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行初163号 原告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德福村北晓坡第一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周承宽，该队队长。 原告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德福村北晓坡第二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周善填，该队队长。 原告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德福村北晓坡第三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周承贵，该队队长。 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卢礼伟，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仙葫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1030075768897。 法定代表人李建华，该区区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李金洪，该区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阮子文，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斯琪，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宁市青秀区仙葫经济开发区五合社区那塔第一生产队。 诉讼代表人周海靖，该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周乐环，男，汉族，1950年10月8日出生，住南宁市青秀区。 原告南宁市青秀区长塘镇德福村北晓坡第一、第二、第三生产队（以下简称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原邕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土地行政确权一案，向原邕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邕宁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邕宁县法院于2001年11月30日作出（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以民事诉讼立案受理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秀区法院）申请再审，青秀区法院于2008年8月15日作出（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上述（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恢复本案第一审程序审理。2017年4月18日，青秀区法院将（2001）邕行初字第19号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7月28日向被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青秀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北晓坡一队的诉讼代表人周承宽、原告北晓坡二队的诉讼代表人周善填、原告北晓坡三队的诉讼代表人周承贵及前述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礼伟，被告青秀区政府的副区长李金洪、委托代理人阮子文、赖斯琪，第三人南宁市青秀区仙葫经济开发区五合社区那塔第一生产队（以下简称那塔一队）的委托代理人周乐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邕宁县政府于1989年4月27日作出邕政发（1989）58号《关于长塘乡五合村公所三联村那塔坡一队与德福村公所北晓新坡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为经县政府派员会同长塘乡政府调查核实，现作如下处理决定：一、“滕屋岭”（又叫“白填岭”）、“马草平”总面积为147亩的土地，解放前是五合那秀坡滕屋人的祖宗山。解放后，集体化时已划归五合那塔一队集体所有。一九六二年“三包四固定”前，那塔一队借给砧板农场劳教一中队使用。1970年砧板农场劳教一中队解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滕屋岭”（又叫“白填岭”）、“马草平”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归属那塔一队集体所有。二、撤销伶俐乡政府伶政（1986）06号文件对前述土地归属问题的处理决定。一九八一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北晓新坡个别农户擅自在白填岭、马草平一带开荒是不对的，已种的农作物限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前搬迁自理，已开荒尚未种植的马草平牧场要立即停止经营，逾期不迁出或违反本决定继续种植的，由那塔第一生产队作无主作物处理。三、白填岭、马草平的山界走向是由六蒙麓口东去六律坡老细路、绕过白填岭的山脊下到抽水站并沿水沟南至邕江冲口，再沿马草平的西面畲地和白填岭的西南山脚回到六蒙麓口相接止。在邕宁县××地形图五合图幅上用红实线标明，红实线内的土地属那塔坡第一生产队所有，红线以外的土地按原所属不变。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向原邕宁县政府申请复议。原邕宁县政府办公室于2001年4月13日作出邕政办函[2001]6号《关于长塘镇德福村北晓坡不服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答复》，认为原告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共同起诉称，一、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归第三人那塔一队事实不清。（一）认定争议土地在集体化时已划归那塔一队没有根据。争议土地在土改时已经划分给原告方所有，直至合作化以后一直由原告方管业，这些事实有原邕宁县政府核发给原告村民周广兰、周秀英、藤氏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方提交的1955年《三定土地详细榜》等客观证据为证。（二）认定争议土地在“四固定”时由那塔一队借给砧板农场劳教一队与事实不符。争议的“白填岭”、“马草平”土地自土改时由人民政府分配给原告方后，就一直由原告进行管理、经营和耕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包四固定”时期，争议地被落实固定给原告所有。1961年，当时的砧板农场一中队曾与原告所属的新村大队协商借用争议土地。1966年至1967年春，因第三人村民到争议的白填岭割茅草引起双方纠纷，后经双方大队干部及生产队长协商调解，以第三人将所割茅草退回给原告了事，并进一步明确从螺蚌岭、白填岭至下勤冲口止的山地权属归原告所有。二、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一）没有保障原告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被告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依法告知原告本案的受理情况，也没有通知原告就争议问题提出答辩意见和提交证据，更没有充分听取原告的陈述和意见，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纯属是在原告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非法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参与权、陈述和申辩的基本权利。（二）没有正确履行行政调查职权。被告在整个行政处理过程中，没有向涉案的七坡林场和有关知情人调查取证，甚至原砧板农场借用的土地经手人黄某主动向调处部门要求说明情况都得不到响应。（三）撤销伶俐乡人民政府（1989）06号文件的依据不足。