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甘05民终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住甘肃省天水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住甘肃省天水市。上诉人田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502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互联网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某，被上诉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某上诉请求：1.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502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性质，不应作为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使用。该录音文件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27日，而被上诉人提交的三张借条所在时间及其双方当事人自述的发生借贷关系的时间均为2018年之后。二、一审法院法律关系和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将高利贷、网贷所得贷款出借给上诉人的证据不足。四、一审法院认定的三张借条属无效。刘某辩称，其将本案争议借款通过转账、现金等方式交付给田某，田某至今未归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田某偿还刘某借款本金176226元及利息48956元（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9年9月23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田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原告刘某欲将自己的房产证从银行赎回以便做第二次抵押再次贷款。将房产证赎回需要缴纳11万元，但原告找到的一家无抵押小贷公司只能贷8万元。为此，原告找到被告田某，希望向被告借点款，被告答应为其筹钱。后原告刘某在该小贷公司成功贷款8万元，但距离赎回房产证的资金仍差3万元。被告提出可在北京某贷款公司再贷些款，原告为从被告处借点款，陪同被告到北京。到北京后，该公司需要收取3万元的手续费。原告在银行取出3.2万元后，交给公司3万元，2000元作为两人在北京的开销。后双方发现上当，从公司要回2.7万元。该2.7万元中，帮原、被告要回2.7万元的人拿走1.5万元，被告田某拿走1.2万元，实际损失1.8万元。在此期间，原告陆续又从自己所贷的8万元贷款中给被告以转账或现金方式支出部分款项。同年7月，原告又从另一贷款公司借款6万元。后原、被告进行了算账。因原告第一次自己贷出的8万元，除给被告借出、支出部分款项外，还有些是原告自己用的，被告并未完全使用或收“够”8万元。为计算整齐、方便，双方大概对账后，由原告从其第二次所贷款的6万元再“补”给被告，以“补齐”前面8万。经算账，将原告第一次贷出的8万元算在了被告头上并作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将原告第二次所贷6万元算作原告自己的借款。此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借高利贷2万元（实际借款1.7万元），并转手给了被告，被告给原告返还4650元。同年8月底，原告在网贷公司贷款8.4万元，并转入自己账户后在柜员机中取出了6.5万元，其中6万元给了被告，剩余5000元中的3000元归还借私人款的利息，剩下的2.1万元，原告给被告转账9500元，自己还月供3250元。同年12份，被告用原告的手机作了两笔网贷，分别贷款3300元、8000元，用于偿还月供。期间，原告又借给被告1000元。再查明，2018年6月至12月，原告刘某通过微信转账方式19次，银行转账1次，先后向被告田某转账共计61000元。对于转账的原因，原告陈述为：“被告田某多次向我借款并以帮助我办理大额贷款为由索要费用”，被告则陈述为：“原告以需要还清贷款为由，问我能不能给他以共同承包工程为由借点钱，我答应尽量想办法。此后，我东奔西走为他筹钱。期间，原告分别给我转账5000元、4200元作为为他筹钱的开销”。2018年8月至12月，被告田某分4次向原告转账4702元。综上，被告田某认可的借款金额为61000元，其已还款的金额为4702元，未还款的金额为56298元。除以上微信转账、银行转账61000元外，被告对原告其余出借资金一概不予认可。审理中，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提交借条三份。2018年6月14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刘某80000元（大写捌万元），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2018年8月10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刘某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2018年9月7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刘某76226元（大写柒万陆仟贰佰贰拾陆元），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对以上三份借条，被告不认可，认为是在原告的胁迫下按照原告的要求所写，其认可的借款金额仅为61000元。对原告“胁迫”的方式，被告陈述为“原告曾多次在学校门口围堵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并从学校一路尾随到我的住所，以要账为由多次上门威胁恐吓我的母亲和儿子，导致我的母亲血压升高晕倒，险些危及生命。我的儿子不能正常上学和生活，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对邻居的正常生活与休息也带来了很多困扰，影响极其恶略。原告还扣留我的身份证，威胁恐吓我的家人”。原告庭审中承认有存在上述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找被告要钱。此外，审理中亦查明，以上借条三份，虽落款时间不同，但都是在2018年12月所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某、田某之间所谓的借贷关系，实质是二人为了能从网上借得网贷，双方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往来。在此过程中，既有刘某直接借给田某的款（包括转账、现金），也有部分款项是经过双方算账后作为借款算在了田某头上，因此，刘某主张的借款金额176226元，其实质是双方算账过后相互妥协、相互协商后并“多退少补”的结果。正因如此，本案不同于普通的借贷案件，对刘某的出借的款项，当事人双方无法精确计算并列出核对无异的明细，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带来困难。