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桂01行初63号原告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诉讼代表人杨天长，主任。委托代理人杨炳权，男，壮族，1962年4月17日出生，住马山县。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林县大丰镇明山路**。法定代表人蓝宗耿，县长。委托代理人覃香杰，上林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玫霞，上林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南宁市嘉宾路**/div>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委托代理人张欢，南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济联合社。诉讼代表人覃奇荣，主任。委托代理人周剑挥，广西通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覃坚福，男，壮族，1963年11月10日出生，住南宁市。原告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云岩庄）不服被告上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林县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确权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6年2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12日分别向被告上林县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岩庄的诉讼代表人杨天长及委托代理人杨炳权，被告上林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香杰、李玫霞，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欢，第三人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新桃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新桃庄）的诉讼代表人覃奇荣及委托代理人周剑挥、覃坚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上政发[2015]31号《关于西燕镇云桃村定创山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原告云岩庄与第三人新桃庄一致认可包含纠纷地在内的双方的山权、山界在桃君大队组织下得到划定，云桃大队依据划分情况填发双方的《山界林权证》也得到双方的认可。故对于纠纷地的权属已得到划定应当给予认定。至于双方实地指界时出现的矛盾问题，应当结合双方经营管理的范围进行界定，自桃君大队查山定界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双方均以“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为界进行经营管理，并且双方经营管理的时间持续，范围明确，据此可以认定“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属于双方山权的实际分界线。在涉及纠纷地上，云桃大队在“林业三定”工作中是以“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作为分界线来填发双方的《山界林权证》，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均部分包含纠纷地，并且界线明确，没有重叠。结合上述事实，新桃庄提交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林段）工程项目永久征地补偿情况表》、陆某、覃某等人分别出具的《证言》、《证明材料》等材料，印证了纠纷地权属已划定，新桃庄经营管理“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以东林地范围的事实，应给予采纳。同理，云岩庄提交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荒地承包合同》和韦寿其、何贵高等人分别出具的《证明材料》等材料，同样印证了纠纷地权属已划定，云岩庄经营管理“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以西林地范围的事实，同样应该给予采纳。至于出现云岩庄实地指界时与其所持有的上述《山界林权证》不吻合的问题，属于云岩庄对山权书证的误解所造成。2013年12月30日，被告上林县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征收了争议地中41.384亩林地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故争议地中41.384亩林地权属性质已变更为国有土地。至于双方的权属争议，属于被征收前的权属争议，本案处理结果不会改变其权属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条第（二）项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以下处理决定：一、从F点（2604948.07m北555270.04m东）沿南北向山脊向南割至D点（2604581.12m北555363.95m东）（“定创山”山脊及荆棘篱笆）为分界线，分界线以东面积为112亩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为新桃庄农民集体所有。其中，已被征收为国有的林地面积为25.634亩；二、分界线以西面积为43亩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为云岩庄农民集体所有。其中，已被征收为国有的林地面积为15.75亩。