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30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跃忠，男，汉族，1961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林，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相军，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军，男，汉族，1969年12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2号新时代共荣工业区厂房C栋二楼左边及右边西侧三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68184。法定代表人：齐正文。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锦榕，广东丰达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跃忠因与被上诉人黄志军、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3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跃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跃忠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志军、云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第8页认定“而根据涉讼股权变更登记以及黄志军2013年向王跃忠转账160万元的事实，黄志军主张双方合意变更股权且其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辩称，与本案证据相符”缺乏事实根据。一审中，黄志军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向王跃忠转账凭证具体如下：2013年12月4日01:19:48时，5万元；2013年12月4日01:21:12时，5万元；2013年12月4日01:22:21时，5万元；2013年12月4日01:23:04时，5万元；2013年12月5日，10万元。也即共为30万元。而且，该30万元也根本不是黄志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黄志军应付给王跃忠的加工费。因此，一审上述认定实属有误。二、一审判决第7页“本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中云岗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已于2011年完成，现王跃忠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应股东会决议上并非其本人签名，并依此主张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情，则其应举证证明其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有误，违背常理。一审庭审中，王跃忠、黄志军的证人周某均认可没有去过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签署过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均认可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非是自己的签名。本案中，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王跃忠”并非是王跃忠签名的事实已非常清楚，王跃忠已尽到了举证义务。而一审判决要求王跃忠证明王跃忠“不知情”，逻辑有误。黄志军辩称其与王跃忠之间已就案涉股权转让签订转让协议，并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给王跃忠，那么，一审法院应该要求黄志军就此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黄志军与王跃忠之间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的价款、支付凭证等。三、黄志军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周某与黄志军是亲戚关系，而且从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可知周某还是股权受让方之一，具有利害关系。因此，证人周某证言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某，不应采纳，不能作为本案的裁判证据使用。四、一审判决书第9页对不予准许鉴定申请的认定有误。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王跃忠对股权转让知情，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跃忠同意。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王跃忠没有签署过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违背了“诚信”原则，也均非王跃忠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对王跃忠没有法律约束力。五、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依法无效，对王跃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黄志军应将股权返还给王跃忠。1.王跃忠从来没有去过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签署过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王跃忠”字迹不是王跃忠的签名，系被伪造签名。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是王跃忠的意思表示。2.在一审中，黄志军的代理人也当庭承认黄志军也没有去过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签署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黄志军”字迹也不是黄志军签名；黄志军申请的证人周某也当庭承认没有去过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签署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周某”字迹也不是证人周某的签名。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2)穗证字第27683号《公证书》“兹证明转让方深圳市其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清算组）、王跃忠与受让方周某、黄志军于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前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而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签署的日期为“2012年2月13日”，而非“2012年2月14日”。这恰恰印证了该公证书是虚假公证，是非法公证，该公证行为无效。4.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王跃忠”字迹并非是王跃忠签名，而且黄志军的代理人也当庭承认该股东会决议上的“黄志军”字迹不是黄志军签名，证人周某也承认该股东会决议上的“周某”字迹不是证人周某签名。据此，2012年2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2年2月14日《深圳市云岗印刷纸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违背了“诚信”原则，也均非王跃忠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了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对王跃忠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黄志军应将云岗公司的股权返还给王跃忠，黄志军应将所获得的云岗公司的利润分红赔偿给王跃忠。黄志军、云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王跃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2年2月13日“王跃忠”与黄志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确认2012年2月14日云岗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3.