但应明确的是，对双方的结算结果，田某既然出具了三份借条，且在借条上认可该金额，并清楚写明“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田某就应履行该承诺，按借贷关系向原告偿付该借款。但是，案件的处理应从案件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做到案件的处理更加公平合理。根据这一原则，对以下款项应予以合理扣减。1.到北京的花费。田某到北京固然是为自己贷款，但客观上也有为刘某筹钱的因素，刘某陪同前往也是为了能从被告处借到钱。因此，对于到北京的路费1913元、吃饭、住宿等的2000元、以及损失1.8万元，共计21913元，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故应核减10956.5元；2.2018年8月份一笔2万元高利贷，田某返还刘某4500元，该4500元应扣减；3.2018年中秋节前后购买月饼礼盒的3200元。4.田某拿刘某手机所做的网贷11300元，刘某并未反对，应由刘某承担。以上4笔共计29956.5元，从借款总额176226元中核减后为元，再减去田某已还款4702元，本案确定应还款为141567.5元。刘某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自2019年9月23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田某出具的借条上虽然有“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的内容，但该约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故不能认定双方有利息的约定，而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此外，因借条上亦无还款日期，故应当按照刘某起诉之日即2019年10月12日开始计算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田某在判决生效后20日内偿还原告刘某借款141567.5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10月12日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元，减半收取234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340元，被告田某负担2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因此，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证明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2.田某给刘某出具的三张借条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田某与刘某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田某是否应向刘某归还借款141567.5元及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开庭前刘某向法庭说明其有录音证据但未带来，法庭对其举证责任及法律后果进行了释明，第二次庭审时刘某提交了录音证据并当庭进行了播放，田某进行了质证。查明案件事实，综合认定证据是审理案件的正常程序，田某关于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田某主张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2018年6月14日、8月10日、9月7日3张8万元、2万元、76226元借条出具后，刘某将借条中所载明的金额向田某予以了实际的提供，该3张借条依法并未生效。本院认为，田某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田某向刘某出具的是三张借条，并且写明自己是借款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田某对于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有明确的认识；其次，借条全部内容均是田某亲笔书写，有明确的金额和权利义务关系，内容具体清楚；第三，双方均认可款项发生在前，借条补写在后，款项的来源系双方在筹备贷款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经济往来，双方就之前的经济往来进行结算后对应付款由田某给刘某出具了借条,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田某对借款行为的发生表示认可，只是对数额持有异议，因此双方就借款达成了合意，虽然借条是田某补写，但借条所载借款金额、落款时间与刘某从小额贷款公司所借款项通过转账、现金等方式交付给田某的时间及数额相一致，也与田某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所载借款数额大致相符，上述款项往来的事实与凭据能相互印证；第四，刘某将上述贷款交给田某使用后，刘某依旧承担向小额贷款公司还款付息的责任，田某在借条上写明“此钱为小贷公司的钱，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只是证明了刘某、田某之间借款产生的来源，并未形成债务转移；第五，田某主张借条是受刘某胁迫后根据刘某要求所写，违背其真实意思，不能作为认定借款事实及金额的证据，但刘某提交的谈话录音内容证明双方经过了平等对账，田某对于借条系在受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书写不能证明，也并未在受“胁迫”后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结合刘某提交的小额贷款协议、微信转账记录、银行交易明细、双方的谈话录音等证据综合审查，田某关于借条系胁迫书写，双方没有发生款项支付，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双方经结算后田某给刘某出具了借条，一审根据案件事实，对刘某主张的还款金额进行了合理扣减，刘某亦无异议。综上，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所写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关于借款本金141567.5元及利息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田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田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建文审 判 员 石 岚审 判 员 张碧霞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徐瑞杰书 记 员 胡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