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09民初1809号原告：朱美英，女，195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周再松，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志根，男，196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沈永水，杭州市义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朱美英诉被告王志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美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再松，被告委托代理人沈永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美英诉称：2013年6月29日，原告朱美英与被告王志根就羽绒服买卖事宜签订有《订货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货的数量为30648件，总货款为1249592元。订货第一批交货日期截止2013年8月下旬前，第二批在9月下旬前。若逾期无法交货的每迟一天扣除总货款的1%，以此类推。合同签订后，被告未能如期交付货物，在2013年10月3日至2013年12月7日期间，逾期供货数量达14048件，约占合同约定数量的50%；货物价值近60万元，也约占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众所周知，羽绒服销售的季节性要求极高，批发销售季一般在9-10月份，一旦错过销售季将严重影响正常销售。被告逾期供货行为，导致原告错过了正常销售季，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原、被告双方就被告违约行为的处理事宜，多次协商、最终，原告考虑到双方近10年的业务合作感情，本着损失共担的原则，未以合同约定方式即每迟一天扣除总货款的1%扣减被告货款，而是以商场下柜费的名义扣减了被告8万元货款。该8万元既远远低于原告实际损失，更远远低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额。2014年3月17日，原、被告双方结算本次货款时，对扣减8万元货款未提出异议。2015年1月1日，双方就本次货物质量问题在杭州佳宝童装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对扣减8万元货款也表示认可；在出具了调解协议后，也未提出异议并表示不再有其他争议。至此，原告认为被告违约责任已追究完毕，双方已无任何争议。2015年12月15日，被告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民事判决：1.朱美英支付王志根价款8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2.驳回王志根的其余诉讼请求。原告认为，被告逾期供货，应按照合同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故起诉，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16万元。被告王志根辩称：原告朱美英在杭州四季青佳宝童装市场经营儿童服装、羽绒服装系列，故要求被告为其生产系列服装，双方于2013年6月29日签订订货合同，订货总价值1249592元。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儿童服装、羽绒服装的规格清单，进行生产后，分批交货给原告。被告已经按合同的约定如期供货，原告亦表示认可，故原告朱美英在订货合同书上书写朱美英，2013年合同结束，这就充分说明被告按订货合同的约定，已经全部供货给原告，得到原告认可，并从银行转帐支付价款610000元。2014年3月17日，原告儿子汤诸炯代表原告朱美英进行结帐，由汤诸炯制作的结帐单证实原告扣住商场下柜80000元，欠款30000元未付。被告在2015年1月1日向原告催讨后经杭州佳宝童装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由原告退还被告羽绒服（裤）238件，计人民币9694元，支付现金20306元，所以原尚欠被告30000元价款经调解成功。但是原告以所谓商场下柜，扣留被告的价款80000元不愿支付，续后被告多次向原告催讨，但原告强词夺理，不予理睬。被告出于无奈于2015年12月15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2月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商场下柜费未作约定，朱美英也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达成有关商场下柜费的协议，故朱美英在应付被告价款中扣除商场下柜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款朱美英应当向被告支付，判决朱美英支付王志根（被告）价款80000元，朱美英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是追究被告的逾期供货的违约责任。原告已确认双方的订货合同到2013年结束，原告认可不予追究违约责任，我们可以从以下证据中找到答案：1、2014年3月17日，由原告自行出具的结帐单中没有违约责任；2、被告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朱美英支付商场下柜费80000元其未提出反诉，在庭审中只陈述80000元已付清，但没有提供证据；3、2015年1月1日的调解书可以证实原告根本没有提出违约责任；4、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其次是（2016）浙01民终2324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朱美英主张王志根存在逾期供货的情形，应认为朱美英对于王志根的供货是认可的。综上，朱美英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上事实与理由：原朱美英与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已经履行期限届满，朱美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所以朱美英对被告的供货行为是认可的。其次，即使原告需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无论是订货合同，还是原告自行制作的结帐单都无法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所诉称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故根据“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订货合同1份【原件留存于（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卷宗】，欲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约定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的事实；2.送货单19张【原件留存于（2016）浙01民终2324号案件卷宗】，欲证明被告逾期交货的事实；3.（2016）浙01民终2324号民事判决书1份，欲证明被告对本案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推翻违约责任的处理方式，故原告有权重新追究被告违约责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即订货合同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即送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即民事判决书的“三性”无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3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同时，被告王志根在（2016）浙01民终2324号案件中对证据2即送货单的“三性”均无异议，故对证据2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订货合同1份[复印件，原件留存于（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卷宗]、2014年3月17日原告出具给被告的结账单、人民调解协议各1份[复印件，原件留存于（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卷宗]、上诉状1份【复印件，原件留存于（2016）浙01民终2324号】、（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和（2016）浙01民终2324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欲证明如下事实：1.订货合同到2013年结束；2.2014年3月17日由原告自行结帐出具给答辩人的结帐单中没有违约责任；3.2015年1月1日的调解书可以证实原告根本没有提出违约责任，只认为质量有问题；4.在2016年2月1日在法院的庭审中，本案原告只保留对王志根因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未涉及违约责任；5、本案原告对（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民事判决不服，于2016年3月24日提出上诉，在上诉状的请求中也未涉及违约责任的请求。