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5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沭阳县顺龙绿化苗木场，住所地沭阳县颜集镇堰下村周庄组1号。投资人：周晓龙。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晓龙，男，1989年1月11日生，住沭阳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凡，江苏梦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巧林，男，1979年11月20日生，住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冬梅，江苏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沭阳县顺龙绿化苗木场（以下简称顺龙苗木场）、周晓龙因与被上诉人鲍巧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3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1月9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顺龙苗木场、周晓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凡到庭，被上诉人鲍巧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冬梅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龙苗木场、周晓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鲍巧林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合同法》及除斥期间的相关法律规定理解有误，系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于2015年12月进行花木草种交易，至本次诉讼已过去将近4年，而在此期间双方发生多次诉讼，但鲍巧林除在本案中提出案涉“高羊茅”种子未发货外，未在历次其他诉讼中提出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合同法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经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鲍巧林在收到相应货物后，不可能不检验货物数量，且不可能在长达4年之久时间内不予主张。2.鲍巧林一审诉求是顺龙苗木场、周晓龙未按约定数量向其发送货物，并非是针对“高羊茅”的质量问题提出相关赔偿请求。而案涉“高羊茅”交易数量高达1000KG，鲍巧林验货时不可能未发现货物少了1000KG，故上诉人顺龙苗木场、周晓龙认为，案涉“高羊茅”草种已被鲍巧林收悉并耕种，现鲍巧林对案涉草种数量提出异议属无理缠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鲍巧林与案外人的诉讼及诉讼中相关证据，认定顺龙苗木场、周晓龙未将案涉“高羊茅”草种发送给鲍巧林，而事实上相关诉讼以及鉴定报告只提及“二月兰”质量问题，并没有认定顺龙苗木场、周晓龙未发送“高羊茅”草种的事实。2.一审法院以顺龙苗木场、周晓龙存在欺诈为由阻却《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三、鲍巧林并未因“高羊茅”草种数量问题而受到追责导致利益受损，鲍巧林滥用诉讼权利，违反民事损害赔偿原则之一“填平原则”，以重复诉讼获益。鲍巧林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顺龙苗木场、周晓龙的上诉请求。鲍巧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顺龙苗木场、周晓龙退还鲍巧林种子款57000元，由顺龙苗木场、周晓龙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2015年12月，鲍巧林因与案外人建立花木草种买卖合同关系的需要而与顺龙苗木场联系，向顺龙苗木场购买了“二月兰”，单价23.5元，计800公斤、“黑麦草”单价18元，计300公斤、“高羊毛”，单价75元，计1000公斤等种子，鲍巧林共支付顺龙苗木场种子款计99200元，种子货物由顺龙苗木场安排物流公司发货至云南省大理市，由与鲍巧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案外人予以接收。后鲍某某因从顺龙苗木场处购买的种子而与案外人发生纠纷，2016年4月6日，经案外人申请进行鉴定，大理市农业局相关机构人员作出《田间现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田间种植的二月兰主要为十字花科芸薹属油料作物“油菜”，地毯草实为禾本科一年生“黑麦草”。鲍巧林与案外人的纠纷经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以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鲍巧林赔偿案外人因假种子产生的损失共计459200元。2017年11月，鲍巧林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就顺龙苗木场出售的假种子要求顺龙苗木场予以赔偿，该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7）苏1322民初18926号民事判决书，就顺龙苗木场出售的“二月兰”种子，判令顺龙苗木场赔偿鲍巧林损失160900元，后顺龙苗木场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苏13民终第3751号的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双方因种子价款发生纠纷，鲍巧林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处理。另查明：顺龙苗木场系2009年3月18日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周晓龙。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营业执照、民事判决书、货物清单、物流信息等证据证明，该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1、顺龙苗木场是否依照约定向鲍巧林出售“高羊茅”种子；2、鲍巧林向顺龙苗木场、周晓龙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以及超过诉讼时效；1.