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赣07行终4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赣州市新金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赣州市赣县梅林镇货场路**。法定代表人陈松茂，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伟，江西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文科，江西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法定代表人朱雄武，支队长。上诉人赣州市新金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8）赣0731行初14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2017年5月15日，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向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出《关于协助对新疆“11.18”案件开展核查取证工作的函》，提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公安机关侦破一起非法制造、出售伪造车辆合格证、伪造发票刑事案件，其中我省涉及嫌疑车辆37辆，涉案赣Ｂ×××**包含在内。该函规定“对嫌疑车辆登记信息予以锁定，暂停办理相关业务”。被告市交警支队按照函件的要求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锁定”处理。原告认为被告的“锁定”措施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处理。原审法院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被告依据函件要求对涉案车辆权利进行限制，属刑事侦查范畴。原告对被告“锁定”涉案车辆的行为不服，有权依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申诉或者控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协助刑事侦查所实施的“锁定”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赣州新金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赣州新金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上诉人赣州市新金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服，上诉称：1、撤销于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0731行初146号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对登记在钟敦祯名下的车牌号为赣Ｂ×××**路虎牌小型汽车采取锁定措施的行为不属于刑事侦查措施，该锁定行为本身也不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被上诉人辩称其锁定车辆登记信息行为属刑事侦查措施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是：1、现行公安机关协作办案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如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五条对异地公安机关提出协助调查、执行强制措施等协作请求，只要法律手续完备，协作地公安机关就应当及时无条件予以配合，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第三百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需要异地公安机关协作的，应当制作办案协作函件。负责协作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接到异地公安机关请求协作的函件后，应当指定主管业务部门办理。第三百三十七条对获取的犯罪线索，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第三百四十二条需要异地办理查询、查封、扣押或者冻结与犯罪有关的财物、文件的，执行人员应当持相关的法律文书、办案协作函件和工作证件，与协作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联系，协作地公安机关应当协助执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将办案协作函件和相关的法律文书电传至协作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协作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委托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派员前往协作地办理。2、本案中，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在侦办“11.18”案件中发现了相关犯罪嫌疑人非法制造、出售假车辆合格证.假发票，其中涉及江西省有37辆嫌疑车辆，这其中包括上诉人诉求的被被上诉人采取锁定措施、登记在钟敦祯名下的车牌号为赣Ｂ×××**路虎牌小型汽车。对涉及的江西省37辆嫌疑车辆的处理问题，依据以上第1条的法律规定，如果是需要案件协作或者案件移交，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可以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1）如果发现办理“11.18“”案件过程中还存在需要其他公安机关进行协助调查、执行强制措施的，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可以向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发起办案协作请求，但发起该请求时必须依据法律规定提供相关法律文书、制作办案协作函件，而函件中必须明确请求单位及请求事项，受委托进行协作办案的公安机关应将执行事项及时反馈。（2）如果发现还存在其他属于新疆昌吉公安机关“11.18”案件相关联的犯罪嫌疑人，但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不属于新疆昌吉公安机关管辖的话，那么依据法律规定，新疆昌吉公安机关应当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由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在收到移交的案件后依法进行刑事立案。《刑事诉讼法》第107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但本案中，以下两点可以说明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并非提出要求进行案件协作，也并没有将某某案件移交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第一：并没有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发起请求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对其办案进行某项协作的相关法律文书及协作函件，反而从上诉人的代理人与新疆昌吉公安机关民警的通话内容中可以证实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根本无意愿请求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的案件提供某项协助，也无意愿请求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对涉案车辆进行锁定，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仅仅是将涉案线索上报公安部再由公安部转交地方，由各地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处理，至于各地公安机关如何处理是各地公安机关的问题，如何处理本身与新疆“11.18”案件根本无关联。