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内08民终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孔某，住天津市河东区。上诉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孔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2019）内0823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上诉人孔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中公司上诉请求：1.增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2.增判被上诉人支付以借款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1月2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658667元；3.请求增判被上诉人支付以借款本金1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5月9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275元；4.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对反诉原告诉求的剩余15万元借款，因其出具的‘借条’不符合证据的实质要件，其无法明确反诉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12月20日，被上诉人因涉及刑事案件需缴纳罚金，向上诉人借款15万元，同时向上诉人出具借据一张。该借据抬头虽未写有“借条”字样，但结合借据底部写明“同意借支”、银行付款凭证用途注明为“借款”，两项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该15万元并非借款，但其对该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15万元的借贷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借款的逾期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司法解释是关于借款借期内利息的规定。而上诉人一审反诉请求第2项、第3项主张的是415万元借款的逾期利息，并非借期内利息。一审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关于借款逾期利息的规定作出裁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不承担415万元借款的逾期利息，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事实清楚，且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双方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故而提起上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孔某辩称，一、被答辩人第一、三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被答辩人第一项上诉请求增判答辩人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答辩人不予认可，故更谈不上被答辩人第三项上诉请求，请求增判答辩人支付利息。事实是2018年12月20日答辩人是曾向被答辩人领取过15万元，但该笔款项不是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所借，而该笔款项是用于因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胁迫答辩人要求配合其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触犯刑法向法院交纳的罚金。在领取该笔款项时，双方已达成合意，该笔款项由被答辩人实际缴纳，答辩人办理向法院交纳事宜，所以答辩人在向被答辩人领取该笔款项时向其出具的是“领条”而非“借条”，且被答辩人当时并未向答辩人提出过任何异议，也就是说答辩人在领取该笔款项时双方并未达成借贷合意，所以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另外，一审庭审过程中，答辩人向法院提供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的领条。同时，被答辩人也向一审法院出具当时答辩人领款时向其出具领条，上面非常明确的注明“领条”二字。被答辩人却在上诉状中狡辩称：“答辩人未在一审庭审中提供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的证据，还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纯属无稽之谈。二、被答辩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纯属其杜撰：首先，15万元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还有利息之说吗？其次，双方于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另行协商，但从未对借款利息进行过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从2017年1月2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再次、被答辩人在一审起诉状称：“答辩人同意还款415万元及逾期利息于2017年1月20日撤诉”纯属自己杜撰。退一步讲，即便是被答辩人曾今起诉过答辩人，但双方就利息等相关事宜未达成协议，属被答辩人主动撤诉。何况答辩人在本案之前从未收到过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的起诉状或法院送达的传票，只是听说被答辩人要起诉，但起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答辩人一无所知，而答辩人更不清楚被答辩人所谓的“主动撤诉”的原因，何谈同意还款之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6075957.11元；2.判令被告从本案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并付至全部付清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大中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借款本金4150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以借款本金4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1月2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反诉被告支付以借款本金1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本案反诉之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从本案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并付至全部付清止；4.反诉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5日被告大中公司出资5000万元注册成立天津市汇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2月20日，原告孔某为乙方与被告大中公司为甲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由甲方向乙方提供400万元借款，用于“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占汇海汇注册资本10%的股权”，并约定“借款期限另行协商”，约定“乙方同意将2012年及其后年度乙方按协议负责管理汇海汇期间个人所应享有的股息分红等全部股东收益，全部优先用于偿还借款，由甲方或汇海汇从乙方应得数额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甲方”。2012年3月5日，被告将400万元打到原告账户，同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按原始出资价格将其持有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份作价500万元转让给原告，原告于同日向原告汇款500万元，至此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原告持股比例10%，认缴出资额500万元，被告持股比例90%，认缴出资额4500万元。