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民终1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莉，女，汉族，1981年12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华强，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华雄，男，汉族，1990年4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坚，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彩婷，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家民，男，汉族，1981年7月1日出生，。原审被告：任小青，女，汉族，1982年9月3日出生，原审被告：王家滨，男，汉族，1975年5月25日出生，上诉人陈惠莉因与被上诉人戴华雄及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惠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被上诉人戴华雄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起诉状中已明确表示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到底谁为借款人、谁为保证人，是最为清楚的。被上诉人起诉时称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在上诉人提出保证期间已过的答辩意见后，变更诉讼理由称上诉人为借款人。这是因为被上诉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从而在法律上免除了上诉人的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改口目的非常明显，是对被上诉人不利因而改变诉讼理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上诉人为保证人的事实，应予以认可。在上诉人答辩后，被上诉人又改称答辩人为共同借款人，违反以上规定，应不予采信。二、《借款合同》明确上诉人为担保人，《收款确认书》并不具有变更借款合同的效力，原审判决认为收款确认书变更了借款合同是错误的。由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都是被上诉人所准备，上诉人在签下这两份文件后，再对《借款合同》中上诉人的身份进行了修改，作为担保人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原起诉状也以上诉人为保证人进行起诉，表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成立的是担保法律关系。《收款确认书》落款处写的是“收款确认人”，而非“借款人”，而该收款确认书特别注明“详见当天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收款确认书》并没有变更《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三、其他合同当事人也都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原审被告任小青，是王家民的妻子，在借款当天出具的《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中，写明“借款人王家民”，并未提到王家民与上诉人共同借款。上诉人如果是共同借款人，但王家民、王家滨出具声明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从债务承担上而言是加重了王家民、王家滨的责任，对其不利。因此，王家民、王家滨出具的《情况说明书》是可信的。四、上诉人仅为一般保证人。《借款合同》原稿将上诉人列为借款人，后上诉人将其身份改为“担保人”。按《借款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保证人或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在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之时。据《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一般保证。因此，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按照合同法是以一般保证认定。五、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王家滨的保证责任也已过，原审法院未予以任何论述。被上诉人变更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王家滨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在主债权履行期到期后6个月。《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前，被上诉人应当在2017年2月11日前向上诉人、王家滨主张保证责任，但被上诉人并未在规定的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因此，《借款合同》保证期间已过，被上诉人不得向上诉人主张担保债权。六、原审被告王家民已还款839000元，原审认为该还款是其他借款不符合法律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王家民向被上诉人的转账839000元，被上诉人称用于偿还上一笔借款，并提供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0日转账共计80万元。被上诉人所称的80万元借款，仅提供转账记录，并且该证据已过举证时间，法院应不予采纳。即使被上诉人所称的80万元借款属实，由于王家民的转账839000元，并没有任何转账附言、备注，王家民称属于偿还本案的借款，而非80万元的还款。王家民完全有权决定该笔转账的用途。原审判决以王家民偿还未到期的债务不合理为由替代王家民决定转账的用途，是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没有扣除借款人王家民已还款部分，对保证债务已超保证期限不予理会。原审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戴华雄辩称：一、《收款确认书》上明确显示，上诉人陈惠莉、原审被告王家民是借款人，这也是一审查明的事实，而上诉人也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借款合同》上载明陈惠莉、王家民是借款人，虽然合同抬头与尾部的借款人处有被修改的痕迹，但《借款合同》签订在前，《收款确认书》的签名在后，而且《借款合同》修改处只有王家民签名确认，并没有陈惠莉以及出借人戴华雄的签名确认。而《收款确认书》明确载明陈惠莉、王家民是借款人。所以，综合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陈惠莉、王家民就是本案的借款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知，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仍可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二、上诉人所指的其他合同当事人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戴华雄原是广州民生银行的员工，2012年与陈惠莉认识，后于2015年经陈惠莉介绍认识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而陈惠莉与王家民相识多年而且关系密切，陈惠莉提出与王家民共同向戴华雄借款100万元，戴华雄与王家民只是初相识，完全是看在陈惠莉上才答应借款的。所以，基本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与陈惠莉是一伙的，单凭其片面言辞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三、陈惠莉、王家民具有清偿欠款及依约支付利息、违约金的义务，王家滨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二年。合同开篇便明确约定借款人陈惠莉、王家民与保证人王家滨对借款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使《借款合同》开篇没有明确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只是属于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也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本案担保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保证期间，《借款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但根据合同第九条的约定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为二年，不存在保证期间已过。