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39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观瑞，女，197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宏，广东君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木有，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志文，男，196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木有，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健辉，男，198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凤棉，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莫亚妹，女，198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芦村***号。原审被告：李超林，男，197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木有，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观瑞、陈志文因与被上诉人卢健辉、原审被告莫亚妹和原审被告李超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2016）粤0183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观瑞、陈志文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广州市汇裕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裕公司)是本案中与卢健辉进行货物买卖的主体和本案的诉讼主体；3.确认李观瑞、陈志文不是本案中与卢健辉进行货物买卖的主体和本案的诉讼主体；4.确认汇裕公司所欠卢健辉货款为250973元；5.确认被卢健辉强行抢走汇裕公司的8000多条牛仔裤的总金额为52万多元；6.驳回卢健辉的诉讼请求；7.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由卢健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李观瑞、陈志文认定为是与卢健辉进行货物买卖的主体和本案的诉讼主体属于主体错误。1.汇裕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日，股东是李观瑞、李超林，二人一直以来都是以汇裕公司为主体进行经营活动，包括本案所涉及的交易在内的与卢健辉的货物买卖都是以汇裕公司为主体进行经营的，是汇裕公司与卢健辉进行货物买卖，不是李观瑞和李超林。2.卢健辉提交的全部《送货单》都是以企业为客户、收货人的，客户都是“裕兴”、“威武”、“本厂”，从来没有出现李观瑞的个人名字。3.卢健辉提交的《对账单》上“甲方”是“威武貔貅制衣厂”，左下方签名处是“购货方负责人”，与右下方签名处的“购货方”明显不同，证明卢健辉在制作这份《对账单》时已经明确了代表甲方在《对账单》上签名的人只是甲方“购货方”的负责人，而不是购货人。一审判决将“购货方负责人”“李观瑞”认定为购货人，并判决承担偿付货款的责任是错误的。4.“威武貔貅”是汇裕公司所生产的服装的商标，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发的《商标注册���》。《送货单》和《对账单》都是由卢健辉预先制作好的，汇裕公司和李观瑞没有确认其单位名称是“威武貔貅制衣厂”。卢健辉在《送货单》上的客户写“威武”以及《对账单》上的甲方写“威武貔貅制衣厂”，主要是因为汇裕公司生产的服装的商标是“威武貔貅”，是生产该商标服装的厂家，并非有一家制衣厂叫“威武貔貅制衣厂”。另外，“威武貔貅制衣厂”不符合公司法以及其他工商法规关于企业名称的规定，不代表一家企业的名称。因此，与卢健辉进行货物买卖的主体是汇裕公司，不是“威武貔貅制衣厂”，更不是李观瑞。5.卢健辉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这样陈述事实：“李观瑞、李超林为姐弟关系，其共同经营威武貔貅制衣厂，两人均是该制衣厂的老板”。也就是说，卢健辉很清楚：与他进行货物买卖的是一家企业，李观瑞、李超林是该企业的两位老板，该企业生产的服装的商标是“威武貔貅”，这家企业就是广州市汇裕服饰有限公司。汇裕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日，股东是李观瑞、李超林，二人一直以来都是以汇裕公司为主体进行经营活动。在《民事起诉状》中被卢健辉也确认与他进行交易的是一家企业，而不是个人。6.汇裕公司是依法成立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企业，李观瑞、李超林是该公司的股东。汇裕公司与卢健辉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依法由汇裕公司享有和承担，不应由股东李观瑞承担。7.李观瑞经营汇裕公司并没有获得利润和收益，也没有将经营汇裕公司所获得的利润和收益用于家庭生活之中。因此，李观瑞因经营汇裕公司所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应当由陈志文承担，一审判决要求陈志文承担责任没有事实根据，是错误的。二、《对账单》上“购��方负责人”处的“李观瑞”签名不是李观瑞的签名。三、汇裕公司已经偿还了卢健辉的货款，卢健辉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经统计，从2014年12月起至2015年11月止，卢健辉与汇裕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金额为1337692元。至2016年3月，汇裕公司已经支付被卢健辉货款1086719元(含扣除布走纱次品裤307件共9210元)，余款为250973元。