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1民终267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海滨三路东日照外滩锦华海岸105幢01单元(01)3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569017245C。 法定代表人：秦洪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武，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涛，男，198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烟台华宏潜水工程有限公司经理，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严鹏，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墉物流公司）与上诉人王涛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墉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涛返还60万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北海救113轮)前往出事海域进行救援，救助行为已经实际发生”“救助合同已因王涛的居间服务而成立”等事实错误。(一)本案从未实际发生救助拖带行为。1.王涛提供的证据《救助情况报告》《救助报告》和航线轨迹图均系单位证明材料，不符合法定证据要求，应予以排除，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王涛提供的与王伟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而可以证明没有“动船”事实，即救助行为未发生。(二)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的救助拖带合同根本没有成立。王涛并非本案救助拖带合同的当事人，无权代替合同双方当事人作出要约和承诺，而北海救助局与天墉物流公司之间为救助拖带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均尚未作出。(三)王涛在本案居间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欺诈行为。王涛故意隐瞒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救助海区范围，天墉物流公司在起诉前经过检索北海救助局官网，方知出事海域不在北海救助局海区救助范围内。由此可以推断，假如所遇险船舶不沉，与北海救助局的救助拖带合同也不可能成立，因为不在其法定海区救助范围内。(四)本案居间活动没有支出费用。1.对于预收60万元，王涛一边说拖船费，一边说派遣费，自相矛盾，其将该款用于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证明其从事居间活动没有支出必要费用。2.按常情常理，2018年1月28日凌晨二三点钟，从汇款完毕到船沉，仅仅在二、三个小时内，王涛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必要支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和第四百二十七条等规定。“居间费用”是指因居间活动发生的费用，绝非是“提供居间服务的对价”；提供了居间服务，并不一定能促成交易合同成立。王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居间人如实报告的诚信义务，按照该条第二款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返还预付款60万元及赔偿利息。 王涛答辩称：天墉物流公司上诉内容与事实不符，王涛在一审提交由烟台华宏潜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北海救助局的救助报告、航线轨迹图，足以证明华宏公司申请北海救助局113轮前往事发海域救助新明发118轮，并安排公司人员参与救助，救助的事实已发生。 王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墉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天墉物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涛并非适格被告。首先王涛与王伟洽谈救助新明发118轮事宜时，通过微信发送营业执照以证明华宏公司具有救助能力，沟通过程中王涛称“根据现场视频我们会制定向浅海海域航行”，说明救助新明发118轮不是王涛个人，而是华宏公司。其次，王涛个人账号接收60万元救助费用是履行华宏公司职务行为，华宏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书》足以证明。最后，《救助报告》中明确载明北海救助局接华宏公司王涛电话，证明安排救助船舶参与救助是王涛履行华宏公司的职务行为。二、王涛仍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案属于海难救助纠纷，应由海事法院审理。三、即便王涛系适格主体，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也是错误的。(一)王涛与天墉物流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居间合同，也没有就居间事项进行洽谈。1.就新明发118轮救助事宜的洽谈，是在王涛和王伟之间发生的，与其他人无关。王涛和天墉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居间合同关系，与王伟是否受天墉物流公司委托无关，而是看王伟是否向王涛披露受谁委托以及委托事项内容。根据王涛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洽谈救助事宜时，王伟向王涛披露，其是受新明发118轮船东的委托，委托事项是救助新明发118轮，而不是救助天墉物流公司的货物，洽谈期间没有提及天墉物流公司。2.王伟与王涛沟通记录足以证明，由王涛履行职务行为以救助新明发118轮，而不是由王涛提供所谓的救助居间服务。3.陈华与王伟的调查笔录不应作为证据采信。