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02民终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理人：刘同举，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范燕，新疆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连桢，男，汉族，克拉玛依市机关锅炉房职工。上诉人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工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连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2016）新0203民初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达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范燕及被上诉人李连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博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连桢要求其返还收益金14321.71元及利息4915.62元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连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李连桢关于2013年之前收益金的诉讼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依据《房产委托管理合同》，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每年定期向被上诉人李连桢给付收益金，被上诉人李连桢领取收益金均在收益表上签字确认，双方对收益金数额从未有过异议。被上诉人李连桢若对收益金数额有异议，应当在领取每年收益金之后的一年内提起诉讼。二、双方于2008年前后签订新的委托房产收益表，约定按照购买商铺价款的9.9%计算固定收益金数额。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每年向被上诉人李连桢支付的收益金，被上诉人李连桢已定期领取，视为双方已经按照共同的意思表示实际履行合同享有的义务。三、本案涉及共同管理，准噶尔大厦业主共计304户，已有268户业主签订新收益表，依据法律规定，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新收益表合法有效，效力及于所有业主。被上诉人李连桢辩称，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多扣的收益金应予返还，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审原告李连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博达工贸公司返还拖欠的收益金14321.71元及利息4915.62元；诉讼费由博达工贸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0月9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房产委托管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克拉玛依市准噶尔路75号准噶尔大厦二层B区1号商铺委托被告进行管理，由被告从事商业经营，期限自2005年10月9日至2015年10月9日。合同第4.1条约定，被告承诺每年向原告支付收益金24970.56元，该收益额中包含应由原告承担的5.5%的营业税及附加费和12%的房产租赁房产税，上述税款共计17.5%。被告从应付总收益金24970.56元扣除4369.85元（24970.56元×17.5%）税款后，代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剩余收益金按照合同约定于2006年10月9日前支付第一期，第二期及以后各期的房产收益支付时间以此类推。被告按照每年20600.71元（24970.56元-4369.85元）向原告支付收益金直至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继续履行合同。2016年11月4日，克拉玛依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其中载明自2006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公司实际代原告申报纳税29376.79元。庭审中，原、被告对该通知书中载明的纳税金额均予以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扣除的收益金额超出其实际代缴的纳税金额，故应当将剩余部分予以退还。原告索要未果，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产委托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享受合同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个人出租非住房时应当按照租金收入缴纳房产税、营业税等税款。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第4.1条约定，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的收益金为24970.56元，被告从中扣除17.5%（4369.85元）后，代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费、房产租赁房产税等相关税款。自2006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共计扣除43698.5元（4369.85元×10年）收益金，该部分收益金的用途应当为缴纳税款，而根据《税务事项通知书》中载明的内容，被告代原告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共计29376.79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差额部分14321.71元(43698.5元-29376.79元),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3年之前的收益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作为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将商铺交由被告委托管理后，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收益金。被告每年支付的收益金中包括17.5%的税款，该部分税款由被告代扣代缴。在被告实际缴纳税款低于约定扣除的17.5%收益金时，差额部分的性质仍属于收益金，故该部分权利应当由原告享有，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收益金14321.71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双方签订了新的《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其中载明被告每年支付的收益金额为扣除17.5%税款后的金额，该收益表应视为双方对合同4.1条的变更，变更后具体代扣代缴的税款以税务机关实际收取的缴纳税率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但根据该收益表中仅载明了原告每年收取的收益金金额，并未有任何关于代扣代缴税款如何处理的内容，且原告对被告的辩解意见并不认可，根据原告提供的收益表中载明的内容，该收益表一直使用至双方合同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现双方未达成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准噶尔大厦超过80%的业主签订了新的收益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涉及共同管理，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均未提及17.5%税款，故原告不应向其主张差额部分的收益金。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与业主签订的《房产委托管理合同》系业主对建筑物内经营性用房享有所有权后所作出的处分，各业主对其商铺享有占有、收益等权利，该合同仅调整各业主与被告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且物权法七十六条调整的对象为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依据情势变更原则，现在的租金收益率不可能达到12%，原告再主张支付差额部分并不合适。但本案被告已按照约定支付了租赁期限内的收益金，在租赁期限内双方亦未对收益金金额进行调整，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情势变更的依据，故被告的该项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自2006年至2015年，被告应当在每年10月9日向原告支付收益金，现被告拖欠未付，应当支付利息。被告每年扣除的收益金为4369.85元，减去《税务事项通知书》中载明的每年实缴税款后，按照年利率5.5%计息，期间以每年支付收益金的时间至2016年10月9日计算，如被告应于2006年10月9日支付第一笔收益金，则期间为10年；第二笔于2007年10月9日支付，则期间为9个月。以此类推，共计产生利息4915.62元，原告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详见利息计算表及《税务事项通知书》），故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利息4915.62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辩称原告主张2013年之前收益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告按照约定代原告缴纳税款，每年缴纳后应向原告出具相关完税凭证，此系被告在该合同中应尽的附随义务。但被告即未向原告出具相关完税凭证，亦未告知原告其每年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2016年11月4日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原告才得知被告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结合上述事实，本案中原告知道或者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为《税务事项通知书》作出之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博达工贸公司向原告李连桢支付收益金14321.71元、利息4915.62元，共计19237.33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0.47元、邮寄送达费32.40元，由被告博达工贸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李连桢诉讼主张2013年之前收益金的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上诉人博达公司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李连桢支付差额部分的收益金及相应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上诉人李连桢作为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将商铺交由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委托管理后，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则依据约定代被上诉人李连桢缴纳税款。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交纳税款后，但并未向被上诉人李连桢出示缴税凭证亦未告知其实际缴税金额。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李连桢直至2016年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后，才知道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因此，被上诉人李连桢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为《税务事项通知书》作出之日（即2016年11月7日），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11月7日起计算至2017年11月7日。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连桢诉讼主张2013年之前收益金的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依照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每年向被上诉人李连桢支付的收益金24970.56元，其中包括17.5%的税款为4369.85元。故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代缴税款后向被上诉人李连桢支付的收益金为20600.71元。而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6年至2015年期间上诉人博达公司向税务机关实际代缴税款共计29376.79元，却扣除税款共计43698.50元，其扣除的税款金额多于其实际缴纳的金额，差额部分14321.71元（43698.50元-29376.79元）在性质上仍属于收益金，系被上诉人李连桢依据约定应享受的收益权。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主张双方对收益金形成新的意思表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向被上诉人李连桢支付差额部分收益金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博达工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亦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93元，由上诉人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汇涛审判员  吕 平审判员  叶 楠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郭 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