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燕，女，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原住海口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宗（ZHOUWENZONG），新西兰国籍，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虹，海南云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德春，男，194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才益，女，194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与被上诉人邱德春系夫妻关系。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色，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燕、周文宗与被上诉人邱德春、施才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6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燕、周文宗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琼0106民初13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邱德春、施才益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诉前保全费由邱德春、施才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性质认定错误，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由为民间借贷，而不是不当得利是明显错误的。法院确定案由的前提是原告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邱德春、施才益在《民事起诉状》中诉请第1项要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本金人民币479998元及利息.....”，庭审时法庭向邱德春、施才益的代理人明确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是否与起诉状一致，代理人予以肯定回答，庭审笔录记录邱德春、施才益诉请返还不当得利。因此，本案邱德春、施才益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不当得利，而不是民间借贷。一审法院不仅错误认定本案性质，甚至将邱德春、施才益诉请直接改为“判决被告邱燕、周文宗向两原告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79998元及利息.....”（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四段）。若本案以不当得利进行审理，则因邱德春、施才益提起诉讼时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性质认定错误，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损害了邱燕和周文宗的合法权益。退一步假设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认定邱燕和周文宗向邱德春、施才益借款的事实错误。本案邱德春、施才益主张借贷关系，邱燕和周文宗答辩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或其他债务关系，涉案资金属于家庭内部事务的，举证责任应仍在邱德春、施才益一方。一审法院在邱德春、施才益仅提交银行取款凭证作为证据，未提交借据、借条等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证据，无法进一步证明邱燕、周文过与邱德春、施才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邱燕和周文宗因个人需要，向邱德春、施才益借款，于法无据，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对邱德春、施才益是否存有恶意诉讼的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是邱德春、施才益提起的系列诉讼中的一案，其目的是为了恶意查封邱燕名下位于海口市××区房产，阻碍邱燕将该房产过户至案外人谭某。邱燕和周文宗无法获得房款，也陷入被案外人主张逾期过户要求支付违约金的纠纷中。邱燕、周文宗向一审法院提出本案存在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的主张，并提交有关证据加以证明，但一审法院未对邱德春、施才益是否存在恶意诉讼，滥用诉讼问题进行审查，一审判决书对此问题只字未提，避而不谈。综上，因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部分认定错误，部分认定不清，导致一审判决结果严重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的前提有二：一是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二是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债务。只有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方能适用第十七条规定，要求被告就抗辩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邱燕、周文宗并未抗辩涉案款项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关系，并不适用上述第十七条规定。应由邱德春、施才益进一步证明“有”的事实，况且邱燕、周文宗无法证明“无”的存在。故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错误。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而非“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对案件性质认定错误，致使本案审理南辕北辙。退一步假设本案是借贷纠纷，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部分事实不清，进而导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加重了邱燕、周文宗的举证责任。邱燕和周文宗认为邱德春、施才益仅凭日常家庭内部资金往来未恶意诉讼，滥用诉权的行为，严重损害邱燕和周文宗的合法权益，法院应予以驳回。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正确分配举证责任，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邱德春、施才益的一审诉讼请求。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邱德春、施才益的诉请并没有得到全部支持，一审的判决支持的是从起诉之日到实际清偿之日，即使败诉也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诉讼费，应当按照比例来承担。邱德春、施才益答辩称：邱德春、施才益在原审过程中已明确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纠纷，明确要求邱燕和周文宗偿还涉案款项，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邱德春、施才益与邱燕、周文宗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邱德春、施才益已将本金479998元出借给邱燕和周文宗，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邱燕、周文宗依法应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利息。（一）邱德春、施才益与邱燕、周文宗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1、邱德春、施才益为夫妻关系，邱燕为邱德春、施才益的大女儿，周文宗与邱燕为夫妻关系；2、邱燕、周文宗因生活、购房等原因需要向邱德春、施才益借用资金。（二）邱德春、施才益已将本金479998元出借给邱燕、周文宗，其二人已收到该款项。1、邱德春、施才益提供的两张《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单》证实：邱燕、周文宗已分别于2008年4月8日、2008年4月9日分别从邱德春、施才益存折取款49999元、49999元，合计借款99998元（详见该两张取款凭单）；2、邱德春、施才益提供的一张《中国工商银行转账个人业务凭证（专用）》、一张《中国工商银行卡取个人业务凭证（专用）》证实：邱德春、施才益已于2009年4月9日通过转账、卡取方式分别将36万元、2万元出借给邱燕、周文宗；3、邱燕、周文宗在庭审过程中承认已收到以上479998元。（三）本案双方当事人依法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邱燕、周文宗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抗辩证据证实双方存在非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该规定）第一条第1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该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该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该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四）多年以来，邱燕、周文宗分文未还，其二人依法应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其利息。综上，邱燕、周文宗虽抗辩称双方没有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并未就其抗辩提供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双方存在非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其二人的抗辩理由依法不成立。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依法存在真实、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邱德春、施才益所出借给邱燕、周文宗的款项均属于邱德春、施才益的合法收入，邱燕、周文宗辩称邱德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纯属邱燕、周文宗的诬陷与诽谤，邱德春、施才益保留就此追究其二人有关法律责任的权利。另外，邱德春、施才益早已退休多年，常年体弱多病，经常住院接受治疗。邱燕作为邱德春、施才益的亲生女儿，对于体弱多病的父母，不但不承担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不但拒不偿还所欠父母用于治病养老的款项，反而诬陷自已的父母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事犯罪，实为天理难容，极其荒唐。