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284民初2103号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89354362U。法定代表人：徐焱，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铭滔、黄毅杰，均为广东金信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四会市大沙镇南江工业园工业大道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84741725076Q。法定代表人：高振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张鑫莹，均为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住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太平冲表东鸿得利休闲美食广场有限公司商铺C区2-1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L02410153U。负责人：陈永佳。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佛山分行”）与被告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登公司”）、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以下简称“粤瑞经营部”）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交通银行佛山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铭滔，被告高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娜、张鑫莹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登公司在拖欠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应收账款的范围内直接向原告清偿欠款48377421.67元及利息（其中以28731667.34元为本金暂计算至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合计为2783492.67元，此后利息以28731667.3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3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9645754.33元为本金暂计算至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合计为5504621.22元，此后利息以19645754.33元为本金按日利率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在拖欠第三人应收账款的范围内直接向原告支付（2016）粤0604民初字12595号案件的诉讼费330128元（包括案件受理费325128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三人与被告之间一直存在贸易合作关系，由第三人向被告提供货物。第三人于2014年6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在原告处办理了一系列授信业务，并将其对被告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原告，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授信业务      主合同              主合同编号              对应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              应收账款金额（元）              应收账款到期日                  1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佛交银承字2014108114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14号              7244109.90              2015.3.17                  2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佛交银借字2014108064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2号              14567212.00              2015.4.6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佛交银借字2014108065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4号              14503437.60              2015.4.11                  4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佛交银借字2014108067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5号              14491689.90              2015.4.12                  5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佛交银承字2014108126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6号              7503202.80              2015.4.13                  6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佛交银承字2014108128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8号              7463512.00              2015.4.19                  7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佛交银承字2014108129号              佛交银质字2014108129号              7333487.10              2015.4.20      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应收账款质押已依法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并向被告发出七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被告均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公章确认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并同意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上述全部授信业务主合同到期后，第三人均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遂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三人清偿全部欠款本息。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一、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8731667.34元及利息（至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2783492.67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0.35%计算）；二、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向原告偿还汇票垫款本金19645754.33元及利息（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合计5504621.22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本案案件受理费3251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0128元，由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等四被告共同负担”。