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3民终96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主父艳臣，男，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曼荣，山东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宁瑜，男，1990年9月10日出生，回族，住临沂市罗庄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富亮，男，1968年1月20日出生，回族，住临沂市罗庄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继友，山东鼎元（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凤华，男，196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原审被告：陈春斗，男，1966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登记地临沂市罗庄区，现住址不详。原审被告：赵国峰，男，197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主父艳臣因与被上诉人张宁瑜、马富亮及原审被告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7）鲁1311民初5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主父艳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曼荣，被上诉人张宁瑜、马富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继友，原审被告于凤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春斗、赵国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主父艳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不实之诉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一、漏列当事人，本案应当追加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第五个合伙人高长江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1、“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与诉讼。(l)作为与上诉人等四人签订《承包协议>的合同主体，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承担责任；(2)本案的主要证据“欠条”上加盖了“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公章，作为公章的主体，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承担责任；(3)在承包期间，上诉人等人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设备改造，合同到期后，合同双方未进行资产清点，上诉人等人的投资仍然遗留在公司内部，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接受人应当承担责任。(4)被上诉人在起诉立案时将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其承担偿付责任，后来撤回对临沂金晶建陶限公司的起诉，是对上诉人等人的权利的侵害。2、第五个合伙人高长江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1)被上诉人张宁瑜所持有的“欠条”出具时期是在第五个合伙人实际控制经营期间；(2)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一审期间，经本案当事人赵国峰（原审被告）申请，要求追加第五个合伙人高长江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第五个合伙人为其同被告，也未查明第五个合伙人参与经营的情况，即认定第五个合伙人无须承担责任，明显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的规定。二、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欠条”存在重大瑕疵，无法确定真伪，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1、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欠条”中加盖了伪造的公章，这枚假公章为其持有人私刻，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不知情，上诉人等合伙人对此也不知情，因此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加盖了这枚假公章的“欠条”当然也不具有法律效力。2、“欠条”上面的公章是不真实的，“欠条”的来源是不合法的。在法庭调查中，被上诉人分别明确陈述了二人所持有的“欠条。形成过程是：先对账，然后写欠条，最后盖章。被上诉人的陈述充分说明，只有符合这种形成过程的欠条才是真实可信的。在“欠条”原件中，我们通过肉眼可以看得出：二张欠条均是先加盖了公章，后在空白处填写的欠款内容，字迹的落款均在公章之上，“欠条”的表现形式与被上诉人的陈述不相符。3、本案被上诉人用以诉讼的核心证据“欠条”无法确认真伪，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申请法庭对本案中的核心证据“欠条”中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公章的加盖时间与文字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但是被上诉人拒绝对“欠条”进行鉴定，导致本案的司法鉴定程序终止，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对证据“欠条”的真伪进行认定。对需要通过司法鉴定这种专业的科学技术来确定的案件事实，被上诉人拒不配合司法鉴定，说明被上诉人对自己所持有的证据“欠条”的真实性缺乏自信，应当视为放弃举证，应当对案件事实的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4、一审法院依据不能确定真伪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本身就是错误的审判行为，违反科学严谨的司法理念，违反公平公亚的司法原则，无法保证判决结果的正确。二审调查中补充如下理由：原审法院未查清交易事实，上诉人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已经与被上诉人账目结算完毕。张宁瑜、马富亮辩称，一、上诉人关于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明显错误。该案件系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后上诉的二审案件，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的规定，上诉人主张发回重审的上诉理由是错误的。二、上诉人认为本案遗漏当事人，应该追加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高长江作为共同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尽管二被上诉人在起诉时将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作为被告立案起诉。