陈华自称是天墉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洪桂的儿子，说明其与天墉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天墉物流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王伟是中间人，已有记录，王伟在调查笔录中称其与天墉物流公司是合作关系，前后矛盾；如王伟所述属实，其与天墉物流公司亦具有利害关系；上述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王涛请求对二人进行询问未被允许，证人证言未经质询，不应被采信。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王涛与王伟微信沟通记录有关救助新明发118轮的内容视而不见，错误认定王涛与天墉物流公司之间构成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基于错误的事实而适用的法律，无疑也是错误的。 天墉物流公司答辩称：1.王涛故意将其个人与华宏公司混同，二者之间边界不清。案涉60万元进了王涛个人账户，不能说是华宏公司的财产。2.王涛声称其派遣北海救113轮实施救助行为，北海救助局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王涛报告险情顶多是海区内的联动关系，其并没有付给北海救助局任何费用。3.退一步讲，王涛没有获得60万元的合同依据。天墉物流公司船货遇险通过中间人王伟找到王涛向北海救助局求救，通过张庆峰汇给王涛60万元，船舶沉没后天墉物流公司及时通知了王涛。船货沉没就没有救助拖带的前提条件，事发海域又不是北海救助局的责任海区，本案居间合同也就解除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是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来确定相应措施恢复原状等。4.船舶沉没至今，王涛无非是想把个人收取的60万元说成华宏公司的收入，不与天墉物流公司办理相应的结算。 天墉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涛返还60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因货物救助需要，2018年1月27日夜间，王涛在电话中口头承诺为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签订救助拖带合同提供居间服务，要求天墉物流公司向其预付救助费用60万元。天墉物流公司于次日凌晨两点至三点间通过案外人张庆峰向王涛网上银行汇款十二笔，共计60万元。当日凌晨六时许，船东接到海上搜救中心电话通知遇险船只已沉没，此时救助拖带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天墉物流公司将此情形及时电话通知王涛，最终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的救助拖带合同关系并未促成。天墉物流公司要求王涛返还上述救助费用60万元，但王涛迟迟不予返还。 王涛一审辩称：一、本案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请求驳回天墉物流公司对王涛的起诉。1.王涛并非本案适格主体。2018年1月27日夜间，王伟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本人，沟通救助新明发118轮事宜。王伟以安徽省东跃运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跃公司）名义向华宏公司发送情况说明书，说明船只遇险经过、遇险时间、海域等信息，后安排财务张庆峰向华宏公司支付救助费用，王涛代表华宏公司履行相关救助事宜，王涛个人并不具备救助资质与能力条件，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参与到救助事宜中，而华宏公司具备救助能力与资质条件。王伟在与王涛沟通过程中，明确要求查看华宏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2.天墉物流公司亦非本案适格主体。张庆峰支付给华宏公司的60万元，下达支付该款项指示的是王伟，该款项是以新明发118轮船东（即经营人东跃公司）名义支付的，与天墉物流公司无关。二、双方并不存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王涛从未向天墉物流公司口头承诺为其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签订救助拖带合同提供居间服务，除天墉物流公司在诉状中自称王涛所谓的口头承诺外，天墉物流公司并未提交其与王涛个人之间存在任何与提供居间服务相关的证据，甚至连其与王涛个人联系或沟通的证据都未提供。王伟以新明发118轮船东名义作出救助新明发118轮的意思表示后，王涛代表华宏公司安排北海救助局的北海救113轮救助新明发118轮，华宏公司与新明发118轮船东之间形成海上救助的法律关系。三、天墉物流公司所诉与事实严重不符。1.天墉物流公司在诉状中的陈述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一方面声称时间紧迫，另一方面又称就签订救助拖带合同让王涛提供居间服务，通过王涛个人提供签订合同的居间服务，势必耽误时间，到底是时间紧迫还是不紧迫；2.天墉物流公司声称王涛要求向其预付救助款项60万元，完全是无稽之谈。王涛履行华宏公司的职务行为，向王伟或新明发118轮船东主张救助船只的派遣费，与天墉物流公司无关。四、本案属于海上救助纠纷，而天墉物流公司却说成是居间合同纠纷，故意混淆视听，浪费司法资源。王涛已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虽然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终审裁定驳回王涛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但王涛再次要求将本案移交具有管辖权的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天墉物流公司对王涛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天墉物流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张庆峰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证明转给王涛的60万元是天墉物流公司所有，故由天墉物流公司向王涛主张权利；证据二网上银行汇款交易记录十二份，证明王涛已收到该笔款项；证据三借款合同一份，证明天墉物流公司向案外人张庆峰借款60万元用于在连云港海域新明发118轮货物救助业务，约定年利率为15%；证据四收到条两份，证明天墉物流公司已归还张庆峰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99500元；证据五航次租船合同一份；证据六水陆货物运单影印件一份，证据五、证据六证明天墉物流公司是案涉货物的货主。 