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勇，男，198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临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玉华，男，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临清市，系梁勇之父。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树山，男，195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临清市。 再审申请人梁勇因与被申请人梁树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15民终25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2018）鲁1581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梁勇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终25号民事判决、临清市人民法院(2018)鲁1581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梁树山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再审申请人一审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的规定。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能够推翻一、二审的错误判决。一审中由于被申请人威胁、恐吓证人刘某，致使本案关键证人刘某未能出庭作证。在证人刘某不出庭作证就不能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义务依职权调查证人刘某，但一审法院为偏袒被申请人，未能依职权调查。二审法院以行政机关对证人刘某询问笔录属于公文书证为借口，认为刘某无出庭作证必要，错误地认为证人刘某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对证人刘某实施回避，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予理睬，是导致二审判决出现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制作的对证人刘某的询问笔录，属于言词证据，不属于书证范畴，牵连到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对该言词证据，应当进行法庭质证。二审法院应当准许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让证人刘某出庭，接受当事人对其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证人证言进行法庭质证。然而，二审法院却枉顾法律，拒不让刘某出庭接受质证，直接违法采信不具有实质意义的行政询问笔录。一审中证人刘某已明确告知再审申请人，是被申请人梁树山抢夺方向盘才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刘某在一、二审却未能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是新证据，请再审法院依法调查核实，再审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二审法院违背中立原则，严重违法。依照法律规定，证人不是回避的对象。事实上，证人刘某与本案当事人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假设证人刘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也不属于回避的对象，只不过仅会涉及其证明力大小的问题。二审法院违背中立原则，在被申请人并未主张的情况下，主动代替被申请人主张本应当由被申请人主张而被申请人又没有提出的比如“重大利害关系”、“没必要”等主张，二审法院这种做法明显严重违法。被申请人已明确肯定有人(刘某)抢夺方向盘的事实，再审申请人也陈述了有人(梁树山)抢夺方向盘的事实，证人刘某也已经告知再审申请人有人(梁树山)抢夺方向盘的事实，证人刘某也能证明有人(梁树山)抢夺方向盘的事实。由此，完全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有人抢夺了方向盘。对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来说，只要存在有人抢夺了方向盘这一事实，人民法院就应当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在无法确定究竟是梁树山还是刘某抢夺方向盘的情况下，就不应当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反诉请求。因为我国刑法采疑罪从无，民法则采取具有共同危险均应承担责任的原则，无论是梁树山还是刘某抢夺了方向盘，二人其中必有一个，也可能二人都抢了方向盘，那么，依照法律规定，梁树山是难逃其责的。故此，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均属于错误判决。（二）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在有人抢夺方向盘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罔顾事实和法律，在没有任何证据排除抢夺方向盘的情况下，以谨慎驾驶义务为名，将赔偿责任强加在再审申请人头上，明显违法。有人抢夺方向盘才导致了本案交通事故，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法律是不强人所难的，有人抢夺方向盘发生交通事故，社会一般人是不会非难驾驶员的。再审申请人虽属违章驾驶，但违章驾驶并不必然发生本案交通事故。车辆在正常行驶时，突然介入了抢夺方向盘的因素，这一介入因素高概率导致事故发生，这一异常的介入因素，将违章驾驶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进行了中断，违章驾驶与事故发生不再具备因果关系，抢夺方向盘的介入因素，高概率并实际上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介入因素抢夺方向盘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常识。（三）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的规定。对证人刘某在行政程序中所作询问笔录，再审申请人提出了质疑，如前所述，一、二审法院应当依申请或依职权，通知刘某出庭接受质证。然而，一、二审法院在对刘某的证人证言未进行质证的情况下，却以公文书证权威性为名，违法采信刘某在行政程序中的询问笔录。（四）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在有人抢夺方向盘的情况下，导致了违章驾驶行为与交通事故发生因果关系的中断，再审申请人的违章驾驶行为与事故的发生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二审法院所作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的规定。辩论原则是一、二审法院都应当始终坚持的一项审判基本原则。