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3民终3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宝，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进泉、孙江潮，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凤，男，195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洋、郑阳春，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审第三人：程瑞玉，女，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原审第三人：林松涛，男，197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原审第三人：陈秀英，女，196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原审第三人：林松霖，男，197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诉人杨国宝因与被上诉人余文凤、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5)涵民初字第3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江潮、被上诉人余文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阳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国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杨国宝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余文凤承担。事实和理由：1、在常规合同格式中，行头的甲方、乙方仅仅是一种主体的说明，当合同末端的甲乙双方主体明确时，必然要认定合同的相对人就是合同末端的甲乙双方。另外，合同第七条也明确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署双方为杨国宝与程瑞玉，故应认定该合同的相对人系杨国宝与程瑞玉。一审认定该合同无乙方即杨国宝的身份信息及签名而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是错误的。2、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讼争房屋的购房款为70万元，汇款时间为签约之日即2013年6月5日，收款账户为程瑞玉的指定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9916卡）。杨国宝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在2013年6月5日，其汇款70万元至程瑞玉的指定账户。汇款时间、金额、账户的一致性，应认定杨国宝汇款给程瑞玉的70万元为本案的购房款。一审法院对该汇款的用途不予认定为购房款，也是错误的。3、杨国宝一审提供的公证书，虽然该公证书只是载明程瑞玉将房屋出卖给他人，没有明确载明程瑞玉是将房屋出卖给杨国宝，但该公证书原件在杨国宝处，应认定讼争房屋是出卖给杨国宝。4、杨国宝一审提供的票据都指向育华小区，而程瑞玉在该小区仅有一套房屋，应认定该些票据是缴纳讼争房屋的相关费用。该些票据原件都在杨国宝处，应认定杨国宝实际占有讼争房屋。杨国宝将讼争房屋出租，不影响其占有的本质属性。5、杨国宝曾催促程瑞玉配合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但程瑞玉以长期在外为由告知杨国宝等到2014年农历年后再配合办理。在程瑞玉回莆田后，为避免其再次外出不归，杨国宝与程瑞玉及相关受托人到公证部门办理委托公证。但杨国宝与受托人去办理讼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被告知讼争房屋已经被查封，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因此，造成讼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责任在程瑞玉，而不是杨国宝。6、虽然讼争房屋登记在程瑞玉名下，但其权利状态已与程瑞玉无关，故杨国宝可以享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被上诉人余文凤辩称：1、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二条中约定，在合同签订时支付购房款，但该合同第六条又确认购房款在合同签订时收到，明显不符合常理。按照一般习惯，购房款是合同签订后才支付。2、《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确认讼争房屋的产权证已经丢失。在房屋产权证丢失的情况下，杨国宝在合同签订时就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也不符合常理。3、由于程瑞玉没有出庭，《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杨国宝提供的汇款记录只能证明杨国宝与程瑞玉之间有一笔70万元的款项往来，但不能证实该款项是用于购买讼争房屋。4、杨国宝一审提供的《公证书》，并没有确认讼争房屋已经出卖给杨国宝。该公证书原件应当在受托人林峻琦手中，不可能在杨国宝手中。因此，该委托书可以进一步证实杨国宝并未向程瑞玉购买讼争房屋。5、杨国宝一审提供的卫生费收款收据、有线电视缴费凭单、国家电网缴费函等，均不能证实杨国宝向程瑞玉购买讼争房屋并实际占有。6、杨国宝一审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杨国宝与案外人蔡志疆签订，真实性无法确认。杨国宝一审提供的所谓租金7万元的汇款凭证，是由蔡伟彬所汇，并不是蔡志疆汇款。该合同也约定一次性支付三年租金66000元，也不符合常理。因此，该合同也不能证实杨国宝已经实际占有讼争房屋。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未提交书面答辩，也未到庭陈述意见。上诉人杨国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国宝与程瑞玉于2013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确认涉讼房产归杨国宝所有；2、立即停止对涉讼房产的强制执行，解除对涉讼房产的查封；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余文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0日，程瑞玉、林松涛向余文凤借款53万元，该借款由林松霖担保，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一个月。借期届满后，程瑞玉、林松涛、林松霖未依约清偿债务。2014年4月24日，余文凤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同日一审法院作出查封程瑞玉所有的坐落于莆田市××区××街××支路Ａ301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莆市房权证城厢区字第××号)的诉前保全民事裁定。2014年4月28日，余文凤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与林松涛系夫妻关系)、林松霖共同归还借款53万元及利息。2014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涵民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余文凤于2015年3月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53万元及其利息。2015年3月3日，一审法院执行立案。因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义务，一审法院拟对涉讼房产进行司法处置，案外人杨国宝以其已买受涉讼房产，且按约付清全部购房款并已实际占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解除对涉讼房产的查封。2015年9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涵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杨国宝的执行异议。杨国宝不服，以原告身份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分析，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杨国宝请求确认该合同效力问题，不予支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杨国宝已经取得涉讼房产所有权，也不足以证明程瑞玉已将涉讼房产交付给杨国宝，且杨国宝已实际占有使用涉讼房产，故杨国宝请求确认涉讼房产归其所有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杨国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对涉讼房产的强制执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杨国宝诉求依据均不足，不予支持。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国宝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杨国宝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国宝与被上诉人余文凤、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杨国宝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上诉人杨国宝与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讼争房屋经由上诉人杨国宝出租给案外人蔡志疆后，现由案外人蔡志疆占有的事实。被上诉人余文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因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未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且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国宝一审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因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未到庭陈述意见，无法认定该合同中“程瑞玉”的签名是否系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本人所签。根据该合同第三条，上诉人杨国宝在知道讼争房屋的产权证已经丢失的情况下，仍与原审第三人程瑞玉签订该合同，并在产权证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之前就一次性支付所谓的全部购房款70万元，且汇款记录不载明汇款用途，有违常理。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买卖双方在六个月内办理讼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其双方并没有办理。如果上诉人杨国宝有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却不在签订合同后立即要求原审第三人程瑞玉办理讼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直至讼争房屋被法院依法查封后才办理公证，要求原审第三人程瑞玉委托他人办理，也有违常理。上诉人杨国宝一审提供的卫生费收款收据、有线电视缴费凭单、国家电网交费提醒函等，均没有载明户主或者缴费人系上诉人杨国宝，故无法证实上诉人杨国宝已经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上诉人杨国宝主张其已将该讼争房屋出租给案外人蔡志疆，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该租赁合同约定在签订合同时就一次性支付租金66000元及押金4000元，有违常理，且汇款7万元系由案外人蔡伟斌所汇，并非蔡志疆本人汇款，汇款也没有载明用途，故无法证实该讼争房屋已出租给案外人蔡志疆。综合以上分析，一审不予认定上诉人杨国宝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上诉人杨国宝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权利可以排除讼争房屋的执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确认讼争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排除讼争房屋的执行，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程瑞玉、林松涛、陈秀英、林松霖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杨国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美双审 判 员  李 忠代理审判员  彭赵龙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倪益群附：相关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