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26民初1902号 原告（反诉被告）：刘森林，男，194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光，宁海县云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刘森荣，男，194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卿，宁海县导源恒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桂枝，宁海县导源恒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森林为与被告刘森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9年3月1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2019年3月29日，被告刘森荣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受理，并决定本诉、反诉合并审理。本案于2019年5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刘森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光、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刘森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桂枝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7月15日，双方申请庭外和解45天。2019年10月21日，本案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森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光、被告刘森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桂枝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1日，双方申请庭外和解15天。后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2020年1月13日，本案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森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光、被告刘森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桂枝到庭参加诉讼。因工作等原因，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进行了变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森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宁海县房屋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宁海县房屋拆迁所得利益归原告所有（包括置换建筑面积为60㎡房屋、临时安置费192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刘森荣系兄弟关系，双方父亲刘锡成于1973年8月13日立《房屋分家契约》一份，将西大街市门头16号分给原告，文明巷7号（中大街拆建所得）分给被告，当时上述房屋权利人均为刘锡成。1991年，原告所分得的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需拆迁重建，因原告的经济条件差，只得与被告调换，当时由父亲出面确定，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拆迁所得利益由被告享有，后原告搬进文明巷7号居住至该房屋拆迁为止。2016年12月26日，原告与宁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住宅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期房）》一份，拆迁利益为60㎡的房屋以及搬迁补偿费、搬迁奖励费、安置费等，讼争房屋已于2017年2月14日腾空并拆除。 被告刘森荣答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位于宁海县的房屋系被告所有，理由如下：从事实角度看，宁海县百货公司为扩大经营，经协商，将原、被告父亲刘锡成坐落于中大街中南二幢楼屋调换至文明巷7号以及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调换后，被告便居住在文明巷7号，原告未居住在西大街市门头16号。1973年8月13日，因被告已确定结婚对象，父亲进行了分家。分家后，被告继续居住在文明巷7号，但西大街市门头16号居住人为原、被告的父母。1958年，原告与父亲就已关系恶劣，1960年，原告因犯错误一直在胡陈乡生活，后到宁海也是居住在建筑公司宿舍内，而未在西大街市门头居住过。1990年，西大街市门头16、18号登记为中大街76号。中大街76号拆迁时，该房屋拆迁事宜均由原、被告的兄弟刘某代为办理并领取拆迁款。1997年，被告因已另外购置中大街78号房屋，故将文明巷7号腾空并出租，租金由被告的母亲领取。1999年，原告将其建筑公司的公房让给儿子结婚用，并向父母提出自己无房居住，要求被告将文明巷7号房屋借其居住，因原、被告系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告的母亲担心别人说偏心，同时考虑原告已经退休又无其它经济来源，其儿子也无能力购置新房，而被告另有新住所，故将文明巷7号借给原告。从法律角度看，不动产产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宁海县百货公司于1982年11月6日下发《关于补办刘森荣屋基、房产的过户手续的通知》，已明确讼争房屋权利人是被告，此后，原告也未要求变更产权，被告至今未收到原告在居住期间提出产权变更的要求，此外，原告先后三次以同一事实及理由起诉，前两次均撤诉，而本次起诉时原告也未提供新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讼争房屋系被告分家所得，此后也未变更产权权属，原告仅凭居住在讼争房屋内就主张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归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刘森荣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宁海县房屋因拆迁调换的60㎡房屋归被告所有；2.