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朱书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谌秋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代表人：何伟森，深圳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硕，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江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深长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已受让并回购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0.79%股份（即75万股），判令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上诉人提交了加盖被上诉人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等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名称、委托转让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等委托内容具体、明确；同时，上诉人提交的(1)被上诉人2001年3月2日和2001年9月5日向上诉人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100万元、20万元“转让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款”的收据；(2)加盖“银行付讫”印章、注明收款人为金江公司、用途为“股权转让款”的招商银行及中国民生银行支票存根；(3)通过原审法院调取的，由招商银行出具的《银行进账单》、《招商银行支票》，民生银行提交的账户对账单及《中国民生银行支票》等证据，清楚证明上诉人2001年3月2日和2001年9月5日支付的120万元在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金额、用途等方面完全契合被上诉人股票转让委托书的内容要求；以上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材料间能相互印证，反映了被上诉人曾经委托上诉人以每股不低于1.6元的价格，代为转让所持有75万尚未上市的法人股，并要求上诉人在接受委托之日10天内预先支付人民币100万元整，上诉人如期支付，被上诉人全额受领的事实。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上诉人未能提供部分证据的原件，但上述证据链已经完整证明了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将上诉人的举证瑕疵与其他证据割裂开来，仅因为上诉人未能就单个证据提供原件印证为由，不予确认本案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与案件事实相违背，属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委托股权转让，属于授权上诉人转让给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任意相对人。上诉人提交的2001年2月26日被上诉人董事会决议明确记载：“因公司业务上有新的安排，特将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七十五万股法人股委托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让”；2001年2月26日被上诉人委托书记载：“因我公司急需资金，故委托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我公司再其公司投资入股的75万股尚未上市的法人股以每股不低于人民币1.6元的价格转让。”被上诉人同日出具的声明显示：“我公司在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七十五万股未上市的法人股，绝对没有担保、无抵押给任何单位、个人，由此造成的责任与纠纷完全由本公司负责，与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承认单位无关。”综合考量上述文件的内容和意思表示，金江公司委托深长公司转让股权的行为性质属于授权深长公司进行任意性处分，只要在符合金江公司转让价格及付款要求的条件下，深长公司有权将该委托转让的股权转让给包含深长公司在内的任意相对人。该委托的性质，决定了金江公司作为当事人应受其委托的直接约束，对于上诉人对涉案七十五万股股权的任意转让处分，只要符合转让价格和付款要求，被上诉人都可以且应当接受。（三）上诉人自行认购被上诉人委托转让股权，构成“自己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原审法院认为：即便委托转让股份的主张成立，但上诉人自行购买被代理人即被上诉人股份的情况，构成自己代理，难以避免深长公司为自身利益而牺牲金江公司利益的情况，有违诚信原则。故对上诉人自己代理行为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在我国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并未明文禁止委托人自己代理行为。同时，结合上诉人在2001年3月2日和2001年9月5日分两次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股票转让款共计120万元契合被上诉人出具《委托书》委托上诉人转让的每股价格及数量的乘积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收到该款项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从未曾就该款额和用途等内容向上诉人提出过任何疑议，并随后将其中20万元转让款背书处置的事实，可以说明：(1)上诉人的自己代理行为并未牺牲被上诉人的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产生了有利于亟需资金周转的被上诉人的结果；(2)被上诉人自己从未主张过该转让牺牲其利益，包括诉讼过程中亦未主张上诉人牺牲其利益。在代理人自己代理行为有利于被代理人时，自己代理行为是符合立法者设立代理制度的宗旨的，在不损害国家、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应当是合法有效的。故在上诉人的自己代理行为（收购价120万，比原始认购价高18.75万元）对被代理人有利的情况下，上诉人的自己代理行为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应当认定为有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被上诉人自己从未主张过该转让牺牲其利益，包括诉讼过程中亦未主张过上诉人牺牲其利益。在当事人未提出该主张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主动为其提出该项事由，由此认定上诉人自己代理行为无效，有违司法被动审查原则，超越司法权。事实上，被上诉人因与上诉人的其他纠纷，导致一直罔顾上诉人关于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要求，并将属于上诉人的股权质押给案外第三人，且未告知上诉人，后更宣称该股权为其所有等事实，才是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契约精神的行为。（四）双方当事人已经就股权转让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生效，且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将金江公司收款行为视为其默示同意股权转让的交易惯例，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进行洽商和沟通，本案双方未就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该股权转让合同并未成立生效。