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GorenY.R.&SonsMarketingLtd.（戈伦销售公司）。住所地：以色列国提莫里姆工业区施莱伯里恩大街6号。法定代表人：AbrahamGoren（亚伯拉罕·戈伦），首席执行官。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苏，上海九州丰泽（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上海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EliGoren（伊莱·戈伦），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以色列国国籍，护照号：XXXXX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翱世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31号第四层A11。法定代表人：EliGoren（伊莱·戈伦），执行董事。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煦春，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榕，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GorenY.R.&SonsMarketingLtd.（戈伦销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EliGoren（伊莱·戈伦）、翱世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翱世拓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公司决议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339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戈伦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苏律师、张轶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煦春律师、刘榕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戈伦销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错误认定重大事实。一审法院忽视证据原则，无视并遗漏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遗漏了诸多重要事实，包括上诉人再投资Z公司的事实、上诉人支付增资款9万美元的事实、确认上诉人完成增资的批准文件等。一审法院还错误认定了相关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11日，上诉人收到伊莱·戈伦发送的电子邮件，事实上上诉人从未收到该邮件，上诉人的邮箱与上述邮件的收件箱根本不是同一邮箱；一审法院认定，外资公司要申请增值税纳税人资格的，注册资本需达到人民币100万元，并据此支持了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必须符合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的上述推定；一审法院声称，调解时被上诉人自愿支付人民币10万元，事实上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两次和解方案并非如此。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创造性地基于“推理”支持被上诉人抗辩观点。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如要认定被上诉人系系争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伊莱·戈伦对9万美元增资款实际出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代持的约定。本案中上述条件均不满足，相反，所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第三方主管机关登记的证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均明确证明上诉人就是翱世拓公司的股东，享有系争股权。这体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次签订增资协议，上诉人依约向翱世拓公司支付了9万美元增资款，且各方无任何有关系争股权代持的约定或协议。三、本案的社会示范效应。一审判决采取了以结果倒推理由，只要上诉人的观点和证据，能不认可就不认可，只要是被上诉人的观点，能采纳的就采纳、没有证据就推定的逻辑。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作出了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司法精神完全相反的判决。两被上诉人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陈述的遗漏事实，相关证据一审判决已经清晰列明了不予采纳的详细理由，所以事实没有认定。一审判决已经写清楚采纳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与上诉人自述的事实是不同的，上诉人所称的遗漏事实其实是其自身的观点。戈伦销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确认翱世拓公司2013年8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3．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为戈伦销售公司持有翱世拓公司6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戈伦销售公司的情况及发起人的家庭关系戈伦销售公司系成立于1999年12月22日的一家以色列国公司，系家族企业。公司发起人为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亚伯拉罕·戈伦、伊莱·戈伦、案外人汉某及其他家庭成员。