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4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炬，男，198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文，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怀，男，196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若飞，男，196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百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府前路增城广场内。法定代表人：陆圣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罗岗村三条石荔城污水处理厂。法定代表人：杨丹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百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荔景大道北445号首层。法定代表人：袁淑光。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洪，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津晶，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卫兵，男，197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刘炬因与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广州百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鸿公司）、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美公司）、广州百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荔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卫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炬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2.改判由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共同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257880.15元；3.改判由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支付自2017年10月21日至完全清偿之日的利息（其中自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7月14日起诉之日的利息为928892.05元，按月利率2％计算）。4.由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80万元；5.由被上诉人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对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由五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2018年6月《协议书》对上诉人和五被上诉人均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无效协议。理由如下：l.本案所涉债权本金800万元与（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调解书）债权本金600万元，无论是从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借款本金标的金额、借款划转途径、实际用款人、还款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显示是二个完全不同的、客观存在的独立债权，不能以所谓的亲密关系取而代之、混为一谈。（1）首先本案已确认的事实是：上诉人刘炬分别于2014年4月14日通过案外人张莉的账户出借款项300万元、2014年4月14日、15日通过上诉人本人账户出借300万元、200万元，共计三笔800万元资金划至百鸿公司农商行银行账户，借款人是林怀、陈若飞（立有2份借据，借款期限一年、2014年4月14日至2015年4月13日），实际用款人是百鸿公司，担保人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借款产生后被上诉人仅在2014年5月14日至2015年2月17日之间支付了利息和部分本金共计322万元，之后长期拖欠，借款到期后，拒不还本付息，上诉人被迫于2015年9月14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补充协议书》展期借款至2015年10月31日还本付息，展期月利率3％，期间被上诉人多次开出空头支票，无果；又于2016年1月5日被迫签订《借款确认书》，再次展期到2016年1月31日还本付息，展期月利率3％；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仍然拖欠上诉人本金和利息拒不偿还。（2）其次从已执行完结的调解书来看，债权人是刘运娥出借600万元款项，借款人、实际用款人、接收款人均是科美公司，担保人陈若飞、林怀、百鸿公司，百荔公司。借款后被上诉人长期耍赖拒不偿还本息，债权人刘运娥最终通过冻结查封担保人百荔公司银行资金1200万元，迫使债务人同意通过民事调解书实现其合法债权利益。显然这也是与本案无关的独立客观存在的事实。（3）本案涉《协议书》用调解书中刘运娥与科美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处置刘炬与林怀、陈若飞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法理不合、也与正常的收款方式的习惯常理不合。