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1102民初4693号原告：吕跃法，男，194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欣，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郑惠丹，浙江泽大（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仙娇，女，195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原告：吕春娇，女，195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被告：吕耀根，男，194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健、吕惠，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跃法、吕仙娇、吕春娇与被告吕耀根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丽燕分别于同年7月30日、10月23日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冯丽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战飞、人民陪审员毛和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同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跃法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欣、郑惠丹;原告吕仙娇、吕春娇;被告吕耀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健、吕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在立案之初，根据原告吕跃法的起诉，吕耀根、吕仙娇、吕春娇被列为被告地位。根据第一次庭审查明的事实，吕仙娇、吕春娇并非原告吕跃法权利的侵害人，相反吕仙娇、吕春娇也认为自身权益受到吕耀根侵犯，二人在应诉时亦积极主张相应权利，明确了诉讼请求,并预交了诉讼费用。为此，本院将吕仙娇、吕春娇的诉讼地位调整为原告。原告吕跃法、吕仙娇、吕春娇诉称：原、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吕寿桂（1959年去世）与刘菊兰（2015年去世）系夫妻关系。1951年土改确权时，将案涉房产确权给吕寿桂户，当时确权的户内人口为四人，即吕寿桂、刘菊兰、吕耀根、吕跃法。吕寿桂于1959年去世，当时原、被告尚年幼，随母亲刘菊兰在案涉房屋生活。原告成年后，考虑到被告吕耀根的经济状况相对欠佳，遂将案涉房屋交由被告居住使用至今。因该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在相关部门走访了解房屋信息后，原告才得知早在1994年，被告吕耀根在未经原告和母亲刘菊兰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案涉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其将属于原告的份额归还原告，被告拒绝遂成纠纷。原告认为，根据《物权法》和《继承法》的规定，原告吕跃法于1951年作为户内人口确权，对案涉房屋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的房屋享有1/4份额。后父亲吕寿桂去世，其1/4产权由原、被告及刘菊兰继承，各继承1/20。母亲刘菊兰去世后，其原来的1/4及继承的1/20由原、被告各继承3/40，故原告吕跃法享有该房屋3/8的产权，原告吕仙娇、吕春娇各享有该房屋1/8的产权。被告吕耀根擅自将三原告享有相应份额的房产登记到自己名下，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三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吕跃法与被告吕耀根对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水阁村68号房屋（丽集用1994第30144号）中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的部分享有3/8的产权份额；2、确认原告吕仙娇和吕春娇对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水阁村68号房屋（丽集用1994第30144号）中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的部分各享有1/8的产权份额。被告吕耀根答辩称：1、诉争房屋不属于遗产，该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分家析产,并且在1986年原告吕跃法又将分家析产所得的房产卖于被告吕耀根，至此案涉房屋全部归吕耀根一人所有。2、关于原、被告家庭成员间上世纪80年代初分家析产的效力。从1986年的《立卖断屋契》及三个证人证言等现有证据看，可以确认无论是原有土改期间分得的房屋还是1963年由刘菊兰从案外人林荣贵处购买的房屋，原、被告家庭成员已经进行了分家析产。特别是1986年原告吕跃法和被告吕耀根的买卖契中提到“立卖断屋契人吕跃法自愿将祖上遗下民房一处坐落于浙江省丽水县水阁乡水阁行政村土名后门殿伍间楼屋一座，靠右边封址边一间伙厢在内。弄堂伍间坐分。东至张炳林园地堪足，南至水路，西至吕耀根屋，北至耀根园地……”如果在80年代初没有进行分家析产，那么1986年买卖契就不会写西边房屋的产权是吕耀根的。此外出庭的证人也证实了原、被告家庭成员间的确在80年代初进行了分家析产，且明确1951年土改部分的房屋归被告吕耀根所有。3、原告吕仙娇、吕春娇若是基于继承关系而主张相应权利，该继承权纠纷已超过诉讼时效。若是基于所有权主张相应权利，那么两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4、1994年被告吕耀根领取《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领证行为，而是对房屋重新确权的过程。