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7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玉喜，男，汉族，1976年1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新蔡县。委托代理人：葛焕振，河南问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邓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湖东风江咀队。法定代表人：邓泽金，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何玉喜因与被申请人武汉邓万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万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6)鄂民终1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何玉喜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错误。就涉案船舶建造，何玉喜与胡验飞、邓万公司先后签订五份合同（以下简称涉案五份合同，并分别依次简称为第一份合同至第五份合同），其中第一份合同系何玉喜与胡验飞于2015年3月2日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第二份合同系他人代何玉喜与邓万公司于2015年3月5日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书》；第三份合同系何玉喜与邓万公司于2015年3月6日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书》；第四份合同系邓万公司与胡验飞于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船舶建造承包协议》；第五份合同系何玉喜与邓万公司于2015年5月10日签订的《船舶建造合同书》。根据涉案五份合同，“新宜国顺”轮的实际施工人是张兆利，实际建造人是胡验飞，邓万公司只是名义建造人；何玉喜与胡验飞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承揽合同关系，何玉喜为定作人，胡验飞为承揽人；胡验飞与邓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租赁合同关系，胡验飞为承租人，邓万公司为出租人。何玉喜、胡验飞与邓万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办理挂靠航运公司、进行海事登记和办理银行贷款等手续。邓万公司仅对胡验飞享有债权，不对何玉喜享有债权。何玉喜从未以任何形式与邓万公司建立直接的资金往来与结算关系，邓万公司越过胡验飞向何玉喜主张债权缺乏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相关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清，违反法律规定。（二）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船舶建造款的欠款数额错误。邓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建造涉案船舶购置设备和支付材料款项，也无证据证明何玉喜向其支付了136万元。邓万公司借款700余万元用于胡验飞建造包括涉案船舶在内的4艘船舶而形成借款债权，不属于邓万公司因建造船舶形成的造船款债权，邓万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的具体形成过程。第四份合同系伪造的，邓万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验飞与其属于内部承包关系。邓万公司为了起诉而编造第二份合同，何玉喜并不知情。邓万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仍在和胡验飞协商船舶建造的船台地点，第二份合同、第三份合同已分别于3月5日、3月6日签署有悖常理。涉案五份合同应以最后一次合意为准，但一、二审判决却以约定建造价款最高的第三份合同为准。邓万公司并未主张780万元的造船款，不存在邓万公司放弃相关权利义务的情况。邓万公司无法举出证据证明其有权主张涉案船舶建造工程款。一、二审判决认定胡验飞将第一份合同中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邓万公司以及张世起的债权可以冲抵何玉喜的债务，却不认定该合同中船舶交付使用等其他约定，也不认定高歧峰的债权可以冲抵何玉喜的债务，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存在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系伪造和未经质证的情形。（三）一、二审判决认定邓万公司可以对涉案船舶行使留置权超出其诉讼请求。涉案合同纠纷不涉及留置权问题，邓万公司从未主张对涉案船舶行使留置权，且涉案船舶的交付和所有权登记已完成，邓万公司对涉案船舶不享有留置权。一审法院为支持邓万公司非法扣船，主动引导邓万公司作出行使留置权的意思表示，明显偏袒。（四）一、二审判决存在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武汉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将胡验飞同时认定为何玉喜和邓万公司的受托人、内部承包人、代理人，应当通知追加胡验飞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而法院未予追加。一审法院将审判长陈荣更换为王建新缺乏正当理由，有人向何玉喜告知王建新的岳父母家与邓万公司法定代表人邓金泽同住一个小区。