邱德春、施才益虽曾向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曾向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秀英法院已依法将案件移送龙华法院，但这均属于邱德春、施才益依法享有的合法的诉讼权利，依法根本不属于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行为，邱燕、周文宗辩称邱德春、施才益的诉讼行为属于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行为，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邱燕、周文宗所诉无理，纯属无理缠讼，依法应予以驳回，以维护邱德春、施才益之合法权益，以体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法律原则。邱德春、施才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邱燕、周文宗向邱德春、施才益返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利息（计算方法：按商业银行贷款同期利率，从2009年4月9日起计算至还清以上款项时止，暂计至2018年10月8日止为273600元；2.本案诉讼费、诉前保全费及公告费由邱燕、周文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德春、施才益系夫妻关系，邱燕是邱德春、施才益的女儿，邱燕、周文宗系夫妻关系。邱燕、周文宗因其个人需要，向邱德春、施才益借款。2008年4月8日，周文宗从施才益名下卡号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取款49999元，并在《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单》上签名。2008年4月9日，周文宗再次从施才益名下卡号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取款49999元。2009年4月9日，邱燕从施才益名下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邱燕名下卡号为×××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360000元，并在《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专用）》“客户签名”处签署“邱燕”。同日，邱燕从施才益名下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取款20000元，并在《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专用）》“客户签名”处签署“邱燕”。邱燕、周文宗向邱德春、施才益借款后，一直未能还款，邱德春、施才益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邱燕、周文宗是否应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利息。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邱德春、施才益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专用）》和《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单》证明其与邱燕、周文宗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邱燕、周文宗则抗辩转账系家庭内部资金流动，款项由其代为取出后再交给邱德春、施才益，但邱燕、周文宗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邱德春、施才益分别于2008年4月8日、2008年4月9日、2009年4月9日向邱燕、周文宗出借款项，但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邱德春、施才益可要求邱燕、周文宗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未约定还款期限，不能确定履行期限，邱德春、施才益可要求邱燕、周文宗在一定合理期限内还款，邱德春、施才益于2019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即于该日要求邱燕、周文宗履行还款义务，诉讼时效于该日起算，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二、关于邱燕、周文宗是否应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利息（以479998元为基数，按商业银行贷款同期利率从2009年4月9日起计算至还清以上款项时止）的问题。周文宗分别于2008年4月8日、2008年4月9日从施才益名下银行卡取款49999元、49999元，邱燕于2009年4月9日从施才益名下银行卡向自己名下银行卡转账360000元，并于同日从施才益名下银行卡取款20000元。邱燕、周文宗共计向邱德春、施才益借款479998元（49999元+49999元+360000元+20000元=479998元），未能及时偿还，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邱德春、施才益主张邱燕、周文宗向其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借款未约定借款利息，邱德春、施才益主张邱燕、周文宗支付借期内利息，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三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的规定，邱德春、施才益可要求邱燕、周文宗支付逾期利息。邱德春、施才益主张其曾多次找邱燕、周文宗还款，并曾于2016年6月18日要求邱燕还款，但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邱德春、施才益于2019年1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邱燕、周文宗偿还借款与利息，邱燕、周文宗应于2019年1月9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因此，邱燕、周文宗应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和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47999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1月9日起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止）。邱德春、施才益主张从2009年4月9日起至2019年1月8日期间的利息，不符合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邱燕、周文宗主张邱德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问题，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并未发现邱德春有经济犯罪嫌疑。邱燕、周文宗可向有关司法部门另行举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邱燕、周文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邱德春、施才益偿还借款本金479998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47999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1月9日起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邱德春、施才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35.99元、保全费5000元，由邱燕、周文宗负担。本院二审查明，邱德春和施才益一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询问后明确确认为要求邱燕和周文宗返还相应的借款以及利息。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为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邱德春和施才益以转账凭证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至此，邱德春、施才益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邱燕和周文宗抗辩称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涉案款项仅为家庭成员之间内部经济往来，而邱燕、周文宗从未抗辩涉案款项系偿还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关系，故本案不应适用上述第十七条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邱燕、周文宗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涉案款项的性质、法律关系亦是法律概念上债的一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的“其他债务”，应由其二人举证证明其抗辩的事实以及法律关系成立后，才能由邱德春、施才益进一步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本案中邱燕和周文宗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应由其二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邱德春和施才益一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邱燕和周文宗返还相应的借款以及利息。一审法院经全案审查后，认为邱德春和施才益主张的借贷事实成立，邱燕和周文宗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非民间借贷行为，并据此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以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邱德春和施才益提起各案诉讼系其二人对其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应受法律保护。邱燕和周文宗主张邱德春和施才益存在恶意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但经一审法院审查，邱德春和施才益并无恶意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邱燕和周文宗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另，本案中并未发现邱德春有涉嫌经济犯罪的嫌疑，邱燕、周文宗主张本案应移送有关机关立案审查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未完全支持邱德春、施才益的诉讼请求，应由其二人负担部分诉讼费用，一审判决对诉讼费用的处理存有不妥，本院予以调整。综上，邱燕和周文宗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1335.99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6335.99元，由被上诉人邱德春、施才益负担1335.99元，由上诉人邱燕、周文宗（ZHOUWENZONG）负担1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35元，由上诉人邱燕、周文宗（ZHOUWENZONG）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玉民审 判 员 符玉梅审 判 员 袁 蓉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汪婉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窗体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