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1民终29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吉壮，男，199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泮正伦，齐河焦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宝泉，男，1951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汉斌（又名李双山，系李宝泉之子），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云光，济南长清弘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汉斌（又名李双山），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云光，济南长清弘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康吉壮因与被上诉人李宝泉、李汉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6）鲁0113民初5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康吉壮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正确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判决，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林木采伐证申请人由林木所有权人或经营管理者办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有权申请办理采伐证的人系林木所有权人或经营管理者。本案我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由树木的买方，即由我本人办理砍伐证，被上诉人是协助办理。我与被上诉人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并交定金，买卖关系已成立，属经营管理人，完全有权依自己的名义依法办理树木采伐证。而一审判决只是就林业某人员的说词，错误认定“树木采伐许可证可由林木所有人亲自办理，无论由谁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均是以林木所有权人名义作出，不会以他人名义作出，但他人可持林木采伐许可证进行采伐”。2、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有效的同时，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合法。一审判决认定我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有效，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办理各项采伐手续和证件，其费用自负，甲方协助办理。”按合同的约定由我办理采伐证而被上诉人只是协助办理。我这样规定的原因是：采伐工作是一项工程，根据采伐地段处于通公交车交通要道及农村生产路主干。采伐不但要避让来往车辆，时间上要避开农忙季节，还要高度注意安全；同时需要在农闲时间雇佣工人采伐、运输等安排好相关事项。所以在合同的第三项规定的采伐时间为“自办理采伐证生效起三个月内准时采伐完毕”。被上诉人不顾及以上采伐的准备事项，私下于2016年9月9日在与我未协商的情况下私自办理采伐证，通过中间人强行留给我。采伐证登记的采伐棵数，采伐时间与双方签订的合同都不吻合，使我无法在仓促下安排危险性极高的采伐工作。被上诉人违约办理采伐证的行为是导致采伐纠纷的主要原因。3、2016年10月21日，李宝泉虽然第二次办理2016年10月21日至2016年12月10日的采伐证，但这是其第一次违约后，已导致我无法采伐的情况下的第二次违约。这也是导致我在第一次采伐证到期后仍无法按自己的计划安排补办采伐证的主要原因。4、2016年11月1日，我虽然签收了告知书，但在被上诉人第一次、第二次违约办理采伐证，使我已无法按我办理的采伐时间进行之后，已是被上诉人造成违约无法补救之中，我才于2016年11月17日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已无法进行的行为，怎能认定是“未作任何回应”。5、李宝泉办理采伐证时正是雨季，采伐的树木在路旁的沟边上，沟中有水。一边是交通要道，一边沟中有水，采伐根本无法进行。李宝泉两次办理采伐证都没有与我协商，我在无准备情况下，导致采伐行为无法进行。这明显是李宝泉的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却错误认定我“怠于履行”。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造成违约的是李宝泉，他的违约行为，使我在无准备，无法避让交通、避开农忙、避开雨季，无法在农闲季节雇佣工人进行采伐，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应是李宝泉。被上诉人李宝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予以维持。一、济南市长清区林业局工作人员对一审法院依法调查时的陈述是其以国家公职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身行政职责做出的与其身份、工作、职务相符合的言辞，不容半点怀疑。如果能以康吉壮的名字办理采伐证，那就不用我对其授权。可见，康吉壮从事采伐树木这么多年，对我国林业法律法规仍是一无所知。二、在康吉壮与我及三担保人于2016年6月26日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后的第二天，我便将我协助盖章的采伐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并交于涉案担保人张家洪，后康吉壮在张家洪处取走，并交于济南市长清区林业部门，可见我对于自己的协助办理义务是没有打折扣的。至2016年8月底，已拖2个多月的时间，还没有办下采伐证来，在担保人褚兴刚家里，康吉壮称办不下来采伐证，说让我办理，我气急之下与康吉壮发生争执，后通过康吉壮的另一经纪人（也是担保人）赵世善与我的儿子李汉斌从中协调，才给康吉壮办理的采伐证。此事实已在我起诉要求康吉壮支付违约金一案中得以证实和确认，张家洪、赵世善已对此事实完全给予了认可。