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兵兵，男，汉族，1974年7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玉，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芳，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益泰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1308室。法定代表人：劳晓宇。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胜，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东月，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廖兵兵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益泰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泰达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5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兵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益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益泰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60万元是廖兵兵和益泰达公司双方《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收益。2013年1月10日，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是劳晓宇）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廖兵兵作为益泰达公司在电力行业及签订对外协议事务的主体责任人，承担电力行业的市场拓展、业务承接、团队管理、资金用度管控的责任及权利；廖兵兵合作的利益来源于廖兵兵签订的协议及服务所得，在廖兵兵的相关收益到达益泰达公司的账户后5天内，在遵循扣除成本及税费后，所得利润由益泰达公司执行一次性支付标的剩余金额给廖兵兵指定账户；协议有效期十年，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29日止。该《合作协议》的实质就是廖兵兵挂靠益泰达公司承接电力行业的系统集成、电力行业软件开发等业务。1、案涉60万元没有对应具体项目的名称以及对应的合同等资料的原因。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在合作期间，廖兵兵以益泰达公司的名义与电力公司客户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都是分期支付的，付款的时间跨度都是长达1-2年，并且由于项目合同太多且分布在多个时间段，各个项目都存在至少三个阶段的付款，项目收款前后交叉付款，益泰达公司对廖兵兵的给付也是根据廖兵兵的安排不定期不定额的，所以廖兵兵一般会根据近期的回款情况和益泰达公司现金准备情况向益泰达公司提取余留在益泰达公司处的相关合同回款，而不是根据单一项目完全结款完毕后才向益泰达公司请款。2、一审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廖兵兵单方制作的合作清单、没有电力合作合同的原件就否认廖兵兵和益泰达公司之间合作的事实。益泰达公司负责保管合同原件，而廖兵兵无法出示该原件也是合情合理。但是根据廖兵兵提供的证据3至证据6（其中证据5和证据6就是益泰达公司对廖兵兵《合作协议》项下的付款），可以明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还原双方合作的事实，否则益泰达公司为何要多笔大小金额不等的向廖兵兵打款，甚至向案外人熊丽媛打款。打款的依据正是基于双方合作期间的项目收益，而案涉60万元就是益泰达公司应支付给廖兵兵项目挂靠合作收益中的一部分。一审法院仅仅注意到项目合作合同没有原件，注意到益泰达公司收到项目款项的银行流水没有原件。（2012年至2017年期间，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合作的项目超过100项，仅2016年合作的合同金额就高达29626050.00元，2016年项目回款17621817.00元，2015年签署的项目在2016年回款的金额有1586132.00元，2016年度项目回款共计19207949.30元。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第1项的“说明”部分第2点约定在扣除原告相应比例的税、费后，廖兵兵在2016年度应得的挂靠项目总收益为16710915.891元）。