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0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学军，男，198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一审原告）：麦秀珍，女，198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冬致，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葭咏，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晓红，女，197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载哲（LIMJAECHEOL），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韩国公民，上诉人吴学军、麦秀珍因与被上诉人黄晓红、林载哲（LIMJAECHEOL）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学军、麦秀珍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黄晓红、林载哲一次性偿还50000元本金及利息（2013年3月4日至2013年3月14日期间以400000元为本金；2013年3月15日至2015年1月26日期间，以100000元为本金；2015年1月27日至黄晓红、林载哲实际还款之日止，以50000元为本金；均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给吴学军、麦秀珍；2.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黄晓红、林载哲一次性偿还150000元本金及利息（2015年6月11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以250000元为本金；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1月12日期间，以200000元为本金；2015年11月13日至黄晓红、林载哲实际还款之日止，以150000元为本金；均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给吴学军、麦秀珍；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4.判决黄晓红、林载哲一次性偿还10000元本金及利息（2014年5月19日至黄晓红、林载哲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给吴学军、麦秀珍；5.判决黄晓红、林载哲一次性偿还30000元本金及利息（2016年3月7日至黄晓红、林载哲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给吴学军、麦秀珍；6.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全部由黄晓红、林载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4年5月19日10000元借贷，黄晓红、林载哲并没有进行实质的举证，且其陈述自相矛盾，仅凭其陈述不足以反驳吴学军、麦秀珍的举证，吴学军、麦秀珍的证据证明力更强，故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吴学军、麦秀珍关于10000元本金和相应的利息。二、关于2016年3月7日30000元的借贷关系，黄晓红、林载哲既没有举证，其反驳的理由也得不到一审判决认可，则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部分诉讼请求。黄晓红、林载哲在一审时没有举证，其所谓的“证据”均是吴学军、麦秀珍原有的证据。黄晓红、林载哲主张自己借款给吴学军、麦秀珍，但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该种说法不成立，黄晓红、林载哲2015年10月21日和2015年11月13日合计转账的10万元是对2015年6月11日25万元的还款。则黄晓红、林载哲关于借款给吴学军、麦秀珍的说法不成立。在黄晓红、林载哲说法不成立、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吴学军、麦秀珍关于该30000元本金和相应利息的请求。此外，虽然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但款项的形式是对应和明确的，吴学军、麦秀珍也举证进行了回应和合理的说明。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以“鉴于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吴学军、麦秀珍并未能就该30000元的借贷关系继续举证”的理由驳回对该3万元借款的主张。三、本案中双方已经对借期内的利率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明确约定比银行的利息高一点的利率即年利率8％，故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借期内的利息，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来认定借期内的利率和逾期利率。一审判决只是支持了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判决不能仅依据《借款条》没有记载利息就认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也不能仅基于此就只支持2015年3月1日以后的逾期利息。依据上述证据可知，吴学军、麦秀珍与黄晓红、林载哲已经补充约定借期内的利率是年利率8％。在双方有约定的前提下，本案所有本金的利息计算，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而应当适用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吴学军、麦秀珍在一审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中，能够计算出利息金额的诉求主要是借期内利息。