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71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建阳，男，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嘉彬，江苏周瑞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晓东，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平，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陈国平，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杰，上海正源（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建阳因与被上诉人陈晓东、陈国平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7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建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建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事实。2016年9月29日陈晓东与陈国平虚构民间借贷合同（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办理案涉的张家港市森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通公司)2.5%股权的质押登记。2016年10月1日陈晓东与陈国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案涉的股权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6月30日截止日，陈晓东与陈国平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9月18日陈国平将森通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并办理了变更登记。2017年11月21日陈国平持有的森通公司6.5%的股权被冻结，包括案涉的2.5%的股权。2017年11月25日陈晓东与陈国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两份合同的第三条约定“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向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相互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陈晓东并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1、本案中，森通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其他公司文件中，均未显示陈晓东系公司的股东且实际行使的权利。《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中，陈晓东未享有资产收益，未选择管理者，更未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2、《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第5款明确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享用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东义务；在未过户之前，甲方持股行为为代乙方持股，甲方不得擅自处分相应股份。”一审庭审中，陈国平也承认其股权是为陈晓东代为持有。一审法院也认可代持关系。股权代持，意味着股权的权利人是陈国平，陈国平与陈晓东之间仅仅是债权关系。3、就股权质押登记，陈国平与陈晓东以及一审法院，都认可该质押登记的效力。《股权质押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陈国平对涉案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可见，涉案股权的权利人是陈国平，陈晓东并未享有股东身份，更未实际行使和享有股东权利。（二）陈晓东就涉案股权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存在重大过错1、由于案涉股权被质押登记，而股权变更首先需要涂销质押登记，截止现在案涉股权的质押登记都没有被涂销，更不可能变更股权变更登记，因此陈晓东有重大过错。陈晓东不能因为为了保障所谓的股权安全，就不涂掉股权质押登记且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不能变更登记的根本障碍，是质押登记，而这是陈晓东自己造成。2、陈晓东与陈国平之间并没有实际过户股权的意图。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涉案股权转让款为450万元，陈晓东承担过户税费37.5万元。但是，陈晓东与陈国平却约定该税费直接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上述证据足以推定，为了避税，陈晓东与陈国平之间并没有实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意图。3、陈晓东与陈国平变更了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内容。《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案涉股权转让款在2016年10月1日当天支付412.5万元，涉案股权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但是，涉案股权转让款并未在2016年10月1日当天支付，而是分别于2016年9月14日、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19日分三次支付。之后，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两份合同的第三条都约定“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向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相互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可见，陈晓东与陈国平以实际的行动变更了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内容，《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变更了《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过户时间，即股权过户时间重新约定为2017年11月25日，该时间已经是涉案股权被冻结之后。4、本案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陈晓东曾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要求陈国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既然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签订近一年之后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后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又重新约定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陈晓东就应该承担不及时变更股权登记的法律风险。5、一审法院对森通公司会计调查所形成的笔录中，该会计清晰陈述在其应陈晓东请求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时发现股权已被查封，说明陈晓东直至法院查封后才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此前一直没有进行相关动作，甚至都没有任何催告陈国平办理变更登记的催告行为。