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4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集中发展区兴业五路。法定代表人:赵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跃平，四川思创远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芳，女，195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龙泉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龙泉汽车总站*楼。法定代表人：郎希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闽绍清，男，195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光雄，男，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市龙泉驿区联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商业前街。法定代表人：郎希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闽绍清，男，195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大邑县，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光雄，男，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客车制造公司）与被上诉人成都龙泉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16）川0129民初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客车制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连带赔偿省客车制造公司资金利息损失353392.46元（从2016年1月31日起暂计至2016年5月30日），并退还省客车制造公司购车款1485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故意忽略合同中对质量、配置异议等约定，认定省客车制造公司交付车辆不符合约定，与事实不符。合同约定的质量异议期为收货后三日，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未在三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应视为省客车制造公司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2.省客车制造公司依法不应返还定金252万元。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提车，违反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属于严重违约行为，省客车制造公司不应退还定金。3.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对合同单价、总价进行变更，且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付款看，也是按照29.7万元/台支付。4.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省客车制造公司所交付车辆未安装背景光线路牌，一审判决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背景光线路牌19760元，与事实不符。5.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应当赔偿省客车制造公司资金占用利息。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事实理由如下：1.答辩人提取第一批19辆车时，省客车制造公司就欠80L钢瓶57支，并出具了欠条。同时未按照购车合同以及《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中对配置背景光路牌的约定，致使答辩人在武侯区蜀鑫汽车配件部购买并安装，其费用依法应由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2.《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特别约定：84辆车分批支付定金，提出时间提前50天告知省客车制造公司（告知时间是答辩人支付定金时间），付清全款提车。答辩人2016年4月14日支付给省客车制造公司的340万元是第一批车辆定金和预付款，第一批车辆已经履行完毕，省客车制造公司应依法退还。3.2015年7月9日，省客车制造公司的合同代表与答辩人明确购车单价为267000元/辆，答辩人提取19辆车时，也是按照267000元/辆结算、开票。4.后续订购任务并未启动，省客车制造公司在答辩人未告知下一批车辆数据的前提下，就提前订购所有底盘、空调不合常理，其订购的底盘、空调对应的发动机型号与双方合同约定的车辆型号不一致，故省客车制造公司要求答辩人支付资金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5.一审中省客车制造公司并未提出退还购车款148500元，属于二审中新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的本诉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2.判令省客车制造公司退还购车款340万元；3.判令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未安装19辆车（背景光线路牌）汽配安装费，调试费、修理车灯、刹车费、停车、加气费，驾驶员工资以及上户购保险退回差额等费计173869元；4.判令省客车制造公司违约赔偿867线路未运营的直接经济损失2086840元；5.本案诉讼费由省客车制造公司负担。省客车制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的反诉诉讼请求：1.要求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继续履行名为《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84合同）；2.判令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连带承担因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给省客车制造公司造成的资金利息损失（从2016年1月31日起暂计至2016年5月30日止）共计353392.46元；3.本案的本诉及反诉诉讼费由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2日,公交公司(乙方)与省客车制造公司（甲方）签订抬头为“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购销合同（以下简称“60合同”），第一条：乙方购买甲方生产的EM6105QNG5型客车60辆；第二条：整车单价267000元，总金额1602万元。