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8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延莉，女，汉族，1972年9月13日出生，群众，住山东省平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庆，山东智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商西梅，女，汉族，1980年2月24日出生，初中文化，群众，农民，住山东平原县。系谢彦彬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1，男，汉族，2006年5月13日出生，初中在读，住山东平原县。系谢彦彬长子。法定代理人：商西梅，女，汉族，1980年2月24日出生，初中文化，群众，农民，住山东平原县。系谢某1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2，男，汉族，2011年4月18日出生，小学在读，群众，住山东平原县。系谢彦彬次子。法定代理人：商西梅，女，汉族，1980年2月24日出生，初中文化，群众，农民，住山东平原县。系谢某1之母。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淑芳，德州德城政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上诉人邱延莉因与被上诉人商西梅、谢某1、谢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6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邱延莉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平原县人民法院（2019）鲁1426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上诉人提交的有向谢彦彬转账记录，能够清楚证明谢彦彬曾向上诉人两次借款，第一次是2016年5月27日，5月28日借给孙延彬10万元，有2万元的转账记录，另外存在的现金也有银行提取的记录，并且在2017年3月22日将该笔借款还给上诉人，付利息8500元。第二次2017年6月20日上诉人向谢彦彬转款20万元，谢彦彬分别于2018年6月24日、2019年6月24日向上诉人支付利息2万元，此账目能够清晰的证实谢彦彬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原告的证人证言是错误的，因为三个证人证言虽有部分瑕疵，但不能以此来否认证实内容的真实性，因为三个证人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谢彦彬向上诉人借款20万元事实存在借款行为表示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利息2万元的情况，以及王德刚后来让谢彦彬叫徐学杰担保时，谢彦彬承认欠徐学杰没还呢。所以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且和谢彦彬与上诉人的转账记录相互衔接，能够清楚地反映借款的事实，存在的瑕疵也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可能记得具体详细。三个证人证言有出入，也应是客观的，但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谢彦彬之间的借贷合意，更印证了证言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是错误的。在一审判决称不能加重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因为被上诉人商西梅也是当时借款的当事人，谢彦彬向上诉人借款时，请的上诉人夫妻及证人王某，当时商西梅也到了现场，是当事人之一，并且在四次开庭过程中，始终说不出20万元借款的用途，一审法院却免去举证责任，上诉人如果谢彦彬现在的话也不可能起诉还款，现在双方面临的举证困难同样存在，但对上诉人的证据进行挑剔，因为当时谢彦彬关系好才没有写借条，所以一审对双方证据的审查标准有失公正，并且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商西梅、谢某1、谢某2辩称，第一，上诉人既没有借据也没有谢彦彬自认的有利证据证实涉诉2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首先，一审被答辩人提交的书面证据是双方的往来交易明细以及转款存款回证，但是上述证据不等同于借款凭证和借款合同，被答辩人据此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产生借贷关系。答辩人和谢彦彬之间的经济往来，也不仅仅限于交易明细的记载，在微信中也有资金往来的记录。不排除另外会有现金往来的可能性。其次，根据谢彦彬生前和他人的交易习惯，谢彦彬有借款出具借据的交易习惯。没有借据能证明被答辩人和谢彦彬存有20万元的借贷关系。再者，一审被上诉人的证人从庭审证言及书面证明材料看，也不能充分证明涉诉资金的20万元是借贷资金，正如被答辩人自认的三个证人证言，有部分瑕疵证人前后矛盾的虚假陈述，自然不能证明谢彦彬和被答辩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审认为仅从转账凭证难以认定20万元是借款的事实，没有依据有瑕疵的证人证言认定借贷关系成立是正确的。被答辩人商西梅从没有听见谢彦彬说过借过被答辩人的2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还款必须首先证明双方产生涉诉20万元的借贷关系的债权凭证，比如借据、欠条，而被答辩人提交的转款凭证不等同于债权凭证，被答辩人没有提供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主张涉诉20万元是借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邱延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20万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0日，原告向谢彦彬转账20万元有银行回单为证，原告称其20万为借款，约定利息每月2千元，每年2万元，现谢彦彬已于2019年7月23日过世，原被告就20万多次争执协商不成，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邱延莉与被告商西梅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原告邱延莉对其主张向被告商西梅借款200000元，利息每月2千，每年2万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系借款合同关系，系实践合同。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原告作为出借人，应对两个要件事实的成立负举证责任：一是出借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二是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如果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以上事实，即缺乏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还款的请求权基础，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原告仅有转账凭证，没有借据，也未能提供相关的能够直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无法证明借贷关系。2、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供证人证言中王某的证言自相矛盾，与徐学杰证言也相互矛盾（在人数上，王某是否出具借条的事实），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3、原告与被告所争议的2018年6月24日谢彦彬向邱延莉转账2万元备注20万，原告主张其为借款20万的2万元利息，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告辩称为笔误，故我院认为原告证明力度达不到高度可能性，在转账记录上的标注也并不是谢彦彬书写，其是案件过程中被告方用来校对标注细节的记号，不具有确定性，不能构成自认。4、对于原告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商西梅不是直接借款人，不能过分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被告也未明确抗辩此款项为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所以原告仍需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原告与谢彦彬双方之间有频繁的账目往来，仅从转账凭证难以认定20万是借款的事实。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延莉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争议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商西梅提交了谢彦彬，与徐学杰、邱延莉一方的微信账号电子账单明细，共六笔，金额总计4280元，主张谢彦彬和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并不仅限于银行交易账面上的几笔，也能从侧面证明谢彦彬并不欠上诉人债务。同时根据上诉人一方的请求，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谢彦彬手机上存储的，谢彦彬与徐学杰、谢彦彬与邱延莉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当庭质证。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以上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徐学杰与谢彦彬很深友谊，没有打借条，符合常理。双方聊天记录，关于20万的打款时间段，双方微信没有任何记录，说明被上诉人方已经将该部分删除。同时证实关于2016年5月27日第1笔10万元的借款，2017年3月22日、2016年5月27日已经偿还，在本次聊天记录中有体现。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谢彦彬与徐学杰关于路路通和上诉人之间经济来往并不限于交易明细、微信，徐学杰经常给谢彦彬介绍一些车辆业务，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形成借贷关系。对以上证据本院评议如下：以上聊天记录中与本案有关的只是2017年6月19日、20日，邱延莉打给谢彦彬20万的两人之间关于收、打款的简短回复，但该聊天记录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相应的银行明细予以证实。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提及借款、还息事宜的聊天记录，所以，谢彦彬与邱延莉、徐学杰之间的聊天记录并不能证实谢彦彬与邱延莉之间形成20万的借款合意。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商西梅、谢某1、谢某2是否要承担上诉人邱延莉的还款责任。虽然上诉人提供了打款20万元的凭证，但在被上诉人商西梅一方提供了谢彦彬生前微信聊天记录后，上诉人并未提供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邱延莉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邱延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鲲审判员  李敏审判员  杨娜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董国通书记员邢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