伶俐乡人民政府于1986年5月10日就双方对现争议土地权属纠纷作出的伶政（1986）06号《德福村北晓坡与五合村那塔坡一组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该行政决定是在双方当事人充分参加和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的，其程序和内容均比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更接近实际和符合情理。被告在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撤销该决定依据不足。（四）没有履行法定的调解义务。三、适用法律错误。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这两个法律条文的含义分别为土地权利保护原则和土地行政确权级别管辖规定的救济途径，并不属于法律推理的实体性规范，因此，被诉行政行为实质没有适用具体处理条文，处理结论缺乏相应的大前提，应当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诉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求：一、依法撤销原邕宁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二、由被告重新对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白填岭”、“马草平”确权调处并作出处理决定；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证明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2、邕政办函（2001）6号复议答复，证明已复议；证据3、（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证明裁定由民事审理；证据4、（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证明已经民事一审判决；证据5、（2003）南市民一终字第217号民事判决，证明已经民事终审判决；证据6、（2005）桂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证明该案符合行政诉讼受理范围；证据7、（2006）青行初第17号行政裁定，证明属于重复起诉裁定驳回；证据8、（2007）南市行终字第88号行政裁定，证明北晓坡一、二、三队撤回上诉；证据9、（2008）青行申字第2号行政裁定，证明青秀区法院裁定再审（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证据10、（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证明裁定撤销（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书恢复一审行政程序审理；证据11、（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证明该判决以再审程序作出实体判决程序违法；证据12、（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证明青秀区法院对本案依法作出启动行政一审程序的裁定；证据13、（2013）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证明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证据14、（2014）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证明青秀区法院再次以再审程序对该案作出实体判决程序违法；证据15、（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证明启动该案行政诉讼一审的依据；证据16、1952年12月24日《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土改时讼争地已分给原告村民所有；证据17、1955年查田定产清册（周广廷、周广荫），证明土改时争议地已分到农户，高级社时已入社；证据18、周善瑶笔记本，证明“三包四固定”时分山记录为原告所有；证据19、莫榜联证词，证明争议地在“四固定”时已落实给原告；证据20、莫梓爱证词，证明争议地一直为原告管理使用；证据21、周善教、李桂香社员工分簿，证明原告对争议地的经营事实；证据22、1986年5月16日伶政（1986）6号处理决定，证明争议地已确权给原告所有；证据23、1986年12月10日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经营的事实；证据24、（2004）邕民一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和2004年5月12日邕宁县土地管理服务站出具的勘测报告及附图，证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部分争议地18.3114亩归原告所有；证据25、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关于砧板农场与伶俐公社五合大队那塔生产队地界、地权协议书共6页（原件在邕宁××五合华侨林场留存），证明该地界、地权协议书第1-3页证明砧板农场向那塔一队所借土地不包含争议地，第4-6页证明砧板农场借的土地含有新村大队北晓坡地权，在争议地内；证据26、黄某的亲笔证言证词，证明1986年8月20日黄某写给那塔生产队的书面证言证词有误；证据27、邕宁县法院调查笔录，证明“白填岭”解放前后至今都属于原告北晓坡经营管理。 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在庭上补充提交以下三份证据：证据1、法院调查黄某笔录，证明砧板农场一中队向原告所属新村大队划拨土地用于建房；证据2、政府调查周承焕、周承英、周善瑶笔录，证明争议地历史以来属于原告所有和经营管理使用，60年代是原告借给砧板农场，对原告有利的该调查笔录，被告没有举证；证据3、照片，证明原告在争议地有墓碑群，说明原告在争议地有使用和管理的事实。 被告青秀区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起诉系撤诉后重新起诉，依法应当不予受理。（一）针对原告要求撤销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的诉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青秀区法院（2014）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维持青秀区法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青秀区法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认定原告因不服上述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已由原邕宁县法院作出裁决，原告仍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属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对（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不服，于2016年4月14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再次要求撤销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此后，原告于2017年5月8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6）桂01行初156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三）原告撤诉后又再次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无论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还是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看，原告本次起诉都应当依法不予受理。二、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程序合法。（一）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滕屋岭”（又叫“白填岭”）、“马草平”总面积147亩的土地，解放前是五合那秀坡滕屋人的祖宗山。解放后，集体化时已划归五合那塔一队集体所有。