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02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家成，男，1993年7月1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水城县。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任静云，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323714。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刘国军，男，1957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系刘家成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住所地：六盘水市钟山区区府北路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2014293400752。法定代表人林红艳，系该局局长。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李超，男，197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系该局安全法规室主任。上诉人刘家成因与被上诉人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行政确认一案，不服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2019）黔0221行初15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4月3日上午，原告刘家成驾驶其母亲谭琼所有的贵Ｂ×××××号众泰越野车到的中国石油加油站购买了约140Ｌ柴油，准备拉到位于水城县字河旁工地，当车行至钢城花园红绿灯路口时，被被告执法人员拦下，被告当场作出黔钟运政暂扣（2018）第441002号《暂扣凭证》，扣押了原告驾驶的贵Ｂ×××××号车辆，并告知了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2018年6月22日，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以原告刘家成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为由，向原告下达钟运政罚（2018）1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停止（驶）经营；2、罚款人民币三万元。原告于2018年12月3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作出的钟运政罚（2018）1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8）黔0221行初26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刘家成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黔02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10日，原告刘家成认为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扣押原告车辆的行为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于2018年4月3日作出黔钟运政暂扣（2018）第441002号《暂扣凭证》，暂扣了贵Ｂ×××××号车辆，并告知了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原告刘家成于2018年4月27日又在该暂扣凭证上签名进行确认，故原告刘家成于2019年7月10日才向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家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家成。刘家成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判决确认被告扣押原告贵Ｂ×××××号众泰越野车至今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不是起诉2018年4月3日被上诉人的《暂扣凭证》违法。上诉人的起诉理由是“在法律有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的情况下，被告一直扣押原告的车辆，时间已长达425天，且至今没有返还，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25条的规定”，而一审的裁定理由却是“被告六盘水市钟山区道路运输局于2018年4月3日作出黔钟运政暂扣（2018）第441002号《暂扣凭证》，暂扣了贵Ｂ×××××号车辆，并告知了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原告刘家成于2018年4月27日又在该暂扣凭证上签名进行确认，故原告刘家成于2019年7月10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一审裁判并非上诉人所诉。2、被上诉人在2018年4月3日出具《暂扣凭证》后，依法最长只能扣押上诉人车辆30天，即到2018年5月2日，被上诉人必须放车，返还上诉人。《行政强制法》有明确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也就是从2018年5月3日开始，被上诉人继续扣车，其行政行为就构成违法。从2018年5月3日至今，被上诉人的扣车行为一直在持续，也就是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从2018年5月3日至今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所以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持续扣车的行为违法，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所以一审适用法律错误。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行赔终1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二行“同时撤回后完全可以单独就该项请求另行提起诉讼”。中院裁定是2019年6月26日，上诉人得知后2019年7月2日就另行起诉到水城县人民法院，相隔一个星期怎么说“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呢？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另，一审裁定作出后，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钟运政行解（2018）1309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于2019年11月22日解除上诉人车辆的暂扣措施，并于当日向上诉人送达。被上诉人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交的《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该证据能证实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2日起予以解除案涉贵Ｂ×××××号车辆暂扣强制措施，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2日起予以解除案涉贵Ｂ×××××号车辆暂扣强制措施，并于当日将该车辆退还上诉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18年4月3日作出黔钟运政暂扣（2018）第441002号《暂扣凭证》，暂扣了案涉贵Ｂ×××××号车辆，暂扣时间为30日，并告知上诉人在7日内持该凭证到被上诉人处接受处理。该凭证也载明当事人对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7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明显超过了上述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对上诉人提出的请求确认被上诉人超期扣押车辆的行为违法的问题，上述凭证已明确载明对车辆的扣押时间为30日，若上诉人认为其超期扣押，理应从2018年5月3日起开始知晓。即便其不知道可以对超期扣押提起诉讼及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于2019年7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也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法定理由，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家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宋景伟审判员  瞿继红审判员  张 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罗先勇书记员姚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