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巷**中闽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敏玲，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财荣，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阳县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平阳县敖江镇新河南路**/div> 法定代表人：蒋昭亭，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初，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龙剑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平阳县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剑律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龙剑律所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利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及联系人李斌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字为由，认定合同未生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案涉合同并未约定需要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签字后方可生效，从龙剑律所与利德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下称合同）约定的字面上来看，只约定双方签字后生效。《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一法律条款规定了对以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成立时间做出了法律上的规定，根据此条法律规定，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具有等同效力。而本案双方均是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客观上本身无法实施签字行为，单位在签订合同时只能通过盖章的行为确认其意思表示，单位的盖章等同于自然人的签字。故合同约定双方签字后生效，指的是合同主体是自然人的则自然人签字生效，合同主体是法人的则盖章生效，案涉合同约定“本合同在双方签字后生效”的这一约定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相一致，案涉合同不存在附条件约定生效的情形。《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龙剑律所与利德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2、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及联系人李斌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合同不需要他们的签字。3、本案案涉合同的内容系在利德公司的联系人李斌经确认无误后盖了利德公司的公章，且收取了一份与案涉合同相同的合同，案涉合同足以认定系利德公司的真实意思的体现。根据日常生活规则和交易习惯，一个单位的行政公章对外代表一个公司的行为能力，所以案涉合同上利德公司的公章足以认定为公司的真实意思，且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采用“认章不认人”的原则来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4、从案涉合同最后落款的格式上看，也未留供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签字的地方，合同的格式上只有委托人和受托人，本案中的委托人系利德公司而非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系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和不同的法律性质。5、利德公司在龙剑律所指派的律师为江苏远兴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远兴公司）诉其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的代理既未提出任何的异议，也从未对案涉合同是否生效提出任何的异议。二、龙剑律所已经根据案涉合同内容的约定全部履行了义务。1、龙剑律所作为利德公司的代理人参加了远兴公司诉利德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全部过程的诉讼服务，后该案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远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龙剑律所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2、利德公司也按案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部分的义务且接受了龙剑律所为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双方于2015年11月16日签订案涉合同，利德公司根据案涉合同及当天收取的收据的约定于同年11月19日向龙剑律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交通费等计26万元。如果案涉合同没生效，利德公司怎么可能会在案涉合同签订后的第三天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支付交通费用？三、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明显不当。