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初86号原告：邓世勇，男，汉族，1969年1月1日生，云南省西畴县人，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灵，云南汇欣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民委员会南加村小组。负责人：田兴兵，该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学，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田兴华，男，壮族，1966年4月23日生，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伙安惠，系田兴华之妻。女，蒙古族，云南省马关县人，住马关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平，系田兴华女婿。男，1982年11月12日出生，云南省富宁县人，住马关县，特别授权。原告邓世勇与被告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民委员会南加村小组（以下简称南加村小组）、田兴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邓世勇于2019年9月10日以起诉的方式申请参加到本院审理的原告田兴华与被告南加村小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即（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的审理之中。（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已经于2019年6月26日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2019年9月16日对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1日对（2019）云26民初41号一案及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邓世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灵，被告南加村小组的负责人田兴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文学，被告田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伙安惠、张仕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世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南加村小组、田兴华将其所获土地征用补偿款中增值的661.8960万元人民币返还邓世勇；本案诉讼费用由南加村小组、田兴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994年5月24日，南加村小组、田兴华签订了《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承包范围为南加村小组除熟地以外的所属荒山，承包期限70年。2003年12月l4日，田兴华与詹龙魁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田兴华将其从南加村小组处承包的位于南加村歪头山的800亩荒山转包给詹龙魁经营，转包期限三十年，即从2004年1月1日至2034年1月1日。该《合同书》经马关县都龙镇林场见证，经南加村小组时任组长熊廷斌签字同意。2008年5月10日，詹龙魁与熊志华签订《合同》。合同约定：詹龙魁以在歪头山承包的800亩荒山作为出资，熊志华负责开发经营的其他全部资金，合作经营，合作期限为三年。在合作经营期间，经詹龙魁与熊志华协商，由熊志华对詹龙魁的前期投入进行补偿后，詹龙魁将其转包的800亩荒山开发经营权全部转让给熊志华独自经营。2011年3月16日，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香蕉地合作开发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由熊志华以1700亩香蕉基地、基地管理用房、农资作为出资，持股51%，邓世勇以位于文山市巴厘岛价值230万元的两栋楼房作为出资，持股49%，共同开发经营位于南加村歪头山及周边共计1700亩的香蕉基地，合伙期限为24年。邓世勇将房屋产权证件交给熊志华贷款，与熊志华合伙经营一年后，邓世勇才发现：1.熊志华在协议中欺诈邓世勇，可供种植香蕉的土地面积距1700亩约定相差极大；2.享有24年经营权的仅有从詹龙魁处受让而来的634亩香蕉地和70亩荒山（此数据为实际丈量面积）；3.熊志华将邓世勇用于投资的房产贷款后供其私用，并未用于基地开发生产。为此，邓世勇与熊志华于2012年3月31日终止了合伙经营，双方约定从詹龙魁处受让来的634亩香蕉地及70亩荒山由邓世勇独自经营，风险自担，利益自享。至此，南加村小组原始发包的位于南加村歪头山的原800亩荒山经营权经多层流转后，最后的实际经营权人是邓世勇。2017年，邓世勇经营的634亩香蕉地和70亩荒地被国家征用。同年10月17日，邓世勇从征地部门领取了634亩香蕉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317.6754万元。征用的土地补偿标准为：邓世勇经营的634亩香蕉地按照耕地标准，每亩补偿2.0880万元；70亩荒地按照荒地标准，每亩补偿1.0440万元，共计1396.8720万元，由土地征用部门将该补偿款全部补给了南加村小组。邓世勇多次要求南加村小组将荒山变成耕地的土地增值部分返还给邓世勇，南加村小组不同意。田兴华认为南加村小组所获的土地补偿款应当归其所有，于2019年4月25日向贵院起诉南加村小组。邓世勇认为涉案的土地补偿款中原始荒山价值部分属南加村小组所有，开垦增值部分应当属邓世勇所有，田兴华已将承包的土地流转，无权享有涉案土地补偿款中原始荒山价值款和开垦增值款。在田兴华起诉南加村小组的案件中，邓世勇依法应该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简述：（一）邓世勇的请求合情合理，应当得到法律支持。香蕉地的土地补偿款之所以相比较70亩荒山的补偿额高，是因为荒山已经开垦改良为耕地，而为开荒地投入大量的资金，辛勤劳作、管理，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具备了种植条件，客观上导致了土地的增值。耕地高于荒地补偿标准的部分，实质是对开垦改良成本的补偿。南加村小组虽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并没有对其所有的土地进行投资、开发、增值，只能依法享有土地原始荒山价值补偿款。