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11民初75号 原告：曹文卓，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 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法定代表人：于伏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威。 原告曹文卓与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3日作出（2015）苏民四初字第199号民事裁定，宣判后原告曹文卓不服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沈中民五终字第211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5）苏民四初字第199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5）苏民四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不服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辽01民终8637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5）苏民四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文卓、原告曹文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文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90年到十里河镇兽医站做防疫与检疫工作。1994年12月5日经沈阳市苏家屯区兽医站领导同意，十里河镇兽医站5名全体职工取消工资制，实行工作分工承包制，原告被分配并负责承包十里河镇十四个村的动物防疫工作（包括驻十里河镇大型饲养场），承包至2007年1月5日终止。2007年1月十里河镇兽医站和大沟镇兽医站合并并更名为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动物卫生监督所，原告被分配负责板桥堡（红宝山）村的动物防疫工作（原告家住十里河村）。2010年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又将原告分配至驻十里河泰和生猪屠宰场做检疫工作，月工资600元并兼任负责板桥堡（红宝山）村的动物防疫工作。2011年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原告的每月工资涨到700元整。2014年10月30日原告已经满59周岁，被告明确表示不能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涨工资，并当即作出了开除原告的决定，且只发放原告当月工资。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接受本单位领导的管理与安排，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已经成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违法开除原告并从未给原告缴纳过养老和医疗保险，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已到退休年龄，养老、医疗、将来的生活都成为难题，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 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辩称：1、原告在十里河兽医站的工作与我单位无关，我单位是2006年成立，兽医站是独立的单位，是2006年之后才隶属于苏家屯区卫生监督管理局，在机构设置和管理上均与我单位无关，大沟动监所是独立的，不是合并来的，大沟动监所和兽医站都是隶属于动监局，原告主张的防疫聘用问题上，我们举证村动物防疫员由行政村和涉农社区聘用，从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执业兽医人员中选聘，接受区域性动物防疫监督所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原告的工作与我单位没有聘用合同关系，没有人事部门备案，我单位也从未参与村防疫员的选聘，对防疫员发放的是补贴，不是工资，补贴来源是财政，其发放形式是半年一次，不同于劳动关系的按月发放，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由财政通过一卡通向原告发放，所以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我区的生猪屠宰是由我单位管理，原告到泰和屠宰场工作我单位知晓，发放补助情况也属实，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双方形成的只是一种劳务关系，其特征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其工作性质只是每天早上进行生猪屠宰的时候，进行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检疫工作，形式上采取包干形式，每月600元至700元的补助，所以其收取的费用是其付出的劳务报酬，所以不管是原告提出的防疫员工作或是检疫员岗位，均不能证明与被告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求。 经审理查明，1994年，十里河镇兽医站实行防疫工作经济责任承包制。1994年12月26日起至2007年1月期间，原告曹文卓作为承包人，与十里河镇兽医站先后连续签订多次书面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曹文卓承包全镇十四个村（包括驻镇单位养猪场大户）防疫工作，承包人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向十里河镇兽医站交清承包费，在承包期内，十里河镇兽医站不负责承包人的任何经济支付。2006年，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县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05]46号）、《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动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沈政发[2006]4号）以及《印发的通知》(沈苏编发[2006]9号),建立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体系，每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聘用动物防疫员1名，从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执业兽医人员中选聘，接受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所（动物防疫检疫站）的业务培训、指导、考核和监督管理，村级动物防疫员所需经费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2006年9月22日沈阳市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和沈阳市财政局联合下发《沈阳市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目标量化考核管理办法》，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设置、主要职责、聘用条件、聘用程序、考核、补贴资金标准、资金来源和发放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每个行政村或涉农社区设一名动物防疫员，承担动物计划免疫或强制免疫注射、佩戴耳标、填发免疫卡、填写免疫档案、协助动物产地检疫、疫情普查、疫情报告、掌握畜禽饲养情况，以及动物卫生管理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由村委会推荐人选，乡镇政府初审同意后报区、县（市）动监局审批核准，由区县（市）动监局组织培训、考试、考核，由区、县（市）动监局委托区域动物防疫监督所与被聘用人签订聘用协议书，并报市、区、县动监局备案，聘用协议每年签订一次，村防疫员补贴资金由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如需提高，高出标准部分所需资金由区、县政府自行解决，动监局根据考核情况每年分两次将补贴资金发放到村防疫员手中。