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1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全忠，男，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加积元亨街16号。法定代表人：杨剑平，总经理。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涛，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娜，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仁兴，男，195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龙，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慧敏，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黄魁胜，男，195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杨全忠、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仁兴、原审第三人黄魁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全忠、大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杨全忠与何仁兴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不承担偿还何仁兴1199700元（本金866000元，利息333700元）的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为大中公司对何仁兴不承担保证责任；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仁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庭审前何仁兴提交的证据四份共15页，分别是1.《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2.《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3.《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13份》、4.《还款承诺书》。庭审过程中，何仁兴进行举证时重新提交证据29份共44页，并且新增大量黄魁胜等向何仁兴出具的《借条》。据何仁兴称《借条》是由未出庭的黄魁胜所签，但部分《借条》与何仁兴先前提交的证据中《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存在矛盾。法院未审查其真实性，更未给杨全忠合理的答辩期。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并应及时提供证据。另据《最高法证据若干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未查明何仁兴当庭提交的证据与庭前提交证据材料存在多处不一致，法院审理时应另行安排答辩期限、重新安排质证时间或直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定其新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纳。二、一审何仁兴、杨全忠双方提交的证据中证明内容存在相互矛盾，法院对证据进行认定时却直接对三性予以认可，并且未对证明内容进行说理论证，从而直接导致错误认定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中，尽管存在相互矛盾的证据，但认定时却表述为“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定事实时，又对查明本案事实经过有重要作用的“黄魁胜的电话录音”内容只字未提。黄魁胜及杨全忠的对话录音足以证明，何仁兴、杨全忠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杨全忠在《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上签名只是帮何仁兴应对高利贷的催收，而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是为何仁兴向女婿借钱所作的“假承诺”。在认定事实时，一审法院未对该份证据进行实质审查，直接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法律关系。三、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何仁兴、杨全忠存在“借贷关系”的依据为《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还款承诺书》。但根据杨全忠答辩及杨全忠所提交的《电话录音》可以确认，杨全忠出具上述材料并非对借贷关系予以确认，仅是出于对同学黄魁胜的信任，为黄魁胜的朋友（即本案的何仁兴）应对高利贷、向家人借钱还债所出具的“假还款承诺”。何仁兴、杨全忠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忽略了《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还款承诺书》的书写方式。以上两份材料均是由何仁兴写好再要求杨全忠签名的形式产生，但杨全忠并未按照何仁兴的要求对内容进行确认，而是对内容进行了限制“以转账凭证及借条结算”。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合同关系，即使杨全忠向何仁兴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双方未发生真实的借款行为合同仍然未生效。杨全忠的限制使何仁兴、杨全忠之间的借贷关系处于待定状态，实际存在了“转账凭证及借条”借贷关系才真正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忽略了杨全忠签名位置所作的限制，认定“因何仁兴、杨全忠已核对借款本金……”是错误的。如杨全忠已经进行确认，杨全忠又因何标注“以转账凭证及借条结算”？因此，法院的认定是不符合逻辑的。再次，依照何仁兴当庭提交的证据第2、3页《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及《杨全忠借款核算清单》，两份核算单时间及对应金额前后不一致，一审法院却将两份证据均认定为符合“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并依据该证据确认债权“本金”为866000元明显存在错误。并且，就利息计算问题，杨全忠主张《还款承诺书》中的380500元，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作出“《还款承诺书》中确认按2%/月的标准计付至2018年12月31日为380500元，符合法律规定”的确认，也存在明显错误。按照何仁兴的主张，借贷关系从2016年10月起至2017年8月前后发生几十笔，如果真实存在借贷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利息起算时间应分别计算，法院在未查证计算方式的情况下，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明显错误。本案中判决事实认定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借款”发生前后持续近三年，按照何仁兴所提交的证据材料，黄魁胜向何仁兴借款达几十次，并均以个人《借条》形式向何仁兴借款，《借条》中从未提及杨全忠，以上事实并不符合交易习惯。据庭审中何仁兴、杨全忠陈述，二人仅因黄魁胜介绍才相识。依何仁兴的主张，何仁兴在出借金额近百万的过程中，却从未要求杨全忠向其出具任何形式的“借条”、“欠条”等，也未向杨全忠进行任何求证，仅由黄魁胜个人出具《借条》来确认借款人是杨全忠，以上行为不符合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的逻辑。并且，一审法院未对何仁兴资金来源进行查证却仅依据黄魁胜出具的《借条》认定借款事实真实发生，明显错误。