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4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顺法，男，1960年6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宜兴市，现住江苏省宜兴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夏红华，女，1963年1月9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宜兴市，现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奇（受王顺法、夏红华共同特别授权），宜兴市氿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耿伟，男，1982年7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广德县，现住安徽省广德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申琴，女，1979年10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广德县，现住安徽省广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宁（受耿伟、张申琴共同一般授权），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亮（受耿伟、张申琴共同一般授权），北京大成（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顺法、夏红华与上诉人耿伟、张申琴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0282民初13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顺法、夏红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事实和理由：王顺法这方从未否认过收到耿伟方提供的价值2212279元的琉璃瓦，但这是在耿伟方强买强卖般的胁迫下，被迫接受该部分货物，包括运送货物的运费都是由王顺法这方垫付。一审中也是为了尽快收回投资款项，才同意在480万元中革除收到的货物，但保留了追究合同约定违约金以及企业收益款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王顺法这方承担该部分货款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耿伟、张申琴辩称，王顺法、夏红华的上诉请求与客观事实矛盾，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耿伟、张申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王顺法、夏红华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两份合同孰为有效，最好的证据还是合同本身，同为转让王顺法在广德县大年陶艺厂（以下简称大年厂）的出资，480万元合同中为“甲方将在大年厂的投资48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250万元合同中为“甲方将在大年厂持有的60%的投资款以250万元转让给乙方”，显然250万元合同对于转让标的的表述符合双方合伙事实，价格具有真实合理的事实基础。480万元合同是错误的，耿伟、张申琴提出后，双方解决了这个错误，签订了250万元合同，并立即开始以货物抵冲转让款。自2015年4月21日至2016年1月6日，共计抵冲2212279元。本案一审未审查《转让合同》签订和履行的基础事实，错误概括和认定当事人争议事项以及所包含的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纳了王顺法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主张。王顺法、夏红华辩称，250万元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应耿伟要求配合其应付他人所做，所以合同上也仅有王顺法和耿伟两人签字。正是因为250万的合同是为了应付他人所签，王顺法还于2015年5月1日向耿伟邮寄了《协商函》，以避免双方产生争议。480万元合同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耿伟、张申琴应当以该份合同为依据支付转让款。王顺法、夏红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耿伟、张申琴支付投资款人民币258.7721万元（以480万元减去耿伟、张申琴反诉货款221.2279万元计算得出的金额）。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耿伟、张申琴承担。耿伟、张申琴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王顺法、夏红华支付货款人民币2212279元；2、判令王顺法、夏红华支付利息损失自2016年1月6日起以2212279元整为计息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直至款项付清为止；3、驳回王顺法、夏红华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4、判令王顺法、夏红华承担本案诉讼等费用。