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作安，男，198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锐科，男，198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铭，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杜京忠，男，197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微，女，198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上诉人黄作安、何锐科因与被上诉人杜京忠、朱微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作安、何锐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铭，被上诉人杜京忠、朱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作安、何锐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杜京忠、朱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将部分影响案件处理的关键事实证据遗漏，导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不清，逻辑错误，同时对杜京忠严重违反《合伙经营协议书》的违约行为予以直接忽略并不予评判，以致造成判决有违法律、有违事实、有违公平。一、一审法院在认定合伙财产方面，对杜京忠自认土地被收回现存的农场资产100万元（苗木2万棵、每棵50元）没有作为合伙财产予以计入，以致计算合伙财产总额错误。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陈述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本案在庭审中，杜京忠自认其在经营农场至土地被收回时，农场尚有如下百香果苗木20000棵（每棵价值50元）、玫瑰花苗木500株（每株价值20元），那么即杜京忠承认农场被收回时（合伙期间终结时）剩余的苗木价值1010000元，该部分属于合伙共同财产，应该计入合伙财产中按合伙比例予以分配。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六行中，一审法院也认为土地上的苗木应属合伙资产，应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但一审法院却最终仅将玫瑰花苗木500株（每株价值20元）计入合伙财产，未将百香果苗木20000棵（每棵价值50元）计入合伙财产，逻辑存在矛盾。而且杜京忠作为农场的实际经营者，不可能保留价值10000元苗木而将1000000元的苗木予以损毁抛弃，其陈述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可信度并不合常理。二、一审判决认定朱微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遗漏审查杜京忠、朱微之间的夫妻关系这一关键事实。朱微虽然没有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签名明确其合伙人身份，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涉案债务发生在杜京忠、朱微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黄作安、何锐科是经朱微介绍入伙，且黄作安、何锐科的出资款亦是汇至朱微的账户收取，即朱微对于涉案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共同参与了农场的经营，故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债务应属于杜京忠、朱微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驳回对朱微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应该予以改判。三、一审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中各方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义务来处理本案的纠纷，对杜京忠存在的严重违约行为不予处理，显失公平。1.《合伙经营协议》是合伙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均应尊重契约精神，严格按协议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个人合伙更应注重诚信和按约履行。根据法律规定，杜京忠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应向黄作安、何锐科定期报告合伙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组织的经营财务状况，而且在《合伙经营协议书》第五条亦有约定，杜京忠作为合伙组织的具体经营管理者，其义务是负责种植、管理、劳务、用工、销售、做帐。但杜京忠自收到黄作安、何锐科的合伙资金后，便一直没有履行任何的合伙应负的义务，没有按月做帐（其在一审庭审笔录答辩中也承认只在2018年8月才告知有关帐目情况），不告知农场经营状况，更甚的是，杜京忠在经营和管理合伙组织采取了隐瞒和极度不透明的方式来应对、搪塞黄作安、何锐科，在合同到期时，未通知黄作安、何锐科予以结算合伙财产，擅自清场处理剩余巨额价值的花卉苗木，违背了正常合伙体的诚信和规则，其行为已严重违约，侵害了黄作安、何锐科作为合伙人的知情权和经营权。正是因为杜京忠的违反合伙经营规则的行为，导致黄作安、何锐科自2018年8月后与杜京忠产生严重矛盾和分岐。黄作安、何锐科在一审起诉过程中一直坚持杜京忠存在违约行为，并且根据《合伙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要求杜京忠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于法有据。但一审法院对于违约责任方面，并不予审查和认定，对杜京忠的违约行为不予评判和处理，明显失当。2.一审庭审中，杜京忠承认收取黄作安、何锐科的入股款、各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的事实，却认为黄作安、何锐科的投资款是购买其农场资产的对价，可见，杜京忠的本意有将黄作安、何锐科的投入资金占为己有，其行为和意思已违背了合伙的本质，其在履行《合伙经营协议书》过程中存在的违约行为，可以认定本案合伙争议的产生和导致合伙解除的责任均应由杜京忠承担。