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都景园13层D型房。法定代表人：张子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丹，湖北奇扬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监利县交通路***号。法定代表人：郑小松，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易，男，该中心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庆，湖北司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中路1号。法定代表人：汪诚，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原审第三人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丹，被上诉人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杨易、杨小庆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是：一审认定部分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疫苗效期失效后退货，上诉人并没有表示过同意退货。《收货证明》上打印日期是2012年12月12日，而杨木春与杨易手写部分落款是2012年12月9日，二者之间相互矛盾，明显是事后自己所写，该部分不应该釆信。原审第三人出具2310支疫苗发票，不表示只要2310支疫苗的货款。湖北瑞丰公司诉讼请求：１．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65200元及利息70340.4元；２．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份，被告监利县疾控中心需要流感疫苗，与大连雅立峰公司达成协议，由大连雅立峰公司向被告供应流感疫苗（成人西林瓶）10200瓶，单价为26元／支，总计货款为265200元。大连雅立峰公司按约向被告如数供应流感疫苗（成人西林瓶）10200瓶，被告收货后至今未支付货款。2015年1月10日，大连雅立峰公司书面告知被告，其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与原告。监利县疾控中心辩称，1.监利县疾控中心与大连雅立峰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只与原告湖北瑞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0年11月17日原告湖北瑞丰公司送给监利县疾控中心10200支大连雅立峰流感疫苗，单价为26元／支，共使用了2310支，计价款60060元，货款尚未支付，其余7890支按多退少补的约定已退回给了原告；2.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合同，没有进行招投标，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应相互返还财物，监利县疾控中心已将未使用的疫苗按约退还给了原告；3.原告向监利县疾控中心提供的发票与账号单位不一致，致使监利县疾控中心不能按财务制度规定支付货款，监利县疾控中心不应承担未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4.原告主张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大连雅立峰公司述称，原告陈述属实。本案所涉疫苗销售是第三人公司通过原告湖北瑞丰公司业务员张聚武联系直接销售给监利县疾控中心的，在疫苗有效期内一直没有收到被告退货申请；第三人公司已将对监利县疾控中心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一审认定：湖北瑞丰公司是生产厂家大连雅立峰公司在湖北地区的销售总代理，2010年至2013年期间，张聚武是湖北瑞丰公司在荆州地区的业务员，张聚武与监利县疾控中心有业务往来，2010年8月份左右，张聚武得知监利县疾控中心准备组织一次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就与监利县疾控中心负责人接洽达成了购销疫苗协议，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0年11月17日，湖北瑞丰公司送给监利县疾控中心10200支大连雅立峰公司生产的流感疫苗，随货附送有大连雅立峰公司出具的出库单、批签单和检验报告单，监利县疾控中心经办人杨易出具了收货收条，载明“收到流感疫苗（成人型）大连雅立峰10200支，监利县疾控中心，杨易，2010年11月17日”。2010年春节前，监利县疾控中心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基本结束，监利县疾控中心经办人杨易将疫苗使用情况告知了张聚武，通知张聚武退货，张聚武遂与杨易商议，等春节返乡人员回来还能不能多用一点。2011年10月12日，大连雅立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出具了货款金额为60060元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监利县疾控中心、销售单位为大连雅立峰公司。后湖北瑞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出具了签署日期为2011年12月12日的《收货证明》，载明“兹收到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来的大连雅立峰流感疫苗（成人西林瓶）7890人份（瓶），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2日”，加盖有湖北瑞丰公司印章，监利县疾控中心负责人杨木春和经办人杨易在《收货证明》上分别手写批注：“当时入库10200支，退货7890支，实际结账2310支，退货由湖北瑞丰公司收货（代理商），杨易，2011年12月9日”、“属实，杨木春，2011年12月9日”。2013年7月9日，监利县疾控中心向湖北瑞丰公司出具了《收货证明》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批注：“复印件与原件相符，2013年7月9日”，加盖有监利县疾控中心印章。2015年1月10日，大连雅立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将其对监利县疾控中心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湖北瑞丰公司。一审同时查明，疫苗销售价格为26元/支，有效期至2011年7月，已使用的2310支疫苗监利县疾控中心未支付货款，未使用的7890支疫苗至今仍存放在监利县疾控中心仓库。大连雅立峰公司认可湖北瑞丰公司的销售代理行为，认可其与监利县疾控中心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有关合同相对方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如下评判：关于合同相对方问题。监利县疾控中心在订立口头协议时知道湖北瑞丰公司是大连雅立峰公司在湖北地区的销售总代理，张聚武是湖北瑞丰公司在荆州地区的业务员，即使湖北瑞丰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监利县疾控中心订立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合同也直接约束大连雅立峰公司与监利县疾控中心；况且，监利县疾控中心在《收货证明》上批注：退货由湖北瑞丰公司收货（代理商），表明监利县疾控中心也认可湖北瑞丰公司代理人身份，大连雅立峰公司对湖北瑞丰公司的销售代理行为也予以认可，认可大连雅立峰公司与监利县疾控中心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大连雅立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出具的增值税发票明确载明购货单位为监利县疾控中心、销售单位为大连雅立峰公司，故可以认定监利县疾控中心与大连雅立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监利县疾控中心与大连雅立峰公司。