四、卢健辉强抢汇裕公司的8000多条牛仔裤，总价值52万多元金额已经超过了欠款金额。2016年3月28日，卢健辉带人开着车冲入汇裕公司的厂区，强行抢走了8000多条牛仔裤，按销售单价每条65元计算，价值52万多元。汇裕公司马上报警，增城区公安分局甘东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处理，开具了报警回执。迫于压力，卢健辉向威武制衣厂开具了一张《收条》，称拉走了2000条牛仔裤，价值每条25元。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是拉走了8000多条牛仔裤，每条的价格是65元，��价值52万多元。卢健辉强行抢走牛仔裤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汇裕公司所欠的货款，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并且判令卢健辉返还超出部分的款项。五、一审判决对于案件的重要事实没有查明清楚。如上所述，卢健辉强行抢走了汇裕公司的8000多条牛仔裤，总价值52万多元。六、应当依法追究卢健辉抢劫行为的刑事责任。2016年3月28日，卢健辉带人开车冲入李观瑞和陈志文的厂区强行抢走了8000多条牛仔裤，价值52万多元。卢健辉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涉嫌构成抢劫罪，依法应当追究被卢健辉等人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交易主体和诉讼主体错误，判决李观瑞和陈志文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一审中李观瑞和陈志文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卢健辉曾经在2016年3月28日组织了一帮人在李观瑞和陈志文的厂房里抢走了8000多条牛仔裤。李观瑞和���志文为此提交了卢健辉写的收条和相关视频作为证据，但一审对该问题不予处理，明显属于遗漏重要事实。由于李观瑞和陈志文对卢健辉提交的对账单上的签名存在很大异议，而鉴定结论不能完全说服李观瑞和陈志文，在一审时对此多次提出异议，为了解决各方的矛盾，查明案件事实，应由卢健辉提交送货的全部记录，然后各方进行对账。对于开始交易的时间，卢健辉在一审时反复强调是从2015年3月开始，但从李观瑞和陈志文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各方所发生的交易是2014年10月开始，卢健辉没有如实陈述各方的交易事实，只是强调其所提交的对账单，一审仅凭对账单作为审理依据，不能完全查明案件事实。正如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单凭欠条不能认定欠款的存在。李观瑞和陈志文认为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其提交的证据反映与卢健辉进行交易的不是李观瑞和陈志文个人，而是汇裕公司，卢健辉填写的送货单上即便都是写了公司的名称，在对账单签名确认的地方也是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签名。从各方所确认的付款记录及送货记录来看，很多款项都是从汇裕公司的另一股东李超林的账户划出。被上诉人卢健辉辩称：不同意李观瑞和陈志文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一、李观瑞和陈志文上诉请求中的第2、3、4、5项属于李观瑞和陈志文在二审中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李观瑞和陈志文并未在一审中提起反诉，不属于一审法院审理的范围，李观瑞和陈志文应当是针对原审法院判决事项而提出上诉请求，并不是新增加独立的请求。二、1.卢健辉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对账单、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卢健辉自始至终的客户都不是汇裕公司，而是李观瑞。所有送货单上客户注明是“威武制衣厂”，而提货人签名��唐某、李某甲、韩某等都是李观瑞指定的收货人，而李观瑞签名确认的对账单已对该事实进行证明，对账单也明确，购货单位是“威武貔貅制衣厂”，同时，李观瑞在录音中已确认其欠卢健辉货款752000元的事实，卢健辉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李观瑞就是合同的交易主体。2.汇裕公司的法人是李超林，其股东也是李超林和莫亚妹，并不包括李观瑞。李观瑞和陈志文在诉状陈述李观瑞一直以汇裕为主体进行经营活动明显是虚假的。据卢健辉了解，李观瑞几个姐弟都是经营制衣厂，包括李观瑞经营的“威武貔貅制衣厂”，李某乙经营的“裕兴制衣厂”，李超林经营的广州市汇裕服饰有限公司，各姐弟虽然都是经营制衣厂，但又是相互独立的，而李琳瑛亦曾因欠卢健辉货款而被起诉至增城区人民法院，现该案亦进入执行程序。3.李观瑞经营制衣厂所欠债务是发生在其与陈志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志文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也没有证据证明任何第三方知道其夫妻是实行财政独立的，因此陈志文应当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关于对账单上的签名，鉴定出结果已证明正是李观瑞本人签订。四、关于李观瑞和陈志文欠款金额问题。卢健辉提交的证据中的支票、收据明显是李观瑞将李某乙与卢健辉交易过程中支付的票据用作自己使用。而且李观瑞和陈志文提交的票据及收据也恰恰证明与卢健辉交易的主体并不是公司。如果与卢健辉交易的是公司，为什么提供的支票都不是汇裕公司，而是李某甲经营的中山是古镇观海五金加工店，而且，收据收到的款都是“威武貔貅制衣厂”或“裕兴”制衣厂，并不是“汇裕”，明显，李观瑞和陈志文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相互矛盾。五、关于卢健辉运走的牛仔裤的问题���运走牛仔裤的行为是否是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去认定，且李观瑞和陈志文已经报警，该行为与本案明显不同法律关系。