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朋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99号B座F103室。法定代表人：朱丽萍，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国豪，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嵘嵘，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慧市政工程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曾用名：福慧金贸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155号C座7层7009-J1室。法定代表人：陆兆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跃峰，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明，男，1958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跃峰，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80号马哥孛罗大厦803A。负责人：陈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花，女，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工作。原审第三人：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55号紫金联合立方5幢301-305室。负责人：李春香，主任。上诉人上海朋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利公司）因与上诉人福慧市政工程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慧市政）、上诉人王建明、被上诉人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闻泽律所）、原审第三人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宏林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26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朋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福慧市政、王建明、闻泽律所返还朋利公司已支付的合同款45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福慧市政、王建明、闻泽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福慧市政与闻泽律所系《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的共同受托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九十条的规定，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由两受托人共同承担。第二，闻泽律所收取的50万元应当返还。一审法院认为该50万元系《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生效金，且合同没有约定解除后需返还，因此未予支持。朋利公司认为该50万元也是代理费。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朋利公司可以在合同解除后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该款应予以返还。福慧市政、王建明辩称，不同意朋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福慧市政作为合同的代理人，接受并代理了闻泽律所和福慧市政两家。福慧市政与王建明同意闻泽律所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不同意朋利公司关于王建明应承担责任的请求。王建明是福慧市政的代理人，并未收取分文。第二，一审未明确福慧市政应全部返还还是应进行结算部分返还。闻泽律所辩称，不同意朋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委托合同补充协议》表面上受托人是福慧市政和闻泽律所，但实质上具体负责牵头的是福慧市政，收款也是福慧市政，不是闻泽律所。一审中闻泽律所已经提供了工作内容，《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也约定王建明与福慧市政承担连带责任，故与闻泽律所没有关系。第二，合同对生效金明确规定不予退还。宏林律所未作答辩。福慧市政、王建明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建明不承担民事责任，朋利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诉讼费由朋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第一，《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基于《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产生。由于闻泽律所履行《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不作为，朋利公司终止了该委托合同，并没有终止《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但《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履行主体发生了变化，经朋利公司同意宏林律所代替了闻泽律所继续履行《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因此该合同并未终止或解除，如朋利公司要求返还履行金，必须首先解除或终止合同，承担解除或终止合同的违约后果。福慧市政至今没有收到过朋利公司解除合同的任何信函。本案一审中法庭虽已向朋利公司进行释明，但在判决中没有体现合同是否解除等问题，导致判决错误。第二，王建明在《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是委托代理人，一审法院也作出认定，故王建明作为代理人是在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活动，其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一审判决王建明共同返还款项违反法律规定。