在确权颁证的过程中，各利害关系人均未就案涉房屋的权属提出异议，说明各利害关系人认可案涉房屋属于被告吕耀根。5、三原告是因为讼争房产即将拆迁，受利益驱使而提起诉讼。原告见利忘义的行径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都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三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吕寿桂（1959年去世）与刘菊兰（2015年去世）系夫妻，二人共生育原告吕跃法、吕春娇和被告吕耀根三子女，并领养了原告吕仙娇。1951年土改确权时，吕寿桂户享有土名为“圆底塘”的房屋二间，证载户内成员4人，分别为吕寿桂、刘菊兰、吕跃法、吕耀根。1963年，刘菊兰又从案外人林荣贵处购得土名“圆底塘”的房屋一间。上述房屋现为一个整体,其中1951年家庭成员共有部分为东边套，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为西边套，现共同登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丽集用1994第30144号。1986年，原告吕跃法与被告吕耀根签订《立卖断屋契》一份，卖契载明：吕跃法自愿将祖上遗下民房一处坐落于丽水水阁行政村土名“后门殿”伍间楼屋中的“靠右边封址边一间伙厢在内”卖于胞兄吕耀根。经查，吕跃法出售的是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1994年，被告吕耀根将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及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一并登记在吕耀根户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号为丽集用1994第30144号。三原告认为，案涉房屋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未经分家析产，被告吕耀根擅自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诉讼。本院采信并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三原告和被告的身份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吕寿桂户）、土地房产所有证（林荣桂户）、林荣贵与刘菊兰的房屋买卖契、吕跃法与吕耀根的房屋买卖契及到庭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审理后，确认案件争议焦点为：1、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否经历了分家析产？2、原告吕跃法、吕仙娇、吕春娇对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权利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各当事人对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份额应如何确定？对于争议焦点1：三原告认为，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从始至终未经分家析产。该房原属吕寿桂、刘菊兰、吕跃法、吕耀根共同共有。后吕寿桂、刘菊兰去世，原告吕仙娇、吕春娇因继承获得部分产权。因此三原告对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均享有一定的份额。被告认为，无论是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还是1963年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均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分家析产。原告吕跃法分得了东边套即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被告吕耀根分得了西边套即1951年土改确权至吕寿桂户下的房屋。并且，刘菊兰、吕仙娇、吕春娇都参与了本次分家析产。此后，原告又将分得的东边套房屋卖于被告吕耀根。至此，三原告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对此，本院根据相应证据作如下判断：1986年原告吕跃法与被告吕耀根签订了《立卖断屋契》，其中载明“立卖断屋契人吕跃法自愿将祖上遗下民房一处坐落于浙江省丽水县水阁乡水阁行政村土名后门殿伍间楼屋一座，靠右边封址边一间伙厢在内。弄堂伍间坐分。东至张炳林园地堪足，南至水路，西至吕耀根屋，北至耀根园地……今托中立契出售给胞兄吕耀根为业……附注:日后枮出林荣贵出卖老契及兄弟分居分关土地证一律声明作废”。本院认为，上述内容隐含三个信息：1、吕跃法要将水阁行政村土名为后门殿伍间楼屋一座中的靠右边封址边一间伙厢在内的房屋卖给吕耀根；2、吕跃法的房屋东至张炳林园地，南至水路，西至吕耀根屋，北至耀根园地。3、日后从林荣贵处买房的老契及两兄弟之间的分拍契约一律作废。综上3条信息，本院推断吕跃法认可与其屋相邻的西边房屋是吕耀根的，由此印证吕跃法、吕耀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位于丽水市南明山街道水阁村68号（丽集用1994年第30144号）房屋作出了相应处置和分割，吕跃法分得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买的西边套，吕耀根分得1951年土改部分即东边套。虽然原告吕跃法一直否认该买卖契的真实性，但该买卖契有当事人吕跃法及其他七个见证人的签章，有代笔人林耀祖的签字，末了还有水阁乡水阁村民委员会签章确认。另，参与1986年《立卖断屋契》的见证人陈某、孙某亦出庭作证，二人亲历了吕跃法、吕耀根房屋买卖事件，故真实性不容否认。至于原告吕跃法与被告吕耀根在签订买卖契之前家庭成员是否进行过分家析产，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作如下判断：1986年，吕跃法、吕耀根买卖房屋时，在场的证人孙某、陈某均陈述吕春娇、吕仙娇二人并不在场，但刘菊兰当时在场。