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皖0181民初4014号原告：刘志金土地承包经营户。代表人：刘志金，男。委托代理人：吴小青，安徽三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旭，男。被告：汪妹，系被告刘旭妻子。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倪修荣，安徽韶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志金土地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刘志金）诉被告刘旭、汪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2015）巢民一初字第0303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刘旭、汪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8月25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1民终1700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由审判员翟华菁、朱月林与人民陪审员张秀月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翟华菁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志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代表人刘志金及委托代理人吴小青，被告刘旭、汪妹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倪修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志金诉称：被告刘旭原系柘皋镇建和行政村支部书记。2003年，刘旭在没有与原告办理任何合法土地流转手续的情况下，占用原告承包地3.5亩，用于退耕还林，至今已有13年。但国家每年直接补助给退耕农户的补偿款都由被告占有，原告分文未得。原告认为国家补偿给原告的退耕还林的款项应归原告所有，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两被告返还原告退耕还林补偿款672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刘旭、汪妹辩称：1、原告主张退耕还林补偿款，并没有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认为本案案由应定为退耕还林补助款纠纷。2、被告持有合法有效的《退耕还林证》，该证是被告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的权利证书，原告如主张退耕还林补助款应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刘旭持有的《退耕还林证》。3、原告主张退耕还林补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于2002年就将本案争议的3.5亩土地流转给行政村了，行政村从原告计税田亩中扣除了该3.5亩土地，行政村将该3.5亩土地发包给了被告，并由被告承担相应的农业税费，故原告无权主张退耕还林补偿款。4，当时退耕还林任务紧，税费负担重，原、被告所在行政村退耕还林土地经过几轮承包后没有人愿意承包，在没有人承包的情况下，被告刘旭作为行政村书记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才承包了该林地，与镇政府签订了承包合同，缴纳了农业税费，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植树造林，并且通过了验收，领取了退耕还林证，故原告主张没有依据。5、已有其他生效判决确认退耕还林补助款，应由退耕还林证载明的权利人享有，农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无备案，不影响承包经营权证本身的效力。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程序违法，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刘志金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代表人身份证、户口本，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河稍刘村退耕还林流转土地面积表，证明原告的退耕还林田亩面积为3.5亩。3、柘皋镇退耕还林补助清册、证明一组，证明原告的退耕还林补偿款自2003年起均由两被告领取，2003-2011年174.61元/亩，2012-2015年为87.31元/亩。4、《建和村针对河稍刘村退耕还林座谈会会议记录》一份，证明巢湖市柘皋镇建和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座谈会，针对建和村河稍刘村退耕还林情况开会，村民代表刘志金、刘志存等人发言称：2003年，建和村委会河稍刘村村民组并没有将涉案争议的田亩转让给刘旭，被告提供的183亩土地经营权并不合理合法。5、巢湖市柘皋镇建和村民委员会及巢湖市柘皋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出具的《证明》，证明2015年11月16日，巢湖市柘皋镇建和村民委员会及巢湖市柘皋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出具证明一份，其中载明“被告刘旭持有的《农村集体经营权证》，在村委会没有存根，柘皋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也没有备案”，所以原告持有的土地经营权证不是真实的。6、刘志金农业承包合同书两份、安徽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原告是案涉3.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7、情况说明，证明巢湖市柘皋镇建和村民委员会、巢湖市柘皋镇人民政府出具，载明：关于刘旭承包183亩土地经营权证，没有经过群众同意，将183亩土地经营权证划为己有，经村镇二级核实，此证虚假。被告刘旭、汪妹对原告提供证据，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土地流转人不是原告，登记表只能证明案涉3.5亩的耕地在退耕还林前是本案原告，退耕还林的时候土地已经流转给了被告，所以相关补偿款应由被告享有。证据3，补助清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系政府部门、林业部门认可的应当领取款项的人，对二份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上没有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并且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证据形式不合法，会议主持人及记录人在2003年并不在建和行政村，其余人员均是本案原告，会议内容是原告自己陈述，不属于证据，形成时间在原审第一次开庭后，我方申请的证人证言与该会议记录内容不符。赵俊胜、苏家良仅是主持人，刘亚萍是记录人，该三人没有对会议发表意见。证据5，认为该证据是建和村委会出具，仅载明公章没有存根，并没有否认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从原告所举证据来看，土地流转表已经在镇政府备案，而柘皋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是否有经营权的存根，是政府的问题，我方在镇政府是有备案的。原告应当提供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和经营权证，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我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假的。同时，本案是民事案件，原告如果认为我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假的，应当提起行政诉讼。证据6，刘志金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及安徽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植树造林时间是2002年，之前的承包合同书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7，情况说明认为形式不合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是由村民代表包括原告所写，印章加盖重复，镇政府印章直接加盖在行政村上面，没有负责人签字，更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经营权证是真是假应结合考虑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登记表及退耕还林证、农业税费登记表所确认的承包人，不能以该情况说明来推翻职能部门所颁发的退耕还林证，被告刘旭、汪妹为支持支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2、河稍刘村流转土地名称、户主、面积表一份，证明原告同意将案涉3.5亩土地转让给被告植树造林。3、2003、2004年度居巢区柘皋镇建和河稍刘农业税定产征收清册各一份，证明被告之子刘海亮为其父母缴纳了受让土地2003及2004年度的农业税，原告对被告交纳税费是认可的，至今已有10多年时间，原告都没有提出异议。被告承担交纳税费的义务，当然也享有转让后土地及植树造林补助款，现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4、《退耕还林证》，证明安徽省退耕还林工程办公室已经认定被告刘旭是退耕还林人，刘旭是退耕还林土地的承包人、林木所有人、管理人，依政策规定退耕还林补助款属被告所有。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涉案土地自2003年开始由行政村发包给被告刘旭，刘旭是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领取退耕还林补助款权利。6、林业部门发放给被告退耕还林补助款凭证，证明林业部门认可被告依法享有退耕还林补助款，所以林业部门直接将补偿款发给被告，而未发给原告。