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平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823民初4266号 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泉市平泉镇东城社区**。 法定代表人：刘树昆，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民，河北乐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立君，平泉市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侯淑贤，女，1961年1月9日出生，汉族，市民，住住平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河北厚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泉客运公司）与被告侯淑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民、魏立君，被告侯淑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作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的关于冀Ｈ×××××号车辆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或者予以撤销；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我公司由承德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承运集团公司）于2010年4月2日全额出资人民币50万元成立的，承运集团公司将部分车辆委托我公司经营管理。被告侯淑贤多年来一直承包经营承运集团公司委托我公司管理的由平泉汽车站至北京六里桥站的冀Ｈ×××××号车，经征得承运集团公司的同意，该车的承包费为每年人民币10.8万元，被告侯淑贤每月向我公司交承包费人民币0.9万元；承包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起至当年的12月31日止。2017年12月16日经承运集团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后，决定调整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然而我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在事先未召开公司董事会会议讨论表决并上报承运集团公司批准的情况下，利用新老高级管理人员等待交接之机与被告侯淑贤恶意串通，擅自就冀Ｈ×××××号营运车辆以我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侯淑贤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将该车的承包费由每年人民币10.8万元降至4.8万元，并将原承包周期由每年的1月1日至当年的12月31日改为2017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24日。该合同系在2017年度承包期限尚未届满、未经董事会会议讨论表决并上报承运集团批准的情况下，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私自以我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侯淑贤签订的，该合同的内容非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在客运市场稳定、营运车辆收入无重大波动的情况下，承包费降幅高达55.56%，严重损害了承运集团公司及我公司的利益，合同内容显失公平，该合同应属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为了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侯淑贤辩称：一、从本案实体方面讲，2017年11月2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诉称的恶意串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道路旅客运输，是原告的主要经营业务，本案所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客运班线，一直由原告经营，原告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2、本案所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客运班线，被告已经承包多年，承包关系多年来实际履行并持续履行，即使原承包合同期限届满，被告的优先承包权是现实的毋庸置疑的。3、本案所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客运车辆，是被告出资购买的，该车辆即使登记在承德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也只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挂靠在该公司名下，其实际车主仍然是被告的，原始购车是被告出资，后来车辆更新还是被告出资，车辆保险一直是被告出资投保，交通事故由被告承担，即使车辆报废原告也不承担风险，其风险责任是由被告个人承担的，这在《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中是有明确约定的。被告出资购买的车辆，却与原告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其本质上就是被告承包原告的客运线路，并不是承包车辆。4、被告在多年的承包经营中，在本案所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之前，与原告签订过书面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一年，那份书面合同早已经期限届满，多年来客运经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双方继续按照原来那份已经期满的合同交纳承包费，对被告来讲已经负担过重，多年来燃油价格上涨，人员工资标准上涨，再加上高速公路收费，运营成本已经今非昔比，另外，客运市场竞争激烈，传统客运受到巨大冲击，私家车、拼车、违法营运的黑车等等因素，造成被告营运线路客流大幅度减少，营运淡季时被告甚至于入不敷出，可参考的相同营运线路，其他公司承包费远低于原告原来收取的承包费标准，这方面事实被告有证据证明，因此被告多次向原告申请降低承包费，最终于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这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本不存在原告诉称的恶意串通。5、原告2017年12月19日变更法定代表人，而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是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张丽娟，张丽娟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是合同法规定的法人的代表行为，即使后期法定代表人变更，合同效力也不因变更而受影响，合同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6、2017年11月2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诉称的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这只是原告不履行合同的借口，是原告新旧法定代表人之间的争斗殃及池鱼，原告先是伙同股东起诉，三次开庭后撤诉，现在又以同样的理由再一次提出诉讼，只是换个原告身份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明显是缠诉。二、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是双方意思自治形成的契约，权利义务对等，不存在显失公平。