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511民初284号 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女，196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军，湖南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戎，湖南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男，198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 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女，1985年9月16日出生，朝鲜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 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慧，湖南方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宾真，湖南方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诉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受理。2019年4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当日裁定对熊宪莹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持有的70%的股份及崔春锦在邵阳市大希堂金丝楠木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持有的80%的股份予以冻结。2019年5月9日，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主要理由是熊宪莹就汤春艳提交的2018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已在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协议书》，本院于当日裁定中止审理。2019年7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申请鉴定，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时对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的申请予以准许，湖南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南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对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单、借条、领据出具《报告书》。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第二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文军（特别授权），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熊宪莹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慧（特别授权）、宾真（特别授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20年3月17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人民币1500万元整；2、依法判令被告（反诉原告）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事实和理由：自2012年1月至2017年9月，两被告（反诉原告）因经营所需，向原告（反诉被告）多次借款总计2945.5万元。在借款的前几年，被告（反诉原告）陆续支付借款利息，但自2017年9月起，被告（反诉原告）经常拖欠借款利息不支付。2017年年底，在被告（反诉原告）不能按时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出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反诉原告）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持有70%的股份，在邵阳市大希堂金丝楠木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持有的80%股份。2018年2月13日，双方经初步核对，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本息1500万元未付。随后，原告（反诉被告）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撤回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2018年3月2日，在被告（反诉原告）未归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原告（反诉被告）再次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前财产保全。此后，被告（反诉原告）仍不还款。原告（反诉被告）于2018年3月30日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4月，原告（反诉被告）撤诉。被告（反诉原告）一直未还款，原告（反诉被告）因次再次提起诉讼。 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对账、违背资金往来的实际情况、有重大误解，不能作为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依据，该协议还虚构了600万元的股权回购款，被告（反诉原告）要求撤销。本案双方当事人互称亲家，关系较为密切。自2012年起，互相拆借资金，以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经初步统计，几年间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拆借资金3400万元左右，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拆借资金1900万元左右，但双方一直没有对账。2018年2月，原告（反诉被告）称有一笔2100万元的债务急需偿还，要被告（反诉原告）出具一份2100万元的债权凭证给原告（反诉被告），以便用来应付原告（反诉被告）的债权人，表明她还有资产和金钱外债。顾及双方的关系，出于朋友义气，在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湘商产业招商协议书》的基础上再次按原告（反诉被告）的意思出具了一份显示原告（反诉被告）有2100万元债权的《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被告（反诉原告）嘱咐原告（反诉被告）不要以《协议书》为依据提起诉讼，原告（反诉被告）承诺不会。但原告（反诉被告）在签订协议后，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于2018年3月30日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反诉原告）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是相互拆借资金，签订协议时双方并没有对账，只是为了应付原告（反诉被告）的债权人，《协议书》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被告（反诉原告）没欠原告（反诉被告）借款，而是原告（反诉被告）欠被告（反诉原告）借款。《协议书》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占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20%的股份以及原投资300万元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因此，应当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的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2018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原告（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与答辩意见相同。 原告（反诉被告）对反诉的答辩意见与原告（反诉被告）提出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一致。 原告（反诉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拟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 2、借款借据，拟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 3、2018年2月13日的《协议书》，拟证明双方对借贷金额的结算； 4、平安保险公司的保单保函，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况； 5、原（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的主体资格； 6、建设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建设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1542.6万元的事实； 7、工商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工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439.8万元的事实； 8、农业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农业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60万元的事实； 9、宝庆农商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宝庆农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232万元的事实； 10、邮政储蓄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通过邮政储蓄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115万元的事实； 