一审判决生效后，第三人至今分文未还。第三人对被告的应收账款73106651.30元均已全部到期，但被告至今未按约定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且第三人也怠于向被告催收应收账款。另，原告对第三人的债权总额未超过应收账款总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确认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为此，原告行使代位权，要求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并直接向原告支付。以上事实有（2016）粤0604民初字12595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文书生效证明、《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资料等证据为证。因上述被告未能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被告高登公司辩称，一、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对我司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原告主张行使代位权，要求我司向其清偿款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司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模式为：我司需要购买铝锭时，联系第三人，双方确认好购买铝锭的吨数、单价后，第三人安排发货，我司安排付款。根据行业交易习惯，购买铝锭绝对不可能拖欠货款，更不可能长期赊账，通常情况下都是现货现金交易，最迟也基本上需要在收货后3日内付款，逾期付款需要支付违约金，所以我司向第三人购买铝锭有两种付款方式：1、如采用先收货后付款的方式，我司会在收货后3天内付款给第三人；2、如果我司通过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付款，则可能存在我司先将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第三人作为付款款项，后续我司向第三人购买并收到铝锭后再在预付的款项中扣除货款。2014年11月，为购买铝锭，我司提供8张银行承兑汇票向第三人预付货款7500万元。我司预付款项给第三人后，多次催促第三人送货，但第三人因经营问题无法提供足额的铝锭，我司要求第三人退还未提供货款的预付款，第三人表示可以退回我司预付但未交付的货款，但是不同意撤回发票，要求在我司的预付款中扣除相关开票税费后再退款给我司。经过双方对账，截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三人尚欠我司774785.07元预付款未还，第三人核对数据无误后已在《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对账单》盖章确认。二、我司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相关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并非我司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所主张的质押的应收账款纯属虚构，根本不存在。原告提供七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拟证明我司确认应收账款质押的事实，并同意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但实际上，2014年10月至11月期间，原告从未告知我司第三人提供其对我司享有的所谓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申请贷款，也从未就第三人对我司是否享有应收货款及应收货款的具体情况向我司进行询证，我司对第三人向原告申请质押贷款的相关事宜并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公司任何员工处理相关事宜。我司是直到第三人在原告贷款逾期后，原告联系我司要求我司支付应付货款时才知道第三人曾于2014年10月至11月期间向原告提供所谓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并向原告申请贷款的。至于原告所称我司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相关购销合同上加盖公章事宜，据我司当时经办的财务人员反映，实际情况是这样的：2014年，我司在原告有相关贷款业务，我司将存货抵押给原告，原告委托监管公司对我司提供抵押的存货进行监管。期间，监管公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对我司提供抵押的存货进行检查清点，并要求我司相关文件中盖章确认，原告工作人员也会不定时来我司进行贷款检查、查看抵押物，要求我司在相关文件中盖章确认，并会在我司盖章时进行拍照。原告工作人员每次来公司时，都会与监管公司工作人员同时携带众多文件要求我司盖章确认，并表示相关文件都是确认抵押物情况及银行贷后审查的基础文件，并催促我司财务人员盖章。在现场人员众多的环境压力下，基于长期合作对银行的信任，我司财务人员在来不及详细查看文件的详细内容的情况下，只好按银行的要求盖章。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相关购销合同正是夹杂在众多贷后审查文件中，我司财务人员是在并未留意文件详细内容的情况下才盖章的，相关文件中的印章并非我司真实意思表示。三、因我司在原告有贷款业务，贷款期间，我司已按银行的要求提交财务报表给原告，原告清楚知悉第三人根本不可能对我司享有7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2014年，我司与原告存在授信业务合作关系，贷款期间，我司一直按照原告要求定期提供财务报表。2014年11月25日，我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佛交银借字第2014108127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6日，我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佛交银借字第201410813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4年12月2日，我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佛交银承字第2014108134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在签署上述合同前，我司已提交了最新的财务报表给原告。根据财务报表显示，截至2014年10月31日我司应付账款仅为3328974.16元，截至2014年11月30日我司应付账款仅为3187692.59元，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我司应付账款仅为4239851.32元。上述应付账款是我司全部的对外应付账款的总额，原告据此早已清楚知悉第三人根本不可能对我司享有7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2015年8月27日，原告曾向我司发出《告知函》，要求我司对应收账款情况予以核实并书面回复。2015年9月15日，我司向原告出具《情况反映函》，明确告知原告，我司对第三人没有任何应付款，相反，第三人尚欠我司70多万元款项未还。四、原告清楚知悉我司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应收账款，并已在相关诉讼中撤回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或撤回对我司的起诉。原告清楚知悉我司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应收账款，所以其在于第三人之间的金融借款额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粤0604民初12595】中，主动撤回了关于对第三人基于销售货物给我司而产生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2017年4月1日，原告曾以与本案同样的事由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1284民初636号】，原告起诉后，我司曾与原告沟通，原告的相关领导明确表明知晓我司并不拖欠第三人的款项，诉讼只是因为程序所需，最终，原告主动撤回对我司的起诉。