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道小塘前街八巷24号303房。法定代表人：毛芝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飞，男，198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强，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飞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高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飞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皖Ｆ×××××车、粤Ａ×××××车于2019年4月、5月期间总营运收入为326875.75元，根据对账单，其中粤Ａ×××××车4月拉6车，运费为17346.5元，5月拉9车，运费为38953.5元，即皖Ｆ×××××车的营运收入为270575.75元（发票总款326875.75元-17346.5元-38953.5元）；2.从上述运费270575.75元中扣除2019年4月、5月运费25%的企业所得税（67643.94元)，扣除开票增值税10％(24351.81元)、扣除2019年4月、5月挂车租金18000元（9000元/月），扣除弘扬公司已向周宗明支付的2019年4月、5月运费87799元（当时在场的人有周宗明姐夫、高飞、粤Ａ×××××车司机）、补扣2019年3月份运费（122670.7元）25%的企业所得税(30667.68元)、补扣2019年6月-11月10日期间的挂车租金166666元后，弘扬公司无需再向高飞支付2019年4、5月的营运收入。3.周宗明应向弘扬公司返还其贪污粤Ａ×××××车56车的货款。高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弘扬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高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关于车牌号为皖Ｆ×××××车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2.判令弘扬公司向高飞支付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车辆运营收入250999.4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弘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车牌号码为皖Ｆ×××××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在安徽濉溪县博源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出具一份《证明》确认皖Ｆ×××××的实际车主及实际所有人为高飞。高飞主张其将皖Ｆ×××××牵引车挂靠弘扬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弘扬公司每月在运费中扣除挂车租金3000元、挂靠管理费3000元、发票金额的10%税点，剩余均是高飞的收入，弘扬公司拖欠高飞2019年4、5月的营运收入。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出庭陈述其与高飞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所有运作均由弘扬公司的隐名合伙人周宗明负责与高飞洽谈。周宗明安排将高飞的皖Ｆ×××××车作为牵引车拉进公司，高飞的运输业务以弘扬公司的名义承揽，周宗明与高飞私自操作，未征得毛芝光的同意。2019年2、3月高飞的费用公司已结清。毛芝光认为高飞只缴纳10%的税点是不够的，该10%仅是发票的增值税，国家还要收取25%的企业盈利所得税，高飞也应一起负担。因周宗明旁听庭审活动，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直接询问周宗明案情，周宗明陈述，因弘扬公司有两台挂车，需要一台牵引车，高飞有皖Ｆ×××××牵引车，周宗明介绍高飞挂靠弘扬公司开展运输业务。该情况通知了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约定高飞需每月向弘扬公司缴纳挂车租金3000元、挂靠管理费3000元、按发票金额扣税10%费用后，剩余均为高飞收入。2019年2、3月份高飞可得的营运收入在托运方将运输费支付给弘扬公司后，弘扬公司按上述约定扣款后已打给高飞。2019年4、5月的运输费托运方已付给弘扬公司，2019年6、7月的运输费托运方尚未付给公司。托运方每月会将弘扬公司与托运方的对账单给到弘扬公司，当时高飞、毛芝光及周宗明有对2019年4、5两月的运输费用进行结账，但毛芝光说过2个月才能将高飞的营运收入付给他，高飞不同意。高飞提供的其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显示2019年5月4日、2019年5月5日、2019年5月6日，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向高飞转账18094元、20000元、10000元；高飞提供的其与毛芝光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毛芝光通过微信向高飞转账10000元，毛芝光与高飞商量运费如何结算及安排运输任务等。高飞还提供盖有托运人“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云浮市慧欣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华清净水技术有限公司”公章，由托运人制作的《供应商对账单》，对账单列明了申请日期、到货日期、应付金额、承揽运输任务车辆的车牌号码（粤Ａ×××××、皖Ｆ×××××）等信息，对账单显示2019年4月托运方应付弘扬公司运费共为153110.05元，2019年5月运费共为173765.7元，其中涉及皖Ｆ×××××车的应付运费2019年4月为135763.55元，2019年5月为134812.2元。弘扬公司则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为“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云浮市慧欣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华清净水技术有限公司”，发票备注栏备注运输车辆为粤Ａ×××××、皖Ｆ×××××车。其中2019年5月期间开出的发票金额与2019年4月的对账单金额一致，均为153110.05元；2019年6月期间开出的发票金额与2019年5月的对账单金额一致，均为173765.7元。另查明：弘扬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毛芝光，2019年2月20日，毛芝光与周宗明签订《合伙人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经营弘扬公司。一审法院认为，高飞主张其将自有车辆皖Ｆ×××××车挂靠弘扬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对双方之间的车辆挂靠合同予以否认，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弘扬公司与高飞是否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针对该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弘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毛芝光承认皖Ｆ×××××车的承运任务由弘扬公司安排，弘扬公司已向高飞支付皖Ｆ×××××车2019年2、3月份的营运收入。