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连起，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长江，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顺，吉林桦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起云，吉林丁凤礼（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民，住吉林省桦甸市。原审第三人：桦甸市大勃吉林场。法定代表人：王学春，场长。上诉人郭连起、王长江因与被上诉人尹立民、原审第三人桦甸市大勃吉林场（以下简称大勃吉林场）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18）吉0282民初3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连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上诉人王长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顺、于起云，被上诉人尹立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大勃吉林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连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郭连起的一审诉请；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长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第8页中下部“郭连起虽然举证证明2010年以后进林地打松塔时被王长江阻止，但未提供其向王长江主张赔偿损失的证据，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该论理在肯定郭连起在2010年以后进林地打松塔但被王长江阻止的前提下，以“未提供其向王长江主张赔偿损失的证据”为由，认为“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显属适用法律错误。郭连起“进林地打松塔”实质是基于林地承包经营权主张收益权，但该权利主张被王长江阻止，故郭连起“进林地打松塔”即是向王长江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此中断。王长江辩称，不同意郭连起的上诉请求，理由同王长江的上诉意见。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案由为物权保护纠纷，进而适用物权法相关规定，系违反既判力原则和适用法律错误。（2018）吉02民终22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而非物权保护纠纷。”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产生了既判力。既判力产生两方面的拘束力，一是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即其不得就此再起争议，叫一事不再理；二是对作出裁判的法院具有拘束力，即法院不得作出与此相矛盾的裁判，所以说一审法院确认本案案由为物权保护纠纷，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二审法院已经向郭连起释明本案案由应为物权保护纠纷。现一审郭连起请求权基础仍然坚持物权保护拒绝变更，所以请求权基础错误，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系判非所诉，与郭连起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故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原则，即不告不理，意思自治，所以此判项应予以撤销。三、王长江与尹立民签订的《林地管护协议书》有效。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经明确：“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为我国采取的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效力待定的是物权行为，而非债权合同。当事人不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十五条确认了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区分原则，该原则强调合同等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的调整，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就有效，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而有效。四、本案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郭连起不仅请求返还原物，还要求返还原物产生的利益，则其理论基础是不当得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五、合同无效是缔约过失，应赔偿范围是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一审判决赔偿履行利益，其结果与有效合同未作区分，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综上事实与理由，应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尹立民述称，对郭连起的上诉没有意见。大勃吉林场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王长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郭连起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连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郭连起的诉讼请求。在多次的庭审中，郭连起本人都没有参与诉讼。尹立民和郭连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证人陈某都清楚表示郭连起只是顶名，并不是实际承包人，承包人是陈某。我方在一审中就明确表示由于郭连起不是实际承包人，就不享有诉讼权利，属于不具有告诉主体资格，依法其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但一审判决仍然支持其诉讼请求明显错误。人民法院在论述此项时明显规避该问题，反而以林地是否转让给孙星喜为争议焦点从而进行论述，更是错误。无论孙星喜是否主张，因为已经发生了转让协议，其物权或者债权郭连起均不再享有。更不可能作为原告进行主张权利，从而额外获得收益。这样的裁判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更是助长交易不诚信之风。二、由尹立民代为签订的林地管护协议依法有效，尹立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王长江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该林地的实际经营权人是陈某，尹立民是其内弟，该协议之前是尹立民主动发出的要约，在此之前存在过这种代理关系，其以发包人的名义收取过王长江的分包费且在转让协议中签字，王长江信赖这些表象，与其签订协议书，给付了承包费，其主观上无过失。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尹立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以未追认为由裁判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错误。追认时间超过3个月实际是视为默认有效而非无效。时隔七八年的时间，并且是在公安机关查处明确不构成刑事犯罪仍然不主张合同效力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还能重新认定合同无效实在是让王长江无法接受。三、一审判决王长江赔偿松塔收入的损失数额依据评估报告是错误的。评估结论是指2010年至2017年松籽收入的总价值并非松籽收入的损失。评估结论鉴定程序违法、内容错误，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但是判决没有下来连续二年都是郭连起实际获得收入，一年2,000元，一年2万多元，还没有扣除费用，明显与评估结论相悖，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收入扣除费用认定损失数额，也不应用一份错误的并且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结论裁判案件，明显会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实际管护林地并不会获得较多收益，否则也不会承包价格那么低。