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08民终4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南关乡长阁村。法定代表人：孙志伟，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玉国，河北飞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法定代表人：于正国，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明，丰宁满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益众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偏道子村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6民初4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人民政府、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冀0826民初4215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原告不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判决涉案的扶贫资金的最低保障收益给付原审原告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不是扶贫资金的所有人，为此其不具有要求上诉人返还的权利。如果被上诉人是受扶贫资金所有人的委托对此资金进行管理，其只是受委托的管理人，那么也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扶贫资金的来源不是被上诉人给付，更不是被上诉人对我们企业的入股资金。是国家扶贫单位按照当时的政策对自然人下发的扶贫资金，此扶贫资金是被上诉人的村民享有使用权的资金，这些扶贫对象才是对扶贫资金具有使用权的人。二、被上诉人并非涉案扶贫款的实际使用人，《股份合作经营合同》只是以上诉人名义签订的，涉案款项最终被实际用于建设位于丰宁县的大棚了，当时偏道子村的村书记刘建明是实际经营者，上诉人并未参与实际经营，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最低保障收益也并非被上诉人发放的，而是由刘建明发放的，所以上诉人并没有向被上诉人给付最低保障收益的责任。三、《股份合作经营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系无效条款，根据合同被上诉人系自愿入股，双方合作经营，那么分红应当按照合作社的盈余情况进行分配，入股方需要承担亏损的风险，这种关系中入股方也不能随意撤资，自己的收回需要通过企业减资或者企业清算解散程序，而这份合同中约定的分红方式被上诉人只享受收益，不担风险，并且在合同签订当时上诉人需要向被上诉缴纳第一年的最低保障收益，这种约定并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营，因为无效条款。综合上述，请求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答辩称，双方签订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具有资格，国家下发资金是依据村委会村民书下拔，下发主体是村委会，由村委会负责管理扶贫资金，因此村委会具有资格。支付保证金是合同约定的，当然需要支付。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依据国家政策签订合同有效。上诉人在一审时未出庭，但程序并不违法，根据我方了解这笔资金的实际经营人是孙志伟和刘先明。各股东中只有刘先明和孙志伟收益，根据合作社法，应当由受益人承担责任，因为我方没有刘先明和孙志伟相关资料，孙志伟没有提供过，合同约定我方不可以干涉上诉人的经营，因此如果上诉人认为，本案于刘先明有利害关系，应追加，但一审时并没有追加，如果二审法院查明遗漏当事人，我方同意发还重审。综上，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诉请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入股原始本金500000元及支付违约金150000元，两年红利100000元（庭审后变更）；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8日，原告偏道子村委会作为乙方与被告益众合作社作为甲方，经双方协商，在贫困村自愿入股的前提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份合作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将政府发放给40户扶贫对象的财政发展资金每户5000元合计200000元，入股到甲方益众合作社，实行股份合作经营，扶贫资金的所有权归乙方，使用权归甲方；分红方式采取最低保障收益与股份盈利分红相结合的方式，合同期限内每年最低保障收益按乙方入股资金总额的10%计算；为保证入股贫困村扶贫对象自身利益，分红时间采取上分红，即甲方必须在签订合同之日向乙方上缴第一年的最低保障收益；违约责任中规定，合同期内如甲方未能及时支付最低保障收益或红利，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无条件退还入股原始本金，并按入股本金的30%支付违约金。同日，原告偏道子村委会与被告益众合作社还签订了一份扶贫对象为50户每户6000元合计财政发展资金为300000元的《股份合作经营合同》，两份合同其他约定内容一致。上述两份合同订立后，被告益众合作社只给付了2016年度和2017年度的最低保障收益，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最低保障收益至今未给付。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偏道子村委会为合理使用扶贫资金，通过与被告益众合作社订立股份合作经营合同，将其代持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入股形式投入到被告益众合作社，由被告益众合作社支付最低保障收益，就该种合作形式因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并未采取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营，该约定性质上应认定是一种名为入股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合同分红条款系经双方合意，实为一种利息约定。由于该协议达成系当事人自愿，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扶贫政策和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合同依法签订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益众合作社未按约定向原告偏道子村委会支付相当于利息的最低保障收益，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偏道子村委会诉请被告益众合作社给付欠付的分红款，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因原告偏道子村委会并未请求解除合同，故对其诉请的退还股金和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益众合作社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告偏道子村委会请求给付分红款，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2018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7日期间的最低保障收益1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丰宁满族自治县选将营乡偏道子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借款关系。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股份合作经营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取得最低保障收益且不参与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故双方签订《股份合作经营合同》本意是入股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双方并无股份合作经营的合意。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股份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扶贫资金的所有权归被上诉人，使用权归上诉人，产生的利益分配权归被上诉人，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权利主体资格。并且，《股份合作经营合同》是经过该村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所签订，具有有效合法性，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关于最低保障收益给付主体问题，合同约定给付主体为上诉人，并没有对上诉人所诉实际使用人给付的约定，上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支持其主张。综上所述，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00元，由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益众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裴赤博审判员  应春明审判员  高伶丽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顾成龙书记员闫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