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辽0624行初40号 原告：刘国财，男，1946年7月20日出生，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住所地：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石湖沟乡人民政府一楼。 法定代表人：李楠，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男，1983年10月15日出生，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第三人：常有凤，女，1965年2月6日出生，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敏，女，1982年10月17日出生，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原告刘国财诉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以下简称“宽甸县森林公安局”）、第三人常有凤不服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9日向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刘国财、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第三人常有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于2019年4月21日作出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主要内容：常有凤于2017年7月末，其以清理自家自留山为由，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到石湖沟乡××板栗××下××班××、35-2小班，常有凤与刘国财存在林权争议的林中，砍伐树木107株，其中用材树种99株，达到检尺19株，核立木蓄积1.3157立方米，平均3年生杂幼树75墩(株)，黄菠萝幼树5墩(株)：果树8株。上述行为及事实有常有凤的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为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已构成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常有凤处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常有凤于2020年5月1日前，在石湖沟乡××板栗××下××班××、35-2小班补种滥伐林木株数5倍树木，计107株×5倍=535株；(2)滥伐林木按每立方米300计价，并处林木价值3倍罚款：即1.3157立方米300元×3倍=1184.13元的行政罚款；(3)滥伐幼树按每株每年生1.00元计价，并处林木价值3倍罚款，计1.00元×80株×3年×3倍=720.00元。上述总计1904.13元罚款。 原告刘国财诉称，2017年5月末，第三人常有凤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和原告的同意，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坐落于石湖沟村2组板栗园棱下各种树木偷砍了100余棵，原告向被告报案。2018年8月13日石湖沟乡人民政府石政发[2018]120号文件以及宽行复决字〔2018)46号《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涉案林地权属为原告所有。2019年4月2日，被告对常有凤下达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均是错误，第三人滥伐林木行为定性错误。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认定常有凤的行为为盗伐林木罪。请求：撤销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刘国财向本院递交以下证据材料：1.（2019）辽0624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2.（2019）辽06行终151号行政判决书；3.宽行复决字[2018]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石政发[2018]120号《关于石湖沟村二组刘国财与常有凤林权争议的决定》。1－4号证据证明石湖沟乡人民政府作出林权争议决定和宽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中认定，涉案林地归原告刘国财所有是合法有效的。 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辩称，原告提供的石湖沟乡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宽甸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法院一审判决及二审行政判决中认定第三人常有凤砍伐的林木系原告刘国财所有。但被告在调查该案过程中，调查取证及了解当地村委会、林业站等相关部门调解而作出相关林权纠纷的处理意见，认定该案存在林权纠纷的事实，同时常有凤砍伐林木因历史遗留和当时情况在主观和客观方面存在林权纠纷。其次常有凤砍伐林木的行为发生在石湖沟乡人民政府、宽甸县人民政府、法院行政判决确定之前，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因常有凤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数量仅为1.3157立方米，不构成犯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相关规定，经被告详细调查及集体讨论后，按滥伐林木行为给予常有凤行政处罚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辽宁省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作出行政处罚结论，证据确实充分、定性、适用法律准确，不存在显失公正情形。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向本庭出示编号为2019-007卷宗林业行政处罚案相关证据材料：1.林业行政处罚受案登记表；2.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3.常有凤、刘国财、梅殿福询问笔录；4.勘验、检查笔录；5.现场照片；6.常有凤身份证明；7.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现场指认笔录；8.石湖沟乡石湖沟村二组板栗园棱下砍伐林木现场鉴定意见；9.林木定价表；10.其他需要补充的材料；11.林业行政处罚意见书；12.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13.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14.林业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笔录；15.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16.林业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回证；17.责令补种树木通知书；18.情况说明。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第三人常有凤述称，2017年7月，因第三人对森林法相关规定不够了解，为自家的自留山权属问题，在不知清理自留山也需要向林业主管部门申报审批的情况下，将自家自留山的杂树清理107株，其清理范围在自家的林权证确定范围内，此事实有林权证为证，该证显示涉案林地由第三人丈夫王维军承包，经营期限至2033年，属于自留山。1982台账也明确标明属第三人所有。因此，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属滥伐行为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常有凤庭前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审查无关联性，不予出示。 庭审质证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1－18号证据有异议，认为该几份证据认定事实不清，涉案林地经两级人民政府确认为原告所有，故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没有事实依据，违反国家法律标准。