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14行终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英，女，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 委托代理人杜学良，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所在地址山东省禹城市人民路南首。 法定代表人尹建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明军，山东韵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山东省禹城市行政街923号。 法定代表人滕海强，市长。 委托代理人孙华，禹城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贤章，山东韵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路西侧。 负责人刘朝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媛媛，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陈熙，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徐桂英因要求履行申报烈士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徐桂英之子范启建，又名范晓健，原系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以下简称十三局）职工，该单位现更名为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2006年6月11日中午12时，范启建的两名同事龙蕾（磊）、党玉超在单位的消防水池旁钓鱼，范启建后来到场。该水池旁提示：严禁入内，池内不准垂钓。钓鱼期间，龙蕾（磊）不慎滑入消防水池。龙蕾（磊）、党玉超、范启建三人先后落入水池中，均不幸溺水身亡。2006年6月11日，十三局出具《关于工业园意外溺水事件报告》，报告类别为意外溺水死亡，事件原因是不遵守劳动纪律，违反厂纪厂规，擅自进入消防池钓鱼玩耍。2006年6月16日，徐桂英及其丈夫范宝泉与十三局达成协议，签订《关于范晓健同志身故后有关待遇问题的协议书》，约定十三局支付赔偿金、救助费、困难补助共计120000元并已到位，并约定本协议为一次性解决方案，今后其家属不再享受其他经济待遇，并不再提任何其他要求。该协议书中载明：范晓健同志于2006年6月11日中午12时20分不幸意外溺水身亡。其中“不幸意外”手写改成了“勇救落水职工”，并有“刘荣杰”签名。对范启建的落水经过，2006年9月6日，证人刘某书写事情经过一份，其中提到“由于党玉超和范晓健离他（先落入水中的龙磊）比较近，看样子是想去拉他上来，由于池边地面太滑了，一不留神他们也滑了下去”。2006年9月6日证人林某手写事情经过一份，其中提到“龙磊在水里喊了一声我不会游泳，随后范晓健和党玉超动了一下也滑进了水里”。2006年9月23日，德州市公安局晶华北路派出所对上述事件进行了调查处理，对当时在场的林某、刘某及后来参与救人的辛军、孙维山、马振坤、杨爱军等人作了询问笔录。其中林某在询问笔录中提到：“因为当时只有两个鱼线，范晓健和党玉超、龙磊三个人轮流钓鱼……我记得消防池处有禁止入内、禁止游泳、垂钓、嬉耍的标志……我看到范晓健一开始是坐着，身子还没直起来就到消防池里了。”刘某在询问笔录中提到：“当时龙磊、党玉超掉进去之后就挣扎，这时范晓健就想拽党玉超……范晓健当时没有钓鱼，他在坐着玩。”多年来，徐桂英一直向有关部门申请认定其子范启建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但是有关部门未予认定。后徐桂英和其丈夫范宝泉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十三局就《关于工业园意外溺水事件报告》中范晓健因违规违纪导致溺水身亡的结论向徐桂英书面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014年5月28日，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德开民初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起诉人徐桂英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见义勇为”荣誉请求，不属本院管辖，裁定对徐桂英、范宝泉的起诉，不予受理。2014年6月23日，十三局向德州市信访局出具《关于徐桂英反映其子范晓健溺水死亡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分公司总[2014]5号），报告中提到了十三局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刘荣杰违背自己意志将协议书中“不幸意外”手写改为“勇救落水职工”并被迫签字的情况，以及十三局拿出7万元通过慈善名义给范晓健父母所在镇，由镇政府和徐桂英签订协议，镇政府把7万元给上访人徐桂英，徐桂英收款后签字并捺手印承诺“不再提任何条件，并且也不向各级政府及部门提任何条件”的事实，及因无法认定范启建有见义勇为行为，公司没有为范启建申报和推荐见义勇为称号。后徐桂英又向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关于范晓健同志身故后有关待遇问题的协议书》合法有效。2015年11月27日，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德开民初字第10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 2015年9月29日，徐桂英向德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对范启建等三人死亡事件的调查结论，该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判决，责令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作出对范启建等三人死亡事件的调查结论。2015年12月15日，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作出《关于范启建等人溺水身亡一事的调查意见》，结论为：1.综合所有材料，范启建三人为意外溺水身亡，不存在他杀嫌疑，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2.关于范启建是否存在救人行为无法查清。徐桂英对此不服，于2016年2月2日向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4月22日，复议机关作出德经复决字[2016]03号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徐桂英对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不服，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作出的该调查意见，重新作出范启建事件调查意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德城区人民法院管辖。