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刑终86号原公诉机关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向东，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四川省成都市，文化程度大学本科，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身份情况均为自报）。因本案于2017年1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现被羁押于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辩护人詹健、吕奕军，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贺雅洪，男，197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四川省垫江县，文化程度高中，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因本案于2018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陈全，男，198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四川省崇州市，文化程度中专，住崇州市。因本案于2018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3日被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李作笋，男，196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四川省射洪县，文化程度大专，住射洪县。因本案于2017年12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原审被告人张建伟，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茂名市，文化程度中专，住茂名市茂南区。因本案于2017年1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2019年1月30日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诉被告人胡向东、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张建伟犯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8）粤0111刑初249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胡向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3月开始，被告人胡向东在担任位于本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新广从路66号A房的广东吉某聚力农机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并主持公司工作期间，纠集被告人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及多名同案人（另案处理）经合谋后，由该公司以每台人民币38000元的价格向四川惠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某公司”）购得天府牌5H-1.0型生物质燃料移动式烘干机67台，后通过广东吉某聚力农机汽车有限公司茂名、梅州等分公司以每台4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农户，并通过向农户虚开增值税发票、虚报销售价格的方式，诈骗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被告人张建伟作为广东吉某聚力农机汽车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负责人，实际参与销售了上述农用机械共55台。经统计，被告人胡向东、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参与诈骗的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876100元，被告人张建伟参与诈骗的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542300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被告人供述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向东、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张建伟结伙诈骗国家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胡向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张建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胡向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二）被告人贺雅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三）被告人陈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四）被告人李作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五）被告人张建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上诉人胡向东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胡向东编制、制定整个销售方案并且实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胡向东的任职期限至2013年9月，在职期间只参与订购20台烘干机，离职后所产生的销售金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3.