毛芝光还主张高飞除缴纳挂车租金、管理费及10%的发票增值税外，还应承担弘扬公司25%的企业盈利所得税才合理，因此毛芝光虽不认可双方车辆挂靠关系，但又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其他关系，毛芝光的陈述恰能说明双方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2、毛芝光陈述公司与高飞的业务往来均由公司隐名合伙人周宗明负责，周宗明认可高飞与弘扬公司存在车辆挂靠关系；3、高飞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与毛芝光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弘扬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毛芝光向高飞支付了2019年2、3月的营运收入，毛芝光在微信中与高飞商量运费结算问题及运输任务的安排，说明毛芝光对高飞的皖Ｆ×××××车挂靠弘扬公司营运是知情的；4、托运公司的对账单及增值税发票也能够说明承接托运公司运输任务的有高飞的皖Ｆ×××××车。综上，结合高飞、毛芝光及周宗明的陈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高飞与弘扬公司之间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该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高飞因弘扬公司不支付2019年4、5月的营运收入而诉请解除双方的车辆挂靠合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解除合同须通知对方当事人，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合同解除。高飞只在本案中提出解除车辆挂靠合同，故诉状送达弘扬公司的时间（2019年9月10日）即是双方挂靠合同解除的时间。本案争议焦点二为高飞2019年4、5月的营运收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托运公司的对账单已显示高飞的皖Ｆ×××××车的运费情况，弘扬公司的隐名合伙人周宗明陈述托运公司已将2019年4、5月的运费支付给弘扬公司，结合弘扬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说明托运公司确已向弘扬公司支付2019年4、5月的运费。则弘扬公司应按约定将营运收入支付给高飞，关于如何计算高飞的营运收入问题，从高飞、毛芝光与周宗明的陈述能够反映双方原约定运费扣除高飞每月应缴的挂车租车费3000元、挂靠管理费3000元、运费发票的10%的税点后剩余即为高飞的营运收入，2019年2、3月份高飞的营运收入即按该约定执行，只是弘扬公司法定代表人毛芝光认为高飞除支付上述费用外，还应承担公司25%的企业盈利所得税，但这种变更需征得高飞同意，否则仍应按原约定执行，显然高飞并不同意该变更，故弘扬公司应按原约定向高飞支付2019年4、5月的营运收入，即高飞2019年4月的营运收入为135763.55×0.9-3000-3000=116187.2元，2019年5月的营运收入为134812.2×0.9-3000-3000=115331元。合计共231518.2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高飞与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关于皖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辆挂靠合同自2019年9月10日解除；二、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飞支付2019年4月车辆营运收入116187.2元、2019年5月车辆营运收入115331元，合231518.2元；三、驳回高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33元，由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负担。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另查，一审庭审中，关于皖Ｆ×××××车营运收入的核算问题，高飞及周宗明均表示每月扣除挂车租金3000元、挂靠管理费3000元以及运费发票10%的税点后的所得应归属于高飞。弘扬公司对上述应缴费用项目及金额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还应补扣25%的企业所得税。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高飞将其自有车辆皖Ｆ×××××车交由弘扬公司安排运输任务，弘扬公司在收取托运方支付的运费后与高飞进行结算。本案中，高飞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其与弘扬公司法定代表人毛芝光之间的微信往来、转账记录等，充分反映了双方就运输任务安排、运费结算等事宜进行沟通、以及弘扬公司在扣除相应的挂靠管理费、挂车租金及税费后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毛芝光向高飞支付2019年2月、3月运费收入的过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挂靠经营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依法有效成立。一审法院判令涉案合同关系自2019年9月10日解除，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弘扬公司上诉主张的各项扣费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高飞公司就2019年4月、5月期间皖Ｆ×××××车完成运输任务的情况，提交了托运方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云浮市慧欣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华清净水技术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的一系列《供应商对账单》，经审查，就皖Ｆ×××××车的应付运费，托运方每次均按运输任务予以单独核算，其中2019年4月运费合计135763.7元，2019年5月运费合计134812.2元。一审法院以此作为核算高飞该两个月营业收入的基数，并无不当。第二，根据一审中高飞、弘扬公司及周宗明的陈述，各方均确认基于皖Ｆ×××××车收取的营业收入，应在扣除挂车租金3000元、挂靠管理费3000元、及运费发票10%的税点后与高飞进行结算。二审中，弘扬公司对挂车租金的计付标准提出异议，认为应按9000元/月计，但其未能就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或曾以该标准对挂车租金进行结算等提供证据证实，且与其一审中的意思表示相悖，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弘扬公司主张其已通过周宗明向高飞支付2019年4、5月的运费87799元，亦未能充分举证证实，高飞对此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三，双方已就高飞应得的2019年2月、3月的运费收入进行结算并实际履行完毕，其中并未包含弘扬公司所称的25%的企业所得税，弘扬公司未能就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提供证据证实，故其主张从2019年4月、5月的营业收入中核减企业所得税，理据不足。第四，高飞于本案中仅就2019年4月、5月的营业收入提出权利主张，现弘扬公司提出的关于从中扣减2019年3月企业所得税、扣减2019年6月-11月10日的挂车租金及由周宗明返还挂车货款等意见，与高飞提出的诉求范围不具对应关系，已超出本案处理范畴，本院不予审处，弘扬公司可另循途径解决。据此，弘扬公司所主张的各项扣费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弘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54.21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弘扬货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  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蔚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