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7民终5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发多，男，1968年6月8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定和，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海南省儋州市木棠镇谭乐村委会高权村***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才显，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海南省儋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齐美，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海南省儋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助侬，男，1955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上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石养，男，195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正位，男，196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万生，男，196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海南省儋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瑞兴，男，1978年4月6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加彦，男，1985年4月4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世贵，男，1965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琼美，女，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壮志，男，198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羊三才，男，196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上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显，海南为民众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主城，男，195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住海南省儋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礼城，男，196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原审第三人：海南广隆运输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负责人：符之天，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炳清，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因与被上诉人黄主城、黄礼城及原审第三人海南广隆运输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发多、上诉人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石养、上诉人曾正位、上诉人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显、原审第三人广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柄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主城、黄礼城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2.改判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黄主城、黄礼城给付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承包金79509元，违约金52631.6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黄主城、黄礼城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运输证》颁发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是错误的，正确日期为2014年10月27日；2.《委托证明书》在一审中没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故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作出判决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当改判支持黄发多等五人的诉讼请求。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辩称，黄发多等五人的上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黄发多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且黄发多等五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广隆公司辩称，该案与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和解。黄主城、黄礼城均未做答辩。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依法改判驳回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负担。事实和理由：1.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2.曾正位等十人没有义务为黄发多等五人办理运输证，原合同已经自动解除，曾正位等十人不存在违约行为。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辩称，在起诉前黄发多等五人多次要求曾正位等十人支付承包金，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未解除，即使解除，曾正位等十人也应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金。广隆公司辩称，该案与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和解。黄主城、黄礼城均未做答辩。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合法有效；2.依法判令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黄主城、黄礼城向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承包金79509元；3.依法判令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黄主城、黄礼城向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违约金5263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黄主城、黄礼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初，儋州市汽车总站实行体制改革，将那大至洋浦线路的24辆中巴客车移交给广隆公司经营管理，并要求全部更换新车并办理运输证后才能营运。2011年6月，广隆公司用收缴的包括黄发多、曾正位等人在内的24位车主的出资更换了第一批19辆新车，并于2011年6月28日统一办理了行驶证，于2011年7月6日统一办理了运输证。由于新车的数量不能满足24位车主的营运需求，24位车主遂经协商于2011年6月27日签订《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该19辆车由包括曾正位等十人在内的19位车主经营，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自愿退出该19辆车的经营，19位车主须于每月1-3日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共计50000元，经营期间的一切责任与黄发多等五人无关；2.19位车主共计交纳95000元的押金给黄发多等五人，如有增加投放车辆到位或现投放的经营期限届满时，黄发多等五人将押金退还给19位车主；3.如获得政府、公司增加投放车辆，增加投放的车辆由黄发多等五人经营，19位车主与黄发多等五人共同投入车辆的承包金，车辆到位后所签订的协议条款全部解除，各自履行各自的承包责任；4.协议签订后双方均不得违约，否则要向对方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黄发多等五人与曾正位等十人以及广隆公司对该协议的合法性均未提出异议。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19位车主于2011年7月份开始，每人每月向广隆公司支付2632元，由广隆公司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每人10000元。其中曾正位等十人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上述款项至2014年4月，另外9位车主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上述款项至2014年10月。2014年4月，广隆公司新投入了五辆车，该五辆车于2014年4月25日统一办理了行驶证，其中四辆车于2014年10月10日办理了运输证，另外一辆车因故不能办理运输证。2016年2月2日，广隆公司的经理梁炳清出具一份证明，称曾正位等十人共欠黄发多等五人71970元。新更换的四辆车到位后，由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营运，只有黄发多没有车辆营运。经24位车主共同协商，于2014年10月28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新投入的四辆车由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经营，黄发多退出经营；2.除黄发多以外的23位车主从2014年10月28日起每人每月向黄发多支付435元至车辆营运到期止。2015年12月8日，黄发多与除黄发多等五人以外的19位车主签订《委托证明书》，内容主要为：19位车主委托案外人符耿将313000元支付给黄发多，19位车主每人再支付3000元给黄发多，黄发多与19位车主所签订的一切协议书作废。现符耿已经将313000元款项支付给黄发多，且19位车主已经按照《委托证明书》的内容履行了全部义务。