2016年9月2日，德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1402行初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作出的《关于范启建（范晓健）等人溺水身亡一事的调查意见》的第二项；撤销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上述调查意见第二项的维持决定；驳回徐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年9月26日，禹城市民政局收到徐桂英递交的关于为范启建申报烈士的相关材料后，于2017年12月8日组织工作人员携带《关于赴贵单位核查范启建事宜的函》到十三局调查范启建溺水事宜，十三局于当日向禹城市民政局出具了《关于范晓健溺水死亡情况的说明》，附《关于徐桂英反映其子范晓健溺水死亡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分公司总[2015]5号）。后禹城市民政局口头告知徐桂英其提供的材料不符合评烈条件。徐桂英不服，于2018年1月29日向禹城市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禹城市民政局拒不提出范启建评定烈士报告报禹城市人民政府审核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禹城市民政局提出范启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报禹城市人民政府审核。2018年2月2日，禹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禹政复办答字[2018]2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禹城市民政局自接到该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原件或者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以及电子版。2018年2月11日，禹城市民政局向禹城市人民政府出具《行政复议答复书》，答复：因范启建不符合评定烈士的要求，市民政局已告知申请人并向其解释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2018年4月27日，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禹政复决字[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禹城市民政局于20日内对徐桂英的申请事项作出处理决定。2018年5月16日，禹城市民政局作出《关于对徐桂英为范启建申请评烈的答复》，答复为：关于你为范启建申请评定烈士所提报的材料不符合上报条件。徐桂英以禹城市民政局对事实认定不清，没有告知和保障其陈述权、申辩权为由，又向禹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禹城市民政局的该答复，并请求责令禹城市民政局提出范启建评定烈士的报告，并报禹城市人民政府申核。2018年6月12日，禹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禹政复办答字[2018]8号《禹城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禹城市民政局自接到该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原件或者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以及电子版。2018年6月22日，禹城市民政局向禹城市人民政府出具《行政复议答复书》，认为徐桂英为范启建申请评定烈士所提报的材料不符合上报禹城市人民政府的条件，故不予提出范启建评定烈士的报告；禹城市民政局已经履行了书面的告知程序，不存在行政违法的情况。2018年8月20日，禹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听证会。2018年9月6日，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禹政复决字[201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行政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撤销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关于对徐桂英为范启建申请评烈的答复》；责令禹城市民政局在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8年11月2日，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禹民复字[2018]1号《答复书》，答复：徐桂英提交的材料明显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关于烈士评定的规定。徐桂英不服，向禹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14日，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禹政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禹民复字[2018]1号《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禹民复字[2018]1号《答复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为范晓健申报烈士是否符合申报条件。《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第五条规定：“本条例第三条规定以外的牺牲人员如果事迹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的，也可以批准为革命烈士。”何为“壮烈牺牲”？何为“事迹特别突出”？《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1980]63号）对此作出了相应解释，该解释第四条规定：“本条例第三条第（五）项所说的‘壮烈牺牲’，是指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勇于献身，给人民群众树立了学习榜样的，都可批准为革命烈士。”第八条规定：“本条例第五条所说的‘事迹特别突出’，是指死难情节特别突出。”本案中，欲为范启建申报烈士，需具备“壮烈牺牲”或者“事迹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的条件。综合本案证据，范晓健死亡的经过及情节，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及第五条所规定的条件。被告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答复及被告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涉及的适用法律、法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和《烈士褒扬条例》就评定烈士的条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贯彻实施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烈士褒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条例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同时废止。”