除以上事实认定错误外，何仁兴主张金额还包含“砍头息”情形，一审法院将黄魁胜借款的“砍头息”遵照何仁兴的请求也计算进本金；对于何仁兴提交的《借条》与《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及《杨全忠借款核算清单》明显存在矛盾时，法院未进行查证就作出确定借贷关系，确定借款金额，支持何仁兴利息的判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对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以及具体借款数额、起息时间未进行实质审查。一审何仁兴与黄魁胜有制造虚高的借款金额，垒高债务，以达到占有杨全忠、大中公司财产的行为，符合“套路贷”的具体认定情形，应当予以严惩。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何仁兴答辩称，一、杨全忠、大中公司提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的说法明显不合理。该案在一审时，经过三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时，何仁兴当庭提交了证据29份共44页，杨全忠、大中公司也当庭提交了新证据，由于双方不同意对当庭提交证据进行质证，法官决定给双方合理答辩期，并决定延期开庭。由于第二次庭审何仁兴申请追加黄魁胜及提出回避申请，当庭宣布休庭。直到第三次庭审时，双方才对第一次庭审时提交证据进行质证。由此可见，双方均有足够时间进行答辩和质证的准备，并不存在杨全忠、大中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未给杨全忠合理的答辩期的问题。因此，二审法院可依职权查询一审庭审笔录证实何仁兴说法。二、杨全忠、大中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对其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内容进行说理论证导致错误认定法律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仅凭电话录音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首先，杨全忠、大中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是杨全忠、大中公司与黄魁胜之间的通话记录，何仁兴不知他们之间具体发生的事情，杨全忠、大中公司通过与何仁兴签订《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和《还款承诺书》已经明确表示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其次，根据《民诉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按照民诉法关于证据种类分类，电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的范畴，未存在其他证据对该电话录音内容进行佐证，无法证明该录音的来源合法，无法证明对话人未受诱导胁迫所做的供述，无法证明杨全忠、大中公司未对该录音进行截取从而断章取义的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三、杨全忠、大中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所作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问题。根据何仁兴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已经通过《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和《还款承诺书》两份文书对债务进行确认，是杨全忠、大中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有效，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2.关于《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还款承诺书》证明效力的问题。《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和《还款承诺书》都是杨全忠、大中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有效，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从签署日期上来看，杨全忠、大中公司出具《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在前，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后，《还款承诺书》是对《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内债务的进一步确认，还注明会于2019年春节前结付所欠的债务。若真如杨全忠、大中公司上诉状中所说是因为同学关系才出具的假承诺，为何不在出具后的法定期限内予以撤销？难道杨全忠、大中公司作为一个久经商场的生意人，会不知道出具一份这样的文书所意味着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利息》和《还款承诺书》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等法定撤销事由，杨全忠、大中公司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应对其作出的行为承担责任。3.关于利息计算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承诺书》第一条，双方已经同意按照每月2%计付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借款本金866000元计算共利息380500元。还款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均是经过双方核对后确认的，双方应按还款承诺书的要求履行己方承诺。四、杨全忠、大中公司主张大中公司对何仁兴不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大中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还款承诺书》，还款承诺书中不仅有大中公司的签章，还有大中公司对杨全忠偿还何仁兴债务的担保条款。在一审庭审中，杨全忠承认与大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父子关系，杨全忠是大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何仁兴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使用公章的权利，其应对实施的行为负责任。对于公章使用是否合法，有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追认授权，都不属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且未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签章使用存在问题，应当依法认定大中公司对杨全忠的合法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并不存在不合理的事由。以上答辩意见，恳请合议庭依法予以审查采信，并驳回杨全忠、大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黄魁胜陈述称：一审判决是符合事实的，其跟杨全忠是同学，2016年下半年杨全忠到处找朋友借钱，问其有没有朋友可以借他钱，后来其就找了何仁兴和另外几个人借钱给杨全忠、大中公司。总之，其不同意杨全忠、大中公司的上诉观点，杨全忠、大中公司所说的不是事实。何仁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全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何仁兴偿还债务1719820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以171982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大中公司对杨全忠拖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杨全忠向何仁兴支付实现上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保险费等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4.