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45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士贤，女，1959年2月21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政炜，男，1982年9月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锦妹，女，1938年11月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涛，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北京市惠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基督教活动点，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负责人：肖军跃。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青，北京中伦文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照，北京中伦文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所。上诉人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基督教活动点（以下简称湖塘基督教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湖塘基督教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群梁受湖塘基督教会委托理财，风险损失应由教会承担。根据湖塘基督教会财务月报表、银行日记账载明，分别于2016年7月和9月转账50万元、40万元做理财，上述月报表均由李群梁作为出纳签字，何永波作为会计签字。案涉资金是从湖塘基督教会的银行账户转至李群梁个人银行账户，不是现金存入李群梁的个人银行账户。因此，通过李群梁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理财，应当经过会计何永波、负责人肖军跃同意。二、李群梁生前作为湖塘基督教会管理小组副组长，负责湖塘基督教会活动点旧房改造等后勤事务。银行存款日记账载明，2016年8月15日转至李群梁个人账户50万元，其中40万元做理财，10万元做准备金（旧房改造）；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日记账载明，2016年11月28日，卡转（基建贷），转至李群梁个人账户3万元；银行对账单载明，2017年4月7日、10日、11日，各转至李群梁个人账户5万元“货款”。对于上述用于旧房改造的资金，湖塘基督教会无权要求返还。三、关于金耳环、金花生，2014年9月19日《实物移交清单》显示，接受方包括肖军跃和李群梁，非李群梁一人。2018年8月李群梁去世，近5年时间，期间湖塘基督教会是否进行了处分？保险箱是否由李群梁一人保管等事实并未查清，判决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返还或者赔偿显示公平。四、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并未继承到李群梁的遗产，钱士贤将李群梁的遗产变卖后归还了李群梁的生前债务。综上所述，湖塘基督教会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改判驳回。湖塘基督教会辩称，湖塘基督教会并未存在委托李群梁把基督教会的公用资金转到其个人名下进行理财的行为，主要理由：一、根据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案涉的115万均是从湖塘基督教会的账户直接打至李群梁的个人农行账户，在由其农行账户转到其建行账户，再转到了各个所谓的财富公司，与在之前以湖塘基督教会名义进行理财的操作不一致，因此该行为并不存在湖塘基督教会委托李群梁进行理财的情形。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财务月报表及银行日记账均没有明细的转账往来作为凭据供湖塘基督教会会计或具体负责人进行审核，因此该部分月报表及银行日记账是由李群梁个人制作，其个人为了误导湖塘基督教会会计和负责人，将该部分资金写成了用作理财及其他的科目，但实际经过原审可以看出，其擅自将相关资金转入了个人账户，为此湖塘基督教会也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因李群梁已经死亡因此未作处理。三、关于移交的金花生等金器，交接清单明确记载接收人是李群梁，而且李群梁是湖塘基督教会当时的出纳，也是副组长，负责财务和银行转账的具体事务，包括相关U盾等操作都在李群梁处，在后期交接过程中该金器未进行交接，理应承担返还责任。四、关于三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部分，我方认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只能证明除了钱士贤之外，李政炜、姚锦妹对继承的房子进行了放弃，而李群梁的遗产不仅仅只有房子和股权，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在李群梁的账户上还有相关的资金，甚至可以看出该资金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将款项私自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还有46万余元的余额，我们认为该余额本来就是湖塘基督教会被挪用的款项进行使用之后的余额，该款项不应作为遗产，而该款项我们至今也未看到，应该已经由三上诉人进行了私自处理，所以我们认为应当由三上诉人共同承担责任。湖塘基督教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返还财产共计118万元整；2、判令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返还黄金5.18克或赔偿与黄金等额价值的金额约1838.9元；3、诉讼费用由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李群梁生前系湖塘基督教会管理小组副组长，负责财务工作兼出纳，由其记录银行存款日记账、编制月报表等；何永波则担任湖塘基督教会会计。