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3535号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小曹娥镇海涂工业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47379768H。 法定代表人：李银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颂韶，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州市吴兴区中横港路33号2号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MA29JM7E11。 法定代表人：熊秋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刚、林媛，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根据原告申请对被告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2019年5月17日，被告对本案提起反诉，本院决定予以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对本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于2019年5月17日、11月12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颂韶，被告（反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设备投资款1995398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期得利益损失150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中旬，被告因对外洽商业务需要，找到原告，称其有每年超过400万美元的订单寻找合作伙伴，邀请原告竞标。原告基于被告订单数量较大，可期利润丰厚，组织专人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研发，并按照被告的要求提供冷打、抛光、铆接和内部结构等全套工艺资料。2018年3月19日，经过被告评审并与原告沟通协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双方签订了《项目开发协议》1份，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卫浴项目”产品的唯一供应商，由原告负责投入场地及机器设备，向被告提供产品及服务，为期三年。协议签订后，原告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投入人力、财力研究开发约定洁具产品的生产工艺，专门辟出1560平方米的厂房作为生产车间，购置设备、组装生产线。期间，被告以向外商洽谈业务为由，要求原告提供所有产品的生产工艺、内部结构及设备资料，原告毫无保留地予以配合。2018年7月19日被告向原告下了第一个订单，一开始，双方配合很融洽。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被告开始吹毛求疵，故意找茬，本以为合作刚开始，磨合期矛盾在所难免，后来发现正常的订单也少了，尤其是相对利润高的订单不见了，更有甚者，被告的订单出现了小部件几百个数量的订单，而正常订单起码几万个。后来，被告的外商因产品质量问题到原告处现场考察，发现问题产品根本不是原告生产的；原告在送货时也发现被告现场有许多产品不是原告生产的，这才发现被告将大量订单放给其它公司生产。原告随即向被告提出了严正的谴责，几经周折，被告担心原告不再生产已下的订单，于2019年3月15日下午，派人到原告处道歉并保证不再放单给其它公司做。然而，到了2019年4月初，原告发现被告仍然向其它公司订购合作产品。被告的背信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协议约定，导致双方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更为可恶的是，被告将原告的技术资料及设备资料提供给第三方，第三方按葫芦画瓢，购置设备、建立生产线，为被告生产提供外销产品。综上，原告只能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并不存在违约情形，原告无权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被告与翠丰集团2014年就开始合作，合作包括厨房收纳，衣橱收纳，以及部分卫浴产品。翠丰集团要求供应商必须通过每年一度的质量体系及社会责任考核，翠丰集团的所有订单都会从供应商库中选取，至于供应商如何选择下游配套厂商，由供应商自行决定，翠丰集团只是提出建议不会干涉决定。2017年7月，翠丰集团向被告提出了卫浴系列产品的邀请。被告在经过一轮手工样选择后，与三家公司签订了模具协议、打样协议[上海威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浴巾架、伸缩杆）、湖州市吴兴顺晨机械厂（以下简称顺晨厂）（挂钩）、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卫浴挂件、卫浴挂钩）]，将被告自己设计的产品图纸交由三家公司打样，选择最后的合作配套商。最后因为原告拥有自己的电镀线，被告确定了原告作为供应商，双方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按照协议约定，被告一次性支付30万元作为项目预付款支持原告前期投入资金。然而原告一直未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将设备到位。双方约定的第一批小规模试产（2018年5月15日）也迟迟不能完成，直到2018年6月才完成小规模试产。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向原告下了第一笔订单，总金额826230.50元，一共404446件，约定8月5日交货，但原告准时交货率17.45%，退货率14.02%，导致被告被客户违约金扣款4167.87美元。被告于2018年7月19日下了第二批订单，总金额1266311.90元，要求9月5日开始送货，最迟9月20日送完，而原告于9月22日才开始送货，最终送到10月31日还没送齐，准时交货率0%，导致被告被客户违约金扣款17925.76美元。除了交货时间严重违约之外，在合作期间原告的交货质量、订单响应速度、实际发货数量不足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截止第三批订单9月29日必须下单时，原告第二批订单都还没完成，明显不具备第三批订单履约能力，该批订单马上面临10月6日必须交货，因此被告被迫向顺晨厂下了第一个订单，金额22.55万元。虽然原告合作期间一直态度强硬，经常表示无法达到约定标准，但被告迫于客户订单压力，也无可选择。直到2018年11月23日，被告将客户订单交给原告，原告直接拒绝，导致被告完全无法向客户交货。被告只能在2018年11月26日将订单紧急发给顺晨厂，避免产生更大的损失。被告认为，独家代理相对应的义务当然是原告不能拒绝被告的订单，这是当时签约时双方的共识，而原告拒绝订单的结果就是被告必然向客户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选择顺晨厂紧急替代生产，是在原告不能按期交付甚至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紧急向第三方下订单以完成向翠丰集团交货的合同义务。被告的行为属于因债权人过错而采取的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符合合同法减损规则，是在原告根本性违约后的补救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与原告的全部订单，合计11683083.68元，被告与顺晨厂订单合计2188003.69元，与原告的订单占比84.23%，与顺晨厂的订单占比15.77%。仅从金额来看，也是非常小的比例，明显具有紧急补救性质。同样产品被告交给原告和顺晨厂的价格完全相同，并不存在违约降低价格的恶意。即使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违约，也并没有实质性的违背双方合同约定，并未达到因此导致合同解除的严重程度。 2、被告不同意赔偿设备投资款1995398元的诉请。原告主张该设备投资款的依据是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1款，即被告未按照协议之约定（第五条、第九条第1款）执行，原告可拒绝执行本协议，并由被告赔偿原告全部设备投入资金。在合作协议签订当日，双方同时签订了《SS项目设备清单》，其中明确约定了双方认可的设备范围。