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98号再审申请人：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3号楼13层。法定代表人：刘洪。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亮平，北京市嘉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孟轩，北京市嘉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66号。负责人：蓝晓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滢，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瑞，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0号富力盈泰广场B栋1006房。法定代表人：林镇隆。一审被告：林镇隆，男，197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一审被告：庄晴，男，197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一审被告：广州市通盈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1701自编01房。法定代表人：骆夏林。一审被告：李花，女，1978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再审申请人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一审被告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源公司）、林镇隆、庄晴、广州市通盈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盈公司）、李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粤01民申55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工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亮平、龚孟轩，被申请人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滢、胡金瑞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旭源公司、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北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公司）在一审法院送达前已通过企业年报公开了企业通信地址，且在涉案业务发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书》等材料中也注明了光电公司的通信地址，但一审法院仅向光电公司注册地址送达开庭传票等文书，并在无法送达后径行公告送达，违法法定程序。二、光电公司与旭源公司进行的所谓“煤炭贸易”，并未发生实际的货物交易，系虚假闭环贸易，双方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依法应认定无效。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不存在应收账款，平安广州分行无权就应收账款行使质权。涉案交易系旭源公司设计的循环虚假贸易。旭源公司首先与光电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和《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再安排光电公司与旭源公司指定的广州市盛桦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桦公司）在签订《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同日签订合同主要内容相同的《煤炭购销合同》。实际交易中并未发生货物的实际流转，在旭源公司的安排下，各方仅通过签订《提货单》和《发票收妥确认函》的方式进行所谓的货物交易，即“走单不走货”。资金流方面，旭源公司与盛桦公司、光电公司签订付款委托协议，将盛桦公司对光电公司的付款义务转移给旭源公司，以冲抵光电公司对旭源公司的付款义务。通过上述方式，旭源公司制造了虚假的闭环贸易，旭源公司、光电公司及盛桦公司之间既无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无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的实际行为，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虚假贸易获取银行融资。对此，光电公司已于2014年就旭源公司利用虚构的应收账款进行贷款诈骗的行为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并不存在应收账款，故平安广州分行对光电公司亦无权就所谓的“应收账款”行使质权。由于一审法院对光电公司的送达程序违法，导致光电公司未能参加一审诉讼，未能在一审中提交上述《煤炭供需合同》、《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提货单》和《发票收妥确认函》等证据。另外，光电公司仅在2013年旭源公司与平安广州分行办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业务时，向旭源公司提供的《征询函》上盖章确认过应付账款，该征询函上同时盖有旭源公司公章，但双方印章落款处均没有写明日期。但是旭源公司在向平安广州分行办理应收账款质押时提供的一份与上述《征询函》一模一样的征询函上却写明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该份征询函的日期显然是被人添加的，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重大嫌疑。三、2013年11月1日，旭源公司与平安广州分行向光电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根据旭源公司与平安广州分行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将旭源公司向光电公司开具的商业发票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起的所有应收账款转让给平安广州分行。此外，旭源公司通过在发票上备注的方式，通知光电公司将开票日期为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7月24日的发票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平安广州分行。上述转让的应收账款，包含本案涉及的全部应收账款。之后旭源公司到期未能归还《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货款，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在此基础之上2014年9月30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通过旭源公司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归还前述《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贷款。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上述应收款质押在先，贷款及借新还旧在后，这意味着在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时，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已根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等转让至平安广州分行，旭源公司并不享有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因此，旭源公司出质的质物并不存在，质权并未设立。即使旭源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通过向平安广州分行借新还旧的方式归还了前述《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项下的贷款》，但并不影响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在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时旭源公司依法不享有应收账款债权的事实。