亚伯拉罕·戈伦与汉某系XX，二人于2017年6月XX。汉某系伊莱·戈伦的母亲，亚伯拉罕·戈伦系伊莱·戈伦的继父。二、关于翱世拓公司的设立及股权变更翱世拓公司于2005年6月28日成立，成立时股东为伊莱·戈伦，注册资本为6.05万美元。2009年9月13日，翱世拓公司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增资及股权变更（备案）登记。2009年10月29日，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翱世拓公司注册资本由6.05万美元增加至15.05万美元，净增9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载明由新投资方戈伦销售公司全部认缴。增资后，翱世拓公司备案记载的各投资方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变更为：戈伦销售公司出资9万美元，占60%，伊莱·戈伦出资6.05万美元，占40%。2009年11月9日，戈伦销售公司从其在以色列工人银行的账户中扣款9万美元，该款用途记载为“进口货物”。2009年11月13日，戈伦销售公司的银行账户向翱世拓公司在上海银行外高桥支行开立的账号为XXXXXXX6378的美元资本金账户缴存9万美元，境外扣除手续费10元，实际到账89,990美元。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4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载明该9万美元系缴纳的新增出资款。2013年8月5日，翱世拓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决议记载将翱世拓公司的股权进行变更，戈伦销售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伊莱·戈伦。2013年9月15日，伊莱·戈伦制作《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戈伦销售公司将其拥有的翱世拓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伊莱·戈伦。上述《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落款处戈伦销售公司方签名系伊莱·戈伦自行所签，戈伦销售公司并未盖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2013年9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翱世拓公司发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准予翱世拓公司上述股东变更事项登记。三、关于戈伦销售公司与翱世拓公司之间的特许经营关系2009年6月2日，戈伦销售公司与翱世拓公司达成《特许协议》一份，该协议明确，翱世拓公司与Y公司（XXCo.Ltd）合作建立了犹太鱼明胶生产线，协议中约定：1．翱世拓公司授予戈伦销售公司在BadatzEdaCharedit销售犹太鱼明胶的专属权。2．翱世拓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戈伦销售公司的客户提供或出售任何鱼明胶。3．戈伦销售公司可以发展新客户，但应告知翱世拓公司新客户情况。4．戈伦销售公司向翱世拓公司支付9万美元，购买在以色列国以及向全球感兴趣的买家营销BadatzEdaCharedit明胶的专有权。四、关于戈伦销售公司在以色列国的投资申报情况及以色列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戈伦销售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投资栏中，记载有一笔金额为337,621以色列新谢克尔的投资，但未有对翱世拓公司存在股权投资的记载。此外，在以色列国财政部年度进口商宣誓书中，戈伦销售公司就其与供应商翱世拓公司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的申报选择为“否”。对股权投资申报，以色列国税务机关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居民公司股份的声明》中规定，对于任何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外国常驻公司，其所有细节如外国公司名称、股权持有额等信息必须完全、清晰地填写。以色列国税务机关根据《所得税条令》第85A条规定，在纳税年度报表附录申报中，应申报与海外关联方的交易详情。以色列国注册会计师N于2018年8月12日出具的《专业人士意见书》中载明：1．公司的60%的股权或任何股权的法律状态应当体现在其财务报表中，在资产负债表中、在财务报表的结语和备注中。2．按照以色列国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PP）和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戈伦销售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必须列明翱世拓公司的业务活动结果及资产与负债状况，并且少数股东的情况也应有所陈述。也就是说，戈伦销售公司声称的60%的股份，应当在被投资公司的对其产生的商业结果、资产与负债中体现，也应在财务报表的备注中体现持股份额。从对戈伦销售公司财务报表的全面审阅来看，没有提及其持有任何公司的股权。3．按以色列国税务管理机关的要求，任何对国外公司的投资，都必须申报给税务管理机关，且用特定的文件进行申明，这种申报是一种义务，没有申报被视为是刑事犯罪，会导致监禁或罚款。4．结论是从几年的财务报表来看，戈伦销售公司没有持有翱世拓公司的股份。以色列国律师RazBenDor于2018年9月3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中载明：1、“以色列国所得税条例”（税收筹划报告条例）第5767-2006条（“报告条例”）第二（2）条于2007年纳税年度生效，其中规定了税务安排必须如实汇报的义务。在诸多行为中，根据（“报告条例”第2（7）条），获得控制权的收购必须做强制性报告。通过这种方式，“报告条例”第9条提到，收购或持有25%股权或以上的外国公司必须提交年度报告。2、“以色列国税法”[新版本]（“法案”）第216-220节规定违反该法案中规定的报告规定或任何其他税务法令和/在给税务机关的报告中遗漏数据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因犯罪的性质而导致监禁或罚款。