一审法院主审法官拒不给再审申请人开具交纳反诉费的介绍条，并且对再审申请人进行威胁、恐吓，无理阻碍再审申请人交纳反诉费，然后在判决书中又以未交纳诉讼费为由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明显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一审中再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司法鉴定意见，提交了书面重新鉴定申请书，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明显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二审法院违法不准许再审申请人要求证人刘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严重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六）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的规定。二审中，再审申请人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有关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受贿、违法指挥被申请人妨碍证人出庭作证等违法行为的电话录音光盘等证据，但二审法院以再审申请人只是提供了线索为名，继续违法维持腐败法官所作判决。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存在严重违法现象，请依据事实和法律，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梁勇于2017年4月4日凌晨1时许酒后、无证驾驶鲁Ｐ×××××号轿车坠入道路一侧沟中，造成其本人以及副驾驶座位上乘坐人刘某、后排座位上乘坐人梁树山受伤，对该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可以认定。对于车辆坠入沟中的原因，双方说法不一。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交警部门的事故卷宗材料，梁树山在接受当时交警部门询问时称：“2017年4月3日晚上我到梁兴家去要钱去，到梁兴家时，梁兴、李天伟、刘某、梁勇四人正在喝酒呢，我去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快喝完了，后来梁兴也没说还钱的事，我就推着自行车出来，在我出来的时候，梁勇把我拽到他车上，拉着我就走……梁勇当时没说干什么去，车上有梁勇，他开车，刘某在副驾驶处坐着，我们在去烟店的路上，到了辛集村西边，刘某在副驾驶位置抢方向盘说要开车，在他抢方向盘时，我们的车就开到路北侧的沟中……”。梁勇在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称：“那天是几号我记不清了，我、刘某、梁兴、梁兴的儿子、还有一个帮忙的，我们五个人在梁兴家喝的酒，喝的牛栏山二锅头，我们五个人喝了不到二斤酒，刘某喝的多，我就喝了有3两左右，喝酒之后，我们在梁兴家玩了一会牌，大约11点左右，刘某提出要玩去。我开着车拉着刘某、梁树山就出事了，出事的时候是几点记不清了，当时是我开车，刘某坐副驾驶位置，梁树山坐在后边，我当时记得有人抢方向盘，在抢方向盘时我的车就开到路北侧的沟中，是谁抢的方向盘我不知道，后来我听梁树山传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抢方向盘了”。刘某在接受交警询问时称：“2017年4月3日晚上，我、梁勇、梁兴和李天伟四个人在梁兴家喝酒，在喝酒时，梁树山也来到梁兴家，我们四个人喝了有2瓶牛栏山二锅头，喝酒之后，梁勇说买东西去，是梁勇开车拉着我和梁树山就到了冠县清水镇那里，然后又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当是喝酒喝得不少了，包括出事故的情况我也不记得了，（梁树山说我夺方向盘）我记不清了，到了4号上午我才清楚过来”。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本案作为单方交通事故，综合全案案情，梁勇系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且驾驶机动车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梁树山在明知梁勇饮酒的情况下，无据证实其明确拒绝乘坐梁勇驾驶的车辆，对造成损害也有过错，判决按8：2的比例由双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中，梁勇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二审审理认为，刘某作为事发时的车辆同乘人，在公安交警部门对其调查询问时，已经明确承认“喝酒喝得不少了，包括出事故的情况我也不记得了，（梁树山说我夺方向盘）我记不清了，到了4号上午我才清楚过来”。刘某的陈述清楚表明：刘某在公安机关明确告知梁树山已指称其抢夺方向盘致使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仍称记不清当时的情况。公安机关在调查交通事故时制作的询问笔录属于公文书证，询问笔录中刘某的陈述内容依法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鉴于上述笔录是刘某对事故事实陈述的第一手证据，刘某并无出庭作证的必要。即使证人刘某出庭，如果刘某出庭改变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因刘某在诉讼阶段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及在诉讼阶段的陈述与诉讼前的陈述不一致，其出庭证言也难以被采信；故二审未再同意刘某出庭作证。关于梁勇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二审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调查时，梁勇称有人抢方向盘，不知道谁抢的方向盘；后来听梁树山传话说，他们（梁树山与刘某）两人都抢了方向盘；一审诉讼阶段梁勇又称梁树山个人抢夺方向盘；其说法多变，其陈述存在虚假。而在公安交警部门调查时，刘某则称记不清当时的情况；梁树山则明确说刘某抢方向盘。综上，梁勇关于梁树山抢方向盘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梁勇无证且在饮酒后驾驶车辆，其行为严重违法，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看，其竟不知道何人与其争抢方向盘，可见当时驾驶车辆时已经缺乏起码的感知判断能力；因此，其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至于是否存在抢夺方向盘行为，并不能免除其在本案中对梁树山承担的民事责任。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梁勇仍以刘某出庭作证为新证据，作为申请本案进行再审的理由，不应支持；二审未允许其作证申请，说理充分、清楚，应予维持。关于再审申请人反映一审法官存在影响公正审理行为的问题，申请人可以向监察部门反映。 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梁勇的再审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梁勇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炜 审判员 孔繁奎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崔欣欣 书记员郑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