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7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坚龙，男，汉族，1982年4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智仁，广东同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育佳，男，汉族，1990年5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彬，广东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彩仕达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坑尾大道55号四层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18166XM。法定代表人：胡育佳。上诉人杨坚龙因与被上诉人胡育佳、深圳市彩仕达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仕达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5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坚龙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向杨坚龙返还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3092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判令由胡育佳、彩仕达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过分看重书面证据，忽视电子证据的证明效力，割裂了证据之间的客观联系，并对胡育佳、彩仕达公司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偏听偏信。本案中，杨坚龙与胡育佳之间实系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能就合作经营达成协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杨坚龙与胡育佳经口头协商一致设立深圳市彩仕达光电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符合认定合伙关系的实质要件。1.杨坚龙和胡育佳共同出资20万元，出资比例为6:4，即杨坚龙出资12万元，胡育佳出资8万元。2016年5月份左右，杨坚龙和胡育佳因共同参与广州天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项目而相识，当时杨坚龙已在广州浩博百星光电有限公司任职多年，在广州的LED显示屏销售行业积累了广阔的人脉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其后，为开拓广州市场，胡育佳（其当时系彩仕达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劝说杨坚龙离职，与其共同创业，并向杨坚龙明确：①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启动资金为20万元，出资比例为杨坚龙占60%,胡育佳占40%；②合作期间，双方可按照出资比例共同享有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分红并承担亏损；③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人员组建、业务开拓等由杨坚龙负责并担任总经理,胡育佳负责提供运营和业务指导，并由其安排专人（即胡某媛）负责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核算。杨坚龙经过一番思虑后，同意了胡育佳的提议。上述启动资金20万元中，10万元从双方合作的领先电子项目利润中支出，其中，杨坚龙占6万元。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杨坚龙于2016年8月1日分两次向胡某媛的农行账户（尾号4976)转款5万元和1万元共计6万元（备注“公司参股金”)，胡育佳对此予以确认，且胡育佳至今未向杨坚龙退还该6万元“公司参股金”。同时，胡育佳在微信聊天中表示“分公司需要规划，建体系，执行，落地，再花个10万元都值得”，可见杨坚龙和胡育佳均是以10万元作为共同出资的单位额度，现杨坚龙转款6万元“公司参股金”，亦可印证双方约定的出资比例为6:4。综上所述，虽然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均确认广州分公司的出资为20万元，但却不能正确、合理说明该资金的由来、领先电子项目的履行情况以及至今未退还杨坚龙6万元“公司参股金”的缘由，而杨坚龙存在直接的出资行为，各项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能合理解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髙度可能性的规定，杨坚龙的主张明显更具合理性，应予以采信，即杨坚龙和胡育佳共同出资20万元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出资比例为6:4,杨坚龙出资12万元，胡育佳出资8万元。2.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人员组建、业务开拓等由杨坚龙负责并担任总经理，胡育佳负责提供运营和业务指导，并由其安排专人（即胡某媛）负责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核算。胡某媛是胡育佳的妹妹，也是彩仕达公司的监事和财务负责人，胡育佳既会直接参与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会安排胡某媛代其进行，而且杨坚龙与胡育佳、胡某媛主要通过直接微信或建立微信群等方式来沟通协调管理事宜。在杨坚龙和胡某媛的主要筹备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7月1日注册成立，胡某媛登记为负责人。杨坚龙担任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总经理，具体负责人员组建和业务开拓。杨坚龙不仅享有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分红，还享有按月工资和业务分成。胡育佳主要负责提供运营和业务指导，并由其安排胡某媛负责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核算，该事实有杨坚龙与胡某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广州分公司付款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2016年10月26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正式开业，杨坚龙、胡某媛、胡育佳及其父亲胡某德（现为彩仕达公司的大股东）均出席了剪彩仪式并由杨坚龙和胡育佳共同揭牌。