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0民初5251号原告：朱伟凌，男，195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东，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斌豪，男，195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第三人李新珍，女，1954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朱伟凌与被告徐斌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追加李新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伟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东、被告徐斌豪、第三人李新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伟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购房款58万元及逾期付款期间滞纳金(以58万元为本金，按0.1%/日计算，自2016年4月26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给付违约金(以58万元为本金，按0.1%/日计算，自2016年5月5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8日，原、被告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转让给被告。双方约定公房转让价格108万元，因被告方缴税的需要，合同上记载的转让价格为88万元。合同第九条约定了逾期付款滞纳金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2016年4月25日，上海市杨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核准了原、被告间公租房的转让交易行为。但是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购房款50万元，剩余58万元至今未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徐斌豪辩称，其通过正浩房产的李新珍得知系争房屋转让信息，当时谈好房价88万元，从来没有说过108万元，中介费8,800元由被告承担，没有税收。具体交易手续由明明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明房产)操办，被告将中介费付给了明明房产。2016年4月19日，原、被告到交易中心办理手续，被告向原告支付房款50万元，剩余38万元房款原告要求被告打给第三人。次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剩余房款，第三人出具了收条。购房时，原告讲明系争房屋对外出租，租金每月2,300元,租期到年底。但租客过两个月会搬走，房屋内物品原告也不要了。被告取得房卡后，打听到系争房屋不会拆迁也不会改建，因被告急需用钱，就委托明明房产又把房屋转让了。鉴于被告已完成付款义务，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李新珍述称，其与原告都是做房产中介的，两人在2015年左右相识。一开始，第三人和原告签过一份房屋转让协议，原告同意将房屋卖给第三人，房价108万元，没有时间限制。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向原告支付定金2万元。后第三人把系争房屋介绍给被告，商谈的房价是88万元，没有税收。因当时原告急需用钱，表示同意，并要求被告第一次付50万元，剩余的房款由第三人收取。第三人收到房款后已陆续支付给原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7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转让给乙方，房价108万元。签订本协议时，乙方支付首期款贰万元，含定金贰万元(由甲方收取)。交易好乙方付甲方60万元，余款过20天进交易中心全部付清。手续费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2016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租赁部位独用面积18.1+2.9平方米的系争房屋承租权转让给被告，转让成交价格为88万元。合同附件二约定买卖双方经杨浦区交易中心审核后，受让方一次性将房款88万元存入建设银行杨浦支行进行监管。受让方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的，应按逾期应付款向转让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自本合同附件二约定的应付之日起第二天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逾期应付款的0.1%计算。逾期十天后，受让方除应支付上述滞纳金外，还应按逾期应付款的0.1%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016年4月19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房款50万元。2016年4月21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38万元，第三人出具代原告收到系争房屋房款38万元的收条。2016年4月25日，原、被告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合同》通过审核，被告受让取得系争房屋。2016年9月1日，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一份《以房抵债协议书》约定：“1、乙方购买的甲方坐落于长阳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至今尚欠甲方61万元人民币购房款未付清。2、乙方所有的坐落于许昌路XXX弄XXX号房屋需动迁，在乙方自行支付动迁安置房的购房款后，乙方可以取得两套动迁安置房。3、甲方有权在乙方取得的两套动迁安置房中，任选一套(两房一厅、面积75-80平方米)，直接占住。对于该房(甲方占住之房)，作价81万人民币，由乙方抵债给甲方。甲方在实际占住所选之房后，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0万元人民币差价款。……”被告方证人蔡某某出庭作证称，其是系争房屋买卖的经办人。当时是第三人找到证人为原、被告办理交易手续，双方商定的房价为88万元，没有税收。证人和原告、被告、第三人先去交易中心办理了手续，办好手续后原告要求被告先付50万元，剩余的38万元付给第三人，但是付款时证人不在场。后被告又委托证人将系争房屋出售，价格大约一百十几万。原告认为证人对于收取房款的情况不清楚，其证言不能证明原告同意第三人代收房款的事实。且原告在2016年4月7日卖房给第三人时的房价是108万元，而2016年4月19日卖给被告的房价是88万元，被告再出售时卖到一百一十多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第三人和证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证人的证言不应被采信。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表示其根本不认识第三人，若非原告同意，其不会把房款支付给第三人。更何况，原、被告的交易发生在2016年4月，若原告没有委托第三人收款，那么早就应该向被告主张房款了。所以，本案是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债务纠纷引起的，与被告无关。被告委托证人出售房屋，只要求比原价增加5万元，至于证人最后以何价格出售被告不知道，被告与第三人和证人之间不存在串通。第三人表示证人确实没有去银行看见被告付款，但证人对于原、被告付款的约定是听见的，第三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审理中，原告表示《以房抵债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61万元，是剩余58万元房款扣除第三人已付定金2万元再加上第三人另欠借款5万元计算得出。当时原告同意借给第三人20万元是因为第三人保证给原告一套动迁房，那么20万元借款就不用第三人归还了。其次，原告提供第三人出具的三张借条和打款凭证，证明第三人尚欠原告借款20万元。再次，原告认为第三人收款行为没有经过原告授权或追认，该代理行为无效。第三人对于《以房抵债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协议第一条约定的61万元包括房款和借款。原告原本承诺帮助第三人到动迁组多争取一套动迁房，争取到的房屋归原告，原告再向第三人支付20万元。但后来原告没有争取到安置房，所以第三人把房款陆续转给了原告。为此，第三人提供银行凭条，用以证明其已分30次向原告打款共计38.7万元。第三人表示这些打款是系争房屋的房款，与借款无关，第三人向原告所借15万元尚未归还。其次，第三人对于10万元、6.5万元二张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借条所载金额为16.5万元，但第三人实际拿到手只有15万元。还有一张3.5万元的借条是原告逼迫第三人所写，实际不存在该笔借款。原告和第三人之间都是转账付款，没有现金支付。原告表示其与第三人于2016年4月相识，之前二人之间不存在借款。第三人除了尚欠的20万元还多次向原告借款，但都已归还，借条已还给第三人。原告对于30张银行转账凭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三笔卡卡转账并非从第三人账户转给原告，其余存款凭证不能确定是否为第三人存入，且存款目的是归还借款还是房款，原告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约定的房价到底是88万元还是108万元，被告向第三人支付房款的行为是否意味着其已完成了付款义务。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08万元系争房屋承租权转让价是原、被告签订转让合同前由原告与第三人书面约定的价格，而原、被告书面合同约定的价格为88万元。在被告否认，原告又无证据证明原、被告就108万元转让价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按照108万元的价格履行，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从《以房抵债协议书》内容来看，原告与第三人约定第三人将其动迁获得的一套安置房给原告，便可与第三人尚欠原告的购房款相抵。该协议签订于2016年9月1日，在原、被告签订转让合同以及被告支付房款之后，这说明原告对于第三人代为收取部分房款是明知且同意的。所以即使被告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原告授权第三人收取房款，但结合被告、第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以及该份协议书，也可以证明被告的观点，即是原告指示被告将部分房款支付给第三人。据此，原告再次起诉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剩余房款，本院难以支持。既然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那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滞纳金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如按原告陈述，第三人未能向其提供一套安置房，其可以就欠款或借款与第三人另行结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伟凌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00元，减半收取计4800元，由原告朱伟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    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袁甄乙肖蔚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