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2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松泉，男，汉族，1950年4月17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刘绍生，长沙市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炳炎，男，汉族，1962年12月28日出生，住长沙市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署山，长沙市平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松泉因与被上诉人刘炳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4民初7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松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撤销周松泉签订的《补充协议》。后周松泉增加如下上诉请求：1、撤销周松泉借款担保及《承诺》；2、判令刘炳炎返还周松泉已支付的25万元款项；3、刘炳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周松泉为刘炳炎借款的担保为无效担保，刘炳炎挂靠湖南麟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项目方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后，至今未能将施工合同提交给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单方面中止该施工合同，导致双方依法签订的施工合同被撕毁造成了严重的违约，以致本案借款债务的产生，由于刘炳炎的违约行为使施工合同失效，则周松泉为该借款的担保应同时无效，借款只能由刘炳炎自行追回。2、《承诺》及《补充承诺》是由刘炳炎逼迫周松泉出具的，违背了周松泉的真实意思表示。从签订施工合同到周松泉作出所谓的《承诺》长达四年之久，刘炳炎为了转嫁借款责任和风险，于2015年5月16日约周松泉到其公司，逼迫周松泉承诺追回40万元借款；2016年1月6日，周松泉被刘炳炎等四五个人纠缠达到24个小时，在长时间纠缠和无奈的情况下作出了所谓的《补充承诺》。周松泉已年近70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刘炳炎虽未实施有形的暴力行为，但是实施了经常组织这种纠缠和逼迫的无形软暴力行为，给周松泉及其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压力。3、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不是虚假公司。刘炳炎辩称：借款到期后由于“湖南醴陵麒龙公司”是一个虚假的公司，且张X琪已死亡，刘炳炎要求借款担保人即周松泉履行担保责任系正当合法要求，周松泉也多次承诺负责归还该款。2016年1月5日周松泉是在与刘炳炎协商后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署《补充承诺》，不存在被逼迫、围攻等情况，且周松泉在签署《补充承诺》后按约向刘炳炎归还了部分款项，实际履行了承诺内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松泉的上诉请求。周松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周松泉于2016年1月6日签订的《补充承诺》；2、刘炳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松泉与刘炳炎相识，刘炳炎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理琪不相识。周松泉告知刘炳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有工程项目可承接，须交工程保证金。2011年11月14日，经周松泉居中介绍，刘炳炎从余勇手中借了40万元现金交付给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理琪。张理琪即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刘炳炎先生现金40万元整，借款时间从借款之日起30天；另承诺如下：1、本公司承诺2011年11月11日与刘炳炎先生所签施工合同有效，在公司有关问题处理完毕后优先安排进场施工；2、本公司自愿将公司项目土地证抵押给借款担保人周松泉先生保管，如借款到期不能偿还，刘炳炎先生有权单方处理此证，本公司保证不提出任何异议；3、如在借款期到期前具体开工条件，此款转为合同保证金。上述借条上，借款人处加盖“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张理琪的签名，担保人处有周松泉的签名。此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一直未安排刘炳炎进场施工，亦未向其偿还借款40万元。2015年5月16日，周松泉出具《承诺》，载明：2011年11月14日刘炳炎先生借给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张理琪先生币40万元，由我于2015年12月25日前负责归还，并承担违约法律责任，以左家塘1栋207号住房财产担保。此后周松泉未按上述承诺向刘炳炎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1月5日，刘炳炎找周松泉要求偿还借款40万元，次日周松泉签署《补充承诺》，载明：因2015年5月16日我承诺于2015年12月25日前归还刘炳炎借给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借款40万元，现因过了上述承诺期，本人目前仍然不能归还上述款项，现特向刘炳炎先生作如下补充承诺：1、愿意承诺上述款项在2016年5月6日之前归还，并于签订本承诺第二日起每月支付1万元作为对2015年5月16日承诺的违约损失；2、本人如未在2016年5月6日之前归还上述款项，则愿意该40万元从2011年11月14日起支付利息月息2分5厘，利息支付至付清本息时止；3、愿意无条件承担刘炳炎先生因主张上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代理费、差旅费等；4、如未在2016年5月6日之前付清本息，则本人无条件将我名下左家塘赤岗路100号一栋207号住房过户至刘炳炎或刘炳炎书面指定人名下。上述《补充承诺》上，承诺人处有周松泉的签名及指纹捺印，见证人处有余某的签名及指纹捺印。签订上述《补充承诺》后，周松泉陆续向刘炳炎偿还了借款23万元。事后周松泉以其被逼迫签订《补充承诺》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该《补充承诺》。另查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系虚假公司，在工商部门无相关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张理琪于2015年死亡。证人余某（刘炳炎雇请司机）到庭证明如下事实：2016年1月5日，周松泉与刘炳炎方四人（刘炳炎、刘炳炎之子、余某、余勇）在晓园路和一酒店3楼茶室协谈涉案40万元借款偿还之事，晚上22时，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五里牌派出所民警至和一酒店现场，将周松泉、刘炳炎等人带至派出所，查明系债务纠纷后要求双方自行协商；双方协商至次日凌晨六点后离开派出所至周松泉居住小区，周松泉回家拿了房产证交给刘炳炎，双方又先后至派出所、和一酒店继续协谈，当天下午四、五时，双方协商后周松泉签署了《补充承诺》；自2016年2月6日开始周松泉每月向刘炳炎偿还了借款1万元，已累计偿还23万元。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五里牌派出所出具的《报警案件登记表》载明：2016年1月5日22时许，民警接群众报警至晓园路和一酒店3楼茶室现场，经查系当事人周松泉与刘炳炎双方发生债务纠纷，双方不愿调解，建议双方走司法途径解决。