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14447号 原告：刘水根，男，197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鄞县。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中心E座10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胜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美**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07503871799）。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启明南路299号。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宁波高新区光华路299弄C12幢4楼。 法定代表人：邹炳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靖，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力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水根为与被告美**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物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19）1028号仲裁裁决，于2019年10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雯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11月26日、2020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水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纳，被告美**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水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6740元；2.判令被告支付2019年度剩余年448970.09元；3、判令被告以授予价格13.37元/股向原告支付10.5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款1403850元（税后）；4.判令被告以2019年6月15日的收盘价14.52元/股向原告支付127.5万股的股权激励款14810400元（税后）；5.判令被告支付股权激励分红款493472.69元（税后）；上述共计人民币17353432.78元。后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2328元，将第3项诉请变更为判令被告以授予价格13.37元/股向原告支付10.5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款余款105367.5元（税后）。事实与理由：一、仲裁认为原、被告之间从2010年10月起不存在劳动关系是极其错误的，没有认真审查该案事实，没有依法审查相关虚假证据，审查程序存在严重违法之处。1.仲裁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是社保缴纳主体、工资支付主体都是宁波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康盛达公司）、原告与美康盛达公司有三份《劳动合同》，但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却与仲裁认定不一致。首先，社保缴纳主体的变更，是被告与美康盛达公司作为母子公司之间的肆意切换，并未征得原告同意，也未告知原告，无法作为劳动关系主体变更的依据。其次，工资支付主体也是被告与美康盛达公司作为母子公司之间的肆意转换，并未征求原告同意，也未告知原告；工资支付主体转换是在2011年11月才开始，仲裁不能从支付主体上认定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这段期间的劳动关系主体发生了变化。再次，仲裁所依据的三份《劳动合同》均系伪造，原告已依法提出书面鉴定申请，包括签字和印章的笔迹鉴定、形成时间鉴定，以查清案件事实。但仲裁却不予允许，径直做出裁定，且直接将伪造的劳动合同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程序严重违法。2.事实上，原告与被告从2004年建立劳动关系以来，用人单位主体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首先，在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的《宁波美**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原告是被告员工，现担任销售总监一职，属于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该证据由原、被告双方签字盖章，对本案劳动关系主体认定至关重要，仲裁却视而不见，对案件事实审查不清。其次，被告与美康盛达公司是全资母子公司关系，在审查原告的劳动关系是否转换时，应着重审查原告对劳动关系转换是否知情、是否同意或认可，而不应仅凭社保缴纳主体、工资支付主体。再次，在被告将原告委派到其全资子公司美康盛达公司工作期间，并不当然发生劳动关系的转化，可以形成双重劳动关系，也可以存在委派关系但劳动关系不变，除非劳资双方有明确约定。在劳动关系主体不清情形下，应优先保障弱势的劳动者。故被告是劳动关系的主体。可以依据被告在《宁波美**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协议书》中自认的事实，完全认定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也可以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第二条、《浙江省高院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五）》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原告和被告及美康盛达公司同时存在双重劳动关系，被告依然是用人主体，美康盛达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二、仲裁认为股权激励不属于劳动仲裁处理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首先，本案的股权激励是对员工的一种奖励性福利，其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于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其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涉案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员工奖励性福利产生的争议，也是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三、原告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肆意变更原告工作岗位，降低年薪，存在违法，原告以单位存在违法情形行使解除权，有权获得经济补偿。2.被告肆意降低原告的工资水平，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补发。3.对于股权激励这一奖励性福利，双方有非常明确约定，原告符合享受这一福利的条件，有权向被告主张。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主体适格，被告存在违法之处，原告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现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美**物公司辩称，一、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是美康盛达公司而非被告，原告以劳动争议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及本案诉讼，属主体错误，应予以驳回。原告自2004年8月1日入职被告，后于2010年10月1日起就与被告下属子公司、负责经营销售的美康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2010年至今共签订过三份《劳动合同》，且年度销售责任状也是与美康盛达公司签订。据向美康盛达了解，原告诉请1、2项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和剩余年薪已结算并实际支付。二、原告提出的第3-5项诉请所涉的股权回购款和分红款，首先在程序上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是双方基于协议等而产生的另一法律关系下的民事纠纷。