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民终13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昌荣，女，汉族，1965年4月2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系高伟信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霞，女，汉族，1981年11月26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系高伟信之女）。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明海，男，汉族，1984年6月27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建禾西路106号北区（系高伟信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男，汉族，2004年1月20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系变更前原告高伟信之子）。法定代理人：赵昌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旸，云南杨柏王（丘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林，男，汉族，1964年4月27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杰，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与被上诉人李建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李建林支付三七货款230万元，并以23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7日按年利率6%向原告赔偿损失至230万元货款清偿之日止（2017年6月7日至2019年5月15日的损失为264500元）。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补充协议》并未载明“两园三七收挖、加工出售剩余部分三七课价230万元，由《补充协议》所载合伙人内部优先认购，李建林予以认购。”一审认定错误。本案事实是：高伟信、何德祥、李建林于2013年5月31日共同签订石屏县大桥乡刘家山村、哨冲镇他克亩村委员会的《园子三七购买合同》，由李建林作为乙方向高伟信、何德祥购买栽种于石屏县大桥乡刘家山村、哨冲镇他克亩村委员会的两园三七。经协商，高伟信、何德祥与李建林又于2013年6月11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一、将乙方（李建林）所占股份的一半（即总股份的三分之一）无偿转让给（高伟信、何德祥）；二、股份构成变更为：高伟信、何德祥占三分之一，李建林占三分之一，何远明、陈云祥占三分之一；……双方还对三七基地的管理、李建林已付款项以收据为准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即高伟信、何德祥原先出售给李建林的两园三七变为了高伟信、何德祥只对外出售三分之二，由李建林占三分之一、何远明、陈云祥占三分之一。当时为了防范交易风险，李建林、何远明、陈云祥交付了部分定金后，对三七进行采挖出售，所得货款由高伟信收取，用于抵充李建林等人应付的余款。因当时三七跌价，李建林、何远明、陈云祥等人所占股份的三七出售后，每股亏损了100多万元。此后李建林又向高伟信购买高伟信未进行出售的部分三七，高伟信以2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李建林。二、双方存在两次买卖合同关系。1.第一次买卖关系。一审中，双方均认可李建林、何远明、陈云祥等人所购买的两园三七是高伟信种植。李建林答辩称，2013年，其向高伟信购买刘家山村的三七，另外还有何远明、陈云祥、何德祥。可以确定，高伟信与李建林之间系买卖关系，而非合伙关系。李建林所称的合伙关系是其与何远明、陈云祥、何德祥等人之间合伙向高伟信购买三七。李建林提交的《收据》，已经明确载明：“今收到李建林付园子定金人民币叁佰叁拾肆万元整(￥3340OOO.OO)。”结合李建林提交的《补充协议》，能够证明该款是李建林用于购买石屏县大桥乡刘家山村、哨冲镇他克亩村委员会的两园三七的定金。2.第二次买卖关系。一审已查明了以下事实：1.购买的三七出售后每股亏损了100多万；2.李建林与高伟信协商将课价230万元的三七拉走；3.李建林无法提供用定金冲抵230万元货款的证据。2013年6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后，已将三七进行出售，经过结算，每股亏损了100多万，而李建林最多也仅仅向高伟信支付过334万元定金用于购买两园三七，也无证据证明334万元用于冲抵230万元货款。就应当认定李建林与高伟信之间形成了第二次买卖合同关系。三、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李建林的答辩：“合伙账目、收支由高伟信负责管理，合伙约定三七出售所得价款由高伟信负责收取，并按照3000多万的价格进行抵扣。”从其提交的四份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可以明确，高伟信本案所涉的两园的三七享有完全的处分权和收益权，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同意。李建林所称的合伙，是李建林、何远明、陈云祥合伙向高伟信购买三七，根本不存在高伟信与他人合伙购买自己货物的情形。2.《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高伟信出售给李建林等人的三七份额只有三分之二。四份证人证言也能够明确李建林与何远明、陈云祥的三七出售以后每股亏了100多万。之后，李建林与高伟信课价230万元的三七只会是高伟信自己所占的三分之一部分出售给李建林。如按李建林所述，其课价230万元三七是包含在何远明、陈云祥占三分之二的份额中，那么李建林应当举证证明。3.李建林起诉高伟信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终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判决书中已认定2013年李建林向高伟信购买三七（双方认可价值为230万元）的事实。另外，一审判决书中没有对高伟信提交的证据和欲证明的观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而是选择性的忽略。李建林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高伟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建林支付三七货款230万元，并以23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7日起按年利率6%向原告赔偿损失至230万元货款清偿之日止（2019年6月7日至2019年5月15日的损失为264500元）；2.