具体原因如下，第一、本案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均未取得刘运娥授权处置调解书中的债权1200万元；第二、本案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均未与刘运娥就调解书中的债权1200万元达成任何转让协议等事项；第三、调解书中债权人刘运娥已经有效冻结查封了足以保证其实现债权的现金流1200万元，于法理、常理上看也不可能允许案外人处置其债权，也即是说任何人未经刘运娥本人同意处置调解书中债权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据此隐瞒捏造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书均是不合法的、无效的。2.（1）从《协议书》本身内容来看，首先不具有客观性。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后，在五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以及支付利息的过程中，多次出现违约情形，并要求上诉人签署协议、承诺、证明之类的书面文件，如果上诉人不签署书面文件，则不支付任何款项给上诉人，这一点从人民法院审判网上五被上诉人已经被多起借贷案起诉或被执行，足以证明五被上诉人借款后长期想方设法拒不清偿各债权人本息的老赖行为；上诉人为了早点收回本应收到的借款本金或利息才被迫多次签署类似书面文件。而在签署本案涉《协议书》前，五被上诉人还多次向上诉人开具还款支票未予兑付，即使五被上诉人事先承诺付款要求本上诉人出具《委托收款证明》照片后仍未能收到通过协商确认的借款本金或利息，所以上诉人就很“随意”地签订了案涉《协议书》。（2）其次该《协议书》对于上诉人来说，自始至终不具有可履行性，从《协议书》第一条即可以看出调解书的债权人并不是上诉人，且该债权人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从调解书的执行情况来看，最终取得该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执行回款的当事人也不是上诉人。正是由于上诉人发现《协议书》中的第一条所涉及的债权与本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且与自己和五被上诉人的案涉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加上又希望五被上诉人能尽快偿还借款本金以及利息，才签署案涉《协议书》。3.一审法院判断“若刘炬在签订《协议书》时明知道无法履行而继续与对方签订，则刘炬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协议对方有权要求刘炬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失公平执法。五被上诉人明知道调解书的债权人不是上诉人，且其履行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的对象也不可能是上诉人，动机不纯、主观故意起草不合法内容的、不具有可履行性《协议书》，欺骗并胁迫上诉人，以其偿还非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为借口，诱骗上诉人签名，一审法院推定由本上诉人承担缔过失责任，是为选择性不公平执法认定。4.一审判决中“结合五被告提供的有上诉人刘炬签名的《委托收款证明》、《承诺函》、刘炬要求五被告向刘运娥账户归还涉案款项的事实，可印证刘炬与刘运娥之间关系紧密，故刘炬与涉案债务人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对双方质权债务作为结算，附条件免除债务人部分债务，符合双方的借贷习惯”，这里推理认定的所谓“紧密关系”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重大的错误逻辑推断，从而得出了重大的错误认定结果。事实与理由有：（1）本案中2018年1月26日，刘炬在《委托收款证明》上签名按捺，指定“…收款账户如下：户名：刘运娥，账号：17×××77，开户行：民生银行深圳红岭支行…”，并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亲密关系，一审法院忽视了上诉人刘炬尚欠李卫兵、刘运娥夫妻借款本息未还清的事实。原因之一是本案一审中李卫兵（刘运娥配偶）以第三人提出与上诉人刘炬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申请将本案债权转让给李卫兵，法庭表示不在本案中受理，并将其提交了所有证据资料予以退回；原因之二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8）粤01执复414号裁决中，李卫兵已经对上诉人刘炬名下的执行案号：（2017）粤0183执1718号案项下所拥有的债权，予以了合法转让，本上诉人已部分偿还了对李卫兵、刘运娥夫妻的欠款。（2）从2017年10月25日上诉人刘炬向科美公司出具的微信《承诺函》的来看，“鉴于2016年1月5日，本人刘运娥与科美公司签订一份《借款确认书》，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15年12月30日贵公司尚欠本人600万元（陆佰万元整）…本金和利息35l万元（叁佰伍拾壹万元整），展期至2016年1月31日还款，展期月利率3％，每月28日付息。现因考虑到贵公司的实际困难，本着友好合作互利互惠原则，本人承诺：最后还款日期展期至2017年12月31日…”，承诺人为“刘炬”签名，这里也并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所谓亲密关系。原因之一是《承诺函》的内容是对案外人刘运娥的债权进行的承诺，本案上诉人与各被上诉人均未取得刘运娥处置其债权的授权，也未与刘运娥就其所享有的债权达成任何转让协议等事项。原因之二是从民事调解书中：该案刘运娥于2017年10月27日在广州市增城人民法院申请冻结查封了百荔公司账户1200万元（（2017）粤0183财保430号民事裁定书），于2017年12月19日立案起诉，其债权有了足够的保障，由此可见微信《承诺函》是在刘运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五被上诉人用以诱骗胁迫上诉人签字而捏造的所谓亲密关系证据，从这一点也证明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亲密关系是不能替代各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原因之三是如果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炬与刘运娥存在紧密关系，那么在2017年10月27日刘运娥通过广州市增城人民法院申请冻结查封了百荔公司账户1200万元之时，为何不通知刘炬也去查封百荔公司账上资金，在那期间有多个债权人都去对百荔公司账上资金予以了查封冻结，这样所谓的紧密关系违背常理。