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海珠北路55号。法定代表人：叶宇骏，职务：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正华，广东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渝，广东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卫作辉，男，195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燕，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卫作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7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判令卫作辉向城建公司支付房款43287.15元；3.判令卫作辉向城建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房款的违约金（按每日临迁费用的300%，自1999年1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4.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卫作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卫作辉主张的延期补助费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其与卫作辉应支付城建公司的购房款的余额应予冲抵没有法律依据。因城建公司已于2009年6月3日安排卫作辉回迁，因此卫作辉现要求城建公司支付2009年6月3日之前延期补助费已超过诉讼时效，即该笔款项城建公司无须履行支付义务，因此其与卫作辉应履行的购房款余款支付义务理应不能相互抵消。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卫作辉要求延期补助费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仍采信卫作辉关于两者应予冲抵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二、卫作辉至今未缴齐房款，应视为其根本违约，城建公司有权不予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卫作辉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向城建公司支付违约金。依据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无就办理产权证约定责任承担的方式，且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卫作辉应于产权交换后7天内支付7000元给城建公司，并将购房款余额在回迁入住前一次性付给城建公司。也即卫作辉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先于城建公司办理房地产权证义务，因此在卫作辉未缴齐房款前，城建公司有权不予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法院仅认定城建公司承担逾期办理产权证的违约责任，而不支持卫作辉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责任显失公平。三、卫作辉聘请律师的行为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双方并无对此进行约定，城建公司不应承担相关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卫作辉书面答辩称：一、卫作辉主张的延期补助费未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1、双方仅约定了延期补助费的标准，未约定支付时间，故卫作辉有权随时通知城建公司在合理时间内支付，诉讼时效不应从城建公司主张的回迁时间起算。双方签订的《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乙方愿意自行解决临时搬迁…合计每月补助1160元。该项补助费的发给，从乙方搬出原住房之月计起，至甲方通知乙方回迁之月止。”第十一条第2款“如回迁超期按300％支付临迁费”，仅是对城建公司每月应付的临迁补助费金额和应给付的期间，以及超期回迁应支付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进行了约定，并未对临迁补助费和违约金的支付时间进行约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本案中，城建公司时至今日仍未办妥回迁房屋的房产证，该损害一直持续发生，无已过诉讼时效一说，延期补助费与逾期办证违约金属于同一合同及/或同一法律关系项下的债权，因此，延期补助费也未过诉讼时效。3、即使按城建公司主张的自回迁入住之日即2009年6月3日计算延期补助费的诉讼时效，那么事实上，诉讼时效多次发生中断及中止。卫作辉提交了最近一次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律师函及EMS快递单，城建公司承诺可以协商解决并收取卫作辉资料的行为可视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十四条规定的“同意履行义务”，证明诉讼时效己于2019年3月21日发生中断。而且，于情于理，卫作辉不可能一直不向城建公司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三)》第九条，“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己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再次，城建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陈述“已将上述情况告知城建公司”，也可证明双方曾协商过办证等问题。二、无论延期补助费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面积差款余额应在延期补助费中抵扣或两者实质上互相抵消。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及拆迁，延期补助费与面积差款余额属于同类金钱债务，均己届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且卫作辉己于一审庭审时提出面积差款余额应在城建公司拖欠的延期补助费中直接抵扣。如认为延期补助费未过诉讼时效，那么，面积差款余额应在其中抵扣。2、退一步讲，如认为延期补助费己过诉讼时效，那么面积差款余额同样也过了诉讼时效，安置协议约定的余款支付时间为回迁入住前，即2009年6月3日前，至城建公司在一审提起反诉时早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且城建公司未提交任何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如两笔费用均因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得到支持，实质上也是互相抵消。三、卫作辉不存在逾期支付房款的违约行为，且卫作辉享有不安抗辩权，不应承担违约责任。