因此，平安广州分行既享有应收账款债权本身又享有应收账款质权，法律上和法理上存在逻辑冲突。四、光电公司、旭源公司及盛桦公司签字盖章的三份《委托付款协议书》，约定旭源公司代盛桦公司向光电公司偿还71341389.52元，其中对应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的下游交易应付款为34105500元，但旭源公司至今尚未对光电公司进行任何偿还，光电公司对旭源公司享有71341389.52元的到期债权。光电公司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在对旭源公司享有的71341389.52元债权范围内，抵消其依《煤炭供需合同》及《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对光电公司享有的33921.750元应收账款债权。因此光电公司不仅没有拖欠旭源公司依《煤炭供需合同》及《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对光电公司享有的33921750元应收账款，相反旭源公司还拖欠光电公司巨额债务。担保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质权因质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出质财产”。应收账款质权属权利质权，由于旭源公司质押的权利因抵消而消灭，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平安广州分行的质权亦随之消灭，因此平安广州分行无权就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现因光电公司已注销，工业公司作为光电公司唯一股东，取得光电公司在（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2018）粤0106执22464号等案件的全部实体和程序权益，作为光电公司权利义务继受人继续参加诉讼活动。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平安广州分行“就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应收账款在33921750元范围内享有质押权，且光电公司在其应向旭源公司支付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范围内，就旭源公司未向平安广州分行清偿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信达公司再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已经依法传唤光电公司，不存在程序瑕疵。首先，对光电公司的送达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光电公司在工商登记的住所地是向社会公开的有效地址，不存在拒绝确认送达地址等情况。即使按照第八条的规定进行送达，光电公司也不符合送达情况。其次，一审法院已经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后采用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二、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已经经过光电公司的书面确认，光电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权已经消灭。首先，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设立并不以告知次债务人为生效要件，只要该应收账款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质权人便有权主张在质押的应收账款范围内优先受偿权。其次，虽然光电公司一直主张《征询函》的签订时间存疑，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并非是《征询函》的签订时间，而是光电公司在质押设立前就已经对欠款事实和数额进行了书面确认，一审基于对基础合同、发票、征询函等实质内容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最后，光电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如果光电公司主张其与旭源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为虚假交易，那么光电公司为什么会在《征询函》中盖章确认基础合同的内容，既然光电公司从未否认《征询函》内容和签章的真实性，那么无论旭源公司何时盖章，都并不影响光电公司书面确认截止2013年11月29日，其因《煤炭供需合同》和《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欠旭源公司应付账款38710000元的事实，也即质押的应收账款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债务。2016年8月8日，平安广州分行及旭源公司均向光电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催收通知书》，但光电公司一直未还款。截止至今日，光电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旭源公司或平安广州分行清偿了该笔债务，根据质押的相关法律规定，平安广州分行作为质权人，有权要求在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之间为有追诉权的保理，现旭源公司已经付清保理业务中的应收账款债务，也即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债权并未消灭，可以作为应收账款质押。2013年7月25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旭源公司以其对光电公司37500000元的应收账款向平安广州分行申请融资保理业务，保理业务类型属于有追索权的保理，保理到期后，旭源公司并未清偿任何债务，平安广州分行向旭源公司行使追索权，旭源公司清偿了应收账款。根据《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段规定：“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商业银行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有追索权保理又称回购型保理”，即平安广州分行未从债务人光电公司处收回应收账款时，旭源公司作为保理申请人清偿了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即从平安广州分行处转回到旭源公司，旭源公司重新成为光电公司的唯一债权人，后旭源公司以其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办理质押，符合法律规定。四、光电公司在应收账款质押设立前并未向旭源公司发出主张债权抵消的通知，债务抵消并不存在。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债权已经于2014年9月28日质押给平安广州分行，并于次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即质权已经于2014年9月29日依法设立。在此之前，光电公司从未向旭源公司提出债务抵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抵消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消的除外。旭源公司已经将对光电公司的债权质押给平安广州分行，光电公司无权主张抵消，并且光电公司也从未向旭源公司发出过债务抵消的通知，其主张质权消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9月27日，平安广州分行起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旭源公司向平安广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2257万元；二、旭源公司向平安广州分行偿还截止2016年9月23日所欠的贷款利息3017453.18元（其中正常利息833170元、逾期罚息2025920元、复利158363.18元；从2016年9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款之日止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收）；三、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就旭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平安广州分行就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在33921750元范围内享有质押权，且光电公司在其应向旭源公司支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五、旭源公司、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光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不可循环授信额度2262万元，额度期限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7日。