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0122民初1227号原告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住所地：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建平良邕色公路南面。经营者李芝每，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壮族，现住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汪国祥，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杨鹏玮，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洪录，男，195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人，现住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代理人陆恒坤，广西新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与被告刘洪录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以下简称丽丰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汪国祥、杨鹏玮、被告刘洪录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恒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丽丰加工厂诉称：原告诉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南劳人仲不字（2016）第9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南宁市仲裁委对本案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条、第三十一条规定明显错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承担发放劳动报酬、工资及福利的合同义务，依合同法相对性原则，劳动者须对用人单位的销售回款负责，不得肆意侵占，被告应返还或赔偿侵占原告的全部经济损失。南宁市仲裁委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被告工作期间截留、侵占其负责管理的销售回款和进货款，没能完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构成法定的劳动争议纠纷。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第二条特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于2004年12月4日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宁华侨投资区分局工商登记，由李芝每、邓武光、曲海涛三人共同出资30000元合伙设立。随着业务的发展，原告于2008年5月开始招聘销售业务员，被告因下岗前来应聘，驻厂每月工资1800元（后升至2600元/月），每年年底有30000-50000元的奖金。原告于2009年1月在里建租停产的味精厂旧电解车间设立一个废旧收购站，派被告任经理负责该点全盘经营，由合伙人曲海涛监督执行。合伙人曲海涛从2010年初疏于管理，被告便擅自非法将原告日常经营的销售回款掌控其手中，并另外投资牟利,在里建成立新家庭，还能借款30000元给里建派出所张亚勇警官，被告经常利用他人的“善良”，借口进货、付场地租金、电费、运费等系列支出，让原告的合伙人曲海涛追加不等的现金，并将原告每年百万元的经营利润截留在手中侵占。原告合伙人曲海涛于2012年春节前与被告对账，发现被告2010年3月-2011年1月经手销售的217.825吨化工原料货款1379943.5元去向不明，被告大量坐支日常货款，还将三批从桂林以1200元/吨进货的原料按4500元/吨报账，侵占了原告的资金。被告在2012年5月答应将所得的1500000元库存经手处理后便退休不再做业务销售了，原告亦答应待被告销售回款全部结算完成后终止劳动关系，并给被告100000元的提成，双方因此于2012年5月24日签订了劳动任务《协议》。被告所侵占原告的投资款及销售回款达到3019443.6元，未能完成用人单位的劳动任务，却违反劳动纪律、还恶人先告状，企图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被告诉曲海涛一案的判决书及庭审笔录中均载明被告处置的库存价值1500000元，但其经手的销售回款并没有交给曲海涛或原告。被告截留原告的销售回款3019443.6元客观无误，其不当得利还应当包括假装向公安机关报案被骗111300元及虚报进货款132000元。必须指出，原告合伙人曲海涛在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从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了2259747.6元废旧品交给被告销售，被告非法侵占了原告这些翻数倍的销售回款。综上，被告违反劳动纪律，利用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务之便大肆侵占原告投入里建废旧收购站的销售回款高达3262743元，未能完成劳动任务，按照劳动合同相对性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1.被告返还截留原告2010年至2013年的销售回款1519443.6元及2012年至今清理库存回款1500000元，合计3019443.6元；2.被告返还原告2011年9月5日销售21吨再生塑料货款111300元及2009年9月8日至2011年9月三次虚报进货款132000元。原告丽丰加工厂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0年3月-2011年12月《实物出库单》、2010年9月-2011年1月《商品调拨单》、2013年1月24日《实物出库单》及2013年2月8日《现金支出凭单》，拟证明被告截留销售回款1519443.6元；2.（2013）青民一初字第2753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拟证明被告并未将所处理的1500000元库存回款交给原告，至今也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及工作移交手续；3.被告在2011年9月3日的《第四次洁玲边料报销单》，拟证明被告将其以1200元/吨的进货以4500元/吨的价格向曲海涛报账，侵占货款共计132000元；4.被告2010年2月、7月及2013年3月份的工资表，拟证明被告的工资是原告发放，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5.《报销支出凭单》，拟证明被告负责原告出资设立的废旧收购站日常经营事物，现金支出及工人工资全部由被告负责审批；6.2010年-2011年《现金缴款受理回执》，拟证明自从原告办理里建废旧收购站，所有向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公司回收的废料都是原告的合伙人曲海涛另用钱支付；7.2009年1月-2012年12月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三栏明细账》、曲海涛货款汇总表，拟证明原告2009年1月-2012年12月仅从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采购的货款就高达2259747.6元，故原告指控被告截留货款有据；8.