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生，男，1961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俊斌，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雪英，女，196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木有，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文生因与被上诉人严雪英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文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严雪英向杨文生返还自2006年7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租金收入117270元；2.案件诉讼费由严雪英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是应该以人民法院通过民事判决书对广州市x区x街x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的财产属性及杨文生对于该铺具有合法使用权为起算点。在（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前，严雪英一直对涉案商铺财产权利有异议，其一直主张认为铺位使用权是杨x与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二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所取得，属于杨x的遗产，其应有继承份额，为此其向人民法院提出涉及该铺位法定继承纠纷诉讼。经一审法院（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1民终21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严雪英的全部诉讼请求后，涉案商铺的财产属性及杨文生的身份和权利才得以清晰。此时杨文生才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犯，因此，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第二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在本案一审认定严雪英不存在主体不适当的认定后。由于严雪英在本案起诉前就一直否认涉案商铺租金是她收取，其不应该作为返还租金的主体，这就使杨文生无法知道义务人的所属。在一审法院对其答辩做出评价后，杨文生对义务人的认知才是清楚的，这符合时效起算的要求。因此，杨文生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杨文生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杨文生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严雪英二审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文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杨文生起诉严雪英支付2006年7月1日到2014年4月20日涉案商铺的租金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杨文生的起诉。（二）根据（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知，杨文生不是涉案商铺的产权人，也不是《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被安置人，其取得涉案商铺的承租权的时间是2014年1月28日广州二建与其签订的《租用协议》所约定的起始时间，在2014年1月28日前，杨文生对涉案商铺没有承租权。因此，杨文生在2014年1月28日前没有资格就涉案商铺向严雪英主张任何权利，其提出本案起诉属于主体不适格。（三）（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民事判决已查明杨x是《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人、合同的相对方、被安置人，是涉案商铺的使用人。2006年7月17日，杨x向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了租赁合同备案手续，缴纳了相关的“租赁合同手续费”以及“出租商铺综合税”。之后，一直按期缴纳相关税费。杨兆武2013年12月23日的《报告》证明涉案商铺自1995年拆迁安置后，一直由杨x使用、出租，自2013年12月23日起，才交给杨文生继续承租，缴纳租金。该报告还可证明在2014年前，涉案商铺的使用人、出租人是杨x，不是严雪英。而杨x与严雪英是夫妻，由于杨x年纪大，身体不好，杨x用严雪英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是基于严雪英年轻，可以帮助杨x办理商铺的事情，也是基于是夫妻关系。租金都是杨x收取后用于家庭开支，不属于严雪英。因此，2014年前涉案商铺的出租人是杨兆武，杨文生将严雪英列为本案被告是主体错误。（四）杨文生提及的两个时间点均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是以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从2014年2月份杨文生已经接收了商铺，及2013年12月23日其已经知悉涉案商铺的情况，所以其才让杨兆武要求广州二建改变承租人，一审询问杨文生当时是否知道出租人是严雪英，杨文生明确表示其是清楚的。关于涉案商铺不存在产权，只是承租权问题，承租权在2013年12月23日与广州二建交涉后签订租约时，杨文生也知道是谁享有承租权。2014年1月28日杨文生与广州二建签订了《租用协议》，2013年12月23日杨文生清楚之前的租约是杨x，也清楚出租给他人是以严雪英的名义。另，杨文生与黄某勉有交接了租赁关系，所以杨文生在2014年1月份已经知道租赁的问题，杨文生现称法院驳回了严雪英主张的继承杨x的承租权之后杨文生才确权，是错误的。杨文生于2019年9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严雪英向杨文生支付从2006年7月1日到2014年4月20日占用杨文生位于广州市x区x街x铺所得的租金收入117270元及支付杨文生基于收回该商铺向第三人作出赔偿15000元，合共132270元；2.案件受理费用由严雪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粤0103民初1821号继承纠纷案件中，查明以下事实：杨x与区x是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儿子杨文生、杨建伟。杨x与区x于1969年离婚。杨x与严雪英于2004年8月24日登记结婚。根据《营业执照》的记载，越秀区中华电器店的地址在广州市x路x号地下内，负责人是杨文生，经营期限至1997年4月14日止。杨文生的户籍当时在广州市x路x号地下，户内实有人口1人。1995年1月12日，杨x与广州二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由广州二建拆除广州市x路x号房屋，杨x是该屋使用人，广州二建在x区x首层的铺面永迁安置给杨x继续营业。1995年4月29日，杨文生领取了x小区x首层西12档的钥匙（当时未有门牌，曾自编门牌为××之8铺，现址为广州市x区x街x铺）。2006年6月22日，严雪英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黄某军签订《房屋租约》，将××之8铺出租给承租人，租赁期限从2006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月租1380元。2013年7月30日，严雪英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黄某勉签订《合同》，约定将××之8铺出租给承租人，租赁期限从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月租1650元。