3、因此，根据以色列国法律和税务机关的要求，每个以色列国公司都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报告超过持有外国公司25%的以上持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没有报告将导致刑事犯罪。以色列国注册会计师R出具的《关于戈伦公司账务登记与呈报税务机关的报告》中载明：根据戈伦公司2013-2015年的报告和2009年6月2日的营销协议，可以确认：1．营销协议的注册将作为一种投资：营销协议（营销特许经营权）可根据公认的会计制度和以色列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登记和提交（其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投资），并应提供适当说明。因此，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投资金额为337621新谢克尔（2013年至2015年未出现变化），其符合标准，此外，该说明中未提供适当的细节与描述。2．外资企业的投资登记：如果某公司为了实质性持股（超过50%）而投资一家外资企业，则该类公司必须采取以下行动：2.1.必须解释投资的详细信息，具体说明被收购公司的持股比例。2.2.必须按照会计准则披露被收购公司（作为关联方）的活动情况。2.3.如果股权超过50%，必须合并子公司和母公司（运营出现问题的公司）的报表。2.4.必须使用表格150记录股权情况并每年向税务机关报告。如若不按上述方式进行报告，其行为将构成刑事犯罪。2.5.截至2007年，根据《所得税条令》第85A条规定，1385报告必须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中，该报告应详细说明与关联方转让价格相关的市场调研和经济工作。但是，我们并未在戈伦公司报表中看到上述提及的五项问题。五、关于戈伦销售公司与伊莱·戈伦的邮件往来2013年9月10日，戈伦销售公司通过其电子邮箱XX＠inter.net.il向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的电子邮箱XX＠jiliding.com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中要求伊莱·戈伦向戈伦销售公司发送相关文件，其中第5项为“您所拥有的中国公司2012年12月12日的财务报表”。2013年9月11日，伊莱·戈伦通过其电子邮箱XX＠gmail.com向戈伦销售公司的电子邮箱XX＠inter.net.il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中载明“正如之前所说，这笔钱用于改进犹太明胶生产线，而非用来购买股份。戈伦公司名下没有登记股份，因此不可能提交股本申请报告。”戈伦销售公司官网载明的电子邮件邮箱地址为XX＠zahav.net.il。另zahav.net.il与inter.net.il系同一性质的邮箱后缀，XX＠inter.net.il系戈伦销售公司的电子邮箱。六、关于外资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条件及翱世拓公司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外资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内注册，如果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需要相当于人民币100万元的注册资本。2010年5月，翱世拓公司向税务部门提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申请，因会计核算不正确而未被同意。2011年3月18日，翱世拓公司被税务部门给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七、关于伊莱·戈伦的婚姻情况及以色列国对婚姻财产处置的规定伊莱·戈伦于2013年9月结婚。2018年8月11日，以色列国Matry,Meiri&Co.LAWOFFICES的法律顾问拉兹本多尔向伊莱·戈伦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了以下事项：1．通常按照以色列国的法律，如废除或取消婚姻，且婚姻双方没有另外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双方有权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累积的财产、权利各一半的所有权。这里所说的婚姻存续期间累积的财产和权利，包括了婚姻期间单独一方所累积的财产（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例外）。2．按照以色列国的法律，在婚前某一方所拥有的财产和权利，在婚姻废除或取消时，将不在双方之间平均分配。婚前的财产与权利，仍将归原所有人所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例外）。3．对于婚前登记在某一方名下的公司的股权，在婚姻废除或取消后，不会被平等地分给双方；这些股权仍将归婚前其原所有人单独所有。4．鉴于上述内容，可以确认，在2013年9月结婚之前登记在伊莱·戈伦名下的翱世拓公司60%的股份，按照以色列国的法律，很明显这种时间关系会对离婚或婚姻取消后，这些股份的归属产生根本上的影响。八、关于苏州XX公司的情况苏州XX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11日设立，主营业务为鱼明胶、蛋白等。截至戈伦销售公司起诉日，该公司股东为翱世拓公司及另三名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0万元，其中，翱世拓公司认缴出资为人民币100万元，登记的实缴出资时间为2009年11月2日。该公司登记备案的英文名称为XXCo.Ltd，其经营场所名牌上曾列有英语名称XXCo.Ltd。翱世拓公司于2009年8月31日向苏州B公司Z公司支付了投资款人民币43万元，于2009年9月10日向苏州B公司Z公司支付了投资款人民币1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主张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东会决议无效并请求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使用登记地法律。