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475号。法定代表人：李邓让。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锡忠，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679号广交会大厦11楼1104单元。负责人：韩智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水，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余东镇新宇村14组。法定代表人：何莉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锋高，广东广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尹湘军，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洞口县。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1号A幢15-18楼。法定代表人：高秉学。原审第三人：谭健，男，198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原审第三人：周秋英，女，195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上诉人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尹湘军、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谭健、周秋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谭健、周秋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支付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62000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尹湘军、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连带支付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392345.04元；三、驳回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受理费15690元，由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2563元，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负担8040元；尹湘军、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5087元。上诉人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万顺公司无需向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为公司）承担连带支付涉案金额392345.04元；二、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由通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根据案件事实，本案是尹湘军与死者谭健忠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纠纷，法律主体应为尹湘军、死者谭某及其直系亲属和车主万顺公司，通为公司并非涉案交通事故的法律主体，所以不属于本案原告适格的法律主体。根据通为公司提供的在案证据即与第三人谭健所签订的“协议书”内容，通为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行使的是代为请求赔偿权，但依据保险法及民诉法的规定，其并不符合代位请求赔偿权的法律要求。依据法律规定，代位请求赔偿权一般指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后依法向实际侵权人追偿的行为，或指债权人替债务人向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但本案通为公司完全不符合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对代位请求赔偿权的法律规定，故其不是本案适格法律主体，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及程序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二、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查明的事实与证据不足以证明谭某于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原审判决仅凭通为公司提供的谭某的“暂住证”及龙市乡双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草率地认定谭某于事发前己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与客观情况不符。首先，谭某的“暂住证”上注明的有效期是2001年6月19日至2001年12月19日，有效期仅为六个月，不能有效证明谭某于事发前(2017年9月)连续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该“暂住证”显然已失去法律规定的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要求；其次，该“暂住证”注明的暂住地址是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并非广州市；第三，龙市乡双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存在捏造或伪造情况，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该证明内容载明，谭某于2001年至2017年一直在广州市务工”，该内容明显与谭某的“暂住证”上注明的暂住地址不符，且“龙市乡双泉村”并非行政执法部门，其出具的证明缺乏客观性；第四，通为公司证明谭某事发前居住情况的证据属于孤证，并没有实际居住地相关政府部门或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或其它诸如租赁合同、劳动合同、工资收入等证据，所以通为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合理证明谭某于事发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故应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三、原审判决中的赔偿项目超出侵权损害纠纷的法定赔偿项目且金额过大。原审判决中关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的赔偿项目均不属于侵权损害纠纷的法定赔偿项目，依法不应支持。另，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过高，应以50000元算较为适宜。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赔偿通为公司278866.15元[计算公式：实际银行支付960000元×408445.04元÷（交通事故按农村居民标准及扣减精神损害抚慰金408445.04元+工伤应付赔款857024.13元）×（1-延误抢救责任10%），异议金额：341133.85元]；二、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通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0元/年标准核算。（一）原审法院凭一份非适格证明主体出具、且证明内容与其它材料互相矛盾的村委证明，就认为谭某事故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错误的。死者事故发生时已达退休年龄60周岁，本案原审过程中，通为公司多次补充谭某居住证明，原审法院作出这一认定的依据有两项证据，一是暂住证，但暂住证记载姓名为“谭建中”，与交警事故认定书、死者其它材料记载的姓名“谭某”不一致，不能确定是否同一人；且有效期为2001年6月19日至2001年12月19日，与死者事故前一年是否在城镇无关；二是双泉村委证明“2001年至2017年一直在广州务工”，但该村委位于湖南省××××龙市乡，是死者户籍所在地村，该村委对死者什么期间内在哪个城市非适格证明人，且与暂住证中“谭建中2001年6月19日至2001年12月19日在佛山”时间、地点互相矛盾。另，也无在城镇的银行交易记录、手机通话记录、就医记录、或劳务合同等材料予以佐证，不足以认定死者事故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二）另，原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的认定与通为公司主张死者于2017年7月8日进入其处工作，并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即距事故日2017年9月14日才2个多月的事实相矛盾。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己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在通为公司不能提供证据充分证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适用城镇标准赔偿的法定要件时，原审法院仍按城镇标准核算死亡赔偿金，这对其他当事人不公。二、原审判决有关通为公司支付款额及性质不明，对交通事故赔款与工伤赔款未作区分，属事实不清。（一）根据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2016)29号《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谭某事故时虽已满60周岁，但若是退休后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并不影响谭某依《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若谭某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则根据工伤赔偿规定，通为公司至少应支付死者家属857024.13元(供养亲属抚恤金未计算)，其中：1.