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行初67号 原告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和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马志明，组长。 委托代理人龙海，南宁市正一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宾阳县永武街235号。 法定代表人穆贤清，县长。 委托代理人陈炳辉，宾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莫准信，宾阳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欢，南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三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蒙旭青，组长。 委托代理人蒙五山，男，汉族，1948年4月28日出生，住宾阳县。 委托代理人蒙旭范，男，汉族，1960年10月15日出生，住宾阳县。 原告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和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和义村）不服被告宾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宾阳县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确权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6年2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6年7月12日分别向被告宾阳县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义村的诉讼代表人马志明及委托代理人龙海，被告宾阳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炳辉、莫准信，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欢，第三人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三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三叉村）的诉讼代表人蒙旭青及其委托代理人蒙五山、蒙旭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宾阳县政府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宾政裁[2014]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均没有明确确权划分。争议双方均对争议山场进行过部分管理种植，猫麓顶以半山腰小路为界，路以上的杉木为和义村种植，路以下的八角、杉木为三叉村种植。铜鼓顶（草帽顶）以下的杉木为三叉村种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以下处理决定：一、将四至范围为东从大虫麓顶（三撑顶）沿山脊至马颈扼、南从马颈扼沿小路至猫麓顶和铜鼓顶（草帽顶）之间的鞍部沿山麓至山脚后沿山脚至廷相窝脊山脚、西从廷相窝脊山脚向北经山脊（廷相窝脊）至丁充顶（丁充高顶）、北从丁充顶（丁充高顶）与大虫麓顶（三撑顶）之间的鞍部直至大虫麓顶（三撑顶）和丁充顶（丁充高顶），面积约155亩山场的山权林权确定给三叉村民集体所有。二、将四至范围为东至马颈扼、南从马颈扼沿山麓至猫麓顶与××（草帽××）××再沿山脊××铜鼓××（草帽××）至草帽××、西从草帽××沿山麓至山脚、北从山脚经山麓××半山腰小路后沿至马颈扼、面积约28亩山场的山权林权确定给和义村民集体所有。原告和义村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向被告南宁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经过复议,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3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宾阳县政府作出的上述宾政裁[2014]5号处理决定。 原告和义村起诉称，一、被告宾阳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均规定了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但被诉处理决定是以已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市行终字第27号判决撤销的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的，该被诉处理决定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亦同样错误。二、被诉处理诀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013)南市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已认定：1、争议的丁充顶，在土改、合作社“四固定”时已划分权属；2、原告在“四固定”时属蒙河乡六蒙大队，第三人属六佑乡五华大队，第三人不可能到原告所在的大队参加“四固定”。三、被诉处理决定是在对解放后，我国农村建制频繁变更中，存在政策不连续，不了解及当时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解放后，党和国家政府将土地、山林按人口分给农民。1965年后，农村成立高级社各户将分得的土地带入高级社，当时和义村属蒙河高级社，三叉村属六佑高级社，从这时开始，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和义村马月举等五户的土地只能带进其所在的高级社，不可能将土地送给另一高级社。即另一高级社不可能将马月举等五户的土地划归本高级社，而将五户的家人留在其所在的高级社，人与土地、山林不能分离，这是政策不允许的，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所确定的。和义村、三叉村在各自的大队落实“四固定”。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丁充山没有“四固定”，强行将把丁充山划给第三人所有，是滥用手中权力，制造不稳定因素，危害安定的社会局面。