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9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彭秀权，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国标，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彬，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智，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圆，广东保得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迪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日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迪敖公司赔偿日尚公司损失60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判决日尚公司无须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292952元及利息；3．判令迪敖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日尚公司诉迪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迪敖公司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日尚公司的诉讼请求，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292952元。日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根据迪敖公司提交的作为证据的复印件、打印件以及没有出庭质证的证人证言，错误的认定日尚公司和迪敖公司有对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予撤销改判。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日尚公司和迪敖公司从来没有对账，日尚公司也从来没有确认拖欠迪敖公司的货款。一审法院认定日尚公司拖欠迪敖公司货款，系认定事实错误。1．迪敖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七都是复印件，上面的签字“沈阳蔡某”不是蔡某的签名，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一审诉讼时，迪敖公司提交了的证据一、证据七都是复印件，上面有“沈阳蔡某”字样。在质证时，日尚公司对该两份打印件的三性都不予确认。迪敖公司也不能提供原件质证。日尚公司在质证时特意提出，复印件上的“沈阳蔡某”的字样不是日尚公司负责人蔡某的本人签名。迪敖公司也不能解释该签名到底是谁的签名。一审法院在没有核实该签名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在判决书第14页错误认定“……且双方均有对账，并有原告的工作人员蔡某确认欠款金额的事实”。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理据不足，明显错误。日尚公司认为，迪敖公司应就证据一、证据七打印件的来源做出合理解释，并证明复印件上的签名是蔡某本人签名。一审诉讼时，迪敖公司没有申请法院对证据一、证据七上“沈阳蔡某”字样进行鉴定，不能证明该两份证据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应不予采信。2．蔡某、杜某和迪敖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没有确认拖欠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显属不当。杜某是日尚公司的业务员，不负责财务对账。杜某和迪敖公司工作人员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这个账的事你让你们财务联系我们财务呗”，“……钱的事，我没办法回复你，我也没有答案”。该聊天内容证明对账是由双方财务负责，杜某不负责对账，杜某也没有确认拖欠迪敖公司的货款。蔡某在回复迪敖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时说：“……这事你管不了，我跟你装懂啊……”“一八年秋冬订货会是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不开了，跟货款就没有关系啊，这事你都不知道你就别管了”。蔡某回复的内容也没有确认拖欠迪敖公司的货款，只是协商是否召开2018年度秋冬订货会。在后来迪敖公司的发函中，都是迪敖公司单方陈述要求日尚公司支付货款。日尚公司已多支付了迪敖公司货款，从来没有确认过拖欠货款。一审法院无视日尚公司已多支付货款的事实，根据杜某和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错误地推导出日尚公司拖欠迪敖公司的货款，理据不足，显属不当。3．迪敖公司不能提供2016年至2018年度所有的入库单、物流单等证据，证明其发货的事实。有关双方发货的总金额及付款的事实，应以双方自认的事实和提供的付款记录为准。在一审诉讼时，日尚公司提交证据累计支付了货款4676247元。迪敖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除了其中15万元是2018年春夏货物定金外，其它款项为2016、2017年度的货款，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无关，但迪敖公司不能提供相应的入库单、物流单等证据证明其主张。日尚公司认为，根据迪敖公司提供的2018年1月份至2018年4月份的发货记录可知，迪敖公司在每次发货时都应该有入库单、物流单。迪敖公司可以提供该些证据证明其从2016年度起至双方发生纷争之日止累计发货的金额。现迪敖公司不能提供2018年1月份之前的入库单、物流单，只能提供2018年1月份至4月份的发货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规定，迪敖公司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迪敖公司的主张只有其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也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后，判决支持日尚公司已超额支付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将2018年1月份3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发货的金额292952等同于日尚公司欠款的金额，无视之前日尚公司已超额支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面，不客观，证据采信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改判日尚公司无需支付货款292952元。（二）一审法院在认定迪敖公司是否违反《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独家销售代理的约定时，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判决迪敖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日尚公司损失60万元。