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1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我的打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中华园路59号401-405室。法定代表人：邹玉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金，男，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琪，女，198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上诉人苏州我的打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的打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耿琪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3民初13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我的打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双方签订的《保密暨竞业限制协议》是有效的，经纪中心经理属于中高层管理人员；2、耿琪不能以其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为由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我的打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耿琪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300000元；2、判令耿琪从“打工快线”、即涞亿稻赢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离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琪于2015年9月16日进入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7年2月17日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我的打工公司母公司）与耿琪签订了《保密暨竞业禁止协议》，协议约定耿琪从事经纪人工作，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耿琪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两年内，耿琪不得在经营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同类业务的其他用人单位兼职或受聘谋职等；在竞业限制期限24个月内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给予耿琪补偿费，按离职前十二个月工资收入（银行实发）的三分之一支付；耿琪离职后，如果违反本协议约定泄露、使用了保密信息或从事了竞业限制事项，除应返还已经支付的补偿款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给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按实予以赔偿。损失无法计算的耿琪应支付给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违约金按公司上一年度和本年度营业额的差额进行核定，或有权直接要求耿琪赔偿30万元。耿琪确认，因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各关联公司间的机密资讯系相互关联，且存在交叉授权使用的情形，故耿琪在参与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期间所知悉、接受或获得的机密资讯，耿琪同意均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耿琪各项义务承担责任，如有违反同意均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等。2017年2月17日耿琪进入我的打工公司从事经纪人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上约定岗位为经纪中心经理。2019年1月2日耿琪申请离职，此后我的打工公司与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均没有给予耿琪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9日（2019年4月19日）受理了我的打工公司仲裁申请，我的打工公司要求耿琪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300000元、从打工快线即涞亿稻赢网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离职。该委作出裁决：驳回我的打工公司的所有仲裁请求。该裁决非终局裁决，我的打工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保密暨竞业禁止协议、营业执照、视频资料、视频及视频截图、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一审法院认为，耿琪进入我的打工公司工作，双方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本案中，我的打工公司认为耿琪为经纪中心经理，属于中高层人员，耿琪掌握我的打工公司大量的业务信息资料等，应当认定耿琪为负有保密义务人员。耿琪则主张自己为普通经纪人，并不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经纪中心经理与经纪人工作内容的区别，我的打工公司并未能明确表述，虽然其主张经纪中心经理要管理经纪人，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耿琪签订保密协议的时间与我的打工公司和耿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同一天，但两份合同中关于工作岗位的约定却不同，保密协议中约定为经纪人，劳动合同中则约定为经纪中心经理，也可看出我的打工公司对于岗位的认定具有随意性，并不严谨。不能仅因职位的名称中含有“经理”一词，就认定其属于中高层人员，因而具有保密义务。我的打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述公司所有的经纪人均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可见签订保密协议系我的打工公司为了最大化保障自己权益而广泛使用的管理手段，其并未对签订对象作出过甄别，存在滥用的情况。而且签订保密协议时并不明确告知劳动者协议中所说的关联公司包括哪些企业，对于劳动者来其权利义务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主要是指义务范围），对劳动者显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退一步来讲，即便保密协议有效，按照约定我的打工公司应当从2019年2月起向耿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但我的打工公司和苏州达家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均没有给予耿琪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我的打工公司主张其在耿琪离职后的2019年3月29日就发现耿琪在与我的打工公司竞争企业从事工作，故不需要向耿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为，耿琪于2019年1月离职，此后2至3月我的打工公司均未支付过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应当认定我的打工公司不履行竞业限制约定在先，竞业限制协议对耿琪没有约束力，故我的打工公司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我的打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我的打工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竞业限制制度是用人单位保护其商业秘密、维护其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但该制度与劳动者的自由就业权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该制度不能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者，因此劳动合同法将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我的打工公司主张耿琪系其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但无论是耿琪与我的打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经纪中心经理或者是《保密暨竞业禁止协议》中约定的经纪人，与上述规定中所指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义并不相符，我的打工公司据此主张耿琪属于竞业限制的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我的打工公司系职业中介结构，其主营业务为职业中介，耿琪所从事的经纪人工作为中介机构最普遍的工作内容，我的打工公司未举证证明耿琪接触了除普通工作信息外的商业秘密，因此，耿琪亦不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另外，我的打工公司自述该公司所有经纪人均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的打工公司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作为管理公司的手段未加甄别普遍使用，存在滥用的情况，且在签订保密协议时未明确告知劳动者协议中所述的关联公司包括哪些企业，劳动者的义务范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故一审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耿琪签订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我的打工公司要求耿琪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及从相关行业离职的诉请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我的打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苏州我的打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立审 判 员  汪 文审 判 员  锁文举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俞 渊书 记 员  王 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