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1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鄢陵县城新区翠柳路南段。法定代表人：蒋国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梁军，河南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栋，河南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住所地，郑州市淮河路与工人路交叉口东南角。负责人：史岩，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田孝礼，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董小丽，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鄢陵县柏梁镇张坊村北段汶河以南。法定代表人：李江，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许昌市中原电气谷。法定代表人：杜金龙。原审被告：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许昌市中原电气谷。法定代表人：杜金龙。原审被告：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鄢陵县城新区乾明寺路南胜利路东。法定代表人：邢其生。原审被告：杜金龙，男，汉族，1964年4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被告：杜世伟，男，汉族，1986年10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被告：邢其生，男，汉族，1970年3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鄢陵县。原审被告：李翠霞，女，汉族，1971年3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鄢陵县。原审被告：崔冬冬，女，汉族，1991年10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鄢陵县。原审被告：路建明，女，汉族，1967年12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被告：杜世博，男，汉族，1989年1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委托代理人：刘阳，河南天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袁书玲，女，汉族，1972年7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被告：王宁，女，汉族，1987年1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原审被告：李江，男，汉族，1990年10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鄢陵县。原审被告：王诚浩，男，汉族，1965年7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许昌市。上诉人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升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以下简称郑州银行）与原审被告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氏公司）、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斯特公司）、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中原区区人民法院（2015）中民二初字第2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7年1月12日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鸿升公司委托代理人梁军，被上诉人郑州银行的委托代理人田孝礼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华通公司、杜氏公司、欧斯特公司、鑫盛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对该判决的一、二项所确定的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责任，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在证据采信方面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原审庭审时，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显示有上诉人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于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为担保人的资格进行了审查，但当庭出示的证据中却没有该部分证据，且上诉人阅卷时也不存在该部分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是从网上下载的工商登记信息，原审法官竟然从法庭卷宗中拿出上诉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作为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供的证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方。在上诉人庭前阅卷时，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交的借据中，到期日期和右下角银行签章部分的日期均是空白。但庭审时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交的该借据却已经填上了日期。当庭上诉人表示对该借据中增添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原合议庭一方面以上诉人没有在举证期内提出鉴定申请，一方面又以需要经合议庭合议为由推脱、不予受理鉴定申请，后上诉人方只得以“证据存在明显差异，不需要鉴定”为由，撤回了鉴定的申请。二、2015年1月23日所谓上诉人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签订的《郑银保字第09120150010094112》号保证担保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的要件，不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原审法院依此认定本案事实，证据不足。该担保合同第十一条“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中第一款明确约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通过对比所谓上诉人的合同和其他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担保合同能够看出，其他被告所签订的担保合同全部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名，而所谓上诉人的合同第一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亲自签字，第二也没有公司经办人签名。所以该担保合同缺乏约定的必要生效条件，不能证明合同真实性以及就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该担保合同所附的条件就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因所附条件不成就，所以不生效，原审认定该担保合同有效，证据不足。三、被上诉人在贷款前没有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贷前审查或尽职调查，没有对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还款能力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审核，也没有尽到贷后审查的义务。《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贷款调查”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险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法律规定银行贷款时必须严格进行贷前审查和贷后审查。上诉人原审庭审中要求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供有关签订合同时的照片、录像，并申请原审法院进行调取。但原审法院却没有调取该部分证据，淮河路支行也拒绝提供该部分证据。