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萍，女，195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居民，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屯，北京智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跃春，男，1960年4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居民，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百秋，男，195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天擎化工有限公司法务，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刘建萍因与被上诉人靳跃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11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靳跃春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务向刘建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或者发回重审；并由靳跃春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刘建萍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承担保证责任，认定事实错误。在2013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刘建萍就一直要求被上诉人靳跃春还款，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后，因靳跃春是以天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到法庭签署的调解协议，协议又将还款期限延长至2013年8月31日，因此作为保证人的靳跃春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应顺延为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在此期间，刘建萍一直向靳跃春主张权利，2014年1月27日，刘建萍还向靳跃春发送了短信。2014年2月，靳跃春还向刘建萍还款2万元。由于靳跃春同时具有天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保证人的双重身份，基于公正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法庭不能苛求刘建萍在向靳跃春主张权利时，还要分清是向天擎公司主张债权还是向靳跃春主张保证责任。另一方面，我方还认为，上述承诺书在本质上应属于债务加入行为，靳跃春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并不是保证人，不应受到保证责任期间的限制。靳跃春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刘建萍的上诉请求。靳跃春为刘建萍出具的承诺书，是刘建萍逼迫靳跃春签署的，该承诺书应属无效；同时，靳跃春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向刘建萍集资的是天擎公司，而不是靳跃春本人。靳跃春作为天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并未向刘建萍借款，也无替代天擎公司偿还集资款的义务和意思表示。在法院调解的案件中，刘建萍并没有将靳跃春作为被告起诉；刘建萍也向法院提交了承诺书的复印件，但调解书中并未把靳跃春作为连带责任人写入调解书中，刘建萍起诉要求靳跃春承担连带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建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本案还款及连带责任保证承诺合法有效；2、判令靳跃春对平谷区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向刘建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包括集资款本金635275.40元、所欠利息32400.82元以及按月息1%标准支付635275.4元集资款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238元；3、本案受理费由靳跃春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建萍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承诺书、收据、关于筹集公司生产建设资金的通知、短信聊天记录、民事起诉书、2012年9月刘建萍写给靳跃春的函、2012年10月刘建萍写给担保公司的函、关于天擎公司退还集资款项及个人离职工作交接的协议、2019年10月刘建萍书写的情况说明以及2019年9月通话记录详单、2019年9月26日刘建萍与靳跃春电话录音以及刘建萍、靳跃春和王少海之间的谈话录音等，并申请证人杜某出庭作证。靳跃春对刘建萍提交的2019年9月26日刘建萍与靳跃春电话录音以及刘建萍、靳跃春和王少海之间的谈话录音真实性持有异议，称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其录音来源及内容客观性无法查证，不认可证明目的。对刘建萍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但称该承诺书是靳跃春被迫书写的，证人杜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刘建萍的集资款数额以及因集资款提起了诉讼并达成了调解协议。靳跃春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公证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未有批复天擎补发员工三个月工资的证据（说明）等。刘建萍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作为公司员工未见到公证书和承诺书，靳跃春为刘建萍书写的承诺书是靳跃春自愿书写，不存在胁迫，靳跃春还为其他人也书写过承诺书，现天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无法偿还集资款，靳跃春作为连带责任人应该负责偿还。双方对法院调取的（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卷宗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刘建萍提交的电话录音和谈话录音，靳跃春有异议，上述录音资料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关联性，法院难以认定。对刘建萍提供的（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承诺书、收据、短信聊天记录、民事起诉书、2019年9月通话记录详单的真实性，靳跃春未提异议，该部分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法院予以认定。刘建萍提供的关于筹集公司生产建设资金的通知、2012年9月刘建萍写给靳跃春的函、2012年10月刘建萍写给担保公司的函、关于天擎公司退还集资款项及个人离职工作交接的协议、2018年10月刘建萍书写的情况说明以及杜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靳跃春虽无异议，但该部分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无证明力，法院不予认定。靳跃春提供的（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具有真实性，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法院予以认定。靳跃春提供的公证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未有批复天擎补发员工三个月工资的证据（说明）等，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关联性，法院不予认定。法院调取的（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卷宗材料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应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天擎公司于1998年11月12日成立，靳跃春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建萍曾系天擎公司员工。刘建萍在职期间，天擎公司于2010年1月5日向公司员工发出内部集资通知，要求员工缴纳集资款，并承诺定期两年按年利率15%，定期一年按年利率12%支付利息。2010年4月25日，刘建萍向天擎公司交纳集资款100万元。集资期满后，经刘建萍多次催要，天擎公司只返还部分集资款本息。2012年12月21日，天擎公司为刘建萍出具收据，载明刘建萍交来集资款635275.40元。2013年1月31日，靳跃春为刘建萍书写承诺书，主要内容：我公司二〇一三年五月底前还清员工刘建萍女士的内部集资款，我本人承担连带责任。后天擎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刘建萍集资款。