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炳，男，197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永德，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玲，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细沥村。法定代表人：黄国林，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林，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维斌，女，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烽，国匠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国匠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昌炳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昌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永德、覃海玲，被上诉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昌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基本事实。1.2008年2月，张昌炳入职丰江公司（私人有限责任公司）。2.在2016年5月之前，因张昌炳的杰出工作业绩，丰江公司以向张昌炳发放股权（代替发放奖金）的形式，奖励张昌炳丰江公司股权22200股。3.从2016年5月开始，经过平安证券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的层层审核，确认丰江公司的股权清晰无潜在争议，丰江公司的股权在新三板上挂牌转让，丰江公司成为公众公司。4.丰江公司、张昌炳及丰江公司股东出具承诺书，确认张昌炳所持股权不存在代持、争议或潜在争议。5.张昌炳现未持有丰江公司的任何股权。6.2018年4月，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以伪造、变造的《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5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和没有签字日期的“授权委托书”起诉张昌炳，要求回购张昌炳所持的上述股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日颁发之第二版）及其签名页显然为变造、拼接或伪造的证据，张昌炳从未见过，更未签署过这份文件。（1）在2011年11月1日召开股东大会之前，丰江公司仅有黄国林、汤维斌、唐胜成、张翠芬、曾石华、赖晓强、黄光丽、朱雪松、王广辉、谭登兵、李利、辛忠、韩静等共13名股东。直到此时，张昌炳还不是丰江公司的股东，不可能在2009年3月就以股东身份签署这个《管理规定》。（2）在2016年1月11日丰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之前，丰江公司最多仅有黄国林等共13名股东。在2016年1月11日之后，丰江公司总共才有黄国林等45名股东。但形成于2009年3月的《管理规定》却有73名股东签字，包括当时不是股东的张昌炳。（3）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辩称，签名页上的签字是由各股东按照其成为股东的时间、在不同时期、在老股东的签名的基础上分别签名的，这一说法显然也经不起推敲。从签名页可以看出：第一行的签名顺序为：黄林、汤维斌、张翠芬、曾石华、王广辉、赖晓强，他们在2011年11月前为丰江公司股东；第二行的签名顺序为：邱德铭、张继红、辛忠、雷海玲、韩静、朱雪松，该行的第1、2、4个签名人在2009年3月不是丰江公司的股东；第三行的签名顺序为：陈天兵、张常勇、谭登兵、李利、黄光丽，该行的第1、2、3个签字人在2009年3月不是丰江公司股东；第四行的签名顺序为方艾、罗慧敏、郭忠明、林?军、刘少健在2009年3月均不是丰江公司股东；第五行的签名顺序为：李小龙、胡锋、王胜初、唐胜成、肖海，该行的第1、2、3、5个签字人在2009年3月不是丰江公司的股东，余下的签名人都是在2011年11月1日、其中绝大部分是2016年1月11日后因为丰江公司为在新三板上市进行股改，才成为丰江公司的股东的！如果把当时2009年3月不是丰江公司股东的签名人的签名抽掉，则这个签名页将变得支离破碎、有悖常理。当时的老股东们不可能专门在7年前就刻意留一些不同的位置给当时还不是公司股东的张继红等人来签名。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管理规定》曾经交由全体股东讨论，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管理规定》的内容与其后加附的签名页有任何的关联性。而在现实生活中，处置本案所涉股权属于影响张昌炳的资产和生活的重大决策，张昌炳必然会经过充分考虑并就处置程序、价格、交易保障等条件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包括丰江公司的其它股东）进行协商。但截至今日，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也没有提供其曾经和张昌炳就涉案股权的回购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或达成过任何形式的一致意见的证据。如果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从一开始就要求张昌炳承诺在离职时同意其以50％净资产回购该部分股份，则张昌炳早就离开丰江公司了。2.就算一审法院认为《管理规定》真实，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也不能根据丰江公司在私人有限公司时期形成的规定，要求回购张昌炳所持的丰江公司成为公众公司后的股权。任何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经审核批准成为公众公司之后，其性质已经彻底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股份转让不需经其它股东同意，其它股东也没有优先受让权。为此，成为公众公司的有限公司，必须受到相关法律的监管。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丰江公司挂牌之前，其股权不能公开转让、自由流通，转让时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权。但成为公众公司之后，此等股份或股权被改称为股票，可以在新三板自由流通、公开转让，不需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因此，2016年5月11日之后的丰江公司及其股票，属全新的公司和股份，与旧的丰江公司（私人公司）及其股份，有本质的区别。一审判决以在新三板挂牌转让之前形成的《管理规定》为依据，判令张昌炳直接向黄国林转让作为公众公司的丰江公司股票，没有法律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在杨金国、林金坤股权转让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中明确指出：杨金国与林金坤所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及《协议书》为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公司上市系列监管规定有些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但因经法律授权且与法律并不冲突，并属于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所在，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股权代持类协议应认定为无效。4.《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管理规定》真实、客观存在。