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0刑终7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军，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威海市文登区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文登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住威海市文登区。2019年1月30日因涉嫌犯单位受贿罪被取保候审。辩护人葛绪强、姜爱辉，山东合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审理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军犯单位受贿罪一案，于二○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作出（2019）鲁1003刑初19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至2018年，威海市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为文某市水产综合育苗试验基地、威海海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文某区金滩牡蛎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分别简称“综合育苗基地”“海宽公司”“牡蛎养殖合作社”）在补贴项目申报等方面谋取利益，被告人李军先后作为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财务科科长和党委委员、财务科分管领导，在时任局党委书记、局长曹某胜（已判决）的安排下，以该局名义向上述企业索要钱款并予以保管，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76万元，作为该局账外资金使用。其中，2017年年初，向综合育苗基地索要40万元；2017年6月向综合育苗基地索要20万元，向海宽公司索要40万元；2018年初，向牡蛎养殖合作社索要30万元，向海宽公司索要16万元，向综合育苗基地索要40万元，曹某胜安排邹积峰从综合育苗基地拿回40万元后，将其中30万元交由李军保管。2018年5月初，被告人李军将从涉案单位索要的剩余钱款30万元及10万元票据退交海宽公司，款物折款共计4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质、质证并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1.威海市文某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办案说明，证明2018年5月1日威海市文某区监察委员会对曹某胜立案审查调查，其间，曹某胜主动交代了单位受贿犯罪事实，称其安排李军从海宽公司、综合育苗基地、牡蛎养殖合作社三家企业拿钱。2018年5月16日10时许，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按照威海市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将李军送至威海市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询问，李军如实说明了2016年至2018年间，曹某胜指使其一单位名义收受服务监管企业好处费的违法事实。经初核，文某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5月30日对李军立案审查调查，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将李军送至文某区监察委员会接受讯问，其如实交代了单位受贿犯罪事实。2.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李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3.干部任命审批表、职务任免通知、工作分工通知，证明被告人李军于2014年4月至2017年7月任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财务科科长，2017年7月起任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党委委员、文某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分管财务科、渔业管理科等。4.收款收据、山东增值税发票一宗，证明被告人李军交给海宽公司用于抵顶退还款项的8万元加油充值发票和2万余元鱼款收据情况。5.银行交易凭证、苏某12015-2017年随笔记录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综合育苗基地会计苏某1于2017年1月8日、6月25日、2018年1月12日为给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准备所要现金，从其个人账户和综合育苗基地账户取款的情况，在2016年、2017年的随笔本上分别记录了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派人到综合育苗基地取款的时间及钱数。6.2015年-2017年松江鲈鱼放流项目审批、实施文件、渔业油价补贴转移支付项目请示和批示、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拨款记录及综合育苗基地收款记录、营业执照等，证明综合育苗基地因松江鲈鱼放流项目于2015年底、2017年初和年底获批补贴资金共计300万元；因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转移支付水产种业建设项目获批补贴资金340万元。7.牡蛎养殖合作社账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凭证、收取房租证明、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拨款凭证、海上粮仓项目请示批示、企业登记信息等，证明2018年2月12日牡蛎养殖合作社收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转清浒苔款510403元，该单位会计王某2从单位账户支款31万元，将21万元交给蔡某，蔡某另拿款9万元，共计30万元交给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8.