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再15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法定代表人：陈海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鹏，辽宁博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家，男，195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住沈阳市于洪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石玉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亮，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卓，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以下简称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因与被申请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省电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辽01民终5787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辽民申1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鹏、姚志家，被申请人辽宁省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永亮、李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辽宁省电力公司给付我公司煤炭款5550747元及违约金（从1998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2倍计算），诉讼费用由辽宁省电力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依据案涉会议纪要第三条，将2160吨煤炭款的50%认定为销售、储存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推定，案涉双方对该费用已经实际发生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不应在辽宁省电力公司欠付的煤炭款中扣除该费用；2．原审仅依据公安机关讯问笔录的记载，即错误认定燃料集团拉走1500吨煤炭，应由我公司与燃料集团结算，并在案涉煤炭总量中扣除1500吨煤炭实属不当；3．原审依据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于2003年1月5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原、被告双方于2002年7月30日经协商同意将煤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即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欠付的煤炭款中扣除2302247元款项亦属不当。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提起诉讼的案件的裁判结果是该运销站为无诉讼主体资格并被裁定驳回起诉，故不应以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提起诉讼的案件中的材料认定本案的事实；4．原审未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应支付我公司1998年12月27日至2017年9月18日期间欠付煤炭款的违约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已经认定我公司与辽宁省电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中明确约定煤到货场7日内结账，且双方于1999年3月亦确认了辽宁省电力公司收到了我公司发出的26751吨煤炭，故我公司提出辽宁省电力公司从1998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付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辽宁省电力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事实及理由：1．案涉会议纪要对原《煤炭联销合同》进行了变更，约定2160吨煤炭款的50%作为履行合同中销售、存储等所发生的费用，故原审在计算案涉煤炭款数额时扣除该笔费用并无不当；2．公安机关调查刑事犯罪案件时，由时任燃料集团总裁的王宇证实燃料集团拉走1500吨煤炭，且未支付货款，王宇出具的证明内容具有法律效力，故原审在案涉煤炭总量中扣除燃料集团拉走的1500吨煤炭并无不当；3．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在2003年提起诉讼时，通过其提交的起诉状载明的内容确认了因煤炭质量问题，案涉双方经协商后对合同价款进行了调整，故可以认定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对协商压价的事宜进行了自认，原审在计算案涉煤炭款项是对上述压价数额予以扣除并无不当；4．案涉会议纪要签订后，已经达成新的履行方式，我公司负责联系用户销售，即不再是原《煤炭联销合同》的买受人，亦不负有支付煤炭款项的义务，且我公司也不受原《煤炭联销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时间的约束，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提出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依据。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辽宁省电力公司立即给付拖欠的煤炭款6050747元；判令辽宁省电力公司支付违约金17176372元（本数按年利率7.56%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分别从1999年1月1日、1999年4月19日、1999年6月6日、2002年7月25日开始计算）；诉讼费用由辽宁省电力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998年10月19日，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销方）与进出口公司（需方）签订《煤炭联销合同》一份，约定进出口公司购买优混煤，质量5500大卡/公斤，全年56000吨。到站文官屯，煤到沈阳市工业煤场检质、检斤。铁路运输，到站前一切费用由销方垫付，必须完成发运计划，销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利润由自收自付。包干价：每吨贰佰肆拾柒元人民币，煤到货场7日内结账（每批（列））结算一次，3000吨左右。两票结算，货票、运杂费票。违约责任，煤质化验以双方工人的化验机构为准。到期不能按时付款，按银行贷款利息两倍赔偿支付。梁发作为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进出口公司由吕松海签字。合同签订后，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发出煤炭26751吨。1999年7月23日，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八**贸易公司签订会议纪要，载明：“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日，由山西朔州矿业公司（销方）与进出口公司（购方）共同签订煤炭联销合同，按照合同约定，销方于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分别发出煤炭共计26751吨/439车。