廖兵兵所举证的《合作协议》、9份项目合同，该9份项目合同所对应的项目回款给益泰达公司的银行流水，以及益泰达公司向廖兵兵若干次打款的银行流水就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廖兵兵支取涉案60万元的合法性、合理性，尤其是要指出，仅就该9份项目合同在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12月15日期间的电力公司客户回款给益泰达公司就高达3927438元之上，廖兵兵在2016年12月20日向益泰达公司支取项目款60万元依据充分，怎么就能变成廖兵兵是代李财云团队在收取款项呢。（二）《支付证明单》所记载“劳务支出”只是记账的形式手段。一审法院仅凭“劳务支出”四个字否定案涉60万元是廖兵兵基于《合作协议》应得的合作收益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4）项的约定“在涉及具体的财务、协议、人员支出等事务时，乙方应按双方约定的模板（资金支付凭证、协议签订凭证、人员资金支付凭证。）向甲方指定人员提交书面办理凭证，加盖乙方本人登记的鉴印（个人印章或签名），相关凭证作为甲乙双方合作协议事务履行的依据，纳入财务和管理事务凭证，相关的利益分配及计算均以以上凭证作为依据”。以及《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双方的利益分配方式的约定，协议收入扣除益泰达公司的综合费用扣除税费，且部分预留作为廖兵兵团队成员工资及福利类开销，剩余部分为廖兵兵的合法支取，廖兵兵支取该款项后还需要向团队成员发放劳务费（工资和奖金）。也就是说廖兵兵支取合作收益必须按照益泰达公司的要求填写《支付证明单》，而填写“劳务支出”就是为了益泰达公司的核账使用，只是一种记账的形式。并且，廖兵兵的“合作收益”并不是纯粹的收入，而是益泰达公司基于《合作协议》的约定所作出的扣除各种款项后廖兵兵的合法支取，且廖兵兵还需要将从益泰达公司处所支取的款项用于向团队成员发放劳务费，所以《支付证明单》上备注“劳务支出”合情合理。其次，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益泰达公司主张其与李财云团队同样为合作关系，那么既然是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款项，为何款项性质不直接注明为“合作收益”。因此，《支付证明单》上记载为“劳务支出”，完全符合廖兵兵和益泰达公司双方对《合作协议》的履行。并且，益泰达公司支付给廖兵兵的《合作协议》项下的款项绝大多数都签署了类似涉案的《支付证明单》。（三）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中已承认《资金汇总表》中的款项是向廖兵兵支付的合作收益，一审法院仅凭《资金汇总表》中并未记载案涉60万元是双方的合作收益否认益泰达公司已经承认的事实，否认案涉款项的性质，这是明显错误的。2018年5月，廖兵兵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要求益泰达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向廖兵兵支付合作收益9129058.02元及其利息，而益泰达公司在该案中举证《资金汇总表》、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廖兵兵在2015年至2017年在益泰达公司处共计提取17588654.27元，其中就包括案涉60万元，很显然其是将案涉的60万元作为《合作协议》项下应支付给廖兵兵的款项，而不是作为代付款，不是作为其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款项再由廖兵兵代为支付。虽然《资金汇总表》中并未记载案涉60万元是双方的合作收益，但是也同样未记载是廖兵兵要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款项，且该表中所有的款项都没有记载款项性质。因此，在益泰达公司已经认可了案涉60万元是作为支付给廖兵兵的应得的收益款项且《支付证明单》已注明是“南网”而非国网或北邮，其无权再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四）一审法院认为廖兵兵确认李财云团队确实与益泰达公司有合作，可知益泰达公司主张应向李财云团队支付款项存在合理性，由此得出案涉60万元为廖兵兵应当向李财云团队支付款项的结论，毫无法律逻辑，更无事实根据。廖兵兵与李财云团队没有任何关系，廖兵兵对李财云团队也没有任何支付义务。1、在《支付证明单》科目处有“南网（北邮）”的字样，益泰达公司确认“（北邮）”是其会计进行的备注，并非廖兵兵书写。因此，通过《支付证明单》可以确定案涉60万元为南网项目的款项，而南网项目正是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基于《合作协议》项下的项目。