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皖1502刑初268号公诉机关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马永乐，男，1966年12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汉族，大专文化，副科级，原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局长，住安徽省霍邱县。被告人马永乐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6年1月19日经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次日由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对其执行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经六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2016年2月3日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于2017年6月16日对其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六安市看守所。辩护人杨登贵，安徽靖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兰敏，男，1966年1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汉族，大专文化，原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执行股股长，住安徽省霍邱县。被告人兰敏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6年3月2日被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辩护人窦旭，安徽兴隆律师事务所律师。本案由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以金安检刑诉（2016）1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永乐、兰敏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6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二次补充侦查，于2017年1月18日、4月18日、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学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永乐及其辩护人杨登贵、被告人兰敏及其辩护人窦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马永乐、兰敏滥用职权罪犯罪事实。2011年，在由霍邱县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发票检查过程中，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发现霍邱县庆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发矿业）的账面股权变动有异常情况，经霍邱县地税局调查查明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柳编集团）在2010年转让其在庆发矿业的股权时，对相关转让股权收入没有入账，隐瞒收入4500多万元，未缴税款1000多万元。2011年8月，霍邱县地税局获悉庆发柳编集团再次转让了部分股权给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为追回未缴税款，霍邱县地税局和庆发柳编集团、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将股权转让款11541760元作为保证金于2011年9月7日直接汇入霍邱县地税局账户，2011年9月28日，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解缴入库企业所得税10818400元，滞纳金1.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被告人马永乐作为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局长，明知庆发柳编集团有偷税行为，而不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被告人兰敏作为该起涉税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和稽查局执行股股长，在这起案件没有立案的情况下，按照立案的流程出具税务稽查文书，且没有按照规定履行稽查职责，未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移交征管分局，未继续追缴少征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同时未制作执行报告，致使庆发柳编集团少缴税款滞纳金436599.12元，未缴印花税22720元。二、被告人马永乐、兰敏受贿罪犯罪事实2011年，经霍邱县地税部门催要，庆发柳编集团董事长姜某1（另案处理）安排其公司财务总监戴某1找到被告人马永乐，要求在税收方面给予关照，并送给被告人马永乐3万元现金、送给被告人兰敏1万元现金。