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10民终1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经营者：刘兰,女，198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广军，四川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巧云，女，198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林，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碗厂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波（系周建林之父），男，194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碗厂镇。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良，威远县龙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龚谷军，男，197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碗厂镇。上诉人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以下简称安宝堂用品店）因与被上诉人李巧云、周建林、原审第三人龚谷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9）川1024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广军，被上诉人李巧云，被上诉人周建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波、周文良，原审第三人龚谷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宝堂用品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安宝堂用品店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李巧云、周建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未查明周建林是有偿还是无偿驾驶其所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李巧云受伤。一审法院认定安宝堂用品店赔偿李巧云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误。⑴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相关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安宝堂用品店支付了周建林报酬。周建林不是安宝堂用品店员工，也不是雇佣的司机，周建林不可能免费提供服务。根据钱某的证言，李巧云是乘座安宝堂用品店租用车辆。孙某的视频也证明其将红包交给了司机，孙某不可能给司机发红包，只能是根据刘兰安排支付周建林包车费。⑵一审法院未查明周建林与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的关系，周建林是专门承接为他人提供服务。⑶根据龚谷军辩称，刘兰要求其找周建林帮忙接送安宝堂用品店员工，明确告知周建林车辆过路费和油费由其代付。由此证明，刘兰不是免费安排周建林接送员工，周建林并不是无偿为安宝堂用品店提供劳务。⑷一审判决认定安宝堂用品店微信给周建林发送200元红包系赠与与事实不符。周建林不是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安宝堂用品店没有理由向周建林赠送红包，且周建林一审中对收到红包予以否认，一审判决认定200元红包系赠与不当。同时，根据龚谷军陈述，既然刘兰安排其代付车辆油费和过路费，则不可能不安排其向周建林支付包车费。200元也符合包车实际费用。即使未获取正常运营的利益，也是周建林碍于其与龚谷军的关系。只要周建林接受200元包车费，安宝堂用品店与周建林就不是帮工关系，而是租车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兰无权决定周建林搭乘员工及搭乘多少员工，而是由周建林决定。根据安宝堂用品店、龚谷军的陈述、钱某证言、孙某的视频等证据证明，周建林不存在无偿为安宝堂用品店帮工的法定情形。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有误。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由周建林承担赔偿责任，安宝堂用品不承担赔偿责任。李巧云辩称：对安宝堂用品店与周建林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安宝堂用品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周建林辩称：1.安宝堂用品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周建林达成了有偿提供劳务运输的合意。第一，从安宝堂用品店的陈述可知，刘兰及其他员工均未与周建林洽谈过有偿提供劳务运输事宜。第二，周建林系龚谷军邀请帮忙提供劳务运输，双方洽谈表明仅接送员工，并未谈及任何费用。2.安宝堂用品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周建林支付了劳务报酬。安宝堂用品店仅提供了员工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其向周建林发了200元红包。即使发放200元红包属实，但也不能证明该红包性质为劳务报酬。根据安宝堂用品店的陈述，发放红包地点为其年终总结会现场，其发放红包符合传统的赠与红包风俗习惯。并且，200元也远远低于包车的市场价。3.周建林为安宝堂用品店提供无偿帮工符合常理。周建林系龚谷军姐夫，龚谷军与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系干亲家关系。周建林基于此提供无偿帮工。至于周建林从事何种职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谷军述称：同意安宝堂用品店的上诉请求。李巧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建林、安宝堂用品店共同赔偿李巧云各项损失441772.20元；2.本案诉讼费由周建林、安宝堂用品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宝堂用品店系一个体工商户，其经营场所为仁寿县**镇，其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系刘兰。2018年2月6日，安宝堂用品店组织其位于仁寿县**镇全体员工到龙泉驿区召开年会（即年终总结会），**部分员工（包括李巧云）乘坐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安排的接员工车辆（刘兰自有）到达龙泉驿年会地点，嗣后，刘兰知晓部分员工系乘坐周建林驾驶的车辆到龙泉驿年会地点。