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83民初76号原告：罗立鹏，男，1987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北路142号众冠花领工业西区3栋1楼。法定代表人：林木勤，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卓成，该公司职员。原告罗立鹏诉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立鹏及其诉讼代理人高俊，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张卓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立鹏诉称：一、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违法，应当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原告于2012年4月11日入职被告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任职销售人员岗位，合同期限2012年4月11月至2019年4月11日；后原告历任销售主管和增城区服务处经理。原告任职增城服务处经理期间，被告以原告终端搭售混乱、虚报销售数量、恶意窜货、收取配送商保证金，违反《员工奖惩办法》等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1、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所依据的《关于对广州增城服务处核查情况说明》完全不符合事实情况，其中解除劳动关系所依据的理由—虚报销量造成公司10000元损失，原告在随后向公司总经理寄送的《反馈说明》及劳动仲裁期间证人出庭的证言已经证明，所谓的虚报销量仅仅是由于经销商与配送商之间的统计数量差距，是因为时间因素导致配送未到位，相关销量实际已经完成，不存在任何虚报销量事实，而且劳动仲裁委也认定了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公司因原告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完全不存在。2、被告于2016年4月22日解除原告劳动关系，却直到2016年5月3日才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被告不仅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制定的《员工奖惩办法》的程序通知被告，而且还发送了错误地址，而且被告延迟这么久发通知也不符合常理。原告作为被告员工，一直在增城服务处工作，被告不可能不知道被告的收件地址，被告故意发送错误地址，因此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根本没有通知到原告，构成了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3、被告公司从未有过完整、详细的市场管理规定，原告一直兢兢业业履行工作职责，被告从未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有工作严重失职或故意导致公司重大损失的行为，针对被告所称恶意窜货行为，是被告服务处其他员工所为，发生该情况后原告立即进行了纠正，且窜货数量非常少，原告在第一时间就着手解决，并未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和影响，并不存在被告所称恶意。针对原告向经销商倡议收取保证金的行为，公司对此没有任何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任何规定不允许员工提出建议，原告仅仅处于公司经营风险的考虑建议经销商收取保证金，自己并没有从配送商处收到过任何费用，也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好处，且原告是主动将此建议内容告知公司督察，事后积极协调经销商退还保证金，原告行为没有给公司造成过任何损失和影响。反而一直是积极维护公司利益。综上，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没有任何法定理由，也未按照合法程序通知原告，其解除劳动关系违法。二、双方的劳动关系应当在2016年6月30日解除。被告在未对原告进行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了和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通过其他同事才知道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惩处通知，原告知道后第一时间向被告寄送了反馈说明，对该通知捏造和歪曲的事实进行了澄清，不久公司人事部门主动联系原告了解情况，此时也未要求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一直未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坚持照常上班，但自2016年5月后被告安排了他人代替了原告工作职责，并逐步关闭了原告的企业邮箱、停止发送公司通知给原告、关闭了原告在公司管理系统中的账号、停止了原告的考勤记录，直至2016年6月30日，原告的工作已被完全替代，已经无法再继续从事增城服务处经理工作的可能，原告工作处的诸多同事已经对以上事实进行了书面作证。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结束的日期实际上应当是2016年6月30日。三、大区层面月度、季度提成（销售发展基金）属于原告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应当由被告支付。1、大区层面月度、季度提成（销售发展基金）其发放标准由被告制定，且从原告提交的证据3—由被告在劳动仲裁阶段提交材料《深鹏营销分部2016年薪资标准（广东特区）》，被告也把该发展基金列为营销人员薪资构成部分，且明确属于按照销量获得的提成；2、原告获得该提成（销售发展基金）的方式是必须完成一定的销量，该提成的多少是以销量挂钩，且从提成的字面意义也可以明确应当是属于劳动报酬，如果原告不在销售这一岗位上，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该提成。另外申请人领取销售发展基金必须凭借大区总经理签字的《销售发展基金提取申请表》及《销售发展基金人员补贴发放统计表》才能向经销商领取，以上表格皆由被告来管理和制定，原告虽然从经销商处领取，但领取以后又必须转账给销售大区，再由大区发放给各个岗位销售人员，其发放的标准、发放申请审批、发放统计、发放管理都由被告来负责，原告是不能自主领取、获得该款项的；3、经销商也是由被告进行管理任何一个经销商必须服从被告对其制定的管理规定和合同约束，然而经销商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经销商也无义务向原告支付报酬。月度、季度的销售提成发放仅仅是被告通过对经销商的安排，从而改变了原告的报酬发放方式，实际上原告必须作为被告的员工才能领取该销售提成。