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粤刑终44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康旭，男，l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丁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康健，女，l974年9月28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深圳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廖春艳，女，199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高中文化，捕前系深圳皇岗海关仓储部临时工，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覃文珍，女，197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慈利县人，初中文化，捕前系深圳皇岗海关仓储部临时工，住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李景灵，女，198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专文化，捕前系深圳皇岗海关仓储部临时工，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2017年1月8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康健、康旭、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粤03刑初72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康旭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6年3月，被告人康健根据刘某(另案处理)的安排，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停车区域从香港大巴司机处领取装有全新iphone6S手机的行李箱，从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逆行至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退运仓，将行李箱交由刘某事先联系好的退运仓工作人员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被告人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接到行李箱后，利用工作便利，通过工作人员通道将行李箱带至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入口的大门外，交给负责接货的被告人康旭。被告人康旭接到货后，将手机进行拆分装，后根据货主“阿某1”(另案处理)安排的收货人员“黄某”(另案处理)的通知送至指定地点。经查，2016年3月31日至4月29日，被告人康健参与走私16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786389.19元；被告人康旭参与走私l5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616137.75元：被告人廖春艳参与走私9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728699.55元；被告人覃文珍参与走私4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692982.25元；被告人李景灵参与走私l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l64992.93元。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足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康健、康旭、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其中被告人康健、康旭偷逃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廖春艳、覃文珍偷逃税额巨大，被告人李景灵偷逃税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康健、康旭、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受他人指使帮助他人实施走私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廖春艳、李景灵主动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康健、康旭、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康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康旭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三、被告人廖春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四、被告人覃文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五、被告人李景灵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六、查获的走私货物，依法没收，上交国库。康旭上诉提出：1.其对19次走私次数有异议，其只接到10次左右的手机。2.康健微信中从没有对收货人是谁进行过约定，办案人员利用微信和视频证据以其在康健心中是收货人的心理暗示，引导康健完成对其参与19次收货的指控是诱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3.4月14日、4月23日、4月28日晚上，这三次预定收货人是其，但刘某事前通知其，覃、廖、李某人不能做，她临时安排了另外的人做，做的人不愿让不认识的人知道，其去不方便。这三次不是其接的货。4.廖春燕的通信记录无语音内容证明和本案的关系，只是间接证据和推测。5.其在供述中强调只收到10次左右的手机，这与视频中海关人员送货给其的次数是一致的,视频中其有几次没有接到货就离开了。6.海关三人知法犯法，且是窝案，性质恶劣，危害巨大，是走私的主要实施人，其作用不可替代。其在外围收货，作用小，危害后果轻，相对海关人员而言应当负次要责任。公诉人以参与走私次数划分责任和罪行轻重是忽视、淡化了海关人员的重要性，把其排在海关人员的前面，是不合情理、不公平的。7.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最小，危害后果最轻，法庭对其量刑过重。康旭的辩护人提出：1.本案从康健与刘某的手机微信信息作为突破口,然而康健与刘某的手机内容只是提前的安排,并不能代表实际实施走私活动的情况。