而根据益泰达公司的证据3可以看出，益泰达公司所谓的“北邮”是国网项目，“南网”与“国网”完全是不同的项目范围，“南网”的支出和“国网”是完全不相干的，而益泰达公司为达目的，添加“（北邮）”二字误导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2、廖兵兵对李财云团队没有支付义务。益泰达公司提供的用来证明廖兵兵对李财云团队有支付案涉60万元义务的证据全部是益泰达公司的单方主张，即便是益泰达公司向廖兵兵发出过邮件，也是益泰达公司自己事后单方做出的安排，是其一厢情愿，从未得到过廖兵兵的确认。其中2018年1月5日，益泰达公司形成的《会议纪要》，明确记载“会议结论。上述情况属实，并从即日起实施”（益泰达公司证据2），也就是说即便廖兵兵负责与李财云团队的结算，也是从2018年1月5日起实施，与案涉的2016年12月20日的60万元也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该《会议纪要》因签署后，股东矛盾激化，也从未实际履行过。3、益泰达公司主张其与李财云团队有直接合作，那么应当是益泰达公司向李财云团队支付款项。益泰达公司主张一直以来都是廖兵兵与李财云团队联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益泰达公司的举证也不能证明廖兵兵与李财云团队存在合作。恰恰相反，益泰达公司提供《2016年国网项目费用支付合计、2017年国网项目费用支出合计》表格说明益泰达公司自己与列称的“李财云”有很多的往来，益泰达公司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廖兵兵在2016年12月20日对李财云团队有代付款义务。一审法院对廖兵兵、益泰达公司和李财云团队之间的关系认定存在错误，对其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界定，完全无视《合作协议》所赋予廖兵兵的权利。4、假如案涉60万元确实是廖兵兵应当向李财云团队支付的款项，但是自2016年12月20日至益泰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隔两年之久，无论是李财云团队还是益泰达公司都从未要求廖兵兵支付该笔款项，这明显与常识不符。由此可见，益泰达公司的主张毫无“合理性”，更无法律依据，相反廖兵兵的主张合法有据，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一审法院不能因为廖兵兵确认李财云团队确实与益泰达公司有合作，就以所谓的“合理性”为由将付款义务主体转嫁至廖兵兵，就将2016年12月20日的这一笔款项视为廖兵兵的代收款；无论益泰达公司是否与李财云团队存在合作，也无论益泰达公司向李财云团队支付款项是否存在合理性，该“合理性”均与廖兵兵没有任何关联。（五）2018年1月5日的《会议纪要》与同日签署的《益泰达Ｎ2017年1-12月收入、支出报表、益泰达Ｎ2017年1月-12.31其他报表》均未提及到案涉60万元，也说明截止于2018年1月5日，除该报表所列之核算后债务，廖兵兵不对益泰达公司有其他任何欠款；同时，对于《合作协议》项下所涉及的双方权利义务并未说明已经结算，客观事实也是没有结算。（六）根据（2019）粤0104执30342号股东知情权案益泰达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至2018年2月记账凭证、总账、明细账、日记账供廖兵兵及其委托的执业律师、会计师查阅、复制所得资料证实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之间没有需要廖兵兵偿还或返还给益泰达公司款项的事项记载，也没有2016年12月20日有60万元向北邮或李财云支付的“应付款”相关的原始凭证，益泰达公司单方面编制的《国网项目已确认支出金额及已确认未支付款项》、《国网项目开票与回款》、《2016年国网项目费用支付合计、2017年国网项目费用支出合计》资料在益泰达公司自己的财务原始凭证中也没有相关联的财务记载和原始凭证证实60万元支付给廖兵兵转交李财云，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民事诉讼法》举证规则，案涉60万元的计算依据应当由益泰达公司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而非廖兵兵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廖兵兵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案涉60万元对应具体项目的名称以及该笔款项所对应的合同等资料，无法就该笔60万元是如何计算得出作出合理的说明。同理，益泰达公司主张案涉60万元是廖兵兵用于支付与李财云团队合作的国网项目的款项，那么益泰达公司同样需要提供国网项目对应具体项目的名称以及合同等资料，举证说明该款项的计算依据以及向“李财云”支付的劳务合同或其他支付计算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并未要求益泰达公司承担上述举证责任就认可了益泰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应当依法适用《合同法》，而非《公司法》。