一审中，王顺法、夏红华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4月8日的转让合同一份，以证明王顺法、夏红华于2015年4月8日将自身在大年厂的所有投资以4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耿伟、张申琴所有；该款应分四年付清，但从2015年4月8日至今，耿伟、张申琴分文未付，上面所谓投资款并非是王顺法的60%的股份，原因是耿伟、张申琴前期并未给付王顺法分文现金，故480万元实际除包括王顺法的60%股份外，还包括耿伟、张申琴应给付王顺法的40%的股份款。2、2012年5月30日和2014年6月14日借条复印件两份，以证明耿伟夫妇自办厂入职以来的股份未出具实际资产，而是每次均通过打借条的方式获得，该两份借条所注明的借款实际上就是购买股份的借款，2014年6月14日的借条出具日期在2014年6月1日的股权协议之后，因此当时实际上双方的股份款并未付清，而是因为耿伟、张申琴答应出具借条才写全部付清。3、2015年2月14日由王顺法和张申琴共同签署的结算单一份，以证明截止至2015年2月14日经双方结算，大年厂尚结欠王顺法历年来经营红利人民币247万元，另外应扣掉王顺法提取的大年厂的货物271811元，耿伟、张申琴尚结欠王顺法、夏红华红利219余万元。4、2015年4月28日王顺法发给耿伟的协商函一份及2015年5月6日耿伟收到该份函的邮件EMS查询单一份及2015年5月4日王顺法与耿伟的短信，以证明：该份函件耿伟于2015年5月4日收到，函件中写明了耿伟在取得大年厂股份期间未出一份实际上的金钱，而是以借条作为货币来获得股份；对耿伟、张申琴辩称中的250万元合同出具的情况来还原，480万元才是双方真实意思签订的合同；耿伟夫妇所抵货物为支付给王顺法的历年来的红利。5、2018年10月15日由韦龙明出具的说明一份、2018年11月3日由刘奇平出具的说明一份、2018年8月10日由王根法出具的说明一份以及2016年1月28日王顺法及耿伟的短信聊天记录一份，以证明：1、王顺法及王俊投资入股大年厂期间除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外，另行投入各项改造费用共计人民币166.98万元；2、大年厂转让费及改造费用核算就约人民币近600万元左右，故耿伟、张申琴称以250万元的价格就出让大年厂明显不合逻辑，且耿伟、张申琴在上述改造费中也未投入一分钱。6、耿伟、张申琴的结婚审查登记表一份，证明耿伟、张申琴系夫妻关系。耿伟、张申琴对王顺法、夏红华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签名署实，但这份合同不能真实的体现关于大年厂实际转让价格，该480万元是指双方协商的大年厂的总资产价值，实际当时双方协商大年厂原告出资的实际转让价格为250万元，但因该份转让合同是王顺法起草的，王顺法为了获取不当的利益，故意将合同标的从250万元改为480万元，后经耿伟发现后及时要求其另签了一份250万元的合同并且耿伟还要求王顺法在250万元合同的背面书写了“截止2015年4月20日为止耿伟及大年厂在王顺法处的关于所有欠条、借条全部作废”的申明，因此王顺法、夏红华的证据1不能反映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证据2，原先提供的两份借条是耿伟出具的，但是该两份借条的签署的时间都是2015年4月20日之前，根据王顺法在250万元标的合同转让背面所作的申明，这些借条均已作废，同时上述借条亦不能证明耿伟是以借条的形式获得股权；对证据3，结算单的时间发生在2015年4月20日之前，该结算单虽然不是欠条但是有欠款的意思表示，所以也在申明的范围之内，已经作废；对证据4，不予认可，没有收到该函件，短信的内容无法反映协商函的内容，而该函件的内容也都是王顺法自己的主张，耿伟、张申琴并未认可；对证据5中的4份说明不予认可，属于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到庭质证，而对短信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6无异议。一审中，耿伟、张申琴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4月8日签订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以及落款时间2015年4月8日，实际签署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的250万元的转让合同及2015年4月20日王顺法在该合同背面书写的声明一份，以证明在与王顺法、夏红华签订了480万元的转让合同后发现该份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且显失公平，因此双方又重新于4月20日签订250万元的转让合同，因此当时企业作价为480万元，按照60%计算转让价格为288万元，双方同意以朱伯君的应收款41.5338万元作价38万元转归王顺法享有，因此重新约定转让款为250万元，新转让合同的约定已变更原转让合同，原先主张的480万元合同应当作废，而王顺法所持有的与大年厂、耿伟有关的借条、欠条均应归于无效。