综上所述，杨坚龙和胡育佳均共同筹备设立和经营管理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其中杨坚龙主要负责人员组建、业务开拓并担任总经理，胡育佳负责提供运营和业务指导并实际掌管财务。3.杨坚龙与胡育佳共同享有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并共同承担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亏损。2017年1月20日，胡育佳向杨坚龙平安银行账户（尾号5374)转款45520元。同日杨坚龙通过微信联系胡某媛，后者向杨坚龙发送了彩仕达广州分公司2016年12月工资表,该表载明上述款项中有4万元系杨坚龙的年终分红，并非胡育佳辩称的年终奖金。而且胡育佳在微信聊天中自认：截止至2018年6月4日，杨坚龙已支取分红6.5万元而且其会在6月15日前会支出3-5万元给杨坚龙急用，此与杨坚龙的主张一致。此外，胡育佳未向杨坚龙支付2017年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分红，杨坚龙退出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后，胡育佳于2018年4月5日、6月16日、7月19日及8月8日分别向杨坚龙支付2万元、5万元、3万元、3万元，合计13万元。由于杨坚龙业已离职，且双方已于2018年6月1日就业务分成结算完毕,业务分成也一般不会为整数，故上述13万元不可能是工资性收入，而是胡育佳在双方尚未清算的情况下预支给杨坚龙的利润分红。此外，就杨坚龙提出的分红要求，胡育佳始终未予否认杨坚龙作为合伙人依约享有的分红权利，而仅是以公司回款压力过大等为由予以拖延。综上所述，杨坚龙与胡育佳共同享有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且胡育佳已实际向杨坚龙支付利润分红合计17.5万元，一审判决作出“无法认定争议款项性质为出资所获利润分红”完全有误。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杨坚龙和胡育佳口头约定双方根据盈余分配的比例共同承担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亏损。但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在双方合作期间并未出现亏损，故不存在双方共同承担亏损的情况，而且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亏损仅由一人承担。综上所述，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1279号《民事裁定书》的司法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该条并非将‘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作为在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时认定个人合伙关系的必备条件，没有排除在既无书面合伙协议，又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情形下，根据其他证据并结合有关事实，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具体到本案而言，杨坚龙与胡育佳之间虽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双方经口头协商一致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并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完全符合认定合伙关系的实质要件。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观点的指导精神，应当认定杨坚龙与胡育佳之间系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能就合作经营达成协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在胡育佳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或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杨坚龙和胡育佳在合伙中的盈余分配比例为双方的出资比例，即杨坚龙占60%,胡育佳占40%。根据民通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髙法民再208号《民事裁定书》的司法观点“捷豹分公司虽为盐城市神龙运输有限公司成立的分支机构，但系由陶开平、徐锋与滕大虎三人合伙经营，且合伙事务均以捷豹分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故在处理本案合伙人纠纷时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具体到本案而言，如前所述，彩仕达广州分公司虽为彩仕达公司的分支机构，但系由杨坚龙和胡育佳合伙经营，而且合伙事务均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故杨坚龙和胡育佳之间既属于个人合伙，又可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如前所述，杨坚龙和胡育佳在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出资比例为6:4,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观点的指导精神，在无书面协议的情况下，若胡育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另行约定的或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形下，依法应当由双方按照出资比例对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即杨坚龙占60%，胡育佳占40%。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双方的出资比例无法确定，酌定平均分配合伙盈余，亦符合合伙的特性和处理合伙财产分配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本案应当依法认定杨坚龙和胡育佳在合伙中的盈余分配比例为杨坚龙占60%,胡育佳占40%。二、胡育佳作为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管理人，且其非法解散并注销广州分公司，其依法应就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存续期间的财务状况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时，应采信杨坚龙的主张。而一审判决对《资产负债表》予以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参照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全体合伙人担任清算人进行清算。