人民法院应考虑到黄晓红、林载哲长期拖延还款、给吴学军、麦秀珍造成资金损失的违约情形，并支持该部分诉求。四、一审判决已经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却没有将录音证据认定为吴学军、麦秀珍催款的证据，存在自相矛盾。且吴学军、麦秀珍还提交了2018年6月9日当面向黄晓红追债的视频，这都能充分反映吴学军、麦秀珍有积极催债，故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进行认定，相应利息也不应当仅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2日)开始起算。五、2014年4月1日转账4000元和2014年4月3日转账7500元，是林载哲支付给麦秀珍的生格林店铺的销售款。吴学军、麦秀珍已在一审第2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更正。吴学军并没有对上述两笔款项单独作出更正的说明，导致一审法院错误认为双方还有其它不明的经济往来。六、双方经济往来清晰明了，有经济往来也不能推翻吴学军、麦秀珍出借1万元和3万元借款的事实。吴学军、麦秀珍不认可一审法院两次引用“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驳回吴学军、麦秀珍的主张。首先，“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本身并不是事实，虽然双方还有其它的经济往来关系，但这些经济往来是清晰且无争议的，双方并不存在其它“不明的”经济往来关系。其次，黄晓红、林载哲对“l万元”和“3万元”的抗辩从未提出涉及其它“不明的”经济往来款。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主动引用“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作为驳回吴学军、麦秀珍的理由。七、关于利息问题。林载哲对欠款一事的态度反反复复，经历了承认、否认、再承认、再否认的过程。在双方关系未破裂之前，林载哲承认欠款24万元并承诺给吴学军、麦秀珍年利率8％利息，利息是对总体欠款而言的。随后吴学军、麦秀珍想找林载哲落实如何处理矛盾细节问题时，林载哲又全部否认了。在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录音证据里，林载哲又承认了欠款并且明确答应支付利息，吴学军由于经常被打断无法把借款详细列出，而林载哲明确答应支付的利息，其实是对总的欠款所支付的利息。此外，由于吴学军、麦秀珍起诉时主张借期内利息，故未强调录音产生时间。退一步说，若二审法院只支持吴学军、麦秀珍获得逾期利息，恳请二审法院参考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二审利息计算表参考》，结合吴学军、麦秀珍在一审时所陈述的4笔借款时说法、黄晓红、林载哲借款的用途及潜在的还款期等实际情况考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吴学军、麦秀珍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晓红、林载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学军、麦秀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黄晓红、林载哲共同向吴学军、麦秀珍偿还借款本金240000元；二、黄晓红、林载哲一次性支付利息暂计88385.75（自2013年3月4日起，以4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3年3月14日止，利息为964.38元；自2013年3月15日起，以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4年5月18日止，利息为9424.66元；自2014年5月19日起，以1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5年1月26日止，利息为6099.73元；自2015年1月27日起，以6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5年6月10日止，利息为1775.34元；自2015年6月11日起，以3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5年10月20日止，利息为8968.77元；自2015年10月21日起，以26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5年11月12日止，利息为1310.68元；自2015年11月13日起，以2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2016年3月6日止，利息为5293.15元；自2016年3月7日起，以24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计付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7日利息为54549.04元）；三、本案诉讼费由黄晓红、林载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400000元的款项往来：一、2013年3月4日，吴学军向黄晓红网银转账400000元，备注“借出款”。吴学军称该笔款项来源于其父母，双方约定该笔款项为短期借款，没有签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黄晓红、林载哲认可该笔400000元借款是由黄晓红、林载哲夫妻共同借的。2013年3月15日，黄晓红向吴学军网银转账300013元，其中13元是黄晓红额外支付的跨行转账手续费，后吴学军告知银行卡汇款无需手续费，故吴学军又将13元转账退还给黄晓红。双方均确认该笔300000元为黄晓红归还2013年3月4日的借款本金。吴学军、麦秀珍提交一份黄晓红向吴学军出具的手写借款条，记载：“本人黄晓红于2013年3月1日向吴学军先生借入人民币拾万元整，必须于2014年2月28日一次性还清，特此证明。”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借款人处有黄晓红签名、身份证号码、手印。在前述同张借款条下方，手写记载：“经双方协商，同意以上借款延迟一年还款，即是于2015年2月28日一次性还清。