2、2015年4月到2016年元月王顺法到被告处拉货的清单、2016年元月王顺法从耿伟、张申琴处拉货的发货单、2015年4月21日到2015年12月30日王顺法每月从耿伟、张申琴处拉货的对账清单9页，以证明自2015年4月20日签订合同后的第二天4月21日起王顺法一直在耿伟、张申琴处拉货，合计结欠货款221.2279万元，该款足以抵付合同中约定的250万元的大部分出资转让款。3、2012年5月9日张家祥与王俊签订的转让合同，2012年5月30日王顺法与王俊签订的企业股份协议、2012年5月31日张家祥与王俊签订的转让协议补助条款、2014年6月1日王顺法与耿伟签订的股权协议。以证明大年厂原先系王俊、王顺法、耿伟合伙，以王俊的名义从张家祥处购买，购买价格412万元，实际支付312万元，王顺法实际出资171.5万元（含耿伟的35万元），余款100万元作为押金后由耿伟支付，后耿伟与王顺法约定将耿伟偿还张家祥100万元作为增加30%出资的对价，耿伟占股比例40%，王顺法占股比例60%。4、2012年6月到2015年3月份大年厂的销售金额、支出、利润情况的统计表、2012年1月到2015年4月王顺法拉货的统计表、2012年6月至2015年3月所有销售记录本、支出记账本、2012年至2015年3月全部的销售发货单、夏红华以及王顺法侄女杜采虹作为大年厂的会计亲笔书写的自2012年6月至2015年3月每月开支情况的记录单以及相应的会计凭证（因数量庞大，耿伟、张申琴仅当庭提供原件供王顺法、夏红华质证）。以证明2015年3月前大年厂实际由王顺法控制，自2012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大年厂的销售金额为2131.2935万元，支出仅1789.3464万元，差额341.9471元一直由王顺法占有，未交回大年厂，如按股比计算王顺法可分配利润应为295.1868元，远低于王顺法应交回厂里的销售款项，因此双方在转让企业时无存货、无原材料、仅朱伯君处的货款由原先享有外无其它应收账款，将全部资产作价480万元是合理的。5、大年厂出具给杜采虹、范忠林的工资结欠单、杜采虹的领款凭证及出具的说明；王顺法出具给夏林法的工资结欠单及夏林法儿子夏添添出具的说明；王建出具的说明、耿伟转账给王建的银行凭证、王建的身份证复印件；大年厂与张志明的协议书、领款凭证、张志明身份证复印件；张申林泥款、柯平修理费领款凭证、谢福平领款凭证、银行业务凭证等以及证人陈某、黄某、沙某到庭作证，以证明耿伟在受让大年厂之后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该厂在与王顺法共同经营期间（转让前）所欠的债务包括有杜采虹、范忠林合计18.5万元、夏林法7.2万元的工资款，所欠王建的97万元的煤款，需要退还的张志明缴纳的保证金4万元、押金1万元、工资5.1万元，张申林泥款2.9万元，柯平的修理费1.19万元，关利生的工资8.28万元，谢福平的押金0.5万元，陈某的釉水款14万元，黄某的耐火材料款10万元，沙某的釉水款45万元等，另外耿伟支付了购买大年厂时欠张家祥的押金100万元、利息10万元，在双方签订转让合同时大年厂因经营不善发生严重亏损。因此双方约定转让款250万元价款是合理的。6、广德县嘉鸿古典建陶厂营业执照，以证明2015年9月6日耿伟已设立了个人独资企业。7、王顺法书写的材料等，以证明王顺法对耿伟的人身攻击及侮辱情况。8、宜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2民初9850号民事裁定书、（2018）苏0282民初13327号传票及起诉状，以证明王顺法起诉时没有夏红华签名。王顺法、夏红华对耿伟、张申琴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对耿伟、张申琴提供的250万元的合同及背面书写声明真实性均无异议，签名是王顺法所签，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250万元的转让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为：一、王顺法之所以签订该250万元的合同是基于耿伟要求王顺法配合其应付张家祥所做，耿伟表示是其欠张家祥欠款，让其知道以480万元获得大年厂经营权不好交代，所以让王顺法配合其签订了该份合同；二、在4月20日王顺法写声明过程中王顺法明确对该份合同没有销毁提出异议，但耿伟表示480万元合同由夫妻双方签字按印才是正式合同搪塞，并以480万元合同是厂内100%的股份，耿伟再以股份的借条和欠条在王顺法手中不合适为由，要求王顺法交还其欠条并在合同背面写下如下字样，故其声明内容也恰恰证明双方之间的股份款并未结清；三、耿伟、张申琴所述480万元是双方协商的大年厂总资产价值，对此王顺法、夏红华予以赞同，正是因为耿伟所欠的股份款以及王顺法转让的股份款相加所得的480万元，故王顺法、夏红华提供的480万元的转让合同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四、从格式上看仅有王顺法和耿伟两人签字且四处涂改，其真实性明显不如480万元合同来的正式，实际上在2015年2月14日的双方结算单中约定红利就有219万元，如按声明作废，王顺法又按250万元将股份出卖给耿伟，那王顺法的60%股份等同白送，这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对证据2，对双方发生货物往来无异议，但当时王顺法拿取货物是为了用于抵扣王顺法应得的红利，该部分红利经双方对账由2015年2月14日双方签署的结算单予以证明，且从数目上看与双方结算单中注明金额一致。