《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日尚公司为辽宁省、吉林省两省的“ASOKA（阿索卡）”品牌总经销商，依法经营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全权拓展和管控所辖区域的经销网络。一审法院在审查迪敖公司是否违反合同约定的该项义务时，在认定事实和证据采信方面存在如下错误：1．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日尚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而是错误采信了迪敖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迪敖公司提交了几份自己在辽宁××××省发展的客户的证人证言。这些证人和迪敖公司有利害关系，证言是复印件或者微信图片打印件，证人也没有出庭接受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日尚公司提交了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迪敖公司一直没有按约定将辽宁、吉林的客户移交给日尚公司，并且违反约定发展其他客户。李某是迪敖公司的前副总经理，负责市场开拓。李某也出庭接受了质证。李某的证人证言真实客观具有可信性、可采性，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款第（二）（五）项的规定，对出庭接受质证的、和日尚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李某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反而采信了和迪敖公司有利害关系，且没有出庭接受质证的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定证据的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撤销改判。2．一审法院对日尚公司提交的公证机关的公证书、拍摄的视频不予采信，系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遗漏。日尚公司提交了沈阳市恒信公证处现场公证，证明在合同履行期间，迪敖公司授权辽宁海城市环城西路15-1-521档口“富商男仕商务会馆”、丹东市振兴区七经街的“弘轩．国际服装店”、庄河市昌盛街千盛百货隔壁“欧汇名店”等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一审法院遗漏了该事实的认定，没有查明“富商男仕商务会馆”、“弘轩．国际服装店”、“欧汇名店”等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是从何而来。日尚公司认为，在迪敖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直接采信日尚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判决迪敖公司违反独家销售代理的约定。3．一审法院根据迪敖公司的单方主张，错误认定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没有销售“阿索卡”品牌。（1）日尚公司提交的视频照片可以证明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没有销售“阿索卡”品牌。日尚公司提交了系列照片和视频，证明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销售“阿索卡”品牌服饰，也提交了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在2016年度、2017年度向迪敖公司订购“阿索卡”品牌的货款清单记录。一审法院根据迪敖公司提交的卢某、李某、徐某的几份复印件材料，在他们没有出庭接受质证的情况下，就认定他们支付的货款是购买“大卫”品牌的货款。一审法院证据采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2）迪敖公司提交的“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不求得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不能证明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销售的“阿索卡”品牌是向不求得之公司购买的。不求得之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是文化艺术业，这也和其名称相一致。“阿索卡”品牌属于迪敖公司，而不属于不求得之公司。迪敖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和不求得之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或者订货单等证据，或者付款给不求得之公司的凭证。也不能提供不求得之公司的年度业务收入中有服装销售来源，迪敖公司仅仅提交一份不求得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几份没有质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单凭迪敖公司的主张，就认为卢某、李某、任某、张某、徐某等人销售的阿索卡服饰是向不求得之公司购买的，无视他们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三）日尚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日尚公司的该项请求，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2013年6月4日法研［2013］79号），应予撤销改判。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无论是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还是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解除权，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当事人才能行使解除权。否则，当事人动辄以通知的形式解除合同，极容易导致当事人滥用合同解除权，解除原本无法解除的合同，纵容违约一方或不愿意继续履行的一方通过合同解除的方法逃避责任。合同解除提出的逾期异议也只是导致非解约一方当事人的异议权，解约一方当事人的解除权并不因此自动成立，解约行为也不因此自动有效。因此，法研［2013］79号答复规定：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合同解除权的性质，也没有理解日尚公司在满足合同解除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诉讼途径解除合同的合法性，错误地认为日尚公司应该在诉讼中对迪敖公司以前解除合同的通知提出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日尚公司认为，日尚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迪敖公司违反《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的约定，在辽宁、吉林发展其它客户，导致日尚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遂通过诉讼的方式通知迪敖公司解除合同。