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晓誉，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文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汉相，浙江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至臻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白云山南路475号。 法定代表人：杨和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丹君，浙江飞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晓誉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至臻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4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晓誉上诉请求：1、撤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4233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二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买卖合同中郑晓誉和蔡某是代理关系，即郑晓誉是以蔡某的代理人身份出面和杨和弟联系部分酒水的发货。从打款情况来看，郑晓誉妻子王丽芳转账给杨和弟9万元，该笔9万元是王丽芳依蔡某的指示和要求而转账的。事实上，该9万元是蔡某向郑晓誉所借的款项。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王丽芳问蔡某：“这9万是直接转你微信还是打你卡上？”王丽芳的初衷是将这9万元打款给蔡某，而不是打给其他人。但蔡某回复王丽芳将9万元直接转账给杨和弟，并将杨和弟的银行收款账号发给了王丽芳。王丽芳按蔡某的指示从而转账，不难看出，王丽芳转账给杨和弟的9万元是代蔡某垫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该9万元是郑晓誉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第二、本案有新老两组《送货单》，老的四张《送货单》上并无郑晓誉的签字，且老的《送货单》中一张金额为142680元的《送货单》有案外人陈建府的签字。事实上，郑晓誉也不是本案酒水的收货人，郑晓誉只是按照蔡某的指示联系部分酒水的发货，本案酒水的实际收货人是“杭州ATT易物馆”的负责人陈建府。郑晓誉之所以在新的《送货单》上签字，是按照蔡某的指示而签字，而且新的4张《送货单》也是在2019年7月份补签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送货单》左下角签字处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送货单》也不能直接体现郑晓誉就是酒水买受人。按照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则来讲，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并不代表收货人就是买受人，市场上大部分实际买受人均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字，而本案正是如此，实际买受人蔡某没有在送货单上签字。蔡某指示郑晓誉在新的《送货单》上签字，郑晓誉出于对蔡某的信任才在新的《送货单》上签字。后来发现，这是杨和弟联合蔡某给答辩人设计下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让杨和弟拿到酒水款，因为蔡某本人已经资不抵债，财务状况不佳，从而瞄准了上诉人郑晓誉。 第三、蔡某于2019年9月28日向郑晓誉妻子王丽芳出具了承诺书，蔡某在承诺书中说至臻公司起诉郑晓誉一事，是蔡某和郑晓誉俩个人的事，会共同承担起来。不难看出，本案酒水实际为蔡某购买。如果不是蔡某购买，蔡某也不会在承诺书中写道“会共同承担起来”，该张承诺书书写时间为2019年9月28号，即在至臻公司起诉郑晓誉以后蔡某向郑晓誉出具，蔡某也明白至臻公司起诉郑晓誉索要酒款是错误的，所以蔡某才会书面承诺共同承担起来。 第四、本案酒水的实际收货人是陈建府，并且陈建府在旧的4张《送货单》中一张金额为142680元的《送货单》上签字，陈建府同时也是《送货单》上左上角收货地“ATT易物馆”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陈建府作为本案酒水实际收货人，十分清楚本案酒水是替谁代收货，即本案酒水实际的购买人是谁。2019年10月15日，陈建府出具《证明》一份，陈建府在《证明》中说道：“本人陈建府是ATT易物馆负责人，于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5月15日按蔡某与郑晓誉指示代收至臻公司的几批货（详见清单），此酒是蔡某与郑晓誉对接的酒”。陈建府作为本案酒水实际收货人是最有力的证明人，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陈建府在《证明》中说其代收的酒是为蔡某和郑晓誉而代收。因此，从该张《证明》中能看出，至少本案酒水不是郑晓誉一人购买，本案酒水是蔡某、郑晓誉两人所购。一审法院仅认定酒水是郑晓誉一人购买是错误的。况且，本案郑晓誉和蔡某是代理关系，有部分货物是郑晓誉出面对接联系，收货人陈建府说本案酒水是替蔡某和郑晓誉两人代收，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为陈建府也不知郑晓誉和蔡某是代理关系，因而认为是替蔡某、郑晓誉两人代收。 第五、郑晓誉在得知自己被起诉后，通过手机联系蔡某，在电话录音中，蔡某以“我们”以及“我”的口吻说话，其中在录音第1分29秒蔡某说道：“你（杨和弟）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反正我们该怎么付会付给你（杨和弟）的”。录音第1分34秒:“那么付给他（杨和弟）的同时，那么我们该怎么付的我会付给他（杨和弟），整体结算他（杨和弟）自已来弄好”。从上述这些对话中至少可以证实蔡某也是购酒人之一，否则杨和弟也不会用电话和微信向蔡某催讨，蔡某也不会在电话说“我”付给杨和弟。 综上，上诉人郑晓誉认为，郑晓誉不是本案酒水买卖的合同相对人，本案实际购酒人是蔡某。结合9万转账、蔡某微信聊天内容指示情况以及新旧两组《送货单》，可以基本证实本案酒水买卖关系中郑晓誉和蔡某是代理关系，打款9万元是郑晓誉提供给蔡某的借款。结合蔡某《承诺书》、收货人陈建府《证明》、以及蔡某电话录音，可以证实蔡某才是本案的实际购酒人。本案酒水买卖没有订立书面合同，难以确定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究竟是谁，一审法院仅凭《送货单》上收货人的签字从而认定本案酒水买卖合同相对人就是郑晓誉一人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酒水为郑晓誉一人购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特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不当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至臻公司答辩称，郑晓誉通过中间人蔡某介绍，前来购买酒水。郑晓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郑晓誉支付购酒款444288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郑晓誉陆续向原告至臻公司购买价值共计544288元的“飞誉酒”，其或者于收货后当场在原告至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确认，或者于事后补签确认。