王涛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该60万元款项已由华宏公司收到，但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华宏公司从未与天墉物流公司有过任何沟通；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华宏公司只与王伟谈判救助案涉船只事宜，且该60万元费用系由王伟安排张庆峰转给华宏公司，该借款合同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证据四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同证据三；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天墉物流公司认定王伟为中间人，华宏公司对此不予接受，因华宏公司从未与天墉物流公司有过任何电话沟通或微信联系，如天墉物流公司认为王伟是为其提供中介服务，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王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王伟通过微信发给华宏公司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通过该情况说明向华宏公司说明案涉船只的具体情况，使华宏公司提前了解施救资料；证据二华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涛与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华宏公司发给王伟营业执照、报给王伟救助案涉船只的相关费用；证据三华宏公司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华宏公司的经营范围包含救助、打捞、拖带等业务；证据四华宏公司的打捞能力与信用评估等级证书及华宏公司潜水作业二级和潜水作业安全资质证书，证明华宏公司具备打捞作业能力及潜水作业能力；证据五北海救助局救助指挥处出具给华宏公司的救助报告原件一份，证明北海救113轮派遣并详细记录出发时间、返航时间；证据六救助报告一份，证明北海救113轮出发时间和返航时间；证据七北海救113轮2018年1月28日航线轨迹图（可由船讯网官网各海事局查询系统查询）两张，证明北海救113轮于2018年1月28日的出发时间、返航时间；证据八救助费用清单一份，证明王涛已支出救助费用365000元，该笔救助费用仅是潜水作业费，并不包括北海救助局的船舶派遣费，北海救助局的救援船舶已到达出事海域，距离案涉船只失事地点仅有几海里。 天墉物流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与王涛提出管辖权异议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不一致，且前后矛盾，华宏公司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华宏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并未收到天墉物流公司支付的60万元，而是王涛个人收取60万元款项；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涛个人与王伟之间的交流过程，王涛在微信记录中曾提到“把这些赶快签好发给我，我要报局调度室”，该局调度室显然不是指华宏公司，而是指北海救助局，王涛与王伟之间仅是一种居间合同关系，介绍救援船舶前往事发海域救援失事船舶；在该微信聊天记录最后，王涛说“动船后我告诉你”，该船应是指救援船舶，而以后的聊天内容并无动船的内容，说明救援行为并未发生；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只能证明王涛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认，请求法院依法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在形式上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作为单位出示的证明材料没有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盖章附近虽然有手写签字，但无法辨认是谁的签字，而且该人的身份不明，是不是北海救助局的领导并不清楚，由谁制作该证明材料并不明确，且该报告的抬头为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而盖章却是救助指挥处，救助指挥处无法代表北海救助局，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涛的主张，但却能证明是通过王涛居间报告险情，向北海救助局求救，王涛仅起到一个居间介绍的作用；对证据六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华宏公司单方制作，既没有船长签字也没有北海救113轮的签章，而华宏公司系王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法人，王涛是该公司的大股东，持股占85%，华宏公司签章的报告并无证据效力；对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由于北海救113号并无救助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对证据八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费用清单是华宏公司单方制作，并未提供支出发票，不能证明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且未发生救助行为，不应产生救援费用。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了天墉物流公司经理陈华及事发当晚与王涛电话及微信联系的王伟。陈华在调查笔录中称：我是天墉物流公司的经理，该公司法人是我母亲秦洪桂。事发当晚因情况紧急，我们几人同时想方设法寻找救援方案及救援队伍，我让王伟联系一个朋友，王伟联系的朋友说他朋友的朋友说王涛能联系到北海救助局，只有国家性的专业救助队伍才能救助。