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3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奋，男，196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鱼筱军，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乾，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翠竹街1号57幢1单元1-8层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60910261U。法定代表人：王燕，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晓光，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然,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昌江供电局，住所地：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昌江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31201621719B。法定代表人：吴霖，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拥群，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昌辉，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崔宏洲，男，1971年3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杨奋与上诉人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电力公司）及原审被告崔宏洲、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昌江供电局（以下简称昌江供电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杨奋、金鹰电力公司均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8民初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金鹰电力公司支付杨奋甲供材税金64591.65元和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金鹰电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奋与金鹰电力公司的《劳务分包合同》第二条和第三条明确约定杨奋为金鹰电力公司垫款开具工程款发票，但税金由金鹰电力公司承担。根据昌江供电局（甲方）与金鹰电力公司（乙方）签订的《施工发（承）包合同》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乙方应于每次付款前将所支付的工程款发票送交给甲方，甲方凭乙方提交的付款发票向乙方支付当月的工程款，故杨奋开具及提交发票是其合同义务。鉴于金鹰电力公司已经将工程主体转包给了杨奋，所以金鹰电力公司（甲方）与杨奋（乙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第二条第2款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乙方向业主提供竣工结算资料，第三条第4款也规定所有税金由甲方承担。基于上述总包合同和转包合同的规定可知，金鹰电力公司将包括开具发票在内的提交竣工结算资料的义务转让给了杨奋，但开具发票费用仍由金鹰电力公司负担。2根据金鹰电力公司与昌江供电局书面确认的甲供物资金额，金鹰电力公司应负担甲供材税金64591.65元，而该税款及滞纳金均由杨奋转账支付。昌江供电局一审举证的《施工队多领用工程物资抵工程款协议》第一条明确记载甲供物资的工程结算金额（不含税）为1957322.80元，则与之相对应的应补营业税及营业税附加合计为64591.65元，该税款及滞纳金23398.31元共计87989.96元均由杨奋2018年6月14日以工商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三、杨奋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税款的明细可以直接证明杨奋代缴工程款税款的事实。杨奋从2014年11月14日至2018年7月19日，总计分七次向海南省地税、国税的“财税库银”账户累计代金鹰电力公司支付税款159451.12元，支付项目包括营业税、三项营业税附加税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税款滞纳金等。杨奋代金鹰电力公司缴纳上述税款，不仅有转账记录，且有证明相关“税收完税凭证”已经交给昌江供电局的签收件。四、昌江供电局提交的有杨奋签名的增值税发票也印证了工程款发票由杨奋垫款代开的事实。杨奋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所有为结算付款目的应由金鹰电力公司承担的税费都由杨奋代付，所有需要支付昌江供电局的发票也都是杨奋代开的，仅就所开营业税发票而言，昌江供电局举证的6张营业税发票上都有杨奋的签名，若是金鹰电力公司自己开具的发票，根本无法解释杨奋在发票上签名的理由。五、杨奋与金鹰电力公司关于所欠甲供材税金64591.65元、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的事实已经有书面的结算确认可以证明。杨奋与金鹰电力公司签订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确认表》，将杨奋代垫共计159451.12元工程款税款以及87989.96元甲供材税金仅仅确认为“应付乙方垫付甲供材税64591.65元”以及“应付乙方垫付税金135404.71元”，已经将应由金鹰电力公司承担的滞纳金及税款不公平的转嫁给了杨奋负担。而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可《对账确认表》作为证据的效力，却在金鹰电力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就认为“因原告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相关票据凭证，以证明其垫付工程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对杨奋的请求不予支持。杨奋认为鉴于所有发票及完税证明原件均已交给昌江供电局作为付款资料，一审判决要求杨奋提供相关票据凭证违背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原则。