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05行终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军，男，1975年3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环东路上段。法定代表人方向，支队长。原审第三人张椿梅，女，1972年2月1日生，汉族，住毕节市。原审第三人贵州省毕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地址：毕节市环南路。法定代表人张时忠，经理。上诉人黄军因车辆登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法院（2015）黔方行初字第18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黄军、第三人张椿梅原以恋爱相处。2014年2月13日，黄军向辽宁之星汽车销售公司购买梅赛德斯奔驰越野汽车一辆（发动机编号27682130005952，车辆识别代号WDCDA6CB4EA293895），价税合计78万元（不含税价为666666.67元）。2014年2月24日，黄军向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对该车进行注册登记，经登记后该车车牌号为贵Ｆ×××××，登记的所有人为黄军。2014年7月8日，第三人毕节旧车交易中心向第三人张椿梅出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发票载明卖方为黄军，买方为张椿梅，车牌号为贵Ｆ×××××，车价合计1万元整。2014年7月9日，张椿梅向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对贵Ｆ×××××号车辆进行转移登记，经转移登记后该车车牌为贵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张椿梅。黄军认为，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转移登记行为错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转移登记行为。另查明，张椿梅诉黄军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经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6）黔0502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载明：“在被告黄军没有赠与涉案车辆的内心意思和意思表示的情况，原告张椿梅基于与被告黄军的特殊（恋爱）关系形成便利条件取得被告黄军身份证、行车证等相关证件后，擅自变更涉案车辆登记。申请批改投保受益人的行为，以及被告黄军交付涉案车辆及车辆钥匙给原告，均不应认定为赠与的追认。”，该判决驳回“确认张椿梅与黄军之间赠与现车牌号为贵Ｆ×××××号车归张椿梅所有”的诉讼请求。张椿梅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黔05民终259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502民初1765号民事判决。原判认为，黄军认可张椿梅提交的《机动车牌证申请表》机动车所有人（代理人）栏“张椿梅”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应视为黄军2014年12月1日便知晓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将涉案车辆过户给张椿梅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之规定，黄军于2015年12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为黄军还是张椿梅，根据文义解释，“现机动车所有人”应为申请转移登记时机动车的所有人。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机动车作为动产，其物权随交付而转移，登记产生的是物权公示效力而非物权效力。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由此可见，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时间点发生在交付时而非登记时，登记行为是所有权发生转移后的公示行为。因此，现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指原登记车主，而是车辆转移后的车主。本案中现机动车所有人应认定为张椿梅。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第六十四条第（六）项第1目“在国内购买的机动车，其来历证明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或者二手车交易发票。”之规定，张椿梅向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转移登记时，填写了申请表，交验了机动车，并提交了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手车交易发票等相关材料。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七条和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九条对张椿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行政行为事实依据充分，程序合法。黄军认为张椿梅侵犯其车辆所有权，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因此，对黄军请求撤销车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黄军负担。宣判后，黄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上诉人没有赠送涉案车辆给张椿梅，张椿梅的赠与诉请已被驳回，被上诉人的转移登记没有事实依据，转移登记涉案车辆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原审法院曾两次裁定中止诉讼，其适用的法律为《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要以民事诉讼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的规定，民事诉讼驳回了张椿梅的赠与诉请，原审法院没有依照民事判决结果作出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撤销车辆变更登记，恢复车辆登记前的初始状态，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审期间未答辩。原审第三人张椿梅答辨称：赠与合同不成立并不等于车辆所有权属于黄军，车辆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准，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车辆过户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转移登记行为合法有效，建议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毕节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二审中未答辨。二审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原审第三人张椿梅认为涉案车辆是上诉人黄军赠与张椿梅的，并提起民事诉讼，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赠与关系不成立；同时，涉案车辆是上诉人于2014年2月13日以价税合计78万元购买，张椿梅同年7月8日取得涉案车辆的二手车交易发票价为1万元，被上诉人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涉案车辆转移登记进行审查时，对两次交易时间间隔较短、两次交易价格悬殊过大，交易行为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未审查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其他证明、凭证。同时，原审第三人贵州省毕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虽提供了交易发票，但没有提供交易合同予以印证。《二手车交易规范》第七规定：“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合同，明确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二手车交易发票作为在国内购买机动车的来历证明之一，不能等同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卷内亦无交易合同予以印证。故被上诉人办理转移登记时未尽到审查义务，登记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登记行为明显不当，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法院（2015）黔方行初字第18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4年7月9日将涉案车辆转移登记给原审第三人张椿梅的行政行为，恢复该车转移登记前的初始状态。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上诉人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静梅审 判 员 吴 岚审 判 员 赵 娟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冯娜娜书 记 员 支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