后我于2016年9月9日在济南市长清区林业局办理了采伐证来，并于当日交于张家洪、赵世善，并由其二人转交康吉壮，康吉壮非但不感激我，反而倒打一耙，以办理采伐期限太短，应以其名义办理采伐证，而非我的名义办理，农忙季节，工人难找等理由一拖再拖，其真实目的就是想让我降价，而我不同意，同时，我向其解释了相关林业法律法规及济南市长清区林业部门关于采伐期限不足后重新或延期采伐手续的办理，并承诺保证康吉壮完成采伐工作，且我于2016年10月21日又办理了第二份采伐证亦可证实了康吉壮采伐期限并非不可延长的主张。至于康吉壮提的交通问题、避开农忙季节、安全采伐等问题，康吉壮从事采伐工作十余年，经验已非常丰富，无需我赘述。问题的关键是济南市长清区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亦已通知康吉壮前往领取，而康吉壮却拒不领取。康吉壮称办不下采伐证来，让我去办，我办下来后康吉壮又说时间短。我又办理了第二份采伐证，康吉壮仍然拒不履行，由此可见，康吉壮所述上述理由全部都是推拖之辞。康吉壮违约，怠于履行林木采伐义务，才是合同未能履行完毕的主因。三、至于康吉壮所称我办理了采伐证时正是雨季的理由。众所周知，华东地区的雨季集中在7月中旬，结束于8月底，我是2016年9月9日才给康吉壮办理的第一份采伐证，第二份采伐证截止日期是2016年12月10日，此时雨季早已过去，况且根据2016年6月底至2016年12月底的实际天气状况，下雨量也较往年少得多，甚至是几乎就没有下过一场稍大一点的雨。总之，康吉壮既想压低树价，还要推卸责任，才是其上诉的最终目的。被上诉人李汉斌辩称，因为康吉壮在上诉状中未就我就承担责任问题提出相应的事实和理由，且在一审中康吉壮也认可李汉斌并非合同主体，所以康吉壮的上诉理由不予成立。请求驳回上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康吉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康吉壮与李宝泉、李汉斌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书》，李宝泉、李汉斌返还定金38000元；2.李宝泉、李汉斌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宝泉、李汉斌系父子关系。李宝泉因出售其种植的林木通过赵世善、张家洪与康吉壮相识。2016年6月26日，康吉壮作为买受人，李宝泉作为出卖人，赵世善、张家洪、褚兴钢作为担保人，三方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一份。该合同书由李宝泉之子李汉斌草拟，且代李宝泉签名，由李宝泉按印确认，并由康吉壮、赵世善、张家洪、褚兴钢共同签名按印，其主要约定：一、李宝泉将其所有的杨树约1100棵以438000元的总价出售给康吉壮；二、合同生效后，康吉壮办理各项采伐手续和证件，费用由其自行负担，李宝泉予以协助；三、康吉壮自办理采伐证生效起三个月内采伐完毕，因雨季导致无法采伐除外；四、合同生效后，康吉壮给付李宝泉定金38000元；采伐开始前，康吉壮给付李宝泉100000元；采伐至50%时，康吉壮给付李宝泉200000元；采伐完毕后，康吉壮给付李宝泉余款100000元；结算完毕后，康吉壮方可将木料运走；四、如康吉壮未按约定支付购树款，由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当事人三方应自觉遵守合同约定，一方违约应赔偿对方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六、三方当事人签字后，合同即告生效。上述合同签订当天，康吉壮给付李宝泉定金38000元，并由李汉斌代李宝泉书写收条一份。两三天后，李宝泉将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所需手续和委托书交付给张家洪。过了约七八天时间，康吉壮从张家洪处拿走相关手续和委托书，自行至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半个月后，林业主管部门通知康吉壮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但康吉壮一直未前往领取，亦未对所购林木进行采伐。2016年9月9日，李宝泉自行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为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10月20日。随即，李宝泉将该证交付张家洪和赵世善。四五天后，康吉壮从张家洪和赵世善处取走林木采伐许可证，但未进行林木采伐。2016年10月21日，李宝泉又另行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期限为2016年10月21日至2016年12月10日。此后，李宝泉找到张家洪、赵世善和褚兴钢，通过电话联系康吉壮拿取该证并进行林木采伐，但康吉壮一直未前往拿取，亦未进行林木采伐。2016年10月31日，李宝泉委托济南长清弘泰法律服务所向康吉壮、褚兴钢、赵世善、张家洪发出告知书一份，主要指出：康吉壮应在收到告知书三日内至李宝泉处拿取第二期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即时履行涉案《林木买卖合同书》项下义务，否则李宝泉将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并终止该合同书；如康吉壮在收到告知书三内日未作任何答复，视为其放弃履行《林木买卖合同书》，李宝泉有权自行处理相应树株。2016年11月1日，康吉壮签收了前述告知书，但未作任何回应。2016年11月17日，康吉壮为要求解除涉案《林木买卖合同书》，并由李宝泉、李汉斌返还定金38000元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因涉案《林木买卖合同书》和定金收条均是由李汉斌书写，故李汉斌应张家洪要求在该合同书和收条中进行了签名，署名为“李双山”。一审法院认为，康吉壮与李宝泉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书》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李宝泉对康吉壮要求解除涉案《林木买卖合同书》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同意，系对自身诉讼权利和财产权益的合法处分，予以确认。关于该合同解除的时间，因李宝泉当庭表示同意解除，故酌定以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即2016年12月15日为准。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李汉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即其是否为涉案合同当事人；二是导致涉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应由谁承担，即康吉壮要求返还定金38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合理。