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5民终24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冯某，男，197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高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山西炎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某，男，196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高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山西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某、上诉人李某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平市人民法院（2019）晋0581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冯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上诉人不应当向李某支付48000元。事实与理由：1.自2014年7月和冯保库签订《租厂协议》时，双方已经合意不再继续履行2013年元月的协议，故上诉人不应支付李某48000元。（1）一审判决书在第9页已经认定自2014年7月起双方实际上已达成不再继续履行原协议的合意，否则李某事后也无权取得扣件厂的占地补偿款。（2）被上诉人收取第一年8000元的冯保库的租金也可证明不再履行原协议，否则被上诉人无权收取冯保库的租金。如果上诉人不交承包费，被上诉人不会让上诉人干扣件厂；再者，上诉人2013年11月20日打股金欠条时没有记载欠承包费的问题，所以上诉人根本不欠被上诉人承包费。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元月签订协议，上诉人于2013年11月20日打股金欠条，如果承包费用未交，被上诉人就应自2013年11月20日知道自己的权利已被侵害，故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3.本案自2017年起就扣件厂分割补偿款诉讼到法院，几经起诉上诉发还重审再上诉，而上诉人在扣件厂投资15万多元，被上诉人仅投资6万多元，扣件厂补偿款98万多元，上诉人才分得23万多元。上诉人给工人支付的工资表是扣件厂原会计制作，并不是上诉人一人制作，贷款付工人工资是事实，但上诉人苦于扣件厂原会计已去世无法证明，加之生活困难就反诉部分不再上诉，如果上诉人要支付被上诉人48000元，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返还上诉人已付的股金5万元。上诉人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冯某向李某支付承包费96000元、股金款100000元，共计196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双方于2013年元月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没有出现使得该合同终止的事由，也不可能终止，被上诉人冯某应当向上诉人支付承包费96000元，而非48000元。其一，2014年7月的《租厂协议》系二人共同作为出租方与冯保库签订，如果双方于2013年元月的合同已不再履行，那么被上诉人就不能作为甲方与冯保库签订租赁协议，并收取8000元租金，显然双方并未终止或者解除2013年元月所签订的合同。其二，案外人冯保库所租赁的院子并非是2013年元月所签订协议中所涉及的全部场地，二人是将2013年协议中的部分场地出租给冯保库使用。其三，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是散伙协议，那么协议约定的内容就是对合伙期间的事项作出处分，该协议怎么会因双方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协议后而终止呢？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相互矛盾。2.双方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约定的15万元股金款是在2016年元月支付完毕，而扣件厂土地是在2017年期间因高铁建设而被征用，也就是说，在扣件厂土地尚未被征用前就应该按照合同支付股金款，和高铁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款的补偿并不矛盾，且补偿款的计算标准和双方协议的标准肯定不同，故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所以，上诉人认为，退还股金是双方合意的结果，被上诉人应该在2016年元月之时就应该将剩余的10万元股金还清，不管厂房的土地是否被征用，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原告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承包费9.6万元，退还股金1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冯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李某向其支付工人工资款2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8月26日，原告李某与高平市三甲镇槐树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企业经营承包合同》，约定李某占用该村土地用于兴办企业，并向村委会每年上交占地费用，直至2025年12月31日合同届满。合同签订后，李某在所占土地内建起了砖厂。2010年期间，李某与被告冯某共同出资，在占用土地内建起了扣件厂（又名翻砂厂）。双方未签订过书面的合伙协议。2013年元月，二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载明：1.原扣件厂由原、被告双方共同投资修建砂房共19间、车间7间、机房1间；2.经双方协商，现由冯某单独承包经营，每年付李某承包费3.2万；3.承包期限为三年；4.在冯某承包期内如与槐树庄村委因占地发生纠纷，由李某负责解决；5.冯某在承包期内逐步付清李某15万股金款（每年5万）。协议签订后，冯某开始单独经营扣件厂，并按约付给李某5万元股金，同时于2013年11月20日给李某出具了欠股金款10万元的欠条一支。2014年7月，由李某、冯某二人共同作为甲方与冯某的哥哥冯保库签订了一份《租厂协议》，该协议载明：1.