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4年6月1日签订的股权协议中虽注明股金已经付清，但实际上仅是耿伟向王顺法出具了数量庞大的欠条与借条，真正股金分文未付，为此耿伟、张申琴从未提交出资40%的股金支付凭证，而耿伟、张申琴提供的几份协议恰恰证明了原大年厂价值就值400多万元，加上王顺法后期投入，价值为600余万元，而双方签订的480万元投资款实际就包括王顺法所占有的60%的股份以及耿伟夫妇未支付分文股份款的40%股份。对证据4，不予认可，因为王顺法夫妇将大年厂所有资产转让给耿伟夫妇距今已有三年，该段时间内的所有账目都在耿伟、张申琴手中，所以耿伟、张申琴提供的证据不排除有删改存在，从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及耿伟、张申琴出具的结算单可见，双方针对厂内所涉及的各项金额业已核对清晰，如按耿伟、张申琴所述，王顺法仍差欠其经营款，双方应当在结算单中结算革除，如耿伟、张申琴不认可该结算金额也不会自2015年4月至2016年元月陆续供货给王顺法以抵偿该结算金额，耿伟、张申琴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结算单所涉内容的真实性，也证明了耿伟、张申琴所述的不实性。对证据5，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对耿伟、张申琴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论哪份合同均注明转让以前及以后的债权债务都由乙方享受和承担，可见实际不止债务，还有债权，在本案中耿伟仅提供债务就来证明大年厂对外负债的说法，与耿伟称王顺法欠大年厂340万元应收款未收回存在明显出入。如经营亏损，双方在结算单中应当明确计算抵扣红利，然结算单中未写明。对证据6，耿伟在2015年9月6日注册公司注册资金800元，耿伟从亏损到赚取800万元，与常理不符，耿伟、张申琴证明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7、8，均不予认可。双方签订协议时股金并未付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2年5月9日，王俊与大年厂投资人张家祥签订《转让合同》一份，主要载明“一、甲方张家祥将座落于广德县邱村镇约16亩土地上现有的所有资产及土地使用权以4128000元价格整体转让给王俊，并于2012年6月1日交付给乙方王俊。二、转让款支付办法：签订本合同之日支付定金100万（可抵交转让款）；甲方将所转让的资产交付乙方之日支付212.8万元；余款100万元作为押金在甲方为乙方办好所有生产经营的证照之日支付，同时按每年12.8的标准支付相应的利息。”该《转让合同》下方有“款已付清，作废”字样。2012年5月31日，张家祥与王俊又签订《转让协议补助条款》一份，约定“如因政策性原因及乙方自身原因造成停产，与甲方无关，应退还甲方押金款100万元，正常生产达五年，乙方无条件退还甲方押金100万元。押金款利息12.8万元，每年的六月一日付清，政策性原因，特指因政府要求，所有有证及无证的全部关闭，如无证的关闭不在此列”等内容。该协议下方有“张家祥、王俊”签字以及“王顺法、款已全部付清、作废”字样。2、2012年5月30日，王俊与王顺法签订《企业股份协议》一份，约定“由甲方王俊、乙方王顺法，共同出资350万元购买位于安徽广德邱村的大年琉璃瓦厂（其中支付购厂款312.8万元，其余为流动资金），其中王俊出资178.5万元，占股份总额的51%，王顺法出资171.5万元，占股比例49%（王顺法的股份内，含耿伟出资的35万元，占股比例10%），款已全部交清。今后在相关证照办齐前，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由双方按比例提供，红利按比例分配，法人代表由甲方王俊担当，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甲方签字：王俊，乙方签字：王顺法，鉴证：耿伟。3、2012年5月30日，耿伟出具借条一份，写有“今借到王顺发人民币10万元”。4、2014年6月1日，王顺法与耿伟签订《股权协议》一份，写明“甲方王顺法，乙方耿伟协商一致，同意将广德县大年大年厂的股份，王顺法90%的股权变更为60%，耿伟的股权由10%变更为40%，双方股金已全部付清。自签字之日起，该企业所有权利益与风险由双方按股份比例享受及承担。”5、2014年6月14日，耿伟、张申琴出具借条一份，写明“今借到王顺法人民币17万元（买股份借款）”。6、2015年2月14日，王顺法、张申琴签订结算单一份，主要载明截止于2015年2月14日，王顺法和大年厂结算计尚欠王顺法219.8819万元。7、2015年4月8日，甲方王顺法、夏红华，乙方耿伟、张申琴签订《转让合同》一份，主要写明经双方协商，甲方决定将所持有广德县大年陶艺厂（坐落在广德县的出资转让给乙方，约定一、甲方将在大年厂的投资48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乙方在4年之内付清该款，具体支付为每年120万元。二、转让以前及以后的债权债务均有乙方享受及承担。三、乙方在未付清甲方的480万元投资款之前，不得将该厂的资产处置及担保或抵押。四、如任何一方违约则要承担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8、2015年5月1日王顺法以EMS邮件发出《协商函》一份给耿伟，邮政查询显示于2015年5月6日耿伟签收。该协商函中夏红华、王顺法写道“人心换人心，你们摸着良心想想，从开始至今有没有给我们一分钱买厂款，想想当初耿伟你是怎么磕了三个头求我借钱入股的么？两次买股全是打的借条，是空账……这个厂从买下你叔叔的到改造所用远超500万，存库也近400万，现在我们竟连同借条还有欠给厂里的酒款一起才作480万卖给你们，还要做4年归还，你们即使一年只挣200万，我们的厂也就等同于白送你了啊！