为此请求：一、撤销宾阳县政府作出的宾政裁[2014]5号处理决定；二、撤销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三、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和义村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马月举《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村民土改时在争议山大虫麓内分得木山，拥有管理的事实；证据2、马绍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原告村民在细顶山现争议山内分得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证据3、马绍游《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原告村民在现争议山大虫麓内分得的旱田；证据4、马增安《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原告村民在现争议的细顶充山下分得的水田和旱田，争议山权属为原告村民所有；证据5、马绍游《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原告村民在争议山细顶充山下分得的水田；证据6、马绍光《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原告村民在现争议的细顶充山下分得的水田；证据7、原蒙河乡乡长黄善兴证明材料，证明1954年武陵区组织六佑、蒙河两乡划分山界的事实，以石狗顶、大顶充顶、细顶充顶、三叉守扼顶，一路分水为界，水流南面属于蒙河乡管理，水流北面属六佑乡管理；证据8、韦恩坚的《证明》，证明原六佑乡老干部韦恩坚亲身参加两乡划界的事实，现争议的山地是划归原告管理；证据9、政府调查原六佑乡文书韦恩坚证词，证明原六佑与蒙河两乡划界的经过和做法，其本人亲自参加，经划定现争议的山场是属原告管理；证据10、政府提供的原蒙河乡乡长黄善兴《证明》，证明六佑、蒙河两乡的界线在1954年已经划定，现争议的山场属原告管理；证据11、政府提供的六蒙大队老干部韦因典证词，证明六佑、蒙河两乡已划界管理，现争议的山场属原告管理，林场解散后由原告管理一直不变；证据12、政府提供的原蒙河乡副乡长余新才的证词，证明1954年已划定六佑、蒙河两乡的山界，都是从双坟顶、六谷顶到石狗顶、大顶充、细顶充顶、三撑顶以山岗分水为界，水流南面西面属蒙河所有，水流归北东西属六佑乡；证据13、政府提供的六蒙大队长韦孔典证词，证明现争议山场在六佑乡和蒙河乡时已划分清楚，属于原告集体山场；证据14、政府提供的韦子平证词，证明蒙河、六佑两乡的界线已有划定，现争议的山场属原告；证据15、政府提供的韦恩坚证词，证明在六佑和蒙河两乡分界划定时，召开会议和组织有关人员的经过，现争议的山林属原告；证据16、六蒙林场人员韦子佩书面证词，证明1976年国中林场退还细顶充山后，六蒙和义两村组织人员上现争议的细顶充山造林护林，其本人亲自参加，是林场人员之一；证据17、六蒙大队队长韦孔典书面证词，证明1960年国中林场占用细顶充山造林退回后，六蒙生产大队组织人员上山管理。林业队解散后，退给原告管理至今不变；证据18、原五华林场管理人员何志光、蒙彩明书面证言，证明1960年国中造林占用各村的山场后，各片组织林业人员各自管理各自的山场，分为老毛、六丁、五华、六蒙四个林场，第三人三叉村属五华林场，原告属六蒙农场，管理细顶山一带；证据19、六蒙村代表黄政昌、罗福海、韦金善书面证词，证明六蒙村1978年在丁充口江筑拦河坝引水时与原告商量，到两村共同管理的细顶充山（现争议山场）砍伐200多根松木作坝底用；证据20、卖木合同书，证明1985年原告将六蒙林场马经扼、细顶充表所种管的松木出卖给武陵大队桃源村王健胜；证据21、六蒙大队山界林权落实情况签记表，证明登记了纠纷山的位置及四至范围；证据22、宗地草图，证明与登记表相符及发生纠纷的地域；证据23、六蒙村委支书黄献辉《证明》，证明双方对山场发生纠纷后，组织两村代表调解，村委的处理意见是争议山属原告；证据24、六蒙村委对双方争议山场的调解处理意见，证明争议山在1954年两乡划界时已属原告管理，1980年后三叉村部分群众越界种植引发纠纷，经调查作出处理意见，权属属原告；证据25、武陵镇关于和义、三叉两村争议山场划分落实权属的调查结果，证明权属清楚，山场、林权应归原告所有；证据26、调解会议记录、证明在武陵镇司法所调解时双方代表均认可国中林场在争议山造林的事实；证据27、宾政裁[2007]6号处理决定、证明1960年国营高峰林场在现争议的细顶山进行国社造林，约在1967年高峰林场将现争议的细顶山退给集体管理后，各村即按高峰林场造林前各自习惯管理线进行管理，争议山由六蒙村与原告管理；证据28、1991年丁充山造林工数、证明原告管理细丁充山阶段，在1991、1992年分任务造林记录；证据29、经营期间罚款凭证、证明原告在细顶充表、大虫麓顶经营的松木被第三人村民盗伐，被处罚并赔款给原告；证据30、黄政昌书证、证明蒙伍山1996年4月出卖的松木不在争议山内，与争议山无关；证据31、韦桂荣书面证词、证明原告长期经营种植的细顶充山、铜鼓顶至马颈扼的松木出卖给韦桂荣；证据32、原蒙河乡乡长《证明》，证明1954年武陵区组织两乡划界管理的事实；证据33、1962年时任六蒙公社文书蒙国曲证词、证明现争议山场，属蒙河管理，六蒙大队林场经营事实，林场解放后由原告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34、1959年—1962年任六蒙大队队长韦孔典证词，证明1954年两乡划界后，现争议的细顶充山场属六蒙、和义两村管理，六蒙林场解散后归和义村经营；证据35、六蒙大队付业管理干部韦子平证词，证明细顶充已于1954年划定为蒙河乡高级社六蒙大队管理，在六蒙林场解散后，由和义村管理，至今未变；证据36、曾任六蒙村委支书韦子杨证词，证明1954年高级社时把六佑与蒙河两乡山界划分落实，为原告管理，第三人三叉村有几户人到该山场种木引发纠纷；证据37、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市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撤销了宾阳县人民法院（2012）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和宾阳县政府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证据38、宾阳县政府作出的宾裁[2014]5号处理决定，证明宾阳县政府对争议地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处理结论与前次相同；证据39、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南宁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证据40、南府复议[2015]334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南宁市政府维持宾阳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 被告宾阳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认为被诉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理由是该处理决定是以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南市行终字第27号判决撤销的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中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原告该主张不符合事实。