因此通过经销商发放只是被申请人劳动报酬发放的不同形式，大区层面月度、季度提成（销售发展基金）是原告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应当由被告支付。四、被告公司严重超时工作，原告长期加班，应当支付原告加班工资。被告公司产品属于快消日常用品，市场需求大，对于销售人员的工作负担是极其沉重的，原告作为销售人员，每月仅休息周日一天。在节假日往往属于被告公司产品销量的旺季，原告常常需要参与各类促销活动，凭借常识可知，被告不可能给予原告休息。原告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之中，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原告工作时间和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安排原告工作，都是占用了原告的休息时间，理应按照《劳动法》支付加班工资。销售提成是与销售挂钩，与原告工作时间长短无太多联系，不能仅仅因为支付了提成就忽略了原告高强度的工作与辛勤的付出，而不支付加班工资。且从被告的工资造册表不能看出被告支付过任何加班工资或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因此被告应当支付原告加班工资。五、应当由被告支付原告的款项及计算方式。1、原告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4400元，被告根据上月销量每销售一箱给予0.1元的提成，此部分工资被告转账至原告。原告于2015年11月—2016年5月份之间，分别完成销售量：19524箱，17465箱，42730箱，20275箱，32984箱，42979箱，55403箱。原告工资计算分别为：2016年3月工资6427.5元，2016年4月工资7698.4元，2016年5月工资8697.9元，2016年6月工资9940.3元，被告拖欠原告2016年3月—6月工资32764.1元；2、原告于2013年12月由萝岗服务处转至增城服务处，被告拖欠提成5637元；3、被告每月根据销量按照每箱0.1元的标准于次月发放给原告月度提成（销售发展基金），2016年3月—6月的月度销售发展基金：2027.5元，3298.4元，4297.9元，5540.3元，月度销售发展基金共计15164.1元；4、被告每季度根据销量按照每箱0.1元的标准于季度末发放给原告季度提成（销售发展基金），第一季（2015年12月—2016年2月）销售发展基金7971.9元，第二季（2016年3月—2016年5月）销售发展基金9623.8元及6月的季度销售发展基金5540.3元，共计23136元；5、每年年终，被告根据原告年底的总销量给予每箱0.1元的年度提成（销售基金），被告应当支付年度销售基金28718.4元（2015年12月—2016年6月销售量共计287184箱）。6、按照销售服务处每月销售量0.1元/箱的标准提供行政类销售基金，以供采购服务处办公用品和服务处人员的文体娱乐活动，原告垫付了2016年3月—4月的行政类销售基金9116.9元。7、原告在被告工作年限为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30日，原告2015年4月—2016年3月实际发放工资分别为：5530.68元，7166.2元，8387.08元，8428.47元，7624.77元，7573.62元，7709.27元，10090.12元，7122.18元，7633.44元，12433.52元，16423.41元，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79,592.1元（以2015年3月—2016年2月之间12个月平均工资8843.56元计算）。8、原告工作方式为每周工作6日，周日休息，周六（休息日）需加班，公司皆没有安排调休，也从未安排过年休假。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因此被告应当支付2015年-2016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4879.2元（被告未安排原告休年休假共计6日，8843.56/21.75×6×200%=4879.2）。9、2015—2016年，原告节假日加班共计19日，因此应当支付节假日加班工资23176.2元（8843.56/21.75×19×300%=23176.2）10、原告2012年休息日加班共计38日；2013年全年休息日加班共计54日；2014年休息日加班共计54日；2015年休息日加班共计54日；2016年休息日加班共计27日，共计227日；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原告基本工资为4400元，日工资为202.30元。因此被告需支付原告2012年加班工资15374.7元，2013年加班工资21848.3元，2014年加班工资21848.3元，2015年加班工资21848.3元，2016年加班工资10924.1元，加班工资共计91843.7元。11、原告从事销售岗位，长期在室外露天进行工作，根据《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关于高温津贴发放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6月至10月期间，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发放2015-2016年高温补贴900元（共计6个月，以每月150元计算，150×6=900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过于主观武断，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犯，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3月—6月工资共计32764.1元；3、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2013年12月提成5637元；4、被告支付拖欠的3月-6月的月度销售发展基金共计15164.1元；5、被告支付拖欠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6月的季度销售发展基金共计23136元；6、被告支付年度销售发展基金28718.4元（2015年12月-2016年6月销量共计287184箱）；7、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9116.9元；8、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79592.1元；9、被告支付2015年，2016年末安排原告休年休假工资报酬4879.2元（共计6天）；10、被告支付2015年、2016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3176.2元（共计19天）；11、被告支付2012-2016年的加班工资91843.7元；12、被告支付2015年，2016年高温补贴900元（共计6个月，以每月150元计算）。