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景芝，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忠，吉林中证（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赞，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辉，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野，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景芝因与被上诉人刘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吉0291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景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忠，被上诉人刘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辉、王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景芝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林景芝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刘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刘赞已经按照字据的约定履行了以包店偿还涉案部分欠款的义务是错误的。法院认定的依据是认为林景芝对其主张字据中的包店与林景芝经营的包店不是同一个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林景芝认为，这里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说刘赞按照字据约定履行了交付包店的义务，应该由刘赞举证。同时，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刘赞没有交付涉案车辆，尚有部分义务未履行，故构成违约，应从30万元欠款中扣除包店的价值，在剩余的欠款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林景芝认为，法院的这个观点错误，也正是错误的观点导致本案出现了错误的判决。林景芝与刘赞之间的经济纠纷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林景芝名下的银行信用卡在刘赞手中。几年来，刘赞一直在使用这些信用卡，所以林景芝与刘赞之间欠款的具体数额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这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影响最后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在2014年6月4日出具字据时，信用卡是刘赞在使用，而当时的透支额度应该是30万元。所以此时刘赞首先是认可他使用信用卡的事实，其次是承诺由他偿还所欠的款项，再次其承诺以天津街包店与汉兰达车全部归林景芝所有来偿还该债务，这个承诺可以认定是一个担保。理由是，刘赞使用的信用卡在字据签订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在使用，并且欠款数额是动态的，由于卡在刘赞手里，只有刘赞可以控制使用。所以最后的欠款数额应该以林景芝最后代为偿还的数额为准。字据其实是一个证据的效力，证明刘赞控制使用信用卡的事实，也证明其可能以车辆和包店抵顶欠款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实际履行还款和抵顶的义务，其应该对最后的欠款承担还款义务。二、关于欠款数额的认定问题。本案字据签订时，30万元是信用卡的透支额度的体现，所以这个字据是一个信用卡被借用和偿还担保的凭证。最后的偿还数额应该以最后信用卡停用时欠款的数额为准，而这个数额是可以认定的。法院认为有部分欠款形成于签订字据后，而与林景芝依据字据主张的欠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是错误的。因为从案件的证据链条来看，这个数额确实是变化的，但变化的数额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也不影响刘赞对责任的承担，因为使用信用卡的事实不应该有争议，否则可能就是涉及刑事问题。既然使用信用卡的事实可以认定，数额当然是以最后的数额为准，因为林景芝与刘赞并没有交叉使用过信用卡，欠款的形成时间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这些问题只要正确的认定字据的内容就都可以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正确认定事实，改判支持林景芝的诉讼请求。刘赞辩称，一、林景芝所述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林景芝与刘赞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11月26日结婚，2014年7月16日离婚。而本案涉案信用卡开卡时间与首次透支达30万元的时间发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后信用卡的使用也一直在维持着之前30万元透支额度的收支平衡，那么也就是说在不能证明其系某一方债务的情况下，该笔借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以上事实在一审中调取的银行流水可以充分印证。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常发生矛盾，曾多次提出离婚。而本案中林景芝所持字据正是形成于双方当事人离婚前的一个月（2014年6月4日），故该字据的性质可视为双方以离婚为条件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所约定的离婚协议，但因离婚条件尚未成就而导致其并未立即生效。2014年7月16日，林景芝与刘赞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并于当日签订了新的离婚协议并在民政部门备案，协议中明确双方无债权债务，无财产可分割。那么此时，双方相当于存在两份离婚协议，从协议形成的时间、内容及备案情况来看，后协议明显是在双方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修改了前协议约定内容，且后协议经民政部门备案，其效力更高，故后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事实上，字据中所述的包店和汽车均是刘赞的婚前财产，与林景芝无关。因林景芝与刘赞在离婚时均存在信用卡未偿还情形，故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合意：各自承担各自名下债务，刘赞将其婚前财产天津街价值30多万元包店（其中包括租金、库存商品及装饰装修）给予林景芝作为补偿，并在离婚后进行了实际交付。综上，刘赞认为案涉信用卡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于该笔债务的承担己达成了合意，刘赞根据合意已向林景芝交付了包店，故林景芝主张要求刘赞偿还354,300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即使如林景芝主张的，双方之间是合同法律关系，但因刘赞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林景芝无权再依据涉案字据向刘赞主张全部的借款。抛开双方婚姻关系，单从字据内容来看，其符合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林景芝以30万元的债权取得刘赞包店经营权和汽车的所有权。通过一审庭审调查可知，刘赞在离婚时已将字据中的包店交付并过户给了林景芝，故林景芝现向刘赞主张全部的借款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三、关于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林景芝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其在上诉状中所述：信用卡一直由刘赞在使用；刘赞认可他使用信用卡并承诺还款；双方所签字据是担保的法律关系，均是其主观臆想。