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02民初2496号 原告（反诉被告）:周蕊，女，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 被告（反诉原告）:吴青梅，女，197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亚建，福建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艾茗权，男，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周蕊与吴青梅、艾茗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吴青梅提起反诉，本院予以合并审理。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闽0502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吴青梅、艾茗权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闽05民终96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周蕊、吴青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亚建、艾茗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蕊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吴青梅、艾茗权立即偿还周蕊借款本金626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周蕊与吴青梅是关系要好的朋友，吴青梅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向周蕊借款，金额不大但每次都有出具借条，后双方确认金额，吴青梅收回小额借条并向周蕊出具3张借条。分别是2016年4月19日借166000元，2016年5月19日借20万元，2016年6月6日借26万元，合计626000元。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均是现金支付。吴青梅未在承诺的时间内还款，且一再拖延。艾茗权与吴青梅系配偶，且该笔债务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诉讼过程中，周蕊则陈述，吴青梅于2016年4月19日写的借款166000元那张借条，是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吴青梅要换港币，找周蕊借钱去换，周蕊帮吴青梅换了1万元人民币。吴青梅还找周蕊买标号人参，价值35000元。还有就是安利产品，钱数记不太清楚。还有吴青梅跟周蕊去南海的路费和换零钱的钱，共计在两千以内，具体多少其记不太清楚。还有吴青梅之前有向其借现金，吴青梅将之前的借条拿走了，借款数额累计到该张借条。2016年5月19日借20万元的借条和2016年6月6日借26万元的借条都是现金借款，都是写借条当天借的。 吴青梅辩称，周蕊从事高利贷借款牟取暴利。吴青梅因个人经营的幼儿园一直严重亏损，需要借款，故才于2015年上半年通过艾茗权的嫂子与周蕊认识，并不是周蕊所说的要好的朋友。吴青梅确实从2015年10月开始多次向周蕊借款，累计借款总额为143600元（不含周蕊出借款项时预先扣除的利息）。周蕊有时以现金支付，有时以转账形式支付，但每次借款吴青梅均未写借条。周蕊借款给吴青梅开出的利率很高，不但需每日支付高额利息，部分借款利息如逾期支付还要每日翻倍。吴青梅借款初期还能按时支付利息，但由于借款利率很高而且利息翻倍，吴青梅从2016年1月开始就无法按时支付高息，造成利息经常翻倍计算。吴青梅从2015年10月3日至2016年6月29日已支付周蕊1084500元（含吴青梅已归还的借款本金数额及高额利息）。周蕊据以起诉的3张借条，也是由于吴青梅无法按时支付高额利息，周蕊将尚欠借款本金和高额利息结算出来后让吴青梅签写的，写借条时吴青梅并没有收到现金。在2016年4月19日吴青梅写借条之后至2016年6月29日，吴青梅又支付给周蕊248100元。周蕊据以起诉的3张借条并不是现金支付，借条结欠的实际上全部都是超出法律规定的高额利息，吴青梅根本不必偿还，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周蕊的诉讼请求。 艾茗权辩称，本案涉及的债务涉嫌虚假诉讼和非法债务。吴青梅的借款如果存在，借款次数频繁、数额巨大、借款时间间隔短，也应认定其借款已完全超出家庭生活所需。其与前妻吴青梅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对吴青梅的借款和经营活动概不知情。其有正常职业和稳定收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家庭生活原因对外进行大额举债。其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事后也不予追认。本案的所谓债权人未能举证案涉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判决其承担责任。 吴青梅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判令周蕊返还吴青梅多支付的利息93518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吴青梅提出反诉时起至周蕊还清款项时止占用期间的利息。诉讼过程中，吴青梅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周蕊返还吴青梅多支付的利息936108.6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吴青梅提出反诉时（2016年7月30日）起至周蕊还清款项时止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周蕊从事高利贷借款牟取暴利。