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吉02行终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吉林市船营区。法定代表人王宗英，局长。委托代理人丛东雷。委托代理人贡玉新，吉林明达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春，住吉林市。委托代理人于淑梅，吉林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吉林市人社局）因王长春诉该局退休行政审批一案，不服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6）吉0204行初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林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丛东雷、贡玉新，被上诉人王长春及委托代理人于淑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王长春于1955年6月出生，1969年随父亲下乡，1988年6月被招工到桦皮厂镇劳动服务知青百货副食商店工作。2015年6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吉林市人社局于2015年8月为王长春办理了退休审批手续，认定王长春参加工作时间为1988年6月1日。王长春对该审批持异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吉林市人社局于2015年9月对王长春作出的退休审批并重新作出退休审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第（一）项及《劳动人事厅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具体意见》（吉政发[1985]143号）第二、四条规定，“文革”期间随父母下乡的人员，年满十六周岁后，在农村参加社队劳动的时间，可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王长春1969年随父亲下乡，1988年招工返城均无异议，吉林市人社局认为原告年满16周岁后至招工前这段时间不应计入工龄，理由是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下乡期间一直从事农业劳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原告王长春下乡这一事实有证据予以证实，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策，对下乡人员的基本要求即是参加社队劳动，被告吉林市人社局认为王长春的下乡经历不应计算工龄，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王长春存在未参加社队劳动的情形，或者提供相关法规、政策依据证明王长春的经历不符合计算工龄的条件。被告吉林市人社局是行使退休审批职权的行政机关，具有对原告的工作经历进行全面审查并作出工龄认定的权力和义务，其只以永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职工参加工作时间确认表》为依据，仅以怀疑其没有一直参加农业劳动为由，对原告客观存在的下乡经历全部不予认定工龄，属主要证据不足，其作出的退休行政审批应予撤销，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重新作出审批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8月对原告王长春作出的退休行政审批；二、责令被告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为原告王长春作出退休行政审批。吉林市人社局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掌握理解政策不全面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退休审核部门，服务对象是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的全体人员，应始终保持同一审核标准。退休审核必须要有统一的参照载体，个人档案是用人单位在实施人员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记录个人综合情况的客观资料，是一种组织行为。退休审核应严格以档案中的原始记载为要素，在档案与政策相一致时才能作出所对应的行政审核行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是提供有关材料的主体，有提供详实准确材料的义务。人社部门在对退休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核时，不能因为存在某种可能性而主动收集新佐证材料，或者为了证明某种情况不存在而去收集证据，更不能有任何主观臆断、揣测行为或者采信证人证言的审核方式。退休审核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限定在所负职责或所能掌握资料的范围内。原审判决的论述违背行政审批规则，要求上诉人承担王长春下乡期间没有从事劳动的举证责任，超越上诉人的工作职责范围。二、本案争议的是王长春1969年4月随父母下乡至1988年6月被集体企业招工期间能否计算工龄的问题。王长春1969年4月至1971年6月不满16周岁，不能认定工龄，1971年6月至1988年6月被集体企业招工期间，原审对王长春的履历认定有误，且理解政策不全面。原审认为双方对王长春“招工返城”没有异议是错误的，“招工返城”必须是经过参加劳动的小队、大队及招工单位、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审核后，方可办理“招工返城”手续。王长春的档案中没有“招工返城”手续，相反，其档案中《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体现的是集体企业招用城镇居民的招工手续。因此，不存在王长春因被招工才返城的事实。根据王长春档案中《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底联的记载，其入厂年月日一项记载的是1973年1月13日，说明其1973年以后没有从事农村社队劳动。国家和省对于下乡知青工龄认定是非常严格的，不能仅仅依据王长春父母的城镇居民下乡登记存根一份材料以及在农村有过生活和劳动的经历就予以认定，还必须是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其父母办理落实政策回城，这是认定其子女下乡工龄的必备条件。王长春的档案里没有其父母落实政策回城的手续，所以其在农村的经历不符合认定工龄的条件。三、人社部门严格按照档案中原始资料记载办理相关审核认定，在没有原始资料作为依据的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采纳，否则会对退休审核管理服务工作造成混乱，退休审核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政策要求作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或者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对王长春作出的退休审核行为。王长春答辩称：一、答辩人的父母下乡后贫病交加，没有等到落实政策办理回城手续，就分别于1977年和1981年病故，上诉人要求必须有父母落实政策回城手续才属于返城青年的说法不符合政策规定，违背国家政策的本意和目的。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在1973年以后没有从事农村社队劳动，全凭主观推测，违背行政审批的基本规则。上诉人在退休管理服务中严格按档案原始资料记载办理审核认定，答辩人档案中有下乡登记存根，明确记载答辩人1969年随父母下乡，足以证明答辩人随父母下乡参加社队劳动的事实，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没有参加社队劳动。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吉林市人社局除一审提供的证据外，在二审提供一份证据，即在永吉县就业服务局调取的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证明王长春1973年1月以后就入厂工作了，其没有从事农村社队劳动，王长春档案中的五联单有人为改动情况。