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4民初82号原告：刘家寿，男，1961年2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天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亚兴，男，1985年9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蓉，云南恩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家寿与被告刘亚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家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被告刘亚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家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违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由被告返还原告违法获得的公司股权（涉案标的1249.6044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明确其第2项诉讼请求为：将原告刘家寿2007年5月10日转让给被告刘亚兴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疏浚公司）82.92%的股权通过工商变更登记到原告刘家寿名下。事实和理由：原告原是国有企业疏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因改制要求，于2003年1月21日经由通海县人民政府通政复（2002）17号文件将该公司改制到主要股东的原告名下。此后，原告带领该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维护了改制企业职工的权利。2007年，因疏浚公司在一项底泥清淤治理工程项目中涉案，原告被卷入其中，为避免公司名誉受损，原告与并非当时公司员工的亲属被告合谋，将公司从名义上暂时转让给被告，以避免公司资产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或没收，双方因此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8万元的低价进行股权转让，且未实际支付对价款，而当时的公司总资产已增值到将近5000万元。此后，被告假戏真作，擅自私下处置公司资产，管理混乱，导致公司严重亏空。综上所述，双方合谋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违反了玉溪市委和玉溪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出台的对国有改制企业股权转让的政策性规定，损害了国家、集体、职工群众的利益，应为无效。被告刘亚兴答辩称，原、被告双方是父子关系。原告在昆明有一个实业集团公司，公司改制后，转给儿子刘亚兴，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企业改制，成立了改制的公司，2005年12月15日在把公司股份44%转到刘亚兴名下，之后又陆续将股权转到刘亚兴名下。股权转让是原告自愿的，是因为刘亚兴成年后，原告为了让儿子有事做，才转让股权。公司改制时有部分亏损，加之双方是父子关系，有照顾儿子的原因，所以转让价格是8万元，不存在无效情形。所有员工的安置是在原告在任期间就已经全部完成，而不是在股权转让之后在刘亚兴手里完成的，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刘亚兴将公司管理混乱、导致员工下岗的情况。另外，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十组证据：一、原告刘家寿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合法身份。二、2007年5月10日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本案诉争的协议书违法。三、1997年8月6日通海县县级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方案〉的批复》，2002年10月8日疏浚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通海县人民政府2002年11月21日《关于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深化民有民营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出售方是通海县人民政府、购买方是刘家寿、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21日的《资产出售协议书》，委托单位是通海县人民政府、受托人是马艳英、受托事项为签约的《授权委托书》。共同证明：违法转让国有改制企业。四、2010年8月13日的《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做好落实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工作的通知》。证明：本案诉争协议违反党委、政府相关政策法规。五、2010年12月10日的玉溪市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玉发〈2010〉12号文件贯彻落实意见的通知》。证明：本案诉争协议违反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法规。六、落款时间为2007年4月25日的疏浚公司《会议记录》。证明：本案诉争协议是因不可抗力因素，原告被逼无奈违法虚假转让给被告暂时管理；七、2018年7月17日疏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被告违法转让股权的协议签订后至起诉之日，双方一直不间断为本案股权起争执和主张权利；八、股东为刘亚兴、鲁某1、鲁某2的疏浚公司《股东名册》。证明：本案诉争股权已被被告违法取得；九、2003年、法定代表人是刘家寿的疏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7年7月、法定代表人是刘亚兴的疏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本案诉争股权的实际价值。十、证人车某、王某分别出庭作证出具的证人证言。证人车某陈述：“认识双方当事人，但均无亲戚关系。在疏浚公司的工作时间从1994年开始直到2018年3月退休。一开始是办公室的文员，后面又去管理仓库档案。公司原来是国有性质，之后改制到刘家寿名下。2007年4月25日的疏浚公司《会议记录》上‘参会人员’处系我本人签名，但由于时间太长，已经记不清开会内容，只记得是说转让公司、以后还要转回来的事情。刘家寿将公司转给刘亚兴的时候，刘亚兴没有付钱”。证人王某陈述：“与双方当事人均是工作关系，但均无亲戚关系。疏浚公司在1997年8月从国企性质改制为股份经营合作制。2007年4月25日的疏浚公司《会议记录》上‘参会人员’处系我本人签名，我作的记录，我作为财务参加会议。（关于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的原因）当时是刘家寿有点事情，就将刘家寿名下的资产、股份转移到刘亚兴名下，当时是意向性的转让，等刘家寿事情办完回来后，再将股权转回给刘家寿，刘亚兴没有出过钱到公司。（关于转让股权时的公司资产情况）当时有两块地皮，福康街11号是2亩左右，秀山西路105号是4亩多，再加上公司的机器设备，按照当时的价值算，有4000万左右。转让股权的时候，刘亚兴还在读书，没有支付过转让款。刘家寿管理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发展挺正常的，很多人都想进公司，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20多人；刘亚兴管理后，公司没有增加过资产，而且经常发不起工资，员工只有10多个人，具体是2008、2009、2010年”。共同证明：疏浚公司是国有改制企业，需要到相关部门报批。对于当时价值近5000万元的疏浚公司的股权转让，被告却没有付过钱。本案的股权转让系违法、虚假转让，是由于刘家寿当时牵扯到一个行政案件中，没有办法才转让给儿子刘亚兴。企业由刘家寿经营时，状况良好，到刘亚兴经营后，公司财政没有收入，开始走下坡路。经质证，被告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因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自1997年就已经改制过，诉争企业在2002年11月21日改制时已亏损1185253.81元。