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上述论断，系对默示意思表示、要约、承诺等基本法律概念的狭隘性概念性认识，没有结合本案的事实从根本上理解上述概念的内涵，由此导致作出错误的判断。首先，综合分析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委托书、声明等意思表示来看，被上诉人实际上是委托上诉人：针对不特定相对人发布一份标的清晰，数量、价格明确，交易方式具体，含权利瑕疵担保的公众要约，要约的内容是转让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七十五万股法人股，转让价格是1.6元每股，被上诉人对该股份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其次，该要约显示：(1)被上诉人具有缔结合同的主观目的且内容具体确定；(2)其有一经承诺，即受成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拘束的意旨；(3)交易的相对人是谁则在所不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委托上诉人发布该项要约时，已经将自己置于一旦有相对方进行承诺，合同即告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位，并不需要其再次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份要约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根本不存在需要所谓的交易惯例，才能认定意思表示的情况。最后，由于该要约不排除上诉人作为受要约人，故上诉人于2010年3月及9月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款”（共计人民币120万元整，与要约的内容一致）的行为，应当视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前述公众要约所作出的承诺。而且，被上诉人收到上述款项后向上诉人出具了加盖财务专用章的100万元和20万元的收据，明确记述收款的依据和性质为“转让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款”并随后背书处置其中的20万元支票，亦即以行动表明被上诉人当时对该承诺无异议，则该承诺生效。至此，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本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生效，且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同时，结合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120万元后十五年来的种种行为来看，(1)15年里未以股东身份参与过上诉人的经营管理；(2)15年以来从未以股东身份提出要求上诉人分配股东红利等股东权利主张；(3)即使在法院认为的“未曾通知金江公司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及股东大会”发生后，15年来也从未以股东的身份通过发函或者诉讼的方式，就上诉人存在的这种类似“剥夺”被上诉人股东权利事项提出任何异议，要求行使股东权利；这是明显与股东对自身权利的行使，与常理不符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被上诉人已经通过自出具委托转让书并受领相关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将涉案股权进行了转让，被上诉人自认不是上诉人股东之一，不可能再以股东的身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另外，原审法院认为“深长公司提出金江公司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大会等活动，鉴于深长公司未曾通知金江公司参加公司经管理及股东大会，故深圳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先入为主。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生效，且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自认不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因此从未就关于股东权利事项向上诉人作出任何的主张和要求。上诉人也因为股权转让完毕，被上诉人不再是股东，而根本无需通知被上诉人参加只有股东才能参加的公司股东大会，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原审法院主观上先行设定了被上诉人仍然是上诉人股东的立场，再围绕该立场认为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认可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这样的逻辑明显错误。（五）上诉人回购被上诉人股份合法有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2001年被上诉人由于资金周转方面的原因，将其名下的75万法人股作价120万转让上诉人，上诉人在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一直积极努力办理好股权转让手续以便注销前述股份，但由于当时无股份核销相关制度可依、工商注册资本核减也无政策可执行，加之被上诉人一直不予配合，所以上诉人不能完成回购注销或转让至其他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直至2004年，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的要求以及中石化集团公司优化重组战略部署，上诉人开始实施优化重组及股权收购计划并一直与被上诉人协商，要求其协助办理股权回购注销手续。在被上诉人一直不予配合的情况下，2010年8月5日，上诉人召开股东大会，同意确认回购被上诉人委托并已完成转让的股份，要求尽快完善股权回购手续，并继续做好内部职工股收购，在公司重组时一并注销相关股份。根据上述情况，上诉人当时回购被上诉人委托转让的股份，并未侵犯其他任何人的权利，且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也是配合大股东对上诉人进行收购重组为分支机构，最后注销上诉人的必要步骤。综上所述，金江公司与深长公司之间的委托转让股份关系合法、有效，且双方按合同法的规则，并以一系列的民事法律行为履行了涉案股份的转让和受让主要义务，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股份转让合同关系。在深长公司持有、控制涉案股份十多年时间里，金江公司从未参与过深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分红，也从未对该股份转让提出过异议，亦未提出任何权利主张，包括要求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以行为认可了转让的事实，深长公司实际上已回购涉案股份。虽尚未办理变更登记，但不影响股份转让的合法性和归属，以及深长公司已受让、持有并回购股份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金江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不成立。上诉人一直强调是被上诉人委托其转让被上诉人持有的股份。但上诉人所言不实。首先，上诉人起诉时从上诉状中称其提交了“加盖被上诉人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由于种种原因，上诉人未能提供”“原件”，但是该证据链以及完整证明了委托关系。