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伟汀，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文，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住所地绍兴市人民东路301号（中国）染料城2楼49号。 投资人：曹兴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嵊州驾校，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禹溪村。 投资人：赵叶军。 上述两当事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丽萍，浙江元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伟汀因与上诉人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以下简称救援中心）、被上诉人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嵊州驾校（以下简称嵊州驾校）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伟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巧文、上诉人救援中心及被上诉人嵊州驾校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董伟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为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增加1800元。事实和理由：一、教练要求返还的1400元性质并不是报销油费，而是返还培训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签订的挂靠合同来实施，一审根据救援中心法定代表人的供述来定案，使判决结果偏离了实际。首先车辆挂靠合同对双方的挂靠关系进行了约定，约定救援中心一方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权利是获得600元的场地费；即其他合同约定的费用开支及教学的责任都在教练方。不管教练员收取多少学费都与驾校无关，驾校为了开具学费的需要（企业做账的需要）要求教练先上交一定金额的学费，当然也要按合同的约定返还多交的部分。董伟汀要求返还每个学员1400元也是按照双方的协议计算得出，即开票金额2010元减去600元就是救援中心应退还的1400元（10元是保险费）。其次，一审将董伟汀要求返还的款项认定为是油费报销是错误的，已经有证据证明油费的支出方是董伟汀，与救援中心无关。既然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油费由董伟汀承担，那在常理上救援中心也不可能承担不需要其承担的费用。在一审法院调取的张银美笔录中已经清楚说明驾校返还给教练的款项并不是报销油费。另从法院调取的救援中心财务账本中可以看到之前的结算中返还的单价都是1400元，即1400元是定额。在刑事案卷的笔录中反映救援中心的一系列行为是为达到其偷税的目的，而不是真的在给教练员报销油费。如果救援中心是基于报销油费而返还给教练，那么其肯定为少开支而遏制教练员的虚开行为。综上，无论是双方的挂靠合同还是工作人员的陈述及做法都能说明1400元是返还培训费而不是油费报销。二、一审一边将1400元当做是油费的报销，一边又要求考试合格，其判决存在矛盾。一些考试不合格的在实际上因训练支出了更多的油费。三、根据挂靠合同的约定，董伟汀要求返还1400元是不以考试合格且不以提供油票为前提的。基于双方是挂靠关系，学员的一切培训、招收等都是由教练负责且费用由教练承担，驾校只负责提供场地。所以考试是否合格，对于驾校来说只是收取600元场地费和税费，其他应当返还给教练。根据挂靠协议第五条第11款的规定，董伟汀退回1400元并不以提供1400元费用发票为前提，救援中心要求董伟汀提供发票无非是降低其企业利润、降低税收，实际与董伟汀无关。另外，教练实际交给驾校的金额是2150元（开票金额只有2010元），即已经提前交纳了140元的税费；所以要求救援中心返还1400元无需任何条件。四、救援中心与嵊州驾校应当共同返还培训费。从董伟汀调取的培训记录中反映，董伟汀所培训的学员都是系嵊州驾校的学员，学员的培训记录都是需要盖嵊州驾校的章，返还标准也是按照嵊州驾校1400元的标准返还；故嵊州驾校应当与救援中心共同承担责任。五、救援中心投资人曹兴强在刑事案卷中关于1400元的定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其不可能在刑事案件的笔录中将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讲清楚，肯定会有所隐瞒。从救援中心其他工作人员的笔录中可以看到其为了偷税做了很多会计手段，说明不能以财务做账的内容去认定款项的性质，其财务做账本身就存在虚假的情况。所以判决书中曹兴强所陈述的报销一定油费不是真正的油费报销而是为了会计做账其自己所做的定义。故请求依法改判。 救援中心、嵊州驾校共同辩称，首先，董伟汀根据挂靠合同第五条第10项来计算2010元减去600元后得出1400元，把10元列为保险费是错误的。挂靠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样的结算方式，这个不是结算方式。在挂靠合同后面还有教练的承诺书，承诺书中场地维护费是500元；如果场地维护费是500元，如何倒推这个1400元。