（3）从2018年6月案外人刘运娥作为甲方（出借人）与科美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广州百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晟公司）、百鸿公司、广州百利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也只能证明刘运娥借款给科美公司用于归还对刘炬的欠款，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借贷关系，更不能证明刘炬与刘运娥有亲密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为本案债权债务的结算且未附条件的免除债务人的部分债务，亦是认定事实错误。1.如果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书》系双方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则该协议书第一条所附条件永远都无法成就，即上诉人不是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永远不可能取得该案的1200万元。2.如果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第一条条件可以成就，则依据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五被上诉人也无需为案涉借款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一审判决又判令林怀、陈若飞仍要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可见一审判决就是割裂案涉《协议书》，认定事实出现自相矛盾。3.退一步来讲，即使一审判定《协议书》有效，根据《协议书》第一条显示：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就上述借款本息，自甲方依据案号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取得1200万元之日起，乙方仅欠甲方100万元借款未还；如未取得1200万元，则乙方按仅欠甲方200万元借款处理。事实上本上诉人未取得1200万元，那么也应该是被上诉人按照仍然欠上诉人200万元借款处理。由此可见，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定《协议书》有效，更进一步对《协议书》中的债权债务数额作出了错误的、且自相矛盾判决。五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的借款本金5257880.15元以及利息928892.05元未偿还。由于上诉人在一审提起诉讼时对于收取五被上诉人的本金和利息记账出现失误，经过一审庭审调查质证并计算后，五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款本金人民币5257880.15元以及截止到2018年7月14日的利息928892.05元未偿还。四、一审判决认定“刘炬主张五被告支付律师费80万元的请求，由于刘炬仅能提供3万元的律师费发票及转账凭证，本院对该部分的律师费的实际发生予以确认，对于超出部分，刘炬未能证明已实际支出，故本院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关于上诉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上诉人和五被上诉人间在借款确认书中已经有相应的约定。一审开庭时，上诉人依据与律师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支付了部分律师费，所以才有部分律师费的票据。但上诉人因为本案系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且已经委托了律师代理参加了一审的诉讼活动，且也将参加本案的二审诉讼活动，该律师费80万元为委托人根据其与律师所约定所必须负担的成本，至于上诉人是否实际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了代理费用，是上诉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问题，由于委托代理合同具有诺成性，且律师事务所一直在履行代理义务，上诉人必须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费。至于上诉人是否向一审法院提交律师费票据，与被上诉人方依据约定承担的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共同辩称：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本息余额仅为100万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第二、第三人李卫兵并非是一审判决的权力享有人，或者是义务承担人，也非是涉案的合同相对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原审第三人李卫兵述称：请求撤销本案一审判决。一，本人系本案实质上的最终债权人，应当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2018年10月31日，李卫兵与刘炬经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刘炬将在本案中持有的对林怀、陈若飞二人共同的合法债权本金800万元项下的所有权益；此债权作价719万元整全部合法转让给本人，用于偿还刘炬对本人的借款本息691.6万元；且本人已按照约定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了27.4万元的债权转让对价余款后，双方债权债务两清。合同签订后，本人与刘炬于当日在广州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公告》通知本案的被上诉人，告知上述债权转让事实，至此本人已合法有效取得本案中刘炬对被上诉人的所有债权利益。二，本案出现严重证据事实认定不清、混淆客观事实的错误推理，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结果。