胡向东是从犯。4.胡向东只领取固定工资，并未占有农机补贴款。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上诉人胡向东在担任吉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并主持公司工作期间，经与原审被告人贺雅洪（总经理助理）、陈全（采购部长）、李作笋（财务总监）等人合谋后，由吉某公司以人民币38000元/台的价格向惠某公司购买天府牌5H-1.0型生物质燃料移动式烘干机67台，通过茂名、梅州等分公司，以4万余元/台的价格销售给农户，并通过向农户虚开增值税发票、虚报销售价格的方式，诈骗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原审被告人张建伟作为吉某公司茂名分公司负责人，参与销售其中55台烘干机。经统计，胡向东、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参与诈骗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876100元，张建伟参与诈骗的国家农用机械补贴款共计人民币15423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出示、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涉案的机器照片，证实涉案烘干机物品的特征情况。2.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从在吉某公司查获扣押会计档案记账凭证29本（2015年1月至12月）、37本(2014年1月至12月)、45本（2013年1月至12月）。吉某企业所得税会算清缴鉴证报告1本、文件1批。3.烘干机代售协议及代为开具发票的协议照片；吉某公司关于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人事档案记录、吉某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吉某聚力农机汽车有限公司人事任命的通知；关于推动广东吉某专项工作开展的通知、关于促进移动式烘干机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推动广东吉某专项工作的通知；代收通知、代收款证明；款项支付申请单；出库单；代开发票明细；记账凭证；资金流程审批凭证；茂名聚力公司应收款明细表；广东吉某聚力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情况；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证实上诉人胡向东以及各原审被告人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从而骗得国家农机补贴款的事实。4.广东省农业厅复函，广东省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关于确定四川惠某公司补贴额有关情况的说明，农业补贴材料，证实了广东省关于发放农机补贴款的条件及规定，补贴必须由购机人申请并发放到实际购机人的账户，涉案烘干机每台由国家支付补贴款42000元。5.身份材料，证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6.到案经过，证实了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归案经过。7.证人莫某的证言：2013年5月应聘到吉某公司工作，在财务部担任会计助理。2013年6月，李作笋开始担任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尹某是人事、行政负责人，财务部兼职出纳。公司从2013年7月份开始销售惠某公司生产的天府牌5H-1.0型移动式烘干机的。当时，常务副总胡向东专门开过会议，要求全公司推进烘干机的销售工作。烘干机业务的财务流程是：下属分公司收到烘干机后，黄某3制作总的入库单以及对应发往分公司的出库单，然后交给我入库单做入账处理，根据出库单对应的信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对应的分公司；在收到销售部黄某4给我的农户的开票资料（内含：农户名称，烘干机的品牌、型号、数量、单价、总价、出厂编号、发动机号，以及自筹款、补贴款等信息）后，我按照开票信息，开具给对应农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同时开具对应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销项负数）给售出烘干机的分公司；随后，我根据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增值税普通发票（销项负数）做公司收入的对冲处理；月末，我收到经销烘干机的分公司《代收通知单》后，就做公司往来款的对冲处理。公司经销烘干机的资金流程是：由销售部陈全填写《付款申请单》，交给财务部李作笋审核，然后由主管公司全面工作的领导审核（胡向东、贺雅洪、唐蓉城、李某8都可能审核过），领导审批后，《付款申请单》就会交给出纳尹某支付款项，支付款项后，我根据《付款申请单》和《银行凭条》做付款账目处理。公司销售惠某公司烘干机的进项发票都是人民币92000元/台，销售发票绝大多数都是95000元/台，有个别发票也会写94000元/台，这些发票都是我根据销售部黄某4提供给的开票信息开具的。2014年9月，副总唐蓉城让我统计公司代理销售烘干机的相关数据时说烘干机的进货价是38000元/台。公司向惠某公司购买了67台烘干机，共支付了2517000元，惠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发票金额是6158000元。8.证人柏某的证言：2013年，我通过中央财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政策购买过3台天府牌粮食烘干机，是以茂名市茂南区志远农机专业合作社名义购买。