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7400号原告：唐某，女，199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业威，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垒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某，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忠，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剑辉，广东法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某诉被告胡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业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忠、吴剑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胡某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696735.77元；2.判令被告胡某向原告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是情侣关系，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6月18日被告胡某以投资、还信用卡等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或直接将信用卡给被告胡某使用等方式共借给被告胡某696735.77元，其中支付宝转账321056元、微信转账101462元、招商银行信用卡使用155487元、平安银行白金信用卡使用118730.77元，共计696735.77元。原告唐某多次要求被告还款，被告均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胡某辩称，与原告唐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实际上是原告借被告的身份及账户进行贵金属交易投资，这事实在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补充证据中可以证明。因原被告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告诉请的利息不成立。被告也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帮助原告还信用卡等四种方式向原告支付319922.52元。如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该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如不成立，被告将另案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多次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双方确认的事实和证据如下：1.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为情侣关系，双方在情侣关系期间曾共同生活；2.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2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321056元、自2018年1月28日至2018年6月18日，被告收到原告通过微信转账101462元，双方确认被告收到的原告支付宝转账321056元及微信转账的77500元均用于以被告名义开设的贵金属交易账户的投资；3.被告提交的“今日行情”群聊天里有原、被告及金融分析师温某、蔡某四人，群聊天中女性头像的发言人为原告本人；4.以被告名义开设有三个贵金属交易投资账户，原告本人无开设贵金属交易账户。上述双方确认的转账凭证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庭审中，被告提供证据证明以其名义开设的三个贵金属投资账户，分别是于2017年11月21日在焯华贵金属有限公司开设的贵金属交易账户，该公司收取被告投资款的户名在交易明细中显示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备注为其他代理业务资金）、账号为36×××11或36×××0908；2018年1月9日在GMI公司开设的贵金属投资账户，该公司收取被告投资款的户名在交易明细中显示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账号为10×××78（转账摘要标注为b2c）；2018年1月15日在金盛金融有限公司开设的贵金属交易账户，该公司收取被告投资款的户名在交易明细中显示为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或天下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账号为02×××04或400×××167（转账摘要均标注为b2c）。与上述三个贵金属交易账户关联的银行账户均为其名下卡号为62×××51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向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调取以被告胡某身份信息开户的商户信息情况，该公司回复：以被告胡某身份信息在该公司注册的商户只有一个，商户名称为快递经营，商户号为822×××646，结算账户为被告名下卡号为62×××51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以下简称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在该公司提供的该商户号的交易流水中2018年1月15日有与原告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交易金额各为10000元的交易三笔（合共30000元），2018年1月16日交易金额各为10000元的交易两笔（合共20000元）、2018年1月19日交易金额各为10000元的交易两笔（合共20000元）。本院又根据原告的申请责令被告提供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交易历史明细清单，在该清单上显示：该银行卡下挂账号为36×××91的账户，该银行卡的交易均为通过该账户进行。该账户在2017年12月21日1:50:41的余额为578.50元，在此后收到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合共101229元后，该账户余额于2017年12月22日14:45:48达到101807.50元；随后该账户在2017年12月22日至2017年12月27日分四笔共向对方户名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备注为其他代理业务资金）的账户转账支付合共99168.38元；在2018年1月15日17:34:14该账户的余额为56.95元；当天该账户在与原告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进行上述三笔交易的对应时间均有各为9938元的金额入账；该账户在此后经过多次交易后于2018年1月16日16:13:00余额达到103309.30元；随后该账户向对方户名为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转账摘要标注为b2c）的账户转账90000元；该账户在2018年1月18日向对方户名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转账摘要同样标注为b2c）的账户转账40000元后余额为2393.30元；在此后通过收取原告支付宝转账34577元，及于2018年1月19日与原告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进行两笔交易等后，该账户余额于2018年1月19日10:14:17达到74602.76元；随后该账户又向对方户名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转账摘要备注为b2c）的账户转账70000元；在2018年4月9日20:55:59至21:00:17之间该账户有金额分别为9944.89元、14917.59元、1992.87元、5777.05元、1997.85元的入账。