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终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中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浙西综合物流中心3区1幢1层7号。 法定代表人：郑财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凌霄，浙江论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财管道衍生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金凤路9号。 法定代表人：边锡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陶明，浙江拙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莫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浙西综合物流中心2区1幢3层27号。 法定代表人：郑财华，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中商（浙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时代博地大厦1902室。 法定代表人：郑财华，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诸葛子凡，男，199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原审被告：朱秀兰，女，198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被告：朱礼建，男，197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浙江中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中财管道衍生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管道公司）、原审被告浙江莫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浙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商业公司）、诸葛子凡、朱秀兰、朱礼建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3民初2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商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计算货损公式中的“原库存”应以《PVC对账单》为依据与事实不符。按照2019年3月5日协议书中第三条第2点约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应当在2019年3月14日和15日进行对账确定数据。因此该协议中约定具体损失条款中的“丙方出具给甲方的库存对账单”是指三方约定对账后由兔子物流公司新出具一份库存对账单，而非2018年2月25日的《PVC对账单》。三方在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对账单及协议书》中所列数据名目完全按照3月5日协议书中确定的条目所列，若“丙方出具给甲方的库存对账单”是指《PVC对账单》，此处就应该填写确认的数据，而非空白。2.一审法院将2017年库存货物计算入“原库存”错误，与事实不符。根据被上诉人分别与上诉人、兔子物流公司签订合同所约定的期限，2017年库存货物应当由兔子物流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将2018年1月1日之前库存算入上诉人合同履行期内，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3.一审法院认定“在各方对库存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形下，由被告继受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与兔子物流公司签订《PVC对账单》时其并未和上诉人签订合同，且该对账单上并无上诉人公司印章或签字，因此该对账单只能约束被上诉人和兔子物流公司。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重新签订合同并另行设立独立仓库存储货物，该行为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兔子物流公司分割，上诉人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与兔子物流公司之间签订过《PVC对账单》，也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与兔子物流公司之间合同履行期内剩余库存。4.在上诉人的认知中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述的“分别管理”和“分别结算”，只有按照被上诉人的逻辑才需要如此，因此造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计算货损出现上诉人的领货量少于送货量的特殊情形是因为被上诉人没有与兔子物流公司厘清库存货物，而该责任与上诉人无关。 中财管道公司辩称，中商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秀兰述称，无答辩意见。 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商业公司、诸葛子凡、朱礼建均未提出答辩意见。 中财管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商物流公司赔偿缺少的PVC原料价值为7581073.49元；2.判令中商物流公司赔偿自2019年3月13日起以未付金额为基数按4.35%年利率为标准计算至赔付完毕的利息损失（截止到2019年4月3日为20153元），两项合计7601226.49元；3.判令莫汀供应链公司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中商商业公司对莫汀供应链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诸葛子凡对中商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6.判令朱秀兰在其承诺代偿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7.