一九六二年“三包四固定”前，那塔一队借给砧板农场劳教一中队使用的事实清楚，且有证据予以证明。此后没有证据表明争议地权属发生过变更。（二）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程序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十三条的规定，原邕宁县政府具有调处本案土地权属纠纷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原邕宁县政府作出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前，会同长塘乡政府联合工作组对该纠纷地及相关当事人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组织了争议双方当事人现场踏界。原邕宁县政府系根据双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陈述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且已在该处理决定中告知各方起诉权利及起诉期限。故原邕宁县政府调处本案土地纠纷程序合法。三、原告关于“争议土地土改时即已划分给原告所有，一直由原告进行管理、经营和耕种”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原告的证据缺乏证明力。（一）原告提供的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并不能作为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1、1980年5月23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规定:“关于证据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对解放后党政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双方商定的协议，应当维护。”2、1981年7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规定:“集体的山权，一般以‘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参考合作化或土改时确定的权属。”3、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规定:“二、根据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依法发给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简称土地证）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只有在没有其他合法凭证（如四固定清册）且土地证的规定符合土地改革法和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方可作为确定权属的参考依据。”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其村民周广兰、周秀英、藤氏持有的1952年土改时期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如前述规定，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仅是证明土地改革时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含林地）证明。且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所列的土地情况并不同于争议土地的情况，该证据并不能作为现在确定集体所有林地的依据。（二）原告提供的1989年5月30日出具的莫榜联的证言、1990年7月1日莫梓爱出具的证言、1992年9月17日黄某出具的证言，均系在1989年4月27日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之后，且莫榜联的证言以及黄某的出具的单方证词与之前原邕宁县政府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不一致，证人也均与原告存在有利关系，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青秀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7年5月8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1行初156号行政裁定；证据2、2015年11月30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证据3、2006年10月25日青秀区人民法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证据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三十六条；以上证据1-4证明原告系重新起诉，浪费司法资源，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证据5、1986年8月20日原砧板农场人黄某出具的《关于原砧板农场江北片土地问题》；证据6、1989年4月4日班文信、李荣枢对周某1所作的《调查材料》；证据7、1989年4月4日班文信、李荣枢对周某2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据8、1989年4月6日班文信、李荣枢对滕屋村民滕运钱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据9、1989年4月6日，那秀村委滕屋三队滕运钱、滕运宽、滕宏信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据10、1989年4月6日班文信、李荣枢对莫榜联（历任高级社五合乡主任、牛湾大队支书、五合大队支书）所作的《调查笔录》；证据11、1989年4月6日班文信、李荣枢对杨贵华进行调查并制作的《调查笔录》；证据12、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证据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修订）》第十三条；以上证据5-13均证明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程序合法；证据14、1980年5月23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证据15、1981年7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证据16、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以上证据14-16均证明原告关于“争议土地土改时即已划给其所有，一直由原告进行管理、经营和耕种”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证据缺乏证明力。 第三人那塔一队陈述称，一、历史证据：在“滕屋岭”内（即“白填岭”三分之一的西南面）有古碑一块刻字记载：该墓地是与五合村那秀坡滕屋人第十代老祖名“滕则平”所买，面积一丈一尺，时间是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故有“滕屋岭”之称，这是历史的证据。二、“滕屋岭”的变更过程为：（一）人民公社化时期，因为五合人民公社划分四个大队时决定：为了利于管理，山岭跟着耕作区走。“滕屋岭”西南脚下，被第三人的水田围绕着，所以“滕屋岭”与“马草平”就由那秀大队滕屋生产队调拨给那塔一队管理使用。（二）六十年代初，原砧板劳改农场过江北新建一中队，建房基地是原告北晓坡三个生产队所管辖属实，但建房基地与争议地两地相距一千米，北晓坡三个生产队根本没有拨岭地给砧板劳改农场种过。三、经营过程：（一）六十年代，“滕屋岭”与“马草平”和“长麓口”所经营的是砧板劳改农场江北第一中队，接着分别是广西区少管所和中国林科院。（二）1970年起，上述争议的岭地，自中国林科院调走后，归国华侨回来后就懒于耕种，开始丢荒。岭地是第三人借给砧板劳改农场的，他们不经营后应该归还第三人。1984年12月18日，分配耕牛、留牧牛场、山林等，当时周海靖任生产队队长，会议记录由其亲笔，按十九个人为一组，共有十个组，山地除了留牧牛场外，其它分配到十个组。（三）1985年起五合联合办砖厂在那塔坡××管辖区内土名“那广东”建厂，主要水源就来自争议地“滕屋岭”与“马草平”连接处“箩筐井”旁建抽水站，砖厂开业一年多，原告北晓坡三个生产队以伶政发（1986）06号处理决定迫使五合联办砖厂与其签协议合同书。