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民终1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杰，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华，都昌县大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林，男，196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上诉人胡杰因与被上诉人胡晓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简称濂溪区法院]（2019）赣0402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理由，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杰上诉请求：撤销（2019）赣0402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胡晓林原审中的诉请；另请求诉讼费由胡晓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以出具借条的形式预支工程款的情形较为常见，胡晓林与胡杰之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相应工程尚未进行工程款结算，故胡杰预支工程款时出具的借条成为了胡晓林主张借款之债的武器；对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出具的借条，其性质是借款还是预付款，应结合多方面情况加以认定。2.本案，银行汇款单明确载明款项用途为工程款，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工程承包关系，工程款一直没有结算，胡晓林与九江金川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金川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争议款项为工程款的盖然性较高；胡晓林未就胡杰存在向其个人借款事实举证，胡晓林仅依据借条主张借贷关系不能成立。3.胡杰已向法院起诉与胡晓林、金川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胡杰在诉请对方给付工程款时已扣除在本案收到的50万元工程款。胡晓林辩称，1.坚持本人在一审中的诉请。2.我与胡杰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是金川公司与胡杰建立了合同关系，我只是金川公司的代理人，胡杰不可能向我出具工程款条据，我与胡杰是真实借贷关系。3.汇款账户是由胡杰提供的，汇款用途填写为工程款是银行要求必须有汇款理由，并且这50万元已被胡杰支走。胡晓林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胡晓林2019年9月25日向濂溪区法院起诉请求：胡杰向胡晓林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其利息（自2010年7月1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算），另请求诉讼费由胡杰承担。濂溪区法院一审认定事实：胡晓林与胡杰系朋友关系。2010年5月12日，胡杰向胡晓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胡晓林人民币伍拾万整。借到人：胡杰字。”同日，胡晓林按照胡杰要求从九江银行将50万元汇入星子县白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庐山市白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白鹿公司），并注明汇款用途为工程款。因胡杰未归还借款，故胡晓林诉至法院。胡晓林系金川公司股东。2009年11月26日，金川公司与白鹿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金川公司将欢乐城3#、4#、5#楼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白鹿公司，承包方垫资80万元，之后按进度分期支付工程进度款。同日，胡杰与白鹿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白鹿公司将上述工程发包给胡杰施工，胡杰系该工程实际施工人。2010年5月14日，白鹿公司从中国工商银行转帐50万元给胡杰，胡杰同时出具收条。濂溪区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胡晓林汇给白鹿公司的50万元系给付胡杰的借款还是工程进度款，一审法院认为该款应认定为胡杰向胡晓林借款，理由是：1.胡杰向胡晓林出具了借条，而借条是认定借贷关系的重要凭证。虽然胡晓林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载明收款人为白鹿公司，且注明用途为工程款，但胡晓林庭审中作出了合理解释：胡晓林将50万元汇入白鹿公司系应胡杰要求；因是对公账户汇款，故应银行要求注明为工程款。2.该50万元由胡晓林个人汇入白鹿公司，但胡晓林仅是金川公司股东（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川），没有证据证明胡晓林代替金川公司向胡杰支付工程进度款。胡杰举证的“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及进账单、收据，只能证明胡杰系欢乐城实际施工人、已收到胡晓林50万元工程款事实，不能否定胡杰向胡晓林借款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二为胡晓林要求胡杰从2010年7月1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胡杰出具借条时未约定利息，且胡杰当庭否认支付过利息，故胡晓林的该项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三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胡杰出具借条时未载明还款时间，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之日起算，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濂溪区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赣0402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一、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胡杰给付原告胡晓林借款50万元；二、驳回原告胡晓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9200元，由原告胡晓林承担12000元，被告胡杰承担7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为：胡杰与胡晓林之间是否存在50万元的借款关系？本院认定如下：胡晓林主张胡杰向其借款50万元，提供的证据为：1.2010年5月12日胡杰向胡晓林出具的50万元借条一张，上面载明：“今借胡晓林人民币伍拾万整。借到人：胡杰字”。2.2010年5月12日银行汇款凭证一张，载明：胡晓林向白鹿公司汇款50万元，款项用途为工程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时生效。本案，胡晓林虽然举证了2010年5月12日胡杰向其出具的50万元借条一张，但胡晓林举证的付款凭证却为其当日向白鹿公司支付50万元工程款的凭证，该付款凭证不能证明胡晓林向胡杰交付了50万元借款；仅凭胡晓林举证的胡杰出具的50万元借条，不能证明双方已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胡晓林关于其向白鹿公司交付款项系应胡杰要求及由胡杰提供的汇款账号、其在汇款凭证上注明用途为工程款系应银行要求的解释，均系单方陈述，胡晓林并未举证证明，故不应采信。胡杰抗辩胡晓林交付的50万元系给付欢乐城工程款的举证为：“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金川公司企业信息、汇款单、收条、进账单，胡晓林一审庭审质证时对上述胡杰举证均无异议。上述胡杰举证可以证明以下事实：胡晓林是金川公司股东、董事。2009年11月26日，胡晓林代理金川公司、胡杰代理白鹿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发包单位（甲方）金川公司，承包单位（乙方）白鹿公司；承包范围，欢乐城项目3#、4#、5#楼土建、安装工程；（乙方）垫资八十万人民币，使用完后按进度分期支付（工程款）；甲方派胡晓林为驻工地代表，有权在甲方下达的指令、通知上签字确认，有权对乙方工程量的增减核实确认，有权对乙方提出的施工图纸签字确认并以此作为乙方施工和结算的依据。同日，白鹿公司作为甲方，胡杰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承建的欢乐城3#、4#、5#楼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乙方施工，乙方向甲方交纳施工管理费并承担工程全部规费、税金，业主支付的工程款必须全额进入甲方账户。2010年5月12日，胡晓林向白鹿公司电汇50万元工程款，白鹿公司入账后同意如数支付给胡杰，胡杰遂于2010年5月13日向白鹿公司出具50万元北部欢乐城工程款收条。2010年5月14日，白鹿公司通过银行向胡杰转账支付50万元，转账凭证上载明款项用途为北部欢乐城工程款。根据胡晓林举证的付款凭证及胡杰所举证据，可以认定，胡晓林汇款白鹿公司、白鹿公司再交付给胡杰的50万元，系胡杰承包施工欢乐城项目所得工程款；胡晓林向白鹿公司付款时虽然持有胡杰向其个人出具的50万元借条，但双方并未发生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给付事实，胡晓林和胡杰之间未依法建立借款关系。二审另查明，1.胡晓林与胡杰均确认，双方因案涉欢乐城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而认识。2.胡杰与胡晓林、金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赣04民终2809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证据锁链，及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个人以借支形式收受工程进度款的交易习惯，可以确认，胡杰虽然向胡晓林出具了50万元借条，但胡晓林通过白鹿公司给付胡杰的50万元，系胡晓林代金川公司给付工程承包方的建设工程款（胡晓林给付该笔工程款的原因，是自愿代为给付还是行使代理权利亦或是与金川公司存在财产关联，均不影响该笔工程款的给付效力），胡晓林与胡杰之间未发生事实上的借款关系；胡晓林主张其与胡杰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诉请胡杰还款，缺乏充足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采信胡晓林口头陈述、不采信汇款凭证等书证内容；认为胡晓林仅是金川公司股东、没有证据表明胡晓林代替金川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与汇款凭证、收款凭证等书证及胡晓林还系金川公司代理人、工程负责人事实不符，均属认证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2019）赣0402民初27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胡晓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审原告胡晓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健审判员 金婉琴审判员 罗 文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陈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