海宽公司记账凭证、王某1尾号3879农行卡交易明细、银行交易凭证、取款回单等，证明2017年6月21日海宽公司从王某1尾号3879农行卡支取现金50万元、2018年3月1日从该卡支取现金16万元，用于给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9.海参苗种产业奖励请示批复、休闲渔业产业奖励请示批复、浒苔打捞项目文件、渔业油补转移支付项目请示批复、现代渔业发展平台项目请示批复、现代渔业发展项目平台实施方案、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拨款记录等，证明海宽公司2016年休闲渔业项目获奖励10万元、海参苗种产业奖励7万元，2017年油价补助项目补助资金2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基金项目补助340万元，浒苔打捞补贴331292.7元。10.提取自文某区海洋环境监测站会计账簿“207其他应付款明细账”“102银行存款明细账”、监测站农业银行账户网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7年6-9月份，分别接收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还款23.5万元和17.6万元。11.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及该公司海产品销货单据一宗，证明2016年至2018年2月份，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先后从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购买海产品438474元，实际付款440000元，多付款作为预付款用于以后购买海产品。因单据丢失，共找到426248元的单据。12.威海市文登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证明被告人李军的社区矫正环境较好。二、证人证言1.李某2清（综合育苗基地、威海泰裕水产良种繁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实，2016年底曹某胜向他们公司要40万块钱，并说到时候安排李军去拿钱。2017年6月，李军找他说，曹某胜让他们公司出20万元给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2018年1月又安排一个姓邹的人到他们公司拿走40万元，姓邹的就是之前曹某胜安排给他们公司送酒的人。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在他们公司松江鲈鱼放流项目、燃油补贴种业提升项目等方面提供了帮助。2.苏某1（综合育苗基地会计）证实，2017年年初、6月份及2018年1月份，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分三次从他们公司拿走现金共计100万元，前两次的钱是李军到他们公司取走的，第三次的钱是曹某胜安排另一个人拿走的，这个人在2017年11月份曾给他们公司送了一批酒。3.邹积峰（曹某胜的亲戚）证实，2017年10月份他根据曹某胜的安排，到曹某胜车库拉了一些酒送到综合育苗基地。2018年1月份曹某胜安排他到综合育苗基地拿回40万元现金，其中30万元他按照曹某胜的安排交给了李军，剩下的10万元交给了曹某胜。4.王某1（海宽公司经理）证实，李军曾以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名义分两次从他们公司要走56万元钱，并在油价补助、现代农业发展基金、浒苔打捞等项目上给该公司提供帮助。第一次是2017年6、7月份，李军打电话联系他，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需要用钱，让他们公司出40万元，后李军到公司将钱领走，并出具了借条。第二次是2018年2月份，李军打电话联系他，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要从他们公司拿16万元现金，并让他把钱交给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苏会计，他就从公司取了16万元现金交给了苏会计。2018年5月2日左右，李军交给他们公司30万现金和10万元发票，抽走了上述借条。10万元发票是8万元加油卡发票和2万元买鱼的发票。5.于某1（海宽公司出纳）证实，2017年6、7月份，她根据公司副总经理王某1的安排，在办公室交给一个叫李军的人40万元现金，并让李军打了借条。2018年5月1日，李军交给他们公司30万元现金和10万元发票，把上述借条抽走了。2018年3月份，王某1从银行取了16万元现金后，给了她一张银行取款回单和一张手写的浒苔打捞款单据，单据上有王某1的签字。6.赵某（海宽公司副总经理）证实，2018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李军交到他们公司30万元现金和10万余元的发票，公司出纳于某1按照王某1的安排将李军之前出具的借条还给了李军。7.蔡某（牡蛎养殖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证实，2018年2月初，李军到他办公室找他，说因为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帮助，他们公司在浒苔打捞项目上赚钱了，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需要用钱，曹某胜局长让他们公司出30万块钱。过了几天他从会计那里支了21万元现金，又从他自己办公室保险柜拿了9万元现金，凑够了30万元交给李军。他都是和李军联系的，没有联系过曹某胜。8.王某2（牡蛎养殖合作社会计）证实，2018年2月9日，公司老板蔡某找他，说其需要钱，让他给其准备30万元现金。第二天他安排出纳去信用社取回31万元，但随后因为年底发放工资、采购牡蛎苗开销很大，其中10万元被单位花掉了，只剩下21万元，他就把剩下这21万元交给蔡某，蔡某说不足的9万元由其个人先垫付，等单位有钱了再还给他。9.