1、案涉60万元发生时间即2016年12月20日，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之间只是基于《合作协议》而产生了挂靠合作关系，廖兵兵向益泰达公司提取案涉60万元也是基于合作关系而不是股东身份。2、2016年12月20日，廖兵兵也不是益泰达公司的高管，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是挂靠合作关系。益泰达公司提供的由廖兵兵签名审批的考情记录、请假单等证据，是廖兵兵根据《合作协议》对自己团队成员进行管理，并且根据《合作协议》第二条第2款2）项的约定“甲方有义务保障乙方及所属团队的利益”，即廖兵兵及其团队成员挂靠在益泰达公司处，由益泰达公司负责发放基本工资和代缴社保，但该笔费用实际还是由廖兵兵承担从廖兵兵的合作收益中扣除。3、廖兵兵和益泰达公司之间与益泰达公司和李财云团队之间均是分别基于各自的合作合同而产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各自独立，彼此互不关联。本案纠纷是以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为前提而产生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审理本案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适用《合同法》，相应的本案的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也是错误的。再，经由廖兵兵（2019）粤0104执30342号股东知情权案阅览益泰达公司提供的2016年3月至2018年2月记账凭证、总账、明细账、日记账等得知益泰达公司没有2016年12月20日60万元支付给“李财云”或交廖兵兵代转“李财云”廖兵兵代转“李财云”的相关记账及原始凭证，益泰达公司在本案的60万元的诉请无任何可信的依据。被上诉人益泰达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廖兵兵并不能够证明其所称的60万元收益提成，是具体针对哪一个项目和哪一份合同。益泰达公司在知产案件中提交的资金汇总表，仅仅是为了说明曾向廖兵兵支付过表格记载的款项金额，但并未明确涉案60万元款项性质为利润分成。涉案60万元是益泰达公司付给廖兵兵并要求其向李财云团队支付的费用，廖兵兵未履行公司指示，占有上述资金，给公司造成损失，应当承担侵害公司利益的法律责任。益泰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廖兵兵偿还占有的益泰达公司现金60万元，以及从2016年12月20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的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暂计至2019年4月10日为84100元；2.廖兵兵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12月20日，廖兵兵作为受款人以及主管人签署《支付证明单》,领取60万元。该《支付证明单》科目处有“南网（北邮）”的字样，事由或品名的内容为“劳务支出”。廖兵兵认为“（北邮）”是之后添加的内容，是铅笔进行的批注；益泰达公司确认“（北邮）”是其会计进行的备注，并非廖兵兵书写。当日，劳倩虹代益泰达公司向廖兵兵62284500881002991741的账户转账60万元，未备注资金用途。2018年1月5日，益泰达公司形成《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包括廖兵兵在内，有廖兵兵签名确认。上述《会议纪要》议题为“公司账务核对会议纪要”；会议内容为“核对益泰达公司2017年度新旧公司账务事宜”；会议意见为，“1.通信部涉及到国网项目的收入与支出具有廖兵兵承担，公司针对每一笔国网项目的收入与支出均通知北邮李财云，李财云确认后，确认收入与支出……”。廖兵兵认为，该《会议纪要》并未实际实施。益泰达公司表示，李财云团队是廖兵兵介绍给益泰达公司认识，李财云并不会自己直接与益泰达公司签订合同，是以其他公司名义与益泰达公司签订合同，益泰达公司在内部就称为李财云团队，涉案60万元是益泰达公司与李财云团队有直接合作，应当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款项，一直以来都是廖兵兵与李财云团队联系，所以益泰达公司才会通过廖兵兵向李财云团队付款。益泰达公司表示：廖兵兵享有支取60万元的权限，但廖兵兵没有将上述60万元支付给李财云团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第一百四十九条提起对廖兵兵的诉讼。益泰达公司为证实案涉60万元系廖兵兵应向李财云团队支付的国网“北邮项目”的款项，在本案提供了：1.有李财云字样签名（2018年1月29日）的《国网项目已确认支出金额及已确认未支付款项（截止2017年12月31日）》、《国网项目开票与回款总表（截止2017年12月31日）》、《2016年国网项目费用支出合计》、《2017年国网项目费用支出合计》的表格。