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04民再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宝丰县圆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宝丰县人民路西段（建行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1562463752P。法定代表人：商群生，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天星，河南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军有，男，1964年1月8日生，汉族，住宝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宝丰县民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宝丰县大营镇上李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1551632362G。法定代表人：闫二欣，任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军涛，男，1968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宝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明勋，男，1972年9月22日生，汉族，住宝丰县。上诉人宝丰县圆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公司）诉被上诉人赵军有、宝丰县民悦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悦建材）、赵军涛、杜明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宝丰县人民法院原审于2017年5月5日受理立案，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豫0421民初1423号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杜明勋向宝丰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宝丰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豫042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该案，并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豫0421民再7号民事判决。圆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圆通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再审判决对原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调解意见是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错误。一、原审判决将2018年8月1日的申请书作为被上诉人进入诉讼程序的依据错误，且违反法律规定。原审于2017年7月11日开庭并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庭下调解。2017年7月11日调解笔录说明了调解原因是庭审结束后双方当事人协商由赵军有提供案外人担保，然后圆通公司同意追加案外人参加诉讼。同样，8月1日的调解笔录中也说明了调解的原因是因为上次调解后，赵军有又提供了案外担保人，是对新加入的案外担保人进行的调解。两次调解笔录表明是被上诉人分别进入的诉讼程序，符合经法院准许的规定。再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为进入诉讼程序，与事实不符。二、再审判决推定被上诉人之间彼此不知道进入诉讼程序，进而推定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没有依据，且违背事实。首先，两次调解笔录内容清偿明确，杜明勋就笔录及协议内容修改五处之多，并加盖了指印，足以认定其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三被上诉人均是原审被告赵军有联系作为担保人，杜明勋与赵军有关系密切，赵军涛是赵军有的弟弟，民悦公司有赵军有实际控制。所以该三被上诉人参与诉讼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受上诉人圆通公司的误解和欺诈而作出担保表示。再次，原审调解书充分尊重了各方的意愿，也没有加重三被上诉人自愿提供担保的担保范围和保证责任。原审不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最后，原审调解书合法有效，满足了杜明勋提出的只愿意在200万元借款本金范围内提供担保和还款时间需要一年以后的条件。再审调查证实，2018年7月原审调解书确定的还款期限即将届满前，杜明勋曾多次联系圆通公司相关负责人，并在执行程序中见面协商。三、再审判决被上诉人民悦公司和赵军涛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再审判决认为民悦公司和赵军涛既征得圆通公司同意追加担保的事实，又在上诉人书面申请追加之后经法院调解领取了调解书，民悦公司和赵军涛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调解书违背其自愿，再审判决民悦公司和赵军涛也不承担保证责任显然不当。杜明勋辩称，当时赵军有给我打了个电话称其有个贷款续贷，让我担保，我答应了赵军有。我告知赵军有我在贵州省，等回到家再办理。赵军有称时间很紧急，遂指派了一个人来到贵阳市面签。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宝丰县人民法院的一个人与赵军有公司的人一起到贵阳市，让我签订协议。我没有多想就签了字，当时的日期是2017年7月11日，并且送达回证上签字日期是法院写的，不是我写的。后来我才发现自己进入失信名单。两次调解过程，我均不在宝丰县，而是在贵阳市。如果当时赵军有给我说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了，我肯定不会给赵军有担保。赵军有、民悦公司、赵军涛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陈述意见总结本案二审中主要争议问题为：1.原审调解是否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2.圆通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出具同意追加案外担保人并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处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3.原审调解书送达（送交）程序问题。关于原审调解是否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杜明勋签字确认的2017年7月11日调解笔录、协议书上有多处修改、加盖指印，主要将五处杜明勋承担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保证范围缩减至200万元借款本金内，将两处赵军有还款期限延展至2018年7月30日，且均加盖了指印。庭审中杜明勋接受询问时又称其看后提出以上还款期限和担保范围的修改意见，说明杜明勋签字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时，已经详细阅读相应内容，否则其不可能提出以上详尽的修改意见，并均予修改、确认。