特此证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日，借款人处有黄晓红签名和手印。吴学军、麦秀珍称吴学军先借出400000元，扣减黄晓红已归还的300000万元，尚欠100000元，故黄晓红向吴学军出具前述借款条。黄晓红确认借款条上两处签名是本人所签，两处手印是本人所按。二、林载哲提交转账凭证，证明黄晓红于2014年4月1日向吴学军转账4000元、于2014年4月3日向吴学军转账7500元、于2014年6月3日向吴学军转账3793元、于2014年7月2日向吴学军转账4366元，于2014年8月4日向吴学军转账3890元，于2014年9月1日向吴学军转账1106元，于2014年10月1日向吴学军转账4365元，于2014年11月1日向吴学军转账1994元，于2015年1月27日向吴学军转账50000元。林载哲称2014年5月4日将现金3986元还给吴学军，并提交一份打印的还款记录，记载：“2014年5月4日，在东莞市××德政中路××信义商业步行街4-103铺，林载哲亲自将现金人民币3986元还给吴学军。”林载哲称于2014年12月1日将现金7500元还给麦秀珍，并提交一份打印的还款记录，记载：“2014年12月1日，在东莞市××德政中路××信义商业步行街4-103铺，林载哲亲自将现金人民币7500元还给麦秀珍。”林载哲称于2015年1月27日将现金7500元还给麦秀珍，并提交一份打印的还款记录，记载：“2015年1月27日，在东莞市××德政中路××信义商业步行街4-103铺，林载哲亲自将现金人民币7500元还给麦秀珍。”因此黄晓红、林载哲认为，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1月27日的转账及现金支付共计100000元，加上2013年3月15日归还给吴学军的300000元，黄晓红、林载哲对吴学军、麦秀珍负担的400000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三、吴学军、麦秀珍确认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1月27日的银行转账记录真实，但双方并不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形，且这些还款记录里面没有记载事由，只是记载了时间、地点、交付人与接收人，根本无法核实，因此对三笔现金交付不予认可。吴学军、麦秀珍认为，2014年5月4日的3986元、2014年12月1日的7500元、2015年1月27日的7500元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还款事由。2014年4月1日的4000元和2014年4月3日的7500元是其他往来款，除了前述三笔现金没有事实依据外，其余黄晓红、林载哲对吴学军、麦秀珍的转账均是货款，因此现金的金额是为了拼凑400000元的还款捏造出来的。如果黄晓红、林载哲在2015年1月27日还款50000元以后，导致400000元债务结清的，其应当找吴学军、麦秀珍要回借款条，黄晓红、林载哲没有取回借款条恰恰说明债务根本没有结清，黄晓红、林载哲主张的8笔转账还款均有零头付款时间均是每个月的1号到4号，这都符合月底结算月初转账的生活常识，再加上黄晓红、林载哲承认自己经营店铺“生格林”均能说明这些转账不是还款而是麦秀珍作为“生格林”的实际投资人，林载哲作为店铺运营的实际操作人，每月结账后转账给吴学军、麦秀珍的“生格林”的经营收入。况且，分期还款和黄晓红、林载哲在借款条中所陈述的一次性还款自相矛盾，对于这100000元的借款中只有在2015年1月27日一次性归还50000元是比较符合还款的意思表示。林载哲则辩称还清400000元的借款后没有拿走借条，是因为吴学军说他已经将借条撕毁了，而且是吴学军要求转账时给零头，称是其老家茂名的风水，这样才能发财。吴学军、麦秀珍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关于2014年5月19日10000元的款项往来：2014年5月19日，吴学军向林载哲银行转账10000元。吴学军、麦秀珍称该笔款项为林载哲以旅游为由向吴学军、麦秀珍所借。林载哲辩称确认收到该笔10000元款项，但是并非借款，2013年8月2日吴学军与林载哲去韩国出差旅游，吴学军借林载哲的韩币大约是人民币10000元，这些是吴学军还给林载哲的钱，而且当时的10000元是林载哲在韩国帮吴学军带回一些物品以及宝宝的用品。黄晓红、林载哲认为自己本身就是韩国人，时常隔一两个月便回韩国一次，而且自己做生意，当时生意非常好，完全有能力承担费用，完全有足够的钱去韩国，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向吴学军借钱。为证明其所述事实，林载哲提交2013年8月2日深圳机场出境记录以及韩国首尔明洞酒店外观照片，以证明林载哲与吴学军当日一起出境并前往韩国首尔；提交2014年5月28日的出境记录和2014年6月1日的入境记录，以证明林载哲去韩国帮吴学军购买物品；提交一份2014年5月30日的韩文购物小票，以证明为吴学军的儿子购买奶瓶；提交吴学军儿子的照片、林载哲与吴学军儿子的合照，并注明吴学军、麦秀珍儿子的衣物用品等都是林载哲代为购买。吴学军认为林载哲提供的购物小票记载的是韩文，如果是域外证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认证和翻译，并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双方虽然是朋友，但是涉及到购买东西都是钱货两清的，而后续几张小孩的照片所涉的物品是黄晓红、林载哲答应送给吴学军、麦秀珍的，因此不同意作为借款。黄晓红、林载哲所经营的店铺“生格林”出售有关的日用杂货、化妆品等，小票也不能证明就是购买给吴学军、麦秀珍孩子的物品。至于黄晓红、林载哲和吴学军、麦秀珍一起去韩国的时间，具体的日期无法回应，但该次出行是基于吴学军、麦秀珍的公司组织到韩国出差，连黄晓红、林载哲的机票都是吴学军、麦秀珍出钱购买的，根本谈不上还要吴学军、麦秀珍向黄晓红、林载哲借钱的必要性。对于护照里的出入境记录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关于250000元的款项往来：2015年6月11日，麦秀珍向黄晓红转账250000元，吴学军、麦秀珍称黄晓红、林载哲以购买南沙房产（即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富力天海湾A4栋703房，下称703房）缺乏资金为由，向吴学军、麦秀珍借款250000元。