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8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超，女，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君，北京市尚公（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石路150号聚信广场群楼居然之家聚信店A馆一层JM86-A-10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YN8A91C。经营者：于立山，男，196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萍，重庆广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前进办爱林社区光明集团创业园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700126983858C。法定代表人：董凤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彬，男，1969年9月17日出生，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彬，男，196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上诉人陈超、上诉人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以下简称神木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被上诉人周文彬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8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君，上诉人神木经营部的经营者于立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符萍，被上诉人光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彬，被上诉人周文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超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112民初189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神木经营部、光明公司和周文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光明公司与周文彬、于立山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存在人格混同情形。第一、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代理授权委托1》、《授权书》已明确载明:周文彬、于立山系光明公司重庆区域负责人，系光明公司员工，并非光明公司经销商。第二、上诉人日常受光明公司重庆区域负责人周文彬、于立山的安排和管理，即上诉人与光明公司间存在实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第三、从孙灵与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案号:(2019)渝0112民初19014号)提交的《荣誉证书》等证据也可证实:孙灵的工作直接由周文彬、于立山代光明公司安排，但光明公司已认可孙灵系其员工的事实。也间接证实上诉人与光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光明公司与周文彬、于立山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存在人格混同的关系。故光明公司、周文彬、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应就上诉人案涉请求承担共同支付责任。2、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应共同支付上诉人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第一、上诉人2015年3月15日入职、至2018年12月28日上诉人同神木经营部签订《劳动合同书》前，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12月28日，受光明公司安排，上诉人同神木经营部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应向上诉人承担2019年1月1日倒推11个月(即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第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应从上诉人主张权利日是否已全部届满一年作为认定标准，只要一日未超过仲裁时效，就应全额支持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请求(详见(2018)渝0112民初13333号《民事判决书》、(2018)01民终7467号《民事判决书》)。不应简单按照上诉人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7月11日中请仲裁之日)倒推一年计付支持。一审法院前后就仲裁时效作出不同的认定，敬请二审法院从维护司法权威性、前后一致性的角度出发，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第三、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神木经营部系2017年11月14日成立，故2017年11月14日应作为三被上诉人是否有义务同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起算点。而三被上诉人在2017年11月14日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并未同上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上诉人主张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针对陈超的上诉，光明公司辩称：第一本案与光明公司无关，第二光明公司认为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光明公司的资产和经销商的资产不存在混同。光明公司和九龙坡区九龙园区济华光明家具营业部（以下简称济华经营部）、神木经营部都是有区分的。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在济华经营部之前，我们在重庆的经销商是郑贵宾，上诉人也应当起诉他。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针对陈超的上诉，周文彬辩称：我认为陈刚、陈超的诉请在逻辑上混乱，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在济华经营部之前，在重庆的经销商是郑贵宾，上诉人也应当起诉郑贵宾。第二就算这个混同的说法成立，那么陈刚、陈超的时效也过了。也不清楚他们的诉请，不清楚他们是要确定劳动关系，还是要双倍工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针对陈超的上诉，神木经营部辩称：1、本案不存在人格混同，光明公司、神木经营部均依法成立，与劳动者建立独立的劳动人事关系。