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430民初634号 原告：张月兰，女，汉族，沁县人，农民，现住沁县。 原告：史宏伟，男，汉族，农民，白家山村。 原告：史宏睿，女，汉族，长治市人，现住太原市。 原告：史宏业，女，汉族，沁县人，农民， 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曹红兵，山西沁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以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霞，山西沁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龚太伟，男，汉族，沁县人，农民，现住沁县。 委托代理人：曹飞云，沁县定昌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张月兰、史宏伟、史宏睿、史宏业诉被告龚太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宏伟及其与张月兰、史宏睿、史宏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曹红兵、吴霞，被告龚太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曹飞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342216元、丧葬费77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3387.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2120元，以上共计418497.02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3日，被告龚太伟雇佣死者史俊芳、王某、赵某三人在新店镇小西沟砍树，约定每天工资100元，在砍完树装车后行驶至××道处上坡时，由于三轮车后重前轻，被告担心后仰，让死者史俊芳站在三轮车的左侧，王某、赵某两人站在三轮车右侧即副驾驶位处，上坡途中，约行驶一两米后，三轮车发生后仰，四人从三轮车上摔下来，王某、赵某两人摔倒在南坡上，起来后发现史俊芳已躺在地上，经掐人中抢救无效，120来了以后确认已经死亡。2018年9月13日，沁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依法作出长（12）公（司）鉴[尸]字【2018】16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史俊芳系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事情发生后，被告龚太伟支付了原告30000元丧葬费，后在村支书杨玉红及村主任的协调下，龚太伟签署协议，自愿赔偿死者史俊芳家属250000元，于2018年8月14日当天先支付100000元，另外150000元在一个内付清，但在2018年8月15日，原告家属向被告索要款项，被告龚太伟反悔不承认协议，并说自己不应当赔钱，原告无奈之下，故诉至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如诉求。 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合，被告与受害人史俊芳之间为合作关系，被告只给王某和赵某每天100元劳务费，给史俊芳除了每天100元还有卖树100元分红款，得到每天200元；2、不是被告指挥史俊芳及王某和赵某站在三轮车的两侧，是王某、赵某、史俊芳按长期合作形成的默契站在三轮车前面压车，是无约定的共同意思表示；3、三轮车上坡发生后仰的时候，王某、赵某、史俊芳是先后跳车的，而不是摔下去的；4、史俊芳是跳车后由于路面不平，失去重心不慎摔倒而受伤导致死亡的，史俊芳因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与其自身过错有直接因果关系，不是被告违法行为导致的，死者明知被告是无证驾驶三轮车，依然乘坐，其应承担自己的责任；5、原告在起诉的诉讼请求中计算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处理丧葬合理支出法律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考虑是否是自然人的侵权行为导致，同时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场合和手段行为方式的具体情节，承担侵权责任的经济能力和平均生活水平等，本案并非被告侵权行为导致的，被告在主观上没有追求史俊芳死亡的故意和过失，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侵害史俊芳身体，也不存在过错，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律依据不足。关于合理支出应当包含在丧葬费当中，不应重复计算；6、被告在史俊芳去世后在事故现场支付了120救护车费用150元、事故发生当晚，被告出资300多元为死者购买煤炭、出资70多元购买面条、出资700多元购买蔬菜、油和盐。后又分两次向原告支付了31000多元相关费用，被告已经支付的费用应当在赔偿中予以扣除；7、事故发生后，被告遭到了原告多次威胁，于2018年8月23日服毒自杀，花费了抢救费2268.32元。 综合原告起诉与被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何法律关系；2、原告诉求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合法，如合理合法，应当如何赔偿。 