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08民初15432号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金紫街216号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73381549C。法定代表人：蒋世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明，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诚，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海新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14670123XD。法定代表人：姚岳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清，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许才兴，男，194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男，195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与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第三人许才兴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之后，因案件的审理需要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对许才兴与鸿翔公司、重庆市长寿区交通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基公司）、闫凤武、重庆市长寿区渝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寿渝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再审审查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17年3月9日裁定中止对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后，本案中止诉讼情形消除，为此本院恢复对案件的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8年11月29日裁定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于2018年12月24日组成合议庭对案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明、钟诚，被告鸿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清，第三人许才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达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897.866万元。事实以及理由：2011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融资咨询、项目监管等服务，服务费在融资金额到帐后3日内，以原告为被告融资金额的1.5%每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服务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累计为被告融资共计4500万元。同时，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第三人向被告收取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用，且不论第三人是否收到服务费用，均应当将服务费用支付与原告。若第三人垫付服务费用的，则原告授权第三人向被告进行追偿。基于上述合同的履行，第三人向原告累计支付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1110万元。2016年6月30日，第三人向原告发函，告知原告，因第三人代收的服务费用，被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偿还第三人的借款本息，第三人支付原告的相关费用，其性质系第三人的个人资金，并要求原告返还已收取的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1110万元。至此，原告才得知自己的权益受损。原告将第三人交付的服务费用1110万元退还第三人后，经原告核算，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8月4日，被告累计应当向原告支付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共计688.813万元。为此，原告于2016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12月24日变更诉讼请求，认为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24日，被告累计应当向原告支付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共计897.866万元。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鸿翔公司答辩称：1、被告向许才兴的借款为4000万元而非4500万元，该500万元系闫凤武的个人借款。虽然（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238号民事判决书，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为程序性文书，没有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处分，不能以该民事裁定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许才兴与被告、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审理过程中，许才兴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承认本案的监管服务费其实质就是利息，是将月利率3.5%的利息拆分为1.5%的监管服务费和2%的利息，在两份合同当中分别体现。因此，本案所涉《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掩盖利息超过法定上限的禁止性规定，系无效合同。3、《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对项目监管的具体形式是派驻财务和技术等相关人员到项目以及被告公司掌握和了解情况。但实际上，原告从未有财务和技术人员入驻项目公司，这也足以证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4、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属于自然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原告通过诉讼途径要求被告支付，没有法律依据。5、退一万步，本案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费用的支付应当在融资资金到帐后3日内支付，而许才兴与被告的4000万元借款，是在2011年11月4日前全部支付与被告。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监管服务费，原告也没有进行过催讨，相应的债权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无需再行支付。6、许才兴有多起民间借贷的诉讼案件，这充分说明他是职业从事高利贷发放的人员。7、许才兴是原告的绝对控股股东。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许才兴陈述称：第三人从未将监管服务费表述为利息，只是为了计算方便，才参照利息的方式计算，这不能就说是利息。代原告向被告收取监管服务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为了方便操作。被告否认其支付过监管服务费的陈述不是客观事实，前期被告支付的费用当中，至少有4笔包括有监管服务费。被告仅仅是依据民事判决书来主张其未支付监管服务费。但民事判决书对此的表述是另案处理。此外，许才兴代表原告向被告主张过监管服务费，且从未停止，因此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再者，许才兴早就不是原告的股东。综上，许才兴赞成原告的意见，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一、借款的背景鸿翔公司原公司名称为“浙江鸿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18日，交基公司与鸿翔公司签订《长洪路、长葛路、何狮路、葛双路路面大修工程及牛皮岩、黎家岩危岩治理工程BT模式融资施工合同》，由鸿翔公司按合同约定承担上述工程项目的融资建设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交基公司，交基公司向鸿翔公司支付回购资金。2010年9月28日，鸿翔公司向闫凤武出具委托授权书，委托闫凤武作为鸿翔公司代理人，根据授权以鸿翔公司名义签署长洪路、长葛路、何狮路、葛双路路面大修工程及牛皮岩、黎家岩危岩治理工程BT模式融资、签订施工人员劳务合同和施工合同及处理有关事宜，代理期限为该工程建设期，相关法律后果由鸿翔公司承担。