在收费中还有3800元的收费，并不都是2010元的开票金额；3800元又如何倒推1400元；所以董伟汀主张1400元没有事实依据。救援中心历年的惯例是报销汽油费发票的模式；从驾校开办以来，嵊州、诸暨、上虞都是采用该模式。报销的条件和流程救援中心在自己的上诉状中也明确了，首先是教练保证培训达到66个课时，没有投诉等；要教练把考试通过的名单报给教务处，教务处编制核算清单，经过报名处审核，看有没有交清费用，有没有退学，有没有重复报销等；如果审核通过的，他们会打一个红勾，教练要填粘贴单，填写报销清单，按序号写发票号，粘贴单和报销单一一对应，再写上学员名单，最后由财务审核之后，在报销申请单，粘贴单上，报请投资人曹兴强同意后再发放。该经营模式是驾培行业的惯例，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保障企业的自主权，不应主动干预其经营权。教练没有经过报销审核的环节，其起诉的条件没有成就。该报销流程中止，就是因为教练在报销发票的时候提供了虚假的汽油费发票，导致投资人为此买单、入刑。投资人也表示他回来会处理好的。相关案件有38个教练起诉，经过做工作，有20个撤诉了。假发票是刑事案件发生后有资质的机构查明的，普通工作人员无法分辨，导致之前按1400元报给他们了。在刑事案件中证人有陈述到实际用油只要五、六百就可以了，投资人表示要保留追偿的权利，建议移送公安处理。600元作为场地费不符合常理，教练实际收取费用不止2010元；包括教练自己笔录中的陈述，有5000元、6000元，甚至7000元的，显然600元的场地费不足以维护驾校的成本运行及日常开支。培训有78个课时，其中有38个课时是驾校完成的，所以收取2010元费用是合理的。董伟汀主张救援中心故意偷税的情况；如果救援中心发动教练开假发票达到偷税，总金额有9000多万元，风险由驾校承担，好处由教练所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教练收取5000元，给驾校2010元，税要他们自己承担；2010元救援中心已经缴税，不存在偷税漏税。给董伟汀报销是为了保证日常培训质量而承诺给报销；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条件的，是不给予报销的，而且必须要提供真实发票。综上，董伟汀上诉的条件不成就，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救援中心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董伟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是返还培训费，是报销汽油发票，这是救援中心历年经营模式，已作为与董伟汀约定俗成的惯例；并经（2016）浙0681刑初1296号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浙06刑终759号二审刑事裁定书确认。二、报销的条件和流程：教练给予学员保质保量按驾培教育大纲规定达到66个课时足时培训、没有投诉，则可按实报销最高不超过每人1400元汽油费，且必须提供真实的、实际发生的汽油发票。具体报销流程：第一、先由教练把考试通过的学员名单报给教务处；第二、教务处编制核算清单，连同教练上报的学员名单给报名处审核；第三、报名处审核完全符合，可以报销最高不超过每人1400元并作好标注给财务科；第四、教练填写好粘贴单、附上报销的真实汽油发票，再填写报销清单和教练员结算费用学员名单；最后由财务审核后签名并经曹兴强审批同意后报销给教练。所有上述凭证财务均需入账，因此未经申请、审核环节和报销程序，起诉条件不成就。三、根据驾培行为自身的特殊性，双方报销汽油费发票这种经营模式或经营惯例，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董伟汀对于本案涉及人数从未向学校申请报销过，如果按上述条件和流程向学校报销，学校也未拒绝过。而至今董伟汀之所以未申请报销油费，因存在涉嫌虚开发票情形会导致被追责而以返还培训费为由提起诉讼，这是一起不诚信诉讼。教练也陈述实际用油只有500元、700元不等，1400元油费不到的买假发票报销，而对于发票的真假，驾校及工作人员是无法识别出来的。四、双方在挂靠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要按国家教育大纲规定课时培训，这是国家强制性规定，也是学校所作的要求，所以必须提供66课时培训记录。教练陈述实际只要500元、700元不等的油费；对于不到1400元油费的，实际培训课时肯定不到66课时，故培训记录66课时同样存在造假。一审认为考试通过必然达到66课时培训，该推定是错误的。对于未达到66课时，实际油费不到1400元的，不能按1400元标准报销；而且教练陈述实际也只要500元、700元不等的油费，所以一审认定每人标准800元，偏离客观事实，认定不当。五、一审按调取的考出学员名单，未经质证，依职权确定人数，显属不当。因为考出名单中，还存在有其他驾校考试及汽油费已经报销的情形，故必须要经过一个审核环节，单凭考出名单的人数确定不能保证准确性，且证据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董伟汀辩称，董伟汀要求的2010元本身就是培训费，所有者是教练；董伟汀要求他们返还1400元是返还培训费，不是报销油费；油费的实际支出方是教练，何来报销。救援中心陈述报销的手续和流程与本案无关；这些只是驾校内部作帐的行为，与教练是否可以返还1400元无关。在刑事案卷中可以看到，驾校的财务本身就存在很多虚假的问题；比如有上千万元的车辆买卖发票，教练的保险费本来是由教练承担，他们把这个作为公帐处理；他们的会计作帐本身存在问题，本案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驾校方负责人明知教练会产生多少油费，但他还是强硬通知教练提供1400元发票，才给予返还1400元；教练为了返还这个款项，顺从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个不表示对合同的变更。