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4民终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华，女，1967年7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祥，男，1966年4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竹英，女，1968年8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蕴文，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平，云南溪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涛，男，1974年4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临沭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菊玲，云南青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竹山，云南青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地址：通海县兴蒙乡通海至玉溪二级路旁。法定代表人：王丽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期兆林，男，系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男，1968年1月1日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沭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云峰，男，1985年10月29日生，汉族，农民，住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云南铭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俊，云南铭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上诉人黄涛因与被上诉人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丰好公司）、王利、褚云峰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16）云0423民初895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蕴文、田志平，上诉人黄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菊玲、袁竹山，被上诉人穗丰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期兆林，褚云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郭文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错误。1、原审没有认定上诉人购买的复合肥系穗丰好公司与黄涛共同生产和销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赔偿协议，该协议明确本案所涉复合肥的生产厂家为穗丰好公司，以及黄涛通过手机发送给上诉人的生产厂家的位置照片，并申请卖方雇请的驾驶员出庭作证，证实其受卖方雇请到穗丰好公司运输本案所涉复合肥。但原审仅以黄涛及穗丰好公司否认就不予认定该事实，且未能查明本案所涉复合肥的生产厂家是谁，实属事实认定不清。2、原审认定王利在本案中属于见证人，但还款协议中“担保人”后面紧接着王利本人所写的“见证人王利”，这样的记载可以明确，在协商还款事宜及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若王利仅作为见证人就没有必要打印“担保人”三字，可以直接打印成见证人，王利也没必要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担保人后面。原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的存在仅认定其中一半内容，没有任何依据。二、原审没有支持上诉人有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涛所签订的“赔偿协议”明确约定如黄涛未按约定时间赔偿上诉人损失，每月加收总赔偿金1%的滞纳金，该约定内容的实质就是有关违约金的约定。而欠条及还款协议均是在此“赔偿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赔偿协议”是基础，没有赔偿协议就不可能有欠条及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中没有约定的原因是赔偿协议中已经有明确约定。但原审法院本末倒置，以还款协议中未约定违约金为由而不支持“赔偿协议”中明确约定的违约金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作出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公正判决。穗丰好公司辩称，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褚云峰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黄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是经褚云峰介绍向上诉人购买了水溶性复合肥系事实认定错误。褚云峰系上诉人公司在江川的经销商。庭审中，杨竹英已经承认其购买化肥时是联系褚云峰，因褚云峰与其三人认识，褚云峰不好在中间挣差价，而以从上诉人处购进的价格倒卖给其。当时褚云峰购进的化肥是66吨，并不是70吨。联系拉货的车辆、拉货等都是褚云峰操办，由于不是面对面进行的交易，钱又是褚云峰让其三人打到上诉人账户里，造成了系李秀华三人向上诉人购买复合肥的假象。至于收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的21万元的收条，系2015年3月5日褚云峰伙同李秀华一方将上诉人骗至勐混镇后，被李秀华等三人持刀威胁被迫写下。从交易情况看，既然是银行打款，就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另外出具收条，而收条上也没有写清楚到底是收到了谁的款项，该违反常理的“书证”，只能证明李秀华三人与褚云峰合谋敲诈勒索上诉人。二、一审判决依据以认定本案事实的赔偿协议系上诉人被威逼、胁迫所签订。2015年3月5日，褚云峰以谈供货业务为由将上诉人连同上诉人的两名同事骗至景洪市勐混镇后，李秀华等三人伙同褚云峰采用非法拘禁、持刀威胁、殴打等方法，使尽各种违法手段，逼迫上诉人签下了赔偿协议、补充协议、还款协议、欠条等一系列协议，与此同时，还逼迫上诉人打款或者联系其他人打款至被上诉人账户之中，甚至强行从上诉人住处将上诉人的车辆开走。在勐混镇时，上诉人曾两次报警，勐混镇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并就本案的事实进行调查，制作了笔录。虽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向勐混镇派出所调取本案相关材料，因勐混镇派出所新搬办公楼没有找到，但也能证实被答辩人恶意串通对上诉人实施非法拘禁、暴力胁迫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6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属应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赔偿协议”中涉及“水溶性复合肥包装生产厂家为：山东飞越化肥有限公司，实际授权生产厂家为：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及乙方在供应甲方水溶型复合肥含量不达标”的内容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而不予采信。