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4民申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邢秀河，男，汉族，1989年3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杜玉云，女，汉族，1987年7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上列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军辉，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秦驰，男，汉族，1991年2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因与被申请人秦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14民终4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认定384万是借贷法律关系缺乏证据证明，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二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申请人邢秀河在公安机关报案时称被百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银诈骗，对签订购车合同及案发过程中进行了详细陈述，并自认事发后到百发公司开走了几辆汽车，拉走了一百多箱红酒以减少损失，能够与秦驰主张的邢秀河向其借款3843200元，并委托其签订购车合同，通过博贤公司向百发公司支付购车款的事实相互印证，且双方在诈骗案发后的通话记录中，邢秀河认可仍下欠秦驰165万。上述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申请人邢秀河作为汽车零售商，与博贤公司合作模式是将博贤公司批量购买的车辆进行分销，在扣除申请人佣金后，将车款及利润返还给被申请人，然后被申请人将车辆手续等交付申请人为客户办理车辆手续。申请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有自己的公司和销售渠道，依靠公司在各地铺设网店进行汽车销售，提取销售每辆车的佣金，所经手的业务都是公司的职务行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委托销售合同关系符合公司业务需要，更符合常理。因此如果双方存在法律关系也只能是公司与秦驰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且是委托代理销售关系。其次从双方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可以证明，在之前存在过拆借关系，但每次都有借款手续，而这次如此巨额的借款却没有任何借款手续。第三、与百发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系秦驰所签订，车辆是秦驰购买，通诚公司及申请人与秦驰之间是委托销售关系，况且按照交易习惯，双方并没有借款的合意，也没有借款手续，更没有借款的直接打款记录，通过上述情况，按照交易习惯双方不可能存在借款关系。第四、一审法院直接把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作为直接证据使用是错误的，只有经审理查明部分才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第五、对于本案在二审中提交了的很多一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资料二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而没有认可，是错误的。二、如果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借款关系自相矛盾。1、从合同主体以及资金方面。买卖合同中明确显示，车辆销售方为百发公司，购买方为博贤公司，被申请人秦驰以闰鑫名义代博贤公司签字盖章，购车款384万也是直接由博贤公司转账至百发公司，这其中没有任何与申请人有关的资金以及签字等。而被申请人所谓的384万系申请人所借，合同是被申请人代签的主张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之前双方的借款无论多少都有借款凭证，如果真为申请人借款，这笔涉及如此大的金额，不可能没有任何书面凭证；至于其主张合同系代签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2、关于报案材料的问题。申请人作为汽车零售商，与博贤公司合作模式是将博贤公司批量购买的车辆进行分销，在扣除申请人佣金后，将车款及利润返还给被申请人，然后被申请人将车辆手续等交付申请人为客户办理车辆手续。百发公司还剩价值211万元车辆未交付的情况下，其公司资金链断裂，博贤公司即向郑州公安部门报案，但郑州公安部门以系民事纠纷为由不予刑事立案，同时，为避免损失扩大，申请人才将己经发到百发公司的8辆车扣押，扣押车辆与借贷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此认定申请人系借款人。申请人有用于存放车辆的经营场所和仓库也是申请人暂扣车辆的原因，被申请人则不具备存放车辆的条件。申请人在商丘报案原因是申请人与博贤公司长期合作，关系一直较好，与百发公司的张银也认识，在被申请人在郑州方面无法刑事立案的情况下，申请人才帮忙为其在商丘立的案。并且申请人报案时，也是以受害人是博贤公司的名义报的案，在报案笔录中也从未称该款系申请人个人款项，如果是申请人借款的话肯定要用申请人名义报案。报案笔录部分内容是为了能在商丘立案，笔录内容与博贤公司出具证明等以及被申请人主张的本案事实存在明显矛盾，原一审法院对这两份证据真实性没有采纳完全正确。另外，张银的讯问笔录中一直在向公安机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百发公司与博贤公司之间的生意，购车款也是博贤公司打的，商丘公安无权立案并把我羁押在这里。”这些也能够证明申请人不是合同买受人，并与其双方的合同履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3、关于录音的问题。被申请人提交的一份录音证据，该录音仅是截取了双方部分对话，并不是完整录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审法院针对录音对申请人所做的询问笔录，申请人回答的“是”指的是说话的人是申请人本人，并不是认可截取的录音系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人之后对于该录音做的说明在询问笔录中均没有记载。对于争议款项，因秦驰与百发公司张银系通过申请人介绍认识，张银涉及诈骗申请人也觉得过意不去，刑事案件又在商丘立的案，申请人确实电话中答应帮忙通过公安机关以刑事谅解的条件向张银催要该款，但仅限于帮忙催要，并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承诺或书面认可。申请人与秦驰双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款项的合作，一直有资金往来，所以不能仅凭一份不完整的录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二审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1、申请人杜玉云与邢秀河在2018年4月16日离婚，离婚之后双方确实有经济往来，被申请人举证的经济往来仅限于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以及偿还房屋贷款。2、该笔债务384万金额巨大，申请人杜玉云对该债务既不认可也没有签署任何文字材料，且是否属于申请人邢秀河个人债务并不确定。申请人邢秀河作为汽车零售商是以公司名义经营，虽然双方存在银行账户存在频繁交易，也不能证明这384万就是打到申请人杜玉云账户，杜玉云对此知情。3、博贤公司给百发公司打款是在2018年3月12日，申请人离婚在2018年4月16日，申请人杜玉云又没有接触到上述款项，被申请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65万元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因此,一、二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再审情形，应予再审。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提交证据一份:商丘中院（2019）豫14民申46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以此证明商丘中院(2019)豫14民终1280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属于主观臆断，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判决结果错误的证明目的，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交易流水显示秦驰向邢秀河账户共转入10910024元,邢秀河向秦驰账户共转入9261700元，差额为1648324元。关于博贤公司向百发公司支付的3843200元问题。邢秀河称是秦驰自己购车所用，通过博贤公司将购车款支付给百发公司，但邢秀河在公安机关报案时称被百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银诈骗，自认为减少损失到百发公司开走了几辆汽车，拉走了一百多箱红酒，该证据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采信，能够与秦驰主张的邢秀河向其借款3843200元、委托其签订购车合同、通过博贤公司向百发公司支付购车款的事实相互印证。且诈骗案发生后谈话记录中,邢秀河认可仍下欠秦驰借款165万元，邢秀河通过微信向秦驰出示的还款明细亦载明了该3843200元属于应当偿还的借款,足以证明邢秀河向秦驰借款购车的事实,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判决邢秀河偿还秦驰借款1648324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秦驰提供的询问笔录、银行流水、离婚协议等证据证实邢秀河主要从事汽车销售，该借款属于赚取利润的投资经营行为，而杜玉云无经济来源，邢秀河的投资经营收入系家庭经济来源，在邢秀河、杜玉云离婚后，双方之间的银行账户仍有频繁交易往来，原审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邢秀河、杜玉云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再审申请人邢秀河、杜玉云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练 凯审判员 谢劳动审判员 何 恺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