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女，199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文，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某1，男，198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淄川区。 原审被告：李某2（系上诉人李某1之父），男，196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蒲某1、原审被告李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2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9）鲁0321民初219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金额53740元）；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一、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李某1婚礼前通过路某、蒲某2向被上诉人索要了20470元彩礼，被上诉人证人路某为被上诉人单方为婚礼习俗找的媒人，在双方婚礼前并不认识上诉人；被上诉人证人蒲某2，自称与被上诉人并无亲属关系，但与其父亲自小认识，二证人证言不具中立性，且只有证人证言，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证据不足，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不予认可。二、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婚礼仪式结束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了回礼金12800元，有新证据证明，请求予以认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裁决。 蒲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给予上诉人2047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于上诉人上诉状所述“证人路某、蒲某2为答辩人单方为婚礼习俗找的媒人，蒲某2与答辩人父亲自小认识”认为其二人所做的证人证言不具有中立性，故对其二人所述上诉人向答辩人索要20470元彩礼的事实不予认可，是没有道理、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对于20470元彩礼，一审审理时已经查明，两位证人作为媒人，从订婚到结婚整个过程都参与其中，并经手一些具体事务，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很了解，并且两位媒人对该款项的支付方式、数额均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答辩人已经拿出充分证据完成举证责任，而上诉人却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一审对于答辩人交付上诉人20470元彩礼的事实认定清楚。二、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回礼金12800元，无证据及事实依据。首先，答辩人不认可收到上诉人所主张回礼金12800元。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提供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答辩人收到过这12800元。答辩人从未见过亦未收到过上诉人给的回礼。一审时，上诉人方申请证人李某3作证，但在法官的询问下，李某3陈述其只是听李某1的母亲说给了蒲某1回礼为12800元，根本就没有亲眼看见有这一回事情，其证言根本就不具有可采纳性。更何况，在当地结婚风俗根本就没有女方给男方回礼金的这种习俗。三、因本次答辩人支付上诉人彩礼及结婚事宜，导致答辩人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答辩人本想着能和上诉人结婚登记，相守到老，不管是恋爱期间，还是为与上诉人结婚，答辩人均尽量满足上诉人的要求，恋爱期间答辩人就多次向上诉人转款，如为其购买手机共花费5920元、交纳学费4100元，及交往期间答辩人多次向上诉人转款共计21675元等。答辩人因本次与上诉人结婚事宜，不包括已经支付的彩礼，前后花费超出答辩人能力的费用，包车费用、酒席费用、礼品、改口费、租车费用等，但上诉人说不登记就不登记，导致答辩人生活陷入严重困难，还对答辩人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也给答辩人父母的精神造成很大打击，致使答辩人一家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一审判决仅支持答辩人部分请求，对于大部分请求都未支持，答辩人本想上诉，但考虑父母感受并未提起上诉。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诉讼费由上诉人全部承担。 李某2未作答辩。 蒲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李某1与李某2返还蒲某1彩礼237684元；2.诉讼费用由李某1与李某2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蒲某1与李某1于2018年4月1日依据当地传统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于××××年××月××日举行了结婚仪式，双方至今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李某2系李某1之父。