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5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西路。法定代表人：李建学，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北外环路西端路北。负责人：李俊，支行行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小东，山西尧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红旗，男。上诉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上诉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以下简称党家楼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韩红旗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6）晋100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党家楼支行、农商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小东，上诉人韩红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党家楼支行、农商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存折手写部分真实性不能确定的前提下直接认定唐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无事实依据；根据存折《客户须知》的告知内容，手写部分应为无效；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唐某与被上诉人是委托代理关系，代其存款取款，主张的存款并未交付上诉人，后果应由自己承担。被上诉人银行现账户余额为12.73元。韩红旗辩称，当时唐某作为党家楼支行负责人为揽储业务，每次存取款都是唐某本人办理，手写部分就是唐某写的，唐某是职务行为，上诉人应承担支付责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韩红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党家楼支行立即向原告兑付存款人民币5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判令农商行和党家楼支行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韩红旗于2004年10月21日在被告农商行下属的原党家楼分社开立存折，并于2004年10月21日、2004年11月12日发生存取业务，流水记载为机打痕迹。从2005年1月15日后发生的存取业务，流水记载均为手写痕迹，在摘要栏内记载的存现业务有9笔，总额130万元，支取业务有3笔，总额80万元，余额为50万元。有4笔存现业务根据摘要栏记载错填写在借方（支出）栏内，有1笔支取业务根据摘要栏记载错填写在贷方（存入）栏内。存折流水记载余额栏内显示为50万元。又查明，党家楼支行系农商行分支机构，临汾市尧都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某系原临汾市尧都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坂下分社工作人员，后为尧都区坂下信用社党家楼分社负责人。审理中，二被告表示原告所述的存款未入户，原告在农商行的储蓄存款余额只有12.73元；原告所诉其每次存、支款都交由唐某办理，其与唐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现存款未入户，原告应向唐某追要，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则认为唐某为职务行为，且储蓄存折上加盖有临汾市尧都区坂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党家楼分社的公章，存折上也显示余额为50万元，二被告应根据储蓄条例及时支付。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致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书证及当庭陈述在案为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韩红旗持有的账号为80XX18的储蓄存折，上加盖有临汾市尧都区坂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党家楼分社的公章，存折上显示余额为50万元，操作员有唐某签名，虽流水记载均为手写痕迹，但未有相关法律规定手写为无效记载，虽存入与支出栏内款项填写颠倒，但摘要栏内记载的存现、支取数额与余额相符，故该存折真实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唐某作为尧都区坂下信用社党家楼分社负责人，上门招揽存款业务，原告有理由相信其能代表尧都区坂下信用社党家楼分社，故唐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对二被告提出的存款未入户一节，系其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问题，可根据有关规定自行处理，不能对抗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综上，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考虑到临汾市尧都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更名为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系农商行的分支机构，不能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支付本、息的责任，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承担连带责任。为了维护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兑付原告韩红旗存款50万元，并付之利息，计息时间从2008年5月16日起至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止，利率按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家楼支行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经审理：一、关于唐某应否到庭一节，韩红旗在一审起诉时曾列唐某为第三人，后因故撤诉。本院认为唐某是本案必需到庭的当事人，发还重审后一审法院未能追加；二审中，农商行称唐某2009年离开单位，多年没有联系，也不在身份证登记的地址居住，现联系不上；韩红旗也陈述多次进行寻找，目前也联系不上唐某。故唐某在二审时也未能到庭。二、关于为何出现手写记载，韩红旗称，唐某为揽储，为自己办理了一个存折，该存折一直由唐某保管，存钱和取钱都是唐某到韩红旗办公室进行的，韩红旗没有去过信用社，2008年期间唐某将存折给了自己。三、关于对存折本身及手写部分的内容，农商行对韩红旗持有的储蓄存折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存折内容存在记载罗列错误情形，也没有存款相应利息记载，不符合规范记载，同时认为，韩红旗作为专业律师，对不符合正常记载的储蓄内容应有明确认识，二审经询问韩红旗是否曾问过唐某为何会出现手写记载，韩称当时没有问过，但认为不影响上诉人应承担的支付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即是农商行与韩红旗之间是否形成存款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韩红旗持有上诉人开具的存折主张权利，该存折记载内容中机打后的部分全为手写，现韩红旗以手写部分记载的数额要求农商行承担兑付责任，据韩红旗称手写部分是当时党家楼支行负责人唐某记载的，农商行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存折一直是由存款人保管的，根据存折《客户须知》的告知内容，填写内容也不符合正规储蓄记载要求，应为无效，最重要的是银行电脑系统里对此内容没有记载；因唐某未能到案说明情况，致使手写部分真实性无法确认，也无法进一步说明资金流向；2008年韩红旗即拿到案涉存折，未能及时去银行核对本人存储信息，亦未能提供本人存取款有关凭证。根据现有事实结合双方的陈述，相比较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农商行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韩红旗持有存折手写记载的内容不能充分证明其与农商行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一审法院径行认定存折上手写部分是唐某的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与证据支持，故而韩红旗要求农商行承担兑付存款5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请，现有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可待新的证据出现后另行主张。一审认定事实不妥，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农商行、党家楼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6）晋100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韩红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上诉人韩红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霞审判员 姜新生审判员 叶新发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