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辽01行终3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地址沈阳市皇姑区。负责人：郑元贵，该中心执行合伙人。委托代理人：赵兵，辽宁合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表人：纪凯，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佳，沈阳市房屋登记中心司法协助部部长助理。委托代理人：李声远，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法定代表人：杨凤翔，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培方，辽宁方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英俭，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韩首章，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辽宁中医药大学龙江中医院医生，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第三人：韩平，男，194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山东东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原审第三人：韩寅章，男，1950年4月8日出生，汉族，辽宁中医药大学龙江中医院医生，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第三人：韩慈章，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警察，住沈阳市皇姑区。原审第三人：韩俊霞，女，194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陕西钢厂退休工人，住西安市雁塔区。原审第三人：韩立霞，女，1952年5月1日出生，汉族，瓦房店线路器材厂退休工人，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原审第三人：韩智霞，女，1954年1月1日出生，汉族，大连铁路局瓦房店车站退休工人，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原审第三人韩平、韩寅章、韩慈章、韩俊霞、韩立霞、韩智霞委托代理人：韩首章，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辽宁中医药大学龙江中医院医生，住沈阳市皇姑区。（与其他第三人系兄弟姐妹关系）上诉人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诉沈阳市房产局、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注销房屋产权证一案，因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5）皇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委托代理人赵兵，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委托代理人刘佳、李声远，第三人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委托代理人刘培方、郭英俭，原审第三人韩平、韩寅章、韩慈章、韩俊霞、韩立霞、韩智霞委托代理人韩首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5年6月26日，沈阳华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与沈阳市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建办）签订《危房改造联建协议书》，约定：为联建淮河旧区危房改造，华美公司投入660万元（其中人民币150万元，各类轿车价值510万元），联建办于同年10月30日，将4号楼南楼建筑面积为2200平方米的商业网点偿还华美公司。同年7月19日，联建办与华美公司又签订一份《危房改造联建协议书》，约定华美公司投入875264元，联建办于同年10月25日，将淮河小区4号楼南楼3层1、2、3、4单元建筑面积为547平方米的9套商品房（即本案涉案房屋）偿还给华美公司。此后，华美公司于同年7月至9月先后给付联建办人民币1364304元及13辆轿车。联建办于1996年3月5日、3月8日分两次给华美公司开具了上述商业网点和9套商品房的两张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1996年8月4日，华美公司提出将原两份联建协议中乙方华美公司更改为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以下简称原万国通中心），联建办于同年8月20日同意更改。之后，联建办与原万国通中心重新补签了两份联建协议（协议内容和落款时间与原协议一致），并给原万国通中心补开了两张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开具时间也与原发票开具时间一致。在这两张发票上均加盖有“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的印章，但双方实际未到房产部门办理备案登记，原万国通中心并未取得上述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1997年3月18日，沈阳市公安局对华美公司利用无合法手续轿车签订协议换取房产的案件立案侦查，并扣押了华美公司交付联建办的13辆车中的4辆车。在此期间，原万国通中心于1998年5月25日与沈阳维华康医用技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维华康中心）签订了租房合同，将上述一、二层商业网点和三层房屋中部分面积出租给维华康中心。出租房屋当时实际由辽宁中医学院附属中环医院使用，由韩首章实际经营。1998年12月开始，该出租房屋由韩首章实际经营的龙江中医院使用。对于上述刑事案件，2001年9月13日，（2000）沈刑初字第354号刑事判决确认华美公司交付联建办的13辆车中的4辆车实为从美国进口的只能做维修用的大部件的车身总成拼装而成的整车。因华美公司交付联建办的12辆车无法办理牌照，且其中4辆车被公安机关扣押，1999年底至2000年初，联建办找到韩首章，称要收回房屋。龙江医院为避免装修损失，且在到房产部门查询明确该房产确实无备案登记的情况下，于2000年4月18日与联建办签订购房销售协议书，购买了部分一、二层商业网点。对3层九套商品房即本案涉案房屋，韩首章以其母亲李俊兰名义与联建办签订两份商品房购销协议书购买。1999年9月20日和2001年1月21日，被告沈阳市房产局在审核了申请人为李俊兰的产权登记申请表、申请人身份证、商品房购销协议书、准住通知及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后，为上述九套房屋进行了房屋产权登记（现证号为36639的产权证包含3套房屋，现证号为31913的产权证包含6套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372.7平方米和17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均记载为李俊兰。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原万国通中心于2001年6月2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7年5月30日被注销；本案原告万国通中心于2005年11月24日成立，企业类型为合伙企业。两企业的股东均为郑元贵、刘凤君、赵为发三人。2006年1月18日，原万国通中心与本案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原万国通中心的所有债权、债务均转让给本案原告，故本院对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确认。