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7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726号13楼C-E座。负责人：杨国胜，高级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军，上海市汇业（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红，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112、138号地下一层、1层102-109室、2层201-2、3层302-4、第9-15层。负责人：贺劲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铭蔚，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东二路15号。负责人：邵嘉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峰，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汇业律所）与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上海分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63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业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军、罗雪红，上诉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马铭蔚，被上诉人华融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峰、夏晓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支持汇业律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合同不存在时间有效期，且与报酬计费条款无关，不是双方约定内容。一审法院将合同有效期设置成报酬条款的前提条件，系事实认定错误。1、双方约定的字面含义足够明晰，即“自本合同签订之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八个月内收到回款的，按照20%支付律师费。本案中较迟者为“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此为计费方式中对起算点的唯一界定。2、合同不存在有效期，在未解除的情况下，合同未附任何时间终点，收到回款是唯一终点。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律师费的酌定，实质否定了计费类型，完全背离“风险代理”的根基，但却在保全费上适用了风险代理的约定，是自相矛盾的。1、法律适用应以尊重双方意思自治为前提，即便需要酌定，也应在“风险代理”的基础上进行。双方对于风险代理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2、法律适用应当前后一致，一审判决对于汇业律所不同诉讼请求使用了相反的裁判规则，自相矛盾。三、我国《合同法》第405条明确了单方任意解除时，受托人享有充分的报酬请求权，“有约定从约定”，系争合同对计费方式有明确约定，且付款条件已经满足。1、有约定从约定，本案存在明确约定，且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满足。在汇业律所代理期间已完成各项核心工作并达成3,500万元成果的基础上，各方于2018年6月20日签署《和解协议》，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此后收到回款，法院于6月2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故已经满足合同约定的20%律师费支付条件，应以此约定支付律师费。2、3,500万元的工作成果早在2017年10月31日已确定，此后未出现新的争议、未新增任何新的难度和反转，故合同解除时，汇业律所已经帮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实现了全部的工作成果，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四、关于保全费99,000元，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作为金融机构，不愿意在诉讼中出具保函，汇业律所为了保证当事人权利，垫付了保全保险费，依据公平原则，应改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业律所支付保全保险费及利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汇业律所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对被依法解除的合同认定清楚，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不存在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双方合同已经于解除合同意思表示到达汇业律所而解除，故本案不应适用涉案委托合同继续收取风险代理的律师费。二、汇业律所主张760万元的律师费及利息没有事实及合同依据。三、关于保全保险费及利息，涉案合同明确约定除法院收取的诉讼费、保全费用外，其他费用由汇业律所承担。保全保险费是汇业律所为了争取胜诉结果，自行愿意承担的费用，依照双方合意，该费用应由汇业律所自行承担。华融上海分公司辩称，不同意汇业律所的上诉请求。汇业律所已经获得相应的律师费报酬，之后案件取得的结果，与汇业律所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应向汇业律所支付律师费，也不应超过1%的比例。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业律所支付保全费5,000元，并驳回汇业律所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汇业律所违约事实。1、汇业律所未征得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同意擅自变更诉讼请求。2、汇业律所在所代理的案件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的情况下，径直放弃抗辩，建议放弃上诉，是不专业、不尽职的表现。3、撤销权诉讼各方当事人达成初步和解合意的情况下，汇业律所表示只能和解，且明确调解金额仅为3,500万元，迫使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接受和解方案。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适用双方约定的计费方式，但又判决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业律所支付高额风险代理律师费，系适用法律错误。汇业律所辩称，不同意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所陈述系其他案件的代理诉讼，但因尽管胜诉但未能执行到位，故汇业律所建议以撤销权的方式实现权利，本案争议项下汇业律所未收到过律师费。二、汇业律所已提交大量微信记录，能够证明双方在对律师费有争议前，各方对律师工作是高度赞扬的，仅因汇业律所不同意降低律师费，才发生本案争议。三、汇业律师从未有变更诉讼请求的要求，是人民法院根据案情决定的。四、汇业律所作为风险代理人，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撤销权案件的诉讼时间较长，为诉讼利益最大化，要有合理的预期。汇业律所经过大量调查和数十次的谈话开庭，债务人同意以3,500万元进行和解，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以汇业律所降低律师费作为条件才能同意和解方案。五、关于合同期限，合同并无合同期限与收取律师费挂钩的约定，在2017年3月和解方案固定的情况下，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解除委托合同再与案外人进行和解，系为逃避支付律师费。华融上海分公司述称，其同意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和意见。撤销权案件最终的和解方案不是汇业律所提供的，当汇业律所将和解金额谈到3,500万元时，其为了收取律师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督促委托人接受和解方案，而非为委托人争取更高额的金额。在华融上海分公司不愿意接受该方案时，汇业律所即停止工作。解除律师代理合同后，华融上海分公司又另外委托律师，增加了新的司法查封，将和解金额争取到3,800万元，故和解内容不是汇业律所作出的。一审判决以3,500万元作为基数要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承担律师费不具有合理性。汇业律所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偿还汇业律所代垫的诉讼保全费5,000元及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自2016年5月4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判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偿还汇业律所代垫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99,000元及利息（以99,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4月28日垫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汇业律所律师代理费760万元及利息（以76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6月26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收到和解款项之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5日，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汇业律所接受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指派律师代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D有限公司等8个借款人（10笔借款）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委托事项包括拟定清收方案、申请执行证书、代理一审、二审的诉讼或者仲裁、执行，双方协商同意单个案件律师费采取结案付费的方式，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金额的1%计算，最高不超过1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不再支付等。