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2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军，男，198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文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丹，女，198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文圣区。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富望舒，辽宁共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良，男，1983年3月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周，辽宁辽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军、朱玉丹因与被上诉人马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3民初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军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富望舒，被上诉人马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军、朱玉丹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3民初852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马良原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借条合同”，没有法律效力。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合同”并非双方借贷的真实表示，且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该“合同”形成的原因系被上诉人马良在交通银行职工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因吴姣未出具任何理财凭证，被上诉人找到上诉人，称其为给家人安慰，请求上诉人为其出具虚假借条合同，以安抚家人情绪，且在“借条合同”中明确标明“已全部通过现金方式收取”，来证明该“合同”没有履行，即使签订后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二上诉人据此才与被上诉人签订根本没有履行的“借条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合同生效；本案中，合同中明确约定“以现金方式给付”而并非是对其他债务的承接，故在约定生效条件未成就的条件下，该“借条合同”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在明知双方没有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与其诉状中的主张完全不吻合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系明显错误。从原审的庭审过程及双方提供的证据上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转款凭证均是用于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其转款的时间、回款的金额与其诉状中主张的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借条合同”中约定的事项均不吻合，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马良2017年通过上诉人朱玉丹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来认定2018年1月30日，双方签订的以现金方式交易的借款合同真实履行，并已发生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原审法院将马良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与借贷关系进行混淆，是错误的。该合同明确约定双方是借贷关系，并非是对马良与吴姣理财产品形成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承接。上诉人朱玉丹基于与被上诉人是同学、朋友的关系才帮助被上诉人通过吴姣购买理财产品，其没有任何收益，也没有义务承接吴姣的欺骗行为带来的财产损失结果。所以原审法院用马良通过朱玉丹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来推论性的认定并未履行的“借条合同”有效，明显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淆，此种认定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2017年6月16日马良借给二被告现金80万元，2018年1月30日借给被告现金20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马良单方陈述的错误认定。从上诉人朱玉丹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主张的转款是其通过交通银行职员吴姣购买的吴姣所称的“内部理财产品”，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同学关系，经上诉人朱玉丹介绍，被上诉人马良与朱玉丹共同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从上诉人朱玉丹提供的双方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马良有直接在吴姣处购买，也有要求朱玉丹代为购买的，原审中朱玉丹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及转款记录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且朱玉丹仅是基于双方是朋友、同学的关系代为转款，在此期间没有任何收益。被上诉人马良提供2017年的委托上诉人朱玉丹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转款凭证来推论双方的“借条合同”已实际履行，与其“合同”中明确标明的2018年1月30日通过现金方式收取，相互矛盾，二者并非同一事实及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在诸多证据面前否定客观事实，将上述款项认定双方系“借贷关系”，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认定马良主张的“借贷”关系，存在双方认可的借款利息约定，没有任何依据。通过庭审可以看出，在2018年1月30日之前，双方根本不存在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其他具备法律效力的借款凭证，因为不存在借款事实，根本没有约定借款利息的相关事实。原审庭审过程中双方的陈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充分表明，该“借条合同”基于没有真实履行，不具备法律效力。