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男，196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8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佳，北京市尚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炜，北京尚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已故刘某3之妻）：吴某1，女，1935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云，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已故刘某3之女）：刘某4，1971年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云，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1、王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已故)、吴某1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6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某3于2019年12月22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刘某3的继承人刘某4参加本案诉讼，刘某5、刘某6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王某1、刘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某1、王某1、刘某2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事实依据，据此认定《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刘某3的部分无效的认定亦错误。《协议书》的见证人和代书人均能证明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时，刘某1当场宣读了《协议书》的全部内容，见证人询问了刘某3的意见，刘某3表述清楚协议的相关后果，同意签署协议并按捺手印，《协议书》系刘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2.刘某3前往就医的情况不能证明其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一审中鉴定机构以“鉴定材料不充分”为由未予受理关于刘某3签订协议之日的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专业的鉴定机构都无法凭借现有证据对于刘某3签订协议之日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鉴定，一审法院全凭主臆断认定刘某3签订协议时欠缺民事行为能力，违反了关于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相关强制性法律规定，也违背了事实。3.在《协议书》签订前后，刘某3曾多次作出民事行为，如：刘某3在2016年5月17日签订腾退补偿协议；在2016年5月24日签订定向安置房置换协议；在2017年1月自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提起（2017）京0108民初7139号诉讼，签署并提交授权委托书，后撤诉。前述行为能够反映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时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4.刘某3和吴某1在2018年曾以显失公平为由提起撤销《协议书》之诉，证明其二人认可《协议书》是有效的。该案被发回重审后，现仍在审理中，其二人在该案中所持合同可撤销的主张与本案中所持合同无效的主张矛盾。5.《协议书》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某1、王某1、刘某2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因涉案院落的地上房屋全部系刘某1、王某1出资建造，虽部分腾退补偿协议系刘某3签署，但拆迁安置换房应当归刘某1、王某1、刘某2所有，双方为避免拆迁后发生争议，故签署《协议书》重新对拆迁利益予以分配。《协议书》签订后，刘某1、王某1、刘某2已经支付了款项，并且将约定的房屋直接确认在吴某1名下，已经实际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但因吴某1反悔，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协议，并将约定属于刘某1、王某1、刘某2的房屋出租获利。吴某1、刘某4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某1、王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刘某1在明知刘某3患有脑梗、服用精神疾病药物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刘某3签订《协议书》，而且《协议书》并没有让其他子女知情。虽然刘某1当时要求代书人代书，但通过代书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得知，《协议书》是刘某1提前拟好的，代书人只是誊抄，代书人并未询问刘某3的意见，而且代书人并非法律工作者，并不知晓起草协议的协议人应该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代书人在誊抄完协议后替刘某3签字，不能表明刘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刘某3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协议书》中涉及刘某3利益的处分的部分是无效的。2.关于认定刘某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别程序的判决书、安贞医院关于刘某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应当适用于本案。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前后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2016年5月17日签订的腾退补偿协议是刘某3接受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处分财产的行为，当时刘某3并没有做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刘某1、王某1、刘某2以此推导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是错误的。3.《协议书》并未完全履行，刘某3和吴某1手中并没有《协议书》原件，其二人在拿到房屋时才知道自己按照拆迁协议本可以分得三套房屋，但是依据《协议书》只给其二人一套45.29平方米的房子和50万元的拆迁款。之后刘某3和吴某1并没有将自己分得的三套房屋交付给刘某1、王某1、刘某2，说明刘某3和吴某1不认可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也没有按照该《协议书》履行。4.不认可刘某1、王某1、刘某2所提原有房屋系其建造，故应多得拆迁安置房的主张。原有宅基地上的房屋在刘某1改造之前有老房屋，改造后也应有原先老房屋的残值，根据村委会的拆迁政策，并不是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补偿的，而是按照宅基地的面积1：1置换的，双方有各自的宅基地。