其中《2016年国网项目费用支出合计》的表格下方确认信息中有“12月20日‘劳务支出（廖兵兵）’此笔60万元款项，李财云团队确认未收到廖兵兵此笔60万元的款项”。2.庭审后提交的2017年3月7日发送至499×××＠ｑｑ.ｃｏｍ邮箱内的邮件，邮件附件名称为“南方电网2016年（2017年1月核算）V4.0（劳倩玫20170228）”，邮件内容显示，12月20日“北邮劳务支出（廖兵兵）60万元国网”等内容。廖兵兵对上述证据1中的表格均不予确认；对邮件也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也不确认收到过该邮件，即使益泰达公司发送过该邮件，对廖兵兵也无约束力。2013年1月10日，廖兵兵（协议中称为合作方，乙方，下同）与益泰达公司（协议中称为法人单位，甲方，下同）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乙方作为甲方企业的核心合作伙伴，主要负责IT信息、系统集成、电力设备供应、电子产品研发及销售、电力行业软件开发、业务咨询服务方面的事务；1.1乙方作为甲方在电力行业及乙方签订对外协议事务的主体责任人，承担电力行业的市场拓展、业务承接、团队管理、资金用度管控的责任及权利；1.2乙方作为合作方，承担双方约定范围内（甲方经营范围）乙方事务的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及项目事务的商务、投标、谈判、签约、实施等全过程的责任、义务与权利，对乙方签署或经手（含授权经手）的事务承担责任；1.4在涉及具体的财务、协议、人员支出等事务时，乙方应按双方约定的模板（资金支付凭证、协议签订凭证、人员资金支付凭证、办理事务凭证、机构设置申请）向甲方指定人员提交书面办理凭证，加盖乙方本人登记的鉴印（个人印章或签名），相关凭证作为甲乙双方合作协议事务履行的依据，纳入财务和管理事务凭证，相关的利益分配及结算均以以上凭证作为依据；2.1甲方作为合作方法人主体，承担作为法人方履行监督乙方按约定或协议要求承担乙方所属人员的工资、福利、项目义务、财务执行的相关责任，协助乙方在业务拓展、企业形象、商务事务提供约定范围内的及时协助；2.3乙方在合作期间取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乙方所有，如乙方最终成为甲方股东（注资或折算股份占有比例＞30%的），则合作取得的知识产权按双方各占50%分配取得的收益；2.6甲方对乙方的事务设立财务分账独立管理，每月的财务核算由双方指定人员审核并签字核准；3.1乙方的利益来源于乙方签订的协议、协议及服务所得，在乙方的相关收益到达甲方的账户后5天内，在遵循和扣除以下成本及税费后所得利润所得由甲方执行一次性支付标的剩余金额给乙方指定账户。协议有效期10年，自2012年12月30日起，至2022年12月29日止。2016年3月18日，廖兵兵（受让方、乙方）与劳晓宇（转让方、甲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在益泰达公司的7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在2018年12月30日前，公司一切运作维持不变，由甲方劳晓宇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包括财务管理、对外工商税务事务等，及经营分摊及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继续有效，直至2018年12月30日双方本协议交接完成。廖兵兵2017年5月15日登记成为益泰达公司的股东。2017年8月19日益泰达公司形成《股东行为指导原则》，廖兵兵有签字进行确认。该文件记载：自益泰达公司2017年3月1日起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形成了以劳晓宇、廖兵兵、郑全朝、张楠、王健、易祥为股东的新经营班子……共同订立股东自律指导原则如下：所有股东认同股权和劳动收益分离的原则，在成为股东后的五年内不得脱离公司的经营岗位，承担各自的职责，担负经营责任，完成岗位管理职责，接受任务考核；所有股东坚持劳动和产生经营和收益获得劳动报酬的原则，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薪酬分配体系，及相关的岗位业绩奖励和经营绩效激励制度安排；对股东在职期间的岗位标准进行一定公平化设定，采取固定股东常态月度岗位待遇收入+履行责任考核激励收入的模式解决付出与回报匹配的问题等。据同日也有廖兵兵签名确认的《益泰达科技股东会议纪要》显示，2017年8月19日就事业部经营责任落实及公司管理体系调整进行讨论得出此次会议纪要结果，公司部门分为调度部、通信部、综合部、财务部，其中廖兵兵对调度部、通信部经营考核；所有股东遵守益泰达公司《股东行为指导原则》等。益泰达公司认为，廖兵兵自2017年5月15日成为益泰达公司股东，益泰达公司终止与廖兵兵的合作关系，原、廖兵兵的《合作协议》实际已经终止履行，益泰达公司公司部门重新划分，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利与承担股东义务。