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31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简莹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文斌，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简健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玉芝。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波、黄平洋，均为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杨文芹。原审第三人：简国新。原审第三人：简凤彬。上诉人简莹珊因与被上诉人简健威、黄玉芝及原审第三人杨文芹、简国新、简凤彬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801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简莹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驳回简莹珊的起诉无依据。简建威、黄玉芝在一审时已确认简国良、简莹珊一起育有小孩并在案涉房屋经营的工厂生活。简凤彬出具书面声明确认案涉房屋是简国良、简燕霞出资建造的，其可继承简艇钊的案涉房屋份额，交由简国良、简燕霞夫妻继承处置。简建威、黄玉芝提交的简国新的微信截图内容“翠云！……房屋是你老豆同阿爷亲手白纸黑字真金白银转让给威仔叔的！”但一审裁定却载明杨文芹、简国良、简凤彬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2018年5月25日简建威、黄玉芝等与简莹珊等参加海珠公证处的协调会时，黄玉芝也称简莹珊为“老板娘”，即确认简莹珊为国良皮袋厂的老板或为老板简国良的妻子，但一审裁定对相关事实认定不当。第二，一审裁定错误引用香港法律，曲解和误读了香港法院的生效判决不当。首先，一审已确认2001年香港法院就简莹珊与简国良的婚姻关系作出缺席判决予以解除是真实存在的，却又无视香港法院的生效判决，援引《已婚者地位条例》否决简国良的夫妻财产因经香港法院裁决属共有的事实。其次，抛开香港法院的生效判决，《已婚者地位条例》并未明确提及“夫妻分别财产制”。最近20年，香港司法实践受英国法的发展、内地司法实践及香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综合影响，香港家事法院日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多个判决引用英格兰法和英格兰判例，最终实质上认同了夫妻财产平等分配的基本原则。香港法院目前已不援引《已婚者地位条例》，而是引用《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并借鉴和引用外国法律和判例。香港2001年前后的司法实践中已普遍遵循夫妻财产“平均分割准则”，除非有证据提供充分理由偏离这一准则。一审法院没有认识到香港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即无论夫妻对财产如何约定或夫妻有无签订财产协议，其审判实践也不是僵硬遵循“谁名下就是谁的财产”，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作出贴近生活的公平合理判决。《已婚者地位条例》主要强调女方财产地位，强调公平原则，保护弱势的妇女群体利益。根据该条例，香港的妻子除专属财产之外，仍有权分割合理的夫妻财产部分。一审法院曲解了香港法院的审判实践，错误引用香港法驳回简莹珊的诉讼请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根据香港终审法院“LKW对DD案”判例精神，婚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所取得的财产均属于婚姻财产，即使被认定为一方的单方资产，在双方存在持续长时间的婚姻情况下，该类型资产系适用平等分享原则。本案特殊性在于，简莹珊认为被简建威、黄玉芝侵权，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其已死亡丈夫简国良将房产赠与简建威、黄玉芝的行为无效。简莹珊与简国良的离婚诉讼是简莹珊在香港单方提出的，法院对简国良进行公告并对其缺席判决，该判决对简国良不产生已离婚效力，更无法得到内地法律确认。简国良和简莹珊是在××村出生成长的原住民，移居香港后于1980年登记结婚及至2001年简莹珊单方申请法院判决离婚，两人育有三个儿女。简莹珊于九十年代初向亲戚借款建成国良皮袋厂即案涉房屋维持生计，2018年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案涉房屋被侵权违法拆除。一审法院在确认本案适用香港法律的前提下，根据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的规定，得出香港法律认定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应适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结论错误。第三，基于一审期间简国良已死亡的事实，简莹珊即使不能拥有案涉房屋的共有权，根据内地及香港法律规定也享有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即使简莹珊没有案涉房屋的共有权及继承权，一审也应行使释明权，依法追加简国良、简莹珊的婚生子女参加诉讼。首先，因简国良已于2014年7月20日死亡，直至一审法院作出裁定之日，简国良或简莹珊都不可能依据内地与香港有关区际司法协助的文件在内地办理域外离婚判决的承认手续，故内地法律仍将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婚姻关系视为继续有效。其次，案涉房屋位于广州市，对该房屋的继承应适用内地法律，简莹珊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案涉房屋份额。最后，一审诉讼过程中简建威、黄玉芝已认可简国良身份及简莹珊的经常居住地等事实，一审法院却要求简莹珊证明简国良就是“简国良”、简莹珊和简国良以××村为常住地等，导致简莹珊这两年去各个单位调查取证，给其造成讼累。简建威、黄玉芝及杨文芹、简国新、简凤彬二审未答辩。简莹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简建威、黄玉芝与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签署的《赠与合同》/买卖合同无效；2.