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2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任远，男，汉族，1981年6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培政，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银丽，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曹飞飞，男，汉族，1984年8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汝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淮旭伟，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甄华微，男，汉族，1970年8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北京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诚，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任远、曹飞飞因与被上诉人甄华微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远上诉请求为：1.撤销（2018)粵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甄华微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2018)粵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改判支持任远的全部反诉请求，依法撤销涉案《承诺函》；3.涉诉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甄华微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甄华微在原审过程中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关键证据是甄华微事先制作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的判决缺乏充足的证据和事实依据。首先，《承诺函》是甄华微事先制作，关键信息都是在任远签名后自行填写的，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不具有证据的合法、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承诺函》关键内容在任远签署时均为空白（对此，甄华微的代理人也已当庭确认），其中“甄华微于2015年1月20日”、“招商证券，户名：甄华微，资产账号：04×××25”等字样都是甄华微事后单方手写添加，任远对此并不知情，《承诺函》第8行称在任远、曹飞飞接手甄华微证券账户后“产生了亏损200万元（贰佰万元）”；第11行又称二人操作期间“共产生资金亏损及利息共肆佰万元整（小写：4000000.00)”，该两处内容明显相互矛盾，不足采信。其次，甄华微关于任远操作甄华微的账户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该账户的金额并没有一千万元，由其账户信息可以得知，2015年1月26日，甄华微在账户中转存10000000元（一千万元），在2015年1月29日，任远在账户转出5000000元，当中转出的5000000元是通过银行转取的方式转出的；甄华微提交的对账单中有且仅有一页账户信息，无法体现证券操作的全部流程及亏损情况，是否存在账户亏损全是来自甄华微的片面之词，根本无法在对账单及其它书面账户材料中体现；该对账单无法体现是任远操作，对账单中也不能体现任远的操作账户的情况，那么是否买入卖出股票、是由谁卖出买入股票、是谁在什么时段买入卖出股票等均不得而知。由此可见，甄华微提供的账户信息不全，关键信息均是事后填写的，根本无法体现是双方之间存在，甄华微关于任远操作证券账户的主张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证据具有虚假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就本案而言，甄华微在原审中仅凭《承诺书》和一页的账户信息，关键信息都是事后填写的，根本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原审法院应当以证据不足，事实不充分为由驳回甄华微的原审诉讼请求。二、原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承诺函》的约定显失公平，但未支持任远撤销《承诺函》的反诉申请，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认定“该亏损由被告方全部承担，而原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在订立该承诺函时显失公平”，既已认定《承诺函》显失公平的情形下.但并未支持任远的反诉请求撤销本案《承诺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原审中，任远依法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反诉提起符合法律规定，任远有权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请求撤销本案的《承诺函》。三、《承诺函》中有关亏损部分由任远全部承担违反了违背了民法公平原则而无效，原审法院有关承诺函不存在无效情形为认定事实错误。股市投资市场有风险，《承诺函》约定由甄华微提供资金，任远操作其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但所有亏损均由任远承担，该《承诺函》中关于所有亏损均由任远承担的保底条款通过保证投资本金不亏损，免除了甄华微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及交易规则。因此，《承诺书》中有关甄华微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显失公平，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前述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承诺函》无效；四、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甄华微当庭要求更改案由为债权债务纠纷，原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查明事实并认定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也未查清甄华微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一审过程中存在事实审理不清的情况，应当依法予以查明并予驳回原审甄华微的诉讼请求。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除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交付款项才能生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针对原审甄华微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甄华微仅凭承诺函主张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缺乏实质的事实依据，即既有的借款已经交付给任远的证据；甄华微原审的主张缺乏债权债务形成的事实依据，甄华微提交的承诺函中列举的关键事实均是其后来自行填补的,无法证明承诺函为任远的真实意思表示；甄华微主张的法律关系前后矛盾，与其提交的证据严重不符。