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18312号原告：周泽华，男，1984年8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阿求，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亮秀路XXX号A座704室。法定代表人：程昊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亚丽，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泽华与被告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高仙自动化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3月23日、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阿求、被告高仙自动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振华、马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泽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人民币29,000元(3月至6月每月按100,000元标准，7月至8月每月按15,000元标准，9月1日至9月20日为10,000元，被告实际已支付了51,000元)；2、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000元(标准同上)；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5,000元；4、应报销款22,577.8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1日入职被告公司，同年9月20日因志向不合且被告公司拖欠工资、不签劳动合同及不支付约定分红等原因离职。当初双方口头约定原告为被告公司的合伙人，被告并提出股权激励方案，被告答应原告全面负责国内市场以及营销工作，并直接洽谈核心元器件的价格，从而使得被告的激光扫描仪核心零部件的价格在全国最低，原告个人收入主要以引进投资开拓市场的分红为主。因此双方口头约定的原告工资标准并不高，具体为3月至6月为10,000元/月，7月至9月为15,000元/月。但被告公司发放工资拖泥带水，至原告离职也只发了四个月，即一个10,000元，三个15,000元。由于被告在仲裁中自认上述工资中包括了4,000元报销款，故其实付原告工资51,000元，应支付工资差额29,000元。由于原告入职后被告一直没有与原告签劳动合同，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另外，鉴于原告因被告拖欠工资等原因而离职，故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此外，原告为被告工作垫付了相关费用，相关票据已交给被告，但被告迟迟不予办理报销手续，故还应支付原告报销费用22,577.80元。原告曾于2016年12月21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对被告拖欠工资及拒绝分红等事宜提出交涉，并在交涉无果后提起仲裁。由于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高仙自动化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12月，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曾向原告发送过股权激励协议的电子邮件，让原告签署。该股权激励协议的内容和前提就是原告需成为被告公司的员工，受被告的管理和员工身份约束。但原告当时不愿意成为被告员工，受被告约束，因此原告迟迟没有签订该股权激励协议。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就原告直接持有被告公司股份的方式以及间接持股的价格或份额等问题也没有谈判成功，故后来也没有签署相应的持股协议。因此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原告没有在被告处全职工作，原告是一直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商议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等进行谈判，最终由于双方对具体的入股方式等没有谈妥，因此在2016年9月20日双方结束合作协商。在合作谈判结束后，原告提出其孩子要在上海上学，需要被告代为缴纳社保，又提出自己在合作谈判过程中付出了劳务，需要被告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被告为此就支付了原告51,000元的劳务报酬。之后原告又以再就业为由要求被告出具离职证明，但被告出具证明后，原告又表示不需要原件，因此足可以看出当时原告要求被告出具离职证明是为仲裁诉讼而做准备。而缴纳社保和出具离职证明，被告均是应原告要求代为办理，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而且在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合作协商过程中，原告还带来了销售人员骆洪波，其是以员工身份入职被告，故被告与骆洪波正常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正常发放工资。之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合作谈判未成，骆洪波也与原告一起从被告处离职。由于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另外，在谈判结束后，原告提出其为公司谈判花费了一些费用，因此拿了26,000余元的发票来报销，被告看后只认可其中的4,000元并予以了报销。此外，被告支付给原告的51,000元包括原告的劳务费15,000元和补偿款36,000元。当时原告称如被告不支付补偿的话，会对被告的商业信誉不利，因此被告才支付了36,000元的补偿款。对于原告主张的10,000元或15,000元的工资标准，原、被告之间并没有谈到过月工资报酬的标准，这是原告在双方合作关系结束后单方面提出的主张，被告并没有同意过。