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5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晓雷，男，197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蓉，女，197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艺，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安琪，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龙，男,197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红，云南康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高志，男，1975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原审被告：大理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苍山路与天庆路路口。法定代表人：高志,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王丽芳，女，197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因与被上诉人陈飞龙，原审被告高志、大理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亚超公司”）、王丽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3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扣除了鉴定期间，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晓雷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0103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本案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的关键证据中北京乐融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乐融公司”）出具给云南金控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股权公司”）的“代偿确认函”、“代偿确认书”；北京乐融公司融资存管平台的“积木盒子”的收支明细；证明债权转让予被上诉人陈飞龙的“协议”；证明被上诉人陈飞龙接受金控股权公司委托后，将代偿款项转账到融资平台托管银行用于代偿的银行业务回单。上述四组证据的形成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理由为：首先，“代偿确认函”、“代偿确认书”真实性存在疑问，其涉及到的北京乐融公司和金控股权公司有关联性，该项证据真实性存在疑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融资存管平台“积木盒子”的收支明细时间上是不连贯、断续的，且平台提供证据的公允性不足，也无法确认是借款人（高志）名下的资金存管账户，作为证据不明确，也无法证明款项是如何归还的。第三，证明债权转让予被上诉人陈飞龙的“协议”上的上诉人“董晓雷”签字系伪造，上诉人对所谓债权转让丝毫不知情。第四，证明被上诉人陈飞龙接受金控股权公司委托后，将代偿款项转账到融资平台托管银行用于代偿的民生银行业务回单。经上诉人通过民生银行网上银行平台验证结果为“此回单未打印”或“无此回单”，“民生银行电子业务回单”查询结果存在疑问，不应采信，不能证明实际转款业务发生。上述证据材料事实不清，更涉嫌伪造，应认定无效。2.本案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替上诉人偿付人民币500万元(以下均为人民币)借款。本案中，被上诉人以“协议”、“民生银行银行电子业务回单”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借款人（高志）的资金存管账户内转入500万元用于还款，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的事实证据不足。此外，本案被上诉人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制造虚假债权债务，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欺骗一审法院作出有利自己的错误判决，以达到非法占有上诉人财产的目的。上诉人王玉蓉上诉请求：1.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8）0103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涉嫌虚假诉讼罪。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三组第2项证据《协议》系本案关键证据，该证据上诉人没有签字，上面的签字系伪造，因此无法证明上诉人认可本案借款金额及所谓的债权转让，本案与上诉人毫无关系；二、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申请鉴定的权利，存在程序违法。一审中上诉人申请对《协议》中的签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指定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对“王玉蓉”签名及手印鉴定，该鉴定中心提出“因被申请人陈飞龙所提供的检材材料真实性不确定，要求放弃鉴定”。本案鉴定过程中，被上诉人陈飞龙始终无法提供检材的原件供鉴定机构比对，一审法院重新委托了云南正扬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中“王玉蓉”的签名进行鉴定。上诉人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按期足额缴纳了鉴定费，并取得了发票，但一审法院却以“董晓雷、王玉蓉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未在指定期限内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为由，剥夺了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鉴定的权利，进而认定了对上诉人不利的证据，最终导致上诉人败诉；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谁是出借人没有查清。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的出借人是詹龙圣等164名自然人，北京乐融公司经营管理的积木盒子只是一个平台。然而，一审判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出借人认定为北京乐融公司。（二）保证人是否向债权人代偿，没有债权人出具代偿证明，而是由第三方平台出具，不具有证明效力。本案中，保证人是金控股权公司，如果发生代偿，应当由债权人（詹龙圣等人）收款后向金控股权公司出具代偿证明。然而本案真正的债权人詹龙圣等人没有出具任何证明，只是由所谓的“平台”出具了代偿证明，显然没有证明效力。综上，本案被上诉人涉嫌提供虚假证据，且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针对董晓雷、王玉蓉的上诉，被上诉人陈飞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高志、大理亚超公司、王丽芳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原告陈飞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王丽芳向陈飞龙连带偿还代偿资金5051369.86元，并以上述金额为准按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自2015年12月2日起直至全部债务清偿时为止，暂算至2018年1月2日为641523.86元，合计5692893.72元；2.因诉讼产生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等费用由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王丽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志系大理亚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王玉蓉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5年11月19日离婚。董晓雷与王丽芳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2014年11月13日，甲方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王丽芳与乙方案外人北京乐融多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通过乙方运营的“积木盒子”融资5000000元用于经营使用，并指定收款人为高志，该指定收款人在积木盒子平台的一切行为均由甲方负责，甲方为多人（含自然人和法人）的情况下对本协议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借款合同期限为12.5个月，合同到期日为2015年12月4日；利息结算日每月15日，利息结算周期为每月15日至次月14日。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在协议上签字并按了手印，并盖有大理亚超公司的公章。同日，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向北京乐融公司出具《借款声明书》，载明：融资项目推荐人为金控股权公司，借款金额为5000000元，用于借款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借款划转至借款人积木盒子账户之日起至2015年12月4日止，还款方式为每月还息到期还本，借款年利率为12.5%，利息自出借人支付的借款划转至借款人积木盒子账户之日开始计算，借款人为多人（含自然人及法人）的情况下，借款人之间对本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逾期还款情况下，借款人将以尚未清偿的全部剩余本金、利息、违约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次日按借款利率的4倍计收逾期违约金直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与本声明有关的争议和纠纷，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争议时执行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在北京进行，仲裁费、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在《借款声明书》上签字并按了手印，并盖有大理亚超公司的公章。随后，出借人与高志在线上签署《借款协议》，约定以实际成交时间为合同签订时间，并明确了积木盒子用户名、每名用户的出借金额、借款期限、全部应收金额，还款计划、违约责任等内容。2014年11月13日，金控股权公司向北京乐融公司出具《保证担保函》，主要内容为：为确保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与北京乐融公司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所形成的借款债务的履行，其公司接受债务人委托为债务人根据《融资服务协议》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北京乐融公司网站上95599号融资项目的借款；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罚息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被担保的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上述合同签署后，出借人向高志提供借款5000000元，至借款到期日2015年12月4日，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一直未能如约还本付息。