我在电话中问王涛如何救助，王涛说让北海救助局去救援，北海救助局出救援方案，王涛要求先预付费用60万元，不先预付这些费用，北海救助局不会出动救援船，北海救助船到达事发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作出救援方案，费用根据救援情况来定。当时谈的是王涛负责联系北海救助局，我们要王涛的营业执照是为了确定王涛的身份，王涛本人并没有救助能力，王涛要是不说找北海救助局，我们也不会给他转这些钱，王涛说能联系北海救助局，我们才敢打给他这些费用。但王涛并没有促成这个事，扣除必要的费用外，其他的费用应退还给天墉物流公司。王伟在调查笔录中称：我跟天墉物流公司合伙做生意，我对一些船代比较熟悉，事发当晚我跟陈华同时找有救援能力的队伍，我通过朋友的朋友联系到王涛，之前并不认识王涛，也不了解王涛这个人和他的公司，王涛没有能力拥有一套救援船，我联系王涛问他有没有救援船，王涛说没有，但王涛说能帮我们联系到北海救助局的救援船。我要求王涛通过微信发他的身份证和营业执照是为了验证王涛的身份，只有确认了王涛的身份，才敢把钱打过去，避免王涛收了钱不认账。当时陈华和王涛在电话里谈的具体费用，因为有些事我做不了主，也说了不算，我只是帮着跑跑腿，这60万元款项是陈华委托河北一朋友张庆峰给王涛转过去的。事后，陈华给王涛打电话要求王涛退款，王涛拒不接听电话。 天墉物流公司对陈华、王伟的陈述无异议；王涛对陈华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陈华在2018年1月27日至2018年1月28日期间从未与王涛进行过任何沟通和联系，这期间只是王伟与王涛在联系，当时王伟以新明发118轮船东的身份要求王涛所在的华宏公司救援出事船舶，并且通过微信方式向王涛索要华宏公司的营业执照；另陈华称其是天墉物流公司的经理，王涛对此不予认可，其应当提供与天墉物流公司的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流水、社会保险缴纳明细等予以证明；王涛对王伟的陈述不予认可，认为王伟在与王涛的沟通联系过程中始终以新明发118轮船东的身份进行的，从未提及天墉物流公司或陈华；另王伟称与天墉物流公司合伙做生意，未提供证据证实，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不能说明其是受天墉物流公司委托与王涛联系，即使王伟与天墉物流公司合伙做生意属实，因其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所陈述内容证明力较低，法院不应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8日，天墉物流公司与日照市星海航运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由新明发118轮将天墉物流公司的11000吨煤炭自镇江兴隆港运至日照岚桥港。同年1月17日，天墉物流公司作为托运人及收货人与承运人新明发118轮（船东为东跃公司）签订水路货物运单，天墉物流公司将11301.3吨煤炭交由新明发118轮承运。同年1月23日11时许，案涉新明发118轮装载11301.3吨煤炭驶往日照岚桥港途中，行驶至连云港外海正东面直线距离60海里左右（位置34°47′070N/120°40′330E）时机舱失火，火势蔓延至船舶尾部及生活区，主机主轴断裂、漏水。该轮失去全部动力，需要拖轮抢险救助。同年1月27日19时04分，王伟受天墉物流公司的委托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王涛洽谈救援新明发118轮事宜。当晚17时12分，王伟将案涉船舶遇险情况通过微信视频发给王涛，当晚21时06分，王涛通过微信告知王伟要求将涉事船舶的船名、国籍、船舶种类、建造年份、建造地点、船长、船宽、总吨、载重吨、吃水、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船舶保险公司、保险险别、保险价值、保险单号码、保险承保人、载货种类及数量、船员人数、起止港、遇险位置、遇险情况、遇险时间等添加一下发给王涛。当晚22时37分，王伟将加盖东跃公司公章的情况说明发给王涛并要求王涛报一下救援费用，当晚22时46分，王涛报价称：1.拖船调遣至到达与现场处置一天1860000元；2.拖船拖航预计两天2600000元；3.水下封堵根据现场情况报价，1860000元须今晚支付，2600000元拖航前支付，王伟回复称船东说价格太高。期间通过沟通，双方商定先预付费用60万元，由王涛联系北海救助局派遣救援船舶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救援。次日凌晨0时17分，王涛将华宏公司营业执照及王涛本人在中国银行烟台市保税港区支行开设的中国银行账号（43×××89）发给王伟，并要求王伟把信息添加一下尽快发给王涛，其要报局调度室。当日凌晨1时23分，王伟将添加好的信息发给王涛。当日凌晨2时10分，王涛将其本人在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市分行西大街支行幸福南路分理处开设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85）发给王伟。自当日凌晨2时21分至当日2时39分，天墉物流公司通过案外人张庆峰工商银行账号（62×××74）向王涛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85）分十二笔转款共计60万元。 另查明，2018年1月27日20时30分，北海救助局救助值班室接王涛电话称：1月23日，满载1.13万吨煤炭的新明发118轮在3447.1/12040.3（青岛南80海里）处机舱失火，主机主轴断裂漏水，无法控制，16名船员已撤离，现在船后甲板已平水面，其他事宜还在与船东进行沟通，确定需要救助再电话请求。当日2时50分，王涛向北海救助局打电话请求救助，值班室通知待命船北海救113轮准备出动救援；当日3时15分，北海救113轮出动前往事故现场；5时35分，北海救113轮仍在向事发地点航行；6时30分，王涛电话告知北海救助局称船东得知遇险船已沉没，请求核实；6时56分，北海救助局告知北京接到该船406报警，正在联系连云港海上搜救中心核实情况，并通知北海救113轮减速就地待命；7时52分，经核实遇险船只沉没，北海救助局值班室通知王涛，同时通知北海救113轮返航青岛；当日12时，北海救113轮抵达青岛抛锚待命，救助结束。 庭审中，王涛主张其已收到由张庆峰转账支付的60万元，但该款系救助船舶的派遣费用，救助船舶一旦开航，该款即不予退还，双方在沟通时王伟表示同意。