黄晓红、林载哲确认该笔转账的真实性，但黄晓红、林载哲辩称该250000元为吴学军、麦秀珍付给黄晓红、林载哲的股票佣金，其提交了两张2015年股票行情打印图片，以证明黄晓红、林载哲帮吴学军、麦秀珍炒股，吴学军、麦秀珍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林载哲申请证人作证，证人郭某到庭证实：其在林载哲店铺“生格林”买东西认识了林载哲，后经过了解，2013年开始，麦秀珍与林载哲存在雇佣关系，雇主是林载哲，雇员是麦秀珍。其在店里见过麦秀珍和林载哲之间在聊炒股的事情，具体谈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记得是炒股的金额比较大，也涉及佣金的问题。其知道林载哲帮麦秀珍炒股的金额有几百万，但不知道具体金额。林载哲2015年教其炒股，2017年正式指导其炒股，赚钱后，其要支付20%的佣金给林载哲。结算佣金的时间不固定，一般是在整个有赚钱的期间决定退出就会结算，在结算后都会尽快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给林载哲，盈利后自行决定把盈利的金额转出或留在账户内继续运行。林载哲认为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第一段录音文字版（证据10第20页第31行）中“吴学军：我股票不是给你提成了吗？那最后呢？股票亏钱了吧?”说明吴学军把股票提成给了林载哲，包括之前的250000元就是这里所说的提成。并且，林载哲认为，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第一段录音文字版（证据10第20页第33行到34行）中“你只是给我10个点，10个点是，只是赚钱的当中10个点给我”说明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确认了佣金是10个点，250000元是20个点，所以后面黄晓红又借了100000元给吴学军、麦秀珍，黄晓红、林载哲认为已经把这10个点还给了吴学军、麦秀珍。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第一段录音27分46秒（即文字版证据10第22页第25到28行）：“吴学军：借钱的事咯，我们借给你们703的房子，那时候是2015年的6月11日；林载哲：“……房子卖掉一起给你，加利息，比银行的利息高一点。银行的利息是5到6个点，她说8也可以”，林载哲称自己以为吴学军、麦秀珍说的是701房（另案涉及的房产），701房是吴学军、麦秀珍出钱买的，是黄晓红名下的，但是约定了有利润就分成，所以当时吴学军、麦秀珍在谈房子的事情，林载哲一直认为讲的是701房的问题。吴学军认为该段对话明显指的是703房250000元的借款，双方在录音以前一直讨论的是701房，也就是另案之中房产庭关于借名买房的事情，这个在录音第26分52秒此处吴学军清楚的表达双方沟通701房的事情，然后林载哲的回复意见是自己手头上有80万元可以解决此事，接下来再27分46秒的上两行黄晓红、林载哲表示等吴学军说完第一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指的是701房的事情后，林载哲问吴学军第二个事情呢？这里的语气有明显的转折，双方显然已经从701房转为沟通703房，703房是黄晓红所购买的房产，两个房屋是同一个时间段购买，701购房时间是2015年的5月，而吴学军、麦秀珍是在2015年的6月向黄晓红、林载哲提供借款25万元用于购买703房，签订这是认购书的时间是5月，但是具体借款出借的日期则是2015年6月11日，因此并不存在两个房屋的款项相混淆的问题，且如果涉及借名买房问题则不存在利息的说法，但是林载哲在27分46秒的回复中提到了8点，这个8点其实指的是年利率8%，林载哲进一步提出利息的问题，恰恰说明本案的借贷事实。吴学军、麦秀珍称黄晓红于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1月13日各转账5万元是上述款项的还款。黄晓红、林载哲予以否认，称该100000元系出借给吴学军、麦秀珍的款项，但黄晓红、林载哲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吴学军、麦秀珍称，当时黄晓红、林载哲借款250000元是用于购买上述所称的703房，黄晓红、林载哲确实也购买了上述703房，法院也将该房产予以查封。且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林载哲表示“同意房子卖掉一起给你，加利息，比银行的利息高一点”，703房是黄晓红购买的房产，购买时间为2015年5月左右，吴学军、麦秀珍于2015年6月向黄晓红、林载哲转账250000元用于购买703房具有合理性，且不存在与701房款项相混淆。其他事实：林载哲称“生格林”店铺于2011年9月30日开业，由其与案外人韦某共同经营，2012年1月2日，经营权转至黄晓红名下，但仍由林载哲实际经营。2013年3月2日，店铺经营权转至麦秀珍名下，由林载哲负责日常经营。2018年9月该店铺倒闭。吴学军、麦秀珍称麦秀珍从2016年底就不再经营“生格林”，此后的租金也由林载哲支付，由于该店铺的营业执照办理经营者是麦秀珍，故才有借名经营一说。林载哲主张店铺办理刷卡机绑定麦秀珍的卡，该卡平常放在店铺但不知道密码。麦秀珍则称该卡一直由林载哲掌控，也由林载哲实际使用，麦秀珍不掌握店铺的资金和账本。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林载哲为韩国人，因此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案件。黄晓红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一审法院依法取得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涉款项往来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且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关于2013年3月4日400000元的借贷关系，吴学军、麦秀珍提交了400000元的转账记录，黄晓红、林载哲亦确认收到，双方对该笔款项的借贷关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就案涉400000元双方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均确认，2013年3月15日，黄晓红、林载哲已归还该400000元中的300000元本金，并就剩余的100000元写下借款条。至于黄晓红、林载哲提交转账记录，并主张给付3笔现金，已经清偿剩余100000元本金的抗辩，林载哲开设“生格林”，后于2013年3月转让给麦秀珍，双方除借款往来外，仍有其他经济往来。