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昆，男，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邢仁锋，男，196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禹城市。原审被告：程木林，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住禹城市城区。上诉人褚昆因与被上诉人邢仁锋、原审被告程木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2民初307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褚昆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1482民初307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邢仁锋对褚昆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邢仁锋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一是本案遗漏诉讼主体。本案实际借款人是宿青涛，宿青涛已清偿债务金额是本案需要查清的事实。宿青涛在借据上第一个签字，应是本案的共同诉讼参与人，追加宿青涛为被告才能查清本案事实。二是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邢仁锋承担，不应由褚昆承担。三是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四是邢仁锋系职业放贷人，其非法放贷不应受法律保护，尤其是利息更不能保护；2.一审法院采信伪造证据。涉案借据第九行褚昆签字系2009年9月7日写的，是当时对身份信息的确认。15年11月19日这个日期系邢仁锋私自添加的，正常写法应该是2015年，因为写不开，邢仁锋只好写成15年；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是邢仁锋未向褚昆要过借款，判决书中的认定无依据。二是判决书中认定涉案借据“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果”，应由邢仁锋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15年11月19日这个日期系邢仁锋私自添加的，在邢仁锋第一次起诉时，褚昆申请鉴定，符合鉴定条件，只需要鉴定15年11月19日这个日期是三年内书写，褚昆二字是三年前书写即可。邢仁锋故意撤诉，当时准许其撤诉是错的。褚昆要求调取（2017）鲁1482民初3208号的案卷材料；4.一审认定借贷事实发生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邢仁锋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向褚昆交付了借款，不应认定借款合同已经生效；5.一审认定邢仁锋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错误。一是关于借款期限及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借据载明的内容足以认定借款的期限是一个月，诉讼时效期满次日起算，即应自2009年10月7日起算。即使借据上无法确定年份，根据邢仁锋一审自认的事实，也足以认定起算点为该日期。自2009年10月7日起，邢仁锋就明确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邢仁锋提供的借条系格式条款，对10月6日应当作出对邢仁锋不利的解释。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适用的前提是权利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本案并不适用。三是本案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断。自2009年10月7日至2012年10月6日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邢仁锋没有证据证明曾向褚昆、宿青涛、程木林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早已经超过。四是关于褚昆与邢仁锋之间是否重新确认债务并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问题。一审判决称，双方均提出鉴定与事实不符，褚昆对此无举证义务，也没有申请鉴定。邢仁锋对2015年11月19日日期的形成时间负有举证责任并申请鉴定，在鉴定不能的情况下，应当由邢仁锋承担不利后果，即不能认定邢仁锋在2015年11月19日向褚昆主张过权利，也不能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即使2015年11月19日邢仁锋向褚昆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也届满多年，不属于时效中断。五是因为涉案借据写明利息每满30天结清，一审判决褚昆自借款开始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也违反诉讼时效的规定。邢仁锋辩称，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褚昆是共同借款人之一，邢仁锋当时将钱交给了褚昆。事后褚昆说借款是宿青涛借的，宿青涛是实际借款人。至于不追加宿青涛参加诉讼，这是邢仁锋对诉讼权利的处分。邢仁锋与程木林、褚昆三人多次找宿青涛，结果只是浪费时间。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邢仁锋和程木林、褚昆的照片及录音已经证明邢仁锋不断地督促他们还款，并且该录音证明褚昆已经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具体的录音电子版及纸质版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因为有褚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2015年的签字以及程木林和邢仁锋的谈话录音证明、短信证明也在一审中提交），所以邢仁锋一直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直到2016年下半年，程木林提出让邢仁锋先起诉他的情况下，邢仁锋才知道权利受到伤害，因此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邢仁锋虽然不能天天向程木林、褚昆、宿青涛催要借款，但是也绝对不会超过十天半月催要一次。另外，10月6日并非指的是2009年10月6日，而是一个不明确的约定。邢仁锋在不断地主张权利，既有录音、短信、照片，也有褚昆的二次签字，本案不超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维护邢仁锋的权利，支持邢仁锋的一审诉讼请求。程木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邢仁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褚昆偿还邢仁锋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自出借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褚昆承担；2.程木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7日，褚昆与案外人宿青涛共同向邢仁锋借款人民币5万元，并由程木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褚昆、宿青涛及程木林均在邢仁锋事先打印好的格式条款借据上签名，三人分别在借款人一栏和担保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按手印。该借据并记载了其他事项，例如：约定禹城法院管辖、约定月利率为2.5%、约定先结利息后还本金、约定违约金、约定保证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约定借款期限为10月6日等。庭审中，对于邢仁锋举证的上述借据，褚昆、程木林提出其中的“2019年12月31日”、“15年11月19日”字样在该借据形成时都不存在，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庭审中，邢仁锋称已将借款5万元交予了褚昆，褚昆称没有收到邢仁锋的钱。对于该借据的形成过程时间、地点等，邢仁锋均做了陈述，而褚昆则称，这么多年了，具体过程忘了。但到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借据形成后邢仁锋曾向褚昆、程木林及宿青涛追要过该借款，褚昆、程木林对于邢仁锋借款本金及利息都没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邢仁锋所提交借据上的有关记载，邢仁锋主张：其中的第九行的“15年11月19日”及“褚昆”二字均为2015年11月19日写成，而褚昆主张：第九行“褚昆”二字系2009年9月7日写的，而“15年11月19日”系2017年下半年在开发区法庭起诉前写的。上述问题涉及诉讼时效，双方均提出鉴定。