判令宁海县房屋因拆迁可得的一次性搬迁补偿费12261元归被告所有；3.判令宁海县房屋因拆迁给予搬迁奖励费30282元及提前搬迁的奖励归被告所有；4.判令宁海县房屋因拆迁发放的临时安置费19200元归被告所有；5.本案反诉受理费由原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刘森林系同父异母的兄弟。1967年，宁海县百货公司为扩大经营，通过协商，并经原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征用审批土地，将父亲刘锡成坐落于中大街的一幢楼屋迁移到文明巷7号，此后，又将其一幢楼屋调换到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调换后，被告一直居住在文明巷7号，而原告从未居住市门头16号。父亲在世时，因被告已确定恋爱对象，马上需成家，故于1973年8月13日进行了分家，并请林厚铭书写分家书，另邀请原、被告的舅舅季新团等作为见证人，同时对父母生活费等负担进行约定。分家后，被告一直居住在文明巷7号。1958年，原告与父亲就已断绝父子关系，一直独居。1960年，原告因犯错误一直在胡陈乡生活，未在西大街市门头16号居住过，直至该房屋拆迁，拆迁时由兄弟刘某代办拆迁手续，当时，原告对于刘某代办拆迁手续并领取拆迁款均无异议。1997年，被告因另外购置房屋，从文明巷7号搬出，而将腾空的房屋出租，租金由母亲领取后作为生活补贴。1999年，原告因其儿子需要结婚，将自己居住的房屋让给儿子结婚，自己因无住房故向被告的母亲要求将文明巷的房屋借给其居住。当时因原告是继子，母亲怕别人说她偏心，故将文明巷7号出借给原告居住直至该房屋拆迁为止。综上，被告反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针对被告刘森荣的反诉请求，原告刘森林答辩称，被告的反诉不成立。被告与父母关系并不好，因被告拒绝供养父母，父亲刘锡成已收回文明巷7号的房屋，并阻止被告办理产权证，故该房屋产权一直未做在被告名下。现原、被告双方房屋已经调换，文明巷7号房屋的拆迁协议也是原告与拆迁部门签订的，拆迁时，原告向拆迁部门提供了被告与宁海县百货公司补签的关于文明巷7号房屋调换的协议书等原件，原、被告房屋调换后，这些材料都交由原告保管，当时父亲为了原、被告现实需要而调换房屋，原告取得文明巷7号房屋拆迁利益有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刘森林提供的城字第0953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973年8月13日《房屋分家契约》复印件各一份，被告刘森荣提供的宁海县百货公司《关于补办刘森荣等的屋基、房产的过户手续的报告》及平面示意图、宁法（82）城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宁市中法（82）民上字第345号民事判决书、刘锡成的安置申请表、（2004）宁民一初字第1012号民事裁定书、（2018）浙0226民初60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各一份、1995年4月19日刘锡成的收款收据、刘某的收款收据、民事起诉状各两份，本院向拆迁部门调取的文明巷7号房屋文件（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丈量记录表、宗地草图、界址调查表、补交证件通知书、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收件收据）、中大街76号房屋文件（1969年6月25日《调换合约》、土地登记申请书、基本情况表、地籍调查表、宗地草图、丈量记录表、界址调查表）、中大街78号房屋文件（档案查阅证明、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宗地图、宁海县城镇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松竹路32弄2号房屋文件（档案查阅证明、平面示意图、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宗地草图、宁海县城镇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个人建房用地审批表、平面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各一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提供刘锡成于1988年11月20日向城南居委会出具的说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文明巷7号曾分给被告，后因被告拒绝供养父母，父亲刘锡成将该处房屋收回的事实。被告对其真实性请法院予以核实，认为该说明由谁书写及签名并加盖刘锡成私章存有异议，出具说明与被告搬离文明巷7号相隔数年，刘锡成多年实际未收回房屋。本院认为，原告虽未能提交证据原件，但据本院调取的讼争房屋文件显示，被告于1988年11月19日曾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至今未能办理权属登记不符合常理，客观上亦不存在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根本障碍，且说明中载明“刘森荣已撤回申报93.10.12”，从而可以印证被告未办证系因刘锡成要求收回房屋所致，且刘某的证言也证实因被告未尽扶养义务，刘锡成曾提出收回房屋，故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二、原告提供宁海县城镇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一份，拟证明被告取得中大街78号建房用地是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拆迁所享受的拆迁利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建房用地系被告通过私人关系向拆迁部门购得，并非拆迁安置用地。