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1－18号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4号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1－4号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均系2018、2019年之后，而第三人的行为发生在2017年，不能以事后法律文书认定被告行政处罚行为不当。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1、对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提供的1－18号证据，经审查，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 2、对原告提供的1－4号证据，经审查，该几份证据能够证明经过二级人民政府行政处理以及二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将涉案林地进行确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欲证明的其他问题，因第三人在林地存在纠纷期间进行违法砍伐的行为发生在林地确权法律文书生效之前，故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日，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接到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林业工作站转来的案件信息，反映第三人常有凤擅自砍伐原告刘国财家自留山内林木，且此地块两家存在林权争议，要求查处。被告依法进行调查，并立案。2017年8月2日至2019年4月15日期间，被告对原告刘国财、第三人常有凤、石湖沟乡林业工作站的护林员梅殿福进行询问制作笔录，证实原告、第三人对涉案林木权属存在纠纷。2019年3月29日，被告作出宽森公勘字[2019]第3004号勘验、检查笔录，对第三人砍伐涉案林木范围进行现场勘查。被告宽甸县森林公安局委托丹东坤霖林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鉴定，该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丹坤林鉴字宽[2019]第31号《石湖沟乡石湖沟村二组板栗园棱下砍伐林木现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为：1、砍伐现场石沟乡石湖沟村二组板栗园棱下4林班35－1、35－2小班森林类别为地方公益林。2、砍伐林木总计107株，核立木蓄积1.3157立方米。参照砍伐林木周围活立木的树高，出材率为50%，可出木材0.6579立方米。在砍伐的107株林木中，有用材树种99株，其中未进阶（不计算蓄积）的3年生幼树林木80墩（株），果树8株，有4墩（株）樱桃、30年生山里红1株、9年生、15年生、25年生梨树各一株。3、经现地调查和数据库比对，石湖沟乡石湖沟村二组4林班35小班优势树种为板栗，起源为人工实生。4、砍伐的林木中有5株黄菠萝幼树是国家珍贵树种，其余砍伐的林木不是国家保护珍贵树种。被告于2019年4月17日作出宽森公林罚权告字[2019]第3004号《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及宽森公林罚权告字[2019]第3004号《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告知常有凤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第三人常有凤明确表示不申请听证等权利。2019年4月18日，被告经集体研究、讨论后，于4月21日作出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常有凤滥伐树木107株，核立木蓄积1.3157立方米，黄菠萝幼树5墩（株）等，并责令其补种5倍的树木。被告将行政行为依法向常有凤送达。原告刘国财对被告作出的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认为涉案砍伐的林木归其所有，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宽森公林罚决字[2019]第007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 另查明：原告刘国财与第三人常有凤就涉案林木权属发生争议，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石政发[2018]120号《关于石湖沟村二组刘国财与常有凤林权争议的决定》，决定原告刘国财承包山山坡南边界以大杏树根为界，王维军（系第三人常有凤丈夫）大棚墙以及墙内为王维军地块，墙外以北区域以大杏树根垂直到大棚墙部分为刘国财地块。第三人常有凤不服，向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宽行复决字[2018]4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石湖沟乡人民政府作出上述行政处理决定。第三人常有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4日作出（2019）辽0624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常有凤的诉讼请求。常有凤不服提起上诉，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辽06行终151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根据法释〔2000〕3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二）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该法第六条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按照上述法规规定，第三人滥伐行为发生在2017年8月，该行为发生时间系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存在权属纠纷的时间段，应界定为第三人在林木确权之前进行擅自砍伐林木的行为即滥伐行为，且被砍伐林木为107株、砍伐涉案的树木核立木蓄积为1.3157立方米均未达到刑事犯罪的起刑点，被告依法对第三人滥伐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提出第三人属盗伐行为以及触犯刑事犯罪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关于被诉行政行为中确定第三人砍伐的黄菠萝树是否属于珍贵树木一节，因根据辽林字[2006]3号《辽宁省森林及林木采伐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人工营造的珍贵树种商品林，按照一般人工用材林或经济林进行采伐管理。人工商品林中稀疏萌生的木地区常见珍贵树木，按照一般树种对待，允许正常采伐。”按照上述规定，第三人砍伐的刺槐林中萌生黄菠萝树，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中以一般树种对待，并无不当。另外，被告依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责令第三人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五倍树木以及给予三倍罚款行政处罚幅度适当。被告已依法履行受理、立案、调查、告知权利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等程序，且各方当事人均对此程序无异议，故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提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国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国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核* 审 判 员  凌名星 人民陪审员  徐晓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刘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