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都兰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青2822民初948号   原告：马信得，男，198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青海省都兰县居民。   被告：李胜唐，男，1957年4月6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宁夏中宁县居民。   被告：李忠，男，198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宁夏固原市居民。   被告：李万洪，男，196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宁夏中宁县居民。   被告：蔡永召，男，1973年5月9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宁夏海原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朋军，宁夏平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李忠、李万洪、蔡永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7月19日我院作出（2017）青282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蔡永召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8月9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青28民终7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青2822民初100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信得，被告李胜唐、李忠、蔡永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朋军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万洪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信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李胜唐、李忠、李万洪、蔡永召共同赔偿原告损失68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胜唐、李忠、李万洪经协商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出售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如果达不到，每株按5-10元赔偿，粗细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双方订立书面协议，李胜唐、李忠代表出售方在协议上签字。原告将20万苗木中的12万转售给巴隆河东村部分村民，8万株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经专家鉴定后枸杞苗木纯度远远小于85%，转售给都兰县巴隆乡部分村民的已达成第三方赔偿协议，对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的8万株苗木，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7年6月13日童某向都兰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经宁夏枸杞研究所鉴定意见：该枸杞1号2号纯度为49%，其他苗木没有枸杞生产和种植价值，经法院调解原告赔偿童某664400.26元。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枸杞不符合双方签订协议的约定，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双方未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出售给原告8万株苗木，被告应按双方协议约定向原告赔付680000元（每株按8.5元赔偿），恳请法院判如原告所请。   被告李胜唐辩称：2015年5月我在都兰如田枸杞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时，原告找到我说宁夏的枸杞苗木好，需要购买一批。双方协商后，原告给我转款200000元购买枸杞苗木。后来因苗木涨价，我找到被告李万洪，李万洪将蔡永召介绍给我，让我与蔡永召联系，随即我与李万洪、王某去蔡永召处看苗木。五六天后，我和李万洪从宁夏固原将苗木运回到都兰交给了原告。当时原告在场，一株按2.5元计算，总共20万株苗子，苗木款全部已付清，其中10000元由李忠代收转交给蔡永召。   被告李忠辩称：1.我与蔡永召之间是委托关系，签订的协议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蔡永召承担；2.原告诉求我承担损失主体不适格。2015年9月，我与被告蔡永召相识后双方合作育苗，但与涉及本案的枸杞苗买卖无关。2016年4月，被告李忠将自己亲属的枸杞苗送到诺木洪农场返回途中接到蔡永召电话称“有10000元货款需要签字代收”，所以签了自己的名字，原告马信得和被告李胜唐均在场，也知道受蔡永召委托代签合同，请求驳回对被告李忠的诉讼请求。   被告蔡永召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蔡永召并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枸杞苗木买卖合同系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李忠之间签订，蔡永召并非该合同当事人，因此该合同对蔡永召没有法律约束力，无需承担合同任何义务；2.蔡永召从未口头或书面委托过李忠与原告签订涉案枸杞苗木买卖合同，被告李忠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曾委托其与原告签订涉案买卖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李忠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蔡永召从未向被告李忠提供过枸杞苗木，根据举证原则，被告李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蔡永召之间存在买卖枸杞苗的事实，并且双方买卖的枸杞苗木与其提供给原告的系同一批苗木；4.本案中枸杞苗木系李忠出资，蔡永召受李忠委托收购出售给原告；5.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告诉称的苗木是否是涉案苗木无法确定，因此蔡永召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李万洪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一、原告马信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2016年4月6日原告与被告李胜唐、李忠签订《协议》一份，拟证实协议中对枸杞苗木的品质、数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被告李胜唐质证认为，该协议所写内容属实，无异议。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该协议所写内容属实，无异议。   被告蔡永召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发表质证意见。   证据二、《司法鉴定意见书》原件一份，拟证实按被告蔡永召要求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以此证明涉案枸杞苗木的价格。   被告李胜唐质证认为，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无异议。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无异议。   