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终248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坚，男，197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敏华，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卿，广东广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15号三楼。法定代表人：陈潮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叔强，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国峰，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永坚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增城发展总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7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永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张永坚与增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2.判令增城发展总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规则适用错误，实体判决错误。一、张永坚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增城发展总公司与张永坚之间的债务真实有效，以物抵债真实合法。张永坚提供的证据包含：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的收据三张，并且写明“暂借张永坚现金”，三张收据共30万，加盖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专用章，有增城发展总公司的出纳李丽英、郭淑娣签名；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的盖有其公章的《以物抵债证明书》，载明因欠张永坚30万，以杜岗岭土地一块冲减借款；增城发展总公司向张永坚交付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由张永坚占有、使用、管理、收益近二十年。以上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据确凿，证明增城发展总公司与张永坚之间的债务真实有效，以物抵债真实合法。二、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证据规则，认定增城发展总公司的员工任淑华、田桂乐、黄辉琼提供的对其有利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高于书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根据以上证据的证明力认定规定，书证的证明力大于证人证言，且任淑华、田桂乐、黄辉琼作为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科的员工，至今在公司任职，与增城发展总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远远低于收据、《以物抵债证明书》、国有土地使用证等书证。且收据、《以物抵债证明书》为外部证据，证明力应高于增城发展总公司内部记账，高于增城发展总公司内部员工的有利害关系的陈述。增城发展总公司内部决策审批权限流程是其内部事项，与张永坚无关，不影响增城发展总公司外部意思表示的效力。如果增城发展总公司故意违反内部决策审批权限，记账混乱，若按此推定所有债务都可因内部不记账而不成立，显然不合常理。记账混乱的责任后果应由增城发展总公司承担，与善意的张永坚无关。三、增城发展总公司没有任何推翻张永坚证据的反证。张永坚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经完成全部举证义务，如果增城发展总公司认为张永坚的证据来源不合法不客观，则举证责任在于增城发展总公司，但增城发展总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张永坚以胁迫、欺诈、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得收据、以物抵债协议、土地证并实际占有土地。除了增城发展总公司内部的所谓情况说明外，对于增城发展总公司声称的国有资产被侵害，增城发展总公司在二十年期间内没有采取任何维权措施。四、一审判决故意无视土地证由张永坚收持，土地由张永坚占有使用的事实，一审判决故意无视增城发展总公司二十年未采取任何权利主张，从而故意割裂全案证据与事实。假设增城发展总公司与张永坚之间的债务不存在，增城发展总公司怎么可能把土地证交由张永坚收持，怎么可能把土地交由张永坚实际占有、使用。增城发展总公司在二十年期间，未提出任何权利诉求和主张，未采取任何刑事、民事、行政、纪检维权措施。土地证由张永坚收持，土地由张永坚占有、使用、管理、收益近二十年，这一事实证明了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以物抵债协议成立并实际履行。综上，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证据适用，错误的事实认定，作出颠倒黑白的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张永坚与增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增城发展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一、本案的以物抵债行为是无效的。二、张永坚在一审时提交的三张收据是虚假的，增城发展总公司在一审时也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是发生在增城发展总公司以及下属公司之间的。三、一审的证人证言，与增城发展总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情况说明是高度吻合的，一审的时候张永坚也没有将三张收据的来源解释清楚，而且这三张收据是连号的，所以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并无不当。张永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永坚与增城发展总公司签订的《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2.