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64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菊芳，女，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法群，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满霞，女，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丽莎，女，199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佳锋，男，199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国，浙江金道（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世浩，男，196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灵，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菊芳因与被上诉人周满霞、周丽莎、周佳锋，原审被告胡世浩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3民初6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菊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认证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胡世浩的保证书，胡世浩保证其与周满霞不再往来，即确认此前与周满霞有情人关系，分明与本案有关。一审判决认为“保证书与本案无关”而不予认定，显属错误。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即自认收到胡世浩的款项，但辩称“系材料款，而不是胡世浩赠与的款项”。如果是材料款，就不是胡世浩赠与的款项；如果不是材料款，就是胡世浩赠与的款项。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材料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应认定是胡世浩赠与的款项。一审判决以“证据二、证据三，四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为由予以确认不当。3、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欠条、协议共六份，据胡世浩陈述，旨在蒙骗前妻胡菊芳，与周满霞结婚，转移财产而伪造，并确认于2015年4月12日同一天在被上诉人代理人办公室形成，且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自认协议是在其办公室所写。一审判决以胡世浩确认借条、欠条、协议中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为由予以确认，显属错误。同时，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欠条、协议共六份是否同一天形成，协议是否被上诉人代理人所写，对正确认定本案事实，从而正确处理本案意义重大，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以“上述鉴定事项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为由，不予准许，更是大错。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正因为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系情人关系，胡世浩才会将几千万元款项转给周满霞、周丽莎，虽然周满霞、周丽莎也有款项转给胡世浩，但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从转款记录不难发现，胡世浩一直在向被上诉人转款，即发包方本应支付给胡世浩的工程款，胡世浩以单方指定或出具委托书等形式，直接从发包方结款给周满霞，从而使周满霞掌握了大量的资产，而胡世浩在施工中需支付款项时，再要求周满霞用拿到的工程款进行支付。一审判决对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的情人关系避而不提，且将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的款项往来混为一谈。2、一审判决认定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有经济往来，双方共同参与多项工程的分包和管理，再加上胡世浩出具的借条、欠条，无法认定存在赠与关系，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3、周满霞辩称自己才是幕后老板，所有工程都由其出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事实上，承包工程的真正老板是胡世浩，承包工程的垫资是胡世浩，涉案工程的石材采购也是胡世浩。以周满霞为名注册的经营部并无实际经营。为此，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经营部的银行流水，除了用于胡世浩转移财产，接受工程款外，经营部的账号从未有其他任何款项进出。周满霞根本没有任何经营收入，却凭着与胡世浩的不正当关系，在胡世浩的配合下，将胡世浩承包的工程中所得的工程款项转移至自己及子女名下。三、一审判决判案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基于多年的情人关系，为了达到结婚目的，胡世浩将自己多年承包工程的数千万元款项无偿赠与周满霞，周满霞予以接受。