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鄂0105行初101号原告周思毅，男，195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登记住址为北京市西城区，现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队，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695号。法定代表人刘斌，系该队队长。委托代理人张望远，系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游艺路2号。法定代表人李顺年，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胡希，系该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周思毅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队（以下简称特勤大队）、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武汉市交管局）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勇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思毅、被告特勤大队委托代理人张望远、被告武汉市交管局行政首长宋嵘及委托代理人胡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特勤大队于2017年2月17日对周思毅作出420140-144885160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决定对其罚款200元，记2分。周思毅不服该处罚决定，向被告武汉市交管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3月9日，被告武汉市交管局作出武公交复决字[2017]0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420140-1448851600号处罚决定。原告周思毅诉称:1、判令第一被告的420140-1448851600号《处罚决定》违法，因而被撤销；2、判令第二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因而被撤销。事实与理由：原告持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驾照20年，2008年12月在北京申请中国驾照时没有考到满分，当时错答的那几道题可能都与行进方向路口地标白实线指示含义等有关，导致原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间断性地共10次重复违反该类交通规则的行为。如果原告第一次在珠山湖大道枫树二路路口违规时被开发区交警大队书面警告或短信告知，原告绝不会再次违反同类交通规则。原告于2015年9月16日在彭刘杨西路Q违反此类交通规则后，第一被告一直没有告知原告，直到2017年2月16日原告在办理车辆年检时才知。处罚决定作出的时间在原告的交通违章扣分周期（即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2月25日）之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的规定，也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记分周期为12个月”的规定和第九十九条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不得延迟履行职责”的规定。被告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向原告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也未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因此，两被告坚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是违法的。被告特勤大队辩称：被告特勤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对处罚决定提出异议的理由，属于对法律条款理解错误，不能对抗既成的违法事实。为此，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武汉市交管局辩称：被告武汉市交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6日8时30分，原告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Ａ×××××的灰色五菱牌小客车行驶至武昌区临江大道彭刘杨西路Q路口时，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记录。2017年2月17日，原告到被告特勤大队，该大队以原告实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为由，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记2分。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7年2月22日向被告武汉市交管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日，被告武汉市交管局向被告特勤大队送达了相关材料。被告特勤大队于同月28日进行了答复。2017年3月9日，被告武汉市交管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特勤大队的处罚决定。上述基本事实，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本院认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现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被告特勤大队有权对其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后，被告特勤大队未及时短信通知是否违法；2.被告特勤大队是否未向原告告知拟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也未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3.被告特勤大队对原告的处罚是否超过处罚时效。一、“通知”与“告知”“通知”与“告知”在日常汉语语境中表意类似，但在法律语境中则有其特定含义。交管部门基于执法成本和效率需要，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监控路面交通状况，拍摄交通参与人违法行为。因电子警察不能直接实施处罚，便产生了电子警察拍摄后，交管部门“通知”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场所接受处理的流程，该“通知”在性质上属于对违法行为的调查。而“告知”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作出处罚决定前的法定程序，指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场所接受处理后，交管部门经查实违法行为，在决定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违法行为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的行为，属于经调查认定违法事实后的“告知”。因此，原告将被告特勤大队未短信通知其接受处理认为是被告特勤大队未履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告知义务，系对法律的误读。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由此可知，提供查询属强制性规定，而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均属于“通知”的形式。本案被告特勤大队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原告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履行了“通知”职责。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口头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交通违法处理数量大、时效强，对于轻微交通违法，交警在窗口口头“告知”原告拟处罚事项，直接听取原告申辩后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和执法实际，被告特勤大队的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二、“处罚时效”、“处罚期限”与“记分周期”“处罚时效”、“处罚期限”和“记分周期”在法律上亦有其特定的含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以及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时效”是指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处罚期限”是指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在一定期限内予以处罚；“记分周期”是对驾驶人连续12个月的累计记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据此，行政处罚是记分的基础和前提，而非行政处罚应在记分周期内作出。因此，上述三个期间相互独立，原告认为被告特勤大队未在记分周期作出处罚决定超过了处罚时效，亦是对法律的误读。本案中，原告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生便即时被电子警察发现并记录，故不存在二年内未被发现而超过处罚时效的情形。本案双方争议的内容实质上是被告特勤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超过了处罚期限。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该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需要按照一般程序处以罚款的，应当自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处罚决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因此，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期限依法从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之时起算，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交管部门应在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之时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并交付处罚决定书。本案中，原告到被告特勤大队处接受处理后，被告特勤大队当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交付了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综合上述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以及第五十条“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规定，主动查询违法记录并到交管部门处接受处理是驾驶人的义务，在被告特勤大队已提供查询的情况下，原告将自身未及时履行义务导致的反复违法后果归责于被告特勤大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全面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交通规则亦是驾驶人的法定义务，原告以其对交通规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掌握不全为由，认为应免于处罚的主张实属无理。被诉处罚决定事实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诉复议决定予以维持亦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思毅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50元（已预交），由原告周思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勇胜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书记员  赵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