苏某2（文某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工程师兼出纳）证实，文某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是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下属事业单位。2018年年初的一天，他正在单位上班，李军打电话给他，说海宽公司王某1给其送了一些东西，让他帮忙下楼收着。他下楼见到王某1后，王某1交给他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16万元现金。李军从外面回到单位后，他就把这16万元现金交给了李军；2018年2月左右，李军跟他说2016年车改之前，曹某胜安排其购买了8万元的中石化加油充值卡，并将这8万元加油卡全部拿走了，这样账上就亏空了8万元的加由卡，问他怎么办。他说得把亏空补上。后来李军给了他8万元现金，让他去购买中石化加油充值卡，用于冲抵曹某胜之前买卡的亏空，并让他开具海宽公司户头的发票；2017年年初因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出纳王某3怀孕临产，局里把他借调到局财务科接替王某3的出纳工作。2017年6月初，李军交给他23.5万元现金、交给李某117万多元现金，用于归还曹某胜之前从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以及海洋环境监测站支取的现金。10.王某3（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财务科出纳）证实，2016年6、7月份，曹某胜担任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后，通过财务科长李军陆续从她手中支取现金，每次1-5万元不等，到2017年4月份她休产假，曹某胜共支走约十五六万元现金。11.李某1（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财务科会计）证实，她自2016年1月开始担任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会计，局下属单位海洋环境监测站的账户结算卡也由她管理，平时监测站需要对外拨付资金都是通过她进行网上银行支付，局领导如果需要用现金，李军有时也会安排她用监测站的结算卡去银行支款。2016年4月份至2017年5月，曹某胜通过李军从她手中支取现金17.6万元，2017年6月份李军给了她一笔现金，把上水17.6万元欠款还上了；2016年5、6月份李军安排王某3购买了8万元中石化加油充值卡，其中4万元是从海洋环境监测站账户上出的；2018年李军安排苏某2购买了8万元中石化加油充值卡，放在财务科保险柜中。12.邢某证实，曹某胜是他舅舅，2016年7月份，曹某胜帮他处理了15万元的酒店消费卡，包括10万元倪某海泰大酒店的消费卡和5万元的富丽华大酒店的消费卡。当时他将15万元的消费卡交给了李军。后来曹某胜给了他15万元现金。13.董某1（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证实，2016年4、5月份，曹某胜任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后，开始安排他从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赊账拿海产品和海产品购物卡，除了他以外，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李军、于某2、徐某都到该公司拿过海产品。2018年春节前后，曹某胜让他把从该公司拿海产品的记账单子拿给其核算，经核算赊购海产品及购物卡款项共计43万多元，后曹某胜安排李军结算了货款。曹某胜安排他拿的海产品大部分都是礼盒包装，用于给曹某胜处理关系送礼用了。有些不时礼盒包装的海产品以及购物卡，曹某胜怎么处理的他不清楚。曹某胜到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后，经常在酒店招待、宴请客人，2017年初核算餐费共计10万元左右，曹某胜让他拿着发票找李军报销，后李军给了他10万元钱。报销的10万元餐费涉及很多饭店，金额较大的有倪某海泰大酒店、华洋大酒店、华玺酒店等。14.董某2（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实，他在文某经营海产品加工、销售，2016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从他们公司先后购买了44万元左右的海产品，货一般是曹某胜的司机董某1到他们公司取，有时曹某胜也安排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其他人取，取货时对方一般在销货清单上签个字，然后他们把清单留着将来结账。三、被告人及同案犯供述1.曹某胜供述，他在担任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期间，亲自或者安排李军以赞助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名义向被管理企业综合育苗基地、海宽公司、牡蛎养殖合作社索要现金共计186万元，案发前，这部分钱还剩30多万元。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为上述三家公司在获得国家项目补贴资金方面提供帮助，索要的款项用于局里公务接待或处理关系。其中，向综合育苗基地要过三次钱。2016年下半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从李某2清的威海泰裕水产良种繁育有限公司购买育苗实施松江鲈鱼放流项目，11月份100万元补贴资金拨付到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他告诉李军补贴资金发放给李某2清公司后，找李某2清要40万元。2017年年初李军跟他说要回了40万现金。2017年6、7月份，李军告诉他，他在财务科打欠条支款金额累计40多万元，问他怎么解决，他让李军向当年度申请过补贴项目的企业要钱将款补上，其中他安排李军向综合育苗基地要了20万元。2017年度的松江鲈鱼放流款在2018年初拨付到综合育苗基地后，他跟李军说再向该公司要40万块钱，让李军打电话告诉李某2清把钱准备好，他还告诉李军这次安排邹积峰去拿钱，让李军把情况告诉李某2清，李军说好。邹积峰拿回40万元现金后，他告诉李军其中10万元是酒款，30万元是局里要的钱。他没有和李某2清联系过，每次和综合育苗基地要钱都是由李军联系。