在本案起诉以及庭审开庭前，甄华微主张法律关系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但是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甄华微当场改变案由为债权债务纠纷，但并未提交债权债务形成的相应证据，与此前提交的证据以及主张的法律关系严重不符，前后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上诉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上诉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甄华微仅凭承诺函作为债权凭证起诉至法院，任远主张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成立，承诺函涉及的款项由始至终都没有交给任远，而且账户一直都在甄华微的操控当中，任远一直没有操作过账户。为此，任远已经做出合理的解释，甄华微仍然主张双方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曹飞飞上诉请求为：1.撤销（2018)粵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驳回甄华微的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2018)粵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依法改判支持曹飞飞的反诉请求，判决撤销涉案《承诺函》；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含案件受理费、反诉费、保全费等）由甄华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承诺函系甄华微欺诈、胁迫上诉人等两人所签署，曹飞飞与甄华微之间根本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原审法院未能根据事实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曹飞飞的反诉请求。甄华微据以起诉的《承诺函》系其欺诈曹飞飞、任远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涉案《承诺书》属依法应予撤销之内容，望法院重新予以查明，撤销涉案《承诺函》。原审判决中称“两被告在事后均未采取报警等相应补救措施”、“被告辩称原告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被告配合出具，被告就向原告出具了金额迖几百万元的债权凭证，更加严重违背常理”。虽然曹飞飞当时乃受到甄华微欺诈而签署涉案《承诺函》，甄华微也一反《承诺函》签署时态度并要求曹飞飞等所谓“履行”，但因曹飞飞自身权益当时未受到实际损害，其手中亦无该《承诺函》文书，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原则，未就此时提起诉讼或进行报警，该事并不违反常理。其于甄华微恶意起诉之后，也已于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该受欺诈、胁迫而签署的《承诺函》，希望其正当维权行为能够得到法院支持；曹飞飞乃基于朋友关系签署甄华微所提供的《承诺函》，此类因疏忽、大意而贸然签字之情形在生活中非常之多，并非“违背常理”。本案所涉及损失达人民币200万元，但甄华微却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该等损失，甄华微掌握有自身证券账户的调取和操作权限，其也本已提交了证券账户的初始部分交易记录(20150126-20150211)，如确有《承诺函》所述亏损事项，其举证是非常容易的，但迟迟不提供证券账户的后续交易及亏损证明。就此，曹飞飞再次强调：“债之发生，必有原因”。如甄华微主张本案为委托理财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当就相关债权债务的产生及真实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的存在、证券账户密码或操作权限的交付、证券账户的盈亏情况以及是甄华微进行所谓证券账户的操作。法院亦应秉持审慎的态度，对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明，仅凭一张纸、一个签字，不能够轻易地认定当事人存在高达数百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则就极易地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必将严重地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社会不公。《承诺函》关键内容在曹飞飞签署时均为空白（对此，甄华微代理人也已当庭确认），其中“甄华微于2015年1月20日”、“招商证券，户名：甄华微，资产账号：04×××25”等字样都是甄华微事后所单方手写添加，曹飞飞对此并不知情。此外，《承诺函》称“初始投入资金壹仟万元正（小写：10000000.00)”，但从其所提交的证券账户交易记录来看，该账户在2015年1月26日转入1000万元后的第三天（也即2015年1月29日）即转出500万元，可见《承诺函》所称的1000万元初始资金并不真实，《承诺函》内容不足采信。二、涉案《承诺函》关于亏损承担之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或被确认无效，但原审法院却未依法支持曹飞飞之撤销请求，又未确认承诺函无效，实属裁判不当。证券投资及股票交易是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但在甄华微所提交《承诺函》上的内容却写明：“该股票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即低于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的，由任远、曹飞飞两人共同承担，与甄华微无关”。曹飞飞认为，且不论曹飞飞等与甄华微不存在《承诺书》所述委托理财投资关系，该等所谓委托投资行为根本无任何事实与证据依据，单就该《承诺书》内容而言，其中所写所有亏损均由任远、曹飞飞共同承担的保底条款，免除了甄华微作为“委托人”及“投资人”本应自身承担的投资风险，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相悖，也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及交易规则，因此《承诺书》中该等关于亏损承担的内容显失公平，且系保底条款而应确认为无效条款。原审判决其实已认定“由两被告按300万元的金额承担还款责任的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在订立该承诺函时显失公平”。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原审判决却没有依据曹飞飞之反诉申请而予以撤销，实属裁判错误。