由冯保库在旧翻沙厂院内养殖野猪；2.冯保库每年向甲方交租厂费8000元。每年7月份付清，共两年，以后如果再占再续合同。协议签订后，冯保库开始在此处养殖野猪，并出资修建了部分猪舍。期间，冯保库曾交与李某8000元租赁费，李某给对方出具了收据。2017年期间，国家因建设太焦高铁需征用砖厂部分土地。同年5月1日，三甲镇槐树庄村委会与李某签订了《太焦城际铁路红线范围内拆迁补偿协议书》，就李某所经营的砖厂被占用部分的补偿问题进行了约定。拆迁过程中，冯某、冯保库与李某就受偿的占地补偿款分配问题发生纠纷，并诉讼在案。该案经一审、二审，现已作出终审，认定扣件厂资产为李某、冯某二人共有，高铁占地补偿款由二人按出资额比例分配。诉讼期间，李某曾就本案提起反诉，本院以该反诉与本诉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由，裁定予以驳回。现李某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诉。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原、被告于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性质；2.该协议是否已解除，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双方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本案中，李某在占用槐树庄村委土地兴建砖厂期间，与冯某共同出资修建并经营扣件厂。尽管双方并未签订过书面协议，但对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且在以上协议第一条中也能得到印证。因此，二人构成了合伙关系。合伙期间，双方于2013年元月签订了协议。该协议未有冠名，内容简略，且同时约定了性质不同的“承包费”和“股金”，李某事后又在与他人的租赁协议上签字并收取租金，内容冲突，前后矛盾，导致双方现对协议的性质产生纠纷。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上述协议中约定冯某需向李某交纳的费用并非“租金”，而是“承包费”。结合李某与槐树庄村委所签的承包合同以及双方约定的三年承包期等事项分析，这里的“承包费”，不仅包括占用土地的使用费，还应包括李某出资部分的使用费用。其次，所谓“股金”，即是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合营企业中的股份资金。在合伙关系中，合伙人可以约定一方提供资金或实物，并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既然上述协议约定冯某单独经营扣件厂并分期退还李某15万元股金，这就意味着双方订立协议的目的是要解除二人的合伙关系。若将冯某单独经营合伙财产，理解为是李某将自己的财产份额出租给对方使用，显然是混淆了合伙关系与租赁关系的区别。因此，上述协议实质上为二人就合伙财产达成的散伙协议。本案实质为原、被告双方因散伙所引发的纠纷。被告冯某的主张符合客观实际。二、该协议是否已解除及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冯某与李某就共同投资的财产达成合意，约定由其单独进行生产经营，并向对方支付相关费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冯某理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于2014年7月共同作为一方将扣件厂租赁他人经营，李某还收取了租金。该行为如何定性，是否应视为双方对原协议的解除。原、被告双方对此各持已见。从李某与冯某2013年元月所签订协议的目的和内容来看，双方是约定解除二人的合伙关系，合伙关系转为债权债务关系。但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冯某在签订合同后单独经营了一年半的时间，并未按约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仅是退还了对方5万元股金。之后，二人在2014年7月共同作为甲方与冯保库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扣件厂租赁给冯保库养殖野猪，李某收取了冯保库一年的租金8000元。可见，三方此时均认可李某仍具有合伙人身份。李某并未因与冯某签订散伙协议而丧失合伙人资格。因此，尽管双方未曾达成书面解除协议，但从以上分析，双方实际上已达成了不再继续履行原协议的合意。否则，李某事后也无权取得扣件厂的占地补偿款。这从人民法院对三方高铁占地款分配纠纷一案的判决结果中，也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因此，事实上双方所达协议自2014年7月起已然解除。但是，双方在协议中曾约定冯某每年应付李某承包费3.2万元。而事实上冯某在协议签订后，单独经营了扣件厂达一年半的时间，并未支付过承包费。该费用（一年半的承包费合算为4.8万元），冯某理应支付。冯某当庭辩解曾支付过一年的承包费3.2万元，但李某不予认可，且又无证据支持，故不予采信。至于协议所约定的股金，由于该款本系李某对合伙的出资，扣件厂土地在2017年期间因高铁建设被征用后，人民法院已对双方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确定双方按出资比例各自分得一定的补偿款。如再行退还，显然构成重复受偿。因此，冯某无需再向李某支付该款项。三、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0月起实施的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双方诉争的协议签订于2013年元月，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前。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应适用两年诉讼时效。但是，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履行期间为三年，故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元月开始起算，至2018年元月届满。