四、王家民转账给戴华雄的80万元是另一借贷关系的还款，与本案100万元未到期借款无关；而另外两张转账凭证的款项合共39000元是本案借款的利息。2015年12月28日，戴华雄分别转账100000元、200000元到王家民账户，而王家民在2015年12月31日转账300000元到戴华雄账户；2016年1月20日，戴华雄转账500000元到王家民账户，而王家民则在2016年1月22日转账500000元到戴华雄账户。这几笔资金往来很明显存在对应的借款还款关系，是戴华雄与王家民另外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王家民合共800000元的转账不可能是用于归还本案远未到期的、有担保的100万元借款，王家民不能通过不出庭抗辩的方式获取诉讼利益。此外，王家民合共39000元的转账，是用于支付本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即是不包含在诉讼请求内、已经扣除的那两个月利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诉讼意见。戴华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共同支付利息510000元给戴华雄(利息按月利率3％从2015年12月11日起暂计至2017年7月10目止，2017年7月11日起至还清欠款时止的利息另计)；2、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承担戴华雄聘请律师一审阶段的律师费64000元；3、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支付财务管理费和未按期还款违约金两项合共200000元给戴华雄；4、判令王家滨对上述1、2、3项共计人民币1774000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庭审时，原告主张从2017年7月11日起的利率按3％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戴华雄原是广州民生银行的员工，2012年原告戴华雄与被告陈惠莉认识，2015年原告通过被告陈惠莉与本案被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认识。2015年12月11日，原告戴华雄作为出借人、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作为借款人、被告王家滨作为保证人三方在广东省化州市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如下：“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出借人借款，借款人王家民、陈惠莉及保证人王家滨共同承诺愿意以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予以抵押对借款事项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出借人以自有资金，同意出借。经各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一、双方约定：借款总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由出借人以转帐方式交付给借款人共同指定的银行帐号上(帐号：*；户主名：王家民；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借款人最终收到的借款总额以收款确认书为准。二、借款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写(RMB：1，000，000.00)。三、借款利息为月息3％；财务管理费每月按借款总额的0.5％算。四、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16年08月lO日止。借款期满，借款人应以转账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指定收款账户（收款账号：帐号：*；户名：戴华雄；开户行：中国银行广州国际双城大厦支行。五、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出借人有权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六、出借人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必须定期(每月一号)向出借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财务资料和报告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并且每月向出借方按借款总额的0.5％支付财务管理费。七、借款人应当按期还款。借款期届满，借款人应以转账方式全额归还出借人相应的款项。八、若借款人不按时还款的，出借人将派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追讨，每上门追讨一次将收取人民币2000元整(大写：贰仟元整)交通费和人员工资。九、借款人未按期还款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同意按以下约定处理：l、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按借款总金额的3‰每日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出惜人为止。2、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对借款本息、违约金、财务管理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十、本合同一式伍份，各执一份，相关部门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签字时生效，如与其它合同有冲突的，以本合同为准。十一、本合同的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十二、其他约定。”《借款合同》由原、被告签字，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抬头“借款人：”陈惠莉已经被告王家民手更改为“担保人：”陈惠莉、尾部落款“借款人：”陈惠莉更改为“担保人”陈惠莉。合同签订当日，即2015年12月11日原告戴华雄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转账汇款10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汇款后，被告陈惠莉、王家民以借款人名义立下《收款确认书》确认收到原告戴华雄的上述汇款，《收款确认书》载明：“兹于2015年12月11日借款人王家民(身份证号码*)、陈惠莉(身份证号码：X)收到出借人戴华雄(身份证号码：*)给付的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详见当天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5121101)。借款总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l，000，000.00元)是以转账方式收取。特此确认收款确认人：陈惠莉、王家民日期：2015年12月11日”。汇款后当日，由被告任小青立下《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交原告收执，主要内容载明：“关于我丈夫王家民向戴华雄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期限8个月，用于生意经营周转，本人知情。此借款为我夫妻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另查明，2015年12月28日，原告戴华雄先后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100000元、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转账汇款2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2015年12月31日被告王家民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转账汇款300000元给原告戴华雄。2016年1月20日，原告戴华雄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再次转账汇款5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2016年1月22日被告王家民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先后转账汇款500000元、4000元给原告戴华雄。