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71行终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新城西路9号。法定代表人：朱秀英，镇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7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某，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颖贤，女，200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理人：李某2，系原告李颖贤父亲。法定代理人：范某，系原告李颖贤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200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法定代理人：李某2，系原告李某1父亲。法定代理人：范某，系原告李某1母亲。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继雄、杜剑锋，均系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鳌头镇政府）因诉被上诉人李某2、范某、李颖贤、李某1强制拆除房屋并附带赔偿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284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查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四原告是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村民，居住在鳌头镇××村虎形社土名为“太公仔岭”的自建房屋内。被告与原告李某2的父亲李汝添于2017年8月25日签订《鳌头镇原摩托车生产基地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7年8月30日，被告强行拆除了四原告所居住的自建房屋。四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以已收取青苗补偿费12000元为由，放弃该项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李某2的《鳌头镇人民政府征地丈量表》上记载了红砖木结构平房：8.5×3.3=28.05㎡；4.1×3=12.3㎡；混合结构：5.5×13=71.5㎡，合计111.85㎡，以及记载了红砖木结构平房按360元/平方米作为补偿单价标准，混合结构以450元/平方米作为补偿单价标准。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于2017年8月30日拆除了四原告居住的房屋。原告提供了户口簿、光盘、照片、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中国南方电网）、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鳌头镇人民政府征地丈量表》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四原告与李汝添不是居住在同一房屋，也不是同一户口。被告虽辩称只拆除了原告李某2的父亲李汝添的房屋，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均提交的《鳌头镇人民政府征地丈量表》显示四原告居住的房屋与李汝添房屋并非同一间，因此，被告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依据与李汝添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拆除了四原告的房屋，但未与四原告签订征地补偿协议，被告强行拆除四原告居住的房屋，缺乏法律依据。四原告主张确认被告强行拆除的行为违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房屋属于历史建筑，原告虽未能提供农村集体房地产证或宅基地证等权属证明，但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原告李某2的《鳌头镇人民政府征地丈量表》，其中记载了原告李某2居住的房屋面积为111.85平方米，且记载了具体的补偿数额，可见对原告房屋进行补偿并非以房屋权属证明为依据。被告鳌头镇政府亦未能提供有关证据证明原告居住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也未考量原告房屋是否违反城乡规划以及宅基地的有关规定。被告违法强制拆除原告房屋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被告鳌头镇政府组织拆除原告的房屋时，既未提前告知四原告迁出屋内物品，也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原告主张赔偿的物品均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且主张赔偿的数额并未超出正常、合理的范围，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导致四原告屋内物品的损失，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双方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不同意协商且不申请对财产损失进行评估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有关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四原告在正常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法和依据当地征收补偿政策应当得到的利益损失，属于其所受到的直接损失，也应由被告鳌头镇政府参照补偿方案依法予以赔偿，但原告所获得的赔偿不应当低于其依照被告补偿方案所获得的征收补偿。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安置地111.85平方米、拆迁补助费50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540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从2017年9月起计，每月600元，暂计至2018年5月，计算至实际安置完毕之日止）、屋内财产损失10276元，应由被告考量本案实际情况，以不低于补偿方案的标准依法予以赔偿。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30日强行拆除原告李某2、范某、李颖贤、李某1居住的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村虎形社土名为“太公仔岭”的房屋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其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原告李某2、范某、李颖贤、李某1依法予以行政赔偿；三、驳回原告李某2、范某、李颖贤、李某1其余诉讼请求。上诉人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在征地范围内无其他房屋，只有与其父亲李汝添一起居住的房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对其在征地范围内拥有房屋，负有举证责任。2.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在征地范围内除与其父居住的房屋外，还拥有房屋。3.被上诉人为证明其拥有房屋，提供了证据：证据一户口本，上诉人认为户口本与本案无关，户口本的住址房屋未被征收，仍由其居住。其次户口本不是证明拥有房屋的有效证据，而且户口本所载明住址与其父户口本所载明的地址是同一地址。反而证明上诉人主张。证据二南方电网发票，该份证据不能有效证明拥有房屋，而且与本案无关，与被诉房屋无关。证据三鳌头横坑村虎形经济社证明，该证据写明被上诉人与其父两户人在大学城侧边左右200米处居住，证明了征地范围只有一间房屋，上诉人所称房屋于集体经济组织认为属于其父的房屋属于同一间。证据四《征地丈量表》，上诉人认为该表载明的面积已补偿，补偿款划入集体账号由集体发放，集体经济组织认为这笔钱应发放给其父。3.本案所涉土地是集体的，房屋没有房地产证，在没有任何确权情况下，应尊重集体组织的证明，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横坑村委证明却不予采信也不到实地调查。4.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居住的房屋与其父居住的并非同一房屋，却没有释明理由，反而依据其提供的和鳌头镇政府提供的《征地丈量表》所显示，是同一间房屋。二、上诉人只拆除了一间房屋且已将补偿款划到集体组织账户，并按集体组织安排，政府与其父签订了《鳌头镇原摩托车生产基地项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茶仔园六排五号地块给其建房，至于集体组织如何分配补偿，与上诉人无关。三、上诉人是在李汝添放弃屋内物品后才拆除房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屋内财产损失不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某2、范某、李颖贤、李某1二审未提交答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李某2户口簿记载：“户主姓名：李某2…住址：棋××镇××村虎形队24号。”李汝添户口簿记载“户主姓名：李汝添…住址：广东省××××村虎形队24号”。2003年9月10日，从化市鳌头镇××村虎形经济合作社出具《证明》记载“虎形村李汝添、李某22户人，在大学城侧边左右200米处居住，情况属实，望有关部门安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于以下事实查明不清：一、被上诉人所主张拆除的涉案地块上李汝添的房屋与四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涉案房屋是否为同一房屋；二、上诉人强制拆除的涉案房屋是四被上诉人与李汝添共同所有的房屋，还是仅为四被上诉人单独所有房屋。本案中，首先，因四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明，鉴于被上诉人提出涉案房屋系四上诉人与李汝添共同所有，被上诉人已就涉案房屋与李汝添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已将相关款项补偿给了李汝添。原审法院应将李汝添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就涉案房屋的建设、居住、使用等情况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认定。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李某2及李汝添的户口簿显示，四被上诉人与李汝添户口簿记载的住址相同，均为横坑村虎形队24号，本案重审中应对于横坑村虎形队24号与涉案被拆除房屋之间是何关系进行审查。第三，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如果重审认定涉案房屋系四被上诉人单独所有，在确认被诉拆除行为违法后，应依据涉案地块的征收补偿标准，对于四被上诉人主张的具体赔偿数额是否支持作出审查认定。综上，因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2849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广州铁路运输法院重审。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 琳审判员 彭铁文审判员 王 荣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刘伟书记员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