车款不含送车费、临时牌照费、保险费等。第三条：车辆交付日期2015年6月20日，交付时间从订金到账之日开始计算，若订金到账延后，交付日期则顺延。第四条：甲方提供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或甲方企业标准，乙方在收到产品后，如发现产品质量与约定情形不一致，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依据，无通知的视为产品符合质量约定。第七条：（一）本合同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生效：1、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确认后；2、经乙方订金汇入甲方贷款指定账户并到账后。（二）乙方到甲方办理车辆交付手续期间的费用均自理。并附EM6105QNG5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包括：底盘型号为EQ6100KC5N，发动机型号为NQ190FN5,燃气装置一套包括7支80L钢瓶等，并手写添注特殊要求：协助上户，注意上户整车重量···60辆车分批支付定金，提车时间提前50天告知甲方（告知时间是乙方交付定金时间）付清全款提车。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共同作为购买方（乙方）与省客车制造公司（甲方）重新签订购销合同（以下简称“84合同”，84合同的签订时间无法确定，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认为是在联运公司打款340万元后，省客车制造公司认为是在联运公司打款当日）。该合同以及附件除购买方主体、车辆数量为84台、单价297000元，总金额2494.8万元、定金252万元与“60合同”不一致外，其余条款均与“60合同”一致。2015年4月14日，联运公司委托工行龙泉支行建设路分理处向省客车制造公司汇款340万元。同日，省客车制造公司向公交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公交公司购车定金252万元。2015年7月9日，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郎希武与省客车制造公司员工李思全签订《情况如实说明》，说明“60合同”为真实购车合同，“84合同”为无效购车合同，并注明2015年1月份定60台车，3月份增加24台车，共计执行购车84台，购车价按267000元执行。2015年8月17日，省客车制造公司向联运公司发函称“贵公司于2015年元月份在公司定购的EM6105QNG5城市客车，双方约定分批提车，按约定2015年6月应提第一批车，我公司已在6月将第一批车生产完毕，但贵公司以多种理由推迟接车，现车辆生产完毕已近两个月。现发函通知贵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前将该批车辆车款办理后到我公司办理车辆交接手续。”2015年8月20日，联运公司回函称“我司在贵厂订购的EM6105QNG5公交客车，现因龙泉区政府对所有公交车融合的方案刚下发，具体有关事务正在协商之中，为了两公司友好合作，我司将与区交通局加快协商步伐，及早来贵厂提车。”2015年12月24日，联运公司向省客车制造公司发函称“我公司定于2016年1月4日到贵公司提车19辆已生产完毕的车辆，请贵公司做好车辆交接的准备工作。”2016年1月27日，联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省客车制造公司共计汇付4911500元购车款，并于当日提走19辆车。省客车制造公司开具给联运公司的购车发票显示每辆车价格为267000元。提车时因尚有57支80L型钢瓶未安装，省客车制造公司出具欠条，载明“今欠龙泉联运公司80L钢瓶57支，待车辆完成落户手续后回厂安装，办理钢瓶安装证书。2016年3月16日，省客车制造公司再次向联运公司作出《承诺》，“承诺于2016年3月26日准时将80L钢瓶57支送到联运公司并安装在19台车上。如果不按时送到和安装，愿意承担80L钢瓶（57支）总价双倍的违约金。”省客车制造公司后将57支80L钢瓶分别安装在了19辆车上。2016年4月27日，联运公司向省客车制造公司发函称“2016年1月27日，我公司在贵司提新车19台用于867线路，但贵公司并未按约定给安装背景光线路牌，虽然我司从2016年4月11日开始对贵公司进行催告，但贵司至今没给安装。请贵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前安装完毕，否则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贵公司承担。”但省客车制造公司未进行安装。2013年5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下发《研究二圈层区县城乡公交融合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主要提出要加快推进二圈层区县公交融合工作，要求龙泉驿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县要参照郫县模式，力争于2013年内完成各自辖区内公交线路运营市场的全面整合，组建国有公交企业。完成连接中心城区公交线路的收购整合，实现连接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和辖区内公交运营机制、票价的相对统一。市公交集团参照郫县模式，在二圈层区县签订公交线路运营公司收购协议。2015年4月24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交通运输局向龙泉驿区政府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公交融合改革的请示》，请示中提到原告联运公司现有14条公交线路、154辆公交车，原告公交公司现有12条公交线路、103辆公交车。并提到，龙泉驿区于2012年启动城乡公交融合改革，2013年7月1日和9月1日，分两次先后完成了进城（成都市区）线路公交融合改革。同时提到，由于公交公司及联运公司法人代表郎希武开始不愿意进行融合改革，而其车主又强烈要求改革，加之车主与公司之间就利益分配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从2014年11月4日至今，龙泉主城区8条公交线路93辆公交车停运。后多次与公交公司与联运公司进行交流沟通，其同意接受融合改革，但提出参照新都模式进行收购等。2015年5月4日，龙泉驿区交通运输局向包括原告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在内的三家民营公家公司下发《关于开展区内公交融合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载明了固定资产的补偿、未到期经营权预期收益的补偿、人员安置等内容。2015年11月16日，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分别与成都市龙泉公交公司签订《成都龙泉驿区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区内公交线路资产转让合同》、《成都龙泉驿区联运有限公司区内公交线路资产转让合同》，以及《撤回区内公交路线专营权补偿协议》，2015年12月25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交通运输局分别向公交公司和联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公交线路经营权限的批复。