原因如下：1、本案中刘炬与林怀、陈若飞等五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在我与太太刘运娥未知情的前提下签订涉案《协议书》，实为无效协议。该协议约定：“自甲方（刘炬）依据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取得1200万元之日起，乙方仅欠甲方100万元借款未还；如未取得1200万元则乙方按仅欠甲方200万元处理…”，显然协议中的这1200万元是永远不可能支付给刘炬的，因为调解书项下民间借贷本金600万元的债权人是我太太刘运娥名下的，借款人是科美公司、担保人是林怀、陈若飞、百鸿公司、百荔公司，此借款自2014年9月出借，借款期3个月，借款到期之后借款人拒不还本付息，本人多次上门催收，借款人长期耍无赖、欺诈、威胁，逐被迫多次展期，只好采用司法手段维权催收，对百荔公司进行了诉前查封，然后予以了起诉，2018年6月借款人看到不能再赖下去了，逐主动提出双方协商调解书在法庭上和解，在签订和解方案之时，我方坚持按照法定允许的最高借贷年息24%收回本息，借款人、担保人均表示愿意接受，但是他们说账户上的钱还被其他知情的债权人查封了几千万，造成了短期资金紧张，恳请我方收到本息后，再借给科美公司100或200万元应付一下刘炬，防止刘炬也去查封账户，这样会导致百荔公司安置房项目瘫痪，我和太太刘运娥寻思此笔借款本息可以早一点收回来，且借款人、担保人手头有政府安置工程房建设项目、商业地产开发项目，还有污水处理厂等多个盈利项目，应该可以还得起这100或200万元借款，于是就同意并签署了本案中由科美公司起草的《借款协议》，双方从未谈及将我太太刘运娥调解书下所有的1200万元债权执行款让渡给刘炬收取，协商内容也未告知刘炬，由此可见刘炬所签署的《协议书》中刘炬本人永远不可能成就收到调解书所拥有的债权1200万元，这个条约有失公平；同时本案被上诉人明知道刘炬与刘运娥有关系，且二人又都是被上诉人不同借款的主体的债权人，在未经刘炬、刘运娥互相确认和授权的情况下，分别与刘炬签订《协议书》、与刘运娥签订《借款协议书》，故意涉陷刘炬、刘运娥分开签署自己无权处置的债权、并可能造成自己债权损失的相关协议书，实为被上诉人主观故意、蓄意预谋、欺诈诱骗事实真相，在此恶意蓄谋的前提下刘炬签立了《协议书》，应当视为无效协议。2、本案中一审判决“结合五被告提供的有刘炬签名的《委托收款证明》、《承诺函》，刘炬要求五被告向刘运娥账户归还涉案款项等事实，可印证刘炬与刘运娥之间的关系紧密，故刘炬与涉案债务人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对双方债权债务作出结算，附条件免除债务人部分债务，符合双方的借贷习惯”事实认定不清。原因如下：其一，五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刘炬签名的《委托收款证明》充分显示的事实是：在2018年1月26日刘炬与五被上诉人经过协商将本案中所涉及债权余额本息进行结算确认为：余欠本金480万元、利息180万元，本息欠款合计600万元，双方并约定五被上诉人在2018年2月2日前只需还500万元，划付刘运娥账户，即视为双方在本案所涉债权债务两清；之后被上诉人又一次耍赖违约，拒不还款。一审法院以此《委托收款证明》证据判定刘炬和刘运娥有紧密关系，错误的以符合借贷交易习惯从而推导出刘炬自愿将本人名下600万元的债权在与五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中免除500万元债务、甚至更多的金额，这是完全不符合借贷交易习惯和规则的。上述《委托收款证明》只能证明若刘炬在2018年2月2日前收取五被上诉人担保人500万元的前提下，才同意免除五被上诉人与其之间的债权债务600万元同时证明由刘运娥代为收款500万元的事实，不能证明刘炬等同于刘运娥。其二，五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刘炬签名的《承诺函》，此证据充分显示：2017年10月25日五被上诉人和刘炬之间，在未经过《承诺函》中所涉及的债权人刘运娥授权的情况下，对其债权予以越权约定承诺。其三，自本人2013年12月25日向刘炬出借第一笔借款260万元之时，就已经是刘炬的债权人，本人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变更诉讼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在庭审前法官告知，不予受理，只做第三人旁听；并且在2018年9月3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8）粤01执复414号裁决中，本人已经对刘炬名下的执行案号：（2017）粤0183执1718号案项下所拥有的债权，予以了合法转让。（该债权为本人于2013年12月25日出借刘炬的第一笔借款260万元）。故此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忽视本案事实：五被上诉人明明知道刘运娥与刘炬有关系，仍然在刘炬未经授权、私下多次约定处置刘运娥的债权权益，实为双方主观故意而为之，并可能造成本实际债权人实质性的重大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刘炬与五被上诉人签订的不可成就的《协议书》条款，有失公平，有恶意放弃和免除被上诉人大额债务之实，所以该《协议书》自始就无效。其四，是从人民法院审判网的公开信息可以查证，林怀、陈若飞及其相关联的所有公司，长期以来他们以手头有发展项目为名、以高利息诱惑各方债权人出借资金，然后拒不偿还本息，采用各种手段赖账，现已被众多的债权人起诉，他们肆意侵占挥霍法庭资源，损害借款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的规定，肯请法官查实。刘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林怀、陈若飞共同向刘炬偿还借款本金6752994.05元；2、由林怀、陈若飞支付自2017年9月6日至完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自2017年9月6日至起诉之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1436138元）；3、由林怀、陈若飞共同向刘炬支付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80万元；4、由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对林怀、陈若飞的上述给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由五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炬（甲方、出借人）与林怀（乙方、借款人）、陈若飞（乙方、借款人）、百鸿公司（丙方、保证人）、科美公司（丙方保证人）、百荔公司（丙方、保证人）签订《借款确认书》，内容为：1、经过各方查账对账共同确认截至2015年12月14日，乙方共欠甲方1140万元，其中本金800万元，利息340万元；乙方确认已收取全部借款本金，分别为2014年4月14日通过刘炬招商银行账户向乙方指定的百鸿公司农商行银行账户划账300万元（有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为凭）、2014年4月4日通过案外人张莉工商银行账户向乙方指定的百鸿公司农商行银行账户划转300万元（有工商银行电子渠道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凭证为凭）、2014年4月15日通过刘炬招商银行账户向乙方指定的百鸿公司农商行银行账户划转200万元（有招商银行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为凭）。