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用一个既没有原件予以印证，又没有得到相对方的认可的资料自己认为存在，很牵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对上述没有原件的证据从未认可过，而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故本院对深长公司有关接受金江公司委托转让股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构成委托转让关系，但不包括上诉人自行购买，因为上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自行购买的条件。（二）无论是起诉过程中还是上诉中，上诉人一会自称“股权转让”，一会又自称“回购股权”，上诉人的此种行为，均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上诉人自相矛盾的，亦不能自圆其说的。股权转让和回购股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范畴。股权转让是基于股东自治，基于股东个人意愿并同时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即可；而公司回购股权存在法律严格的规定。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根据双方的证据以及法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未构成合法有效的委托关系，也没有合理合法且法律认可的有效的转让程序。本案中仅有一份上诉人出具的自己列明用途的支票，欠缺公司法等法律上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股东会决议等属于股权转让所必备的要件（并非上诉人所言仅仅是事后未变更工商登记）。因此，本案不属于股权转让。本案不属于股权回购，法律对公司回购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公司法》第75条、第142条规定非法定事由公司不具备回购资格，上诉人不能擅自回购股份。上诉人提交的所谓回购证据仅仅是其公司内部会议纪要，且均产生于2004年以后，甚至是2010年，而争议的事实发生在2001年。故即便是回购，上诉人从未提交过从2001年开始至今与回购相关的资料，包括如何向被上诉人发出回购通知等，被上诉人自己都不知晓其持有的股份被回购了。同时一审法庭亦已查明，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股东，并非被上诉人不参加上诉人股东会，而是上诉人确认自认为被上诉人不是其股东，因此擅自在2010年之后未通知被上诉人参加。对此，被上诉人将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无论是上诉人自己的内部决议，还是其上级公司的文件，从未出现过“股权转让”一说，均自称“回购”，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一直自认的一个情况就是“被上诉人委托其转让股份”。可见，就算是委托关系成立，也只能说明在2001年时被上诉人有委托上诉人转让其股份的想法，而根据包括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资料，以及法院审理过程中查明及认定的事实，无论何种情形被上诉人曾有意委托上诉人去转让股份，最终结果是转让并未完成，被上诉人仍然持有上诉人公司股份，被上诉人仍然是上诉人公司股东。上诉人自认2010年8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同意确认原告公司回购被告所持股份”。但被上诉人认为，一家公司在没有事实与证据的支持下，认为可以直接取得第三人的股权，实属没有法律意识。（三）无论是上诉人提交的资料，还是被上诉人提交的2005年“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上诉人股东名册，还是工商局载明的股东信息，均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公司股东、是发起人之一。再次声明，在所谓发生120万转让款至今已十几年，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包括股权在内的事宜。事实上，上诉人发起诉讼的理由仅仅是其自称“2012年，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因为管理人要求确认股权以及相关事宜后才起诉，而截至此时，上诉人也并未向管理人提出要求。综上，无论是工商局的对外公示，还是上诉人自身的理解，时至今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发生实际转让，股权仍属于被上诉人，且原审法院事实审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深长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深长公司1993年股份制改造时，金江公司认购了深长公司股份75万股，占深长公司股份0.79%，但此后深长公司未能达成上市目标。2001年2月26日，金江公司委托深长公司以每股不低于1.6元的价格，代为转让所持75万尚未上市的法人股，并要求深长公司须在接受委托之日10天内预先支付人民币100万元整，余款待股票转让交易后，按成交额减去应支付的转让手续费后，在一个月内一次性清算支付。深长公司于2001年3月2日、2001年9月5日，分别向金江公司支付了人民币100万元、20万元，计1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1.6元／股）。金江公司受领相关款项收据中也明确记载收到“转让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款”。此后，金江公司退出了深长公司，从未参与过深长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股东大会，也从未对该股份转让提出过异议。而深长公司实际上受让、持有了这部分股份，并多次要求金江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金江公司拒不办理。2004年开始，根据中石化集团公司优化重组战略部署，深长公司开始实施优化重组及股权收购计划。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收购了深圳市物资集团、中石化长岭炼油厂、中石化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庆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所持法人股7955万股，并于2008年开始收购深长公司内部职工股；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的深圳市南油石化有限公司收购了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470万股。截至2010年4月8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收购全部法人股，980万股内部职工股中剩余78.25万股待收购，基本完成收购全部股份，准备将深长公司重组为分支机构。期间，按上级公司的要求，深长公司需要对所受让、持有金江公司的75万股股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又持续与金江公司协商办理有关手续，但金江公司以双方存在其他纠纷为由，一直拒不配合。2010年8月5日，深长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确认深长公司回购金江公司所持股份，要求深长公司继续加强与金江公司协调，尽快完善股权回购手续，并继续做好内部职工股收购，在公司重组时一并注销相关股份。