黄作安、何锐科并无任何违约行为、没有任何过错。因此，黄作安、何锐科要求杜京忠承担违约责任，返还投资款，具有法律依据。四、一审判决没有全面细致地审查和认定合伙终止时合伙财产的实际现状，造成认定合伙财产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仅包括黄作安、何锐科的出资55万元，合伙收益106478元以及500株的玫瑰花苗木1万元。对于“因租赁土地被收回，树苗已被全部毁损”以及“2万颗苗木每株售价50元，由杜京忠、朱微挖完就扔掉”的事实，杜京忠、朱微对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黄作安、何锐科一审庭审表示不予认可，并认为苗木是合伙财产，应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但一审没有对上述事实进行必要的查明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直接采信杜京忠单方不合理的说法。从而认定杜京忠用作出资的200万元租赁土地和苗木已丧失价值，显然存在对合伙终止时“合伙出资”数额认定不清的情形。以上事实均直接影响到杜京忠在本案中责任的承担后果，该案应当对租赁土地到期收回时全部树苗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且如因农场已由杜京忠擅自清场导致不能鉴定的，还应该由杜京忠、朱微承担违约的不利后果，确认农场在退场时仍保留有树苗资产200万元。五、杜京忠在履行合伙义务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约责任，造成本案合伙产生争议正是由于其违约行为导致，黄作安、何锐科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亦有要求追究杜京忠、朱微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应该予以查明以及判定杜京忠、朱微违约责任。1.根据《合伙经营协议书》的约定，杜京忠是合伙体的执行合伙事务人，农场的经营管理以及做账结算等均由杜京忠负责，且杜京忠需每月与黄作安、何锐科对账和结算，让合伙人知悉了解农场的经营和盈亏情况，但一审判决没有对杜京忠是否履行上述义务进行查明。从杜京忠一审提交的后期由其单方制作的账目表可以看出，其很多支出均是不合理的。黄作安、何锐科虽然对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数额予以确认，但从黄作安、何锐科的《反诉答辩状》中可以反映，这是黄作安、何锐科为了便于法院审理案件而作出的无奈之举，并不能否认杜京忠在经营期间存在不按期对账结算等不履行执行合伙人义务的违约事实。2.农场所租赁土地虽然到期后被收回，但经营期间所购入的巨额价值种子以及所种的树苗完全可以移植再种或变价处理，杜京忠却单方陈述说其清场时全部毁损扔掉了，杜京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作为经营农场的执行合伙人，不可能自行毁损价值巨大的苗木。而且，杜京忠没有通知黄作安、何锐科到场对农场现有资产进行核对清算及估价处理，严重违约侵害了黄作安、何锐科的权益，致使黄作安、何锐科无法核查当时的农场资产状况，农场的苗木属于合伙财产，杜京忠、朱微无权擅自毁损丢弃。所以，杜京忠、朱微在合伙期间及合伙终止时均存在严重侵害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的违约行为，对合伙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一审法院未对上述事实进行查明和认定，造成黄作安、何锐科无法在本案寻求合理的救济，也造成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公。杜京忠、朱微辩称，均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黄作安、何锐科的上诉请求。黄作安、何锐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黄作安、何锐科与杜京忠于2018年4月7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2.判令杜京忠向黄作安退还出资款269486.7元，向何锐科退还出资款154458.9元；3.判令朱微对杜京忠退还出资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杜京忠、朱微承担。杜京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对黄作安、何锐科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里面陈述不符事实的诉讼欺诈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2.全部诉讼费用由黄作安、何锐科承担；3.黄作安向杜京忠返还经营期间所欠11个月的工资和应承担的后续投资垫付款，总计44000元；4.何锐科向杜京忠返还合同经营期间所欠16个月的工资和应该承担的垫付欠款，共计74000元；5.黄作安、何锐科向杜京忠赔偿因其二人违约违规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日，杜京忠与案外人黄某签订《租地合同书》，合同约定杜京忠承包黄某位于广东省××市××新区潼湖镇××面积67.5亩的土地。承包期为2年，从2017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每亩每年按1000元人民币计算，全年合共67500元人民币。租金采用先付款后使用原则，每年需一次性交清租金，在3月1日前交款。2017年11月6日，杜京忠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何锐科入股金250000元，同年11月25日，何锐科正式与杜京忠开始合伙经营农场。2018年3月28日，杜京忠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黄作按入股金300000元。何锐科、黄作安的出资部分支付至杜京忠账户、部分支付至朱微账户。2018年4月7日，杜京忠作为甲方、何锐科作为乙方、黄作安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甲乙丙共同合伙经营树苗的种植、开发、销售，三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互惠互利。二、合伙经营期限：本协议约定的合伙经营期限从2017年3月1日起，未约定截止期限。三、合伙份额比例：1、甲方以现有的租赁土地和树苗作为合伙投入，作价200万，占合伙股份的70%。2、乙方出资25万元，占合伙股份的15%。3、丙方出资30万元，占合伙股份的15%。四、盈亏的分配和承担比例。