原告罗立鹏提交了如下的证据：1、劳动合同，2、员工信息、名片及工作牌，证明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和原告的工作岗位；3、《营销分部各职位固定薪酬标准》、《深圳营销分部2016年薪酬标准（广东特区）》，证明原告的工资由固定工资标准和提成工资构成；4、《广东特区服务处2016年销售发展基金使用规划》，证明原告的固定工资标准及每月、季度的提成工资通过经销商以现金形式发放至销售大区，再由销售大区放发给销售人员；5、《广东特区广州增城服务处销售发展基金提取申请表（2015年12月～2016年4月）》，证明原告的固定工资标准及每月、季度的提成工资通过经销商以现金形式发放至销售大区，再由销售大区放发给销售人员；6、《广东特区广州增城服务处销售发展基金人员补贴发放统计表（1～4月份）》、《广东特区广州增城服务处第一季度销售发展基金人员补贴发放统计表》，证明增城服务处销售人员的提成发放情况；7、《东鹏饮料各办事处月报表（2015·3～2015·11）》、《广州增城服务处月销量汇总表（2016·1～2016·6）》，证明增城服务处2015年3月～2016年6月销量情况；8、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26日期间，被告以转帐方式向原告发放工资情况；9、垫付证明，原告拟以提供“证明人”的方式证明原告垫付了2016年3、4月的行政类补贴（销售发展基金）9116.9元；10《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11《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反馈说明》，证明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12、证明，原告拟以提供“证明人”的方式证明原告在增城服务处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13、《广东大区广州区域考勤汇总表（2015·12～2016·4）》，证明原告每周工作6天，仅周日休息一天；14、《东鹏饮料主管交接单》，证明被告拖欠原告2013年12月提成工资5637元；15、工作情况说明，证明被告公司的劳动者工资待遇标准、薪酬发放、上班时间，工作环境及休假制度；16、证人与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证明出具《工作情况说明》的证人属于被告员工，与原告岗位相同，其出具《工作情况说明》具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17、《关于营销驻外大区2016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证明被告在春节期间仅放假七天，并未安排年假也未安排多余的调休；18、在职员工档案资料，证明证据9、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19、社保缴费记录，证明被告未为原告缴纳2012年4月至2013年7月社会保险，未足额为原告缴纳2016年5、6月社会保险费。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8、10三性无异议；证据3第八页内容不予认可，第九页内容无异议；证据4、5、6、7、9、11、12、13、14、15、16、17、18、19三性均不予认可，其中证据18、19无关联性。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4月22日解除。2016年4月22日，答辩人发出《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知》，其中已明确记载“对罗立鹏做出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即日起生效”。答辩人解除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应自答辩人决定之日起生效。在答辩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被答辩人未予以回应，答辩人便于2016年5月3日，按照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劳动合同》中第11.6条约定的送达地址向被答辩人用中国邮政快递（快递编号：102348666619）邮寄《奖惩通知单》，通知书中记载“双方的劳动关系即日（2016年4月22日）解除。”另外，在劳动仲裁庭审中，被答辩人及其证人均证实被答辩人知晓答辩人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因此，被答辩人自2016年4月22日后与答辩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二、答辩人解除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2016年3月10日，答辩人核查被答辩人所管理的服务处有关市场运作情况，核查中发现被答辩人作为其管理的服务处第一责任人期间营私舞弊，虚报销量，骗取销量提成，严重造假。经被答辩人在《关于广州增城服务处核查情况说明》中签字确认的事实，合计多上报销售数据8000件（箱）“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产品。依据被答辩人提交的《深鹏营销分部2016年薪酬标准（广东特区）》中记载的提成内容，服务处经理每一件（箱）“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提取0.1元的提成，组长每一件（箱）“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提取0.15元的提成，销售代表每一件（箱）“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提取1元的提成，其中组长的销量同样依据销售代表的销售量叠加计算，服务处经理的销量同样依据销售代表的销售量叠加计算。即一件（箱）“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含有1.25元的提成作为工资发放给员工，而因被答辩人多报8000件（箱）产品，致使答辩人须多支付给员工工资10000元，且被答辩人自认上述行为因个人原因给答辩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另外，被答辩人在职期间，违反公司有关经销商管理的要求，擅自建议当地经销商向其配送商每人收取保证金，其建议未经答辩人认可便擅自施行，给答辩人造成恶劣影响；根据答辩人《员工奖惩管理办法》、《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答辩人解除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三、被答辩人工资应支付至2016年4月22日。因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解除劳动关系日为2016年4月22日，因此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的工资应支付至2016年4月22日，依据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答辩人应发放被答辩人工资为12722.07元，答辩人予以认可。