丧葬补助金，按六个月广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即46784.50元；2.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工伤职工本人工资为基数，配偶每月获取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属孤寡老人或者孤儿的，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按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即39251元×20=785020元；4.医疗费25219.63元等。因此，在计算赔偿时，若无法区分工伤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则可根据两者占比予以计算，对各方较为公平，即：交通事故应赔408445.04元(死亡赔偿金按15780元/年计算，扣减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工伤应赔857024.13元，本案由肇事方承担的为309851.28元[960000元×408445.04元÷(408445.04元+857024.13元)]。（二）根据上述规定，通为公司支付款性质不排除包括工伤赔款。对此，原审法院未审查清楚的基础上，直接认定为交通事故赔款性质，这与上述规定不符。（三）通为公司实际支付款错误。中国建设银行支付回单显示付款人，是顾耀平，非通为公司或案外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顾耀平与被上诉人或案外人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关系原审法院也未进行审查，其所付款性质不明。另，中国建设银行支付回单总金额为960000元(310000元+600000元+50000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凭证仅记载910000元，即顾耀平支付款不超过960000元。但原审法院仅凭一份第三人谭健、周秋英未到庭确认的《协议书》内容，且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情形下认定通为公司支付121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此外，通为公司至今未提供支付凭证，确证其已支付对应款项与实际付款人顾耀平。三、通为公司在抢救谭某过程中，存在延误、抢救不及时行为，对谭某死亡有一定过错，应负赔偿责任10％。四、通为公司是法人单位，不存在人格方面的损失，根据规定不能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针对万顺公司的上诉，通为公司辩称，一、通为公司是谭某的雇主，不是侵权人，赔偿谭某亲属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依法取得追偿权，通为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来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万顺公司是涉案车辆的车主，也是被挂靠人，与尹湘军存在挂靠关系，实际收取了尹湘军的挂靠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万顺公司应与尹湘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安仁县龙市乡双泉村民委员会对村民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出具的《证明》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谭某的《暂住证》是佛山市的，但与该证明并无时间冲突，结合谭某在通为公司广州市海珠区工地工作的事实，可以证明谭某十多年是在广州城镇务工、居住和生活，无论是原审第三人还是尹湘军，对谭某的赔偿费用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都没有异议。死者谭某到通为公司之前是在广州市天河区小新塘镇还有南沙的黄阁附近做建筑工人，证明其长期在广州这边工作和居住，主要收入来源是城镇。因为建筑行业比较特殊，建筑工一般由包工头带，没有严格的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之类的，现在他们也不太愿意补。尹湘军述称，没有具体的意见，由法院依法判决。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述称，同意广州市万顺运输有限公司的上诉意见。针对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通为公司辩称，一、针对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一点，答辩意见与针对万顺公司的上诉答辩意见第二点一致。二、按责任比例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通为公司作为雇主，向雇员赔偿了之后，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向侵权人追偿。通为公司实际向受害人支付了1160000元，不同意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的意见。谭某在通为公司工作时已达退休年龄，其与谭某之间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没有为谭某购买工伤保险的义务，而且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非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不能混同处理，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认为通为公司支付款项中应扣减谭某的工伤保险待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认为通为公司在抢救过程中存在延误抢救不及时的行为，有一定过错，应赔偿应负赔偿责任10%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尹湘军述称，由法院依法判决。万顺公司述称，同意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谭健、周秋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通为公司提交《情况说明》（出具日期为2020年1月7日，说明人落款为顾耀平的名字）一份及顾耀平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顾耀平支付的960000元实际是通为公司支付的款项。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顾耀平于2017年9月20日接受通为公司的委托，根据通为公司与谭健、周秋英、尹湘军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代通为公司向谭健和周秋英支付赔偿或补偿款项。本人先后于2017年9月21日、2017年12月3日和2019年1月11日分别向谭健转账支付600000元、310000元和50000元，截止至今日，本人代通为公司共计向谭健和周秋英转账支付96000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玖拾陆万圆整)。本人确认向谭健和周秋英支付的款项均为通为公司委托本人代为支付的款项，本人与谭健和周秋英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和债务纠纷。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万顺公司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金额没有意见，由法院依法审查。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表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对万顺公司实际支付的金额没有异议。尹湘军表示对该证据不发表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通为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第一，关于受害人谭某与通为公司的关系问题。事故发生时，谭某已年满60周岁，通为公司主张在事发前两个月才雇佣谭某在工地做杂工，没有与谭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无法提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故认定书载明受害人谭某在事故发生时是装卸工人，结合谭某亲属第三人谭健、周秋英与通为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中载明谭某是通为公司的临时雇工等内容以及通为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行为，本院对于通为公司主张其与谭某属于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予以确认。第二，关于通为公司实际支付赔偿款数额的问题。依据第三人谭健、周秋英与尹湘军、通为公司于2017年9月20日签订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解协议书》，各方约定对于受害人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超100000）等损失协商确定为1010000元由尹湘军承担，并由通为公司代付，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分期由顾耀平账户支付至谭健账户。通为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由顾耀平账户于2017年9月21日、2017年12月3日和2019年1月11日分别向谭健账户转账支付款项的电子回单、有谭健签名并由交警部门盖章确认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二审中补充提交了顾耀平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足以证实通为公司已经另行实际支付960000元给第三人的事实。