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25民初1309号 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115号2幢7层7-32室。 法定代表人：王增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斌，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史奇辉，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史国定，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励旭，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曹叶军，男，198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第三人：曹国根，男，195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久公司）与被告史奇辉、史国定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斌，被告史奇辉、被告史国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励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史国定申请的证人赵应胜、史某1到庭作证陈述。审理中，双方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间60日，本院予以准许。后因案情复杂，且原告益久公司申请曹叶军、曹国根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通知第三人曹叶军、曹国根参加本案诉讼。审理中，原告益久公司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宏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斌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另行委托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军参加本案诉讼，并将该相关情况通知本院。本院于2019年7月2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益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军，被告史国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励旭，第三人曹叶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史奇辉与第三人曹国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160日。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益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租赁原告益久公司的钢管27813.3米、扣件5825个（详见明细，上述租赁物价值400000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益久公司钢管、扣件租赁费373040.20元（暂计算至2019年2月28日），租赁费实际计算并支付至钢管、扣件归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因合伙承包建设工程施工需要，自2012年3月开始向原告益久公司租赁诉请归还的钢管、扣件等物品，其中钢管的租赁单价为每米每天0.008元，扣件租赁单价为每个每天0.004元；暂算至2019年2月28日共产生租赁费854001.68元，扣除两被告于2013年支付的150000元、2014年支付的240000元、2018年支付的50000元与2019年2月6日支付的40000元外，两被告尚欠原告租赁费374001.68元。两被告未及时支付原告租赁费，且经原告多次催收，均未归还诉讼钢管、扣件，故诉请法院处理。 被告史奇辉当庭答辩称：1.被告史奇辉、史国定与案外人（证人）史某1最初合伙从史某2处租赁钢管，但三人之间仅就合伙达成过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后来行情不好，其与证人退出合伙。2.后来向史某2退还租赁钢管时，遭史某2恶意刁难，其要求还回来的钢管与租出去时的钢管完全一致（厚薄与长度均须完全一致），不能有损耗；为满足其无理要求，其与被告史国定商量后全部购买全新的钢管归还史某2，所以第三人曹国根在《租赁回库单》中签字确认的钢管数量（根数）与长度（米数）才与出库单完全一致。3.尽管其早已退出合伙，但此后史某2向被告史国定催讨租赁费时每次均要求其一同前往，考虑到与史某2系同村人，每次都同意史某2的要求一同前往被告史国定家中催讨。 被告史国定答辩称：1.被告于2012年租赁钢管属实，但实际上是向史某2租借的；史某2是原告益久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雅萍的丈夫，王雅萍于2017年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胞弟王增荣，王雅萍在原告益久公司仍是大股东，史某2一直是原告益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原告诉请归还的钢管27813.3米、扣件5825个，被告史国定于2016年底本来要送至原来归还钢管的上海浦东新区处归还，当时打电话问原告益久公司的财务（会计）励敏，励敏告知芳春路处的仓库已经没有了，要求被告史国定将钢管等还到上海市嘉定区，因第三人曹国根拿出与之前同样的《租赁回库单》，因而被告史国定相信了励敏与第三人曹国根，便将案涉讼争的钢管、扣件归还至嘉塘路处，且被告史国定电话与史某2确认过归还钢管的事情，事实上原告公司也拿到了这些租赁物。原告益久公司与第三人内部之间的纠纷与被告方无关。3.