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智勇，男，197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彤，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译中，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金良，男，197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鹏，江西瀛洪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李秋红，女，1968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彤，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译中，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李智勇与被上诉人徐金良、原审被告李秋红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10民初8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李智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彤彤、董译中，被上诉人徐金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智勇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10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即撤销上诉人李智勇将登记在李秋红名下的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35%股份转让登记至徐金良或徐金良指定人员名下，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判决；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徐金良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依据《股权转让协议》3.2条的约定认定国投开元公司转款给李秋红的300万元及龚建强从国投开元公司领取后转款给李智勇的835万元为被上诉人徐金良向上诉人李智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3.2条约定的股东出资的股息、分红收益，在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依法进行分配前，一切权益均应属于国投开元公司，任何股东均不得随意支配和适用。国投开元公司《公司章程》第24条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国投开元公司对于利润分配并无特别约定，应当按照《公司法》第166条规定弥补亏损并提取公积金后才能对所余利润进行分配。因国投开元公司一直处于投资建设阶段，并未进行过利润分配。《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李智勇转让的所持股份的所有收益归徐金良所有，但未进行利润分配前，徐金良不得随意支配和使用国投开元公司资金。且根据《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国投开元公司的财产具有独立性，徐金良随意支配行为严重损害公司股东和其他债权人利益，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2、徐金良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妥善履行合同，上诉人李智勇所持股权对应的股息、分红收益不应归属被上诉人徐金良所有。《股权转让协议》3.2条的约定应以被上诉人徐金良妥善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为前提。但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徐金良仅向李智勇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至今未按约定偿还完毕李秋红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160万元，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在其严重违约情况下，上诉人李智勇股权对应的出资股息、分红收益不应归属被上诉人徐金良所有。综上，原审判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认定国投开元公司转款给李秋红的300万元，以及龚建强从国投开元公司领取款项转给李智勇的835万元为被上诉人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二、被上诉人徐金良未妥善履行《股权转让协议》4.2条、4.3条、4.4条的约定向上诉人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未成就，上诉人李智勇无须向被上诉人徐金良或徐金良指定人员转让国投开元公司35%股权。根据前文所述，国投开元转给李秋红的300万元及龚建强转款835万元不属股权转让款，因此徐金良截至目前仅按约向上诉人李智勇支付了第一笔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截至目前，被上诉人徐金良尚未偿还完毕其拖欠李秋红的欠款本金及利息160万元。徐金良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4.2、4.3、4.4条的约定进行支付，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未成就，上诉人李智勇无须向被上诉人徐金良或其指定人员转让国投开元公司35%股权。三、原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5月8日所付款100万元系还借款错误，该100万元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偿还借款。综上所述，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第一项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徐金良口头答辩称：一、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以及龚建强转给李秋红、李智勇的款项应视为答辩人支付给李秋红、李智勇的股权转让款及借款。具体如下：1、2016年5月12日《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国投开元公司实际上即为一人公司。因公司并不存在除答辨人以外的股东，答辩人通过国投开元公司对外转账并不损害李秋红、李智勇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他债权人可以向答辩人主张连带责任。2、如李智勇认为国投开元公司以及龚建强的付款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行为，李智勇应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本案中，答辩人已提供证据证明，自2016年5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即是国投开元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和唯一股东，国投开元公司是在答辩人的授意下才给李秋红转账。且转给李秋红的款项是由李秋红自己经办的。李秋红在请款单中特别备注了相关款项是归还李秋红的借款还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如上诉人认为国投开元支付的相关款项与股权转让无关，应提供相应证据。国投开元公司转给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公司分红程序先进行处理，这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该款项是不是公司分红这只是上诉人的猜测，这可以是国投开元公司给答辩人的借款或者投资，现在国投开元公司在答辩人掌控之下，应当由答辩人解释。其次，国投开元公司在转账之前是否履行相应程序，是公司内部治理程序，上诉人如欲否定该公司行为，应另行提起诉讼。