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上述协议第三条及第四条同时约定，事故产生的相关保险理赔事宜，由通为公司协助尹湘军办理，第三人及尹湘军确认并同意保险理赔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通为公司以抵减该公司垫付代付部分，对于其他部分损失的承担事宜，由尹湘军和通为公司协商，与第三人无涉。本案中，通为公司作为雇主履行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后，向侵权责任方提起诉讼，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及各方的协议约定，万顺公司主张通为公司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对于受害人谭某在事故发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通为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受害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于2019年3月24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谭某于2001年至2017年一直在广州市务工，该公司还提交了谭某在佛山市的暂住证（有效期自2001年6月19日至同年12月19日），载明服务处所为“市建三分公司山水居”。从暂住证的内容上看，谭某在事故发生前确曾有从事建筑相关工作，但本次事故发生于2017年，受害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仅盖章出具书面证明，不足以证明受害人在2001年底至事故发生前的工作情况。通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没有进一步举证受害人事故发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参照2017年度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0元每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315600元（15780元/年×20年）。关于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的问题，属于受害人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项目，原审法院参照农林牧渔服务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按照3人10天计算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并按照450元每天标准计算上述人员的住宿费，酌情确定相应的交通费，数额适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事故导致受害人死亡，根据通为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各方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超过100000元，通为公司已举证向第三人支付了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款，据此追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通为公司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原审法院支持100000元，已经超出了通为公司的请求范围，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通为公司在抢救受害人过程中是否存在延误或不及时的过错问题。从通为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事故发生当晚受害人即被送往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门诊，后又先后在广州市正骨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住院治疗直至其死亡。从上述诊疗过程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通为公司存在抢救延误或者不及时的过错，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主张通为公司承担10%的责任依据不足，应不予采纳。关于侵权责任方的赔偿数额问题。事故发生时，受害人谭某已年满60周岁，按照通为公司的陈述，受害人到其公司工作时已达到退休年龄，但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受害人已在通为公司购买了工伤保险，故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主张按人身损害赔偿损失数额与工伤保险待遇的比例进行赔偿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尹湘军作为侵权人与通为公司及第三人签订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和解协议书》，该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上述协议对于协议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万顺公司作为被挂靠企业，原审法院判令其与尹湘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因万顺公司不是上述协议当事人，故上述协议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万顺公司的连带责任应以法律规定为限，对于尹湘军与通为公司及第三人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不承担责任。现万顺公司及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标准等问题提出上诉，二审经审查后认为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故万顺公司和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均仅在二审审核的赔偿数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由尹湘军自行负担。各方对于原审法院核定的除上诉之外的其余赔偿项目和金额均无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事故导致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25219.63元；2.死亡赔偿金315600元；3.丧葬费46784.5元；4.误工费438.47元；5.护理费30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7.谭某住院期间的交通费90元；8.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4312.44元；9.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2000元；10.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住宿费135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以上合共488445.04元。尹湘军驾驶的机动车在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上述损失数额未超出保险赔付范围，故应由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12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范围内及保险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已足额赔付，故万顺公司无需再予以赔偿。上述协议确认尹湘军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通为公司已垫付200000元；同时还约定1010000元由尹湘军负担并由通为公司垫付，故尹湘军对于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赔偿数额1210000元承担赔付义务，尹湘军及通为公司对于原审核定的总的赔偿数额1012345.04元均没有提出上诉，视为双方对于此赔偿款总额没有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扣除保险责任范围内应承担的488445.04元，余款523900元（1012345.04元-488445.04元），由尹湘军赔付给通为公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万顺公司和浙商保险广州中心支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0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0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向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488445.04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尹湘军向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523900元；四、驳回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15690元，由江苏通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2563元，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负担6334元，尹湘军负担67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35元，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997元，尹湘军负担91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潘志刚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