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49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谷艳光，女，196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杰，辽宁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74号安达大厦C-2401。法定代表人：王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辽宁盛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丛姝，女，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谷艳光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公司），原审被告王丛姝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谷艳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恩杰，被上诉人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雁，原审被告王丛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庭专业法官会议及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完毕。谷艳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被上诉人港通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以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为由对上诉人谷艳光、原审第三人王丛姝提起诉讼（以下简称为前诉），请求解除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谷艳光返还超过借款本金410万元以上部分的款项，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辽0204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且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先是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庭审中又将案由变更为债权转让协议纠纷，诉讼请求变更为“根据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判令上诉人返还5653788元”。可见，本案与前诉的案由、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相同，都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而发生的返还财物纠纷，后诉实质上是否定前诉的生效判决结果，应认定为重复诉讼。而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我院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而发生的返还财物纠纷，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属于重复诉讼。”是故意公开违背法律明确规定的枉法裁判。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转移的债权所涉及的抵押借款，由原告委托被告王丛姝出借，其实际所有人应为原告”与事实不符。王丛姝与案外人张帆、杨桂华、白杨等人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他项权利证书》上的出借人、抵押权人均为王丛姝，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民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2017）民初78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抵押借款协议书》上的出借人也是王丛姝，大连市公证处出具的（2014）大正民字第40272号《公证书》也认定王丛姝是张帆等人的债权人，王丛姝本人也不否认这一法律事实。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一面之词就认定“抵押借款由原告委托王丛姝出借”并得出原告有权提起诉讼的错误结论。《民诉法》第69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的法律事实及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裁定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显然，一审法院认定“抵押借款由原告委托被告王丛姝出借”的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并认定“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债权转移后，在追溯回款中应扣除原告向谷艳光的借款本金，故追偿后超出本金410万元的款项应予返还”错误。一审法院对三方当事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中的法律地位及法律关系没有搞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一审被告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实质为债务转让协议，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债务人，原审被告王丛姝是上诉人新的债务人，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移后”是错把被上诉人当成了债权人，上诉人并没有把410万元本金及利息债权转移给任何人。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经过债权人（上诉人）同意，债务人（被上诉人）把欠上诉人借款本息的债务转给了一审被告王丛姝。王丛姝作为新的债务人，又把对王丛姝享有的借款债权、抵押权计1100万元转给上诉人，用于抵偿拖欠上诉人410万元本息的债务。上诉人与王丛姝另行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经大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经过公证的债权转让协议，王丛姝是张帆、杨桂华、白杨等人的债权人，上诉人是受让人，双方之间没有纠纷，一审法院审理的也不是上诉人与王丛姝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给第三人的，应当债权人同意”第85条规定“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故被上诉人把债务转移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四、上诉人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的债权，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的借款本息，上诉人至今仍未收回全部债权。