侦查人员对康旭的审讯存在严重的先入为主，也就是以康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基础，让康旭回忆二个月前的具体日期、时间及走私物品数，并以该信息来确认康旭实施的走私行为，与康旭实际实施的次数不符。且不管是康健供述的版本，还是康旭供述的版本，或者其他人供述的版本都存在高度的一致。这些供述全都是在康健手机微信信息内容上的反复复制，将微信内容强加于康旭，至于实际走私活动的次数、手机数量、实际接货人是谁而无关紧要，属于侦查人员诱供。2.3月31日、4月14日、4月23日这三次的海关接货人是谁，因为没有视频录像可以印证，且涉案的三名海关接货人均予以否认，而这三次的唯一证据是康健跟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这是前一天预先安排进货的聊天记录，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记录。且一审判决书对三名海关内部人员没有认定4月14日和23日两次行为，然而却认定了康健和康旭参与了这二次走私行为。一审判决书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上，选择性地认定本案事实和选择性地判决，对康旭明显不公。3.办案人员通过微信中安排的内容对康旭进行诱供，所以才造成某对二、三个月之前的具体日期及时间的回忆分秒不差。4.本案中有三名海关内部人员作内应，本案实施的走私活动总数应与此三人实施次数总和一致，康旭不是唯一的接货人，其实施的次数应少于此三人次数的总和，即少于14次。5.康旭是从属于妹妹康健的,他的作用远远次于康健,甚至远远低于廖春艳、李景灵、覃文珍的作用。然而一审判处康旭四年六个月，仅低于康健六个月，请二审对此案进行开庭审理，查明本案的真相，给康旭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原审被告人康健根据刘某(另案处理)的安排，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停车区域从香港大巴司机处领取装有全新iphone6S手机的行李箱，从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逆行至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退运仓，将行李箱交由刘某事先联系好的退运仓工作人员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原审被告人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接到行李箱后，利用工作便利，通过工作人员通道将行李箱带至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入口的大门外，交给负责接货的上诉人康旭。康旭接到货后，将手机进行拆分装，后根据货主“阿某1”(另案处理)安排的收货人员“黄某”(另案处理)的通知送至指定地点。经查，2016年3月31日至4月29日，上诉人康旭参与走私l5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616137.75元：原审被告人康健参与走私16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786389.19元；原审被告人廖春艳参与走私9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728699.55元；原审被告人覃文珍参与走私4次，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692982.25元；原审被告人李景灵参与走私l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l64992.93元。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现场查获的走私货物（二）书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6年4月29日，康健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右侧大巴停车区域附近推着行李箱徘徊逗留，被皇岗边检人员发现，皇岗边检人员以其涉嫌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为由对其口头传唤，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调查，皇岗边检人员发现其涉嫌走私iphone6s手机入境，遂将其以及涉案货物（260部iphone6s手机）于2016年4月30日凌晨移交给皇岗海关。皇岗海关缉私二科受理该案。2016年5月1日，皇岗缉私分局侦查二科提前介入该案，并于当日立案侦查。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证实：2016年4月29日15时50分许，皇岗边检站民警发现康健在出境大厅东广场北侧卫生间旁的工具间逗留，经查在其随身携带的黑色行李箱内发现iphone手机共计260部。皇岗边检站遂于2016年4月30日将被告人康健及涉案手机移交皇岗海关。皇岗海关缉私分局于2016年5月1日决定立案侦查。根据被告人康健的供述，该批货物是准备交给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退运仓的工作人员覃文珍，由覃文珍利用工作便利走工作人员通道逆行运至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入口处门外，交货给康旭。侦查机关于2016年4月30日将覃文珍行政扣留，于5月1日对其刑事拘留，于2016年5月1日凌晨6时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深惠路国展苑国安台1**抓获康旭。侦查机关通过对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退运仓现场视频分析研判，确定退运仓工作人员廖春艳、李景灵涉嫌本案。2016年5月9日，侦查机关通过二人单位组织动员两人投案自首，廖春艳、李景灵于当日到皇岗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3．皇岗海关行政扣留决定书、解除扣留决定书证实：康健、覃文珍于2016年4月30日被皇岗海关行政扣留，5月1日解除行政扣留。4．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证实：康健、覃文珍、康旭于2016年５月１日被皇岗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5月3日延长拘留期限至2016年5月31日；李景灵、廖春艳于2016年５月9日被皇岗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5月11日延长拘留期限至2016年6月8日。上述人员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6年6月8日被皇岗海关缉私分局逮捕。5．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入仓单证实：皇岗海关缉私分局于2016年5月1日对2016年4月29日查获的康健随身携带的260部iphone6splusA1687手机、用于装上述手机的行李箱以及其本人使用的苹果6S手机予以扣押。