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625行初122号原告徐三友，男，汉族，1965年11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原告谢月明，男，汉族，1955年8月15日出生，住址同上。原告徐春回，女，汉族，1962年4月22日出生，住址同上。原告徐清华，男，汉族，1976年8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原告徐名权，男，汉族，1976年8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上列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曾永祺，广东至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和平县下车镇人民政府。法定代人凌景峰，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陈杰。委托代理人黄志磊，广东碧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巍，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罗东雅。委托代理人骆福平，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福娥，女，汉族，1948年11月24日出生，住和平县。委托代理人池雪明，男，汉族，1945年8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系第三人配偶。委托代理人赵塞竣，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三友、谢月明、徐春回、徐清华、徐名权诉被告和平县下车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车镇府）、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和平县政府）、第三人徐福娥林木林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于2018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于2018年8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清华及委托代理人曾永祺，被告下车镇府委托代理人陈杰、黄志磊，被告和平县政府委托代理人罗东雅、骆福平以及第三人徐福娥及其委托代理人池雪明、赵塞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下车镇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查明：争议山五块，坐落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1、地名，盆形，面积13亩，2011年林权改革外业勘查登记地名“盘形”、四至：东徐云奇，南天水，西徐日娣、加珍，北水沥。2、打蛇窝垇背竹山，面积11.2亩，四至：东名权，南荒田，西声付，北天水；3、打蛇窝垇背树山，面积2亩，四至：东名付，南荒田，西声付，北天水；4、六湖垇，面积2亩，四至：东天水，南营里，西路，北木安；5、草地背，面积10亩，四至：东声永，南窝坜，西海阶，北天水。上述2、3、4、5四块山的四至、面积均为1984年徐福娥承包责任山合同记载内容。争议山打蛇窝垇背二块及草地背山土地改革时填入户主徐观尧和河岭第249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徐观尧生子名煌、名成、名奇、名权；名煌生清华、春回；名成生三友、招婿月明。盆形及六湖垇二块山土地改革时填入户主卢金兰和河岭第252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卢金兰无子，名成为其女婿。上述五块山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时期（1984年）由罗卜滩农业合作社与承包户徐福娥订立“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合同盖有监证机关“和平县河岭乡人民政府”印章。1997年责任山承包户徐福娥在打蛇窝垇背、六湖垇山林进行了实质性种植管理。另查，在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狮形村共13个村民小组均按照“林业三定”政策，以责任山、自留山形式划分承包到户，其中罗卜滩村民小组当时共有18户家庭，截止2010年增加到29户家庭，申请人徐福娥提供了18户“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2010年集体林权改革时，各户是按“土改证”登记确权还是按自留山证、承包责任山合同为依据登记确权无法达成一致，由此引发争议。被告下车镇府认为：申请人徐福娥与被申请人徐三友等人同属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狮形村共13个村民小组均按照“林业三定”政策，以责任山、自留山形式划分、承包到户，罗卜滩村民小组18户与原合作社订立“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争议的五块山林虽在土改时确权给被申请人徐三友等人先辈亲属，但在1984年所在合作社己以责任山合同形式发包给申请人徐福娥并进行了阶段性管理，使用权己经发生转移，属于《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规定的“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因此，申请人徐福娥的权属主张本府予以支持。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24条、40条、10条第（十）项规定，经镇府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争议山五块使用权归申请人徐福娥户管理。原告徐三友、谢月明、徐春回、徐清华、徐名权不服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被告和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和平县政府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下车镇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徐三友、谢月明、徐春回、徐清华、徐名权诉称，一、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主要事实认定不清，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明显不足。首先，对于本案争议的五块山林，被告下车镇府在查明原告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基础上，却未以该证据作为确权依据，而是将第三人提供的所谓“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作为确权依据，如此作出处理决定明显是证据不足的。第三人提供的所谓“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一没有有效主体即发包方的印章，二没有明确的合同起止期限，三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仍有待考究，何以作为确权的依据呢？且被告下车镇府还认定了“1997年责任山承包户徐福娥在打蛇窝垇背、六湖垇山林进行了实质性种植管理”，这也是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持下作出的错误事实认定。事实上，本案争议山林自土改时期以来由原告的先辈亲属实际管理，至纠纷发生前一直由原告进行管理，从无他人争执。其次，据原告了解，本案第三人全家户口都已办理农转非，现皆为非农业人口，其所有的集体名下的责任山、自留山管理使用权本应收归集体所有。被告下车镇府在调处本案争议时，对这一情况亦未查明清楚。二、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下车镇府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径行采纳第三人提供的“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将此认定为上述规定中的“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并认为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对于该法条的适用，被告下车镇府显然是不够严谨、甚至是错误的。首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根据该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下车镇府并未对原告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有效性进行认定。