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农场窑湾分场。法定代表人：魏运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耀，该公司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湖市宏盛基业商砼有限公司，住所地洪湖市新滩镇胡家湾村。法定代表人：胡超其，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才，湖北园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与洪湖市宏盛基业商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洪湖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鄂洪湖民初字第00514号民事判决，恒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8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洪湖市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后，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鄂1083民初44号民事判决，恒利公司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耀，被上诉人宏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宏盛公司偿还恒利公司货款145,215元并赔偿索款费用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宏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恒利公司将货物送至宏盛公司仓库，宏盛公司仓库保管员在恒利公司的7张送货单上签收。宏盛公司2015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收到恒利公司送货82.98吨，而非刘加忠送货。恒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7份送货单及《证明》都是客观证据，宏盛公司的所有证据都是其自行出具的主观证据，没有其他旁证印证，双方的证据证明力谁处于优势，一清二楚；2.宏盛公司与刘加忠的《购销合同》真实性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刘加忠妻子胡金玉签字的《入库单》与胡金玉在宏盛公司财务的领款单上的签字明显不符。如果刘加忠与宏盛公司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客观存在，宏盛公司就没必要在2015年1月6日给恒利公司出具欠款证明。恒利公司业务员与刘加忠在宏盛公司办公室洽谈买卖业务后，将货物分7次送到宏盛公司仓库，宏盛公司的证明载明了供货人及货物数量、价格、总金额，该证据客观真实，符合逻辑，恒利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宏盛公司答辩称，1、恒利公司如认为与宏盛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应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诉讼之前，恒利公司业务员没有去找过宏盛公司催要货款。刘加忠去世后，恒利公司业务员要不到钱，才去找政府信访，宏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宏盛公司是收货人、恒利公司是供货人。2、刘加忠不是宏盛公司的业务员，跟宏盛公司是贸易伙伴的关系。宏盛公司与刘加忠之间存在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宏盛公司提供了合同、入库单和银行的转账凭证，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恒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宏盛公司向恒利公司偿还货款145,215元;2.判令宏盛公司赔偿恒利公司索款费用5000元；3.诉讼保全费、受理费由宏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3日，宏盛公司与案外人刘加忠订立了一份《减水剂购销合同》，约定刘加忠向宏盛公司提供混凝土减水剂，价款为每吨1800元。宏盛公司需提前两个工作日通知刘加忠送货，运输费用由刘加忠负担。2014年1月13日、1月14日、1月16日、1月18日、1月20日、1月23日、2月23日，恒利公司分别向宏盛公司送缓凝高效减水剂11.11吨、11.99吨、12.33吨、12.12吨、11.14吨、10.06吨、14.23吨，7次共计82.98吨。恒利公司每次送货都向宏盛公司开具了送货单，送货单注明了货物的名称及数量，没有注明价款，送货单有宏盛公司经办人签名。宏盛公司每次收货后都开具了入库通知单，每份入库通知单记载的数量与同批次恒利公司送货数量一致，记载的送货单位为刘加忠。2014年1月27日，宏盛公司收到第7批减水剂之前，刘加忠妻子胡金玉向宏盛公司开具领款单，领取此前6批共计68.75吨减水剂的货款123，750元（68.75吨×1800元/吨），粉煤灰款76,250元，两项共计20万元。同日，宏盛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刘加忠转款20万元。2014年3月2日，胡金玉再次向宏盛公司开具领款单，领取第7批14.23吨减水剂的货款25,614元（14.23吨×1800元/吨）。2014年6月16日，刘加忠因病死亡。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间没有涉及减水剂买卖的书面合同或口头约定，双方间无业务交往历史。2015年1月6日，恒利公司向宏盛公司索要减水剂货款时，宏盛公司在出具的一份《证明》中作出如下表述：湖北恒利2014年1月13日到2014年2月23日共送缓凝高效减水剂82.98吨，单价1750元/吨，合计金额145,215元，洪湖市宏盛基业商砼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8日已将缓凝高效减水剂货款145,215元全部付给刘加忠。2013年2月28日，宏盛公司与案外人刘加忠订立了一份《粉煤灰供应合同》，由刘加忠向宏盛公司供应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每吨单价185元。后刘加忠多次向宏盛公司供应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宏盛公司为此向刘加忠支付了粉煤灰款。一审法院认为，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和业务交往历史。恒利公司向宏盛公司送货，开具了有货物名称及数量、无价款的送货单，宏盛公司签字接收，双方的行为基于什么合同约定，具有不确定性。