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8民初27024号原告:曹培，女，汉族，1982年7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宗良，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军，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桂梅，女，汉族，1970年4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明，上海鼎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培与被告孙桂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宗良、刘亚军与被告孙桂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培诉称，曹培与孙桂梅是同事关系，2014年7月，孙桂梅以其投资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曹培借款，并承诺向曹培支付相应利息。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10月23日期间，曹培分四次将378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给孙桂梅，但没有要求孙桂梅出具借条。孙桂梅收到钱款后，也向曹培支付过利息。截止到起诉之日，孙桂梅共计向曹培支付利息62500元。2016年初，曹培向孙桂梅要求偿还借款，但孙桂梅至今未还。故曹培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孙桂梅偿还曹培借款378000元及相应利息，并由孙桂梅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孙桂梅辩称，原告曹培所述不属实，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孙桂梅不欠曹培任何钱款。曹培捏造事实，虚假诉讼。事情的真相是，在曹培多次恳求之下，孙桂梅通过自己的账户帮助曹培购买了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后投资失败，曹培想通过虚构民间借贷关系的诉讼，要回投资款。经审理查明，原告曹培与被告孙桂梅及案外人郭玉霞（另案审理）均系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公务员，双方系同事及朋友关系。2014年7月16日，曹培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孙桂梅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30000元；7月19日转账50000元；7月28日转账9000元；10月23日转账189000元；以上共计378000元。就上述钱款的性质，曹培主张系向孙桂梅的借款。孙桂梅认可收到上述钱款，但主张并非借款，而是根据曹培的请求帮助其投资理财的钱款。孙桂梅称：其通过朋友介绍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名为vitasonlin的理财产品，该产品收益不错，每次以63000元人民币（1万美元）为购买单元，每月保底收益3%。但是开户手续非常繁琐，其自2013年底至2014年2月才开户成功；后来曹培和郭玉霞听说其购买的这款理财产品收益高，其二人也想购买；由于这款理财产品的开户手续非常繁琐，曹培和郭玉霞就想通过孙桂梅的账户进行购买；由于三人都是同事，且在一个办公区工作，一直相处很好，关系密切，相互非常信任，最后孙桂梅就同意了；当时除其个人外，孙桂梅还同时在帮助包括郭玉霞、曹培在内的四个人购买该理财产品，其中另外一个人叫夏建蓉。夏建蓉于2016年12月8日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本人分别于2014年7月14日打款6.3万元、2014年7月15日打款6.3万元、2014年7月18日打款18.9万元给孙桂梅账户，共计31.5万元，让孙桂梅帮助我购买理财产品，不是借款给孙桂梅。2017年3月15日，夏建蓉本人又出庭证明：”我与孙桂梅原系战友关系，住的比较近，听孙桂梅说她有一个收益不错的理财产品，我就想让孙桂梅帮助理财。由于我是现役军人，身份不便，一般申请通不过，很麻烦，自己对投资也没有经验。孙桂梅说收益虽然好但也有风险，要慎重考虑，她现在的同事也想买。我把钱分三次转账给她，两个6.3万元，一个18.9万元，都是6.3万元的倍数。我既然让她帮忙投资就是信任她，她只是帮忙，没有中介费。每月收益不固定，都是她打到我的卡上。前期给过收益，后期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孙桂梅称由于该投资理财品是以63000元为购买单元，所以曹培转账金额为63000的倍数，虽然前三笔转账分别为130000元、50000元、9000元，其实就是想凑够189000元，而189000元系63000元的3倍。第四笔转账直接为189000元。（同时另案审理的郭玉霞诉孙桂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亦存在此种转账现象）。曹培称孙桂梅曾经陆续向其累计转账62500元，并称上述钱款的性质为”利息”，并据此欲进一步证明前述转账为借款，但曹培无法明确双方原约定的”利息”的计算方式，其出示的《曹培案利息支付情况统计表》中亦未明确”利息”的计算方式。孙桂梅认可曾经陆续向曹培转账62500元的事实，但其主张上述返还的钱款并非利息，而是理财产品的收益，并称基本是按照每月3%计算，但并不固定，其出示的《曹培收益汇总》中明确了每次”收益”的计算方式及”收益率”。庭审中，本院注意到曹培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就”借款”原因，2016年12月15日庭审中曹培（代理人）称：”孙桂梅说她要与一位领导投资开公司”；2017年3月15日庭审中曹培本人称：”孙桂梅说她通过一位领导认识上海一家公司的，说有项投资理财。（因此）向我们借钱，因为是同事，关系也很好，就借给她了。”上述两种表述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次陈述的借款原因为”投资开公司”，第二次陈述的借款原因为”投资理财”。孙桂梅称该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郭玉霞和曹培均是明知的，每次的收益在其代理的几个投资人之间都是平均分配，其只是义务帮忙。在投资之前，其已经向郭玉霞和曹培多次说明投资有风险，郭玉霞和曹培均认可风险自担。2015年3月，其告知郭玉霞与曹培钱可以出来了，本金出来一部分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但当时收益情况比较好，二人都不同意出来，最终导致资金被套牢。就目前钱款去向，孙桂梅称其在收到曹培的转账之后，已经将全部钱款转入vitasonlin理财产品的账户中，其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孙桂梅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向对方账户（×××）转账378000元，注释：b2c；2014年7月21日向对方账户（×××）转账378000元，注释：b2c；2014年10月28日向对方账户（×××）转账436375.8元，注释b2c。孙桂梅称vitas公司系国外的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现在已经申请破产，所有的资金都被套在里边了，网站已经关闭，现在众多投资人已经报案维权，并出示微信群聊天记录，VITASLiquidationGroup向孙桂梅发送的电子邮件等证据为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电子邮件、微信群聊天记录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乃双方当事人之合意，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一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告曹培主张其向孙桂梅转账的378000元为借款，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其仅出示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证，未出示借据、收据、欠条等直接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被告孙桂梅抗辩称上述转账系为曹培购买理财产品，其亦未出示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等证据，亦未出示其与第三方理财公司之间签订的理财合同。但庭审中，原告曹培就借款用途及借款发生的经过表述不清，存在前后矛盾，且对转账金额为何是”6.3万元”的倍数未作出合理解释，特别是在自身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将如此大额资金借与孙桂梅，且未形成书面借据，与常理不符。反观被告孙桂梅的陈述与其主张的为曹培购买理财产品，就发生的经过、转账金额的特征、返还钱款的计算方式等，表述清晰，与其提举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在孙桂梅提出上述转账系为曹培购买理财产品的抗辩且出示一定证据印证之后，原告曹培未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提举相关证据。鉴于上述情况，本院对双方出示的证据的证明力经分析后认为，被告孙桂梅的陈述与其提举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曹培虽然出示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但不能据此当然认为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且在孙桂梅提出合理抗辩并提出相应证据之后，曹培未就其主张进一步提举相应证据，故曹培之其与孙桂梅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本案曹培依据民间借贷关系，进而要求孙桂梅偿还借款378000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曹培依据何种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曹培坚持依据民间借贷关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培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八千五百九十八元，由原告曹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辉人民陪审员 晏 艳人民陪审员 崔文宇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陈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