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男，195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某（系何某1的妻子），女，195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2，男，195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7（系何某2的儿子），男，198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3，女，194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广州市越秀区，现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4，女，1948年8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广州市荔湾区之一，现住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5，女，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6，男，196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何某1因与被上诉人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3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某1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某口头遗嘱有效，即广州市荔湾区1号房屋（以下简称1号房屋）D部分由何某1和何某6继承，每人各一半，按父母要求长子一般住正门，承奉祖先。2.判令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以何某逝世后才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为依据认为该口头遗嘱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法律要件不当，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从198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而何某在1985年7月2日去世，即何某去世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并未正式开始实施，在何某生前的生活地域及时代背景下，当时村里人都是通过口头遗嘱而非书面遗嘱或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故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对口头遗嘱的规定为依据判定何某的口头遗嘱无效。二、一审法院对何某1提供的《报告》未经鉴定就质疑其证明人黄某、何某8的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时间，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何某1提供的《报告》中证明人黄某、何某8生前均有工作单位任职，应留有档案可供笔迹对照，但因何某1并非黄某、何某8的直系亲属，无权查阅复印相关档案，而一审法院有权查阅档案却未经查阅对比鉴定笔迹就质疑黄某、何某8的签名真实性，是不合乎程序的。另外，尽管在何某1提供的《报告》中证明人黄某、何某8签名后并未标注签名日期，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未硬性要求签名必须同时签具日期，且居委会的审批盖章下有标注日期，可以间接确认《报告》证明人签名时间，居委会都是经过向证明人求证后才能审批盖章的，一审法院质疑签名时间是不合理的。三、一审法院在有多方签名或盖章确认的情况下，认为《报告》不能证实是何某真实意思表示，是不合理的。何某1提供的《报告》中，清楚提及何某的口头遗嘱内容，广州市荔湾区11号房屋（以下简称11号房屋）分给何某2，1号祖屋分给何某1、何某6每人各一半。《报告》中除何某1外，有报告人何某9的签名盖章，有证明人黄某、何某8的签名作为确认内容的证明，更有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政府白鹤洞街东塱居民委员会盖章确认其法律效力，居委会的盖章是向报告人亲属即母亲吴某以及证明人黄某、何某8求证过内容属实才能盖章确认的，而且此《报告》已经过政府各级报建单位部门认可，批准何某1的报建，即确认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而《报告》笔录也清楚写明报建房屋的地是父亲何某口头遗嘱中对财产处理的一部分。既然有多方作证明确认涵盖何某的口头遗嘱内容在内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报告》应当能够证实是何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无视何某2已经分得属于何某遗产的11号房屋这一事实，判决1号房屋D部分由本案六名当事人均分，违背法律公平原则。11号房屋是作为父亲何某的遗产分配给何某2的，一审庭上何某2本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予以确认。另外，一审时何某6提供了一张声称是何某1为改建1号房屋时在广东省话剧院购买建材的收据复印件，然一审庭上法官要求出示该收据原件的时候何某6拒绝提供原件。且根据何某6提供的收据复印件显示日期为1985年4月，收据实为广东话剧团收据，盖章单位为广东话剧团，然广东话剧团在1984年5月已经更名为广东话剧院，收据格式同时统一更换，出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理由，何某1有理由认为何某6删改收据时间提供虚假证据。据何某1所知，该收据实为何某1为建11号房屋时购买钢材开具的收据，11号房屋的建造始末在一审起诉状中已经详细描述。综上所述，何某1有购买建材的收据、民国旷地契证等多方面证据，证明11号房屋是作为父亲何某的遗产分配给何某2的，这一事实应当予以确认。而11号房屋己作为父亲何某的遗产分配给何某2的情况，也侧面印证了父亲何某的口头遗嘱的存在。五、一审法院未经查证判决1号房屋为被继承人何某与吴某的共同财产，是有违事实的。房契显示1号房屋是父亲何某在民国26年即1935年赎回的，而何某1的母亲吴某是1925年6月29日出生的，当时只有10岁，该房屋不可能属于婚后共有财产。被上诉人何某2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何某1的上诉请求。一、何某1所提供的《报告》只是一份报建报告。另外，居委盖章时间是1998年4月30日，而何某早在1985年就已经去世，因此报告上所谓黄某、何某8笔录部分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可能是由何某1在何某死后伪造的，另外该报告内容并没有何某明确死后指定由何某6和何某1继承的意思。所以该报告与本案无关，也根本不是口头遗嘱，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何某去世至今已经34年，何某1此时才提出相关诉讼，毫无意义，法院应驳回何某1所有关于何某遗产继承的诉讼请求。三、何某1指出，11号房屋（现××号）属于何某的遗产分配，实属子虚乌有。