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民终7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挺军，男，196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平，浙江海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松国，男，196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浙江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舟山市金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昌正街82号昌正大厦1108、1109室。 法定代表人：朱松国，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刘安国，男，195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 上诉人张挺军因与被上诉人朱松国、原审第三人舟山市金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刘安国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杨开平，被上诉人朱松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了各自意见并接受法庭询问。原审第三人金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松国、刘安国通过电话发表了答辩意见。因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挺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松国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本案未发生股权转让事实”存在错误。2017年10月16日张挺军与朱松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金海公司股东会作出了同意转让股权的决议，次日该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6月8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对金海公司擅自将张挺军名下5%股权变更登记至朱松国名下的行为，作出舟市监普处字（2019）第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张挺军是金海公司股东。2017年10月16日张挺军按朱松国的指示将15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入金海公司账下。朱松国、蒋义云在同日汇给张挺军的150万元是借款。对此，朱松国在庭审开始时予以认可，并在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与张挺军、蒋春山达成协议，让张挺军在我公司入股5%（150万元）。他当时没有钱，所以我借了100万给他，加上蒋春山借给他的50万元，共计150万元，张挺军将此150万元打入我公司账户”。所以原审以“张挺军未向朱松国、蒋义云出具过借款凭证为由否定借款事实”是错误的。依法理，付款不是成为股东的必然条件，只要股权受让人登记在股权名册或在工商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就是公司股东。如受让人没有付款，可以责令其付款或解除合同返还股权。二、原审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张挺军持有的金海公司5%股权属于朱松国所有，混淆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概念。张挺军并非名义股东，是为了符合农业部远洋渔业船建造而进行的股东登记；朱松国也非该5%股权的实际股东，而是根据农业部有关远洋渔业船建造规定将该5%股权进行了实质转移，否则各方没有必要约定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界限。张挺军与朱松国之间股东权利的转移存在对价，且为实质转让。至于张挺军在完成相关手续后的撤资约定，更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实质股权转让关系，否则无需约定撤资义务。原审法院引导朱松国调整诉请，将股权转让纠纷变更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错误的，本案案由应为股权纠纷。 朱松国辩称，一、本案中张挺军未实际出资，是名义股东。从本案所涉150万元资金流向来看，其中100万元由朱松国转至张挺军，再转至金海公司回到朱松国，另外50万元由蒋义云（系金海709船舶的合伙人和实际建造出资人）转至张挺军，再转至金海公司后回到蒋义云。因此，张挺军未实际出资，案涉的金海公司5%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仍为朱松国，且金海公司另一名股东刘安国知道该事实，也对朱松国的原审诉讼请求予以认可。在张挺军名义上持有金海公司5%股权期间，其并未行使过任何股东权利，该股份相应的股东权利仍由朱松国实际行使。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工作纪要》第2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判结论正确。二、根据双方约定，张挺军理应将案涉股权返还给朱松国，并作变更登记。双方的承诺书第三条明确约定，在完成相关申报手续后，张挺军须及时撤资，撤资后承诺书自动作废。金海709号船的申报手续已于2017年11月21日办理完毕，张挺军理应将其名义上持有的金海公司5%股权返还给朱松国，并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张挺军以根据承诺书的约定本应撤资而未撤资的不当行为，来请求法院认定其系金海公司股东，其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三、本案上诉对张挺军毫无意义，持有金海公司5%股权并非张挺军的目的。承诺书第一条约定，在注资期间，金海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同张挺军无关，张挺军不得参与。张挺军不承担金海公司可能产生的相关经济及法律责任。因此，即使本案中支持张挺军的上诉请求，使张挺军持有金海公司5%股权，张挺军也不能享受作为金海公司股东的实际权利，反而将导致张挺军对朱松国和蒋义云负有150万元债务的法律后果。张挺军提起本案上诉的真实目的在于宁波海事法院正在审理的（2019）浙72民初1618号案件。在该案件中，张挺军要求金海公司向其返还金海709船舶建造政策性补助350万元，但该款项金海公司已全额支付给了船舶建造的实际出资人蒋义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挺军的上诉请求。 金海公司述称，为了向国家申请造船指标，张挺军需要在金海公司占有股份，所以由朱松国转让给张挺军5%股权。张挺军实际上没有出资，仅仅是名义上持有该股权。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刘安国述称，金海公司和张挺军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是为了向国家申请造船指标才入股金海公司的。张挺军实际上没有出资过。张挺军把造船指标以50万元转让给了其他人。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朱松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张挺军持有的金海公司5%股权为朱松国所有，并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朱松国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7日，张挺军将原“华鹰816”鱿钓船灭失后获得的新船建造指标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蒋春山。新船建造及后续运营须挂靠具有资质的公司，张挺军与金海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签订承诺书1份，约定：因申报“金海709”的需要，张挺军向金海公司注资15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金的5%，注资期间双方的经营行为同对方均无关，完成申报手续后张挺军须及时撤资。同日，张挺军和朱松国（金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朱松国将金海公司15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5%）转让给张挺军。金海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转让，并确认股权结构：朱松国持股59%，刘安国持股36%；张挺军持股5%。同日，朱松国向张挺军汇款100万元；蒋义云（新船合伙人）向张挺军汇款50万元，张挺军收到上述150万元款项后将其汇入金海公司。