原告主张的1995398元款项包含39项采购内容，其中只有20项内容与双方书面签订的SS项目设备清单符合，价值664838元。被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针对原告过错的减损行为，并不是违约行为，不适用该条款。即使法院认为应当适用，也只能适用符合双方认定清单的部分664838元。 3、被告不同意赔偿原告期得利益损失1500万元，原告诉请的期得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即使原告认为期得利益损失实际上为可得利益损失，也不应被支持。第一、原告清楚知晓被告的交期最后限期，能够预见原告产品的迟延，必然导致被告对客户违约。原告自己先行严重违约，无权针对被告的减损措施提出解除合同，再主张可得利益损失。需要提请法院注意的是，原告隐匿了双方签订的明确约定平均利润率8.38%的合作协议附件一，而向法院提交了伪造的毛利润率高达61.4%的成本分析表格，原告通过诉讼欺诈法院，获得高额不当利益的恶意已经非常明显，该不当诉请理应驳回。第二、被告认为，双方在《项目开发协议》第十一条第1款约定违约时由被告赔偿原告全部设备投入资金。已经明确约定了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即以原告全部设备投入资金为限额，这个金额就是原、被告在订立合同时能预见到的该违约情形下所需要承担的全部损失，本案中原告已经在诉请2中予以超额主张。针对这种已约定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情形，不得适用可得利益损失相关规定。第三、关于损失的分配承担，即使法院认为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被告的行为系在原告不能按期交付甚至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紧急减损向第三方下订单以完成向翠丰集团交货的合同义务。鉴于双方均违反合同约定，应当基于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十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违约在先，并且直接导致被告对客户承担236613.24元罚金，违约情形明显严重于被告，理应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即使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认为在合同约定之外，还应当赔偿可得利益损失，那么也应以原告现有损失利润为准。原、被告达成的是合作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承诺固定订单金额或者交易金额，被告只提供过单年度采购预估，从未对于第二年、第三年做出过任何预估或者承诺，也不确定客户是否会继续与被告合作，如果被告未能通过客户验厂的，随时会被客户停止全部订单。原、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价格有效期暂定为一年，也充分体现了订单的不可确定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本案原告主张的属于生产利润损失。即使法院认为被告违约，被告给原告带来的损失，也仅限于交由顺晨厂生产的2188003.69元订单金额×8.38%平均利润=183354元。第五、利润损失的计算时间应截止至解除合同当日。《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解除而消灭，不再有基于合同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在一方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会遭到因相信对方当事人诚信履约，却因对方未诚信履约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但信赖利益损失与《合同法》规定的可得利益损失是不同的，可得利益损失系在一方违约，而合同并未解除情况下守约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属于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范围，除非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约定。 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原、被告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解除；2、请求法院判决原告归还被告前期投入资金353500元（包括项目预付款300000元以及模具款53500元）；3、请求法院判令原告自协议解除之日起停止使用被告图纸，归还被告模具，停止生产协议所涉及的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被告开始与翠丰集团合作，成为翠丰集团指定供应商，合作内容包括厨房收纳，衣橱收纳，以及部分卫浴产品。2017年9月至12月，翠丰集团向指定供应商发出供货邀请，被告协同多家合作供应商，根据被告自有设计进行产品打样，最终被告于2017年12月18日通过翠丰集团验厂及相关考评，获得翠丰集团订单，翠丰集团给出了一个年度的订单预估，但从未承诺固定订单金额。经过打样，被告选择由原告供应卫浴系列中挂钩和毛巾杆两个系列共22种产品，双方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同时签订了附件一《卫浴项目价格单》，附件二《时间表》，以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SS项目设备清单》。确定了相应产品的价格、利润、以及需要采购的设备明细。签约后，被告将客户预估的关于挂钩和毛巾杆系列的采购计划及交期发给了原告。自2018年7月11日起，被告按约履行向原告发出了多起订单，但从第一批订单开始，原告根本性地违反合同约定，无法按照相应质量及时间供货，第一批订单准时交货率17.45%，退货率14.02%，直接导致客户违约金扣款4167.87美元。第二批订单准时交货率0%，直接导致客户违约金扣款17925.76美元。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原告的产品质量一直问题频发，相关工作人员却怠于解决，持续违约。2018年11月23日，原告通过邮件形式，直接拒绝了被告订单，自2019年3月2日起至本案反诉提起之日，原告持续拒绝被告订单，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已经完全无法履行。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提交了平均毛利率高达39.45%的证据成本分析表，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8年6月21日的报价单，平均利润率13.05%。原告向法院提交了高达1995398元的设备投资款诉请证据，并且提出了毫无依据的1500万元期得利益损失诉请，原告的行为直接证明了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而试图通过提高损失金额诉讼获取高额赔偿。综上，依据法律规定及《项目合作协议》第十一条第3款的约定，原告的种种行为已经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请求法院支持被告的反诉诉讼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针对反诉辩称：被告的第一项反诉请求与原告一致，原告方同意解除；第二项请求中的预付设备款30万元与原告的主张是重合的，可以在原告诉讼请求中扣除；归还模具与归还模具款是矛盾的，原告只同意归还模具；至于停止使用图纸，停止生产协议所涉及的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没有问题，但图纸是原告方设计的。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交：1、2017年10月27日及11月30日会谈纪要2份，拟证明2017年10月27日开始，原、被告就合作产品的质量、工艺进行实质性交流和改进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认为，该会议纪要形成于打样期间，相应的图纸是由被告提供的。2、微信截屏1份、87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在原告的技术支持下，获得442万美元外方订单，并要求原告核价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颠倒了前后顺序，被告在2017年12月17日才获得订单，被告曾向多家供应商进行询价打样，该证据对应的只是一个预估，不代表任何承诺，被告交由原告做的只有挂钩系列和毛巾杆系列。