在杨奋已经提供《对账确认表》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根据后，若金鹰电力公司否认杨奋代缴税款事实，其最有能力提供其自己或他人代缴税款的证据加以反驳，否则应由金鹰电力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此外，若一审法院认为杨奋应对金鹰电力公司毫无根据的口头反驳提供补充证据，也应通知杨奋补充证据。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杨奋的上诉请求。金鹰电力公司辩称，一、杨奋要求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其甲供材税金64591.65元及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没有合同依据。首先，《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6）”是原审被告崔宏洲私刻的，金鹰电力公司已经报案且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已经受理，所以，该《劳务分包合同》对金鹰电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杨奋依据该合同向金鹰电力公司主张权利不应当得到支持。其次，该《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内容相互矛盾，该《劳务分包合同》系转包合同，合同约定杨奋包工、包乙供材，同时约定杨奋包干自负盈亏，这都是转包合同的应有约定。但该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所有税金由甲方承担”明显与上述内容相矛盾，且与转包相矛盾，在转包的情形下转包方不可能承担税费，所以，该项约定明显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二、《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和杨奋代缴税款的行为相矛盾。《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所有税金由甲方承担”，但原审被告崔宏洲却没有缴纳任何税金，而是由没有缴税义务的杨奋缴纳税金，明显与《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不符，相互矛盾，这也可以佐证《劳务分包合同》系虚假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在杨奋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驳回其依据《结算对账确认表》要求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其甲供材税金和工程款税金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结算对账确认表》上加盖的“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6）”与《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均是原审被告崔宏洲私刻的。同时，金鹰电力公司早在2018年6月28日就已经注销了海南分公司，所以，该《结算对账确认表》对金鹰电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杨奋依据该合同向金鹰电力公司主张权利不应支持。四、《劳务分包合同》还是《结算对账确认表》均系原审被告崔宏洲个人与杨奋之间签订的合同和结算，杨奋应当向崔宏洲个人主张权利。如前所述，《劳务分包合同》和《结算对账确认表》均系原审被告崔宏洲个人私刻印章与杨奋签订的合同和进行的结算，且金鹰电力公司从未向原审被告崔宏洲出具委托书或任命书，也从未向杨奋支付过任何款项，所以，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杨奋应当向原审被告崔宏洲个人主张权利。昌江供电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昌江供电局已足额支付金鹰电力公司案涉工程款，并驳回杨奋对金鹰电力公司之诉求，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依法应予以维持。经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认定，2014年10月16日，昌江供电局与金鹰电力公司签订《昌江35千伏海尾线及10千伏湿地公园线等20条线路防风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发（承）包合同》，昌江供电局作为发包方，金鹰电力公司作为承包方，施工费用暂估价为3393090元。2017年9月8日，经金鹰电力公司委托由海南定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案涉工程的《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审定施工费用金额为3563281.9元。并且昌江供电局已合计向金鹰电力公司及其海南分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8笔，总结算工程金额共计3563281.9元，与《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核定施工费用金额相一致，即一审判决认定供电局已足额向金鹰电力公司支付了涉案工程款，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昌江供电局作为发包人，已向承包人金鹰电力公司足额支付了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行为，故一审判决据此认定金鹰电力公司不需对本案承担任何工程款给付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金鹰电力公司对本案不承担责任，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维持。崔宏洲辩称：一、合同章（6）不是私刻的，且有证据证明金鹰电力公司和同类主体文昌供电局签的正式的合同也是用此章。假如金鹰电力公司对这个章有异议的话，可以去报案。2金鹰电力公司和杨奋的《劳务分包合同》是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从法律概念来说崔宏洲在海南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代表金鹰电力公司的，因为二者之间有合作协议。3现金鹰电力公司否认和崔宏洲的关系是狡辩，且金鹰电力公司不承认崔宏洲和杨奋之间的关系，但在前几次的付款中又将款项支付给崔宏洲，从这而言，崔宏洲跟杨奋的关系金鹰电力公司是知道也是认可的，崔宏洲跟金鹰电力公司的关系金鹰电力公司也是承认和认可的。