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10212号原告：杨伟昌，男，198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奎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迁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市惠爱医院，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明心路36号。法定代表人：麦卫阳，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汉广，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杨伟昌诉被告广州市惠爱医院（以下简称惠爱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伟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奎任、邱迁惠，被告惠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误工费49808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3、本案的诉讼、鉴定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杨伟昌于1980年7月29日出生，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山大学等学校学习、自考，并获得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中山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和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现正在读自学本科，其中在2000年7月15日入职广东中外运黄埔仓码有限公司工作至2016年5月13日，月平均工资为5613.16元。原告为精神正常的健康人，并非××人。2017年5月18日，原告被被告以××为由强制医疗至2017年11月27日长达193天。期间原告多次提出原告为精神正常的健康人，强烈要求出院均遭被告拒绝，被告在违法对原告强制医疗期间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强行给原告打针、吃药，催残原告的身体，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和巨大的精神痛苦，造成原告的误工损失。根据《民法总则》等有关法律规定，被告的上述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惠爱医院辩称：1、被告的诊疗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医疗过错的行为。2、原告是由其亲属杨X信以及公安机关一并将其送至被告处，进行诊疗。在诊疗前，已向其亲属签署了非自愿知情同意书等有关文件。3、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7年5月18日由其姐杨XX、兄杨X信送至被告处诊治，经诊断后入院治疗至2017年11月27日出院。在原告的住院病历首页记载入院方式为“非自愿”，入院时主要症状为“思维障碍、情感障碍”。在主要病历第1页的现病史记载“患者平素性格内向，2000年职中毕业后一直独自在外工作居住，与家人来往少。缘患者于2013年可能被朋友骗钱后出现精神异常……2年前患者突然辞掉已经工作多年的单位，外出流浪……2天前患者由于生活潦倒找同学借钱，同学联系其叫家人，家人才得以找到患者……患者见到家人后一直有敌对情绪，不愿交谈，并欲反复出逃。家属见其异常今在警察协助下送我院门诊治疗……”在病程记录第1页日期2017-5-18，精神检查“意识清，精神可，接触安静，被动合作……否认有幻觉妄想，对病史的症状否认，称家人乱说。又称是因为和家人有矛盾，家人才把他送至此。问其有何矛盾，称父母总是争吵，所以拿他出气。他不喜欢家人，所以近2年出走也是想逃避家人……否认有持续情感高涨或低落，自诉‘我因为读书一直感到很平静’。否认有重复思考或者重复刻板行为……(四)诊疗计划：1、入院风险评估，患者非自愿住院，经门诊评估患者入院前外走两年，长期与家人失联，评估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符合“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情形一”标准，由患者家属签署《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家属杨X信在患方意见上确认签名。同日，原告的姐杨XX在《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等通知书上签名。从原告2017年5月18日入院至2017年11月27日出院期间，被告对病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中在2017年5月19日的查房记录中记载“今天查房，患者意识清，精神可，被动合作……鉴别诊断：器质性精神障碍……诊疗计划：符合‘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情形一’标准，由患者家属签署《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版）》……详细向家属介绍暂予氨磺必利抗××治疗，予左匹克隆改善睡眠……”。在2017年5月25日记录了“今天病区病例讨论，多位家属（哥哥、姐姐、父亲、舅舅）来院补充病史……总结患者精神症状符合幻觉妄想综合征的表现。所以根据ICD-10诊断标准符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标准”。2017年7月28日，原告的姐杨XX在《改良电抽搐治疗知情同意书》和《麻醉知情同意书》上签名。此外，在住院病历第4页中记载“初步诊断为:精神障碍查因：精神分裂？修正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最后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告对原告在住院治疗期间所做的各项检验均有保留检验（检查）报告单，对服用药物的反应有《抗××药物治疗检测表》进行记录。此外，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00年7月1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14年12月30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3年3月）、健康证（发证日期2018年12月5日、体检单位：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等证据，以证明原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较好，身体健康，精神正常。以上事实，有原告的就诊病历、《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改良电抽搐治疗知情同意书》和《麻醉知情同意书》、检验（检查）报告单等在卷为凭。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了增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00年7月1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发证日期2014年12月30日）、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参加考试日期2013年3月）、健康证等证据，但原告在被告处接受诊断和治疗的期间是从2017年5月18日至2017年11月27日，毕业证书、合格证书的签发时间距离治疗时间较远，且健康证只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作为体检单位出具，不能够替代精神鉴定意见，故原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治疗期间的精神健康状况正常。《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第二款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原告在案中没有申请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造成原告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鉴定，而根据现有证据证实原告当时是由其近亲属（哥和姐）主动送到被告处就诊，被告对原告的接诊、诊断、治疗均是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被告将有关诊断、治疗情况及时告知原告的近亲属，并由近亲属在《精神科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2013）》、《入院告知书》、《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等通知书上签名同意接受给予治疗。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既不能够证明原告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更不能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伟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4元，由原告杨伟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彪二○二○三月十八日书记员曾芳邹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