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营业场所上海市长宁区。负责人：王林栋，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沁珂，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缪迪，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潇，女，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敏，女，196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市西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洪潇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22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蔡沁珂，被上诉人洪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大银行市西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原审判决一、二项；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是否存在盗刷行为尚存争议。本案是否存在盗刷或伪卡交易行为，尚未有警方做出事实认定前，原审法院直接将本案事实定义为银行卡盗刷，为事实认定错误。2.被上诉人在境外对于其银行卡密码的保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15日至30日期间在印尼，而本案中的14笔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印尼，上诉人有理由推定，被上诉人泄露了交易密码，导致了损失的产生。3.即使本案存在盗刷行为，被上诉人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亦存在过错。人民币(币种下同)5万元整转入、五笔资金消费等情况，但被上诉人却未关注其银行账户资金变动情况，显属不合理；被上诉人表明案发时手机处于其控制之下,但被上诉人直至9月3日中午发生另外7笔境外取现情况后才向警方报警、向上诉人申请挂失，可见被上诉人未及时止损，放任了损失的扩大。此外，对于上诉人提供的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9月3日凌晨登录过手机银行APP的后台记录，原审法院未再次开庭组织质证亦未采信。4.本案中上诉人已在开卡时进行了风险提示，及时向被上诉人告知账户变动情况，事发后及时帮助被上诉人挂失止损，已尽到了相关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洪潇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认为刑事案件是否成立不影响本案合同关系的成立，公安机关未对盗刷和伪卡行为认定不影响本案的裁判，其已经尽到了安全防范的义务。5万元系通过支付宝转账的贷款，5笔消费系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等平台网上支付的，上述6笔交易记录一般只在支付平台上确认，不会专门去查询银行账户。上诉人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责任。洪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赔偿洪潇存款、手续费损失17,976元；2.判令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赔偿洪潇利息损失(以17,97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自2019年9月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洪潇为涉案借记卡卡主，于2013年11月14日开卡，并于同日签署了《中国光大银行电子银行业务风险提示函》。2019年9月2日、9月3日，涉案借记卡在境外连续发生14笔现金盗刷，总金额为17,766元，同时产生手续费210元。洪潇发现盗刷情况后于2019年9月3日致电被告客服进行挂失，并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报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湖南路派出所出具接报回执单及工作情况表明，洪潇报警时随身携带了涉案借记卡，派出所民警制作了笔录，并查看了涉案借记卡。审理过程中，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表示已于2019年9月2日通过光大银行手机APP向洪潇推送涉案借记卡内资金变动的信息，且洪潇于2019年9月2日23时58分24秒曾登录上述APP，应该已经知道了盗刷的情况。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洪潇与光大银行市西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生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秉持诚实信用之基本原则，履行合同义务。光大银行市西支行作为涉案借记卡的发卡方，既以该卡作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并提供境外ATM机取现等金融服务，则实际已作出了可以一定技术手段识别卡片真伪并进行身份认证的承诺，该承诺应为双方储蓄存款合同项下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现洪潇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记卡发生境外盗刷时身处国内，卡片亦在身边，而光大银行市西支行无任何证据证明洪潇存在未妥善保管卡片或密码的重大过错，故实际系光大银行市西支行未能履行有效识别涉案借记卡并有效进行身份认证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而导致洪潇的相应债权受损，光大银行市西支行对此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对于损失的具体金额，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认为洪潇于2019年9月2日即已发现盗刷，但未能及时挂失止损，对损失的扩大具有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自认系通过手机APP推送信息的方式对相关盗刷进行提示通知，该通知的即时性与有效性均取决于洪潇是否开启了相关APP的消息提示或是否打开APP进行查看，而洪潇并无开启消息提示或每日查看APP的义务。光大银行市西支行主张洪潇于2019年9月2日23时58分24秒曾登录手机APP的事实即便属实，该时间也已接近2019年9月3日凌晨，洪潇作为普通公民，发现卡内资金减少无法立即判断资金减少的性质属情有可原，应给予洪潇必要的反应与核实时间，而2019年9月3日的盗刷系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亦难苛求洪潇在此之前及时判断止损。故洪潇实际于涉案借记卡发生盗刷的次日即2019年9月3日电话挂失，并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已积极履行了减损义务，并无明显拖延的情形。洪潇主张以2019年9月2日、9月3日发生的相应盗刷金额及手续费金额确定其债权受损的具体金额，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洪潇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相关盗刷金额分别发生于2019年9月2日及同年9月3日，洪潇现均自2019年9月2日主张利息损失，存有不当，一审法院予以相应调整。对于发生于2019年9月2日的盗刷金额及手续费共计8,965.2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自2019年9月2日计算至光大银行市西支行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对发生于2019年9月3日的盗刷金额及手续费共计9,010.7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自2019年9月3日计算至光大银行市西支行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亦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作出判决：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洪潇存款损失17,976元；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洪潇利息损失(以8,965.2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自2019年9月2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9,010.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自2019年9月3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洪潇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9.40元，减半收取计124.70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负担。二审期间，洪潇提供了5万元支付宝网商贷金融合同影印件，以为其5万元转入情况提供证明。光大银行市西支行认为该份证据并非原件，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材料不能证明洪潇曾在支付宝中查询过该笔钱款的入账情况，反而证明上诉人在9月2日23点58分24秒至9月3日0点17分59秒的五次登陆手机银行行为系本人所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称一审法院直接将事实定义为银行卡盗刷，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但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认为上诉人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进而认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做法，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又称被上诉人在境外对于其银行卡密码的保护未尽到注意谨慎义务，然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的情形，因此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难以采信。上诉人还称即使本案存在盗刷行为，被上诉人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亦存在过错。但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及案涉交易前后发生的数笔交易已作出合理解释，关于登陆银行APP查询情况，结合被上诉人报案时间来看，亦属于防止损失扩大的合理时间范围，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事实依据不足，难以采纳。上诉人还称已尽到了相关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并未采用充分的技术手段以尽到保障被上诉人资金安全的义务，故该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难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光大银行市西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4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周 荃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王路遥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