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雯雨，女，198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昌硕，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屹云林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6、8号楼院南平房3幢3号。法定代表人：陈小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北京轩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同，男，1990年8月9日出生，蒙古族，住河北省廊坊市燕郊县。上诉人石雯雨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屹云林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屹云林公司）、原审被告朱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47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巴晶焱独任审判，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雯雨的诉讼代理人赵林，被上诉人屹云林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刘蕾，原审被告朱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雯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屹云林公司要求石雯雨支付《解约协议》约定的各项费用42万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依法维持原判决第三项；3.本案诉讼费由屹云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期间并非全部在石雯雨与朱同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石雯雨与朱同离婚后，《房屋租赁合同》仍在履行。因此，在石雯雨与朱同离婚后基于《房屋租赁合同》而产生的任何债务应由租赁合同签订主体朱同承担。一审判决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及履行时间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解约协议》约定的“各项费用及违约金”以及“迟延履行违约金”是朱同单方与屹云林公司达成的协议。本案中，屹云林公司主张的债务系基于该《解约协议》而形成的，该《解约协议》形成于朱同与石雯雨离婚后，该债务的形成系朱同的单方行为，石雯雨并未参与，更没有在《解约协议》上签字。该债务并非朱同与石雯雨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将《解约协议》所形成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而判令石雯雨与朱同连带承担债务属法律适用错误。1.《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并非发生在石雯雨与朱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退租的违约行为及由此产生的违约后果并非在石雯雨与朱同离婚时就已经发生。退租的违约行为及违约后果的发生系石雯雨与朱同离婚后，此时两人并非夫妻，由此产生的违约后果和责任应由《房屋租赁合同》的签约主体承担。2.《解约协议》并非石雯雨与朱同共同签订，该协议系朱同单方与屹云林公司签订。该协议签订时石雯雨与朱同不具有夫妻关系，朱同在无石雯雨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解约协议》，并不是石雯雨与朱同共同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自然不具有约束石雯雨的法律效果。3.我国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双方或一方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由此可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为家庭日常生活为目的而进行的负债。本案中的债务形成于石雯雨与朱同离婚后，石雯雨与朱同之间不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该债务自然不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该债务应属于朱同个人与屹云林公司之间新形成的债务，应由朱同个人承担。三、石雯雨和朱同是北京赤墨体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墨体育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朱同承租案涉房屋是为了该公司经营健身房使用，而不是用于其与石雯雨的共同生活。朱同于2018年1月1日承租案涉房屋，2018年3月26日赤墨体育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后明确向屹云林公司提出将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改为赤墨体育公司，但屹云林公司拒绝变更。屹云林公司起诉时也详细叙述了赤墨体育公司实际使用该房屋的过程，并将该公司作为第二被告，后屹云林公司撤回对赤墨体育公司的起诉。屹云林公司辩称，不同意石雯雨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石雯雨和朱同共同开办公司，其中包括健身房，所有公司的出资经营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收入也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夫妻二人所有的公司所产生的债务，应由二人连带承担责任。石雯雨和朱同虽然在2018年5月办理了离婚登记，但是对二人所有的公司没有进行分割。朱同代表石雯雨于2018年7月26日与屹云林公司签订了《解约协议》，当时双方财产没有分割，双方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所有债务均由石雯雨承担。朱同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但朱同没有上诉。1.一审判决中提到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解约协议》均为朱同所签，租房时公司没有成立，所以以朱同名义承租，合同也写明租赁用途系用于健身房，所以承租行为是公司行为，而非朱同个人行为。2.关于变更合同主体的问题，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不是屹云林公司不同意变更主体。租赁房屋是要开公司，解约也是因为公司，签订《解约协议》时石雯雨在场，朱同在离开公司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写得非常清楚。屹云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朱同与石雯雨连带支付《解约协议》约定的各项费用42万元；2.要求朱同与石雯雨连带支付违约金4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屹云林公司（甲方）与朱同（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第一年租金7.3元／天／平方米，此后每两年较上一年增加8％。2018年7月26日，屹云林公司与朱同签订《解约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自2018年7月31日解除上述租赁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各项费用及违约金60万元，2018年8月1日至10月31日，每月初还10万元，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支付剩余30万元。如乙方未按本协议时间内向甲方支付，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款项总额万分之五（每日300元）的滞纳金，超过十日未支付违约金的，乙方应承担双倍还款项的违约责任。《解约协议》签订后，朱同共向屹云林公司支付款项18万元。