原审被告李超林、莫亚妹述称：李超林、莫亚妹的意见与李观瑞、陈志文一致。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到2015年11月间，卢健辉以“汇景纺织”的名义向“裕兴/威武/本厂”“威武”或“裕兴/威武/鑫枫”销售布料，因此而形成提货人为唐某、李某甲、韩某等的送货单64张。2016年1月11日，卢健辉作为销货方与李观瑞作为购货方负责人签订对账单一份，据该对账单显示：购货方为威武貔貅制衣厂，销售方为“汇景（汇丰）纺织有限公司”，但均无加盖印章。主要内容有：“贵厂2015年3月份应付余款200000元，2015年4月份应付布款156538元，2015年5月份应付布款55023元（已扣减扣款金额9210元），2015年7月份应付布款53352元，2015年8月份���付布款161819元，2015年9月份应付布款181231元，2015年10月份应付布款121814元，2015年11月份应付布款32416元。回款：2016年1月6日农行转帐100000元。2016年1月11日止，贵厂应付货款共862195元（未扣减未到期支票100000元正），大写人民币捌拾陆万贰仟壹佰玖拾伍元正（扣减10195元正，余欠852000元正）。以上送货单分别由购货方委托员工唐某、李某、韩某确认签收”。此后，卢健辉追收欠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并以李超林与李观瑞同为“威武貔貅制衣厂”的经营者，及以陈志文与李观瑞、莫亚妹与李超林是夫妻，上述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主张与卢健辉进行交易的是汇裕公司，卢健辉在2016年3月28日从其工厂强行运走牛仔裤8000条，应按65元/条抵扣货款，并提供报警回执、录像及一张内容为“现暂收至威武制衣厂牛仔裤2000条，放汇丰布行作为保管，单价25元一条左右，一个月内不付布款作为放弃”的收条予以证明，卢健辉不承认强行运走8000条牛仔裤，只承认运走2000条，价值约为25元/条，且不同意在本案处理。对牛仔裤的价值，卢健辉不同意进行鉴定，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方同意鉴定但不同意预先垫付鉴定费用。在诉讼过程中，李观瑞对卢健辉出示的显示为“李观瑞”签名的2016年1月11日对账单上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提出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签名进行鉴定。2016年10月31日，该司法鉴定所作为鉴定意见书，意见为：检材与样本笔迹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另：威武貔貅制衣厂、汇景（汇丰）纺织有限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注册科登记数据库中查无机读资料。李���瑞与陈志文、李超林与莫亚妹为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本案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的相对方是谁及欠款的数额；二、陈志文和莫亚妹应否负担责任；三、卢健辉运走的牛仔裤应否抵扣货款。关于本案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的相对方及数额。对于出卖方，卢健辉持有送货单、对账单原件，且送货单和对账单中的记载的“汇景（汇丰）纺织有限公司”“汇景纺织”并无工商登记和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并对卢健辉作为出卖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确认案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卢健辉。至于买受人，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主张买受人为李观瑞与李超林经营的汇裕公司，虽然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提供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观瑞与李超林为该公司股东。但是据卢健辉提供的送货���，卢健辉送货时的收货客户“裕兴/威武/本厂”“威武”或“裕兴/威武/鑫枫”，而对账时明确购货方为威武貔貅制衣厂并由李观瑞签名确认，在该厂没有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卢健辉主张其交易的相对方为李观瑞，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卢健辉主张李超林也为本案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因卢健辉提交的证据仅为李超林没明确表示其威武貔貅制衣厂经营者的录音证据以及李超林曾经支付货款的银行流水，并不足以证明李超林为本案案涉及合同的相对方，故此对卢健辉主张李超林为案涉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卢健辉与李观瑞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该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卢健辉作为出卖人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作为购买方的李观瑞理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对李���瑞拖欠卢健辉牛仔布货款752000元的事实，有双方于2016年1月11日签订的确认欠款852000元（未扣减未到期支票100000元）对账单及送货单为凭，李观瑞虽否认该对账单上“李观瑞”为其本人所签，但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该签名与李观瑞认可及自所签名的样本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截止至2016年1月11日李观瑞曾确认欠款852000元（未扣减未到期支票100000元）。