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36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成都爱车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166号2栋2单元2层4号。 法定代表人：陈学鉴，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强，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长征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宋吉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丹，女，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华，女，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成都爱车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车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长征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长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10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长征长宝公司于2019年7月8日将代理人李挽秋变更为黄红丹。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车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1026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长征长宝公司的全部诉请；2.长征长宝公司向爱车保公司返还100万元额外代理费；3.长征长宝公司赔偿爱车保公司损失300万元。事实和理由：1.长征长宝公司无权要求支付剩余的30万元额外代理费，且应当向爱车保公司返还已经收取的100万元代理费。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自2017年4月1日起长征长宝公司的销售返点从原来执行销售总价的30%提高到销售总价的55%，因此爱车保公司需支付的款项仅是2017年度销售总价的55%，并无所谓的“高卖款”返还。2.双方于2018年4月1日签订《i车保车辆盗抢保障服务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独家合作，爱车保公司应支付的代理费用为保障服务金额的60%，如长征长宝公司销售销售盗抢保障服务的价格超过约定价格，对于超出部分爱车保公司全额支付。因此，对于所谓的“高卖款”系在2018年4月1日才约定的，在此之前的销售回款并无“高卖款”的支付义务。同时，爱车保公司自2018年5月10日起一直按照销售总价的60%支付返点，可以印证双方采取的独家合作模式。3.双方在2018年5月10日签订的《关于补偿上年度高卖金额及本年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中约定爱车保公司承诺额外支付130万元的代理服务费，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长征长宝公司独家代理车辆盗抢保障服务项目，不销售其他任何类似产品或者服务；二是双方持续合作到2021年3月31日。事实上长征长宝公司违背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在合作开始4个月后就擅自销售其下属公司开发的同类产品，且于2018年8月29日停止销售爱车保公司的服务产品，爱车保公司有权拒绝支付130万元的额外代理费。4.爱车保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发出书面意见，要求长征长宝公司返还已经收取的100万元代理费，同时明确告知暂停支付剩余费用，爱车保公司并不违约，不应支付剩余费用和8000元违约金。5.对于爱车保公司反诉主张的违约损失300万元，长征长宝公司违反了双方独家合作的约定，且按照双方之前合作的利益分配方式，爱车保公司在三年内的可期待利益近2千万，300万元远不足以弥补损失，应当予以支持。 长征长宝公司辩称，1.双方在2018年5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爱车保公司在已经支付的代理费用外，就长征长宝公司加价销售款承诺额外再支付130万元，双方此前所有合作已经结清。2.双方合同中并未约定长征长宝公司承担独家代理销售的义务，130万元款项是对上一年度长征长宝公司加价销售部分的补偿，爱车保公司所支付的100万元不应当返还且剩余30万元款项的支付期限届满，应当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用388800元一并支付。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为销售后的第二日，爱车保公司未按时支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3.爱车保公司主张的300万元违约损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而其主张的预期收益不应支持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并未约定独家代理义务，长征长宝公司并不构成违约。 长征长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爱车保公司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的高卖金额2032000元；2.爱车保公司支付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和高卖金额388800元；3.爱车保公司支付根据补充协议应当支付的高卖金额30万元；4.判决爱车保公司支付违约金1099472元；5.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由爱车保公司承担。 爱车保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长征长宝公司返还额外代理费100万元，保证金12万元；2.判决长征长宝公司赔偿爱车保公司损失300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长征长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长征长宝公司委托爱车保公司为其客户提供防盗抢保障服务，爱车保公司收取长征长宝公司客户服务费的30%作为管理费用。2018年4月1日，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独家合作情形下，爱车保公司支付长征长宝公司代理费用为附件明细价格盗抢保障服务金额（基准）的60%；若非独家进行合作，则代理费用为附件明细价格盗抢保障服务金额（基准）的58%。若销售价格超过附件明细中所载明的价格，则超出的销售价格爱车保公司全额支付。