四、答辩人不应支付被答辩人2013年12月提成。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答辩人诉请的2013年12月提成在劳动仲裁期间未提出申请，该诉请不在原劳动仲裁事项内，现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程序。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十四，仅表明分主管和业务员提成为5637元，并未证明该提成是被答辩人的。五、答辩人不应支付被答辩人月度、季度销售发展基金。被答辩人所述“基金”是指由答辩人与答辩人的经销商之间签署的《销售发展基金管理协议》，依据该协议由答辩人经销商依照其出货量每月按每箱定额提取一部分金额存放至固定账户用于奖励为其服务的销售人员，该金额即称为销售发展基金。被答辩人诉请的月度基金和季度基金不是由答辩人支付的，而是由答辩人的经销商支付，该部分不属于工资，是经销商给予销售人员的奖励。另外，答辩人从未有发放月度和季度销售基金的记录。因此，被答辩人诉请此部分奖励由答辩人支付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六、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应支付年度销售发展基金，依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答辩人需支付给被答辩人年度销售发展基金15682.3元，答辩人予以认可。七、答辩人诉请被答辩人支付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无事实依据。被答辩人诉请要求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垫付的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被答辩人就该金额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依据。此金额既无支付明细和有效票据，也未向答辩人要求核实此费用，更未得到答辩人的许可。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此费用无事实依据。八、答辩人诉请被答辩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无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因被答辩人作为其管理的服务处第一责任人期间营私舞弊，虚报销量，骗取销量提成，严重造假。自认给答辩人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违反了答辩人《员工奖惩管理办法》、《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答辩人解除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合法，因此无需支付被答辩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九、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应支付2015年、2016年的未休年假工资，依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答辩人需支付给被答辩人未休年假工资4290.46元，答辩人予以认可。十、答辩人不应支付被答辩人2015年、2016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答辩人诉请的2015年、2016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在原劳动仲裁期间未提出申请，该诉请不在原劳动仲裁事项内，现在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程序。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支付2015年、2016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无法律依据。十一、答辩人不应支付被答辩人2012年—2016年加班工资。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支付2012、2013、2014、2015、2016的加班费。首先，该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被答辩人未提交任何有加班事实的依据。按照一般公司企业法人内部的管理流程，员工加班需要有加班的理由并提出相关申请，但是被答辩人从未向答辩人提交任何申请也未说明加班的理由。再次，依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答辩人提交的《深圳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通知书》，双方同意按照不定时工作制确定被答辩人的工作时间，因此被答辩人的工作时间是不确定的，且从被答辩人入职至解除劳动关系之日止，答辩人从未对被答辩人进行考勤。依据答辩人提交的《2014、2015、2016年工资造册表》，被答辩人自入职合计5年时间都是按照全勤予以核算工资。最后，根据答辩人所处的快消行业整体情形、被答辩人从事具有提成性质的特殊行业岗位、被答辩人的综合性薪资水平等因素综合分析，其加班费亦以销售提成的性质得以体现。综上，答辩人无需支付被答辩人加班费。十二、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应支付2015年、2016年的高温补贴，依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事实，答辩人需支付给被答辩人高温补贴750元，答辩人予以认可。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被答辩人的诉请理由和事实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提交了如下的证据：证据1、2、3《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快单回执》及《投递记录》，证明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解除了劳动关系；证据4《奖惩通知单》，证明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4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通过快递送达，原告没有签收退回被告。投递地点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地点投递；证据5、6、7、8《员工奖惩管理办法》、《培训签到表》、《劳动合同》及《关于广州增城服务处核查情况说明》，证明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合法。