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进行认定。恒利公司主张其与宏盛公司间减水剂买卖合同成立，但未提供其与宏盛公司就减水剂买卖是如何约定、用何种方式约定以及和宏盛公司哪个经办人约定的证据，也未能提供其与宏盛公司间业务交往及交易习惯证据。宏盛公司与刘加忠订立的《减水剂购销合同》、《入库通知单》、银行账户明细及领款单等证据，能够证明宏盛公司与刘加忠之间的减水剂买卖合同成立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恒利公司向宏盛公司索要减水剂货款时，宏盛公司出具《证明》，认可恒利公司送货的时间、数量及价款，并表示该货款已支付给刘加忠。宏盛公司在《证明》中表述的货款单价为每吨1750元，与宏盛公司和刘加忠间约定的1800元/吨存在差异；同时，宏盛公司在《证明》中表述其向刘加忠付款的时间、金额也与其实际不符。宏盛公司上述关于货物单价以及付款时间的表述，对于恒利公司关于其与宏盛公司存在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恒利公司主张的与宏盛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宏盛公司主张的与刘加忠之间的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所涉标的物的交付时间、交付批次（7批次）、交付数量（82.98吨）完全一致，双方诉争指向同一标的物。宏盛公司针对其在《证明》中的表述辩称，每吨1750元是恒利公司供货给刘加忠的价格，刘加忠每吨加价50元再供货给宏盛公司，恒利公司是受刘加忠指示向宏盛公司交付货物，因刘加忠死亡恒利公司才转向宏盛公司索要货款。结合恒利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当时以为刘加忠是宏盛公司的负责人，和刘加忠谈的价格和送货方式，按刘加忠的通知送的货”，一审认为，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没有合同约定或业务交往的历史，宏盛公司与刘加忠所订立的书面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和送货方式，宏盛公司向刘加忠支付货款的时间及数额，刘加忠死亡后宏盛公司向恒利公司出具的《证明》等事实，能够支持宏盛公司的上述辩称主张。因宏盛公司在出具的《证明》中表示货款已支付给刘加忠，含有不应向恒利公司支付货款的意思表示，且有相反证据存在，故宏盛公司向恒利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认定是宏盛公司对恒利公司关于减水剂买卖关系的承诺，即不足以认定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宏盛公司认为诉争标的应归属于其与刘加忠间的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其所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相比较而言，宏盛公司证据的证明力处于优势。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恒利公司的证据不能佐证其与宏盛公司间存在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4元，由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恒利公司、宏盛公司及案外人刘加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恒利公司主张其与宏盛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宏盛公司认为其与刘加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恒利公司以7份送货单和宏盛公司2015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主张其与宏盛公司存在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存立作出认定。”除本案所涉减水剂交易，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无其他业务往来。恒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宏盛公司有口头合同、交易习惯或凭送货单结算的交易方式及宏盛公司向其直接支付过部分减水剂货款的事实。结合恒利公司业务员在一审中当庭陈述“当时以为刘加忠是宏盛公司的负责人，和刘加忠谈的价格和送货方式，按刘加忠的通知送的货”及宏盛公司在《证明》中“货款已向刘加忠支付”的表述分析，恒利公司的7份送货单应系刘加忠的指示交付凭证。宏盛公司出具《证明》认可其收到了恒利公司供应的减水剂，货款已向刘加忠支付。该《证明》既非宏盛公司与恒利公司之间的对账单，亦非债权债务凭证，《证明》载明的货物数量、单价虽与恒利公司的送货单一致，但在双方对合同的主体和货款的支付均存在争议之情形下，仅凭双方对标的物的数量、单价做出了相同的认可，不足以认定双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恒利公司未否认宏盛公司向刘加忠支付货款的事实，亦未举证证明刘加忠系宏盛公司的负责人或业务员，代表或代理宏盛公司向恒利公司采购减水剂及刘加忠系恒利公司与宏盛公司成立减水剂买卖合同的居间人，故恒利公司仅凭7份送货单和宏盛公司的《证明》主张其与宏盛公司成立减水剂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宏盛公司主张其与刘加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宏盛公司与刘加忠订立的《减水剂购销合同》、《入库通知单》、银行账户明细及领款单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宏盛公司与刘加忠之间的减水剂买卖合同成立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恒利公司、宏盛公司及案外人刘加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系刘加忠先与恒利公司间成立了减水剂的买卖合同关系，后与宏盛公司间也成立了减水剂的买卖合同关系，刘加忠系前一合同的买受人和后一合同的出卖人，其指示恒利公司向宏盛公司直接交付货物，符合市场经济的交易习惯，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恒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4元，由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莉审判员 陈时中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唐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