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5民初7786号原告：高国权，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平，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珍，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运行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106号。法定代表人：齐爽，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自由世纪广场1号楼3层、2号楼1层。负责人：张正寅，行长。原告高国权与被告天津市运行天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行公司）、第三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津0115民初6951号民事判决，高国权不服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津01民终21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国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志平，被告运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希金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通商银行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国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高国权与运行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消费贷款购车协议》（以下简称《贷款协议》）；2、诉讼费由运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高国权与运行公司口头约定，高国权以向通商银行贷款的方式向运行公司购买牵引车两台，每台19.5万元，合计39万元。贷款批准后全额划入运行公司账户，贷款金额减除高国权购车款的余额由运行公司返还高国权，由其另行购买挂车。贷款本息由高国权偿还，运行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该笔贷款由运行公司负责为其联系办理。2018年4月18日，运行公司以办理银行贷款为名，要求高国权在其提供的空白《销售合同》《贷款协议》上签字、捺印，所签材料全部交给运行公司，高国权没有留底。2018年5月，通商银行将高国权所贷款71.4万划入运行公司账户，运行公司通知高国权提车。提车时，运行公司仅同意提供两台牵引车，贷款金额与购买牵引车的差额以公司暂占用为由拒绝支付，高国权不得不拒绝提车、拒绝向通商银行偿还贷款。2018年8月，运行公司向宝坻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国权偿还其已付的银行贷款本息。通过该案，高国权获取了由高国权签署、运行公司填写的《销售合同》《贷款协议》，上面约定的购车款高达102万元，完全背离双方约定。经查询，《销售合同》中的南骏牌牵引车每台市场价25万元，鲁际通牌挂车每台6-6.6万元，两台牵引车及两台挂车总价款仅在62万至63.2万元之间。运行公司以零首付，办理全额贷款购车为诱饵，欺骗（庭审中，对申请撤销合同的原因亦曾主张显示公平）高国权签署空白合同书，并任意填写售车价款，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损害了高国权的合法权益。运行公司辩称，请求驳回高国权的诉讼请求。高国权主张与事实不符，运行公司不存在欺诈情形。2018年4月，高国权因购买牵引车及挂车到运行公司处询价，并决定购买售价为360000元的南骏牌牵引车及售价为150000元的鲁际通牌挂车各两辆，四辆车合计价款102万元，运行公司提供三年保养服务。高国权因资金不足需贷款购车，运行公司遂推荐高国权向第三人通商银行贷款。2018年4月18日，高国权与运行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及《贷款协议》，约定高国权向运行公司购买牵引车及挂车各两辆，合计价款为102万元。2018年4月18日，高国权与第三人通商银行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约定高国权向第三人贷款714000元用于购买车辆，运行公司为高国权贷款提供担保。2018年5月14日，银行贷款到账后，运行公司遂通知高国权提车。但高国权办理提车手续后并未按约定交纳剩余车款，运行公司考虑高国权已交纳大部分车款，遂同意其先提车。因高国权购买车辆需挂靠在案外人天津凯达盛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名下，运行公司已经将100000元上牌及保险费用支付给该公司。高国权提车后反悔，私自将车辆送至运行公司停车场并拒不偿还银行贷款。如果退车，会造成运行公司很大损失。高国权仅凭网上报价广告主张运行公司存在欺诈理由不成立。通商银行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高国权举证、运行公司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1、中国汽车网、卡车之家网网页截图各一份。证明案涉品牌牵引车汽车生产厂家的经销商为运行公司。该牵引车厂商指导价为25万元（实为26.5万元）、挂车优惠价为6-6.5万元。合同价款高于市场价。运行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可经销商是运行公司，但网上价格并非实际销售价格；2、高国权申请的证人王某出庭主要证实：自己与高国权、朱永良均是老乡。高国权欲贷款购车从事运输服务，并将所购车挂靠在凯达公司名下。上述二人均委托证人到运行公司找石总商谈，当时议定牵引车每辆19.5万元，两台主、挂车共计71.4万元，无需再向运行公司支付其它任何费用。运行公司代为操作贷款，把购车价格提高。不用高国权交首付，只需其偿还贷款即可等。