而且债务人赵军有委派的前往贵阳市联系杜明勋面签的李军胜出庭作证称杜明勋提出的修改意见由在场的法院工作人员联系了圆通公司同意后修改，也可以侧面证明以上杜明勋查阅笔录、协议，提出修改意见的事实。该调解笔录、协议书内容明确表明发生了原审起诉，原审庭审后进行的庭下调解，追加案外人杜明勋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杜明勋已经明知该调解系案件进入诉讼后追加其为案外担保人进行的调解。杜明勋辩称没有仔细看内容与其提出详细修改意见的事实相矛盾，其认为是为了借款展期一年而向圆通公司签订的保证手续，并非以案外担保人身份加入诉讼调解，属于重大误解，违反其自愿的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杜明勋称2017年7月11日调解笔录制作地点在宝丰法院，系事先制作好的调解笔录和协议书，其实际是在贵阳市签的字，且宝丰法院仅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调解笔录载明的合议庭成员不在场，构成重大违法。经查该调解笔录、协议书的签订系因赵军有提出协商解决案件争议，赵军有已征得杜明勋、民悦公司同意，并与圆通公司协商一致形成。赵军有、民悦公司、圆通公司均在宝丰县，其向宝丰县人民法院明确该调解笔录意见及协议书内容，该调解笔录、协议书在宝丰县人民法院拟定制作符合事实。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个人协助调解，促成调解。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委托以上单位和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或者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达成的和解协议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可知调解工作虽然体现人民法院可以主持调解活动，但调解过程比较灵活，参加的人员、调解的方式、形成协议的过程均为促成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服务，且不拘泥于审理程序的严格限制，人民法院主要任务是防止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以及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出现。制作该调解笔录、协议书之前因为赵军有已经征得杜明勋同意担保，赵军有、圆通公司双方已经进行了调解协商，调解内容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案外人杜明勋身在贵阳市，因时空限制不能同时到达宝丰县人民法院签字确认。于是，赵军有告知杜明勋，其委派人员到贵阳市联系杜明勋面签确认，杜明勋同意。赵军有委派了李军胜与原审法院工作人员一起到贵阳市见杜明勋面签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去贵阳市见杜明勋签字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系当事人自行联系、协商一致的结果，可以看作是赵军有、杜明勋、圆通公司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杜明勋的确认，其中宝丰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到场起到监督当事人协商内容的一致性和签字的真实性，该过程没有否定2017年7月1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由当事人协商后在宝丰县人民法院制作的事实。不能因为担保人杜明勋不能立即到场的客观原因，但事后赵军有、杜明勋一致同意到贵阳市由杜明勋面签的程序安排，而当然认为该部分事实构成调解程序重大违法或违反了杜明勋的自愿。杜明勋又称2017年8月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其没有签字确认，其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原审综合2017年7月11日和8月1日的协议制作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2017年7月1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出具后，赵军有又经与圆通公司协商一致再添加案外人赵军涛（赵军有之弟）提供保证担保,形成了2018年8月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该调解笔录重点就案外人赵军涛加入担保承担的保证责任制作了调解笔录、协议书，并重述了2017年7月11人调解笔录、协议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原协商一致的杜明勋在200万元本金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将赵军有偿还2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最后还款日期由2018年7月30日再延至2018年8月15日，要求赵军有在一年左右的还款期内每一个季度至少偿还20万元利息。债权人圆通公司、债务人赵军有、案外担保人赵军涛、民悦公司在此调解笔录、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该调解笔录、协议书采用重述杜明勋保证责任的方式叙述，并不否定杜明勋的责任。新加入的案外担保人赵军涛也不排斥杜明勋的连带责任保证。一审法院原审中依据两份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确认了赵军有的还款责任和案外保证人杜明勋、赵军有、民悦公司各自的保证责任。从调解书的内容看，并未加重杜明勋的责任承担，即其在200万元借款本金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论是7月1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还是8月1日的调解笔录、协议书，各案外担保人均没有表示是否因其他人担保后其不再担保等附带条件。虽然8月1日制作的调解笔录、协议书中借款本金及利息还款期间延长了16天，并不损害杜明勋的利益，约定一年左右还款期内，赵军有每季度还款20万元以上并不在杜明勋担保范围内，亦不影响杜明勋的保证责任承担。因各个案外保证人在诉讼中承诺的保证范围不一致，原审法院分别制作调解笔录、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矛盾，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二）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对调解书再审后需要撤销的法定条件是调解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的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各方对赵军有于2015年1月8日向圆通公司借款200万元由陈亚娟、孙晓红提供借款担保的事实并无争议。因赵军有仅偿还借款利息至2015年11月30日，圆通公司于2017年5月5日向宝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了赵军有、陈亚娟、孙晓红。2017年7月7日原审开庭时，原审被告赵军有及担保人陈亚娟、孙晓红均未到庭。因担保人陈亚娟、孙晓红向赵军有提出不愿意承担保证责任，庭外赵军有与圆通公司协商一致由赵军有提供案外人担保，圆通公司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二人的起诉。于是才出现原审中杜明勋、赵军涛、民悦公司以案外人提供担保的方式参加原审调解。