被告蔡永召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鉴定意见书中表述的“其余苗木”无法确定，其中的损失、收益与原告主张存在差异。   证据三、手机通话录音一份（U盘），拟证实原告与蔡永召通话时蔡永召让原告找专家鉴定，若鉴定结果显示枸杞苗木纯度不够，按合同约定赔偿所有费用。   被告李胜唐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可。   证据四、都兰县人民法院（2017）青2822民初45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实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李忠签订合同后，同样与童某签订一份《合同》，并经都兰县人民法院调解马信得赔偿童某苗木损失费664400.26元。   被告李胜唐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合同与李忠没有关系。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赔偿费用是否合理计算有待核实。   证据五、证人童某证言，拟证实马信得向童某提供蔡永召的联系电话后通过相互通话，蔡永召要求提供鉴定说明。于2018年春节前童某和马信得去蔡永召家协商赔偿问题，在场的有蔡永召及其妻子、马信得、李胜唐，蔡永召表示以补偿苗木方式承担赔偿。   被告李胜唐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证人及原告马信得、被告李胜唐来过我家，当时说补枸杞苗。   二、被告李胜唐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证明》一份，拟证实马信得购买的苗木属于被告蔡永召。   原告马信得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证明系李胜唐的个人陈述，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李忠不在场，无法律关系，无法质证。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证明不具备证据三性，是李胜唐个人意见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二、2016年10月10日的《协议》一份，拟证实苗木达不到约定纯度赔付的款项；2016年10月12日的《协议》一份，拟证实与种植户之间达成的协议；2016年10月12日与河东村村民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实苗木达不到约定纯度赔付苗子的事实。   原告马信得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李忠不在场，无法律关系，无法质证。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无法证实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本案无关联性。   证据三、证人王某证言，拟证实2016年3月28日，王某和马信得、李胜唐、李万洪一起到蔡永召家地头拉枸杞苗子，蔡永召已挖好苗子，我们直接装车，枸杞苗木是蔡永召的。除在都兰县巴隆乡被告李忠收到的10000元外全部枸杞苗款已付清。   原告马信得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予以认可。   被告蔡永召质证认为，大部分苗子是自己的，也有经我介绍别人的一部分苗子，原告看上哪些苗子就拉哪些。   三、被告李忠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通话记录（光盘）一份，拟证实李忠是受蔡永召的委托代为签订合同，与合同履行没有实际关系，枸杞苗是被告蔡永召向原告马信得出售的事实。   原告马信得质证认为，对该录音予以认可。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对该录音予以认可。   被告蔡永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中没有被告蔡永召的相关谈话内容，蔡永召通过李忠认识李胜唐。李胜唐、李忠、李万洪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该录音时间来看李忠为了诉讼需要录制的，被告李忠提供的录音不具备证据三性。   四、被告蔡永召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合作结算单》一份，拟证实被告蔡永召与被告李忠系合伙关系，给被告李胜唐提供的苗木中有合作育苗的一部分。   被告李忠质证认为，这是我与蔡永召的合作育苗的结算，与本案无关。当时记录在笔记本上，第二页有我们签字，都是我写的，但是被告蔡永召将中间的撕掉后只将我们签字的部分出示，是伪证。   被告李胜唐未发表质证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李万洪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以上证据经双方质证，三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原告出示的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马信得及被告李忠、蔡永召对被告李胜唐出示的三组证据中《证明》提出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明系被告李胜唐的个人陈述记录，不具备书证的形式要件，再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其他两组证据经本院审查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马信得及被告李胜唐对被告李忠出示的录音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蔡永召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据的三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审查认为，该录音记录的内容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显示出存在虚假陈述或强迫行为，故本院予以采信。李忠对蔡永召出示的《合作结算单》提出异议，本院审查认为，李忠与蔡永召系合伙关系双方均予认可，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给被告李胜唐提供的苗木中有合作育苗的一部分，因此该组证据的此项证明方向本院不予采纳。   以上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6年4月被告李胜唐经李万洪介绍向蔡永召购买宁杞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出售给原告马信得，2016年4月6日双方签订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枸杞苗木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如果达不到，每株按5-10元赔偿，粗细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李胜唐、李忠代表出售方在协议上签字。原告将20万苗木中的12万转售给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部分村民，8万株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由于涉案苗木的生长情况有别于正常的枸杞苗木，2017年6月，马信得、童某、李胜唐协商由本院委托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涉案枸杞苗木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原告购买的宁杞1-2号枸杞苗木纯度为49%，没有生产和种植价值，建议挖除后进行补植。