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0408民初1881号原告：胡思菊，女，汉族，1980年7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初，衡阳市兴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南路杏花村。负责人：许利阳，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中伟，男，汉族，系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女，汉族，系该行工作人员。原告胡思菊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以下简称“蒸湘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4月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思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初，被告蒸湘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中伟、张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思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存款人民币141082.5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到被告赔偿原告全部损失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胡思菊系被告蒸湘支行的储户，2011年11月17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一张农行借记卡，起初，存取款正常，不料2016年9月14日原告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雁峰支行营业网点理财时发现，卡中账户143926.68元居然变为3689.68元，遂与该行交涉。该支行网点要我迅速去被告蒸湘支行（开户行）查询，原告迅速赶往被告处，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随后原告前往辖区联合派出所报了案。该所受理此案并立案调查。现原告根据被告蒸湘支行网点打印出的银行流水单，结合派出所的案情进展可知：在2016年9月6日晚上22时18分48秒至9月7日凌晨零点35分40秒之间，有人在福建莆田用复制的银行卡（伪卡）分六次取走了原告账户的140302.5元。再加上之前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刷的845.5元（2016年的2月6号在POS机上消费的800元与2016年7月3号在外地消费的45.5元），总共被盗刷141082.5元。综上，原告在被告蒸湘支行处开户办卡，双方已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保证客户存款安全是被告的基本义务。原告的该借记卡一直随身携带，从未向他人提供或泄露过借记卡密码。原告在该借记卡未离身的情况下,因该借记卡内资金被他人盗刷，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被告予以拒绝，故诉至法院。被告蒸湘支行辩称，原告诉请的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告在我行的消费记录，原告的卡被盗刷距离报案日期有7天，这7天足够原告去全国各地刷卡；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卡没有交给别人使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未去福建莆田；原告的银行卡所谓的盗刷是在正常的交易程序的情况下使用，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是异常的；被告给原告办理银行卡，原告签订了承诺书，原告对银行卡的密码以及银行卡本身负有保护义务，丢失后，原告有及时补办挂失的义务，现在原告银行卡被盗刷，这个责任在原告，是原告泄密；就算原告的卡是被盗刷的，这责任也不是被告的责任，我行已经履行了正常的发卡程序，银行卡不存在瑕疵，是依法依规发放的，且原告的卡不是在农业银行衡阳支行盗刷的，我行不应该承担责任；原告在公安机关的报案是原告的陈词，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根据原告的报案事实，原告的银行卡盗刷是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先追究刑事嫌疑人的责任，并移交公安机关。综上，被告不承担本案责任。当事人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2015年-2016年原告在被告处银行卡流水交易清单，拟证明原告银行卡内从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9月7日两天被盗刷的事实。被告蒸湘支行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辩称被盗刷不是事实。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被告蒸湘支行提供的原告借记卡用卡流水交易清单一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且结合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的《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等材料载明的信息，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应予以采信；2.原告提供的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的《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拟证明原告的银行卡内在福建被人盗刷取款139999元，已被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立案侦查。被告蒸湘支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该证据只是公安机关对原告所述事实的立案，并没有对案件事实的定性，没有对盗刷以及案件损失定性。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院待证事实相关联，且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院定案依据；3.原告提供的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出具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的银行卡在被盗刷期间一直被自己保管，未泄露密码，以及该卡在福建被人盗刷的事实。被告蒸湘支行对该证据的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在公安机关所说事实的内容异议，辩称原告在公安机关的述说不是事实。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明本案银行卡被刷事故的经过，且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确认。4.原告提供的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对证人欧阳慧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持有的农业银行借记卡，没有向其他人泄露密码。被告蒸湘支行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辩称原告接触的人是不定数，原告说没有向证人泄露密码，是不具有证明力的，不足以证明其没有泄露密码。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亦能证明本案银行卡被刷事故的经过，且该份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5.原告提供的证人欧阳慧的证言，拟证明原告持有的农业银行借记卡，没有向其他人泄露密码。被告蒸湘支行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辩称原告的提问是诱导性提问，证人所说的事实是不真实的，且证人是原告的同学，证人与原告是个人之间的诉说，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向其他人泄露密码。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与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对证人欧阳慧的《询问笔录》的拟证事实及拟证目的一致，亦能证明本案银行卡被刷事故的经过，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6.被告提供的原告借记卡用卡流水交易清单，拟证明原告银行卡被刷至报案时间相差7天，足够原告在全国各地使用其卡，不能说明盗刷卡。原告胡思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请求法院核实，辩称该证据属于被告方自行提供的，报案时间与被盗刷之间相差7天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原告没有开通短信提示的业务，原告不知情是合理的。经庭审质证，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涉案银行卡流水交易清单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7.被告提供的银行卡章程及协议，拟证明原告有保护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否则自行承担责任。原告胡思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银行的条款是格式条款，没有对银行泄露密码的这个责任进行规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银行卡密码泄露是原告泄露的。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形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院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8.被告提供的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的《接报案登记表》，拟证明原告诉请属于刑事案件且没有定性。