调解的动议系因原借款保证人陈亚娟、孙晓红不愿承担保证责任，由赵军有向圆通公司提出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进行调解之前原审法院审判人员并不知道杜明勋、赵军涛、民悦公司以案外人身份参加诉讼进行调解。杜明勋、赵军有陈述签订调解笔录、协议书之前，系赵军有联系了杜明勋请求其提供担保。亦由赵军有联系要求赵军涛、民悦公司参加调解，签字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因此调解的动议、案外人的加入担保、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均由赵军有与圆通公司、案外担保人杜明勋、赵军涛、民悦公司自行联络、协商形成，请求原审法院制作调解笔录、协议书予以确认，体现了各位诉讼参与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亦未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关于圆通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出具同意追加案外担保人并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起诉的申请，原审予以处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杜明勋据此申请认为2017年7月11日其在未被圆通公司追加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将其作为担保人进行调解，以及没有向案外人送达参加诉讼的通知，属于程序违法。经查，圆通公司原审起诉了赵军有及原保证人陈亚娟、孙晓红，且原审法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开庭审理，因陈亚娟、孙晓红不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由赵军有向圆通公司提出另行提供其他担保人，圆通公司同意赵军有提供担保人并经法院准许后圆通公司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原审起诉。因此圆通公司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起诉，与赵军有提供案外人杜明勋等人担保，是双方就该问题协商一致的两个方面，存在前后因果联系。7月11日的调解笔录载明原审诉讼已经开庭审理，当事人之间请求协商解决本案纠纷，杜明勋虽不是原审起诉时的被告，但在调解中自愿提供担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的案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调解笔录亦明确记载圆通公司一方同意追加杜明勋承担保证责任。该调解笔录、协议书经杜明勋核实并签字同意，在笔录及协议书中圆通公司也已经同意追加杜明勋承担保证责任，赵军有、民悦公司亦签字确认，原审法院已经以笔录的形式准许杜明勋作为案外人提供担保，无需另行送达案外人参加诉讼的通知书。按照事前赵军有与圆通公司协商约定，案外人杜明勋等人参加诉讼同意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圆通公司依约需要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起诉，2018年8月1日，圆通公司因此出具同意追加案外人并撤回部分起诉的申请，系以书面形式再次确认原来协商过程中以及签订笔录、协议书时就已经同意杜明勋等案外人提供担保、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同时按照协商约定撤回对陈亚娟、孙晓红的原审起诉，实现其承诺的过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不能将圆通公司8月1日的申请仅仅理解为仅在此时才追加杜明勋等案外人承担保证责任，否则违背了在此之前当事人双方及案外人已经充分协商由案外人提供担保，赵军有、圆通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人民法院亦制作笔录予以确认的事实。杜明勋以圆通公司8月1日申请书中再次明确追加案外人担保的内容部分，反推解释其在未被追加为案外担保人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了诉讼中的调解，程序违法的理由，与事实相悖，依法不能成立。关于原审调解书送达（送交）程序的问题。原审中赵军有、案外担保人赵军涛、民悦公司法定代表人闫二欣到庭，上述三人均签字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并签收调解书送达回证，依据该事实能够认定调解书已经送达赵军有、赵军涛、民悦公司。原审中一审法院工作人员仅于2017年7月11日在赵军有委派的李军胜的带领下到贵阳市见到杜明勋，由杜明勋签字确认调解笔录、协议书，此时杜明勋虽然签字确认收到调解书的送达回证，但原审调解书尚没有制作出来，可以认定此时并未实际送交杜明勋调解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担保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条件时生效。”本案中，案外人杜明勋提供了担保，其承担担保责任的基础为其提供的担保符合条件时生效，原审调解书送交案外人杜明勋即可，送交形式有别于赵军有、圆通公司等一般当事人必需签收调解书才能生效的程序。本案中即使杜明勋理解的原审未履行向其送交调解书的意见能够成立，则相当于原审调解书送交程序尚在进行，需向杜明勋送交，那么对送交程序尚在进行的案件亦无需再审。庭审中，杜明勋又称其虽然签订了协议同意担保，但其认为是为赵军有在圆通公司续保的意思，因续保问题发生的争议，其认为圆通公司可以另案诉讼解决。经查原借款协议中的担保人为陈亚娟、孙晓红，杜明勋系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提供的担保，并未与圆通公司在诉讼外签订新的借款担保协议；本案杜明勋的担保是诉讼中提供的案外人担保，不能等同于诉讼之外以合同方式签订的担保协议，原审可以依法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无需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再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二）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本案审判监督程序系由一审法院提起再审进行的审理，本院二审中不宜就前述分析直接裁定处理，本案依法发回宝丰县人民法院重审，发回后由一审法院依照再审程序就原审调解是否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原审相关程序等审查处理为宜。本案原审中杜明勋等人系以案外人提供的担保，其身份是案外人，有别于一般原、被告当事人，应当依法把握原、被告当事人和案外人各自诉讼权利的不同，依法审查原审调解是否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和案外人提供担保的生效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2019）豫0421民再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依照再审程序重审。上诉人宝丰县圆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854元予以退还。审判长  张泰东审判员  张永波审判员  崔伟杰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宋若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