该合同仅是马良请求二上诉人为其出具，是其安抚家人的方式，如马良当时告知二上诉人，该“合同”是对购买吴姣理财产品的承担或担保，二上诉人根本不会签字。所以被上诉人马良出具的“借条合同”与2017年转至上诉人名下的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款项并非同一事实。而被上诉人却依据其自2017年开始收到的吴姣的理财利息收益，来认定双方约定利息的主张，其收到的所谓的利息，与其主张的年利率24%也明显不一致。原审法院依据马良相互矛盾的陈述，认定双方存在利息的约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被上诉人如坚持依据其在吴姣处购买的理财产品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应依法追加吴姣为案件被告。从案件的整个庭审过程可以看出，本案中被上诉人马良主张的全部转款，最终均流向吴姣处，被上诉人明知其2017年开始，汇入上诉人处的款项均系用于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而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及转款凭证可以看出，马良的全部回款，也全部出自于吴姣，在此过程中，上诉人朱玉丹均是基于同学、朋友的情感而进行协助行为，中间没有收益，在吴姣缺席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便否定客观事实，认定了双方存在高达百万的借款事实，明显有失偏颇。吴姣在本案中，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要求予以追加，而原审法院未予理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五、原审法院依据“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出具的复函，来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审理程序违法。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的主张，于2018年9月21日向法院提交了“案件移送申请书”，因吴姣涉嫌刑事犯罪，请求原审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原审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向辽阳市白塔分局送达核实问题函件，白塔分局于2019年6月28日向原审法院复函，侦查机关在复函中认定了马良与朱玉丹的100万元借款，系上诉人邵军与马良的个人借款。对此，上诉人在质证过程中明确提出异议。在此期间，公安机关没有找过朱玉丹、邵军、马良核实此事，侦查机关是据何认定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其又有何权利来认定双方款项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2019年6月28日，吴姣涉案的刑事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有何权利出具此复函？原审法院在上诉人提供移送申请的7个月后，不依据法院规定进行移送或裁决，而是在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程序后，向侦查机关进行询问，不知原审法院据何法律程序做出此决定。从法律程序上看，并不是侦查机关作出的全部侦查结论均是正确的，据上诉人所知，截至今日马良仍未到公安机关以受害人的身份报案，所以公安机关对此并未予以调查核实，原审法院无视案件客观事实，在明知公安无权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将公安机关出具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复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系明显错误。在吴姣被刑事拘留后，马良因知道吴姣没有偿还款项的能力，便以未发生法效力的“借条合同”为依据，向二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以保证其已收取的高额利息不因刑事案件而折抵本金，并找到对在吴姣处的“本金”的追索权。上诉人再次强调，双方是认可该合同并没有履行的客观事实，马良在签订该合同时的陈述是以安抚家庭为目的，并在合同中明确以“已全部通过现金方式收取”来证明合同基于双方未履行而并不发生法律效力，而现被上诉人据此要求上诉人履行偿还义务，确属没有法律依据。如马良依据与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客观事实，要求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其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与公安复函中的孙某、李某1、马某、刘某、白某等人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的性质完全一致，而上述人员均为案件的被害人。据此原审法院应当依据客观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六、本案属于虚假的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决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本案中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发生时，上诉人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殷实，根本不需向他人借款，如双方存在真实的借款，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不问缘由，便向上诉人出借高达百万的资金，所以被上诉人起诉理由根本不符合常理。七、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债权，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并未依法成立，无法律约束力，原审法院明知上述事实，却仍认定双方存在有效的借贷关系，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即：“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来认定借款的效力，那么试问，本次民间借贷案件与涉嫌的刑事案件有何关联？原审法院又将哪些线索移送至公安或检察机关？本案中，确实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虚假的民间借贷，另一个是被上诉人与吴姣之间的理财产品交易，从上诉人提供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上诉人朱玉丹帮助被上诉人马良购买理财是马良明确认可的事实，与借贷无关，而为何最终判决却将理财的金额与借款合同混为一谈？原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进行裁决，与事实及证据明显相互矛盾。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给本案一个公正的裁决结果，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马良辩称：一、2017年6月16日答辩人马良借给二上诉人80万元，二上诉人出具80万元借条。