二、《借款合同》的相关事实2011年9月29日，鸿翔公司向闫凤武出具《委托授权书》，委托闫凤武全权办理向许才兴借款事宜，但未限定借款次数和借款总金额。同日，鸿翔公司作为甲方、借款人，许才兴作为乙方、贷款人，交基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三方共同签署《借款合同》，约定：1、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借款4000万元用于“重庆市长寿区长洪路等维修改造BT模式项下工程建设”，借款期限自2011年9月30日至2012年12月31日。2、乙方的贷款资金分两次划入甲方账户，第一次于2011年9月30日支付1000万元；第二次于2011年10月27日支付3000万元。3、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甲方采用一次性还本、分次付息的方式偿还借款本息。4、甲方同意并促使有关担保各方同意贷后监管人或其代表人进入甲方及担保方的任何营业场所，视察了解其经营业务情况，并且检查不论置于何处之所有账目、记录资料及报表，检查担保方对抵押物的占有、使用状态，甲方须负担因之发生与该检查有关的成本、费用或花销费。5、甲方自愿承担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费用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谈判、签订、公证、鉴定、评估、登记、保险、保管、项目监管等费用。6、甲方按照本合同支付的任何款项，均应按下列顺序用于下列目的：首先支付本合同、担保合同有关的费用和开支；其次用于偿付本合同规定应付给乙方或贷后监管人的任何款项，再次用于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第四用于支付本合同规定的利息、罚息，最后用于偿还借款本金余额。2011年9月29日，鸿翔公司和闫凤武共同向许才兴出具《承诺函》，载明：“许才兴先生：鉴于鸿翔公司与交基公司签定了《长洪等四条道路维修工程BT模式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为保证该BT工程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公司在您处借款是专项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并于2011年9月29日签定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4000万元，期限三个月。为此，我作为项目实际负责人向您郑重声明和承诺如下：……5、您本次对鸿翔公司贷款4000万元收到的全部贷款利息以及相关各方因该笔贷款所发生的咨询服务费，投资项目管理费等所得全部为税后金额不须提供任何凭据和发票，由此应缴纳的相关税费全部由我公司承担。”三、《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的相关内容2011年9月30日，鸿翔公司作为委托人、甲方，兴达公司作为受托人、乙方，双方签订《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1、甲方承建了长寿区长洪路等四条道路的维修改造工程项目，为保证上述工程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融资咨询、项目监管等服务的相关事项订立本协议。2、本协议所称投融资咨询服务是指：融资咨询服务，即对临时性资金需求融资咨询服务，包括融资策划、撰写信贷调查报告、建立筹融资渠道、具体操作方案设计与协助实施等服务内容。本协议所称监管服务是指甲方根据贷款人的要求由第三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资金的使用、项目情况的变化、工程进度等进行跟踪了解并向贷款人提供信息。3、乙方为甲方提供的融资咨询服务具体内容与服务形式为短期融资，用于前述BT工程项目建设。服务形式为乙方组织专人对上述BT项目及甲方公司财务情况实地调查、研讨，形成可行的融资方案，并寻找出资方为甲方解决融资需求。乙方对项目监管的具体形式是派驻财务和技术等相关人员到项目及甲方公司掌握和了解情况，并向有关方面报告。4、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临时融资服务项目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5、甲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在借款金额到帐后向乙方支付咨询费、调查费、方案设计费、融资项目监管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劳务费等，按照融资金额的1.5%/月并乘以融资期限3个月计算，大写金额壹佰捌拾万元整，该费用收取后概不退还。若融资期限延长，则仍按该比率收取。2011年10月10日，兴达公司作为甲方，许才兴作为乙方，双方签署《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约定：因鸿翔公司承接长寿区长洪路等四条道路的维修工程资金短缺，向许才兴私人借款4000万元，甲方作为监管方与鸿翔公司签订了《投融资咨询监管协议书》。为进一步明确有关事项，特订立如下协议内容：1、因乙方作为甲方代表与鸿翔公司签订了《监管协议》，现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向鸿翔公司收取咨询监管费。2、乙方承诺根据《监管协议》按实际发生监管的时间，按月计算监管费并支付给甲方，即按照借款金额的1.5%/月计付，直至借款还清为止。3、无论鸿翔公司监管费是否支付，乙方均应按月足额缴纳监管费给甲方，若乙方代鸿翔公司垫付了监管费，甲方授权乙方可向鸿翔公司追偿。4、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监管费后，开具收据与乙方，待鸿翔公司与乙方结清全部借款本息、付清全部监管费后，甲方再与乙方结账并对外开具正式劳务发票。四、资金往来的事实《借款合同》签订后，许才兴支付4000万元借款本金的相关情况如下：2011年10月1日向闫凤武两次转账，支付金额分别为800万元、900万元；2011年10月9日向闫凤武转账支付300万元；2011年11月4日向闫凤武转账支付2000万元。此外，许才兴于2012年5月2日再次转账500万元与闫凤武，闫凤武以鸿翔公司授权委托人名义向许才兴出借借条，载明：1、今收到许才兴借款500万元，该款项用于鸿翔公司承建的长寿长洪路等建设施工；2、借款期限自2012年5月2日至2012年6月17日；3、还款来源为交基公司支付给鸿翔公司的工程款。同时，闫凤武作为收款人，向许才兴出借收据，载明：今代表鸿翔公司收到许才兴借款资金500万元整。鸿翔公司还款情况如下：1、2011年10月1日，闫凤武向许才兴配偶胡惠娟转账420万元。2、2012年1月17日，案外人佘小东代鸿翔公司还款1000万元。3、2012年1月18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2000万元（其中1700万元明确为偿还本金）。4、2012年1月19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84万元。5、2012年5月2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210万元。6、2012年6月26日，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180万元。7、2012年6月27日，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120万元。8、2012年8月3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213万元。与此同时，兴达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23日、2012年6月27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9月21日、2014年3月5日，向许才兴开具收据，载明收到许才兴代鸿翔公司交来借款监管费200万元、200万元、130万元、30万元、550万元，合计1110万元。五、债权催收的事实2011年11月4日，闫凤武以许才兴为对象，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鸿翔公司向你（许才兴）借款用于长寿长洪等四条道路的建设工程，现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原来的资金拨付时间调整为：2011年10月1日1700万元、2011年10月9日300万元、2011年11月4日2000万元。我（闫凤武）作为鸿翔公司的项目代理人及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实际负责人，向你郑重承诺如下：1、上述4000万元借款保证于2011年12月30日前全部归还；2、上述4000万元借款的利息及资金监管、咨询等费用，仍按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不因拨款时间的调整而改变；3、保证道路建设项目按期完工并交付验收，实现政府的回购。2013年3月5日，闫凤武以许才兴为对象，出具《债务确认函》，载明：鸿翔公司于2011年10月1日与你签订《借款合同》向你借款4000万元用于长寿长洪等4条道路的大修工程，根据授权以上款项由我代表鸿翔公司经手办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工期延迟未能按期归还资金，我作为鸿翔公司授权的项目代理人及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实际负责人，向你郑重确认：到2013年2月24日为止，尚欠你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20万元、兴达公司项目管理费165万元，以上款项在长洪路等项目结算的工程款中优先偿还。