日尚公司通过诉讼途径通知解除合同，并非表明日尚公司认可迪敖公司以前通知解除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更不能据此就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自2018年12月6日就解除。如前文所述，日尚公司没有拖欠迪敖公司的货款，迪敖公司解除合同的理据不足，其通知日尚公司解除合同，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日尚公司起诉之日起，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四）1．无论解除合同是否合法，在日尚公司没有违约的情况下，迪敖公司就解除合同，损害了日尚公司的利益，包括前期市场开拓损失和预期利润。2．迪敖公司故意将货物卖给原有客户，造成日尚公司直接利益损失。其中有双方的交易习惯，有公证以及现场的照片予以证实。3．关于一审认定“沈阳蔡某”的签字，2018年4月28日从日尚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补货清单可以看到，补货的金额未列入2018年4月28日的一审认定的金额中。同时根据迪敖公司提交的证据中2018年8月24日及2018年8月的洽商函中均未体现明确的金额。4．迪敖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但并未就日尚公司现存货的产品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本案并非迪敖公司解除合同就了之。5．日尚公司根据迪敖公司的要求将货汇入迪敖公司的账户或者私人的账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证据采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应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恳请二审法院审查，判决支持日尚公司的上诉请求。迪敖公司辩称，（一）日尚公司主张双方从未对账以及拖欠迪敖公司货款不属实。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六条货款结算方式，约定“甲方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提货……等明细”，从迪敖公司提交的入库单、快递单及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是按照合同来履行的。其次，双方对账是每期对账，由日尚公司签名对账后以QQ形式发给迪敖公司。其中付款明细有日尚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予以证实，已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证明双方有进行对账以及日尚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且日尚公司自认其最后支付货款时间是2018年1月29日，而迪敖公司最后送货时间是2018年4月27日，日尚公司称其超额支付货款不属实。（二）关于双方解除合同是否合法。基于日尚公司拖欠货款及日尚公司并未召开发布会违反合同约定，在迪敖公司多次催促日尚公司履行的情况下，日尚公司拒绝履行，因此迪敖公司通知解除合法。（三）关于迪敖公司是否违约。日尚公司提交迪敖公司与案外人的交易往来不能证实就是本案交易的往来，日尚公司提交的客户和庄孝定的交易往来不能证实是本案货款，庄孝定名下有服装经营资质公司，且迪敖公司提交的客户说明也明确表明了是其他品牌的费用。日尚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以及视频均是在迪敖公司合法解除合同后进行制作。其次，公证书、视频只能证明涉案商铺在出售涉案服装，该店铺也是在日尚公司管控区域，不能够直接证明是迪敖公司直接出售货物，也不能证明是迪敖公司授权予以销售。日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日尚公司与迪敖公司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2．迪敖公司赔偿日尚公司损失60万元；3．迪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迪敖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日尚公司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292952元及利息（以29295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日尚公司赔偿迪敖公司损失122900元；3．本案的反诉费用全部由日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4日，日尚公司（乙方、代理方）与迪敖公司（甲方、授权方）签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订明：甲方特许乙方为辽宁××××省的“ASOKA（阿索卡）”品牌总经销商，依法经营、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全权拓展和管控所辖区域的经销网络；有效期限为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原有辽、吉地区的直接和甲方签订订购合同的经销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乙方的客户，即统一参加乙方召开的2017年春夏季货品订货会）。甲方责任：甲方负责提供“ASOKA（阿索卡）”品牌男装系列服饰，并保证质量，提供合法有效的运营该品牌产品的证件、授权书以及相关的形象宣传资料等；甲方统一制定产品价格，如吊牌价、订货价、结算价等，指导乙方制定订货会的订货折扣，甲乙双方结算价格为产品订货吊牌价的1.8折；协助乙方召开每年的春夏、秋冬两季“ASOKA（阿索卡）”订货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不得在授权乙方代理区域内，另授权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乙方责任：乙方有维护、巩固“ASOKA（阿索卡）”品牌形象，开展产品宣传的义务，确保“ASOKA（阿索卡）”品牌合法权益不受任何方式的侵害；乙方在所负责的区域内发现有假冒“ASOKA（阿索卡）”商品时，应立刻报告甲方及当地工商执法部门，以便配合一致打击售假侵权行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独立承担经营中的法律责任。订货方式：甲方将样板寄给乙方，乙方定期召集客户举办商品订货会，会后乙方确定欲购商品，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订单，订单货品一经甲乙双方确认后，不可中途更改，更不可随意取消。货款结算方式：每季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定订购合同后，乙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甲方以传真方式通知乙方提货，并附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乙方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货品金额的30%，甲方发货；该批货品的其余10%、10%、20%货款分别于乙方收到货后的次月、第三月、第四月的对应日由乙方支付给甲方。