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起施行，根据以上司法解释，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李某曾在2017年10月冯某诉其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中曾提起过反诉，诉讼时效自此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因此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冯某所提反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冯某主张其在与李某合伙期间为支付工人工资曾以他人名义向银行贷款、借高利贷等，故反诉请求李某向其支付24万元，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对其反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冯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48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冯某的反诉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曾因发生共有物分割纠纷而于2017年7月诉讼在案，高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2018）晋0581民初849号民事判决。判后，冯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9）晋05民终42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生效判决。该生效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04年8月26日，被告（指李某）与第三人村委会（指高平市三甲镇槐树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指李某）占用第三人村委会土地9亩用于经营企业，每年交付合同款9000元，…，合同从2004年8月26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2007年7月，经高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为“高平市培元机砖场”，并经高平市国土资源局许可，办理了采矿许可证。2010年间，原告（指冯某）、被告协商在被告占用村委土地范围内建设翻砂厂（扣件厂）事宜。翻砂厂（扣件厂）建成后由原、被告共同经营，2013年元月以原告为乙方、被告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上述《实物资产评估明细表》中的猪厂、2013年元月签订的《协议书》中的扣件厂、《租赁协议》中的翻砂厂均为同一标的物”。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相关事实存在错误，故本院对（2019）晋05民终424号民事判决及（2018）晋0581民初849号民事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所载明的前述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1.冯某是否应当按照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某支付承包费96000元；2.冯某是否应当按照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某退还未付的股金款100000元；3.李某所提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就如上三个焦点问题，本院分别查证认定如下：一、关于冯某是否应当按照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某支付承包费96000元的问题经查，2013年元月双方所签《协议书》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确认了双方共同投资修建的原扣件厂建筑物类型及数量；二是商定由冯某单独承包经营原扣件厂，承包期限三年，每年由冯某向李某付承包费32000元；三是商定由冯某在三年承包期内付清李某股金款150000元（每年50000元）。一审诉讼过程中，李某述称，其与冯某所签如上《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费”其实是基于租赁产生的费用，是冯某应当支付的占地费用。冯某在一审庭审中回答审判人员所提“被告，你为什么要退还原告股金”的问题时，述称：“因为共同投资过，原告退出，财产就都给我了，我只需要付原告承包土地费用”。还查明，李某与槐树庄村民委员会除在2004年8月26日签订《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李某占用村委9亩土地用于经营企业外，还在2015年1月1日签订了《合同书》一份，约定“原关停的培元砖厂仍由乙方（指李某）继续经营管理，承包时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底，培元砖厂占地面积19亩，每年上缴村委（指槐树庄村委）合同款20000元”。本院认为，从李某及冯某在一审诉讼期间所作的相关陈述来看，李某及冯某在2013年元月《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承包费”实际是冯某单独承包经营原扣件厂期间占有使用扣件厂相关土地而向李某支付的对价。另从2004年8月26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2015年1月1日《合同书》的内容及（2019）晋05民终42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相关事实来看，原扣件厂所占用土地系李某作为承包方从槐树庄村委取得占有使用权利的土地，无论是按照李某与槐树庄村委于2004年8月26日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还是按照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书》的约定，李某作为案涉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利人，每年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向槐树庄村委缴纳相应的合同款，所以李某要求冯某单独经营原扣件厂期间向其交纳名为“承包费”实为“土地占有使用费”，具有事实基础且合于普通情理。通过前述分析，本院确定2013年元月《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费”实为土地占有使用费性质，基于此项事实判断，并综合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2013年元月《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系有效协议。