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6民终69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冬莲，女，198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文，河北瑞实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宝，男，1965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灵丘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蔺逢春，男，198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灵丘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同市东盛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海河汽贸城西区12号。 法定代表人：牛敏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南路83号。 负责人：陆晓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文彪，保定市莲池区明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郭冬莲因与被上诉人马宝、蔺逢春、大同市东盛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汽贸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大同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7）冀0602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冬莲上诉请求：1.撤销（2017）冀0602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忽视客观证据而用主观臆断的方式进行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签署了《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就可以认定上诉人同意保险公司的定损，显然无视了该申请书没有填写理赔金额这一最关键的部分。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作为合同，未约定标的金额，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属于尚未成立的合同，对双方没有约束力。一审将该申请作为最关键的主观推断依据，并以推断形成了民事判决书，忽视了法律的明文规定。二、本案的协商过程如下：2016年3月1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上诉人就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公司（以下简称中保石家庄公司）就本车车损险进行协商，由于中保石家庄公司给出的价格太低，故于2016年4月28日委托了湖南标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车辆损失进行鉴定。2016年5月3日，该机构出具公估报告书，得出了车辆损失为1136729元，上诉人依该报告继续与中保石家庄公司进行协商，理赔金额也逐步提高。2016年5月13日，上诉人被叫至中保石家庄公司谈理赔事宜，该公司提出对方车保险公司中保大同公司的理赔份额可以一起支付，对此上诉人欣然同意，签署了《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但因具体金额没有确定，故该申请书上没有填写金额，当天保险公司要求原告签署了多份文件，说是理赔必须签的。上诉人对于该《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虽没有法律后果层面上的认识，但非常肯定的是具体金额不确定的，因为此时保险公司仍在与上诉人协商，因差距较大，协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16年5月24日，上诉人账户收到中保石家庄公司理赔款78万。上诉人认为该金额为中保石家庄公司按公估报告的70%应承担的损失795710.3元并经上诉人让步后确认的数额。之后，上诉人询问何时为中保大同公司垫付剩余30%部分时，被告知78万元即是全部理赔金额。至此上诉人向保险公司的正常理赔程序已经无法继续，但又不能放弃自己三十余万的巨额损失，只能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院程序对车辆损失进行公平公正的确认。三、一审法院的错误之处在于其认为即使理赔金额空白，也能推断原告认可理赔金额；中保大同公司提供的向石家庄公司转账的凭证，既没盖章又不显示款项用途，两个公司之间的金钱往来没有任何说明就声称与上诉人有关，其证据缺乏合法性、关联性。四、一审判决书人认定上诉人作为河北人，在河北生活，委托了湖南的公估公司不符合常理，所以该报告书就不具备证据效力。这种判断完全忽视了该机构的经营范围为全国范围。五、本案发回重审后，被上诉人中保大同公司应当承担在法院主持下提出鉴定以确认实际损失的责任，该公司放弃该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六、本案重点在于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认可78万元的理赔金额，上诉人也未在定损单上签字；代为求偿申请上诉人虽签字，但没有填写金额，该协议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忽略了本案的真正重点为双方对于车辆损失金额有争议，而以中保大同公司放弃重新鉴定的权利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 中保大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使用假牌照上道行驶，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为，我公司进行赔付，属于对上诉人的照顾。二、根据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的《郭冬莲案情况说明》及车辆损失确认书，证明车辆损失为78万元。我公司提供了向上诉人汇款的证明，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78万元赔款。我公司提交了有上诉人签名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机动车辆索赔转让书》以及我公司分三次向中保石家庄公司汇款235400元的凭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78万元的车辆损失是上诉人与中保石家庄公司协商确定的，该公司先行赔偿完毕，得到了代位追偿权后才向我公司追偿，我公司才按照责任比例进行了赔偿。我公司与中保石家庄公司均履行了赔偿义务，本案已经结案。假如上诉人不同意双方确定的车辆损失金额，就不应按收取该笔赔偿款，也不应当在《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和《机动车辆索赔转让书》上签名。