1、卫作辉因城建公司至今未办妥回迁房屋的房产证，无法确定登记面积，无法确定是否存在面积差及是否需要补缴房款，因此属于事实上的履行不能，且是由于城建公司的原因导致，因此卫作辉不存在逾期支付房款的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2、同时，卫作辉享有不安抗辩权，有权中止向城建公司支付面积差余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安置协议约定，城建公司应于2000年11月30日前完成安置回迁，但城建公司2009年6月3日才安排回迁，城建公司严重违约在先，且无论是在回迁前还是回迁后，城建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商业信誉都十分不好，2006年曾因拖欠工程款被住建部门重罚禁止开盘销售，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曝光，还曾因资不抵债拍卖了其全部股权，2019年6月28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能查询到城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41宗，大半年过去了(截至2020年2月28日)仍有39宗，此外，未在前述网站公开的(2003)越法执字第620号案，至今仍未执行完毕。因此，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卫作辉依法享有不安抗辩权，中止支付面积差余款，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3、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项下，卫作辉的主要义务是根据合同约定期限将原址房屋交由城建公司拆除，而非支付尚无法确定的面积差款余额。且根据安置协议的约定，缴齐房款只是回迁入住的先义务，并非办妥房产证的先义务，而城建公司在回迁房屋交付前及交付后均未向答辩入催要过面积差余款。四、卫作辉聘请律师支出的律师费由城建公司负担既合情合理，又有法律依据和最高院的案例支持。1、城建公司在这二十年来长期违约，从逾期回迁、拖欠延期补助费到逾期办证，无不严重损害了卫作辉的合法权利，卫作辉作为一名年近七旬、腿脚不便的独居老人，迫不得已只能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以维护合法权利，且律师收费也未超出政府指导价。2、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虽双方协议未就合同履行如发生争议聘请律师支出费用作出约定，但卫作辉聘请律师并支出律师费系因城建公司长期违约所致。3、根据(2018)最高法民终1214号民事判决书，“因汉能公司存在违约，西航港公司为此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将该12.6万律师费计入违约损失，支持西航港公司的相应主张并无不当”，一审判令城建公司承担卫作辉支出的律师费正符合了最高院的前述观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2019年4月22日，卫作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城建公司向卫作辉支付超期回迁赔偿330600元；2.城建公司向卫作辉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自2009年6月4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9日，1160元每月乘以300%除以30天乘以3626天等于420615元）；3.城建公司在30天内协助卫作辉办妥广州市西华路221号1308房的产权登记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4.城建公司向卫作辉支付本案律师费10000元。城建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1.卫作辉向城建公司支付房款43287.15元；2.卫作辉向城建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房款的违约金（1.以7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1999年1月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2.以36287.15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自2009年6月3日起计至付清之日）。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敬善后街3号的房屋属黄庆华所有，建筑面积63.62平方米。1997年11月18日，城建公司（甲方、拆迁人）与黄庆华（乙方、被拆迁人）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座落在越秀区××路××善后街××号的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63.62平方米，甲方将自有的座落在越秀区西华路东风小区自编B4幢第十一层楼第1110号单元、位置西南向的自有房屋、建筑面积77.88平方米用作产权调换（补偿）；甲方应在2000年11月30日将自有房屋交付给乙方，甲方逾期交付房屋的，应按每超期一天赔偿10元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依照本协议将自有房屋移交乙方时，甲方应提供房屋的有关用地、报建、建筑质量、验收等证件，并会同乙方向市房地产登记所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和领取房地产所有权证手续，所需的登记费用，由甲方负责等。同月20日，该合同在拆迁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1998年12月24日，城建公司（甲方、拆迁人）与黄庆华（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经批准拆除西华路敬善后街3号的房屋，乙方是该屋的使用人，建筑面积63.62平方米；乙方同意1997年11月30日前迁出原址房屋，乙方愿意自行解决临时搬迁，甲方每月补助1160元，该项补助费的发给，从乙方搬出原住房之月计起至甲方通知乙方回迁之月止；甲方应于2000年11月30日前在西华路××地段××小区××1306，使用面积67.6395平方米安置给乙方回迁居住；甲方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回迁，乙方必须依期回迁；甲方逾期安置回迁的，应按每超期一天赔偿按规定的标准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其它事项：①乙方共付购房款为43287.15元，乙方于产权交换后7天内支付7000元正给甲方，另有余款36287.15元回迁入住前一次性付给甲方；②如回迁超期按300%支付临迁费。等等。1999年1月15日，该《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于1999年1月15日经广州市越秀区公证处以（99）穗越证内经字第034号《证明书》予以公证。1998年12月24日，黄庆华与城建公司双方再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甲乙双方签署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安置在西华路××××房单元回迁居住，现经双方协商，乙方同意调整在甲方新建房屋在西华路××等地段××小区南××房（××幢大楼）回迁居住，并以此作今后办理乙方新房屋产权契证的依据（为准）。西华路B4幢南梯1306房内建积67.6395㎡，比原房屋产权大4.0195㎡，按2500元/㎡×4.0195㎡=10048.75元购买，另楼梯走道、公配等19.55㎡按1700元/㎡×19.55㎡=33238.40元购买，乙方共计43287.15元付给甲方。前述协议签订后，黄庆华将前址敬善后街的房屋交付拆除，并于1999年5月6日向城建公司支付了7000元。城建公司则按1160元/月的标准向其支付临迁补助费至2002年8月30日。