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民终1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1,女,2001年4月28日生,水族，农民，贵州省雷山县人，住雷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2,男,1980年3月2日生，水族,农民，贵州省雷山县人，住雷山县。系韦某1父亲。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某3，男,1945年3月6日生,水族,农民，贵州省雷山县人，住雷山县。系韦某1之祖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男,1978年9月23日生,苗族,农民，贵州省雷山县人，住雷山县。上诉人韦某1、韦某2、韦某3因与被上诉人余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4民初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某1、韦某2、韦某3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4民初3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对余某与韦某1、韦某2的纠纷的事实查清，便认定韦某2、韦某1、韦某3存在过错，应退还相应彩礼81800元。双方于2017年按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时，余某为成年人，韦某1系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韦某1太年幼、不懂事。办结婚仪式后，余某、韦某1非法同居一个月之久，余某存在诱骗未成年少女同居的行为，余某应存在较大的过错。2、韦某1从余某家离家出走也是没有过错的，因韦某1年幼无法忍受余某的夫妻生活，又是无效婚姻，给年幼的身心造成伤害。余某紧追不舍，多次打电话骚扰韦某1和逼迫韦某2要退钱，给韦某1造成较大的心理阴影，并造成精神失常，现已住进医院治疗并产生了大额的医疗费。综上所述，余某按农村习俗送的彩礼金给韦某2家人是自愿行为，韦某1一方并无索取财物行为，现剩下的26492元彩礼应作为伤害韦某1经济补偿，韦某2一家不在返还。因余某存在较大过错，引诱未成年人韦某1结婚并非法同居的行为给韦某1造成较大伤害，应承担经济补偿或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便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求贵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余某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支持。韦某1与余某的婚姻属于自由恋爱，按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是经过韦某2、韦某3的同意的。韦某2、韦某3在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前，收取了余某的彩礼金。韦某1在举行结婚仪式一个月后离家出走，并称与他人结婚，要求余某不要再电话联系她，其行为有骗婚索要彩礼金嫌疑。上诉人称韦某1因本纠纷精神失常，无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完全是为了逃避承担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愿返回彩礼金而故意编造的谎言，没有任何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于情、于理、于法均不能容忍。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剩余彩礼26492元；2.本案一切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余某与被告韦某1于2016年12月互相认识后,于2017年3月按农村风俗在原告家举行婚礼仪式,事后没有办理婚烟登记手续。双方举行婚礼仪式前,原告余某向被告韦某3、韦某2分别支付彩礼共计81800元,办酒时被告韦某1父母返还原告17808元。办酒后双方同居了一个多月。之后，被告韦某1离家出走至今。原告多次与被告韦某1电话联系不上。被告韦某1出走之后,双方为彩礼钱发生争执。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退回彩礼钱，被告韦某2退回原告26500元,被告韦某3退回原告11000元,现还剩26492元没有退还,原告多次追索未果后向该院提起诉讼。经该院主持调解未果。同时查明：被告韦某3与被告韦某2系父子关系，被告韦某2与被告韦某1系父亲与子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本案中，被告韦某2、韦某3以原告余某与被告韦某1“结婚”为由，收取原告礼金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属无效行为，对其收取的礼金依法应予返还。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来看，被告韦某2、韦某3共收原告余某彩礼81800元，先后退回17808元、26500元和11000元,现还剩26492元没有退还。原告余某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胡某、刘某、耿某到庭作证，经查，证人胡某、刘某、耿某到庭详细陈述了原告给付被告礼金的地点、数额等详细过程，该证言内容与原告陈述相互印证，加之结合当地给付礼金的习俗，该院对证人胡某、刘某、耿某的证言予以采信，并对原告主张的该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被告辩称当时只收到60000多元，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符，该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鉴于被告韦某1离家出走后，双方已解除同居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相关彩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但应结合本案原告余某与被告韦某1双方相处时间、过程，结合当地风俗习惯以及被告韦某1与原告余某同居时被告韦某1还年幼等因素，该院依法酌定被告返还原告礼金数额为20000元。本案被告韦某1、韦某3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韦某2、韦某3、韦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余某礼金20000元；二、驳回原告余某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元，系减半收取，由原告承担100元，由被告承担131元。二审期间，韦某2、韦某3、韦某1提交了韦某1于2019年9月14日至2019年9月27日在天津市安定医院的住院费用清单及住院证、凯里西南联合精神康复医院于2020年1月10日出具的《疾病证明书》等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韦某1与余某于2017年3月按农村风俗办结婚酒并同居一个月后便离家出走，即便韦某1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期间因病住院的事实属实，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韦某1从余某家出走两年之后患病的后果系2017年3月双方婚约纠纷所导致。本院认为，韦某2、韦某3、韦某1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再组织双方就上述证据进行质证。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余某向韦某2等人支付彩礼，其目的是拟与韦某2之女韦某1缔结婚姻。韦某1与余某自愿按当地风俗举办婚礼仪式并同居一个多月后，即离家出走。因韦某1离家出走，致使余某与韦某1未能办理结婚登记、缔结婚姻，余某拟与韦某1缔结婚姻的目的已不能实现，余某要求韦某2等人返还彩礼应予支持。因韦某1、韦某2、韦某3仅返还了部分彩礼，余某诉至法院要求韦某1、韦某2、韦某3返还已给付的全部彩礼，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解除婚约的原因、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扣除已退还的彩礼外，酌情判决韦某1、韦某2、韦某3还应退还余某彩礼20000元，并无不当。韦某2等人上诉称本案纠纷已给韦某1造成精神失常并住院治疗，尚未退还的彩礼应作为经济补偿。本院认为，即便韦某1因精神失常并住院治疗是事实，但是现有的证据也不足证明该后果系本案婚约纠纷或余某行为所导致的。韦某2、韦某3、韦某1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韦某2、韦某3、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韦某2、韦某3、韦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田 嫄审判员  王山地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罗安松书记员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