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10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 法定代表人：周松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超，湖南锐鹏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 法定代表人：李建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俊雄，男，195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寿翔，男，195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绍敏，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系郴州市北湖区下湄桥街道石头峡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公民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大春，男，196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郴州市。 上诉人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经过阅卷和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调查后，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郴州农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共同支付郴州农商行5335434.75元贷款本金及利息4324179.36元（利息暂按合同约定标准和方式计至2019年7月1日，并已扣除李大春支付的120000元利息），合计9659614.11元（不服金额为5165332.54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负担。事实和理由：1.涉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有效，盛德公司、李大春应按合同约定对本金、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不能以刑事裁定书认定的追赃金额来确认其偿付金额。（2017）湘10刑终417号裁定书认定荣成公司已向郴州农商行支付利息721153.18元，该款不应作为本金扣除。因此，盛德公司、李大春未归还贷款本金数额为5335434.75元（本金7000000元-扣划盛德公司保证金1664565.25元）。一审判决盛德公司、李大春支付4494281.57元错误（本金7000000元-已支付利息721153.18元-扣划盛德公司保证金1664565.25元）。另，盛德公司、李大春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郴州农商行支付利息4324179.36元（后续利息另计）。2.李俊雄、何寿翔于2012年6月26日出具《承诺书》，承诺以个人名义资产为涉案借款作保证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直至贷款终结。从《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李俊雄、何寿翔是为了保证郴州农商行向荣成公司发放的7000000元贷款能按期归还，并不是因盛德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的反担保，《承诺书》中也没有“盛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李俊雄、何寿翔自愿以个人财产向盛德公司承担责任”等反担保的内容，一审认定李俊雄、何寿翔出具《承诺书》是对盛德公司的反担保错误。李俊雄、何寿翔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俊雄辩称，李俊雄未向郴州农商行出具《承诺书》，承诺对7000000元贷款提供担保，郴州农商行以此要求李俊雄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依据。本案借款应由荣成公司负责偿还，虽然李俊雄系荣成公司的法定代表和股东，但李俊雄未承诺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依法无需承担偿还责任。涉案贷款已经作为刑事案件审理和判决，郴州农商行隐瞒刑事判决对荣成公司为偿还贷款金额的认定以及部分贷款已经偿还的事实，规避因刑事违法而导致涉案贷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无效的事实，刻意扩大诉讼金额和范围，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有虚假诉讼之嫌。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寿翔辩称，何寿翔未与郴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协议，也未向郴州农商行出具还款承诺函，李俊雄、何寿翔于2012年6月26日出具的《承诺书》系对盛德公司作出的反担保承诺，而不是向郴州农商行作出的保证承诺，一审判决何寿翔不承担责任正确。何寿翔不是保证人，郴州农商行亦未向何寿翔主张保证责任，即使郴州农商行向何寿翔主张保证责任也已超过保证期间。涉案借款与（2017）湘10刑终417号诈骗罪一案认定的款项系同一款项，并已被二审法院判决追缴，郴州农商行属于重复起诉。请求驳回郴州农商行的上诉请求。 李大春辩称，郴州农商行的上诉金额过高，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盛德公司未作答辩。 郴州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向郴州农商行共同偿还7000000元贷款本金及利息5830688.03元（利息暂按合同约定标准和方式计至2019年7月1日，后附清单），合计12830688.03元；2.判令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7日，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岭分社与荣成公司签订一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人荣成公司，借款人民币7000000元，借款期限24个月。担保人为盛德公司，并签订《保证合同》。两份合同签订后，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岭分社向荣成公司发放贷款7000000元。同时，时任荣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雄，股东何寿翔向担保人盛德公司出具《承诺书》，两人承诺同意以个人资产作保证，承担连带责任，直至贷款终结。贷款到期后，荣成公司未按期归还贷款。郴州农商行经多次催要未果，认为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遂于2015年3月6日报案称荣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俊雄涉嫌骗取贷款7000000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诉机关以荣成公司，李俊雄、李大春涉嫌骗取贷款罪提起公诉。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湘1002刑初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荣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人民币7000000元，尚有4614281.57元未归还，李俊雄、李大春作为荣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判决依法追缴赃款4614281.57元返还给被害单位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俊雄不服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7）湘10刑终41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4年7月30日《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湘银监复[2014]260号）。批准郴州市北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变更后机构名称为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农商行曾于2017年8月7日就本案债务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湘1002民初2595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刑事部分尚未审结，主债务数额及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均不能确定，起诉条件尚不成就，其可待相关事实确定后再行主张权利”为由，驳回了郴州农商行的起诉。郴州农商行于2018年5月9日又向一审法院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对李俊雄的房产采取了轮候查封。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湘1002民初1609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起诉的贷款本金700万元与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荣成公司骗取贷款金额70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属同一事实。原告又以同一事实起诉被告荣成公司等五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刑事判决书的结果，而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既判力，刑事判决书的裁决具有执行上的法律效力”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同时释明“原告可就保证人另行主张权利。”郴州农商行不服该裁定，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湘10民终1572号民事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湘1002民初1609号民事裁定。 再查明，2017年7月12日，郴州农商行与李大春签署《刑事和解协议书》，约定：李大春自愿赔偿郴州农商行120000元，并承诺积极筹措资金与李俊雄、荣成公司等其他责任人共同赔偿郴州农商行本金、利息等损失，直至偿清郴州农商行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额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为止。