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15日，被告高仙自动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程昊天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周泽华发送了股权激励协议(上海高仙)修订稿的空白文本。该协议列明的协议主体为甲方：上海高仙投资管理中心，乙方：周泽华，丙方：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程昊天。该协议明确，丙方系股权激励的“目标公司”；甲方系丙方股东，是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乙方系丙方员工，系股权激励对象，将通过持有甲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事先间接持有丙方股权，乙方拟在丙方公司以公司副总兼任市场总监的职位，全职从事市场推广与营销工作。同时该协议约定，甲方通过程昊天向乙方做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形式，使乙方成为甲方的有限合伙人，实现乙方间接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乙方实施股权激励采取同时包含A类方式(乙方以约定价格直接支付现金购买受让甲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购买技术股方式)和B类方式(乙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协议时约定工作满一定年限并达到一定要求后，免费获赠受让甲方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赠送技术股方式)的C类方式，最终乙方持有A类方式股间接占目标公司5%的股权，B类方式间接占目标公司10%的股权；乙方获得上述股权份额的主要条件为：1、乙方以30万的价格购买上述5%A类股股份，其中5万元为程昊天向乙方转让5%股份的转让款，25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投资目标公司；2、乙方自正式从原有工作辞职，并在丙方全职从事市场与营销工作后起算，工作每满一年并达到年度市场目标可获得2.5%B类股，总计不超过10%；3、如乙方无法完成相应的年度目标，并需引入外部人才以达到该目标时，如设计股权激励计划，该部分股权激励份额需从乙方的B类股额度中扣除。同时该协议还约定，如本协议与乙丙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等。原告收到上述协议后，未予签署。2016年3月以后，原告即至被告公司逐渐开始负责被告的市场营销管理工作，同时原告还介绍了骆洪波至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工作中，原告多通过微信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沟通客户合同、市场价格等工作。在2016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的微信聊天中，原告曾表示：“……我周泽华做事情怎么样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到现在为止也一直是在花自己的时间认为做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要求过公司什么，我把你当合伙人，当一起创业的兄弟，你心里应该也很清楚。……”程昊天则在微信中回复称：“我是觉得市场方面你自己做主，只要方向对真没啥好特别商量的啊，肯定越多越好啦。”2016年6月16日，原告在微信中将修改过的“招聘信息”文档发给程昊天，并要求程昊天在拉勾网发布一下，留原告的联系方式，程昊天予以同意。在2016年6月至7月原告与被告的行政人事刘婧的微信聊天中可以反映，原告曾向刘婧提供过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照片办理有关入职手续，刘婧并为原告开通了公司电子邮箱，同时原告曾安排刘婧在相关网站发布招聘信息，并安排应聘人员的面试等工作。2016年8月8日，原告在微信中曾询问刘婧被告公司的工资需要哪个银行卡，刘婧在微信中表示“建设银行的卡，在上海办理的即可”，后原告在微信中向刘婧提供了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卡号及照片。2016年8月25日，原告在微信中询问刘婧“我们现在上海加深圳的全职员工准确的数字是多少人？”刘婧回答称25人，并且表示包括程昊天、原告以及原告介绍来的骆洪波。2016年9月14日，原告在微信中询问程昊天，“昨天帮我问的怎么样？刘婧那边怎么说？”程昊天回复称：“可以补办，从3月开始。”原告进一步表示：“那先让她办一下吧！小孩上学要不没学籍呢！”2016年9月18日，原告在与刘婧的微信聊天中曾称：“…上次跟昊天说的关于我的社保和公积金的事情预计什么时候可以补交上？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社保中心拉单子？因为小孩要上学需要家长的这些材料！请确认一下回复我！…”2016年9月20日以后，原告离开被告公司不再从事被告公司工作。2016年9月26日，刘婧在微信中告知原告，原告公积金账号貌似有点问题，麻烦原告再予提供。当日，原告在微信中向刘婧提供了其公积金账号及照片截屏。2016年9月，被告为原告缴纳了当月的社会保险费，并补缴了2016年4月至8月的社会保险费。原告2016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由其上一家工作单位缴纳。2016年9月27日，被告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支付给原告15,000元，被告在银行转账凭证中的摘要记录为“工资”。2016年10月10日，被告又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支付给原告4,000元，被告在银行转账凭证中的摘要记录为“旅差费”。2016年10月11日，刘婧通过其私人微信后原告又多次向原告转账支付了6,000元。后原告在微信中多次催促刘婧要求发放工资以及发票报销款。刘婧在微信中表示发票的问题还在等程昊天回复，并在微信中确认收到了原告报销发票的金额为26,577.80元。2016年11月10日，刘婧通过其私人微信分三次共计向原告转账支付了15,000元。2016年11月30日，原告在与刘婧的微信聊天中称：“我要一个离职证明重新让新公司补缴社保！