同年,根据《印发的通知》(沈苏编发[2006]9号)，成立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防疫监督所，成立大沟动物防疫监督所(动物防疫检疫站),负责大沟乡、十里河镇及所辖村的动物卫生防疫工作。在此背景下，原告曹文卓从2007年开始在十里河镇地区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即担任村防疫员一职，直至2014年10月底。大沟动物防疫监督所根据《沈阳市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目标量化考核管理办法》（沈动卫发（2006）49号）和《苏家屯区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目标管理量化考核实施方案》（沈苏动卫发（2007）63号）对其进行考核，并发放或扣发年补助（贴）费。原告的年补助（贴）费由财政转移支付，2007年至2012年由大沟动物防疫监督所代发，2013年之后由财政直接支付到原告卡中。另查明，大沟动物防疫监督所为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防疫监督所的派出机构，人员、经费、业务等由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防疫监督所管理，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防疫监督所隶属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领导。2010年，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防疫监督所更名为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大沟动物防疫监督所更名为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动物卫生监督所。2010年，原告曹文卓经大沟动物卫生监督所推荐，经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同意，到十里河泰和生猪屠宰厂兼职从事检疫工作，同时继续担任村防疫员工作，直至2014年11月份，期间通过大沟动物卫生监督所发放补助费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笔录，原告提供的兽医证、检疫证、屠宰证明、准宰通知书、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承包协议、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沈苏编发[2006]9号文件、沈政发[2006]4号文件、关于动物卫生监督所更名问题的批复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曹文卓与沈阳市苏家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1990年至1994年期间，原告主张其为十里河镇畜牧兽医站的防疫员，而被告于2006年成立，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存在的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1994年12月26日起至2007年1月期间，原告曹文卓作为承包人，与十里河镇兽医站先后连续签订多次书面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曹文卓承包全镇十四个村（包括驻镇单位养猪场大户）防疫工作，承包人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向十里河镇兽医站交清承包费，在承包期内，十里河镇兽医站不负责承包人的任何经济支付。在此期间，虽然原告担任村防疫员，但是承包协议内容明确，可以证明原告与十里河镇畜牧兽医站属于承包关系，并非劳动关系。2006年，根据沈苏编发[2006]9号文件、沈政发[2006]4号文件建立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体系，每个行政村和涉农社区聘用动物防疫员1名，从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执业兽医人员中选聘，接受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所（动物防疫检疫站）的业务培训、指导、考核和监督管理，村级动物防疫员所需经费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2006年9月22日沈阳市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和沈阳市财政局联合下发《沈阳市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目标量化考核管理办法》，对村级动物防疫员的设置、主要职责、聘用条件、聘用程序、考核、补贴资金标准、资金来源和发放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每个行政村或涉农社区设一名动物防疫员，承担动物计划免疫或强制免疫注射、佩戴耳标、填发免疫卡、填写免疫档案、协助动物产地检疫、疫情普查、疫情报告、掌握畜禽饲养情况，以及动物卫生管理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由村委会推荐人选，乡镇政府初审同意后报区、县（市）动监局审批核准，由区县（市）动监局组织培训、考试、考核，由区、县（市）动监局委托区域动物防疫监督所与被聘用人签订聘用协议书，并报市、区、县动监局备案，聘用协议每年签订一次，村防疫员补贴资金由市和区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如需提高，高出标准部分所需资金由区、县政府自行解决，动监局根据考核情况每年分两次将补贴资金发放到村防疫员手中。2007年，根据上述文件内容，原告成为行政村和涉农社区聘用动物防疫员，这属于政府采取财政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向村级动物防疫员购买动物防疫服务，并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助，以弥补其误工（动物诊疗或农工）损失。这种购买不同于购买劳动并支付工资，不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因此，2007年至2014年，原告曹文卓担任村防疫员是大沟动监所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沈阳市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和沈阳市财政局的统一布置安排的，系行政机关主导下实施的，不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理范围。2010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在担任村防疫员的同时到十里河泰和生猪屠宰场从事检疫工作，在此期间原告并未加入被告单位，未成为被告单位职工，不存在劳动关系中的隶属情形；人事管理方面，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可以采取如降级、撤职和解除劳动关系等处分，而在劳务关系中，用人者并不存在解除提供劳务者某种“身份”关系的做法，本案中，原告相对于被告并不存在这种人事管理方面的身份关系；工资待遇及工作时间方面，原告的工资体现出了劳务关系中的工资自治的特点，工作时间灵活，综上，这份检疫工作从工作时间、双方隶属关系、工资待遇、人事管理几个方面看，都更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并非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准宰通知书、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仅能证明原告从事了检疫工作，但是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曹文卓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曹文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海       涛 人民陪审员 李               敏 人民陪审员 肖               冰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