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025民初726号原告：陈培英，女，汉族，1956年7月8日生，户籍地临颍县，现住址临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进功、郭晓刚，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秀英，女，汉族，1961年6月15日生，住襄城县。被告：武贝博，女，汉族，1981年1月5日生，住漯河市源汇区。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刚，河南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高举，河南博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培英诉被告刘秀英、武贝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培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进功、郭晓刚，被告武贝博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原告申请鉴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2019年8月9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培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进功、郭晓刚，被告刘秀英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高举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被告诉辩争议原告陈培英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18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3月20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为190.8万元，之后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刘秀英、武贝博的答辩意见：1、根据陈培英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陈培英与武新宽（已去世）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生效，应当根据陈培英向武新宽支付借款情况确认借款合同的效力，以陈培英第一次向武新宽实际交付借款的金额确定借款本金；2、从陈培英提供的借据无法知晓借据之前的债权凭证是否有有关利息的约定，故本案对利息约定不明，不应当支付利息；3、如果陈培英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武新宽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或者确定实际向武新宽交付的本金，该借款也不属于武新宽与刘秀英的夫妻共同债务；4、武贝博作为武新宽的女儿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偿还责任。武贝博没有继承武新宽的遗产，武新宽的对外投资至今没有收回，武贝博在借据上签字，是因为陈培英得××逝，拿着借据去武新宽家催要，要求武贝博签字证明借据是其父亲武新宽书写。武贝博在借据上签字是出于对陈培英的利益考虑，为了让其放心，证明借条确系父亲所写，但武贝博签字未标明身份或作出任何承诺，不属于债务的加入，并非是要自己承担偿还责任；5、为赚取高息，陈培英委托武新宽投资，将钱存入了襄城县百林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林商贸公司），并利用武新宽与二被告的善良和诚信出具了借条、签名按指印，将风险转嫁到二被告身上，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查明的事实一、各方对事实无争议部分原告陈培英与被告刘秀英系校友，2010年左右，武新宽陪同刘秀英至陈培英处治疗眼疾，之后关系良好，陈培英通过刘秀英认识刘秀英丈夫武新宽，被告武贝博系刘秀英、武新宽的女儿。武新宽于2017年去世。2014年3月19日，武新宽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一份，上载明：“借条今借到陈培英现金壹佰玖拾捌万元正（1980000元）（大写借款金额上按指印）以上票据作废。借款人：武新宽（签名按指印）刘秀英（签名）2014.3.19日。”2014年7月17日，武新宽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一份，上载明：“借条今借到陈培英现金肆万元整（40000.00）现金武新宽（签名）2014.7.17号”。2015年3月20日，武新宽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一份，上载明：“借条今借到陈培英现金贰佰肆拾伍万元（2450000.00）（借款金额大小写上均按指印）武新宽（签名按指印）2015年3月20号以上票据全部作废3.20号”。2016年3月20日，武新宽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一份，上载明：“借条今借到陈培英人民币叁佰壹拾捌万元整（318万元）（大写借款金额上按指印）注：原借条一个（其中一个15年3月20日245万元，另外一个15年3月30号20万元，）共计265万元，加上一年利息53万元，共计总额318（按指印）万元。借款人：武新宽（签名按指印）2016年3月20日（按指印）武贝博（签名）2017.6月1日（按指印）”。二、各方对事实有争议部分关于本案的借款人认定，陈培英称：涉案借款系武新宽与刘秀英夫妻二人共同所借，武贝博在借条上签名按指印视为其自愿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故二被告均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为支持其主张，陈培英提供借条三份（如前所述）及转账凭证十一份。显示的转账情况为：2012年8月20日向曹民涛转账10万元，2012年9月21日向曹民涛转账35万元，2012年11月9日向曹民涛转账15万元，2013年1月4日向曹民涛转账10万元，2013年1月26日向曹民涛转账5万元，2013年2月25日向曹民涛转账10万元，2013年10月9日向曹民涛转账30万元，2013年11月20日向武新宽转账23万元，2014年1月7日向武新宽转账20万元，2014年3月20日向武新宽转账10万元，2015年3月30日向武新宽转账20万元。刘秀英与武贝博称：陈培英为了赚取高息，委托武新宽将涉案款项投入了襄城县百林商贸有限公司，并利用武新宽与二被告的诚信与善良出具借条或签名按指印，应驳回陈培英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主张，二被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20日”，陈培英与曹民涛（代表百林商贸公司）、武新宽签订的借款协议，上载明：陈培英系甲方（出资方）、百林商贸公司为乙方（受托方）、武新宽为丙方（担保方）。甲方委托乙方将10万元资金用于指定用途，约定全部用于本公司，期限12个月，月收益率1.5%……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收取到期本金及收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在收取到期本金和收益后，须当日全额无条件支付于甲方……乙方到期不能全额偿还，需承担收益款3%的违约金……若乙方不能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到期本金和收益时，由丙方在到期之日无条件代乙方偿还……甲方：陈培英（签名）乙方：曹民涛（签名）（上加盖百林商贸公司印章）丙方：武新宽（签名）2012年8月20日；2、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4日的借款协议一份，该借款协议形式、内容（包括金额）与上一借款协议相同，但甲方处无陈培英签名；3、百林商贸公司在2012年8月、10月、2013年2月、3月、6月、7月的“借入款项明细”，显示此期间陈培英共向曹民涛转款85万元；3、2013年3月至7月期间，百林商贸公司所记账目明细，二被告称上显示陈培英得息38607元，认为陈培英提供的第一份198万元借条，是经结息叠加累计的；4、百林商贸公司支出账本，上显示公司装修费用及工作人员工资等明细开支。