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大成必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广源闸5号七层东区108室。法定代表人：陈采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男，北京大成必达物流有限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明，男，198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漷县。上诉人北京大成必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达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明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2民初33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龚勇超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必达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岩及被上诉人高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必达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必达物流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第一，结合一审庭审情况，高明与北京庆丰货运有限公司系挂靠法律性质，陈德礼系北京庆丰货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高明从北京庆丰货运有限公司购车并挂靠在企业，高明以送货费折抵购车款13万元。基于上述事实，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只存在挂靠关系与汽车买卖关系。现高明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高明未就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充分举证，一审法院认定错误。高明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必达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必达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必达物流公司与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必达物流公司无需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35000元；3.请求判令必达物流公司无需支付高明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4.诉讼费由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高明于2018年8月24日入职必达物流公司处工作，岗位为司机兼送货员。2019年5月14日，高明离职。必达物流公司未与高明签订劳动合同。后高明向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1.确认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必达物流公司与高明存在劳动关系；2.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000元；3.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4.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35000元；5.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押金40000元。仲裁委于2019年9月10日出具京通劳人仲字[2019]第3912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必达物流公司与高明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35000元；3.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4.驳回高明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作出后，必达物流公司不服裁决结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必达物流公司主张高明受案外人陈德礼的个人雇佣从事运输及送货业务，与必达物流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高明对此不予认可，称陈德礼系必达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采会的弟弟，其经人介绍认识陈德礼，陈德礼与其洽谈在必达物流公司处工作的工资待遇，并于2018年8月24日入职必达物流公司处担任司机兼送货员，2019年5月14日其因必达物流公司欠付工资离职。为证明上述主张，高明提交《产品调运单》13张，调运单上加盖“北京大成必达物流有限公司收发货专用章”及“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库提退货通知专用章”，驾驶员处有“高明”的签字。必达物流公司对《产品调运单》不予认可，称高明运输的货物存放于其公司仓库，故调运单上盖有其公章，但必达物流公司未就上述主张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另，高明称在必达物流公司处工作时，必达物流公司为其派发运输车辆，其接受必达物流公司调度杨志聪的管理。必达物流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高明驾驶车辆的所有权人不是必达物流公司，杨志聪是否为必达物流公司工作人员需要核实，但必达物流公司未就核实情况向一审法院答复。另，高明主张其月平均工资18000元，按照每日送货件数及运输距离计算，每月由陈采会向其发放工资。为此，其提交了微信转账账单及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的运输明细单各一份。微信转账账单显示陈采会于2018年12月14日向高明转账10000元。运输明细单虽载明“司机”为“高明”，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的配送金额、补贴装卸及样机补贴总计18634.33元，但该运输明细单未经必达物流公司盖章确认。除此之外，高明未提交其他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必达物流公司对微信转账账单及运输明细单均不予认可，称陈采会向高明的转账系个人行为，与必达物流公司无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陈德礼进行了询问。关于陈德礼与高明的关系，陈德礼称其系陈采会的弟弟，但未招聘高明在必达物流公司处工作，其系庆丰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年初高明从庆丰货运公司赊购车辆并挂靠在该公司从事运输业务，双方协商高明以送货费折抵购车款13万元，送货费由其依据高明送货件数计算，每月的送货费扣除油费和生活费即为应抵扣车款。另，陈德礼称高明从事运输业务年收入约9万元，至2018年底高明仍欠付购车款4万元，2019年6月份高明向其表示不想从事运输业务故将车还回。法庭询问陈德礼，按照其陈述至2019年6月份高明的运输费应足以抵扣剩余车款，高明为何还将购买车辆还回。陈德礼变更陈述为高明2019年年初向其表示不想再运输要还车，2019年年初至2019年6月份期间高明休息了一段时间未送货。关于车辆现状，陈德礼先称其已将车辆出售折抵车款，后又称车辆未出售，但已转移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关于高明运输货物调运单上为何盖有必达物流公司公章，陈德礼称高明运输的惠而浦货物所在仓库由必达物流公司管理，故调运单上盖有必达物流公司公章。高明对陈德礼的陈述均不予认可，称必达物流公司一直拖欠其工资未支付，故提出用运输车辆折抵工资，其不同意，离职时已将车辆还回。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需要符合三个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必达物流公司、高明双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建立的主体资格；其次，高明在必达物流公司处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内容，且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地为必达物流公司提供劳动，必达物流公司亦向高明支付过劳动报酬，二者具有人身和组织上的隶属性；最后，高明所从事的运输工作亦属于必达物流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必达物流公司、高明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情形，应属劳动关系，必达物流公司虽坚持主张高明受陈德礼个人雇佣，但未能举证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必达物流公司要求确认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与高明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在职时间、工资发放情况、离职原因及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负担举证责任，现必达物流公司就此未能举证证实，故对于高明陈述的其于2018年8月24日入职必达物流公司处，必达物流公司未与高明签订劳动合同、必达物流公司克扣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高明于2019年5月14日离职的主张，一审法院均予以采信。关于拖欠工资一节。高明主张月平均工资18000元，但其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必达物流公司亦未对陈采会向高明转账10000元进行合理解释说明，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高明在必达物流公司处的月平均工资为10000元。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应当按照规定的日期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现必达物流公司拖欠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实属不妥，故对于必达物流公司要求无需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高明同意扣除必达物流公司已支付的10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仲裁裁决认定数额不高于一审法院核算金额，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必达物流公司未与高明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必达物流公司应当支付高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故对于必达物流公司要求无需支付高明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仲裁裁决认定数额不高于一审法院核算金额，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必达物流公司与高明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3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三、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9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四、驳回必达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必达物流公司与高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必达物流公司上诉主张高明系与陈德礼的北京庆丰货运有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以货运费抵车款，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陈德礼在一审中的陈述亦不能自圆其说，故必达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产品调运单》显示，高明在必达物流公司处送货，为必达物流公司提供劳动，且必达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采会于2018年12月14日曾向高明转账10000元，此外，高明所从事的运输工作亦属于必达物流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在职时间、工资发放情况、离职原因及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负担举证责任，现必达物流公司就上述情况均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判决必达物流公司支付高明2018年8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2018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必达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大成必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龚勇超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程惠炳书 记 员 刘 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