一审判决应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四、关于诉讼时效，由于是基于合同关系，而非物权所有权，适用时效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是物权请求权错误。郭连起辩称，一、郭连起在本案中主体适格。郭连起依2004年与尹立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及《公证书》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案涉林地与孙星喜无关。对于案涉林地范围及该林地权利人为郭连起的事实，各方在原一、二审及本次重审中均已明确表示无异议，尤其是郭连起在重审一审中所举“2010年10月12日询问王长江笔录”“2010年9月28日王金国询问笔录”中，王长江对案涉林地的来龙去脉及时间节点进行了详尽陈述；王金国证明“陈某的内弟尹立民背着陈某把7班、8班松林的一半卖给我儿子王长江了”；以上证据系当事人陈述的对己方不利的证据，且与上述多次自认已形成确实充分的证据链条，依证据规则，禁止反言。二、依《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王长江“表见代理”之主张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实系无权处分合同。三、案涉《评估报告》合法有效，一审据此裁判正确。四、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当事人不享有确认无权处分及案涉《林地管护协议书》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后果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该确认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的干预，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行为的违法性。该确认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该请求被人民法院确认后，郭连起才享有返还林地、赔偿损失的请求权，故未超诉讼时效。同时，我方一直以各种方式主张权利，包括公吉派出所及桦甸市公安局书证全面记载了我方2010年就案涉林地向公吉派出所报案、王长江因对其维权产生怨恨于2011年1月殴打陈某、桦甸市公安局于2012年1月对王长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等事实。本次一审中王长江对证人王某、吴某证言的质证与原审一致，并未否定该证言关于我方“自2011年至2017年一直去案涉林地打松塔但均被王长江阻止”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事实上，本案不超诉讼时效。补充意见如下：一、本案一审关于案由确定是人民法院职权范围。二、一审判项第一项并非判非所诉。三、一审判决未否定王长江与尹立民签订的林地管护协议书的效力，正如王长江所言《物权法》第十五条确定了作为原因行为和合同之效力与物权变动相区分的原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曾经效力待定的是物权行为即尹立民将案涉林地无权处分给王长江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该行为系无权处分不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正确。四、基于第三点论述，一审判决并未否定案涉合同效力。尹立民辩称，我没有权利将林地包给王长江，我签字时把中间人签错了。大勃吉林场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郭连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尹立民2009年10月23日将桦甸市大勃吉林场39林班8小班林地[东至道（从公吉乡到小勃吉的主道）、西至大沟、北至道、南至耕地转包给王长江管护和采集果实系无权处分，该处分行为无效；尹立民与王长江签订的上述《林地管护协议书》依法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二、判令王长江返还上述林地；三、判令王长江赔偿郭连起上述林地自2010年起至2017年止松塔收入损失1,353,845元；四、本案诉讼费、评估鉴定费由王长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9月17日，郭连起与大勃吉林场签订森林、林木、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合同（合同编号07）并经桦甸市公证处公证。合同约定，由郭连起承包经营位于桦甸市××乡八社的大勃吉林场39林班8小班森林、林木、林地（东至8小班、西至农田、南至道路、北至农田），面积3.4公顷，承包期限为50年，自2004年8月20日起至2054年8月20日止。2009年10月23日，尹立民作为甲方与乙方王长江签订林地管护协议，协议约定，尹立民将位于公吉乡小勃吉村八社的7林班、五道沟一社的8林班红松林给王长江管护和采集果实，管护期限为50年，自2004年8月20日起至2054年8月20日止，王长江一次性交给尹立民93,000元，在管护期内，王长江享有林地管护权、采集红松果实的权利。此后，王长江占有该林地。2018年4月13日，吉林荣邦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红松林43,167平方米面积内所有母树2010年至2017年松籽收入的总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结论为王长江于2010年至2017年间在郭连起承包的红松母树林林地内强行采摘成熟松果，导致郭连起经济损失额为1,353,845元，评估结论有效期一年，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止，过期使用需重新评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由是物权保护纠纷还是合同纠纷、无权处分是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尹立民的行为是否属于表见代理、郭连起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赔偿损失的数额如何确定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郭连起与王长江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郭连起与大勃吉林场签订森林、林木、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合同，即取得了所承包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王长江在与郭连起无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占有案涉林地的行为，侵害了郭连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本案案由定为物权保护纠纷并无不当。二、王长江虽然与尹立民签订了林地管护协议，但尹立民在签订协议时并未取得案涉林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无权处分案涉林地。尹立民既未取得郭连起的追认，订立协议后也未取得处分权，因此，其与王长江签订林地管护协议的行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郭连起有权要求王长江返还案涉林地。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没有代理权的尹立民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王长江订立合同，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条件，对王长江关于尹立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王长江辩解称本案争议林地的经营权已经归孙星喜，郭连起不具有告诉主体资格的问题：1.在原审2017年9月28日、11月13日和2018年6月27日的庭审中，郭连起举证光盘一张，证明孙星喜和陈某订立的管护林地协议所指的林地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王长江质证称孙星喜说的承包7班、8班与王长江说的7班、8班位置不一样，没有关系。郭连起称争议林地的四至同诉状，王长江无异议。2.吉林荣邦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9日进行了现场核查，GPS实测林地面积43,167平方米，王长江参加了核查并在野外测树记录表、现场核查记录上签名。