从账面上看的确还有一点欠款，原告举证的《承诺书》中的240000元已在应该得到的工程款中扣除；在扣除此前已支付的150000元与240000元后，2012年与2013年度账目已经结清；因为钢管的租赁价格在变动，从2014年开始我方提供了以信息价计算的明细，至2016年三年度共计租赁费193719.69元，减去原告方自认由史某2收取的40000元及赖丹英代付的汇款的100000元，我方共计还款140000元，至今尚欠原告益久公司租赁费53719.69元。综上，案涉钢管与扣件早已归还，被告愿意支付尚欠原告方的租赁费53719.69元。 第三人曹叶军到庭陈述称：其本身并非专业从事钢管等的租赁业务，后因业务需要曾向原告益久公司借调钢管，并再行对外租赁。从被告史国定提供的《租赁回库单》来看，开票人的签名确系其父亲第三人曹国根所签；但当时其作为嘉塘路处钢管等建造设备的场地管理人员，在2016年6、7月份第三人曹国根实际接收钢管、扣件时，其并未在事前接到原告益久公司及被告史国定关于案涉钢管与扣件代收及归还情况的电话，被告史国定在归还钢管、扣件后也没有告知相关情况。第三人曹叶军没有收到该次接收钢管、扣件的账单，致使其不能及时将接收的案涉钢管、扣件交还给原告益久公司，并及时与原告益久公司对账，直至2018年原告益久公司及被告史国定都打电话给第三人曹叶军，向其确认2016年归还的钢管、扣件在第三人曹叶军嘉定嘉塘路处的相关情况，第三人曹叶军接到电话后才知道2016年实际接收钢管、扣件的情况，后来才将第三人曹叶军与原告益久公司之间的相关账目移交原告益久公司。第三人曹国根作为第三人曹叶军案涉嘉定嘉塘路处负责建筑设备的收料人，其核对数量后在《租赁回库单》上签名，确认收到钢管、扣件事实；但对具体由哪个单位或个人归还钢管等，其实并不知道；当时上海市嘉定区的钢管等只有一个工地在租赁，没有其他工地归还钢管、扣件等设备；案涉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系由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第三人曹叶军曾向原告益久公司借调钢管（由其或另一位龚姓工作人员签名后对外出租），所以第三人曹叶军与曹国根的嘉定嘉塘路处案涉钢管仓储场地有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的《租赁回库单》，但至今其未找到案涉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的原始存根联等。后来案涉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载明的钢管、扣件至今去向不明。 第三人曹国根在庭前原告方代理人前往调查时（在录音录像视频中）陈述称：其作为第三人曹叶军的父亲，2016年临时为第三人曹叶军管理案涉嘉定嘉塘路处的钢管仓储场地大约半年时间，负责核对数量、接收钢管等设备。因为史某2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钢管仓储场地被法院判决清场后，从工地还回来的钢管等没有场地放置，而且当时行情不好，钢管不值钱（租赁价格不高），便让其子第三人曹叶军另行于2016年上半年在嘉定嘉塘路处租赁场地用于放置相关工地归还的钢管等建筑设备，其他工地需要时从这个场地拉走。第三人曹国根于2016年10月底、11月初收到案涉史国定的钢管、扣件后在《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租赁回库单》（即前述《租赁回库单》）上签字，并已将《租赁回库单》的回执联交给史某2他们了。后来因为行情好转，但其子第三人曹叶军不做钢管租赁了，史某2便又将场地内所有的钢管全部拖走，用于宁波象山新的工地。 证人史某1到庭作证陈述称：1.其与被告史国定系同村人，史某2系邻村人，是一名建筑企业主，史启法是在帮史某2管理老家相关事务的。证人与被告史国定、史奇辉最初合伙从史某2处租赁钢管（出租给他人赚取差价），但三人之间仅就合伙达成过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后来行情不好，证人与史奇辉退出合伙。2.2016年下半年向史某2退还租赁钢管时，证人打过一个电话给史某2，史某2却恶意刁难，要求归还的钢管与租出去时的钢管完全一致（厚薄与长度均须完全一致），不能有损耗；后来被迫满足其无理要求，证人与被告史国定商量后全部购买全新的钢管归还史某2。3.被告史国定将40000元租赁费交给证人，因为史某2不在老家，证人便将该40000元租赁费交给史某2管家史启法转交史某2。 证人赵应胜到庭作证陈述称：证人自2003年起即在上海务工，曾作为被告史国定雇请的驾驶员，负责为其运送（含归还）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或材料等。2016年之前被告史国定租赁原告方的（案涉原告提供的2012年至2014年期间的《租赁回库单》上载明的）钢管、扣件一直都是证人以及余某与陈玲负责归还的，且都是归还到原告方在上海浦东新区堆放钢管等的场地的；后来2016年下半年，经与原告方电话联系，原告方电话告知归还至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位于上海嘉定一家物流公司旁边没有标识的场地，证人等到达后将一车钢管、扣件交由案涉被告史国定提供的录音录像视频中的第三人曹国根，第三人曹国根清点、核对后与证人共同在《租赁回库单》上签名确认，并将《租赁回库单》红色的一联交予被告史国定。后因为证人老家有事，其余三车钢管、扣件由驾驶员万有明代为归还。 本院组织当事人就各方诉辩陈述等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定案证据；对各方就真实性、关联性等有异议的证据，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证。 经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原告益久公司由股东王雅萍（自成立至今出资比例占80%）与王增荣于2007年11月7日出资成立，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11月3日期间王雅萍担任法定代表人，此后至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增荣担任。原告益久公司与二被告均确认史某2自公司成立至今仍系王雅萍的配偶。