煤炭到达沈阳文官屯站后，由八**公司代收，之后，由于沈阳当地煤炭市场下滑，以及所到煤炭质量问题，售价与合同所定价格差距较大，继续销售会给双方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为此，购销双方及八**贸易公司负责人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进出口公司，就上述所到煤炭的处置问题共同开会商谈，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销售给沈阳热电厂4900吨煤炭，煤价按0.039元/卡结算，煤款已由八**贸易公司结回。决定扣除发给销方550条黄海牌轮胎款额外，其余部分由购方负责，于九九年八月底之前付清给销方；2．经购销双方与八**贸易公司共同去煤炭储存地核实，确认煤炭场存量约为19000吨（实际数字扣除国家规定的损耗外，以储存地进出库票数字为准）；3．在此之前，由八**贸易公司售出的煤炭为2160吨（此数字由该公司提供），购销双方共同派人核实数量、价格及收煤单位，应收的款额作为煤炭达到沈阳文官屯站后，在销售、储存等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此费用由购销双方及八**贸易公司共同核实为准）处置费用，所产生的费用由购销双方各自负担50%，增值税按国家税法规定办理；4．现存储存在燃料集团煤场的约19000吨煤炭，由购方负责联系用户销售，煤价不低于现行市场价，并由购方负责催要煤款，由销方直接与用户结算、煤款进销方账户；5．从即日起，现存煤炭必须按上述条款之规定销售，购销双方及八**贸易公司必须严格执行，否则，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该纪要由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的刘兴武、白伟、郭宏仁、梁发签字，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松海签字，八**贸易公司王军、张明胜签字。1999年8月13日，梁发代表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与燃料集团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燃料集团购买原煤16150吨，单价171.6元/吨，总金额2771340元。交货地点为沈阳文官木材一级站（燃料集团煤场）院内移交。验收标准：依据九八年收煤验收化验减去存煤时间长热值会降低，双方协商按5200大卡计算，每卡0.033元，吨价为171.60元。供方给需方开增值税发货票，需方应在八月末前付清货款。说明：此煤原在98年11、12月由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发给进出口公司、八**贸易公司代收，经99年7月23号三方会议纪要专卖给需方。燃料集团提走价值50万元的煤炭(货款50万元已给付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另拉走1500吨煤炭，未支付货款（公安机关对燃料集团王宇的询问笔录记载）。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认可进出口公司已经给付轮胎顶账415250元，付现金148000元，燃料集团给付煤炭款50万元。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在庭审中陈述，会议纪要的第一条记载的煤炭款项辽宁省电力公司只给付轮胎抵顶货款415250元，其余款项均未给付。另查明，2003年年初，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起诉进出口公司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进出口公司偿还煤款380万元并支付利息。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代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与进出口公司于1998年10月19日签订了《煤炭联销合同》，按合同约定，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履行给付义务，共发给进出口公司优混煤26751吨，单价247元，合计6607497.00元，双方于2002年经双方同意将煤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此后，进出口公司于1999年11月给付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550条轮胎抵款415250元，2002年7月进出口公司又给付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现金9万元整，两次给付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505250元。现尚欠380万元。”在该案件中，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及金沙滩运销站于2002年12月28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隶属于朔州矿业公司，对外签订发煤合同统一由公司办理，其债权债务承担主体应为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金沙滩运销站在本案审理中提供的煤炭联销合同、货票、会议纪要中，权利义务当事人均为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虽提供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不能证明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对本案诉讼标的享有权利，故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裁定驳回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的起诉。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于2006年1月变更为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进出口公司已经注销，债权债务由辽宁省电力公司承接。2016年11月18日，沈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你公司因在销售煤炭工程中被骗660万一事，于2003年11月27日来我支队举报，我支队经初查于2004年1月8日对该案立案侦查。……针对该案侦查终结，我局于2005年11月28日依法将该案移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于2006年1月12日对该案做出不起诉决定。”一审法院认为，进出口公司与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签订《煤炭联销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进出口公司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进出口公司注销后，辽宁省电力公司已经承接进出口公司的债权债务，故应由辽宁省电力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诉讼主体问题，虽然与进出口公司签订合同的单位名称为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但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于2006年1月变更为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故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根据公安机关的笔录，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的工作人员多次找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松海索要货款，1999年7月23日的会议纪要签订后，吕松海又陆续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货款，2003年年初以金沙滩运销站名义诉至法院，2004年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2016年11月18日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多年来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其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货款的数额。