原告云岩庄起诉称，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南宁市政府没有深入调查，草率作出维持被诉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均应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被诉处理决定混搅了地名和分界线。原告与新桃庄争议的是“定创山”，这在2011年5月3日上林县林业局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指界时一致承认的地名。但经过一系列的复议和诉讼后，新桃庄为了争得利益，把其名下的“里甲山”往“定创山”方向人为的挪位。而被诉处理决定则笼统地将“定创山”、“里甲山”、“六了山”统称为“定创山”，是混搅是非，偷换概念。实际上，“定创山”、“里甲山”、“六了山”都各有其山，不重叠，“定创山”与“里甲山”的分界非常明显，是以两山之间的山凹处的“定创溪”为分界线，“定创溪”从“定创山”的山顶一直蜿蜒延伸到山脚平地下原告的牛场地和耕作区。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云岩庄与新桃庄一直以“定创溪”为分界线进行各管区内的管理和耕作，“定创溪”一侧是新桃庄，另一侧是云岩庄，两方互不干涉相安无事几十年，直到高速路征用到此，有了利益才产生纠纷。二、原告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包括争议地，第三人新桃庄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不包括争议地，两证没有重叠。原告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中清楚的记载:《东以……，北以不都山顶至天堂山顶到定创山顶分水为界”，从中可以看出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中包含有定创山。新桃庄持有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登记的是“鲁平山”，其四至范围也是针对“鲁平山”来确定范围，林权证记载“西至鲁平山脚一带，北至坐椅山分水为界”。实际上，“坐椅山”在“鲁平山”的北面，距离“定创山”比较远，与“定创山”根本不沾边。三、被告上林县政府主观臆断性强，不尊重事实，采纳的证据不够严谨。（一）2013年4月19日，上林县林业局作出的《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进行现场勘查的鉴定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该份鉴定材料是最能保留当时的现场证据，上林县林业局作为该县唯一具有林业勘测专业技术的单位，一直从事与此有关的工作，县林业局做出的一系列勘查资料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应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二）对被诉处理决定以荆棘篱笆为界划定分界线的异议。根据“山随地走”的原则，从现场可以清楚的看到，“定创山”以“定创溪”为界，整座山往下延伸连接着云岩庄牛场地和云岩庄的耕作区。同样，新桃庄的“里甲山”往下延伸连接着新桃庄的耕作区，这样的划分具有连续性和就近性，也符合“三个有利”的原则。被诉处理决定仅以荆棘篱笆作为划分界线是错误的；（三）对新桃庄在“定创山”种植八角、引用水源、《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工程项目永久性征地补偿情况表》等证据的异议。1、原告持有的2130号《山界林权证》是在1981年颁发，而新桃庄覃奇荣1985年在“定创山”东北面种植八角树共40棵。覃奇荣这种私自到原告“定创山”种植八角树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2、新桃庄在原告的山界取水源，是因为大家相邻，有好水源资源都可以共享，因此原告就默认了新桃庄在原告的山界取水，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山界属于新桃庄；3、高速公路经过云桃片，不仅征用到争议地还征用到新桃庄的部分土地，新桃庄能领到补偿金不一定就是争议地块的补偿。2011年3月31日高速公路指挥部就占用原告云岩庄的个人和集体的土地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其中有“定创山”23.854亩（当时占用土地做路面的是23.854亩，之后做公路的护坡又增加征地，具体之后再往“定创山”征用多少亩，在高速公路指挥部可以查到）。这足以证明当时大家都认可“定创山”就是原告所有。公示结束后，由于新桃庄有人去指挥部闹事，指挥部就以“定创山”有纠纷为由，暂时扣留了该地的征地补偿金。新桃庄有3户已领取了争议地的部分补偿金，是因为之前他们在争议地开荒种了一些作物。新桃庄个别群众在原告丢荒的土地上种植作物，这种借地的行为，不能认定争议地就属于他们所有。综上，被诉处理决定全部采纳了新桃庄以上三个根本站不住脚的证据，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主观臆断性强，不尊重事实，事实认定不清，采纳的证据不够严谨。被告南宁市政府没有到实地进行调查就作出了维持上述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应该予以撤销。为此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5〕31号《关于定创山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二、请求法院确认“定创山”155亩林地权属为原告云岩庄所有；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原告云岩庄于2016年2月27日提交《行政诉讼请求变更书》，变更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上林县政府重新对争议的“定创山”林地权属予以确权给原告所有。同时补充以下理由：一、上林县政府对“定创山”的确权应以具有法律效力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为定案依据。二、上林县政府对争议林地的确权没有尊重历史事实。三、第三人新桃庄有2户村民于2010年在原告丢荒地（“定创山”山洞）种少量作物，高速公路指挥部错误将征地补偿费付给新桃庄该2户村民，从而引发纠纷。但上林县政府却以新桃庄村民短期侵权行为，认定第三人新桃庄对争议林地的经营管理现状是极其错误的。