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田凤。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系杨田凤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番禺创信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振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启英，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杨田凤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创信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信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6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田凤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杨田凤于2009年2月20日至2013年3月15日期间与创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创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田凤原在创信公司从事刷胶工作。2010年5月至2013年3月，创信公司为杨田凤参缴工伤保险；2013年2月至2013年3月，创信公司为杨田凤参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2013年10月至2018年9月，创信公司为杨田凤参缴社会保险全险种。双方于2018年9月19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7月9日，因确认劳动关系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杨田凤以创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沙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申请人于2009年2月20日至2013年3月15日期间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8月28日，南沙区仲裁委作出穗南劳人仲案〔2019〕79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本案的全部仲裁请求。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杨田凤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如上。一审诉讼中，双方确认已签有书面劳动合同。杨田凤主张2009年2月入职时签过劳动合同，2013年3月离职，2013年10月17日重新入职。为证明自己主张的劳动关系起止时间，杨田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2年9月30日签订的广州市劳动合同，记载合同期限为2012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该劳动合同有杨田凤签名及创信公司加盖公章；2.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记载创信公司自2009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以及2014年12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为杨田凤缴纳个人所得税；3.工作证，记载申请人姓名、工号及一组为“2009-02-20”的数字，但没有显示有加盖创信公司印章。创信公司辩称时间久远已查不到资料，且杨田凤2013年10月17日重新入职，不确认杨田凤主张的最早入职时间。杨田凤于2017年5月2日就创信公司未参缴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的社会保险向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劳动保障中心提出投诉。广州市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南沙区社保中心）收到上述投诉并受理，于2017年10月26日向创信公司作出穗南稽意字〔2017〕132号《广州市南沙区社会保险稽核整改通知书》，创信公司不服该整改通知书，于2017年11月28日向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沙区社保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月10日，南沙区社保局作出穗南人社行复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在该行政复议中，创信公司针对南沙区社保中心发出的稽核整改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时，主张杨田凤申请补缴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社会保险超出两年查处时效；复议决定其中包括“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广州市南沙区社会保险稽核整改通知书》（穗南稽意字〔2017〕132号）中关于第三人杨田凤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案。双方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没有异议，只是对建立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存在争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杨田凤主张其最初于2009年2月20日入职，2013年3月离职后又于同年10月17日重新入职，创信公司亦确认杨田凤于2013年10月17日重新入职的事实，杨田凤已初步举证证明其主张二次入职的事实，创信公司否认杨田凤的最初入职时间，但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结合杨田凤向一审法院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的记载，创信公司自2009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与杨田凤建立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杨田凤与创信公司在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杨田凤在2013年3月之后离职，于2013年10月17日重新入职创信公司，杨田凤的劳动关系已经在2013年3月之后中断；杨田凤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一年内（即在2014年4月前）提出仲裁申请；现杨田凤于2019年7月9日申请劳动仲裁，经审查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杨田凤要求确认其与创信公司2009年2月20日至2013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期间，依法丧失胜诉权。因此，纵使杨田凤与创信公司于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杨田凤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杨田凤负担。判后，上诉人杨田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改判支持杨田凤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创信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应当确认杨田凤与创信公司于2009年3月至2013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确认劳动关系虽然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但是不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二、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不适用仲裁时效制度，劳动仲裁在救济途径上是民事处理的前置程序，其相关规定应当适用民法的一般原理。第一，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确定，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第二，尽管当事人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是为了下一步的权利维护，但是确认劳动关系只是对法律关系的确认，并没有权利义务被侵害的情形。第三，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与将要进行的权利维护是两个诉，不能将下一个诉求中应适用的法律规定放到确认之诉中适用，因为申请人提出确认请求不是在行使请求权，也不存在义务人履行义务的问题。三、劳动关系确认若适用仲裁时效制度将产生相应社会问题。被上诉人创信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杨田凤的上诉请求。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又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应受一年仲裁时效的约束。本案中，虽然结合杨田凤向一审法院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的记载，可以认定杨田凤与创信公司在2009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但是杨田凤于2013年3月离职后，在2019年7月9日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2009年2月20日至2013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杨田凤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田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威淞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