上述27号判决书对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部份为“关于国中林场占用争议山场进行合作造林的事实未予查明认定”。宾阳县政府对这一事实进行重新调查，认为现争议山场不在国社合作造林范围内，争议双方均对争议山场进行过部分管理的事实后，才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与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中的事实和理由并不相同。二、原告认为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理由不成立。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均没有明确权属划分，合作化时期老干部黄善兴、磨广生、余新才、韦思坚等人的证词相互矛盾，无法印证当时争议地已划分，并且也无相关文件或协议等材料证实。1966年国营高峰林场东风（原千七）生产队与武陵区各公社合作造林，1976年国中林场（原千七分场）将山场退回原主管理。根据《国营高峰林场东风（原千七）生产队和宾阳县武陵有关公社国社合作造林图》，被告聘请广西南宁晟源林业公司对高峰林场国社合作造林图进行勘验，勘验结果是争议山场不在国社合作造林范围内，争议双方都对争议山场进行过部分经营管理。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原告认为被诉处理决定是在解放后，我国农村建制频繁变更中，存在政策不连续，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该认定同样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以马月举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马月举等五户当时将土地带入所在的高级社。但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并不涉及到现争议的山场细顶充山，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被告宾阳县政府于2016年7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据1、山林纠纷权属调处申请书，证明第三人请求县政府解决山林权属纠纷；证据2、山林纠纷权属调处申请书，证明原告请求县政府解决山林权属纠纷；证据3、争议现场勘验笔录及图，证据4、调解会议，以上证据3-4证明调处程序；证据5、国营高峰林场东风（原千七）生产队和宾阳县武陵有关公社国社合作造林图，证据6、广西南宁晟源林业公司勘验图，以上证据5-6证明争议山场不在国社合作造林范围；证据7、黄善兴证词，证明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没有明确确权，没有参加1954年划界会议；证据8、磨广生证词，证明1954年不是划分六佑乡和蒙河乡界线，而是落实两乡绿化任务的会议，1956年第三人在马劲麓东面有约30亩杉木林，争议山场一直是第三人管理；证据9、余新才证词，证明1954年划六佑乡与蒙河乡界线仅在办公室讲，没有到实地划分，也没有具体档案；证据10、韦恩坚证词，证明1954年在黄京扼集中，划分乡界；证据11、《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四至范围不涉及争议山场；证据12、六蒙大队山界林权落实示意图(部分)，证据13、六蒙大队山界林权落实情况登记表，以上证据12-13证明“林业三定”时期现争议山场就存在争议，并未颁发《山界林权证》；证据14、《自留山使用证》，证明马颈麓山“林业三定”时已分到户；证据15、覃益泰证词，证明争议山场一直是第三人经营管理；证据16、韦业昌证词，证明马颈麓东面山场是第三人种植管理；证据17、黄政昌证词，证明马颈麓山场是第三人种植管理；证据18、木材收购结算单，证明1979年6月28日卖马颈麓松木、经营事实；证据19、何怀宗证词，证明1970年以后争议山场是第三人管理，种植八角、杉木及农作物；证据20、纠纷调查结果通知书，证明武陵镇政府认为细顶充山场林权归原告集体所有；证据21、卖木合同书，证明卖马颈麓木，原告有经营管理事实；证据22、种山造林登记，证明原告在争议山经营管理事实；证据23、马付清、覃新太、马绍光、覃世元、覃意新、覃世旁证材料，证明争议山场一直是第三人经营管理；证据24、蒙五辉出勤记录，证明第三人经营管理事实；证据25、宾阳县林业局处理意见，证据26、县三大纠纷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以上证据25-26证明调处程序；证据27、宾政裁[2014]5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证明处理结果。 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均没有明确划分权属。宾阳县政府根据争议双方均对争议地进行过部分管理种植的事实，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出发，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称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地已划归己方所有，其复议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另外，本案被诉处理决定中“大虫簏顶”、“猫簏顶”、“山簏”的“簏”属笔误，应纠正为“麓”，但该笔误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情况及委托情况；证据3、《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宾政裁[2014]5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系宾阳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证据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通知第三人可以参加行政复议；证据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宾阳县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宾阳县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证据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据7、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三叉村陈述称，马颈麓山场总面积约450亩，分为上截山场和下截山场。马颈麓原是原告和第三人两村牛场山（牧场地）。