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琼民申15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东，男，汉族，1974年10月15日出生，住海南省屯昌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锋，男，汉族，1978年6月24日出生，住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文东路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丽喜，女，汉族，1971年10月10日出生，住海南省屯昌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利爱银，女，汉族，1949年3月15日出生，住海南省屯昌县。   再审申请人王东、王锋、王丽喜、利爱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传松，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木春，男，1951年11月12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桃园县，台湾同胞通行证号码：00686090。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斌，男，196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原审第三人：海南国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屯昌县城南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燕，海南国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生，男，汉族，1962年1月15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系海南国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   再审申请人王东、王锋、王丽喜、利爱银（以下简称王东等四人）因与再审申请人杨木春及原审第三人海南国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96民终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东等四人申请再审称，（一）王敦德与杨木春签订《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时，国昌公司在上述合同上盖章确认，国昌公司对上述合同约定使用其名下土地进行合作已经认可，一、二审判决均确认这个事实。一、二审法院判决王敦德与杨木春签订的《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解除错误。（二）二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及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的情形。1.二审判决认定“杨木春已于2018年1月16日将其在国昌公司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实际上是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将合同所涉土地转让给他人，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杨木春解除合同条件已成就”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首先，根据《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第六条约定，只有杨木春须使用到涉案土地或须出卖涉案土地时才能解除合同。涉案土体使用权人是国昌公司，杨木春无权出售涉案地块，只有杨木春要使用涉案土地时才能解除合同。涉案土地属于农业用地，合同约定是种植槟榔树及果树，杨木春要使用涉案土地，必须要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土地用途，不能继续种植槟榔树及果树，才能解除合同。涉案土地种植槟榔树及果树没有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没有发生变化，故杨木春没有要使用涉案土地，所以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其次，一审、二审法院已经认定“王敦德及杨木春签订《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时，国昌公司在《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上盖章予以确认，国昌公司对杨木春使用其名下土地进行合作是认可的”，国昌公司是独立的主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国昌公司股东股权变动，不影响国昌公司应享有的权利及义务，况且国昌公司在王敦德及杨木春签订《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时已认可杨木春与王敦德的合作关系，故国昌公司股权变动不影响合同的履行，一审法院认定解除条件已成就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在一、二审庭审中，国昌公司明确称其正在与其他单位合作设立槟榔加工厂。涉案土地性质会保持现状，会保留现有的槟榔树及果树，涉案土地上槟榔树所结的果实会直接送到其开设槟榔加工厂进行加工。涉案土地依然保持原来状态，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双方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未成就。2.二审判决认定“杨木春将国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人，其自身也失去对案涉土地的控制，本质上就是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符合案涉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错误情形。首先，二审法院已经认定“王敦德及杨木春签订《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时，国昌公司在《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上盖章予以确认，国昌公司对杨木春使用其名下土地进行合作是认可的”，国昌公司是独立的主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国昌公司股东股权变动，不影响国昌公司应享有的权利及义务，况且国昌公司在王敦德及杨木春签订《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时已认可杨木春与王敦德的合作关系，故国昌公司股权变动不影响合同的履行，所以二审法院认定解除条件已成就存在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其次，退一步讲，即使杨木春将国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他人，其自身也失去对涉案土地的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如杨木春失去对涉案土地的控制，会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都可以提出解除合同，这是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并非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本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未成就，二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合同解除，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三）二审法院认定“杨木春应支付给王东等人的补助金额为346983元，案涉土地上的槟榔树和果树所有权归杨木春”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的情形。