四、退一万步说，即使劳务分包合同是假的，崔宏洲和金鹰电力公司签的合作协议也是假的，金鹰电力公司没有授权不认可的话，金鹰电力公司也给崔宏洲付过钱，没有合同的情况下也足以证明二者是有合作关系和工程款的事实关系的。金鹰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琼0108民初3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奋的起诉或驳回杨奋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由杨奋负担。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应当驳回杨奋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首先，原审被告崔宏洲涉嫌伪造印章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故此案应当驳回杨奋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杨奋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和《对账确认表》中加盖的合同专用章（6）与金鹰电力公司加盖在《合作协议书》上的合同专用章相比明显多出了一个“（6）”，所以，加盖在上述《劳务分包合同》和《对账确认表》上的合同专用章（6）明显是虚假的。更重要的是，金鹰电力公司早在2018年6月28日就已经注销了海南分公司，而该《对账确认表》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7月16日，这更加证实了《对账确认表》上加盖的印章是虚假的，故该《对账确认表》对金鹰电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金鹰电力公司已向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报案，滨江派出所于2019年3月20日以原审被告崔宏洲涉嫌伪造印章犯罪予以立案并出具了受案回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此案应当驳回杨奋的起诉，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而一审法院却置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于不顾，并迳行判决明显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次，杨奋虚假陈述，涉嫌虚假诉讼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或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本案中，杨奋诉称其仅收到了1944378.74元工程款明显与事实不符，金鹰电力公司调取的原审被告崔宏洲的银行流水信息显示：杨奋还在2018年2月12日和2018年3月14日分别收到了原审被告崔宏洲支付的470148元和94298.52元，共计564446.52元，至此，杨奋实际收到了2508825.26元工程款，故对于杨奋要求支付1292574.97元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中的564446.52元不应当予以支持。同时，杨奋向法庭隐瞒了上述款项，所以，杨奋虚假陈述，隐瞒案件事实，还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判令金鹰电力公司向杨奋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杨奋要求金鹰电力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权利基础是《劳务分包合同》和《结算对账确认表》确认的合同关系和结算金额。而《劳务分包合同》和《结算对账确认表》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6）是原审被告崔宏洲伪造的，故杨奋欲以此证明其与金鹰电力公司间有合同关系并要求支付《结算对账确认表》中确认的数额明显不能成立。其次，金鹰电力公司及海南分公司均从未向杨奋支付过任何款项，杨奋收到的工程款均为原审被告崔宏洲和其妻子王瑞英支付，而且杨奋自始至终从未与金鹰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过任何联系。所以，杨奋主张其与金鹰电力公司间有合同关系明显与常理不符。再次，金鹰电力公司从未向原审被告崔宏洲出具过任何授权委托书或相关任职文件，更从未向杨奋出具过任命或授权原审被告崔宏洲职务的文件，因此，杨奋完全无理由相信原审被告崔宏洲有代理权，杨奋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反，与杨奋签订劳务合同的是原审被告崔宏洲，与杨奋沟通联系的也是原审被告崔宏洲，更重要的是：向杨奋支付款项的还是原审被告崔宏洲，所以，与杨奋建立合同关系的是原审被告崔宏洲，杨奋应当向原审被告崔宏洲主张权利。复次，原审被告崔宏洲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和2018年3月14日向杨奋支付了470148元和94298.52元工程款，共计564446.52元。该款项应当从杨奋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上诉人多次要求一审法院调取被上诉人杨奋的全部银行流水信息，但一审法院承诺调取后又拒绝调取，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本案中，在一审法院的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要求一审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全部的银行流水信息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其与原审被告崔宏洲之间的资金往来。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并表示，全部的资金往来涉及个人隐私，必须要有基础证据才可以提供。而如前所述，杨奋已经隐瞒了原审被告崔宏洲向其支付了564446.52元工程款的事实。为查清案件事实，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杨奋的银行流水信息，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向金鹰电力公司代理人出具了调查令，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拒绝配合，金鹰电力公司代理人又申请一审法院予以调取，一审法院同意（2019年10月25日）于10月28日调取，但2019年10月28日又拒绝予以调取，导致杨奋与原审被告崔宏洲之间的资金往来信息无法查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和改判。