虽然上述材料没有书写金额，但车辆损失确认书的数额是明确的，上诉人亲笔签名《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和《机动车辆索赔转让书》是上诉人收到该笔赔款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只是一个申请，没有书写数额是上诉人的错误，但其并不是一个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三、本次事故发生在保定市，上诉人投保的保险公司在石家庄市，上诉人得到理赔款后单方委托位于湖南的公估公司进行鉴定，明显不合常理，有作假之嫌。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大部分属于单方陈述，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唯一的评估报告，程序不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宝、蔺逢春、东盛汽贸公司均未答辩。 郭冬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赔偿款342418.7元；2.判令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承担交强险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所有的损失，超出部分，有其他被告承担；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4月10日车辆所有人蔺逢春将自有的晋85×××××（晋Ｂ×××××）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中保大同公司处投保了责任限额为122000元交强险，及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投有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被告东盛汽贸。保险期间为2015年4月20日起至2016年4月19日止。2.原告系冀Ａ×××××小型越野客车车辆所有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石家庄公司）投保了车损险；3.2016年3月1日02时00分许，刘卫新驾驶冀Ａ×××××小型越野客车（事故发生时悬挂冀Ｆ×××××）沿保定市北二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时，与马宝驾驶晋Ｂ×××××（ＢＣＹ18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路口停车时相撞，造成刘卫新死亡，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六大队处理，出具了保公交认字（2016）第0001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卫新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马宝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4.2016年4月28日原告自行委托湖南标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冀Ａ×××××小型越野客车车损进行鉴定，2016年5月12日该公估机构做出编号为ＢＤ-20160016公估报告，估损金额1136729元；5.2016年5月13日原告向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了《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其内容为保险公司，你公司项下承包车辆于2016年3月1日发生事故，立书人收到你公司赔款金额元。立书人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的向责任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你公司，并授权你公司以立书人名义或你公司名义向责任方在追偿；本人承诺，本人未得到上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全部赔偿，没有放弃向责任方索赔的任何权利，特立本权利转让书为凭。6.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了《郭冬莲案情况说明》，其内容“郭冬莲案情况说明2016年3月1日我公司承保的保单号ＰＤＡＡ201613010000030962车牌号冀Ａ×××××车由刘卫新驾驶行驶至保定西三环与中保大同分公司承保的晋Ｂ×××××晋Ｂ×××××发生追尾事故，刘新卫负事故主要责任，大同人保承保车驾驶员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我公司与被保险人郭冬莲协商确定冀Ａ×××××车损失为78万整，由我公司一次性全额赔偿郭冬莲78万整，我公司已于2016年5月24日将赔款78万支付郭冬莲账户，郭冬莲授权我公司司向次要责任方保险公司（中保大同分公司）追偿30％的赔款212160．6元，中保大同分公司于2016年6月1日将212160．6元追偿款支付我公司，故我公司与中保大同公司均履行了赔偿义务”。7.原告在中保石家庄公司签署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方为对方机动车）》，其内容是郭冬莲书写事故发生的经过，其索赔申请一项中“本人（单位）的保险车辆发生的上述事故已结案，相关的索赔材料已整理齐全，因贵任对方尚未（或未足额）向我支付赔款，因此特向你公司提出先行赔付的索赔申请。本人（单位）郑重承诺：本人尚未得到上述责任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赔偿；没有放弃向责任对方索庭的任何权利。你公司已将有关索赔的注意事项对我进行了告知。兹声明本人所填写上述事故经过和郑重承诺内容以及所提交的请所有索赠材料均真实可信，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8.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6月22日分别收到中保石家庄公司赔偿款78万元和2000元（交强险部分）。9.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确认书》，该确认书扣除残值总定损金额为78万元。10.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均不同意重新鉴定，因而在发回重审后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再对原告的车损进行鉴定。11.2016年6月1日中保大同分公司将212160．