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江波，男，195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相云，男，1956年5月4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臣，男，196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蛟河市。被上诉人：蛟河市悦翔水稻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吉林省蛟河市。法定代表人：辛照发，经理。上诉人于江波因与被上诉人蛟河市悦翔水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悦翔合作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2019）吉0281民初2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江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相云、郭胜臣，被上诉人悦翔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辛照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江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悦翔合作社赔偿于江波水稻减产损失10,080元；诉讼费用由悦翔合作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于江波与悦翔合作社签订了《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约定悦翔合作社应当对于江波的水稻生产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在合同实际履行期间，悦翔合作社未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约。二、案涉合同中约定悦翔合作社保证种子的发芽率及公顷产量。但实际上于江波最终产量未达到其合同约定的产量，造成了减产的客观事实。三、悦翔合作社认为产量与多种因素有关，一审判决也认为减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但由于双方合同约定了悦翔合作社应当对于江波生产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不管是天气原因或者是病虫害原因,还是田间管理原因，悦翔合作社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指导、培训，但悦翔合作社并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是造成水稻减产的重要原因。悦翔合作社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于江波诉请的减产损失应以鉴定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出具材料均无效。三、于江波到有关部门就案涉纠纷反映情况时说是稻瘟病造成的减产损失，稻瘟病不属于技术指导方面的问题，是田间管理问题。四、造成减产的原因是于江波田间管理不善，没有打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后果应由于江波自负。合同中第一款明确有风险提示：“乙方必须按栽培要点种植水稻品种，到7月份病虫害防治，必须打病虫害农药，如不按规定，造成减产等损失，由乙方自己负责。”于江波没有按照此要求去做，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五、廪实698水稻种子是常规品种，不用特殊的种植管理办法，同其他水稻品种一样做好田间管理，各种注意事项按照种子包装袋的提示进行操作、栽培和管理就可以。2019年7月份阴天多雨，日照少，连续下雨是造成稻瘟病的主要原因，于江波的田间管理不善，没有预防稻瘟病，是造成减产的主要因素，损失应由其自负。其他种植该种子的农户在7月份打了预防病虫害的农药，水稻长势良好，产量也达到了要求。六、合同第七款第二条规定：“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因素造成的减产，甲方不向乙方赔偿，由乙方承担。”七、于江波与悦翔合作社签订的《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于江波提交的证据不能说明水稻减产与悦翔合作社未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存在因果关系。八、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水稻生长过程中，气候、田间管理、病虫害等均是造成水稻减产的重要原因，与技术培训和指导没有关系。于江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悦翔合作社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水稻减产损失10,080元（以鉴定为准）；诉讼费、鉴定费、证人出庭误工费等由悦翔合作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5日，于江波与悦翔合作社签订《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种植品种为“廪实698”，种植面积0.8公顷，于江波购买悦翔合作社水稻种46公斤。风险提示：“乙方必须按栽培要点种植水稻品种，到7月份病虫害防治，必须打病虫害的药，如不按规定，造成减产等损失，由乙方自己负责。”合同第四条约定回收时间为2019年水稻成熟期到2019年12月末。合同第五条二款约定，乙方必须按甲方的技术指导和操作规程种植水稻。现于江波起诉认为悦翔合作社没有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导致水稻减产，要求悦翔合作社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于江波与悦翔合作社签订的《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关于于江波要求悦翔合作社赔偿因未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造成水稻减产的损失，一审法院经庭审调查后认为，于江波虽提交了水稻种植现场的录像以及证人李永福、孙照悟、李**、赵启军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但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水稻减产与悦翔合作社未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存在因果关系。而事实上，在水稻生长过程中，气候、田间管理、病虫害等均是造成水稻减产的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于江波以悦翔合作社未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造成减产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于江波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江波向本院提交了购买农药的收据及两种水稻样本。因上述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无法证明于江波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于江波与悦翔合作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第一，《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虽然约定了悦翔合作社负责水稻生产过程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但对技术指导和培训的方式方法并未做具体约定，按照通常理解，指导和培训应包括口头和书面。现悦翔合作社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其出售的廪实698种子包装袋上风险提示部分第二条明确载明：“7月中旬注意防治二化螟。生育期间注意及时防治稻瘟病。”《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第一款风险提示载明：“乙方必须按栽培要点种植水稻品种，到7月份病虫害防治，必须打病虫害农药，如不按规定，造成减产等损失，由乙方自己负责。”可见，悦翔合作社在其提供的种子包装袋及合同中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均进行了提示。同时，悦翔合作社的经营者在6月份到田间进行了查看。在农户发现水稻生病后，悦翔合作社的人员组织农户采取了雇佣飞机打农药等措施，为实现合同目的亦采取了积极行为。第二，于江波主张的减产原因及损失数额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首先，于江波认为悦翔合作社未进行指导和培训系水稻减产的重要原因，根据于江波等人的陈述，其在发现水稻出现问题后，向当地农业执法部门反映情况，当地农业执法部门到现场查看后认为水稻是得了稻瘟病。稻瘟病并不是特殊的病虫害，于江波作为种植水稻的农户，长期从事水稻种植，对于水稻种植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应具有高于一般社会人员的认知，其理应知道应当按时防治病虫害。更何况种子的包装袋上以及《水稻订单种植回收合同》中均对预防病虫害做了明确的表述。现于江波并未向本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购买的廪实698品种需要特殊的预防用药以及需要特殊的指导，结合其他村屯种植农户并未出现大面积减产的实际情况，本院无法认定减产原因与悦翔合作社的培训、指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次，于江波所主张的减产损失亦依据不足。庭审中，于江波等农户陈述普遍存在因不够费用而有部分水稻未收割的情况，故其所种植水稻的实际产量无法计算；且于江波提交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其是否将所种植的水稻全部出售给回收人员。综上所述，于江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元，由于江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洁审判员 于福超审判员 孙 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