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34民终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康学文，男，1983年2月5日生，彝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春，云南大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迪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汽车驾驶员职业培训站。住所地：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负责人：候庆山，该培训站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寿、徐虹，均为云南润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李霞，女，1989年10月9日生，纳西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原审第三人：邬志忠，男，1987年8月7日生，彝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上诉人康学文因与被上诉人云南迪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汽车驾驶员职业培训站（以下简称培训站）、原审第三人李霞、原审第三人邬志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6)云3401民初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康学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春，被上诉人培训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寿、徐虹，原审第三人邬志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李霞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学文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2016)云3401民初30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康学文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康学文将培训费缴纳给了培训站，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从2012年起，李霞自己出资购买了云Ｒ×××××号教练车，以每年缴纳15000.00元挂靠费的方式，将车辆挂靠在培训站名下从事驾驶证培训经营，这个事实表明培训站存在严重的过错，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行政许可不得出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驾校不得允许社会车辆以其名义开展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但是，培训站无视法律规定，允许李霞以其名义开展培训经营活动。导致李霞在承诺为康学文办理驾照的报名和培训工作，并保证能够获得小型汽车的驾驶证后，收取了康学文驾照培训费8000.00元。收取费用后，李霞并未组织康学文进行驾驶证的培训和考试。其次，《迪交运输集团公司职业培训站教练车挂靠协议》、云Ｒ×××××号教练车行驶证、代理证等证据已经充分证实李霞已经以培训站的名义招收学员。其实，一审中，培训站提交了学员花名册，并当庭认可挂靠事实也佐证了培训站违法操作的事实。且在本系列案件发生前，李霞也借用培训站的名义办理了多批驾照。因此，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培训站违反法律规定，存在严重过错。但一审法院无视充足的证据，认为没有证据证实自己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在没有资质从事驾照培训的前提下，李霞挂靠有资质的培训站从事驾照培训经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李霞以培训站名义从事驾照培训工作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规定，李霞的行为应当由培训站承担法律后果。由于培训站违规操作，放任李霞的违法行为，才导致了康学文的损失。本案并不需要证明培训站收取了培训费，培训站收取培训费与否都无法影响本案的性质。培训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康学文称培训站存在严重过错，允许李霞挂靠。在2013年时，挂靠是一个普遍的默认行为。如果培训站有过错，也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与民事案件无关，且挂靠时间是2013年，本案发生在2015年，与培训站无关。2.康学文称李霞构成表见代理，我方认为是不成立的。康学文之所以选择从李霞处报名培训驾照，是为了逃避考试而取得驾照，所以康学文并非善意第三人。3.李霞招收学员并非是以培训站的名义，也未出示任何证件，我方从车管所查询得知，九名上诉人中大部份未受理报名，罗文祥、康学文、和加寿是在其它驾校取得的驾驶证，并非在我们培训站。邬志忠述称：因为李霞的挂靠协议上有培训站的公章，所以康学文等上诉人才会相信李霞，在李霞处报名。罗文祥、康学文、和加寿是因为培训站不受理，才去别的培训站报名考的驾驶证。康学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培训站返还康学文驾照培训费8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培训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日，李霞与培训站签订了《迪交运输集团公司职业培训站教练车挂靠协议》，双方约定李霞挂靠车辆牌照为云Ｒ×××××学号车辆产权参与培训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经营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4年6月3日，培训站受理了康学文的报名，后康学文学习到科目二后一直暂停至今，现培训站要求康学文继续学习驾驶培训，康学文不愿意回培训站继续学习。2015年5月19日，李霞向邬志忠出具了收条，收条载明：李霞收到邬志忠交来的90名学员培训费合计为1027300.00元，并附有学员名单（包括康学文在内）。李霞未代康学文在培训站办理报名手续。2015年6月3日，培训站向迪庆州公安局提出控告李霞涉嫌诈骗，2015年8月13日，迪庆州公安局向培训站送达了迪公（刑）不立字【2015】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2015年7月24日，邬志忠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霞归还其代李霞退还学员培训费共计1061900.00元，一审法院作出由李霞限期向邬志忠归还借款1061900.00的(2015)香民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并申请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康学文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康学文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将培训费交予邬志忠，邬志忠将培训费交予李霞，但未能证明李霞以培训站名义向康学文收取培训费及康学文向培训站交纳了培训费。故康学文要求培训站承担返还8000.00元培训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康学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康学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培训站向本院提交《信息查询学员名单》一份。该证据是从车管所查询所得，欲证明康学文的档案在培训站。康学文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因为盖的是培训站自己的公章，而非车管所的公章，且正如邬志忠陈述，取得驾驶证的几人是在无法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转而去别的培训站报名考的驾驶证。本院认为，因该组证据是培训站自己出具的，且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康学文与培训站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李霞招收学员、收取培训费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是否具有权利外观，二是相对人是否为善意且无过失。首先，本案中，邬志忠向康学文出具了李霞与培训站签订的《迪交运输集团公司职业培训站教练车挂靠协议》，该挂靠协议三处时间均有涂改，出具给康学文的收据上亦仅有李霞的个人签字，而没有培训站的公章。从这两点看，挂靠协议及收据并不具备李霞能代表培训站的权利外观。其次，李霞与培训站签订的《迪交运输集团公司职业培训站教练车挂靠协议》三处时间有涂改，康学文对此未予核实。康学文将培训费8000.00元交予邬志忠，应以培训站出具的正规发票为准，而本案中邬志忠出具的收据上仅有李霞的个人签字，并没有出现培训站的公章，康学文对此亦未尽到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仅以涂改过的《迪交运输集团公司职业培训站教练车挂靠协议》及没有培训站公章的收据盲目相信李霞具有培训站的代理权，其主观上存在过失。在一审庭审中康学文承认，因为邬志忠承诺可以包过考试，故其愿意交纳高于正常培训费很多的价款给邬志忠，其主观上也并非善意。李霞招收学员、收取培训费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康学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康学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康学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敏声审判员  松晓芳审判员  唐晓冬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赵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