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24日，该账户与对方户名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或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或天下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转账摘要均标注为b2c的账户合共发生转账交易七笔，金额合共为390000元；此后该账户至2018年6月30日再无向该些账户转账的记录。原、被告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被告收到其微信转账101462元，其中77500元为用于被告国际黄金投资，于2018年1月29日、2月7日、9日、11日各转账的1000元、1656元、3096元及1668元（合共7420元）为用于被告还信用卡，于2018年4月9日转账的6542元为用于被告周转信用卡，于2018年6月18日转账的10000元为用于被告回老家；被告提供订酒店、订机票、购买烤面包机、食品等的网络购物订单详情证明其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月7日、9日、11日收到的被告微信转账合共7420元为用于给原告购买生活用品等，于2018年4月9日收到的微信转账6542元、于2018年6月18日收到的10000元均用于以其名义开户的贵金属交易投资。经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微信转账的用途；被告则提交的相关的消费凭证证实其主张，但其中订酒店的费用798元无显示时间、订机票的费用中有出行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的机票、其余购物的送货地址虽然显示为原告租住的房屋地址，但购买的物品均为零碎的家庭生活用品、食品等，虽然在被告提供的款项使用凭证中尚有购买女性用品（合计712.69元）、支付物管费613.70元及礼物型的物品1520元、汽车维修费4200元（未显示是何车辆）的支出，但该些支出的金额及付款时间等均不能与原告上述款项的转账金额及时间相对应，结合原、被告双方为情侣关系，不能排除系被告在双方为情侣关系期间为共同生活而自愿支出，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收到原告微信转账7420元，但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抗辩主张。对于2018年4月9日被告收到的原告微信转账6542元、6月18日收到的10000元，被告抗辩为用于以其名义开户的贵金属交易，但对比被告名下用于贵金属交易的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的交易情况，在2018年1月24日后该银行卡并无向相关贵金属交易账户转账的记录，故对本院对被告关于该两笔款项去向的抗辩主张也不予采纳。2.原告提供其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账单证实被告于2018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9日以其上述信用卡通过拉卡拉刷卡机刷卡分别套现30000元、20000元、20000元，于2018年4月20日、5月3日、5月13日、6月6日又以其上述信用卡分别通过在广州市萝岗区永盛丰百货商店等商户合共套现85487元用于被告周转信用卡或回老家；原告又提供其尾号为8553平安银行信用卡对账单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9日通过名为晓东便利店的商户刷卡套现34821.77元，又分别于2018年5月3日、5月6日、5月8日、6月5日、6月6日通过名为广东天福连锁超市增城荔城丽华店等的商户刷卡套现合共83909元，以上款项均用于被告周转信用卡。被告对原告以上主张均不予认可，表示并未收到该些款项。鉴于从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调取的被告名下注册商户结算账户（被告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可以证实，被告注册的该商户在原告主张的2018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9日，确有与原告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的相应交易（每笔交易金额均为10000元），虽在被告提交的该结算账户（被告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的历史明细清单中对应各交易时间的各笔入账金额（每笔收入金额均为9938元）与原告账户的交易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经计算入账金额与交易金额之间的比例均为99.38%，该比例符合使用信用卡交易需扣收一定手续费的交易习惯，本院依法确认被告收到原告尾号为7339的招商银行信用卡于2018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9日支付的合共69×××66元（9938×2+9938×3+9938×2=69×××66元）。对于原告提供其尾号为8553平安银行信用卡的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于2018年4月9日通过名为晓东便利店的商户刷卡套取34821.77元，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账户交易流水，为五笔金额分别为9999.89元、15000.09元、2003.89元、5809元、2008.90元的交易，交易对方名称均为晓东便利店；本院审查被告提交的其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发现在2018年4月9日该账户在20:55:59至21:00:17之间分别有9944.89元、14917.59元、1992.87元、5777.05元、1997.85元的五笔入账，该些入账与原告尾号为8553的平安银行信用卡上述于2018年4月9日与晓东便利店的五笔交易在时间上均能对应，且被告账户的上述每笔入账金额与原告信用卡上述各笔交易金额之间的比例，经计算均约为99.45%，该比例亦符合使用信用卡交易需扣收一定手续费的交易习惯，鉴于原告账户五笔交易及被告账户五笔入账时间、金额之间高度的吻合性，本院依法采信原告的主张，确认被告实际收到原告尾号为8553平安银行信用卡支付的合共34×××30.25元（9944.89+14917.59+1992.87+5777.05+1997.85=34×××30.25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分别通过其上述两信用卡套现的其他款项，因无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确认。3.