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7民终15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有献，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岗列对岸村委会光辉十八队光辉新村三十一巷1号，经常居住地：阳江市江城区榕树路立新五巷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美妹，女，196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岗列对岸村委会光辉十八队光辉新村三十一巷1号，经常居住地：阳江市江城区榕树路立新五巷8号。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意，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如，男，194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埠场镇山外西村委会李屋村一巷2号，经常居住地：阳江市江城区南恩建设居委会建设一路2号德信华城18幢1单元2002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丽琴，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仲潭，男，196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阳西县织篢镇奋兴居委会平乐二街65号，公民身份号码：441721196912194873。上诉人郑有献、曾美妹诉被上诉人李福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702民初3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有献、曾美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郑有献、曾美妹共同偿还李福如欠款4022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福如负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仅按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审理是错误的。本案起因是郑有献、曾美妹委托李福如购买渔船，因此，李福如及黄文妃代为购买渔船的行为属于代理行为，不是借款行为。而代理行为所支付的费用，应由双方结算后支付，但是李福如并未就购买渔船的代为垫付的费用与郑有献、曾美妹进行对账结算，所以对李福如在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所支付的费用，郑有献、曾美妹并不清楚是多少，也未予以确认。如果本案仅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仅以《借条》作为定案依据，则应当驳回李福如的诉讼请求。李福如没有按照《借条》的约定支付款项给郑有献、曾美妹，对此，双方均是确认的。《借条》可视为是双方就借款事宜而订立的借款合同，《借条》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借条》不是对此前债务的确认及结算。郑有献、曾美妹于签署《借条》时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福如借款，但是李福如并没有支付该借款给郑有献、曾美妹。从《借条》的份数来看，不能认定《借条》就是对此前债务的确认及结算。这两份《借条》是在李福如带数人到其家里对郑有献、曾美妹进行胁迫的情况下签名的，并非双方真实债务的确认及结算，也并非郑有献、曾美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未对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价格及李福如实际垫付的金额等事实进行审查，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债务是由李福如垫付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款项和借款组成，所以审查清楚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价格及李福如实际垫付的金额是审理本案的关键，这也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审査，所以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价格是1865200元，并非李福如主张的2408450元。李福如主张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价格是2408450元。但是其提供的证据是前后不相符的，虽然《渔船买卖协议书》、《收据》显示该渔船价格是2408450元，但是根据李福如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单显示，李福如仅于2016年4月6日转账支付1378450元给出让人黄嘉杰，即便加上李福如主张于2016年3月15日支付定金280000元、于2016年8月20日支付尾款100000元，那么该渔船的转让价格仅是1758450元，并非被上诉人主张的2408450元，两者相差650000元。（四）李福如主张从2016年3月至5月共借款400万元给郑有献、曾美妹，且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5%是无事实依据的。李福如主张2017年7月2日的《借条》是此前债务的利息，是无事实不相符的。郑有献、曾美妹尚欠李福如的款项是402200元。综上意见，李福如垫支购船款项和借款而形成的债务总额是3155200元。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共2753000元，郑有献、曾美妹尚欠李福如的款项是402200元。李福如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李福如为郑有献、曾美妹垫付的购船款为2408450元，并不是郑有献、曾美妹所称的购船款是1865200元。