且合同约定，款项由福慧市政收取，事实上也由其收取并开具收据，王建明个人并未收取分文，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一审中福慧市政还提交了相关刑事判决书证明王建明在积极履行职务过程中被诈骗了100万元，并证明福慧市政在积极履行合同，但一审只字未提。第三，一审对合同履行情况的事实未在判决书中认定和处理。朋利公司与福慧市政共同商定，由于闻泽律所的不作为，由宏林律所继续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由于当时朋利公司未与闻泽律所解除合同，因此福慧市政与朋利公司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和委托协议书。一审遗漏了隶属于朋利公司的案外公司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与宏林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以及宏林律所与本案当事人签署的合同及相关法律事实。宏林律所接受委托后以李玉堂律师为首的律师服务团队立即开展工作，多次向朋利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并根据上海公安机关要求通知朋利公司、福慧市政提供朋利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等资料，但未得到朋利公司确切答复。朋利公司拖延、不配合的态度导致法律服务协议等无法履行。第四，一审程序错误。本案一审进行了一年半，转入普通程序后庭审始终是一人审理和开庭，也未告知和给予各方当事人回避权利，仅在庭审结束时有人民陪审员参与。朋利公司辩称，不同意福慧市政、王建明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委托合同已在事实上解除，朋利公司于2018年3月发出合同解除函，且福慧市政与王建明也回函确认。根据合同约定期限为一年，福慧市政和闻泽律所在约定期限内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因此合同到期也符合解除条件。福慧市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擅自找了宏林律所，并未经过委托人的同意，这一转委托行为在主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转委托合同义务也自然消除。第二，王建明应当承担责任。《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写明了王建明有返还义务。王建明既是福慧市政代理人也是公司股东，因此王建明在合同履行中具有过错以致被骗，其应对其不合法的代理行为承担相关连带责任。第三，福慧市政等称隶属于朋利公司的Z公司与宏林律所签订了委托合同一节事实不存在，且福慧市政在一审中也没有提出此节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遗漏，福慧市政与王建明认为遗漏的事实与本案无关。第四，朋利公司提出解除合同是基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福慧市政、王建明应完成的合同义务未完成，已经构成违约。朋利公司也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解除。闻泽律所辩称，不同意福慧市政、王建明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第一，闻泽律所当时做了许多工作，福慧市政认为闻泽律所不作为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第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明确，如需承担责任应由福慧市政承担。且福慧市政在合同履行期间又擅自和宏林律所签署协议，以实质行为解除了与闻泽律所的合同，导致闻泽律所没有完成合作事项，过错在于福慧市政。第三，福慧市政说宏林律所代替闻泽律所，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付款给谁谁就有返还义务，朋利公司未曾向闻泽律所付款，故闻泽律所不存在返还义务。福慧市政也已承认400万元是付给福慧市政而不是闻泽律所。一审中，福慧市政转委托宏林律所也是经过朋利公司同意的，此节事实有证据可查。闻泽律所对于福慧市政所称朋利公司与Z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一节不清楚。宏林律所未作答辩。朋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福慧市政、王建明、闻泽律所返还朋利公司已支付的4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21日，朋利公司（甲方、委托人）与闻泽律所（乙方、受托人）签订《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载明根据甲方委托“项目公司及Z公司”的具体情况和复杂程度，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倪某等人刑事犯罪、指控、诉讼辩护和办案及向相关人员咨询等所有费用实行包干收费，总计950万元；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由乙方律师事务所组织担任案件搜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控诉状办案；指控犯罪诉讼与辨护期限分四个阶段：（1）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受理并着手案件起草等前期工作并正式启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案诉讼”，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出具受理单，预计时间一个月。（2）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发出立案通知书与执行，预计时间为二个月。（3）地方检察机关阅案批捕，公安逮捕，执行时间为一个月内，特殊情况除外。（4）提交法院终审量刑，正常三至九个月时间，本合同自签订至终结在一年左右时间。上述执行时间双方约定为合同签订日起六个月至一年左右时间完成。本合同签订后六个月，如乙方无法完成前三阶段工作约定时间甲方有权中止合同，如第四阶段需延长时间，双方另行协商合同继续履行。特殊情况（案情有出入，双方律师举证），法院、检察院合议等增加难度会超出判案时间，乙方负责到底，不增加甲方费用；律师费收取与支付方式：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律师事务所50万元整，视为合同生效金。本次委托合同总价为950万元（含生效金）。乙方收至甲方款项前需提供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根据本合同约定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费用。