那么，该协议中关于甲方损失的记载和认定，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印证，法院也不应当采信。最终是否造成被上诉人在协议中所述之损失，没有证据证明，损失就是凭空编造。在没有质量、工商部门参与，又无鉴定机构等相关的机构出具的有效的能够证明被上诉人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能够仅凭该协议就认定相应的损失费用和产品质量侵权事实的存在。四、产品责任属于侵权责任的一种，其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产品存在缺陷、损害事实以及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者缺一不可。本案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产品责任，被上诉人对于其主张适用产品责任应当具备的要件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质检报告》在形成程序上及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缺陷，而赔偿协议、还款协议等也并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造成土豆生长缓慢的原因有多种，种子质量、土壤、施肥方法、管理不当、地下害虫、气候气温等均可能是造成土豆生长缓慢的原因。被上诉人应向相关的农业部门、工商部门提出申请，由有关机关就本案的化肥进行采样、封存、送检，对涉案的承包地内土豆、土壤等进行抽样分析，就造成土豆生长缓慢是否与上诉人销售的化肥质量有关、相关损失是多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定。但被上诉人不选择正常的程序处理，却选择了非法的方式获取赔偿款，足见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否与上诉人所销售的化肥有关仍然存在巨大疑问。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损害后果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各种因素对损害后果发生所占原因力比例的情况下，一审仅凭受胁迫签订的协议，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3条之规定，认定本案产品质量侵权事实成立，并判决上诉人承担高于货款六倍之多的赔偿责任，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穗丰好公司答辩同意原判。褚云峰辩称，一审被答辩人将其追加为被告错误，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对其的处理。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黄涛、穗丰好公司连带赔偿其各种损失合计82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180000元，两项合计100万元（违约金计算为：从2015年3月31日暂计算至2016年6月31日为15个月，计算为：15×120×1％=18万元。该违约金从2016年6月31日后以120万为基数按月率1％持续计算并支付至该款项完全清偿之日止）；2、王利对黄涛、穗丰好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因经营农业种植形成个人合伙关系。2014年，其三人因农业种植需要购买化肥，后经褚云峰介绍，李秀华一方向黄涛购买了水溶性复合肥（该复合肥外包装生产厂家标注为“山东飞越化肥有限公司”）70吨，每吨价格3000元，合计210000元。2014年11月22日，李秀华的女婿李红光受李秀华委托，从其帐户上转入210000元化肥款到黄涛在通海县桑园信用社的帐户上，后黄涛出具收条给李秀华一方，该收条记明：“今收到化肥款210000元，人民币：贰拾壹万整（款已发出）。收款人黄涛2014年11月22日”。李秀华等人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所种植的土豆生长状况异常，不能正常生长，遂单方委托云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使用的化肥进行质量检验。2015年3月3日，该站作出（委检）2015-02-073号《检验报告》，认定送检的复合肥为：“所检样品质量不合格”。之后，以李秀华、杨金祥为代表与黄涛就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庭审中，黄涛的代理人明确表示，此次协商及最后签字，黄涛是代表其个人，并不代表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云南史泰克经贸有限公司”）2015年3月12日，双方签订了“有关化肥供应含量不达标的赔偿协议”（以下简称“赔偿协议”）和“补充协议”，“赔偿协议”中记明：“甲方代表：杨金祥、李秀华乙方代表：云南史泰克经贸有限公司黄涛。为明确乙方在供应甲方化肥不达标的前提下，经甲、乙双方多次在公开、公平、公证、友好的洽谈协商中，签订本协议：此款由李红光在2014年11月22日转账￥21万（大写贰拾壹万元整）给黄涛农村信用社银行账号62×××06上。此水溶型复合肥包装生产厂家为：山东省飞越化肥有限公司，实际授权生产厂家为：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生产时间为2014年11月16日。以上赔款用于乙方在供应甲方水溶型复合肥含量不达标，使甲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费用。对此，乙方为肥料不达标对甲方赔偿的方案如下：赔偿金额共计￥120万元（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期间为3次赔偿甲方损失，第一次乙方在2015年3月17日向甲方赔偿￥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第二次乙方在2015年3月31日向甲方赔偿￥500000元（大写伍拾万元整）；第三次乙方在2015年4月30日向甲方赔偿￥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整）。在赔款期间，如乙方没有按照本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协商的金额赔偿甲方的损失，那么，甲方有权向乙方提起诉讼。每月并加收总赔偿金的1%滞纳金。甲方：杨金祥李秀华乙方：黄涛。”“赔偿协议”签订后，黄涛给付了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部分赔偿款。2015年5月10日，黄涛出具欠条一份给杨金祥、杨竹英，同时双方签订了“还款协议”，该欠条记明：“今欠杨竹英、杨金祥现金82万元。人民币大写：捌拾贰万元整。欠款人：黄涛2015年5月10日。”该“还款协议”记明：“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还款协议：欠款方每月须偿还债权方十万；二、截止2015年12月30日之前，须偿还清所欠款额；三、欠款方如不能按本协议还款，债权方有权通过司法部门依法追款，并有权处理欠款方车辆三辆，以充抵欠款。四、此欠条和协议为双方最终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欠款方：黄涛担保人：见证人王利债权方：杨竹英2015年5月10日”。