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内0602民初2551号   原告（反诉被告）:白某，现住鄂尔多斯市。   公民身份证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系内蒙古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   地址：东胜区天佐新城国际中心15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   负责人：王某1。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吉某，系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内某。   地址：准格尔旗薛家湾镇金川街准格尔旗文化局1号商铺。   证号：XXXXX。   负责人：刘某2。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3、王某2，系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某，现住呼和浩特市。   公民身份证号：×××。   原告（反诉被告）白某诉被告（反诉原告）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内某、第三人李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白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本金人民币叁拾陆万伍仟元整（小写：人民币365000元）及相应利息（具体数额以执行局最终确认金额为准）；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3日，归原告所有的一辆奥迪牌小型汽车（车牌号：×××）被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以（2017）内0622执1482号执行裁定书所执行，该裁定书是在执行（2016）内0622民初4916号民事判决。虽然该判决涉及的崔永亮诉李某、白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准格尔旗人民法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了一审、二审，但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并不知道该案件的存在，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人作为案件代理人。蹊跷的是，经过后期查阅案卷，竟然在案卷中看到了内蒙古义蒙（准格尔）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手续。该所刘某3、王善霞二位律师以特别授权的形式代原告进行了诉讼。两审的法院判决书中都确认了该二位代理律师的代理人身份，二审判决注明了其系被告处执业的律师，一审判决注明其系内蒙古义蒙（准格尔）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该案中，本应由原告享有的诉讼权利，因刘某3、王善霞二位律师的出现，直接被剥夺。为此，原告丧失了参加诉讼、抗辩、举证等诉讼权利，直接影响到原告对涉案财产权益的处分权，也丧失了根据案件审理决定是否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减少损失和危害的权利。该案判定原告与丈夫李某一起向该案原告偿还本金及利息，极大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律师的无权代理行为导致最终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了被执行人名单，征信等出现污点，对原告名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被告在没有原告委托的情况下，指派律师出庭，存在巨大过错，侵害了原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中注明的内蒙古义蒙（准格尔）律师事务所系被告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故而被告应当对其下辖的分支机构及注册律师实施的侵权行为依法对外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隐瞒案件事实，滥用诉权，属于恶意诉讼。1、原告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在崔永亮起诉原告及丈夫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委托答辩人分所代理，在办理委托手续时，原告丈夫李某先行到答辩人分所办理了授权委托书的签字手续，因答辩人分所位于准格尔旗，原告在杭锦旗招商局上班，所以原告的委托手续由其丈夫李某提出带走由原告签字后再由李某返回给答辩人分所，答辩人并非专业鉴定机构，如原告与答辩人之间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原告出具，那么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17条规定：他人有理由相信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李某构成表见代理，如原告认为李某的代理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应向其丈夫李某主张相关权利，与答辩人分所无关。2、原告对其与崔永亮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自始知情，并对代理一事认可。该案是原告和李某接收到准旗法院的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且已经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后才委托答辩人分所代理。原告对准旗法院的送达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在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内到庭参加诉讼，说明是其自己放弃了应诉答辩的权利，答辩人分所指派律师作为代理人代为应诉、答辩，并不是代替原告在该案的地位，更不可能剥夺原告在该案的权利，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签收了法院的执行裁定，并于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10月10日期间一直和答辩人分所律师刘某3联系，就原告与崔永亮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和解一事与分所律师进行沟通，和该案申请执行人崔永亮就执行和解一事洽谈，并最终与崔永亮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履行完毕。在此过程中，原告从来没有对代理一事提出过任何异议，如原告在诉状中所述对该案自始不知情，不认识代理人，那为什么在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主动和一审、二审代理律师进行联系？明显前后矛盾。二、答辩人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答辩人分所律师通过其丈夫递交原告的授权委托代理参与此案，主观上没有过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代理律师一直尽职尽责，对崔永亮的诉讼请求和证据均做出了否定性的抗辩，且一直坚持即便部分借贷关系成立，也非夫妻共同债务，原告不应承担责任的代理意见，并无任何不当之处。最终通过代理人的抗辩，崔永亮起诉数额为本金50万元，准旗法院一审判决36.5万元，减少了还款数额，有效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利。一审判决后，答辩人分所再次接受委托，及时提起上诉，但终因原告丈夫书写的借条，在追加申请中进行自认，且借贷发生于原告与其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等事实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对此原告至今也没有申请再审。综上，在该案处理过程中，答辩人分所律师接受委托代理出庭应诉、提起上诉等过程并无任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也不可能剥夺原告的应诉权、答辩权、上诉权，反倒是如果该案当初没有代理人，而原告及其丈夫又不到庭抗辩缺席审理，才是真正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抗辩权！