2016年4月7日被告王家民通过平安银行转账汇款35000元给原告戴华雄。由于被告未及时还款，致双方发生纠纷，原告戴华雄委托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为此支出律师费64000元。2017年7月25日原告戴华雄以陈惠莉为被告（连带责任保证人）提起诉讼，2017年9月21日原告戴华雄以王家民为借款人、任小青为王家民配偶、王家滨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本院申请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已依法追加。同日原告戴华雄申请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变更陈惠莉为借款人，与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及违约金责任、支付律师费及诉讼费用。本院根据原告戴华雄的申请，依法对被告陈惠莉的银行存款采取了冻结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谁是涉案合同的借款人，谁是担保人？担保中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二、被告王家民汇款839000元给原告，是归还涉案中的100万元借款还是归还其他借款？一、关于焦点一。《借款合同》中被告陈惠莉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经查，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内容载明被告王家民、陈惠莉是借款人，虽然合同抬头与尾部的借款人已更改为担保人，但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家民帐户收到原告1000000元汇款后，被告陈惠莉、王家民出具《收款确认书》以借款人名义收到原告借款1000000元，该行为，应视为被告陈惠莉重新确认为该债务的借款人，因此该涉案合同的借款人应为被告王家民和陈惠莉，被告陈惠莉辩称其不是借款人而是保证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借款合同》的保证人（签名、指模）处，有被告王家滨签名和盖指模，因此涉案合同的担保人为被告王家滨。《借款合同》中开头约定“借款人王家民、陈惠莉及保证人王家滨共同承诺愿意以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予以抵押对借款事项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第九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期还款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同意按以下约定处理：l、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按借款总金额的3‰每日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出借人为止。……”可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约定前后不一致，应视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告王家滨应对该借款10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二、关于焦点二。至于被告陈惠莉辩称王家民汇款给原告的839000元款中的800000元，是归还本案原告起诉标的1000000元债务，而不是归还原告另外两笔汇款共800000元的债务。经查，《借款合同》中第四条“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16年08月10日止。借款期满，借款人应以转帐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指定收款帐户…….”。被告王家民分别是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22日通过网银转帐共80万元给原告，是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2016年8月10日）之前的还款，应视为归还涉案合同之外的借款（原告分别是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0日通过手机银行和网银转帐出借共80万元给被告王家民），被告称是归还借款期限未到的借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采信原告主张，被告王家民汇款839000元，认定是归还原告的其他借款。被告该辩称，是归还本案原告起诉标的1000000元债务，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仍应对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承担偿还责任，但被告已归还的839000元中超过800000元部分的39000元（839000-800000=39000元）应在1000000元本息中扣除。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按借款总额的0.5％计付财务管理费、按借款总额的3‰计付违约金问题。经查，该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总和应以不超过年利率24％计付为宜，从借款之日2015年12月11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原告诉请被告任小青承担还款责任，经查，因任小青在《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中已承诺王家民是其丈夫，向戴华雄借款10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被告任小青不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其事后追认了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本院对原告该请求予以支持。《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因被告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致使原告诉讼支付了律师费用64000元，有《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为依据，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被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戴华雄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的计算总额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日止，还款时应扣减被告王家民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4000元及于2016年4月7日已支付的35000元，合计39000元的相应本息)。二、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64000元给原告戴华雄。三、被告王家滨对第一、二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追偿。四、驳回原告戴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66元，由被告王家民、陈惠莉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一份与戴华雄的微信截图聊天记录，拟证明戴华雄清楚陈惠莉只是担保人而不是借款人。被上诉人戴华雄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上诉人陈惠莉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还是担保人；二、陈惠莉应否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一、关于陈惠莉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而涉案《收款确认书》是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此收款确认书并不具有合同的形式要件，其本身并非合同，故更不具有变更原借款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应当根据《借款合同》来判断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根据《借款合同》来确定当事人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合同的抬头及尾部均已经明确载明陈惠莉是担保人，借款也由王家民收取，王家民又出具说明证明陈惠莉是担保人。