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1，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生，广东平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男，196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住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南荣街15号。委托代诉讼理人：黄健容，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鹏生，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某3，女，1954年6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何某4，女，195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何某5，女，1962年3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被告：何某6，女，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何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2与原审被告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终4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照法定继承处分涉案房产并由何某1分得六分之一的价值；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某2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不应按照遗嘱继承处理房产，而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应该对涉案房产进行价值评估并由何某1分得六分之一的价值。1.何某1对一审法院调取的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番禺分局关于购房协议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继承人郭某己经于2016年12月12日死亡，购房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等资料中的签名不是郭某所签订，被继承人并不知道拆迁补偿的两套房产就是公证遗嘱所说的不动产。2.何某1对广州市番禺区公证处调取的公证内档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公证遗嘱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21日，被继承人郭某是1929年出生，在做遗嘱公证时已经80岁，属于年老体弱。依照《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年老体弱的遗嘱人在做遗嘱公证时应当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但公证员当时并没有实施该操作，违反程序，不能因为被继承人不同意录音录像而违反程序进行公证。其次，依照《遗嘱公证细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遗嘱人应该提供遗嘱涉及的不动产、交通工具或者其他有产权的财产的产权证明。本案中，公证遗嘱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7月21日，公证机关在遗嘱人当时无法提供不动产权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的情况下违反《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作出该公证书，违背了真实、合法原则，并没有对不动产进行合法性、真实性的审查。不动产的范围很大，如果存在违章建筑呢？是否也属于公证书内所陈述的不动产呢？公证员并没有与遗嘱人就“不动产”进行解释。涉案房产确定分配的时间为2016年5月26日，被继承人郭某在订立公证遗嘱时还不知道分配房产的准确位置以及房屋数量。公证书上只是笼统写了“我名下所有的不动产……”但对于一位年满80岁且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来说应该无法理解不动产的概念，可见该遗嘱不是被继承人郭某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3.何某2在一审庭审中己经陈述在被继承人郭某死亡前，兄弟姐妹己经就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何某2也当庭承认了在被继承人死亡前兄弟姐妹一起曾经将涉案的一间房屋进行签字出售。本案不应以遗嘱继承进行分割被继承人的财产，后期继承人签订了多份的协议书，虽然协议上没有何某2的签名确认，但是所有的协议都是何某2起草，其对协议的内容是清楚并且同意的。本案件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分被继承人的财产。综上所述，何某1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何某2辩称不同意何某1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我方认为被继承人郭某订立的遗嘱合法有效，正因为郭某80岁的时候仍一直由何某2来赡养，郭某才立遗嘱将其名下的财产由何某2继承。另外，进行遗嘱公证时不能仅凭遗嘱人年龄大就将其认定为神志不清或者老人痴呆症等情况，应根据立遗嘱人的总体身体情况综合考虑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不是何某1仅凭被继承人郭某80岁来判断其身体状况，且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应当由相关的医疗机构作出判断，何某1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继承人郭某存在老人痴呆症、神志不清等限制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何某6述称：希望法院公平公正地判决，我也不清楚被继承人郭某什么时候立遗嘱，我坚持认为被继承人郭某患有老人痴呆症。原审被告何某3、何某4、何某5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继承人郭某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XX镇XX路61号XXX花园五街1号302房[房地产权证：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5]及番禺XX楼镇XXX路XXXX花园五街1号404房[房地产权证：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6]的产权由何某2继承；2.依法判令被继承人郭某名下持有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经济合作社的股权[股东编号：376，股份数额：壹拾股]由何某2继承；3.