年会结束后，安宝堂用品店统一安排员工聚餐并进酒吧消费，后安宝堂用品店**员工乘坐周建林驾驶的事故车辆从龙泉驿区返回**，2018年2月7日00时10分，周建林驾驶川A6***U小型客车，沿成赤高速公路行驶至34公里00米时，车辆与高速公路护栏碰撞后发生侧翻，造成车辆、路产受损、乘车人李巧云、王某、邓某受伤的交通事故。本次交通事故经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一支队五大队认定，周建林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在事故中存在驾驶车辆有妨碍安全的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巧云于受伤当日被送往四川现代医院住院治疗，于2018年7月8日出院，共住院治疗151天，其出院诊断为：右手背血管神经肌腱断裂伤、右手背组织缺损伤、右手背异物留存……，其出院医嘱建议载明“1.术后3个月复查决定是否行皮瓣修薄术；2.医生指导下功能锻炼；3.如有不适，门诊随访。”，李巧云为此产生医疗费76984.20元（由安宝堂用品店垫付）。2019年3月1日，李巧云因“双手皮瓣修复术后皮瓣臃肿、左手外伤术后瘢痕挛缩”再次进入四川现代医院住院治疗，于2019年3月10日出院，其出院医嘱建议载明“1.隔日伤口换药，术后2周拆除伤口缝线，保持伤口干燥；2.禁止吸烟，远离吸烟区，伤肢保暖；3.医生指导下功能锻炼；4.如有不适，门诊随访。”，李巧云为此支付医疗费22061.89元。受李巧云委托，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分别于2018年9月13日、2019年2月18日出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一份鉴定意见载明“李巧云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十级、十级。”，另一份鉴定意见载明“被鉴定人李巧云的后续治疗费约为人民币30000-35000元，李巧云为此支付鉴定费用共计1800元。周建林对该上述两份鉴定意见不服，申请对李巧云伤残等级和后续治疗费重新鉴定，受一审法院委托，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5月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载明“1.被鉴定人李巧云损伤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2.被鉴定人李巧云后续医疗费约需12000元（特殊情况除外）。3.被鉴定人李巧云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60日。”，为此产生鉴定费2600元（其中李巧云支付800元，周建林支付1800元）。李巧云对该鉴定意见不服，认为该鉴定意见鉴定依据明显错误，要求重新鉴定。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李巧云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达成一致意见：李巧云伤残等级为九级、后续治疗费12000元、误工期180天、营养期60天、护理期160天。2018年9月19日，仁寿县**镇***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仁寿县**镇***李巧云，性别女，身份证号513822***606，在2008年因铁马焦化扩建占地，于2013年土地全部被征用，李巧云于2017年10月已购买农村失地保险，特此证明。”；2018年10月11日，该村民委员会再次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仁寿县**镇***村民李某，身份证号511121***571与蒋某身份证号5111211***58X于1981年结婚，生育两女孩，长女李巧云身份证号513822***7606，次女李巧玉身份证号51382***284属实，特此证明。”。仁寿县社会保险局于2018年10月12日出具的李巧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因李巧云系被征地农民，于2017年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账户后缴费月数为108个月。仁寿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李某系仁寿县**镇***居民，系2013年被征地农民，于2013年12月1日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月领养老金1086.92元；蒋某系仁寿县**镇**居民，系被征地农民，于2010年12月1日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月领养老金1341.76元。李巧云于2006年10月15日生育一子欧某。2018年2月5日，仁寿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仁劳人仲案[2018]6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李巧云与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安宝堂用品店不服该裁决，诉至仁寿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裁定，准予安宝堂用品店撤回起诉。2019年7月5日，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李巧云是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小儿推拿师，于2018年2月6日乘车前住龙泉驿区参加安宝堂用品店安排的年终总结会，当晚20时左右会议结束，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安排十几名员工就近聚餐并到KTV唱歌，大约晚23时后，李巧云与几名同事乘车返回**，2018年2月7日零时10分在成赤高速公路34公里00米处因乘坐车辆与护栏碰撞后致李巧云受伤。诉讼过程中，安宝堂用品店申请其员工姒某、雷某出庭作证，姒某证明，2018年2月6日，安宝堂用品店在龙泉驿区开年终总结会，在进入酒吧前，刘兰安排其负责看管红包，安宝堂用品店另一员工孙某负责发放红包，刘兰向其明确，红包中有发放给每位员工的，也有司机红包，嗣后，孙某到姒某处拿司机红包后就将该红包交给了司机；雷某证明，其系安宝堂用品店会计，其在2018年2月28日计账时，记载了司机费用200元。另安宝堂用品店向一审法院递交孙某视频资料一份，证明，孙某系安宝堂用品店出纳，2018年2月6日，根据刘兰安排，孙某到酒吧大厅姒某处领取红包（200元）一个，并将该红包交付给了司机（具体名字不清楚，男性），当晚也向员工发放了红包。李巧云、安宝堂用品店及龚谷军对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三性不持异议，周建林称其并没有收到该200元的红包，并对证人证言及视频资料三性不认可。2018年10月31日，龚谷军、张小兰共同出具书面证言，证明李巧云、龚谷军、邓某、钱某、张小兰、王某、徐秀英于2018年2月7日00时10分，乘坐安宝堂用品店安排的事故车辆。