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复泰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五鹤村叙石坞5号。法定代表人：丁丹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锡强，浙江常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隆达金属制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七峰村。法定代表人：王友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萍，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吉复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隆达金属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复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隆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程序错误。1、复泰公司在一审程序中提起了反诉，并收到了立案通知书，也及时缴纳了反诉诉讼费，在经过三次开庭后，原审法院对反诉部分先行裁定不予受理，后对本诉部分作出判决，不合法也不合理。2、针对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81民初4083号民事裁定，复泰公司已经提起上诉，但至今均未有书面答复意见。二、原审认定案外人桂某和隆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系代表复泰公司作出的行为，但桂某与隆达公司之间业务中，唯一与复泰公司有关系的是一张10万元左右的发票，故该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对于桂某与隆达公司签订的协议认定有误，根据协议内容，应当理解为如果没有付，便不用支付相应款项，系对货物交付限定的条件。四、原审法院未理会复泰公司的反诉请求，对时隔4年后还有没有交付小方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了错误认定，严重忽略未交货的责任在于隆达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1、根据2015年6月25日的合同约定，隆达公司向复泰公司应交付小方盒18000个，但实际仅交付了5000余只，其余一直未发，后桂某与隆达公司签订协议也明确数量不准即扣除。后时隔4年，隆达公司未发出需要交付货物的告知，系违约在先。故一审时复泰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2、一审认定未交货的责任在于复泰公司未提供指定收货地址，这明显有误。五、原审未查明判决确定的小方盒是否系复泰公司需要的货物，是否是承揽合同约定的货物，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接收条件，或者只是隆达公司后来生产中多余或废弃的小方盒。六、原审判决认定需要支付74201元有误。隆达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案涉业务发生在隆达公司与复泰公司之间，签字人桂某当时的身份系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后来开具的发票亦印证了案涉合同的交易主体。2、2016年1月19日的《协议》是对案涉业务的总结算，应按此协议履行。三、隆达公司在诉请要求复泰公司支付价款的同时，明确愿意继续交付承揽物。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均是复泰公司通知隆达公司送货至指定地点，签订协议后，复泰公司迟迟没有通知隆达公司送货，故相应迟延交付的责任在于复泰公司。隆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复泰公司立即支付货款74201.20元；2.判决复泰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1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复泰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隆达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向复泰公司交货（手造饼铁盒13296只）。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隆达公司与复泰公司签订《铁罐产品加工承揽合同》2份，甲方均为隆达公司、乙方均为复泰公司。第一份《铁罐产品加工承揽合同》的产品名称为小方盒（带扣锁）、规格为100*100*90、印刷颜色及工艺特性为磨砂铁以打样确认稿为准、单价为4.5元/只（含内袋）、计划数为18000只、金额为81000元。双方还约定交货时间为2015年7月20日前，交货方式为送至需方指定地点，运输费用由供方承担，检验标准地点期限为送至需方仓库验收无异议即合格。乙方定制货物必须在一个月内发货，到期甲方提供数量结款。因印刷及制罐报废等原因实际送货数量与合同数允许±3%的误差，按实际结算。合同签订后付定金1.5万元，剩余货款送货一个月结余额50%，二个月结清，定金必须在6月底前付。有效期为2015年6月25日至2016年6月25日。第二份《铁罐产品加工承揽合同》的产品名称为大号枕头盒、盖厚度为0.3、身厚度为0.28、底厚度为0.25、印刷颜色及工艺特性为原来中号枕头盒蓝色样、单价为18元/套、计划数为5000只、金额为90000元。双方还约定交货时间为8月20日，交货方式为甲方送至乙方指定仓库，运输费用由甲方承担，检验标准地点期限为内托配+放10个80克月饼。因印刷及制罐报废等原因实际送货数量与合同数允许±4%的误差，按实际结算。合同签订后付定金30%，剩余货款中秋结束一个月结。有效期为2015年7月31日至2016年7月30日。上述两份合同下方甲方处均有隆达公司盖章，乙方处均为桂某签字。2015年10月17日，隆达公司通过德邦物流向收货单位为“安吉复泰”发送手造饼盒720只。2015年8月27日，隆达公司通过无锡物流向收货单位为安徽宣城得月楼食品有限公司发送真爱大枕头月饼盒5072只。2015年12月11日，隆达公司向复泰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货物名称为手造饼小铁盒、手提袋,数量分别为18480只、9250只，单价分别为4.12元、1.23元，总金额为102301.27元。复泰公司已经对该发票进行了认证。2016年1月19日，隆达公司与桂某经办《协议》一份，载明：“手造饼金额102301.20元，已付15000元产品数量不准即扣除余款87301.20元真爱月饼盒发货数5072只按5050只结帐5050×18元/只=90900元已付30000元开具发票结帐余款60900元合计金额148201.20元由于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一次性扣款18000元余：130201.20元春节前约2016年2月24号付30201.20元剩余10万元在2016年度付清具体分期6月底付3万元9月底付3万元12月底付4万元常熟隆达金属制罐钱祥林安吉复泰食品有限公司桂某”。在该协议右侧，用蓝色圆珠笔注明：“2017.1.8付现金10000元2017年12.13号付现金10000元2017年12月28号付现金10000元”。一审另查明，2016年4月28日，复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桂某变更为丁丹云。一审审理中，复泰公司申请证人桂某出庭作证，桂某称：2016年4月之前桂某是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在已经不在复泰公司工作，但是有复泰公司25%的股份。隆达公司是经朋友介绍的生意伙伴。两份承揽合同均是桂某本人签字的，代表的是个人业务，复泰公司是做面包的。月饼盒定了5000个，最终发到安徽的有多出的零头。小方盒定了8万多元的货，但是总共只收到了5500只。