1、甲乙丙三方的盈利按各方占有合伙体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2、合伙组织的亏损按各方占有合伙组织的股份比例进行承担，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必须以明确清晰的账目为准。五、合伙经营管理方式。1、本合伙经营组织具体经营管理由甲方负责，包括种植、管理、劳务用工、销售、做账等事务。七、入伙、退伙和散伙。4、合伙期限届满后或各方协商终止合伙关系的，合伙关系自然终止。合伙组织的资产盈余和亏损按合伙份额比例处理。八、2、甲方作为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约定将乙丙两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合伙组织生产经营用途，不得挪作他用。一审庭审中，杜京忠、何锐科、黄作安三方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一、涉案土地于2019年2月被收回，之后三方均未再对农场项目进行过投入。二、自2017年11月何锐科入伙至2019年2月土地被收回期间，合伙事项共投入支出807416.24元，收入106478元。所投入支出金额均由杜京忠垫付，对于此期间的负债三人均同意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确定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担。三、杜京忠反诉请求所主张的后续垫资款均已计入双方确认的合伙事项投入支出款项807416.24元之中。四、何锐科、黄作安自交纳入伙款项后，未再向合伙组织进行过任何投入。一审庭审中，杜京忠自认清场的时候农场苗木挖掉了，苗木挖完就扔掉了。有一小部分玫瑰花苗移到朋友农场，大概五百株，每株20元，共计10000元。何锐科、黄作安称对玫瑰花苗情况不清楚。但是对杜京忠、朱微陈述予以确认，对于杜京忠、朱微陈述百香果苗木废掉的情况认为不属实，并认为玫瑰花属于共同资产，应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另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向杜京忠、朱微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合伙经营协议书》的解除问题。杜京忠、黄作安、何锐科租用涉案土地用于经营农场业务，一审庭审中，三人均确认涉案土地已被出租方收回，经营农场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三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应予以解除。因三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土地被收回的时间，结合杜京忠签订《租地合同书》中约定的租赁期限（2017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一审法院确认三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二、关于合伙出资、垫资款返还问题。在合伙存续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合伙经营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以及所有以合伙名义取得的其他财产、权益，均为合伙财产，由合伙人共有，并由合伙经营使用。合伙在清算前，不得分割合伙财产。是否应返还合伙出资款及垫资款均涉及到合伙清算问题。合伙清算涉及到对合伙存续期间合伙债务的清偿、亏损的负担及剩余财产及合伙债权的分配等。综合双方陈述、答辩及庭审情况，一审法院对合伙做如下清算：关于合伙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合伙财产包括：合伙人的出资，收益及其他财产。关于出资，何锐科入伙时出资25万元，黄作安入伙时出资30万元，杜京忠以土地、树苗等实物作价200万出资，因租赁土地已被收回，树苗已被全部毁损，杜京忠用作出资的租赁土地、树苗均已丧失价值。故，一审法院确认合伙终止时的剩余出资为何锐科出资25万元及黄作安出资30万元，共计55万元；关于收益，杜京忠、黄作安、何锐科均确认合伙期间收入106478元；关于其他财产，一审庭审中，杜经忠自认土地清场时，尚余500株玫瑰花苗木，每株20元，共计10000元。综上，自2017年11月何锐科入伙至2019年2月土地被收回期间，合伙期间的合伙财产为666478元（550000元+106478元+10000元）。关于合伙支出。庭审中，杜京忠、黄作安、何锐科均确认自2017年11月何锐科入伙至2019年2月土地被收回期间，合伙事项共投入支出807416.2元，该投入支出金额均由杜京忠垫付。一审法院对上述支出款项金额及事实予以确认。综上，合伙期间合伙组织的亏损为140938.2元（807416.2元-666478元）。庭审中，三方均确认投入支出金额均由杜京忠垫付，均同意对于合伙期间的亏损按照《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投资比例进行分担。结合《合伙经营协议书》中约定投资比例，黄作安、何锐科均应分别向杜京忠支付垫资款21140.73元（140938.2元×15%）。因合伙亏损，黄作安、何锐科的投资款已在合伙支出中消耗完毕，故，其二人主张返还投资款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杜京忠要求何锐科、黄作安支付其工资的反诉请求。因三人为合伙关系，《合伙经营协议书》也未明确约定需由何锐科、黄作安向杜京忠支付合伙期间的工资，故，杜京忠该项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五、关于杜京忠要求赔偿损失500000元的诉求。杜京忠称农场清场时，苗木被损坏造成500000元损失，应由何锐科、黄作安向其赔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农场清场时，土地上的苗木本应属于合伙资产，应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其次，杜京忠也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存在500000元损失，故，对杜京忠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朱微的还款责任问题。