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2民终3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培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童，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远红。原审被告：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各，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宗礼。上诉人崔培波因与被上诉人李远红、原审被告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5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培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明确提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4、5、6均有异议，一审判决书中也描述上诉人有异议，但一审却认定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运输协议既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签字，运输协议对上诉人不生效，张某说上诉人的司机签订的运输协议，张某是青岛旭东物流的老板，应当知道签订合同至少应出具委托书和身份证明且必要时应留存，上诉人没有司机，自己就是司机。2.于某应作为证人应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被上诉人的一审代理人对旭东物流于某的调查笔录不能作证据使用。徐某与被上诉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徐某找张某作证，张某与徐某也存在间接利害关系，徐某与张某的证言不应采信。3.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上诉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不妥。4.本案未约定支付律师费，被上诉人只提交了委托代理协议和发票，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律师费。被上诉人李远红辩称，1.一审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5、6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仅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诉人对相关的短信内容和手机号码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11、12和证据4、5、6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案件事实。一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正确。被上诉人提交的运输合同、证人证言、上诉人向河南中牟县公安局的报警记录、运输协议签订前后徐某与上诉人的通话、旭东物流于某与上诉人及徐某之间的短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2.上诉人擅自将被上诉人的胡萝卜拉走的行为导致本案的纠纷，被上诉人的损失远大于一审认定的4000元律师费。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辩称，涉案的鲁Ｈ×××××号车辆一直在泰安市东平县跑，根本没有到过莱西市，本案与其无关。李远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崔培波、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赔偿李远红货物损失64800元；2.崔培波、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赔偿李远红因本案支付的交通费、律师费5200元；3.诉讼费由崔培波、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远红委托徐某收购胡萝卜。2015年12月6日，徐某通过青岛市旭东物流与崔培波取得联系，崔培波安排其驾驶员与徐某签订运输合同一份，约定崔培波提供车辆为李远红运送胡萝卜，单价150元/吨，净重35-36吨，起运地点为莱西至郑州。后崔培波依约为李远红提供车辆运输胡萝卜至河南省郑州中牟万邦市场。2015年12月10日，崔培波在该市场内与李远红的收货方因运费发生争执，双方协商未果，崔培波将胡萝卜拉走，之后亦未向李远红归还胡萝卜。根据河南郑州中牟万邦市场网站发布的信息，郑州中牟万邦市场2015年12月11日胡萝卜的批发价格最高价为1.2元/公斤，最低价为0.8元/公斤，均价为1元/公斤。同时查明，李远红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依法履行，任何一方违背双方的约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崔培波依约应当将李远红的胡萝卜送给李远红指定的收货人。崔培波没有将胡萝卜送给李远红指定的收货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李远红的经济损失。双方合同约定胡萝卜净重35-36吨，结合李远红提交的运费收据，原审认定胡萝卜的重量为35吨。关于胡萝卜的价格，应参照万邦市场胡萝卜平均批发价格计算。李远红的胡萝卜损失为35000元。李远红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费，系因该纠纷产生的必要费用，且该费用在合理的范围内，应由崔培波赔偿。李远红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崔培波使用的车辆与梁山县润通运输有限公司有关，李远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崔培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远红损失39000元；二、驳回李远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由李远红负担387元，崔培波负担388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证人张某称其与崔培波就涉案这一次业务，李远红需要车辆拉货，其给李远红调度运输合同上崔培波的车，当时司机带着行驶证驾驶证签字，发生纠纷后，其给崔培波打过电话。一审证人徐某称其找到配货站，配货站找到崔培波，涉案运输协议系其与崔培波的司机签订的，其没有看过涉案车辆的行驶证，车辆颜色记不清楚了，其看过车辆前面的车牌号，后面的没看。一审崔培波对李远红提交的接处警记录无异议，但主张其打过电话，但具体什么事情忘记了。二审崔培波称因其在停车场外的修车厂修理其鲁Ｈ×××××号解放半挂车，就修车费用发生了纠纷，所以报警。中牟县公安局郑庵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登记载明，2015年12月10日在中牟县万邦市场西停车场150××××8678的电话报警，出警情况记载“接警后我所民警赶到现场，联系到报警人，报警人称货主不给运费，后民警调解，未果，报警人称自行解决。”崔培波认可150××××8678是其手机号码。一审崔培波对李远红提交的徐某的通话记录无异议，并认可系其电话号码。该电话通话记录显示2015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10日、12月11日、12月12日徐某多次与崔培波联系，且徐某证实此前与崔培波并不认识。一审庭审中，李远红向崔培波发问，李远红问“2015年12月6日至10日你有无用你的车拉胡萝卜到河南？”崔培波称“拉过”李远红问“你拉的谁的货？”崔培波称“不知道。”李远红问“从哪联系的货源，是否从旭东物流联系的？”崔培波称“从网上，我记得不清楚。”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庭审中于某虽未出庭作证，但李远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海博对于某的调查笔录经过了于某的配偶张某的确认，张某亦认可于某作调查笔录时其在现场。于某称李远红的合作伙伴徐某与崔培波的驾驶员签订的运输协议，口头约定货物运到目的地卖掉后支付运费，因运费发生纠纷，其协调了多次无果，崔培波把车连同货一起开走了。于某的陈述与张某、徐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因此，证人徐某、张某系货运协议的直接签订人和见证人，原审采信于某、徐某、张某的证言并无不当。徐某在崔培波报警前后多次与崔培波电话联系。崔培波认可公安机关接处警记录中记载的报警电话系其手机电码，崔培波在一、二审对报警事由的陈述不一致，崔培波二审陈述的报警事由与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记录记载的内容不符，且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崔培波亦无法说明2015年12月6日至10日用其车拉到河南的货物货主和货物来源。张某、于某均证实其通过网上给李远红调度了本案运输协议上的崔培波的车，崔培波的驾驶员代为签订合同，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崔培波在货物收货地中牟县万邦市场因货主不给运费报警，结合崔培波原审中认可其在2015年12月6日至10日拉过胡萝卜到河南的事实，可以认定崔培波承运了李远红的货物，双方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崔培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或退还给李远红或徐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崔培波应当对李远红托运的货物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令崔培波支付李远红货物损失35000元并无不当。李远红与崔培波并未对李远红支付律师费的损失作出约定，原审判令崔培波支付李远红律师费损失4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判决判令崔培波赔偿李远红律师费损失不当，应予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5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崔培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远红货物损失35000元。三、驳回上诉人崔培波的其它上诉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李远红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7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5元；共计1550元，由上诉人崔培波负担775元，被上诉人李远红负担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见晓代理审判员  卞冬冬代理审判员  徐 慧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书 记 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