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2民终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军，女，196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峰，系刘军之夫，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鸠江区格莱美家居经营部，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红星美凯龙建材馆二楼B8022。经营者：周文杰，男，1984年7月9日，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亚男，广东广和（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园园，广东广和（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芜湖鸠江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主要负责人：秦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曙光，安徽银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因与被上诉人鸠江区格莱美家居经营部（以下简称格莱美经营部）、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芜湖鸠江分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207民初4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均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格莱美经营部向其支付窗帘款21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25220元，合计146220元。事实和理由：1.案涉《窗帘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了窗帘主布及纱的品牌（布朗士及伊伊布舍）。而且，格莱美经营部的时任店长刘筱娟还在合同上手写了违约赔偿办法。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前述字样无法确认由谁所写以及双方当事人在案涉《窗帘合同》中未对产品品牌进行约定。2.案涉窗帘存在色差，系格莱美经营部未提供合同约定品牌的产品所致，一审判决未查明导致窗帘存在色差的原因，作出的判决有失公正。3.请求在二审中对案涉合同中刘筱娟手写部分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对窗帘品牌作出了约定。红星分公司辩称，其未参与刘军和格莱美经营部之间交易，对双方的合同义务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格莱美经营部辩称，1.一审法院查明案涉窗帘确实存在色差及破损的情况，并判决对涉及色差及破损的产品退还相应的货款，已经作出了有利于刘军的判决，而刘军仅以窗帘存在色差据此推断格莱美经营部提供的窗帘品牌与合同不符，属于刘军的主观推测，无事实依据。2.无论是案涉《窗帘合同》还是窗帘订货制作表，均可反映窗帘的产品型号和用料数量，即本案是以产品型号来区分和确定窗帘产品，而非品牌。格莱美经营部所提供的窗帘型号与《窗帘合同》中约定的产品型号一致，且一个型号仅对应一个品牌，故格莱美经营部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3.关于案涉《窗帘合同》第二页手写字样部分，该手写部分未经格莱美经营部的盖章确认，亦无经办人员的签字，对该手写部分的内容，不予认可。而且，该部分内容注明的是所有的面料保证和版本上一样，型号一样，面料一样，如果不是，假一罚十。并未提及品牌，可见本案确认产品的标准是产品的型号而非品牌。同时，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即在产品中掺杂掺假或以假充真，但本案中格莱美经营部并无前述欺诈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刘军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格莱美经营部立即向其支付窗帘款21000元，违约金125220元，合计146220元；2.判令红星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6日，刘军与格莱美经营部签订《窗帘合同》一份，合同对刘军需购买窗帘的位置、型号、金额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付款方式为定金17000元，尾款4000元，货款在安装前付清。该合同一式两份，刘军和格莱美经营部手中各持有一份，且均有手写字样，两份合同中在列表“型号”一列中手写字样一致，写明客厅主布型号为RL8908-D9,客厅纱型号为RL8908-D8S，餐厅纱型号为RL8908-D8S，主卧主布为RL8908-D9，女儿房主布为YB844-7，客房主布为YYBS-9，书房主布为YYBS-10，休闲房主布为YYBS-10。此外刘军持有的合同中还有其他字样，包括合同第一页顶端写有“元月份10号以前安装”，合同第一页表格左侧上端写有“布朗士”、“伊伊布舍”，客厅主布行左侧写有“布”，客厅纱行右侧写有“伊”，餐厅纱行左侧和右侧均写有“伊”，主卧主布和纱行左侧写有“布”等；刘军持有的合同第二页下方手写字样有，“6月8日商场刷卡4000元，窗帘款清”、“注：窗帘和版本材质一样，韩带坏掉全免费更换50年”、“注明：刘姐家所有的窗帘面料保证和版本上一样，型号一样，面料一样，如果不是，假一罚十”。2018年12月17日，刘军在芜湖明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辉公司）刷卡支付窗帘定金17000元。同日，刘军与格莱美经营部、明辉公司共同签署《定/销货单》一份，载明定货日期为2018年12月17日，送货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商品名称为格莱美壁纸，型号包括迪凡尼DF3552、密语23962，实售金额17860元，本次付款17000元。2019年6月8日，刘军在明辉公司刷卡支付窗帘尾款4000元。同日，刘军与格莱美经营部、明辉公司再次签署《定/销货单》一份，载明定货日期为2019年6月8日，送货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商品名称为格莱美壁纸，型号包括视界47160、密语23962等，实售金额4800元，本次付款4000元。2018年12月18日，格莱美经营部工作人员周小红向海宁睿兰纺织品有限公司购买RL8908-D9产品37.3米，RL8588-D8S产品14.7米；2019年1月2日，周小红再次向海宁睿兰纺织品有限公司购买RL8908-D8S产品7.9米，RL8588-D2S产品6.2米。