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02民初2571号原告：陈水堂。男，195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淑芳，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阿兴，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水堂与被告邵阿兴合同纠纷一案，本案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于2017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7日、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水堂（第三次庭审到庭）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淑芳、被告邵阿兴（第一、三次庭审到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12月10日，原告因养殖珍珠蚌与被告等人签订《珍珠养殖合同》，约定：原告租用陶堰渔场半片荡415亩，租期二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年租费132000元，如遇国家政策调整，由被告协同原告做好工作，如有赔偿河蚌迁移费归原告所有等。原告于2015年12月22日前支付了二年租费264000元，同时进行珍珠养殖。后该水域因政府要求进行清养，被告与政府签订《陶堰镇水产养殖清养关停协议书》，要求被告在2016年6月30日前进行清养，其中河蚌水域面积281.55亩，补偿金额为844620元。为此，原告于2016年5月底前将租赁范围内的珍珠河蚌及相关设施全部搬迁。上述补偿款政府已于2017年1月26日支付给了被告，但被告仅支付给原告27万元，扣除后被告还应支付给原告574620元。同时被告还应退还2016年6月至12月的租费77000元。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租赁费计770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河蚌清养导致河蚌迁移的赔偿款574620元；（844620元减去支付的270000元还应付574620元。）上述合计651650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本案客观事实是被告与原告签订《珍珠养殖合同》将陶堰镇渔场半片荡水面出租给原告养殖河蚌，租期二年。被告已经退还原告租金77000元，原告要求退还租金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被告无需支付原告河蚌清养补偿款，该款性质并非“河蚌迁移费”，且双方已经达成协议，27万元已经付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质证意见：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证据1、2014年12月10日珍珠养殖合同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承租以及租金金额的事实。证据2、2016年4月19日陶堰镇水产养殖清养关停补偿协议、补偿明细表各1份，证明本案被告取得了协议项下的赔偿款，其中包括了河蚌的281.55面积亩，应赔偿给原告的事实。证据3、银行汇款凭证3份，证明补偿金额数及款项被告已收到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第五条反而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从协议中相关条款第二、三条内容中可以反映出目前被告与签订合同的政府具体实施事项是拆除设施，并不是河蚌本身的迁移费，明细表中的“河蚌”并非是河蚌这一物体，而是“河蚌的围栏”。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提供证据1、绍兴高新区（复印件）、陶堰镇人民政府关于事实河蚌网箱围栏全面禁养的工作意见（原件）共计3份工作意见，证明河蚌网箱围栏全面禁养工作的事实方式和目的是水产养殖设施拆除的事实。2016年的10号文件第二、第3.2中指出河蚌是指水产养殖设施。2014年的147号中的第2点提到是拆除，并没有迁移；第3点也提到水产养殖设施。陶堰镇人民政府工作意见第3.2中也提到水产养殖设施。证据2、银行转帐凭证1份（原件），证明被告已经将租金及与原告协商后确定的补偿款共计27万元转帐给原告的事实。证据3、蒲仁法、徐幼泉、胡百水等三位证人证言，证明被告雇佣证人拆除水产养殖设施及支付人工费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的文件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被告应全面理解协议内容。对证据2的本身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包含了双方已经达成了补偿款的协议的事实。证据3、原告对证人的陈述有异，与原告陈述范围的关联性不能印证。据原告所说，被告投入的工程的时间是1个月左右，七八个人，然而证人陈述拆了3个月左右是不符合常理的。如真的拆了3个月与本案原告无关，因此该证据不可采信。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内容可以证明拆除设备的工作是由被告完成的，相关的人工费是被告支付的。同时三证人提到原告的河蚌并没有遭到多大的损失。根据被告申请，本院所做的电话笔录与调查笔录以及结算标准。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结算标准没有异议，对几份笔录内容没有异议但是认为程序不当，不属于法院的调查范围，事实上派出所对本案本身没有关系。村委委员与这次河蚌补偿没有关系。对镇长的笔录，认为双方有协议达成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被告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同时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已经就迁移费赔偿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双方在25万元到30万元之间进行过协商，村领导明确是27万元，结合谢镇长认为迁移费仅仅占了迁移项目的一小部分，27万元与84万元多之间的比例与迁移费之占一小部分的陈述是相互印证的。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质证意见的分析与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与证据2，因原告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3、蒲仁法、徐幼泉、胡百水的证言，结合本院对村委委员的调查，可以证明被告雇佣人工拆除围栏的事实。