基于上述内容，曹飞飞认为：涉案《承诺函》关于亏损承担之内容系保底条款，违反了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显失公平，人民法院要么应依曹飞飞之反诉申请，撤销该《承诺函》，要么依职权认定《承诺函》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广东省高院及深圳市中院关于委托理财纠纷的相关司法实践，此时应根据双方所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或者五五对开之比例，确定双方之过错及责任承担方式：例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粤03民终10224号]即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过错大小相当，且双方约定利润平分，故本院确定损失亦由双方平均分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7)粤03民终7304号]判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过错大小相当，且双方约定利润平分，故本院确定损失亦由双方平均分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昌佑，张粵明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定：“基于共同承担风险的法律公平原则，该亏损应由双方分担。双方对于损失的承担比例可参照合同约定的盈利比例分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的再审裁定[(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490号]中也认为“双方对于证券亏损的承担比例可参照案涉合同约定的盈利比例分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莫佳修、杨昌怀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粵民申2773号]也认为：“一、二审法院参照合同约定的盈利比例分担双方所应承担的亏损比例亦无不当。”而本案中却判决将200万所谓损失全部由任远及曹飞飞承担，既毫无依据，又极不合理，同上级人民法院及主流观点相左。被上诉人甄华微答辩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错误，法律适用不当，承诺函并不具有显失公平的情形，但甄华微愿意作出让步，所以没有提起上诉。任远、曹飞飞的上诉理由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1、承诺函是任远、曹飞飞亲笔签署的，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承诺函的意思表示十分清楚，是任远、曹飞飞与甄华微经过结算后确定的内容，任远、曹飞飞签署时对承诺函没有任何异议。任远、曹飞飞只是事后不想还款，才捏造出欺诈、胁迫等各种理由；2、承诺函中关于由任远、曹飞飞承担全部损失的约定并没有违背公平原则。首先，甄华微投入全部初始本金，任远、曹飞飞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巨额收益，并且任远、曹飞飞都是证券方面的专业人士，任远还是国泰君安证券红荔西路营业部的总经理和负责人，明显具有优势地位，因此该条款并没有违背公平原则。如果任远、曹飞飞认为保底条款不公平，完全可以拒绝，甄华微也没有能力强迫任远、曹飞飞操作自己的账户；3、证券法144条规定证券机构不能承诺客户的买卖收益和损失，该条约束的是证券机构作为理财的受托人的情形。自然人作为受托人接受理财委托，属于民间委托理财，并不受证券法的约束。而证券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亦没有规定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的保底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114号申请再审案件（该案二审案号为（2018）渝民终156号）中确认定受托人作为自然人对证券买卖收益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4、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有误，原审法院认定承诺函仅约定任远、曹飞飞在取得收益时承担年化200万的利息，亏损时无需承担年化200万利息，是对承诺函意思的断章取义。承诺函中提到“任远、曹飞飞操作期间共产生资金亏损及利息共四百万元整”是十分明确的约定，已经是确定无疑的最终结算，显然亏损时任远、曹飞飞也应承担利息，原审的认定是没有依据的错误推定。被上诉人甄华微在二审庭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甄华微招商证券账户的操作流水。拟证明委托理财关系存在并且造成亏损的事实；二、甄华微招商银行交易明细表。拟证明任远在2017年12月31日向甄华微偿还20万元，曹飞飞于2018年1月11日向甄华微偿还30万元；三、录音（光盘及文字版），拟证明该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5月，任远、曹飞飞签署承诺函的过程，各方都是自愿的，对承诺函的内容没有异议的，且双方的结算不是临时达成的，而是此前已经达成的；四、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114号民事裁定书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终15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作为民间委托理财的受托人对证券买卖收益作出承诺是合法有效的。针对被上诉人甄华微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任远、曹飞飞认为：证据一无法证明是由任远、曹飞飞进行的证券操作，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甄华微向任远、曹飞飞移交过账户的操作权限。此外，该对账单也不能够证明存在所谓的损失200万元及初始投入资金1000万元等承诺函的内容。根据任远、曹飞飞对该对账单的查看，其显示的可用资金实际为3100813.75元（见该证据对账单每月对账的最后一页），是对账单出具或打印之时的账户余额。其所述的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亏损金额200万元整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包括所谓的损失是由任远、曹飞飞造成的。希望法院调查承诺函所称200万元的损失是否存在及真实性的问题。另外，经此前向上诉人核实，证据二30万元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应当是此前双方的借贷关系，而非理财委托协议项下的资金往来。证据三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且非法院要求提供，请求予以排除并不予以采信。证据四不属于证据形式，且希望法院参考有针对性的深圳中院及广州中院的案例参考，该等委托理财中保底条款属无效约定。