张昌炳为丰江公司的员工，在激励股权的分配、股权行使等方面，完全没有发言权。而激励股权的表决权由公司指定人行使，为股权激励的伴生物。因此，当丰江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要求张昌炳等以奖励方式取得股权的股东签署授权委托书，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张昌炳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付出全部时间、精力，丰江公司也给予了股权奖励，双方已建立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在此情况下，张昌炳必然会答应签署《授权委托书》。但不能据此得出《管理规定》真实、合法的结论。5.一审判决漠视该《管理规定》中排除行使回购权的约定，明显偏袒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对张昌炳严重不公。（1）《管理规定》第四条第3项规定：“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即不能行使回购权）。本案中，丰江公司从来没有试图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向全体股东、员工宣传的上市也是在新三板上市，《管理规定》中的“上市”，指的就是上新三板，这是所有股东共同、唯一的意思表示，也是丰江公司以各种方式，无数次告知各张昌炳和其它股东的明白无误的事实。因此，丰江公司已于2016年5月成功上市，这是毫无疑义的。（2）现实中，丰江公司的股票也完全具备“上市”的特征：股票在公开固定交易场所固定时段公开转让、股票自由流通转让股权不需经公司和其他股东同意、公司原股东没有优先受让权、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融资等。（3）丰江公司在工商局的登记状态“非公众上市公司”，也明显反映出其已经“上市”，至于其公众性程度的高低，并不能否定其已经上市的事实。（4）媒体以及当地政府均将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行为称为上市，将丰江公司称作上市公司。6.《管理规定》并没有实际执行，且因丰江公司上市已失效并终止执行，具体理由为：（1）张昌炳及其它持有激励股份的股东，都是亲自参加股东大会并签署股东会决议的，并没有按《管理规定》授权公司董秘代为参与股东大会并表决；（3）根据《管理规定》第三条第7项，“当公司出现股份上市流通或整体被收购的情况时，无须遵从以上规定。”（4）《管理规定》第四条第3项再次明确规定，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下，不适用该条关于“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必将该笔金额在其离职之日起1个月到2年内全部支付。”的规定。（5）张昌炳提供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已经白纸黑字的写明，因为丰江公司上新三板，在此之前发布的所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全部停止执行。7.张昌炳曾提出对《管理规定》手写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被一审法院告知无法进行鉴定，由此导致无法确定该规定的真伪。在该规定本身明显属于伪造、且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证明该规定为真实的举证责任应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完成。8.认定张昌炳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存在回购权约定明显违法。在丰江公司上市过程中，经核查，丰江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均确认丰江公司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包括潜在争议）、纠纷，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业绩对赌、回购权、反稀释、随售权、一票否决等特殊利益安排。这种确认、承诺，具有向全社会公示的效果。9.丰江公司有权回购张昌炳的股份，明显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10.一审判决判令张昌炳返还“与应返还股权等价的金额”，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张昌炳能通过新三板交易系统合法出售其所持股权的事实本身，即证明其为该等股票的合法所有人，有权处分该等股权；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出售该等股权所得，天然地、无可争辩地应归张昌炳所有。（2）就算人民法院认定《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合法有效，则：（a）该规定并无禁止或限制张昌炳出售该等股权的约定；（b）该规定并无剥夺或没收张昌炳出售该等股权所得的约定；（c）该规定并无言明出售股权所得归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所有的约定；（d）该规定并未规定张昌炳负有在出售股权之后，要另购股权供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回购的约定。（e）该规定并无已出售股权为张昌炳代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持有的表述。（3）正因为上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没有在张昌炳离职之前或之时，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张昌炳出售奖励股权，在本次提起诉讼之前，其也没有向张昌炳提出过回购股权的要求。（4）之所以会出现张昌炳能够自由出售奖励股权的情况，是因为：（a）该规定已经失效或不再执行；（b）丰江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转让，成为公众公司，其股票可以自由流通。上述分析充分说明，该规定是已经失效或无效的文件。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出售奖励股权所得归公司或控股股东所有的规定，更没有任何关于获得奖励股权的股东，在出售相关股权后，还要向老股东返还“等额金额”的约定。在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187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0182号案中，人民法院驳回了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韦新燕返还其已经出售的其所持的4300股奖励股权所得款项的诉讼请求。11.如果人民法院认定《管理规定》确实存在，这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单方炮制出来、未与张昌炳进行任何协商、讨论的“合同”显然为格式合同，该合同中排除张昌炳权利、加重张昌炳义务的关于回购权的条款应为无效。12.张昌炳未与汤维斌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支付股权转让款不应成为汤维斌有权回购涉案股权的理由。涉案股权是由丰江公司奖励给张昌炳的，即张昌炳应得到的奖金支付了股权转让金。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的全部诉讼请求。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共同辩称，不同意张昌炳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张昌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管理规定》和授权书都是真实存在的，另案诉讼已经对《管理规定》进行了司法鉴定，认定该规定真实有效。