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黔01刑终59号原公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罗志，女，1970年3月12日出生于贵州省晴隆县，布依族，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无党派人士，系原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处处长（正处级）、政协第十一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2017年9月7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经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于次日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贵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女子看守所。辩护人毛蓉，贵州青蓝紫律师事务所律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志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8）黔0102刑初65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罗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讯问了上诉人罗志，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罗志于2004年8月至2010年8月期间担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医疗器械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监督管理，监督实施有关国家标准、医疗器械产品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被告人罗志于2010年9月至2014年1月期间担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中药民族药监管处）处长，处室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实施国家药品标准、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产品目录、药用辅料、医疗机构制剂标准及注册工作；监督实施药物非临床研究、药物临床试验的质量管理规范；组织实施中药、民族药监督管理和质量标准；执行国家中药材品种保护制度和非处方药物目录；组织拟订、修订中药材（民族药材）地方标准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被告人罗志于2014年1月至案发时担任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处（中药民族药监管处）处长，处室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实施国家药品标准、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产品、药用辅料、医疗机构制剂标准及注册工作；监督实施药物非临床研究、药物临床试验的质量管理规范；组织实施中药、民族药监督管理和质量标准；执行国家中药材品种保护制度和非处方药物目录；组织拟订、修订及监督实施中药材（民族药材）地方标准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依法承担国产、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注册、生产许可及质量标准行政许可审批；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初审；指导全省药品检验机构的业务工作。被告人罗志在担任省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药品（药品化妆品）注册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独、伙同他人为相关企业谋取利益，并收受相关企业的好处费的具体事实如下：一、被告人罗志单独受贿人民币181.6万元的事实。1、2007年9月，贵州某一公司在生产某药品时因擅自变更生产工艺和辅料被国家药监局查处并被责令暂停该药品的生产销售。2011年，某一公司窦某某遂找到被告人罗志，请求其帮忙以省食药监局的名义向国家药监局报请允许某一公司恢复“某药品”的生产销售，罗志表示同意帮忙，在罗志的帮助下，省食药监局将此诉求上报至国家药监总局。后窦某某为感谢罗志的帮助，送给罗志人民币50万元的好处费,罗志全部予以收受。2、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罗志利用其担任省食药监局药品注册处处长的职务便利，为贵州某二公司申报六类新药一事，帮忙协调国家药监总局注册司，后该药品文号顺利申报办理，为表示感谢，该公司程某某通过省食药监局稽查局局长胡德强送给罗志人民币13万元的好处费。另外，程某某还分两次以拜年名义送给罗志共计1万元的好处费。上述钱款罗志全部予以收受。3、2012年至2017年，被告人罗志利用其主管省食药监局药品（药品化妆品）注册处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为贵州某三公司的两种药品品种办理药品技术转让，为表示感谢，该公司汪某某分多次送给罗志共计人民币21万元的财物（其中包含现金人民币14万元及价值人民币7万元的国贸商城购物卡）,罗志全部予以收受。4、2015年底，国家药监总局起草了《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意见稿中规定将中药配方颗粒的监督管理权限下放至省食药监局。在贵州某四公司、贵州某五公司任职的姚某某为此找到被告人罗志，请求其日后在该公司申报中药配方颗粒的事项上给予关照，罗志对此表示同意。姚某某遂于2016年初与2017年初分两次，以拜年名义共计送给罗志人民币20万元的好处费。另外，2016年初，姚某某安排公司员工刘某，代表该公司以拜年名义送给罗志人民币5万元，感谢其在相关日常业务中所提供的支持、关照。上述钱款罗志全部予以收受。5、2015年年底，贵州某六公司黄某某为了感谢被告人罗志在产品注册、生产许可方面给予的帮助，送给罗志人民币20万元。罗志全部予以收受。6、2017年4月，贵州某七公司姜某送给罗志人民币10万元，希望罗志作为省食药监局药品化妆品注册处处长，在该公司申报国药准字文号及工艺登记等相关事项上提供帮助，罗志予以收受并表示同意帮忙。7、2008年-2017年，被告人罗志还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处室相关业务中为多家医药企业谋取利益，并收受该部分企业以拜年或拜节名义给予的好处费：收受贵州某八公司杨某某人民币4万元，收受贵州某九公司杨某1人民币6万元，收受贵州某十公司高某某人民币3万元，收受贵州某十一公司薛某人民币2万元，收受贵州某十二公司胡某某人民币2000元，收受贵州某一公司夏某某人民币4万元，收受贵州某七公司夏某人民币9万元，收受贵州某十三公司熊某某人民币2万元，收受贵州某十四公司杨某2人民币1.2万元，收受贵州某十五公司王某人民币8万元，收受贵州某十六公司付某某人民币2.2万元。以上钱款共计人民币41.6万元。二、被告人罗志伙同董穗生、胡德强收受贵州某十七公司江某所送该公司72%干股，经鉴定价值10,532,321.20元，每人占股24%，变现后罗志个人获利100万元，及后以借款形式向张某索要200万元的事实。2011年底，贵阳某十七公司江某因需要国药准字药品批准文号找到时任省食药监局局长董穗生（另案处理）、时任省食药监局稽查局局长胡德强（另案处理）与被告人罗志，后董穗生、胡德强、被告人罗志与江某商定帮助转入国药准字药品批准文号到某十七公司并在该公司各自占有24%干股，该三人所占干股共计72%，均由江某代持。应江某请托，董穗生出面向某十八公司张某某打招呼，要求无偿转让三个国药准字药品文号到江某的某十七公司，张某某表示同意。