而且驾校强迫教练预交发票，也是按照1400元一个人预交；这可以看出驾校并不是真正报销油费给教练，只能说明该款项并不是报销油费。关于驾校方提出的66课时的问题；66个课时都是达到的，只有通过课时要求才能进行下一步考试。董伟汀提供的驾驶员培训记录单，第二列列明了课时；这部分内容明确说明已经经过66个课时。且是否通过66个课时与驾校是否返还1400元是无关的。 董伟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嵊州驾校和救援中心共同支付给董伟汀拖欠的工资4200元（1400元/人×3人）。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救援中心系曹兴强名下的个人独资企业，被告嵊州驾校系救援中心的分支机构。董伟汀于2012年6月16日以85000元向救援中心购买浙Ｄ×××××桑塔纳轿车一辆。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6）浙0681刑初1296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中被告人胡文安的供述与辩解（第15页）及绝大多数证人证言（第17-20页张银美、张某1、张某2、安某、张某3，第23-30页吴金亚、叶建春、张玉华、龚芳芳、陈浙明、王建成、陈益军、邵鑫道、钱增建、章卫强、王美芳、詹吉生、沈钢祥、陆四根、赵洪君、张红惠、朱军辉、陈清峰，第32-40页刘灵波、陈乐军、钱磊、王琛、张立波、朱全军、姚晓鹏、张明、李再昌、裘学明、宋海波、王军平、竺慧、赵青、魏建红、杜正伟、张灿军、周波、董伟汀、唐晓瑜、冯亚、丁仁永）证实：教练向驾校购买教练车，教练负责招收学员，收取3500元至5500元不等的学费，部分缴纳给救援中心（上虞为2500元、嵊州为2010元），剩余的钱给教练用于教练车的汽油费、维修费等开支；救援中心与教练口头约定，每考出一名学员，驾校以报销汽油费的方式向教练返还一定费用（教练称该款项为“工资”，上虞为1325元、嵊州为1400元），但必须提供相应金额的汽油费发票；培训一名学员的用油量普遍达不到救援中心承诺返还的最高金额，教练普遍存在虚开或购买汽油费发票的情形。该判决书对上述供述、辩解和证言予以采信并认定：曹兴强将其名下个人独资企业救援中心及分支机构名下部分教练车私下转让给教练员，并与教练员签订相应合同，另与购车教练员约定，由购车教练员向驾考学员收取学费，后向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上交2000余元每人的费用，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等承诺每考出一名学员给教练员报销一定油费（安全驾校1000元、上虞1350元、嵊州1400元），要求教练员报销油费时提供相应油费或修理费发票。另，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记录复印件和考试成绩单复印件，可以认定董伟汀诉请的3名学员均系其培训的学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董伟汀提供的机动车驾驶培训记录复印件、考试成绩单复印件和该院依职权调取的购车记录，结合该院同期审理的其他类案，可以认定董伟汀与救援中心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事实，具体权利义务参照该院同期审理的（2019）浙0602民初3433号案件中的《购车及挂靠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救援中心是否应返还部分培训费给董伟汀。对此董伟汀称救援中心应无条件返还给董伟汀培训费1400元/学员，但《购车及挂靠合同》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约定，教练亦未将全部收入纳入被挂靠企业即救援中心的财务会计进行核算，董伟汀单方依据学员缴纳的2010元培训费减去合同约定的场地训练费、培训服务费600元、保险费10元推算出应予返还1400元于法无据。而根据（2016）浙0681刑初1296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中嵊州驾校和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及教练的陈述，救援中心曾与教练曾口头约定，每考出一名学员，救援中心以报销汽油费的方式向教练返还1400元（应理解为最高），但必须提供相应金额的汽油费发票，刑事判决书对该事实亦予以认定。现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董伟汀诉请的3名学员已全部通过考试并取得驾驶证。另，关于是否需要提供汽油费发票，救援中心要求教练提供汽油费发票的本意应为增加成本、减少税款、多获利润，而无论教练是否提供汽油费发票，其培训学员消耗汽油系客观事实。现董伟汀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提供了相应的汽油费发票，但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刑事判决书中绝大多数教练关于实际汽油消耗量的陈述，该院酌情确定救援中心对已通过考试的学员应返还培训费800元/人。