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4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1，男，195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富，北京滳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北京滳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2，女，196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3，男，193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4，女，196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红，北京品臻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赫，北京品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某1因与被上诉人马某2、马某3、马某4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8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富、李青，被上诉人马某2、马某3、马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小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马某2、马某3、马某4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改判合同解除与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违约赔偿合并审理；3.一、二审诉讼费由马某2、马某3、马某4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马某3虽90岁高龄，但每月有5000元以上的退休工资，除了本案争议的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31号楼×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外，在北三环还有一套公房居住。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2003年分家析产时，马某1根据《协议》给付马某2、马某4共计10万元，单独取得涉案房屋的继承权，现在房屋上涨至350万元左右，马某2、马某4心理不平衡，才利用父亲马某3名义主张反悔。根据《协议》约定，×号房屋给马某1，并不影响马某3的生活。本案马某1已年满65岁，现在被迫每月花5000元租金租房居住，若不依法尊重《协议》各方当事人签约时的意思自治，会毁掉马某1的家庭，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灾难。各方所签《协议》经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马某3对自己财产作出处分的家庭协议。根据该《协议》，马某1享有×号房屋的继承权，《协议》并非遗嘱，马某3无权任意毁约，且《协议》签订前一日，马某1就马某2、马某4名下分别存入5万元。2017年8月18日，马某3与马某4签订《赠与协议》，将×号房屋进行了处置。该《赠与协议》的当事人马某3、马某4同时又是《协议》的当事人，《赠与协议》损害了马某1的利益，应认定无效，马某3与马某4构成根本违约，马某4取得×号房屋不属于善意取得。法院认定“因×号房屋现已登记至马某4名下，故该约定实际上无法继续履行”属认定事实错误。马某3、马某4应受《协议》约束，二人所签订的《赠与协议》属于恶意串通，马某3属于无权处分，故意阻止《协议》条件的成就，损害了马某1基于《协议》而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债权和既得利益。完全可以判决《赠与协议》无效，马某4将×号房屋返还马某1，并协助过户登记至马某1名下，不存在无法履行一说。涉案《协议》第1条约定的马某1有权单独继承×号房屋，对马某3、马某2、马某4均具有约束力，且第1条约定继承房屋的权利，不受第2条约定“赡养与否”因素的影响。《协议》第2条约定了赡养问题，马某1如果不尽赡养义务，丧失的仅仅是《协议》第2条约定的公房的居住权，而不是《协议》第1条约定的×号房屋的继承权。马某1是否尽到赡养义务，邻居、社区完全知晓，该协议第2条也完全符合继续履行的条件。二、法院即便认为需要解除《协议》，合同解除与解除后的法律后果违约赔偿案件应当一并审理，而不能单独先判决解除。马某1在一审诉讼中提起反诉，以马某3、马某2、马某4根本违约为由请求损害赔偿，但本案一审承办法官对反诉不予受理；马某1又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马某3、马某2、马某4住所地和房产均不在朝阳区，法院又建议马某1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马某1被迫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马某1在庭审中书面告知一审承办法官，要求移送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却不予理睬，明显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协议》的理由不充分，有违背当事人订立《协议》时的初衷，鼓励违约者任意毁约，违背契约精神，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马某1的上诉请求。马某2、马某3、马某4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马某1的上诉请求。涉案《协议》涉及两套房屋，马某3名下房产已于2017年8月18日赠与马某4，并办理过户登记。另外一套为军产房，不能进行转让交易，也不能继承。2003年，签订《协议》时，以马某1对马某3履行赡养义务为前提，但协议签订后，马某1私自伪造马某3签字，拟定了房屋交易合同，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后马某1不尽赡养义务，马某3将马某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交易合同无效。在诉讼过程中，司法鉴定确定房屋交易合同中马某3签字并非为本人所签。法院支持了马某3的诉讼请求，将争议的房产重新过户至马某3名下。马某1以确认协议效力为由，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法院认为《协议》为有效协议，为避免马某1以协议为由不断提起诉讼，马某2、马某3、马某4以解除协议为由，提起了本案诉讼，《协议》中涉及的二套房产均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协议》中约定的马某1向马某4、马某2支付5万元系马某3在购入争议房产时，马某4、马某2均有不同程度的资助、装修、购买家电等支出，因此马某3要求马某1将上述费用给付马某4、马某2，以备未来继承时做到公平处理。马某3鉴于马某1不尽赡养义务，已将房产另行处置，不会再发生继承。马某2、马某3、马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依法解除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马某3系马某2、马某4、马某1之父亲。2001年3月20日，马某3与北京市外文书店签订《买卖契约》，约定马某3以成本价购得×号房屋。2002年1月17日，马某3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9月24日，马某3、马某2、马某4、马某1签订《协议》，内容为“1.朝阳区×室是我本人的房产，由长子马某1继承。为此，长子马某1付给其两个妹妹马某2、马某4房产补偿费人民币各伍万元整。2.如果西城区平安里三号分配上住房，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由我的三个子女马某1、马某2、马某4轮流照顾我（谁来陪住根据我的需求和需要），但以长子马某1为主。如果出版社同意，最后住房权由长子马某1继住。此协议一式伍份，签字后立即生效。”马道文作为鉴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日，马某1给付马某2、马某4各5万元。2003年，马某1通过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号房屋过户至其名下。2013年，马某3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马某1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003年9月25日签订的《房屋交易合同》无效，将×号房屋变更至马某3名下。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360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03年9月25日马某1自行签署的《房屋交易合同》无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马某1协助马某3办理过户手续，将×号房屋过户至马某3名下。马某1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20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某1对二审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马某1的再审申请。2015年6月9日，×号房屋所有权重新登记至马某3名下。