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524民撤1号原告昌宁县佳阳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原昌宁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4MA6KR55T6W。以下简称昌宁县佳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永兰，女，该公司董事长。住所地：昌宁县田园镇牛角巷2号。委托代理人赵淑林，女，新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杨凤芬，女，1959年5月5日生，汉族，云南省昌宁县人，高中文化，退休职工，住昌宁县。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徐腾宁，男，云南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4795195760F。以下简称昌宁县鸿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良，男，该公司执行董事。住所地：昌宁县田园镇环城西路南段。委托代理人刘鹏，男，1973年1月13日生，汉族，云南省隆阳区人，该公司经理，住保山市隆阳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昌某县佳阳公司因杨凤芬与昌某县鸿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云0524民初258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昌某县佳阳公司委托代理人赵淑林、被告杨凤芬的委托代理人徐腾宁、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凤芬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昌宁县佳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昌宁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3月12日昌宁县人民法院做出(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对杨凤芬诉昌某县鸿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做出判决，判决内容为：“一、原告杨凤芬与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有效；二、由被告昌宁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昌某—鸿安人家”小区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之日起60日内为原告杨凤芬办理25幢16层B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原告认为该判决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该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25幢16层B号房屋的购房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但在2016年8月1日，2016年8月26日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向原告提出的抵押物置换申请书中，两次明确写明了置换的房号，其中（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25幢16层B号房屋均在其中，当时，原告在接到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的置换申请后，向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回函同意该提出的抵押物置换申请，并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向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发协助执行函，请求房管科对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请求置换抵押的房号为25-16-A、25-16-B、25-8-C1、25-8-C2、28-8-C3、25-8-C4、25-9-C1、25-9-C2、25-9-C3、25-9-C4、25-11-C1、25-11-C2、25-11-C3、25-11-C4、25-13-C1、25-13-C2、25-13-C3、25-13-C4、25-14-C1、25-14-C2、25-14-C3、25-14-C4、25-16-C1、25-16-C2、25-16-C3、25-16-C4共计二十六套商品房在担保贷款还款前，不办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给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和任何第三方，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于2016年9月18日回函“已核实所有房屋并列入‘不可售’房源内”。而且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在2017年7月17日，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还曾向原告提出申请，说抵押的25-16-A号商品房与第三方形成买卖关系，请求原告方解除房屋抵押，最后原告应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的请求，对该房屋解除了‘不可售’登记，但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从没有口头或书面向原告说过抵押的25-16-B号商品房已经出售，从二被告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时间来看，远在被告提出置换申请和提出解除25-16-A号商品房抵押前。二、昌宁县人民法院曾经在2018年年末召开过一次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的债权人会议，当时被告杨凤芬家向昌宁县人民法院申请确认的是50万元的借款，而并非是房屋买卖，当天杨凤芬夫妇未到场，是由其女儿前往昌宁县人民法院召开的债权人会议，签到册上签的名字是杨凤芬之夫赵春和，而且当时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债权清单中明确说明其与第三人之间是借款，而不是买卖房屋。综上所述，根据以上几点，原告认为，二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的是借贷关系，（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只是二被告为了消灭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补签的合同，而且该合同的内容严重侵犯了原告人的权利，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昌宁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杨凤芬辩称，一、被答辩人昌某县佳阳公司对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出售给答辩人杨凤芬的25幢16层B号房屋并不享有抵押权。虽然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向被答辩人昌某县佳阳公司提出申请，用包括25幢16层B号房屋在内的八套商品房置换原来抵押给被答辩人的22幢商品房，并于同年8月4日签订《反担保抵（质）押合同》。该合同内容虽然明确了25幢16层B号房屋为抵押物，但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答辩人认为，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以城市房地产或者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的规定，被答辩人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之间的《反担保抵（质）押合同》虽然成立，但抵押权并没有生效。