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因为并未违反政府部门的行政法规，疏浚公司于1997年已经完成国有企业改制，2003年又从集体企业改制为个人企业，疏浚公司早已不是国有企业，原告所举证的政策规定不适用疏浚公司。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反而反映出1997年已经实行国有企业改制，对国有资产进行剥离，国有资产在改制后由所有员工一次性认购。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次会议并没有当时的股东鲁某1、鲁某2参加，并非股东会议讨论通过的会议纪要，2007年4月25日的公司总经理是王开友，项目经理是龚文新，总经理和项目经理都没有参加该次会议。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其上所加盖的公章在2003年8月就已公告作废，不真实、系伪造。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反而证明刘亚兴已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公司股权，并已在公司股东名册上载明。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刘亚兴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第十组证据即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不符合客观事实，公司2006年已经欠债，而作为会计的证人王某却未真实地表述该事实；证人对2007年4月25日的疏浚公司《会议记录》所作陈述亦不客观，因为总经理、项目经理、股东均没有参加该次会议，且对《会议记录》的形成时间有异议。诉讼中，被告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十组证据：一、2002年10月5日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2002年10月10日的通海县水利局通水利字【2002】114号《关于转报〈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的请示》，通海县人民政府2002年11月21日《关于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深化民有民营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出售方是通海县人民政府、购买方是刘家寿、落款日期为2003年1月21日的《资产出售协议书》。证明：1、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改制的经过及原告并未出巨资的事实。2、疏浚公司出现亏损状态。二、2017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2017年8月30日的公司章程，鲁某1将其持有的疏浚公司7.08%股权转让给刘亚兴的2017年9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刘亚兴现持有的股权7.08%系受让于公司的其他股东。三、2004年1月12日-13日取款支票存根及安置费的领取、安置费用表汇总、收条、证明、改制置换费。证明：1、安置费的数额；2、安置费是疏浚公司支付的，并不是原告支付的。四、疏浚公司2003年账册（含股权转让合同书、支付取款存根），2003年3月18日向通海县工商局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证明目的：1、原告取得股权支付的费用。2、股权受让费用系疏浚公司承担的，并非原告支付。五、疏浚公司2007年之前的短期借款明细账，记账凭证、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书、中国工商银行提示归还到期贷款通知书、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疏浚公司向工商银行借款的借款单。证明：2007年之前，疏浚公司负债严重，无偿还能力。六、2007年2月10日的借款单。证明：原告将疏浚公司的巨额款项借出。七、疏浚公司的工资表及发工资情况。证明：疏浚公司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八、疏浚公司向工商局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早在2007年，股东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九、疏浚公司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决议》，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的2007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2007年7月30日的《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股东为刘亚兴、鲁某1、鲁某2的疏浚公司《股东名册》，2007年5月10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公司章程》。证明：股东会决议同意刘家寿将股权转让给刘亚兴，并早在2007年已经过工商变更登记，且已支付了8万元股权对价款。十、证人鲁某1、鲁某2分别出庭作证出具的证言。证人鲁某1陈述：“我母亲是刘家寿的姐姐，刘家寿是我舅舅，刘亚兴是我表弟。疏浚公司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系我本人所签，同意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的时候，并未说过只是暂时转让给刘亚兴。”。证人鲁某2陈述：“我母亲是刘家寿的姐姐，刘家寿是我舅舅，刘亚兴是我表弟，我与鲁某1是亲姐妹。疏浚公司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系我本人所签，同意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不知道刘家寿转让股权给刘亚兴只是暂时的”。共同证明：刘家寿转股给刘亚兴是真实、客观的，而且当时公司经营已出现问题，贷款逾期，发不出职工工资。经质证，原告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因为刘家寿是公司的创始人，如果刘家寿没有出资或者没有经营能力，政府不可能将公司改制到刘家寿名下。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2017年股东会决议才免除了刘家寿公司经理的职务。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2004年的公司安置是公司行为，刘家寿个人支付和公司支付是一样的。对第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公司为了经营，资金有出有进，借款是正常的，当时公司资产远超过负债。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拖欠工资没有影响公司发展。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是虚假转让行为。对第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举证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其中的股东会决议和相关的转让文件是拿到昆明让刘家寿签字的，并未召开股东会，而且股份是由刘亚兴代持股，之后还要转回来；鲁某1、鲁某2的部分股份是代持的；刘亚兴当时找了个律师，写好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一直没有原件，公司的实际掌控人是原告；刘亚兴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也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任何收入，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也拿不出8万元，公司财务也未记录8万元。关于第十组证据，鲁某1和鲁某2是刘家寿因为亲戚关系招进来的，其股份是刘家寿给她们代持的；股权转让这种重大的事情不可能告诉她们两个；公司在刘家寿管理期间，员工是稳定的，直到后面刘亚兴管理，公司才开始出现问题；本案的股权转让确实是危机状态下，没有办法才转让给不具备管理能力的刘亚兴。