而被上诉人戴华雄将该《借款合同》作为证据举证，由此表明戴华雄确认了此合同有关修改内容的真实性，并知道且同意了陈惠莉由借款人变更为担保人。由此，本案应当认定陈惠莉是借款的担保人而非借款人，原审判决以《收款确认书》认定陈惠莉是借款人不当，应予纠正。故陈惠莉无需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戴华雄主张陈惠莉是借款人及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获得支持。二、关于陈惠莉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从《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合同最初约定的借款人为王家民及陈惠莉、保证人为王家滨，并在各方达成了具体的合同条款后，最后才变更陈惠莉为借款的担保人。而变更陈惠莉为担保人之后，当事人没有对陈惠莉的担保方式等具体担保内容作出约定。但根据陈惠莉称其为保证人的诉讼主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规定，本案可以认定陈惠莉属于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另一方面，陈惠莉与戴华雄在《借款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主债务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6年8月10日，即陈惠莉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是至2017年2月10止，但戴华雄于2017年7月24日才起诉要求陈惠莉还款，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陈惠莉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因此陈惠莉无需承担共同清偿本案债务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陈惠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向被上诉人戴华雄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的计算总额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日止，还款时应扣减王家民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4000元及于2016年4月7日已支付的35000元，合计39000元的相应本息)；二、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支付律师费64000元给被上诉人戴华雄；三、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为：原审被告王家滨对第一、二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追偿；四、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五、驳回被上诉人戴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66元，由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由被上诉人戴华雄负担。上诉人陈惠莉已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本院予以退还上诉人陈惠莉。限被上诉人戴华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逾期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琪奕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梁 哲朱华倩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9民终11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莉，女，汉族，1981年12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华强，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华雄，男，汉族，1990年4月1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坚，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彩婷，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家民，男，汉族，1981年7月1日出生，。原审被告：任小青，女，汉族，1982年9月3日出生，原审被告：王家滨，男，汉族，1975年5月25日出生，上诉人陈惠莉因与被上诉人戴华雄及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惠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判令被上诉人戴华雄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起诉状中已明确表示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到底谁为借款人、谁为保证人，是最为清楚的。被上诉人起诉时称上诉人为连带保证人，在上诉人提出保证期间已过的答辩意见后，变更诉讼理由称上诉人为借款人。这是因为被上诉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从而在法律上免除了上诉人的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改口目的非常明显，是对被上诉人不利因而改变诉讼理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上诉人为保证人的事实，应予以认可。在上诉人答辩后，被上诉人又改称答辩人为共同借款人，违反以上规定，应不予采信。二、《借款合同》明确上诉人为担保人，《收款确认书》并不具有变更借款合同的效力，原审判决认为收款确认书变更了借款合同是错误的。由于《借款合同》、《收款确认书》都是被上诉人所准备，上诉人在签下这两份文件后，再对《借款合同》中上诉人的身份进行了修改，作为担保人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原起诉状也以上诉人为保证人进行起诉，表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成立的是担保法律关系。《收款确认书》落款处写的是“收款确认人”，而非“借款人”，而该收款确认书特别注明“详见当天签订的《借款合同》”，因此《收款确认书》并没有变更《借款合同》的意思表示。三、其他合同当事人也都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原审被告任小青，是王家民的妻子，在借款当天出具的《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中，写明“借款人王家民”，并未提到王家民与上诉人共同借款。上诉人如果是共同借款人，但王家民、王家滨出具声明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从债务承担上而言是加重了王家民、王家滨的责任，对其不利。因此，王家民、王家滨出具的《情况说明书》是可信的。四、上诉人仅为一般保证人。《借款合同》原稿将上诉人列为借款人，后上诉人将其身份改为“担保人”。按《借款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保证人或担保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在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之时。据《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一般保证。因此，合同中约定的保证责任按照合同法是以一般保证认定。五、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王家滨的保证责任也已过，原审法院未予以任何论述。被上诉人变更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王家滨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在主债权履行期到期后6个月。