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另，金鹰电力公司当庭补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崔宏洲系上诉人的代理人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金鹰电力公司从未向原审被告崔宏洲出具过任何授权委托书或相关任职文件，更从未向杨奋出具过任命或授权原审被告崔宏洲职务的文件，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第26页和第二次庭审笔录第17页中，杨奋和原审被告均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崔宏洲系上诉人的代理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与《合作协议书》上加盖的印章明显不一致，所以，杨奋并非善意，原审被告崔宏洲不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如前所述，金鹰电力公司从未给原审被告崔宏洲出具过任何授权书或任命书，也从未与杨奋有过任何交易，同时，虽然金鹰电力公司与原审被告崔宏洲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但该《合作协议书》上加盖的金鹰电力公司合同专用章明显与其和原审被告崔宏洲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6）不一致，更何况，杨奋在法庭发问环节回答金鹰电力公司的问题时仅表示《劳务分包合同》是在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却从未表示其看到过《合作协议书》，所以，杨奋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原审被告崔宏洲有代理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崔宏洲系上诉人的代理人明显没有事实依据。二、签订于2018年7月16日的《结算对账确认表》与2018年6月20日《结算对账确认表》和《资金往来情况表》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可签订于2018年7月16日的《结算对账确认表》的真实性是错误的。原审被告崔宏洲在一审中提交的签订于2018年6月20日的《结算对账表》及《资金往来情况表》显示签订于2018年7月16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以此为准，之前计算作废）》是虚假的，不仅原审被告崔宏洲与杨奋的结算金额不符，而且承担税金的数额也不相同。原审被告崔宏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签订于2018年6月20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显示：“应付杨奋结算金额为315.317271万元”，该数额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资金往来情况表》3153173元是一致的，而签订于2018年7月16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以此为准，之前计算作废）》中记载的数额3236953.71元，比315.317271万元多了83781元，明显是原审被告崔宏洲和杨奋相互串通，目的在于恶意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明显是虚假的。更重要的是，原审被告崔宏洲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后的当天即2019年3月25日向杨奋出具的《协商函》中明确写明：真实的结算数额应该为315.317271万元，而杨奋的《复函》中也明确写明：以你方提出的结算结果为准。该数额不仅与2018年6月20日的《结算对账表》中记载的数额相一致，而且也与原审被告崔宏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资金往来情况表》中记载的3153173元是一致的。所以，杨奋的真实结算数额应该为315.317271万元，而并非323.695371万元，对于多出的83781元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同时，签订于2018年6月20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显示，已经支付给杨奋的金额为2035854.00元，且没有垫付工程款税金，而2018年7月16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以此为准，之前计算作废）》却显示付款数额为1944378.74元，少了91475.26元，明显是原审被告崔宏洲和杨奋相互串通，目的在于恶意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明显是虚假的。杨奋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一）金鹰电力公司混淆了“受案”与“立案”的概念，错误地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不论金鹰电力公司是否出于逃避其合同责任而对其代理人崔宏洲存在诬告行为，就其举证的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的《受案回执》而言，并不能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受案回执》仅仅是公安机关对甄晓光个人举报崔宏洲的受理证明，并不能证明崔宏洲涉嫌“伪造印章罪”，更不是刑事案件的立案证明。（二）金鹰电力公司为逃避合同责任，罔顾事实，称杨奋涉嫌“虚假诉讼罪”，是恶意的人身污蔑。试问，若不是杨奋完成涉案工程，金鹰电力公司何以获得总包工程款？若不是金鹰电力公司拒不履行《劳务分包合同》，杨奋又何须起诉金鹰电力公司？金鹰电力公司既然已经通过书面合同委托崔宏洲做为其海南区合同的代理人，又拒绝履行崔宏洲代理其与杨奋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本身就是恶意违约，却反诬杨奋“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金鹰电力公司一方面不承认其与杨奋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另一方面又主张其与崔宏洲之间的付款就是对杨奋的清偿。金鹰电力公司此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没有“虚假陈述”，反而杨奋是“虚假陈述”？总而言之，金鹰电力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而是采取污蔑杨奋与其合同代理人崔宏洲涉嫌犯罪的方式，企图不劳而获占有因杨奋独立履行总包合同而产生的全部工程款收益。