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7民终42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易红堂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宝峰街道办事处黄泥岗居委会。法定代表人：易继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阳，湖南楚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舒辉明，男，197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石门县夹山镇秀坪园艺场秀山村。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芳，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审第三人：易继红，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石门县蒙泉镇下七里村。原审第三人：覃乾坤，男，1970年4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石门县蒙泉镇白洋湖居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燕，石门县楚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湖南易红堂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红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舒辉明、原审第三人易继红、覃乾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6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红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继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阳，被上诉人舒辉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芳，原审第三人易继红，原审第三人覃乾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红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舒辉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原判认定舒辉明已经按照约定取得股东资格错误，依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舒辉明应支付200万元，但其没有支付，双方的合作终止，舒辉明没有取得股东资格；案涉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上公司的公章系舒辉明偷盖，签字系其自己签的，该协议应无效；一审认定覃乾坤系挂名股东错误，2018年2月12日，易继红与覃乾坤虽然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但在此之前覃乾坤是公司章程确定的股东，其权利和义务受法律保护。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对本案进行判决，而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法律适用不全面；舒辉明因未依照双方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也未按照法定标准履行出资义务，易红堂公司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其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不具备，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判令舒辉明取得股东资格错误；2018年2月12日，易继红与覃乾坤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故2016年易红堂公司与舒辉明签订《合作协议》时，公司不认为覃乾坤系挂名股东，而是公司的法定股东，股权转让必须经其同意。舒辉明辩称，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对《合作协议》的变更，易继红转让的股份从30%变更为20%，舒辉明已支付相应对价139万元；舒辉明没有偷盖公司公章，签字盖章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覃乾坤系公司名义股东，其享有的10%的股份的实际持有人是易继红，覃乾坤不参与公司管理，不享受相应权利和承担义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易继红述称，其与舒辉明签订《合作协议》是有前提的，需要舒辉明融资，并出资200万元，易继红愿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0%转让给舒辉明，但舒辉明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故该协议已终止；其与舒辉明之间只是股权代持关系，舒辉明是隐名股东，覃乾坤的股东身份没变，所以没有征得覃乾坤同意；易继红与舒辉明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易红堂公司没有加盖公章，因只涉及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上公司的公章是舒辉明偷盖的，盖章处的字也是舒辉明自己签的，易继红只是以股东的身份签了名，故该份协议不合法，对公司而言是无效的；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只有股权转让才需要变更登记，而易继红与舒辉明之间只是股份代持，并不是股权转让。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覃乾坤述称，其对易继红与舒辉明之间股权转让的情况不知情，其是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对案涉转让的股份享有优先购买权。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舒辉明的诉讼请求。舒辉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舒辉明与易继红之间关于易红堂公司20%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判令易红堂公司将舒辉明的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定，易红堂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4日，系一家从事家具生产及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易继红，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为易继红、覃乾坤，其中易继红占公司股权90%，覃乾坤占公司股权10%。2016年11月12日，易继红作为甲方，舒辉明作为乙方，易红堂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全部属甲方所有，根据公司需要及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愿意向乙方出让其在丙方名下30%的股权，公司由甲方和乙方合作，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再引入第三方股东；……；三、甲方与乙方正式合作后，乙方在公司纯属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其本人以前的任何行为也属个人行为，与甲方丙方无关；……；五、甲乙双方同意按公司及项目的现状评估议价公司股比总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不再增资扩股，所需投资由甲乙双方协商采取公司金融性负债完成，甲方同意出让其在丙方名下的30%的股权，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乙方必须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两百万元，甲方收到乙方全款后十五天内向乙方完成股权交割；六、签署协议后，公司股东会正式成立，甲乙双方为股东会成员，共同参与公司的相关事项及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公司总经理，工资为年薪60万元，月度工资为每月2.5万元，年度考核工资为30万元，在甲方的授权下，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乙方对公司拥有知情权、审核权，甲方对公司拥有决策权、审批权；七、签署本协议后，甲乙双方正式成为合作伙伴，双方应本着诚实守信的态度合作共赢，一切以丙方的利益为主，不得刻意隐瞒和欺骗。协议签订后，舒辉明自2016年11月15日起至2017年11月7日止，先后分11笔共向易继红转款139万元，易继红及易红堂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向舒辉明出具了已收到139万元的收款证明。2018年5月20日，易红堂公司作为甲方，易继红作为乙方，舒辉明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甲乙丙三方于2016年11月12日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及丙方向乙方实际支付股份认购金额转款凭证和乙方的收款证明，经双方友好协商，丙方向乙方认购乙方在公司股权的百分之二十，自签订本协议起，丙方正式占乙方在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由乙方代持。为明确及清晰实际股东及股权代持人的相关权利义务责任，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1.自甲乙丙三方签订本协议后，乙丙双方按其股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丙方作为股东，由乙方在甲方公司代为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双方严格按照公司法运营及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努力将企业做强做大。2.根据双方友好协商，乙丙双方在公司采取专业化运营，职业化管理的模式，甲方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拥有决策权、审批权，丙方对公司拥有知情权、审核权。甲方对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拥有绝对主导权，但涉及公司对外投资融资、公司资产处置、股权变更及其他公司重大事项，必须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共同参与、共同决策。