（四）“滕屋岭”又名“白填岭”，与“马草平”147亩地权是那塔一队所有，并于1989年1月6日经五合村公所三联村民委员会公示。（五）原告北晓坡三个生产队所有证据属实，但都是“白填岭”东北面（“白填岭”的三分之二）所生产出来的，与争议地没有牵连。为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维持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那塔一队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古碑照片，证明争议地历史以来属那塔坡一队所有；证据2、土地承包使用证；证据3、留作牧场会议记录；以上证据2-3证明那塔坡一队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4、五合村公所三联村委证明；证据5、1962年那塔管区图；以上证据4-5证明那塔坡一队对争议地的权属；证据6、自留地登记本（1980年周乐环任队长时的记录），证明争议地在1984年已分给第三人村民耕种。 经庭审质证，被告青秀区政府对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所证明的内容是原告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对证据16-17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只能证明土改时发给村民的依据，但是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对证据1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笔记是周善瑶单方的记录，该笔记本无记录的时间以及无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19-20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就是属于原告所有，只能证明当时发生过争议，不能证明政府部门已经对争议地作出确权；对证据21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该工分薄是周善教和李桂香的，对其合法性也不予认可，该劳动手册中具体信息没有记录，也没有相关公社或相关负责人的盖章；对证据22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处理决定已被撤销，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内容未涉及到本案争议地，即使涉及到，也没有得到那塔一队的签字确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4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191号民事判决书及勘测报告，已被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对证据2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争议地仅是“白填岭”的三分之一，原告签订的协议仅是其耕作的争议地的其他三分之二，与本案的争议地无关；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已经黄某所在农场的签字盖章确定，依法应当予以采纳；对证据27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调查是原邕宁县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中的调查，现该判决已被撤销。 对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庭上提交的三份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4已经说明了60年代争议地是由本案第三人租借给林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争议地仅仅是“白填岭”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土地是耕作区，不能证明原告是在争议土地上拍摄还是在其耕作区内拍摄的。 第三人那塔一队对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提交的所有证据认为与本案争议地无关；对原告庭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他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对被告青秀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是依据职权对黄某进行调查，是第三人单方面让证人黄某自行书写后提交给原邕宁县政府的，2002年11月28日在原邕宁县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法院对黄某的调查与被告提交的该份证据相互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两个证人都是第三人的村民，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具有倾向性，周某1认为争议地历来属于第三人经营，但是没有具体的经营时间；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调查笔录中周某2陈述的“滕屋岭”是解放后划给第三人没有依据，没有划拨给第三人的具体事实和划拨的具体时间；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没有相关的身份证明，签名与笔录的记录属于同一字体；对证据9认为没有明确划分田地的范围，不能证明该田地属于现在的争议地,并且该用地协议书是否存在，政府尚未调查；同时该证据与黄某、周某1的调查笔录存在矛盾，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10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人仅是听说，该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11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邕宁县政府有调处涉案土地的法定职权没有异议，对其适用法律作出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有异议；对证据13-1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均属于规范性文件，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没有适用任何法律依据，并且在该处理决定中被告没有适用135号文件，但将其列为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是不当的。 第三人那塔一队对被告青秀区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对第三人那塔一队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照片是解放前形成的，不能作为主张争议土地权属的依据；对证据2认为土地承包使用证记载的是水田，但本案的争议地并不包括水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是第三人自己的单方记录，不能确认是时任队长周乐环1980年或是1984年记录的，该笔记本记载的所分配的土地不能证明在争议地范围内，对分地的事实不能确认；从其内容来看，没有书写人签字，也没有相关户主的确认，记载的时间有涂改的痕迹；对证据4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管理争议地的事实和依据，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管区图没有来源出处，是2004年的征地图，该征地范围包括原告的土地，不能证明第三人的权属主张；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第三人单方记录，不能确认是第三人时任队长周乐环在1980年或者1984年记录的，且该证据登记分配的土地不能证明就是争议地，对分地的事实不能确认。 