然而，胡育佳仅于2018年6月1日组织杨坚龙对彩仕达广州分公司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了初步结算,但并没有对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货币性资产等全部债权债务进行清算。2018年7月23日，胡育佳在尚未与杨坚龙清算完毕的情况下，径行解散并注销了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将依法属于双方所有的合伙财产非法据为胡育佳、彩仕达公司所有，严重损害了杨坚龙作为合伙人的财产权益。再者，如前所述，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实际由胡育佳掌控，而且2017年11月份杨坚龙向其提出退伙想法后，胡育佳便拒绝向杨坚龙披露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拖欠杨坚龙应得的利润分红，故杨坚龙不清楚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存在客观上的举证困难。结合上述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结合参照（2018）闽0124民初1339号生效判例，杨坚龙认为，由于胡育佳作为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财务管理人，且其非法解散和注销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其有义务对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举证证明。现胡育佳虽辩称彩仕达广州分公司长年亏损并提供了《资产负债表》等证据，但该证据系其单方制作，即没有工商、税务部门的备案证明，又与其在先提供给杨坚龙的报表相异，同时也与常理不符，故胡育佳的上述辩称不能成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而依法采信杨坚龙的主张，即在不计外账的情况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存续期间的利润为90余万元(含20万元启动资金）。现一审判决对《资产负债表》予以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杨坚龙与胡育佳之间实系合伙关系，应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而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关于股权代持的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杨坚龙与胡育佳合作经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既属于个人合伙，又可参照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系彩仕达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存在股东一说。而且杨坚龙与胡育佳系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本案并非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因股权代持所产生的纠纷，现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杨坚龙与胡育佳之间实系合伙关系，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存续期间的利润为90余万元，扣除杨坚龙已支取的未纳入财务报表的9.3万元业务提成，剩余利润为807000元，再按照60%的盈余分配比例，杨坚龙应得的利润分红为484200元。如前所述，胡育佳已向杨坚龙支付利润分红17.5万元，故胡育佳应当向杨坚龙返还利润分红309200元。且由于其长期非法占有杨坚龙上述合法资金，故其应当自杨坚龙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杨坚龙支付相应的利息。同时，彩仕达公司系独立法人，对外独立承担责任，彩仕达公司对杨坚龙与胡育佳的合伙事宜完全知情，但彩仕达公司仍伙同胡育佳非法解散、注销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将本属于杨坚龙合法财产非法据为己有，与胡育佳有共同过错，故其应当与胡育佳共同向杨坚龙承担连带责任。杨坚龙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补充如下事实和理由：一、胡育佳在2018年7月19日以及2018年8月8日分别转给杨坚龙的3万元，合计6万元，不是用于返还参股金。（一）关于2018年7月19日的3万元。1.转账时并无备注款项用途是返还参股金。2.根据本案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认定这笔款项不是返还参股金。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该款项是返还参股金的责任在于胡育佳，如胡育佳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主张不应被采纳。（二）关于2018年8月8日的3万元。根据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胡育佳并没有否认还须再支付4万元即共须支付7万元，仅仅是支付时间不确定;胡某媛亦确认这次应付数额为7万元，但因为资金紧张故先支付3万元。综上所述，从杨坚龙、胡育佳、胡某媛在微信中确认应支付的金额来看，无论是2018年8月7日应当支付的7万元，还是算上2018年7月19日3万元合计的10万元，都与杨坚龙在2016年8月1日支付的6万元参股金数额不一致，足以证明胡育佳在2018年7月19日以及8月8日合计转账6万元不是用于退还参股金。二、胡育佳至少还须向杨坚龙支付10万元。（一）如果法庭经审理认为杨坚龙与胡育佳没有形成参股合作关系或者合伙关系，那么鉴于胡育佳认可接受了6万元参股金，而且一审时表示参股金没有实际投入公司经营，那么胡育佳应当将该6万元参股金返还给杨坚龙。（二）“嘉视”项目的7万元分红中尚有4万元待支付。各方都确认胡育佳须向杨坚龙支付7万元，由于胡育佳以资金短缺为由只支付了3万元，故应当继续支付剩余4万元。三、彩仕达公司的股权登记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中，杨坚龙与胡育佳仅是共同投资、经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杨坚龙只是要求分配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利润分红，并没有主张彩仕达公司的股权和利润。由于杨坚龙并未参与彩仕达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故彩仕达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不包括杨坚龙是很正常的。一审判决以杨坚龙未登记为彩仕达公司的股东，就推定杨坚龙没有参与投资、经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胡育佳、彩仕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一、胡育佳从未与杨坚龙签订过任何的合作协议。