2016年3月，郑有献、曾美妹因购买黄嘉杰的粤电渔42161号渔船缺乏资金，请求李福如为其垫付购船款代购渔船及办理相关手续。李福如考虑到郑有献、曾美妹有偿还能力，并承诺在四、五个月内会还清款，为此李福如同意帮其筹钱买船及借款给他们造新船。在确定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前，郑有献、曾美妹经多方打听后经黄旦介绍才知道该渔船想出卖，李福如便请郑有献、曾美妹一同去电白看船，但郑有献、曾美妹说出海生产没有时间，说李福如看过告知其即可，后李福如将该渔船船名、船的吨位数、船的长宽度、购买船的价格（2408450元）以及需要的中介劳务费等情况明确告知郑有献、曾美妹，郑有献、曾美妹认可了，李福如才叫其女儿黄文妃通过中介黄旦与黄嘉杰联系双方在茂名签订渔船买卖协议书，当天支付定金。在申请办理渔船过户时，郑有献、曾美妹也于2016年3月31日向渔政部门作出书面承诺是其本人购买使用，李福如才将所买该渔船由黄嘉杰直接过户到郑有献、曾美妹郑有献名下。（二）购买渔船过户，首先应从出卖方（即茂名渔政部门）开始办理相关手续，然后才到买入方（即阳江市渔政部门）办理手续。而本案买卖双方最初提供给茂名渔政部门请求办理过户的渔船买卖协议书，约定的购船价格是2408450元，此事实有茂名渔政部门出具存档的渔船买卖协议书证实，所以该协议书确定的购船价格即可确认是买卖双方的真实购船价格。黄嘉杰出具的收款收据、李福如一方及黄嘉杰的银行转账记录等都证实黄嘉杰已收到李福如的购船款为2408450元。阳江市粤海渔船交易服务中心作出的渔船交易鉴证书显示的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价格为1865200元，是根据郑有献、曾美妹提供的虚假渔船买卖协议书作出的，与事实不符。（三）李福如于2016年3月至5月间为郑有献、曾美妹垫付购船款、劳务中介费以及借款重装新船、购置船上设备等项共款达400多万元，当时结算郑有献、曾美妹签写有400万元的借据给李福如，并约定按月利率2.5%每月计付利息，五个月内还清借款。但此后郑有献、曾美妹并没有按时付息还款，至2016年7月6日结算，尚欠本金200万元、利息和违约金共758500元，其中72万元利息是以400万元借款本金按月利率2.5%从2016年5月计至2017年7月止，减去已付利息所得；另外38500元是李福如女儿黄文妃代付的逾期违约金，因李福如借给郑有献、曾美妹的钱是从亲戚黄运香处借来的，亦要按月利率2.5%计付利息给她，由于郑有献、曾美妹没有按时支付利息给李福如，李福如亦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给黄运香，所以郑有献、曾美妹认可该违约由其承担，因此结算时写入借条中。结算时郑有献、曾美妹重新出具两份借条给李福如，其中借款200万元的借条是欠本金的仍然约定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而尚欠利息的758500元虽然也是写为借条，但由于实际上是利息所以没有约定再计算利息。郑有献、曾美妹主张两份借条是李福如胁迫其签写的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综上所述，李福如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判决合法有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郑有献、曾美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李福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有献、曾美妹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7年7月7日起至付清借款时止）。2.郑有献、曾美妹付清尚欠原借款利息758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郑有献、曾美妹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有献、曾美妹系夫妻关系。2016年3月份，郑有献因购买黄嘉杰所有的粤电渔42161号渔船需要，委托李福如代其购买渔船、支付渔船款及办理相关手续。3月15日，李福如的女儿黄文妃与黄嘉杰签订了《渔船买卖协议书》一份，约定黄嘉杰以2408450元连船网工具指标及所有产权随船卖给黄文妃。同日，黄嘉杰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其收到黄文妃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及所有证件定金款28万元。4月6日，黄嘉杰再次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其收到黄文妃购买粤电渔42161号渔船船款含证据齐全2028450元。4月11日，郑有献与黄嘉杰通过阳江市粤海渔船交易服务中心交易，该中心出具《渔船交易鉴证书》，载明：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合同成交价格1865200元。后粤电渔42161号渔船登记在郑有献名下。郑有献于8月5日在广东省渔船总队江城大队核准船名为粤江城渔95013号。李福如持有两份《借条》主张郑有献、曾美妹尚欠其借款200万元及其利息和2017年7月2日前的借款利息758500元。其中2017年7月2日《借条》载明：“郑有献身份证号440726196207051034，曾美妹身份证号440726196805081129，两夫妻因装新船资金周转现向李福如身份证号：440726194206173516借人民币柒拾贰万元正（720000元）。飞妹代付利息38500元共借款758500元（柒拾捌万伍仟元）。”被告郑有献、曾美妹均在《借条》上签名及按指模。2017年7月6日《借条》载明：“郑有献身份证号440726196207051034，曾美妹身份证号440726196805081129，两夫妻因装新船资金周转现向李福如身份证号440726194206173516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正（2000000元），每月利息按2.5%计算，即是每月5万元利息，每月6号开始付利息，不得食言。定于12个月归还。”郑有献、曾美妹均在借款人栏签名及按指模。2018年5月6日，黄文妃在第二份《借条》左下方签写内容：“郑有献、曾美妹因经济困难需要延长还款时间，需要在2018年07月15日前归还。”