2013年12月11日，闫凤武以许才兴为对象，出具《债务确认承诺书》，载明：兹有我鸿翔公司重庆长寿项目经理闫凤武，于2011年9月29日向贵方借4000万元，用于重庆长寿长洪路等四条道路BT工程投资款，贵方已按约支付了借款，现借款期限早已届满，贵方已向我方要款几十次之多，但我方至今尚未还清借款本息，为此特作如下承诺：1、我方要求延期还款。由于我方目前资金还是比较困难，尚不能还清借款，故再次要求贵方宽限还款期，并同意该承诺书之日起，按2200万元本金，每月5号前支付清上月应付的资金利息和咨询监管服务费（具体支付数量按双方原借款合同、咨询监管服务协议、保证书约定比例）。2、双方债务确认。双方一致同意截至2013年12月23日止，我方还欠贵方本金2200万元，应支付利息和咨询监管服务费1155万元（已支付的全部扣除了），合计欠贵方金额3355万，如提前或延期归还另行按实结算。3、本金2200万确认归还日期。结欠贵方2200万本金，偿还时间我方承诺最迟在2013年12月23日前付清。4、违约责任。如我方还不能按期偿还欠款本金和按月支付利息及监管服务费，我方无条件同意按欠款本金2200万元为基数，按每月3%的标准承担违约金，未按月支付的利息和监管服务费，我方同意按每月复利计算。六、诉讼的相关事实（一）一审案件相关事实2014年11月17日，许才兴以鸿翔公司、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后，该案依法移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审理。许才兴在该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鸿翔公司给付许才兴截止2014年1月31日的借款本金、利息、监管费共计4468.5万元；2、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对上述欠款中的443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鸿翔公司、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以2300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向许才兴支付借款利息至付清之日止；4、鸿翔公司、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支付许才兴实现债权的各项开支费用445650元；5、鸿翔公司、交基公司、闫凤武、长寿渝达公司承担诉讼费用。2016年1月14日，嘉兴中院对案件开庭进行审理。当日的庭审笔录第31页、第32页记载如下内容：“审：按照《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你们有咨询、监管的义务，具体怎么进行的，有无这方面的材料？原代：《监管服务协议》是鸿翔公司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也承认了监管费1.5分，是把3分月息拆分了1.5分和2分，实际过程中是按照3.5分利息支付的，监管服务协议上是算到利息上的，看法院怎么认定，监管服务协议是许才兴到工地上找闫凤武，监管款项的用途，凭证材料都是监管的时候复印过来的，我们认为是起了监管的义务，履行了这方面的义务。审：你们认为不是高利贷，监管费不是利息？原代：也应该算利息里的，但是监管协议是否履行，我们是履行的。审：监管费到底是利息，还是监管的费用？原代：作为监管服务协议来说，我们是履行了，但是被告抗辩是按照高利贷来收取的利息，如果法院这么认定，即使监管费不成立，也按照利息来认定。审：监管费到底是什么性质？原代：我们认为按照利息来计算的。审：权利主体是兴达公司，你们现在要求从还款中先予扣除，有哪些依据？原代：被告举证的材料里也已经证明了许才兴跟兴达公司是有关系的，许才兴是兴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有权代兴达公司收取这个费用。审：先行从还款中扣除的依据是什么？原代：1、兴达公司给许才兴的监管费代付协议。2、被告的证据材料里的还款凭证写的把3.5分拆分成1.5分和2分，被告也认可这个监管费是给许才兴的。被告代理人也陈述还420万是按照3.5分的利息计算的。3.5分是借用兴达公司的名义，但是双方是合意的。如果被告的420万成立，就是4000万元借款，3个月3.5分的利息。3、还有还款凭证里闫凤武打给许才兴的84万。审：你跟兴达公司什么关系？许才兴：兴达公司的监事，是兴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3月9日，嘉兴中院做出（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如下认证理由：“一、关于借款金额问题1、双方对2011年9月29日发生的4000万元借款关系没有异议，该款虽未按约定汇入指定的鸿翔公司账户，但鸿翔公司在此后的《承诺书》中已实际予以了认可。2、关于2012年5月2日的500万元《借据》，系闫凤武以鸿翔公司名义向许才兴出具，闫凤武以鸿翔公司授权委托人的身份在落款处签字，虽然加盖的鸿翔公司公章真伪不明，但2011年9月29日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闫凤武全权办理与许才兴的借款事宜，闫凤武也代表鸿翔公司具体经办并实际履行了4000万元《借款合同》，且闫凤武系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人，故许才兴有理由相信闫凤武有权代表鸿翔公司借款，闫凤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鸿翔公司对该借款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本院确认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借款的总额为4500万元。二、关于还款金额问题1、闫凤武于2011年10月1日向许才兴配偶胡惠娟汇款420万元。许才兴提交的胡惠娟情况说明是证人证言，其未出庭作证，无法确认真实性，且其称420万元是好处费没有依据，借款已约定高额利息，再收取好处费也不合情理，故该款应认定为鸿翔公司的还款。2、案外人佘小东于2012年1月17日向许才兴汇款1000万元。许才兴称该款是工程款没有依据，佘小东与许才兴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关系，而佘小东与闫凤武有亲戚关系，其应闫凤武的要求代鸿翔公司还款符合情理，故该款应认定为鸿翔公司的还款。3、许才兴对2012年1月18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1700万元（本金）及300万元、2012年1月19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84万元、2012年5月2日归还许才兴210万元、2012年6月26日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180万元、2012年6月27日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120万元、2012年8月3日闫凤武归还许才兴213万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本院确认鸿翔公司向许才兴还款的总额为4227万元，除2012年1月18日的1700万元还款明确为归还本金外，其余还款依法应认定为先支付利息再归还本金；其中2012年5月2日的210万元还款及之前的还款应认定归还4000万元借款，之后的还款因两笔借款均已到期，但没有明确归还哪一笔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当优先冲抵对债权人缺乏担保的500万元借款。至2012年8月3日，该500万元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三、关于监管费问题许才兴以鸿翔公司与兴达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及许才兴与兴达公司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的《监管费代付协议书》为依据，要求将监管费从鸿翔公司支付给许才兴的还款中扣除。本院经审查认为，《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的权利主体是案外人兴达公司，许才兴只是兴达公司的经办人，协议中也没有由许才兴代收监管费的约定，而《监管费代付协议书》只是许才兴与兴达公司之间的关系，未经鸿翔公司同意，对鸿翔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且许才兴称已将全部监管费支付给兴达公司，但所提交的汇款凭证中部分写明是借款和工程款，对其真实性也难以确认。由于监管费牵涉到案外人李毅，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四、关于利息计算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中明确：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本院受理本案时间虽在《规定》施行之后，但本案系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移送管辖而来，根据上述通知的精神，应以该院受理时间为准，故本案仍应适用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即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本案中，40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时的银行同类贷款年利率为6.1%，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未超过其四倍上限，本院予以确认。