为证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书证干部任免审批表、霍邱县庆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资料、股权转让协议、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税务稽查相关税务文书等，证人王某、刘某、周某、罗某1、阎某等的证言，被告人马永乐、兰敏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永乐、兰敏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税款流失、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同时被告人马永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兰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1万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被告人马永乐、兰敏均一人犯数罪，同时适用该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永乐当庭对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不予认可，认为稽查局没有对庆发柳编集团进行税务稽查，本案的检查主体是地税局的征管分局，庆发柳编集团也没有被确定为偷税；兰敏出具的税务稽查文书未经其签发，其中税务处理决定书是草稿，不是正式文书；另外本案的滞纳金计算时间错误。受贿三万元属实，但没有为庆发柳编集团提供过关照。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指控滥用职权罪依法不能成立。（一）根据霍邱县地方税务局[2011]16号文件规定，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及地方税费检查主体是征管分局。实际对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检查的也是征管分局。征管分局形成有[2011]1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的14048.88元也由征管分局进行了征收入库。（二）企业所得税实际征收入库的主体是征管分局而不是稽查局。2011年9月28日，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申请支付“待结算税款”17845276元中包含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金额10818400元，滞纳金1.5万元。有申请部门领导及会计部门签署意见，最后由县局局长签字同意。整个申请表中，没有稽查局任何人签字，征收滞纳金1.5万元与被告人马永乐没有任何关系，马永乐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三）稽查局人员参与安徽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所得税的调查处理是应县局要求对征管分局的协助，而不是独立的稽查办案。涉及股权转让的调查，由县局分管局长带队，该行为是县局的行为而不是稽查局的行为；五矿邯邢公司股权转让款汇至霍邱县地税局也是县局的安排。综上，该指控缺乏起码的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还需要说明如下几个问题：1、本案涉税企业所谓“偷税”的论点，缺乏法律支撑。按照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2011]1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官方定性，该企业应补缴税款的行为是欠税而非偷税。2、涉税企业的滞纳金数额不是436599.12元。2011年8月5日，霍邱县地税局已经明确同意五矿邯邢公司代付股权转让款作为税款缴纳的保证，五矿邯邢公司成为扣缴义务人，并且当年调休后截止日期为6月20日，那么，该案的滞纳金应自2011年6月21日计算至2011年8月5日，计46天，减去已经征缴的1.5万元，实际应再缴滞纳金为233823.20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数额未达到30万元，不能认定为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3、滞纳金是一种惩罚性质的款项，不是税款，不能按税款的要求看待滞纳金。二、关于受贿。被告人收取3万元现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受贿罪：1、收受他人财物必须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节。马永乐不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2、证人证言矛盾重重，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难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综上，请法庭依法宣告被告人马永乐无罪。辩护人为证明上述辩护观点，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霍邱县地税局霍地税[2011]16号文件。证实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地方税费检查主体是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二、《税务处理决定书》（征管地税处[2011]19号）。证实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对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度地方各税包括股权转让所得税进行了检查、处理并下发了处理决定；三、委托汇款及收款通知书。证实是霍邱县地税局在处理庆发柳编集团税收事宜，不是稽查局在处理；四、税务代保管账户资金申请支付审批表及开票说明。证实安徽庆发柳编集团税款及滞纳金的解缴入库由征管分局及县局负责，与稽查局无关，且税款尚余708360元未被征收入库，被征管分局通过审批于2011年12月7日用于支付庆发柳编集团的其他税费；五、税收通用缴款书及税收通用完税证。系庆发柳编集团纳税凭证，证实是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在实际落实税务处理决定书的税款及税费的解缴入库，并不是稽查局在检查和查办涉税案件；六、关于2011年6月份纳税申报期间顺延的通知。