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苟桂英，女，197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家强,广东英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石南路18号。法定代表人：莫锦松。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大巷村中南街七号。法定代表人：莫婉婷。上述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李梓帆，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苟桂英、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隆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以下简称富视眼镜厂）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6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苟桂英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2.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从2000年10月14日至2019年4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3.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支付苟桂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4500元；4.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支付苟桂英工资9980元；5.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我方于2000年10月14日就进入金利隆公司工作，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00年10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一审法院确认我方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从2000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我方的工作时间错误，导致认定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数额错误，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应支付我方经济补偿金104500元。三、我方在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工作到2019年4月21日，虽因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没有正常的生产经营，但我方还是按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的通知上班，为其提供了劳动，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应支付工资。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自2003年8月至2011年7月期间存在非全日制的劳动关系，苟桂英与富视眼镜厂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存在全日制的劳动关系；3.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均无需支付苟桂英2018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1798.37元；4.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均无需支付苟桂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361.8元；6.苟桂英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金利隆公司与富视眼镜厂是相互独立的经营主体，其业务是有所区分和独立的，两主体的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均不一致，一审认定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应承担共同责任无事实依据。二、录用备案手续的规定是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金利隆公司在录用苟桂英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后没有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也不影响双方签订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的效力，故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未办理录用备案手续为由认定双方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错误。另外，金利隆公司于2006年6月30日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公司名称由“广州市锦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并更登记为金利隆公司，而苟桂英在一审中提供的《劳动协议书》中签署的时间为2000年10月14日，当时不可能出现“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盖章，该协议书是伪造的。三、金利隆公司与富视眼镜厂不存在关联关系，金利隆公司不应就富视眼镜厂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承担共同责任。双方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苟桂英不享有带薪年休假，富视眼镜厂可随时解除与苟桂英的劳动关系而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均答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苟桂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从2000年10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2、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支付苟桂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工资9980元；3、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支付苟桂英2017年、2018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10115元；4、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同支付苟桂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4500元；5、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在一审中辩称，金利隆公司与富视眼镜厂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故苟桂英要求金利隆公司与富视眼镜厂共同承担诉求中的责任没有依据。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与苟桂英自2000年10月14日至2003年7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21日不存在劳动关系。苟桂英是在2003年8月入职金利隆公司，合同到期后，又于2014年的8月份入职富视眼镜厂，直至2018年12月份离职。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金利隆公司属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10月8日，股东为莫景松、莫婉婷、莫锦松。富视眼镜厂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莫婉婷。莫锦松与莫婉婷是父女关系。关于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提供两份劳动合同书，其中一份是金利隆公司与苟桂英签订的，约定合同期限自2003年8月至2011年7月，非全日制用工，实行计件工资按照单价表计算。另一份是富视眼镜厂与苟桂英签订，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非全日制用工，工资按照部门计价单价计算。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均未就实行非全日制用工制度向行政部门备案进行举证。苟桂英为证明自2000年10月14日入职，提供了工牌、劳动协议书，劳动协议书盖有“广州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公章，工牌盖有“广州市锦利隆光学有限公司行政部专用章”，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认为2006年4月之前公司名称未作变更，也未向苟桂英发放工牌。关于苟桂英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问题。根据苟桂英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苟桂英2018年1月至12月工资分别为4910元、5680元、606元、4437元、4393元、4083元、3834元、4483元、5347元、3366元、3425元、3372元。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认为2018年2月3日转账的4910元属2017年12月份的工资，结合富视眼镜厂提供的2018年2月工资存根表，苟桂英实发工资606元，该款项正好对应账户交易明细中2018年3月30日转账的金额，按日期推算，2018年2月3日的4910元应属2017年12月的工资，因此，对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剔除4910元，按11个月计算，平均工资为3911.45元（43026元÷11个月）。2019年4月20日，苟桂英分别向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相同，载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是贵公司的员工。你公司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入职你公司到现在，你公司没有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19年1月至今你公司没有安排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任何工作，也没有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支付相关福利报酬，到现在为止你公司已经超过三个月没有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安排正常的工作做，你公司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人苟桂英通知你公司，从2019年4月20日解除与你公司的劳动关系。”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均收到通知书。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为证明苟桂英已经享受了带薪年休假，提供了富视眼镜厂2018年2月工资表，工资表记载社会福利834.1元，应发合计1786.1556元，代扣税1180.59元，实发合计606元。苟桂英于2019年6月26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7月3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给苟桂英，苟桂英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富视眼镜厂经营者莫婉婷是金利隆公司的股东，与金利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莫锦松是父女关系，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支付苟桂英工资存在交叉，入离职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存在员工相同、业务相同，经营者存在混同，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存在关联关系，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应承担共同责任。