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终11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利贵，男，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军，男，197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福，男，197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春燕，女，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广洪，四川丰宜（屏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学纲，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夏小龙，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隆昌县。现在浙江省临海监狱服刑。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平，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宜宾市裕祥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名城大厦九楼。 法定代表人：牟利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南，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因与被上诉人吴春燕、原审第三人夏小龙、宜宾市裕祥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5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军本人及上诉人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被上诉人吴春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广洪、卢学纲，原审第三人夏小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平，原审第三人裕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与吴春燕之间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解除；2.本案诉讼费由吴春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三处错误。其一，一审法院认定：“裕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变更了股东，对该公司的董监高及管理人员进行了任免，吴春燕被推选为执行董事并法定代表人”错误。2017年11月7日，牟利贵、曹军与吴春燕，曾庆福与景承源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次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与吴春燕一人又签订了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这两个版本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性区别在于：11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受让方为吴春燕、景承源两人，对股权转让价款等基本内容未进行任何约定，仅约定吴春燕与景承源分别受让裕祥公司股份。而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股权受让方仅为吴春燕一人，对股权转让价款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且约定吴春燕受让裕祥公司100%的股权。由于上述11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内容根本不具有股权转让价款等基本条款而未生效，各方之间未履行该11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此，吴春燕与景承源基于无效的11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在2017年11月7日召开的股东会及有关公司章程修改，股东变更、董监高及管理人员任免、推选执行董事并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均无效。另外，吴春燕诉请主张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亦为2017年11月8日，故一审法院基于无效的11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认定相关事实错误。其二，一审法院认定：“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进行了裕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裕祥公司公章，裕祥公司法人印章的交接”错误。吴春燕在起诉状中明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移交裕祥公司证照、印章。由此可知，双方均知晓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将裕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行政公章、法定代表人牟利贵印鉴暂交吴春燕的行为不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意义上的移交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裕祥公司相关证照、公章已经移交系错误。其三，一审法院认定“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吴春燕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因股权转让退出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并且已经得到履行”错误。从吴春燕第二、三项诉请来看，吴春燕要求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等移交各种印章和索要租金表明裕祥公司并没有正式移交给吴春燕，吴春燕也并没有实际管理、控制裕祥公司。到目前为止，裕祥公司运行良好，公司的人、财、物及经营权等均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占有、管理，牟利贵仍为裕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仍为裕祥公司的股东。另外，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吴春燕除仅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支付了200万元，未再支付其余价款，也未实际占有、管理裕祥公司，更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到履行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驳回吴春燕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理由为“未按约定支付500万元对价，条件不成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于2017年11月22日解除了与吴春燕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且解除行为合法、有效。三、由于第三人夏小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涉及隆昌县、威远县、自贡市荣县、成都市四个市县区，幅涉地域广，涉及集资参与人数众多，集资金额达12个亿，未归还集资款达4.6个亿，归还广大集资户的资金缺口近3个亿。案涉双方约定的6800万元转让价款远低于9942余万元的评估价格，严重损害了广大集资户的利益，故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故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解除行为合法有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予解除。 