《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前，被上诉人应当在2017年2月11日前向上诉人、王家滨主张保证责任，但被上诉人并未在规定的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因此，《借款合同》保证期间已过，被上诉人不得向上诉人主张担保债权。六、原审被告王家民已还款839000元，原审认为该还款是其他借款不符合法律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王家民向被上诉人的转账839000元，被上诉人称用于偿还上一笔借款，并提供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0日转账共计80万元。被上诉人所称的80万元借款，仅提供转账记录，并且该证据已过举证时间，法院应不予采纳。即使被上诉人所称的80万元借款属实，由于王家民的转账839000元，并没有任何转账附言、备注，王家民称属于偿还本案的借款，而非80万元的还款。王家民完全有权决定该笔转账的用途。原审判决以王家民偿还未到期的债务不合理为由替代王家民决定转账的用途，是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共同借款人，没有扣除借款人王家民已还款部分，对保证债务已超保证期限不予理会。原审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是错误的，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戴华雄辩称：一、《收款确认书》上明确显示，上诉人陈惠莉、原审被告王家民是借款人，这也是一审查明的事实，而上诉人也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借款合同》上载明陈惠莉、王家民是借款人，虽然合同抬头与尾部的借款人处有被修改的痕迹，但《借款合同》签订在前，《收款确认书》的签名在后，而且《借款合同》修改处只有王家民签名确认，并没有陈惠莉以及出借人戴华雄的签名确认。而《收款确认书》明确载明陈惠莉、王家民是借款人。所以，综合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陈惠莉、王家民就是本案的借款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可知，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仍可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二、上诉人所指的其他合同当事人根本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戴华雄原是广州民生银行的员工，2012年与陈惠莉认识，后于2015年经陈惠莉介绍认识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而陈惠莉与王家民相识多年而且关系密切，陈惠莉提出与王家民共同向戴华雄借款100万元，戴华雄与王家民只是初相识，完全是看在陈惠莉上才答应借款的。所以，基本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与陈惠莉是一伙的，单凭其片面言辞无法证明上诉人是担保人，而非借款人。三、陈惠莉、王家民具有清偿欠款及依约支付利息、违约金的义务，王家滨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二年。合同开篇便明确约定借款人陈惠莉、王家民与保证人王家滨对借款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本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使《借款合同》开篇没有明确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只是属于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也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本案担保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关于保证期间，《借款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但根据合同第九条的约定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的保证期间应为二年，不存在保证期间已过。四、王家民转账给戴华雄的80万元是另一借贷关系的还款，与本案100万元未到期借款无关；而另外两张转账凭证的款项合共39000元是本案借款的利息。2015年12月28日，戴华雄分别转账100000元、200000元到王家民账户，而王家民在2015年12月31日转账300000元到戴华雄账户；2016年1月20日，戴华雄转账500000元到王家民账户，而王家民则在2016年1月22日转账500000元到戴华雄账户。这几笔资金往来很明显存在对应的借款还款关系，是戴华雄与王家民另外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王家民合共800000元的转账不可能是用于归还本案远未到期的、有担保的100万元借款，王家民不能通过不出庭抗辩的方式获取诉讼利益。此外，王家民合共39000元的转账，是用于支付本案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即是不包含在诉讼请求内、已经扣除的那两个月利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诉讼意见。戴华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共同支付利息510000元给戴华雄(利息按月利率3％从2015年12月11日起暂计至2017年7月10目止，2017年7月11日起至还清欠款时止的利息另计)；2、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承担戴华雄聘请律师一审阶段的律师费64000元；3、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共同支付财务管理费和未按期还款违约金两项合共200000元给戴华雄；4、判令王家滨对上述1、2、3项共计人民币1774000元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判令陈惠莉、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庭审时，原告主张从2017年7月11日起的利率按3％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戴华雄原是广州民生银行的员工，2012年原告戴华雄与被告陈惠莉认识，2015年原告通过被告陈惠莉与本案被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认识。2015年12月11日，原告戴华雄作为出借人、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作为借款人、被告王家滨作为保证人三方在广东省化州市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如下：“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出借人借款，借款人王家民、陈惠莉及保证人王家滨共同承诺愿意以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予以抵押对借款事项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出借人以自有资金，同意出借。经各方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一、双方约定：借款总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由出借人以转帐方式交付给借款人共同指定的银行帐号上(帐号：*；户主名：王家民；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借款人最终收到的借款总额以收款确认书为准。二、借款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写(RMB：1，000，000.00)。三、借款利息为月息3％；财务管理费每月按借款总额的0.5％算。四、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16年08月lO日止。借款期满，借款人应以转账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指定收款账户（收款账号：帐号：*；户名：戴华雄；开户行：中国银行广州国际双城大厦支行。