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15民申43号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张保兴，男，1970年6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泽华，男，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清市。二审上诉人：张爱荣，女，62岁，汉族，住山东省临清市。二审上诉人：张爱菊，女，57岁，汉族，住山东省临清市。二审上诉人：张金焕，女，53岁，汉族，住山东省。再审申请人张保兴因与被申请人王泽华，二审上诉人张爱荣、张爱菊、张金焕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5民终23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保兴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第十三项“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之规定，申请人特提出再审申请。申请法院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终231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具体理由如下：在申请人举证证明案件事实已经达到盖然性标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枉法裁判，判决驳回了申请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即提出上诉，上诉过程中，申请人发现了新证人王某1能够证明王泽华殴打高某的事实，并于法定举证期限内，通过中国邮政临清市康庄邮局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邮寄提交了《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请求准予新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然而，二审开庭时，主审法官违背中立原则，明显偏袒被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是否准许新证人出庭作证作为评判依据，并依据被申请人的意见，作出不准王某1出庭作证的决定。二审法院在作判决时，在判决书中（第9页）将新证人王某1的名字篡改为“王某2”，进行了偷梁换柱。二审法院主审法官明显违法。王某1系二审中申请人新发现的证人，王某1能够证明王泽华殴打高某的事实。这一新的证据能够推翻原一、二审判决。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一审庭审中，被申请人王泽华已经自认、承认致伤高某的事实。被申请人辩称申请人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自认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主张诉讼时效。因此，被申请人的这一主张，已经构成其对殴打并致伤高某这一事实的承认和自认。对这一特别重大而又特别重要的事实，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以所谓的申请人证据不足为借口，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二审诉讼中，申请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已经达到了我国民法规定的盖然性标准。公文书证具有强大的证明力，临清市公安局的公文文书记载的证人证言，能够充分证明本案申请人主张的基本事实，即被申请人殴打致伤高某的事实。一审中申请人提交的现场照片两张以及一审庭审证人董某证人证言、证人梅某证人证言、证人王某2证人证言，均能证实本案申请人主张的基本事实，即被申请人殴打致伤高某的事实。证人具有唯一性，证人不适用回避，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其证言的效力只不过是大小的问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证明力的大小。对申请人提供的证人，一审法院不应当适用回避，不应当彻底否定。第三，一审法院罔顾事实，在认定证人证言的效力时，违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为偏袒被申请人，在自由心证时明显故意违法。在证人董某的证言对待证事实已达到盖然性标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的定性为“不确切”。公文文书中证人梅某的证言与一审庭审出庭时证言前后虽有微小瑕疵，但能够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却被一审法院冠以有“利害关系”、进而扩大成“前后不一致，有矛盾之处”，再加之有“张某1、郭某”的反证，错误的对申请人方的证人证言进行了彻底否定。被申请人提供的证人刘某证实了高某在场的事实，而张某1却谎称高某不在现场。张某1是被申请人王泽华的亲表妹，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在一审证言为“看见被告打周某了，当时高某不在场，后来是高某的儿媳梅某、孙女张某2让高某躺在地上的”。一审法院明知张某1说的是谎言，还违法赋予其反证的效力。刘岭打的周某，而不是王泽华打的周某，这是被生效的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刘岭已被判刑罚在监狱中执行。张某1明显在说谎，是伪证，一审法院心知肚明，但却认定谎言具有反证的作用，一审法院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郭某本身不在案发现场，案发时他在与其他人共同打麻将，在庭审时证言：“打也没看着，没打也没看着”。一个根本就不在现场，什么情况都证明不了的所谓的证人郭某，其证言被一法院篡改为“证人当时在现场没有看见王泽华和高某发生肢体冲突，对高某是否在地上躺着也没注意”，郭某的所谓证言就这样被一审法院强行赋予了“生命力”。事实上，郭某的证言对本案没有任何意义，更不能构成所谓的反证。高某受伤后被送至临清市人民医院救治，医院诊断高某为头部外伤导致“脑震荡”等。有病历及CT片等为证。脑震荡是内伤而不是外伤，在2018年9月法医进行伤情鉴定时，对脑震荡这一内伤未予鉴定，因未发现外伤鉴定无果。综合上述事实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多份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链条，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对申请人提出的主张已经达到了盖然性证明标准。被申请人殴打了年迈的高某，高某受伤后入住医院治疗，医院诊断为脑震荡等。被申请人谎称未打，一审法院却又枉法裁判，高某便含冤去世，难道她不希望二审会有个公正的判决吗？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二审法院违法不准许申请人提供的新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实质上是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王某1是被申请人王泽华殴打高某的直接目击证人之一，其证人证言对本案至关重要，有了直接目击证人王某1的证人证言，加上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证据链更完善。但是二审主审法官却受被申请人的支配，被申请人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丧失了一个法官应当保持的中立性，进而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被申请人王泽华有一个自家兄弟是一审法院即临清市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分管刑事审判等工作。二人同为第四代旁系血亲，是未出五服的自家兄弟。在本案一审中，其就进行暗箱操作，从一审判决书中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其从中作怪，才导致了申请人不应该败诉而败诉。一审法院在其活动和干涉下，二审主审法官被司法腐败彻底冲昏了头脑，完全站在王泽华一边，彻底抛弃公平正义，进而做出了枉法裁判。综上所述，二审法院错误地维持了错误的一审判决，受害人高某的在天之灵只能是死不瞑目。恳请再审明察秋毫，为民做主，纠正本案原一、二审的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一、关于申请人主张的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问题。申请人提交王某1的书面证言证明王泽华殴打高某的情况，双方在一审庭审时就该事实都提供了证人证言，各执一词，现在仅凭王某1的证言并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亦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审判决中将王某1误写成王某2，虽存在瑕疵，但不构成推翻原审判决的理由。二、关于申请人主张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问题。申请人主张王泽华的时效抗辩构成称自认，但王泽华并未认可殴打高某的事实，仅以王泽华提出时效抗辩便认定王泽华自认殴打高某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事实，申请人主张王泽华殴打高某致伤，并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王泽华亦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其未曾殴打高某，双方证人证言相互对立，不能仅凭一方证言断定王泽华殴打高某的事实。故，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证据不足，并无不当。三、关于申请人主张的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申请王某1出庭作证，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新证据，二审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四、关于申请人主张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与一审法院一副院长存在第四代旁系血亲关系，进而主张其暗箱操作，并干涉本案审理，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副院长干预了法院审判，仅系猜测。因此，对于申请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保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保兴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孔繁奎审判员  石 鑫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陈守菊书记员姚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