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20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西太康路1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968106827Y。负责人：彭永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颜邦靖，河南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鲜波，男，汉族，1971年12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克钰，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因与被上诉人周鲜波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5民初29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财险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人民财险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周鲜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被保险车辆驾驶人逃逸认定事实正确，但认定人民财险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送达保险条款，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认定事实有误，应予以纠正。人民财险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交付了保险单与保险条款，人民财险明确要求投保人仔细阅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相关条款，并在保险单特别提示一栏专门提醒投保人、被保险人予以注意。此外，人民财险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进行了加黑处理，字体也不一致，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周鲜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保险单与人民财险提交的保险条款足以证明人民财险已尽到提示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人民财险承担责任与保险法禁止性规定相悖。本案中，周鲜波在事故发生后向人民财险虚构驾驶人员身份的行为正是编造虚假事故原因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财险依法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周鲜波之所以向人民财险虚构驾驶人员身份是为了得到保险赔付，故周鲜波对保险条款的免赔约定也是明知的。三、“肇事逃逸，保险拒赔”是保险行业约定俗称的行业规则，周鲜波以人民财险没有明确告知与解释作为其推卸责任的借口，明显滥用保险法赋予其的权利。四、周鲜波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不应通过非法行为获益，人民法院不应支持非法利益。五、肇事逃逸不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与人们内心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相悖。请依法支持人民财险的上诉请求。周鲜波辩称，1、在保险合同订立当时，人民财险没有向周鲜波送达合同条款，更没有履行保险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2、本案被保险人交通肇事后，虽有找人顶包的行为（害怕影响村长竞选），但是，能够做到肇事后积极救助受害人，并积极拨打120救助电话，报案，并未逃离事故现场，交通肇事后逃逸，不是现实的发生，而是视为逃逸，是拟制的法律行为，不能与现实的逃逸相等同；3、原审法院判决人民财险承担责任是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正确适用，而结合该法十六条明确规定：保险人的保险理赔义务是一项法定的理赔义务，而排出被保险人本身行为是否违法，被保险人涉嫌交通肇事刑事犯罪，不能作为保险人拒绝理赔的理由。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适用的情况下，若投保人即使存在隐瞒自身不符合投保条件的情况发生，但是只要保险合同成立两年以上，保险人就要承担保险理赔责任，即是说被保险人享有民事豁免权，“举轻以明重”在保险人法定理赔的情况下，难道还要追究被保险人保险诈骗的刑事责任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4、被保险人涉嫌交通肇事罪不等于保险诈骗罪，交通肇事本身就是过失犯罪，保险人不能据此主张免除自身的保险理赔责任；5、鉴于2019年12月20日（一审判决做出后，河南省高级法院发布了同命同价的豫高法338号文）所以，我方请求二审法院适用该项试行意见，判决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保险理赔款37万元。人民财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民财险支付周鲜波保险理赔金37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54383.6元，丧葬费25014元，误工费2100元，护理费1050元，营养费70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抚慰金70000元，医疗费15753元；2、判令人民财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0日，周鲜波为豫Ａ×××××小型轿车在人民财险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24时止。2018年4月16日18时许，周鲜波驾驶投保车辆在巩义市××由北向××横过310国道驶入梧桐路时，与沿310国道由西向东行驶的刘某驾驶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相撞，致使刘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周鲜波让其侄子周君可冒名顶替向保险公司及交警报案。巩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周鲜波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周鲜波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无责任。周鲜波事后通过袁红星向刘某垫付医疗费20000元，向家属赔偿20000元。另周鲜波、朱桃红与被害人刘某家属于5月24日达成协议再赔偿330000元，共计370000元。被害人刘某系农村居民，住院自2018年4月16日至4月22日死亡，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3830.74元计算，为276614.8元，周鲜波请求赔偿254383.6元，丧葬费为31587元，周鲜波请求25014元，护理费为750.85元，周鲜波请求赔偿1050元，营养费为120元，周鲜波请求700元，交通费周鲜波请求500元，精神抚慰金请求70000元，医疗费47008.61元，周鲜波请求赔偿15753元。一审法院认为，周鲜波将自己驾驶的车辆在人民财险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交纳了保费，被保险人为周鲜波，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人民财险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法进行理赔，责任免除情形除外。人民财险辩称周鲜波在事故发生后逃逸，属于合同约定的免除保险责任情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查明，周鲜波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未向保险公司及交通警察部门如实报告情况，而找人顶包，且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故人民财险辩称周鲜波属于肇事后逃逸，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周鲜波以人民财险在投保时未向其送达保险条款及免除责任为格式条款为由，主张免责的格式条款对周鲜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公司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向周鲜波提供的保险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并说明合同的内容，对免责条款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案中，人民财险辩称将肇事逃逸作为合同的免责条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周鲜波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对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故人民财险格式条款中肇事逃逸为免除其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对周鲜波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财险应当依照双方保险合同，对周鲜波损失进行赔偿。周鲜波事后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项目中合法部分为其死亡赔偿金按照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3830.74元计算，应为276614.8元，周鲜波请求赔偿254383.6元，丧葬费为31587元，周鲜波请求2501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护理费为750.85元，周鲜波请求赔偿1050元，营养费为120元，周鲜波请求700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交通费周鲜波请求500元，一审法院酌定500元，精神抚慰金请求70000元，一审法院酌定50000元，医疗费47008.61元，周鲜波请求赔偿15753元。以上合法部分共计353094.45元。首先应当由人民财险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周鲜波损失120000元，其余233094.45元部分在第三者商业险赔偿范围内赔付。因周鲜波未请求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赔付，故一审法院予以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人民财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周鲜波损失233094.45元；二、驳回周鲜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人民财险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5元，由人民财险负担2158元，周鲜波负担1267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民财险上诉称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上诉人已尽到了提示义务，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周鲜波在二审审理时辩称：“2018年3月底，周鲜波通过王午阳帮助审车并代为办理车辆投保手续，王午阳代收了审车和保险等一揽子费用。王午阳找到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张秀娟购买保险，张秀娟遂将车辆手续（行车证、身份证等）转交给周鲜波的保险代理人姚二平，姚二平按电话营销的方式为周鲜波出具了保险单并开具了发票，后保险单和保险发票又通过王午阳辗转到周鲜波的手中。”人民财险在二审审理时称：“2018年3月20日，投保人（××）通过电话投保方式为豫Ａ×××××号车在人保巩义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附加险，并通过刷卡支付的方式支付了保费。因当时政策不需要实名投保，投保人只需出示行驶证原件即可（实名制改革后，如被保险人与行驶证登记车主不一致，则必须提交相关人的关系证明，方可投保）。人保巩义公司的业务员姚二平受理了该单业务，据姚二平本人陈述“根据公司有关签单要求，姚二平在与投保人微信联系的过程中，向投保人告知了免责事由，但离职后相关微信信息早已删除；在确定签单信息后，姚二平向投保人方交付了保险单、投保单及打印好的保险条款，因按照承司规定应由投保人本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而投保人周鲜波一直未露面，为方便客户，让××将投保单交给投保人签名后再交回，但一直到姚二平离职，投保单也未交回”。人民财险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已向周鲜波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对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人民财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于岸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