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鲁15民申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风来，男，1948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刚，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邵全胜，男，196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阳谷县。 再审申请人李风来因与被申请人邵全胜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5民终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风来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应予再审情形。具体事由为：（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邵全胜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实际的管领和支配，亦即邵全胜对涉案房房产形成了客观上的占有”有四个理由：1.邵楼村委会将分配给被申请人的涉案房产在新村平面图上进行了标注且邵楼村委会和七名群众代表出具了房产位置的证明；2.被申请人支付了粘贴院落北门的瓷匾工料费610元，有李某某收条为证；3.被申请人找人铺设了地板砖并支付了相应劳务费1000元，有李某、张某某收款证明为证，二审徐某某出庭证言予以佐证；4.被申请人一审时诉称安装卷帘门的李某1曾将钥匙交给乙方。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理由不成立，认定被申请人对涉案房产形成客观上的占有是错误的，事实上是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房产形成了客观上的占用。（1）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是邵楼村委在新村平面图上对涉案房产进行的标注，即使是邵楼村委进行的标注，因邵楼村委并不是按照平面图标注分配的房产，且在平面图上进行标注是邵楼村委会实施的内部行为，村委会的标注行为不能认定是被申请人对涉案房产的管控行为。（2）认定涉案房产北门粘贴了瓷匾与事实不符。涉案房产北门只有普通墙瓦，没有瓷匾。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李某某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李某某是接受郭屯村委会的指派为涉案房产贴瓦，也就是说李某某贴瓦的行为与被申请人没有任何关系。而所谓的收到条是因被申请人原本就欠李某某的钱，被申请人偿还后出具的收到条，该收到条与贴瓦没有任何关系。（3）地板砖不是被申请人找人铺设的，建筑商徐某1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铺设地板砖是其承建的范围，由其找人铺设。所谓证人李某、张某出具证言并没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得作为证据采信。证人徐某某事实上是被申请人的亲戚，存在利害关系，而且本人也称是听说被申请人支付的劳务费，并未亲眼所见。故仅据上述证据不能证实是被申请人找人铺设地板砖并支付了劳务费。（4）将被申请人一审时诉称安装卷帘门的李某1曾将钥匙交给乙方的诉称认定为事实，并作为裁判依据实属错误。被申请人的上述诉称不属实。首先，对于卷帘门的钥匙是谁交给被申请人的，在原一审中被申请人称是邵楼村委会交给其钥匙（庭审笔录第56页第一行至第六行，问：“原告，你交款后，是谁将房产如何将房产交付给你的？答：是邵楼村委会主任邵某某指定涉案房产归我所有，当时是在平面图上直接指定的，交房的时候也没有大门，没有钥匙，后来村委会统一安上的门，交给我的钥匙，我有安装的防盗窗”。第十行至第十二行，问：“原告，邵楼村委会是什么时候把房产交付给你的？答：“第一次交钱时，就指定给我房产了，第二次交款的时候，交给我的房子和钥匙”）同一事实两种说法，自相矛盾，诉称不应采信。其次，李某某、李某1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李某某是在接受郭屯村委会的指派后安排的李某1对涉案房产安装卷帘门、防盗窗，与邵楼村委会、被申请人均没有任何关系，李某1将钥匙随意交给委托人之外的被申请人显然不符合常理，故被申请人辩称李某1将钥匙交给的陈述明显有悖常理，且也没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5）如认为对涉案房产添加了附属设施即认为是事实上的占有，即使是被申请人铺设了地板砖，因重审二审庭审中，徐某某的证言（庭审笔录58页第17行至20行，问：“涉案房产的卷帘门、防盗窗安装的早还是贴地板砖早？”答：“我不清楚了。我见贴地板砖的人了，贴地板砖时我见有卷帘门。”)可以证实郭屯村委会安装防盗窗及卷帘门的时间要早于被申请人铺设地板砖的时间，那么郭屯村委会对涉案房产为在先占有，先占有人再交付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的占有承接了郭屯村委会的占有利益，故再审申请人无需向被申请人返还涉案房产。（6）即使被申请人具有所谓“先占”的事实，因邵楼村委会欠付建筑商徐某1的工程款，徐某1依约拒绝将涉案房产交付邵楼村委会，被申请人无权直接占用涉案房产，此时徐某1是涉案房产的实际管控人即合法占有人，之后徐某1将涉案房产的门窗焊死，表明徐某1不同意被申请人占用涉案房产，故徐某1仍然是涉案房产的合法占有人，被申请人就失去了所谓的“客观上的占有”，亦不享有先占所形成的权益。