11、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根据被告（反诉原告）的付款指示，将248万元借款汇入崔春锦、周华、邓少波账户内的事实； 12、建设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要求其丈夫周春红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25万元的事实； 13、中国建设银行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按照被告（反诉原告）的付款指示，将借款10万元汇入刘艳账户之内的事实； 14、领据，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出借现金104万元及代被告（反诉原告）缴纳税金319301.43元的事实； 15、借据，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出具了总金额为2171.2万元借据的事实； 16、《湘商产业园招商协议书》，拟证明截止2017年8月16日，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借款1500万元没有归还的事实； 17、《协议书》，拟证明2018年2月13日，原（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经过结算，被告（反诉原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1500万元的事实； 18、调查笔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借款的事实及原告（反诉被告）出借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款项是按照月利率3%或4%计息的事实； 19、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8年2月13日，在原告（反诉被告）向北塔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才与原告（反诉被告）进行结算并签署了确认剩余的借款金额为1500万元的协议书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1-4的质证意见：1、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原告（反诉被告）2014年8月25日入股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200万元，并签订《入股协议书》，2014年11月26日、2014年12月16日、2014年12月17日，被告（反诉原告）通过建行卡分四笔分别返还原告（反诉被告）100万元、20万元、80万元，即全部返还完毕，该200万元应当从借款总额中予以剔除；2、2014年9月5日100万元借据、2014年7月11日136.2万元借条、2014年6月6日100万元借条、2014年5月28日160万元借据、2014年3月26日100万元借据、2014年2月28日200万元借据、2014年2月21日120万元借据、2014年1月28日115万元借据、2013年12月12日200万元借据、2013年8月11日80万元借据，对上述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无对应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且原告（反诉被告）在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也当庭承认，借据的金额与其他证据里的金额是混同、重复的；3、2013年5月30日借条添加的细数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添加部分是原告（反诉被告）后来增加的，事实上是之前欠债的总借条，该借条包含了2013年1月14日100万元的借条、2012年12月28日50万元的借条、2012年12月22日10万元的借条、2012年10月16日15万元的借条、2012年1月13日30万元的借条，不能重复认定；4、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该协议是在当事人双方未对账的情况下签订的，第一条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归还本息1500万元不属实，被告（反诉原告）为帮助原告（反诉被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债权人证明尚有偿还债务能力而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并不是对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本息的清算；《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房地产联建开发并不存在，因原告（反诉被告）既没有提供土地使用权，也没有提供资金，没有参加经营管理和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是第一条约定的1500万元的偿还方式，都与事实不符；第三条同样没有事实基础，原告（反诉被告）根本没有300万股权，不存在股权回购，签协议时，只是为了凑足2100万元的数以应付原告（反诉被告）的债权人，协议内容是虚假的；5、平安公司的保单、保函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反诉被告）2017年提出诉前财产保全后，因起诉依据不足，没有转账凭证、没有约定利息、没有对金额进行清算，因此申请解除查封，并哄骗被告（反诉原告）称签订协议是为应对原告（反诉被告）的债权人，该证据佐证《协议书》内容是虚假的。 对原告（反诉被告）证据5-19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银行转账凭证无出借人的卡号或账号、姓名、银行印章，转入的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的账户，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银行转账凭证无出借人姓名、银行印章，付款明细第30页2013年10月5日的2.4万元、2013年11月5日的2.4万元，第31页2015年2月17日20万转入的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的账号，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32、33页显示的6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出借人姓名、银行印章；证据9，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出借人姓名、银行印章，第34、35页三张转账凭证与证据36-39页的银行流水体现的是同一笔转账，不能进行重复计算，2013年6月28日的转款对象不是被告（反诉原告），不认可；证据10，如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不提异议，但转入三个不同账户，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证据11，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银行转账凭证，无出借人卡号或账号、姓名、银行印章，证据第48页称代熊宪莹转5万元给周华，该款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转入他人账户的，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证据1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第50页的银行流水，无转款人账户和户名、银行印章，不认可；证据1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第60页2016年10月26日的10万元是原告（反诉被告）经刘艳卡号转给周超的，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证据14，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第65、66页的18.479518万元与13.450625万元，予以认可；2017年7月30日中的5万元已在第48页中出现，又在62页出现，不能重复计算，领据第54、55、56、57、58、61、64均是原告（反诉被告）伪造，对真实性不认可，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第52、53、59、60页领据的领款人均不是本案被告（反诉原告），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第67页不是银行交易明细，与其他证据重复，不能作为借贷证据；证据15，与证据1、2的内容相同，同证据1、2的质证意见；证据16，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虚假的；证据17，与证据3的内容相同，是虚假的；证据18，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异议，证人与原告（反诉被告）有利害关系，原告（反诉被告）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与被告（反诉原告）无关，无任何一份证人证言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约定了借款利率；证据19，该裁定书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反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的主体资格； 2、建设银行尾号为0169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2850.0794万元； 3、建设银行尾号为9073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29.6万元； 4、建设银行尾号为3933崔春锦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27万元； 5、华融湘江银行尾号为3379刘奕萱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刘奕萱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刘奕萱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134万元； 6、光大银行尾号为8764崔春锦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30万元； 