黄志军将持有云岗公司30%的股权返还给王跃忠；4.云岗公司立即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并将黄志军持有云岗公司30%股权变更登记至王跃忠名下，并向王跃忠出具股东证明；5.黄志军向王跃忠赔偿损失暂定100万元；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黄志军、云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云岗公司原名“深圳市云岗纸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28日，2011年11月6日，云岗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内容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与法定代表人，变更前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为王跃忠，变更后均变更为黄志军。2012年2月15日，云岗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东由案外人深圳市其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出资5万元，持股10%）、王跃忠（出资45万元，持股90%）变更为证人周某（出资5万元，持股10%）、黄志军（出资45万元，持股90%），变更后证人周某任云岗公司监事。2012年11月2日云岗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00万元，黄志军的出资额由45万元变更为450万元，持股比例不变。2013年7月11日，云岗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案外人齐正文，股东由黄志军、周某变更为黄志军（出资额150万元，持股30%）、案外人深圳市车之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出资额350万元，持股70%）。2012年2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作出（2012）穗证字第27683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包括了王跃忠、黄志军及证人周某，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在公证处当面签署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书约定王跃忠将其持有的云岗公司的90%的股权转让给黄志军，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王跃忠主张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本人签字，其对该协议内容完全不知情。证人周某到庭作证，陈述其曾以5万元价格购买云岗公司10%的股份，股权转让系由王跃忠与黄志军主要进行协商，其股权转让款由黄志军代为转交；证人确认其本人未到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就前述公证书载明的协议签字，且该公证书的办理是由王跃忠指派案外人进行。王跃忠主张证人与黄志军有亲属与利益关系，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根据王跃忠提交之云岗公司于工商部门的档案材料显示，有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4日的股东会决议，决定王跃忠将其持有的云岗公司的90%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黄志军，原股东深圳市其林美术设计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0%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让给证人周某。该决议下方有王跃忠、黄志军、证人周某的签名。王跃忠主张其从未签署该份股东会决议。王跃忠申请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云岗公司2012年2月14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其本人签名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庭审中，证人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云岗公司的实际股东为王跃忠、案外人迟少宇、案外人张铭富，三人平均持有云岗公司的全部股权。云岗公司、黄志军提交合同及发票若干，主张案外人迟少宇为云岗公司采购生产物资，是云岗公司原股东，王跃忠确认证据真实性，但不确认案外人迟少宇是股东。云岗公司、黄志军提交银行业务回单显示2013年12月4日黄志军向王跃忠转账汇款150万元，次日向王跃忠汇款10万元，云岗公司、黄志军主张该款项是其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王跃忠主张其与黄志军间经济往来频繁，其提交云岗公司、黄志军2012年1月18日、同月14日的收条两张，该两份收条载明“收到深圳市云岗公司退款”，金额分别为32.6万元及27万元，王跃忠主张其将代收黄志军付给案外人迟少宇、张铭富的款项退还给黄志军，云岗公司、黄志军对此不予确认，主张该收条载明的收到的款项是云岗公司的款项，与王跃忠与自己之间的权利义务无关。王跃忠提交时间为2011年的收据若干，收据中载明的费用为加工费，黄志军主张这些费用是因加工产品关系而产生，与本案无关。另查，王跃忠主张其虽系云岗公司的股东但因黄志军对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更为熟悉，故王跃忠将云岗公司交其经营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黄志军提交云岗公司2012年12月至2018年7月部分工资表，工资表显示王跃忠至2017年12月，王跃忠任该公司厂长，后任该厂行政，均有按月取得报酬。王跃忠确认其曾多年于云岗公司任厂长，但主张只是挂名，不实质进行管理，不清楚云岗公司股权发生变更登记。云岗公司、黄志军提交有工商行政部门复印的2016年9月26日云岗公司授权王跃忠进行申请换发商事主体营业执照的授权委托书，主张王跃忠曾数次办理工商手续，客观上不可能不知道股权变更，至于办理工商手续，仅因其系工商部门备案的云岗公司的联系人，所以常常以其名义办理工商手续，但该手续并不是其实际办理。2016年5月6日，云岗公司作出《关于对王耀忠违纪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内容为“王耀忠自担任厂长职务以来工作态度消极，有经常擅离职守，不服从工作安排，顶撞、攻击公司领导，公开散步侮辱性语言诋毁上级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决定撤销其厂长职务，取消厂长职务相关的福利及待遇，留厂查看。同月11日该公司作出公告（以下代称处罚公告），载明“本公司员工王跃忠，不服从领导工作安排，顶撞、诋毁公司领导，造成不良影响。经研究决定撤销王跃忠厂长职务。鉴于其本人及时认识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向领导诚恳道歉，现公司决定继续留厂任行政主管职务”。王跃忠确认前述处罚决定系针对其做出，其即该书证中的“王耀忠”，且主张正是由于该两份书证让其觉得“自己明明是老板怎么会被处罚”，进而对云岗公司的股权产生怀疑，经核查才发现黄志军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变更了云岗公司的股权登记。一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中云岗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已于2011年完成，现王跃忠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相应股东会决议上并非其本人签名，并依此主张其对股权转让不知情，则其应举证证明其主张。现王跃忠的主张与本案已查明事实有以下矛盾：第一，王跃忠系云岗公司之发起股东及原经营者，依据常理相对于黄志军，该公司工作人员与其更为熟悉，且王跃忠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仍担任云岗公司厂长与行政主管，即仍于该公司内担任管理职务，且该公司的营业执照的换证等工商行政管理事务仍以其作为经办人，如果黄志军确实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变更该公司股权，则其如何实现长达七年在王跃忠同样任职管理层且与公司员工更为熟悉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第二，根据工商登记，王跃忠原持有云岗公司90%的股份，属公司大股东，即便如其所述其为便于经营将云岗公司交由黄志军实际经营，则在其继续于该公司任厂长的情况下，依据常理其理应对于公司财务等关键性事项掌握控制权，且长达七年余，其理应取得对公司盈余进行股份分红，为何其除领取工资外，既没有实现分红也没有掌握公司财务控制权？