2018年12月22日，周小红向海宁市许村镇伊伊布舍纺织品经营部购买yb844-7产品14.5米、yybs-9产品5.3米、yybs-10产品6.6米、yybs-10产品5.52米，2018年12月26日购买ys1961a-2s产品17.5米,2019年1月16日购买YYbs-8产品5米。另查明，经刘军现场展示窗帘实物，与产品版本进行对比，部分产品存在色差问题，女儿房窗纱有条纹和部分破损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军与格莱美经营部签订的《窗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现格莱美经营部已向刘军履行供应并安装窗帘的义务，刘军认为格莱美经营部供应的窗帘存在品牌与约定不一致、实物与版本存在色差、产品有破损等问题，遂起诉要求格莱美经营部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格莱美经营部认为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存在上述问题，故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格莱美经营部供应的产品是否存在与约定不一致的问题。关于品牌问题，首先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格莱美经营部向刘军供应的窗帘品牌，无论是刘军所说的合同列表左侧手写的“布”“伊”字样是代表布朗士、伊伊布舍品牌，还是格莱美经营部所说的手写型号“RL”、“YB”（“YYBS”）是代表睿兰、伊伊布舍品牌，均无明确的证据证实。其次，刘军提供的合同附件（即仅有刘军签字，无格莱美经营部盖章的合同）载明的产品型号、用料数量与格莱美经营部自制的窗帘订货制作表中载明的产品型号、用料数量基本一致，可见双方均认可这两份书证上载明的产品型号和用料数量。该两份书证上也未写明产品品牌。再次，上述书证中的手写字样为谁所写无法确定，双方对手写部分未签字盖章予以确认，格莱美经营部在开庭时也否认手写部分为其所写。且刘军提供的《窗帘合同》中载明的“布”、“伊”字样和“RL”、“YB”（“YYBS”）字样均为手写，法律效力相同，若均为品牌约定，则约定不一致，应视为无约定。最后，格莱美经营部实际向刘军供应的窗帘型号与刘军提供的合同附件载明的型号一致，与格莱美经营部向海宁睿兰纺织品有限公司、海宁市许村镇伊伊布舍纺织品经营部购买的产品型号一致，刘军当庭将窗帘实物与版本进行对比时，版本上载明的也是YYBS-8、YYBS-9、YYBS-10等型号，而未载明伊伊布舍等品牌。可见，刘军与格莱美经营部在《窗帘合同》中未对产品品牌进行约定，刘军认为格莱美经营部供应的窗帘品牌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可。关于色差和破损问题，经刘军当庭展示，部分窗帘确实存在色差问题；而女儿房的窗纱确实存在破损情况，至于该纱是否为刘军所说的为旧纱，尚无证据证实，也无法肉眼判断。结合上述对窗帘问题的认定，该院认为，刘军依据产品品牌问题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军依据产品色差和破损问题要求的退货主张，予以支持。结合刘军在诉状中及开庭时对格莱美经营部供应的产品不认可部分的陈述，其中因为色差问题的产品为餐厅、客房、书房及休闲房窗帘主布，以及客厅阳台和餐厅阳台遮光布，该部分产品总货款为（390元+466.4元+580.8元+485.76元+897元+756元）×0.87=3111.09元；因为破损问题的产品为女儿房窗纱，货款为793.6×0.87=690.43元，上述产品货款共计3801.52元，格莱美经营部应予退还。对刘军主张的十倍赔偿问题，刘军提供的《窗帘合同》上手写“注明：刘姐家所有的窗帘面料保证和版本上一样，型号一样，面料一样，如果不是，假一罚十”，格莱美经营部未在该手写处盖章确认，该手写内容为谁所写无法确认。且即使为格莱美经营部工作人员所写，该手写内容载明的是型号、面料与版本一致，否则假一罚十，刘军并未举证证明格莱美经营部供应的窗帘型号、面料与版本不一致，而仅认为存在品牌不一致、有色差及破损问题，且该院仅认可了部分产品的色差问题和破损问题，故刘军要求格莱美经营部按货款价值的十倍赔偿其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刘军要求红星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红星分公司抗辩称其与格莱美经营部无任何合同关系，也不是商场的出租人和管理人。刘军未举证证明红星分公司与格莱美经营部存在合同关系，且刘军提供的刷卡单和《定/销货单》上明确载明商场为明辉公司，故刘军要求红星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格莱美经营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刘军货款3801.52元；二、驳回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12元，由刘军负担1570元，格莱美经营部负担4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窗帘合同》中是否约定了窗帘品牌。对此，刘军主张案涉合同对窗帘品牌进行了约定，理由有二：一是案涉合同中手写了“布”“伊”的字样，该字样可以证明双方约定的是布朗士、伊伊布舍品牌的窗帘；二是案涉窗帘存在色差，系因未提供合同约定品牌的产品所致。针对前述两项理由，本院作如下分析：1.虽然案涉合同中手写了“布”“伊”的字样，但仅凭该字样无法直接证明合同签订时双方均认可“布”“伊”即代表窗帘品牌为布朗士、伊伊布舍。而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客厅主布（RL8908-D9）、客厅纱（RL8908-D8S）、餐厅纱（RL8908-D8S）、主卧主布（RL8908-D9）、女儿房主布（YB844-7）、客房主布（YYBS-9）、书房主布(YYBS-10)、休闲房主布（YYBS-10）等具体型号，格莱美经营部也按照合同约定的产品型号安装了案涉窗帘。现刘军仅以窗帘存在色差为由推定案涉双方对窗帘品牌进行了约定，且格莱美经营部未安装合同约定品牌的窗帘，并无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一审法院已经对存在色差和破损的窗帘作出退还相应货款的处理，维护了刘军的部分利益。3.刘军二审中还主张案涉合同中“注明：刘姐家所有的窗帘面料保证和版本上一样，型号一样，面料一样，如果不是，假一罚十”的内容系格莱美经营部时任店长刘筱娟所写，要求对其笔迹进行鉴定，并以此为由主张十倍的赔偿。但前述内容承诺的是窗帘的面料、型号与版本一致，刘军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案涉窗帘的面料、型号和版本不一致，故其要求进行笔迹鉴定并给予十倍赔偿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8元，由上诉人刘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文 勇审判员 戴玉海审判员 徐红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鲁晨辉书记员刘玉美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