三、原告并无损失，且与被告代理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本案案由为侵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行为人有过错、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事实、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而本案中原告支付给崔永亮的本金36.5万元及利息是履行的生效判决，且是与崔永亮达成执行和解后主动履行，其归还的是欠付的借款，并不是什么损失，而且该款没有付给代理人，也不是代理人让其支付，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原告依据法院生效判决的数额向答辩人主张赔偿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而原告隐瞒事实、恶意诉讼，严重违返了我国民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我所声誉，建议法庭查清事实后给予制裁，答辩人也将通过反诉、举报等其他方式维护权利，同时也提醒原告的代理人，接受如此不诚信人的委托，下一个被起诉的可能就是你。以上几点答辩意见，答辩人将在法庭调查阶段一一举证予以证明！   被告内某辩称，全部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就本案事实来讲，原告所述部分无依据。1、首先，原告与案外人李某系夫妻关系，一审、二审办理委托手续时，原告丈夫李某先行到被告处办理了签字手续。因被告位于准格尔旗，原告在杭锦旗招商局上班，原告的委托手续由其丈夫带走由原告签字后再由李某返还给被告。原告对其与崔永亮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自始知情，被告办理的委托手续不存在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瑕疵。其次，被告并非专业鉴定机构，基于李某与原告的特殊关系，由李某将原告授权委托书带至本所并无不妥，如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原告出具，则应由原告向李某主张相关权利，与被告无关。2、原告自称对其与崔永亮、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不知情不符合事实。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于2017年8月17日至2017年10月10日期间一直和被告律师刘某3联系，就原告与崔永亮、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和解一事请求被告律师介入，该案申请执行人就执行和解一事洽谈。通过原告和被告律师刘某3的短信记录可以证实，李某、原告与崔永亮一案，原告自始知情，且对该案一审、二审委托被告律师一事自始没有提出异议。如原告对该案不知情，何以在该案进行执行程序后还要主动和一审、二审代理律师主动联系，就执行和解、调解一事求助于原代理律师？3、原告、李某、崔永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代理情况和结果来看，被告方指派的代理律师在该案一审、二审代理过程中一直尽职尽责，并无任何不妥之处。首先，崔永亮起诉数额为本金50万元，通过代理律师的努力，一审判决36.5万元，有效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其次，一审、二审出庭代理过程中，代理律师一直坚持的观点是该案即便存在借贷关系，也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之债，系李某个人借款，与原告无关。第三，该案一审判决后，被告方接受委托后，及时在15日提起上诉，切实保障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在该案处理过程中，被告接受委托代理出庭应诉，提起上诉等过程并无任何侵权原告合法权益。4、原告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系因原告不履行已经生效的判决所致，与被告无任何关系。二、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的构成要加为侵权行为、行为人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方面。无论从被告接受委托代理行为还是原告与案外人崔永亮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处理结果来看，被告即不存在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错，更遑论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原告的各项诉请无任何事实与法律关系。三、一审、二审判决原告偿还崔永亮本金36.5万元及利息是基于法律规定，原告及李某在该案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示涉案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二审判决并无不当之处，被告与原告之间除本案该案的委托代理关系外，并无其他关系，原告依据生效文书要求被告赔偿数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四、还要追究原告的恶意诉讼的法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被告没有任何过错。关于消除影响，影响的起因是原告、李某和案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导致法院强制执行产生的。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不会基于代理人是否出庭而做出不同的判决。原告主张的恢复名誉，原告的名誉损害基于不履行和恶意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强制执行产生的和代理人代理没有任何关系。两位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不影响原告出庭，原告自己未参加诉讼是对其权利的放弃。代理人通过努力将起诉的50万元，争取为36.5万元，是代理人的功劳，不是代理人的过错。五、1、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2017年8月17日原告找代理人刘某3去法院联系执行法官协调执行事宜。3、原告在执行阶段的执行笔录中签字确认。4、在法院法官的主持下，原告与崔永亮的代理人达成了和解协议。证明原告对代理人行为进行了追认。   反诉原告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反诉人白某向反诉人提起的本诉为恶意诉讼；2.被反诉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公开刊登道歉声明；3.被反诉人酌情赔偿反诉人的经济损失500元；4.被反诉人承担本案涉诉费用。事实和理由：反诉人系本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因该案外人崔永亮于2016年12月19日在准旗法院起诉了被反诉人及其丈夫李某，要求其夫妻二人归还借款50万元本金及利息，准旗法院送达传票后，被反诉人与其丈夫李某于2016年12月29日共同委托了反诉人分所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该所指派刘某3、王善霞二位律师代理该案件，案件审理期间，二位律师恪尽职守，完成了全部案件，最终准旗法院出具生效判决判令被反诉人及第三人偿还崔永亮借款本金36.5万元及利息，案件审理期间及执行期间被反诉人及其丈夫多次联系刘某3、王善霞询问案件进展并进行沟通，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被反诉人主动与崔永亮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了给付义务，现该案已经执行终结。但被反诉人为转嫁责任于2018年4月27日以反诉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隐瞒案件事实，声称对该案及反诉人的代理律师一事毫不知情，认为反诉人侵犯了其诉讼权利，并要求赔偿。被反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明显属于恶意诉讼。反诉人认为，被反诉人的恶意诉讼行为给反诉人的名誉造成了巨损害。反诉人故提起诉讼。   反诉被告白某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原告没有恶意诉讼，在崔永亮一案中法院未将传票送达给我本人，导致法院不能查清未送达的相关事实。但被告律师无权代理，并向法院出示了代理文书，直接导致法院确认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事实是原告对该案并不知情，直至法院执行人员执行我本人财产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案情。知道了无权代理的事实。