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谷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晋0726行初1号原告常建刚，小名刚子。委托代理人席敦信，山西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太谷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王俊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程景明，太谷县公安局胡村派出所指导员。原告常建刚诉被告太谷县公安局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受理后，于2017年1月4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于2017年1月19日提供有关证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常建刚及委托代理人席敦信，被告负责人刘艾兰及委托代理人程景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通过与他人对调耕种的方式获得太谷县胡村镇孟高村南门外1.98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目前仍在承包期内，原告享有对该地的承包经营权。2016年原告在该地播种玉米。2016年5月16日下午，贺子明、朱润丑强行用旋耕犁将原告经营地内种植高度为六寸左右的玉米毁坏，导致原告经营财产权受损。原告依法向被告报案。2016年6月27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称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事实。原告认为，土地经营权、地内种植作物是一种财产权利。贺子明、朱润丑非法将他人合法经营的土地种植物强行毁损，其行为已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产。故本案属于被告管辖的案件。被告之“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事实”理由显然不能成立。被告作出的终止调查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打击违法行为，现具状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依法判令被告履行其法定职责，对贺子明、朱润丑涉嫌毁坏原告种植物的行为作出调查处理。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2、照片，3、2016年6月29日证明，4、2016年4月18日证明，5、证人白某当庭证言。被告辩称，我局办案民警经过调查取证，所取证据证实：位于孟高村南门外的土地计1.98亩，土地证上的名字系过世村民贺辛酉。贺辛酉在2006年左右去世，有一女四子，女儿贺吉香（丈夫白某），长子贺吉玺，次子贺吉牛，又名贺子明，三子贺吉马，又名贺子马，四子贺够喜。子女约定：次子贺子明负责父亲的养老，并耕种父亲名下的土地，四子贺够喜负责母亲的养老，耕种母亲名下的土地。因长子贺吉玺有智力××，由贺吉香一家负责长子的生活。2012年底，贺吉香提出不再负责长子的生活。2013年3月左右，孟高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协议，次子贺子明接管长子贺吉玺生活，债权债务由次子负责，贺吉玺中吾道的土地由该次子耕种。贺子明称中吾道的土地属于贺吉玺，因贺吉香、白某一家照顾长子，所以该地由该夫妻耕种。白某称该地属于自己，且与同村常二狗（常建刚之父）交换种植南门外1.98亩土地。经调查发现，南门外1.98亩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合法使用人为贺辛酉，2015年冬天，次子贺子明让其弟贺子马告诉常建刚明年要将南门外1.98亩地收回来自己种，2016年春，贺子明将该地租种给同村村民杜冬来，杜冬来于同年4月17日种植玉米，同日常建刚等找到杜冬来，说明该地一直由其与白某交换种植，杜冬来由此退出耕种。4月18日，常建刚将杜冬来种植玉米的520元交给杜冬来，杜冬来将该地交由常建刚并写声明一份。5月15日，贺子明得知杜冬来不再种植该地，于5月16日下午与妻子雇人将地里的玉米旋耕掉，同时种植黄豆，同日晚，贺子明交由杜冬来500元种植玉米的费用，杜冬来于次日晚交给常建刚，6月初，贺子明将剩余二十元交给杜冬来，杜冬来后交给常建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证实。针对南门外1.98亩土地归属问题，我们给太谷县农经中心去函调查，太谷县农经中心复函：“按照《山西省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因承包人死亡，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孟高村贺辛酉符合上述规定，为土地承包家庭消亡户，原二轮承包时贺辛酉户南门外1.98亩土地是否收回由孟高村集体依法作出决定。”我局认为本案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引发的民事纠纷。土地的原承包经营者贺辛酉去世后，成为土地承包家庭消亡户，该土地村集体尚未收回，由谁承包经营尚未确定。同时根据太谷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我们认定该地上作物基准日的价值为520元。常建刚所述玉米苗被毁一事，不能确定损害的是常建刚的利益，且常建刚支付给杜冬来的种植费用也由杜冬来返还，因此我局认为，本案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引发的民事纠纷，并未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事实，故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下达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的证据有：1、行政案件卷宗，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南门外土地面积为1.98亩无异议。