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81行初72号 原告史舜琦，女，195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余姚市。 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281756286010F。 法定代表人余承嗣，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建江（特别授权代理），余姚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宓文杰（特别授权代理），余姚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原告史舜琦不服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余姚市公安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史舜琦，被告余姚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高建江、宓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姚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查明史舜琦分别于2015年5月4日、6月5日以及2018年12月29日，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而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该决定书认为史舜琦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不属信访接待场所，仍屡次携带信访材料到该地区非法信访，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史舜琦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史舜琦诉称，一、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程序不合法，是打击报复。2019年5月13日上午，原告史舜琦因2018年交通事故致伤在宁波办理相关事情时接到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就原告房屋拆迁问题要求进行约谈。当天下午原告乘城际列车赶回余姚，准时到达余姚市信访局会议室内，但因故未谈妥。在会议解散时，原告走近会议室门口时，突然从外闯入不认识的（二着警服一着便服的人）三个人，反手把关门上，不让原告与原告前夫走，要求做询问笔录。原告要求其出示相关手续，自称公安局的人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手续，期间原告曾拨打110报警求助反映，被被告干警（后据了解是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河科）阻挡不让出警。外面天色已黑，但仍被拦住不放。（大约9点左右）市信访局局长孙峰出现在市信访局发话：弄好了吗？夜哉…。不一会孙峰局长出去了（期间刘河科也出去了一会），这时他们拿着所谓的询问笔录要原告签字。当原告看到上面“寻衅滋事”等字句时，联想到约谈只有两句话就走人，被告没有任何手续关门拦截，东拉西扯做询问笔录，不光明正大，原告史舜琦对被告5月13日的行为极为反感。原告坚持要被告拿出执法手续，并提出可以到原告家，也可去派出所，天色己晚肚子饿了，要求先去吃饭，期间刘河科又出去了，进来时手上拿着一张纸，告知原告传唤证有的。原告要求将传唤证拿过来，被告方干警刘河科却说要到派出所填好后给原告。后原告随被告干警到兰江派出所门外等待，大约半个小时后又把原告两人拉到梨洲派出所，此时将近晚上十点钟，原告尚未吃饭（饥饿对糖尿病有低血糖发生的危险），当汽车刚开到梨洲派出所大门口时，被告知返回兰江派出所去，然后汽车载着原告又返回至兰江派出所进入办案区。在兰江派出所办案区内，原告要求被告方干警拿出传唤手续，但被告方治安大队的刘河科竟吼叫起来：你叫板公安！公安怕侬？公安会弄不过侬！（即公安怕你？公安会搞不过你）。原告只要求被告兑现当时的承诺，给正常传唤手续而己，同时也是公安依法行政办案之规定。身为保百姓平安的公安干警竟如此的狂暴。坚强的原告七十老太再也忍不住哭了。在中央依法治国，打黑除恶的大环境下，身为余姚市局的执法公安干警却还如此狂暴没人管，他的后台是谁？俩老人从13日下午四点半被折腾到凌晨，被告余姚市公安局把原告骗进兰江派出所办案区内，做询问笔录时仍无正当理由与传唤手续给原告，被告方己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要经公安派出所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使用传唤证传唤。被告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签字后被告没有将“此联交被处罚人”的一份交给原告。余姚市公安局随心所欲，程序不合法乱象一，以被告归档联暂作“此联交被处罚人”由原告持有，于5月14日由梨洲派出所教导员张振辉换回。13日下午四点半以约谈为名实设“鸿门宴”，关门拦截至14日凌点，在凌点把一个患有心血管疾病与手骨折伤残老太太，以重犯破例押解到余姚拘留所关押。可见事实过程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程序的不合法与人性的缺失。2019年5月21日，治安大队行动中队刘晋（从笔录签字时看到）、黄伟，梨洲派出所教导员张振辉，办证中心一女民警，另有一身穿便衣的（身穿便衣不愿告知身份及姓名人带领下）五个人，来到关押原告的余姚拘留所。被告称：5月13号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现有瑕疵要撤销，边递给原告一份余公（梨）行撤字[2019]50017号决定书，理由是：“经由我局对本案监督复查，发现本案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需要纠正”。原告认为被告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事实不是瑕疵，而是余姚市公安局有权任性随心所欲违法乱象二。继而以错盖错作出没有原告违法事实实体，程序不合法的格式性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在5月22日上午，由被告方张振辉与另一民警把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所关联的，“此联交被处罚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处罚决定书从74岁（邬宏泰当时原告丈夫，现已离婚）不明真相老人处骗走。被告归还应由原告持有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处罚决定书。余姚市公安局有权任性随心所欲不合法乱象三。同时也说明被告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要经公安派出所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使用传唤证传唤等有关规定。是欺上压下，陷害原告敢于直话直说，求真相打击报复的产物。请求人民法院审查被告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程序的合法性。二、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法，该决定书中既没有原告违法事实行为的体现，也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景表达，涉嫌滥用职权借公安之手对原告打击报复行为。被告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称：现查明2015年5月4日和2015年6月5日，行为人史舜琦两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2018年12月29日，行为人史舜琦第三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行为人史舜琦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不属信访接待场所，仍屡次携带信访材料到该地区非法信访，经教育训诫后仍拒不改正，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对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所称提出质疑：1、被告所称的原告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被告决定书上己经说明原告并没有在中南海周边有任何违法信访行为的事实。假设原告在中南海周边有信访行为还要查吗？原告是信访人随身携带材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更何况离乡背井在北京。同时也没有听说过法律禁止信访人在北京行走不能携带材料的规定，包括中南海周边也没牌子提示禁止信访人带材料在北京以及中南海周围行走，无禁止信访人在中南海周围行走的提示与规定。