另查明，因新投入的4辆车的购买单价高于第一批投入的19辆车的购买单价，黄发多等五人同意4辆车每辆支付33000元共计132000元给19位车主作为差价补偿，19位车主中每位车主获得补偿6947元。黄发多等五人至今未将上述补偿款支付给曾正位等十人。再查明，24位车主曾从19位先期经营车辆的车主交纳至广隆公司处的95000元押金中取出30000元办理集体经营事宜。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且合伙人应当对合伙事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而本案中的黄发多等五人与曾正位等十人在《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中约定黄发多等五人只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故本案在立案时认定的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妥，应为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该协议的合法性均未提出异议，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黄发多等五人要求确认该协议合法有效，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发多等五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为2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当事人在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断，中断后的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中，曾正位等十人于2014年5月1日开始停止向黄发多等五人交纳协议约定的费用，2016年2月2日，广隆公司的经理梁炳清出具证明，称曾正位等十人欠黄发多等五人共计71970元。可见，从2014年5月起至2016年2月2日之间，黄发多等五人是向曾正位等十人主张权利的，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6年2月2日中断，从2016年2月3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黄发多等五人于2016年5月20日提起诉讼，故黄发多等五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黄发多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黄发多与包括曾正位等十人在内的19位车主于2015年12月8日签订的《委托证明书》中约定“黄发多与19辆车签订的一切协议书作废”，可见，黄发多在领取《委托证明书》中案外人符耿和19位车主支付给其的费用后，黄发多与曾正位等十人之间已不再受《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的约束，故曾正位等十人不须再向黄发多支付2014年5月至2014年10月的费用，对黄发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中约定，如获得政府、公司增加投入车辆，投入的车辆属于黄发多等五人享有，车辆到位后所签订的协议条款全部解除，各自履行各自的承包责任。广隆公司新投入的车辆办理行驶证的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办理运输证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0日。上述车辆在办理行驶证后尚不能进行营运，只有在办理运输证后才能进行营运，故《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中所称“车辆到位”应当理解为车辆的运输证办理完毕。因此曾正位等十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0月10日的费用共计112210.50元（40000元/月÷19人×10人×5.33月），扣除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应当向曾正位等十人支付的车辆差额补偿款69470元（6947元/人×10人）和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应当承担的办理集体经营事宜的费用5000元（30000元÷24人×4人），曾正位等十人还应当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37740.50元（112210.50元-69470元-5000元）。另外，根据《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曾正位等十人应当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共计支付52631.60元（100000元÷19人×10人）的违约金。综上，曾正位等十人应当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共计支付90372.10元（37740.50元+52631.60元）。根据19位车主（包括曾正位等十人）按照《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款项的方式，可以判定由曾正位等十人分别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9037.21元（90372.10元÷10）。黄主城、黄礼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与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羊三才、黄主城、黄礼城以及案外人陈才达、陈定厚、陈定雄、陈定扬、陈定君、陈振强、洪三梅、洪石侬、张日升于2011年6月27日签订的《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合法有效。二、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羊三才、黄主城、黄礼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9037.21元。三、驳回黄发多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48元，由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负担932元，由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羊三才、黄主城、黄礼城分别负担201.6元。黄发多等五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法庭提交了《协议书》，拟证明曾正位等十人应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金。曾正位等十人对黄发多等五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均不认可。经举证、质证，因黄发多等五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协议当事人的签名，对黄发多等五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若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曾正位等十人是否需要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经营金、违约金以及数额应如何确定。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1年6月27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该协议是相关参与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守该协议的约定，并全面履行该协议。曾正位等十人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经营金至2014年4月。曾正位等十人自2014年5月开始停止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经营金。按照协议约定，曾正位等十人每个月都需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经营金直到2014年10月，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0月起算，黄发多等五人于2016年5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综上，曾正位等八人上诉称该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曾正位等十人是否需要向黄发多等五人支付承包经营金、违约金以及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黄发多诉称作为定案依据的《委托证明书》在一审庭审中没有经过举证、质证。经查，一审庭审已经对《委托证明书》进行举证，且各方当事人均对该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各方当事人也在庭审笔录上签字予以确认，故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因《委托证明书》中明确载明“黄发多与19辆车签订的一切协议书作废”，故黄发多领取了《委托证明书》中的款项后，无权再主张其他款项。《那大至洋浦班线线路24位车主经营的承包协议》合法有效，曾正位等十人应当受该协议的约束，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故曾正位等十人应当向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支付承包经营金。曾正位等十人不按期支付承包经营金即不符合该协议的约定，又无法律依据，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承包经营金的计算方式均予以认可。曾正位等十人上诉称一审违约金计算方式有误，即因当事人签订协议时有24人，故应由24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一审认定的19人承担违约责任。经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签订，黄发多一方系5人，曾正位一方系19人，一审法院认定曾正位一方违约，并按19人计算是正确的。黄主城、黄礼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96元，由黄发多、余定和、陈才显、何齐美、周助侬共同负担2948元；由曾正位、王万生、陈瑞兴、陈加彦、陈世贵、陈琼美、何壮志、杨三才共同负担294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柱进审 判 员 何昌恩审 判 员 龙蜀娟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平英梅书 记 员 王雪娟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