2、各方确认还款日期展期至2016年1月31日，展期借款利率从2016年1月1日起调整为月利率3%，每月28日支付，展期期间乙方还需承担应付未付的340万元借款利息按月1%计算的资金占用费。3、乙方在2016年1月31日前不能还清所欠本金和利息的，乙方还需承担每天0.1%的违约罚金。4、丙方同意为乙方在借款确认书中的全部借款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服务费等处分抵押物的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甲方代垫费用和其他费用；丙方的保证期间自借款展期到期之日起两年；各连带保证人都是对借款确认书承担独立担保责任。林怀、陈若飞在乙方一栏处签名按捺，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在丙方一栏上盖章。2018年1月30日，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在《借款担保责任确认书》上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内容为：“鉴于：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因百鸿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于2014年4月14日以林怀、陈若飞名义向刘炬借款人民币800万元作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至2016年1月31日。现为保证借款本息的尽快归还和各担保人担保责任的延续性，各担保人确认继续为此笔借款未归还的本息作连带责任担保。”五被上诉人主张还款情况如下：2014年5月14日百鸿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2014年5月16日百鸿公司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4年6月16日百鸿公司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转账20万元给刘炬，2014年7月18日百鸿公司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4年7月22日百鸿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2014年8月19日百鸿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4年9月23日百鸿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4年10月16日百鸿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4年11月3日科美公司转账27万元给刘炬，2014年11月20日百鸿公司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2015年1月20日百鸿公司转账12万元给张保应、转账20万元给刘炬，2015年2月17日袁玲玲转账32万元给刘炬，2015年2月2日科美公司转账27万元刘炬，2016年2月5日百鸿公司转账8万元给刘炬，2016年3月17日百晟公司转账100万元给刘炬，2016年6月3日百晟公司转账100万元给刘炬，2016年6月30日百晟公司转账20万元给刘炬、2016年7月7日百晟公司转账30万元给刘炬、2016年9月29日百鸿公司转账200万元给刘炬、2016年11月4日百晟公司转账100万元给刘炬、2017年1月25日广州锦灏贸易有限公司转账50万元给刘炬、2017年4月1日百晟公司转账10万元给刘炬、2017年7月6日百晟公司转账50万元给广州市美雅服装有限公司（2017年7月5日，刘炬在《收据》中签名，确认收到百晟公司支票50万元，该50万元为林怀、陈若飞委托百晟置业代归还刘炬借款800万元的部分本金）、2018年2月12日广州力马投资有限公司转账40万元给刘炬（用途为“代还借款本金”）、2018年2月13日广州聚晟投资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给刘炬（摘要为“代还借款本金”）。2017年10月25日，刘炬在“承若人”栏上签名，向科美公司出具《承诺函》，内容为：“鉴于2016年1月5日，本人刘运娥与科美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确认书》（详见复印件副本），双方共同确认：截至2015年12月30日贵公司尚欠本人600万元（陆百万元整）本金和利息351万元（叁佰伍拾壹万元整），展期至2016年1月31日还款，展期月利率3%，每月28日付息。现因考虑到贵公司的实际经营困难，本着友好合作互利互惠原则，本人承诺：最后还款日期展期至2017年12月31日，若你们在展期内还款1017万元（人民币：壹仟零壹拾柒万元整），则视同贵公司全部清偿原《借款确认书》项下所欠的本金和利息；若不能在展期内还款1017万元的，则按照原《借款确认书》条款计算方式执行本金、利息和各项费用的清算，本人将保留一切维权措施。”刘炬质证称须对《承诺函》中“刘炬”签名进行核实，但未在本案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2018年1月26日，刘炬在《委托收款证明》上签名按捺，内容为：“鉴于2014年4月14-15日，乙方林怀、陈若飞二人作为共同借款人，以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为连带责任担保人，有偿向甲方出借人刘炬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小写：800万元）；截止2017年7月6日已还款660万元（其中：本金320万元，利息340万元），截至2018年1月14日余欠刘炬本金480万元，余欠利息180万元（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8年1月14日，25个月，利率从原3%优惠至1.5%计算），共计余欠甲方刘炬本息660万元。