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1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新春，男，197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段塘丁家街***号。法定代表人：黄志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芳，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锐思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长白山路***号*幢*号*楼。法定代表人：姜阳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慧慧，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天坤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号（6-1）。法定代表人：彭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里鑫，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徐新春因与被上诉人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纸业公司）、宁波锐思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锐思科公司）、宁波天坤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坤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3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新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时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经人介绍于2014年5月14日至中华纸业公司生产部二楼整理科工作，被锐思科公司聘为长白班木夹板整理叉车工兼领班，工资85元一班，并于次日上班，要求一年365天每天必须上班。2015年1月开始有每月200元的领班补贴，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2015年5月31日，锐思科公司与中华纸业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后劳动合同终止。2015年6月1日，天坤公司接收锐思科公司的管理工作并与上诉人签订了一份为期二年的劳动合同，工资和岗位不变。三被上诉人都未依据劳动合同法第60条、62条之规定告知上诉人。2016年6月8日，天坤公司以上诉人违反《员工手册》考勤制度、岗位规范、修身规范规定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但上诉人从未见过任何一个被上诉人的《员工手册》。上诉人认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三份《劳动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22号》第4、27、28、29条规定，自2014年3月1日起中华纸业公司“劳务承包”（实为派遣用工）员工只能出、不能进，而上诉人是2014年5月15日进中华纸业公司开叉车的，因此，中华纸业公司因违反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无效。而一审法院的理由是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二、中华纸业公司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签订的二份《劳务承包合同》抬头是“劳务承包合同”，而实质内容是按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签订的“派遣协议”。从用工人数、岗位、社保以及对《劳务承包合同》里员工的奖、罚等都是体现中华纸业公司的管理与领导权，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中华纸业公司依据《劳动承包合同》的相关条款执行对外包员工管理权，这符合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定。三、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法院调取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的营业税证明，一审法院调取后以商业秘密为由仅给上诉人看了一下，并未交付复印件。上诉人认为该证明上的“服务费”项目正是天坤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营业额问题12项规定税率缴税的，这也是劳务派遣用工的证据。中华纸业公司、锐思科公司及天坤公司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新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新春与锐思科公司在2014年5月31日、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与天坤公司在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2.判令认定徐新春自2014年5月15日起与中华纸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依法立即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3.判令中华纸业公司支付徐新春2014年6月15日至2015年5月14日二倍工资69210.79元；4.判令中华纸业公司支付徐新春2014年5月15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被扣的加班工资76339.90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19084.98元；5.判令中华纸业公司支付徐新春被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克扣的2014年、2015年清凉饮料费差额1140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285元；6.判令中华纸业公司支付徐新春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年休假工资9720元；7.判令中华纸业公司补齐工作服、劳保鞋和过节费等相关福利待遇；8.判令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对第3项至第6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中华纸业公司与宁波威琅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琅公司，该企业名称后变更为锐思科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另约定威琅公司应对其所有的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提供保险并负责一切安全责任，如有发生疾病、工伤、死亡事故，其所发生损害费用均由威琅公司负责，与中华纸业公司无涉；作业费每月结算一次；在劳务合同作业承包方式及内容中约定威琅公司以按吨计酬的方式承包中华纸业公司成品选理、输送、包装入库等各项劳务承包作业项目。该合同对签约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约定。2015年4月份，威琅公司向中华纸业公司提出解除双方的《劳务承包合同》，2015年5月31日，威琅公司与中华纸业公司解除《劳务承包合同》。中华纸业公司与天坤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双方约定天坤公司以按吨计酬的方式承包中华纸业公司成品选理、输送、包装入库等各项劳务承包作业项目，并以完成中华纸业公司指派任务为前提，劳务作业费用包括标准工资、高温费、法定节假日上班费、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生育）、劳保用品、管理费用、税金、利润等各项费用，并约定外包作业项目、范围、各岗位需要人数，天坤公司负责招聘承包作业项目所需的员工，并负责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并进行管理，中华纸业公司每月向天坤公司支付劳务作业费。徐新春与威琅公司确立劳动关系，于2014年5月15日进入中华纸业公司从事威琅公司承包的工作项目即从事叉车工岗位。2014年5月31日，威琅公司与徐新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期限为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5月14日，约定徐新春的岗位为叉车工，威琅公司在用人单位甲方处盖章，徐新春在乙方处签名，并书写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31日。