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3民初10766号原告：徐凯文，女，1966年9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葛蒙菲，女，1989年9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华，北京市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凯文与被告葛蒙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鲁晓彦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凯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被告葛蒙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凯文诉称，原告与被告父亲系朋友关系，与被告亦相熟。2016年初，因被告需要购房，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于2016年2月5日、3月16日、4月1日分别向被告转帐10万元、320万元及9.7万元，共计339.7万元。双方约定，被告资金周转后即归还。2016年4月8日，“中晋”集资诈骗案件爆发后，原告才知晓，被告将原告的借款均用于购买“中晋”理财产品。因“中晋”公司涉嫌刑事犯罪相关帐户被查封，故被告无法归还借款。原告认为，被告以购房为名向原告提出借款，后被告擅自将款项购买理财产品，而“中晋”案件爆发后，上述款项无法返还，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故原告提起诉讼：1、要求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339.7万元；2、要求被告支付以339.7万元为本金，按照年息6％支付自2016年4月8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的利息。被告葛蒙菲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无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被告是原告在“中晋”投资的理财顾问，自2014年起，原告就委托被告在“中晋”进行理财投资，双方的委托理财关系长达两年多。涉案的339.7万元系原告委托被告购买“中晋”各类理财产品的投资款，被告均已为原告购买了相应理财产品，转入了原告在“中晋”的投资帐户。关于涉案三笔转帐的理财投资情况：2016年2月5日的10万元，原告在2月5日向被告转帐100,000.1元，同日被告连同其他款项转给同事季某某20万元，季某某将该10万元转入了原告的“中晋”理财帐户。关于2016年3月16日的320万元，因“中晋”当时有一个优惠活动至3月15日到期，过期即降息，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任及讨好大客户的心理，自行垫付了30万元为原告购买了理财产品，被告于3月15日向季某某转帐31.1万元(30万元为原告的理财款，1.1万元为被告与季某某间私人借款)，由季某某代原告购买并签署了30万元的理财协议。3月16日，原告向被告转帐320万元，其中30万元系归还被告的30万元垫付理财款，其余290万元是另委托被告购买其他理财产品；3月16日，被告先分三笔20万、50万元、30万，共100万直接为原告刷卡购买理财产品；然后被告向季某某转帐100万元，请其为原告代买，季某某自行刷卡50万元为原告购买产品，后通过转入张慧智(20万)、丁道伟(15万)、唐振杰(15万)帐户，通过该三人银行卡刷入原告理财账户；之后，被告自行刷了50万元、70万元两笔购买“中晋黄金”的理财产品，其中90万元是为原告购买产品，30万元是被告自行购买产品，名字做在弟弟葛旻敏名下。关于2016年4月1日的9.7万元，同日原告转给被告9.7万元后，被告连同其他资金一并向同事季某某打款199,900元，季某某为原告购买了20万元的理财产品，解入原告的理财帐户，实际上原告尚欠被告10.3万元垫付款未还。之所以被告不直接将全部款项解入原告的“中晋”帐户，而是部分通过同事季某某的帐户解入，是因为“中晋”对于每个业务员的每张卡每日转帐金额有限制，为了确保原告不损失当天的利息，被告只能部分借其他业务员的帐户操作。事实上，2014年下半年直至2016年4月“中晋”案发，原、被告间委托关系稳定，原告曾通过被告或自行购买过“中晋”的几十种理财产品。“中晋”产品大多当日计算利息，且如本人购买须亲自去“中晋”在外滩的营业点，排队很长，故原告为了能赚取当日的投资收益，除小部分投资协议系本人签订外，大多数理财产品均是委托被告代原告签署。基于信任，“中晋”核发给原告的水晶章，原告亦是交被告保存并授权被告在签署投资协议时使用。原告所谓的被告借款购房不属实，实际上被告已于2015年10月自行筹款购房完毕，首付款及按揭款均已支付完毕，根本无资金周转需要，不可能向原告借款。在2016年年初，因有其他特大集资诈骗案爆发，原告意识到“中晋”可能存在风险，但原告在博弈贪财和风险防范的复杂心态下，故意老练地在向被告转帐时记载“借款”备注，随时准备转嫁风险。在“中晋”案件爆发后数日，即2016年4月8日上午，原告借机故意将被告手机“微信”上的所有聊天记录均删除，将双方关于投资过程等的聊天内容消除，毁灭证据。另，每个“中晋”的投资者均有一个指定帐户，投资者可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查询投资、收益状况等。每次被告根据原告的指示购买完理财产品后，原告均可通过该网站查询，并通过该网站操作将收益转出到绑定的银行卡。事实上，原告在“中晋”的理财收益，在“中晋”案发前，原告陆续在提取。针对被告的辩称意见，原告表示：1、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转帐的款项，被告均已转入原告在“中晋”的理财帐户，被告并未完成举证义务。2、被告称，原告在2014年7月即将水晶章交予被告保管使用，并称被告持有原告的水晶章即视为对被告委托理财的泛授权，该说法不成立。根据原告举证的原告本人亲自签字的两份委托理财协议显示，原告盖章的水晶章编码为05078，而被告提供的水晶章编码为08038，两者不一致。且被告当庭提供的水晶章其盖印效果与理财协议上的盖印效果也不一致。