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行终10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珍，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朱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早云，北京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丹丹，北京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同济公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产业园22号。法定代表人：李亦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韩，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同济堂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66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武汉同济公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同济公司）。2.注册号：10594411。3.申请日期：2012年3月9日。4.专用期限至2024年2月27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5类，类似群0501）人用药；消毒剂；医用或兽医用微生物培养物。二、引证商标（一）引证商标一1.注册人：同济堂公司。2.注册号：1093180。3.申请日期：1996年3月7日。4.专用期限至2027年9月6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5类，类似群0501）中药药材；中药成药；各种丸；散；膏；丹片；艾卷。（二）引证商标二1.注册人：同济堂公司。2.注册号：4143627。3.申请日期：2004年6月29日。4.经续展，专用期限至2029年4月6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5类，类似群0501-0502；0506）中药材；人用药；针剂；片剂；膏剂；水剂；中药成药；贴剂；医用敷料；医用营养品。三、其他事实同济堂公司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提交了“同济堂”所获荣誉证书、媒体报道、销售合同及发票等主要证据。2018年4月16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8]第68406号《关于第10594411号“同济”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简称被诉裁定），认定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诉争商标与同济堂公司的商号未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高度近似程度，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构成损害同济堂公司在先商号权，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武汉同济公司不服被诉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诉讼中，武汉同济公司提交了所获荣誉证书、企业发展历程及宣传报道等大量宣传使用证据，以上证据中关于武汉同济公司发展历程记载：百度百科输入关键字“同济大学”，在其历史沿革介绍中显示，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在其院系调整介绍中显示，1950年，为了支援中南地区六省医疗卫生事业，同济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同济医院从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后改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院。百度百科输入关键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在其历史沿革介绍中显示，其前身为上海德文医学堂，后成为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0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件中南同济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2000年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1988年4月2日，同济医科大学报请湖北省医药管理局第[88]同济医大12号文件，关于恢复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的报告，成立同济医科大学校办工厂，即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1988年4月20日，湖北省医药总公司文件鄂药计字[1988]第102号，关于省医药总公司恢复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的批复，文件中显示同意同济医科大学重建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2000年12月22日，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鄂药管直[2000]667号关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整体改制并更名的批复中显示，同意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制药厂实行整体改制（股份制改造），并更名为武汉同济公司，原生产范围不变。在企业发展历程中，武汉同济公司于2002年5月17日申请注册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此商标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被评为武汉市著名商标。同济堂公司提交了该公司企业发展历程，其中记载：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中华老字号信息管理页面中对同济堂公司企业简介记载，同济堂公司是一家集种植、生产、科研、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济堂创始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贵州中药行业闻名遐迩的老字号，100多年来，同济堂是贵州省第一家获得国家授予“中华老字号”殊荣的医药企业。1993年12月29日，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成立贵阳药业总公司贵阳市同济堂公司（简称贵阳市同济堂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刘克汉，经济性质为国有，注册号为5201001207086。2000年7月27日，贵阳市同济堂公司与贵州仙灵药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贵州仙灵药业有限公司参与贵阳市同济堂公司改制，组建成贵阳同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月18日，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文筑体改字（2001）03号，关于贵阳市同济堂公司在改制基础上与贵州仙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资产重组及有关问题的批复，并于2001年9月28日依据上述批复文件进行贵阳市同济堂公司经营性资产整体移交，登报通告原公司注销，原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由新公司负责。2005年4月29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公司变更（名称、股东）核准登记通知书，贵州同济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贵州同济堂公司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同济堂”为中华老字号，并颁发证书，证书编号为224008。2015年1月16日，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筑）登记外变字[2015]1535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原名称为贵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变更为同济堂公司。原审庭审中，武汉同济公司明确表示对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无异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邮寄的案件相关材料已经由当事人签收或者视为送达给当事人，无法认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程序中已经向武汉同济公司送达了案件相关材料，认定其违反了法定程序。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所承载的商业信誉可以延续至诉争商标，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同时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不易使相关公众对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产生混淆误认。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被诉决定中关于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而予以无效的认定事实错误，且存在程序违法，武汉同济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诉裁定；二、责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济堂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撤原审判决，维持被诉裁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发文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程序中向武汉同济公司寄送了答辩通知书，而武汉同济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进行答辩。诉争商标完整包含于引证商标一、二的显著认读中文文字“同济堂”构成近似标识。商标核定使用的人用药品与引证商标一、二核定使用的中药成药、人用药等商品属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共存于市场，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武汉同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经使用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武汉同济公司的第3178271号“同济”商标的商标权利不能当然及于诉争商标。同济堂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武汉同济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被诉裁定适用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作出的宣告无效的结论，其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认为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系对第3178271号“同济”商标所承载的商业信誉的延续注册，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武汉同济公司服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裁定、诉争商标档案、引证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本院认为，根据2013年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当事人送达各种文件的日期，邮寄的，以当事人收到的邮戳日为准；邮戳日不清晰或者没有邮戳的，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15日视为送达当事人，但是当事人能够证明实际收到日的除外。商标近似是指两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另一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定标准。注册商标享有各自独立的商标专用权，同一注册人先后注册的商标之间并不当然具有延伸关系。但商标注册人的在先注册商标经过使用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使相关公众将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在后申请注册的相同或近似商标与其在先商标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使用两商标的商品均来源于该商标注册人或与其存在特定联系的，在先注册商标的商业信誉可以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上延续。原审庭审中，武汉同济公司对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亦予以认定。本案中，诉争商标由简体汉字“同济”构成；引证商标一由繁体汉字“同濟堂”构成；引证商标二由繁体汉字“同濟堂”及图组合而成，引证商标完整包含诉争商标，从商标整体构成要素、字形、读音等方面具有近似性。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武汉同济公司于2002年5月17日申请注册在第5类商品上的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分别于2010年2013年被评为武汉市著名商标，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经过使用已获得一定知名度。武汉同济公司在部分药品包装盒上诉争商标“同济”与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共同使用，诉争商标与第3178271号“同済”商标的区别仅在于诉争商标“同济”的“济”字为简体中文文字，3178271号“同済”商标的“済”字为繁体中文文字。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武汉同济公司对“同济”或“同済”系列商标具有一贯的使用意图，也进行了使用，原审法院关于武汉同济公司并不存在攀附引证商标的恶意的认定有事实依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同济堂公司对于“同済堂”系列商标也具有一贯的使用意图，根据同济堂公司与武汉同济公司提交的对各自商标的使用情况的证据，可以证明已经就各自的商标进行使用，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均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相关公众可以对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予以区别，因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同时使用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不易使相关公众对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产生混淆误认，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一、二不宜认定为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发文清单和内部流程清单可以证明同济堂公司于2017年6月28日提出诉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以挂号信方式于2017年10月18日向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产业园22号发送了答辩通知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系统流程显示，至2017年12月27日，期限内未回文，发文号为WXXG20170000009618DBTZ01，但因挂号信号码已经失效，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流程已显示答辩通知书等文件已经向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产业园22号发出，但现有证据中并无武汉同济公司或者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产业园22号签收或视为签收答辩通知书等文件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关于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邮寄的案件相关材料已经由当事人签收或者视为送达给当事人，无法认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程序中已经向武汉同济公司送达了案件相关材料，国家知识产权局违反了法定程序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济堂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担五十元（已交纳），由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负担五十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辉审 判 员  孙柱永审 判 员  曹丽萍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杨柳青书 记 员  郑皓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