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民再64号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陈彦彤，男，194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希文，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系陈彦彤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觉誉，女，1983年4月28号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系陈彦彤的儿媳妇。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原梧州威龙家具装饰材料厂），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塘源路81号。法定代表人：马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凤，广西彤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立明，男，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系该公司职工。申诉人陈彦彤因与被申诉人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原梧州威龙家具装饰材料厂）销售家具货款纠纷一案，不服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梧经再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监（2016）73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桂民抗7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薇出庭。申诉人陈彦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希文、梁觉誉，被申诉人广西三威林产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威林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凤、吕立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程序不当，适用法律有误。理由如下：（一）原再审判决确认陈彦彤驻点销售家具不属于公派性质，将本案定为销售家具货款纠纷，系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陈彦彤是梧州威龙家具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威龙家具厂）的职工，威龙家具厂申请设立南京经营部，并委派陈彦彤前往销售家具。威龙家具厂对各驻点进行业务管理。驻点南京销售期间，陈彦彤以威龙家具厂或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木材厂（以下简称梧州木材厂）的名义订立租赁合同；威龙家具厂于1995年7月-1997年4月每月发放工资给陈彦彤。故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家具属于公派行为；（二）原再审判决仅凭陈彦彤在检察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的部分内容认定陈彦彤承认欠威龙家具厂21万多元，并按照该数额确认陈彦彤所欠货款，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是威龙家具厂出具给陈彦彤的销售家具的折价方法，明确三个不同时间段家具的结算价格不同，分别为“按厂价8折”、“按厂价7折”、“以5800元/套计算”。而威龙家具厂出具的《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发货清单》（或《梧州木材厂（威龙木业有限公司）发货清单》，以下简称《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证明同一品种家具在不同时间段的价格是一样的，且第三阶段的成套价格合计均高于5800元，可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为厂价而非实际销售价，生效判决认定《发货清单》所列价格就是结算价格是错误的。二是1998年3月30日威龙家具厂制作的《南京经营部家具销售结算表》未得到陈彦彤的确认。陈彦彤在检察机关所作的陈述中，虽有表述“厂里按原来定的价格和发给我的销售点的数量，减除拉回的两车货和我交回厂里的货款。按此方案结算出我还欠21万多元货款”，但笔录中随后陈彦彤也明确表示不认可该结算方法。生效判决对陈彦彤的笔录内容作片面理解，进而认定陈彦彤自认所欠货款数额，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三是《梧州木材厂关于核定原驻外销售人员营销收支账目的通知》是厂方事后单独作出的关于如何结算家具销售货款的决定，不能作为陈彦彤驻点南京销售家具的货款结算依据。1998年3月30日厂方制作的《南京经营部家具销售结算表》正是按此通知得出的欠款金额不应予以确认；（三）生效判决认定陈彦彤认为威龙家具厂应支付其销售费用，却因其在一审未提起反诉，应另案处理，系适用法律有误。根据本案事实，陈彦彤驻点南京销售家具属于公派性质，其与威龙家具厂的最终结算数额应当包括所欠货款和费用开支。因此。对于陈彦彤提交厂方1996年、1997年在南京销售期间合计面值264890.45元的1907张票据应参与结算，属于本案应处理的事实，不应要求陈彦彤提起反诉，也不能另案处理。