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8民终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法定代表人：宋万军，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长江，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和旭，男，197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原丽珍，河南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和安宁，男，汉族，1947年2月1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成武，男，1957年1月4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沁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红纪，男，1963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沁阳市。上诉人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位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和旭、张成武、韩红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小位村村委会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确认张成武、韩红纪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旭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补充合同》是时任村干部违反组织规则私自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合同,违反村民自治的民主议事规则。《补充合同》在内容上无法印证事实成立,实际测量结果无法印证合同内容属实。修路时会适当使用土地，但不可能在12亩的范围内整体取土,双方诉争的承包地顺道路方向只有170米左右的长度,现在该路段还在使用,路宽只有五六米左右,路面水平和地平相差只有最多二十公分左右,不可能取土12亩。2、《补充合同》应确定为无效。《合同法》52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是无效合同,本案中《补充合同》存在明显的串通表现:修路占地产生的损失问题,包括修路用地的面积和损失的计算方法。在面积上,《补充合同》和实际用地情况无法印证；在计算方法上,如果计算了全部承包期的损失,则被上诉人的土地管理权应相应减少,实际情况却并未减少，明显的损害集体利益。补充合同中涉及到的土地及损失不属实。内容不属实的合同应当归类于无效合同。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和旭辩称，1、本案诉争的补充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早在2003年3月30日就形成的合同，而且在签订补充合同时一式两份，上诉方和被上诉方各保存一份。如果存在恶意串通的话，那么现任的村委主任早在本案起诉前已经是法定代表人，但没有进行任何诉讼。现在才提起诉讼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民事诉讼原则。2、补充合同的签订是当时双方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在被上诉人承包期内因修路需要将被上诉人的树木毁损以及将承包地部分毁损占用，在占用前曾经经沁阳市柏乡乡政府以及派出所进行调解，调解以后才由上诉方开始进行修路以及毁地毁树，树木被毁以及承包地被毁、被占用被挖土，损害结果确定以后双方才签订的补充合同。3、上诉人所称的没有经过民主议事规则与本案无关，那是上诉人自身问题。上诉人以自身存在错误行为及违法行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明双方签订合同时，完全是基于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客观存在，而且经核实后由当时的村委会成员研究决定才形成的合同。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修路、挖土、占地、毁损地的问题，均属于凭空推测。毁地、挖土是根据当时被损害结果事实进行的测算。5、本案诉争的补充合同不存在任何损害。村里修路时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达21万之多，因上诉人当时没有能力支付该项赔偿，双方才约定延长承包期，以此来偿还上诉人应当承担的款项，而且上诉人作为集体是合同当事人一方，是双方在平等，而且是经上诉人方研究决定才签的补充合同，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理解的损害所谓集体利益的情形。如果补充合同被解除，那么将面临着被上诉方的损失赔偿及经济损失问题。所以，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成武辩称，关于补充合同，其记不清是否召开班子会进行研究，修路毁和旭家多少地和树木没有进行丈量，村委没钱包赔和旭家损失，补充合同是和安宁写的，其和韩红纪都签了字，公章不知道是谁盖的，其没有收受任何钱物。韩红纪未发表答辩意见。小位村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和旭与被告张成武、韩红纪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1998年7月25日，在沁阳市公证处的见证下，原告和被告和旭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书。承包范围为：漭源公司养殖良种场及配套的三十五亩土地。承包期为二十年，从1998年11月1日起算。承包期限内双方无争议，承包人和旭也按合同约定支付了承包款。该合同应当于2018年11月1日期满，但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租赁物时，被告提出其在2002年前后与时任村干部韩红纪、张成武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提出合同期应当延续到2048年，并给原告提供了补充合同的图片资料。为验证补充合同的真实性，原告对被告和旭承包土地面积进行了再测量，被告和旭现在使用的土地面积为34．7亩，与原承包合同承包面积35亩基本相符，无法印证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被占用的12亩损失客观真实。另从补充合同内容上看，多是不公平条款，经查询，村委没有任何与该补充协议有关的履约记录和会议记录。根据上述基本事实，原告认为，该补充协议从过程来看，显系违反组织程序，被告与时任村干部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且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2亩土地纯属无中生有，因此，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7月25日，小位村委会、漭源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养殖良种场及土地承包人和旭作为乙方签订《小位村、漭源实业有限公司养殖良种场及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漭源公司养殖良种场及配套的三十五亩土地承包给乙方经营，承包期限二十年。每年承包费为6000元，20年合计12000元。合同生效之日一次性付清。三十五亩土地，每年每亩承包费130元，二十年合计91000元，合同生效之日，一次交清二十年的土地承包费。此外，双方还对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作了约定。1999年3月13日，沁阳市公证处对原告小位村委会与被告和旭签订的上述土地承包合同进行了公证。被告和旭分别于1998年3月15日、1998年7月25日、1999年2月9日分别向小位村委会交纳120000元、40000元、51000元，共计211000元。