本院认为，本院调取的该处房屋的界址确认表中明确载明：兴宁路拆迁，安置在中大街78号，被告提交的宁海县城镇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亦载明：申请用地理由是房屋拆建延用土地，故被告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三、原告提供房屋绝卖契约、收条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中大街76号房屋拆迁后，安置的一套位于松竹路32弄2号房屋实际由被告出面协商并出卖的事实。被告有异议，认为该契约系父亲刘锡成与案外人签订，被告对此不知情，未享受中大街76号房屋拆迁利益。本院认为，中大街76号房屋拆迁后的安置房由谁处置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四、原告提供宁海县百货公司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取得文明巷7号房屋并保管协议书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协议双方是宁海县百货公司与被告，与原告并无关系，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文明巷7号房屋属于被告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五、原告提供1995年《房屋分家契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刘锡成将文明巷7号分给原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通过比对笔迹，契约主文及签名均系一人书写，且并非刘锡成书写，而且该份契约并未正式签订。本院认为，被告当庭自认该契约由其从父亲刘锡成处复印而来，但又否认其真实性，前后存在矛盾，即使各方未在该契约上签名，综合证据六、八，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被告异议难以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六、原告提供季玉香、刘菊芳、刘某、刘菊珍于2004年分别出具的证明书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在父亲刘锡成主持下将房屋进行调换，文明巷7号房屋调换给原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从字体来看，证明主文均系同一人书写，且母亲季玉香并不识字，可能在不清楚内容情况下仅在证明人处签名，故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刘某外，季玉香等人虽因已亡故等原因在本案诉讼中未出庭作证，但作为事件的相关方，对事实的陈述基本客观，能够与1995年《房屋分家契约》所载内容及刘某证言相互印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七、原告提供《住宅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期房）》一份，拟证明文明巷7号房屋权属归原告，且由原告与宁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拆迁协议，讼争房屋已经转换为拆迁利益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第七条明确该户因家庭分家析产有纠纷，暂结算一次性搬迁补偿费及搬迁奖励费，其余待法院裁定后予以结算，且被告也在拆迁部门填写了房屋征收住宅调查表，讼争房屋权利人应为被告。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八、原告提供证人刘某的证言一份，拟证明中大街76号房屋拆迁时，原、被告原分得的房屋进行了调换，被告已享受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拆迁利益的事实。被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对双方房屋调换事实虽无异议，但证人也证实有关调换的协议并未签订。本院认为，证人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基本客观真实，被告也认可证人陈述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九、被告提供宁海县百货公司于1982年11月6日发出的《关于补办刘森荣屋基、房产的过户手续的通知》一份，拟证明文明巷7号房屋权利人是被告以及补办产权确认手续的事实。原告有异议，认为讼争房屋在父亲刘锡成名下，1973年分家后，父亲要求收回该房屋，被告并无权办理产权。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真实，内容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十、被告提供中大街76号土地登记申请书一份，拟证明中大街76号土地登记在原、被告的父亲刘锡成名下，家族人口三人，即刘锡成夫妻及刘某，该房屋拆迁时，安置对象亦为该三人，不存在房屋调换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确实未居住市门头16号，但如双方房屋未调换，原告不可能住进文明巷7号。本院认为，综合证人刘某的证言，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一、被告提供宁政[1991]25号文件、公证书、城镇房产价格评估表各一份，拟证明原告从分家中所取得的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的拆迁款由兄弟刘某领取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房屋拆迁时，拆迁户实际为被告，因中大街76号（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房屋在父亲刘锡成名下，故被拆迁人列为刘锡成，并由刘某代办拆迁事宜，但被告实际享受了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拆迁利益。