你们又怎么会忍心想用货来充抵我们的这两年的两百多万红利？……现在我们只能发函件给你们，如同意运费由你们自己承担便运过来，否则我们无法收货。我们卖了瓦先付运费然后与你再结算。另耿伟你叫我签的应付你张叔叔的那份假合同，虽说我已把它当废纸在背后写了借条作废等内容，耿伟你也说合同是4个人的事，两人签了没用，但我丑话说在这里，大凡以后有任何事都与我们无关！话在这里全说清了，请在接到本函20天之内用书面回复！若不回复，或是在收件后继续向我们仓库送货，则视为你们已默认上述内容，以免今后大家再争论……”9、耿伟、张申琴系夫妻关系。王顺法、夏红华系夫妻关系。10、王顺法与耿伟签订《转让合同》一份，该合同主要载明“双方协商，甲方决定将所持有大年厂（坐落在广德县的出资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在大年厂持有60%的股份（股份二字后划去改为投资款）以25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在一至二年之内付清该款（此款以货物抵债一句话被划去）。二、转让以前及以后的债权债务均有乙方享受及承担。三、乙方在未付清甲方的250万元投资款之前，不得将该厂的资产处置及担保或抵押。四、如任何一方违约则要承担守约方违约金100万元”等内容，合同下方有甲方王顺法，乙方耿伟签字，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8日。在该《转让合同》背面，写有“截止于2015年4月20日为止，耿伟及大年厂在王顺法处的关于所有欠条、借条全部作废，王顺法，15.4.20”。11、2015年4月－12月期间，耿伟、张申琴向王顺法发货，王顺法签字确认有：2015年4月，总计29车，金额258008元，2015年5月，总计78车，金额577714.5元，2015年6月，总计52车，381067元，7月总计35车，金额264317元，8月21车，金额189004.5元，9月至12月31日止共计478177元，以上合计2148288元。耿伟、张申琴主张2015年5月17日发货10100元，2016年1月发货共计53892元，共计欠货款2212279元。对此王顺法表示认可，并变更诉讼请求以480万元抵扣上述货款后向被告主张转让款2587721元。12、大年厂于2015年9月15日注销，理由为决议解散。13、广德县嘉鸿古典建陶厂于2015年9月6日成立，投资人耿伟，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安徽省广德县邱村镇南阳村。14、2016年4月11日耿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张家祥50万元；2017年4月30日，耿伟通过银行转账分两次支付张家祥30万元、20万元。一审中，双方对于耿伟、张申琴提供的250万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认识不一致，并申请对该合同文字形成时间是否同一鉴定，后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对涉及的标称日期为“2015年4月8日”的转让合同正面手写文字与背面手写文字是否同一时间或同一天书写进行鉴定，经检验，送检《转让合同》正面和背面手写文字均系黑色水笔书写，标称日期所示时间距本次检验时已有近4年的时间差且两者争议时间间隔较短，用我中心现有技术方面虽经多次检验仍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故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并退还鉴定材料。一审中，耿伟、张申琴抗辩称王顺法、夏红华于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中无夏红华本人签字，对此，一审法院通知夏红华本人到庭陈述，夏红华陈述对于其丈夫王顺法起诉耿伟、张申琴一案明知，且交由丈夫处理，写起诉状当天其并不在场，且认为夫妻二人有其丈夫一人签字就够了，故没有签名，对于起诉状中的内容予以认可，并全权委托律师处理。上述事实，由转让合同、借条复印件、结算单、协商函、EMS邮寄单、查询信息、结婚审查登记表、送货单、发货单、对账清单、转让协议、转让协议补助条款、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王顺法、夏红华提交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与耿伟、张申琴提交的金额为250万元的转让合同中哪一份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相关陈述，该院认为王顺法、夏红华提供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主要理由为：一、双方对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耿伟、张申琴抗辩在签订该转让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480万元是指双方协商的大年厂的总资产价值，实际当时双方协商大年厂王顺法出资的实际转让价格为250万元，然根据该份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将在大年厂的投资480万元转让给乙方所有，乙方在4年之内付清该款，具体支付为每年120万元以及乙方在未付清甲方的480万元投资款之前，不得将该厂的资产处置及担保或抵押”等条款中明确提及乙方所应支付的转让款为480万元，并无理解有歧义之处。