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90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坤明，男，198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超,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政，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新华，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个体经营业主，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雷，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坤明因与被上诉人龚新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9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坤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欠条的效力并据此判决是错误的。1、一审在上诉人不认可欠条的前提下，完全否定鉴定意见而认定欠条的效力，属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从未给被上诉人书写过欠条。被上诉人在临沂市兰山区法院（2018）鲁1302民初11410号案中，依据该所谓的欠条提起诉讼，上诉人依法通过临沂市兰山区法院申请鉴定，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2017年9月21日《欠条》上“冯坤明”署名字迹是否是冯坤明本人书写，随后，被上诉人撤回起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依然依据该所谓的欠条提起诉讼，不仅仅是以同一事实与理由重复诉讼，同时其所谓的欠条除了冯坤明三个字系生硬的描写所成外，其它内容均为打印件，也明显不符合欠条的书写常理。2、证人文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而该证人的出庭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文某自称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系被上诉人的雇员，二人间存在极大的隶属关系和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一审依据微信聊天记录等判决此案属适用法律不当。1、微信聊天的双方不是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且其中一方又不在庭审现场，无法确定、核实双方的真实身份，一审依据案外人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来确定此案的法律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2、所谓的销货清单及明细账均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上诉人的签字确认，更没有证据证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上诉人支付货款的方式有银行转账、现金、承兑等，对此，其他任何人均不知情。因此，任何人就货款的具体数额作出的任何表示，对上诉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三、一审判决适用双面裁判标准，明显不公。一审主要依据案外人的聊天记录裁判本案，而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对聊天记录涉及的部分内容针对性的指出部分问题，诸如：“今天到的木方不能用，明天退回”，“二级皮结疤太多，不能用”，“知道了，可能天气太热了，捂发霉了”等诸多质量问题产生的退货等情况，退货价值约计176,488元，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扣减，全部采用微信聊天记录，即对同一份证据一方面适用对被上诉人有利的标准，另一方面又适用对上诉人不利的标准，同样事情，不同对待，明显不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举证具体欠款数额的责任在被上诉人，而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货款已付清为由，裁判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自2017年9月21日起支付年利率6%缺乏法律依据。首先，认定该日期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假设欠条有效，也没有约定利息，对于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最后，假若欠条存在，被上诉人迟迟不予主张，就此将全部责任退给上诉人，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的特点是将“欠条”、“证人证言”、“微信记录”、“销货清单”、“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分别论述，逐一否认证据的效力和证明能力，但本案恰恰是上述几组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578094元。1、欠条的鉴定结论并没有否认欠条的署名系上诉人本人所书写，所以被上诉人提供其他佐证证明欠款的事实；2、文某的证人证言系被上诉人一审期间依法向法院申请并经法院同意的，而且上诉人一审期间并没有对证人出庭作证提出异议；3、微信聊天记录与销货清单、银行流水相互对应、相互印证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二、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存在众多明显的虚假陈述，自相矛盾，足见上诉人的不诚信和隐瞒基本事实的情形，部分表现：1、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的销货清单，但却认可向被上诉人支付200多万元的巨额货款，没有供货，货款何来；2、上诉人称“双方货款随时结清”，但是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于2017年的8月份不再向上诉人供货，2018年2月7日、2月15日分别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0万元拖欠的货款；3、上诉人称“其会计梁景栓2016年年底就不在其处工作”，客观上梁景栓于2017年5月27日晚还通过微信与上诉人对账，而且该对账的数额与银行流水相互印证。三、本案一审期间，为明辨是非，被上诉人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责令上诉人本人出庭，与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会计当面对质，以有利于查清本案的事实，更有利于法庭区分“哪一方故意虚假陈述、隐瞒客观事实”，经一审审判长要求上诉人的代理人通知上诉人本人出庭，但上诉人拒绝出庭，足见本案到底是谁在做虚假陈述。四、上诉人称“欠条系被上诉人伪造的”，被上诉人于一审期间即当庭表态：如果欠条系被上诉人伪造的，那么本案就涉嫌“伪造证据、虚假诉讼”，被上诉人希望一审法庭可以将本案中止审理，移交公安侦查，以更有利于查明本案客观事实。关键的是，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佐证了欠条系上诉人本人签名和欠款的真实性，欠条所显示的欠款数额与供货清单、微信聊天、银行流水相互印证。