第一阶段为：合同生效后，乙方七日内对“罪犯案情”进行疏理，确认受理甲方此案后，书面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书面通知及发票后即按本合同约定在七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整。此款为乙方正式启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提案诉讼”至出具受理单。第二阶段为：甲方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受理单后即按合同约定五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甲方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通知书后按合同约定五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乙方开出收款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乙方付款。第三阶段为：上海市检察院批捕且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150万元，乙方开出收款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乙方付款。第四阶段为：法院判刑终审确认后五日内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150万元，乙方开出收款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乙方付款；乙方尽责与“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出庭答辩，直至案件终审结束，甲、乙方双方合同履行完毕。本合同在约定履行期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本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乙方应于七日内返还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受理本案时所收取的200万元费用。如甲方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或以资金追回为由不予起诉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视为乙方指控及辩护完成。本合同的全部委托事项完成，乙方已收取的律师费用不予退还。甲方需履行合同完成付款；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时，在委托期间内除双方约定外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或终止委托，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乙方收取律师费用不予退还。由此造成一切损失及不利因素均由甲方自行承担。本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内，乙方非因约定事由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己收取的委托阶段费用。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未按合同的约定支付乙方费用，经书面催告后仍不履行，乙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原收取的生效金，乙方不予退还，进入第二阶段后因甲方原因，费用不能按约定时间支付，经乙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支付的，视为甲方放弃委托。甲方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撤案，乙方己收取的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办案律师费不予退还，并有权追究甲方对乙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同终止。如果乙方不能做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指控或重大过错致使甲方遭受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赔偿要求等。2017年7月7日，朋利公司（甲方、委托方）、闻泽律所（乙方、受托方）与福慧市政（丙方、受托方）签订《委托合同补充协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17年04月21日签订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为依据，约定甲、乙双方各自权利及义务，为增强办案功效，现增加第三方即丙方为受托方。经三方协商由丙方作为原合同乙方工作牵头人统负责各项工作。签订此三方补充协议，共同遵守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约定。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1）原合同及本协议委托的所有费用不变；实行包干收费，总计950万元整。现三方协议付款调整为“除甲方己支付乙方的伍拾万元生效金由乙方出具发票外，剩余玖佰万元全部由第三方丙方负责收款，付款结点甲方根据补充协议时间结点付款。A原合同第二条第2款“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审查，发出立案通知书与执行，预计时间为二个月”，调整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并通知上海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受理、侦查立案与执行，预计时间为四个月”。刑事拘留逮捕到正式批捕时间需三十七天至二个月，所以，到最终至批捕时间为六个月。B支付费用：原合同第六条第2款第一阶段支付方式不变，乙、丙方对委托案件疏理后，确认受理此案并提供书面执行方案给甲方确认，当丙方收到甲方书面确认后，丙方开具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七日内支付乙方200万元。C第六条第3款第二阶段为：甲方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受理单后即按合同约定五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甲方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立案通知书后即按合同约定五日内向乙方支付200万元。