原告在执行阶段的行为不能代表同意被告的无权代理行为，也不能免除被告无权代理导致的侵权和赔偿义务。我联系代理人是我要了解案件的情况。代理人协助原告办理执行事宜是因其没有代理权限，内心有愧，所以才帮助原告。原告没有委托过被告代理另案。   被告内某辩称，同意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理由，1、在被告义盟（准格尔）所代理下，切实有效的维护了原告与崔永亮一案中，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本人及被反诉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共产党员恶意提起诉讼，滥用诉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藐视法律。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2、被反诉人认为崔永亮一案中存在程序、实体中的任何问题，则在该案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其应当申请再审，而不可能主动与崔永亮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属于恶意诉讼。3、被反诉人在答辩时称，代理人因内心有愧而协助其办理执行事宜，代理人完全否认。原告纯属主观臆断，妄加揣测。代理人本人保留对其主张权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案外人崔永亮与被告白某、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崔永亮于2016年12月19日起诉至准格尔旗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1日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向白某、李某送达了传票等相关文书，收件人为白鸽，且收件人一栏注明“李某同事”；2、2016年12月25日李某与内某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及授权委托合同，2016年12月29日李某与内某再次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内某指派刘某3、王善霞作为上述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同时，李某签署的授权文件中有白某的签字，白某对该签字不予认可，被告对于委托合同中白某的签字认可是由李某代签，对于授权委托书中的签字被告并未确认签字为白某亲笔所签，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事实，故本院认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合同中白某的签字并非白某本人所签。3、2017年2月27日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向白某、李某送法了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由代理人刘某3代收。后该案上诉至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某3、王善霞依然作为白某、李某的代理人参加庭审并领取了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4、上述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准格尔旗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向白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文件，由白某本人签收。同日，法院扣押了白某所有的奥迪牌小轿车一辆，白某本人在财务交接清单中签字确认，2017年8月11日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向白某送达了执行裁定书，扣划了白某在建设银行的存款。2017年8月17日白某跟代理人刘某3短信联系去法院签字事宜。2017年9月14日，白某在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中签字，笔录中白某称述了崔永亮一案中的还款计划。2017年9月29日，白某与崔永亮达成和解，并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签字确认。2017年9月29日法院向白某送达了执行裁定书，由白某本人签收。2018年5月15日白某与崔永亮重新达成和解，并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签字确认。5、2013年1月4日白某与李某登记结婚，白某称2017年7月份二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本院认为，在崔永亮一案中，被告白某与第三人李某尚系夫妻关系，根据被告所述，授权委托合同中白某的签字系李某代白某签署，而授权委托书由李某带回让白某签字后又交回律师处，无论白某的签字是李某代签还是别人签署，结合崔永亮一案从一审、二审至执行阶段的整个案件过程，以及白某与代理人刘某3短信联系的内容可知，直至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白某对于刘某3、王善霞的代理人身份及代理行为并未提出异议，针对所有案件也为提出再审，且在执行阶段，白某本人与崔永亮达成和解，签署了执行笔录和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据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李某的替白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双方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对代理人和被代理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原告以侵权责任纠纷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等，本院认为,侵权行为包括四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二是行为人行为时存在过错，三是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四是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中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四要件。本案中，由于李某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故刘某3、王善霞的代理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且原告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存在其他过错，且原告所称的损害事实，并非代理人的代理行为造成，原告最终承担的责任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确定的还款义务，与代理行为并无关联性。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故原告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恶意诉讼是当事人出于非法动机，通过合法形式提起诉讼，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某种损害后果的行为。本案中，因李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故不能直接推定白某完全知晓代理的事实，且关于原告是否属于恶意，被告也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反诉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关于反诉原告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侵权行为构成的要件，反诉原告未举证证明反诉被告存在过错和反诉原告受到损害的事实及二者的因果关系，故本院对于反诉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6776元，由原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反诉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  婉   代理审判员 曹  惠   人民陪审员 斯琴巴拉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 晓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