6．侦查机关调取的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手机通话记录证实：2016年3月31日至4月29日期间，在每日运送货物至退运仓的时间段内，康健和刘某之间都有多次短信和通话记录，康旭、康健之间也有多次短信和通话记录。廖春艳每次运送货物出去时都会与康旭联络，覃文珍与刘某之间存在大量通话记录。2016年3月31日10：29、4月7日14：44、4月8日10：28、4月12日10：39、4月15日14：39、4月16日11：15、4月20日10：17、4月24日10：38、4月28日12：27廖春艳与康旭之间有9次通话记录。通话时间与廖春艳每次运送货物出去的时间基本一致。7．2016年4月29日现场查获涉案货物，原审被告人康健签字确认。8．原审被告人康健与刘某2016年3月30日至4月29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深圳市大章翻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微信聊天记录由深圳市大章翻译有限公司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刻录在“（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6]54号1-1”CD-R光盘中的名为“检材.rar”的压缩文件而翻译。该聊天记录详细记录了每次走私手机的数量、大小、接货时间等内容。9．深圳市润海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年3月、4月份的考勤记录证实：原审被告人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2016年3月、4月的上班情况。10．侦查机关出具的计税说明证实：侦查机关对原审被告人康健的手机进行了电子数据恢复，电子数据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大量涉嫌走私全新iphone6S手机的数量和型号，反映了该团伙自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4月29日期间共计走私19次，可以体现手机数量和型号的有16次，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已对上述16次走私中自己参与的犯罪事实部分进行了确认。侦查机关据此递交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偷逃税款，对于无法确定型号、容量及尺寸的，则按照型号、容量及尺寸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税。11．侦查机关出具的调取视频依据的情况说明证实：侦查机关根据原审被告人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三人走工作人员通道过边检闸口刷工作卡的记录调取了2016年3月24日至4月29日的视频录像，后经逐次逐人分析，得出自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4月29日期间14次走私经过边检工作人员通道的视频，之后再根据每次每人的前后时间调取了退运仓视频和皇岗口岸入境大厅外康旭的接货视频，三者可以相互印证本案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走私犯罪事实。14次视频中，原审被告人廖春艳接送货物9次，覃文珍接送货物3次，李景灵接送货物2次。12．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提供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及授权委托书证实：检验单位及检验人具有相应的检验资质。13．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由于海关商品价格资料库中每日的商品价格是不同的、变化的，电子产品一般都是早期价格比后期价格高，因此2016年3月31日深关计税字（16-05）02548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是所有计核证明书中最早的，其手机计税价格因此高于其它计核证明书同类型手机计税价格。14．上诉人康旭、原审被告人康健、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的正侧三面照及相关身份材料证实：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身份信息，与基本情况一致。上诉人康旭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9年8月17日被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5．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案发期间康健、梁某1的出入境记录。（三）证人证言1．吴某（被告人康健、康旭的母亲）证实：我女儿康健没有固定工作，已经迁居香港了，是香港居民，据我所知，她是经常做“水客”帮人带点货，赚点钱补贴家用。2016年4月7日我去过皇岗海关出境大厅退运仓那里，是帮康健送箱子到退运仓。有那么一次，我女儿康健说她不舒服，让我和她一起做点事情，按照她的安排我就从皇岗口岸出境（康健好像也是一起从皇岗口岸出境的），出境后，康健让我在出境大厅出口附近等一会，过了一会她拿了一个箱子过来对我说：“妈，你把这个箱子送到大厅的退运仓里，办退运，交给里面的人就可以了。”还交给我一张退运单据。我当时就答应了，接过箱子和单据就来到皇岗口岸出境大厅的退运仓，把箱子和单据交给仓库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她们没有办什么手续，她们收了单据和箱子，就告诉我办完了可以走了，然后我就出来了。之后我跟康健就分开了。我不清楚办理退运的手续，事先康健给我退运单据了，我以为拿着退运单据去退运仓办理就可以了。我以为康健先让我把箱子送到退运仓，之后她再来办理退运取货手续，至于退运手续具体怎么办理我真的不了解。2．邓某（大巴司机）证实：我和秀姐（刘某）认识有好几年了。我的职业是开大巴来往香港落马洲大巴站和深圳皇岗口岸大巴站接送旅客。大概是2016年4月份的时候，秀姐找到我，让我帮她运点东西到深圳这边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外大巴站，还说东西不用过关，只是她带到深圳这边办理退运手续的，还要带回香港的，声称没什么问题。我想着没有出入境的问题，我们又算是比较熟悉，就答应了。我大概是从4月份开始帮她运送东西的，大概2次的样子，每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基本上都是中午的时间。我从香港落马洲大巴站过来深圳这边大巴站只要很短时间，1-2分钟，距离大概1公里。接我货的就只有秀姐一人。我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秀姐没说过，我也没问过。因为我想着箱子没有出入境，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没有收取她的报酬。3．姚某1（大巴司机）证实：我的职业是开大巴来往香港落马洲大巴站和深圳皇岗口岸大巴站接送旅客。