“劳有所获、投有所报”是被社会公认的情理和道德，法律保护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故邓世勇要求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二）邓世勇的请求符合国家政策和立法本意，符合公平法律原则，应当得到法律支持。1996年6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并规定了“四荒”地上物归治理者所有，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在协议限期内治理者有使用权，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前提下，开发未利用的土地；……国家依法保护开发者的合法权益。”从上述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是国家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从建国以来从未改变；二是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公平法律原则；三是将土地增值部分补偿给开发经营者是立法行政的本意。（三）邓世勇的请求有充足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承包方对其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要求发包方对其为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土地补偿的受益主体，应既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包括对土地进行改造投入的承包经营权人。本案南加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只能享有土地原生态的土地补偿款，而邓世勇作为承包经营权人，主要是基于对土地的投入而带来地力的提高而应当享有投资增值部分的土地补偿款。（四）涉及本案的土地经历四层合法流转，每一层流转都是后一层受让方出更多的投资款对前一层承包人进行补偿而获得，每一层流转都有合同协议约定风险和利益均归受让人承担和享有，土地补偿是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该土地增值部分当然应当归属最后的实际承包受让的经营者即邓世勇所有。综上，邓世勇的请求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支持邓世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南加村小组答辩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邓世勇的诉讼请求。答辩的事实及理由：邓世勇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判决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邓世勇与南加村小组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更没有约定南加村小组发包的土地被征收时，承包人享有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1.南加村小组于1994年5月24日发包给田兴华管理使用的土地是南加村小组所有的土地，双方之间系发包与承包关系，实际是出租与承租的关系。土地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土地仍然属于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当租期届满时承租人必须将土地交还出租人。承租人田兴华在租期内将承租土地转租给詹龙魁经营管理，南加村小组根本不知情，承租人转租未经出租人同意，属于违法转租。期间，经过几手转租才转到邓世勇经营管理南加村小组的土地。田兴华及后面的转租人转租土地时未告知南加村小组，南加村小组不知情，也不认可，南加村小组只认可与田兴华的合同关系。因此，南加村小组与邓世勇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双方更没有特别约定承租人有权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权。2.南加村小组与田兴华所签的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田兴华承包土地开荒种地，投资经营后，将荒地变为熟地，土地升值，当土地被征用时承包人有权参加土地征用补偿费的分配权。邓世勇的转包关系属于南加村小组与田兴华的承包合同这一母合同转化而来，因此，邓世勇没有合同约定其享有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邓世勇诉请不能成立。二、邓世勇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政策规定错误，其诉请不能成立，邓世勇只能享有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的分配权，没有对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的分配权。1.邓世勇所列的政策规定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中确实明确了保护土地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请注意，上述规定明确的是：“四荒地上物归治理者所有，新增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即投资开发荒山、荒坡等所得的地上收益归投资开发者所有，新增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不是归投资开发者所有。并没有规定投资开发者对土地被征用的土地补偿费享有收益分配权。2.邓世勇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及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理解错误，导致其诉讼请求错误。（1）《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第二十七条都是针对“家庭承包”关系制定的法律规定，而本案的承包关系显然不是家庭承包关系，而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针对“其他方式的承包”制定的法律条款是该法第四十四条至第五十条，而这些条款中根本没有规定承包人对其投资开发的土地的补偿费享有收益和分配权。