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09行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鑫德，男，汉族，1962年5月10日出生，住信宜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金兰，女，汉族，1963年1月1日出生，住信宜市。两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龙周，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利火，广东粤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苏力，镇长。委托代理人凌大贤，男，信宜市钱排镇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李奕祥，男，信宜市钱排镇林业站副站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信宜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土瑞，市长。委托代理人刘都，男，信宜市法制局股长。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男，汉族，1963年8月13日出生，住信宜市。委托代理人程家均，广东高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鑫德、刘金兰因诉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信宜市人民政府山林确权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行初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李鑫德、刘金兰与李大星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双方林地之间的分界线。由于李鑫德、刘金兰与李大星1982年的《信宜县林权证》上，登记的相连界至，是互以对方山场为界，无法从1982年的林权证上认定双方林地的分界线。李大富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第四栏登记的座落“河背”地名“竹头面”的“青山”一幅，与李鑫德、刘金兰现在和李大星存在界至争议的山场界至相吻合。李大富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存根上登记的“北至”为“死老窝直上”，与李大星在争议现场指认的“旧堑”位置相吻合。李鑫德、刘金兰认为应以两户山场中间的一块大白石由下至上作为分界线没有证据支持，且现场无大白石存在。因此，李鑫德、刘金兰请求撤销钱府决字[2016]字第1号处理决定书，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李鑫德、刘金兰请求判决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归其所有，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应予驳回。钱排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钱府决字[2016]第1号处理决定书以及信宜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李鑫德、刘金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鑫德、刘金兰负担。上诉人李鑫德、刘金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父亲李成联在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中没有争议林地的权属登记，即原审第三人在本案争议的林地地段没有山地。虽然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父亲李成联在1982年的《山林权证》中有本案争议林地的登记，但是1982年村里根本没有分过山场。1982年的林权证是村民自己填写自己上报，原审第三人林权证争议林地的登记是其想侵占上诉人的林地而造假填报的。因此，被上诉人将争议林地确权给原审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以与本案无关的李大富1962年《社员土地房产证》作为依据将争议的林地确权给原审第三人，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李大富的1962年《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第四栏登记的座落“河背”地名“竹头面”的“青山”一幅与本案争议的林地无关。其次，与李大富“竹头面”林地界线“死老窝直上”相邻的林地是李文光的，并不是原审第三人父亲李成联的，村民李文光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中地名为“山楂坪面”的四至点可以证实。三、2009年4月23日的航拍图片证实争议林地当时是荒山，以松木为主。被上诉人钱排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原审第三人在1996年开始在争议林地种植三华李的事实明显错误，从而影响处理的结果。四、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和本村的村长村民以及曾经参加处理过该纠纷的村干部都证实了本案争议的林地中有块“大白石”，双方的林地是以该大白石为界的。但被上诉人以证人证言具有主观性，把其排除，从而导致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结果错误。五、有新的证据（李文鑑1982年林权证）证实原审第三人在本案争议林地地段没有林地。原审第三人1982年的林权证山名为“河背大白石”的四至点为：东至圳面地面界，南至大庆界，西至天水界，北至文鑑界。而李文鑑1982年林权证中相应林地的南面，界线是垭?头山场，并不是原审第三人。故被上诉人以原审第三人1982年的林权证认定争议的林地是原审第三人显然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不充分，依法应予撤销。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行初30号行政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信宜市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大白石是否存在，与本案焦点无任何联系，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以大白石为界。一审法院认定1962年李大富生前持有《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的“北至”为“死老窝直上”至“旧堑”符合历史事实，是确认本案林地界至的直接证据。二、本府作出的钱府[2016]第1号《关于钱排镇双合村李鑫德、刘金兰、李大星等人山林确权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不存在错误。三、如何确认林地界至是本案的重点。现在能够确认双方林地争议界至的唯一依据就是李大富（已故，是李大庆的弟弟）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此证的存根登记的“北至”为“死老窝直上”。这个地名及作为林地界至点，得到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在现场的确认，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地名，并且双方当事人在林业站提供的1：1万基本地形图中签名确认。四、经查实，一九八二年信宜县落实林业“三定”时，原双合大队各户林地没有重新调整，界至没有改变，只是变更了林地经营权人。经现场核实，1962年林地从南至北依次顺序为李大庆、李大富和争议的林地。1982年林地顺序为李大庆、李成联、李文鑑（西中生产队），李文鑑此证界至南面为：垭?头山场。原审第三人1982年林权证的北至文鑑界，而李文鑑1982年林权证的南至垭?头生产队是原审第三人所属的生产队，故两证南至与北至吻合，可以印证原审第三人林地的存在。这条林地界至是垭?