原告云岩庄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南府复议[2015]325号复议决定，证明南宁市政府作出维持上政发[2015]31号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2、上政发[2015]31号处理决定，证明该处理决定错误，应当撤销；证据3、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证据4、南府复议[2013]90号复议决定，证据5、（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证据6、（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3-6均证明云岩庄与新桃庄关于“定创山”林地权属纠纷经历了上林县政府确权、南宁市政府复议、宾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过程；证据7、上林山林权字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证明云岩庄持有的2130号林权证包含有“定创山”的事实；证据8、上林山林权字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证明新桃庄持有的2132号林权证不包含有“定创山”的事实；证据9、上林县林业局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的《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进行现场勘查的鉴定书》，证明县林业局组织新桃庄与云岩庄对“定创山”现场勘查，固定证据，并确定2130号林权证包含“定创山”，2132号林权证不包含“定创山”的事实；证据10、高速公路占用本庄各户及集体面积补偿款统计表（转抄公示表），证明2011年3月31日高速公路征用到云岩庄个人和集体土地补偿公示表，证明“定创山”原本就属于云岩庄所有；证据11、谭棉发、韦朝文的《证明》，证明谭棉发、韦朝文于2002年1月21日至2005年1月21日在云岩庄“定创山”、“六了山”承包土地种植甘蔗，而（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判决中所述的“谭棉发、韦朝文在云岩经联社承包种植甘蔗地名为里甲垌”不属实，同时证明“定创山”一直以来均由云岩庄管理和经营的事实；证据12、“定创山”现场图片，证明从图片上可以直观看出“定创山”的位置，能帮助办案人员清晰作出判断。被告上林县政府答辩称，一、发生权属纠纷的“定创山”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没有划定权属。第三人新桃庄与原告云岩庄共同隶属于云桃大队管辖。上世纪六十年代，云桃大队与塘旭大队合为桃君大队。1978年,桃君大队为了明确其所辖下各生产队包括第三人与原告在内的山权山界,组织各生产队的队长、贫协成员等进行实地查山定界，划定各队的山权、山界，第三人与原告的山权山界当时也得到确定，这是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二、1980年落实生产责任制后,桃君大队解散，恢复了合并前的云桃大队建制。开展“林业三定”工作时，云桃大队依据桃君大队查山定界的结果填发原告的第2130号和第三人的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双方的山界林权证均部分包含纠纷地，但不重叠。三、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人新桃庄为方便本庄放牧开辟牛路直通纠纷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后，新桃庄到纠纷地“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以东种植八角树、接引人畜饮水、耕种农作物等；原告云岩庄在纠纷地西南面耕种农作物并于2002年将“定创山”西南山脚地段发包给他人种植甘蔗3年，之后由原告种植速生桉树。当时原告沿自已经营管理林地的边沿种上荆棘形成篱笆进行围护，荆棘篱笆自山脚沿山脊向北延伸。约于2005年，原告云岩庄购买蔗种，计划越过荆棘篱笆进入东面地段种植甘蔗，遭到第三人新桃庄强烈干涉，经村委会干部组织双方协调后，原告云岩庄放弃了越界经营。总体上，“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成为各方实际经营管理纠纷地的分界线，多年来经营管理稳定，没有纠纷。20ll年，因来马高速公路征收纠纷地中41.384亩林地，因林地补偿费归属问题，才引发本案权属纠纷。四、上林县林业局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的《关于对西燕镇定创山进行现场勘查的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就本案而言,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原告持有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是否涉及纠纷地全部的问题，不属于技术鉴定的范畴，而是如何正确解读问题。正确的解读应当结合纠纷地经营状况进行。自落实生产责任制后，经营方式由集体集中转变为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但仍然体现着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所以，不管是原告农户的经营还是第三人农户的经营，都属于本集体的经营管理行为。既然如此，篱笆及山脊是双方经营管理范围的分界，那么以篱笆及山脊为界完全与双方的实际经营管理吻合。五、既然双方一致认定包含纠纷地在内双方的山权、山界在桃君大队组织下得到划定，云桃大队依据划分情况上填发了双方的《山界林权证》也得到双方的认可。显然，纠纷地的使用已得到划定，应当给予认可。至于双方实地指界时出现的分歧，是因为不正确解读、理解《山界林权证》所致，不能作为否定双方经营管理的理由。自桃君大队查山定界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双方均以“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为界进行经营管管理，并且双方经营管理的时间持续，范围明确，据此可以认定“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属于双方山权的实际分界线。