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04民初5552号原告:孙法军，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斌，四川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平，四川领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志菊，女，196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军，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法军与被告周志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赖婷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法军的委托代理人邱斌，被告周志菊的委托代理人杨红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法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周志菊归还原告孙法军借款200万元及支付利息（自催告之日起计算，最终以实际支付时止，庭审中陈述自2016年5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周志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28日，周志菊同孙法军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周志菊向孙法军借款200万元用于自用，双方对还款期限及借款利息未作约定。同日，孙法军将出借款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周志菊个人账户。2016年5月31日，孙法军向周志菊发出催告函，要求周志菊于2016年6月6日前将借款本金如数归还。然截止今日，周志菊尚拖欠孙法军借款本金共计200万元。经孙法军多次催收，周志菊仍无理拒不支付。被告周志菊辩称，1.周志菊完全不认识孙法军，周志菊银行卡上收到的200万元系沈峰偿还郭辉的借款，不是孙法军借给周志菊的借款，周志菊也不认识孙法军、陈松。2.郭辉系安岳县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志菊是该公司出纳，从2006年11月入职工作至今。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华通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均被法院冻结，2015年3月3日郭辉安排出纳周志菊以个人名义在成都工行开立了银行卡，主要用于公司往来货款结算，周志菊最初并不知道收到的200万元是什么款项，都是按照郭辉的安排办理取款或转款手续，直至收到法院传票后，找郭辉核实，才知道这是沈峰归还郭辉的借款。3.郭辉在公司资金断链后，为了解困，经人介绍认识了成都社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的老总沈峰。沈峰自称是该公司的老总，表示有能力帮助郭辉将华通公司包装重整，帮华通公司走出困局。但提出需要郭辉借200万元资金周转一个星期，出于对沈峰的信赖，为了公司的发展，郭辉找亲朋好友借了200万元转借给沈峰，该200万元是通过周志菊的卡出借的，其中于2015年3月3日转款100万元给沈峰指定的陈静的银行卡上，3月4日再转款100万元。借款一个星期后，沈峰并未如期归还借款，郭辉五六次到沈峰位于高新区益州大道布鲁明顿广场的办公室催款。当时因华通公司在外欠款较多，安岳县公安局指派工作人员方凯协助和监督郭辉，催收该笔款项时方凯也每次跟着去了，知道这笔借款的情况。经过多次催收，沈峰最终在4月28日还款200万元，按照郭辉的要求还到了周志菊的银行卡上。郭辉也不认识孙法军、陈松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是从孙法军的卡上打过来的，直到周志菊被起诉后才知道款项是沈峰从孙法军的卡上打过来的。4.孙法军将沈峰付给郭辉的还款，谎称为自己出借给周志菊的款项，但事实上孙法军不认识周志菊，其对借款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双方的关系、周志菊的经济状况等情况都难以自圆其说。5.虽然民间借贷很多是口头协议，不打借条，但一般只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小金额的借款，对于大额借款都会非常谨慎，既要评估审查对方的还款能力，还要有完善的借款手续，并且一般要有足值的抵押担保才借。200万元属于大额借款，孙法军借款时既不审查周志菊的还款能力，也不要任何借款手续，还不要借款利息，随便就转款，过了一年多时间不闻不问，完全不合常理。6.周志菊只是一名公司的出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还申请了政府的廉租房屋居住，既没有动机去借200万元借款，也不会有人敢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借款200万元给她。陈松和孙法军自称经沈峰介绍认识周志菊，相互并不熟悉，孙法军对借款的动机和理由、借款未约定期限和利息的情况以及为何未出具借条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对于还款期限及借款利息，孙法军在诉状中的陈述与证人陈松陈述互相矛盾。综上，这些诸多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情节，都证明200万元是孙法军的借款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孙法军明知200万元是沈峰的还款，却串通证人陈松虚构借款事实，通过虚假诉讼诈骗周志菊，意图非法占有周志菊200万元及其利息，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属于虚假诉讼。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3日、3月4日，周志菊通过其××××××账户向陈静分两次转款合计200万元。2015年4月28日，孙法军分两次向周志菊××××××账户转款合计200万元。郭辉系华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2月25日，华通公司以其经营亏损，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安岳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5年3月23日，安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华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华通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兹有职工周志菊，性别：女，身份证号码为：××××××。于2006年11月2日入职至今，在本公司担任出纳一职。”郭辉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郭辉为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本人授权委托：本公司出纳周志菊在成都工行以周志菊名字开立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用于公司往来货款结算。”郭辉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本人为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辉，就本公司出纳周志菊个卡（即银行卡户名：周志菊，银行卡号：×××××，开户银行：工行成都高新高升桥东升路分理处），该张银行卡从2015年3月3日至2015年9月13日的使用均为本人指派持卡人：周志菊进行收入和支出。”