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文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云城南三路396号107房。法定代表人：张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以烜，广东南英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学伟，男，汉族，住xxxxxxxx。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自成，广东瑞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文高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文高公司）与被上诉人梁学伟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0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司无需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本案诉讼费由梁学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我司无需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1.梁学伟于2017年5月3日入职我司工作，同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3月10日，梁学伟从我司离职，我司自2017年7月6日至2018年8月30日已支付完毕梁学伟在职期间的所有工资，不存在拖欠梁学伟工资之事实。2.梁学伟曾于2018年10月18日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广州市云蜂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5月7日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在该案中自认于2018年3月10日从我司离职。3.梁学伟的同事罗某某亦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述称我司因经营不善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穗云劳人仲案[2018]180l号仲裁裁决书确认了该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项的规定，在梁学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推翻上述生效仲裁裁决书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足以证明我司早已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梁学伟不可能仍为我司提供劳动。一审法院认定我司应当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没有依据。二、我司无需支付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梁学伟述称其于2018年5月8日从我司离职，但没有向我司提出离职申请，也没有说明离职理由，之后才在提起仲裁时提出因我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等情形而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粤高法[2017]147号）第8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粤高法[2012]284号）第28条，在该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当认定我司支付梁学伟经济补偿金12000元。梁学伟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文高公司起诉请求判决：1、其司无需支付梁学伟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4727.6元；2、其司无需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3、其司无需支付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4、梁学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梁学伟于2017年5月3日入职文高公司，任职设计师，双方于2017年5月3日签订有限期为2年的劳动合同。2018年12月4日梁学伟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文高公司支付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拖欠的工资10370.3元；二、文高公司支付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的工资27687.62元；三、文高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2019年4月4日，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8﹞3557号仲裁裁决书，裁定：一、文高公司支付梁学伟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4727.6元；二、文高公司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三、文高公司支付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四、驳回梁学伟的其他仲裁请求。庭审中，双方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关于离职的时间及原因。文高公司主张2018年3月10日其已经没有营业，梁学伟于2018年3月10日已经自行离职。梁学伟主张其工作至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8日因文高公司锁门无法上班而离职。二、关于工资问题。文高公司主张梁学伟的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895元/月+提成，已经于2018年4月23日结清梁学伟的所有工资，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工资。梁学伟主张其工资标准为12000元/月＋餐补300元，文高公司一直未能足额支付工资。文高公司为了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穗荔劳人仲案终字[2018]725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显示梁学伟于2018年8月20日向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广州市云蜂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9年5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工资，本案文高公司为第三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1月6日作出仲裁裁决驳回了梁学伟的仲裁请求，该裁决书查明：文高公司（第三被申请人）确认与梁学伟存在劳动关系，并称梁学伟的工作由文高公司安排，但2018年4月23日文高公司已与梁学伟结清工资，之后曾询问梁学伟是否去广州市云蜂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处工作，梁学伟答复不去，所以2018年4月23日之后不存在工资争议；2、穗云劳人仲案﹝2018﹞1801号仲裁裁决书，该证据为罗某某诉文高公司的仲裁裁决书，仲裁时罗某某与文高公司均确认文高公司因经营不善解散双方解除劳动关系；3、赖某某2018年10月12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显示“本人赖某某，兹证明梁学伟与本人于2018年3月至5月期间是同事关系，隶属于广州云蜂窝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玖品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共同为两家企业工作”；4、罗某某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显示“本人罗某某，兹证明梁学伟与本人于2018年3月至5月期间是同事关系，隶属于广州云蜂窝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玖品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共同为两家企业工作”；5、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张某某、张某凯、文高公司向梁学伟转账的情况，文高公司拟证实其已向梁学伟支付工资；6、2017年11月、2018年1月份的工资表，显示2017年11月梁学伟的工资为12360元，其中本月工资为12000元（基本工资1895元，加班费348.51元，岗位补贴为3000元，绩效奖为6756.47元），餐补为360元，2018年1月份应发工资为12868元（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5000元+绩效工资5000元+加班工资500元+餐补368元），扣除社保及税费后实发工资为11270.76元；7、收条，显示“今收到文高公司尾款工资（注：周某蓬、黄某燕、谢某、刘某合作期间工资），不包括另外的，工资壹万贰仟元整（￥12000元）”，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23日，有“梁学伟”的签名，并写有“已付清万达文高公司工资”。经质证，梁学伟对证据2、3、4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当时是文高公司的实控人周某蓬安排所有员工在2018年3月份到广州云蜂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支持，所以在所有员工心目中，认为已经与文高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但这只是劳动者法律认识错误，实际梁学伟的工作地点没有任何变更，时间也没有中断；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梁学伟在仲裁时就将2018年1月至3月份的工资予以排除，没有申请仲裁，入职期间的伙食补助费用，和与周某蓬、张某某谈好的社保补交费用予以排除，文高公司转账金额是笼统的，并没有进行细分，且张某某微信转账部分很多不属工资，是属于社保补交的费用，从文高公司提交的工资表显示梁学伟的工资组成，每个月工资为12000元，还有相应的补贴；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作出这份收条当时是周某蓬、黄某燕、谢某、刘某他们多人在合作经营的一个项目，是在2017年11月底至2018年3月期间以文高公司的名义进行区块链项目，在这个项目期间产生了相应的工资，该工资不包括梁学伟在文高公司的工资，黄某燕、谢某、刘某不属于文高公司，该证据只能证明当时双方结清了这一项目的工资，文高公司经营很混乱，工资支付也很混乱。