综上,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程序合法，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25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妥。请求法院予以维持。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6年6月23日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据1、立案批文，证明县政府决定立案调处；证据2、申请书，证明第三人要求按终审判决申请处理；证据3、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将纠纷地确权给云岩庄；证据4、（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证明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并判令3个月内重新处理；证据5、（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证明一审法院维持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证据6、南府复议[2013]90号，证明南宁市政府维持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证据7、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证明将纠纷地处理给云岩庄；证据8、身份证明，证明覃奇荣为新桃庄的法定代表人；证据9、身份证明，证明石太明为云岩庄的法定代表人；证据10、委托书，证明第三人委托覃奇荣等4人作为本经联社代表；证据11、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杨天长等4人作为本经联社代表；证据12、收到签到单，证明将新桃庄申请书副本送达云岩庄；证据13、送达回证，证明通知新桃庄在期限内完成举证；证据14、送达回证，证明通知云岩庄在期限内完成举证；证据15、现场勘查及地形图，证明：（1）明确纠纷范围，与第一次处理决定一致；（2）新桃庄指认“里甲山”为161.6高程点，云岩庄只称“定创山”；（3）新桃庄有八角树及取水点分布在纠纷地东侧，云岩庄有速生桉林木分布在纠纷地西侧，双方以分水岭及荆棘篱笆为界；（4）新桃庄指认在争议地东侧分布有8.7分的旱地，但已被公路征用并覆盖，山脚平缓地段为本庄牧场；（5）对于纠纷地东面边界的合水，新桃庄称为“溪凹”，云岩庄称为“定创溪”;纠纷地西面边界的合水，新桃庄称为“里甲溪”，云岩庄称为“定创山”边沿；（6）云岩庄指认其持有的2l30号山权证与新桃庄以“定创溪”为界，即纠纷地东面边沿，也即证中的“俭”、证中附图的虚线,山里甲山”处于“定创山”东面;新桃庄指认其持有的2l32号山权证与云庄以“定创山”分水为界，证中的“里甲山”即为纠纷地中的“里甲山”，处于“定创山”南面，图中红线为“定创山”山脊；证据16、现场指认及地形图，证明第三人指认其自落实生产责任制起就耕种的面积有4分多的开荒地处于纠纷地内的东侧，即“溪凹”的西侧;证据17、现场指认及地形图，证明核实新桃庄的覃奇东、蓝月秀的旱地均处于纠纷地内的东侧；证据18、询问笔录（覃奇荣，新桃经联社主任），证明：(1)新桃庄与云岩庄一直同属一个村或大队管辖，解放后，属于云桃村或大队管，后由桃君大队管，1980年后，由云桃大队管理至今;(2)纠纷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三个时期均没有划分;(3)三林业三定”时填发有2l32号山权书证，但没有发到本社,原件保存在村委会;（4）纠纷地于1978由当年管辖的桃君大队组织全大队的生产队队长和贫协组长进行划分，“定创山”以分水岭为界，“里甲山”以“俭”为界，东面属于新桃庄，西面属于云岩庄，“俭”为鞍部;（5）新桃庄承认该次划分;（6）新桃庄的2132号山权书证由大队干部填写，其涉及争议地的界线与1978年的划分吻合;（7）解放后，第三人农户覃广仁、覃广花曾到山脚垦荒种植农作物，1985年种植八角树并修筑取水点,覃奇东、蓝月秀两户在下半山腰有承包地,但已被征用；证据19、询问笔录（杨天长，云岩经联社代表），证明：（1）杨天长为群众推选的代表;（2）原告与新桃庄一直隶属同一个村委会或大队管辖;（3）纠纷地在三个历晚时期没有划分;（4）1981年桃君大队填发了包含有纠纷地的2130号山权书证给原告,当时由填发，但原件已遗失，现持有的是纠纷发生后从村委会调取的复印件，填发时有双方指界;（5）2002年原告将纠纷地发包他人承包种植甘蔗3年，集体时分布有耕地30亩,但到落实责任制后部分丢荒；证据20、询问笔录（陆某,原桃君大队干部），证明：（1）其于1972年任桃君大队干部,原大队管辖现今的云桃村委会和塘昶村委会,到1979年下半年时拆分为现今的云桃和塘昶两村委会;（2）1978年下半年其任民兵营长时,大队组织所辖的20个生产队贫协组长、指导员或队长就山权、山界问题进行划分、确认，直至1979年春季才结束工作；证据21、询问笔录（覃汉发，定逢庄老贫协组长），证明集体时期,其任老贫协组长，陆某任民兵营长，接近落实责任制时，当时的桃君大队组织全大队的各产生队划分山权山界,但其没有参加全大队的划分工作，仅参加划分定井、定逢、塘昶三个庄划界工作，划分是实地指界；证据22、询问笔录（韦寿其,原桃君大队，后塘昶大队干部），证明：（1）其于1956年起任塘昶大队干部，1968年起至1979年间塘昶村和云桃村合并为桃君大队，后再拆分为塘昶村和云桃村，其回塘昶村任干部到1982年退休;（2）桃君大队当时组织各生产队队长、贫协组长、指导员对各队的山界进行指认，但其没有具体参与山界的指认工作,指认山界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3）对于各队的“三包四固定”情况,不清楚;（4）“林业三定”填发山权书证时,桃君大队已拆分，发证工作不是由桃君大队主持;（5）其对云岩庄与新桃庄的山权书证发放情况不清楚，双方发生纠纷后，才知道有“定创山”这个山名；证据23、询问笔录（何贵高,云何庄队长），证明：（1）其给云岩庄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其亲笔所写，内容真实;（2）其参加过全大队的山权山界复查工作，全大队内各队的山界情况清楚;（3）桃君大队于1979年解散;（4）复查工作约于1980年进行,复查后才形成各队的山权书证，当年韦寿其亲自参加，但