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217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红卫，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陈加颂，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金生，男，195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建潮，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万校军，男，196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三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高，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泸州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滨江路四段11号。 法定代表人：龙洪纯，总经理。 申诉人张红卫因与被申诉人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及原审上诉人泸州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商终字第557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浙检民监[2015]3300000014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浙民抗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董燕飞、朱怡到庭。申诉人张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被申诉人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高到庭参加诉讼。原审上诉人立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是否成就。立达公司支付750万元补偿金的前提是各方根据2012年6月10日《和解方案》文本及附图的内容如期签署和解协议。本案中立达公司最终分得的土地位置与《和解方案》相比已发生变更，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未能成就，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一、各方未能在《和解方案》约定的期限内签署和解协议。2012年6月10日，立达公司、万隆公司与李某签署的《和解方案》第四条载明：“2012年7月15日后，三方仍未就争议事项达成确定可履行的和解协议的，除三方均明确同意继续认可本和解方案的，各方不再受本和解方案的约束，三方权利和义务回复到各方确认和解方案前的法律状态。”显然，立达公司在《和解方案》中对和解协议签署期限作了明确约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的形成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该日期较《和解方案》约定的协议签署期限约晚两个月，立达公司已无须受《和解方案》和《承诺书》的约束。原审忽视了2012年7月15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影响了判决的结果。二、（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已对《和解方案》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原审认定立达公司目的仍可实现，脱离了案件的具体背景。原审认定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目的是“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是片面的。根据《和解方案》，立达公司除主张多分割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之外，还约定了签署和解协议的期限，并通过附图具体标明了分割土地的位置。同样的地块面积、容积率，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商业价值不尽相同，而对和解协议签署时间作出约定是为了尽早开发获得商机。在《和解方案》约定的上述内容全部实现的前提下，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方能成就。而本案中，（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所附的土地分割示意图是由各方于2012年8月31日至9月1日重新协商确定，区别于原先《和解协议》所附的土地分割示意图，立达公司根据调解书分得土地的具体位置已发生了较大变更。在《和解方案》的土地分割示意图中，立达公司分得的B地块土地中被万隆公司和李某包围的那部分面积约67亩，毗邻A地块，离江较近，具有独特的商业开发价值。而（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的土地分割示意图中，立达公司所分得土地的部分位置已发生了转移，靠近长江并被万隆公司和李某包围的那部分面积约减少至7亩，无法形成开发规模，开发价值降低，立达公司的利益事实上已受损。三、（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未提及立达公司须支付补偿金之事宜，且当事人已另行签署文书明确表示不再执行《和解方案》。原审认为，土地分割方案调整后，《承诺书》并未收回，调解书也未明确之前的《承诺书》失效，应认定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该认定存在不当。因双方未根据《和解方案》签署和解协议，土地分割方案已作调整，（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作为独立于《和解方案》的司法文书对双方权利义务作了最终的分配，但并未提及补偿金支付事宜，李金生等人要求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主张缺乏依据。此外，万隆公司、李某、立达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向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阐明：“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对PM2008103宗地共1009亩作出了与原和解方案不同的重新规划和分割，原和解方案不再履行。”该情况说明由万隆公司盖章，张红卫和李某签字，国土局协调该项目的朱益手写“以上说明属实”并签名，应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在该说明中认可（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已对土地作了重新分割，并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和解方案。因《和解方案》为《承诺书》执行的前提，《和解方案》不予履行，则立达公司承诺的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未能成就。 