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新42民终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窦世斌，男，195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沙湾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生福，男，1957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新疆沙湾县。委托代理人：廖思益（一般代理），沙湾县大泉北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窦世斌因与被上诉人詹生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人民法院（2016）新4223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窦世斌、被上诉人詹生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廖思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窦世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认为，自己是中间人，没有委托关系。即使是委托关系也属无偿委托，且在办理委托事宜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本案涉及案外人海滨和王维良，应追加其参加诉讼，才能将本案事实查清，一审没有依法追加案外人，案外人海滨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本案应先刑事后民事，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詹生福辩称，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在上诉人办理委托事宜时，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詹生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的委托关系，2、退赔620000元及利息5349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原告詹生福欲承包土地，经被告窦世斌介绍得知在新疆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有土地可以承包。之后，被告带原告两次到新疆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看过土地。原告分别于2015年2月6日、2015年7月8日、2015年7月9日、2015年8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和ATM机支取现金方式向被告分别给付19万元、5万元、7万元、31万元，合计62万元。2015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詹生福阜康市三工镇土地流转费62万元正（陆拾贰万元正，土地1000亩地）”。另查明，案外人张志忠、岳崇安也欲承包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的土地。原告及案外人张志忠、岳崇安共同推举张志忠为代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2015年7月29日，案外人张志忠与阜康市三工河哈萨克民族乡拜斯胡木中心村村委会（以下简称拜斯胡木村委会）签订了4000亩土地的《土地流转合同》。之后，2015年9月7日，案外人张志忠又与原告签订1000亩土地的《土地流转合同》，案外人张志忠将其承包的4000亩土地中的1000亩土地转让给原告。以上两份《土地流转合同》均为复制件，原、被告均陈述该两份合同并未履行，原告也未能从案外人张志忠处承包上1000亩土地。被告也未向原告返还62万元土地转让费。另查明，被告于2015年2月12日向案外人海滨支付30万元；被告及案外人张志忠、岳崇安（收条上名字写为岳春安）于2015年7月10日向案外人海滨支付23万元；2015年8月10日，被告向案外人王维良支付21万元（该21万元是被告从原告向其给付的31万元中支取的）。2016年2月4日，原告因看病需要钱，从案外人王维良的妻子周斌梅处借款6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另查明，案外人海滨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沙湾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关系是有偿委托还是无偿委托；2、原、被告与案外人王维良和海滨之间是否构成转委托关系；3、如果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被告作为受托人是否完成了委托事务，是否在委托事务中存在故意、过错、重大过失责任，是否应当对委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土地承包事宜，被告接受原告委托为原告联系可以承包的土地，并分四次接收了原告支付的土地转让款620000元。同时，在被告向原告出具的620000元收条上注有”土地1000亩”。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约定的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理事务，应当向受托人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本案中原告分四次向被告支付的土地转让款620000元即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现在被告因故未能完成委托事务，其应当退还原告为委托事务支付的费用，即原告主张由被告退还其支付的土地转让款62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虽然原告陈述”在合同订立时其曾向被告承诺如果被告能够完成委托事务，原告将向被告支付50000元报酬”，但是被告自认其给原告是无偿提供服务的。同时，该委托事务未能完成，原告也未向被告支付所称的50000元报酬。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系无偿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的情形为：（1）有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无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3）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关系系无偿委托。同时，在委托事务执行中，被告的确为原告承包土地进行联系，也带领原告去现场看过土地。在委托事宜无法办成时，也履行了向原告披露第三人（即案外人王维良、海滨）的义务，也找第三人进行过协商关于向原告退款的事宜。被告的以上行为表明其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并未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被告虽然在接受委托事宜后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但是其并没有超越委托权限行使代理权。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以及超越委托权限行使代理权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即要求被告赔付利息损失5349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本案中委托事宜无法实现，原、被告之间达成委托合同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同时，原告已经以诉讼的方式向被告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被告应诉答辩（即视为通知到达被告）且未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故原告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辩称：”涉案款项与案外人王维良、海滨均有关系，要求追加以上两人为本案当事人。案外人王维良已经通过借款方式向原告退还60000元，要求从620000元中扣除60000元。案外人王维良、海滨涉嫌诈骗与本案有关系，要求中止本案的审理，待案外人王维良和海滨涉嫌诈骗案件查清后再进行审理”；本案中，虽然被告陈述”原告向其给付的620000元土地转让费由自己转给了案外人王维良，王维良又转给另一个案外人海滨”，并出具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7月10日的收条两张，2015年8月10日的打款凭证一张予以证实，但是，原告陈述”自己只知道把钱给付了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将钱给付了谁。直到委托被告办理的事情无法办成时，被告才向自己披露了案外人王维良、海滨”。同时，被告提供的收条两张、打款凭证一张均是复制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收条的内容只能够反映出被告向案外人海滨支付过钱，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但是无法证明被告向案外人海滨支付的钱就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620000元，也无法证明案外人王维良向案外人海滨转交了该钱。同时，在原一审中，案外人王维良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证人证言中陈述”原告的钱都是交给被告，自己并没有收被告的钱”。通过以上事实，本院认定原、被告与第三人（即案外人王维良、海滨）之间不存在转委托关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被告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经过了原告的同意。因此，即便原、被告与第三人（即案外人王维良、海滨）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也会因为被告（受托人）未经原告（委托人）的同意就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而由被告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2016年2月4日，原告向案外人王维良的妻子周斌梅出具的60000元的借条属于原告与案外人周斌梅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虽然案外人海滨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沙湾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但是案外人海滨是否是因为在本案中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无法证实。同时只有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中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才能符合法定中止诉讼的条件，而本案中并没有符合法定中止诉讼的条件。综上所述，本院对被告要求追加案外人王维良、海滨为本案当事人；要求从620000元中扣除60000元；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辩称均不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詹生福与被告窦世斌之间就土地转让事宜达成的委托合同。二、被告窦世斌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退还原告詹生福土地转让款620000元。三、驳回原告詹生福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法庭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案争议焦点：1、原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3、上诉人在办理受托过程中是否有重大过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1、关于原一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窦世斌作为原审被告向法庭提出追加案外人海滨、王维良参加诉讼的请求，是否需要追加当事人，属于一审法院职权范围内，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案外人海滨、王维良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查清双方委托合同法律事实。故上诉人窦世斌关于”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窦世斌称自己只是中间介绍人,与被上诉人詹生福不是委托关系.实际上，法律规定委托关系与中间人区别在于,受委托人不但接受委托而且代行委托人的权利,中间人则不存在代行权利的权利。本案上诉人窦世斌受托于被上诉人詹生福办理土地承包事宜，且代行委托人权利,分四次接收了被上诉人詹生福支付的土地转让款，并将其转交给了案外人。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不只是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故,上诉人窦世斌关于”自己是中间人，双方不是委托关系”的上诉意见,不能支持。3、关于上诉人窦世斌在办理受托过程中是否有重大过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受托人窦世斌在办理委托人詹生福委托事项时，因重大过失将詹生福的交于的620000元土地转让款付给了案外人海滨、王维良，致使委托人詹生福既没有得到1000亩承包地，620000元转让费也没有下落，给委托人詹生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20000元,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上诉人窦世斌关于”与詹生福既使是委托关系也属无偿委托，且在办理委托事宜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窦世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0000元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武红岩审 判 员  潘 宏代理审判员  布 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玛迪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