诉讼中，李福如称上述两份《借条》的签写时间均是2017年7月6日，其中第一份《借条》中的“飞妹”是指黄文妃，该《借条》是结算至7月2日的利息，故落款日期为7月2日，郑有献签写两份《借条》后没有还过款。郑有献、曾美妹则主张上述两份《借条》是李福如于7月2日带人到郑有献、曾美妹家里逼使其签写的，郑有献、曾美妹签写两份借条后共支付现金65000元，但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庭审中，李福如陈述其代郑有献、曾美妹支付船款约240万元，还出借了约160万元给郑有献、曾美妹用于装船、拆解、购买机械、办理有关证件等相关费用，故郑有献、曾美妹尚欠共400万元。2017年7月2日，郑有献、曾美妹支付了200万元给李福如，双方于7月6日结算，将200万元作为还本金400万元进行抵扣，剩下的200万元重新写下7月6日借条，之前借款400万元利息部分重新进行结算，扣除已付利息外还欠72万元利息，2017年7月2日借条实际是400万元按月利率2.5%计至当日的利息。对此，郑有献、曾美妹辩称其在签写两份借条前没有实际借到李福如400万元，该两份借条不是实际借款，除了郑有献、曾美妹的签名外，其余内容都是李福如书写的，且李福如代付利息38500元是李福如与他人产生的借款利息，与郑有献、曾美妹无关。鉴于有关购船及支付船款为黄文妃，一审法院询问为何结算签写借条时债权人为李福如。对此，李福如主张涉案款项是其所有，黄文妃只是代办，黄文妃在涉案中有关支付款的权利义务由李福如享有和承担。郑有献、曾美妹则表示不清楚李福如父女之间的约定。诉讼中，黄文妃向一审法院提供《说明书》一份，确认其在购买渔船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归其父亲李福如。另，在买渔船至签写两份借条期间，李福如或黄文妃除了代郑有献、曾美妹支付渔船款项外，李福如主张还有与渔船相关的其他费用。郑有献、曾美妹向一审法院提供银行交易明细拟证实其于2016年3月21日支付了30万元给黄文妃的丈夫周国良的账户，2016年9月9日支付了168000元给李福如，2017年6月17日根据李福如指示支付了12万元给王丽娟，2017年7月2日支付了200万元给李福如；2017年5月份支付10万元现金给李福如及其妻子梁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上述款项是偿还借款本金，应在欠款中扣减。李福如主张郑有献、曾美妹于2016年3月21日支付了30万元给黄文妃的丈夫周国良的账户，该30万元不包含在400万元借款内，郑有献、曾美妹所说其于2017年5月份支付10万元给李福如不属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综合李福如与郑有献、曾美妹的诉辩，对郑有献委托李福如代购渔船及支付渔船款，双方将李福如的购船款及其相关费用进行结算，由郑有献、曾美妹出具《借条》两份给李福如收执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应予认定。双方争议的是：1.如何认定《借条》出具之前双方发生的款项及《借条》的效力。2.郑有献、曾美妹尚欠的借款本息多少。对于焦点一，从双方的陈述及《借条》的内容分析，首先，李福如确认黄文妃在涉案中有关支付款的权利义务由李福如享有和承担，黄文妃亦已以书面形式表明了其权利由李福如享有。而李福如支付渔船款及其相关费用的付款时间，均在郑有献、曾美妹出具两份《借条》之前，从债的履行时间先后顺序来认定，最后出具的《借条》具有对原债权债务进行确认的效力，因此，《借条》确认的金额足可认定就是郑有献、曾美妹所负债务的金额。其次，郑有献、曾美妹在与李福如进行结算并出具《借条》时，若其对自己已付的款项存疑，完全有权利有条件提出扣减，以避免自己的正当权益受损，更不会出具《借条》给李福如。由此可见，郑有献、曾美妹是认可之前应扣清相关的款项，并对自己的欠款作了最后的确认。再者，郑有献、曾美妹为欠款与李福如进行结算，在确认所负债务金额之后，出具《借条》给李福如持有，属于将欠款虚拟偿还以了结原欠款关系，再由李福如出借给郑有献、曾美妹形成一种新的借款合同关系，并自愿受该法律关系约束，为有效合同。郑有献、曾美妹主张出具《借条》时李福如没有实际借款行为及扣减其在买渔船至出具两份《借条》期间的款项，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二，郑有献、曾美妹应按《借条》的约定，全面履行还款义务。现郑有献、曾美妹逾期未还借款，李福如请求郑有献、曾美妹按《借条》偿还借款本息，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李福如主张郑有献、曾美妹共同偿还借款200万元及从借款之次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理据充分，予以支持。至于李福如请求郑有献、曾美妹共同偿还2017年7月2日前的借款利息，由于720000元按月利率2.5%计，应调整为按年利率24%（月利率2%）计，按此比例，应剔除20%[（2.5%-2%）÷2.5%]，调整后的利息为614500元（758500元-720000元×20%）。郑有献、曾美妹抗辩其出具《借条》后支付了65000元现金给李福如，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李福如否认，应由郑有献、曾美妹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郑有献、曾美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7年7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给李福如。（二）郑有献、曾美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2017年7月2日前的借款利息614500元给李福如。（三）驳回李福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90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37900元，由李福如负担1452元，郑有献、曾美妹共同负担36448元。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期间，李福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银行转账明细单，拟证明李福如已支付购船款2408450元给黄嘉杰以及支付中介劳务费12万元给中介人黄旦的事实。2.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周国良与郑有献有业务经济往来，2016年3月21日的转账款并非郑有献支付李福如的购船款。