被告史国定、史奇辉、证人史某1与史某2（的老家）均系同村或邻村人。被告史国定、史奇辉与证人史某1自2012年起曾就通过史某2向原告益久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后再行对外租赁）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后因行情不好等原因，证人史某1退出该项合伙业务。 后原告益久公司与被告史奇辉就分别自2012年3月20日、4月15日与5月16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分别用于61398部队综合配套用房、龙元周浦41#项目与莲花路工地的钢管、扣件租赁事项签订表格式的合同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015、016与017，该三份合同即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的三份《结算清单》），合同记载出租单位（为原告益久公司）、合同编号、日期区间、三个项目的工程地址、承租单位（记载为被告史奇辉）；该三份表格式合同还记载了物资名称为钢管、扣件及10公分套管的计量单位、发货日期与数量，收货日期与数量，租赁单价、租赁天数、累计在外数（量）、租费及租费合计、应收租费合计分别为58246.03元、112481.80元与14812元等事项；合同另记载“制表：励敏审核：验收：史国定（签名）”；合同的备注栏记载“承租单位收到租费结算明细15日未提异议即视为确认”。 上述相关项目完工后，被告方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2013年1月16日、2013年5月30日、2013年7月14日、2013年7月15日、2013年7月20日（两份）、2013年7月25日通过驾驶员即证人赵应胜向原告益久公司归还钢管、扣件等设备，原告益久公司收到并核验相应设备后，向被告方出具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周浦工地或外高桥（大同路）]”、送货时间、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合计数量、备注“运输费承租方自理”或“抽查300只其中有2只坏归还扣件已修好上油”，且由原告益久公司孙姓工作人员在出租方处签名、证人赵应胜等驾驶员在承租人处签名确认（注明车号为沪Ｂ×××××）的编号为0000051-0000058号的《租赁回库单》8份（其中送货时间为2013年5月30日、编号为0000053的《租赁回库单》承租人处由驾驶员“余某”签名确认）。2014年元月22日被告方通过驾驶员陈玲向原告益久公司归还各类扣件21475只、10公分套管200只，由原告益久公司工作人员励敏在出租方与开票人处签名，被告方由驾驶员陈玲签名后开具编号为0000064的《租赁回库单》。原告益久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上述9份中编号为0000052与0000064号的《租赁回库单》上用铅笔标注“已入电脑”。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的上述9份《租赁回库单》未加盖公章，且均为白色联，未记载该《租赁回库单》一式多少联，白色联或红色联等分别为存根联、顾客联或记账联等事项。 2015年4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开发区有限公司诉本案原告益久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原告的主要诉请为解除双方之间的《场地租赁合同》、将租赁场地（内的物品与设施设备搬离）恢复原状并返还场地、支付租金与违约金；经审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该案原告要求益久公司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变电站地块恢复原状并返还给原告等项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生效后，原告益久公司面临无场地堆放钢管、扣件等设备的处境；后原告益久公司及史某2经与第三人曹叶军等协商，由第三人曹叶军于2016年下半年出面租赁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场地，用于堆放原告益久公司原位于芳春路场地的钢管等设备，并代为接收相关工地归还给原告益久公司的钢管等设备，同时将部分《租赁回库单》交由第三人曹叶军保管、使用；第三人曹叶军让其父即第三人曹国根负责门卫及收料等事务。 2016年10月底，被告史国定等经与他人联系钢管等设备如何归还、接收场地及接收人员等事宜，被告知可归还至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管理的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场地。2016年10月30日，被告方通过前述证人赵应胜送货至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场地，第三人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1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证人赵应胜带回给被告方，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第三人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证人赵应胜在承租方处签名。同日，被告方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场地，第三人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2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被告方，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车号为沪Ｄ×××××，第三人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此外，为方便被告及其委托的驾驶员等人后续联系预约归还钢管等设备，编号为0002152的前述《租赁回库单》上有第三人曹国根的电话，记载为“曹：183××××3796”。