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922民初47号 原告韩爱民，系死者许某之母，生于1962年11月19日，汉族，湖北省武汉市居民，现住深圳市南山区。 原告赵德洪（兼原告韩爱民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系死者许某之夫，生于1986年3月6日，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委托代理人赵福先，系赵德洪之父，生于1953年12月15日，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赵某，系死者许某之女，生于2013年11月16日，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法定代理人赵德洪，基本情况同上。 被告胥国勋，男，生于1977年2月3日，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曾德高，系射洪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射洪县中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国强，系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奇英，系四川远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太平，系该医院职工。 原告韩爱民、赵德洪、赵某诉被告胥国勋、射洪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4）射洪民初字第1281号民事判决，后韩爱民、赵德洪、赵某、胥国勋、射洪县中医院均不服，向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川09民终72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原告赵某系未成年人，赵德洪作为赵某的监护人应当履行法定代理人职责，原一审判决列明赵德洪仅系原一审原告，未作为赵某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违反了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3日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德洪（兼原告韩爱民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原告赵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其代理人赵福先、被告胥国勋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曾德高和被告射洪县中医院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陈奇英、委托代理人樊太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韩爱民及射洪县中医院法定代表人李国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爱民、赵德洪、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医疗费431.04元、死亡赔偿金8926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9878元、交通费等18000元、丧葬费2523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并承担连带责任和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3日下午，原告赵德洪之妻许某感觉身体不适，赵德洪及其父赵福先请求被告胥国勋诊治，胥国勋前往赵家治疗。患者当晚8时许服药，逐渐感觉没力气、喘气困难，后脸色苍白、满脸大汗、喘不过气。经赵德洪求救，射洪县中医院120救护车到达进行抢救无效，许某于当晚22:45被宣告死亡。2014年1月7日，遂宁市中心医院对许某进行病理学尸体解剖，结论为“结合死者临床病史，死者许某由于过敏性休克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原告认为，被告胥国勋给受害人使用药物静脉输注未作皮试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造成受害人死亡，给原告造成极大损失和严重精神损害；被告射洪县中医院抢救不力，也有过错。 被告胥国勋辩称，原告的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被告胥国勋在对许某诊疗时询问了过敏史、用药史，明确告知了病员及其家属输注和服用的药品，输注药液符合中国药典及药品说明书，在当日17:20至18:20的输注过程中也一直守在床边观察，经询问许某无异常反应后才离开。原告隐瞒了许某12月29日在深圳有发热并买药诊治的重要病史，许某可能死于已患严重基础疾病。在患者输液后出现不适反应，家属不及时告知被告因而耽误施救时机。被告射洪县中医院在抢救许某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没有争分夺秒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对卧床不起的病人急救未使用担架抬而由家属背着经过600米凹凸不平的小路，不正确的体位和颠簸、抖动加重病情，导致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许某不是过敏性休克死亡，遂宁市中心医院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不应当被采信作为定案依据。经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鉴定，许某死亡原因为弥漫性坏死性间质性心肌炎引起猝死，其死亡与我方医疗过程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我方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我方和射洪县中医院负轻微责任，应只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一审判决承担20%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本案是医疗事故，应按医疗事故条例相关规定和标准计算；事故发生在四川，原一审死亡赔偿金按深圳市标准计算错误，且死者生前一年怀孕和生小孩坐月，有无工资收入存疑，韩爱民生于1962年，未达到被扶养法定年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计算标准应按农村人口计算。