综上，原告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不认可。结算单中原告已经向被告主张了违约金，按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提出违约责任之日起算；2.对供货行为的认可不能推断出原告放弃对违约责任主张权利。原告在2016年2月1日（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审理中，原告代理人已经明确提出关于违约责任的要求，故诉讼时效应当重新计算。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明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均予以采纳。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原件留存于（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卷）。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追究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等权利，当时原告代理人明确提出的因违约导致的赔偿权利。至于违约的原因系质量问题还是逾期供货不影响原告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原告的诉请在诉讼时效内。被告认为：1.原告代理人在2016年2月1日（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案件庭审提出的是关于质量问题的法律责任，本案原告的诉请是关于逾期供货的违约责任，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同的事实不同的主张，不能混为一谈；2.在订货合同里没有约定对质量问题的具体标准，且没有质监局的检测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上述依职权调取的调查笔录予以采纳。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补充提交（2016）浙01民终7647民事裁定书1份，欲证明违约责任与质量问题是两个不同事实，本案原告在上诉中仅主张了质量问题的责任，没有主张逾期供货的责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不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6月29日，被告王志根与原告朱美英签订订货合同1份，约定朱美英向王志根订购羽绒服30648件，总价款为1249592元，订货退货率为总价款的20%，订货款到2013年底全部结清。第一批交货日期截止2013年8月下旬，第二批在9月下旬。合同签订后至2013年12月7日止期间，王志根向朱美英供应羽绒服。2014年3月17日，汤诸炯代表朱美英与王志根进行结账，汤诸炯确认在扣除王志根商场下柜费80000元、另扣除30000元等后，朱美英尚应支付王志根105415.50元，于一星期后付清。关于上述因羽绒衣（裤）等质量问题扣留30000元纠纷，2015年1月1日经杭州佳宝童装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朱美英退还王志根羽绒衣（裤）238件计人民币9694元，尚需支付王志根30000元-9694元=20306元，该款于2015年1月1日付清。王志根于当日收到上述退还的羽绒衣（裤）及款项20306元。因朱美英未向王志根支付商场下柜费80000元，王志根于2015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朱美英、汤诸炯支付价款80000元。本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民事判决如下：“一、朱美英支付王志根价款8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王志根的其余诉讼请求。”朱美英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2016）浙01民终2324号民事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9月22日，原告朱美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志根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16万元。案经审理，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浙0109民初1419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朱美英提起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裁定驳回朱美英的起诉。朱美英不服该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浙01民终7647号民事裁定如下：“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4195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理。”2017年2月7日，原告朱美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朱美英起诉要求被告王志根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16万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被告王志根在履行订货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逾期供货的违约情形。如原告朱美英认为被告王志根确实存在逾期供货的行为，那么原告朱美英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被告王志根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3年12月7日，那么原告朱美英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的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2月7日起计算，原告朱美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自2013年12月7日起向被告王志根主张过相关权利，故原告朱美英于2016年9月22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16万元已过诉讼时效。原告朱美英虽称在2014年3月7日的结账单中及2016年2月1日的庭审中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但根据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查明的事实，原告朱美英仅就羽绒服质量问题向被告王志根主张过权利，并不涉及逾期供货。关于羽绒服产品质量的权利主张并不当然及于逾期违约责任的追究，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原告关于羽绒服产品质量的权利主张及于逾期违约责任的追究，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订货合同约定的第一批交货日期截止2013年8月下旬，第二批在9月下旬。被告王志根最后一次向原告送货的时间2013年12月7日，晚于订货合同所约定的送货时间。但是，从汤诸炯代表朱美英于2014年3月17日向王志根出具的对账单来看，原、被告之间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主要争议在于商场下柜费用80000元和产品质量纠纷款项30000元，不涉及逾期供货纠纷。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月1日在杭州佳宝童装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情况来看，双方之间存在羽绒衣（裤）等质量问题，也并不涉及逾期供货问题。再者，在本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6140号原告王志根诉被告朱美英、汤诸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在答辩阶段称：“确实暂扣80000元的商场下柜费，因当时原告提供的羽绒服有严重的质量问题，再次被告保留对原告因为质量问题给被告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从该答辩意见可以看出，至原告王志根起诉被告朱美英、汤诸炯时，被告朱美英仍仅就原、被告之间存在羽绒服质量纠纷主张权利，并不涉及逾期供货违约责任的承担。本院认为，被告王志根供货虽晚于合同约定的时间，但根据双方之后的结算、调解及诉讼行为，应视为原告朱美英对于被告王志根的供货行为予以认可。综上，原告朱美英要求被告王志根支付逾期供货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志根的相关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美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原告朱美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陈 龙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贺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