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3民终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516号南湖明珠花园小区6号楼1单元701室。法定代表人：韩全民，该律师事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勇，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生荣，男，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宁菊红，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吕生荣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19）新2301民初7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吕生荣支付律师代理费718200元，支付利息34114.5元，支付保全费4281.6元，支付诉讼责任保险费2257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三个案件预付代理费100000元，其余代理费按照执行回款的10%计算，与事实不符。首先三个案件委托代理合同不是同时签订，同时委托的，2018年7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被上诉人并没有委托上诉人代理与大罗素公司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其次，常春梅与被上诉人吕生荣并不是同一主体，2018年7月1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不可能就常春梅的代理费作出约定，不可能存在三个案件预付100000元代理费的事实。2019年3月1日的录音也仅是因为吕生荣诉大罗素公司案，吕生荣说的执行完后付200000元代理费太低，提出吕生荣诉姚军、常春梅诉姚军这两个案件不再代理，不能证明三个案件只支付100000元代理费。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依据自行添加而未经被上诉人确认的代理费数额起诉主张代理费，证据不足，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认可代理合同系其本人签字，对于代理关系是确认的，只是不认可代理费数额，认为是不用付费，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双方约定不支付代理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于合同相对方，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处可以填写相应内容，且上诉人已经完成代理事项，电话征得被上诉人同意，应视为被上诉人对代理费数额的认可，即使不认可上诉人填写内容，因双方就代理费数额未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也应据此处理本案。三、上诉人诉讼索要代理费的案件已经于2018年10月23日调解结案，委托代理关系因2019年4月3日吕生荣自行申请执行而终止，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理的仅是一审案件，与执行无关。吕生荣辩称，一、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2019年3月1日双方已经解除代理合同，三个案子不是同一天签订的代理合同，但记载内容一致，三个案件代理费100000元，如果执行按照10%执行回款收取代理费，分开计算100000元不符合交易习惯。100000元是三个案件的诉讼出庭费用，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上诉人也没有代理执行案件。二、本案中，代理费是必须明确的条款，律师代理费也是当事人支付的合同对价，上诉人提出的指导性案例与本案情形不符，本案不存在无限授权。双方在2019年3月1日录音中也可以反映上诉人因为代理费太低不再代理，双方已经解除了代理合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继续支付代理费没有事实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718200元；2.被告支付利息34114.5元（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15日）；3.被告承担保全费4281.6元，诉讼责任保险费225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12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为被告与姚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代理费数额约定为预付10万元费用，待执行回案款后按执行回标的10%支付律师费。后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代理被告起诉姚军等，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新2301民初416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姚军等向吕生荣偿还借款4000000元及利息3033600元和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10月9日，原告向一审法院另案起诉被告主张该案代理费404444元，案号为（2019）新2301民初7027号。2018年7月12日，原告（乙方）与案外人常春梅（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为常春梅与姚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代理费数额处被划去。后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代理常春梅起诉大姚军等，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新2301民初416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姚军等向常春梅偿还借款2000000元及利息1440000元和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10月9日，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常春梅主张该案代理费229500元，后原告于2019年11月13日以证据不足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当日裁定准许。2018年9月15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为被告与大罗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代理费数额为空白。后原告指派崔永新律师代理被告起诉大罗素公司等，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新2301民初583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大罗素公司向吕生荣偿还借款16500000元及利息1695000元和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019年10月9日，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张该案代理费718200元。另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被告已向原告预付代理费10万元。庭审中，被告提出2018年9月15日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费数额当时属于空白。原告亦认可在当时签订合同时代理费数额属于空白，系原告在2018年10月至12月份自行添加。对于在合同中添加代理费数额一事，原告主张系与被告通过电话协商后，被告说让原告按照标准收费，原告对于其计算出的代理费未向被告通知，亦未经被告确认。被告对于原告陈述的原告与被告协商代理费一事予以否认，认为原告自代理完毕诉讼案件后从未给被告打过电话。再查，2019年3月1日，被告给原告指派的崔永新律师打电话，其中崔永新陈述“你看，一个呢我们这个办事的理念不一样，第二呢律师费用这块太低了办不成”，被告说“那你准备两个案子都不准备办了是吧”，崔永新回复“对对对”，被告说“行呢，这个没有关系，我就想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先前都是你做的呢，有些东西啊情况都是你掌握的内，我说你弄的话，就继续弄去，如果说你现在案子也多没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再想办法”，崔永新回复“行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在签订本案委托代理合同当时对于代理费数额未做约定，原告提供的代理合同中的代理费数额系原告后期自行添加。现原告依据其自行添加而未经被告确认的代理费数额起诉主张代理费，显属证据不足。原告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在未经合同相对方确认的情况下擅自篡改合同，其行为不排除伪造证据的嫌疑。关于代理费数额的确定。原告同时起诉的三个案件的代理费分别为781200元、404444元、229500元。而被告抗辩认为当时其找到崔永新律师，与崔永新律师协商就该三个案件代理预付10万元，其余代理费按照执行回款的10%计算支付代理费。对于双方陈述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一审法院分析如下：第一、从原、被告就三个案件代理费的陈述以及被告与原告指派律师崔永新的电话录音来看，崔永新律师认为律师费用太低了，不愿意继续代理案件，这与被告抗辩的三个案件代理费10万元的陈述更相符。就原告在三个案件中主张的代理费来看，原告均是按照收费指导意见的最高标准计算的代理费。如果三个案件的代理费真如原告在起诉时主张的数额一样，那么原告也不会以代理费太低而不再继续代理案件。第二、从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来看，只有2018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代理费，即“预付10万元费用，待执行回案款后按执行回标的10%支付律师费”，而在2018年7月12日原告与案外人常春梅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对于代理费的数额是划去的，在2018年9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的代理费数额是空白的。被告抗辩的“该三个案件代理费预付10万元，其余代理费按照执行回款的10%计算支付代理费”与上述三份合同记载的内容更相符。第三、从三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来看，2018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的代理费为“预付10万元费用，待执行回案款后按执行回标的10%支付律师费”，而其他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却按照律师收费指导意见的最高标准收取，显然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抗辩的“三个案件代理费预付10万元，其余代理费按照执行回款的10%计算支付代理费”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已向原告预付代理费10万元，在本案中，原告并未代理被告执行回款，故原告主张被告继续支付代理费并要求被告承担利息、保全费、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吕生荣应否承担向上诉人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利息、保全费及诉讼责任保险费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支付代理费，但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费数额系其事后添加，上诉人虽称该数额经过双方协商确认，被上诉人对此并不认可，上诉人也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上诉人所称双方协商确认代理费数额为718200元的事实不予确认。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没有说到代理费。”由于双方之间还就其他类似案件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在被上诉人诉案外人姚军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代理过程中，双方所签合同中约定：“预付10万元费用，待执行回案款后按执行回标的10%支付律师费。”代理费数额作为双方所签《委托代理合同》的主要条款，上诉人作为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机构，如果双方协商需另行支付代理费应在签订合同时进行协商并写入合同，而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费数额在合同签订时为空。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代理的其诉案外人新疆大罗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之前案件一并预付100000元代理费，后续如果代理执行案件另外收取代理费更符合事实。由于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100000元，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2019年3月1日的通话中也陈述由于代理费太低，其不再进行代理，上诉人实际也未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代理，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8）最高法民申3112号案件指导案例，因本案与该案情况并不一致，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因此，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718200元、利息34114.5元、保全费4281.6元及诉讼责任保险费2257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9元，由上诉人新疆伯仲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洪彪审 判 员 李静蓉审 判 员 孙青莲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宋雪倩书 记 员 武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