2017年10月20日，朱松国和张挺军将案涉5%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挺军名下。金海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向蒋义云返还50万元，于2018年10月25日向朱松国返还50万元，于2018年10月31日向朱松国返还50万元。2018年10月31日，“金海709”鱿钓船建造完成，并于同年11月2日登记在金海公司名下，金海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获得新船建造补助资金350万元，并将该补助资金移交给该船的实际所有人蒋春山等。张挺军于2019年9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金海公司要求返还“金海709”鱿钓船船舶建造政策性补助350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浙0903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宁波海事法院处理。 另查明，2018年2月27日，金海公司向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提交了股权变更登记材料，将张挺军名下金海公司5%股权变更登记至朱松国名下，但张挺军签名系代签。2019年2月27日，张挺军就此向该局举报，该局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舟市监普处字【2019】第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金海公司十日内改正，并处罚款5万元。故案涉5%的金海公司股权又变更登记至张挺军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张挺军为配合新船指标受让人蒋春山等建造“金海709”鱿钓船的需要，既与金海公司签订了承诺书，又与朱松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从目前金海公司股权结构来看，刘安国股权并未发生变化，实际未发生承诺书约定的向公司注资的事实；从150万元的资金流向来看，其中100万元由朱松国转至张挺军，再转至金海公司后回到朱松国，其中50万元由蒋义云转至张挺军，再转至金海公司后回到蒋义云，朱松国仅收回了自己的100万元，并未收到股权转让款150万元，显然本案中亦未发生股权转让的事实。关于张挺军提出的向朱松国、蒋义云借款150万元购买金海公司5%股权的抗辩意见，因张挺军既未向朱松国、蒋义云出具过借款凭证，又未将15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朱松国，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案并不存在张挺军向公司注资或受让朱松国股权的事实，虽然朱松国名下金海公司5%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挺军名下，但这仅是出于新建“金海709”鱿钓船的需要而形成的股权代持，故本案案由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金海709”鱿钓船已于2018年11月建造完成，并挂靠金海公司开展经营，且张挺军亦非该船的实际所有人，已无继续代持股权的必要，应将代持的金海公司5%股权恢复登记至朱松国名下。关于张挺军提出的金海公司将“金海709”鱿钓船的新船建造补助金350万元擅自交付给蒋春山，侵犯其合法权益，故拒绝返还股权的抗辩意见，因张挺军已就新船建造补助金的归属争议诉至宁波海事法院，且即使金海公司对上述补助金移交错误，张挺军也无权向金海公司股东朱松国主张赔偿责任，故张挺军不能据此拒绝履行股权恢复登记义务，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张挺军名下的金海公司5%股权为朱松国所有；二、张挺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协助朱松国将上述股权恢复登记至朱松国名下。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张挺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除案涉5%的金海公司股权又变更登记至张挺军名下一节外，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陀分局作出舟市监普处字【2019】第6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原登记在张挺军名下后变更登记在朱松国名下的5%股权未再次变更至张挺军名下，现仍登记在朱松国名下。还查明，农业部在2017年11月21日批准了“金海709”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登记在张挺军名下（现已变更登记在朱松国名下）的金海公司5%股权是否为朱松国所有。 虽然朱松国与张挺军协议约定将朱松国持有的金海公司5%股权转让给张挺军，金海公司股东会也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张挺军被登记为金海公司股东。但是上述股权转让并非朱松国与张挺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朱松国与张挺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金海公司与张挺军另外签订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中约定，在注资期间，金海公司的任何经营行为同张挺军无关，张挺军不得参与。张挺军不承担金海公司可能产生的相关经济及法律责任。该约定明显有悖于真实的股权转让情形下，公司经营与股东利益息息相关的常理，表明朱松国与张挺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为了让张挺军成为金海公司的股东。诉讼中朱松国和张挺军均确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向农业部申请船网工具指标要求张挺军必须在金海公司持有股权。由此可见，朱松国和张挺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使张挺军成为金海公司的名义股东，以便于向农业部申请船网工具指标，但实际上双方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故张挺军所持金海公司股权应为代朱松国持有。张挺军上诉称其与朱松国之间的股权转让为实质转让，其并非名义股东，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张挺军应在完成“金海709”船网工具指标申报手续后，将代持的股权返还给朱松国。但是，张挺军未遵守约定及时返还股权，并在获知“金海709”鱿钓船有350万元国家补助款后，以该笔补助款的归属未明确为由，主张返还股权的条件尚不成就。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中所约定的，“在注资期间，张挺军的任何经营行为同金海公司无关，金海公司不承担张挺军可能产生的相关经济及法律责任”，与“在完成相关申报手续后，张挺军须及时撤资”，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牵连关系。即使张挺军对补助款的归属有异议，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向朱松国返还股权。况且，张挺军已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海公司返还该补助款。故，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张挺军应将其代持的金海公司股权返还给朱松国。刘安国作为金海公司的股东，知道张挺军系代朱松国持有金海公司5%的股权，其未提出异议，并且同意朱松国的诉讼请求。因此，朱松国请求张挺军将持有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本人名下，应予以支持。鉴于张挺军持有的金海公司5%股权现已实际变更登记到朱松国名下，故本案判决只需确认原登记在张挺军名下的金海公司5%股权为朱松国所有即可。 综上所述，张挺军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二审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故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763号民事判决书。 二、确认原登记在张挺军名下（现已变更登记在朱松国名下）的舟山市金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5%股权为朱松国所有。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旭涛 审 判 员 熊俊杰 审 判 员 刘燕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龚杨 代书记员 张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