（2）《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承包人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时有权享有分配权，最多也只是对其为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邓世勇实际投入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作为征收机构已进行了补偿，因此，邓世勇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3.承包人投资开发南加村小组的荒山既是承包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邓世勇无权享有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南加村小组发包的不是熟地是荒山这是事实，南加村小组与田兴华的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承包人要开垦荒山，整理土地，投资种植经济作物获取经济利益，承包人开荒种地就是其权利也是义务，因此，承包人的收益权就是种植成果，比如香蕉等经济作物。如遇征用补偿时，承包人拥有的权利就是投资形成的道路、房屋、水窖等附着物的补偿费以及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承包人对土地补偿费则无权享有。综上所述，邓世勇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邓世勇的诉讼请求。田兴华答辩称：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邓世勇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邓世勇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当予以判决驳回。田兴华与邓世勇之间没有任何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也未签订过任何协议，邓世勇请求返还661.8960万元人民币土地增值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1994年5月24日，田兴华在小组签订了《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南加村小组集体荒山800亩种植经济作物，承包期限为70年，即自1994年5月24日至2064年5月24日止，合同签订后，田兴华先后组织兰大德、任代朋、王永德等10余批次劳力对所承包的800亩荒山进行开垦打台种植杉树、木署、椿树等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同时，田兴华还挖通了从那榔到承包地内约3公里的公路，接通了水、电、建盖房屋等基础设施，后由于田兴华资金压力过大，田兴华于2003年12月14日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了詹龙魁，期限为30年，詹龙魁在经营过程中又于2007年5月2日与熊志华签订了《香蕉种植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第四条明确写明：“在乙方合作前甲方已将该地块由荒山改造成林地。”这就证明了詹龙魁在与熊志华合作前该地块就由荒山改造成林地。2.邓世勇在诉状中明确写明“其所享有24年经营权的仅有从詹龙魁处受让而来的634亩香蕉地和70亩荒山（此数据为实际丈量面积），熊志华将邓世勇用于投资的房产贷款后供其私用，并未用于基地开发生产，双方约定从詹龙魁处受让来的634亩香蕉地及70亩荒山由邓世勇独自经营。”也就是说邓世勇自经营之日起就是管理从詹龙魁处受让的634亩香蕉地，不是受让荒山，荒山仅有70亩，邓世勇所诉请的661.8960万元土地增值费就是634亩香蕉地从荒山到耕地的增值款，即634亩×2.0880万元（耕地）减去634亩×1.0440万元（荒山）=661.8960万元，而邓世勇所说的70亩荒山只至征用时仍以1.0440万元/亩的荒山征地费支付给了南加村小组，从邓世勇的诉状看，邓世勇并未开垦一寸荒山，而是接手了别人开垦并种植了香蕉的634亩耕地。3.邓世勇在诉状中所倡导的劳有所获、投有所报，公平、公正的观点及所引用的法律、法规等田兴华非常同意，但不同意邓世勇在没有事实依据、自己没有开垦一寸荒山的情况下凭空就要土地增值款，而是这笔增值款应给付实际为开垦该荒山而付出了大量物力和财力的劳动者。综上所述，邓世勇自经营之日起就没有开垦过一寸的荒山，其经营的仅是从詹龙魁处受让来的634亩香蕉地，所谓70亩荒山也是田兴华开垦后因詹龙魁未管理而放荒的土地，詹龙魁的香蕉地是田兴华承包后组织人员开垦出来的，不是詹龙魁开垦的，詹龙魁转包的是田兴华开垦打台并种植了杉树等经济作物的耕地，邓世勇仅是管理了从詹龙魁处受让来的634亩香蕉地，邓世勇与田兴华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协议，邓世勇起诉要求将661.8960万元土地增值款返还给邓世勇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驳回邓世勇的诉讼请求，使劳有所获，投有所报，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得到实现。邓世勇和南加村小组、田兴华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世勇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居民身份证。证明：邓世勇主体身份信息，是合格的诉讼主体。经质证，南加村小组、田兴华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合同书》。证明：1.田兴华承包的荒山的性质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承包”，是合法有效的。2.田兴华已将其从南加村小组处承包的800亩荒山经营权转让给詹龙魁。詹龙魁已经支付田兴华7万元转让款，该荒山转让的溢价是对田兴华前期承包中部分改良工作的补偿。经质证，南加村小组对证据的三性无意见，但对其证明观点有意见，即转包租金提高不等于是对田兴华前期承包中部份改良工作的补偿。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观点不认可。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邓世勇主张的詹龙魁已经支付田兴华7万元转让款系对田兴华前期承包中部分改良工作的补偿，因合同书中载明7万元仅是转让费，并未明确是对田兴华部分改良土地工作成果的补偿，故对邓世勇以此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合同》。证明：1.詹龙魁与熊志华于2008年5月10日达成合作协议，共同经营开发都龙镇歪头山的800亩荒山。2.2010年1月1日，熊志华补偿詹龙魁后，詹龙魁将自己转包的800亩荒山的开发经营使用权及开发成果转让给熊志华，由熊志华自主经营、利益自享。3.