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5445号 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一环路南三段64号。 法定代表人：何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兴珍，女，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燕，女，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互惠商业公司）与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连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晏锐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安宁、夏琪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互惠商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兴珍、被告红旗连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海燕、陈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互惠商业公司诉称，2015年，原告与被告就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价款用于支付原告所欠银行贷款、供应商货款、门店房租、员工工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费用等。2016年1月27日，原、被告又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由于门店交割原因，被告给予一定让步，凡是同意按现欠供应商货款明细表中所列金额的7.5折结清原告所欠货款且签署承诺书的供应商，被告同意接受原告委托并代为支付该供应商货款，支付的货款用于扣减股权转让价款。成都仁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在上述协议披露的债务名单内，但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成都仁达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也未将该部分款项作为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原告。成都仁达商贸有限公司起诉原告后，原告已向其支付货款423780.38元。故原告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金额423780.3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66886.67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自2015年6月3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月5日，实际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红旗连锁公司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债务不应当由被告承担。 经审理查明，红旗连锁公司（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互惠商业公司、成都市互惠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互惠实业公司）、四川省互惠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互惠物流公司）、作为丙方的潘世伟就各方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合作签订《保密协议》。在该《保密协议》第五条中，乙方、丙方承诺了截止该协议生效之日乙方所涉及的债务及资产的情况，同时约定甲方同意以总计人民币4亿元对价承担乙方债务的形式收购乙方直营门店经营权、转租门店经营权、门店自有的设施设备以及乙方成都市新都大丰配送中心房地产所有权、土地、地上附着物、配送中心自有设施设备。 2015年，红旗连锁公司（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互惠商业公司、互惠实业公司、崇州市互惠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州互惠公司）、作为丙方的潘世伟就甲方收购乙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即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中约定：乙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乙方拟将本协议附件一所列388家门店的经营权及设施设备、附件二所列配送中心资产、农庄资产（上述三项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产”）以增资方式投入到目标公司，并将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甲方，在此基础上，甲方同意受让目标公司100%的股权。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约定：如目标资产全部按照本协议约定交割到目标公司，目标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3.49亿元。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约定：双方同意，转让价款支付到以甲方名义开立的共同监管账户，转让价款专项用于支付乙方欠银行贷款、乙方欠供应商货款、乙方欠门店租金、乙方欠员工工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费用、乙方其它欠款。 2016年1月27日，作为甲方的互惠商业公司、互惠实业公司、崇州互惠公司与作为乙方的红旗连锁公司签订《协议》。双方在《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由于门店交割原因，乙方给予一定让步，凡是同意按现欠供应商货款明细表中所列金额的7.5折结清甲方所欠货款（现欠各供应商货款明细表详见附件一）且签署承诺书（详见附件二）的供应商，乙方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并代为支付该供应商货款（各供应商金额详见附件一），支付的货款用于扣减股权转让价款。同时，将折扣金额用于减少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委托的货款总金额上限不超过1.21亿元（金额详见附件一）。增值税票金额1.21亿元由供应商向甲方出具，甲方自行派人审核。作为该《协议》附件一的明细表载明，甲方欠供应商货款共计120913214.88元，其中拖欠供应商成都仁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达商贸公司）货款423780.38元。 2016年4月11日，红旗连锁公司向互惠商业公司和互惠实业公司发出《关于尽快确定人员进行对账的函告》，载明：为方便双方及时、有效地进行对账，了结双方收购对账工作，我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以邮件方式向贵公司发送了《关于红旗与互惠对账人员安排明细》文件，具体详细地说明了我公司的对账人员安排，并希望贵公司尽快确定贵公司的具体对账人员，及时地与我公司财务对接，但截至今日，贵公司仍未给予我公司任何回复。现我公司再次来函告知，我公司的对账人员安排如下……所有的收购价款支付由我公司李青负责对账并签字确认。 2017年6月16日，红旗连锁公司指定的对账人员李青在一份《清单》中以“核对人”的身份署名。该份《清单》载明了红旗连锁公司履行的18项支付内容，其中第11项载明的支付金额为120913214.88元，支付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备注为“按2016年1月27日双方约定的协议”。 另查明，一、2015年1月9日，本院立案受理仁达商贸公司诉互惠商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仁达商贸公司与互惠商业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达成了调解协议，本院于当日以（2015）高新民初字第60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双方之间的调解协议，该调解书第五项载明互惠商业公司应于2015年4月30日前向仁达商贸公司支付54902.01元。2015年5月5日，仁达商贸公司就上述调解书第四项内容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高新执字第888号。在执行过程中，仁达商贸公司与互惠商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仁达商贸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向本院提交《解封申请并结案申请》，该申请载明（2015）高新执字第888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申请结案并申请将该案所有强制执行措施予以解除。 二、2015年6月2日，仁达商贸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公司385400（现金）”，同时备注为“自2015年6月2日，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仁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往来财务全部结清”；该《收条》同时载明货款金额为“428283.5×0.9＝385400”“现金已收”。