据此，救援中心应返还的培训费为2400元（800元/人×3人），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嵊州驾校并非《购车及挂靠合同》的相对方，董伟汀要求其返还培训费无合同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嵊州驾校和救援中心辩称返还培训费还必须满足培训达66课时的条件，根据驾驶员培训考试的相关规定，只有培训达到规定课时才能参加科目考试，即学员如果已经通过考试并取得驾驶证，可以推定其培训已达到规定课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救援中心应返还给董伟汀24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董伟汀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董伟汀向本院提供证据1.人身意外险保险合同及保险合作协议各一份，并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书，证明：保险合同第54页中保险费的计算里确定每人10元每期，即每个学员有10元学驾人人身意外险，就是2010元减去10元的来源。所以申请法院向保险公司调取相关合同原件，该文件在绍兴市运管所。二审庭审后董伟汀又向本院寄送证据2.背面有邢爱平书写并签字确认1400元返还款的发票一份，以证明1400元的性质即是定值。救援中心及嵊州驾校经质证认为，证据1是网上打印材料，对三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2在微法院中提出意见认为，该部分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过，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 二审中，救援中心及嵊州驾校向本院提供：证据1.考试大纲，证明教练车型属于C1车型，78个课时，有37个课时是在驾校完成，所以驾校收取培训费是应该的；证据2.模拟机和挂图照片，证明驾校在78个课时中承担37个课时教学培训，模拟机教练是没有的，必须在驾校完成的；而且是必须有资质的教练来完成，不是董伟汀等教练完成的。二审庭审后救援中心又向本院提供证据3.发票一份，证明绍兴市机动车驾驶员服务中心在学员考前训练2个小时-2个半小时需收取240-300元的模拟训练费，并向本院申请调取绍兴市发改委关于收取模拟训练费标准的文件；还向本院申请要求调取每个教练员的实际培训课时；同时申请到救援中心投资人曹兴强所在南湖监狱开庭。董伟汀经质证认为，证据1考试大纲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该考试大纲是最近的，不是涉案的时候的考试大纲，考试通过了即说明学满了前面的课时；证据2模拟机其实是不使用的，学员的学习是教练在旁边指导，模拟机与教学无关，即使有关也是在场地维修费和培训服务费里面，包括在600元里面；证据3不能证明案涉学员产生了模拟费用，在实际培训过程中，学员并没有实际用到模拟训练机，学员从招生到考出全程都是由教练负责训练，即使模拟训练费产生，根据合同约定也包括在600元的费用里。 本院经审查认为，董伟汀提供的证据1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提出的调查申请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故本院不予准许。其在二审庭审后提供的证据2发票在一审庭审时已经提供，不应作为二审中新的证据。 救援中心及嵊州驾校提供的证据1、2，系学员培训应遵循的规范及培训场地情况，也不影响本案培训事实的认定，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其在二审庭审后提供的证据3发票亦不足以证明其收取600管理费后尚需收取其他款项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其提出调取相应证据的申请，本院亦不予采纳。至于其提出到南湖监狱开庭的申请，因缺乏法律依据且其投资人曹兴强也提交了书面意见，故本院也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间虽未如本院同期审理的同类案件中存在教练方与救援中心签订《购车及挂靠合同》、或由教练方向救援中心出具《教练车挂靠承诺书》，但根据董伟汀提供的机动车驾驶培训记录复印件、考试成绩单复印件和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购车记录，可以认定董伟汀与救援中心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事实，具体权利义务可以参照本院同期审理的（2019）浙06民初84号案件中的《购车及挂靠合同》。因双方当事人间对于董伟汀与救援中心间存在购车及挂靠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教练提出的诉讼请求即要求返还培训费以及救援中心提出系报销汽油费均是基于双方间存在上述合同关系约定而产生，故同类合同是认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由此，原审根据同类合同约定而认定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并无不当。