被告青秀区政府对第三人那塔一队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向青秀区法院调取原邕宁县法院作出的（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案件以及原邕宁县法院作出的（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被告青秀区政府、第三人那塔一队对本院调取的上述两案的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被告青秀区政府、第三人那塔一队提交的证据以及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 对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提交的证据1-15及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对证据16-18、21、24-2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庭上提交的三份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青秀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4、12-1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11因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人那塔一队提交的所有证据，因没有其他相应证据相互佐证，故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向青秀区法院调取的（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案件以及（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涉案土地名称为“滕屋岭”（又称“白填岭”）和“马草坪”，总面积为147亩，其四至范围与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的附图一致。涉案土地原为荒地，1961年，当时的砧板农场劳教一中队曾在争议地建房并成立广西区少年教养所（现南宁茅桥少管所）至1964年。1984年，因五合联办砖厂准备在争议地办厂时，原告与第三人因土地权属问题发生争议。经原伶俐乡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后，于1986年5月16日作出伶政(1986)0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确权给原告北晓坡集体所有，第三人那塔一队不服，要求原邕宁县政府重新调处。原邕宁县政府于1989年4月27日作出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撤销伶俐乡政府上述处理决定，将争议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归第三人那塔一队所有。原告北晓坡一、二、三队在法定期限内向原邕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因国营五合华侨林场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原邕宁县法院以争议地权属不清为由，将案件移送原邕宁县政府重新复议。1995年9月5日，国营五合华侨林场向原邕宁县政府、原邕宁县法院声明退出争议地权属争议。2001年4月13日，原邕宁县政府向北晓坡作出邕政办函[2001]6号《答复》，答复称：“你们不服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的复议申请已收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至今县政府不作出撤销或变更决定，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你们提出复议的申请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决定不予受理。你们不服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问题，可向原邕宁县法院提出恢复对该案的审查受理或诉讼程序的要求，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北晓坡一、二、三队于2001年5月27日向原邕宁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理决定，原邕宁县法院于2001年11月30日作出(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在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而被诉处理决定是在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前作出的，行政诉讼法对该行为没有溯及力，应适用当时的行为法，该行为仍属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畴，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2002年1月31日，北晓坡一、二、三队向原邕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邕宁县法院于2002年12月20日作出(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判决争议地归北晓坡一、二、三队集体所有。那塔一队不服，提出上诉。 本院于2003年5月22日作出(2003)南市民一终字第2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塔一队仍不服，向自治区高院申请再审。自治区高院经提审后作出（2005）桂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认为：那塔一队与北晓坡一、二、三队的土地权属纠纷，经原邕宁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原邕宁县法院于1989年依据当时的规定按民事案件受理后，并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作出了移送原邕宁县政府重新复议的决定并通知了当事人，北晓坡一、二、三队也已向原邕宁县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因此，该案已经审结。本案由原邕宁县法院受理的时间为2001年1月31日，上述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受理于1989年，法院受理本案实际是1989年尚未审结的诉讼案件与事实不符；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后，人民法院对土地纠纷案件不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而是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虽然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前作出，但原邕宁县法院按民事案件受理后，又移送原邕宁县政府重新处理，北晓坡一、二、三队亦向原邕宁县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该县政府在未作出复议结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颁布施行，原邕宁县政府在该法律实施后的2001年4月13日才对行政复议作出答复，告知北晓坡一、二、三队不作出撤销或变更原决定的决定。北晓坡一、二、三队据此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法院应予以立案受理。