被上诉人转给一审被告的债务是借款本金410万元，利率为月息3%，每年的利息为147.6万元，至2017年10月，利息为738万元。而王丛姝转给上诉人的债权有些是不真实的，有些是不能实现的，上诉人通过诉讼实现不到500万元债权，还没有扣除为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税费和委托他人代办的服务费近100万元，故至今仍未收回全部本息债权。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783号判决认定的张帆与白杨欠款数额为350万元，不是协议中的450万元。五、被上诉人涉嫌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2153788元并申请查封冻结上诉人600万元的财产，诉讼中又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返还给原告5656788元。”被上诉人系捏造双方并不存在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上诉人偿还高达560多万元巨额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建议人民法院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港通公司二审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意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335万元款项合法有据。被上诉人在沙河口区法院起诉是要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之诉，而本案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发生的返还财产之诉，虽然基于同一合同，但诉讼请求事项不同，本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非否定前裁判结果，是在前裁判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履行合同过程中提起的诉讼，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二、一审认定案涉抵押借款由被上诉人委托王丛姝出借与实际相符。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出借的1100万元款项是委托王丛姝以其个人名义对外出借，这一事实王丛姝予以证实，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第2条亦予以明确，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是真实的债权人。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上诉人在收回债权并扣除被上诉人应偿还给上诉人的410万元债权后，余款必须返还给被上诉人，到目前已查明上诉人已向案外人追回750万元，此次被上诉人的主张亦仅限于截止本案诉讼期间。三、三方于2014年8月1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前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的借款利息。且《债权转让协议》中的鉴于部分第3条已明确约定“债权转让后，甲方（谷艳光）不再向丙方（港通公司）主张借款本息及其他债权”；《债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亦明确约定“在追索回款中应扣除谷艳光的借款本金后，余款由甲方谷艳光退还给丙方大连港通公司指定的账户”，故本案不应再支付利息和其他债权，上诉人谷艳光要求支付债权转让之后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王丛姝二审述称：同意上诉人主张撤销原判第2项，要求王丛姝共同偿还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上诉人其他上诉请求。本案转让标的1100万元债权是港通公司委托其对外出借，这一事实有授权委托书、债权转让协议及银行转款流水证实，真实的债权人是港通公司。港通公司为偿还上诉人的410万元债务，才形成了三方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王丛姝只是协助实现债权转让的当事方，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1100万元债权形成于2014年2月到4月，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之后形成的，公证也是根据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第7条的约定，在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由其与上诉人单独签订公证协议并办理公证。之后，无论是公证债权转让协议还是到法院诉讼形成的文书均是在履行2014年8月15日形成的三方债权转让协议。其本人做到了配合上诉人实现债权，履行了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对于追索到的财产，亦全部由上诉人收取，包括苏颖以抵押房产抵债都是直接过户到上诉人名下。在债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有以其名义向案外人提起诉讼及执行判决中，其本人仅是作为谷艳光的代理人行使代理权，对于债权追索、放弃及收取钱物，均是由上诉人个人行使，通过其与案外人白扬的诉讼更加明确，其只是名义上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实体权利，事实上也没有行使任何实体权利，原审判决王从姝与上诉人共同承担利息损失没有依据。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扣除原告欠被告谷艳光的410万元债务及支付被告王丛姝的5万元工作费用后，判令返还给原告5653788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3年10月，原告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被告谷艳光出具一份借据，载明：因企业经营需要，借谷艳光人民币410万元，按月3%计息，每月13日付息一次。如出借方需要，借款方保证随时还款。2014年2月11日，原告与被告王丛姝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约定原告委托王丛姝以王丛姝本人的名义办理与借款人张帆、杨贵华，借款人张帆、刘正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代为履行其中的贷款人义务，并发放借款等相关事项。