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1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森林公园东l号。法定代表人：栾少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海，男，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法务。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李静，女，197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丽，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静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6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不向李静支付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工资损失129177.01元；2.判令李静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自2015年12月31日起，李静未到公司上班，未实际付出劳动，在此种情况下关于工资损失的赔偿适用，我国法律未明确予以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由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按照每月6400元的实际工资标准向李静支付工资损失的赔偿有违民事公平原则，加重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负担，即便在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安排李静工作的情况下，李静也不必然会丧失其他工作机会。况且双方对劳动合同的预期履行具有不确定性，劳动报酬也不是必然获得的。本案中李静未经批准擅离岗位休假，事发后又激化矛盾，未尽有效沟通解决，其行为也存在不当之处，对工资损失应承担部分责任，而对于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分担损失的额度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予以限缩。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酌情判定李静在未工作期间劳动报酬的相应损失，同时，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认为且同意按照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承担工资损失赔偿。李静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生效判决已经确认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李静未提供劳动的原因在于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提供劳动岗位，李静一直要求上班。李静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支付2016年10月27日-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工资130648元；2．请求支付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8400元；3．请求支付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未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的代通知金6179元；4．请求支付2015年年底双薪工资6400元、2016年年底双薪工资6400元、2017年年底双薪工资6400元、2018年年底双薪工资3788元。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无需支付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李静的工资损失；2.无需向李静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无需向李静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静于2012年6月21日入职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担任营运主管，双方确认其月工资为6400元。李静曾以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0314.78元；2.未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的代通知金6719.13元；3.支付2015年4月工资6882.76元；4.支付2012年6月2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未上住房公积金的赔偿金12960元。经朝阳仲裁委调解，李静与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于2015年7月2日达成一致调解意见：1.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于2014年4月15日解除（此处应为2015年4月15日），并确认2014年4月15日（此处应为2015年4月15日）前双方就劳动关系无任何权利、义务纠纷；2.自签订调解书当日，双方重新签订有效期三年的劳动合同；3.李静自愿放弃仲裁请求。2015年7月2日，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与李静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5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劳动合同书》签订后，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以李静2015年12月25日及26日存在旷工为由，向李静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李静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李静向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06274号裁决书，裁决：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继续与李静履行双方于2015年7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支付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3月23日期间的工资损失，双方就此裁决均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仲裁裁决已生效。后，李静主张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拖欠工资，再次向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6]第14608号裁决书，裁决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支付李静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损失，双方均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院。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主张因李静未到岗上班，其公司于2016年7月8日、21日、25日向李静邮寄返岗通知，但李静仍未到岗，故其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向李静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5日解除，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8月5日解除，遂作出（2017）京0105民初41286号判决：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支付李静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7月8日期间的工资损失。李静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邮寄的返岗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李静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于法有据，遂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京03民终2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与李静继续履行2015年7月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按每月6400元的标准支付李静2016年3月24日至2016年10月26日期间的工资损失。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京民申1612号民事裁定，驳回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再审申请。双方均认可李静为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提供劳动至2015年12月31日，此后李静未到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上班，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支付李静工资至2016年10月26日。李静主张，上述终审判决作出后，其曾于2018年4月26日致电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法务吴超，要求安排工作岗位，回公司上班，但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予安排，其提交“与吴超的电话录音”予以证明，录音内容为上述二审判决生效后，李静要求回公司上班，吴超让李静等待领导批复。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在仲裁审理中认可“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但称该录音不完整，吴超曾告知李静与其公司人事联系返岗上班事宜，但李静未与其公司人事联系，在本案庭审中，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无法证明该人员为公司工作人员。关于年底双薪，李静称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有年底双薪的制度，发放时间为每一自然年度后的次年年初，金额为年底双薪发放时的一个月工资，主张因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原因导致其未能在岗履职，造成的工资损失应由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承担，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应按每月6400元的标准支付其2015年度至2017年度的年底双薪，并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折算其2018年的年底双薪，李静就上述主张提交了《北京农商银行打款记录》、《中国民生银行打款记录》及《招聘广告》，《北京农商银行打款记录》显示有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以下打款记录“20140110工资4949.44元；20140114奖金4947元”，《中国民生银行打款记录》显示有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打款记录“2015-02-11工资5974.01元；2015-02-17薪资6184.5元”，《招聘广告》为网页打印件，显示的招聘职位为营运主管，发布时间为8月30日，职位特点处显示有年底双薪。李静称，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支付的4947元为其2013年的年底双薪，2015年2月17日支付的6184.5元为2014年的年底双薪。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对《北京农商银行打款记录》、《中国民生银行打款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表示银行打款记录中未显示发放的为年底双薪，对《招聘广告》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表示该证据只是打印件，也只是对招聘内容的确认，而不构成对工资报酬等重要事项的确认。关于劳动合同终止，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称，2016年8月5日其公司作出的解除行为已产生法律效力，但因二审法院未采信，故在双方劳动合同届满前，其公司于2018年6月中下旬先后三次向李静发出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2日到期终止。李静在朝阳仲裁委审理中称，只收到一次《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收到日期为2018年6月29日，其要求续签劳动合同，但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同意，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2日到期终止。在本案审理中，李静称其收到《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7月1日。另，关于计算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年限，李静主张其2012年6月21日入职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因此工龄应当连续计算。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主张此前双方曾在朝阳仲裁委达成调解，之前的权利义务已经处理完毕，之后双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工作年限应自2015年7月3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生效判决已判定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应与李静继续履行2015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的劳动合同，并按每月6400元的标准支付李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损失，李静虽未向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提供劳动，但从其提交的“电话录音”可看出，李静向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提出复岗，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予安排，李静不能返岗上班的责任不在其自身，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2日到期终止，故李静要求按照6400元标准支付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工资损失的请求与法有据，经核算，仲裁裁决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双方均认可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2日到期终止，故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应向李静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李静的工作年限，因双方均认可在此前双方因劳动合同纠纷诉至朝阳仲裁委并达成调解意见，在该调解意见中明确表明“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15日解除，并确认2015年4月15日前双方就劳动关系无任何权利、义务纠纷”、“李静自愿放弃仲裁请求”，此后双方在2015年7月2日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因此2015年4月15日之前双方就劳动关系已无任何权利、义务纠纷，故一审法院对李静关于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奥特莱斯公司应支付李静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200元（6400元/月×3个月）。关于代通知金，李静在朝阳仲裁委审理中称系2018年6月29日收到《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在本案开庭审理中又表示系2018年7月1日收到该通知书，因李静和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均未就签收该通知书提交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以李静在朝阳仲裁委陈述为准。依据《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四十条、四十七条的规定，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应支付李静未提前30日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李静对此项主张的数额不高于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年底双薪，李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对年底双薪存在约定以及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2014年、2015年支付的“奖金”、“薪资”为年底双薪，且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李静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静支付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期间工资损失129177.01元；二、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静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200元；三、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静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6179元；四、驳回李静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是否应当向李静支付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工资损失129177.01元。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上诉主张自2015年12月31日起李静即未到岗上班，未提供劳动，即使支付该期间工资，亦应当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对此本院认为，在法院生效判决已判定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应与李静继续履行2015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2日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即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安排李静到岗劳动，但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安排李静到岗。同时，根据李静提交的电话录音，李静曾向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提出复岗，但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未予安排，故李静不能返岗上班提供劳动的责任不在其自身，因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2日到期终止，故李静要求支付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的工资损失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因双方均确认李静月工资标准为6400元，故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上诉主张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损失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斯普瑞斯奥特莱斯商城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丽新审 判 员 刘 茵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唐大利书 记 员 崔浩然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