但经证据证实上诉人持有的欠据上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印章系上诉人主父艳臣等四人在承包金晶建陶期间私自伪造的。该枚公章的伪造情况已经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以及会计于卫平的证言予以证实。故，二被上诉人在获悉欠据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事实后，选择撤回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起诉，而只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实际承包合伙经营人即本案的上诉人等四人起诉，是完全尊重客观事实、是正确的，也是对自己诉权的合理处分。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明确认可，其与原审被告陈春斗等四人合伙承包经营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从事陶瓷生产，并投入巨额资金，上诉人仍与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存在所谓的经济纠纷。但是，不论上诉人与其它合伙人及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之间有多么大的纠纷，均和二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纠纷不具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请求追加案外人高长江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主父艳臣等四人发生买卖陶瓷原料业务期间，高长江没有参与合伙经营，这一点有上诉人主父艳臣等四人签订的承包协议为证，故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买卖合同欠款与高长江不具有关联性。其次，上诉人主父艳臣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请求高长江作为被告承担还款义务，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等四人合伙经营行为，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至三十五条关于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其完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其根本没有注册成立有限或无限合伙企业。三、上诉人主父艳臣以欠条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来否定欠据的证据效力，进而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买卖合同欠款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完全错误的。1、二被上诉人作为公民自然人对被上诉人的合伙经营负责人出具的欠据上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公章的真伪，不具有专业的识别能力，只要尽到形式审查的业务就足够了。2、欠条上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公章的真伪仅与上诉人主父艳臣等四人和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在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上有关系。其公章的真伪，不能否定推翻二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付款请求权。其公章的真伪，必然产生两种法律后果，公章如果是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备案的合法公章，则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应该对上诉人主父艳臣等人承包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如果不是，即像本案的情况，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并没有授权其使用，而是由上诉人等人为了经营需要而私自伪造，则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来说则不具备授权代理的法律要件，因该无权代理的民事行为产生的后果由因该由实际经营行为人，即本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合伙承包经营人承担。这也正是二被上诉人撤回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诉讼的原因。3、上诉人力求通过司法鉴定盖章的真伪、先后来推翻欠据真伪的法律逻辑系伪命题。上诉人主父艳臣在明知欠据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要求做司法鉴定，显然是拖延诉讼、浪费司法宝贵的司法资源，一审法院之所以不同意鉴定的原因也在此。4、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已经生效的(2017)鲁13民终5957号民事判决书（周树海与主父艳臣、陈春斗等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就与二被上诉人同样案例的情况做出判决，认定“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公章真伪问题，与买卖欠款不具有关联性，四合伙人应该偿还合伙经营期间所欠原料款。5、对合同、欠据等证据资料上加盖公章伪造假公章的合同效力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案例，特别是2019年最高院的“九民纪要”等都非常明确地做出了有效的认定。6、二被上诉人持有的原审被告陈春斗授权出具的欠据的形成过程，作为欠据实际书写出具人的会计于卫平已详细向法庭做出了陈述，原审法院已记录在案。且于卫平系本案原审被告于凤华的儿子。原审被告于凤华多次出庭均客观陈述明确认可其四个合伙承包经营人欠二被上诉人款项属实，并愿意承担还款义务。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凤华述称，请求法庭依法判决。陈春斗、赵国峰未到庭陈述意见。张宁瑜、马富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给付张宁瑜、马富亮货款2600400元及自2016年8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负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张宁瑜、马富亮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加盖金晶建陶公司印章的欠据两张，证明欠张宁瑜货款1435550元、欠马富亮货款1164850元的事实。主父艳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所加盖的公章为财务人员伪造、私刻，且欠据系先加盖公章，后书写内容所形成的。于凤华称合伙经营期间由陈春斗负责；据其了解，该组证据为陈春斗安排时任会计进行对账，对账后，陈春斗再安排时任出纳于卫平出具的该组证据。证据2、主父艳臣、于凤华、赵国峰、陈春斗签订的《合伙协议》一份，证明该四人合伙经营的事实，对外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父艳臣、于凤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13民终595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主父艳臣、于凤华、赵国峰、陈春斗四人合伙经营的事实。