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得栋。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勇波。委托诉讼代理人：莫荣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惊蛰。上诉人杨得栋因与被上诉人戴勇波、原审被告杨惊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7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得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戴勇波对杨得栋的所有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戴勇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认定交易对象错误。戴勇波称交易的相对方是杨得栋，仅为其陈述，无证据支持，不应当出现在查明事实部分。2.认定杨惊蛰愿意清偿戴勇波货款的事实错误。法律明确规定，未到庭的证人证言法院不予认可。杨惊蛰未到庭参加诉讼，仅凭一份不知来源的文件，法院如何查明杨惊蛰“愿意清偿债务”？3.一审法院遗漏查明有关“得鑫制衣厂”是何人承租和经营的事实，这是本案的关键。“得鑫制衣厂”是杨惊蛰在万佳A219档经营的字号，有租赁合同证实，而且是生效的（2018）粤0118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二）一审判决证据明显不足。《送货细码单》是戴勇波提供的唯一证据，但所有的送货单均显示由杨惊蛰签收，很明显这些送货单根本就无法证明杨得栋为案涉交易的对象，戴勇波陈述的事实明显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证据认定明显偏向戴勇波。1.“谁主张谁举证”是基本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得栋只需不认可，戴勇波就应当举证证明，不能举证的，应当视为相应的陈述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将案涉交易过程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杨得栋，显然是错误的。2.杨得栋向一审法院邮寄的证据，足以证明租赁场地的是杨惊蛰而不是杨得栋。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此只字未提，直接认定戴勇波的陈述，而其未提交证据，这明显是偏向戴勇波。（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杨惊蛰的答辩，其认为这是自己的债务，没有表示过要代杨得栋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自己的债务当然要承担。一审判决认定债务是杨得栋的，那么判决杨惊蛰有何依据？一审援引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作出判决是错误的。戴勇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杨惊蛰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书面意见称：得鑫制衣厂杨惊蛰所欠的货款将全部陆续归还、结清。戴勇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得栋、杨惊蛰共同支付拖欠的货款33898元给戴勇波，并从2017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逾期利率即年利率6%支付利息给戴勇波，暂计至2019年9月10日利息为6779.75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杨得栋、杨惊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起至2016年8月止，戴勇波向得鑫制衣厂供应牛仔布，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11日、2016年8月23日，戴勇波供应的牛仔布均系**签收，上述牛仔布共计33898元。到目前为止，得鑫制衣厂尚欠戴勇波货款29000元。戴勇波陈述在交易过程中均是杨得栋直接向其下单，确定价格、数量、送货地点、付款时间，故其认为其交易方应为杨得栋；同时陈述，**就是杨得栋，且系杨得栋当其面亲自在送货细码单上签署；还陈述，其均系向杨得栋追讨货款。杨得栋、杨惊蛰均陈述涉案交易系杨惊蛰与戴勇波发生，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杨惊蛰还陈述其愿意清偿戴勇波货款。另，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在庭审中，戴勇波陈述杨得栋、杨惊蛰系父子关系，同时明确表示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但以年利率6%为限计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戴勇波与得鑫制衣厂虽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戴勇波已实际交付了货物，为此，戴勇波与得鑫制衣厂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因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故以得鑫制衣厂名义对外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当由使用该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承担。根据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可知，得鑫制衣厂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显然有杨得栋参与，而杨得栋、杨惊蛰对于涉案交易过程并未作出描述，换言之，杨得栋、杨惊蛰的陈述并不能否认戴勇波关于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故在未有证据证明戴勇波关于涉案交易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况下，对于戴勇波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在交易前或交易时在未明确交易主体的情况下，一方有理由相信与其就价格、数量、送货地点、付款时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另一主体系交易主体，现杨得栋、杨惊蛰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交易过程中向戴勇波明确告知涉案交易主体，为此，戴勇波根据上述交易规则，其有理由相信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且戴勇波实际上亦一直认为其交易主体为杨得栋，故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对于戴勇波关于涉案交易主体系其与杨得栋的陈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杨得栋、杨惊蛰关于杨惊蛰与戴勇波发生，与杨得栋无关，杨得栋仅是为杨惊蛰打工的陈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对杨得栋、杨惊蛰的上述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杨得栋系使用得鑫制衣厂名义与戴勇波进行交易的相对方的事实。综上，戴勇波按约定向杨得栋履行供应货物的义务后，杨得栋理应按照约定向戴勇波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杨得栋拖欠戴勇波货款29000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此，戴勇波要求杨得栋支付货款29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戴勇波主张的超过上述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惊蛰表示愿意清偿戴勇波货款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故对于戴勇波要求杨惊蛰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杨得栋、杨惊蛰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到庭义务，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判决：一、杨得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勇波支付货款29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但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自2019年9月9日起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二、杨惊蛰对杨得栋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戴勇波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8元，由戴勇波负担117元；杨得栋、杨惊蛰连带负担291元。二审中，杨得栋向本院提交了一审法院（2018）粤0118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书及该案的起诉状、传票等法律文书，证明：得鑫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是杨惊蛰。戴勇波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2.杨得栋不能用其他案件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形式来证明本案的事实。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杨惊蛰与杨得栋为父子关系。杨得栋称其自2014年1月起至2017年底在得鑫制衣厂工作，每月工资4500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得栋是否为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根据戴勇波提交的送货单，其与得鑫制衣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得鑫制衣厂未办理工商登记，该字号所欠债务应由其实际经营者承担。杨惊蛰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承认其为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并同意清偿得鑫制衣厂所欠的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戴勇波主张杨得栋亦为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因得鑫制衣厂未通过注册登记或其他方式公示其经营者，而杨得栋为杨惊蛰之子，长期在得鑫制衣厂工作，戴勇波基于上述情况及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有理由相信杨得栋为其交易的相对方，故一审法院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对戴勇波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杨得栋上诉称其为得鑫制衣厂的雇佣人员，但未提供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工资或劳务费发放单据等证据加以证明。至于一审法院（2018）粤0118民初3413号案未涉及杨得栋，是该案原告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并不能证明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仅为杨惊蛰一人。故此，杨得栋上诉认为其非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主张其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得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未认定杨惊蛰同为得鑫制衣厂的经营者虽然欠妥，但鉴于杨惊蛰在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未提出上诉，一审该项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上诉人杨得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