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5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泗洪县衡山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青阳街道衡山路衡山大桥南侧。法定代表人：王茹，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茹，女，1974年3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莲，女，1972年5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洲，男，1986年2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庄啸波，男，1960年7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洪芹，女，1972年9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启东，江苏拓荒者律师事务所律师。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洲，江苏厚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广文，男，1966年9月16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江苏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男，1967年10月31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上诉人泗洪县衡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因与被上诉人陈广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3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1月1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启东、周洲，被上诉人陈广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王卫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广文对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广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一、2015年3月20日，宿迁市鸿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强公司）从江苏泗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洪农商行）借款100万元，泗洪县盛某咨询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某公司）、王卫、姜某为鸿强公司100万元借款向泗洪农商行提供担保。2015年3月27日，鸿强公司、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为盛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2016年3月20日，借款到期后鸿强公司无力还款，盛某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代偿了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至2017年3月3日盛某公司提起追偿诉讼一年时间，盛某公司多次找到鸿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及反担保人要求还款，鸿强公司、王卫虽多次允诺还款并与盛某公司达成还款协议，但终因没有能力而分文未还，盛某公司为实现债权即以诉讼方式予以追偿，法院判决鸿强公司偿还代偿款，王卫、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鸿强公司追偿。诉讼程序启动后，上述反担保人代其还款的结果是必然产生的，执行程序也是反担保人无法控制的。所以，王卫、衡山公司原股东陈广文明确以衡山公司股权抵偿反担保人的代偿款，双方即达成合意，2017年4月5日陈广文与王茹（裴某妻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同时陈广文将公司移交给王茹，包括交付营业执照、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司印章等。后王茹又将80%股份分别转让给了其他四个反担保人（或其家属）各20%。一审判决认为“各担保人在尚未履行担保义务情况下，即将股权过户抵偿债务明显不合常理”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反担保人在确保衡山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到王茹名下后才代王卫偿还欠款，这是完全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做法。一审判决把该做法作为不是股权转让真实意思的理由，显然不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王卫与裴某、赵某1等人通话录音中作出清晰、稳定的陈述，即涉案股权变登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偿还王卫的债务，在债务还清后，应进行股权回转登记”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1.录音中主体王卫、赵某1、裴某等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录音内容不能认定为合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2.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录音均不是完整的通话录音，全是节选内容，是被上诉人把录音截取其中某一段形成，从每段录音的开头都能够听出双方在之前应当还有大量内容的对话，故录音证据形式是不合法的。3.从录音内容来看，譬如：庄啸波的录音，王卫问“那当时把营业执照过给你，不是起到担保作用的吗”,庄:“嗯”。“保证的吗？还是的”，庄：“嗯”。如果仅从该录音文字看，是一问一答式的肯定回复。但是放在整段录音语境中，“嗯”仅是语气词，在正常通话中，一方常常会发出这样的语气词表示自已正在听对方说话。再连贯听一段录音，王卫一直以诱导发问方式问：“王茹跟你讲吗？宿迁法院这个传票啊？真还没跟你讲吗？你那个股东退出了”，以及王卫故意捏造事实：“有人讲的……你们上诉，我怎么弄的？说你（指庄啸波）讲这个话的”。因股权转让事务由王茹、王莲处理，庄啸波并不清楚具体情况，所以，即便王卫在有目的的捏造事实、诱导发问下，庄啸波自始至终反复陈述：“我不知道啊、具体我不晓得、怎么操作的我不晓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问王茹，王茹和王莲两个。我们不知道。”故，一审观点是对录音断章取义的认定。三、衡山公司、王茹从没有授权王卫代表衡山公司起诉泗洪县城管局。陈广文与王茹就衡山公司股权转让进行变更登记，同时陈广文将经公安备案的衡山公司营业执照、印章交给王茹，后王茹进行经营管理。2018年3月9日王茹得知王卫私刻衡山公司印章起诉泗洪县城管局行政不作为后即时到泗洪县公安局洪桥路派出所报案，并到承办案件的法院撤回起诉，后经公安局查实王卫私刻印章并且没有到公安机关报备，王卫将私刻印章上缴到派出所，以上王卫私刻印章事实经由洪桥路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并已经提交一审法院，该证据能够证明王茹没有授权王卫代表衡山公司进行诉讼，故对王卫代表衡山公司起诉泗洪县城管局属于一审事实认定错误。四、关于在股权转让后被上诉人仍然在经营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作出了错误的认识，在一审中，上诉人明确陈述，因为衡山公司经营内容是出租房屋，而大部分房屋在股权转让给上诉人之前己被出租，租赁期限一年，这些没有到期的租赁合同，上诉人只能待期满后，由上诉人收回另行出租。再者，上诉人因为公司经营问题多次与被上诉人及王卫发生纠纷，且都通过报警处理，这也足以说明上诉人已接手经营，只是被上诉人及亲属不断阻碍经营。故，被上诉人将股转转让给上诉人王茹某并非是担保。如果被上诉人把股权转让给上诉人王茹某只是为了担保，那么被上诉人可以到行政机关办理股权质押登记，而非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再者，法定代表人更没必要变更营业执照、公章，更不可能交给上诉人王茹，所有被上诉人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的客观真实性，而并非债的担保。陈广文二审辩称，一、上诉人陈述的内容前半部分符合事实，但后半部分不符合事实。并非诉讼程序启动后就必然产生还款的后果，法院判决前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后果，而且陈广文转让股权协议并不是抵偿代偿款，因为泗阳县人民法院通知各方于2017年4月7日继续开庭，大家比较急，担保公司、借款人、反担保人多次协商，最终在4月5日达成一致意见，只要五名反担保人继续担保，担保公司就继续为鸿强公司担保向银行借款，银行放款后，担保公司撤诉。