其次，美**物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明确激励对象包括美**物公司或美**物公司下属子公司任职并签署劳动合同人员，故原告与美**物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会影响其是否有权基于协议可享受的利益。再者，第3项诉请所涉的股权回购款因原告离职，美**物公司已于2019年11月13日向其支付了相应的回购款；第4项与第5项的诉请无任何事实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请应当全部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刘水根于2004年8月入职美**物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美**物公司为刘水根缴纳了2005年3月至2010年9月的社会保险，美康盛达公司为刘水根缴纳了2010年10月至2019年6月的社会保险。原告刘水根每月工资于次月20日通过银行代发，2011年8月之前的工资（发放时间为2011年9月20日）由美**物公司支付，2011年9月之后的工资由美康盛达公司支付。被告提交的三份《劳动合同》显示，美康盛达公司先后与刘水根签订了三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分别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8月10日、2013年8月11日至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其中第一份《劳动合同》首页的用工单位名称、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内容均系打印，劳动者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现居住地址内容均系手写，页面下方原告自行备注了“已领取一份刘水根2013.9.3”。原告对该三份《劳动合同》中“刘水根”签字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第一份《劳动合同》系伪造，要求对该合同骑缝章是否由同一枚印章一次性加盖形成进行鉴定；后两份《劳动合同》系美**物公司提供空白文本要求其签字，对内容不予认可，要求对三份《劳动合同》中所有手写体和印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2012年4月7日、2013年5月30日、2014年5月8日、2015年3月、2017年4月，原告刘水根分别与美康盛达公司签订了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销售目标责任状（书）》、《2017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美康盛达公司2013年1月、4月、6月、8月、10月、11月的员工考勤统计表中，均有原告刘水根的考勤内容并由刘水根签字确认。被告美**物公司2009年任命文件任命原告刘水根为美**物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销售部经理，2014年任命原告为试剂销售部总监并兼试剂华东大区经理，2015年、2016年均任命原告为销售部总监；2018年《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通知》明确刘水根负责分管信息管理中心，对董事长邹炳德负责，分管市场战略部，对副总经理曾奇负责；2019年3月1日的聘任通知聘任原告为总经办战略总监，对董事长邹炳德负责。期间原告有一份工作证为美**物公司销售部总经理助理，有一份工作证为美**物公司市场战略总监；有三张名片职务分别为美**物公司总经理助理、销售总监、市场战略总监。2009年至2016年的年度销售会议中，原告均作为美**物公司总部人员参会。2012年11月14日，被告美**物公司发布《办事处管理制度（试行）》，原告系审核人，又以销售部经理的身份在文件上会签。2016年、2017年美**物公司相关销售文件和通知上，原告在审核人处签字。2015年12月31日，被告在《关于南京招标重大过失事件的处罚通知》中给予原告书面警告和扣除绩效工资100元的处罚。2018年1月，被告向原告发放证书一份，认定原告为美康内部认证讲师。2019年2月11日，被告通知原告参加经营管理会议，原告所列身份为销售管理中心市场战略部刘水根。 2019年6月15日、6月2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美**物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办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内容均载明因公司未与其协商一致，撞自变更工作岗位、降低年薪，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决定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被告美**物公司均已收到。2019年8月5日，美康盛达公司向刘水根转账支付543442.8元，被告称该款包括刘水根的经济补偿金212328元（按照社平工资5898元/月的3倍计算12个月）、2019年剩余年薪307500元（按照税后1200000元/年计算至6月16日）、2019年1-5月工资扣税返还23614.8元。2019年8月9日，美康盛达公司向刘水根转账支付2019年6月出勤工资15177.4元。2019年11月13日，被告美**物公司向刘水根转账支付1298482.5元，摘要为“限制性股票回购款”。原告认为2018年的税后年薪应为1399562.05元，被告认为为税后1200000元。 另查明，美康盛达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25日，系美**物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原注册地为宁波市鄞州区宁横路1688号，于2011年9月9日变更为宁波市鄞州区启明南路289号，实际办公场所与被告美**物公司一致。 以上事实由原告刘水根提交的仲裁裁决书及快递面单、银行交易明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快递单、若干任命文件、工作证、名片、证书、销售会议材料、管理制度、销售政策、处罚通知、美康盛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美**物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若干《销售目标责任状（书）》、考勤记录、银行付款凭证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刘水根的劳动关系归属哪家公司。原告刘水根主张其自入职以来一直与被告美**物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发生纠纷之前并不知晓工资支付和社保缴纳主体，认为美康盛达公司只是代缴代付；被告美**物公司主张2010年10月刘水根与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后劳动关系转入美康盛达公司。本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劳资双方订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参照合同认定双方主体。美**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三份《劳动合同》，被告虽提出了鉴定申请，但对刘水根本人签名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无论第一份《劳动合同》骑缝章是否一次性形成，刘水根自己在该合同首页下方书写了“已领取一份刘水根2013.9.3”的内容，而上方的单位名称“宁波美康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打印形成，说明至少在2013年9月3日，原告刘水根应当知晓其劳动合同关系在美康盛达公司。故原告的鉴定申请与本案审理并无重大关联，本院不予准许。结合原告刘水根社保缴纳主体和工资支付主体变更情况等，可以认定自2010年10月起，原告刘水根已解除与被告美**物公司的劳动关系，将劳动关系转入美康盛达公司。原告虽提出了任命文件、工作证、名片、会议资料、证书等证据拟证明其劳动关系归属被告，但被告亦有《销售目标责任状（书）》、考勤记录等反证。本院认为此系被告和其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方式问题，不足以推翻本院依据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工资支付情况等作出的劳动关系认定。故原告刘水根的第1、2项诉讼请求，因主体错误，本院予以驳回。原告刘水根的第3-5项诉讼请求均涉及股权激励，因股权激励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本院亦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水根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雯雯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代书记员 朱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