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23民终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窦永泉，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寿元，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上诉人窦永泉因与被上诉人孟寿元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4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窦永泉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4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行纪合同纠纷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包括：主体的限定性，标的是行纪人为委托人进行贸易活动，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行纪人的行纪行为具有限定性。因此，本案不属于行纪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租赁合同纠纷。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2016年、2017年，上诉人窦永泉承包六户地农户的棉花采摘工作，后上诉人窦永泉与被上诉人孟寿元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租赁被上诉人孟寿元的采棉机，未订立书面协议，合同期限是2016年至2018年，正采每亩向被上诉人孟寿元支付100元，复采每亩支付30元。2016年，上诉人窦永泉共计正采棉花3799亩，复采棉花3482亩，合计484360元，但上诉人窦永泉向被上诉人孟寿元实际支付488000元，多付了4100元。2017年的采摘价格约定和2016年一致。2017年，正采面积为4350.5亩，价格为每亩100元，复采面积为1466亩，价格为每亩30元，共计479030元，上诉人窦永泉已经向被上诉人孟寿元支付350000元，剩余129030元未付。扣除2016年上诉人窦永泉多付的4100元，上诉人窦永泉只欠124930元未付。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作证的情况下，依照法官个人推理和所谓的当地习惯，依据行纪合同判令上诉人窦永泉全额承担责任错误。三、被上诉人孟寿元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双方存在行纪合同关系且其诉讼请求成立，上诉人窦永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实：六户地的农户将棉花采摘承包给上诉人窦永泉，上诉人窦永泉租赁被上诉人孟寿元的机械进行采摘的事实。四、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或对利息进行约定，一审判决上诉人窦永泉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孟寿元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孟寿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窦永泉支付代收农户机采费362825元；2．判令被告窦永泉支付利息损失17771.6元（362685元×4.9％÷12个月×12个月，从2017年10月30日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原、被告达成口头合作协议，未订立书面协议，原告孟寿元委托被告窦永泉联系其所在的六户地种棉农户，原告孟寿元提供采棉机、机组人员、负责采棉机的加油维修并负责采收，采摘完毕后由农户在采棉费专用票据上签字确认，被告窦永泉按票据单上确定的采摘费数额向农户收取采摘费，由原告孟寿元按正采面积每亩给被告窦永泉提成10元。2016年原告孟寿元共正采棉花3799亩、复采3482亩，被告窦永泉按每亩正采100元、复采40元向农户收取采摘费522380元，按正采面积扣除了每亩提出10元后，向原告孟寿元交付了全部的采摘费，2016年双方合作的账目全部结清。2017年的合作方式与2016年一致，2017年原告孟寿元共正采棉花4350.5亩、复采1466亩，但2017年正采棉花采摘价格提高了，被告窦永泉按每亩正采160元、复采40元向农户收取采摘费754720元，已向原告孟寿元指定的第三人刘永正支付350000元，其中转账250000元，100000元是以刘永正借被告窦永泉的借款100000元进行了抵扣。被告窦永泉应当在扣除43505元提成后，将剩余的采摘费全部返还原告孟寿元，但被告窦永泉主张双方系租赁关系，2016年被告窦永泉计算错误，多向原告孟寿元付了4100元，已支付350000元，按每亩正采100元、复采30元只欠原告租赁费124930元，同意返还124930元，不同意承担利息。双方就合作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孟寿元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窦永泉支付采摘费362825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7771.6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孟寿元与被告窦永泉之间系行纪合同关系。因原被告双方合作系口头协议，无书面约定，双方对合作关系为委托还是租赁各持己见。原告孟寿元主张双方系委托关系，每亩按正采面积提成10元，被告窦永泉辩称是租赁关系，按原告孟寿元采摘亩数以每亩正采100元、复采30元支付租赁费，但双方均未提供合作关系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行纪合同关系，因采棉机是大型机械，一台采棉机几百万元，不会固定在一处，都是哪里有活去哪里采摘，在玛纳斯县至今不存在租赁采棉机的情况；其次，如果是租赁采棉机，则承租者应当实际占有支配使用租赁物，而本案采棉机是原告孟寿元占有使用并负责采摘、维修、提供机组人员和加油，被告窦永泉只负责联系采摘地块和收回采摘费。再次，按照玛纳斯县六户地、北五岔、新湖等地2015年到现在的正常交易习惯，如果联系人负责联系地块和农户并负责收回采摘费，采棉机主一般都是按正采亩数每亩给联系人5-10元的提成费，不存在租赁采棉机每亩正采100元、复采30元支付租赁费的情况。本案中，原告孟寿元提供几百万元的采棉机、负责机组人员劳务费、维修、加油并进行机采作业，被告窦永泉只负责联系地块和向农户收到采棉费，被告窦永泉不承担任何成本，正采每亩收费160元，原告孟寿元投入成本约占一多半，如果如被告窦永泉所述按租赁关系处理，被告窦永泉不付出任何成本每亩收取60元，原告孟寿元付出巨大成本收入低微或亏损，明显显失公平，且如果是采棉机这种几百万元大额机械的租赁，必然涉及到机械占有、维修、加油、交付、费用、损坏责任等各项问题，双方口头协议而不订立书面合同也不符合常理。本案原被告之间、被告窦永泉与农户之间均无书面合同，被告窦永泉以自己名义为原告孟寿元的农机作业服务活动联系地块、收取采摘费，农户向被告窦永泉交付采摘费，原告孟寿元向被告窦永泉支付报酬。故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系行纪合同关系。