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29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良，男，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彪，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俊，男，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四川经纬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桂兰，女，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上诉人刘国良与被上诉人童俊、杨桂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30日作出（2012）都江民初字第1061号民事判决。因刘国良、杨桂兰申请再审，2015年5月19日，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都江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并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都江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因刘国良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彪，被上诉人童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桂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国良上诉请求：判决撤销或变更（2015）都江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改判刘国良向童俊归还欠款9万元及利息。依法分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借款金额特别巨大，不可能存在现场交付现金的条件和可能性，且童俊不具有付款能力，童俊未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等内容提供证据证明。刘国良因法律知识所限不能明晰欠条中的法律意义和后果。2.刘国良向童俊借过钱，但只收到9万元借款，欠条上的金额是童俊利滚利计算得来的，前述民间借贷的方式不应当得到保护。被上诉人童俊辩称，1.本案的欠条形式完备、意思完整，能证实刘国良与童俊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欠条是双方对之前借贷行为所作的结算和确认。2.本案150万元借款不存在利滚利的情形等，以9万元作为本金，一年之内不可能将利息利滚利到150万元。其次欠条上明确了分6次借款，共计150万元，刘国良在结算确认时签字并按手印。截止2015年刘国良在原审法院有16起借贷纠纷,刘国良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童俊具有出借150万元的经济能力。童俊曾在企事业单位任职，现担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已向法院提交名下多套住房及轿车权利登记信息。4.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2011年，民间借款盛行，且刘国良是工地包工头，要求以现金方式交付。故请求法院驳回刘国良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杨桂兰未答辩。2012年3月19日，童俊向都江堰市人民法院诉称，刘国良、杨桂兰欠下童俊借款150万元。在童俊同意将债务减少为130万元后承诺于2012年3月18日还清借款，并按月支付利息。再次违约后，按照150万元还款并承担违约金30万元。到期后，刘国良、杨桂兰拒不还本付息。请求：1.判决刘国良、杨桂兰偿还童俊借款1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借款利息；2.诉讼费由刘国良、杨桂兰承担。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双方借款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属于合法借贷。遂判决：一、刘国良、杨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童俊借款150万元；二、刘国良、杨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童俊借款150万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自2011年12月18日起至给付之日止）；三、刘国良、杨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童俊违约金30万元。四、刘国良、杨桂兰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刘国良、杨桂兰系夫妻关系。因需要资金，先后六次向童俊借款150万元。2011年12月18日，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本人刘国良分6次共借童俊现金150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刘国良只需向童俊归还借款130万元，该划款从2011年12月18日起算，三个月内还清。利息从2011年12月18日计算，每月5%，如超过三个月未还，刘国良愿用玉堂镇凤岐村8组本人及妻子杨桂兰名下的房屋一幢，建筑面积220㎡折价130万元抵偿债务。本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妻子杨桂兰认可并同意签字。如再次违约，本人刘国良、杨桂兰按150万元还款并承担违约金30万。另查明,刘国良、杨桂兰于2011年12月9日离婚。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问题。1.童俊出具的《欠条》中，已载明借贷行为出借次数、交付金额、交付方式、利息及违约金、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其法律性质应属于借贷双方对先前借贷行为所作的结算和确认。从常理和生活逻辑分析，作为借款人的刘国良、杨桂兰在《欠条》中作出具体详尽的偿还计划及承诺，可以得知其对前述借贷内容的肯定与确定心态。庭审中刘国良并未否认其与童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且刘国良还在《欠条》载明的具体金额等多处按压手印，足以表明其在签字时对借款金额等重要内容的细致和审慎，也说明其并非是在辩解的“不识字，不清楚欠条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签字确认的。2.刘国良主张只借到9万元，系童俊“利滚利”计算至150万元而出具的欠条，同时又主张其在《欠条》上签名是考虑双方置换房屋差价，还主张系被童俊欺骗，各抗辩意见相互矛盾，且均未提供证据，不足以否定借款和逾期未还款的事实。3.杨桂兰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在原审二被告已经离婚的情况下，向其中一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系程序违法，再审已予以纠正。《欠条》中载明“本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妻子杨桂兰认可并同意签字”的约定，虽然刘国良、杨桂兰已经于2011年12月9日离婚，但欠条内容经杨桂兰签字确认，故杨桂兰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当共同向童俊清偿债务150万元。故采信童俊提交的证据及主张事实。二、关于童俊主张刘国良、杨桂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支付借款利息和违约金30万元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之规定，原一审将《欠条》中约定利率调减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且现童俊虽然可以依法同时主张逾期利息与违约金30万元，但逾期利率已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计算，故两者总额已超过法律规定，故对童俊关于违约金3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对原一审判决第三项予以撤销。对原审判决第二项利息计算方式作部分调整。遂判决：一、维持（2012）都江民初字第10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由被告刘国良、杨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童俊借款150万元”；第四项，即“上述款项，由被告刘国良、杨桂兰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撤销（2012）都江民初字第106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即“由被告刘国良、杨桂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童俊违约金30万元”。三、撤销（2012）都江民初字第106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由刘国良、杨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童俊借款150万元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自2011年12月18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变更为“由刘国良、杨桂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童俊借款150万元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4倍标准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四、驳回童俊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国良是否应向童俊归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综合评判如下：（1）《欠条》是借贷双方对前期借贷行为对账后所作的结算与确认。本案中刘国良、杨桂兰出具的《欠条》其内容详尽，既载明了出借方为童俊，以及借贷双方出借次数、出借金额、利息、还款期限等内容，也明确了双方的借贷行为，及双方经协商后重新约定的还款金额；同时《欠条》中还约定双重违约责任，即如超过三个月未还，刘国良、杨桂兰将其名下位于玉堂镇凤岐村8组房屋折价130万元抵偿债务，再次违约还将承担30万元违约金。涉及欠款金额处均由刘国良、杨桂兰捺印确认。以上内容，充分说明此《欠条》是经过刘国良及杨桂兰慎重考虑后所出具。其中将刘国良和杨桂兰名下实物资产在逾期未还款用以抵偿债务的以物抵债的约定，足以判定刘国良对其还款的责任及逾期还款的后果知晓并认可。上诉中刘国良以其法律知识所限不能明晰欠条中的法律意义和后果的理由不能成立。（2）刘国良主张只向童俊借到9万元，150万元系童俊“利滚利”计算。根据查明事实，刘国良在仅收到9万元借款而后向童俊出具150万元的欠条，有悖常理。且刘国良主张“利滚利”，但其未提供具体的利率计算方式，故其主张9万元本金在短时期内高息累计到150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刘国良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上诉人刘国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芳审判员 谭默娜审判员 付冬琦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张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