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5民终1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军，男，1965年10月5日出生，住址：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彪，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慧斐，浙江顾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辉，女，198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金海，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民，男，196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乐庚，浙江昌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剑，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明，男，196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吉县。 上诉人高军为与被上诉人梁辉、刘民、朱剑、朱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7）浙0523民初4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军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7）浙0523民初488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高军一审全部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梁辉、朱剑、刘民、朱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高军依据落款时间为2015年元月30日的借条向梁辉、朱剑、刘民、朱明主张债权，并提出该借条系双方就2016年元月30日以前的借款结算而形成的借条。但一审判决却认定该借条系借贷双方就新的借款事实达成合意，且该新的借款事实并未发生，该认定事实有误。1.从借条出具的方式看，该借条为结算形成，更符合民间借贷交易的习惯。高军、梁辉、朱剑、刘民、朱明确认：2015年期间，梁辉曾多次向高军借款，均出具了借条；2016年1月30日，梁辉向高军出具借款金额为40万元的借条，借款日期为2016年1月30日。借条实际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高军陈述因受格式化借条书写空间及内容所限，借条主文无法清楚填写借款的发生期间，但在借条落款时间提早一年，该行为本身说明本借条的经济内容是上溯至2015年元月30日以后。而且，本借条本身有收条的功能，表示相应金额双方己作实际交付。因此，根据借条形成的过程，结合借条本身载明的内容，足以认定该借条是对前期借款的结算。2、高军与梁辉之间因借款形成的债权、债务有银行往来凭证为佐证。根据高军与梁辉双方提供的银行往来账目看，2015年1月7日至2016年1月30日间，高军汇入梁辉的资金流为99万元，同期梁辉汇入高军的资金为57万元，扣除其他零星现金往来，形成40万元的未清偿借款有相应客观事实依据，借条所表示金额与双方往来形成的差额完全吻合。3、高军一审改变陈述系事出有因，其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一审中高军与梁辉均提供了2015年1月份以后的往来账，包括梁辉提供的录音。据此可以看出，争议借条中的经济往来内容及双方的其他业相关务往来，均是高军妻子姚建琴与梁辉及其丈夫杨云峰之间发生，高军未参与其中。2016年元月30日，双方结账前，姚建琴与梁辉、杨云峰己就双方的往来情况结算完毕，当天高军代表建琴出面，梁辉代表其夫妻出面，办理续借手续，并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因为高军对双方经济往来情况知道不多，且自身经营农家乐饭店、汽车租赁及竹粉收购业务，与客户间经济往来频繁。高军起诉时对具体结帐时间及部分往来有所遗忘，故在诉状中未全面反映双方经济往来情况。但经法庭调查，特别是梁辉、朱剑、刘民、朱明提供了相应的往来原始凭证后，高军仔细回忆才确认相关事实。尽管高军明知改变事实陈述会对己方不利，但还是如实陈述事实，且对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2015年1月起发生借款）前后陈述一致。4、该借条认定为双方新发生借款，与常理不符。梁辉、朱剑、刘民、朱明在出具借条时，任由高军对借条进行填写修改，在事后认为借款未交付的情形下，又未就该借款与高军有过交涉，直至高军起诉后被动应诉抗辩，实属令人费解。且在梁辉出具借条后，双方尚有经济往来，按常理应该首先收回作废借条。但事实上，梁辉、朱剑、刘民、朱明并未提出要求，即使在高军起诉后，前二次开庭梁辉、朱剑、刘民、朱明也都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综上，高军认为本案借条足以认可是对前期借款形成的结算。二、朱剑、刘民、朱明应承担担保责任。1、朱剑、刘民、朱明明知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是2016年元月30日，但均同意将落款时间填写为2015年元月30日，该行为表示朱剑、刘民、朱明同意为前期借款承担担保责任。2、退一步而言，如果朱剑、刘民、朱明明知落款时间未填写，而交高军自行填写，则意味着朱剑、刘民、朱明同意对40万元借款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而不论该债务是以前发生或以后发生。从借条出具后各担保人表现的情况看，朱剑、刘民、朱明既未关心梁辉是否收到过40万元的借款，也未向高军交涉履行放款义务，或要求收回借条。因此，朱剑、刘民、朱明并不关心40万元债务是前期借款还是新发生的借款。在此情况下，表明各担保人同意为梁辉40万元债务出具独立的保函，对40万元借款债务形成时间则不影响保函效力。