另查一，朱同与石雯雨原系夫妻，二人2016年11月16日登记结婚，2018年5月14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姻存续期间债务双方各承担50％，婚姻存续期间创办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另查二，朱同与石雯雨2018年11月2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就朱同与石雯雨共同建立的三家公司北京赤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墨管理公司）、赤墨体育公司、北京赤墨运动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墨运动公司），经协商，朱同自愿退出上述三家公司，无条件转让持有的50％股份和法人给石雯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朱同不再享受上述公司的股东权利和承担责任，同时因上述公司所产生的一切债务均与朱同无关，包括但不限于朱同单方与“陈晓明”签署的“东土城违约协议”。一审庭审中，朱同、石雯雨确认“东土城违约协议”即前述《解约协议》。一审庭审中，石雯雨表示，朱同与石雯雨均系赤墨体育公司股东，赤墨体育公司在海淀区开办了健身房，本想租赁涉案房屋开设分店；租赁涉案房屋后在此处注册成立了赤墨运动公司，石雯雨占51％股权，朱同占49％股权。石雯雨还表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无工作，收入来源是积蓄和其母赠与的房屋进行抵押贷款，朱同亦无工作，经营健身房一直在投入，处于亏损状态。朱同就此表示其二人共同经营赤墨体育公司的健身房。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案中，《房屋租赁合同》及《解约协议》均系朱同个人签字，合同相对方系朱同个人，而非赤墨体育公司及赤墨运动公司，争议焦点在于因上述两合同所负债务系朱同个人债务亦或朱同与石雯雨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虽《解约协议》系朱同与石雯雨离婚后签订，但其签订时间距双方离婚仅两个月，且《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时间系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石雯雨与朱同同为赤墨体育公司、赤墨运动公司股东，租赁涉案房屋系用于开办健身房，二人均无正常工作及收入来源，租赁涉案房屋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解约协议》所涉债务系朱同与石雯雨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一审法院对石雯雨关于该笔债务系朱同个人债务的主张不予采信。《股权转让协议》系朱同与石雯雨内部约定，屹云林公司对此未予认可，故朱同仍应对《房屋租赁合同》及《解约协议》所涉款项承担偿还责任。就违约金，屹云林公司主张过高，且未就实际损失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对此酌定为1万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同、石雯雨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屹云林公司连带支付朱同与屹云林公司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签订的《解约协议》项下欠付款项42万元；二、朱同与石雯雨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屹云林公司连带支付违约金1万元；三、驳回屹云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屹云林公司（甲方）与朱同（乙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承诺将该租赁物用于健身会所，并保证在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前不擅自改变前述约定的使用用途。经询，石雯雨称租赁案涉房屋系为了赤墨体育公司开设分店使用；朱同称租赁案涉房屋系为了赤墨运动公司经营使用，后把赤墨管理公司的注册地址也变更到了案涉房屋。另，石雯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载明：赤墨体育公司的注册和经营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号，该公司并未实际使用案涉房屋，赤墨体育公司对于《解约协议》所涉权利义务存有异议，至今未予认可。赤墨管理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3日，股东为石雯雨和朱同，朱同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赤墨管理公司将注册地址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室。2019年5月9日，赤墨管理公司注销。赤墨运动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25日，股东为朱同和石雯雨，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2019年1月22日，赤墨运动公司注销。赤墨体育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6日，成立时股东为石雯雨和朱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号。2019年1月10日，股东由石雯雨、朱同变更为石雯雨一人。另查，屹云林公司和朱同均称：签订《解约协议》时石雯雨在场，签订《解约协议》是石雯雨和朱同共同决定的。石雯雨称其于2018年11月知道的《解约协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朱同虽然在答辩中表示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仅对石雯雨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石雯雨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石雯雨是否应就案涉债务承担给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虽然《房屋租赁合同》系朱同个人签字，但是根据《房屋租赁合同》载明的租赁物用途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朱同承租案涉房屋系用于其和石雯雨共同设立的公司经营健身会所，且二人除共同经营公司外无其他工作及收入来源，故可以认定因《房屋租赁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用于朱同和石雯雨的共同生产经营。无论案涉房屋用于赤墨体育公司还是赤墨运动公司，在案涉房屋租赁期间，上述两家公司的股东均为石雯雨和朱同，故石雯雨以案涉房屋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为由否认案涉债务属于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尽管朱同与屹云林公司签订《解约协议》时朱同与石雯雨已经离婚，但是该协议签订时间距双方离婚仅两个多月，且《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大部分履行时间均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石雯雨当时作为赤墨体育公司和赤墨运动公司的股东，其应当知道不能继续开设新店及退租的情况。结合朱同和屹云林公司所述签订《解约协议》时石雯雨在场的情况，本院对石雯雨主张的《解约协议》系朱同的单方行为、其未参与的上诉理由难以采信。另，根据朱同与石雯雨于2018年5月1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可以证明石雯雨在离婚时已确认其占有公司50%股份、承担婚姻存续期间50%的债务。根据朱同与石雯雨于2018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可证明石雯雨知道并愿意承担《解约协议》所涉债务。石雯雨主张案涉债务形成于其与朱同离婚后应由朱同一人承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解约协议》所涉债务系朱同与石雯雨的共同债务，二人应连带支付《解约协议》项下欠付款项42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石雯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50元，由石雯雨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巴晶焱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田子阳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