同时查明，周志菊与申世秋于2004年8月17日登记结婚。2014年12月23日，申世秋与成都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签订《成都市城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约定成都市公共住房管理中心根据成都市住房保障机构出具的《成都市最低收入家庭实物配租资格认定通知单》，将廉租住房出租给申世秋作廉租住房使用，租赁期限自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12月22日止。周志菊提交《借条》，载明：“今借到周志菊现金2000000（大写贰佰万元整）”。本资金于4月28日归还。借款人：沈峰51022719740924××××,2015年4月23日。”诉讼中，孙法军陈述是经沈峰介绍向周志菊出借款项，与周志菊电话沟通后转款。孙法军、周志菊双方均陈述彼此并不认识，也未见过面。周志菊申请证人郭辉、方凯、炼毕志、刘伟出庭作证，郭辉、方凯、炼毕志、刘伟均陈述郭辉多次向沈峰催收借款，沈峰出具了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的《借条》。以上事实，有孙法军提交的孙法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周志菊《常住人口详细信息》、交易明细查询流水，周志菊提交的郭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华通公司《证明》、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决定书》、《成都市城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结婚证》、华通公司工商信息、《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借条》以及证人郭辉、方凯、炼毕志、刘伟的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及孙法军、周志菊的当庭陈述在案为证。孙法军提交的催告函及快递单，无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其已送达给周志菊，周志菊对此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孙法军提交的陈松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因陈松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周志菊提交的销售单、收款收据、李建忠、曾军向周志菊转款的银行回单、成都社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周志菊提交的郭辉的手机短信、沈峰的照片无其他证据印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以其于2015年4月28日向被告转款200万元的转款凭证，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返还借款200万元。被告辩称转款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代沈峰返还的借款，并提交《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证明》、《民事裁定书》、《决定书》、《成都市城区廉租住房租赁合同》、《结婚证》、华通公司工商信息、《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借条》以及证人郭辉、方凯、炼毕志、刘伟的证言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转款200万元系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双方系借款关系，应对借款关系的存在即双方具有借款合意及原告已提供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原告是否已完成其证明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在法律未另行规定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明标准为“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明标准为“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双方的证明标准并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可见，在借贷案件中，被告的证明标准亦是达到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即可，与原告的证明标准不一致，即主张借款关系存在的当事人的举证需达到确信借款关系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而反驳借款关系存在的当事人的举证达到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即可。反之，若被告与原告有同等证明标准，即被告提供的证据已达到使其辩称的双方转款系其他债务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人民法院已经可以认定该反驳事实存在，而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当然已不可能存在，并不需要原告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与被告主张的事实是两个独立的、不同层面的证明标准。本案中，被告提交的上述一系列抗辩证据虽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转款系其他债务”这一事实，但已达到其反驳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明标准，即原告主张的“借款关系存在”这一待证事实已陷入真伪不明，被告已完成其反驳借款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事实上，在被告提出抗辩主张及相应的反驳证据后，原告并未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结合本案情况，即原告转款时款项处于其控制之下，向谁转款、何时转款完全由其自行决定，原、被告双方互不相识，大金额借款却未审查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不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并不符合常理，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陈述的经沈峰介绍向被告出借款项、与被告进行过电话沟通的相关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法军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870元，减半收取计11435元，由原告孙法军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赖婷婷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丁勤琴庭审记录员何燕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