至于龚建强转给李智勇的相关款项，虽然来源于国投开元公司，但在龚建强表示相关款项是代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上诉人也只能通过另行提起诉讼追究国投开元公司或者龚建强的责任。3、在国投开元公司及龚建强给李秋红、李智勇的转账过程中，李秋红、李智勇才是最直接、最终受益人，其二人也是一直同意这一点，现其二人以国投开元公司转账无效答辩，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根本违背。上诉人在否认该转账无效的同时，并未提到该款项如何处理，而是要求答辩人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那么上诉人有可能同时收取了两笔股权转让款，从国投开元公司和龚建强处收取一次，从答辩人处再收取一次。4、如果以国投开元公司和龚建强转账不能代表答辩人转账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则上诉人又成为国投开元公司的大股东，其可以通过股东会占有国投开元和龚建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二、答辩人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上诉人归还了全部借款以及支付完毕2016年9月30日之前应付的1031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亦应当按股权转让协议向答辩人转让相应股权。1、2017年5月4日国投开元公司转给李秋红的100万元是用于归还李秋红借款，而不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在答辩人提供的转账借支单中，2017年5月4日100万元转账中用途一栏明确载明“还借支”，转款凭证中也是载明为“还借支”。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李秋红系该转账借支单填写及转账的经办人，借支单和转账凭证上“还借支”文字均是李秋红本人填写，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反映。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聊天记录，均表明上诉人对答辩人通过国投开元公司和龚建强支付股权转让款是知情和同意的，是同意双方继续履行该协议的。答辩人迟延履行付款义务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可依法实现其获得股权转让款的目的，反而解除合同继续持有股权才不是上诉人的根本目的。3、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7.1条之约定，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继续持有股权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实际上起到股权质押的效果。4、从保护交易的安全角度，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会引起大量纠纷，不利于维护市场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协议签订后，一直是答辩人在实际经营管理国投开元公司，答辩人与国投开元公司对外签订了很多合同，合同相对方也是基于股权转让后的状况与答辩人或者国投开元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如否定《股权转让协议》，则势必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利于交易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保护。综上所述，本案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秋红口头陈述称：1、一审判决第18页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作出的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一切权益应当归公司，股东不能随意取用。2、李秋红本人仍是70%的名义股东，李智勇还是实际股东，并不是被上诉人徐金良所主张的一人公司，被上诉人徐金良的财产和公司财产不能混同。3、李秋红和李智勇都认为，国投开元的转款是属于股东分红，如果公司有异议，可以由公司另行向李智勇、李秋红主张权益，而不能认定是徐金良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我们提供过转款明细，记载了龚的转账数额，3500万左右，这些钱中并没有明确的龚转款的合法依据。4、李秋红和徐金良曾签订协议约定，徐金良应当还李秋红160万元，到目前徐金良只还了80万元，还有80万没有偿还，这个李秋红已经在德安法院起诉，并获得判决。综上，李秋红认为徐金良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徐金良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履行协议，将登记在被告李秋红名下（实际所有人为被告李智勇）的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国投开元公司）的全部股权中的67%转让登记至原告或原告指定第三人名下（换算成被告持有的国投开元公司70%股权，则为46%，即原告支付1335万元对应的股权）；2、判令两被告承担迟延转让股权的违约责任，按已转让股权款为基数，以每次股权转让延迟之日起计算，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具体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531万，于2017年11月15日到位，被告应在2017年11月22日转让股权，截止至2019年5月10日，共计534天。531万×24%年×534天=1890360元；第二笔股权转让款500万，于2018年12月6日到位，被告应在2018年12月13日转让股权，截止到2019年5月10日，共计148天。500万×24%年×148天=493333元，共计2383693元；3、本案诉讼费等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国投开元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10日，李智勇、徐金良系该公司股东，其中李智勇占70%的股权，徐金良占30%股权。2016年5月12日，李智勇拟将其持有国投开元公司70%股权以人民币2031万元，转让给徐金良，徐金良同意受让李智勇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徐金良持有国投开元公司100%的股权，李智勇不再持有国投开元公司的股权。为此，李智勇（甲方）与徐金良（乙方）签订《关于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目标公司：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条2.1约定，甲乙双方在此确认并郑重承诺，各方在本协议中所做陈述、说明、声明、确认、确定、承诺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之处，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所做陈述、说明、声明、确认、确定、承诺义务或所做陈述及声明与事实不符，均应赔偿由此给他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并应按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30%为准，支付违约金。2.10约定：本协议签订生效后，除非相对方违约或本协议特别约定之外，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拒绝履行约定的协议义务。否则，违约方应按转让总价款的3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应赔偿由此所致守约方全部损失。