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28刑初40号公诉机关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琳，男，汉族，1966年8月19日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绥阳县，现住绥阳县，原绥阳县政协副主席。2018年3月28日，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问题被遵义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同年3月29日经遵义市监察委员会决定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同年9月27日被湄潭县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湄潭县看守所。辩护人丁燕南，贵州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检察院以湄检职检刑诉（2019）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琳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2日作出（2019）黔03刑辖12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将本案指定本院审判。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长郑泽发和检察员孙贵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琳及其辩护人丁燕南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滥用职权罪2014年2月，绥阳县南鸿中央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鸿公司）因资金紧张无力按期足额缴纳第一期土地出让金，遂联系龙某（时任绥阳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土地出让价款缴纳事宜。2014年2月的一天，龙某、王晓旭（时任绥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另案处理）、李滨（时任绥阳县财政局局长，另案处理）三人在王晓旭办公室商议后，由王晓旭决定以虚假拨付征拆补偿费的名义，拨付政府财政资金以空转方式帮助南鸿公司获取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并安排龙某、李滨执行。龙某根据王晓旭的决定，通知被告人王琳，要求王琳以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的名义向县政府打书面报告，以便于县政府及县财政局操作违规拨款事宜。王琳电话联系王晓旭确认上述事宜后，安排指挥部办公室人员于2014年2月17日、3月5日两次以虚假拨付“征地拆迁补偿经费”名义向绥阳县政府打报告申请拨付财政资金。经龙某、李滨在相关审批手续上签批同意后，绥阳县财政局于2014年2月25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3月19日从县财政基本户中先后三次、每次3500万元共计10500万元的财政资金，以虚假的“征地拆迁补偿经费”名义拨付到指挥部。指挥部每次收款后，均由王琳签字同意后将资金全额拨付给南鸿公司。南鸿公司收到上述资金后于2014年2月27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20日先后三次每次3500万元共计10500万元资金以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名义汇入绥阳县财政局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并取得土地出让价款缴款凭证。直至被告人王琳被立案调查前，南鸿公司仍未及时足额将土地出让价款缴入国库。经贵州黔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定，指挥部作为征收拆迁具体实施单位，未将资金拨入监管账户并根据项目征收拆迁工作计划按进度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而是每次全额拨付至项目开发单位南鸿公司，且未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属虚假列支财政资金。县财政局在拨付资金后，未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对预算支出进行管理和监督。南鸿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10500万元，虽然缴入县财政局国库，并取得一式五联的“一般缴款书”，但是根据资金实际走向反映，是县财政局以拨付征地拆迁支出的名义先行将资金通过指挥部转拨至南鸿公司，再用于其缴纳土地出让金，实质是采用空转的方式虚列收入和支出，违反了《预算法》第五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被告人王琳明知拨付虚假“征拆补偿经费”是为了解决南鸿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问题，根据王晓旭、龙某的安排，采取利用财政资金空转的方式，为南鸿公司虚假缴纳土地出让金10500万元，致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应收未收，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500万元。二、受贿罪被告人王琳在担任绥阳县政协副主席、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牟小俊等人在拆迁安置、融资、工程承建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索要和多次收受牟小俊、毛光志、胥忠林、黄某等人所送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36.8273万元（其中95万元受贿未遂），受贿数额巨大。