廖兵兵对益泰达公司上述主张不予确认，认为《合作协议》的挂靠关系与股权关系各自独立，《合作协议》仍继续履行。廖兵兵表示：60万元为《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收益，但无法对应具体的合同；之所以支付证明单会注明为劳务费用，只是为了方便核账，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款项用于支付证明单所记录的用途；李财云团队确实与益泰达公司有合作，但廖兵兵本人并无向李财云支付60万元的依据，也从未收到通知要向李财云团队支付60万元；60万元是拆开来支出，一部分用于廖兵兵下属劳务费的发放，一部分用于个人研发再投入；在2012至2017年期间原、廖兵兵双方合作项目就超过100项，仅2016年合作的合同金额就高达29626050元，2016年回款17621817元，2015年签署的项目在2016年度回款共计19207949.30元，根据《合作协议》扣除益泰达公司相应比例的税、费后，廖兵兵在2016年度应得的挂靠项目总收益为16710915.891元。廖兵兵为证实案涉60万元系双方合作款项的一部分，在本案提供：1.2012年至2017年期间的部分项目合作清单（表格复印件）。2.电力项目合同9份、项目验收报告及银行回款流水（均为复印件）。3.廖兵兵的银行账户（卡号62×××52）流水。4.案外人熊丽媛的银行流水。其中证据3-4拟证实，益泰达公司通过劳倩虹将《合作协议》应支付的款项存入廖兵兵账户以及廖兵兵指定的熊丽媛的账户，廖兵兵收到款项后一部分通过自己的账户或者通过熊丽媛的账户去发放项目劳务人员的劳务费或其他研发成本开支，其中2017年1月16日至1月27日廖兵兵向熊丽媛的账户转款585683.94元，也就是说本案2016年12月20日劳倩虹转给廖兵兵的60万元，廖兵兵已经用于南网（南方五省）的支出。5.熊丽媛的证人证言，载明熊丽媛自2015年起在廖兵兵旗下的团队中工作，担任出纳，在廖兵兵与益泰达公司关于电力行业《合作协议》涉及的合作项目中，代表廖兵兵接收从益泰达公司支付过来的应收项目合作款，再代廖兵兵支付相关项目劳务团队的劳务费。其中熊丽媛还到庭作证，在作证过程中熊丽媛表示其不清楚案涉60万元的事宜。6.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中补充的证据清单、传票以及民事裁定书。其中证据清单载明的证据名称为廖兵兵2015年至2017年从公司支取资金汇总表、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内容为廖兵兵于2015年至2017年在廖兵兵处共计提取17588654.27元；其中其资金汇总表显示，2016年12月20日，廖兵兵支取60万元，所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付款情况与本案60万元一致。益泰达公司表示，对上述证据1、2均不予确认；对3廖兵兵银行账户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并非是收取60万元的银行账户，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4熊丽媛的银行流水不予确认，涉案的60万元并未汇入熊丽媛的账户，与本案无关；熊丽媛系廖兵兵妻子，对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对（2018）粤73民初747号案资料真实性确认，但上述内容仅是证实廖兵兵从益泰达公司处支取了60万元，但不代表60万元是廖兵兵应得的收益。现有证据未能证实案涉60万元具体属于哪个项目的收益。益泰达公司曾于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对廖兵兵偿还借款的诉讼，一审案号为（2018）粤0105民初11642号，二审案号为（2018）粤01民终22485号。上述案件查明，益泰达公司在该案中提交了与廖兵兵2018年1月5日签署《益泰达N2017年1-12月收入、支出报表益泰达N2017年1月-12.31其他报表》，载明“廖兵兵个人欠新公司人民币801087.45元，先使用旧公司分配余额（341528.606元）归还借款，剩余欠款于2018年1月31日前归还益泰达公司新公司”；廖兵兵在该案中表示双方存在知识产权收益及大量合作项目收益尚未结算，益泰达公司没有向其分配利润。益泰达公司认为，上述报表可证实2018年1月5日益泰达公司与包括廖兵兵在内的股东进行结算。廖兵兵认为由上述判决书可知，2018年1月5日的《会议纪要》签署后，股东之间矛盾很大，陷入多个案件的诉讼，并未履行，该报表仅反映了截止到2018年1月5日双方对于廖兵兵因为所属的项目经营需要，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对新公司环境下时间段个人产生欠款的确认，可证实《合作协议》还在继续履行，该报表中并未指出廖兵兵有案涉的60万元要转付，也没有明确如果没有转付就属于廖兵兵对益泰达公司的欠款。益泰达公司在本案还提供了：1.