根据被告申请，本院所做的电话笔录与调查笔录以及结算标准，因系本院依法形成，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0日，原告因养殖珍珠蚌与被告等人签订《珍珠养殖合同》，约定：原告租用陶堰渔场半片荡415亩，租期二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年租费132000元，其中第五条约定如遇国家政策调整，由被告协同原告做好工作，如有赔偿河蚌迁移费归原告所有。原告于2015年12月22日前支付了二年租费264000元，同时进行珍珠养殖。后该水域因政府要求进行清养，被告于2016年4月19日与政府签订《陶堰镇水产养殖清养关停协议书》，约定：被告须在2016年6月30日前自行拆除合同清单内的河蚌、网箱、围栏及废弃零星桩等其它设施；其中河蚌水域面积281.55亩，补偿金额为844620元。原被告从2016年6月起终止《珍珠养殖合同》。上述补偿款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支付给了被告，被告于当日支付给原告27万元。还查明，被告与陶堰镇人民政府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水域面积为412亩，租期2012年1月12日至2017年1月11日，每年租费为213416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在落实“五水共治”政策下因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其根源在于补偿金额没有具体细化。具体到本案涉及补偿明细表中的名称“河蚌”怎么理解、当事人之间的“河蚌迁移费”怎么理解、已支付的27万元怎么理解。补偿明细表中的“河蚌”理解问题。原告认为补偿明细表中的“河蚌”是对河蚌迁移主要是河蚌的赔偿，该款844620元应为原告所有；被告认为该河蚌补偿款是针对整个清养项目，主要是水产养殖设施，包括河蚌、河蚌设施、迁移费、人工费等。本院认为，根据禁养区河蚌网箱围栏清理奖补结算标准记载“河蚌养殖（包括围栏）按实际养殖许可水面面积给予3000元/亩”，明确载明“包括围栏”，以及根据政府文件记载“2016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拆除清理水域所有河蚌、网箱、围栏等水产养殖设施”，可知拆除清理的对象是河蚌养殖设施。结合政府部门给出的意见是“打包式”清理，故补偿明细表中的“河蚌”补偿款既不是原告所称的河蚌赔偿，也不是被告所称的水产养殖设施，而是清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珍珠养殖合同》中的“河蚌迁移费”理解问题。原告认为“河蚌迁移费”是政府对养殖河蚌者清养河面的需要不能继续养殖河蚌导致河蚌搬迁等产生一系列的损失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政府支付的是补偿款，而非迁移费。本院认为，“河蚌迁移费”从字面理解应当为河蚌从一地至另一地所产生的包括运输费在内的所有费用之和，但费用不等同于损失，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对原告主张的“河蚌迁移费”就是“一系列的损失的赔偿款”不予采纳。正如上述分析，补偿明细表中的“河蚌”补偿款包括清养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该方方面面也如被告所称包括河蚌、河蚌设施、迁移费、人工费等，可知河蚌补偿款即可包含损失，也可包含费用，另双方约定“如有赔偿河蚌迁移费归原告所有”，即双方只是对赔偿款继续了约定，而没有对补偿款进行了约定，故对被告主张的“政府支付的是补偿款，而非迁移费”也不予采纳。27万元的理解问题。原告认为27万元全部是补偿款，且当事人没有达成一致协议；被告认为27万元是协商一致的结果，且该27万元包含了租金77000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在起诉之前双方没有证据证明就租金单独进行过协商也没有明确27万元里面包括租金，故凭目前证据难以确定该27万元是否包含了租金77000元；第二、双方没有约定提前终止合同时如何处理未实际使用期间的租金，但双方约定了“按月计算，租赁费一年一付”，按月计算更接近于按实际使用月份计算租金，故被告应当退还未使用期限的租费77000元；第三，被告主张27万元包括了租金77000元，无证据证明，不予采纳。尽管根据生活经验，原、被告之间的27万元可能是一揽子协议，即该27万元既包括了未实际使用期限的租金，也包括了河蚌迁移费补偿款，但本案租金退还与政府补偿款的再分配属于不同范畴，故这种可能性还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第四、双方已就政府补偿款达成27万元协议的可能性高。首先原告及原告的女婿出面与被告进行过协商已成事实。协商结果一般可分为协商后达成一致协议、协商后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协商后部分达成协议，现原告庭审中称“我去找谢镇长去说这个27万不同意的”，说明本案存在“协商后达成一致协议”情形，只是事后反悔；其次，根据岳父与女婿的亲属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银行账号接受资金的事实，及表见代理规则，与如原告不同意27万元被告肯定不会支付27万元的生活经验，被告也有理由相信原告同意27万元这个方案；最后，双方也认可政府部门为了减少纠纷采取的原则是“自己协商好，否则资金不发放”，故从资金发放也可以印证双方已协商好。综上，本案当事人只是约定了国家赔偿时的处理模式，而没有约定国家补偿时的处理模式，加之政府的补偿款是打包式的补偿，无具体明细，结合本案实际，原、被告对补偿款可对半分成，也可四六分成，未尝不可，但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双方已就政府补偿款达成27万元协议的可能性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补偿款的诉请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租金的诉请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邵阿兴应返还给原告陈水堂人民币7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陈水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316元，由原告承担9097元，被告承担12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县域叫上诉案件受理费10316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邓平平人民陪审员  潘阿法人民陪审员  沈忠仙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徐 惠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