大概是2016年3月份，秀姐主动搭讪我，说帮她运点东西到深圳，还说东西不用过关，只是她带到深圳这边办理退运手续的，还要带回香港的，声称没什么问题。我大概是从3月份开始帮她运送东西吧，大概7-8次的样子，每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反正基本上都是上午的时间。我从香港落马洲大巴站过来深圳这边大巴站只要很短时间，1-2分钟，距离大概1公里。我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秀姐没说过，我也没问过。因为我想着箱子没有出入境，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没有怀疑什么，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反正秀姐说箱子里的东西是办理退运的。箱子被那名接货的女子拿走了，我印象中接货的就只有她一人，因为每次她过来取箱子，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所以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箱子最终去了哪里。秀姐说每次给我一百元小费，每次都是当场给我的。4．梁某1（原审被告人康健的丈夫）证实：我老婆康健没有固定工作，已经迁居香港了，是香港居民，据我所知，她是经常做水客帮人带点货，赚点钱贴补家用。2016年4月6日、8日、20日、28日这四次我是去过皇岗海关出境大厅退运仓那里，我是帮我老婆康健送箱子到退运仓。这其中有两次是我刚好要去香港买东西，康健也要去香港，但我们不是同时出境的，她比我先出境，之后我们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外面碰面了。当时她在出境大厅外面的大巴站附近，已经提着箱子，我问她箱子里是什么她没回答，只是说让我帮她把箱子送到出境大厅出口那里的退运仓去，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办退运”。康健平时也经常带点水货，她让我送箱子去退运仓我也没有多想，就帮她把箱子送去了。我到了退运仓，跟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办退运”，工作人员就让我把箱子放旁边，她们没有给我任何单据，于是我就离开了。之后我去香港买东西，她去哪里我不知道。还有两次（那四次中的某两天，但2016年4月28日可以确定康健没有出境，是我一人取货送货）是当天康健主动要我去的，她说她有点不舒服，让我帮她去送一下货。她告诉我去皇岗出境大厅出口外面大巴站附近找一个四五十岁的女子，她拎着行李箱，叫阿某2。于是我就去了，我跟阿某2说我是康健的老公。阿某2就说这个箱子是康健的，让我把箱子送到退运仓办退运，还给我一张退运单据。于是我跟之前一样就帮她把箱子送到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处的退运仓了。我和阿某2就见过这两次，我没问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当时没有怀疑什么。康健取货地点与退运仓的距离不远，也就几十米，我也不知道她为何专门要我去帮她送，或许她怕有别的事情要帮忙吧，我没想那么复杂。康健让我办理退运会给我一张退运单据，我会把单据交给退运仓库的工作人员。她们没有办什么手续，她们收了单据会告诉我把箱子放旁边，然后就告诉我可以走了。我在退运仓那里的时间很短，一分钟都不到，箱子送到退运仓，应该就是在那里。我当时不知道康健在走私，我帮她送箱子也是以为帮她办退运，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不妥。我帮她送箱子当然不会收取报酬。她走水货转到的钱不会给我，我们的收入各自分配，各自使用。（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上诉人康旭供述：我承认自己伙同他人参与走私苹果手机（iphone6s）。具体流程是这样的：这些手机是由老板阿某1（应该是大陆人，具体名字不详）在香港买手机，然后由刘某负责在香港把手机装到箱子里，负责联系大巴司机帮忙把手机从香港运到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那里。然后我妹妹康健（还有其他人我不确定）等人会把装苹果手机（iphone6s）的箱子从出境大厅出口的大巴站那里逆行运送到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退运仓，刘某会安排退运仓里的工作人员接货。那些工作人员（我能想起来的只有2个女的，其他人我也不确定）再把货物用小推车运出来，送到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入口的大门外，交给我。然后我会告诉刘某货物已经接到，同时我会告诉老板阿某1的收货小弟黄某，黄某会告诉我把货物运到某个地点（比如田面村、皇岗路加油站等等，有时候会直接送到华强北外围），地方都是他定的，我每次都不能提前知道。货物交给黄某后，我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我知道这些走私的货物是苹果手机，是从香港来的。我大概是从2016年2月20日以后开始参与的，是我妹妹康健介绍我参与的，因为我妹妹之前跟刘某、阿某1有接触，他们希望我妹妹找个信任的人来接货。我一开始就知道是走私苹果手机，但是因为我没有固定工作，为了赚点钱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妹妹，所以我就答应做。我总共接了多少次货已经记不清了，2016年2月20日开始至今大概2-3天一次，3月中下旬时候停过半个月，接货频率大概就是如此。老板阿某1我不确定是否见过，他的真实身份及住址、电话我都不知道。小弟黄某我听说他姓黄，我手机存他的号码称呼他为“华哥”，他大约30来岁，170厘米左右，潮汕口音，他的真实身份及住址我也不清楚。关于阿某2我只知道她叫刘某，香港人，50岁左右的妇女，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如果我看她照片能辨认出来。我不清楚除了我妹妹康健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出口大巴站接货，皇岗口岸退运仓库的工作人员都是刘某安排的，我都不认识这些人。如果有照片，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来哪些人在出境大厅入口门外交货给我。接货的就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我每次接货能分得300、400元人民币，是由老板阿某1把钱给小弟黄某每次3000-6000不等，用来支付上次走私苹果手机成功各环节费用，我会一分不少的交给刘某，之后由刘某来分配各个方面能分得多少钱。我就知道我自己分多少，其他人我不知道。在我做的这个时间中，大概有5次左右没有成功接到货物，具体日期我记不清。我不清楚有无其他海关工作人员参与走私苹果手机这个事情。结合我妹妹等人送货的退运仓现场视频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我总结如下：（1）2016年3月31日，30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16G（尺寸未知）20部，iphone6splus64G280部。