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甲方上诉，出具受理书，并下达文件至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乙、丙方安排甲方至公安报案并同意受理，甲方接到公安局受理通知单后，即按合同约定丙方开具发票或收据，甲方收到发票或收据五日内向丙方支付200万元。经公安局侦查正式立案并通知甲方，甲方收到立案通知书后，丙方开具发票或收据，甲方收到发票或收据五日内向丙方支付200万元。如开收据的，丙方收到款后七日内开发票换回收据。D原合同第六条第4款约定第三阶段为：上海市检察院批捕且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150万元，乙方开出收据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乙方付款。调整为：甲方接到立案通知书后，经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刑拘，并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侦查确凿，公安报检察院正式批捕。甲方接批捕通知书后，丙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丙方支付150万元。E原合同第六条第5款约定第四阶段条款不变，法院判刑终审。丙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发票五日内向丙方支付150万元。（2）乙、丙双方工作责任分工由丙方统一协调办理，并由丙方承担所有工作责任，甲方不予干涉。付款：由丙方开发票，甲方依约定付款，不影响办案进度。乙方北京闻泽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博，丙方指派王建明作为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执行代理人，负责与甲方沟通、办案进度及三方协调工作。（4）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在约定履行期内，经报案受理公安局侦查后如果作出不予刑拘及不予立案通知的，则丙方应于七日内按本补充协议C的条款约定返还丙方收到报案受理单后所收到的200万元，如丙方逾期不予退还的，甲方有权追究丙方及丙方代理人的返还责任。如经报案受理公安局侦查实施刑事拘留，则不予返还，如经立案刑拘逮捕后因犯罪实施显著轻微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则丙方因立案所收取的200万元也不予返还，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部分双方按原合同约定执行，直到本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完毕等。该补充协议尾部丙方签章处注明代理人为王建明，且王建明予以签字确认。2017年4月27日，朋利公司向闻泽律所支付50万元。同年6月7日、8日，闻泽律所向朋利公司开具6张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500,000.94元。同年7月12日，朋利公司向福慧市政支付200万元，附言为“第二阶段服务费”。同年8月30日，朋利公司向福慧市政支付200万元。同年7月8日、8月22日，福慧市政向朋利公司出具2张收据，收款事由均为服务费，金额各为200万元。2018年3月1日，朋利公司向闻泽律所、福慧市政、王建明发函《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通知函》，载明：“我司就委托贵方负责四项目公司及Z公司刑事指控诉讼辩护及办案事宜，于2017年4月21日签订了《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为加强办案效率，贵我三方又于2017年7月7日签订了《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约定由福慧金贸统筹安排工作并负责收款。根据原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办案费用共计人民币950万元整，同时，原合同及补充协议又约定，办案共分为四阶段，贵方应负责于原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对涉案当事人的上海检察机关立案批捕及公安逮捕手续。如未按约定完成，则我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要求贵方返还我司已支付的款项。目前，原合同已履行累计达一年之久，但我司委托之案件仍无进展。鉴于以上情况，根据原合同约定，也为维护我司之利益，我司决定与贵方提前终止合同。我司现正式发函通知贵方：原合同及补充协议自本函发出之日起即提前终止。福慧金贸及执行代理人王建明先生作为原合同收款方，请于2018年3月10日前向我司返还案件办理费共计人民币400万元整。……”。同年3月7日，闻泽律所回复朋利公司《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之回复函》，载明：“……一、同意提前终止原合同及补充协议，即自贵司发函之日起，贵我双方于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权利义务提前终止，且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二、贵司于函中称，原合同及补充协议终止后，还应返还贵司已支付的合同款项计人民币400万元。对此，我所认为，根据原合同约定，合同款项共计人民币950万元，我所仅收到前期基本费用计人民币50万元整；而后，我所、福慧金贸及贵司又签订补充协议，并明确约定了原合同履行过程中，剩余所有款项共计人民币900万元整均应支付给收款方‘福慧金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慧金贸）及其执行代理人，且贵司提供的转账凭证及收据也证明了上述款项确系由福慧金贸收取，而福慧金贸也并未将上述款项转付给我方。故上述款项，贵司理应向福慧金贸主张返还。三、另，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若贵司向福慧金贸主张返还款项期间，仍需我所配合的，则我所将全力予以提供必要协助及支持。”审理中，闻泽律所曾对朋利公司提供的《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之回复函》上闻泽律所的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鉴院[2019]技鉴字第89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三份材料中闻泽律所印文与闻泽律所在北京市司法局备案的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的印文。后朋利公司调取了闻泽律所委派律师参加（2014）宝刑初字第1726号案件审理所提供的律师事务所函，并申请以此作为样本对《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之回复函》上闻泽律所的印文再次进行司法鉴定。后，闻泽律所向一审法院书面表示对朋利公司提供的《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之回复函》真实性不再持异议。