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9民终16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澜，女，1995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琪，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新美，江苏大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璇璐，女，199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忠，滨海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惠澜因与被上诉人陶璇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2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惠澜偿还陶璇璐3万元的判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陶璇璐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因缴纳上岗责任金而产生借贷的事实基础，案外人王帅转账给陶璇璐的款项系惠澜在大大集团上班时客户的投资款，与陶璇璐无关，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事实，一审判决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认定不清；2.大大集团倒闭后，陶璇璐屡次到惠澜老家闹事，还威胁不还钱就找惠澜麻烦。惠澜在陶璇璐的威逼下，并不清楚陶璇璐是否真的替大大集团将钱还给客户，无奈就投资纠纷签下该协议。陶璇璐未提供其转账给王帅的债权凭证，王帅亦未到庭作证，一审未对调解协议形成及实际支付情况进行调查。陶璇璐在未支付给王帅投资款项的情况下，没有获得惠澜返还投资款项的法律基础。陶璇璐支付了投资款，其应当依据支付凭证向大大集团主张该款项或申报债权。双方在调解协议中对争议也未达成共识，明确待大大集团调查有结果后再协商解决，因此一审以调解协议判决惠澜承担还款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3.陶璇璐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应向陶璇璐释明变更诉讼请求。陶璇璐在一审中坚持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并主张返还借款本金，在一审法院释明和告知法律后果后，陶璇璐仍坚持民间借贷关系陈述事实和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诉请或驳回其起诉。而一审法院无视陶璇璐主张的民间借贷的诉讼请求，直接按照合同纠纷进行判决，已超出陶璇璐的诉讼请求范围。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惠澜承担还款责任属于适用法律有误。陶璇璐辩称，1.双方之间不是借贷合意不清，而是实际发生了借贷关系，陶璇璐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已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并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定；2.在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是三方协议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派出所作为调解人具有公信力，依法应予支持。同时，惠澜不能代表大大集团，无权收取其所称的所谓客户投资资金，而且惠澜也不是陶璇璐的领导，与本案借贷没有关系；3.本案是惠澜缺少上岗责任金而向陶璇璐借贷不予归还所引发，陶璇璐减少4000元本金出于无奈，并不是其自愿放弃，因为陶璇璐不放弃4000元本金惠澜就不在调解协议上签字，陶璇璐在派出所的劝解下为了能够尽快拿到借款本金才予以了放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陶璇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惠澜立即偿还陶璇璐借款46000元，并承担从2016年3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璇璐、惠澜与案外人邹春芹均系大大集团盐城分公司的工作人员。2015年11月23日，陶璇璐通过同事王帅向惠澜转账5万元。后大大集团因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侦查，陶璇璐要求惠澜向其还款5万元。2016年1月14日，陶璇璐、惠澜与邹春芹在新都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载明：“三方当事人因投资大大集团引起经济纠纷，经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1.邹春芹承诺从2016年2月起按每月还款2000元给陶璇璐，共23个月还清计46000元。2.惠澜承诺于2016年3月22日一次性还款3万元给陶璇璐，剩余16000元待大大集团经调查有结果后，再协商解决。3.本起三方引起的经济纠纷，作一次性调处终结，在协议履行期间，各方不得再以此事为借口纠缠对方，协议项履行完毕后三方再无纠葛。”后因惠澜未按该协议履行还款义务，陶璇璐遂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邹春芹接受法庭调查，其称：我与陶璇璐、惠澜原来都在大大集团上班，都是同事关系。后来陶璇璐因为在外做婚庆礼仪，没有时间来大大集团上班了，因为她有个客户要投资到大大集团，所以就把客户的钱通过另一个人的账户转到了我和惠澜的账上，各自是5万元，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钱存在大大集团了。当时约定每个月的利息转给她，她再转给她的客户。后来因为大大集团倒闭了，陶璇璐带了两个人找到我们说她已经把这个钱还给客户了，要求我们还款，还威胁说如果不还钱就找我们麻烦。我们当时比较害怕，就同意了她的要求，后来她们就把我和惠澜带到派出所就形成了调解协议。我们进入大大集团上班根本不需要缴纳入职保证金，我和惠澜也没有跟陶璇璐借过钱。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陶璇璐主张其与惠澜之间存在5万元的借贷关系，惠澜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款项系陶璇璐的客户通过惠澜转存在大大集团的投资款。陶璇璐应就双方之间存在5万元的借贷合意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和在公安部门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但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在调解协议书中亦明确载明系投资大大集团引起的经济纠纷，而非借款纠纷，故应依法认定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引起。但双方在公安部门达成调解协议，惠澜自愿偿还陶璇璐3万元，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之表示，应按约履行。现惠澜未能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的16000元因双方约定“待大大集团经调查有结果后再协商解决”，目前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陶璇璐坚持按照借贷关系主张该款项，鉴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故对陶璇璐要求惠澜偿还该部分款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双方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现惠澜逾期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陶璇璐要求惠澜承担利息，应从逾期之日即2016年3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惠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陶璇璐人民币3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时间和标准：从2016年3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其中，1.