3、订单数量表1份、63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2017年12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来邮件，告知全年订单为人民币2700余万元左右；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来源是翠丰集团与被告作出的第一年度的订单预估，并且按照原、被告开始的约定是原告负责全部的生产，包括了税费与运费，把产品送到被告处的一个价格，但实际履行中原告与被告协商将所有零件的装配及包装全部由被告来完成，所以原告与被告实际的交易价格低于双方当时签订协议时确认的价格，新的价格单是原告负责人杨国红在2018年6月21日向被告发送的，此后，被告向原告下的所有订单都是按照新的报价单予以履行，故原告主张的金额应当予以调减，实际交由原告履行的订单根据该预估表格计算是1500万元左右，减少四个生产环节，包括彩卡盒4+1、外箱费用、装配费用、其他杂费，应该是1300万元左右；另因为原告未按合同约定购置相应的设备，并且生产工艺存在问题，没有办法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时间完成小规模试产，最后客户实际下的订单不包括2018年6月1日及7月1日这两批预估订单，这两个订单被客户取消，而且首年度订单预估不能代表此后年度的预估。4、报价单2份，拟证明实际履行的价格及成本的构成双方是认可的。经质证，被告认为认可的是最终交易价格。5、2018年1月23日会谈备忘录1份，拟证明2018年1月23日，双方经过协商确定生产安排、产品价格及付款条件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整个后期的组装及包装环节都是被告自行负责，相应的价格是从双方当初确定的产品总价中予以调减。6、2018年1月15日邮件1份，拟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提供模具及一部分样品的原材料，并以被告技术人员身份参加外商见面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7、项目开发协议1份，拟证明2018年3月19日，原、被告签订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卫浴项目产品的唯一供货商，为期三年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应提交同一天签订的设备清单。8、微信截屏1份（被告公司王笑与原告公司杨国红之间的微信往来），拟证明2018年12月18日开始，被告订单出现经常变动，数量不合理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是被告客户的订单变动造成了波动，客户是否向被告下订单是正常的市场行为。9、2019年3月8日微信截屏1份，拟证明直至2019年3月8日，面对原告的质疑，被告仍然谎称只有原告一家供货商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与王笑的微信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内容表示无法确认，同时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多家供货商，因为在打样阶段有多家供货商，退货时发错了当时的打样样品也是有可能的。10、2018年6月8日邮件1份、63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内部确认每年500万美元订单由原告供货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发件人罗均华（系被告生产厂长）提到的项目500万美元是每年整个翠丰集团交给被告公司的全部订单预估，并且该预估也是针对一个年度的预估，不包含其他时间，分给原告的订单预估金额就是双方当庭确认的1900万元，扣除因为无法完成试产而超过时间取消的订单，预估金额降低为1500万元左右，扣除四项费用降低为1300万元左右。11、2018年6月11日邮件1份、63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是在其原来的供货商质量不能达标的情况下，选择原告合作并由此承揽到巨额外商订单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整个卫浴项目有多个系列，原告只负责挂钩与毛巾杆两个系列，在双方合作协议中也进行了确认，篮子系列与拉丝系列有独立的招投标流程，其他系列是否获标与挂钩系列是否成功投标并无关联，并且被告当时针对挂钩与毛巾杆投标的样品并不是原告一家生产的，参与第一轮打样、选择合作配套商有四家，并不是靠原告才能中标，另邮件中原告100万元的投入让项目落地也仅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12、2019年3月11日邮件1份、637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原告得知被告违约放单给第三方后向被告提出谴责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单方陈述。13、光盘1份、录音摘要1组，拟证明2019年3月15日，收到原告方的谴责后，被告派员到原告处道歉，承认向第三方订货，以及原告产品质量达标及交期准时，并保证不再向第三方订货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的录音摘录与实际有出入，而且被告两次向顺晨厂下订单是一次因为原告的质量、交期存在问题，另外一次是因为原告拒绝被告的订单。14、2019年3月19日邮件1份、638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承认向第三方订货、原告产品质量和交期已经合格，并保证不再违约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一直是不回避向顺晨厂下单的事实，一直本着履行合同的原则向原告作出解释，原告对于被告的解释因为交期与质量被迫向顺晨厂下单，原告也未否定。15、照片2组、微信截屏1份、退料单1组，拟证明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4月6日，被告仍然委托第三方生产合作产品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持异议，被告认为，太仓新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公司）是顺晨厂的电镀合作商，与被告无关，照片上的设备是市场上销售的通用设备，不存在抄袭问题，更不存在被告将原告的生产设备透露给新锦公司，关于产品标示卡，被告也无法确认与本案有关，因原告在2018年11月23日拒绝被告的订单，故被告在26日下单给顺晨厂，原告所举证的这些零件，就是上述订单不良品的补件，被告从2019年1月15日向顺晨厂下了最后一个补件订单后，没有再下过任何订单，2019年3、4月份，被告与顺晨厂作了结算，把不良品退给了顺晨厂。16、士商产品使用厂房面积图1份，拟证明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专门辟出1560平方米厂房购置专用设备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持异议，被告认为，原告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多年的生产型企业，场地和设备都是原告经营必备的生产要素，是原告理应自行承担的生产成本。17、SS项目设备清单1份，增值税发票、设备购销合同、业务回单、领付款凭证、转账凭证、电子回单、领款凭证等1组，637号公证书、638号公证书、878号公证书各1份拟证明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购置、改造设备共产生费用1995398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设备与双方约定相符的仅为664838元，其余设备不包括在双方约定的清单内，并且部分设备购买人是余姚市圣诺电镀有限公司，与原告完全是二个不同的主体。18、成本分析表1份，拟证明经过合作产品细项成本测算，平均毛利率为39.45%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表示不予认可，认为该表格与原告自己盖章确认的项目价格单及报价表完全不同。