二、关于杨坚龙补充上诉状意见中的6万元，该笔款项是杨坚龙单方支付的参股意向金，因为双方的关于股权合作方式等重要事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双方未能达成书面协议。后因杨坚龙多次向胡育佳借款，该6万元胡育佳一直视情况进行抵销。而后胡育佳已于2018年7月19日、2018年8月8日分别向杨坚龙各支付了3万元，返还了参股意向金。杨坚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共同向杨坚龙返还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309200元（含投资款12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日，彩仕达公司的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杨坚龙、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均确认“广州分公司”出资为20万元。2016年8月，彩仕达公司为杨坚龙购买了社保。彩仕达公司确认杨坚龙为其销售人员，杨坚龙在职期间，收入包括工资和个人业务利润30%的分成。2016年8月6日，杨坚龙向彩仕达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转账支付6万元，备注“公司参股金”。胡育佳确认胡某媛为代其收取，其本人收到该款项。杨坚龙与胡育佳当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称该款项为“出资的钱”。其后，杨坚龙通过微信聊天向彩仕达公司提出“有个要求，我签的单，先按公司的模式提成给我……等以后咱们有盈利分红了，手头宽松了，并且公司的配套人员完善了，到时给不给提成再另说了”，胡育佳回复“好的，我们回来聊一下”。后，杨坚龙多次通过微信聊天向胡育佳询问“广州分公司”合作协议的进展。至“广州分公司”注销，双方未形成任何书面协议或文件。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8月15日期间，杨坚龙平安银行10×××01账号共收到胡育佳转款366533.18元（包含2017年4月14日转账2万元）；“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转款76657.34元；案外人徐某清转款11980.37元。其中胡育佳2017年4月14日转款2万元经杨坚龙确认为个人借款。杨坚龙主张案外人徐某清转款为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2月工资。2018年3月杨坚龙退出“广州分公司”。彩仕达公司不再为杨坚龙购买社保。另查，1.关于主体。彩仕达公司现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胡某德持股70%，胡育佳作为股东持股30%。2017年3月1日，彩仕达公司曾变更投资人及市场主体类型，变更前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胡育佳持股100%。彩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设立至今均为胡育佳。彩仕达公司于2016年7月1日登记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59DM5J2M，负责人为胡某媛，该分公司已于2018年7月23日注销。2.关于出资。杨坚龙主张其实际向“广州分公司”出资12万元，除2016年8月6日向“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转账支付6万元外，另有杨坚龙和胡育佳共同合作的广州市领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室内高清全彩显示屏系统项目（以下简称“领先电子项目”）中有10万元利润，杨坚龙用该业务利润出资6万元。胡育佳确认收到杨坚龙转账支付的6万元，但认为该6万元是参股意向金，由于最终双方未能就参股合作方式和利润分成达成一致，实际未作为出资投入公司经营；确认“领先电子项目”及10万元利润存在，但认为上述项目是彩仕达公司的业务，10万元利润是“广州分公司”的钱，不是杨坚龙的出资。3.关于杨坚龙是否以出资获得“广州分公司”利润分配。2017年1月20日胡育佳转账给杨坚龙45520元，其中5520元为2017年12月工资各方当事人无争议；另外40000元，杨坚龙认为是2016年利润分红，胡育佳认为是年底奖金。2018年4月5日胡育佳转账给杨坚龙20000元，杨坚龙认为是利润分红，胡育佳认为是业务提成。2018年7月19日胡育佳转账给杨坚龙30000元、2018年8月8日胡育佳转账给杨坚龙30000元，杨坚龙认为是预支的利润分红，胡育佳认为是退返参股意向金。4.关于“广州分公司”资产清算情况。“广州分公司”注销前自行清算形成《资产负债表》提交工商、税务部门。该《资产负债表》显示2018年5月31日，“广州分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98412.76元，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98412.7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杨坚龙与胡育佳就合作经营进行磋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依据该院已查明的事实，杨坚龙与胡育佳未签订书面合同、无书面记录，胡育佳认为双方由于参股合作方式和利润分成有分歧最终未能协商一致，杨坚龙认为已协商一致。本案中，杨坚龙诉请胡育佳、彩仕达公司返还合作期间的利润分红，应举证证明其与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坚龙提交与胡育佳、“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杨坚龙本人的平安银行10×××01账号流水证明与胡育佳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上述微信聊天记录表明杨坚龙与胡育佳就合作经营进行磋商，但无具体明确的语句可据以认定双方已就合作经营达成协议；杨坚龙提交的银行账号流水表明其与胡育佳、“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徐某清间的转款，但工资、业务分成、个人垫付款项报销等并未明确区分，争议款项亦无转账备注或说明，在胡育佳、彩仕达公司均否认且无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争议款项性质为出资所获利润分红。结合本案其他已查明的事实，从形式上，2016年8月6日杨坚龙向“广州分公司”负责人胡某媛转账6万元时，彩仕达公司及“广州分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均为自然人独资，只有一个投资人；2017年3月1日，彩仕达公司增加投资人并变更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时，并未登记杨坚龙为其投资人。从实质上，经庭审对“广州分公司”出资、出资人身份确认、享有及行使出资人权利的事实情况进行审查，现有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杨坚龙为隐名的出资人或实际享有或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因此，杨坚龙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坚龙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938元，由杨坚龙负担。