次日，王丛姝与张帆、杨贵华签订了本金为200万元，月利息为3%，期限为三个月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并为担保人杨贵华所有的，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建筑面积为59.88平方米的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2月19日，原告与被告王丛姝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约定原告委托王丛姝以王丛姝本人的名义办理与借款人张帆、白杨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代为履行其中的贷款人义务，并发放借款等相关事项。2014年2月20日，王丛姝与张帆、白杨签订了本金为450万元，月利息为3%，期限为三个月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并为担保人白杨所有的，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建筑面积为141.2平方米的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4月29日，原告与被告王丛姝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约定了原告委托王丛姝以王丛姝本人的名义办理与借款人张帆、苏颖签订《抵押借款协议书》，代为履行其中的贷款人义务，并发放借款等相关事项。同日，王丛姝与张帆、苏颖签订了本金为350万元，月利息为3%，期限为三个月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并为担保人苏颖所有的，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7号2幢1层建筑面积为9.8平方米的房屋和5幢1层建筑面积为12.6平方米的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8月15日，被告谷艳光（甲方）与被告王丛姝（乙方）及原告（丙方）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其内容为：鉴于：1.甲方于2013年10月13日前后，向丙方出借人民币410万元，约定月利息3%。2.乙方受丙方委托，于2014年2月11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向张帆等债务人出借款项人民币1100万元。现甲、乙、丙三方经过协商，乙、丙方愿意将乙方对张帆等人的债权全部转让给甲方，作为丙方向甲方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债权转让后，甲方则不再向丙方主张借款本息及其他债权。三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如下：一、乙方于2014年2月11日向张帆、杨贵华出借款项人民币200万元整的债权本息，借款合同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及抵押权一并转让给甲方谷艳光。二、乙方于2014年2月11日向张帆、刘正出借款项人民币100万元整的债权本息，借款合同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及抵押权一并转让给甲方谷艳光。三、乙方于2014年2月9日向张帆、白杨出借款项人民币450万元整的债权（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住宅房产抵押借款300万元）本息，借款合同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及抵押权一并转让给甲方谷艳光。四、乙方于2014年4月28日向张帆、苏颖出借款项人民币350万元整的债权本息，借款合同中债权人享有的权益及抵押权一并转让给甲方谷艳光。五、上述第1-第4项债权转让给谷艳光后，谷艳光应积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保证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抵押权、追索债务。在追索回款中应扣除丙方向甲方谷艳光的借款本金后，余款由甲方谷艳光退还给丙方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六、债权转让后，乙方应配合甲方实现债权，工作费用人民币伍万元整，从甲方追索的回款中支付给乙方。七、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单独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进行公证，公证文书中未约定事项均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2014年8月8日，被告谷艳光与被告王丛姝在大连市公证处对双方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进行公证，同日，王丛姝向张帆等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2014年11月20日，被告王丛姝与苏颖签订一次性还款协议，约定苏颖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7号2幢1层建筑面积为9.8平方米的房屋，5幢1层建筑面积为12.6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过户至被告谷艳光名下。不足部分向张帆追索，与苏颖无关。2014年11月28日，苏颖如约将房屋过户至谷艳光名下。2016年12月23日，谷艳光将其中的5幢1层房屋转卖给他人，其自述交易价款为1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实际得房款70万元。2015年1月3日，被告谷艳光与被告王丛姝签订一份委托协议，约定谷艳光委托王丛姝就杨贵华，刘正，白杨等所欠借款提起诉讼。谷艳光要求诉讼中执行回款额为450万元，超过部分的50%，支付给王丛姝作为委托费用。2015年8月17日，经王丛姝起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民一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判令张帆、杨贵华共同偿还给王丛姝借款200万元及利息（计息方式：以2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借款还清日止），如未履行还款义务，王丛姝对抵押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2016年2月26日，被告谷艳光收到张帆、杨贵华偿还借款200万元，放弃利息主张，并解除担保房屋的抵押。2018年3月14日，经谷艳光起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民初783号民事判决，判令杨帆偿还给谷艳光借款350万元及利息（计息自2014年7月29日至借款还清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给付谷艳光为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交通费，通讯费，诉讼费等费用共计16万元。谷艳光对白杨用以抵押担保的房屋在300万元本金和5万元利息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经法院执行后，谷艳光收到执行款200万元，余款仍在执行中。