第三条3.2约定：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部分对股东出资的股息、分红收益全部归乙方所有，甲方对本协议履行期间所持股份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增值收益不享有任何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第四条4.1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2031万元（待双方对账后确定，如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未能完成对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确认，本股权转让款所涉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负责。4.2约定：乙方承诺保证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的10日内一次性支付甲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款431万元；如乙方逾期付款，则每逾期一日，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4.3约定：在乙方按4.2条约定支付531万元并偿还李秋红女士欠款本金及利息160万元后，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17.5%股权于七日内变更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名下。4.4约定：双方约定第二笔转让款于2016年9月30日之前支付甲方人民币500万元。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甲方收款后即时将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7.5%股权于七日内变更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名下。4.5约定：双方约定第三笔转让款于2017年1月30日之前支付甲方人民币500万元。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甲方收款后即时将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7.5%股权于七日内变更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名下。4.6约定：双方约定第四笔转让款于2017年6月1日之前支付甲方人民币500万元。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甲方收款后即时将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7.5%股权于七日内变更登记至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名下。第七条7.1约定：在乙方按前述4.2条履行相关一百万付款义务后，项目公司由乙方负责全权经营，甲方必须全力配合，公司移交给乙方，但目标公司的公章由甲方监管，所有公章的使用都必须由乙方签字认可。7.2条约定：在乙方按前述4.4条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后，甲方向乙方完成全部公司资料及公章的交接、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甲方把公章交接于乙方后至4.6条履行之前，所有公章的使用都必须由甲方签字认可。7.3约定：为保证甲方股权转让款的顺利回收，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甲方担任项目公司监事并委派出纳；在乙方全额支付甲方所有股权转让款后，甲方即时退出项目公司监事资格、撤走委派的出纳并移交。第八条8.3约定：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各方同意提交原告所在地法院诉讼管辖。李智勇及其授权委托人李秋红和徐金良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签订后，2016年5月13日，徐金良从自己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智勇账户转款100万元。2016年10月18日，李智勇（甲方）、徐金良（乙方）与李秋红（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1.本补充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如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为准。2.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为促进各方积极有效的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自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1）同意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先行转让至丙方名下。（2）在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之日起，甲方基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均转由丙方承继。（3）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自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对乙方及丙方继续具有约束力，并继续履行。同日，李智勇与李秋红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李智勇持有目标公司70%股权，委托李秋红代为持有，在工商登记中将全部显示登记在李秋红名下，但所有权归属李智勇所有，李智勇为隐名股东，李秋红为显名股东等。2017年5月8日、5月17日、11月15日，徐金良通过国投开元公司账户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分别为30万元、70万元、200万元，上述款项均转款至李秋红名下个人账户，以上付款说明均注明为股权转让款。根据徐金良的委托，龚建强从自己个人银行账户于2017年4月28日、2018年3月16日、5月8日、7月18日、7月19日、8月16日、12月6日、12月28日、2019年1月3日、1月4日、2月28日、3月1日、4月24日分别向李智勇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200万元、60万元、100万元、20万元、30万元、60万元、45万元、20万元、20万元、80万元、60万元、40万元，以上转款凭证上均注明是股权转让款。龚建强支付的上述款项均为国投开元公司向龚建强的付款。以上共计向李智勇支付了123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2016年5月12日，徐金良、李秋红和国投开元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1.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10日内，徐金良偿还欠付李秋红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180日内，徐金良偿还欠付李秋红借款利息人民币60万元整。2.国投开元公司欠付李秋红借款本金人民币110万元及利息30万元，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60日内，徐金良与国投开元公司共同偿付李秋红借款本金人民币70万元；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40日内，徐金良与国投开元公司共同偿付李秋红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70万元。协议书签订后，2016年5月26日，徐金良从自己个人银行账户向李秋红账户支付80万元。2016年12月29日、2017年2月28日、4月20日、5月3日、5月8日、5月22日、7月12日、2019年4月30日，徐金良从国投开元公司银行账户向李秋红账户汇款3万元、5万元、10万元、32万元、100万元、30万元、40万元、10万元，用于支付欠付李秋红的借款。以上共计支付310万元。2017年6月14日，李智勇向徐金良发出《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通知书的内容为：徐金良先生，2016年5月12日，您与本人就国投开元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4.1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2031万元（待双方对账后确定，如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未能完成对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协议第4.2条至4.6条约定了您的付款义务。