原告的上述做法恰恰证明原告事实上清楚知悉根本不存在你所谓应收账款。五、原告曾就第三人的贷款事项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下称南海公安局）报案，经南海公安局侦查确认，我司对第三人不存在应付未付款项。六、因第三人对我司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原告要求行使代位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严重影响我司的正常经营，给我司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第三人粤瑞经营部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2.佛交银质字2014108114号、2014108122号、2014108124号、2014108125号、2014108126号、2016108128号、2016108129号《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资料；3.购销合同（编号分别为20141014、20141101、20141103、20141110、20141116、20141117）及发票。被告高登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动产抵押登记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额度使用申请书、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及额度使用申请书、2014年10月、11月、12月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2.告知函、情况反映函；3.（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1284民初636号民事起诉状及民事裁定书。本案审理期间，本院依被告高登公司的申请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调取了《询问笔录》7份、《发票说明》7份、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8份、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纳税信息表格7份、《粤瑞经营部对账单》1份、《说明》1份。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10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14号），约定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将《购销合同》（编号：20141014，买方为被告高登公司，卖方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中的应收账款7244109.9元出质给原告，该应收账款付款人为被告高登公司，到期日为2015.3.17，发票共62份，发票号为00789269-00789330；上述出质标的担保的主合同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编号：佛交银承字2014108114号），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其他约定事项”中约定通知方式为明示通知，即原告联合出质人共同通知应收账款付款人质押的事宜，并取得应收账款付款人确认书，应收账款付款人逐笔加盖公章确认。原告向本院提供有被告高登公司在回执处盖章的落款为2014年10月17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以证明前述应收账款质押时已通知了付款人即被告高登公司。《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载明了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以及被通知人确认并同意的内容。其中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与前述质押标的的信息一致，均为打印；被通知人确认并同意的内容为：1.贵公司（即被告高登公司）同意我公司（即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将上述应收账款质押给债权银行，债权银行作为质权人有权要求贵公司履行付款义务，贵公司向债权银行付款即为相应履行贵公司对我公司的付款义务。2.我公司为该质押应收账款的唯一收款人，贵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之前，未收到任何有关应收账款质押、担保或转让的通知。3.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就上述交易合同不存在任何纠纷，贵公司将按照该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不就该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主张抵消。4.贵公司在上述交易合同项下的应付账款将全部付至以下质押应收账款回款专用账户（户名：交行保证金佛山市南海区粤瑞有色金属经营部缴存户……）。若贵公司在上述交易合同项下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将银行承兑汇票直接交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落款出质人处有第三人盖章，债权银行处有原告盖章。2014年10月17日，原告就前述应收账款质押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1706176000207469399。2014年11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2号），约定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将《购销合同》（编号：20141101，买方为被告高登公司，卖方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中的应收账款14567212元出质给原告，该应收账款付款人为被告高登公司，到期日为2015.04.06，发票共128份，发票号为01885730-01885781、01885796-01885807、01885817-01885818、01885820-01885867、01885869-01885882；上述出质标的担保的主合同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佛交银借字2014108064号，借款人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贷款人为原告），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被担保的债务人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原告向本院提供有被告高登公司在回执处盖章的落款为2014年11月5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以证明前述应收账款质押时已通知了付款人即被告高登公司。《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载明了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以及被通知人确认并同意的内容。其中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与前述质押标的的信息一致，但仅有基础交易合同名称（购销合同）、应收账款付款人（高登公司）为打印，基准交易合同编号、应收账款金额、到期日、发票号均为手写；被通知人确认并同意的内容及盖章同上一份合同。2014年11月7日，原告就前述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1759282000213510773。