3.在本案2019年4月18日庭审时，因案件涉及的争议林地四至表述不一致，审判长询问对林地范围是否有争议，郭连起称鉴定的林地就是争议林地，王长江无异议。综上，一审法院对王长江的该项辩解不予支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王长江无权占有郭连起承包经营的林地，侵害了郭连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郭连起有权请求返还林地，该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一审法院对郭连起请求返还林地的主张予以支持。郭连起请求王长江赔偿损失，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物权保护方式中的债权式保护方式，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郭连起虽然举证证明2010年以后进林地打松塔时被王长江阻止，但未提供其向王长江主张赔偿损失的证据，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郭连起于2017年8月23日对王长江提起诉讼并立案，诉讼时效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郭连起请求王长江赔偿损失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自2014年起至2017年止。但郭连起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2017年松塔被王长江所采摘，王长江也否认采摘。因此，对郭连起请求王长江赔偿2010年至2013年及2017年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请求赔偿2014年至2016年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六、2018年4月13日，吉林荣邦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鉴定评估结论为王长江于2010年至2017年间在郭连起承包的红松母树林林地内强行采摘成熟松果，导致郭连起经济损失额为1,353,845元，评估结论有效期一年，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止，过期使用需重新评估。本案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审理，未过一年评估结论有效期。王长江提供了2010年至2017年间的看护费、管理费、打塔人工费、捡松塔人工费、松塔运输费、松塔脱粒费、晾晒费等费用为56,200元。由于松塔脱粒费、晾晒费与尹丽芳起诉王长江、尹立民、大勃吉林场物权保护纠纷案（以下简称尹丽芳案）中的该两项费用统计在一起，本案的松塔脱粒费、晾晒费应扣除尹丽芳案的松塔脱粒费、晾晒费。按照尹丽芳案鉴定评估损失额663,680元占两案鉴定评估损失总额2,017,525元（663,680元＋1,353,845元=2,017,525元）的比例32.9%计算，尹丽芳案的松塔脱粒费应为3200×32.9%=1,052.8元、晾晒费应为2,400元×32.9%=789.6元。本案合计费用应为56,200元-1,052.8元-789.6元＝54,357.6元。由于双方在每一年是否采摘松塔、有无费用等存在争议，且王长江的辩解与原一审庭审时的陈述相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每一年的费用数额，故本案无法确定每一年的费用数额，应将费用总额40,592.4元认定为2010年至2017年的费用总额，郭连起对此也予以认可。2014年至2016年王长江的费用应为54,357.6元÷8年×3年=20,384.1元。综上，王长江应赔偿郭连起2014年至2016年的损失为1,353,845元÷8年×3年-20,384.1元=487,307.78元。判决：一、尹立民于2009年10月23日与王长江签订协议，将郭连起承包的大勃吉林场39林班8小班林地交给王长江管护和采集果实系无权处分行为，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二、王长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郭连起大勃吉林场39林班8小班林地（即王长江依据2009年10月23日与尹立民签订的林地管护协议占有的林地）；三、王长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赔偿郭连起2014年至2016年的损失487,307.78元；四、驳回郭连起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王长江新提供陈兆国于2019年8月24日向王长江出具收条一份，证明诉争林地在2019年毛收入为25,426.5元，扣除成本，实际利润为3000多元，以此证明鉴定结论不合理。郭连起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并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王长江的主张成立。尹立民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证明作用。本院评判认为，该份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另，王长江虽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所提异议不能成立。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自尹立民与王长江于2009年10月23日签订案涉林木、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协议起，郭连起、王长江即产生矛盾纠纷至今未能妥善化解。该协议对于郭连起是否产生法律效力，郭连起与王长江之间是否因此成立合同关系系本案首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因尹立民未经授权并以其本人名义与王长江签订协议，将郭连起承包经营管护的林地承包给王长江，且在该协议签订后郭连起即提出异议，并始终未予认可尹立民与王长江所签该份协议，故尹立民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构成条件，郭连起与王长江之间不成立林地管护经营承包合同关系。基此，郭连起因财产权益受到侵害而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存在竞合，即郭连起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对方当事人承担合同未成立的法律责任，亦可依据侵权的法律关系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现郭连起基于王长江无权占用案涉林地多年致其松塔收入受到损失的事实选择依照《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请求王长江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案由并无不当，判决结果亦无不妥。首先，尹立民签订案涉协议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实质应为无权处分行为，故尹立民与王长江所签协议对郭连起不发生法律效力，郭连起与王长江之间不成立合同关系，在此情形下，王长江占用案涉林地并摘收松塔的行为侵犯了郭连起的权益，对此王长江存在过错，依法应当对郭连起所受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王长江基于与尹立民所签协议占用郭连起承包经营管护的林地的行为系无权占用，故应当予以返还。再次，王长江占用林地期间给郭连起造成的经济损失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合理赔偿。一审法院依据鉴定结论、诉讼时效的相应规定并结合案情，判令王长江赔偿郭连起自2014年起至2016年止共计三年的损失487,307.78元合法亦合理，理由一审法院在判决论理部分已经充分阐述，本院不再赘述。最后，关于郭连起、王长江各自所提上诉主张与在一审时各自所提主张基本一致，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理由亦在判决论理部分给予充分阐述，并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此外，王长江上诉认为一审判非所诉的观点亦因缺乏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郭连起、王长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75元，由郭连起负担12,465元（已交纳），由王长江负担861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露审判员  郭立坤审判员  卢佳欢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