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植冰，女，1972年3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知品，男，1981年2月10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鲁，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宇，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植冰因与被上诉人宋知品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2019）粤0191民初1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植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宋知品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宋知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植冰手写《还款计划》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不是植冰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二、宋知品一审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瑕疵却被原审法院采信，植冰证人当庭所述证言却被原审法院忽视，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东铭出货数据》是宋知品单方出具的，原审法院不应采信，植冰与宋知品自2017年3月至4月期间存在服装加工合同关系，但2017年5月已经结束所有合作，所以该证据中2017年5月之后的数据都是不真实，植冰在一审期间申请证人植某出庭作证并提交证人证言，原审法院没有采信，但没有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导致没能查清本案事实。宋知品辩称：请求驳回植冰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宋知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植冰支付货款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2月2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诉讼中，宋知品提供证据“东铭出货数据”表16份，以证明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陆续向宋知品采购服装。“东铭出货数据”其中载明数据表制作时间、衣服款式、数量、加工方式、单价、总价、出货日期等，出货日期自2017年3月29日至12月12日。合计金额287968.5元。其中数据表制作时间2017年5月份的有三份，合计金额40059元，载明出货日期为2017年3月、4月份；数据表制作时间2017年12月12日的有两份，载明出货日期为制表同日，合计金额29343元；其余的数据表制作时间为2017年3月、4月期间，载明出货时间为3、4月份，合计金额218566.5元。《东铭出货数据》系宋知品打印，没有显示交易双方名称或姓名，亦没有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宋知品称“东铭出货数据”包含2017年12月份的“另衣服3万元”。宋知品另提供证据“还款计划”书，内容为手写“本人植冰承诺每月20号还宋知品一万元（余下五万元）另外衣服3万元”并有植冰的签名并写身份证号码为“P813704”，落款日期2017年12月13日。植冰确认系其于2017年12月13日手写并签名，但辩称其系在宋知品所雇用人员的胁迫下书写的。根据植冰、宋知品提供的植冰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4月4日支付5万元，4月18日支付两笔各5万元、2万元，5月5日支付5000元（“东铭服装/宋生”），5月20日支付2万元，6月4日支付5140元（“东铭服装/宋生”），7月1日支付1万元，8月22日支付1万元，11月2日支付5000元（“东铭服装/宋生”）。2017年12月13日马汉钊到深圳向植冰收取3万元，马汉钊出具收据给植冰，确认代宋知品收取植冰3万元。当日下午19时11分，植冰将该收据拍照以微信发给宋知品，称“你的人今天收了3万走了”。2018年1月24日在微信中问取宋知品收款账号，宋知品发了收款账号。2018年1月30日植冰向该账号转账5000元，同年3月30日又转账5000元。宋知品称植冰的货款合计287968.5元，已付款合计215140元，尚欠72828.5元未付，宋知品实际免收2828.5元，《还款计划》只要求植冰支付7万元。植冰称双方交易期间是在2017年3月1日至4月底，具体金额是215140元，2017年12月13日之前转账九笔合计175140元，植冰实际欠宋知品货款4万元，加上之后现金还款3万元以及微信转账两笔共1万元，共偿还了215140元，所有的货款都还清。庭审中，宋知品称双方交易是宋知品直接送货到植冰在深圳的档口，没有送货单给植冰签收，结算方式是以宋知品送的货物来结算，与“东铭出货数据”相一致；还款计划书中“另外衣服3万元”中的衣服是马汉钊在2017年12月13日向植冰催款时将相应的衣服交付给植冰，植冰自愿写了还款计划，衣服就是在当时的餐厅里当面交给植冰，植冰和其朋友一起拿走。宋知品称马汉钊是其员工。植冰称，2017年12月13日当天上午马汉钊声称是送快递的，植冰开门后，马汉钊几个人就冲进来的，并称要收钱，当时植冰很害怕了，所以就打了110报警。报警后警察来到植冰家，录了几个人的身份证信息，接着植冰和马汉钊两人就去了南山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马汉钊表示说双方进行协商和解，警察就让植冰做了笔录。做完笔录植冰就出来了，并打电话给其弟弟植某，并让他过来。植冰刚离开派出所不远，就有一群人过来围住植冰，恐吓植冰说不给钱就永远回不去香港。当时旁边有一个餐厅，当时餐厅没有一个人，植冰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有七八个人围着植冰，不断的恐吓、威胁植冰。在此情况下植冰向朋友借钱筹够3万元。对方还要求取出现金给他们，植某去把钱取出来，要求他们写了收据，就把钱给他们了。给钱之后，要求植冰写一个还款计划，并说写了才放植冰走，所以植冰就写了这个《还款计划》。另外，当天马汉钊是带有衣服过来，但是植冰没有收取。写下还款计划书之后，植冰见到他们把衣服拿走了。植某到庭作证称，2017年12月13日上午9点收到其姐姐（植冰）的微信信息，植冰并电话给他说宋知品找了七、八个人进入她家要她给钱，并称其在派出所，让证人过去找她。证人到达南山派出所后，刚好他们从南山派出所出来了，证人就上去了解情况。证人之前有认识马汉钊，马汉钊和宋知品是朋友关系。马汉钊表示是来要钱的，证人就上前进行帮忙协商调解，他们说今天必须要拿钱，植冰称没有欠那么多钱。走出派出所后，十几个人围着植冰和证人，不让离开。证人觉得他们是社会追债人员，恐吓植冰和证人不给钱就不能离开。他们把植冰和证人带到派出所旁边的一个餐厅，餐厅里面没什么人，但有老板和服务员。进去之后，他们就把植冰单独围起来，证人就在旁边的小桌子坐着。他们就是要给钱，中间说了一些带有威胁性的话，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植冰也哭了，前后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植冰就打电话向朋友借钱，借了3万元。对方要求现金支付，不同意转账。开始他们要植冰还清全部的钱，说植冰欠他们5万元。后来证人拿着植冰的卡去取现金，他们还派了一个人跟着证人，证人取了现金回到餐厅交给植冰，植冰就把现金给了马汉钊。给完钱后对方还要植冰写还款计划，且是按他们要求写的。当时是先给钱，后写还款计划。证人称其以前跟宋知品有合作，其认识马汉钊。