陈彦彤申诉称，（一）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二）涉案家具款的计算应当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作为出厂价，而不是以《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家具产品价格表》（以下简称《价格表》）所列价格作为出厂价；（三）在公司变动过程中，三威林产公司承继了威龙家具厂的债权、债务，因此三威林产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故请求撤销原再审判决，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三威林产公司负担。三威林产公司辩称，（一）本案是陈彦彤与威龙家具厂之间的纠纷。后威龙家具厂改名为梧州市威龙家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家具公司），并于2015年12月16日注销，其作为威龙家具公司的股东不对本案所引起的债务纠纷承担责任，因此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驻点销售的非公派性质是威龙家具厂与陈彦彤双方在驻点销售前已经达成的共同意思表示。威龙家具厂没有对陈彦彤驻点销售实施任何公派性质的监管。原再审判决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处理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期间的销售费用问题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检察机关当年在陈彦彤自认尚欠货款21万多元的情况下未对陈彦彤立案，且若陈彦彤驻点销售的行为属公派性质，那么陈彦彤销售所得全部价款均应上交厂方，双方不存在按何种价款标准结算的问题，而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仍需选择价款标准结算，可见抗诉机关认可陈彦彤驻点销售的非公派性质。故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威龙家具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陈彦彤欠其的款项为364776.54元。该欠款经其多次追讨均被拒绝。陈彦彤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其国家财产不受侵害，请求法院判令陈彦彤付清欠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梧州木材厂与威龙家具厂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1996年3月6日，厂长苏克在厂八届三次职代会上作《市场机遇喜忧参半考验依旧强化管理实现目标重任在肩》的工作报告，并于次日下午经全体职工代表审议通过。该工作报告在“搞活产品销售”部分中提出：“制定促销办法，大体是：以出厂价供货销售点，销售点可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定价销售，除厂价外的盈利部分全部作为销售点销售经费和个人收入，多销多得，亏损不补。”1996年5月7日陈彦彤在南京设立销售点，并与南京林业大学森南贸易公司、南京永宝家具厂直销中心签订租赁协议。1996年5月22日至1997年9月26日，陈彦彤共收到威龙家具厂家具2545箱，并签收发货清单11份12张，货款金额共974273元。1998年2月12日陈彦彤退货152件、货值129014元。至威龙家具厂一审提起诉讼时，陈彦彤已给付威龙家具厂货款501025.56元。此外，陈彦彤于1996年5月21日向威龙家具厂借款15000元，尚未归还。一审法院判决：一、陈彦彤应当支付货款344233.44元给威龙家具厂；二、陈彦彤应当返还借款15000元给威龙家具厂。案件受理费7982元，其他诉讼费用2395元，合计10377元，由威龙家具厂负担300元，余款由陈彦彤负担。陈彦彤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威龙家具厂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梧州木材厂与威龙家具厂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1996年3月6日，厂长苏克在厂八届三次职代会上作《市场机遇喜忧参半考验依旧强化管理实现目标重任在肩》的工作报告，并于次日下午经全体职工代表审议通过。该工作报告在“搞活产品销售”部分中提出：“制定促销办法，大体是：以出厂价供货销售点，销售点可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定价销售，除厂价外的盈利部分全部作为销售点销售经费和个人收入，多销多得，亏损不补。”1996年5月7日，陈彦彤在南京设立销售点，并与南京林业大学森南贸易公司签订《租房协议》，约定：陈彦彤租用南京林业大学森南贸易公司房屋5间共120平方米，租期半年，租金1万元，所租房屋的水电费、电话费等由陈彦彤支付。同月，陈彦彤与南京永宝家具厂直销中心签订了一份《场地出租协议》，约定：南京永宝家具厂直销中心出租50平方米月租金共9000元。陈彦彤先付清一季度的房租27000元方能进场，以后季末25-30日前付清下季度租金。1996年5月22日至1997年9月26日，陈彦彤共收到威龙家具厂家具2545箱，并签收发货清单11份12张，货款金额共974273元。1997年6、7月间，威龙家具厂销售科出具一份销售家具的折价方法给陈彦彤收执，载明:“1.从95年12月—96年6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8折计算；2.