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7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路17号407房。法定代表人：何建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嘉君，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海珍，女，196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云，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彭芳红，女，196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珍、一审被告彭芳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海珍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海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理由如下：1.王海珍基于与彭芳红之间的借款关系，起诉要求彭芳红偿还借款，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却直接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王海珍还款。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若认定王海珍与彭芳红之间是委托关系而非借款关系(王海珍与彭芳红的借款关系不成立，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连带责任也无从成立)，理应驳回王海珍的全部诉讼请求，而不是依据委托关系直接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2.王海珍诉请要求借款利息从2018年5月29日起计至欠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却判决借款利息自2013年5月28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超出诉请范围，比诉请的计算时间提前了五年，且完全超过诉讼时效。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王海珍还款没有合同依据。根据王海珍提交的内部协议书、转账记录、情况说明等证据显示彭芳红与王海珍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王海珍向彭芳红借出60万元，该款项是王海珍委托案外人张玉梅支付至彭芳红的银行账户，转账时间为2013年5月28日。根据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彭芳红分别于2014及2017年签署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均为134)，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彭芳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两份《借款合同》涉及的是同一笔借款，2017年是2014年借款到期后的续签。从两份借款合同的签署主体以及收款收据的主体可以看出，是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彭芳红借款。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为，基于上述证据，借款关系仅存在于彭芳红与王海珍、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彭芳红之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述两个借款关系相互独立。一份借款合同的背后往往存在一连串的借款关系，令事实难以查清，一审法院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根据其中某些环节来判案，会造成交易秩序的混乱及社会利益的失衡。三、退一步讲，即使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关系成立，根据合同法第403条“但书”部分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向王海珍还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王海珍为委托人，彭芳红为受托人，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根据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判令第三人(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委托人(王海珍)偿还借款。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考虑上述法条的但书部分“……，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事实上，在彭芳红与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时，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并不知道彭芳红与王海珍之间的内部协议，也没有义务审查彭芳红的借款来源，且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彭芳红的任职及收入情况，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有能力出借涉案款项。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订立涉案借款合同时若知道出借人是王海珍的就不会接受涉案款项，因为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彭芳红借款既是扩大经营的需要也是增加员工福利，借款对象仅限于内部员工(王海珍非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正是由于借款对象的特定性及法律的规定，王海珍因此无权行使彭芳红对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权利，一审判决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5月28日，王海珍委托案外人张玉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彭芳红账户转款60万元。2014年6月11日及2017年5月30日，王海珍与彭芳红签订内部协议书。2014年5月及2017年5月，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彭芳红签订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2013年5月的60万借款最终流向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为，王海珍于2013年5月向彭芳红转款60万元，为何一年后才签订相关的内部协议及借款协议。彭芳红从王海珍借来的60万元与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从彭芳红借来的60万元，是否同一笔款项是无法证明和查清的，当中有无限的可能。一审法院仅凭王海珍与彭芳红的一面之词就判决，显示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王海珍辩称：一、一审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承担责任，合法有据。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主张王海珍与彭芳红之间为委托关系，而非借款关系，其不应承担责任。