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竟宇，男，1973年5月3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本华，男，1964年6月12日生，蒙古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上述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廷彪，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选琼，女，1975年3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普毅，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竟宇、余本华因与被上诉人邓选琼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马关县人民法院（2019）云2625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3月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及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竟宇、余本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选琼承担。事实及理由：1、原审认定涉案土地是刘竟宇、余本华和谭信安三家争议的，是错误的。土地的争议主体是不上述人员，而是周永藩和谭彝德。刘竟宇、余本华和邓选琼三人都不是土地使用权人主体，无权签订土地调解协议。2、原审认定刘竟宇、余本华和谭信安三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也是错误的，刘家和谭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并未签字，三家人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刘竟宇、余本华和邓选琼三人无权代表三家达成协议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3、刘竟宇向法庭提交的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足以说明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侵犯了刘兴友、刘仲英法定继承人的权利。4、原审理解法律条文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没有人民调解员签名的调解协议是无效的。邓选琼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诉称与事实不符。1．周永藩并非本案诉争土地的所有权人的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本案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对调解事实经过并无异议。根据两户的土地使用权证四至界限可以确定，仅有刘竞宇户东至鱼塘边，余本华户直接无鱼塘的份额，邓选琼户至“房外鱼塘”，对该鱼塘的四至面积有明确的记载。可见刘竟宇对诉争鱼塘没有任何权益，该“鱼塘”属邓选琼户所有。3．刘竟宇亲自参加了2018年4月17日的整个调解过程，其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情并同意的，不存在私自签订的情况，《人民调解协议书》上仅有刘竞宇的签字，系因当天除参加调解的三户外还有大量围观群众，导致场面非常混乱。为让调解工作继续，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协议书》发放给三户当事人观看后，让三户各推选出一名代表人签字。经调解委员会询问刘竟宇，当时并未提出反对。所以才让刘竞宇代表上诉人户签字。4．《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内容，实为邓选琼户为尽快结束邻里矛盾作出的让步，刘竞宇、余本华为利益即得一方，不存在侵占其合法权益的情形。从实际来看调解协议上三家人的面积分配大致相同，并未倾向哪一方。故一审判决事实清楚。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的三户人家多年因纠纷一直使用老证。现《人民调解协议书》各方已签字，且加盖有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合法有效。本案起因是刘竞宇、余本华缺乏契约精神，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反悔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本质上是民事行为，且能确定当日组织调解的人员，故刘竞宇、余本华的诉讼理由不能抗辩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履行，刘竞宇、余本华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刘竟宇、余本华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竟宇、余本华、谭信安三家对坐落于马关县都龙镇兴龙路（都龙农贸市场后）的菜园地、鱼塘等土地界线历来存在争议。2018年4月17日，在刘竟宇、余本华、谭信安三家相关人员参加下，由都龙综治办、都龙社区、都龙国土资源所、都龙司法所王正勇、王宏升、钟明、蔡正波等相关人员组成调解小组（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取证后主持调解，三家于同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以余本华户墙外皮为界，量出4.9米作为刘竟宇户与邓选琼（谭信安之妻）户的分界点，以此分界点到邓选琼户新建房屋邻刘竟宇户邓选琼户的墙外皮拉直线作为刘竟宇与邓选琼两户的分界线；在邓选琼与刘竟宇4.9米分界线内靠余本华户外墙一侧，由邓选琼让出宽50公分，长至余本华户老后门（已油漆打点）的面积归余本华等内容。该协议文本载有当事人刘竟宇、余本华、邓选琼（谭信安之妻）签名、捺印，并由调解单位都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印章。2018年5月7日，刘竟宇之母周永藩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法院，后经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周永藩的起诉。现刘竟宇、余本华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上无调解员签名及双方当事人不是争议土地的使用权人，无权处分土地，该行为侵犯他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为由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双方于2018年4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结合本案刘竟宇、余本华起诉的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不是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关于刘竟宇、余本华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事由是否成立。一、对于刘竟宇、余本华认为该调解协议侵犯他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虽刘竟宇、余本华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加以证明，但根据该证据显示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对刘竟宇、余本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对于调解员未在《人民调解协议书》文本上签名是否导致调解协议无效的问题。虽《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但并未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员未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则该调解协议书无效的法律后果。