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4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广渝纺织工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洲村佛塘温涌（土名）厂房A1首层。法定代表人：张青山。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凤棉，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盛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湖村甘湖工业村(厂房）四楼。法定代表人：唐正。上诉人广州广渝纺织工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盛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玺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盛玺公司向广渝公司支付加工费195503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195503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从起诉之日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盛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查证据程序违法。1、关于2017年1月份的交易，一审法院矢口不提微信截图的打印件、微信聊天记录的上下文、支票、付款情况等与2017年1月份交易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存在。广渝公司代理人从未在庭上确认没有证据证实1月份交易情况，仅仅确认微信的图片删除了，无法提供相关的图片原件而已。广渝公司提供的微信记录以及对账单可以证明，盛玺公司与广渝公司的交易除了2017年2月份的2887.5元、2017年3月份的209469.79元、2017年4月份35074.4元、2017年5月份10088元、2017年6月份13482元、2017年7月份4503元外，还有2017年1月份的交易产生194901元。该事实可以从微信的截图打印件以及相应的收货单相互印证，双方在2017年1月存在交易，之所以一审无法提供2017年1月份的对账单是因为盛玺公司在2017年7月19日付款了5万元，在2017年7月30日开具一张144901元的支票，两笔数额共194901元，所以广渝公司才将这张对账单给回盛玺公司，根据交易习惯，欠款人支付了欠款，将欠款凭证返还给欠款人是符合交易习惯的。《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由此得出，书证应当提供原件是原则，但并不排除书证复印件的证据效力。书证复印件的证据效力可以通过是否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两个途径进行认定。本案微信的打印件中是存在对账总单的截图的，且广渝公司已经提供微信原始载体、支票、其他月份的对账单给法院，与其他案件事实证据吻合，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认证微信中的对账总单的真实性。之所以广渝公司提供的微信原始载体无法显示图片，是因为微信自动更新，才导致图片无法显示，但可以看到是有两个图片曾经存在，结合微信的打印件、微信的原始载体、微信的聊天记录、2017年1月的送货单、2017年7月30日开具一张144901元的支票、2017年7月19日付款了5万元，广渝公司与盛玺公司确实存在2017年1月份的交易，交易数额为194901元。2、对于微信聊天的相对方是否是胡秀梅，广渝公司认为，该微信记录是广渝公司通过胡秀梅的手机号码搜索出来的，而且，手机上是有语音对话，语音都可以证明是胡秀梅的，且胡秀梅的微信是以她自己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的，足以证明聊天对象是胡秀梅。手机微信的聊天内容是胡秀梅与袁浩之间发来微信，诉讼中为了阅读及装卷的方便，将聊天内容打印出来，并未改变聊天的内容，因此其证明力不受影响，至于聊天对方是谁，广渝公司已如实说明，盛玺公司如提出异议，应当由其进行举证。如果法官怀疑则可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广渝公司不负有举证责任。况且，盛玺公司并未出庭否认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就认为广渝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微信对象为胡秀梅，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不能因为盛玺公司不出庭，就无限的加重广渝公司的举证义务。二、一审法院对于广渝公司与盛玺公司的交易次数、交易数额认定错误，扣减盛玺公司已经支付的13万元，盛玺公司还欠广渝公司加工款为350404元。从广渝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在2017年10月2日，2017年10月29日，胡秀梅确认，盛玺公司欠广渝公司的加工费还有380400元，两次的聊天记录，胡秀梅都是予以确认的。结合微信的聊天记录、微信的打印件、盛玺公司的付款情况、支票、2017年1月的送货单等证据都可以相互印证微信的打印件的真实性，且可以认定盛玺公司还欠广渝公司的加工款为350404元，扣减已经主张的支票144901元，盛玺公司还欠广渝公司的加工费是195503元。三、一审驳回广渝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对缺席判决程序性理解错误的结果。本案中，盛玺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一审进行了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在缺席判决下，认为广渝公司的证明责任要增大，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对广渝公司也是不公平的。广渝公司认为应根据被告缺席的不同情由，采取适当灵活的方式掌握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系盛玺公司恶意不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被上诉人盛玺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广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盛玺公司向广渝公司支付加工费人民币19550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195503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从起诉之日计至全部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盛玺公司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广渝公司与盛玺公司存在交易往来，由广渝公司为盛玺公司提供洗水加工服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于2017年2月至7月分别对账确认盛玺公司实际应付账款金额分别为：2887.50元、209469.79元、35074.40元、10088元、13482元、4503元，合计275504.69元。广渝公司主张盛玺公司尚欠其加工费195503元，对于该加工费的形成，广渝公司陈述如下：双方于2017年1月对账后的金额为194901元，加上双方于2017年2月至7月对账确认的实际应付账款合计金额275504.69元，扣减广渝公司已收到的款项120000元，得出盛玺公司尚未支付的加工费总额为350404元，然后用该金额扣减广渝公司已在（2018）粤0118民初1142号案件中主张的支票金额144901元，则得出广渝公司本案中主张的加工费195503元。对于双方于2017年1月对账后的金额为194901元，广渝公司确认没有证据证实，但表示其员工与盛玺公司的股东胡秀梅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盛玺公司拖欠的加工费总额为350404元，广渝公司并提交盛玺公司的企业信息打印件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共4页）作为证据。该企业信息打印件显示盛玺公司的股东为唐正、胡秀梅。