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35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石林南路农行小区4号。法定代表人：李剑云，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酿，云南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宁，云南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云南神农育种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长湖镇圆湖。法定代表人：何祖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邴骞，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云南鑫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鸿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云南神农育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民终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赢鸿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案涉《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委托饲养PIC父母代种猪、回收仔猪合同》（以下简称《仔猪合同》）约定的合作养殖模式发生变更，神农公司应对变更后的仔猪实际出栏数量承担举证责任。在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签订《仔猪合同》的基础上，2009年1月13日，神农公司（甲方）与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乙方）签订《委托饲养PIC商品代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同日，又签订《委托饲养PIC父母代种猪、回收仔猪补充协议》，约定“乙方猪场的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工作，由甲方派驻场长统一管理；乙方猪场的员工统一由甲方场长负责工作安排和管理”。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法定代表人杨丽红系赢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剑云的妻子。2009年1月13日，神农公司（甲方）与石林盛畜种猪场（乙方）签订《委托饲养PIC商品代仔猪、回收育肥猪合同》，合同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同日又签订《委托饲养PIC父母代种猪、回收仔猪补充协议》，合同内容与前述补充协议内容一致。石林盛畜种猪场法定代表人杨丽红系赢鸿公司的监事。前述四份合同的履行地点、签订合同的代表与本案《仔猪合同》的地点、签订合同的代表一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覆盖的，且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及石林盛畜种猪场将二者对神农公司的债权转移给了赢鸿公司。前述四份合同与《仔猪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养殖模式均为神农公司负责管理、控制，赢鸿公司提供场地、厂房、设备等硬件设施，神农公司以代养费的名义支付租用场地、设备的使用费。由此可见，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在实际履行《仔猪合同》过程中，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发生了变更，涉案种猪场的养殖管理等均由神农公司具体管理、控制、负责，相对应的，反映育仔猪出栏数量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亦由神农公司制作、控制并持有。另外，一审中，神农公司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因赢鸿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其代为履行了部分根据合同约定应由赢鸿公司承担的合同义务，包括进出栏猪只数量的统计、工人工资的发放、猪场设备的维修维护及代扣税金。神农公司派驻至涉案猪场工作的场长廖敏发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且在对已投保的能繁母猪进行理赔的文件中，理赔的全部过程均由神农公司参与，签章确认及理赔金额的发放单位均为神农公司，这也说明《仔猪合同》的实际履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养殖的全部过程都是由神农公司管理、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实际履行《仔猪合同》过程中，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发生了变更，反映仔猪出栏数量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应当由神农公司提交。二审在双方都没有新证据提交的前提下，认定合同约定的养殖模式没有变更，并忽略神农公司认可代赢鸿公司履行对育仔猪出栏数量进行统计的事实，进而确认仔猪进出栏数量应由赢鸿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仔猪出栏的具体数量不能单独依据神农公司提交的部分资料予以认定。因只有神农公司掌握具体仔猪出栏数量的证据，赢鸿公司无法提交相对应的证据。根据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记录的仔猪养殖数量与实际严重不符。首先，根据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其中2007年度统计出栏数为855头；2008年度统计出栏数为3058头；2009年度统计出栏数为5191头；2010年度统计出栏数为2901头。而神农公司提交的《现代养猪生产手册》载明，PIC母猪每头每年胎数为2.4胎，每头母猪每胎平均产活仔数为12.53头，每头母猪每胎平均出栏数为10.91胎（即每头母猪年均活仔出栏数量约为25头）。可以看出，2007年度养殖的母猪数量为：855÷25≈34头，2008年度养殖的母猪数量为：3058÷25≈122头，2009年度养殖的母猪数量为：5191÷25≈207头，2010年度养殖的母猪数量为：2901÷25≈116头。这一养殖数量与实际严重不符。神农公司派驻至涉案猪场工作的场长廖敏发在出庭作证时，对这一数量也作了否认。其次，根据石林镇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上报石林镇人民政府的《石林县2008年能繁母猪饲养情况汇总表》、《石林县石林镇2009年能繁母猪保险分户投保清单》，神农公司以赢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剑云的名义为其名下位于本案争议地点养殖的母猪投保数量分别是：2008年750头、2009年750头。2010年神农公司又以神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祖训的名义为赢鸿公司代养的PIC母猪购买保险，购买记录数量为400头。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载明的仔猪进出栏数量，与上述投保数量明显不符。最后，经一审法院释明，需对涉案种猪场的养殖规模进行评估鉴定，但神农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赢鸿公司在征得一审法院同意的基础上，委托云南云融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鉴定结论为：案涉种猪场的母猪养殖规模为年均570头。一审判决认定该鉴定报告客观真实，鉴定程序合法。但二审判决却以赢鸿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仔猪的具体出栏数为由，对《资产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作任何评判，仅以神农公司提交的部分《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认定仔猪出栏的具体数量，并认定神农公司已通过抵扣的方式支付全部饲养报酬是错误的。（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二审中，神农公司对其一审认可的事实即代赢鸿公司履行了《仔猪合同》约定的部分合同义务，予以否认，主张未代赢鸿公司统计仔猪的进出栏数量，工人工资仅是垫付，维修义务也未履行过。此外，神农公司二审主张廖敏发、罗天龙只是神农公司派驻的技术人员，并非涉案猪场的场长。针对上述两个严重违反事实的谎言，二审判决在没有任何新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推翻一审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四）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认定赢鸿公司与神农公司合作养殖模式未变更，适用法律错误。