6、本案中，陈晓东、陈国平陈述陈晓东已经行使股东权利，那即使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至少应该将陈晓东录入公司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也没有陈晓东的名字，足见陈晓东具有重大的过错。7、在陈国平与陈晓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在2017年9月18日陈国平将其持有的森通公司另外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给了森通公司其他股东，但却没有与陈晓东进行本案争讼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陈国平完全可以配合办理其持有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恰是陈晓东未积极办理。8、根据陈晓东陈述，其为确保争讼股权转让的安全性，与陈国平就相应股权设立了质押登记，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了股权变更存在极大的风险，按照常理其应当积极地催告并实施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陈晓东未积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甚至都没有积极催告陈国平办理相关手续，因此存在重大过错。综上，陈晓东就涉案股权未进行股权变更，不仅仅存在重大过错，而且存在为了避税、通过代持行为而不进行股权变更的故意。（三）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证明责任分配错误。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此，本案中，一审法院为了查明陈晓东是否行使股东权利以及陈晓东就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否有过错，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并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陈晓东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以及陈晓东就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是否有过错，都需要由陈晓东举证证明。该事实不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因此，本案中法院违法调查取证，且以违法取得的证明力极低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晓东关于涉案股权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很显然，陈晓东的权益不满足法律规定的要件，不能排除执行。（一)从客观事实上来看，吴建阳查封涉案股权时间在先，陈晓东与陈国平变更后的股权转让时间在后，时间在后的股权转让行为显然无法对抗发生时间在先的查封处置行为。吴建阳申请并由太仓法院完成对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2.5%股权的查封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而陈晓东与陈国平在2017年11月25日方才达成了涉案股权的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亦是两人就股权转让交易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股权时，陈国平与陈晓东就涉案股权的转让交易细节还在进一步磋商中，直至查封后才最终达成合意，签订了最终的协议，完整的完成了整个股权转让交易合同的签订，即两人的股权转让行为完成于法院查封后，显然不得对抗法院查封。（二)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明确陈晓东和陈国平这种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行为，在与善意第三人吴建阳申请对相应股权查封、处置发生利益冲突时，不应受到保护和支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应当以工商机关登记信息来判断案外人是否是其提出排除执行股权的权利人，本案中陈晓东并非森通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股东名册上也没有陈晓东的名字，因此应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标准判定其并非森通公司股权权利人，其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森通公司股权的权益。2、《公司法》三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清楚表明，当公司股权变更后未办理变更登记时，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有权信赖登记股东即为股权的所有者，并作出相应的法律行为，如与登记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申请冻结登记在股东名下的股权并申请强制执行等，未经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在吴建阳申请对陈国平所持有的森通公司股权查封直至贵院完成司法查封时，该部分股权清楚无误地登记在陈国平名下，具备公示效力，因此吴建阳申请的查封陈国平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无任何瑕疵，即使陈晓东所提出的股权转让行为确实存在，因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得由此对抗第三人。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了隐名股东的地位。该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该规定将隐名股东界定为合同关系享有投资权益的公司外部人，其取得投资权益的基础是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对其公司的持股关系。即其因实际出资而享有收益权，但并非公司股东，因此不享有资产收益权益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同时《公司法》亦进一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应当注销原股东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本案中陈晓东与陈国平之间的股权转让显然未经变更登记，且经一审法院查明其也未被列入森通公司股东名册，森通公司亦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因此陈晓东和陈国平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应享异议标的即涉案股权的权利。（三)从价值观上来看，陈晓东对于涉案股权未经变更登记有重大过错，而吴建阳依据工商登记申请法院对涉案股权进行查封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理应优先保护更为善意的吴建阳一方权益，而不应将过错一方的不利后果转嫁由善意方来承担。1、陈晓东所出示的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相应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本案股权查封时间为2017年11月21日与《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相隔一年多，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变更登记时间也相隔了约半年，陈晓东未积极的在上述合同约定的期间完成股权变更登记。