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高军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梁辉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高军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是高军根据案件多次审理的情况而作出的推断；3、梁辉认可与高军之间存在多笔的民间借贷，包括双方有合作行为（共同经营码头），但涉案的40万借款是双方最后一次达成的借款合意，只是因为杨云峰出现经济问题及码头经营出现困难，高军没有实际出借借款，因此本案是因双方达成借款合意但并未实际履行，不是高军陈述的对之前债权债务的结算，在梁辉和担保人签字时，借条上的落款时间是空白的；4、涉案的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刘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高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1、借条的落款时间和实际形成时间一致是民间借贷的书写情形和普遍现状。高军陈述将落款时间提前一年的写法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属于普遍情形以外的特殊情形。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在其他各方均未认可的前提下，高军有义务举证证明；2、高军提交的结算清单中结算数额无法达到40万元，梁辉提交的结算清单是28.5万元。迄今为止，借贷双方均未达成所欠债务结算数额为40万元的一致意见。高军主张当初结算的金额是40万元，该结果是如何计算得出存在疑问。另外，如果是结算那借条上落款时间为何要提前一年。而且借条中没有必要写明汇款至何处，一审中高军也不需要提交汇款证明；3、高军起诉书中的事实是如何得出的。一审开庭时在其提供了证据和对证据进行了解读之后，高军才突然想到了事实，并进行了变更，后来在之后的庭审中，在法官的追问下想到了案件的事实，高军在上诉主张事实是否客观真实存在疑问。高军变更的3次事实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方向。4、关于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但双方有无沟通的问题。梁辉称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且借条已撕毁。故其怀疑已撕毁的是彩色影印件。如本案是在原借款出现不良（债务人履行能力差）的情况下才要求担保人担保，本笔借款能否归还要看担保人。而在借款人未归还的情况下，为何不主动与担保人联系，也违背了当初要求提供担保人的初衷。5、如仅从各担保人在一张空白的单据上签字的行为，高军认为是覆盖以前或以后所有债务的保函。但事实上高军也并未这样认为。一审时高军第一次陈述担保人是对即将发生的债务进行担保，第二次变更为对已经发生的债务进行担保，第三次又变更成对结算债务进行担保。高军的3次陈述都没有充分理由足以推翻上一次的陈述。各担保人也未授权这张借条就是担保函，高军利用了空白的格式借条，是不诚信的行为。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现有的证据可发现，同1张借条高军作为持有人及书写人，对借条的含义有3种不同的解释，应选择对其不利的解读作为其真实的意思。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剑、朱明未作答辩。 高军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梁辉立即归还高军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44000元（按月利率2%计算，暂从2017年1月30日起计算至2017年7月14日止，今后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7年7月15日起计算至款清为止）；2.梁辉承担高军实现债权费用8000元；3.朱剑、刘民、朱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诉讼费由梁辉、朱剑、刘民、朱明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期间，梁辉曾多次向高军借款，均出具了借条。2016年1月30日，梁辉向高军出具格式借条一份，其在借款人一栏签字并填写了身份证号及手机号，朱剑、刘民、朱明分别在担保人一栏签字，亦填写了身份证号及手机号。借条约定“今向高军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定于2017年1月29日前归还，出借人将款项汇入安吉农商银行，户名：梁伟，账号：62×××03。借款日期2015年元月30日”，上述内容由高军填写，另借条上打印部分内容为“如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出借人随时可向借款人要求提前归还借款本息；如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出借人将按照实际超期天数计算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并按照每天千分之五计算违约金，及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担保人自愿作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担保范围为本借款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费），担保期限自本借款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两年。本借款如发生纠纷，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借条出具后，高军未交付借款。现高军认为该借条是对梁辉在2015年向其所借全部款项的结算，梁辉至今未归还，朱剑、刘民、朱明亦未履行保证义务，故诉至该院，并为此花费律师代理费8000元。