对原告孟寿元要求被告窦永泉支付采摘费362825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无书面合同，对欠款数额争议大，但双方均认可：2017年原告孟寿元共正采棉花4350.5亩、复采1466亩，被告窦永泉共向农户收取采摘费754720元，已向原告孟寿元支付采摘费350000元，其中250000元是转账给了原告孟寿元指定的第三人刘永正，100000元是刘永正借被告窦永泉借款进行顶账。原告孟寿元提供了第三人刘永正2018年4月8日与被告窦永泉通话录音一份，证实被告窦永泉认可欠原告孟寿元采摘费370000元的事实，被告窦永泉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提出录音中认可的370000元是被告窦永泉欠刘永正的借款，后该笔借款还清了。该录音录制的时间是2018年4月8日，原告孟寿元第一次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10月8日，如果被告窦永泉在2018年4月8日后陆续还清了370000元借款，不管是现金还是转账，被告窦永泉完全可以提供偿还借款的证据证实该370000元是借款，但被告窦永泉至今未提供该370000元是借款的任何证据。且该370000元与原告孟寿元主张的采摘费数额相近，故一审法院确认第三人刘永正2018年4月8日与被告窦永泉通话录音中被告窦永泉认可的欠370000元就是欠原告孟寿元的采摘费。但原告孟寿元要求被告窦永泉支付采摘费362825元计算错误，正确应当是361215元（4350.5×160＋1466×40=754720，754720元－350000元－4350.5×10元提成=361215元），故对原告孟寿元要求被告窦永泉支付采摘费36282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付其合理部分361215元，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孟寿元主张的利息17771.6元的诉讼请求，被告窦永泉不认可，提出未约定利息，但按照交易习惯，被告窦永泉理应在向农户收回采摘费后，扣除自己的提成后及时将采摘费交付给原告孟寿元，因原告孟寿元并未提供被告窦永泉何时从农户处收回采摘费的证据，被告窦永泉认可在2018年6月30日前已收回了全部的采摘费，且原告孟寿元已于2018年4月8日通过电话向被告窦永泉主张给付采摘费，被告窦永泉收回采摘费后不及时向原告孟寿元给付，给原告孟寿元造成了损失。经查，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1年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故对原告孟寿元要求被告窦永泉支付利息17771.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支持其合理部分5237.6元（361215元×4.35％×4／12，自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30日），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窦永泉提出的双方系租赁关系、按原告孟寿元采摘亩数以每亩正采100元、复采30元支付租赁费、录音中的370000元是借款、2016年多付4100元、未约定利息不应当承担利息的答辩意见，原告孟寿元不认可，被告窦永泉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窦永泉上述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窦永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寿元支付代收农户的机采费361215元；二、被告窦永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寿元支付利息5237.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年利率4.35％计算至2018年10月30日）；三、被告窦永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孟寿元支付邮寄送达费45元；四、驳回原告孟寿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窦永泉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孟寿元支付代收农户的机采费及利息。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定性。上诉人窦永泉称其与被上诉人孟寿元达成口头租赁协议，租赁被上诉人孟寿元的采棉机采摘其承包六户地农户的棉花采摘工作，双方应为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上诉人窦永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孟寿元将采棉机交付于上诉人窦永泉使用收益以及对于租赁物占有、维修、加油、交付、费用、损坏责任等各项问题的约定，而是由被上诉人孟寿元提供采棉机、机组人员、负责采棉机的加油维修并负责采收，因此，上诉人窦永泉主张双方为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上诉人窦永泉提供采棉专用票，被上诉人孟寿元提供采棉机、机组人员并进行实际采摘，农户对采摘面积及单价进行确认并在采棉专用票上进行签字。上诉人窦永泉以自己的名义与农户之间进行机采费的确认及费用收取，实际采摘是由被上诉人孟寿元负责。2018年4月8日上诉人窦永泉与案外人刘永正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窦永泉认可欠付370000元，上诉人窦永泉主张该笔款项是其对于案外人刘永正的借款并已还清，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该笔款项与被上诉人孟寿元主张的采摘费数额相近，一审法院确认该笔款项为欠付被上诉人孟寿元的采摘费并纠正数额为361215元正确。一审法院调查按照玛纳斯县六户地、北五岔、新湖等地2015年到现在的正常交易习惯，如果联系人负责联系地块和农户并负责收回采摘费，采棉机主一般都是按正采亩数每亩给联系人5-10元的提成费，不存在租赁采棉机每亩正采100元、复采30元支付租赁费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行纪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利息的问题。上诉人窦永泉未及时向被上诉人孟寿元给付其代收农户的机采费，给被上诉人孟寿元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孟寿元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支持其合理部分5237.6元。上诉人窦永泉认为双方并未口头或书面约定利息而不应当赔偿利息损失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窦永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2.84元，由上诉人窦永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华审 判 员  郑洪彪审 判 员  王 鑫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 新书 记 员  陈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