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1民终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祥，男，195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武华，四川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淑琴，女，1955年9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武华，四川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燕，女，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杨松，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五通桥区。 上诉人刘伟祥、张淑琴、施燕因与被上诉人刘杨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9）川1123民初1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伟祥、张淑琴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刘杨松偿还借款15万元；3.施燕偿还借款10万元；4.刘杨松、施燕共同偿还借款64万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杨松、施燕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伟祥、张淑琴于2016年6月26日转账50万元后，刘杨松、施燕共同向张淑琴出具了50万元借条一张，刘杨松、施燕均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并注明以乐山和马边两套房产作抵押。二、刘伟祥、张淑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约定的50万元借款转入共同借款人之一刘杨松的账户，该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不存在部分生效的情形。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五项“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的规定，刘伟祥、张淑琴履行了自己的出借义务，施燕、刘杨松已经将用于抵押的房产证原件交付给了刘伟祥、张淑琴。四、虽然出具该借条时，刘杨松、施燕处于离婚期间，但二人处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在借条上对张淑琴称为“二娘”，且刘杨松、施燕系共同的借款人，二人之间夫妻关系存续与否，与借款生效与否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五、一审法院既已认定2016年6月26日借款人处有刘杨松、施燕的共同签名，也认定该款已经交付了其中一借款人，但认为没有将该笔借款交付给施燕本人，因此该借款合同对施燕并未生效与事实不符。刘杨松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部分资金直接转入了施燕的银行账户，施燕系该笔借款的实际使用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等规定，刘杨松、施燕应共同偿还借款50万元。 施燕辩称，针对案涉50万元借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 刘杨松辩称，借款50万元的借条内容是刘杨松书写，但刘杨松和施燕共同在借款人处签名。借款50万元虽然是转入刘杨松的银行账户，但都是用于偿还了刘杨松和施燕共同的债务，也有部分款项是转入了施燕的银行账户。 施燕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刘伟祥、张淑琴对施燕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刘伟祥、张淑琴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针对10万元借款，刘伟祥、张淑琴在一审中提交的借条上有施燕的签名。但该借条出具后，施燕并未收到刘伟祥、张淑琴的任何款项。针对该大额款项，刘伟祥、张淑琴亦未举证证明其将该款项交付了施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系实践合同，双方虽达成借贷合意，但出借人未交付借款前，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故不应认定该笔借款事实成立。二、针对10万元、4万元借款，即张淑琴于2018年3月6日向刘杨松转账10万元，以及刘伟祥于2019年2月3日向施燕转账4万元。施燕直至本案诉讼前对2018年3月6日张淑琴向刘杨松转账10万元毫不知情，且上述两笔款项都没有任何借条等证据证明刘伟祥、张淑琴和施燕、刘杨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即便上述10万元是刘杨松的借款，施燕从未对该借款进行过签字或事后追认，且该款项金额也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负债。刘伟祥、张淑琴也并未举证证明该款项属于施燕以及刘杨松的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笔10万元款项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借款项，存在不当。另外，2019年2月3日刘伟祥转账给施燕4万，施燕确认收到了该款项，但认为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考虑施燕与刘杨松经济困难，属亲属之间的赠与行为。一审法院在仅有该转账记录，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款项系借款，也存在不当。 刘伟祥、张淑琴辩称，刘杨松、施燕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从2014年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金额高达89万元，其中部分是现金，大部分是转账。施燕认为其向刘伟祥借款10万元，只出具了借条，但刘伟祥没有支付借款，不符合双方的实际履行惯例。施燕与刘杨松二人不管是在夫妻存续期间，还是离婚之后又复婚，虽然婚姻关系有变动，但是共同经营三台挖掘机的事实从未改变。二人共同经营挖掘机一直持续到2019年，期间产生的债务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刘杨松向张淑琴借款10万元产生在刘杨松、施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判决对该笔借款认定事实清楚。 