2、上诉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请求双倍工资，其前提是要从用工之日开始计算，而上诉人陈述的用工之日自2015年开始，这一时段用工单位并非神木经营部，所以被上诉人不应当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上诉人的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神木经营部上诉请求：1、撤销（2019）渝0112民初18985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依法改判神木经营部不支付陈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669.49元;3、由陈超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神木经营部作为用工主体时，履行法定义务，与陈超之间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不应当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法律责任。原判对被上诉人陈超的劳动关系主体认定错误。1、上诉人神木经营部、一审被告光明公司、一审被告周文彬均系依法成立的用工单位主体，独立地与劳动者即被上诉人成立劳动关系。原判已查明从2014年11月由周文彬(原济华经营部经营者)依法为被上诉人参加社会保险，并由周文彬支付劳动报酬，接受周文彬的工作安排。被上诉人陈超与一审被告周文彬之间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2、即使自然人于立山向被上诉人支付过劳动报酬，亦不能当然的认为被上诉人陈超的用工主体自然地由原济华经营部变更为上诉人神木经营部。同时，自然人于立山从2016年12月开始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而上诉人神木经营部尚未成立。一审法院已查明截止到2018年11月前，被上诉人陈超的社会保险的参保主体仍是一审被告(原济华经营部)。结合以上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自然人于立山与一审被告周文彬(原济华经营部)之间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的建立不存在关联性，原判不能以此随意变更劳动关系的主体。3、上诉人神木经营部于2019年1月与被上诉人陈超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已尽到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并依法为被上诉人参加了社会保险，而双方劳动关系的建立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依据各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履行可以认定，上诉人神木经营部不应承担法律责任。4、结合被上诉人的事实及理由可以认定，其诉求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劳动关系建立主体的认定错误，最终导致对上诉人应承担义务认定错误，有违公平合理原则。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5)12号】，该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应充分依据相关劳动法的法律规定，充分结合各方当事人对有关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的实际履行，依法认定本案劳动关系的主体和法律责任。三、虽然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但是被上诉人仍应对劳动关系的建立以及订立劳动合同责任主体承担举证责任。而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述事实均未举证证明，则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劳动者，其对用工主体以及社会保险关系的参保情况均是明知的，不论是一审被告周文彬(原济华经营部)或上诉人神木经营部均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神木经营部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又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纯属恶意，有违诚信。针对神木经营部的上诉，陈超辩称：神木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劳动者在神木经营部成立之前与光明公司和周文彬存在劳动关系；神木经营部成立之后，于立山进行用工管理和工资发放。其间，神木经营部、光明公司和周文彬都没有告知劳动者劳动关系主体已经变更的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支持我方的诉求。针对神木经营部的上诉，光明公司辩称，与之前的答辩意见一致。针对神木经营部的上诉，周文彬辩称：我因为家庭原因想到重庆来做家具的经销商，在商场里面去考察了一下，认为郑贵宾做的这个品牌不错，他也愿意转给我，然后我就与光明公司接洽，光明公司也愿意授权给我，我就跟郑贵宾办理了交接，我在一审中说郑贵宾找不到了，是我接手之后找不到了。我接手之后给这些员工都购买了保险签订了合同，并且告知这些员工，之前的都去找郑贵宾了。2016年11月底的时候我不想做了，是把所有的员工召集到一起开会，告诉他们我要把这个经营部转给于立山。当时开会的时候有7个员工说，从郑贵宾转给我的那个阶段，差了一个月的社会保险。差这一个月的原因是因为郑贵宾没有给他们买社保，他们是以个人名义交的，我这边交社保审核的时候需要时间，他们自己就停保了，到我这边审核通过的时候中间就差了一个月。郑贵宾原来转给我的时候大概有30多个人，我接手之后就剩那7个人，其余是我自己之后招聘的，陈超就是郑贵宾之前留下来的那个员工。2016年11月开会的时候我给他们7个说差的那一个月他们自己去补，因为我急着离开重庆，这个钱他们补了之后可以先去找于立山要，补了之后我再找于立山结算。因为我走的时候还有一部分货款没有收回。这些事实在一审的时候劳动者都认可的，他们提到于立山给了他们500元，笔录里面是否记录记不清楚了。我当时走的时候委托于立山给我办注销经营部和银行卡的手续，因为货款都是入的我的账号。家具销售有一个周期，顾客付款之后不是马上提货，尾款要等提货之后才进行支付，而因为原来签订的合同都是我的名义也是我的账户，所以顾客向商场付款之后，商场还是把货款打入我的账户，所以我的卡都拿给于立山委托他办理送货之类的，然后给他支付一定的费用。因为我给光明公司是交了保证金的，在我的合同了解完之前，质保金是不退的，而且也给商场缴纳了保证金的，在履行完之前商场也是不退保证金的。我撤场之后商场规定要一年以后才能退保证金。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九龙坡华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问我济华经营部是否还经营，我才知道于立山没有帮我把经营部注销的事情，我今年端午节自己回重庆来办理的注销手续。当时也是于立山协助我办理的，因为我之前的手续都交给于立山了。于立山认可周文彬的答辩意见。