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藏01民终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住所地：拉萨贡嘎机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法定代表人：白珍，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旦增卓嘎，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旺珍，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帅时海，男，汉族，成都市青羊区，现住拉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升，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大禹林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法定代表人：杨小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劲松，西藏子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局）、上诉人帅时海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大禹林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民航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旦增卓嘎、旺珍、上诉人帅时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升、被上诉人大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民航局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0124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帅时海的起诉；3.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属于工伤的受理范畴，人民法院驳回被上诉人帅时海的起诉。2019年3月中旬，民航局按照询价比选的方式开展民航生活区《关于街头修枝拉萨机场杨树》的询价工作，民航局综服部门负责人张涛将该项目致电**（按照证人张涛的当庭陈述，认识**是由于**和他的合伙人潘有佳在拉萨机场做一些零星维修的项目），后**携带盖有被上诉人大禹公司印章的资质及报价单等询价比选的手续至民航局处，后有另两家比选人分别是四川英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中奇园艺绿化开发有限公司陆续报价。2019年03月28日，民航局综服部经过询价必选方式考察、谈判，最终确定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作为中标单位。2019年4月11日，民航局在完成内部盖章手续后将盖有印章的《施工合同》一式五份交给潘有佳让其前往大禹公司盖章，潘有佳等人告诉张涛说第二天就能把盖有大禹公司章子的《施工合同》拿回来，但当时正值周四，顺延到下周一（4月15日）再拿到合同亦属于商业惯例。因此，为加快施工进度，双方才确定进场施工的日期。但不料死者董恒却在2019年4月15日（周一）不幸身亡，之后上诉人多次催要合同无果。因此，上诉人认为，死者董恒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的意外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事故。工伤事故一经发生，就在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雇主之间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后果，构成一种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关系,工伤保险还有利于劳资关系和谐，避免劳资冲突和纠纷。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发生工伤事故，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死者董恒是在履行砍树作业过程中发生工伤不幸死亡的，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2、被上诉人帅时海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的案由为“追偿权”纠纷，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追偿权的请求权基础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但是结合本案发生的背景及事实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帅时海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符合“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标准。被上诉人帅时海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帅时海有权起诉的，则民航局认为，唯一能够构成其请求权依据的应该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3、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不承担责任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的。首先，民航局与被上诉人大禹公司的施工合同已成立。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中的涉案工程系上诉人大禹公司通过正常询价程序确定由其公司承包，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不仅向民航局提供了加盖公章之营业执照等所有资质、且还提供了《贡嘎机场生活区清理大叔工程量报价清单》针对本案中的涉案项目进行了具体报价等实质性行为，民航局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帅时海、**等人组织工人进场施工作业之行为是代表被上诉人大禹公司进行的。同时，根据民航局当庭举出的证据《民航西藏区局采购考察、谈判情况填报表》中可以看出，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大禹公司在其《报价清单》中承诺的“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方负责”及税率发票等要约要素符合上诉人的要求，双方间已达成合同的核心条款。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是明显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的。”4、一审法院在未能认定哪一方“雇主”的前提下，错误地判定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不承担责任、而民航局需承担60%的责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首先，被上诉人帅时海不仅当庭承认死者董恒关系其自行雇佣的人员，且根据上诉人举出的被上诉人帅时海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可以证明死者董恒系其雇佣的人员。