第三，处罚决定与处罚公告发生于2016年5月，两份书证中均称王跃忠为“员工”，违纪事项为“顶撞、诋毁领导”，明显显示王跃忠系云岗公司的员工，与该公司为劳动合同关系，在私自变更股权登记并极力隐瞒的情况下，黄志军作为云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制作此两份完全暴露其所隐瞒事实的文件却在制作文件后未将王跃忠驱逐出云岗公司反而留用？该两份文件发生于2016年5月，如果确如王跃忠所述为何其在处罚决定发生后未立即就股权被篡夺进行维权，而是进行处罚公告中所称的“向领导诚恳道歉”？为何在两份书证发生后至2018年5月方提起诉讼？以上种种有违常理之处王跃忠均未有合理解释。而根据涉讼股权变更登记以及黄志军2013年向王跃忠转账160万元的事实，黄志军主张双方合意变更股权且其已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辩称，与本案证据相符，该院依法予以采信。至于王跃忠主张其与黄志军有频繁的经济往来，鉴于其于庭审中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前的云岗公司的股权情况，既否认案外人迟少宇、张铭富为原股东，又主张其已向黄志军退还代收两人的股权转让款，前后陈述矛盾，亦无法解释既然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其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为何会发生代收股权转让款的情形，鉴于其提交的收条及收据发生时间早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且体现的均系云岗公司、黄志军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王跃忠未有就前述160万元款项的性质与往来提交有效证据，足以证明该款项并非本案股权转让价款，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信。由上，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盖然性规则，该院合理推断王跃忠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变更登记知情且收取了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根据证人证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上的王跃忠签名确有可能并非其本人签名，但如前所述，即便如此，亦是在王跃忠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发生，非王跃忠本人签名并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故对两书证上王跃忠的签名真实性没有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的必要性，对于王跃忠的鉴定申请，该院依法不予准许。王跃忠主张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同理，王跃忠的其他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跃忠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王跃忠已预交），由王跃忠负担。二审中，王跃忠向本院提交了《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答复函》，用以证明黄志军伪造公证书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实。云岗公司、黄志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跃忠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即王跃忠是否就涉案股权变更事宜知情且认可无关，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云岗公司、黄志军向本院提交了《劳动合同》，用以证明2017年8月31日王跃忠与云岗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王跃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劳动合同》所载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查明：黄志军于2013年12月4日向王跃忠转账共计20万元，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150万元”，本院就此予以纠正。本院另查明：云岗公司、黄志军向本院提交了云岗公司与王跃忠于2017年8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上载明：王跃忠系云岗公司员工，黄志军系云岗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跃忠与黄志军均签字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王跃忠主张其并未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故涉案股权转让行为不能对其发生法律效力，黄志军应向其返还相应股权并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评述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因此，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和对内效力，应当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相对人对此知晓的内容为核心评判标准，而非外显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故认定王跃忠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本案的关键点。本案中，第一，王跃忠原持有云岗公司90%股份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在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作出后，由黄志军任大股东并担任上述职务，王跃忠改任公司厂长、行政主管，仍然担任公司内部管理职务，且公司营业执照换证等工商行政管理事务仍由其作为经办人办理，故王跃忠关于黄志军私自变更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重要工商登记信息且王跃忠在长达七年时间内对此并不知情的主张，与生活常理不符。第二，如王跃忠确信其仍系云岗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则其在长达七年时间内，除按时领取工资外，未主持召开股东会、未由其针对公司经营管理作出相应的决议、未组织公司盈余分配、未实际掌管公司财务等明显不合常理。第三，云岗公司曾于2016年5月作出处罚决定，其中称呼王跃忠为“员工”，违纪事项为“顶撞、诋毁领导”，若确如王跃忠所称黄志军等人是在王跃忠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变更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信息，则无法解释公司此时为何暴露上述所谓的隐瞒事实，并且，并无证据证明王跃忠自此至2018年5月提起诉讼之前曾因此主张相关权利，明显不合常理。第四，云岗公司、黄志军向本院提交了云岗公司与王跃忠于2017年8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其上载明：王跃忠系云岗公司员工，黄志军系云岗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王跃忠与黄志军均签字确认。王跃忠的主张明显与该《劳动合同》所载事实相悖。因此，在王跃忠并未就上述有悖常理之处提交证据或出具合理解释以消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相较而言，黄志军的陈述、证人证言、款项支付情况、公司日常经营情况以及王跃忠、黄志军等人的上述行为，能够形成更有证明力的证据链，证明王跃忠对于涉案股权变更系知情并认可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采信。王跃忠仅以其并未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等文件上签名为由进而否认其真实意思表示，既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跃忠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王跃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陈  朝  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2-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