2019年2月3日刘伟祥向施燕转账4万元，由于接近过年，施燕和刘杨松需要资金周转向刘伟祥提出借款4万元，刘伟祥转账后，施燕未向其出具借条。针对该笔10万元，刘伟祥并未有提出赠与的意思表示。 刘杨松辩称，2018年3月6日张淑琴向其转账10万元系向张淑琴的借款。张淑琴转账时，刘杨松的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为0元。该笔借款当日用于归还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贷款77,279元，及于2018年3月10日偿还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住屋贷款2,051.66元和门市贷款2,966.74元，同年3月15日还向施燕转账3,000元。 2019年2月3日施燕向刘伟祥借款4万元时，三台挖掘机均交给施燕在经营。施燕打电话给刘伟祥说要过年了到处都要用钱，所以向刘伟祥借钱。 刘伟祥、张淑琴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杨松、施燕归还借款本金89万元；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刘杨松、施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燕和刘杨松于2007年11月8日登记结婚，后2013年11月12日办理了离婚登记，2017年7月19日，施燕与刘杨松在五通桥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2014年3月22日施燕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10万元；2015年5月25日刘杨松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10万元；2016年8月7日刘杨松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5万元；2017年6月26日刘杨松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50万元；2018年3月6日施燕和刘杨松共同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10万元；2019年2月3日施燕和刘杨松共同向刘伟祥、张淑琴借款4万元。以上款项到约定还款期限后均未偿还，刘伟祥、张淑琴遂诉来法院，要求施燕和刘杨松偿还以上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查明事实，刘伟祥、张淑琴与刘杨松、施燕之间发生于刘杨松、施燕婚姻关系存续期外（虽刘伟祥、张淑琴抗辩刘杨松、施燕系假离婚，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事实也并非本案审查范围）的四笔借款，应排除夫妻共同债务及家事代理权的适用，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中，施燕与刘伟祥、张淑琴之间1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刘杨松与刘伟祥、张淑琴之间三笔共65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双方均应履行各自的还款义务，其中，2017年6月26日的50万元借款虽然借款人处签名为刘杨松、施燕，但施燕与刘伟祥、张淑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现有证据并未生效（认证部分已论述），其虽有提供房产为该笔借款进行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但该不动产抵押并未进行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故刘伟祥、张淑琴对该房屋并无物权权利（基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虽刘伟祥、张淑琴可依据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向施燕主张赔偿责任，但刘伟祥、张淑琴并未行使该项权利（未向施燕主张未设立抵押登记的赔偿责任），故该院对此不作处理；对发生于刘杨松、施燕夫妻关系存续期内的两笔借款共14万元系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刘杨松、施燕共同偿还。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刘杨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65万元；2.施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0万元；3.刘杨松、施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4万元；4.驳回刘伟祥、张淑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00元、保全费4970元，由刘杨松负担14000元，施燕负担3670元。 二审中，刘杨松提交了下列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页，拟证明2017年6月26日张淑琴向刘杨松转账50万元后，刘杨松向施燕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5万元；向李林分两笔转账6万元，该6万元借款是刘杨松向小额贷款公司借的，这些借款施燕是知晓的，且都用于了二人共同经营挖掘机生意。2017年6月29日归还王龙25万元，该笔25万元是施燕以其在乐山的房屋向小额贷款公司抵押借款的，王龙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清小额贷款公司的钱后，施燕将向小额贷款公司因抵押贷款留存在房管中心的房屋所有权证取回后，与登记在刘杨松名下的马边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两本一并交给了张淑琴；2.施燕本人记录的现金日记账，拟证明二人收到借款50万元及该50万元的支出情况，施燕是明知，且自己还做了现金日记账；3.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页，拟证明2018年3月6日刘杨松向张淑琴借款10万元，当日，将该笔借款用于偿还刘杨松向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77,279元及2018年3月10日偿还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住屋贷款2,051.66元和门市贷款2,966.74元，同年3月15日向施燕转账3,000元；4.乐山惠友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刘杨松、施燕购买三台挖掘机的时间分别是在2010年11月23日、2013年5月6日、2014年1月4日，三台挖掘机都是刘杨松与施燕的共同财产，要么用于出租，要么自行聘请驾驶员操作，施工单位支付其工钱，工地在马边、贵州和五通。 