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281民初354号原告：张新兰，女，197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告：江永明，男，199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原告：江某，男，200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乐昌市梅田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许其俊，男，1971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清，乐昌市梅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诉被告许其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新兰及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被告许其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6年10月29日《调解协议书》；2、被告应一次性赔偿原告各项费用299795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新兰的丈夫江东海于2016年10月9日由被告雇请到属于被告的林场从事护林工作，在割草中遭受到毒蜂伤害，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10月10日死亡。江东海死亡后，被告支付了2万元给原告方作为江东海的安葬费。江东海的安葬后，原告张新兰要求被告给予赔偿，被告于2016年10月29日邀请被告所属的谭司村委会干部和原告所属的三和村委会干部一起做原告张新兰的思想工作，要求原告张新兰同意接受被告一次性赔偿包括安葬费在内的63000元。原告张新兰因没有文化，不懂法律，因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心情正处于最悲痛之时，被告和两个村委会干部也没有通知原告江永明回来协商赔偿事宜，在被告和两个村委会干部的极力“劝说”下，原告无奈的与被告签订了所谓的《调解协议书》。上述原告认为该《调解协议书》无效。一是乘人之危达成的协议，二是违背了原告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三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方的权益和应得的利益，四是原告江永明是江东海的儿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处理该纠纷，并没有授权给母亲原告张新兰，同时也没有授权给两个村委会，两个村委会不是调解主持单位，只是在场人。因此该协议书无效，请求法院撤销该《调解协议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对江东海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方299795元。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请求，作出公正判决。被告许其俊辩称：一、答辩人对死者江东海被毒蜂蛰死没有任何过错。答辩人将本案所涉及的林地护育工作以总价6300元发包给张林清和死者本人等人实施，有关施工的工人、工具、交通、伙食等均由承包人负责，完工后答辩人验收合格后付款，根据现场参与割草人员的证言可以确认，死者当天去到施工现场时，承包人之一的江林清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死者中间那一块有毒黄蜂，不要去割那块，先割完上面一段，然后再一起去处理有毒蜂那部分，当割完上面那段之后，死者便一个人跑去割有毒蜂那部分，工友当即喊他不要去搞才，但死者却答说：“怕个卵”而擅自去挑战毒蜂而被蛰死的。死者被蛰以后，同施工的人打电话给答辩人，答辩人在第一时间就赶往现场指挥抢救，同时拨打了120来抢救，答辩人赶到现场后就立即协同现场施工人员将伤者背下山下，当背到离公路不远时梅花卫生院的救护车就来了，然后就用医院的担架将伤者抬到救护车上，到医院后答辩人也积极协助医院治疗事宜，上述事实可以确认死者的死亡属意外事故，是其本人太大意，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人，在工友已经明确告知了那里有毒蜂的情况下，其应当充分的预见存在的危险性，准确评估毒蜂的危害，完全可以放弃对有毒蜂那部分的施工或者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避免被蛰伤，因此，被毒蜂蛰死是其自己放任造成的，责任应当由其自行承担，答辩人在此次毒蜂蛰伤人事故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不应承担责任。二、《调解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2016年10月29日在梅花镇谭司村委会办公室，由谭司村调委会和梅花镇三和村调委会的主持调解、原告张新兰及其本村亲戚和本村理事长老一起参加的调解处理下，双方完全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和第四条的规定，结合当事人双方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该《调解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三、本案所涉及的《调解协议书》不符合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根据当时主持调解的谭司村调委会和三和村调委会及其他参与调解人员的证言证词可以证实，在调解时虽然有原告张永明不在场，但在调解处理当中当事人张新兰是通过电话征求了其意见后才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当事人张新兰作为死者的老婆完全有权利在张永明的认可下全权处理，而且死者死亡后原告张永明也回来了处理后事，在处理完死者后事后的十多天后才在两个村的调委会主持进行调解，在这十多天里原告家庭应该对处理整个纠纷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在意见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才要求调解处理的，而整个调解过程双方都是完全自愿，双方均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和压力而自愿达成的协议。因此，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依法应当给予维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即原告张新兰系死者江东海的妻子，江永明、江某系张新兰、江东海的儿子，江某尚未成年；2016年10月9日，江东海在为被告许其俊承包的山林从事割草工作时被毒蜂蛰伤，于2016年10月10日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0月29日，在原告张新兰所在的村委会、被告所在的村委会的主持下，原告张新兰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由被告赔偿原告共计63000元，其中包括之前已付的20000元安葬费。