由长征长宝公司代收相关服务费用，爱车保公司应当于第二个工作日将代理费和高卖款支付给长征长宝公司。若爱车保公司未及时支付，按日0.1%支付违约金。合同期限三年，自2018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2018年5月10日，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针对车辆盗抢保障服务项目，自2018年5月10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长征长宝公司所在集团旗下的汽车品牌4S店（包括新建店），保持同爱车保公司独家合作，且保持主合同中约定的合作60%的返利政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高卖价全返给长征长宝公司，根据盗抢保证服务市场行情修改主合同的返点，若市场行情返利上涨则相应上涨返点，若市场行情返点下降则相应下降主合同返点。在同等合作条件下，长征长宝公司优先选择爱车保公司独家合作。在主合同所规定的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优先开展合作的基础上，除已向长征长宝公司支付主合同约定的代理费用外，爱车保公司就此前合作过程中长征长宝公司加价销售款（高卖金额）承诺额外向长征长宝公司支付总额合计为130万元的额外代理服务费，双方此前合作所有结算已结清，无其他遗留问题。具体支付细则如下：上述加价销售款（高卖金额）费用在本年内分三次支付完毕，于本协议生效后3日内支付50万元，2018年7月31日前支付50万元，2018年10月31日前支付30万元。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爱车保公司已向长征长宝公司支付《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一笔和第二笔加价销售款（高卖金额）费用合计100万元，尚余30万元未支付。2018年8月12日，长征长宝公司向爱车保公司发送电子邮件，要求爱车保公司依据市场行情降低基准销售价格，并提高返点，否则终止与爱车保公司的独家合作。2018年9月26日，爱车保公司向长征长宝公司发出《解约通知函》，以长征长宝公司违反独家合作的约定为由，要求解除《销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要求长征长宝公司返还已支付的额外代理费100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已于2018年8月29日停止合作，并一致认可《销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于同日解除；二、除《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三笔款项30万元爱车保公司未支付给长征长宝公司外，尚有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和高卖金额合计388800元未支付。除上述两项费用外，其他款项双方均已结清。三、长征长宝公司、爱车保公司与案外人成都天予创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予公司”）于2017年4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天予公司因与长征长宝公司就盗抢险保障服务开展合作，向长征长宝公司交纳保证金10万元，该保证金权利转让给爱车保公司。在长征长宝公司客户盗抢保障服务期满且服务期内爱车保公司与长征长宝公司客户不存在未解决的争议后的5个工作日内，长征长宝公司向爱车保公司一次性无息退还此10万元保证金。目前，长征长宝公司客户的盗抢保障服务期尚未全部届满；四、爱车保公司陈述，其因与长征长宝公司就另一项非案涉项目开展合作而向长征长宝公司交纳保证金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销售合同》《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对于双方争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130万元额外代理费用系基于独家代理而支付的费用，还是基于上年度高卖款所支付的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从协议名称《关于补偿上年度高卖金额及本年度补充协议》来看，上述费用显系对长征长宝公司上年度高卖款所进行的补偿。事实上，因双方于2017年4月1日就开始了委托销售合作，但对于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长征长宝公司加价销售的金额，双方在2017年4月1日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时并未作出约定。因此，双方才于2018年5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对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的加价销售款费用打包结算为130万元。故《补充协议》约定的130万元额外代理费，系对上一年度长征长宝公司加价销售部分（高卖款）所支付的费用补偿，而非爱车保公司辩称系基于独家代理而支付的费用。爱车保公司关于因长征长宝公司违反独家代理约定而不应支付上述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现约定的第三笔款项支付期限已经届满，爱车保公司未支付30万元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长征长宝公司诉请爱车保公司支付协议项下的第三笔费用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长征长宝公司诉请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的高卖金额2032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除上述30万元款项外，对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产生的代理费和高卖金额费用388800元，爱车保公司也未支付给长征长宝公司。爱车保公司认为长征长宝公司违反独家代理约定而拒绝支付上述款项，但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并未约定长征长宝公司与爱车保公司进行独家合作，也未约定以独家合作作为支付代理费和高卖款费用的前提，故爱车保公司的上述辩称理由依然不能成立。《销售合同》约定代理费用和高卖款费用应于收取后的第二日支付，而爱车保公司至今未支付给长征长宝公司，故对于长征长宝公司要求爱车保公司支付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和高卖款费用3888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长征长宝公司诉请的违约金。