从96年7月—97年2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7折计算；3.从97年3月开始家具销售价格以5800元/套计算。”1998年2月12日，陈彦彤退货货值129014元（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至威龙家具厂提起一审诉讼时，陈彦彤已给付威龙家具厂货款501025.56元。另查明，1996年2月28日，威龙家具厂销售科制订了一份驻点事项，允许各销售点购买一定的日常用品，费用由其支付。同时，威龙家具厂还招收培训家具安装工，安排到各销售点工作。再查明，1996年5月21日，陈彦彤向威龙家具厂借款15000元，尚未归还。二审法院认为，威龙家具厂八届三次职代会的工作报告虽然涉及了有关促销家具的办法，但由于没有与陈彦彤签订任何协议，威龙家具厂还制订了驻点事项、发放了陈彦彤一年的工资，且梧州木材厂的梧木字(1999)08号文件中也未明确驻外销售家具的性质，因而陈彦彤驻外销售家具不构成代销关系；陈彦彤在销售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价格完全由其掌握，并且没有出具发票或收款收据，因而亦不属于公派行为。陈彦彤提出其驻外销售家具属公派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完全由威龙家具厂承担以及威龙家具厂提出陈彦彤驻外销售家具属代销行为的主张均没有证据证实，该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案应认定为销售家具货款纠纷。因为威龙家具厂发货给陈彦彤时，并没有标明厂价是多少，陈彦彤只知道《发货清单》所列价格，所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应认定为出厂价，威龙家具厂出具的折价方法应视为同意陈彦彤以此价格销售。故对销售家具的定价问题，应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作为出厂价，再根据折价方法计算货款。陈彦彤共收到家具折款为974273元（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扣除退货129014元，打折后家具价值601739.5元（分段计：96年6月以前按8折计，96年7月以后按7折计）。陈彦彤在一审诉讼前已经给付货款501025.56元，尚欠货款100713.94元，应予归还。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梧州市蝶山区人民法院（2000）蝶经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梧州市蝶山区人民法院（2000）蝶经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陈彦彤应支付货款100713.94元给威龙家具厂。一审案件受理费7982元，其他诉讼费用23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82元，其他诉讼费用2395元，合计20754元，由陈彦彤负担10377元，威龙家具厂负担10377元。威龙家具厂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中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取代实际出厂价来折上折结算的货款，确认陈彦彤实欠其货款为211847.05元。原再审法院认定事实：梧州木材厂与威龙家具厂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1996年3月6日，厂长苏克在厂八届三次职代会上作《市场机遇喜忧参半考验依旧强化管理实现目标重任在肩》的工作报告，并于次日下午经全体职工代表审议通过。该工作报告在“搞活产品销售”部分中提出：“制定促销办法，大体是：以出厂价供货销售点，销售点可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定价销售，除厂价外的盈利部分全部作为销售点销售经费和个人收入，多销多得，亏损不补。”同年5月，陈彦彤在南京设立销售点自定价格销售家具。1996年3月22日至1997年9月26日，陈彦彤共收到家具2545箱，按《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货款总金额974273元。1997年6、7月间，威龙家具厂销售科出具一份销售家具的折价方法给陈彦彤收执，载明：“1.从95年12月—96年6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8折计算；2.从96年7月—97年2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7折计算；3.从97年3月开始家具销售价格以5800元/套计算。”1998年3月，双方当事人对陈彦彤销售家具进行结算，陈彦彤实收家具841886.61元，退货129014元，已付货款501025.56元，尚欠货款211847.05元。结算中陈彦彤按《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总金额与实收到家具总金额有出入的原因是，对于部分货损及销路不好的产品，威龙家具厂再次给予陈彦彤优惠，故结算陈彦彤实收家具总金额为841886.61元。该结算表陈彦彤未签字。1998年5月14日，梧州市人民检察院询问陈彦彤时，陈彦彤称，按照威龙家具厂的结算方法其还欠威龙家具厂21万多元货款，其本人一项项核对过，没有算错，但对于威龙家具厂给的家具定价未经其同意及未讲清楚如何经营其有意见。另查明：1996年5月21日，陈彦彤向威龙家具厂借款15000元，尚未归还。原再审法院认为，二审判决确认双方当事人既不是代销关系，陈彦彤驻点销售家具也不属公派性质，将本案定为销售家具货款纠纷是正确的，但确认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为出厂价再打折计算货款依据不足。