7、被告（反诉原告）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通过微信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3.221万元； 8、工商银行尾号为0787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50万元； 9、建设银行尾号为3178曾华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曾华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曾华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15万元； 10、华融湘江银行尾号为7136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15万元； 11、交通银行尾号为1188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大市场有限公司银行卡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公司账号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款项为20万元； 12、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出具的现金领据，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借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105.44万元及双方2018年5月3日还在对账； 13、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为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偿还债务的转账凭证及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确认的记录，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借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19.8万元，原告（反诉被告）认可收到上述借款的事实及双方2018年5月3日还在对账； 14、被告（反诉原告）转账至原告（反诉被告）指定账户的转账凭证，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借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20万元； 15、建设银行尾号为1003熊益香银行卡转账记录及熊益香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熊益香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10万元； 16、农业银行尾号为4176刘艳银行卡转账记录及刘艳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刘艳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18.16万元； 17、工商银行尾号为5681廖永恒银行卡转账记录及廖永恒的证明，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通过廖永恒转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4.9999万元； 18、陈海波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签协议当时没有对过账，陈海波不知情及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双方2018年4月前没有向陈海波调取过相关数据； 19、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没有持有任何股份，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在该公司持有80%股份，2018年2月13日原（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签订的涉案《协议书》约定，原告（反诉被告）在该公司持股20%，被告（反诉原告）持股70%，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存在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回购股权的可能，该《协议书》不是被告（反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了配合原告（反诉被告）应付其债权人签订的虚假合同； 20、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和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及200万元股金往返的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收到及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200万投资款时间； 21、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和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公司的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汤春艳投资100万元入股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登记为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公司股东的时间为2016年5月17日，退出该公司的股东身份的时间为2016年7月6日，2016年8月24日退70万，2016年10月24日退10万，2016年10月26日退20万，共退100万股金的事实； 22、湖南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邵阳南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报告书》，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转款3000多万元，双方是相互拆借资金而不是民间借贷。 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无异议，证据2，原告（反诉被告）方认为其不具备关联性；证据3与本案无关；证据4，不具备关联性；证据5，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也不具备关联性；证据6，不具备关联性；证据7，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其次也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对证据8、10，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具备关联性；证据9，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其次也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证据11无关联性；证据12，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也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证据13,2016年12月10日的领据上面注明了给小朋友买衣服10000元，买衣服不可能需要向被告（反诉原告）借钱，这充分说明是虚假内容，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且都是在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的威胁下原告（反诉被告）才签的名字；证据14无关联性；证据15、16、17，在证人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不具备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证据18，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19，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20，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证据21，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证据22，该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报告书中遗漏了原告（反诉被告）向刘艳汇入的10万元，该笔款是原告（反诉被告）按被告（反诉原告）的指定汇入刘艳的账户内的；据以作出的鉴定材料并未经过双方的质证和法院的认证，不能确定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报告书仅是对双方所提交材料中数据的统计和累加而已，并不能否定双方2017年8月16日、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的真实性，该份报告书与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具备证据上的关联性。其所有证据不能达到被告（反诉原告）证明目的。 