他安排李军向海宽公司要过两次钱，第一次是2017年6、7月份，他给海宽公司老板姚某打电话沟通好后，李军到海宽公司拿回了40万元；2018年年初他安排李军到海宽公司拿回了16万元。2017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帮牡蛎养殖合作社争取了约52万元浒苔打捞补贴，他让李军以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名义向牡蛎养殖合作社要了30万块钱。2.李军供述，2017年至2018年，曹某胜安排他以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的名义向综合育苗基地、海宽公司、牡蛎养殖合作社索要现金共计186万元，并为上述单位在获得国家项目补贴方面提供帮助，索要款项用于局公务接待或处理关系。2017年初，他联系李某2清到综合育苗基地拿回40万块钱，钱拿回后。给了曹某胜15万元，曹某胜说是还邢某购买购物卡的欠款，给了董某110万元处理饭费单子，剩下15万元根据曹某胜的安排买购物卡了。2017年6、7月份，因曹某胜在局财务打欠条支取现金累计40万元左右，他让曹某胜想办法处理一下账，曹某胜说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批给综合育苗基地种业提升项目，让他向该公司要20万元，批给海宽公司两个项目，让他向公司要40万元。后他联系海宽公司拿回40万元、联系综合育苗基地拿回20万元，这些钱中有40万元交给苏某2、李某1用于平曹某胜打欠条支款的账，有5万元给曹某胜购买一卡通，给出纳王某34万元现金还2016年6月购买加油卡的借款，剩余10万元左右一直放在他手里保管着。曹某胜让他找海宽公司姚某要钱，他和姚某不熟悉，后来曹某胜说和姚某联系好了，让他直接去该公司拿钱，他就联系王某1把钱拿回来了。2018年初，100万元松江鲈鱼放流款拨付给综合育苗基地后，曹某胜说向该公司要40万块钱，让邹积峰去拿钱，他就通知李某2清这次的钱由邹积峰去拿。后来曹某胜说邹积峰送的酒价值10万元，让他联系邹积峰把剩下30万元拿回来。送酒是2017年底，曹某胜让他通知李某2清，安排邹积峰给李某2清送酒，他告诉李某2清把酒收下。从邹积峰处拿回30万元现金后，钱一直放在他手里没动。2018年初，曹某胜说在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拿鱼欠了44万元鱼款，浒苔打捞补贴快拨下来了，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补给牡蛎养殖公司51万元、补给海宽公司31万元，曹某胜让他向牡蛎养殖公司要26万元，向海宽公司要16万元，后来让他向牡蛎养殖公司要30万元。2018年春节前他联系牡蛎养殖公司老板蔡某，讲明曹某胜的意思，蔡某同意了，到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交给他30万元现金。他联系姚某，姚某同意并让他找王某1，王某1春节后给了他16万元。之前局里的账外资金剩下40万元左右，加上蔡某给的30万元，账外资金共计70万元左右，他将威海蓝色海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的44万元鱼款结清后，还剩42万元左右。2018年2、3月份，他根据曹某胜的安排，拿出8万元购买中石化加油卡放在财务保管，冲抵之前的财务亏空。2018年初，曹某胜让他购买了2万元家家悦购物卡，这样账外资金还剩下30万元。2018年5月1日或者5月2日，他将这30万现金和10万元发票（8万加油卡发票、2万买鱼收据）退还给海宽公司，撤回了40万元的借条。当初向海宽公司要钱时，他打了张借条，曹某胜出事后，他担心借条被发现，就联系姚某还钱，他想以后即便被发现，可以解释说钱都还了，他没有花，其实这笔钱不是借的，是要的，如果不是曹某胜出事，他不会去还。原审法院认为，威海市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军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已构成单位受贿罪。李军当庭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从轻处罚。案发后，李军将索要的部分赃款退回，可酌情从轻处罚。李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辩称李军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法律规定成立自首需要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条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李军在同案犯曹某胜被调查后，担心案发，于曹某胜被调查之初退给海宽公司30万元现金及10万元票据，但直至曹某胜先交代了单位受贿事实，办案机关掌握了犯罪线索后，经威海市监察委员会要求，李军才由单位工作人员送至办案机关接受询问，足以证实其投案的被动性，其并非主动、自愿地到办案机关交代问题，不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关于李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曹某胜安排他人从综合育苗基地领取并交由李军保管的30万元款项不应计入李军犯罪数额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该笔钱款不是由李军直接从综合育苗基地领取，但在案证据证实李军明知该笔钱款的来源，后根据曹某胜安排从他人处将钱款要回并予以保管，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故李军及其辩护人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关于辩护人请求对李军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经查，李军在曹某胜的安排下多次向相关单位索要钱款，数额高达176万元，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荣誉证书等材料与本案定罪量刑无关，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威海市文登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调查评估意见，认为李军的社区矫正环境良好。