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协助何某2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及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某于1929年6月15日出生，于2016年12月11日死亡，于2016年12月1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郭某的父母先于其死亡，郭某生前只有一段婚姻，其丈夫何某于七十年代死亡，郭某与何某生前共生育了六个子女，分别是：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2、何某6。另查明，1988年9月25日，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2队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以下简称涉讼旧房屋）登记为郭某和何某2共同所有。2009年7月14日，广州市番禺区XXX镇亚运村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与郭某签订了《因受广州市亚运村建设影响拆除农村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因广州市亚运村及相关建设项目，拆除旧房屋，待安置房建成后办理回购手续。2017年10月26日，广州市番禺区XXX镇亚运村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与“郭某”签订了两份《石楼镇南荣花园二期高层（安置区）购房协议》，约定“郭某”向广州市番禺区XXX镇亚运村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X镇XXX路XXXXX花园五街1号302的房屋（以下简称涉讼302房屋）和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X镇XXX路XXXXX花园五街1号404的房屋（以下简称涉讼404房屋）。2018年2月8日，涉讼302房屋登记为郭某单独所有[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5号]，涉讼404房屋登记为郭某单独所有[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6号]，登记时间为2018年2月8日，权属来源均为购买。再查明，郭某生前是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村民，在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经济合作社均享有股权，持股数量为10股，股东编号为376，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经济合作社于2008年1月1日向郭某发放了股权证（以下简称涉讼股权）。还查明，2009年7月21日，郭某在广州番禺公证处立下遗嘱，遗嘱内容为：“我（郭某）丧偶后未再婚。我在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经济合作社持有的股权[股东编号：376，股份数额：壹拾股]是我的个人财产。现我立下遗嘱，于我去世后，将我的上述股权指定由我的儿子何某2继承。另于我去世后将我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均指定由我的儿子何某2继承。本遗嘱是公证员根据我本人意愿作成文字，经我确认无误，并由我在上面盖章。”上述遗嘱经过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公证，出具了（2009）粤穗番内证字第XXX14号公证书（以下简称涉讼公证遗嘱）。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广州市番禺公证处调取涉讼公证遗嘱的相关内档资料，广州市番禺公证处提供了郭某在办理涉讼公证遗嘱时提供的相关材料及谈话笔录，其中，2009年7月21日公证人员对郭某制作了谈话笔录：郭某陈述自己当时身体健康，精神状况、思维意识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良好，但不同意对谈话过程录音录像；郭某陈述自己所在村的土地因亚运场馆建造而被征收，征收后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对村民以房屋或土地使用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自己也将得到补偿，暂时未能提供产权凭证；郭某还陈述自己主要由儿子何某2赡养，一直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负责自己的经济生活来源，故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的有关财产指定由何某2继承。案件审理过程中，何某1申请对涉讼302房屋和涉讼404房屋进行价值评估，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并不涉及到对涉讼302房屋和涉讼404房屋进行价值分割及补偿的问题，无必要进行价值评估，故未移送价值评估。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涉讼股权属郭某的合法个人遗产；涉讼302房屋和涉讼404房屋虽在被继承人郭某死亡后才办理产权登记，但何某2、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双方一致确认上述两房屋属涉讼旧房屋因亚运场馆建造被征收后补偿所得，属郭某的合法财产，故涉讼302房屋和涉讼404房屋应作为郭某的遗产进行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某所立涉讼公证遗嘱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因已穷尽调查手段无法从户籍管理部门查清被继承人郭某的父母的户籍情况，以及郭某的配偶的具体死亡情况，现何某2提供了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郭某的父母、配偶均已先于其死亡，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何某2与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均系被继承人郭某遗产的第一法定顺序继承人。郭某于2009年7月21日通过公证遗嘱的形式处分其个人财产，将其名下涉讼股权及所有的不动产指定由儿子何某2继承，何某2请求依据涉讼公证遗嘱继承涉讼股权以及涉讼302房屋、涉讼404房屋，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提出郭某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办理涉讼公证遗嘱，而且涉讼公证遗嘱中“我名下所有的不动产”的表述太过笼统、不明确，郭某无法理解不动产的含义，涉讼公证遗嘱在制作过程中也没有录音录像，故遗嘱不是郭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郭某所立的涉讼公证遗嘱本身采用了公证的方式，从形式上来说审查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正是公证机关所作公证遗嘱效力一般高于自书、代书、口头、录音遗嘱的原因，而且从谈话笔录也可以看出，郭某并未提出不理解不动产概念的问题，也陈述了为何不能提供具体的不动产权证书的原因及不愿录音录像。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抗辩意见，故一审法院对何某3、何某1、何某4、何某5、何某6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此外，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主张按自己提供的三份协议书处理涉讼遗产。