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1民终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葛美琳，女，1981年11月2日生，住丹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月丰，江苏律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伟，男，1967年7月14日生，住镇江市。原审被告：胡军，男，1977年8月6日生，住镇江市。上诉人葛美琳因与被上诉人江伟、原审被告胡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5)京民初字第3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葛美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江伟的诉讼请求。理由：1、我国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2013年4月29日至7月18日胡军出具的借条，均无支付借款的凭证，江伟称提供借款发生在2012年，这种说法不能成立。（1）2012年借款，一年后出具借条不合常理。2015年9月6日，江伟、胡军在延期协议中称“原借条（指2012年借条）已归还甲方”，是欲盖弥彰。既有2012年的借条，为何在2013年的借条上只字不提？2012年4月29日至2012年7月18日，短短80天，江伟分四次借给胡军110万，很不正常，难道江伟是胡军的提款机？（2）资金往来和提供借款并非一回事，资金往来的范围远远大于提供借款。胡军在典当行、小贷公司上班，从事资金生意，账户流水很多，绝不可能只有一张农行卡，而典当行、小贷公司通过员工账户走账是司空见惯之事，江伟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们双方资金往来很多，他们串通把账户流水说成借款并要求上诉人共同偿还，这对上诉人来说是无法防范的风险，需要法院全面、充分地考查，并侧重于保护第三方之利益。（3）2012年4月29日至7月18日，胡军从江伟处得到的资金，有确凿证据的仅为50万元，并非110万元，至于江伟为什么要打款给胡军，胡军与江伟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往来，甚至胡军是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又将款项返还给江伟，这就不是上诉人所能知道的了。江伟称曾取款15万加上家中现金5万元共20万元交给了胡军，却只有15万元的取款凭证，其中13万一笔，5000元四笔，为什么要这样取款呢，卡卡转账不是很方便吗？不合常理。江伟称原本有2012年7月18日50万元借条一张，2012年7月18日本票30万交胡军，2012年7月24日卡卡转账20万元给胡军，不知道这所谓的2012年7月18日的借条是怎么写的？又如何将6日后的20万元包括进去的？（4）2015年9月6日，江伟、胡军签订了四份延期协议，协议荒谬地将借款延期至9月6日当天，似乎毫无意义。其实，协议要害是其中一句话“原借条（意指2012年借条）已归还甲方”，实质是他们担心伪造2012年的借条难度太大，而2013年的“借条”又没有说明借款发生2012年，只得如此补上漏洞，否则套不住上诉人。（5）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方面，综合判断待证事实是否发生。上诉人认为，江伟作为银行业资深工作人员，不可能在胡军没有提供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向其出借110万元，更不应该短短80天内分四次向其出借，江伟不可能不知道借条对于证明借贷关系的意义，如果有2012年的借条，他不可能将其归还给胡军，可以在借条上批注，也可另签延期协议，没有返还的必要。2013年的借条及2015年的协议，实质是指鹿为马，妄图将莫须有的债务强加于上诉人，本案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虚假民间借贷诉讼。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2013年7月18日的借条上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理应承担还款责任。对此上诉人已作说明，这张借条是当时胡军拿给上诉人所签，说是他向别人借款，上诉人不签字，他就借不到，而他借到钱就可以向上诉人支付小孩的抚养费。胡军或江伟都没有向上诉人说明2013年7月18日借条上的50万元是2012年已借的款。其实，上诉人并不认识江伟。如果说江伟是2013年7月18日提供借款给胡军的，上诉人当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然而2013年7月18日及此后几天，江伟并没有提供借款给胡军，2013年7月之后，胡军也没有给过小孩的抚养费。3、一审法院采信了江伟提供的一份录音，这份录音中胡军对江伟之诉称没有争议，上诉人认为这就是虚假诉讼明显的表现。本案法院若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等事实，是不难得出这是一起虚假诉讼的结论的。4、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胡军的一份录音，这份录音中，胡军没有谈到借款的任何细节，只是虚伪地让上诉人不要担心。从这份录音中，可以听出借款纯属子虚乌有，但令人惊奇的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录音进行质证，判决书中也是只字未提。5、2006年上诉人与胡军结婚，2013年3月28日双方离婚。上诉人与胡军婚姻关系早就恶化，2012年已经分居，上诉人早已住在丹阳。2012年上诉人与胡军没有添置过任何大件物品，包括房子、车子。胡军的资金往来属于公司经营往来，并非用于家庭，这110万元的所谓借款完全是胡军、江伟编造的，对上诉人没有法律效力。江伟答辩称：1、一审依据借条、延期还款协议、打款事实已经查明借款属于共同债务。其中，2012年的借条的期限是一年，期间借款到期，上诉人与胡军请求更换原借条再借用一年，故我同意了。2、我借款给胡军有借条以及打款凭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依据，是不存在的。我与胡军之间没有其他业务往来。3、关于延期协议，是对原来欠款的归还方式，之所以这样是他们夫妻不断拖延履行还款义务，并提出了延期还款才延期。请求驳回上诉。江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军、葛美琳偿还江伟借款本金110万元；2、胡军、葛美琳支付江伟自借款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军、葛美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军、葛美琳原系夫妻关系，于2006年3月登记结婚，2013年3月28日离婚。胡军从事典当、小额贷款等资金生意经营，2012年4月29日、5月30日、7月9日、7月18日，胡军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四次向江伟借款合计110万元（其中4月29日借款20万元、5月30日借款30万元、7月9日借款10万元、7月18日借款50万元）。根据庭审中证据反映，该四笔借款的交付方式分别为：4月29日的借款20万元为江伟同日在农业银行取款15万元外加5万元的已有现金以现金方式交付；5月30日的借款30万元为江伟在借款当日通过农业银行卡卡转账的方式交付给胡军；7月9日的借款10万元为同日江伟以转支的形式交付；7月18日的借款50万元分两笔交付，一笔为借款当日江伟以银行本票的方式交付30万元，另一笔为7月24日江伟通过卡卡转账的方式交付给胡军。借款发生一年后的对应日期，即2013年4月29日、5月30日、7月9日、7月18日，分别由胡军（甲方）向江伟（乙方）出具四份格式借条对借款相关事项进行了确认（其中2013年7月18日的借条中葛美琳亦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该四份借条中除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及到期还款日不同外，其余内容均有如下相同表述“…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本金还清时该借条由乙方归还甲方。