原告胡思菊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经庭审质证，该份证据与原告提供的《接报案登记表》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院待证事实相关联，可以作为本院定案依据。根据原告诉请、被告答辩，以及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本院认定涉案事实如下：2011年11月17日，原告胡思菊向被告蒸湘支行提交了借记卡开户申请书，在被告蒸湘支行处办理了一张农行借记卡，原告胡思菊在使用此卡过程中一直未开通手机短信提醒业务，原告胡思菊主要用该借记卡在被告银行柜台处办理理财业务，但未开通网上认购理财业务。2016年9月6日晚上22时18分48秒至2016年9月7日凌晨00时35分40秒之间，原告胡思菊的银行卡在福建省莆田市被他人以取款、转账的方式分六次共取走139999元、六次取款共产生手续费238元。从银行交易历史明细清单看，具体包括：2016年9月6日22时18分48秒现金取款10000元，产生手续费52元；2016年9月6日22时19分42秒现金取款10000元，产生手续费52元；2016年9月6日22时22分48秒跨行转账49999元，产生手续费15元；2016年9月7日00时27分38秒跨行转账50000元，产生手续费15元；2016年9月7日00时35分01秒现金取款10000元，产生手续费52元；2016年9月7日00时35分40秒现金取款10000元，产生手续费52元。上述六次取款显示的对方账号均为999901910000001，该账号经查明系“94过渡账号”，非某一具体收款人账户。2016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左右，原告胡思菊前往衡阳市雁峰区的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理财业务时，银行柜台工作人员告诉原告账户里没有钱了，在银行柜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原告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开户行）处查询银行交易历史明细清单，发现涉案银行卡内余额仅3689.68元。被告处工作人员告诉原告，原告卡上那些转账的钱都是转到一张中国建设银行的卡上，户主：余金华，开户地：福建省莆田市。2016年9月14日下午三点，原告遂即到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报案。2016年9月14日16时54分31秒至16时56分34秒，原告胡思菊将涉案银行卡的余款3689.68元全部转出。2016年9月16日，联合派出所作出处理意见：属本单位管辖的刑事案件，建议及时调查取证，受案民警：贺小虎、梁福涛。2016年9月26日，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作出蒸公（联）立字[2016]132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胡思菊银行卡被盗刷案立案侦查。另查明，2016年9月6日晚上22时18分48秒至2016年9月7日凌晨00时35分40秒期间，涉案银行卡在福建省莆田被刷的视频监控显示，操作人在整个转账及取款过程中均系蒙面进行的操作，无法看出操作人的模样。2016年2月6日14时52分05秒，原告胡思菊的银行卡在POS机上消费800元，2016年7月3日12时37分11秒，原告胡思菊的银行卡在POS机上消费45.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原告胡思菊在被告蒸湘支行处办理借记卡，双方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对于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问题，被告主张原告的银行卡盗刷是刑事案件，应当依法先追究刑事嫌疑人的责任，并移送公安机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蒸湘支行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盗刷案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见刑事案件的是否侦破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故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依法应继续审理。关于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刷是否系原告本人所为、是否属于被盗刷、是否属于伪卡交易的问题，原告胡思菊主张涉案银行卡被刷期间，其本人身在衡阳市，并向本院提供了公安机关报案登记材料以及证人欧阳慧的当庭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院调取蒸湘分局联合派出所的卷宗材料以及证人欧阳慧的《询问笔录》能相互印证，故原告主张其案发当时本人身在衡阳确有可信度。虽原告的银行卡被刷日期与原告报案日期之间间隔7天，被告主张这7天足够原告本人去刷卡，但这与原告未开通银行卡手机短信提醒业务的个人交易习惯有关，且原告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发现银行卡被刷事实后，立即采取报警等处理措施，并提供了涉案银行卡的原卡核查，亦有证人欧阳慧的证言证明在2016年9月6日案发当晚的8点证人欧阳慧见到原告本人及其所携带农业银行卡的事实，故被告主张涉案银行卡被刷系原告本人所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原告银行卡被刷系原告本人或其授意的他人所为，亦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的几笔转账交易的收款账号与原告存在关联，但被告未就上述事实进行有效举证，故被告蒸湘支行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刷是否属于被盗刷、是否属于伪卡交易的问题，被告蒸湘支行主张就算原告银行卡是被盗刷，这责任不在被告方，被告方发的银行卡不存在瑕疵，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主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从涉案银行卡被刷的案发时间点、原告胡思菊的理财交易习惯、证人欧阳慧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监控资料等，认定涉案银行卡被刷系犯罪分子盗刷，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无不当，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以及本案的事实认定可判断，原告不在案发现场，应系案外人持伪卡交易,故本案应认定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盗刷系伪卡交易。三、关于原告胡思菊是否应为涉案银行卡的密码泄露承担相应过错责任以及本案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被告依据银行卡章程及协议主张原告有保护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否则自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储户，银行卡密码泄露可能是储户主动为之，或储户疏于保管被不法分子窃得，亦或是储户在设置和保管密码的过程中自身虽无过错，但被他人破译，还有可能因银行未尽安全保护义务而被不法分子获取。因此，不能因他人掌握储户银行卡密码即推定储户有过错，本案中，被告蒸湘支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银行卡信息和密码泄露系原告胡思菊过错所致，应依法由被告蒸湘支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因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盗刷系伪卡交易，且被告蒸湘支行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原告泄漏密码、原告本人刷卡或者原告授意他人刷卡等行为，故应认定原告胡思菊银行卡被盗刷案发当日的六笔交易系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所为。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之规定，被告蒸湘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负有保障交易场所安全、防范犯罪行为、保障持卡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故被告对于原告银行卡因被盗刷而减少的数额应承担赔偿责任。从原、被告提供的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可以认定，原告银行卡账户减少的资金为140237元（六笔取走139999元+六次取款产生的手续费238元），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40237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原告损失的款项系其存储在被告处的定期存款，故被告应按原告所存定期存款的存期及利息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关于原告诉请中包括的两笔银行卡交易金额（2016年的2月6号在POS机上消费的800元与2016年7月3号在外地消费的45.5元），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该两笔交易金额与本案有关联，原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该两笔诉请金额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思菊赔偿存款损失及手续费共计140237元及利息（以140237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8日起至被告赔偿原告全部损失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驳回原告胡思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6元，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阳 林代理审判员 熊 艳人民陪审员 范召富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谷江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