系网上下载蚌埠市规定，证实2011年6月因放假调休，地方税费申报期限顺延至6月20日；七、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对庆发柳编集团2010年度纳税案件的处理卷宗。证实庆发柳编集团公司2010年度地方税费的检查、处理部门是征管分局；八、霍邱县地税局文件《地税系统管理与稽查部门协调配合制度》。证实稽查局对征管分局正在检查的纳税人应当尽量避开实施稽查，管理分局的案件若需稽查，应当由分管局长签批转办。九、《安徽省地方税务稽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证实按照该办法规定，单位偷税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由省稽查局查处。被告人兰敏当庭对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不予认可，认为自己是按照县局领导安排临时参与庆发柳编集团检查，不是自己负责的稽查案件，回来后就没有再参与了。收受1万元属实，但没有为庆发柳编集团谋取任何利益。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首先，兰敏不具有滥用职权的主体资格。案件查处工作在2011年6、7月份，是在其担任执行股长之前，兰敏只是办事员无职权可以滥用；兰敏不是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只是参与人，也没有参与案件的最终处理。其次，庆发柳编的企业所得税汇算和清缴工作在2011年3月就被县局指定给县征管分局(霍地税〔2011〕16号文件)，立案是征管分局的义务。此税案是在县局周某副局长带领下，抽调征管分局局长闫某、稽查局副局长刘某及办事员兰敏等人进行调查，征管分局在检查后作出了〔2011〕19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可见该税案是由征管分局立案并查处的案件，没有理由要求稽查局再立案。在对庆发柳编案前期调查过程中，县局安排使用了稽查局的相关文书，使该案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兰敏的工作只是协助调查，不参与处理，从相关书证上可以得到印证。如：委托汇款及收款通知书、2011年9月28日税款入库审批表及其开票说明。第三，本案滞纳金加收多少和兰敏没有任何关系。滞纳金的加收只有在税款入库的当天才能计算出来。办理税款入库的经办人应当知道滞纳金加收事宜，并且当时庆发柳编集团打入保证金帐户上的钱远超滞纳金数额。第四，由于该案不是稽查局的案件，更不是兰敏执行的案件，兰敏当然不能凭空制作一个所谓的执行报告。关于受贿一万元，兰敏迫于压力只能收下。但是兰敏在协助调查工作中为国家挽回了10818400元的税款。故对于兰敏不应以受贿罪予以追究。经法庭审理查明：一、被告人马永乐、兰敏滥用职权罪事实。2011年，在由霍邱县国税局、地税局联合进行的发票检查过程中，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发现霍邱县庆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庆发矿业）的账面股权变动有异常情况，经霍邱县地税局安排，由该局分管副局长周某带队，并抽调该局稽查局人员刘某、兰敏，征管分局局长闫某参加，至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实地调查。后查明，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柳编集团）在2010年转让其在庆发矿业的股权时，对相关转让股权收入没有入账，隐瞒收入4500多万元，未缴税款1000多万元。2011年8月，霍邱县地税局获悉庆发柳编集团再次转让了部分股权给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为追回未缴的税款，经霍邱县地税局和庆发柳编集团、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三方协商，于当年8月5日达成代缴协议。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按照该协议将股权转让款11541760元作为税款保证金，于2011年9月7日直接汇入霍邱县地税局税务待保管资金账户。2011年9月28日，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按照相关审批程序，解缴入库企业所得税10818400元，滞纳金1.5万元。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霍邱县地税局安排该局稽查分局出具一份“关于安徽庆发柳编集团应缴未缴滞纳金和印花税情况的函复”，其中认定：庆发柳编集团在2010年度股权转让，应补缴企业所得税为10818400元，应缴纳未缴的印花税为22720元。企业所得税滞纳金应从2011年6月16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7日税款汇至霍邱县地税局账户止，计83天448963.6元，扣除已缴纳滞纳金1.5万元，应补缴滞纳金为433963.6元。印花税滞纳金应自2011年1月20日起计算至2011年9月7日止，应补缴滞纳金为2612.8元。二项合计应加收滞纳金436576.4元、税款22720元，计459296.4元。另查明：根据霍邱县地税局年初工作安排，庆发柳编集团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及地方税费检查主体是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但稽查局工作人员兰敏在参与对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涉税案的前期调查过程中，根据相关领导安排，先后起草并向庆发柳编集团发出了“稽查意见反馈书”、“税务检查通知书”等税务稽查文书，该“稽查意见反馈书”中明确了：庆发柳编集团2010年度取得股权转让收入未计入当年收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系偷税行为，应该追缴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10818400元税款、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并未按照规定将该涉税案件进入立案查处程序。