其中，原告至臻公司第一次供应的发生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价值11480元的酒水系由证人蔡某携带交付给被告郑晓誉；原告至臻公司于2019年5月8日提供了价值362628元的酒水。2019年5月8日，被告郑晓誉由案外人（被告郑晓誉陈述系其妻子）王丽芳通过微信转账给证人蔡某酒水款10000元；同月9日，王丽芳在证人蔡某将原告至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和弟的银行卡号告知她后，通过电子银行支付给杨和弟酒水款90000元。2019年5月27日，原告至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和弟向被告郑晓誉借得款项10000元。审理中，原告至臻公司将上述借款10000元抵作货款，并认可收到证人蔡某收取的10000元酒水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酒水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法，应为有效。被告郑晓誉认为，与原告至臻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证人蔡某，并非被告郑晓誉，其与证人蔡某曾仅发生一笔酒水买卖合同关系，其系受证人蔡某指示而在送货单上签字，抗辩不能成立，理由有：1.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为ATT易物馆，根据被告郑晓誉陈述，ATT易物馆的负责人并非证人蔡某，而是陈建府，故被告郑晓誉辩称酒水买受人系证人蔡某，主张难以成立；况且，如果被告郑晓誉不是酒水买受人，作为收货单位ATT易物馆负责人的陈建府不予以签收确认，而在被告郑晓誉提供的其中一份送货单客户联处签署“数量已核对”字样，却由被告郑晓誉作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确认，不符合常理。2.被告郑晓誉承认收到原告至臻公司提供的、证人蔡某经手的发生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的酒水，该笔酒水价值11480元，其由王丽芳微信支付给证人蔡某仅10000元，王丽芳询问证人蔡某还有90000元的支付方式，这与被告郑晓誉所作其与证人蔡某仅发生一笔酒水买卖合同关系的陈述明显不符；而根据原告至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其在2019年5月8日另行提供了362628元的酒水，且在证人蔡某告知王丽芳将上述90000元直接转到杨和弟的卡上后，被告郑晓誉方未提出异议，将款项转给了杨和弟。3.杨和弟与被告郑晓誉多是围绕原告至臻公司交接酒水、提供酒水类型进行微信语音聊天，更直观地反映出原、被告之间存在酒水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酒水的买受人系被告郑晓誉。至于证人蔡某向被告郑晓誉所作的表示其愿意承担责任的承诺，与本案处理无关，由双方另行处理。被告郑晓誉认为原告至臻公司提供的案涉酒水价格严重虚高，但原、被告提供的收货单都明确记载了酒水的单价和总货值，被告郑晓誉在收取酒水后，未及时足额支付酒水款，原告至臻公司扣减其已付款项，并将向其所借款项冲抵后，要求被告郑晓誉支付余欠酒水款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至臻公司认可被告郑晓誉已付款项包括了证人蔡某收取的10000元酒水款，但未将诉讼请求作相应减少，对其该10000元请求金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自2019年8月20日起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一审法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 综上，原告至臻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郑晓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至臻公司酒水款434288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9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至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2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至臻公司负担90元，被告郑晓誉负担3892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郑晓誉是否系本案酒水的实际购买人。2、由郑晓誉的配偶王丽芳转出而最终由杨和弟收取的10万元是否系代蔡某支付的垫付款。 对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郑晓誉是否系本案酒水的实际购买人。上诉人郑晓誉主张，双方在本案酒水买卖过程中没有订立书面买卖合同，难以确定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究竟是谁，一审法院仅凭《送货单》上收货人的签字从而认定本案酒水买卖合同相对人就是郑晓誉一人缺乏事实依据。蔡某才是本案实际购酒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酒水为郑晓誉一人购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郑晓誉陆续向原告至臻公司购买价值共计544288元的“飞誉酒”，郑晓誉于收货后即在至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确认，或者于事后补签字确认。上诉人郑晓誉称其为蔡某的代理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诉人郑晓誉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在上诉人郑晓誉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诉人郑晓誉所称的“蔡某为实际购酒人”的主张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2，由郑晓誉的配偶王丽芳转出而最终由杨和弟收取的10万元是否系代蔡某支付的垫付款。上诉人郑晓誉主张，郑晓誉的妻子王丽芳转账给杨和弟9万元，该笔9万元是王丽芳依蔡某的指示和要求而转账的。事实上，该9万元是蔡某向郑晓誉所借的款项。王丽芳另通过微信转账借给蔡某1万元。本院认为，因上诉人郑晓誉与被上诉人至臻公司之间存在酒水交易，被上诉人至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和弟把收到的郑晓誉的配偶王丽芳转账过去的10万元钱视为酒水货款，符合常理。上诉人郑晓誉现主张该款系代替案外人蔡某支付的货款，其本人与蔡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郑晓誉对该主张缺乏证据予以支持，且从当事人双方举证情况看，无证据显示蔡某曾承认过向郑晓誉借款10万元。故一审法院将王丽芳汇出的10万元作为上诉人郑晓誉支付的酒水货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郑晓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64元，由上诉人郑晓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陈永领 审 判 员 徐黎明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代书记员 鲍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