3.在代持股权的过程中，如丙方提出，经乙方和丙方协商，可变更股权代持人，由丙方提出变更丙方股权的股东主体，乙方无条件配合更换其在甲方公司的股权。4……。另查明，覃乾坤只是易红堂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持有的公司10%的股权只是代替易继红所持有，双方为股权代持一事还于2018年2月12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因易红堂公司成立需要两个自然人共同注册，经易继红和覃乾坤友好协商，由易继红和覃乾坤担任易红堂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章程中易继红占百分之九十的股权，覃乾坤代易继红占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易红堂公司由易继红个人全部出资，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同时享有百分之百的权利，覃乾坤担任股东，代易继红在易红堂公司持有百分之十的股份，无需投资，无需承担股东相关责任，同时也不享有股东权利。因易红堂公司经营需要，在公司运营期间对外融资需易继红和覃乾坤签字，覃乾坤仅有签字义务，因此产生的所有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全部由公司和易继红自行负责，与覃乾坤无关。还查明，舒辉明自2016年9月1日起在一直在易红堂公司工作，后于2018年5月30日离职，期间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在继受方式取得股权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主张其享有股权时，应证明其已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遵循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舒辉明与易继红、易红堂公司于2016年11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三方于2018年5月20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上述协议书已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签章，应属合法有效。从该两份协议以及易继红、易红堂公司向舒辉明出具的《收款证明》来看，能够证实舒辉明以139万元对价受让了易继红所转让的易红堂公司20%的股权，该20%的股权一直由易继红代为持有，易继红与易红堂公司均一致认可舒辉明的股东身份的事实。所以，舒辉明与易继红之间关于易红堂公司20%的股权转让行为在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条件下，应属合法有效，该院予确认。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的记载，易继红作为易红堂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的相应股权中的20%系替舒辉明所代持，舒辉明实际系易红堂公司的隐名股东。关于易红堂公司及覃乾坤所主张的易继红转让其股权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合同应属无效，转让股权侵犯了覃乾坤的优先购买权以及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该院认为其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依据易红堂公司、易继红与覃乾坤于2018年2月12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内容可见，覃乾坤名下所有的占易红堂公司10%的股权实系替易继红代持，因其无需投资，不承担股东责任，也不享有股东权利，所以并不具备股东资格，其股东仍然是易继红，覃乾坤只是挂名股东，而非真正股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即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因本案中覃乾坤并非易红堂公司的股东，所以易继红转让股权给舒辉明时亦无需征得其同意，易继红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行为合法有效；2.易继红转让给舒辉明股权时，因为覃乾坤并非易红堂公司的股东，所以不存在侵犯覃乾坤优先购买权的问题；3.对覃乾坤以自己已经另案起诉就案涉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而要求中止审理的问题，因本案已就覃乾坤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相应的评判，所以覃乾坤要求中止审理此案没有正当的事实与理由，该院未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即“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舒辉明在被确认为易红堂公司股东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该公司履行上述法定义务，所以舒辉明要求易红堂公司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请求，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舒辉明与易继红之间关于易红堂公司20%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二、易红堂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舒辉明的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易红堂公司负担。二审中，易红堂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股份代持协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易红堂公司用章登记册各一份，拟证实舒辉明偷盖公司公章的事实；2.易红堂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借款合同终止证明各一份，拟证明舒辉明没有为公司融资的事实；3.股东会议决议一份，拟证实覃乾坤作为股东行使权力参与对外借款的事实。舒辉明提交了如下证据：1.有易红堂公司盖章的相关文件共7份，拟证实上述文件盖有易红堂公司印章，但公司用章登记册上并没有登记，说明公司内部印章管理混乱；2.录音资料一份，拟证实2018年6月1日舒辉明与易继红就股权转让事实当面沟通的情况。经庭审质证，对易红堂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舒辉明称真实性可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舒辉明提交的证据，易红堂公司、易继红称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覃乾坤认可易红堂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对舒辉明所提交的证据称不清楚，不认可。本院认为，双方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认定，但对其关联性需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舒辉明和易继红之间关于易红堂公司股权转让是否有效，舒辉明是否具有易红堂公司股东资格；二、舒辉明要求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舒辉明与易继红、易红堂公司于2016年11月12日签订《合作协议》后，又于2018年5月20日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确认舒辉明系易红堂公司股东，享有公司20%的股权，该股权由易继红代为持有，舒辉明向易继红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139万元。依照舒辉明与易继红的约定，舒辉明实为易红堂公司的隐名股东。易红堂公司上诉称该《股权代持协议》不是股权转让，公司未在该协议上盖章，协议上的公司印章系舒辉明利用职务之便偷盖的，且股权转让未征得覃乾坤的同意，舒辉明未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经查，《股权代持协议》内容清楚表述舒辉明认购易继红持有的易红堂公司20%股权，该股份由易继红代持；该协议一式两份，由易继红、舒辉明各持一份，舒辉明持有的一份中各方当事人均签名盖章，二审中易继红提交其持有的一份只有易继红、舒辉明签名，易红堂公司未盖章。易红堂公司称公章系舒辉明偷盖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且《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的是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易红堂公司是否盖章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易红堂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有易继红、覃乾坤两人，覃乾坤系名义股东，根据其与易继红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约定，覃乾坤代易继红持有公司10%的股份，无需投资，不承担股东责任，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依照该约定，易继红向舒辉明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不需征得覃乾坤的同意。综上，易红堂公司的上述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易继红与舒辉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舒辉明通过股权转让取得易红堂公司股东资格。关于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以上规定来看，舒辉明请求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需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如前所述，覃乾坤系名义股东，对内不享有股东权利，舒辉明上述要求无需征得覃乾坤的同意。舒辉明在已被确认为易红堂公司的股东的情况下，要求该公司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易红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湖南易红堂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秋岚审判员  孙孝明审判员  刘爱华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郭子琪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