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8）晋民申34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吉明，男，195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秀珍，女，196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田文杰，女，197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   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与被申请人田文杰共有纠纷一案，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民终293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7）晋0110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01民终2936号民事判决书；3、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田文杰一审的诉讼请求；4、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田文杰承担。   其事实与理由主要有：   一、再审申请人基于下列事由，请求人民法院对办案进行再审：根据民诉法第二百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明显故意偏袒被申请人。   一、二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的客观事实，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晋源区晋源街道东街182号宅基院拆迁补偿分割发生矛盾，所争议的该宅基地院当时登记家庭成员有段它林、田东清、田文吉、李吉明（田吉明）四人，原登记人段它林和田东清分别于1997年3月和1995年7月去世，后该宅基地就一直有二位再审申请人一家六口居住使用，户籍登记以申请人李秀珍为户主，形成了对此宅基地院的所有使用权。而被申请人田文杰在养父母田东清和段它林去世后，就回到其亲生父母家晋祠镇三家村居住生活工作，至2004年1月被申请人田文杰结婚出嫁，随丈夫在太原市西峪煤矿小区居住生活，并生有一女。所以被申请人自原宅基地户主父母去世后就不在该院居住生活，也就丧失并脱离了对该户宅基地使用权。   三、一二审判决没有查明所争诉该宅基地院共有继承的份额，也就是混淆所应继承的财产标的物。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的宅基地所有使用权不能继承，本案中原宅基地登记人田东清、段它林去世后，其他家庭成员应享有该处宅基地的使用权，被申请人在离开该宅基院并出嫁后，剩余的家庭成员就是申请人一家六口，且也没有另批宅基地。再审申请人家里孩子长大、人口也增加，原来的东方三间倒塌灭失，经村委会同意，又在该宅基地院新建了西屋五间、南屋三间、则所一间及门道一间。并对北房四间进行了装修，后又陆续整修了院落，包阳台和屋檐、修整了围墙、种植树木等，对该宅基地院常年维护管理使用。本案诉争拆迁的宅基院已不属于段它林田东清的共同财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一审判决将该宅基地面积货币补偿549000元和安置房面积置换货币1597300元作为遗产，并将该宅基地拆迁补偿由再审申请人田吉明与被申请人二分之一分割是错误的。   四、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一户一宅”的原则。司法解释规定未进行新建、翻建、改扩建的，分割时应根据权利人对财产的贡献大小、财产来源、居住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本案所争的宅基地，拆迁时该宅基地户上实际有7人包括被申请人，就应有七人共有该宅基地院的使用权，被申请人对该院就没有尽义务和贡献，按份额被申请人只能有七分之一的宅基地补偿款。如果本宅基地院应有的能继承的财产部分，就是正房（北房）四间，是田东清、段它林遗留，只能将这四间房的补偿款做为遗产共有继承分割。一审判决将该宅基地补偿款和安置房屋面积置换货币作为共有遗产二分之一分给被申请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不当，本案中不存在不当得利，申请人李秀珍作为该宅基地院所有使用权人，在××道委会、党支部所签订的027号安置补偿协议书，领到补偿款后就考虑原有正房（北房）四间老房子的继承份额，就支付给被申请人五万元人民币。   五、本案在一审中，违反了《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三）项规定。   被申请人在举证中伪造证据“晋源派出所”的证明开出日期为“2017年11月15日”，而此案是2017年11月15日上午8点30分开庭审理，不符合常理。特别是山西省公安厅在2015年9月以后就明确规定：派出所不在出具的证明就包括“姓名填错、同音不同字的”。要出具证明的应当去公证机关出具公证证明。   六、一审判决书还未生效，所以在一审判决书判决如下中，所表述的“执行时予以扣除”是一种不规范、不严肃不严谨的法律文书。   七、一审判决书审理查明的错误如下：   一是错误的将段它林认定为“1996年”去世，时间不符。段它林是1997年3月去世。二是错误查明“后二人又有广女原告田文杰”表述不符，应当是后两人又收养一女原告田文吉。三是错误的审理查明将“1987年12月段它林以其为户主，在太原市××区号，批得宅基地一处”，当时还没有晋源区晋源街道之说，应是“太原市南郊区晋源镇东街83号”。四是错误的查明该宅基地院“院中共盖有正房七间，拆迁时正房剩四间，其余倒塌灭失”应该是“院中共有七间房屋，正房四间，东房三间，拆迁时东房三间已倒塌灭失。”五是错误的查明“被告田吉明因工作户口迁出，但其妻李秀珍的户口在该处，被告田吉明一家一直在此居住。”应该是“在拆迁时田吉明的户口和妻子一家六口都在该宅基地户上”。六是错误的查明就本案诉争的宅基地“113号登记在段它林名下的宅基地一处”，而应该是“13号登记在户主李秀珍名下”。七是错误的査明“被告李秀珍于2017年3月15日与被告太原市晋原区晋源街道东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晋源字东街村027号《太原市晋源区东区二号地块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项目宅基地产权置换协议书》一份。”