2015年11月30日及2015年12月31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与联运公司签订《公交线路经营权终止协议》，至此，公交公司及联运公司的全部公交线路经营权已终止。2016年4月6日，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向省客车制造公司通过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公证处向被告省客车制造公司公证邮寄送达了《合同解除通知》，该通知载明“2015年1月12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了一份营运客车买卖合同，并支付了预付款···按照龙泉驿区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推进方案，撤销了本公司未到期限的公交线路专营权，因此，本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合同，除已经履行的部分外，其余部分不能再继续履行。我公司特通知贵公司解除双方于2015年1月12日签订的营运客车买卖合同并请贵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前退还我公司已经支付的预付款240万元”。由于省客车制造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双方由此产生本案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法官组织当事人于2016年9月2日至省客车制造公司进行现场勘查。经勘查，现场尚存64台车轿，车轿外表为朱红色，并未完成任何装饰。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实际履行“60合同”还是“84合同”的问题。首先，从两份合同签订时间来看，“60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双方对“84合同”签订时间各执一词，但均认可“84合同”签订在后。因此，签订在后的“84合同”是双方新的意思表示，覆盖了“60合同”的内容；其次，从两份合同的效力来看，两份合同均约定，合同需同时满足“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公章确认后”以及“订金汇入省客车制造公司货款指定账户并到账后”方可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庭审中称，联运公司汇入省客车制造公司的340万元，系受公交公司委托借给省客车制造公司的借款。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该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即使是借款也不是“60合同”约定的订金，并未满足“60合同”的生效要件。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又提供《情况如实说明》拟证明60合同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效力没有协商的基础，是否有效是依法进行的界定，该份《情况如实说明》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84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约定的附生效条件已成就，故合法有效。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84合同”的主体联运公司支付了首笔340万元（包括定金252万）及支付了19辆车购车款，且19辆车均登记在联运公司名下，联运公司实际参与了合同的履行，双方履行的是“84合同”。但省客车制造公司出具给联运公司的购车发票显示的购车价为267000元，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视为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了对19辆车的购车价格进行了变更。二、案涉定金针对的是总车款的定金还是第一批19辆车的定金。84合同约定定金252万元，但该定金针对是总车款的定金还是第一批19辆车的定金，合同并未约定。省客车制造公司在庭审中称，84合同签订当日联运公司即支付了340万元，每辆车定金3万元，84台车定金即252万元。根据84合同附件《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中的特别约定“84辆车分批支付定金，提车时间提前50天告知甲方（告知时间是乙方交付定金时间）”，联运公司在有“分批支付定金”的约定且在签订84合同时双方已确定第一批车为19辆车的情况下，联运公司不可能在签订84合同当日就一次性支付全部定金。省客车制造公司庭审中又称，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一次性支付完全部定金，系希望省客车制造公司尽快将84台车尽快制作完成，好将84台车给政府一并收购。但省客车制造公司在2015年8月17日向联运公司的发函中称，双方约定分批提车，按约定2015年6月应提第一批车，我公司已在6月将第一批车生产完毕，但贵公司以多种理由推迟接车···省客车制造公司的说法前后矛盾，对其“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支付全部车辆定金”的说法不予采信，案涉定金只能系第一批19辆车的定金。三、谁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损失如何计取的问题。本案中，“84合同”约定车辆“交付时间从订金到账之日开始计算，若订金到账延后，交付日期则顺延。60辆车分批支付定金，提车时间提前50天告知省客车制造公司（告知时间是交付定金时间）”，即提车时间为交付订金之日起计算五十日，第一批19辆车的提车时间应为2015年6月3日，但合同约定提车时间为6月20日，以约定时间为准。从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省客车制造公司在车辆生产完毕后还发函要求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提车，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两次回函才确定提车时间，且在承诺的提车时间未及时支付购车款，致使提车延迟，构成违约；《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中约定每车应配置80L钢瓶7个，但根据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EM6105QNG5型客车的如果安装7个气瓶，将会造成整备质量超过公布的参数质量，无法办理上户手续。故省客车制造公司为了配合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办理车辆上户手续，推迟安装剩余3个气瓶不存在违约行为。《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约定“背景光线路牌”是省客车制造公司应当配置的，在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函告通知（要求在2016年4月29日前安装完毕）后仍未及时配备，省客车制造公司构成违约。