对该争议1.98亩土地，孟高村村委会台账上明确表明该地是白某的，证据第96页、97页很清楚地表明白某是该土地权利人。白某确实是在1997年将该地与原告之父常二狗调换耕种，第51页-第56页白某、原告父母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用案件起因确定本案的性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有的证据综合起来都能证明：该1.98亩土地确实登记在贺辛酉名下，对此无异议；由白某耕种也是事实，从村委会台账上可以看出，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经营权属于白某，因为承包人不能耕种，白某为了耕种方便，与原告之父的土地调换耕种，直至2016年5月16日所种植青苗被毁之日。贺子明误以为父亲去世后，土地即可以由自己继承耕种，因此将本地交由杜冬来耕种。原告得知此事后，与杜冬来说明情况，杜冬来退出该土地耕种，四月份原告因此将杜冬来投资的520元归还杜冬来。2016年5月16日，贺子明将原告土地上的青苗旋耕，原告报案，贺子明感到害怕，当晚将520元给了杜冬来。杜冬来四月份收了原告的520元，五月份青苗被毁后，公安机关开始调查案件时，贺子明再次给了杜冬来520元。杜冬来将500元退还给原告，六月份将剩余20元退还给原告。这些是案件事实，但这些事实都不能证明被告不予调查的正确性。被告提供的价格报告不负责任，杜冬来大约是4月17号下种，当晚原告向杜冬来提出该地由原告之父耕种，杜冬来退出该土地耕种。5月16日青苗被旋耕，原告报案，期间间隔一个月，青苗大概已有四寸左右，被告没有向报案人送达青苗价值的鉴定文书，鉴定依据、鉴定方法都没有告知原告，而是简单认为青苗耕种时成本是520元，则被毁时价格也是520元。对法律规定没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终止调查文书、杜冬来的申明无异议。原告的照片是自己拍摄的，不能确定拍摄角度，不发表意见。证人白某的证言中对事实的陈述，带有主观情绪，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上述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太谷县胡村镇孟高村南门外1.98亩土地1995年1月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权利人为本村村民贺辛酉，贺辛酉于2006年3月去世，孟高村委会未收回该土地。贺辛酉共有一女四子，女儿贺吉香（丈夫白某），长子贺吉玺，次子贺吉牛（又名贺子明），三子贺吉马（又名贺子马），四子贺够喜。长子贺吉玺有智力××，曾由贺吉香扶养，孟高村台账显示南门外1.98亩土地承包人由贺辛酉转白某，为方便耕种大约在1997年贺、白夫妇将该地长期与原告之父的土塔1.7亩土地调换耕种，此状态持续将近二十年，直至次子贺子明将该地内青苗旋耕掉。贺子明认为父亲已去世，其名下土地应由儿子继承，因此欲要回南门外1.98亩土地，并于2016年4月中旬左右允许本村村民杜冬来在该地上种植了玉米。原告常建刚听说后，当即告知杜冬来该地一直由其父耕种，杜冬来同意不再耕种该地，原告常建刚同时支付杜冬来种植玉米等费用共计520元。2016年5月16日，贺子明指使朱润丑将该地内的青苗旋耕掉。原告常建刚随即报案。被告太谷县公安局调查、询问并履行相关告知义务后，认为本案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引发的民事纠纷，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事实，遂作出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中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原告常建刚不服该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人民警察的职责之一。《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条之规定，承包期内，因承包人死亡，承包经营的家庭消亡的发包方可以收回其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本案中常建刚、贺子明、白某对南门外1.98亩土地的权利人为贺辛酉无异议，贺辛酉去世后，发包方孟高村委会并未收回该土地，被告太谷县公安局认定该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不明无依据。原告常建刚父子长期与贺辛酉之女调换耕种孟高村南门外1.98亩土地，原告与杜冬来协商由杜冬来退出该土地、并支付杜冬来种植玉米费用后即取得该土地上所耕种玉米的所有权，玉米种植一个月左右被毁损，原告常建刚向被告太谷县公安局报案，被告经调查认为当事人是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没有发生公安机关管辖的违法事实，作出中止调查决定书于法无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太谷县公安局作出的太公行终止决字〔2016〕003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二、被告太谷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间内依法履行调查处理原告常建刚在孟高村南门外1.98亩土地上所有的玉米苗被毁损的法定职责。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太谷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艳萍人民陪审员  姚克艳人民陪审员  王建萍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胡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