《劳动合同》中的工作时间约定为“不定时工作制”；证据9《销售发展基金管理协议》、证据10《经销商营业执照》，证明销售发展基金是由经销商发放；证据11《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通知书》，证明被告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无需支付原告加班费。原告罗立鹏对被告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通告阐述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具事实依据，属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被告是在通告发出数天后才发出《奖惩通知单》，且原告一直没有收到，被告没有切实履行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并不是在2016年4月22日解除；证据5真实性确认，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员工奖惩办法为被告单方制定，没有经全体员工讨论通过，其中制度是否合法有待商榷，员工奖惩办法适用和原告行为无关联性，不能说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更能说明是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证据6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签到表有增城服务处多名员工签字名，可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反馈说明、垫付说明以及证明中多名同事签名比对，从而证明原告所说的签名真实；证据7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被告的不定时工作制需审批。原、被告履行劳动合同期间，被告公司的不定时工作制未被批准，且被告没有准确计算原告的工作时间和考勤制度；证据8的三性不予确认；原告是诱骗签署的，与事实不符；证据9、10三性均不予确认。该协议是被告与第三方签署，根据合同相对性，与原告无关。该协议的销售发展基金是否属原告主张的月度、季度提成，通过协议是无法确认，该协议中第六项第三点条款“基金使用方案”，与原告领取的提成方案有矛盾。不能证实被告所证明的发展基金是否属原告的大区提成。协议中销售基金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不明确，不能确认销售基金是由经销商发放的。证据11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审批通知书记载的申请时间是2016年7月25日，实施时原告已离职。本案诉讼期间，原告申请了证人何某、朱某出庭作证。证人何某出庭作证称：我是被告公司销售代表，与罗立鹏是同事。我的工资由底薪＋提成构成，提成有两部份，一部份是公司打到工资卡上，另一部份是广东大区现金发放。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在2017年2月23日期满后已离职。之前罗立鹏是增城服务处经理。2016年5月，公司委派了个人过来增城服务处，这个人说他是领导，我们才知道公司要解除与罗立鹏的劳动关系，但罗立鹏一直上班至6月30日。证人朱某出庭作证称：我与罗立鹏是同事，我在新塘工作，我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在2017年2月21日期满后已离职。罗经理在增城服务处上班到2016年6月30日。关于虚报销量的问题，只是经销商的库存和二级批发商即邮差商未及时送至终端客户时间差，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也没有多发提成。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2年4月11日入职被告公司，岗位增城区服务处经理，约定的工资待遇为底薪4400元＋提成（按销量分为公司提成和大区提成，均以0.10元/箱计算）。期间，原、被告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6年3月10日，被告公司督查部人员在对增城服务处市场区域的核查过程中，认为增城服务处经营管理中存在终端搭赠、二批费用使用混乱，虚报销量造假多报8000件、一月份PO虚报、多报、严重造假、市场价格混乱、发生窜货、严重影响周边市场价格体系，向当地经销商倡议收取每家配送商2万至10万元的保证金等问题。当天，经督查人员书写了《关于广州增城服务处核查情况说明》。与此同时，原告则在该说明下方作出如下的描述：“由于我管理问题和个人工作疏忽给公司造成了不良影响，本人愿接受公司处罚，愿公司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2016年4月18日，被告公司营销计划中心－人力资源部向公司各部门发出《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同年4月22日，被告通过公司邮箱发送《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同时还通过中国邮政EMS将《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投送至原告原工作地点：“广州市黄埔东路2799号国宝酒店709室”。同年5月4日，该快递公司以未妥投（拒收）为由将该件退回被告公司。与此同时，被告在公司邮箱发出《惩奖通知单》，明确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4月22日解除。但被告未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也未通知原告对工作进行交接。期间，原告于2016年4月23日向被告公司提交《关于对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惩处的通告反馈说明》，原告对惩处通告内容的形成及其惩处提出申辩，增城服务处的员工均在该反馈说明上签名支持原告的申辩理由，但被告始终未予理睬。2016年5月初，被告另行委派他人到增城服务处接管原告工作，并遂步关闭了原告的电子邮箱，原告工作至2016年6月30日离开。2016年8月5日，原告向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东鹏公司支付给申请人拖欠的3～6月工资32764.1元；2、东鹏公司支付拖欠的3～6月季度销售发展基金15164.1元；3、东鹏公司支付拖欠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6月的季度销售发展基金共计23136元；4、东鹏公司支付年度销售发展基金28718.4元（2015年12月-2016年6月销量共计287184箱）；5、东鹏公司支付申请人垫付的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9116.9元；6、东鹏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赔偿金79592.1元；7、东鹏公司支付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末安排申请人休年假工资报酬8091.95元（共计20天）；八、东鹏公司支付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高温补贴3150元（共计21个月，以每月150元计算）；九、东鹏公司支付2012～2016年的加班工资91843.7元。