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0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福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叠景路249号1103房。法定代表人：范红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雅怡，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江埔街七星岗2号。法定代表人：谢文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红，广东建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太林，广东昂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福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顺途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5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福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廷，被上诉人顺途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红、王太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五项，维持第三项判决，改判驳回顺途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顺途公司支付代垫的按揭手续费78800元及逾期支付购车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即从2016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顺途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相关约定断章取义，对新能源车补贴政策不了解，从而做出错误判决。（一）福协公司与顺途公司在产品销售合同中约定顺途公司付款方式及期限有三项约定，这三项约定是顺途公司支付购车款的一个整体约定，任何一项都不能独立开来，前后相互衔接，逻辑清晰鲜明：第1项约定的是具体车款和支付方式，在扣除国家补贴460万元后的车款为1127万元，再扣除115万元的定金款后的车款即1012万元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因当时不清楚可以贷取多少银行贷款，则约定“提车前福协公司必须收到银行所放车款，否则不予提车”，放车的前提是收到银行所放车款而不是收取全部车款，但最终银行批准的贷款只有788万元，这样与总车款的差额部分顺途公司应当支付的，逾期未付，显然构成违约。第2项是关于补贴的约定，其中，国家补贴每辆车20万元，共460万元由生产厂家申请领取；地方补贴每辆车20万元，共460万元由经销商申请领取，提车后4个月内地方补贴合计460万元退还给顺途公司，福协公司逾期未付按5%的滞纳金支付给甲方。该项约定其实非常科学，但却被一审法院给曲解了，因地方补贴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在2015年度同类车的地方补贴为25万元辆，双方考虑到退坡因素，则约定每辆车20万元由福协公司申请领取，领取补贴后由福协公司退还给顺途公司，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非常明确，即在福协公司领取到地方补贴款之后再退还给顺途公司，有领取到地方补贴款这个前提加上提车后4个月这个并行支付时间的约定，才会发生退还这个行为。第3项是对第2项领取地方补贴的补充性约定，要领取到地方补贴，离不开顺途公司的协助，如顺途公司不予配合，造成福协公司无法获得补贴，则由顺途公司承担福协公司的损失，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地方补贴退坡，退坡金额双方协商承担”，这两项约定充分说明当时双方都考虑到如发生领取补贴不到位的情况如何处理的问题，如顺途公司不配合福协公司领取不到补贴则由顺途公司承担责任，如发生补贴退坡，退坡金额双方协商承担，而不是福协公司一人承担因退坡产生资金支付责任。如此明显的约定，证明“提车后4个月内地方补贴合计460万元退还给被甲方”，不是一项独立支付条款，并非仅满足提车后4个月内这单一条件后，福协公司则需支付补贴款给顺途公司。（二）新能源车补贴是政府行政行为，不是生产企业和汽车经销商可以掌控的，福协公司作为经销商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家经营主体，以盈利为目的，在提交申请地方补贴材料后则完成了申请义务和责任，地方政府批与不批、发不发放补贴款，福协公司无法左右，这种政策的不可抗力后果不能由福协公司来承担。同时，地方补贴款是补助性质，不可能由经销商承付，只有收到补贴款后才会发生退还问题。二、一审法院认为福协公司是否领取补贴非案涉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在尚未获得补贴的情况下，福协公司不应向顺途公司退还购车款460万元。（一）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顺途公司实际应支付的购车款为1127万元，在地方补贴没有申领下来的情况下，福协公司就向顺途公司退还460万元，那么顺途公司就没有完全履行支付1127万元购车款的合同义务，而其也需向福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让本已大部分履行的合同，购车款又陷入悬殊的不确定法律状态之中。（二）从案涉合同签订的目的以及合同上下条文的理解，在地方补贴没有申领下来的情况下，顺途公司应承担的付款责任是1127万元，若在福协公司未申领到补贴款前，就直接退回460万元给顺途公司，顺途公司未履行其付款义务的金额则高达560万元，显然该判决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扩大分歧。合同中关于支付地方性补贴的约定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约定不明确的情形，应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理解为：提车后，待申领到地方补贴后4个月内支付。因此，涉案合同约定的地方补贴在尚未申领到的情况下，福协公司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判决福协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福协公司已积极履行合同约定的申领义务，暂时无法获得补贴款的责任不在福协公司，而是政策性的不可抗力。为全面、及时的履行涉案合同约定的申领补贴款的义务，福协公司在顺途公司办理了涉案全部新能源汽车的上牌手续，并在满足申领条件后，自2016年7月、2017年7月、2018年7月三次向相关部门递交广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资金补贴申领材料，而且2016年至2018年广州地区的新能源补贴至今仍在积压未进行发放，何时会发放补贴仍未明确。在一审开庭前，福协公司再次向广州市发改委、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广州市从化区交通运输局发函，说明情况、请求发放补贴。但时至今日，仍未收到任何单位的任何形式的答复。由此可知，福协公司并没有故意拖延申领，而是积极跟进补贴申领的工作，但由于政策的原因至今无法获得补贴。政策变化属于不可抗力，福协公司不应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判令福协公司退还地方补贴和支付违约金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四、案涉合同关于顺途公司支付购车款的时间有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却以双方未就欠付车款支付时间达成一致为由，不予支持福协公司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求主张是错误的。案涉合同明确约定，提车前福协公司必须收到所有车款。