马颈麓上截山场距离第三人村较近，长期以来属第三人三叉村经营管理；马颈麓下截山场距离原告和义村较近，属原告经营管理。马颈麓上截山场解放后一直是第三人经营、管理。历经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四固定”、“林业三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均没有变动过权属，均归第三人所有，并不间断地耕种管理。第三人多次在马颈麓上截山场收获林木，并且县政府给第三人村民颁发了《自留山使用证》，确认了第三人对马颈麓上截山场的合法使用权。而原告则从未合法地在马颈麓上截山场种植过。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被诉处理决定和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 第三人三叉村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自留山使用证》，证明马胫麓上截山由第三人经营获得政府认可；证据2、调整饲料地记录本，证明1987年将马胫麓上截山脚的山坪丈量分给村民作猪饲料种植基地；证据3、三叉生产队划分田亩部，证明第三人划分包括马胫麓在内的田亩，宾阳县武陵乡盖章认可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证据4、国社合作造林合同书、国社合作造林图，证明现争议马胫麓上截山不在国社造林范围内；证据5、马胫麓上截山场证人证词，证明马胫麓上截山场是第三人村民耕种经营；证据6、《证明》，证明2000年4月20日以村委名义所出具的假证；证据7、调解意见，证明2000年2月25日以六蒙村委名义作出的关于和义村三叉村在细丁充、马胫麓山场的纠纷调解意见；证据7、2000年4月20日，关于和义村三叉村细丁充，至马胫厄的山场纠纷调解，证明六蒙村委解决意见；证据8、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争议山场确权。 经庭审质证，被告宾阳县政府对原告和义村提交的上述证据1-6认为不涉及本案山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应采信；认为证据9-19的证词相互矛盾，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及合法性；对证据20-2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2、2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23-2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7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也不在国社造林范围内；对证据28的部分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在争议山场确有经营管理过一部分；对证据29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0-36所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37-40真实性认可。 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三叉村同意被告宾阳县政府对原告和义村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和义村对被告宾阳县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造林的范围，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应当共同选定测绘单位，不能单方面确定测绘部门；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均可证明1954年是以分水线划分的；对证据8磨广生的证词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证人没有权利参加会议，而不是没有参加会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性认可，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12-15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16-17、19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8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0-2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不符合事实；对证据24-26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处理决定违背了事实。 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三叉村对被告宾阳县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和义村、被告宾阳县政府、第三人三叉村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和义村对第三人三叉村提交的上述证据1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颁发的；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4中合同书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由法院判断，对其中图纸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6、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 被告宾阳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对第三人三叉村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和义村、被告宾阳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三叉村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和义村提交的上述证据7、10、12、24-27、32、37-4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6、8-9、11-23、30-31、33-36的证人证言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佐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证据28-2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对被告宾阳县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1-6、7-10、14-17、19-21、25-2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1-13、18、22、2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所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 