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81民初435号 起诉人:张明海，男，194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 起诉人:田小珠，女，195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 2020年3月10日，本院收到张明海、田小珠的起诉状。起诉人张明海、田小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8执复3号裁定书内容；2、依法维持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执恢289号执行通知书；3、依法准予对永济市人民法院（2016）晋0881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书及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民终2444号民事判决书未执行的内容予以恢复执行;4、本案所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案件基本情况。关于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永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立案受理，于同年7月20日制作了永济市人民法院（2016）晋0881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书。因原、被告均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继而提起上诉，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日制作了（2016）晋08民终2444号民事判决。上述判决生效之后，原告于2017年1月5日向永济市人民法院立案申请执行,2017年9月2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邵代奇达成“和解协议”。2018年7月18日,张明海向法院提出撤回执行申请，该院于2018年7月20日裁定终结（2018）晋0881执恢188号案件的执行。2018年6月29日原告在法院领取执行款60000元，2019年1月2日宋满红交纳了60000元，原告以逾期为由拒绝领取，并向法院递交恢复执行申请书，永济市人民法院以种种理由不予恢复执行。2019年4月22日，原告向永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监督、建议申请书，永济市人民检察院制作了永检民（行）执监（2019）14088100001号检察建议书。永济市人民法院采纳永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同意对原、被告执行案件立案恢复执行。恢复执行后，宋满红、邵代奇分别于2019年9月19日、11月1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永济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分别制作了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执异26、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宋满红（邵代奇）的异议请求。后宋满红、邵代奇分别于2019年12与19日、12月17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制作了（2020）晋08执复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一、撤销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执异26号异议裁定；二、撤销永济市人民法院（2019）晋0881执恢289号执行通知书”，该裁定为终审裁定。2、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查明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应作为撤销恢复执行的事实依据。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宋满红复议期间查明“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2月13日宋满红妻子许希流弟弟许红发之子许嘉峻因身患疾病在医院治疗，许希流是家中老大、其父母年事已高，许红发在外地”，继而认为许希流侄子身患疾病需要宋满红照料，宋满红主观没有逃避履行《和解协议》的故意，其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后即交付最后一笔款项至执行法院，属于合理期间，视为依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应作执行结案件处理。中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既然中院认为许希流是宋满红的妻子，那么中院是依据何种事实认定宋满红与许希流是夫妻关系？复议期间宋满红是否向中院提供其与许希流的结婚证，来证明他们之间是夫妻关系。若宋满红没有提供结婚证，那么此种结果就是主审法官主观臆断，让原告无法信服。上述事实与宋满红在永济市人民法院（2016）晋0881民初157号判决书第5、6页记载“被告宋满红辩称其与许希流是同居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且现已分居”记载的事实前后相互矛盾，既然2016年宋满红自认与许希流是同居关系且已经分居了，那么在复议期间就与许希流是夫妻关系了，此种辩解明显是逃脱原告再次恢复执行案件的一种虚假陈述，是明白人都能看出来。该案未进入执行程序时宋满红存在一种故意逃避还债的行为，无奈原告才选择诉讼方式解决。进入执行程序之后，一直是承担连带责任的邵代奇为了免除自己的连带责任才与执行法官联系，先前支付的款项都是邵代奇向法院交付的，宋满红一直是避而不见，而邵代奇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时，执行法官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邵代奇在拘留期间宋满红宁可给邵代奇每日支付1000元的费用，也不给原告积极偿还执行款项，难道这不是故意逃避债务吗？2018年12月30日至2019年1月1日是国家法定节假日，是执行该案的法官的休息时间，但并非宋满红迟延付款的合理期间，在法定节假日之前一天（2018年12月29日）还属于执行法官正常上班的时间，在此期间宋满红称其积极主动联系执行法宫，要求延期付款是征得法官的许可，此辩解只是宋满红单方陈述，而无其他证据加以证实。假如执行法官许可其延期交纳执行款，但延期交纳执行款的时间并未征得原告的同意，那么执行法官能随意改动约定的时间吗？退一步来讲，假如宋满红与许希流是夫妻关系，许希流侄子身患疾病需要照料其不是宋满红迟延履行的法定理由，理由如下：若宋满红签署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明确体现还款日期，其作为成年人应知道迟延履行的一种法律后果，何况宋满红先前已经知道张明海的银行账户，宋满红可以将执行款项汇入张明海的帐户，而不必要亲自前去永济市人民法院执行局交付执行款。许希流的侄子与宋满红非直系亲属关系，宋满红对许希流侄子的照料并非法定义务。3、本案应釆取听证的方式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我国《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实行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结合本案，原告认为本案属于复杂执行复议之类，复杂事实在于原告申请恢复执行时，法院起初不同意，后在永济市检察院司法监督情况下法院准许立案执行，在法院向宋满红下发执行通知书后，宋满红提出执行异议，后又提出执行复议，可以说是属于复杂之类案件，中院没有采取听证审查其行为显然是对原告权利一种剥夺，从而导致该案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裁定结果。4、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和解协议”对宋满红不具有法律效力，张明海恢复执行符合法律规定。该和解协议双方约定了生效条件“双方当事人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但至今宋满红未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依邵代奇2019年12月17日“复议申请书”也可以得知该和解协议书对宋满红没有法律效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和解协议书第2页第2-4行记载“案卷中和解协议宋满红并不知情，也未见过，也未签字，在归还最后一笔款之前，宋满红不知道和解协议上写的期间为12月28日。”第2页第16行“案卷中的和解协议不知道是谁递交的”及倒数第1行、第3页1、2、3行“但邵代奇在执行案中并不是宋满红的代理人，邵代奇也没有告诉宋满红协议书上写的是12月28日。宋满红未签字的这份协议对宋满红没有拘束力”。既然该和解协议书对宋满红没有法律效力，那么本案就不应以和解协议为说事谈事。张明海在没有收到判决书的全部执行款项情况下可以再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应立案恢复执行。5、中院执行裁定书记载：“张明海向执行法院申请撤回对本案的执行，该案已作终结执行结案，不应再予恢复执行”，此种理解是错误的。我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百二十条规定“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规定赋予人申请人再次申请执行的一种权利，结合本案，尽管张明海提出撤回申请执行后，并非不能再次申请执行。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零四条及有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起诉人张明海、田小珠诉请撤销的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8执复3号裁定书系该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的已生效的终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对张明海、田小珠起诉的案件无管辖权，其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再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对张明海、田小珠的起诉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焕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