2015年5月18日，威琅公司与徐新春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期限为2015年5月13日至2016年5月12日，约定徐新春的岗位为叉车工，威琅公司在用人单位甲方处盖章，徐新春在乙方处签名，并书写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徐新春与威琅公司所签的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做出了概括性的约定。另所签的劳动合同均未载明劳务派遣情况。威琅公司未与中华纸业公司签订过劳务派遣协议。2015年6月1日，天坤公司与徐新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期限为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约定徐新春的岗位是操作工，天坤公司在用人单位甲方处盖章，徐新春在乙方处签名。双方对徐新春的工作岗位即操作工作做了约定，同时约定可以将徐新春安排至天坤公司外包业务客户公司的其他岗位或者天坤公司外包业务的其他客户公司工作。同时约定徐新春的工作地点原则上应为宁波市辖区、县、市。天坤公司需安排徐新春到天坤公司外包业务的其他客户公司工作的，徐新春可接受天坤公司的安排或选择辞职。徐新春提出变更工作地点要求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徐新春的工作地点。后徐新春被天坤公司安排至中华纸业公司工作。所签的劳动合同未载明劳务派遣情况，天坤公司也未与中华纸业公司签订过劳务派遣协议。另查明，威琅公司于2015年5月22日经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核准变更名称为锐思科公司。又查明，徐新春就其与中华纸业公司、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等劳动争议一案，于2016年5月12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裁决，裁决驳回徐新春的仲裁请求，徐新春于2016年7月19日收到仲裁委员会送达的甬劳仲案字[2016]第183号仲裁裁决，并于2016年8月2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新春分别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和《劳动合同》是否均为无效的劳动合同。徐新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徐新春与锐思科公司及天坤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和《劳动合同》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徐新春未能证明前述《劳动合同书》和《劳动合同》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劳动法律关系无效的情形，故徐新春分别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劳动合同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徐新春主张其分别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书》和《劳动合同》无效，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难以采纳，不予支持。二、徐新春与中华纸业公司是否存在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事实。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分别与中华纸业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亦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用工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即徐新春与锐思科公司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书》来看，均对徐新春的岗位即叉车工做了约定，所签的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作了概括性的约定，所签的劳动合同均未载明过劳务派遣情况，锐思科公司也未与中华纸业公司签订过劳务派遣协议；从本案徐新春与天坤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来看，双方对徐新春的工作岗位即操作工作做了约定，同时约定可以将徐新春安排至天坤公司外包业务客户公司的其他岗位或者天坤公司外包业务的其他客户公司工作；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分别提供各自与中华纸业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对此，徐新春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徐新春与中华纸业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另徐新春在诉讼过程中主张与中华纸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亦因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故其主张的该事实劳动关系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徐新春案涉的诉讼请求，均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对徐新春案涉的全部诉讼请求，均难以采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徐新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徐新春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调查取证申请书二份、EMS邮政特快专递二份，证明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中华纸业公司、锐思科公司税务缴纳证明。经质证，被上诉人中华纸业公司、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均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故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徐新春与被上诉人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先后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为劳务派遣合同，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从合同内容来看，中华纸业公司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中华纸业公司将其产品整理处的劳务作业先后外包给了锐思科公司及天坤公司，并列明了具体的外包作业项目及范围，锐思科公司与天坤公司有具体的作业内容，本院认为，这一约定符合一般劳务承包的特征，而与以约定用人单位单位负责向用工单位派遣员工为主要内容的劳务派遣合同不一致；其次，从实际用工来看，徐新春与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先后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徐新春根据公司的工作或生产需要，在锐思科公司担任叉车工、在天坤公司担任操作工，实际工作地点虽然是在中华纸业公司，但日常具体的工作实际由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安排并进行管理。据此，本院认为，锐思科公司与天坤公司系劳务承包关系而非劳务派遣关系，与徐新春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该两家公司而非中华纸业公司。因此，徐新春以与中华纸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该公司承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年休假工资及清凉饮料费等劳动关系项下的各项义务并要求锐思科公司、天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徐新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晖审 判 员  樊瑞娟代理审判员  龚 静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吴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