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鲁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继海，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委托代理人孙鲁闽，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雨，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县府街185号。法定代表人李金涛，区长。委托代理人张菁，烟台市福山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邵晓文，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河滨路999号。法定代表人肖应敬，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车莉娜，北京市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晨，北京市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继海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房屋强制拆除一案，不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6行初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案件或者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以及《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4日，第三人与案外人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补偿协议，约定第三人以货币形式对案外人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包含原告经营的“丰华公司”所在的涉案房屋在内的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并约定由案外人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原告的搬迁和按房地产评估报告给予补偿。原告主张，2000年5月29日，原告的妻子陈惠玲与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售房协议，购买河滨小区建筑面积为82.5平方米的门市房，并口头约定用该房屋置换位于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福山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福山高新区管委）鑫丰工业园的涉案房屋。另查明，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的《关于公布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通知》（鲁建住字〔2017〕20号）的附件《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清单》中，列有“永福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原告主张其租赁的涉案房屋位于该“永福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2018年5月11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的《关于公布2018年棚户区改造调整项目的通知》（鲁建住字〔2018〕9号）的附件《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调整表》中，“永福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被调减，替换项目为“桃园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购买的位于烟台市××山区河滨小区的门市房与涉案房屋存在置换关系，对于原告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认可。原告与福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但原告提交的第三人与福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载明原告经营的丰华公司与福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系租赁关系，且该协议约定了原告的搬迁和补偿事宜，因此，对于原告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下属单位福山高新区管委与第三人对原告占有、使用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原告提交的房屋补偿协议中虽然有“由福山高新产业区管委主持，委托甲方对乙方进行拆迁补偿”等内容，但该房屋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为第三人和案外人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被告或福山高新区管委并非《房屋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亦未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追认，故该内容依法对被告或福山高新区管委不产生法律效力。该协议约定由案外人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原告的搬迁和补偿工作，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本案被诉的房屋强制拆除行为系由被告或其下属单位福山高新区管委组织实施或委托其他单位实施。原告提交的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的《关于公布2018年棚户区改造调整项目的通知》（鲁建住字〔2018〕9号）的附件《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调整表》中载明，永福园棚户区改造项目被调减，可以证实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主张的位于永福园棚户区范围内的涉案房屋实施改造。因此，无法证明被诉房屋拆除过程中存在被告或其委托其他单位作出的征收或棚户区改造等行政行为，故不能推定被告为本案被诉行为的责任主体。根据上述事实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纠纷实质是民事主体之间对合同性质和合同履行方式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于继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回原告于继海。于继海不服原审法院裁定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永福园区属于棚户区改造项目，被上诉人实施了该棚户区范围内的涉案房屋的征收改造。2.被上诉人实际组织实施了永福园区范围内的涉案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工作。从《房屋补偿协议》内容来看，原审第三人是在取得高新区管委的授权后，才与案外人城建公司签订《房屋补偿协议》。原审法院庭审中并没有查明该部分事实，而仅以高新区管委并非该份协议签订的主体，且未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追认为由，确定该内容对被上诉人及高新区管委不产生法律效力，属事实认定错误。3.被上诉人实施了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确认其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在被拆除房屋位于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的情况下，除非市、县级人民政府能够举证证明房屋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他主体违法强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推定强制拆除行为系市、县级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主体实施。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4.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是基于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并非基于租赁关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征收拆迁过程中，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采取了行政强制拆除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对此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范围。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答辩称，本案中不存在征收拆迁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列为行政诉讼被告属于错列被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于继海提交烟国土福告字〔2018〕第5号《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烟J〔2008〕第4002号竞买须知等材料，经审查，于继海提交的材料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2017年11月24日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签订主体系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与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由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对烟台市××山区城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屋进行拆迁补偿。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及福山高新区管委并非协议的签订主体，亦无证据证明其对协议内容进行了追认。上诉人主张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系在取得福山高新区管委授权之后才签订的该协议，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实施了永福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该改造项目已经被调减，上诉人现虽主张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继续实施了该永福园棚户区地块的征收补偿工作，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涉案房屋所在范围存在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或其委托的单位实施的征收或者棚户区改造行为。且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发布的通告载明：“烟台百年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烟台福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实施该工业园的房屋拆除工作，烟台福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将于2018年10月1日开始房屋的拆除工作，特此通告。”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不能推定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系被诉房屋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另外，上诉人还主张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是基于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并非基于租赁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本案纠纷的实质应系平等民事主体在租赁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原审法院以该争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而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于继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晓华审判员  张晓宁审判员  张汉利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牛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