对于苟桂英、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以下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苟桂英、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苟桂英主张自2000年10月14日至2019年4月20日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苟桂英提供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苟桂英缴纳社保的最早时间为2003年8月，但苟桂英提供工牌、劳动协议书，可以证实入职时间是2000年10月14日，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否认但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苟桂英入职时间为2000年10月14日。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12月，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提供的考勤表也没有苟桂英2018年12月之后的考勤记录，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苟桂英工作时间至2018年12月31日。因此，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自2000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苟桂英主张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的工资。苟桂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提供劳动，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苟桂英主张2017年、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问题。苟桂英于2019年6月26日申请劳动仲裁，对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的主张已经超过一年仲裁时效，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带薪年休假工资，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提供2018年2月工资表，该工资表并不能证明苟桂英已经享受了带薪年休假。苟桂英年休假10天，年休假工资为1798.37元（3911.45元/月÷21.75天×10天）。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书面合同期限至2018年12月，合同期满后，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未能安排苟桂英的工作，苟桂英向苟桂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苟桂英工作18年2个月，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72361.8元（3911.45元/月×18.5个月）。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苟桂英与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自2000年10月14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共同向苟桂英支付2018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1798.37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共同向苟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2361.8元；四、驳回苟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负担。二审中，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提供了一份《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用以证实金利隆公司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的名称为“广州锦利隆光学有限公司”，苟桂英提供的劳动协议签署时间为2000年10月，不可能出现现在的公司名称，明显是伪造。苟桂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金利隆公司在变更名称前，也是以现在的名称对外经营。二审另查明，富视眼镜厂为苟桂英缴纳社保至2019年3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首先，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是否与苟桂英存在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仅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无法认定。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仍应举证证实双方劳动关系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关系的法定要件，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超过15天等。现两单位未能举证证实，故对于其主张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自2003年8月至2011年7月期间存在非全日制的劳动关系，苟桂英与富视眼镜厂自2014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存在全日制的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富视眼镜厂经营者莫婉婷是金利隆公司的股东，与金利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莫锦松是父女关系。审查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对苟桂英进行工资发放均是通过个人账户支付，而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虽显示2018年系由莫婉婷向苟桂英发放工资，但鉴于莫婉婷的双重身份，并无法认定其系代表金利隆公司或富视眼镜厂进行工资发放。故一审法院认定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存在关联关系，且应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又因富视眼镜厂系2014年3月19日成立，结合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故本院认定2014年8月之前，苟桂英与金利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8月之后，系金利隆公司与富视眼镜厂对苟桂英混合用工。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首先，入职时间。用人单位应对员工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仅提供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记录用以证实苟桂英的入职时间，但实践中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却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的情形比比皆是，故上述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记录不足以证实双方在2003年8月之前不存在劳动关系，金利隆公司仍应提供入职登记表等证据予以证实其诉讼主张，其未能证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使苟桂英提供的劳动协议显示的金利隆公司的名称存在瑕疵，一审法院认定苟桂英系2000年10月14日入职，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其次，离职时间。苟桂英与富视眼镜厂的劳动合同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但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确认其并未通知苟桂英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且富视眼镜厂仍为苟桂英缴纳社保至2019年3月，故应视为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按原劳动条件继续履行。而在苟桂英向两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19年4月20日）之前，两单位与苟桂英均未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故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应以苟桂英向两单位发出解除通知书，且两单位收到该通知书的时间为准。现苟桂英仅要求确认至2019年4月20日，本院予以准许（苟桂英在一审中要求确认至2019年4月20日，在二审中又要求确认至2019年4月21日，本院按其一审主张确认其劳动关系）。再次，关于工资标准。一审法院先是查明苟桂英2018年1月至12月工资分别为4910元、5680元、606元、4437元、4393元、4083元、3834元、4483元、5347元、3366元、3425元、3372元。后又认定2018年2月转账的4910元属2017年12月的工资，因双方二审中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工资为2018年1月至11月的工资数额，因双方均未对2018年12月份工资数额举证证实，故一审法院仅以上述工资计算苟桂英的月均工资数额，并无不当，可予以确认。但上述2018年2月工资数额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故应按照2018年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标准1895元予以计算，由此，可计算苟桂英的月均工资为4028.64元﹝（43026元-606元+1895元）÷11个月﹞。最后，解除定性。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未能举证证实其于2019年1月后向苟桂英提供劳动条件，苟桂英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故此，据上述，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共应向苟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4529.77元（4028.64元×18.5个月）。关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工资问题。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主张苟桂英自2019年1月1日之后未再提供劳动，苟桂英则主张其2019年1月1日之后部分时间上班，但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鉴于双方劳动关系在上述时间内仍存续，且本案即使苟桂英未能提供劳动，也无证据证实系苟桂英自身原因所致。故本院酌定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按照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向苟桂英支付上述时间段的工资，经计算，共计7748.28元（2100元×3个月+2100元÷21.75元×15天）。关于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问题。金利隆公司、富视眼镜厂未能举证证实苟桂英已休该年度年休假，应向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因苟桂英未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项数额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6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67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苟桂英与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自2000年10月14日至2014年7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苟桂英与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自2014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共同向苟桂英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4529.77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共同向苟桂英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1日工资7748.28元；五、驳回苟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市金利隆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人和富视眼镜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 营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姚 菲陈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