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32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德山，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旎凡，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凤龙，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1558号。法定代表人：王正华，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正华，男，194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云，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德山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王正华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7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德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凤龙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庆玮律师、王璐云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德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两名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投资收益损失人民币66,296,310元（注：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出其不同意解除出资协议，并将损失金额修改为26,322,894元。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交付的40万元资金性质系股金，两被上诉人理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上诉人投资收益损失。作为两被上诉人引进的筹建人才，两被上诉人已承诺将股权激励作为上诉人离开原任职单位、参与筹建的对价之一。春秋国旅确有授予包括上诉人在内的66名员工出资入股权利的意思，并接受了上诉人出资且记明为股金。2006年至2007年期间，春秋国旅均基于上诉人投入的出资分别向上诉人发放了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红利。因此，上诉人与春秋国旅之间确曾就上诉人出资入股春秋国旅形成合意，并部分实际履行，合意目的是使上诉人成为春秋国旅的公司股东。春秋国旅在收取上诉人资金后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未向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未将上诉人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已违背了双方间关于出资入股所达成的协议。春秋国旅的种种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成为春秋国旅股东，春秋国旅理应对其违约行为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予以赔偿。二、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上诉人按照投资比例享有的分红，还应包括上诉人参照投资比例可享有的春秋国旅净资产收益。如果春秋国旅与上诉人间的出资入股协议目的实现，上诉人成为春秋国旅股东，其享有的出资收益不仅为每年度的红利，还应包括依照持股比例所享有春秋国旅的净资产值。按照上诉人出资时应当占有春秋国旅的注册资本比例即1%，根据春秋国旅的2014年5月净资产额，得出上诉人应得的净资产为24,744,982元，再根据春秋国旅2009年至2015年的应分配利润总额，上诉人应得其中1%的红利1,577,912元，上述两项共计26,322,894元。被上诉人春秋国旅、王正华共同辩称，第一，已有生效判决确认上诉人与春秋国旅之间不存在股东出资关系，上诉人的请求违背公司法规定，公司净资产所有权归全体股东，而上诉人并非公司股东，即使是公司股东也不能随意请求分配，只能在公司清算等情况下提出请求。第二，一审法院确认双方间存在出资关系，被上诉人予以尊重，但坚持认为双方间没有明确的出资关系，没有出资约定，也没有违约后损失的相关约定。上诉人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理应清楚公司法规定。上诉人出资时理应清楚成为公司股东是不确定的事实，可能无法实现，对于相关的法律后果和可能的机会成本损失，上诉人都是清楚的。第三，上诉人已从春秋国旅累计获得了高额的收益回报，2006年至2008年累计收益率为190%，根据普通投资回报，最高收益率只有36%，故上诉人所谓40万元资金在春秋国旅占有期间，已经取得了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回报，并没有损失。据此，两被上诉人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德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李德山与春秋国旅的出资入股协议；2、春秋国旅及王正华共同赔偿李德山投资收益损失66,296,310元；3、春秋国旅及王正华共同承担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2004年初，春秋国旅开始筹建XX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航空）。李德山时任上海A公司总飞行师，有丰富的筹建航空公司经验。春秋国旅、王正华力邀李德山加入筹建小组并承诺李德山除享有工资及无退休政策外，还能以人力加现金形式出资购买春秋国旅的股份作为参与筹建的待遇之一。王正华还多次表示公司对高管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包括李德山在内的部分高管与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后XX航空正式成立，并取得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2005年10月5日，春秋国旅召开股东会，同意包括李德山在内的八名管理高层出资入股，并确认李德山以人力及现金40万元出资购买春秋国旅的4.65%股份。2005年11月，李德山支付40万元，春秋国旅开具收款收据，款项来源备注为“股金”。此后李德山每年均享有春秋国旅按出资比例发放的分红，并参加股东会，行使相应权利。2010年，春秋国旅以改持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的股份作为置换条件，要求66名高管进行股权置换，签署终止入股春秋国旅的协议，李德山未予同意。2011年1月，春秋国旅、王正华强制李德山退休，并单方停止向李德山分红。2014年6月27日，春秋国旅单方向李德山发出退款40万元的通知书。李德山认为春秋国旅单方终止入股协议并退款的行为构成违约，直接导致李德山无法实现成为股东的目的，造成李德山损失相应投资收益。