运行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3、高国权的律师调查张晓磊、王福生笔录，其主要证实他们向运行公司购买其它车辆的情况，贷款购车、无首付及其他款项，还清三年贷款车归购买人所有等，因提车时运行公司要求购车人交首付，双方发生纠纷，车辆至今未提走。二人均曾报警等。运行公司质证意见为对其所证内容不认可。本院认证情况：高国权提交的证据1，经本院核实，网页记载内容属实，且能够与运行公司当庭认可牵引车厂商指导价26.5万元及挂车厂商指导价7.5万元、优惠价为6-6.5万元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3，均属于证人证言类型，需结合其它证据，在以下确定是否认定。二、运行公司举证、高国权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1、2018年5月14日的车辆接收确认单、2018年9月12日开具四张案涉车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运行公司已将该发票作废）。其中确认单载明收到案涉车辆及发票等，发票载明的牵引车、挂车每辆价款依次分别为32万元、12.5万元。高国权质证意见为确认单签名认可，但签字时手填内容空白。不认可发票；2、运行公司的律师调查张晓磊笔录及其出庭作证，主要证明内容：张晓磊经人介绍与汽贸公司的于总认识，不清楚于总是否为运行公司人员。双方沟通贷款购车事宜，并与运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全额贷款购车，无首付等。其因未交首付未提车，曾报警等。高国权质证意见为部分事实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情况：运行公司提交的证据1，因四张案涉车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晚于确认单上记载收到发票时间，明显是高国权先在确认单上签名而手填内容由运行公司后补。另，发票是高国权起诉后运行公司独自开具，且价款与运行公司主张的数额不一致。再者，高国权否认曾提车。考虑运行公司提交的发票后补、车辆接收确认单内容后填的情况，证据1不能作为本案确定车辆价款及高国权已经提车的依据；对证据2，因属于证人证言类型，需结合其它证据，在以下确定是否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已经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运行公司经营汽车及配件销售等业务。高国权与案外人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朱永良均系同乡。2018年4月，高国权求购牵引车与挂车欲从事运输服务并委托王某与运行公司洽谈购车事宜。2018年4月18日，高国权与运行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高国权从运行公司处购买南骏牌ＣＮＪ4180ＫＰＧ36Ｖ型牵引车（注：经本院核查，该车几年前上市，网上厂商指导价为26.5万元／辆，现已经停产）、鲁际通牌ＬＳＪ9401ＣＣＹ型挂车（注：网上优惠价6-6.5万元／辆，厂商指导价为7.5万元／辆）各两辆，牵引车每辆36万元，挂车每辆15万元，合计102万元。双方对车型、发动机参数等做了约定。该合同同时约定，交货地点在运行公司，合同签订时高国权交纳定金8万元，高国权一次性付清购车款后提车等。同日，运行公司与高国权签订一份《贷款协议》，主要约定由运行公司为高国权向通商银行贷款71.4万元购买上述2辆车（注：含牵引车、挂车各2两辆）提供担保，高国权在没有还清运行公司车款期间内时车辆所有权归该公司所有，运行公司协助高国权办理牌照、附加费等手续，高国权在未还清车贷期间对该车在运行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高国权自愿将所购车辆交给运行公司在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等。2018年4月19日，高国权与通商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约定高国权向该行贷款71.4万元，贷款期限36个月，贷款用途购买车辆，高国权同意并授权将贷款划入运行公司的11×××001号银行账户并同意以该车抵押担保等。当日，高国权另行为运行公司出具一份确认书，高国权知晓并同意由运行公司、凯达公司向其收取保证金、手续费、保险费用、上牌及抵押等相关车辆服务费用等共计19.87元。合同签订后，通商银行于2018年5月15日将上述贷款71.4万元划入运行公司账户。高国权得到运行公司通知后提车时，该公司要求其另交纳相关费用，双方发生争议，高国权拒绝提车，现该车一直存放在运行公司处。同年5月17日，运行公司通过银行转给陈星10万元，转账记录附言部分用手书写有“王某两台车的上户费用”，下面备注王某同意将此款交给陈星（两台现代车上牌费用），石某泽签字。王某未签名确认，本人亦否认凯达公司收到运行公司款项，同时否认陈星为其公司员工。至今，除了贷款71.4万元，高国权未直接向运行公司交纳过定金、首付款等任何费用。庭审中，高国权与运行公司对双方议定的案涉车辆实际价款数额存在争议：高国权主张双方议定每辆牵引车19.5万元，加上挂车价款及上牌费、保险费等，两辆车全部款项合计71.4万元。运行公司主张车款为102万元，具体包含：每辆牵引车款26.5万元加上3年保养费5.6万元，双方确定每辆牵引车为32万元。一辆挂车标配价为7.5万元，但高国权选的高配置，挂车价为12.5万元。再加上保险费、购置税等，双方最后议定每辆车（含牵引车和挂车各一辆）为51万元，两辆车合计10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高国权提交证据中的厂商指导价、优惠价并非经销商的实际销售价格，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最终确定销售价格。因案涉牵引车现已经停产，通常情况下，经销商会较大幅度下调车辆销售价格。运行公司主张挂车高配置，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故案涉每辆牵引车、挂车的销售价格应当低于厂商指导价26.5万元、7.5万元才符合情理。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运行公司主张的车款计算，每辆车款合计为26.5＋7.5＝34万元，两辆车仅为68万元，《销售合同》约定两辆车的购车款为102万元显然不属实。