简建威、黄玉芝对前述《赠与合同》所赠与的广州市×××××巷5号房屋停止拆建；3.简建威、黄玉芝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材料显示，海珠区××镇×××××巷5号宅基地使用人为简国良、简艇钊，宅基地证号为穗海新NO：×××××号，宅基地面积236.775平方米，结构：混合，层数：二，建筑面积473.55平方米，出证日期为1991年7月11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1年8月9日作出婚姻诉讼FCMC1999年第7512号判令，内容为“呈请人：简燕霞（KANYINHA）与答辩人：简国良（KANKWOKLEUNG）于暂委法官CASEWELL之前，区域法院法官命令：于2001年6月18日，在作出暂准判令时法官作出判令，无作出关于费用的判令。法官进一步作出判令，自作出绝对判决之日始，答辩人每年需向呈请人支付港元1.00作为象征性赡养费。法官进一步作出判令，家庭儿童，即简洁云（KANKITWAN）与简振鹏（KANCHUNPANG），继续由呈请人监护，直至有合理的理由与答辩人接触后法庭作出进一步的判令为止。且指示到，除非上述儿童年满18岁，否则，不能被带离香港。倘若父母一方向法院提交承责书以当被要求时将上述儿童带回香港，并得到父母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书，则父母一方可在该书面同意书列明的时期内将该儿童带离香港。法官进一步声明，该家庭中上述儿童适用婚姻诉讼和财产条例第192章18条，所作出的安排已最好地保障其福利，法院对此表示满意。2001年6月18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1年8月9日作出婚姻诉讼FCMC1999年第7512号《暂准判令转为绝对判令证明书》，内容包括“关于2001年6月18日在此宗诉讼中作出的判令，判定除非自判令作出之时起计六星期内，有人向法院提出上述判令不应转为绝对判令的充分因由，否则呈请人简燕霞与答辩人简国良于1980年7月7日在香港婚姻注册处（WD1093）举行婚礼的婚姻即须予解除，鉴于无人提出该等因由，现证明上述判令已于2001年8月7日转为最后及绝对的判令，而上述婚姻亦已据此解除”。2002年8月23日，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与简健威签订《赠与合同》，内容包括“现赠与人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决定将其名下的共有财产座落在××村×××××巷5号房屋【详见编号为穗海字第×××××号《农村（墟镇）宅基地使用证》】，全部产权份额自愿无偿赠与给受赠人简健威所有，受赠人简健威愿意接受上述赠与”。2002年9月2日，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出具（2002）穗海证民字第11038号公证书对上述《赠与合同》办理公证。简莹珊提供香港入境事务处人事登记处对其出具的《登记事项证明书—香港身份证第×××××(2)号》，内容包括1979年11月23日以新抵港人士的身份登记领取身份证（号码×××××），2001年9月20日变更姓名由“简燕霞更改为简莹珊”，1983年11月24日身份证（号码×××××）为新身份证（号码×××××(2)），简建威、黄玉芝对简莹珊曾用名为“简燕霞”没有异议。简莹珊提供香港生死登记处资料显示，简国良于2014年7月20日死亡。2018年6月27日，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华洲派出所出具《户口注销证明》，内容为简艇钊因死亡，户口已注销，注销日期2003年9月23日。在诉讼过程中，简莹珊向一审法院撤回诉讼请求中第二项要求“两被告对前述《赠与合同》所赠与的广州市×××××巷5号房屋停止拆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在诉讼过程中，讼争双方均表示涉案宅基地房屋原曾用作国良皮带厂作为经营地，简莹珊主张其曾在上述工厂工作过，但简建威、黄玉芝予以否认，并称未见过简莹珊回来过，也不知道其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因简莹珊、简国良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纠纷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内地法律。从简莹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来看，本案系简莹珊认为其是案涉宅基地房屋的共有权人，并基于共有权人的身份而提起的涉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依照上述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由于涉案宅基地位于我国内地，该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宅基地使用权一直登记在简国良、简艇钊名下并由两人共有，简莹珊并未被登记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因此，简莹珊不可能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成为案涉宅基地的权利人。从简莹珊在本案的主张来看，简莹珊是以简国良前妻的身份主张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宅基地房屋使用权份额是其与简国良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涉案房产是否系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本案的先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简国良与简莹珊均系香港居民，两人在香港结婚并离婚，关于简国良与简莹珊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简莹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简国良对夫妻财产关系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以及两人结婚后在内地共同居住生活或存在其他共同经常居所地，故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处理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夫妻财产关系。