2013年7月19日，刘建萍以天擎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天擎公司立即返还集资款635275.40元、利息32400.82元以及支付款项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经法院主持调解，刘建萍与天擎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天擎公司于2013年8月31日前偿还刘建萍集资款635275.40元，支付之前所欠利息32400.82元，并按月息1%支付635275.40元集资款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等。法院为此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天擎公司未按调解书规定的内容履行偿还义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靳跃春在2014年2月向刘建萍支付了2万元，双方同意将2万元从天擎公司尚欠刘建萍的款项中扣除。刘建萍主张其一直要求靳跃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靳跃春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合同。案涉承诺书的内容应从两方面理解。第一，靳跃春于2013年1月31日出具承诺书时，系天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此承诺书中“我公司二〇一三年五月底前还清员工刘建萍女士的内部集资款”的内容，系靳跃春代表天擎公司向刘建萍作出承诺的行为。第二，案涉承诺书中“我本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内容，系靳跃春个人向刘建萍作出其愿对天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靳跃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靳跃春虽称承诺书是在受到刘建萍胁迫下书写，但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靳跃春的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靳跃春与刘建萍之间构成保证合同关系，靳跃春应按约定以及法律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刘建萍与靳跃春未约定保证期间，故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满之日起六个月，即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30日止。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刘建萍在2013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并未要求靳跃春承担保证责任，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前述保证期间内曾要求靳跃春承担保证责任，故靳跃春的保证责任免除。刘建萍要求靳跃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靳跃春于2013年1月31日为刘建萍书写的承诺有效；二、驳回刘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刘建萍提交双方聊天记录证明其主张，靳跃春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承诺书的效力及性质认定，对此双方存在分歧。上诉人刘建萍认为，涉案承诺书是靳跃春自我承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依据，故靳跃春应当对于涉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且在二审中明确提出上述承诺书在性质上应属于债务加入，并非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承诺书的性质认定错误。靳跃春则认为，涉案承诺书是被刘建萍胁迫签订，应属无效；在刘建萍起诉天擎公司偿还民间借贷一案中，刘建萍并未将靳跃春作为被告一并起诉，目前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承诺书的效力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靳跃春向刘建萍出具的承诺书，系靳跃春亲笔书写，靳跃春虽辩称属于被胁迫书写，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承诺书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该承诺书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承诺合法有效，处理正确。二、关于涉案承诺书的性质。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承诺书在性质上属于债务加入。理由如下：所谓债务加入，是指原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债务关系，而有第三人加入到原存的债务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接受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承诺的一种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原债务人为天擎公司，其欠付刘建萍集资款本息；靳跃春自愿书写的承诺书明确载明其本人对于天擎公司的集资款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承诺是靳跃春以个人承诺的方式加入到天擎公司对于刘建萍的上述债务中，且其自愿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天擎公司所欠刘建萍的债务就由天擎公司和靳跃春共同连带偿还。要注意到，在上述承诺书中，核心是连带责任，并未出现任何有关“保证”或者“担保”字样，这并不符合保证合同的要件特征，一审法院将上述承诺书的性质认定为连带保证，适用担保法中的保证合同条款来处理本案，在基础法律关系认定、案由确定、法律适用上出现失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在刘建萍起诉天擎公司后，能否再行起诉靳跃春的问题。根据债务加入规则和涉案承诺的记载，刘建萍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在主债务人未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其债务依旧存在，作为连带责任人依旧应当偿还上述债务。在刘建萍起诉天擎公司的所达成的调解书执行不能，债权不能获得清偿的情况下，刘建萍有权再行起诉要求靳跃春偿还债务。四、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由于靳跃春承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故该债务属于连带之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据此，该笔连带之债的诉讼时效已因刘建萍起诉天擎公司而中断，刘建萍现在起诉靳跃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2月，靳跃春还向刘建萍偿还了2万元；其后，刘建萍又于2015年2月14日、6月、7月，2017年1月、2018年4月、9月，2019年1月，数次向靳跃春发短信要求还款，就上述时间节点来看，刘建萍亦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刘建萍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五、关于靳跃春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的数额。在涉案承诺书中，明确载明的是还清刘建萍的集资款，并未提及相应利息。因此，靳跃春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的范围亦仅限于上述集资款本金。具体数额以已经生效的（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本金数额635275.40元为准，靳跃春已经给付刘建萍的2万元应在上述数额中扣除。另外，鉴于本案判决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存在关联，故在执行程序中，刘建萍应申请将两案合并执行。综上，刘建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11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11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对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451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刘建萍所享有的债权数额，靳跃春在615275.40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驳回刘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65元，由刘建萍负担265元（已交纳），由靳跃春负担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530元，由刘建萍负担530元（已交纳），由靳跃春负担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存义审 判 员 张印龙审 判 员 赵 霞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眭 立法官助理 陈亢睿书 记 员 李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