本案中，涉及的系股东权利义务的事项，且争议的法人即翱世拓公司的设立及股权转让的审查、变更登记均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翱世拓公司的登记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系戈伦销售公司是否翱世拓公司的实际股东，能否主张其股东权利？戈伦销售公司认为其系登记的名义股东，当然具有股东资格，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认为戈伦销售公司并不具有向翱世拓公司增资的意思，也未向该公司实际出资，并非翱世拓公司的实际股东，不能向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主张行使诉请的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主张股东权利的前提在于其系公司的实际股东，对于是否实际股东的判断，应综合多种因素考量，现阐述如下：一、股东身份的实质审查一审法院认为，不能仅以登记即认定为实际股东，在实际股东身份发生争议时，应进行实质审查。首先，关于实质审查的必要性。一般情况下，公司以其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股东也可以股东名册载有自己的姓名作为向公司主张股东身份的证据。但在借名投资或隐名投资关系中，由于股东名册记载的是名义股东而非真实股东，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间可能存在特殊的约定或法律事实，故仅凭登记不足以判断二者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仍需对公司的真实股东情况进行实质审查。处理公司内部股东资格认定纠纷时，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完全是公司内部问题，主要遵循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本案中，因双方对戈伦销售公司是否存在投资的意思、有无实际出资等投资事项存在争议，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抗辩实质系伊莱·戈伦借用了戈伦销售公司的名称办理了翱世拓公司的股东登记变更，故不能仅以登记作为判断实际股东的标准，而应对是否存在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以及二者之间的法律事实作实质审查。其次，关于实质审查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由该规定可见，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戈伦销售公司与伊莱·戈伦并未约定隐名投资，而系伊莱·戈伦借用了戈伦销售公司的名义进行了股权登记和变更，属于被借名的情况。对此，上述司法解释虽未作出直接规定，但无论是实际股东、隐名股东、抑或借名股东，均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身份，对其进行审查的标准应当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戈伦销售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可以参照上述规定予以审查。再次，关于实质审查的内容。总体而言，股东身份的确定取决于二方面因素，一是有无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二是有无存在名义持有的可能性。该二方面因素决定了反映股东身份实质要件的载体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出资协议；2、出资凭证；3、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的记录；4、特定的身份关系；5、特殊的事由等。本案中，也应根据上述内容加以综合判断分析。二、投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股权投资建立于存在投资的真实意思基础上，能否认定应从正向和反向二方面予以评判。一方面，意思表示属于积极的民事行为，认定意思表示的正向途径是审查其是否存在积极的、肯定的外在表象和载体，比如有无出资协议、有无实际出资行为、有无参与公司经营的行为、有无其他记录意思表示的凭证。另一方面，认定意思表示的反向途径是审查是否存在消极的、否定的外在表象和载体，如有无否定性的记录等。本案中，戈伦销售公司曾作出投资意思表示的证据不充分，理由如下：第一，缺乏出资协议。戈伦销售公司提供的投资合同既无原件，也无发送电子邮件的信息相印证，一审法院难以认定。特别是在戈伦销售公司与翱世拓公司存在《特许协议》，且特许协议费恰好也为9万美元的情况下，戈伦销售公司未能举证存在真实的投资协议，故其主张显然比较薄弱，不足以得到一审法院采信。此外，虽然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系继父子关系，一般可以降低举证要求，但考虑到二人在既往的商业关系中采取了明示、规范的方法，例如签订《特许协议》的情况，因此，增资行为一般也应有规范的合同，现戈伦销售公司证据不充分，法院认定增资协议不存在。第二，实际出资依据不足。客观上，戈伦销售公司确实向翱世拓公司的美元资本金账户支付了9万美元，但对该9万美元是否属于投资款存有争议。由于付款行为是戈伦销售公司的主动作为，故较之中国境内的收款账户的记载，其在以色列国汇款时的表述，更能反映戈伦销售公司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注意到，戈伦销售公司在以色列工人银行汇款的款项用途上并未记载为投资款，而记录为“进口货物”，故其关于该款为投资款的直接依据不充分。此外，戈伦销售公司与翱世拓公司另签有特许协议，并称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向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支付了9万美元特许协议费，但戈伦销售公司未能就此举证，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亦予以否认。