原告针对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四原告身份信息和户口属性。 2、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张月兰与死者史俊芳为合法夫妻关系。 3、沁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书长（12）公（司）鉴[尸]字[2018]16号复印件一份，证明史俊芳系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 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史俊芳因颅脑严重外伤死亡。 5、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史俊芳死亡已经注销户口。 6、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一份，证明事故发生经过。 7、赵某、王某书写证明二份，证明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及死者、赵某、王某与龚太伟之间为雇佣关系。 8、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龚太伟与史俊芳为雇佣关系，被告认可双方为雇佣关系，且被告已经支付3万元丧葬费，该协议已经对死亡丧葬作出处理，是被告单方签字，不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可双方对死亡后的赔偿事宜已经作出处理，对协议不予认可，对史俊芳死亡承担责任。 9、沁县新店镇白家山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史俊芳为新店镇白家山村村民以及家庭情况、死亡时间。 被告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张月兰已满60周岁不能证明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和失去经济来源的事实；且鉴定费书中载明死者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头部，顶部两处创口有一处疤痕，鉴定书没有说明闭合性颅脑损伤是怎样形成的，但是可以从当时的情况推断，死者是不慎摔倒造成的，不是三轮车侧翻以后把他压伤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说明是颅脑外伤，没有说是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需要提示的是在这一份证明书上已明确记载史俊芳有跳车的违法行为，他们三人跳车后被告也跳车，跳车之前三轮车没有发生侧翻，与诉状相矛盾；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形式上都是别人写好之后让他俩签字，证明主文不是亲自书写的，体现的就不是证明人的真实意思，签字并没有签认可意见，只是签名字，内容与事实不符，关于雇佣事实不客观，只知道雇佣他们两人，不知道是否还雇佣过其他人。他们同样采取的措施是同时站在三轮车上压住，不让车后仰，没有明确表示让谁在哪个位置，发现车压不住时三个人都同时采取跳车逃生措施；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来源不认可。来源违法，是受到史俊芳亲属胁迫之后写的，没有双方的签字，是不真实、不成立的，雇佣关系不成立；对证据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被告针对争议焦点举证如下： 1、王书兰、王某、赵某证明各一份，证明2018年8月13日被告、死者和王某、赵某二人共同去砍树，是史俊芳去王书兰家协商购买的，被告未参与，在交易的时候是被告自己出钱，通过史俊芳交给王书兰。王某不清楚被告与死者之间是何关系，只是接到电话，第二天和被告去砍树，是从史俊芳家把工具搬到三轮车上的，不是从被告家拿的，砍树当天三轮车行驶的坡路是赵某修理过的。赵某的证明证明事发当天的情况，并非被告让他们站在三轮车两侧，而是他们自己怕车翻站在上面的。 2、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一份，证明史俊芳当时为自己跳车，具有违法行为。 3、沁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书长（12）公（司）鉴[尸]字[2018]16号鉴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史俊芳为暴力撞击导致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 4、陕西中正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驾驶的三轮车转向、行车制动符合安全行驶的相关规定。 5、沁县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2018年8月23日被告受胁迫服毒自杀事实。 6、长治地区医疗机构门诊手册一份，证明被告在沁县人民医院接诊以后，由于病情危急转到长治市人民医院治疗。 7、门诊票据22支，证明被告受胁迫导致服毒自杀支付抢救费用2268.32元。 8、长治市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收费票据、长治市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出院证、X线检验报告、临时医嘱、长期医嘱、心电图、CT报告、襄垣县中医院影像报告各一份，证明被告赔偿能力不足。 