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5民辖终1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555号。法定代表人：闫桂军，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法定代表人：王友林，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公司）侵权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61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信托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受案涉《信托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约束，故应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并非依据资管合同提出管辖权异议，而是依据天津大业亨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公司）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光大·大通阳明1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简称“信托合同”)之协议管辖约定。首先，根据被上诉人与大业公司签订的资管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本投资计划投资于光大·大通阳明1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此说明被上诉人与大业公司之间合同成立前就已经明确了资金投向为“光大·大通阳明1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上诉人对大业公司下一步必须代表其与上诉人签订有关信托计划方面的合同是明知且同意的。而信托合同第3.5条约定：“全体委托人共同指定大通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大业公司原名称)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代表”，则进一步明确了大业公司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资管计划，当事人之间是委托与受托代理关系，大业公司实际是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信托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据此，信托合同理应直接约束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其次，假如被上诉人否认同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的信托合同关系，那么被上诉人理应依照资管合同的约定对大业公司申请仲裁，或者指令大业公司对上诉人提起诉讼，无权直接起诉上诉人。现在被上诉人直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行为，本身就说明被上诉人认可与上诉人之间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所以本案管辖权问题与资管合同本来就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也并非依据资管合同提出管辖权异议，反而是被上诉人起诉行为本身就证明双方之间应受信托合同的约束。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尽管被上诉人选择提起侵权责任之诉，但其依然属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信托合同第24.2条“双方就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署地(上海市黄浦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条款对被上诉人及上诉人依然具有约束力。本案理应由双方协议管辖确定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管辖。二、即便不考虑协议管辖问题，原审法院对本案依然没有管辖权，应由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退一步而言，即便不考虑协议管辖条款，被申请人住所地和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不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并无管辖权。首先，原审法院表述称“其主张的损失为托管资产的收益权，非实体物的损失”，实在费解。上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民事权益并不包含“收益权”的称谓，而只有“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区分，本案财产权益对应的就是被上诉人托付管理的资金，当然属于“实体物”的一种。其次，司法实践中，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在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认定方面存在明显区别。针对人身权的侵犯，典型纠纷类型如名誉侵权，受侵权人的社会评价是否降低的重要考评点是受侵权人周边环境，所以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受侵权人住所地可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是极为正确的。而与之相对比，财产侵权并不施加于被侵权人的人身，所以与被侵权人居于何住所毫无关联，而是在于被侵权人的财产于何时、何地发生了被侵权的结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交付托管资金之前、之后都没有发生托管行为，只有在相应资金脱离被上诉人实际控制，且到达上诉人账户后才会发生管理动作。因此，“侵权结果”即便确实存在，也只能是上诉人行使资产管理行为期间发生了侵权，“侵权结果发生地”只能是上诉人住所地，原审法院辖区并不属于“侵权结果发生地”最后，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224号民事裁定】，亦明确支持上述观点，即不应以资金汇出地即视为财产权益纠纷的侵权行为地。如果简单将资金汇出地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那么“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原则将完全丧失意义。因此，即便不考虑协议管辖条款，亦应将本案移送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级别管辖方面的规定，本案应由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原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或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根据康力公司起诉的事实和理由，认为信托公司在涉案资管产品的运行过程中，没有尽到诚信合规、勤勉尽职的责任，在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出现恶化后没有采取及时措施止损，最终导致受托资产遭受严重损失，严重损害了投资人合法的投资权益，侵害了康力公司的财产权益，故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侵权纠纷的规定确定管辖。其次，虽然康力公司主张的被侵权行为系因信托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时产生，但涉案双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因此，无论是信托公司与大业公司签订的《光大·大通阳明1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还是康力公司与大业公司签订的《大通阳明18号一期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上述两份合同的协议管辖条款仅及于各自合同相对方，并不适用本案管辖的确定，信托公司要求本案适用信托合同的管辖条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是指侵权行为从开始实施直至实施终了的地区。根据康力公司民事起诉状,被诉侵权行为系指在目标公司经营状况出现恶化后，信托公司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包括要求目标公司补足差额，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应认定为信托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关于本案的侵权结果发生地问题,本院认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是侵权行为致使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损害事实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仅因受害人起诉主张其受到经济损失,就直接以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具体到本案，信托公司在行使资产管理行为期间发生了侵权，致使侵权结果相应发生，故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侵权行为实施地一致，亦为甘肃省兰州市，一审认为康力公司住所地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系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本案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及被告住所地均在甘肃省兰州市,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615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移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蒋  琦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欧阳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