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辩称，1、结合患者许某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许某的死亡与我方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经四川华西医学鉴定中心鉴定，许某死亡原因为弥漫性坏死性间质性心肌炎引起猝死，虽然许某的宣告死亡时间为22:45，但其生命体征在22:08就已经消失；2、射洪县中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程，不存在过错，与许某的死亡无因果关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应采信，对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应重新鉴定；射洪县中医院接到120电话后及时出诊，在第一现场开展的诊疗行为完全符合诊疗规范，搬运患者是家属自行决定的；3、即使依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射洪县中医院与胥国勋系轻微责任，按照规定应只承担10%的责任，而非20%。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射洪县中医院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合议庭认为，（一）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中，原告方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出生证、亲属关系证明经两被告质证无异议，能够证明原被告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胥国勋的执业资格证、医疗机构注册信息、租房合同、执业证照复印件及医疗机构的照片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死者许某的身份证、死亡及火化证明、遂宁市中心医院病理解剖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死亡病例调查表及许某死亡病例综合评价意见复印件、诊治药品和器材及其处方笺的照片等，能够客观反映患者许某的身份信息、死亡事实、尸体解剖事实和有关部门针对病例所作的专门调查以及被告胥国勋诊治患者的第一现场情况等，能与当事人的陈述和其它关联证据佐证，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但因尸体解剖结论属于病理解剖结果，缺乏现场详实记录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急救电话记录、门诊收费凭证复印件、现场照片等真实、合法，与待证事实关联，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的证明观点尚需与其它证据结合予以确定；笔录、死亡情况说明、登机牌、华西医院临床免疫检验报告单等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的证明观点应与其它证据结合予以确定；居住证、社区证明、社保卡、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工资单、社保参保证明、情况证明、门诊病历复印件、交通票据、诉讼请求计算单具有真实性，与案件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相应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深圳某医院出院小结复印件真实，能够与本院调取的证据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原告的证明主张应与其它关联证据结合予以确定；何某的证言因其属于原告的亲属，应以本院调取的笔录核实的证言为准，赵福先的证言因其系近亲属，不能确定证言的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胥国勋提出的证据：合议庭认为，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和回复因鉴定机构系医患双方选择确定，双方对送检使用的蜡块、切片、DVD等主要检材均无异议，而鉴定结论和说明真实、程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心脏猝死的定义、注射头孢他啶说明书、天涯论坛网页打印件，该三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门诊日志复印件与本院收集证据一致，与案件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有关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尸检现场录音经当事人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乡村医生资格证、执业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真实、关联，本院予以采信，但原告的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本院结合其它证据综合采纳；收条3份经当事人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三）被告射洪县中医院提出的证据：出诊登记本、院前急救记录、中医院收费明细、急救处方、参加抢救医护人员资格证复印件，证据真实、与待证事实关联，具有证明力，本院均予以采信，但该医院的部分证明观点应与其它关联证据结合予以确定。（四）本院调取的证据：门诊日志、处方笺、院前急救记录、深圳市某医院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原告和被告质证无异议；证人刘某的证言，原告认为证人刘某与被告射洪县中医院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予认可；被告胥国勋认为证人刘某是中医院医生，其证言不一定真实。