借款期满借款本金应按时归还乙方，甲方未履行该借条到期还款日还款的，甲方除归还借款本金之外还需支付从借款之日起至还款日止对应的银行贷款同期同档次利率的4倍利息给乙方，根据法律的规定，乙方一旦向法院提起诉讼，甲方将面临败诉，为此甲方将承担除所欠乙方全部本金、因违约需支付的利息外，还将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法院强制执行费、拍卖费、评估费以及其他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2015年9月6日，胡军与江伟再次签订四份《关于原借款到期还款日延期的协议》，该延期协议中，同样除借款金额、原借款期限、到期还款日不同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以双方对发生于2012年4月29日金额为20万元的借款延期约定为例（其他三份类同），其表述内容为“借款人（以下简称甲方）胡军向江伟（以下简称乙方）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整，原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29日至2013年4月29日，到期还款日为2013年4月29日，原借条已归还甲方，原借款到期还款日甲方未归还乙方借款，并于原借款到期日当日重新签订借条，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到期还款日为2014年4月28日，现将重新签订的借条到期日延期至2015年9月6日，特此协议，其他事项按2013年4月29日重新签订的借条为准。”借款到期日延期后，胡军、葛美琳仍未能按约归还前述借款，江伟遂于2015年12月22日提起诉讼。庭审中，胡军对上述四份借条、延期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也确认在2012年曾收到过江伟两笔分别为20万元、30万元的款项，但认为该款项并非本案借条所指的借款，而是胡军与江伟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葛美琳认为本案所涉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但对该主张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其认为该四笔借款真实性存疑，2012年时胡军、葛美琳夫妻关系已经不和，存在胡军与江伟串通起来损害葛美琳利益的嫌疑。对此说法，江伟不予认可，并当庭提交其在本案诉讼发生后与胡军之间的一份录音材料佐证。该录音材料反映的大致事实是：胡军对尚欠江伟借款本金110万元无异议，对于利息双方均认可按每月31000的标准支付到了2014年6月，此后的利息未付，胡军希望利息能打包按20万元计算。此外胡军希望由他本人在先行给付江伟30-50万元左右或胡军、葛美琳各分担55万元借款本金后，江伟能放弃要求葛美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胡军、葛美琳虽在本案庭审中提出对该录音真实性的质疑，但经释明后未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对该录音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另查明，江伟亦认可收到胡军按高于年利率24%的标准（未超出年利率36%）每月给付的利息至2014年6月底，其在本案中原主张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给付违约金即为2013年被告重新出具的借条中双方所约定：如借款逾期未还后，被告应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四倍标准给付江伟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胡军出具给江伟的借条客观真实，能够反映出双方之间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借款人的主要义务系偿还借款。胡军借款后未在借条约定的期限内及时归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江伟要求胡军偿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及按借条约定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对于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江伟在本案中主张按双方借条中约定的借款之日起算，但因胡军已按高于年利率24%的标准将利息支付至了2014年6月。江伟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主张2014年6月之前的利息，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总计年利率24%”范围，于法无据，故对江伟主张的2014年6月之前的逾期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利息起算时间应自2014年7月1日开始计算为宜。胡军虽辩称收到的50万元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除此之外的借款实际未交付，但其抗辩江伟向其转账的行为系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因胡军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除此之外的款项交付，江伟均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综上，胡军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并未实际交付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对胡军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葛美琳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对实际发生于2012年7月18日的借款，葛美琳在与胡军离婚后仍然作为共同借款人的身份在2013年的借条上签字，由此可见葛美琳至少对本案所涉借款中的50万元是知晓且认可的。对于其它三笔借款，虽然葛美琳认为其未签字，不属夫妻共同债务，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借款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例外情形。因借款人胡军与葛美琳系夫妻关系，上述原始借款又发生在胡军、葛美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胡军、葛美琳离婚后葛美琳仍然在2013年7月18日的借条上作为共同借款人对借款予以签字确认。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葛美琳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本案所涉借款应认定为胡军、葛美琳的夫妻共同债务，由胡军、葛美琳共同偿还。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定，判决：胡军、葛美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江伟借款本金110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750元，由胡军、葛美琳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胡军与江伟存在借贷关系，诉讼中，江伟提供的借条、付款凭证、延期还款协议能够证明其于2012年向胡军出借110万元及2013年胡军重新出具借条和2015年9月6日胡军与江伟签订延期还款协议的事实。胡军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江伟要求胡军偿还借款本金110万元及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支持江伟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葛美琳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并未实际交付及江伟、胡军编造借款事实虚假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胡军与江伟的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在胡军与上诉人葛美琳婚姻存续期间的2012年，胡军向江伟的借款用于经营活动，且胡军、葛美琳离婚后葛美琳仍然在2013年7月18日的借条上作为共同借款人对借款予以签字确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本案所涉借款为胡军、葛美琳的夫妻共同债务，由胡军、葛美琳共同偿还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葛美琳认为一审判决错误没有依据，上诉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50元，由上诉人葛美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冷德华审判员  陈开亮审判员  李益成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王思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