2、一审法院完成对涉案股权查封后，陈晓东与陈国平还在就涉案股权的转让事宜磋商，并在2017年11月25日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但该补充协议中也仅模糊约定了双方应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未明确期限，即直至涉案股权被查封也未看到两者有积极办理变更登记的迹象。在超过了原合同约定的办理时间节点后，都未明确新的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节点。综上，陈晓东确未积极行使权利，怠于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才导致了本案纠纷的产生，理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而吴建阳基于对工商登记的外观信赖，为确保陈国平结欠其债务诉讼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对登记在陈国平名下股权进行查封，是善意且无过失的，理应优先保护更为善意一方的民事权益，不应将过错方的过错结果转嫁给善意一方来承担。（四)从案件的社会效果来看，应更高价值的倡导市场交易秩序的有序形成，保护遵循市场交易规则者，惩罚不及时行使权利者才是法院案件认定时应倡导的价值取向。综上，请求支持吴建阳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陈晓东辩称：一、一审判决客观公正，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是十分慎重的，前后有三次的开庭。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是有事实根据，在法律适用方面是有法律依据，在审判程序方面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吴建阳的上诉理由在一审的时候都已经发表过了，现在这些上诉理由都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的判决。二、吴建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关于本案事实方面。吴建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错误，但是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段事实是有错误的，以及他相应的这个错误的证据在哪里。陈晓东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这些证据在一审的时候，都是通过开庭包括证据质证的程序来认定。2、关于法律适用方面。吴建阳提出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根据。从一审判决情况来看，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包括合同法、公司法以及相应的民事诉讼法，吴建阳认为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有错误，但是并没有指出适用法律到底是哪个法律哪一条文存在错误。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处理完全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国平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对于本案股权的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本案各方都是没有异议的，就是在2016年的10月1日，一审对此查明的事实也比较清楚。而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也是在2016年10月份左右，一审查明的事实也非常清楚。本案股权被查封的时间是2017年11月21日，明显晚于双方股权转让合同时间和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时间。二、关于未登记就被查封的原因，是因为双方一直在协商，而且陈晓东这边也在催促做股权的变更。关于股权补充协议中时间的变更，是因为双方到补充协议签订的时候，不清楚股权已经被查封了。本案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并不在于合同双方，双方一直在积极的办理。三、关于股东权利行使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得比较清楚，而且向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员工及大股东都进行了调查，充分证明了陈晓东本人已经在行使股东权利。四、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本案关于事实的认定已经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7066号案件民事裁定书予以认定。这个裁定书在一审案卷中也有。本案陈晓东曾经被另外一个申请执行人钱秋明提出过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依据同一事实作出了（2018）苏0585民初2105号的民事判决。本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该裁定书中所涉及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而（2018）苏05民终7066号民事裁定已经生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建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2、请求判令准许执行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2.5%的股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吴建阳诉陈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根据吴建阳提出的诉前保全申请，于2017年11月21日作出（2017）苏0585财保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陈国平名下银行存款31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并于当日至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保全措施。后案外人陈晓东对一审法院执行保全标的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其中2.5%股权的执行。之后，吴建阳不服该异议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2016年9月29日，陈晓东（甲方、质权人）与陈国平（乙方、出质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因乙方（借款人）向甲方（贷款人）借款80万元（详见借款合同）。为保证甲方债权的实现，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森通公司的2.5%份额的股权（以下称质物）向甲方提供质押担保。现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第一条出质的股权。1.出质股权名称及所代表的出资额：乙方名下的森通公司2.5%的股权为20万元。2.本合同项下质权对出质财产的效力及于质物本身、从物、孳息、添附物、附属物、质物的代位物。第二条出质记载及登记：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本合同项下股权出质情况记载于公司，并办妥股权出质登记手续；……第五条质权的实现。具有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质权人就出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1.出质股权价值减少，出质人拒绝恢复出质股权的价值或拒不提供质权人认可的新担保；2.借款人未按约清偿借款本息的。第六条质权实现的方式。质权人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一处分出质股权，并以所得款项优先受偿；1.