500万元《借据》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视为借期内不支付利息，逾期可按银行同类贷款年利率6.1%计算利息。”基于上述认定，以及其他有关许才兴补充诉讼请求和担保的相关认定理由，嘉兴中院（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鸿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许才兴借款5404979.59元，支付至2012年8月3日的利息224162元，并自2012年8月4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交基公司、闫凤武对鸿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驳回许才兴的其他诉讼请求。（二）二审案件相关事实嘉兴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后，鸿翔公司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提起上诉。其上述理由为：1、500万元借款部分是闫凤武的个人借款，并非鸿翔公司借款。案涉500万元《借据》上的公章虚假；不构成表见代理；该500万元系闫凤武个人借款，有证据予以证明。2、500万元借款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案涉500万元《借据》上所载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2年6月17日，至许才兴起诉时，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浙江高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于2016年7月21日做出（2016）浙民终23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如下内容：“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500万元借款是闫凤武的个人借款还是鸿翔公司的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闫凤武代表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借款4000万元时，不但向许才兴出具了鸿翔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而且出具了鸿翔公司同意向许才兴借款4000万元的《鸿翔公司股东会决议》，还代表鸿翔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而案涉500万元借款发生时，许才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闫凤武向其出具了鸿翔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股东会决议，双方亦未签订正式的借款合同，只有《借据》一张，且该《借据》上加盖的鸿翔公司印章与上述4000万元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三文件上加盖的鸿翔公司印章从肉眼上看明显不同，前者印章上没有编码，而后三者印章上均有编码。另外，在案涉500万元借款汇入闫凤武账户的当天，闫凤武就将其中的210万元用于归还鸿翔公司案涉4000万元借款，如果该400万元（原文如此，但应为500万元）借款系鸿翔公司所借的话，其没有必要在借款的当天又拿出210万元来归还第一笔4000万元借款。因为该两笔借款的出借人均为许才兴个人而非金融机构，借新还旧，有悖常理。据此，因案涉500万元借款的交易形式与4000万元的交易形式明显不同，且500万元《借据》上的加盖的鸿翔公司印章与4000万元借款合同、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三文件上加盖的鸿翔公司印章明显不同，故许才兴对案涉500万元借款明显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闫凤武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案涉500万元应为闫凤武的个人借款，而非鸿翔公司的借款，原审对该节事实认定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截止2012年8月3日，鸿翔公司共计支付给许才兴的款项数额为4227万元，其中除了2012年1月18日的1700万元还款明确为归还本金之外，其他款项按照先归还到期利息再归还本金的方式，计算得出截止2012年8月3日，鸿翔公司尚欠许才兴借款本金59.2929万元。同时鸿翔公司应以上述本金为基数，支付自2012年8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鸿翔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应予纠正。”据此，（2016）浙民终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嘉兴中院（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鸿翔公司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许才兴借款59.2929万元，并以上述款项为基数，支付自2012年8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三、维持嘉兴中院（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再审相关事实浙江高院做出二审判决之后，许才兴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向许才兴发出《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告知许才兴已立案审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7日做出（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如下内容：“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诉争500万元借款的借款人是闫凤武还是鸿翔公司。2010年9月18日，交基公司与鸿翔公司签订《长洪路、长葛路、何狮路、葛双路路面大修工程及牛皮岩、黎家岩危岩治理工程BT模式融资施工合同》，由鸿翔公司按合同约定承担上述工程项目的融资建设施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交基公司，交基公司向鸿翔公司支付回购资金。2010年9月28日鸿翔公司向闫凤武出具的《委托授权书》载明，鸿翔公司授权委托闫凤武作为其代理人，根据授权以鸿翔公司名义签署长洪路、长葛路、何狮路路面大修工程及牛皮岩、黎家岩危岩治理工程BT模式融资、签订施工人员劳务合同和施工合同及处理有关事宜，代理期限为该工程建设期。《授权委托书》同时载明，法律后果由鸿翔公司承担。2011年9月29日鸿翔公司向闫凤武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鸿翔公司授权闫凤武全权办理向许才兴借款事宜，但未限定借款次数和借款总金额。上述两份《授权委托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鸿翔公司与闫凤武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成立并有效，鸿翔公司为被代理人，闫凤武为代理人，许才兴为第三人。2012年5月2日，闫凤武根据《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以鸿翔公司名义出具《借据》，向许才兴借款500万元，用于鸿翔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项目，许才兴如约向闫凤武交付了借款。诉争500万元借款发生在案涉工程建设期内，未超越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该笔借款也实际用于该工程项目，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闫凤武的该笔借款行为系有权代理，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鸿翔公司承担，鸿翔公司应承担向许才兴还款的义务。鸿翔公司称闫凤武出具的500万元借款《借据》上加盖的印章系许才兴伪造，而非鸿翔公司印章，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不要式合同关系，法律并未规定须具备特定形式为成立要件，原审认为诉争500万元借款仅有《借据》，没有鸿翔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正式的借款合同，认定闫凤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鸿翔公司与许才兴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成立，理由不当。综上，许才兴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支持。”据此，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浙江高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书的执行。