天墉物流公司则认为该60万元是双方商定的预付费用，但王涛并未促成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的救助拖带合同，没有实际救助行为，该60万元应由王涛退还给天墉物流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否系居间合同纠纷，居间人是否促成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王伟受天墉物流公司的委托与王涛洽谈救援新明发118轮遇险事宜，王涛承诺能够联系北海救助局救援船舶前去救援，天墉物流公司答应预付费用，双方之间符合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双方居间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已认定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故一审法院对天墉物流公司与王涛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依法确认。王涛辩称其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其是履行华宏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派遣救援船舶的是北海救助局，而非华宏公司，王涛仅是起到联系中介的作用，故王涛的该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伟系受天墉物流公司的委托与王涛进行沟通洽谈救援新明发118轮，且天墉物流公司系案涉新明发118轮所载货物的货主，其指示案外人张庆峰向王涛转款60万元，天墉物流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主体适格，故王涛辩称天墉物流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王涛提供的北海救助局出具的救助情况报告及北海救113轮2018年1月28日航行轨迹图可以证明，北海救助局接到王涛的求救电话后已派出救援船舶（北海救113轮）前往出事海域进行救援，救助行为已实际发生，只是因被救援船舶沉没而未实际实施救援，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的救助合同已因王涛的居间服务而成立，天墉物流公司主张其与北海救助局之间并未形成救助行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二、天墉物流公司主张要求王涛返还预付费用60万元及利息，是否应当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间人负担”，本案中，经天墉物流公司经理陈华与王涛最终商定，由天墉物流公司支付王涛预付费用60万元，因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双务、非要式合同，双方一经达成即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自觉履行。在居间合同居间人获取报酬以促成委托方与第三方合同成立为条件，本案中北海救助局已派遣救援船舶前往出事海域进行救援，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的救助合同已成立，但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该次救援行为未完成，因居间费用是居间人提供居间服务的对价，故王涛按照约定收取的居间费用不再具有合理根据，亦有违公平原则，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由王涛返还天墉物流公司预付费用295000元。王涛辩称天墉物流公司支付的60万元系救助船舶的派遣费用，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因双方未对支付利息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作出明确约定，故对天墉物流公司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王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天墉物流公司预付费用295000元；二、驳回天墉物流公司要求王涛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天墉物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天墉物流公司负担4075元，王涛负担5725元，保全费3520元，由王涛负担。 二审中，天墉物流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幸福南路分理处历史明细清单（共2页），证明王涛收取60万元后除了购买理财产品又通过手机银行转入王涛在华夏银行的账户；证据2华夏银行交易明细查询信息（共2页），证明王涛将案涉款项转入华夏银行后，全部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王涛并没有付给北海救助局费用；证据3华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天墉物流公司代理人通过网络查询的王涛与曹姗姗婚姻登记情况记录，证明华宏公司两个股东王涛和曹姗姗是夫妻关系；证据4北海救助局官网信息，证明北海救助局的负责海区范围，以及其具有区域应急救助联动救助职责，本案遇险船舶不在其救助海区内，结合王涛在一审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一步证明王涛存在欺诈行为。 王涛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均系复印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婚姻登记情况记录没有婚姻登记处的印章确认，不予质证；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落实，但华宏公司与北海救助局同属交通运输部中国潜水打捞协会会员单位，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北海救助局派遣北海救113轮系受华宏公司申请和双方业务合作关系。 王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华宏公司邮箱中与北海救助局的电子邮件两封（含邮件中的附件救助请求书），结合王涛与王伟的微信沟通记录，证明2018年1月28日凌晨2:46分、2:57分华宏公司申请调遣北海救助局的救助船舶，救助新明发118轮是华宏公司的救助行为，具体由王涛布置方案实施、指挥救助人员，以履行公司职务行为；证据2施工通知单、新明发118轮连云港海域海上救助工程施工现场职责表，来源于华宏公司，证明2018年1月28日华宏公司救助新明发118轮布置施工方案以及安排施工人员；证据3天气预报网页打印件（共8页），证明2018年1月26日至1月28日期间天气环境极其恶劣，无论是山东半岛地区还是连云港附近的地区均是大雪封路，风大能见度差，但华宏公司由王涛安排救助人员、调配设施、协调申请北海救助局的救助船舶113轮，对案涉事故船舶实施救助行为；证据4华宏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邮箱ｙｔｈ×××＠163.