7、生效民事判决书两份、省高院及原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书八份，证明已有生效判决书均确认，退耕还林补助款均由退耕还林证载明的权利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论在政府有无备案，均不能影响经营权证的效力，与被告同一行政村的赵夕文的两份生效的行政判决书内容与前面证实的内容也是一致的。8、刘敏芳、刘志俊、刘志荣、刘华水、刘承志的录音资料一组，证明退耕还林是经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原告同意将争议土地转让，后行政村重新发包用于植树造林，一开始是给刘光乐等三人承包、后转给刘志专、第三次转给刘志荣、第四是苏湾人，最后因无人种植由被告承包进行退耕还林。9、退耕还林记录表，证明原告在退耕还林之前的承包土地面积是8.26亩，2003年之后原告交纳农业税费的计税面积有所核减，核减面积就是原告主张的3.5亩。10、退耕还林合同书补充协议，证明2003年11月30日，柘皋镇镇政府与刘旭签订，其中对有关退耕还林补偿、补贴等与耕地退耕还林补偿标准作了约定。镇政府现在又在原告提供说明加盖公章，显然与补充协议相矛盾。原告刘志金对被告刘旭、汪妹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流转面积表表明原土地承包人为原告，但流转并不能排除原告为领取流转土地的土地补偿款权利人，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4条规定，流转包括出租和转让，并不等于同土地经营权转让。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2003年的没有盖章；不能证明原告对该补偿款的放弃；本案不是双方为交费而发生的纠纷，所以诉讼时效应得在原告得知被告占有补偿款来开始计算;2003年、2004年缴纳农业税登记表纳税情况如果核实我们认可，被告交纳了农业税并不当然等同于将土地流转给了刘旭，恰恰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原告。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仅能领取属于被告的专项补助款，对国家补助农户的款项被告无权占有，退耕还林证并不能证明退耕还林补助款就应由被告享有。证据5，认为是虚假的，与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书是相冲突的，与镇政府的情况说明也是相冲突的，镇政府所盖公章是原告去镇政府核查情况，由镇政府相关人员在核查的基础上加盖的。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林业部门补偿款的发放仅能证明涉案补偿款现为刘旭占有。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省高院及原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行政判决书八份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六份行政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民事诉讼的参考，两份民事判决与本案基础事实不同，被告所持有的18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得到政府认可，判决当然也不能等同适用。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系被告单方面制作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仅几人的录音无法证明开了村民大会，应当提供会议记录等证据，且不能证明土地的权属问题。证据9，并不是被告所称的退耕还林记录表，而是柘皋镇建和行政村农户完成全年正负税农民负担任务记录表。另外，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册仅能反映原告应交税田亩是多少，不能反映原告承包合同名下的土地面积是多少。证据10，原件与复印件相同，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以此证明刘旭是涉案18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与补充协议上的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原告提交的柘皋镇政府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是针对刘旭在原审过程中提交的18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真实作出的说明，而这份补充协议加盖镇政府公章仅能说明退耕还林补助标准，没有涉及退耕还林粮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谁。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举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3，被告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以证明被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合法系无效，但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由巢湖市人民政府颁发，该经营权证是否合法有效，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本院不作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6、9、10，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5，即被告刘旭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系由巢湖市人民政府盖章颁发，原告虽提出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虚假无效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异议成立，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依法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7，系为生效判决文书，依据证据规则，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作认定。被告提供证据8，系被告单方面制作，现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作认定。案经审理，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03年，巢湖市柘皋镇建和村民委员会河稍刘村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将该村177余亩土地流转给被告刘旭用于退耕还林，其中包括原告当时承包的位于该村公路四沿的3.5亩土地，后由被告交纳该3.5亩土地农业税费直至农业税费取消。同年，巢湖市人民政府向被告颁发了包括案涉3.5亩土地在内共183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安徽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向被告颁发了退耕还林证，在被告持有的退耕还林证上注有：1、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助。标准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原粮150公斤，补助现金20元……。2、国家提供退耕还林种苗及造林补助费，……。3、按照“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4、实行报帐制，……，退耕户凭此证领取补助粮和补助款。从2003年起，被告刘旭、汪妹每年都领取了国家向其发放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及现金补助。2015年9月24日，原告刘志金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被告刘旭、汪妹返还退耕还林补偿款6723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刘旭持有的包括案涉3.5亩在内的180余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由安徽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退耕还林证。在退耕还林证上明确载明：“退耕户凭此证领取补助粮和补助款”。可见，退耕还林证是被告刘旭领取退耕还林补偿款包括粮补的依据，在该证未被撤销或宣布无效前，被告刘旭有权领取相关退耕还林补偿款。原告刘志金虽提出其是案涉3.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称被告刘旭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虚假不合法的，但被告刘旭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由巢湖市人民政府颁发，是否合法有效，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案虽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实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故本案应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退耕还林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志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刘志金土地承包经营户已预交25元，予以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翟华菁审 判 员  朱月林人民陪审员  张秀月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