2006年6月3日，黄庆华与城建公司双方签订《回迁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1997年11月18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签订了《房屋拆迁变更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补偿给乙方回迁的房屋是座落在西华路自××规划××南门××房（××南门××房）……甲方同意于2009年6月3日将回迁房交给乙方回迁居住等。2008年12月26日，黄庆华死亡。根据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出具的编号为（2010）粤穗海证民字第4430号《公证书》，黄庆华遗留的财产为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221号1308房（该房屋是拆除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敬善后街3号补偿所得的），根据黄庆华的遗嘱，其死亡时遗留的上述财产由卫作辉一人继承等。2009年6月3日，卫作辉办理回迁手续。2019年3月28日，卫作辉与广东汇胜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卫作辉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委托该律所提供法律服务，卫作辉应支付律师费10000元。同年4月28日，该律所出具发票收取卫作辉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0年5月12日作出（2003）越法执字第620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了城建公司名下的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221-245号，长福东街2-12号，1-3号康业阁全部[预售证号：040194，包括未在预售许可范围内的房产]（已售出部分、已被查封部分及已解除查封除外），续封期间为2018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9日。此后，卫作辉以前址查封范围内的广州市西华路221号北1308房为其产权调换（补偿）房屋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案经一审法院审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粤0104执异24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一审法院（2003）越法执字第620号案对被执行人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名下广州市西华路221号1308房（原西华路B4幢十三层南门1307房）的执行。一审法院认为：黄庆华生前与城建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充协议》以及《回迁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合同。黄庆华死亡后，其遗留的前述被拆迁房屋项下的权利义务经继承由卫作辉承接。根据前述安置协议的约定，城建公司应在2000年11月30日前安排卫作辉回迁，但城建公司实际于2009年6月3日才提供房屋安置卫作辉回迁，城建公司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前述合同的约定，城建公司除应向卫作辉支付1160元/月的临时搬迁补助费外，还应按规定向卫作辉承担逾期安置的违约责任。根据当时本市实施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穗常发[1997]42号文）第五十条的规定“由于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延长过渡期限的，从逾期之日起，拆迁人应当增加延期补助费。对自行临时安排过渡住处的，拆迁人必须按原临时安置补助费的300%付给；由拆迁人提供过渡安置房的，拆迁人必须按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的200%付给。”鉴于城建公司已支付临迁补助费至2002年8月，故卫作辉主张城建公司按1160元/月×200%×21个月+1160元/月×300%×81个月，理据得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前述补偿协议的约定，卫作辉、城建公司之间就回迁安置的房屋属产权调换（补偿）关系，城建公司除应安置卫作辉回迁入住至案涉房屋内，还应协助卫作辉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现城建公司虽已安置卫作辉回迁入住，但至今未协助卫作辉办理不动产权属移转登记手续，显已构成违约。因此，卫作辉诉请要求城建公司协助办理案涉产权调换（补偿）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该逾期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的违约责任的计付标准的问题，虽然《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未明确约定城建公司逾期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的违约责任标准，但该合同中约定如城建公司逾期交付房屋的则按10元/日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到该合同的性质以及与前述安置协议的协调，该10元/日的标准应可视为对城建公司逾期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的违约责任标准的约定。因此，卫作辉主张参照超期回迁的赔偿标准按日计算，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至于城建公司关于其未予协助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系因卫作辉未付清购房款余额的辩解意见。根据双方的约定，卫作辉已依约支付了首期购房款7000元，余额应在回迁入住前一次性付清。虽然卫作辉在2009年6月3日经城建公司通知办理回迁入住手续，但卫作辉并未能依约支付该款项。考虑到城建公司延期安置回迁以及欠付临迁补助费的事实，且案涉房屋在卫作辉回迁被查封且长时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情况，卫作辉有理由暂不予支付该部分的购房款。因此，卫作辉关于该未支付的购房款余额应在前述城建公司应付的临迁费费用首先冲抵，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城建公司反诉要求卫作辉支付的逾期支付购房款余额的违约金，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述所述，卫作辉早在2009年6月3日即已由城建公司通知办理回迁手续，但未见卫作辉在本案诉讼前曾就城建公司欠付的临迁补助费用等向城建公司进行过追讨，因此，卫作辉主张的逾期回迁补助金显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于卫作辉的该部分诉求不再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城建公司应付的该延期补助费与卫作辉应付城建公司的购房款余额，均属同类金钱债务且均已届履行期限，故对卫作辉反诉答辩称该两部分款项应予冲抵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即虽然卫作辉主张的该部分延期补助费用因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卫作辉应付城建公司的购房款余额可在该款项中冲抵。经计算卫作辉前述罹于时效的延期补助费金额高达三十余万元，远超过卫作辉应付的购房款余额，故城建公司反诉要求卫作辉支付的购房款，一审法院不再予支持。