吴春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请求《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已经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先后两次向吴春燕发出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吴春燕均明确告知不同意解除。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曾于2017年12月27日在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隆昌法院）组织执行异议一案听证过程中表示愿意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故案涉协议并未解除。另外，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称，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5.1条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股权变更申请在七日内未经工商局审核通过，则合同终止，该事由不能成立。股权变更申请未在七日内经工商局审核通过的原因是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在递交申请后的第四日到工商局阻止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视为合同终止条件未成就，《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未终止。因此，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行使合同解除权，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案涉协议没有解除。二、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称，因裕祥公司财产、股权被冻结不能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该事由不能成立。隆昌法院冻结裕祥公司的股权，属于一定期限内限制股权变动的保全措施，是限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果解除冻结措施，股权交易不会受到影响。隆昌法院在办理执行异议一案中，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继续交易裕祥公司股权，但隆昌法院需要提取、扣留牟利贵所持股权对应部分的股权转让价款，再解除对股权的冻结措施。三、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称，吴春燕仅支付价款200万元已构成根本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事由不能成立。吴春燕是在履行付款过程中发现裕祥公司财产、股权被查封、冻结，遂行使抗辩权暂停支付价款，不构成违约。裕祥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为9942万余元，但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已经将裕祥公司部分资产处置价款1700万余元以及部分租金使用，实际固定资产（含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仅有6851万余元。根据案涉协议的约定，吴春燕实际上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收购裕祥公司的固定资产。故吴春燕以6800万元的价格收购裕祥公司100%的股权，价格合理。四、一审法院以“未按约定支付500万元对价，条件不成熟”为由不支持吴春燕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协议的认定不能成立。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已经向吴春燕移交了裕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行政公章、法定代表人牟利贵印鉴，《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吴春燕已经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支付部分股权转让价款，履行了案涉协议约定的义务。 夏小龙述称：同意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裕祥公司述称：同意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提出的上诉请求与意见。各方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违法，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 吴春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关于裕祥公司100%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有效;2.判决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包括协助吴春燕办理裕祥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移交裕祥公司所有的资产、文件、证照、印章及其他材料。详见清单，内容为：〔（一）协助吴春燕办理裕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二）移交证照、印章等：（1）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行政公章、法定代表人牟利贵印鉴（已于2017年11月8日移交）。（2）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3）所有银行账户开户资料、税务登记资料。（三）房产权属及对外出租的资料：（1）裕祥公司所有的或者使用的二十七处房产（详见资产明细表）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合同等权属资料。（2）裕祥公司出租前述二十七处房产的租赁合同。（四）收购裕祥公司股权的相关资料。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收购裕祥公司股权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收购裕祥公司股权后，是否还有部分原职工持股的资料）。（五）人事档案资料：裕祥公司职工花名册、劳动合同、工资表。（六）财务资料：（1）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收购裕祥公司股权后的全部财务资料。（2）原裕祥公司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移交的全部财务资料。（七）其他应当移交的文件资料、财物等〕;3.依法判决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吴春燕支付裕祥公司从2017年11月8日起至实际移交之日止的租金（每月租金529200元），暂计算至2018年11月7日为6350400元;4.依法判决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吴春燕造成的损失500万元;5.依法判决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吴春燕支付违约金100万元；6.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系裕祥公司的登记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87.54%、7.01%、5.45%的股权。 2017年11月7日，裕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牟利贵同意将其持有公司87.54%（出资额376.56万元）的股份、曹军持有公司7.01%（出资额30.18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吴春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曾庆福将其持有公司5.45%（出资额23.46万元）的股权转让给景承源。 2017年11月7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就转让裕祥公司100%股权事宜与吴春燕协商达成一致。牟利贵、曹军与吴春燕，曾庆福与景承源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等事项。 