主父艳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于凤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陈春斗、赵国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当庭质证及辩解的权利，依法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对于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在本院认定部分进行阐述。对于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证据2、3的真实性，因主父艳臣、于凤华均未提出异议，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主父艳臣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于卫平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于2013年2月1日租赁金晶建陶厂后，大约在2014年在陈春斗安排下私刻金晶建陶公章一个，此公章一直在我手中保管。此公章打过借条明细：广翰经贸公司744183元、江兴制釉保证金150000元、周书海（一张）、张洲（一张）、马富亮（一张），保管人于卫平，2016年10月16日”，该证明中并加盖其所刻制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印章印样，金晶建陶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寿芳在该证明中注明“此假公章今日（2016.10.16中午）收回郑寿芳”，证明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证据1欠据中加盖的公章为于卫平私刻印章，非金晶建陶公司备案的有效印章，并由于卫平保管；主父艳臣作为合伙人不知于卫平所私刻、保管、使用该印章的情况；于卫平先加盖印章后书写内容出具欠据的方式不符合常规，且于合伙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出具的，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于卫平承担。张宁瑜、马富亮认为该证据可证实其提交的欠据中加盖的印章系陈春斗安排于卫平刻制，非于卫平私自刻制，与于卫平无关，且该证据印证了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涉案欠据的真实性。证据2、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罗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金晶建陶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该公司公章被他人私刻使用报警的情况。张宁瑜、马富亮认为该证据可证实金晶建陶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报案的情况，但并未正式立案，与本案无关。证据3、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临罗检民（行）监（2017）37131100004号受理通知书、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鲁1311民初2388号案件卷宗材料十二页，证明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16）鲁1311民初2388号案件存在违法情形，检察机关建议进行再审。张宁瑜、马富亮认为该组证据可证实检察机关对另案的监督行为，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2017）鲁13民终1647号卷宗材料十三页（含于卫平出具的证明一页），其中于卫平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叫于卫平，199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罗庄区于泉庄村，身份证,我自2013年2月在陈春斗、赵国峰、主父艳臣、于凤华四人承包的金晶建陶有限公司担任现金会计工作，在我担任现金会计工作期间，张宁瑜、马富亮两人一直在为金晶建陶供应煤炭和原料业务。2016年4月、7月，经双方对账结算，累计共欠张宁瑜煤炭款壹佰肆拾叁万伍仟伍佰伍拾元正（1435550元）、马富亮原料款壹佰壹拾陆万肆仟捌佰伍拾元正（1164850元），由陈春斗安排于2016年4月30日、7月31日向他们出具欠据两张，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证明人于卫平，2017年7月16日”，该证据拟证明张宁瑜、马富亮分别确认其二人提交的证据1欠据形成过程为，双方对账后书写欠据内容，再加盖印章，为此主父艳臣申请对书写内容、加盖印章的顺序进行鉴定。张宁瑜、马富亮认为该组证据可证实其所提交欠据的实际形成情况，与主父艳臣以该组证据拟证明先加盖印章后书写欠据内容的抗辩理由相矛盾，主父艳臣以该组证据拟证明的目的不能成立。证据5、付款凭证、发货通知单合计94张，证明张宁瑜的货款于2016年已付清，其中付款1351000元、拉砖抵货款828793元，合计付款2179793元。张宁瑜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可证实2016年7月31日对账之前购销双方的业务账目情况；原审庭审时陈述的欠款情况（即欠货款216万元）是于2016年3月15日之前买卖煤炭合同产生的，2016年3月15日之后，双方实际又继续发生买卖煤炭合同关系，该组证据中涉及2016年3月15日之后的支款单，就是对方支付2016年3月15日之后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货款，2016年7月31日出具的涉案欠据为双方对2016年3月15日前后的煤炭货款总结算单据，故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对方于2016年7月31日出具总结算单据后又偿还张宁瑜涉案货款的事实。于凤华认为主父艳臣提交的上述证据5，系在双方对账、出具欠据之前，购销双方的部分业务账目情况，不能证明会计向张宁瑜出具欠据的虚假性；对于主父艳臣提交的其他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陈春斗、赵国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当庭质证及辩解的权利，依法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对于主父艳臣提交的上述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张宁瑜、马富亮、于凤华均未提出异议，故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三、一审法院依据主父艳臣申请，依法调取关于于卫平、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名下的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个人银行交易明细，张宁瑜、马富亮、主父艳臣、于凤华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该宗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四、张宁瑜、马富亮、于凤华对于2018年1月22日一审法院依法对于卫平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主父艳臣对该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于卫平的对于涉案欠据形成过程陈述内容不属实。