《收据》、《废旧物资提货单》、《现金支出凭单》，拟证明被告在职期间惯以周转不灵为由向曲海涛申请要钱，以各种理由申请报销费用；9.《现金支出凭单》、《差旅费报销明细表》，拟证明被告虚报、重复冒领2010年春节、清明节的加班费1200元，擅自购买大量高档烟酒报销个人私用，随意大量报销差旅费，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0.被告2011年1-4月的银行账户交易历史明细，拟证明被告用其名下账号收取原告的销售回款，并侵占；11.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及立案决定书、存根，拟证明被告于2011年9月5日销售再生塑料111300元，为了将款项占为己有，向派出所报假案；12.不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已就本案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13.《丽丰厂经营管理方案》，拟证明被告系原告生产部的主任，其对原告的损失应当全权负责；14.2009年收购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公司废料《协议》、《厂房租赁合同》、《终止合同协议》、南宁华强投资公司《租赁协议书》及2013年厂房租赁合同，拟证明原告为控制运输成本而在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公司附近选择场地设立废旧收购站，并最终租下南宁华侨投资区味精厂的厂房；15.现金支出凭单，拟证明被告乱向职工发放补贴；16.合伙协议书，拟证明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系曲海涛与李芝每等人合伙开办，被告系原告的职工。被告刘洪录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亦没有截留或侵占原告的货款，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及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均确认被告系与曲海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电脑咨询单、个体工商户档案、银行流水账单、协议、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证明、说明书，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丽丰加工厂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2.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的各项费用有何依据？如何计算？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告丽丰加工厂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4年12月6日，经营者为李芝每。2013年10月31日，刘洪录作为原告，以曲海涛作为被告，张亚勇作为第三人，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起诉，以其与曲海涛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为由，要求曲海涛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支付销售提成款13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曲海涛反诉称“曲海涛与刘洪录之间系劳动关系，2009年4月，曲海涛投资300000元经营了一个废旧物回收站，并雇请刘洪录作为职业经理人，将位于南宁市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建的回收站点全盘交给刘洪录负责经营，每月待遇为底薪加销售提成，直到2013年2月8日刘洪录离职。期间，从2010年初起，刘洪录日常经营的采购、销售等都从刘洪录本人的农行借记卡（62×××10）走账。2012年春节前，曲海涛与刘洪录对账发现，2010年3月-2011年1月，刘洪录经手销售的217.825吨化工原料货款1379943.5元去向不明，三批从桂林以1200元/吨进货的原料，刘洪录却按照4500元/吨报账，双方清算后，刘洪录答应将所欠款项结清给曲海涛，同时曲海涛答应将销售回款结算完后给刘洪录100000元离职金……请求法院判令：1.刘洪录返还截留的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销售化工原料货款1379943.5元及2012年5月29日至2013年2月8日销售25车废棉的结算货款20000元；2.责令刘洪录移交2009年4月至2013年2月8日经营管理废旧物资回收的台账、物品；3.刘洪录承担诉讼费。”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2009年左右，曲海涛出资在南宁市××经济开发区××了一个废品回收站，主要业务是回收废品后加工成半成品原料进行销售，但未办理工商登记，没有营业执照。刘洪录受曲海涛聘用在该废品回收站提供劳务，曲海涛每月支付给刘洪录劳动报酬，年终还支付年终奖。废品回收站对外销售物品，以实物出库单的形式进行记录，曲海涛提交了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的实物出库单若干张，根据实物出库单记载，刘洪录为经手人，此外，刘洪录名下有一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借记卡，曲海涛提交了2011年1月-4月的交易明细，称刘洪录通过该卡侵占其货款，刘洪录责称该卡实际有曲海涛持有、使用。2012年5月24日，曲海涛（甲方）与刘洪录（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如下：双方于2012年5月24日就曲海涛补贴刘洪录离职金一事达成以下协议：一、曲海涛同意付给刘洪录壹拾叁万元销售提成，其中有叁万元是刘洪录借给里建派出所张警官，该款已由刘洪录付给张警官；二、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劳动关系结束，互不反悔；三、曲海涛另付给刘洪录狗钱贰万元。2012年5月29日至2013年2月8日，刘洪录将废品回收站收购的废棉自行对外销售共25车，每车以800元计，共得到销售款20000元，刘洪录对此出具了一张现金支出凭单。刘洪录主张该笔款项是用于抵扣《协议》中约定的狗钱，曲海涛则不认可，认为与狗钱无关。”南宁市青秀区法院认为“刘洪录虽然在废品回收站担任职务，但该废品回收站并未经过工商登记，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废品回收站实为曲海涛开办，曲海涛支付给刘洪录劳务报酬，因此，刘洪录与曲海涛构成劳务关系……关于曲海涛的反诉请求，曲海涛提交的实物出库单仅能证实物品的流通，其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虽为刘洪录，但不足以证实该卡的实际使用人为刘洪录，上述证据均不能证实刘洪录截留销售货款的事实。