首先，何某2在该三份协议书上未签名，庭审中对三份协议书亦均不予确认；其次，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在答辩状中辩称此三份协议为何某2草拟，应按此三份协议处理郭某的财产，但在庭审中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只承认自己在此三份协议上签名，知道要分自己10万元，但并不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的陈述前后不一致；最后，三份协议均并未注明签署时间，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均陈述是在郭某生前订立的，从内容上来看，均有将某款项“使用到郭某（母亲）日后生活及身体不适需要照料的用途上”，从生活常理判断，如郭某已死亡，没有必要再将钱款分配用于郭某的生活，故协议确应是在郭某死亡前订立的，不属于继承人之间在继承发生后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的情形。综上，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主张按三份协议书继承遗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的其他抗辩意见，也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X镇XXX路XXXXX花园五街1号302[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5号]和位于广州市番禺区XXX镇XXX路XXXXX花园五街1号404[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76号]由何某2继承，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何某2办理上述房屋的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过户至何某2名下；二、被继承人郭某在广州市番禺区XX镇南XX村经济合作社均享有的10股股权（股东编号：376）由何某2继承，何某1、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何某2办理股权继承手续。案件一审受理费7300元，由何某2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何某1的上诉请求，本院对争议焦点评析如下：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嘱形式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等；公证遗嘱不得被任意撤销、变更，且其效力高于其他遗嘱形式。本案中，被继承人郭某生前对其个人财产的处分订立了遗嘱，且遗嘱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该遗嘱符合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原审法院认定该遗嘱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何某1虽然对公证遗嘱的程序提出异议，认为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第16条的规定，公证人员发现遗嘱人为年老体弱的，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者录像。本院认为，录音或者录像是为保障遗嘱人的合法权益，正确认定遗嘱人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增强公证遗嘱的证明力而作的特别规定，但并非公证遗嘱生效的必备要件。本案中，从遗嘱人郭某在订立公证遗嘱时的谈话笔录中可见，郭某已经对为何不能提供具体的不动产权证书的原因及不愿录音录像作出陈述，上诉人何某1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郭某确实患有影响其行为能力的疾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郭某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何某1关于郭某不具有订立遗嘱能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在何某1未提供证据以推翻公证遗嘱的效力，且公证遗嘱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的情况下，本案应以公证遗嘱作为处理依据。在此基础上，原审根据查明的事实并结合被继承人郭某的遗嘱内容，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确定何某2应取得的遗产范围和继承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关于上诉人何某1主张购房协议等资料中的签名并非被继承人郭某所签，郭某并不知道拆迁补偿的两套房产就是公证遗嘱所说的不动产问题。因郭某在订立公证遗嘱过程中已明确表示其不能提供自己名下不动产的产权凭证的具体原因是村的土地因亚运场馆建造而被征收，征收后将对村民以房屋或土地使用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因此，即使其名下的房屋已被拆迁，但是并非财产实质上的灭失，而是形式上转化为补偿款或安置房。遗嘱人郭某在遗嘱中所涉标的物被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金或产权调换房屋等相应财产权利，即拆迁补偿权益仍归遗嘱人郭某所有，因此遗嘱继承的效力应及于房屋转换的拆迁利益。本案中，被继承人郭某作出公证遗嘱的本意是想将其本人所有的房产由何某2继承，房屋动迁灭失后获得新的产权调换房，系遗产在形态的变化，本质上并未改变所有权性质。在郭某未作出撤销公证遗嘱的意思表示及行为前，该公证遗嘱的效力应及于产权调换后的房产，因此，本案涉案房产应当按照公证遗嘱的内容由何某2继承，这亦体现了被继承人郭某的本人意愿。2017年购房权利源自2009年郭某与拆迁单位所签订的拆迁协议，回迁时郭某已去世，其继承人以“郭某”名义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对本案没有实质性影响。关于上诉人何某1主张各兄弟姐妹在被继承人郭某去世前已就财产分配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本案应按三份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处理涉讼遗产的问题。首先，上述协议仅有五位继承人签字，何某2未在协议中签名，且何某2对上述协议均不予确认，即上述协议未获得全体继承人的通过。其次，何某3、何某4、何某5、何六梅在一审庭审中亦表示仅知道要分自己10万元，但对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且根据协议的内容可见，上述协议的形成时间是在被继承人郭某去世前，故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归属问题的约定属于无权处分郭某财产的行为，在被继承人郭某订立有公证遗嘱的情况下，何某1主张依照协议内容分配遗产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何某1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何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217元，由上诉人何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龙劲文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