刘伟祥、张淑琴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施燕质证认为，对第一份证据即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页的真实性无异议，50万元借款其中5万元是转入了施燕的银行账户，25万元转入王龙的银行账户用于归还施燕以其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房屋向小额贷款公司抵押贷款的25万元。该笔贷款25万元全部由刘杨松使用，所以应由刘杨松偿还；对第二份证据即施燕自记的现金日记账确实是施燕所写，是刘杨松和施燕在一起的时候，刘杨松让施燕帮忙记的账。现金日记账上记录的王龙还款30万元和利息3万元施燕清楚，其余记载的内容施燕都不清楚；对第三份证据即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页，刘杨松向刘伟祥借款10万元归还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77279元，而该笔贷款不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杨松转账3000元给施燕对方证据不足以证明，即使是转给了施燕，在婚姻关系存期期间转账3000元不能说明什么；对第四份证据即乐山惠友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双方在婚内购买的两台挖掘机分别登记在施燕和刘杨松名下各一台，离婚协议上已经明确婚内无共同财产，另外一台是离婚后以施燕的名义购买的。 本院认证，刘杨松提交的上列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信。 二审中，施燕自认2019年7月将其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房屋以挂失房屋所有权证的方式已对外转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离婚期间，刘杨松、施燕一直在共同经营三台挖掘机生意，现施燕也已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两台挖掘机对外转让。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一、2014年3月22日施燕向刘伟祥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二爸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元)，于2015年2月前归还。施燕在借款人处签名”。 二、2015年5月25日刘杨松向刘伟祥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二爸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元)，于2015年底归还。刘杨松在借款人处签名”。 三、2016年8月7日刘杨松向刘伟祥出具借条，载明：“今在二爸处借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00元)，用于资金周转。刘杨松在借款人处签名”。 四、2017年6月26日刘杨松、施燕向张淑琴出具借条，载明：“今在张淑琴二娘处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以乐山和马边两套房产作抵押。（房产证）。”借条内容系刘杨松书写，刘杨松、施燕分别在借条的借款人处签名。当日，张淑琴从其中国建行银行账号为X账户将50万借款转入刘杨松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该笔款项转入前，刘杨松的该银行账户余额为84.16元。同日，刘杨松从其前述银行账户向施燕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转入5万元。2017年6月29日刘杨松从其前述银行账户向王龙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转入25万元，用于归还了施燕向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并从房管部门取回了用于向小额贷款公司抵押贷款的登记在施燕名下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马房权证马字第×号，建筑面积：104.24平方米）原件。当日，刘杨松、施燕将登记在施燕名下的前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登记在刘杨松名下的位于马边彝族自治县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马房权证马字第×号，建筑面积：134.78平方米）原件两本交付张淑琴。另外，施燕自己记录的现金日记账载明：“2017年6月26日收二娘50万元、2017年6月29日王龙还款30万元、利息3万元（王龙）”。 2019年7月，施燕未告知张淑琴的情况下，以挂失房屋所有权证的方式，将其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房屋已对外出售。 五、张淑琴于2018年3月6日从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向刘杨松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转账10万元，此前刘杨松该账户余额为0元。当日，刘杨松的该账户被超期扣款两笔分别为41550.95元和35729.03元及于2018年3月10日两笔正常还款分别为2051.66元和2966.74元。 六、刘伟祥于2019年2月3日从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账号为X账户向施燕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X的账户转账4万元。 案涉借条中的“二爸”即指刘伟祥、“二娘”即指张淑琴。前述六笔款项共计89万元，至今未归还。 另查明：刘伟祥、张淑琴系夫妻，刘杨松系刘伟祥侄子。 刘杨松与施燕于2007年11月8日登记结婚，2013年11月12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2017年7月19日，刘杨松与施燕又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至今双方仍是夫妻。 刘杨松与施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施燕的名义于2010年11月23日按揭购买了一台机型ZX70-5A、机号107501的挖掘机；以刘杨松的名义于2013年5月6日按揭购买了一台机型ZX240-3G、机号102500挖掘机。离婚后，施燕于2014年1月4日以自己的名义按揭购买了一台机型ZX70-5G、机号100959的挖掘机。