因其对此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质证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于卫平在调查时陈述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1日，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订立《合伙协议》，约定：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的生产销售；合伙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19日；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60万元，合计240万元；盈利、债务合伙人均按25%比例享有和承担。上述合伙协议签订后，由陈春斗担任合伙经营负责人，负责合伙期间的生产经营，赵国峰负责合伙期间的销售业务。2013年初至2016年期间，马富亮、张宁瑜多次为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合伙承包经营的金晶建陶公司供应生焦和煤块。经陈春斗安排，由合伙经营期间时聘主管会计主父宝琳与马富亮、张宁瑜进行对账后，再由合伙经营期间时聘现金会计于卫平分别为马富亮、张宁瑜出具欠据，交马富亮、张宁瑜持有，并加盖为合伙经营期间所需刻制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印章，欠据内容分别为“今欠马富亮生焦款1164850元（大写壹佰壹拾陆万肆仟捌佰伍拾元正），金晶建陶，16.4.30”、“截止至2016年7月31日欠张宁瑜（371311199009102398）煤块款1435550元正，（大写壹佰肆拾叁万伍仟伍佰伍拾元正），金晶建陶，16.7.31”。为此，张宁瑜、马富亮以上述欠据为证据，以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诉至本院，要求支付货款及利息。本案审理中，1、张宁瑜、马富亮向本院申请撤回对金晶建陶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2、主父艳臣申请要求对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欠据中书写内容与加盖印章的先后顺序以及欠据所加盖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张宁瑜、马富亮认为于卫平调查材料及主父艳臣提交的于卫平分别于2016年10月16日、2017年7月16日出具证明中记载的内容，足以证明涉案欠据中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情况，非该公司备案公章，及涉案欠据形成过程的事实，主父艳臣申请对涉案欠据中加盖该印章真伪及欠据形成过程进行鉴定的申请，已无鉴定的必要性为由，请求驳回主父艳臣的鉴定申请，导致鉴定程序终止。3、于卫平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在第五个合伙人加入之后送煤的供应商就都换了，二原告就没有再供过煤，我给原告出具的两张欠条上载明的欠款都是在第五个合伙人加入之前产生的，第五个合伙人大概是16年年中的时候加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宁瑜、马富亮提供的《合伙协议》、及于卫平的调查材料、庭审材料，足以证实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自2013年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以及四人合伙承包经营期间时聘密振华担任财务主管、主父宝琳担任主管会计、于卫平担任现金会计的事实，予以确认。张宁瑜、马富亮提交的欠款欠据、于卫平的调查材料及庭审材料，相互佐证，足以证实其二人分别与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四人在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期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主父艳臣提交的于卫平分别于2016年10月16日、2017年7月16日出具证明中记载的内容及庭审材料，可证明涉案欠据中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印章非该公司备案公章，系合伙执行人陈春斗为方便执行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期间相关业务，而刻制该印章用于经营所需，以及涉案欠据形成过程的事实，与主父艳臣提交于卫平的两份证明拟证明的目的相矛盾，即使主父艳臣申请鉴定事项具有真实性，也不影响双方之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本案事实认定不具有必要性。根据对于卫平的调查材料及主父艳臣提交的付款凭证、发货通知单，能够相互印证，张宁瑜所陈述因2016年3月15日之前买卖煤炭合同关系产生的所欠货款金额为216万元，2016年3月15日之后，双方实际又继续发生买卖煤炭合同关系，2016年7月31日出具的涉案欠据为双方对2016年3月15日前后的煤炭货款总结算单据的客观性，具有高度盖然性，予以确认，故主父艳臣现仅以付款凭证及发货通知单不足以推翻涉案欠据出具人员陈述的事实，其以该组证据拟证明的目的，不予确认。另，据于卫平陈述，马富亮、张宁瑜的供货业务发生在第五个合伙人加入前，且马富亮、张宁瑜及于凤华均对于卫平的陈述均无异议，故主父艳臣提供的付款凭证及发货通知单中载明的以砖所抵顶货款系偿还之前的债务，至于各合伙人之间如何分担该债务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所涉债务的供货人马富亮、张宁瑜无关联。根据马富亮、张宁瑜提交的欠据、于卫平的调查材料及庭审材料，足以证实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四人在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期间因买卖合同关系，尚欠马富亮货款1164850元、张宁瑜货款143555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涉案债务为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四人在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期间产生，现马富亮、张宁瑜要求由该四位合伙人共同清偿，理由正当，予以支持。陈春斗、赵国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愿放弃当庭质证及辩解的权利，依法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综上，马富亮、张宁瑜要求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清偿涉案货款，理由正当，证据确凿，予以支持。因欠据中未约定付款期限，对于马富亮、张宁瑜要求的利息损失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共同支付原告马富亮货款116485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8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共同支付原告张宁瑜货款张宁瑜煤炭货款143555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6年8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马富亮、张宁瑜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主父艳臣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赵国峰、于卫平、于凤华2013年至2016年10月份银行流水一组。