截止至2016年4月30日，顺途公司已完成提车，即到上述日期，顺途公司应当支付全部车款，否则从次日起，其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即使福协公司同意让顺途公司先予提车，也不代表是免除顺途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以双方未就欠付车款支付时间达成一致为由，不予支持福协公司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主张是错误的，应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顺途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顺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协公司向顺途公司支付460万元、滞纳金23万元及利息,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75%自2016年8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本息还清之日。2、要求福协公司交还涉案23辆汽车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给顺途公司。3、要求福协公司协助顺途公司到案涉车辆管理所办理上述案涉23辆汽车的解除抵押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福协公司承担。福协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顺途公司立即向福协公司支付购车款人民币100万元并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令顺途公司向福协公司支付代垫的按揭手续费78800元。3、判令顺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2月2日，顺途公司（甲方买方）与福协公司（乙方卖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型号为BJ6105PHEVCA-6的车辆共计23辆，单价为690000元，总价1587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且盖章之日起生效。交车时间为自合同生效之日且定金足额到乙方账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车（节假日除外）预计3月25日左右交车，交车方式由甲方自提，交车地点为广东南海，总车款15870000元整。付款方式及期限1、扣除国家补贴（20万元/辆）合计￥460万元后，车款￥1127万元；合同签订后向乙方支付￥5万元/辆订金，合计￥115万元。剩余车款￥1012万元提车前通过银行按揭方式支付，提车前乙方必须收到银行所放车款，否则不予提车。（国家补贴部分不开具发票）2、国家补贴（20万元/辆）合计￥460万元，由生产厂家申请领取；地方补贴￥20万元/辆，合计460万元，由经销商申请领取。提车后4个月内地方补贴￥460万元退还给甲方，乙方逾期未付按5%的滞纳金支付给甲方。3、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地方补贴手续（包括提供公司相关手续、行驶证复印件盖公章、充电场地、充电设施、充电记录等证明），如因甲方不配合乙方申请补贴工作，造成乙方无法获得补贴，由甲方承担乙方的相关损失。如地方补贴退坡，退坡金额双方协商承担。关于违约责任：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的，每逾期一日，向乙方支付逾期车款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未按合同预付车辆定金及车款的，乙方有权顺延交车时间，甲方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车辆入库后甲方未按时提车，每逾期一日甲方需支付滞纳金500元/台。甲方逾期付款或逾期提车超过30日的，除承担签署约定违约责任外，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收定金不再返还甲方，实际损失超过本约定的，甲方据实赔偿，等。之后因福协公司未依约向顺途公司退还地方补贴460万元，顺途公司故提起本案之诉。同时福协公司亦确认未退还该笔补贴，理由是福协公司已自2016年7月起向有关行政部门申领后，至今未得到回复。并提供了广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管理暂行办法、广州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情况反映函、广州2016-2017年度地方财政补贴新能源公交车自查报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诉讼中，顺途公司称于2016年2月2日向福协公司支付115万元，于2016年3月2日向福协公司支付124万元，余款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按揭方式向福协公司支付，同时顺途公司称案涉车辆的银行按揭手续均由福协公司负责办理。对此福协公司予以确认收到车款共计1027万元，除顺途公司所称上述款项外，还于2016年6月收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按揭放款788万元，并表示只是代顺途公司去银行办理按揭手续，实际盖章和签字均由顺途公司负责。根据顺途公司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2019年6月11日出具的《客户贷款结清通知书》及消费信贷对账单显示，顺途公司已于2018年6月23日清还完毕在2016年6月23日与该行签订的38611616001715号《贷款合同》项下的总营运汽车贷款，其中贷款本金为788万元。并可以办理贷款抵押品支取手续、退保手续、相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质押品解押等手续。福协公司同时确认案涉23辆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从银行领取后现存于福协公司处并未归还给顺途公司，但由于顺途公司一直未支付车辆尾款故不同意退还上述登记证书。双方同时确认顺途公司已于2016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完成案涉23辆车辆的提车手续。同时顺途公司、福协公司一致确认案涉车辆登记证号分别为：440029456657/440029456742/440029456886/440029456887/440029456888/440029456891/440029456892/440029456893/440029456894/440029456895/440029456896/440029456897/440029456656/440029456701/440029456702/440029456740/440029456741/440029456743/440029456787/440029456788/440029456890/440029456898/440029456908。一审法院认为，顺途公司与福协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福协公司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案涉车辆的国家补贴合计460万元，由生产厂家申请领取；地方补贴合计460万元，由经销商申请领取。提车后4个月内地方补贴460万元乙方应退还给顺途公司，逾期未付的按5%的滞纳金支付给顺途公司。现原、福协公司已确认提车完成的时间截止至2016年4月30日，因此福协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在提车后4个月内向顺途公司退还地方补贴460万元。