头生产队与西中生产队的界至，也是原审第三人与李文鑑林地界至。因此，两个不同时期的证件，都反映出原审第三人有林地的存在。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李大富1962年《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的林地界至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更无任何理由主张其权利。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是同属一个生产队，法律上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该村要回太公山场（林地）的时间是指1953年土地改革后至1962年“三包四固定”这个时期。李大富（约七十年代末期未婚已故）原承包经营的林地的经营权应归垭?头生产队集体所有更为合适。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1982年的林权证号是相连的，上诉人提到1982年村里没有分过山场，上诉人在诉说别人造假填报的同时也是自打嘴巴。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请求。被上诉人信宜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在本案争议的林地地段没有山地的说法纯属断章取义。上诉人在钱排镇政府处理纠纷和信宜市政府行政复议期间，从来不敢否认与其山场相连并产生争议的是原审第三人的山场，并且两家之间的山场争议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父辈就已产生，并曾有村委会一级的干部调解过，因此原审第三人的山场与上诉人的山场相连是确认的事实。如果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李成联在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中没有争议林地的登记就是在本案争议的林地地段没有山场，那么上诉人根本没有与原审第三人争议山场的资格，因为上诉人的父亲李大庆也无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诉人1982年的林权证也是本户填写上报，也可以说是上诉人想侵占原审第三人的林地而造假填报的。正是因为1982年的《林权证》双方山场互为界至，无法确定界至的具体位置，才使双方发生争议。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以与本案无关的李大富1962年《社员土地房产证》作为依据将争议的林地确权给原审第三人，与客观事实不符”，如果李大富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就没有任何理由与原审第三人争议该山场了。正因为存在李大富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李大富是上诉人李鑫德父亲李大庆的弟弟，李鑫德是李大富的亲侄，所以李鑫德才管理了现在与原审第三人有争议的山场。根据李大富1962年《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记载，座落“河背”地名“竹头面”的“青山”、其四至的“北至”（即与李大星争议界至的一面）为“死老窝旧火路直上”（该证的存根登记的北至为“死老窝直上”），而“死老窝”的位置双方是没有异议的。因此，李大富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就是本案确认双方争议山场界至的关键性证据，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呢？至于上诉人说“死老窝直上”相邻的林地是李文光的，并不是原审第三人父亲李成联的，毫无依据，因为在钱排镇政府调查处理期间上诉人从未说过其山场与李文光的山场连接，也未提交李文光的林权证件，更未提出要调查人员向李文光调查情况。上诉人所讲的李文光“山楂坪面”的山场与本案的争议现场也不是同一处地方，与本案没有关系。三、上诉人一审开庭时提交的航拍图来源不清，是否2009年4月所拍，所拍图像何处是争议地，都未经证实，对本案无法产生任何意义。四、上诉人自始至终都认为双方的林地以“大白石”为界，但钱排镇政府调查处理期间和信宜市政府复议期间，办案人员都无法在现场看到其所讲的“大白石”，上诉人对行政复议办案人员解释称“大白石已被第三人敲碎掩埋”的理由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而根据钱排镇政府的调查，也无人可以证实“大白石”的存在。相反，原审第三人李大星认为应以死老窝直上至旧堑为双方分界线，原审第三人指认的“旧堑”，在现场可以明显看清楚其走向，而且“旧堑”的走向与李鑫德阿叔李大富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上登记的座落“河背”的山场界至相吻合。铁的事实再次证明上诉人所讲的不是事实。五、李文鑑与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不是同一村民小组，李文鑑“山楂坪水圳面”位于何处，与本案有何关系，均未经证实。六、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日期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权已不受法律保护，对其起诉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大星未提供书面诉讼意见，法庭调查时口头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无理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请求，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鑫德和上诉人刘金兰是夫妻关系。两名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李大星都是信宜市XX村XX村民小组的村民。双方争议的林地位于信宜市XX村XX村民小组河背山地段。1982年7月9日，上诉人李鑫德的父亲李大庆领取了№XXXXX09《信宜县林权证》，该证第三栏登记的山名为“济公沄沙背山”，林木种类及数量为“松木壹佰伍拾枝”，界至为“东至大路界，南至成禧界，西至天水界，北至成銮界”。同日，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的父亲李成联（又名“李成銮”）也领取了№XXXXX08《信宜县林权证》，该证第一栏登记的山名为“河背大白石”，林木种类及数量为“松木壹佰”，界至为“东至圳面地面为界，南至大庆界，西至天水界，北至文鑑地界”。从上述两份林权证所登记的内容可见，上诉人的父亲李大庆的林权证的“北至成銮界”与原审第三人的父亲李成联的林权证的“南至大庆界”相连，证明双方的界至是互以对方的人名为界线。因此，双方因林地的相邻界线如何划分而产生纠纷：上诉人主张其林地的北至为“原有‘大白石’由下至上”为界，而原审第三人主张其林地的南至为“死老窝直上至旧堑”为界。故在双方主张的“原有‘大白石’由下至上”和“死老窝直上至旧堑”的界线之间，形成一块面积约1.8亩的林地，即为本案的争议地。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争议地的四至范围、面积无异议，对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归谁有异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父辈曾因争议林地发生纠纷，经调解双方没有达成协议。2012年，上诉人李鑫德砍掉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种植在争议地上的三华李树，双方再次发生纠纷。上诉人李鑫德称争议地上的三华李树是原审第三人李大星于2009年将李鑫德种植的松树砍掉后才种上的，2009年之前争议地是由上诉人种植松树使用。但原审第三人李大星称争议地上的三华李树是其于1996年、2004年、2008年分三批种植的，被李大星于2012年和2013年分两次砍光。对于争议地的使用事实，双方各执一词，却未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现场勘验时见到争议林地是荒坡，荒坡上遗留有少量树桩。