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均未显示微信往来双方，其中：第1页系打印件，广渝公司未提供原始载体核对；第2-3页显示抬头备注为“盛玺老板娘”、第4页中显示有共计实欠350404元等内容的图片及显示金额为144901元的支票图片，在原始载体中均未有显示。广渝公司同时提交支票及退票理由书和（2018）粤0118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其已向盛玺公司主张了该支票载明金额的加工费144901元，其在本案中不再主张该款项。以上事实，有广渝公司的陈述以及广渝公司提交的广州嘉禾（广渝洗水厂）对账表（6份）、盛玺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支票及退票理由书、（2018）粤0118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书等为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加工合同纠纷。广渝公司主张与盛玺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盛玺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双方的交易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故双方的加工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关于盛玺公司拖欠的加工费具体金额的问题，首先，广渝公司对于双方于2017年1月对账后的金额为194901元的事实主张，确认没有证据证实，因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广渝公司对于盛玺公司拖欠的加工费总额为350404元的事实主张，虽然广渝公司提交的盛玺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显示胡秀梅系盛玺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不能证明微信往来双方系广渝公司的员工与胡秀梅，亦不能证明其该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为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结合本案中广渝公司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因广渝公司、盛玺公司双方于2017年2月至7月对账确认的实际应付账款金额合计为275504.69元，现广渝公司自认已收到了款项120000元，且已在（2018）粤0118民初1142号案件中主张了盛玺公司支付支票载明金额的加工费144901元。因此，盛玺公司在本案中尚需向广渝公司支付的加工费金额为10603.69元（275504.69元-120000元-144901元）。广渝公司诉请盛玺公司支付的加工费金额中超出上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于加工费的支付期限作出过约定，现广渝公司主张加工费的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调整为以加工费10603.6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进行计算。广渝公司诉请盛玺公司支付的利息中超出上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盛玺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盛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广渝公司支付加工费10603.69元及利息（以加工费10603.69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广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10.06元，由广渝公司负担3981.76元，由盛玺公司负担228.3元。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广渝公司二审期间明确，其收取的盛玺公司已付款为130000元，同意就该130000元在本案予以扣减，而非一审判决记载的120000元。二审期间，广渝公司提交其与盛玺公司2017年1月对账表（原件），在客户确认处，有“吴小惠”签名字样。广渝公司陈述称，吴小惠为盛玺公司财务人员，由其代表盛玺公司与广渝公司进行对账。一审判决作出后，广渝公司经过多方寻找，才找到2017年1月对账表。二审期间，本院应广渝公司申请，向其签发律师调查令，准许其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核实微信号为“a38615663”的微信用户所绑定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及用户姓名。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复函称，“a38615663”微信号用户姓名为“胡秀梅”，身份证号码为“210112197910162829”.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盛玺公司经一、二审法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当承担相应法律风险。依照广渝公司提交的2017年2-7月对账表，能够确定盛玺公司应支付上述月份加工费275504.69元。对于2017年1月份的加工费金额，广渝公司二审补充提交了该月份对账表。从2017年1月份对账表内容来看，清楚列明广渝公司为盛玺公司加工的服装名称及费用明细，且在客户确认处，有“吴小惠”签名。对于吴小惠的身份，广渝公司称其为盛玺公司财务人员，且其签名同时出现于2017年2-7月对账表中。本院对吴小惠的身份予以确认，并认可其签名的2017年1月份对账表，系代表盛玺公司进行对账。此外，从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的调查令复函内容来看，足以确认微信号为“a38615663”的微信使用人为胡秀梅，且该微信用户的身份证号码与盛玺公司工商内档记载的股东胡秀梅身份证号码相一致。本院确认广渝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系广渝公司员工与盛玺公司股东胡秀梅之间的聊天记录。在双方微信聊天中，广渝公司有提及涉案欠款金额为350404元，胡秀梅未作出有针对性且有证据支撑的反驳抗辩。本院依据广渝公司提交的证据，确认双方2017年1-7月交易金额共计470405.69元（194901元+275504.69元），扣减广渝公司自认的盛玺公司已付款130000元以及另案主张的票据款项144901元，盛玺公司应向广渝公司支付欠款195504.69元。广渝公司诉请盛玺公司支付195503元，未超过前述款项金额，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盛玺公司未付款行为构成违约，广渝公司要求从起诉之日按照逾期贷款标准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稍有不当，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8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8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广州市盛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广州广渝纺织工艺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195503元及利息（以19550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自2019年1月10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95503元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广州广渝纺织工艺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10.06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盛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1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市盛玺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