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3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根发，男，1957年7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凤妹（系高根发配偶），1958年3月2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必成，男，1942年1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宇，男，1970年5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桑幸章，男，1956年9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焕林，男，1937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燕洪根，男，1942年6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娟，女，1958年2月2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祥（系张国娟配偶），1951年12月3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燕海云，男，1971年1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莲娟，女，1939年12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翠兰，女，1957年9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加林，男，1961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梁，男，1948年6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告:刘曼青，女，1961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燕，女，1967年12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晓玲，女，1962年1月15日生，台湾地区居民，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雯君，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阮跃芬，女，1966年1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原告：王晓惠，女，1962年3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原告：王萌珠，女，1955年2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251号。法定代表人：沈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巳理，女，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高根发、刘必成、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因与被上诉人余加林、姚梁、刘曼青、刘燕、邹晓玲，原审原告阮跃芬、王晓惠、王萌珠，原审第三人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四建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4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根发、刘必成、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不履行受托人的义务，不向上诉人在内的委托人报告谈判过程及结果。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才知晓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及上海XX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被上诉人中有4人在海院新村后排有多套房屋，为了自身利益，被上诉人在明知海院二村补偿款仅涉及第一排业主，且海院二村谈判代表未多拿补偿的情况下，煽动海院新村后排业主参与维权活动，将本属于海院新村第一排业主的补偿款发放给后排业主，导致上诉人等第一排业主权利受损，拿到的补偿款甚至低于后排业主。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余加林、姚梁、刘曼青、刘燕、邹晓玲辩称，上诉人在维权活动中知晓受托方包括后排业主，补偿范围也包括后排业主。被上诉人对补偿款的发放完全是按照业主受影响程度及参与维权的积极程度，最终根据会议纪要进行。上诉人清楚每户业主的补偿标准，但仍然签署同意书及承诺书，接受每户人民币2万元的补偿。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希望维持原判。原审原告阮跃芬、王晓惠、王萌珠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建工四建公司述称，其已按约发放了全部补偿款。至于具体分配方案，其不清楚，无法发表意见。高根发、刘必成、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阮跃芬、王晓惠、王萌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根发等13人与余加林等5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2、判令余加林等5人按照每户27,500元的标准向高根发等12人补足差额7,500元，向王萌珠补足差额5,000元，并支付差额部分的利息（以差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月22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余加林等5人承担高根发等13人律师费1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5日，包括高根发等13人在内的海院新村居民委托余加林等5人全权代表海院新村居民处理原海事大学地块施工扰民相关事宜。