二被告称说明陈培英所存款的公司，是公司建账而非个人行为；5、百林商贸公司与另一投资人杨新政的借款协议、另外20名投资者的借款凭证、陈培英在百林商贸公司的存款收据、百林商贸公司的机构信用代码证、百林商贸公司工作人员杨新政的工资领到条。二被告以此证明百林商贸公司存在及借款协议的真实性；6、百林商贸公司的打款账目，系武新宽的账户明细，内含陈培英的转账；7、武新宽的转账回执，显示武新宽于2017年1月24日向陈培英转账10万元；8、武新宽、孟二涛、于忠恩起诉孙秀霞、汤青霞的诉状及申诉材料。二被告称此能证明武新宽从事的非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陈培英对二被告提供的武新宽的10万元转账回执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可，称“借款协议”与本案无关，其并未与百林商贸公司、武新宽签订过任何借款协议，亦未委托过武新宽将涉案款项投资在百林商贸公司。关于本案的借款金额，陈培英称：原始的借款本金为198万元（2014年3月19日借条载明的金额）+10万元（2014年3月20日给武新宽转账的金额）+4万元（2014年7月17日借条载明的金额）+20万元（2015年3月30日给武新宽转账的金额），共计232万元。二被告称借条中的金额存在累计叠加利息的情况。关于本案借款利息的约定情况，陈培英称根据2016年3月20日的借条显示，可证明双方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0%。二被告称未约定利息，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三、本案鉴定情况诉讼中，原告陈培英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署期为“2016年3月20日”日的借条中右下方“借款人”处的“武新宽”签名右侧的指印及落款日期“2016年3月20日”中数字“20”上的指印是否系刘秀英所按。2019年6月20日，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湖北军安【2019】痕鉴字第4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署期为“2016年3月20日”日的借条中右下方“借款人”处的“武新宽”签名右侧的指印，不是刘秀英本人所捺印；2、署期为“2016年3月20日”日的借条中“2016年3月20日”中数字“20”上的指印，是刘秀英本人所捺印。陈培英向鉴定机构缴纳鉴定费20400元。原、被告对该鉴定结论均无异议。四、本案保全情况诉讼中，原告陈培英于2019年3月20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司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作为担保。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9）豫1025民初7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申请人刘秀英名下的位于襄城县泰安路东段路北房产一处（房产证号：10××28号）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2019年4月19日，陈培英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豫1025民初72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申请人刘秀英、武贝博被继承人武新宽名下的位于襄城县泰安路东段路北房产（房产证号：××号）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2019年8月29日，陈培英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豫1025民初726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申请人刘秀英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城支行的账户（62×××41）中的款项予以冻结，冻结限额为50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五、其他事实经查，襄城县百林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2014年10月28日，该公司变更名称为：襄城县瑞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农作物、花卉苗木、果蔬、景观树、绿化树种植及销售；农产品销售；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等。2019年8月29日，襄城县瑞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注销原因：决议解散。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对于本案借款人的认定，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武新宽与陈培英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应当对双方存在借款事实及借款合意的发生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培英持有武新宽出具的借据原件，证明了双方借款合意的发生。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武新宽与曹民涛在经济上有合作关系，故陈培英称其向曹民涛账户上转账是经武新宽指定合乎情理，本院予以采信。陈培英将款项转账至武新宽指定的曹民涛账户及武新宽本人的账户证明了借款事实的发生。二被告辩称陈培英是为了赚取高息，委托武新宽将涉案款项投入了襄城县百林商贸有限公司，武新宽并未向陈培英借款。对于二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分析如下：2012年8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上显示有“陈培英”（因陈培英不认可系其本人所签，故用引号标注）的签名，双方约定的委托资金额为10万元，月收益率为1.5%，陈培英起诉依据的最后一张借条（2016年3月20日）中明确显示有：……共计265万元，加上一年利息53万元，共计总额318万元……，根据该借条推算，利息是按照年利率20%计算得出的，这与被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中载明的“月收益率1.5%”，即年收益率18%不符，故即使“陈培英”字样确系其本人所签，本院也无法确认该借款协议与本案的关联性；2013年1月4日的借款协议下方无陈培英签名，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二被告所称的“陈培英”的原始收据上并未加盖百林商贸公司的印章，下方仅有武新宽或武新宽、曹民涛的签名，亦无法证明涉案借款系陈培英委托武新宽投资在百林商贸公司；杨新政等其他人的借款凭证以及公司的其他账目等，亦无法直接证明二被告的主张。另外，从时间角度上看，二被告提供的有关陈培英的借款协议、收据等，显示的日期均为2012年或2013年，而陈培英提供的借条显示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19日、2014年7月17日、2015年3月20日、2016年3月20日，百林商贸公司对陈培英出具的凭证在前，武新宽向陈培英出具借条在后。