甄华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任远、曹飞飞连带清偿甄华微本金及利息损失250万元；2、任远、曹飞飞连带向甄华微支付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5月1日起计至2018年1月10日；以25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任远、甄华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任远、曹飞飞共同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甄华微提供的《承诺函》；2、反诉费用由甄华微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任远、曹飞飞向甄华微出具承诺函一份，内容中列有：“就甄华微全权委托任远、曹飞飞两人进行理财，由两人共同操作甄华微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一事。甄华微于2015年1月20日与任远、曹飞飞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由任远、曹飞飞全权操作甄华微名下股票交易账户（该股票交易账户的开户证券营业部为招商证券，户名：甄华微，资产账户：04×××25），甄华微初始投入资金1000万元，该股票交易账户产生的收益（即超出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由任远、曹飞飞所有，两人需支付年化20%资金利息。该股票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即低于甄华微初始投资部分）的，由任远、曹飞飞两人共同承担，与甄华微无关。任远、曹飞飞两人在接手甄华微的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操作后，产生了亏损200万元，该股票账户已经由甄华微收回自行操作。任远、曹飞飞操作期间共产生资金亏损及利息共400万元。后经友好协商甄华微同意任远、曹飞飞按300万元支付本息。对于产生的上述金额，任远、曹飞飞承诺：1、两人最迟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各向甄华微偿还150万元；2、从2017年5月1日起，该300万元的亏损按年化6%的利率向甄华微支付利息。特此承诺。”任远、曹飞飞分别在上述承诺函上签名予以确认。甄华微认为上述承诺书合法有效，并据此提起本案诉讼。任远、曹飞飞则提出撤销该承诺函的反诉请求，认为承诺函是虚假的，是甄华微单方自行制作的，甄华微采取欺骗的手段，系甄华微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任远、曹飞飞配合出具的要求，任远、曹飞飞方予以签署，存在强迫和威胁的情形。所涉及的账户操作与任远、曹飞飞没有任何实际操作和实际控制的证据及事实，作为甄华微自行操作的股票，其损失应由其本人承担。承诺函所列的损失，违反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将甄华微所有的投资风险转嫁给了任远、曹飞飞。经庭审询问，甄华微确认在签署上述承诺函后，任远还款了2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曹飞飞还款了3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承诺函系由任远、曹飞飞亲笔签名予以确认。承诺函所列内容详细、明确、具体，并不存在任何歧义。任远、曹飞飞均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其签名确认的重要性及其法律后果有清楚的知悉。任远、曹飞飞虽然辩称系因甄华微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任远、曹飞飞配合出具的，辩称甄华微采用欺骗、欺诈、胁迫的手段让其签署，但甄华微在事后均未采取报警等相应补救措施，亦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任远、曹飞飞辩称甄华微在其无法给家人交代的情况下要求被告配合出具，任远、曹飞飞就向甄华微出具了金额达几百万元的债权凭证，更加是严重违背常理。本案亦无相关证据显示存在上述法律禁止性情形，故该院对任远、曹飞飞此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在该承诺函中列明由甄华微初始投入资金，并确认由任远、曹飞飞各自向甄华微偿还款项，任远、曹飞飞分别在上述承诺函上签名确认，系以其实际行为确认甄华微为涉案债务的债权人及相关权利义务承担者，属于其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院确认上述承诺函并不存在无效情形，甄华微与任远、曹飞飞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该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同时，该涉案承诺函出现两处任远、曹飞飞操作期间产生亏损的表述，一处金额为200万元，一处为400万元。如理解第二处亏损金额400万元系包含了本金亏损及利息损失，但根据该承诺函之前记载内容，仅在取得收益时，任远、曹飞飞方需支付利息，并无亏损时仍需承担利息的约定。故该两处关于亏损金额的表述并不一致。甄华微作为格式条文的出具方，且在该承诺函并未约定亏损支付利息的情况下，该院采信对甄华微不利的解释，即任远、曹飞飞在操作期间产生亏损的金额共计200万元。在此情况下，由任远、曹飞飞按300万元的金额承担偿还责任的约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在订立该承诺函时显失公平。虽任远、曹飞飞请求撤销该承诺函，但该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变更该承诺函部分内容。考虑到甄华微是全部资金的支出方，该院综合该案实际案情，酌定变更为按200万元的损失由任远、曹飞飞分别承担。即任远、曹飞飞各向甄华微偿还100万元；另任远已还款20万元，曹飞飞已还款30万元，该金额应从中予以扣除。并按涉案承诺书约定的最迟还款日期2017年12月31日之次日起以当时分别仍须偿还的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甄华微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另，涉案承诺函明确表述任远、曹飞飞系各自承担还款责任，故甄华微主张连带返还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远应向甄华微偿还款项8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曹飞飞向甄华微偿还款项7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8年1月10日；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1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任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款项8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曹飞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款项7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2018年1月10日；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1日起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甄华微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任远、曹飞飞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802元（已由甄华微预交），由甄华微负担7802元，任远负担11000元，曹飞飞负担9000元。