廖兵兵签名审批的益泰达公司的考勤记录表、请假单（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廖兵兵签名的放假通知（2016年12月-2017年9月），益泰达公司项目费控管理制度，廖兵兵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拟证实益泰达公司向廖兵兵发放工资，为廖兵兵缴纳社保，廖兵兵以益泰达公司总经理身份审批益泰达公司员工请假单、考勤记录、签发放假通知、管理制度等文件，拟证实廖兵兵是益泰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益泰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益泰达公司出纳劳倩虹将支付给电网事业部的部分报销款和现金工资款转给熊丽媛，然后由熊丽媛代益泰达公司向员工支付报销款和现金工资。3.益泰达公司的《其他专项审计报告》，审计事项为益泰达公司电网事业部2016年至2017年度的业务收入、支出及毛利润的情况；审计结果为，由于存在2017年度还有应付未付费用3531085元未计入业务支出，电网事业部2016至2017年度实际为亏损1483792.92元。廖兵兵质证后表示：证据1中考勤记录、请假单等材料中的人员都是廖兵兵的项目团队人员，并非是益泰达公司的员工，益泰达公司掌握上述资料是因为要行使《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监督权；上述发放工资、社保等费用都是廖兵兵在自己的挂靠项目中去承担的；廖兵兵不确认是益泰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廖兵兵只是挂靠益泰达公司缴纳社保。对证据2《情况说明》不予确认。对证据3审计报告不予确认，并不存在电网事业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60万元的性质。益泰达公司主张上述款项为廖兵兵支取的应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款项，廖兵兵予以否认，并认为上述款项系双方《合作协议》项下的合作收益，但由廖兵兵2016年12月20日支取款项的《支付证明单》所记载的内容可知，上述款项系“劳务支出”，并非廖兵兵所述的“合作收益”，廖兵兵主张《支付证明单》中的上述内容只是用于核账使用，并非反映款项的实际用途，对此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廖兵兵主张案涉60万元系合作收益，虽廖兵兵提供了其制作的合作清单，但该清单并无益泰达公司的确认，廖兵兵也无法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款项对应具体项目的名称以及该笔款项所对应的合同等资料，无法就该笔60万元是如何计算得出作出合理的说明；至于廖兵兵主张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中中提交的资金汇总表显示，2016年12月20日廖兵兵支取60万元可证实益泰达公司确认该笔款项为合作收益的意见，因资金汇总表中并未记载该笔60万元系双方的合作收益，故该证据不能视为益泰达公司对案涉款项的性质作出了确认，廖兵兵该意见不能成立；同时，廖兵兵确认李财云团队确实与益泰达公司有合作，可知益泰达公司主张应向李财云团队支付款项存在合理性。当事人应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廖兵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抗辩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廖兵兵关于案涉款项为双方合作收益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廖兵兵作为股东支取案涉款项后并未支付给李财云团队，据此，益泰达公司主张廖兵兵将上述款项返还给益泰达公司的请求成立。因本案现有证据未能反映案涉款项应何时支付给李财云团队，据此，对益泰达公司主张从廖兵兵支取款项之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应调整为从益泰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廖兵兵向益泰达公司返还6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欠付款项为基数，自2019年4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益泰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41元、保全费3940.50元，由益泰达公司负担受理费841元、保全费420.50元，由廖兵兵负担受理费9800元、保全费3520元。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廖兵兵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五张《支付证明单》，拟证明双方对于《合作协议》项下廖兵兵应分得提成，均是由廖兵兵开具《支付证明单》，再由益泰达公司付款，且部分《支付证明单》上均是写明“劳务费支出”；2.