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峰，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户森，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绿都生物工程高科技园。法定代表人：侯海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山东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倪峰因与被上诉人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都安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691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编号为0000904的发货单上，尽管有上诉人的签名，但是该发货单上的件数栏“1500包”和数量栏“30吨”均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已经不再是上诉人签名时的原貌，不能客观反映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销售合同均是其单方制作，没有我方的签字，不予认可。尽管我方认可双方曾经有过买卖合同关系，但并不等于上诉人认可该销售合同，因此该销售合同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由于发货单和销售合同均没有证据效力，一审判决以发货单的数量和销售合同的数量能够相互印证为由确认编号为0000904的发货单的证据效力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绿都安特公司辩称，一审庭审过程中，我方提交了四组综合证据，分别为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编号为904-905的乳能发货单两份、《货物运输合同》及承运人代理人身份证明、货运公司证明及公司营业执照、驾驶员身份信息；2016年1月21日与3月29日的《销售合同》、相应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对应的乳能发货单；应收账款明细表等。并非仅仅提交上诉人所称的编号为904的发货单及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我方与上诉人自2016年发生业务以来，分别签订了涉案的2016年1月21日、3月29日及5月31日的《销售合同》，总合同金额为371060元。因为上诉人为外省客户，双方签订合同的惯例为注明买方名称、货物名称、数量、规格、金额、运输方式、交货地点等内容后，由我方加盖印章后传真至上诉人处，合同明确标明：传真件与原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上诉人虽未在购买方处亲笔签字但打印信息与上诉人真实信息完全吻合，且倪峰在相对应合同的不同发货单上作为收货方予以签字、支付相应货款，已经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其中2016年1月21日《销售合同》中合同金额与2月1日发货数量相对应为107860元，上诉人于2016年3月30日回款108000元；3月29日《销售合同》中合同金额与3月31日发货数量相对应为56000元，上诉人于2016年5月31日、6月1日、6月3日分三次共回款55000元。涉案三份《销售合同》均为在上诉人与我方之间签订，且形式上完全一致，我方对上诉人所提起的诉讼数额也并非仅仅针对2016年5月31日的合同，而是将双方之间业务往来所产生货款总额与回款总额进行连续计算核对的结果，并以应收账款明细表的形式予以列明，其相应数字均是一一对应的。上诉人仅以涉案合同中无其本人签字而否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有效成立与事实不符，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予以支持。涉案合同有效成立后，我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时间、地点，承担运费、代办托运，相应编号为904、905的乳能发货单两份、编号为16053104的《货物运输合同》及山东仁通快运有限公司证明，已经清楚证实：2016年5月31日签订《购销合同》后，我方与山东仁通快运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由司机范凤凤驾驶鲁Ｍ×××××号货车、司机刘兰烽驾驶鲁Ｑ×××××号货车将30吨及8.48吨货物由滨州运送至江苏省邳州市，交付给上诉人予以收货的事实，但因承运人原因未能将其中905的乳能发货单回执予以交回我方，导致该部分未被法院确认，我方将另外寻求解决途径，但并不必然导致发货数量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形。另外，所谓的涂改痕迹并非事后变动，而是在发货时因复写纸复写模糊而即时进行的修正的痕迹，上诉人已经予以签字确认，其签字的行为即表明收到相应货物，如其对数量有异议，应按照交易惯例与我方进行核实，但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应当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绿都安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77424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77424元为基准，截止2019年5月24日逾期利息共计20693元，2019年5月24日之后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加收50%计算）；2.一切诉讼、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1日，绿都安特公司与倪峰签订《销售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乳能20.7吨，货款107860元，该份合同被告倪峰回款108000元，多回款140元。2016年3月29日，双方又签订《销售合同》，原告向被告供应乳能10.4吨，货款56000元，被告倪峰于2016年4月1日收到该批货物，对该份合同回款33000元。2016年5月31日，双方再次签订《销售合同》，原告向被告供应乳能38.48吨，货款207200元，货物运输方式为汽运，货款支付方式为货到后壹月内付款。2016年5月31日，原告通过快运公司将货物运至江苏省邳州市，发货单分为两张，被告倪峰在编号为0000904、件数为1500包、数量为30吨的发货单上签字，在编号为0000905、件数为424包，数量为8.48吨的发货单上倪峰未签字。该份合同签订后，被告倪峰陆续归还了部分货款，并退回了部分货物，仍有部分货款未向原告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绿都安特公司与倪峰在一段时间内存在长期的销售合作关系，双方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原告依约发货，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对2016年1月21日的《销售合同》，原告自认被告多回款；对2016年3月29日的《销售合同》，被告倪峰在发货单上签字收到；争议的焦点在于对2016年5月21日的《销售合同》所涉及的货物，被告倪峰是否收到。被告虽然否认收到该份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但其在其中一张发货单上签字即证明其收到了相应的货物，不能因为发货单有涂改就否认收到货物的事实，只是收到货物的数量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确定。前已述及，原告提交的两张发货单与《销售合同》的数量能够相互印证，被告如认为收到的数量不实，应另行提交证据证明，现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收到货物的数量，只是因证据有涂改否认收到货物，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应认定被告收到了该张发货单上的30吨货物，但另一张发货单上8.48吨货物，没有被告倪峰的收货签字，不能认定原告完成了发货义务，应根据合同确定的单价，从货款总额中扣除，扣除掉该批8.48吨货物后，第三份合同的货款总额应变更为16800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被告的还款行为，截止2016年12月29日，被告尚拖欠货款数额为38224元。2016年5月31日《销售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方式为货到后壹月内付款，自2016年7月1日起，被告的付款即为逾期，原告要求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逾期付款的利息，可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因从2016年7月1日后，被告仍有多次陆续还款行为，原告的逾期利息计算方式是以截止到2016年12月29日拖欠的货款数额为基数，倒推到2016年7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该计算方式更为简便且对被告有利，该院按该方式计算逾期利息。自2016年7月1日起，以38224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作为利率，计算到原告起诉主张的2019年5月24日，逾期利息为7996.38元，被告还应继续支付按上述方式计算出的逾期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倪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货款38224元及逾期利息7996.38元，并继续支付逾期利息（以3822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3元，减半收取1127元，保全申请费1020元，共计2147元，由被告倪峰负担1011元，原告山东绿都安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负担1136元。二审中，诉讼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货款数额及利息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诉求的依据是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该合同中虽未有被上诉人的签字，但结合在此之前的另两份销售合同中也未有被上诉人签名的情形，可以确定双方之间是以传真的方式确定合同的条款，且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第八条中有“本合同传真件有效”字样更进一步证明了双方签订是以传真的方式进行的。若上诉人对涉案的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不予承认，那么其在0000904号发货单中的签名的行为与其上诉主张则存在互相矛盾之处。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5月31日的《销售合同》、发货单、货物运输合同及运输单位的证明，足以确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发货义务。一审判决以上述证据确定货物数量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前已述及，被上诉人履行发货义务后，上诉人就应及时付款，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回款情况列明涉案相关合同的付款时间及金额明细，但上诉人主张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不予认可，在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形下，按上诉规定，其应承担付款情况的举证责任，但在一、二审期间其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确定的货款数额及利息正确。综上，上诉人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3元，由上诉人倪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唐顺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宋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