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王书兰的证明是买卖合同行为，不影响雇佣关系存在，并没有说清楚被告是不是雇佣死者的事实，只能证明是买树行为，钱是被告出的，死者只是在买树行为过程中起了一个中间人作用。王某、赵某的证明和他们给原告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给原告出具证明的时候是事情发生以后一个星期，对事情发生经过有清楚的记忆，并且已经详细说了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他们所出具的证明与事故证明书内容之间存在矛盾，道路证明书只是对被告进行询问作出的，不能证明死者是跳车还是摔下去的，在上坡过程中，如果发生侧翻情况下，作为死者是没有时间跳车的，在三轮车推动下摔下去的可能性符合逻辑关系，怕发生后仰，正常跳车是不会发生导致死亡的；对证据2同证据1质证意见；对证据3、4认可；对证据5、6、7、8不认可，不是由原告家属行为造成的，是因为被告在事故发生后自身感到恐惧，为了逃避责任，面临承担责任的时候，自己无法承担责任而选择的逃避方式，都不能体现出是由原告的胁迫或者威胁导致的。 本院依职权要求关键证人王某、赵某出庭作证，并向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相关询问笔录： 1、王某于2018年11月8日庭审过程中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以前就雇佣我与赵某砍树，被告给我和赵某发工资。2018年阴历六月初三早上，被告给我打电话说今天砍树，看我今天赶上赶不上，我说能赶上。吃过早上以后到村口史俊芳家拿上龚太伟放在那里的工具后，我和龚太伟、赵某、史俊芳就坐三轮车到小西沟桥南去砍树，中午11点开始装车，装起车就开始走，因为上坡怕车后仰，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压车（龚太伟没叫我们压车），我叫赵某一起站在车的一边，史俊芳站在车的另一边，压车起步走不远，车掀起来方向就偏了，车侧翻，树也掉下来了，我和赵某被甩到坡（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我是被甩出去的还是自己跳车的），我们甩出去，车翻转，我们过去另一边看的时候，太伟正抱着俊芳大声喊说哥哥你不要吓唬我，后来我们就下去了，下去看的时候，太伟正抱着俊芳掐着他的人中穴，又让我抱着掐死者的人中穴，我抱着他头发现他的头后面流着血，我就和太伟说人不行了，嘴发黑了，太伟又抱住的时候，我就上路上了，太伟叫我们拿他手机打120，我用不了他手机，我又用自己的手机打了120，他让我回去村里找村里的医生，叫村医生下来看，医生说不行了，又打120的时候，120到已经快来了，来了医生下去看，说太伟不行了。其并陈述，一般去砍树时都是龚太伟叫其，给其发工资，安排怎样工作，结算也是龚太伟和主家结算，史俊芳没有指挥过其与赵某，史俊芳与是2018年春天参与进来砍树的，龚太伟也给史俊芳发工资，发多少，其不知道。 2、赵某于2018年11月8日庭审过程中的询问笔录。证明2018年8月13日中午太伟叫我们到小西沟砍树，他是老板雇佣我们，砍完树装起车上坡的时候我们主动站在车的两边，上的时候我们车就后仰，我们就摔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起来以后我和奋虎就转过去看怎么回事，就看到俊芳正躺着，太伟就掐他人中穴，看能不能过来，后来俊芳头摆了摆说不要动我，我又掐住他的人中穴，脸上就不对了，我们也不知道人还在不在，给120打电话半个小时120来了，看了看人已经不在了。其并陈述，其去砍树时都是龚太伟叫其，安排其如何工作，给其发工资，其只知道龚太伟也给史俊芳发工资，发多少我没见过，分不分红不清楚。 3、王林文的询问笔录。证明2018年8月13晚11点左右，龚太伟（其亲家）给其打电话，说他开三轮车出事了，他在史俊芳家，有人打他，逼着他写了份协议，让我过去，约凌晨一点时，我开车去了老西沟村史俊芳家，去了后我亲家还有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其中张伟（史俊芳的侄子）也在，我进门后张伟就指着我骂我说你来干什么，我就说开三轮车的是我亲家，我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张伟说不用我管，你来也没用，我说能的话少赔上些钱，说完后我就出去到院子里站着，后来双方在家里协商成赔偿死者250000元并写下了协议书，写完协议书14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就带上龚太伟从史俊芳家离开了。其并陈述，其去了后，张伟骂龚太伟快点处理，不处理杀掉他，张伟养活他姑姑，写协议期间其在场，没有人使用威胁手段。 4、史宏伟的询问笔录。证明我是史俊芳的儿子，我于2018年8月13日中午约12时30分左右接到我母亲电话，知道我父亲去世，接完电话后，我就从襄垣回老西沟村，回去后已经是下午两点，父亲已从现场挪到小西沟村空地上，现场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没有报警，和开三轮车的龚太伟协商私自处理。第一次协商处理时有我家人和龚太伟在场，第二次协商处理时，我舅舅家儿子张伟和村干部、龚太伟的亲家都在场，经过我们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写好了由龚太伟赔偿我们250000元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上有龚太伟、村支书、村委主任的签字。写好协议后，说好8月14日付钱，龚太伟没有付钱，也不知道谁就报了警。其并陈述，在写第二份协议的时候，其没有威胁龚太伟，就是张伟来了以后连说带骂的，龚太伟当时的口气也比较硬，但写协议时没人威胁。一共写过两份协议，第一份没有见证人，也没有签字，无效；第二份协议书写好后，其因为不懂，没签字。 