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5民终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泽，男，汉族，1994年2月5日出生，住施甸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甸玉堂汽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施甸县甸阳镇城北扩建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21MA6K74DY6G。法定代表人：李月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权伟，云南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枫，男，汉族，1993年5月6日出生，住施甸县。上诉人李光泽因与被上诉人施甸玉堂汽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堂公司）、杨枫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施甸县人民法院（2019）云0521民撤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光泽上诉请求：1.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9）云0521民撤2号民事裁定，查清事实，审核本案诉讼是否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6月15日，被上诉人杨枫来玉堂公司欲购买一辆众泰系列SR9轿车，因当时公司没有该品牌该系列的车型销售权限，故跟杨枫说明车辆由上诉人方替他从红河方（开远汉唐汽车商贸有限公司）购买，杨枫同意后，玉堂公司将杨枫车辆的车款如数打给了红河方，红河方了为杨枫提供了车辆并开具了汽车销售发票、车辆合格证、汽车三保凭证，由驾驶员直接送到杨枫家中验收合格并交付。随后几天，杨枫在车内发现了一份《众泰汽车事业部新车整备检验单》，该检验单注明购买汽车存在几点问题。随后，上诉人联系了红河一方，并在2017年9月9日将车辆的问题反馈给了红河方，红河方答复说不属于车辆质量问题，属于车辆瑕疵，只能够走三保索赔。上诉人与杨枫沟通，杨枫不同意。在当地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下，上诉人同意配合与杨枫一起状告红河开远公司。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玉堂公司内容经营差异问题，上诉人与李月超共同经营的玉堂公司由上诉人原占股40%、李月超占60%变更成了上诉人退出由李月超占股100%，并与李月超在2017年11月30日签订了分家《申明》，其中第三条约定了上诉人不能以（新）玉堂公司的名义办理任何业务和其他事项，李月超不得以（老）玉堂公司办理任何业务及事项；第六条约定（老）玉堂公司在上诉人经手的欠款和所产生的业务办理及杨枫事项、临沧市场归上诉人个人管理和接收，产生的利益归上诉人享有，与（新）玉堂公司无关；第九条规定了新、老玉堂公司的时间界限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2018年3月14日，杨枫就已经知道其购车事项由上诉人负责管理和接收，随后在2018年7月状告玉堂公司，其当事人也并未选择对上诉人选择追偿，并与玉堂公司法人李月超达成了（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随后，李月超根据《申明》及该《民事调解书》状告上诉人，在2018年9月5日对（2018）云0521民初719号案件进行审理后，李月超一方又主动撤诉。随后，又在2018年11月9日再次状告上诉人，即（2018）云0521民初1306号案件，并在2018年12月18日的判决书中知道了李月超超越调解的民事调解书，对上诉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上诉人于2019年4月4日向施甸县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上诉人认为：1.2018年3月，杨枫就已经知道其购买车辆事项由上诉人负责管理和接收，其并未选择对上诉人追偿。2018年7月31日，杨枫在明知上诉人退出玉堂公司经营，其与玉堂公司的相关事项是由上诉人处理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玉堂公司索赔，即证明杨枫主动放弃向上诉人索赔的权利。玉堂公司经营者李月超明知此事项应由上诉人处理，但在上诉人不知情、不在场情况下，自赔偿给杨枫16万元，即证明李月超自愿承担赔偿责任，该民事调解书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2018年9月5日，李月超第一次起诉又撤诉，不能导致上诉人承担赔偿的后果，上诉人此阶段只知道李月超自愿承担赔偿，调解书对自己也没有约束力，与上诉人无关。直到李月超第二次起诉，并由法院2018年12月28日作出判决，由上诉人赔偿给李月超16万时，由上诉人承担赔偿的后果发生后，才产生了上诉人须赔偿16万元的后果，此时上诉人才知晓自己权利受到侵犯，故自2018年12月28日起算，上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内。2.上诉人与李月超在2017年11月30日签署的《申明》中第三条“上诉人（李光泽）不能以（新）玉堂公司的名义办理任何业务和其他事项，李月超不得以老玉堂公司办理任何业务及事项”的约定，2018年9月5日对（2018）云0521民初719号案件进行审理后，被上诉人一方又主动撤诉。上诉人在本着调解自愿原则及没有在调解书上签字，而且调解协议的履行义务主体并不是上诉人，单从调解书角度来说，上诉人就不是调解书当事人，杨枫不向上诉人追偿，李月超主动撤诉，加之法院没有宣判的情况下，上诉人如何得知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直到2018年12月28日收到了（2018）云0521民初1306号案件的判决书时，上诉人才知晓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在针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客体，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客体是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因其所涉及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尚未得以确定，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力，对第三人未构成实质的损害就无从提起起诉，所以上诉人在2019年4月4日向施甸县人民法院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应该在时效期内。3.赔偿金超过实际损失金额。民事调解书的金额明显大于实际损失金额，因为在损失金额的计算中连汽车销售卖方的所缴纳税收都计算到了被上诉人杨枫的损失里。李月超身为汽车公司的老板不可能不知情。李月超明知2017年11月30日签署的《申明》中，约定杨枫购买汽车事宜由上诉人管理和接收，却从未通知上诉人，上诉人连参加开庭的权利都没有。上诉人个人认为，这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上诉人）利益。被上诉人玉堂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口头答辩：上诉人李光泽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5日在开庭审理另一案件[即（2018）云0521民初719号案件]时，被上诉人当庭举证向上诉人出示了案涉调解书，上诉人自2018年9月5日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于2019年4月29日才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被上诉人杨枫未提交书面答辩状，未参加二审诉讼。