龙剑律所在一审时已经向法院提供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初字第017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已经完成了主张利德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利德公司虽对龙剑律所的主张提出反驳，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此规定，利德公司对龙剑律所的主张提出反驳，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完全的不依法律规定的分配，存在颠倒分配举证责任，最终以龙剑律所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为由，驳回龙剑律所的诉讼请求，存在明显的不当和错误，丧失了裁判中立原则，充当了利德公司的代理人。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中关于龙剑律所、利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法律服务范围包括为甲方申请执行代理系认定错误，对于合同第7条“其他费用的支付与结算”这一事实也没有在判决书中作出认定，对龙剑律所收到利德公司转账的26万元交通费等费用的时间表述错误（应为2015年11月19日，而不是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2015年11月16日）等。另外，合同约定的Ａ案律师费与本案没有关联。2、一审判决仅凭利德公司提供的二张发票而没有其他证据（包括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二审法律文书等）佐证的情况下，就认定利德公司委托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代理利德公司与远兴公司案件二审的律师代理费为120000元，丧失法院裁判中立原则，且利德公司支付他人二审多少律师费与本案不存在关联。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支持龙剑律所的上诉请求。补充上诉意见：一、利德公司称2015年11月16日其工作人员李斌在空白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上盖章后龙剑律所再填写内容这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常理，理由如下。1、利德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斌系成年人，其不可能将空白盖章的委托合同给龙剑律所。2、利德公司为与龙剑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特地从温州平阳赶到龙剑律所的办公室，其不可能因急着回温州而将盖上公章的空白委托合同给龙剑律所。这一说法不符合人之常理。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4、按照财务操作规定，财务人员凭委托合同方能开具收款收据，也就说在收据开具之前已经签好合同，既然利德公司已经收到三张收款收据，势必也收到委托合同，不存在李斌所称的情况。5、根据王某在2018年3月8日一审时所作的证言，其证明看到“双方当时互相在盖章”，而这是合同签订后才有的行为，绝不可能发生在合同未签订前。6、从利德公司提交二审的证据第31页图片显示，起码在2015年11月16日下午的15时39分，李斌和蒋昭亭尚在朱敏玲的办公室，结合利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李斌称其所乘的ＣＣ7666车辆的行车记录，该记录显示该车在11月16日11点24分到杭州，因此，这也证实了李斌所称合同没签完就走人与事实不相符。二、利德公司所称其支付的26万是律师费与事实不符且没证据证明。根据已有证据证明其支付的26万元系律师费用而不是律师费，两者性质完全不同。1、利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龙剑律所开具给其的三张收款收据上，明确写着是“交通费等费用”。2、利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11月19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委托书的电汇凭证，该电汇凭证显示，利德公司当时在汇款时，“附加信息及用途”栏里填的是“往来款”，如果说这26万是律师费，那么利德公司应当在汇款的用途里填写的是律师费，而不是“往来款”。3、利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4朱敏玲与李斌的短信记录显示，2015年11月18日，李斌给朱敏玲回短信称“费用已打是否收到”，朱敏玲回复“律师费用还没收到，请看一下有没有汇错”。从该短信的内容上看，李斌称支付的26万也是律师费用而不是律师费。综上所述，利德公司的抗辩事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常理。现有证据印证了龙剑律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委托合同是双方当时达成的意思表示且利德公司在签订合同后的第3天根据合同和收款收据支付律师费用26万。利德公司在龙剑律所指派律师为其完成法律事务后，企图逃避支付龙剑律所律师费，不惜在法庭上捏造事实，系属诚信缺失，请求法庭予以惩戒，支持龙剑律所的上诉请求。 利德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体现司法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利用司法机关通过诉讼谋取不法利益的无良律师的诉求作出司法否定。此案例对规范律师执业、提高律师职业道德，体现良好的裁判价值导向。本案的涉案合同不仅因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而未生效，而且结合一审庭审已质证和利德公司后续举证未质证的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对案涉合同系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利用利德公司加盖印章的空白合同，自行填写合同核心条款，故该合同为虚假合同的关键要件事实有完全证明力。