协议书签署后，郴州农商行对李大春予以了刑事谅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贷款人起诉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归还借款人所借款项本金和利息的纠纷，起诉状中并未将借款人列为被告，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保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二、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问题。 一、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依据已生效的（2017）湘1002刑初4号刑事判决书，借款人荣成公司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构成骗取贷款罪。尽管荣成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但其与郴州农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根据荣成公司、李俊雄、李大春犯罪行为当然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荣成公司的上述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属于欺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欺诈行为只有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方为无效。本案中，荣成公司以欺诈手段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能损害了郴州农商行的利益，但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不属于无效合同，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郴州农商行没有行使撤销权，荣成公司与郴州农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仍属有效合同。盛德公司与郴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借款人荣成公司提供担保，应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或胁迫其提供担保的情形，且没有盛德公司的担保郴州农商行也不会同意向荣成公司发放贷款。涉案保证合同中也约定了保证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该约定不违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因此郴州农商行与盛德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有效。盛德公司履行保证义务后，有权另案追偿。 二、盛德公司、李俊雄、何寿翔、李大春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问题。本案中，虽然借款人犯骗取贷款罪的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但该刑事判决与本案民事诉讼在主体上并不存在竞合。荣成公司与郴州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后，郴州农商行依照合同约定向荣成公司发放了贷款，荣成公司已归还了部分借款本息，荣成公司欠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所以，盛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给付范围，原则上应对本案所涉借款产生的本金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但因涉及本案借款人荣成公司的刑事判决明确退赔金额为4614281.57元。李大春在刑事谅解中已经支付了郴州农商行120000元，应予扣除。故盛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给付范围应以借款人刑事判决经过追缴或者退赔后的不足部分为限，最高不超4494281.57元（4614281.57元-120000元）。李俊雄、何寿翔于2012年6月26日向盛德公司出具《承诺书》为对盛德公司保证行为的反担保行为，合同相对方并非郴州农商行。故对郴州农商行基于此《承诺书》要求李俊雄、何寿翔承担保证责任不予支持。2017年7月12日，郴州农商行与李大春签署《刑事和解协议书》，承诺积极筹措资金与李俊雄、荣成公司等其他责任人共同赔偿郴州农商行本金、利息等损失，直至偿清郴州农商行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额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为止。该承诺不违反法律规定。李大春称该协议是违心的，仅为取得刑事谅解而签署，不予采信。《承诺书》虽约定了李俊雄的共同清偿责任，但李俊雄并非协议当事人，且未在承诺书中签字，对李俊雄不产生约束力。故李大春应对本案未清偿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4494281.57元［以湖南荣成化工有限公司（2017）湘1002刑初4号刑事判决书经过追缴或者退赔后的不足部分为限］；二、被告李大春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78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金额103784元，由原告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7431元，被告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被告李大春共同负担36353元。” 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中查明：1.2012年6月27日，荣成公司与郴州农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000000元，借款期限为24（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1333‰，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挪用借款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100%确定。同日，盛德公司与郴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荣成公司向郴州农商行借款7000000元提供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荣成公司向郴州农商行支付的721153.18元系支付2014年12月30日之前的利息。3.截止2014年12月30日，郴州农商行分七笔划扣了盛德公司的保证金1664565.25元。4.2017年7月12日，李大春向郴州农商行支付刑事和解款120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盛德公司、李大春在保证责任范围内应偿还多少本金及利息；二、李俊雄、何寿翔是否应承担本案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涉案《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理由如一审法院所述，本院不再赘述。根据《保证合同》约定，盛德公司应对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郴州农商行一审起诉状及所附利息清单所示，郴州农商行对借款利息的主张为2014年12月30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的利息，而从借款之日即2012年6月27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明显超过荣成公司2014年12月30日之前所支付的利息721153.18元，但因郴州农商行对2012年6月27日至2014年12月29日期间超出的利息部分未主张，本院不予处理。关于截止2014年12月30日郴州农商行划扣盛德公司的保证金1664565.25元，以及2017年7月12日李大春向郴州农商行支付的刑事和解款120000元，因郴州农商行认可将划扣的保证金作为本金扣除，李大春支付的刑事和解款为刑事判决追缴的本金部分，因此该两笔款项均应作为借款本金予以扣除。据此，2014年12月30日至2019年7月1日的利息应分为两段计算：2014年12月30日至2017年7月12日的利息为2465389.58元[（7000000元-1664565.25元）×10.1333‰×150%×（30+12/30）个月]；2017年7月13日至2019年7月1日的利息为1868232.13元[（7000000元-1664565.25元-120000元）×10.1333‰×150%×（23+17/30）个月]，2014年12月30日至2019年7月1日的利息合计4333621.71元（2465389.58元+1868232.13元）。郴州农商行上诉主张的利息为4324179.36元未超出上述范围，本院予以支持。因此，盛德公司应在本金5215434.75元（7000000元-1664565.25元-120000元）以及利息4324179.36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7月12日，李大春向郴州农商行出具《刑事和解协议书》，承诺共同赔偿郴州农商行本金、利息等损失，应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至于刑事判决追缴的部分，可以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不会导致民刑冲突的情况。 关于争议焦点二。李俊雄、何寿翔系向盛德公司出具《承诺书》，而非郴州农商行，李俊雄亦未在李大春与郴州农商行的《刑事和解协议书》中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俊雄、何寿翔无需向郴州农商行承担保证责任。郴州农商行提出李俊雄、何寿翔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郴州农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215434.75元以及利息4324179.36元，合计9539614.11元”； 四、驳回上诉人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878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03784元，由上诉人郴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621元，被上诉人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李大春负担771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958元，由被上诉人郴州盛德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李大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    陈    峰 审 判 员 李    气    春 审 判 员 孟    晋    忠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肖    露    华 书 记 员 梁艺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