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刑初849号公诉机关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吕强，男，1982年4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汉族，中专文化，原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黄埭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住苏州市相城区。因涉嫌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于2019年7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1日由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决定取保候审。2019年8月1日由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辩护人侯旻，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以吴检二部刑诉〔2019〕2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强犯受贿罪，于2019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经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吕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根据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吕强在担任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黄埭派出所警务辅助人员期间，于2017年6月至2019年5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朱某、刘某、夏某、吴某、谢某、许某所送人民币合计55850元，为上述人员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吕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吕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吕强应认定为自首，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的主体身份被告人吕强于2004起至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黄埭派出所担任警务辅助人员，2009年4月至2019年6月，负责电动车登记上牌工作。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吕强的户籍证明证实了被告人吕强出生于1983年4月23日。2、劳动合同书、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警务辅助人员情况表证实了被告人吕强于2004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13日在黄埭派出所担任警务辅助人员的事实。3、苏州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问责规定证实了被告人吕强的工作性质、职责。4、证人宋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系黄埭派出所教导员，派出所电动车上牌工作主要由联防队员吕强、廉青、王健等人负责，吕强在所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上的牌照是最多的。5、证人王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系黄埭派出所副中队长，2018年11月开始分管警务辅助人员队伍管理工作，吕强自2004年3月至黄埭派出所工作，一直是联防队员，2009年6月开始在门卫室负责门卫工作和给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负责登记上牌的有吕强、廉青、王健，吕强在所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了，在他们三人中间属于负责人。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二、受贿事实1、被告人吕强于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特莱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所送人民币2582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2、被告人吕强于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东方之星电动车经营部负责人朱某所送人民币1059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3、被告人吕强于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韩田电动车行、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都市佳人电动车行、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小夏车行负责人夏某所送人民币1018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4、被告人吕强于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相城区东桥加新摩托经销部负责人吴某所送人民币84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5、被告人吕强于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凯越车行负责人谢某所送人民币182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6、被告人吕强于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利用负责电动车上牌登记管理的职务之便，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非法收受苏州市捷克思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所送人民币6600元，为其在违规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方面提供便利和帮助。综上，被告人吕强共计受贿人民币55850元。案发后，被告人吕强向办案机关退赃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吕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审理中，向本院预缴罚金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以上事实，被告人吕强当庭供认不讳，并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朱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从2018年4月找吕强帮忙给店里的电动车上牌，并约好每上一辆给他30元好处费，因为其店里出售的有些电动车属于超标车，是不允许上牌的，还有的车辆出售后其不开具正规发票的，正常也是不能上牌的，其通过微信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10590元。2、证人刘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从2017年6月接手特莱商贸有限公司开始，其就经常找吕强帮其店里卖的电动车上牌，并约好上一辆给吕强30元好处费，因为其店里出售的有些电动车属于超标车，是不允许上牌的，还有的车辆出售后其不开具正规发票的，正常也是不能上牌的，其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25820元。3、证人夏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从2018年8月开始，找吕强帮店里卖的电动车上牌，并约好每上一辆给20元好处费。因为其找吕强帮忙的都是超标车，正常是不能上牌的，其通过微信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10180元。4、证人吴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在2003年开办了东桥加新摩托经销部。2018年4月开始，其找吕强帮忙给店里的车上牌，因为其店里卖的很多都是超标电动车，2018年按每辆10元、2019年按每辆20元给吕强好处费，其通过微信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840元。5、证人谢某的证言笔录证实，黄埭镇凯越车行是其成立的，2019年1月开始，其找吕强帮忙给店里的电动车上牌，因为有些是超标车，有些车其不开发票，正常都不能上牌。其通过微信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1820元。6、证人许某的证言笔录证实，苏州市捷克思商贸有限公司是其在2009年1月成立的，2018年11月其找吕强帮忙给其单位还没有出售的车先上牌，其通过微信把钱给吕强，一共给了对方6600元。7、证人袁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其找吕强帮忙给电动车上牌，但没有给过好处费。8、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及有关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的规范文件证实了公安机关对电动车上牌登记的要求及国家对电动自行车的相关安全技术规范。9、苏州市特莱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元和顺华电动车经营部、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东方之星、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都市佳人电动车行、相城区黄埭镇韩田电动车行、相城区黄埭镇小夏车行、相城区黄埭镇凯越车行、相城区东桥加新摩托车经销部、苏州市捷克思商贸有限公司电动车上牌清单，超标电动车清单证实了相关行贿人单位在黄埭派出所登记的电动车上牌数量情况。10、电子数据提取笔录，支付宝、微信红包、微信转账清单证实了行贿人向被告人吕强微信、支付宝转账的金额。11、发破案经过及抓获经过证实了本案案发及被告人的归案情况。12、扣押清单、暂扣款收据证实案发后，被告人吕强家属向办案机关吴中区监察委员会退赃人民币60000元。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吕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吕强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吕强的供述及案发经过证实了被告人吕强归案后未及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故该辩护意见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吕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吕强犯受贿罪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吕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吕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吕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罚。综合考虑本案情节，被告人的悔罪表现及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吕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吕强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积极退赃，希望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吕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以被告人预交的罚金保证金折抵并上缴国库。二、暂扣于苏州市吴中区监察委员会的受贿赃款人民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元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华益峰人民陪审员  沈 郴人民陪审员  张 鹰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 记 员  万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