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性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第三人三叉村提交的证据1、4、7-8的真实性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不认可，因无法确认与涉案争议地是否有关联；对证据5-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印证。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和义村与第三人三叉村争议的涉案土地名称为“马颈麓上截山场”（又称细丁充山部分山场），面积约为183亩。其四至范围为：东从大虫麓顶（三撑顶）沿山脊至马颈扼，南从马颈扼沿山脊至猫麓顶再沿山脊经铜鼓顶（草帽顶）至草帽坪扼，西从草帽坪扼沿山麓至山脚后沿山脚、廷相窝脊至丁充顶（丁充高顶），北从丁充顶（丁充高顶）沿山脊至大虫麓顶（三撑顶）。 在解放后至1962年前，原告和义村与第三人三叉村分属不同的行政辖区，原告和义村属于武陵区蒙河乡管辖，第三人三叉村属于武陵区六佑乡管辖。1962年时，原告和义村属于六蒙大队管辖，第三人三叉村属于五华大队管辖；1963年春，六蒙大队与五华大队合并成立六蒙公社，双方当事人自此同属六蒙公社管辖。 争议山场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均没有明确确权划分。争议山场现生长有马尾松、杉木、少量八角及杂木。其中争议山场中丁充顶（丁充高顶）为荒山，大虫麓顶（三撑顶）山顶的马尾松及以下的杂木为飞播或自然生长，猫麓顶以半山腰小路为界，路以上的杉木为原告和义村种植，路以下的八角、杉木为第三人三叉村种植，铜鼓顶（草帽顶）以及其余山场山顶的马尾松为飞播或自然生长，山顶以下的杉木为第三人三叉村人种植。大约从1960年至1967年间,国中林场曾在争议山一带植树造林。 第三人三叉村提供的《国营高峰林场东风（原千七）生产队和宾阳县武陵区有关公社国社合作造林图》及有关合同材料,经有关部门现场勘验证实，现争议山场不在国社合作造林范围内。2008年7月28日，第三人三叉村向宾阳县政府提交调处申请，要求将涉案争议地全部确权归其所有。被告宾阳县政府于2011年11月14日作出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分别确权归双方当事人集体所有。原告和义村不服，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于2012年6月1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2]36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原告和义村仍不服诉至宾阳县人民法院。宾阳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作出（2012）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维持上述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原告和义村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19日作出（2013）南市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撤销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及宾阳县政府作出的宾政裁[2011]7号处理决定，并责令宾阳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定。被告宾阳县政府经重新调查，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宾政裁[2014]5号被诉处理决定，原告和义村不服，于2014年9月19日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1月2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3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宾阳县政府作出的上述宾政裁[2014]5号被诉处理决定。原告和义村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据此，被告宾阳县政府有权依法对其辖区范围内发生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是本案适格被告。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林业三定”时期已明确过权属。被告宾阳县政府根据双方当事人均对争议地有过管理的事实，经组织双方协调无效后，依职权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原告和义村及第三人三叉村，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宾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和义村主张争议地在上述各个历史时期已确权归其所有，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故对于原告和义村主张争议地全部权属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宾阳县政府作出的宾政裁【2014】5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3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和义村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和义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宾阳县武陵镇六蒙村委和义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彭晓霞 审 判 员  姚 娟 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丽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