（2）2016年4月1日，28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型号未知）250部。（3）2016年4月3日，货物具体数量型号记不清了。（4）2016年4月6日，28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16G（尺寸未知）4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40部。（5）2016年4月7日，32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16G30部，iphone6s64G(尺寸未知)2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40部。（6）2016年4月8日，36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50部，iphone6s16G30部，iphone6s64G3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50部。（7）2016年4月10日，货物数量及型号我记不清。（8）2016年4月12日，20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9）2016年4月14日，18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10）2016年4月15日，30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64G270部。（11）2016年4月16日，iphone6splus64G380部。（12）2016年4月17日，199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13）2016年4月20日，iphone6splus64G390部。（14）2016年4月22日，iphone6splus64G350部。（15）2016年4月23日，15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16）2016年4月24日，300台iphone6splus，不知型号。（17）2016年4月28日，160台iphone6splu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型号未知）130部。（18）2016年4月28日，货物具体数量型号不记得。（19）2016年4月29日，260台iphone6s，还没接到货物就出事了。这19次我承认，但是有几次是没有做成，我没有接到货。具体是哪几次我也记不清，分不出来。19次中，每次来皇岗口岸出境大厅那里接货的都是我，但是每次具体的送货到退运仓的人我不清楚（虽然大部分是康健）；每次退运仓里送货给我的人我也分不出来，只知道有谁送过。以上19次我每次接到的手机都是交给华哥。退运仓工作人员的好处费有刘某安排分配，我从没有给退运仓工作人员支付过好处费。我是按次来获取好处费的，每次300-400人民币，跟手机数量没有关系。2016年4月29日如果走私成功，我还是获取300元人民币。2．原审被告人康健供述：我今天中午12点25分在皇岗口岸办理了出境手续，但因为办完手续后一直没有搞定我的货，所以就一直在出境大厅出口外边等。货就是我箱子里面装的手机，一共有260台，都是苹果6SPLUS，是我4月28日在香港观塘买的，一共价值港币153万元（折合人民币约127万元）。我是要把这260台手机带到深圳交给我的哥哥康旭。我中午在皇岗口岸办完出境手续后，就直接去出境大厅出口右侧大巴车停车的区域，因为我装手机的箱子就在从香港尖沙咀开过来的大巴车上。车一到我就把我装有手机的箱子拿上了，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帮我带箱子到深圳的海关临时工作人员，所以我就把箱子拖到免税店旁边洗手间的工具房里，一直到被警察发现，之后就被带到这里了。4月28日我在香港观塘买好手机，然后就把手机放在我朋友阿某2那里，然后我就回来深圳。然后4月29日我在皇岗口岸先办理出境手续，同时阿某2会在香港把装手机的箱子放在从尖沙咀开往皇岗口岸的大巴车上，我过关后就等从香港尖沙咀开到皇岗口岸的大巴车，车到了我就去车上拿箱子，我拿到箱子后就在出境大厅出口左手边免税店旁边等，会有在海关的临时工作人员过来接上我的箱子，由她负责把我的货带过深圳，然后我哥哥康旭就在皇岗口岸出境前等着拿装手机的箱子，海关临时工作人员具体怎么把我的货带过关口到深圳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每次我把箱子给她后，大概过半个小时左右我哥哥就能拿到箱子了。大巴司机是知情的，是阿某2之前联系好的，我不知道司机叫什么名字，大概40多岁，身材偏瘦，四方脸，黑色短发。大巴车车牌我不记得了，车身是金黄色的，今天我过去拿箱子是差不多中午一点钟的时候。之前我有这样带过5、6次手机。从我手中接箱子的海关临时工作人员是个40多岁的女人，身高1米55左右，偏胖一点，黑色长发，扎马尾，圆脸，名字和电话我都不知道，都是我朋友阿某2介绍的。我和阿某2认识快一年了，她是香港人，平时在香港带孙子，50多岁，大巴车司机和海关临时工作人员都是上个月第一次带货的时候阿某2带我认识的，当时就是见面互相记住长什么样子就行了。我第一次从香港带手机经皇岗口岸至深圳应该是2014年3月中旬，具体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每次所带手机的数量最多就是今天这次，少的时候几十部。大巴车司机帮我带一次手机收一百块港币，是阿某2给的。海关临时工作人员我就不知道了。结合我手机电子数据和皇岗口岸退运仓的现场视频，我确认：（1）2016年3月31日，30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16G（尺寸未知）的20部，iphone6splus64G的280部，香港那边忘了谁去接货，退运仓里也不记得是谁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2）2016年4月1日18：06送货到退运仓：280台手机，其中iphone6splus16G30个，iPhone6splus型号未知250个；香港那边是我去接货，退运仓里是覃文珍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3）4月3日我中午接货，14：58送货：有收到阿某2给的手机，但具体数量记不清了；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4）4月6日08：28送货到退运仓：iphone6s手机280台，其中16G40个，64G240个；香港那边是我老公梁某1和阿某2（好像是）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李景灵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5）4月7日14：34-14：37送货：iphone6s手机320台，其中iphone6splus16G30个；iphone6s16G30个；iphone6s(不知尺寸)64G20个；其余24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香港那边是我母亲和阿某2（好像是）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6）4月8日08：59送货：iPhone6s手机360台，大的16G50个，小的16G30个，64G30个；iphone6s（尺寸未知）250部，香港那边是我老公梁某1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7）4月10日11：48送货，我接货，货物数量及型号我记不清。