首先，根据双方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解除时，涉案土地上的槟榔树和果树所得的补助双方进行平分。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双方平分补助后槟榔树和果树归属问题，没有约定乙方得全部补助款，另一方得涉案土地上槟榔树和果树的所有权，也没有约定王东等四人得补助款，杨木春得槟榔树和果树所有权。二审判决没有依约定也没有依规定判决补助款全部归王东等四人，判决槟榔树和果树所有权应归杨木春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涉案土地种植的槟榔树及果树属于双方共同财产。根据合同关约定，种植槟榔树一切费用由双方平均分担，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王东等四人应获得涉案67.45亩土地上种植槟榔树及果树50%份额所有权。第三，即使杨木春失去对涉案土地控制，要解除合同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本案合同属于法定解除，合同解除后，槟榔树和果树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各方享有50%的份额，所以，王东等四人应获得4231棵槟榔树和果树。二审法院认定补助款全部归王东等四人，槟榔树和果树所有权归杨木春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对本案提起再审。   杨木春提交意见称，（一）我方主张解除《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并按照合同的约定由我方向王东等四人进行补偿，我方主张解除合作的基础是合同的约定，向王东等四人补偿的标准是合同约定对槟榔树的补偿，来自合同约定的补偿标准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第一项是正确的，是依照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的解除合作的判决，但该判决第三项是错误的，没有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或者是法官随心所欲的判决，或者是对诉讼双方解除合作纠纷的折中选判。（二）我方的每一项诉讼请求所指向的依据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满足签订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三）二审法院就我方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解除合作的条件满足后，合情合法给予判决解除合作，不存在我方对合同的违约所致。（四）王东等四人的诉求模棱两可，既主张不予解除合作，又主张可以解除合作，其主张的依据不存在；同时，其主张一半的槟榔树所有权没有依据，合同条文里没有约定，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我方诉请解除合作不属于违反合同的约定，就不存在向王东等四人赔偿损失的事实。既然王东等四人获取的是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合作槟榔树的补偿，其就不应提及合同条文以外的其他请求，既得槟榔树的补偿，又得一半数量的槟榔树。综上，我方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向王东等四人发出解除合作的通知义务并提起诉讼对其给予补助，也完成了国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和实际交付。王东等四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杨木春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是杨木春与王东等四人就继承《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解除合作发生纠纷的诉讼。1999年，王敦德是屯昌县坡心派出所的所长，其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向杨木春提出以借用杨木春的地块先培育槟榔苗出售，待槟榔苗培育长出来了，价格低迷卖不出去，其又借用杨木春的地块培植槟榔树。四年后，双方为了理清借用杨木春的地块培植槟榔树日后的权利和义务，于2003年9月27日补签了《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合同约定：“杨木春出土地，王敦德出槟榔苗”，“用地83.55亩由农业用地67.45亩和工业用地16.1亩组成”；第六条约定：“合同签订期限内，杨木春须使用到这块土地或须出卖这块土地，经双方同意，从种植日算起一年内，每株槟榔树和果树补助人民币5元，以后每年补助人民币2元，总所得金额双方平分（注：如种植15年，每株槟榔树和果树须补助人民币33元），双方不得有议”；双方还约定：“种植槟榔一切费用由双方平均分担”和“槟榔成品出卖所得，扣掉一切费用和所得净利由双方平分”。依合同的文义解释，应该以合同订立的初衷和目的为中心，该地块随时都有可能变更为其他用途，一旦有其他用途，就得按约定好的补助标准履行，双方不得有议。当时的杨木春自成立国昌公司后，就投资购置了国有出让土地83.55亩，该地块自始至终没有向王敦德收过租金，因为不存在租赁关系，以为合作种植关系存在，故双方具体约定了第六条补助标准，以体现双方的合意。（二）《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签约的当事人是杨木春和王敦德，国昌公司是该93.55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上的使用权人，这不影响杨木春和王敦德作为《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签约的当事人。合同约定，在合作种植的全过程中，合作投入的成本双方分担，采摘槟榔成品出卖所得由双方平分，上述约定都与杨木春和王敦德有关，与国昌公司无关。杨木春曾经在《合作终止槟榔合同书》复印件上加盖国昌公司的印章办过其他事务。2017年6月，国昌公司向屯昌县人民法院起诉王东，诉求解除工业用地16.1亩的合作，提交的证据属于《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复印件上加盖国昌公司印章，后来杨木春找到《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的原件，觉得提交起诉的证据不妥，申请撤诉，经法院裁定，（2017）琼9022民初516号民事诉讼案件准予撤诉。2017年9月18日，杨木春向屯昌县人民法院起诉王东等四人，诉求解除工业用地16.1亩的合作，提交的证据属于《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原件，分别有杨木春和王敦德签名，王东等四人没有出示《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原件进行庭审举证。（2017）琼9022民初71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杨木春和王敦德是签订《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的主体。（三）一审判决第三项的错误在于违背《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第六条“合同签订期限内，杨木春须使用到这块土地或须出卖这块土地，经双方同意，从种植日算起一年内，每株槟榔树和果树补助人民币5元，以后每年补助人民币2元，总所得金额双方平分（注：如种植15年，每株槟榔树和果树须补助人民币33元），双方不得有议”的约定，法院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将槟榔树一半计4232株判决归王东等四人所有。本案合同书文义解释很清楚，应该以合同订立的初衷和目的为中心，合同有约定的，依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可参照公平原则。该合同没有约定槟榔树权属归谁的事项，而是约定合作种植期间属于收益性的事项。既然合同第六条约定解除合同的补助标准，王东等四人获取解除合同的补助标准后，不应再享有槟榔树的所有权。（四）二审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的错误同样在于违背本案合同第六条约定，缺乏事实依据，违背合同约定的解除合作的补助标准，以双倍的标准判决补助王东等四人。