小方盒的定金付了15000元，大号枕头盒的定金付了30000元，2017年付了现金30000元，2018年付了现金26000元，一共付给隆达公司101000元，现在已经不欠隆达公司钱了。桂某还称：《协议》中第三行“产品数量不准即扣除”是因为隆达公司没有发货，后来签的内容上是10万元，虽然存在疑问但是按照合同写了协议。《协议》中“由于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一次性扣款18000元”是两批货物均有质量问题，按照两份合同全部发货则在枕头盒中扣除9000元、在小方盒中扣除9000元。如果全部发货的话，结欠的130201.20元是准确的。一审审理中，法庭至隆达公司仓库实地查勘剩余小方盒的情况，经查看小方盒底色为黑色，上面印有红色、绿色、银色不同颜色的“手造饼”，数量为13296只。一审法院认为，1、隆达公司是与复泰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还是桂某个人发生的业务往来？2、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性质如何？是否应按照该《协议》履行？3、现在在隆达公司处的13296个小方盒是否需要隆达公司向复泰公司交货？隆达公司认为：合同是与复泰公司签订的，并提交《铁罐产品加工承揽合同》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据。发票是开具给复泰公司的，桂某当时是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手造饼盒就是小铁盒，隆达公司已经送货5184个，其中2160个是送到桂某指定的安吉市张攒处，3024个是送到复泰公司的，现在还有13296个在隆达公司处。现在在隆达公司处的13296只小方盒是为复泰公司寄存的。小方盒的发票已经全部开具给复泰公司了，枕头盒还没有开具发票。一共收到复泰公司付款101000元。《协议》中“由于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一次性扣款18000元”是因为手造饼盒生产完是2015年9月份，合同上约定的是2015年7月20日之前交付，时间晚了所以没有送过去。后来到桂某店里商量以后这部分先放在隆达公司处，等桂某通知再送过去，但是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所以2016年1月19日签《协议》的时候扣款18000元，这18000元就是因为晚了所以扣款的。《协议》全盘考虑了库存和迟延交货的情况，系双方对本次的业务进行的结算，应视为对账单。双方在该《协议》中明确了复泰公司结欠隆达公司货款130201.20元，也约定了付款期限，双方应按照《协议》履行。复泰公司认为：与隆达公司发生业务的是桂某个人，并申请桂某出庭作证，桂某也表示其代表的是个人业务。桂某和隆达公司签订的《协议》并不是对账单，因为《协议》上明确了“产品数量不准即扣除”，意思是如果收到货物才支付货款，数量不准则需要扣除相应款项，现在隆达公司只交付了5000余只小方盒，相应的货款即应予以扣除。《协议》中“由于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一次性扣款18000元”是两批货物均有质量问题，按照两份合同全部发货则在枕头盒中扣除9000元、在小方盒中扣除9000元。时隔4年，当初订立合同时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不同意接收剩余的13296个小方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虽然桂某个人认为双方业务系发生在隆达公司与桂某个人之间，但是根据合同抬头、落款及发票情况，结合桂某在签订两份《铁罐产品加工承揽合同》及《协议》时系复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定业务发生在隆达公司与复泰公司之间。关于争议焦点2：首先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对隆达公司只交付了5000余只小方盒的事实是清晰明了的，且交付的5000余只小方盒也是晚于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复泰公司亦予以接收。其次，“数量不准即扣除”也表示复泰公司在此情形下依然愿意接收剩余的小方盒，如果复泰公司此时拒绝接受剩余的小方盒那么对账时就应直接按已交付的小方盒数量结算，而不是载明小方盒的总价款，再注明“数量不准即扣除”。对于“由于特殊原因经双方协商一次性扣款18000元”双方对此说法不一，但这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故2016年1月19日签订的《协议》应视为双方对两份合同的总结算，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履行。关于争议焦点3：如前所述，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现隆达公司主张复泰公司支付承揽价款，同时隆达公司亦负有交付承揽物的义务，故隆达公司仍需向复泰公司交付剩余的13296个小方盒。虽然复泰公司认为月饼盒是季节性的商品，但未交付的是小方盒，盒子上印的是“手造饼”并不是月饼盒，对此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复泰公司还认为时隔4年，当初订立合同时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但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为隆达公司送货至复泰公司指定地点，从隆达公司前几次送货的情况看确实也是送至复泰公司指定的地点，但后来复泰公司并未通知隆达公司送货，相应的责任亦应由复泰公司承担。综上，截至2016年1月19日复泰公司结欠隆达公司130201.20元。现双方一致确认，2016年1月19日后复泰公司又付给隆达公司56000元，故复泰公司还应给付隆达公司承揽价款74201.20元。关于隆达公司主张的利息，现隆达公司亦存在迟延交货的情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复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隆达公司承揽价款人民币74201.20元。二、隆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复泰公司交付小方盒13296只。三、驳回隆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6元，财产保全费762元，合计诉讼费2418元，由复泰公司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合同相对方是否为复泰公司和隆达公司，以及案涉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根据现有证据，案涉合同签订时，签字人桂某系复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结合合同落款以及发票开票抬头等，一审认定案涉交易发生在复泰公司与隆达公司之间并无不当。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隆达公司交付货物需获得复泰公司的指令以明确送货地点，现并无证据证明复泰公司向隆达公司发出指令后，隆达公司拒绝履行或未履行相应的交付义务，故一审认为相应迟延交付的责任归于复泰公司亦无不当。双方于2016年1月签订《协议》对案涉合同进行结算，上面并未就供货数量进行变更且约定了复泰公司付款的期限，现并无法定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事由，故一审对隆达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复泰公司上诉提出的涉及反诉的程序问题，经审查，一审就此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也不影响本案本诉的实体处理。综上所述，复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6元，由上诉人安吉复泰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