关于水晶章的异议，被告辩称，原告先后在“中晋”持有过两枚水晶章，原告在“中晋”的水晶章最早一枚编号为05078，后在2015年第一季度遗失，于是补办了编号为08038的水晶章，原告在补办的08038水晶章后也盖印并亲笔签名确认过投资协议等相关文件。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2月5日，原告通过其名下在中国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帐户(以下简称“3774帐户”)向被告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以下简称“3136帐户”)转帐人民币10万元，转帐附言为“借款”。同日，被告通过其名下3136帐户向案外人季某某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帐户(以下简称“8689帐户”)转帐20.5万元。同日，案外人季某某通过该8689帐户向“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转帐10万元。二、2016年3月16日，原告通过其名下3774帐户向被告名下3136帐户转帐人民币320万元，转帐附言为“借款”。同日，被告通过该3136帐户向“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帐户先后转帐20万元、50万元、30万元、2万元，转帐附言均为“货款”；向案外人季某某名下8689帐户先后转帐50万元、50万元，转帐附言“转帐支取”；商户或网点名称显示为“中晋黄金饰品”处，被告先后转帐50万元、70万元。另，在2016年3月15日，被告通过其名下3136帐户向案外人季某某名下8689帐户转帐支付了31.1万元；同日，季某某该账户向“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帐户转帐30万元。2016年3月16日，季某某该8689帐户在收到被告转帐的50万元、50万元后，通过该帐户向“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帐户转帐50万元，后向案外人张慧智转帐20万元，向案外人丁道伟转帐15万元，向案外人唐振杰转帐15万元。2016年3月15日，被告代原告作为甲方与乙方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投资期限自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9月11日，投资金额为30万元，合同编号为HXXXXXXX。2016年3月16日，被告代原告作为甲方与乙方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两份《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投资期限均自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9月12日，投资金额分别为20万元、270万元，合同编号分别为HXXXXXXX、HXXXXXXX。三、2016年4月1日，原告通过其名下3774帐户向被告名下3136帐户转帐人民币9.7万元，转帐附言为“借款”。同日，被告通过其名下3136帐户向案外人季某某名下8689帐户转帐19.99万元。同日，案外人季某某名下该8689帐户分四笔向“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帐户先后转帐18万元、500元、300元、20万元，附言均为“货款”。2016年4月1日，被告代原告作为甲方与乙方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投资期限自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投资金额为20万元，合同编号为HXXXXXXX。四、被告和案外人季某某均为“中晋”系关联公司的业务员，被告在“中晋”的业务员编号为06547。审理中，原告认可，其确实在2014年起陆续购买过中晋的理财产品，且其在“中晋”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即被告。原告另称，其参与购买的“中晋”理财产品，均系其本人在理财协议上签字，并亲自向“中晋”帐户划款，且其亲自签署的协议上其所盖的水晶章编号为05078。据此，原告提供了2014年9月15日、2014年10月21日其本人签署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针对原告的该意见，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代原告签署的2015年2月2日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帐协议书》(合同编号：HXXXXXXX)、2015年2月25日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帐协议书》(合同编号：HXXXXXXX)、2015年5月29日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帐协议书》(合同编号：H152505)、2015年6月2日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帐协议书》(合同编号：HXXXXXXX)、2015年9月9日的《资本管理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合同编号：GF157611)、2015年10月14日的《资本管理协议》及《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合同编号：GFXXXXXXX)；另被告提供了原告本人于2015年2月17年签署的《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服务协议》(合同编号：HXXXXXXX)。上述理财协议所加盖的投资人水晶章编号均为08038，审理中，被告向法庭出示该水晶章，并称原告在“中晋”的该水晶章长期由被告保管。