2019年9月18日，一审法院依植冰的申请到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南山派出所调取2017年12月13日案涉报案记录以及笔录。派出所提供当日案涉报警受理记录，显示2017年12月13日9时42分，接到植冰拨打110报警称其住处有3名陌生男子到其家中，公安人员到现场了解双方系因经济问题引起纠纷，故登记5名相关人员信息，并将2名事主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同时对现场进行录音录像。据派出所工作人员称，因该次报警性质为公民求助，警情类别属于其他求助，故现场并未给当事人做笔录，经查亦无相关笔录记录。同时现场录音录像因经过时间较久等原因，并未保留。第二次庭审中，宋知品称在订货、生产、出货环节都会有登记数据，然后根据登记数据制作成“东铭出货数据”表。2017年5月份的制表三份，记载的出货日期为2017年3、4月份，所以双方交易是在2017年2月、3月、4月、12月，与宋知品所称相符。依宋知品的申请，证人刘某（广州市东铭服装有限公司员工）出庭作证，称案涉服装是其在公司经手管理进行生产的；马汉钊是公司的经理，马汉钊安排员工生产各款货物。另查明，广州市东铭服装有限公司系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宋知品，法定代表人为宋知品。本案诉讼过程，该公司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案涉债权主体为宋知品，与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植冰、宋知品之间存在服装加工合同关系，植冰为香港居民，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纠纷处理。因宋知品住所地在广州市番禺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争议所适用法律作出选择，而本案合同履行地在我国内地，故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交易的金额是多少，现在植冰是否尚欠宋知品加工费未付。宋知品主张植冰尚欠其加工费70000元，主要证据为植冰手写并签名的《还款计划》。植冰对该《还款计划》的效力提出异议，理由是认为系植冰受宋知品人员胁迫书写。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南山派出所2017年12月13日案涉报警受理记录来看，宋知品的人员马汉钊到深圳向植冰追讨案涉款项，因双方发生争议植冰报警，经派出所处理之后，植冰在派出所外向宋知品出具《还款计划》。植冰称出具《还款计划》时受马汉钊等人的胁迫，但现没有证据证明。植冰在出具《还款计划》后，其或其弟弟植某并没有向公安部门报案。在《还款计划》签署当天，宋知品向植冰发微信时未反映出受胁迫的意思，且在之后两个月又转账两笔给宋知品。至宋知品起诉的一年半时间内，植冰亦未就《还款计划》提出过撤销或主张无效。而《还款计划》内容与“东茗出货数据”金额基本相符，可以互相印证。综合《还款计划》、“东茗出货数据”以及植冰之后还款行为等事实、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宋知品主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予采信。植冰主张《还款计划》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植冰尚欠宋知品加工费7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植冰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植冰欠款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宋知品要求植冰付清欠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植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知品支付加工费70000元。二、植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知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中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1月21日起，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2月21日起，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3月21日起，以1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8年4月21日起，以30000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宋知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65元，由宋知品负担59元，由植冰负担1606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植冰、宋知品没有提交新证据。植冰、宋知品对一审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无异议。二审另查明：植冰在二审中对制表日期2017年3月29日-2017年4月20日的《东铭出货数据》中的大部分金额予以认可，对之后的《东铭出货数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植冰确认马汉钊于2017年12月12日带了衣服过来并要求植冰收取，但植冰主张其认为该批衣服并非其定作，故没有收取。植冰主张其出具《还款计划》后曾就金额向宋知品提出过异议，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因植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应当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植冰、宋知品未共同选择解决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而本案是因承揽合同引起的纠纷，合同履行地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植冰是否应当按照《还款计划》向宋知品支付剩余的7万元货款。本院认为，植冰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理解《还款计划》的字面意思及自身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但其在出具《还款计划》后至宋知品起诉的一年半时间里，既没有向法院起诉撤销《还款计划》或者确认《还款计划》无效，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就《还款计划》的金额向宋知品提出过异议，现植冰以《还款计划》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还款计划》无效，仅提交了其弟弟植某的证人证言，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关于“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植某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植冰的主张《还款计划》无效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植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元，由植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思泳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