对转售给都兰县巴隆乡部分村民的枸杞苗木已达成赔偿协议，由被告李胜唐进行赔偿；对转售给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山根西村村民童某的8万株苗木，由于未能达成赔偿协议，童某于2017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原告马信得赔偿童某664400.26元。原告马信得认为被告出售的枸杞苗木不符合双方的约定，以致于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被告应按双方协议约定向原告赔偿680000元（每株按8.5元赔偿），故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结合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李忠与蔡永召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如何确定；原告马信得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关于被告李忠与蔡永召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之规定，委托代理法律行为系代理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其效果直接或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承担，直接或间接约束被代理人的法律行为，系一种归属规范。（一）本案中被告李忠与蔡永召在庭审时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或书面委托协议，因此在李忠与蔡永召之间并不成立委托合同；（二）由于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具有单方性、独立性及无因性，所以授权行为系单方法律行为，即无委托合同也不影响委托代理权的授予。委托合同的订立系为双方确定相应权利义务，在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便于追究其违约责任而已，因此是否订立委托合同并不影响委托代理权的授予。本案中，由于被告李忠与蔡永召进行过合作育苗，所以李忠在都兰县巴隆乡时接到蔡永召电话委托授权，让李忠代为收取剩余苗木款10000元，并签订《协议》。该事实虽无其他书证等证据证明，但该通话过程被告李胜唐与原告马信得均在场见证，并且结合证人童某证言及蔡永召对该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蔡永召表示同意以苗木对原告进行赔偿，而未对是否全额收到苗木款等事项提出抗辩意见，由此表明剩余10000元苗木款其已收到。因此，本院认为被告蔡永召对李忠进行了委托授权，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法律关系。   本案买卖合同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中买方为马信得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买卖合同的卖方如何确定问题，本院分述如下：（一）结合上述李忠与蔡永召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之论述，本院认定李忠非买卖合同的出售方，不属于《协议》的责任承担者；（二）李万洪在本案中虽被列为被告，但经过庭审核实，其仅在被告李胜唐与蔡永召之间发挥了居间介绍作用，并未参与到本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中来，不属于买卖合同的主体；（三）本案中，原告马信得向被告李胜唐表达了购买宁杞1-2号枸杞苗木20万株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向其支付了200000元苗木购买款，李胜唐允诺可向原告提供宁杞1-2号苗木，并接受了200000元苗木款，该过程已符合邀约与承诺的合同成立要件。此外，结合李胜唐同李万洪、证人王某等人前往宁夏固原蔡永召处收购宁杞1-2号苗木，收购完成后运回都兰县交与原告马信得之行为，本院认为双方已进行了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行为。所以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为该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同时被告李胜唐与蔡永召之间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合同虽标的物相同，但所确定的单价不同，合同的相对方不同，因此应独立行使请求权，李忠代蔡永召在《协议》乙方（出售方）处签字的行为不能直接在原告马信得与被告蔡永召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原告马信得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2017年8月23日原告马信得与案外人童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马信得赔偿童某664,400.26元。本案中马信得主张各被告应赔偿其损失680000元（每株按8.5元赔偿），该损失原告并未依据上述调解书主张，而是以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作为其维权之依据。本院审查认为，201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是原告马信得与被告李胜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约定“出售给青海省××县民的枸杞苗贰拾万株，枸杞苗品种宁杞1-2号，质量保证达到85%以上好苗，如果达不到85%以上，每株伍至十元赔偿，粗达到0.4cm以上。八月份底见效。”，该协议旨在敦促和确保买卖双方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忠实履行合同义务，防止出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行为，有效保障买方的合法权益，属意思自治原则下的真意表达。虽该协议中约定范围为出售给青海省××县民的枸杞苗20万株，但出售给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村民的××县民童某的苗木属同一批购买，且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未对该计算依据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对8万株苗木的赔偿问题可继续沿用该《协议》予以计算。由于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质量达不到85%以上，每株按5至10元赔偿，所以通过对该《协议》的文义解释，在涉案苗木纯度只有49%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每株按8.5元赔偿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原告以该协议作为被告赔偿其损失，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即被告李胜唐应赔偿原告马信得680000元（80000株×8.5元/株）。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胜唐赔偿原告马信得6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马信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10600元，已按减半收取计503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胜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海泉   人民陪审员 段国莲   人民陪审员 周学军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法官 助理 杨银堆   书 记 员 殷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