双方当事人对陈彦彤驻南京销售家具的货款已进行结算，且司法机关询问陈彦彤时，陈彦彤亦承认欠威龙家具厂货款21万多元，因此可按该数额确认陈彦彤所欠货款。威龙家具厂再审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陈彦彤认为威龙家具厂应支付其销售费用，因其在本案一审时未提起反诉，应另案处理。原再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梧经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二、维持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梧经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项；三、陈彦彤应支付货款211874.05元给威龙家具厂。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共31131元，由陈彦彤负担18081元，威龙家具厂负担13050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再审审理查明：梧州木材厂与威龙家具厂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1996年3月6日，厂长苏克在厂八届三次职代会上作《市场机遇喜忧参半考验依旧强化管理实现目标重任在肩》的工作报告，并于次日下午经全体职工代表审议通过。该工作报告在“搞活产品销售”部分中提出：“制定促销办法，大体是：以出厂价供货销售点，销售点可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定价销售，除厂价外的盈利部分全部作为销售点销售经费和个人收入，多销多得，亏损不补。”1996年厂职代会后，威龙家具厂派出陈彦彤等数名职工驻外地销售。为了便于陈彦彤开展业务，威龙家具厂于1996年4月23日向陈彦彤开具内容为“介绍陈彦彤到南京联系业务”的介绍信，还向梧州市工商局申请在南京成立分支机构（经营部）并获准。1996年5月7日，陈彦彤在南京设立销售点。同月，陈彦彤分别以梧州木材厂、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分别与南京林业大学森南贸易公司签订租房协议、与南京永宝家具厂直销中心签订场地租赁协议。1996年5月22日-1997年9月26日，陈彦彤先后收到威龙家具厂家具2545箱，并签收发货清单11份12张，总价974273元。1997年6、7月间，威龙家具厂出具一份销售家具的折价方法给陈彦彤收执，内容为：1.从95年12月至96年6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8折计算；2.从96年7月至97年2月，家具销售价格以厂价7折计算；3.从97年3月开始家具销售价格以5800元/套计算。1998年2月12日，陈彦彤退货152件、货值129014元（以《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至威龙家具厂提起一审诉讼时，陈彦彤已给付威龙家具厂货款501025.56元。1997年9月，梧州木材厂召回全部驻外销售人员。为了与外派人员结清驻外销售期间的货款，梧州木材厂于1999年3月17日发出梧木字（1999）08号《梧州木材厂关于核定原驻外销售人员营销收支账目的通知》，载明：“由于原销售科没有与驻外销售人员办理文字承包销售合同，造成货款至今不能全部按货回收。为核清原驻外销售人员营销收支账目，1999年3月12日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一、1996年12月31日以前的营销收支，可由原驻外营销人员自愿确定如下一种核定方法：一是按职代会通过的全承包方法核定；二是按厂常规派出外勤工作办法核定。1997年以后的营销收支，按全承包的方法核定。二、原驻外营销人员自愿按厂常规派出外勤工作方法核定营销收入，按下列原则核定：1.以有效收支凭证核定驻点销售期间的收支账目。2.收支凭证必须符合财经制度和厂规制度。3.收支有凭证，凭证符合财务制度，账目清楚的，按核准金额报销；收支不符合财经制度和厂规制度，不能提供收支账目的，货款按提高15%出厂价核定。”2000年4月30日，威龙家具厂核查组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陈彦彤交来1996年、1997年南京经销期间的有关票据1907张，面值264890.45元，并注明其中含有签字无公章的白条。另查明，1996年5月-1997年4月，威龙家具厂每月发放工资给陈彦彤。再查明，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期间没有制作会计账簿。在销售家具过程中，家具的价格完全由其掌握，并且没有出具有效发票或收款凭据。又查明，1996年2月28日，威龙家具厂销售科制订了一份《驻点事项》，厂方对各家具驻点的铺底基金、月销售报表的报送、销售货款的汇款次数和时间等事项均作了规定。还查明，梧州木材厂于1981年6月24登记成立。1993年2月5日，梧州木材厂与香港碧龙基贸易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1996年4月16日，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梧州威龙家具装饰材料厂”。威龙家具厂与梧州木材厂是一套人马。2007年9月3日，威龙家具厂又更名为“梧州市威龙家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001年5月23日，梧州木材厂改制为三威林产公司，约定梧州木材厂原有的所有债权债务及人员安置等均由三威林产公司承担。后梧州木材厂于2002年10月16日办理了注销登记。2004年8月23日，香港碧龙基贸易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三威林产公司，致此，三威林产公司成为威龙家具厂（后为威龙家具公司）的唯一股东。