熊志华对詹龙魁的前期承包开发的价值已经给予补偿。经质证，南加村小组认为邓世勇提供的《合同》其不知道有该份合同，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邓世勇的证明观点不认可。田兴华质证：1.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詹龙魁与熊志华的合作协议田兴华并不知情，并且田兴华转租给詹龙魁之前已经是台地并非荒山。2.詹龙魁转租给熊志华未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3.熊志华对詹龙魁前期承包开发的经济已经“给予补偿”田兴华并不知情。本院认为，邓世勇提交的该《合同》，在小组已经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且以此证据主张詹龙魁把转包来的土地再转包给熊志华、刘德成，之后，熊志华与邓世勇合作经营该土地，至2017年土地被征收时，土地经营者为熊志华、邓世勇，并不是田兴华。故南加村小组在本案中关于不知道此《合同》的主张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邓世勇以此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香蕉地合作开发经营协议》。证明：1.2011年3月16日，邓世勇与熊志华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合伙经营熊志华从詹龙魁处受让的香蕉地和荒山。2.邓世勇为开发本案所诉土地投入了两幢别墅，价值600余万元。经质证，南加村小组认为《香蕉地合作开发经营协议》其不知道有该份合同，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邓世勇的证明观点不认可。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理由如下：1.熊志华从詹龙魁处受让香蕉地是事实，但受让未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也就是说邓世勇自经营之日起就是从詹龙魁处受让634亩香蕉地，不是受让荒山，荒山仅70亩。2.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协议系邓世勇与案外人熊志华签订，而且该协议在小组已经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邓世勇以此主张的事实，因邓世勇未能提交其将两幢房屋投入荒地改造以及香蕉管理的证据，故对邓世勇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五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林权证》转交书。证明：1.2012年3月30日邓世勇与熊志华终止合伙经营后，詹龙魁于2012年4月11日将属于詹龙魁本人所有的由马关县林业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编号：B530601490928中的30年经营使用权转让给邓世勇独立、自主经营，收益由邓世勇自享。2.邓世勇是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村委会南加村小组歪头山片区678亩荒山开垦种植香蕉的独立经营人。经质证，南加村小组对《林权证》、转交书三性无异议，但不认可邓世勇的证明观点。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该地种植香蕉而非林木。邓世勇独自经营未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土地的经营者仍然是田兴华。本院认为，邓世勇提交的詹龙魁的林权证载明的歪头山678亩林地与南加村小组承包给田兴华并层层转包至邓世勇的土地四至界限并不吻合，不能证明就是同一地块。且该证据只能证明詹龙魁与邓世勇之间的关系。而且《林权证》上记载的主要树种为桉树，并非邓世勇主张的香蕉。故对邓世勇以此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第六组证据：《邓世勇先生了解房地产价值预评估意见书》证明：1.为了更好的改良和经营此香蕉地，邓世勇将本人所有的文山城南巴厘岛小C25、C26两幢房屋作为投资与熊志华合伙开发涉案的南加村小组歪头山片区800亩香蕉基地；2.两幢房屋评估价值为601.3万元，邓世勇对涉案土地的开发投入了巨额资金。经质证，南加村小组认为《房屋评估书》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其证据三性。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邓世勇本人所有的文山城南巴厘岛小C25、C26两幢房屋在2017年10月24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经鉴定为601.30万元，不能证明邓世勇对涉案土地开发投入了601.30万元的事实。而且，根据邓世勇与熊志华签订的《香蕉地合作开发经营协议》确认：邓世勇本人所有的文山城南巴厘岛价值230万元的两幢房屋作为与熊志华合作的入股资金。但是，邓世勇不能提交其将两幢房屋作为资金投入荒山改造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邓世勇以此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征收土地各种费用兑现表（金竹山南加小组360万吨项目用地)》两份，证明：1.南加村小组原始发包的位于南加村小组歪头山的原800亩荒山经营权经多层流转后，最后的实际经营权人是邓世勇。2.2017年，邓世勇独立自主经营的634亩香蕉地和70亩荒地被国家征用。3.经马关县国土资源局都龙镇征地小组调查核实，熊志华早已退出合伙经营，涉案土地由邓世勇独自经营5年，2017年10月17日，征地部门核定给邓世勇并由邓世勇领取了634.01亩香蕉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357.5769万元。经质证，南加村小组对证据的三性无意见，但不能证明邓世勇的诉讼观点成立。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以认可。理由如下：田兴华与南加村小组签订的70年承包期内，土地的经营者仍然是田兴华，田兴华转租给詹龙魁20年，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邓世勇与熊志华签订合同不具合法性，未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明确载明地上附着物补偿总计357.5769万元，已经由邓世勇领取，客观真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邓世勇以此主张的熊志华早已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因熊志华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邓世勇主张的熊志华已经退出合伙经营的事实本院不予评判。