2014年11月11日，原告与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4号），约定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将《购销合同》（编号：20141103，买方为被告高登公司，卖方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中的应收账款14503437.6元出质给原告，该应收账款付款人为被告高登公司，到期日为2015.04.11，发票共124份，发票号为01885808-01885815、01885935-01886022、01886139-01886166；上述出质标的担保的主合同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佛交银借字2014108065号，借款人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贷款人为原告），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被担保的债务人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原告向本院提供有被告高登公司在回执处盖章的落款为2014年11月11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以证明前述应收账款质押时已通知了付款人即被告高登公司。《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载明了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以及被通知人确认并同意的内容（内容同上）。其中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与前述质押标的的信息一致，但仅有基础交易合同名称（购销合同）、应收账款付款人（高登公司）、发票号为打印，基准交易合同编号、应收账款金额、到期日均为手写。2014年11月12日，原告就前述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1765560000214428361。此后，原告与第三人又以相同的方式分别于2014年11月11日、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0日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分别为：佛交银质字2014108125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6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8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9号）；质押标的分别为：《购销合同》（编号：20141103）中的应收账款14491689.9元，到期日为2015.04.12，发票共124份，发票号为01886052-01886135、01886137-01886138、01886167-01886204；《购销合同》（编号：20141110）中的应收账款7503202.8元，到期日为2015.04.13，发票共65份，发票号为018××××6207-01886220、01289441-01289491；《购销合同》（编号：20141116）中的应收账款7463512元，到期日为2015.04.19，发票共64份，发票号为01289534-01289550、01289552、01289556-01289595、01289597-01289601、01289602；《购销合同》（编号：20141117）中的应收账款7333487.10元，到期日为2015.04.20，发票共63份，发票号为01289603-01289627、01289629-01289666；上述出质标的担保的主合同分别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佛交银借字2014108067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佛交银承字2014108126号、佛交银承字2014108128号、佛交银承字2014108129号），担保的主债权均为主合同项下的1000万元。原告分别向本院提供有被告高登公司在回执处盖章的落款为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0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以证明前述应收账款质押时已通知了付款人即被告高登公司。《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载明的质押应收账款的详细信息与前述质押标的的信息一致，但基准交易合同编号、应收账款金额、到期日均为手写。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3日、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0日，原告分别就前述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分别为：01767206000214441673、01770135000214802848、01779539000215959697、01782194000216300085。此后，原告就其与借款人粤瑞经营部及其担保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并于2016年11月28日由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依照该案已生效的（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原告依据其与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签订的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佛交银借字第2014108064号、佛交银借字第2014108065号、佛交银借字第2014108067号），四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编号：佛交银承字第2014108114号、佛交银承字第2014108126号、佛交银承字第2014108128号、佛交银承字第2014108129号）以及与保证人签订的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等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第三人粤瑞经营部清偿借款本金28731667.34元及逾期利息、支付汇票垫款19645754.33元及利息，并请求保证人、抵押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等，其中第8项至14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原告分别对第三人粤瑞公司基于销售货物给被告高登公司而产生的应收账款（登记证明编号分别为：01759282000213510773、01706176000207469399、01765560000214428361、01767206000214441673、01770135000214802848、01779539000215959697、01782194000216300085）就对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债权在1000万元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案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对被告高登公司的前述第8项至14项诉讼请求。2016年12月22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原告请求第三人粤瑞经营部清偿借款本金28731667.34元及利息（至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2783492.67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0.35%计算）、支付汇票垫款19645754.33元及利息（至2016年11月18日拖欠利息合计5504621.22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以及请求保证人、抵押人承担相关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2017年4月1日，原告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高登公司，列粤瑞经营部为第三人[案号：（2017）粤1284民初636号]，起诉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与本案相同。2017年5月17日，原告以双方协商解决为由向本院撤回该案诉讼。本院准许并作出（2017）粤1284民初636号民事裁定书。2015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高登公司发出《告知函》，请求被告高登公司对涉案应收账款的情况予以核实，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并提供相应的依据，于2015年8月31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原告。