梁辉、朱剑、刘民、朱明则认为该借条并不是对先前借款的结算，而是发生新的借贷关系的凭证，因高军未交付借款，故双方的借贷关系不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借条是否是对2015年的所有借款结算后形成。高军认为该借条是对梁辉在2015年向其所借全部款项的结算，梁辉、朱剑、刘民、朱明认为该借条并不是对先前借款的结算，而是发生新的借贷关系凭证，因高军未交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未生效。对一审本院认为，高军以涉案借条系结算后重新出具为由，要求梁辉、朱剑、刘民、朱明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借条的内容看，约定了借款人接收款项的账号，符合新的借贷关系发生的通常表象，如对先前借款结算后重新出具借条，则无需对接收款项特别约定；其次，高军在起诉时称梁辉于2015年1月30日向其借款，故出具了该借条，其主观上也并未认为该借条是对先前借款的结算；再者，至梁辉对借条形成时间提出异议后，高军转而又否定了自己起先主张的事实，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军对借条形成先后有三次截然不同的表述，显然违背了真实陈述的法定诉讼义务，故对其陈述也难以采信。故在涉案借条不能认定为对先前借款结算后重新出具的情况下，高军以该借条提起诉讼要求梁辉、朱剑、刘民、朱明偿还借款，不予支持，其与梁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仍应另行解决。本案中，应当指出的是，梁辉、朱剑、刘民、朱明在向高军出具借条时，任由高军对借条进行填写修改，在事后认为借款未交付的情形下，又未就该借款与高军有过交涉，直至高军提起诉讼而被动应诉抗辩，实属令人费解。综上，高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其提出的全部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高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40元（已减半），由高军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高军、被上诉人梁辉、刘民、朱剑、朱明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条是否系对已发生的借款结算后形成。高军上诉称案涉借条系借贷双方结算后形成，相关担保人均同意对前期借款提供担保，故将借条落款时间倒签至一年前。梁辉、刘民、朱剑、朱明则称，案涉借条并非结算而成而是新的借款合议，但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条载明“今向高军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定于2017年1月29日前归还，出借人将款项汇入安吉农商银行，户名：梁伟，账号：62×××03。……担保人自愿为本借款作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借条为填写式格式借条，借条中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时间、汇款户名、账号、落款时间等项目均为手写。二审中，双方均确认该格式借条是由高军提供，上述借条主文和落款时间的手写内容系高军填写。根据上述借条内容不能显示该借条是对梁辉之前所欠债务的结算，也不能显示担保人有明确的对梁辉之前所欠高军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明确意思表示。高军主张借条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能够证明担保人愿意对梁辉前期所欠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意见，依据不足。其次，关于高军提供的银行往来凭证能否证明借条所载40万元借款是梁辉前期所欠借款。高军提交银行往来明细主张梁辉在2016年1月30日双方结算时所欠借款已达408880元，因此借条所载金额即是根据该结算金额扣除零数后计算得出。梁辉否认存在该结算过程，对高军提出该408880元借款的计算过程中对于双方合作产生的吨位费扣除方法及吨位费扣除金额存在异议，且提出梁辉还存在其他还款尚未扣除，因此2016年1月30日梁辉所欠金额并非高军主张的408880元。鉴于高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该结算过程，且双方对于结欠的借款金额亦存在争议，上述银行往来金额与案涉借条所载借款金额并非完全对应，仅根据其提供的银行往来明细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条所载借款金额系结算产生。再次，高军在原审中对案涉借条形成原因存在多次陈述，前后矛盾。高军在起诉时称案涉借条系梁辉等人于2015年1月30日出具，之后高军交付了3笔共40万元的借款。在之后的两次庭审中，高军又先后变更事实陈述为：2016年元月30日，梁辉等人出具借条明确由担保人对梁辉2015年借款中的40万元提供担保；以及2016年1月30日梁辉等人出具的借条中的借款金额是双方就2015年发生的全部借款结算形成。原告对于其主张的借款事实发生具有举证责任和如实陈述的法定义务。高军在原审中陈述的借款事实多次改变，其陈述的借款事实前后矛盾，亦未提供合理解释；对于其主张的案涉借条系前期借款结算形成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综上，上诉人高军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高军的上诉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0元，由上诉人高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 敏 审判员 周 晓 审判员 江啸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