但被征用土地为634.01亩及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357.5769万元已经由邓世勇领取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南加村小组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田兴华与詹龙魁签订的《合同书》。2.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签订的《合同》。3.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的《香蕉地合作开发经营协议》证明：1.田兴华把从南加村小组承包来的土地以10万元租金转包给詹龙魁，田兴华的权利义务已经发生转移。2.詹龙魁又把转包来的土地再转包给熊志华、刘德成，之后，熊志华与邓世勇合作经营该土地，至2017年土地被征收时，土地经营者为熊志华、邓世勇，并不是田兴华。经质证，邓世勇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的第一项予以认可，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南加村小组已经认可田兴华的权利义务发生转移这一事实，并且也认可詹龙魁用10万元的对价将土地从田兴华手中转包的事宜。对证明目的的第二项予以认可，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南加村小组已经认可熊志华与邓世勇合作经营该土地的事实，也认可土地经营者为熊志华和邓世勇，邓世勇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该份协议系经南加村小组同意的情况下田兴华与他人签订，相关权利义务并未发生转移，且合同年限也在田兴华所签订的70年承包期内，土地的经营者仍然是田兴华。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邓世勇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本院认证意见与邓世勇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意见一致。第二组证据：征收土地表、征收土地各种费用兑现表。证明：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为集体，并非自然人个人，土地面积为634.01亩，每亩土地补偿费为2.0880万元，合计1323.8129万元。2.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助费共计317.6754万元由承包人邓世勇领取。经质证，邓世勇对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的第一项进行一个说明，征收土地所有权人是集体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除了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外，其他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在本案中需要强调的并不是土地的归属问题，而是土地现在的补偿以及基于土地补偿款中的增值部分的问题。被征土地在南加村小组发包时的原始状态是荒山，之后是在邓世勇经过开垦、改良、经营之下才变成了旱耕地，并且征收土地的补偿也是按照耕地2.0880万元/亩予以补偿的。以此可以得知两个事实：1.土地现在的状态是旱耕地；2.土地变为旱耕地的原因是包含邓世勇在内的承包人、转包人的开垦和改良的行为结果。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田兴华是该片被征收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期限内的转包也是经过南加村小组同意的，因此，田兴华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费用应当由谁享有，是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第三组证据：人民调解记录和签到表。证明：田兴华和南加村小组双方之间发包土地是事实，双方因补偿费问题发生争议，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田兴华要求最低要价300万元，南加村小组只给8万元，调解人员建议在10万元左右协商解决，因争议过大未达成协议。经质证，邓世勇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本组证据是田兴华和南加村小组之间的调解，与邓世勇无关，邓世勇并未参与此次调解，对此次调解的内容并不知情。但需要说明，田兴华的权属已经随着承包合同的转让而消亡，其权利义务由合同的最后继受者享有。田兴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田兴华是该片被征收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期限内的转包也是经过南加村小组同意的，因此，田兴华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本院认为，该证据各方当事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样，田兴华和邓世勇的主张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第四组证据：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情况说明。证明：田兴华已将土地进行转包，现在的承包人为熊志华、邓世勇；征地工作组已经将土地补偿费兑现给南加村小组，地上附着物香蕉的补偿费317.6754万元已兑现给现承包人邓世勇。经质证，邓世勇对第四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组证据恰恰说明了在本案中邓世勇是合法的权利主体，南加村小组已经认可邓世勇的承包行为，并且在情况说明中也明确2003年12月14日在田兴华与詹龙魁达成协议之时，詹龙魁已经给予田兴华10万元作为土地的对价支付。2010年1月1日熊志华以一幢110平方米价值40万元的房屋补偿詹龙魁后获得土地的经营权，邓世勇用两幢房屋作为代价获得了独立承包经营权，邓世勇是最后的实际经营人。由此可以看出，邓世勇是本案最后的权利继受人，在本案的层层流转中，每一个承包人都给予上一个发包人补偿，并且给予的补偿是在转让当时发包人认为的合理对价，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事情里面获得两次利益，在自愿将权利转让出去之时，就应当认定其已经放弃了之后主张的权利。