2017年11月8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分别作为甲、乙、丙方与吴春燕作为丁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2.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一致同意所持股权总共作价6800万元；2.1.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保证本协议所述裕祥公司概况属实，愿就其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2.2.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承诺，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除本协议已披露的债务（应缴纳税费、社保费用、安置费用等）外，裕祥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或其他潜在纠纷（已告知500万元贷款和保康药业房屋权属分割、牟利贵的税务代扣代缴除外），裕祥公司名下资产不存在查封、抵押（已告知500万元贷款、牟利贵800万元贷款除外）、质押等司法强制措施等，如裕祥公司遭受诉讼或仲裁，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三方承担；5.1.吴春燕收到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股权变更申请经工商局受理后出具了受理通知书后支付500万元，如股权变更申请在七日内未经工商局审核通过，股权变更不成功，牟利贵、曹军、曾庆福退还500万元，500万元交曹军账号，退回也由曹军退回，其他两名股东及裕祥公司提供担保，此合同终止；5.2.股权变更经工商局审核通过，变更成功，营业执照换发之日，吴春燕支付牟利贵、曹军、曾庆福500万元；5.1-5.6.股权总价款6800万元，扣除房屋租赁保证金168万元、保证金680万元、代还贷款500万元、800万元及先期支付的1000万元以后，余款3652万元，吴春燕在2017年11月18日前支付3000万元，剩余652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680万元保证金于2018年3月31日前支付340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340万元；其他扣除款项不再支付牟利贵、曹军、曾庆福；6.1.本协议签订之日以前裕祥公司的应收房租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三方收取，签订之日以后的房租由吴春燕收取；7.1.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如有涉及本协议2.1、2.2未披露的情况，视为违约，除承担具体损失（在未付款内扣除）外，还应承担100万元违约金。 同日，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共同签订《补充约定》约定：1.应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要求，提交工商局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价为432万元；2.股权转让款总价6800万元，其中500万元转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指定的曹军在工商银行隆昌县支行开设的账户。 2017年11月7日，根据双方协商约定，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签署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同意变更裕祥公司股东为吴春燕、景承源，法定代表人为吴春燕。 2017年11月8日，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进行了裕祥公司印章移交，并明确2017年11月8日18：00之前的裕祥公司印章加盖文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承担，2017年11月8日18：00以后裕祥公司印章加盖文件所产生的责任由吴春燕承担。双方除了裕祥公司印章移交外，还进行了公司其他证照移交。 2017年11月10日，吴春燕委托的代理人向宜宾市翠屏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翠屏工商局）提交了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签署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登记机关受理后出具了《收到材料凭据》。 2017年11月10日，吴春燕通过中信银行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知悉裕祥公司房屋被查封后，遂于2017年11月13日到翠屏工商局阻止了工商手续的变更。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收到隆昌法院裁定，方知具体情况为：夏小龙主张以其犯罪所得的款项5000多万元购买了裕祥公司股份70%，并由牟利贵代为持有，故隆昌法院查封了裕祥公司财产。在收到了隆昌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以财产冻结，无法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告知吴春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退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吴春燕不同意解除协议，并将200万元退回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之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再次退还吴春燕的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要求吴春燕退还公章等资料，吴春燕拒绝退回，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宜宾日报》公告了印章作废的申明。吴春燕遂起诉到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因夏小龙犯集资诈骗罪，且夏小龙声称其与牟利贵共同投资入股裕祥公司，并占裕祥公司70%的股份，隆昌法院遂对牟利贵持有的裕祥公司70%股权采取了冻结措施，并对裕祥公司的房产进行了查封。吴春燕向隆昌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但被驳回。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否继续履行。 一、针对2017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1月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应全面履行自身义务。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及裕祥公司对合同效力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一）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及裕祥公司辩称因隆昌法院的查封冻结，《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已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夏小龙认为裕祥公司的部分股权由夏小龙犯罪所得出资购买，《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1.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虽向吴春燕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吴春燕并未同意，案涉合同并未协商一致解除；2.隆昌法院对裕祥公司的相关股权予以冻结，属于一定期间内限制该股权变动的保全措施，其法律后果是被冻结的股权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受到限制，即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的履行，但并不应据此否定案涉合同的效力；3.牟利贵虽与夏小龙签署有《合作协议书》，但牟利贵并不清楚夏小龙出资来源，曹军、曾庆福不知晓夏小龙的存在。吴春燕作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无证据显示其知道裕祥公司部分股权系犯罪所得购买，吴春燕更无其他途径可以获悉该事实。