二、被告人马永乐、兰敏受贿事实2011年，霍邱县地税部门催要安徽庆发柳编集团有限公司补缴股权转让的企业所得税，庆发柳编集团董事长姜某1（另案处理）遂安排其公司财务总监戴某1分别找到被告人马永乐、兰敏，要求在税收方面给予关照，并送给被告人马永乐现金3万元、送给被告人兰敏现金1万元，两被告人均予以收受。2016年3月，两被告人归案后分别向检察机关退出受贿赃款3万元、1万元。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马永乐的供述和辩解关于滥用职权罪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辩解：2001年至2013年担任霍邱县地税稽查局局长。2013年后任征管分局局长。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的具体职能是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及税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等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理。作为稽查局局长，具体负责稽查分局的全面工作。所有稽查局查办的案件都需要立案，案件来源主要是县局年初制定计划交给稽查局查办，还有上级交办、移转的案件。税务稽查案件的查办流程首先就是立案、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随后对被稽查对象进行稽查。对稽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意见反馈的形式反馈给纳税人；纳税人如果没有意见，再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如果要罚款的话，还要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1年的时候，我们稽查到河北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以下简称邯邢局）2010年收购霍邱庆发矿业相关股东的股权。稽查局通过对邯邢局外调，确定庆发柳编集团向邯邢局转让股权的收益数额大概有4000余万元，应缴企业所得税1000余万元。当时庆发柳编集团的股权收益款打在庆发集团总部的账户上，没有进入庆发柳编集团的账户，庆发柳编集团账面上也反映不出来这笔股权收益。我们稽查之后，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有没有反馈意见我记不清了，当时的处理决定就是要求庆发柳编集团补缴企业所得税1083万余元。庆发柳编集团账面不计股权转让收益是隐瞒收入，属于偷税行为。该偷税行为的查处是以稽查局为主体，还有县局其他部门参加，所以稽查局没有专门立案查处，稽查局当时具体的经办人员是刘某和兰敏，他们在稽查过程中，所有的事项需要向我汇报，也直接向县局分管副局长周某汇报。后来县局与邯邢局、庆发柳编集团进行协调，签了一个三方协议，将邯邢局付给庆发柳编集团的股权转让款直接打入地税局的账户，作为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稽查局没有对庆发柳编集团征收滞纳金或者处以罚款，当时考虑到庆发柳编集团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如果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要对其罚款500万元，对企业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稽查局最终对庆发柳编集团只加收1.5万元的滞纳金，并没有对其处以罚款。滞纳金是必须加收，但是我认为罚款不是必须要处罚的。没有足额加收滞纳金，大厅只收了1.5万元的滞纳金，我们从办税软件中对其进行监控，当时知道这个事，并没有对其追缴滞纳金，等于是认可了这个数额。1.5万元的滞纳金我不清楚是如何确定的，应该是有人打了招呼，要不然办税大厅的工作人员是不敢只收其1.5万元的滞纳金。《稽查意见反馈书》是我安排刘某和兰敏送的。向其送达的相关税务文书是由兰敏执笔的，因为兰敏是稽查局的业务骨干，刘某虽然是稽查局副局长，但他是转业干部，这次稽查还是兰敏为主。《稽查意见反馈书》没有写明庆发柳编集团应该缴纳印花税及数额，应该是兰敏的工作失误，我作为稽查局长，没有认真审批。但是其他几份文书中，还明确了庆发柳编集团应补缴印花税22700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在向庆发柳编集团送达稽查意见反馈书之后，集团老总姜某1和财务负责人到我们县局，当时周某、我在县局四楼会议室接待他们，兰敏和刘某有一个人在场。姜某1说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地税局不能认定庆发柳编有偷税行为。另外考虑到如果对其罚款数额高达500万元，对企业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后来，这个税款是签订了三方协议。没有对庆发柳编集团的偷税行为进行立案，却按照立案案件的流程进行查办，是违反《稽查工作规程》规定的。是因为当时庆发柳编集团偷税的事情是县地税局交给我们稽查局查办的，但是县局没有给我们稽查局交办函。我作为稽查局局长，没有积极主动向县局索取交办函，但庆发柳编集团偷税行为又必须按照稽查案件进行查办。我应该及时跟县局领导反映要求正式立案；其次补缴税款确定后，我没有及时安排、督促催缴。关于受贿的供述：股权转让稽查结束后，春节前一天晚上，庆发集团的财务总监戴某1到我家当时在玉泉东路的房子里，他说快过年了，过来看看你。他走后，我发现沙发上有个银行取款袋，里面装了三万元现金，全是百元面值，一万元一沓。我打电话让戴某1回来把这钱拿回去，他始终没有来拿。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将这三万元退还给戴某1或者庆发柳编集团，我也找不到戴某1。戴某1给我送这三万元钱应该是为了与我搞好关系，表表“心意”，希望我对庆发集团缴纳税收方面给予关照。我对庆发集团税收方面的关照在于对庆发集团的欠税及社保，我在任稽查局局长期间，只是下催缴文书，走走形式，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庆发柳编集团补缴税款的时候，发现其少缴滞纳金，没有对其追缴滞纳金。被告人自书交代材料：交代没有督促足额加收滞纳金和罚款，及受贿3万元事实。2、被告人兰敏供述和辩解证实稽查局的职责及工作流程，与马永乐供述一致。