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对于出售给答辩人杨凤芬的25幢16层B号房屋只是列入了“不可售”房源，不是办理抵押权登记。即被答辩人对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出售给答辩人杨凤芬的25幢16层B号房屋并不享有抵押权。人民法院确认答辩人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有效并无不妥。二、答辩人已经实际支付了购房款，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已经实际将房屋交付给了答辩人，且已装修入住，答辩人在此过程中没有过错。结合被答辩人的诉状，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签订了《部品房购销合同》，又因25幢16层B号房屋已抵押给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对25幢16层B号房屋有抵押权；现人民法院确认了答辩人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有效，损害了被答辩人的权益。答辩人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524民初258号判决书基于客观事实和证据而作出。答辩人作为房屋买受人，自愿向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购买25幢16层B号商品房，房屋作价人民币50万元，答辩人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并已装修入住。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如人民法院撤销了（2019）云0524民初258号判决书，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三、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之所以用房屋向被答辩人提供担保，源于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公司向昌某县农村信用社贷款200万元，由被答辩人提供担保，再由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提供反担保。而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抵押物合计26套，共计1203.47平方米，房屋价值远超200万贷款额度，纵使剔除25幢16层B号房屋，被答辩人也能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对于25幢16层B号房屋不享有抵押权，且答辩人与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答辩人也实际交付了房款，进行装修并入住。另外，被答辩人请求撤销的（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是2019年3月12日作出，本案原告于2020年1月5日起诉，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超过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可提出撤销之诉的六个月的期限。总之，答辩人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昌某鸿安公司辩称，杨凤芬与我公司买房是事实存在的，我只是为海涛木业的借款向原告提供反担保，当时想不到我的楼房会出这么多问题，就随便挑了几套房作担保，担保物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担保的借款。而且当时说好，只要有人与我们买房，原告就应该解除抵押，只要把卖房款用于偿还所担保的借款即可。原案认定的基本事实：2016年2月24日，因昌某县鸿安公司欠杨凤芬500000元债务，双方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一份，约定昌某县鸿安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昌某鸿安人家”25幢16层B号房（建筑面积153.56平方米）以50万元价格出售给杨凤芬冲抵债务。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前，同时约定具备相应条件后，由昌某县鸿安公司在180个工作日内为杨凤芬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费用由杨凤芬负担。合同签订后，昌某鸿安公司未对购房合同进行备案，也未办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本院的判决结果为：“一、原告杨凤芬与被告昌某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有效。二、由被告昌某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于‘昌某-鸿安人家’小区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条件之日起60日内为原告杨凤芬办理25幢16层B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根据诉辩双方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原告对鸿安人家小区25幢16层B号房屋是否享有抵押权？2、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3、原告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争议焦点，原告向法庭提交了12组证据：证据A1、昌宁县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各1份。欲证明被告杨凤芬诉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昌某县佳阳公司作为25-16-B房屋抵押权人未知情，也未参与诉讼。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对25-16-B房屋不享有抵押权；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2、昌某县鸿安公司向昌某县佳阳公司提出的抵押物置换申请，欲证明1、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8月1日向原告提出置换申请，用其名下的25-8-C、29-9-C、25-11-C、25-13-C、25-14-C、25-16-C、25-16-A、25-16-B号8套商品房置换原先抵押给原告的22栋商品房；2、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承诺该房屋未做任何抵押、质押、办理银行按揭及出售。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3、昌某县佳阳公司与昌某县鸿安公司、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反担保抵（质）押合同，欲证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将其名下的25-8-C、29-9-C、25-11-C、25-13-C、25-14-C、25-16-C、25-16-A、25-16-B号8套商品房抵押给了原告。经质证，被告杨凤芬、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不了抵押权成立，只能证明抵押合同有效。证据A4、昌某县鸿安公司向昌某县佳阳公司提出的抵押物置换申请，欲证明1、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向原告提出置换申请，用其名下的房号为25-16-A、25-16-B、25-8-C1、25-8-C2、25-8-C3、25-8-C4、25-9-C1、25-9-C2、25-9-C3、25-9-C4、25-11-C1、25-11-C2、25-11-C3、25-11-C4、25-13-C1、25-13-C2、25-13-C3、25-13-C4、25-14-C1、25-14-C2、25-14-C3、25-14-C4、25-16-C1、25-16-C2、25-16-C3、25-16-C4的26套商品房置换原先抵押给原告的25-8-C、29-9-C、25-11-C、25-13-C、25-14-C、25-16-C、25-16-A、25-16-B共8套商品房；2、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承诺该房产未做任何抵押、质押、办理银行按揭及出售；3、在两次置换中26-16-B号商品房都在其中。