金控股权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委托原告陈飞龙为被告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代偿借款本金5000000元。2015年12月11日，北京乐融公司出具《代偿确认函》、《代偿确认书》、《利息代偿确认函》，确认借款人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所欠本金5000000元、利息51369.86元已经由金控股权公司全部代偿完毕。2015年12月20日，陈飞龙与金控股权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金控股权公司将《保证担保函》项下全部债权5051369.86元转让给陈飞龙。同日，陈飞龙与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签订《协议》，载明：陈飞龙以债权受让方式取得《借款协议》项下债权人地位，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确认知悉并同意依据原约定向陈飞龙履行债务。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在协议上签字并按了手印，并盖有大理亚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与案外人北京乐融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协议》及《借款协议》，北京乐融公司按照双方约定向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提供了500万元借款，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作为借款人应该向北京乐融公司承担借款的偿还责任，借款到期后，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未能如期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担保人金控股权公司委托陈飞龙向北京乐融公司代偿了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尚欠的借款本金5000000元、利息51369.86元，故金控股权公司取得了对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所欠债务的追偿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陈飞龙与金控股权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金控股权公司将对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代偿的全部债权5051369.86元转让给陈飞龙。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与陈飞龙签订《协议》，确认知悉并同意向陈飞龙履行付款债务，据此，陈飞龙因债权的转让取得了对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的追偿权，其有权要求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偿还已经代为清偿的债务，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作为债务人，应当向陈飞龙归还代为清偿的5051369.86元。陈飞龙要求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支付上述代偿款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自借款到期的次日，即2015年12月5日起算。陈飞龙要求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支付律师费25000元的诉讼请求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飞龙诉请的保全费及担保费因未实际产生，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丽芳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虽然案涉借款发生在王丽芳与董晓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融资服务协议》记载借款用于经营，且陈飞龙并未对涉案债务系用于王丽芳与董晓雷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进行有效举证，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王丽芳无需对本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飞龙代偿款人民币5051369.86元；二、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飞龙支付上述款项自2015年12月5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飞龙支付律师费25000元。”二审中，各方未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申请对2015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中二人的签名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证据中二上诉人的签名进行了鉴定。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12日出具了昆锦司[2019]文鉴字第198号笔迹鉴定意见书，得出鉴定意见为《协议》中“甲方”处的“董晓雷”和“王玉蓉”的签名字迹均不是董晓雷和王玉蓉本人书写。经质证，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和被上诉人陈飞龙均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经审查，本院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予以采纳。基于此，对于一审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中“同日，陈飞龙与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签订《协议》，载明：陈飞龙以债权受让方式取得《借款协议》项下债权人地位，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确认知悉并同意依据原约定向陈飞龙履行债务。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在协议上签字并按了手印，并盖有大理亚超公司的公章”的部分事实不予确认。除此之外，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二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偿还代偿款及相应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首先，根据北京乐融公司出具的《代偿确认函》、《代偿确认书》、《利息代偿确认函》等证据，可确认借款人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就各方所签订的《融资服务协议》和《借款协议》中所欠本金5000000元、利息51369.86元已经由担保人金控股权公司全部代偿完毕，此时金控股权公司即取得了对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的追偿权。后金控股权公司与被上诉人陈飞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享有的上述追偿权转让给被上诉人陈飞龙，该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经通知各债务人后，陈飞龙即有权要求债务人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向其清偿债务。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虽抗辩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但其并未提交相应反驳证据，本院对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其次，本案经二审鉴定确认被上诉人陈飞龙提交的2015年12月20日陈飞龙与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董晓雷”和“王玉蓉”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故该协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上诉人董晓雷和王玉蓉。然而，对于“通知”的形式，因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故通知的形式并非仅限于书面通知，当被上诉人陈飞龙以债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债务人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签收了起诉状副本后，即视为其知悉了陈飞龙与金控股权公司之间债权转让的事实，此时该《债权转让协议》即对债务人高志、董晓雷、王玉蓉、大理亚超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即使本案《协议》中“董晓雷”和“王玉蓉”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并不能因此免除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应向被上诉人陈飞龙承担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及原审被告高志、大理亚超公司偿还被上诉人陈飞龙代偿款5051369.86元及该款项自2015年12月5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基于此，二审鉴定所产生的费用，亦应由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董晓雷、王玉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51650元，由董晓雷负担25825元,由王玉蓉负担25825元。由董晓雷负担鉴定费2500元，由王玉蓉负担鉴定费2500元。退还董晓雷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5元，退还王玉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8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章亮审判员  李 娜审判员  李 希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莹书记员闻怡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