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27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厚宝，男，1956年5月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玉勤，女，1974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俐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康，男，1948年2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毅，上海市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许厚珍，女，1951年1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程玲琴，女，1970年11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许厚宝、余玉勤因与被上诉人余国康、原审第三人许厚珍、程玲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1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许厚宝、余玉勤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2006年房产转让合同的买受人主体是余玉勤，不是余国康和许厚珍，余国康与许厚珍只是代余玉勤购房，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真正权利人应为余玉勤。一方面，当时家庭财政大权在余国康手上；另一方面，余玉勤当时感情受挫，对父母极度信任；再一方面，余玉勤委托父母出面购房，也是因为房屋来源是动拆迁房屋，过户时间长，怕对方反悔，余玉勤母亲许厚珍与许厚宝是姐弟，由其出面购买，从买卖合同的抬头也能反映出是姐弟两人，收据上的付款人是许厚珍一人名字，余国康的签字仅在合同的落款处出现，说明余国康不是购房人。2、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余国康没有付款能力，购房款大部分来源于余玉勤的工资，是余玉勤委托其父母保管的款项。虽然被上诉人余国康在一审中提交了涉案的31万元（人民币，下同）购房款来源于余国康的定期存单，余国康在一审中称是其长年累积的工资收入，但是，余国康并没有提供其名下的工资卡流水证明及收入证明等证据，可以与其存为定期存单的金额相匹配。余玉勤多次在一审中要求余国康讲清楚定期存单的资金来源，但余国康一直拒绝回答。根据上诉人向余国康任职单位调取的余国康退休前的收入证明，余国康退休前的最高工资仅1,640.20元/月，无法与余国康的30余万元定期存单相匹配。余玉勤的母亲许厚珍退休前长病假，收入仅300余元/月及每一季度80元补贴。上诉人余玉勤在一审提交的收入证明显示，从1995年8月参加工作至2007年累计收入74万余元，还不包括事业单位各种现金补贴等，上诉人余玉勤还提交了工资款流水，很大一部分款项通过ATM取现，余玉勤将取现的大部分工资交给余国康，也是余国康定期存单的主要资金来源。3、余玉勤与许厚宝之间不存在串通。许厚宝之所以同意将房屋转至余玉勤名下，也是许厚宝知道余玉勤是实际购买人，同意将房屋产权过户至余玉勤名下，不需要余玉勤另付房款。该套房屋过户是在纠纷发生三年之前，余玉勤与父母一直共同生活在系争房屋中，余国康不可能不知道产权在余玉勤名下的事情。鉴于一审对实际购房人没有查清，对许厚宝与余玉勤之间的过户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不当，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重新作出认定。被上诉人余国康辩称，本案当事人都是近亲属关系，因此系争房屋的买卖交易过程可能不同于其他房屋买卖，但上诉人也不能无视基本证据，凭空虚构事实。房产转让合同上有余国康的签名、房款也是从余国康的账户中支出，房屋交接由余国康办理，余国康与许厚珍一直居住使用系争房屋，均说明余国康夫妇向许厚宝购房，不存在代余玉勤购房。上诉人余玉勤表述的感情问题等均不是其委托父母代签代购的理由。上诉人只是提供余国康的工资单，并没有提供其他奖金收入包括余国康的其他工资外收入，不能就此否认被上诉人在40年内积攒3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没有支付能力不是事实。许厚宝将房屋产权转移到余玉勤名下未得到余国康的同意，是亲属之间感情亲疏导致的结果，系恶意串通行为。余国康是在与余玉勤发生矛盾争吵时才知道房屋过户在余玉勤名下的事实，之后，余玉勤更是将余国康赶出系争房屋，余国康不得已才起诉，要求认定余玉勤和许厚宝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许厚珍、程玲琴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余国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许厚宝、余玉勤签订的关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国康与许厚珍系夫妻关系，余玉勤系他们所生女儿。许厚珍与许厚宝系姐弟关系。许厚宝与程玲琴系夫妻关系。