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2民初13041号监督机关：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案外人）：某大学，住所地。法定代表人：王某，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男，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熊某，男，汉族，住长沙市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某大学因被申诉人李某某与被申诉人某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种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民事调解书，以原审原告李某某、原审被告某种业公司为被申诉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以《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作出民事裁定，再审本案。2019年1月24日，本院作出民事判决，撤销本院民事调解书，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作出民事判决，撤销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依法通知熊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申诉人某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某，被申诉人李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零某，被申诉人某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及第三人熊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李某某仅凭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且借条与借款发生时间不一致，没有借款用途，李某某在前款未还时仍后续大额借款不合常理。从某大学提供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简称《审计报告》、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李某某与某种业公司之间没有发生借款往来，该款系李某某以熊某名义对某种业公司的出资，包含在熊某占出资比例的33%之中。因此，该案本身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双方当事人虚构而成的，并非事实。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缺乏对抗性，法官很容易根据当事人的自认，在短时间内促成调解。某大学系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的事业单位，该调解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对案件依法再审。申诉人某大学称，熊某出具的借条为本案的孤证，李某某未提供任何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审庭审过程中，合议庭未就借款交付方式、款项来源、款项用途等重要事实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本案的唯一证据即熊某出具的借条，不符合常理，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某大学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李某某未向某种业公司提供过任何借款。《审计报告》公正客观地反映了李某某并未向某种业公司提供借款壹佰万元的事实。原审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无任何对抗。代表某种业公司参加诉讼的熊某对李某某提出的事实与主张全部予以自认，然后双方当庭快速调解，符合虚假诉讼的特征。本案从立案到结案仅六个工作日，其结案速度之快，不符合普通程序的常规。作为某种业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熊某对某种业公司当时已资不抵债的情况是明知的，但其对此全然不顾，而与李某某达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调解协议，约定21天以内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协助李某某完成了虚假诉讼。李某某起诉时就具有主观恶意，有意不列某大学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其目的就是为顺利、快速通过虚假诉讼的手段达到执行某大学资产的目的。申诉人某大学请求撤销民事调解书，依法驳回被申诉人李某某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李某某辩称，1.本案系由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以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为由提出检察建议而启动的再审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应当仅围绕该调解书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进行审查。2.即使本案不考虑系由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而启动，对于民事调解的再审，也应当围绕是否违背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法进行审理，而非将本案按照普通民事案件进行全盘重新审理。本案中，李某某和时任某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某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熊某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与李某某达成调解协议。同时，本案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3.熊某在人民检察院的笔录中反复确认李某某投入了100万元给某种业公司，与再审原一审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相关借款事实足以认定。4.原审程序合法，调解过程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当事人意愿，且原审结果符合当时证据规则和审判理念。如果按照现行司法审判理念对十几年前的调解书进行全盘重新审理，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李某某，要求李某某提供银行流水等证据，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将严重损害既有裁判的稳定性。综上，李某某与某种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清楚，本案不存在虚假诉讼。原审民事调解书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违反自愿原则，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被申诉人某种业公司辩称，1.某种业公司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某种业公司没有向李某某借款，李某某也没有向某种业公司支付过借款；2.原审调解结案，李某某除了提交一张借条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2007年的100万元，至少相当于今天500万元的购买力，李某某如果存在真实出资，不可能没有任何相关凭证；3.某种业公司不是熊某的一人公司，公司还有其他股东、高管、财务等人员，但公司无一人知晓该借款的发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也证明了李某某与某种业公司之间没有经济往来；4.熊某在检察院的审查过程中明确表示某种业公司与李某某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5.熊某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向李某某出具100万元的借条，借款并非真实发生；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熊某述称，1.借条内容都是李某某所书写，熊某只在借条上签了个名，不清楚钱是否到账，熊某也没看到过钱。2.熊某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向李某某出具100万元的借条。