2017年9月12日，原告以被告谷艳光追索回款已超过410万元本金部分；在追索过程中，谷艳光有与债务人串通，放弃部分债权的倾向为由，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被告谷艳光退还超过410万元本金以外追索款项。2017年12月2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4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以债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债权转移通知不得撤销；退还超过410万元本金以外的追索款项的请求，是基于解除债权转让合同后的法律后果而提出为由，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苏颖用于抵债的两套房屋价值进行评估，因被告谷艳光拒绝配合而无法进行评估。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三方应按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拒不履行约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有瑕疵的，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转移的债权所涉及的抵押借款，由原告委托被告王丛姝出借，其实际所有人应为原告，原告有权就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提起诉讼。原告曾以被告随意处分债权为由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债权转让协议，被该法院以债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债权转移通知不得撤销；退还超过410万元本金以外的追索款项的请求，是基于解除债权转让合同后的法律后果而提出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而发生的返还财物纠纷，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属重复讼诉。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转移后，在追索回款中应扣除原告向谷艳光的借款本金，余款由谷艳光退还给原告指定的银行帐户，故追偿后超出本金410万元的款项应予返还。被告谷艳光主张扣除的借款“本金”应为借款“本息”，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其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协议还约定，谷艳光应积极向债权人主张权利，保证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抵押权、追索债务，根据该项约定，被告谷艳光在处分债权，特别是减少或放弃债权时，应告知原告，并与原告充分商量。但被告谷艳光在业经法院判决确认张帆、杨贵华共同偿还借款2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给付利息，且有房屋抵押担保的情况下，随意处置债权，解除担保房屋的抵押，直接影响到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造成的损失理应负担，该项债权的追偿金额应确定为200万元，利息损失803788元。关于张帆、苏颖的350万元债权，苏颖以抵押的两套房屋抵顶后，房屋所有权人已过户至被告谷艳光名下，在评估机构对房屋价值评估时，因被告谷艳光拒绝而使评估不能，故该项债权的追偿金额应推定为350万元。关于杨帆和白杨的350万元债权，虽经法院判决，但该判决仍在执行中，故该债权的追偿金额应以被告谷艳光实际获取200万元为准。上述款项，扣除原告所欠的410万元，及被告王丛姝的5万元工作费用，其余款项应返还给原告。被告谷艳光所述扣除部分应包括追偿债权的相关费用，并无不当，但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故其主张不予支持。按照协议约定，被告王丛姝对追偿债权负有协助义务，并以其名义起诉杨帆、杨贵华，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放弃判决书已确认的利息并解除担保房屋的抵押，对利息损失应共同承担责任。对其他债权的追偿中，其并未违反协议约定，故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谷艳光返还给原告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人民币335万元；二、被告谷艳光、王丛姝共同偿还给原告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人民币803788元；上述一、二项被告应给付原告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6380元（含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1495元，被告谷艳光负担29622元，被告王丛姝负担11800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港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瑛的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工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等证据，拟证明就本案借款，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已按约定的月息3%支付利息至2014年7月15日，共计向谷艳光支付了本案借款利息1091000元。上诉人谷艳光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认可本案借款利息已支付到2014年7月15日。但被上诉人应按月息3%支付其自2014年8月起至2018年5月的借款利息共计357.6万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结合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已质证的上诉人谷艳光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单、招商银行交易明细单等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已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支付案涉借款利息至2014年7月15日。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问题包括：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债权转让协议还是债务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追索的债权超过其借款本金410万元部分是否应返还及应返还的数额，是否应支付利息；被上诉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等。