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初，被告人王琳患病在重庆治疗期间，牟小俊送给王琳2万元，出院后王琳将钱退还给牟小俊。事后，王琳认为自己在“清华苑”项目上给予了牟小俊帮助，但未得到牟小俊的感谢，遂以翻新旧房子为借口，以借为名向牟小俊母亲胡某索要5万元。牟小俊认为王琳此前退还2万元可能是嫌少，为得到王琳在“清华苑”项目建设拆迁安置、缓交人防费等方面的进一步关照，决定送给王琳5万元。之后胡某准备好5万元现金，通知王琳、牟小俊一起到胡某家中吃饭，饭后将5万元现金送给王琳。王琳为避免事情败露被查，便写了一张5万元借条交给胡某，后王琳在“清华苑”拆迁安置房付款和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缓交上为牟小俊提供了帮助。2、2014年10月，毛光志在开发“芙蓉水乡”项目过程中，因资金短缺，便与绥阳县“童家院子”项目负责人袁内勇商量，要求袁内勇从指挥部退还保证金借给毛光志周转。袁内勇同意后，毛光志便请被告人王琳帮忙退还袁内勇保证金。后袁内勇从指挥部退还保证金600万元，借给毛光志500万元。2015年8月、9月，毛光志为感谢王琳的帮助，通过殷选林分三次送给王琳共计15万元，王琳将收受的15万元大部分用于自己房屋装修。为避免事情败露被查，王琳向毛光志出具了一张借条。3、2015年下半年，被告人王琳在拆迁还房过程中接受拆迁户胥忠林请托，为胥忠林在还房面积、还房位置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胥忠林感谢费1.5万元。4、2016年12月底，天台山公园项目负责人黄某请被告人王琳出面协调安排天台山开园庆典活动，送给王琳感谢费2万元。2016年12月中旬，为感谢被告人王琳等人在天台山公园项目建设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关照，遂以询价名义组织王琳、程兴勇（另案处理）等人到长沙、广州旅游。12月16日，长沙市美美百货商场路易威登专卖店,被告人王琳挑选了价值2.23万元的男士公文包1个、价值1.76万元的女士包一个、价值0.615万元的鞋子一双、价值0.545万元的皮带一条，共计价值5.15万元，由黄某用银行卡为王琳付款。同月18日，在广州市越秀区丽柏购物广场，王琳在利邦服饰专卖店选购了一套价值3.3821万元的男士服装，黄某用其银行卡为王琳付款。2017年春节，黄某为感谢王琳在天台山公园项目中的帮助，以拜年名义，送给王琳等人7件6瓶装普通飞天茅台酒，其中王琳分得5件茅台酒，价值2.997万元。2017年4、5月，黄某请托王琳为其打听天台山二期项目相关事宜，送给王琳3件6瓶装普通飞天茅台酒，价值1.7982万元。5、2015年上半年，毛光志、张重六为介绍傅朝怀承建鑫港国际项目，请托被告人王琳给该项目负责人冯检春打招呼，并承诺所得介绍费与王琳共同分享。随后王琳多次给冯检春打招呼，希望冯检春将鑫港国际项目建筑工程承包给傅朝怀承建。后因傅朝怀资金困难不能足额缴纳保证金，毛光志又将工程介绍给何安辉承建，并约定由何安辉支付工程产值2%作为介绍费400万元。因担心冯检春只认可王琳打招呼的傅朝怀，故商定由傅朝怀和何安辉以合伙的名义共同与冯检春商谈，工程实际由何安辉个人承建，该项目地下室及基础溢价部分为傅朝怀利润。后毛光志、傅朝怀、张重六又商定，介绍费分给毛光志320万元，其中包含王琳的利益，由毛光志与王琳自行协商，分给张重六80万元，分给傅朝怀溢价部分140万元。2015年6月28日，何安辉、傅朝怀与鑫港国际置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何安辉以抵账的方式按约兑现给毛光志介绍费540万元，毛光志以2间门面折抵给张重六，以3间门面折抵给傅朝怀，未告知王琳。王琳知晓后向毛光志索要好处费，毛光志计划分给王琳100万元，但无力支付，承诺以后再兑现。其后，王琳多次向毛光志催要好处费，2017年4月，因王琳再次催要，毛光志便从黄朝兰处借了5万元，按照王琳的要求通过殷选林转交胡雪梅，由胡雪梅代王琳缴纳了购房款。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他人安排后使用国家财政资金以空转方式虚列支出，虚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变相免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义务，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00万元应收未收，滥用职权共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和索要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36.8273万元（其中95万元受贿未遂），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公诉人提出被告人王琳认罪认罚，建议对王琳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建议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至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王琳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王琳在滥用职权罪中系从犯，所起作用较小，应当减轻处罚。2、被告人王琳的受贿事实是在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自己陈述、主动交代的，应当认定为自首。3、被告人王琳受贿犯罪中的大部分属于犯罪未遂，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4、被告人王琳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其家属退缴了6万元的赃款；收受的黄某购买的礼品直至案发仍然存放在行贿人处，王琳并没有实际占有使用。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琳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琳于1991年8月在贵州省绥阳县参加工作，2003年2月任绥阳县政协委员会副主席，2013年3月26日，兼任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2016年6月2日，兼任绥阳县老城片区项目指挥部（含天台山森林公园项目）指挥长。