因此，被上诉人帅时海已经构成自认，其系死者董恒的“雇主”毋庸置疑。本案中通过二次庭审已经非常清楚地查明民航局自始至终均不认识死者董恒、也从未指示过让其进行“砍树”作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应该在判定由“民航局承担60%的责任”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本案中哪一方为“雇主”，只有在明确了雇主责任后，才能进一步明确其他主体承担责任的比例。但是，一审法院未明确哪一方为雇主的前提下，直接判定被上诉人大禹公司不承担责任、而由民航局承担60%的责任完全是本末倒置的；5、一审法院在未认定工伤的前提下，却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计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赔偿项目；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被上诉人帅时海代理人无法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的票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仍然支持了被上诉人帅时海的主张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民航局的全部诉讼请求。帅时海辩称，帅时海向死者董恒家属垫支是基于多次与民航局协商后要求我方先安抚死者家属即垫付的赔偿金。本案法律承担主体是民航局。大禹公司辩称，1、针对民航局认为本案为工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报价单只是对一个单价的认可，民航局有报价单并不能证明大禹公司与民航局签订了合同；3、死者董恒受谁指派，为谁服务，应由对方承担责任；4、一审法院对于丧葬费等计算正确。故请求驳回民航局的上诉请求。帅时海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藏0124民初5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判项，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民航局向帅时海支付垫支赔偿费用共计1550000元、资金利息损失93000元（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12个月），并承担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过错划分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判决错误。帅时海认为，一审法庭认定被上诉人民航局系选任过失责任，为事实认定不清。依照双方举证和法庭调查的内容，被上诉人民航局系自行安排该项施工工作，而并非进行承揽，被上诉人民航局应承担雇主责任。一审法院将董恒死亡一案的过错划分明显模糊且偏袒民航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鉴于本案系安全生产事故而遭受的人身损害，因此，无论被上诉人民航局是雇主身份还是发包人身份，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帅时海向任何一方主张权利均可以要求全额主张，而无需进行所谓的分配，赔偿义务人进行赔偿后，可向其他可能的赔偿义务人要求追偿。一审法院对责任的划分仅用了一段模糊的概念进行论述，将被上诉人民航局的份额划分得明确，此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法可据。据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判如所请。民航局辩称，本案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即民航局与被上诉人大禹公司承揽关系；被上诉人帅时海与死者董恒的雇佣关系。结合被上诉人帅时海在一审询问笔录中自认其雇佣死者董恒，每月支付10000元工资，故雇主应承担民事责任。被上诉人大禹公司在询价过程中提供其营业执照并加盖有鲜章，虽民航局与被上诉人大禹公司未签订正式合同，但双方对合同核心条款已达成，双方存在承揽关系。大禹公司述称，本案中大禹公司未参与，没有过错，接受劳动服务一方为民航局，死者董恒的雇主应为民航局。案外人**、潘有佳虽带着大禹公司的公章去询价，但因没有签订合同，故民航局认为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成立。帅时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民航局向原告支付垫支的董恒死亡赔偿费用共计1550000元；2.判令被告民航局向原告支付资金利息损失93000元（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12个月）；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中旬，被告民航局开展《关于街头修枝拉萨机场杨树》招标工作，共有包括被告大禹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参加了此次招标项目，分别是四川英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西藏中奇园艺绿化开发有限公司以及被告大禹公司，其中大禹公司资质系案外人**与潘有佳借用。2019年3月28日，被告民航局综合服务部经询价方式考察、谈判，同意将被告大禹公司为中标单位，后被告民航局工作人员以口头形式通知其借用资质人**、潘有佳等人应于4月11日开始进场施工。案外人潘有佳与**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组织工人及雇佣吊车前往民航局生活区内开始锯枝作业，且均无高空作业的资质。2019年4月15日10时20分许，施工人员董恒（死者）在锯枝作业过程中坠亡。2019年4月26日，死者近亲属（甲方）及原告帅时海（乙方）在民航局会议室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一条、第二条载明：“董恒死亡一事的赔偿由乙方进行垫支付，但不代表甲方认为或者乙方认可董恒死亡一事应当由乙方承担责任。乙方仅是在民航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为方便就死者安葬及照顾家属情绪而进行先行垫支。在乙方进行垫支后，乙方有权利向其他可能的责任承担者进行追偿或赔付，但甲方除外。经甲乙双方协商，由乙方向甲方全体家属垫支付人民币1550000元整”。另查明，张怡欣系死者董恒妻子，二人共生育两个孩子分别为董佩淇、遗腹子（2019年10月25日出生），董平系死者父亲，何桂荣系死者母亲。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向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户名为何桂荣，于2019年4月28日分两次共计转款1200000元；2019年5月9日再次转款350000元，共计1550000元。再查明，2019年4月28日西藏空港新区管委会根据拉萨市安委办《关于拉萨贡嘎机场锯枝作业坠亡事故的督办通知要求》的通知，成立了“4·15”拉萨贡嘎机场锯枝作业坠亡事故调查组，并立即展开事故调查工作，此调查组成员由空港新区管委会带头，安委、公安、纪检、住建等部门共同参与。于2019年7月10日该调查组作出《拉萨贡嘎机场锯枝作业坠亡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认定：此事故涉及两家单位为民航局与案外人潘有佳与**组成的施工队；认定：民航局作为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案发前与施工单位大禹公司尚未签订合同；施工队也未经大禹公司同意擅自开展施工，且施工人员均无高空作业的资质。该《报告》还查明事故的原因及性质为：1.