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真实，内容合法，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谁为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拆迁安置权益的实际享受人，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二、被告提供宁海县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街面房安排申请表、设计说明表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所居住的中大街78号的建房用地是被告通过私人关系购买并非拆迁所得利益，面积与刘某所享受的中大街66号建房用地面积不一致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中大街76号房屋拆迁时，一间属于刘某，一间调换后属于被告，被告所购置的中大街78号建房用地是该房屋拆迁后所享受的拆迁利益，而面积大小并不能说明该建房用地是被告另行购买。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认证意见与证据二一致，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三、被告提供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居民户）一份，拟证明因原告与父亲刘锡成关系恶劣，父亲未将其登记为本户人口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当时原告在胡陈乡工作，未登记为刘锡成户人口属于正常现象。本院认为，该证据难以直接反映原告与其父亲关系状况，即使双方关系欠佳，与本案处理并无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作评述。 十四、本院向拆迁部门调取的文明巷7号协议书、中大街78号界址确认表各一份，原告对协议书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界址确认表有异议，认为被告在表上签名时，并无“兴宁路拆迁，安置在中大街78号。”字迹及加盖于其上的宁海县旧城改造办公室公章，要求对该字迹与其他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对于协议书，其与文明巷7号其他房屋文件形成证据链，证明讼争房屋的来源，故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告异议不成立，本院予以认定；对于界址确认表，上述字迹及公章的形成，并不需要被告签名确认，该字迹与其他字迹是否同一时间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被告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刘森林与被告刘森荣系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为刘锡成，季玉香系被告的母亲，刘某系原、被告的兄弟。1967年，宁海县百货公司为扩大经营，经协商，并经原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审批，将位于中大街的一间楼屋按原老屋架拆建至文明巷7号，后与被告补签《协议书》一份，对上述房屋拆建事宜进行确认，同时载明拆建面积为肆厘一毫。1969年6月25日，刘锡成与宁海县百货公司签订《调换合约》一份，将位于中大街的一间楼屋与原西大街14号平房两间（即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进行调换。1973年8月13日，刘锡成立《房屋分家契约》一份，由案外人林厚铭代笔，案外人季新团等作为见证人，对上述房屋进行分配，其中原告与刘某分别分得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被告分得文明巷7号，同时约定：父母双亲未故前生活费拒绝负担者，父母有权抽回此契约并收回原分房屋，原、被告及刘某均在上述契约的受契人处签名。1982年11月6日，宁海县百货公司下发《关于补办刘森荣屋基、房产的过户手续的通知》一份，要求补办位于文明巷的房屋过户手续。1988年11月19日，被告递交文明巷7号土地登记申请书一份，同年11月20日，刘锡成向城南居委会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我原有楼房壹间，坐落在，在73年的时候，该房屋按照分书，分给二子森荣，二子森荣向来拒绝供养父母，因此该房屋即日起收回，并以我自己的名义进行申报”，左下角载有“刘森荣已撤回申报93.10.12”字样。1990年，西大街市门头16号、18号统一登记为中大街7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刘锡成，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载明面积为伍厘贰毫。1991年，中大街76号被纳入旧城改造范围，同年11月20日，刘某代表刘锡成与宁海县旧城改造办公室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一份，按照拆迁政策，居民被拆迁户在拆迁地段可购房，后被告购置中大街78号建房用地，其中界址确认表中载明：兴宁路拆迁，安置在中大街78号，宁海县城镇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载明：申请用地理由是房屋拆建延用土地。因被告已享受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故刘锡成于1995年重立《房屋分家契约》一份，载明：“新（森）荣、新兴（森胜）各分得原市门头16号半高楼各壹间（该房屋现在已经拆建，并由新（森）荣、新兴（森胜）各自出资建造为四层街面房。），长子新（森）林分得文明巷坐西朝东楼屋壹间”。之后，原告搬进文明巷7号居住，并分别于2004年、2018年两次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文明巷7号归其所有，但均撤诉。2016年12月26日，因文明巷7号房屋被列入征收拆迁范围，原告（乙方）与宁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甲方）签订《住宅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期房）》一份，约定乙方产权调换房面积合计60㎡，一次性补偿的搬迁费12261元，搬迁奖励费30282元，如提前完成搬迁再给予一定的提前搬迁奖励，安置费19200元，同时约定改户因家庭分家析产有纠纷，暂结算一次性搬迁补偿费及搬迁奖励费，其余款项待法院裁定后予以结算。现文明巷7号房屋已腾空并拆除。庭审中，原告自认其已领取搬迁补偿费及搬迁奖励费。另，原位于中大街的两间楼屋登记在刘锡成、季玉香及其子女刘桔青、刘森林、刘森荣、刘桔芬名下，地基面积为玖厘叁毫，产权证明号为城字第0953号。