廖兵兵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件中的起诉状及益泰达公司提交的《汇总表》、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在廖兵兵追讨知产费用的诉讼中，益泰达公司是将涉案60万元作为已付廖兵兵利润分成答辩主张扣减；3.廖兵兵在（2018）粤0104民初9629号股东知情权案件执行过程中委托所作《专项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为“未发现廖兵兵借款、结算欠款”；4.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0104民初9629号案件中的代理意见，益泰达公司在该案中对其公司财务收支情况的陈述，与本案一审益泰达公司提交的《益泰达N2017年1-12月收入、支出表》中的记载内容相矛盾。经质证，益泰达公司对证据1、2、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并特别强调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件中提交资金汇总表，仅是为证实廖兵兵自益泰达公司处领取过汇总表中的款项金额，但对款项性质并未明确为利润分成；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针对廖兵兵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益泰达公司2016年12月20日向廖兵兵支付的涉案60万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2018年1月5日《会议纪要》记载内容来看，其列明的“会议内容”为“核对益泰达公司2017年度新旧公司账务事宜”，“会议结论”为“该会议纪要为益泰达公司2017年最终年终分配的补充”。而涉案60万元发生于2016年，从费用发生时间点来看，与《会议纪要》并无直接关联。退一步讲，即使该《会议纪要》涉及2016年度益泰达公司与李财云团队之间的业务合作，但并无证据显示廖兵兵承担该年度与李财云团队的业务接洽并具体负责相关款项收支。相反，从李财云签名确认的2018年1月29日国网项目费用明细表中可以看出，与李财云团队直接进行款项交接的为益泰达公司。第二，益泰达公司确认涉案60万元是支付给李财云团队的2016年度费用金额，也确认支付时间是在其付款给廖兵兵后，由廖兵兵立即向李财云团队支付。若益泰达公司陈述如实，则李财云团队在未及时收款的情况下，应当立即与廖兵兵或者益泰达公司联系进行追讨。但在2018年1月份前，在长达一年多时间内，益泰达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李财云团队曾进行过款项追讨，有违常理。第三，依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廖兵兵的利益分配以双方签署的财务凭证作为益泰达公司执行的依据。廖兵兵在本案中确认，涉案《支付证明单》即为其请求益泰达公司支付提成的凭证。益泰达公司称双方是以签署类似于对账单的形式，确定廖兵兵的分成利润，且因为2016年益泰达公司亏损，故不存在分配提成的情况。对益泰达公司该陈述意见，一方面，除涉案《益泰达N2017年1-12月收入、支出表》外，益泰达公司未能提交其他“对账单”，以证实双方存在该支付习惯；另一方面，益泰达公司在（2018）粤73民初747号案件中，自认其多次向廖兵兵支付款项，但对于各笔款项性质，其既未能够明确，也未证实对于廖兵兵应得提成，必须以《支付证明单》上清楚写明“利润分配”的形式支付。因此，单凭涉案《支付证明单》上记载的文字内容，不足以对涉案款项性质作出直接认定。第四，益泰达公司在支付涉案60万元给廖兵兵的当下，并未明确涉案款项为指令廖兵兵代付李财云团队的费用。益泰达公司为证明涉案款项性质提交的证据，主要形成于支付行为完成后一年左右时间，其事后所作出的对款项性质变更的决定，并未得到廖兵兵确认。综上，在益泰达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涉案款项系其交付给廖兵兵，并指示其代为向李财云团队支付的情况下，益泰达公司以廖兵兵非法占有公司资金为由，主张廖兵兵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更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58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广东益泰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641元、保全费394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东益泰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