论证如下：涉案合同第24条第6款Ｂ项明确载明“甲、乙双方先前签订的合同作废，以本合同条款为准”。涉案合同系龙剑律所提供的格式打印文本，与本案相关的核心条款均系朱敏玲手工填写，如果涉案合同为真实有效，则该手写的条款应视为双方关于本案的特别约定条款。龙剑律所庭审中明确确定涉案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1月16日，那么从该特别约定分析，应可以认为2015年11月16日涉案合同签订之前，双方还签订过其他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事实，该特别约定应视为双方对在先合同效力的排除。反之，按照法律逻辑和生活常理，如果双方存在在先合同的事实不成立，本涉案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亦不成立。利德公司结合一审提供的已质证证据和一审第二次庭审后未质证证据对双方是否存有在先合同的事实进行论述。首先，龙剑律所庭审自认双方于2015年11月15日签订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但在庭审时又表述该份合同已经遗失，其陈述显然与生活常理并不相符。第一，前后两份合同仅间隔一天，律师收费权利约定完全不同，相差百万，情理不符，龙剑律所未对此陈述作出合理解释。第二，龙剑律所系专业律师事务所，对案件委托合同的保存和档案管理，司法部、国家档案管理局制定的《律师业务档案立卷归档办法》、《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作出明确的管理要求，其“不慎”遗失的说辞，实际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份合同。其次，龙剑律所代理人潘财荣在2018年3月8日庭审时对核心事实陈述与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在2018年4月18日庭审时对核心事实的陈述存在严重冲突。龙剑律所代理人潘财荣在2018年3月8日庭审时当庭表述“另外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在2015年11月15日朱敏玲与被告员工李斌（单独一人）在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签订”。为此，利德公司及时向法庭提交了李斌在2015年11月15日的行踪记录，以证明该日李斌不可能在杭州与朱敏玲见面。有鉴于此，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在2018年4月18日庭审时，又突然当庭改口表述“另外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在2015年11月15日中饭吃完后，朱敏玲与证人王某及被告另一员工（具体哪位龙剑律所却表示不清楚）在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签订”。这一表述，直接变更了具体的时间和人物，龙剑律所两位代理人对要件事实的陈述明显矛盾，该矛盾已经无法用任何借口来规避，只能说明两位代理人全都在庭审时撒谎。除此以外，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的陈述，是典型的经谋划后得出的说辞。其将潘财荣的第一次陈述没有王某陪同（由于王某系介绍人，第一次不陪同显然不合情理）进行了篡改和合理化，使得第一次签订合同“更为合理”。而且其直接陈述一位根本不存在的利德公司员工，避免了利德公司再次查询“该人”具体行踪否认其说辞的真实性，规避了潘财荣陈述李斌签署合同导致利德公司举证证明李斌不可能到杭州签订合同的不利情况再次出现。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系专业的律师，在签订合同期间上，显然比他人小心的多，其却对于签订合同的对方代表姓甚名谁一概不知，显然与生活常理不符，一审要求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显然是合理的。最后，为了戳穿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反复造假和虚假陈述，利德公司庭后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回忆，发现王某于2015年11月15日行踪的证据（该证据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后，由于朱敏玲的再次改口，为证明其在该次庭审时的虚假陈述后收集，并在一审判决前交由一审法院，亦可见利德公司提交的二审证据材料），从这些证据中可知，王某是不可能如朱敏玲所说在2015年11月15日她吃完中饭后带着利德公司“某一位员工”前往龙剑律所的，因为他还在飞机上。1、从利德公司提交的机票证据可知，证人王某在朱敏玲所称的时间段尚在武汉飞往杭州的飞机上。2、从利德公司提交的公证书中，尤其是王某与其前妻王晓春的聊天记录中，可知证人王某在2015年11月15日中午12点多尚在武汉天河机场，而在当日14:59时明确表示刚刚到（杭州），并明确表示先送同行人员奚安娜去乘坐前往舟山的大巴，然后将要去临安给张华明送海鲜。3、王某与熊品万的聊天记录，证明王某在2015年11月14日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在武汉，而他真正带着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前往龙剑律所与朱敏玲见面谈无锡的案件是在2015年的11月16日下午。4、王某与临安张华明的聊天记录，证明证人王某在2015年11月15日从萧山机场下机后，先送同行人员奚安娜回杭州搭乘前往舟山的大巴车站，后前往临安给张华明送海鲜。在2015年11月15日下午17:31已到临安并将海鲜交至张华明一楼保安处。上述时间与前述人员的时间结合，证明证人王某不可能在2015年11月15日中饭吃完后前往龙剑律所与朱敏玲商谈并签署所谓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由上可知，朱敏玲在2018年4月18日庭审时突然当庭改口表述“另外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是在2015年11月15日中饭吃完后，朱敏玲与证人王某及被告另一员工（具体哪位原告不清楚）在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事实完全系其凭空捏造。