1人护理；3.邓某伤后营养时间为150天；4.邓某内固定物需适时取出，届时约需二次手术费12000元或以实际发生为准。其右股骨头坏死，今后如需行股骨头置换，建议以实际发生为准。本次鉴定费为2900元。 另查明，邓某一家经常居住地为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渔业村97号，该村为城镇区域。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铁路旅客乘坐列车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引发的运输合同纠纷。一审的焦点问题为：一、中铁济南局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邓某及其监护人是否对其损伤承担责任；三、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及中铁济南局应承担的赔偿金额。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邓某持票乘车，与中铁济南局形成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邓某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人身损害，中铁济南局未能按合同约定将其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南昌，按上述法律规定，中铁济南局应承担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承担是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旨在强调对旅客人身生命的特别保护。根据该原则，中铁济南局无论是否存在过错均需赔偿，故本案当事人均无需就承运人是否存在过错承担证明责任。根据车长记录仪录像和证人陈某的证词，事发前后中铁济南局已经履行了安全告知、积极救助义务，一审法院对中铁济南局已尽到救助义务的主张予以认同。但在无法定免责事由的情况下，中铁济南局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邓某为二级智力××，生活能力、行为能力与常人存在差距，但从视频录像中看，邓某受伤前行走基本自如，并无证据证明邓某摔倒系由其智力××导致，或由其故意所为。在行驶的列车上，即使是智力正常的人，因列车晃动、紧急刹车等情形，也会存在摔倒受伤的可能。因此，不能认定邓某摔倒受伤是其自身健康原因所造成。但结合邓某的自身身体状况，其在夜间运行的列车上前往卫生间，邓某的监护人应尽到更多的安全注意义务。由于列车卧铺车厢过道狭窄，邓某的母亲难以与邓某并行，其在前方一米左右带领邓某行走，应认定已尽到一定的监护责任。但相较于邓某在前、其母亲在后的行走顺序，邓某摔倒时，母亲在前的行走方式不能更有效的防止危险发生，不能更充分的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其监护人对邓某摔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邓某智力存在××，中铁济南局亦认可，对邓某摔倒受伤，应考虑监护人是否完全尽到了监护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按其过错程度，应适当减轻中铁济南局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酌定中铁济南局对邓某损失承担80%的责任。 根据邓某的诉求，对其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 1.医疗费。邓某在兖州九一医院、南昌市第三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就医，产生医疗费合计10635.82元，上述费用未超出医院收费票据列明的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二次手术费12000元，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据，是其二次手术所必要支出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两项合计医疗费为22635.82元。关于邓某右股骨头坏死，进行股骨头置换的费用，可在手术后，另行主张。 2.护理费。因原告方未提交护理人员收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没有收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一审法院参照邓某居住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护工的劳务报酬标准，结合江西省最低工资标准及服务业平均工资水平，护理费酌定以100元/天标准计算，结合鉴定意见，邓某的护理费应按照“5天×2人×100元+145天×1人×100元”计算，合计为1550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邓某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5天×100元”计算，计500元。 4.营养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认按每天50元计算，鉴定机构确定的150天，合计为7500元。 5.交通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邓某及陪护人（2人）去南昌、上海医院就医发生的交通费予以支持，但在上海就医后经武昌返南昌的费用，参照去程费用计算。交通费计1288元。该项下的其他费用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6.××赔偿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邓某主张以山东省城镇2018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伤残等级九级计算该项费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邓某××赔偿金按照39549元×20年×20%计算，计158196元。 7.精神赔偿金。因本案为合同之诉，邓某主张精神赔偿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8.鉴定费。鉴定费2900元，系诉讼过程中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以上费用合计208519.82元，中铁济南局应承担80%，计166815.8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铁济南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邓某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赔偿金、鉴定费共计166815.86元。二、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25元，由邓某负担925元，由中铁济南局负担37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人身损害的责任应如何认定。 本案邓某的人身损害是在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发生旅客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一条、第三百零二条等规定，确定铁路运输企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的大小……”。邓某在一审起诉及审理过程中，均以案涉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主张其权利，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责任作出的认定，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的规定，中铁济南局作为从事公共铁路运输的承运企业，应当对运输期间的旅客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中铁济南局责任免除的前提，应当是中铁济南局能够证明邓某的损害后果与其自身健康存在因果关系或者邓某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形。中铁济南局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是主张应当认定损害发生时地面无水渍，二是主张邓某不能正常行走。关于地面是否存有水渍，一审判决并未认定案发时地面存有水渍，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述规定，地面是否存在水渍，并非承运人的法定免责要件。故针对本案中铁济南局的上诉而言，该事实存在与否并不能影响其责任的承担。从本案中铁济南局作为承运人就其免责事实的证据保存和举证情况看，中铁济南局在车厢内部已装有视频监控录像设备的情况下，并不能提交邓某损害发生过程中的视频记录。而对列车营运期间车厢内部公共区域实时情况的记录和保存，不仅是对承运企业在纠纷中所负举证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妥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体现。而根据中铁济南局提交的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也均不能有效证明本案损害后果是因邓某自身健康原因所造成，更不能证明邓某及其监护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中铁济南局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关于存在邓某二次摔倒的主张，亦无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从邓某自身客观状况看，其虽为二级智力××，但并不能仅依据该客观事实就推定邓某摔倒是因智力××所直接造成，该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并非属于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而能够直接推导出结论的范畴，仍应由中铁济南局举证证明。而就邓某监护人监护义务的履行情况，一审法院已在其责任认定中予以考虑。在二审并无新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的责任承担比例予以维持。 综上，中铁济南局对其上诉主张并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25元，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戚智超 审判员  李建波 审判员  宋阿波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阎晓亮 书记员姜俐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