本案原告与辽宁中医药大学龙江中医院、辽宁嘉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皇姑区房产管理局、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韩首章、韩寅章、韩慈章、韩俊霞、韩立霞、韩智霞、韩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审民初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韩首章用万国通中心塔湾街13号面积1587平方米房屋为标的物，以龙江中医院名义，与宋英民以沈阳市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名义编造的1997年9月20日购房销售协议无效、2004年4月18日购房销售协议无效；李俊兰与联建办名义签订1999年12月20日购房销售协议无效；以嘉泰公司名义和联建办名义签订1997年9月20日购房协议无效。2、判令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撤销用万国通中心1587平方米房屋面积发放的3047平方米房产证，包括龙江中医院名义的面积1587平方米证号5959房产证、嘉泰公司名义面积1285平方米证号6600房产证、李俊兰名义面积175平方米证号36639房产证，并承担相关民事责任。3、判令撤销第四经理公司为李俊兰提供的准住通知，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或分清其责任。4、判令龙江中医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此案后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作出（2015）辽审一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原审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四条“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的规定，被告沈阳市房产局具有房屋登记的法定职权。被告沈阳市房产局分两次为涉案九套房屋办理产权登记的时间分别为1999年9月20日和2000年1月21日，依据的是1997年10月27日建设部令第57号发布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十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依以下程序进行：（一）受理登记申请；（二）权属审核；（三）公告；（四）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本条第（三）项适用于登记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告的登记。”就本案而言，被告沈阳市房产局按照当时《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受理了申请人李俊兰的房屋登记申请后，审核了商品房购销协议、购房发票和准住通知等材料后，对李俊兰36639号、31913号房屋进行产权登记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关于原告提出的原万国通中心在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为李俊兰办理涉案九套房屋的产权登记之前已经办理了备案登记,对该九套房屋享有所有权（原告提供加盖有‘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印章的商品房销售发票作为证据），故被告沈阳市房产局不应再为李俊兰办理产权登记的主张，本院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审一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联建办给原万国通中心补开了该两处房屋的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其中发票上均加盖有‘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的印章，但双方实际并未到房产部门办理备案登记”。因此，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承担。上诉人沈阳万国通汽车销售中心上诉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受下列情形的影响：……（三）生效法律文书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或者房屋登记证明作为定案证据采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审一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是依据被上诉人为李俊兰的房产登记为基础做出判决，现又以该判决为基础否定上诉人的行政诉讼，违法上述规定。而且，原审判决认定“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同时认定被上诉人为李俊兰进行产权登记是正确的，认定事实相互矛盾，也违反当时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0条、第16条和第27条。被上诉人不否认“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的事实，但不提交上诉人的产权登记存档材料，是隐匿证据行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综上，原审判决混淆民事与行政的区别，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另，依据《市编委关于调整市不动产登记相关职责和机构设置通知》，2016年10月12日，我局原有的房屋登记职权划归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我局不再是本案适格被告。第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答辩称，我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审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韩首章、韩平、韩寅章、韩慈章、韩俊霞、韩立霞、韩智霞答辩称，上诉人不是本案房产所有者，已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为证，均认定上诉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我方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通知书（沈规建证附字（93）2155号），2、《关于撤销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的批复》，证明争议房是由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为建设单位。1993年8月16日以后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不是合法机构，其所有行为均需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确认后才有效。第二组1、1995年7月19日，危房改造联建协议书，2、1996年3月8日，辽宁省沈阳市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发票联（该发票右上侧盖有“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3、1996年3月13日，集资联建商品房准住通知—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盖章，4、1996年3月1日，房产单项托管合同书，证明1、原告以87.5264万购买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开发建设的4号南楼第3层9套共计547.04平方米并已经入住并已经向沈阳市皇姑区第四房产经理公司办理了托管手续；2、房产局已经为原告已经办理了产权登记。