鉴于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之前开展交易时均有书面记录的交易习惯，且特许协议费为跨境支付的特点，该笔款项通过现金支付且无相关记录的情况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综上，戈伦销售公司已向翱世拓公司支付的9万美元应认定为特许协议费，而非投资款。第三，缺少委托代办增资的凭证。翱世拓公司增资的手续均为伊莱·戈伦单方办理，鉴于前述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交易时均有书面记录的习惯，如系戈伦销售公司委托伊莱·戈伦代办登记手续，理应有信函、电子邮件、委托书等委托材料，现戈伦销售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关材料，进一步印证了戈伦销售公司并无投资的意思表示。第四，戈伦销售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的依据不足。股东是否参与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是确认其身份的重要事实依据，本案中，翱世拓公司增资完成后，戈伦销售公司作为名义上占60%股权的股东，从未召集或派员参加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也未参加过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故其关于自己为公司股东的陈述缺少事实支持。第五，戈伦销售公司存在否定性的自认。首先，根据以色列国税务机关的相关规定，如存在境外投资的，应当予以明确申报，否则可能导致监禁或罚款。虽然，戈伦销售公司在其《财务报告》中曾记载过约为9万美元的“投资”，但均未明确提及对翱世拓公司的投资的具体信息。且根据以色列国注册会计师R出具的《关于戈伦公司账务登记与呈报税务机关的报告》，营销协议（营销特许经营权）可根据公认的会计制度和以色列国公认会计原则进行登记和提交，可以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投资，与该9万美元特许协议费的认定并不矛盾。其次，戈伦销售公司在2013年9月10日发送给伊莱·戈伦的电子邮件中称“您所拥有的中国公司2012年12月12日的财务报表”，可见，戈伦销售公司对翱世拓公司的股权实质属于伊莱·戈伦并未否认。同时，伊莱·戈伦在2013年9月11日的电子邮件中明确钱款并非用来购买股份，戈伦公司名下没有登记股份，该陈述虽为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的自述，但鉴于其作出时双方尚无争议，故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可以印证戈伦销售公司并不具有投资的意思表示。三、是否为名义持有本案中，双方的主要争议问题在于戈伦销售公司为实际股东还是仅为名义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是否存在名义持有股权应综合特定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判定。实践中，由名义股东持有股权，而实际出资人另有他人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案中，伊莱·戈伦的行为属于基于特殊背景和特定原因，以戈伦销售公司的名义登记并行使股东权利。理由如下：第一，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单方的增资和变更行为符合本案的特殊背景。首先，翱世拓公司在登记设立时系一人公司，一人股东为伊莱·戈伦，具有对翱世拓公司资产的处置权利，其将从戈伦销售公司处收取的特许协议费用于增资，属于对其个人拥有的公司资产的处置，符合一人公司运作的特征。其次，伊莱·戈伦将登记于戈伦销售公司名下的股权转至其个人名下，实质系将公司恢复至一人公司的状态，并未影响公司外商投资的属性。再次，由于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的特殊家庭关系，伊莱·戈伦将戈伦销售公司作为登记的名义股东，也符合通常认识。第二，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关于以戈伦销售公司名义增资的抗辩存在合理解释。首先，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称增资原因系翱世拓公司需满足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根据相关法规，公司需具有人民币100万元的注册资本，结合翱世拓公司增资次年向税务部门提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的情况，该抗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其次，鉴于伊莱·戈伦长期在中国境内工作、生活，其关于自己没有外资账户，需借用戈伦销售公司账户出资的辩称，亦具有一定合理性，且基于戈伦销售公司恰有9万美元的特许协议费打入翱世拓公司，故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以戈伦销售公司名义增资，具有足够的依据，一审法院可予采信。第三，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关于将戈伦销售公司名下的股权转至其本人名下的解释合乎常理。翱世拓公司的部分股权自戈伦销售公司名下变更至伊莱·戈伦名下，发生于2013年9月，恰逢伊莱·戈伦结婚。根据以色列国的法律，如废除或取消婚姻，且婚姻双方没有另外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双方有权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所有累积的财产、权利各一半的所有权。鉴于该原因，伊莱·戈伦通过婚前将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把股权确定为本人婚前财产的做法，并不违反常理，可予采信。第四，借名持有虽有不当但未损害戈伦销售公司、社会和第三人利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伊莱·戈伦借用戈伦销售公司名义增资以及自行将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的行为，并未反映公司资本投入及变更的真实情况，是不妥当的。伊莱·戈伦自行办理增资和变更股权的行为过程并不规范，且引发了本案争议，故应作否定评价。但是，本案系公司内部股权纠纷，如借名持有未损害戈伦销售公司、社会和第三人利益的，仍应根据投资的真实情况确定实际股东。