综上，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刘某3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吴某1是文盲，没有明确向吴某1告知《协议书》的内容，故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应是无效的。刘某1、王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某3、吴某1与刘某1、王某1、刘某2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某3与吴某1系夫妻，吴某1系再婚，吴某1与前夫生有四个子女，长子温某1、次子刘某6、三子刘某1、女刘某5，刘某3与吴某1婚后生有一女刘某4，刘某1、刘某5与刘某3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刘某1与王某1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女刘某2。位于北京市海淀区110号院系刘某3祖宅，刘某3、吴某1、刘某1、王某1、刘某2居住在该院。2016年，该院所在村被整体腾退，刘某3、刘某1就该院签订两份腾退补偿协议。2016年9月13日，由杜某1（大学生村官、村委会主任助理）代书，由柏某1（村委会委员）、胡某1（村委会委员）见证，双方就该院腾退利益的分割达成《协议书》一份，上载明：刘某3、吴某1老两口一直与刘某1一家三口共同生活，刘某3、吴某1于1970年在该院建有北房三间（现为110号），1980年二人又将北房三间翻建成北房四间，1991年3月，刘某1夫妻出资出力将原北房四间翻扩建成北房五间、新建东房两间，1993年4月，刘某1夫妻又在该院内新建西房两间、南房两间，2010年9月，刘某1夫妻又新建南房三间、又在院外建北房五间，东侧西房四间、西侧西房三间，北房一大间，共计468.86平米，2016年该地区整体腾退拆迁，分别以刘某3、刘某1签订两份拆迁协议，刘某3安置协议中，安置人为刘某3、吴某1，共获得各项补偿款及装修费共计1560522.43元，按1:1置换及购买（10平米）楼房三套，即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402号（72.01平米）、3-6号楼4单元302（126.21平米）、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601号（81.99平米）各一套，刘某1安置协议中，安置人为刘某1、王某1、刘某2，共获得各项补偿款及装修费102973.82元，按1:1置换及购买（9.26平米）楼房三套，即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102号（45.29平米）、3单元503号（55.09平米）、3单元401号（72.01平米）各一套，现就上述拆迁利益，根据谁出资谁受益原则及刘某3、吴某1今后生活，现有协议人自愿达成如下分割意见：一、刘某3、吴某1分得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102号（45.29平米）房屋一套，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共计50万元，二、刘某1、王某1、刘某2分得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402号（72.01平米）、4单元302号（126.21平米）、3单元503号（55.09平米）、3单元401号（72.01平米）、村定向安置房3单元601号（81.99平米）共五套，分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房屋装修费、周转费共计1163496.25元，三、所有协议人无其他财产纠纷，四、本协议一式七份……。2016年11月，刘某3、吴某1之女刘某4将刘某3、吴某1从刘某1、王某1、刘某2处接走至今。刘某3、吴某1已收到协议中3单元102号房屋及50万元。2017年，刘某3、吴某1将刘某1、王某1、刘某2诉至法院，要求就110号院腾退利益进行分家析产，审理中代书人杜某1、见证人柏某1、胡某1到庭证明，证明刘某3、吴某1精神正常并知晓协议内容，后刘某3、吴某1撤诉。本案，刘某1、王某1、刘某2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刘某3、吴某1则主张签订《协议书》时刘某3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吴某1系受刘某1三人欺诈，二人并不清楚协议的内容，故主张协议无效。本案，代书人杜某1、见证人胡某1、柏某1到庭陈述了《协议书》签订时的相关情况，刘某3、吴某1不予认可。庭审中，刘某3、吴某1要求对《协议书》签订时刘某3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鉴定材料不充分鉴定被退回。根据当事人提交的刘某3的诊断情况，刘某3于2012年3月被诊断为脑梗死、脑供血不足，2016年7月做CT检查时，为多发腔隙性脑梗塞，脑萎缩，2016年9月22日由刘某1陪同门诊就诊，陈述近2年无明显原因出现语乱，发脾气，忘事症状逐渐加重，2016年10月22日再次门诊就诊，精神检查为听力减退、问答不切题，交流困难等；2016年11月18日住院治疗，诊断为老年性阿尔茨海默病；2017年5月再次住院治疗，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另查，刘某3、吴某1于2018年起诉刘某1、王某1、刘某2，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理由为显失公平，且涉及刘某4利益。该案中，刘某3、吴某1即主张刘某3签订协议时无民事行为能力，协议应为无效；又主张吴某1签订协议显失公平，二人明确诉请为要求撤销《协议书》。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京0108民初79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某3、吴某1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526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以及刘某3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本案的关键问题，该事实的查明直接影响到本案一审程序是否合法及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裁定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7905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另，2019年2月22日，申请人刘某4申请认定刘某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要求指定监护人，法院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京0108民特26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审理中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进行鉴定，载明刘某3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受疾病影响，辨认能力丧失，应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刘某3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吴某1为刘某3监护人。另，吴某1现同刘某4共同生活，居住于3单元601号房屋，3单元402号、4单元302号房屋由吴某1对外出租，刘某3名下拆迁补偿协议中货币款项由刘某1领取，后刘某1给付刘某3、吴某1二人50万元；刘某3自2018年年底住院治疗至今，2019年2月之后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由刘某1负担。