因签订的会议纪要已经对合同部分内容进行了变更，故依据会议纪要及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确定。根据会议纪要记载，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供应煤炭为26751吨；第三条记载2160吨煤款作为在销售、储存等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各承担50%，因相关费用双方均无证据，故按照2160吨煤款的50%计算费用，在货款中予以扣除266760元（2160吨×247元×50%）；另，燃料集团提走价值50万元煤炭，并已经付款，其所购煤炭为171.6元/吨，经计算，煤炭数量2914吨（50万元÷171.6吨）应在煤炭总量中予以扣除；根据公安机关笔录记载，燃料集团拉走1500吨煤，未付款，应由燃料集团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结算，该煤炭数量亦应在总量中予以扣除；综上，按每吨247元计算的煤炭总量为17437吨（26751吨-2914吨-1500吨），货款总额为5517235元，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金沙滩运输站在2003年诉讼中自认压价2302247元，扣除进出口公司已付款563250元及相关费用266760元，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的货款为2384982元。关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主张的违约金。因各方签订会议纪要后，对履行期限的约定并不明确，故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主张权利之日即2017年9月18日开始计算，又因合同约定到期不能按时付款，按银行贷款利息两倍赔偿支付，故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2倍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输朔州矿业公司货款2384982元；二、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输朔州矿业公司货款2384982元的利息，从2017年9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2倍计算；三、驳回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输朔州矿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8997元，由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负担122389元，辽宁省电力公司负担26608元。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改判辽宁省电力公司给付货款5324489元；改判给付货款的违约金15204712元(从1998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辽宁省电力公司承担。辽宁省电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承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一审就双方当事人缔结煤炭联销、销售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缔结、货款结算、权利主体承继、时效保护等法律事实进行了清晰确认，适用法律正确，裁决意见亦符合同类纠纷的处理常规，并无不当。现双方当事人均上诉主张案件事实有误、裁量不当，但因双方均未能提举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故相关事实主张均不予采信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基础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裁量得当，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主张变更一审判决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46.01元，自行承担。辽宁省电力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48997元，自行承担。本院再审对原审认定的除“燃料集团另拉走1500吨煤炭，未支付货款（公安机关对燃料集团王宇的询问笔录记载）”及“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认可进出口公司已经给付现金148000元”事实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公司原审及再审均认可，进出口公司于1998年12月22日给付现金5万元，1999年4月19日给付现金500元，2000年7月6日给付现金1000元，2002年7月25日给付现金9万元，上述现金合计给付141500元。本院再审认为，关于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应否扣除2160吨煤炭款的50%作为销售、储存等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问题。案涉会议纪要第3条载明：“在此之前，由八**贸易公司售出的煤炭为2160吨（此数字由该公司提供），购销双方共同派人核实数量、价格及收煤单位，应收的款额作为煤炭达到沈阳文官屯站后，在销售、储存等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此费用由购销双方及八**贸易公司共同核实为准），所产生的费用由购销双方各自负担50%”。依据会议纪要的该条款可知，购销双方约定各自负担50%的煤炭销售、储存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且该费用亦应由购销双方共同核实。另辽宁省电力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煤炭销售、储存中已经发生了相关费用且经购销双方共同核实，故原审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扣除2160吨煤炭款的50%作为销售、储存等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不当，再审予以纠正。关于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应否扣除1500吨煤炭款的问题。辽宁省电力公司主张结合会议纪要、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与燃料集团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公安机关对燃料集团总裁王宇所做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与燃料集团达成了购销协议，且燃料集团另行提走了1500吨煤炭的事实。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对此予以否认，其主张该公司与燃料集团虽签订了16150吨煤炭购销合同，但合同履行过程中燃料集团给付50万元款项后仅提走了50万元款项的煤炭（约合2913.75吨）。首先，从案涉会议纪要及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与燃料集团签订的购销合同载明的内容无法认定燃料集团已经另行提走了1500吨煤炭的事实；其次，原一审卷宗内仅有公安机关于2014年2月11日对燃料集团总裁王宇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王宇在该询问笔录中陈述：“购销合同签订后，只执行了50万元的合同，并从东北木材一级站拉了50万元的煤，后来就没有按合同执行，我们既没有收煤，也没有再付款。