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5民初514号原告：车永久，男，1961年1月6号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刚，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驰骋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法定代表人：吴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天津津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车永久与被告天津市驰骋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车永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刚、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车永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31176.4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在滨江商厦从事纺织品销售，被告从事针织品加工、批发兼零售，自2013年开始，原告从被告处提取针织品，将针织品送往滨江××处，供滨江商厦销售，滨江商厦向被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再将该货款扣除手续费后支付给原告。2015年3月26日，因原告不想继续干了，双方进行了对账，欠款共计533310.02元。同时，原告仓库里面还有未出售的货物退还给被告，2015年4月2日，被告公司员工张双立从原告仓库提走了一批尚未卖出的货物，并在收货单上写明欠货款70632.50元。之后被告分四笔支付了原告欠款272766.04元，尚欠331176.48元。被告说的付了五笔款实际上是四笔，原告每次收到被告的付款都会打收条，被告手里只有四张收条就是明证。2016年4月27日，原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吴琼通电话并有录音为证，吴琼对欠款数额330000多元也是承认的，只是说想办法解决。因被告一直拖欠货款，因此起诉，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天津市驰骋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所述的合作关系属实，后原告提出不干了，2015年3月26日，双方进行了对账，确认欠款数额为533310.02元，原告所称的还有仓库存货70632.50元不属实，2015年3月26日是双方的最后一次对账。对账后我方一共支付原告五笔货款共计304766.04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四笔，除了四笔有原告签名的收条外，还有一次是我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付的款，因银行明细有付款人及收款人名称及金额，无需打条，我方也没有要求原告打条。扣除已支付的304766.04元，现尚欠原告228543.98元。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我方法定代表人吴琼并未对330000多元的数额进行明确的确认，根据法律规定，确认应以明示的方式进行，该录音没有证明效力。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对账单，证明截至2015年3月26日，被告欠款数额为533310.02元；二、被告公司员工张双立签字的收货单，证明在2015年3月26日对账后，被告在2015年4月2日又拖欠货款70632.50元的事实；三、电话录音，证明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吴琼电话沟通欠款事宜，吴琼对欠款330000余元的事实无异议。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对账单上原告自行添加的“＋仓库70632.50元”内容有异议，认为双方的欠款只有533310.02元。被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张双立是其公司员工，但不认可该收货单的日期为2015年4月2日，认为该收货单的日期在2015年3月26日双方对账之前。被告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法定代表人吴琼未对欠款数额330000元进行明确的确认，该证据没有证明力。被告提交如下证据：一、对账单，证明截至2015年3月26日，被告欠款数额为533310.02元；二、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收条四张和银行凭证一张，证明被告向原告分五次给付货款共计304766.04元，尚欠原告228543.98元。原告对被告的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也承认在自己提交的证据一中“＋仓库70632.50元”是自己事后自行添加的。原告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被告的付款实际上只有四笔，自己每次收款后都向被告出具相应的收条，被告提供的2015年6月12日银行凭证实际和2015年6月11日的收条是一笔钱，被告属于重复计算，2015年6月12日，被告公司会计马克荣给我汇款32000元，之后又给了我766元现金，我给打了收条，但是把日期错写了一天，写成了2015年6月11日。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买卖合同关系，自2013年开始，被告从事针织品加工、批发兼零售，原告从被告处提取针织品，再将针织品送往滨江××处，供滨江商厦销售，滨江商厦向被告支付货款后，被告再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2015年3月26日，双方进行了对账，被告公司员工马克荣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共计533310.02元，并注明此后双方的债权债务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琼负责。此外，在上述对账之外，被告公司员工张双立在一份收货单上签字，并注明“欠货款共计70632.50”，但当时双方均未签署日期，事后原告在该收货单上注明日期为2015年4月2日。另外，原告在2015年3月26日的对账单总额533310.02元后面自行添加了“＋仓库70632.50元”的内容。对账后，被告分多次向原告支付欠款，2015年4月2日支付原告120000元，2015年6月11日支付原告32766.04元，2015年9月29日支付原告20000元，2016年1月27日支付原告100000元，以上四笔原告均向被告出具了相应的收条。此外，根据被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凭证显示，2015年6月12日，被告公司员工马克荣向原告车永久的账户汇款32000元，该笔付款无相应的收条。2016年4月27日，原告车永久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琼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中原告提到了欠款数额“一共都33万多块钱了”，并要求吴琼尽快付款。吴琼在通话中回应“嗯，我在想着了”“我知道了”等内容。现原告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331176.48元。被告以辩称为由主张欠款数额为228543.98元。案经调解，未获一致协议。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系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数额为533310.02元，还是603942.52元（533310.02元＋70632.50元），二是被告付款额是四笔共计272766.04元，还是五笔共计304766.04元。对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均认可2015年3月26日对账的结果533310.02元，原告提供了有被告公司员工张双立签字的欠货款70632.50元的收货单，由于该收货单没有注明日期，原告认为是在2015年3月26日对账后发生的，但被告认为是在对账前。对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对四笔有收条的付款事实无争议，但对于2015年6月11日收条所指向的32766.04元和2015年6月12日的银行转账32000元是否为同一笔付款，原告认为两笔系同一笔付款，只是自己写错了日期，且每次付款自己都会向被告出具收条，该笔汇款没有收条为证。被告认为系两笔付款，因为有详细的银行凭证，所以没有再要求原告出具收条。如果原告主张成立，欠款数额应为331176.48元，如果被告主张成立，欠款数额应为228543.98元。根据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证据，2016年4月27日，对于原告提出的欠款数额330000多元，被告法定代表人吴琼虽未明确表示予以确认，但亦未提出异议或反驳，并有想办法解决的意思表示。被告当庭认可该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吴琼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未亲自与原告进行书面对账，但应知晓欠款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分析双方的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进一步佐证了自己的主张，对原告的主张应予以采信，欠款数额应为331176.48元。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驰骋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车永久货款331176.4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28元，减半收取计3164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肖泽平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 记 员  孙 伟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