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自己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签订房屋购销合同时无法知晓房屋存在置换的情况。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5、昌某县佳阳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向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发的协助执行函、回函1份，欲证明：1、昌某县佳阳公司申请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将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提出置换的26套商品房列为“不可售”房源；2、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经过核实，出具了“已核实所有房屋并列入不可售房源内”的回函。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列入不可售房源不能上升到形成抵押权的层次。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6、昌某县鸿安公司向昌某县佳阳公司提出的申请。欲证明：1、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曾向原告提出申请，说抵押的25-16-A号商品房与第三方形成买卖关系，请求解除对25-16-A号房屋的抵押责任。2、在该次申请中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并未提到25-16-B号商品房是否与第三方形成买卖关系。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杨凤芬作为买受人无法知晓房屋的情况也无法向原告佳阳公司提出申请。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7、昌某县佳阳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向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发的协助执行函、回函1份，欲证明1、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的申请，请求昌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对25-16-A号商品房解除“不可售”登记。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可售”不能形成抵押权的效果。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8、昌某县佳阳公司与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签订的债务代偿三方协议，欲证明：1、原告代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代偿后，该债务由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代海涛木业归还给原告；2、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又再次用25-16-A、25-16-B、25-8-C1、25-8-C2、25-8-C3、25-8-C4、25-9-C1、25-9-C2、25-9-C3、25-9-C4、25-11-C1、25-11-C2、25-11-C3、25-11-C4、25-13-C1、25-13-C2、25-13-C3、25-13-C4、25-14-C1、25-14-C2、25-14-C3、25-14-C4、25-16-C1、25-16-C2、25-16-C3、25-16-C4号26套商品房为此项业务提供担保；3、在此次协议中，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依旧没有提到25-16-B号商品房的销售问题。经质证，被告杨凤芬认为三方协议债权债务关系，本案要求撤销的生效文书是确定物权的法律文书，所以三方协议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A9、原告向昌宁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昌某县鸿安公司自行向法院提供的债务状况表1份，欲证明被告家在2018年11月15日向法院申报债务时，申报的是50万的债权，并不是房屋买卖。经质证，被告杨凤芬无异议，认为款项的来源与用途在（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调查已经对此有了记录，是借款转化为房款，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认为房款、借款各是一笔。证据A10、向昌宁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涉昌某县鸿安公司债权人会议签到表1份，欲证明昌某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召开涉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债权人会议，被告杨凤芬的家人到会并在签到表上签名。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生效法律文书没有关系。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认为欠款是房屋买卖之后才借的，欠款和房款不是一笔。证据A11、向昌宁县人民法院调取的涉昌某县鸿安公司债权人会议记录1份，欲证实2018年12月12日昌宁县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三人债权人会议，被告一家主张的是债权，不是房屋买卖；购房合同是在这次债权人会议之后补签的，购房合同上所写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和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第10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A12、（2019）云0524民初1259号民事裁定书1份，欲证明本案在2019年原告就起诉过一次，并且当时已开过庭，是审判人员在写判决书时发现立案出现错误，把“民撤”立成了“民初”，审判人员说系统上无法更改，要求原告撤诉，后给原告出具了准许撤诉的（2019）云0524民初1259号民事裁定书。经质证，被告杨凤芬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撤销之诉六个月的期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断、中止的规定。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杨凤芬针对其答辩理由，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B1、《证明》1份，欲证明杨凤芬在买房时是无过错的。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杨凤芬提交的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没有原件与之核对，对三性不予认可。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证据B2、起诉状1份，欲证明原告在2019年7月1日之前就已经知晓（2019）云0524民初258号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本案于2020年1月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于同月10日立案，已超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6个月期限。