后期，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的梁发等人总来我公司要煤款，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只进了你们50万元的煤，其余的煤我们没有拉，你们应该找吕松海或八**贸易公司要款。”由该询问笔录可知，王宇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并未对该集团另行提走1500吨煤炭予以确认。原审认定燃料集团另行提走1500吨煤炭与公安机关于2014年2月11日对王宇所做的询问笔录载明的内容相互矛盾；第三，辽宁省电力公司亦未能提供任何足以反驳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证明力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进出口公司或山西省朔州矿业另行交付燃料集团1500吨煤炭的证据，故原审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扣除1500吨煤炭款依据不足。关于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应否扣除2302247元款项的问题。辽宁省电力公司主张山西省朔州矿业金沙滩运销站于2003年对进出口公司提起诉讼时自认，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将煤炭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对此予以否认。经审查，山西省朔州矿业金沙滩运销站于2003年对进出口公司提起诉讼时提交的起诉状载明：“原被告双方于2002年7月30日经协商同意将煤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并在该案中提交了由山西省朔州矿业出具的内容为金沙滩运销站隶属我公司，对外签订发煤合同统一由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承担主体仍为山西省朔州矿业金沙滩运销站的证明材料。由此可知，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金沙滩运销站系取得山西省朔州矿业的同意提起的另案诉讼，山西省朔州矿业并未对金沙滩运销站在诉讼中主张的“经双方协商同意将煤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提出异议。另结合会议纪要载明：“由于沈阳当地煤炭市场下滑以及所到煤炭质量问题，售价与合同所定价格差距较大，现存储存在燃料集团煤场的约19000吨煤炭，由购方负责联系用户销售，煤价不低于现行市场价”及山西省朔州矿业与燃料集团在会议纪要之后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每吨煤炭价格仅为171.6元可知，山西省朔州矿业供应的煤炭存在质量问题及煤炭价格存在下滑的情况。据此山西省朔州矿业金沙滩运销站2003年对进出口公司提起诉讼时提交的起诉状载明的“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将煤炭款质量压价2302247元”亦符合实际情况。原审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扣除2302247元款项并无不当，再审予以维持。关于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公司煤炭款的数额问题。会议纪要载明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供应进出口公司煤炭26751吨，双方签订的煤炭联销合同载明每吨煤炭的价格为247元，故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供应的煤炭款总计为6607497元。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同意压价2302247元，还同意燃料集团给付的50万元煤炭款应在本案应给付的煤炭款项中扣除；另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自认收到进出口公司现金给付的煤炭款141500元、用轮胎抵账的煤炭款415250元，故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公司煤炭款3248500元（6607497元-2302247元-500000元-141500元-415250元）。关于辽宁省电力公司应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公司欠付煤炭款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山西省朔州市矿业公司与进出口公司签订的《煤炭联销合同》载明：“到期不能按时付款，按银行贷款利息两倍赔偿支付”，因辽宁省电力公司未能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全部煤炭款，故其应承担欠付煤炭款的利息给付责任，故原审认定辽宁省电力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给付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的违约金并无不当。关于欠付煤炭款的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山西省朔州矿业公司因在销售煤炭过程中被骗660万一事，于2003年11月27日来我队举报”，故应认定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从2003年11月27日即开始主张权利，辽宁省电力公司欠付煤炭款的利息亦应从2003年11月27日开始计算。故原审认定欠付煤炭款利息从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矿业原审提起本案诉讼之日（2017年9月18日）开始计算不当，再审改判为辽宁省电力公司欠付煤炭款利息应自2003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二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倍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辽01民终5787号民事判决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1161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116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煤炭款3248500元”；三、变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7）辽0102民初116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煤炭款3248500元的利息（计算方法：自2003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二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倍计算）”；四、驳回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8997元，由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负担61834元，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负担871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3443.01元，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负担123246.01元，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负担1701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鹏审判员 戈利利审判员 安一凌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陆政贤书记员韩丹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