目前，剩余78.25万股（仅占0.825%）内部职工股由于找不到持股人暂未能完成收购，收购股份仍在持续中，但中石化集团公司优化重组，将深长公司重组为分支机构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2012年底，金江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14年12月4日，深长公司收到金江公司破产管理人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20日的《关于股权确认的通知》[(2012)国欣一金江第083号]，认为金江公司仍持有深长公司已回购的该0.79%的股份。根据上述情况，深长公司认为该司当时回购金江公司委托转让的股份，并未侵犯其他任何人的权利，且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也是配合大股东对深长公司进行收购重组为分支机构，最后注销深长公司的必要步骤。由于金江公司转让所持深长公司股份的意思表示真实、明确，深长公司也早已按金江公司股份转让要求支付了对价，实际上已持有、控制金江公司委托转让后的股份十多年，2010年股东大会也确认了回购金江公司所持股份，金江公司转让股份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属有效的法律行为，该转让行为对金江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多年来，深长公司反复要求金江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金江公司以双方存在其他纠纷为由，不予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规定，金江公司与深长公司之间已经形成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深长公司已履行支付对价的主要义务，金江公司受领股份转让款后从未参与深长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提出任何异议或权利主张，认可了转让的事实，虽因金江公司不予配合导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不影响股份转让的合法性和归属，以及深长公司已受让、持有并回购股份的客观事实。为此，深长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深长公司已受让并回购金江公司持有的深长公司0.79%股份（即75万股）；（2）判令金江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判决金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金江公司在一审期间答辩称：（一）深长公司起诉称其已在2001年回购金江公司手中持有的深长公司的股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1）深长公司作为公司本身回购自己的股份在法律上是有严格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有限公司只有异议股东的强制收购请求权，而无公司主动回购的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同样规定“股份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在一定条件下回购本公司股票也是法律允许的，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可见，法律规定非法定事由公司不具备回购资格，深长公司不能擅自回购股份。本案中，即便存在深长公司提出的其已对金江公司手中的股权予以收购，也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依法不予认可。更何况，深长公司除了几张所谓的委托书、支票头之外，显然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其诉求依法也应当驳回。（2）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也需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3）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4）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要符合以下条件：1、通知股权转让事宜及履行相关通知义务；2、股东会或其他股东同意；3、有符合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并满足相关要求：诸如股价的约定、转让的数量、价款的支付等；4、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无论是股权回购还是股权转让，本案都不符合基本的股权转让要素。由此可见，即使法律赋予有限公司股东进行股权转让，但应符合法律规定，并履行相应的手续。深长公司仅凭所谓的金江公司的委托书，就认为符合回购或转让条件，显然违法。更何况，所谓的“委托书”本身就只是一种委托行为，仅说明金江公司在当时有委托深长公司将金江公司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说明金江公司有将股权转让给深长公司或由深长公司回购的意思。无论是转让还是回购，深长公司都不必然在仅有金江公司出示的委托书之后，就合法取得金江公司手中持有的股权。3、无论是从公示角度还是实际上，金江公司仍是深长公司股东。深长公司仅凭其几份内部文件，就自认取得金江公司手中持有的深长公司股权，更是无稽之谈。首先，深长公司提交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收购深长公司剩余股份的文件，这些文件仅仅指向是收购深长公司剩余股份，与金江公司无关；其次，深长公司自称“2001年回购”，“2004年开始实施优化重组及股权收购计划，先后收购了……五家公司所持法人股”，可见，根据深长公司的说法，其所谓的“优化重组及股权收购计划”也始于2004年，何来2001年就收购或回购金江公司股权一说。第三，深长公司称于2010年8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同意确认原告公司回购被告所持股份”。一家公司在没有事实与证据的支持下认为可以直接取得第三人的股权，实属没有法律意识。第四，深长公司认为“回购被告委托转让的股份，已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但是金江公司时至今日，仍未见其所称的股东大会决议。同时，深长公司自己也承认是“被告委托转让的股份”，可见，深长公司明知金江公司的意思表示就是“委托转让”，并非“回购”。第五，无论是深长公司提交的资料，还是金江公司提交的2005年“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深长公司股东名册，还是工商局载明的深长公司股东信息，均证明金江公司是深长公司股东且是发起人之一。第六，根据金江公司提交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五查表，在2011年时金江公司还将其持有的深长公司股权进行了质押登记，而满足质押登记的前提条件就是金江公司是股东，并由深长公司出具有效的文件方可以办理股权质押。无论是工商局的对外公示，还是深长公司自身的理解，到今天为止，金江公司仅存在委托转让的意思表示，且并没有发生实际转让，股权仍属于金江公司，深长公司的诉求依法应予驳回。（4）深长公司关于股权回购一事，自身说法矛盾，且没有证据支持。起诉状中，深长公司自称在2001年就已经完成股权回购，但深长公司随后几份文件中均称“2003年深长公司已回购”，很明显自相矛盾。深长公司究竟何时回购了金江公司手中股权，以何种方式回购，至今都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即便存在金江公司转让股权一事，按照深长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仅产生金江公司委托深长公司进行转让一事，并不存在要求深长公司受让股权。如前所述，深长公司作为公司本身并不符合受让自身股票的条件。因此，在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法律支持的前提下，深长公司的无理诉求应当予以驳回。