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提出该鉴定的鉴定材料欠完整，原告对所采用的死因鉴定意见书一直存疑、未予认可，但对两被告在医疗过错中的存在过错的结论予以认可，对被告胥国勋过错轻微和参与度轻微的结论不予认可；被告胥国勋认为过错鉴定的检材无异议，对其过错参与度有异议，结合死者的自身疾病，中医院是抢救不力；被告射洪县中医院对鉴定结论不认可，认为该医院已经用最快速度到达，患者由家属背出，医护人员没法选择施救地点，且患者在家已死亡，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人何某、刘某的证言未纳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的送检材料，对鉴定结论有重大影响，申请重新鉴定。合议庭认为，门诊日志、处方笺、院前急救记录、深圳市南山医院的住院病历复印件和证人刘某、何某的证言均系本院依职权和程序调取，与第三人的陈述和其它关联证据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以证明相关事实，予以采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选择、由本院委托进行的合法鉴定，鉴定机构使用本院采信的证据、结合医患各方陈述，进行分析后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医患双方的质证意见既认为鉴定存在瑕疵又认可有关鉴定意见，属自相矛盾，本院对其质证异议不予采纳；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虽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但未有证据证明鉴定程序瑕疵和结论错误，本院不予准许。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3日，赵德洪与妻子许某（女，生于1987年8月29日，系本案死者）携女儿赵某先后乘坐飞机、客运汽车从深圳市经绵阳市回到射洪县赵德洪家中。当日下午，许某感觉身体不适，赵德洪及其父赵福先前往某镇某村卫生室约请乡村医生胥国勋前往家中诊治，胥国勋于下午5时许骑摩托车前往赵家对许某进行诊治，门诊日志记载许某的主要症状为“一身酸痛、乏力、头疼、呕吐、咳嗽、发热T：38.3℃”，初步诊断为“中毒性菌痢？H7N9？外感”，予以吊瓶输注“地米、庆大、头孢他啶”药液、给予“克感敏、安乃近、多潘立酮、合香丸”处方用药。赵德洪父子步行回家后，胥国勋告知家属输液后拔针、用药、注意饮食清淡等，收取80元诊疗费后离开。许某输液完毕后于当晚8时许服用胥国勋为其开的口服药，逐渐感觉没力气、喘气困难，至9时许行走无力、脸色苍白、满脸大汗、喘不过气。赵德洪于当晚9时38分许拨打120求救。射洪县中医院接到指令于当晚9时40分出车前往，当晚10时08分到达赵德洪家外公路段（行程约23公里）。尔后，由赵德洪背着许某从家里经数百米田间小道前往公路，医护人员于靠近公路的小道中接到许某，立即送入救护车内进行现场施救，经抢救无效，许某于当晚10时45分被宣告死亡。射洪县中医院收取医疗费351.04元。 事件发生后，射洪县某镇卫生院和公安派出所于2013年1月4日上午收集了胥国勋用于许某的药品、输注器材、门诊日志、处方笺等，予以封存。2014年1月5日，胥国勋支付许某尸体解剖费5000元，同年2月12日向赵德洪支付处理医疗纠纷费用20000元，同年2月18日支付赵德洪（赵福先收）5000元。2014年1月7日，由射洪县卫生局委托，遂宁市中心医院对许某的尸体进行了病理学解剖，同月28日作出《遂宁市中心医院病理科临床尸检报告》，结论为“结合死者临床病史，死者许某由于过敏性休克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用去尸体解剖费5000元。胥国勋对此尸检结论不服，向射洪县卫生局申请重新尸检，射洪县卫生局征求赵德洪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后未予受理。2014年3月3日，原告韩爱民、赵德洪、赵某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被告胥国勋于2014年3月13日向本院提出对许某的死因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经与原告赵德洪等共同协商选择了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4年4月11日，本院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患者许某的死因进行法医病理学鉴定，并提供了尸体病理解剖取得的蜡块、切片、DVD等主要检材。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14年5月9日作出《法会：2014-170〈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根据送检材料，结合法医组织病理学检验，许某死亡原因符合弥漫性坏死性间质性心肌炎引起猝死”。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收取鉴定费6000元。原告赵德洪等对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服，请求鉴定人就鉴定结论作出释明，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关于法会2014-170号鉴定的回复》声明，本次鉴定是对许某的死亡进行死亡原因鉴定，不是过错鉴定；经光学显微镜下复阅编号1401组织切片、对1401石蜡包埋组织块切片染色再行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最后作出死亡原因的诊断和鉴定意见。 2014年9月4日，本院根据原告方于2014年3月6日提出的医疗过错鉴定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胥国勋和被告射洪县中医院在对患者许某的治疗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参与度等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4）鉴字第27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中心对胥国勋和射洪县中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了评估，对患者疾病因素和医方的医疗行为与死亡的因果关系等分析认为，胥国勋“接诊后对患者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无详细的体格检查记录（如：神志、心率、呼吸等），在不具备检查及抢救条件、诊断不明确的情况下，未及时建议患者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应认为其医疗文书记录不规范、未及时转诊，存在缺陷”，医方胥国勋为基层村医，在不具备检查和抢救条件、诊断不明确的情况下采取一般性对症治疗，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射洪县中医院“未在第一时间内直接到现场对患者进行诊断、抢救并指导搬运，存在缺陷”，违反了急诊医疗救治原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抢救成功率，但因该患者病情危重，即使及时抢救，抢救成功率亦低；患者存在严重心脏疾病，其疾病进展快、死亡率高、抢救成功率低，患方未及时到相应医疗水平的医院就医而选择村医诊治，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结论为“1.