该处房屋为何某2单独所有，没有共有权属人，是由何某21993年通过正规手续报建，由房管局相关部门测绘，按审批图纸施工，没有多建或者违章建筑，最终通过验收，合法取得房产证的，一切程序都是依法依规进行，并不属于何某的遗产，有荔湾区人民法院的（2016）粤0103民初4520号判决确认。四、1号房屋之前一直为何某单独所有，除D部分外的面积，何某1已经占有了70%，而母亲吴某居住在1号房屋期间，一直由何某6抚养，何某1根本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极少看望母亲。除此之外，何某1利用为香港的亲戚回乡养老为借口，在荔湾区××大街××号谋得一处面积150.21平方米的房产，而何某6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因此考虑上述情况，恳请法院在依法对1号房屋D部分的房产进行分配时，应适当照顾何某6，何某1应少分，甚至不应得到分配。综上所述，何某1的上诉请因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应驳回何某1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何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仅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称：同意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何某4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仅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情合理合法，同意一审判决。1.何某1陈述案情，全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并无实据，证人全部都是已故。所谓的口头遗嘱、黄某、何某8签名都是假的，一审判决已确定，不能争辩。2.何某和吴某结婚时是在东塱××××号房屋居住，后来才购买1号房屋，所以1号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何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仅提供书面答辩意见答辩称：何某1提交给法院的资料完全没有根据，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提及房产的分配，何某1提交的证据完全是个人捏造出来的。被上诉人何某6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亦未作答辩。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何某口头遗嘱有效，即1号房屋平面图上的D部分面积由何某1和何某6继承每人各一半，按父母要求长子一半住正门，承奉祖先。何某2答辩称：何某1提到的口头遗嘱无效，1号房屋D部分的房产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继承，份额应适当照顾何某6，何某1不应得到分配。何某3答辩称：同意何某2的答辩意见。何某4答辩称：何某1的诉状、证据都是其编造和伪造签名的。请法院对何某1严惩，本案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何某5答辩称：同意上述何某4的答辩意见。何某1不应当分得1号房屋D部分，该部分应当由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共同继承，份额应适当照顾何某6。何某6答辩称：1号房屋D部分面积母亲占有的部分由何某6继承，余下的部分由其余兄弟姐妹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号房屋（建筑面积为85.426平方米，结构层数1-1/6）于1982年自建后取得房产证，登记在何某名下。该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证字第××号）中建筑种类层数面积栏显示：房产面积74.896平方米、D：50.764平方米、B：13.602平方米、B2：10.53平方米、叠合面积85.426平方米，在该房屋的平面图上标注D、B等各部分。何某与吴某是夫妻，生育有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何某于1985年7月死亡。吴某于2013年3月死亡。1997年12月，何某1、何某6就1号房屋中的部分产权起诉吴某及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要求确认为何某1、何某6所有，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了何某1、何某6占有的份额，并由原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法院作出（1997）芳民初字第462号调解书。本案诉讼中，各方确认：在1号房屋的房产平面图上D处面积以外的房屋产权面积已在（1997）芳民初字第462号调解书中处理。故此，何某1要求对该房屋平面图上的D处面积的房产予以继承。何某1就其主张的何某口头遗嘱提供了一份《报告》，该报告除有建房申请外，还有“我和何某6找到邻居黄某、何某8笔录如下：你父亲和我们讲清楚.十二巷11号房屋剩余旷地是给何某1。……十二巷1号祖屋分给何某1、何某6每人各一半”的内容，原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政府白鹤洞街东塱居民委员会加具了“以上报告内容属实，同意申请办理房屋报建手续”的意见及印章，落款时间是1998年4月30日，该报告中签有何某1、证明人黄某、何某8的名字。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否认何某生前曾立有口头遗嘱，何某6提出吴某立有口头遗嘱，吴某表示将其占有部分留给何某6。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1号房屋，属该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平面图上D处面积的房产，是被继承人何某与吴某的共同财产，应由其合法继承人即本案六个当事人共同继承，各占1/6份额。何某1主张何某的口头遗嘱问题。1.何某1提供的《报告》中证明人黄某、何某8的签名真实性、签名的时间不能确认；2.该报告内容中并无何某明确死后指定由何某1、何某6继承的意思表示，且何某是在何时、何种情况下作出该表示，也未能证实；何某1提供的《报告》内容不能证实是何某真实意思表示。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故何某1提供的《报告》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法律要件。何某1提出按何某口头遗嘱继承的主张不予支持。何某6主张吴某立有口头遗嘱，但无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纳。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主张何某1无照顾母亲，无提供证据；何某6虽现有残疾，但无举证其无生活来源、生活困难，故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称何某1不应分得遗产、何某6应适当多分遗产的意见，不予采纳。