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李景灵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8）4月12日我中午十点接货，10：33送货，20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跟我一起的那个陌生男子我不认识，也不清楚他送的什么货。（9）4月14日，我不记得何时接货和送货，18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不知道是谁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0）4月15日中午12:30接货，14:35送货：iphone6s手机300台，16G的30个，270个64G的，全部是大的；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1）4月16日早上有做，时间可能是6点至10点，10:33送货，交接货有：iphone6s手机380台6**大的，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2）4月17日中午11点30接货，17:18送货：199台iphone6s手机，不知尺寸型号，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覃文珍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3）4月20日早上6点40左右接货，10：14送货：390台iPhone6s64G手机，全部是大的；香港那边是梁某1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4）4月22日早上9点40到10点接货，11：06送货：350台iPhone6s64G手机，全部是大的；香港那边是我和阿某2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覃文珍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5）4月23日早上7点30分接货，无法想起何时送货：150台iphone6s手机，不知尺寸型号，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不知道是谁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6）4月24日上午9点50分接货，10：34送货：300台iphone6s手机，全部是大的，不知型号；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7）4月28日，接货时间记不清，11：07送货，数量是160个iphone6s手机，全部是大的；其中16G30个，130个不知道型号；香港那边是梁某1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是廖春艳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8）4月28日，我晚上8点10分接货，无法想起何时送货，货物具体数量型号不记得，香港那边是我去接货，退运仓里不知道是谁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19）4月29日中午12点30左右，我从香港大巴车上接到260个iphone6s手机，就是现在扣留的这批货，还没有交给海关退运窗口的工作人员就被抓获了。香港那边是我去接送货，退运仓里本来是覃文珍接货，境内是康旭接货3．原审被告人廖春艳供述：从2016年3月初到2016年4月29日这段时间内，我先后多次帮助他人走私iphone6s手机入境。具体过程如下：2016年3月初，我的同事夏泽其（男）问我有个好事做不做，其实就是走私，有人把货物送到出口退运仓库那里，我们收货，然后利用工作便利，走出境大厅工作人员通道，把货物送到出境大厅外面交给收货人。我当时有些犹豫，但是他说每次都会有几千几百好处费，我觉得这样来钱很快就答应了。从2016年3月初开始做了多少次我已经想不起来，之前我和夏泽其一起做，每次都会有几千几百人民币不等的好处费（要看货物多少），我们平分。送货到出境大厅外面有时是我，有时是夏泽其。后来夏泽其调走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我就一个人做，好处费也是我一人获取。大部分的时候是康健本人送货过来，有几次是一个男子送货过来，还有一次是这个男子和一名老婆婆一起过来送货。他们送货过来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箱子，有时候也会有两个箱子。我收到货物后，会假装在货物箱子上贴一张仓单纸条，将箱子里的货物伪装成送入出境大厅中装仓库的货物，这样就不会引起边检和海关人员注意。因为根据工作需要，我们经常在退运仓和中转仓以及入境大楼总仓库之间运拉货物，所以没有人注意我们这种走私行为。康健告诉我，外面接货的是一个陌生中年男子，大概40岁，说普通话，身高175左右，我每次送货都是他一人接的。每次接货我们都没有什么交流，我把箱子交给他就走了。根据货物的多少，我每次的好处费多则2000多人民币，少则500、600人民币。每次都是他们（我不清楚钱是谁给的）把好处费装在货物箱子的侧面拉链袋里。退运仓里除了我和夏泽其，还有我同事覃文珍、李景灵，他们二人都是自己做自己的，跟我没有任何关联。夏泽其告诉过我，李景灵也做这个事情（走私iphone6s入境），之前因为我就走私这个事情问过覃文珍，货物是谁的？覃文珍告诉过我，说都是一个叫阿某2的女人安排的，货物也是她的。所以我才知道覃文珍、李景灵也在利用工作便利走私手机入境。没有海关公职人员参与这个事情。我不清楚货主是谁，货物最终送到哪里。看过视频和微信聊天记录，结合聊天记录中谈到每次走私货物的数量型号，我确认:（1）2016年4月3日14：58，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无法确定。（2）2016年4月7日14：34-14：37，送货人是一陌生女子和一陌生老婆婆，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32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16G30部，iphone6s64G（尺寸未知）2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40部。（3）2016年4月8日08：59，送货人是一陌生男子，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36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50部，iphone6s16G30部，iphone6s64G3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50部。