同时北晓坡一、二、三队起诉那塔一队，请求撤销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自治区高院据此作出裁定：一、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南市民一终字第217号民事判决及原邕宁县法院(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2006年1月9日，北晓坡一、二、三队以青秀区政府为被告向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并责令青秀区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06年10月25日，青秀区法院作出（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认为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被诉处理决定，已由原邕宁县法院作出裁决，现北晓坡一、二、三队又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向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重复起诉，遂裁定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后申请撤诉，本院于2007年9月24日作出(2007)南市行终字第8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撤回上诉。2007年10月11日，北晓坡一，二、三队就原邕宁县法院（2001）邕行初字第19号及(2006)青行初字第17号案向青秀区法院申请再审。青秀区法院针对（2001）邕行初字第19号案的再审申请立了(2007)青行申字第2号案，针对(2006)青行初字第17号案的再审申请立了(2007)青行申字第3号案。后北晓坡一、二、三队又撤回了对(2006)青行初字第17号案的再审申请。2008年4月1日，青秀区法院作出(2008)青行申字第2号行政裁定，裁定认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符合再审立案件，裁定(2001)邕行初字第19号案由青秀区法院另行组成合庭进行再审。 2008年4月16日，青秀区法院对(2001)邕行初字第19号生效裁定进行立案再审，并于同年8月15日作出（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以“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5)桂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的认定，申请再审人不服原邕宁县政府于1989年4月27日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提起的原行政诉讼，法院应予立案受理，故原邕宁县法院于2001年11月30日作出(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申请再审人的起诉不当”为由，裁定：一、撤销原邕宁县法院作出的(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二、恢复该案第一审程序审理。2011年1月2日，青秀区法院作出（2011）青行监字第1号裁定，认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存在错误，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并裁定中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裁定书的执行，再审该案。2011年12月28日，青秀区法院对(2006)青行初字第17号生效裁定进行立案再审，并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青秀区法院作出的(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裁定；二、维持原邕宁县政府于1989年4月27日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2013)南市行再终字笫l号行政裁定，认为(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再审判决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撤销(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2012)青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发回青秀区法院重审。青秀区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4)青行再字第l号行政判决，判决认为：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向原邕宁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原邕宁县法院以(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驳回起诉，由于原邕宁县法院只就案件的程序方面作了审理，而未进入实体程序，故在(2005)桂民再审第72号民事裁定认定北晓坡一、二、三队所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情形下，北晓坡一、二、三队又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向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属重复起诉。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最后判决撤销(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诉讼请求。北晓坡一、二、三队不服（2014）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以2006年1月9日，北晓坡一、二、三队就涉案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向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因2001年5月27日该三个生产队曾就同一处理决定向原邕宁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邕宁县法院已于2001年11月20日作出（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驳回其起诉。（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在2006年1月9日前尚未经任何程序撤销，当时仍是生效的裁定。故青秀区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于2006年10月25日作出（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并无不当。（2014）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以原邕宁县法院只就该案的程序方面作了审理，而未进入实体审理，在（2005）桂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认定北晓坡一、二、三队所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情形下，该三个生产队又就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向青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为由，撤销（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并无法律依据。以及北晓坡一、二、三队已于2007年10月11日向青秀区法院申请再审原邕宁县法院作出的（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青秀区法院针对（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的再审申请已立了（2007）青行申字第2号案。2008年4月1日，青秀区法院作出（2008）青行再申字第2号行政裁定，认为申请再审人的申请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裁定（2001）邕行初字第19号案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008年4月16日，青秀区法院对（2001）邕行初字第19号生效裁定进行立案再审，并于同年8月15日作出（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原邕宁县法院（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恢复本案第一审程序审理。