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范启建于2006年6月11日溺水死亡，应适用《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禹城市民政局适用《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对原告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不属于适用法规错误。关于禹城市民政局、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答复书及复议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问题，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答复前，到事发单位进行了走访、调查、核实，并收集了相关材料，履行了调查核实职责，所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本案中，原告曾就烈士评定事宜向禹城市人民政府提起三次行政复议，而禹城市人民政府第二次复议程序中已组织了听证，本案原告所诉系第三次复议，该次原告未向复议机关提出听证申请，禹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没有再次组织听证的必要，通过书面审查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答复书及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原告要求予以撤销及要求禹城市民政局提出评定烈士报告并报禹城市人民政府申核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桂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桂英负担。 上诉人徐桂英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禹城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482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关键事实是错误，也没有查明范晓健落水原因。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6月11日中午，龙磊、党玉超在单位的消防水池旁钓鱼，范晓健后来到场。钓鱼期间，龙磊不慎滑入消防池。龙磊、党玉超、范晓健三人先后落入水中，均不幸溺水身亡。一审判决是遗漏重要情节、导致错误认定，也没有查明范晓健落水的原因。龙磊落水是因为钓鱼，龙磊落水后有一个呼救过程“我不会游泳!救我!”，这时候才发生党玉超、范晓健的先后落水。二人落水的原因，是本案的认定烈士的关键，首先能排除范晓健落水系自杀;其次，根据判决认定只有二根钓鱼竿和范晓建后来到场的事实，能排除范晓健因钓鱼落水;根据刘某、林某2006年9月6日的证言及2006年9月23日的询问笔录以及倡导社会正能量、价值取向，能够也应当认定范晓健因救人而落水。被告没有查明、一审判决也没有查明本案的关键:范晓健落水原因，是否因救人而落水？二、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证据采信上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首先，本案发生过程，已查明的现场目击证人刘某、林某。刘某在2006年9月6日《事情经过》和2006年9月23日的《询问笔录》中:“钓了20分钟左右就看见龙磊不知怎着滑进了消防池，当水没至他胸口时他还转过身面对我们说:我不会游泳，当时党玉超离龙磊最近，出于本能想救龙磊，可是不知怎么地党玉超也滑进消防池。这时范晓健离他俩约1.5米，当时龙磊、党玉超掉进去之后就挣扎，这时范晓健就过去想拽党玉超，这是我就想找东西救人，我没看见范晓健怎么掉进去的”，刘某自书事情经过也证明:“由于党玉超和范晓健离他(龙磊)比较近，看样子是想去拉他上来，由于池边地面太滑了一不留神他们也滑了下去”。林某的自书事情经过上，说龙磊当时钓了好多鱼十分高兴在水边坐着坐着不知怎么就滑进水里，龙磊在水里喊了一声我不会游泳，随后范晓健和党玉超动了一下也滑进水里。结合目前唯一直接目击的二位证人的证明，范晓健因救人落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一审判决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3、6。这是法院审理涉案事实的调查、认定了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德开民初字第10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范晓健同志身故后有关待遇问题的协议书》“包括“勇救落水职工”在内的全部内容均合法有效“，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德开民初字第115号民事裁定书第三页中，法院查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对范晓健“勇救落水职工溺水身亡”，在法院调查、座谈答复本院中，以单位意见予以承认。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于2014年6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范晓健存在因抢救本厂职工牺牲的事实。”这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认定范启建救人溺水身亡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违反证据与事实的认定原则，单方采信本案第三人所做《关于工业园意外溺水事件报告》是错误的，上诉人对该报告内容是不认可的，并且上诉人对该报告提出过诉讼，要求撤销，怎么会对证据内容认可呢？从证据形式上，只是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应以当庭陈述为准;从证据来源，这是对事实传来说法，不是直接证据，不能证明范晓健溺水原因、过程;从利害关系上，当事人对事故发生有安全生产责任，具有明显推脱责任的嫌疑，不应采信;从前后证据上分析，当事人在赔偿协议、调查报告、开庭陈述等，对范晓健事故发生原因过程有不同的说法，前后自相矛盾，证明效力低。另外，范晓健没有钓鱼，中午下班午休期间在消防池边乘凉看同事钓鱼，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反劳动纪律或厂规厂纪，并且截止今天，当事人也没有出具过范晓健违反劳动纪律或厂规厂纪的任何证据。退一步讲，既是违反厂规厂纪，与认定范晓健是否救人落水溺亡有法律的因果关系吗？还是龙磊违反厂规厂纪钓鱼落水，就应见死不救？对于一审判决不采纳原告其他证据，也存在不公正审查问题，同样的证据形式，原告提供的不合法，而被告提供的就才信。