由上可知，由于龙剑律所提供的2015年11月16日的合同第24条第6项明确记载了“甲乙双方先前签订的合同作废”，从这一逻辑出发，2015年11月16日的合同势必与龙剑律所强调的先前合同即2015年11月15日的合同存在依存关系——假如双方没有在2015年11月15日签订过龙剑律所所称的合同，那么2015年11月16日的合同也必然是龙剑律所虚构的。而事实上，通过利德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大量翔实的证据，可知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庭审时的陈述是完全虚假的，更清晰的证明了龙剑律所提供的2015年11月16日的合同是彻彻底底伪造而来。二、利德公司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应的证据，结合一般的生活常理，对案涉合同系龙剑律所伪造的事实再作如下论证：首先，龙剑律所在收案时存在严重的不规范。2015年11月16日下午，由王某陪同，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工作人员李斌前往龙剑律所处与朱敏玲见面。当时双方商定律师代理费为40万元，一审律师费为26万元，二审律师费为14万元。在此基础上，朱敏玲拿出若干份空白授权委托书和空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李斌在授权委托书和空白合同上加盖了利德公司公章。此后，朱敏玲将三张收据［分别是交通费等费用（包干使用）9万元、9万元和8万元］给了利德公司，并明说因为要避税，而且因为王某的友情面子，收取的律师费比较低，所以不开发票，要求利德公司将款项打入其私人账户。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在2015年11月16日没有收到律师费的情况下，却先行出具收到26万元的收据，并且恶意规避律师费走公账和发票的制度，严重违反了律师的执业规范，是极为反常和恶劣的行为。其次，龙剑律所代表人在代理期间存在严重的不规范行为。2015年11月19日，利德公司即按照双方约定，将26万元款项转至其个人账户，自此利德公司一审律师费已经支付完毕。朱敏玲在收到26万元律师费之后，在2015年11月19日为利德公司起草了利德公司与温州顾问单位解除之前委托的通知书并将该通知书电子版发给利德公司工作人员许云霞。2015年11月29日，朱敏玲律师打电话给李斌，要求利德公司寄送加盖公章的空白Ａ4纸，说以后要用，许云霞故在10张空白Ａ4纸上加盖了利德公司的公章，并通过顺丰快递邮寄至龙剑律所处。由此可知，朱敏玲经常要求当事人提供加盖公章的空白文件，同时结合其在一审法院案号为（2017）浙0102民初859号起诉另外一个当事人董华东的案件（该案件与本案极为相似），可知龙剑律所利用当事人留置的空白合同，篡改合同条款，谋取不法利益，其执业道德一直存在严重的问题。再次，龙剑律所代表人在代理结束之后亦“十分反常”地未及时主;地未及时主张所谓的律师费敏玲代理本案直至一审判决，均未向利德公司主张任何律师费。2016年10月25日，该案一审判决下达，龙剑律所亦未向利德公司主张所谓的律师费，利德公司对其代理的无锡中院一审案件的26万元律师费已经支付完毕，双方再无任何关联。2016年11月27日，利德公司工作人员王键在王某陪同下，前往龙剑律所处准备签署二审委托手续（假如双方当时商定二审律师费，则从正常逻辑出发理应现行商议一审律师费的事宜），由于朱敏玲律师违反双方之前口头约定，将原定的14万元律师费突然上涨至七十至八十万元，导致双方不欢而散，利德公司转而另行委托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代理该案二审，此后双方均无交集，在此基础上，龙剑律所却没有任何行动表示要求利德公司及时支付剩余的律师费，这显然是反常的。最后，龙剑律所代表人的诉前举动分明是为印证其自行篡改的合同条款进行的刻意行为。2017年7月（这个短信的发送时间与涉案合同第4条第2款朱敏玲手填的条款“完美”衔接），朱敏玲突然向李斌发短信要求利德公司支付所谓的律师费，为此李斌明确告知一审律师费已经付清，其要求再支付律师费是无理取闹。除此以外，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在2018年2月9日收到起诉状副本后给朱敏玲律师致电，其均拒绝接听。由上可知，双方仅有这一个诉讼案件的委托事务，在委托事务已经终止且已经不愉快的情况下，龙剑律所却没有留下任何一丝证明在2016年11月27日后及时向利德公司主张律师费的证据，而是直到2017年7月份过了大半年后才向利德公司主张，而且还拒绝接听蒋昭亭先生的电话，这种种违背正常生活逻辑的行为，只能得出利德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律师费的事实。也正是这个逻辑，龙剑律所才会在又拖了半年后，认定利德公司相关证据已经很难找到的情况下，直到2018年1月3日才提起一审诉讼。另外，双方在一审胜诉的情况下，签订二审代理合同时因代理费用发生分歧争议，造成龙剑律所未实际代理二审诉讼。从当事人的心理和诉讼常理分析，一审已胜诉，龙剑律所的朱敏玲又是最熟悉案情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更换二审代理律师。且事实上，一审的证人也出庭作证证明其和王某去过龙剑律所签订二审代理合同，因二审代理费发生争议而不欢而散。再结合该案件二审实际代理律师收取的律师费是12万元，与证人王某的陈述一致，也印证利德公司主张的双方谈好的律师费一审26万元、二审14万元的事实。三、龙剑律所的上诉主张显然不能成立。首先，龙剑律所声称“合同的内容系在李斌确认无误的情况下盖了公章，并且收取了一份相同的合同”显然是虚假事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利德公司与龙剑律所之前本不相识，也无任何关联。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和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系由共同的朋友王某介绍，而龙剑律所利用利德公司加盖的空白合同，自己捏造核心条款，以达到非法占有利德公司财产的目的。