对于有效协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中，2013年元月《协议书》已明确约定冯某在其单独承包经营原扣件厂期间负有向李某支付“承包费”（32000元/年）的义务，故李某要求冯某支付“承包费”的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应付“承包费”数额确定为多少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冯某在诉讼中认可其在2013年元月至2014年7月《租厂协议》签订之前实际占有着原扣件厂的土地，故一审法院认定冯某单独承包经营原扣件厂的时间为一年半，并认定冯某应当支付“承包费”的数额为48000元具有依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所作此项认定，予以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7月，李某与冯某二人共同作为合同甲方与冯保库签订了《租厂协议》，约定将旧翻沙厂（即原扣件厂）院出租给冯保库，由冯保库每年向甲方交厂租费8000元。本院认为，《租厂协议》的签订及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意味着2013年元月《协议书》中约定的“由冯某单独经营原扣件厂”成为不可能，《协议书》中约定的“由冯某每年交32000元承包费”也就没有了履行的前提基础，李某和冯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企业投资经营人员，对此后果应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但即便如此，二人仍共同作为合同甲方在《租厂协议》进行了签字确认，所以，应当认定尽管李某与冯某就解除《协议书》中相关条款形成书面约定，但二人在签订《租厂协议》时实际上已就《协议书》中“由冯某单独经营原扣件厂”“由冯某每年交32000元承包费”的约定，达成了不再继续履行的默契与合意，因此，本院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7月就《协议书》中的“由冯某单独经营原扣件厂”及“由冯某每年交32000元承包费”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事实上的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终止履行。《协议书》中关于支付“承包费”的条款系于2014年7月进行了解除，且冯某实际占有使用相关土地的时间实际持续到2014年7月，故此，冯某要求法院判决其自始不应支付《协议书》所约定的“承包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费”条款于2014年7月已予以实际解除，李某要求法院判决冯某支付2014年7月之后的“承包费”的请求，明显不能成立，故对其此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二、关于冯某是否应当按照2013年元月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向李某退还未付的股金款100000元的问题本院查明，双方当事人在2013年元月《协议书》中一致确认二人共同投资修建有沙房、车间等建筑物。冯某在《协议书》签订后实际退还过50000元股金，但由于冯某一直未能履行退还剩余股金款100000元的义务，故冯某与李某之间就原扣件厂的部分建筑物一直存在共有关系，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太焦铁路修建征用李某砖厂占用的部分土地期间。由于冯某和李某就厂内一些建筑物存在共有关系，因而冯某与李某就太焦铁路占用土地红线范围内的实物资产补偿费用的分割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经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二人共同出资修建的被占用土地范围内的实物资产的评估价值为348700元，并判决由冯某分得补偿款237163元，剩余共有实物资产的补偿款归李某所有。本院认为，太焦铁路占地而所作的补偿是基于占地范围内的实物资产价值的存在。本案所涉被占用砖厂的土地范围内的部分实物资产系李某与冯某二人共同投资修建，且冯某尚未履行完其承担的退还股金剩余款的合同义务，所以二人对该部分被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实物资产仍存在共有关系，故此，人民法院在二人的共有物分割纠纷中根据二人的出资比例对实物资产的补偿款进行了分割。在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双方对案涉被征用土地范围内的实物资产存在共有关系且上诉人李某已经分得共有实物资产补偿款而并未主动退回补偿款给冯某的情况下，上诉人李某要求冯某退还其剩余的股金款10000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此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李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在2013年元月《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承包费”和股金款的履行期为承包期间，故诉讼时效应当从《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届满之日，即从2016年1月1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经查，李某于2017年10月在其与冯某的共有物分割纠纷中曾以提起反诉的方式主张过相关权利，故李某所提相关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冯某、李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冯某预交上诉费1000元，由冯某负担；上诉人李某预交上诉费4220元，由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灵丽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张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