发微信给我！”“到10月份的离职证明开好了吗？”刘婧回复称“9月20日离职的，日期也会写9月”。2016年12月2日，刘婧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该证明载明原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3月1日，离职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并表示原件当日随时可以过来取，或者邮寄给原告。原告回复称不需要原件等。后原告又向刘婧催讨工资发放。2016年12月13日，刘婧又通过其私人微信分两次共计向原告转账支付了15,000元。2016年12月20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未果。后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8,000元；2、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000元；4、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垫付的报销款26,577.80元。2017年2月4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对原告的上述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2016年7月1日，骆洪波在微信中询问原告：“泽华，刘婧问我，我的合同里，工资金额写多少？”当日，原告在微信中与刘婧询问骆洪波的劳动合同情况：刘婧表示：“那么关于洪波的劳动合同，是否需要我这边制作？”原告表示：“你发个样板给我，我帮他把工资填写一下！”为此，刘婧给原告发送了劳动合同书的文档并表示“目前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模板。”另，骆洪波与被告签订了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骆洪波在被告处从事销售岗位工作，基本工资为3,800元等，该合同双方所填写的签署日期均为2016年3月1日。2016年9月20日，骆洪波亦从被告处离职。2、2016年2月至6月，被告每月11日左右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支付给程昊天5,000元，银行转账凭证中载明的转账摘要为“工资”。另，被告行政刘婧通过其私人微信亦曾向程昊天、被告部分员工转账支付钱款，其中2016年10月11日转账支付给程昊天6,000元。被告庭审中解释称该6,000元为被告支付给程昊天的报销费用，另微信转账支付给其他员工的钱款性质或为提成款、或为报销费用。审理中，原告表示，本案系争的股权激励协议是建立在原告成为被告员工的基础上，当时原告入职时与程昊天主要谈的是合伙，目的在于与程昊天共同经营公司，因此双方到2016年8月底一直在谈合伙协议的条款，但直到8月底合伙条款都没有谈成；而且合伙人并不排除员工身份，程昊天也是合伙人，被告也为其缴纳社保，并每月发放其工资；后来由于与程昊天等就原告购买公司股权的比例、出资方式、期权等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就没有签订股权激励协议，并在2016年9月20日与骆洪波一起当着程昊天和刘静的面口头提出走人，办理了离职手续，当时原告提出的理由是被告公司不规范，承诺的一些条件无法兑现，大家没有进一步合作的信任基础；原告当时没有明确向被告提出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向程昊天提出过，但程昊天没有明确表态，当时原告仅仅考虑如何做好合伙，也没有考虑过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原告工资标准，当时与程昊天约定2016年3月公司第一轮融资到位时两人工资均为每月10,000元，2016年7月公司第二轮融资2,000万元到位后两人工资每月为15,000元，而实际上公司2016年7月第二轮融资已经到位，因此原告工资标准自2016年7月开始应为15,000元/月；而且在职期间原告曾向程昊天要求过支付工资，由于上述工资标准是程昊天口头答应的标准，股权激励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后股权激励协议没有签订，故原告也没有强势的要求被告支付10,000元或者15,000元工资。针对原告的上述陈述，被告仍坚持认为，2015年12月时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给原告股权激励协议让其签订时，就是想让原告以被告员工身份来持股，享受股权激励，但原告不同意以被告员工身份持股，其不想受被告公司的管理和约束，只想成为被告单纯的股东，故股权激励协议一直没谈成，也没签订；对于原告所称的工资标准，被告法定代表人从没有与原告约定过，被告在原告离职后支付按15,000元支付其工资补偿是原告离职后提出的协商标准。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在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之间双方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从本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原、被告的相关陈述来看，原告自2016年3月开始至被告处负责市场营销管理工作，是基于前期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之间协商原告入股被告公司，并与程昊天等“合伙”经营的事实，且程昊天亦在2015年12月底将相关股权激励协议发送给原告，原告收到该协议后也未提出异议。而从该股权激励协议的内容来看，被告以及程昊天等均确认原告是以被告副总兼市场总监的职位来直接和间接持有被告公司股权，且协议中明确原告需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并需签订劳动合同。由此不难看出，原告自2016年3月开始至被告处工作，系建立在原、被告之间需建立劳动关系和原告将成为被告投资人的双重合意基础之上。