为此，王卫向担保公司缴纳了案件受理费用13776元及办理贷款事宜的费用12000元，五名反担保人同意继续为鸿强公司提供反担保，但要求用衡山公司提供担保，所以才会在2017年4月5日进行股权变更（这与庄啸波2019年3月6日在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一致，当时原话是“当时谈是为了表示诚意，自己心甘情愿过户，叫我们继续给他担保，我说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不存在我们抵押担保，就是他自愿的跟我们五个人谈，让我们继续给银行和担保公司继续签订合同”，“少的钱还是少我们的钱，我们签字就是继续承担责任”，2018年9月27日在泗洪县人民法院庭审中王某也陈述“真实意思是王卫急着要贷款，他把贷款办下来还给我”。从这点上看，就知道变更股权并不是代偿，指示为了让五名反担保人继续提供反担保而提供的担保）。同时，2017年4月7日的庭审中，被告一方之所以都没有到庭，就是大家认为签字完了之后，担保公司向银行担保借款，银行放款，就没有问题了。但没有想到的是，银行没有放款，担保公司就没有撤诉，最后进入执行程序。执行阶段，由于鸿强公司没有钱偿还，五名反担保人因为身份原因，于2018年4月前后将所有款项清偿，正好赶上衡山餐饮美食城地块拆迁，针对赔偿事宜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与泗洪县城管局的诉讼中，由于上诉人否认委托王卫进行代理，造成案件被驳回，因而产生纠纷，故而成诉。退一步讲，正如上诉人所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反担保人还款的结果是必然产生的，执行也是反担保人无法控制的，不管被上诉人是否转让股权，反担保人都会被执行，还款数额、资产情况都无法认定。故上述事实均说明各担保人尚未确定各自担保责任时以及尚未履行担保义务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就将股权变更用于抵偿债务是明显不合理的，特别是上诉人对自己股权转让的价款都无法确认。无论是抵偿还是买卖，合同的价款应当是明确的，上诉人无法确定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即便是一次性了结，最终数额也应当清楚，但各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均不一致。2018年9月27日泗洪县人民法院庭审中，上诉人陈述“10万元股权是偿还部分担保借款”，“每家抵偿2万元，还差每家16万元多”，“王卫急着要借款，他把贷款办下来还给我”，“股权转让来偿还其中的担保款项10万元，不是偿还全部担保款项100余万元”。2019年3月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上诉人陈述“少的钱还是还我们的钱”。在接受法庭询问王卫是否还欠款项时回答“不少”。在2019年6月13日泗洪县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虽然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抵偿的却是90万元”，“就是全部垫付款项，是90多万元”。由此可见，股权转让变更只是为了提供担保。二、陈广文提供的录音中有些人员虽然不是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却系原借款合同的反担保人。为鸿强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人员经过协商一致，将股权转让到几个股东名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非仅依据录音，而是结合即为上诉人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就算没有录音，一审判决对该案的事实也已经查清。各上诉人在历次庭审中的陈述也认可股权转让时担保的意思表示。三、营业执照与主要印章交给五位实际担保人指定的“王茹”，是起到经营或者赔偿钱款到账后解决五位担保人承担的债务的保证作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广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登记在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名下的衡山公司股权归陈广文所有，并享有股东权利；2.请求判令衡山公司与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协助办理变更登记；3.请求判令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返还管理费6万元；4.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衡山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设立，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陈广文，公司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服务，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2017年4月5日，陈广文与王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广文决定将其持有的衡山公司的1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王茹。受让方于2017年4月5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并约定自双方签字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并不再履行股东义务。2017年4月10日，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王茹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主要变更事项为：衡山公司股东由陈广文变更为王茹，衡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红变更为王茹。2017年12月28日，王茹与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茹将其持有的衡山公司10万元股权（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中的2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万元价格转让给王莲，将其中的2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万元价格转让给赵洲，将其中的2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万元价格转让给庄啸波，将其中的2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以2万元价格转让给董洪芹。受让方于2017年12月28日前均将各自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并约定自双方签字生效之日起，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将公司章程中股东名录和出资额部分相关条款修改后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12月29日，衡山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其主要内容为：委托王茹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人，全权办理有关事宜；变更股东；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不变；赵洲担任公司监事；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2018年1月2日，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王茹出具了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主要变更事项为：衡山公司股东由王茹变更为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公司类型由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之后，陈广文以股权转让协议是为王茹某人及其亲属担保而设定的反担保，而非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表示，要求确认其享有衡山公司股权，双方因而成讼。