关于“高羊茅”种子是否出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鲍巧林提供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事实，从双方当事人达成种子的买卖合同关系，到顺龙苗木场发送种子货物至云南大理市，至案外人对种子的播种种植，再到大理市农业局对种子的田间鉴定，直至鲍巧林与案外人的诉讼纠纷，最后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纠纷，形成完整的事实链条，认定顺龙苗木场并未实际发售“高羊茅”种子。根据上述事实，对顺龙苗木场辩称按约定发售“高羊茅”种子的陈述不予采信，认定顺龙苗木场未依照约定发售单价为75元/公斤的“高羊茅”种子（计1000公斤），而是发售单价为18元/公斤的“黑麦草”种子。2.关于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顺龙苗木场、周晓龙辩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鲍巧林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依据上述查明认定事实：顺龙苗木场、周晓龙采取欺诈的方式，并未依照约定向鲍巧林发售种子，故鲍巧林主张权利不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大理市农业局于2016年4月对种子作出鉴定意见，鲍巧林主张权利本应自该期限起计算两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该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鲍巧林自2016年4月知晓顺龙苗木场出售的种子出现问题，继而经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以及本院依法处理，直至2019年3月鲍巧林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上述期限符合法律法规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鲍巧林主张权利未超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通过查明认定的事实，确认鲍巧林与顺龙苗木场存在合法的买卖种子的合同关系，顺龙苗木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发售“高羊茅”种子，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依据鲍巧林与顺龙苗木场约定的种子价格以及数量，确认“高羊茅”种子款75000元，“黑麦草”种子款18000元，故鲍巧林要求顺龙苗木场返还57000元种子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顺龙苗木场系周晓龙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作为投资人的周晓龙，应以投资人的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周晓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顺龙苗木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鲍巧林种子款计57000元，周晓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顺龙苗木场、周晓龙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6元，由顺龙苗木场、周晓龙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顺龙苗木场、周晓龙认为：1.鲍巧林与案外人订立花木草种栽种合同是2016年3月26日，该事实在另案中有体现；2.鲍巧林与顺龙苗木场是于2015年11月14日达成包含“高羊茅”草种在内的买卖协议。鲍巧林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鲍巧林就“高羊茅”草种差价主张权利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合理检验期间以及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鲍巧林就“高羊茅”草种差价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合理检验期间，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理由如下：关于合理检验期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本案中，鲍巧林于2015年11月14日与顺龙苗木场订立案涉草种买卖合同，2015年11月20日，案涉草种被鲍巧林指定的第三方接收，2016年4月6日，经大理市农业局相关机构作出《田间现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田间种植的二月兰主要为十字花科芸薹属油料作物“油菜”，地毯草实为禾本科一年生“黑麦草”。至此，鲍巧林知晓其所购买的草种并非“二月兰”、“高羊茅”。而顺龙苗木场作为专业从事花木草种买卖的市场主体，在与鲍巧林订立“高羊茅”（1000kg、75元/斤）、“黑麦草”（300kg、18元/斤）及“二月兰”（800kg、23.5元/斤）草种买卖合同后，自行安排物流公司将2100kg草种发货至鲍巧林指定的第三方，其中“高羊茅”草种重达1000kg，且“高羊茅”与“黑麦草”单价差异较大，顺龙苗木场对于其是否在所发货物中包含“高羊茅”草种应当知道，鲍巧林对案涉草种中是否包含“高羊茅”提出质量异议，不应受到两年合理检验期的限制。故顺龙苗木场、周晓龙关于鲍巧林起诉超过合理检验期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如上所述，2016年4月6日，鲍巧林知晓其所购买的草种并非“二月兰”、“高羊茅”，故其应自该期限起计算诉讼时效，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鲍巧林自2016年4月知晓顺龙苗木场出售的种子出现问题，继而经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法院以及本院依法处理，直至2019年3月鲍巧林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上述期限符合法律法规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顺龙苗木场、周晓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元，由上诉人沭阳县顺龙绿化苗木场、周晓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庚审 判 员  仲召虎审 判 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  翟小娜书 记 员  朱 蕾附录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