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26行终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丕勇，男，侗族，1974年1月2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系黔东南州电视台职工。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兴翠，女，苗族，1977年11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系上诉人杨丕勇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杨贵清，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正彪，贵州正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庆山，凯里市卫生健康局工作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凯里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波，市长。 上诉人杨丕勇、吴兴翠因征收社会抚养费一案，不服三穗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4行初9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根据被告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杨丕勇、吴兴翠2000年11月20日登记结婚，2003年6月11日生育一女。在未取得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原告夫妇于2011年4月11日又生育第二个子女杨振泽、第三子女杨振昊（均系男孩，双胞胎），将户口登记在杨丕勇之母郑竹梅（已故）户口上，母亲登记为杨丕勇之姐杨彩燕。2018年12月18日，原凯里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接到州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组移送原告杨丕勇违法生育问题线索调查处理函后，于2019年1月3日立案。经调查认为，原告夫妇的行为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1月9日对原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告知书》，告知拟对其进行行政征收的事实、法律依据和陈述、申辩权利，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2019年2月22日，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84354元，原告不服，向凯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凯里市人民政府受理后，告知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于2019年6月6日组织听证，认为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遂于2019年6月10日以凯府行复决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原告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杨丕勇系黔东南州电视台工作人员，原告吴兴翠无业，二人均系非农业户口，非独生子女。2019年1月20日，凯里市组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原凯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由凯里市卫生健康局行使。 原审法院认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为凯里市机构改革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对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原告未取得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违法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双胞胎）是事实，原告并无异议。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接到原告涉嫌违法生育的线索，立案调查核实后，在对原告作出征收决定前，已告知了原告拟进行行政征收的事实、适用法律依据和陈述、申辩权利，在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的情况下，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已充分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被诉的征收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虽于2015年12月27日和2018年3月30日修订，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但修订后的法律、法规并未对新旧法的适用作特别规定，也未对新法中“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的溯及力作出规定，同时贵州省卫生计生委黔卫计发（2018）58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对于发生在全面实施两孩前，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是否应征收社会抚养费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上位法的效力大于下位法的原则，本案仍应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适用原告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行为发生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原告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问题，因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征收决定，被征收的标的是原告依法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法定义务，而不是原告的权利、利益，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特别规定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定的当事人权利、权益的情形，原告提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不予采纳。本案被诉的是行政征收行为而不是行政处罚，根据法工委复字（96）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批复》答复意见，征收社会抚养费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原告主张征收社会抚养费已超过两年处罚时效不应进行处罚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从《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贵州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款内容看，对于违法生育情形的表述均是生育的孩次，而非生育胎次，故原告提出即使其违法行为成立，也只能按一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诉讼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根据原告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事实，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和《贵州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按原告夫妇生育行为发生时的上一年即2010年凯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59元的3倍，对双方征收社会抚养费84354元适用法律正确，征收金额合理、适当。被告凯里市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已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在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举行听证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其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丕勇、吴兴翠请求撤销被告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凯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凯府行复决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丕勇、吴兴翠负担。 上诉人杨丕勇、吴兴翠上诉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生育政策做了重大调整，生育两孩或者两胎从违法变成了合法并提倡。向上诉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属于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法（2004）第9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判断被上诉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对上诉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合法性。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既没有体现新旧法律规范适用的基本原则，也没有体现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司法解释精神，且按照人头对上诉人生育的双胞胎征收社会抚养费也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判和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答辩称：根据法工委（96）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批复》的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不是罚款，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范围，2016年1月1日新法实施前违法生育的，均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否则，不符合国情，缺乏公平正义，有损国家法律尊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未对新旧法的适用作出特别规定，贵州省卫计委黔卫计发（2016）23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黔卫计发（2018）58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均规定“依照生育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规定”执行，上诉人的生育行为发生在旧法施行时期，应适用旧法规定处理。根据《贵州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以孩次来征收，城镇居民按照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4倍以上5倍以下征收，被上诉人按照凯里市城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向上诉人征收社会抚养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上诉人超计划生育小孩是当时的法律不予保护的行为，不属于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2004）第96号会议纪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本案，被上诉人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凯里市人民政府没有提出二审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基于此规定，判断本案行政机关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是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一、本案被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接到上诉人杨丕勇、吴兴翠超生小孩的线索后，原凯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立案调查，杨丕勇、吴兴翠对超生事实不予否认，经告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依据和征收标准后，上诉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因机构改革而承接计划生育管理职权的凯里市卫生健康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被上诉人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杨丕勇、吴兴翠于2011年4月11日生育第三个子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以及《贵州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决定对上诉人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被上诉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适用的法律法规均有多款或者多项，被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没有明确到法律法规的具体款项，系属适用法律错误。被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责令上诉人将社会抚养费交至凯里市卫生健康局资金规划科，不符合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十条“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以及《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生育以及非婚生育、违法收养子女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的规定，且被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认定凯里市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059元没有提供依据，故本案被诉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法律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应予撤销，凯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凯府行复决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纠正凯里市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存在的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亦应一并撤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三穗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4行初9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凯里市卫生健康局2019年2月22日作出的凯卫健征决字（2019）002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和凯里市人民政府2019年6月10日作出的凯府行复决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上诉人凯里市卫生健康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个月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凯里市卫生健康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通烈 审判员  张秋菊 审判员  罗安武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 书记员杨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