胥国勋、射洪县中医院在对许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2.胥国勋、射洪县中医院的过错是导致许某死亡的轻微因素，在该轻微因素中胥国勋为主要因素，射洪县中医院为次要因素。”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收取鉴定费10000元，另支付其它服务费用50元。两次鉴定，原告赵德洪支付鉴定费3000元，被告胥国勋支付鉴定费14000元。 另查明：被告胥国勋于2009年10月15日取得执业医师执业证，先后以个人名义开办射洪县某镇某村卫生室、某村卫生室并经注册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非营利性），执业类别为中医科。胥国勋在2014年1月3日诊治中，相继对患者许某输注了头孢他啶、硫酸庆大霉素+地塞米松磷酸钠，配用了多潘立酮胶囊、酚氨咖敏片、安乃近片和龙胆碳酸氢钠片口服药。经遂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于2014年1月7日对许某死亡案进行《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死亡病例调查》，于同月14日作出综合评价，认为该死亡案存在不合理用药、执业医师超出中医执业范围、在患者家输液违反了医疗规范、诊断“急性中毒性菌痢”缺乏依据、给患者服用过期药品（安乃近）等。 又查明，韩爱民与其夫许某4生育有许某2、许某、许某3三个子女。许某4早逝，韩爱民长女许某2前往深圳市务工多年，后任深圳市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次女许某于2011年3月与该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并一直在该公司工作；许某3在深圳市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工作。韩爱民原在湖北省武汉市某乡务农，因身体有病等原因于2012年11月起随子女前往深圳市，在深圳市居住生活。许某死亡后，韩爱民与许某2、许某3于2014年1-2月、2015年10月、2016年6月数次乘坐飞机、客运汽车往返深圳市到四川省射洪县处理许某死亡的善后、丧葬和诉讼等相关事宜。 原告赵德洪、韩爱民、赵某于2014年3月3日诉至本院，请求判令由被告胥国勋退还向受害人收取的医疗费并赔偿死亡赔偿金、扶养费、交通、住宿、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计120余万元。审理中，被告胥国勋于2014年3月13日申请追加射洪县中医院为本案共同被告，本院于同月25日通知射洪县中医院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016年6月29日审理中，原告方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由被告退还向受害人收取的医疗费431.04元；二、由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892666元（深圳市标准）、扶养费269878元、交通和住宿与误工费等18000元、丧葬费252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三、由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重审中原告方未变更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应当严格遵从医疗执业规范，穷尽医疗技术和医疗措施，如果未能尽到相应义务、存在过错，应当对患者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医疗损害不能完全归责于医疗机构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2014年1月3日，患者许某因身体不适，被告胥国勋前往患者家中进行诊治，当晚患者病情持续加重，射洪县中医院接120急救电话前往现场施救，患者于当晚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第一，患者许某的死亡原因；第二，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第三，医方具有过错时，两被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焦点一，患者许某死亡的尸体解剖意见为“由于过敏性休克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司法鉴定意见为“符合弥漫性坏死性间质性心肌炎引起猝死”。虽然两者意见不一致，但是，尸检意见是医院所做的病理解剖，而不是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审理中，医患双方对许某的死因达成重新进行鉴定的一致意见，并共同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对鉴定使用的蜡块、切片、DVD等主要检材没有异议，因而重新鉴定结果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当事人承担。所以，本院不采纳尸体解剖的意见而采纳华西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患者许某的死亡为猝死。原告主张的许某死亡的后果是被告胥国勋输注药物未作皮试等医疗行为造成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二，根据本院采信的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遂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死亡病例调查》的综合评价和其它关联证据，可以判断患者许某生前存在严重的心脏疾病，其疾病处于危重症状时，即使及时抢救，抢救的成功率亦低，因此，患者许某的疾病因素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被告胥国勋明知自己是中医师、基层医生，在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存在限制的情况下出诊，对患者的病情属于“中毒性菌痢？