根据李军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单位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李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李军以如下理由提出上诉：1.2018年年初向综合育苗基地索要40万元是曹某胜决定并安排邹积峰去取的，他并未参与该过程，邹积峰按照曹某胜的安排将其中30万元交给其保管是在单位受贿行为终了之后，因此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该30万元。2.2018年5月16日，其在接到电话通知得知监察机关要找其了解情况后，立即从烟台赶回文某并到监察机关接受谈话，主动交代了涉案犯罪事实，应当认定其构成自首。3.其听从领导安排办事是工作职责所在，也是无奈之举，结合其所具有的自首、积极退赃等情节，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辩护人除以相同理由提出辩护意见外，关于自首方面还提出，李军构成单位受贿罪，曹某胜作为单位负责人在监察机关调查其个人犯罪时主动、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并不掌握的单位受贿事实，曹某胜的该项犯罪被认定为自首，如果其所在单位被追究刑事责任，则该单位也应被认定为自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单位自首的相关规定，即使李军未自动投案，但其主动配合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也应视为自首。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威海市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非法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上诉人李军作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已构成单位受贿罪。李军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案发后，李军将索要的部分赃款退回，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李军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关于李军及辩护人提出的2018年年初向综合育苗基地索要40万元李军并未参与，交给李军保管的30万元款项系在单位受贿行为完成之后，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综合在案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能够认定李军对涉案款项的来源和性质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其仍根据曹某胜的安排从邹积峰处将款拿回并保管，应当对其单位实施的该笔受贿行为负责，故李军及辩护人所提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认定李军有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监察机关出具的办案说明证明，曹某胜在被检察机关审查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受贿犯罪事实，因其交代的受贿时间、金额不详细不具体，监察机关遂要求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通知李军到监察机关接受询问，2018年5月16日，文某区海洋与渔业局按照监察机关的上述要求，安排工作人员将李军送至监察机关办案地点。根据该办案说明能够认定，李军本次系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被单位（安排工作人员）送至监察机关办案地点接受询问，其不是主动、自愿地到监察机关报告自己的罪行，故其尽管在随后接受询问时如实说明了其单位收受被管理对象贿赂的过程，但因其不属于自动投案，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关于李军的辩护人提出的曹某胜在被立案审查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尚不掌握的单位受贿事实，曹某胜的该项犯罪被认定为自首，李军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如实交代自己所知道的犯罪事实，根据相关规定也应视为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在案证据证实曹某胜没有主动投案行为，其系被动归案，故其归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受贿事实的行为，不代表其单位的意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述意见规定的单位自首的条件，曹某胜自首的效力仅及于其本人，不能及于其所在单位以及作为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李军，故辩护人所提的该项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李军在曹某胜的安排下,多次向相关企业索要钱款，数额达176万元，原审判决根据涉案犯罪事实、情节以及李军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和归案后的认罪悔罪表现，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罪行相适，并无不当，李军及其辩护人请求对李军免予刑事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牛建军审判员  方 波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刘艳书记员邓玲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