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5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育芬，女，汉族，1991年3月1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建锋，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银红，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新，女，汉族，1981年7月3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卫国，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育芬因与被上诉人田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5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育芬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304民初25570号民事判决；2.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徐育芬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田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徐育芬与田新签订借款合同、借条、收条的真实性，但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查明。1.徐育芬与田新成立借款事实在前，签订借款合同、借条、收条在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条是对双方账户往来情况、借款金额的结算凭证。徐育芬出借给田新的款项并非一次性转账给田新，而是受田新的指示，分多次、多个对象，分多笔转账。因双方均没有保存结算明细，徐育芬为了佐证双方在结算前存在众多银行账目往来，方便法庭以及对方当事人查看与本案相关的银行流水，第一次提交的银行账目往来中才将部分内容遮挡，第一次庭审后徐育芬已经向法庭和田新提交了完整版本，与一审判决认定的“经核对审查在其提供的证据资料中并未发现明确表明的396万元款项的转账记录，同时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流水资料中多处被遮挡并不能完整表明流水对方账号以及相关详细信息”完全不符。2.虽然徐育芬三个银行卡（尾号8896招行、尾号6746工行、尾号0976农行）涉及的银行流水交易笔数众多、交易对象众多，徐育芬也用该银行卡收取客户或者支付客户资金，按照田新的指示将出借的款项支付给田新指定的案外人，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曾经签署的借款合同等表明，田新多次向徐育芬借款。徐育芬支付给田新的款项总额明显多于田新支付给徐育芬的款项，支出和收入的存在差额，也间接说明徐育芬的确有出借款项给田新的款项，徐育芬已经实际履行借款合同、借款的交付方式为银行转账。至于已放款、已还款的金额，徐育芬已经制作表格，将徐育芬与田新之间的借款交付以及公司客户与徐育芬之间的客户的交易资金区别开来，提交给法庭。与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鉴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该借款合同到底有没有实际履行、放款的金额、已还款金额以及欠款金额，均无法得知”不符，但一审法院未对上述借款交付的事实进行审查和查明，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多次开庭中，徐育芬每次均亲自出庭向法庭解释借款过程及双方数百笔账目往来的情况，而田新本人始终不出庭。同时，徐育芬积极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于涉案项下的所有的银行流水进行审计，虽审计机构均以“原、被告双方没有提供记录双方账户往来的会计账薄和记账凭证等会计审核资料，所提供的银行流水也不完整，致使审计工作无法进行”，但法院应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双方质证情况查明田新出具收款收条的基本背景事实。（二）借款合同、借条、收条是双方的结算凭证，徐育芬与田新之间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不清。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条是双方对2014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借款的交付与公司客户佣金之间结算过后，最后签署的债权债务协议。此借条、收条均由田新签名确认，田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对签署相关的借条、收据的法律后果具有清楚的认识和判断，在庭审中，田新代理人也表示田新出具收条的背景是双方对账目往来结算后所出具。而且田新在答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被告已经还清借款”“因此从原告账户中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不一定是借款，大部分是公司与客户的交易资金”，从田新答辩中，也可知徐育芬与田新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所以，一审法院在认定民间借贷事实，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出借人的经济能力、金额大小、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当事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加以判断认定上述借款的事实。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田新抗辩偿还借款，应由田新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徐育芬已经提供了借款合同、借条、收条等债权凭证以及相关的银行流水，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被告已经还清借款。”田新已经承认借款的事实，应认定借款的事实，借款已经交付，而不能将所有的举证责任归为徐育芬。（二）田新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法院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证人证言等综合认定案件事实。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应综合全案对借款合同是否发生进行判断，虽然田新提出本案项下的借款没有实际履行，但同时答辩称“从原告账户中支付给被告的款项不一定是借款”，从田新代理人的不确定抗辩中，可以看出借款确实存在和发生，借款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综上所述，双方在签订借款合同、田新出具借条、收条时，借款已经通过此前的数年时间多笔账目往来的差额支付，且数额已经田新在结算时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徐育芬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庭审中，徐育芬补充称：一、徐育芬提交的新证据《关于徐育芬三个银行账号与田新之间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表明截止2016年5月12日，徐育芬向田新个人账户净转款额是374.1214万元，徐育芬已经足额履行了向田新支付借款的义务。（一）2016年5月12日签署《借款合同》性质是对账（一审田新的庭审笔录也认可），根据审计报告，截止到2016年5月12日当日，徐育芬向田新个人账户净转款额是374.1214万元，加上其他形式借款，在此基础上田新自愿出具收到徐育芬396万借款的《收条》。因此出借人徐育芬已经履行支付借款的义务。针对《借款合同》《借条》《收条》是双方的结算凭证，补充如下事实：1.田新一审庭审中承认与徐育芬有过对账。2019年4月3日的一审庭审笔录中第6页，面对审判员的询问“田新出具收条的原因是为何？”田新代理人回答“……应该是他们在核账，徐育芬与田新合作了多年……，因为徐育芬、田新账目往来不是很清楚，最后经过核账……”，进一步确认田新是基于对账向徐育芬出具《借款合同》《收条》。2.