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以及陈述，认定如下：1、调解协议书、梅花镇坛司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梅花镇三和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江东培的证人证言。调解协议中有原告张新兰（亦是原告江某的法定代理人）、被告许其俊的签名确认、原告张新兰及被告所在的管理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签名确认，两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之后亦出具了证明，证实该协议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未受到胁迫和外力影响，而原告张新兰主张该协议是在乘人之危，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的，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张新兰的签名确认可以认定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书对张新兰、江某有约束力。至于该调解协议没有江永明的签名确认，对江永明是否有约束力的问题，因张新兰所在的村委会参加调解并作为在场人签名的人员中，江东培、江石宝、江东正、江观凤是原告方的亲属，是江永明的长辈，江东培是死者江东海的堂兄弟，还出具了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江东培作为原告方的亲属，其证言中证实是原告张新兰要求其去处理江东海死亡赔偿一事，故对其证言，本院予以采信。经询问，江东明在其父江东海死亡后，回来参加了江东海的丧葬事宜，之后便又外出打工，在其外出打工后差不多20天，张新兰便去找被告商量赔偿事宜，结合江东培的证言中所述是张新兰要求其参加调解，以及在农村这一熟人社会中，当事人的亲属、所在的村委会参与或者主持调解这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习惯，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江东海死亡之后，原告（包括江永明）及其家族成员就江东海的死亡赔偿事宜，内部进行了讨论、沟通，虽然江永明外出打工不在调解现场，但足以认定江东培等人作为江永明的长辈，参与调解并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是得到江永明默许的，故此，该调解协议对江永明亦具有约束力。2、张林清、李坤山的证人证言。张林清、李坤山均是由被告申请出庭作证，而根据原告张新兰的自认，张林清是张新兰娘家村委会的人，与张新兰系兄妹关系，正是基于张林清与张新兰之间的关系，张林清才询问张新兰其配偶即江东海是否有空闲时间去给被告承包的山林割草，故对张林清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张林清的证言，再结合李坤山（系与江东海一起为被告承包的山林割草的人）的证言佐证，可以认定张林清、李坤山与江东海在一起割草时，张林清、李坤山已告知江东海，其所割草的地块有毒蜂，而江东海在张林清、李坤山已告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仍旧在该地块割草，无视风险的存在，江东海对其自身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本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就江东海因提供劳务死亡，其近亲属即原告张新兰就有关赔偿事宜，与被告许其俊达成了调解协议，根据本院对有关事实的认定，该调解协议对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均具有约束力，现原告诉讼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99795元，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根据本院对有关事实的认定，涉案调解协议系原告张新兰、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江永明在调解时并不在场，亦未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但根据江永明参与了江东海的丧葬事宜以及农村这一熟人社会处理纠纷的方式、习惯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认定该调解协议对江永明亦具有约束力。而原告方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该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相反，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即本案原、被告所在的村委会以及原告方的亲属均证实本案中并不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原告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该调解协议的情形，且江东海对其自身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涉案调解协议约定由接受劳务方即被告承担63000元的赔偿责任，与被告本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亦基本相当，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此，涉案调解协议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对于原告方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涉案调解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对因江东海死亡的赔偿事宜所自愿达成的处理方案，原告方要求撤销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要求被告赔偿299795元，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8元，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已申请缓交，由原告张新兰、江永明、江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鑫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罗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