本案反诉受理费共计200元（已由任远、曹飞飞预交），由甄华微负担60元，任远负担80元，曹飞飞负担60元。保全费5000元（甄华微已缴纳），由甄华微负担1000元，任远负担2000元，曹飞飞负担20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甄华微在二审中主张两上诉人操作是股票账户的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前；该股票账户在该期间有多次款项转取或转存的记录，甄华微认可该转取或转存系由其操作。另查，任远认可其在2015年期间系证券从业人员、曹飞飞自称系私募机构人员；甄华微认可其将账户交给两上诉人操作时知晓其证券从业人员身份。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甄华微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确定的损失数额及两上诉人已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的问题，甄华微为证实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提交了《承诺函》、证券账户明细、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任远、曹飞飞主张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系为了帮助甄华微向家人解释才在《承诺函》上签字。本院认为，首先，任远、曹飞飞都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风险辨控能力，能够预见到在《承诺函》上签字的法律后果，但其仍然签字，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次，《承诺函》签署后，任远、曹飞飞分别在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0日向甄华微转账支付的20万元、30万元，甄华微主张是两上诉人按照承诺函的约定向其支付的款项，两上诉人主张不是偿还本案款项，双方另有其他法律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向甄华微支付该两笔款项的其他原因，故一审认定该两笔款项是按照承诺函的约定偿付本案赔偿款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双方委托理财关系的效力及其后果。本院认为，首先，证券投资是高风险的经营活动，从甄华微的陈述及一审提交的《承诺函》来看双方进行的理财活动是甄华微提供资金，两上诉人操作其股票账户进行股票买卖，由此产生的收益归两上诉人所有，两上诉人支付甄华微年20%的利息，交易账户如产生亏损由两上诉人承担。该约定中关于亏损均由两上诉人承担的保底条款通过保证投资本金不亏损，免除了甄华微作为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与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相悖，也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及交易规则；其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得直接或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甄华微明知任远系证券从业人员但仍将其股票账户交给其操控从事股票交易，双方的行为因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综上，涉案委托理财行为无效、约定的保底条款亦无效。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双方应相互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在综合考虑案件事实、两上诉人身份、甄华微对涉案账户亦由一定操控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酌定甄华微自行承担30%责任、任远和曹飞飞各承担35%的责任。因涉案损失数额为200万元，故甄华微应当自但60万元损失，两上诉人各向其偿付70万元，因任远已经支付20万元，尚需支付50万元及利息；曹飞飞已经支付30万元，尚需支付40万元及利息。对任远诉讼请求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任远、曹飞飞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任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曹飞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甄华微40万元及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起计至2018年1月10日；以40万元为本金，从2018年1月11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甄华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任远、曹飞飞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802元，由甄华微负担7802元，任远负担11000元（该款甄华微已经支付，任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甄华微支付），曹飞飞负担9000元（该款甄华微已经支付，曹飞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甄华微支付）。一审反诉受理费共计200元，由甄华微负担60元（该款任远、曹飞飞已经支付，甄华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远、曹飞飞支付），任远负担80元，曹飞飞负担60元。保全费5000元，由甄华微负担1000元，任远负担2000元（该款甄华微已经支付，任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甄华微支付），曹飞飞负担2000元（该款甄华微已经支付，曹飞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甄华微支付）。任远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任远承担6800元，由甄华微承担5000元（该款任远已经支付，甄华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远支付）。曹飞飞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曹飞飞承担6300元，由甄华微承担4500元（该款曹飞飞已经支付，甄华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曹飞飞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飞审判员 付  璐  奇审判员 李  卫  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何明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