当年8月，我去茂名市的吉某公司购买拖拉机，张建伟接待我们，我问有没有便宜好用的烘干机，他说国家有惠某补贴政策，我只要以个人或农村合作社的名义提出申请，国家会补贴购机款，每台42000元，而我只需要每台自筹5000元就可以买到了。了解购机流程后，我向张建伟交了15000元订金，签订了《经销企业供货表》，当时还写了一张欠条交给他，内容就是欠三台机器国家补贴共126000元，待国家补贴发放后，把这些钱交还给他。机器装好后，镇管农业的干部来我家核实机器的情况，具体就是见人（看机器使用人与申请人是否相符），见机（核对机器编码与资料是否相符），见票（核对机器发票）。后来，国家把补贴打到合作社的公账上，我把这126000元交给张建伟。合作社实际上出资15000元购买三台机器。9.证人易某1的证言：2013年，我去茂名市的吉某公司购买手扶拖拉机，该公司的张建伟说国家有政策补贴农民，向我推荐一款粮食烘干机，原价几万元，有这个政策只要自掏5000元，另外有42000元国家会划拨到我个人账户，到时我取出来给他就行，前提是要我到茂南区农业局农机化办公室提出申请国家补贴。我觉得划算，就决定购买，并把这个消息告诉邻居的易某3辉，他也想购买。2013年7、8月，我已本人名义到农机化办公室提出申请购买两台烘干机。不久，张建伟通知我申请已经批了，让我到他们公司签一份《经销企业供货表》，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建伟把两台烘干机运送我家，是跟吉某公司展出的机器一样，我把10000元交给张建伟（其中5000元是易某3辉的）。当年11月，张建伟提出借用我名义再购买两部机器，我就再到农机化办公室提出申请，机器卖到哪里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好处费。收到机器后，我告诉了负责农业工作的苏静，他到我家核实机器号码，看我的发票及核对是否我本人使用。之后，国家补贴发到我的银行卡上共84000元，第二次张建伟借我名义购买机器的补贴也是84000元。补贴到账后，我通知张建伟过来取。张建伟是向我提供了机器的发票，但发票我不一定能找到，忘记发票上机器的单价。10.证人易某2的证言，内容与证人易某1的证言一致。同村的易某1购买了二台、易某4购买了三台，都是自己出5000元/台。11.证人张某1、吕某的证言，证实了农机补贴的发放情况和过程。12.证人何某、王某、黄某1、谢某、邹某、钱某、陈某、李某1、李某2、林某、李某3、黄某2、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廖某、梁某、钟某、张某2、邓某1、邓某2、赵某的证言，均证实以领取国家农机补贴的形式，向吉某公司购买粮食烘干机，国家补贴42000元，补贴给回吉某公司，个人只出资几千元甚至更少的钱就得到了烘干机。13.证人郭某的证言：我于2010年春节后至2013年2月28日任广东吉某公司总经理，之后调回四川总部，同年6月辞职。我离开广东吉某公司后，由胡向东接替我的位置，负责公司的业务。国家有针对农户购买农机的补贴政策，我在广东任职期间，补贴款都是发放到代理权的一级经销商。我在广东任职期间没有与惠某公司有业务往来。广东吉某代理销售农机产品是否需要经过四川总部，主要看地域范围和型号，如果总部已经有某个省某样具体型号产品的代理权，那么我们必须跟总部拿货，如果这个产品总部没有我们分公司所在省的代理权，那么我们分公司可以自己跟厂家谈代理权。补贴申请是生产厂家提出的，通用类农机产品报农业部，非通用类报省农业厅，农业厅通过了再向农业部报备，最后都是农业部公布各厂家申请补贴的产品是否能获得补贴。14.上诉人胡向东的供述：我在广东吉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期间，与惠某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由惠某公司供货，吉某公司销售天府牌5H-1.0型生物质燃料移动式烘干机。至于公司怎么销售，价格多少，由具体负责销售的部门负责，开具发票的事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我不知情。我代表公司与蒋贵万代表的惠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后来于2013年的9月又签订了一份帮惠某公司开具烘干机的发票的协议，具体操作由财务部门负责，具体详情我不知道。15.原审被告人贺雅洪的供述：我是广东公司总经理助理，协助当时的总经理胡向东工作。公司代理销售过惠某公司的烘干机，业务是胡向东引进的。胡向东在第二次跟惠某公司商谈后，召集我和采销部长陈全、总经理助理唐蓉城（分管财物）、财务总监李作笋几个管理层讨论这个合作问题，我和唐蓉城提出反对，这个烘干机进货才38000元，补贴有42000元，我们的增值税发票要开到9万多，肯定是骗国家农业补贴的，还有虚开增值税发票，有很大的风险。胡向东问李作笋怎样做平这个帐，李作笋说可以搞定，之后胡向东就跟对方签订了协议，我们在广东代理销售这款烘干机。后来胡向东召开经理会，参加人有陈全、唐蓉城、李作笋、综合部部长尹某、茂名分公司的张建伟、清远分公司的姚某、广州分公司的周某、黄某3、黄某4等分公司代表，胡向东要求分公司销售这个烘干机。但烘干机销售情况一直不好，胡向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烘干机销售小组。惠某公司给我们公司开的销售发票是每台92000元（是胡向东亲自去四川厂家拿回来的），我们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是每台95000元左右。16.原审被告人陈全的供述：2013年期间，公司代理了惠某公司生产的天府5H-1.0生物质燃料移动式烘干机，是胡向东总经理与两位副总谈下来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购买农机产品国家有补贴，当时我感觉补贴有点高，约达到42000元，是按照广东省农业厅的补贴文件进行补贴的。当年6月，四川惠某公司的蒋某等人来到我们公司，与胡向东、贺雅洪、唐蓉城及我商谈代售烘干机的事情，我参与了两次商谈。第一次，对方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款烘干机，谈到价格及国家农机补贴，说给我公司的进货价为38000元/台，而烘干机的补贴为42000元/台，他们建议我司将烘干机卖给农户前向他们收取每台几千元的首付款，并强调要给农户开具单价为98000元左右的销售发票。