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再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红星，男，197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宝军，宁津张大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俊红，女，197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津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桂芹，女，196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宁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栋，山东中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红星、高俊红与被申请人李桂芹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4民终2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鲁14民申10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红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宝军，被申请人李桂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万栋到庭参加诉讼，高俊红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红星再审请求：一、撤销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14民终2367号民事判决，再审依法驳回李桂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和再审诉讼费用由李桂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2017年10月4日刘红星、高俊红偿还的5000元的收条已经找到，该条足以证明李桂芹向法庭做虚假陈述，另外偿还的证据刘红星、高俊红也已经找到。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的（2018）鲁14民终2367号民事判决认为，刘红星、高俊红以前借过李桂芹的款项，拿不出还款证据，就推定刘红星、高俊红没有偿还借款，该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李桂芹提供至今尚欠借款的证据，不能以刘红星、高俊红没有保留还款的证据，来推定刘红星、高俊红尚欠李桂芹的借款。李桂芹辩称，刘红星、高俊红再审提交的收条系伪造，2017年李桂芹没有收到刘红星、高俊红的还款。一、二审开庭过程中，刘红星、高俊红从未提到上述收条，并且刘红星在2018年2月14日晚上，当警察询问他尚欠李桂芹多少钱时，刘红星自己承认尚欠李桂芹6、7万元。可见这些收条系刘红星伪造的。另外，李桂芹于2019年12月18日才收到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25日的再审申请书，超过了法定审查期限，违反法定程序。李桂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刘红星、高俊红偿还借款79000元整。二、诉讼费用由刘红星、高俊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桂芹的丈夫宁永贵与刘红星于2015年12月10日前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宁永贵去世后，李桂芹多次找刘红星催要借款。现李桂芹持有的两张借条复印件的内容一为“借条借到李桂芹19000元整壹万玖仟元整刘红星2017年6月9日上述借款本人收到”，二为“借条借到李桂芹70000元整柒万元整刘红星2017.8.2上述借款本人收到”。刘红星于2017年农历八月十五前给李桂芹按照原来借条的内容出具了将“宁永贵”名字改为“李桂芹”，将年份作了修改，金额分别为20000元和70000元的两张借条，2017年农历八月十五刘红星偿还了李桂芹1000元后，将金额为20000元的借条改为19000元，其余内容没有修改。2018年2月14日下午，李桂芹到刘红星、高俊红处催要借款时，其两张借条不慎丢失。从法院调取的录像中得知，刘红星是在财政局向其拨款89000元后于当日下午5时51分给李桂芹的侄女转账10000元的，刘红星原来给李桂芹的丈夫打有借条，后来全部改成李桂芹的名字。刘红星认可向李桂芹还款10000元后，尚欠李桂芹60000元左右。李桂芹在录像中表示刘红星尚欠其70000元。刘红星借款用于在其家中进行门窗加工，没有工商登记。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红星、高俊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桂芹借款60000元；两被告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李桂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75元，减半收取888元，由原告李桂芹承担213元，由被告刘红星、高俊红承担675元。李桂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宁津县人民法院（2018）鲁1422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由刘红星和高俊红连带偿还李桂芹借款79000元；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红星和高俊红承担。刘红星、高俊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驳回被上诉人李桂芹的诉讼请求；二、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桂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提供了两张借条的复印件，该复印件达不到被上诉人主张的证明标准，一审也予以了否认，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根据公安局110出警录像的内容认定借款数额是错误的，该录像系民警工作内容的记录，民警的身份特定，上诉人与民警的陈述不能直接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民警录像在证据种类属于当事人的陈述，不属于视听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对当事人陈述内容应当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的陈述。录像中的大部分内容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争论，刘红星情绪失控，并且存在中午饮酒的事实，其陈述的内容不真实也不属于自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在庭前证据交换笔录（第一次）中记载，李桂芹继续举证，提交借条复印件。刘红星质证称“这个条是我写的，在年前腊月二十九上午对完账后，我给原告打了条，原告当着我的面把条撕掉了。到了下午就把剩余的10000元钱转给了李萍萍了，她是原告的侄女”（一审卷第35页）。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红星、高俊红是否欠李桂芹借款；如欠款，其数额是60000元还是79000元。李桂芹称二张借条原件不慎丢失。