综上，何玉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根据何玉喜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的重点包括涉案合同的性质与效力、涉案船舶建造款的欠款数额以及一、二审审理程序的正当性等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何玉喜原本拟委托胡验飞为其建造一艘货轮，但因胡验飞不具备船舶建造的资质技术水平、建造场地和建造设施，难以完成建造工作，何玉喜、胡验飞与邓万公司协商最终由邓万公司为何玉喜建造船舶，胡验飞以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实际承建。第一份合同虽约定胡验飞以总价713万元为何玉喜新造一艘货轮，但因胡验飞不具备相应能力和条件而被后续合同所变更替代，故不再产生约束力。第二份合同并非何玉喜本人签名，何玉喜不予认可，故不能认定的该份合同对何玉喜有约束力。第三份合同约定了何玉喜以总价780万元委托邓万公司新造一艘钢质货轮，何玉喜认可该合同上的署名“何玉喜”为其本人亲笔签名，该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何玉喜称第三份合同系办理“江运国顺”轮而签订，但“江运国顺”轮系涉案货轮“新宜国顺”轮的曾用名，何玉喜以此否定其与邓万公司之间的船舶建造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第四份合同系胡验飞与邓万公司签订的船舶建造承包协议，该协议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并按该协议约定安排后续船舶建造事宜，一、二审判决认定其真实性及效力并无不当，何玉喜认为第四份合同系伪造没有事实依据。第五份合同由何玉喜与邓万公司签订，约定何玉喜委托邓万公司新造一艘货轮，但何玉喜称签订该合同仅为船舶登记用，结合该合同没有约定船舶价格等主要事项，且该合同由河南省驻马店市地方海事局提供，可以认定何玉喜的该项事实主张。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基本事实并主要根据第三份合同确定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涉案五份合同等证据和相关事实佐证，并无不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何玉喜应当向邓万公司给付涉案船舶的建造款，胡验飞与邓万公司之间可就相关费用另行核算，但不影响何玉喜与邓万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何玉喜在再审申请中提供的空白船舶建造合同书等三组证据，均与涉案合同性质与效力没有关联，不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的相关认定。何玉喜称其与邓万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与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在承揽合同下，承揽人依约定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即应给付报酬，承揽人无需证明自己的工作支出。何玉喜以邓万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为建造船舶所支付的款项为由主张一、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债权金额错误，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第三份合同的约定，船体及材料总价为780万元，但邓万公司在诉讼中主张船舶建造总价为713万元，一、二审法院以713万元计算船舶总价款并无不当。涉案船舶建成后，何玉喜应当向邓万公司支付造船总价款。胡验飞已确认收到何玉喜支付的涉案船舶建造款189万元，何玉喜自行支付装修款18.6万元，邓万公司对该付款事实无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何玉喜于2016年1月28日前向邓万公司支付了船舶建造款共计207.6万元，并无不当。杜明轩在一审中作为证人出庭，称其借给胡验飞200万元用于造船而胡验飞、何玉喜同意将该款项作为涉案船舶“股权”（所有权份额）出资。杜明轩所称200万元款项并非船舶建造款，一、二审判决不直接以该出资抵扣何玉喜支付船舶的建造款并无不当。高岐峰称其享有对胡验飞的债权259万元并将该债权转让给何玉喜，如果该债权真实且胡验飞对其享有依法可以抵消的同类到期债权，何玉喜可以在其与胡验飞之间主张相互冲抵，但不能以该债权在其与邓万公司之间主张冲抵，一、二审判决不支持何玉喜以高岐峰所称259万元冲抵邓万公司造船款债权的主张，认定何玉喜应支付其拖欠邓万公司的船舶建造款505.4万元，并无不当。涉案船舶建成后，何玉喜曾未经邓万公司同意试图驾驶船舶离开建造场地，被邓万公司发现后予以留置。事实表明邓万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已经行使留置权，何玉喜称一审法院主动引导邓万公司作出行使留置权的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邓万公司在一审中并没有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涉案船舶享有留置权，一审法院在判决说理中认定邓万公司的留置权，并向何玉喜释明其将船舶驶离建造地点应当付清船舶建造余款，但并未在判决主文中确认邓万公司的留置权，二审判决也未予以认定。何玉喜主张一、二审判决认定邓万公司的留置权超出诉讼请求，亦与事实不符。胡验飞不是本案讼争船舶建造合同的当事人，对本案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未通知追加胡验飞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因工作变动而变更案件审判长，已经及时告知何玉喜并在判决中述明，何玉喜称一审法院变更案件审判长不当且一审审判长与邓万公司有利害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何玉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何玉喜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余晓汉代理审判员  黄西武代理审判员  张可心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陈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