大约在2011年6、7月份的时候，在国家税务总局安排的发票专项检查过程时，我们检查组发现庆发矿业股权转让行为有涉税疑点。我回单位就向局长马永乐汇报了这一情况，随后，马局长和我一起向局分管副局长周某汇报，周局长当场就与庆发矿业财务副总联系，了解到相关股权转让的具体价格和合同要到邯邢局总部进行了解。于是在县局的安排下，周某副局长带领稽查局副局长刘某和我、征管分局局长闰林，一行人到邯邢局总部了解情况，调取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实际转让价款和资金支付情况。调查回来后，由我和刘某负责这起涉税案件的调查，我们调查了解后认定庆发柳编集团有偷税嫌疑。经计算，该笔收入4500余万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081万余元、印花税2万余元，但该集团表示没有能力缴清这笔税款。随后，我将这一情况向县局汇报，县局安排稽查局和征管分局想办法让庆发柳编集团寻找资金来源，让这笔税款入库。不久之后，我们发现该集团和邯邢局还有一笔股权转让，转让资金还没有支付给庆发柳编集团，后县局与邯邢局取得联系，经过协商签订一份三方协议，庆发柳编集团同意由邯邢局从庆发柳编集团的股权转让款中代为支付相应的税款资金，后在县局安排下，这笔股权转让款就由邯邢局打到了县局的保证金账户。款项到位后，县局安排征管分局把保证金账户的资金打入国库中。按照《税务稽查工作规程》是要经过立案才能对案件进行查处的。该案没有经过立案就进行了查处，领导是这样安排的。《稽查意见反馈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是我作为案件承办人员制作的，局长马永乐审批的。文书中有的没有写印花税，有的把印花税写成了22万余元，这是笔误。当时制作这些文书是为了以后的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需要这些文书，后来这笔税款有了着落，我认为这些文书就没有什么用了。这份霍邱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庆发柳编集团的《税务处理决定书》都是15号，是因为庆发柳编集团的涉税案件没有立卷，所以我就随意选了一个文号制作了庆发柳编集团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对于稽查局查处的案件，征管部门是根据稽查局出具的相关税务处理文书，办理入库手续。庆发柳编集团补缴的这笔税款办理入库是征管分局经领导审批后，从保证金账户上将邯邢局打过来的税款解缴入库的。后来我和马永乐局长谈到此事，他说是县局安排的，我不用问了。我也没有制作执行报告，因为这是县局安排征管分局入库的，我认为不需要制作执行报告了。我作为稽查局执行股股长和案件承办人，按照职责，我应当负责继续追缴少征的滞纳金和税款。但我认为这个案件有特殊性，是县局周某副局长领办的，后来征管分局具体执行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追缴。补充一下：这起案件是县局周某副局长带队调查的案件，我们稽查局和征管分局有关参与人员都是县局临时抽去组合的，在这个案件当中，稽查局人员在前期查清欠税情况时，是始终参与的，后来，县局、邯邢局、庆发柳编集团签订三方协议后，县局就没有安排稽查局参与这个案件了，随后的税款入库，保证金账户打款都是由征管分局经办的。对受贿的供述：我收了庆发柳编集团工作人员戴某1给我的1万元钱。2011年夏天时候，庆发柳编集团的戴某1到我的办公室，谈到了庆发柳编集团的涉税案件，他希望我在税收方面给予他们公司关照，在走的时候，他把1万元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说让我多多关照，就拿着包走了。过了两三天后，我和刘某到庆发柳编集团了解案情，我将钱退到一个财务人员的办公桌上，并告诉了戴某1。过了几天，戴某1又到了我在稽查局的办公室，又将钱拿回来了，他说这件事不需要我帮忙，他们公司老总说公司送出去的东西没有送不掉的，我听他这样讲，把这笔钱就留下来，没有退了。在对庆发柳编集团偷税案件的查处中，我没有给他们企业关照。二、证人证言1、戴某1证言：为协调公司税款事宜，我了解到这个事是稽查局负责的，局长叫马永乐，具体经办人是执行股的兰敏。向董事长汇报后，董事长叫我从财务打条借了6万元送到他办公室，过了一会，他递给我两个取款袋，一个装5万元现金，一个装1万元现金。他让我把5万元送给马永乐，1万元送给兰敏。当晚我就将钱送到马永乐家中，过了一段时间，我请兰敏吃饭送给他1万元。原来记得不清楚，这几天回忆清楚了。证实先到兰敏办公室送1万元，过几天兰敏退回了财务室。老板要我务必让经办人把钱收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了兰敏办公室，把钱又交给了他，说是公司老板安排的，请他务必收下，这次兰敏就收下了。当晚我还在大排档请他吃了一顿饭。送钱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对股权转让的事情关照一下。我听说后来税补缴了，但滞纳金和罚款少收了。2、姜某1证言：2010年12月，庆发柳编集团与邯邢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转让价4544万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庆发柳编集团与邯邢局曾签署一份《借款合同》，庆发柳编集团向邯邢局借款4500万元，同时双方签署了《质权合同》，庆发柳编集团将所持庆发矿业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给邯邢局作为借款的担保。此次股权转让款直接打入庆发集团总部的账户，所以庆发柳编集团的账上没有股权转让收入的反映，在庆发集团总部的账上是以借款的形式反映的。当时集团资金紧张，股权转让收入没有转入庆发柳编集团，目的就是为了偷税。2011年时，霍邱县地税局对全县管辖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缴纳情况进行稽查。稽查中发现，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经外调，认定庆发柳编集团隐匿股权转让收入，偷税1000余万元，并且给我们下达了《稽查意见反馈书》，列明了偷税的数额，以及对我们公司要收取滞纳金并处罚款。庆发柳编集团的案件是稽查局办的，稽查局应当立案了，如果没有立案，他们也不能查。2011年的时候，庆发柳编集团将剩余的庆发矿业股权转让给邯邢局。当时，霍邱县地税局、邯邢局、庆发柳编集团签了三方协议，邯邢局从股权转让款中代扣应缴税款，打入霍邱县地税局的账户。