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6民终1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帆，男，199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国，男，1961年6月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雄雄，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杨帆因与被上诉人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7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帆上诉请求：1.撒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9）陕0602民初7284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培训费51161.5元；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8月29日，上诉人父亲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培训合同书》，上诉人虽认可签合同的真实性，但是对其合法性并不认可。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甲方负责对用人单位进行考察，将考察情况书面、电话、短信、聊天工具及邮件等形式如实向乙方介绍，乙方确认后进行培训）、第七项笫一句（甲方负责前期的培训及提供就业信息）、合同第四条第一项（乙方通过甲方培训及提供就业信的，）明确约定甲方负责前期的培训，也就是说培训的主体是被上诉人，而不是北京首都机场。被上诉人不具备培训资质，无培训条件，却打着培训的旗号，这本身就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欺诈行为。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九行本院认为：“此外，签订合同前，被告在与原告父亲进行微信沟通的过程中，提到“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北京新机场管理中心直接签合同”的信息，容易给原告的缔约行为造成误导。虽然原、被告最终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相关约定，但被告此举违反了诚信信用原则，原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的此种认为不但是认定事实不清，而且是违约责任划分错误，综合以上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对此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培训上诉人，实质是不培训，不具备培训资质，无培训条件，却打着培训的旗号，这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信息上说的是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北京新机场管理中心直接签合同，去了却是与蓝盾保安集团签订合同。以上事实行为证明被上诉人不是违返了诚信信用原则，而是构成了欺诈，故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内容第二条第三项的表述：“案件受理费1079元，原告杨帆己预交，减半收取，实际由被告刘青峰承担539.5元，刘青峰是何人。上诉人在与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中，直接给其交了50000元培训费，一审法院却判返还35000元，公平、公正又何在。被上诉人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被上诉人是根据上诉人本人的意愿才去操作的，经过上诉人本人的同意才去面试的岗位，经过面试本人也同意去这个岗位，合同签订的是首都机场安检岗位，并未承诺与首都机场签订合同。上诉人的父亲给被上诉人打电话，是因为工资的原因不去岗位，而不是因为该岗位的原因，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杨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培训费5万元及车费1161.5元,合计51161.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原告父亲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延安市宝塔区复原军人招聘会上相识。2019年8月29日，原告父亲代原告与被告在被告办公室签订了《培训合同书》，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培训费5万元，被告安排原告在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岗位工作并为原告提供就业信息和培训等事宜。同日，原告父亲向被告支付5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原告于2019年9月28日在北京首都机场的协警室接受了面试，在发现被告为其安排的工作是需要与蓝盾保安集团签订劳动合同而非与北京首都机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后，拒绝前往就职。现原告向被告索要其交纳的培训费5万元及前往面试花费的交通费1161.5元，合计51161.5元；被告拒绝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虽然原、被告之间的《培训合同书》最终是原告父亲代原告签字的，但原告并没有及时表示反对，反而前往北京面试，即原告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其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的规定，该《培训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二、关于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返还培训费及交通费51161.5元的问题。一方面，依据《培训合同书》约定，被告收取原告培训费5万元，原告为被告提供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岗位的工作并为原告进行相应培训服务，培训内容包括：礼仪技能培训、英语培训、行测知识、职业培训、机场地面服务、化妆培训、机场旅客服务、计算机技能培训、航空服务技能等。但事实上，被告并未为原告提供任何形式的培训。虽然被告辩称，其收取的5万元是咨询就业服务费，培训是原告就职后由工作单位提供的；但本院认为原告的辩称与合同约定不符，且被告本身并不具备培训资质，无培训条件，故被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支持。此外，签订合同前，被告在与原告父亲进行微信沟通的过程中，提到“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北京新机场管理中心直接签订合同”的信息，容易给原告的缔约行为造成误导。虽然原、被告最终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相关约定，但被告此举违反了诚信信用原则。故原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原告在北京接受完面试后，没有及时向被告作出拒绝就职的意思表示，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关于交通费，由于《培训合同书》第三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合同履行中乙方（即原告）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交通费1161.5元，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由于当事人双方都有违约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由被告返还原告培训费35000元较为适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及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返还35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9元，原告杨帆已预交，减半收取，实际由被告刘青峰承担539.5元。2019年12月15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602民初7284号民事裁定，将（2019）陕0602民初7284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第1行“原告为被告提供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岗位”改为“被告为原告提供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岗位”；第4页第7行“但本院认为原告的辩称与合同约定不符”改为“但本院认为被告的辩称与合同约定不符”；第4页第13行中的“故原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改为“故被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第5页第5行中 “被告刘青峰”改为“被告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认证，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杨帆的父亲代杨帆与被上诉人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培训合同书》后，杨帆向被上诉人提供了简历、身份证等资料，并按照被上诉人的通知前往北京参加了面试，杨帆对其父亲代其签订《培训合同书》的行为亦表示认可，杨帆虽然上诉主张《培训合同书》为无效合同，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案涉合同为有效合同。关于被上诉人延安紫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应当向上诉人杨帆退还全部费用的问题，经审查，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培训合同书》中虽然约定岗位信息为“北京首都机场安检岗位”，但双方对用人单位及用工形式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提供了相关岗位信息、安排上诉人前往北京首都机场参加了面试，上诉人亦根据被上诉人的安排参加了面试，但被上诉人未依照合同内容对上诉人组织培训，而上诉人在面试结束后未及时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其拒绝就职。故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双方过错程度，判决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35000元并无不当。杨帆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表述“案件受理费1079元，原告杨帆已预交，减半收取，实际由被告刘青峰承担539.5元”错误。经审查，一审法院已出具补正裁定对该问题进行了补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元，由上诉人杨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晓 元审  判  员   贺    洁审  判  员   贾 玉 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 官 助 理   姜    峰书  记  员   惠 晓 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