证明在经营过程中给张宁喻、马富亮结算过程中存在被上诉人和于卫平之间存在利益勾结。并且在另外一案中，与张宁喻的交易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于卫平截留大量股东的资金，张宁喻案件中存在虚假诉讼。因此，认为于卫平出具的欠条存疑。证据二、矿石原料买卖汇总及支付情况（上诉人自己计算）。证明2013年起至2016年双方原料交易及上诉人等，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完毕货款。马富亮、张宁瑜质证意见：一、上诉人提交证据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新证据。二、该组证据来源无法查证。三、该组证据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相关主张。于凤华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主父艳臣提交的证据一关联性较弱，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为单方出具，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马富亮、张宁瑜提交于2020年1月7日拍摄的视频资料一份。证明陈春斗于2019年通过视频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欠据的形成过程，佐证欠款的真实性。主父艳臣质证意见：一、对该视频有异议，陈春斗的身份应当是当事人并非证人，陈春斗应当出庭当庭陈述及接受法庭调查。陈春斗录制的视频不经法庭调查及其他当事人质询为无效证据。二、本案中的两张欠条出具的时间并非同一天，其中向被上诉人张宁喻出具的欠条落款时间为2016年7月31日，该时间陈春斗已经不再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具体的负责人叫高长江，高长江是在2016年5月份加入合伙，全盘负责合伙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在此期间陈春斗无权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决策，也无权都外代表合伙人或者金晶公司行使权利。因此，陈春斗主张由其安排会计与被上诉人对账的陈述不属实。于凤华质证意见：录像的人就是陈春斗，从2016年散伙之后就没有见过陈春斗，陈春斗在合伙中他具体负责厂里的事项，对其陈述无异议。本院认为，陈春斗系本案当事人，应出庭参加诉讼、接受询问，其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且本案一审系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当事人未能提供陈春斗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该录像形成过程存疑，本院对该陈述暂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二审中仅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查，无争议的问题不予审查。关于一审是否漏列当事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享有选择权。第五合伙人是否应承担本案争议债务，合伙体内部能否向其追偿，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第五合伙人参加诉讼，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准许撤回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诉讼是否得当问题。企业承包经营是发包方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将企业的经营权采取适当方式承包企业经营者自主经营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与赵国峰、于风华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文本看，双方的合同关系名为“承包协议”，实为财产租赁协议。一审判决关于“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自2013年合伙承包经营金晶建陶公司”的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合伙租赁经营期间的债务应由其合伙体承担。且一审已经查明，争议欠条所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公章系伪造，由主父艳臣、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形成的合伙体，系本案争议买卖合同相对方，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该事实亦经关联案件生效裁判予以认定。在查明上述事实后，一审法院裁定准许马富亮、张宁瑜撤回对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对欠条所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公司”公章真伪及字迹与印迹形成顺序的鉴定申请应否准许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因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争议欠条所加盖的“临沂金晶建陶有限公司”公章系伪造，故对该公章真伪及字迹与印迹形成顺序进行司法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依据证据规则，作出的事实认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在二审中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上诉人所称“欠条”真伪争议问题。本案争议“欠条”系上诉人主父艳臣及于凤华、陈春斗、赵国峰形成合伙体的工作人员向买卖合同相对人马富亮、张宁瑜分别出具，相关当事人及证人对欠条形成过程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且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对争议“欠条”的证明力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主父艳臣虽有异议，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其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关联性不足，不能支持其抗辩主张，本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合伙争议及合伙体内部管理的分歧，不构成对抗外部合同相对人的理由。其合伙纠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主父艳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主父艳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国栋审判员  王海涛审判员  李大军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张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