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4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法定代表人：刘晓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珺（系该公司员工），女，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道。经营者：赵金锋，男，汉族，住吉林省临江市，系租赁站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殿杰，系辽宁万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庆涛，男，汉族，住辽宁省法库县。上诉人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因与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高庆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上所加盖的公司是高庆涛私刻的，我公司与高庆涛没有任何业务来往，而且经查没有沈阳鑫辉达钢结构有限公司这个单位，根据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秀辉伪造我公司公章，致迟浩起诉我公司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过程，我们有理由怀疑此案涉嫌高庆涛私刻或伪造我公司公章作为担保人签订租赁合同。被上诉人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告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租金162,292.64元；2、判令被告给付利息50,000元；3、判令被告归还租赁物；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8日，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作为甲方与被告高庆涛代表的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因建筑需要，向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租用建筑周转工具，租赁物种包括：钢管、扣件、木跳板、顶托、步步紧，租赁期限预计100天，即自2016年9月18日至2016年12月31日，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交纳押金3万元。租赁费的结算以双方签字提、还货单填列的时间、数量和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租赁单价为依据，自乙方到甲方仓库提货的当日起至乙方将租赁物送回甲方仓库验收完的当时，连续按日计算租赁费每月结算一次，乙方必须于次月5日前付清上月租赁费，如果不能按期足额交付，逾期部分按每天1%交纳赔偿金，如连续二次不支付租赁费，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乙方赔偿甲方一切损失。租赁物没还清前不得以押金抵租金。租赁物缺损赔偿价分别为：钢管18元/米，扣件8.0元/只，扣减螺丝0.6元/条、顶托20元/支，步步紧12元/套，木跳板80元/块，山型卡2元/个。本合同承租再由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进行担保，本合同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担保人承担，若乙方违约，则经办人和签单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责任直至乙方还清租赁物及租赁为止。该合同由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及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加盖公章、高庆涛作为经办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被告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16年11月14日从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处提货租用，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11月2日向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返还部分租赁物品。2017年11月3日，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与被告高庆涛对租赁的物品的数量、返还物品的数量进行结算并由被告高庆涛在情况汇总表上签字，其中记载被告未返还物品包括步步紧575、顶丝115、钢管19,136、扣件10,222、木跳板229。双方对于租赁费用进行三次对账并制作租金费用计算单，其中记载2016年12月15日共计33,931.67元、2017年8月12日共计86,854.29元、2017年11月3日共计41,506.68元。后因被告高庆涛未向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原告起诉来院。另查明，沈阳市东陵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于2017年3月9日变更为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与原告建立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方问题。根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记载，原告系与案外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建立租赁关系，被告高庆涛作为案外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的经办人在租赁合同上签字，但实际上案外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并不存在，结合原告提供的提货单、换货单以及汇总表、租金费用结算单上由被告高庆涛签字的事实，应认定与原告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为被告高庆涛。根据合同约定，租赁费为月结，现被告逾期给付租赁费用构成违约，故被告高庆涛应承担给付原告租赁费用的责任。关于租赁费用的数额，根据原告提供的由被告高庆涛签字的租金费用结算单确定，租赁费共计162,292.64元。又因被告已支付押金30,000元，应予以扣除，故被告高庆涛应向原告支付租赁费132,292.64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50,000元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逾期给付租赁费时，逾期部分按每天1%交纳赔偿金。现被告存在逾期给付租赁费的事实，按照双方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违约金至起诉之日应为79,375.58元（132,292.64×1%×60）。结合被告尚欠租赁费的数额132,292.64元，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应当予以调整，本院按尚欠租赁费的30%予以保护，应为39,687.79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租赁费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租赁合同，被告连续二次不支付租赁费的，原告有权终止合同，现被告自始未支付租赁费，原告根据终止合同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要求被告归还租赁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原被告确认，被告高庆涛应返还原告租赁物包括：步步紧575个、顶丝115根、钢管19,136米、扣件10,222只、木跳板229块。关于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的责任问题，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公章，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其作为担保人对于租赁合同项下的一切费用均承担责任，故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对债务人即被告高庆涛给付原告租赁费及向原告退还租赁物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高庆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租赁费132,292.64元;二、被告高庆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退货租赁费利息即赔偿金39,687.79元;三、被告高庆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租赁物：步步紧575个、顶丝115根、钢管19,136米、扣件10,222只、木跳板229块；四、被告沈阳松陵铝合金结构公司对被告高庆涛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五、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84元、公告费8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高庆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分别向本院提供了证据，本院亦组织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供证据如下：1、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上诉人的公章不一致。