五、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出借人有权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六、出借人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必须定期(每月一号)向出借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财务资料和报告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并且每月向出借方按借款总额的0.5％支付财务管理费。七、借款人应当按期还款。借款期届满，借款人应以转账方式全额归还出借人相应的款项。八、若借款人不按时还款的，出借人将派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追讨，每上门追讨一次将收取人民币2000元整(大写：贰仟元整)交通费和人员工资。九、借款人未按期还款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同意按以下约定处理：l、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按借款总金额的3‰每日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出惜人为止。2、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对借款本息、违约金、财务管理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十、本合同一式伍份，各执一份，相关部门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签字时生效，如与其它合同有冲突的，以本合同为准。十一、本合同的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十二、其他约定。”《借款合同》由原、被告签字，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抬头“借款人：”陈惠莉已经被告王家民手更改为“担保人：”陈惠莉、尾部落款“借款人：”陈惠莉更改为“担保人”陈惠莉。合同签订当日，即2015年12月11日原告戴华雄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转账汇款10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汇款后，被告陈惠莉、王家民以借款人名义立下《收款确认书》确认收到原告戴华雄的上述汇款，《收款确认书》载明：“兹于2015年12月11日借款人王家民(身份证号码*)、陈惠莉(身份证号码：X)收到出借人戴华雄(身份证号码：*)给付的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元)；(详见当天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5121101)。借款总额人民币壹佰万元整(￥l，000，000.00元)是以转账方式收取。特此确认收款确认人：陈惠莉、王家民日期：2015年12月11日”。汇款后当日，由被告任小青立下《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交原告收执，主要内容载明：“关于我丈夫王家民向戴华雄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期限8个月，用于生意经营周转，本人知情。此借款为我夫妻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另查明，2015年12月28日，原告戴华雄先后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100000元、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转账汇款2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2015年12月31日被告王家民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转账汇款300000元给原告戴华雄。2016年1月20日，原告戴华雄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滨江东支行再次转账汇款500000元给被告王家民。2016年1月22日被告王家民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天河支行先后转账汇款500000元、4000元给原告戴华雄。2016年4月7日被告王家民通过平安银行转账汇款35000元给原告戴华雄。由于被告未及时还款，致双方发生纠纷，原告戴华雄委托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为此支出律师费64000元。2017年7月25日原告戴华雄以陈惠莉为被告（连带责任保证人）提起诉讼，2017年9月21日原告戴华雄以王家民为借款人、任小青为王家民配偶、王家滨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向本院申请追加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已依法追加。同日原告戴华雄申请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变更陈惠莉为借款人，与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作为共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及违约金责任、支付律师费及诉讼费用。本院根据原告戴华雄的申请，依法对被告陈惠莉的银行存款采取了冻结的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谁是涉案合同的借款人，谁是担保人？担保中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二、被告王家民汇款839000元给原告，是归还涉案中的100万元借款还是归还其他借款？一、关于焦点一。《借款合同》中被告陈惠莉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经查，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内容载明被告王家民、陈惠莉是借款人，虽然合同抬头与尾部的借款人已更改为担保人，但合同签订后被告王家民帐户收到原告1000000元汇款后，被告陈惠莉、王家民出具《收款确认书》以借款人名义收到原告借款1000000元，该行为，应视为被告陈惠莉重新确认为该债务的借款人，因此该涉案合同的借款人应为被告王家民和陈惠莉，被告陈惠莉辩称其不是借款人而是保证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借款合同》的保证人（签名、指模）处，有被告王家滨签名和盖指模，因此涉案合同的担保人为被告王家滨。《借款合同》中开头约定“借款人王家民、陈惠莉及保证人王家滨共同承诺愿意以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予以抵押对借款事项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第九条约定：“借款人未按期还款的，借款人及保证人同意按以下约定处理：l、借款人及保证人须向出借人按借款总金额的3‰每日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给出借人为止。……”可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约定前后不一致，应视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被告王家滨应对该借款10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二、关于焦点二。至于被告陈惠莉辩称王家民汇款给原告的839000元款中的800000元，是归还本案原告起诉标的1000000元债务，而不是归还原告另外两笔汇款共800000元的债务。经查，《借款合同》中第四条“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11日起至2016年08月10日止。借款期满，借款人应以转帐方式全额归还给出借人指定收款帐户…….”。被告王家民分别是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22日通过网银转帐共80万元给原告，是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2016年8月10日）之前的还款，应视为归还涉案合同之外的借款（原告分别是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20日通过手机银行和网银转帐出借共80万元给被告王家民），被告称是归还借款期限未到的借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采信原告主张，被告王家民汇款839000元，认定是归还原告的其他借款。