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认为，省客车制造公司在提车时每车尚有3个钢瓶及背景光线路牌未安装，致使车辆无法营运，应承担以下违约损失：19辆车（背景光线路牌）汽配安装费；调试费、修理车灯刹车费、停车费、加气费、驾驶员工资以及上户购保险退回差额等费计173869元；876线路24辆车未运营直接经济损失2086840元。1.关于19辆车背景光线路牌安装费，由于省客车制造公司违约，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委托第三方进行配置支出的费用应当由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提供的由案外人武侯区蜀鑫汽车配件经营部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显示：开票日期为2016年5月3日，货物名称“电子路牌”，数量19，金额19760元，从该笔费用发生的时间以及安装的项目、数量与案涉第一批车辆一致，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省客车制造公司应承担该笔损失费用19760元；2.关于调试费、修理车灯、刹车费，由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在验车时提出异议，也没有以书面形式告知省客车制造公司相关情况，应当视为产品符合约定。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提车后自行对车辆进行调试、修理车灯、刹车产生的相关费用，不应由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3.关于停车费，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提交了三份收据，第一份收据收款人、付款人是谁无法核实，停车时间2016年2月1日至15日，停车地点、原因，为何停车数量18辆，均不得而知；第二、三份收据显示，停车数量24台，停车时间2016年2月18日至5月9日，停车地点为洛带停车场，对为何将车停放在洛带停车场，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不能合理解释，故对上述三份收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4.关于加气费、（接新车）驾驶员工资、驾驶员伙食补助费（19辆车上户）以及上户购保险退回差额费，“84合同”约定“车款不含送车费、临时牌照费、保险费等，办理车辆交付手续期间的费用均自理”，故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提出要求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加气费、（接新车）驾驶员工资、驾驶员伙食补助费（19辆车上户）以及上户购保险退回差额费的请求无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5.关于876线路24辆车未运营直接经济损失2086840元。车辆未安装背景光线路牌并不必然影响营运，日常生活中很多公交车并无背景光线路牌，在使用临时线路牌的情况下仍在运营，且省客车制造公司推迟安装剩余3个气瓶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要求省客车制造公司承担营运损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省客车制造公司仅承担因未安装19辆车的背景光线路牌产生的费用19760元。省客车制造公司认为，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延迟履行提车义务及不继续履行合同给省客车制造公司造成了资金利息损失。本案中，后续订购任务并未开启，省客车制造公司提前订购所有底盘、空调不合常理；其次，从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购买的底盘、空调对应的发动机型号为NQ190DN5，而案涉车型约定的发动机型号为NQ190FN5，二者并不一致，其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订购底盘、空调造成资金利息损失。关于省客车制造公司提出的制作65台车轿的资金利息损失问题，经该案审判人员及双方当事人的现场勘查，省客车制造公司生产车间确有64台车轿，但由于车轿为冲压、焊接、铆接件，其长、宽、高等尺寸及几何形状均可以通过钳工工艺进行加工，是否是为案涉合同准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省客车制造公司提出以下证据拟证明车轿损失：物料统计表、骨架图（六张）、EM6105QNG5单车价格表以及各分项价格表（包括车身材料费、涂装材料费、装饰材料费）。其中三张骨架图针对的车型并非案涉EM6105QNG5车型，故省客车制造公司根据六张骨架图得出的物料统计表，不能作为认定车轿价值的证据；另外，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交的EM6105QNG5单车价格表以及各分项价格表系其单方制作，且从现场勘查来看，车轿还仅是刷了防锈漆的初坯，并未完成涂装，也未进行任何装饰，故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65台车轿损失。故对省客车制造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四、案涉合同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问题，即本案是否满足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情形。关于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关于情势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认为，本案中发生的政策因素变化属于不可抗力。省客车制造公司认为，案涉政策因素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情形。虽然2013年5月，成都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二圈层区县公交融合工作时，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可能无法获知该消息。但从2015年4月24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交通运输局向龙泉驿区政府发出《关于加快推进公交融合改革的请示》可知，公交融合改革在龙泉驿区年启动；2013年7月1日及9月1日已经完成了前两批的融合改革；在2014年11月前，政府已开始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就收购问题进行了谈判。