惠澜提供如下证据：（1）惠澜交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两份，证明惠澜于2015年11月23日17时10分收到王帅转账5万元的8分钟后即17时18分又将该5万元转入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账户；（2）上海赞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赞荣合伙企业）以及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彤投资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各一份，证明赞荣合伙企业由申彤投资公司出资，赞荣合伙企业系大大集团旗下企业，惠澜收到王帅投资款后及时转入公司账户，系职务行为，即惠澜与陶璇璐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或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陶璇璐向法院提供其手机中存储的上岗时间表及2015年11月16日认缴出资确认书，证明陶璇璐于2015年11月16日缴纳5万元保证金，且缴纳完保证金的当天即系陶璇璐的上岗时间。经本院组织质证，陶璇璐对惠澜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惠澜的证明目的，却能证明惠澜收取了陶璇璐通过王帅向惠澜转账的5万元，而王帅与当事人均是同事关系，并非投资人；2.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惠澜的证明目的，因为惠澜与陶璇璐和王帅均是同事关系，由于陶璇璐不会使用支付宝，故委请王帅将5万元借款转账给了惠澜，如果惠澜坚持认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那么应当举证该5万元是何种投资、由谁投资以及怎么投资的情况。惠澜对陶璇璐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上岗时间表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且从内容上无法反映该表格的制作方是否为涉案单位，最后在惠澜与陶璇璐身份信息后的标注时间没有备注是何含义，故无法确认该份表格所表达的含义或证明的内容。但从陶璇璐陈述的内容可以认定陶璇璐与惠澜曾经是就职于大大集团的同事，存在惠澜与陶璇璐接收客户投资的事实基础；2.对认缴出资确认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合同书注明的5万元为投资款，投资期限为90天，并未注明5万元为上岗保证金，也未表明陶璇璐当天就职于涉案公司，且上述证据可显示陶璇璐与赞荣合伙企业于2015年11月16日就签订了投资款合同，仅此而已。对于本案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陶璇璐对惠澜提供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2.对陶璇璐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陶璇璐与赞荣合伙企业于2015年11月16日签订《认缴出资确认书》，双方约定：出资人承诺认缴出资人民币5万元，出资时间2015年11月16日，投资期限90天。出资金额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出资人同意签署《入伙协议》，成为赞荣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同日，陶璇璐向赞荣合伙企业转账5万元。二审还查明，惠澜于2015年11月23日17时10分25秒收取王帅转账5万元，其于17时18分41秒转账5万元至赞荣合伙企业账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是否正确；2.惠澜应否向陶璇璐偿还3万元；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涉案调解协议在“主要事实”一栏中载明“上列三方当事人因投资大大集团引起经济纠纷”，惠澜与陶璇璐对此均未提出异议。邹春芹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亦陈述5万元系客户投资大大集团的款项，而非陶璇璐主张的借款性质，且陶璇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惠澜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依据不足以及双方系投资经济纠纷而非借款纠纷并无不当，惠澜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认定不清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陶璇璐与惠澜在新都派出所的主持协调下签订了涉案调解协议，惠澜虽主张其是在被逼无奈之下签订，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加之新都派出所系该协议的调解人，故该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因该协议中约定“惠澜承诺于2016年3月22日一次性还款叁万元（￥30000元）给陶璇璐”，而惠澜到期却未偿还，故陶璇璐主张要求其偿还于法有据。惠澜上诉时提出调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待大大集团调查有结果后再协商解决”，故双方并未就争议达成共识。然而，从涉案调解协议的约定条款可知，“待大大集团调查有结果后再协商解决”的款项系余款16000元，而非30000元，且一审法院就该16000元以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由并未判决惠澜承担还款责任，故本院对于惠澜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惠澜主张陶璇璐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并非借贷关系，陶璇璐在经释明后仍坚持其诉请，故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请或驳回其起诉，但一审法院却按照合同纠纷判决，已超出陶璇璐的诉请范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陶璇璐与惠澜之间系投资引起的经济纠纷，双方在新都派出所的协调下对债权债务关系达成了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具有合同约束力，故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根据通过调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因此，一审判决并未超出陶璇璐的诉请范围，适用法律亦无不当。综上所述，惠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0元，由上诉人惠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樊丽萍审 判 员  谢超亮代理审判员  刘 淼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唐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