至于张昌炳提到的签名页问题，根据《管理规定》，激励股份每隔两年进行一次登记，即获得激励股份的当年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张昌炳根据工商登记时间逆推签字时间是错误的。（二）丰江公司的公司类型是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因此丰江公司非上市公司。新三板于2013年1月才正式揭牌运营，而《管理规定》是在2009年3月签订的，意味着新三板揭牌运营时间是晚于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签订时间，《管理规定》规定的上市不可能包含新三板的意思。（三）丰江公司的股权是明晰的，丰江公司在挂牌时未对外披露股权激励的内容，不影响《管理规定》的内部法律效力。（四）本案不存在股权代持问题，故张昌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对本案裁判不具有参考性。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昌炳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347652元（22200×15.66）；2.张昌炳向汤维斌返还丰江电池22200股股份的收益在2016年的分红4440元，在2017年的分红6660元，合计11100元；3.请求法院判决将张昌炳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支付的上述款项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张昌炳支付的回购款进行抵销；4.由张昌炳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与前案（2017）粤0115民初4651号等有一定的相关性，前案生效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予以酌情采纳。前案查明：丰江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335000元，其前身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25日成立。2009年3月10日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丰江公司，股份数合计3000万股，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公司发起人为黄国林、汤维斌等人，黄国林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黄国林、汤维斌系夫妻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显示，公司总股份数为60335000股，股东有黄国林、汤维斌以及张昌炳等股东76人，其中黄国林持股22193300股，占股比例36.7834%，汤维斌持股8269900股，占股比例13.7067%。2016年5月11日丰江公司的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证券简称丰江电池，证券代码837375，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在准备挂牌之前，股东对外声明的文件中未记载有股份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存在转让限制或者回购等情况。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日颁发之第二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内容如下：根据公司经营理念及发展战略，结合2006年2月颁发的《股权激励管理细则》及历年股权激励的实践，特制定本规定，进一步明确股权激励的相关制度，对公司长远发展和干部事业起到远景规划的作用。一、股份的来源：用于激励的股份由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提供股份的数量视当年经营情况和老股东出让的意愿确定；二、股份的分配：分配依据为每年度终，评估小组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获取股权激励资格及对公司利润的贡献进行考评，董事会根据当年经营结果、老股东出让意愿以及考评结果审批通过当年股权激励的人员名单及相应激励股份金额；三、股份的管理：1.自公司做出股份分配决定之日起，该类激励股份即刻成为公司参与分配的资本；2.该类激励股份每隔二年才进行一次正式的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在这二年以内只进行公司内部登记管理；3.该类激励股份不能转让，也不能以抵押等形式作实质的财产转移，只能登记在本人名下；4.除了参与公司分配的权利外，该类激励股份的表决权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必须授权给公司董事会秘书；5.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股东大会和签署所有股东文件；6.该类激励股份为老股东无偿出让，视同受让股东已经作出承诺：在职期间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不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否则作为惩罚，公司将无偿收回该类股份；7.当公司出现股份上市流通或整体被收购的情况时，无须遵从以上规定；四、股份购回：1.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并将该笔金额在其离职之日起1个月至2年内全部支付；2.离职后，如不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作为惩罚，公司有权不支付该购回金额；3.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五、自公司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之日起，享有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名，以明确其自愿遵守此规定。《管理规定》打印文本最后一页尾部打印有“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3月日”，下方手写“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字样。后附另外一张签署页。签署页最上行手写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字样，左上方打印有“签署：”字样，后面有黄国林、汤维斌、张翠芬、曾石华以及张昌炳等共计71人在其上签名，其中大部分人员系丰江公司现在或曾经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签署页签名原件系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黄国林、汤维斌、张翠芬、曾石华、张昌炳等50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上述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有吴建霞等21人签名。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因《管理规定》为纲领性文件，历年新增股权激励员工均会在文件上签名确认，第一次签字时为原件，黄国林、汤维斌、曾石华以及张昌炳等人签名，后由于工作疏忽，第二次新增股权激励员工签字是在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上续签。张昌炳对《管理规定》不予认可，只认可签名为张昌炳本人签名，但认为签署页上面的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八个字系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后期拼接伪造而成，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规定的签名页与签名内容的关联性。