违约责任：乙方如冒用“ASOKA（阿索卡）”商标生产销售同类产品，或有其他严重损害甲方品牌声誉和形象的行为，甲方有权立即取消乙方的总经销权，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向乙方追赔损失的权利等。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只对2017年春夏服装订购签订《2017年春夏新品订单确认书》，之后订购货物，未再签订订单确认书，也未签订订购合同。2018年4月27日，日尚公司最后一次签收迪敖公司交付的货物。2018年1月29日，日尚公司向迪敖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2018年4月8日、同年4月18日、同年5月4日、同年5月15日、同年6月7日，迪敖公司工作人员均向“AS蔡某杜某”发送微信，要求日尚公司支付货款。“AS蔡某杜某”在2018年5月16日回复迪敖公司的工作人员，说“……钱的事，我没办法回复你，我也没有答案。”另外，迪敖公司工作人员在2018年8月23日向“蔡总”发送微信内容为：“蔡总，乙方你因18春夏欠款，导致18秋冬订货会没开，现在秋冬现货已经出来了，是否需要发版过去给你那边选，还有就是我们公司19春夏订货会已经开了，你那边是安排几号开19春夏订货会，合同期还有两年的，你看看怎么安排好。”“蔡总”语音回复迪敖公司的工作人员，迪敖公司提交的转换为汉字的内容为“……这事你管不了，我跟你装懂的啊”“一八年秋冬订货会是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不开了，跟货款就没有关系啊，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就别管了。”2018年8月25日，迪敖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发送《关于ASOKA品牌沈阳市场合作现状业务洽商函》，允许日尚公司先支付所欠货款的50%，余下的做一份还款时间计划书，并邀请日尚公司参加9月中旬举行的轻奢时尚品牌DG品鉴会，为ASOKA2019春夏货品订货，分析交流目前辽、吉市场拓展现状。日尚公司的工作人员蔡某未对此作出回应。2018年9月6日，迪敖公司的工作人员又通过微信向日尚公司的工作人员蔡某发送《关于终止ASOKA品牌辽宁、吉林市场合作的通知函》，提出终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并向日尚公司追讨货款。日尚公司不确认上述微信内容，但确认杜某为其工作人员，蔡某为其实际控制人，也确认“蔡总”的微信头像为蔡某的微信。迪敖公司提交的与日尚公司工作人员杜某、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双方补货、发货的情况。其中，2018年1月31日，迪敖公司工作人员向日尚公司发送2018年春夏订单明细，并询问对方是否提货。微信中来往记录中的订单明细与迪敖公司提交的载有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签名的订单明细格式基本一致。2018年12月4日，迪敖公司作出《关于解除＜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及立即支付货款的律师函》，告知日尚公司，双方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已于2018年9月6日解除，并要求日尚公司支付货款292952元及违约金。2018年12月6日，迪敖公司又通过微信将上述律师函发送给日尚公司的工作人员蔡某。日尚公司确认2018年12月6日收到迪敖公司发送的上述律师函。2019年1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日尚公司的起诉。迪敖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的应诉材料后，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本、反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日尚公司认为，迪敖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在日尚公司代理区域内，授权他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日尚公司为此提交了徐某、程某、张某、*延坤等人向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孝定付款的凭证、辽宁省沈阳市恒信公证处作出的（2018）辽沈恒证民字第393号、394号、395号《公证书》。另外，日尚公司还提交了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拟证明在合同履行期间，日尚公司为“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拓展市场所支付的费用。日尚公司明确其损失实际包括前期开拓市场费用96.592250万元、迪敖公司在日尚公司的经营区域范围内发展其他客户造成的市场收益损失90万元及迪敖公司提前解除合同造成日尚公司预期收益损失100万元，但鉴于诉讼成本考虑，日尚公司仅主张迪敖公司赔偿损失合共60万元。日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在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任职于迪敖公司处，担任迪敖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客户拓展和销售管理，但日尚公司并非是证人拓展的客户，证人每次均参与迪敖公司与日尚公司有关合同违约的谈话；迪敖公司除了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服装外，还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迪敖公司对日尚公司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表示：确认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收到了徐某、李某、任某、卢某支付的款项，但上述人员的付款均为其购买迪敖公司经营的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的款项，其他人支付的款项均为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孝定经营的其他公司的款项。迪敖公司为此提交了卢某、李某、徐某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卢某、李某、徐某均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其向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孝定的转款均为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服饰的货款。