徐育芬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提到“希望跟我预计的额度不要有出入”，能够与田新出具《借款合同》《收条》是经过对账确认的相呼应。3.在2016年5月份徐育芬从深圳市XXXX贸易有限公司（即田新共为同事的公司）离职。在一审中，田新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及徐育芬和田新确认过的事实。因田新多次向徐育芬借款，徐育芬在离职前与田新进行借款结算，符合常理和事实。4.田新在2016年5月12日当天还向徐育芬借款27万，并同意对徐育芬2016年5月12日之前支付的多笔借款进行结算，确认借款金额共计396万元（含2016年5月12日当天转账27万元），并向徐育芬出具《借款合同》《借条》和《收条》。（二）对于徐育芬已经完全履行支付借款义务，且田新承认拖欠徐育芬借款的事实部分作如下补充：1.田新2016年5月12日出具的《收条》“本人田新收到向徐育芬所借款项，人民币3960000元整（小写）叁佰玖拾陆万元整（大写）”，《收条》上有田新的签字和多处手印，是田新是对收到借款396万元借款的事实的确认。2.附件一《徐育芬与亲友间资金收入及去向明细》中显示：（1）截至2016年5月12日亲友共向徐育芬转账930.19万元，徐育芬有充足的资金借款给田新；（2）徐育芬收到亲友的转账后，立即当日或次日便将款项转入田新个人账户，截至2016年5月12日共将亲友转款再次转入田新个人账户共计397.4706万元，与2016年5月12日田新出具396万的《借款合同》《收条》上数额上相吻合。3.田新在微信中多次承认向徐育芬借款事实存在，并承诺愿意还款。二、徐育芬提供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条》真实、客观、有效，田新在出具《收条》之前已经收到了借款款项，徐育芬提交了客观真实的银行转账流水，充分证明案涉债权的存在，徐育芬已完成举证责任，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加重徐育芬的举证责任，让徐育芬承担不利后果。（一）田新抗辩偿还借款，应由田新提供证据证明，但田新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还款，未完成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田新主张已经完成还款，却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还款，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事实上，徐育芬已经提交了田新向徐育芬出具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条》和转账流水、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关于徐育芬三个银行账号与田新之间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徐育芬完成了借款支付的义务。但田新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还款，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即使田新抗辩借款合同尚未履行，法院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证人证言等综合认定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款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徐育芬已经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徐育芬、田新之间存在396万元的借贷事实：1.田新2016年5月12日出具的《收条》，对收到借款396万的事实予以确认；2.《关于徐育芬三个银行账号与田新之间资金往来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截止到2016年5月12日，徐育芬向田新净转账额为374.1214万元；3.一审判决书中明确记载田新辩称“二、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被告已经还清”，田新确认与徐育芬之间存在借款关系。4.附件一《徐育芬与亲友间资金收入及去向明细》中显示截至2016年5月12日共将亲友转款再次转入田新个人账户共计397.4706万元，与2016年5月12日田新出具396万的《借款合同》《收条》数额上相吻合。徐育芬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已经足额向田新支付了借款，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义务，法院应确认徐育芬已经履行支付396万元借款的事实。（三）若田新答辩与徐育芬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由田新提供证据，否则本案的《借款合同》《借条》《收条》应视为双方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债务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节、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因此，徐育芬已经提出田新与徐育芬签字按手印确认的《借款合同》《借条》《欠条》等债权债务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田新以《借款合同》《借条》《欠条》等的出具是因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而出具的，田新应提供证据，并由该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田新曾主张徐育芬为深圳市XXXX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存在公司业务款通过徐育芬的账户转入田新的账户的情况，田新应对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一审中田新提供的第二组至第十六组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田新主张的证明内容，田新未完成举证责任。综上可知，田新无论是抗辩已经还款，或者是抗辩借款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抗辩徐育芬与田新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均应由田新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田新没有或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徐育芬提供给田新的借款，均来自于亲友拆借，与田新或深圳市XXXX贸易有限公司业务无关。一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完全偏向田新，对徐育芬存在重大不公。补充意见附件一《徐育芬与亲友间资金收入及去向明细》，对徐育芬一审提交的三份银行流水中涉及的亲友（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姑姑、舅妈等）转账的信息统计，显示2014年11月28日至2016年5月12日之间的转账中有397.4706万元直接转借给田新。徐育芬将从亲友处借来的钱转借给田新，现在田新拒不归还徐育芬借款，导致徐育芬每月向亲友支付巨额利息或欠下债务，为此徐育芬面临向亲友集资无法归还本金及利息的巨大压力。四、田新个人已债台高筑，一审判决不仅在结果上对徐育芬不公，其拖沓三年之久的审判过程也令徐育芬的债权岌岌可危。据了解，目前田新已经被多人起诉，涉诉案件达到十多起；其已经被8个案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名下房产被多家法院查封(新证据《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查封（备案）表》)。请二审法院按照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徐育芬的诉讼请求，维护徐育芬的合法权益。田新辩称：徐育芬虽然提供了其银行流水，证明徐育芬向田新转账的金额为360多万元，但是田新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中有300万元属于公司业务发生的转账，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并且徐育芬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都予以了确认。