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行终66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 诉讼代表人邓发科，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马丽驹，广西十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该区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吴祖东，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发文，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市政大厅。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一审第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三组。 诉讼代表人冯保升，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钟恒强，男，瑶族，1950年3月20日出生，住防城港市防城区，系该组组员。 上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以下简称佛堂红一组)因与被上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及一审第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三组（以下简称佛堂红三组）林地权属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6行初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佛堂红一组的委托代理人马丽驹，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祖东、梁发文，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卢振佳以及一审第三人佛堂红三组的诉讼代表人冯保升、委托代理人钟恒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界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以岭顶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界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边。面积9.6亩。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在解放后至今属人民政府未确权之岭，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该争议山之前属荒山、柴草用岭。在农村集体化经营时期，佛堂红一组与佛堂红三组都曾在现争议岭上开荒种植过经济作物、割草、放牧等。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对于长湖大岭，佛堂红三组社员钟再业、钟存业、钟恒贵、冯保升等对长湖大岭松木进行管理，2004年承包给红四组社员钟辉的儿子钟凤业采脂。2008年佛堂红三组社员叶雪青在长湖大岭种上桉树引发了对长湖大岭权属争议。对于枫木树大岭撇，因2006年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该地种上桉树，佛堂红三组提出权属异议。目前，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的桉树都已成林。而长湖大岭的其它林木处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防城区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l5〕10号《关于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与红三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一、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界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与岭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此四至界至范围山岭林地的所有权为佛堂红三组集体所有。二、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界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面积9.6亩。此四至界至范围山岭林地的所有权为佛堂红一组集体所有；根据以上决定制作的《防城区文昌街道办事处佛堂村红一组与红三组山林权属处理界至图》与该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佛堂红一组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6年2月5日作出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防城区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对争议两山岭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制作了勘查笔录，其中对于本案讼争的“长湖大岭”，勘查笔录记载有“内有零星本地松，5—6亩红三组群众种的桉树。”对于该勘查笔录，佛堂红一组及佛堂红三组代表均予以认可并签字；其次，虽然佛堂红一组方提出了相反证言，但该证言均系佛堂红一组方单方取证。且防城区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就长期耕作的事实，也对相关知情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上述笔录也佐证佛堂红三组系“长湖大岭”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其三，调查笔录中钟辉的陈述，与佛堂红三组提交的收据互相印证。调查笔录中数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也相互印证。但佛堂红一组提交的证言有互相矛盾之处、或与本案关联不明显，如缪英详的证言中说道“长湖大岭实际的岭名就叫长锅大山”，而钟恒名的证言中说道“长湖大岭和枫木树是长锅大山去塘路的西南边的山岭”；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是佛堂红一组方的组员，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综上，根据证据规定，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对争议山长期经营、管理的问题，佛堂红一组方仅提出了单方取证的、有瑕疵的证言，而防城区政府方在调处过程中，收集了承包收据、制作了勘查笔录，调取了多份互相印证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管理现状，据此对争议山“长湖大岭”，参考了佛堂红一组、佛堂红三组的耕作田与争议山的位置等实际情况，以“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作出了裁决，于法有据，符合情理。 此外防城区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七条作为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但对最后结果并不造成实际影响，其也适用了该条例第四条作为定案依据，故该适法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实际处理；佛堂红一组虽然对“长湖大岭”的面积提出质疑，但其认可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且对该质疑未提出相反证据，不予支持。 综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于法有据，事实清楚且切合实际，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维持该林地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佛堂红一组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佛堂红一组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佛堂红一组负担。 佛堂红一组上诉称，（一）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采信的调查笔录中被询问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没有采信《山岭划分界线》是错误的。（二）被诉行政行为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1.长湖大岭与佛堂红一组的承包山相连，应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将该岭确权给上诉人；2.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以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防城区政府答辩称，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答辩称，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复议机构受理复议申请后，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佛堂红三组答辩称，其村民小组对争议地长湖大岭有长期管业事实，政府的调查取证对象主要是村委干部提供的知情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提供的《山岭划分界限》属于伪造的证据，不应采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庭审调查，佛堂红一组对一审判决查明“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对于长湖大岭，佛堂红三组社员钟再业、钟存业、钟恒贵、冯保升等对长湖大岭松木进行管理，2004年承包给红四组社员钟辉的儿子钟凤业采脂”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1959年协议分岭后，长湖大岭一直由佛堂红一组管理使用。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佛堂红一组未提交新的证据。防城区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对争议两座山岭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制作了勘查笔录，其中对于本案讼争的“长湖大岭”，勘查笔录记载有“内有零星本地松，5—6亩红三组群众种的桉树。”对于该勘查笔录，佛堂红一组及佛堂红三组代表均予以认可并签字；防城区政府在调处过程中对相关知情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佛堂红三组系“长湖大岭”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因此佛堂红一组提出的上述异议不成立。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林地权属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防城区政府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及防城港市政府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防城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具有对涉案争议林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职权。佛堂红一组、佛堂红三组均未能提供权属凭证证明争议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曾由政府确定权属。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佛堂红三组对长湖大岭进行了管理使用，佛堂红一组村民在枫林树大岭撇种植桉树。防城区政府综合争议双方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结合实地勘查的情况，依据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作出防区政处〔20l5〕10号处理决定确定争议林地权属，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一审法院已认定防城区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七条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因适用该条规定对争议林地权属处理结果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判决认定属于瑕疵并无不当。 综上，佛堂红一组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燕峰 审判员  韩胜强 审判员  熊 梅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赵小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