最后补充说明的是，对于南加村小组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很多是与我方的证据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所以更能充分的佐证我方的证明目的。田兴华质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与南加村小组签订的70年承包期内，土地的经营者仍然是田兴华，田兴华转租给詹龙魁20年，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邓世勇与熊志华签订的合同不具有合法性，未经南加村小组同意并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各方当事人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田兴华围绕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田兴华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田兴华基本身份信息。经质证，邓世勇、南加村小组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经田兴华、南加村小组双方协商并经1994年5月20日南加村小组群众会议反复讨论，南加村小组同意将属于南加村小组名为歪头山的800亩荒山承包给田兴华的事实；2.田兴华、南加村小组在1994年5月24日签订了《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合同经田兴华、南加村小组双方签名后，又经过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办事处盖章确认，最后再经过马关县都龙镇人民政府的审批的基本事实；3.田兴华承包的荒山四至界限为：东至新沟，南至新寨后良小路，西至南白河，北至麻栗山沟至红米田良小路止的事实；4.田兴华承包范围为：南加村除熟地以外的所属荒山都属于田兴华的承包荒山范围，承包期为70年，即1994年5月24日至2064年5月24日止，被征用时尚处于合同期内的事实；5.田兴华、南加村小组双方约定田兴华有权在承包地内自由开垦和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的事实。经质证，邓世勇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第一项至第三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并且可以与邓世勇所述相印证，此800亩土地的原始状态是荒山。须要重点说明的是在《合同书》中第三项已经明确，乙方自主选择经营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土地流转方式为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就说明田兴华在转让给詹龙魁之时，就认可之后詹龙魁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土地进行流转或者自主经营。并且该份合同经过了金竹山村委会和南加村小组的同意，说明村委会和南加村小组也都认可詹龙魁之后对土地享有流转经营方式的选择和决定权，之后的流转合法有效。对第四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田兴华已经于2003年将自己土地的30年使用权承包给詹龙魁，转包时间是2003年至2034年，詹龙魁又于2008年5月10日将该土地承包给熊志华，熊志华与邓世勇于2011年签订合同合作开发土地，之后熊志华于2012年退出合作。且詹龙魁将该片土地的《林权证》交给邓世勇，故该土地被征占用时，土地并不是由田兴华享有使用权，而是由最终的权利人邓世勇享有，并且该土地一直是由邓世勇独立地继续开垦和经营。对第五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并且邓世勇也是按照田兴华和南加村小组之间的约定开垦和种植，并没有改变土地的法定和约定用途。南加村小组质证对证据的三性无意见。对其证据观点有意见：田兴华承包的荒山虽然写成800亩，但实际上经过专业机构测量，只有634.01亩，应当以荒山面积为634.01亩确定。田兴华承包南加村小组集体荒山的目的是种植经济作物发展经济，那么，田兴华就必然自己投资进行开荒种植，至土地被征用时只要该土地上仍然种植有经济作物，就应当认定为旱地。开荒种植既是田兴华的权利也是义务，由于田兴华只是承包经营南加村小组的土地，其土地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因此，田兴华在土地被征用时只能享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助费，土地征用补偿费则与田兴华无关。土地征用补偿费归南加村小组领取所有是合法有据的。合同中未约定田兴华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南加村小组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本院认证意见与前述一致。第三组证据：1.征收土地各种费用兑现表；2.人民调解记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1.田兴华承包的荒山经过田兴华多年改造已经成为山地（旱地）的事实；2.南加村小组组长亲自承认争议地是田兴华开垦、地里水管是田兴华铺设、电线是田兴华架设的事实；3.此次征收中荒山补偿为每亩1.0440万元、旱地补偿为每亩2.0880万元的事实；4.证明田兴华向南加村小组承包的荒山经过改造成为旱耕地后被征收，补偿款为1323.8129万元的事实。经质证，邓世勇对第三组证据，征收土地各种费用兑现表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人民调解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本组证据是田兴华和南加村小组之间的调解，与邓世勇无关，邓世勇并未参与此次调解，对此次调解的内容并不知情。对证明目的第一项第二项不予认可。这份证据只能证明田兴华对承包的土地做了极少的开发管理工作，并不能证明土地开垦到什么样的程度，开了多少亩，不能断章取义的就说田兴华已经将荒地改造为旱地，并且结合田兴华和詹龙魁签订的《合同书》来看，合同书中明确“甲方将与都龙镇金竹山办事处南加村承包经营的歪头山800亩荒山转包给乙方经营”，如果转包时的土地状态不是荒山，那么田兴华为何自己在合同中叙明是荒山呢？就说明当时大家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对土地的性质进行了确认，此800亩土地在转包时的状态仍然还是荒山。对第三项证明目的予以认可，要说明的是征收土地的补偿是按照耕地2.0880万元/亩予以补偿的，土地在南加村小组发包时的原始状态是荒山，是在詹龙魁、熊志华及邓世勇通过开垦、改良、经营之下才变成了旱耕地。