首先，因戈伦销售公司并非实际投资人，并不享有股东权利，故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行为并未损害其利益；其次，基于翱世拓公司为一人公司，伊莱·戈伦作为一人股东具有对公司财产的处置权，故增资和股权变更，仅会产生内部影响，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司其他股东等第三人的利益。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翱世拓公司的股权登记在戈伦销售公司名下，其实质为名义持有，伊莱·戈伦作为实际股东，其的行为虽有不当，但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翱世拓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认定。四、对公司人合性的尊重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特征，要求各股东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了解、友好信任的关系，否则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障碍，亦不利于其市场价值的最大化。本案中，戈伦销售公司对翱世拓公司并不具有投资的真实意思，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该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经营均由伊莱·戈伦独立完成，故公司本质上系伊莱·戈伦的一人公司，戈伦销售公司与伊莱·戈伦之间并未形成股东间合资设立公司的人合性。反之，如认定名义股东即为公司的真实股东，将原本的一人公司认定为二人公司，在目前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存在家庭矛盾纠葛的情况下，将会破坏公司的人合性，并不利于该公司以后的正常经营。五、诉讼时效关于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认为，本案的股权关系中，戈伦销售公司要求返还股权，股权在受到侵害时，诉讼时效是二年，戈伦销售公司的诉讼时效已过。戈伦销售公司认为，本案属于财产的返还，不适用诉讼时效。即使适用诉讼时效，也应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戈伦销售公司是在以色列国案件审理中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所以诉讼时效未过。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主要争议在于股权返还，股权属于物权，而返还原物请求权关系到物权人的根本利益，在标的物被他人侵占的情况下，如果物权人不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则不能保障物权的合法行使，故本案中返还原物请求权及其他相关权利的行使，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虽戈伦销售公司具有主张股权的程序权利，但本案中，戈伦销售公司仅为翱世拓公司登记的名义股东，并非该公司实际股东，不能向伊莱·戈伦、翱世拓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故戈伦销售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一审法院注意到，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伊莱·戈伦系继父子关系，本案系因家庭矛盾产生的投资争议，双方可尽量协商解决。审理中，虽经一审法院及相关调解组织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协商的大门并未关闭。审理过程中，伊莱·戈伦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书面表示，尽管其认为翱世拓公司的股权自始至终为其所有，但本着维系与戈伦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情关系，自愿支付戈伦销售公司人民币10万元，以息诉止争。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表态虽并不影响本案裁决，但展示了伊莱·戈伦希望和解的姿态，戈伦销售公司亦可考虑给予进一步协商的机会。诚如中国古语所言：家和万事兴；犹太古语所言：温暖的家庭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好礼物，故一审法院仍希望双方能本着家庭亲情关系，继续协商解决争议，以弥合分歧。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驳回戈伦销售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04元，由戈伦销售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一、以色列注册会计师函、以色列审计师执照、上诉人2009至2018年财务账簿及公证认证件、公证认证件封面翻译；证明：上诉人于2009年11月向翱世拓公司投资9万美元，性质为股权投资，公司账簿在财务报告中进行了相同记载和体现，并提交以色列税务部门；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意见，系争9万美元投资款是股权投资，且这些文件显示上诉人是翱世拓公司的股东。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以色列诉讼的庭审笔录及被告答辩状；证明：在以色列诉讼中，上诉人将本案所涉投资协议作为起诉附件二提交法院，被上诉人认可该协议被签署，且未就真实性提出异议，只主张协议未履行。