本院对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的证据：证据1、邵阳市匡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该证据与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20中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和邵阳市匡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出具200万元的收据相互印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体现的是原告（反诉被告）曾入股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并由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代表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入股协议书”，该证据与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无关，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借款借据，该组证据中被告（反诉原告）未否认是自己书写，从出具借据的时间结合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判断，双方是一种民间借贷关系，对该组证据属被告（反诉原告）出具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于2018年2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均签名，被告（反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定，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据4、是原告（反诉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而所投用于担保的保单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被告（反诉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6、建设银行付款凭证，证据7、工商银行付款凭证，证据8、农业银行付款凭证，证据9、宝庆农商银行付款凭证，证据10、邮政储蓄银行付款凭证；证据11、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付款凭证，证据12、建设银行付款凭证，证据13、中国建设银行付款凭证，均印证证据3的内容，予以认定；证据14、领据共13份，不能确认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15、借据、收据（收据1份）共17份，与证据1、证据2的内容相同，认定意见与证据1、证据2相同；证据16、湘商产业园招商协议书，印证证据3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7、协议书，该协议书与证据3相同，予以认定；证据18、证人何某称2015年年底至2017年年底，原告（反诉被告）讲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根本没有还款的内容与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不符，该部分内容不予认定，但对该证据中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原告（反诉被告）借了其他人的款项用于借给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的内容予以认定；证据19、民事裁定书，是本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也能印证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的证据，证据1、被告（反诉原告）的身份证资料，原告（反诉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建设银行尾号为0169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3、建设银行尾号为9073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4、建设银行尾号为3933崔春锦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5、刘奕萱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刘奕萱的证明，证据6、光大银行尾号为8764崔春锦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7、被告（反诉原告）微信转账记录，证据8、工商银行尾号为0787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9、建设银行尾号为3178曾华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及曾华的证明，证据10、华融湘江银行尾号为7163熊宪莹银行卡的转账记录，证据11、交通银行尾号为1188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大市场有限公司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反映被告（反诉原告）还款的情况，印证双方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2、原告（反诉被告）出具的12份当日签名或2018年5月3日签名的领据，印证了双方的借贷关系及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其余14份领据，因被告（反诉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3、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为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偿还债务的转账凭证及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确认的记录，该证印证双方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4、被告（反诉原告）转账至周近江账户的转账凭证，证据15、建设银行尾号为1003熊益香银行卡转账记录及熊益香的证明，证据16、农业银行刘艳4176卡号转账记录及刘艳的证明，证据17、工商银行廖永恒5681卡号转账记录及廖永恒的证明，印证了双方的借贷关系，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8、陈海波的情况说明，该证据印证了双方的借贷关系，对该证据中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采信，不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不予采信；证据19、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显示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具有公示效力，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0、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和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及200万元股金往返的银行转账记录，该证据与民间借贷无关，但牵涉到双方借贷金额的认定，对其中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不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1、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和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公司的合作协议、银行转账记录、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虽然与民间借贷无关，但牵涉到双方借贷金额的认定，对其中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不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不予采信；证据22、湖南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对该证据中能与其他本院认定的证据相互印证的内容予以采信，不能相互印证的内容不予采信。 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于2011年在邵阳市新邵县因做工程而相识，2012年，原告（反诉被告）开始借款给熊宪莹，先是自有的小金额，慢慢开始为被告（反诉原告）在其他人手上借款。原告（反诉被告）借出的款项，2012年10月16日前的（最早的一笔时间是2012年1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没有提供银行转账或取款记录予以证明；2012年10月16日以后至2017年12月3日的，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2014年8月25日原告（反诉被告）与邵阳市匡家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投资200万元。2015年5月12日原告（反诉被告）与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投资100万元。被告（反诉原告）出具的借条时间均在2014年9月5日前，大部分没有在借条上写明利率，只有2012年的4份借条约定了月利率3%或4%。2014年9月5日后，原告（反诉被告）借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款项，均没有借据。从2014年9月15日开始，被告（反诉原告）归还款项的数额和频率都在增加。原告（反诉被告）借款给被告（反诉原告）的时间至2017年12月3日止，被告（反诉原告）还款的时间至2018年2月10日止。2017年8月16日，原告（反诉被告）与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湘商产业园招商协议书》协商以邵阳市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房屋抵扣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的款项。2018年2月8日，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当日裁定冻结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及崔春锦在邵阳市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2018年2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以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达成了和解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保全的申请。