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可才，男，199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中圆，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惠忠，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鹏飞，男，199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伍银珍，女，1990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溯源，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征远，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邢可才因与被上诉人候鹏飞、伍银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44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邢可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候鹏飞、伍银珍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邢可才与侯鹏飞、伍银珍双方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侯鹏飞、伍银珍所提交的借条形成于2019年4月14日，而真实的钱款交易发生于2017年；且该借条是邢可才在派出所被胁迫所签署，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间钱款往来并非借贷，而是主要用于共同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支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侯鹏飞、伍银珍所提供的不完整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在案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而且，即便借款关系成立，双方也未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侯鹏飞、伍银珍辩称：双方间借款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一审及二审中邢可才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借条系被胁迫所签署。日常生活中先出借款项，后出具借款协议或借条很正常，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陆续借款亦属合理。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借条、收据及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依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聊天记录，可以明确双方曾约定过利息。侯鹏飞、伍银珍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侯鹏飞、伍银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邢可才归还侯鹏飞、伍银珍到期借款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2、判令邢可才支付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邢可才支付律师费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侯鹏飞、伍银珍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至2018年9月，邢可才多次向侯鹏飞、伍银珍借款。伍银珍于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间通过银行账户、微信向邢可才转账支付借款计480,000元；侯鹏飞于2018年3月至2018年9月通过银行转账向邢可才支付借款计839,900元，上述共计1,319,900元。邢可才于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通过银行账户向伍银珍支付款项计250,600元，于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通过银行账户向侯鹏飞支付款项计715,417元，上述共计966,017元。2019年4月11日，侯鹏飞、伍银珍与邢可才因经济纠纷发生冲突，邢可才向航头派出所报警。2019年4月14日，邢可才在派出所与侯鹏飞签订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款人邢可才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侯鹏飞，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借款57万元（大写伍拾柒万元整），由于本借款人资金周转不畅，难以按时还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一、分9期还款，2019年4月30日前还款10万元（壹拾万元整），2019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每月还款6万（陆万元整），2019年12月还款5万（伍万元整）；二、如债务人逾期不还，债权人为维护权益向违约方追偿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等）均由违约方承担，且债务人同意强制执行；三、双方在航头派出所达成协议；四、违约解决地址为浦东人民法院。”邢可才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按手印，侯鹏飞在债权人处签名并按手印。侯鹏飞经多次催讨，邢可才至今未归还上述借款。故侯鹏飞、伍银珍于2019年5月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候鹏飞、伍银珍为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10,000元。邢可才与伍银珍之间多次就借款事项发送微信，例如：2017年5月8日，邢可才将其招商银行账户信息发送伍银珍，伍银珍将10万元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截屏发送邢可才，邢可才确认收到，伍银珍问“差不多6月10号左右能给到我对吧”，邢可才回复“差不多吧，不敢确定具体是不是10号”“应该在10号左右”“晚也不会晚几天的”“记住今天的日子啊”“从今天开始算”“千分之1.5，用一天算一天利息”；2017年6月22日，邢可才发送“不一样的，我觉得是在帮我忙”“借钱付利息我觉得很正常的，反正是客户出钱”；2017年8月28日，邢可才发送“利息给你算下啊”“我算的是10,810.8108”“我给你转11,000吧，弄个整数”；2017年10月26日，邢可才发送“你的是3900”“亲戚的是3,225”“总共是7,125”“我转7,200给你”；2017年11月13日，邢可才发送“债权人侯鹏飞，利息千分之1.5一天，民间10天半个月，银行一个月”；2017年12月21日，邢可才发送“垫资算到今天是2,850利息”“我明天转你73,000，剩下的是2万的利息”“我就凑了个整转给你”；2018年1月22日，邢可才发送“38天”“2,850过桥的利息”；2018年5月4日，邢可才发送“6,300的利息”等。伍银珍与邢可才于2017年12月向案外人受让上海XX有限公司股权。邢可才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伍银珍任公司监事。双方曾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2017年12月由股东邢可才、伍银珍共同认缴出资300万元成立上海XX有限公司，由于公司运营需要由伍银珍转入资金63,484元、侯鹏飞转入20,000元资金，给到法人代表邢可才账户。公司经营期间产生的实际损益，待双方（伍银珍、邢可才）确认后再进行具体结算。由于2018年10月双方同意解除合作，公司资料由邢可才保管。2018年10月后上海XX有限公司产生的一切经营行为与伍银珍无关，同时双方约定将本公司于2019年7月前进行注销。”伍银珍与邢可才在协议上签字。2018年3月23日，伍银珍向邢可才银行账户转账63,484元。2018年9月6日，侯鹏飞向邢可才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一审庭审中，侯鹏飞、伍银珍与邢可才双方对于彼此转账金额均无异议，伍银珍将其向邢可才转账支付的63,484元，从主张的借款金额中扣除。伍银珍与邢可才陈述，双方尚未就上海XX有限公司盈亏情况进行结算。邢可才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其与侯鹏飞、伍银珍之间的转账往来中，还有部分是相互之间资金周转，且未约定利息。