2015年9月15日，被告高登公司向原告发出《情况反映函》，答复如下：“一、我司不存在粤瑞向贵行贷款所述的应付款，该事宜陈永佳当日与高力登先生一起在贵行方行长处当面也有陈明，而与之相反的事实却是：粤瑞尚欠我司70多万元货款至今未付。二、我司自始至终对粤瑞向贵行质押贷款的相关事宜毫不知情，也没有授权过任何人处理相关事宜；同时也未有此贷款业务的任何乙方向我知会过此事。三、目前就贵行已提供给我司的部分贷款资料来看，已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不符、发票不符、废票利用等等……”。因原告认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涉嫌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报案，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分别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大沥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大沥支行”）的原行长夏飞、职员刘盛辰，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的经营者陈永佳，被告高登公司的董事长高力登、财务主管张谏桃进行了询问。根据夏飞的《询问笔录》，其陈述2012年2月至2015年7月在交通银行大沥支行任行长，任职期间为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办理过两种类型的贷款，一种是应收账款质押，一种是预付款融资，其中应收账款质押最初办理的是第三人对广东伟业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铝材”）的应收账款，后来伟业铝材成立了法务部，应收账款盖章这一块可能是怕承担责任，就不同意做了，所以转成了被告高登公司；其实银行放款主要就看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交易，客户是否承认有应收账款并确认，达到这个条件及基本可以了，我们银行也清楚，企业间的交易合同有时是很不严谨的，对于我们来看，只要有交易合同，并且贷款金额在交易金额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是查询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来确认双方的交易是否真实；前往高登公司办理《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盖章的现场操作人员不是我，所以不清楚现场是怎样和高登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据我了解，当时高登公司是同意配合粤瑞经营部来做这种应收账款的贷款的。根据陈永佳的《询问笔录》，其陈述粤瑞经营部不能偿还的三笔抵押借款和四笔承兑汇票，都是用粤瑞经营部和高登公司的应收账款借贷出来的，应收账款质押这种借款方式，实际上并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未收账款，只是银行提供给我们借款人不同借款方式的一种，我向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借款时，并没有考虑过高登公司是否拖欠粤瑞经营部的贷款，并且我们都是长期的合作，资金是滚动使用的，我也不知道当时高登公司是不是真的有拖欠很多货款；对高登公司和粤瑞经营部2014年5月到14年年底的具体每笔交易的具体情况无法确认，但2014年度我和高登公司之间应该是已经结清了货款的，因为对账单上是我本人签名确认，应该就不会有错；我不是想用虚构债务作为抵押来向银行借款，而是银行选择使用应收账款的方式借款给我，并且是银行要求我提供相应的资料来办理手续，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就是想借款而已，剩下的事情都是银行来操作的，我根本不清楚；我和高登公司之间的交易都是不签合同的，而是电话沟通；交通银行的借贷手续需要我提供交易合同，所以我就按照粤瑞经营部和高登公司的真实交易填写一份合同，盖好粤瑞经营部的公章交给银行，银行再拿去给高登公司盖章，因为我这边是长期给高登公司供货的，所以增值税发票都是按照供货量开出的，部分增值税发票可能是由于对方实际购货量少于约定供货量，导致提前开出的增值税发票部分作废；用应收账款的方式从交通银行借贷，我有和高力登沟通过，我又不认识高登公司的财务人员，不跟老板讲，人家肯定不会帮忙的，因为我从前为高登公司做过担保，所以这次找高力登说用这种方式借款，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高登公司的公章，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弄。根据高力登所作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高登公司从未拖欠过粤瑞经营部货款，不仅如此，现在陈永佳还欠我司钱，因陈永佳不能按照合同足额发货，而我司已经把全部货款支付了。高登公司从未有拖欠过《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里面反映的货款，这些通知书在盖章时，银行根本没有知会过我，也没有向我问过是否有欠陈永佳货款，银行拿着这些文书去我公司时，就对我司财务说这没什么问题和原来一样的东西之类的话，可能也是因为我司本身就和交通银行有很多业务，而且每次交通银行也会派人来公司办理各种手续并盖章，财务没有仔细看到底是什么文书，就盖章了。根据刘盛辰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陈永佳从2014年6月至11月期间，一共办理了三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四笔《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陈永佳使用了三种担保方式，其中一种为粤瑞经营部对高登公司的七笔应收账款共计73106651.3元作为质押担保；陈永佳提供的这七笔应收账款的凭证就是粤瑞经营部和高登公司的有色金属购销合同，上面有显示出该合同涉及货款的金额是多少，但是看不出高登公司是否有货款未支付。因此在陈永佳提供上述材料后，我们银行方面会发一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给高登公司，这份通知书是我们银行方面和粤瑞经营部的财务人员一起拿到高登公司，由高登公司的财务人员在这份通知书上加盖高登公司的公章，也就是由高登公司方面确认确实有和粤瑞经营部发生这样一笔交易，且尚未支付货款。陈永佳在我行办理的七笔借款和承兑汇票业务，每一次都是这样一个程序，都是由高登公司确认了之后我行才会放款。但是到了今年4月，陈永佳第一笔借款到期的时候，他不能按时偿还借款，我行就和陈永佳商谈怎样处理这七笔合同的债务，结果高登公司的老板高力登声称，高登公司从未有拖欠粤瑞经营部的货款，实际上粤瑞经营部还有70多万元的货款没有支付给高登公司，陈永佳提供的七笔应收账款是子虚乌有的。后来我行仔细甄别《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有部分通知书上面的印章和高登公司在我行预留的印鉴不一致，因此我行认为陈永佳可能以这种诈骗的形式骗取我行的资金；在高力登说没有拖欠粤瑞经营部货款后，我们又找到当时的两名高登公司的财务人员了解情况，她们就说因为我们交通银行和高登公司业务非常多，经常会到公司来要盖一些公章，所以他们没有仔细看这是什么文件，就在上面盖章了。根据张谏桃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高登公司和粤瑞经营部之间做的是铝锭生意，是高登公司向粤瑞经营部购买铝锭，高登公司从来没有拖欠过粤瑞经营部的贷款；一般情况下，对方到货后，第二天我们公司就会付款，最多三天内就会付款，如果超过三天，就要每吨每天加收10元的利息，这是行业规定，因此高登公司从未拖欠过粤瑞经营部的货款，不仅如此，现在陈永佳还欠着高登公司部分货物没有发过来，而我们却都是全额付款的；高登公司与交通银行有业务往来，主要是高登公司向交通银行办理贷款一类的业务，需要在相关文书上加盖高登公司的公章，《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我都没有见过，也不是我们盖章的，后来我才知道陈永佳用高登公司欠粤瑞经营部货款的名义在交通银行办理了贷款，结果还不了钱，交通银行又拿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给我，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我公司和交通银行经常有业务，而且每次都是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每次都要盖章，我都不清楚这些材料是哪次拿过来盖章的；陈永佳在交通银行贷款提供的那些增值税发票，有一部分对应的是我公司和粤瑞经营部在2014年11月、12月的几笔交易，总金额为7500万元，我公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了这几笔交易的货款；每一年不固定的时间，我司都会和粤瑞经营部对账，一般来说都是先对账，再结清款或者货，从我提供给公安机关的对账单来看，2014年5月至12月31日，粤瑞经营部还欠我司70万元的货未结清；我公司为了工作需要，有两枚公章，一枚主要是公司内部审批使用，另一枚主要对外业务或外出时使用，对银行办理贷款等业务的时候，有时这两枚公章都使用过。