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商事登记基本信息打印件显示，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服装批发、服装零售等，庄孝定是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股东。迪敖公司反诉称其解除与日尚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的原因是日尚公司在收取货物后，拒付货款。迪敖公司为证明日尚公司拖欠货款，提交了2016春夏账单-蔡某、2016秋冬账单、2017春夏账单及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蔡某、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蔡某、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蔡某的表格、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的出库单、入库单及其工作人员与AS蔡某杜某、蔡总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账单、明细表、表格中详细载明时间、货品名称、货号、尺码、总数、吊牌价、订货价、总金额等内容，其中最后一页均有手写字体“沈阳蔡某”签名字样及对应的落款日期，还载明“上期欠款金额”“本期货款金额”“回款金额”“本期欠款金额”等类似内容。另外，部分表格中的汇款明细一栏还载明汇款时间、金额、银行名称及“蔡某”签名字样，有的是在打印字体旁边用手写字体标注汇款金额、银行名称或日期等。上述表格中载明的汇款金额、时间与日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一一对应。上述明细表中，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蔡某显示，本期合计-624，承上期欠401322，12/26回款-100000,12/11回款-100000，本期应收200698，下方有手写字体“沈阳蔡某2018.1.9”。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蔡某表格第四页载明：出货合计431496元，付款合计-150000元，承上季698元，应收合计277186元（打印字体“282194”已用斜线划去，并用手写字体改为277186，该数额下方载明“应付277186，沈阳蔡某，2018年4月28日”）。此外，上述表格载明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该表格的第四页下方有五行手写字体，载明：1月11日返……-178、-286，未做冲账；1月17日返……-350，未做冲账；4月4日返……-710、-160，未做冲账；4月12日返……-232、-960，未做冲账；4月19日返……-2744，未做冲账。迪敖公司陈述，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确认上述欠款金额后，迪敖公司又在2018年4月25日至同年4月27日，向日尚公司发送价值21276元（按吊牌价1.8折折后的金额）的货物，但之后日尚公司又退货5510元，故日尚公司实际欠款金额为292952元（277186元+21276元-5510元）。迪敖公司还提交了2018年4月24日、同年4月27日的入库单及配货单。上述证据中，除出库单、入库单及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当庭出示手机外，其他证据均为打印件。日尚公司确认收到迪敖公司交付的全部货物，但认为其并不拖欠迪敖公司货款，且表示其已超额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日尚公司提交了其向迪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付款凭证显示，2016年5月4日至2018年1月29日，日尚公司累计向迪敖公司支付款项合计4676247元，其中2018年1月29日，日尚公司及蔡某分别向迪敖公司及迪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100000元，合计200000元。迪敖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并对日尚公司自行制作表格中的款项支出进行一一说明，并表示上述期间的款项中仅有2017年11月24日的85000元及同年11月27日的65000元合计150000元为2018年春夏货物订金，其他款项为2016、2017年度的货款，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无关。以上事实，有日尚公司提交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付款凭证、公证书、增值税专用发票、律师函等证据，迪敖公司提交的对账单、销售明细表、入库单、配货单、微信来往记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日尚公司与迪敖公司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意思表示清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综合各方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迪敖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及应否赔偿日尚公司损失60万元。二、迪敖公司反诉主张货款292952元及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三、日尚公司主张解除合同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一审法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日尚公司与迪敖公司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2016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迪敖公司不得在辽宁××××省内授权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销售“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原有辽宁、吉林地区的直接和迪敖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的经销商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转为日尚公司的客户，即统一参加日尚公司召开的2017年春夏季货品订货会。日尚公司认为迪敖公司违反上述约定，并提交了相关人员向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凭证及公证书。但根据迪敖公司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庄孝定作为股东的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可知，广州不求得之文化有限公司也经营服装业务，故仅凭向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转款的凭证不能证明该等人员与迪敖公司存在“ASOKA（阿索卡）”品牌产品的交易往来。