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男，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男，系黄某所在单位推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健，男，198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原审第三人：李某兴，女，196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上诉人黄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健、原审第三人李某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4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2日立案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独任制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某健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黄某收取李某健转账的20万元具有合法依据，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该款项是李某健归还给黄某的借款。黄某在一审中前后的陈述并无矛盾，只是记忆不牢固。二、李某健于2016年5月12日将20万元转账给黄某，至李某健立案起诉时已超三年，事隔多年才说对转款存在重大误解，主张黄某不当得利返还明显与常理不符，且其主张返还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李某健通过李某兴担保，向黄某借款20万元的事实清楚，借据应是被李某健和李某兴撕了。一审法院没有核实吴某与李某健存在38万元经济往来，也没有追加吴某作为第三人核实其与李某健的陈述是否一致，简单采信了李某健的所有陈述。被上诉人李某健辩称：（2019）粤01民终9471号案已经生效，该案吴某向李某健转账的38万元与本案无关。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李某健向李某兴主张20万的权利时起算，且黄某在一审中并未提及。原审第三人李某兴称，李某健2016年3月开始承包经营李某兴的从化田心农家乐，因为经营缺资金，由李某兴出面向黄某提出作担保人。2016年5月6日李某兴交给黄某20万元现金，李某健收到黄某的20万元现金，黄某写下借据，由李某健在借款人处签名，李某兴在担保人处签名。2016年5月18日下午三人一起见面，李某健用手机银行转账20万元还给黄某，借据由李某兴撕了，三方结束了短期借款关系。吴某与李某健的38万元资金往来与李某兴、黄某没有关系。李某健一审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李某健2016年5月18日向黄某作出的转账行为无效、判令黄某向李某健返还20万元人民币；二、判令黄某向李某健返还自2016年5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的20万元银行同期利息，计2216.54元；三、判令黄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健与李某兴曾因另一合同纠纷案发生纠纷而引致诉讼，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7民初2841号、（2019）粤01民终9471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判决认定了下列事实：“本案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庭审所述，李某健支出的上述费用共计2149848.65元，李某健反诉确认其支付的金额以214万元计算，为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李某兴认为李某健垫付的电话费5015.86元、水费9995.91元以及工人工资417103.28元，部分存在虚假，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至于李某兴认为李某健支付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水费135.60元，包括了李某健应支付的2016年4月和5月水费，因李某健实际支付的费用为2149848.65元，现其仅主张为214万元，足以包含其2016年4月和5月需要支付的水费，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又，李某兴认为，当时约定保证金（押金）78万元，李某健垫付2014年、2015年政府租金60万元以及工人工资36万元后，案外人吴某代其向李某健转账38万元，作为李某健多垫付部分的费用。李某健认为，该38万元是李某兴委托其向李某兴的债权人还款的费用，并提交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对此，李某兴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李某健代李某兴向李某兴的债权人还款不合常理，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健和吴某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且吴某是李某兴的前夫，因此，该38万元应视为李某兴向李某健返还的费用，对李某兴该主张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确认，李某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为李某兴、田心农家乐及快活甜欣公司支出的费用共计176万元（214万元-38万元）”。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案外人吴某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5522453*****0365账号汇款38万元至本案李某健的账户62×××55。2016年5月18日，李某健通过其账号62×××55汇款20万元至本案黄某的账户08×××17。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黄某在答辩中认为：“20万元借款是李某兴经手去借的，由李某健写了一张借条，借条大概内容是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10天左右，借条有李某健和李某兴的签名，谁是借款人我不清楚，因我相信李某兴作为担保，所以就放心交付20万元给李某兴，交付时间是2016年5月6日中午1点左右，交付地点是位于新城广场李某兴开的沐足城。”在证据举证质证阶段，黄某认为：“对证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三性予以确认，确认收到李某健转账的20万元，认为是还李某兴向我借款的20万元，是还款。”在调查阶段，李某兴确认有收到黄某交付的现金20万元，李某兴认为：“20万元是借给李某健使用，李某兴是作为担保人的性质。”但李某兴收款后有否将20万元交付给李某健以及李某兴认为只是借款担保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在调查阶段，黄某认为：“李某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20万元作为偿还我的借款，由于给了20万元，所以李某健和李某兴当时把借据撕掉，谁撕掉的就不清楚，当时没有其他在场人，只有三个人在场。”黄某认为：“借款立有借据，借据撕掉。”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且谁撕掉借据，黄某的答辩与调查阶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在质证阶段，黄某、李某兴均无证据提交审查。