这一主张不仅是对一审判决作出了错误理解，也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判决虽认定王海珍与彭芳红之间为委托关系，未认定为借款关系，但依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判决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因为彭芳红向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借款项的行为属于间接代理，且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知情并同意彭芳红出借的款项有部分来源于他人，而本案彭芳红未向王海珍履行义务恰恰是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在彭芳红向王海珍披露了第三人的情况下，王海珍可以行使介入权，行使彭芳红对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权利，要求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偿还借款。二、一审判决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王海珍按约定将每年度的利息结转成本金，请求的借款本金包含自2013年5月28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的利息，王海珍起诉的利息自2018年5月29日起计算，因此，王海珍对2013年5月28日起的利息进行了请求。一审判决按实际出借的本金并按出借之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当，未超出诉请范围。2017年5月30日，王海珍与彭芳红签订了《内部协议》，对之前的本金和利息进行了确认，彭芳红与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同样作出了确认，诉讼时效出现了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三、直接代理可以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解释，而间接代理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应按合同的相对性例外解释。一审判决依据案件事实揭示的法律关系并依据法律规定作出判决，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四、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称其在订立涉案借款合同时若知道出借人是王海珍就不接受涉案款项，与事实不符。2014年6月11日，王海珍与彭芳红签订了《内部协议书》，内容为：“根据集团资金需要，向内部员工募集资金投向……其中王海珍占金额700000元整。”2017年5月30日，王海珍与彭芳红再次签订《内部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集团资金需要，颐和集团内部员工募集资金投向……其中王海珍占金额1064613元整，转账至颐和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两份《内部协议书》皆有案外人李雪芹在证明人处签名，庭审中，王海珍与彭芳红皆确认李雪芹是彭芳红所在办公室的主任。上述协议清楚证明王海珍委托彭芳红，借款给颐和公司用于发展经营，并有颐和公司办公室主任签字作证。另外，正如一审判决所述，“被告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签订了多个借款合同，至今本息已达上千万，就本案原告提供的134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已达400多万，若彭芳红以个人收入向颐和公司出借如此巨额款项，与常理不符，由此可知颐和公司对彭芳红出借款项中有部分款项为非彭芳红本人出借是知情且同意的。”因此，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上诉状中称“……上诉人并不知道彭芳红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内部协议，也没有义务审查被告的借款来源，且上诉人根据彭芳红的任职及收入情况，完全有理由相信其有能力出借涉案款项……”明显是在扭曲事实，一方面协议清楚说明王海珍曾经借款给颐和公司发展，且有颐和公司办公室主任签字作证；另一方面根据庭审，彭芳红出借高额借款，涉及借贷关系众多、纠纷复杂、跨时数年，彭芳红在庭审中也证实就上述众多借贷关系，颐和公司曾提出过还款方案，以解决借贷纠纷，其中一些方案亦被债权人接受。因此，颐和公司推说毫不知情，显然是在扭曲事实、逃避责任。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上诉状称“被上诉人于2013年5月向彭芳红转款60万元，为何一年后才签订相关的内部协议及借款协议。彭芳红从被上诉人借来的60万元与上诉人从彭芳红借来的60万元，是否同一笔款项是无法证明和查清的，当中有无限的可能……”以上陈述显然缺乏逻辑、与法理不符。其一，如前所述，王海珍与彭芳红签订的《内部协议》涉及借贷关系众多，协议清楚写明王海珍仅占一定比例的的出借金额，是出借人之一，彭芳红通过众多借贷关系集结款项，必然需要一定时日。这也正说明彭芳红是受委托筹集款项，再将款项统一流向颐和公司，如果仅是彭芳红个人借款给颐和公司，不需要等待各方款项到位后，再签订内部协议。其二，金钱之债是种类物之债，既然王海珍与彭芳红已签订《内部协议》，协议内容清楚说明王海珍委托彭芳红借款给颐和公司用于公司发展，且有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雪芹证明该协议的真实性，就已充分说明颐和公司认可流向公司的借款中有王海珍出借的份额。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王海珍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海珍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彭芳红述称：认可一审判决。王海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彭芳红偿还王海珍借款本金1224304.38元及支付利息(从2018年5月29日起至欠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224304.3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的标准计算利息)；2．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偿还王海珍本金、利息及全部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28日，王海珍委托案外人张玉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彭芳红账户转款600000元。2014年6月11日，王海珍与彭芳红签订了《内部协议书》，内容为：根据集团资金需要，向内部员工募集资金投向，期限一年，按年利率15%计息（届时以集团计息为准），投资风险由投资者本人承担。于2014年5月30日由内部员工共同集资，合同以彭芳红个人名义集资，金额为4580000元，起息日期自2014年5月30日起。其中王海珍占金额700000元整。王海珍及彭芳红均在协议人处签字。2017年5月30日，王海珍与彭芳红作为协议人再次签订一份《内部协议》，主要内容为：根据集团资金需要，颐和集团内部员工募集资金投向，于2017年5月30日以彭芳红的名义集资4548715元整，其中王海珍占金额1064613元整，转账至颐和集团有限公司，集资期限为一年，按年利率15%计息（届时以集团计息为准），投资风险由投资者本人承担。上述两份《内部协议书》均有案外人李雪芹在证明人处签名，庭审中，王海珍与彭芳红均确认李雪芹是彭芳红所在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王海珍为证明其与被告间的借款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颐和公司（甲方、借款人）与彭芳红（乙方、贷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均为134），其中2014年5月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580000元，借款期限暂定为一年，自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5月30日止，借款利率为按年利率15%计算，按年结息。