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13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志华，男，195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红方，女，195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亿强，广东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昕琪，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许环宇，男，197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周小燕，女，197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再审申请人高志华、陈红方因与被申请人罗昕琪、原审第三人许环宇、周小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粤01民终7382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9）粤民申876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志华、再审申请人陈红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亿强、被申请人罗昕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许环宇、周小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志华、陈红方再审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罗昕琪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罗昕琪在一审庭审上承认以流转方式抵债，没有款项的现金给付和转账。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借款合同》不生效。二、罗昕琪在庭审陈述流转的方式是抵债，罗昕琪与英德市锦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田公司）、许环宇、周小燕签署《抵债协议》，《抵债协议》没有高志华、陈红方的签字，罗昕琪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告知高志华、陈红方并获得认可。且罗昕琪在广东高院再审听证时也承认，签署《抵债协议》的时候高志华、陈红方不在场，因此，《抵债协议》对高志华、陈红方没有约束力。三、《借款合同》伴随《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合同》同时商定，证明借贷与企业股权收购同时进行，所以借款合同并无约定给付借款的时限和给付方式。在签订《借款合同》后罗昕琪拒绝解除转让锦田公司的股权质押，致使转让合同无法签署，锦田公司没有获得转让款。四、2016年2月18日（春节后）高志华最后一次与朱海明律师通微信，让其处理好因锦田厂买不成的善后工作。朱律师回复：收到。但从那次起再也联系不上高志华与罗昕琪、朱海明、刘国其，发送的信息也无回复。罗昕琪辩称，一、本案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据》及《收据》、签订《抵债协议》、抵押登记等行为以及约定借款金额、利率、期限等条款均非常清晰且无瑕疵。借款支付方式及用途协商一致后，罗昕琪才与高志华、陈红方签署《借款合同》，高志华、陈红方于当天出具《借据》确认收到全部借款，锦田公司同日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广东粤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法生态公司）的400万购厂款并由陈红方签收确认，罗昕琪亦与第三人签署《抵债协议》，约定锦田公司将收到粤法生态公司的400万购厂款用于抵偿许环宇、周小燕对罗昕琪的等额借款债务。上述环环相扣的事实，不仅反映借款--购厂--抵债等事项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表明陈红方在收到锦田公司出具的《收据》时，罗昕琪已实际履行支付400万借款给高志华、陈红方的义务，还表明高志华、陈红方同意将借款400万用于许环宇、周小燕抵销其与罗昕琪之间的等额借款债务，从而受让锦田公司的股权及资产的，而高志华、陈红方出具《借据》确认收到400万借款，并先后配合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及领取他项权证等行为，足以表明高志华、陈红方对借款--购厂--抵债等事实均无异议。二、罗昕琪与高志华、陈红方的《借款合同》于2015年8月3l日签订，并己于当天全面履行。此后由于高志华、许环宇发生争议，高志华多次提出其他方案，锦田公司的代理人朱海明律师也多次向罗昕琪发出不同版本的文件。