曲海涛向刘洪录支付工资，年底还支付奖金，可见，曲海涛对废品回收站的经营状况有所了解，在双方的劳务关系终止时，曲海涛还与刘洪录签订了支付销售提成款的《协议》，曲海涛反诉请求刘洪录偿还截留货款，既违背常理，也与《协议》的内容相互矛盾。对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12年5月29日-2013年2月8日销售废棉的货款20000元，刘洪录称系《协议》约定的狗钱，但曲海涛不认可，刘洪录签收的现金支出凭单上也未明确系抵偿狗钱，因此，刘洪录应向曲海涛返还该笔款项。对于曲海涛请求移交的台账、物品等，曲海涛没有证据证实上述物品在刘洪录处或刘洪录有保管的职责或义务，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曲海涛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刘洪录销售提成1000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刘洪录返还被告（反诉原告）曲海涛货款200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洪录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曲海涛的其他反诉请求。”曲海涛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称“……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废旧回收点归属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开设，曲海涛是合伙人，该废旧回收点由曲海涛出资交给刘洪录经营，曲海涛按月领取工资，另有加班费，本案遗漏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参加诉讼……刘洪录与曲海涛之间属于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是劳务关系，曲海涛可以提供其与其他合伙人的合伙协议和营业执照来证明双方之间属于劳动关系。如果说双方之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一审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须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后才能审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认为“……本案诉争的废品回收站是曲海涛2009年4月投资300000元成立的，而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是曲海涛与李芝梅、邓武光三人于2004年12月21日合伙开办的塑料回收加工厂。刘洪录受曲海涛聘用在废品回收站工作，曲海涛每月支付刘洪录劳动报酬，另外还支付销售提成奖……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诉争的废品回收站与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不在同一地址。曲海涛认可本案诉争的回收站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主张该站所有合同都是以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的名义来签订，曲海涛主张是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聘请刘洪录工作，但没有提供该厂相关聘用合同予以证实……”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废品回收站未经工商登记，没有营业执照，不具备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二审中，曲海涛主张该废品回收站所有合同都是以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的名义来签订，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曲海涛二审提交的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只能证明曲海涛与李芝梅、邓武光三人于2004年12月21日签订合伙协议开办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但并不能证明本案诉争的废品回收站实际上就是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的一个仓库且有营业执照。曲海涛主张是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聘请刘洪录工作，但亦不能提供该厂相关聘用合同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讼争的废品回收站是曲海涛2009年投资开办的，曲海涛向刘洪录支付劳动报酬，故刘洪录与曲海涛构成劳务关系……由此可见，曲海涛目前提供的所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刘洪录存在截留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销售货款的事实，故一审对曲海涛提出要求刘洪录偿还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销售截留货款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曲海涛要求刘洪录移交相关台账、物品的问题，因曲海涛没有举证证实刘洪录保管台账及相关物品且应交而未交，故一审判决对其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曲海涛对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以“遗漏通知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参加诉讼”为由申请再审，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2009年到2010年期间，曲海涛雇请刘洪录到本案讼争的废品回收站工作，从事废品收购业务，曲海涛按月发工资给刘洪录，曲海涛承认本案讼争的废品回收站与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不在同一地址，申请人主张是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聘用刘洪录，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刘洪录也认可这期间没有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工作，故曲海涛主张本案遗漏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厂参加诉讼的理由不成立……曲海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洪录截留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销售货款的事实，故曲海涛主张刘洪录截留销售货款的请求是不成立的，应予驳回……裁定如下：驳回曲海涛的再审申请。”