三、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享有的陈述、听证权利，没有组织听证程序，违反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2018年8月20日禹城市人民政府听证笔录等证据。并且，本案是对禹城市民政局2018年11月2日作出答复书的诉讼，以前的听证也代替不了禹城市民政局履行本次的听证告知义务。四、被上诉人超越职权，被上诉人(原民政局)只是负责向本级政府提出评定烈士报告，没有审核权，也没有最后决定权。五、被上诉人作出的禹民复字[2018]1号《禹城市民政局答复书》和禹政复决字[2019]2号《禹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及规章是失效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申报烈士的理由和适用法律条款进行答复，上诉人没有将“事迹特别突出”作为申报理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范晓健溺水身亡的事实正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范晓健因救他人而溺水身亡。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及提交的证据，结合刘某、林某的证人证言，经调查核实，对范晓健溺水死亡的事实无异议，但没有发现能证明范晓健溺水死亡的原因系因救他人而致的证据。一审判决依据现有证据，认定范晓健溺水身亡的事实是正确的。二、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及采信上完全正当。首先，一审法院对现场目击证人刘某、林某证明予以审查并采信，均没有证明范晓健系因救人而溺水身亡，一身法院采纳证据正当。其次，一身判决针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6和第三人提交的《关于工业园意外溺水事故报告》作出的综合认定，既符合案件事实，也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被答辩人主张的证据采用不当的情形。三、答辩人作出的答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被答辩人再申请诉中已充分表达了其诉求，听证并非必经程序，且禹城市人民政府也曾组织听证，答辩人不存在违反执行程序的情形。其次，答辩人严格在职权范围内进行了初步审查，依据相关的法规规定，已告知被答辩人初步审查，并未超越职权。第三、答辩人作出的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禹城市人民政府答辩称，禹城市人民法院在综合审查一审原告提供的11份证据，一审被告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6份证据，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提供的11份证据的基础上，认定范晓健死亡的经过及情节，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及第五条所规定的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条件，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仅证明范晓健系溺水身亡，其提交的证据材料明显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关于烈士评定的批准条件。《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国发[1980]152号)第二条规定: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壮烈牺牲的，称为革命烈士。《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国发[1980]152号)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五)为抢救人民生命壮烈牺牲的，可批准为革命烈士。《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民发[1980]63号)第四条:壮烈牺牲是指为抢救人民生命，勇于献身，给人民群众树立了堪为学习榜样的，可以批准为革命烈士。第八条:《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五条所说的“事迹特别突出”，是指死难情节特别突出。备注:《烈士褒扬条例》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1980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同时废止，根据民政部四部委《关于贯彻实施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烈士褒扬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范启建于2006年6月11日溺水身亡，烈士申报的实体条件应适用《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仅证明了范晓健溺水身亡，无法证明范晓健系因救他人而溺水致身亡，其提供的证据更加无法证明范晓健存在“壮烈牺牲”和“事迹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等情节。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国发[1980]152号)和民政部《关于贯彻实施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1980]63号)中革命烈士的批准条件。二、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及答辩书是依法行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定程序。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适用《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对被答辩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在作出答复前到事发单位进行了走访、调查、核实并收集了相关材料，履行了调查核实职责，所作出的答复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案中，被答辩人曾三次向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在第二次复议程序中依法组织了听证，第三次行政复议答辩人禹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没有再次组织听证的必要，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作出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之规定。