三、上诉人法律意见书、以色列律师证及公证认证件；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有关以色列婚姻财产的相关规定是错误的，由此得出被上诉人抗辩合理性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四、上诉人财务记账凭证、商业发票及公证认证件；证明：上诉人入股翱世拓公司后，在许多方面履行了股东责任，尤其是为翱世拓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五、投资协议（律师见证件）、法律意见书（针对律师见证）、以色列律师出具的宣誓书；证明：该投资协议经律师见证，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经律师见证的投资协议视同原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六、以色列诉讼起诉状及答辩状；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以色列法院的诉讼中，被上诉人从未否认投资协议的真实性。七、以色列犹太教义高等法院法官的函（附伊莱·戈伦结婚证）；证明：伊莱·戈伦的结婚日期为2013年9月4日，早于其擅自转让股权之日约20天。八、法律意见书（补充说明以色列婚姻财产制度）；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有关以色列婚姻财产的相关规定是错误的。九、伊莱·戈伦出具给以色列法庭的宣誓书；证明：伊莱·戈伦自认从未申报其对翱世拓公司的投资，但其认为自己享有翱世拓公司的股权，由此可见，其主张上诉人没有申报翱世拓公司的股权，就不享有股权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经质证，两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财务凭证为上诉人的自制凭证，会计师函系会计师的虚假陈述；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仅提供了部分外文书证的翻译；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未否认一审查明的法律规定；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记账凭证为上诉人自行制作，且翻译件均非法院认可的翻译机构作出；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已确认投资协议只有扫描件，没有原件，根据以色列法律，律师见证的文件并不能作为原件使用，如果以色列律师真的看到过原件，说明上诉人应该持有原件，但事实上上诉人没有原件，说明该律师的陈述为虚假；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仅提供了部分外文书证的翻译件，且翻译件并非法院认可的翻译机构作出；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审批文件记载伊莱·戈伦申请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3年8月5日；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反驳被上诉人提供的法条的真实性；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恶意提交上述证据，以期误导法院。两被上诉人提供如下证据：一、以色列法院要求上诉人的会计师提供2009年和2010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二、上诉人的会计师提供的上诉人2009年和2010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声明；上述两组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给翱世拓公司的9万美元系特许费，上诉人的现任会计师违反会计准则擅自调整科目为“投资”。三、以色列律师就证据一、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证明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四、以色列会计师对证据二发表的专业意见，证明上诉人的会计师所做声明和擅自删除9万美元附注均违反了以色列会计师条例。五、以色列律师反驳上诉人律师出具的以色列婚前财产法律规定的法律意见出具的法律意见，证明上诉人律师的观点不正确。六、以色列律师反驳上诉人提供的“投资协议（律师见证）”和律师法律见证书的真实性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证明律师见证投资协议的Sadeh律师并非以色列《公证法》认可的公证员，该律师的陈述为虚假陈述。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认可，但对翻译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的记账是否符合行政监管要求，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系主观表述，不具有参考价值；证据四、五、六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这些均不是专家意见，而是被上诉人自我陈述，应不予采纳。本院对上述当事人的证据认证如下：第一，双方证据中涉及的所有律师法律意见书、会计师意见书均非事实证据，不予采纳。第二，双方证据中涉及的以色列诉讼中的相关文件，与本案审理没有直接关联性，均不予采纳。第三，双方证据中涉及上诉人公司财务凭证、财务报表的内容有矛盾，相关会计师的意见亦有矛盾，证据证明力较低，均不予采纳。第四，上诉人的证据五投资协议虽有律师见证件，但被上诉人对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双方提交的律师法律意见书对此说法不一，本院无法确认该投资协议的真实性及其效力，故不予采纳。第五，上诉人的证据七涉及伊莱·戈伦的结婚日期，该节事实可能与伊莱·戈伦变更股权登记的起因有关，但与本案争议的股权实益人的认定无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审理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的部分证据的公证翻译件均系伪造，上诉人已向以色列警方报案。后被上诉人反映，上诉人的上述说法系虚假，已被处罚。因上述情况并无有效证据证明，且与本院对证据的认证结果没有影响，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上诉人在二审中还提出申请，要求就伊莱·戈伦是否签署“投资协议”的事实进行测谎，并对“投资协议”上的伊莱·戈伦签字及翱世拓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测谎并非法定的取证形式，应不予准许；投资协议因无可确认的原件，签字及公章鉴定无法进行，亦不予准许。