原告在诉状中称，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内容显失公平，那么什么是显失公平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最高法院公报》2007年第2期《天津开发区家园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诉天津森得瑞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中的观点，认定显失公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客观上考察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是否明显不公平。二是主观上要考察合同订立中一方是否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认定显失公平的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承包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并不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原告认为与原来的承包费比较显失公平，这是不正确的，按照这样的比较标准，所有的合同都必须一成不变，只要是新签订的合同变更了原来合同的内容，就成了显失公平，这明显不成立，也不符合现实状况，现实中调整合同条款的情形比比皆是，不能因为调整合同内容就都认定为显失公平，况且，原告与被告原来的书面合同已经期限届满而终止，本案所涉的合同是原合同之后的新合同，与原合同有承继性却不具有可比性。另外原告是将承包费的数额前后对比，单纯的看数额变化，却没有考虑运营成本的变化，正确的比较方法不是自己与自己的纵向比较，应当是自己与他人的横向比较，也就是比较当时、当地其他运营线路承包费是多少，现在被告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其他客运公司对外承包营运线路的承包费远低于原告公司的承包费，这是客观事实，这能说哪个公司的承包费是显失公平吗？不能这样判断，高点或者低点都是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合同当事人的市场交易行为，如果这都认定为显失公平，那么所说的市场价就都变成了司法价了，让司法来决定市场价格，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从另一方面讲，认定显失公平要考察合同订立中一方是否故意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本案中，原告是客运公司，被告只是自然人，相比于原告，被告既没有地位优势，也不具有经验优势，不可能因为被告的优势而构成显失公平。合同自由、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基本精神，为保护交易的安全稳定，不能轻易否定一个合同的效力，这才符合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符合依法治国的根本理念。结合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提出的显失公平违背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明显不能成立。三、从本案的程序方面看，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1、原告诉称的事实是，本案所涉的车辆属于承德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只是代为管理。至于本案所涉的车辆，其所有权问题被告已经陈述，那是实体方面的内容，现在，被告是从本案程序方面发表意见，暂时抛开所有权问题，先看一下原告的诉讼主张，原告既然主张其代为管理，那么，原告从程序上，就不是案涉车辆的权利人，这个观点没有问题，既然原告认为自己不是权利人，那么，原告与诉争的利益，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既然原告与诉争的民事权益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那么，原告为什么要起诉呢？原告诉称代为管理，可是，民事诉讼法可不允许代为起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原告在本案中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2、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11月25日签订了《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因该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被告作为另案原告，以本案原告为另案被告向平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平泉市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该案与本案比较，当事人相同，都是被告与原告，双方两个案子中互为原被告；两个案子诉讼标的同一，两个案件所指向的都是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这两个案子中，一个原告请求履行合同，另一个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这两个不同的诉讼请求非A即B,非B即A，一个诉讼请求足以吸收另一个诉讼请求。这足以说明两个案子本质上就是本诉与反诉的关系，同在一个人民法院受理，却分开审理，被告庭前已经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将本案与另案合并审理，被告请求法庭对此做出决定并明确告知被告。3、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条件，应当驳回起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或者予以撤销。这是二选一的选择题，相当于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告起诉在立案时就不符合受理条件，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可能得到法律支持，其诉讼请求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人民法院从程序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从实体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承德运输集团公司于2010年4月2日出资50万元注册设立平泉客运公司。2017年12月19日经承德运输集团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张丽娟平泉客运公司经理职务，由刘树坤担任平泉客运公司经理，2017年12月26日平泉客运公司办理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树坤。2017年11月25日，平泉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娟）与侯淑贤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经营车辆车型：宇通，牌照号：冀Ｈ×××××，营运证号：000140006；经营路线：始发站：平泉汽车站，发车时间：循环，终点站：北京六里桥，日发班车次：0.5次；经营期限：该客车运班线行政许可确定的经营期限2016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8日，承包经营期限2017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24日；承包费缴纳：车辆在承包经营期内，乙方必须以上缴款形式按年度缴纳年承包费4.8万元。该合同甲方由平泉客运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张丽娟加盖印章，由乙方候淑贤签字按印。2014年被告候淑贤承包经营冀Ｈ×××××号安凯牌客车，承包经营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经营路线平泉至承德，年承包费10.8万元，签约时间2014年1月1日，存档合同由候淑贤签字并实际履行，甲方平泉客运公司未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未加盖印章。2016年、2017年被告候淑贤承包的冀Ｈ×××××号安凯客车，每年交纳承包费10.8万元。冀Ｈ×××××号宇通客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由承德运输集团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出资33.8万元购买，2016年5月26日颁发的《机动车行驶》及2016年6月1日颁发的《道路运输证》均显示，冀Ｈ×××××号宇通客车登记在承运集团公司名下。