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6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松权，男，1990年8月1日出生，朝鲜族，身份证住址黑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茂，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之原，男，199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经常居住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宣承永，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松权因与被上诉人任之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2民初9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松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任之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任之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了本案的错判。第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吴松权并不欠任之原任何款项。吴松权出于信任及考虑借款金额不大的原因，在归还款项后没有收回借条，任之原以此恶意诉讼。本案三张借条同时存在同时主张权利明显不符合常理，一般都应该以最后一张借条总结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一审法院认为任之原通过现金分两笔支付给吴松权共16000元，但是双方其他的交易都是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进行的，不存在现金交易的习惯，而且关于任之原有出借现金的经济能力方面，任之原没有提供取款凭证，一审法院该认定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借条》上记载的借款金额经过了吴松权的确认，事实上高利贷、非法借贷都是以这种方式存在。因此，任之原所称的现金借款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之原为了证明36000元借款的存在，将微信转账的小额款项100元至500元等款项都拼凑起来也仅有19600元，既然连100元都是微信转账，又怎么可能以现金形式交付16000元，很明显对方的主张不是事实。因为时间久以及交易次数多的原因，吴松权一审时当庭无法明确具体的还款时间与金额，所以才需要对账确认款项往来情况。按照吴松权所说的最后三笔转账是归还借款，一审法院认为该三笔款项是吴松权归还其他欠款及支付工人工资没有依据。一审法院据以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既没有经过吴松权的质证，也不是事实，即使有工资需要支付，吴松权于2019年7月2日之前支付给任之原的资金足以支付，并且任之原也没有拿出其实际支付给工人工资的凭证。任之原主张吴松权欠其款项，却又称在2019年7月9日、12日、29日再次出借三笔借款共5000元，且没有要求吴松权出具借条，这是不可能的。2019年8月6日吴松权转账25000元，一审法院也是没有任何依据就认定不是归还借条上的款项。任之原自称于2019年8月6日、7日返还给吴松权20000元，与其主张的吴松权欠其款项矛盾，实际上，该款项是任之原综合各种情况后欠吴松权的款项故予以归还。本案中，借条存在及履行期后，吴松权向任之原支付款项众多，其中包括归还借条上的款项，任之原可以直接扣除，吴松权也可以和任之原对账确认是否欠款。第二，任之原在一审期间庭后补交的证据并未经质证，违反法定程序。第三，律师费的约定是要有专门条款的约定才成立的，一审法院判决吴松权承担律师费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任之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吴松权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任之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松权偿还任之原本金76000元及利息暂计10000元（其中20000元本金以日利率0.05%从2018年1月28日开始计算利息；36000元本金以年利率6%从2018年1月10日开始计算利息；20000元本金以年利率6%从2019年7月4日开始计算利息）；2.吴松权支付任之原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0000元；3.吴松权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之原、吴松权双方是朋友关系，双方一直有经济往来。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4日，吴松权分多笔向任之原借款，任之原通过微信向吴松权转账共19600元，且任之原诉称任之原分别于2017年7月5日通过现金支付给吴松权5000元，于2018年1月2日通过现金支付给吴松权11000元。2018年1月10日，吴松权就上述多笔借款向任之原出具《借条》，载明：吴松权因需要资金周转，2018年1月10日特向任之原借到36000元，吴松权承诺在2018年10月10日前将36000元全部还清，如逾期未还清全部金额，任之原向法院起诉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由吴松权承担，借款方式为微信转账、现金、银行转账。该《借条》借款人落款处有吴松权签名捺印确认，借出人落款处有任之原签名捺印确认。2018年1月25日，任之原分别通过微信与银行向吴松权转账各10000元，共计20000元。2018年1月28日，吴松权向任之原出具《借条》，载明：吴松权因经济困难向任之原借款20000元，借期10个月，按日利率0.05%计算利息，每月连本带利还款2450元，在2018年10月30日前全部还清，还款期间如出现逾期，吴松权需在当月将剩余的全部金额还清，任之原向法院起诉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由吴松权承担，借款方式为银行转账。该《借条》借款人落款处有吴松权签名捺印确认，借出人落款处有任之原签名捺印确认。2019年7月4日，吴松权向任之原借款20000元，任之原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吴松权转账20000元，吴松权当天向任之原出具《借条》，载明：吴松权因需要资金周转，2019年7月4日向任之原借到20000元，吴松权承诺在2019年10月30日前将20000元还清，如到期未还清，造成的所有损失由吴松权承担，借款方式为微信转账，该《借条》有吴松权签名捺印确认。吴松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10月17日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及吴松权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14日期间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证明吴松权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向任之原支付了多笔资金，远超过借条上记载的金额，其不欠任之原任何款项。同时，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询问吴松权的还款情况，吴松权表示其不清楚具体归还了多少钱以及哪笔款项系归还涉案借款，无法说明确切的还款情况，经过再三询问，吴松权称其向法庭提交的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10月17日银行流水中，吴松权向任之原转账的最后三笔款项即是归还任之原的款项，即于2019年7月2日分两笔分别向任之原转账40000元和10547元，于2019年8月6日向任之原转账25000元。