即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所发表的质证意见，更证明了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至于双方之间的银行交易并不是单向的，胡世浩有款项转给周满霞、周丽莎，周满霞、周丽莎亦有款项转给胡世浩。前者是胡世浩将其应得的工程款转给周满霞、周丽莎，后者是在胡世浩转给她们的工程款中拿出部分作为支付相关费用，应严格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胡世浩与周满霞以及两人的子女周丽莎、胡将磊、胡蕾蕊等共同参与工程装修分包和管理”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事实上，只有胡世浩一人参与涉案工程装修分包和管理。至于周满霞、周丽莎转给胡世浩的款项，备注中包括工资、工程备用和周转、帮胡世浩还款等内容，结合胡世浩与周满霞签订的协议，均不真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三，周满霞提供的数份借条、欠条，并不能证明其与胡世浩之间不是赠与关系。一旦鉴定机构鉴定该数份借条、欠条系同一天形成，则其与胡世浩之间是赠与关系就昭然若揭。至于胡世浩以向所谓的“第三者”出具借条、欠条的方式转移财产，说白了，就是蒙骗前妻胡菊芳，其多年承包工程，不但没有利润，反而欠了一大笔债，还要上诉人以共同财产予以偿还。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的款项往来，根本不涉及经济纠纷；退一步说，即使涉及经济纠纷，也不应另案处理，而只要从被上诉人收到胡世浩的款项中扣除其实际支付胡世浩的款项即可，不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浪费司法资源。上诉人作为胡世浩的前妻，胡世浩承包工程赠与被上诉人的款项，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属上诉人与胡世浩的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主张返还，完全正当合法。再退一步说，如果是经济纠纷，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与判决结果相悖。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涉案款项及房产系胡世浩对三被上诉人赠与的主张，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收到，且其对该款项辩称系材料款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因此，一审判决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庭补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7月至2016年6月胡世浩向周满霞转账552万元错误，在此期间胡世浩转账的金额是1773.1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周满霞、周丽莎、周佳锋共同参与了胡世浩的所有装修工程分包管理是不当的。一审判决遗漏了周满霞与胡世浩长达十年之久的情人关系这一重要事实。一审判决对2012年6月、2015年4月12日协议以及欠条、借条真实性的认定错误，上述材料均是周满霞及其代理人与胡世浩于2015年4月份在周满霞代理人的办公室伪造的，其目的是为转移资产。上述借条、欠条、协议真实性是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关键，一审法院对胡世浩就上述借条、欠条、协议要求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错误。被上诉人周满霞、周丽莎、周佳锋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当庭补充意见均不是事实，不能成立。1、借条、欠条已经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引起本案诉讼的原因是上诉人与胡世浩相互串通勾结谋取被上诉人的财产。胡世浩本来就是打工的，冒充是老板。上诉人非常清楚自己家里的财务状况，上诉人一家没有任何资金，胡世浩2013年买汽车都是被上诉人出资购买的，其没有几千万元送给被上诉人。到2008年左右，胡世浩还欠被上诉人100多万元。胡世浩在另案中并没有放弃实体抗辩，经杭州下沙区法院、杭州中院审理查明，已作出判决，要求胡世浩返还周满霞的款项，被上诉人已申请执行该判决。本案中，胡世浩是在审理结束后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2、关于胡世浩和周满霞之间款项的往来。2010-2016年周满霞汇款汇到胡世浩及其子女还有上诉人的就有2000多万元，付给班组等有一亿多元，胡世浩仅仅是支付了1000多万元，这1000多万元也是相应的材料款和劳务款。而龙驰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弛公司）、东亚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及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公司）支付给周满霞经营部的都是材料款，有相应的生效判决和证据予以证明。因胡世浩是周满霞项目的工地管理人，相应单据由胡世浩签署，但不能说明胡世浩就是老板。3、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比较清楚，尽管有部分证据没有一一进行核实。2008年因胡世浩欠被上诉人100多万元，被上诉人在胡世浩的怂恿下介入工程，由胡世浩出面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作为背后的金主，故双方才会在2012年签订了协议，以胡世浩出面承包的工程算胡世浩的，由胡世浩对双方之间的1000万元款项出具欠条。2013年之后被上诉人失去了对胡世浩的信任，就不让胡世浩出面签订合同。被上诉人有13个内包合同聘请过胡世浩做项目经理。胡世浩做项目经理期间想侵占被上诉人的资产，最大一笔钱是1300万元，被上诉人及时发现制止了。