2018年1月30日借给20万元，总计100万元，二上诉人收回80万元借条，重新出具100万元借条，并约定年息24%，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答辩人向二上诉人出借现金100万元，二上诉人为答辩人出具借条合同及收条，明确双方为借款，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借款事实成立。在已实际交付的情况下，双方的民间借贷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二上诉人提出借条的形成是在答辩人胁迫、欺诈的情形下所形成。但却没有提供相关答辩人胁迫、欺诈的证据，也没有在出具借条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认定被答辩人胁迫、欺诈的事实成立。二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生理没有任何缺陷的情况下，是能够分辩借条的法律意义。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期间出具的微信截图的证据，证明其理财转款与吴姣单独交易的理财，能充分体现理财与借款100万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二上诉人提供微信截图证明100万元借款系授权委托代理购买理财关系。首先其应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借款80万元时没有微信记录，出具100万元借条合同时也没有微信记录，只是在后期有两处前言不搭后语的微信记录与客观事实及生活法则不符。通过双方在后期购买理财的交易习惯，是一次投入，到期本金和理财利润一次性返还，100万元整数投入，到起诉时未予返还与理财交易习惯客观事实不符。综合以上事实，二上诉人未提供能直接证明其主张委托代理关系成立的证据。第一，没有委托代理理财的书面协议及口头约定；第二，借款后对该借款答辩人没有实际控制权，不知借款的去向，并且二上诉人按借款合同给付了利息。第三，二上诉人一直主张双方是委托代理理财关系，但却提供不出委托理财的任何依据，并且连最基础的委托代理费用都体现不出来。故二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代理理财关系不成立。二、“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出具的复函，是一审法院应上诉人的申请而调取。该“复函”是侦查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侦查后得出答辩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与刑事犯罪无关，并无其他。一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吴姣并非本案借贷的当事人。二上诉人在借款后将款转给吴姣系另一法律关系，系答辩人与二上诉人民间借贷的案外关系，本案中追加吴姣违背了民事合同相对性。一审法院认定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四、在起诉之前答辩人、二上诉人之间进行协商（录音一审已提供），对借款二上诉人同意用一处房屋抵顶后，剩余部分再用现金偿还。如不是借款，也不存在协商还款的事实。在答辩人起诉后，二上诉人弄虚作假找到吴姣，要求吴姣出伪证，证明答辩人的借款通过吴姣还款60万元现金，因答辩人与吴姣单独借款或理财已结算完毕，被吴姣严词拒绝（录音一审已提供）。同时在一审庭审时出示的吴姣与二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明确提到返还30万元理财款后，借款的本金尚欠100万元。马良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邵军、朱玉丹给付马良借款100万元并承担诉讼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6月16日起原被告之间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其中2017年6月16日马良借给二被告现金80万元，2018年1月30日借给二被告现金20万元。2018年1月30日原告马良与被告朱玉丹、邵军签订借条合同，约定马良借给朱玉丹、邵军100万元，年息24%，朱玉丹、邵军并于当日出具收到100万元的收条，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12月8日前朱玉丹、邵军分四笔支付马良16.8万元(其中2017年6月17日支付5.6万元，8月9日支付2.4万元，11月7日支付2.4万元，2017年1月18日支付6.4万元)。2018年1月30日双方签定借条合同之后，朱玉丹、邵军支付马良13.3万元(其中2018年2月12日支付5.2万元，6月23日支付3.6万元.7月23日支付4.5万元。)以上二被告共计支付给原告30.1万元。原告主张二被告2017年12月8日前支付的16.8万元中有11.2万元是利息，另5.6万元系还以前欠款，借款总计100万元后二被告给付13.3万元利息；朱玉丹、邵军主张30.1万元均是给付的理财利润，其中80万给付16.8万理财利润，100万给付13.3万元理财利润。原告在签订借条合同之后又陆续转给二被告103.1万元，朱玉丹、邵军亦陆续还款，其中73.1万的往来账双方无争议。双方对2018年8月14日邵军还款30万元有争议。原告提出该30万元是2018年7月19日原告通过杨晓峰给朱玉丹转款30万元用于理财，8月份吴姣出事了，原告要求被告归还30万元理财款，被告把车卖了，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条，这笔理财金就已经全部结清了。二被告主张这30万元是自己卖车的钱，不是还7月19日的30万元，当时是因为吴姣出事了，原告找其要40万的钱说是他哥的，其就将车卖了替吴姣还这30万元，不是单独还的7月19日这30万元。微信记录中体现到该笔30万元款项系由被告朱玉丹收到后当日转给吴姣，被告朱玉丹并将微信截图发给原告。双方在庭审中提出除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外，还有其他现金往来，经询双方表示现金部分与本案100万元纠纷没有关系。二被告诉讼中提出原告为吴姣涉嫌犯罪一案被害人，请求驳回原告起诉，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经查，朱玉丹及吴姣均涉嫌刑事案件，白塔公安分局正在侦查中，经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发函，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于2019年6月28日回函：一、你院来函提到的借款案件原告马良未到我局报案，现不是我局办理吴姣、朱玉丹涉嫌刑事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与我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无关。二、我局侦查员对吴姣、朱玉丹审讯、调查你院所提出的，马良诉被告邵军、朱玉丹民间借款100万元一事。通过调查，该笔100万元为邵军、朱玉丹跟马良的个人借款。三、现我局已查明犯罪嫌疑人吴姣以购买银行理财等名义骗取朱玉丹及下线人员人民币340余万元。朱玉丹收取本案被害人孙某、李某1、马某、刘某、白某、詹某、李某2投资款后，尚欠上述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00余万元。故你所提到的马良诉邵军、朱玉丹借款100万元与吴姣、朱玉丹在我局涉嫌的刑事犯罪无关联。