2018年7月27日经绥阳县第十届政协委员会常委会会议被免去绥阳县政协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被撤销绥阳县政协委员会委员职务。一、滥用职权的事实2012年12月7日，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政府与遵义南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绥阳县原人武部、体育馆片区列为棚户区改造项目，签订了《绥阳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遵义南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000万元给县政府用于该项目征地拆迁及安置补偿等前期工作费用。同月11日，双方再次签订《绥阳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前期工作费用可在该宗土地出让金中进行冲抵，且该宗土地挂牌时，遵义南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无需再行支付该宗土地挂牌保证金。2013年12月25日，遵义南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遵义忠泰房地产公司、王家勇共同出资成立绥阳县南鸿中央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鸿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绥阳县国土资源局对该宗土地进行公开挂牌出让，并规定挂牌起始价为190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11400万元。2014年1月26日由绥阳县国土资源局向绥阳县政府提交《关于绥阳县南鸿中央城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免缴竞买保证金的报告》。经时任绥阳县县长王晓旭同意后，县政府办下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绥阳南鸿中央城置业有限公司免缴竞买保证金的通知》，确认南鸿公司的竞买资格。2014年1月29日，南鸿公司以起始价19000万元成功竞买得该宗土地，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19000万元，由南鸿公司分二期缴纳：于2014年3月10日前缴纳11400万元；于2014年8月10日之前缴纳7600万元。2014年2月12日，南鸿公司缴纳土地出让价款500万元。此后南鸿公司因资金紧张无力按期足额缴纳第一期11400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款，遂联系龙某（时任绥阳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土地出让价款缴纳事宜。2014年2月的一天，龙某到王晓旭的办公室向王晓旭汇报南鸿公司请求解决该公司土地出让价款缴纳问题。王晓旭通知李滨（时任绥阳县财政局局长，另案处理）到自己办公室共同商量。经共同商议后决定以虚假名义违规拨付政府财政资金，以空转方式帮助南鸿公司获取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后龙某根据王晓旭的决定，通知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人王琳，要求被告人王琳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县政府打书面报告，以便于县政府及县财政局操作违规拨款事宜。被告人王琳电话联系王晓旭确认上述事宜后，按照王晓旭的安排于2014年2月17日、3月5日由指挥部两次以虚假的“征地拆迁补偿经费”名义向绥阳县政府打报告申请拨付财政资金。经龙某、李滨在相关审批手续上签批同意后，绥阳县财政局于2014年2月25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3月19日从县财政基本户中先后三次每次3500万元共计10500万元的财政资金，以虚假的“征地拆迁补偿经费”名义拨付到指挥部。指挥部每次收款后随即将资金全额拨付给南鸿公司。南鸿公司收到上述资金后于2014年2月27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20日先后三次每次3500万元共计10500万元资金以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名义汇入绥阳县财政局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并取得土地出让价款缴款凭证。直至被告人王琳被立案调查前，南鸿公司仍未及时足额将土地出让价款缴入国库。经贵州黔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定，指挥部作为征收拆迁具体实施单位，未将资金拨入监管账户并根据项目征收拆迁工作计划按进度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而是每次全额拨付至项目开发单位南鸿公司，且未用于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属虚假列支财政资金。县财政局在拨付资金后，未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对预算支出进行管理和监督。南鸿公司缴纳的土地出让金10500万元，虽然缴入县财政局国库，并取得一式五联的“一般缴款书”，但是根据资金实际走向反映，是县财政局以拨付征地拆迁支出的名义先行将资金通过指挥部转拨至南鸿公司，再用于其缴纳土地出让金，实质是采用空转的方式虚列收入和支出，违反了《预算法》第五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二、受贿的事实被告人王琳在担任绥阳县政协委员会副主席、老城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收受牟小俊、毛光志、胥忠林、黄某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6.8273万元（其中95万元受贿未遂）。