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6民终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再举，男，1958年8月8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印江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承凤，女，1965年4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印江自治县，现住贵州省印江自治县西园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若飞，贵州宜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林，男，1993年10月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印江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贵州黔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105—135号。负责人：刘玉林，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林，男，公司员工。上诉人杨再举因与被上诉人刘承凤、杨林、原审被告安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安城保险贵州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625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再举、被上诉人刘承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若飞、被上诉人杨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原审被告安城保险贵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桂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再举上诉请求：撤销（2016）黔0625民初8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责任划分不合理。1.死者周某醉酒驾驶，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只是因其已经死亡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周某无证驾驶，也是重大过错。周某应当对自己醉酒、无证驾驶的行为承担80%的责任。按一审判决的数额及刘承凤得到的赔偿来看，周某承担的不是主要责任。2.杨林将自己的机动车出借给一个无驾驶资格且醉酒的人，杨林有重大过错，一审判决仅让其承担10%的责任明显与其应承担的重大责任不合。3.杨再举仅有违章停车的轻微违法行为，其过错程度相对杨林更轻微，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二、一审判决对死者是否属于城镇人口的证据采信不合法，死者应当以农村人口标准计算相关赔偿。刘承凤关于周某生前是城镇人口，提供了一份出租人出具的租房合同，但是该出租合同并没有在公安机关或社区备案，公安机关或社区相应网格也没有出具相关证明。房屋出租合同应当报公安机关备案。三、交强险不能从总额中扣除，应当在投保人杨再举应承担的范围内赔偿。刘承凤辩称，一审判决责任分担公平公正。杨林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杨林曾在经营餐馆，将摩托车钥匙放在餐馆，属于杨林管理范围。周某未经杨林的同意，取钥匙开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判决责任划分虽不恰当，但也接受。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辩称，请求法院分项分责判决。刘承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杨林、杨再举、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赔偿刘承凤丧葬费23733元、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524697.20元，杨再举已经赔偿刘承凤30000元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4月6日，周某驾驶杨林所有的无牌二轮绿色ANGELI摩托车从印江自治县峨岭街道黔江新城向西环桥方向行驶，在峨××环路民望中学门口，撞到杨再举顺向停放在道路右侧的贵Ｃ×××××号重型自卸货车尾部，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杨再举负事故次要责任，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事发后，杨再举支付给刘承凤相关费用30000元。贵Ｃ×××××号重型自卸货车车主系杨再举，该车在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投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刘承凤之夫已去世，刘承凤及子女从1996年始一直在佐远琴位于印江自治县老信用联社旁住房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民事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侵害民事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了划分，杨再举对事故认定不服提出复核，铜仁市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维持原认定复核结论。刘承凤因其女儿周某在事故中死亡，应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刘承凤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杨再举的贵Ｃ×××××号重型自卸货车向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对刘承凤因其亲属周某在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各种损失，首先应由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于再由赔偿义务人根据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杨林作为实际车主，虽然发生事故时不知情，但将无牌绿色ANGEL型二轮摩托车车钥匙存放在较为便于领取处，对事故发生存在疏于管理的过错，且应当知道周某喝了酒的事实，杨林应承担部分责任。参照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死者周某负本次事故主要责任，杨再举负本次事故次要责任，刘承凤的损失先由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未获赔偿的部分损失本由受害死者周某自行承担70%的责任，杨再举承担20%的赔偿责任，由杨林承担10%的赔偿责任。刘承凤因其女儿周某在此次事故中死亡造成的损失，认定为：丧葬费23733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死亡赔偿金，周某生前于1996年随父母一直在印江自治县县城居住，故对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刘承凤以贵州省2014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48.21元，计算20年，死亡赔偿金450694.20元（22548.21元×20年）。前述费用合计504427.20元。综合前述理由，刘承凤因其子女周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损失504427.20元，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不足部分的损失382427.20元，由杨再举赔偿76485.44元（382427.2元×20%），由杨林赔偿38242.72元（382427.20元×10%）。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由安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之内赔偿刘承凤122000元；二、由杨再举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之内赔偿刘承凤46485.44元；三、由杨林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之内赔偿刘承凤38242.72元。案件受理费8720元，由刘承凤负担5620元，杨再举负担1150元，杨林负担800元，安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11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再举提交的印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陈芳、杨林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杨林知道周某喝醉酒，还把钥匙交给其开车。刘承凤质证认为杨林笔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杨林疏于管理，一审判决正确。陈芳的笔录，恰恰证明杨林明知周某喝酒，还把钥匙交给他骑摩托车的事实，杨林有一定过失。杨林质证认为，对两份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钥匙属于经营餐馆范围内。安诚保险贵州分公司对两份笔录无异议。杨林对其所有的车辆疏于管理的事实已被原审法院认定，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再举无责或责任大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再举夜间将车辆停放在禁止停放车辆的路段，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交警部门为此认定杨再举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主次责任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原审法院认定周某自行承担70%的责任，相较于杨再举20%的责任，显属主要责任，与杨再举主张周某在事故中有重大过错相符。杨林因对其无牌照车辆属于管理，使周某酒后能够顺利拿到钥匙，发生交通事故。杨林的过失相较于直接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周某和杨再举违章停车，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危害程度都要小。杨再举主张周某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杨再举的责任要小于杨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周某生前的经常居住地是否在城镇，刘承凤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向房东佐远琴进行了核实，可以认定周某生前在印江县城经常居住。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认定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杨再举主张其投保交强险的目的在于分担其风险，故交强险的赔付应以其承担的责任为前提，不能提前扣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表述来看，我国交强险的功能定位属于社会保障模式，即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相互“脱钩”，不讨论侵权责任的问题，只要发生损害，保险人即需向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限额以外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大小予以确定。杨再举的辩解理由是将交强险的功能定位为责任保险模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再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0元，由杨再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永琴审判员  谢稼祥审判员  代静云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