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31行终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瞿永顺，男，1961年9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永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治来，男，194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花，女，1948年7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瞿盖，男，1996年11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永顺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瞿玲芳，女，1993年11月4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永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顺县公安局，住所地永顺县灵溪镇永顺大道93号。 法定代表人田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征喜，永顺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张勇，湖南凌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因与被上诉人永顺县公安局不履行保护人身权法定职责一案，不服花垣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3124行初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张海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张宇开、李华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9年4月27日晚，瞿不蓉与其丈夫左弟江因家庭琐事在永顺县发生争吵，当晚20时43分，瞿不蓉借用其堂嫂号码为的移动电话拨打110报警。接到110转警后，永顺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于20时45分拨打报警，向瞿不蓉了解报警情况，瞿不蓉反映被左弟江打后，左弟江已拿着其手机离开了现场，表示愿意自行到派出所反映情况。20时47分，城中派出所民警再次拨打，确认报警人瞿不蓉是否已赶往派出所。20时57分，永顺县公安局再次接到报警称永顺县人民医院8楼发生刑事案件，左弟江持刀将瞿不蓉、陈红英、瞿永旺杀害。21时03分，公安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原告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分别系死者陈红英的丈夫、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瞿永顺系瞿不蓉的父亲。永顺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与报警人瞿不蓉所在的永顺县人民医院距离为100多米。 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被告永顺县公安局具有接处警的法定职责。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接警服务台出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求助和投诉，处置民警应当视情况尽快处理。说明公安机关的处警方式，不仅仅限定于出现场，除紧急情况出现场外，其他情况可以视情而定。本案中，对于瞿不蓉于2019年4月27日43分的报警，被告民警接警后，及时用报警人所留电话号码与报警人进行联系，确认相关情况后，认为该警情属于不需要迫切处置的非紧急报警，并接受报警人自行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可视为被告作出了相应的处置措施，已履行了法定职责，这在110受理单、被告民警彭鑫与报警电话的通话记录及张芳的证言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包括侵权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行为必须是在行使行政职权中发生的行为、致害行为必须是违法的、必须存在法定的损害事实、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各个构成要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不构成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并不构成行政不作为，五原告的损害系由他人犯罪行为造成，与被告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请求确认被告永顺县公安局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一)死者瞿不蓉生前在永顺县人民医院内因遭受丈夫左弟江严重家庭暴力,于2019年4月27日晚上8点43分报警,报警时死者瞿不蓉明确表达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快来,要出人命案了。”而此时,左弟江已离开医院外出寻找杀人凶器,大约8点55分返回至医院后将瞿不蓉、陈红英、瞿永旺杀害。从报警到遇害仅短短的十来分钟,这充分说明死者瞿不蓉的人生安全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然而被上诉人的警员仅仅依据“瞿不蓉本人未反映受伤、愿意去派出所”从而判断其未处在危难情形中,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报警电话录音”这份证据中,被上诉人110指挥中心接线员有这样一句话“你们(指城中派出所)还不出警,有人又打电话报警了”,又进一步证实了瞿不蓉的人生安全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此时被上诉人仍未出警。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所作的判决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第1至第7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依法履行了职责。(二)死者瞿不蓉报警时明确表达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快来,要出人命案了。”