上诉人李光泽的一审诉讼请求为：撤销施甸县人民法院2018年7月31日（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2017年11月30日前，原告李光泽与李月超共同经营玉堂公司，李光泽为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被告玉堂公司为被告杨枫要求代购了一辆众泰系列SR9轿车，杨枫接收该车后，在车内发现一份《众泰汽车事业部新车整备检验单》，检验单注明了该车存在几个问题，为此与被告玉堂公司发生“质量”问题争议而解决未果。2017年11月30日，原告李光泽退出玉堂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李月超，公司法人也变更为李月超，并与李月超签订了《申明》。《申明》其中约定：新、老玉堂公司的时间界限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杨枫车辆争议事宜归李光泽负责处理。2018年7月2日，杨枫经多次找玉堂公司解决车辆争议而未得到处理后，到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玉堂公司返还其购车款121800.00元及赔偿损失401661.00元。2018年7月31日，该案经本院主持调解，杨枫与玉堂公司达成（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协议内容：由玉堂公司支付杨枫购车款及相关损失160000.00元，由杨枫将牌号为云Ｍ×××××号众泰SR9轿车交付给玉堂公司占有，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018年8月2日，玉堂公司支付给杨枫购车款及相关损失160000.00元后，以李光泽不履行《申明》中“杨枫车辆争议事宜归李光泽负责处理”的约定，导致玉堂公司造成损失为由，于2018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2018）云0521民初719号案民事诉讼，要求李光泽赔偿玉堂公司损失160,000元。本院于2018年9月5日开庭审理了该案，玉堂公司当庭提交了（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以支持其请求。之后，玉堂公司以完善诉讼请求为由，于2018年11月8日撤回了该案的起诉。2018年11月9日，玉堂公司以同样事实理由再次起诉李光泽，要求其赔偿公司损失160000.00元及诉讼费损失2258.00元。本院依法审理了该案，并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云0521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李光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玉堂公司损失162258.00元，玉堂公司占有的云Ｍ×××××号众泰牌汽车归李光泽所有。李光泽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并于2019年4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李光泽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其撤销权是否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法律赋予案外第三人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撤销部分或全部的诉讼权利，该权利存续的期间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即六个月期间是提起诉讼的时间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以及本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六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的规定，该期间为除斥期间，是法定的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经过该除斥期间，撤销权即消灭。此外，虽然撤销权属于一种实体权利，但同时亦兼具程序权利的特点，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程序上的请求权，便丧失程序上的起诉权及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胜诉权，即既消灭程序权利，也消灭实体权利。因此，作为本案原告李光泽提出撤销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的（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的全部内容，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其未能参加诉讼是事实，但之后本案被告玉堂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对李光泽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玉堂公司根据上述《民事调解书》已支付给杨枫的购车款及相关损失。2018年9月5日，本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该案时[（2018）云0521民初719号民事案件]，玉堂公司当庭提交了（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至此，原告应当知道该《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触及其民事权益，即其应当自2018年9月5日起至2019年3月4日止六个月内，提起撤销之诉而未提起，故从提起诉讼的时间条件上，原告已不再享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已受理，但已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时间条件，故对原告李光泽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光泽的起诉。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均合法，予以确认，并确认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该六个月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上诉人李光泽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调解书的本案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于2018年9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2018）云0521民初719号民事诉讼案件（即玉堂公司、李月超诉李光泽退伙纠纷一案）中玉堂公司当庭举证出示了本案中上诉人李光泽要求撤销的（2018）云0521民初531号民事调解书，故上诉人李光泽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2018年9月5日之日起六个月内，于2019年3月4日向作出生效调解书的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其于2019年4月29日才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了六个月，不符合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在立案受理上诉人李光泽提起的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后，才发现不具备起诉条件，作出驳回起诉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李光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意见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何延武审判员  杨明朗审判员  田 旭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赵梧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