吴青梅因个人经营的幼儿园一直严重亏损，从2015年10月开始多次向周蕊借款累计143600元（不含周蕊借款时预先扣除的利息）。周蕊借款给吴青梅的借款利率很高，不但需要每日支付高额利息，部分借款利息如逾期支付还要翻倍。吴青梅从2015年10月3日至2016年6月29日已支付给周蕊1084500元(含吴青梅已归还的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超过36%的利息约定无效。因此，吴青梅已支付给周蕊的1084500元中包括吴青梅向周蕊所有借款扣除按36%年利率计算的利息后多支付的利息，应返还吴青梅。 周蕊辩称，其没有拿过吴青梅一分钱的利息，一百多万的高额利息是不存在的，请求法院支持其本诉的诉讼请求。吴青梅说已经还了一百多万，能还这么多利息为什么没有还本金，吴青梅的陈述不属实。吴青梅只承认借了14万多，当初借钱的时候吴青梅很诚恳，其也是看吴青梅一个人做事业出于同情心才三番五次借钱。吴青梅每次借钱都是拿现金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案在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周蕊是否确有提供本案3张借条所涉的款项(包括周蕊主张现金借款、部分代垫款和买卖欠款等转计入借款)给吴青梅问题。 一是从当事人陈述角度进行分析。周蕊就借条所涉款项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周蕊在本案原审的诉状中称：“吴青梅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向周蕊借款，金额不大但每次都有出具借条，后双方确认金额，吴青梅收回小额借条并向周蕊出具3张借条。”在原审的庭审中，周蕊陈述：“被告1（指吴青梅）与我之间的经济往来非常多，这1083300元（指吴青梅主张其支付给周蕊的款项）是双方之前的往来，与本案本诉的借款无关，之前的借款已经都还清了。本案借款的本金是在之前1083300元付清完之后才借的，因之前都有借有还，才会又借给被告1本诉的626000元。”在原审上诉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法庭询问周蕊：“被上诉人周蕊，2016年4月19日第一张借条借款是结算而成还是交付现金？”周蕊回答:“现金支付。吴青梅每次从我这里拿走多少现金就写多少金额的借条。”重审诉讼过程中，周蕊则陈述：“2016年4月19日写借款166000元这张借条，吴青梅换港币，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吴青梅要换港币，找我借钱去换，我帮她去换的，换了1万元人民币现金。吴青梅要买标号人参，找我要的人参，价值人民币35000元。还有就是安利产品，钱数记不太清楚。还有吴青梅跟我上南海路费和换零钱的钱，共计在两千以内，具体多少我记不太清楚。还有吴青梅找我其他借款，她之前有向我借款，借现金，吴青梅就将之前的借条拿走了，借款数额累计到这张借条。2016年5月19日借20万这张借条和2016年6月6日借26万元这张借条都是现金借款，都是写借条当天借的。地点在我家里。这三张借条所涉的钱，吴青梅都没有还过。” 作为民事关系的亲历者，当事人比案外人更清楚事实真相，其主张的事实要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必须客观真实、合情合理，且有符合高度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当事人就案件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不能对矛盾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或与证据证明的内容不一致，只能说明当事人记忆有误或故意规避事实，无论何种原因，其陈述的事实显然都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确认。 二是从证据角度进行分析。周蕊提供3张借条：1.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的借条中载明：“兹本人吴青梅因生意需要周转向周蕊借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陆仟零佰零拾零圆整。（￥166000元整），本借款已经以现金支付，月利率/……”上述内容中，吴青梅、周蕊的姓名、借款金额等手写内容为吴青梅书写，其余内容系打印形成。2.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的借条中载明：“兹向周蕊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整（200000）2016年6月19日还……”该借条内容均为吴青梅亲笔书写。3.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6日的借条中载明：“兹本人吴青梅因生意需要周转向周蕊借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圆整。（￥260000元整），本借款已经以现金支付，月利率无……”上述内容中，吴青梅、周蕊的姓名、借款金额等手写内容为吴青梅书写，其余内容系打印形成。周蕊还提供视听资料，视听资料表明周蕊与吴青梅就借款问题进行沟通，周蕊提及其借给吴青梅六十几万元现金，借款没有利息，吴青梅未就此作出否认表示。周蕊依据上述证据，欲证明吴青梅向其借款626000元。 吴青梅、艾茗权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借条内容是虚假的，均是周蕊单方面对之前借款给吴青梅的高额利息的结算。艾茗权提供其与周蕊通话的录音资料作为反驳证据，该录音中，周蕊提及：“反正这事情你知道这样子了就好了。