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3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旭光里物业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83316756F。负责人：刘明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重庆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1，男，201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法定代理人：黄某2（系黄某1之父），男，住重庆市潼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双，重庆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瑜，重庆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某1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52民初5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15日公开进行了调查审理。上诉人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被上诉人黄某1的法定代理人黄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双双、蔡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黄某1的原诉讼请求；2.由黄某1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本案投保人王延彪对被保险人王海艳不具有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二人之间虽是亲属，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抚养或扶养关系，故本案保险合同未生效；2.本案保险合同系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合同无效，本案尚无证据表明涉案保险合同经过了王海艳同意，故应被认定为无效；3.黄某1未举证证明本案合同的生效要件，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保险合同未生效。黄某1辩称，1.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在接受王延彪投保并向王海艳电话核实之后才收取的保费，事后也签发了保单生效证明，故本案保险合同已经生效；2.据王延彪陈述，投保时与王海艳是在一起填写的投保信息，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在向王海艳本人数次电话核实投保等相关情况之后才要求的缴费，保险公司的电话都是自动录音的，应当由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出示本案这一重要证据；3.王延彪兄妹的父母先后死于意外和疾病，因此二人才有了保险意识，且本案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是王海艳之子，投保人王延彪并不会因此受益，故本案保险合同不存在道德风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7日，王海艳之胞兄王延彪通过互联网申请，在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处投保了贴心保综合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号为86002P0102016234490，保险期间为2016年2月8日00:00:00至2017年2月7日23：59：59，保险费为494.5元，投保人为王延彪，被保险人为王海艳，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保险金额为意外伤害身故50万元、意外伤害残疾50万元、意外伤害医疗2万元、意外伤害住院津贴50元/天。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并向王延彪发放了电子保单。2016年2月14日，被保险人王海艳在重庆市×××××江河段溺水死亡，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刑事技术大队于2016年2月16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经尸表检查并结合现场勘查、走访，分析王海艳系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黄某2以黄某1名义向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被拒赔。黄某1遂诉至法院。另查明，2015年10月14日，王海艳与黄某2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婚生子黄某1由黄某2负责抚养。离婚后，王海艳未再婚。王海艳的母亲奚一芳、父亲王尚平分别于2013年7月8日和2015年10月8日因病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王海艳之胞兄王延彪通过互联网申请为王海艳在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处投保意外伤害保险，该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中涉及被保险人的身故赔偿。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在庭审中辩称，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且保险合同未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保险合同无效；在事发前，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多份意外身故保险，投保人涉嫌保险诈骗。该院认为，关于该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应综合考量：1.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对合同的生效要件有说明和审查义务。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并签发了电子保单，现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主张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合同无效，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应推定该保险合同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故订立合同时，投保人王延彪对被保险人王海艳具有保险利益。2.从《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意在于防止对他人寿命、身体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通过投保进行获利，或防范危害他人寿命、身体的道德风险的行为。本案中，该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投保时被保险人王海艳之子黄某1系王海艳的唯一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投保人王延彪不因被保险人王海艳的意外死亡而获利，且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投保人存在道德风险行为，故《保险法》对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规制在本案中并不适用。综上，该院对该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被保险人王海艳溺水死亡后，黄某1作为其唯一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其保险金。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在收到理赔申请后至今未履行赔付义务，其行为已经违约，应当承担继续支付保险金的违约责任。故黄某1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某1意外伤害保险金50万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庭审中，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陈述，对于网络投保，其不会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电话核实；本案保险合同订立前从未向王海艳或者王延彪进行电话核实，订立后也未进行过电话回访；公司尚无关于网络投保的工作流程，故无法向法院提供。二审查明的其他法律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经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保险合同是否经过王海艳同意；二、王延彪对王海艳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否则合同无效。本案中，对于保险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王海艳同意这一事实，涉及到合同效力问题且当事人之间认识分歧较大，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是关键。理论上，商主体对其开展的商事活动及其开发、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比起普通民事主体（包括消费者或公众投资者）具有更多的商品或服务专业信息、更多的技能与经验、更强的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商主体的专业性决定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商人在与非商人开展商事活动时应当负有较重的信息披露义务；二是在商人在与非商人开展商事活动时应当负有较高程度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尤其是尽职调查义务；三是商人与非商人就商人营业范围内的商事活动发生争讼时，商人应当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作为从事保险行业的商主体，对其开展的保险商事活动无疑具有相当的专业性，相比保险合同相对人，自然应当承担更重的商业义务，包括事前的保险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事中的谨慎调查义务和事后的举证证明义务。因此，对于本案的关键待证事实，应由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审理中，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并未举示其与被保险人之间就订立保险合同相互协商、沟通并审核相关信息的证据，且其在上诉状中仅认为黄某1未能举证证明这一待证事实，却并未否认这一事实，故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推定本案保险合同经过了被保险人同意。上诉人认为本案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而无效的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如前述，本院已认定本案保险合同经过了被保险人同意，故一审判决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王延彪对王海艳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恰当，本院在此不再赘述。上诉人认为本案投保人欠缺保险利益的上诉理由与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阳光财险天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波审判员  颜 菲审判员  张 毅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