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1民终11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六安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新安大道与龙舒路交口。法定代表人：王发文，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广冠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合肥市经开区桃花工业园繁华大道投立恒工业广场A-17号2层。法定代表人：王发文，该公司董事长。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茂宏，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湉湉，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柳州北路22号。法定代表人：张海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金福，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徽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铜陵市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四路西段5105号。法定代表人:吴演兵，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铜陵市东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铜陵市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四路西段5105号。法定代表人：黄德明，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公司）、安徽广冠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亚公司），原审被告（安徽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新公司）、铜陵市东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市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瑞公司、广冠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茂宏，被上诉人冠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精新公司、东市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瑞公司、广冠公司（以下简称两上诉人）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两上诉人不予返还已抵销的55万元，并由冠亚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签订于2015年5月13日的《四方付款协议》（以下简称四方协议）并非协议各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一审判决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四方协议关于抵销55万元债务的条款无效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方面，四方协议签订时，两上诉人并不知晓冠亚公司已被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铜官山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实。冠亚公司曾明确表示其在被铜官山法院强制执行后方告诉两上诉人协助执行的情况，可以印证两上诉人不知情的意见属实。另一方面，法律并未规定当事人在签订债权转让或抵销协议时，对合同相对方是否存在协助执行义务有审查义务。综上，本案中，无证据证明两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司法协助事实的存在，两上诉人并无进行恶意串通规避法院冻结措施的意图，且冠亚公司甚至诉称当时其本身亦不知晓司法协助事实的存在，故可认定四方协议中关于抵销的条款并非协议各方恶意串通的结果，一审判决认定抵销构成恶意串通无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中的抵销条款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属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系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协助执行的相关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四方协议无效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协助的相关条款，均明确规定有行为人违反协助执行义务的处理措施。本案中，违反民事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仅系冠亚公司的单方行为而非四方协议，责任主体是冠亚公司，其无权将其违反协助执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两上诉人。3.本案中，两上诉人通过四方协议所抵销的债务真实发生，抵销符合市场公允原则，并未额外受益；四方协议签订后，两上诉人履行了协议，依约向冠亚公司部分清偿了抵销后的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民事执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故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四方协议不应无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无效并判令两上诉人向冠亚公司返还55万元没有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冠亚公司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案涉四方协议中的抵销条款系两上诉人与精新公司、东市公司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属无效。首先，两上诉人对案涉协助执行的事实应属知晓。精新公司对案外人欠有债务并被铜官山法院强制执行，因此，精新公司、东市公司对案涉协助执行的事实应属知晓，而东市公司欠付广冠公司的货款，故两上诉人对冠亚公司协助执行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晓。其次，两上诉人明知广冠公司对东市公司的55万元债权无法收回，串通东市公司、精新公司，主动向冠亚公司提出抵销方案，实现其收回原本无法收回的债权之目的，故两上诉人因该协议而客观上受有利益。再次，四方协议的签订导致铜官山法院生效民事裁定得不到执行，执行案件申请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同时导致冠亚公司因被铜官山法院扣划73.36万元存款而利益受损，故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抵销条款因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而无效体现了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坚定维护的立场，有据可依。2.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四方协议中的抵销条款违反该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当无效。3.