申诉人张红卫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申诉人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辩称：一、根据《和解方案》第四条的约定，2012年7月15日后，三方仍未就争议事项达成确定可履行的和解协议，如各方均明确同意继续认可该《和解方案》的，各方仍应受该《和解方案》的约束。2012年7月17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泸州市国土资源局达成的《关于2008103地块纠纷调解备忘录》第二条载明：“甲乙丙三方（即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已于2012年6月10日形成《和解方案》，由甲乙丙三方严格遵照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虽然形成于2012年9月14日，但由于各方在上述《关于2008103地块纠纷调解备忘录》已明确《和解方案》由各方严格遵照执行，因此，各方未能在《和解方案》约定的期限内签署和解协议不影响各方仍受到《和解方案》的约束。二、申诉人主张（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对《和解方案》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缺乏事实依据，立达公司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首先，《承诺书》第1条明确表明“本公司所提AB地块分割方案内容已反映在了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和解方案》文本及附图中，如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均予以认可且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依该《和解方案》达成正式和解协议，本公司则承诺补偿给你们三人人民币750万元。”可见，立达公司承诺的基础是其所提的AB地块分割方案被正式和解协议所采纳，但并未将签署正式和解协议的期限作为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其次，（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关于泸州PM2008103地块分割方案，虽然因为宗地内容规划道路的调整，在《和解方案》地块分割方案的基础上稍作调整，但《和解方案》中对地块坐标方案约定“具体坐标可根据规划需要进行调整”，而且征得了各方的认可，符合《和解方案》的约定。立达公司最终确定的地块总量、B地块面积以及绝大部分的土地位置均与2012年6月10日《和解方案》及分割示意图相符。三、立达公司承诺支付给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750万元补偿金，是立达公司考虑到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在土地分割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而自愿给付的，属于私下协商行为，是《和解方案》约定事项之外的内容，由于在《和解方案》中没有提及，故在《和解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也没有提及，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案件审理范围内的事项，且该三人也不是该案的当事人。四、申诉人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情况说明”，并不能证明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原《和解方案》。由于立达公司与李某之间就各自拆迁范围的拆迁内容产生争议，在李某和立达公司的要求下，并经李某承诺保证，万隆公司才同意就拆迁范围和拆迁内容问题作出说明。《和解方案》第一条第3款第（1）项规定“丙方（李某）承诺办理完毕分割给乙方（立达公司）地块中的土地拆迁事务及乙方地块中尚未办理出让手续的217.45亩土地的净地出让成交确认手续，土地成交确认人为乙方，相关拆迁费用由乙方承担，不包括被丙方分得的105亩土地所包围的那部分待拆迁面积的拆迁费用。”而（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并没有该内容，双方由此产生争议。因此，该情况说明仅针对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问题，并不涉及土地分割面积、坐标、走向等内容，也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原《和解方案》。该情况说明中“原和解方案不再履行，各方按照上述调解书内容履行”，一方面是指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问题按照（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履行，另一方面是指原和解方案确定的土地分割开发方案已经被（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吸收和确认，各方最终依该民事调解书对PM2008103地块进行分割，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原《和解方案》。若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原《和解方案》，则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立达公司应返还根据《和解方案》中AB地块分割方案而多分割的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但事实上，各方当事人早已对泸州PM2008103地块分割完毕，且已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领取了土地证。立达公司并未返还任何土地，也未作出任何赔偿，均说明并非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原《和解方案》。综上，请求驳回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立达公司立即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支付补偿金（税后）7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9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二、判令张红卫对立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审理中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立达公司立即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支付补偿金7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9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月利率3%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二、判令张红卫对立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均系万隆公司股东。