仁达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焕新在该《收条》上署名。 互惠商业公司在法庭审理中称，其与仁达商贸公司在执行中达成了和解，和解确定的支付金额为428283.5元，互惠商业公司先行支付了其中的9成金额即3854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与答辩、保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关于尽快确定人员进行对账的函告、清单、（2015）高新民初字第607号《民事调解书》以及收条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追偿权纠纷主要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二是合伙债务追偿权纠纷。本案中互惠商业公司要求红旗连锁公司向其退还货款并支付利息，其实质是要求红旗连锁公司按照双方的有关约定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并不符合追偿权纠纷的法律特征，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 本院认为，上述保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协议等均系各协议主体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所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各协议的内容清楚、条款明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现本院就本案简要评述如下： 首先是收购款项的用途问题。在《保密协议》中包括互惠商业公司在内的乙方和丙方向作为甲方的红旗连锁公司承诺了截至签订该协议时乙方所涉及的包括拖欠供应商货款在内的债务及资产的情况，红旗连锁公司同意以总计人民币4亿元对价承担乙方债务形式收购乙方资产，该对价中包括了支付拖欠的供货商货款。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各方进一步约定，将目标公司即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作价3.49亿元由红旗连锁公司收购，该收购款用于支付包括拖欠的供应商货款在内的有关债务。即在《保密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各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作为收购方的红旗连锁公司所支付的收购价款用途中包括了支付转让方所拖欠的供应商货款。在2016年1月27日的《协议》中，各方进一步明确，由红旗连锁公司代为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用于抵扣股权转让款，并确认供应商货款共计120913214.88元，即红旗连锁公司代为支付的货款总金额上限不超过1.21亿元。作为该《协议》附件一的明细表载明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为423780.38元，即各方约定收购款项用于支付包括拖欠的供应商货款等债务。 其次是供应商货款的支付主体问题。根据前述《保密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来看，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向包括互惠商业公司在内的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但由于转让方拖欠了供应商的货款，各方因此约定将转让款的一部分用于清偿供应商的货款且由红旗连锁公司直接向供应商支付，但支付的货款总计不应当超过1.21元，其中包括转让方拖欠的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423780.38元。红旗连锁公司在2016年4月11日向互惠商业公司等主体出具的《关于尽快确定人员进行对账的函告》明确了其指定的对账人员为李青且载明“所有的收购价款支付由我公司李青负责对账并签字确认”。2017年6月16日，李青以“核对人”的身份就《清单》中载明的支付金额进行了确认并签名。该份《清单》载明了红旗连锁公司应履行的18项支付义务，其中第11项载明的支付金额为120913214.88元，该笔金额的备注为“按2016年1月27日双方约定的协议”，即各方于2016年1月27日签订的《协议》中所确认的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总计金额。亦就是说，红旗连锁公司所指派的对账人员对《协议》附件中所载明的互惠商业公司等主体所拖欠的应由红旗连锁公司代为支付的供应商货款进行了确认；即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将《协议》附件中所列明的拖欠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423780.38元支付给仁达商贸公司。 再次是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的支付责任问题。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虽然互惠商业公司向仁达商贸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于《协议》签订之前，但在《保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供应商货款应当包括出让方拖欠的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根据上文分析，由于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包含于《协议》约定的120913214.88元内且红旗连锁公司予以了确认，则应当由红旗连锁公司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仁达商贸公司。根据各方的约定来看，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向包括互惠商业公司在内的出让方支付转让款、互惠商业公司等主体应当向供应商支付拖欠的货款，各方通过协议安排，约定由红旗连锁公司代为转让方直接将转让款支付给供应商以抵扣收购款，亦即是说，红旗连锁公司向供应商每支付一笔货款，则将对应的同等金额的转让款予以扣除，直至支付完毕120913214.88元。由于互惠商业公司已经将拖欠的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予以了支付，在法庭审理中红旗连锁公司并未提供其向仁达商贸公司支付货款的有关凭据，因此，对于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来讲，并无与该笔货款等额的收购款予以抵扣。由于互惠商业公司向仁达商贸公司支付的货款为428283.5元，与《协议》附件中载明的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一致，但原告在书面诉状中主张的金额为423780.38元，系其对自身民事权益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即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将由互惠商业公司已经支付给仁达商贸公司的货款所对应的收购款423780.38元支付给互惠商业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利息问题。根据上文分析，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将仁达商贸公司从互惠商业公司处收取的423780.38元款项支付给互惠商业公司，红旗连锁公司未在适当期间内及时支付的行为导致了互惠商业公司对于该部分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对互惠商业公司要求按照6%的年利率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支付的时间问题。红旗连锁公司指派的工作人员李青于2017年6月16日在《清单》上对红旗连锁公司应当支付的价款金额予以签字确认，则自该日起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向互惠商业公司等主体履行支付义务。本院综合考虑《清单》载明的支付项目较多、金额巨大，酌情给予2个月的履行期限，即红旗连锁公司应当在2017年8月16日前将本案讼争的款项支付给互惠商业公司；根据法庭审理的情况，至本案审理终结之时，红旗连锁公司并未履行相应的支付义务。因此，红旗连锁公司应当自2017年8月16日起向互惠商业公司按照6%年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互惠商业公司提出的自2015年6月3日起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423780.3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的支付方式为：以423780.38元为本金，自2017年8月16日起至本金偿清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的标准计付）； 二、驳回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660元，由被告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晏 锐 人民陪审员 安 宁 人民陪审员 夏 琪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瑞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