除此以外，龙剑律所所称的“认章不认人原则”，显然是想将本案的特殊情况一般化，事实上，本案不同于一般案件，不论是合同的主体还是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都不符合龙剑律所所谓的“认章不认人原则”。其次，即便从龙剑律所私自添加核心条款的合同文本出发，一审判决亦无问题。从合同本身的要求可以看出合同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利德公司一方法定代表人或者联系人签字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利德公司一方的意思表示。但是事实上，在当天蒋昭亭和李斌均在场的情况下二人均未签字，因此仅从合同文本的角度理解，该合同自然并未生效。除此以外，单位盖章与法定代表人或联系人签字并不能自然等同，尤其是在合同明确约定二者不同的情况下。最后，龙剑律所代理利德公司与远兴公司一案不假，但是其代理行为仅仅是一个对外行为，不能论证双方内部就该代理事务达成了何种约定。双方内部就代理事务达成了何种约定，自然需要双方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而恰恰是龙剑律所提供的合同文件可以看出双方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对于龙剑律所所称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双方当时商议的除一审事务外，还有二审及后续一系列与该案相关的诉讼事务（属于典型的系列案）可能需要龙剑律所代理，更何况利德公司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的代理费用（这一情况利德公司是一直强调的，即便龙剑律所在一审诉讼之前，利德公司的联系人李斌亦予以明确回复）。由此可知，龙剑律所提交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完全违背了2015年11月16日缔约时双方之间约定的条款，也是龙剑律所事后为达到利用司法机关而有预谋添加的，利德公司亦已经支付完毕一审的代理费用而非交通费。综上所述，双方约定的一审律师费为已经支付的26万元，利德公司已及时全额支付。而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利用利德公司信任而加盖的空白合同，虚构合同内容，并以此提起诉讼，利用司法机关妄图侵害利德公司钱财，这不仅仅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而已经符合诈骗、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涉嫌刑事犯罪。有鉴于此，恳请法庭查明事实，驳回龙剑律所的所有上诉请求，向龙剑律所主管机关杭州市司法局和杭州市律师协会致送司法建议对龙剑律所及其代表人进行处罚，对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龙剑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利德公司立即向龙剑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68万元、滞纳金268800元（自2017年4月18日暂计算至2017年12月19日，要求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财产保全担保费1440元及诉讼费用由利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剑律所持有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合同载明：龙剑律所为乙方、受托人，利德公司为甲方、委托人；甲方委托乙方处理甲方与远兴公司及远兴公司与甲方合同纠纷一案的第一审诉讼代理、诉前调查代理、申请执行代理及非诉讼调解；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朱敏玲律师为本事务的承办律师；乙方律师代理费的收费方式为A案按收到诉讼款的10%支付律师费，B案按一审法院驳回丙方诉讼请求额的1.4%支付乙方律师费，该律师费在一审法院下达判决书的6个月内支付完毕；收到诉讼款后2天内支付律师费，律师费有权在收到诉讼款中扣除；甲方于合同签订后2日内支付贰拾陆万元，乙方包干使用，如甲方单方解除本合同，该费用不予退回；乙方在一审阶段为丙方与甲方合同纠纷一案作代理，甲、乙双方先前签订的合同作废，以本合同条款为准；合同生效条件为本合同在双方签字后生效等事项。利德公司在龙剑律所持有的案涉合同落款委托人处加盖公章，但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及联系人李斌均未在委托人处签字。2015年11月16日，利德公司向龙剑律所转账26万元。后因双方对约定的律师费数额有争议，故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龙剑律所的经办律师朱敏玲自认龙剑律所持有的法律委托服务合同上手写部分内容均系其本人书写。另查明，龙剑律所律师朱敏玲作为利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其与远兴公司、林峰、宋天国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该案的一审诉讼标的额为120000000元。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5）锡商初字第0173号民事判决：驳回远兴公司的诉讼请求。远兴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利德公司委托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该案的二审，并为此支出二审律师诉讼代理费1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从合同的形式上看，龙剑律所与利德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中约定合同生效条件为双方签字后生效，该条款对合同的生效要件作出了特别约定。在案涉合同签订当天，利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昭亭及联系人李斌均在现场但均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字，龙剑律所经办律师朱敏玲作为专业的法律执业人员，对其提供案涉格式合同的签订应负有更为严格的审查义务。