据此，被告证明在2014年下半年起至2016年4月案发期间，原被告存在稳定的投资代理关系；并证明原告在“中晋”的理财协议仅小部分由原告本人签署，而大部分委托被告代为签署，这样的操作方式皆系原告本人意愿，这样的操作方式原告予以确认；且2015年2月17日，原告本人亲自签署的理财协议上加盖的水晶章编号亦为08038，说明该08038的水晶章系遗失后补办且原告知晓并予以确认。五、另查明，被告于2015年10月20日签署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至2015年11月5日前，被告已通过自付及贷款方式交付了全部房价款共计3,540,477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银行个人结算业务受理单、同城转帐客户回执、《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原告名下银行卡明细、《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收购服务协议》，被告提供的编号为08038的水晶章、《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收购服务协议》、《资本管理协议》、《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被告名下银行卡明细、案外人季某某银行卡明细、企业职工集合理财计划申请表、确认函、内部理财管理协议、企业职工集合理财计划合同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为证，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既须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应有款项交付的行为。自然人间的款项流转存在多种可能，比如借贷、赠予、共同投资、合作经营、受托代付等。本案中，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2月5日、3月16日、4月1日分三次将共计339.7万元转入被告帐户的事实，对此被告亦予以认可，故双方对于款项交付的事实并无异议。原、被告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对于该339.7万元转帐的性质及意义，原告仅依据银行转帐时原告所自行附记的“借款”留言，主张该转帐的性质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本院认为，借贷关系的形成需双方达成合意，出借人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而债权凭证的形成，或系借贷双方共同签署，或由借款方向出借方出具以确认借款的意愿。本案中，原告为主张其向被告交付的款项性质是借款，其依据的系其作为“出借方”自行在转帐时附记的“借款”留言。本院认为，原告方单方附记的“借款”留言仅系其单方记载，对于双方间如此大额的转帐，在无收款方确认或其他债务人出具的债权凭证相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双方间达成借款的合意。另，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卡明细及被告的银行卡明细显示，在涉案三笔转帐发生前，亦存在原告向被告转帐及原告配偶王鲁明代原告向被告转帐的情况。就之前转帐的性质，原告称亦系原告向被告的借款，但对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常理，在原、被告间无密切的亲友关系、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持续向被告提供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对此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双方间形成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关于该339.7万转帐的性质，被告辩称系原告委托被告进行“中晋”理财投资的投资款，主张原、被告间存在长期的委托理财关系。对此，被告提供了2015年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原告在“中晋”投资理财的数份理财协议(既包括由原告本人作为投资人亲自签署的协议、亦包括被告代原告签署的理财协议)，由被告保存的原告在“中晋”的投资人水晶章，以及被告、案外人季某某的银行卡明细等证据佐证。审理中，原告亦认可被告确系原告在“中晋”理财投资的经办人，并认可原告确实在“中晋”进行过理财投资。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可基本证实，原、被告间存在较为稳定的委托理财关系，且被告为原告代签部分理财合同并由被告代为转交理财款符合双方间的交易习惯。另，根据被告提供的被告本人及案外人季某某的银行卡明细,可以基本印证被告述称的被告将原告转帐的投资款直接或通过同事季某某转入“中晋”的关联理财帐户，为原告购买“中晋”理财产品的事实。综上，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及原被告的诉辩意见等，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向被告转帐款项的性质，被告陈述的合理性、可采性明显高于原告，上述三笔转帐的性质更接近于委托关系。据此，对于原告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徐凯文的所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33,976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徐凯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晓代理审判员  鲁晓彦人民陪审员  顾 玉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书 记 员  丁 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