虽然被告辩称，后来系因原告不同意成为被告员工，不想接受被告的管理和约束，仅希望成为被告单纯投资股东而致双方未签订股权激励协议，但对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得到原告的认可，故被告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至2016年9月20日原告从被告公司离职前，原、被告之间所形成的上述双重合意曾发生变化，且综合原告与程昊天、刘婧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反映原告实际在被告处作为管理人员从事了相关工作，同时结合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并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等情况，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被告称原、被告不属劳动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此，针对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依次阐明意见如下：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因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入职期间被告法定代表人程昊天曾口头答应或约定过其2016年3月至6月期间以及7月至9月期间的月工资标准分别为10,000元和15,000元，而且在原告已知晓被告每月均向同为投资人的程昊天发放工资的情况下，原告却并未在在职期间向被告提出过发放工资的请求，原告对被告从不发放其工资也未提出过异议，由此可表明被告所称的上述期间被告从未与原告约定过工资标准的主张更符合实际逻辑，本院可予采纳。鉴于原告在上述期间确实为被告提供了相关管理工作，被告亦在原告离职后除支付发票报销款4,000元外还实际支付了原告51,000元，故本院根据原告的工作岗位酌情确定被告还应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税后工资差额15,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按其主张标准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的主张，本院难以如数支持。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在原告在职期间，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本院注意到，一方面从本案系争的股权激励协议看，该协议中多出内容提及需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由此可表明被告并不存在恶意不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从原告在被告处的实际岗位看，原告系以被告副总兼市场总监的岗位入职被告，且入职后从原告安排刘婧发布(销售)人员招聘信息、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确定销售人员骆洪波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标准以及进行市场开发等工作情况来看，原告也确实从事着市场和营销方面的管理工作，因此作为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原告自身在签订劳动合同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原告也确认其并未向被告提出过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亦不存在被告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此外，本院还注意到，原、被告最终未实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更为关键的是因原告当时与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谈判讨论的主要是原告投资入股被告的股权激励协议事宜。而该协议的达成或签订与原告劳动合同的签订具有相当关联性，后由于原告一直与被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就股权投资事宜进行磋商，并在其离职前仍未能就股权投资等事宜达成协议，并实际导致了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本案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并不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恶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支付二倍工资作为惩罚的立法意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原告主要是因与被告无法就股权投资事宜等达成一致而提出离职，并不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关于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原告该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原告主张的发票报销款的请求，虽然被告行政刘婧在微信中确认收到了原告提供的金额为26,577.80元的发票，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发票开支均系为被告工作而发生的必要费用，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工作中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的报销有过具体约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剩余发票报销款22,577.80元的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周泽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9月20日期间的税后工资差额15,000元；二、驳回原告周泽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