（7）再审申请人的占有是经过郭屯村委会和徐某1的同意入住，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房产占有是合法占有，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房产进行了必要的施工装修和添附，至今居住在涉案房产内，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房产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和控制，对涉案房产形成了占有的事实。而且再审申请人交纳房款的时间远早于被申请人，根据交款顺序优先选房的原则，再审申请人也享有优先于被申请人的选房的权利，而被申请人不存在对涉案房产进行客观上管领和控制的行为。（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提供的所谓的邵楼村委会与郭屯村委会签订的承诺书是伪造的证据。邵楼村委会也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对郭屯村人员进行安置，该承诺协议即使有效实际上也未履行，以此证据作为涉案房产不属于邵楼村委会分配给郭屯村委会的房产是错误的。（1）该承诺协议并非事先签订，为后补伪造，不得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在原一审、重一审时无论是郭屯村委会的成员还是邵楼村委会的原书记邵某某均明确表示对于分配房产双方事先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尤其是在重一审时已查明并予以认定，[（2017）鲁1521民初1461号民事判决书第10页倒数二行和11页第一行，“其在2014年12月5日辞去村委会主任时，与郭屯村约定的11套楼房尚未分配，双方的出庭人员均未能证明约定安置郭屯村民11套住房何时交付及具体位置。”]，在重二审时，邵某某突然清楚的陈述有其本人书写的承诺书，对房产的分配在2013年8月14日已事先约定，这与其前诉中的陈述反差巨大，自相矛盾，有悖常理。承诺协议显示2013年8月14日签订，要求村民在2013年8月20日之前一次性交清16万元，让普通的村民交付巨大的房款而预留的交款时间不足6天，明显违背常识。对其他郭屯村购买房产的村民的实际交付房款的时间予以调查即可核实该承诺协议的真伪。据再审申请人了解，郭屯村委会的公章曾被放到办事处管理，承诺协议就是在该期间被加盖的公章，因此，该承诺是后补伪造且没有经过郭屯村委会的同意，不得作为认定有关事实的有效证据采信。（2）即使该承诺协议真实有效，根据协议的约定，涉案房产也在该协议约定的范围之内，再审申请人有权取得涉案房产，原审判决对承诺协议中房产起算的分析不符实际明显错误。再审申请人根据实际房产情况绘制的分布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幼儿园对过一排12套连体房产均为二间一套的门市房，符合邵楼村委给郭屯村11户价值16万元的两间房产的承诺。12套连体房产的路东有一排26间连体的门市房，为两间一套或四间一套，四间一套的只有一个楼梯，不能分成两个两间使用，共9套房产，原审均以两间为一套认定为13套房产是错误的。12套的连体房产与9套连体房产之间有一条南北的中心路。邵楼村委会给再审申请人出具的收据上载明的幼儿园对过门市房，一般正常理性的人对幼儿园对过理解应为12套的连体房产。如果按照原审认为从最东头即9套房产的一排第五户向西数五户的话，第八、九套房产均是四间房产，不符合提供16万元的两间门市房，从12套连体房产的东头从第五户向西的五套房产均为价值16万元的两间门市房，符合承诺，故原审认为从9套连体房产的最东头起算是错误的，从12套连体房产的东头起算，涉案房产在承诺协议的范围之内。（3）退一步讲，即使该承诺协议有效，原审的起算点正确，承诺协议也不能作为本案依据，因为该承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郭屯村委对本村村民事实安置了8户，尚有3户没有安置，从再审申请人绘制的房产分配图中可以看出郭屯村委会安置的8户房产的位置，与承诺协议中承诺给付房产的位置不同，邵楼村委会对其他郭屯村委会安置的7户均没有异议，也就是说承诺协议书实际上没有真正履行，而真正履行的是由郭屯村委指定，邵楼村委同意的做法进行分房，故原审不得以实际上未履行的承诺协议作为裁判依据。（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1）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享有邵楼新村的购房资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邵楼村委规定，凡是本村村民有宅基证老宅基的或者虽没有宅基证但有带院的老宅基的，均可在新建农居中换取一套房子，老房子折抵6万，不足部分由要房户交纳。本案被申请人系郭屯供销社职工，不是邵楼村村民，明显不具备购房资格。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国务院国办发（2007）71号《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农民住宅。对照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享有邵楼新村的购房资格，既不符合邵楼村委的分房规定，更是直接违背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2）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购买邵怀昌宅基合法系适用法律不当。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即“一户一宅”。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出售给没有住房和宅基地的本村村民；城镇户口、外村村民无权购买。邵怀昌将购房资格转让给被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关于农村村民“一户一宅”的规定，同时违背了国务院国办发（2007）71号文件中关于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农民住宅的规定。