前述三台挖掘机均在乐山惠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购买，按揭款与首付款均已结清。无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期间，刘杨松、施燕二人一直都在共同经营挖掘机，施燕现也已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两台挖掘机对外转让。 上述事实，有借条、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房屋所有权证》、现金日记账、乐山惠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刘伟祥与张淑琴的结婚证、刘杨松与施燕的结婚证、一审庭审笔录等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刘杨松对其于2015年5月25日、2016年8月7日先后向刘伟祥借款10万元、5万元，共计15万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杨松、施燕于2017年6月26日向张淑琴出具借款50万元的借条，双方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及返还该笔借款的义务主体如何认定；二、2014年3月22日施燕向刘伟祥出具借款10万元的借条，双方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三、张淑琴于2018年3月6日向刘杨松转账10万元，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及刘杨松、施燕是否应当共同返还该笔款项；四、刘伟祥于2019年2月3日向施燕转账4万元，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及刘杨松、施燕是否应当共同返还该笔款项；五、案涉89万元是否应当返还刘伟祥、张淑琴。 关于焦点一，刘杨松、施燕于2017年6月26日向张淑琴出具借款50万元的借条，双方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及返还该笔借款的义务主体如何认定。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刘杨松、施燕于2017年6月26日向张淑琴出具借款50万元的借条系刘杨松拟写，施燕和刘杨松均在借款人处签名。当日，张淑琴将该笔借款从其银行账户转入刘杨松银行账户，刘杨松即向施燕银行账户转入5万元，并于同年6月29日向王龙转的银行账户转账25万元，用于偿还施燕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借款，并从房管部门取回用于抵押贷款的登记在施燕名下的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当日，刘杨松、施燕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将该《房屋所有权证》和登记在刘杨松名下的位于马边彝族自治县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两本原件一并交付张淑琴。由于双方未约定将借款50万元转入二人联名账户或施燕的个人账户，且二人在出具借条当日实际也未办理共同联名账户，因此，张淑琴向刘杨松或施燕任一人名下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借款均系对合同的履行。根据前述事实，并结合施燕自己记录的现金日记账的内容即“2017年6月26日收二娘50万元、2017年6月29日王龙还款30万元、利息3万元（王龙）”，能够认定张淑琴向刘杨松转账支付的借款50万元，实际上是刘杨松、施燕二人共同在使用，张淑琴已履行了该借款合同的支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该借款合同对张淑琴与施燕、刘杨松已生效。施燕抗辩其在借条上签名，并不代表其是借款人，其只是同意对刘杨松与张淑琴的借贷关系提供自己的房产作抵押。施燕的该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法律并不禁止债务人提供抵押担保，相反为保证交易安全，债权人往往要求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因此，借款人与抵押人可以是同一人，也可以不是同一人，故施燕提供抵押担保并不能当然否定其是借款人的身份。前述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张淑琴全面履行了借款合同的出借义务，施燕、刘杨松至今未返还该笔借款。鉴于该笔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刘杨松、施燕应当共同返还借款5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6月26日的50万元借款虽然借款人处签名为刘杨松、施燕，但施燕与刘伟祥、张淑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现有证据并未生效，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另外，在刘伟祥、张淑琴未行使担保物权的请求权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施燕提供的房屋抵押因未进行登记，抵押权并未设立，刘伟祥、张淑琴对该房屋并无物权权利，已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该抵押权是否设立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关于焦点二，2014年3月22日施燕向刘伟祥出具借款10万元的借条，双方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刘伟祥为证明施燕向其借款10万元，提供了施燕于2014年3月22日出具的借条一张，施燕抗辩其未收到该笔借款，双方的借款合同未生效。鉴于施燕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出具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预知。其主张在未收到借款10万元的情况下就出具了“今借到二爸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00元)”的借条，及在刘杨松、施燕于2017年6月26日向刘伟祥的妻子张淑琴借款50万元时，施燕仍以其房屋为二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却不要求刘伟祥退还借款10万元的借条，均明显不符合常理。施燕对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综合前述事实，并结合借款金额，刘伟祥的支付能力等，该借条可以作为当事人之间借贷合意形成和出借人履行了款项给付义务的证明，即能够认定刘伟祥已向施燕履行了支付借款10万元的义务，借款合同已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于2015年底早已届满，故施燕应当返还该笔借款。