一、关于重复诉讼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构成重复诉讼应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而本案诉讼（以下简称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诉讼标的亦不相同。第一，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诉”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对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民事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行为。“诉讼请求”是原告请求法院审理和裁判的事项，即原告的主张。如：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或形成双方之间的某种法律关系；请求法院依据双方之间存在的某种法律关系，判决对方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故依据请求事项性质的不同，一般将诉分为确认之诉、变更（或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因前诉原告港通公司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谷艳光退还基于债权转让协议追索案外人债权超出其借款本金410万元以外的50万元及被告谷艳光与案外债务人串通而放弃的利息损失70.5万元。故前诉既有变更之诉（解除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也有给付之诉，且给付之诉是基于变更之诉，即解除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的结果。前诉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7）辽0204民初5428号民事判决，是以三方债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债权转移通知不得撤销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港通公司请求解除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亦是以退还超过410万元借款本金以外的追索款项及利息损失，是基于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后的法律后果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港通公司请求判令被告谷艳光退还超过410万元借款本金外多收取的50万元及利息损失70.5万元的诉讼请求。而后诉原告港通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二被告依据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扣除原告欠被告谷艳光的410万元债务及支付被告王丛姝的5万元工作费用后，返还给原告多收取或应收取的债权本息共计5653788元。后诉仅有给付之诉，且该给付之诉是基于三方债权转让协议履行的后果。故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且后诉的诉讼请求不仅不是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反而是在前诉裁判结果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即使是相同的给付之诉，但因给付的数额及所依据的事实不同，对于新增加的给付请求及所依据的新的事实，也不应认定为同一诉讼请求。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争议的需要通过审判活动予以解决的法律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和判断的对象。诉讼标的是由诉讼请求所决定的，每一个诉都有特定的诉讼标的，以区别不同种类的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均不同，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或者不存在某一实体法律关系；变更（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告请求法院变更（形成）或消灭与被告之间的某种法律关系；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告基于与被告之间存在的某种实体法律关系提出的要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的请求。即使相同的当事人，基于相同的证据（如本案与前诉都是基于相同的债权转让协议）、相同的诉由（如本案与前诉都是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但对于不同的诉，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法院审理和判断的对象亦不相同，确认之诉是对确认请求权进行审查和判断，变更之诉是对变更请求权进行审查和判断，给付之诉是对给付请求权进行审查和判断。涉及本案，前诉是变更（撤销）之诉，请求消灭双方之间已成立并生效的债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并基于债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被消灭而返还因履行该协议获得的财产或造成一方当事人的损失，法院主要审查的就是撤销请求权是否成立，以及撤销请求权成立时，是否应返还相关财产。而后诉是给付之诉，是基于双方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债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请求被告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法院主要审理的就是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给付请求权是否成立及请求给付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亦不相同。综上，因后诉与前的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亦不相同，故后诉与前诉不构成重复诉讼。二、关于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债权转让协议还是债务转让协议，被上诉人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因本案涉及上诉人谷艳光与被上诉人港通公司之间因借款410万元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下简称为前者），也涉及被上诉人港通公司通过原审被告王丛姝代持而与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等人之间因借款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下简称为后者）。