监利县疾控中心认为与大连雅立峰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关于退货问题。本案所涉疫苗是湖北瑞丰公司送货给监利县疾控中心的，湖北瑞丰公司送给监利县疾控中心的10200支疫苗是否为监利县疾控中心订购量，双方是否有“多退少补”的约定，由于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相关约定没有明确的依据。湖北瑞丰公司业务员张聚武到庭陈述，疫苗在有效期内可以退货。监利县疾控中心在接种疫苗活动基本结束后，就疫苗使用情况和退货事宜与张聚武进行了沟通，2011年10月12日，大连雅立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出具的增值税发票货款金额为60060元，该货款金额是已使用的2310支疫苗的价款金额（2310支×26元），2011年12月12日湖北瑞丰公司向监利县疾控中心出具了收取7890支流感疫苗的《收货证明》。虽然当事人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综合分析可以推定，当事人之间是有退货约定的，而且是在疫苗有效期内退货，否则，大连雅立峰公司不会在没有收到退货通知的情况下、在疫苗有效期过后只开具已使用疫苗价款金额的增值税发票，作为专业的疫苗销售公司更不会在疫苗有效期过后出具收货凭证。湖北瑞丰公司是大连雅立峰公司的代理商，本案所涉疫苗退给湖北瑞丰公司的退货行为是有效的，大连雅立峰公司称从未收到监利县疾控中心退货申请的意见不能成立，至于货物放在什么地方，不影响退货的效力，故可以认定7890支流感疫苗已经退给了大连雅立峰公司。湖北瑞丰公司称，根据卫生部《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监利县疾控中心将过期疫苗退给湖北瑞丰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湖北瑞丰公司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且《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属于行政管理规范，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约束力，故湖北瑞丰公司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综上，大连雅立峰公司与监利县疾控中心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订立的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所签合同合法有效。大连雅立峰公司将依合同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湖北瑞丰公司，并通知了监利县疾控中心，债权转让依法成立有效，但监利县疾控中心可以对湖北瑞丰公司依法行使抗辩权。大连雅立峰公司送货给监利县疾控中心疫苗10200支，已使用2310支，退货7890支，监利县疾控中心对已使用的2310支疫苗价款60060元（2310支×26元）应予支付，湖北瑞丰公司要求监利县疾控中心支付已退货的7890支疫苗价款205140元（7890支×26元），不予支持；湖北瑞丰公司要求监利县疾控中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予支持，但合同双方对付款期限以及订购的数量约定不明，可依大连雅立峰公司出具发票时间作为双方结算付款时间，即由监利县疾控中心自2011年10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监利县疾控中心辩称，出卖方提供的发票单位名称与账号单位名称不一致致使其无法支付货款，其不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监利县疾控中心在2013年7月9日向湖北瑞丰公司出具了《收货证明》复印件，从逻辑上可以推断湖北瑞丰公司在此时向监利县疾控中心主张了债权，自主张债权之日至湖北瑞丰公司起诉之日，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湖北瑞丰公司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由被告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货款60060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担1300元，由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二审查明的本案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余下7890支疫苗因过期失去使用价值，其货款205140元损失由谁承担。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虽出具了《收货证明》，但不表示该过期疫苗损失由上诉人承担，只表示同意回收后由上诉人作销毁处理，且事实上该货自始自终都存放在被上诉人的仓库里。被上诉人应支付全部疫苗的货款。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出具了《收货证明》，表明过期疫苗已由上诉人接受，该疫苗已作退货处理，双方应据实结算，该疫苗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本院认为，对于涉案7890支疫苗因过期失去使用价值，造成货款205140元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被上诉人作为一家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专业机构，对于疫苗过期后失去使用价值应有高度的敏感性，对疫苗的使用期限应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但本案中，上诉人在出具《收货证明》时，该批疫苗已实际过期达五个月之久。对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作为一家药业公司，也应对疫苗的失效期限引起足够的注意义务，应及时与被上诉人联系沟通，在该批疫苗过期失效前妥善处理，但上诉人未能尽到此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民事责任的分配问题，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的民事责任较为公平合理。由此，被上诉人除应支付上诉人货款60060元及利息外，还应向上诉人支付余下过期疫苗货款102570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将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变更为：由被上诉人监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上诉人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货款162630元，其中60060元需支付利息（自2011年10月12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维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上诉人湖北瑞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300元，由上诉人负担460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8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时中审判员  韩秀士审判员  谢成勇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