民事法律行为重在诚实信用，诚信原则也是民法、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期望上诉人能够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的向法庭陈述事实，而不是一味的否认客观事实。为此，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 龚新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坤明立即偿还欠付龚新华的货款578,094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冯坤明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冯坤明长期自龚新华处购买木方及板皮，自2017年1月16日至2017年8月8日期间，龚新华共向冯坤明供货价款合计3,506,094元，其间冯坤明也多次向龚新华或龚新华母亲冯芳杏账户汇款支付货款，并曾退还部分货物，龚新华核算冯坤明共支付货款及退货价款合计2,728,000元，尚欠货款778,094元未付。2017年9月21日，龚新华与冯坤明对账催要货款时，打印制作内容为：“河北邢台冯坤明截止2017年08月08日欠龚新华人民币共计778,094元，大写：柒拾柒万捌仟零玖拾肆元整。2017.09.21”的欠条一份交冯坤明确认，由冯坤明在该欠条尾部签写了“冯坤明”字样。后经龚新华催要货款，冯坤明于2018年2月7日和2月15日分别付款100,000元，余欠578,094元未付。2018年6月25日，龚新华以2017年9月21日的欠条向临沂市兰山区法院提起诉讼，因冯坤明对欠条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经临沂市兰山区法院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笔迹鉴定，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样本材料，无法确定2017年9月21日《欠条》上“冯坤明”署名字迹是否是冯坤明本人所写”，为此龚新华于2019年4月1日申请撤回诉讼，临沂市兰山区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鲁1302民初11410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后龚新华补充证据后再次诉讼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对龚新华与冯坤明多次发生买卖业务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主要对货款结算存有争议。 龚新华主张冯坤明尚欠货款578,094元未付，除提供了2017年9月21日的欠条外，还补充提交了双方业务期间的微信聊天（对账）记录、销货清单、银行流水等证据，来印证欠条中对账款项的形成由来。冯坤明质证中未对上述证据提出实质异议，故龚新华上述举证能够形成完整统一的证据链条，现实可信。而通过龚新华举证可知本案双方业务频繁且交易数额巨大，冯坤明辩解主张其已随时清结龚新华货款，未拖欠龚新华货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庭审中的相关抗辩事由也多有虚假，缺乏可信度，且冯坤明提供的鉴定意见仅是依据当时样本材料不能确定是冯坤明本人书写，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出具欠条事实的存在，对此龚新华有补充证人文某到庭证实确属冯坤明本人签署的欠条，冯坤明却始终未到庭对质说明。因此，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评析，龚新华举证的证明效力明显优于冯坤明抗辩，一审法院对龚新华举证主张予以确认，冯坤明欠龚新华货款578,094元未付的事实可以认定，对冯坤明关于结清货款及双方账目不清的辩解主张均不予采纳。 冯坤明未及时清偿龚新华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向龚新华承担违约责任，龚新华据此要求冯坤明偿付货款578,094元及利息，理由正当，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冯坤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龚新华货款578,094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7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791元（已减半），由被告冯坤明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冯坤明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冯坤明农业银行账户明细7页，该尾号为2178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7年1月3日、1月9号向被上诉人母亲冯方杏的账户转账200000元、32400元。拟证实：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款明细中没有将该款计算在内，同时也证实上诉人的会计对于双方的账目并不具有全部掌握，或者肯定和否定的结论。2.高杨农业银行账户明细2页，该尾号为3363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7年3月6日、3月10日、3月25日向冯方杏账户转入30000元、20000元、20000元，共计70000元。拟证实：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款明细中没有将该款计算在内，同时也证实上诉人的会计对于双方的账目并不具有全部掌握，或者肯定和否定的结论。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龚新华的质证意见：1.证据一转款属实，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这是之前的账目，我方在一审提供微信可以证实2017年1月16日双方对账，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127792元，然后当天仍然对账，扣除退皮4675元，再减一个340944元，剩1786848元，又与当天的下午发货341400元，共计2128248元。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转款时间是此次对账之前，已经作过扣除，并不能从2017年1月16日之后的对账中扣除。2.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是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高杨是上诉人介绍的姓左的客户的会计，我方与该客户有业务往来，高杨支付的款项不是上诉人欠我方的货款。 对双方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提交的冯坤明账户明细，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2017年1月3日向冯方杏账户转账200000元，2017年1月9日向冯方杏账户转账32400元。2017年1月3日-8月8日向冯方杏账户共计转账1940400元；2017年3月11日、7月3日两次分别向龚新华账户转账100000元、180000元，合计280000元，以上合计2220400元。因双方对账时间为2017年1月16日，故该1月3日、1月9日的付款已经包括在对账数额中。2.对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高杨的账户明细真实性被上诉人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实高杨账户向冯方杏、龚新华账户转账情况，但不能证实该转账付款即支付的上诉人冯坤明欠被上诉人龚新华的涉案货款。3.