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向牟小俊索要5万元。2014年4月29日，牟小俊以挂靠的遵义天瑞置业有限公司与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签订了《绥阳县“清华苑”旧城改造项目建设框架协议》，该项目的征地、拆迁以及保证金由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和监管。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被告人王琳认为自己在“清华苑”项目上给予了牟小俊帮助，但未得到感谢。2015年的一天，以翻新旧房子为由向牟小俊母亲胡某“借款”5万元，牟小俊为得到王琳在“清华苑”项目建设拆迁安置、缓交人防费方面的关照，与母亲胡某商量后，邀请王琳到家吃饭时将5万元现金送给了王琳。为避免事情败露被查，王琳向胡某出具了一张5万元的借条，后王琳在“清华苑”项目拆迁安置房付款和人防异地建设费缓交上为牟小俊提供了帮助。2、收受遵义荣达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光志15万元。遵义荣达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光志在绥阳县开发了“芙蓉水乡”房开项目，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因资金短缺，便与在绥阳县童家院子开发“玉锦苑”项目的重庆蓬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内勇商量好借款事宜后，毛光志遂请王琳帮忙，由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于2014年10月23日退还了重庆蓬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金600万元，袁内勇将其中500万元于第二日借给毛光志周转。毛光志为了感谢王琳的帮助，通过殷选林分三次送给王琳感谢费共计15万元。为避免事情败露被查，王琳向毛光志出具了一张15万元的借条。3、收受胥忠林感谢费1.5万元。2015年，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在负责原绥阳中学片区房屋征收过程中，被告人王琳接受该片区拆迁安置户胥忠林的请托，为胥忠林在安置房屋面积、位置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胥忠林感谢费1.5万元。4、收受遵义万豪晨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财物共计15.3273万元。2016年12月16日，承建绥阳县天台山森林公园建设工程的万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为感谢被告人王琳及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和人员，以询问树木价格的名义邀请王琳等五人到长沙、广州游玩。当日到达长沙市后，黄某便带王琳等人到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长沙店选购礼物，并告知由黄某付款。被告人王琳选购了一个价值人民币2.23万元的男士公文包、一个价值1.76万元的女士手袋、一条价值人民币0.545万元的男士皮带、一双价值人民币0.615万元的男士运动鞋，黄某为其付款共计人民币5.15万元；同月18日，在广州玩耍期间，王琳又在广州丽柏广场服装店选购了一套价值3.3821万元的西服，并让黄某支付了服装款；2016年底，黄某为请王琳协调安排天台山开园庆典活动，送给王琳感谢费2万元；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为感谢王琳在天台山公园项目中的帮助，黄某以拜年名义，在万豪大厦地下停车场送给王琳等人7件6瓶装普通飞天茅台酒，王琳分得5件，经鉴定价值为2.997万元；2017年的一天，黄某请托王琳为其打听天台山森林公园二期工程相关事宜，送给王琳3件6瓶装普通飞天茅台酒，经鉴定价值1.7982万元。5、向毛光志索要100万元（其中95万元受贿未遂）。绥阳鑫港置业有限公司在绥阳县城区开发了“鑫港国际”房开项目，该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工作由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负责。毛光志、张重六为介绍傅朝怀承建该项目，请托被告人王琳向绥阳鑫港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检春打招呼，并承诺所得介绍费与王琳共同分享。随后被告人王琳向冯检春引荐了傅朝怀，为取得该工程的承建，王琳还与冯检春等人一同到傅朝怀在毕节的在建工程项目中进行考察。后傅朝怀资金困难不能足额缴纳保证金，因担心冯检春只认可王琳打招呼的傅朝怀，毛光志、张重六、傅朝怀与何安辉达成协议，由傅朝怀和何安辉以合伙的名义与冯检春继续洽谈承建事宜，该工程实际由何安辉承建，承建后由何安辉支付介绍费540万元。根据各方签订的分配协议，毛光志分得介绍费320万元（包含王琳的利益）、傅朝怀分得140万元、张重六分得80万元。2015年6月28日，何安辉代表承包方贵州聚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与绥阳鑫港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何安辉以抵账方式兑现了毛光志介绍费540万元，毛光志又将自己开发的“芙蓉水乡”3间门面折抵给傅朝怀、2间门面折抵给张重六。王琳知晓后向毛光志索要其应分得的好处费，毛光志便承诺分给王琳100万元，但暂时无力支付。其后，王琳多次向其催要，2017年4月，因王琳再次催要，毛光志便从黄朝兰处借了5万元，按照王琳的要求通过殷选林转交给胡雪梅，由胡雪梅代王琳缴纳了购房款。另查明：被告人王琳在被遵义市监察委留置后，如实交代了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并主动交代了受贿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琳在黄某为其购买的礼品中，只领取了价值人民币3.3821万元的服装一套,其余价值人民币5.15万元的路易威登皮包两个、男士皮带一条、运动鞋一双存放在黄某办公室，因涉嫌其他案件于2018年4月28日被绥阳县监察委扣押，现存放于绥阳县监察委。