杨全忠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9日，杨全忠向何仁兴出具《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称其确认上述所列数据及凭证系向何仁兴的借款及利息计算，定于2019年春节前支付，在结付时双方再作核实支付。借款是由见证人黄魁胜转交。杨全忠作为借款人签名并按捺手印，黄魁胜作为见证人签名并按捺手印。根据上述借款及计息表，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8月20日期间，总计借款14笔，单笔金额为5000元至11万元之间，借款总额为86.6万元。借款月利率为0.02至0.428之间。2018年11月13日，杨全忠向何仁兴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经各方对账核实，杨全忠于2018年9月19日向何仁兴出具《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确认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共向何仁兴借款本金866000元（其中以黄魁胜名义借款并收到借款金额为741000元，直接收到何仁兴转账支付借款金额为125000元）。经与何仁兴商量，就上述借款利息计付、清偿等有关事宜，作如下承诺：一、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向何仁兴偿还借款本金866000元及利息380500元（按照每月2%计付至2018年12月31日止），二项合计1246500元。二、由于杨全忠自向何仁兴借款后一直未能依约支付利息，且何仁兴同意不再按照原月息3-4%的标准计付借款利息。为弥补何仁兴向第三方筹集借款资金的损失，杨全忠承诺在2018年12月31日偿还债务同时，一次性向何仁兴支付598320元作为补偿。三、如杨全忠未能在2018年12月31日清偿上述债务及补偿款，同意以上述借款本息、补偿款作为债务偿还基数（三项合计1844820元），按照每月2%计付逾期还款利息，直至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为止。四、大中公司同意对杨全忠偿还何仁兴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期限为二年。杨全忠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名，并备注“本金凭转账凭证及借条结算”（定于2019年春节前清付）。大中公司在担保人处签章。因杨全忠未按照《还款承诺书》的约定向何仁兴还款，何仁兴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黄魁胜分别于2016年10月20日、2016年11月9日、2016年11月16日向何仁兴出借《借条》，称借到何仁兴4万元、1万元（5000元、2000元和3000元）、73000元（2016年10月11日40000元、2016年10月12日10000元、2016年11月4日3000元、2016年11月16日20000元）。黄魁胜分别于2017年2月2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4月30日、2017年5月10日、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3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10日、2017年8月21日向何仁兴出具《借条》，称借到何仁兴10万元、50000元（转账）、50000元（另2017年2月15日借何仁兴200000元）、30000元、30000元（其中2017年5月28日10000元）、5000元（转账）、100000元（现金）、110000元、3000元、25000元。何仁兴分别于2016年10月17日、2016年11月4日通过其名下农业银行账户向黄魁胜转账40000元、3000元。何仁兴分别于2017年2月2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28日通过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向黄魁胜转账100000元、100000元、30000元、10000元。何仁兴于2017年2月15日通过其名下邮储银行账户向黄魁胜转账96000元。何仁兴分别于2017年8月3日、2017年8月18日通过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向杨全忠、杨全忠妻子曾莉雅转账90500元、10000元。此外，何仁兴于2016年10月17日从其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取现40000元，于2016年11月14日从其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取现20000元，于2017年4月30日从其名下邮储银行账户取现30000元，于2017年7月31日从其中信银行账户取现95000元。杨全忠名下建设银行账户（账号：×××）于2017年7月12日现金存入5000元，于2017年7月29日分2次共现金存入20000元，于2017年7月31日分11次共现金存入100000元，于2017年8月3日分2次共现金存入19500元。杨全忠于2019年1月27日向何仁兴转账125000元，于2019年2月27日向何仁兴转账95000元，共计220000元。再查，庭审中，何仁兴称杨全忠共向何仁兴借款866000元，其中235000元为现金直接存入杨全忠及其妻子账户，631000元通过转账方式直接转入黄魁胜账户再由黄魁胜给杨全忠。杨全忠称对黄魁胜借款不知情，黄魁胜也没有将借款转给杨全忠。杨全忠及其妻子所收到的款项为20.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杨全忠向何仁兴出具的《还款承诺书》、《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杨全忠在《还款承诺书》和《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中均确认其以黄魁胜名义向何仁兴借款的事实。因何仁兴、杨全忠已核对确认借款本金为866000元，且何仁兴提供的转账及现金支取凭证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上述借款本金予以确认。关于利息，《还款承诺书》中确认按2%/月的标准计付至2018年12月31日为3805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杨全忠未能依照约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还款，现何仁兴主张以借款本息和补偿款为偿还基数，按2%/月的标准计付利息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因杨全忠未重新向何仁兴出具以借款本息和补偿款为基数的债权凭证，且双方约定的2%/月的利率已经是按照最高利率标准执行，何仁兴的损失已经能够得到补偿。故何仁兴主张将借款本息和补偿款作为偿还基数，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计算仍应以借款本金866000元为基数。杨全忠已于2019年1月及2月共向何仁兴还款220000元，应在双方利息结算数额380500元中扣除，杨全忠还应向何仁兴支付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160500元（380500元-220000元）。大中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章，何仁兴主张大中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因何仁兴、杨全忠双方未就律师费进行约定，何仁兴诉请杨全忠支付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保险费，因保险费不属于诉讼费用，且何仁兴、杨全忠双方亦未就此进行约定。何仁兴诉请杨全忠支付保险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全忠未能举证证明其系受威胁和蒙骗签名，故对杨全忠的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1.