2012年6月10日，立达公司以承诺人身份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本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如万隆公司同意本公司所提地块分割方案且同意无偿为分割给本公司的B地块土地提供进出方便，本公司则承诺并保证向你们补偿人民币750万元，就补偿事项，本公司承诺如下：1、本公司所提AB地块分割方案内容已反映在了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和解方案》文本及附图中，如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均予以认可且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依该《和解方案》达成正式和解协议，本公司则承诺补偿给你们三人人民币750万元。2、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补偿并支付你们的补偿款项为税后补偿，如你们三人因取得该补偿款项需承担相应税费的，则该等税费由本公司全额承担并另行支付给你们三人。3、本公司确认，上述补偿款项在本公司同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就泸州市第PM2008103号地块中分割给本公司土地中任一地块签订出让合同（本公司收到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出让合同通知15日内未前往签约的亦视为签订出让合同的条件成就）后的30日内一次性付清；未能全部付清补偿款项的，本公司同意按未付款项月3%的标准向你们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卫个人愿就本公司上述承诺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4、本公司确认，你们因《承诺书》与本公司发生争议，你们可依本《承诺书》向绍兴市越城区有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解决。5、本公司声明并保证，上述补偿事项已经本公司权力机关讨论并同意；本承诺由本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后自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就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事项签订的正式和解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该《承诺书》由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卫签字确认，并且张红卫承诺为上述款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院同时认定，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于2012年6月10日签署《和解方案》并附土地分割附图。《和解方案》第四条约定，在2012年7月15日前，非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或出现本和解方案确定作废的情形，各方均不得单方撤回对本和解方案的认可；2012年7月15日后，三方仍未能就争议事项达成确定可履行的和解协议的，除三方均明确同意继续认可本和解方案的，各方不再受本和解方案的约束，三方权利和义务回复到各方确认本和解方案前的法律状态。2012年7月17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四方签订标题为《关于2008103地块纠纷调解备忘录》的书面文件，备忘录第二条为“甲乙丙三方已于2012年6月10日形成《和解方案》，由甲乙丙三方严格遵照执行”。2012年9月12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调解协议》，调解协议附地块分割图表，其中张红卫于2012年9月1日在该分割图表中载明“在规划明确35KV及以下电力线路入地或迁移前题下（费用按万隆、立达、李某已签协议约定分摊承担）同意按此方案划分土地”。2012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确认，该案审理过程中，经该院主持调解，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泸州市国土资源局本着互让互谅原则自愿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条：调解协议对PM2008103号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009亩一并进行处理。四方均同意在坚持原有拍卖文件的条件下，以分割开发讼争地块的方式妥善处理本案纠纷，其中万隆公司500亩，立达公司404亩（应减掉李某分得的105亩所包围的待拆迁面积），李某105亩（应加上李某分得的105亩所包围的待拆迁面积）。土地分割的具体走向、位置及坐标见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于2012年8月31日至9月1日协商一致并经泸州市国土资源局9月3日确认的土地位置图。上述土地分割为三宗地，但原有规划指标及条件不变。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可分别为三方办理土地使用证，但宗地办证每宗地原则上不低于100亩。二、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或立达公司法人代表新组建的公司）、李某（或李某新成立的公司）应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重新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该出让合同应符合泸州PM2008103号地块拍卖时的总体出让条件，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应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生效时间为起始时间节点，在15日内缴纳50%，60日内再缴纳25%，余款在180日内付清。2012年9月21日，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向案涉各方发出通知，要求各方按最高院民事调解书规定的条款履约。 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曾于2012年10月去函立达公司，要求该公司立即全额支付补偿金，但立达公司拒绝付款，并于2012年10月29日复函，认为案涉三方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签署的正式和解协议并非依据三方于2012年6月10日签订的《和解方案》，最高院调解书明确的土地分割的具体走向、位置及坐标也系按照2012年8月31日至2012年9月1日协商并经泸州市国土资源局9月3日确认的土地位置图，该图与6月10日承诺当时的分割方案已有较大出入，故立达公司承诺补偿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的750万元前提条件客观上不能成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立达公司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出具的《承诺书》，系立达公司、张红卫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并无证据显示该承诺损害了万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应认定合法有效，对立达公司、张红卫具有法律约束力，立达公司、张红卫应依《承诺书》分别履行支付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是立达公司、张红卫支付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750万元补偿金的条件是否已经成就。