另外，徐育芬多次私自扣留应当返还公司或者田新的资金金额67万余元。同时，田新在2016年6月和9月又分别支付给徐育芬24万元和28万元。因此，因公司业务发生的转账以及公司或田新支付给徐育芬的资金加在一起超过了420万元，超过了徐育芬转账的金额36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徐育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田新立即向徐育芬归还款项3960000元；2.田新向徐育芬按年利率24%自2015年5月12日计算还清之日止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43000元）；3.田新支付徐育芬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育芬系田新所在的深圳市XXXX公司的员工（业务员），任职时间自2013年9月5日至2016年5月底。田新是深圳市XX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公司的部分业务流水资金的收、放款需经过徐育芬的账户。徐育芬、田新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了第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5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止，约定月利率为1%。2016年5月12日，徐育芬、田新签订了第二份个人借款合同，合同金额为396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5月12日至2017年5月12日止，约定月利率为3%。两份合同均有徐育芬、田新的签字捺印。徐育芬提交的放款、还款凭证多涉及案外人和其他法律关系，田新未确认系本案项下徐育芬放款履行凭证。故一审法院委托深圳市XXXX会计师事务所对徐育芬、田新之间账目进行审计，深圳市XXXX会计师事务所对徐育芬与田新的账目往来进行审计，但最终得到会计师事务所退回审计资料的回复函，理由在于：“徐育芬、田新之间的资金往来盘根错节，相当复杂，不仅仅是徐育芬、田新之间的资金往来，还牵涉到大量的案外人和错综复杂的事由；要理清这些关系和事由，费审计机构的职能和能力所及，同时，徐育芬、田新双方没有提供记录双方账目往来情况的会计账簿和记账凭证等会计审核资料，所提供的流水资料也不完整，致使审计工作无法进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徐育芬主张田新欠款396万元人民币，并要求归还利息443000元的利息，但徐育芬出示一份396万元的借款合同和一张借条以及田新的收条以及相关银行流水账资料，经核对审查在其提供的证据资料中并未发现明确标明的396万元款项的转账记录，同时在徐育芬提供的证据中，流水资料中多处被遮挡并不能完整表明流水对方账号以及相关详细信息。同时由徐育芬、田新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有相当多的案外人出现在徐育芬、田新之间的“借款纠纷”，而且徐育芬、田新之间有多次出现口头或者微信表明某部分款项作为冲抵或者放款的约定，导致部分款项无法证明。鉴于徐育芬、田新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该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及欠款的具体金额，所以，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到底有没有实际履行、放款的金额、已还款金额以及欠款金额，均无法得知，徐育芬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徐育芬所举证事实不予采信，故对徐育芬主张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育芬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32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8224元（已由徐育芬预交），由徐育芬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徐育芬与田新签订借款合同的当天，田新又向徐育芬出具了396万元的借条与收条。徐育芬称田新出具收条，实际上是双方对以往款项的结算，田新在一审庭审时亦称双方合作了很多年，往来账目不是很清楚，最后经过核账形成。徐育芬为证明给田新借款，提交三个银行账户双方之间的流水往来。在徐育芬工商银行62×××46账号向田新转出资金15笔，合计538918元；徐育芬农业银行62×××76账号收到田新转入资金2笔，合计505000元，向田新转出资金22笔，合计2184000元，该账号徐育芬对田新净转出资金1679000元；徐育芬招商银行62×××96账号收到田新转入资金80笔，合计5422360元，向田新转出资金107笔，合计6945656元，该账号对田新净转出资金1523296元。上述款项徐育芬共向田新转出3741214元。田新对双方之间的上述款项并不否认，但辩称是客户的款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田新向徐育芬出具借条及收条各一份，载明向徐育芬借款396万元，并在收条中载明收到借款396万元。为证明向田新转款，徐育芬提交了银行流水，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徐育芬与田新双方均有款项往来，徐育芬共向田新转出3741214元。徐育芬称上述借条及收条是对上述款项结算后形成的，田新对此在一审庭审时予以确认。现田新称徐育芬系其开办的公司员工，存在业务款项通过徐育芬的账户到田新的账户，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对此，田新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从田新提交的证据看，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田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债权债务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故本院认定，本案系双方对往来款项结算后，达成借款合意，形成了民间借贷。根据该结算后形成的借条与收条，徐育芬可向田新主张相应的权利。因借条与收条中的款项与银行流水中的款项不一致，故本院按照实际出借的数额认定借款，田新应当向徐育芬返还借款3741214元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已超过24%，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田新应当按2%的月利率从2016年5月13日起向徐育芬支付借款利息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综上，徐育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25570号民事判决；二、田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徐育芬偿还借款本金3741214元；三、田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徐育芬支付还款利息（从2016年5月13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以本金3741214元为计算基数）；四、驳回徐育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322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8224元，由徐育芬负担2664元，田新负担45560元。田新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徐育芬45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224元，由徐育芬负担2388元，田新负担40836元。田新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徐育芬408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毅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蔡  妍  婷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李开宇（兼）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