二、一审法院认定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支付剩余工程款，既有金鹰电力公司与崔宏洲之间的书面的委托代理协议为依据，又有金鹰电力公司在行动上接受杨奋履约的事实根据。首先，金鹰电力公司与崔宏州之间的《合作协议书》明确了金鹰电力公司全权委托崔宏州代为经营海南地区施工经营业务的委托代理关系，无论公章真伪，涉案《劳务分包合同》因崔宏州的有权代理而在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之间成立。其次，金鹰电力公司、昌江供电局在事实上接受了杨奋基于《劳务分包合同》的各种履行行为。昌江供电局接受杨奋开具的发票并允许杨奋在其中6张发票上签字，在事实上认可了杨奋的分包人地位或实际施工人地位。金鹰电力公司并没有委派除杨奋以外的其他人员履行与昌江供电局的《施工发（承）包合同》的施工义务，也没有委托除杨奋以外的其他人履行《施工发（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税款代垫及发票开具义务，却欣然接受昌江供电局的付款，足以证明其认可了杨奋的分包人地位。再次，就付款关系而言，崔宏洲做为金鹰电力公司代理人只有将工程款付给杨奋，才算代金鹰电力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崔宏洲已经代金鹰电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杨奋并不否认。但当崔宏洲没有代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时，杨奋只能要求金鹰电力公司继续支付剩余工程款，而不是代理人。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正确，金鹰电力公司企图不劳而获，无故占有杨奋劳务成果没有合法根据。三、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金鹰电力公司无权要求调取杨奋的全部银行流水信息，杨奋已经按照要求提交了与本案相关的全部银行账户明细。金鹰电力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权必须基于法律规定的范围。本案争议范围是杨奋与金鹰电力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金鹰电力公司是否已经支付杨奋工程款，应由金鹰电力公司自行举证，金鹰电力公司也具备相应的举证能力，无需法院调取。其次，金鹰电力公司要求法院调取杨奋全部银行流水信息没有正当理由。杨奋与崔宏洲之间并无资金争议，崔宏洲付给杨奋的款项是否都是涉案工程款，崔宏洲最有发言权。在崔宏洲并未主张其代金鹰电力公司支付了《对账确认表》以外的工程款时，金鹰电力公司要求调取杨奋全部银行流水不具有正当的理由，其所要求调取的证据内容与案件也无关联性。再次，杨奋已经按照一审法院要求，就与本案相关的杨奋支出各项费用和收取已付工程款的银行流水提交给了法院。综上所述，杨奋认为：无论金鹰电力公司有多少辩解，都不能解释一个最基本问题：鉴于整个涉案工程是杨奋独立自费完成，金鹰电力公司没有任何投资。在已经获得326328.2万元挂靠费的情况下，金鹰电力公司企图再拿走剩余194万余元工程款的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是什么？金鹰电力公司基于何种理由可以无偿占有杨奋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劳务成果？针对金鹰电力公司上述的补充事实和理由补充意见如下：一、金鹰电力公司并非只有一个印章，金鹰电力公司存在着多个分公司，而且还是个分支机构，其印章不只一个，所以金鹰电力公司以《劳务分包合同》上的印章和《合作协议书》上的印章不一致，认为杨奋并非善用的理由不能成立。二、杨奋与金鹰电力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主要依赖的基础是金鹰电力公司与崔宏洲的《合作协议书》中的委托代理条款，杨奋从未表示没有看到过《合作协议书》，但这点不是案件争议的焦点，所以杨奋没有必要时时刻刻都主张其看过这个《合作协议书》这个事实，但确实是事实。三、《结算对账确认表》虽然有两份，但一般情理上是以最后确认的为准，并且杨奋在对崔宏洲的复函中明确说明如果金鹰电力公司认可崔宏洲能够有权代理金鹰电力公司订立合同，才认可崔宏洲代表金鹰电力公司所做的再一次的结算，即诉讼中的结算。现金鹰电力公司不认可崔宏洲的代理权就无权主张杨奋与崔宏洲之间的这种结算能够为金鹰电力公司的依据。昌江供电局的答辩意见和对杨奋的上诉答辩意见一致。崔宏洲辩称：一、有证据证明合同专用章（6）是存在的，不是私刻的，章就在本人手中，当初和文昌供电局的签订合同就是盖的合同专用章（6），在海南盖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6）的来源是最初成立海南分公司的时候刻的，谁刻的不知道，但现在本人保留着，对方不认这个合同专用章（6）是没有道理的。二、关于授权的问题，《合作协议书》第1条第5款说得很清楚，都是以金鹰电力公司的名义来承接业务，也说了崔宏洲是代表金鹰电力公司的。杨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鹰电力公司赔偿杨奋进度款欠款55621.26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895.64元（按年利率4.75%上浮50%的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9月29日止，共计l.74年）。2、判令金鹰电力公司支付杨奋剩余工程款1292574.97元，并赔偿该剩余工程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年利率4.75%上浮50%的标准自2017年9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截止起诉前的2018年9月5日止为92095.96元）。昌江供电局对金鹰电力公司偿还杨奋剩余工程款在欠付金鹰电力公司的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金鹰电力公司支付杨奋为金鹰电力公司垫付的甲供材税金64591.65元，以及杨奋为金鹰电力公司垫付的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4.诉讼费由金鹰电力公司和昌江供电局依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8日，金鹰电力公司作为甲方，崔宏洲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有效期为五年的《合作协议书》，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成立海南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由甲方指派，负责设计项目的实施管理和协调。设计和施工经营业务，全权委托乙方代为经营。