陈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共同支付陈超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3821.45元；本案诉讼费由光明公司、周文彬、神木经营部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文彬原在重庆主城区从事“光明家具”的销售及售后，其在每个店铺经营都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济华经营部为其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地址位于九龙坡区美每家名品家具直销MALL内。后于立山接手了周文彬在重庆主城区的业务，于立山接手后陆续办理了部分店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还有部分店铺于立山接手一段时间后未再经营，也未办理营业执照，神木经营部为其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字号，成立于2017年11月14日，地址位于渝北区龙溪聚信居然之家内，于立山接手的其他店铺均未起字号。周文彬及于立山均称之所以成立有字号的济华经营部及神木经营部是为了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陈超原在周文彬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二郎居然之家的两家店铺工作，两个个体工商户均无字号。其中一个个体工商户在2017年8月1日注销。另一个个体工商户在2018年1月3日注销，于立山于2018年3月12日取得该店铺作为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店铺仍未起字号。陈超一直在二郎居然之家店工作，其工作岗位先后受周文彬、于立山的安排。陈超2017年12月前的工资由周文彬的账户发放，2018年1月后的工资由于立山的账户发放。2018年7月至2018年11月，陈超每月的实发工资分别为3771.75元、3180.28元、4477.28、2908.28元、4050元。济华经营部为陈超参加了2015年7月至2018年11月的失业保险、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养老保险、2016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工伤保险、2016年10月至2018年11月的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神木经营部为陈超参加了2018年12月至今的各项社会保险。2019年1月1日，以神木经营部为甲方，陈超为乙方，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甲方安排乙方从事店面销售工作，工作地点为重庆主城区。另查明，2014年9月15日，光明公司与周文彬签订《经销合同》，约定周文彬在重庆市代理经营销售光明公司生产的“光明家具”系列产品，系光明公司在该地区的总经销商。2015年8月1日，光明公司及周文彬向居然之家重庆二郎店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居然之家重庆二郎店经营光明实木家具的摊位原由商户郑贵宾经营，现光明公司授权周文彬在重庆地区销售光明家具品牌，郑贵宾及周文彬系均光明公司员工。周文彬称该《情况说明》是因为周文彬接手郑贵宾的店铺，为了解决商场质保金的退还问题，周文彬私下找光明公司的员工盖的光明公司的印章，周文彬以前及现在系光明公司的员工，但在重庆当经销商期间不是光明公司的员工。2016年2月28日，光明公司出具《代理授权委托书》，载明光明公司委托周文彬为光明家具品牌全系产品在重庆市红星美凯龙的特约经销商，授权有效期为2016年2月28日至2017年2月28日。2018年7月26日，光明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其授权于立山在重庆市负责经营销售光明公司“光明”牌家具系列产品及售后服务等事宜，授权期限为2018年7月26日至2019年7月25日。还查明，2019年7月11日，陈超以光明公司、济华经营部、神木经营部为被申请人，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光明公司、济华经营部、神木经营部支付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3821.45元。2019年7月19日，该委出具超时未作出受理决定证明书。陈超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关于周文彬与于立山办理交接的情况，周文彬及神木经营部均陈述：周文彬于2016年11月将在重庆的所有家具经营店铺转给了于立山；周文彬将账户、营业执照等都委托于立山进行注销。周文彬陈述：在2016年11月20几号给所有员工开了会，询问员工还有什么问题，有几个员工提出在办理社会保险，周文彬让员工自己先去缴，缴了以后拿票据给于立山，由于立山先给，于立山给完后再给周文彬结账。神木经营部陈述：于立山2016年11月接手后没有马上办理下来营业执照，所以继续用周文彬的卡支付工资，2016年11月后的员工工资及社保实际由于立山支付，于立山各个店铺的营业执照办理下来前都是使用的周文彬的营业执照；于立山经营期间，神木经营部成立之前所有店铺对外经营都是于立山私自加盖的济华经营部的印章，神木经营部成立之后所有店铺对外经营加盖的都是神木经营部的印章。陈超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认可周文彬陈述的2016年11月20几号开了会，当时社保是差了一个月，员工也没有补交，但是于立山把钱给了员工。第二次庭审中陈述：第一次庭审陈述时没有记清楚，开会时间陈超确实记不清了，2015年年底吃团年饭的时候，周文彬称感觉身体不舒服，在2016年底的时候找了颜顶友代管到2017年底，2017年底于立山才接手，周文彬与于立山办理交接的时间应为2017年12月。神木经营部称颜顶友是光明公司指导市场的，并不是周文彬或于立山委托的。陈超认可于立山作为老板期间其是与神木经营部建立的劳动关系。神木经营部认可陈超自2016年11月起与神木经营部建立劳动关系。陈超称其愿意按照实发工资计算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对于社保个人部分不予计算。一审法院认为，由光明公司与周文彬签订的《经销合同》、光明公司出具的《代理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书》可知，周文彬及于立山均是光明公司生产的“光明家具”的经销商。光明公司及周文彬向居然之家重庆二郎店出具的《情况说明》虽然载明周文彬系光明公司的员工，但周文彬关于该说明是为了解决商场质保金的退还问题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且该《情况说明》不能证明陈超是受光明公司的安排进行工作及济华经营部、神木经营部是受光明公司的安排为陈超缴纳社保，也不能证明光明公司与周文彬、于立山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存在人格混同，故对陈超要求光明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文彬与神木经营部称周文彬与于立山在2016年11月底办理了交接，陈超第一次庭审时认可2016年11月20几号时周文彬召集开会，并在会上确定了社保与于立山交接的方案，该陈述与周文彬及神木经营部的陈述一致。