上诉人当庭询问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贷款的流程是什么，是否对借款人、保证人进行贷前审查，签订的担保合同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到场，是谁到场签订合同，是谁加盖的公章，但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均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回答该部分问题，回避该案件的主要事实。而且，该笔贷款的用途是购苗木，但据上诉人了解，该笔贷款是用新贷还旧贷，根本没有购苗木，被上诉人对该笔贷款的用途也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用途，也没有进行贷后审查、监管，造成该笔贷款的流失。根据以上情况说明，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贷前审查的有关材料，更不能提供上诉人一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情况，不能证明担保合同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被上诉人没有对该笔贷款进行审慎的贷前审查和贷后审查，对贷款不能被追回有很大的责任。四、本案贷款已经得到原审被告华通公司的认可，是以新贷偿还的旧贷，而上诉人对该事实不知情，不应因此承担责任。通过对华通公司工商登记的和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华通公司对账单分析可知，华通公司是在2014年9月2日从王诚浩处受让的，而华通公司在被上诉人的账户上于2013年12月21日偿还贷息45000元，但在2013年12月31日入账（贷款）1000万元后封息直至2014年11月21日，累计还息136万元，但2014年11月21日偿还贷款900万元，后于2014年12月21日偿还贷息75000元，此时累计偿还贷息142.5万元。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华通公司同年12月30日又偿还贷款1000万元，但此时账面上仅仅一笔贷款入账，那么偿还的两笔贷款是怎么来的，不清不白。在还款1000万元后的不到一个月，也就是2015年1月23日，又从被答辩人处入账（贷款）800万元，但无再封息。上诉人原审就提出怀疑：2013年12月21日贷款1000万元，2014年11月21日清偿贷款‘900万元和2014年12月30日偿还贷款1000万元以及本案的800万元贷款就是被上诉人内部人员勾结有关公司骗取上诉人的担保贷款，从而达到有关企业之间相互抹账、以新贷还旧贷，让上诉人承担原本不存在或非法的债务。并且该部分事实在原审庭审中也得到了被上诉人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江的认可，就是借新贷还旧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五、原审认定的律师费用不合法。原审被上诉人淮河路支行提供代理合同和发票，以证明该案件支出律师费用。但是该代理合同是对整个系列案件的代理费用进行收取，包含一审、二审、执行等费用，甚至还包括重审、再审，这些不属于已经发生和明确的费用，故不应当支持。根据以上理由，上诉人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郑州银行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了各方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鸿升公司主张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方面明显偏袒郑州银行没有事实依据。二、郑州银行、鸿升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鸿升公司七诉称“该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要件，不产生法律效力”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上的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中，郑州银行、鸿升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加盖有鸿升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且鸿升公司对两枚印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因盖章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鸿升公司上诉称“该合同不具备合同生效要件，不产生法律效力”没有法律依据，该合同合法有效，鸿升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鸿升公司上诉称“郑州银行未尽到贷款审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实属恶意逃避责任。首先，郑州银行已经按照相关要求对涉案贷款进行了审查，鸿升公司上诉称“郑州银行未尽到贷款审查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鸿升公司主张“郑州银行未尽到贷款审查义务”，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原审中，鸿升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最后，《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上述规定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亦不影响郑州银行与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之间的信贷行为的效力和郑州银行与鸿升公司之间《保证合同》的效力。况且，正是由于鸿升公司为华通公司提供了保证，大大降低了华通公司的信贷风险程度，才使郑州银行为华通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因此，商业银行贷款监管义务的履行并不影响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四、涉案贷款用途为购苗木，鸿升公司上诉称“涉案贷款是以新贷还旧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5年1月23日，郑州银行与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涉案贷款的用途为购苗木。上述合同生效后，郑州银行受华通公司委托分别向鄢陵县万春花木有限公司支付292.5万元，向河南中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支付507.5万元，用于华通公司购买苗木。鸿升公司上诉称“涉案贷款是以新贷还旧贷”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华通公司在原审中明确认可涉案贷款用途为购苗木，并非像鸿升公司所述华通公司认可涉案贷款是以新贷还旧贷。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鸿升公司主张“涉案贷款是以新贷还旧贷”，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原审中，鸿升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五、鸿升公司上诉称“原审认定的律师费用不合法”没有法律依据。郑州银行与华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十三条明确约定鸿升公司应当承担律师费，郑州银行、鸿升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第三条也明确约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律师费。同时，郑州银行在原审中提供了其与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民事》、转账凭证及发票，证明其因提起本案诉讼已实际向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故原审法院认定华通公司向郑州银行支付律师费、鸿升公司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鸿升公司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鸿升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华通公司、杜氏公司、欧斯特公司、鑫盛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未陈述意见。