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燕峰，男，198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强，诸暨市暨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6号楼3层318室。 法定代表人：柴丹。 委托诉讼代理人：姒慧娟，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滨江北路38-2号。 代表人：柴丹。 上诉人何燕峰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宇公司）、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以下简称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16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燕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财务杨王敏是由被上诉人南宇公司指派至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分管财务工作的，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章一直由财务杨王敏保管，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欠上诉人装修款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都是经财务杨王敏审核以后再加盖公司公章的，财务人员杨王敏的行为就代表南宇公司对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的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自行加盖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缺乏依据。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领款凭证、收据、销售单、订货清单、收条等证据均有相应的工人及材料商签字确认，且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翔实的相关人员的联系电话及供货与人工结算单，说明确实存在办公室装修的事实，同时推翻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自己制作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欠上诉人装修款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的认定，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相关事实即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存在错误。3、关于上诉人和南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丹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只提供了双方之间最后的聊天内容，不能完整反映相关事实，但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最后的聊天记录恰恰能直接证明上诉人存在垫付装修款的事实，只是南宇公司对于拖欠数额只认可60万-70万以内，若两被上诉人不欠上诉人款项，理应对此予以否认。 被上诉人南宇公司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据充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据此规定，在全案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充分确凿的情况下，只要一方当事人的证据能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落实到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南宇公司在一审中一致陈述上诉人系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筹备人及实际经营负责人。从全社会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在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公章的管理具有特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而言，公章即是公司的象征。因此，通常来讲，公司的公章都掌握在公司的负责人手里或公司负责人授权的人手里。既然上诉人是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实际经营负责人，那么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是由上诉人掌控就符合一般公司公章管理的常态。若如上诉人所称，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是由南宇公司指派的人掌管，那么考虑到公章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上诉人又如何能实际经营负责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呢?故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上诉人是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筹备人和实际经营人的事实，结合南宇公司关于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自分公司成立至今一直由上诉人实际掌控的抗辩，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定上诉人一直掌控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并自行在自己制作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上加盖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代表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对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的确认，从而认定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不具有证据效力，对南宇公司及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是“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正确运用。其次，杨王敏系上诉人的表妹，经其介绍入职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且其从事的岗位也是由上诉人安排，并未得到南宇公司的同意。该事实，有上诉人在另案((2018)浙0681民初12604号)提供的证据即上诉人与南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P236、237、271、P282)为证。因此，上诉人上诉称杨王敏系受南宇公司的指派到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分管财务工作，不仅有悖于客观事实，且也无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第三，即使如上诉人辩称，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由杨王敏保管，则应是上诉人的授权。因南宇公司至今从未看到过该公章，更没有授权杨王敏保管公章。同时，杨王敏作为分公司员工，服从于分公司负责人何燕峰的领导与管理。故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何燕峰实际掌控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公章，也是符合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的。第四，上诉人提供的其与柴丹之间最后的微信聊天内容也能印证上诉人自行制作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未得到柴丹确认的事实。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领款凭证、收据、销售单、订货清单、收条等证据不予确认，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首先，上诉人提供的领款凭证、收据、销售单、订货清单、收条等证据真实性存疑，不具备有效证据的认定条件。主要理由：第一、根据上诉人在另案(2018)浙0681民初12604号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及《索引》显示：①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承租的房屋押金2万元与中介费1万元(详见《微信聊天记录》(P206))，系南宇公司支付，但本案中上诉人却称由其垫付。②上诉人在《微信聊天记录》(详见P306、307、索引P16、18)自认，柴丹分别于2017年10月31日、2018年2月13日、15日转账给上诉人的26200元、70000元、11000万元，合计810000元是用于支付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承租的办公用房拆墙费和装修款，但本案中上诉人却称前述费用均由其垫付。第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一收条不真实，不具备有效证据的认定条件。