2015年，马某3以返还原物纠纷将马某1、李某、马旭诉至法院，要求马某1、李某、马某5退返还×号房屋并按照每月400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571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马某1、李某、马旭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腾退返还×号房屋并按照每月四千元的标准支付自二○一五年十月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马某1、李某、马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6）京03民终111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马某1以合同纠纷起诉马某3、马某2、马某4，要求确认双方于2003年9月24日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确认马某2、马某4于2003年9月已经收到马某1支付的放弃房屋继承权的补偿款各5万元，判决马某3由马某1赡养，海淀区北三环中路×房屋由马某1居住，马某2、马某4予以协助马某1使用房屋、赡养老人，马某3返还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房屋使用费共计108000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08民初111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双方于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系马某1、马某2、马某4作为子女与其父马某3对于其财产的处置以及对马某3的赡养达成的家庭协议，现未查明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之情节，应属合法有效，马某3主张协议第1条内容为遗嘱，综观该项内容，是马某3对其财产的处分，即在其死亡后方可执行，对于遗产的处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故其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根据马某2和马某4的陈述，各收到的5万元款项即为协议中约定的房屋补偿款，虽其认为房屋装修款，但缺乏事实依据，故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法院认定马某2、马某4收到各5万元。根据协议约定，上述款项的性质为房屋补偿款，该款项应为马某1继承房屋后，马某4与马某2以协议方式因继承权所取得的房屋补偿款，而非放弃房屋继承权的补偿款，故马某1要求确认5万元款项的性质为马某2、马某4放弃继承权的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马某1第3项诉讼请求，与马某3共同居住，照顾其生活起居，应尊重马某3的个人意愿，现马某3明确表示不愿与马某1共同生活，故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马某1第4项诉讼请求，该项请求，系其长期占用×号房屋支出的房屋使用费，已经生效判决判定，其要求马某3返还其房屋使用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协议》有效，驳回马某1之其他诉讼请求。马某3、马某2、马某4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民终66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8月18日，马某3与马某4签订《赠与协议》，约定马某3自愿将×号房屋所有权全部赠与马某4个人所有，马某4表示自愿接受该赠与。同日，该房屋登记至马某4名下。2018年，马某1以恶意串通损害其财产权利为由要求确认马某3、马某4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并要求马某4交付×号房屋、协助将该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08民初27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马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马某1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并以马某3与马某4签订的《赠与协议》构成无权处分主张无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京01民终984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但×号房屋尚未转移登记至马某1名下，马某3仍然是201号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故马某3有权对该房屋进行处分，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2018年4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管理处出具《住房证明》，证明马某3所居住的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号房屋系军产公寓房。经询，双方称马某3的配偶王爱梅于1992年11月去世，×号房屋系马某3于2001年3月20日个人出资购买，故属于马某3个人财产。现×号房屋无人固定居住，马某3与马某2、马某4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之前的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马某3、马某2、马某4、马某1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有效，而且（2018）京0108民初1110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该《协议》系马某1、马某2、马某4作为子女与其父马某3对于其财产的处置以及对马某3的赡养达成的家庭协议，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因×号房屋现已登记至马某4名下，故该约定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关于该《协议》第二条约定，马某3的赡养问题应充分尊重其本人意愿，而且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号房屋系军产公寓房，关于该房产的约定尚不具备履行条件。综上，双方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已不具备履行的基础，法院判令解除为宜。判决：马某3、马某2、马某4与马某1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签订的《协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马某3、马某2、马某4负担35元（已交纳）；由马某1负担35元（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争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是否应予以解除。生效判决已认定马某3、马某2、马某4、马某1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有效，且该《协议》系马某1、马某2、马某4作为子女与其父马某3对于其财产的处置以及对马某3的赡养达成的家庭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号房屋为马某3所有，由马某1继承。但因×号房屋现已登记至马某4名下，故该约定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关于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涉及马某3赡养问题，应尊重马某3本人意愿，现马某3主张马某1未尽到赡养义务，且该条约定涉及的房屋系军产公寓房，关于该房产的约定尚不具备履行条件。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各方于2003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已不具备履行的基础，判令解除涉案《协议》并无不当。马某1上诉主张涉案房屋价格上涨，马某2、马某4心里不平衡，利用马某3名义主张反悔，本案本质上属于三兄妹之间争夺房屋，反悔应属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马某1上诉主张马某3与马某4签订的《赠与协议》系恶意串通，马某3属于无权处分，损害其合法权益，因其未充分举证，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纳。关于马某1主张一审未受理其反诉程序违法，合同解除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应予以一并审理的意见，因马某1自述有关合同解除后果问题已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故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马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马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全奕颖审 判 员 玄明虎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刘 栋法官助理 卢圆圆书 记 员 刘 欣书 记 员 温宇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