合同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四方协议无效后判令两上诉人向冠亚公司返还55万元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精新公司、东市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意见。冠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案涉四方协议无效，两上诉人给付货款731,750元及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1日，铜官山法院因（2015）铜官执字第320号、414号执行案，向冠亚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并附执行裁定，扣留（或提取）该两执行案被执行人精新公司在冠亚公司处货款合计340万元。2015年5月13日，两上诉人、六安恒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恒瑞公司）作为甲方，冠亚公司作为乙方，东市公司作为丙方，精新公司作为丁方，签订案涉四方协议，约定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两上诉人及六安恒瑞公司尚欠冠亚公司1,207,661元，冠亚公司尚欠精新公司73.36万元，东市公司尚欠广冠公司55万元。因精新公司与东市公司系关联企业，为妥善解决债权债务，达成付款协议：1.精新公司代东市公司偿还广冠公司55万元，该款从冠亚公司欠精新公司73.36万元中扣减，扣减后东市公司不再欠两上诉人及六安恒瑞公司款项，两上诉人及六安恒瑞公司欠冠亚公司款项变更为657,661元，冠亚公司欠精新公司款项变更为18.36万元；2.协议第1条付款金额针对各方截止2015年2月9日前的债务，2015年2月9日后的债权债务不在协议范围内，由各方另行解决。协议签订后，冠亚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开具55万元收据给广冠公司，广冠公司于同日开具55万元收据给东市公司。两上诉人分三次共计支付给冠亚公司588,111元，扣除55万元，尚欠69,550元。2016年3月17日，铜官山法院向冠亚公司发出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认为该公司擅自将被执行人精新公司的债权55万元用于抵销债务，要求冠亚公司限期追回，并将精新公司应收合同款项73.36万元交存铜官山法院。2016年5月12日，铜官山法院扣划了冠亚公司存款73.36万元。2016年8月1日，六安恒瑞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注销，冠亚公司撤回了本案中对六安恒瑞公司的起诉。一审中，冠亚公司提交2015年6月15日、7月8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发货确认函、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证明四方协议签订后，其与六安恒瑞公司又签订了买卖合同，货款计5.61万元，两上诉人尚欠货款3.5万元。一审法院未确认以上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属无效。本案中，冠亚公司在四方协议签订前已收到铜官山法院执行裁定和协助通知，对其负有协助执行义务是明知的，精新公司应当知道对案外人负有债务且在强制执行，冠亚公司与精新公司仍然利用精新公司的关联企业东市公司对冠亚公司的债权人即两上诉人负有的到期债务55万元进行抵销，不但导致铜官山法院生效裁定不能及时有效执行，冠亚公司的法定协助义务亦有拒不履行之嫌，且损害案外人利益，构成恶意串通，四方协议关于55万元的抵销协议当属无效。无论是精新公司对案外人负有债务且被铜官山法院强制执行，还是冠亚公司负有协助执行铜官山法院生效裁定义务，均受民事诉讼法相关强制性规定的约束，该法规定的执行措施条款本身即为强制性条款，被执行人、协助义务人必须执行和协助执行，精新公司在被强制执行情况下、冠亚公司在负有必须履行协助义务情况下，仍然协议抵销55万元，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四方协议中除抵销55万元条款无效外，其他对于到期债权的结算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两上诉人及精新公司、东市公司关于协议有效的辩称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精新公司、东市公司亦属协议一方，冠亚公司将协议相对方分列成被告及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鉴于该两公司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其他当事人权利义务一致，也参加了诉讼，为减少讼累，一审法院不再作变更处理。四方协议被认定部分无效后，根据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应互相返还，因均属到期债务，各自履行协议签订前的到期债务即可，两上诉人因协议取得减少债务的利益55万元应返还给冠亚公司，东市公司因协议取得减少债务的利益55万元应返还给两上诉人，冠亚公司因协议取得减少对精新公司的债务55万元因已被依法强制执行无须返还。协议无效导致的损失应根据过错责任及大小承担赔偿责任。两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对精新公司强制执行案以及冠亚公司协助义务无证据证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无过错则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冠亚公司明知负有协助义务仍然同意抵销，导致的损失自行承担。故冠亚公司主张两上诉人赔偿2015年5月14日起至无效判决生效时的利息损失不应支持，但55万元之外应付未付款的利息损失与四方协议的效力无因果关系，且属到期债权，两上诉人应承担该部分的利息损失。冠亚公司主张协议后新发生的货款与本案无关联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案涉四方协议中抵销55万元的条款无效；二、两上诉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给冠亚公司55万元；三、两上诉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冠亚公司69550元及自2015年5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的利息；四、驳回冠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18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5,388元，由冠亚公司负担2308元，两上诉人负担13,08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四方协议所涉债权均系到期债权。铜官山法院裁定扣划冠亚公司73.36万元存款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两上诉人述称，就本案所涉权利义务，两上诉人之间不作区分；认可一审判决关于两上诉人尚欠冠亚公司69,550元货款的事实认定；冠亚公司主张四方协议系两上诉人主动发起无证据支持，不是事实。冠亚公司述称，确认其主张案涉四方协议中抵销条款无效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因内部交接问题，四方协议签订之时其对被铜官山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事实并不知晓，故主张恶意串通抵销55万元的主体为两上诉人与精新公司、东市公司；主张四方协议抵销条款所违反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中任意一项的行为即应无效，案涉四方协议抵销条款同时符合该两项规定，自当无效。二审中，本院与精新公司、东市公司电话联系，被明确告知该二公司将不参加本案二审程序。经本院要求，二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除以上事实外，一审判决其他事实认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四方协议关于抵销55万元债权债务的约定应否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中，冠亚公司主张抵销条款无效的理由有二：一是该条款因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而无效，二是该条款因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而无效。