七、判决做出后相关款项的给付（一）嘉兴中院（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做出后，许才兴于2016年6月30日向兴达公司发出《关于退还许才兴代收监管服务费的函》，告知兴达公司：1、根据许才兴与兴达公司签订的《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的约定，截至2016年6月30日，许才兴已向兴达公司支付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1110万元。2、2016年3月9日，嘉兴中院做出的（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判定鸿翔公司原本缴纳的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为归还许才兴的借款本息。3、鉴于此，许才兴支付与兴达公司的1110万元融资咨询、项目监管代收服务费实际上已经被认定为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的借款本息，系许才兴的个人资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才兴要求兴达公司收到函告后7日内退还1110万元融资咨询、项目监管服务费。在此之后，兴达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2016年8月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许才兴转账支付1000万元、110万元，共计1110万元款项。（二）浙江高院做出（2016）浙民终238号民事判决书后，鸿翔公司于2016年8月3日将该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向嘉兴中院交付。八、案件其他相关事实兴达公司成立于2008年4月24日，公司注册资本金5600万元。许才兴原系该公司股东，持有5300万元的股权。2014年3月21日，许才兴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与许克平，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之后，许才兴不再是兴达公司股东，但其仍系兴达公司监事。闫凤武向兴达公司提供过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期间的《鸿翔公司长寿路面大修工程费用》共109项、4页。闫凤武在费用表尾部书写说明：“1、本费用表内容属实（与原件一致）；2、本表共四页，统计金额为4429.73万元。”兴达公司向许才兴支付1110万元相关款项后，于2016年8月5日具状，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兴达公司举示的《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监管费收据、《借款合同》、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签单）、《借据》、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收据》、《承诺书》、《债务确认承诺书》、《债务确认函》、《鸿翔公司长寿路面大修工程费用》、（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11年9月29日《承诺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鸿翔公司举示的《借款合同》、《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许才兴的《变更诉讼请求书》、兴达公司工商资料、嘉兴中院的庭审笔录（节录）、浙江高院（2016）浙民终23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凭，经庭审查证属实，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的效力认定；2、诉讼时效认定。针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的效力认定鸿翔公司主张《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其主要理由有五：1、许才兴是兴达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许才兴已经自认本案所涉服务费用其实质就是月利率1.5%的利息，且许才兴在民间借贷诉讼中一并主张监管服务费。3、《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与《借款合同》编号一致，由此说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是《借款合同》的一部分。4、《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兴达公司应当提供的服务，兴达公司既不可能具备专业技术人员予以履行，也实际并未履行。兴达公司仅凭一纸合同即可收取高达数百万的费用，明显不合理。由此足以证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只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收取高额利息的一个幌子。5、许才兴是职业从事高利贷放债人员，其有多起民间借贷诉讼可以证明此事实。基于以下理由，本院认定鸿翔公司主张《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1、并无任何实质证据可以表明兴达公司和许才兴人格混同。诚然，本案所涉《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签订之时，许才兴是兴达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是，兴达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其与公司股东之间的法律地位相互独立。兴达公司所享有的合同权利，与许才兴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其权利主体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而按照鸿翔公司的主张，本案所涉监管服务费的法律性质就是许才兴所收取的高额利息。那么，如果该主张成立，则需要做出相应的，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人格混同的认定。而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人格混同认定，即“刺破公司的法人面纱”，则应当依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做出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认定。但是，鸿翔公司对此并无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许才兴作为兴达公司股东身份期间，分别与鸿翔公司签订的《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存在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情形。2、本案当中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许才兴在做出相关“监管服务费就是利息”的陈述时，许才兴是兴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谓实际控制人，是指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人。根据庭审查证的事实可知，许才兴在2014年3月21日之后，即已不再是兴达公司的股东，其不再持有兴达公司任何股权。在2016年1月14日，嘉兴中院对案件开庭进行审理之时，虽然许才兴具有兴达公司监事的身份，但监事仅系公司的高级职员，其身份地位相较于公司而言，在法律意义上仅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身份。许才兴作为兴达公司的监事身份，并不能够当然证明许才兴就是兴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本案，以及嘉兴中院的案件当中，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许才兴可以通过其监事身份，能够实际支配兴达公司。而许才兴关于其系兴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陈述，也仅为许才兴的单方面陈述，并未得到兴达公司的认可；兴达公司也未参与嘉兴中院的案件审理，导致其不能在许才兴作出相关陈述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我们无法根据许才兴在嘉兴中院庭审当中的单方陈述，即能当然认定许才兴具有兴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3、基于上述相同的理由，我们也不能依据许才兴自己认为兴达公司应当收取的监管服务费，就是许才兴自己应当收取的利息的相关陈述，以及许才兴将其视为自己的权利一并在民间借贷案件当中提起诉讼的行为，迳行认定许才兴的认识即为兴达公司的认识。许才兴与兴达公司分别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均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分别做出的行为，均应当由自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许才兴自认兴达公司依据《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对鸿翔公司享有的合同权利，是许才兴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认识，并不当然羁束兴达公司：除非兴达公司对此亦表态接受许才兴的主张；或者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事项上，许才兴与兴达公司人格混同，否则不能依据许才兴的单方主张迳行认定其对兴达公司具有约束力。