陆某不参加;（5）复查形式是全大队队长在大队干部组织下，以队长指认各自界线,逐队过关;（6）复查工作中，云岩庄与新桃庄没有意见,从没有发生过争议，直至高速公路征地时才引发纠纷;（7）“林业三定”时按复查发证;由云桃大队发证,发到大队，没有发到生产队;（8）自解放以来，争议地未发生过权属纠纷；证据24、询问笔录（韦文刚，村委会副主任），证明：（1）其自2002年起任村委会干部至今;（2）2005年左右，云岩庄村民杨大中打算开垦“定创山”山脚的牛场地种植甘蔗，并购好蔗种,但新桃庄阻止，双方群众实地对峙，其作为包片村干部实地处置,劝离双方群众；（3）纠纷地山脚地段大体上以荆棘篱笆、溪沟、埂堤为界，西边属于云岩庄的耕作区,东边属于新桃庄的放牧地;（4）20l1年高速公路征地时发生纠纷，曾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证据25、询问笔录（黄祥胜,云桃村支书），证明：（1）约于2005年，云岩庄拟跨越自己耕作区进入新桃庄管理的牧场地种植甘蔗，遭到新桃庄干涉;（2）村委会仅保管有各庄的山权书证，其他材料没有保存,新桃庄和云岩庄均是从村委会复印山权书证;；证据26、调解签到，证明西燕镇已组织双方调解，但云岩庄不愿调解也不参加；证据27、调解记录，证明经调解，没有达成协议；证据28、2130号山权证，证明从村委会调取的上岩生产队第2130号山权证，原件保存在村委会，且该《山界林权证》的正本与存根尚相连接；证据29、2132号山权证，证明从村委会调取的新桃生产队第2l32号山权证，原件保存在村委会；证据30、2130号山权证，证明从上林县林业局调取的上岩生产队第2130号山权证,原件保存在村委会,该《山界林权证》的正本与存根还没有分割仍相连；证据31、2132号山权证，证明从上林县林业局调取的新桃生产队第2132号山权证，原件保存在村委会，该《山界林权证》的正本与存根还没有分割；证据32、《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林段）工程项目永久征地补偿情况表》及图纸等，证明新桃庄的覃奇东、蓝月秀两人两块旱地均处于纠纷地内的东侧；证据33、2132号山权证，证明新桃庄持有纠纷地分水以东的山地的《山界林权证》，于1981年12月15日颁发；证据34、《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林段）工程项目永久征地补偿情况表》及宗地图，证明新桃庄的覃奇东、蓝月秀两人两块旱地均处于纠纷地内的东侧，纠纷地分水岭东面由新桃庄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35、陆某证言，证明：（1）上世纪六十年代新桃庄开辟牛路直达纠纷地;（2）1979年当年的桃君大队组织各队进行山界划分，纠纷地属于新桃庄;（3）“林业三定”时按照之前的划分颁发《山界林权证》;（4）落实责任制后,新桃庄管理经营纠纷地，云岩庄从未到纠纷地管理经营;（5）新桃庄的2132号山权证中的“坐椅山”即是纠纷地的“定创山”，与云岩庄的2130号山权证于分水交集；证据36、陆某证明材料，证明其担任桃君大队干部时曾组织各队进行划分山界，新桃庄与云岩庄以“溪甲”为界,东属于新桃庄，西面属于云岩庄；证据37、覃某证明材料，证明桃君大队于1978年组织各队进行划分山界，新桃庄与云岩庄以“溪甲”为界,东属于新桃庄，西面属于云岩庄；证据38、谭棉发的《证明》，证明其曾于2001年与云岩庄承包“里甲垌”土地,纠纷地山脚称谓为“里甲垌”；证据39、石加权的证言，证明新桃庄经营管理纠纷地的情况；证据40、2130号山权证，证明云岩庄持有纠纷地山地权属的《山界林权证》，于1981年12月15日颁发，由上林县林业局提供；证据41、荒地承包合同，证明纠纷地畲地由云岩庄发包管理；证据42、韦寿其的证明材料，证据43、何贵高的证明材料，证据44、覃光证明材料，证据45、苏仲书证明材料，46、苏仲经证明材料，以上证据42-46均证明云岩管理纠纷地。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既然双方一致认定包含纠纷地在内双方的山权、山界在桃君大队组织下得到划定，云桃大队依据划分情况填发了双方的《山界林权证》也得到双方的认可。显然，纠纷地的权属已得到划定，应当给予认定。至于双方实地指界时出现的矛盾问题，应当结合双方经营管理的范围进行界定，自桃君大队查山定界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双方均以“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为界进行经营管理，并且双方经营管理的时间持续，范围明确，据此可以认定“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属于双方山权的实际分界线。在涉及纠纷地上，云桃大队在“林业三定”工作中是以“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作为分界线来填发双方《山界林权证》的，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均部分包含纠纷地，并且界线明确，没有重叠。结合上述事实，新桃庄提交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林段）工程项目永久征地补偿情况表》、由陆某、覃某等人分别出具的《证言》、《证明材料》等材料，印证了纠纷地权属已划定，新桃庄经营管理”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以东林地范围的事实，应给予采纳。同理，云岩庄提交第130号《山界林权证》、《荒地承包合同》和韦寿其、何贵高等人分别出具的《证明材料》等材料，同样印证了纠纷地权属已划定，云岩庄经营管理”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以西林地范围的事实，同样应该给予采纳。至于出现云岩庄实地指界时与其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不吻合的问题，属于云岩庄对山权书证的误解造成的。2013年12月30日，上林县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征收了争议地中41.384亩林地作为高速公路建设用地，故争议地中41.384亩林地权属性质已变更为国有土地。争议双方的权属争议，属于被征收前的权属争议。所以，本案的处理结果不会改变其权属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条第（二）项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南宁市政府复议维持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据。