朱微虽向何锐科、黄作安介绍了农场项目，但并非项目合伙人，且本案中，杜京忠并不需要向何锐科、黄作安返还款项，故，何锐科、黄作安要求朱微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实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何锐科、黄作安与杜京忠2018年4月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于2019年2月28日解除；二、何锐科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杜京忠返还垫资款21140.73元；三、黄作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杜京忠返还垫资款21140.73元；四、驳回何锐科、黄作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杜京忠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50元，由杜京忠负担1550元；何锐科负担1550元，黄作安负担1550元。反诉受理费4990元，由杜京忠负担4623.98元，由何锐科负担183.01元，黄作安负担183.01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杜京忠表示其合伙投入200万元，包括租赁土地及前期平整土地、搭设棚架大约支出60余万元，另前期种植百香果苗木市值100余万元。黄作安、何锐科对杜京忠的合伙出资情况予以确认。另杜京忠表示其在2019年2月租期届满前曾试图通知黄作安、何锐科到场清理苗木，但均无法联系。黄作安、何锐科则认为合伙后期曾要求杜京忠提供账目核对，杜京忠未能提供。双方均未能就双方联系、沟通情况提交证据证实。本院认为，黄作安、何锐科与杜京忠之间的合伙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对于解除《合伙经营协议书》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杜京忠是否应当向黄作安、何锐科返还出资款；杜京忠提出返还垫付款主张是否成立。关于杜京忠是否应当向黄作安、何锐科返还出资款的问题。三方在《合伙经营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合伙盈利按各方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同时对合伙组织的亏损也需按各方占合伙组织的股权比例进行承担。故黄作安、何锐科能否收回合伙出资需基于合伙经营的盈亏状况作出判断。本案中，根据各方确认的合伙经营收支情况，黄作安、何锐科以现金出资55万元，杜京忠则以租赁土地、地上建筑及原有苗木作价出资200万元，另各方确认合伙期间支出807416.24元，即在黄作安、何锐科的55万元出资款以外，杜京忠另行垫付经营款项257416.24元。而合伙经营期间收入仅为106478元，同时杜京忠表示在2019年2月退场时除留存价值10000元的玫瑰花苗以外，其原搭设的棚架全部拆除、数十亩百香果苗亦被铲除，即杜京忠原投入200万元形成的合伙资产也已基本灭失。虽黄作安、何锐科对杜京忠所述事实不予确认，但二人作为合伙人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剩余苗木情况，故在缺乏确凿证据证实三方投入足以弥补亏损的情况下，黄作安、何锐科要求返还其出资款，缺乏基础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黄作安、何锐科上诉提出杜京忠在合伙经营期间存在的各项违约事实。其一，关于合伙账目的查看及定期对账结算问题。《合伙经营协议书》虽约定合伙组织每月对账一次，以及黄作安、何锐科有权随时查阅和了解经营状况和经营账目，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黄作安、何锐科曾经向杜京忠提出查阅账目的请求，更未有证据证实杜京忠拒绝二人进行查阅、对账。此外，合伙组织内部进行对账并非杜京忠单方面负有的义务，取决于合伙各方的相互沟通和配合，但黄作安、何锐科也未能就双方经营期间的沟通情况进行相应举证，故其上诉主张杜京忠存在该项违约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其二，关于经营场地清场后的剩余资产处置情况。虽合同约定由杜京忠负责合伙事项的具体经营管理，但黄作安、何锐科作为合伙人亦同样负有对合伙事务积极跟进、协调处理的义务。具体于本案而言，黄作安、何锐科对于经营场地租赁期于2019年2月届满的事实清楚知晓，但同样未有证据反映其二人在租赁期满前曾与杜京忠协商剩余资产的处理分配问题。现杜京忠表示其基于场地方的要求必须铲除苗木、恢复土地原状，亦符合租赁期满后的一般处置原则。因此，在黄作安、何锐科未能提供反证证实杜京忠确有存在转移资产行为，也无相关证据证实其他剩余苗木状况的情况下，其上诉要求将杜京忠原投入的100余万元苗木全部作为合伙资产分配，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杜京忠反诉提出的返还垫付款问题。首先，各方虽确认合伙经营支出807416.24元的事实，但黄作安、何锐科已向杜京忠支付出资款55万元，且杜京忠主张黄作安的出资仅是购买其原有出资份额，也与三方订立的《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内容不符，故杜京忠所称合伙经营支出均为其个人垫付有违客观事实。其次，黄作安、何锐科虽未能就清场后的剩余资产情况进行举证，但杜京忠作为直接经营人更应负有对合伙资产的妥善管理、合理减损的义务。本案中，杜京忠对其所称退场时曾经多次联系黄作安、何锐科协商处理剩余资产的情况并未举证证实，且其主张农场清场后只有价值10000元的玫瑰花苗进行了移植，也仅为单方陈述。而即便其投入的100余万元苗木全部灭失，杜京忠自身作为农场经营者未在租期届满前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减损，也负有一定过错责任。故综合考量以上各项因素，本院对杜京忠提出的返还垫资款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作安、何锐科的上诉请求，部分理由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变更。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杜京忠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4650元，由上诉人黄作安负担1550元、何锐科负担1550元、杜京忠负担15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90元，由被上诉人杜京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291元，由上诉人黄作安负担4809元、何锐科负担2736元、被上诉人杜京忠负担7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丽珍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