答辩人依据法律法规、职责范围及合法程序向申请人出具并送达行政决定书，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完全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的，是正确的，是合法的。 原审第三人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桂英向本院提交以下2组证据：证据1.2019年9月10日中共德州市委政法委、德州市总工会、共青团德州市委授予范晓健“勇救落水职工好青年”荣誉称号的荣誉证书；2.救人青年韩磊、林宪坤、聂其斋及为救同学溺亡的邱桂栋等因相似情节的救人行为被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新闻报道。被上诉人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本身没有体现出与评烈之间的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个案不同，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被上诉人禹城市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仅凭该证书就认定其符合评烈条件，还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证据2属于传来证据，不是政府网上发布，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安装工程公司质证认为：认可证据1，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核实，不确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经合议庭评议，上诉人徐桂英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证据1具有真实性且系在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形成，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新的证据”，但因其未在行政程序中提出，因此，不能作为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首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总政治部《关于贯彻实施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2012]83号）第一条规定：“《烈士褒扬条例》施行前牺牲人员的烈士评定工作，适用其牺牲时施行的有关法规。”本案中，范晓健死亡时间为2006年，但上诉人徐桂英提出申请的时间为2017年，按照“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原则，本案涉及的烈士评定条件及标准应适用当时施行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涉及的烈士评定工作程序则可以适用案涉答复作出时2018年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的相关规定，其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工作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由此，禹城市民政局具备作出相应答复的法定职权，同时，由于行政机构改革，本案一审时，申报烈士的职责已转移至新组建的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所以，本案被上诉人禹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一）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二）对敌作战致成残废后不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三）在作战前线担任向导、修建工事，救护伤员，执行运输等战勤任务牺牲，或者在战区守卫重点目标牺牲的；（四）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或者被敌人俘虏、逮捕后坚贞不屈遭敌人杀害或受折磨致死的；（五）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第五条规定：“本条例第三条规定以外的牺牲人员，如果事迹特别突出，足为后人楷模的，也可以批准为革命烈士。前款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现役军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其他人员为民政部。”涉案禹民复字[2018]1号《答复书》最终认答复意见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明显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关于烈士评定的规定。”其主要理由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证明不了范启建因抢救他人生命而溺水身亡，也就不存在事迹特别突出、足以为后人楷模的情形，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以外的牺牲人员也可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规定”以及“即使上述材料能证明范启建因抢救他人生命而溺水身亡，也不能证明范启建的行为具备‘壮烈牺牲’、‘事迹特别突出’等要素，不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关于可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规定。”综合本案在卷证据，能够证实禹城市民政局在其职权范围内基于其调查核实作出上述认定并无不当。 再次，涉案答复是在禹城市民政局作出的前两次答复被禹城市人民政府复议撤销的前提下第三次作出，因本次答复意见与前两次答复内容并无本质区别，且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已经组织了听证、听取了当事人意见，从实质上保障了上诉人徐桂英的上述权利，从而弥补了行政答复程序中的程序瑕疵，并未对当事人产生实际影响，所以，上诉人徐桂英关于答复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最后，关于涉案答复行为的法律适用和行政复议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正确，论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徐桂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桂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本海 审判员  师延锋 审判员  宋冬梅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杨晓婧 书记员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