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蒲某1提交如下证据：一、路某、蒲某2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路某、蒲某2是蒲某1与李某1的媒人，据此证实由路某与蒲某2经手共计支付给李某1的彩礼钱为100358元。二、2017年8月25日与2018年1月26日的收款收据、微信转账记录，据此证实蒲某1为李某1购买手机两部，分别支付2450元、3470元，共计5920元。三、临沂银座商城和谐广场店的消费发票及会员卡积分信息截图、收款收据、蒲莎莎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各一份，据此证实蒲某1在订婚前为李某1购买金耳钉、金项链、珍珠项链、化妆品，价值分别为988元、1990元、884元、860元，共计4722元。四、淄川区西河鑫泰隆超市出具的收据、淄博山水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出具的包车发票，据此证实2018年4月1日，蒲某1与李某1订婚时，蒲某1为李某1购买礼品花费2100元，支付包车费用1000元，支付13桌酒席费用8580元，其中李某1一方是2桌，花费1320元,蒲某1共计为李某1支出的费用为4420元。五、淄川区西河鑫泰隆超市出具的收据、购买周生生手镯的消费截图、蒲莎莎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交易明细，据此证实××××年××月××日，结婚送日子时，蒲某1为李某1购买了金手镯、手机及礼品，分别支付6269元、4830元、1800元，共计12899元。六、淄川区西河鑫泰隆超市出具的收据与淄博维罗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单据，据此证实××××年××月××日，蒲某1与李某1结婚时，喜宴花费31158元，其中李某1一方是十三桌，则花费12870元。七、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与李某1的毕业证各一份，据此证实蒲某1应李某1的要求为其交纳学费4100元。八、微信转账记录一宗，据此证实蒲某1与李某1交往期间，李某1多次向蒲某1索要财物，蒲某1共计转账21675元。九、录音资料一份，据此证实蒲某1曾给李某1现金30000元购买钻戒，李某1已经返还了4000元，剩余26000元尚未返还。十、李文白出具的证明一份，据此证实李文白与蒲某1一起去4S店交纳修车费4100元，该费用系蒲某1替李某1所交，李某1应予以返还。十一、蒲某1与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据此证实因李某1悔婚导致本案纠纷产生，李某1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庭审中，蒲某1陈述除了上述证据所涉及的费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实际支出，具体如下：结婚当天，蒲某1租用婚车支出3600元，蒲某1的父母给了李某1红包2000元，给了李某1亲属红包1400元，蒲某1家的亲戚给了李某1磕头费4800元；结婚后，蒲某1为了挽回婚姻分三次给予李某16000元；两人拍摄结婚照花费了6000元；购买床上用品花费1200元，现该物品已被李某1带走；蒲某1代替李某1支付房租3600元，该部分支出，没有书面证据提交。蒲某1与李某1交往期间对于所有费用的支出，均系以结婚为目的消费支出，李某1应当予以全部返还。李某2作为李某1的父亲，与李某1一起接收了上述财物，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李某1与李某2经质证，认为一是路某与蒲某2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说明事实。二是对蒲莎莎的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相关款项的实际用途。三是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蒲某1所述的李某1单方拒绝办理结婚登记一事不予认可，拒绝登记结婚的根本原因是双方性格不合。四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绝大多数证据为收据无法证明真实性，对关联性皆有异议，首先，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七、证据八所涉及的费用性质应为双方交往期间，蒲某1对李某1的赠予，与婚约财产返还无关；证据四至证据六所涉及的费用系举办婚礼的消费性支出，均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不应由李某1承担；其次，对于蒲某1所述的给予李某126000元购买钻石戒指，戒指的价格为7250元，李某1仅认可收到6000元，对于其余款项没有收到也不予以认可，蒲某1庭后也未提交录音材料；再次，李文白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该修理费与李某1有关，李某1不予认可；最后，对于蒲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的其他费用，李某1不予认可。五是李某1同意将珍珠项链一条、钻石戒指一个、金手镯一个、耳钉一对、耳坠一对、金项链一条、玉坠一个返还给蒲某1。针对李某1与李某2的质证意见，蒲某1经质证，认为一是除了彩礼之外，上述其他物品都是李某1以结婚为目的索要，现李某1自认是其单方面拒绝结婚登记，所以其应当返还彩礼及其他财物。二是对于李某1同意返还的各项首饰，除戒指外，蒲某1予以认可。李某1购买涉案钻戒时，蒲某1给予了26000元，现涉案钻戒价值仅为7250元，与蒲某1的损失相差悬殊，蒲某1坚持要求李某1返还26000元。庭审中，蒲某1申请证人路某与证人蒲某2出庭。