协议签订后，双方未能按协议约定，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账，致使本协议已自动解除。而您未按协议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致使本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鉴此，本人曾于2017年2月6日致函您解除贵我双方2016年5月12日就国投开元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函件被您退回。现本人再次致函您并正式通知如下：解除贵我双方2016年5月12日就国投开元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6月15日，李智勇委托焉鄢通过EMS特快专递方式向徐金良邮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该快递单上写明：收件人为徐金良，地址为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浦亭镇九仙岭森林宾馆，并注明徐金良的电话号码。同时，焉鄢申请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公证员马某上述邮寄过程进行了公证，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了（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7123号《公证书》。据李智勇提交的EMS快递查询记载：2017年6月17日14时10分，该快递由他人同事代收。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2.徐金良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3.李智勇、李秋红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李智勇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2031万元（待双方对账后确定，如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未能完成对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由于双方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账，致使本协议已自动解除。且徐金良未按协议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致使本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2017年6月15日向徐金良邮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2017年6月17日签收了该通知书，故《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7年6月17日解除。且徐金良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徐金良认为，虽然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没有完成对账，但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并无异议，且双方此后均按协议履行，故协议并未自动解除。EMS快递查询记载是由他人同事代收，而不是徐金良本人签收，收件地址并非徐金良个人住址，而是本案诉争项目所在地，他人代收不能视为送达，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且此后双方存在继续履行协议的行为，我方并不构成根本违约。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或者可以解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自动解除的问题。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4.1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2031万元（待双方对账后确定，如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双方未能完成对账，则本协议自动解除）。”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对账，但此后双方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且在2016年10月18日，李智勇（甲方）、徐金良（乙方）与李秋红（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自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至丙方名下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对乙方及丙方继续具有约束力，并继续履行。从该约定的内容来看，《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具有约束力，并继续履行。另外，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存在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自动解除。其次，关于李智勇发出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是否送达给徐金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李智勇于2017年6月15日向徐金良邮寄送达了《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该邮寄送达过程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可以证明邮寄的材料为《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该通知书于2017年6月17日由徐金良的同事代收。徐金良主张该邮件是由同事代收，而不是徐金良本人签收，且收件地址并非徐金良个人住址，不能视为送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受送达人指定代收人的，指定代收人的签收视为受送达人的本人签收”的规定，本案中，李智勇举示特快专递查询单显示《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于2017年6月17日由他人收同事代收，由于该邮件回执上所记载的“他人收同事代收”中的“他人”或“同事”具体指向何人、“他人”或“同事”与本案中的徐金良是何关系、“他人”或“同事”有无将《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转交给徐金良，均无从得知。由于李智勇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签收人具体是谁且该签收人为徐金良有权签收或者授权、指定签收人，本案中李智勇邮寄送达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不能视为有效送达。且此后，徐金良继续履行协议，向李智勇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李智勇也接受了股权转让款，双方以自己的行为继续履行协议。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第三，本案中徐金良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解除的问题。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徐金良应分四批支付股权转让款2031万元，由于徐金良没有按《股权转让协议》第4.2条至4.6条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金，在履行期限2017年6月1日届满时，仅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未履行1731万元，此时，徐金良构成根本违约。