2014年4月15日，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又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汇业律所接受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指派律师代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G有限公司等14个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其他责任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委托事项包括拟定清收方案、申请执行证书、代理一审、二审的诉讼或者仲裁、执行，双方协商同意单个案件律师费采取结案付费的方式，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金额的1%计算，最高不超过1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不再支付等。2015年5月，汇业律所指派律师代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一案，起诉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等。同月11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案号为（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该案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以其自2012年5月起与上海D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签订24份金融借款合同，C公司对各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C公司未在借款到期并进入强制执行借款后承担担保责任，却将持有的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50%股权转让给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造成自身偿债能力不足为由，诉请要求撤销C公司与F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恢复登记至C公司名下等。2016年4月28日，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再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乙方（汇业律所）接受甲方（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指派律师李源、张奇代理甲方与C公司为甲方所担保的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等22名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其他责任人的合计24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自本合同成立生效之日，双方已经就上述24案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不再履行；合同第一条委托事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上述24案进行尽职调查，查明上述24案借款人、保证人、抵押人及其他责任人，并查明所有可追索的财产线索，通过金融借款纠纷、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和非诉讼措施进行追索，乙方负责代理有关的所有诉讼（含一审、二审、再审等）、执行、破产等司法程序的代理工作；合同第二条代理权限约定，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诉讼、仲裁、申请执行证书、调查事实、提交证据、参加庭审、申请执行、代收法律文书等；合同第三条代理方式及律师代理费约定，上述24案在原《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了单个案件律师代理费结算方式，双方经协商，同意原单个案件的立案律师代理费和胜诉律师代理费的约定继续履行，单个案件的回款律师代理费按照下列约定履行：1、对于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由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因清收需要，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甲方均不再支付立案律师代理费和胜诉律师代理费。2、单个主债权金融借款案件或者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案件中，甲方依据胜诉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等法律文书最终得以全部或部分现金收回的，按照下列约定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1）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八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20%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2）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八个月后十六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15%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3）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十六个月后二十四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10%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4）如甲方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全部或者部分获偿的，甲方按照上述比例以抵债金额的80%计付回款律师代理费，以相应房产、股权、基金份额或其他财产过户至甲方名下为准；（5）如相关任何诉讼或者执行案件需甲方另外聘请代理人代理或者协调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回款律师代理费按照以上标准减半支付；合同第七条约定，1、本合同有效期限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3月1日止，如届时乙方已完成相关的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并取得可供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则本合同自动延期至2018年10月29日止。2、合同期满后，甲方未书面通知乙方不再履行合同的，乙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收回全部本息、费用之日止。合同期满后，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不再履行合同的，本合同不再履行，乙方应将涉案的整套材料以书面和PDF格式的扫描件返还甲方。3、合同期内，若一方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解除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汇业律所代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该案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查封F公司持有的E公司价值3,300万元的股权，并提供了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保全担保。汇业律所为此于2016年4月27日向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费9.90万元，同日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抬头为“汇业律所”、险种为“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发票一张。2016年5月4日，汇业律所代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该案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2016年5月10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对（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一案作出判决如下：一、撤销C公司与F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C公司与F公司、案外人上海XX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涉及C公司与F公司相对应部分内容；二、C公司、F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F公司名下的E公司16.50%的股份恢复登记至C公司名下，上海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有限责任公司）予以协助。嗣后，C公司、F公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沪02民终7366号。