施燕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未生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张淑琴于2018年3月6日向刘杨松转账10万元，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及刘杨松、施燕是否应当共同返还该笔款项。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张淑琴提供了转账凭证以证明2018年3月6日向刘杨松转账10万元借款，刘杨松对该事实并无异议，并提供了银行明细表以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归还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77,278元及两笔正常还款2,051.66元和2,966.74元，本院予以确认。施燕主张即便该10万元是刘杨松的借款，施燕从未对该借款进行过签字或事后追认，该款项金额为10万元，也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负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虽然施燕对刘杨松的该笔借款10万元未予追认，但鉴于张淑琴提供的转账凭证及刘杨松的银行明细，可以反映出在刘杨松、施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杨松借款10万元实际用于夫妻二人共同的生活，故该笔借款属于刘杨松、施燕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负有共同返还的义务。 关于焦点四，刘伟祥于2019年2月3日向施燕转账4万元，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及刘杨松、施燕是否应当共同返还该笔款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刘伟祥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其于2019年2月3日向施燕的账户转入4万元借款，施燕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存异议，但否认刘伟祥主张的借款事实，并提出了双方之间款项支付的其他事实基础，即系亲属之间的赠与行为。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施燕对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关系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刘伟祥主张4万元系借款，虽没有提供借款合同作为直接证据，但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即应当认定其与施燕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证明。施燕对刘伟祥的主张仅予以否认，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款项支付系因双方之间存在赠与关系时，应当对其主张的事实不能确定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转账凭证，施燕借款时其与刘杨松夫妻的经济状况及生产经营情况，认定该笔借款施燕用于了家庭共同经营的支出，刘杨松并无异议，故该笔借款也属于刘杨松、施燕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负有共同返还的义务。施燕主张该笔款项系刘伟祥赠与行为，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五，案涉89万元是否应当返还刘伟祥、张淑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在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系共同共有，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刘伟祥、张淑琴夫妻分别以自己的名义向刘杨松、施燕出借的资金共计89万元，该资金系刘伟祥、张淑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二人对案涉6笔借款享有连带债权，即为刘杨松、施燕的共同债权人，刘伟祥、张淑琴有权要求刘杨松、施燕承担因前述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产生的相应的返还借款义务，即刘杨松应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5万元；施燕应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0万元；刘杨松、施燕应共同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64万元。 综上所述，刘伟祥、张淑琴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施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且判决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9）川1123民初1849号民事判决； 二、刘杨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5万元； 三、施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10万元； 四、刘杨松、施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刘伟祥、张淑琴借款本金64万元； 五、驳回刘伟祥、张淑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700元,由刘杨松负担6,707元，施燕负担5,993元。保全费4,970元,由刘杨松负担2,625元，施燕负担2,3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刘伟祥、张淑琴预缴8,800元，施燕预缴4,900元)，由刘杨松负担4,400元，施燕负担9,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建英 审 判 员 李 霞 审 判 员 王 进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朱保见 书 记 员 吴秋芸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零二条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