一审法院另查明：王卫经营鸿强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与泗洪农商行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约定鸿强公司向泗洪农商行借款100万元，同时泗洪农商行与盛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盛某公司拟为鸿强公司向泗洪农商行的借款100万元提供担保。同日盛某公司与鸿强公司、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由鸿强公司、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为盛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泗洪农商行按约发放贷款后，鸿强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盛某公司代偿后，诉至一审法院向反担保人追偿，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判令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对上述债务，代偿款897639.34元（扣除保证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案件执行过程中，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等分别代偿部分款项，履行义务。一审法院还查明，王茹、王莲、赵洲、董洪芹与裴某、赵某1、郭某、赵某2分别系亲属关系，郭某为董红芹丈夫，赵某1为王莲丈夫，裴某系王茹丈夫，赵某2系赵洲父亲。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广文与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还是股权担保的意思表示，陈广文要求确认其享有目标公司衡山公司股权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二、陈广文主张的6万元管理费有无事实依据，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有无返还义务。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陈广文与王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担保的意思表示而非真实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其理由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享有的公司股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股东资格取得来源，一是原始取得，二是继受取得。原始取得是指股东直接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而取得股东资格的方式，继受取得则是股东通过转让、继承、公司合并而取得股份，股权转让是股东对其持有的公司财产权以及收益权的让渡，由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而成为公司股东的法律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首先，根据陈广文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及其亲属因案外人王卫经营的鸿强公司的债务而向盛某公司提供反担保，之后产生纠纷而进行民事诉讼，为此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及其亲属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是引起陈广文与王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因素。根据查明事实，第一次股权转让发生于2017年4月5日，而此时，此时虽然债权人盛某公司已提起诉讼，各担保人并未代为偿还债务，亦未作出即将代为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在尚未履行担保义务情况下，即将股权过户抵偿债务，明显不合常理。其次，根据陈广文提供的案外人王卫与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等人通话录音，裴某等人在通话中作出清晰、稳定的陈述，即涉案股权变更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偿还王卫的债务，在债务还清后，应进行股权回转登记。结合王卫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及衡山公司使用的土地缴纳租金、代表衡山公司起诉泗洪县城管局，王茹向其提供身份证予以配合等事实，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并非双方真实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陈某广通过将享有的衡山公司股权转让至债权人及债权人亲属的名下的方式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应根据股权质押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且未就股权达成折价或者回购协议时，债权人主张享有股权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故对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主张股权归其所有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该股权未经拍卖变卖时，仍归陈某广所有，但在其担保的债务未获清偿时，要求将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不应得到支持。裴某、赵某1、郭某、赵某2、庄啸波等作为债权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的”相关规定主张拍卖、变卖股权，实现自己权利。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陈广文向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主张返还由泗洪县城管局拆迁退还的管理费6万元，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同时陈广文亦认可该款应该为衡山公司所有，故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二百一十九、二百二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登记在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名下的衡山公司股权归陈某广所有，陈某广享有股东权利。二、驳回陈广文要求衡山公司与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协助办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陈广文要求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返还管理费6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陈广文负担1750元，衡山公司负担1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衡山公司等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1.收据两页，系衡山公司向曹某成、刘某两位承租户收取租金的凭证，收据中除了收款人为王茹某人签字外，其他内容均为王卫书写，证明王茹某在受让公司股权以后实际经营衡山公司，王卫对该事实是知晓且认可的。2.衡山公司自2018年1月至今纳税申报表打印件87页，申报表第2页办理人员身份证件号码处系王莲的身份证号码，2019年4月份打印页办理人员身份证件号码是代账会计的身份证号码，能够证明王茹某人受让公司股权以后对衡山公司实际经营。3.王莲与会计王洪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2页，证实王莲等人接手衡山公司后委托会计为衡山公司做账并支付报酬。上述三份证据，能够证明受让人在受让公司股权以后实际经营公司。股权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被上诉人主张的担保。按照常理，如果仅是股权质押担保，质押权人是不可能参与公司经营或实际经营公司的。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王卫是实际经营人，证据一是真实的，王卫的签名是王卫签的，钱也是王卫收的，其他签字时上诉人三个签的。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与王茹的通话录音，当时是由王莲作为代账会计，每个月所谓的工资就是盖章的费用。当时是王茹与王卫谈到这个决定的事实。关于证据2均是从衡山公司的系统里打印，由于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和登记的股东均是上诉人，资料由上诉人掌握，其实之前是由被上诉人进行申报的。