5、王奋伟的询问笔录。证明我是村里的主任，与史俊芳是一个村的邻居，与龚太伟、赵某也是一般邻居，与王某是亲兄弟。2018年8月13日晚上7点左右，史宏伟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史宏伟就说其父亲已经出事了，都是一个村的就不说其它了，其父亲每年收入30000元，按十年计算共计300000元，龚太伟说也不多，但是其没有钱，后史俊芳家属说出了埋葬费等事宜，经过我们调解最少也得200000元，龚太伟说其没钱，约晚上23时许，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就离开了，14日凌晨一点半左右，村支书给我打电话说事情已经协商好了，让我去死者家，我去后协议已经写好了，我就在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了。协议书只有一份，在史俊芳儿子那里保存着。其并陈述，写协议的时候其不在场，写好后其才过去的，没有听说写协议的时候有人威胁龚太伟。 6、杨玉红的询问笔录。证明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和史俊芳、龚太伟、赵某、王某都是一个村的一般邻居。2018年8月13日下午5点左右，我听到村里人说史俊芳死了，后又听说史俊芳是和龚太伟砍树时三轮车侧翻。史俊芳死后，我作为村里的支部书记去了史俊芳家里，史俊芳的儿子和哥哥史俊清都在场，史俊清哥哥就说都是一个村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还要相处，还是协商私了了，我说私了有个标准，最后就说成除了丧葬费，再让龚太伟出200000元，我就和龚太伟说，龚太伟说3000元也没有，说完就走了，我觉得事情说不成就回家了。14日凌晨一点左右，史宏伟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协商好了，让我去他家，我去了看见龚太伟、史俊芳老婆的侄儿张伟他们都在场，张伟就拿出一份写好的协议书，协议书上面写着埋葬费30000元，200000元死亡补偿金，让我在协议上面签字，因为我不在场我就没有签字，然后我就把龚太伟叫到院子，问龚太伟这份协议是你自愿的还是有其他原因，龚太伟说怕死者家属打他，他就写下了这份协议。我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签字，我就把村主任王奋伟叫来，打完电话后就进家和史俊芳家属说这种协议我不能签字。这时龚太伟亲家叫了一个人来了，龚太伟亲家和死者家属协商时我在外面等，约14日凌晨4时许双方协商好后，达成赔偿死者250000元，我进去后协议已经写好了，我就问是否是双方自愿协商，双方都说是自愿的，我就和村主任王奋伟签字按手印。其并陈述，写第二份协议时，其没有听到有人威胁龚太伟，写第一份协议时，其也没有听到有人要打龚太伟，只是龚太伟和其说怕有人打他才写下的第一份协议。第二份协议就写了一份，在死者儿子那里保存着。 7、龚太伟的询问笔录。证明2018年8月13日上午，我叫上我村的史俊芳、赵某、王某去王书兰家门前河湾砍杨树，史俊芳乘坐我的三轮车，其他两个人骑摩托车去了砍树现场，我们四人用油锯砍了十一棵杨树，并按树木的粗细分别裁成2.6米、1.3米往车上装，装起车后，因为砍树的地方是土路，加上又是上坡，上坡后才能上了村里面的水泥路，我怕三轮车后仰，就让和我一起砍树的史俊芳、赵某、王某他们分别站在三轮车两侧，王某和赵某站在三轮车右侧，史俊芳站在三轮车左侧，我们上土坡时由于三轮车超重加上路难走，三轮车往后仰了一下，我就看见站在我左侧的史俊芳先跳下了车，因为我只顾着方向盘，没有看见我右侧两个人跳车，当我看见史俊芳跳车后，我感觉三轮车快要翻，也跳在了史俊芳边上，当我跳下车后，三轮车就翻了。后经沁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我不懂报案，先是积极抢救了史俊芳，史俊芳家属到达后，也没让报警，就让我用三轮车拉史俊芳回家。史俊芳死后，其家属通过我村支书杨玉红和副支书王维波还有村主任王奋伟和我协商私了，其亲戚逼着我写下协议书让我赔偿250000元，我写下协议书后，史俊芳家属拿着协议并没有给我协议书的原件，并让我当天付清130000元，一个月内付清剩余赔偿款，如付不清利息加倍。后史俊芳的儿子把支书和村长叫来在协议书上签字，在签字过程中我就和村长王奋伟说200000元都出不起，是他们逼我写的，当时我就要报警，但他们不让我报警，后我于8月14日上午8点50分左右到新店派出所报警，新店派出所让我报交警，我才报了案。其并陈述，史俊芳跳车后，其看见他身体歪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了，三轮车上的树木并没有压住史俊芳。其雇佣史俊芳、赵某、王某他们三个人，给史俊芳150元，因为他会砍树，给赵某和王某100元。是史俊芳老婆的侄儿张伟威胁其，并在其头上打了两拳，不让其报警。事故发生后当天晚上从凌晨一点左右到天明，张伟一直威胁其，其才写下协议，其一共写了两份协议，第一份协议张伟逼着其写了300000元，后经人说和，其也害怕就写下了第二份协议250000元，写完第二份协议后，其就从死者家出来去借埋葬费，并报了警。 