另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的档案材料有《佛山市南海区粤瑞经营部对账单》一份，内容为2015年5月15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高登公司与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的往来情况，包括被告高登公司支付第三人银行承兑汇票情况、从第三人处购进铝锭的金额情况，被告高登公司及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盖章确认，截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尚欠被告高登公司774785.07元。另被告高登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分别就《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涉及的发票提交《发票说明》七份，其中在《发票说明（五）》中认为佛交银质通字2014108126号《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涉及的发票号码018××××6207-01886220、01289441-01289456对应的交易，在被告公司从未发生过。2018年7月16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被告高登公司的申请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调取了原告报案的卷宗。另查明，经本院核对原告提供的《购销协议》、《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具体情况如下：《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14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与《购销协议》金额（7244109.90元）及增值税发票金额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2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与《购销协议》金额（14567212元）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14917250.60元）不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4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14503437.60元）与《购销协议》金额（14609752元）不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14503437.60元）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5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14491689.90元）与《购销协议》金额（14609752元）不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14491689.90元）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6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7503202.80元）与《购销协议》金额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7592386.40元）不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8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7463512元）与《购销协议》金额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7487872元）不一致；《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佛交银质字2014108129号）中所载的应收账款金额（7333487.10元）与《购销协议》金额一致，与增值税发票金额（7362112.50元）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代位权纠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己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本案中，原告提交《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购销协议》以及增值税发票以证明第三人对被告高登公司享有合法到期的债权，并已质押给原告。但原告亦质疑上述债权的真实性并在起诉前曾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报案，被告高登公司及第三人在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的询问过程中均否认双方存在未清偿的债务，第三人粤瑞经营部的经营者陈永佳亦多次陈述在办理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时并没有考虑过被告高登公司是否真的拖欠粤瑞经营部的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仅是银行提供的一种贷款方式，其也仅是根据银行的要求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此后再无参与。其次，经本院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七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有六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记载的金额与《购销协议》的金额或增值税发票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证据之间并无法相互印证。再次，原告在（2016）粤0604民初12595号案件中撤回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转而在本案中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与常理不符。故上述债权的合法性存疑。此外，被告高登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提供了《佛山市南海区粤瑞经营部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尚欠被告高登公司774785.07元。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对上述对账单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即便第三人粤瑞经营部对被告高登公司曾存在债权，该债权亦已经清偿。综上，原告提起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在拖欠第三人应收账款的范围内直接向原告清偿欠款48377421.67元及利息、诉讼费33012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基本条件，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基于应收账款质押所享有的权利，不属本案法律关系，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主张。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3687元，由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文军审判员  彭静雯审判员  李月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