而王正华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承诺，对于因出资引起的纠纷愿意与春秋国旅共同承担责任。据此，李德山提起本案诉讼。春秋国旅、王正华在一审中答辩称：李德山要向春秋国旅投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李德山未经批准，故双方不存在投资关系。李德山支付的40万元只是预付款，李德山对春秋国旅不享有任何投资权益，也不是股东，故其没有权利要求春秋国旅、王正华依据股东权益计算损失。据此，同意李德山解除出资入股协议的诉讼请求，不同意李德山要求春秋国旅、王正华共同赔偿投资收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审理中，春秋国旅、王正华又辩称，李德山与春秋国旅之间并未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故不同意李德山解除该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3月31日，春秋国旅召开股东大会，形成《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其中明确：天山B公司占春秋国旅75万股，其中50万股作为春秋国旅引进人才之用。2004年2月9日，春秋国旅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其中明确：股东退休时要求保留股权，可以保留股权。如要求转让股权，以退休月份为结算月份（以其在公司享有的净资产份额，按80%以现金退还，由董事会指定受让人自退休月份两年内平均分期转让）。持有干股的公司员工，将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作为股东。无论是在职或退休，均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只享受当年红利分配。股权增值和今后扩大的干股部分用于配送给公司享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和任期二年以上且业绩优秀的大部经理、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配送干股的数额由董事会根据当年公司利润分配情况决定，金额可累加，但每年不一定等值。2004年12月9日，李德山与XX航空签订《劳动合同书》，由XX航空聘用李德山在公司管理部门工作，合同对劳动报酬未作明确约定。同日，李德山填写XX航空的《职工登记表》，双方正式建立劳动关系。2005年10月31日，李德山向春秋国旅交付40万元，春秋国旅向李德山出具两份收款收据，收据记载交款人为李德山，金额分别为30万元和10万元，收款事由均为股金。春秋国旅分别于同年10月31日和12月30日将李德山交付的股金登记在其记账凭证中，记为会计科目的其他应付款。2007年1月25日，李德山与XX航空签订《服务期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李德山自劳动合同生效之日起，服务至退休；XX航空向李德山提供住房或安家费。李德山选择安家费。2006年1月，李德山获春秋国旅发放的2005年红利、奖金226,000元；2007年2月，李德山获春秋国旅发放的2006年红利、奖金225,400元，以及春秋国旅发放的2007年红利、奖金312,000元。2010年6月5日，春秋国旅与曾授予向其出资入股权利的65人签订了协议书，其中包括与李德山情况相同的XX航空的高级管理人员。协议约定：春秋国旅为甲方，员工为乙方；甲方此前曾筹划开展员工入股安排，乙方据此曾向甲方缴纳拟认购甲方股权的预付款，乙方充分知晓并同意甲方关于终止员工入股安排的决定；乙方确认甲方已将乙方基于前次员工入股安排拟认购甲方股权而缴纳的预付款全额（无息）返还乙方（附收据），乙方在甲方不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股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益。李德山不同意春秋国旅关于终止员工入股安排的决定，因此未与其签订相关协议。2011年1月27日，春秋国旅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取消原干股激励，根据原章程规定，职工持股会所持12.6%股权是配送给员工的干股，干股员工没有所有权和继承权，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只享受当年红利分配；同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504万元，注册资本由原4,000万元减至3,496万元，减资后职工持股会不再成为公司股东，以上504万元存放于公司工会的专管账户，由工会代为管理等。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签名。李德山没有列为股东，也没有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2011年5月2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春秋国旅的注册资由原4,000万元减少为3,496万元。2011年2月，李德山自XX航空退休。2014年4月，XX航空作为发行人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其中载明：XX航空的股东为春秋国旅等。春秋国旅曾授予部分优秀员工向其出资入股的权利，截至2010年5月31日共有66名人员参加上述安排，但相关缴付资金均未办理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款项按其他应付款处理。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其中的65人已分别与春秋国旅签署了《协议书》，确认春秋国旅已将相关缴付款项全额返还，其在春秋国旅中不享有任何权益。发行人控股股东春秋国旅与实际控制人王正华承诺，将继续尽最大努力以妥善方式处理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如果由于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而给发行人带来任何损失，将由春秋国旅和王正华予以足额补偿……2014年6月4日，李德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为春秋国旅股东，持有该公司5%的股权（占注册资本金额1,748,000元），并办理工商登记。该案审理过程中，春秋国旅于2014年6月27日通过网上银行退还李德山40万元，并于同日向李德山发出退款通知书，告知李德山其支付的40万元已退还至其建设银行账号。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德山出资未被记入公司资本，亦未作为公司资本进行登记，公司没有新增资本，公司股东会也没有形成决议确认李德山股东身份。现李德山已退休，春秋国旅亦已归还李德山出资，在此情况下，经一审法院释明，李德山仍坚持要求确认其为春秋国旅的股东，持有该公司5%股权的请求，因李德山该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德山的诉讼请求。