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702行初562号 原告：金国帅，男，198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玲、徐骏凯，浙江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金华市双龙南街858号财富大厦21楼。 法定代表人：卢小珍，局长。 诉讼负责人：王进文，东阳分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金晓群，浙江国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国帅与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环保）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国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玲、徐骏凯，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的诉讼负责人王进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晓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原告金国帅起诉称：原告在2016年初通过租赁同村村民厂房并于2016年1月11日依法登记成立了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经营场所登记在其所租赁的东阳市画水镇明焕村炉塘。后因生产经营调整需要，原告在2017年12月将该厂的经营生产设备、原材料全部搬离明焕村炉塘村，至此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停止生产，直至2018年7月30日因歇业而核准登记注销。2019年1月，因组织机构调整，东阳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不再保留，设立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东阳分局作为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另，案外人许应军于2018年4月承租了案涉厂房即原告原先经营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所用的厂房（当庭更正为：案外人许应军于2018年4月承租了案涉厂房为南溪村茶园），并将其所有的生产设备精雕机从义乌九丰红木家具厂搬至案涉厂房开展生产经营，直至2018年6月15日，东阳市环保局现场检查时，该期间内均由许应军在案涉厂房内开展生产经营。随后，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所属的东阳环保局在未查清环境违法行为人主体的情形下，以原告注册的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未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未经环保验收擅自投入生产为由对原告下达了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做出行政处罚违法，存在被处罚主体错误、违法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理由如下：一、处罚对象错误，被告确定的被处罚当事人有误，未查明环境违法行为的当事人，错误认定原告实施了环境违法行为，错误地将原告列为环境处罚当事人。原告开设的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所用厂房系租赁而来，并非其本人建设所有，其于2017年年底将生产设备、原材料搬离原厂房后，从未在案涉厂房开展生产。后该案涉厂房在2018年4月租赁给许应军使用，由许应军在案涉厂房内开始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经营设备也是系其所有并从义乌搬运而来。因此，在2018年6月15日，被告前往案涉厂房进行现场检查执法时，该单位的实际生产经营者为许应军，而非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被告在现场查封的精雕机等经营设备也属于许应军所有，并由其使用。被告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实施人为许应军，而非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因此，被告将原告开立的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错误地列为行政处罚当事人属于主体认定错误。且在事后行政执法、处罚中，在原告已于2018年7月30日依法注销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变更当事人姓名，在主体已不存在的情形下，错误下达行政处罚。二、处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认定的违法事实不清，缺乏充足证据进行处罚。原告早在2017年年底已经停止生产并腾空了原厂房，将所有生产经营设备、原材料搬离至他处。原告在2018年根本不可能在案涉厂房开展生产，更不可能有设备在被告进行现场检查时仍在生产。被告现场检查所拍摄的照片并不能证明原告在开展生产活动。当天在进行现场检查时，对于被查处的精雕机归属问题，许应军也主动向现场执法人员陈述系其所有，系其在开展生产加工。但是，被告却无视现场违法人员的主动陈述，仅仅凭借工商登记信息便机械认定系原告在开展生产加工，不注重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不注重听取现场违法人员的陈述与辩解，盲目地将许应军的环境违法行为认定为系原告实施的违法行为。被告认定原告存在未经环评审批行为的事实认定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被告进行行政处罚所适用的法律错误。原告于2016年1月成立开展经营活动，并于2017年12月歇业。原告即使存在违反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制度的环境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也是发生在《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2017年）施行之前，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该环境违法行为应当适用未修订的1998年施行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更加有利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被告依据2017年修订后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对原告进行处罚的决定，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更何况被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实施了环境违法行为。四、被告未向原告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至今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在2018年6月至今，其电话联系方式及住址均未发生变化。被告在错误地将原告列为行政处罚对象后，未能向原告直接送达与行政处罚有关的处罚文书。经原告事后了解，被告曾通过挂号信向原告进行过送达，但该挂号信并非原告或原告同住成年家属签收，该送达未曾发生法律效力。而被告确以该错误的送达方式为基础，开展了后续的行政处罚催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程序，直至法院向原告送达执行通知，原告方才得知案涉的行政处罚内容。因此，被告的错误送达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剥夺了原告的诉讼权利。综上，被告作出的东环罚字（20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处罚对象错误，机械适用工商登记信息，将与本案所涉违法行为无关的原告错误列为处罚对象，且存在着认定事实不清、未正确送达处罚当事人、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的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1份，证明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于2018年7月30日注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时被处罚当事人法律主体已不存在，被告在未查明当事人的主体存续情况及调查不清的情况下作出行政处罚；2.东阳市画水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已在2017年12月将所有生产经营设备、原材料搬离明焕塘村厂房，之后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2018年未开展生产；3.行政非诉执行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通过东阳法院执行送达方才得知被行政处罚；4.通话录音文字资料及光盘各1份，证明被告金华市生态局在2018年6月15日查处的案涉的精雕机系案外人许应军所有并由许应军负责生产，当天的生产行为与原告无关，且许应军当天随同前往南市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制作笔录，在调查过程中，许应军真实反映了精雕机的归属情况。 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答辩称：原告要求撤销（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的起诉已过了诉讼时效。主要体现在：一、原告起诉状所称事实与我局查明及进行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不符。