诉讼过程中，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称，从**镇至龙泉圣区三圣乡（安宝堂用品店召开年会地）高速公路过路费用为65元（单程）。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安宝堂用品店与周建林之间的法律关系。安宝堂用品店辩称，其并未租用周建林车辆运送安宝堂用品店员工返还龙泉驿至**，且周建林搭乘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往返龙泉驿至**，其系给付了周建林相应车费200元（以发放红包形式给付），从龙泉驿返回**系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孙某安排，周建林并非无偿向安宝堂用品店提供劳务，故相互间不形成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2018年2月6日，安宝堂用品店组织其位于**镇的员工到龙泉驿区参加年终总结会，安宝堂用品店经营者刘兰在知晓其部分员工系乘坐周建林驾驶的车辆从**到龙泉驿区年会召开地后，并未明确拒绝周建林搭乘其员工，而是由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孙某安排包括李巧云在内的**员工乘坐周建林驾驶的事故车辆返回**，鉴于安宝堂用品店**员工需要返回**的客观需要的考量，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孙某的这一行为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应当对安宝堂用品店发生效力，即应认定系安宝堂用品店安排包括李巧云在内的**员工乘坐周建林驾驶的事故车辆返回**；安宝堂用品店并未与周建林就运送安宝堂用品店员工往返龙泉驿至**费用达所一致意见，也就是说双方未达成周建林为安宝堂用品店有偿提供运输劳务的合意，基于周建林、龚谷军及刘兰之间的关系、周建林驾驶自有车辆往返龙泉驿至**之间的运营成本、安宝堂用品店召开年终总结会向每位发放红包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即便安宝堂用品店发放200元的红包给周建林的事实成立，该200元红包也不宜认定为安宝堂用品店给付周建林租用车辆的劳务报酬，而应认定为安宝堂用品店对周建林的单方赠与，周建林驾驶事故车辆搭乘安宝堂用品店员工从龙泉驿返回**，其利益的归属者和享有者均系安宝堂用品店，故周建林驾驶事故车辆运送安宝堂用品店员工的行为，应认定为周建林为安宝堂用品店无偿提供劳务，安宝堂用品店上述辩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民事责任。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按照程序对事故成因作了具体分析，并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建林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该认定合法有据，公平合理，且各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巧云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由侵权人周建林予以赔偿。在本案中，周建林为安宝堂用品店的利益无偿提供劳务，安宝堂用品店也未明确拒绝周建林提供的无偿帮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巧云主张被帮工人安宝堂用品店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建林作为帮工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驾驶车辆有妨碍安全的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应认定为其在帮工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李巧云主张帮工人（周建林）和被帮工人（安宝堂用品店）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龚谷军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过错，李巧云主张龚谷军对其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李巧云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和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之规定，李巧云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项目于法有据，其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各方当事人对李巧云损失中的医疗费99046.09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0元等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李巧云主张的其余赔偿项目及金额，依法确定为：1.李巧云主张的误工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之日的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各当事人对李巧云误工期确定为180天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巧云对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从业情况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应以80元/天计算，依此计算李巧云误工费应确定为14400元（180天×80元/天）。2.李巧云主张的护理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固定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护理人员原则上为1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之规定，各当事人就李巧云护理期限为160天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护理标准按100元/天计算为宜。依此计算，李巧云护理费计算为16000元（100元/天×160天）。3.李巧云主张的营养费，各当事人就李巧云营养期60天达成一致意见，应以每天30元计算60天，故李巧云主张的营养费应确定为1800元（60天×30元/天）；4.李巧云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各当事人就李巧云伤残程度达成为九级的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巧云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于2013年土地全部被征用，系失地农民，应视为城镇居民对待，李巧云主张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公平合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巧云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当计算为132864元（20年×33216元/年×20%）。