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讼争房屋即宁海县的拆迁安置权益归谁所有。本案中，原告刘森林与被告刘森荣均主张为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从而享受该房屋拆迁安置权益。从在案证据分析，讼争房屋系中大街的一间楼屋按原老屋架拆建而来，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共有人先后两次对其进行分割，为解决本案争议，首先需明确1973年《房屋分家契约》与1995《房屋分家契约》及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首先，关于1973年《房屋分家契约》及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该分家契约既含有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也包含将家庭共有财产赠与非共有人的其他家庭成员，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虽然该分家契约的签订仅有部分家庭成员，看似构成物权法上的无权处分，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按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规定，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均未明确提及分家行为效力问题，而分家析产是典型的民俗问题，故应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其中对分家契约涉及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是认定分家行为效力的重要标准。本案中，该分家契约由共有人父亲刘锡成、儿子即原告刘森林、被告刘森荣与受赠人刘某四人签字，在之后近二十年时间，讼争房屋由被告长期居住使用，在宁海县百货公司下发《关于补办刘森荣屋基、房产的过户手续的通知》、被告递交文明巷7号土地登记申请书以及本案原、被告多次为争取该房屋所有权诉讼期间，其他相关权利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而且作为共有人之一的母亲季玉香在其出具的证明中也对讼争房屋曾分给被告的事实予以认可，履行情况与分家契约约定一致；按照当时民间传统观念，由父子决定分家，母亲及女儿未在分家契约上签字，不悖常理。故在尊重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分家行为有效，按照该分家契约，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被告。 其次，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依照1973年《房屋分家契约》，被告因具备各方约定的“父母双亲未故前生活费拒绝负担者”的条件，刘锡成以此为由已经撤销“刘森荣分得文明巷7号”的约定。被告主张其通过该分家契约已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且宁海县百货公司下发的通知也已明确该房屋权利人为被告，本院认为，一方面，不动产设立须经有权机关依法登记，而该通知仅是通知被告补办过户手续，并未发生不动产设立的法定公示效力，另一方面，该主张与撤销的事实并不相符，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该分家契约及刘锡成于1988年出具的说明虽都载明“由父母收回原分房屋”，但从本质上分析，讼争房屋应回归到了1973年析产前的权利状态，即其属于家庭共有财产。 再次，关于1995年《房屋分家契约》及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被告主张该分家契约并未正式签订，即未成立并生效。本院认为，首先，被告自认该分家契约系其从父亲处复印而来，应是刘锡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季玉香等人证言与该分家契约可以相互印证因1991年原西大街市门头16号拆迁，由被告享受该房屋拆迁安置权益，文明巷7号分给原告的事实，故该分家契约亦反映原、被告的真实意思；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规定，即使各方在分家契约上未签名确认，形式上存在瑕疵或未形成书面形式，但事实上已经形成新的分家析产关系。故被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该分家契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同理，本院认定该分家行为亦合法有效，按照新达成的分家契约，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原告。 综上，原告虽未办理讼争房屋的产权证，未取得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但其通过分家行为取得物权，系讼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现该房屋已经拆除，因该房屋拆迁所引起的相关拆迁安置权益理应归原告所有。故原告的主张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宁海县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归原告（反诉被告）刘森林所有；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森荣的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6768元，反诉受理费6768元，均由被告（反诉原告）刘森荣负担。 原告（反诉）被告刘森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反诉原告）刘森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 巍 人民陪审员 张 政 人民陪审员 葛安丁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代书 记员 陈丽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