在此过程中，江某也通过其他途径从相关企业受让国药准字药品文号。之后，罗志利用其担任省食药监局注册处处长，主管全省药品注册相关业务的职务便利，为7个药品文号办理品种转移，将相关药品文号从原生产企业划转至某十七公司。该7个药品中涉及两个药品文号由于未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出再注册申请，属于不予再注册品种，罗志又为该部分文号违规办理了再注册。2013年下半年，江某将其持有的某十七公司28%的股份卖给贵州某十九公司张某。张某将某十七公司更名为贵州某二十公司，该公司全部股份由贵州某二十一公司实际持有，原来由江某代持的罗志、董穗生、胡德强在某十七公司72%的股份，也转入贵州某二十一公司，占比不变，该部分干股按胡德强安排先后由王某某、黄某、代某某代持。2016年8月，经董穗生、罗志、胡德强、张某商定，张某将某二十公司以6,500万元的交易价整体转卖给海南某公司（其中1,300万元约定需待相关药品手续审批成功才支付。至案发时尚未审批成功，故该公司应支付人民币5,200万元，扣除某二十公司负债1,840万元后，海南某公司实际支付给某二十公司3,360万元），张某得到转让款后，扣除自己收购江某股份时所支付的1,680万元及经营成本，给了胡德强1,100万元进行分配，罗志分得其中100万元。某十七公司、某二十公司成立以后，至案发前未分红，罗志、董穗生、胡德强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经营管理。经鉴定，某十七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净资产（所有者权益）14,628,223.90元，罗志、董穗生、胡德强三人所占的72%的股份价值为10,532,321.2元。后罗志又以借款的形式向张某索要了200万元。原判依据上述事实和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罗志的户籍材料、中共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任免职文件、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及《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全面现场核查报告表、请示报告、情况说明、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批件、贵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许可证》项目变更批件、药品生产许可证项目变更申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持股协议、指定转让代持股份授权书、公司兼并材料、药品补充申请材料、投资及往来款项情况说明、付款凭证、公司往来账目、（2018）黔27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罗志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罗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受贿现金人民币181.6万元，伙同董穗生、胡德强共同收受干股，价值10,532,321.2元，向他人索取200万元，共计受贿人民币14,348,321.2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但指控的伙同董穗生、胡德强共同受贿金额，应当依据董穗生案的鉴定意见确定为10,532,321.2元。罗志在共同受贿过程中，与他人共同商量、分工合作，利用各自职权、地位为他人谋取利益，作用地位相当，但分配受贿所得较其他共同行为人少，量刑时应当有区别。被告人罗志以借款为由索要他人人民币200万元，系索贿行为，依法应从重处罚。其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其受贿实际所得共计481.6万元依法应当没收上缴国库。公诉机关提出判处被告人罗志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主刑的量刑建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罗志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罗志已退缴的其受贿个人所得的全部赃款人民币481.6万元（该款现暂存于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原审被告罗志不服，以“原判事实不清，认定金额与事实不符，导致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罗志对某十七公司进行了投资并参与经营，不能按股份折价计算罗志的受贿金额，且其中并无索贿200万元的事实；2、罗志单独收受的贿赂中，窦某某的50万元以及收受的82.2万元不应计算为受贿金额；3、罗志在本案中的主观恶性不大，且多为被动受贿，案发后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原公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原审判决提出异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原判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证据均已在一审开庭时当庭举证、质证，复经本院审查属实。在二审期间，上诉人罗志及其辩护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罗志上诉提出“原判事实不清，认定金额与事实不符，量刑过重”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志对某十七公司进行了投资并参与经营，不能按股份折价计算罗志的受贿金额，且其中并无索贿200万元的事实；罗志单独收受的贿赂中，窦某某的50万元以及收受的82.2万元不应计算为受贿金额；罗志在本案中的主观恶性不大，且多为被动受贿，案发后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判对上诉人罗志单独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181.6万元犯罪事实的认定，有经一审庭审质证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行贿人的陈述的事实与上诉人罗志供述的犯罪事实基本一致。上诉人罗志的辩护人提出“罗志对某十七公司进行了投资并参与经营”的辩护意见，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且认定上诉人罗志伙同董穗生、胡德强收受某十七公司所送干股的证据除有行贿人的陈述外，同案犯董穗生、胡德强对此事实亦作出供述。原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依照法律规定对上诉人罗志定罪量刑正确。上诉人罗志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罗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00万元，单独非法多次收受他人人民币181.6万元，伙同他人共同收受干股价值人民币10，532，321.2元，共计受贿人民币14，348，321.2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处罚。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罗志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林筑萍审 判 员 陆 燕审 判 员 邹 力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法官助理 戚 雷书 记 员 周尔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