为妥善处理借款事宜，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本人承诺在2018年2月2日前收到（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万还款，则双方债权债务两清，收款账户如下：户名：刘运娥账号：17×××00-5277开户行：民生银行深圳红岭支行特此委托！”。2018年6月，刘炬作为甲方（出借人），林怀、陈若飞作为乙方（借款人），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就甲方此前出借给乙方的借款本金800万元，丙方提供保证相关事宜，各方当事人签订了一系列合同等文书，后签订有《借款确认书》，现各方就该事宜协议如下：1、甲乙方三方一致确认，就上述借款本息，自甲方依据【案号：（2017）粤0183民初7496号】《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取得1200万元之日起，乙方仅欠甲方100万元借款未还；如未取得1200万元，则乙方按仅欠甲方200万元借款处理。2、自科美公司委托刘运娥清还给甲方上述款项之日起，甲乙丙三方的权利义务全部结清并给付完毕，甲方不得再向乙方或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益。3、如刘运娥未全额出借上述款项给丙方科美公司用以出借给甲方，则乙方丙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以下无正文）”。有刘炬、林怀、陈若飞签名和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的盖章。2018年6月，刘运娥作为甲方（出借人），科美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百晟公司、百鸿公司、百荔公司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内容为：“一、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三条履行完毕，且刘炬开具书面确认书确认800万元借款本息（借款人林怀、陈若飞）全部清还完毕，即证明乙方借到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或200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以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的金额为准），借款期限为自2018年6月日至2019年1月31日为止，借款月息为2%。若借款人在借款期限内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则出借人免除借款人全部利息。如逾期清偿，则从借款之日起按月息2%计息，并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二、丙方百晟公司、百鸿公司、百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二年，直至清偿完结为止。三、自刘运娥的账户（账号：47×××77，开户银行：民生银行红岭支行）按乙方书面通知的金额转入，刘炬的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新塘支行，账号：62×××87）款项后，本协议生效。（备注：实际借款金额以甲乙双方确定的金额为准）。”有刘运娥签名及科美公司、百晟公司、百鸿公司、百荔公司的盖章。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各方当事人达成以下协议：一、刘运娥与科美公司双方确认至2018年6月8日止，科美公司尚欠刘运娥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528万元（利息的计算期间：从2014年9月30日起至2018年6月8日止）未付；二、科美公司确认应向刘运娥支付律师费72万元；三、对于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合计1200万元），刘运娥同意由百荔公司承担，并由百荔公司于2018年6月9日前一次性支付给刘运娥；四、若百荔公司不按期足额偿还上述债务，刘运娥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五、在强制执行期间，刘运娥有权申请法院对百荔公司账户内存款1200万元进行扣划，如不能成功划转的，百荔公司还应向刘运娥支付借款利息，且有权要求科美公司、百鸿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刘运娥确认免除陈若飞、林怀在该案中的所有民事责任。2018年6月21日，一审法院根据（2018）粤0118执3463号执行扣划百荔公司1200万元，并于2018年6月27日、7月31日向刘运娥发放合计1200万元。第三人李卫兵在本案开庭前向一审法院提交《更换当事人申请书》，以其与刘炬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书》获得涉案债权本金800万元及利息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本案原告为李卫兵。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追加李卫兵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五被上诉人对涉案借款事实不持异议，确认借到刘炬800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的借贷事实。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2018年6月的《协议书》是否对各方发生效力。二、五被上诉人尚欠刘炬款项金额。