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表明兴达公司依据《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对鸿翔公司享有的收取服务费用的合同权利，即为许才兴对鸿翔公司收取高额利息的合同权利。4、《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与《借款合同》的编号一致，这也仅能说明这两份合同是相互关联的合同，但并不能证明这两份合同是相同性质的合同。而事实上，《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本身就是具有关联性质的合同，均是针对同一建设施工项目、同一借款事宜所签订的，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合同。合同编号的一致性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5、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合同一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义务履行能力，以及合同订立后一方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均不属于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定依据，也无法据此推定该合同即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合同无效的情形，是指合同在订立时，即具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而非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能力以及履行情况的情形。而合同作为民事主体之间，依照意思自治原则自主订立的协议，合同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均系当事人自主意愿的体现，不属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考虑因素。至于鸿翔公司所称，基于在《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当中，兴达公司并无任何合同义务履行的事实，可以证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即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但是，《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与鸿翔公司签订，已如前述，并无任何有效证据可以证明兴达公司和许才兴之间人格混同。并且，兴达公司举示的证据也可以表明，许才兴与兴达公司之间，就本案所涉服务费用的收取，表现出来是相互独立的：兴达公司向许才兴开具了收据，证明其收取了许才兴代付的服务费用；嘉兴中院一审判决做出之后，许才兴又要求兴达公司返还了服务费用。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能够证明本案所涉服务费用，归许才兴所有或者是许才兴所收取的利息。再者，《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了兴达公司应当提供的服务义务，包括融资咨询服务和监管服务两个方面。从合同本身并不能体现出鸿翔公司所称的，兴达公司无任何合同义务可供履行，其即可通过合同的签订收取数百万的服务费用。6、至于鸿翔公司所称，许才兴是职业从事高利贷放债人员的意见。首先，并无任何证据对此可以证明。鸿翔公司称许才兴涉及多起民间借贷诉讼的陈述，也无证据可以表明。再者，本案所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非许才兴，而是兴达公司。已如前述，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人格独立，许才兴是否属于鸿翔公司所称的职业从事高利贷放债的人员，并不能够证明本案所涉《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是无效合同。综上所述，兴达公司与鸿翔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协议系无效合同。据此，本院认定《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照合同的约定，兴达公司负有向鸿翔公司提供融资咨询服务和监管服务的合同义务。其合同义务包括：融资咨询服务：对临时性资金需求融资咨询服务，包括融资策划、撰写信贷调查报告、建立筹融资渠道、具体操作方案设计与协助实施等服务内容。监管服务：根据贷款人的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资金的使用、项目情况的变化、工程进度等进行跟踪了解并向贷款人提供信息。在《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间，即《借款合同》所约定的3个月借款期限内，兴达公司收集了鸿翔公司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共3个月期间的资金用途费用表。由此可知，兴达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在此之后，因许才兴与鸿翔公司之间就借款事宜并未重新约定借款期限，鸿翔公司事后已属于借款逾期状态。结合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的《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的约定，许才兴作为兴达公司的受托人，以及许才兴作为贷款人的双重身份，向鸿翔公司对逾期借款本息以及监管服务费用进行催收，并由闫凤武出具了多份承诺书或者确认函。由此亦可知，兴达公司通过其委托代理人，向鸿翔公司继续提供了监管服务。因此，兴达公司履行了《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合同义务，鸿翔公司依约应当支付服务费用。二、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首先需要明确以下2个问题：1、许才兴作为兴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闫凤武提出过监管服务费的主张，闫凤武亦以书面材料的形式，向许才兴认可欠付监管服务费的事实。2、闫凤武作为鸿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和案涉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其向许才兴出具相关书面承诺和确认文件的时候，其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为有权代理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当由鸿翔公司承担。关于此点意见，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764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进行认定，在此不再赘述。根据以上两点意见，结合2013年3月5日闫凤武出具与许才兴的《债务确认函》记载内容，可以确定以下事实：1、闫凤武作为鸿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知晓许才兴是兴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有权代表兴达公司向鸿翔公司收取监管服务费。即，鸿翔公司知晓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签订的《监管费垫付协议书》的事实。2、闫凤武代表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出具的《债务确认函》当中记载，截至2013年2月24日，鸿翔公司尚欠许才兴借款本金2200万元，尚欠兴达公司项目管理费165万元未予偿还。根据上述鸿翔公司所确认的内容，结合《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三个月融资期限内鸿翔公司应当向兴达公司支付服务费用180万元，以及当融资期限顺延时，鸿翔公司仍应当按照1.5%/月的标准，继续向兴达公司支付服务费用的约定，可以得知以下事实：鸿翔公司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180万元，此部分费用已经高于截至2013年2月24日鸿翔公司欠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165万元的金额，由此可知，鸿翔公司在前期向许才兴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当中，其必然已经支付部分应当支付兴达公司的服务费用。再者，以此时尚未清偿的借款本金2200万元，以许才兴最后一笔付款日2011年11月4日作为借款期限起算日计，自借款期限3个月届满之次日2012年2月3日起，至《债务确认函》所确认的未清偿债务计算日2013年2月24日，近13个月时间。