从林景芝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单凭字据甚至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因此，林景芝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关于诉讼时效。本案为合同纠纷，林景芝依据字据向刘赞索要款项，但字据签订时间为2014年6月4日，至今已过5年之久，在这5年内林景芝从未向刘赞主张过还款，林景芝的请求早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论述不正确。综上所述，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往来，故对于林景芝主张的债权其始终未提供明确的证据加以证明，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刘赞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故请求驳回林景芝的请求事项。林景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刘赞偿还354,300元；二、判令刘赞承担本案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18日，刘赞注册成立吉林市昌邑区雅美诗佳品牌折扣店（以下简称包店，该企业已注销），注册地址是吉林市××区网点。2010年10月26日，林景芝在上述注册地址登记成立了相同名称的包店，该店已于2016年7月22日注销。2012年11月26日，刘赞与林景芝登记结婚。2014年6月4日，刘赞向林景芝出具一份字据，载明“天津街包店与汉兰达×××全部归林景芝所有，来还刘赞欠林景芝钱款叁拾万元整（信用卡）、（刘赞借用林景芝信用卡叁拾万）”。2014年7月16日，刘赞与林景芝协议离婚。另查明，刘赞是×××车辆（以下简称涉案车辆）所有权人，该车辆的注册登记时间是2012年9月24日。一审法院认为，刘赞向林景芝出具的字据，载明了欠款形成的原因（借用信用卡）、欠款金额（30万元）、出借人和借款人、时间、偿还方式（以物抵债）等内容，具有借款合同的性质，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字据合法有效。虽然刘赞辩称林景芝并未实际交付3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生效，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字据已载明借信用卡30万元，根据信用卡消费的常识可知，信用卡只有在消费以后，才会形成具体金额，由此可见，签订字据时欠款已形成，故刘赞的此项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林景芝作为享有大额债权的债权人，在未实现全部债权前，不可能不向债务人刘赞主张债权，故刘赞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虽然林景芝否认字据中的包店与其曾经经营的包店不是同一个，且字据中的包店系其从刘赞处购得，但未能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故林景芝关于包店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可见，刘赞已按照字据的约定履行了以包店偿还涉案部分欠款的义务，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刘赞未向林景芝交付涉案车辆，即刘赞尚有部分义务未履行，故刘赞的行为构成违约，应从30万元欠款中扣除包店的价值，刘赞在剩余的欠款范围内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当事人对字据中包店的价值各执一词，且该包店现已注销，无法确定其价值，故刘赞的欠款金额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根据林景芝申请法院调取的自2014年6月4日至2019年5月林景芝和刘赞名下若干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及林景芝的自述可知：林景芝主张的涉案欠款354,300元中，部分欠款形成于签订字据后，可见，此部分欠款与林景芝依据字据主张的欠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且林景芝无法辨认该部分欠款总金额、欠款时间及对应的银行卡，因此，林景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刘赞应偿还欠款354,300元，林景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其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林景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林景芝新提供了其分别与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信用卡客服电话录音，以此证明本案的欠款数额应该以最后林景芝偿还的数额为准，涉案字据上体现的数额不能作为认定依据。刘赞质证认为对以上录音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录音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信用卡是刘赞持有。本院评判认为，以上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林景芝所提事实主张的成立，故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刘赞于2014年6月4日向林景芝出具的字据（载明“天津街包店与汉兰达×××全部归林景芝所有，来还刘赞欠林景芝钱款叁拾万元整”）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之间依此成立以物抵债的法律关系，理应依照约定行使相应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其次，涉案字据系在双方离婚前一个月所出具，结合一个月后双方协议离婚，在所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债务处理部分均写明“无”的事实，足见涉案字据既有以物抵债性质，又有对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债务进行协商予以安排的性质。依该字据可知，双方约定天津街包店归林景芝所有以抵偿刘赞所负债务，因林景芝经营的包店地址与刘赞此前注册成立的包店注册地址一致，而林景芝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出具涉案字据时存在其他包店的事实，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字据中包店归林景芝所有抵偿部分债务的约定已经履行并无不妥。再次，现林景芝请求刘赞给付欠款354,300元与涉案字据所记载抵债的数额不符，经审理查明，因所主张的部分欠款数额发生在出具该字据之后，故一审法院认为之后欠款与该字据所反映出的债权债务关系系不同法律关系的观点正确。最后，在双方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且已部分履行的情形下，林景芝起诉直接要求刘赞偿还全部欠款缺乏根据，一审法院对其所提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另，在本院审理期间，林景芝请求本院通知刘赞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及申请本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主张因缺乏根据，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林景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15元，由林景芝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露审判员  赵翠霞审判员  刘 卓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