与乙方协议，以出质股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出质股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2.甲方与乙方未就质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出质股权，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合同还约定了双方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2016年9月30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出质人：陈国平；质权人：陈晓东；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森通公司；出具股权的数额：20万元。庭审中，对于《股权质押合同》，吴建阳认为陈晓东和陈国平之间的股权质押行为系因借贷行为发生，并非股权转让关系。陈晓东认为其与陈国平签订该质押合同和股权转让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为了保证股权转让资金的安全，至于质押合同的借款合同，是应工商管理部门的要求来做的，其与陈国平均没有借款合同。陈国平认为该质押行为确系股权转让前的常见保护措施。2016年10月1日，陈国平（甲方、转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第一条股权转让比例及目标公司：1、本次转让股权所在的公司并非一家公司，而是包括以下公司：1、森通公司；2、张家港市森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邦公司）；3、张家港市森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久公司）；4、张家港市森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茂公司）；5、张家港市森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迪公司），以上公司总称A公司。2、甲方分别持有上述公司11.5%的股权，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将其持有的A公司2.5%股份转让至乙方名下（即每家公司分别转让给乙方2.5%的股权）。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及过户税金等费用：1、甲乙双方商定：A公司股权价值为1.8亿元人民币（即每1%的股权价值为180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元）；上述股权的总价值为450万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2.5%*1.8亿元=450万元）。2、双方约定过户需要缴的税金等费用由甲方承担。3、本合同签订当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450万元（大写肆佰伍拾万元），由于双方约定甲方承担过户时所需缴纳的税金（税金双方暂定为15万元每1%，即2.5%*15万元=37.5万元，多退少补），故乙方当天实际支付甲方412.5万元（肆佰壹拾贰万伍仟元），甲方已经出具收据给乙方（附收据），双方约定在201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成相应股权转让（即股权过户和公司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工作）。4、双方约定所转让股权的评估费由乙方承担。5、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当天起A公司股权分红权益归乙方所有。……第五条乙方保证及承诺：……5、本合同签订后，乙方开始享用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东义务；在未过户之前，甲方持股行为为代乙方持股，甲方不得擅自处分相应股份。……庭审中，陈晓东陈述其和陈国平系朋友关系，森通公司大部分股东是太仓人，都是朋友，其催过陈国平，陈国平没有着急办。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因大部分股东是太仓本地人，所以对于森通公司的决策都是以电话或面对面沟通的，至目前为止，森通公司尚未分红。2016年9月14日、9月29日，陈晓东分别向陈国平转账汇款20万元、100万元。2016年9月29日，陈国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晓东购买本人张家港森通、森邦、森久、森迪、森茂五公司股份转让款壹佰贰拾万元正（¥1200000.00元）（转账）”。2016年10月19日，陈晓东通过其妻子杨美清向陈国平转账汇款2925000元。同日，陈国平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晓东购买本人张家港森通、森邦、森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5%股份款贰佰玖拾贰万伍仟元正（¥2925000.00元）转账”。2017年9月22日，森通公司股东李学广、李新宇、李锦洪、朱坤荣、沈永新在“董事会各股东”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载明：“本人陈国平与陈晓东在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附复印件），现双方根据合同约定需进行办理过户手续，考虑到股权转让事宜原股东有优先受让的权益，现烦请原股东确认”。后陈晓东又补充提交了股东刘建芬的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2017年9月22日，股东陈国平联系我说要将其持有的三家公司（森通公司、森邦公司、森久公司）各2.5%的股权转让给陈晓东，具体转让价款也已经跟我说了，我当时就同意其转让并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当天我在外地出差，没有来的及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特此说明。”庭审中，吴建阳对该两份证据质证时认为其未参与该材料的形成，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各股东签字的真实性，但该份材料形成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一年，也未进一步形成办理变更登记所需的其他手续，这一细节能够证明对方未积极推动变更登记的办理。陈国平质证时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2017年11月25日，陈国平（甲方、出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鉴于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下简称原合同，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兹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转让标的，因原合同约定的甲方将持有五个公司（1、森通公司；2、森邦公司；3、森久公司；4、森茂公司；5、森迪公司）各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鉴于经核实森迪公司为森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双方明确转让标的为甲方分别持有的森通、森邦、森久、森茂四个公司的2.5%的股权（上述四公司简称为目标公司）。第二条、关于每个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双方确认以上四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为450万元，股权转让需要承担的税费暂定为37.5万元，由甲方承担。乙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予以扣除该37.5万元用于支付过户时需要交纳的税费，即乙方实际向甲方支付412.5万元。在股权转变更登记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由乙方对甲方进行多退少补。