2018年12月20日在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宝东主持下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由被告财务人员组成的清算组作出的《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报告》，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扣除清算损失、工资、社会保险、应交税款、债务等剩余净资产为62709041.87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其中原告持股10%（因控股股东被告与原告于2012年3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告按原始出资价格将其持有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份作价500万元转让给原告，转让价低于账面净资产，为此该《股权转让协议》特别约定：2011年12月31日之前公司形成的股东收益全部归被告独享，之后形成的收益按转让后股东持股比例分配），按该协议约定应分配给原告剩余资产6075957.11元，由被告代为支付，被告持股90%分配剩余资产56633084.76元。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注销。现原告以被告一直未支付该笔款项为由提起诉讼。被告大中公司在应诉后，以原告未偿还欠款415万元为由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共同出资的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公司清算报告》中明确原告孔某应分配剩余资产为6075957.11元，并约定该款项由被告大中公司代为支付，因此，该笔资产分配款已转化为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未及时履行支付义务，应承担本案的违约责任；关于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证据佐证又无法律依据，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应扣除原告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的请求，因反诉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代反诉被告缴纳该笔税款，且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被告不符合扣缴义务人的条件，故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反诉原告诉求的借款400万元，因反诉被告认可该笔借款，故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请求该笔400万元借款的利息部分，因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同意将2012年及其后年度乙方按协议负责管理汇海汇期间个人所应享有的股息分红等全部股东收益，全部优先用于偿还借款，由甲方或汇海汇从乙方应得数额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甲方”，从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报告》中可以看出，反诉被告在该公司有股东收益可以用于核减该借款，另公司注销后反诉原告代为支付的资产分配款也可用于核减该笔借款，故反诉原告请求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对反诉原告诉求的剩余15万元借款，因其出具的“借条”不符合证据的实质要件，其无法明确反诉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故对于反诉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第三项诉求，因其主张的15万元本金无法认定，故对其主张的该部分逾期利息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孔某代支付款项6075957.11元；原告（反诉被告）孔某给付被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400万元；两项核减，被告（反诉原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孔某2075957.11元；二、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三、驳回原告孔某和反诉原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4332元，由本诉被告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反诉被告孔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大中公司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证人大中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林某、大中公司的董事长梁宝东的证人证言。举证意图：证明被上诉人为向乌前旗人民法院交纳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罚金，于2018年12月20日向上诉人借款15万元。第二组证据：乌拉特前旗法院（2018）内0823刑初53号刑事判决书。举证意图：证明一、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25日被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认定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并处罚金15万元。二、上述罚金系因被上诉人为谋取个人私利而判罚，与上诉人无关。孔某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证人证言真实性和举证意图不认可，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举证意图不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大中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大中公司提交第二组证据，因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大中公司的上诉主张，与案件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孔某于2018年12月20日向大中公司出具的领条内容为：今领到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拾伍万元整（150000.）。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首先，当事人均认可案涉15万元的领条系交纳刑事案件判决项的罚金，因该事实与案涉《借款合同》不属于同一事实，亦不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且不宜合并审理，大中公司可另行主张。因此，大中公司主张增判孔某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利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双方互负的债务数额，是截至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各自负有的包括主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在内的全部债务数额。行使抵销权一方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抵销全部债务数额，当事人对抵销顺序又没有特别约定的，应当根据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本案中，双方于2012年2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后，大中公司出借给孔某400万元。天津市汇海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于2018年12月20日出具的《公司清算报告》确认应分配给孔某剩余资产6075957.11元，由大中公司代为支付。大中公司在一审中抗辩主张将上述债权债务抵销并提出反诉，故该抵销已生效，效力溯及自双方债务确定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400万元内消灭。因此，大中公司关于增判孔某支付以借款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7年1月2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658667元的主张，不符合大中公司（甲方）与孔某（乙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关于“乙方同意将2012年及其后年度乙方按协议负责管理汇海汇期间个人所应享有的股息分红等全部股东收益，全部优先用于偿还借款，由甲方或汇海汇从乙方应得数额中扣除并直接支付给甲方”的约定，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19元，由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爱萍审判员  李元军审判员  罗一民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