一审中“晋源东街村民委员会就不是被告”，签订的027号协议书名称应该是《太原市晋源东区棚户区造安置住房项目宅基地产权置换协议书》。027号协议书是与村党支部、村委会签订的。八是错误的查明“李秀珍于2017年3月27日，先期支付原告田文杰50000元。”应该是“被告李秀珍在领到补偿款后，考虑到把房的继承问题，支付给原告50000元人民币，不存在先期后期之说。   八、本案中存在的疑问蹊跷之处。   本案在一审中被申请人曾经于2017年6月就立案，并经开庭审理后，被申请人提出撤诉，当时的主审法官是杜志立。被申请人在2017年8月后又重新起诉立案，2017年11月15日开庭，主审法官又是杜志立，之后我们才知道审判长与被申请人是太原市晋源区晋祠同乡村人，而审判长没有主动回避，违反了《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七）项。申请人上诉后，太原市中级法院只走了个询问程序，之后申请人才知道二审的主审法官（审判长）赵耀功和一审的审判长杜志立是密切的同班同学，也应该回避。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条第（二）（三）（六）（七）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共有财产及共有人。涉案宅基地位于太原市××区号（原太原市南郊区晋源镇东街东大街83号），面积0.54亩，1973年该宅基地上建有7间平房。该宅基地登记在段它林名下，宅基地证显示段它林的家庭成员有田东清（段它林丈夫）、田文吉（段它林女儿）和李吉明（田吉明，段它林儿子）。故涉案宅基地原始使用权人为：段它林、田东清、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和被申请人田文吉。1989年再审申请人田吉明与李秀珍结婚，1999年再审申请人李秀珍常住人口登记卡登记其户口在涉案宅基地处，户别为农业家庭户口；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后因顶替田东青工作，将户口迁出，2006年又将户口迁入该宅基地，迁入后的户别为非农业户口；田东清于1995年因死亡注销户口，段它林于1997年因死亡注销户口；被申请人田文吉户口一直登记在涉案宅基地处。参照《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三条“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综合考虑本案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和被申请人田文吉的户口情况、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一家在涉案宅基地居住的生活情况，涉案宅基地拆迁取得的拆迁利益应由再审申请人田吉明一家和被申请人田文吉共同共有，宅基地的拆迁利益由二被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共同共有，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田文吉为涉案宅基地拆迁利益的共同共有人并无不当，对二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随丈夫在太原市居住生活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二再审申请人一家六口享有宅基地院的所有使用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宅基地不能继承，但被申请人享有涉案宅基地的拆迁利益的权利基础为共同共有，并非基于继承权，故本院对二再审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不能继承宅基地因而不能请求宅基地拆迁利益的主张不予采纳。   因涉案宅基地在1973年时地上有建筑物7间平房，由段它林和田东清生前建造，系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宅基地拆迁前该7间平房剩余4间，其余坍塌灭失。段它林和田东清去世后，未留有遗嘱，故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和被申请人田文吉依法继承该4间房屋。因4间房屋已经被拆迁，被申请人田文吉和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应取得该4间房屋的拆迁补偿，该部分的补偿仍为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和被申请人田文吉共同共有，一审、二审关于该部分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所涉的共同共有的财产包括涉案宅基地的拆迁利益（共有人为二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和段它林和田东清生前所建的4间房间（共有人为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和被申请人）。   关于本案共同共有财产的数额和共有物分割时各共有人应分得的财产。关于宅基地拆迁所得利益，根据再审申请人李秀珍同太原市晋源区晋源街道东街村党支部、太原市晋源区晋源街道东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太原市晋源东区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项目宅基地产权置换协议书》，涉案宅基地安置房面积置换货币1597300元和宅基地面积货币补助549000元，共计2146300元。二再审申请人作为整体和被申请人各享有二分之一的财产，被申请人分得该部分财产计1073150元，一审、二审对该部分共有财产的分割并无不当。关于共同共有的4间房屋，该4建房屋拆迁取得补偿71750元，被申请人享有二分之一，即35875元，一审、二审对该共有财产的分割并无不当。