任之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广州权影科技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任之原、吴松权双方自2018年12月5日至2019年7月5日一起出资经营上述公司。任之原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吴松权于2019年7月2日向任之原转账的50547元是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款项，并非吴松权归还任之原的借款。同时，任之原提交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任之原于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29日分三笔分别转账给吴松权2000元、2000元、1000元，上述转账共计5000元是吴松权向任之原借款，吴松权于2019年8月6日向任之原转账25000元，其中20000元任之原已分别于2019年8月6日、7日分四笔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返回给吴松权，另外5000元是吴松权向任之原偿还上述本案之外的5000元借款，吴松权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反驳。任之原于2019年8月20日就本案纠纷委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代理任之原处理相关诉讼事宜并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任之原于当天通过委托代理人宣承永向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律师费6000元，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向任之原出具了相应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以上事实有《借条》、银行交易流水、微信支付明细、微信转账记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吴松权向任之原出具了三份《借条》并且均有吴松权签名捺印确认，说明借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任之原、吴松权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关于借款本金。经一审法院核算，任之原在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4日期间通过转账方式向吴松权支付了19600元，另任之原主张通过现金分两笔支付给吴松权共16000元，结合任之原的经济能力及交易习惯，任之原通过现金支付借款符合常理，且任之原、吴松权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借条》上记载的借款金额也经过了吴松权的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吴松权于2018年1月10日向任之原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任之原实际支付的借款金额为35600元，故该笔借款本金应为35600元。对于吴松权于2018年1月28日、2019年7月4日的借款，均有相应的转账记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吴松权主张其已归还全部借款，但在法庭询问时不能明确说清还款时间与金额，再三追问下才表示吴松权向任之原的最后三笔转账是归还借款，但任之原业已提供证据证明系吴松权归还其他欠款及支付工人工资，故吴松权抗辩已归还全部借款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三笔借款已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2019年10月30日到期，吴松权到期未偿还借款，现任之原起诉要求吴松权偿还借款本金，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任之原主张吴松权偿还第一笔借款本金36000元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35600元。综上，上述三笔借款本金分别为35600元、20000元、20000元，吴松权应予偿还。关于利息。任之原、吴松权双方于2018年1月28日签订的《借条》中约定了日利率0.05%的利息，未约定逾期利息，任之原主张吴松权支付利息，以2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8日起按日利率0.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任之原有权按借期内利率即日利率0.05%主张逾期利息，上述利率未超过法律允许的年利率24%，故任之原请求从借款之日起按日利率0.0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任之原、吴松权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2019年7月4日签订的两份《借条》均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任之原主张吴松权就上述两笔借款自借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分别予以调整为：以356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8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与以2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律师费。任之原、吴松权双方签订的三份《借条》均约定了因吴松权未如期履行《借条》上的约定而导致任之原向法院起诉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由吴松权承担，该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任之原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及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实，故任之原诉请由吴松权承担本案律师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任之原主张其因本次诉讼产生的律师费10000元与任之原实际支付的律师费6000元不符，故一审法院仅支持吴松权向任之原赔偿实际律师费损失6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松权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之原偿还借款本金35600元及利息（利息以356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吴松权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之原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1月28日起按照日利率0.0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吴松权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之原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0月3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吴松权自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之原赔偿律师费损失6000元；五、驳回任之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00元，由任之原负担165元，吴松权负担935元。