李群梁于2018年8月16日因故死亡。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系李群梁的妻子、儿子和母亲，系李群梁第一顺序继承人。二、2016年7月15日至2017年4月11日，李群梁在湖塘基督教会负责财务担任出纳期间，6次将湖塘基督教会农行10×××98账户中的存款计1180000元转入其个人农行62×××77账户中，其中2016年7月15日转入500000元,2016年8月17日转入500000元，2016年11月28日转入30000元，2017年4月7日转入50000元，2017年4月10日转入50000元，2017年4月11日转入50000元。上述款项，其中1150000元又随即被转入了李群梁在建行的62xx75个人账户，后又被李群梁转至对方户名为“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的账户用于投资、理财，其中，转入“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有限公司”账户的金额共计1100000元，而从该账户转入的金额截止目前则仅有468129.98元。李群梁制作的2016年7月1日-7月31日的财务月报表载明该月银行转账500000元，备注栏载明“做理财”；2016年9月1日-9月30日的财务月报表载明该月银行转账400000元，票据栏载明“理财”；上述报表有出纳李群梁、会计何永波签字。李群梁记录的银行存款日记账载明2016年7月15日转做理财500000元，8月15日转做理财400000元，转作准备金（旧房改造）100000元，11月份卡转（基建贷）30000元，2017年4月7日至11日的转账3笔计150000元，在银行存款日记账中未有反映。在李群梁担任湖塘基督教会出纳期间，其也曾作为经办人在2015年数次用湖塘基督教会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在湖塘基督教会的对公账户中进行过理财业务操作，购买理财产品，但风险类型均为稳健型。三、2014年9月19日，湖塘基督教会原现金出纳姚连芳向湖塘基督教会进行了移交，形成“实物移交清单”一份，移交清单中的物品包括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专用章、支付密码器、银行账户用户回单卡、收款凭证（5本）等，以及信徒奉献的实物金耳环一对3.69克、黄金花生一粒1.49克，李群梁作为接受人在实物移交清单上签字接收。李群梁死亡后，李政炜与湖塘基督教会进行了移交，形成“湖塘教会与李群梁家属移交清单”一份，移交清单中的物品包括公章、财务专用章、支付密码器、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账、记录本等，但未见信徒奉献的实物金耳环一对3.69克、黄金花生一粒1.49克。四、李群梁死亡后，2018年9月18日，钱士贤因继承李群梁与钱士贤共有的坐落在常州市武进区的房屋，钱士贤向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公证处申请办理了继承公证，李政炜、姚锦妹放弃了对被继承人李群梁上述遗产的继承权。上述房产，现已由钱士贤于2018年11月作价86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2018年10月25日，钱士贤因继承李群梁在常州市神恩测量仪有限公司的出资额45万元（注册资本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钱士贤向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公证处申请办理了继承公证，李政炜、姚锦妹放弃了对被继承人李群梁上述遗产的继承权。上述出资，于2018年11月初转至钱士贤名下，钱士贤又于2018年11月中旬将上述出资相应的股权作价5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盛菊芳。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农行账单、“实物移交清单”、“湖塘教会与李群梁家属移交清单”、财务月报表、银行存款日记账、户口注销证明、证明、询问笔录、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公证书、常州市神恩测量仪有限公司的工商材料及钱士贤等人提供的时间为2015年的投资理财业务凭证、李群梁的农行账户交易明细、建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李群梁生前是否占有湖塘基督教会款项1180000元及金耳环一对（3.69克）、黄金花生一粒（1.49克），是否应予返还？2、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作为李群梁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返还义务？依照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包括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本案中，李群梁生前利用其担任湖塘基督教会管理小组副组长，负责财务担任出纳的工作便利，将湖塘基督教会的银行存款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用于投资、理财，至今未能返还，其行为侵害了湖塘基督教会的财产权利，相应的款项1180000元应予返还。2014年9月19日，原出纳姚连芳移交时，李群梁作为接受人实际接收了姚连芳移交的金耳环一对3.69克、黄金花生一粒1.49克；李群梁死亡后，李政炜代表李群梁家属和湖塘基督教会进行了移交，但移交清单中未见金耳环一对和黄金花生一粒，未移交的金耳环一对和黄金花生一粒应予返还，不能返还则应作相应的赔偿。