一审法院认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周松泉主张其签署涉案《补充承诺》系在刘炳炎逼迫情况下所签，诉讼中周松泉提交了《报警案件登记表》、证人钟某的证言，但《报警案件登记表》仅证明双方发生债务纠纷，未能证明刘炳炎对周松泉采取逼迫、胁迫行为；证人钟某未亲自在场目睹周松泉签署《补充承诺》的全过程，且钟某系周松泉涉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或合伙人，与周松泉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效力较低，不予单独采信。一审庭审中，刘炳炎申请证人余某到庭证明周松泉在签署《补充承诺》时刘炳炎并未对其实施胁迫行为；周松泉亦对其在涉案借条、《承诺》上签名确认对刘炳炎借给张理琪的借款40万元进行担保及承诺由其归还的事实予以认可，且其在签署《补充承诺》后按约向刘炳炎偿还了部分借款，实际履行了《补充承诺》内容。周松泉主张其签署涉案《补充承诺》系被逼迫签订、违背其真实意思，证据不足，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周松泉诉请撤销《补充承诺》，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松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周松泉承担。二审中，刘炳炎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周松泉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工商局企业信息登记基本情况表，拟证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曾经是真实合法存在的，并非虚假公司；证据二、醴陵国土资源局出具土地登记审批表，拟证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物合法有效，确实登记在该公司名下，该公司有偿还能力；证据三、借条，拟证明此笔借款不仅有周松泉的担保，还有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土地担保，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证据四、报警记录登记表，拟证明刘炳炎指使余勇等人采取纠缠骚扰的方式逼迫要债；证据五、视频，拟证明刘炳炎的纠缠和骚扰的过程；证据六、湖南省人民医院病历，拟证明周松泉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刘炳炎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工商登记资料上的公司与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同一个公司；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三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是虚假的，借条上所记载的土地担保自然也是虚假的；对证据四系《补充承诺》出具后产生的，与本案无关；证据五系2017年1月26日的视频，与本案无关；证据六与本案无关。对上述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系“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而该公司与涉案借条上的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是否是同一公司仅凭该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尚不足以确认，周松泉二审时称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但其提供的证据一中就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变更情况一项中并无名称变更的记载，证据一不能达到周松泉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因湖南醴陵麒龙实业有限公司无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一审法院认定该公司系虚假公司并无不当；证据二与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无直接联系，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借条已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对周松泉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四、五均发生在诉争的《补充承诺》出具之后，不能证实《补充承诺》系被迫出具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时，周松泉陈述称出具《补充承诺》后至今其已累计还款25万元，且并非每个月还款1万元，刘炳炎认可周松泉已支付25万元款项的事实。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签订上述《补充承诺》后，周松泉陆续向刘炳炎偿还了借款23万元”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签订上述《补充承诺》后，周松泉陆续向刘炳炎偿还了借款2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的《补充承诺》是否系周松泉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周松泉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2016年1月5日的报警案件登记表，并申请了证人钟某出庭作证。报警案件登记表系出具《补充承诺》的前一天，且从该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来看，只是称双方发生债务纠纷，不能证实刘炳炎对周松泉采取了胁迫行为；证人钟某未亲眼目睹出具《补充承诺》的过程，仅凭该证言不足以认定《补充承诺》系被胁迫出具的。周松泉二审补充提交的报警案件登记表以及视频均发生在《补充承诺》出具之后，无法证实《补充承诺》出具时的情况。周松泉对刘炳炎申请的证人余某陈述的出具《补充承诺》的过程基本无异议，只对余某陈述的“周松泉先回家拿了房产证交给刘炳炎，后签署了《补充承诺》”有异议，称是“先签署了《补充承诺》后在刘炳炎的要求下回家拿了房产证”。从余某的陈述来看，2016年1月5日报警后公安机关即将双方带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次日双方又到派出所继续协商，除了在派出所外，双方交涉的地点还有和一酒店3楼茶室，仍是公共场所，周松泉也认可对方并未采取暴力行为，而且在出具了《补充承诺》之后周松泉陆续向刘炳炎偿还了共计25万元款项，上述过程和行为均不足以表明周松泉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补充承诺》。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松泉主张其受胁迫签订《补充承诺》证据不足，从而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周松泉提出的要求撤销《补充承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周松泉增加的上诉请求“1、撤销周松泉借款担保及《承诺》；2、判令刘炳炎返还周松泉已支付的25万元款项”系周松泉在二审中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刘炳炎就此提出了异议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周松泉就其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可另行起诉。综上所述，周松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周松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刘朝晖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