当时稽查局只加收了一万多元的滞纳金，没有并处罚款。对受贿的证言：当时庆发集团的账目上没有这么多钱，但是稽查局催缴得比较急，于是我就想“协调”稽查局，看能不能少缴或者缓缴税款，或者能不能免交滞纳金或者高额的罚款。因为庆发柳编集团的案件是稽查局办的，所以我安排戴某1从公司出纳手里打条借了6万元现金，给稽查局局长马永乐送了5万元现金，给稽查局的案件经办人送了1万元现金，这两笔钱戴某1是怎么送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具体经办人叫什么名字。钱送到后，戴某1向我汇报了。给他们送钱是希望他们能在庆发柳编集团偷税案中给予关照。他们好像只少收了一万多元税款，滞纳金只是象征性收了点，开始讲要并处的罚款也没有收。我们集团“协调”关系上的花费，一般是以招待费、材料费的形式出帐的，这样做真的假的分不清楚。3、姜某2证言：原庆发矿业财务总监，庆发矿业共有二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是在2010年底，第二次是2011年的时候，以借款的形式转让的。2011年霍邱县地税局对全县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缴纳情况进行稽查，当时有马永乐和兰敏到庆发柳编集团进行过税务稽查，后来我才知道兰敏是这次稽查的具体承办人。后来我听公司的人讲稽查局一直在找我们公司要税，还给我们下达了税务文书。我知道老板姜某1当时是安排戴某1“协调”地税部门。后来庆发柳编集团补缴了税款，但是少缴了大部分滞纳金，稽查局好像也没有对庆发柳编集团罚款。我听戴某1讲姜某1安排他给地税局稽查局局长马永乐送了五万元，给具体承办人兰敏送了一万元钱。4、周某证言：系霍邱县地税局副局长。2011年上半年庆发柳编集团将其持有的庆发矿业股权转让给邯邢局，当时由县局主要负责人安排，由稽查局承办，征管分局配合查办。为了查清股权转让事实，由本人带队，成员由稽查局副局长刘某、稽查局检查股股长兰敏、征管分局局长闫某到邯邢局调查，后来由稽查局对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确认了庆发柳编集团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000多万元，我们并委托邯邢局代扣代缴相关税款。该部分税款已经全部缴清。庆发柳编集团隐瞒股权转让收入，存在偷税款行为，按照税法的规定，税务机关应该立案调查，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虽然税法有规定，但我们在实际执行中确实存在瑕疵。我们没有按照规定征收庆发柳编集团滞纳金是有瑕疵的。稽查局所有案件根据《税务稽查工作操作规程》规定，要先立案后才能进行办理。庆发柳编集团的偷税行为，稽查局应当立案查处，稽查局指定刘某和兰敏是案件承办人，兰敏还是具体承办人。2011年9月份，股权转让款打入保证金账户后，就由稽查局承办人负责对税款和其他款项执行到位，并制作执行报告，才能办理结案。庆发柳编集团没有缴纳印花税，滞纳金也没有足额缴纳，这个情况是检察机关调查后我才知道的。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征收到位。2011年稽查局查办的案件税款的征收入库是由征管分局负责的，稽查局案件承办人应当向征管分局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等涉税文书，然后由征管分局据此征税。这个案件是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5、刘某证言：2011年7月到稽查局任副局长。马局长根据县局的指示，安排我和兰敏牵头庆发柳编集团涉税案件的调查事宜，兰敏业务比较熟，实际我是配合他工作。当时县局要求以稽查局为主体开展调查，征管局长闫某配合，兰敏和我作为稽查局的人员具体经办。从邯郸回来后我和兰敏将到邯郸检查的具体情况向局长马永乐进行了汇报，说明了庆发柳编集团通过隐瞒股权转让收入偷税的行为，马局长对此事完全知情的。按照规定是应该立案进行查处，征收滞纳金和罚款。实际上，局长马永乐没有安排做立案处理，我们稽查局当时给庆发柳编集团出具了文书，催促其缴纳税款。庆发柳编集团加收的滞纳金不符合税法的规定，应该从2011年6月1日计算至税款缴清之日止。我到稽查局之前，这起案件已经进入检查阶段，后期由于我家里有人生病我就没有参与了，基本都是兰敏在负责。税务的文书基本都是兰敏制作的，由于文书必须二人签字，所以上面的签字是我自己签的。但是案件情况我是知道的，这一案件对庆发柳编集团定性为偷税并对他们追缴税款和滞纳金。打到保证金账户的情况，稽查局承办人员应当向征管部门传递税务处理文书，以明确应缴纳税款的税种、金额及滞纳金，征管部门再据此安排入库。庆发柳编集团案件有没有传递相关文书给征管分局我不太清楚。6、闫某证言：我2011年3月任征管分局局长，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涉及税款的问题，县局要求以稽查局为主体展开调查，让我配合稽查局开展工作，具体是由兰敏和刘某经办，到邯邢局外调，也是以稽查局为主体。兰、刘二人应该首先向稽查局长马永乐汇报，由稽查局决定是否立案查处，至于稽查局有无向上级汇报，我不清楚。稽查局主要负责偷、逃、抗、骗税的查处。这次外调主要由稽查局负责，庆发集团有无偷税的行为我不清楚。庆发集团补缴的税款是如何确定的我不清楚，应该是稽查局算的，因为这个事是由稽查局为主体来经办的。正常情况征管分局应该根据稽查局出具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填写《税务代保管账户资金申请支付审批表》，经征管部门负责人、收财股股长、县局局长签批，再由税管员到大厅开具税票和缴款书，来征缴税款。外调的资料都交给了兰敏保管，因为他是这个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回来以后如何处理的我不清楚，也不便过问，因为是稽查局负责的案件当时要求完成三季度税收任务，庆发柳编集团税收的征缴审批表不是罗某2就是收财股长朱余龙拿过来让我签字我就签了，我认为这是正常履行程序，而且这笔钱已在保证金账户，当时没有人拿税务处理决定书给我看，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税务处理决定书。开票说明是征管局副局长罗某2开具的。7、罗某2证言：系征管分局副局长。证实庆发柳编集团存在需要缴纳税款的情况，同时证实这个案件是由稽查局来承办，到九月底根据县局税款完成入库任务的需要由征管分局组织入库。