我这块全部是她写的欠条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是让人家从正规欠条打过来让她添上她的名，添上日子，添上身份证，添上号码，是让她这样子写出来的……现在没有什么本金与什么利息了，现在都是现金，你怎么没听明白这话？现在我给人家写的也是现金的这块，写的拿的是现金，她给我写的也是现金……那我们同学就说了，他说只能看欠条说话，你那个欠条写现金就是现金，欠条上写利息就是利息，欠条怎么写是怎么来的，怎么办？”在艾茗权问：“那她以前有没有付利息呀？”周蕊回答：“有，有付利息。”周蕊在录音中还提到：“没那么多，应该你到日子没给呀，你到日子没给人家，肯定给你翻呀。”在艾茗权提供的另一次通话录音中，周蕊提及：“我告诉你，真的小艾，我跟你说一句，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能给她压着这块，这些放高利贷的才没有去找她，没有去什么，高利贷的就说，不管她是什么，他说应该钱是你借的，我去找你，他说我是帮你，我才去找吴青梅的……上个月是，好像是26万，完了呢，到这个月就变成30万，它这个。那一份是那一直是那么多钱，因为另一份是我一直跟人家解决就是说一直都是20万了……刚才那个就告诉了，你这个是百分百赢，你也不用说什么这些东西，你这是白纸黑字写的就是现金，在你手上拿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钱，你就给她写的就是现金。” 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具体到本案，在周蕊是否确有提供借条所涉款项给吴青梅、涉诉借贷是否涉及高利贷等问题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但又不足以完全否定对方提供的证据。本院结合案情，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首先，从当事人陈述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这一角度进行审查。如前所述，周蕊就3张借条的陈述前后多次相互矛盾，难以取信于人。而吴青梅、艾茗权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则始终坚持本案涉及高利贷，其主张也与艾茗权提供的录音证明的内容相一致。其次，从证据形成背景这一角度进行审查。庭审查明，周蕊提供的视听资料是其在诉讼前找吴青梅谈话后形成的，目的是为了诉讼做好准备，其提供的视听资料中更多体现出其单方陈述是“现金借款”。而艾茗权提供的录音，则是周蕊自己打电话给艾茗权，艾茗权出于被动防御的目的录下的通话内容，周蕊在不知道对方录音的情况下所作陈述比其刻意找吴青梅谈话并录音时所作陈述更真实可信。再次，从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否符合常理的角度进行审查。周蕊与吴青梅非亲非故，周蕊依据借条和视听资料主张其长期、无息、多次、大额借款给吴青梅，不符合常理。借条体现：3张借条形成时间前后各相差1个月左右，在2016年4月19日的大额借款未还的情况下，又再两次大额借款给吴青梅，不符合常理。吴青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在出具2016年4月19日的借条后，其还支付几十万元给周蕊。对此，周蕊主张吴青梅在出具借条后归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是其他未结算入借条的借款，但周蕊又主张2016年4月19日的借条包含之前的部分未还借款。其主张借条形成之前的借款部分结算入新借条，另一部分却不结算入新借条，有悖常理；其主张吴青梅边归还大额本金边另行借款，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规律。 综上，综合分析当事人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依法应当认定艾茗权提供的录音资料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周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符合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周蕊虽辩称其打电话给艾茗权是应吴青梅的要求，按吴青梅书写的内容告知艾茗权，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且该主张严重违背常理，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艾茗权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明：涉诉3张借条中所涉的款项存在高利贷情形，周蕊主张其从未收取利息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结合借条的书写形式还可认定，其中2张借条是周蕊提供借条格式让吴青梅添上相关内容后形成的借条，3张借条中载明的“现金支付”是周蕊出于特定目的要求吴青梅在借条中确认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周蕊提供的借条和视听资料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不能证明其确有提供借条所涉款项(包括其主张的借款、部分代垫款和买卖欠款等)给吴青梅。 二、吴青梅是否支付了超出法律许可的高额利息给周蕊问题。吴青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艾茗权提供了前述录音资料，欲证明吴青梅前后汇款（包含部分现金支付）远超法律许可的高利贷本息共计1084500元给周蕊。周蕊否认吴青梅主张的高利贷事实。 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吴青梅主张其支付了依法应当返还的高利贷，应当证明以下要件：一是当事人约定了借款利率，二是约定的借款利率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三是其已按约支付利息。