林载哲提供的转账记录均为月初，且每次还款金额不一致，其主张的现金支付吴学军、麦秀珍的款项，吴学军、麦秀珍予以否认，林载哲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剩余100000元的借款黄晓红、林载哲曾签下借据约定一次性归还，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林载哲关于还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故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吴学军、麦秀珍确认2015年1月27日黄晓红、林载哲转账50000元是对该笔借款的还款，黄晓红、林载哲尚欠50000元本金尚未归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2014年5月19日10000元的借贷关系，吴学军、麦秀珍仅提交了转账记录，林载哲的陈述具有合理性，且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吴学军、麦秀珍并未能就该10000元的借贷关系继续举证，故一审法院对吴学军、麦秀珍称该10000元为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6月11日250000元的借贷关系，吴学军、麦秀珍提交了转账记录，林载哲亦确认收到，吴学军、麦秀珍主张是借款，但林载哲认为是股票的佣金。首先，并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就股票佣金进行约定；其次林载哲虽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其与案外人的约定并不能证明其与吴学军、麦秀珍有过同样的约定；再次，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录音中，并不能明确指代该250000元为股票佣金，该录音也并不能反映吴学军、麦秀珍明确250000元为支付给林载哲的股票佣金。综上，林载哲的抗辩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250000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吴学军、麦秀珍确认就该250000元借款黄晓红、林载哲已经偿还100000元本金，黄晓红、林载哲虽抗辩该100000元是其出借给吴学军、麦秀珍的，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采纳吴学军、麦秀珍陈述，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100000元为黄晓红、林载哲归还的款项，就该笔借款黄晓红、林载哲尚欠150000元本金未归还。关于2016年3月7日30000元的借贷关系，吴学军、麦秀珍提交了转账凭证以及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借贷关系，黄晓红、林载哲称该款为吴学军、麦秀珍归还的款项，鉴于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吴学军、麦秀珍并未能就该30000元的借贷关系继续举证，故一审法院对吴学军、麦秀珍称该30000元为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林载哲提出了其借给吴学军、麦秀珍的款项以及工资、佣金等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黄晓红、林载哲可另行向吴学军、麦秀珍主张。黄晓红、林载哲在2011年10月8日登记结婚，2019年3月11日解除婚姻关系，案涉借款均发生在黄晓红、林载哲婚姻存续期间。黄晓红、林载哲均知悉案涉款项的往来，也共同使用案涉款项，故黄晓红、林载哲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利息的问题，吴学军、麦秀珍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了借款利率为年利率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吴学军、麦秀珍主张年利率超过6%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理由，2013年3月4日400000元的借款，黄晓红、林载哲尚欠本金5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5年2月28日，则该笔借款黄晓红、林载哲应支付本金50000元及自2015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吴学军、麦秀珍。2015年6月11日250000元的借款，双方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吴学军、麦秀珍亦未有明确对该款向黄晓红、林载哲催款的时间及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黄晓红、林载哲应支付本金150000元及自吴学军、麦秀珍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1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给吴学军、麦秀珍。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黄晓红、林载哲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50000元本金及利息（自2015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吴学军、麦秀珍；二、黄晓红、林载哲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150000元本金及利息（自2019年1月2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吴学军、麦秀珍；三、驳回吴学军、麦秀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受理费6226元、保全费2162元由吴学军、麦秀珍负担2258元,黄晓红、林载哲负担6130元（可迳付吴学军、麦秀珍）。