许环宇以锦田公司转让一事未解决为由，拒绝出售花都房产还债，罗昕琪为了实现质押权益，并本着解决事情的态度，迫于无奈与高志华进行过协商，但由于对方提出多个方案，且不断加重罗昕琪责任、转嫁其经营风险，罗昕琪根本无法接受，而且后来高志华、许环宇完全闹翻，故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新的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应以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为准。三、借款--购厂--抵债等事项是协商一致且同时进行的，高志华、许环宇是否有签订书面购厂协议并不影响借款--购厂--抵债等事实的认定，更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和履行，借款及购厂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法律关系，且《借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购厂所需的条件、期限等附加条件，事实上他们后来未完成购厂交接等事宜亦并非罗昕琪原因和过错造成的，当中谁是谁非应由买卖双方高志华与许环宇自行解决。综上所述，整个事件中罗昕琪是完全善意方，虽然签订《借款合同》后高志华、许环宇另行提出多个条件较苛刻的方案，罗昕琪为实现质押权一直本着以和为贵及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各方进行沟通协商，但最终各方还是没有达成新的方案。因对方步步进逼，拖延时间导致罗昕琪失去了实现质押权的最佳时机。若罗昕琪于2015年初就果断行使质押权，所偿付的金额肯定不少于400万；若于2015年年中同意案外人出资1500万收购锦田公司，质押权就可全部实现；若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按约定将花都房产出售还债，罗昕琪的质押权亦可部分实现。本来是三赢的局面，由于高志华反悔，许环宇将卖房还债一事搁置，将罗昕琪卷入高志华与许环宇之间的纠纷，导致罗昕琪至今还没有拿到任何借款本息，剩余的400万质押权更加没有任何保障，直到现在，罗昕琪原有的质押权益，一分钱还没有实现。因此，罗昕琪实质上才是本案的最大受害者。罗昕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偿还借款40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息1%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1日，高志华、陈红方与罗昕琪签订《借款合同》（编号20150831），约定：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借款4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借款自2016年1月1日始按月利率1%计息，如高志华、陈红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罗昕琪有权就逾期部分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收逾期违约金；为保证合同履行，高志华、陈红方提供广州市白云区金信路金兰街26号301房屋、401房屋、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6-1号506房屋作抵押担保。2015年8月31日，高志华、陈红方与罗昕琪订立《议价协议书》，约定以上述三套房屋抵押给罗昕琪，上述物业价值以双方约定的价格为准，共计2500000元。其中，白云区两套物业1400000元，越秀区物业1100000元。同日，陈红方与罗昕琪签订两份《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2015年8月31日第20150831号《借款合同》的履行，陈红方愿意提供广州市白云区金信路金兰街26号301房屋、广州市白云区金信路金兰街26号401房屋作抵押担保。2015年9月6日，广州市白云区金信路金兰街26号301房屋、401号房屋在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罗昕琪，房屋权属人为陈红方。2015年8月31日，高志华向罗昕琪出具《借据》，表示“本人高志华、陈红方收到罗昕琪借款4000000元。本人确认上述借款为双方于2015年8月31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其相关的《房地产抵押合同》等合同的借款标的，特此作据”。2016年6月22日，高志华发函给罗昕琪，认为2015年8月31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因约定的出借款未有履行交付，要求罗昕琪解除为此借款合同而办理两套房产的抵押手续。罗昕琪于同年7月3日向高志华回函，认为“你已出具借据确认收到借款并办妥两套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签署借款合同、借据等文件及办理房产抵押手续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事实已形成”等。案外人许环宇、周小燕多次向案外人黄丽素借款，包括2013年3月1日借款1720000元，同年9月1日借款400000元和1000000元，同年10月1日借款1000000元，2014年1月1日借款400000元；周小燕多次向案外人刘燕芬借款，包括2011年8月1日借款150000元，2012年12月1日借款500000元，2013年4月7日借款1000000元，同年9月1日和24日借款400000元和500000元，同年12月15日借款1000000元；许环宇、周小燕多次向案外人刘冠青借款，包括2012年7月1日借款1500000元，2013年2月1日借款900000元，同年9月1日借款200000元，2014年1月1日借款230000元，以及许环宇、周小燕于2014年7月1日向罗昕琪借款1000000元。