涉诉3张借条均未约定借款利息，那么吴青梅只能举证证明借款本金和所付利息的数额，再通过计算得出借款利率。但吴青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与其陈述并不能盖然地相互对应。例如：吴青梅陈述其于2015年10月3日第一次向周蕊现金借款2万元，每日利息50元，至2015年12月3日，其转账23100元给周蕊。但银行转账记录只能证明其于2015年12月3日转账23100元给周蕊，而有关借款本金、借款日利息、转账23100元的款项性质等内容，都是吴青梅的单方陈述，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吴青梅主张借款为“现金借款”且“无借条”，因此其主张的借款本金是无据可查的。同理，吴青梅有关部分“现金还款”、“利息翻倍”和“利息按小时翻倍”的陈述均是其单方陈述，均无据可查。吴青梅还自认：“利息翻倍后，款项支付就没有规律了”，因此本院亦无法根据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结合民间借贷的支付规律推断出相关款项的性质。综上，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吴青梅已支付了超出法律许可的高额利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9日，吴青梅向周蕊出具借条1份，内载明：“兹本人吴青梅因生意需要周转向周蕊借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陆仟零佰零拾零圆整。（￥166000元整），本借款已经以现金支付，月利率/，借款人身份证号码：……借款人地址：……借款人电话：……借款人：吴青梅此据凭证借款日期：2016年4月19日”。2016年5月19日，吴青梅向周蕊又出具借条1份，内载明：“兹向周蕊借款人民币现金贰拾万整（200000）2016年6月19日还”，并书写身份证号码。2016年6月6日，吴青梅再次向周蕊出具借条1份，内载明：“兹本人吴青梅因生意需要周转向周蕊借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圆整。（￥260000元整），本借款已经以现金支付，月利率无，借款人身份证号码：……借款人地址：……借款人电话：……2016年6月22号还借款人：吴青梅此据凭证借款日期：2016年6月6日”。后周蕊以向吴青梅催讨上述借款未果为由，于2016年7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吴青梅与艾茗权于2004年12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7月22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如前所述，周蕊提供的借条和视听资料不能证明周蕊确有提供借条所涉款项给吴青梅，因此周蕊依据3张借条请求判令吴青梅、艾茗权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涉诉借款事实错综复杂，依现有证据人民法院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只能运用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认定法律事实并据此作出裁判。这就需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证明案件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根据艾茗权提供的录音资料认定涉诉借贷存在高利贷情形，但是这种高利贷高到何种程度？是否超出法律的底线？如果超出，超出多少？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证据证明，仅凭吴青梅的单方陈述和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无法确定其向周蕊借款的本金数额，无法区分出其支付给周蕊的款项哪些是本金哪些是利息，更谈不上计算出超出法律许可的利息是多少，计算和裁判均缺乏依据，因此吴青梅反诉请求判令周蕊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936108.62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应当注意的是，本院认定涉诉借贷存在高利贷情形，与根据证据规则对吴青梅“支付超出法律许可的高额利息”的主张不予采纳，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是人民法院在证据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时，根据证据规则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并作出判决。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应当依法、理性进行交易，吴青梅支付了大额款项给周蕊，在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周蕊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吴青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本诉受理费10060元，由原告周蕊负担；反诉受理费6580元，由反诉原告吴青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清坝 审判员  辜伟隆 审判员  郑英好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温 鸿 本判决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