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2018年6月《协议书》的表面形式来看，签订协议的各方当事人与本案借款的各方当事人完全一致，出借人均为刘炬，借款人均为林怀、陈若飞，保证人均为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其次，《协议书》签订各方确认其签章的真实性，但刘炬主张该协议不合法、不客观、不具有履行性，对此，一审法院作出以下分析：关于合法性，该《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关于客观性，既然《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炬虽主张其是被迫签名，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刘炬在第一次庭审时承认其签订《协议书》是认为与本案债权无关而“随意”签订的，故《协议书》应为客观真实的；关于可履行性，刘炬认为其并非（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其自始至终无法获得该案的1200万元债权，故《协议书》约定自其取得1200万元之日起，林怀、陈若飞则尚欠其100万元的约定根本无法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刘炬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涉案借款金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不可能“随意”签订无可履行性的权利处分协议，此为其一；其二，若刘炬在签订《协议书》时已明知无法履行而继续与对方签订，则刘炬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协议对方有权要求刘炬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三，结合五被上诉人提供有刘炬签名的《委托收款证明》、《承诺函》，刘炬要求五被上诉人向刘运娥账户归还涉案款项等事实，可印证刘炬与刘运娥之间关系紧密，故刘炬与涉案债务人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对双方债权债务作出结算，附条件免除债务人部分债务，符合双方的借贷习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高度盖然性原则，确信刘炬与五被上诉人一直有协商还款并免除部分债务的事实。刘炬主张《协议书》不合法、不客观、不具有履行性，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刘炬与五被上诉人于2018年6月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对债权债务重新作出的结算，应当视为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均应恪守履行。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据五被上诉人提供（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扣划业务委托书及银行回单，一审法院已根据（2018）粤0118执3463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6月21日向百荔公司账户扣划1200万元，并于2018年6月27日、7月31日将1200万元发放到刘运娥账户。至此，《协议书》条件成就，按约定林怀、陈若飞仅欠刘炬100万元借款未还。刘炬主张超过借款本金100万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五被上诉人自2018年2月14日起未向刘炬归还过借款，双方亦未明确约定剩余欠款的还款时间，由于1200万元的执行款最后一笔于2018年7月31日发放到刘运娥账户，即剩余100万元的借款利息应从2018年8月1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逾期还款利息应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关于刘炬主张五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80万元的请求，由于刘炬仅能提供3万元的律师费发票及转账凭证，一审法院对该部分的律师费的实际发生予以确认，对于超出部分，刘炬未能证明已实际支出，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林怀、陈若飞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刘炬返还欠款100万元及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林怀、陈若飞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刘炬支付律师费3万元；三、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刘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472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42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50元由林怀、陈若飞、百鸿公司、科美公司、百荔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60474元由刘炬负担。二审期间，各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提交一份律师费发票和工行电子回单，原审第三人提交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书》等证据，各方庭询时均确认质证意见以庭询为准，无需开庭质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确认，刘运娥为刘炬的姑姑；上诉人于2020年1月7日向其代理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转账20万元，该律所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2018年10月31日，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上诉人将本案涉及债权作价719万元转让给原审第三人。