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和主持调解，李某健、黄某双方仍各持已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李某健汇给黄某的款项是否需要返还的认定问题，第一、黄某在答辩中认为李某兴作为借款担保，在证据举证质证阶段，黄某确认收到李某健转账的20万元，认为李某健是还李某兴向其借款的20万元，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二、黄某认为：“借款立有借据，借据撕掉。”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而且谁撕掉借据，黄某的答辩与调查阶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三、李某兴认为李某健是向黄某借款，在调查阶段，第三人确认有收到黄某交付的现金20万元，但李某兴收款后有否将20万元交付给李某健，未提供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黄某、李某兴均无证据提交质证，本案黄某、李某兴的单方陈述不能证明李某健与黄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纠纷是因不当得利事实而引起的权利义务争议。给付不当得利是指基于给付所产生的不当得利，在这种不当得利中，受益人所得利益是受损人给予的，也就是说这种不当得利是由受损人自己行为造成的，主要包括自始目的欠缺（如非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目的不成就）和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指他方受损与一方受益之间有变动的关联性，后者是前者的原因。没有合法根据，是指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我国民法在财产变动上不承认无因性，因此，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既包括在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依据，也包括事后丧失合法依据。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7民初2841号、（2019）粤01民终94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李某健代李某兴向李某兴的债权人还款不合常理，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健和吴某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且吴某是李某兴的前夫，因此，该38万元应视为李某兴向李某健返还的费用。”所以，2016年5月18日，李某健通过其账号从38万元当中汇款20万元至本案黄某的账户。据以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李某健、黄某之间由于不存在借款关系，黄某收取李某健的20万元汇款后，黄某在取得利益时没有合法依据，事后也丧失合法依据。黄某的行为侵害了李某健的合法财产权益，李某健汇给黄某的款项20万元，黄某应返还给李某健。本案是基于不当得利而引致的返还纠纷，非重大误解可撤销民事行为，李某健诉讼请求其2016年5月18日向黄某作出的转账行为无效，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利息的认定问题，李某健诉讼请求从2016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黄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款项200000元给李某健，利息从2016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李某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67元（李某健已预交），由黄某负担。经二审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黄某向本院提交了《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一份，拟证明黄某的经济情况，其是具有借贷能力的。经质证，李某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李某兴对证据无异议。李某兴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吴某书写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吴某转了38万元给李某健。经质证，黄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李某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38万元是返还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某健汇款20万元至黄某账户的事实清楚。李某健起诉主张的转账原因是其误认为系替李某兴向李某健还款，而黄某抗辩认为李某健是向黄某归还由李某兴进行担保的借款。因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李某健给付黄某的20万元性质是否为李某健本人的还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黄某在一审答辩中认为李某兴系为李某健借款作担保，但在质证阶段黄某又表示李某健是还李某兴向其借款的20万元，由此可见黄某在谁是借款人的问题上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二，黄某陈述当时李某健曾立有借据，但未能提供包括借据复印件在内的任何书面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关于是谁撕掉借据的问题，黄某在一审答辩与调查阶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三，黄某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5月6日其将现金20万元交给李某兴，对于借出金额如此巨大的款项采用现金方式交付，与社会一般交易习惯不符，且黄某亦未能提供相应银行取款凭证，故该付款行为存疑。第四，虽然李某兴在诉讼中确认其有收到黄某交付的现金20万元，但黄某、李某兴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李某兴有将该款项交付给李某健。至于案外人吴某与李某健之间的转账38万元的行为，并无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再加上李某健、黄某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故黄某主张其与李某健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综上，由于本案证据未能确切证明黄某取得李某健转账的20万元具有合法根据，一审判令黄某向李某健返还2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至于黄某在二审中提出李某健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因黄某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现至二审期间才提出，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黄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67元，由黄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嵩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李爽曾凡峰何冠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