吴春燕与作为登记股东的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春燕信赖商事登记的真实性，应推定其已履行相应的审慎调查义务。吴春燕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并无过错，其应受商事外观性及交易安全的保护。 （二）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裕祥公司及夏小龙主张《补充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逃避税收并不会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如果依照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当事人的转让行为应缴纳相关税费而未缴纳，其属于行政处罚调整的范围，并不当然导致转让协议无效。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 （一）该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生效并开始履行。1.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均表示放弃优先认购权，对各方的转让行为无异议。裕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变更了股东，对公司的董监高及管理人员进行了任免，吴春燕被推选为执行董事并法定代表人。2.在签订转让协议后，吴春燕依约定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转款200万元，后因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知晓隆昌法院查封一事，200万元被退回。3.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进行了《营业执照》正、副本，裕祥公司公章，裕祥公司法人印章的交接。这些事实表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吴春燕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因股权转让退出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并且已经得到履行。4.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吴春燕需支付500万元的对价方能进行变更登记，吴春燕因客观原因并未支付任何款项，吴春燕要求变更登记的条件不成就。据此，一审法院对吴春燕要求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协助办理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吴春燕主张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移交裕祥公司所有的资产、文件、证照、印章及其他材料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营业执照正副本、行政公章、法定代表人牟利贵印鉴已经移交，一审法院不予处理。至于其他资产、文件、证照、资料等，不属于《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且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春燕该请求，吴春燕及裕祥公司可以另案起诉解决。 （三）关于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现无证据显示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知晓夏小龙以犯罪所得入股裕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客观上源于隆昌法院的查封冻结，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并无协议上约定的违约情况，不应承担违约金。 （四）关于吴春燕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吴春燕入股裕祥公司，系其基于商业判断作出的选择，吴春燕应充分预估股权转让中存在的风险，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并非造成吴春燕损失的主要原因，且吴春燕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遭受的损失和案涉股权转让有关联。对吴春燕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吴春燕请求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其支付裕祥公司从2017年11月8日至实际移交之日的租金。一审法院认为，租金是裕祥公司的合法收入，各租户亦是与裕祥公司签订的房产租赁协议。如果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实际占有裕祥公司租金，应由裕祥公司提起诉讼，吴春燕要求将租金直接支付于自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春燕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2017年11月8日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二、驳回吴春燕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3552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春燕承担71532元，由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承担3770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吴春燕提交了如下证据，作为其二审新的证据： 1.四川丰宜（屏山）律师事务所翁广洪律师向被调查人田平询问时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向吴春燕移交了裕祥公司的印章证照，由吴春燕控制经营管理裕祥公司，并协同吴春燕申请了工商变更登记；吴春燕安排了证人田平等人员具体负责管理了裕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 2.《宜宾市裕祥百货有限公司盖章使用登记表》五份及部分附件，拟证明吴春燕接收裕祥公司后至今，安排田平具体处理裕祥公司改制遗留问题的事务、处理裕祥公司税务事务、裕祥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续签事务、处理部分职务离职事务等。 3.2019年10月29日《情况说明》及图片三张，拟证明2019年10月29日，受吴春燕安排，田平仍在处理裕祥公司改制遗留问题。 同时，吴春燕还向本院申请田平作为证人出庭，并接受各方询问，询问内容与上述证据1书面调查笔录体现的内容相近。 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田平与吴春燕之间基于雇佣关系存在利害关系，故不认可该项证据以及田平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仅是暂时把裕祥公司公章交给吴春燕保管。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吴春燕发出过书面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但吴春燕拒绝向牟利贵、曹军、曾庆福退还公章。盖章的登记均是由裕祥公司的原办公室主任赵礼俊经办，所以表格中的使用人都是赵礼俊，而非吴春燕方的员工。曾庆福、牟利贵、曹军均作为使用裕祥公司公章的批准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夏小龙质证意见为：其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质证意见一致。另外，证据1、2均系本案一审之前形成了证据，吴春燕不能将其作为二审新证据进行使用。 裕祥公司质证意见为：其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以及田平当庭发表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具体证明力，将结合案涉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关于裕祥公司财产和股权被查封的事实 2017年11月3日，隆昌法院作出（2017）川1028执972号之十一执行裁定，该裁定书载明：夏小龙与裕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牟利贵于2013年4月21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夏小龙与牟利贵合作共同出资收购裕祥公司的股权，夏小龙出资54781968元，占裕祥公司70%的股份。