邢可才对与伍银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提出聊天记录中利息是对外放贷的利息，后又否认其对外放贷。一审法院要求邢可才解释聊天记录中为何多次提到每日1.5‰利息，邢可才回复是伍银珍问的。一审第二次庭审后，侯鹏飞、伍银珍按年利率36%进行重新计算，得出截至2018年10月25日邢可才已支付利息115,491.40元，未还本金为492,063.04元。自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4月14日，以492,063.0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得出邢可才应付利息为56,095.19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侯鹏飞与邢可才以借条形式签订了借款协议，从内容上看，邢可才具有借款的明确意思表示，双方具有借贷合意，故对该借条予以确认。邢可才提出该借条系在侯鹏飞的殴打、胁迫下出具，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侯鹏飞、伍银珍提供的视频，亦未显示邢可才签署该借条时受侯鹏飞的暴力或胁迫，故对邢可才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从性质上来看，该借条系结算型的借贷凭证，在借条出具之前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邢可才先提出其与侯鹏飞、伍银珍之间的转账往来系用于公司经营，而非借贷；后又提出上述往来还包含一部分相互之间的资金周转。伍银珍与邢可才虽共同系上海XX有限公司股东，但邢可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往来系公司经营之用，且邢可才关于转账往来性质的陈述前后不一，可信度存疑，故对邢可才的上述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伍银珍与邢可才均认可未就公司盈亏进行结算，如双方对公司经营事项存在争议，可另行诉讼处理。再结合伍银珍与邢可才的微信聊天记录，邢可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邢可才对于聊天记录中其为何多次向伍银珍提及并计算利息，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该证据亦印证了侯鹏飞、伍银珍与邢可才之间存在借贷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侯鹏飞、伍银珍与邢可才双方构成借贷关系。其次，关于本案借款人系侯鹏飞、伍银珍还是侯鹏飞，邢可才认为伍银珍并无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邢可才虽仅与侯鹏飞一人签订借款协议，但邢可才与侯鹏飞、伍银珍之间均存在借款、还款往来，侯鹏飞、伍银珍主张借条金额包含了二人对邢可才的借款总和，且侯鹏飞、伍银珍系夫妻关系，故均系邢可才的债权人，共同提起本次诉讼并无不当。再次，关于邢可才借款金额，根据伍银珍与邢可才签订的协议约定，因公司运营需要，伍银珍、侯鹏飞分别转入资金63,484元、20,000元至邢可才账户。伍银珍于2018年3月23日向邢可才银行账户转账63,484元，其已将上述金额从主张的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侯鹏飞于2018年9月6日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的20,000元，邢可才认为该笔款项即协议所约定的款项，侯鹏飞则认为其已通过个人账户向被告另行支付了协议约定的20,000元，并非此笔款项，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侯鹏飞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认定该笔款项并非借款，应从借款金额中予以扣除。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侯鹏飞、伍银珍与邢可才双方就借款利息予以约定。侯鹏飞、伍银珍提出该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扣除了邢可才支付的相应利息及部分本金，并考虑了2018年10月25日（邢可才最后一笔还款日）至2019年4月14日（借条出具日）的利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侯鹏飞、伍银珍关于借条金额的计算方式具有合理性，但每日1.5‰的利息标准已超出相关法律规定，调整为法定利息标准计算，超出部分抵充借款本金，最终确认邢可才尚欠候鹏飞、伍银珍借款本金466,006元（取整）。关于邢可才最后一笔还款日至借条出具日之间的利息，以年利率24%计算为52,814元（取整）。截至2019年4月14日，上述本息共计518,820元。最后，依据借条中分期归还的协议内容，邢可才应于2019年4月30日前归还借款10万元，然其至今未归还，现侯鹏飞、伍银珍要求其履行10万元还款义务的主张，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现侯鹏飞、伍银珍主张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借款协议对此予以约定，故对侯鹏飞、伍银珍的相关主张予以支持。另，邢可才提出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一审法院给予充分的时间供其向相关部门报案或举报，但至一审第二次庭审，邢可才向一审法院明确未获任何部门立案或受理，故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判决：一、邢可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侯鹏飞、伍银珍借款100,000元；二、邢可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侯鹏飞、伍银珍以10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三、邢可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侯鹏飞、伍银珍律师费10,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03元减半收取计1,251.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6,251.50元（侯鹏飞、伍银珍已预交），由邢可才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合法有效借贷关系；如若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依据是否充分。对此双方各执一词，邢可才主张本案中的借条系被胁迫所签署，钱款实际系用于双方共同投资公司的实际经营支出，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意思表示，即使认定存在借贷，双方亦并未约定利息。侯鹏飞、伍银珍则主张双方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本金及利息依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现邢可才主张双方无借贷合意、借条是受胁迫签署等，但本案审理期间，邢可才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借条等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之借款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关于本案系争借款之利息，邢可才主张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但结合在案微信聊天记录，邢可才曾多次与伍银珍计算并结算利息，且邢可才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借款利息予以约定，亦属有据可循。一审法院关于借款金额计算之方式，具有合理性，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双方关于分期归还及律师费承担之约定，认定邢可才应归还侯鹏飞、伍银珍借款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及律师费1万元，均在合理范围，本院亦予认同。至于其他方面，一审判决业已作出充分而详实之论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邢可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03元，由邢可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唐建芳审判员  单 珏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俞少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