其次，与上述地方性法规相同效力的是1996年国家农业部颁布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依据该部门规章，可见“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是作为“参考依据”来看待的，与确权依据有明显的不同。三、被告下车镇府作出处理决定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违法。被告下车镇府在作出处理决定前，仅召集双方进行调解，但是从没有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或发表质证意见，原告甚至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都没有机会详细阅读。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的过程中也没有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也未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及第三人的答辩材料。综上所述，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二、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判令被告下车镇府对本案林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下车镇府、被告和平县政府承担。对于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为本案的适格主体。证据2、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下车镇府对本案争议山林权属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3、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复决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和平县政府对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的事实。证据4、《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明：本案争议山均填入原告先辈亲属名下的事实。被告下车镇府辩称，一、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五块，坐落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河岭乡所辖，河岭乡后分为狮形、河排二个行政村），涉案五块山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实“林业三定”时期（1984年）由罗卜滩农业合作社与承包户徐福娥订立“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合同盖有监证机关“和平县河岭乡人民政府”印章。1997年责任山承包户徐福娥在打蛇窝垇背、六湖垇山林进行了实质性种植管理。另查明，在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狮形村共13个村民小组均按照“林业三定”政策，以责任山、自留山形式划分承包到户，其中当时罗卜滩村民小组共有18户家庭，第三人提供了包含第三人徐福娥及原告户徐清华、徐春回父亲徐名煌和徐三友、谢月明父亲徐名成在内的18户“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1984年罗卜滩生产队分山到户一览表”予以证实。二、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与第三人同属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法属于乡镇政府管辖调处职权范围。被告下车镇府立案受理后，依据条例规定，按照申请-受理-公告-答复-调查-听证调解-处理等规定程序逐一进行，程序合法（证据四，受理通知、公告、答复通知、听证调解笔录）。被告认为，争议的五块山林虽在土改时确权给原告先辈亲属，但在1984年原告所在的罗卜滩合作社己以责任山合同形式发包给第三人并一直履行，使用权己经发生转移，属于《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规定的“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是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10条第（十）项、第24条、40条规定所作出的，适用法规是正确的。三、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符合2010年狮形村及其罗卜滩村小组集体林权改革方案规定，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根据2010年5月《下车镇狮形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第三条第（一）项第3目关于“责任山稳定不变，承包期30-70年”及《下车镇仕（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证据六）第五条改革政策关于“责任山继续承包到户，承包期70年”的规定，2010年狮形村各村小组集体林权改革确权登记均按上世纪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责任山、自留山进行确权登记。因此，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符合2010年狮形村及其罗卜滩村小组集体林权改革方案规定，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下车镇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登记卡、1984年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18份、调整山林一览表，证明：涉案山林四至面积：1984年罗卜滩生产队将山林以责任山合同形式承包到户（包含原告户及第三人）。证据2、2017.6.29.徐三友调查笔录及答复材料，证明：原告认可第三人1997.1998年对打蛇窝垇背、六湖垇山林地进行了管理。证据3、村委会证明证明：狮形村各村小组在“林业三定”时以责任山合同形式承包到户管理、并作为2010年林改依据。证据4、受理及答复通知、公告、听证调解笔录，证明：本案调处程序合法。证据5、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节选，证明：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适用法规正确。证据6、狮形村及其罗卜滩村小组集体林权改革方案各一份，证明：下府决字[2017]1号处理决定符合该二个林改方案规定。被告和平县政府辩称，一、原告诉状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经调查核实，涉案五块山林地“盘形”、“打蛇窝垇背竹山”、“打蛇窝垇背树山”、“六湖垇”、“草地背”使用权属于徐福娥，并不是原告。原告虽持有1953年先辈《土地房产所有证》，但在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期，原告所在的罗卜滩农业合作社响应国家政策，在全社统一对山林进行重新调整，划定责任山。于1984年10月25日与各农户签订《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签订《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的农户不仅徐福娥一家，原告徐清华、徐春回父亲徐名煌，原告徐三友父亲、原告谢月明岳父徐名成，原告徐名权亦与罗卜滩农业合作社签订了《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划定了各自承包管理的责任山。罗卜滩农业合作社的所在的18户农户均签订了《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徐福娥自签订《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后，本案五块山林地行使管理使用权已达30多年，管理使用权早已转移。二、关于《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形式要件的瑕疵问题。