梁学伟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梁学伟与周某蓬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2018年5月5日周某蓬还在继续安排梁学伟工作；2、梁学伟与张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2018年4月12日梁学伟表示张某某尚欠2017年5月至2017年10月工资30370元，张某某并未提出异议；3、完税证明，拟证实梁学伟自费补缴了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的社保费，将其扣减后计算了仲裁请求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拖欠工资的数额。经质证，文高工资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只能证明梁学伟与周某蓬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并不能证明与文高公司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文高公司已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了公司，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只能证明2018年4月12日文高公司可能欠付梁学伟工资，但在2018年4月23日梁学伟已经出具了收条，确认与文高公司已经结清了在职期间的工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公司已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没有再为梁学伟缴纳社保是正常的。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工资表、收条、完税证明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梁学伟入职文高公司处并签订有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第一、文高公司主张2018年3月10日已与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但并未提交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等任何证据证实。第二、关于文高公司是否解散及公司解散与梁学伟劳动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高公司主张其已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但未举证证实其经过法定的解散程序并注销，即使文高公司着手解散但并不代表没有任何的用工关系。云劳人仲案﹝2018﹞1801号仲裁裁决书中，仲裁委依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确认罗某某与文高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为“2018年3月10日，被申请人因经营不善解散，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该认定并不能证实文高公司主张的其与梁学伟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10日解除。第三、梁学伟作为劳动者能够陈述其在2018年3月10日后继续工作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并提交了与周某蓬、张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梁学伟作为劳动者已经尽到初步的举证责任，文高公司认为梁学伟与周某蓬为劳务关系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问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7日。关于工资问题。梁学伟主张其月工资为12000元+餐费300元，与文高公司提交的工资表可以相互印证，对梁学伟关于工资的主张予以采信。双方确认文高公司已经支付工资120900.64元，按照上述工资标准计算2017年5月7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梁学伟的工资与文高公司已经支付的工资数额相当，2018年4月23日梁学伟签字确认“已付清万达文高公司工资”，可以认定2017年5月7日至2018年3月10日期间梁学伟的工资已经结清。梁学伟表示支付的工资中有交纳社保的费用，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就社保的约定，其在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拖欠工资的数额扣减了自费补缴2018年3月至2018年6月的社保费，没有法律依据。若梁学伟认为文高公司未交纳社会保险给其造成了损失，可另案主张。故文高公司无需支付梁学伟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文高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足额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文高公司应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12000元＋12000元÷21.75天×14天）。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18年5月8日梁学伟因文高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提供劳动条件离职，此离职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文高工资应当支付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12000元×1个月）。据此，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文高公司支付梁学伟2018年3月18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的工资19724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文高公司支付梁学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三、驳回文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共10元，由文高公司负担。二审中，文高公司提交：1.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员工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018年3月21日）打印件，显示黄某燕发送消息称“大家放心，工资我们一定会解决的，只不过大股东到现在还没有落实，我们会按股比分配的”、“我们截止到三月十日止，以后谁叫你们上班直接找谁要工资”。上述证据拟证明2018年3月10日文高公司解散，此后梁学伟与股东或其他管理人员存在劳务关系。梁学伟质证：1.确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文高公司为规避责任，与其口头约定工资数额，又采用书面格式条款约定最低工资，故在计算实际报酬与经济补偿金时应以实际领取报酬数额为准。文高公司采取欺骗的手段口头让其与其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实际并未签订，造成其对用人单位的错误认识。2.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黄某燕是因项目而与文高公司合作的股东，项目结束后就已经离开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文高公司已经解散，同时证明其在2018年3月10日之后的工作是为文高公司提供劳动。二审时，文高公司确认梁学伟一审时提交的工资支付明细中向梁学伟转账的“张某某”、“张某凯”、“黄某燕”、“何俊”是公司员工；其司并无证据证明公司在2018年3月10日解散，公司目前经营基本停滞，但尚未申请注销；其司之所以在2018年4月23日之后还陆续向梁学伟支付工资，是因为公司管理比较混乱。另查明，一审时梁学伟提交了其自己制作的工资支付明细，显示从2017年7月6日至2018年8月30日其共收到转账工资合计120900.64元，支付人分别是“张某某”、“张某凯”、“黄某燕”、“何俊”、“文高公司”，在2018年3月27日之后有十三次转账记录。庭审时，文高公司确认该表上都是其司支付给梁学伟的工资，总额是120900.64元，除此之外没有支付过工资了，梁学伟也予以了确认；文高公司还确认梁学伟的每月工资应该是12000元，其司给付工资的截止时间是2018年3月10日。再查明，在穗云劳人仲案[2018]3557号中查明，文高公司辩称其司已经结清梁学伟2018年4月23日之前的工资，该日后梁学伟未回公司上班，双方进行了零散的交接工作，其司先后支付了20000元给梁学伟，该款项包括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2018年4月23日后梁学伟的劳动报酬，因此其司不存在拖欠工资及需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对于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工资的处理均无提出异议，视为服判，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文高公司是否应向梁学伟支付2018年3月18日至5月7日期间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关于2018年3月18日至5月7日期间的工资，焦点在于梁学伟的离职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文高公司主张其司已于2018年3月10日解散以及梁学伟亦于当日离职，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其在仲裁时的陈述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梁学伟提交了其与公司股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在此后仍继续工作及主张工资。因此，一审法院对梁学伟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8年5月7日予以采信符合证据规则，本院予以确认。因文高公司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已足额支付2018年3月18日至5月7日期间的工资，故应向梁学伟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梁学伟、文高公司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陈述不一，且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鉴于双方均无充足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可视为由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故文高公司应向梁学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此，文高公司上诉主张其司无需向梁学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文高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广州文高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利平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泽如郑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