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吴学军、麦秀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手机截图，拟证明吴学军早于2018年2月5日已经要求黄晓红、林载哲还款，涉案15万元的利息不应从2019年1月22日起诉之日起算；2.携程机票预订邮件（2013年7月24日）、平安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广发银行2013年8月对账单、韩国出差期间的照片，拟证明吴学军为林载哲购买机票，林载哲经济紧张，不可能借钱给吴学军，吴学军去韩国是因公出差，没有使用现金的需要，如有消费，亦可以刷卡消费，无需向林载哲借款；3.微信对话记录和购房发票，拟证明林载哲要求吴学军将701房的发票借给其办理贷款，并承诺贷款办完以后归还30000元，因此吴学军才在2016年3月7日借出30000元，黄晓红在微信上告知麦秀珍发票已经收到。黄晓红、林载哲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林载哲是韩国公民，故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而涉案借款事宜主要发生在我国境内，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适用我国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2014年5月19日10000元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针对该10000元款项，吴学军仅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林载哲一审时解释称该款项为双方此前一起前往韩国出差旅游及其为吴学军代购物品而支付的款项，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双方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经济往来，故仅凭该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双方达成借款的合意。在此情况下，吴学军作为主张借贷成立的一方，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进一步举证，但吴学军未能就此继续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吴学军二审提交的携程机票预订邮件、平安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广发银行对账单、韩国出差期间照片等证据材料，并没有反映涉案借款成立的相关内容，亦不足以推翻林载哲的陈述，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驳回吴学军关于该10000元借款的诉讼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16年3月7日30000元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针对该30000元款项，吴学军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该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反映林载哲收到该款项的事实，并没有任何显示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内容。林载哲抗辩称为支付其他款项，而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双方存在借贷、合作经营、代理投资股票、借名买房等多种类型的法律关系，林载哲一审提交的部分银行流水记录亦作为其他经济往来处理，故现有证据并不能完全排除该款项属于双方其他法律关系的经济往来的可能性。至于吴学军二审提交的微信对话记录和购房发票，并没有反映该借款的相关内容，不足以证明吴学军的上诉主张，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在吴学军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30000元借贷关系成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驳回吴学军关于该30000元借款的诉讼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50000元借款的利息问题。首先，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双方并没有就该笔借款的还款期限、利息问题作出明确的约定。虽然林载哲曾在电话中提及利息问题，但林载哲系陈述称“房子卖掉一起给你，加利息，比银行的利息高一点……她说8也可以”，该陈述实际上是林载哲在与吴学军协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该利息何时起算、具体的利率均未确定，吴学军亦未作出表示。由此可见，双方并未就借款利息问题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其次，吴学军二审期间提交手机截图拟证明其在一审提交的视频、录音的形成时间，其此时已向林载哲催收借款，但是根据该些视频及录音内容来看，并不能确认吴学军明确向林载哲催收涉案借款。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利息自吴学军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吴学军、麦秀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25.79元，由上诉人吴学军、麦秀珍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文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陈晓君易臻萱李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