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5民初3620号原告:黄载强,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新广四路祝安街四巷16号，公民身份号码440126197708196612。委托代理人：王满锦、何浩彭，广东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日恒,男,195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茶山镇榕垌高郎村3号,公民身份号码440921195704164536。被告:黄东成,男,198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茶山镇榕垌高郎村3号,公民身份号码440921198503124531。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曾志辉，广东增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载强诉被告黄日恒、黄东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载强的委托代理人王满锦、何浩彭，被告黄日恒、黄东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曾志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6月1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珠江街嘉安花园嘉顺二街四梯1001房产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如被告不协助，则请求依法判令原告自行办理该房地产的变更登记手续至原告名下，变更登记所需的费用由被告承担；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5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5000元；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黄日恒签订《买卖协议书》，约定被告黄日恒向原告出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珠江街嘉安花园嘉顺二街四梯1001房，购房定金30000元。面积约58平方米，购房总价为350000元。2017年6月14日，原告与两被告、黄勇（被告黄日恒的大儿子，已于2018年4月10日死亡）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再次明确原被告的房屋买卖事宜，约定总房价350000元整，因原告与被告、黄勇有债务纠纷，扣除被告、黄勇拖欠原告的250000元后，原告尚需向被告支付100000元。该100000元分三期支付，第一期：签订本合同当天支付人民币30000元；第二期：在双方办理房屋交接后支付50000元；第三期：余款在房屋过户后一次性支付。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经按合同约定给付相应款项，被告黄日恒也于2017年6月14日向原告出具60000元的收据，于2017年7月24日向原告出具20000元的收据，并将涉案房产交付原告使用。在被告黄日恒儿子黄勇意外去世以前，被告黄日恒对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任何异议，对原告使用涉案房产也不存在任何异议。但自从其儿子黄勇去世后，被告黄日恒不配合办理涉案房屋的相关事宜，不提供其已签订的《安置购房合同》，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求。被告黄日恒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时由于原告找到我，说我的孙女被撞，在医院抢救，原告已经借了钱给我的儿子黄勇，金额是250000元，用于抢救。借款后，原告每隔2-3个月都过来追我还钱。我没有办法，后来就签订了本案买卖协议书。签协议后，原告给了我儿子黄勇购房款30000元。我提出疑问，为何原告与我之间签订买卖合同，却没把购房款给我，给了黄勇，原告说以后再慢慢算。被告黄东成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我从来不知道合同的存在。直到我收到诉状后才知道这件事。2、2018年7月9日，原告已经入住涉案房产，钥匙是黄勇交付给原告的。当时我报了警，原告向出警人员提供了当时签订合同的视频。两被告还共同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买卖合同是由高利贷引起的，实际上是作为高利贷担保形式存在的买卖合同，是不合法的。因为黄勇还不起钱，原告逼迫两被告签订买卖合同，逼迫两被告替黄勇还高利贷。实际上借款是多少，请法庭予以核实。2、被告黄东成直到开庭才知道买卖合同的存在，可见是原告采用欺骗的方式签订合同的。3、如果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有效，但根据合同约定，被告也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4、两被告没有违约，原告根本违约，所以两被告通过EMS特快专递、发短信的方式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前提是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载强以被告黄日恒的儿子黄勇于2015年1月3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向其借款250000元未归还为由，要求黄勇以黄日恒的房产抵债，抵债金额为350000元，多出款项退回被告。其后，原告与被告黄日恒签订《买卖协议书》，约定被告黄日恒将其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珠江街嘉安花园嘉顺二街四梯1001房的拆迁安置房出售给原告黄载强，合同备注：房屋款总额350000元正，在黄日恒交楼前该扣除黄日恒大儿子黄勇所欠黄载强人民币250000元，定金30000元，剩余70000元，在办理完交楼手续后该一次性付给黄日恒50000元，余款20000元在房屋过户后一次结清。