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35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8号5幢203室。法定代表人：衣景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北京惠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中兵，男，198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庞艳花，女，197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任启飞，男，198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生华，上海段和段（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高新区北区新西路7号兰光科技大楼C-801。法定代表人：王正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倩雯，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负责人：尤程明。再审申请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古恒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孙中兵、庞艳花、任启飞、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滴新能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9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万古恒信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存在雇佣关系并一直持续至事故发生时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从未履行过，万古恒信公司没有向任启飞发出过任何指令，双方甚至从未联系过，万古恒信公司也未向任启飞支付过任何款项。万古恒信公司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于2015年8月1日签订了《驾驶服务合作协议》，基于该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因滴滴公司调整业务，万古恒信公司与迪滴新能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终止了《驾驶服务合作协议》并于2017年7月1日解除了该协议，双方补充倒签了《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约定的“提供驾驶服务”的合作前提、背景和平台已消灭。万古恒信公司与滴滴公司不存在《劳务服务协议》第3.3条约定的“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管理公司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应服从该等第三方公司的管理”委托管理情形，而是滴滴公司将驾驶服务的内容委托给了万古恒信公司，二审片面理解该约定，并认定任启飞一直开滴滴快车，万古恒信公司对此一直收取费用，没有证据证明。滴滴公司在全国与其他很多第三方有同类的合作业务，不能因为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任启飞一直在开滴滴快车就认定与万古恒信公司有关。万古恒信公司与迪滴新能源公司并无合作文件，也未授权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达成任何交易，任启飞与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的《车辆管理承诺书》及其他文件援引万古恒信公司的部分，万古恒信公司并不知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援引部分对万古恒信公司没有任何影响。（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任启飞、迪滴新能源公司和万古恒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并未明确比例，三方如何分配责任？是否还需另案确定？二审判决任启飞有权向迪滴新能源公司和万古恒信公司追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任启飞追偿。（三）万古恒信公司因负责人员离职及搬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案的关键证据《驾驶服务合作协议》和《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遗失，经多次查找失而复得，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现申请作为新证据提交。任启飞提交意见称，（一）万古恒信公司提交的《驾驶服务合作协议》、《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是与案外人滴滴公司签署，与本案无关且不属于新证据，任启飞与万古恒信公司的《劳务服务协议》在案发时在合同期间内，双方未协商解除，仍然有效，万古恒信公司称该协议已终止，没有事实根据。万古恒信公司或者委托第三方多次向任启飞支付报酬，万古恒信公司称双方没有任何来往是毫无根据的。万古恒信公司以与任启飞没有关系为由抗辩，在一、二审期间，法庭多次询问万古恒信公司代理人是否有证据支持，均没有正面回复。万古恒信公司提交《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上加盖了“2019-02-15”的时间戳，本案二审时间在2019年8月7日，万古恒信公司称因搬家和负责人员离职导致遗失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二）二审认定任启飞案发时属于从事职务行为、与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是雇佣关系，是正确的。涉案车辆是由迪滴新能源公司提供给任启飞使用的，投保人、受益人均为迪滴新能源公司，案发后迪滴新能源公司将车辆收回，迪滴新能源公司对涉案车辆具有控制权和支配权。任启飞在使用车辆期间都是通过“滴滴平台”接单，所有（客户）接单信息和扣除车辆管理费、每单的提点均由迪滴新能源公司和万古恒信公司之间合作完成，任启飞只服从接受，没有任何自主权。从任启飞与迪滴新能源公司、万古恒信公司签订《车辆管理承诺书》、《劳务服务协议》看，任启飞在使用车辆期间，车辆的保险、维修、培训、运营管理等均由迪滴新能源公司、万古恒信公司支配和控制，万古恒信公司或者迪滴新能源公司扣除相应费用后给任启飞结算并完成转移支付。（三）二审判决迪滴新能源公司、万古恒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任启飞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因履行职务行为发生的交通事故，首先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雇主承担责任。迪滴新能源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签订《劳务服务协议》，事故发生时为任启飞正在履行职务行为期间，万古恒信公司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万古恒信公司与案外人滴滴公司签订的《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不能证实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不存在劳务关系，万古恒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滴滴公司的合作关系在事故发生前已实际解除且双方未以其他形式开展合作。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之间有《劳务服务协议》也未解除，并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结束事由或法律事实。（二）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之间仅为租赁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务关系，万古恒信公司不得据此推卸责任。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签订《车辆管理承诺书》，二者之间为租赁关系，不存在上下级的用工管理关系，基于驾驶安全，迪滴新能源公司对任启飞进行了一定的驾驶安全指导，并非人事或者用工管理。迪滴新能源公司收取车辆租金的依据是车辆使用权的出租行为，不应理解为迪滴新能源公司享受了任启飞的劳动成果。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再审申请审查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第三条第3.1款约定：“乙方（任启飞）根据甲方（万古恒信公司）工作要求和安排，提供驾驶服务，乙方应当服从甲方的安排，听从甲方的指挥，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第3.2款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劳务指令中所述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提供代驾劳务服务。”第3.3条约定:“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管理公司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应服从该等第三方公司的管理。”该合同签订后，任启飞注册了滴滴平台的快车，到本案事故发生时，一直在开滴滴快车，二审认定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之间签订了雇佣合同并一直履行合同，并无不当。万古恒信公司代理人在二审称合同约定的任启飞提供驾驶服务是指由滴滴公司给任启飞安排的驾驶服务，但万古恒信公司并未提交其与滴滴公司签订的《驾驶服务合作协议》，也不能明确回答法院提出的万古恒信公司向滴滴公司提供车辆服务如何收费问题。万古恒信公司在一、二审无正当理由没有提交其与滴滴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再审申请期间才提交《驾驶服务合作协议》和《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终止协议》，已超过了法定的举证期限，而且万古恒信公司与任启飞之间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并未解除，万古恒信公司也没有说明其与任启飞签订合同时是否曾向任启飞披露过《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的内容，万古恒信公司以与滴滴公司之间已停止合作为由，主张与任启飞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任启飞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应由雇主万古恒信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万古恒信公司、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之间的追偿关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万古恒信公司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永明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钟镜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