系争房屋为许厚宝动迁安置所得。2004年5月9日，许厚宝取得系争房屋的《请购期房申请回单》。2006年3月12日，余国康陆续从自己储蓄账户取款后分别将8万元和23万元汇入许厚宝的账户。2006年4月11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显示，卖方（甲方）为许厚宝，买方（乙方）为许厚珍。该合同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转让给乙方；该房系甲方原浦东新区杨家镇住宅之拆迁房，自愿转让给乙方，因该房是拆迁房，暂无法办理房地产权证，办理房地产权证即过户事宜详见本合同第四条；转让价格为378,200元，具体面积待房屋可办房地产权证时，照房地产权证上的标注计算，因该房开发商已返还房屋总价的10%于甲方，故乙方只需向甲方实际支付房屋总价的90%，计340,380元，另10%由甲方陪同乙方在获取该房屋钥匙时，由乙方直接支付给房产开发商；本合同自签订之日，乙方将于2006年3月12日，持甲方身份证代甲方开户，并从乙方户内转存至甲方户内的上述房地产转让价款31万元交付甲方；剩余房款30,380元，待乙方拿到房屋钥匙后，一次性支付与甲方；甲方在获悉该房房产开发商开始交房后，立即通知乙方，陪同乙方向该房产开发商交纳该套房屋10%的余款后，将该套房屋的钥匙交付乙方；双方同意，在获悉该套房屋可以登记办理房地产权证手续时，甲方即刻陪同乙方去办理该套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并给予乙方积极的协助、配合，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提供该套房屋办理房地产权证所需的证件、材料。该合同中甲方有许厚宝和程玲琴的签名，乙方有许厚珍、余国康的签名。2006年4月11日，许厚宝与程玲琴出具《收条》，言明，收到买方许厚珍购买系争房屋的转让款31万元。同年7月23日，余国康向系争房屋的开发商即上海A有限公司交纳了系争房屋的尾款32,630元。上海市B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联载明的交款单位为许厚宝（许厚珍）。2013年3月12日，许厚宝作为卖售人与作为买受人的余玉勤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许厚宝向余玉勤出售系争房屋，转让价款为80万元，双方于2013年6月11日之前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合同中对于房款支付时间、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未作出约定。2013年4月23日，许厚宝、余玉勤申请办理系争房屋过户手续，同年5月9日，系争房屋登记至余玉勤名下。另查明，2000年余国康出资3万元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公路XX弄XX弄XX号的公租房买下，并办理了权利人为余国康的产权房。2016年10月25日，上海C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其公司的职工许厚珍，未退休之前长期病假，一直发长病假工资，家庭生活困难，有两个子女读书，报每月工会补助80元，补助到退休为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2006年4月11日的《房产转让合同》中买方（乙方）的签字人余国康与许厚珍的行为是否代表余玉勤。对此，余玉勤和许厚珍认为基于动迁房买卖，过户时间久远，怕许厚宝届时反悔，故由许厚珍出面代表余玉勤签订合同。而余国康对该说法并不认可，许厚宝、余玉勤和许厚珍、程玲琴均无证据表明当时余玉勤授权余国康和许厚珍进行签字，或者许厚宝签订该合同时明示房屋出售的对象为余玉勤。为此，余玉勤、许厚宝和许厚珍的上述观点无证据加以证明，法院难以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二，向许厚宝支付的房款是否来源于余玉勤。在《房产转让合同》签订的前后，结合该合同的约定，卖售人需支付房屋总价90%即340,380元，另外10%由余国康直接支付给房产开发商，现余国康已经提交证据，向许厚宝账户支付了31万元，另有10%的房款也已经提供证据向开发商直接支付。虽许厚宝、余玉勤和许厚珍、程玲琴认为上述31万元的来源为余玉勤，但从余国康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当初31万元的来源大多是从余国康自己的存款账户陆续取出。而余玉勤所提供的收入证明、车祸赔偿的调解书即存折等证据无法证明与31万元之间的关联性。许厚宝、余玉勤还提交上海D有限公司的《证明》以及余国康于2000年出资3万元将公租房买下的事实，以证明余国康与许厚珍收入微薄，但也完全可以通过多年的积蓄来支付这笔房款，故法院认定许厚宝已经收取的31万元系余国康支付，与余玉勤无直接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述款项来源于余玉勤。加之，即使余玉勤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确曾向余国康交付过工资等收入，其作为余国康的女儿这一特定身份，不排除当时系出于孝心或养育之恩而进行的赠与，也不能当然认定系争房屋的买受人就是余玉勤。