2015年9月14日，阮跃芬出具承诺书，言明：本人阮跃芬系居住在XX村XX号XX室。因本人没有时间参加原海事大学施工扰民的维权活动，本人愿意在收到的补偿款中拿出7,500元，作为对参加维权活动未获得补偿款的居民的补贴。2015年9月13日，案外人张某出具承诺书，言明：本人张某系居住在XX村XX号XX室。因本人没有时间参加原海事大学施工扰民的维权活动，本人愿意在收到的补偿款中拿出5,000元，作为参加维权活动未获得补偿款的居民的补贴。特此承诺。张某在该承诺书上注明：在获得开发商给予的且不低于贰万柒仟伍元的补偿款之后。高根发等称案外人张某是王晓惠的丈夫。高根发等确认王晓惠写过该承诺书。2015年11月14日，高根发等在《同意书》上签名。该《同意书》载明：关于海院新村维权代表组与地产集团因损害补偿之事，现本小区维权代表组与地产集团谈判结果为XX村XX号、XX号、XX号共44户居民每户补偿款为贰万元。2015年11月26日，建工四建公司作为甲方，余加林等5人作为乙方、上海XX公司作为丙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办事处作为调解方和监管方在该协议上签名盖章。协议明确，甲方为XX大道XX号项目的承建方，乙方为XX村XX至XX号、XX至XX号，XX至XX号业主被委托人（具体名单详见委托书），丙方为XX大道XX号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经调解，甲、乙、丙三方自愿达成协议：一、……；二、甲、乙、丙三方同意，考虑到XX大道XX号项目的全面建设对乙方正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遵守本调解协议的前提下，在XX大道XX号项目从建设至竣工的全部过程期间，给予乙方总额272.25万元的经济补贴，发放时间在2015年12月底前（具体实施方案详见补贴发放清单）。甲方在支付该笔费用后，不再接受乙方关于施工影响的任何补偿要求。2016年1月14日，余加林等5人与建工四建公司、上海XX公司、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办事处签订《会议纪要》一份，各方就海事项目（XX大道XX号）给予XX新村XX至XX号、XX至XX号、XX至XX号的282.25万元，对于上述款项的发放事宜、日期等具体事项与会各单位和群众代表达成以下意见：一、关于补贴费用的具体发放：1、2016年1月20日上午10时由建工四建公司向5位居民代表支付108万元。2、2016年1月21日上午10时由建工四建公司向5位居民代表支付1,237,500元。3、2016年1月22日上午10时由建工四建公司向5位居民代表支付505,000元。上述三批款项5位居民代表收到时，即向建工四建公司出具收条，上述款项由5位居民代表负责发放，制作清单，以清单向建工四建公司调换收条。二、关于补贴费用发放的具体地点：1、海院居委会会议室。2、人员参与：居民代表5人、街道特保、居委配合。2016年1月20日，余加林等5人出具收条，言明收到建工四建公司给XX村XX号至XX号，XX至XX号，XX号至XX号业主的补贴费用第一批108万元。同日，余加林等5人出具收条，言明收到建工四建公司给XX村XX号至XX号，XX至XX号，XX号至XX号业主的补贴费用第二批1,237,500元。同日，余加林等5人出具收条，言明收到建工四建公司给XX村XX号至XX号，XX至XX号，XX号至XX号业主的补贴费用第三批505,000万元。2016年1月20日，高根发、刘必成、阮跃芬、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王晓惠在《居民承诺书》上签名，言明:“本人代表本户所有产权人承诺：在XX大道XX号项目施工经济补贴费人民币20,000元起，坚决遵守五个居民代表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编号：沪浦洋泾调（一般）[2015]第115号）中所约定的所有条款，不参与任何影响XX大道XX号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等的活动，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协议的所有内容，如有违反愿意按照协议中的相关规定承担赔付责任”。同日，高根发等签名领取了补贴款20,000元。2016年1月21日，王萌珠签订了同样的《居民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的金额为27,500元。同日，王萌珠在业主补贴款签收单上签名，该签收单注明：应收补贴款27,500元，支出平衡款5,000元，实收补贴款22,500元。一审审理中，余加林等提供后排业主补贴款签收单、后排业主平衡款签收单、业主追加平衡款签收单，旨在证明对后排居民以及维权积极分子的奖励情况。高根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建工四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具体分配方案表示不清楚。余加林等提供街道出具的收条，证明10万元是给予余加林等5位代表的奖励费。高根发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建工四建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具体分配方案表示不清楚。余加林等提供录音证据一份，旨在证明谈判初期已经向建工四建公司交付了完整的委托书原件。余加林等受偿2万元是事前同意的；在协商过程中大家都知道赔偿范围包括133户。高根发等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录音证据经过修改截取。从录音证据仅有的内容来看，沈晖是建工四建公司的具体项目经办人，建工四建公司明确不同意加“等业主”，说明赔偿的范围就是99户。从录音对话里也可以听出对于10万元本身就是暗箱操作。建工四建公司表示沈晖是该公司海院项目的管理人员，参与过谈判事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余加林等提供了从洋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的此次维权活动的全部材料。高根发等及建工四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审理中，高根发等表示隔壁小区即海院二村也因维权获得建工四建公司的补偿，且建工四建公司仅补偿第一排业主，每户补偿2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高根发等13人与其他业主共同委托余加林等5人处理与建工四建公司之间因施工扰民的相关事宜。