原告云岩庄主张争议地权属的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据2、延期受理通知书，证据3、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1-3均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新桃庄陈述称，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是生效的法律文书，任何一方当事人必须遵守执行。该判决书中所查明、认定的案件事实就是本案的事实。被诉处理决定正是依据本案的事实及生效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而作出的，并没有混淆本案的地名和分界线。二、关于原告的2130号《山界林权证》及第三人的2131号《山界林权证》的问题，两证均有文字记载相互吻合，没有重叠。原告证内的东面记载：“六了山与里甲山俭为界，”而其东面正好是第三人证书的西面。而在附图中，正好与第三人管区的“里甲山“、”定创山“为界，而且”里甲山“是在”定创山“的下面（东南山脚下）。同时，在第三人的山权证内的附图中，也明确标注上岩管区仅到”六了山“，并以划线为界。因此，两证均含有部分争议地，而不是争议地全包含于原告的山权证内。三、上林县政府依据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合理合法，同时也是尊重已生效的（2014）南市行终字第60号判决所确认的事实。综上，原告之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诉处理决定及南府复议[2015]325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合法合理，请求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人新桃庄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本案经二审终结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及撤销了（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及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2、第2132号《山界林权证》，证明本案争议地包含在第2132号证内的事实；证据3、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证明本案争议地不包含在第2130号证内的事实及第2130号两份证相互矛盾的事实；证据4、本案争议地现场照片，证明本案争议地现场的事实即“里甲俭”位置的事实；证据5、答复，证明被告作出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时违法行政的事实；证据6、本案争议地现场照片，证明本案争议地的现场及第三人新桃庄经营管理争议地的事实；证据7、高速公路标段照片，证明新桃庄覃奇东等人因高速公路占用争议地获得补偿的事实及“里甲俭”处于高速公路标段k306+500处的事实；证据8、证人陆某、石某、覃某、覃奇荣等证言，证明新桃庄对争议地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9、《证明》，证明谭棉发与韦朝文承包“那腰垌”和“里甲垌”种植甘蔗时，从云岩庄开路到“里甲垌”的事实；证据10、询问笔录，证明“定创山”与“里甲山”位置的事实；证据11、《关于西燕镇云桃村新桃庄与上岩庄山界林权纠纷的答复》，证明上岩庄的石太湖、覃秀花所经营的畲地不在争议地范围内的事实及高速公路过境争议地的事实及“定创山”位置的事实；证据12、《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标段）工程项目永久征地补偿情况表》，证明第三人新桃庄的蓝月秀等4人在公路过境争议地时得到补偿的事实以及“定创山”位置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上林县政府对原告云岩庄提交的上述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7所证明的全部包含争议地的事实不认可，认为是部分包含，故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8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该证不包含全部争议地，是部分包含；对证据9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上林县林业局并不是法定的鉴定机构，其鉴定内容也不是林业专业的鉴定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清；对证据11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所言不是事实；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南宁市政府同意被告上林县政府对原告云岩庄提交的全部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三人新桃庄对原告云岩石庄提交的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5、11-12的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据3-5的文书已被（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判决书撤销，已经没有存在的依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本案中共提供了三个版本的第2130号《山界林权证》，都是桃君大队进行勘验颁发的，而这三个版本的证书，西面和北面是不相同的，为什么有三个版本，由法院来认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的目的“不包含定创山”的事实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