李德山不服前述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可以认定春秋国旅曾有过员工入股安排，收取了66名员工的股金，发放了分红性质的款项，但公司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股东的意志，王正华的言论也不能代表其他股东的意志。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股东有接受李德山成为股东的意志，该案也没有李德山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德山的股东身份。据此，该院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德山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春秋国旅确曾授予部分员工向公司出资入股权利的意思表示，并接受了包括李德山在内的66名员工的出资，并出具收据载明为股金，之后亦有分红，但始终未作为公司的资本，未将上述人员登记于股东名册，亦未向出资人出具出资证明书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在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名册中没有包括李德山在内的66名员工的内容。虽然可以认定春秋国旅曾有过员工入股安排，收取了66名员工的股金，发放了分红性质的款项，但公司的行为不能代表公司股东的意志，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德山系公司股东。据此，该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驳回李德山的再审申请。一审另查明，春秋国旅于1987年8月24日经工商登记核准设立，公司成立时名称为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资金总额25万元。1992年9月30日，春秋国旅变更登记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企业性质未变。2002年春秋国旅企业进行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原全民所有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上海C有限公司投资75万元，占股15%，王正华等25名职工现金投入362万元，占股72%，职工持股会投资63万元，占股12.6%。公司于2002年3月31日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确定公司资本总额，确认各股东认缴股金和股份比例，选举董事长和董事及监事，通过公司章程，确定认缴股金的缴付时间等。公司改制后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02年9月17日核发变更后的营业执照。2004年3月30日，春秋国旅进行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原500万元变更为4,000万元，增加的资本系为原股东追加资本，并经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验资。其中，股东杨树萍出资额由5万元变更为40万元。2009年，春秋国旅未向个人股东发放2008年度红利。2010年，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09年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67,200元。2011年、2012年，春秋国旅未向个人股东发放2010年度、2011年度红利。2013年，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2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21,100元。2014年，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3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56,373元。2015年，春秋国旅向股东发放2014年度红利，其中杨树萍实发红利485,259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德山于2005年10月31日向春秋国旅交付40万元，春秋国旅收取该款项后出具收款收据，并明确记载收款事由为“股金”。2006年至2007年期间，春秋国旅分别向李德山发放了2005年、2006年、2007年的红利，（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中对此亦认定为“分红性质的款项”。在春秋国旅2010年6月5日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书中也确认其曾存在员工入股安排，并协议决定终止该安排。2014年4月XX航空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亦确认春秋国旅曾授予部分优秀员工向其“出资入股”的权利。因此，根据春秋国旅对40万元款项性质的收据记载，向李德山发放红利的行为、与案外人协议书中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自认，一审法院认定李德山与春秋国旅之间确曾就李德山出资入股春秋国旅形成合意，并部分实际履行，最终目的是使李德山成为春秋国旅的股东。虽因公司内部未能形成股东会决议致使李德山无法成为公司股东，但对外春秋国旅仍应受其上述承诺及履行行为的约束，因而春秋国旅关于其与李德山并未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但是，春秋国旅并未将李德山交付的4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亦未作为公司资本进行登记，其股东会也没有形成决议确认李德山的股东身份，还于2014年6月27日将40万元返还李德山。春秋国旅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无意履行与李德山之间关于出资入股所达成的协议。同时，（2014）长民二（商）初字第1810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民申95号民事裁定书中均认定李德山并非春秋国旅的股东，故关于李德山出资入股春秋国旅的协议也不可能继续履行。综上，李德山关于解除其与春秋国旅之间出资入股协议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鉴于李德山已不可能成为春秋国旅的股东，其与春秋国旅之间关于出资入股所达成的协议最终目的已不可能实现，故春秋国旅应对李德山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损失的范围以协议目的实现时李德山可获利益为限。根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可以认定，春秋国旅早在2010年6月即与案外人签订协议书，对员工入股事宜进行清理，但未能与李德山形成一致意见，双方就此产生纠纷。既然春秋国旅无意继续履行其与李德山之间达成的出资入股协议，就应及时将40万元返还李德山，以减少李德山所遭受的损失。但春秋国旅一方面停止向李德山发放红利，一方面继续占有李德山交付的40万元不予返还，直至李德山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后，才于2014年6月通过网上银行将40万元退还至李德山名下帐号。