对于《补充协议》项下的额外代理费，《补充协议》虽约定了支付时间，但并未约定延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长征长宝公司主张30万元款项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和高卖金额费用388800元，《销售合同》约定应于长征长宝公司代收服务费用的第二个工作日支付，违约按日0.1%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长征长宝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代收服务费的具体时间，而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分高于长征长宝公司的损失，一审法院结合欠款金额、违约期间以及长征长宝公司实际损失等因素，酌情调整违约金为8000元。 关于爱车保公司反诉要求长征长宝公司返还额外代理费1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上述代理费系双方对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长征长宝公司已完成的加价销售款（高卖款）费用进行打包结算并在《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的补偿费用的一部分，双方均应受该协议约束。爱车保公司以长征长宝公司违反独家代理约定要求返还此项费用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爱车保公司反诉要求长征长宝公司退还保证金10万元和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10万元保证金应于长征长宝公司客户盗抢保障服务期满且服务期内爱车保公司与长征长宝公司客户不存在未解决的争议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而上述盗抢保障服务期尚未全部届满，故10万元保证金尚不满足退还条件。对爱车保公司要求长征长宝公司退还该保证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2万元保证金系双方基于非案涉合同关系产生，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爱车保公司可另案讼争。关于爱车保公司主张赔偿违约损失300万元，首先，爱车保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其次，因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并未约定长征长宝公司有与爱车保公司独家合作的义务，故长征长宝公司销售其下属公司同类产品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故，爱车保公司反诉要求赔偿其违约损失300万元，于法无据，对其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爱车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长征长宝公司代理费和高卖金额费用合计688800元；二、爱车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长征长宝公司违约金8000元；三、驳回长征长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爱车保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868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3681元，由长征长宝公司负担19362元，爱车保公司负担4319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9880元，由爱车保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且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爱车保公司的上诉主张及长征长宝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仍然集中在：1.合同约定的由爱车保公司支付的130万元款项如何认定；2.长征长宝公司是否存在违反独家代理义务的违约行为及违约后果的认定。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案涉《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30万元款项的认定。爱车保公司上诉主张130万元款项的支付条件为长征长宝公司独家代理车辆盗抢保障服务项目。长征长宝公司主张该款项系双方对《补充协议》签订前的合作期间，爱车保公司对长征长宝公司以高于基准价格销售服务项目的代理费用补偿。本院认为，首先，从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协议“关于补偿上年度高卖金额”的名称，还是鉴于条款中所载明的“就双方此前合作中加价销售款处理”内容，均能印证长征长宝公司的主张；其次，涉及130万元款项的条款约定为“在主合同所规定的甲方与乙方优先开展合作的基础上”，“优先开展合作”并非爱车保公司主张的独家代理销售，因此长征长宝公司是否独家代理销售服务项目并不是爱车保公司支付该款项的前提条件；第三，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爱车保公司实际已经按约向长征长宝公司支付了100万元的款项，并未在履行过程中提出存在支付条件且条件尚未成就的主张。综上，本院认定该款项为爱车保公司对于长征长宝公司以高于基准价格销售服务项目的补偿，爱车保公司应支付的130万元补偿款，并不以长征长宝公司独家代理销售为支付前提，爱车保公司以其违反独家代理义务为由主张返还100万元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而长征长宝公司有权依约要求爱车保公司支付余款30万元。 关于长征长宝公司是否违反独家代理销售的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由长征长宝公司承担独家销售的义务，而是选择性的约定了独家合作情形下的代理费用提取比例。其次，爱车保公司为支持该项主张提供的同类服务项目的保险凭证、终止销售案涉服务项目的微信管理群通知等证据，均无证据原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爱车保公司以此为由主张长征长宝公司违约，并要求长征长宝公司承担300万元损失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前，长征长宝公司销售服务项目后应得代理费和高于基准价格销售的补偿费用，同样爱车保公司未能举示不应支付的证据，故长征长宝公司要求爱车保公司支付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9日期间的代理费和高卖款费用3888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根据爱车保公司的违约情况，兼顾长征长宝公司的实际损失及举证情况，酌情认定8000元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爱车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374元，由成都爱车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嫘 审判员 叶云婧 审判员 傅科文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