另，运行公司抗辩主张102万元车款中包含其它款项，但又签有收取19.87万元保险费等其它款项的确认书，亦相互矛盾，故运行公司上述主张显属故意混淆视听，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高国权虽主张购车款加上其它款项一共71.4万元，但本人不能具体说出挂车价格及其它款项数额。证人王某虽与高国权同乡，但案涉交易的确是经其与运行公司协商确定，结合运行公司认可通商银行发放贷款的比例为购车款的70%、《销售合同》约定购车款102万元、《贷款协议》约定及实际贷款金额均为71.4万元（注：恰为购车款的70%）、19.87万元其它款项确认书、高国权至今除了贷款71.4万元外未向运行公司支付其它任何费用、双方提交的其它证人证言所证向运行公司购车除了贷款无其它款项和因运行公司贷款以外欲另收取费用购车人均未提车等证据和事实看，能够与王某所证高国权全款71.4万元购车、无其它款项的事实相互印证，并与高国权陈述相符。况且这些证据之间亦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本院对王某证言予以采信，对其他几位证人证言中能够与上述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的部分均予以采信。这些证据能够证明高国权主张双方约定的购车款加上其它所有费用合计为71.4万元、高国权因运行公司欲收取贷款以外的其他费用双方发生纠纷及未提车的事实成立。确认单上的19.87万元并不单独存在，相关费用应当包含在71.4万元之内。另查，因本案买卖合同引起的纠纷，高国权与运行公司之间、通商银行与高国权和运行公司等之间曾发生多起诉讼。其中，通商银行起诉借款人高国权、担保人运行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沪0115民初60183号]一案中，通商银行以高国权未依约还款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该案尚在审理中。另外，与高国权同期购买同品牌型号车辆的朱永良，亦与运行公司、通商银行等发生上述类似纠纷。其中，通商银行起诉朱永良等同类型案件[（2019）沪0115民初49106号]涉及的上述《贷款合同》已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确认有效，并判令借款人、担保人连带偿还贷款本息等。本院认为，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未举证或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高国权与运行公司经过协商后，就高国权贷款购买案涉品牌型号、数量的牵引车及挂车达成合意，并签署《销售合同》《贷款协议》，合同已经成立。通过当事人陈述、抗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销售合同》《贷款协议》是否有效及如何履行；二、高国权诉请撤销该两份合同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条款说明同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所谓同谋虚伪表示，又称通谋虚伪表示，是指表意人对于非真意有认识，而且与相对人通谋所为之意思表示。其构成要件为：1、须有意思表示存在；2、须表示与意思不一致；3、须表意人自己对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有认识；4、须其非真意表示，与相对人通谋为之。虚伪表示的效力通常是相对无效，即发生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本案中，通过本院已经查清的事实可以看出，《销售合同》中购车款102万元、定金8万元条款（未履行），与高国权和运行公司口头议定的购车款及所有费用合计71.4万元、无需另行交纳其它费用并不一致。该合同如此约定，显属为了贷款，虚增购车价款，达到高国权无需支付贷款以外其他费用的目的。高国权、运行公司对此应属明知，属其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部分条款应属无效。《贷款协议》上的价格71.4万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上述两份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属有效。依据法律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它部分效力的，其它部分仍然有效。况且，与本案事实基本相同的通商银行起诉借款人朱永良、担保人运行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沪0115民初49106号]一案中，《贷款合同》已被相关人民法院确认有效。故高国权、运行公司应当按照本院已经查清确认其口头约定的购车价款71.4万元履行《销售合同》《贷款协议》义务。双方之间交易并不存在此款以外的其他任何款项。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但在本案中，通过已经查清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国权与运行公司对贷款购车、贷款金额等应属明知，并不存在欺诈行为。高国权主张运行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无证据证实，且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高国权诉请撤销案涉两份合同，不仅不符合存在欺诈行为可以撤销的情形，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撤销合同的其它情形。现高国权诉请撤销《销售合同》《贷款协议》，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国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高国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德新审 判 员  刘建宝人民陪审员  杨万珍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宫 冉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它部分效力的，其它部分仍然有效。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