我方诉求解除合同不属于违反合同的约定，日后解除合作是双方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法院采取公平原则判决，应考虑国昌公司的土地被占用种植槟榔树19年之久，自始至终没有收益。王东等四人不同意解除合作，是因为合作以来给其带来收益甚多，体现在王东等四人利用合作在国昌公司土地上放养十多头牛和无偿使用国昌公司的房舍至今，我方的利益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况下。综上，二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对本案提起再审。   王东等四人提交意见称，二审判决合同解除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合同第六条约定，只有杨木春使用或出卖该土地时才能解除合同，而杨木春提出解除合同的事由是国昌公司股权转让，因此解除合同。故二审认定解除合同条件成就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便杨木春失去对涉案土地的控制，解除合同的条件仍未成就。国昌公司对杨木春与王敦德所签订的合同是认可的，国昌公司的股权转让不影响本案合同的继续履行。（三）合同第六条虽约定了双方对补助进行平分，但该条约定不是杨木春向王敦德进行补助，而是当时双方签订合同时就已讨论过，若该土地出卖，第三人（不是本案的第三人，系合同外的第三人）对槟榔树进行补助，双方对该得到的补助金额进行平分，而槟榔树仍系杨木春与王敦德共同所有的，二审法院将槟榔树判归杨木春所有，而杨木春将补助给王东等四人所有，这一认定违反合同约定及事实。（四）即便杨木春失去对土地的控制，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合同解除也应属于合同的法定解除。若合同法定解除，则双方所种植的槟榔树因成本各担50%，利润各担50%，则双方也应有各50%的份额。（五）本案杨木春及国昌公司一直在庭审中称槟榔树不值钱，他们是为博取涉案土地上槟榔并在涉案土地上开设槟榔加工厂。涉案土地上的槟榔不会砍掉，也不会另种其他农作物。槟榔树系王东等家人十几年用心种植长成，现为丰果期，若合同解除，王东等四人可将槟榔树移走。希望法院依法判决，杨木春及王东等四人各占一半份额。   国昌公司提交意见称，（一）杨木春在国昌公司的100%股权已全部转让给刘燕、王海生，并于2018年3月13日办理了转让及其财产交付手续，受让程序和交付实体合法有效，不存在谋取任何不当利益。国昌公司股东刘燕及王海生已根据物权法取得涉案土地和槟榔树的物权，杨木春不再享有对土地及槟榔树的直接支配和排他权利。（二）国昌公司与《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没有任何关系。国昌公司未与《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的任何当事人签署合同和发生关系，因此，国昌公司与本案任何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关系，不存在承担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任何民事责任。国昌公司现股东刘燕和王海生在受让国昌公司股权前与杨木春交流得知，《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原件仅杨木春与王敦德签名，国昌公司并未盖章，但之后系杨木春个人在办理其他事务时用国昌公司的印章在《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复印件上盖章。（三）王东等四人侵犯国昌公司的利益。杨木春已将国昌公司股权于2018年3月13日全部转让给刘燕和王海生，但王东等四人未退出占用的国昌公司的部分房产，并在国昌公司的土地上养牛，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国昌公司物权的侵害，请求法院判令王东等四人赔偿国昌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停止侵害，并退出其占用国昌公司的房产和土地。（四）关于《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项下槟榔树的归属。根据物权法规定，槟榔树应当归国昌公司所有，王东等四人已经获得补偿，不得再次主张槟榔树的所有权。1.杨木春与王敦德签订的《合作种植槟榔树合同书》约定，合作种植的槟榔树是种植在国昌公司的国有土地上，既没有林权登记、使用权证，也没有国昌公司任何证明杨木春、王敦德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据。2.杨木春与王敦德签订的合同属于收益性合同，既然王东等四人获得了补偿，不得再次主张槟榔树的所有权。（五）关于合同解除条件问题，我方认可本案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本案合同解除是约定解除，而不是法定解除，应按合同约定进行货币补偿，不存在一人一半的问题，应由杨木春对对方进行货币补偿。（六）目前槟榔价值已经掉价很多，也因当时管理不善，产果量也很不理想。我方投资了上千万，投入巨大，不能因一年才仅几万元的分配款而让槟榔树现状存在，利息都不够。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第六条中约定了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即“双方合同签订期限内，甲方（杨木春）须使用到这块土地或须出卖这块土地（土地总面积83.55平方米）......”。本案合同签订时，杨木春是本案合同所涉83.55土地使用权人国昌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杨木春于2018年1月16日将其在国昌公司的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二审判决认定杨木春实际上是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将合同所涉土地转让给他人，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杨木春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杨木春以土地转让无法继续与王东等四人合作种植槟榔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中67.45亩土地合作，既有合同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二）关于补助金额的计算和土地上的槟榔树和果树如何处理问题。根据《合作种植槟榔合同书》第六条约定的补助金额计算方式，合同的总补助金额为346983元。鉴于双方合同并未对合同解除后涉案土地上的槟榔树和果树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但从合同约定的槟榔树和果树的补助内容来看，上述补助是针对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后，就土地上现存的槟榔树和果树而给本案合同当事人的补助，根据合同的文义理解和土地使用权已经实际由杨木春转让给他人的事实，二审法院判决由杨木春支付346983元给王东等四人，撤销了一审判决第三项（即王东等四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项下67.45亩用地上种植的槟榔树和果树清理出原场地，清理费用由王东等四人负担）和第四项（即驳回王东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内容，既考虑了双方合同的约定，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同时也避免了将槟榔树及果树清理出涉案土地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树木损失和资源浪费，符合本案实际，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木春的再审申请。   驳回王东、王锋、王丽喜和利爱银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梅华   审 判 员 石 磊   审 判 员 杨新丽     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邹 卫   书 记 员 詹小红   附:适用本案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申请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