至于何某1要求按父母要求何某1一半住正门，承奉祖先的诉求，属居住的划分，双方应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于2019年11月6日判决：座落在广州市荔湾区1号房屋，属该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证字第××号）平面图上D处面积的房产，由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各继承1/6份额。本案一审受理费2400元，由何某1、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各负担400元。二审中，何某1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第一页：自报面积），解放后第一次登记房产的问题，那里是属于广州郊区。证据2（第二页：表格），何某已经去世，吴某是不认识字，只会签名。这些字、这个表是谁写的何某1也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吴某同意写的。因为当时何某已经去世，居委会肯定是找吴某的，居委会不会来找何某1的。证据3（第三页），当时填写了这个表格，因为上面有何某1和何某6的名字，肯定是要回何某1和何某6的单位盖章，这里居委会也是有确认的，是居委会的私章，应该不是公章。证据4（第四页）1号房屋D部分的房产是何某的，政府部门是有凭证的。证据5（第五页），卖房屋给何某的何某10写了这个证明，何某1去找了何某10，何某10也去单位确认了。证据原件原来在母亲处。何某2质证称：证据1和本案无关。证据2何某1也不清楚怎么样得来，何某1说是何某1和何某6一人一半，但何某2手上持有的房产证是以何某一个人登记的。证据3应该和证据2连在一起的，房产证上面的权属都是写着以何某一个人登记的。证据4与本案无关。证据5也是与本案无关，且证据5是否有原件。证据5下面好像是套印的，有一段是空白的。何某2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报告》；该资料是一个报建的手续，报建的时候是1998年4月，但何某1985年就去世了。这份是何某1所谓的关键证据，是何某1提交的，但黄某、何某8的签名的真实性是怀疑的。该报告的内容并没有给何某1和何某6继承的意思，故该报告并不是什么口头遗嘱，更没有法律效力。另，何某去世已经30多年，何某1现在才提出诉讼，没有意义。证据2.13号房屋的房产证复印件。何某1提到因为这个房产都是属于何某的遗产，所以应纳入分配，借以证明何某的遗嘱是有效的，但这个报建是合法的，房屋的房产证的名字是何某2一个人的。证据3.（2016）粤0103民初4520号判决书；这个证据是加强证据2的证明效力。该案件也是何某1提出的，但法院的判决已经很清楚了。证据4.1号房屋的房产证复印件；证明房屋一直是何某单独所有的，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划分。证据5.东塱大街十二巷10号房屋的公证书及遗嘱、报告。公证书是何某1为何某9搞房屋的公证书，何某9把房屋赠与给了何某1，何某1已经有一处房屋了，所以在本案中分配涉案房屋的时候应当少分或者部分，而且何某1没有抚养吴某，何某6应当多分。何某1质证称：证据1，没有办法核实黄某、何某8签名的真实性，黄某在2007年（92岁）去世。何某1曾经去有关单位核实过，但单位回复说何某1不是什么单位，故不可能去核实字迹。法院作为有关单位是可以去核实的。证据2，一审的时候是有笔录的，何某2在一审的时候是确认过的，也没有否认过这个问题，现在何某2才重新提出来，法院可以去查笔录。而且13号房屋和1号房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符合理由而已，但不可能不分配给何某1这个长子。证据3，判决书是真实的，当时一审是写得很清楚的，法院认为何某从来没有得到该房屋的产权。证据4，1987年是解放后第一次登记，当时何某1表明了加建的那一部分是何某1加建的，不是何某的，那个村的人也可以证实的，而且没有其他人否认过。登记人员陈述“大的那部分是何某的，但以后你们分的时候再写清楚。”证据5，十一巷10号房屋的地是何某解放前拥有的，但是何某生前已经宣布给何某1，有全家人的签名确认。这个已经不属于遗产了，因为已经给了何某1了。当时我们去报建，报建的部门说我们是工人有房屋了，不可以报建，因为该地是宅基地，只有是港澳同胞或者是农民才可以报建。因为地是何某的，所以以何某9的名义去报建。但何某2的扩地契是何某的同一块地来，当时是因为何某2要结婚，其没有房屋，何某才以大家签字买材料集资买的。所以这些发票在吴某的遗物中找出来。因为该房屋是大家出资的，故当时大家都承认是父母的，而且已经当遗产分割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法院作出（1997）芳民初字第462号民事调解书其中载明“1985年何某死亡，无留下遗嘱。”何某1于2020年1月16日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法院到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部门调取全部档案资料。本院认为，根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涉案1号房屋的所有权来历为1982年自建上盖，产权人是何某，故此该房屋依法为何某与吴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本案中，何某1提供一份《报告》主张父亲何某立有口头遗嘱，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不予认可。关于《报告》是否能证明何某生前立有口头遗嘱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何某1所主张的证明人黄某、何某8均已死亡，无法查明口头遗嘱是否存在、两人在何时是否作为何某口头遗嘱的见证人等问题；第二，《报告》记载黄某、何某8陈述的内容并不能确认何某明确其死亡后指定由何某1、何某6继承涉案房屋。第三，原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法院作出（1997）芳民初字第462号民事调解书载明“1985年何某死亡，无留下遗嘱。”第四，即使何某立有口头遗嘱，也无法确定其在何种情况下作口头遗嘱，是否属于危急情况下及以后能否立其他形式的遗嘱。综上分析，一审法院确认何某1提供的《报告》不符合口头遗嘱的法律要件，本案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认定准确，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何某1该项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继承份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对方存在可不分、少分、多分遗产份额的情形，对双方当事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何某1已向档案部门调取了相关档案材料，本院对其申请法院调取全部档案资料的申请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何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何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郭学敬李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