案件诉讼费用由中商物流公司、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商业公司、诸葛子凡、朱秀兰、朱礼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中财管道公司与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签订《货运运输合同》，约定自2017年4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由兔子物流公司为中财管道公司提供短驳运输及仓储服务。2018年4月，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签订《货运仓储合同》，约定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由中商物流公司为中财管道公司提供短驳运输及仓储服务，中商物流公司凭中财管道公司提供的领货凭证和委托书至火车站提货并送至仓库，并负责代缴相关费用，提供1500吨的仓库用于存放并负责保管，如有货物损失负责赔偿，付款周期为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短驳运输费36元/吨，按月结算等。除短驳费用外，两份合同的主要条款基本一致。《货运仓储合同》签订后，中商物流公司租赁了仓库，委托兔子物流公司负责具体实施该合同项下短驳运输及仓储业务。2018年1月、2月，实际由兔子物流公司与中财管道公司结算费用，2018年2月26日，中财管道公司仓储部与兔子物流公司盘库对账并签署《PVC对账单》一份，确认2017年11月26日至2018年2月25日的相关领货、送货数据，并确认截止2018年2月25日，中财管道公司在兔子物流公司处尚有PVC库存合计2538.025吨。2018年3月以后由中商物流公司与中财管道公司结算相关运输费用。2019年1月至2月，原合同到期新合同尚未续签，但各方仍按原有业务模式继续合作。2019年2月中旬即春节后，在盘库过程中发现货物短损，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就此进行协商并于2019年2月27日签订备忘录，确认双方货运仓储合同签约时间、有效期间以及系由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具体负责实施短驳运输等事实并同意协商解决货物短损事宜。2019年3月5日，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诸葛子凡及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中商物流公司承诺承担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货物损失，具体损失依据衢州火车站、兔子物流公司出具给中财管道公司的库存对账单及送至中财管道公司的三者数据结合货物单价确认，并确认了损失赔偿的具体日程安排（其中明确2019年3月13日前中商物流公司支付赔偿款2000000元或交付货物300吨）及利息计算方式，同时诸葛子凡承诺为履行协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9年3月18日，朱秀兰出具承诺书一份，确认其名下桦枫居24幢2单元203室房产实际产权人为朱礼建，根据朱礼建要求愿意以该房产处置所得款项赔偿中财管道公司货损。3月28日，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诸葛子凡及朱礼建（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融汇物流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对账单及协议书》一份，朱礼建确认已代为支付350000元赔偿款，并承诺以其实际所有但名义所有权人为朱秀兰的住宅一套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各方约定了最终货损数量的计算公式为“火车站到货数量-火车站库存-甲方（即中财管道公司）入库数量+原库存”，并确认其中衢州火车站到站数量为29322.375吨（以火车站出具数量为准，期间为2018年2月26日至2019年2月27日），火车站库存数量为1808.25吨，中财管道公司入库数量为28885.675吨，货物价格以中财管道公司提供的2018年整年的购买发票金额均价确定，但在原库存数量上未能一致确认，从而在最终货物损失金额上始终未能协商一致，纠纷成讼。 另查，中商物流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设立，出资人为莫汀供应链公司，出资额为10880000元，认缴期限为2054年12月31日前。2018年8月6日，莫汀供应链公司将上述100%股权转让给中商商业公司，出资额及认缴期限未变。2019年2月25日，中商商业公司将其中99%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融汇物流公司。迄今，全部出资均未实际缴纳。朱秀兰名下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桦枫居24幢2单元203室房产抵押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柯城支行，抵押借款本金为29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有三：一、中商物流公司依据合同负有赔偿义务的货物损失数量如何计算，各方约定计算公式中的所谓“原库存”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应以中财管道公司与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PVC对账单》为依据；二、如果中商物流公司负有赔偿义务，因其公司注册资本均未实缴到位，其历任股东是否应当在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补充赔偿责任；三、朱礼建、朱秀兰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各方约定的最终货损数量的计算公式“火车站到货数量-火车站库存-甲方（中财管道公司）入库数量+原库存”中“原库存”如何确定，是否应以中财管道公司与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PVC对账单》为依据。该争议的实质是对于2018年1月1日之前的库存货物的损失，是否应当由中商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就此争议，中商物流公司、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商业公司、诸葛子凡认为，确认该《PVC对账单》的主体中并无中商物流公司，该对账单产生时中商物流公司甚至尚未成立，中财管道公司在中商物流公司公司成立之后也未就该对账单确认的库存与中商物流公司办理库存交接手续，更未在《货运仓储合同》中对库存进行特别约定，故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有效期倒签回了2018年1月，但并不构成对《PVC对账单》的追认，虽然中商物流公司与兔子物流公司之间建立了委托关系，但当时中财管道公司与兔子物流公司之间尚有2017年的货运运输合同存在，故该对账单只约束中财管道公司和兔子物流公司。