因夏小龙的出资属于赃款，依法应当予以追缴，故需对裕祥公司名下的资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2017年11月9日，隆昌法院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向宜宾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了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裕祥公司名下的财产。 2017年11月10日，翠屏工商局向裕祥公司出具《收到材料凭证》，载明其收到裕祥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并将于五个工作日内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017年11月14日，隆昌法院作出（2017）川1028执972号之十二执行裁定，认定牟利贵代夏小龙持有的裕祥公司70%的股份及其收益，亦属于夏小龙刑事案件追缴的财产范围，并裁定对牟利贵代夏小龙持有的裕祥公司70%的股份予以冻结。 2017年11月17日，隆昌法院作出（2017）川1028执972号之十三执行裁定，查明夏小龙以集资款入股投资购买了裕祥公司70%的股份，并由牟利贵代为持有，牟利贵共计持有裕祥公司87.54%股权。现牟利贵等已经将裕祥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吴春燕，但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牟利贵转让裕祥公司股份的转让款亦属于本案追缴的范畴。遂裁定：对牟利贵等转让裕祥公司股份给吴春燕的涉案资金总额87.54%予以扣留。 2017年11月22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向吴春燕发手机短信，表明因牟利贵持有的股权被法院冻结，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无法履行，特通知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将支付的200万元价款予以退还。 因案涉裕祥公司的财产和股份被前述执行裁定查封，吴春燕向隆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强制措施。其异议申请书中陈述：2017年11月10日，因翠屏工商局已经受理了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同日，吴春燕按照约定向曹军账户转账支付200万元，在得知裕祥公司财产被法院查封后，遂行使抗辩权告知牟利贵等暂停支付。并承诺愿意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将转让款交由隆昌法院执行。隆昌法院审理该执行异议案件中，多次组织当事人听证，牟利贵在该案审理中陈述称，牟利贵事前并不知道夏小龙投入裕祥公司的资金系非法吸收的存款来源，夏小龙实际投入裕祥公司的资金并非其陈述的5478.1968万元，所以夏小龙占裕祥公司的股份应少于70%。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同时陈述称：与吴春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高于评估价，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愿意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夏小龙在该案听证中陈述称，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与吴春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事前和事后均未征求其意见，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损害了夏小龙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退赔对象的利益。 隆昌法院在审理该执行异议案件中，考量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款6800万元是否合理，委托审计部门对裕祥公司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四川玖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隆昌市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审计得出裕祥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9243万余元，净值产评估价值为9942万余元，评估增值主要为房地产。 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和曾庆福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裕祥公司曾经委托四川中兴智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裕祥公司房地产资产进行评估，该公司就裕祥公司所属的部分营业、办公用房等房地产截止2017年10月13日的市场价值作出评估结论为4579.21万元。 隆昌法院在审理吴春燕执行异议案件过程中，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于2018年10月26日向隆昌法院出具《声明书》，声明在法院未对夏小龙关于裕祥公司70%的股权系赃款投资所得作出明确裁判前，不宜将裕祥公司股权进行再次转让，加之吴春燕并未按约定履行协议，声明解除与吴春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再转让裕祥公司的股份。隆昌法院审理认为，因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异议人吴春燕提出的异议前提条件已丧失，执行裁定不再存在妨碍问题，遂于2018年11月11日裁定驳回了吴春燕的异议申请。该裁定作出后，吴春燕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 （二）关于夏小龙刑事犯罪的相关事实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作出（2016）川10刑终93号刑事判决，认定夏小龙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45万元。并载明追缴、退赔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该刑事判决书中载明的财产线索。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一、吴春燕和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前述协议是否具备法定和约定解除的情形，应否解除。 关于焦点一，案涉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夏小龙与牟利贵共同出资收购裕祥公司的股权，其中，夏小龙的出资属于赃款已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牟利贵当时知晓夏小龙购买裕祥公司70%的股份资金系赃款来源。曹军、曾庆福亦表示不知晓夏小龙作为裕祥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现有证据显示，各方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在2017年11月8日，隆昌法院查封裕祥公司财产的（2017）川1028执972号之十一执行裁定作出时间虽为2017年11月3日，先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但隆昌法院向宜宾市不动产中心送达该执行裁定的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或者之后，均晚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吴春燕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时已知晓裕祥公司部分股权系夏小龙犯罪所得资金购买并由牟利贵代为持有。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亦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吴春燕与其恶意串通转移赃物，或者吴春燕有帮助夏小龙转移赃物情形存在。从日常经验判断，吴春燕如事前明知所购股权涉嫌刑事犯罪赃物，仍与相对方签订协议购买，不符合常理。