2016年被上诉人要解除与他的雇佣关系，在2016年胡世浩还欠被上诉人1000多万元，因为其是项目经理，所有资料都在其手中，被上诉人迫于无奈，经协商，只主张800万元，希望其配合，交出所有的联系单。2017年上诉人和胡世浩协议离婚，财产全部给老婆，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财产，离婚协议中居然把被上诉人的财产也写明给上诉人，显然为本案打下伏笔。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胡世浩述称：1、胡世浩与周满霞是否系情人关系是本案的基础。如果二人是情人关系，则违反公序良俗，所作出的财产赠与无效。胡世浩与周满霞在2007年至2017年一直是情人关系，且同居多年。胡世浩为了与周满霞结婚，才做出了签署借条、欠条、协议等一系列转移财产的行为。一审法院未予仔细审查胡世浩与周满霞是否系情人关系，导致事实认定不清。2、胡世浩对于杭州下沙区法院的判决已申请再审。关于被上诉人陈述的13个承包合同，也是胡世浩基于其与周满霞的情人关系，想转移财产。事实上，涉案所有工程，胡世浩是真正的实际施工人，周满霞不过是其情人及工程的会计，因此由周满霞掌握了大量资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胡菊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胡世浩转给周满霞及其经营的淮安经济开发区盛泉建材经营部、徐州成益石材经营部资金2616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周满霞返还胡菊芳上述款项，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判令胡世浩转给周丽莎148万元的赠与行为无效，周丽莎返还胡菊芳上述款项，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三、判令胡世浩出资购买并登记于周佳锋名下的六套房产的赠与行为无效（房产坐落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周佳锋返还胡菊芳上述房产并协助办理房产转移登记给胡菊芳；四、胡世浩对上述第一、二、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胡菊芳与胡世浩于1988年11月9日登记结婚，先后生育女儿胡蕾蕊、儿子胡将磊。双方于2017年7月7日协议离婚，约定位于东阳市歌山镇西宅村房屋、江苏盐城市区希望大道58号绿地商务城11幢2-1011至2-1017室房产、南京绿地之窗5号地块1号楼507-509、501-503、胡世浩于2014年7月31日在徐州购买绿地集团徐州新城公司所开发的商务城项目5-2地块B10楼栋1单元101室和B10商铺1单元201室，两套房产合计可退房款8548240元归胡菊芳所有，西宅村租用的一块商业用地大约10亩归胡菊芳使用，徐州绿地商务城（B2-2地块）房号为109-1-602室房屋归胡世浩所有；婚后的债权由胡菊芳享有，债务由胡世浩承担；婚后胡世浩每月支付胡菊芳5000元生活费。周佳锋、周丽莎系周满霞子女。2004年，胡世浩向周满霞购买石材，两人因而相识。2010年7月、10月，周满霞相继注册淮安经济开发区盛泉建材经营部和徐州成益石材经营部，两家经营部分别于2016年1、3月注销。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胡世浩四次向周丽莎转款共计148万元，部分备注为工程周转资金。期间，周丽莎于2015年9月5日、9月8日转给胡世浩各1万元，2015年9月19日转给胡世浩1.8万元，备注为“工资”；2015年9月9日转给胡蕾蕊2万元，备注为“徐州6-1，50万发票税金3.96”。2010年7月至2016年5月，胡世浩向周满霞转款共计552万元。2012年至2016年，周满霞也有款项转给胡世浩，汇款金额为几万至几十万不等，备注信息有工资、帮胡世浩还款、徐州备用、南京备用等内容；周满霞另有款项汇给胡将磊、胡蕾蕊；周满霞的其他转账支出摘要信息中有“幕墙安装”、“码头运费”、“瓷砖安装”、“木工装修”、“徐州报销”、“幕墙工资”等内容。2010年前后，胡世浩出面承包了徐州绿地商务城工程部分公共部位的装修及外墙工程，部分工程款按胡世浩指示汇给周满霞及徐州成益石材经营部、淮安经济开发区盛泉建材经营部，共计2000余万元，另有267.8612万元以工程抵款方式作为周佳锋所有的坐落于南京市雨花台区的部分购房款。2012年6月，胡世浩与周满霞签订协议书三份，约定胡世浩将其签订的《商务城B8-1公共部位装修承包协议书》《商务城B7-5OFFICE装修承包协议书》《商务城B5-5装修承包协议书》、《绿地商务城B5-4装修承包协议书》、《商务城B8-1公共部位装修承包协议书（最终版）》等工程剩余工程款的相关权利全部转让周满霞，工程款由付款方直接支付给周满霞。2015年4月12日，胡世浩与周满霞签订《协议》一份，确认：1.周满霞委托胡世浩主管的工地，所有的投资款均是周满霞个人出资，胡世浩并没有实际出资；2.胡世浩系周满霞聘请的员工，周满霞每年按30万元年薪标准支付胡世浩工资；3.胡世浩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内部承包施工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徐州绿地商务城项目七期工地、盐城绿地商务城二号地块及挂靠中天集团的内部承包协议，涉及胡世浩签订的内部承包项目的应付款全部由胡世浩独自承担，因胡世浩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共向周满霞借得款项1000万元，截至2015年3月31日分文未还，胡世浩承诺其签订的全部工程的工程款归周满霞所有，工程款不足以抵偿欠款的，由胡世浩继续承担还款义务。2004年1月至2016年，胡世浩向周满霞出具欠条、借条共计6份，其中胡世浩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借条确认至2016年11月12日，其从周满霞处以现金形式累计借款共800万元。