另外，迪敖公司除了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外，还经营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货品，即使日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载明的人员是与迪敖公司存在交易往来，也不足以证明该等交易是有关“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的交易，况且日尚公司提交的向迪敖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孝定支付款项的李某、任某、卢某也出具了证明，均表示其向庄孝定支付款项的用途是支付DIGARIAGRDEIA（中文名大卫）品牌产品的货款，而不是有关“ASOKA（阿索卡）”品牌货品的货款。综上所述，日尚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案涉合同履行期限内，迪敖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授权他人经营“ASOKA（阿索卡）”品牌的货品，故日尚公司认为迪敖公司违约在先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日尚公司据此要求迪敖公司赔偿损失60万元的诉讼请求，亦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迪敖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292952元主要是发生在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2018年春夏服装的货款，2017年的货款只包含698元。日尚公司与迪敖公司签订的《授权销售代理合同》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签订订货合同后先付30%预付款，迪敖公司以传真方式通知日尚公司提货，并附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明细，日尚公司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批货品金额的30%，迪敖公司发货，该批货品的其余10%、10%、20%货款，日尚公司收到货后的次月、第三月、第四月的对应日支付。日尚公司自认收到迪敖公司在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交付的全部货物，而日尚公司又自认最后一次向迪敖公司支付货款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1月29日，且日尚公司自行提交的付款凭证也显示付款时间绝大部分发生在2018年之前，故日尚公司辩称已向迪敖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且超额支付货款的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双方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针对每次订购货物签订订购合同，但结合迪敖公司提交的2016春夏及秋冬账单、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复印件及迪敖公司工作人员与日尚公司工作人员杜某、蔡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迪敖公司向日尚公司发送包含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的明细，且双方均进行对账，并有日尚公司的工作人员蔡某确认欠款金额的事实。另外，从日尚公司向迪敖公司支付高达几百万元款项的事实可见，如果不进行对账，日尚公司也不可能向迪敖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故日尚公司陈述迪敖公司交货时未提交发货明细、未对账的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者，日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其自行制作的付款表格中载明的付款时间、金额均能与迪敖公司提交的2016春夏及秋冬账单、2017春夏日销售明细表、2017秋冬销售明细表、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复印件中载明的款项支付时间、金额一一对应，相互印证。日尚公司虽不确认迪敖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复印件，但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认为迪敖公司提交的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可以作为其主张剩余货款的依据。依据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2018年4月28日签名的2018春夏季应收账款表格载明应付“277186”、迪敖公司提交的与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及杜某的微信来往记录中2018年4月24日之后有关补货的来往记录、迪敖公司在2018年4月24日之后向日尚公司发送货物的单据及迪敖公司自认的应扣除次品5510元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日尚公司尚欠迪敖公司货款292952元，故迪敖公司要求日尚公司支付货款292952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迪敖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按照最后一次送货时间后推三个月即从2018年7月27日开始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迪敖公司主张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虽然日尚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未依约支付货款，构成违约，但由于市场经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迪敖公司仅凭日尚公司在2017年的进货量主张赔偿损失122900元的诉讼请求，明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迪敖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9月6日通过微信向与迪敖公司一直就案涉合同履行进行沟通的日尚公司工作人员蔡某发送《关于终止ASOKA品牌辽宁、吉林市场合作的通知函》，日尚公司对此未作出回应。之后，迪敖公司又通过书面形式向日尚公司发送《关于解除＜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及立即支付货款的律师函》，日尚公司确认于2018年12月6日收到律师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就算日尚公司未收到迪敖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发出的终止案涉合同履行的通知，日尚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收到迪敖公司解除合同通知后，如果认为迪敖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应当提出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但日尚公司在本案中并未要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反而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已表明同意解除案涉合同。