19、预计全年产品数量（表）1份，拟证明根据2017年12月26日被告提供的预计全年产品数量，原告根据报价单计算出的预计年产品价格总和为31394471.1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持异议，认为原告已经接受了2018年1月23日最新的KF项目数量预估，被告发送的表格只有数量，目的就是让原告报价，原告提交的其自己计算的表格不具备真实性、合理性，不应当采信。20、设备订购合同2份、银行账户交易回单1组、慈溪市鑫精浩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精浩公司）总经理欧园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1362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从原告处获得抛光设备、调试厂家信息后，由其厂长罗均华代顺晨厂订购与原告相同抛光设备以代替原告唯一合作供应商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合同没有原件，罗均华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不予认可，至于顺晨厂与鑫精浩公司的订购合同即使是真实发生的，也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鑫精浩公司作为正常对外经营的机械有限公司，任何人均有权向其购买设备，顺晨厂的购买行为与被告无关，公证书只有顺晨厂袁芬与鑫精浩公司签约的内容，也与被告无关，欧园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庭后补充，不具有真实性。21、录音记录、产品标识卡、图片1组，拟证明被告早在2018年7月就违约将卫浴系列产品大量委托第三方生产供货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录音中没有出现过被告公司的名称，与被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拍摄的毛巾环、毛巾钩的相应配件，市面上有多种多样的产品，根本无法证明是被告的相关版本；录音材料上面写的时间是2019年6月10日下午，但录音证据中根本没有提到被告在2018年7月把这些产品交给了苏州清依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依雪公司）或苏州辉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产品标识卡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作为曾经与被告合作的加工商，原告处有大量的产品标识卡。22、发票4份、银行回单4份，拟证明顺晨厂在2018年向鑫精浩公司订购设备用于生产涉案的卫浴产品，证明并非被告自己所认为的仅仅是为了弥补被告所陈述的2018年9月原告生产进度跟不上而临时请顺晨厂加工200万元的产品。经质证，被告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不是相关的交易商。23、电子邮件、微信、QQ聊天截图1组，拟证明被告主张的原告供货不及时并非原告单方原因，而是因为被告内部管理混乱、标准不一、迟延下单、不合理排期、错误下单、不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等原因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签订合同后再说交不了货是原告的问题。24、退货率曲线图、对账单、微信、QQ聊天、电子邮件截图、录音记录采购合同、照片1组，拟证明被告主张的原告产品不良率高仅仅是第一单的情况，且原因也并非原告单方的，有些不合格产品并非原告生产，是被告委托第三方生产的产品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自己也已经承认以前供货质量差。25、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截图1组，拟证明被告自己管理混乱把订单下错了，9月要出货的订单被告10月才下订单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被告与原告第二批订单是在2018年7月19日下的，合同约定不迟于9月5日开始交货，9月20日必须交完，原告直到9月22日才开始交货，10月25日完成交货，因此原告的抗辩完全不成立。26、QQ聊天截图1组，拟证明数量对不齐并非原告违约，而是验收标准不一致、被告内部管理不严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持异议。27、微信记录1组（原告公司杨国红与清依雪公司孟经理）、光盘1张，拟证明清依雪公司确系为被告生产相关产品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持异议，被告认为，清依雪公司是顺晨厂找的分包商，双方签订了相应的电镀合同，被告在与原告合作期间与清依雪公司没有关系。28、申请书1份、调查令1份、顺晨厂从2018年6月1日开始到2019年6月30日止向外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情况表1份，拟证明顺晨厂开具给被告的发票总额高达8524741.87元。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为，121张发票中59张拖车钣金类及五金拉篮与本案无关，44张卫浴项目的发票中有24张与本案有关，另外20张是原告拒绝履行合同，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后下给顺晨厂的订单，其余18张是开出的当月就作废的发票。与本案有关的24张发票金额为2187828.03元，这就是与原告合作期间下给顺晨厂订单的金额。29、2019年3月2日至2019年4月18日合同1组，拟证明被告作为证据提供的合同是造假的。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表明所有的价格、单价是一样的。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交：1、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1份、附件一卫浴项目价格单1份、附件二时间表1份、2018年6月21日价格表1份，拟证明原告负责向被告供应卫浴产品中的“毛巾杆”及“挂钩”两个系列共22种产品，附件一已经明确了原告的履约利润，平均毛利润率为8.38%，双方在2019年3月19日签约同时，已经明确约定所需的专用设备投入清单明细，针对被告授权第三方制造合作协议涉及产品的情形，双方已经约定了详细的损失金额即全部专用设备投入之索赔；在2018年6月21日原告基于不履行安装、组装、包装等相应程序调整了协议产品的相应价格，并且将最终的价格以邮件形式发给被告采购严复勇，双方合作期间所有订单都是按照报价单的价格实际履行，双方签约的利润只有8.7%，实际履行的利润是13.1%，而原告起诉要求的利润是39.5%，不符合实际。经质证，原告对项目开发协议及附件一、附件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确认在履行中，因为被告希望消减供货价格，又让原告重新出具了扣除外包装等的新的价格单，但这是被告不需要原告包装及组装而要求重新报价的。2、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SS项目设备清单及对比清单1组，拟证明原告诉请中的设备远远超出双方约定的设备明细，其中符合约定的只有20项计664838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差异主要是两者表述的名称不一致，再者是当时时间很仓促，原告先制作了一份必备设备清单发给被告，原告之所以之后又添加了许多合同附件清单未列举的其他设备，完全是基于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要求增加硬度、耐滑度，包括试验室检验指标及产品集中度，而导致必须增加相应设备，并对电镀设备进行加工改造以符合被告的生产进度要求。3、银行客户专用回单1份，拟证明被告按约付款3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无异议。4、设计图纸1份、图纸更新邮件1份，拟证明被告“卫浴项目”产品的全部设计及图纸修改均由被告完成，非原告研发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技术研发都是由被告提供的，因为根据双方的邮件往来及原告已经举证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卫浴系列产品生产的难度不在于外观的造型，而在于电镀及抛光的处理，这个电镀工艺及抛光工艺正是原告的长处，被告方只提供了产品外形，而未提供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等技术资料，从双方的邮件往来也可以证明被告根本不具备抛光、电镀工艺的技术人才，被告将外形模具的图纸提供给法院用于证明所有技术资料都由被告提供给原告，这个行为本身也证明了被告是不诚信的，窃取了原告的技术成果。