2017年5月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4548715元，借款期限暂定为一年，自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30日止，借款利率按年利率15%计息，按年结息。庭审中，王海珍与彭芳红均确认其两人曾一起前往颐和公司处，向颐和公司催讨欠款。庭审后，王海珍与彭芳红再次前往颐和公司处，且王海珍向一审法院表示，彭芳红已向颐和公司提交了一份申请，提出关于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的借款（合同编号为134号），其中有王海珍的本金700000元，至2019年7月31日本金及利息约共为1450000元，现王海珍向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彭芳红还款，且王海珍本人身体状况差，急需用钱，希颐和公司特批解决该部分款项。彭芳红在庭审中明确其作为借款人与被告颐和公司签订了多份借款合同，即其名下代持的借款并非仅有涉案的《借款合同》。以上事实有王海珍提供的两份《借款协议》《内部协议书》《内部协议》、收款收据及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内部协议可知，王海珍与彭芳红间为委托关系，王海珍委托彭芳红代为向被告颐和公司投资，故王海珍要求彭芳红向其还本付息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已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透露委托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之规定，王海珍作为委托人，彭芳红作为受托人，颐和公司作为第三人，现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已过，彭芳红及王海珍均确认颐和公司未按时偿还本金及支付利息，则王海珍可以行使出借人的权利，向颐和公司主张还本付息。虽然被告颐和公司主张其与王海珍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对王海珍与彭芳红之间的协议不知情，但根据王海珍提供的内部协议及彭芳红在庭审中陈述可知，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签订了多个借款合同，至今本息已达上千万，就本案王海珍提供的134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已达400多万，若彭芳红以个人收入向颐和公司出借如此巨额款项，与常理不符，由此可知颐和公司对彭芳红出借款项中有部分款项为非彭芳红本人出借是知情且同意的。至于借款本金、利息计算问题，根据王海珍和彭芳红的庭审陈述，王海珍于2013年5月28日向彭芳红转款600000元，于2014年5月27日向彭芳红支付了10000元，即王海珍共出借了610000元本金，且彭芳红已向颐和公司实际支付了上述款项，颐和公司为此向彭芳红出具了包括涉案款项在内的收款收据。本案王海珍根据内部协议中确定的投资款1064613元，加上一年利息后确定的款项1224304.38元作为其实际投资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总额为610000元。根据涉案《借款合同》可知，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限度，故本案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自2013年5月28日起至2014年5月26日，以60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610000元为本金，均按年利率15%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海珍偿还借款本金610000元及支付利息（自2013年5月28日起至2014年5月26日，以60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610000元为本金，均按年利率15%计算利息）；二、驳回王海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18.8元，由王海珍负担7937.21元，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881.59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上诉争议焦点为：1、涉案委托关系是否合法有效？颐和公司与彭芳红之间的借贷和彭芳红与王海珍之间的借贷能否在本案中合并处理？一审判决的利息有无超出王海珍的诉请范围？2、即使委托关系成立，本案情形是否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但书”规定的除外情形？3、彭芳红提供给颐和公司的60万元借款是否就是彭芳红从王海珍处借来的同一笔款项？第一，颐和公司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委托关系无效，因为颐和公司和彭芳红之间的借贷是基于公司和内部员工之间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如若公司知道彭芳红提供的借款是来自于公司以外的人，公司是不会同意的。颐和公司与彭芳红之间的借贷和彭芳红与王海珍之间的借贷是两个不同的借贷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合并处理。根据内部协议可知，王海珍与彭芳红间为委托关系，王海珍委托彭芳红代为向被告颐和公司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已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透露委托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之规定，王海珍作为委托人，彭芳红作为受托人，颐和公司作为第三人，现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已过，彭芳红及王海珍均确认颐和公司未按时偿还本金及支付利息，则王海珍可以行使出借人的权利，向颐和公司主张还本付息。颐和公司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颐和公司还主张一审判决的利息超出王海珍的诉请范围。因王海珍的起诉金额和计算方式涉及到利滚利，有可能超过法定的最高利息计付标准，故一审判决按照实际借款本金和相应还款时间计算利息正确，并不存在超出王海珍诉请范围的情况，本院予以维持。第二，颐和公司主张本案情形属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但书”规定的除外情形，委托关系不成立。颐和公司主张其对王海珍与彭芳红之间的协议不知情，但根据王海珍提供的内部协议及彭芳红在庭审中陈述可知，彭芳红与颐和公司签订了多个借款合同，至今本息已达上千万，就本案王海珍提供的134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已达400多万，若彭芳红以个人收入向颐和公司出借如此巨额款项，与常理不符，由此可知颐和公司对彭芳红出借款项中有部分款项为非彭芳红本人出借是知情且同意的。故颐和公司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三，颐和公司还提出彭芳红提供给颐和公司的60万元借款不一定是彭芳红从王海珍处借来的同一笔款项。庭审中，彭芳红和王海珍均承认彭芳红提供给颐和公司的60万元借款就是彭芳红从王海珍处借来的同一笔款项。故颐和公司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广州颐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 毅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曾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