另查明，2016年4月26日，原告丽丰加工厂作为申请人，以被告刘洪录作为被申请人，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令：1.被申请人返还截留申请人2010年至2013年的销售回款1519443.6元及2012年至今清理库存回款1500000元，合计3019443.6元；2.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2011年9月5日销售21吨再生塑料货款111300元及2009年9月8日至2011年9月三次虚报进货款132000元。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申请人丽丰加工厂的申请不属于仲裁的受案范围，并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丽丰加工厂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并坚持以原告丽丰加工厂与被告刘洪录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又查明，原告主张被告所支付的各项费用的依据为：1.2010年至2013年的销售回款1519443.6元，系以2010年3月至2011年12月的41张《实物出库单》、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的35张《商品调拨单》、2013年1月24日的1张《实物出库单》及2013年2月8日的1张《现金支出凭单》上所记载的数额为依据，以及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曲海涛称刘洪录截留其1700000元货款时，被告刘洪录向法庭陈述称上述货物都是经过其变卖，并收取全部货款的自认；2.2012年至今清理库存回款1500000元，系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3）青民一初字第2753号判决书中刘洪录的辩称“……签完协议后，我就不在废品回收站工作，而是从那里拉废品去卖，卖得的钱来抵协议中约定的狗钱。当时废品回收站的库存大概值1200000多元，库存大概值1500000多元”；3.2011年9月5日销售21吨再生塑料货款111300元，系被告向南宁市公安局邕武派出所报警中称被骗的21吨再生塑料，以5400元/吨计算，共计113400元，仅要求被告赔偿111300元；4.2009年9月8日至2011年9月三次虚报进货款，系因被告分三批从桂林进货41吨后，以4500元/吨的价格报账，但该货物的单价实为1200元/吨，即被告通过虚报骗取的货款为135300元，仅要求被告返还132000元。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丽丰加工厂与被告刘洪录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刘洪录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依据的事实是曲海涛与李芝每、邓武光共同出资成立了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并认为位于广西—东盟××技术开发区原味精厂的厂房的废旧收购站系原告设立，而被告刘洪录即在该收购站工作，由原告向其发放工资及年底奖金，曲海涛仅是监督该废旧收购站的工作，并非唯一的出资人。根据原告主张被告赔偿2012年至今清理库存回款1500000元的诉讼请求可知，原告在本案中所称的“废旧收购点”即曲海涛在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所受理的（2013）青民一初字第2753号案中反诉时所称的“废旧回收站”，而曲海涛在该案中提起反诉时称“2009年4月，我回南宁并投资了300000元经营废旧物资回收，雇请刘洪录作为职业经理人，将位于南宁市东盟经济开发区里建的回收站点全盘交给刘洪录负责经营，每月待遇为底薪加提成”以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的（2013）青民一初字第2753号判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市民一终字第694号判决及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民申字第77号裁定可以确认，该废旧回收站系由曲海涛出资成立，被告刘洪录系受曲海涛聘用在该废旧回收站提供劳务，由曲海涛向被告支付劳动报酬。原告所提交的《丽丰厂经营管理方案》的制定时间系2008年10月1日，而曲海涛成立本案讼争的废旧回收站系2009年4月，故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制定《丽丰厂经营管理方案》时将刘洪录列为生产部主任，无法证明被告知晓并认可该方案，也无法证明被告曾经或者一直在原告处工作，更不能证明被告在废旧回收站工作即系在原告处工作。虽然原告提交了曲海涛与李芝每等人合伙开办丽丰加工厂的合伙协议，以及原告与南宁华侨投资区味精厂、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但该合同签订时均由曲海涛签订，虽然盖有原告丽丰加工厂的公章，但曲海涛系原告丽丰加工厂的合伙人之一，其完全可以掌控原告丽丰加工厂的公章，而原告未能提供其向南宁华侨投资区味精厂及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租金等相关证据相关证据佐证，以排除原告所提供的租赁合同系曲海涛借用原告丽丰加工厂的名义与南宁华侨投资区味精厂、南宁华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或者原告丽丰加工厂为证明其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而借用曲海涛与南宁华侨投资区味精厂签订合同之后补盖公章的合理怀疑，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无法达到对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内心确信程度，不足以推翻已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至于原告提供的工资表，无法显示出系原告制定的工资表，同样无法排除系曲海涛向原告发放工资时制定的工资表的合理怀疑。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刘洪录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予支持。据此，原告用于主张被告支付的各项费用的前提已不存在，而计算该费用所依据的交易行为又均系被告刘洪录在曲海涛所成立的废旧回收站工作期间所产生，与原告丽丰加工厂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南宁市丽丰塑料回收加工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攀人民陪审员  谭庆仁人民陪审员  谢记生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韦 强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