5、2018年7月11日合同10份及送货单1组，2018年7月19日合同12份及送货单1组，2019年1月3日合同5份，2019年1月15日合同2份及送货单1组，拟证明从第一次合作起，前两个订单原告就严重违约直接导致被告订单逾期，导致被告承担违约金122804.61元（17875.49美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持异议，认为原告曾明确告知被告需要两个月的生产周期（包括打样、小样试产）。6、2018年8月至12月、2019年1月质量异常记录6份，拟证明原告提供的产品存在各方面的质量问题，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标准供货，已经违约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持异议，表示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7、沟通记录1份、短信记录1份（被告业务员颜复勇与原告李银根）、2018年11月23日邮件1份，拟证明原告履行合同过程中反复拖延，拒绝配合，延期、瑕疵交货，直接导致被告对客户违约，支付了高额违约交货罚金，且因为原告拒绝订单的违约行为，使被告无法完成客户订单，只能紧急委托顺晨厂完成。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这些邮件往来及微信记录正好说明原告是积极配合被告，但被告提出过分的要求，2018年7月19日被告要求驻厂管理，原告的生产工艺及生产安排都是原告的商业秘密，原告明确反对。8、2018年8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1份、2018年10月7日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送货数量不符，存在发货短缺的行为。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数量对不齐并非原告违约，而是验收标准不一致、被告内部管理不严造成的。9、翠丰集团罚款通知邮件及罚款明细1组，拟证明仅因为原告第一、二单的违约行为，就直接导致被告支付翠丰集团逾期违约金122804.61元（17875.49美元），截至2019年3月13日，原告迟延交货导致被告承担迟延交货罚金共计236613.24元（34441.52美元）。经质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且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同时，原告认为，被告向原告订做零部件再进行组装再发运给翠丰集团，在向原告购货的同时还向第三、四、五方购货，导致被告的产品不能及时向海外的买方交付的原因不能归究于原告，原告提交的录音也反映到2018年年底，原告的交货是完全符合被告的要求的。10、2017年12月27日QQ聊天记录1份、2017年12月25日至27日QQ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原告提供聊天记录中全年产品数量没有单价和金额，是原告举证时自己加上去的，两张表格是不同的，全年产品数量是预计数量，也是发给原告再次核价、报价的。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是原告方加了报价算出的产品总价，2017年12月27日被告公司严复勇发来的产品数量及报价折算全年可达到2700余万元，严复勇发了全年数量，说明被告作为购货方一直以巨额的订购数量来要求加紧工艺研究添加设备，导致原告误信被告会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在三年内原告是被告的唯一供货商，以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11、2018年1月23日邮件1份，拟证明首年度订单预估金额1900万元人民币（包含包装物，包装物后期由被告自行采购），客户从未向被告承诺采购额度，只是提供过第一年度采购预估，原告是清楚知晓被告的交货期限，能够预见产品的迟延，必然导致被告对客户违约。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被告明确告知原告全年订单量超过2800万元，被告提供数量实际只有6个月，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一直让原告相信每年有2800万元的订单。12、原、被告订单明细及相关合同1组、被告与顺晨厂订单明细及相关合同1组、原告与顺晨厂部分订单比较版1组，拟证明被告在2018年9月29日需要下单时原告的第二批订单按时率为0%，并且在9月29日只送货25%，根本不能接新的订单，被告被迫按照与原告同样的价格于2018年9月29日将紧急订单交给顺晨厂生产，后在2018年11月23日原告拒绝被告订单，交期紧迫，被告在年前必须交货，导致被告被迫于2018年11月26日将订单下给顺晨厂生产，合作期间被告下给原告的订单为1168万余元，下给顺晨厂订单合计218万余元，下给原告53笔，下给顺晨厂3笔，第三笔订单是前两笔订单不良品补件。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造假，被告公司王笑任命时间是2019年1月4日，对比王效签署名字的合同是2018年11月26日，被告提供所有订单一直到2018年12月，2018年12月3日签订的订单补充说明仍旧是严复勇，也说明跟顺晨厂的订单并不是按照正常的业务主管严复勇签署合同，而是由王笑来签订合同，王笑替代了严复勇的职位，同样顺晨厂与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编号ITINDBI096）签订日期是11月14日，这上面的签名是严复勇，给顺晨厂其实有两个单子，编号都是ITINDBI096，第一个订单是严复勇签署的，第二个签订日期是2018年11月26日，业务代表变成了王笑，这两份订单编号一致但日期不一样，且签署代表也不一样，11月14日的采购合同中第六条结算日期从75天用手改成45天，其余的11月26日合同中付款的期限是75天，说明两份合同中有一份是假的，这两份合同都是被告提供的，被告的厂长罗均华签字有两个笔迹，后期的签字与我方提供补强证据中的签字是一样的，证明被告从头到尾一直在欺骗原告。13、顺晨厂与新锦公司委托电镀合同1份，拟证明原告提供的顺晨厂退货单和新锦公司抛光车间拍摄的照片是原来应急订单不良品退回后补货的。经质证，原告认为，既然顺晨厂与被告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被告厂长要替顺晨厂向鑫精浩公司订相同的设备，然后再提供给新锦公司，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违背与原告的合同约定，不仅私下发放给第三、第四、第五方，还为其他供应商采购专用设备。14、被告与上海威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模具协议1份，被告与顺晨厂打样协议1份，被告与原告模具协议及付款凭证各1份，被告2017年、2018年的验厂报告1组，2018年1月18日整改邮件1份，拟证明顺晨厂自有生产资质及设备，并不存在原告所述将其设备交由其他厂家的情况，2017年12月29日被告已经与顺晨厂签订打样协议，2018年1月2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模具协议，顺晨厂并不是被告故意找来代替原告的备用商，一开始就参与打样，被告作为翠丰集团的多年合作供应商才获得订单，被告选择了原告合作，因此向原告下了订单，另原告应当返还被告53500元模具款。经质征，原告对原、被告之间的模具协议及付款凭证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无法证明其想证明的主张，双方在合作当初应有磨合期，磨合期后都能达到被告要求，被告自认早在2017年12月25日被告已经与顺晨厂签订打样协议，而与原告签订是在之后，说明被告与顺晨厂有合作，但事实是顺晨厂是在原告与被告经过一年前期生产准备且生产工艺得到双方确认后建立专门生产线，并在生产交货后的2018年11月份，顺晨厂向鑫精浩购买设备，说明被告违反合同约定。15、2018年3月16日QQ聊天记录1份（被告公司颜复勇与原告公司杨国红）、1623号公证书1份，拟证明双方在项目开发协议签约时已经明确约定了全部专用设备投入清单明细，卫浴项目产品的全部设计及图纸修改均由被告完成，而非原告研发，因原告拒绝订单的违约行为，致使被告无法完成客户订单只能紧急委托顺晨厂完成，被告并未违约。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当时设备清单原告未准备好，但由于被告的业务人员要求给他，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给了一个初稿，并不能证明双方只要这些设备就够了，且在实际履行中，因被告又增加新的项目，需要添加设备的。