2014年7月1日，黄丽素（乙方一）、刘燕芬（乙方二）、刘冠青、罗雁（均为乙方三）作为出借人，罗昕琪（丙方）作为债权受让人，许环宇、周小燕作为借款人（均为甲方），三方共同签订《借款及债权转让协议》，确认借款人因投资锦田公司（即英德市锦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锦田公司）的需要，多次向出借人借用资金用于周转，截至2014年1月1日向黄丽素借款共计4520000元，向刘燕芬借款共计3550000元，向刘冠青、罗雁借款共计2830000元；借款人截至2014年6月30日未向各出借人支付的借款本息共计11940192.23元，其中借款本金10900000元，利息1040192.23元；并约定本协议签订当日，借款人向出借人支付40192.23元，尚余未支付的利息1000000元作为借款本金，即截至2014年6月30日，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合计11900000元；出借人于签订本协议之日将其11900000元的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借款人同意自2014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2%的标准逐月支付借款利息；锦田公司作为本协议甲方的保证人，自愿以公司所有资产为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锦田公司在该协议保证人落款处盖章，许环宇亦以法定代表人签字。2015年8月31日，许环宇、周小燕、锦田公司以及罗昕琪共同签订《抵债协议》，约定锦田公司收到粤法公司（即广东粤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粤法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方）的4000000元，用于抵偿许环宇、周小燕对罗昕琪的等额借款债务，剩余借款债务9894593.55元继续由许环宇、周小燕承担。同日，锦田公司向粤法公司开具《收据》，表示“今收到粤法公司转让款4000000元”。陈红方在收据第三联上签字“已收到本收据的第二联”。锦田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许环宇，股东许环宇；粤法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方，该公司股东包括广东粤法发展有限公司、陈红方。广东粤法发展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志华，股东高志华、高洁。在本案中，高志华、陈红方提供落款日期2015年9月15日的《协议书》，当中记载“甲方高志华、乙方罗昕琪、丙方锦田公司”，内容涉及“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向乙方借款以及甲方公司（粤法公司）受让丙方公司资产及股权等事宜作出协定”。高志华在辩论意见中认为《协议书》能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况，证明《借款合同》没有履行的原因和过程。高志华承认该协议书未实际签署。一审法院再查明，基于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纠纷，罗昕琪在原审法院另案起诉高志华、陈红方民间借贷纠纷[（2016）粤0106民初11099号]，要求高志华、陈红方偿还借款4000000元及利息。许环宇、周小燕在该案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另查明，原审诉讼过程中，陈红方、高志华及许环宇、周小燕均确认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同时正商洽粤法公司收购锦田公司事宜。高志华称其经许环宇、周小燕介绍认识罗昕琪，罗昕琪承诺向其借款帮助粤法公司清理锦田公司相关债务并收购该公司，但后来却并未实际支付借款，罗昕琪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许环宇、周小燕签订《抵债协议》，粤法公司亦未与锦田公司就收购事宜达成合意并签订具体合同。许环宇、周小燕则称三方已就收购及借贷事宜谈妥，其与陈红方、高志华约定的收购价款为562万元，诉争借款400万元系用于支付锦田公司及许环宇、周小燕拖欠罗昕琪的债务，其余162万元用于处理锦田公司其他债务，但其后陈红方、高志华违约，不愿继续收购并支付费用。罗昕琪否认曾承诺借钱给陈红方、高志华清理锦田公司债务，并表示因亲眼看到陈红方、高志华向许环宇、周小燕出具借据，故同意许环宇、周小燕抵债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罗昕琪与陈红方、高志华已就借款400万元签订借款合同，达成借款合意，罗昕琪是否有权要求陈红方、高志华还款取决于借款是否已经交付。本案中，罗昕琪与许环宇、周小燕之间订立《抵债协议》，约定以前述400万元借款用于抵销许环宇、周小燕拖欠罗昕琪的等额债务。该《抵债协议》实际将陈红方、高志华对罗昕琪的请求交付借款之债权让与许环宇、周小燕。