施工人员董恒在锯枝作业时，没有按照安全规范要求佩戴安全帽，未佩戴安全带，作业时也无人员现场监护，作业过程中锯掉的树干盘旋后打到了董恒所在的铁桶，致董恒从铁桶上坠落造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2.涉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潘有佳，没有制定该施工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事故发生时安全管理人员不在施工现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董恒的不安全行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是造成此事故的间接原因；3.民航局综合服务部作为涉案工程的建设部门，未对施工单位的资质和施工安全条件进行严格把关，施工人员是否符合高处作业要求审核不严，施工过程是否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情况未进行严格把关，在合同未签订的情况就开始施工，是造成此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民航局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进行招投标工作，于2019年3月28日确认被告大禹公司视为中标单位，后以口头形式指示其借用资质人潘有佳与**开始施工，但案发前民航局与大禹公司尚未正式签订合同，借用大禹公司资质的施工人员，亦未经大禹公司同意或者通知，而是按照民航局的指示进场进行施工，该行为纯属被告民航局与施工方之间的行为，与大禹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被告民航局申请追加大禹公司为本案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其他各方当事人过错责任及原因力的大小，一审法院认为，1.被告民航局作为涉案工程发包方，招标工作结束后，被告大禹公司尚未签订合同前，未审查实际施工人员的资质，即指示借用大禹公司资质的潘有佳与**等人开始施工，而高空锯枝的作业，操作难度大，安全隐患多，被告民航局作为发包方将该工作交给均不具备安全操作条件的施工人员，明显具有选任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被告民航局对董恒的死亡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结合被告民航局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被告民航局应承担60%的责任；2.鉴于实际施工人员不具备高空锯枝作业的资质，擅自对外承揽安全风险极高的工作，且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死者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因此实际施工人员及死者的过错的原因力对损害结果产生同样具有消极因素，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帅时海对实际施工人员潘有佳、**在本案中未一并进行起诉，且协议中约定，对死者应承担的责任原告予以放弃。另经审查，原告、潘有佳、**系经常性合伙经营且相互之间有利害关系。据此，对该部分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或者另案向案外人主张；关于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吊车驾驶员，根据《调查报告》载明：“死者懂恒因作业过程中锯掉的树干盘旋后打到了董恒所在的铁桶，致董恒从铁桶上坠落造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对其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吊车驾驶员过错的事实，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民航局提出本案是否属于工伤事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民航局通过工程发包形式，将涉案工程交由借用大禹公司资质的相关施工人员进行施工，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死者与被告民航局或者大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本案不属于工伤范畴；（2）关于赔偿金额，一审法院认定死者的实际损失应为：1.丧葬费：7587元×6个月=45522元；2.死亡赔偿金：33216元×20年=664320元；3.被抚养人抚养费：23480元×16.5年÷2+23480元×18年÷2=405030元；4.交通费、住宿费酌定：20500元；以上共计:1135372元。关于协议中认定死者父母的赡养费共计508920元，但本案审理中原告未提供任何死者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据，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对此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协议书中约定交通费、住宿费共计20500元，本院考虑到西藏到成都的地理位置，结合签订协议期间双方交涉了十几天，对此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死者董恒因本起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合计为1135372元。另被告民航局作为锯枝工程的建设单位，将涉案工程交给不具备安全操作条件的施工人员，明显具有选任过失，而施工队不具备高空锯枝作业的资质，擅自对外承揽安全风险极高的工作，且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施工人员坠落死亡。对此被告民航局与施工队负责人对原告已向死者家属垫付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告垫付上述相关款项后，有权向被告民航局应承担责任范围内予以追偿。鉴于原告垫付的款项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超出部分的款项视为原告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案情，被告民航局在本案中对死者董恒因本起事故造成经济损失681223.2元（1135372元×60%）。故被告民航局直接向原告支付垫支的死亡赔偿费用681223.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垫付的董恒死亡赔偿费用合计681264.6元；二、驳回原告帅时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15元，由原告承担3326元，被告民航局承担498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帅时海在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南部县四龙乡董家庵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其拟证明死者董恒母亲何桂荣家住南部县流马镇董家庵村7组，其家庭困难，无经济来源，应支持赡养费的事实；2、遗体火化证明，其拟证明死者董恒父亲董平于2019年11月3日遗体火化，不存在赡养问题。民航局对上诉人帅时海提交的第一份对于南部县四龙乡董家庵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三性均持异议，认为死者董恒母亲何桂荣无生活来源的证明应由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或者医院出具而不是村民委员会。