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2013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将翱世拓公司60%股权恢复至上诉人名下，理由是其未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伊莱·戈伦确认其代签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但认为其是上诉人名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有权处理该股权。因此，上诉人名下的翱世拓公司60%股权是否存在代持的情形，被上诉人伊莱·戈伦是否该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此即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果系争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则被上诉人伊莱·戈伦擅自将系争股权转至自己名下的行为无效，上诉人的诉请应予支持。相反，如果系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伊莱·戈伦，则其将上诉人代持的股权转回自己名下合法有效，上诉人的诉请应予驳回。对此，本院认定如下：翱世拓公司于2005年6月成立，当时系伊莱·戈伦的一人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由伊莱·戈伦出资。后翱世拓公司于2009年9月13日增资9万美元，该增资款约定由上诉人出资，相应增资股权，即本案的争议股权亦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该增资及股权变更已办理了相应的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增资款的验资亦是以上诉人的名义进行。鉴于双方对于上述增资款的实际出资人发生争议，则应查明增资款实际由谁支付，前述审批、变更登记及验资过程中的文件内容并不能直接用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实际出资，故上诉人关于其出资事实和股东资格已经主管机关审批并经验资证明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增资款9万美元的支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于2009年11月9日在以色列的银行账户中向翱世拓公司支付了9万美元，汇款用途记载为“进口货物”，后该9万美元被用于翱世拓公司的增资款验资。同时，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诉人与翱世拓公司于2009年6月2日签订有一份《特许协议》，约定由翱世拓公司授予上诉人销售犹太鱼明胶的专属权，上诉人为此需向翱世拓公司支付9万美元的费用。因此，上诉人向翱世拓公司支付9万美元可能基于两个关系，一是对翱世拓公司的增资款，二是向翱世拓公司支付明胶的销售专属权费用。本院认为，第一，上诉人在汇款时将用途备注为“进口货物”，而非投资款，该表述应该更接近当事人行为发生当时的意思表示，上诉人称是被上诉人要求其如此备注，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第二，上诉人陈述其向翱世拓公司增资后，该9万美元转投至苏州XX公司，为此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还去了苏州XX公司进行考察，但从付款的时间顺序来看，翱世拓公司向苏州XX公司的出资款支付于2009年8月31日、9月10日，早于上诉人支付9万美元的时间，故上诉人所称的增资后再转投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上诉人与翱世拓公司签订《特许协议》时翱世拓公司是伊莱·戈伦的一人公司，上诉人为取得明胶的专属权向翱世拓公司支付费用，该费用应属增资前的翱世拓公司所有，故伊莱·戈伦陈述其作为翱世拓公司的一人股东，直接将该9万美元作为其支付的增资款，并指定上诉人付款至翱世拓公司的资本金账户，符合逻辑；第四，上诉人称其另行向翱世拓公司支付了9万美元现金用以购买明胶的销售权，但未对现金来源及支付过程进行举证，现被上诉人亦未确认该现金支付的事实，故本院难以认定上诉人向翱世拓公司支付了两笔9万美元，从而亦无法认定上诉人已支付的9万美元系增资款。据此综合分析，本院认为，系争9万美元由伊莱·戈伦出资的事实更具高度概然性，故对上诉人主张其实际增资9万美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方面，上诉人提供了其去苏州XX公司考察的照片、其公司记账内容等证据，本院认为，考察的事实对于证明股东权利的行使并不具有证明力，而记账内容涉及明胶交易，亦不足以反映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因此，上诉人在其已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方面的举证不足，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上诉人还对相关电子邮件持有异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在邮件中的表述，以及是否收到邮件，对于认定谁是实际出资人并不具有证明力，故本院对该邮件不作为主要认定依据。此外，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以色列税务制度、投资申报规定、婚姻财产规定等内容进行了较多举证，但这些情节只能从侧面反映当事人行为的初衷或目的，对于出资事实的认定证明力较低，不应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增资款，实际享有系争股权的权益，故其要求确认系争股权转让无效，并要求将系争股权恢复至其名下的诉请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04元，由上诉人GorenY.R.&SonsMarketingLtd.（戈伦销售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顾恩廉审判员 刘丽园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