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约定：旭源公司以其对光电公司在《煤炭供需合同》、《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范围包括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全部本息。2014年9月29日，前述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质权人为平安广州分行，登记到期日为2015年9月28日。同日，平安广州分行分别与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自愿为前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各保证人均独立承担保证责任，不论主债务人是否提供物的担保，平安广州分行有权优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同日，李花向平安广州分行出具《同意保证声明书》，声明其是林镇隆配偶，若借款人未依约还款，其夫妻双方按照《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2014年9月30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2262万元用于借新还旧；贷款期限1年，具体日期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利率为发放日基准利率，执行固定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利随本清；旭源公司未依约还款，平安广州分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偿还全部贷款本息，罚息、复利按贷款利率上浮50%计收。2014年9月30日，平安广州分行依约向旭源公司发放贷款2262万元，到期日为2015年9月30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6%。贷款发放后，旭源公司未能清偿欠款，根据平安广州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23日，尚欠本金2257万元，利息833170元，罚息2025657.5元，复利181689.23元（其中包括对罚息计收的复利83834.62元）。一审法院认为：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签订的前述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旭源公司贷款后，未依约偿还贷款本息，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现平安广州分行起诉要求其偿还尚欠贷款本金、利息及相应的罚息、复利有理，依法予以支持。根据相关规定，罚息不得计收复利，而平安广州分行提供的欠息表中的复利181689.23元包含对罚息计收的复利83834.62元，对于该部分复利，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自愿对前述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现平安广州分行诉请有理，依法予以支持，其承责后，有权向旭源公司追偿。旭源公司以其对光电公司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并办理登记，登记期限的届满并不导致质权的消灭，现平安广州分行要求对前述应收账款实现质押权有理，依法予以支持。旭源公司、林镇隆、庄晴、通盈公司、李花、光电公司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期满未到庭应诉，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广州分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本金2257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截至2016年9月23日，利息833170元、罚息2025657.5元、复利97854.61元；自2016年9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罚息以2257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833170元为基数，均按固定年利率6%上浮50%计算，罚息不得计收复利）；二、林镇隆、庄晴、广州市通盈燃料有限公司、李花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有权向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有权对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在《煤炭供需合同》、《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对北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9740元，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负担560元，由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林镇隆、庄晴、广州市通盈燃料有限公司、李花共同负担169180元。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再审期间，工业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1、北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清算公告；3、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4、转让协议书。信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工业公司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没有异议。工业公司还提供了下列证据：1、平安广州分行一审提供的2014年9月28日的《征询函》；2、原版无落款日期《征询函》及发票附件清单；3、平安广州分行一审提供的《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4、旭源公司向光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光电公司出具的6份《发票收妥确认函》；6、《发票收妥确认函》与《征询函》所附发票清单对比表；7、《银行承兑汇票》存根；8、光电公司《付款通知单》及支票；9、光电公司《付款通知单》及行业承兑汇票、《货款支付协议书》。信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6、7、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质押真实有效。信达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1、债权转让说明；2、债权转让合同；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执异472号执行裁定书。工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信达公司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没有异议。再审查明，2018年9月16日，光电公司与工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书》，载明：工业公司持有光电公司100%股权。根据国资委和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总体工作要求，工业公司决定对光电公司进行解散注销，截止2018年8月底，清算组已完成清算工作并取得税务注销登记；2018年9月，清算组收到（2018）粤0106执22464号《执行通知书》，执行依据是（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民事判决书；光电公司对旭源公司、盛桦公司等债务人应收债权尚未追偿完毕。