对第四项证明目的与田兴华无关，原始荒山状态的补偿款应当归南加村小组，改良增值部分应当归邓世勇。南加村小组质证对该组证据三性无意见，但对其证明观点有意见。田兴华对承包的荒山进行过投资开垦是事实，但是，田兴华是否对634.01亩荒山全部进行了投资开垦却无依据证实，况且，田兴华在2003年12月14日就转包给了詹龙魁经营，这634.01亩荒山是田兴华开垦完成还是后面的承包者开垦完成，其证据不足。垦荒种植是田兴华的权利也是义务，土地征用补偿费与田兴华无关。荒山补偿和旱地补偿确实有一倍的差距，但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田兴华均不能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而且合同条款中没有约定在承包期中如遇国家征用时，承包人有权享有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本院认为，上述协议，南加村小组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田兴华应否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系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第四组证据：挖地合同。证明：田兴华开垦荒山并种植经济作物634亩。经质证，邓世勇认为从对方提供的这几张票据的时间来看，仅有1994年12月11日一份，1994年12月19日一份，1994年12月26日的两份、1995年1月1日一份，1995年1月5日一份，对方的证明目的上说开垦了634亩的荒山，试问，就这么几天靠这么几个人就能够开垦这么多的土地吗？这是严重的逻辑不通，也是不符合现实的。针对此合同，邓世勇承认田兴华在此土地上确实做了部分的挖地工作，但是挖到了什么程度，挖了多少对方无法举证证明，应当承担证明不利的法律后果，并且根据当时田兴华和詹龙魁签订的合同中可以得知，詹龙魁给予了田兴华10万元，田兴华从村小组承包的费用仅为8000元，就说明在当时田兴华本人已经认可自己对土地的前期工作的价值就是10万元，并且也已经获得了合理的补偿，其现在已经无权来主张权利。南加村小组质证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田兴华承包后请人开荒种植部分土地属实。但这是承包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其证明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归其所有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实田兴华承包涉案荒山后，确实投入人力和资金对荒山进行改造。且南加村小对此并不否认，仅是认为这是田兴华应当履行的义务，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田兴华以此主张的事实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田兴华属于南加村小组的村民。1994年5月20日经南加村小组群众会议反复讨论，南加村小组同意将属于南加村小组地名为歪头山的800亩荒山承包给田兴华。双方于1994年5月24日签订了《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该合同经原马关县都龙镇金竹山办事处盖章确认，最后经过马关县都龙镇人民政府的审批同意。承包的荒山四至界限为：东至新沟，南至新寨后良小路，西至南白河，北至麻栗山沟至红米田良小路止；承包范围为：南加村除熟地以外的所属荒山都属于田兴华的承包荒山范围；承包期为70年，即1994年5月24日至2064年5月24日止。合同第三条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南加村小组）不得干予乙方（田兴华）因地制宜种植的各种经济作物及经济效益，乙方有权在承包地内自由开垦和发展各种种植经济作物。”合同第四条约定“在合同期内乙方有权使用和管理所属乙方的承包荒山，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职权干予乙方对荒山的使用和管理的一切活动。”合同签订后，田兴华履行了承包金的支付义务即出资8000元为南加村小组购买一台20伏安变压器给南加村小组使用，且对所承包的荒山进行改造并种植经济作物。2003年12月14日田兴华与詹龙魁签订《合同书》，以10万元的租金将上述荒山转包给詹龙魁，租期为30年，从2004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月1日止。田兴华与詹龙魁的转包行为，得到了南加村小组的同意。2008年5月10日，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签订《合同》约定：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合作经营詹龙魁已栽种的位于都龙镇歪头山15000株香蕉；詹龙魁以承租的土地作为出资，熊志华、刘德成负责所需全部资金和管理人员，合作期限三年，合同还对利润分配，投资返还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0年1月1日，詹龙魁在《合同》上签字明确：“在本合同的合作经营期间，经过甲（詹龙魁）、乙（熊志华、刘德成）双方平等协商，熊志华在对詹龙魁给予补偿后，詹龙魁将都龙镇金竹山村委会南加村小组位于歪头山的800亩荒山的开发经营使用权转让给熊志华，由熊志华自主经营，风险自担，利益自享，时间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月1日止。”2011年3月16日，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香蕉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熊志华用金竹山村委会价值700万元的1700亩香蕉基地及现有基地管理用房和农资与邓世勇合作开发经营，熊志华占股份51%。邓世勇用价值230万元的两栋楼房与熊志华合作开发经营，占股份49%。邓世勇从合作经营后的收益中补给熊志华120万元，与价值230万元的两栋楼房共同作为与熊志华的合作入股股金。合作时间自2011年5月1日至2035年4月30日共24年。双方还对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进行了约定。2017年，因云南华联锌烟股份公司改造扩建征用了歪头山土地，被征收土地中旱耕地面积为634.01亩，以每亩2.0880万元标准进行补偿，共获得土地补偿款1323.8129万元，该补偿款已经被南加村小组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栽种南加集体荒地挂果香蕉634.01亩、挂果龙眼7棵，每棵70元。香蕉地便道2071.4米）317.6754万元，被邓世勇领取。