案涉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龙剑律所不能据此向利德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其次，龙剑律所对于案涉合同具体签订内容在庭审中的陈述多处存在相互矛盾，且部分陈述与生活常理并不相符，龙剑律所对此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龙剑律所的全部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5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负担。 二审期间，龙剑律所向本院提交《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用于证明：案涉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用金额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利德公司质证认为：这是行业指导文件，没有强制性效力。而且通知中也明确体现了律师费的标准要结合案件的难易标准、服务程度等综合因素来确定。本案所涉合同中26万元的律师费是合乎常理的，这一点从后续二审律师费为12万元也可以看出。本院认证为：律师代理费的具体金额应当遵从双方的约定，故龙剑律所提交的该份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利德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王某等人杭州至武汉来回机票、浙Ａ7××××车辆于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的ＥＴＣ行驶记录及该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用于证明：1、王某在2015年11月14日至2015年11月15日期间在武汉。2、浙Ａ7××××车辆为证人王某所有，其在2015年11月14日驾驶该车辆随同奚安娜共同至萧山机场乘机前往武汉，并在2015年11月15日自武汉回杭后驾驶该车辆返回杭州城区；2015年11月15日王某驾驶该车辆随同奚安娜直至下午14：38方才下彭埠高速口，随后将奚安娜送至杭州搭乘前往舟山的大巴车站（应该是黄龙体育中心，也不排除是吴山广场），应该是15：40左右的车次；3、王某在送奚安娜上车之后，即动身前住临安张华明处送海鲜，至临安收费口是下午17：15，王某在临安送完海鲜后，直至晚上19：28才下转塘收费口；4、上述行程共同证明王某不可能在2015年11月15日中饭吃完后前往龙剑律所与朱敏玲商谈并签署所谓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二、（2018）浙杭证民字第3622号公证书及附件录音，用于证明：1、与王某前妻王晓春的聊天记录，证明王某于2015年11月15日中午12点多尚在武汉天河机场，当日下午才到杭州；2、与熊品万的聊天记录，证明王某真正带着利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前往龙剑律所与朱敏玲见面谈无锡的案件是在2015年11月16日下午；3、与张华明的聊天记录，证明王某于2015年11月15日下午赶到临安并将海鲜交至张华明一楼保安处的事实。三、杭州萧山机场高速改建信息（打印件），用于证明：杭州萧山机场至主城区的机场高速自2014年4月封闭施工，直至2016年5月才开通，故杭州市在2015年期间不论是机场至主城区，还是主城区均是十分拥堵的。四、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与利德公司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复印件）及（2016）苏民终1467号民事判决书，共同用于证明：在龙剑律所与利德公司不欢而散后，利德公司转而委托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事宜，且二审律师费是12万元的事实。龙剑律所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另外，证据一中的四张行程单不真实，经本人致电出票单位“同程旅游”网4007777777国内订票电话，以该机票上的王某、奚安娜身份证号码和电子客票号码向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查询后得知，订票系统没有这两人的订票信息，仅查到了王某在2018年7月订过机票的信息；该四张行程单与其他两人的行程单底纹图案不一致，记载信息也不相同；况且，即使该四张行程单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王某和奚安娜已乘飞机的事实，行程单只作为旅客购买国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的付款及报销凭证，登机牌才是乘机凭证。浙ＡＴ××××年辆的ＥＴＣ行驶记录不能证明该车辆的全天行驶情况，也不能证明该路段是由王某亲自驾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况且，2015年11月15日王某的车辆从萧山机场到杭州市区××：38分，到临安是下午ｌ7：15分，除去杭州到临安的时间，王某到龙剑律所办公室的时间将近有2个小时，签订合同时间绰绰有余。证据二无法证明王某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客观上手机的时间也是可以设置的，所以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对交通状况的臆测，不能证明当日真实路况。证据四中法律服务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证为：对证据一、二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三、四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依职权向厦门航空核实旅客信息，厦门航空通过提取其系统数据，证实2015年11月14、15日期间，王某、奚安娜系实际乘坐了该公司的ＭＦ8383、ＭＦ8384航班。