一审法院按照人民法院对于需鉴定事项统一由技术室对外委托鉴定的规定，转一审法院技术室对上述事项统一对外办理有关鉴定事宜，但因上述事项不具备鉴定条件而鉴定无果。另查明，褚昆、程木林在一审庭审中所称的“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至少存在六次民间借贷诉讼或者保全，另外据被告了解，原告近期在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了十九起民间借贷诉讼，加上本案再加上此前那六起，现在被告知道或者掌握的就有二十六起民间借贷案件。”结合人民法院一体化审判平台的信息显示，上述情况属实。上述事实，有邢仁锋提交的借条一张、通话录音纸质版两页、短信两页纸、磁盘一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复印件两份，褚昆、程木林提供的一组网上资料、六份判决书复印件、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法庭询问笔录一页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一审法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有证不举或举证不能，将承担对自己一方不利的法律后果。证据相互对抗时，证据优势的一方占据有利地位。本案中，邢仁锋的诉讼请求有邢仁锋向一审法院举证的借据一张予以证明，在该借据上借款人褚昆、案外人宿青涛及担保人程木林亲笔签名、按手印，上述签名及手印确系本人所写所按，邢仁锋对于借款发生的经过及借据形成的过程给予了合理解释，而褚昆则称对于具体过程由于时间长而不记得了。褚昆的反驳意见不足以否定邢仁锋的所举的证据。结合邢仁锋所举证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借贷事实的发生。对邢仁锋举证的该借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褚昆、程木林所称的涉案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双方争议的鉴定事项，因目前无法做出鉴定结论，一审法院依据现有的证据对本案事实做出判断。褚昆对于邢仁锋所提供的借据中的空白处，认为是褚昆后来填写不是当时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视为褚昆对其所填写借据空白处约定内容的无限授权，一审法院应依据现有的证据对本案事实做出判断。根据褚昆、程木林的举证，结合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邢仁锋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其出借款项的目的具有营业性，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其从合同担保合同亦无效。依据我国有关法律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褚昆作为借款人应对其在邢仁锋处所取得的借款本金5万元予以返还，对于邢仁锋要求偿还利息的诉讼请求可从2009年9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对于邢仁锋要求的由程木林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褚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邢仁锋借款本金5万元及法定孳息（孳息以5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9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邢仁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褚昆负担325元，邢仁锋负担2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褚昆称，一审中仅邢仁锋申请对“2015年11月19日”字样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核查，一审卷宗中只有邢仁锋的鉴定申请书，故对一审认定事实部分关于“双方均提出鉴定”的表述进行纠正，改为邢仁锋提出鉴定。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褚昆对借据及借据上褚昆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邢仁锋在一审中对借款过程、交付方式、借据形成等问题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褚昆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一审关于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认定予以确认。关于借款利息问题。一审法院综合褚昆的举证及法庭查证的事实认定邢仁锋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故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邢仁锋就此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褚昆主张不应承担一审判决的利息，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利息实质是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用，该费用计算的期间和标准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2009年9月7日的借据中，借款期限与借款时间相隔较远，系独立表述为10月6日，不能直接推定为2009年10月6日。褚昆抗辩称该借据系格式合同，应当对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做出不利解释。本案中借据虽然是制式借据，但是借款期限并非制式，属于双方约定填写。双方约定填写的仅有月、日，没有年份，属于约定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日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因本案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不能确定，诉讼时效自邢仁锋要求褚昆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一审中，褚昆对邢仁锋提交的原始载体中的照片未发表否定的质证意见，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2月7日起算。其次，关于诉讼时效的中断。从借据上看，褚昆在“2015年11月19日”字样后再次签字，对该此次签字的真实性褚昆予以认可。褚昆主张“2015年11月19日”字样并非邢仁锋当日书写，应系邢仁锋于2017年下半年书写。褚昆对主张应当进行举证，但就该主张褚昆无证据证明，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对邢仁锋关于2015年11月19日向褚昆主张权利，褚昆签字确认的主张予以支持。2015年11月19日，诉讼时效中断。2017年11月16日，邢仁锋对褚昆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8年11月1日，邢仁锋再次对褚昆提起诉讼，诉讼时效第三次中断。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主体的问题。褚昆对涉案借据上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涉案借据上，宿青涛、褚昆均在借款人处签字，两人系共同借款人，均应该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义务。共同借款人之间就借款如何分配和处分，并不影响对出借人的偿还义务。邢仁锋作为出借人,有权选择仅向共同借款人之一褚昆主张权利，一审法院未遗漏诉讼主体，褚昆可在承担还款责任后，根据其与宿清涛之间就涉案借款的约定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本案是否应适用简易程序的问题。一审法院三次开庭过程中，均就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且就简易程序到期后，是否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问题征询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表示听清，且未提出异议。褚昆主张的简易程序是否超期问题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褚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褚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卫华审判员  高红梅审判员  宋珊珊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一琪书记员庄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