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王琳的家属于2019年8月1日主动代其向本院退缴赃款人民币6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确认的物证：路易威登背提包、旅游鞋、皮带；书证：王琳任职文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记账凭证等；证人龙某、黄某等人的证言；鉴定意见：贵州黔元会计师事务所贵州黔元鉴字（2019）第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遵义市价格认证中心关于对茅台酒、香烟价格认定的回复函等；被告人王琳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担任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期间，按时任绥阳县县长王晓旭等人的安排，滥用职权，使用国家财产资金为土地受让人南鸿中央城置业有限公司缴纳土地出让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10500万元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其利用担任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和索要他人财物共计136.8273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予确认。被告人王琳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之规定，应数罪并罚。在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中，经王晓旭、龙某、李滨共同商议后决定以虚假名义违规拨付政府财政资金，以空转方式帮助南鸿公司获取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由王琳具体执行该决策，被告人王琳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王琳有索贿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琳被立案调查后如实供述自己滥用职权的罪行，系坦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其所犯滥用职权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琳因滥用职权被留置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款之规定，应以自首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所犯受贿罪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琳受贿犯罪中有95万元受贿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王琳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关于公诉机关所提“被告人王琳认罪认罚，建议对王琳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并处罚金。数罪并罚，建议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至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的公诉意见，量刑建议适当，且王琳也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王琳在滥用职权罪中系从犯的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如实供述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在受贿罪中具有自首、受贿未遂的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退缴了部分赃款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均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均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条、第八条（与李滨案一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琳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9日起至2022年3月2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对被告人王琳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万元（现暂存于本院）、对办案机关扣押在案的“路易威登”皮包二个、“路易威登”男士皮带一条、“路易威登”运动鞋一双（现暂存于绥阳县监察委），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述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的，由扣押机关负责处理）；对被告人王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三元，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杨成书审 判 员  聂潇潇人民陪审员  郭永群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舒晓莉书记员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