为有效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双方约定如下：一、光电公司注销后，工业公司作为光电公司唯一股东取得光电公司（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2018）粤0106执22464号等案件的全部实体和程序权益，工业公司作为光电公司的权利义务继受人继续参加诉讼活动；二、光电公司将其所有的对旭源公司、盛桦公司等债务人应收债权及全部从权利转让给工业公司，由工业公司进行追偿。2018年9月19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粤核注通内字（2018）第1800052022号《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核准光电公司注销登记。2018年8月31日，平安广州分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平安广州分行将附件《贷款债权明细表》项下的金融债权资产及其附属权益全部转让给信达公司；债权明细表序号1载明：借款人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本金余额（截止2018年7月21日）22570000元、利息余额（截止2018年7月21日）7549982.05元、实现债权费用（截止2018年7月21日）169180元，债权总额30289162.05元。2013年7月25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平银穗营保理字20130725第001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平安广州分行为旭源公司核对买方关联总额为37500000元，有效期自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7月24日。2013年11月1日，平安广州分行、旭源公司向光电公司出具平银穗管综字20130725第001号《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载明：“我司已将对贵方的商业发票日期标注为自2013年7月25日起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受让人（平安广州分行）。因为以上转让，受让人已成为贵方的债权人，享有我司原作为该应收账款债权人的所有权利和权益，现将有关具体事宜知会贵方。我司同意，除非取得受让人事先书面同意，否则我司不得从贵司收取该债权下的任何金额或取得清偿，本通知未经受让人同意不得撤销和更改。请贵方向受让人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义务，并将应收账款直接付至下述账号：户名广州市旭源公司，账号：11×××03，开户行，平安广州分行”。光电公司针对上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复：本公司已收到编号为平银穗管综字20130725第001号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已知晓并确认其内容，同意按照上述内容执行，我司通过平安广州分行保理中心发送对账函对账……，对账频率两月一次。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载明：“交易业务类型：应收账款质押；出质人：旭源公司；质权人：平安广州分行；主合同号码：平银穗营综字20140928第003号；主合同金额22620000元；质押财产价值33921750元；质押财产描述：将旭源公司对光电公司签订编号为GB/NG-201306B003的《煤炭供需合同》、GB/NG-201306B003-01的《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产生的应收账款：金额一共合计人民币33921750转让给平安广州分行”。2013年6月5日，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签订GB/NG-201306B003的《煤炭供需合同》，约定：数量及价格：50000吨（±10%），含税价580吨。2013年6月10日，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签订GB/NG-201306B003-01的《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就双方签订销售合同（GB/NG-201306B003）的采购数量事宜，双方同意将该合同项下货物数量更改为55000吨（±10%）。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于2013年7月4日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7月4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3948750元，我公司尚未付款。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1、发票号码440××××101380，发票金额1168830元，2、发票号码440××××101381,发票金额1168830元，3、发票号码440××××01382，发票金额1168830元，4、发票号码440××××101383，发票金额442260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于2013年7月9日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7月9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12168000元，我公司尚未付款。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1、发票号码440××××101388，发票金额1168830元，2、发票号码440××××101389，发票金额1168830元，3、发票号码440××××101390，发票金额1168830元，4、发票号码440××××101391，发票金额1168830元，5、发票号码440××××101392，发票金额1168830元，6、发票号码440××××101393，发票金额1168830元，7、440××××101394，发票金额1168830元，8、发票号码440××××101395，发票金额1168830元，9、发票号码440××××101396，发票金额1168830元，10、发票号码440××××101397，发票金额1168830元，11、发票号码440××××101398，发票金额479700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7月24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6785000元，我公司尚未付款。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1、发票号码400××××87407，发票金额1168975元，2、发票号码440××××487408，发票金额1168975元，3、发票号码440××××487409，发票金额1168975元，4、发票号码440××××487410，发票金额1168975元，5、发票号码440××××487411，发票金额1168975元，6、发票号码440××××487412，发票金额940125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725000万元，我公司尚未付款。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发票号码440××××482208，发票金额725000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4959000元，我公司尚未付款。本公司收到如下发票：1、发票号码440××××482243，发票金额1168500元，2、发票号码440××××482244，发票金额1168500元，3、发票号码440××××482245，发票金额1168500元，4、发票号码440××××482246，发票金额1168500元，5、发票号码440××××482247，发票金额285000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光电公司出具的《发票收妥确认函》，载明：“本公司于2013年9月26日共计收到贵公司销售的货物价值5336000元，我公司收到如下发票：1、发票号码440××××59574，发票金额1168700元，2、发票号码440××××459575，发票金额1168700元，3、发票号码440××××459576，发票金额1168700元，4、发票号码440××××459577，发票金额1168700元，5、发票号码440××××459578，发票金额661200元”。