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4民终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男，1965年7月26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恩杰，辽宁顺清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娜，辽宁顺清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59年12月1日出生，满族，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现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金，辽宁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9）辽0411民初3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恩杰、被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韩某提交给一审的欠据系韩某与鲁光（生前为王某之丈夫）之间形成借贷关系的凭证，双方就是借贷关系。一审王某提出有非法请托一事，但并没有完整的证据支持，且其主张的请托一事与本案无关。按王某所提交证据分析，若韩某确为欠款，则应当在欠据上注明才更加符合常理；且王某提交的证据数额也并不对应，基于这样并不客观完整的证据用以抗辩韩某请求有失公允。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韩某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应当适用长效诉讼时效，在韩某与王某就钱款形成性质不一致，且一审法院无法确认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短期时效并不妥当。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韩某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1、韩某在一审法院提交的欠据不能够证明韩某与鲁光之间是借贷关系，其名头为欠据，并不是借据，且没有记载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基本要素信息。韩某没有向法庭提交借款的支付方式，没有提供支付27000元的书面证据。2、韩某与鲁光之间是非法请托关系，我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证实是韩某想为其子韩良枫办理沈阳地铁工作事宜，遂通过中间人请托鲁光，鲁光又请托他人为其办理。韩某为将儿子送到沈阳地铁经鲁光手共支出20.7万元，后因韩的孩子退伍后不想去沈阳地铁工作，鲁光陆续从沈阳朋友要回了18万元返还给韩某，剩余的2.7万元没有要回来遂给韩某打了2.7万元的欠据。后鲁光继续向沈阳方要钱催款不利，韩某表示是自己的孩子不想去上班，剩余的钱就不要了。3、鲁光生前给韩某出具欠据的时间是2013年4月30日，鲁光去世是2014年8月14日，韩某在一审诉状中也自述其2018年初听说鲁光去世才想起该笔借款找到他家要钱，所以即使是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权利人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借款人民币27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光（2014年8月13日去世）与被告王某原系夫妻关系，2013年4月30日鲁光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据》，写明：欠韩某人民币27000元整。原告认为该笔欠款是鲁光向原告的“借款”，庭审中原告自认出借方式为现金，“借款”时仅有原告家人及鲁光在场，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并自认在2018年7月份向鲁光的儿子主张过债权。被告认为该《欠据》系原告非法请托鲁光为原告儿子办工作所产生的费用，不是借款法律关系。庭审中，被告举证二份《收条》，第一份为2012年10月13日，《收条》主要内容为：收到韩某人民币50000元，用于办理其子韩良枫入职沈阳地铁工作事宜，如未能办理妥当，则全额退款。收款人“刘全生”，经手人鲁光，经手人王淑君。第二份为2013年4月12日，《收条》主要内容为：收到鲁光人民币90000元。收款人韩某。另查明，鲁光2014年8月13日去世后，2015年12月8日清原满族自治县公证处出具（2015）清证民字第1512号《公证书》，被告王某作为鲁光配偶一人继承了鲁光名下位于房屋，其他继承人均自愿放弃该房产的继承。同日，被告王某将继承的上述房屋出售给案外人赵龙。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欠据》、《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被告提供的二份《收条》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的审查，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鲁光出具的《欠据》的法律性质存有争议，原告认为是基于借款的法律关系出具《欠据》，被告认为是基于非法请托关系出具的《欠据》。庭审中，原告未否认鲁光为原告之子办理请托事项的事实，仅认为请托事项与《欠据》性质无关，但从鲁光出具的“欠据”性质分析，“欠据”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结算，能表示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一定是借贷关系，说明在出具“欠据”之前或者之时，债权人和债务人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另，原告作为“欠据”的持有人应说明“欠据”形成的事实，现被告否认“借款”的事实，原告应进一步举证证实原告所陈述的“欠据”形成的事实，现原告仅凭“欠据”这一单一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关系”依据不足，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故对原告认为原告与鲁光之间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上述分析，在无法确认“原告与鲁光之间