如果二被告所称属实，武新宽在明知自己仅为陈培英财产受托人的前提下，却依旧在2014年3月19日向陈培英出具198万元的高额借条，本院认为，如果二被告所称属实，武新宽的行为明显与常理不服。二被告称武新宽可能是在受欺诈或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武新宽出具借条后从未向陈培英要求或者向法院起诉将借条予以撤销或变更，反而继续收取陈培英的转账、现金并连续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二被告的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陈培英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武新宽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并承担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为武新宽与陈培英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武新宽作为借款人，应当向陈培英偿还债务。对于刘秀英身份的认定，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涉案借款发生在武新宽、刘秀英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秀英在借条上签字按指印的行为应视为其对涉案债务的认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案债务应认定为武新宽、刘秀英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刘秀英应对涉案的借款本息与武新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至于武贝博的身份认定，本院认为，武贝博在借条上签名发生在其父亲武新宽去世后，其签名的位置在借条的右下方，原借条载明的内容范围之外，并未明确表明其系共同借款人的身份或者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通过本案查明的其他事实亦不能推定其自愿承担债务的意愿，故陈培英以武贝博系共同借款人为由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本案借款本金的认定，本院分析如下：根据陈培英提供的转账凭证及借条，自2012年8月20日至2014年1月7日，其向曹民涛与武新宽转账共计158万元，2014年3月19日的借条显示的金额为198万元，陈培英称下余40万元是在2012年至2013年年底期间以现金形式分多次交给武新宽与刘秀英的，该198万元借条是前期所有借条的汇总。本院认为，至2014年3月19日出具198万元借条时，陈培英提供的转账凭证金额已达158万元，该借条上显示“以上票据作废”，结合陈培英与武新宽之间经济往来频繁，武新宽多次向陈培英出具借条以及武新宽陪同刘秀英去陈培英处治疗眼疾的事实，陈培英所述符合常理、常情。二被告虽然提出异议，但并未对武新宽出具借条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故至2014年3月19日，陈培英与武新宽之间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98万元。根据之后的转账凭证及借条，本院认定陈培英与武新宽之间的原始借款本金应认定为232万元。对于本案借款利息约定，本院分析如下：根据2016年3月20日借条显示的内容“注：原借条一个（其中一个15年3月20日245万元，另外一个15年3月30号20万元，）共计265万元，加上一年利息53万元，共计总额318（按指印）万元”，可知，265万元借款一年利息为53万，故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应为年利率20%。对于本案应还款金额，本院分析如下：根据借条内容及陈培英的陈述，在2014年3月19日的198万元借条之后，武新宽核算利息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再次出具了245万元借条，在2016年3月20日，核算利息后再次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又出具了318万元借条，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涉案借款存在前期利息计入后期本金后累计计息的情况，超出了上述法律规定的限额。故本院认为，借款人应当偿还出借人的本息之和应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为限。综上，刘秀英应偿还陈培英借款本金232万元及利息。利息应分段计算：198万元借款的利息自2014年3月19日起计算（陈培英认可之前的利息已经结清），其中至2019年3月4日（起诉之日）止的利息为2356200元；10万元（2014年3月20日给武新宽转账的金额）借款的利息自2014年3月20日起计算，其中至2019年3月4日止的利息为118928.57元；4万元（2014年7月17日借条载明的金额）借款的利息自2014年7月17日起计算，其中至2019年3月4日止的利息为44457.14元；20万元（2015年3月30日给武新宽转账的金额）借款的利息自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其中至2019年3月4日止的利息188516.13元，上述欠息共计2708101.84元。武新宽于2017年1月24日向陈培英转账的10万元，应在上述利息部分予以扣除。陈培英请求的利息数额（至起诉之日）为190.8万元，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陈培英要求之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0%计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故刘秀英应偿还陈培英借款本金232万元及利息（2019年3月4日之前的利息为190.8万元，自2019年3月5日起的利息以232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上陈培英请求过高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20400元，本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结合诚信诉讼及公平原则的要求，鉴定费应由陈培英、刘秀英各负担102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秀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陈培英借款借款本金232万元及利息（2019年3月4日之前的利息为190.8万元，自2019年3月5日起的利息以232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培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1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52416元，由原告陈培英负担8860元，被告刘秀英负担43556元。鉴定费20400元，由原告陈培英、被告刘秀英各负担10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否则本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强制执行。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的期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逾期不申请，本院将视为放弃权利。审 判 长  孔令哲审 判 员  刘花蕊人民陪审员  岳 培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白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