第二次，对方同样提到开发票的事情，还是说烘干机发票的单价要开到98000元左右，我一直表示反对，但胡向东表态同意对方提出的意见。同年7月，我听说公司跟惠某公司签订了协议。当月，惠某公司发了一批烘干机到我公司，有20台左右。公司将烘干机运送到韶关、清远、惠州、梅州、河源、茂名等分公司销售。8月左右，惠某公司又发了四、五批烘干机过来，直接发到茂名、韶关等分公司。大部分的烘干机是由茂名分公司销售出去的。17.原审被告人李作笋的供述：我在吉某公司是管理财务负责人。2013年3月，总经理郭某调回四川总部，公司业务由副总胡向东负责。同年5、6月，胡向东牵头跟惠某公司商谈代理该公司的烘干机，双方签订协议，惠某公司卖给吉某公司的烘干机单价是38000元。农户在向经销商购买烘干机时，支付3000至5000元不等，经销商收到这笔费用后进了公司账目，经销商在收到农户补贴款42000元后，也是转入公司账目。2013年8至11月，我公司向惠某公司购买了67台烘干机，通过茂名、河源、梅州等分公司向农户销售。签订协议时，惠某公司说农户购买烘干机国家是有补贴的，每台42000元，国家规定的指导单价为95000元。惠某公司要求我们不管多少钱卖，都要给农户开具单价为95000元左右的销售发票，这样才可以领到国家补贴。对于这个要求，当时我和陈全、贺雅洪、唐蓉城等人都表示反对，但胡向东同意了，我们只好按胡向东的意见操作。最终我们实际上以42000元至45000元每台的单价销售，发票上的单价都是95000元，惠某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发票的单价为92000元。吉某公司涉嫌诈骗，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点我清楚。18.原审被告人张建伟的供述：我是茂名吉某公司的法人代表。2013年初，广东吉某公司的副总经理胡向东在分公司法人代表会议上，推荐了一款四川惠某公司生产粮食烘干机，说每台可享受国家农机补贴42000元，发票上的价格由广东吉某自己来定，省内定的各个经销公司卖出去的价格，是在收齐农户42000元的补贴款后，再由各经销公司加收5000元，也就是说每销售一台烘干机要向广东吉某公司交47000元。茂名吉某公司搞了一次展销会，就该烘干机进行销售推广，到2014年年初，就再没有销售过这款烘干机了，茂名共销售过50多台机器。销售这款烘干机，一方面是给出的补贴太高，超过了机器本身的实际价格，是非常反常的；另一方面，为获取农机补贴而明显虚开发票，我作为从业多年的农机销售人员，向广东公司反映过，但没有结果。烘干机补贴过高，存在问题，补贴是42000元，增值税发票是95000元，实际烘干机没有这么高的价值。问题主要是出在惠某公司和吉某公司，他们有协议合作骗取农机补贴，我们分公司只是执行。我曾向胡向东反映过发票价格太高，与实际销售价格不符，但胡向东说是商业需要。对于上诉人胡向东的上诉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1.原审被告人贺雅洪供述“销售惠某公司的烘干机业务是胡向东引进的，具体是胡向东跟对方谈的并跟对方签订协议，我曾提出反对，胡向东还是坚持做了”；原审被告人陈全供述“代理惠某公司烘干机是胡向东谈下来的，烘干机发票的单价要开到98000元左右，我一直反对，但胡向东表态同意对方提出的意见”；原审被告人李作笋供述“胡向东牵头跟惠某公司商谈代理烘干机，对方说不管卖多少钱，都要给农户开具单价95000元左右的销售发票，这样才能领到国家补贴，当时我和陈全、贺雅洪、唐蓉城都反对，但胡向东同意了，我们只好按胡向东的意见操作”；原审被告人张建伟供述“曾向胡向东反映过发票价格太高，与实际销售价不符，胡向东说是商业需要”；证人莫某证实“胡向东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全公司推进烘干机的销售工作”，从上述人员的供述及证言可见，上诉人胡向东提出代理销售惠某公司烘干机的建议，并与惠某公司商谈具体细节，明知是采取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手段骗取国家的农机补贴，仍然签订《代理销售合同》、《协议》，召开会议要求分公司推广销售，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胡向东“制定销售方案并实施”的证据充分，认定胡向东在骗取国家农机补贴的犯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并无不当。2.上诉人胡向东在任广东吉某公司的副总经理并主持公司工作期间，明知是在骗取国家补贴，仍确定了代理销售惠某公司烘干机的业务，虽然后期胡向东因病请假，但胡向东代表吉某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的委托销售《协议》一直有效地在执行，胡向东理应对履行《协议》而产生的67台烘干机的销售行为承担责任。3.虽然本案骗取的国家农机补贴款均进入了吉某公司账户，上诉人胡向东以及各原审被告人个人并未占有，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诉人胡向东及各原审被告人作为吉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在诈骗过程中，无论骗取的国家农机补贴款是否用于公司运营，并不影响以诈骗罪追究胡向东等人刑事责任以及对诈骗农机补贴180万余元犯罪数额的认定。综上，上诉人胡向东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经查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胡向东，原审被告人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张建伟结伙诈骗国家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胡向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贺雅洪、陈全、李作笋、张建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 敏审判员 边 龙审判员 徐建军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郭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