而在之后2019年处理货损过程中所签订的协议书中，中商物流公司也仅是承诺对合同履行期内的损失承担责任，合同履行期仅为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故原库存仅是指2018年1月、2月的库存，不包含2017年领货形成的库存，实际上中商物流租赁了独立的仓库。按此据实计算，在合同期内，中商物流公司实际发送的货物数量超过了其从火车站领货的数量，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该院认为，各方约定的计算货损损失的计算公式中的“原库存”应以中财管道公司与案外人兔子物流公司2018年2月26日签订的《PVC对账单》为依据。首先，“原库存”从文义上来说，就是截止到某一时间点止的所有在库货物，库存有进有出，本身是一个滚动的连续的状态，只能截取到一个时间点，从连续的状态中人为截取一个时间段来计算库存与常理相悖。其次，中商物流与案外人兔子物流之间是委托关系，受托人的行为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承担，中商物流公司在2018年4月份签约时既然认可将合同有效期限倒签回2018年1月1日，即应考虑到相应法律后果，应对该期间兔子物流公司的一系列与合同履行有关的行为承担责任。再次，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各方均明确合同短驳运输的实施自2017年开始一直由兔子物流公司具体负责，这个事实在中商物流公司与中财管道公司签约时也是明知的，中商物流公司签订合同后也继续委托兔子物流公司实施运输及仓储，中商物流公司在三方合作关系中实际上仅起到一个结算平台和责任主体的作用。库存作为短驳物流运输中的客观存在，包括中商物流公司在内的各方作为从业人员均应知晓，在这样紧密的特殊的短驳运输三方关系中，如各方要对前后库存作切割分别处理应作特别约定，而不是相反，故在各方对库存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形下，由中商物流公司继受责任更为合理。如果按照中商物流公司逻辑，在2018年新合同履行期间同时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一重是兔子物流公司就2017年原库存与中财管道公司之间的原短驳运输合同关系，另一重是兔子物流公司受中商物流公司委托与中财管道公司建立的新短驳运输合同关系，则在合同履行中应当就两者分别管理、分别结算。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商物流公司称有独立的仓库，但并未单独建立严格的出入库管理制度，而是由兔子物流公司统一管理而后以中商物流公司名义统一与中财管道公司进行结算。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中商物流公司计算的其自2018年开始从火车站领货的总数量尚少于其送货至中财管道公司的数量这样特殊的情形。最后，各方在2019年3月5日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具体损失根据“衢州火车站、丙方出具给甲方的库存对账单及送至甲方公司三者数据结合货物单价予以确认”，其中丙方（兔子物流公司）出具给甲方的库存对账单如果不是该《PVC对账单》，则应为何？对此中商物流公司并未提供兔子物流公司出具的其他库存对账单予以佐证，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2019年3月5日的协议书中虽然各方尚未确认最终货损数额，但从第三条有关日程安排的约定中可以看出，中商物流公司对其应承担责任的货损预期已经在300吨货物、赔偿款2000000元以上，这与其在诉讼过程中的抗辩意见相去甚远。 争议焦点二，即如果中商物流公司负有赔偿义务，因其公司注册资本均未实缴到位，其原股东是否应当在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补充赔偿责任。 就此争议，中财管道公司认为我国公司注册资金现在实行的是认缴制，但股东的认缴期限利益不能成为危害交易安全，逃避股东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伞和借口。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公司资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认缴的资金也是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在公司需要对外承担责任的时候，股东不能以自己拥有期限利益来损害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中商物流公司股东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公司没有任何的承担责任能力，在此情况下，应对相应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期限加速到期。而最新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也明确规定，如果公司股东以股东会决议或其他形式延长股东认缴注册资本期限的，应就其出资期限实施加速到期，由股东提前承担相应责任。该项规定从规范要旨上理解，是对公司股东恶意逃避责任的一种制约，从字面上理解，中商商业公司在明知其100%持股的中商物流公司出现重大债务纠纷时恶意转让股份的行为，也完全符合该条“以其他形式延长股东认缴期限”的规定，中商商业公司恶意转让股份，使得其从2054年12月31日前应当履行缴纳注册资本的义务变成了永远不需要缴纳相应注册资本，这比单纯的延长认缴期限情节更恶劣。而股权受让方融汇物流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朱礼建对诸葛子凡、中商商业公司等负有近5000000元巨债，明显不具有偿债能力。故中财管道公司认为，应当由中商物流公司的相应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该院认为，与中财管道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中商物流公司，中商物流公司与其历任股东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商业公司、融汇物流公司分属不同主体，各自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应各自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应有充分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中财管道公司对莫汀供应链公司与中商商业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并无异议，故其对莫汀供应链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中财管道公司仅以中商商业公司与融汇物流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在案涉债务纠纷爆发之后以及融汇物流公司对中商商业公司有负债的事实为由，证明该股权转让行为具有明显恶意过于牵强，从现有证据来看，尚难以认定中商物流公司及其现控股股东（股权受让方）融汇物流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进而难以认定股权转让行为有明显的逃债恶意，故中财管道公司在与中商物流公司的合同纠纷中径行诉请其原100%控股股东中商商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亦不充分。 