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在明知政策因素存在且收购可能随时达成、运营资格可能随时被撤回的情况下，仍然与省客车制造公司签订合同，应属于其自身决策问题，不符合无法预见的客观因素，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即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情形，84合同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但是，由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已丧失线路经营权，案涉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事实上已不能履行且不适用强制履行，而本案中省客车制造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依法向省客车制造公司进行释明，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及要求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省客车制造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变更。综上，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与省客车制造公司签订的84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由于第一批19辆车已履行完毕，双方并未启动后续购车任务，故公交公司、联运公司针对第一批19辆车多支付的款项3238500元，省客车制造公司应当予以返还，并同时承担19760元的损失费用。省客车制造公司可另行提起解除合同及赔偿之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省客车制造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退还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定金及预付款3238500元及损失费用19760元；二、驳回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省客车制造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省客车制造公司、被上诉人公交公司、联运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购车单价是267000元/辆还是297000元/辆；二是定金252万元是针对84辆车还是第一批19辆车；三是省客车制造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赔偿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损失19760元；四是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向省客车制造公司支付资金利息损失。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购车单价是267000元/辆还是297000元/辆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84合同”约定的购车单价为297000元/辆，但从合同履行情况看，省客车制造公司向联运公司出具的购车发票显示的购车价为267000元/辆，视为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19辆车的购车价款进行了变更。省客车制造公司对此辩称，相差的30000元系整个合同履行完毕后给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回扣。本院认为，省客车制造公司辩称的回扣系违法行为，且省客车制造公司也未实际支付，购车单价按照267000元/辆计算并未损害省客车制造公司的利益，故对省客车制造公司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定金252万元是针对84辆车还是第一批19辆车的问题。本院认为，《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特别约定：“84辆车分批支付定金，提车时间提前50天告知甲方（告知时间是乙方交付定金时间），付清全款提车”。根据省客车制造公司2015年8月17日向联运公司发出的函件内容，双方已经约定分批提车，故一审判决认定252万元定金系第一批19辆车的定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省客车制造公司上诉称252万元定金系整个84辆车的定金，与其所发出的函件内容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省客车制造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当赔偿公交公司、联运公司的损失19760元。本院认为，《客车车身配置状态表》约定车辆配置包括“背景光线路牌”，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发函要求省客车制造公司安装背景光线路牌”，并提交了由武侯区蜀鑫汽车配件经营部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的时间、项目、数量与案涉第一批车辆一致，故一审判决认定省客车制造公司未安装“背景光线路牌”违约，并判决省客车制造公司赔偿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损失19760元，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公交公司、联运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当向省客车制造公司支付资金利息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省客车制造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购买的底盘、空调对应的发动机型号为NQ190DN5，而案涉车型约定的发动机型号为NQ190FN5，二者并不一致，其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订购底盘、空调造成资金利息损失。关于省客车制造公司提出的制作65台车轿的资金利息损失问题，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省客车制造公司生产车间确有64台车轿，但由于车轿为冲压、焊接、铆接件，其长、宽、高等尺寸及几何形状均可以通过钳工工艺进行加工，是否为案涉合同准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省客车制造公司二审中提出因公交公司、联运公司迟延提取第一批19辆车给其造成资金利息损失，因省客车制造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且公交公司、联运公司不同意调解也不同意一并审理，故本院不予审查，省客车制造公司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省客车制造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725元，由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文飞审判员  仇 静审判员  史 洁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辛 田速录员  严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