郑州银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华通公司向郑州银行偿还剩余贷款本金人民币8，000，000元及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281，568.93元，并承担违约金800,000元,总计人民币8，281，568.93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0月21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至贷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2、杜氏公司、欧斯特公司、鑫盛公司、鸿升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对华通公司所欠郑州银行的上述第一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华通公司及上述原审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律师费248000元、诉讼费、保全费等郑州银行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1月23日，郑州银行（贷款人）与华通公司（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郑银流借字第01120150010106793号）一份，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23日起至2016年1月22日止；借款用途为购苗木；执行贷款年利率8.4%；每月20日为收息日；合同有限期内，借款人未按时支付利息的，利息自当月20日起按复利计收；若贷款发生逾期，借款自借款本息逾期之日起向贷款人支付罚息，罚息率按合同执行利率乘以壹点五计算。如借款人违反合同其他约定，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承担不超过本合同主债权金额10%的违约金。上述合同签订当日，郑州银行分别与杜氏公司、欧斯特公司、鑫盛公司、鸿升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主要约定，保证人担保郑州银行与华通公司签订的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公告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郑州银行与鸿升公司签订的上述《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加盖有鸿升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蒋国胜个人签章，因加盖公司印章是法人的合法意思表示；郑州银行与李江签订的上述《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由李江本人签名并按指印。上述合同生效后，郑州银行于2015年1月26日以委托支付的方式分别向鄢陵县万春花木有限公司支付292.5万元，向河南中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支付507.5万元，共计800万元，依约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截至2015年10月21日，华通公司尚欠郑州银行贷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共计281，568.93元。一审法院另查明，郑州银行为提起本次诉讼，向河南豫都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48000元。一审庭审中，郑州银行称其所主张的违约金80万元，系基于华通公司逾期还款的违约行为，按主债权金额10%予以主张。以上事实由《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发票、郑州银行应收清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保证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上述合同签订后，郑州银行已按约履行贷款发放义务。借款到期后，华通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郑州银行要求华通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金8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及律师费248000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杜氏公司、欧斯特公司、鑫盛公司、鸿升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对上述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故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郑州银行主张的违约金80万元，该院认为基于华通公司未按期还本付息的违约行为，该院已对郑州银行所主张的罚息及复利予以支持，华通公司已就其逾期还本付息的违约行为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而郑州银行又基于华通公司的该违约行为另行主张违约金，是对违约借款人实施双重处罚，有违公平原则，故该院不予支持。关于鸿升公司、李江辩称《保证担保合同》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意见，因该合同落款处加盖有鸿升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章（因加盖公司印章是法人的合法意思表示，由此因签章形成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责任）、李江本人签名，属有效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合同成立生效时间与主债务合同时间相同，视为其知晓主债务合同的内容，故该院对鸿升公司、李江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关于被告鸿升公司、李江辩称华通公司是以新贷还旧贷及郑州银行未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贷前审查的意见，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偿还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000元及截至2015年10月21日之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281，568.93元（此后自2015年10月21日起，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利标准计算至本判决限定的还款之日）；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支付律师费248000元；三、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四、驳回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107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82667元，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负担5600元，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金龙、杜世伟、邢其生、李翠霞、崔冬冬、路建明、杜世博、袁书玲、王宁、李江、王诚浩共同负担77067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有效。上述合同订立后，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还款期限届满后，主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一审判决根据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的申请判决主债务人还本付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无不妥之处。鸿升公司上诉称案涉保证到保合同上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没有该公司经办人签名而缺乏生效条件，经查该保证担保合同上加盖有鸿升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章，鸿升公司对上述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该保证担保合同对鸿升公司有效。鸿升公司上诉称本案借款系借新还旧没有充分证据支持，鸿升公司其他上诉主张均缺乏充分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107元，由许昌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陈启辉审判员 于岸峰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苏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