二审中，胡育佳、彩仕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杨坚龙向本院提交了：证据一，《付款证明》（由广州市领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及其附件；证据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一和证据二共同用以证明杨坚龙与胡育佳约定将领先电子项目的10万元利润作为两人共同投资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启动资金。证据三，《缴费历史明细表》，用以证明：1.杨坚龙与胡育佳合伙经营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前，已在广州浩博百星光电有限公司任职多年；2.彩仕达广州分公司自2017年2月份起至2018年3月份止为杨坚龙缴纳社保。证据四，“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微信群成员信息，用以证明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人员架构完整，杨坚龙系彩仕达广州分公司总经理。证据五，《户外P10全彩显示屏幕系统标准合同》及附件，用以证明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以自身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而且收款账户为胡某媛的私人账户。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无关，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杨坚龙还向本院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杨坚龙与胡育佳合伙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但是，韩某述称：“是杨坚龙跟我说的他具有股东身份”“不清楚杨坚龙与胡育佳如何合作”“杨坚龙之前跟我讲过出资及股权比例，但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我不清楚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收入以及盈利状况”“胡育佳也讲过杨坚龙出资占股，但不清楚股份比例，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但我不记得是谁”……由此可见，韩某对于杨坚龙所称的其与胡育佳存在合伙关系的认知，主要基于杨坚龙对韩某的单方陈述，且亦承认其并不清楚杨坚龙与胡育佳是否曾就所涉合伙事宜的出资方式、数额、利润分配等作出明确约定，故韩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杨坚龙与胡育佳存在合伙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杨坚龙进一步解释其诉讼请求及主要诉讼理由：其与胡育佳合伙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胡育佳在杨坚龙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解散并清算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侵犯了杨坚龙作为合伙人的权益，故杨坚龙要求胡育佳赔偿其损失，彩仕达公司就此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明确其系基于合伙企业而非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根据杨坚龙在二审法庭调查程序中进一步明确的诉讼请求及主要诉讼理由，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合伙企业纠纷，争议焦点是杨坚龙与胡育佳是否合伙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杨坚龙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第九条规定，申请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第十四条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书面合伙协议……第十七条规定，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行出资义务。第十八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二）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三）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四）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五）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六）合伙事务的执行；（七）入伙与退伙；（八）争议解决办法；（九）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十）违约责任。第十九条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由此可见，合伙人订立书面合伙协议既是设立合伙企业的前提要求，也是证明当事人存在合伙关系、明确合伙人权利义务的重要证据。本案中，杨坚龙与胡育佳并未就设立彩仕达广州分公司订立书面合同，无证据双方曾就形成合伙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由于杨坚龙本系彩仕达广州分公司工作人员，负责销售工作，故不能以杨坚龙参与彩仕达广州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为由主张其与胡育佳合伙设立该分公司。同时，杨坚龙与胡育佳、彩仕达分公司之间因业务提成、工资、借贷及还款等事宜存在大量款项往来，故杨坚龙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亦不能证明存在其所称的合伙关系以及出资数额、出资比例、利润分配方式等基本事实。因此，杨坚龙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与胡育佳存在合伙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坚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38元，由杨坚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李  兴  旺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