（4）2016年4月12日10：33，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200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5）2016年4月15日14：35，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30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64G270部。（6）2016年4月16日10：33，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iphone6splus64G380部。（7）2016年4月20日10：14，送货人是一陌生男子，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iphone6splus64G390部。（8）2016年4月24日10：34，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300台iphone6splus，不知型号。（9）2016年4月28日11:07，送货人是一陌生男子，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160台iphone6splu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型号未知）130部。4．原审被告人覃文珍供述：我是在皇岗口岸海关仓库工作的，基本上是轮班的，有时候在出境大厅退运仓窗口工作，有时候在入境大厅仓库点工作。阿某3、阿某2经常在退运仓窗口帮别人提货，我们就这么认识了。认识以后，阿某2跟我说，让我帮她们拉货回深圳赚点钱，因为她知道我们可以走工作人员通道。她说了很多次我都拒绝的，今年大概是过了元旦以后春节前的时候，因为家里儿子上大学，母亲又生病需要钱，又快过年了，想着能赚一点是一点，就答应她了。当时说好我帮忙拉一次货，她给我带工费500元人民币。阿某2事先会打电话问我哪天轮班，我告诉她后，她就说阿某3会让我带货，带到出境大厅深圳这边门口就行，会有一个四十多岁高高大大的男的接货。事先打电话是阿某2，但阿某2打电话给我，阿某3肯定也是知道的，然后给我货的都是阿某3，她一般都会在皇岗口岸出境大厅海关退运仓周围等我上班，看到我之后就会在中午趁着海关工作人员去吃午饭的时候把装好货的行李箱交给我。同时她会把带工费人民币500元放在行李箱外面的侧兜里，叫我自己收。我接到行李箱后把500元拿出来，然后拎着行李箱就走出境大厅的工作人员通道，走到出境大厅深圳这边的门口，我在门口站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男的等着收这个行李箱，我看看这个男的应该就是电话里说的那个男的（40岁出头，1.7米左右，发际线有点高），就把行李箱交给他了。我不知道阿某3的具体名字，她是个40岁出头的女人，1.6米左右，长脸，我没有她的手机号码。阿某2叫刘某，我在手机里存了她的电话号码，我的微信好友也有她，她年龄比我大，50岁左右，是香港人，1.6米左右。我不记得我一共拉了几次货，次数很少，元旦前春节前那时有一次，好像清明节前也有一次，每次就是500元，我没收到几次钱。我不知道我拉的是什么货，给我行李箱的时候是有锁的，我就在侧兜里拿到500元，行李箱是打不开的，我接到行李箱，拿了钱以后就赶紧拖着箱子走工作人员通道交货给那个男子了，不知道行李箱里面装的是什么货。4月30日我上早班听说有人走私手机被边检查获，就想到可能是阿某3出事了。因为4月28日那天，阿某2打电话问我29日是什么班，说有货要带我说我是上中班（即14：00至20：00），但是我不想带货了，她一直告诉我没事的，没人会知道的。4月29日下午14：00上班的时候，我不想再帮她们做这个事情了，就去了入境大厅仓库的窗口上班而没去出境大厅退运窗口上班，然后没想到下午她们就出事了。4月30日早上，阿某2还发微信告诉我不要承认，我手机微信记录里有。4月30日中午，阿某2又几次打电话叫我不要把她供出来。看过视频和微信聊天记录，结合聊天记录中谈到每次走私货物的数量型号，我回忆后确认（1）2016年4月1日18：06，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28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plus16G30部，iphone6splus（型号未知）250部。（2）2016年4月17日17：18，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199台iphone6s，不知尺寸型号。（3）2016年4月22日11：06，送货人是康健和一陌生女子，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是陌生男子（康旭）。货物数量型号：iphone6splus64G350部。5．原审被告人李景灵供述：从2016年3月初到2016年4月29日这段时间内，覃文珍要我给她帮忙，我听覃文珍的安排，帮助她运送了几次杂货（覃文珍告诉我是杂货）到出境大厅门外交给一个陌生男子。有人把货物送到出口退运仓库那里，（送货人我不认识，有时候是女的，有时候是男的）。之后我就收货，然后利用工作便利，走出境大厅工作人员通道，把货物送到出境大厅外面交给收货人，收货人是个陌生男子，大概40多岁，说普通话，我每次送货都是这个男子接货。从2016年3月初到2016年4月29日这段时间内，我一共做了2-3次，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帮助了覃文珍，她会请我吃饭，同时也会每次给我一、两百的好处费。据我所知，退运仓里除了我和覃文珍没有其他人员参与走私，没有海关公职人员参与这个事情。我不清楚货主是谁，货物最终送到哪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和覃文珍是一起上班的，是覃文珍要我帮忙的，我就帮助她了。我也知道这样的行为不正常，是不符合工作规定的，但是因为我把覃文珍当成大姐了，她还教我做保险，所以我就相信她了，因为她说是杂货，我心想就算是违规，也不会太严重，就放任了自己的行为，没想到会这么严重。看过视频和微信聊天记录，结合聊天记录中谈到每次走私货物的数量型号，我回忆后确认：（1）2016年4月6日08：28，送货人是一陌生男子和一陌生女子（覃文珍提前告诉我的），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康旭。货物数量型号：280台iphone6s，其中iphone6s（尺寸未知）40部，iphone6s（尺寸型号未知）240部。（2）2016年4月10日11：48，送货人是康健，退运仓库接货是我，出境大厅入口那里接货人是康旭。货物数量型号根据视频及聊天记录无法确定。以上两次货物我事先不知道是手机，覃文珍跟我说是杂货。（五）鉴定意见1．检验证书证实：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2016年5月5日检验，涉案的260部手机，其中61部为全新iPhone6sPlusA168716GB,199部为全新iPhone6sPlusA168764GB。2．鉴定文书（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6]54号证实：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使用FL-900手机取证塔取证软件对被告人康健的金色iPhone6手机进行数据提取和恢复，提取并恢复了通讯录、短信息、通话记录和微信记录等信息，大小共计198MB，提取了手机相册，大小共计152MB。