综上，春秋国旅处置不当，造成李德山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应就该部分扩大的损失一并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金额，考虑到春秋国旅与李德山关于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最终目的是使李德山成为其股东，结合其曾经据此向李德山发放部分年度的红利、奖金的事实，参考春秋国旅股东杨树萍获取红利的实际情况，根据春秋国旅所存在的过错，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春秋国旅应赔偿李德山损失107万元。李德山要求春秋国旅赔偿其损失66,296,310元，但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故对上述损失金额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李德山另要求王正华承担赔偿责任，但收取李德山40万元，与李德山就出资入股达成协议的是春秋国旅而非王正华个人，故王正华无需对协议解除的后果承担责任。李德山主张在2014年4月XX航空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春秋国旅与实际控制人王正华承诺，如果因职工股权规范事项的部分遗留问题而给发行人带来任何损失，将由春秋国旅和王正华予以足额补偿……。但是，该说明书系案外人XX航空发布，即使其中春秋国旅与王正华所作承诺成立，也是对XX航空所作承诺，其补偿的对象为XX航空而非李德山。因李德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正华曾向李德山确认对春秋国旅向李德山所作赔偿承担责任，故其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解除李德山与春秋国旅关于出资入股达成的协议；二、春秋国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德山107万元；三、驳回李德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3,281.60元，由李德山负担358,851.60，春秋国旅负担14,430元。一审判决后，李德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李德山提出一审判决遗漏了下列事实：1、上诉人是放弃了在上海航空的任职而到春秋国旅来的，上诉人在筹建XX航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王正华是春秋国旅的实际控制人；3、其他65名员工是间接持有XX航空股份。经审查，关于第1节事实，上诉人所称的其在筹建XX航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重要性的陈述含义较为模糊，且无有效证据证明具体为何种作用，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其他两节事实已在一审判决中予以了认定，并无遗漏。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上诉人李德山在二审中主张的赔偿金额是否成立；2、被上诉人王正华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中主张的赔偿金额系根据春秋国旅的净资产额及应分配利润总额，再按上诉人认为其出资时所占春秋国旅的注册资本比例1%计算得出。本院认为，公司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额反映的是当期公司的所有资产总计状况，该资产依法归公司所有，根据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公司经营期间任何人包括登记在册的股东都无权对公司资产进行分配。因此，即使上诉人是春秋国旅的合法股东，其只有权要求分配红利，但无权要求对春秋国旅的净资产进行分配，故上诉人要求春秋国旅将公司净资产额按比例进行赔偿的主张不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分红，本院认为，上诉人与春秋国旅之间虽然存在出资入股的协议关系，但上诉人客观上并未能成为春秋国旅的股东，在此前提下，春秋国旅承担的是赔偿上诉人实际损失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出资入股协议是为了使上诉人成为春秋国旅股东的最终目的，并参考与上诉人出资额相等的股东杨树萍获取红利的实际情况，再根据春秋国旅的过错程度，酌定春秋国旅应赔偿上诉人107万元，本院认为上述酌定金额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案情的各方面因素，应属合理，上诉人要求按财务报表中春秋国旅的应分配利润额直接计算其应得的红利，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协议关系的是春秋国旅，收取上诉人出资款的也是春秋国旅，王正华虽是春秋国旅的实际控制人，但在春秋国旅与上诉人的协议履行期间并未以个人名义参与过，也未以个人名义收款，目前本案有效证据也未反映王正华有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做出损害公司或其他人利益的行为。至于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此系XX航空招股过程中，春秋国旅及王正华就春秋国旅职工相关出资入股安排的处理事宜向XX航空所作的承诺，并不构成王正华本人对春秋国旅向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故上诉人的此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变更其一审中要求解除出资入股协议的诉请，坚持不同意解除协议的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理应慎重确定其诉请，现上诉人起诉时要求解除双方的出资入股协议，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支持了该诉请，而上诉人却在二审中改变意见，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表示不同意解除协议，该变更一审诉请及意见的主张不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与春秋国旅间的出资入股协议已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一审判决对此已阐述了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德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3,414元，由上诉人李德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成 阳审判员 杨 苏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立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