但李智勇于2017年6月15日向徐金良邮寄送达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通知书》不能视为有效送达，不产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且此后双方存在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李智勇也接受了徐金良的股权转让款935万元，至本案起诉时，徐金良已向李智勇支付了123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60.8%，尚未支付剩余796万元股权转让款虽然构成违约，但并未致使《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案中，李智勇作为股权出让方，其转让股权的目的在于收取股权转让款，迟延交付的股权转让款虽使其遭受损失，但是通过徐金良的继续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等，合同目的仍能实现。另外，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本案中，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今，国投开元公司实际上是由徐金良在经营和管理，李智勇只是委托李秋红担任公司的监事和出纳，如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对国投开元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将产生不利影响。解除合同应当以违约行为的后果而定，若不结合合同目的、合同履行程度等因素分析违约情节对合同目的的影响，草率解除合同，既不符合交易目的，也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因此，李智勇主张徐金良迟延履行股权转让款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致使《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2即徐金良向李智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问题。李智勇认为，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除徐金良本人支付了100万元外，其他由国投开元公司支付400万元，龚建强支付735万元，且龚建强支付的款项均是从国投开元公司领取，因此，国投开元公司和龚建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不能认定为是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3.2条约定：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在本协议履行期间，甲方（李智勇）所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部分对股东出资的股息、分红收益全部归乙方（徐金良）所有，甲方对本协议履行期间所持股份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增值收益不享有任何分配权、支配权和所有权。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徐金良享有国投开元公司利润、增值收益的全部所有权，国投开元公司向李智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认定是徐金良支付。龚建强受徐金良的委托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该款虽是从国投开元公司领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认定是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因此，徐金良向李智勇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1235万元。关于争议焦点3即李智勇、李秋红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协议约定徐金良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在先，李智勇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在后，由于徐金良未按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在先，后李智勇虽未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李智勇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故徐金良要求李智勇、李秋红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未解除，双方当事人应按协议继续履行。现徐金良履行了支付1235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根据协议第4.3条、4.4条约定，李智勇（隐名股东）、李秋红（显名股东）应履行将其持有的国投开元公司35%股权变更登记至徐金良或其指定人员名下的义务。根据协议第4.5条约定徐金良应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再办理17.5%股权变更登记，但徐金良只支付了204万元，该条的股权变更登记条件尚未成就。徐金良要求李智勇、李秋红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智勇未提出要求徐金良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对徐金良的违约责任本案不予处理，李智勇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智勇、李秋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登记在被告李秋红名下（实际所有人为被告他智勇）的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35%的股权转让登记至徐金良或徐金良指定人员名下，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徐金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202元，由原告徐金良负担32542元，李智勇、李秋红负担83660元。二审期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李智勇提出如下异议：1、对认定2017年5月8日、5月17日、11月15日，徐金良通过国投开元公司账户向李智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分别为30万元、70万元、200万元有异议，该款系公司支付的款项，不是被上诉人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对认定龚建强支付的835万元系被上诉人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有异议。3、原审判决认定的还款310万元，除80万元外，剩余款项均从国投开元公司转给李秋红，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认定属徐金良还款。且其中100万元不是李秋红本人收取，之后按李智勇要求转给了第三人。被上诉人徐金良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原审被告李秋红同意上诉人李智勇的异议。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智勇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被上诉人徐金良至今尚欠李秋红借款800000元未付；2、徐金良至今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4.3条的约定支付完毕李秋红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16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条件未成就。