（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退一步而言，即使深长公司的确回购自身股权，按照深长公司说法，其在2001年3月就已完成回购，时至今日即2014年才起诉要求金江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时隔14年在没有证据证明深长公司有催促或要求金江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的证据，已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事实上，深长公司起诉的理由仅仅是其自称“2012年，被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因为管理人要求确认股权以及相关事宜后才起诉，这早已超过的诉讼时效，因此，深长公司的诉求依法也应当驳回。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深长公司为证明金江公司委托其转让75万股深长公司法人股，提交了《委托书》、《董事会决议》及《声明》。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并无原件相印证。《委托书》显示金江公司持有75万股尚未上市的深长公司法人股，金江公司委托深长公司以每股不低于1.6元的价格代为转让股份，并要求深长公司须在接受委托之日10日内预先支付100万元，余款待股权转让成交后按成交额减去应付转让手续费后一个月内结清给金江公司。金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深长公司为证明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提交了以下证据：1、两份加盖“银行付讫”印章的支票存根原件。上述两份支票存根均注明收款人为金江公司，用途为“股权转让款”，其中号码为00189200的招商银行支票存根的出票日期为2001年3月1日，金额为100万元；号码为00185248的中国民生银行支票存根出票日期为2001年9月7日，金额为20万元。2、两份《收据》复印件。上述《收据》均加盖有金江公司财务专用章，其显示金江公司分别于2001年3月2日及2001年9月5日收到“转让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款”100万元及20万元。金江公司管理人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原审法院遂依据深长公司的申请向招商银行及中国民生银行进行调查，招商银行出具的《银行进账单》及《招商银行支票》显示持票人金江公司持有深长公司出具的支票取得“股权转让费”100万元；中国民生银行提交的账户对账单及《中国民生银行支票》显示出票人深长公司于2001年9月7日开出金额为20万元的支票，收款人为金江公司，用途为“股权转让款”，金江公司将支票背书转让给案外人，案外人遂得支票款项20万元。深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回购股份之前曾就该事项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并进行表决。深长公司为证明其就回购金江公司所持75万股股份事项向股东大会进行报告，提交了时间为2010年8月5日的《股东大会决议》。该证据载明深长公司股东大会确认深长公司回购上述75万股股份，并将注销该部分股份。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石油分公司、深圳市南油石化有限公司作为深长公司的股东在该份决议上加盖印章。此外，深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金江公司发出希望回购深长公司股权的通知，且深长公司确认其并未通知金江公司参加上述股东大会。深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接受委托之后曾向金江公司告知其为股权受让方，亦未举证证明金江公司同意以120万元转让股权给深长公司。深长公司未曾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减少该司注册资本，亦未与持有该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及将回购的股份奖励给公司职工。深长公司提出其回购股份后向金江公司提出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要求，但其对此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深长公司分别于2005年6月30日及2010年4月8日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登记，上述变更登记并未涉及金江公司。金江公司仍为持有深长公司75万股（占0.7911%股权）的股东。2011年1月4日，金江公司将案涉股权质押给案外人李冉冉。2012年11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36号民事裁定，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行对金江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主要为：深长公司与金江公司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深长公司与金江公司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深长公司有关其回购股权的主张有无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深长公司提出其受金江公司委托转让股份。鉴于深长公司提交的《委托书》没有原件相核对，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金江公司对深长公司上述主张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对深长公司有关接受金江公司委托转让股份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即使深长公司有关受托转让股份的主张成立，深长公司提出其作为代理人将金江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深长公司，构成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订立合同的“自己代理”。因为委托合同与股权转让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且股权转让合同缔约双方存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情形，即便存在深长公司接受金江公司委托转让股份的情形，受托人深长公司处理委托事务也属于股权转让基础关系的内容，其自己代理订立股权转让合同难以避免深长公司为自身利益而牺牲金江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且金江公司对深长公司上述效力待定的行为不予追认，故深长公司提出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之后又自行购买股权有违诚信原则，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深长公司提出其与金江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鉴于深长公司与金江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深长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证明存在金江公司收取深长公司股票转让款120万元的事实，故金江公司收取款项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其承诺转让股权，原审法院对此评判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只有缔约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人民法院方能认定合同成立。