2016年11月8日，被告方再次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场地，第三人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3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被告方，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200根，车号为沪Ｄ×××××，第三人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同年于11月11日，被告方再次通过驾驶员万有明送货至前述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场地，第三人曹国根接收后开具编号为0002154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交由驾驶员万有明带回给被告方，该份《租赁回库单》除了记载送货时间外还记载有承租单位为史国定，规格型号为钢管6米、单位为根、数量为1035根，规格型号为3.3米钢管1根，十字扣件5825个，30公分套管200只，车号为沪Ｄ×××××，第三人曹国根在开票人处签名，驾驶员万有明在承租方处签署“万有明代”。 第三人曹国根接收上述钢管、扣件及套管，并开具记载有相应规格、数量的《租赁回库单》红色联后，有无及时通过第三人曹叶军将前述四份回库单的接收人（出租方）存根联或记账联转交给原告益久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不明。后因行情好转，且第三人曹叶军不再经营钢管租赁业务等原因，原告益久公司于2017年年底派车将存放在第三人曹叶军处的所有钢管二十几万米、扣件六万多个等设备，含案涉前述2016年10月与11月由第三人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等运送至原告益久公司新的工地等处使用或存放。 2018年年初，原告益久公司以其未收到案涉由第三人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为由要求被告史国定归还，并要求被告史国定等支付未付租金；被告史国定便与第三人曹叶军电话联系核实上述钢管等设备的接收与最终去向等情况。后第三人曹叶军经再次核对与原告益久公司之间发生的钢管等设备交接的出库与回库单，未查找到案涉由第三人曹国根接收的四车钢管等设备的回库单原件。 被告史国定等向原告方租赁前述三份《结算清单》记载的钢管等设备后，分别于2013年向原告方支付150000元，于2014年向原告方支付240000元（以被告史奇辉出具《承诺书》的形式，由原告益久公司向相关项目部从被告史奇辉承包的外高桥新市镇D03-06-1商品房新建项目木工班组的承包款中扣除、收取），于2018年11月17日通过赖丹英向原告益久公司的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江科技支行97×××00的账号代付被告史国定租赁费100000元，于2019年2月6日通过证人史某1转交史启法40000元，再由史启法转交原告方（史某2）。原告益久公司确认被告方已付清2014年1月1日前的所有设备租赁费。 因要求二被告归还案涉四车钢管等设备及未付租赁费未果，原告诉请法院处理。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合同编号为015、016、017的租赁合同（《结算清单》）三份、《租赁回库单》九份、被告史奇辉出具的《承诺书》一份；被告史国定提供的百度截屏，原告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赖丹英的身份证复印件、汇款回单、情况说明、视频光盘，上海广颐钢模租赁经营租费单（外高桥场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的（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第三人曹国根作为开票人签名的《租赁回库单》四份，第三人曹国根的身份情况（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及与被告方的对话录音录像视频光盘（含录音文字记录）；以及原告、二被告、第三人曹叶军与证人赵应胜、史某1的诉辩与庭审陈述等附卷佐证。 本院认为，案涉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就钢管、设备等的租赁 签订了表格式的租赁合同，原告已将约定的钢管等设备交付被告方使用（对外租赁），且双方对被告方已归还部分设备、已支付部分租费的事实无争议，故双方之间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及相关行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1.双方的主体资格，包括证人史某1在本案中的其他身份，依法应否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被告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第三人曹国根签收的行为，能否发生等同其向原告益久公司归还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法律效力；3.被告方尚欠原告益久公司租费的金额。 关于争点一，二被告主张原告益久公司实际上系由史某2开办且经营管理，史某2一直是益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被告同证人史某1三人在史某2家里商谈共同向史某2租赁钢管后再行对外出租的合伙事项，史某2（原告益久公司）亦知悉（当庭自认）三人合伙向其租赁钢管等设备的情况；被告史奇辉主张原告方每次催讨租赁费均系由史某2打电话给二被告催讨，且存在由证人史某1将租费40000元交由史启法，史启法再转交给史某2个人，以及史某2的该收取租赁费行为得到原告益久公司认可等事实；证人史某1与被告史奇辉均主张实际上早已退出与被告史国定共同向史某2等租赁钢管等项合伙业务。