自己在将税款解缴入库时是根据兰敏口头报给我的税种和税额，还有应加收的滞纳金来解缴的，我依据他报的数额在电脑上打了一份开票说明。手续审批后我拿着审批表和开票说明到大厅开具了缴款书。兰敏没有提供书面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涉税文书，因为征管分局是根据税收任务来确定入库数额，稽查局执行环节要负责对税款及滞纳金是否足额进行监管，还要形成执行报告反映税收入库的情况与税务处理决定书确定的数额一致才能结案。8、王某证言：系霍邱县地税局局长。稽查局二个职能，对外对偷税行为进行查处，对内是对征收管理分局的税收征收情况进行监管。证实地税局将庆发柳编的涉税案件线索交给稽查局查办，稽查局有无立案查处不清楚，是稽查局自己的职责。但查处的结果我清楚。经过三方协调后，邯邢局代付了税款资金，后在县局安排下，由征管分局对该笔税款办理了入库手续。我只知道这笔税款入库了，但具体数字马永乐没有向其汇报过。同时证实了稽查局查处案件的过程，从内网系统上能够查到，并对没有足额征收的应该继续追缴。9、陈某证言：系安徽庆发柳编集团的会计，证实在2011年五六月份，稽查局工作人员来庆发柳编调查股权转让情况，里面有一个是稽查局的兰敏股长，还有其他几个人自己不认识。我当时不知道，因为转让收入没有到庆发柳编账面上。后来他们去了集团总部。辨认“稽查意见反馈书、纳税人自查自纠通知书、税务检查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证实记得兰敏曾送过几份，具体是哪几份记不清楚了。最后下达的是税务处理决定书。同时证实在补缴税款时是缴了1000多万的企业所得税，没有缴纳印花税，为什么没有缴不清楚。三、书证1、退赃票据。证实被告人马永乐、兰敏于2016年3月分别退出涉案受贿款3万元、1万元至金安区人民检察院。2、被告人户籍信息资料。证实两被告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3、两被告人干部任免表、任职文件。证明两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证实两被告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本案主体资格。4、两被告人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马永乐因滥用职权罪线索于2016年1月19日被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带至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区询问，询问过程中，其如实陈述了受贿事实，次日，检察机关对马永乐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立案侦查。2月3日，兰敏接检察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询问中，如实陈述其滥用职权事实及受贿1万元事实。3月2日，该院对兰敏滥用职权、受贿罪补充立案侦查。兰敏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5、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分局文件。证实稽查局各个岗位的具体工作职责。6、霍邱县地税稽查局发文登记薄及侦查机关调取的相关税务文书。包括《纳税人自查自纠通知书》、《稽查意见反馈书》、《税务检查通知书》、《询问通知书》及询问调查笔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2011.15号），但均未有送达回执。其中稽查局“文书登记簿”，证实《纳税人自查自纠通知书》、《稽查意见反馈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通知书》有发文登记；文书登记簿上并显示（2011）1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发送对象为霍邱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与调取的对柳编集团的《税务处理决定书》重号；其中霍地税稽反（2011）20号稽查意见反馈书，由侦查机关自庆发柳编集团调取。证实2011年7月18日有霍邱县地税稽查局向庆发柳编集团发出。其中明确庆发柳编集团股权转让存在偷税行为，追缴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10818400元、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7、调取的霍邱县地税局记帐凭证及附件“税务代保管账户资金申请支付审批表”及其开票说明、“税收通用缴款书”等。证实2011年9月28日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经审批申请结算税款入库17845276.00元，其中庆发柳编集团实缴税款1081.84万元、加收滞纳金1.5万元8、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关于庆发柳编集团应缴未缴滞纳金和印花税情况答复函。该函复认定：庆发柳编集团在2010年度股权转让所得4544万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为1081.84万元，应缴纳未缴的印花税为22720元。合计应加收滞纳金436576.4元、税款22720元，计459296.4元。9、兰敏制作的其他案件生效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证实真实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均附有送达回证及结案执行报告，均计算详细，与出具给庆发柳编集团的文书不一致，且给庆发柳编集团的文书中没有标明印花税。10、股权转让的相关书证及委托汇款及收款通知书等。证实2010年霍邱县庆发柳编集团与庆发矿业公司存在股权转让的情况，2011年6月，双方再次转让下余股权1154.1760万元。2011年8月5日霍邱县地税局与庆发柳编集团签订了“委托汇款及收款通知书”（即代扣协议），约定庆发柳编集团委托邯邢局将股权转让款1154.1760万元汇入霍邱县地税局账户。