是部分包含争议地，并不是不包含，并且原告提交的《山界林权证》书写的格式、内容以及涉及的位置均不同，我方怀疑原告该证据的合法性，具体由法院来认定；对证据9的合法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来源不清；对证据11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所言不是事实；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云岩庄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同时针对证据29、31补充以下质证意见：该2132号《山界林权证》从文字表述来看，四至范围界线与附图中的界线并不一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南宁市政府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新桃庄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上述1-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5-1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部分知情人并没有到现场指认且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对证据18-25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有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有的内容雷同且无签名，有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证据26-27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9、3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8、30、4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并不包含争议地；对证据32-3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41-46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原告云岩庄对第三人新桃庄提交的上述证据1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不涉及争议地；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恰好说明争议地在“定创山”，并且在原告的耕作区内；对证据4-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7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高速公路征地的补偿问题，不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就归第三人；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都是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不予认可；对证据9、11-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上林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对第三人新桃庄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云岩庄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实体审理的内容有异议。被告上林县政府、第三人云桃庄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告云岩庄、被告上林县政府、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新桃庄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云岩庄提交的上述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9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11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无拍摄时间及地点，无法确认是否为涉案争议地现场。对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34、40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5-39、证据41-46，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印证，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第三人新桃庄提交的证据1-3、5、11、12的真实性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对证据4、6、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无拍摄时间及地点，无法确认是否为涉案争议地现场；对证据8-10因无其他相应证据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云岩庄与第三人新桃庄争议的涉案土地名称为据定创山”（第三人新桃庄称为“定创山”、“里甲山“、”六了山“），面积为155亩。其四至范围与被诉处理决定的附图一致。原告与第三人自解放后共同隶属于云桃大队管辖，上世纪60年代云桃大队与塘昶大队合并组成桃君大队。上世纪80年代落实生产责任制后，桃君大队解散，恢复了合并前的云桃大队建制。本案双方当事人仍属云桃大队管辖。1978年君桃大队为了明确其所管辖的各生产队的山权山界，组织各生产队队长、贫协成员等代表进行实地查山定界，划定了各队的山权、山界。