虽然福协公司主张地方性补贴是作为涉案合同购车款的一部分，在尚未获得补贴的情况下，涉案合同约定地方补贴支付条件未成就，但根据合同约定并未将福协公司是否已领取地方补贴作为是否退还给顺途公司的前提条件，且福协公司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因此对于顺途公司主张要求福协公司退还地方补贴460万元及支付逾期未付滞纳金23万元的主张，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双方对补贴款及滞纳金的支付时间在此前一直未达成一致，故对顺途公司要求福协公司支付上述款项逾期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福协公司申请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调取福协公司向有关行政部门提交的申请补贴材料及补贴发放情况，由于福协公司是否已向有关部门申请补贴或领取补贴均非案涉合同履行的必要条件，故福协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对证明待证事实并无调查收集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同时由于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非案涉合同当事人，且福协公司所称其向顺途公司的投递快递信息亦属福协公司己方举证责任，因此福协公司要求追加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根据合同约定，顺途公司向福协公司订购车辆共计23辆,需向福协公司共计支付车款1127元。现顺途公司实际向福协公司支付车款1027万元。虽然顺途公司称余下车款由银行按揭支付，具体数额顺途公司不清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顺途公司作为按揭贷款合同的借贷方及实际清偿方，理应知晓实际款项的放贷数额且根据顺途公司提交的消费信贷对账单亦有实际清还本金的数额，因此对顺途公司所称不清楚银行实际支付按揭款数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福协公司主张顺途公司欠付车款10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但由于顺途公司、福协公司双方并未对欠付车款的支付形式或支付时间达成一致，且在福协公司并未履行退还补贴款的情况下，顺途公司以此主张抵扣相应车款，也不违反常理，故对福协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福协公司要求顺途公司支付按揭手续费78800元，现福协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本案诉讼前其已向顺途公司主张过该款项，同时因为该款项并无合同约定且顺途公司不予确认并认为已超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福协公司所主张的按揭手续费78800元不予支持。另，顺途公司主张要求福协公司交还案涉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协助顺途公司办理解押手续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办理有关抵质押品解押手续所需费用应由顺途公司负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福协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顺途公司退还补贴款460万元。二、福协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顺途公司支付违约金23万元。三、顺途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福协公司支付车款100万元。四、将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合并执行后，福协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顺途公司支付款项合计383万元。五、福协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将案涉23辆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交还给顺途公司，并协助顺途公司办理上述车辆的抵质押品解押手续，办理上述手续的费用由顺途公司负担。六、驳回顺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福协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案件诉讼费60466元（本诉受理费50428元、反诉受理费10038元），由顺途公司负担本诉受理费6278元，由福协公司负担本诉受理费44150元；由福协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4121元，由顺途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5917元。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福协公司提交政府文件，拟证实广州市政府对于2016年新能源汽车的地方性补贴标准予以调整，由原来的每辆20万元下调为每辆10万元，且福协公司至今未领取到地方性补贴。顺途公司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双方的交易发生在2016年，不受之后文件的调处。且即使需要对退坡费用进行协商，也是另案处理的事情，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涉案《产品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其一，福协公司应否向顺途公司退还460万元购车地方性补贴？其二，顺途公司是否存在迟延支付购车余款及按揭手续费的违约行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福协公司作为专业售车机构，其对于地方性补贴取得的周期具有不确定性有清楚认识。如若福协公司所称，其向顺途公司返还地方性补贴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受领政府支付的相关款项，福协公司应在合同中有清楚约定。但是，涉案《产品销售合同》不仅未约定该付款前置条件，反而是对付款时间即“提车后4个月内退还”有清楚表述。因此，福协公司是否取得政府支付的地方性补贴，并非其向顺途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的前提条件。福协公司以其至今未获得地方性政府补贴为由，主张款项返还条件未成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政策因素是否影响福协公司实际取得的补贴金额，非本案审理焦点，福协公司可待款项实际发放后，另行与顺途公司协商解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第一，顺途公司购买涉案车辆的资金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顺途公司已按约定时间支付其自有资金购车款部分，而按揭购车款何时发放并非顺途公司单方能够决定，且《产品购销合同》也未明确约定按揭购车款支付时间。因此，福协公司交付车辆之日，并非顺途公司支付全部购车款的约定时间。福协公司要求从车辆交付完毕的次日，即2016年5月1日计算尾款10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第二，福协公司一审提交的对账函及快递单，未有签收凭证，不足以证实向顺途公司成功送达。退一步讲，即使福协公司曾向顺途公司发出过对账函，但对账函内容也仅是要求顺途公司进行相关款项金额的确认，并未明确限定余款支付时间。福协公司欠付顺途公司460万元地方性补贴款项，其该付款义务有明确的时间限定，且在先到达。顺途公司一审明确表示行使抵消权，要求将余款100万元与福协公司欠付的460万元予以抵消，于法有据。两相冲抵后，顺途公司并不存在逾期付款违约行为。至于按揭手续费，双方在《产品购销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由何方负担。若福协公司仅是接受顺途公司委托，代为办理及垫付相关费用，其应当提交证据证明顺途公司有该委托的意思表示，但其未能提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34.5元，由上诉人广州福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