11、庆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证实庆发柳编集团将股权转让给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12、《霍邱县地税局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地方税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证实庆发柳编集团系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2010年度负责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单位。13、霍地税征管税处决（2011）19号处理决定书。由霍邱县地税局征管分局于2011年12月5日作出，该份文书明确庆发柳编集团公司2010年度存在违法事实，并明确了该企业已缴企业所得税10818400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4048.88元。14、霍邱县地税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霍地税征管税处决（2011）19号处理决定书是征管分局根据一年一度的汇算清缴检查例行工作情况制作的。15、霍邱县地税局“关于代保管资金帐户使用的情况说明”。证实该帐户中资金系暂存款项，经查实结案或结算后，由征收管理机关安排，或入库或者退还交款人。其局收入核算与财物管理股只负责保管资金，具体清算由稽查局或各征收管理分局负责。本院认为：被告人马永乐作为霍邱县地税局稽查局局长，明知庆发柳编集团有偷税行为，而不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在明知庆发柳编集团未足额缴纳滞纳金及罚款的情况下，未按照税务稽查工作相关规定，继续追缴少征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被告人兰敏作为霍邱县地税局查办该起涉税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在该起案件没有立案的情况下，按照立案的流程出具税务稽查文书，且没有按照规定履行稽查职责，致使庆发柳编集团少缴税款滞纳金436576.4元、税款22720元。因两被告人的上述滥用职权行为，致使国家税款流失、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两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了滥用职权罪。同时被告人马永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明知庆发柳编集团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仍非法收受其现金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兰敏虽受贿1万元，但其滥用职权罪已经受到法律追究，根据不重复评价的司法原则，此滥用职权犯罪事实不应再作为被告人兰敏构成受贿罪的考量情节，故被告人兰敏受贿1万元未达到法定受贿罪的立案追诉数额，依法不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永乐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指控被告人兰敏犯滥用职权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指控被告人兰敏犯受贿罪，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兰敏的辩护人关于兰敏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两被告人在庭审中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庆发柳编集团涉税案系该局征管分局负责的案件，不是稽查局查办案件，两被告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但本案的证人证言均证实霍邱县地税局将庆发柳编集团涉税案交由稽查局查办，对此事实两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亦多次予以认可，且本案被告人兰敏亦以稽查局名义向庆发柳编集团出具了多份税务稽查文书，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本案的庆发柳编集团涉税案件系霍邱县地税局交由该局稽查局查办的案件。故两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人马永乐、兰敏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但鉴于本案两被告人滥用职权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马永乐在立案追诉前，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受贿犯罪事实，对其受贿罪依法应认定为自首，可予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马永乐主动退出受贿款项，亦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马永乐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6月16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兰敏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三、被告人马永乐退缴的违法所得三万元、被告人兰敏退缴的违法所得一万元均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董慧珍审 判 员  姚志刚人民陪审员  王 莉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陶玉玲附：本案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法律条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三款：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