经审理查明，某种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2日，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有熊某（持股比例33%）、刘某（持股比例20%）、何某某（持股比例12%）、杨某（持股比例5%）及某大学（持股比例30%）。熊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期间一直保管公司公章。该公司于2009年10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于2018年8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7年6月26日，李某某因与某种业公司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某种业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2、依法判令某种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叁拾万贰仟元整，计算至2007年6月25日。李某某提交的《借条》载明：自2005年11月起某种业公司共计借到李某某人民币一百万元整，月息按百分之二计算，于2007年3月20日本息一次还清。具体借款金额及日期为2005年11月1日借到三十万元、2006年4月1日借到十万元、2006年5月15日借到五十万元、2006年7月17日借到十万元。熊某在上述借条上签名并加盖了某种业公司的公章，落款日期为2007年2月10日。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如下：某种业公司自愿于2007年7月25日之前归还李某某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15万元。该款如某种业公司未按期履行，则按双方借条约定的月利率二分计息给付李某某，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再审过程中，李某某为证明自己与某种业公司系借款关系并证明自己所出借款项的来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熊某分别于2006年4月1日、2006年5月1日、2007年2月10日出具的由熊某签字、某种业公司盖章的三张借条；2.高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3.证人证言等。其中，2006年4月1日的《借条》系熊某向李某某的妻子所出具，载明：今借到三十万元，借期一年，月息1.5%，每季度付息一次。借条上除了有熊某的签名外，还加盖了某种业公司的公章。熊某陈述该款已偿还。2006年5月1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李某某十万元，月息1.5%，按月付息。借条上的落款处，在被涂抹的“李某某”字样旁有熊某的签名，并加盖有某种业公司的公章。2007年2月10日的《借条》载明：自2005年11月起共计借到李某某人民币一百万元整，月息按百分之二计算，于2007年4月20日前本息一次付清归还。熊某在此借条上签名并加盖了某种业公司的公章。证人袁某证明李某某曾跟袁某说过某种业公司有个项目很有潜力。某种业公司找李某某借款，而李某某因为钱不够，就向袁某借了50万元，袁某分两笔给的，第一笔是20万元现金，第二笔30万元是袁某转账至某种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但没有转账凭证。证人姚某证明李某某因朋友开公司找其款18万元，姚某将该款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李某某。某种业公司为证明其与李某某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向本院提交了熊某、董某、李某某于签订的《股份分配协议书》及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其中，《股份分配协议书》载明：今熊某、董某、李某某就某种业公司剩余股份58%的分配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熊某已出资80万元，占10%；李某某已出资80万元，占10%；董某已出资70万元，占8.75%；尚未注册的股份29.25%，三人中任何一人可注资购买。《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为：董某与某种业公司之间存在往来款以及费用报账情况，未发现有李某某与某种业公司的任何往来款情况，仅在原始凭证中发现李某某有向某种业公司报销办公费、招待费及餐费的情况。另查明，2007年11月30日，熊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董某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威胁恐吓逼迫其向董某打了一张80万元的欠条。李某某在接受公安局的询问时称：2005年11月，熊某因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找其借款三十万元；2006年5月，熊某再次找其借款五十万元；2006年10月份，李某某、熊某、董某三人经协商，李某某、董某两人同意在变更公司章程后入股某种业公司，但后来公司章程一直没有变更，李某某、董某没有成为公司股东。2007年春节前，李某某和董某要求退钱，不入股了，同时，那些投入的钱要计算利息（月息2%）。2017年3月13日，熊某在接受人民检察院询问时称，李某某的100万元是真实到账了，不过不是借款，是投资款。这100万元，大部分是现金，是李某某直接送到公司财务的，一般熊某都在场，但是时间和金额都记不清了。2017年4月11日，熊某在接受人民检察院询问时称，李某某的100万元是分四次给的钱，日期和借条上注明的四次借款日期基本一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借款金额是没有错的。第一笔30万元是用作公司成立的费用，比如公司注册、韶山会议开支等；第二笔10万元是用作公司购买种子费用；第三笔50万元是公司研发水浮育苗时开现场会、试验示范等开支掉了；第四笔10万元记不清用途，反正是公司开支了。李某某的100万元投资当时是购买熊某名下的股份，但是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后来转为了借款。2019年10月23日，熊某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熊某向李某某出具的借条都是熊某本人签字，至于钱怎么支付，要问财务，熊某本人没有收钱。自2006年年底起，李某某和董某就逼迫熊某还钱，熊某被逼得没办法了就向他们写了借条，借条中的内容都是按照李某某和董某的要求写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李某某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某种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但从现有证据分析，李某某提交的借条与其自身陈述及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足以证明李某某与某种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理由是：1.从李某某、董某与熊某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可以看出，李某某出资80万元购买熊某所持有的某种业公司的部分股权。《审计报告》的审计结论载明李某某有在某种业公司报销办公费、招待费及餐费的情况，该情形符合李某某系公司股东或隐名股东的一般特征。因此，李某某与某种业之间没有借贷合意。2.从李某某提交的借条来看，最早一笔借款是2005年11月，后又于2006年多次借款。显然，在前款未还的情况下又后续大额借款，没有合理说明借款用途，款项全部以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而李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借款金额为80万元，与借条中载明的金额存在矛盾。通常来说，借款金额属于借贷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事项，出借人对借款金额应当是清楚、明确的，而本案李某某对借款金额这一重大事项陈述错误。因此，李某某主张其向某种业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借款，缺乏证明力。3.熊某的陈述及其他证人证言亦不足以证明李某某向某种业公司支付了100万元。综上所述，李某某主张其与某种业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要求某种业公司清偿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某某可就其出资另行主张权利。本院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民事调解书；二、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518元，其他诉讼费40元，共计16558元，由李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伍君芳人民陪审员  刘精科人民陪审员  余晓琴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某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