对此，东鹏公司（被告）提起反诉。2016年12月16日，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字[2016]1194、128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东鹏饮料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2016年3月至2016年4月工资12722.07元给罗立鹏；二、东鹏饮料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五日内支付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年度销售提成15682.3元给罗立鹏；三、东鹏饮料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2015年及2016年年休假工资差额4290.46元给罗立鹏；四、东鹏饮料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2015年高温津贴750元给罗立鹏；五、驳回罗立鹏其它仲裁请求；六、驳回东鹏饮料所有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于2017年1月3日诉至本院。另查明：2016年7月25日，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向被告作出《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通知书》，该局批复并同意被告公司外勤销售、外勤督察、外勤推广工种（岗位）的员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实施时间自2016年7月25日2017年7月24日。本案庭审中，原告确认其工作期间无需日常考勤。本案庭审中原告称，我当初入职时的工作地点在黄埔做业务员，后调荔城做主管，之后又调东圃做主管，去年调回增城做经理。虚报销量的事并不存在，仅仅是因为经销商和配送商之间统计数据差距造成的，该差距未给公司造成直接损失。仲裁裁决书的第17页也查明该事实。2016年3月10日，公司核查人员做了情况说明，称都是些小问题，要我签个名让其好交差，诱骗我签了名。后我觉得不对劲就写了反馈说明，并叫业务员都签了名。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自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者应当按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被告虽于2016年4月22日，2016年5月4日，先后通过公司电子邮箱在公司内发送《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关于广东特区增城服务处罗立鹏、李小权惩处的通告》、《奖惩通知单》，但被告没有向原告本人送达通告、通知单，也没有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更没有通知原告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原告主张其在原岗位上班至2016年6月30日，本院予以采信。对此，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于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3～6月工资32764.10元的问题。原告提交了2016·1～2016·6《广州增城服务处月销量汇总表》，原告主张其3月工资6427.50元、4月工资7698.40元、5月工资8697.90元、6月工资9940.3元，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认为不应支付原告5、6月份的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3～6月工资32764.10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被拖欠的2013年12月提成5637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被拖欠的2013年12月提成5637元，提交了《东鹏饮料主管交接单》，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原告该请求未在仲裁期间未提出，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3年12月提成款5637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6年3～6月的月度销售发展基金15164.1元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增城服务处2015年3月～2016年6月《月报表及销量汇总表》，原告主张2016年3～6月的月度提成款分别为：2027.5元、3298.40元、4297.9元、5540.3元，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虽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3～6月的月度销售发展基金15164.1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6年第一、二季及6月的季度销售发展基金23136元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增城服务处2015年3月～2016年6月《月报表及销量汇总表》，原告主张第一季（2015·12～2016年·2）提成款为：7971.9元；第二季（2016·3～2016年·5）提成款为9623.8元；2016年6月的提成款为5540.3元，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6年第一、二季和6月的销售发展基金23136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年度（2015·12～2016·6）销售发展基金28718.4元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增城服务处2015年3月～2016年6月《月报表及销量汇总表》，原告主张（2015·12～2016·6）销售287184箱，应提成的款项为28718.4元，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5·12～2016·6）销售发展基金28718.4元；关于原告请求支付其垫付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9116.9元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垫付行政类销售发展基金9116.9元，并没有提交相关的凭证或票据，缺乏已实际支付该费用的真凭实据，应视为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对此，对于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赔偿金。