16、2019年3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1份（被告公司王笑与原告公司杨国红）、2019年3月22日被告寄出订单快递单投递记录1组、2019年3月28日被告寄出订单快递凭证投递记录1组、2019年4月16日被告寄出订单快递凭证投递记录1组、2019年4月17日原告退回订单快递单及投递记录1组、2019年4月18日被告拟发的订单1份、1624号公证书1份、余姚法院寄给被告的快递投递记录1份，拟证明截至原告起诉前，其仍然存在交期延误及质量问题，且即使原告质量问题不断，被告从未解除合同，而是积极履行合作协议，向原告发出订单，原告拒绝接受被告订单，严重违反合作协议，被告有权按照合作协议约定解除协议，并要求原告归还前期投入资金3535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正是被告的背信行为，原告决定不与被告合作，且微信记录也表明，被告的业务员下错单，足以说明被告内部管理混乱。17、合同（订单）、送货单、废票明细1组，拟证明121张发票中只有44张是卫浴项目发票，并且其中只有24张发票与本案有关，订单时间为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4月10日（原告起诉前），含税金额为2187828.03元，另外20张发票为2019年4月26日后，被告向顺晨厂下的订单，含税金额为1582330.08元。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合同都是假的，从原告与被告的合同来看，同一时期的合同与原告签订的只有一个单价，2018年7月11日至2019年3月22日大部分合同版本是一个单价的旧版本，但被告与顺晨厂签订的合同使用了新版本，有二个单价，即含税与不含税，因此2018年被告与顺晨厂的合同是后补的。另外部分送货单送货人是清依雪公司，说明清依雪公司在原告还没有提起诉讼时已经在向被告提供货物。18、被告与顺晨厂于2017年8月24日签订的订单及发票1组，拟证明被告于2017年8月24日与顺晨签订了拖车钣金类及五金拉篮合同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合同是造假的。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顺晨厂调取了18份作废的增值税发票。经质证，原、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经审理，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7月，翠丰集团向被告提出了卫浴系列产品的供货邀请。2017年10月、11月，原、被告就卫浴毛巾环系列产品等合作事项进行协商、交流，并形成会议纪要2份，同时双方约定被告将两款产品的CAD发给原告，由原告修改设计。2017年12月27日，被告以邮件形式告知原告全年订单为27064584.88元。2018年1月2日，原、被告签订模具协议书1份，该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毛巾环系列模具6套、挂钩系列模具11套，总金额为107000元，于模具合同生效后预付53500元，余款于封样合格后支付；另约定模具所有权归被告所有，模具费用在第一订单时全部返还被告。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1月6日支付原告模具费53500元。2018年1月15日，被告又以邮件形式要求原告提供模具及一部分样品的原材料，并以被告技术人员身份参加与外商洽商。2018年1月23日，原、被告就生产安排、产品价格及付款条件再次协商并达成会议纪要1份。同日，被告公司严复勇告知原告：LRD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预计总金额为19245680.23元。2018年3月19日，双方签订《项目开发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原、被告均为独立的法人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战略合作关系仅标志着原告成为被告的合作伙伴，时间为3年（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被告确定原告为被告卫浴项目产品的唯一供应商，由原告负责投入场地及机器设备，并提供产品及服务。自协议签字生效之日起，原告向被告提供机器设备采购清单，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300000元作为项目预付款支持原告前期设备投入资金，被告订单采购总额达到30000000元时，原告返还被告预付款300000元。被告根据协议之规定确定原告为被告卫浴项目产品的唯一供应商，时间为3年。如发现被告授权第三方制造卫浴项目系列产品，原告可拒绝执行本协议，解除协议并由被告赔偿原告全部设备投入资金。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3月20日支付原告项目预付款300000元。2018年6月21日,经双方协商决定产品的安装、组装、包装等程序调整由被告自行完成，故原、被告对产品价格再一次进行了协商，并由原告出具报价单。自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下第一个订单至2019年4月12日原告提起诉讼，原告共向被告提供价值9629163.06元的产品。2018年12月18日开始，原告认为被告的订单时常变动，数量也不合常规，为此与被告交涉，至2019年3月8日，原告发现退回来的产品并非原告生产，但面对原告的质疑，被告声称是前期打样的样品，并坚持只有原告一家供应商。2019年3月11日，原告就被告放单给第三方向被告提出遣责。2019年3月15日，被告派员到原告处，承认2019年1月份有放单行为，并承认是不妥当的。2019年3月19日，被告发邮件给原告，承认在2018年10月开始找备用商，同年12月，开始试单，年后开始交货，同时认可原告的品质和交货期限基本满足被告要求。案在审理中，被告自认在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4月10日下给顺晨厂的订单合计2188003.69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违反项目开发协议约定向第三方订货，是否构成违约。原告认为，原告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研究开发约定洁具产品的生产工艺，专门辟出1560平方米的厂房作为生产车间，购置设备、组装生产线。并根据被告要求提供所有产品的生产工艺、内部结构及设备资料。但被告将原告的技术资料及设备资料提供给第三方，第三方按葫芦画瓢，购置设备、建立生产线，为被告生产提供外销产品。被告的背信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协议约定，导致双方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原告调查，被告至少有顺晨厂、新锦公司、苏州协力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清依雪公司同时为被告生产加工卫浴系列产品，被告厂长罗均华于2019年3月15日到原告公司向原告道歉时也承认放单给江苏厂家生产的事实。更为可恶的是，被告为逐利故意违约，且从双方合作开始就谎话连篇，在诉讼中又一再提供假证据，不仅违反禁反言原则，还藐视法庭，构成证明妨碍，其多次提供大量假合同以及拒不提供合同原件的行为已经以自己行为表示其拒绝举证的意思，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被告认为，被告选择顺晨厂紧急替代生产，是在原告不能按期交付甚至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紧急向第三方下订单以完成向翠丰集团交货的合同义务。被告的行为属于因债权人过错而采取的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符合合同法减损规则，是在原告根本性违约后的补救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下给原告的订单占84.23％，下给顺晨厂的订单占15.77％，是非常小的比例，即使违约也没有实质性违约。本院认为，原告是基于对被告的信任，组织专人按被告要求进行研发，在原告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经被告及其客户评估后，双方才签订《项目开发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原告是被告卫浴项目的唯一供应商。