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已经开庭了，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发现立案庭把“民撤”的案号立成了“民初”的案号，是法院让撤诉后另行起诉，过错不在原告方。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十二组证据及被告杨凤芬提供的证据B2，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证据本案部分事实，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被告杨凤芬提供的证据B1，系复印件，且原告对三性均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4年3月20日，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将其开发的“昌某—鸿安人家”22栋商品房抵押给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现为原告昌某县佳阳公司），为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代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公司偿还昌某县农村信用社贷款200万元提供反担保。2016年8月1日，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向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出“抵押物置换申请书”，请求用房号为25-8-C、29-9-C、25-11-C、25-13-C、25-14-C、25-16-C、25-16-A、25-16-B的八套商品房置换先前抵押的22幢商品房，三方于2016年8月4日签订了“反担保抵（质押）合同”。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对所抵押的八套商品房中，除了25-16-A，25-16-B两套外的六套进行了改造，每套改造成四小套，这样，抵押的八套房就变成了二十六套，因抵押的房产部分户型发生改变，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再次向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出抵押物置换申请，请求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将抵押物由原先的八套房变更成改造后的二十六套房。2016年8月29日，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给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出具协助执行函，请求房管科在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未出具书面意见以前，不给昌某县鸿安公司及任何第三方办理所抵押的二十六套房的备案手续，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于2016年9月18日将二十六套房列入“不可售”房源。2017年4月20日，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昌某县鸿安公司再次签订“债务代偿三方协议”，再次明确了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用自己开发的包括25-16-B号房在内的二十六套小商品房为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代昌某县海涛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偿还给昌某县农村信用社的180万元贷款提供反担保，同时约定，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如果销售抵押物，需以书面形式征得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同意，并将销售款全额支付给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用于债务清偿。2017年7月17日，昌某县鸿安公司因抵押房产中的25-16-A号房与第三方形成买卖关系，遂向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提出申请，请求解除25-16-A号房屋的抵押。昌某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给昌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出据协助执行函，办理了解除25-16-A号房的抵押责任。2018年11月15日，被告昌宁县鸿安公司提交给昌宁县人民法院的“债务状况表”中写明，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欠被告杨凤芬之丈夫赵春和（已故）借款50万元；2018年12月12日昌宁县人民法院召开“涉昌某县鸿安公司债权人会议”，被告杨凤芬的女儿到会并签了其父亲“赵春和”的名字,会议记录上有“我借给鸿安公司的借款50万元，属于转借来的，现在自己每个月还垫着一万多的利息”的记载。因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负债较多，不能偿还被告杨凤芬的借款，双方遂在2018年12月12日之后，签订了一个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签订时间落款为2016年2月24日），将50万元借款转换为房款，在未向原告申请的情况下将“鸿安人家”小区的25-16-B号房交付给被告杨芬凤，因未办理产权登记，被告杨凤芬于2019年2月20日向昌宁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购房合同有效，要求被告昌某县鸿安公司尽快办理产权登记。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一、原告杨凤芬与被告昌某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JG-2003-0180）有效。二、由被告昌某县鸿安交通服务有限公司于‘昌某-鸿安人家’小区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条件之日起60日内为原告杨凤芬办理25幢16层B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原告昌宁县佳阳公司最晚于2019年7月1日知道昌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0524民初258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认为该判决侵犯了其利益，遂于2019年7月1日向昌宁县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开庭之后，审判人员在书写判决书的过程中，发现立案庭把“民撤”立成了“民初”,审判人员告诉原告案件系统无法更改，原告撤回了起诉，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裁定准许撤诉。后原告未紧接着起诉。2020年1月5日原告再次书写起诉状，2020年1月10日本院第二次立案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证据材料。六个月期间，是法定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原告第一次起诉状落款时间是2019年7月1日，应认定该时间是其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最晚时间；原告第一次起诉后又于2019年9月27日撤诉，第二次起诉的诉状落款时间为2020年1月5日，立案时间是2020年1月10日，已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昌宁县佳阳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昌宁县佳阳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洪安审判员  刘伟罗审判员  赵普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雅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