证人路某与证人蒲某2陈述其为蒲某1与李某1的媒人，与蒲某1一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在双方缔结婚约期间，蒲某1向李某1支付了订婚彩礼66000元，该款项系由路某与蒲某2交给李某1的，当时是直接给的银行卡。结婚送日子时，蒲某1给了李某1彩礼8888元，该款项系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当时原本计划是由蒲某1、路某及蒲某2一起将该款项送至李某1家中，但李某1称其奶奶生病了，所以一行人就没有去李某1家送日子，而是李某1自己到蒲某1家将该款项取走。结婚前，李某1通过路某、蒲某2向蒲某1索要了20470元的彩礼钱，并称该款项是用来购买结婚用品，其中20000元系蒲某1的父母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给李某1。结婚当日，蒲某1的父母给了李某1改口费5000元，该款项系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当时蒲某1的父母当着路某与蒲某2的面清点了该款项，并用红包装好在结婚现场交给了李某1。此外，蒲某1还给了李某1三金，包含耳钉、项链等，这些首饰都是由路某与蒲某2直接交给李某1。对于李某1家是否给予蒲某1回礼不清楚。蒲某1据此证实蒲某1与李某1在缔结婚约的过程中，蒲某1给予李某1彩礼钱共计100358元，李某1并未给予回礼。且路某、蒲某2作为蒲某1与李某1的媒人，从订婚到结婚整个过程都参与其中，并经手了一些具体事务，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该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证明力。李某1与李某2经质证，认为一是证人路某是蒲某1方为了婚礼习俗而找的媒人，并非双方认识及恋爱的介绍人，且其与蒲某1的父母认识超过20年，因此，证人路某对蒲某1有利的证明不具有可信度，不应予以采纳。证人蒲某2自称其与蒲某1方并无亲属关系，但据李某1所知，蒲某2与蒲某1的父母自小认识，且蒲某1的父亲名为蒲先湖，可见，证人蒲某2与蒲某1父亲蒲先湖之间有某种亲近的关系，即使二人并无近亲属关系，也很难让人相信其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其所作出的对蒲某1有利的证言亦不具有可信度，不应予以采纳。二是对于证人所述的彩礼66000元、改口钱5000元及结婚送日子钱8888元予以认可，李某1确实已经收到，但对于20470元款项不予认可。关于彩礼66000元，蒲某1曾交付给李某1一张66000元的支票作为彩礼，支票上的收款人为蒲某1，原则上只有蒲某1可以将该款项提出，而实际上该款项的去向也多用于双方筹办结婚的各项支出，希望蒲某1方能核实该款项具体的去向；关于改口钱5000元，在婚礼习俗中男女双方都会向对方支付改口钱，而实际上李某1的父母也分两次支付给蒲某16000元的改口钱，改口钱不应属于彩礼的范围；关于结婚送日子钱8888元，该款项亦不属于彩礼范围；关于20470元，李某1从未通过媒人索要过该款项，也没有实际收到该款项，且女方直接向媒人索要结婚彩礼之外的款项也不符合婚礼的习俗。三是李某1给予蒲某1回礼12800元，该事实有证人可以证明。 李某1与李某2提交视频一份、发票五份，据此证实李某1为结婚购买了三台美的空调，分别花费7899元、4699元、3699元，共计16297元，购买松下洗衣机、海信冰箱，共花费6997元，以上共计23294元，该部分款项应当从彩礼金额中扣除。关于该部分款项的支付，李某1于2018年4月7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了美的空调的定金2000元，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松下洗衣机和海信冰箱定金997元，于2018年4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支付4297元、10000元、6000元，其中前两笔款项系用于支付购买美的空调的剩余款项，该两笔款项与2018年4月7日支付的空调定金2000元相加，恰好是三个美的空调的总价16297元，最后一笔款项系用于购买松下洗衣机与海信冰箱，该款项与2018年4月7日支付的997元定金相加，恰好是海信冰箱和松下洗衣机的总价6997元。李某1购买家电时的微信转账记录与发票时间相差两天，是因为国美电器在2018年4月7日至2018年4月8日搞促销活动，国美电器的业务员在李某1交纳定金的前提下为其垫付费用，等到家电送货上门后，李某1又通过微信将剩余费用支付给了业务员。蒲某1经质证，认为一是对视频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视频未能清楚显示拍摄人员及视频中人员，且系形成于第一次开庭之后，不能证明李某1于2018年4月7日购买家电的真实情况。二是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发票是开具给蒲某1的，说明发票所载明的家电是由蒲某1购买，且发票时间在前，李某1转账时间在后，不符合交易常理，转账金额与发票金额也不相符，相差997元。事实上，该发票是李某1在未经过蒲某1的同意下私自从蒲某1家里取得，蒲某1购买涉案家电时先是支付了现金20000元，后又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剩余款项，两笔款项均是于2018年4月7日支付，待蒲某1全部付款完毕后，商场才为其出具了发票。除了洗衣机之外，其他电器都在蒲某1家中保管。庭审中，李某1与李某2申请证人李某3出庭。证人李某3陈述其系村里的书记，与李某1、李某2没有亲属关系，仅系普通的乡亲关系。订婚当天，李某3应李某1父母的邀请在订婚现场帮忙，但其没有经手具体的事务，当时李某3看见李某1的母亲给了蒲某1一个红包，但是没看见具体数额，听李某1的母亲说该红包是她们家给蒲某1的回礼，金额为12800元，该款项系以现金的方式支付。李某1与李某2据此证实蒲某1给予李某1彩礼后，李某1也给予了回礼，金额为12800元，该费用应从彩礼金额中扣除。