至于卫作辉主张的逾期办证的违约金的时效问题，与前同理，因卫作辉于2019年4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2016年4月23日前城建公司应付的逾期办证违约金也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再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虽然卫作辉、城建公司双方签订的前述协议中未就合同履行如发生争议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支出费用的负担作出约定，但因城建公司在实施拆迁工作后长期处于违约之状态，卫作辉为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为保障其民事权利系因城建公司的违约行为所致。换言之，如卫作辉较早前即聘请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那么其基于合同可得的延期补助费等费用可能不会因时效的经过而不获法院支持。因此，卫作辉主张的律师费应由城建公司负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城建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卫作辉办理广州市西华路221号1308房的不动产权移转登记至卫作辉名下的手续。二、城建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卫作辉支付自2016年4月23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延期办证违约金（按10元/日的标准计算）；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至实际办妥前述不动产权属证书之日止的延期办证违约金（按10元/日的标准计算），由城建公司逐月支付予卫作辉。三、城建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性向卫作辉支付律师费10000元。四、驳回卫作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城建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41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82.18元，由卫作辉负担11064元，由城建公司负担1230.18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在逾期回迁临迁费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下，卫作辉主张抵消其应付购房款的债务能否成立；二、城建公司应否承担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以及卫作辉主张的律师费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虽卫作辉对于一审认定卫作辉诉请的2000年12月至回迁之日2009年6月3日期间的逾期回迁临迁费共计33060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有异议，但无提出上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二审不予审理。城建公司上诉认为卫作辉该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即其无须履行该债务，故不能与卫作辉应支付的购房款余额抵消。本院认为，首先，法定抵销权作为形成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本案中，从双方协议的约定并结合卫作辉回迁的事实看，卫作辉应于其回迁入住即2009年6月3日前向城建公司支付完毕超面积的购房款43287.15元；而城建公司应逐月向卫作辉支付临迁费1160元至回迁之日即2009年6月3日，因城建公司逾期回迁违约，自2000年12月起应按该款300%支付临迁费。本案城建公司自2002年9月起未付临迁费，故城建公司对卫作辉负有支付2000年12月至2009年6月期间逾期回迁临迁费的债务。由此可见，其一，上述双方互负的债务均因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法律关系所产生，且均属于金钱债务，不属于法律规定或双方合同约定的不得抵销的债务。其二，至2009年6月3日，双方债务均已确定且届至履行期，双方均可要求对方履行。根据2009年6月3日当时法律对于诉讼时效为两年的规定，截至2009年6月3日，虽卫作辉主张的2007年6月3日之前的临迁费因超过诉讼时效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但2007年6月3日至2009年6月3日期间的临迁费共计83520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该债务数额完全可以覆盖卫作辉应负的债务。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抵销权形成的条件已经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从该规定看，通知系抵销权的行使方式，抵销权成立后当事人是否及时行使抵销权通知对方，并不影响抵销权的成立。本案卫作辉对于抵销的主张系通过抗辩的方式行使，该抵销的意思表示已在诉讼中到达城建公司，虽卫作辉行使抵销权时其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如上所述，本案抵销权形成条件已成立，此后卫作辉的行使并不妨碍此前抵销权的成立，故该抵销已经发生效力，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立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已在同等数额内消灭。综上，一审法院支持卫作辉的债务抵销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城建公司上诉要求卫作辉支付购房款余额以及违约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城建公司上诉主张卫作辉未付购房款构成违约，其有权不予协助办证，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双方之间为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关系，城建公司除应安置卫作辉回迁至涉案房屋外，还负有协助卫作辉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义务。对于城建公司该抗辩理由，双方协议中并无卫作辉未付超面积购房款即城建公司有权不予协助办证的明确约定。而且，如上所述，至卫作辉回迁之日，城建公司已存在逾期回迁的违约事实，其对卫作辉所负的债务远超该房款余额，城建公司也没有要求卫作辉在入住之前支付完毕该房款余额。涉案房屋因城建公司的原因被法院查封长时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上述事实足以认定卫作辉具有暂不支付该购房款的理由。综上，城建公司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虽双方安置协议中无作出约定，一审法院参考协议中对于逾期交付房屋违约责任的约定，按每日10元的标准计付，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卫作辉主张的10000元律师费问题。本案系因城建公司逾期回迁违约引发的，该费用在合理的范围内，故一审法院支持卫作辉的该主张，并无不妥。综上，城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94.18元，由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