对此，评判如下：首先，《承诺书》第一段载明“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本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如万隆公司同意本公司所提地块分割方案且同意无偿为分割给本公司的B地块土地提供进出方便，本公司则承诺并保证向你们补偿人民币750万元”，由此可知，立达公司、张红卫出具该《承诺书》承诺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支付补偿金的目的是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此后，根据土地规划需要各方调整了地块分割走向，但立达公司最后确定的地块总量、B地块面积以及极大部分的土地位置均与2012年6月10日《和解方案》及分割示意图相符，立达公司、张红卫基于该承诺的目的可实现。其次，《承诺书》就补偿事项第一条明确“本公司所提AB地块分割方案内容已反映在了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和解方案》文本及附图中，如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均予认可且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依该《和解方案》达成正式和解协议，本公司则承诺补偿给你们三人人民币750万元”，由此可知，立达公司、张红卫承诺的基础是《和解方案》被采纳。从查明的事实，该《和解方案》中对土地面积的分割一直是各方谈判的基础，而且协议各方也从未重新起草其他《和解方案》或对土地面积数量的分割重新协商。再次，立达公司、张红卫抗辩最高院调解书明确的土地分割的具体走向、位置及坐标系按照2012年8月31日至2012年9月1日协商并经泸州市国土资源局9月3日确认的土地位置图，该图与6月10日承诺当时的分割方案已有较大出入，故立达公司承诺补偿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的750万元前提条件客观上不能成就。该院认为，2012年6月10日《和解方案》中对地块坐标方案约定“具体坐标可根据规划需要进行调整”，虽然最后明确的土地位置图与6月10日分割方案有出入，但土地位置的变化是由于规划需要的调整，而且征得了各方的认可，是符合《和解方案》的约定的。最后，（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于2012年9月14日生效，万隆公司已同意立达公司所提地块分割方案且同意无偿为分割给该公司的B地块土地提供进出方便，调解书规定各方应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而《承诺书》第3条确认，补偿款项在该公司同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就泸州PM2008103号地块中分割给该公司土地中任一地块出让合同后的30日内一次性付清，未能全部付清，则按未付款项月3%标准支付违约金，经计算，立达公司应支付补偿金的最迟时间应为2012年11月30日。综上，基于合同法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立达公司、张红卫向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成就，对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要求立达公司、张红卫支付补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要求立达公司、张红卫支付违约金的诉请，《承诺书》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依法予以调整；且违约金也应自2012年12月1日起开始计算，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诉请中超过部分不予准许。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于2013年4月20日作出（2012）绍越商初字第2266号民事判决：一、立达公司应支付给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补偿金人民币75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张红卫对立达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69300元，由立达公司、张红卫连带负担，在履行上述款项时一并付清。 立达公司、张红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的所有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负担。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一、立达公司、张红卫于2012年6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二、若《承诺书》有效，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是否成就。 一、关于《承诺书》的效力问题。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及四川省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等在泸州市地块竞拍出让过程中发生纠纷，进而引发诉讼并先后经该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复查、再审，后经各方协商就PM2008103号地块由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分割开发达成协议。2012年6月10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签订《和解方案》。同时，立达公司向万隆公司的三位股东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出具《承诺书》，表示在该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立达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如万隆公司同意立达公司所提地块分割方案且同意无偿为分割给立达公司的B地块土地提供进出方便，则承诺补偿给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三人人民币750万元，并由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红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立达公司、张红卫认为之所以出具该《承诺书》，是因为万隆公司在与立达公司就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作出了利益让渡，作为万隆公司股东的三被上诉人与地块分割并无直接关系，故该补偿金利益应属万隆公司，而非三被上诉人，故立达公司向三被上诉人作出的承诺对象错误，应属无效。