H7N9？外感”而不能确诊的情况下，对患者给予处方、输注药品等治疗，使用过期药品、输注药物未全程观察、未提示患者及家属及时转诊等，被告胥国勋的诊疗行为属于对患者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采取一般性对症治疗不当，延误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且医疗文书记录存在缺陷，因而存在医疗过错，其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关联，是导致许某死亡的轻微因素，被告胥国勋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虽然在接到120指令后及时出诊，但未在第一时间内直接到现场对患者进行诊断、抢救并指导搬运，违反了急诊医疗救治原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抢救成功率，也存在医疗过错，其过错也是导致许某死亡的轻微因素，被告射洪县中医院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比较两被告的医疗过错，被告胥国勋的过错是轻微因素中的主要要因素、被告射洪县中医院的过错是轻微因素中的次要因素。综合考虑患者许某的自身疾病因素、被告胥国勋和被告射洪县中医院的治疗行为及其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联程度以及本案的损害后果，本院酌情确定因患者许某死亡造成的损害后果由被告胥国勋和被告射洪县中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中由被告胥国勋承担12%的民事责任、被告射洪县中医院承担8%的民事责任。重审中，二被告辩称轻微因素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应为10%，但未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焦点三，两被告的医疗行为相对独立，不具有共同过失，各自的行为后果也不足以导致患者的全部损害，因而不构成共同侵权，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的具体赔偿请求，所主张的医疗费属于直接损失应当纳入赔偿范围，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因患者许某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住所地深圳市（经济特区）比四川省的年度统计数据高，应当按照深圳市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十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和丧葬费均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四川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原告的前述主张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所主张的交通、住宿和误工费，因原告提出的票据和证明显示多人多次乘坐飞机、汽车，不能反映合理的交通费用，没有证据证明住宿费，而误工损失较高，本院按照三名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原则酌情确定交通费和误工损失；所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本院亦酌情确定。据此，本院确定原告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431.04元，死亡赔偿金116254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69878元），丧葬费25233元，交通、误工费为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尸检费5000元，鉴定费用16050元，总计1234258.04元。原告赵德洪支付鉴定费3000元、被告胥国勋支付鉴定（含尸检）费和赔偿费44000元纳入结算。综前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胥国勋赔偿原告韩爱民、赵德洪、赵某因患者许某死亡的医疗费431.04元，死亡赔偿金116254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25233元，交通、误工费15000元等损失计1203208.04元的12%为144385元； 二、由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赔偿原告韩爱民、赵德洪、赵某因患者许某死亡的医疗费431.04元，死亡赔偿金116254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25233元，交通、误工费15000元等损失计1203208.04元的8%为96256.64元； 三、由被告胥国勋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 四、尸检费5000元、鉴定费16050元，合计21050元，由原告负担7050元，由被告胥国勋负担9000元，由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负担5000元； 五、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上列一至四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其中，被告胥国勋应支付159385元，品迭已支付44000元还赔偿115385元，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赔偿105256.64元；预交鉴定费用的余额950元由原告赵德洪与本院结算。 本案收案件受理费6171元，由原告负担4930元、被告胥国勋负担741元、被告射洪县中医院负担5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晓萍 人民陪审员  赵敦记 人民陪审员  陈雪容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雷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