鉴定机构将以上保存检出文件的“检材”文件夹压缩为“检材.rar”压缩文件，刻录在“（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6]54号1-1”CD-R光盘中。3．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16-05）02548号、（16-05）02550号、（16-05）02551号、（16-05）02552号5P70-72、（16-05）02554号5P73-75、（16-05）02556号、（16-05）02557号、（16-05）02558号5P82-84、（16-05）02559号、（16-05）02560号5P88-90、（16-05）02562号、（16-05）02564号、（16-05）02565号5P94-96、（16-05）02566号、（16-05）02567号、（16-05）02369号。（六）勘验、检查、辨认等笔录1．现场勘验照片及皇岗口岸旅检出境大厅方位示意图、走私路线平面示意图。2．辨认笔录上诉人康旭于辨认出了覃文珍、康健、刘某、廖春艳、李景灵；原审被告人廖春艳辨认出李景灵、覃文珍、康健、康旭；原审被告人覃文珍辨认出李景灵、廖春艳、刘某、康健、康旭；原审被告人李景灵辨认出刘某、康旭、覃文珍、廖春艳、康健；原审被告人康健辨认出刘某、廖春艳、李景灵、覃文珍、康旭；梁某1辨认出原审被告人康健；吴某辨认出上诉人康旭、原审被告人康健；姚某1辨认出原审被告人康健、同案刘某；邓某辨认出同案人刘某。（七）视听资料、电子数据1．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接送货的视频录像。2．原审被告人康健与同案人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语音。对于康旭上诉所提理由，经查：1.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其走私19次，只认定其走私15次。2.没有证据证实办案人员利用微信和视频证据以其在康健心中是收货人的心理暗示，引导康健完成对其参与19次收货的指控是诱供。3.其参与了4月14日、4月23日、4月28日的接货。这有其本人的供认和原审被告人康健的供述，以及其签认4月28日收货的视频截图证实。故上诉称，这三次不是其接的货的理由不能成立。4.虽然廖春燕的通信记录无语音内容，但结合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和本案调取的视频等证据，足以证实其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故上诉称，廖春燕的通信记录无语音内容证明和本案的关系，只是间接证据和推测的理由不能成立。5.虽然其在供述中强调只收到10次左右的手机，但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而原判认定其走私15次，有其与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调取的视频等证据证实。故上诉称，其只收到10次左右手机的理由不能成立。6.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并不是海关的工作人员，这有深圳市润海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出具的考勤表证实。且其三人走私的次数比康旭少。故上诉称，其在外围收货，作用小，危害后果轻，相对海关人员而言应当负次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7.其走私15次，在走私次数上其仅比康健少一次。故上诉称，其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最小，危害后果最轻，法庭对其量刑过重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康旭的辩护人所提意见，经查：1.侦查人员审讯康旭时出示证据视频、康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康旭确认接送手机的日期、手机型号有数量。这有审讯笔录证实。故辩护人称，侦查人员对康旭的审讯存在严重的先入为主，也就是以康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为基础，并以该信息来确认康旭实施的走私行为，与康旭实际实施的次数不符。且不管是康健供述的版本，还是康旭供述的版本，或者其他人供述的版本都存在高度的一致。这些供述全都是在康健手机微信信息内容上的反复复制，将微信内容强加于康旭，属于侦查人员诱供的意见不能成立。2.3月31日、4月14日、4月23日这三次走私，虽然没有视频录像可以印证，但有康健与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康健与刘某约定接货的时间与康健或者梁某1的出境时间能够相互印证。且康健与康旭在侦查机关均稳定供述参与了这三次走私活动。故辩护称，一审判决书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上，选择性地认定本案事实和选择性地判决的意见不能成立。3.没有证据证实办案人员通过微信中安排的内容对康旭进行诱供。4.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不是海关内部人员，这有深圳市润海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出具的考勤表证实。康旭走私15次，有其与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调取的视频等证据证实。故辩护称，其实施的次数应少于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次数的总和，即少于14次的意见不能成立。5.康旭参与走私15次，康健参与走私16次，廖春艳参与走私9次，覃文珍参与走私4次，李景灵参与走私1次。故辩护称，康旭的作用远远次于康健,甚至远远低于廖春艳、李景灵、覃文珍的作用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康旭、原审被告人康健、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其中康健、康旭偷逃税额特别巨大，廖春艳、覃文珍偷逃税额巨大，李景灵偷逃税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康旭、康健、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受他人指使帮助他人实施走私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廖春艳、李景灵主动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康旭、康健、廖春艳、覃文珍、李景灵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康旭上诉所提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傅曜天审判员  郑小明审判员  邓敏波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黄 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