原告到是看到国家总理***2013年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两次强调：假如你在基层感觉不到阳光，请你到北京来，中南海大门永远向你打开…的报道。2、原告只是寻求把自己的诉求能尽快、安全地邮寄到中央领导部门，到中南海邮局是查、寄信件（凭据），没有在中南海周边信访的具体违法行为事实，有违法信访行为还需要查吗？更谈不上有扰乱公共秩序具体行为。只是在中南海周边行走、邮局办事而已，碰到巡逻的警察盘问时实话实说，是信访人。信访人不能在中南海周边行走，给予行政拘留十天于法无据。原告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中心，“接济”两字顾名思义是有困难的接济，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关押中心，被告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无原告违法事实的处罚书是违法的。3、训诫是对被训诫人的教育，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中所称：查获并训诫，既然被告所称原告是被训诫人，原告在北京没有拿到过“训诫”书，而被告不是被训诫人，却持有原告没有的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训诫”书，这是怎么回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九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请法院查明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所持“训诫”书依据及来源及合法性。4、假设原告有被告所称的“现查明2015年5月4日和2015年6月5日行为人史舜琦两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2018年12月29日史舜琦第三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的行为，被告作为执法部门，应该了解执法依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及执法依据的先行告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的规定，2015年5月至2019年时隔四年，己不存在处罚之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也就是说只六十日，更何况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并且原告根本无被告所称的违法行为事实。被告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中，既没有原告违法信访行为事实体现，更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景事实。请求法院审查确认[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法。原告二十年来承受的伤害太大太多了，有好多的事和话要发声表达，信访人向政府部门信访，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访问，不是犯罪。为此，原告遭受了常人难以置信，承受的打击报复（拦截，监视，跟踪，限制人身等…）不断，没有隐私与尊严的环境下生存度日。六十九岁安分守己，右手骨折伤残老太，被政府部门的一些人扭曲的政绩观竟然成了违法对象式的重点稳控对象，对信访老太稳控是在出谁的洋相。拆迁问题一天不解决，打击报复不止的话到北京信访是难免的。向上级反映问题信访不违法，是法规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拦截报复陷害信访人是违法的！被告违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无违法事实根据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是违法的。三、从被告余姚市公安局的四个关联决定文书乱象，看余姚公安有权任性对百姓带来的灾难。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余公（梨）行撤字[2019]50017号、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一罚、一撤、一罚怪招的决定书。以上三个文书都是以余公（梨）代表梨洲派出所，事实事发地点在被告方的兰江派出所内，询问笔录指挥者表面看治安大队副队长刘河科，对原告行政处罚决定拘留十天发生地在兰江派出所及民警所为（包括深夜凌晨敲门押解到拘留所），拘留所又以深夜（凌晨）破常规收人。2019年5月23日傍晚又破常规（常规早晨7点左右放被处罚到期的人）威胁手段放原告，并且当时又不给原告“解除拘留证明书”，后经向有关部门及领导电话反映论理抗议，终于拿到来之不易的38446号解除拘留证明书。从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三个处罚文书一个解除证明的乱象，可看到有权任性的危害。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没有任何正当手续的情况下，拦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是违法的。被告从5月13日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到5月21日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进行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不合法，实体更无违法事实的体现，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于法无据，缺乏违法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特依法提起诉讼至贵院。请求确认被告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法。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余姚市公安局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998年，因余姚市实验小学扩建项目需要，史舜琦的房子列入拆迁范围，因史舜琦对拆迁面积及经济补偿方式持有异议，未能就拆迁补偿安置条件达成共识，拒绝签约和搬迁。后史舜琦对余姚市房管局作出的行政裁决、余姚市人民法院和宁波市中院、浙江省高院的判决均不服，自2000年开始，其先后多次到上级部门上访，要求满足其提出的诉求。2015年5月4日、同年6月5日，史舜琦先后两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2018年12月29日，史舜琦再次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后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行为人史舜琦在信访事项已终结的情况下，仍多次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先后两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教育训诫后仍拒不改正，再次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地区公共场所的秩序。该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上材料有受案登记表、史舜琦的陈述、相关证人的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情况说明、到案经过、身份证明等证据证实。二、本案处罚公正合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史舜琦居住地为余姚市梨洲街道，其非法上访的原因是居住地住房被拆迁引起的，且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该案由余姚市公安局管辖更为适宜，故本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受理该案，在本案中，史舜琦于2015年5月4日、2015年6月5日、2018年12月29日先后三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法信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对于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情节较重的程度，2019年5月13日本被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规定，决定给予史舜琦行政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2019年5月21日，本被告对该案进行监督复查时发现本案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需要纠正，故将原决定撤销并于当日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上所述，本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行政处罚合法合理，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受案登记表1份，证明案件受理情况。