建筑设备租赁系事关建筑与公共安全事项的特种租赁，出租方必须具备相关的资质，故本案中由史某2或其配偶等出面开设益久公司，以公司名义从事建筑设备租赁业务，而原、被告之间相关租赁业务的联系与处理实际上由史某2等负责，合法合理；被告方虽主张史某2系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未要求追加其作为本案原告或共同原告，且前述分析已明确自然人不具有从事建筑设备租赁的资质，故原告主体适格。被告史奇辉在案涉编号为015、016、017的三份租赁合同（《结算清单》）中的台头部位标注为“承租单位”，被告史国定在上述合同的尾部验收人处签名确认；且被告史奇辉于2014年向原告益久公司及相关项目部出具《承诺书》，同意由项目部将其可以领取的木工班组承包款项240000元支付给益久公司，用于抵偿被告方2012年至2013年期间尚欠益久公司的建筑设备租赁费。可见，被告史奇辉与史国定以双方共同的相关经营管理等行为表明其合伙向益久公司租赁建筑设备，并共同承担租费支付义务，故二被告的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史某1的身份，被告史国定申请其作为证人到庭作证陈述，经审查，本院在当时尚未开庭审理本案的情况下予以准许。史某1到庭作证时陈述其与二被告曾在史某2家里共同商谈三人合伙向史某2(通过其经营管理的益久公司)租赁钢管等设备再行对外出租事项，三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史某2对其三人合伙租赁事项知情，后其与被告史奇辉退出合伙租赁事项。但从史某1陈述2016年二被告向史某2归还钢管等设备遭对方无理刁难，后由其出面打电话给史某2未果，二被告只得购置全新钢管等才得以顺利归还，以及其于2019年将被告史国定交付的租赁费40000元交由史某2的管家史启法，由史启法再转交给史某2及益久公司等情况看，其虽声称早已退伙，但实际上并未完全置身于案涉合伙租赁事项之外。然而，在二被告与原告益久公司及史某2均明知史某1曾与二被告合伙经营案涉设备租赁业务，二被告及原告益久公司与史某2亦对史某1声称的退伙事实予以默认（未予反驳）；且退伙时二被告尚欠原告益久公司租赁费等债务事实（三合伙人退伙时对案涉合伙债务如何承担，以及原告益久公司是否参与三人退伙结算，是否同意全部债务由二被告承担等均无证据显示），但在史某1作为证人到庭陈述的情况下，二被告与原告均未要求追加史某1作为共同被告对案涉钢管等设备的返还及所欠原告租费的支付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该事项，本院在庭审后对本案实体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范围进行相关释明，双方均向本院书面确认案涉实体权利的争议仅限于原、被告之间，与史某1及第三人曹国根、曹叶军无涉，基于节约司法资源、自然人在不需要承担案件实体义务的情况下证人身份优先原则，本院对当事人就相关权利义务事项在不违法情况下的选择权予以尊重，故本院无须依职权追加史某1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关于争点二，被告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第三人曹国根签收的行为，可以发生等同其向原告益久公司归还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法律效力。理由如下：首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9日作出（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益久公司必须限期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变电站地块恢复原状（含将堆放的钢管、扣件等设备搬离）、返还出租方，二被告与第三人曹国根、曹叶军均确认原告益久公司的全部（含从相关工地退回的）钢管等设备，均按原告益久公司的要求运送或归还（放置）至第三人曹叶军租赁的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的场地；对此，原告益久公司未予否认，亦未举证证明上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场地依法被收回后至2018年原告益久公司向第三人曹叶军核查案涉钢管等设备的去向，后又要求二被告归还案涉钢管等设备期间，原告益久公司曾有其他场地用于放置相关（含从相关工地退回的）钢管等设备。其次，原告益久公司否认被告史国定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第三人曹国根签收前，曾与原告益久公司方的史某2或励敏等人联系、确认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接收场地与人员系第三人曹叶军方的事实，不仅与第三人曹叶军、曹国根及被告史国定、证人赵应胜等人的相关陈述矛盾，而且原告益久公司对被告史国定实际上将讼争的钢管等设备交由第三人曹国根签收的事实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原告益久公司的该相关主张不符合常理，且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再次，第三人曹叶军与曹国根均确认原告提供的案涉记载送货时间为2016年10月与11月的四份《租赁回库单》由第三人曹国根收货、核对后签字，确认第三人收到过案涉诉讼的钢管等设备事实；第三人曹叶军确认因其向原告益久公司借调钢管等设备（对外出租），第三人曹叶军在嘉定区嘉塘路处的场地有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的（空白）《租赁回库单》，且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系由原告益久公司提供，而非被告方伪造或变造；原告益久公司对案涉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案涉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虽提出异议，但未对其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亦未就该四份《租赁回库单》的来源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之处提供证据。