福慧市政、王建明确认收到朋利公司发送的《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通知函》。福慧市政、王建明提供《法律服务协议书》，载明“上海朋利投资有限公司（福慧金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委托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李玉堂等律师就以下约定事项提供法律服务：一、甲方委托事项：就甲方委托事项与办理倪建琪、谭莹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报案、立案、诉讼等相关事宜，代为举报、协助调查取证、审计与诉讼等活动。此委托不可撤消并系唯一的委托权。……经双方确定，甲方向乙方缴纳本案服务费计人民币为：按照北京闻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的标准和期限支付……”。该协议书尾部仅有福慧市政、宏林律所盖章。福慧市政、王建明提供与朋利公司人员张秀华的相关微信记录。福慧市政、王建明、宏林律所均表示公安机关至今尚未出具正式立案通知书。闻泽律所提供其律师与王建明之间的部分电子邮件。另查明，福慧市政原名称为福慧金贸投资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朋利公司与闻泽律所签订的《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双方形成委托关系，并就刑事案件所涉时间节点、付款节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后朋利公司、闻泽律所、福慧市政签订的《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增加福慧市政为受托方，对收款方、所涉四个阶段的时间节点、付款节点进行了变更的约定。根据《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朋利公司付款节点的约定：（第一阶段）朋利公司应于闻泽律所、福慧市政对委托案件疏理后，确认受理此案并提供书面执行方案给朋利公司确认，当福慧市政收到甲方书面确认后，福慧市政开具发票给朋利公司，朋利公司收到发票七日内支付闻泽律所200万元；（第二阶段）朋利公司接到公安机关受理通知单后，福慧市政开具发票或收据，朋利公司收到发票或收据后五日内，支付福慧市政200万元。朋利公司收到公安机关立案通知后，福慧市政开具发票或收据，朋利公司收到发票或收据后五日内支付福慧市政200万元；（第三阶段）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拘，检察院正式批捕，朋利公司收到批捕通知后，福慧市政开具发票，朋利公司收到发票后五日内支付福慧市政150万元；（第四阶段）法院判决终审后，福慧市政开具发票，朋利公司收到发票后支付福慧市政150万元。现查明朋利公司向闻泽律所仅支付了50万元，而于2017年7月12日、8月30日向福慧市政共计支付了400万元，且2017年7月12日支付200万元的附言明确“第二阶段服务费”，涉案的委托事项至今未进展至第三阶段，说明朋利公司向福慧市政支付的400万元是履行了第二阶段所涉的款项。《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6个月，如受托方无法完成前三阶段工作约定时间，朋利公司有权提出终止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对此约定并未进行变更。就朋利公司委托事项公安机关至今尚未出具正式立案通知书，朋利公司于2018年3月已向闻泽律所、福慧市政、王建明发出了《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通知函》，闻泽律所、福慧市政、王建明确认收到通知函，委托关系解除，各方应当就相关款项进行结算。根据《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及《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履行期内，经报案受理公安局侦查后如果作出不予刑拘及不予立案通知的，则丙方应于7日内返还福慧市政收到报案受理单后所收到的200万元，福慧市政不予退还的，朋利公司有权追究福慧市政及福慧市政代理人（王建明）的返还责任。虽然福慧市政、王建明称经朋利公司同意委托了宏林律所向公安机关报案，提供了宏林律所律师2017年12月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回执单，但公安机关至今尚未出具正式立案通知书，时间跨度已远超过《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期限，故福慧市政所应当按《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返还朋利公司已收取第二阶段的款项（即400万元），现福慧市政未归还，也不同意归还，朋利公司依据《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追究福慧市政以及福慧市政代理人即王建明的返还义务，符合约定。虽然王建明在《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系福慧市政的代理人，但《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相关约定明确了王建明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且王建明亦在《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尾部签字确认，说明其对《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有关其个人的责任是明知且认可的。闻泽律所并未收到上述第二阶段的400万元，没有返还的义务。就朋利公司向闻泽律所支付的50万元，根据《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约定该50万元系合同生效金，朋利公司支付该50万元，委托关系才生效。且《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在委托关系解除时该50万元需要退还，故朋利公司要求退还该50万元，无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福慧市政、王建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朋利公司400万元。二、驳回朋利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800元、公告费260元及鉴定费用42,505元，共计85,565元，由朋利公司负担800元，福慧市政、王建明负担42,000元，闻泽律所负担42,765元。二审中，福慧市政、王建明向本院提交宏林律所李玉堂律师出具的律所通知函一份及李玉堂、王磊律师执业证，意欲证明宏林律所更名为融鼎律师事务所，更名后的律所向福慧市政和王建明追索律师费，该律所也认为王建明是福慧市政的代理人，李玉堂和王磊两人均系执业律师。