平安广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旭源公司于2014年9月28日致光电公司的《征询函》，载明：“我司在平安广州分行营业部申请开展保理业务服务。为了保证该项业务的顺利进行，特请贵司协助核对相关应付账款信息。截止2013年11月29日，贵司对我司的应付账款余额为38710000元”。相关应收账款明细请参看附件。光电公司在客户意见1、应付账款属实栏打√。再审期间，工业公司向本院提供旭源公司致光电公司的《征询函》，该《征询函》与平安广州分行提供的《征询函》相比，出具时间处空白、并附有附件。附件载明：“发票号码，发票金额合计38710000元”。信达公司主张《征询函》有明确的出具日期，并无附件。工业公司主张《征询函》没有写明日期，并附有附件及盖有骑缝章。信达公司否认《征询函》存在附件，但对《征询函》注明的“相关应收账款明细请参看附件”及如果《征询函》仅一页纸为何要加盖骑缝章，未能提供反证及作出合理解释。再审期间，工业公司向本院提交其自行制作的《征询函》与《发票收妥确认函》所附发票清单对比表，主张《发票收妥确认函》中记载的GB/NG-201306B003的《煤炭供需合同》项下货款对应的发票号码与《征询函》所附发票清单对比，仅有17张发票重合，即只有17张发票属于003号合同项下发票，总额为17805000元。信达公司对《征询函》与《发票收妥确认函》重叠发票数量不持异议，对光电公司拟证事实不予确认。工业公司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支票，主张光电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划付20687680元给旭源公司、2014年1月27日以支票方式支付7505000元给旭源公司、2014年4月28日以商业承兑背书方式支付9493368.59元给旭源公司。信达公司认为，光电公司仅提供了汇票、支票，没有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旭源公司已经收款。上述款项支付时间均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光电公司没有按照《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指定的账号付款，其与旭源公司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上述款项是归还《征询函》中确认的应收账款。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工业公司提供其与光电公司于2018年9月16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光电公司注销后，工业公司取得涉案的全部权益，作为光电公司权利义务继受人继续参加诉讼活动。2018年9月19日，光电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工商登记。工业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确认。信达公司提供其与平安广州分行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广州分行和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上联合发布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执异472号执行裁定书证实，平安广州分行已经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是本案合法的诉讼主体，平安广州分行的权利义务，依法应由信达公司享有和承担。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以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签订编号为GB/NG-201306B003《煤炭供需合同》、GB/NG-201306B003-01《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作为质押。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载明：“将旭源公司对光电科技公司签订编号为GB/NG-201306B003的《煤炭供需合同》、GB/NG-201306B003-01的《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产生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转让给平安广州分行”。信达公司对旭源公司质押的光电公司应收账款33921750元是否具有优先受偿权，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本案现有的事实和证据分析：首先，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旭源公司将其对光电公司应收账款3871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平安广州分行。旭源公司向光电公司出具《征询函》，请求确认应收账款金额，光电公司确认应付账款3871万元属实。上述保理合同期满后，旭源公司未依约归还借款本息。2014年9月30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旭源公司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向平安广州分行借款2262万元。2014年9月28日，平安广州分行与旭源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约定以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签订编号为GB/NG-201306B003《煤炭供需合同》、GB/NG-201306B003-01《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应收账款33921750元作为质押。《贷款合同》、《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签订时，平安广州分行及旭源公司没有征求光电公司的意见。其次，《征询函》是基于《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出具，而非《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征询函》载明：“截止2013年11月29日，贵司对我公司的应付账款3871万元”。《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于2014年9月28日签订，该合同签订时间与《征询函》债权确认的时间距离长达十个月，《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签订时，旭源公司与光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并不明确，旭源公司以3871万元应收账款进行质押，光电公司作为债务人并未确认。再次，光电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2月31日支付20687680元、2014年1月27日支付7505000元、2014年4月28日支付9493368.59元给旭源公司，虽然上述款项没有支付到旭源公司指定的账户，但不能因此否认支付款项的事实。在光电公司与旭源公司债权债务存在争议、《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签订时旭源公司应收账款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平安广州分行向光电公司主张对33921750元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审查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部分处理欠妥，本院再审予以纠正。根据再审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及诉讼费用部分的处理；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70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再审案件受理费169740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永军审判员  周国庆审判员  张一扬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黄倩娜高宝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