故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关于吴春燕明知案涉股权涉嫌赃物而购买，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吴春燕基于对裕祥公司工商登记等体现公司股权结构的外观资料的合理信赖，与牟利贵等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正常的商业交易，其在案涉股权转让过程中并无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吴春燕在案涉股权交易行为中系善意相对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还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低价转让赃物，损害了夏小龙非法集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的问题。第一，如前所述，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与吴春燕签订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6800万元系双方就裕祥公司股权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该股权转让价款与执行法院委托评估价值有所出入，但出入的幅度在合理的范围，并不明显偏低，无法得出损害他人利益的必然结果。在吴春燕并不知晓案涉股权涉嫌夏小龙犯罪所得赃物情况下，且无证据表明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或者夏小龙有恶意串通并侵害集资户权益的意思表示，更无证据表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系受胁迫签订前述协议的情况之下，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以此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还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关于“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的规定，案涉部分股权属于夏小龙犯罪所得资产购买，应经执行拍卖、变卖程序处置，故吴春燕受让股权应认定为无效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仅是对股权作为犯罪赃物处置作出的一般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之规定并不存在冲突，即在本案吴春燕善意取得案涉股权情形下，执行法院仍可通过执行吴春燕支付的相应转让价款的方式退赔刑事案件被害人，且隆昌法院已经作出（2017）川1028执972号之十三执行裁定，对牟利贵等转让裕祥公司股份给吴春燕的涉案资金总额87.54%予以扣留，故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关于案涉股权转让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2017年11月8日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吴春燕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对此判定正确，应予维持。至于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中提出的一审关于裕祥公司2017年11月7日召开股东会决议变更股东以及裕祥公司公章、证照已经移交、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得到履行的相关认定错误的问题，因上述事实问题涉及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具体履行问题，与该协议的效力认定和应否解除之间无必然联系，且一审法院已经作出驳回吴春燕除案涉协议有效之外的其他诉请，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审查认定。 关于焦点二，案涉协议是否具有法定和约定解除的情形，应否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股权转让协议》第5.1条虽约定股权变更申请在七日内未经工商局审核通过，则合同终止。但2017年11月13日，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在知悉裕祥公司名下的房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后到翠屏工商局人为阻止工商登记手续的变更，该阻止行为系合同相对方单方意思表示，不应视为前述“合同终止”的条件范畴，案涉协议并未终止。此外，案涉股权因涉嫌夏小龙犯罪赃物，被隆昌法院冻结不能完成过户登记，也系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方原因造成，与吴春燕无关，亦不能视为前述“合同终止”的条件已具备，否则有违诚信，对吴春燕不公。故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还主张案涉股权满足约定解除的条件，与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第二，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上诉主张案涉股权因被隆昌法院冻结，不能完成过户登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案涉协议应当解除以及吴春燕未按约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应予解除案涉协议的问题。本院认为，隆昌法院在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冻结裕祥公司的股权，属于一定期限内限制股权变动的保全措施，是限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解除冻结措施，股权交易不会受到影响，合同目的仍可实现。另吴春燕在付款过程中发现裕祥公司财产、股权被查封、冻结，遂行使不安抗辩权暂停支付价款，并不构成违约。且吴春燕在向隆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过程中，明确表示要配合隆昌法院将转让价款交付刑事执行程序用于退赔刑事案件被害人，隆昌法院亦裁定冻结了吴春燕即将支付的相应股权转让价款，故吴春燕的行为不构成根本性违约，股权的暂时冻结亦不会导致双方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牟利贵、曹军、曾庆福无权主张行使法定解除权，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第三，牟利贵、曹军、曾庆福主张其于2017年11月22日向吴春燕发出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吴春燕在收到该解除通知后，未在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协议通知的效力，故案涉协议已经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后，被通知解除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确认解除通知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仅适用于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的情形，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或者三个月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如前所述，牟利贵、曹军、曾庆福并不享有法定和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其通过向吴春燕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并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故案涉协议并未解除。 综上，牟利贵、曹军、曾庆福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800元，由上诉人牟利贵、曹军、曾庆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红亚 审 判 员 兰 娟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悦韬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