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的情况下，本案诉讼时效应从鲁光出具《欠据》之日即2013年4月30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应为二年，庭审中，原告自认于2018年7月份向鲁光之子主张过债权，因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证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原告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韩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韩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韩某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李某与韩某是邻居，与鲁光是同学关系，2013年4月末的下午，李某和韩某在韩某经营的饭店聊天，后鲁光到饭店向韩某借2.7万元钱，于是韩某给鲁光拿了2.7万元钱，由韩某直接交给鲁光，当时在场的人有韩某及其爱人、李某和其他吃饭的顾客。王某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李某与韩某对于借款时间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韩某说借款是上午10点左右，而李某说很可能是下午。2、李某与鲁光是初中同学关系，平时有电话或见面等方式的来往，正常分析鲁光去世的消息证人应当知晓，而证人在庭审中却陈述其先在韩某处得知鲁光去世的消息后又在老师处得知的消息，韩某、李某以及鲁光同在清原镇内居住，又互有来往，对于鲁光去世的消息不论是韩某还是李某从常理上来判断二人均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知悉，所以我方怀疑证人在今天法庭上证明内容的真实性。3、李某描述当天鲁光进屋就向韩某借钱与韩某所说的是借钱的头一天鲁光给他打电话要求借2.7万元相矛盾。关于李某讲韩某在饭店吧台后方取出2.7万元现金的事实，作为一个年利润10多万元，每天销售额2000元的小餐饮店，吧台或者韩某的爱人随身揣着2、3万的现金都不符合基本常理。王某提交证据：鲁光经手的办工作钱的一个流水，记录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该证据是家属在整理鲁光的遗物发现的。证明：该流水上记载的总收款额是20.7万元，分3次分别退9万元、5万元、4万元剩余2.7万元，可以证明本案的性质是非法请托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韩某针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在账目的第二行记载着2013年4月12日还韩某9万元，与韩某陈述的办工作给付9万元相吻合，而其他的帐目没有载明向谁还款，这是一份鲁光生前对外偿还债务的明细，其中仅有9万元是偿还韩某的，且庭审中王某也承认鲁光与韩某办工作的事情的并不知道详情，而是通过这份帐单自己杜撰了一个用20.7万元办工作的故事，与事实不符。该份证据是由谁书写也无法确定，不应被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韩某主张案涉2.7万元系其出借给鲁光的借款，王某辩称案涉2.7万元系鲁光为韩某之子办工作未成后鲁光向韩某出具的欠据。韩某主张其与鲁光之间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其提供的欠据系债权凭证，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韩某还应当举证证明其与鲁光之间就案涉2.7万元达成了借贷的合意。韩某二审中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证实鲁光向韩某借款时其在现场，而韩某一审庭审时陈述鲁光向其借款时只有鲁光和其家人在现场，证人李某的陈述与韩某一审时的上述陈述并不相符。韩某陈述2013年4月29日鲁光打电话向其借钱，2013年4月30日上午到其经营饭店拿的现金，而证人李某陈述是2013年4月末的下午鲁光到韩某饭店向韩某借钱，证人李某与韩某关于借款时间的陈述亦不一致。韩某陈述其经营饭店，其妻子平时随身携带2-3万元现金，其从饭店中取出2.7万元现金交给鲁光，但其二审中陈述其经营的“正宗重庆麻辣烫”小餐饮店每天营业额仅为2000元左右，作为一个日营业额仅有2000余元的饭店，其经营者平时随身携带2-3万元的现金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王某主张韩某提交的欠据系因鲁光为韩某之子办理工作一事而出具，韩某认可委托鲁光为其子办理工作一事，但主张其只向鲁光交付了9万元且鲁光已将该笔款项返还。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现韩某对其关于案涉2.7万元款项系其出借给鲁光的借款的主张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某主张的韩某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在韩某未能举证证明案涉2.7万元系其出借给鲁光的借款的情况下，案涉欠据应认定为鲁光为韩某之子办理工作未成就返还相关款项而出具的欠据。鲁光在为韩某之子办理工作未成的情况下，于2013年4月12日返还给韩某9万元，其2013年4月30日向韩某出具一份欠据，写明欠韩某人民币27000元整。上述欠据中虽未载明履行的具体期限，但结合鲁光于2013年4月12日返还给韩某9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依据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上述款项的履行时间应为即时履行，该笔款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鲁光出具欠据的次日开始计算，故一审法院认定韩某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韩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5元，由上诉人韩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向军审判员  田 丰审判员  秦 梦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杨茜怡书记员祝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