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6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某，女，1948年12月15日出生，市民，住赤峰市。委托代理人王某1，女，1973年10月31日出生，律师，现住呼伦贝尔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某1，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市民，住赤峰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某2，男，1968年9月23日出生，市民，住赤峰市。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某2，内蒙古千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乌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403民初2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乌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1，被上诉人柳某1、柳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乌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柳某1、柳某2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首先，乌某两次向李淑云借款，是给秦某所借，对此李淑云是知情的，乌某不是实际借款人，故乌某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其次，一审法院认定收条系瑕疵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是错误的。秦某在李淑云多次催款的情况下，将借款本息偿还给李淑云，因李淑云没带借条，就给秦某写了收条，收条上明确写明收到的几笔款项，每笔款数都能与借条相互对应，且在庭审中，已向法庭详细讲述了还款过程，不能因收条上没有收款日期就认定收条存在瑕疵，况且李淑云如果没收到钱，也不会写收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被上诉人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柳某1、柳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乌某偿还借款200000元，利息2016年2月前30000元，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8年9月3日止，利率按月2分计为124000元，2018年9月3日以后按月息2分计算至还清为止，暂合计35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柳某1与柳某2系兄弟关系，李淑云系二人母亲，于2017年7月31日去世。乌某与李淑云原系同事关系。乌某于2005年3月15日向李淑云借款50000元，约定半年利息5000元（月利率为1.67%）；2014年4月2日向李淑云借款150000元，约定半年利息21600元（月利率为2.4%）。2016年2月3日，乌某为李淑云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利息还有三万，分期还，利息还完了再还本钱。2017年4月19日，李淑云收到利息2000元；2017年6月19日，李淑云收到利息2000元，分别为乌某出具了收据。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乌某向李淑云借款两笔，金额200000元，有乌某为李淑云出具的借条为证，乌某对借款事实亦不否认。现李淑云已去世，乌某应向其法定继承人即柳某1、柳某2履行偿还义务。至于乌某将所借款项给谁使用与李淑云无关，乌某作为债务人有偿还借款的义务，故柳某1、柳某2向乌某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乌某主张其子秦某已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全部还清无充分证据证实，其提交的收条存在瑕疵且其主张与柳某1、柳某2提交的录音证据矛盾，另外其主张的还款过程也明显与生活常识不符，故不予采信。关于柳某1、柳某2主张的利息，在乌某于2016年2月3日为李淑云出具关于利息的说明之前，给李淑云支付利息多笔，乌某写的该说明李淑云已经接受，说明其对该尾欠利息数额已经认可，故本案两笔借款2016年2月3日之前的利息只能按30000元支付。自2016年2月3日以后至借款还清时分别按照约定和柳某1、柳某2主张支付利息。2005年3月15日的借款5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1.67%，柳某1、柳某2按月利率2%主张利息超过了约定，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2014年4月2日的借款15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2.4%，柳某1、柳某2主张按月利率2%给付利息予以支持。综上判决：一、乌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柳某1、柳某2欠款200000元，并自2016年2月4日起支付利息，至借款全部还清时止（其中50000元按照月利率1.67%计算利息，另150000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扣除2017年4月19日偿还的利息2000元、2017年6月19日偿还的利息2000元）；二、乌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柳某1、柳某2上述两笔借款2016年2月3日之前的利息30000元。