第三份证据系打印件，形成时间是在双方发生争议之后。由于当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无法进行报账纳税和相关部门对接，双方才产生争议并形成诉讼。为证明其主张，陈广文提供如下证据：4.裴某与王卫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泗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限期拆除告知书一份、听证通知书一份，上述三份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提供担保。如果双方系真实的转让关系，针对衡山公司的听证就不会通知陈广文作为利害关系人了。关于陈广文提供的证据，衡山公司等六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主张裴某把听证的情况用微信告知了王卫，裴某与王茹已经不存在夫妻关系，即便告知，双方就衡山公司的股权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正在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该过程中城管局通知拆除衡山公司的建筑，双方争议没有处理好，因此告知了原来的股东王卫，但上述事实并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是担保的意思表示。城管局之所以会通知王卫，是因为涉案场地的大棚最初是由王卫或者陈广文建造的，王卫曾经说建造大棚是基于与城管局有合作协议，且该合作协议的原件在王卫手中。如果城管局在限期拆除中将建筑认定为违章建筑，对王茹是有损害的。所以无论是城管局还是王茹，都要让王卫参与，向城管局出示原始证据以证明这个建筑的合法性。上述事实不能否定股权转让的真实性。本院认证意见：关于衡山公司等六上诉人以及陈广文提供的证据，对方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均系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后，证据提供一方参与了对衡山公司的经营管理。本院认为，是否参与了对衡山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不足以直接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是真实的股权转让还是具有担保的性质，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尚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与陈广文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陈广文主张确认其系衡山公司的股东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广文将其持有的衡山公司的1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王茹。受让方于2017年4月5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衡山公司注册资金为10万元，且截至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经营近两年时间。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即未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审查以确定股权对价的合理价值，仅是按照注册资金数额记载股权对价，不符合常理。关于股权转让的对价，上诉人王茹某人作出多次陈述，不仅相互矛盾，亦不明确认可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对价。上诉人王茹某人主张“以股抵债”，亦未在协议中明确冲抵债务的数额以确定股权对价。关于股权转让对价的支付，上诉人王茹某人明确陈述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将10万元现金在2017年4月5日前交付给陈广文。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签订，但双方当事人亦认可部分内容仅具有形式意义，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陈广文提供的案外人王卫、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等人的通话录音中，裴某等人作了较为清晰、稳定的陈述，即案涉股权变更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偿还王卫的债务，在债务还清后应进行股权登记回转。与案涉股权转让的形式以及履行情况可以相互印证，以股权转让方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具有高度盖然性。上诉人仅以录音不完整尚不足以否认录音的真实性，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股权转让对价系股权转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股权转让对价系出让人作出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的重要前提。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基于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就鸿强公司欠付盛某公司代偿款提供反担保的而签订的事实不持异议。经查，盛某公司对鸿强公司、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判令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就盛某公司代偿款897639.34元（扣除保证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且在案件执行过程中，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等分别代偿部分款项，履行义务。案涉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5日。本院认为，第一，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虽然盛某公司对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提起了诉讼，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即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第二，即便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其对鸿强公司享有债权的前提仅系履行代偿义务。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尚未履行代偿义务，对鸿强公司是否享有债权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第三，盛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仅包括代偿款，还有基于代偿款产生的利息，故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可能基于履行代偿义务对鸿强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取决于其何时履行代偿义务。综上，案涉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是否对鸿强公司享有债权尚不确定，可能享有的债权数额尚不确定，上诉人王茹某人主张双方当事人明确形成以衡山公司股权冲抵代偿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缺少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结合以上事实，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为鸿强公司担保的债权数额为盛某公司代偿款897639.34元（扣除保证金）及利息，虽然盛某公司提起了诉讼，但裴某、赵某1、郭某、庄啸波、赵某2尚未取得对鸿强公司的债权，仅是可能基于代偿行为而获得追偿权，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为可能出现的债权提供担保，符合常理，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上诉人衡山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泗洪县衡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王茹、王莲、赵洲、庄啸波、董洪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万 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