因2002年小位村修公路占用和旭部分承包地，毁坏部分树木，原告小位村委会与被告和旭于2003年3月30日签订《关于承包小位村漭源养殖场及土地的补充合同》，合同约定：“……鉴于修公路给承包人和旭造成的经济损失，小位村甲方目前无力偿还，经小位村村委会研究和与承包人和旭商量决定：将养殖场和所剩余土地待和旭承包期满后再继续延包叁拾年，延包期限至2048年，在此期间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费用……甲方代表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民委员会张成武韩太勇乙方代表沁阳市漭源实业有限公司养殖良种场和旭”。2019年8月5日，原告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被告张成武、韩红纪代表原告与被告和旭签订的补充合同无效。本院经现场勘验，原漭源实业公司养殖良种场分三个厂区。东厂区承包后建六个彩钢棚、两个清储池、一个化粪池、49间砖混石棉瓦房、一座门岗消毒室，并打机井一眼，围墙亦为承包后所建。中间厂区为空院，院内栽种有树木，安放一个气罐。西面厂区承包后建四座彩钢棚，原村委会猪舍改建两座彩钢棚，北面靠墙建简易房16间，邻路的建筑二层为承包后接盖，其余建筑物为漭源实业公司养殖良种场的原有建筑。原告小位村委会与和旭共同认可东厂区从东往西修路时邻路挖坑取土，现场观察已填平。从东厂区东遗留的他人地块看，挖坑宽度约为11.2米，漭源实业公司养殖良种场前东西路原为现路的半幅路，现北半幅路连路肩宽6.6米，东厂区长度为170米。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和旭签订的《小位村、漭源实业有限公司养殖良种场及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关于承包小位村漭源养殖场及土地的补充合同》已履行多年，原告认为被告张成武、韩红纪代表原告与被告和旭签订的补充合同违反组织程序，被告和旭与时任村干部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对此，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是否违反组织程序亦是原告内部管理问题，不能据此确认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未完成举证责任，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和旭签订的补充合同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被告韩红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小位村村委会代理人申请证人张某1、宋某1、张某2、吴某出庭作证，证明指向是修路时在何旭家取土面积没有12亩那么多，一审勘查结论应当作为认定土地面积的依据。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证人张某1称其时任村委会委员，和旭和村委会签订的补充合同没有经过村委会研究决定，对村里修路是否在和旭承包的土地上起土、挖坑以及毁损树木其不知情。证人宋某1称其系小位村村民，2002年村里修上伏路时其在路上挖坑搞绿化，坑是东西方向的，确实占了和旭家一部分地，约170米长，当时路边种有蒜苗，和旭家承包地种的是小麦而不是树。证人张某2称其系小位村村民，当时修路是村里面让其去栽树、挖坑，挖的坑是和旭的承包地，挖坑的地里面种的是蒜苗。证人吴某称其系小位村村民，其家承包地在和旭家北边，当时修路挖沟时没有在和旭的地里挖，和旭家地里没有种树，种的是蒜苗和小麦。针对以上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和旭代理人质证后认为，1、以上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2、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修路时间在2002年4到11月期间，证人所说的是2003年被上诉人土地树木被毁损后的情况，且2002年距离现在长达18年，证人证言的效力不能够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只是对现在的状况以及和旭承包土地相邻的其他村地沟现在状况的勘查，并不是2002年修路、挖土、毁地当时的实际状况。所以，上诉人以现在的状况去推测当时毁坏的程度和亩数，观点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张成武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韩红纪质证后认为，当时村里修路时确实占用了和旭的一部分承包地，但是没有12亩地那么大，确实毁损有树木和树苗，具体数额其没有参与统计。上诉人代理人另提供证人张某3和宋某2的书面证言，张某3证明内容是其于2002年至2008年任小位村妇女主任，补充合同未经村委会研究。宋某2证明内容是其于2001年至2004年任小位村村委委员，其不知道和旭和村委会签订有补充合同，村里没有召开两委会研究。证明指向是这两份证言结合韩红纪在一审时所陈述的签字过程，说明民主表决不成立。被上诉人和旭代理人质证后认为，张某3和宋某2没有出庭，对两份证明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张成武未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韩红纪对两份书面证言没有意见。针对以上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关于证人张某1的证言，其证明村委会与和旭签订的补充合同未经村委会研究；韩红纪作为当时的村委主任，在本案庭审期间始终陈述称村支两委未就补充合同的条款及内容进行开会研究，也没有就此事开过群众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或群众大会；张成武作为当时的村支部书记，一审时称该合同经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二审时又称记不清当时是否开会研究，陈述内容相互矛盾，且未能提供相关的会议记录予以证实，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补充合同签订前已经小位村村委会开会研究，本院对张某1该部分证言内容予以认可。关于证人宋某1、张某2、吴某的证言，宋某1、张某2均证明村里修上伏路时确实占了和旭家一部分承包地，这与补充合同及张成武、韩红纪关于该部分的陈述意见一致，故本院对二人关于该部分证言内容予以认可；关于吴某的证言，因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张某3和宋某2的书面证言，因二人未出庭，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结合本案，小位村村委会与和旭于2003年3月30日签订了《关于承包小位村漭源养殖场及土地的补充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补充合同是经小位村村委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所签订的，该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应认定合同无效。关于本案因补充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第十九条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271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沁阳市柏香镇小位村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和旭签订的《关于承包小位村漭源养殖场及土地的补充合同》无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和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艳敏审判员员 娜 娜审 判 员 宋德勇法官助理韩小转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王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