证据二、徐金良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往来款项明细，江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李秋红个人账户明细，证明1、根据被上诉人徐金良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往来款项明细可知，被上诉人徐金良认为该笔100万元实际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并非偿还原审被告李秋红的借款；2、原审被告李秋红在收到徐金良支付的100万元后，根据李智勇的指示，将该笔款项作为借款支付给了许立廷；3、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为被上诉人徐金良偿还原审被告李秋红借支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徐金良质证称：对证据一武宁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3民初2277号判决书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不是生效判决，且该庭审过程中，徐金良未参加庭审，也未提交证据，并在判决后，并提出了上诉，徐缴纳了上诉费。证据二中往来款项明细，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是徐金良交给抚州中院的，但100万元记载的时间有误，用途有误，是用于还借支。江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李秋红个人账户明细三性由法院裁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智勇提供的证据一武宁县人民法院（2019）赣0423民初2277号判决书，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中的《往来款项明细》，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中的江西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农商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及李秋红个人账户明细，该证据系李秋红与案外人许立廷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该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出认定。被上诉人徐金良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变更表一份，证明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系江西国投共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而来；证据二、中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证明中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江西省培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而来。国投开元是和中智签的合同。证据三、借支单及转账凭证，证明2017年5月4日国投开元公司转给李秋红的100万元系用于归还对李秋红的借款，转账用途一栏均载明为“还借支”，该转账用途一栏是李秋红本人填写，李秋红是该笔转账具体经办人。证据四、武宁县人民法院催缴上诉费通知、九江银行通用凭证，证明徐金良已针对（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该判决书尚未生效。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质证称：对证据一、中智公司的信息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徐金良实缴835万元，因此证明李智勇是75%的实际股东。对证据三，与李秋红核实，真实性无法确定，付款说明有涂改，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武宁县人民法院催缴上诉费通知、九江银行通用凭证，真实性认可，该案件对事实的认定有影响，请法院予以考虑。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徐金良提交的证据，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除对证据三中《请款单》真实性存疑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本案股权转让所涉目标公司为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2014年5月8日投资人为上诉人李智勇、被上诉人徐金良，李智勇占70%，徐金良占30%。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1月3日由江西国投共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开元公司）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至今一直在开发建设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浦亭镇的九仙岭森林宾馆项目，该项目包括公寓、别墅、宾馆等，目前尚未全部完工，尚在进行宾馆内装修。该项目由江西省培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4月15日更名为中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上诉人李智勇自2016年5月12日与被上诉人徐金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未再进行投入。被上诉人徐金良原审期间提供的《往来款项明细》载明，2017年5月8日公司账上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记载与其提供的对应的《请款单》、综合凭证《通存通兑回单》有出入，《请款单》、《通存通兑回单》载明的交易日期为2017年5月4日，用途：还借支。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该100万元为归还李秋红借款。在原审诉讼期间，李秋红于2019年8月19日至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徐金良、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归还借款及利息。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于2019年11月8日（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在本案原审判决时间2019年10月25日之后。（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未认定2017年5月4日支付的100万元属还借款，判决徐金良、江西国投开元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应偿还借款80万元及利息、10万元及利息。徐金良收到武宁县人民法院催缴上诉费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另查明，原审被告李秋红与上诉人李智勇系姐弟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1、国投开元公司支付的300万元、龚建强支付的835万元能否认定属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2017年5月4日付款1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还是还款？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3、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办理35%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是否成就？