经审查原告所举证据，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所举第一、二、三、四、五、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对原告所举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证人车某、王某的证言，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所举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由于该材料系由疏浚公司作为证人出具，不符合证据形式，本院对真实性不予采信；虽然被告对原告所举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本院对该证言与书证相印证部分予以认可，对与书证相矛盾部分不予认可。经审查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除了第十组证据以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第十组证据，原告对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对与书证相印证部分予以认可。对于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当中拟证明疏浚公司于原、被告2007年5月10日股权转让前后的经营状况的举证目的，由于并无审计数据等专业结论相佐证，故本院对举证目的均不予采信，亦不对相应事实予以认定。结合当事人的起诉、答辩、举证情况，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1997年8月6日，通海县县级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对〈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方案〉的批复》，载明：“同意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疏浚公司2002年10月5日的《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载明：“1997年8月，企业按照《云南省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相关国企改革的有关文件，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改革申请。通海县县级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批准了《通海县疏浚工程公司实行股份合作制试点方案》，终止了原企业的国有企业性质，组建了新的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企业－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改变了企业全体职工的国有职工身份，使公司变为名符其实的民营企业。”。2003年1月21日，通海县人民政府作为出售方、原告作为购买方签订《资产出售协议书》，约定：“将云南昱通疏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出售给购买方”。2003年3月11日，疏浚公司的时任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股东杨松、王开有、龚文兴、夏莉华、王某将其持有的疏浚公司的全部股份一次性转让给股东刘家寿并退出股东会；原告分别与该五名时任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并变更了工商登记。2003年3月31日的疏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刘家寿；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7万元”。2007年4月25日，原告、海明、张艳、钟瑛、车丽君、王某作为出席人员的《会议记录》显示：“公司虽然改制在我一个人名下，但公司职工利益我会放在首位。我儿子在这之前本不是公司职工，也没有相关企业管理经验，但由于这次案件情况特殊，我只好暂时将这部分股权形式上变更到他名下，这次股权转让是名誉上的，也是暂时形式上的变更，大家今后要支持他的工作，待事件过之后，我将其转回我名下”。2007年5月10日，疏浚公司时任全体股东即原告、鲁某1、鲁某2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刘家寿将其拥有公司的82.92%股权全部转让给刘亚兴”；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家寿是疏浚公司的股东，拥有该公司82.92%股权，经该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并经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刘家寿愿意向刘亚兴转让其拥有的全部股权，刘亚兴愿意购买上述股权。根据2007年5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8万元，刘亚兴在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2007年5月10日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原股东名称刘家寿修改为刘亚兴”。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的2007年7月30日《股权转让完毕证明》显示“受让人（刘亚兴）现已将出让人转让的疏浚公司82.92%股权按协议价8万元支付给了出让人，该转让协议现已履行完毕”，并于当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刘亚兴、鲁某1、鲁某2”。2007年7月31日的疏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刘亚兴；企业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507万元”。2017年8月30日，疏浚公司时任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同意时任股东鲁某1将其持有的7.08%股权转让给刘亚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问题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从而被告应否返还股权给原告。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被告抗辩诉讼时效已过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首先，原告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有暂时转让股权给被告的意愿，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合意。其次，原告主张双方的协议违反了国有企业转让股权的相关规定，但从查明的事实看，2007年5月10日转让股权当时，疏浚公司已非国有企业性质。第三，双方转让股权之时，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取得公司其他时任股东同意且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合同亦已履行完毕。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进而要求返还股权的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家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77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家寿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 东审判员 周云焕审判员 刘 惠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爽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