三、驳回柳某1、柳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收条内容为：“收条15万：4、210万：6、25万3.20-9.204万1、1-7、1李淑云”。其他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借贷关系及借贷数额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系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完毕。乌某上诉称，涉案借款系秦某所借与乌某无关，乌某不承担偿还责任，另外，涉案借款秦某已经偿还完毕。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乌某称涉案借款系秦某所借，但因涉案借据中借款人系乌某，故乌某承担偿还义务并无不当。对于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偿还，乌某在原审时提供“收条”一枚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对于收条真实性问题，因涉案“收条”中有李淑云签名，虽然柳某1、柳某2对收条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是其不申请鉴定，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推翻涉案收条的真实性，故应认定涉案收条系李淑云书写。其次，关于收条与本案的关联性，虽然收条系李淑云书写，但通过收条内容看，收条中仅标注有相应的款项数额，每笔借款数额后面相对应标有一定的时间或时间段，但该内容中未直接表明收取的系秦某全部还款，亦未有相应的意思表示内容，且收条未标注时间及款项代表的含义，秦某所作出的解释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涉案收条无法直接证明秦某已将全部借款偿还，且该收条没有书写时间，无法证明确切书写时间。对此，本案还应综合其他证据及事实予以认定。李淑云生前最后一次与秦某联系催要借款是2017年7月9日，后李淑云过世于2017年7月31日。因收条中没有书写时间，无法确定李淑云何时书写的涉案收条，乌某称是七月十几号，但亦不能举证证明。对于还款过程，乌某称通过秦某陈述：在还款当天早上碰见李淑云，李淑云向秦某催款，后秦某与李淑云约好当天晚上在李淑云家小区见面详谈，但未说过要还款的事宜，后秦某中午喝酒后，头脑一发热，正好家中有现金34万元，就拿现金去找李淑云将欠款一并偿还了，由李淑云书写了涉案的收条。后来秦某把收条不知放在何处，以为丢了，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乌某借款已经偿还完毕，直到诉讼时才找到涉案收条。通过陈述的还款过程进行分析，首先，秦某是否与李淑云见面无证据支持；其次，秦某称当时并不想还钱，只是后来因为喝酒，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恰好家中有现金，才还的钱。但秦某未能证明家中存有34万元的现金，亦不能说明现金的合理来源，虽然提供一份2017年4月28日的支款凭据，证明其有偿还能力，但由于该取款时间与其主张的偿还时间相距近三个月，不能证明秦某当时具备还款的经济状况。且通过原审柳某1与乌某的谈话录音来看，乌某称秦某因为做生意亏了，现在没有钱偿还，从而证明秦某当时经济状况并不良好，故秦某称用现金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无证据支持；再次，通过秦某陈述，当天晚上在李淑云的小区见面，而不是在李淑云的家中，见面时间是提前约好的，所以并没有与李淑云通话。但按照常理来说，假使早晨二人见面说晚上详谈，即使约好时间，秦某到了小区后理应与李淑云通话联系，否则怎么确定李淑云一定与其见面，两人怎样在小区碰面；秦某称当时拿着34万余元的现金直接给付李淑云。但李淑云作为70多岁的老人，在天黑，没有人见证，亦无法鉴别钱款真伪的情况下，就收取了如此大额的钱款，显然有悖常理；秦某还称，因为李淑云当时没有带纸笔，所以是其提供的纸笔让老人书写的涉案收条。李淑云系教师，而且在之前秦某还款时均出具过收条，且收条的内容写的非常详实明了，从而说明李淑云知晓收条应如何书写，亦知晓收条的意义，但在其收取了如此大额的资金后，却出具的本案如此含糊的收条；另外，通过庭审得知，双方欠款本息并非34万元整，假使秦某偿还34万元，剩余的钱款应该在收据中有所体现，但涉案收据中未能体现，与客观常理不符；最后，秦某还款后并没有告知乌某。乌某与李淑云是同事，李淑云生前经常找乌某催其还款，而且乌某也着急，并多次给秦某打电话，正常的情况下，秦某还款后，为了避免母亲着急，应该会及时将还款情况告知乌某，即使是当时真找不到收条也应该告知才符合常理，且秦某亦应该积极找寻收条或者让李淑云给其补一个收条予以补救，但是秦某并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亦未告知其母亲还款的事实，直至诉讼发生时，才告知其母亲并且找到了涉案的收条，均不符合常理。通过上述分析，乌某提供的涉案收条未标注有全部借款偿还的内容，亦不能证明收条书写的时间，故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出具收条的真实意思，而且通过客观事实分析，乌某陈述的秦某还款过程违背客观常理，故乌某提供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乌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原判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事实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10元，由乌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国辉审 判 员 陆广华审 判 员 牛占龙 二○二○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 黄人达书 记 员 赵泓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