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新民申1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春兰，女，196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文振华，男，199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文缤梧，男，199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瑞碧，女，1937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正强，男，197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再审申请人郭春兰、文振华、文缤梧、王瑞碧因与被申请人安正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2民终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春兰、文振华、文缤梧、王瑞碧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缺乏证据证明。原审以安正强提供的其与文振华的谈话录音（以下简称文振华录音）可以证实郭春兰等继承人与安正强之间就还款金额及如何还款进行过协商，并依据所谓的交易习惯和常理即推断10万借条是双方对原债权债务所作的最终确认，进而认定安正强在偿还10万元后，案涉双方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既不符合本案基本事实，也缺乏充分证据证明。1.双方从未达成过再偿还10万元，安正强与文馨之间的债权债务即消灭的约定。文振华在安正强提交的谈话录音中也一再明确否认双方有过上述约定，同时一再强调是出于保存证据和想日后再说（算）的目的，而不得已接受了安正强出具的“10万元”借条。相反，郭春兰等继承人在内心确信安正强尚欠34万元未还的情况下，与其达成只偿还10万元的合意不符合常理。且安正强在主张已经偿还近50万元的情况下，仍向郭春兰等继承人表示“亏起再还10万元”，亦不符合常理。故原审利用交易习惯和常理推定案件事实，没有反映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安正强在文振华录音及原审中均坚称其在出具的借条中有“再还10万元，文馨与安正强之间的债权债务结清”的备注内容。在文振华录音中，文振华对于“双方进行了债务了结的最终结算”的诱导性发问亦是作出了明确的否认回应以及明确否认写过上述备注内容。且在二审中，安正强明确认可再审申请人提交的10万元借条（复印件）上的文字由其本人书写，对于借条上并无其所称述的备注内容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安正强提供的文振华的录音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3.在安正强认可载有其所述备注内容的《借条》原件已退还给安正强的情况下，其应向法庭提供借条原件来证明其主张，因其未能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10万元借条的出具仅是双方就34万元欠款达成的阶段性结算协议，并不能得出双方认可剩余24万元不用偿还的结论，安正强仍应就剩余24万元已经清偿负有举证义务。（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4）浙甬商终字第369号指导性案例指出，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具体到本案，承前述，郭春兰等继承人未曾与安正强达成“再偿还10万元，安正强与文馨之间的债务就已结清”的合意，原审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且法律亦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就推定郭春兰等继承人放弃了剩余24万元的债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可知，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判断是否存在交易习惯，须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行业、地域及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对交易习惯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原则作出判断。本案中，安正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此交易习惯，原审依据交易习惯认定郭春兰等继承人与安正强只有在达成还款10万元后债务即结清的合意后才会出具借条，亦无法律依据。综上，原审以交易习惯和常理来认定本案事实，继而采纳安正强的抗辩意见而驳回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安正强提交书面意见称，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1.文馨去世后，其继承人找到安正强核实借款事宜，双方对还款数额的主张差距较大，对各自提供的还款数额的证据互不相认，后安正强念及文馨生前对自己有帮助等，故而提出“亏起再给10万元”，在得到文馨的继承人同意后，出具了10万元的欠条。从上述整个过程来看，实际上就是新的要约、承诺的过程，即双方最终达成“再付10万元，其与文馨之间债务了结”的新的还款协议。结合在安正强将10万元付清后，郭春兰将欠条还给安正强等积极行为也说明双方达成新的协议并不是默示行为，更是一种有情有义，合情合理的做法。2.安正强向法庭提交的文振华的录音、聂先锋等三位证人的证言、记账单等证据，已经形成锁链，还原了本案的基本事实，证明全部债务已经还清。3.二审庭审中，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借条是复印件，并且只复印了局部，不能真实反映借条的完整内容，且该证据未在一审中提交。一审时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不顾事实，起诉了40万元，在一审法庭责令其交出文馨生前的录音资料后，才将起诉金额改为24万元。由此可见，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非常不讲诚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2013年4月27日，文馨向文正强转账50万元，事后文正强同意将转账的50万元退还给文馨，文馨2016年12月15日去世后，文馨的继承人郭春兰、文振华等人及时找到文正强核实文馨临终遗言中交代的50万元退款中的已还款数额及尚欠数额，并协商尚欠数额的还款时间等事项时，文正强向文馨继承人郭春兰、文振华等人出具了一份“借条原借到文馨100000（壹拾万正），限期2年内还（2016年12月29日-2018年12月29日）。借条人：安正强”的条据。文正强按照条据中的约定金额及还款时间还清后，收回了原始的条据。上述事实，双方不持有异议，应予确认。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安正强出具借条10万元及还清10万元的事实能否认定为双方对安正强与文馨借款50万元的债务的了结。 本院认为，首先，通过文振华在一、二审中庭审笔录以及二审上诉状及再审申请书以及录音中，均陈述到安正强出具借条并接受借条的原因是基于当时安正强不认可尚欠款项，且安正强坚持说即使认可尚欠部分款项，也仅剩下不多（并当场拿出了关于文馨从其处拿走的现金，以及帮其借款和拿酒等折抵款项共计48万余元的自己记账的流水账单和酒账单）也就一万或者两万（这与文馨临终遗言中交代的尚欠数额34万相差悬殊），但是考虑到文馨临终遗言中有“该款项没有条子”的特别交代，为了获取证据，便同意了安正强提出的“亏起再给10万元”的要求，认为主要是当时刚从四川过来，到处都要钱（打官司交鉴定费等），便想的是先拿上钱再说，并非是真正的同意。从文振华的上述陈述看，其对外的无论是安正强坚称的已偿还48万元余元还是文馨遗言中自认的16万元，双方都不再纠结，再还10万元，文馨与安正强之间的债务了结的意思表示明确，不存在歧义。故，郭春兰、文振华等继承人接受10万元借条虽可能是基于各种现实的考量所作出的妥协的意思表示，但是该妥协的意思表示并不属于乘人之危或者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仍应对其产生拘束力。 其次，同理，基于双方均认可文馨与安正强之间的经济往来从不出具任何书面凭证，均是基于相互的信任而产生。在文馨突然去世后，文馨的临终遗言中又仅认可安正强已还16万元，与安正强自己的记账凭证所载金额明显相差悬殊。安正强考虑到其还款的具体数额无法获得文馨的确认，其自行记录的账单等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故作出妥协让步，提出“亏起再给10万”的要求，也符合当时双方因还款数额差距大而发生争执，进而同意协商解决的现实情况。 最后，从文振华二审中提供的借条复印件，以及安正强认可借条复印件内容的措辞和文振华在其录音及庭审笔录中认可借条内容是由文振华草拟，安正强誊抄的陈述看，也间接印证双方是在认可已经清偿40万后，对未予清偿的10万元部分进行重新确认并出具条据，同时确定还款期限，符合民间借贷中人们习惯将已还部分扣减后重新打借据并重新根据具体情况约定还款时间的习惯。 综上，尽管安正强对借条中载明有“文馨与安正强之间的借款结清”备注内容的原件表示在收回后撕毁，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借条上是否有上述备注存疑，但是基于前述分析，原审认定双方之间达成再还10万元安正强与文馨之间的债务即了结的合意后出具借条，安正强按照借条还清后，其与文馨之间的债务就已结清，进而判决驳回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郭春兰等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春兰、文振华、文缤梧、王瑞碧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       斌 审 判 员 伊       利 审 判 员 希丽娜依西尔买买提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何   青 书 记 员 麦尔哈巴 麦合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