如前所述，日尚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迪敖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反而是日尚公司拖欠迪敖公司货款，且未履行召开2018年秋冬订货会义务，迪敖公司据此提出解除合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已于2018年12月6日解除，日尚公司再次要求解除案涉合同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日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日尚公司向迪敖公司向支付货款292952元；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日尚公司向迪敖公司支付利息（以292952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27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四、驳回迪敖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9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881元，合共13681元，均由日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日尚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2017）粤0104民初8054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该判决是迪敖公司与宾尼迪公司的合同纠纷，其中宾尼迪公司是广西代理商，从判决可看出迪敖公司有意在其他客户签完合同后来打击代理商，该判决与本案有类似情况，并且迪敖公司违约在先，导致日尚公司的直接损失。迪敖公司质证认为：因日尚公司没有提供原件，故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日尚公司称迪敖公司在该案中违约，但从该判决并未看出迪敖公司有违约行为，也不能以此证明迪敖公司在本案中存在窜货行为。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一审中，日尚公司陈述，双方签订《授权销售代理合同》后，订货不再签订新的订购合同，只需要用电话沟通的方式下订单，然后迪敖公司向日尚公司发货，迪敖公司只提交入库单和货物清单，随同货物一起发送给日尚公司，然后日尚公司根据货物的吊牌价乘以0.18计算出应当支付的货款，整个过程均为滚动发货、滚动支付，结算后的货款双方通过电话及微信确认货款金额，但日尚公司的控制人蔡某并没有在相关单据上签名，迪敖公司提交的有关单据上的签名均不是蔡某本人所签；2017年11月27日支付的65000元是2018年春夏货物定金，此后支付的款项也是迪敖公司交付货物的货款，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1月29日累计支付货款为474000元，双方滚动发货、滚动付款，从未对账。二审中，日尚公司陈述，其支付货款的依据是订购单和对账单，以前对账的形式是双方财务人员进行电话确认，迪敖公司会通过传真方式向日尚公司发送单据，该单据类似迪敖公司提交的表格，如果日尚公司对该金额没有异议，就直接付款，不再进行书面确认；如果对金额有异议，金额不大就口头协商直接付款或由迪敖公司补货几件衣服，如果金额大的话迪敖公司就重新制作一份单据给日尚公司，不存在迪敖公司所述的蔡某签名确认的情况，蔡某是公司负责人不会负责这些事务。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迪敖公司是否存在违约销售行为，日尚公司主张赔偿损失是否成立，二是日尚公司有无欠付货款及金额认定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日尚公司为证明迪敖公司存在违反独家授权的销售行为，提交了客户往来账目登记表打印件、徐某等人向庄孝定付款的凭证复印件和证人证言。但往来账目登记表为自制表格打印件，迪敖公司亦已提交证据证明其或关联公司尚经营其他品牌服装，并提交了徐某等部分交易相对方出具的说明，说明款项是用于支付其他品牌货款。同时，日尚公司提交了公证书、照片、视频等证据显示在市场可采购“ASOKA（阿索卡）”品牌服装，亦不足以证明上述服装经营者是经由迪敖公司直接授权销售。综合考虑双方提交的证据，日尚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合同期内迪敖公司存在授权他人销售涉案品牌服装的行为，日尚公司据此主张赔偿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迪敖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绝大多数为发货时间2018年1月31日至4月27日期间的2018春夏服装货款，并提交了该期间的入库单、出库单、配货单等证据。日尚公司认可收到了上述期间交付的货物，并主张其在2018年1与29日已经付清全部交易货款。但按日尚公司在本案一审中陈述的货款支付依据，是根据收到的货物及随货单据计算应付货款，故其在本案中主张收货前已经付清全部货款，与其自行陈述的交易习惯及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均存在不一致之处。其次，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对账。日尚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庭审及上诉理由中对双方是否存在对账习惯、对账具体方式均存在不同陈述，对其一、二审中分别陈述的“双方通过电话及微信确认货款金额”“迪敖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向日尚公司发送单据”等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再次，迪敖公司提交的各对账单虽为打印件，但其中部分发货内容与入库单、出库单、配货单等相互印证，其中记载的回款信息亦与日尚公司提交的付款记录可以对应。结合迪敖公司提交的催款微信、函件等证据，一审法院采信迪敖公司提交的证据认定日尚公司欠付货款29295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日尚公司拖欠货款、且未召开2018秋冬订货会，迪敖公司据此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于解除通知到达之日予以解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迪敖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沈阳日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张 露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