《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虽没有发包方罗卜滩农业合作社与承包方农户的签名盖章，但事实上农户均已自签订之日起实际投入履行至今，并且和平县河岭乡人民政府盖章确认了《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及参照《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结合本案，合同双方已经实际按照合同内容履行三十多年，投入履行了合同，应当认定系属于“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三、被告作出复议决定的相关法律依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规定，被告根据《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及山林地现状作出复议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80年代土改后，一直由徐福娥造林，看护，根据《林地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12条规定，涉案五块山林地使用权归于徐福娥，被告的复议决定合法。四、被告复议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被告和平县下车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下府决字(2017)1号)，原告不服向被告提请复议，被告依法受理复议申请后，经调查核实，被告认为原告以1953年先辈《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本案五块山林权属与事实不符，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和平县下车镇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书(下府决字(2017)1号)）。被告和平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证明：被告的复议认定事实确凿、充分。证据2、徐天仙《证明》，证明：“六湖垇”山地归徐福娥，徐天仙受雇佣帮其植树造林，约定每天工价15天。证据3、1984年10月23日至25日，罗卜滩合作社生产队《调整山林一览表》。证明：本案五块山地原山主，重新调整后，归于徐福娥所有。证据4、《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证明：证实1982年1月1日，中央已下文要求进行。证据5、和平县林业局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答复》，证明：进一步证实本案五块山地经过“林地三定”调整后，分山到户的事实。证据6、下车镇狮形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1980年代，山林地经“林地三定”进期调整后，以各农户的《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或《自留山证》为依据确认山林地的使用权。证据7、下车镇人民政府调解《调查笔录》。证明：下车镇政府工作人员向村干部调查了解，确认以各农户的《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或《自留山证》为依据确认山林地的使用权。第三人徐福娥述称，一、五原告关于以1953年土地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依据确定涉案山林权属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山林面积、四至、地貌等与涉案山林的现状完全不一致。其次，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可知，虽然1953年实施了土改分山林到户制度，但却被1953年之后实施的农业合作化山林入社等制度予以废止，后相关山林和土地又于1978年因执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留山、责任山等制度而被重新分配到户。再次，1981年开始的林业“三定”，是我国依法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现行林权制度改革基础，涉案山林是答辩人自1984年起依法取得的“责任山”，答辩人至今仍依法对涉案山林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并实施了实际管理活动。最后，中央始终坚持林业“三定”原则不变，狮形村集体于2010年经村代表大会讨论议定继续坚持自留山、责任山稳定不变的原则，且原告也曾亲笔签名确认了关于山林承包期70年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综上，全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都是建立在林业三定政策、肯定责任山的基础之上，并没有提到1953年土改山的产权延续问题。具体落实到罗卜滩村民小组，1953年的土改山已成为历史，1953年土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不是涉案山林确权的客观依据；林业三定期间确定的责任山，对山林实施重新分配到户，明确了责任山的实际经营管理和收益人员，是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明晰的事实依据。下车镇政府、和平县政府依据《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以及经营管理涉案山林形成的其他客观、合法证据，确认涉案山林归属答辩人具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二、两被告在调处涉案山林纠纷过程中，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依法作出公平合理的决定。下车镇政府在依法受理纠纷后，严格依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纠纷予以受理、发布公告、通知各方提交书面答复和有关证明材料，组织听证等。和平县政府在依法受理复议后，严格依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复议予以审理。两被告依法开展审理活动、实施调查、多次深入涉案山林实地了解情况、搜集证据材料，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两被告在遵循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基础上，最终依法做出了公平合理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两被告下车镇政府、和平县政府针对涉案山林权属争议分别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决定公正；五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五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徐福娥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1976年的现金分配大账表、1977年抚育纯毛竹林补助粮款领条、1978年向各农户发放补助款的明细表。证据2、中发（1982）1号《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证据3、20份《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证据4、徐天仙的《关于陆湖垇植树证明》。证据5、徐三友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证据6、《罗卜滩调整山林一览表》。证据7、《下车镇狮形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证据8、《狮形村罗卜滩村民小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下车镇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1984年管理合同三性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三性不予认可。被告和平县政府及第三人质证认为没有异议。对被告和平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与对被告下车镇府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与对被告下车镇府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对被告下车镇府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下车镇府及第三质证认为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下车镇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和平县政府质证认为被告下车镇政府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据8不再重复质证；对证据5的徐三友的笔录中明确说明不同意第三人管理山林；另外，对证据7-8可以确定的是徐春回的证明不是其本人签名，且该份证据不可作为证据使用。