朋利公司对福慧市政、王建明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些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宏林律所未发表质证意见。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于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核后认为，律所通知函仅为一份打印文件，未加盖任何公章印鉴或经签名，真实性难以认定，对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证明力，律师执业证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本院均不予采纳。王建明后于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谈话审理后向本院邮寄材料一组，分别系电子邮箱截图一页，标题为李玉堂律师委托书的电子邮件截图一页、落款盖有江苏宏林律师事务所委托协议书一页、抬头为上海B有限公司下方无落款的工作汇报一页，王建明来函中表示上述委托协议是朋利公司先确认再由宏林律所盖章后发至王建明电子邮箱。鉴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一般较传统证据需要更高的形式要求，该组证据未经公证机关公证或经计算机专家鉴定证实未经修改，且均无除宏林律所以外任何单位或个人印鉴、签名，故本院仅从该些证据材料形式审查后即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件均不具备，且上述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远早于本案诉讼一审判决作出的时间。王建明作为本案上诉人之一，迟至二审谈话审理终结后才邮寄至本院，应承担逾期举证证据失权的相应法律后果。故本院不再组织各方对该些邮寄的补充证据材料进行质证，亦对其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第一，系争委托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第二，合同项下已经支付的相应费用是否应该返还，应返还的款项是否应包括50万元的合同生效金；第三，王建明个人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第四，闻泽律所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关于争点一，系争委托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事实，2018年3月1日，朋利公司就系争《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的解除事宜向闻泽律所、福慧市政和王建明发出《关于提前终止合同事宜通知函》，福慧市政、王建明与闻泽律所均确认收到该通知，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则该解除通知已经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至于福慧市政、王建明称仅《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遭解除，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仍在履行中，系经朋利公司同意宏林律所代替了闻泽律所继续履行《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但此一说法并未获得朋利公司的认可，亦未能提供具有证明力的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认为系争《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均已解除。关于争点二、三、四，因该三争议内容均基于系争合同约定，本院一并进行阐析。系争《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委托合同补充协议》就相应合同款项的支付进度、对应的工作完成内容均作了明确约定，朋利公司亦支付了前两个阶段的款项共计400万元。同时《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中约定，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在约定履行期内，经报案受理公安局侦查后如果作出不予刑拘及不予立案通知的，则丙方（即福慧市政）应于七日内按本补充协议C的条款约定返还丙方收到报案受理单后所收到的200万元，如丙方逾期不予退还的，甲方（即朋利公司）有权追究丙方及丙方代理人的返还责任。该约定对系争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内未能完成合同约定事项情形下，朋利公司享有的追索权和责任主体均予以了明确。即朋利公司可向福慧市政和王建明主张已支付款项的返还，闻泽律所则并非承担还款责任的义务主体，在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约定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即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裁判依据，故一审判令福慧市政和王建明返还400万元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认同。此外，《刑事案指控辩护委托合同》中关于律师费收取与支付方式的约定为：甲、乙（即闻泽律所）双方签订本合同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给乙方律师事务所50万元整，视为合同生效金。从合同条款约定内容看该款项性质并非代理费，且各方未对解除合同情形下需返还该50万元作出约定，故朋利公司主张还应返还该50万元生效金并无合同依据，亦无法律依据，该主张难以成立。此外，就福慧市政、王建明就一审遗漏事实及程序违法等提出的相应诉称理由，本院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中未见遗漏与本案各方争议相关事实，亦不存在程序违法事项。综上所述，上诉人朋利公司、福慧市政、王建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600元，由上诉人上海朋利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2,800元，上诉人福慧市政工程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王建明负担38,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金 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