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前证据交换时，李桂芹出示了二张借条的影印件（笔录中记载为复印件），经刘红星质证，刘红星承认这二张借条是自己写的。刘红星也承认向李桂芹的丈夫宁永贵借款的事实，但其抗辩称在年前腊月二十九双方对完账后，李桂芹就当着刘红星的面把条撕掉了，下午就把剩余10000元转给了李萍萍。一审期间，法院调取了公安机关因李桂芹与刘红星发生纠纷报警后的出警录像及对出警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从出警录像中可以看出刘红星认可尚欠李桂芹借款，只是在数额上前后说法不一，有欠6万元、欠6、7万元、7万多元等不同的表述，但能够确认一个事实就是刘红星尚欠李桂芹借款。另从出警录像及对出警人员询问中能够确定李桂芹与刘红星纠缠的一个原因就是李桂芹包丢失了，且包内有借条原件。李桂芹与刘红星发生纠缠的当天，刘红星通过转账的方式偿还李桂芹10000元。除此之外，刘红星再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偿还李桂芹款项。综合以上事实和过程，能够认定李桂芹与刘红星发生纠缠时派出所干警出警并证明李桂芹的包丢失，包内有借条原件，李桂芹在一审出示的借条影印件，刘红星认可是其所写，且两张借条一张是19000元，另一张为70000元，合计89000元。刘红星通过转账的方式偿还了李桂芹10000元，李桂芹认可，扣除偿还的10000元，刘红星、高俊红尚欠李桂芹79000元。刘红星、高俊红上诉称已不欠李桂芹借款，双方对账后李桂芹将借条原件当面撕掉了，该主张无有效证据证明，刘红星、高俊红也不能提供双方对账前后其偿还李桂芹69000元（已转账10000元）的有效证据。能够认定刘红星、高俊红尚欠李桂芹借款，且欠款数额为79000元。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的出警录像中，以刘红星的自认尚欠李桂芹60000元，来认定欠款数额，与二张借条上的总额不符。既然刘红星在录像中认可欠款，就应该与两张借条上的欠款数额89000元一致，扣除转账偿还的10000元，刘红星、高俊红尚欠李桂芹79000元。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法院（2018）鲁1422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红星、高俊红共同偿还上诉人李桂芹借款79000元。刘红星与高俊红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本院再审查明，再审申请人刘红星提交四张收条，称在二审法庭辩论之后找到了由李桂芹出具的四张收条，“收条”显示的时间和数额分别是：2017年7月8日33000（千）元，2017年10月4日5000元，2017年11月3日11000（千）元，2017年12月6日35000（千）元。拟证明：李桂芹亲自书写的四张收到条总额为84000元，刘红星已经完全偿还了李桂芹的79000元欠款，并且多偿还了5000元。刘洪兴并书面申请对以上四张收条进行字迹鉴定，申请鉴定是否是李桂芹所写。但在本院预定的期限内并未预缴鉴定费。李桂芹方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刘红星所提交的四张收条的真实性，除2017年10月4日的收条，其余三张收条均有雷同性错误，该三张收条收款金额小写数字后面都多余加了一个“千”字，造成拟证明的金额与实际金额明显不一致，并且不符合常理。收到条中的多处笔迹与2017年10月4日中的笔迹也不一致。2017年7月8日收条与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明显矛盾，李桂芹提交的借条中有一张是2017年8月2日，该借条的时间晚于7月8日的收条，该借条的数额为7万元，如果7月8日还款33000元的话，双方不可能存在7万元的借款纠纷。刘红星应该就偿还借款实际履行情况提供相应证据，才能证实还款的真实性。四张收条的证明目的与刘红星在一审、二审过程中所陈述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刘红星对其重新找到的收条，没有向法庭陈述逾期提交的合理理由。本院对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刘红星在一审庭审中辩称：我认识原告丈夫，也向他借过钱。宁永贵就是录像中我所称呼的二哥。这两条是按照原来的欠条打的，只是改了年度，日期没有改。2017年阴历八月十五我给李桂芹1000元的时候，没有时间和原告对账，只是让李桂芹给我打收条，到了年底对账的时候我把李桂芹打的收条拿过来对的帐，把还欠李桂芹的10000元转账给了其侄女李萍萍。本院再审认为，高俊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条第二款规定，本院按其撤回再审请求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红星是否尚欠李桂芹79000元并应与高俊红共同予以偿还该款项。刘红星在原一、二审中均对李桂芹提交的“借条”这一证据的形式系复印件进行抗辩，未有主张过已经还清李桂芹的借款，在二审判决已经生效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主张已经还清李桂芹的借款而改变了其原有的抗辩理由。且刘红星所提交的三张收条中小写数字后面都有“千（仟）”字，即小写的数额1000倍为还款数额，说明收条中的小写数额是不属实的，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特点。刘红星申请再审中提交的收条之一“2017年7月8日还款33000（仟）元”，拟冲抵涉案借款79000元，显然不是偿还过后几天2017年8月2日刘红星认可的尚欠李桂芹70000元。2017年10月4日即农历八月十五，刘红星称“偿还了李桂芹1000元后，将金额为20000元的借条改为19000元”，现又称当天尚还李桂芹款5000元，刘红星对于19000元的借条上数额的形成，前后陈述不一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是指：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刘红星对于所提交的四张收条，说明逾期提交的理由为“在二审法庭辩论后才找到”，该说明与其之前在一审、二审中的抗辩理由、上诉理由亦不一致。刘红星提交的四张收条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的范围，该四张收条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特点，本院不予认定为有效证据，该四张收条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刘红星虽然提交了四张收条，还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收条上的还款是针对李桂芹在本案主张的借款的偿还，方能证明刘红星还款完毕而履行了清偿欠款责任。刘红星主张2018年2月14日之前已经还款84000元，这与2018年2月14日下午刘红星偿还李桂芹10000元钱，亦相互矛盾。2018年2月14日临邑县城关派出所出警录像显示，李桂芹去刘红星家找手提包时，刘红星报案，民警出警后询问刘红星的情况和报案原因，刘红星始终未曾向民警陈述“已还清李桂芹欠款”，甚至在向民警陈述情况时还有如何还款的陈述内容。结合刘红星的一、二审出庭陈述，以及临邑县城关派出所出警录像，本院不宜对刘红星提交的“李桂芹的收条”进行字迹鉴定。刘红星申请再审称已经还清李桂芹欠款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红星的再审请求，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4民终2367号民事判决。再审诉讼费1775元，由再审申请人刘红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敏审判员 朱吉星审判员 吴东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齐鑫卉书记员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