争议焦点三，即朱礼建、朱秀兰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就此，该院认为，朱礼建在协议书中明确愿意以其实际所有登记在朱秀兰名下的桦枫居24幢2单元203室房产履行赔偿责任，该承诺应为债务加入性质，朱礼建应依据承诺承担相应的共同清偿责任，协议虽未载明具体金额，但已明确以该套房产变卖并涤除抵押权后余额为限。朱秀兰在承诺书中认可其仅是该房产名义持有人，同意将房产交由中财管道公司处理，但并未承诺其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中财管道公司亦未有证据证明朱秀兰对案涉货物损失负有责任，故朱秀兰仅负有按照承诺书约定对相应房产依法处置予以配合、协助的义务。 综上，该院认为，中财管道公司与中商物流公司签订的货运仓储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中商物流公司对合同期间货物损失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中财管道公司对于货物损失赔偿金额及利息的计算符合约定，其该项诉请予以支持。诸葛子凡自愿为中商物流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应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中财管道公司在与中商物流公司的合同纠纷中径行诉请其原股东莫汀供应链公司、中商商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朱礼建、朱秀兰应当依据其承诺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商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财管道公司货物损失7581073.49元并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利息自2019年3月13日起以7581073.4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计算至赔付完毕之日止）；二、朱礼建就中商物流公司上述第一项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以其在朱秀兰名下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桦枫居24幢2单元203室房产依法处置并清偿抵押借款后的余值范围内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朱秀兰对该房产的依法处置负有协助义务；三、诸葛子凡对中商物流公司因判决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中财管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0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70009元，由中商物流公司、朱礼建、诸葛子凡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各方约定货损计算公式中的“原库存”是否应以中财管道公司与兔子物流公司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PVC对账单》为依据。中商物流公司二审时主张“原库存”应为零，其只负责合同履行期即2018年1月1日之后的货损问题，且其已经通过启用新仓库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兔子物流公司进行了切割。但是中商物流公司的前述主张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2019年3月28日《对账单及协议书》中约定的货损计算公式字面意思来分析，“原库存”理解为2018年2月25日该时点的库存更符合逻辑。中商物流公司在2018年4月倒签货运仓储合同时，既然已认可合同履行起始日为2018年1月1日，则应合理预见并承担2018年1月、2月兔子物流公司在实际履行运输仓储合同义务时所产生的各项法律风险，而货运仓储是一个动态且连续发生的过程，因此按照一般逻辑理解到2018年2月25日时点的库存不可能为零。二是中商物流公司陈述新仓库是2018年3月才启用，换言之2018年1月、2月中商物流公司在合同履行期内开展货运仓储业务时仍是沿用兔子物流公司2017年使用的旧仓库，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1月1日时点旧仓库库存为零的情况下，至少在2018年1月、2月期间势必会产生旧仓库中存在2018年运输仓储的货物和2017年库存货物混同的特殊情形。在这种背景下，中商物流公司作为委托人理应和受托人兔子物流公司之间有明确的权责分割约定，但无论是中商物流公司在2018年4月倒签货运仓储合同时还是在2019年3月签署两份协议书时均未提及相关约定，因此中商物流公司关于其与兔子物流公司之间已在时间和空间上切割的主张并无相应的事实依据。三是中商物流公司不认可“原库存”应以2018年2月25日《PVC对账单》为依据，但其又未举证证明“原库存”还存在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商物流公司在其合同履行期内，作为委托人对于兔子物流公司的日常运营未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未就合同期开始时库存的情况进行确定，即便在2018年3月启用新仓库后也未对新仓库的出入库有严格管理，而在本案中计算货损时又提出要与兔子物流公司的合同期以及旧仓库之间的权责进行明确切割，不符合常理和客观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货损计算公式中的“原库存”以中财管道公司与兔子物流公司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PVC对账单》为依据，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中商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09元，由上诉人浙江中商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忠新 审判员  汪 佳 审判员  姜秀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姜晓晟 书记员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