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下第一个订单，然仅过了二个多月，被告即于2019年9月29日下订单给第三方。对此被告现声称是因为原告不能按期交付甚至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所致，但本院注意到，被告主张原告拒收订单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3日，而被告自己认可第二次向第三方下订单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6日，且在2019年3月19日被告发给原告的邮件中，被告只承认在2018年10月开始找备用商，同年12月，开始试单，年后开始交货，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诚信原则。案在审理中，被告提供了多份其与顺晨厂签订的采购合同，并表示提供的合同是当时盖章形成的，但在原告申请鉴定后，被告却又承认是事后从系统拉出来盖的公章，同时表示部分合同因业务员离职所以不全。被告的这一行为，不仅有违诚信原则，而且构成证据妨碍，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被告违反《项目开发协议》的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赔偿原告设备投资款1995398元，赔偿原告期得利益损失15000000元。理由是，原告与被告之前并无业务往来，是被告想承接翠丰集团全球超市的卫浴产品供应商业务，在其原来的合作厂家不能提供合格产品的前提下，才找到原告，要求合作，正是得助于原告的帮助，被告才获得了翠丰集团的业务。而原告之所以愿意和被告合作也是基于信任被告所述该业务是翠丰集团卫浴系列产品第一个全球集采项目，每年的购货量在442万美元以上，且被告承诺原告是其该业务三年内唯一供货商，原告基于预期可得利润相当可观的前提下，才与被告签订了《项目开发协议》。在庭审中，被告自认原告证据所表示的全年产品数量只计算了8个月的产品数量，对应价格就达1930万元，折算成12个月就是2895万元（被告内部邮件称每年订单有500万美元）。即使按照每年2900万元的订单，三年就是2900万元×3=8700万元，即使按照被告自认的下给原告的订单总量11683957元减掉原告起诉不接转由顺晨厂生产的2188003元，原告实际仅生产不到950万元，尚有8700-950=7850万元产值因被告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终止。按照被告认可的实际成本价格单内容计算的20.8%利润率计算，原告期待利润损失为：7850万元×20.8%=1632.8万元。另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应证据，作为《项目开发协议》附件的设备清单并非原告投入生产设备的限制，这个设备清单仅仅是为了满足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被告支付原告30万元前期设备投资款而草拟。协议第十条明确了所有设备均由原告投资并承担费用，作为对等的条件，被告保证卫浴系列产品在三年期间内指定由原告独家生产提供。而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生产过程中，随着订单量的逐渐加大、被告要求交货日期比较紧张以及检测要求提升，逐步增加设备投入，由于都是为协议约定的卫浴系列产品专门添置及改造的设备，双方协议解除后，对原告并无任何利用价值，因此，被告赔偿设备购置及改造款项后，原告愿意将全部设备转让给被告。至于被告提出的圣诺电镀公司购置的设备不应算作原告设备投资，圣诺电镀公司是原告关联企业，属同一个实际控制人投资的两个企业。原告本身没有电镀作业资质，因为电镀作业属于重污染产业，需要专门排污指标和资格，这在双方合作之初被告是完全知晓的，而涉案电镀设备的购置及改造均在双方协议签订后完成，是为涉案卫浴系列产品专项购置、改造，涉案卫浴系列产品的电镀作业全部由圣诺电镀公司完成，因此，圣诺电镀公司的设备投资实际就是原告的投资，应该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履行《项目开发协议》的实际投入与损失远远高于设备购置及改造的199余万元，从2017年7月被告找到原告要求合作开始到2018年7月双方开始生产订单一年期间，原告方仅为研究涉案卫浴系列产品的工艺就配备了8名技术人员，仅支付的工资一项就超过100万元；各种实验材料费用、打样费用、电镀液损耗、房屋占用费用相加总不下150万元；订单生产开始后仅半成品库存就超100万元。而房屋租金及半成品占用资金的损失还一直发生并增长着。如果按照协议约定，被告仅需赔偿原告设备投资款作为违约责任的承担，不仅不能弥补原告的实际损失，也是对合同法原则及具体规定的违背，从而助长被告通过违约攫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同时，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被告认为，原、被告已经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这已经是双方对于违约情形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的充分预判，应当按照协议条款承担违约责任，即以约定的全部专用设备66万元为限。如果法院认为被告应当承担违约金，第一年订单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也并非恶意违约，请法院调低违约金。原告已经按照约定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设备投入的资金，无权再要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在当事人约定了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情形下，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计算方法来认定，本案不适用可得利益规则。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即使法院认为被告发订单给顺晨厂属于违约，那么被告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给顺晨厂的利润28.55万元，而且也不应该包括原告自己拒绝的订单利润。协议约定这种违约情形下的赔偿责任，也是不需要解除协议就可能获得的赔偿，被告不停的发订单给原告，在原告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但原告单方面解除合同，因此即使有后续利益的丧失，也不属于因为被告违约而导致的损失，不应当由被告赔偿。原告诉请未来两年的期得利益1500万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审查可得利益损失时要求必须是确定的必然发生的损失，且应当除去市场经营风险导致的亏损部分，从本案协议约定来看，被告将客户2018年度排产预估发给原告在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在后，整个合作协议的合作基础就是这一年针对排产订单的利润预期，协议第七条约定，价格有效期为一年，订单来源明确说明来自客户，被告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客户给被告的订单的预估只能是一个年度排产8个月，因为其中存在商业风险，原、被告之间约定价格一年内有效，可得利益损失也只能在一年内存在，原、被告所签订的合作期限为三年代表了有订单被告应该与原告合作，但合作期限决不代表必须下单的期限，也不代表第一年的订单保底承诺，被告不能预见客户是否合作或者以后是否有相应的数量，故原告在未来两年并不存在确定的可得利益。从本案履行情况来看，从2018年3月签约到2019年4月原告解除合同，去除了工序减少和丢失订单两个因素后，预计的应当下单量是974万元，最终下给原告的订单是1168万元，原告接受了966万元的订单，开了962万的增值税发票，拒绝了201万元的订单，无论从数量及金额被告没有违背当初的预估，被告作为一个中间商，除了第一年的排产预估外，根本不知道是否能拿到客户第二、三年的订单，也从未对原告做出第二、三年时间产量的保证或要求；原告作为生产型企业，采购原材料、人工、交给其他厂的电镀等环节都是波动的，订单量不确定，价格不确定，不存在任何确定的可得利益。从公平原则来说，原告最主要的是设备投入，在协议违约责任条款中已经给予了明确，预估给的订单也已经拿到，原告的损失就是给了顺晨厂订单的利润部分。即使应当支付可得利益损失，原告的1500万元主张也毫无依据，只能按照双方确定并实际履行的价格单载明的平均利润率13.1%来计算，而绝不可能按照订单全额来计算，还必须减去采购成本、市场风险、人工波动的损失，除去市场经营风险可能导致的亏损部分。