据此，罗昕琪与许环宇、周小燕之间得以抵消互负的到期债务，许环宇、周小燕取得向罗昕琪主张抵销等额债务之权利。但债权转让须以出让方同意为前提，如前述债权让与成立，则许环宇、周小燕与罗昕琪之间的债务抵销有效，该抵销行为应视为罗昕琪对陈红方、高志华借款之交付。据此，陈红方、高志华是否同意将请求交付借款之债权让与许环宇、周小燕是本案审理之关键。本案中，陈红方、高志华与罗昕琪订立借款合同，高志华也于《抵债协议》订立同日向罗昕琪出具借据确认收到借款，陈红方亦于同日在锦田公司开立给粤法公司的转让款收据上签字确认而对此不持异议，由此可知，陈红方、高志华同意将借款400万元用于许环宇、周小燕抵销其与罗昕琪之间的债务，以期受让锦田公司之股权，其向罗昕琪出具借据的行为，亦可视为自愿承担许环宇、周小燕拖欠罗昕琪债务之意思表示。陈红方、高志华与许环宇、周小燕关于锦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争议应另案主张，其关于双方约定借款400万元系用于清理锦田公司债务之陈述，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罗昕琪与陈红方、高志华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罗昕琪亦已履行付款义务。因陈红方、高志华未依借款合同之约定履行还款之义务，罗昕琪要求其偿还借款400万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陈红方、高志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罗昕琪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陈红方、高志华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的标准计付）。如果陈红方、高志华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720元，由陈红方、高志华负担。陈红方、高志华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庭询时，高志华、陈红方确认，2015年8月31日，高志华和陈红方曾经共同向罗昕琪出具了400万元《借据》，当时是为了办理抵押登记才出具的。但后来因陈红方发现情况不对，所以在2015年9月要求罗昕琪交还了由两人共同签名的《借据》。而高志华为了拿回两人签名的《借据》，就按照罗昕琪的要求，以自己个人的名义重新出具了一份《借据》。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罗昕琪与高志华、陈红方在《借款合同》中虽然没有约定交付借款的具体形式，也没有涉案款项实际流转的流水单。但从高志华、陈红方与罗昕琪，以及许环宇关于收购锦田公司股权的协商过程看，高志华、陈红方拟以其经营的粤法公司的名义收购许环宇所有的锦田公司的股权，但需要先由高志华、陈红方或者粤法公司投入相当的资金理顺锦田公司前期债权债务后，以换取罗昕琪同意涂销锦田公司股权质押的手续，再办理锦田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因最终各方当事人没有就股权转让的问题签订相关协议，所以各方当事人在其中的权利义务也无法在协议中得到体现。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借款，并签订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其目的就是要作为购买锦田公司股权的投资款，高志华、陈红方本身也清楚罗昕琪就是锦田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而在2015年8月31日《借款合同》签订当天，高志华、陈红方明知相关股权转让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并未最终协商一致，仍然向罗昕琪出具收到涉案借款400万元的《借据》，再由陈红方收取由锦田公司开具的收到粤法公司400万元转让款的《收据》。而许环宇、周小燕和锦田公司亦在同一天与罗昕琪签订了以上述粤法公司投入的400万元抵偿相应等额债务的《抵债协议》。根据以上过程，高志华、陈红方所经营的粤法公司在没有实际支付400万元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对锦田公司投资400万元相应的权益，其对价就是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所借的400万元。此后，陈红方还在2015年9月6日办理了相关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完善了《借款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高志华、陈红方主张，其在签订《借款合同》当天出具给罗昕琪的《借据》，原是由高志华、陈红方两人共同签名的，后因陈红方发现情况不对提出异议，才以高志华个人签名的《借据》收回了这张两人签名的《借据》的情况，也印证了高志华、陈红方是清楚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和商业风险的。而高志华、陈红方收回两人签名的《借据》的行为，亦不能改变高志华、陈红方一方已经收到借款，并以该借款作为转让款交付给锦田公司的事实。虽然，此后高志华、陈红方与罗昕琪、许环宇仍就锦田公司股权转让及借款的细节问题多次进行协商，但最终各方当事人均没有签订相应的协议。