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我方有理由相信高庆是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2、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2017）辽1381民初2638号民事调解书及案卷材料，证明：鑫辉达公司曾经私刻上诉人名头的公章与他人签订合同，致迟浩起诉上诉人和鑫辉达公司及鑫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秀辉，上诉人到庭应诉后明确指出合同上的公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袁秀辉也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法院经查证鑫辉达公司使用的公章也不是上诉人现在使用的公章，而且袁秀辉承认是私刻的公章，所以最后该案件，原告迟浩与袁秀辉达成调解协议，没有让上诉人承担责任。该证据也能证明是鑫辉达公司私刻上诉人的公章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本案与在北票法院的案件类似，高庆涛不是我公司员工，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故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只能证明案外人迟浩与袁秀辉及鑫辉达公司之间的财产纠纷，且（2017）辽1381民初2638号民事调解书中只写明原告撤回对本案上诉人的起诉，且该文书为调解书，调解书中注明，起诉标的为50万元，20万元已给付，其余30万元撤回起诉，故上诉人提供的上述材料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原件），证明：案涉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程是上诉人承包的，高庆涛是上诉人的代理人。上诉人质证意见：我公司从来没有承包过该工程，而且上面加盖的合同专用章不是我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加盖有上诉人名头公章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复印件，证明：高庆涛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时，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上诉人质证意见：这些证照是我公司过期作废的证照，且都是复印件，上面所加盖的公章也不是我公司的公章。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被上诉人要求担保方提供这些过期的资料不符合常理。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2016年9月18日，高庆涛与被上诉人在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地现场签订了《租赁合同》一份，高庆涛在承租人处签字，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印文为上诉人名称的公章，后又在承租人处加盖一枚印文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的公章。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将建筑器材送至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地，并由高庆涛、高庆波等签字。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双方进行核算形成了多份租金计算单，高庆涛、高庆波在承租方处签字。2018年1月，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庆涛、上诉人给付租金162,292.64元及利息50,000元。原审法院对高庆涛采取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上诉人原支部书记代国忠签收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缺席审理本案，并做出判决。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一份（原件），在承包人一栏盖有上诉人名称的合同专用章，并签有高庆涛的名字，约定由承包人承包发包方湖南省巨星建设有限公司发包的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程。此外，被上诉人还提供了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复印件，上面均加盖了上诉人名称的公章，并主张是在与高庆涛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庆涛向其提供的复印件，证明高庆涛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原审法院审理中，被上诉人自认：《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应是高庆涛个人私刻的公章，故提起本案诉讼时未列该公司为被告，仅起诉高庆涛和担保人，即上诉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就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本案上诉人主张高庆涛不是其单位员工，其从未承包过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程，且高庆涛在《租赁合同》上所加盖的公章，也经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与上诉人的备案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而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其理由是高庆涛是上诉人的员工，高庆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由被上诉人就其在与高庆涛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庆涛具有代理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客观表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在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主张在与高庆涛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庆涛向其提供了一份《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合同》（原件），在这份合同上，在承包人一栏盖有上诉人名称的合同专用章，并由高庆涛签字，约定由承包人承包沈阳妙盛新能源钢结构厂房工程；高庆涛还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的复印件，上面均加盖了上诉人名称的公章。但综合被上诉人的主张和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及《租赁合同》，本院认为：1、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庆涛只在承租人一栏签字，并加盖印文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的合同公章，又在担保人一栏加盖上诉人名称的公章，但未签字，这不能认定高庆涛的行为是代理上诉人的行为。2、在签订《租赁合同》时，高庆涛向被上诉人提供了《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上面写的工程承包人是上诉人的名称，按常识就应由工程承包人作为承租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但现在《租赁合同》上的承租人并不是《钢结构安装工程分包合同》上的承包人，而是“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这与常理不符，但被上诉人对此并未审查。3、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被上诉人并没有向高庆涛索要其签字确认的承租人的相关资质的材料，而是由高庆涛提供了其未签字确认的担保人的上述材料的复印件，这也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对此也并未审查清楚。4、再结合现在作为《租赁合同》上的承租人“沈阳鑫辉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并不存在的事实，说明被上诉人在与高庆涛签订合同时，没有认真审查承租人的真实情况，就冒然地与高庆涛签订合同，其本身具有过错。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院不能认定高庆涛作为承租人一方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时，约定由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时，其具有代理上诉人的客观表象，被上诉人也不具有相信高庆涛能够代理上诉人的客观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错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9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项；二、撤销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8）辽0105民初94号民事判决的第四、五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84元、公告费800元，由被上诉人高庆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上诉人沈阳市皇姑区福星建筑材料租赁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