2016年10月31日，汇业律所律师张奇在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沟通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融真资产撤销权案）保全费应为5,000元”，“除了保全费，我处还垫付了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9.90万元（因为银行申请财产保全不愿意支付担保费，也不愿意出具担保函，所以经银行同意由我处向平安保险为本案保全购买了诉讼保全责任险，并垫付保险费9.90万元）”。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则表示，“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由贵所负担”。2018年1月30日，在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华融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群聊中，汇业律所的指派律师王树军表示，“面对我们现在的选择就是，1，百分之九十的可能3,500万到手，和2，几年后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零清偿”，“请各位领导思考决定”，同年3月4日又表示，“由于华融公司内部其他评委对律师取费20%超出总公司规定，无法对律师聘用合同审核通过，会导致整个和解协议无法达成一致，希望我们想想办法或能否降低律师收费一事，我征求了我所参与的合作律师意见……”。次日，华融上海分公司人员表示，“我分公司在审核过程中目前有两个核心点，其一接受和解与不和解继续执行尚有分歧、没有定论；其二是律师代理费率必须满足总部标准”。同年3月20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表示，“我们银行还是希望华融公司能考虑同意目前3,500万的和解方案”。同年4月23日又表示“即日起正式解除汇业所在该案项下律师代理合同”，“来不及今日发出书面解除函”。2018年4月24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发《关于终止聘请律师合同的通知》给汇业律所，内容为，根据双方2016年4月28日《聘请律师合同》第7条约定，合同已在2017年3月1日到期，故中信银行上海分行通知汇业律所自发函之日起终止该合同，要求汇业律所在收函以后5个工作日内将所涉的案件材料全部返还。同日，在（2016）沪02民终7366号一案的审理笔录显示，当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征询各方对前期形成的调解方案的态度时，C公司、F公司均表示同意按调解方案处理，XX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倾向于调解，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陈某）表示，“到目前为止，我行审批意见是不同意前期调解方案，原因是这笔债权……华融资产审批未通过，可能对方案本身有意见”。2018年6月20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华融上海分公司、C公司、F公司、XX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达成《和解及资金监管协议》，内容为，各方在（2016）沪02民终7366号审理期间达成和解方案，并共同委托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对和解款项支付进行监管，具体内容包括：丙方（F公司）同意委托丁方（XX有限责任公司）向甲方（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和解款3,800万元；在各方作好股权工商变更过户手续（包括甲方拟解除对丙方名下E公司33%股权冻结措施等）的准备工作，且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可同一天办理完毕后，丁方将3,800万元支付至戊方（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账户；在丙方名下的E公司16.50%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到丁方名下，法院收到甲方提交的撤回原审起诉申请后，甲方即有权向戊方发出划款通知；甲方收到监管资金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本息付至已方（华融上海分公司）账户。审理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和华融上海分公司确认已经收到上述和解款3,800万元。2018年6月26日，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内容为，因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与XX有限责任公司、C公司、F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且各方按和解协议完成E公司16.50%股权的过户手续，XX有限责任公司已按和解协议将和解款3,800万元划付至监管账户，故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撤回一审起诉，要求法院予以准许，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当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沪02民终73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准许C公司撤回上诉；二、准许XX有限责任公司撤回上诉；三、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按自动撤回处理；四、撤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民事判决；五、准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2016年4月28日重新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将其对24案的保证人等相关责任人，包括其向案外人C公司通过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在内，进行调查、追索、诉讼等所有司法程序的代理工作委托给汇业律所，并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其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关于合同有效期限。合同明确约定有效期限至2017年3月1日止，同时约定如汇业律所已完成相关诉讼措施并取得可执行的生效裁判文书的，则有效期自动延至2018年10月29日。因为汇业律所在2017年3月1日前未能取得可执行生效裁判文书，因此本案情形明显不适用自动延期的条款。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合同期满后，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未书面通知汇业律所不再履行合同的，汇业律所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收回全部本息、费用之日止，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书面通知汇业律所不再履行合同的，则合同不再履行。本案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在2017年3月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汇业律所继续行使代理工作，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亦未提出异议，直至2018年4月24日书面通知汇业律所自发函之日起终止合同，故合同有效期亦至该日为止。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对收费方式，根据起算期限不同，分别约定了以合同签订日为起算日起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和以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日后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两种情形下的两种计费方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情形不适用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这两种计费方式。（一）合同签订日为起算日起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的情形。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日，即2016年4月28日起8个月内，即至2016年12月27日止，按照现金回款的20%收费，合同签订日起的16个月内，即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2017年8月27日止，按现金回款的15%收费，自签订日起的24个月内，即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4月27日止，按现金回款的10%收费。本案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回款是在2018年6月份，已经超过上述约定的期限，故不适用该计费方式。（二）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后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的情形。该计费方式适用条件包括两点，其一是生效并可执行的法律文书，其二是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但其隐含的前提条件是汇业律所应在合同有效期内取得生效并可执行法律文书。因为本案汇业律所在直至2018年4月24日合同终止前，一直未取得满足条件的法律文书，亦不存在适用该条款计收费用的问题。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本案不适用上述约定计费方式的情形，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并没有主观恶意。