增城发展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2月11日，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暂借到张永坚现金5万元。记帐处加盖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出纳处签名看不清。1999年4月5日，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暂借到张永坚现金20万元。记帐处加盖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出纳处签名看不清。1999年5月18日，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暂借到张永坚现金合计30万元（注：按月息1分计算共计12000元利息，属5月18日前计算利息未付）；[注：以增国用（1998）字第（0100002号作抵押）]。记帐处加盖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专用章，出纳处有李丽英签名。2001年12月13日，增城发展总公司在《以物抵债证明书》上加盖印章，内容为：“兹因我总公司欠张永坚人民币30万元。经研究同意以位于荔城镇迳吓庆丰村杜岗岭土地一块，面积2500平方米，使用证号NO：增国用(1998)字第C0100002号作抵债，以冲减张永坚30万借款及利息。过户手续及费用由张永坚办理支付。特此证明。”增城发展总公司将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交付给张永坚，证上加盖有抵押登记印章，注明：“土地使用权已于1999年2月6日向增城市甘沙农村信用合作社抵押借款，在借款本息未还清前使用权不得转移。”庭审中，张永坚称借款自1999年2月至5月由其个人向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借，由于增城发展总公司一直未能清偿，于2001年10月13日协商以物抵债，遂由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以物抵债证明书》。增城发展总公司否认向张永坚个人借款，主张实际是向增城市汽车配件公司、增城市精汇贸易有限公司借款，提供以下证据：1999年2月11日《收据》，载明向汽配公司借款5万元，加盖“现金收讫”章，出纳处签名看不清。背面有案外人郭淑娣于2002年3月12日书写的“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原件由本人保管”。1999年4月5日《收据》，载明向汽配公司借款20万元，加盖“现金收讫”章，出纳处签名看不清。背面有案外人郭淑娣于2002年3月12日书写的“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原件由本人保管”。1999年5月18日《NO0055478入账》，载明向精汇贸易有限公司借款5万元现金，出纳处有李丽英私章，底部书写“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李丽英”。2002年6月5日，增城发展总公司财务科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增城市经济发展总公司于1999年2月11日向增城市汽车配件公司借入现金5万元，同年4月5日又借入现金20万元，同年5月18日向增城市精汇贸易有限公司借入现金5万元，共借入三项款项30万元。今年初以来，当时任增城市汽车配件公司、增城市精汇贸易有限公司的经理（法定代表人）张永坚及其家人多次来总公司，提出以上三笔借款是张永坚本人借出的，不是公司的。总公司领导对此曾表明态度，若要证实这件事，须经当时的经办人和主要负责人确认后再研究决定。2002年3月12日下午，原总公司出纳李丽英又回到总公司财务科说‘徐主任（原经发总公司总经理）叫我将原精汇贸易有限公司的借款改为张永坚私人的借款（汽配公司、精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永坚），日期与金额不变。’根据当时上级领导的意见，由于另有25万元是总公司前任出纳郭淑娣经办的，总公司当即电传郭淑娣回总公司对证。郭回总公司后，当时在场的陈留英（张永坚的母亲，汽配公司退休干部）催叫郭淑娣将汽配公司的借款改为张永坚私人的借款，郭看到了原出纳李丽英的原借款收据改为张永坚，于是将原经手的收据又作了改动。最后在原凭证上作了调整，但帐本没有更换。”空白处有王淑华、田桂琼、黄辉琼签名。2002年8月19日，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关于我公司向“汽配公司、精汇公司”借款情况说明》，内容为：“我总公司于1999年2月11日向增城市汽车配件公司借入现金5万元，同年4月5日又借入现金20万元，同年5月18日向增城市精汇贸易有限公司借入现金5万元。共借入三笔款项30万元。2002年3月12日下午，原总公司出纳李丽英受原经发总公司总经理徐海鸥的指使，回到总公司财务科，前任出纳郭淑娣也回到总公司财务科在张永坚母亲陈留英的催叫之下，将各自经手借入的上述三笔借款改为张永坚私人的借款，更换了原始借款收据凭证。但帐本没有更改。较早前，张永坚的家人要求总公司出具一张证明，证明上述三笔借款均是张永坚私人的借款。对此，我总公司领导班子作过研究，认为出此证明不符合手续，若要证实上述三笔借款是张永坚私人的借款，须经当时主要负责人出具证明确认。但据张的家人说找过当时主要负责人徐海鸥，她不肯出具证明确认。为此，我们认为2002年3月12日原总公司出纳李丽英、前任出纳郭淑娣更改的以上三笔原始借款收据凭证无效，应恢复回原来的借款收据凭证。特此说明”。对于是否有更改原始借款凭证，张永坚本人称：“是否有修改，我不清楚。我只是借了30万元给增城发展总公司，但我被拘留，是由我母亲去增城发展总公司处催款，后来我母亲就拿回三张收据。收据中的时间是对的，借款时间发生在1999年2月、4月、5月。当时增城发展总公司承认欠我的款项，也出具了以物抵债证明书”。对于三张收据的实际出具时间，张永坚本人称不记得。对于在出具《以物抵债证明书》之前有无与增城发展总公司进行过协商，张永坚本人称不记得。2019年4月29日，一审法院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分局发《函》了解以下事实：一、位于增××××村独岗岭土地【使用权证号：增国用（1998）字第C0100002号】的现权属人是谁？何时取得权属？上一权属人是谁？何时取得权属？二、有无设定抵押？有无被查封？若有，请提供登记材料。三、该块土地是否已经交齐土地出让金？增城发展总公司受让土地时价格？