6元、21239.4元、2000元分别汇入中保石家庄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有行驶证、驾驶证、保险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公估报告，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提供的损失情况确认书、有原告郭冬莲签名的《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打款记录，汇款证明、中保石家庄公司情况说明，以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人保大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提供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方为对方机动车）》，内容写的非常清楚“本人（单位）的保险车辆发生的上述事故已结案，相关的索赔材料已整理齐全，因贵任对方尚未（或未足额）向我支付赔款，因此特向你公司提出先行赔付的索赔申请”，该申请书有原告亲笔签名，说明原告请求由自己投保车损险保险公司（中保石家庄公司）对己方的车损先行赔付，说明78万元包含责任对方（晋Ｂ×××××（ＢＣＹ18挂）重型半挂牵引车赔偿义务有人）尚未（或未足额）向原告支付赔款。《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可以证明原告要求自己投保车损险的中保石家庄公司赔付后，授权中保石家庄公司行使追偿权。虽然被告提供的原告签署《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的金额为空白，《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方为对方机动车）》和《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均有原告签名，可证实原告与中保石家庄公司协商的过程。且，《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2016年5月13日签字，5月24日中保石家庄公司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确认书》确认的车损78万元汇入原告的账户。如果协商不成功，该公司不可能将赔偿款支付给原告。该《确认书》显示为扣除残值后定损金额为78万元，而不是按照比例70%计算出来的78万元。另外，假设原告主张中保石家庄公司赔偿应承担的70%成立，按照原告自行估损金额1136729元的70%亦不是78万元，而是795710.3元。而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汇入中保石家庄公司为235400元（含2000元的交强险），该数额和78万元的30%基本吻合，与被告中保大同公司主张的一致。另外，原告住所地在石家庄市，事故发生地为保定市，原告2016年4月28日在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投保的中保石家庄公司拒赔或向承担次要责任的晋Ｂ×××××（ＢＣＹ18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辆所有人或承担保险责任的中保大同公司索赔情况下，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通知中保石家庄公司或被告中保大同公司的情况下，自行委托远在湖南的一家公估公司对车辆损失进行公估，不符合常理。中保石家庄公司的《中保石家庄公司情况说明》对赔偿的过程进行详尽的描述，原告又没有证据中保石家庄公司以协商为幌子，骗取原告签署《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方为对方机动车）》和《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原告否认协商成立的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向中保石家庄公司请求了车辆损失，填写了《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责任方为对方机动车）》，同意由该公司先行赔付，将自己签名的空白金额《机动车索赔权转让书》交给该公司，使得中保石家庄公司有理由相信原告请求先行赔偿和索赔权转让于该公司，该公司按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确认书》损失的数额，全额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原告再次请求赔偿，有悖诚信原则，因而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中保石家庄公司依据原告签名的申请书和转让书向被告中保大同公司索要了78万元的30%赔偿235400元（含2000元的交强险）。被告中保大同公司支付给了中保石家庄公司，应认定被告中保大同公司已经履行了晋Ｂ×××××（ＢＣＹ18挂）重型半挂牵引车承担次要责任的赔偿义务，该公司承担赔偿义务后，被告马宝、蔺逢春、大同市东盛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再承担赔偿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冬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36元，由原告郭冬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认可其在事故发生后，向其投保车损险的保险公司即中保石家庄公司进行了报险，并与该公司就理赔事宜进行了协商。2016年5月10日，中保石家庄公司经过定损，出具了《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定损失金额为78万元。该78万元的数额为保险公司定损数额，并非按照责任比例（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计算得出的金额。上诉人向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了亲笔签名的《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和《机动车辆索赔转让书》之后，中保石家庄公司将78万元理赔款支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亦认可收到了该款。2016年6月1日，被上诉人中保大同公司支付给中保石家庄公司235400元（含2000元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款项，该数额与被上诉人中保大同公司按照其承保车辆承担次要责任（30%责任比例），以78万元为全部理赔款基数计算得出的数额一致。结合上述协商及付款的过程，以及中保石家庄公司出具的《郭冬莲案情况说明》，可以确认被上诉人中保大同公司主张的真实性，即上诉人收取的78万元系中保石家庄公司与中保大同公司合计的车损理赔数额，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经全额收到理赔款并据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上述《代位求偿案件索赔申请书》和《机动车辆索赔转让书》在记载内容上虽不完整，但不影响其系上诉人在获得全部理赔款的前提下向中保石家庄公司转让对被上诉人中保大同公司追偿权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郭冬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36元，由上诉人郭冬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克伟 审判员  刘 娟 审判员  王明生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王晓林 书记员李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