①从书写内容看完全相同，不仅具有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名称、地址，更有垫付人姓名。②大部分收条的金额为大额支出，在社会电子支付方式已经普遍的当下，全部用现金支付，显然是不现实的。故仅有收条，而缺乏相应的支付凭证加以佐证，是不能作为款项支出的认定依据。③从高峰(系艺名，真名高文锋)出具的设计费收条，能印证上诉人提供的收条不具有真实性。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详见P229、304及索引P18)，高峰的设计费4万元，是分二次(每笔2万元)支付的。2017年10月31日，柴丹将2万元设计打入高文锋持有的工行账户并通知上诉人(注：高文锋的工行银行账户由上诉人提供)，2018年2月10日，上诉人在收到柴丹转账的2.5万元后将其中的2万元用于支付高文锋设计费。显然，高峰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收到全部设计费的收条是伪造的。其次，上诉人提供的领款凭证、收据、销售单、订货清单等证据，不仅没有收货单位、收货地点，也没有供货方的签章及收货单位材料验收签章，故而无法证明与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办公室装修之间的关联性。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完整反映相关事实，合法有据。首先，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只是向南宇公司出示了手机载体，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截屏照片，故上诉人庭后补充提供的截屏照片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排除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已被选择性剪辑的可能。其次，从上诉人仅提供其与柴丹之间最后的聊天内容来分析，上诉人应当是有选择性的进行提供，故该部分内容即不能反映双方完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完整反映相关事实。第三，纵观聊天内容，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垫付装修款项的事实。相反却能印证上诉人自行制作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未得到柴丹确认的事实。第四，退一步，即便如上诉人认为，该聊天内容能推断出“原告一直在催促装修款，被告一承认欠装修款项事实，但认为偏高，如被告一没有欠原告装修款的话，就一定会否认”，则双方对垫付的金额也未予以确认。也就是，上诉人主张其垫付装修款968636.80元，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承接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办公室装修工程的施工人何沛炎是上诉人的父亲，分公司财务杨王敏是上诉人的表妹，故三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何燕峰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即时支付所欠原告垫付的装修款968636.80元。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系被告南宇公司的分支机构，于2018年2月23日成立，成立时登记的负责人为原告何燕峰，于2018年3月16日变更负责人为柴丹。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在筹备阶段及成立后一直由原告何燕峰实际负责经营，原告出面租赁办公场所并负责办公室的装修工作。自2016年9月起至2018年5月，原告及其妻子毛霖灵与被告南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丹之间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有多次转账往来，其中原告及其妻子转给柴丹的资金约280余万元，柴丹转给原告及其妻子约650余万元。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筹备及经营期间所需的部分资金由柴丹个人汇给何燕峰夫妻或该分公司的员工杨王敏。2018年5月初，被告南宇公司因资金问题停业，后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亦停业。另查明，原告何燕峰与被告南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柴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已向该院起诉，该院已另案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何燕峰作为被告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办公室的租赁及装修工作，对该事实该院予以认定。原告主张其为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办公室装修垫付了装修款，故本案不属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由应改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其为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装修垫付了装修款，但其提供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不具有证明效力，其余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且根据被告南宇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夫妻与南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丹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其中包括支付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装修款项，原告认为柴丹支付给原告夫妻的款项系用于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经营所需，与装修款无关，但对此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况且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装修款亦属公司经营所需支出款项之一，故对原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确实存在为被告垫付装修款的事实，仅凭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垫付装修款的具体金额。综上，该院认为，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装修垫付款968636.8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被告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燕峰要求被告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支付垫付装修款968636.8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86元，由原告何燕峰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上仅加盖了“杭州南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无南宇公司的印章，亦无南宇公司及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丹的签字确认。上诉人自认该印章系由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的财务杨王敏在审核后加盖，但上诉人主张杨王敏系南宇公司指派到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工作，缺乏相应依据，上诉人据此主张杨王敏的盖章的行为即代表南宇公司对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的确认，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领款凭证、收据、订货清单、收条等真实性无法确认，形式上不符合有效证据的认定条件，内容上亦无法直接证明其与南宇公司诸暨分公司办公室装修之间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并无不当。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其与柴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并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即使存在垫付款项的事实，双方对垫付的金额亦未达成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仅能印证上诉人自行制作的结算书及办公室装修明细未得到柴丹的确认，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燕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6元，由上诉人何燕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玮 审判员 姚 瑶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