对于该征用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问题，田兴华与南加村小组发生争议。2019年3月28日经马关县都龙镇司法所调解，因双方意见分歧大而调解未果。之后，田兴华以其承包的荒山处于国家征用范围，其对土地征用补偿费享有权利为由，向本院提起（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之诉。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邓世勇以其对征用土地补偿费用享有独立请求权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之诉，并申请与（2019）云26民初41号案件合并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均认可南加村小组承包给田兴华的歪头山800亩荒山的四至界限与被征用的634.01米旱地四至界限吻合，系同一地块。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邓世勇对土地补偿款1323.8129万元中的增值部分661.8960万元是否享有分配权利。邓世勇认为，被征用的土地由荒地变为旱耕地是因为邓世勇耕种管理的结果，客观上导致了土地的增值，故661.8960万元的土地增值部分补偿款，应当由邓世勇享有。南加村小组认为：邓世勇与南加村小组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更没有约定南加村小组发包的土地被征收时承包人对征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利，邓世勇对征地补偿款不享有分配权利。田兴华认为，是田兴华将荒山开垦为耕地，并且田兴华是该片土地的承包经营者，田兴华与邓世勇没有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邓世勇对征地补偿款增值部分661.8960万元不享有权利。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和各方所举证据综合评判如下：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的土地原属南加村小组的集体荒山，其针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荒地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与承包方田兴华在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签订《承包荒山种植经济合同书》，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田兴华将涉案荒山承包后对荒山经营管理多年，将荒山开垦成台地，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种植经济作物。之后田兴华于2003年12月将涉案荒山转包给案外人詹龙魁，詹龙魁经营到2008年5月后与案外人熊志华、刘德成签订协议，双方合作经营詹龙魁栽种在涉案荒山上的15000株香蕉。2010年詹龙魁退出合作，由熊志华经营管理。2011年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经营1700亩香蕉基地。后香蕉基地由邓世勇自行经营至2017年涉案土地被征用。本案中，双方争议的费用是因涉案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土地补偿费。被征用的土地属于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各方当事人并无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因涉案土地是通过公开协商的方式即其他方式承包给田兴华管理使用，土地所有权性质未发生变化，因此，土地补偿费应当归南加村小组集体享有。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被征用的土地在发包给田兴华之前属于荒地，在被征用时是以旱耕地的性质被征用和补偿，荒地和旱耕地在此次征收中存在着较大的地价之差。很显然从田兴华1994年承包涉案荒山以来至田兴华2003年12月14日将土地转包给詹龙魁，田兴华已经实际经营多年。通过田兴华对荒山进行开垦种植、改良投入，付出了劳动和投资，使得涉案土地由荒山变为旱耕地，从而导致土地被征用时价值的升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第四十三条规定：“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对于田兴华能否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本院已另案处理。根据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签订的《合同》确定：詹龙魁与熊志华、刘德成合作经营詹龙魁已栽种的位于都龙镇歪头山15000株香蕉；熊志华与邓世勇签订《香蕉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熊志华用金竹山村委会价值700万元的1700亩香蕉基地及现有基地管理用房和农资与邓世勇合作开发经营。上述协议可以明确土地转包至邓世勇后，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已经为香蕉，即并非是邓世勇将涉案荒山进行改造和管理后转变为耕地，邓世勇仅是对地上附着物进行管理。邓世勇作为涉案土地最后的承包人在承包土地被征收后，其已经通过领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得到补偿。因此，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款661.8960万元邓世勇无权享有。综上所述，本案所涉被征用土地系南加村小组集体所有，相应的因该土地被征用后获得的土地补偿款也应当属于南加村小组所有。邓世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邓世勇将涉案荒地改造为旱耕地，故对于增值部分的土地补偿款661.8960万元，邓世勇要求享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南加村小组、田兴华关于邓世勇不享有土地补偿款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世勇的诉讼请求。诉讼费2.90665万元，由邓世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国淑审判员  吴 会审判员  郭 琴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姚懿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