判令李建林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1日，高伟信、何德祥（甲方）与李建林（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在甲乙双方于2013年5月31日签订的关于“石屏县大桥乡刘家山村、哨冲镇他克亩村委会的园子三七购买合同”的基础上，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一、将乙方（李建林）所占股份的一半（即总股份的三分之一）无偿转让给甲方（高伟信、何德祥）；…双方还对股份构成、李建林的已付款项以收据为准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6月11日，高伟信向李建林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李建林园子定金334万元。《补充协议》载明两园三七收挖、加工出售后剩余部分三七课价230万元，由《补充协议》所载合伙人内部优先认购，李建林予以认购。2017年6月7日，高伟信与李建林因三七款纠纷到文山市新平司法所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11月8日本院予以立案受理李建林诉被告高伟信、文山华信三七股份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2018年8月25日，本院作出（2017）云2601民初4054号《民事判决书》。高伟信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9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6民终16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5月15日，高伟信以李建林欠其230万元货款诉至本院。2019年6月9日，高伟信去世，其原告主体资格由赵昌荣（妻）、高明霞（女）、高明海（长子）、高某（次子）继承。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6月7日，高伟信、李建林因三七款纠纷到新平司法所进行调解，虽调解未果，且无论其争议的标的是60万元还是230万元，均能证明高伟信确因三七款纠纷向李建林进行有效主张，故被告对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民终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了“2013年李建林向高伟信购买三七（双方认可的价值为230万元）”，本案庭审中，双方又认可《补充协议》载明两园三七收挖、加工出售后剩余部分三七课价230万元，由《补充协议》所载合伙人内部优先认购，李建林予以认购。原告主张要求李建林向其支付所欠三七货款230万元，应举证证明李建林予以认购三七属其个人所有而非《补充协议》所载合伙人共同所有，或能证明所有合伙人均已同意其可独自处置该部分三七。就本案来看，原告方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20元，减半收取计13660元，由原告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向何远明、何德祥进行调查，形成了两份询问笔录，并听取了双方当事人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意见。经质证，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对该两份询问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李建林认为，首先，何远明询问笔录中的关于剩下的三七属于高伟信，与合伙人无关的内容有异议，其认为该部分内容不客观。理由为，何远明在2017年12月1日的调查笔录中，明确陈述案涉三七为合伙购买的三七，在出售后剩余的部分进行内部课价，处理给李建林，不存在剩余三七属于高伟信的事实。其次，何德祥询问笔录中关于230万元由谁收取，以及款项是否与何德祥有关的问题回答，并不全面清楚，内部科价是否要另行支付，需从合伙事务里面来结算。本院认为，何远明、何德祥的陈述，内容基本吻合，能够进一步证明，案涉230万元三七款应由李建林向高伟信支付，与其他合伙人无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过二审询问，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以下异议:对原审认定“载明两园三七收挖、加工出售后剩余部分三七课价230万元，由《补充协议》所载合伙人内部优先认购，李建林予以认购”有异议。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认为，补充协议中未记载该内容。针对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所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上虽未直接记载上述内容，但根据何远明、何德祥的陈述，可以印证这部分事实，但一审表述为补充协议载明，确有不妥，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所提异议成立，但不影响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高伟信、何德祥、何远明、李建林合伙的三七共作价3000多万元，分为三股，每股1000多万元。李建林、何远明各占一股，高伟信、何德祥占一股。何远明和李建林仅支付了少部分定金，并未将合伙投资款支付完毕。合伙三七出售所得款项，先按照总价抵给高伟信，不够部分作为亏损。合伙三七出售后，经过结算，每股实际亏损100多万元。另，李建林曾因与高伟信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提起民事诉讼。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5日作出（2017）云2601民初4054号民事判决。后高伟信不服，提起上诉。该案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民终1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确认“2013年李建林向高伟信购买三七（双方认可的价值为230万元）”。对一审法院确认的本案其他法律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与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李建林与高伟信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李建林应否支付230万三七款以及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需要通过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判断民事主体在建立法律关系时所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于明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边界，故本案应先以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前提。