一审法院认为，就涉案《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双方之间有多个诉讼，含要求按照协议书履行分割拆迁利益、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现上述诉讼均未有定论。本案，刘某1三人要求确认协议书有效，刘某3、吴某1则主张无效。首先，该协议书性质的确定。根据协议书的内容，系刘某1、王某1、刘某2三人与刘某3、吴某1二人对原海淀区110号院落房屋建盖情况、2016年腾退协议签订及获得拆迁安置利益情况、刘某3与刘某1分别签订的补偿协议中获得的拆迁安置利益如何分配进行的约定，性质应为对110号院落安置腾退利益进行析产分割的协议，在刘某3、吴某1夫妇二人与刘某1一家三口之间予以分配。就分配之前各利益人应享有的权利未予析清明确。其次，涉案协议效力。确定该协议的效力，需结合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对当事人作出民事法律行为及签订协议效力规定的相关条款。现吴某1与刘某3均主张无效，法院结合吴某1与刘某3的不同的抗辩分主体一一予以论述。第一，就吴某1的部分。吴某1主张受刘某1欺诈而签字，对协议内容不清楚，故主张无效。但综合协议签订的过程，吴某1就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其主张的当事人因受欺诈订立合同要求确认无效的后果系损害国家利益，现吴某1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协议书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处，故对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第二，就刘某3的部分。刘某3于2019年经诉讼委托鉴定被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吴某1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主张协议无效，理由为刘某3于2016年签订协议之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不清楚协议内容。涉案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刘某3现该项主张能否成立，应以签订协议当时刘某3的民事行为状态及签约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作为考量的因素。就签订协议之时刘某3的民事行为能力，刘某3本案中申请进行鉴定，因鉴定材料不具备，鉴定被退回。故确定协议是否系刘某3真实意思表示，另需结合刘某3当时被诊断的精神状态，刘某3对整个协议签订过程是否清楚了解，对协议内容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全部了解并完全同意。根据当事人提交刘某3自2012年至今病情诊断情况，2016年9月双方签订协议之后较短的时间内，刘某1即携刘某3至医院就诊，当时陈述刘某3的精神状态为语乱，发脾气，忘事症状逐渐加重、问答不切题，交流困难等。综合以上刘某3于2016年精神状态诊断情况及涉案协议签订时刘某3的精神状态、对协议内容表态等，现刘某1等三人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某3在协议上签字系刘某3真实意思表示且对协议后果清楚明白，刘某1三人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签订协议时吴某1尚非刘某3的监护人，且即使现其作为刘某3的法定代理人，除为刘某3的利益，亦不得处分刘某3的权利，故涉案协议中处分刘某3的利益部分应为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刘某1、王某1、刘某2、吴某1的利益部分有效。二、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刘某3的利益部分无效。本院另查，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某3于2019年12月22日死亡。本院依法追加刘某3的继承人刘某4参加本案诉讼；刘某5和刘某6均表示不参与本案诉讼，对本案不发表意见。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对于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之时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节，是认定《协议书》中涉及对刘某3权益的处分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吴某1、刘某4主张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其现仅提供了医疗机构的部分诊断证明，在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于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的过程中，鉴定机构因鉴定材料不充分而退回鉴定，表明鉴定机构认为仅凭医疗机构的部分诊断证明无法认定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结合代书人杜某1、见证人胡某1、柏某1到庭陈述的《协议书》签订时的相关情况以及刘某3在签订《协议书》前后所作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本院认为吴某1、刘某4所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院对于吴某1、刘某4的该项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应当认定刘某3在2016年9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其有权处分其名下的相应权益。吴某1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亦有权处分其名下的相应权益，且吴某1对于一审法院判令《协议书》中涉及处分吴某1的利益部分有效的结果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因《协议书》所涉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协议书》所涉内容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当认定刘某3、吴某1与刘某1、王某1、刘某2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不当，且判决主文表述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刘某1、王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36178号民事判决；二、刘某3、吴某1与刘某1、王某1、刘某2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一审案件受理费57450元，由吴某1、刘某4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490元，由吴某1、刘某4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爱红审 判 员 辛 荣审 判 员 黄晓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瑾法官助理 付雅卓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