耿伟、张申琴在签字时对上述合同内容应为明知，故耿伟、张申琴抗辩在签订该份合同时双方协商转让款实为250万元，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的意见，该院难以采信。王顺法、夏红华提供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于签订时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耿伟、张申琴抗辩称在签订480万元合同后发现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故于4月20日重新与王顺法签订了250万元的转让合同，然在该250万元转让合同中既未提及前述已签订的480万元合同作废或新合同是对原合同进行变更的相关内容，也未有原合同中四人签字，仅有王顺法与耿伟签字。结合王顺法提供的在2015年5月1日EMS邮件发出《协商函》中的内容，王顺法主张该250万元转让合同系应耿伟应付其叔叔所签订的假合同，而非转让大年厂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较耿伟、张申琴抗辩250万元为对原合同内容的变更的主张证明力更高。三、耿伟、张申琴抗辩称在转让大年厂时企业经营不善且存在大额的债务，大年厂总资产价值双方均认可为480万元，按王顺法的60%股比计算投资额应为288万元扣除认可由王顺法收取的35万元应收款转让价从而计算为250万元更具合理性，然该意见又与耿伟、张申琴与王顺法、夏红华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480万元合同中写明“甲方480万元投资款”、2015年2月14日由王顺法和张申琴共同签署的结欠王顺法红利款的结算单以及耿伟、张申琴陈述的根据其账目计算“2012年6月至2015年3月期间大年厂的销售金额为2131.2935万元，支出仅1789.3464万元，差额341.9471元”的说法相悖，即使依据耿伟、张申琴所提供的在转让后支付的转让前的相关债务，金额仅为214余万元加上张家祥的100万元押金款亦未超过耿伟、张申琴所称的王顺法经营期间所得收入。四、耿伟、张申琴主张双方于2014年6月1日签订《股权协议》，约定由王顺法90%的股权变更为60%，耿伟的股权由10%变更为40%，双方股金已全部付清，然根据2014年6月14日耿伟、张申琴出具“今借到王顺法人民币17万元（买股份借款）”的借条以及王顺法于2015年4月20日“截止于2015年4月20日为止，耿伟及大年厂在王顺法处的关于所有欠条、借条全部作废”的声明足以证实实际股金并未全部付清，或耿伟、张申琴未支付足额现金投资款。综上，耿伟、张申琴称王顺法、夏红华主张的480万元转让合同属重大误解从而双方重新签订250万元转让合同的抗辩意见，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双方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金额为480万元的转让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王顺法、夏红华同意耿伟、张申琴反诉主张的货款2212279元与转让款480万元进行抵扣，系王顺法、夏红华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认可。耿伟、张申琴反诉主张上述货款自2016年1月6日起以221.227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1.5倍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应计算至王顺法、夏红华同意抵扣货款本金之日止即2019年4月25日时止。对王顺法、夏红华要求耿伟、张申琴支付抵扣货款后支付剩余投资款258.7721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耿伟、张申琴于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顺法、夏红华转让款258.7721万元；二、王顺法、夏红华于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耿伟、张申琴自2016年1月6日起至2019年4月25日止以221.227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750元（已减半收取），由耿伟、张申琴负担，王顺法、夏红华已预付的26000元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申请退回；反诉案件受理费14141元（已减半收取），由王顺法、夏红华负担，耿伟、张申琴预付的14141元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申请退回。上述各自应承担的费用，王顺法、夏红华、耿伟、张申琴均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交纳。