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向其借款468556元用于国际黄金投资，被告应向其偿还。被告庭审中确认在与原告情侣关系期间以其名义开设有三个贵金属交易账户，该些贵金属交易账户所关联的银行账户均为其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被告支付宝、微信账户合共收到的原告转账422518元中的415098元均转入以其名义开设的三个贵金属交易账户中，但抗辩认为该些账户实际由原告操作，且该些账户的贵金属交易投资均已失败，投资本金亦已亏损，原告应自行承担亏损的款项。本院审查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主张提供各笔款项的转账（支付）凭证及与被告分手后与被告的聊天记录证实，但原告提交的转账（支付）凭证中并未注明转账（支付）的用途为用于被告投资借款；被告则提交其与焯华贵金属公司工作人员宋某的聊天记录，与原告及金融分析师温某、蔡某等人的群聊天记录，金盛金融公司的佣金申请表等证实以其名义开户的三个贵金属交易账户实际均由原告操作，亏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审查被告提交的证据，发现在2017年12月21日被告与焯华贵金属公司工作人员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确有“唐总买了一手涨，醉了”、“我要改密码，不能让她玩了”这些表示原告有对其在焯华贵金属公司开设账户进行操作，并操作失误导致亏损的聊天记录；而原告在2017年12月22日通过支付宝合共转账101229元至被告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从该银行卡交易的明细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于2017年12月22日至2017年12月27日即将其中的99168.38元转账至其在焯华贵金属公司开设的投资账户中；在被告提交的原告与金融分析师温某、蔡某等人的群聊天记录中，2018年1月19日原告在回答温某“是模拟仓吗”的发问时，有“怎么可能”“我自己的”“仓位加起来差不多40万”的回答；又从被告提供的其手机中存储的原告邮箱发送至被告邮箱中的金盛金融公司佣金申请表可以看出，原告确有从以被告名义开设的贵金属交易账户中获利（提取佣金）的情况，虽然原告在庭审中以其操作的实际只是模拟仓及在被告提交的佣金申请表上并无其签名为由予以否认，但原告无提供相关的操作国际黄金投资模拟仓的证据证实，结合被告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向其名下贵金属交易投资账户（转账摘要标注为b2c）的转账金额为390000元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上述聊天中提到的“仓位加起来差不多40万”应是被告在金盛金融公司及GMI公司开设的两贵金属交易账户的真实情况，故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本院依法确认原、被告两人共同投资贵金属交易，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6月30日，被告共向以其名义开设的三个贵金属交易投资账户转入489168.38元（99168.38+390000=489168.38元），结合被告名下尾号为8551的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情况，本院依法确认该款项中468122元（微信转账77500+支付宝转账321056+刷卡支付69×××66=468122）为由原告支付。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确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以上对原、被告双方争议事实及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认为，可以确认本案被告合共收到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和信用卡刷卡支付的款项为526714.25元（微信转账101462+支付宝转账321056+刷招商银行信用卡支付69×××66+刷平安银行信用卡34×××30.25=526714.25元），鉴于从以上认定的事实又可确认，其中的468122元被告已转入以其名义开户的三个贵金属交易投资账户中，而该些账户有证据证明为原、被告两人共同投资贵金属交易，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该部分款项为借款不予支持，本案对该部分款项不予调处，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被告余下另收到的58592.25元（526714.25-468122=58592.25），因被告举证不足以证明该些款项的去向或为其他债务，本院依法采纳原告的主张，该部分款项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应予偿还。至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该些借款自2018年6月19日起至清还之日止的利息，因从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可以看出，在2018年6月13日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中，原告已向被告明确提出要求其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上述借款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原告并未举证双方就借款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作出明确的约定，故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该利息，因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有关利率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调整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且应以不超过年利率6%为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清还借款58592.25元给原告唐某。二、被告胡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逾期偿还借款58592.25元的利息给原告唐某（计息方法：以实际欠款为本金，自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款实际清还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同类报价利率计付;如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同期同类报价利率超过年利率6%的，则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三、驳回原告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158元，由原告唐某负担9812元，被告胡某负担13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谭洁梅人民陪审员  周国柱人民陪审员  卢伟健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钟子筠李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