大禹公司认可死者董恒母亲何桂荣无工作的事实存在。民航局与大禹公司对第二份遗体火化的证明均发表与本案无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帅时海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明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据的证据基本一致。另查明，死者董恒系上诉人帅时海雇佣人员。以上事实有一审证据及上诉人帅时海、潘有佳、**在2019年4月18日在民航西藏区局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死者董恒系雇佣期间遭受人身损害，该损害赔偿费用的争议应按照侵权责任纠纷审理，一审法院确定为追偿权纠纷案由，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死者董恒是否系上诉人帅时海雇佣人员的问题；2、大禹公司、民航局是否应当对死者董恒的事故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一、死者董恒是否系上诉人帅时海雇佣人员的问题。帅时海2019年4月18日17时18分在民航西藏区局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称述“我认为这个事我可能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董恒是我雇佣的，我愿尽我最大能力协商解决这个事情”，该称述上诉人帅时海对于死者董恒的雇主系其本人的事实已自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死者董恒系上诉人帅时海雇佣人员，且该事实有潘有佳2019年4月18日10时45分在民航西藏区局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称述“2012年开始我就跟着帅时海干活，我的工资12000元，董恒每月工资10000元”以及**2019年4月18日10时45分在民航西藏区局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询问笔录》称述“我给帅时海的建筑老板打工，潘有佳也是给帅时海打工董恒时帅时海叫来的”等证据相互印证。故按照法律规定，董恒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董恒作为帅时海的雇佣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帅时海在庭审中虽否认其系死者董恒雇主，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大禹公司、民航局是否应当对死者董恒的事故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首先，事故发生前民航局与大禹公司对《民航局关于修剪砍伐拉萨贡嘎机场生活基地内杨树》的项目尚未签订正式书面合同，民航局便指示借用大禹公司资质的潘有佳与**等人进场作业致使董恒在作业当中身体受到损害，因无合同依据，作为大禹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其次，民航局作为涉案工程发包方、招标方，与大禹公司尚未签订合同，未审查实际作业人员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就指示借用大禹公司资质的相关人员开始高空锯枝的作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航局在本案中也应当对董恒在高空锯枝作业中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帅时海与民航局在本案中造成董恒死亡均存在过错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民航局在本案中承担60%责任并无不当。因一、二审证据均不能证实死者董恒与民航局或者大禹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工伤范畴的认定并无不当。另一审法院认定赔偿金额是否有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相关规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相关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赔偿金额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即本案丧葬费应为：（115549÷12）×6=57774.5元；死亡赔偿金为：30671×20=6134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1088×16.5÷2+21088×18÷2=363768元。一审法院以死者董恒家属与帅时海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的交通费、住宿费20500元酌情认定该金额，本院对此认为虽然在一审中帅时海未提供正式票据，但因产生费用的客观事实存在，故一审酌情认定该笔费用并无不妥。以上费用1055462.5元，由帅时海自行承担422185元，民航局承担633277.5元。对于赡养费508920元，帅时海虽在二审提交村委会的证明，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何桂荣无劳动能力需要赡养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民航局的上诉请求部分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帅时海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赔偿金额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帅时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西藏自治区曲水县人民法院（2019）藏0124民初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帅时海支付的董恒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合计633277.5元；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大禹林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帅时海的上诉请求。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612.65元（上诉人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已预交）、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自行负担6367.59元；帅时海负担4245.06元；上诉人帅时海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12.65元，帅时海自行负担4245.06元，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负担6367.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德吉卓嘎审 判 员 索朗德吉审 判 员 尼玛卓嘎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旦增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