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云桃大队依据君桃大队查山定界的结果填报《山界林权证》。其中原告领取了证号为2130号的《山界林权证》，该证分别记载：1、地、地名都山至天堂山六了山片，面积：1300亩，四至范围北面为：不都山顶至天堂山顶到定创山顶分水为界”；2、骨牛山，面积1200亩。第三人领取了证号为2132号的《山界林权证》，该证记载：地：地名平山，面积：1900亩。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后，新桃庄到争议地“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以东种植八角树、接引人畜饮水、耕种农作物等；原告云岩庄在纠纷地西南面耕种农作物并于2002年将“定创山”西南山脚地段发包给他人种植甘蔗，之后由原告种植速生桉树。当时原告沿自已经营管理林地的边沿种上荆棘形成篱笆进行围护，荆棘篱笆自山脚沿山脊向北延伸。大约在2005年，原告云岩庄欲越过荆棘篱笆进入东面地段种植甘蔗，遭到第三人新桃庄反对，双方为此发生争议。经村委会干部组织协调后，双方恢复了之前管理的范围。20ll年，修建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征收争议地中的41.384亩林地，因林地补偿费归属问题，双方引发本案争议地权属纠纷。2013年12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同意征地并与来宾至马山高速公路上林县段建设指挥部签订征地协议。争议地中的41.384亩林地已属国家所有。2011年3月13日，原告向被告上林县政府提交调处申请，要求将涉案争议地全部确权归其所有。被告上林县政府于2013年7月1日作出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将双方争议的“定创山”创山5亩土地确权归原告集体所有。第三人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南府复议[2013]9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述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诉至宾阳县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上述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上林县政府重新处理。宾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第三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2014）南市行一终字第60号行政判决，撤销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宾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3]40号处理决定，并责令上林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5年8月19日，上林县政府重新作出上政发[2015]31号《关于西燕镇云桃村定创山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南宁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南宁市政府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南府复议[2015]325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5]31号处理决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据此，被告上林县政府有权依法对其辖区范围内发生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明确过权属。1978年君桃大队为了明确其所管辖的各生产队的山权山界，组织各生产队队长、贫协成员等代表进行实地查山定界，划定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各队的山权、山界。自此以后，第三人新桃庄到争议地“定创山”南北向山脊以东种植八角树、接引人畜饮水、耕种农作物等；原告云岩庄在纠纷地西南面耕种农作物并于2002年将“定创山”西南山脚地段发包给他人种植甘蔗，之后由原告种植速生桉树。多年来经营管理稳定，没有纠纷。“定创山”南北向山脊及荆棘篱笆成为各方实际经营管理纠纷地的分界线。被告上林县政府根据上述事实及双方对争议地的管理情况，经组织双方协调无效后，依职权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原告及第三人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上林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全部争议地的权属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发生纠纷后，双方当事人曾于2014年12月31日在上林县政府的组织下，到争议现场实地踏界勘查，双方当时均在《现场勘查笔录》及争议范围图上签字确认，明确了双方争议土地的位置及范围。虽然双方对争议地地名称呼不同，但双方对争议地的位置及四至范围并无异议。故原告主张被诉处理决定混淆地名和分界线进行处理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上林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发【2015】31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5】32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林县西燕镇云桃村云岩经济联合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陆文勇审 判 员  彭晓霞代理审判员  林国帅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何丽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