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2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作元，男，汉族，1974年5月11日出生，户籍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建权，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彩芬，女，汉族，1964年4月23日出生，户籍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小军，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峰，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大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程根林，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谈德彬，男，汉族，1965年9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江苏省太仓市。上述两名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武建权，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作元因与被上诉人龚彩芬、原审第三人上海大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事公司)、谈德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5)闸民二(商)初字第1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作元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龚彩芬支付上诉人30万元(人民币，下同)股权转让款；2.改判被上诉人龚彩芬支付上诉人逾期贷款利息250,483.67元；3.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是被上诉人龚彩芬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上诉人支付了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系争股权转让时大事公司是由被上诉人龚彩芬实际控制的，股权转让也是龚彩芬一手操办的。对于《股金转让款收据》，上诉人张作元并不知晓，更没有委托谈德彬签字。有关鉴定意见书中出现别字这种低级错误，故公正性和严谨性不足，而且仅仅是倾向性意见，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2.一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驳回上诉人诉请系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有关法律原则的是龚彩芬。总之，在上诉人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达十余年之久，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龚彩芬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意见，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作为大事公司股东的义务，所有的事情都是谈德彬做的。上诉人对于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被上诉人龚彩芬支付了3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完全可以证明的。原审第三人大事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上诉意见。原审第三人谈德彬述称，同意上诉人上诉意见。对被上诉人支付30万元的事情并不清楚。该30万元并非为了支付张作元的股权转让款。不认可一审中有关《股金转让款收据》的鉴定意见书。正因为明知股权转让款收据的签字不是自己所写，所以才会配合笔迹鉴定。张作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彩芬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2.判令龚彩芬偿付上述30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02年11月4日龚彩芬成为公司股东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诉讼费由龚彩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1999年1月4日，第三人大事公司成立。该公司1998年11月21日的《章程》约定：注册资本150万元，股东为张作元及第三人谈德彬，张作元认缴出资额30万元，谈德彬认缴出资额1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谈德彬，公司财务负责人为谈德彬。2002年9月，张作元与龚彩芬签订一份《股东股金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即张作元)因自愿退出上海大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在公司的股金30万元转让给乙方(即龚彩芬)，实际转让金额30万元。以上股金转让，自工商登记核准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书落款处由第三人谈德彬代张作元签名。当月28日，龚彩芬向第三人大事公司账户解入30万元，上海银行江湾支行出具的《上海银行现金解款单(回单)》就此记载“2002年9月28日，款项来源：股权转让，解款部门：龚彩芬，收款单位：上海大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同时，第三人谈德彬代签落款“张作元”且加盖有“张作元”印章的《股金转让款收据》一份，内容记载为“今收到龚彩芬付出的股金转让款30万元”，该收据原件存于大事公司的工商内档材料中。此外，大事公司曾向上海银行江湾支行出具《银行询证函》，载明“缴款人龚彩芬，缴入日期2002.9.28，金额叁拾万元整，款项用途股权转让”。同年10月14日，大事公司就“注册资本、股东变更、公司及分公司期限、分公司地址变更”事宜制作了《股东会议决议》。2002年11月4日，张作元、龚彩芬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龚彩芬与第三人谈德彬于2002年10月11日登记结婚。2013年11月1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3)浦民一(民)初字第9090号《民事判决文书》判决准予龚彩芬与第三人谈德彬离婚，该《民事判决文书》于2013年12月4日生效。(三)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24日出具的“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052号”《鉴定意见书》记载鉴定结论为“(一)检材《股金转让款收据》上需检的‘张作元’印文与样本(注：即《股东股金转让协议书》)上的‘张作元’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二)检材《股金转让款收据》上需检的‘张作元’签名与样本(注：即《股东股金转让协议书》)上的‘张作元’签名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的“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630号”《鉴定意见书》记载鉴定结论为“倾向认为检材《股金转让款收据》上需检的‘张作元’签名是谈德彬所写”。2016年12月19日，该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记载“贵院委托我鉴定中心……，经检验后我中心出具了编号为司鉴中心[2016]技鉴字第1630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在制作鉴定意见书过程中，因鉴定人校对疏忽造成鉴定意见书中第2页第5行中‘元’字误打印成‘云’字，特此说明”。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张作元向龚彩芬主张30万元股权转让款有无依据。根据查明事实，龚彩芬已就该案所涉《股东股金转让协议书》支付了全款30万元，时任目标公司(即大事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的谈德彬在公司收具龚彩芬交付的股权转让款后，代张作元书具了《股金转让款收据》，由此可见，龚彩芬已针对其与张作元间的股权转让支付了相应对价。反观张作元，其在审理中确认曾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委托，现又追认谈德彬代签的《股东股金转让协议书》效力，即张作元认可谈德彬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处理其与龚彩芬之间股权转让事宜，现张作元对同由谈德彬签署的《股金转让款收据》不予认可，加之其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未向龚彩芬催讨股权转让款，实在有悖常理，张作元应对谈德彬的代理行为承担相应后果。此外，第三人大事公司未就其已收股款30万元归还龚彩芬的陈述提交证据加以佐证，对此陈述不予采信。至于第三人谈德彬，其庭审陈述与查明事实严重不符，明知龚彩芬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却仍对张作元诉请表示同意，显然有违诚信。综上，张作元在其代理人即谈德彬已收取龚彩芬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就同一笔款项再行向龚彩芬提出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张作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龚彩芬是否已向上诉人张作元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的对价。龚彩芬对于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该司法解释及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结合一审审理情况、大事公司出资运营状况及被上诉人龚彩芬与第三人谈德彬的婚姻变动事实等，可以认定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无误。谈德彬当时作为张作元的委托代理人，代其处理股权转让事宜。具体而言，谈德彬代理张作元与龚彩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代理张作元接受了龚彩芬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谈德彬有关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张作元承担。上诉人张作元有关被上诉人龚彩芬未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况且，张作元在其股权转让后的十几年后才起诉要求支付转让款，明显有悖常理。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作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04.8元，由上诉人张作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子良代理审判员  纪 伟代理审判员  徐芙蓉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黄宇宏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