任之原预缴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不再退还，吴松权应负担的部分受理费由其履行一审判决时迳付任之原。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吴松权陈述一审法院仅将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证据送达给吴松权，但没有组织质证，任之原确认该部分证据确实未经过开庭质证，并在二审中出示相关证据原件。吴松权核证后质证称，微信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显示的对方是“吴松泉”而非吴松权，且吴松权的手机已经更换无法查询是否有收到该款以及发生相应对话；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无法确定是涉案《借条》项下的资金；对微信转账记录不认可“吴松泉”为吴松权，故对三性不认可，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律师费转账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应由吴松权承担。针对备注名称为“吴松泉”的微信号是否为吴松权使用的问题，二审中吴松权的代理律师向本院出示其手机中吴松权的微信账号详细资料，显示吴松权的微信号为“q130733447”，任之原向本院出示其手机中备注名称为“吴松泉”的微信账号详细资料，显示微信号与前述相同，吴松权另确认任之原的手机中有显示相应的转账记录。本院审查认为，对任之原在一审补充提交的证据中，吴松权确认银行转账记录为真实，该证据反映了双方的款项往来，与本案存在关联，故应予以采信；吴松权对微信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真实性不认可，但是该微信账号的微信号和吴松权的微信号相同，足以证明是双方之间的微信来往记录，吴松权以备注名称与吴松权姓名不符为由否认该组证据，理由不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采纳；吴松权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也反映了双方存在其他合作关系，印证了借款以外其他款项发生的可能性，与本案存在关联，故也应予以采信。本院另查明，吴松权使用微信号为“q130***447”的微信账号与任之原联系，2019年7月2日9：55，任之原通过微信发送信息“90645-42000+15001谭勇常补贴300我给他600+陈江补贴100=50547”，吴松权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记账其于2019年7月2日10：03、10：05转账40000元、10547元给任之原。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任之原是否真实交付了两笔现金款项共16000元给吴松权；2.吴松权于2019年7月2日支付的40000元和10547元以及2019年8月6日支付的25000元是否用于偿还本案借款；3.任之原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是否应由吴松权承担。关于现金交付是否真实的问题。第一，2018年1月10日《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方式为微信转账、现金、银行转账，故任之原以现金支付部分借款，与《借条》约定相符合。第二，从在后两份《借条》款项交付时间是在《借条》出具之前或者同日的情况来看，双方采取的借款方式是先交付或者同时交付借款，而非先出具《借条》后交付款项。第三，如果2018年1月10日的《借条》尚未足额交付借款的话，在该《借条》发生半个月后第二次借款时，吴松权完全不需要再出具新的《借条》或者可以在新的《借条》中作出说明，但吴松权并没有否认2018年1月10日《借条》中的款项金额，至半年后发生第三次借款时，吴松权均无提出异议。第四，任之原所主张的两笔现金借款，金额为5000元和11000元，虽然任之原没有提供相应的取款凭证证明资金来源，但是该两笔款项金额不大，日常生活中有几千元、一万元的备用资金亦属正常，吴松权提出资金来源的抗辩意见，不足以否定任之原以现金交付的可能性。另，本院注意到，吴松权提出其已经还款的意见，其主张还款金额为40000元+10547元+25000元=75547元，也与三份《借条》的总额较为接近，如果否认现金借款的部分，则吴松权的陈述前后矛盾。综上，任之原提供的三份《借条》和相关转账记录，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力优于吴松权的抗辩，故本院依法认定任之原已经向吴松权交付了2018年1月10日《借条》项下现金款项1600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恰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借款是否已经清偿的问题。吴松权在二审中再次确认其于2019年7月2日分两笔向任之原转账40000元和10547元，以及于2019年8月6日向任之原转账25000元，是用于清偿涉案借款。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双方均确认除了涉案借款关系外，双方还存在合作关系以及其他款项往来的情况，据此吴松权所主张的该三笔款项确有可能是其他用途。其次，任之原主张该三笔款项是其他用途，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其提交了双方于2019年7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反映了微信中任之原提出工资及补贴金额为50547元，吴松权随即向任之原转账40000元和10547元，款项金额和发生时间高度吻合，足以证明该两笔款项之用途是发放工人工资。而任之原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任之原于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29日分三笔分别转账给吴松权2000元、2000元、1000元，上述转账共计5000元，任之原主张该款是出借给吴松权，并由吴松权于2019年8月6日向任之原转账25000元中的5000元予以偿还；另任之原分别于2019年8月6日、7日分四笔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向吴松权共支付20000元，用于返还上述25000元中的20000元；对任之原的该部分证据及陈述，吴松权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而款项发生的时间均比较接近，款项总额也相一致，故本院依法采信任之原的主张；据此，本院依法确认吴松权所主张的三笔还款并非偿还涉案欠款。一审法院虽然认定事实正确，但是对任之原补充提交的证据，未经质证即予以采纳，程序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律师费问题。双方在《借条》中约定了“向法院起诉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由吴松权承担，此处的经济损失指明是因起诉造成的，其中包括律师费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认识，而任之原也举证证明其实际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并支付了律师费用，律师费6000元也符合相关收费标准，故本院依法确认吴松权应承担任之原所支出的律师费6000元。综上所述，吴松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上诉人吴松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雪芳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徐施阮尹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