该挂靠经营合同系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救援中心主张本案为油费报销关系，实际应为经营企业的财务管理方式，并不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于救援中心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根据同类合同第五条第10项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在公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培训期（人）数内，乙方每培训一名驾驶人应当向甲方缴纳600元的场地训练维护费、培训服务费等。”由此，教练因培训学员而需向救援中心履行的付款义务为每名学员支付600元，该600元款项的性质包括了场地训练维护费、培训服务费等，救援中心主张除该600元外尚需支付其他培训费用，并无相应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相应陈述，可以反映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每名学员向救援中心缴纳的费用为2010元，而结合上述合同关于挂靠的相关约定，挂靠期间的相关费用除第五条第10项约定的款项需向救援中心缴纳外，其余费用均由教练自行承担，故每名学员向救援中心缴纳的2010元中扣除驾驶员应向救援中心支付场地训练维护费、培训服务费等600元，以及教练自认的10元保险费后，余额1400元应归驾驶员所有。但对于该部分余额如何返还，双方当事人间尚存在争议。对此，结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刑事案件中相关人员的陈述可以反映该1400元取得的过程为：学员缴纳的学费，一部分是直接给教练的，还有一部分（嵊州驾校绝大多数是2010元）是缴纳至救援中心处，并就该部分费用向学员开具发票；等学员考出后，救援中心返还教练（嵊州驾校）1400元，但教练需要提供相等金额的油费发票。因此，教练要取得该1400元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为学员考出；其二为提供等额油费发票。而从双方就该部分款项交付与否的实际操作可以反映，救援中心设置该部分条件的目的存在二个方面：第一，督促教练通过培训学员以达到最终合格的标准，从而提升救援中心的培训声誉；第二，通过教练向救援中心交付油费发票以抵冲其经营成本。虽然该部分内容在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但根据同类合同第五条第11项约定：“乙方车辆在挂靠期间所发生的维修费、机、汽油费等可以计入甲方合理成本的费用发票，同意按甲方的要求到甲方财务部门入账，计入成本核算，否则引起的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救援中心）的要求即财务入账应系双方之间在挂靠经营期间就权利义务明确约定的一个方面，因此救援中心关于提供等额油费发票或承担税费的要求足以约束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在本案中，董伟汀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救援中心提供了合同约定的已经考试合格学员相应的等额油费发票，因此依据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引起的税费应由董伟汀承担。对此，本院酌定董伟汀培训的每名通过考试的学员所退款项中应承担的税费为100元。 至于董伟汀提出的未通过考试的学员亦可退还上述费用的上诉意见，因本案所涉学员中未存在该类情况，本院对其该部分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其又提出应由嵊州驾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因其出具挂靠承诺书的对象为救援中心而非嵊州驾校，其也是以承诺书确定的内容为由主张权利，故对于董伟汀的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董伟汀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确定救援中心应返还的费用为每名通过考试的学员各1300元，共计为3900元，董伟汀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救援中心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也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在确定应返还培训费的数额上裁量有所失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3449号民事判决； 二、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应支付给董伟汀3900元，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董伟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财产保全费90元，合计140元，由董伟汀负担10元，由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负担1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董伟汀负担4元，绍兴高速公路救援中心负担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小梁 审判员  董 伟 审判员  **斌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