故该法律条款应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即违反该强制规定，不必然导致该协议无效。综上，原告刘竟宇、余本华主张原、被告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于事实、法律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竟宇、余本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竟宇、余本华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与双方当事人核对一审认定事实，邓选琼无异议。余本华、刘竟宇提出事实异议如下：1、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竟宇、余本华、谭信安三家对坐落于马关县都龙镇兴龙路（都龙农贸市场后）的菜园地、鱼塘等土地界线历来存在争议”有异议，认为有争议的应该是周永藩和谭彝德；2、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2018年4月17日，在刘竟宇、余本华、谭信安三家相关人员参加下……三家于同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有异议，认为调解协议是刘竟宇、余本华、邓选琼达成的，不能代表三家人。针对余本华、刘竟宇提出的第1项事实异议，本院认为，本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的（2019）云26民终406号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中已经明确，周永藩无证据证实其为本涉案土地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且从一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存根》来看，所记载的户主为刘兴友和刘仲英，亦不是周永藩和谭彝德。在余本华、刘竟宇无证据支撑周永藩和谭彝德享有涉案土地合法使用权的情况下，其提出此项的异议不能成立。针对余本华、刘竟宇提出的第2项事实异议，本院认为，邓选琼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会议签到表》两份，经余本华、刘竟宇质证后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该两份《会议签到表》上明确记载了包括刘竞瑜、周永藩、谭信萍等人在内的人员均参与了2018年4月17日的调解，证实调解是在刘竟宇及邓选琼的部分亲属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故对于余本华、刘竟宇主张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余本华、刘竟宇、邓选琼的个人行为的，本院不予支持。经二审审理，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调解员未签字是否导致协议无效；2、涉案协议是否存在无效之情形。关于调解员未签字是否导致协议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要阐明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人民调解协议是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之下，为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设立、变更、终止等而自愿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合意的体现。依法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自愿协商形成，均体现的是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使调解协议的内容确定了一方当事人对于某些权利或者利益的放弃，只要该种利益的放弃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仍然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即本院认为，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协议的履行以及不履行协议的法律后果的确定以及协议变更、终止等有关问题的处理，应当适用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则本案中，调解员的签字与否虽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的规定具有程序上的瑕疵，但该瑕疵并不当然否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关于涉案协议是否存在无效之情形的问题。余本华、刘竟宇主张涉案的协议处分了周永藩和谭彝德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予无效。本院认为，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是行为人之间必须有恶意串通行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在调解当下未与对方恶意串通，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亦未发现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其次，刘竟宇、余本华、邓选琼三户人家三代为邻，各自在管理好自己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对于邻居家庭内部财产的继承或者分配问题，从生活常理推断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一一掌握，这一情况也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当庭认可。且余本华、刘竟宇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也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谭彝德享有邓选琼一户名下土地的唯一合法使用权，故对于余本华、刘竟宇主张侵犯谭彝德的土地使用权这一主张，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9）云26民终406号民事裁定书明确周永藩并不证据证实其为本案争议地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即土地使用权人，故对于余本华、刘竟宇主张侵犯周永藩的合法权益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对于处理邻里之间土地纠纷问题时，各自派代表出面解决也符合本地农村的客观实际。且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当地政府综治办、社区、国土所、司法所也均参与其中，作为土地的主管部门在掌握本案各方当事人土地使用和登记的情况下，依职权对土地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围调整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余本华、刘竟宇主张涉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处分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的权益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又无法证实三人侵害的是何人的权利。在三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下并无串通嫌疑的情况下，余本华、刘竟宇主张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又未提交证据证实的，应予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刘竟宇、余本华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刘竟宇、余本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吴 会审判员 刘 曼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