被上诉人王长春对上诉人吉林市人社局提供的该证据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也证明不了王长春的档案中的五联单是本人改动，即使按照该证据载明的内容，王长春也属于招工返城。被上诉人王长春在二审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吉林市人社局在二审提供的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是该局在上诉期间基于核对王长春原始档案资料而调取的，该证据吉林市人社局在一审也提供了，只是经核对发现一审提供的与原始档案不符，在二审提供了从原始档案中调取的材料，该证据是客观真实的档案材料，应予确认。吉林市人社局在一审提供的王长春职工档案中的“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和王长春一审提供的第4份证据中的“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有涂改痕迹，与王长春原始档案中的五联单不符，不予确认。本院对其他证据的认定与一审相同。经审理查明：王长春于1955年6月出生，其父母原居住在吉林市昌邑区哈达街，1969年经吉林市昌邑区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动员，其父母下乡到永吉县河湾子公社（现并入吉林市昌邑区左家镇），王长春随父母一同下乡，后王长春父母于1977年、1981年先后去世。1988年6月，王长春被永吉县桦皮厂镇劳动服务知青百货副食商店招录为工人，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中载明王长春家庭住址“桦皮厂镇三委五组”、入厂年月日“73.1.13”、户口簿编号“0093091”、粮证编号“1188”等内容。2008年11月19日，因所在集体企业解体，永吉县就业服务局为王长春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经永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王长春参加工作时间为1988年6月。2015年6月21日，王长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吉林市就业服务局申报、王长春本人签字确认、吉林市社会保险局核定月基本养老金后，吉林市人社局于2015年8月31日经审核为王长春办理了退休审批手续，退休审批表载明的王长春参加工作时间为1988年6月1日。王长春对该审批行为提出异议，认为自己随父母下乡，成年后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期间应计算工龄，吉林市人社局坚持认为依据王长春档案作出的退休审批符合规定。王长春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吉林市人社局对王长春作出的退休审批，并重新作出退休审批。本院认为：（一）职工申报退休需由所在单位或者就业服务部门负责申报。在向人社部门申报前，需先由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对申报人档案中的相关信息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信息进行比对，比对无误后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进行审核。申报退休审批时应带齐有关资料，包括职工个人档案、招工资料、从事特殊工种原始资料、身份证、户口簿等，符合退休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人社部门根据职工单位或就业服务部门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认为符合退休条件的，批准退休。人社部门的职责是根据档案等材料进行审核，如果认为材料不全的，应由申报人补充材料，人社部门作为审核行政机关并没有义务对职工的情况进行调查，更没有义务收集证据用以证明职工符合或不符合哪种情况。被上诉人王长春因单位于2008年解体，其是由吉林市就业服务局作为主管单位为其申报退休的，在退休审批表中明确填写了参加工作时间、实际缴费年限及视同缴费年限，也注明了月基本养老金为1313.92元，王长春本人签字确认，亦经吉林市社会保险局核定。吉林市人社局根据申报提交的档案材料，经审核认为王长春符合退休条件，予以批准。吉林市人社局对王长春退休的审核批准行为是根据申报材料作出的，符合程序，不违反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不当之处。（二）根据《劳动人事厅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具体意见》（吉政发[1985]143号）第四条的规定，“文革”期间被遣送下乡和被动员下乡城镇居民，落实政策回城的，他们在下乡时所带的城镇知识青年，被带下乡后的中学毕业生以及年满十六周岁后的子女，在农村参加社队劳动的时间，可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王长春在吉林市人社局核准其退休后，对工龄提出异议，认为依据上述规定，其1969年随父母下乡，满16岁后至1988年6月招工进厂期间应计算工龄，王长春提出的问题属于工龄认定问题。工龄认定应提供原始招工、调动、上山下乡户口迁移材料等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需要由申报人提供，作为审核认定部门的吉林市人社局根据申报部门及王长春提供的原始资料进行认定，当没有充分的原始资料证明原来认定的工龄错误时，吉林市人社局没有义务收集相反证据用以证明王长春主张不成立。就本案情况，王长春主张其1969年随父母下乡，满16岁后至1988年6月招工进厂期间应计算工龄，能够提供的原始资料只有一张城镇居民下乡登记存根，该证据能证明1969年王长春父母经吉林市昌邑区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动员，下乡到永吉县河湾子公社，但王长春及申报单位没有提供王长春户口迁移及落实政策返城或因招工而返城的原始资料。按照王长春的主张，其是随父母从吉林市昌邑区哈达街下乡到永吉县河湾子公社，在农村参加社队劳动，1988年招工返城。但其档案中没有户口迁移资料，而从其招工时的集体所有制招用工人审批五联单中载明的内容看，王长春在招工时属于被招录的城镇居民，且入厂年月日一栏载明“73.1.13”（申报提交材料涂改为“69.4.24”），这与其主张的1988年6月之前在农村社队参加劳动相矛盾。王长春是如何从昌邑区哈达街迁移到永吉县河湾子公社到哪里落户、又是如何从河湾子公社迁移到桦皮厂镇的，均没有原始资料。负责退休审核批准的人社部门在审核职工退休工作中是根据申报人提供的档案等原始资料进行审核，不能在没有原始资料或者原始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凭主观分析推定来进行审核工作。故吉林市人社局在王长春及申报单位没有提供齐全的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依据王长春现有档案资料中2008年11月永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确认的王长春参加工作时间，仍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88年6月，证据充分，符合规定。（三）如果职工工龄认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实事求是的重新认定。王长春提出的工龄问题因现在缺少齐全的原始资料无法认定，其要求吉林市人社局重新作出退休审批，没有事实根据。但如果申报人或王长春本人能够提供出重新认定工龄需要的上山下乡户口迁移、落实政策回城或者因招工而返城的原始资料，其可以再次向吉林市人社局申请重新认定工龄。综上所述，吉林市人社局根据申报时提交的王长春的档案等原始资料，为其办理退休审批符合规定，王长春以工龄认定错误为由要求重新作出审批，因没有充分的原始资料，无法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6）吉0204行初3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长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王长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静审 判 员 钱 岩代理审判员 王 君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隋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