因为合同明确约定了有效期限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有权在合同到期后随时书面通知终止履行的权利。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和华融上海分公司不接受前期调解方案是“接受和解……尚有分歧”、“律师代理费率”两项理由，因为本案情形不适用双方约定的两种计费方式，且终止合同后调解最终结果从最初的3,500万元金额提高到了3,800万元，故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依据约定终止合同履行，不存在恶意或者故意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也就不存在视为条件成就而适用上述条款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所称的汇业律所存在不专业、不尽职和法律判断错误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在采用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的案件中，衡量作为受托人的律师事务所及委派律师是否适当、尽职的履行代理义务的标准，应为最终裁判或执行结果对委托人的诉讼主张的支持程度，综观双方长期合作过程，合同到期后汇业律所继续履职，合同终止后未违背委托人利益和最终调解结果与原协商结果相差比例并不巨大的情况，汇业律所并无明显不尽职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因为涉案合同对本案情形下应付报酬约定不明，一审法院根据合同目的、情势、诚实信用等合同解释方法，考虑到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和本案合同签约、履行和终止的情况，再考虑到合同中回款费用、期限的相应比例关系，同时参考政府指导价，确定按汇业律所在代理期间促成调解方案的初始金额3,500万元的5％，即175万元支付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汇业律所主张自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收到和解款项之日起算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具有相应法律依据，亦予以支持。最后，对于汇业律所诉请的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因为合同明确约定保全费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承担，对汇业律所诉请要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保全费5,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保全担保保险费及利息，因双方明确约定了风险代理收费方式，且合同明确约定“由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保全担保保险费并非法院收取，也不在上列费用当中，应属于“其他相关费用”，故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汇业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75万元及利息（以17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26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汇业律所支付垫付的保全费5,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3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汇业律所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728元，由汇业律所负担45,133元，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负担20,595元。各方当事人均未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应向汇业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如果应当支付，则支付的金额应是多少；2、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应向汇业律所支付99,000元诉讼保全费及利息；3、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应向汇业律所支付垫付的保全费5,000元的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汇业律所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本案系争律师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该合同的有效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3月1日止，如果汇业律所完成诉讼并取得可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合同可自动延期至2018年10月29日。通过该条约定可知，合同自动延期的前提须为汇业律所完成诉讼并取得可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但从本案履行情况来看，汇业律所并未能于2017年3月1日前完成诉讼并取得可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适用自动延期条款，并无不当。同时，该条第二款还约定，合同期满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未书面通知汇业律所不再履行合同的，汇业律所应继续履行合同。合同期满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书面通知汇业律所不在履行合同的，合同不再履行。从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合同履行至2017年3月1日后，双方对于汇业律所继续代理无异议，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于2018年4月24日向汇业律所发出《关于终止聘请律师合同的通知》，双方代理合同即终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4月24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律师代理费用，汇业律所主张按照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实际收回款项3,800万元的20%的计算即760万元，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及华融上海分公司则主张汇业律所在代理案件中存在不专业、不尽职和法律判断错误等情形，不应向汇业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对此，本院认为，系争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自合同签订日或自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八个月/八个月后十六个月内/十六个月后二十四个月内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收到回款的，分别按照收回款项本息部分的20%、15%、10%支付律师代理费。从既已查明事实来看，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实际回款时间为2018年6月，均未涵盖在上述合同约定的期间内。而汇业律所在从事代理期间也未能取得生效并可执行的法律文书，据此，汇业律所要求按20%标准要求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律师费，缺乏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中，合同履行期间，汇业律所的调解结果为3,500万元，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和华融上海分公司未予接受该调解方案的原因为其内部对于调解尚有分歧和律师代理费等原因。系争合同终止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将调解结果提高到了3,800万元，因此，双方对于不适用合同约定条款计算律师代理费均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在考虑到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等各方面因素，酌情确定按汇业律所在代理期间粗郑调解方案的初始金额3,500万元的5%计算，判决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汇业律所支付律师费175万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汇业律所于本案系争合同签订的前一日已将保全担保费支付给案外人，但在签订本案系争合同时仍约定除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承担，其他费用均由汇业律所承担。保全担保费99,000元并非由法院收取，故按约应由汇业律所承担。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上所述，保全费用5,000元系法院收取，按约应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及时向汇业律所支付，显属违约，一审法院判决其向汇业律所支付该款项相应的利息，与法不悖，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汇业律所、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038元，由上诉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负担53,443元，由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20,5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