原告认为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于2016年1月依法成立，注册地点为东阳市画水镇明焕村炉塘，该厂于2017年12月己经搬离上述地址，并由新的业主在原地址进行生产经营，其认为新业主违法行为并不应由原告经营的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承担相应责任。事实上，本案我局进行处罚所依据的事实与上述诉状所称事实完全不一致。根据我局于2018年6月15日对原告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原告于2018年3月将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搬至东阳市南市街道××村茶园，并仍以该厂名义进行生产，营业执照上尚未办理地址变更，在生产前也并未办理环评及“三同时”验收，这一事实由原告签字确认，可见原告对于我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发生在东阳市南市街道××村茶园是完全知情的，其在诉状上所称事实也完全与处罚所依据的事实不符。二、我局进行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正确。原告认为对于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的违法行为应当适用1998年施行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这也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本案查实的违法事实发生在2018年6月15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在2017年7月16日进行修订，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可见，违法行为完全是发生在新施行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之后，因此根本不存在着原告所谓的“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三、我局在行政处罚的每一环节，都履行着告知义务，并不存在不依法送达的情形。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在邮寄后，催告通知书邮戳记载是原告方是要求退回及原告拒收。我局于2018年6月15日发现违法事实，经过讨论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东环罚先告（2018）9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对原告进行邮寄送达，在邮件退回后又于2018年7月11日在政务公开的专门网站上进行公告送达。2018年10月9日，在公告期满后按法定程序形成了东环罚（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同样以邮寄方式进行送达，邮件退回后于2018年10月15日进行公告送达。2019年6月，我局又下发行政处罚催告通知书，同时又以邮寄和张贴的方式进行告知；2019年9月，我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说在处罚的每个环节，我局均严格按照程序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并按照原告确认的地址邮寄相关材料，在邮寄送达无果后又按照规定进行了公告送达，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和诉权，不存在着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之说。四、我局行政处罚对象正确。本案原告以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的名义在南市街道××村茶园进行生产。2018年6月15日，在调查相关违法事实时，原告也向我局提供了相关的企业营业执照并签字确认。2018年7月30日，在得知对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的预外罚决定后，原告为逃避处罚，在未告知我局的情况下私下注销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后我局在正式下发处罚决定时，原告亦没有提出。我局认为，原告注销企业的目的在于逃避处罚，同时发生在预处罚决定发布之后，其注销行为不影响行政处罚对象的认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2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无论个体工商户是否被注销，缴纳罚款均在原告身上，原告企图以注销企业的方式来逃避处罚也是不现实的。五、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所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公告期为60日，公告期满为2018年12月14日。再计算上6个月的起诉期限，为2019年6月14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而从起诉状上来看，原告起诉时间为2019年9月29日，早已过诉讼时效。基于此，也应当驳回答辩人诉讼请求。综上，恳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有（均系复印件）：1.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各1份，证明原告认可其于2018年6月15日在南溪村茶园以御工红木家具厂名义进行生产，且未办理“三同时”验收等手续；2.人员基本信息1份，证明原告认可相应的住址及通讯方式；3.营业执照副本照片1份，证明原告认可以御工红木家具厂生产；4.立案审批表、调查报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初审表、集体审议记录各1份，证明立案及下发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5.预处罚告知书及邮寄凭证、邮件查询凭证、公告凭证各1份，证明预处罚决定内容及送达情况；6.行政处罚审批表、讨论记录各1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形成过程；7.行政处罚决定书、邮寄凭证、邮件查询凭证、公告凭证各1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及送达情况；8.行政处罚催告通知书、邮寄凭证、查询单、公告凭证、张贴照片各1份，证明缴款催告及送达情况；9.强制执行申请书、行政裁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向法院申请执行情况。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9日，被告作出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未经环评审批，未执行环保“三同时”验收，擅自投入红木家具的生产加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规定，并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责令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改正，同时对该家具厂罚款282000元，并限该厂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上述罚款缴至指定银行账号。2019年9月5日，被告就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向东阳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9月17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783行审147号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同年9月18日和26日，被告和原告金国帅分别收到该行政裁定书。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据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查询材料出具的《个体户登记基本情况》显示，东阳市画水御工红木家具厂的实际经营者为金国帅，于2016年1月11日登记成立，并于2018年7月30日被核准注销。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本案中，原告金国帅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撤销被告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的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上述查明事实，被告已就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东阳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已经作出（2019）浙0783行审14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被告作出的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83行审147号行政裁定书是生效裁判文书，本案的诉讼标的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该生效裁定所羁束，在该生效行政裁定未被依法撤销前，原告诉请要求撤销该东环罚字（2018）136号行政处罚决定，尚不具备起诉条件。故本案原告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金国帅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高华 人民陪审员  汤江群 人民陪审员  汪奕南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蔡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