该院认为，虽然该《承诺书》是在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就泸州市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作出，并不表示立达公司承诺支付的补偿金利益就应当属于万隆公司。立达公司之所以承诺向万隆公司的三位股东支付补偿金，而不是向万隆公司支付，完全有可能是考虑到三位股东在协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退一步讲，即使该补偿金利益本应归属于万隆公司，而立达公司承诺支付给万隆公司的三位股东，因立达公司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三被上诉人与万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系不同的法律关系，立达公司向万隆公司的三位股东作出的承诺并不因此无效，立达公司仍应受其承诺约束。至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损害万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即便如此，相关利益主体也可根据公司法规定的救济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二、关于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是否成就问题。2012年6月10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签订《和解方案》并由立达公司出具《承诺书》后，因土地规划调整，对涉讼地块分割方案亦进行了调整，并由三方于2012年8月31日至9月1日对调整后的分割分案进行了确认。嗣后，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及泸州市国土资源局等四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以上述地块分割方案为基础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承诺书》是以2012年6月10日签订的《和解方案》（包括文本及附图）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为基础出具的，并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及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依该《和解方案》达成正式和解协议作为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尽管因规划调整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和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在2012年6月10日分割方案的基础上有所调整。但是，《承诺书》第一段载明“本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也陈述到万隆公司在地块分割过程中将部分利益让渡给立达公司，让渡的理由是同样的土地面积，A地块的容积率略低于B地块的容积率，让渡的方式是将分割给立达公司的AB地块混搭转变成均为B地块，与此同时，立达公司需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说明了立达公司出具《承诺书》的原因和目的。对比前后两个地块分割方案，立达公司分得的土地总面积完全相同，而且土地位置均属B地块，绝大部分土地位置也与之前方案相符。此外，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三方分割地块包括国有储备土地（已征收）、集体土地（未征收）和待拆迁的国有土地三类，之前竞拍以及诉讼所涉仅为国有储备土地，后双方协商时对PM2008103号地块规划用地共计1009亩土地一并进行处理。《承诺书》第一段提到的“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地块即应指国有储备土地。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3来看，前后两个分割方案调整的部分均属国有储备土地，也就是说，后一方案与前一方案相比并没有减少立达公司“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B地块土地。也许从商业判断角度，两种分割方案对立达公司各有利弊，但作为立达公司承诺支付补偿金的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立达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的目的仍可实现。而且，双方对土地分割方案所作调整后，之前作出的《承诺书》并未收回，在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中也未明确之前出具的《承诺书》失效。现该分割方案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所确认，应认定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64300元，由立达公司、张红卫共同负担。 再审庭审中，张红卫提交“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原《和解方案》已经不再履行，承诺补偿750万元的条件不成就。三被申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据材料与本案并无关联，不足以证明申诉人的主张。首先，该份证据材料的标题为“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的情况说明”，这仅仅是对宗地内的拆迁问题作出的说明，并不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再履行原《和解方案》；其次，该证据材料所提到的“该调解书对PM2008103宗地共1009亩作出了与原和解方案不同的重新规划和分割”也是指该宗地内的拆迁问题。 三被申诉人再审庭审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1，李某于2014年11月1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李某因与立达公司就拆迁范围和拆迁内容发生争议，万隆公司经李某一再要求并承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才在“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上盖章。证据材料2，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龙洪纯出具的《“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的说明》一份，拟证明“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仅仅涉及宗地内的拆迁范围和拆迁内容问题，不涉及其他方面；立达公司认可2012年6月10日出具给李金生等三人的《承诺书》，应该承担750万元及付款的责任。证据材料3立达公司营业执照及证据材料4立达公司章程，拟证明龙洪纯是立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出具的文件（即证据材料2），对立达公司具有约束力。证据材料5，李某于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的说明》一份，拟证明“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仅仅涉及宗地内的拆迁范围和拆迁内容问题，不涉及其他方面。