再查明，上诉人与其代理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代理人支付方式为风险代理，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标的额或实际收到的对方支付的借款本息总额的10%收取律师费，第五条约定上诉人须先支付办案费用3万元。2018年7月26日，上诉人向其代理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3万元，该律所向其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6月的《协议书》是否对各方发生效力的问题。首先，案涉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且无证据显示违反自愿原则，故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各方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案件的当事人为刘运娥而非刘炬，但双方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仍在案涉协议第一条确认刘炬为该案件所涉债权的实际债权人，同时上诉人刘炬与案外人刘运娥存在亲属关系，而且上诉人曾以刘运娥的名义向被上诉人科美公司出具《承诺书》，此外刘运娥在与科美公司等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中，也以刘炬确认收到被上诉人还款作为其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条件。综合前述证据来看，一方面，该《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即甲方刘炬实现（2017）粤0183民初7496号案件所涉债权，从高度盖然性原则出发，双方订约时真实意思应当为刘炬或者刘炬自认的代理人刘运娥实现该案债权；另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也要求，任何民事主体在法律交往中，均负有基本的、在特定交往环境下让自己的言行不被误解的谨慎义务，若故意违反该义务，并导致相对人对表意人的行为做了该特定交往环境下的一般理解，相对人据此作出的行为，也应具有信赖保护价值。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约定事项已实现，双方之间债权债务本金数为壹佰万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外人刘运娥并非本案所涉《协议书》的签订方，该合同不能对其发生效力，刘炬与刘运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刘运娥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应由双方之间的合同确定，而不由《协议书》确定；同理，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格，亦不能约束被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权金额进行认定，依据的是该双方当事人的协议。即使原审第三人受让债权的价格高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权金额，也不能认为一审判决损害原审第三人权利。第三，关于律师费问题。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向其代理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20万元律师费，而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代理人支付方式为风险代理，支付金额为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标的额或实际收到的对方支付的借款本息总额的10%收取律师费，该付款金额及时间均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不能将此金额确定为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上诉人律师费金额。但考虑到上诉人与其代理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确定存在关于律师费支付条件和金额的约定，而且截至本案二审判决日本案所涉债权本息总额大约110万元，为避免重复讼累，本院认定被上诉人林怀、陈若飞应当承担上诉人已支付的20万元律师费中的11万元（本息总额110万元的10%），加上之前上诉人已支付的3万元，合计14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一审判决后发生新的事实，本院依据新的事实改判。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0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0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50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林怀、陈若飞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向刘炬支付律师费14万元”；四、驳回刘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472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其中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50元由林怀、陈若飞、广州百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百荔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60474元由刘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724元，由上诉人刘炬负担73528元，林怀、陈若飞、广州百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科美环保实业有限公司、广州百荔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19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