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委托由乙方负责管理施工，期间乙方独立经营，自负盈亏。2.甲方同意乙方使用甲方公司的证照文件和商标名称，可以向乙方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人授权委托，协助乙方完成合同的谈判和签订，并向乙方提供有关的证照文件和必要的技术指导。3.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开展业务经营活动的授权书及其他必要的文件资料。4.甲方为乙方提供出图章一枚，所有出图报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相关人员备案并将电子版图纸及其它相关资料发送至甲方经营部进行登记备案。5.乙方享有海南地区的独立经营权，甲方全权委托乙方负责开展海南电力设计及施工经营活动，乙方有权以分公司名义自行聘用施工及技术和管理人员等相关经营人员，并自行承担相应工资及社保费用。6.乙方负责合同的洽谈，按照客户和甲方认可的合同文本格式，草拟相关合同，将谈判的结果及时通知甲方。乙方在签订合同后，须向甲方递交相关工程的中标通知书、合同各一份。7.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8.双方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管理和利润分配。2014年10月16日，金鹰电力有限公司（乙方）与被告昌江供电局（甲方）签署《昌江35千伏海尾线及10千伏湿地公园线等20条线路防风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发（承）包合同》,发包方为昌江供电局，承包方为金鹰电力公司，施工费用暂估价为3393090元，合同指定乙方收款账户为广发郑州分行嵩山路支行，帐号为×××，合同落款处注明乙方在海南办公地点为海口市××区。2014年10月28日，崔宏洲以金鹰电力有限公司（甲方）的名义，与杨奋（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主要约定：1.金鹰电力公司就昌江35千伏海尾线及10千伏湿地公园线等20条线路防风加固改造工程项目分包给乙方杨奋组织施工，承包方式为包工、包乙供材。2.项目包干价300万元（不含税，不含青赔款），如工程量发生变化，根据甲方与业主结算价值增加或减少调整分包合同包干价。分包合同价调整方式：分包合同最终价=合同价300万元+（甲方与业主结算价-分包合同价300万元）×90%。3.付款方式：进度达到30%甲方付款60万元；进度完成80%付款至200万元（期间根据甲方收到进度向乙方支付进度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乙方向业主提交竣工结算资料，经业主委托造价中介机构审核，出具结算报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全部剩余工程款。否则，每逾期一天按剩余工程款应付金额的0.08%，即万分之八支付违约金。甲方必须按时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如有违约按应付金额每逾期一天按0.08%支付违约金。4.所有税金由甲方承担。2017年9月8日，案外人海南定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昌江供电局委托，出具了关于案涉工程的《结算审核报告》，报告载明：工程按合同约定日期开工，已通过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其中金鹰电力公司送审施工费用的审定金额为3563281.9元。2018年7月16日，崔宏洲以金鹰电力公司（甲方）的名义，与杨奋（乙方）签署了《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结算对账确认表（以此为准，之前计算作废）》，确认金鹰电力公司（甲方）应付杨奋（乙方）结算金额为3236953.71元，甲方已付金额为1944378.74元，尚欠金额为1292574.97元。另查，案涉工程于2016年7月竣工验收合格。昌江供电局分别于2014年11月28日，向金鹰电力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工程款339309元；2014年12月23日，向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678618元；2015年2月10日，向金鹰电力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339309元；2015年4月8日，向金鹰电力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678618元；2015年11月30日，向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339309元；2016年2月2日，向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339309元；2018年7月31日，向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659513.54元及材料款11132.26元；2018年12月29日，向金鹰电力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支付质保金178164.10元，以上款项共计人民币3563281.9元。一审法院认为，昌江供电局与金鹰电力公司签订的《昌江35千伏海尾线及10千伏湿地公园线等20条线路防风加固改造工程施工发（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后崔宏洲以金鹰电力公司的名义，与杨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项目工程交由杨奋承包施工，但杨奋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规定，承包人金鹰电力公司的转包、分包行为，已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杨奋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所进行的施工工程已在诉前竣工验收合格，现杨奋请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予以支持。该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经确认金鹰电力公司应付杨奋结算金额为3236953.71元，因金鹰电力公司已付金额为1944378.74元，尚欠金额为1292574.97元。在案涉工程结算完毕后，金鹰电力公司在接受昌江供电局足额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至今未将尚欠的工程款余额支付给杨奋，已构成迟延支付。