故对于本案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到底是债权转让还是债务转让，首先应当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后者的债权人是本案被上诉人港通公司还是原审被告王丛姝；二是三方债权转让协议所指的债权是前者还是后者。第一，关于后者的债权人。因原审证据已证明，原审被告王丛姝以本人名义与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等人所发生的借贷关系都是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委托原审被告王丛姝所为，出借资金也来源于港通公司，原审被告王丛妹本人对此亦予以承认，故港通公司应是本案所涉对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等人出借款项的实际债权人，原审被告王丛姝仅是受托人或代持人。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等规定，对此不仅不禁止且应依法予以保护。故虽然与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之间的债权及抵押文书上书写的出借人是原审被告王丛姝、公证文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上写明的出借人亦是王丛姝，但依据《民诉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但书部分，即“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判认定后者的实际债权人为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并无不当。且2014年8月15日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第2条已明确写明“乙方（王丛姝）受丙方（港通公司）委托，于2014年2月11日至2014年4月29日期间向张帆等债务人出借款项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00元）”，故上诉人谷艳光对此明知并予以认可，在该协议第五条亦明确约定“在追索回款中应扣除丙方向甲方谷艳光的借款本金后，余款由甲方谷艳光退还给丙方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故上诉人谷艳光以被上诉人港通公司不是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等借款的债权人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港通公司起诉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三方债权转让协议所指的债权是前者还是后者。因三方债权转让协议明确写明“现甲、乙、丙三方经过协商，乙、丙方愿意将乙方对张帆等人的（详见附件：《借款合同》）债权全部转让给甲方，作为丙方向甲方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故三方债权转让协议所指转让的债权是指后者，即被上诉人港通公司通过原审被告王丛姝代持而与案外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等人之间因借款所形成的1100万元债权，且通过该债权转让，由上诉人谷艳光直接向案外债务人张帆、杨贵华、白扬、苏颖进行追索，将追索到的款项，首先用于偿还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因向上诉人谷艳光借款410万元所形成的债务。而非将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因向上诉人谷艳光借款410万元所形成的债务转让给原审被告王丛姝，故本案是债权转让而非债务转让。上诉人谷艳光认为本案是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将向上诉人谷艳光借款410万元所形成的债务转让给原审被告王丛姝，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债务转移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被上诉人港通公司无权向上诉人谷艳光主张任何权利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三、关于上诉人谷艳光追索的债权超过其借款本金410万元部分是否应返还给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及应返还数额。第一，关于追回的债权款项是否应支付借款利息。上诉人谷艳光认为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第五条中“应扣除丙方向甲方谷艳光的借款本金”系笔误，应为扣除“本息”而非扣除“本金”。而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则认为《债权转让协议》中的鉴于部分第3条已明确约定“债权转让后，甲方（谷艳光）不再向丙方（港通公司）主张借款本息及其他债权”；《债权转让协议》的第五条亦明确约定“在追索回款中应扣除谷艳光的借款本金后，余款由甲方谷艳光退还给丙方大连港通公司指定的账户”，故本案不应再支付利息和其他债权。本院认为，《债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的第1条与协议条款第五条之间存在矛盾，第1条约定有利息，第五条仅约定支付本金。而本案被上诉人港通公司是在其无力偿还上诉人谷艳光借款410万元本息的情况下，与上诉人谷艳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由上诉人谷艳光负责追讨他人债务后抵偿上诉人谷艳光的债务，故在借款时约定应支付利息，在通过债权人追讨他人债务抵债时，反而约定债务人不支付利息并不符合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亦有违情理。故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第一款的规定，因《债权转让协议》中的上述条款存在矛盾，本案不能仅从合同文义上对合同内容进行理解，应结合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双方借款存在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前，无须通过出借人的努力，借款人都能按时支付利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需要通过出借人自己的努力去追偿债务，借款人反而无须支付利息有违情理等情况，应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第五条“应扣除丙方向甲方谷艳光的借款本金”中的“本金”为笔误，应为“本息”。第二，关于本案上诉人谷艳光已追回的他人债务的数额。原判认定上诉人谷艳光已追索实现的债权数额包括：1.从案外债务人苏颖处获得的用于抵顶欠款本息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7号2幢1层建筑面积为9.8平方米的房屋及5幢1层建筑面积为12.6平方米的房屋，因上诉人谷艳光不配合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原判推定该两处房屋抵顶借款本金350万元。2.执行案外债务人白扬债务已获得的200万元。3.