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经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受让激励股份，成为公司股东，自愿遵守《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行使如下权利：1.参加股东大会；2.以本人受让的激励股份所享有的额度行使表决权；3.签署所有股东文件。授权委托书下方为签名，有张昌炳等人在其上签名。原件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张昌炳等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上述签署页的签名与《管理规定》签名的情况基本相同。本案查明：张昌炳股权变更情况如下，丰江公司2012至2014年分别发布了2011至2013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方案、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情况表，显示张昌炳累计获得51600股（占股比例为0.06%），转换为注册股份的持股为22200股，持股比例0.06%。2016年1月1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汤维斌将所持本公司股份22200股（占股比例为0.06%）转让给张昌炳，转让后张昌炳持股22200股，持股比例0.06%。丰江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7年5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5200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040万元。丰江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显示，张昌炳持有数量22200，持股比例0.0427%。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33.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8年7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6033.5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810.05万元。张昌炳在2019年4月11日的庭审过程中称其现确未持有丰江公司股份，也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再购买丰江公司股份。又称因其已在2018年5月至7月间通过股转系统将其持有的22200股全部出卖给案外人，而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是在2018年7月19日分配2017年度的分红，故张昌炳未收到2017年度的分红6660元。2018年2月28日丰江公司董事会出具的丰江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显示，期末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83192270.4元，期末公司股本为60335000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69元。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称每股净资产除以2即为诉请一中回收股份的价格。2018年8月17日丰江公司出具2018年半年度报告，查明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期末为5.06元。张昌炳在庭审过程中称每股净资产应以最新的业绩报告为准。另张昌炳系丰江公司员工，职位为副主管，于2018年6月27日填写员工离职表，因个人原因拟于2018年7月31日离职。张昌炳举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月28日出具的关于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拟证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举出的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并非真实存在。其一，该法律意见书记载了丰江公司股权股份比例的演进过程及权属状况，证明在2009年3月时，张昌炳及前系列案的张昌炳均还不是丰江公司的股东，没有资格和理由在形成于2009年3月的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上签字，由此得知该规定是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拼凑的。其二，丰江公司在2016年1月份到新三板公开上市，经平安证券有限公司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审核，丰江公司符合股权明晰、股份发行转让、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说明丰江公司在上市时的股权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据此也说明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不存在的。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回应称丰江公司是新三板挂牌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6条规定，只有在申请挂牌前还没有行权的股权激励股份需要进行披露，而行权就是指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激励股东实际成为登记股东的过程，本案在丰江公司挂牌之前涉案的股东激励行权已经全部行使完毕，因此是不需要进行披露的，所以法律意见书中所陈述的股权清晰是符合规定的。张昌炳还举出裁判要旨为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的（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判例，拟证明即使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证明管理规定真实客观存在，那么，该规定由于其违反证券监督部门的监管规定，根据合同法规定也应当认定为无效，这些监管规定经法律合法授权，且与法律不冲突，并属于证券行业监管基本要求与业内共识，并对广大非特定投资人的利益构成重要保障，对社会公共利益亦为必要保障，故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管理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回应称丰江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且本案也不存在隐名代持的情况，通过行权，张昌炳确实是当时丰江公司的股东，并非代持，只是因为其离职而触发了回购的条件。另，张昌炳在庭审中称确认2009年9月的丰江公司《管理规定》中记载的张昌炳签名是本人所签，但称签字时只是一页白纸，并没有前几页的内容，也没有标题。另，张昌炳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向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调取该所为丰江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工作底稿”中关于丰江电池股权、股东等方面的文件、资料。