签订协议后，原告黄载强（买方，乙方）与被告黄日恒及其儿子黄勇、黄东成（三人均为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标明涉案房屋基本情况、价格、付款方式、交付期限等，原告黄载强与被告黄日恒及其儿子黄勇、黄东成均在合同上签字并按手印，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4日。落款日期以下的空白处，以手写的形式添加补充条款：“如甲方无故不履行本合同的，则应向乙方支付总房价的30%作为违约责任，并承担乙方维权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该补充条款字句范围内并无当事人签名及按手印，但在距离上述字体较远的右下角处有一红色手印。对此，被告黄日恒在庭审质证时称：当时签字是原告把所有的买卖协议书和房屋买卖合同单方面准备好，打电话叫我到路边签订的。路边没有办公条件，如何进行协商。合同文本除了当事人信息，其他都是打印好的，说明合同是原告单方面的意思，强迫被告单方面签订。对此，原告则称：对于黄勇生前的债务，被告黄日恒是完全知晓的。被告黄日恒主张是高利贷应当进行进一步举证。对于签订合同的情形，应当根据有效的证据，包括照片和视频，被告黄日恒的神智状态都是清醒的，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视频录音中也听到黄勇在旁边说话。这与被告所称被胁迫的情形相反。为了避免日后的纠纷，才签订了第二份买卖合同（即本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证据显示，黄日恒曾向黄载强开具收据两张，金额为60000元（落款日期2017年6月14）及20000元（落款日期2017年7月24日）。对该60000元的收据，被告不予确认，称没有收到该笔款项，不记得怎么签的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签的。如果原告主张已经支付，原告需要提供转账凭证予以佐证。这60000元的支付方式也与合同约定不符合。对20000元的收据（2017年7月24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实际支付时间是24日支付10000元，25日支付10000元，该收据是提前写好的。收据内容不是被告所写，签名是被告所写的。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签订合同当天应当支付合同定金30000元。庭审中，根据原告提供的相片及《买卖协议书》的签订视频显示，原告与被告黄日恒签订《买卖协议书》时是位于农村公路边，当时被告黄日恒在预先打印好的《买卖协议书》上签字。经查，涉案房屋是以被告黄日恒为买受人，向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购买的安置房，总房价283911元，双方签订《嘉安花园安置房购买合同》，签约时间2018年4月12日。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的《买卖协议书》及《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问题。首先，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与否应以双方是否存在合意为基础。根据双方当事人自认，涉案房屋的买卖实际上是基于被告黄日恒的儿子黄勇欠原告借款未归还而引起的，双方并无真实的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房抵债而已。其次，从付款过程来看，原告虽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两张收据，但该证据在金额上，时间上并不完全与《房屋买卖合同》确定的支付方式相符，且金额较大，其未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最后，从双方签订《买卖协议书》的地点来看，签字地点位于农村公路旁边，原告还对被告签字情况拍照录像，签字完毕后，被告黄日恒手持《买卖协议书》面对镜头拍照。明显地，原告是居高临下的态势。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签约时被告明显处于弱势，处于迫于无奈的境地。原告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黄日恒、黄东成之间曾协商处理黄勇的债务，期间虽签订《买卖协议书》及《房屋买卖合同》，但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黄日恒、黄东成有买卖案涉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实际是以房屋买卖的形式来达到以物抵债的目的。至此，本案名为房屋买卖，实为以房抵债。由于两被告一直对案外人黄勇所欠债务的真实情况有疑问，从而对原告已支付房屋的价款有异议。至此，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书》及《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售房屋的对价不清，合同的签订也并非双方的真正合意。据此，原告要求确认合同合法有效、要求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珠江街嘉安花园嘉顺二街四梯1001房产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手续，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5000元、支付律师费25000元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告可就其实际支付的案涉款项向相对方另循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载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550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由原告黄载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国恒人民陪审员  王莉莉人民陪审员  吴树永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游佳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