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行终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三东大道南面自编14号之一厂房。法定代表人：谭雪英，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东宁，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法定代表人：刘锦东，职务：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89号。法定代表人：叶志良，职务：区长。原审第三人：陈惠潜，男，汉族，1975年5月20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钟慧博，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丽针织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花都区政府）及原审第三人陈惠潜工伤认定决定及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217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是郭某的配偶，郭某是原审原告的员工，工作岗位是跟板工。2015年5月25日18时30分，郭某下班途中，在G106线广州市花都区南阳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受伤送医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2015年6月24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作出穗公交花认字[2015]第440121201500094-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郭某无事故责任。2016年3月18日，原审第三人向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受理后,于同月23日向原审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同月28日原审原告向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了《情况说明》。同年4月11日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向原审第三人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同年5月3日，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郭某的受伤情形，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分别于2016年5月4日和5月11日送达给原审第三人和原审原告。原审原告不服，于2016年6月26日向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于同月28日受理，同年7月4日向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送达了《提出答复通知书》，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7月8日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材料。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于2016年8月8日作出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维持了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分别于2016年8月9日、10日直接送达给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原审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在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原审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撤销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具有受理职工工伤认定申请及作出职工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郭某在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死亡，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原审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郭某因交通事故致死的情形为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通过全面审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于原审原告称郭某当天下午4时48分下班，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18时30分，从公司到住处的时间不需要90分钟，郭某是因私事导致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首先，原审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郭某的下班时间，其次，原审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郭某因私事导致事故发生，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事故发生时间应认定为合理的下班时间，对原审原告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原审被告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原告要求撤销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嘉丽针织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嘉丽针织公司负担。上诉人嘉丽针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并未对“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作出合理解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既包含了时间因素，又包含了路线因素。郭某于2015年5月25日16时48分打卡提前下班，根据公司员工的说法，郭某下班多数是坐公交回家的，大概路程就20分钟左右，而郭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当天的18时30分，时隔差不多两个小时，严重超出了实际所需的合理时间，显然事故发生时郭某并非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因此不应认定为工伤。两被上诉人于庭审之中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死者郭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属于“合理时间”，也未在庭审中对于“合理时间”的认定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一审法院也未对该事实予以查明。二、上诉人已经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郭某的下班时间。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死者郭某的组长的证言，证明事故发生当日，郭某以家中有事需要处理为由提前下班。也提交了工厂的门卫的证言，证明死者郭某的确在16点50分已经出去了工厂的门口。上述两份证言均已证明了郭某的确在事故发生当日于16点50分已经离开工厂，但是一审法院却忽视这两份证据，认为上诉人未有足够证据证明郭某发生事故当日的下班时间，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对于事实的认定是不真实的。相反第三人陈惠潜提供的证明郭某上下班时间的证言，一审法院却予以采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认定就予以采纳错误。三、郭某因私事导致事故发生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审第三人承担。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郭某事故当日是因私提前下班的，而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郭某下班后去做了什么，该举证分配不当。首先，郭某离开工厂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上诉人是根本无从得知的。其次，郭某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与其丈夫，即原审第三人在一起的，故举证责任应该在于原审第三人。而原审第三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郭某的确是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发生意外的，仅仅是提交了一份真实合法性未得到证实的证言予以佐证，是不够的。两被上诉人在认定工伤以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时候，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撤销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6]0028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撤销花都区政府作出的花都府行复[2016]0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请求判令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花都区人社局在二审期间没有作出答辩。被上诉人花都区政府在二审期间没有作出答辩。原审第三人陈惠潜在二审期间没有陈述诉讼意见。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结合本案已查明事实，郭某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花都区人社局于2016年3月18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同月23日向上诉人嘉丽针织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经审核相关材料，同年5月3日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并依法在法定期限内进行送达。花都区人社局作出认定郭某受伤死亡为工伤的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花都区政府作为花都区人社局的本级人民政府，有受理嘉丽针织公司对工伤认定不服所提起的行政复议的职权。花都区政府对行政复议的受理审查及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针对嘉丽针织公司上诉提出致使郭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不在其上下班的合理时间之内，应属其因办理私事而导致意外发生的主张。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期间，认为受伤职工不属于工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嘉丽针织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该调查期间仅提交了一份郭某未到上诉人处工作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嘉丽针织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公司员工证人证言等，鉴于并未在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调查程序中提出，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嘉丽针织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嘉丽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琳审 判 员  彭铁文代理审判员  林 彦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严椰铭侯天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