另，原告吕跃法在庭审中亦陈述：“其与被告吕耀根之间确曾签订过一份房屋买卖契，只不过原告是替自己的母亲刘菊兰将从林荣贵处购买的房屋卖与被告，当时母亲刘菊兰亦在场。但原告当时签订的房屋买卖契并不是本次诉讼被告提供的这份。”本院认为，既然原告吕跃法承认其与被告吕耀根曾经签订过房屋买卖契，但又否认被告吕耀根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的真实性，就应提供其所认为的“真实的房屋买卖契”。原告至今未提供，被告提供的房屋买卖契真实性不容否认。又根据原告吕跃法、被告吕耀根的陈述，二人在签订立卖断屋契时，母亲刘菊兰在场。刘菊兰在场却未在买卖契上签字，合理推断应为86年前家庭已经分家析产，母亲亦同意将1951年土改部分的房屋分给被告吕耀根，并将其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分给原告吕跃法。至此，刘菊兰再无房屋份额，故在1986年兄弟签署房屋买卖契时刘菊兰无需在原告吕跃法和被告吕耀根的买卖契上签字。至于原告吕春娇、吕仙娇是否知晓并同意分家析产，从现有情况看并无证据能够证明二人知晓并同意。因此，86年前的分家析产事件所能约束的当事人为原告吕跃法、被告吕耀根及刘菊兰，不能包括原告吕仙娇、吕春娇。对于争议焦点2：三原告认为，案涉房屋的纠纷属于确权和继承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吕耀根认为，案涉房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分家析产。即使原告吕春娇、吕仙娇认为权利受侵害，也早已超过20年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结合本案，案涉房屋1951年土改部分为吕寿桂户共同共有，户内成员分别为吕寿桂、刘菊兰、吕耀根、吕跃法。其中，吕寿桂于1959年去世，其相应份额应由刘菊兰和本案原、被告继承。而刘菊兰和本案原、被告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即视为接受继承。吕寿桂的遗产至今未分割，根据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此时，继承人要求继承遗产的请求实质上是确认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确认物权请求权的确认之诉。因此，不适用20年诉讼时效制度。对于争议焦点3：三原告认为，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至今未经分家析产，各当事人应当按照《物权法》和《继承法》的规定，享有相应的份额。其中，原告吕跃法、被告吕耀根对案涉房产中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各享有3/8的产权份额；原告吕仙娇、吕春娇对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各享有1/8的产权份额。被告吕耀根认为，丽水市南明山街道水阁村68号（丽集用1994年第30144号）房屋已经分家析产，三原告对此不享有任何权利。本院认为，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各当事人份额应作如下确定：1951年土改确权，吕寿桂、刘菊兰、吕耀根、吕跃法各原始取得1/4的产权份额。1959年吕寿桂去世，其享有的1/4份额应由刘菊兰、吕耀根、吕跃法、吕春娇、吕仙娇各继承1/20。因此，刘菊兰及各当事人对1951年土改部分的所有权份额分别变动为：刘菊兰、吕跃法、吕耀根各为6/20（1/4+1/20）；吕春娇、吕仙娇各为1/20。80年代初，原、被告部分家庭成员即原告吕跃法、吕耀根、刘菊兰对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及从林荣贵处购得的房屋进行重新分配。吕跃法分得刘菊兰从林荣贵处购买的房屋，吕耀根分得1951年土改部分的房屋。1986年，吕跃法又将分得的房屋卖于吕耀根。至此，吕跃法已将自身享有的份额全部处置给了吕耀根。但上述分拍侵害了共有人吕春娇、吕仙娇因继承吕寿桂的份额而形成共有的权利，该分拍行为对吕春娇、吕仙娇不发生效力。因此，吕耀根对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的份额变动为18/20（6/20+6/20+6/20）；吕春娇、吕仙娇的份额分别为1/20、1/20；吕跃法为0、刘菊兰为0。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因物权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权利。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吕耀根户下，但根据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吕寿桂、刘菊兰、吕跃法、吕耀根均享有1951年土改部分房屋的原始份额。此后各当事人因分家析产和买卖行为、继承事件等，原、被告的产权份额发生变动。最终，吕耀根对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获得了18/20份额，吕仙娇、吕春娇分别获得了1/20份额。因此，原告吕春娇、吕仙娇合理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吕跃法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177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房产中1951年土改确认至吕寿桂户的房屋，原告吕仙娇、吕春娇分别享有1/20的产权份额；被告吕耀根享有18/20的产权份额；二、驳回原告吕跃法、吕仙娇、吕春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73元，由原告吕跃法负担4400元，原告吕春娇、吕仙娇各负担2000元，由被告吕耀根负担337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丽燕审 判 员  刘战飞人民陪审员  毛和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代书 记员  叶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