委托权限是全权委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加林等是否完成了委托事务，是否应当补足高根发等相应的款项。对于王萌珠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王萌珠明确在业主补贴款领取签收单上签名，知晓应收补贴款为27,500元，支出平衡承诺款为5,000元，实收补贴款为22,500元。王萌珠知晓自己的补贴款数额，并同意支出平衡款，现王萌珠再要求补足5,000元的差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王晓惠的丈夫张某于2015年9月13日签署承诺书，表示在获得开发商给予的不低于27,500元的补偿款后，愿意拿出5,000元，作为对参加维权活动未获得补偿款的居民的补贴。阮跃芬也签署了同样的承诺书。由此可见，高根发等理应知晓此次维权活动将对不能获得补偿款，但参加了维权活动的业主给予补贴，即赔偿范围不仅限于前排业主。隔壁小区海院二村因同样原因已先行获得了建工四建公司的补偿，高根发等称海院二村与海院新村的业主都是海事大学的老师和家属，按照常理，高根发等理应知晓建工四建公司对海院二村业主的补偿范围是前排业主，补偿标准是每户27,500元。在此前提下，高根发、刘必成、阮跃芬、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王晓惠在2016年1月20日签署了《居民承诺书》，签订当日已经明确知晓各自获得的补偿款为20,000元，如有疑问，应当要求阅看《人民调解协议》，了解协议内容。高根发等签署了《居民承诺书》可以视为知晓《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并同意各自获得的补偿款为20,000元。现高根发等又要求按照27,500元的标准补足差额、要求差额部分的利息、要求余加林等承担律师费，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余加林等提供的从洋泾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取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维权获得的补偿款还涵盖后排部分业主。经核查，补偿款及前排部分业主自愿给付的平衡款均已全部发放。高根发等认为余加林等存在侵吞补偿款的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不予认定。高根发等认为余加林等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采纳。由于维权活动周期长，涉及面广，余加林等作为维权代表在努力为业主维权，争取利益的同时，也应公平公正的处理相关事宜。余加林等额外领取了建工四建公司给付的10万元，即每人20,000元，同时，余加林等又以维权积极分子、后排业主积极分子的身份领取补偿款，势必引起其他业主的合理怀疑，引发矛盾。对此，余加林等应检讨在此次维权活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加强与高根发等的沟通与交流，取得理解和支持。鉴此，一审法院酌情考虑由余加林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高根发、刘必成、阮跃芬、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王晓惠、王萌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余加林、姚梁、刘曼青、刘燕、邹晓玲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关系项下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不同关系下，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予以确定。本案包括高根发在内的海院新村业主共同委托余加林等5人处理建工四建公司施工扰民的补偿事宜。经过沟通、协商，余加林等5人代表相关业主与建工四建公司及案外人上海XX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该协议明确建工四建公司给予高根发在内的业主每户27,500元。总计272.25万元。之后，余加林等5人又与建工四建公司、上海XX公司及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办事处形成《会议纪要》。根据该会议纪要，建工四建公司支付的总补偿款增加至282.25万元。上述《人民调解协议》及《会议纪要》实际为余加林等5人代表高根发等业主与建工四建公司等建立的委托合同项下的外部关系。外部效力直接体现《人民调解协议》及《会议纪要》的内容对高根发等业主具有约束力。《人民调解协议》及《会议纪要》载明的建工四建公司支付的补偿款在包括高根发在内的海院新村业主之间如何分配，由相应业主自行决定，并非一定以《人民调解协议》及《会议纪要》的内容为准。应当注意的是，余加林等5人实际在本案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系高根发等业主的受托人，另一方面亦系应当获得补偿的业主本身。2016年1月20日的《居民承诺书》对高根发等业主应当领取的补偿款金额予以明定，高根发等若有异议，应当及时提出，作为委托人当然亦可要求查看《人民调解协议》及《会议纪要》的具体内容。高根发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承诺书上签字，应当视为清楚建工四建公司的补偿标准并就业主之间的内部分配形成一致意见。余加林等5人是否同时系海院新村后排业主，后排业主实际获得补偿款是否高于高根发等前排业主，并不影响上述认定。何况，关于不同业主获得补偿款高低不一，余加林等5人关于考量了受影响程度及参与维权积极程度的解释，本身尚属合理。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余加林等5人作为受托人存在侵害包括高根发等在内的委托人利益的事实。综上，高根发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5元，由上诉人高根发、刘必成、吴宇、桑幸章、王焕林、燕洪根、张国娟、燕海云、金莲娟、陈翠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绍奇代理审判员  潘俊秀审 判 员  翟从海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罗静深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