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0民再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鲍华光，男,197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振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飞，男，197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任暑霞，女，198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两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文旺，浙江隋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鲍华光因与被申请人王飞、任暑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浙10民终1246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浙民申324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鲍华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振华、被申请人王飞及两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文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鲍华光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错误地分配了举证责任。鲍华光已提供了微信记录、短息记录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证据中出现的“担保”、“借条”能够明确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并且明确了利率和利息的结算周期。在鲍华光依据付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情况下，王飞应当对双方系投资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王飞在本案中仅提供了部分手机短信记录，是关于王飞所称的澳门出事后双方的交涉情况，短信记录没有直接证明双方系投资关系，王飞所称的鲍华光的150万元用于投资澳门赌厅的事实，没有出示任何实质性证据，王飞证明该款项为投资款，未提供有关投资方向、所占股份、鲍华光本人或通过王飞参与经营管理等证据，仅凭意思含糊不清的短信记录无法对鲍华光的诉请形成有效抗辩，一审法院未要求王飞提供证明其主张的“投资”项目和资金流转情况是错误的。二、王飞提交的证据缺乏证明力，无法证明双方在合同生效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借贷合同在鲍华光汇款给王飞时就已生效，缔约前后双方的微信、短信记录反映了双方对于合同性质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合意。而王飞提供的证据在2014年4月14日之后，距离汇款时间已经过去四个月，且是在王飞明确告知鲍华光无法偿还150万元本金的情况下，双方在此情况下的意思表示，无法证明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案是借贷或投资，名义不重要，而应当着重审查其实质。本案中，短信记录证明：只要提前20天通知后即可取回款项，王飞按照固定金额向鲍华光支付利息，鲍华光只知道王飞拿了钱用于澳门赌彩业，但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也不知道他占多少股份，双方协商确认办理担保手续，王飞提供的短信记录里，鲍华光在“本金损失”后还多次向王飞要本金和回报，上述证据证明本案实质上系借贷而不是投资款。三、即使按照双方的微信、短信的文义理解和一般交易习惯，也应当认定为借款。王飞提交的证据缺乏真实性、完整性，存有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鲍华光提供的证据真实、完整，而不是可以选择性删除，双方明确由王飞出具借条，一二审法院对文义理解错误。本案中，双方在借款时已经通过微信、短信确认了借贷合同的性质。原审判决关于利息的意见，不符合借贷关系的实践情况。当事人即使约定浮动利率也是符合常理的，双方约定利息不低于2分，具体是由王飞视借贷使用情况而定。联系天台甚至台州、温州的客观情况，从本案特殊地域的借贷背景看，本案实质也是借贷，而非投资。即使涉案款项为投资款，由于出借资金人不参与投资，不承担投资风险，也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综上，鲍华光认为，本案争议款项实际是借贷，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投资款，其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王飞、任暑霞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鲍华光诉称的款项系投资款。早在2012年5月，鲍华光通过朋友获悉王飞有在澳门博彩业的投资，投资回报可观，故联系了王飞于2012年5月22日、8月31日出资50万元经王飞投资到澳门，后王飞获悉鲍华光的个性与作为后，对鲍华光的投资作了退回处理。虽然鲍华光又多次联系王飞给予投资机会，但王飞一直予以拒绝，直到2013年12月左右，王飞的一朋友戴海波联系王飞称，其欠鲍华光90万元借贷，鲍华光扬言要起诉，其无力偿还，而鲍华光提出只要戴海波能说服王飞同意接纳鲍华光投资，鲍华光即可暂缓催收不起诉。基于为帮助戴海波解困，王飞才同意接纳鲍华光的投资，故而产生本案诉争的150万元款项的往来。为实施接纳鲍华光的投资，双方经过了电话及微信联系。在鲍华光将款汇入王飞账户后，鲍华光曾多次要求与王飞当面办理手续，王飞于2014年4月6日前后，与鲍华光在天台维多利亚酒店大厅向鲍华光出具了一份收到投资款的凭据给鲍华光。2014年4月20日左右，出现了所投资于澳门的该家博彩场所的厅主黄山携约80余亿元的巨款潜逃，致使王飞的投资血本无归，为此，王飞也及时将该信息通报给了鲍华光，双方也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多次短信联系及沟通，从这些短信息的沟通也能反映出诉争款项为投资款的事实。鲍华光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违背客观事实，资金划转不能证明该款项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发生，鲍华光主张款项划转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证明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鲍华光，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应予驳回。鲍华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11日原告鲍华光将100万元、50万元汇款给被告王飞，共计人民币150万元。2014年1月20日、2月28日、3月20日被告王飞分别汇款给原告指定账户32340元、47000元、47000元，共计126340元。另查明，被告王飞、任暑霞系夫妻关系，于2003年10月1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鲍华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3550元，由原告鲍华光负担。鲍华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飞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从2013年12月双方的微信内容可见，被上诉人王飞对于出具借条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借贷合意不明确系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投资关系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从未提供过“投资款”的使用过程，若是投资款，就不会存在提前20天可以拿回本金的情况，双方对话过程中也不可能出现“担保手续”等内容，可见双方之间的关系实质为借贷关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讼争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上诉人凭两份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双方存在150万元的借贷关系，但被上诉人王飞辩称150万元系投资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虽然上诉人提供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具有“借条”、“担保”等内容，但该微信内容也提及“结费用”、“月钱”等，可见该微信中双方并未明确谈及款项性质，故无法凭该微信内容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上诉人称双方约定的借贷利息为月利率不低于2分，但这种利息计算方式与民间利息约定的习惯不符，再结合被上诉人王飞提供的双方手机短信聊天记录中的“投”、“回报”、“分红”等内容，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得当，故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予以维持。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50元，由上诉人鲍华光负担。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唯一的争议焦点在于鲍华光通过银行转账给王飞的15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鲍华光作为主张该笔款项系借款的原告，应首先就借款事实举证。本案经多次审理，可以明确的事实是并没有书面借款合同或借条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鲍华光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王飞收到150万元款项，但不能直接证明系借款性质。从历次审理情况看，当事人对于提交在案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未持异议，故可以作为还原事实的证据使用。本院经分析认为，首先，鲍华光曾提到“本金”、“借条”等字眼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虽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王飞在聊天中并未对此予以正面回应，所谓的借条也未实际出具；同样，王飞曾在聊天中也提到“分红”、“投资”等与投资款有紧密联系的内容，鲍华光当时也未就此予以纠正反驳。其次，鲍华光主张借款月利率2%，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其收到的三笔款项在具体金额上也不能反映固定回报的利息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鲍华光所举证据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最低证明标准，其主张的讼争款项系借款的待证事实尚处真伪不明状态，因此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如鲍华光所称的借款事实。综上所述，鲍华光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浙10民终124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龙审 判 员  陈永领代理审判员  胡芦丹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庞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