被告下车镇府和被告和平县政府质证认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被告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下车镇府提供的证据1-4和证据6，以及被告和平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出对本案山林的争议情况，具备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和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证据1和证据5以及证据7-8具备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徐三友、谢月明、徐春回、徐清华、徐名权均为和平县村民。徐观尧生育徐明煌、徐名成、徐名奇、徐名权四个儿子，徐明煌生育儿子徐清华和女儿徐清华。徐名成生育儿子徐三友，其女婿为谢月明。争议山坐落于和平县罗卜滩村民小组，共有5块：1、地名，盆形，面积13亩，2011年林权改革外业勘查登记地名“盘形”，四至：东徐云奇，南天水，西徐日娣、加珍，北水沥；2、打蛇窝垇背竹山，面积11.2亩，四至：东名权，南荒田，西声付，北天水；3、打蛇窝垇背树山，面积2亩，四至：东名付，南荒田，西声付，北天水；4、六湖垇，面积2亩，四至：东天水，南营里，西路，北木安；5、草地背，面积10亩，四至：东声永，南窝坜，西海阶，北天水。上述争议山地名为“打蛇窝垇背竹山”、“打蛇窝垇背树山”和“草地背”山林在土改时期填入户主为徐观尧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河和岭第249号），地名为“盆形”、“六湖垇”山林在土改时期填入户主为卢金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河和岭第252号），卢金兰未生育儿子，其女婿为徐名成。1984年，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开展了稳定山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由村民小组统一对农户管理使用的山林重新进行调整，将重新调整后的山林以责任山的形式发包给农户承包管理，并将山林调整情况进行了造册登记。其中，徐观尧《土地房产所有证》名下的“打蛇窝垇背竹山”、“打蛇窝垇背树山”和“草地背”山林和卢金兰《土地房产所有证》名下的“盆形”、“六湖垇”山林调整给第三人徐福娥承包经营。罗卜滩农业合作与社徐福娥于1984年10月25日签订了《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合同盖有监证机关“和平县河岭乡人民政府”印章。同时，该时期罗卜滩农业合作社共与18户农户签订《承包责任山管理合同》，其中包括原告徐清华、徐春回的父亲徐明煌，徐三友、徐月明的父亲徐名成以及原告徐名权。之后，徐福娥在打蛇窝垇背、六湖垇山林进行了实质性种植管理。2010年，集体林权改革时，原告与被告是按《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确权还是按自留山证、承包责任山合同为依据登记确权无法达成一致，由此引发争议。被告下车镇府受理确权申请后，经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因分歧较大，但都没有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下车镇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决定将五块争议山使用权归第三人徐福娥户管理。原告不服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被告和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和平县政府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下车镇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上述处理决定，于2018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庭审时，原告和第三人均对本案争议山坐落、地名、面积及四至范围无异议，被告下车镇府称其有去现场勘查和绘制地形图，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以及《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和调处本行政区域内的林权争议。但是，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个人之间、集体组织与个人之间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的争议，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和调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被告下车镇府具有对辖区内个人之间的林木林地使用权争议进行调解、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系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调处机构进行现场调查勘验，应当通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按规定推举的代表、所委托的代理人、村（居）法律顾问到场，同时通知当地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居）负责人参与见证。调处机构应当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界线图，由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到场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协助。”以及《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界限（即山林座落位置东至、南至、西至、北至）清楚而面积与实地不相符的，应当以四至界限为准；四至界限不清楚的，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本办法确定其权属。”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处理决定应当载明以下事项：……（四）处理决定，并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界线划定地形图。”本案中，被告下车镇府称其有去现场勘查和绘制地形图，但未能提供现场勘验笔录及权属争议界线图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虽然原告和第三人均对本案争议山坐落、地名、面积及四至范围无异议，但本案是因为2010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登记引发的争议，被告下车镇府应当对争议山林的相邻四至进行实地勘查、测绘制图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确认。因此，被告下车镇府未到争议山林进行勘查、测绘制图，导致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未附有争议地形图，就作出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属于违反行政程序，应当予以撤销。同时，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下车镇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亦属错误。综上所述，原告徐三友、谢月明、徐春回、徐清华、徐名权诉请撤销被告下车镇府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被告和平县政府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下车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的下府决字2017﹝1﹞号《关于下车镇狮形村罗卜滩小组徐福娥与徐三友等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责令被告和平县下车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撤销被告和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的和平府行复〔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下车镇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谢党恩审判员  季小芹审判员  刘新发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郭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