关于焦点一，李汉斌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即其是否为涉案合同当事人。涉案合同虽系李汉斌代为书写，且其亦代写了定金收条，并在两份凭证中签字，但涉案合同载明的林木出卖方为李宝泉，定金收条中收款人亦为李宝泉，均非李汉斌。同时，涉案合同担保人张家洪亦证实李汉斌在上述合同书和定金收条中签名系应其要求而为，且张家洪亦认可李宝泉为涉案林木出卖人，与李汉斌无关。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宝泉为涉案合同当事人，李汉斌并非合同相对方。康吉壮仅以李汉斌在涉案合同和定金收条中签名的行为主张其为合同相对方，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关于焦点二，导致涉案合同解除的责任应由谁承担，即康吉壮要求返还定金38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涉案合同明确约定，康吉壮承担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义务，且办证费用由其自理，李宝泉仅负协助办理之义务。涉案合同签订后，李宝泉即将办理采伐证所需手续和委托书交由涉案合同担保人张家洪转交给康吉壮。康吉壮亦持上述手续至林业主管部门进行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办事宜，且林业主管部门在办理完毕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亦已通知康吉壮前往领取，但康吉壮却一直未前往领取。据此，可认定李宝泉已履行了协助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义务，反是康吉壮怠于履行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和进行林木采伐的义务。从已查明事实可以看出，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李宝泉不但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协助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义务，且在康吉壮未按林业主管部门通知领取已办理完毕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又自行办理了相应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康吉壮，但因康吉壮怠于履行林才采伐义务，致使涉案合同未能得以完全履行。至于康吉壮提出的李宝泉所办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期限不足三个月，无法在采伐期限内完成采伐事宜的主张。因采伐期限并非不可延长，且李宝泉先后两次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事实亦证明完全可以保证康吉壮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采伐事宜，故康吉壮的前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据此，可认定康吉壮拒绝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且在收到李宝泉办理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仍拒绝履行林木采伐义务的行为系导致涉案合同解除的原因所在。换而言之，涉案合同的解除系因康吉壮的违约行为而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涉案合同约定的定金38000元折合总价款438000元的8.68%，未超过前述规定主合同标的额的20%，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如前所述，因康吉壮作为给付定金一方在涉案合同签订后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故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综上所述，康吉壮要求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于法相悖，不予支持。本案经调解未果，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康吉壮与李宝泉于2016年6月26日签订的《林木买卖合同书》于2016年12月15日起解除；二、驳回康吉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0元，减半收取375元，由康吉壮负担。本院二审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康吉壮与李宝泉之间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约定了康吉壮自办理采伐证生效起三个月内采伐完毕，因雨季导致无法采伐除外，故康吉壮应在采伐证生效起三个月内采伐完毕本案所涉林木。康吉壮在李宝泉协助下已去林业部门办理了采伐证，但其在林业主管部门已经为其办理完毕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拒绝前往领取，由此可以认定康吉壮怠于履行采伐义务。随后，李宝泉两次自行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交付给康吉壮，特别是李宝泉第二次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期间为2016年10月21日至2016年12月10日，已不在雨季之内，故康吉壮履行采伐义务亦无障碍，但康吉壮拒绝采伐林木，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系康吉壮怠于履行林才采伐的义务所致，责任在康吉壮。故一审判决认定康吉壮在涉案合同签订后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并无不当。康吉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上诉人康吉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伟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代理审判员  杨晓辉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