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没有报案人，是被告自己制作的，被告自2019年2月25日开始在跟踪原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1份，证明被告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自己制作的，对其真实性没有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份，证明被告在行政处罚前对原告所作的告知笔录。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在该告知笔录上予以了陈述和申辩。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4、行政处罚审批表1份，证明案件审批程序。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行政处罚决定既然有瑕疵，只应撤销而不应收回。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5、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没有拿到。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执行拘留情况的证明。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投送人不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7、行政拘留宣告笔录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对其告知相关情况。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8、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1份，证明被告对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的审批程序。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9、余公（梨）行撤字[2019]50017号《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对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的决定，向原告予以送达并签字。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0、行政处罚审批表1份，证明被告的审批程序。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审批不合法。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1、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实体内容不真实，原告被训诫是没有的。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2、行政拘留执行宣告笔录1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对其告知相关情况。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13、询问笔录7份（包括史舜琦4份、邬宏泰1份、施晓黎1份、鲁霄1份），证明被告对案件调查取证情况。原告对被告所作的史舜琦询问笔录没有意见，对邬宏泰询问笔录中的第四页第十五行内容的异议，认为邬宏泰不了解情况，对施晓黎询问笔录中的第三页第七行内容有异议，认为施晓黎陈述不真实，对鲁霄询问笔录第三页第十四行、第十六、十七行中的内容有异议，认为鲁霄陈述不真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证据内容真实性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14、训诫书3份及情况说明1份，证明史舜琦曾被训诫的事实。原告提出异议，认为3份训诫书来源有问题，东西不合法，3份训诫书的移送手续也需要三份，原告本人没有拿到过训诫书，原告从北京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获知北京没有史舜琦上访时间、地点等信息。本院认为，3份训诫书经与原件核对无异议，且原告承认3份训诫书所载明的时间和地点确实在北京信访，结合证据13中施晓黎、鲁霄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可以确认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进行信访的事实，以及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训诫的情况，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15、到案经过1份，证明原告到案经过。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理由没有手续，对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地点无异议。本院对原告到案经过的事实予以认定。 16、户籍证明1组，证明原告等人的户籍。原告对证据形式上的瑕疵提出异议，但对证据内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内容真实性予以采信。 17、《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1份，证明适用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处罚决定书中没有显示法律条文，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法律条文可以作为审查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原告史舜琦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2019年5月13日会议签到册1份，证明2019年5月13日下午约谈的事实，参与协调的人员，及原告本人的诉求。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2019年5月24日原告与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余美芬的短信截图1份，证明原告跟余美芬的聊天记录。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 3、照片1份，证明2019年5月13日在余姚市信访局无手续关门拦截原告的人。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 4、登记回执和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各1份，证明原告没有违法和被训诫。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同时认为训诫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且该答复书并没有说训诫书不存在。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5、博客发表的文章1组，证明原告没有违法。被告认为，从博客内容恰恰证明了原告有明显的违法上访行为，原告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上访场所，仍然携带信访材料去上访。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6、领取邮件赔偿款及整付零寄交寄清单4页，证明原告在中南海邮局向有关单位及人大代表寄信的事实。被告认为，从原告陈述内容来看，原告有多次的违法行为，明知道不能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信访，但仍携带信访材料去邮寄，扰乱中南海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7、2019年5月23日短信聊天截图1组，证明原告用短信投诉处罚决定书被拿走的事情。被告对证据没有意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8、5月13日原告向领导发送短信聊天截图和打电话记录、报警记录1组，证明2019年5月13日那天向领导求助反映过的情况。