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罗昕琪与许环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罗昕琪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的义务，并判决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维持。至于高志华、陈红方与许环宇之间就锦田公司股权转让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可由高志华、陈红方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高志华、陈红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720元，由高志华、陈红方共同负担。高志华、陈红方再审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资料，证明罗昕琪在诉讼中欺骗法庭，二套房产的抵押日期均是2015年8月31日，但罗昕琪故意欺骗法庭是2015年9月6日抵押；2.2015年9月9日11：30分高志华与朱海明的聊天记录，朱海明说“与罗总汇报一下”，可以确认朱海明代表罗昕琪。3.朱海明名片，证明朱海明担任罗昕琪岳父刘国其的广州市高雅实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罗昕琪是总经理，刘国其是董事长；4.庭审笔录，证明罗昕琪在法庭调查时，对是否解除锦田公司股权质押问题，作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故意欺骗法庭。5.省法院听证笔录，证明朱海明跟罗昕琪以及其岳父的关系，罗昕琪的岳父开设了高雅公司，朱海明担任副总经理，高志华通过罗昕琪认识朱海明。开始时朱海明担任罗昕琪代理人与高志华谈判，之后是担任许环宇的代理人参与诉讼，证明朱海明与罗昕琪有恶意串通，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朱海明起草。罗昕琪质证称：高志华指认朱海明是罗昕琪代理人没有依据，朱海明是许环宇的代理人。罗昕琪从未授权朱海明代表其在借款以及许环宇跟高志华股权转让中发表任何意见，而且罗昕琪也没有与朱海明签订任何的授权委托书。从高志华提交的证据，高志华与朱海明的微信、短信往来，可以看出朱海明所草拟的文件，都是按照高志华的意见出具的，例如《承诺书》，如果朱海明是按照罗昕琪的意见，为何没有罗昕琪签名。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二套房产抵押登记时间是2015年8月31日，但他项权证核准时间是9月6日，严格来说在2015年9月6日才办妥整套抵押登记手续，罗昕琪不存在欺骗法庭的行为，且后来陈红方仍然按要求配合前往领取他项权证等行为，亦表明其对以房产抵押借款等事实是没有异议的。证据2，（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确认朱海明聊天记录真实性。（2）由证据可以看出，起草《承诺书》之人为朱海明律师，且从朱海明与高志华的微信对话内容更能证明该《承诺书》之相关内容是朱海明按高志华要求拟定，并要求罗昕琪签署的。更进一步证明高志华企图将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应面对的经营风险转嫁在罗昕琪身上，剥夺罗昕琪既得权益。罗昕琪曾收到该版本的《承诺书》，但不认可其条件，没有答应。证据3，（1）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2）朱海明并非高雅公司员工，他不在高雅公司任职，既不是法务，也不是副总。（3）名片制作极其容易，只需要有样板就可到广告公司随意制作，根据不需要核实相关资料，完全无法核实其真实性。（4）常理而言，朱海明是一名专业律师，有其执业的律师行，其从事的工作领域具有专业性和局限性，就算在其他公司挂职，职位也只应是法务、顾问之类专业性职位，而非副总经理这种业务性岗位。再者，执业律师为显示其专业性，为何不派发律师行的名片而发其他单位的?这个明显不符合逻辑，故该名片涉嫌伪证，目的是为了误导经办法官将罗昕琪与许环宇的代理人朱海明联系在一起。（5）罗昕琪有原来朱海明的电话号码，法院可就此事向朱海明核实。证据4，（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罗昕琪的质押权仅对锦田公司，与高志华并未签订任何有关解除质押的协议，即使要解除质押权也应由锦田公司提出，而非高志华。因高志华一方面未向许环宇付清购厂尾款，另一方面未依约支付罗昕琪借款利息，高志华知道自己存在违约行为并理亏，所以在本案中锦田公司及高志华从未发函或口头主张要求罗昕琪解除质押权。（3）本来按照各方的设想，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后，只要锦田公司和高志华共同向罗昕琪提出涂销质押请求，罗昕琪便可去办理。但不久后，高志华反悔并提出新条件，其与锦田公司双方就股权转让一事不断扯皮，且高志华没有按期支付利息给罗昕琪，故没有涂销质押。（4）高志华借款400万并提供房产抵押，许环宇出售花都房产还债，根据他们收购进程，高志华、许环宇认为估计最晚在2015年12月底能办妥涂销抵押、股权更登记等手续，故罗昕琪当时表示免息期最晚只能2015年12月31日，不管是否能在此期间内办妥相关手续，罗昕琪须于2016年1月1日前实现权利，所以借款合同约定的计息时间并无提及质押、股权变更登记及收购协议等内容，只是确定一个明确日期，这表明借款事项与涂销质押及股权变更无关联性。