原告马良在本案诉前申请保全，一审法院已作出(2018)辽1003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邵军、朱玉丹名下座落于辽阳市文圣区(权证号为：辽(2018)辽阳市不动产权第0009288号，面积为293.78平方米)私有房屋价值100万元部分。上述事实，有借条合同、转账记录及原被告当庭陈述、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回复函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此笔争议的100万元经济往来事实存在，原告向二被告出借现金100万元，二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合同及收条，明确双方为借款。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约定年利率24%，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在借条合同上约定出借人可随时要求借款人还款，现原告要求二被告还款付息，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二被告提出该案涉嫌犯罪，应驳回起诉，经公安机关函复，原告诉二被告借款100万元与吴姣、朱玉丹在公安机关涉嫌的刑事犯罪无关联，故对二被告此请求不予支持。二被告提出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属于委托理财，经查原告将100万元款项借给二被告，二被告也为原告出具了借条合同，双方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提出借条合同不真实，无效的主张并未举证证明，故不予采信。二被告提出将100万元款项转给吴姣经过了征求原告同意，系为原告代为理财，所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无法证明原告认可二被告主张的代为理财的事实。二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亦未证明此节。二被告提出把100万元转给吴姣，属二被告与吴姣之间的行为，可另行主张权利。关于2018年8月14日被告邵军还款30万元，结合双方另73.1万元款项已结清的情况及交易方式，原告将该款项转给被告，被告当日将款转给吴姣，被告表示系替吴姣还款，故该款应视为还2018年7月19日原告转给被告的30万元，不属于本案争议的100万元的范围。关于二被告已付的30.1万元，结合借条合同，应为借款利息，双方争议的30.1万中的5.6万元原告主张是偿还以前欠款，无据证明，不予采信。2017年6月16日原告2018年出借80万元，次日即收到被告5.6万元，应视为借款后预先扣除利息行为，故应从80万元借款本金中扣除5.6万元，认定为本金74.4万元，按年息24%计算至2018年1月29日，利息应为11.15万元，二被告已实际支付11.2万(16.8万-5.6万)，多支出500元应视为偿还本金。2018年1月30日二被告借款20万元后，原告实际出借本金合计94.35万元。该款及约定利息二被告应及时偿还原告。被告提出原告诉求应为本金9.9万元及利息一节，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邵军、朱玉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原告马良借款人民币本金94.35万元，并按年息24%给付原告马良利息，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按94.35万元本金计算，已支付13.3万元从中扣减。二、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马良承担800元，由被告邵军、朱玉丹承担13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邵军、朱玉丹承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马良主张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供了借条合同、收条及相应的银行取款凭证。邵军、朱玉丹主张其受马良委托在案外人吴姣处购买理财，但根据其在庭审中自认，其收到马良款项后并未给马良在吴姣处开设理财账户，而是以朱玉丹的名义在吴姣处理财。且邵军、朱玉丹与马良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的委托理财协议。其在一审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不足以证明双方针对案涉钱款100万元形成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亦不足以否定案涉借条合同效力。邵军、朱玉丹辩称签署此借条合同是为了安慰马良的家人，双方并无借贷的合意。本院认为此辩解更与常理不符，案涉借条合同系借款人与出借人共同签署的用以确认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凭证。邵军、朱玉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晓在经济交往中与他人签署借条合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邵军、朱玉丹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为委托理财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故对邵军、朱玉丹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借条合同无法律效力，本案属于虚假的民事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邵军、朱玉丹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马良在2017年收到的利息与马良主张的年利率24%相矛盾一节，一审法院依据借条合同认定借款利息，并按照年息24%逐日计算利息，多归还部分依法折抵本金，并无不当，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邵军、朱玉丹提出应追加吴姣为本案被告一节，马良依据其与邵军、朱玉丹之间的借条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且马良未将案涉钱款交付给吴姣。追加吴姣为被告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邵军、朱玉丹提出原审法院依据辽阳市公安局白塔公安分局出具的复函，来认定双方为借贷关系是错误的，审理程序违法一节，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公安机关的回复函仅证明马良诉邵军、朱玉丹借款的100万元与吴姣、朱玉丹在公安机关涉嫌的刑事犯罪无关联，一审法院因此才未驳回起诉。而一审判决是依据借条合同及收条等在案证据认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并非依据公安机关的回复函。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邵军、朱玉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邵军、朱玉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冀宁审判员  高 鹏审判员  崔曦文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张玉婷书记员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