对此，龙剑律所质证认为：对该证据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王某没有时间签合同。利德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互相印证。 本案审理期间，龙剑律所向本院申请调取浙ＣＣ××××小型汽车2015年11月16日进、出杭州高速路口的时间，用于证明：李斌、蒋昭亭有足够时间在龙剑律所签订合同，故其所称将盖章后空白的合同文本交给龙剑律所系谎言。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事实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准许。 龙剑律所向本院申请调取一审法院2018年4月18日上午十四号法庭旁听席上王某参与旁听的监控。本院经调取并查看当时的庭审录像，证实王某系于2018年3月8日在一审法院组织的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出庭作证前未旁听庭审过程。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一）2015年11月14日，王某乘坐厦门航空ＭＦ8383号航班从杭州飞往武汉；2015年11月15日，王某乘坐厦门航空ＭＦ8384号航班从武汉飞往杭州，行程单载明的起飞时间为当日12时40分。（二）王某名下浙Ａ7××××车辆于2015年11月14日到达高速“机场”出口；于2015年11月15日14:38从高速“机场”入口到达“杭州”出口，17:15从高速“转塘”入口到达“临安”出口。（三）一审庭审中，龙剑律所代表人朱敏玲在被利德公司问及“2015.11.15在什么地方你与王某、李斌见面的？”时，回答“王某带着被告（利德公司）的另外一名员工，李斌没有来。在我的办公室签订的，下午几点不清楚了。我中饭吃了后去办公室的，他们过来了。” 本院认为：根据已确认的事实，案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中的手写部分内容系由龙剑律所的主任朱敏玲填写。现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朱敏玲手写部分合同内容是否系双方合意的结果。经审查，该合同书第24-条载明：“Ｂ：甲、乙双方先前签订的合同作废，以本合同条款为准。”对于该先前合同，龙剑律所称系王某代表利德公司于2015年11月15日前往龙剑律所所在的中闵大厦签订；但利德公司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王某相关机票信息及其名下浙Ａ7××××车辆的行车轨迹，意在证实王某当日根本不可能前往龙剑律所签订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王某于2015年11月14、15日在萧山机场乘坐飞机的事实，有理由相信其名下浙Ａ7××××车辆在该两日期间系由王某驾驶使用。而根据该车辆的ＥＴＣ记录，王某于2015年11月15日下午14时38分驶出高速“杭州”出口。鉴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其达到龙剑律所所在的中闵大厦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即王某等达到龙剑律所的时间至少应当在下午3时以后。而根据朱敏玲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王某等人系在吃过午饭后的合理时间内到达其办公室，故该陈述与王某实际可能的达到时间存在一定出入。其次，由王某驶出高速“临安”出口的时间可以推断其车辆驶入高速“转塘”入口的时间大约在16时35分左右，即如果王某当日在龙剑律所签订过合同，则其须在下午4时前后离开龙剑律所出发前往转塘。因此，王某有可能在龙剑律所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难以相信其会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与龙剑律所签订第一份代理合同。根据上述推断，龙剑律所所谓“先前合同”的签订时间存在重大疑点，而其又无法提供该合同文本以证实其所言非虚，故本院对其陈述的该项事实无法采信。另一方面，龙剑律所称双方签订第一份合同时参照了利德公司与其顾问单位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价格，且不论利德公司后续提供其与顾问单位浙江平宇（平阳）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载明，双方就利德公司与远兴公司案件约定的一、二审代理费为共计100万元，仅以龙剑律所认可的140万元而言，其称次日因利德公司未携带与顾问单位签订的合同原件而同意将律师费由140万元上升至合计194万元，缺乏可信度，龙剑律所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本院难以采信。基于上述事实，利德公司虽然在案涉《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中盖章，但因该合同中涉及代理费用的关键条款均由龙剑律所一方进行填写，且其填写的部分内容与已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相关律师代理费的定价过程亦有违背常理之处，故上述合同书的证明力被严重削弱。结合涉及龙剑律所的其他案件中，当事人也曾提出其在空白代理合同中盖章后，由龙剑律所自行添加相关内容的抗辩，案涉存有明显疑点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其中由龙剑律所一方手写部分内容不能推定为利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形下，龙剑律所无法就其在本案中向利德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龙剑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2元，由浙江龙剑律师事务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杨沁如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沈 冰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