故对杨奋诉请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1292574.97元，本院予以支持。但对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金鹰电力公司应自逾期后的2017年9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关于杨奋诉请判令金鹰电力有限公司赔偿进度款欠款55621.26元问题。因该进度款在上述尚欠工程款中已包含在内，故对杨奋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杨奋诉请昌江供电局在金鹰电力公司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根据昌江供电局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所反映的事实，昌江供电局一共向金鹰电力公司及其海南分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8笔，总金额共计3563281.9元。《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核定施工费用为3563281.9元，故昌江供电局已足额向金鹰电力有限公司支付了案涉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杨奋该诉请于法不符，不予支持；关于杨奋诉请判令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垫付的供材税金64591.65元，以及杨奋为金鹰电力公司垫付的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问题。因杨奋未提供合法有效的相关票据凭证，以证明其垫付该款项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杨奋该请求不予支持；崔宏洲在本案中作为代理人的身份，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且杨奋未向其提出诉讼主张。如果金鹰电力公司认为其损失系因崔宏洲造成可另行提起诉讼。对金鹰电力公司辩称与杨奋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不应承担付款责任，于法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奋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292574.97元及利息（以所欠工程款本金人民币1292574.9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自2017年9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杨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55元，由杨奋负担受理费3000元，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受理费18655元、保全费用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杨奋提交了四份证据，1、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明细详情、税收完税证明及电子支付凭证，证明杨奋支付了营业税税款64591.65元及税款滞纳金23398.31元，昌江供电局将杨奋垫付的税金64591.65元支付给了金鹰电力公司；2、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手机银行明细详情及建筑业统一发票，证明杨奋垫付了税金13233.05元、26466.11元，发票上均由杨奋本人签名；3、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手机银行明细详情、完税证明及发票，证明杨奋分次垫付税金13233.05元、26466.11元、13911.67元、13911.67元，完税证明及发票均交给昌江供电局；4、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手机银行明细详情及发票，证明杨奋垫付33787.57元。金鹰电力公司提交了二份证据：一、签订于2018年6月20日的《昌江供电局2014年防风加固第一批工程项目结算对账表》一份、《工程款侵占情况表》一份，证明1.杨奋的工程款数额应当为315.317271万元，而不是3236953.71元。2.杨奋实际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为2035854.00元，而并非1944378.74元，少算了91475.26元的事实。3.该表上面显示税款13万多元应当是由杨奋自己承担。二、崔宏洲于2019年3月25日向杨奋出具的《协商函》一份及杨奋回复的《复函》一份，证明：杨奋认可工程款数额为315.317271万元，并非3236953.71元，多算了83781元的事实。原审被告崔宏洲提交的金鹰电力公司跟文昌供电局签订的勘察设计合同，证明金鹰电力公司用的就是合同专用章（6），合同专用章（6）是存在的。证据2、两张电子支付凭证、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崔宏洲跟金鹰电力公司有其他的合同关系。杨奋提交的4份证据并非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相关内容在一审时已经存在，也并非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亦非新的证据，仅是对二审相关主张的进一步补充，该证据与昌江供电局的证据一致，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对一审证据的补强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以确认。金鹰电力公司和原审被告崔宏洲提交的证据均是在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属于重复提交，并非新证据。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原审被告昌江供电局系通过杨奋提供工程款发票，再按照发票金额向金鹰电力公司付款的方式结算，涉案工程款发票系杨奋个人垫付税金开具的，发票上有杨奋本人的签名。2018年7月16日，金鹰电力公司与杨奋结算，双方出具的对账确认表确认金鹰电力公司尚欠杨奋垫付的甲供材税64591.65元、工程款税金135404.71元。双方在对账确认表明确“以此为准，之前计算作废”。崔宏洲在对账确认表上署名并加盖“金鹰电力公司合同专用章（6）”。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金鹰电力公司与崔宏洲、杨奋的关系？2.杨奋垫付的甲供材税金及工程款税金应该由谁负担？3.