3.说明书，拟证明黄旦是买卖粤电渔42161号渔船的中介人，李福如支付给黄嘉杰的购船定金以及最后一笔购船款是通过转款黄旦收取的。4.确认书，拟证明粤电渔42161号渔船是以价格2408450元转让给黄文妃，买卖渔船的定金28万元以及尾款10万元是通过中介黄旦向黄文妃方收取的；同时证明黄嘉杰没有与郑有献签订过转让渔船价格为1865200元的渔船买卖协议。5.茂名渔政滨海大队出具的《渔船买卖协议书》，拟证明粤电渔42161号渔船实际是郑有献以价格2408450元向黄嘉杰购买。6.阳江市粤海渔船交易服务中心出具的《渔船买卖协议书》，拟证明郑有献、曾美妹出具的阳江市粤海渔船交易服务中心渔船交易鉴证书合同成交价格1865200元是根据该《渔船买卖协议书》作出的，而经过黄嘉杰确认该份《渔船买卖协议书》并非黄嘉杰签名，是虚假的。7.阳江粤海渔船交易服务中心出具的郑有献按虚假的《渔船买卖协议书》价格交付服务费5000元的付款记录，拟证明郑有献、曾美妹制造虚假《渔船买卖协议书》降低购船价格是为了达到少交服务费、税费的目的。郑有献、曾美妹质证认为，李福如提供的7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7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并可认定如下事实，李福如于2016年4月7日、2016年5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转账120000元、90000元，合共转账129万元给郑有献；黄旦、李福如及周国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账黄嘉杰2308450元。李福如向黄旦分次转账合共50万元。黄旦出具一份《说明书》确认，其为黄文妃、黄嘉杰双方买卖本案讼争渔船的中介人，其分两次收到黄文妃转账的40万元，其中有28万元其代黄文妃支付黄嘉杰购买渔船的定金，10万元为支付给黄嘉杰购买渔船的尾款。李福如确认2308450元均为代郑有献、曾美妹向黄嘉杰支出的购买渔船的款项，另外其还代向黄旦支付了10万元的中介费，故代郑有献、曾美妹购买渔船共支出2408450元。李福如向本院申请证人黄嘉杰出庭作证。黄嘉杰确认，其以2408450元价格出售其所有的渔船给黄文妃，后配合郑有献办理该渔船的过户手续，将该渔船登记在郑有献名下，并完成备案手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郑有献、曾美妹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李福如与郑有献、曾美妹签写两份借条的定性及郑有献、曾美妹尚欠李福如的借款本息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郑有献、曾美妹与李福如均确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及代购渔船的委托关系，双方争议的关键焦点是郑有献、曾美妹于2017年7月2日、7月6日向李福如作出的两份《借条》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查实，黄嘉杰收到李福如支付的代为购买渔船款项2308450元，黄旦确认收到李福如支付的中介费10万元，结合郑有献、曾美妹与李福如之间存在的借款关系，以及李福如称其与郑有献、曾美妹的借款及代为支付的购买渔船款项均约定月利率2.5%的利息的陈述，两笔款项总额扣减郑有献已经偿还的200万元，这与郑有献、曾美妹于2017年7月2日、7月6日签写给李福如的两份借条数额相接近。据此，李福如已经举证证明其与郑有献、曾美妹之间借款关系的交付，并举证其为郑有献、曾美妹购买渔船所支出的费用，再结合渔船原所有权人、交易中介人的证人证言、相应银行交易往来明细以及郑有献、曾美妹出具的两份《借据》可相互印证，互相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郑有献、曾美妹与李福如对此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民间借贷为结算，并重新确认债权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双方对此前存在的借款关系及李福如为郑有献、曾美妹代购渔船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并由郑有献、曾美妹重新出具借条对上述债权债务关系以民间借贷方式予以确认，故应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本案纠纷予以定性，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郑有献、曾美妹对其签写的两份《借条》不予认可，但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受胁逼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所签写，故该两份《借条》应属合法有效，郑有献、曾美妹理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合同义务。虽然郑有献、曾美妹对渔船的价格及其尚欠李福如的债务数额有异议，但其主张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故对其该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李福如确认郑有献、曾美妹于2017年7月2日出具的《借条》是按月利率2.5%的利息结算而成，该利率显然超过上述司法解释所保护的范围，一审判决予以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郑有献、曾美妹尚欠李福如的借款本息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郑有献、曾美妹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98元，由郑有献、曾美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俏审判员 张 正审判员 冯志霞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彦羽附：（判决书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