（5）高志华与许环宇双方是否收购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其双方协商的结果，与本借款和质押等行为无关。罗昕琪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1.2015年11月22日锦田公司发给罗昕琪的《协议书》、QQ邮箱发送记录，证明中都公司设备尾款打折后仅需支付78万，意味着原来高志华实际支付562万元，扣除已付400万元，所剩余162万元减去中都公司款项后余款差不多90万元，完全可以支付锦田公司的债务。2.2015年8月26日许环宇发给罗昕琪的《房屋买卖合同》、QQ邮箱发送记录，证明许环宇计划出售花都房产以抵偿罗昕琪剩余400万债务，因为许环宇与高志华涉及案外纠纷，许环宇不愿意出售花都的房产，导致罗昕琪至今800万元债权没有收到一分钱。3.粤法生态公司工商登记查册资料，证明粤法生态公司是个人公司，不涉及到高志华家庭成员之外的任何第三人。陈红方、高志华质证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本应是锦田公司与罗昕琪之间债务沟通，而实际上高志华与锦田公司就收购的事宜到2016年2月都未能达成一致，所以锦田公司关于将股权价值作为其与罗昕琪之间债权债务的抵消不合逻辑，也是无法实现，因为锦田公司与高志华就股权的价值、公司的收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价值以及价格没有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买卖合同以及聊天记录是许环宇与罗昕琪之间债权债务的一个处置方案，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粤法生态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粤法生态公司有几个股东，无论高志华还是陈红方都不能代表其他股东的的意志，尽管股东有亲属关系，但不能表明其可以不经过其他几个股东同意，行使其他股东的权益。再审查明，1.高志华确认借款目的为了收购锦田公司，原因是之前锦田公司欠其130万元肥料款且看好公司前景。2.高志华、许环宇确认本案借款时正在洽谈粤法生态公司收购锦田公司事宜，因锦田公司股权质押给罗昕琪，故需罗昕琪涂销；高志华称罗昕琪承诺清理锦田公司债务、协助粤法生态公司收购锦田公司。罗昕琪对该陈述不予确认，称对具体的收购事项不清楚，只知道价格。3.罗昕琪称高志华谈妥的收购款562万元，除了400万元，未付162万元，高志华称未谈妥；无书面证据。4.高志华、罗昕琪确认2015年8月31日上午出具《借据》、下午出具《收据》，关于《借据》、《收据》出具时款项确未支付，即记载的收款均未实际发生，为何《抵债协议》没有高志华、陈红方签名的问题，罗昕琪称之前各方当事人已协商以抵债方式支付借款及流程，但无书面协议。高志华不确认该流程，称《抵债协议》是其不知情情况下签订，其真实目的是收取罗昕琪的现金来清理锦田公司债权债务。5.关于为何在锦田公司出具的《收据》上确认收到第二联。陈红方称，当天天色已晚，着急回广州，许环宇跟她说高志华与罗昕琪已谈好，由陈红方签收《收据》即可，当时以为仅仅是收到收据而已，未实际付款。6.涉案广州市白云区金信路金兰街26号301、401房屋于2015年8月31日向房管部门申请抵押登记，于2015年9月6日核准他项权利登记。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中，高志华、陈红方主张罗昕琪未向其支付借款，罗昕琪确认未提供转账、现金方式给付借款，但主张通过抵债的方式向高志华、陈红方支付借款，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借款是否以抵债的方式支付。高志华、陈红方与罗昕琪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高志华、陈红方向罗昕琪借款400万元，但未约定借款的支付方式。高志华、陈红方确有通过其经营的粤法生态公司收购锦田公司的意向，锦田公司是许环宇个人独资设立的公司，而罗昕琪对许环宇、周小燕享有债权，同日罗昕琪与许环宇、周小燕、锦田公司签订《抵债协议》，约定锦田公司将其收到的粤法生态公司的400万元用于抵偿许环宇、周小燕欠罗昕琪的部分借款，虽该《抵债协议》没有高志华、陈红方确认，但陈红方当天在锦田公司出具给粤法生态公司的《收据》上确认收到《收据》第二联，表明对锦田公司确认收到粤法生态公司转让款400万元不持异议，结合高志华、陈红方当天向罗昕琪出具的确认收到400万元的《收条》，可以确认通过抵债的方式支付了借款400万元。罗昕琪通过抵债方式已向高志华、陈红方支付借款400万元，合同已履行，罗昕琪主张合同已实际履行，请求高志华、陈红方返还借款本息，原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高志华、陈红方再审请求无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粤01民终7382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兰永军审判员  林 娟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余立颖谭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