限杨全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仁兴偿还借款本金866000元及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为160500元；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866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付）；2.大中公司对杨全忠的上述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杨全忠追偿；3.驳回何仁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323.38元，由何仁兴负担8169.32元，由杨全忠负担12154.06元；保全费5000元，由杨全忠负担。二审中，杨全忠、大中公司提交当庭一份证据《有关何仁兴吉含的借款》，证明：黄魁胜与杨全忠曾就借款事项进行核算，黄魁胜认可其与杨全忠之间所有的借款及转账应以转账凭证为准。何仁兴质证称，因为这份证据材料其来源是来源于杨全忠和黄魁胜，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办法去进行确认。二、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意见。关于合法性的问题，至于杨全忠跟黄魁胜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对本案的何仁兴不具有法律上的溯及力，因为何仁兴向杨全忠借款，杨全忠也出具了债权的确认书。虽然这份证据材料真实性我们无法判断，但我们认为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通过上面所表述的内容看，也从侧面证实了杨全忠也是认可以黄魁胜的名义来向何仁兴借款的，也同意偿还这笔钱，至于还多少他们俩没有在上面表述出来，也就意味着本案杨全忠、大中公司在一审答辩包括二审上诉时称的双方之间没有存在借贷关系的说法纯属是狡辩的，他们之间是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黄魁胜质证称，这是假的，不是其的签名。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杨全忠、大中公司提交的证据，黄魁胜对真实性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为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何仁兴、黄魁胜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2019年2月20日，杨全忠和黄魁胜共同出具《有关何仁兴吉含的借款》，主要内容为：一、凭何仁兴吉含转账给杨全忠的转账凭证由杨全忠负责偿还。二、何仁兴吉含转账给黄魁胜的款项，凭黄魁胜转账给杨全忠的转账凭证或杨全忠委托指定转账他户的转账凭证对账核实由杨全忠负责对何仁兴吉含结付；三、指定转给北京张宁张卉的委托书杨全忠确认补办给黄魁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杨全忠和何仁兴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大中公司是否应对杨全忠所欠何仁兴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一、关于杨全忠和何仁兴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杨全忠上诉主张其与何仁兴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理由是其在《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上签名只是帮何仁兴应对高利贷的催收、在《还款承诺书》中签字是为何仁兴向女婿借钱所作的“假承诺”。何仁兴和黄魁胜对此不认可。本院认为，杨全忠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一）、从《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记载的内容看，该记载内容的14笔借款中有何仁兴直接转账给杨全忠及其妻子的款项，何仁兴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给黄魁胜的其他借款，杨全忠也注明由见证人黄魁胜转交，且何仁兴提供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和借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杨全忠向何仁兴借款共计86.6万元的事实，双方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二）、从《还款承诺书》记载的内容看，该承诺书不仅载明了其向何仁兴借款的日期、金额、利息及补偿款等基本情况，还载明借款来源是杨全忠收到黄魁胜741000元，何仁兴直接转账125000元。且大中公司作为担保人同意对杨全忠偿还何仁兴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表明杨全忠对其向何仁兴借款和承诺归还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是明确具体的。（三）、从杨全忠与何仁兴的关系看，双方通过黄魁胜介绍才刚认识不久，杨全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理由为帮何仁兴应对高利贷的催收和向女婿借钱出具如此大额的债务凭条，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也有悖于常理。（四）、杨全忠出具该承诺书后也向何仁兴转款22万元归还借款，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且二审中杨全忠提交《有关何仁兴吉含的借款》也间接说明其与何仁兴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五）、即便《2018年12月31日截止借款及计息》和《还款承诺书》并非杨全忠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全忠也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也未提起诉讼予以撤销。故一审认定杨全忠和何仁兴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二、关于大中公司是否应对杨全忠所欠何仁兴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大中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对杨全忠所欠何仁兴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大中公司在《还款承诺书》中明确同意对杨全忠偿还何仁兴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加盖了公章，故大中公司作为担保人应对杨全忠偿还何仁兴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大中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大中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无证据支持。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经查明，一审庭审中，何仁兴当庭提交了29份证据，法庭也给杨全忠、大中公司相应的时间查看核实，杨全忠、大中公司也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程序合法。杨全忠、大中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给其合理的答辩期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全忠、大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97.30元，由杨全忠和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民审判员 傅 萍审判员 符玉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柯小莉速录员李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