在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到庭，双方对下列事实无异议：双方自2014年5月、6月左右至2017年8月发生交易，具体交易总额在几千万。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上诉人本人或其会计打电话向被上诉人要求发货，由被上诉人找车或者上诉人自己找车发货到河北邢台。上诉人方不需要在发货清单或者销售清单上签字，也没有入库单。货款支付视上诉人回款数额而定，没有具体确定的付款期限，付款多数是银行转账，少数为承兑或现金。双方对账是由双方各自的会计进行对账，对账结果由会计向各自的老板进行汇报。上诉人主张因其没有统计收货量及付款总额，部分承兑和现金凭证已丢失，付款数额以被上诉人统计的为准。4.双方均认可上诉人的一台抛光机由被上诉人占有，机器款没有扣除。上诉人主张该抛光机价值12万元，要求自货款中抵扣；被上诉人主张该机器价值5-6万元，因上诉人合伙人左老板欠其款项5-6万元，由上诉人提供担保，该机器折抵了左老板的欠款，上诉人认可其与左老板在2017年合伙，但对左老板是否欠被上诉人货款不知情，也未提供担保。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冯坤明与被上诉人龚新华对双方自2017年1月-2017年8月发生木方及板皮交易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双方买卖合同依法成立。现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是否欠被上诉人货款578094元；二、上诉人主张的退货176488元是否存在，是否应自欠货款数额中扣除；三、被上诉人占有的上诉人的抛光机是否应抵扣货款，抵扣数额如何确定；四、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标准及期间是否得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数额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货款数额为578094元，应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上诉人签字的欠条一份、销货清单一宗、交易明细一份，上诉人的会计与被上诉人的会计文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以及证人文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主张。首先，该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1日的欠条中“冯坤明”字迹虽经鉴定，不能确定是否冯坤明本人书写，但并未明确不是冯坤明本人书写。其次，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本人在二审中均认可双方交易中不存在由上诉人方签字确认的销货清单，也不存在上诉人方的入库单，付款并没有固定期限，上诉人随时回款随时支付，双方亦认可对账是由双方会计进行。故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双方会计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被上诉人会计文某的证言，可以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货，被上诉人派车送货或上诉人找车拉货，销货清单随车送达或者由被上诉人会计第二天以微信方式拍照发给上诉人会计，上诉人不需在销货清单中签字。双方在2017年1月16日对账确定的欠货款数额为1786848元，此后被上诉人又多次发货，上诉人亦分次付款，双方会计多次对账，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上诉人会计将对账单发给上诉人会计，由上诉人会计确认。再次，被上诉人提交的销售清单虽没有上诉人签字，但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对上诉人以此主张发货明细应予采信。最后，被上诉人提交的销货清单、微信记录以及结算明细可以相互印证，且上诉人亦实际认可其对交易数量及付款数额没有具体统计，付款数额以被上诉人统计的为准，故一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数额为578094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其银行账户明细中2017年1月3日、1月9日的付款在双方1月16日对账之前，该付款额已经扣除；其余付款在被上诉人统计的结算明细中已经体现；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高杨的付款明细不能证实系支付的涉案货款，故对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证据不足否认欠款578094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退货的问题。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认可，或被上诉人主动提出的退货有：2017年1月16日“补10.10日退皮2125*2.2=4675”；2017年3月5日的“小方没粘住，有一层，刨成皮明天退回去”，实际退皮数额为9512元；2017年3月12日的“今天收到的木方不能用，明天退回”实际数额为13028元，被上诉人主张在2017年3月16日的退方27742元中体现；2017年4月25日的“今天二级，下面400蓝污，不能用”，结合双方聊天记录，该对账应指4月24日的发货，综合4月24日的销货清单中二级皮价值4155元，以及被上诉人结算明细、退方入库单中的记载，该记录所指的二级皮退货款已在总货款中抵扣4704元，以上双方认可的退款共计70072元，已在被上诉人统计的明细中扣除。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发往“郭庄”的货，聊天记录里已经明确“大车没来厂里，送货去郭庄的，发货单给你”，“单子拍给你，发往郭庄了，请查收”，该宗货物亦实际是由上诉人负责接收并核实数量。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二级皮结疤太多”的退货，因被上诉人会计已经明确告知“不能退的”，故该宗货物不应认定为退货。如上，对上诉人主张的其他退货数额，因双方未协商一致，故不应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抛光机折价的问题。被上诉人认可其实际占有了上诉人的抛光机，但对上诉人主张的价款12万元并不认可，且主张该机器系折抵上诉人合伙人的欠款。因双方对该机器的价款数额主张不一，对此本院不予处理，不在本案货款中抵销，上诉人可另行主张返还或折价赔偿。 关于争议焦点四，即利息的问题。上诉人未能及时足额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货款，应依法赔偿被上诉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上诉人应自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即201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支付被上诉人利息损失（利息标准自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上诉人要求不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9834号民事判决为：冯坤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龚新华货款578,094元及利息（利息标准自2018年6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791元（已减半），二审案件受理费9582元，均由上诉人冯坤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孙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