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5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爱加时代家居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051号2幢1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BDQB29A。 法定代表人：张书岭,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胤,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靖华，男，196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君,浙江华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爱加时代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靖华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2民初8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爱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爱加公司与黄靖华之间并非劳动关系。双方之间订立的合约性质属于业务合作关系，该合约当中并不具备劳动合同所应具备的要素，仅仅是双方对业务合作的事项作出了相关约定。二、双方之间业务合作是有条件的。双方约定，需要完成的业务指标是第一年完成销售额2000万元，因此，支付合作费用是有条件的。合约第五条明确约定：双方之间在六个月内有相互考察的期限，如果黄靖华未能完成业绩，合约可自动解除，互不追究，由于黄靖华并未完成工作业绩，仅仅接了一单价值13万元的业务，而且目前仍有部分的尾款未能收回，因此黄靖华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约定，双方之间的合作已没有基础，黄靖华的业绩和业务能力与合约签订前陈述的情况大相径庭，黄靖华的业绩和其提出的要求明显相差悬殊，极不合理，无事实及法律基础。三、黄靖华从2018年11月开始就不再与爱加公司有业务联系和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虽然爱加公司暂时未能补强相关证据，但双方业务合作关系是事实，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纠纷。一审应当在根据客观事实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区分案涉合约与一般劳动合同的不同，从而判断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合约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有别与一般的劳动合同。 黄靖华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爱加公司上诉所称背离事实，且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请求驳回爱加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黄靖华与爱加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黄靖华在2018年4月与爱加公司最初商谈合作的时候，确实有过出资、占股的意向，但没有谈成，最后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爱加公司聘用黄靖华为家居部总经理，因此签订了一份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绩效合约。合约明确约定了爱加公司聘用黄靖华为其家装部总经理，并规定了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劳动报酬，已经包含了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五个主要的必备条款。爱加公司虽辩称其与黄靖华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也无法推翻合约中的约定，其辩称的业务合作关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二、爱加公司辩称双方约定第一年需完成销售额2000万元才能支付合作费用，这一辩称与事实不符。合约明确规定了黄靖华作为事业部总经理的薪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基本年薪+绩效奖金。基本年薪为50万元，分12个月逐月发放。绩效奖金则根据年度销售业绩确定。因此合约只规定了黄靖华的绩效奖金要根据工作业绩确定，并没有规定黄靖华的基本年薪也要根据工作业绩增减。而黄靖华向爱加公司追讨的只是基本年薪，因此不存在要完成销售额才能支付的问题。三、造成家装部业绩不佳的原因是由于爱加公司承诺的工作团队和实体展厅均未落实，导致家装部工作无法开展。2018年5月签订合同之时爱加公司曾承诺给黄靖华配备四人的独立工作团队，五千平方米的实体展厅则于2018年国庆节前到位。但实际上家装部除黄靖华之外的所有成员都是花为媒公司的人员兼职的，实体展厅也是2019年3月23日黄靖华离开后才开业的。黄靖华与爱加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书岭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相关的记录能够证明家装部的成员都是兼职的。由于爱加公司的承诺没有到位，家装部工作无法开展，导致业绩不佳。因此业绩不佳的主要责任在爱加公司。四、合约第五部分最后一条约定“6个月内若项目未有确定的工作业绩实现，双方可自动解约，互不追究”，但工作业绩未能实现的主要责任在于爱加公司，且合约并未对“确定的工作业绩”做出明确的约定，黄靖华的工作团队已经有了13万元的一单业务，已经有了确定的工作业绩。至于“互不追究”的约定，到底互不追究什么，合约也没有确定作出规定。合约并没有明确约定如自动解约，爱加公司可以不付基本年薪。因此该条约定并不能作为爱加公司拒付基本年薪的依据。五、爱加公司称黄靖华自2018年11月开始与爱加公司不再有业务联系和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完全背离事实。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黄靖华与爱加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书岭的微信聊天记录看，黄靖华仍然在履行家装部总经理的职责，仍然在爱加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书岭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即使到了2019年1月17日张书岭还在通知黄靖华去花为媒三楼会议室开会。爱加公司也未能提供双方已于2018年11月解除合作关系的证据。 