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赣民申2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邓某1，男，汉族，1976年9月20日生，住江西省新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邦鹏(系邓某1父亲)，男，汉族，1942年2月9日生，住江西省新余市。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方某，女，汉族，1976年5月1日生，住江西省新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芳，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邓某2，男，汉族，1970年10月20日生，住江西省新余市。再审申请人邓某1因与被申请人方某及一审第三人邓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终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邓某1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诉争的1401号房是单位分配给邓某1夫妻的保障性福利住房缺乏证据证明。我国上世纪末就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邓某1婚前就拥有120多平方米的产权房根本不可能再分保障性住房，没有一份证据证明2010年初购买的1401号房是福利房或保障性住房。邓某1提供的《1401号房房产证》、《微利商品房签约付款备案表》、《新余市城镇房屋买卖合同书》、《江西铁路新龙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证明》、《新余列检所证明》等五份证据组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1401号房是邓某1抽签得到的微利商品房指标购买。2.二审判决认定邓某1受托为第三人购房是福利房指标转让，方某不知情，第三人非善意等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新余铁路列检所提供的《证明》证明该购房指标是邓某1抽签得来的，何美容,保徐贵发两位证人的庭审证言及收款收据、税务发票等证据可证明购房款全部是第三人支付的，邓某1只是帮办购房手续,未给邓某1家庭带来任何经济损失,第三人没有恶意。二审判决认定为福利房指标转让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3.二审判决认定委托购房协议是无效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该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未损害方某的利益,二审判决认定该协仪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4.二审判决认定诉争的1401号房指标价值按现评估价的20%计算为73140元缺乏事实依据。5.二审判决认定邓某1是本案应不分或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过错方”缺乏证据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邓某1有过“婚外情”、“家庭暴力”及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情形，二审判决认定邓某1只能分10%夫妻共同财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关于不分或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邓某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新证据的问题。再审审查期间，邓某1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离婚诉状、接处警登记表、相关夫妻共同财产发票等，欲证明方某在离婚过程中有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方某多分财产的判决结果；第二组证据为《江西铁路新龙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证明》、《新余市城镇房屋买卖合同书》，证明涉案房屋系抽签的商品房指标购买；第三组证据为《委托购房协议书》、收款收据等，证明第三人邓某2与邓某1之间形成委托购房关系。经查，邓某1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在方某与邓某1的离婚诉讼中已经提交，该案经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终字第00141号民事判决确认，相关夫妻共同财产业已分割，不能证明方某在离婚过程中有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其证据效力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邓某1提交的第二组、第三组证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业已提交，且经一审重审2016年1月29日庭审时举证、质证，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邓某1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不构成再审新的证据，其证据效力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故邓某1关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二）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方某与邓某1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10年1月28日，邓某2（甲方）与邓某1（乙方）签订《委托购房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委托购房地点为新余市劳动路立交桥北铁路四村第SO235891号综合楼1401号，面积为87.74平方米；房屋价款合计185475.67元，其中房款176357.4元、契税等其他费用9118.27元；按照有关要求和规定，乙方同意以本人的名义与出卖方南昌铁路局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购房手续，所有购房资金全部由甲方承担；办理购房手续前甲方向乙方交清所需的购房款项185475.67元，乙方向卖方交款后，向甲方出具收据；当乙方办完手续领到房产证、土地证及住宅锁匙后应及时交付给甲方收存，甲方拿到锁匙后可自行安排装修房屋并随时入住；乙方以其名义为甲方办理购房手续完全出于兄弟情谊，乙方不收取任何回报，并承诺不享有该房屋的产权和永久放弃该房屋的所有权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房屋增值等权益。乙方同意在五年后将该房屋的产权过户给甲方，过户发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甲方承担。邓某1、邓某2在该协议上签字予以确认。邓某1父母邓邦鹏、何群，姐妹邓小红、邓莹，何美云、徐贵发、汪爱兰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予以确认。签约当日，邓某2向邓某1支付75475.67元，邓某1向邓某2出具收据一张予以确认，邓邦鹏、何群、邓莹、邓小红、徐贵发、何美云等人作为见证人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2010年6月1日，邓某2再次支付邓某1110000元，邓某1向邓某2出具收据一张予以确认，邓邦鹏、何群、邓莹、邓小红、徐贵发、何美云等人作为见证人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后邓某2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在该房屋内居住至今。2010年5月10日税务发票显示本案诉争房屋价款为176357.4元。本案诉争房屋产权证号为余房权证城北字第××号，登记所有权人为邓某1，房产证颁发日期为2010年6月12日。2010年9月13日，方某主要以邓某1将本案诉争房屋购房指标让给邓某2，没有征得其同意引发矛盾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与邓某1离婚，后经历一审、二审均未支持其离婚诉请。2011年11月11日，方某再次起诉要求与邓某1离婚，其主要理由仍是邓某1在未征得方某同意的情况下将本案诉争房屋购房指标让与邓某2，导致夫妻关系恶化，2012年9月20日，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渝民初字第02061号民事判决，判决方某和邓某1离婚，但对本案诉争房屋未作处理。邓某1不服并上诉至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2）余民一终字第00141号民事判决，审理查明了邓某1在未经得方某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在单位享有的一套福利房分房指标让予兄长邓某2办理有关购房手续，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为此，方某于2014年2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提出分割夫妻共同所有的新余铁路××综合楼××号房屋的诉请，邓某2于2014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予以准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方某于2014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本案诉争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2015年4月1日，经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鉴定，该房屋在2015年3月30日的市场价值为365700元（不含装修价值）。另查明，邓某1系邓某2的弟弟。二审另查明：邓某1作为南昌铁路局南昌车辆段新余列检所员工，享有单位给予的购买特定房屋的购房指标。本案诉争的位于新余市××立交桥北铁路××综合楼××号房屋，系邓某2使用了邓某1的这一购房指标购买获得。二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终字第00141号民事判决、结婚证、《江西铁路新龙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证明》、南昌铁路局南昌车辆段新余列检所证明、《委托购房协议书》、收款收据、微利商品房签约付款备案表、《新余市城镇房屋买卖合同书》、1401号房屋房产证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并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邓某1将其享有的单位购房指标无偿转让给邓某2，邓某2系以邓某1的名义购买了诉争房屋，邓某1与邓某2于2010年1月28日签订的《委托购房协议书》名为委托购房，实为购房指标的让与。由于购房指标是在邓某1和方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购房指标应为邓某1和方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邓某1未征得方某的同意，擅自将购房指标无偿让与邓某2，侵害了方某的处分权，方某事后并未追认且明示反对，《委托购房协议书》应属无效合同。邓某1擅自处分夫妻共有的购房指标，存在过错，在对购房指标所具有的经济利益进行分配时，依法可对邓某1少分或者不分。方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考虑到邓某2实际出资购买且已装修入住，为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应认定诉争房屋为邓某2所有。关于购房指标的价值认定，一审判决基于诉争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为365700元（不含装修价值），酌情认定诉争房屋购房指标的价值为诉争房屋市场价的20%即73140元，并无不妥。因购房指标为邓某1和方某共有，该购房指标转化的73140元为其二人共有财产，二审判决综合本案的案情，考虑了购房指标的来源，认定方某分得90%即65826元，邓某1分得10%即7314元，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邓某1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综上，邓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邓某1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熊 伟审 判 员 姚 平代理审判员 张 宁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代书 记员 毛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