最后，原告益久公司提供的2012年至2014年期间二被告归还部分钢管、扣件后的九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白色联），与被告方提供的其于2016年下半年将案涉钢管、扣件交由第三人曹国根后取得的四份《租赁回库单》原件（红色联），几乎完全一致，且原告益久公司未对其《租赁回库单》的板式等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生变化，以及其《租赁回库单》未记载一式多少联，其中白色联、红色联等分别应当由出租方或承租方等持有提供证据；本案原告方作为出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白色联，被告方作为承租人持有《租赁回库单》红色联，符合常理。 基上分析，本院采信被告方关于其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曹国根保管并提供原告益久公司的《租赁回库单》，经核验钢管等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后签字确认的行为，是有权代表原告益久公司签收案涉讼争的钢管等设备的表见代理行为的辩称主张，对原告益久公司要求二被告归还讼争钢管等设备或折价赔偿的诉请，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点三，原告益久公司主张二被告尚欠其钢管27813.3米与扣件5825个至今未归还，该部分设备的租金应算至实际归还或实际支付折价赔偿款之日止；且原告益久公司确认截止2014年1月26日二被告已付清2014年1月1日前的全部租金，此后又分别于2018年11月17日收到赖丹英通过银行汇款代付的租金100000元，于2019年2月6日收到他人转交的现金40000元。二被告辩称自设备租赁后，钢管等设备租赁行业的行情发生较大波动，应按市场行情的变化以上海市钢管等设备租赁的信息价计算尚欠租金金额；因被告方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就约定的案涉钢管设备等的租费价格或其计算标准达成新的约定，故本院对被告方的该相关辩称不予采信，仍按双方在《结算清单》中约定的钢管0.008元每米每天、扣件0.004元每个每天计算尚欠租金金额。基于上述争点二等的分析，本院核实二被告尚欠原告益久公司租费金额如下： 1.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6号的龙元周浦41#工地《结算清 单》记载：2012年4月15日至2012年7月18日期间被告方共向原告益久公司租赁钢管53799.2米、扣件35600个，其中被告方分别于2012年10月18日、2013年1月16日、2013年7月14日归还钢管5784米、6424.4米、6888米，于2013年7月15日归还扣件21000个，于2013年7月20日归还钢管5524.6米，于2013年7月25日归还钢管24570米；故截止2014年1月1日，被告方在该工地尚欠原告益久公司钢管4608.2米、扣件14600个未归还。2.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5号的61398部队综合配套用房工地《结算清单》记载：2012年3月20日至同年5月14日期间被告方共向原告益久公司租赁钢管21096米、扣件12700个、10公分套管200只；经双方确认的编号为017号的莲花路工地《结算清单》记载：2012年5月16日被告方向原告益久公司租赁钢管8050米。后被告分别于2013年5月30日（《租赁回库单》记载为大同路外高桥工地）归还原告益久公司钢管5940.9米，于2014年1月22日归还原告益久公司扣件21475个，10公分套管200只。故截止2014年1月1日被告方尚须归还原告益久公司钢管27813.3米，扣件27300个；2014年1月22日被告方归还原告益久公司扣件21475个后，尚需原告益久公司归还扣件5825个。 根据被告方提供的2016年下半年交由第三人曹国根签字确认的《租赁回库单》记载，被告方分别于2016年10月30日与11月8日归还钢管14400米、7200米，2016年于11月11日归还钢管6213.3米、扣件5825个；故二被告应付原告益久公司钢管租赁费金额为：27813.3米×1033天（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0.008元＋13413.3米×8天×0.008元＋6213.3米×3天×0.008元＝230856.68元，扣件租赁费金额为：27300只×22天×0.004元＋5825只×1044天×0.004元＝26727.6元，钢管与扣件合计应付租费为257584.28元，扣除原告益久公司于2018年与2019年收取的租费140000元，二被告实际尚欠原告设备租费117584.28元。第三人曹国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审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史奇辉与史国定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向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钢管等设备租赁费117584.28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30元，由原告上海益久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9031元，被告被告史奇辉与史国定共同负担249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云奖 人民陪审员  戴全坤 人民陪审员  邱宝才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代书 记员  叶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