因此可以看出，根本不是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请求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协助对涉案的赣Ｂ×××**路虎牌小型汽车进行锁定。第二：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存在将涉案的某某刑事案件移交给了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同时也没有江西或赣州公安机关在收到移交的某某案件后进行了相应刑事立案的任何证据材料。2、另外，我国法律规定的刑事侦查措施中并不包含“锁定”，“锁定”措施也不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而且如果是合法的刑事侦查措施依据法律规定也应当有明确的期限限制，同时还应当依法向当事人履行规定的告知程序，告知其相关权利及相应的救济途径。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本案被上诉人对车辆的锁定行为没有一点刑事侦查范畴的表现。因此，被上诉人辩称采取锁定行为属于刑事侦查措施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二、本案被上诉人采取的锁定措施属于行政行为。但被上诉人实施该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实施该行为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本未向当事人告知实施了该行为及相应的权利义务、救济途径，自然也不存在听取了当事人的申辩，且锁定车辆登记信息的行为实际已对当事人造成了明显影响，造成了上诉人实际的巨大损失，本案依法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被上诉人的锁定行为应确认属于违法，并应责令其立即解除对涉案车辆的锁定。1、本案中，实际上是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将涉及新疆“11.18”案件假发票、假合格证有关的嫌疑车辆信息线索移交给公安部，由公安部再下发通知到各地，通知要求各地有关公安机关对相关线索进行核查取证，但公安部下发通知并非属于也不可能属于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为新疆昌吉州公安机关办理“11.18”案件提供某项办案协作。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在发给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函件在表述中有些许不明确，存在一定歧义，导致一般人可能存在误解。但从格适用法律的角度，根本不难推定，实际上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函件中并无要求一律对涉案的嫌疑车辆登记信息予以锁定，其行文中已明确表示“针对个别犯罪嫌疑人为逃避侦查打击，以办理车辆转移、变更登记的名义转移入户登记手续的情况，请贵局对嫌疑车辆登记信息予以锁定，暂停办理相关业务”，也就是说，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也只是要求如赣州公安机关发现有犯罪嫌疑人为逃避侦查打击而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才对涉案车辆登记信息锁定。在锁定行为实施之前需要有明确发现有相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方能采取锁定行为。但是，被上诉人至今未提供任何赣州公安机关发现该涉案车辆还有除新疆“11.18”案件外的其他犯罪嫌疑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案件依法属于赣州公安机关管辖并已经刑事立案的证据，且锁定行为后至今已近一年五个月也仍无任何证据。被上诉人实施该行为实际是对上级公安机关文件理解错误，锁定行为本身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且被上诉人在实施锁定后至今仍然放任当事人的权利一直处于不合理的被控制状态，既未主动向上级部门告知协调，也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进一步处理，仅仅以存在该函件为由置其他不管。被上诉人作为执法机关,依法应遵循执行为民的宗旨,在对涉案车辆采取锁定行为之后获悉当事人的诉求之后，依法依理也应就锁定行为作后续的沟通处理。上诉人认为，前锁定行为属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且超越上级要求权限，后拖延放任行为属于典型的行政不作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原车辆所有人钟敦祯及现车辆所有人即上诉人实际均为受害者，被上诉人实施的锁定登记信息行为已对上诉人造成了实际影响，上诉人为此遭受巨大损失。该涉案车辆原始登记车辆所有人为钟敦祯，车辆系由钟敦祯通过上诉人新金冠公司向外地经销商所购买。在2017年5月-6月期间该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以便进行调查，钟敦祯及上诉人赣州新金冠公司相关经办人均配合了赣县区公安机关民警的相关调查及询问，车辆也被赣县区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开至被上诉人下属的市车辆菅理所进行相关鉴定，经鉴定车辆本身属于正规合格车辆后返还了钟敦祯（有关该事实，上诉人已在一审庭审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根本未予调查核实）。原车主钟敦祯因此事向上诉人新金冠公司发难，提出要求必须在2017年6月1日起两个月内将车辆问题解决。但遗憾的是两个月后该车辆仍被锁定未能解除，上诉人新金冠公司无奈在2017年8月3日向钟敦祯退款386000元（有银行转账流水证明），钟敦祯同日将涉案车辆及相关证件均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属于该涉案车辆新的所有权人。但实际上，因车辆特殊的市场行情问题，2017年8月3日车辆已经使用了约十个月，实际市场价值已贬损十余万。上诉人向钟敦祯支付的386000元为钟敦祯购买车辆所支出的全部费用，但到了上诉人手中该车辆实际仅值二十余万。相当于因为该车辆被被上诉人无故锁定且持续拖延不处理，上诉人因此遭受损失十余万。试问，这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另外，按现行政策规定，因该车辆初始登记在2016年11月8日，最迟应在2018年11月30日办理车辆年审。但该车辆登记信息至今仍属于锁定状态，根本无法办理年审，如届时未能解锁车辆将无法年审进而依法不能上路，该车将等同于废车。综上，被上诉人采取的锁定行为根本不属于刑事侦查措施。锁定登记信息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是被上诉人在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情形下实施的行政行为，且对上诉人产生了实际影响，上诉人为此遭受了巨大损失，如不紧急处理损失将继续扩大。本案依法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被上诉人的锁定行为应予确认违法，并责令其立即解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上诉人根据江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致厅交通管理局《关于协助对新疆“11.18”案件开展核查取证工作的函》对上诉人的涉案车辆登记信息予以锁定，属于刑事侦查措施，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定丰审判员  周洋发审判员  肖东长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