综上，《房产转让合同》由许厚宝、程玲琴与余国康、许厚珍签订，虽合同中的抬头处注明卖方为许厚宝，买方为许厚珍，且合同中也注明“自愿转让给乙方（许厚珍）”，但因实际签订时乙方有余国康和许厚珍两人签订，且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大部分房款即31万元房款均由余国康向许厚宝支付，故上述合同的买受人应当确认为余国康和许厚珍。现该合同签订后，许厚宝、余玉勤在明知系争房屋已经出售给余国康和许厚珍的情况下，又擅自就系争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显然损害了余国康的合法利益，应当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许厚宝与余玉勤于2013年3月12日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许厚宝、余玉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由余国康单位出具的余国康退休前工资收入明细表、余国康的劳动合同、余国康的职工登记表，证明余国康在退休前即2008年1月之前达到的最高工资收入也就1,640.20元/月，不能与余国康提供的30余万元的定期存单金额匹配。2、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及存单，证明余国康开设整存整取账户时间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不可能是其日常收入积蓄，而是余玉勤委托余国康代为管理的工资收入。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包含奖金及其他工资外收入，不能代表余国康的总收入。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又称，即便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只能表明存款发生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不能代表存款的来源时间只能是2001年至2006年。余玉勤称这些钱是其放在余国康处的存款，但是存放钱款与余国康购房没有因果关系，更何况余玉勤没有证据证明将工资存放在余国康处。本院认为，基于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否认，故本院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系争房屋原为许厚宝与程玲琴的动迁安置房。许厚宝与许厚珍系姐弟关系，因此2006年4月11日的房产转让合同抬头为两人，但两人的配偶同时在合同的落款处签字确认，故可以认定为许厚宝的妻子程玲琴同意许厚宝出售、许厚珍与丈夫余国康共同向许厚宝购房。上诉人余玉勤系许厚珍、余国康的女儿并没有在该份合同购买方中列明，故从该份房产转让合同中并不能反映出余玉勤的购房人身份。关于上诉人余玉勤以被上诉人余国康没有出资能力为由主张其才是实际购房人一节。本院认为，首先，余国康已就31万元款项提交了定期存单以及31万元是从其账户转至许厚宝账户的转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余国康存在实际付款行为，且上述款项来源于其之前的存款。其次，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余国康的工资收入以及账户的开户时间等证据，以此否认余国康有31万元的存款，对此，余国康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就关联性提出异议，因工资收入证明、账户开户时间等证据与存款的多少之间缺乏必要关联性，故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难以采信。至于余玉勤在一审中提交的自己收入证明及车祸赔偿存折等证据，也因与余国康31万元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故一审未予采信，亦无不当。最后，即使余玉勤的收入较高，但也有日常生活中花费的问题。钱款在存为定期之前也非特定物，在没有明确约定情况下，钱款存入余国康名下，余玉勤不能以收入与存款的匹配程度主张这些款项仍为余玉勤所有。退一步讲，即使这些钱款为余玉勤给余国康的，则也因余国康存在自己名下，钱款的法律性质已有不同，余国康取出时，余玉勤也应与余国康重新明确这些款项的权利属性，然余玉勤仍没有要求余国康对此确认。据此，上诉人余玉勤以资金来源于其收入为由主张其才是真实购房人，本院难以采信。本院注意到，余玉勤在余国康、许厚珍购房期间从未就其才是房屋真实权利人与余国康、许厚珍作出明确约定，余国康、许厚珍在房屋交付后一直居住于系争房屋内，这些事实也不能当然否定余国康对房屋的权利。鉴于余玉勤与许厚宝在明知合同购买人为许厚珍、余国康夫妻的情况下，既未告知余国康也未征得余国康的同意，两人擅自签订买卖合同，损害了余国康的权益，应认定为无效。综上所述，许厚宝、余玉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00元，由上诉人许厚宝、余玉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兵审判员 郑卫青审判员 杨斯空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 樱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