金鹰电力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具体数额和杨奋已经收到的工程款具体数额1关于金鹰电力公司与崔宏洲、杨奋的关系的问题。根据金鹰电力公司出具的《合作协议书》可以认定，崔宏洲系金鹰电力公司海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庭审中金鹰电力公司亦承认涉案工程由崔宏洲负责，故崔宏洲的行为应当认定是职务行为。金鹰电力公司虽否认的“合同专用章（6）”的存在，但又在其他合同中用此公章，据此可认定金鹰电力公司知道该章的存在并予以默许，故本院认定该章在涉案工程下具有法律效力，崔宏洲使用此章亦是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并据此认定有崔宏洲签名和公司盖章的《对账确认表》具有法律效力，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杨奋基于其和金鹰电力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组织人员，垫付资金履行合同，涉案工程实际已整体转包给杨奋。现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杨奋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金鹰电力公司签订的转包合同因其无施工资质和非法转包而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杨奋系基于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向承包人金鹰电力公司主张工程价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金鹰电力公司主张《劳务分包合同》系崔宏洲个人与杨奋之间的合同而要求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杨奋垫付的甲供材税金及工程款税金应该由谁负担的问题。杨奋通过对账单、垫付税金的银行流水单和发票上签名证明其垫付了甲供材税金和工程款税金，且二审中原审被告崔宏洲、昌江供电局均认可杨奋垫付税金的事实。金鹰电力公司虽对垫付的事实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在《对账确认表》中，金鹰电力公司已认可“垫付”这一事实的存在。昌江供电局已提交了发票的原件，发票上亦有杨奋本人的签名，可以佐证杨奋垫付税金的事实，一审法院以杨奋未提供相关票据为由驳回杨奋的该项诉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三、金鹰电力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具体数额和杨奋已经收到的工程款具体数额的问题。金鹰电力公司主张双方结算的工程款数额为3153172.71元，其主张的依据是一审第一次庭审后杨奋给崔宏洲的复函，但该复函明确承认该结算数额的前提是金鹰电力公司认可双方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并承认崔宏洲代理人的身份，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故对金鹰电力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金鹰电力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1292574.97元中应当扣除564446.52元（2018年2月12日支付的470148元和3月14日支付的94298.52元），但上述两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均在双方最后结算日期的2018年7月16日前，故对金鹰电力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最后一次结算后，杨奋再未收到涉案的工程款，故应以双方最后的结算为准，即金鹰电力公司合计收到昌江供电局3563281.9元工程款，应支付给杨奋的工程款数额为3236953.71元，已经支付给杨奋工程款1944378.94元，尚欠工程款1292574.97元，一审法院依此判决金鹰电力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金鹰电力公司支付给其海南分公司或者崔宏洲个人的款项，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在此不作认定。综上所述，杨奋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金鹰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遗漏部分事实，本院予以纠正，结合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对一审判决的部分判项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1维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8民初3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8民初3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限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奋支付垫付的工程款税金64591.65元、135404.71元，共计199996.36元；四、驳回杨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65元，由杨奋负担3450元，金鹰电力公司负担1820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733.2元均由金鹰电力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召勇审判员 周 玲审判员 罗静怡 二Ｏ二0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占 红速录员 李 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风险提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如果权利人怠于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权利人在诉前或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的，应在查封或冻结的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继续查封或冻结，以避免保全财产自行解封或解冻，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