5.李巧云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次交通事故给李巧云精神上造成严重伤害，根据过错程度、侵权性质、侵权后果、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抚慰金额为6000元为宜。6.李巧云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李巧云之子欧某及其父母李某、蒋某系其被扶养人，李巧云定残之日系2018年9月13日，依此计算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年限应为欧某7年、李某16年、蒋某18年。李巧云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李巧云及其李某、蒋某系失地农民，其主张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公平合理，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各被扶养人的抚养义务人情况，李巧云主张的欧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应确定为16438.80元（7年×23484元/年×20%÷2人）、李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应确定为16705.54元[16年×(23484元/年÷12月-养老金1086.92元/月×12月)×20%÷2人]，李某被扶养人生活费应确定为13289.18元[18年×(23484元/年÷12月-养老金1341.76元/月×12月)×20%÷2人]。7.李巧云主张的交通费。李巧云主张交通住宿费1000元，其虽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该费用发生的事实，但该费用确系必然发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根据李巧云居住地、就医地点、住院时间等因素，结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700元。8.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鉴定费4400元（第一次鉴定费1800元，第二次鉴定费2600元），有合法票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李巧云的损失合计338443.61元，迭扣安宝堂用品店已垫付的医疗费76984.20元、周建林已垫付的鉴定费1800元，李巧云还应得赔偿款259659.41元，该赔偿款由安宝堂用品店承担赔偿责任，周建林对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巧云各项损失共计259659.41元；二、被告周建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李巧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09元（原告已预交），其中的649元由原告李巧云自行负担，其余的1960元由被告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负担，两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安宝堂用品店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安排龚谷军去联系车辆接送员工参加年会，当时没有说钱多少。在年会时知道龚谷军联系的周建林，当时商量了费用，也给了周建林200元红包。龚谷军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没有与周建林商谈费用。龚谷军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和周建林没有说费用，就是白送，不给钱。周建林系龚谷军姐夫。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安宝堂用品店与周建林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安宝堂用品店上诉称，其包租周建林所有的车辆，由周建林驾驶运送安宝堂用品店员工从龙泉驿至**，并以红包方式支付了200元包车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之规定，安宝堂用品店主张其与周建林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应为运输合同关系。本案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安宝堂用品店应举证证明其与周建林就运送员工及运输费用达成合意。安宝堂用品店主张其安排龚谷军联系车辆，但龚谷军在一、二审庭审中陈述，其没有与周建林商谈费用，而是免费运送。安宝堂用品店认为其以红包方式向周建林支付了200元包车费，并提供了其员工姒某、雷某证言及孙某视频资料证明周建林收到了200元红包。而周建林否认收到200元红包。对此，本院认为，安宝堂用品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周建林商谈了运输费用，且根据安宝堂用品店的陈述，该200元是安宝堂用品店在召开年终总结会时以红包形式发放，其向每位员工均发放了红包，而过年发红包系传统习俗，200元亦符合一般红包发放金额，故即使周建林收到安宝堂用品店200元红包，也不宜认定为安宝堂用品店向周建林支付的运输费用，而应视为安宝堂用品店对周建林的赠与。综上，安宝堂用品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周建林之间构成运输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安宝堂用品店安排龚谷军联系车辆，周建林基于与龚谷军之间的关系无偿为安宝堂用品店运送其员工，双方构成帮工关系。因周建林在帮工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安宝堂用品店与周建林对李巧云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安宝堂用品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8元，由上诉人仁寿县**镇安宝堂婴幼儿用品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发会审 判 员 夏 飞审 判 员 马晋川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 龙 凤书 记 员 简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