2014年10月27日，李鑫德、刘金兰向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递交《确权申请书》，请求“确认申请人（李鑫德、刘金兰）与被申请人（李大星）位于河背山的林地是以中间原有的大白石这一位置为分界线，并将双方在此处争议的约700平方米林地的使用权确归申请人（李鑫德、刘金兰）享有”。2016年2月29日，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作出钱府决字[2016]第1号《关于钱排镇双合村李鑫德、刘金兰、李大星等人山林确权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一、争议林地的界至重新确认为：地名：死老窝直上至旧堑为申请人（李鑫德）与被申请人（李大星）的林地界线（即原旧堑直上为分界线）。二、现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属被申请人李大星所有。”李鑫德、刘金兰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信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信宜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8日作出信宜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理决定。李鑫德、刘金兰于2016年7月21日收到信宜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宜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6年8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钱府决字[2016]第1号《关于钱排镇双合村李鑫德、刘金兰、李大星等人山林确权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二、判决本案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归李鑫德、刘金兰所有；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上诉人的父亲李大庆的弟弟李大富（已故，无配偶及子女）领有1962年的《信宜县社员土地房产证》，该证第四栏登记的坐落“河背”地名“竹头面”的“青山”一幅，四至为：东至竹头仔，南至大庆熟地角直下，西至天水，北至死老窝旧火路直上（该证的存根登记的北至为“死老窝直上”）。上诉人称因李大富未婚已故，没有配偶、子女，故李大富去世后，根据“太公山”的习俗，李大富名下的山林土地由上诉人方管理使用。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将上诉人李鑫德、刘金兰与原审第三人李大星之间的争议林地界线确认为“死老窝直上至旧堑为界”是否正确的问题。虽然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死老窝”的位置无异议，但是，由于“死老窝”离争议林地还有一定距离，从“死老窝”如何“直上”到“旧堑”，各方当事人在争议现场指认不同。被上诉人在其调查的材料以及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法确认争议界线的具体位置的情况下，仅凭李大富1962年的《社员土地房产证》第四栏中有关“北至死老窝直上（旧火路）”的记载，就将“死老窝直上至旧堑为界”作为确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林地的界线，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其次，关于被上诉人将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全部确定归李大星使用是否正确的问题。《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上诉人的父亲李大庆和原审第三人的父亲李成联均领有1982年的《信宜县林权证》，可以确定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涉案林地是南北相连的。但由于该两证登记的界至是互以对方的人名为界线，故无法从该两份林权证的登记内容来确定双方争议林地界线的具体位置。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以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同一林权均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共同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各方均分原则，结合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的规定，对于争议林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持有1982年的林权证且双方均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各自对争议林地具有长期管理使用事实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从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出发，确定争议林地的权属。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将争议林地的使用权全部确定给原审第三人李大星所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作出的钱府决字[2016]第1号《关于钱排镇双合村李鑫德、刘金兰、李大星等人山林确权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并由其重作。被上诉人信宜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宜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钱排镇人民政府的上述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亦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错误，本院应予撤销。上诉人李鑫德、刘金兰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被上诉人信宜市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上诉人李鑫德、刘金兰于2016年7月21日收到信宜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宜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起诉期限应从其收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次日即2016年7月22日起算，上诉人于2016年8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15日的起诉期限，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辩称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行初3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的钱府决字[2016]第1号《关于钱排镇双合村李鑫德、刘金兰、李大星等人山林确权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上诉人信宜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8日作出的信宜府行复[201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共100元，由被上诉人信宜市钱排镇人民政府和信宜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海云审 判 员  张国平代理审判员  封桢莉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邹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