则此2200万元借款本金，在这13个月期限内，鸿翔公司应当支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429万元。姑且不论在此之前已经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应当支付的服务费用，仅以《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内鸿翔公司应当支付的服务费用，连同未偿本金应当支付的服务费用，即已达到609万元，远远高于鸿翔公司确认的未付金额165万元。综上所述，上述事实可以确认：1、鸿翔公司知晓许才兴代理兴达公司向其收取《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服务费用。2、鸿翔公司在此之前向许才兴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当中，包括《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部分服务费用，即鸿翔公司实际支付了监管服务费。根据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实际支付了部分监管服务费的事实；以及鸿翔公司向许才兴偿还的款项当中，有且仅有2012年1月18日2000万元付款当中的1700万元的性质明确为偿还借款本金以外，其余付款均未明确付款性质；并结合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的《监管费代付协议书》的约定可知：由于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存在约定，不论许才兴是否从鸿翔公司处收取到监管费，许才兴均应当向兴达公司交付鸿翔公司应付监管费。而由于鸿翔公司实际向许才兴支付了部分监管费，且鸿翔公司向许才兴支付的4227万元费用当中有2527万元费用未明确约定付款性质。由此，兴达公司在嘉兴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之前，其并不知晓鸿翔公司向许才兴支付的相关费用性质如何。加之兴达公司与许才兴之间的约定，以及鸿翔公司知晓该约定的事实，兴达公司在上述2527万元费用性质被明确之前，其自身不知晓且不可能知晓权益受损的事实。兴达公司自身不可能知晓权益受损的原因，在于直至2016年3月9日，嘉兴中院做出（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时，鸿翔公司向许才兴所支付的各笔款项的性质，才得以第一次明确。纵观嘉兴中院的民事判决书可知，在嘉兴中院进行认定之前，许才兴与鸿翔公司之间，就付款性质是存在重大分歧的。并且，由于该案所审理的，是许才兴与鸿翔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并不涉及兴达公司与鸿翔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且兴达公司未作为当事人参与该案诉讼，并由此导致鸿翔公司支付与许才兴的各笔费用的真实情况无法得以查清。正是基于此，嘉兴中院在对该案进行裁判时，才以监管费牵涉到案外人利益为由，对监管费事宜不予处理，并将鸿翔公司支付与许才兴的全部费用，均认定为偿还许才兴的借款本息。直至此时，鸿翔公司向许才兴所支付的各笔费用的性质，才得以首次认定。因此，兴达公司在此之前，不可能知晓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又是以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遭受侵害之日起算。因此，对于兴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审查认定，应当以嘉兴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之日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而鸿翔公司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主张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因此，就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自2016年3月9日嘉兴中院做出（2015）浙嘉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至2016年8月5日兴达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之日，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鸿翔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兴达公司与鸿翔公司之间签订的《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兴达公司向本院起诉主张保护其权利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鸿翔公司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服务费用的义务。就服务费用给付问题，本院作如下认定：1、就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可知，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均认可鸿翔公司给付许才兴的款项，均具有偿还许才兴借款本息的性质：嘉兴中院一审判决做出之后，许才兴即向兴达公司发函，要求兴达公司退还自己代付的服务费用。该事实即表明许才兴认可嘉兴中院一审判决关于鸿翔公司给付费用当中不包括应当支付兴达公司的服务费用。并且，许才兴一审判决做出之后并未提起上诉。二审改判后许才兴提起申诉的行为，也只针对2012年5月2日出借的500万元款项，是否属于鸿翔公司的借款进行申诉。这也进一步说明许才兴认可嘉兴中院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意见。而对于兴达公司，兴达公司在收到许才兴发出的函之后，立即退还许才兴相关费用，并就鸿翔公司应付全部服务费用单独提起本案诉讼。这一行为即已经表明兴达公司亦认可鸿翔公司支付与许才兴的各项费用，不包括应当支付与兴达公司的服务费用的性质认定意见。而对于鸿翔公司，鸿翔公司在嘉兴中院做出一审判决之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的内容，也仅针对2012年5月2日许才兴出借的5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提出异议。鸿翔公司并未对一审判决关于自己给付费用不包括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的性质认定提出异议。再者，浙江高院做出二审判决，认定2012年5月2日许才兴出借的500万元款项，其借款人不是鸿翔公司，并据此对一审判决改判之后，鸿翔公司随即将二审判决认定其应当给付许才兴的相关款项交付一审法院。鸿翔公司的上述行为即可表明，鸿翔公司亦认可其支付与许才兴的各项费用当中，不包括应当支付与兴达公司的服务费用。因此，基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鸿翔公司未实际向兴达公司给付服务费用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服务费用，应当自《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起始日开始计算。2、关于鸿翔公司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所涉及的借款，应当仅针对《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许才兴应出借与鸿翔公司的4000万元借款本金，而不包括2012年5月2日许才兴出借与鸿翔公司的500万元借款本金。理由是：虽然《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并未约定鸿翔公司应当向兴达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用计算基数的数额，但是根据鸿翔公司应当在3个月借款期限内，按照1.5%/月标准，应当向兴达公司给付服务费用180万元的约定倒推可以得知，计算该180万元服务费用所对应的融资金额为4000万元，即许才兴与鸿翔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许才兴应当出借与鸿翔公司的借款本金。与此同时，《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仅约定当融资期限延长时，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为继续按照1.5%/月的标准计算。《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并未约定当鸿翔公司所需融资金额超过4000万元时，是否还应当按照《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所约定的方式，向兴达公司给付服务费用。再者，许才兴于2012年5月2日出借500万元与鸿翔公司之时，此时许才兴已是兴达公司的代理人，但许才兴也并未代表兴达公司向鸿翔公司提出，就此50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应当向兴达公司支付服务费用。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就许才兴单独出借与鸿翔公司的500万元借款本金，兴达公司并未与鸿翔公司公司之间达成服务费用给付的合意，因此就该500万元借款本金，不论其是否属于兴达公司为鸿翔公司所提供的融资，鸿翔公司均无向兴达公司给付服务费用的合同义务。