（五）神农公司上诉请求中的第1项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神农公司无需向赢鸿公司支付饲养报酬1698360元。但二审判决载明“神农公司无需向赢鸿公司支付2986360元饲养报酬的上诉主张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超出了神农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纠正。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持一审判决；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神农公司承担。神农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未协商过合同变更问题，也未签订合同变更的书面协议。赢鸿公司再审主张的四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二）《仔猪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得很清楚，合同约定饲养报酬结算方式为赢鸿公司先提交合格的仔猪，神农公司回收后10日内按批次结算支付饲养报酬。现双方饲养报酬已全部结清，赢鸿公司无权要求额外支付饲养报酬。（三）赢鸿公司再审主张将“饲养报酬”变更为“资产租赁费”，并主张按照一审认定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饲养报酬，是在回避其举证不能的风险。《资产评估报告》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果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赢鸿公司主张《仔猪合同》存在变更，其应就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赢鸿公司再审提出，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石林盛畜种猪场分别与神农公司签订委托饲养合同及补充协议，该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由神农公司具体管理、控制，与本案《仔猪合同》履行情况一致。经审查，从内容上看，前述两份委托饲养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明确约定由神农公司具体饲养种猪并负责记录养殖情况，仅是约定了由神农公司派人至养殖场负责管理、指挥员工，这与《仔猪合同》中约定神农公司派技术人员到养殖场全程管理、指导赢鸿公司饲养是一致的；从主体上看，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石林盛畜种猪场与赢鸿公司系不同法律主体，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实本案《仔猪合同》发生变更。对赢鸿公司此项再审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赢鸿公司主张，神农公司一审中认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代赢鸿公司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包括进出栏猪只数量的统计、工人工资发放等，说明神农公司已自认案涉合同发生了变更。神农公司陈述称系因赢鸿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得已代赢鸿公司履行其合同义务，而非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协商一致予以变更。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所谓合同关系变更是指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不影响当事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和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不能以神农公司代赢鸿公司履行部分合同义务的行为推定合同发生变更。而且，从赢鸿公司一审提交的《告知函》内容看,神农公司仍在要求赢鸿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可见，双方并未就合同权利义务内容进行协商变更。至于赢鸿公司再审主张其出租场地、设备给神农公司，由神农公司以代养费的名义支付租金，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二审判决并未评判，本案再审亦不作审查。综上，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未变更，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仔猪实际出栏数量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一审中，神农公司不同意对案涉种猪养殖场的养殖规模、养殖条件进行鉴定，且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处亦明确无鉴定机构可就此案鉴定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在此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赢鸿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采用的鉴定方法不符合合同约定，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赢鸿公司诉请神农公司按照《仔猪合同》约定支付代养报酬，应就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仔猪实际出栏数量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再审审查中，双方对《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能反映仔猪实际出栏数量均无异议。但直至本案再审审查期间，赢鸿公司仍未提交任何《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其主张案涉《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由神农公司掌握，应当由神农公司提交。对此，神农公司一审提交了相应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但赢鸿公司主张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不全，并提交《投保清单》和《能繁母猪数据清单》等证据，拟证明仔猪实际出栏数量远大于神农公司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载明的数量。本院认为，根据赢鸿公司自认，除了案涉养猪场外，石林旺畜生态养殖场和石林盛畜种猪场实际均由赢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剑云经营管理，也即，李剑云经营管理的养猪场不止案涉猪场一处，因此，以李剑云名义的《投保清单》不能证明案涉猪场养殖的猪只数量。对于以神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祖训名义投保的《能繁母猪数据清单》，经审查，该清单上载明的养殖地点是石林镇普豆村，而案涉合同的养殖地点是石林镇北大村，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在赢鸿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除神农公司已提交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外，尚有其他《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由神农公司控制的情况下，二审判决采信神农公司提交的《2007年12月份至2010年12月份代养费结算汇总表》以及相应的《猪只销售称重记录表》，并据此认定神农公司已通过抵扣的方式支付了全部饲养报酬，并无不当。赢鸿公司再审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对此，本院认为，由上所述，不能以神农公司代赢鸿公司履行部分合同义务的行为推定合同发生变更。因此，神农公司对合同履行情况的陈述不属于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赢鸿公司此项再审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赢鸿公司还主张，二审判决超出了神农公司的上诉请求。经审查，二审判决的该处表述属于笔误情况，对案件处理结果没有影响，不属于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石林赢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王 丹审 判 员  张 纯审 判 员  王季君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 朋书 记 员  陈思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