至于李观瑞提供出欠款仅为250973元，因其提交的付款记录仅有一次付款金额为100000元的时间在双方签订对账单之后，且交易主体与本案的案涉交易存在差别，故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卢健辉主张李观瑞已经归还100000元的情况下，李观瑞应予支付货款752000元。关于陈志文和莫亚妹应否负担责任。首先关注陈志文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账单》出具时间和交易期间均产生于李观瑞���莫亚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陈志文并无证据证明卢健辉与李观瑞明确约定涉案货款为李观瑞个人债务，也无证据证明其与李观瑞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因此，对于发生于李观瑞、陈志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涉案债务，应当认定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至于莫亚妹，因李超林无须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故卢健辉主张其承担责任的理由并不充分。关于卢健辉运走的牛仔裤应否抵扣货款。对于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主张的其工厂中的牛仔裤被卢健辉运走，李观瑞、陈志文、莫亚妹、李超林已经报警处理，且对被运走的牛仔裤的价值和数量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及上述行为与本案明显属于不同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综上，卢健辉请求李观瑞、陈志文支付货款752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付息的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判决：一、李观瑞、陈志文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卢健辉支付货款725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4月22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卢健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20元，财产保全费4280元，鉴定费11619元由李观瑞、陈志文负担。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案涉交易主体是李观瑞个人还是汇裕公司？案涉对账单是否能被采信？拖欠货款的余额应如何认定？卢健辉拿走牛仔裤的数量和价值等问题是否应在本案一并处理？关于主体问题。经查，涉案交易中从未出现汇裕公司参与的证据。无论是送货单还是对账单均无汇裕公司盖章，亦无其他汇裕公司实为交易相对方的证据。因此，李观瑞上诉认为应认定汇裕公司是合同相对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卢健辉提交的对账单上注明的购货方为威武厂，负责人签名处有李观瑞的签名。基于威武厂并无进行工商登记，则一审认定签名人李观瑞是合同相对方并无不当。关于对账单的效力问题��对账单上李观瑞的签名经过了司法鉴定为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正确。二审中，李观瑞并无提交证据推翻其效力，其要求确认对账单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欠款金额的问题。首先，基于对账单上李观瑞的签名有鉴定结论予以支持，该对账单的效力应予采信，据此，李观瑞欠款金额为对账单金额减去卢健辉确认的10万元后，应为722000元。其次，二审中，李观瑞提出另行支付的款项应当认定为已经支付的款项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经核查，李观瑞二审中提出的另行付款的时间均发生在对账单之前。依常理，在2016年进行对账时会将之前发生的付款情况予以扣减。此外，关于李观瑞提出的付款情况，卢健辉亦进行了合理解释和说明。该些情况在李观瑞二审提交的通过微信发送的对账单上亦有体现，能够印证卢健辉的解释。再次，李观瑞并无证据证明在2016年对账后又支付了货款，因此，本院亦采纳对账单的效力并维持原审对于货款余额的认定。关于卢健辉拿走的牛仔裤的问题。关于该部分牛仔裤的数量和价值，李观瑞持有卢健辉书写的字条予以记载。李观瑞不予认可并提出数量实为8000条，价值应按65元/条计算。该部分争议，卢健辉不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减。从李观瑞持有的卢健辉书写的字条内容看，卢健辉写明的是“暂收”，“作为保管”。可见，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涉案货款中予以抵扣，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纠正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本案对此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观瑞、陈志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0元，由上诉人李观瑞、陈志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朝晖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罗永娟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