3、鸿翔公司应当向兴达公司给付的服务费用，应当根据许才兴向鸿翔公司提供借款的事实，以及鸿翔公司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分段计算。理由是：《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虽然约定3个月融资期限内鸿翔公司应当向兴达公司给付180万元服务费用。但与此同时，兴达公司与鸿翔公司之间已经明确了服务费用的计算方式，以融资金额为基数，按照1.5%/月的标准计；当融资期限延长时，服务费用按照上述计算方式顺延。根据该约定，鸿翔公司应当向兴达公司支付的服务费用，则应当以鸿翔公司基于《借款合同》，向许才兴所借款项的本金给付、归还情况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规则，本院对鸿翔公司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计算如下：第一，《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和《借款合同》均约定融资期限或者借款期限为3个月，同时《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1年9月30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但是，许才兴交付鸿翔公司的借款本金，并未自约定借款起始日足额交付，而是分期交付。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应当以借款本金交付之日作为合同履行之日。当借款本金分期交付的，借款期限亦应当根据借款本金实际交付的日期，分别计算。因此，基于许才兴分期交付借款本金的行为，相应的每一笔借款本金所对应的3个月借款期限，均应当分别计算。兴达公司基于《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协议》的约定，应当向鸿翔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亦应当分别计算。关于鸿翔公司偿还许才兴借款本息的认定，应当依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与此同时，关于借款利息，《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2%，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以及合同签订当时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进行认定。基于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当时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利率2%，未超法定上限，依法不予调整。因此，鸿翔公司偿还许才兴的借款本息，即应当根据许才兴出借本金、借款期限，以及月利率2%的标准予以计算确认鸿翔公司每笔还款时，偿还本金以及支付利息的情况。第二，许才兴于2011年10月1日分两次累计交付借款本金1700万元，同日鸿翔公司的代理人闫凤武向许才兴的配偶胡惠娟给付420万元。此笔费用应当从许才兴出借本金当中予以扣除，即此时许才兴实际出借本金1280万元。此部分借款本金到期日为2011年12月31日。2011年10月9日许才兴交付鸿翔公司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月8日。2011年11月4日许才兴交付鸿翔公司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2月3日。在全部借款本金到期之前，佘小东于2012年1月17日代鸿翔公司偿还许才兴1000万元。因此，在2012年1月17日之前，鸿翔公司应当给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158.12万元[①1280×1.5%÷30×108=69.12；②300×1.5%÷30×100=15；③2000×1.5%÷30×74=74]。基于上述认定意见，许才兴实际出借鸿翔公司借款本金3580万元。鸿翔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偿还许才兴1000万元，此部分还款当中，支付利息为2108266.67元[①1280×2%÷30×108=92.16；②300×2%÷30×100=20；③2000×2%÷30×74=98.666667]。因此，鸿翔公司此时偿还许才兴借款本金7891733.33元。偿还之后，剩余未偿还借款本金27908266.67元。第三，2012年1月18日，鸿翔公司偿还许才兴2000万元，其中1700万元明确为本金，剩余300万元亦应当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利息。此时，鸿翔公司应当给付兴达公司1天服务费用，金额为13954.13元（27908266.67元×1.5%÷30×1）。与此同时，鸿翔公司应当给付许才兴1天的利息，金额为18605.51元（27908266.67元×2%÷30×1）。因此，2012年1月18日鸿翔公司偿还的2000万元款项当中，扣除应付利息之后，剩余19981394.49元均系偿还借款本金。偿还之后，剩余借款本金7926872.18元。第四，2012年1月19日，鸿翔公司归还许才兴84万元时，亦应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以及偿还许才兴的借款本息。因此，此时鸿翔公司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3963.43元（7926872.18元×1.5%÷30×1）。鸿翔公司给付许才兴的费用当中，偿还利息的金额为5284.58元（7926872.18元×2%÷30×1），偿还本金的数额为834715.42元；偿还之后剩余未偿还本金数额为7092156.76元。第五，2012年5月2日鸿翔公司偿还许才兴210万元时，因此时同日鸿翔公司向许才兴的500万元借款尚未到期，因此该210万元均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本息。此时，鸿翔公司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368792.15元（7092156.76元×1.5%÷30×104）。鸿翔公司给付与许才兴的款项中，支付利息的数额为491722.87元（7092156.76元×2%÷30×104），偿还本金的数额为1608277.13元。偿还之后剩余未偿还本金数额为5483879.63元。第六，鸿翔公司在2012年6月26日至2012年8月3日期间的还款总计513万元。因此时《借款合同》所涉借款以及借据所涉借款均已到期，且上述还款未明确指向为偿还哪一笔借款，而《借款合同》所涉借款有担保；借据所涉借款无担保。因此，上述还款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优先冲抵对债权人缺乏担保的债权，即500万元借款。而该500万元借款在出借时，并未约定利息，依法应视为借款期限无利息。与此同时，许才兴在收取借款人还款时，并未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因此鸿翔公司在偿还该500万元款项时，无需向许才兴支付利息。即，截至2012年8月3日，鸿翔公司足额偿清该500万元借款本金；剩余13万元款项，即属偿还《借款合同》所涉借款本息。由于此部分款项不足以清偿剩余未偿还借款本金的应付利息，即不存在抵扣本金的情况。因此，自2012年5月2日起，至鸿翔公司下一次偿还本金之日止，鸿翔公司应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均应当以此时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5483879.63元为基数计算。鸿翔公司下一次给付借款本金的时间为2016年8月3日，鸿翔公司根据浙江高院所做出的二审判决确定的金额，向嘉兴中院交付应当给付许才兴的借款本金59.2929万元。因此，在此期间，鸿翔公司应当给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4260974.47元（5483879.63元×1.5%÷30×1554）。第七，鸿翔公司于2016年8月3日给付59.2929万元借款本金后，尚欠许才兴借款本金4890950.63元。因此，鸿翔公司至兴达公司起诉要求给付服务费用的截止日2018年12月24日，应当向兴达公司给付服务费用2134899.95元（4890950.63元×1.5%÷30×873）。综合上述第二至第七，鸿翔公司应当给付兴达公司服务费用共计8363784.13元。兴达公司起诉要求鸿翔公司给付服务费用897.866万元，其诉讼请求存有不当之处，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投融资咨询、监管服务费用共计8363784.13元；二、驳回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4650元、财产保全诉讼费5000元，合计79650元，由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5346元，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自行负担4304元（此款原告重庆市兴达投资有限公司已缴纳，限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应负担部分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阳清人民陪审员  邬文碧人民陪审员  钟其凤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桂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