被告认为，从短信内容和条数来看，不能证明被告在执法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9、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1份，证明当原告受到伤害被人监视跟踪向被告投诉时被告出具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0、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1份、报案短信聊天截图1组、被公安、街道、社区、社会雇佣人员等监视跟踪流浪在外的照片7页，证明原告出门总有人跟踪监视。被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次行政处罚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 11、拘留所前的照片1份，证明释放时间有问题。被告认为，释放时间本来应该是5月24日凌晨两点，考虑到原告身体和安全问题，故提前到5月23日下午释放。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12、邬宏泰、楼红星证人证言，证明事发经过。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原告于2019年12月3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调取视频监控录像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后作出《关于史舜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及申请调取视频监控录像的说明》。 经审理查明，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27日以原告史舜琦因自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多次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进行上访，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以涉嫌扰乱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予以行政立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2019年4月25日经审批对该行政案件延长办案期限至2019年5月25日止。2019年5月13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经审批对原告史舜琦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原告史舜琦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并向原告史舜琦宣告及送达行政拘留决定，同年5月14日交付余姚市拘留所执行。同年5月14日，原告史舜琦在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作出书面陈述和申辩。2019年5月21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以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等法律文书及行政拘留告知笔录复核程序等存在瑕疵需要纠正为由，经审批对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作出余公（梨）行撤字[2019]50017号《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史舜琦予以送达。2019年5月21日，被告余姚市公安局通过审批对原告史舜琦重新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书查明，2015年5月4日和2015年6月5日，行为人史舜琦两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2018年12月29日，行为人史舜琦第三次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被北京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后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行为人史舜琦明知北京中南海周边不属信访接待场所，仍屡次携带信访材料到该地区非法信访，经教育训诫后拒不改正，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以上事实由行为人史舜琦的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情况说明，相关证人的陈述，身份证明等证据证实。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史舜琦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行政拘留送余姚市拘留所执行，执行期限从2019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31日，由于被执行人处罚前已因同一违法事实被执行行政拘留7日，折抵本次行政处罚7日，实际应执行行政拘留3日，执行期限至2019年5月24日止。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于同日向原告史舜琦宣告并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另经本院搜索查明，原告史舜琦因自有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已经司法裁判。2015年5月4日和6月5日，原告史舜琦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携带信访材料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和训诫，并被送至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先后两次被接回余姚。2018年12月29日，原告史舜琦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和训诫，后再次被接回余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认2019年5月13日，原告史舜琦因接到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通知，在余姚市信访局约谈后，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当场口头通知原告史舜琦做笔录，原告史舜琦及其前夫邬宏泰在阅读笔录时发现“涉嫌寻衅滋事”字样时而将笔录撕破，被告遂于当日口头传唤原告至被告办案区接受调查。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可以履行本案治安管理的法定职责，是本案适格被告。 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史舜琦系浙江省余姚市人，因对自有房屋拆迁补偿相关问题处理不服，采取到北京走访的形式，分别于2015年5月4日和6月5日，2018年12月29日，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进行信访，后均被接回余姚。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和经质证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多年来一直在北京走访。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训诫书上明确告知，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的上述行为，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的秩序，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行为的处理具有治安管理的管辖权，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体处理适当，程序合法。被告余姚市公安局在行政程序中发现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561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瑕疵，并予以撤销，系自行纠错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舜琦提出的要求确认被告余姚市公安局作出的余公（梨）行罚决字[2019]52720号处罚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史舜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吕利群 审 判 员  朱朝晖 人民陪审员  袁晓武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代书 记员  赵静园 附本案引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