该两项理由均不能成立。关于第一项理由。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有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主观要素，即行为各方构成恶意串通；二是客观要素，即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本案中，冠亚公司依据该项法律规定主张四方协议抵销条款无效的证据不足。首先，冠亚公司主张两上诉人对协助执行的事实应属知晓，理由是广冠公司作为东市公司的债权人，对东市公司的关联公司精新公司涉入大量被执行案件的事实和精新公司对冠亚公司享有债权的事实应属知晓，进而对铜官山法院要求冠亚公司协助执行的事实应属知晓。对此主张，两上诉人不予认可，冠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其理由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确认。故相对于冠亚公司，两上诉人在签订四方协议之时属于善意第三人，冠亚公司主张两上诉人与精新公司、东市公司恶意串通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四方协议的签订，客观上帮助两上诉人实现了对东市公司55万元的债权，但同时也帮助冠亚公司实现了对两上诉人55万元的债权，抵销所涉各项债权债务真实存在且均已到期，两上诉人并未因抵销而额外受益。即便精新公司确因涉入多起被执行的案件而偿债能力有限，且两上诉人对此事实也已知晓，两上诉人在不知晓案涉协助执行事实的主观状态下，通过签订四方协议以提高实现债权的效率效果、降低实现债权的风险和成本，亦属合理的商业判断和正常的商业行为，与冠亚公司所称的恶意串通之间无必然联系，故冠亚公司关于两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动机的述称意见不能成立。再次，因冠亚公司违反协助执行义务，铜官山法院扣划了冠亚公司73.36万元存款，且不论该院尚有进一步追究冠亚公司及相关人员妨害执行的其他法律责任的权力，前述款项扣划后，（2015）铜官执字第320号、41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目的以及该两执行案申请人在协助执行通知书范围内的权益确已实现无疑。而冠亚公司作为协助执行义务人，对铜官山法院要求其协助执行的事实应属明知，在此情况下仍然签订四方协议，显然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第三人”，其利益是否因此实际受损，并非判断抵销行为是否符合该项规定的事实依据。综上，四方协议中的抵销条款，系所涉各方就各自或各自关联公司间到期债权进行抵销达成的合意，性质上属于协议抵销，该约定既不具备恶意串通的主观要件，亦不具备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的客观要件，不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本案中，冠亚公司主张恶意串通主体为两上诉人和精新公司、东市公司，但一审判决在认定无证据证明两上诉人在签订四方协议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精新公司强制执行案以及冠亚公司协助执行事实的情况下，以冠亚公司与精新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了案外人利益为由，认定四方协议抵销条款无效，属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关于第二项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前所述，本案中，冠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两上诉人与精新公司、东市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其主张四方协议抵销条款因违反民事诉讼法前述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述称意见不能成立。其次，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措施的相关规定应当得到严格遵守自不待言，行为人违反规定妨害执行措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亦无疑义，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执行工作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以及民事执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等相关规定，该责任的主体应为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等行为人，不应包括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保障交易稳定、保护第三人之信赖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重要立法价值。本案中，四方协议签订之时，两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案涉协助执行措施并不能对抗两上诉人，其基于第三人之信赖与协议其他各方实施的抵销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其依据民事执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提出的上诉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判决关于四方协议抵销条款因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措施的规定而无效的认定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冠亚公司关于四方协议抵销条款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两上诉人确认其原欠付冠亚公司货款1,207,661元扣除抵销的55万元及后续支付的588,111元后，尚欠69,550元，该69,550元其应向冠亚公司支付，现其逾期未付，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两上诉人确认四方协议所涉债权均属到期债权，故冠亚公司主张自四方协议签订时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可予支持。本案诉讼标的为四方协议之效力，精新公司、东市公司作为该协议之签订主体，其一审诉讼主体地位应为被告而非第三人，本院对此予以调整。该二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且未提交书面意见，视为放弃二审答辩权利。综上，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1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三、驳回南京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18元，财产保全费4270元，合计15,388元，由冠亚公司负担13,925元，由两上诉人负担14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冠亚公司负担（该款已由两上诉人预交，经其同意，由其向冠亚公司支付本判决确定的款项时直接抵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书记员  陈 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37.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67.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