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辩称李群梁是为湖塘基督教会进行理财，亏损应该由湖塘基督教会承担，结余也应归湖塘基督教会所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李群梁将湖塘基督教会的银行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中是受教会的委托进行理财的。事实上，李群梁此前虽也作为经办人用湖塘基督教会账户中的款项购买过理财产品，但均是在其对公账户中操作的，且购买的均是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不存在将款项转出进行理财的情形，更不存在高风险的投资理财。李群梁制作的财务月报表中载明有部分银行转账款项的用途是“做理财”和“理财”，报表也有会计何永波签字，但其备注的“做理财”和“理财”并没有表明是将款项转到其个人银行账户中进行理财，故不能认为会计何永波知晓，并进而认为湖塘基督教会对此予以认可。故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清偿债务以继承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李群梁生前无遗嘱，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应按法定继承办理，由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继承，同时，继承人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应以继承的李群梁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对李群梁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李政炜、姚锦妹虽通过公证放弃了对李群梁特定遗产的继承，但并没有明确放弃全部的继承，故仍应以实际继承的遗产价值为限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基督教活动点款项1180000元。二、被告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基督教活动点金耳环一对3.69克、黄金花生一粒1.49克；如不能返还，则按原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基督教活动点主张的金价355元/克赔偿1838.9元。上述被告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应承担的返还及赔偿责任，以其实际继承的李群梁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二审中，针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钱士贤、李政炜、姚锦妹认为2017年4月7日至11日的转账3笔计150000元有记录，记录为“货款”。各方当事人对原审确认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辩称李群梁理财是受湖塘基督教会委托，该事实并未有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即使湖塘基督教会曾有理财的行为，也是在其对公账户内进行操作而非通过李群梁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理财操作，购买的也是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而非高风险性理财产品，案涉的李群梁理财行为与之前以湖塘基督教会名义进行的理财操作不一致。李群梁作为湖塘基督教会管理小组的副组长，分管财务出纳等事项，其可自行将湖塘基督教会银行账户内的存款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而不需要负责人肖君跃的同意。湖塘基督教会2016年7月和9月的财务月报表中，共有90万元的银行转账款项用途是“理财”，但该财务月报表是李群梁自行制作。尽管有会计何永波的签字，但只能表明何永波知道用于理财这一事实，而不能表明何永波知晓李群梁将上述款项转入其个人银行账户进行理财。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旧房改造的资金，虽然在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对账单中有载明“转做准备金（旧房改造）”、“卡转（基建贷）”、“货款”等备注说明，但这些均为李群梁个人制作，且对应款项都转至李群梁个人账户，亦无法证明上述款项实际用于旧房改造，因此，对于上诉人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金耳环和金花生粒，2014年9月，湖塘基督教会原现金出纳姚连芳向教会进行了移交，形成“实物移交清单”一份，该清单上明确标注接受人为李群梁。李群梁死后，湖塘基督教会与其儿子李政炜进行移交，但未有移交清单上注明的金耳环一对和黄金花生一粒。对此应当返还，若不能返还，则应赔偿与黄金等额价值的金钱。关于责任承担，依照法律规定，钱士贤、李政炜和姚锦妹作为李群梁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应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债务。李政炜和姚锦妹通过公证放弃了对李群梁房产和股份的继承，但并未明确表示放弃对李群梁全部财产的继承，故仍应在实际继承的遗产价值范围内对李群梁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钱士贤、李政炜和姚锦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37元，由上诉人钱士贤、李政炜和姚锦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如霞审 判 员 龙孝云审 判 员 熊 艳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心怡书 记 员 潘佳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