2018年2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签订协议，内容为，因双方多年资金往来、投资、借贷，一直未做结算，经双方核算，最后确认结果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最后应还给原告（反诉被告）本息1500万元，以后不再计息；二、原东汉投资管理工程有限公司以后不再计息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的招商协议房产合同，在销售过程中如卖价低于壹仟伍佰万元的，由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补足所差金额；三、熊宪莹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70%汤春艳占20%，因原告（反诉被告）后期投资未能有效跟进，原告（反诉被告）原投资300万元，双方同意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在一年半内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600万元进行回购，双方不得异议，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支付600万元后，原告（反诉被告）在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名下不再占股，原告（反诉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抵押或卖给第三方；四、从即日起，双方所有借贷、投资，以此协议为准，双方不再有任何借贷投资的纠纷，以前的所有借据全部作废。2018年3月1日，原告（反诉被告）再次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本院于2018年3月2日裁定冻结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在邵阳市湘瓷竹木建材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及崔春锦在邵阳市大希堂金丝楠木博物馆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2018年3月6日，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称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因个人需要资金，熊宪莹陆续向原告（反诉被告）借款，并出具了借条，根据银行流水单，熊宪莹向原告（反诉被告）归还了三千多万元，远远超过了借款本息，但原告（反诉被告）未将借条给熊宪莹，熊宪莹多次催促原告（反诉被告）对账，但原告（反诉被告）予以拒绝。本院于2018年3月7日裁定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的复议申请。2018年9月6日，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申请变更担保方式，即向本院提供保险金额为1500万元的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全的担保，本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裁定予以允许，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要求原告（反诉被告）继续以邵阳市鑫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作担保，本院裁定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的复议申请。原告（反诉被告）于2018年5月3日在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部分领据或银行转账记录单上签名确认领款或转账金额。 另，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与被告（反诉原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本院曾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原告（反诉被告）于2019年4月15日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8）湘0511民初131号-1裁定，准许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撤回对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的起诉。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曾于2018年向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与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2018）湘0503民初459号]，2019年5月1日，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认为，熊宪莹与汤春艳均系（2018）湘0511民初131号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与（2018）湘0503民初459号案仅仅是当事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双方争议的事实均为民间借贷，具有一致性，系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均以《协议书》为基础，汤春艳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吸收熊宪莹在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裁定驳回熊宪莹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哪一方是出借人；二、2018年2月13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 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哪一方是出借人。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自2012年1月13日开始向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出具借条，最后一份借条的日期是2014年9月5日。而2018年3月6日，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因原告（反诉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被本院裁定冻结被告（反诉原告）持有相关公司的股份后，向本院提出复议申请，认可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向原告（反诉被告）归还了三千多万元借款。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达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借条虽然是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出具，但被告（反诉原告）崔春锦并未否认与原告（反诉被告）之间借贷关系，且被告（反诉原告）提供了崔春锦付款给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银行转账记录。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是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借款给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 关于2018年2月13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应当被撤销。该协议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均在协议上签名，被告（反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签订时没有对账、有重大误解；协议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对被告（反诉原告）欠原告（反诉被告）借款本息的结算，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印证被告（反诉原告）应当偿还借款本息的事实，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被告（反诉原告）应当依约还款。另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的约定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处理。因此，双方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不应当被撤销。 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2018年2月13日签订协议的第一项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应当偿还的1500万元不再计息，因此，对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反诉被告）提出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归还借款本息人民币1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2月13日的协议存在撤销的法定情形，因此，对被告（反诉原告）要求撤销2018年2月13日协议书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偿还借款本息1500万元；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汤春艳的其他本诉请求； 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的反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11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合计1168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熊宪莹、崔春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顺华 人民陪审员  廖国涛 人民陪审员  陈湘江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代理书记员  刘 悦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