第三组1999年3月31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沈经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沈阳市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起诉原告购销商品房纠纷，证明法院已经确认，争议房是卖给原告的。第四组房屋电子登记(簿)查询证明—房屋基本信息二份，证明原告购买的房屋在2000年1月21日，登记在李俊兰的名下。第五组1、1998年6月26日，租房合同、合同附件，2、协议书六份，证明1、原告将购买的房屋租给韩首章、郭斌，证明韩首章知道3楼的房产为原告所有，其母亲李俊兰购房非善意第三人；2、合同附件中约定，原告负责搭建二楼上，三楼外的棚子，并承担了给四楼的补偿。证明原告对购买的房屋进行了实际管理。第六组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鉴定结论通知书》吴某某证人证言，证明李俊兰的所谓购房时，房屋还是被原告及其职工使用。第七组沈阳市房产局司法协助室产权核档单，证明1、第四房产经理公司卖给我们的房产一部分已经登记在沈阳商业银行亚明支行的名下；2、被告市房产局、区房产局给我们办理过房产登记；3、被告市房产局办理房屋登记混乱，将仅有2200㎡的房屋办理成3600㎡。第八组声明，证明辽宁嘉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声明办理产权证的协议是第三人与他签订的虚假协议。第九组情况说明、关于皇姑区塔湾街13号（现龙江医院使用）说明、公房准住通知，证明1、原告向被告市房产局已经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而且为市房产登记中心出具了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市房产中心有存档，现在市房产局不将此存档提交法庭，不承认备案登记，是隐匿证据，虚假诉讼；2、给李俊兰出具的公房准住通知第四房产经理公司不知情，所以公房准住通知是虚假的。第十组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沈经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我们的权利经过法院的确认。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沈阳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2、李俊兰身份证，3、购房销售协议书，4、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5、公房准住通知书，1-5号证均证明答辩人办理房屋登记要件齐全，程序合法。第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沈房[2003]243号）《关于明确房屋所有权证行政诉讼案件应诉责任及分工的通知》，证明没有职权。原审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三份法院裁判文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审一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审民初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辽审一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俊兰购买诉争9套房屋是合法有效的。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提供的1-5号证认为是被告沈阳市房产局对涉案九套房屋进行房屋权属登记的相关材料，予以确认。对第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皇姑区房产局提供的1号证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交的1、2组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4组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8组与本案无关联性；9组证认为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10组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三份法院裁判文书，认为能证明用以证明的问题。经本院审查认定，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案涉房屋共九套，上诉人于1998年将其中六套出租给韩首章实际经营的龙江中医院，后者只交过一次租金，半年后即不再付房租。上诉人自称，其将另三套房屋卖给职工，2000年3月，这些职工被原审第三人从房内赶走，这些职工嗣后即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在原审法院2016年2月19日的庭审笔录中声称，“2000年3月吴某某、李某某两家人被第三人韩首章等人撵出来了，当时备案了，发现房产被登记在了李俊兰的名下。”1999年6月13日和1999年12月20日，李俊兰与沈阳市皇姑区淮河危房改造联建办公室签订商品房购销协议书，购买了案涉九套房屋。1999年9月20日和2000年1月21日，被上诉人为李俊兰办理了案涉九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李俊兰于2003年10月9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除韩首章以外的韩平、韩寅章、韩慈章、韩俊霞、韩立霞、韩智霞6子女均认可案涉九套房屋系韩首章出资购买。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其在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上加盖“已产权登记，审核人杨洪波”印章，然后把发票返还给上诉人是便于上诉人回去报销核算，并不等同于该房屋已具备产权登记条件，上诉人事后还需递交其他相关材料，继续履行登记程序，才具备产权登记的实质内容，且案涉房屋当时并未竣工，也不具备产权登记条件。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1997年7月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而且，即使当时上诉人已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0年3月，上诉人即丧失对案涉房屋的控制权，且其在庭审中自认“2000年3月吴某某、李某某两家人被第三人韩首章等人撵出来了，当时备案了，发现房产被登记在了李俊兰的名下”，可以认定上诉人在2000年3月即得知案涉房屋已登记在李俊兰名下，其于2015年6月14日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注销李俊兰的房产证，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虽有不当，但对案件处理结果并无影响，可以维持。另被上诉人沈阳市房产局主张因职权变更，其不是适格被告，因本案并未进行实体审理，故此问题对案件处理结果亦无影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继东审判员  杜 娟审判员  周玺联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张 舒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