被申请人购买邵怀昌宅基的行为，实际上是非法转让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所以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3）原审判决认定邵楼村委安排涉案房产给被申请人合法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其一，被申请人作为郭屯供销社职工依法不具有邵楼新村的购房资格；其二，被申请人按照邵楼村民待遇享受第一套邵楼新村楼房已经违背了法律规定；其三，邵楼村委给被申请人安排第二套楼房即涉案楼房，更加明显的违背“一户一宅”等法律规定。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讲，原审判决认定分配涉案楼房给被申请人合法均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原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不当，被申请人不具备邵楼新村的购房资格，原审将涉案楼房分配给被申请人违背法律规定，请求再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原审判决认定郭屯镇邵楼村委会在新农村建设中将案争楼房即“邵楼新村幼儿园中心街北侧西起第三户楼房及院落”于2014年11月置换出售给邵怀昌的侄子邵全胜（系郭屯供销社职工，其妻张艳芹系邵楼村村民），有下列证据相互佐证予以证实：（1）邵全胜一方交纳购房款16万元的单据；（2）邵楼村购房交款明细表；（3）标注案争楼房权属的邵楼新村平面图；（4）邵楼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案争房屋权属的书面材料；（5）时任邵楼村委会主任作出的关于案争房屋权属的出庭证言；（6）邵全胜在案争楼房范围内添附地板砖等附属设施的证据材料。其中，邵楼村内部形成的宅基置换选购新房秩序，邵楼新村平面图上标注案争楼房权属的形成过程，以及邵全胜添附案争楼房设施等因素，均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也即邵全胜与邵楼村委会之间形成了案争楼房的买卖合同关系。李风来主张案争楼房的安置买受权益，应当对其签订案争楼房买卖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申请再审提出的“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事由不能成立。 第二，邵楼新村建设占用郭屯村的部分土地，两村村委会协商将部分新建楼房用于安置郭屯村村民，需要形成特定的房屋买卖合同或者特定的安置房屋范围。邵楼村委会收取李风来一方购房款13万元的收据上虽然注明“幼儿园中心街门市房”，但李风来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特定的楼房位置。李风来虽然举证证明其占有案争楼房系基于郭屯村委会的安排及与建筑商的共同交付，但其又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郭屯村委会取得安置用房的具体范围，也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郭屯村委会、建筑商享有买卖案争楼房的处分权限。根据邵楼村委会与郭屯村委会签订的关于安置郭屯村村民用房范围的承诺（协议）、邵楼村委会原主任的证言以及二审现场勘查情况，原审判决没有采信李风来主张的安置用房范围并无不当。李风来主张案争楼房在安置郭屯村村民用房范围内缺乏证据证明，其申请再审主张两村村委会之间签章的安置用房承诺（协议）系伪造的亦缺乏证据佐证。同时，李风来既主张两村委会签订的承诺（协议）是伪造的，与其又主张根据该承诺（协议）可以认定案争楼房属于安置用房范围自相矛盾；至于该承诺（协议）何时签订、由谁签章等因素，并不影响邵全胜与邵楼村委会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综上，李风来主张“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再审事由也不能成立。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基于邵全胜与邵楼村委会签订房屋置换买卖合同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邵全胜享有案争楼房占有权益，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同时，基于王风来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案争楼房的出售权利人签订了房屋安置买卖合同，因此原审判决其返还案争楼房在适用法律上亦无不当，其主张“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至于邵全胜与邵楼村委会签订房屋置换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属于邵楼村委会、邵怀昌、张艳芹、邵全胜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可以排除其他人对案争楼房的侵占；如果案争楼房的置换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由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这不属于本案争议的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李风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风来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海洋 审判员  吉洪林 审判员  陈正飞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