证据材料6，案涉地块百度卫星地图打印件，拟证明立达公司增加的规划道路以南的地块面积，靠近西边的城区，交通也更为便利，连接泸州长江大桥的城南大道，规划调整之后，立达公司所增加的土地实际上是越调越好；而被包围地块离长江边有近1公里，中间还隔着地势更高的A地块的土地，张红卫陈述该地块便于开发不符合事实。张红卫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只涉及李某与万隆公司之间的责任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同时，该证据材料能够印证申诉人再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上万隆公司盖章的真实性。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龙洪纯出具的说明没有加盖立达公司的公章，且其也不是发生纠纷当时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本案情况不了解；其次，龙洪纯只是形式上的法定代表人，当时立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红卫与李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把立达公司转让给李某，后来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但是法定代表人已经按照李某的指示变更为其亲戚龙洪纯；最后，该情况说明已经明确载明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是各方分割土地的最终方案，当事人事实上也已经按照民事调解书的内容领取了土地权证及相关权证。证据材料3、4取得的时间是2015年3月11日，不是近期取得，现股东是否发生变化不能确认。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材料再次强调各方的争议按照（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执行，原《和解方案》没有实际履行的价值和基础。证据材料6的来源无法确认，与本案亦无关联。 本院对申诉人及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申诉人张红卫提交的“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在性质上属于书证，万隆公司已盖章确认，张红卫、李某以及国土局相关人员在其中签名，故对于该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予以认定，其证据效力应结合全案做综合分析。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其中证据材料1、2、5实质上均属于书面证言，由于证人未能出庭作证，故不予认定；证据材料3、4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缺乏关联；证据材料6来源不明，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 2017年1月12日开庭当日，本院收到被申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的书面申请。由于被申诉人该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且申诉人亦不同意该证人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被申诉人这一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再审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当事人的申辩理由，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立达公司支付750万元补偿金的条件是否成就？本院再审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和事实，原审认定立达公司支付750万元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并无不当。理由如下： 一、《和解方案》虽然对和解协议签订期限作了明确约定，但是未在约定期限内签署和解协议并不必然导致三方签订的《和解方案》失去约束力。 2012年6月10日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签订的《和解方案》第四条载明：“在2012年7月15日前，非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或出现本和解方案确定作废的情形，各方均不得单方撤回对本和解方案的认可；2012年7月15日后，三方仍未能就争议事项达成确定可履行的和解协议的，除三方均明确同意继续认可本和解方案的，各方不再受本和解方案的约束，三方权利和义务回复到各方确认本和解方案前的法律状态。”可见，该条已经约定，若未能在2012年7月15日前达成和解协议，如三方均明确同意继续认可该《和解方案》的，各方仍应受该《和解方案》的约束。本案中，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四方于2012年7月17日达成的《关于2008103地块纠纷调解备忘录》第二条已经载明万隆公司、立达公司、李某三方严格遵照执行《和解方案》。因此，虽然（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形成于2012年9月14日，但这并不影响各方仍受《和解方案》的约束。检察机关关于各方未能在《和解方案》约定的期限内签署和解协议，申诉人无须再受《和解方案》约束的抗诉意见，缺乏依据。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与三方于2012年6月10日签订的《和解方案》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有所不同，并不导致立达公司承诺支付750万元补偿金的前提条件发生改变。 根据《承诺书》上下文内容，结合本案当事人出具《承诺书》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来看，《和解方案》约定内容，实质上是当事人对土地分割的大体意向，《承诺书》所载的日后签订的“和解协议”，才是正式合同。《和解方案》本身也载明“具体坐标可根据规划需要进行调整”，说明《和解方案》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不可调整。而且，立达公司在《承诺书》中也声明并保证“本承诺由本公司盖章且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后自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就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事项签订的正式和解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可见，立达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生效的条件是当事人日后签订正式和解协议，而不是当事人日后签订的和解协议内容必须与《和解方案》完全一致。只要当事人日后签订了正式和解协议，即使对《和解方案》内容作出调整、变更，《承诺书》也仍然生效；反之，若未签订和解协议，则《承诺书》不生效。申诉人主张，当事人签订的正式和解协议内容必须与《和解方案》完全一致，《承诺书》所载支付补偿金750万元的条件才成就，与《承诺书》本身的文义不符，该主张缺乏依据。