蒲某1经质证，认为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对此不予认可。经核实，被告李某1已将珍珠项链一条、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个、耳钉一对、耳坠一对、玉坠一个返还给原告蒲某1。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蒲某1与被告李某1依据当地传统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与结婚仪式，但是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作为结婚之用的彩礼在给付时应认定为是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在双方结婚登记的目的无法实现，其赠与的条件未成立且赠与钱款数额较大，接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一、关于原告主张的返还彩礼金。原告蒲某1主张彩礼金为100358元，其中包含彩礼金66000元、结婚送日子钱8888元、改口费5000元及婚前给付给李某1的20470元。通常彩礼是指在订婚和举行婚礼仪式时，男方通过媒人给付女方及其家人的聘礼，数额往往较大，结合原、被告所在地有关给付彩礼的风俗习惯，原告给付被告李某1的结婚送日子钱应当认定为彩礼，而改口费应认定为男方父母对女方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对于20470元，虽然两被告不予认可，但是通过证人蒲某2与证人路某之证言，两证人作为媒人，对支付款项的方式、数额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故，原告主张的该笔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笔款项系原告于婚前经媒人之手交付被告李某1的，数额较大，应认定为彩礼。因此，原告蒲某1在与被告李某1婚姻缔结期间支付彩礼金共计95358元。原告与被告李某1虽然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加之原告蒲某1向被告李某1赠送物品及操办婚礼等花费，相对于其原来生活条件来说，给其生活造成困难不可避免，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李某1返还彩礼，被告李某2作为被告李某1的父亲，与被告李某1共同接手了彩礼，应负共同返还的义务。关于返还金额，综合考虑原告与被告李某1的感情因素、共同生活的情况等，一审法院酌定由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返还原告蒲某1彩礼金90000元。关于购买家电的款项23294元是否应从彩礼中扣除。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主张为准备婚礼而购买的家电（包含美的空调三台、松下洗衣机一台及海信冰箱一台），价款为23294元，该款项是由被告李某1用彩礼购买并支付，应从彩礼中予以扣除。根据两被告提交的发票及视频等证据及庭审调查，能够认定涉案家电的款项是由被告李某1支付。原告蒲某1主张该款项系由其个人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涉案家电在原告处保管，因此，被告李某1用彩礼购买家电的款项23294元已经花费，该款项应从返还的彩礼中予以扣除。关于松下洗衣机一台，原、被告未明确说明其所在地，一审法院亦无法查明，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主张的回礼金12800元。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主张订婚仪式结束后，被告李某1向原告蒲某1返还了回礼金12800元，对此，原告予以否认，根据庭审调查可知，回礼金是否真实存在，证人李某3未实际看到回礼金的数额，也未实际经手，只是听被告李某1母亲陈述，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且两被告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亦无法查明，故，对该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应返还原告蒲某1的彩礼金为66706元。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返还购买手机、首饰、办理酒席及微信转账等款项的问题。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给被告李某1购买手机、支付修车费用及支付学费等款项，这属于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为增进感情而支付，法律上应属于赠与，原告要求被告李某1返还，不符合撤销赠与之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向被告李某1及其亲属赠送的红包、购买喜宴所需的烟酒、置办酒席的花销、租用婚车、拍摄结婚照等费用，不属于本案彩礼及婚约财产纠纷之范畴，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原告主张的微信转账款项，亦不属于本案彩礼及婚约财产纠纷之范畴，原告须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最后，关于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的26000元，庭审中，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认可仅收到6000元，并且已购买了钻石戒指，因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