……第三条、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向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互相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2017年11月25日，陈国平（甲方、出让方）与陈晓东（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一份，该合同载明：“第一条、关于转让标的。甲方将持有森通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股权。第二条、关于股权的转让价款及支付。双方确认森通公司2.5%的股权总价为150万元，即每1%的股权价格为60万元，税金暂定12.5万元，即每1%的股权应交纳税金金额为5万元。乙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予以扣除该12.5万元，即乙方先实际向甲方支付137.5万元。在股权转变更登记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就交纳税费部分，由乙方对甲方进行多退少补。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已经收到乙方支付的137.5万元股权转让款。第三条、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立即到工商等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双方均有义务相互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一系列工作。……第五条、其他。1、甲方确认公司其他股东已经明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本协议一式六份，双方各执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2、鉴于双方之间发生的股权交易不只是针对森通公司2.5%的股权，还有甲方持有的森邦公司、森久公司、森茂公司的各2.5%的股权。双方确认第二条所述的137.5万元是乙方已经付款金额412.5万元中的一部分。在本协议签订时，乙方购买的甲方持有森通公司股权比例为2.5%，针对森通公司股权双方没有其他交易。”根据吴建阳的申请，一审法院对森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新进行了调查，其陈述森通公司没有将陈晓东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陈国平将股权卖给陈晓东是知道的，但是其放弃了优先购买权；股权交易是陈晓东和陈国平之间的事情，并不是陈晓东与森通公司之间的事情；2016年10月以后森通公司没有分过红，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森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永新及森通公司法律顾问单国华进行了调查，沈永新陈述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涉及目标公司（包括森通公司、森邦公司、森久公司、森茂公司、森迪公司）的股权价值大概是1.8亿元，当时是毛估的。陈晓东来过森通公司大致聊过公司的运营情况，前任董事长李锦明带他过来的，2014年4月以前李锦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陈晓东与陈国平办理股权质押的情况不清楚，《股权质押合同》中的金额是与股价不相对应的，当时陈国平缺钱急需将股份转让，在此之前有5%的股份转给了老股东，其他老股东不要股份了，就把部分股权转让给了陈晓东，陈晓东咨询过单律师的。单国华陈述陈晓东咨询过我，我和他讲了质押的问题，告诉他质押以后只是享有优先受偿权，股权不是他的；陈晓东之所以买股权，他跟着李锦明到森通公司了解过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的。沈永新陈述森通公司遇到重大问题都是电话联系，基本上也没打过什么电话，没有什么重大事项。没开过股东大会，也没有分过红，主要是扩大经营，公司盈利又买了新土地，建新的4S店。陈晓东逢年过节跟李锦明来过森通公司，到新工地转一转，一般了解一下新店开展情况，我和陈晓东也单独去过工地。公司运营情况他也问过的。2016年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时的股东有李学广、刘建芬、陈国平、朱坤荣、李锦洪、李新宇和我本人。一审法院对森通公司行政人员陈秀兰进行了调查，其陈述办理涉案股权质押时，是她与陈国平、陈晓东一同前往的，工商需要的一些材料都是她帮忙做的。她去帮陈晓东咨询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手续，当时了解到股权被查封了，陈晓东不相信，她又陪陈晓东去工商部门问了一下，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审法院对李锦明进行了调查，其陈述他是森通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净资产价值比较了解，当时陈国平需要钱，要卖掉股权，他对陈晓东说双方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是值的，他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告诉了陈晓东。后来他知道陈晓东和陈国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他们是先质押，再付股权转让款，因为公司情况比较复杂，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间比较长。森通公司这几年没有正式开过董事会，他、沈永新和张家港的一个股东等主要的股东主要是通过电话或口头交流比较多，他带陈晓东去森通公司看过，包括森通公司现在的经营场所要拆迁，大致拆迁的情况以及买地新投资凯迪拉克4S店，陈晓东都参与了解的。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陈晓东时，公司股东主要有沈永新、陈国平、朱燕、刘建芬、李学广、李锦洪、李新宇，李学广与他是父子关系，李锦洪与他是兄弟关系，李新宇是他的侄子，当时都是他出面代表李学广、李锦洪和李新宇处理公司事务。森通公司没有开过股东会，也没分过红。对于陈晓东和陈国平就涉案股权办理质押，他是知道一些的，陈晓东和他讲过，转让股权一般是签股权转让协议后，支付一部分转让款，再把股权质押给他，付清余款，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评估过户交税。因为股权过户必须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后交税，交完税后才能过户。当时陈晓东觉得股权质押就安全了，没想到陈国平会因个人原因没有办理变更过户登记。另查明，涉案股权转让时森通公司的股东共有7名，分别是李学广、刘建芬、陈国平、沈永新、朱坤荣、李锦洪、李新宇。陈国平名下在森通公司的股权已被多次冻结，其中吴建阳系首查封申请人。以上事实，由吴建阳一审提交的（2018）苏0585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2017）苏0585财保54号执行裁定书、保全告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及回执、股权质押合同，陈晓东一审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汇款凭证、收条、股权质押合同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通知书、股东同意转让的材料，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及所作的调查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以其涉案股权受让人主张权利，并请求排除执行的，应同时符合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对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能办理变更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等条件。