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08行终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吉安县城文山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1021748508488A。法定代表人李财生，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慧，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晋军，江西庐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揣明千，男，1973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莉，辽宁咏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西远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吉安县分公司，住所地：吉安县县城君山大道北侧（香榭园F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1MA37NY9987。负责人黄家兴，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吉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吉安县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揣明千、原审第三人江西远创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吉安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远创公司）工伤认定一案，不服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19）赣0803行初15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玉玲系远创公司职工，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远创公司安排王玉玲到天津壹米飞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从事电托司机工作。2019年4月25日17时40分许，正在上班的王玉玲与同事杨忠娟因工作发生口角、扭打，随即经同事劝解拉开，之后二人又开始工作。当天18时05分许，公司经理张启阳就王玉玲和杨忠娟打架的事情召集员工开会，当时其他员工坐在托盘上，张启阳让二人站在中间，开了一段时间会后，王玉玲因身体不适坐到其同为同事的丈夫揣明千旁边，其他同事则散会回去工作，大约过了5分钟，揣明千发现王玉玲昏迷，并随即与同事一起将王玉玲送去就医。2019年4月27日7时许，王玉玲经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6月19日，王玉玲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为系高血压性脑干出血死亡，情绪激动、过度劳累等因素可诱发高血压性脑干出血。2019年6月18日，揣明千和远创公司向吉安县人社局提交申请书，提出“当地公安介入事故调查，事后司法部门进行尸检，由于司法部门流程比较长，事故报告至今还未出具，现特此申请再延迟一个月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2019年7月18日，远创公司向吉安县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吉安县人社局于同年7月20日受理。2019年7月25日，吉安县人社局作出吉县人社伤认字[2019]第33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因不服该不予工伤认定决定，揣明千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之规定，吉安县人社局就发生在辖区内的工伤事故具有工伤认定的职权。关于本案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的规定，远创公司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超过了规定的30日，但其提前向吉安县人社局提出了延迟提交的申请，吉安县人社局也于2019年7月20日受理了远创公司于7月18日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即视为吉安县人社局同意延长申请时限，因此，吉安县人社局受理远创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合法。关于王玉玲的死亡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工伤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对王玉玲突发疾病系在工作时间均无异议，争议的焦点为是否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根据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2019年4月26日对杨忠娟的询问笔录第4页第4-5行“还没等经理说完，王玉玲就到托盘那边靠着他对象坐着了”，4月27日对杨忠娟的询问笔录第3页倒数第3行“我心里还想，经理还没走呢，自己就坐地上了”，第4页第15行“她是在开会的时候犯病的”，5月3日对杨忠娟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8-10行“有个小组的组长说：‘都干活去吧，要不干不完了。’这时候，王玉玲就过去她老公身边坐在了托盘上，我心里还想，经理还没走呢，自己就坐地上了”，第4页第4-5行“经理说散会的时候，大伙都还没动，王玉玲就过去坐她老公身边，接着大伙都散了干活去了”，4月26日对揣明千的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1-3行到第3页第1行“经理就批评她俩，大概意思说‘能干就好好干，打架按照合同就得解除合同，送到人事部处理，你们也不嫌丢人，这要是我，我早就找个缝儿钻进去了’，这时候王玉玲就有些站不住了，我在她旁边，她就顺势坐在我旁边的托盘上了”，揣明千系王玉玲昏迷前最后接触的人，王玉玲昏迷前系和杨忠娟发生了纠纷，王玉玲昏迷前，杨忠娟也和她一起在开会时做了检讨，因此，揣明千和杨忠娟的笔录最能证实王玉玲昏迷时的情况，揣明千的笔录和杨忠娟的数次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王玉玲系在开会时突发疾病，也即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作为用人单位的第三人也认为王玉玲的死亡系工伤。因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王玉玲的死亡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吉安县人社局作出的案涉《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规定，该决定书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安县人社局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的吉县人社伤认字[2019]第33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二、责令吉安县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对第三人远创公司关于王玉玲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上诉人吉安县人社局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事实及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王玉玲系在开会时突发疾病，属事实和法律认定有误。一审仅采用揣明千（王玉玲丈夫）和杨忠娟（与王玉玲吵架之人）的公安询问笔录，认定王玉玲系在开会时突发疾病违反证据规则。首先，证人证言作为主观证据，不能单独采用，应结合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经质证后才能依法采用。其次，两人的笔录内容与现场经理张启阳的证言证词不相吻合，张启阳陈述王玉玲是在会后5分钟突发疾病，更符合客观事实。采用与王玉玲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询问笔录，未与其他客观证据相印证，忽略现场经理张启阳的证言证词直接认定王玉玲系开会中突发疾病，违反证据规则，应予纠正。2.一审认定王玉玲在开会中突发疾病，推定其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明显不妥，有违《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公平原则。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虽然重点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突破法律限制，进行无限制的扩大解释。人社部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中的工作岗位是指职工日常所在的工作岗位和本单位领导指派所从事工作的岗位。其次，王玉玲突发疾病是因和同事杨忠娟上班时间吵架，扭打行为本身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且王玉玲是因情绪激动诱发脑干出血死亡，跟工作没有关系，现场经理为此临时组织开会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岗位。最后，一审认定王玉玲在开会中突发疾病证据不足，进而推定其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纠正。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2019年7月25日作出的吉县人社伤认字[2019]第33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揣明千辩称，1.王玉玲与杨忠娟在上班时间争吵，可能违反劳动纪律，但这与王玉玲突发疾病在开会期间死亡完全是两回事，一审中也提供了公安局立案及尸检报告，用以证明王玉玲的死与杨忠娟没有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2.开会本是工作一部分，是相关领导组织和分配工作使工作任务能够真正贯彻落实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上诉人认为一审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解释，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块扩大解释，属简单套用法条，歪曲事实，有违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远创公司述称，其同意上诉人吉安县人社局的上诉意见。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王玉玲的正常下班时间为19时，其于18时05分左右突发疾病时正是在值班经理确定的地点召开临时会议之后。虽该地点不是王玉玲本职工作的工作地点，但该会议属于公司安排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王玉玲在临时会议地点突发疾病应确认为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情形。上诉人吉安县人社局上诉主张王玉玲的死亡不属于工作岗位的情形，系对该法条片面、狭义的理解，与本案事实不符。王玉玲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吉安县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撤销其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吉县人社伤认字[2019]第335号《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吉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审判员 钟君林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胡传义书记员刘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