余款项的支付情况，对原告要求返还26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涉案钻石戒指为原告蒲某1与被告李某1缔结婚姻所购买，属于彩礼范畴，且现在由被告李某1保管，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也同意返还，因首饰的财产权益受各种因素影响，所代表的货币多少有一定的浮动，因此，由被告李某1返还钻石戒指给原告为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返还原告蒲某1彩礼6670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钻石戒指返还原告蒲某1彩礼；三、驳回原告蒲某1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2.63元，由原告蒲某1负担1699.13元，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负担733.50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1提交李方军书面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为：“我与李某1的父亲李某2是同辈，但关系在五服之外……李某1与蒲某1的婚礼，我作为李某1家里帮忙的，基本上参与了婚礼的各个环节，李某1家里确实给蒲某1回了彩礼，回礼的时间是在2018年4月1日，阴历二月十六，李某1和蒲某1订婚，中午在蒲某1老家的饭店淄川西河吃的饭，下午两点左右从淄川回到李某1家中……当地的习俗回来要在女方家中吃饭表示敬意，大约四点半左右，李某1母亲从屋里拿出12800现金给了我，我当着吃饭的那些人点了钱，当时蒲某1的大爷、大舅和两个家里的亲戚都在现场看见了……确定是12800元，李某1母亲让李某1把蒲某1叫了过来，当着在座所有人的面把12800元现金亲手给了蒲某1……当时怕蒲某1丢三落四，李某1母亲就拿了一张红色的纸给了蒲某1，让蒲某1包起来放好……蒲某1婚礼当天给李某1家彩礼一共66000元，当时是给的支票……不是银行卡，蒲某1的证人把这些细节说错了，证言的可信度可想而知……蒲某1的证人说李某1通过证人跟蒲某1家要了20470元彩礼钱，纯属虚构，李某1家婚礼前前后后我都参与，一些事情李某1父亲都跟我商量来着，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个钱。”在该证人证言落款处有“李方军”签字、捺印。蒲某1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该证言是否为李方军本人出具，无法确认；即使该证言为李方军本人出具，根据该书面证人证言，李方军自述与上诉人一家是乡里乡亲，关系密切，有明显利害关系，因此作出有利于上诉人的证言，法庭不应采信；其所证明的关于彩礼20470元及返还礼金12800元均与事实不符。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李方军证言内容中，李某1母亲系将现金12800元亲手交给了蒲某1，后拿了一张红色的纸让蒲某1包起来，与李某1一审申请的证人李某3的证言“看到李某1母亲给了蒲某1一个红包，但没有看见具体数额”不相符；该证人证言载明的其他内容，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次，即使如李某1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所述，李方军参与双方当事人婚礼的各个环节，但是一审中李某1并未申请其出庭作证亦未提交其证言，而是申请并未经手具体事务的李某3出庭作证，其二审提交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综上，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款项有两笔：一是蒲某1主张的婚礼前交付李某1的彩礼钱20470元，蒲某1主张应予返还；二是李某1主张的其向蒲某1返还的回礼金12800元，李某1主张应予扣除。关于第一笔款项。一审中蒲某1为证实其主张的向李某1交付该20470元彩礼的事实，申请证人路某、蒲某2出庭作证，二证人陈述其二人系蒲某1与李某1的媒人，与蒲某1并无亲属关系；李某1亦认可二证人系蒲某1一方为婚礼习俗找的媒人。二证人陈述了蒲某1向李某1支付订婚彩礼66000元、送日子彩礼8888元、结婚当日蒲某1父母交付李某1的改口费5000元及争议的20470元款项的交付方式；且陈述其中订婚彩礼及首饰均系经由二证人交付给李某1、争议的20470元款项亦是李某1通过二证人向蒲某1索要。二证人详细陈述了双方婚约财产的数额和交付过程，且二证人证言一致；经由媒人交付彩礼亦符合习俗和习惯，且李某1认可其收到部分彩礼和首饰。综合上述分析，能够认定二证人知道包括争议款项在内的彩礼交付的相关事实，对二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应予采信。而婚礼前再给付一定的彩礼亦符合习惯。李某1虽不认可其收到该笔款项，但其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二证人证言。综上，能够认定蒲某1所主张的其交付20470元彩礼的事实。关于第二笔争议款项。李某1主张其返还蒲某1回礼金12800元，为证明其主张，其一审中申请证人李某3出庭作证，李某3虽然在订婚现场，但未经手争议款项，关于李某1主张的回礼金及数额李某3亦非直接获得相关信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无法认定李某3证言的证明效力。二审中李某1提交的李方军书面证人证言无证据证明效力，亦不能证明李某1的主张。上诉人李某1所持返还回礼金12800元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永成 审判员  李兴民 审判员  侯 康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