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尽管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该规定中的变更登记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并不能从中得出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故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中，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就股权转让比例、股权转让价格等内容进行约定。后双方虽然于2017年11月25日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但从该两份协议内容来看，系对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和完善，结合陈晓东转账的时间及陈国平出具收条的时间等证据，双方间协议的主要权利义务已经得到履行，说明股权转让系双方间真实意识的表示。同时，陈国平就涉案股权转让也得到了其他股东的确认，故陈晓东与陈国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关于支付股权价款的问题，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陈晓东应向陈国平支付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其中森通公司2.5%股权的价款为150万元，股权过户所需税金由陈国平承担，税款暂定37.5万元（含涉案股权税款12.5万元），陈晓东应实际支付陈国平412.5万元。结合汇款凭证、陈国平出具的收条等证据，能够证明陈晓东已实际支付陈国平412.5万元，《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合同（森通公司）》亦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确认。因此，本案中，能够证明陈晓东已向陈国平支付了涉案股权的转让价款。关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享有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选择管理者及知情权等权利，其中知情权是指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的权利。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中第五条第5项约定本合同签订后，陈晓东开始享有对应的股东权利，承担对应的股东义务；在未过户之前，陈国平持股行为为代陈晓东持股，陈国平不得擅自处分相应股份。双方间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同时，陈国平将涉案股权转让给陈晓东已得到了其他股东的确认，并且通过本案庭审以及一审法院所作的调查，森通公司自2016年10月以后并未召开过股东会，亦未分过红，基于森通公司运营的特殊情况以及一审法院对沈永新、李锦明所作的调查，两人均陈述陈晓东受让股权后，实地去森通公司了解公司运营情况、至新投资4S店工地等事项，两者能够相互印证，证明陈晓东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关于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问题，虽然股权转让合同中陈晓东和陈国平约定于201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成相应股权转让手续，但考虑到股权变更过户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陈晓东与陈国平于2016年9月29日以借款的名义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并于2016年9月30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随后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从时间连贯性上来分析，通过股权质押形式维护股权转让资金的安全，以保证陈国平不再对该股权进行转让，具有合理性，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结合各股东确认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时间、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以及一审法院对森通公司行政人员的调查等证据，说明陈晓东曾与陈国平协商处理股权变更登记问题。后因一审法院冻结了涉案股权而无法办理。故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完成过错不在于陈晓东。综上分析，陈国平与陈晓东就涉案股权的转让同时符合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支付股权对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能办理变更登记非因其自身原因等条件，故登记在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2.5%的股权已实际转让给了陈晓东，已不属陈国平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建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吴建阳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上述法律规定明确，对于申请执行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对于申请执行人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诉请，法院应不予支持。具体就本案而言，首先，申请执行人吴建阳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陈国平名下森通公司的2.5%股权，但是根据案外人陈晓东提出的执行异议及相应的举证，证实在吴建阳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保全争议股权之前，2016年10月1日陈晓东已经与陈国平签订购买该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且当月陈晓东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故陈晓东对案涉陈国平名下股权具有直接的利益。结合一审法院向森通公司核实，公司及其他股东明确承认陈晓东股东身份。故在本案没有证据表明陈晓东存在虚假诉讼行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认定案外人陈晓东对于案涉执行标的股权具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益，并无不当。其次，本案吴建阳对陈国平享有的系普通金钱债权，两者之间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股权并无关联，吴建阳对案涉陈国平名下登记的股权并不具有优先权益或直接的信赖利益，其主张对其优先于直接为受让股权的陈晓东予以保护，依据不足。最后，本案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应否执行争议标的问题，应重点审查案外人对于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故对于未能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是否定陈晓东享有的民事权益的充分理由，吴建阳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吴建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由上诉人吴建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小刚审判员  谢 坚审判员  丁 兵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徐思盈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