各方当事人并未对（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提起上诉且该裁定亦未经任何程序撤销，故该再审裁定至今仍是生效裁定，青秀区法院针对同一事实在已有生效再审裁定的情况下，又以（2014）青行再字第1号案启动本案再审，属于重复起诉，程序违法为由，裁定：一、撤销青秀区法院（2014）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判决；二、维持青秀区法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行政裁定。 2016年4月14日，北晓坡一、二、三队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本院于同日立案，案号为（2016）桂01行初156号，在审理该案当中发现对于涉案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原邕宁县法院已于2001年11月30日作出（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后青秀区法院于2008年8月15日作出（200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恢复行政第一审程序。但自2008年至今，青秀区法院未对上述（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进行实体审理，北晓坡一、二、三队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出起诉，属重复起诉，经本院释明，北晓坡一、二、三队撤回（2016）桂01行初156号案的起诉。2017年4月18日，青秀区法院以“根据生效的（2018）青行再字第1号行政裁定以及（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并依2005年3月原邕宁县行政区域调整后涉案争议地位于青秀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给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本案应由本院启动恢复行政诉讼第一审程序，但自2015年5月1日起，新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实施，而根据该法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程序管辖为由”，将（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所立的案号为（2017）桂01行初163号，即本案。 另查明，2005年3月南宁市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原邕宁县政府，争议地划入青秀区政府辖区。 本院认为，根据争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二、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原邕宁县政府具有对本案土地权属纠纷依法作出权属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由于南宁市行政区划调整，原邕宁县政府被撤销，涉案争议地划入青秀区政府管辖范围，原邕宁县政府在本案中的权利和义务由青秀区政府继续行使，故青秀区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西区高院（2005)桂民再字第72号民事裁定以及青秀区法院(2006)青行初字第17号裁定、本院（2015）南市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的裁判结果，原邕宁县法院(2002)邕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本院(2003)南市民一终字第217号民事判决以及原邕宁县法院(2001)邕行初字第19号行政裁定因诉讼程序审理方式错误已被依法撤销并驳回北晓坡一、二、三队的起诉，本案恢复第一审行政诉讼程序审理，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 二、关于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调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处理。根据我国有关土地政策规定，集体山权林权的确定，应以“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准，行政机关应全面调查核实涉案土地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权属状况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邕宁县政府作出的被诉邕政发(1989)58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土地在集体化时已划归第三人那塔一队集体所有以及1962年“四固定”前由第三人那塔一队借给砧板农场劳教一中队使用，并以此为由将争议地全部确权归第三人那塔一队所有，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认定的事实以及所采信的证据内容之间相互矛盾的情形。一方面，被诉处理决定所依赖的证据均为言词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等的规定，证人证言应当以自己直接知晓事实为限，应当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但从原邕宁县政府提供的各证人证言来看，被诉处理决定所依赖的证人证言在内容上缺乏稳定性，有的为传来证据且不能排除与第三人的利害关系，其中，黄某出具的《关于原砧板农场江北片土地问题》与原邕宁县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说法不一致；莫榜联的陈述与其出具给原告的《证明》内容相矛盾；杨贵华的陈述对于争议地的相关情况仅是听说，真实情况不清楚，证人周某1的调查笔录、证人周某2的调查笔录由第三人村民提供。原邕宁县政府在未查明上述证人在三个历史时期的任职情况以及是否直接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权属划定工作，且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以此为由认定涉案土地已划归第三人所有应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一方面，在原告所举的证据中，原告证据16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据24（2004）邕民一初字第191号民事判决和邕宁土地管理服务站出具的勘测报告及附图、《1955年查田定产清册》（原告村民周广荫、周广延在争议地分得的畲地）、周善瑶的工作笔记、证据21周善教、李桂香工分簿、证据25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关于砧板农场与伶俐公社五合大队那塔生产队地界、地权协议书共6页等客观反映原告在历史时期确与涉案土地有直接关系，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争议土地自土改以来的权属更替和管理历史，在证明力上可否定被告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作为定案主要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采性。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继受涉案行政职责的青秀区政府应按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涉案土地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邕宁县人民政府于1989年4月27日作出的邕政发（1989）58号《关于长塘乡五合村公所三联村那塔坡一队与德福村公所北晓新坡土地纠纷的处理决定》； 二、由被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彭晓霞 审判员  傅朝霞 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黎泉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