另，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在庭审中曾明确过第一项诉讼请求，其认为本案中张昌炳所涉及的股份已经转让，在起诉时因不确定张昌炳在判决作出之时是否还会重新购买相同的股份，因此，对该部分能否收回存在疑问，因此在请求中对该两项一并申请。同时，其认为申请回购的股份属于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即使张昌炳目前没有持有股份，不代表其在判决作出及执行过程中不享有该类型的股份，其可以通过重新购买、受赠或者其他方式获得该等股份，而且根据双方的股权协议，其应知在离职时将股份收回，因此，其有义务补足该等股份。所以，其认为经法院释明且张昌炳明确表示其不予补足该等股份的情况下，应判决由张昌炳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等值财产。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又于2019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说明一份，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应为张昌炳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等值财产347652元（22200×15.66）。理由为一、张昌炳在明知离职需要回购股份的情况下，仍违反《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在离职前一个月内将全部激励股份进行恶意转让，导致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法回购激励股份。可见，张昌炳的转让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鉴于张昌炳在2019年4月11日本案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不再购入丰江公司股份，导致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只能转而要求张昌炳返还等值财产。因此，本案诉讼请求在庭审当日即2019年4月11日得以明确，应以2019年4月11日的股份市值来确定等值财产的金额。张昌炳于2019年6月21日书面发表意见，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张昌炳返还347652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理由一、张昌炳为股票的合法所有人，有权处分该等股权，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出售该股权所得应为张昌炳所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应属无效，即使《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有效，但其中也并无禁止或限制其出售股权、没收所得等相关规定；理由二、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出售奖励股权所得归公司或控股股东所有及获得奖励股权的股东在出售相关股权后，要向老股东返还“等额金额”的规定。在（2018）粤0115民初187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0182号案中，法院也驳回了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韦新燕返还其出售其所持的4300股奖励其股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向张昌炳回购丰江公司股份引发的纠纷，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管理规定》是否发生法律效力；2.在张昌炳没有持有丰江公司股权的情况下，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是否有权要求张昌炳返还等值财产；3.在张昌炳持有股份期间的分红，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是否有权一并追回，若有权追回，追回的时间节点是起诉前还是判决生效前。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张昌炳本人确认签署页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但提出张昌炳当时只是在一张白纸上签名，《管理规定》的前几页与签署页不是统一整体，但未提出相应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管理规定》及其签署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张昌炳已签名确认《管理规定》，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管理规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张昌炳认为丰江公司申请股票在“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即为“上市”，符合《管理规定》第三条第7点的规定，但是丰江公司企业类型明确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法所称上市公司，实质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新三板”并不属于证券交易所，而属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因此张昌炳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丰江公司的股份在“新三板”挂牌转让不属于《管理规定》中规定的终止回购的事由。此外，即使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未对外披露股权激励内容，也不影响《管理规定》等公司内部约定的法律效力。关于张昌炳所举出的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的（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判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即丰江公司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本案与该判例情况不尽相同，故一审法院认为不能据此证明管理规定无效。关于第二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管理规定》对于股份的管理中约定了“该类激励股份不能转让，也不能以抵押等形式作实质的财产转移，只能登记在本人名下”，对于股份的回购中约定了“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上述约定合法有效，那么张昌炳离职后自行将股份出卖，获得股份转让的对价行为，构成了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张昌炳现已离职，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再购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股权，导致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现在无法向张昌炳回购22200股。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以一审辩论终结当日的收盘价来计算返还等值财产的金额，不存在明显过高情形，应予支持。