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问题。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主张认为，高伟信与李建林之间就案涉三七款存在三七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提交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民终16号民事判决。李建林则抗辩主张，该三七款项属于合伙事务，其与高伟信之间不存在三七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李建林提交了四份调查笔录。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述如下：首先，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云26民终1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经确认“2013年李建林向高伟信购买三七（双方认可的价值为230万元）”的事实，而该三七就是本案中所涉款项的标的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次，李建林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交的了以下四份调查笔录：1.2017年12月1日的何远明调查笔录。何远明陈述称，其与高伟信、何德祥、李建林合伙购买高伟信、何德祥栽种在红河州石屏县。购买的三七园子共有300亩左右，5万余空，共作价3000多万元，分成三股，李建林和何远明各占一股，高伟信与何德祥占一股。合伙人先交一部分定金给高伟信、何德祥，等三七卖了赚钱一起分，亏了一起亏。后合伙三七出售后，每股亏损100多万元。三七出售剩余的一部分作价230万元左右，卖给李建林，由李建林将该笔款项支付给高伟信。2.2017年12月1日的何德祥调查笔录。何德祥陈述称，2013年，其与高伟信合伙在红河州石屏县，李建林与何远明来跟高伟信、何德祥购买，让何德祥与高伟信合伙，将这园三七分为三股，何德祥与高伟信占一股，李建林、何远明各占一股。三七园子有300亩左右，5万余空，作价3000多万元。李建林与何远明交了300多万的定金给高伟信，由高伟信收取。出售三七的钱也由高伟信收取。三七卖了赚钱一起分，亏了一起亏。合伙三七出售完后，最后结算，听说每股亏损了100多万元。这其中，三七出售后剩下的一部分，由李建林认购，价格为230万元，由李建林交给高伟信。3.2019年7月23日的何远明调查笔录。何远明补充陈述称，挖出来的三七出售所得款，先按照总价抵给高伟信，不够部分作为亏损。挖出的三七出售后剩余一部分，课价230万元左右给李建林。4.2019年7月22日的何德祥调查笔录。何德祥陈述称，李建林向高伟信购买的230万元三七，是两园三七出售后所剩余的，就课（卖）给了李建林，价格230万元。至于李建林与高伟信如何结算，谁该补谁，是他们两个自己处理。本院认为，在本案缺乏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上述合伙人的陈述进行综合判断。何远明与何德祥的陈述，内容基本吻合，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高伟信、何德祥、何远明、李建林合伙的三七共作价3000多万元，分为三股，每股1000多万元，李建林、何远明各占一股，高伟信、何德祥占一股。何远明和李建林仅支付了少部分定金，并未将合伙投资款支付完毕。合伙三七出售所得款项，先按照总价抵给高伟信，不够部分作为亏损。合伙三七出售后，经过结算，每股实际亏损100多万。由此推定，合伙出售的三七款项，包括李建林认购的230万元在内，尚不足以弥补合伙的投资成本3000万元。结合本院在二审期间向何远明调取的询问笔录，何远明、何德祥进一步明确，案涉款项与其他合伙人无关，应由李建林向高伟信支付。结合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涉及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事项，又涉及买卖合同价款的履行等交叉问题，即合伙人由于未支付完毕合伙投资款，存在以三七出售款抵扣投资成本以及内部认购三七等多种意思表示。究其案涉230万三七款而言，认定李建林与高信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能够与何远明、何德祥的陈述相互印证。尽管作价给李建林的这部分三七属于合伙三七，并不影响合伙人之间另外设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综合考虑上述原因，可以认定，李建林与高伟信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二、李建林应否支付三七款以及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高伟信已将案涉三七交付给李建林，李建林应当按照约定向高伟信支付全部价款。高伟信关于请求李建林支付230万元三七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由于高伟信在诉讼过程中去逝，该款项应由李建林向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进行支付。对于高伟信所主张的以23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7日按年利率6%向其赔偿损失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由于高伟信未举证证明，双方对此进行过明确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另，李建林所交纳的定金，系根据合伙协议所履行的合伙义务，属于合伙事项。李建林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李建林与高信伟已明确约定，该定金用于抵扣230万元三七款。故李建林关于其所交定金应抵扣230万三七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遗漏认定部分事实，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19）云2601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二、李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支付三七款2300000.00元；三、驳回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27320.00元，由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负担2818.00元，由李建林负担24502.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7320.00元，减半收取13660.00元，由赵昌荣、高明霞、高明海、高某负担1409.00元，由李建林负担1225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秦永兴审判员  张文科审判员  刘 曼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