意思表示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金江公司在收取款项之前从未与深长公司之间就股权转让进行交易往来，故不存在将金江公司收款行为视为其默示同意转让股权的交易惯例。其次，深长公司未证明其与金江公司通过要约、承诺等过程就股权转让进行洽商和沟通，因此本案不存在将金江公司收取款项视为其转让股权承诺的“要约”。再者，深长公司提出金江公司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大会等活动，应当认为金江公司默认了深长公司回购的事实。鉴于深长公司未曾通知金江公司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及股东大会，故深长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深长公司提出金江公司收款后未提出异议视为其默示同意转让股份，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二）深长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向金江公司披露其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受让人，亦未证明双方对于股权转让金额是否为120万元达成合意，有鉴于此，即便深长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视为其向金江公司发出受让股份的要约，但是鉴于双方未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是否为深长公司，亦未约定股权转让合同标的金额是否为120万元，且深长公司未证明存在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金江公司行为作出承诺，故双方对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未达成合意，深长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已生效，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深长公司提出其已回购金江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但其未曾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减少该司注册资本，亦不存在与持有该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及将回购的股份奖励给公司职工的情形，故深长公司有关其已回购该司股权的主张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对其有关确认深长公司已受让并回购股份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金江公司在深长公司多次办理工商登记交更登记时仍为该司股东，其于2011年1月4日亦将涉案股权质押给案外人李冉冉，深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金江公司质押行为提出异议，亦未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要求金江公司协助办理注销股权登记，故深长公司长达十余年时间内未向金江公司主张权益与常理相悖。有鉴于此，深长公司有关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便自行回购的主张，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亦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深长公司有关回购该司股份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深长公司请求确认其已受让并回购金江公司持有的深长公司0.79%股份（即75万股）及要求金江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深长公司就已付款项120万元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2016年8月4日，原审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深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深长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深长公司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金江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深长公司与金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份转让合同关系，深长公司主张其回购股份是否合法有效。关于深长公司与金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份转让合同关系问题。金江公司为深长公司的股东之一，如果金江公司将其持有的深长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深长公司，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性质。而且，从本案查明事实看，深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金江公司就相关股份转让至深长公司名下一事达成合意，也未能举证证明金江公司默示同意相关股份转让至深长公司名下。因此，深长公司主张股份转让合同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深长公司主张其回购股份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金江公司为深长公司的股东之一，深长公司回购股东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应符合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修正）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修订）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可见，不同期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均明确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几种情形：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本案中，深长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并形成决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并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情形。因此，深长公司主张其回购金江公司的股份，因缺乏事实依据及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不能成立。本院对其已回购公司股份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深长公司有关其已受让并回购金江公司所持的股份的主张，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深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深圳市深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陈小虎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