根据香港法例的相关规定，香港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而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亦明确界定了已婚女性的财产范围，该条“已婚女性的财产”（1）中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1936年3月20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本案中，涉案宅基地房屋使用权登记在简国良和简艇钊个人名下，简莹珊虽主张该宅基地使用权系其与简国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未举证证明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宅基地房屋使用权依照香港法例属其个人财产或其占有份额的共同财产，故简莹珊主张该宅基地为其与简国良的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上述香港法律规定，该主张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简莹珊基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共有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香港法例，其并非涉案宅基地共有权人，其与本案争议的《赠与合同》缺乏直接的利害关系，简莹珊在内地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是程序法上的问题。程序法事项自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简莹珊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予驳回。关于简国良等人与简健威、黄玉芝赠与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无需进一步审查和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简莹珊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9360元退还给简莹珊。本院认为：首先，简莹珊请求确认无效的《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为简国良、杨文芹、简艇钊，受赠人为简建威，即简莹珊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有关案涉房产的登记资料显示宅基地使用权人为简国良、简艇钊，简莹珊也并非经登记的使用权人之一。其次，从简莹珊起诉及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看，其主张与简国良曾存在婚姻关系，而简国良为案涉房产登记的产权人之一，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房产份额为简莹珊与简国良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经查明，简莹珊与简国良已在2001年8月7日经香港法院判决离婚。虽然无证据显示该离婚判决曾经内地法院认可，但简莹珊与简国良之间基于人身关系的离婚事实可以根据该生效离婚判决予以确认。案涉《赠与合同》签订于2002年，即在简国良与简莹珊离婚之后。再次，简莹珊与简国良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有关双方的财产关系问题依法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一审裁定已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不赘述。从简莹珊提交的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内容看，并无关于处理其夫妻财产的内容。简莹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案涉房产份额为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其也未能提供有关该房产份额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规定，更未提供有关其与简国良共同出资建设案涉房产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简莹珊上诉主张应适用内地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案涉房产份额为夫妻共有财产，法律依据不足。故一审未认定登记在简国良名下的案涉房产份额为其与简莹珊的共有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最后，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并非继承纠纷。简莹珊上诉主张其有权继承案涉房产，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及未追加简国良与简莹珊的婚生子女参加诉讼不当，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简莹珊与案涉《赠与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并非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据此驳回简莹珊的起诉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在裁定书中直接依照香港法例《已婚者地位条例》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简莹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虽然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部分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徐玉宝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尹艳阳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