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4月22日提出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唯一依据是2016年3月10日被告制作的《关于广州增城服务处核查情况说明》，而该说明所列举的相关事实，原、被告之间存在重大分岐，原告提出申辩后被告未予理睬，并据此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显然，被告的行为属于用人单位违反合同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赔偿金，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原告主张其离职前的平均工资8843.56元/月，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年限为4年零2个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9592.04元（8843.56元/月×4.5个月×2倍）；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5年、2016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879.2元。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3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年休假。对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按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依上述规定，被告的年休假应当为5天。又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的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份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原告主张其2015年、2016年应休未休年休假6天，被告并无异议，对年休假天数予以确认。由于被告已支付该应休未休年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因此，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879.20元（8843.56元/月÷21.75×6天×200%）；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5年、2016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3176.20元、2012年～2016年加班工资91843.7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的，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举证后果。本案庭审中，原告已明确确认其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不用打卡考勤。同时，根据被告提交的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通知书，可以证实被告公司员工工作时间相对松散，以个人掌控为主。而其员工追求的饮料销售数量以获取销售提成，据此，原告请求支付前述加班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支付2015年、2016年高温补贴900元的问题。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至33℃以下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原告请求高温补贴900元，并未举证证明其工作场所属于应享受高温补贴的范围，本不应予支持，但鉴于被告已明确表示同意支付原告高温补贴750元，应视为被告对其权利的处分。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高温补贴75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罗立鹏与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自2012年4月11日至2016年6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6年3～6月工资32764.10元；三、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3年12月提成款5637元；四、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6年3～6月的月度销售发展基金15164.1元；五、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6年第一、二季和6月的销售发展基金23136元；六、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5·12～2016·6）年度销售发展基金28718.4元；七、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9592.04元；八、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5年、2016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4879.20元；九、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罗立鹏支付2015年、2016年高温补贴750元；十、驳回原告罗立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深圳市东鹏饮料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钟伟强人民陪审员  陈小英人民陪审员  韩丽雅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关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