ｃｏｍ及其他两个邮箱均为该公司的企业邮箱。证据5证人姜某证言，证明新明发118轮事发时，王涛履行华宏公司职务行为，安排救助人员18人（不含北海救113轮救助人员）分三个梯队从青岛和烟台奔赴救助现场。 本院认为，天墉物流公司提交的4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王涛提交的证据1虽显示为“北海局救助处”与“ythuahong”的电子邮件往来，但不能据此判断邮箱的实际使用人，故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2、4系王涛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宏公司单方制作，其真实性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证据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证据5虽然证人姜某出庭接受了质询，但王涛未提交证据证明姜某确系华宏公司员工及其工作职责，无法确定证人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天墉物流公司和王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 一审中，王涛提交其与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天墉物流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在其具有从王伟处获得该聊天记录便利的情况下并未提交反驳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应予采信，据此查明：王伟与王涛于2018年1月27日晚19:04添加为微信好友，开始聊天。王伟向王涛发送了一段船舶视频和一段语音留言后，王涛回复了一段语音留言。双方在19:31—23:07之间文字聊天包含以下内容：王伟“一会船东过来”，王涛“请尽快定，东北风马上过来，如果赶上了，很麻烦，不一定敢拖，所以尽量把时间抢在前面”，王伟“有百分之一百把握吗”,王涛“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你想想我们做不了，别的私人公司还能做的了吗？根据现场视频我们会制定向浅海海域航行，根据排水情况决定拖航就近港口”……王伟“给我报一下费用，就是保证船安全”“一会船长给你回电话”，王涛“1.拖船调遣至到达与现场处置一天1860000,2.拖船拖航预计两天2600000,3.水下封堵根据现场情况报价”“1860000必须今晚支付，2600000拖航前支付”，王伟“船东说价格太高”，王伟“不行了，王总，抱歉，打扰一晚上”。2018年1月28日00:17，王涛将华宏公司营业执照拍照发给王伟，又向王伟发送了银行账号等收款信息，告知“把信息填好尽快发给我”，王伟回复“基本没问题，一会我经理给你打电话”。此后，双方围绕事故船舶信息及收款银行账号等互相发送多条文字聊天内容。 一审中，王涛另提交加盖“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救助指挥处”印章的北海救2018第033号《救助情况报告》一份，落款时间2018年1月28日，落款处署名“赵学成”，注明电话0535—68××××7。《救助情况报告》载明：信息来源及时间《救助情况报告》:华宏公司2018-1-28-0250时，船东或代理人名称：王涛，救助过程综述：2018年1月27日2030时，北海救助局救助值班室接华宏公司王涛电话（电话内容为新明发118轮遇险情况）；1月28日0250时，华宏公司来电请求救助；0315时，“北海救113”轮出动前往现场；0630时，华宏公司来电告知船东得知遇险船已沉没；0752时，经核实，遇险船已沉没，值班室随即将情况通知了华宏公司王涛，同时通知“北海救113”轮返航青岛。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天墉物流公司作为本案原告，主张其与王涛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天墉物流公司提交的六份书面证据，均不能证实居间合同主体为天墉物流公司与王涛，亦不能证明居间合同内容；一审法院虽对案外人陈华、王伟进行了调查，但陈华自称系天墉物流公司经理，同时也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王伟自称与天墉物流公司合伙做生意，均与本案具有较大利害关系，二人陈述不足以使人确信天墉物流公司与王涛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而王涛为反驳天墉物流公司的主张提交的部分反驳证据，即其与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救助情况报告》显示，王伟在与王涛之间就救助新明发118轮事宜沟通的过程中始终未向王涛告知委托方系天墉物流公司，也无要求王涛为天墉物流公司与北海救助局之间建立合同关系提供媒介服务的内容，而北海救助局认为与其沟通救助事宜的是华宏公司，因此，王涛的举证已达到动摇天墉物流公司诉讼主张的程度。天墉物流公司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与王涛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应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天墉物流公司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王涛部分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退还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15675元，退还日照市天墉物流有限公司5875元，退还王涛9800元。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唐玉国 审判员  韩文卓 审判员  李晓艳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