然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第8份证据(报警电话录音)将该句话进行了删除,作出了对其有利的取舍,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三、被上诉人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应为而不为,其不作为的行为构成违法,瞿不蓉、陈红英的遇害与被上诉人的不作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永顺县公安局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的“2019年4月27日晚,瞿不蓉与其丈夫左弟江因家庭琐事在永顺县发生争吵,当晚20时43分,瞿不蓉借用其堂嫂的移动电话拨打110报警。接到110转警后,永顺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于20时45分拨打报警,向瞿不蓉了解报案情况,瞿不蓉反映被左弟江打后,左弟江已拿着其手机离开了现场,表示愿意自行到派出所反映情况。20时47分,城中派出所民警再次拨打158041209,确认报警人瞿不蓉是否已赶到派出所。20时57分,永顺县公安局再次接到报警称永顺县人民医院8楼发生刑事案件,左弟江持刀将瞿不蓉、陈红英、瞿永旺杀害。21时03分,公安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永顺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与报警人瞿不蓉所在的永顺县人民医院距离为100米”、“对于瞿不蓉于2019年4月27日20时43分报警,被告民警接警后,及时用报警人所留电话号码与报警人进行联系,确认相关情况后,认为该警情属不需要迫切处置的非紧急报警,并接受报警人自行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可视为被告作出了相应的处置措施,已履行了法定责任”,与本案实际事实相符,且有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被答辩人陈述的事实不能威立。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基于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正确,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当然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恳请贵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一审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被告证据2中2019年5月1日张芳询问笔录记载：瞿不蓉报警后没几分钟，我就接到派出所人给我打电话讲你到派出所来立案来没？……这个时候我就问瞿不蓉派出所的打电话来了，问你到派出所立案去不去？瞿不蓉就给我讲去，等她妈来了就去。被告证据8报警电话录音有四个录音文件，其中文件名为“20190427204355248001501瞿不容首次报警，报警内容打架，20：43”中瞿不蓉提到“我要报警”、“我屋那个打我”、“我上次报过案的”等内容，文件名为“20190427205835835001501第二场转警20：58”中有对话内容“不是喊过来的嘛，她和她丈夫吵架的”。 被左弟江杀害的陈红英系瞿不蓉母亲，瞿永旺系瞿不蓉伯伯。 本院认为，本案系以不履行保护人身权法定职责为由引发的行政附带行政赔偿诉讼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永顺公安局接到瞿不蓉报警后未出现场是否构成不履行保护人身权法定职责。 关于被上诉人永顺县公安局是否履行保护人身权法定职责，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其是否具有相关法定职责。其二，其是否履行相关法定职责，其三，其未履行相关法定职责是否有正当事由。关于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根据该规定，公安机关对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难情形、要求和报警负有救助、帮助和查处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瞿不蓉以被其丈夫打而向被上诉人提出报警，属于被上诉人履行保护人身权安全的职责范围。关于二，《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对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报警服务台处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求助和投诉，处警民警应当视情尽快处理。”根据该规定，是否前往现场的关键在于警情是否属于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情况。上诉人主张瞿不蓉报警后被上诉人应前往现场处理，被上诉人主张瞿不蓉报警并非需前往现场的紧急状态且其接警后对报警进行了及时处理。经查，瞿不蓉报警称被其丈夫打，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联系了瞿不蓉，双方就瞿不蓉来派出所反映情况达成一致。原审认定瞿不蓉“表示愿意自行到派出所反映情况”的事实基本清楚，有被告证据2中2019年5月1日张芳询问笔录、证据5“接处警情况说明”和证据8报警电话录音相互印证。如何区分紧急和非紧急报警，全国及我州辖区均没有统一规范标准，判断本案报警是否属紧急情况，应结合本案事发时的客观实际，并尊重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瞿不蓉在报警和与派出所沟通的电话中，未提及其人身受到伤害或即将受到伤害的紧急情况，也未表示出需要警察前往现场处置的迫切意愿。故，派出所处警民警通过电话沟通了解瞿不蓉报警警情系其家庭夫妻矛盾引发，在打人者左弟江已离开现场且瞿不蓉能够自行前往派出所的情况下，认为该警情不属于“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而未出现场对瞿不蓉报警进行处置或处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三，因被上诉人已履行相应法定职责，本点无需赘述。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构成行政赔偿责任的要点有三：相关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该违法行政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因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不成就，即被上诉人不出现场不构成不履行保护公民人身权法定职责的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被上诉人永顺县公安局对瞿不蓉报警的处理履行了保护公民人身权法定职责，不构成不作为。上诉人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瞿永顺、陈治来、王福花、瞿盖、瞿玲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海生 审判员  张宇开 审判员  李华华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田玉莲 书记员胡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