何况，申诉人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通过签订正式和解协议解决地块分割问题，如果其不接受与《和解方案》内容不一致的和解协议，则完全可以不签署和解协议而使《承诺书》不生效；既然其已最终签署了和解协议，就应认定其接受且愿意使《承诺书》生效。 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出具的（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与三方于2012年6月10日签订的《和解方案》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虽有不同，但并不影响立达公司实现其目的。首先，立达公司出具《承诺书》的原因就是为了取得容积率高的B地块。《承诺书》开头部分即明确表明“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协商过程中，本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土地，如万隆公司同意本公司所提地块分割方案且同意无偿为分割给本公司的B地块土地提供进出方便，本公司则承诺并保证向你们补偿人民币750万元。”第1条又载明“本公司所提AB地块分割方案内容已反映在了泸州PM2008103号地块分割开发《和解方案》文本及附图中，如万隆公司、本公司、李某均予以认可且与泸州市国土资源局依该《和解方案》达成正式和解协议，本公司则承诺补偿给你们三人人民币750万元。”根据上述内容，结合申诉人在二审上诉状中的相关陈述（“万隆公司在地块分割过程中将部分利益让渡出来给立达公司，让渡的理由是：同样的土地面积，A地块的容积率略低于B地块的容积率；让渡的方式是：将分割给立达公司的AB地块混搭转变成均为B地块，但要求立达公司对于该让渡利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偿，后立达公司出具附条件的补偿《承诺书”》），可以认定，立达公司出具《承诺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多分得B地块土地，将原分割给立达公司的AB地块混搭转变成均为B地块。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出具的（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其中确定的土地分割方案并不影响立达公司多分得B地块土地这一目的的实现。对比2012年6月10日《和解方案》所附的土地分割示意图与（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所附的土地分割示意图，主要区别是，根据后图分给立达公司的靠近长江并被万隆公司和李某包围的那部分面积相对缩小。至于减少的具体面积，申诉人张红卫主张由原来的67亩减少为7亩，但并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事实上，结合示意图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这一地块面积虽然由于规划道路的调整而减少，但因此也使立达公司取得的规划道路以南的整片土地面积相应增加。从商业价值角度考虑，前后两种分割方案对立达公司各有利弊，张红卫在再审中主张，后来的土地分割方案导致商业价值降低，并无证据证明。对比前后两个土地分割方案，立达公司分得的土地总面积完全相同，而且土地位置均属B地块，绝大部分土地位置也与之前方案相符。因此，立达公司“要求多分割已办理土地成交确认手续的容积率高的B地块”的目的仍可实现，立达公司承诺支付补偿金的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而且，双方对土地分割方案作出调整后，之前作出的《承诺书》并未收回，各方最后达成的和解协议和（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也未明确之前出具的《承诺书》失效。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已经成就，并无不当。 三、万隆公司、李某、立达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向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并不导致立达公司承诺补偿的750万元的条件不成就。 “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中确实载明：“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对PM2008103宗地共1009亩作出了与原和解方案不同的重新规划和分割，原和解方案不再履行，各方按照上述调解书内容履行。”申诉人据此主张万隆公司、李某以及立达公司已经协商一致同意不履行《和解方案》，故《承诺书》约定的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未能成就。而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抗辩认为，由于（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和解协议未就案涉地块未拆迁土地费用的承担问题作出约定，导致李某与立达公司就拆迁范围和拆迁内容产生争议，万隆公司在李某一再要求的情况下，为了明确各自的拆迁范围而出具了“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这一行为与《承诺书》约定的支付补偿金的条件无关。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和事实，被申诉人李金生、王建潮、万校军就各方出具该“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所作说明具有合理性，其抗辩意见应予采纳。理由是：1、从该情况说明标题的文义理解，与案涉地块拆迁面积分摊有关；从该情况说明主要内容看，也只是约定李某、万隆公司、立达公司三方各自负责的拆迁范围；从相应背景看，由于三方协商分割的案涉地块1009亩土地包括国有储备土地（已征收）、集体土地（未征收）和待拆迁的国有土地三类，之前竞拍以及诉讼所涉仅为国有储备土地，之后三方经协商对PM2008103号地块规划用地共计1009亩土地一并进行处理，但（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并未就未征收、拆迁土地的拆迁问题作出约定。因此，就此问题再作出约定，并向当地国土局出具说明，有其必要性。2、如前所述，本案《承诺书》生效的条件是签订正式和解协议，而和解协议又可以对《和解方案》内容作出调整，现经（2012）民提字第15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和解协议已经对原《和解方案》内容作出了调整，那么原先的《和解方案》当然就不再履行，因此“关于PM2008103宗地内拆迁面积分摊的情况说明”中所载“原和解方案不再履行，各方按照上述调解书内容履行”，其实只是陈述了双方达成正式和解协议后土地分割方案有一定调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立达公司无须再支付《承诺书》约定的750万元的补偿金。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得当。检察机关抗诉和申诉人申诉意见不能成立，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商终字第55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建勋 审 判 员  谢静华 代理审判员  沈 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