“还款协议”签订后，黄涛未按该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另查明，庭审中，李秀华一方坚持认为黄涛出售给其的水溶型复合肥，系黄涛、穗丰好公司共同生产销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以穗丰好公司是复合肥的生产商为由，提出由该公司对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李秀华一方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因穗丰好公司否认黄涛出售的复合肥是其生产的，黄涛的代理人对该事实也不予认可，且李秀华一方对该事实未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主张，原审不予支持。王利在“赔偿协议书”中签字确认其为“见证人”，并非担保人，故对李秀华一方提出由王利对本案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黄涛的代理人对其提出收条、赔偿协议、补充协议、欠条、还款协议是黄涛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所写的主张，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因未向法庭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主张，亦不予支持。黄涛与李秀华一方签订“赔偿协议”后给付了部份赔偿款，后双方又以欠条、还款协议的形式对赔偿款的金额加以确认，黄涛依法应按欠条、还款协议中确认的赔偿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提出由黄涛支付违约金180000元的主张，因签订“赔偿协议”后双方又以欠条、还款协议的形式对赔偿款的金额加以确认，其中并未约定违约金，且在还款协议中注明“此欠条和协议为双方最终协议”，故对李秀华一方提出的违约金主张，一审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向法庭所举证据均不能证实褚云峰是生产商或销售商，也不能证实褚云峰在介绍过程中获利，故其不应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黄涛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因使用复合肥造成的各项损失人民币820000元；二、驳回原告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明其购买的化肥系穗丰好公司生产。杨某陈述，其帮李秀华拉过化肥，当时是到通海里山拉，厂家叫什么名字其记不清了，第一次是其雇请的驾驶员开车跟着李万去拉，第二次也是驾驶员去的，其等在玉溪和他们一起拉去景洪。运输是李万通过信息部联系的。拉的化肥共计66吨，下货时李秀华一方付款。经质证，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实本案所诉化肥就是从穗丰好公司拉的事实。黄涛认为，证人所述证言与一审李万的证言相矛盾，证人陈述是虚假的。穗丰好公司认为，一审、二审的证人都不认识其公司，只说化肥是通海拉的，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褚云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黄涛提交了江川县人民法院执行立案通知书、江川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2014年1月20日至2015年1月5日之间，江川法院对杨竹英为法定代表人的通泰运输公司等被执行人进行执行时，发现杨竹英自2013年4月27日将通泰公司出售后即下落不明，下落不明的杨竹英等三人不可能与黄涛存在合同关系，收款收据是杨竹英2015年3月6日胁迫黄涛书写的。经质证，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仅凭裁定书上下落不明四个字不能证明杨竹英真的下落不明。穗丰好公司表示不清楚情况。褚云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本案的情况，与事实不相符。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杨某不能明确其运输化肥的生产厂家，不能证明李秀华一方所欲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黄涛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亦不予采信。经审理，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庭审中，杨竹英认可黄涛出具欠条后还偿还过4万元款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本案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主张其购买的化肥是黄涛与穗丰好公司共同生产销售，而黄涛及穗丰好公司均不认可，黄涛称其销售的是山东飞越公司的化肥，穗丰好公司则表示其公司主要生产穗丰好复合肥，没有为其他公司生产过。对此，本院认为，关于李秀华一方主张黄涛参与生产化肥的事实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化肥是否属穗丰好公司生产的产品，因李秀华一方所举证据中，证人证言一、二审均不予采纳，而赔偿协议所载“复合肥包装生产厂家为：山东省飞越化肥有限公司，实际授权生产厂家为：云南通海锦达穗丰好复合肥有限公司”的内容系李秀华等人单方打印，在发现问题及协商赔偿的过程中其并未联系上述公司，故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前提下，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李秀华一方系直接将货款支付给黄涛，褚云峰虽参与协调并安排运输，但其未从中获利，原审认定黄涛为化肥的销售商并无不当。因黄涛未能举证证实其销售化肥的具体生产厂家，依照上述规定，应由其承担侵权责任。关于损失范围及赔偿金额，李秀华一方已与黄涛在赔偿协议中进行过确认，虽黄涛主张该协议系受胁迫所签，并非其真实意思，但经二审审查，其所称向勐混镇派出所报警一事发生于签订协议之前，之后其并未向警方报过案，相反还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并以欠条、还款协议的形式再次确认了债务及偿还期限，故本院对黄涛所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其应依照双方确认的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因庭审中李秀华一方自认，黄涛出具金额为82万元的欠条后还偿还过4万元，故扣减后尚欠金额应为78万元，原判认定不当，二审予以纠正。关于李秀华一方主张的违约金，因双方最后达成的还款协议对此未作约定，本院不予支持。王利在还款协议上署明其身份为见证人，而李秀华一方也认可双方协商时未说过王利要承担担保责任，故其要求王利连带偿还债务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及黄涛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欠款金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2016）云0423民初895号民事判决；二、由黄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各项损失780000元；三、驳回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负担3036元，黄涛负担107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秀华、杨金祥、杨竹英负担3036元，黄涛负担107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析咛审判员  荆 燕审判员  ＸＸＸ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书记员  陈柯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