被告该辩称，是归还本案原告起诉标的1000000元债务，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仍应对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承担偿还责任，但被告已归还的839000元中超过800000元部分的39000元（839000-800000=39000元）应在1000000元本息中扣除。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按月利率3％计付利息、按借款总额的0.5％计付财务管理费、按借款总额的3‰计付违约金问题。经查，该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总和应以不超过年利率24％计付为宜，从借款之日2015年12月11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原告诉请被告任小青承担还款责任，经查，因任小青在《借款知情人承诺书》中已承诺王家民是其丈夫，向戴华雄借款10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虽然被告任小青不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其事后追认了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本院对原告该请求予以支持。《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因被告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致使原告诉讼支付了律师费用64000元，有《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为依据，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被告王家民、王家滨、任小青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戴华雄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的计算总额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日止，还款时应扣减被告王家民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4000元及于2016年4月7日已支付的35000元，合计39000元的相应本息)。二、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律师费64000元给原告戴华雄。三、被告王家滨对第一、二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家民、陈惠莉、任小青追偿。四、驳回原告戴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66元，由被告王家民、陈惠莉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一份与戴华雄的微信截图聊天记录，拟证明戴华雄清楚陈惠莉只是担保人而不是借款人。被上诉人戴华雄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上诉人陈惠莉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还是担保人；二、陈惠莉应否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一、关于陈惠莉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还是担保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上的签字是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而涉案《收款确认书》是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行为，此收款确认书并不具有合同的形式要件，其本身并非合同，故更不具有变更原借款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应当根据《借款合同》来判断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根据《借款合同》来确定当事人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中，合同的抬头及尾部均已经明确载明陈惠莉是担保人，借款也由王家民收取，王家民又出具说明证明陈惠莉是担保人。而被上诉人戴华雄将该《借款合同》作为证据举证，由此表明戴华雄确认了此合同有关修改内容的真实性，并知道且同意了陈惠莉由借款人变更为担保人。由此，本案应当认定陈惠莉是借款的担保人而非借款人，原审判决以《收款确认书》认定陈惠莉是借款人不当，应予纠正。故陈惠莉无需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戴华雄主张陈惠莉是借款人及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获得支持。二、关于陈惠莉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从《借款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合同最初约定的借款人为王家民及陈惠莉、保证人为王家滨，并在各方达成了具体的合同条款后，最后才变更陈惠莉为借款的担保人。而变更陈惠莉为担保人之后，当事人没有对陈惠莉的担保方式等具体担保内容作出约定。但根据陈惠莉称其为保证人的诉讼主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规定，本案可以认定陈惠莉属于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另一方面，陈惠莉与戴华雄在《借款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主债务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6年8月10日，即陈惠莉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是至2017年2月10止，但戴华雄于2017年7月24日才起诉要求陈惠莉还款，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陈惠莉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因此陈惠莉无需承担共同清偿本案债务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陈惠莉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向被上诉人戴华雄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利息、财务管理费、违约金的计算总额从2015年12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日止，还款时应扣减王家民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的4000元及于2016年4月7日已支付的35000元，合计39000元的相应本息)；二、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支付律师费64000元给被上诉人戴华雄；三、变更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为：原审被告王家滨对第一、二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追偿；四、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0982民初1782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五、驳回被上诉人戴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6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266元，由原审被告王家民、任小青、王家滨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由被上诉人戴华雄负担。上诉人陈惠莉已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本院予以退还上诉人陈惠莉。限被上诉人戴华雄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66元，逾期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琪奕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梁 哲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