二再审申请人称拆迁时涉案宅基地上有七人、被申请人只能享有共有财产的七分之一，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田吉明及其子女享有宅基地利益是基于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是涉案宅基地原始登记使用权人之一和田吉明与涉案宅基地、东街村的密切联系，故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应作为一个整体享有宅基地拆迁利益的二分之一，剩余二分之一应由涉案宅基地利益权利人即被申请人田文吉享有，故本院对二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判决书判决如下中表述的“执行时予以扣除”是否规范，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书判决作出时是未生效，但判决主文该判项中已设置“执行时予以扣除”的前提条件是“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故一审判决书的该项表述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判决审理查明中是否存在错误。二再审申请人称段它林于1997年去世，而不是法院查明的于1996年去世，本院认为一审中被申请人称段它林于1996年去世，再审申请人称1997年因死亡注销户口，但不论段它林是于1996年去世还是于1997年去世，均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诉求影响不大。被申请人登记为段它林和田东清的女儿，原审法院表述为“后二人又有一女原告田文杰”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部分称“1987年12月段它林以其为户主，在太原市××区号，批得宅基地一处”，虽当时宅基地位置门牌号是“太原市××区号”，但二个地址都指向的是涉案宅基地，所以原审的表述并无不当。原审查明“院中共盖有正房七间，拆迁时正房剩四间，其余倒塌灭失”与再审申请人陈述“院中共有七间房屋，正房四间，东房三间，拆迁时东房三间已倒塌灭失。”相符，原审查明“被告田吉明因工作户口迁出，但其妻李秀珍的户口在该处，被告田吉明一家一直在此居住。”与再审申请人陈述“在拆迁时田吉明的户口和妻子一家六口都在该宅基地户上”并不矛盾，再审申请人田吉明确将户口迁出，但后又将户口迁入涉案宅基地，但是户口变为非农业户口。原审查明本案诉争的宅基地“113号登记在段它林名下的宅基地一处”与宅基地使用权表的登记相符，原审该项查明并无不当。七是错误的查明“被告李秀珍于2017年3月15日与被告太原市晋原区晋源街道东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晋源字东街村027号《太原市晋源区东区二号地块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项目宅基地产权置换协议书》一份。”一审判决的该处表述存在笔误，应及时补正。原审查明“李秀珍于2017年3月27日，先期支付原告田文杰50000元。”再审申请人称应表述为“被告李秀珍在领到补偿款后，考虑到把房的继承问题，支付给原告50000元人民币，不存在先期后期之说。”但再审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审该项表述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再审申请人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晋源派出所出所加盖公章的时间与本案开庭审理的时间一致，系被申请人伪造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对二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审判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况。二再审申请人称一审审判长与被申请人是同乡村人，审判长应当回避。二审法院的审判长与一审法院的审判长系同学关系，也应当回避。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审判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前三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翻译人员的；（四）是本案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五）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持有本案非上市公司当事人的股份或者股权的；（六）与本案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第四十四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一）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活动的；（二）索取、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三）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代理本案的；（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受托人借用款物的；（六）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和第四十五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再审申请人称的上述两种情况不属于审判人员应当自行回避的情形，再审申请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且再审申请人当庭也未提出回避申请，故本院对二再审申请人的该项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田吉明、李秀珍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秦 颖   审判员 吴捷慧   审判员 成 堃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 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