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娴娴，女，198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崧，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霖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1201室。法定代表人：吴少聪，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娴娴因与被上诉人台霖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台霖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4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娴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台霖公司支付其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绩效奖金人民币206,896.10元。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台霖公司历年均有向史娴娴发放绩效年终奖,足以证明台霖公司存在实际向史娴娴发放绩效年终奖的惯例，史娴娴劳动报酬组成部分中含有绩效年终奖。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报酬系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娴娴与台霖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其中涉及奖金发放的条款中的确未对其绩效奖金及其标准加以明确,但该劳动合同系台霖公司拟制的格式条款,既然已确定史娴娴的实际工资组成部分中包含绩效年终奖,那么在劳动合同中无约定的情况下,对于史娴娴的绩效年终奖系如何确定和发放理应当由台霖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应由台霖公司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劳动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照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台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向包括史娴娴在内的员工支付绩效年终奖过程中理应秉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而不能简单的以个人喜好为依据决定奖金发多发少、甚至发与不发，台霖公司的行为明显是在肆意侵害史娴娴的合法权益，而非其所谓的基于劳动合同约定。史娴娴已充分举证证明台霖公司有向员工发放绩效年终奖惯例、绩效年终奖属于史娴娴自身劳动报酬组成部分，但台霖公司一方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包括史娴娴在内的员工发放2018年绩效年终奖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针对史娴娴的工作表现、绩效考核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的任何证据，应当由台霖公司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却径行认定台霖公司不向史娴娴发放年终绩效奖的行为系根据史娴娴出勤情况、工作表现、公司经营情况等决定，符合双方的约定，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史娴娴明显有失公正，请求依法改判。台霖公司辩称：绩效奖金是其公司给予员工的一项福利待遇，双方对于绩效奖金的发放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绩效奖金由其公司自行决定和随时调整，属于其公司的单方决定权。关于绩效奖金数额和标准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史娴娴承担，史娴娴不能仅凭以往发放的惯例来必然推断出2018年台霖公司会向其正常发放绩效奖金。故不同意史娴娴的上诉请求。史娴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台霖公司支付其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绩效奖金206,896.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娴娴与台霖公司于2014年6月3日签订期限为2014年6月3日至2015年6月2日的《劳动合同》。相关内容显示：“每年12月31日为员工第13薪的发薪日，凡在此12月31日之前离开公司的员工，公司将不支付第13薪。凡在此发薪日仍服务于公司的员工，若服务期不满一年，公司将按比例支付第13薪”“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情况，自行决定或随时调整向员工支付奖金的种类、方式和数额。”2015年6月3日，史娴娴与台霖公司续签《劳动合同》至2020年6月2日。史娴娴工资单显示台霖公司于2015年1月发放十三薪10,019.18元、绩效奖金60,000元；2016年1月发放十三薪31,568元、绩效奖金140,000元；2017年1月发放十三薪37,900元、绩效奖金296,820元；2018年1月发放十三薪40,174元、绩效奖金153,004.51元；2019年1月发放十三薪41,379.22元。2019年1月28日，史娴娴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台霖公司支付其2018年年终奖206,896.10元。2019年3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384号仲裁裁决：对史娴娴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史娴娴对此不服,遂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史娴娴确认：自己已经足额取得2018年每月基本薪资及第十三薪；关于绩效奖金，双方确实没有书面约定，也无定额标准，具体的计算方法由台霖公司决定，但根据历年实际取得的金额推算，应当是月工资的3至5倍；自己在2018年8月之后工作状况确实是一周在深圳，一周在上海，但这并不是自行决定的，而是经过台霖公司允许的，且自己提出辞职后，也并不只是在交接，是在进行项目跟进。对此，台霖公司表示：绩效奖金系福利性质，由公司根据营运状况、员工表现、部门之间的配合程度以及公平原则进行分配，最终由总经理来判断给每个人的奖金金额。史娴娴此前每年取得的绩效奖金的金额也各不相同，差距较大，故实际并无固定标准，与月工资并不挂钩。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史娴娴诉请的2018年绩效奖金是否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史娴娴主张自己应得月工资5倍的2018年绩效奖金，应对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劳动合同》对“第13薪”以外的奖金明确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情况，自行决定或随时调整向员工支付奖金的种类、方式和数额。”现台霖公司主张奖金的发放为自主管理权，系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及员工情况确定，史娴娴亦确认关于绩效奖金双方确实没有书面约定，也无定额标准，具体的计算方法由台霖公司决定，自己主张的计算方法也只是推算。由此可见，双方明确约定，对史娴娴月正常工资收入以外的奖金收入，台霖公司在合理范围享有自主决定权。该约定于法无悖，应为有效，且实际已按约履行。现双方一致确认，史娴娴于2018年8月提出离职，后经协商约定劳动合同履行至2019年1月底，并实际工作至2019年1月30日，但出勤情况为隔周，台霖公司在此情况下足额支付史娴娴每月工资及2018年度十三薪，并根据员工的出勤情况、工作表现、公司经营状况等决定不再发放史娴娴绩效奖金，符合双方约定，于法无悖，故史娴娴诉请台霖公司支付2018年绩效奖金206,896.1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史娴娴要求台霖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绩效奖金206,896.1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史娴娴陈述，双方关于绩效奖金条款的具体约定不存在，其主张2018年绩效奖金的依据是以往的发放惯例、其工资单中的绩效奖金发放记录，双方劳动合同第三节第五项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绩效奖金，但是其中提到了有绩效考核相关情况。史娴娴又陈述，其主张的绩效奖金的数额是根据其以往绩效奖金的实际发放情况以及其他员工2018年的绩效奖金实际发放情况。史娴娴另陈述，其往年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台霖公司反馈的所谓的考核结果。二审审理中，台霖公司陈述，史娴娴在2018年8月的时候就提出辞职了，此后至2019年1月史娴娴在办理工作交接，一周时间在深圳，一周时间在上海，在深圳的时间内并非在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在异地也无法完成公司的工作，史娴娴的出勤不正常。台霖公司又陈述，其公司绩效奖金的发放前提是员工需要工作满整年，绩效奖金的发放没有标准，往年也没有明确的绩效考核。台霖公司另陈述，对于工资分配同工同酬的问题，其公司认为绩效奖金计算的标准是一致的，而不是数额是一致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史娴娴要求台霖公司支付其2018年度绩效奖金206,896.10元，但：一则，系争绩效奖金有别于双方约定的固定发放的每月薪金和第13薪，双方劳动合同并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员工的绩效考核情况，自行决定或随时调整向员工支付奖金的种类、方式和数额”。二则，台霖公司关于其公司绩效奖金发放的考量因素、决定方式以及不发放史娴娴2018年度绩效奖金之原由已作出解释与说明，史娴娴亦认可往年没有收到过台霖公司反馈的考核结果，且其2014年至2017年的绩效奖金发放金额也并不固定且差异较大。故而，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举证情况综合考量，本院认为，台霖公司根据史娴娴2018年实际工作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在正常发放史娴娴2018年整年工资以及第13薪后决定不予发放史娴娴2018年度绩效奖金，未违反双方约定。史娴娴要求台霖公司支付其2018年度绩效奖金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史娴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少君审判员  韩东红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劭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