周满霞就上述800万元借款向法院起诉，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浙019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现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胡菊芳主张涉案款项及房产系胡世浩对周满霞、周丽莎、周佳锋的赠与，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缺乏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胡菊芳据以主张赠与关系的直接证据是胡世浩向周满霞的转账记录，但双方之间的银行交易并不是单向的，胡世浩有款项转给周满霞、周丽莎，周满霞、周丽莎亦有款项转给胡世浩。本案胡菊芳简单统计胡世浩转给周满霞、周丽莎的款项，而忽略周满霞、周丽莎转给胡世浩的款项，显然是不客观的。其次，周满霞、周丽莎转给胡世浩的款项，备注中包括工资、工程备用和周转、帮胡世浩还款等内容，结合胡世浩与周满霞签订的协议，说明胡世浩与周满霞以及两人的子女周丽莎、胡将磊、胡蕾蕊等共同参与工程装修分包和管理。第三，周满霞提供的数份借条、欠条也能证明其与胡世浩之间不是赠与关系。胡世浩对借条、欠条的真实性提出辩解，称为了与周满霞结婚、转移财产而写，但借条、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04年至2016年，部分借条的时间远早于胡世浩与胡菊芳离婚；胡世浩转移财产针对的是胡菊芳，而胡菊芳诉称其早已知道胡世浩与周满霞存在婚外情并进行多次规劝，在这种情况下，胡世浩以向所谓的“第三者”出具借条、欠条的方式转移财产，不符合常理，且胡世浩与胡菊芳在离婚协议中已将大部分财产及所有债权分归胡菊芳所有，甚至将本案讼争的周佳锋名下的房产约定归胡菊芳所有，并由胡世浩承担所有债务，夫妻协商分割财产时应当清楚双方共有财产的现状，显然胡菊芳对其离婚协议中所涉财产的争议情况应当知晓，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债权、债务的分割及处理显然与转移财产的辩称意见相矛盾。胡世浩与周满霞有经济往来，周满霞曾经营石材，两人还共同参与多项工程的分包和管理，再加上胡世浩向周满霞出具借条、欠条的事实，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关系。至于胡世浩与周丽莎、周佳锋之间，以及周满霞与胡将磊、胡蕾蕊之间的款项往来，依附于胡世浩与周满霞款项往来的性质认定。庭审后，胡世浩向该院申请对周满霞、周丽莎、周佳锋提供的6份借条、欠条的签名按印时间（是否为同一天形成）及2012年6月2日借条除“胡世浩”签名外的内容是否为周满霞律师李卫国所写进行鉴定，该院认为，周满霞已就上述借条、欠条为依据提起诉讼，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浙019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胡世浩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未提出上述鉴定，上述鉴定事项对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无意义，故不予准许。综上，胡世浩与周满霞之间的款项往来涉及经济纠纷，应另行处理，胡菊芳不是该经济纠纷的当事人，胡菊芳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菊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2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5200元，由胡菊芳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7）苏0111民初7176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1民终366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周满霞与胡世浩为情人关系，周满霞在胡世浩施工期间充当了胡世浩的财务管理人员，周满霞并非供应商，本案所涉及借款协议都是事后伪造。所有的刑事案件笔录中都证实永协石材销售中心（李劲松）是石材供应商。2、（2017）苏0303民初10号判决书，证明胡世浩挂靠龙弛公司承接的徐州市绿地商务城相关工程，胡世浩系项目经理，各方有内部承包合同关系。3、（2017）浙0783民初11231民事判决书，证明胡世浩挂靠龙弛公司承接的绿地世纪城项目，石材供应商系蔡俊樑，胡世浩系项目经理。4、胡世浩向龙弛公司借款凭证1份共9页，证明胡世浩挂靠龙弛公司期间，因项目需要向龙弛公司借款，由龙弛公司转账给胡世浩或直接根据胡世浩指示支付给供应商，以及周满霞所述的工程由其投资人或系幕后出资人与客观事实不符。5、胡世浩及挂靠的项目公司转账给周满霞及子女、经营部新增汇款清单及凭证各1份共17页，证明胡世浩自2010年开始到2016年胡世浩以及挂靠的项目公司龙弛、中天、东亚公司转给周满霞及子女、女婿及经营部总计金额为9000多万元，胡世浩在施工期间把所有的所得工程款都转给了周满霞及其子女等个体工商户（胡世浩以自己名义转账的1771.3万元是从2010年7月份至2016年5月份，其余都是项目公司转账）。6、照片打印件2页，证明胡世浩和周满霞是情人关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姘居，自2013年2月份开始即徐州的工地开始至2015年12月份止，两人住在徐州绿地商务城翡翠公寓B座8204。7、（2014）杭下商初字第2465号案卷资料一组，证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其于2015年4月份才认识胡世浩与周满霞，但其于2014年9月9日就接受了胡世浩的委托，授权委托书上“胡世浩”的签字与借条、欠条、协议上“胡世浩”的签字完全不一样，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是一派胡言。三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三性都不认可，就算判决书有原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判决书中的内容基本都是胡世浩系项目经理，与被上诉人陈述一致。