爱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予补缴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黄靖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爱加公司无需支付黄靖华工资270833.33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8年5月22日，爱加公司与黄靖华签订《i＋时代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薪酬绩效合约》一份，约定黄靖华担任爱加公司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合作时间第一阶段为2018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整装家居事业部项目业绩目标为第一年（即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实现销售额2000万；事业部总经理薪资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基本年薪＋绩效奖金；基本年薪为50万元，分12个月逐月发放；绩效奖金，实现事业部年度销售业绩目标，项目管理费用在总控比例范围内，项目总经理可另外获得绩效奖，分配方式为绩效奖金=年度总实际销售额*1%*年度销售额总目标的达成率*50%，该项目费用包含项目部团队人员的工资、奖金和各项福利费、培训费、差旅费，项目部营销推广费用，项目部直属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其他费用；事业部总经理权责包括遵守公司颁布制定的各类管理制度，享有公司制定的各类福利政策。本合约自2018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同日，爱加公司向黄靖华发出《聘书》一份，载明：经公司股东会讨论决定，兹聘请黄靖华担任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聘期自2018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止。黄靖华在爱加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1月中旬。爱加公司于2018年8月7日向黄靖华支付2018年6月的工资40000元。另查明，黄靖华曾向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被申请人（爱加公司）缴纳自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费、支付工资293333.33元以及一个月经济补偿金41666.67元的仲裁请求。该委于2019年7月2日作出浙绍越城劳人仲案字（2019）361号仲裁裁决，裁决：一、爱加公司应当该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现行标准为黄靖华到绍兴市越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补缴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承担部分由黄靖华负担（具体数额以绍兴市越城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服务中心核准为准）；二、爱加公司应当支付给黄靖华工资270833.33元（未扣除个人所得税）。此款于该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付清。爱加公司不服上述仲裁裁决，遂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爱加公司、黄靖华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本案中，双方签订有《i＋时代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薪酬绩效合约》，合约虽表述有“合作”二字，但合约内容实际包含了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且约定了黄靖华应遵守爱加公司制定的各类管理制度，享有公司制定的各类福利政策。故，结合黄靖华工作情况等现有证据，该院认为双方符合劳动关系主体资格，黄靖华受爱加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爱加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该劳动是爱加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可以确认爱加公司、黄靖华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爱加公司认为其与黄靖华之间仅系合作关系，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黄靖华在爱加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1月，爱加公司应向黄靖华支付相应工资。黄靖华收到仲裁裁决书后未向该院起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工资合理，该院对爱加公司应支付给黄靖华工资270833.33元（未扣除个人所得税）予以确认。因补缴社保问题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该院对劳动仲裁裁决书中关于补缴社保部分不作评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爱加公司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黄靖华工资人民币270833.33元；二、驳回爱加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爱加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爱加公司主张与黄靖华之间属于合作关系，但根据双方签订的《i＋时代整装家居事业部总经理薪酬绩效合约》内容，黄靖华需要遵守爱加公司颁布制定的各类管理制度，显然不符合平等主体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约定，且合约同时约定了工资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绩效奖金等明确劳动关系的内容，更何况，根据履行合约的实际情况，爱加公司也向黄靖华发放了2018年6月的工资，安排黄靖华从事爱加公司有关业务，故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事实清楚，爱加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为合作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合约约定黄靖华年薪50万元，分12个月逐月发放，黄靖华有无实现销售额仅影响绩效奖金而不影响其取得基本薪酬，爱加公司主张黄靖取得基本薪酬需要完成相应的销售额与合约约定相悖。爱加公司还主张双方于2018年11月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合约约定“6个月内若项目未有确定的工作业绩实现，双方可自动解约，互不追究”，黄靖华在合约履行过程中完成了一定的业绩，爱加公司依据上述合约约定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依据不足，更何况，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黄靖华在爱加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1月中旬，显然与爱加公司主张双方于2018年11月劳动关系解除的事实相悖。综上所述，爱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浙江爱加时代家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陶钿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