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耿伟、张申琴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2年9月24日的协议以及2013年2月28日的股东会议记录，证明大年厂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一是经营所得，二是由王俊提供，王顺法没有补充提供资金；2.2015年7月31日至12月15日间耿伟与王顺法的短信聊天记录以及王顺法提供的2015年4月28日的协商函，证明王顺法在协商函中陈述的内容不符合同时期双方真实关系状态，与事实不符。王顺法、夏红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从2013年2月28日会议记录内容看，当时已明确大年厂的总投资已达到502.769万元，在耿伟未出资分文的情况下，王顺法不可能会以250万元的价格将大年厂转让给耿伟。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短信内容上客气的态度仅是基于礼貌上的客套，不能反映双方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也不能证明王顺法愿意承担运费、愿意以物抵债。二审中，王顺法当庭出示了其持有的手机中保存的与耿伟自2015年5月4日起至12月15日止的短信聊天记录，其中2015年7月31日至12月15日间的内容与耿伟提供的完全一致，但是2015年5月4日的短信内容还反映，王顺法发短信询问“耿伟，协商函收到了吗？”，耿伟回复“收到了叔叔”。对此，耿伟称，2015年5月4日的短信内容其不清楚，不是其回复的，其现在使用的手机是2015年7月购买的，之前的短信内容不在现有手机中，而且王顺法提供的协商函邮政查询显示是2015年5月6日签收，与短信内容也是矛盾的。本案争议焦点：一、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是480万元还是250万元；二、王顺法、夏红华是否应当承担迟延支付2212279元货款的利息。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进行判断，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是480万元具有高度盖然性。1.双方签订的两份转让合同的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4月8日，甲方均为王顺法、夏红华，乙方均为耿伟、张申琴，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转让款是480万元还是250万元，但是480万元的合同由王顺法、夏红华、耿伟、张申琴四人共同签字捺印，而250万元的合同仅由王顺法、耿伟两人签字捺印，从形式上看480万元的合同更完备。2.王顺法称250万的合同是根据耿伟的要求应付他人所签，所以在签订时只有王顺法、耿伟两人签字，而且王顺法还为此向耿伟邮寄了协商函，说明签订250万合同的缘由以避免双方日后有争议，从协商函的邮政查询结果和王顺法、耿伟的短信聊天记录看，可以证明耿伟是收到协商函的，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耿伟就协商函的内容提出过异议，因此王顺法关于250万元合同签订缘由的解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3.耿伟、张申琴称是2015年4月8日签订了480万元的合同后，其认为480万元的转让价格没有考虑耿伟40%的出资份额，于是在2015年4月20日双方重新商定了250万元合同，但是既然双方是重新商定后达成了新的合意，完全可以在之后达成的250万元合同中明确说明之前480万元合同如何处理，并且完全可以按照实际形成时间落款（250万元合同上本身就存在手写修改的痕迹）从而体现是双方之后达成的新合意，但是这些在250万元合同中均未有体现，不符合常理；而且，王顺法、耿伟都是大年厂的合伙人，张申琴也在大年厂负责记账，双方对于自己在大年厂的权利份额应当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价格又是双方转让合同的核心条款，双方在签订转让合同时也应当是十分慎重的，耿伟、张申琴称480万元合同签订时没有考虑耿伟40%出资份额的解释较难让人信服。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虽然王顺法方从未否认过收到耿伟方提供的价值2212279元的琉璃瓦，但是对于耿伟方提供这些货款的用途和性质双方是有争议的，因此，从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看，双方是互付债务，即耿伟方未按期支付双方约定的转让款，而王顺法方未与耿伟方及时结算已收琉璃瓦的货款，双方应当各自承担违约责任，故耿伟方在本案中向王顺法方主张未及时结算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王顺法在一审中明确主张将结欠的货款与耿伟方结欠的转让款进行抵销，并进行了通知，因此一审法院将逾期付款利息计算至抵销通知日2019年4月25日止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38元，由王顺法、夏红华负担4538元，由耿伟、张申琴负担26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凌审判员 胡 伟审判员 钱 菲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蒋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