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能够客观真实反映事发当天情况，通过证人陈述可以知道当时三个人是被车辆甩出去的，而不是三个人跳车，死者被甩出去和死亡之间双方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作为被告来说，对死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全部责任，在雇佣关系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证据3的询问笔录，死亡以后事件处理虽然说采取过激的话语，但没有采取实质性威胁手段，构不成法定意义上的威胁，至于双方协议里说的法律关系作为被告来说也是认可的，如果说被告不是自愿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在协议中签字，也不会作出赔偿的承诺；对证据4，笔录真实性认可，可以反应出都提到过张伟说过过激的话语，这是事发以后，侄子情急之下说的气话，并且该气话并未实施，且张伟也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和近亲属，对协议的有效和无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是否同意该协议的内容应当是死者的近亲属和太伟，与死者无关；对证据5，笔录真实性认可；对证据6，能够客观反映当时写成协议是出于双方自愿情况下写的，中间是否存在威胁还是有其它威胁性语言，是不能证明有这个事实；对证据7，能证明被告自认砍树雇佣了包括俊芳在内的三个人，能印证雇佣关系事实，三轮车在上坡过程中，是被告太伟叫三个人站在三轮车前面压住车防止后仰，被告太伟起到作为雇主指示或者安排作用，太伟给三人工资有区别，并不是被告说的合作关系，是因为死者会砍树，比其他人多给50元，可以反映出，他们三个人和太伟形成了雇佣关系。 被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基本上还原了案件的客观事实，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下来的，都没有说史俊芳是怎么下来的，不能推断俊芳是甩下来的，由于两个人对关键事实没有陈述，结合全部证据都存在跳车行为，我们更相信交警队的证明是真实的。死者与被告之间是不是雇佣关系，我认为无法认定。我认为应该以证人表述为准；对证据3，笔录认可，证明了太伟是在8月13日晚上一人在原告家中受到原告恐吓，是实质性的威胁，结合原告自己也不认可协议的有效性看，不是太伟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可形成雇佣关系，也不能承认给原告赔偿25万元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为什么写了一份又写了一份，第二份是在张伟逼迫之下又写了一份，太伟晚上到了原告家，第二天才写下第二份协议，在那种情况下，被告受到张伟胁迫，来源违法，如果付出行动就是犯罪，太伟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第二份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对证据5，协议是不是在胁迫之下写的，见证人并没有见，是不客观的，我们认为是无效的，没有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写的，不产生任何效力；对证据6，是害怕俊芳家属打他才写下的协议，是别人写好之后他签字的，并没有见证协议写下的全部过程，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见证人应起到的见证作用；对证据7，太伟虽然谈到雇佣关系，他对雇佣概念与法律上的雇佣概念不一样，自己的陈述还需要有相应的证据相印证。太伟说我让他们站在三轮车上，仅仅是没有进行阻拦，并没有语言上的明示，证人也明确说是自己站上去的，太伟说我一天给俊芳150元，是事实，但是公安机关没有问他是否给俊芳分红。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等提出如下认证意见：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6、9，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结合赵某和王某在庭审中的询问笔录，对史俊芳与龚太伟为雇佣关系的事实予以采信，对龚太伟害怕三轮车发生侧翻明确让史俊芳站在三轮车左侧压车的事实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表示非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没有原告的签字，不予采信。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与赵某和王某在庭审中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是公安机关根据调查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4，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7，是被告因服毒住院治疗的情况及费用花费，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说是在原告逼迫下其才服毒自杀的，无证据印证其说法，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7，原、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据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8月13日上午吃完早饭后，龚太伟叫同村的史俊芳、赵某、王某和其一起去新店镇小西沟村河湾给王书兰砍杨树。砍完树将树木装起车后，因为砍树的地方是土路又是上坡，怕三轮车后仰车翻，史俊芳和赵某、王某就按以往通常的方式，分别站在三轮车两侧压车。王某和赵某站在三轮车右侧，史俊芳站在三轮车左侧，上土坡时由于三轮车后仰，史俊芳掉在了三轮车的左侧，赵某和王某掉在了三轮车的右侧。龚太伟跳车后落在了史俊芳的同侧，后龚太伟发现史俊芳受伤昏迷，就在现场与赵某和王某对其进行了施救，并叫赵某和王某拿其的手机拨打120，由于120一直未到，龚太伟又叫王某回村里叫村医，村医和120先后来了之后，确认史俊芳已去世。