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平泉客运公司公司章程、《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2016年5月23日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4年1月1日被告候淑贤单方签字的已经实际履行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2017年11月25日原被告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2016年至2017年被告候淑贤交纳承包费《收据》、2017年12月19日承运集字（2017）14号《承德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平泉客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知》、2017年12月26日平泉市行政审批局颁发平泉客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树坤的《营业执照》等在卷佐证，足以证实。主要证据和事项的分析与认定：1、原告平泉客运公司所提供的书证，每类书证均载明每类书证的应有内容，合同由双方签字按印或签字盖章，收据写明交款数额并加盖原告平泉客运公司现金收讫章，公务文书由国家机关盖章，证据书证均具有证明力，本院均予以确认。2、对被告候淑贤所提供的2018年6月13日新国线集团北京省际客运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兴才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属于私务文书，合同并未经过公证机关公证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双方签订人亦未出庭作证证实合同内容和签字盖章及签约双方主体确实存在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3、对被告候淑贤所提供的其他《承包经营合同》五份，证据均为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北京至平泉的《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均未签字盖章合同尚未成立，加之上述同理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2014年《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2016年至2017年承包费交费收据以及被告方自认，证实原被告既往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确定的年承包费价款均为10.8万元，据此说明原被告既往签约形成的交易习惯存在。原被告签约的交易习惯为每年1月1日签约，年承包费10.8万元，承包期间自当年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原被告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年承包费4.8万元，承包期限自2017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此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善管的法定义务。2017年12月19日承德运输集团公司免去原告平泉客运公司张丽娟公司经理职务，任命刘树坤为平泉客运公司经理职务，且原告平泉客运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办理了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变更登记。原被告既往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交易习惯一般在下一年1月1日，而本案诉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却签订于2017年11月25日；既往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交易习惯承包经营期限为当年1月1日至当年的12月31日，即合同一年一签，而本案诉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经营期限自2017年11月25日至2020年11月24日，造成2017年履行的合同和2018年履行的合同期间2017年11月25日至2017年12月31日重合；既往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交易习惯每年度承包费为10.8万元，而本案诉争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每年度承包费为4.8万元；既往签订由原告公司存档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交易习惯只由承包人签字，原告公司并未盖章法定代表人亦未加盖印章，体现出发包方管理者的存档习惯，而本案诉争的原告公司存档《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由发包方加盖公章并加盖法人印章，由承包人签字并按手印，目的很明显意在用大幅降价的合同约束继任经理和公司本身，显示出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约目的所在。原告平泉客运公司经理张丽娟在临近卸任之前代表原告与被告候淑贤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在承包经营期限方面损害了原告承包竞争利益，在承包费金额方面损害了原告客运车辆承包收益，有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善管义务。原告平泉客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在临卸任时代表原告公司与被告候淑贤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重大事项未经公司高管人员内部讨论协商形成相对多数决或者绝对多数决的意见，并报承德运输集团公司批准，违背公司章程和承德运输集团公司授权违反公司法，擅自大幅度降低承包费，擅自延长承包期限，不属于原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在临卸任期间与被告签订损害公司利益的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被告明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临届签约有违既往签约的交易习惯，对被告而言不构成善意，则构成恶意，据此认定原告平泉客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临时起意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公司利益成立，进而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本院据实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候淑贤辩称，原被告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客车承包已经合同书》属于有效合同，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与本院所论的理由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与被告候淑贤签订的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的关于冀Ｈ×××××号车辆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承德运输集团平泉客运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已交纳），由被告候淑贤负担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交纳上诉费100.00元。 审 判 长  李国华 审 判 员  尉清文 人民陪审员  王昌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