胡世浩会被龙弛公司举报是因为胡世浩被周满霞解雇后到处乱签字，当时怀疑供应商与胡世浩之间串通，只不过因为当时胡世浩的身份比较特殊，法院也只能根据他曾经是项目经理作出了对龙弛公司不利的判决，这些案件都是胡世浩被解雇后怂恿供应商来起诉龙弛公司，因为有些钱实际要从周满霞这里扣，胡世浩告诉龙弛公司，其是要弄周满霞的钱，不是搞龙弛公司的钱。证据4，没有原件，对三性均不认可。证据五，2009-2011年由胡世浩出面签订合同，周满霞当时是石材材料供应商，又是幕后资金老板，发包方肯定要将钱直接打给胡世浩，胡世浩再把钱打给周满霞，包括石材材料款。62×××06的银行卡汇给成益石材的款项，是胡世浩支付的材料款，从该卡转账情况看，胡世浩有不定期从被上诉人处拿1万元、2万元、5万元、5000元的工资，可以印证胡世浩是打工的。622848****9819的银行卡虽然是胡世浩的，但账户中的款项是周满霞的，周满霞为了防止胡世浩侵权其利益，要求胡世浩将其出面承包的工程款项必须汇入该卡内，以防止资金被胡世浩侵占；从该卡的摘要来看，显然是周满霞垫付资金、供应材料后，发包单位因胡世浩的名义承包，故款项汇入胡世浩卡上；且从最后一笔84万元转入刘雨鑫后，周满霞就弃用该卡了，该84万元也是胡世浩侵占周满霞的工程款去抵房后的退房款项，故该卡本身不受胡世浩控制，实际权利人是周满霞。621466****9888银行卡中的款项，除了胡世浩付成益石材材料款外，还收到了被上诉人的工资。龙驰公司给周满霞的汇款与胡世浩无关，龙驰公司所汇款项除了工程款，还存在材料款、劳务款等。对证据6，对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项目部无权出证明说是什么关系，且没有人员签字，被上诉人保留追究其对被上诉人诬告的权利。对证据7，与本案无关，且时间太长，当时是怎么委托的代理人记不清楚了。原审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从判决书中的“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而工程完工时间是2015年6月20日”，说明工程完工在前，承包合同在后，可见，所有内部承包合同都是后期补签，只是胡世浩和周满霞为了转移财产而做的补充协议。对证据2-5，三性均无异议，真正的实际施工人是胡世浩。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事实就是如此，当时胡世浩与周满霞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居住在该地，以夫妻相称，水电有时候是胡世浩交钱，有时候是以周满霞的名义交钱。对证据7，2014年确实不认识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起诉状的签名都不是胡世浩所签，是2015年4月份在签借条、欠条、协议时，在被上诉人代理人办公室才认识。本院认为，证据1-3均系案外人与龙驰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而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款项并不涉及承包龙驰公司工程的款项，且判决中也反映胡世浩、周满霞、龙驰公司之间关系复杂，周满霞与龙驰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证据4，无原件，且2013年3月14日的借款合同未加盖龙驰公司的公章，其余借款协议无协议双方的签字盖章，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胡世浩账户交易明细不仅体现其向被上诉人转账，还体现了被上诉人向其转账，款项备注有工资、借款等，上诉人所主张的胡世浩转账给周满霞的大部分款项，从交易明细中不能反映交易对象为周满霞，其所谓的龙驰公司转账给被上诉人或石材经营部的款项，亦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本院不予认定。证据6，情况说明无相应经办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其所反映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证据7，胡世浩亦认可2014年并不认识被上诉人代理人，故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三被上诉人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9）浙01民终68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借条、欠条是真实的，是胡世浩欠周满霞相应款项。2、购销合同、提货单、付款明细共43页，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7所涉及的款项本来就是被上诉人的，并不是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所主张的是胡世浩所有的事实。付款明细中有一张563080元的发票是胡世浩名义开的，因为合同是以胡世浩名义签订，个体户纳税有规定，一年一个人在80万元限额内税收会少一点；送货单总货款230多万元与付款明细相吻合。只是借用了胡世浩的名义，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虚假诉讼。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判决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并非该判决的当事人，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该判决恰恰能证明胡世浩与周满霞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胡世浩在该案中对借条、欠条、协议没有异议，胡世浩在公安笔录中说是2015年4月份在周满霞代理人的办公室伪造的。