案外债务人杨贵华偿还的债务200万元，上述追索案外人债务获得的款项共计750万元。本院认为，对于上述款项，尤其是对案外债务人苏颖抵顶房屋价值的认定，上诉人谷艳光上诉时并未提出明确的反驳意见；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一审陈述的出售其中一套房屋的情况；在原审组织对该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时，上诉人谷艳光不予配合；且与苏颖借款合同约定的上述房屋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及实际债权的费用等，苏颖欠款本息合计应为423.5万元[借款日期2014年4月29日、借款本金350万元，约定月息3%，抵顶房屋过户日期为2014年11月28日，利息应为73.5万元（350万元×0.03×7个月）]，原判仅推定抵顶借款本金350万元于法于理均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第三，关于应支付的利息数额。因双方确认本案借款利息已支付至2014年7月15日，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从上诉人谷艳光已追偿的债务数额中逐笔扣除自2014年7月16日起，按月3%计算的利息。（1）自2014年7月16日起至2014年11月28日止，按借款本金410万元、月息3%计算，应支付的利息为54.94万元（四舍五入）[410万元×3%×（4+14÷30）个月]，回款350万元扣除该利息后，剩余295.06万元应为偿还借款本金，故至2014年11月28日，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尚欠上诉人谷艳光借款本金114.94万元（410万元-295.06万元）。（2）自2014年11月29日起至2016年2月26日止，按剩余借款本金114.94万元、月息3%计算，应支付的利息为51.72万元（四舍五入）[114.94万元×3%×15个月]，回款200万元扣除该利息后，剩余148.28万元应为偿还借款本金，故至2016年2月26日，扣除尚欠本金114.94万元后，上诉人谷艳光尚余回款33.34万元。至此，案涉借款的利息和本金已全部清偿，合计应支付的利息数额为106.66万元。第四，关于杨贵华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后，上诉人谷艳光在生效判决已确认且有房屋予以抵押担保的情况下，未追索借款利息803788元并解除了房屋担保，该放弃的利息是否应由上诉人谷艳光与原审被告王丛姝共同偿还的问题。首先，在三方债权转让协议上仅约定有“债权转让给谷艳光后，谷艳光应积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保证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抵押权、追索债务。”并未明确约定上诉人谷艳光在追偿债务的过程中不得放弃，或放弃时应先征得被上诉人港通公司的同意。其次，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谷艳光存在与案外债务人杨贵华恶意串通的事实，且在追索债务的过程中，债权人为尽快追回欠款本金，减少追债费用和不确定因素，与债务人达成偿还欠款本金，全部或部分放弃债务利息的和解意见亦属常见，债务人杨贵华之所以主动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也不排除存在该种可能性。再次，虽有法院判决确认债务利息，也有房屋抵押担保，但抵押房屋能否被执行拍卖，拍卖的余款能否足额清偿债务本息具有不确定性。其四，原审被告王丛姝一开始就是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债权的代持人，应当是被上诉人港通公司足以信任的人，其后作为上诉人谷艳光向杨贵华追债的代理人，其应当明知上诉人谷艳光放弃部分杨贵华债权的事实，存在其将该情况告知了被上诉人港通公司，而被上诉人港通公司未予制止，放任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由上诉人谷艳光与原审被告王丛姝共同偿还被上诉人港通公司利息损失803788元不当，应当予以纠正。第五，关于实现债权的费用。原判认定应当支持上诉人谷艳光主张的应扣除追偿债权的费用，但以上诉人谷艳光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支出的费用为由，实际并未支持该主张。本院认为，关于实现债权的费用，本院（2017）民初783号民事判决已经证实“谷艳光为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交通费，通讯费，诉讼费等费用共计16万元”，上述判决虽已确认该费用由案外债务人张帆给付给上诉人谷艳光，但该款并未被实际执行返还给上诉人谷艳光，仍应作为上诉人谷艳光为实现上述750元债权已实际支付的费用。综上，从上诉人追索回的750万元债务中应支付上诉人谷艳光的借款本金410万元，利息106.66万元，实现债权花费的律师费，交通费，通讯费，诉讼费等费用共计16万元，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应支付给原审被告王丛姝的工作费用5万元，合计为537.66万，上诉人谷艳光还应返还被上诉人港通公司212.34万元。四、关于被上诉人港通公司是否涉嫌虚假诉讼问题。本案被上诉人港通公司虽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上诉人谷艳光返还财产，后又变更为债权转让协议纠纷，请求上诉人谷艳光返还财产，但返还财产的依据充分，属实，对于诉由的认定及返还财产数额的多少，可能存在认识错误，但不属于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而提起诉讼，本院对上诉人谷艳光认为被上诉人港通公司涉嫌虚假诉讼，建议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谷艳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第一款、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民初198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谷艳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人民币212.34万元；如果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上诉人谷艳光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56380元（含诉讼保全费5000元，被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谷艳光负担21175元，被上诉人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5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622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谷艳光负担11125元，被上诉人大连港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84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李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