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徐金良是否已偿还李秋红16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1，国投开元公司支付的300万元、龚建强支付的835万元能否认定属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问题。经审理查明，本案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通过国投开元公司账户支付的三笔款项总计300万元，每笔付款均有由李秋红填写的《请款单》，付款说明栏记载为“股份转让款”。案外人龚建强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支付给李智勇的十三笔款项总计835万元，附言均注明“股权转让款”。李智勇、李秋红收到款项后亦未提出异议。李智勇上诉提出，龚建强所支付的款项系国投开元公司转给其的，上述所付款项均属国投开元公司支付，不应认定为徐金良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徐金良在支付第一笔100万元付款义务后，国投开元公司即由徐金良全权经营。徐金良于2016年5月13日支付了第一笔100万元后，国投开元公司即由其实际经营管理，项目所需资金亦由徐金良负责投入。本院认为，上述由国投开元公司账户支出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及龚建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35万元，款项虽来源于国投开元公司，但国投开元公司的资金使用属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该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且300万元支出时，上诉人李智勇方的代表李秋红已明知。此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协议履行期间李智勇所持股权对应的股息、分红收益全部属于徐金良，李智勇对所持股份任何利润、收益等不享有分配权、支配权、所有权。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约定及转款时注明的款项性质认定上述付款为徐金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李智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2017年5月4日付款1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还是还借款、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问题。因2017年5月4日付款100万元的《请款单》付款说明栏记载为“还借支”，《通存通兑回单》用途栏亦记载“还借支”，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笔款项属于偿还原审被告李秋红的借款与证据所体现的一致。上诉人李智勇仅以被上诉人徐金良制作的《往来款项明细》产生的误差来主张该款不是偿还借款缺乏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原审被告李秋红在本案原审诉讼期间，另行向武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上诉人徐金良、国投开元公司偿还借款，与本案诉讼涉及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即被上诉人徐金良是否清偿完毕原审被告李秋红的借款160万元。因被上诉人徐金良对该后诉案件未到庭参与诉讼，原审被告李秋红亦未将前一诉讼告知武宁县人民法院，且在本案原审法院已先行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未告知后受理法院，导致武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就同一事实作出与本案原审判决相反的认定。现（2019）赣0423民初2277号民事判决因徐金良提起上诉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李智勇以此为由申请本案应中止审理。本院认为，徐金良是否清偿完毕李秋红借款160万元属证据与事实认定问题，本案原审期间和现二审期间，双方均充分提供了证据，本案依法可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进而依据证据的认定情况对事实作出认定，对证据与事实的认定仅涉及不同法院前后认定一致的问题，并不需要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上诉人李智勇中止诉讼的申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3，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办理35%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是否成就、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所转让的股权份额上诉人李智勇应依据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度分次分批办理变更登记至徐金良或其指定人员名下，其中办理第一次股权变更登记除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外，尚应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即徐金良偿还李秋红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160万元。2016年5月12日徐金良、李秋红、国投开元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确认，徐金良个人欠李秋红债务（借款本息）为160万元，国投开元公司欠李秋红债务（借款本息）140万元，徐金良对国投开元公司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上述债务合计300万元。原审法院根据证据认定徐金良及国投开元公司总计归还借款310万元，其中80万元由徐金良个人账户支付，剩余230万元由国投开元公司账户分八笔汇出，全部债务已清偿完毕。上诉人李智勇提出，国投开元公司汇出的款项不能认定属徐金良还款，且其中2017年5月4日的100万元李秋红本人未收取，而是按照李智勇要求转给了案外人。关于从国投开元公司账户支付的还借支款项，其中80万元能否认定系徐金良个人还款问题，本院认为，徐金良个人债务160万元，其中的80万元虽从国投开元公司账户转出，但每笔转款均由李秋红填制《请款单》，且付款说明栏明确记载“还借款”，相对应的《通存通兑回单》用途栏也载明“还借支”，上诉人李智勇现提出这些款项不是还借款与证据完全不符，依法不能成立。至于国投开元公司的资金使用问题，属公司管理经营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关于2017年5月4日支付的100万元李秋红是否收取问题，该笔款项对应的《请款单》、《通存通兑回单》记载的的收款人名称均为“李秋红”，李秋红收到该款后如何使用不能否定李秋红收到该笔款项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徐金良在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235万元并已清偿完毕李秋红债务160万元后，确定本案合同应继续履行，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对应3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李智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有效、应继续履行，判决上诉人李智勇、原审被告李秋红应按合同约定履行3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李智勇就此提出上诉，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3660元，由李智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清华审判员  吕卫红审判员  何全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熊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