至于张昌炳称在前案中存在法院未支持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等值财产的请求，故本案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该项请求也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前案中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的原因在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并未在诉讼请求中提出返还等值财产，而是在庭审过程中才提出，故前案中认定该项请求为超出诉讼请求之外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法有据。然而，本案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已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回购股权或返还等值财产，那么一审法院理应对此项诉讼请求予以妥善处理。故张昌炳抗辩称前案曾驳回该项请求故要求在本案中也驳回该项请求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张昌炳应否返还案涉股份2016年、2017年度的股份收益问题。《管理规定》未约定股份收益返还款项的起算时间，公司法规定股东按其所持股份享有相应取得分红等权利，故在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请求股份回购之前股东取得的股份分红系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享有的权利，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返回该部分收益，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违背公平原则。故对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该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张昌炳申请一审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调查取证，因是否予以对外披露不足以直接证实《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否已经协议终止，故该项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张昌炳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丰江公司、汤维斌、黄国林返还347652元；二、驳回丰江公司、汤维斌、黄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28.8元，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74.86元、张昌炳负担5653.94元；保全费2029.6元，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60.99元、张昌炳负担1968.61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二审庭审中，丰江公司、黄国林以及汤维斌认为，根据《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丰江公司应向张昌炳支付回购款52059元（计算方式：4.69元/股×22200股×50%）。因此，张昌炳返还的金额应为295593元（计算方式：347652元-52059元）。张昌炳对该计算方式无异议，认为即使返还，也应扣除回购款52059元，只应返还295593元；2020年2月28日16：00的股票价格为15.20元/股，已低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日的收盘价15.66元/股，故应以丰江公司回购此等股票的实际支出确定返还金额。2.除张昌炳以外，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还与曾石华、张继红、吴建霞、马顺萍、韦新燕、李春望、凡小磊、王鹏以及王伟洪等九人就股权回购问题诉至法院，法院经一、二审后作出的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中，吴建霞、马顺萍、韦新燕、李春望、凡小磊还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被驳回再审申请。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管理规定》是签署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管理规定》中的上市是指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而不是指在新三板上市，故马顺萍等人主张丰江公司已上市，依约不能行使回购权，理据不足；丰江公司指定股东回购涉案股权，保持公司资本稳定，符合合同约定；一、二审法院支持丰江公司行使回购权并由指定股东接受涉案回购股份，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就股权回购问题，先后将包括张昌炳在内的十人诉至法院。除张昌炳外，其他九案经一、二审审理完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驳回了其中五人的再审申请，法院就此作出的裁判文书也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管理规定》真实有效，丰江公司有权指定股东回购涉案股权，该认定对本案的处理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张昌炳在本案中并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故依据《管理规定》的约定，丰江公司同样有权回购张昌炳名下的22200股股份。但因张昌炳出售了该部分股份，且在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近期不会再购买股份，故丰江公司无法按照《管理规定》从张昌炳处回购该股份。针对张昌炳的该违约行为，丰江公司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即返还与22200股股份等值的财产。对于该损失的计算方式，丰江公司、黄国林以及汤维斌均认为应扣除回购款52059元（计算方式：4.69元/股×22200股×50%），张昌炳也认可丰江公司、黄国林以及汤维斌主张的计算方式，故本院认定张昌炳实际应返还的款项数额应为295593元（计算方式：347652元-52059元），由于股票市场价值存在波动性，一审判决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日的收盘价作为确定涉案股份市场价值的依据，并无不妥。但有别于前述回购股份的其他案件，根据《管理规定》第四条的约定，本案款项应直接赔偿给丰江公司，而不是赔偿给黄国林以及汤维斌。另外，本案一、二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应予调整。综上所述，张昌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8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张昌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返还295593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81.28元以及诉讼保全费2029.60元，由上诉人张昌炳负担7177.31元，被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533.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14.78元，由上诉人张昌炳负担5539.23元，被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97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任永乐王敏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