对证据2，上诉人提交证据7的证明目的是推翻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与胡世浩在2015年4月份签订协议才认识这一事实，不是证明该案是否系虚假诉讼的事情，该案本身的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明细等真实性无法核实，一个工程应该只有一个合同，不可能签订这么多合同，故对合同真实性有异议，普天园林付款明细中盖得是技术专用章，不符合常理，而且2012年的工程，所有单据居然保存比较完好，令人怀疑。原审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判决书没有意见，对执行有意见，本来是做假的，执行是不对的。对证据2，与本案无关，下城区法院会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本院认为，证据1，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世浩与周满霞合同纠纷所作出的二审判决，涉及胡世浩向周满霞出具的借条、欠条及协议，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原审被告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委托书1份，证明胡世浩与周满霞系情人关系，为与周满霞结婚、转移财产而形成了借条、欠条及协议，以及证明周满霞与胡世浩伪造证据的行为。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三性没有异议。三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这是虚假的委托，对鉴定机构陈述的是虚假的事情，且其多次说证据是在被上诉人代理人处伪造的是错误的，如果是伪造的，代理人早就要被公安机关抓进去了。本院认为，该证据仅反映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委托鉴定机关进行鉴定，原审被告的证明目的无法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申请到徐州新城区绿地商务城翡翠公寓物业调查胡世浩与周满霞共同生活居住情况及向东阳市公安分局北江派出所调取或查询胡世浩与周满霞开房记录。原审被告向本院申请调取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保有的关于胡世浩、周满霞2010-2016年间开房记录。本院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胡世浩与周满霞是否系情人关系，并不必然导致赠与关系成立的认定，故本院对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周满霞提交的2014年1月17日欠条、2007年8月15日借条、2008年9月5日欠条、2009年2月25日借条、2012年6月2日借条中的“胡世浩”签名与2015年4月12日协议中“胡世浩”签名作比对，对欠条与借条中“胡世浩签字”与胡世浩保留在项目公司相对应年限的签字笔迹作比对。本院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就胡世浩与周满霞合同纠纷案作出二审生效判决，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胡世浩对上述借条、欠条、协议中其本人签名真实性不持异议，且胡世浩在公安机关讯问时对2004年、2008年的欠条真实性予以确认，生效判决亦已认定上述借条、欠条、协议的真实性，故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浙019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现该案尚在二审审理中。”不予认定，另认定，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浙0191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周满霞的诉讼请求。胡世浩不服，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浙01民终68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审被告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就涉案款项及房产是否存在赠与关系。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所主张的赠与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仅是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的转账记录，而从转账记录来看，不仅是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转账，被上诉人亦向原审被告转账，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经济往来，且被上诉人转给原审被告的款项中存在备注为“工资、工程备用和周转、借款、劳务费”等内容，结合生效判决已认定的原审被告与周满霞签订的协议以及原审被告向周满霞所出具的数份借条、欠条，再加上周满霞曾经营石材并与原审被告共同参与多项工程的分包和管理，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赠与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并返还相应款项及房产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200元，由上诉人胡菊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文茹审 判 员 黄良飞审 判 员 盛 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代书记员 陈海威钟李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