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24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某，男，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22号。法定代表人王立新，乡长。委托代理人成福君，女，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干部。委托代理人于婧思，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因诉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人民政府（以下称三间房乡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90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某，被上诉人三间房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成福君、于婧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间房乡政府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三政开〔2019〕第9号-重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答复告知书》），主要内容为：三间房乡政府于2019年9月6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区政府）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现按照决定书要求重新答复如下：经查，协议的签订属于民事行为，刘某申请获取的北京博盛易通毛制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刘某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三间房乡政府作出的《答复告知书》，并判令三间房乡政府立即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于2019年6月14日向三间房乡政府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信息。三间房乡政府经审查，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并向刘某送达。刘某不服向朝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此复议程序中，三间房乡政府获取了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三间房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上述协议书显示刘某为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朝阳区政府于2019年9月6日作出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法律适用错误，决定撤销三间房乡政府作出的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三间房乡政府收到上述复议决定后，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被诉《答复告知书》，并送达刘某。刘某仍不服，遂提起本次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根据上述规定，三间房乡政府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开展工作的法定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刘某申请的信息事项为“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从上述协议签订主体看，该协议系民事主体间签订的民事协议，三间房乡政府并非协议签订主体；从上述协议的内容看，系双方协商解除租赁关系，即使三间房乡政府对涉案土地的腾退安置负有监督管理职能，也不能必然得出对基于腾退所产生的解除租赁等民事法律关系负有行政管理职能；协议虽约定“上交贰份”，但并无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三间房乡政府通过此途径获取了上述协议。综上，三间房乡政府以刘某申请的信息事项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的认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以此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刘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事项虽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但刘某确已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实际获取了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在此情况下，刘某申请信息的知情权已充分得到保障，其已无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需要予以保护。刘某所持的协议书约定补偿金不一致的主张，亦应通过其它方式寻求救济，而非政府信息公开途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称：一、上诉人申请公开的2009年8月24日的《协议书》系三东村经济合作社按照被上诉人的工作部署与上诉人就腾退补偿事宜签订的书面协议。本次腾退工作的本质属于为土地储备项目进行的政府征收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作为实施土地征收的主体，对于腾退补偿过程中签订的补偿协议，必定要进行获取和保存。二、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为行政机关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法律并未限制该信息的具体定性，即使申请公开的《协议书》为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协议，亦不能排除其需公开的法定义务。三、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选择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解决，而应通过其他方式寻求救济的说法于法无据，且并未明确具体的救济途径，应依法予以撤销。四、原审法院已查明上诉人与三东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协议书》确有六份，即使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已经获得一份，但并不能免除被上诉人的公开义务，只有全部公开后才能确认六份协议书是否一致，才能使上诉人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三间房乡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法院予以维持。刘某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三东村经济合作社与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根据刘某在行政复议阶段获取的《协议书》的内容表明，《协议书》上交给了三间房乡政府，三间房乡政府应该予以公开；2.三政开〔2019〕第2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证明针对涉案政府信息，三间房乡政府曾作出不存在的信息答复。在法定期限内，三间房乡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和依据：（一）证据材料：1.《朝阳区三间房地区办事处（乡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三间房乡政府于2019年6月14日收到刘某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获取“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的信息；2.三政开〔2019〕第9号-回《登记回执》及《送达回证》，证明三间房乡政府于当日受理了刘某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关于征询政府信息公开件答复意见的函》，证明三间房乡政府收到刘某提交的申请后，依法转交相关责任科室办理；4.《关于刘某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意见》，证明三间房乡政府收到刘某提交的申请后，依法转交相关责任科室办理；5.电子档案查询记录，证明三间房乡政府对刘某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了必要的查找与检索；6.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2019年6月27日三间房乡政府作出答复并依法送达刘某；7.三政开〔2019〕第9号-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更正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三间房乡政府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更正告知并依法送达刘某；8.朝政复字〔2019〕3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朝阳区政府复议撤销了三间房乡政府作出的三政开〔2019〕第9号-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9.《答复告知书》及邮寄凭证，证明三间房乡政府于2019年9月17日重新作出信息答复并依法送达刘某。（二）法律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材料认证如下：1.刘某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关联性，能够证明三间房乡政府获取了涉案政府信息及三间房乡政府针对涉案信息作出过信息不存在答复的情况，但不具有证明《协议书》上交给了三间房乡政府，三间房乡政府应予公开的证明效力，对此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三间房乡政府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收到复议决定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刘某申请的信息事项为“北京博盛易通毛织品有限公司与三东村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从该协议签订主体看，系民事主体签订，三间房乡政府并非协议签订主体；分析该协议的内容并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来看，系双方基于腾退补偿所产生的解除租赁关系，对此，并无法律法规规定对上述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三间房乡政府应负有行政管理职能。此外，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三间房乡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了刘某申请公开的信息。据此，三间房乡政府以刘某申请的信息事项属于民事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答复刘某，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英伟审 判 员 杨 旸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郝 丹法官助理 武 宁书 记 员 李露希书 记 员 林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