2013年12月23日，杨x向广州二建提交《报告》，内容为：“本人杨x，贵公司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穗府（1994）x号文，对坐落在广州市x路x号房屋进行拆迁征用，由于历史原因，于1995年1月12日与贵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公证（95）穗荔证内字第1829号，同时贵公司将我永迁安置到芳村桥东小区即荔××××8商铺，其实，该房屋是我儿子杨文生使用的，他才是拆迁户，我是其代理人。现声明：上述房屋由我儿子杨文生继续向贵公司承租、交纳租金，日后上述房屋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纠纷，均与我无关，该房屋的债权债务均由杨文生一人承担和享有。”杨x在《报告》落款处加盖私章并纳印指纹。同日，杨文生也在《报告》下方书写：“本人杨文生，原是x路x号房屋的被拆迁户，理应承担。”2014年1月28日杨文生与广州二建签订《租用协议》，内容为：第三人因解放路扩路拆迁，永迁安置杨文生到荔××××8的房屋，作商业使用，广州二建同意租用给杨文生，杨文生同意承租。2014年4月14日，杨文生与黄某勉签订《协议书》，约定：一、黄某勉自动解除之前与严雪英所签的x街x号之八商铺的租赁协议，二、黄某勉在2014年4月20日前将该铺交还给杨文生，……四、杨文生同意签署本协议时一次性支付黄某勉搬迁补偿款15000元，……。此后，黄某勉根据该协议收取了杨文生15000元，杨文生此后收回该商铺并在该商铺从事经营。在（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案件，判决驳回严雪英的诉讼请求，严雪英提交了其与租户的租赁合同作为证据。广州二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在答辩时称是杨文生委托父亲杨x为其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2018）粤0103民初1821号判决后，严雪英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2135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维持了一审判决。案件诉讼过程中，杨文生确认在2014年4月知道严雪英将房屋出租。严雪英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拟证明房屋的使用权归杨x：1、2006年7月17日杨x向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了租赁合同备案手续，缴纳了相关的“租赁合同手续费”以及“出租商铺综合税”的发票；2、以杨x名义缴纳的部分商铺出租综合税的发票。杨文生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认为发票上的名字是严雪英自己申报的，不能证明房屋使用权归杨x。一审法院认为，对于讼争房屋使用权的归属问题，1、本市1995年征用拆迁所适用的法规为《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拆迁人对应当安置的被拆除房屋的使用人，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安置。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市房产局发布拆迁公告前，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正式户口并实际居住在该房屋的公民和已经开业的持有营业执照的单位。杨文生的住所、户籍及领取的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均在广州市x路x号地下，根据上述《实施办法》的规定，杨文生属于征用拆迁的安置对象。2、拆迁单位广州二建在（2018）粤0103民初1821号中确认杨x是代杨文生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杨x在2013年12月23日向广州二建提交《报告》中也确认讼争房屋是安置给杨文生，拆迁单位、杨兆武均对安置对象是杨文生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属于拆迁单位安置给杨文生使用的房屋，杨文生享有该房屋的使用权，有权对房屋主张权利。对于严雪英是否是适格主体问题，在（2018）粤0103民初1821号中，严雪英提交了其与租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作为证据，严雪英的行为表明其对自己出租讼争房屋没有异议，故杨文生向其主张返还租金损失，不存在主体资格不适当的问题。对杨文生提出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杨文生在本案中确认在2014年4月知道严雪英将房屋出租，因此从此时其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杨文生可以在此时开始的三年内向严雪英主张权利。但杨文生直到2019年9月才起诉要求严雪英支付房屋租金损失、赔偿款损失，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于杨文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杨文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3元由杨文生负担。上诉人杨文生与被上诉人严雪英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杨文生与严雪英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商铺享有使用权人为杨文生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并不作赘述。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文生主张严雪英返还自2006年7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的租金收入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杨文生作为涉案商铺的使用权人，其自认在2014年4月已知道严雪英将涉案商铺出租，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杨文生应在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现杨文生于2019年9月才提出本案要求严雪英返还2006年7月1日至2014年4月20日租金收入的诉请，显然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丧失胜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作出驳回杨文生上述诉请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作为判决依据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杨文生认为在（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案作出生效判决后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与其一审陈述相悖。另外，（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案中也已查明，2013年12月23日杨x向广州二建提交《报告》说明了原被拆迁房屋的使用人为杨文生，杨兆武只是杨文生的代理人，并声明涉案商铺由杨文生继续向广州二建承租、交纳租金，且杨文生于2014年1月28日也与广州二建就涉案商铺签订了《租用协议》，可见，杨文生在上述期间就应清楚自己是涉案商铺的使用权人和承租人的身份，因此，其上诉认为本案诉请应以（2018）粤0103民初1821号案生效判决以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严雪英不存在主体不适当时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并据此要求支持其诉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文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46元，由上诉人杨文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张 怡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