2019年5月7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分局向一审法院发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协查增城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土地情况的复函》，载明：一、位于增××××吓村庆丰村独岗岭土地【使用权证号：增国用（1998）字第C0100002号】登记的权属人为增城发展总公司，于1998年5月13日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权属来源为出让，无上一权属人。二、该宗地于2019年4月18日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执4604《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查封期限从2019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17日。该宗地于1999年2月6日设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增城市沙浦农村信用合作社，土地他项权利证号为016号，贷款金额为50万元。三、该宗土地未缴清土地出让金及其他规费，按1993年的计费标准，土地出让金为1万元/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以物抵债证明书》是否有效。“以物抵债”一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要件：一是有基础性债的关系存在；二是有用特定物清偿他种债务的合意；三是特定物清偿导致原债务的消灭。可见，以物抵债协议成立有效的前提是双方需有真实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张永坚主张与增城发展总公司存在30万元的借贷关系，增城发展总公司提供与涉案借款对应的原始《收据》、《入账单》以及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人证词等，否认与张永坚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一审法院认为，张永坚主张与增城发展总公司存在的借贷关系事实真伪不明，理由如下：第一，张永坚提交的1999年5月18日《收据》编号为0001281，1999年2月11日《收据》编号为0001282，1999年4月5日《收据》编号为0001283，三张《收据》载明出具时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编号却具有连续性，存在同一天后补三张《收据》的可能性；第二，张永坚提交的1999年5月18日《收据》载明“以增国用（1999）字第C0100002号作抵押”的字样，与张永坚在庭上陈述双方于2001年10月13日协商“以物抵债”，存在矛盾，进一步说明张永坚持有的《收据》是在2001年10月13日后才后补。以上两点与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内容基本吻合。第三，《情况说明》的其中两位签名人员均有到庭接受询问，证明《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虽两名证人为增城发展总公司员工，证明力减弱，但两名证人陈述其见证原始《收据》被更改为向张永坚个人借款的事实，张永坚未予否认。综合双方证据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规则，认为张永坚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存疑。有鉴于此，《以物抵债证明书》缺乏成立有效的前提条件，张永坚诉请确认《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永坚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增城市汽车配件公司、增城市精汇贸易有限公司的财务凭证、财务账簿，以及其在2001年12月期间在一审法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卷宗，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张永坚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张永坚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永坚起诉主张《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故本案属于确认之诉的范畴。提起确认之诉，需具有确认之诉利益。具体而言，提起确认之诉须具有需要诉讼救济或保护的法律利益，该法律利益因双方之间的争议而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有必要且能够通过确认之诉使争议获得解决。就本案而言，张永坚不具有诉的利益，理由如下：首先，张永坚表示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因是增城发展总公司不履行《以物抵债证明书》，未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张永坚名下，但案涉土地在增城发展总公司出具《以物抵债证明书》前即已存在抵押且该抵押状态持续至今，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故不存在通过确认之诉实现权益的现实需要。其次，张永坚上诉主张案涉土地证由张永坚收持，土地由张永坚占有使用，增城发展总公司二十年未采取任何权利主张。按此主张，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并未对合同效力产生分歧和争议。再次，张永坚起诉确认合同有效的原因是增城发展总公司未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张永坚名下，但不论张永坚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办理过户手续还是要求承担其他违约责任，仅通过起诉确认《以物抵债证明书》有效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法律利益。最后，就纠纷解决方式的适当性而言，张永坚提起给付之诉更利于实现自己的权益，且法院会在给付之诉中对合同效力一并进行审查。综上，张永坚对本案诉讼没有诉的利益，应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742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永坚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退还张永坚；上诉人张永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