且鉴于原告对损失的发生也有严重过错，应当基于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还应当扣除原告获利部分，就是原告获得的设备赔偿款项应当从可得利益计算中扣除，同时原告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总额及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可得利益是假设合同能够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守约方可以获得的利益，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能预见的未来的合理收益。可得利益损失是由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致使这种期待落空，并使无过错方遭受财产损失。因此，可得利益损失应是一种实际的损失，是对合同无过错一方财产利益的侵害。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可见，我国合同法确立的违约责任的目的就是完全赔偿受损害方因违约而受到的全部损失。本案中，因被告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是双方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非正常情况，不符合订立合同的目的，尤其是对原告造成了损失。因此，原告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于法有据。协议虽然约定原告全部设备投入资金由被告赔偿，但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况且合同自由并非绝对，需以合同正义予以规制，以防止违约一方以此作为压榨守约方和牟取不当利益的工具。我国合同法确立的损害填补规则亦即因违约方造成的损害均应有所填补，否则将无公平可言。涉案项目开发协议约定的合作经营时间为3年，即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案证据显示，原告接受被告最后一次订单的日期为2019年3月22日，故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从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12月31日，并加上被告自认的放单给顺晨厂的2188003.69元。根据双方确认的价格表所计算的涉案产品平均利润率，参考双方合作期间被告方对订单的几次预估及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的实际履行情况，同时考虑到协议约定价格有效期暂定为1年，及市场经营风险、原告为解除合同而节省的为履行合同需要支付的投入。本院酌情确定原告可得利益损失为600万元。至于原告主张的设备投资款，虽有协议约定，但系原告必要的交易成本，在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后，不应再得到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为：被告的反诉请求是否应当支持。被告认为，从第一批订单开始，原告根本性地违反合同约定，无法按照相应质量及时间供货，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原告的产品质量一直问题频发，相关工作人员却怠于解决，持续违约。自2019年3月2日起至本案反诉提起之日，原告持续拒绝被告订单，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已经完全无法履行。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提出了毫无依据的1500万元期得利益损失诉请，原告的行为直接证明了其拒绝继续履行合同，为此被告诉请法院判决原、被告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解除；原告归还被告前期投入资金353500元（包括项目预付款300000元以及模具款53500元）；原告自协议解除之日起停止使用被告图纸，归还被告模具，停止生产协议所涉及的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原告认为，被告的第一项反诉请求与原告一致，原告方同意解除，根据合同法规定，应由违约方承担不利后果；第二项请求中的预付设备款30万元与原告的主张是重合的，可以在原告诉讼请求中扣除；归还模具与归还模具款是矛盾的，原告之所以同意承担模具制作费用而产权归被告，是基于协议履行后期期待利润足以覆盖模具制作成本的考量，现在协议因被告的责任解除，被告无权要求归还模具费，反而应当支付原告另外一半模具费，在被告付清费用后，原告同意将模具交付被告；至于停止使用图纸，停止生产协议所涉及的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没有问题，但图纸是原告方设计的。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情况，原、被告均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且该协议已无继续履行之可能，故本院对双方要求解除之诉请予以准许。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18年1月2日原、被告签订的模具协议书约定模具所有权归被告所有，模具费用在第一订单时全部返还被告。《项目开发协议》则约定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300000元作为项目预付款支持原告前期设备投入资金，被告订单采购总额达到30000000元时，原告返还被告预付款300000元。现协议虽因被告违约而解除，但在原告主张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后，原告应当返还项目预付款300000元以及模具款53500元，并向被告交付所有模具。另原告同意停止使用图纸，停止生产协议所涉及的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本院也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协议》，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停止使用《项目开发协议》所涉图纸，并停止生产《项目开发协议》所涉全部挂钩及毛巾环产品； 二、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000000元； 三、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项目预付款300000元、模具款53500元； 上述第二、第三项折抵后，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56465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 四、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自行向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提取毛巾环系列模具6套、挂钩系列模具11套，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予以必要协助；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237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77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负担69972元，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负担58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683元，减半收取3341.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新韩洁具有限公司负担3301.50元,被告（反诉原告）士商湖州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负担40元，被告负担部分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徐鸿星 审 判 员  徐海高 人民陪审员  刘林尧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王瑶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