2015年12月16日，威龙家具公司在清算后注销。本院再审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三威林产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行为的性质是公派还是代销；三、陈彦彤驻点销售期间收到威龙家具厂的家具货款总额如何认定、销售费用如何负担。关于三威林产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一审、二审、原再审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陈彦彤和威龙家具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除合作企业合同另有约定外，合作各方以其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为限对合作企业承担责任。合作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威龙家具厂由梧州威龙木业有限公司改名而来，是梧州木材厂与香港碧龙基贸易公司共同投资创办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威龙家具厂依法取得了中国企业法人资格，且没有证据证明合作企业合同对合作经营企业的责任承担方式另有约定，所以梧州木材厂和香港碧龙基贸易公司均应以各方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为限对合作经营企业威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2001年5月23日，梧州木材厂改制为三威林产公司，则梧州木材厂原有的债权、债务应由新设立的三威林产公司承继。故三威林产公司承继了陈彦彤与威龙家具厂之间的货款纠纷，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关于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家具的性质是公派还是代销的问题。本院认为，威龙家具厂申请设立南京营业部，并派职工陈彦彤前去驻点销售家具，且在驻点销售期间，陈彦彤以威龙家具厂的名义开展业务，威龙家具厂发放工资给陈彦彤，所以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家具为公派性质。关于申诉人陈彦彤南京驻点销售期间的家具货款数额总值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关于厂价的认定问题。制作于1996年1月的《价格表》没有具体针对性，故三威林产公司主张以《价格表》所列价格为厂价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由于《发货清单》是威龙家具厂面向特定发货对象陈彦彤作出并经陈彦彤签字确认，且有证人朱某的证言相佐证，故应认定《发货清单》所列价格为厂价。按照折价方法，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期间的家具货款数额总值分三个阶段进行认定：（1）1995年12月-1996年6月，陈彦彤收货1批、货值100582元，以八折计算为80465.6元；（2）1996年7月-1997年2月，陈彦彤收货6批、货值614103元，以七折计算为429872.1元；（3）1997年3月以后，陈彦彤收货4批、货值259588元。折价方法载明“从97年3月开始，家具销售价格以5800元/套计算”，但由于1997年3月以后，威龙家具厂发给陈彦彤的家具比较散乱，无法成套计算，为公平起见，对这4批家具货款按照七折打折计算为181711.6元。另外，由于陈彦彤退回的152件家具货值129014元是按《发货清单》所列价格计算，故退货价值也应打折计算，为公平起见，亦以七折计算为90309.8元。《中华人民共和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虽然陈彦彤被派往南京销售家具是公派性质，但即便是公派性质，驻外销售点仍然负有与派出企业进行货款结算的义务。而由于陈彦彤在南京驻点销售期间没有制作会计账簿，且没有出具有效发票或收款凭据，其递交威龙家具厂的面值合计264890.45元的1907张票据，因不符合相关规定亦不为威龙家具厂认可。由于陈彦彤无法按照公派性质的结算规定主张威龙家具厂与其进行公派性质的货款结算，按照公平原则，货款只能参照《梧州木材厂关于核定原驻外销售人员营销收支账目的通知》的规定以全承包方式结算，即陈彦彤向威龙家具厂支付货款，其驻点销售期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费用都归其本人。陈彦彤驻点南京销售期间，威龙家具厂发给陈彦彤的家具货款总额为692049.3元，扣减陈彦彤已支付货款501025.56元及退货折款90309.8元，陈彦彤尚欠威龙家具厂货款100713.94元，应予归还。综上所述，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梧经再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梧经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共20754元，由陈彦彤负担10377元、三威林产公司负担10377元；原再审诉讼费10377元由三威林产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金文审判员  唐 菁审判员  万晓敏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罗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