陈超第二次庭审称不认可交接时间为2016年，开会时间记不清楚，并称2015年年底吃团年饭的时候，周文彬称感觉身体不舒服，在2016年底的时候找了颜顶友代管到2017年底，2017年底于立山接手，周文彬与于立山办理交接的时间应为2017年12月，陈超第二次庭审的陈述与第一次庭审矛盾但未举示证据推翻其第一次的陈述，且其第二次庭审的陈述也可以印证2016年年底的时候实际管理人员进行了变更，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文彬与于立山在2016年年底办理了交接手续。于立山虽然成立了若干个体工商户，但陈超2018年12月后的社会保险由神木经营部缴纳，2019年1月1日以后神木经营部与陈超签订了劳动合同，于立山所有的店面均使用神木经营部的印章对外经营，上述事实结合陈超及神木经营部关于于立山接手后与陈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神木经营部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神木经营部于2017年11月14日成立后与陈超建立了劳动关系。神木经营部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陈超在2019年1月1日前签订过劳动合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应向陈超支付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陈超于2019年7月11日申请仲裁，故2018年7月11日前的双倍工资差额已过仲裁时效。因此，神木经营部应支付陈超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669.49元（3771.75元÷21.75天×14天+3180.28元+4477.28+2908.28元+4050元÷21.75天×9天）。济华经营部在陈超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期间与陈超不存在劳动关系，此期间也与神木经营部不存在人格混同，故对陈超要求周文彬承担共同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神木经营部应支付陈超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4669.49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陈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4669.49元；二、驳回原告陈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中，陈超、光明公司、周文彬对原判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中，神木经营部对原判第7页中查明的“神木经营部认可陈超自2016年11月起与神木经营部建立劳动关系”有异议，称在一审中认可的是，从2016年11月起我方是于立山个人继承了济华经营部的劳动关系，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主体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而神木经营部是在2018年12月作为用工主体与劳动者建立的劳动关系；我们是在2016年11月下旬开始是由于立山在实际经营济华经营部，虽然神木经营部是在2017年11月成立的，但是在此期间劳动者的用工主体还是济华经营部，于立山并没有告知劳动者用工主体发生了变更，直到2018年11月于立山才跟劳动者变更了用工主体，以神木经营部的名义给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参加了社保，并不是于立山成立了神木经营部就一定要用神木经营部的名义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对原判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2019年10月24日的一审笔录载明，神木经营部陈述：“认可除魏霞外的其余8个原告都是从2016年11月起与神木经营部建立的劳动关系。魏霞是2017年9月与神木经营部建立的劳动关系。”因此，神木经营部提出的对一审事实认定的异议，不能成立。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审理中，陈超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书面说明，陈超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同意按照实发工资进行计算，对于社保个人部分不再主张。陈超在一审中举示了农业银行借记卡交易明细载明，于立山向陈超转账支付的2018年工资为，2月2471.8元，3月2011.25元，4月2984.3元，5月2224.09元，6月5479.66元，7月3771.75元，8月3180.28元，9月4477.28元，10月2908.28元，11月4050元。本院认为，对于光明公司与神木经营部、周文彬不存人格混同，神木经营部与陈超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神木经营部成立的时间2017年11月14日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对于陈超诉请的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神木经营部自具备用工资格之日起一个月内应当与陈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未订立，直至2018年12月底才与陈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照前述规定，神木经营部依法应当承担从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11月1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支付责任；到2019年7月11日，陈超就本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时，仲裁时效并未经过。鉴于陈超在本案中请求的是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双倍工资差额，本院在本案中予以支持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11月13日的双倍工资差额31184.55元（2471.8元+2011.25元+2984.3元+2224.09元+5479.66元+3771.75元+3180.28元+4477.28元+2908.28元+4050元÷21.75天×9天）。综上所述，陈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2民初18985号号民事判决；二、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陈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1184.55元；三、驳回陈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陈超负担；二审案件审理费10元，由渝北区神木家具经营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乔 艳审 判 员  刘 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  吴小忠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