史俊芳死后，原、被告双方并未及时报警，仅是在村支书和村长的协调下进行了私自协商。且龚太伟于2018年8月14日凌晨为原告写下了一份协议书，载明：因雇佣关系，发生人员死亡，赔偿死者家属250000元整。今天先付100000元，丧葬费全包，另150000元一个月付清。丧葬费今日预付30000元，长除短算，全部付清后家属签字为准，到时付不清利息本人自付。上有龚太伟和见证人杨玉红、王奋伟的签字、捺印。龚太伟写好协议后，认为该协议是其受到原告亲属威胁写下的，于8月14日上午8点50分左右到新店派出所报警，派出所认为应由沁县交警队处理为宜，故龚太伟又向沁县交警队报了案，沁县交警队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山西省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第1404301201800000391号证明，结论为，经对报案人提供的证人，赵某、王某调查，赵某、王某在拉运木材上坡时在三轮汽车上右侧站立，且在发现险情时先行跳车，其二人均未看见史俊芳如何从三轮汽车上到了地面，因当时没有及时报案，是三轮车先侧翻还是史俊芳自行跳车，无法查清史俊芳从车上到车下原因。 另查明，被告龚太伟所驾驶的车辆为无牌五征三轮车。砍树的工具和拉木头的车辆均为龚太伟购买。龚太伟给赵某、王某、史俊芳三人发数额不等的工资。被告在史俊芳去世后向原告支付了30000元并且在史俊芳办理丧事时购买了煤炭等物品。 本院认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在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的，在提供劳务一方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龚太伟叫史俊芳去砍木头，劳务工具皆由龚太伟提供，其他人只提供劳务，完成龚太伟安排的工作，由龚太伟为史俊芳发放工资，双方形成了劳务关系，被告龚太伟应对劳务进程中的史俊芳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被告龚太伟在遇见到车辆可能发生侧翻的情况下，依然执意开车上坡，未阻止史俊芳等站在车侧压车或采取其它安全保障义务，保障史俊芳的安全，故应对史俊芳死亡承担较大的过错责任；史俊芳在遇见到车辆上陡坡可能发生侧翻，导致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仍站在三轮车侧面压车的行为，属于对自己安全注意不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本案案情，对原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本院酌定为被告龚太伟承担70%的民事责任，史俊芳承担30%的民事责任。 本次事故原告方的损失为： 关于丧葬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为30773.5元（61547元/年÷12月×6月）。 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史俊芳为农村户口，出生于1956年3月11日，死亡时为62周岁，故死亡赔偿金为345816元[（10788元+8424元）/年×18年]。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此事故造成史俊芳死亡，给原告方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30000元。 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因缺少相关人员收入情况的工资流水等证据，无法计算，但从办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出发，酌定为3000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现无证据证明张月兰现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对原告所请求的张月兰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2120元，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方的损失为409589.5元。 以上损失，由被告龚太伟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286712.65元，除去被告龚太伟先前已支付的30000元丧葬费外，还应支付原告方256712.65元。 关于被告龚太伟购买煤炭等的相关费用，属于被告自愿提供的项目，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不属于本院处理范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龚太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月兰、史宏伟、史宏睿、史宏业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共计256712.65元。 二、驳回原告张月兰、史宏伟、史宏睿、史宏业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577元，由原告张月兰、史宏伟、史宏睿、史宏业负担2274元，被告龚太伟负担53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田鑫梅 审判员  李 瑞 审判员  王 鹏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