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5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1，女，1955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2，女，195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魏有法，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3，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4，男，1954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孔海涛、刘慧，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某1、赵某2因与被上诉人赵某3、赵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龚银官，其配偶为赵锦林，生育了赵某4、赵某3、赵某1、赵某2和赵文萍。赵锦林于1979年4月25日死亡，龚银官于2017年8月10日死亡，赵文萍于1958年12月21日死亡。杭州市海潮新村1幢3单元107室房屋，原系龚银官承租的公房。2005年3月6日，当事人订立协议书一份，载明：上城区海潮新村1-3-107室住房一套，房卡是母亲（父亡故）龚银官，面积（实用）43.2平方米（属公房，未购买）。现姐妹四人协议（简称甲、乙、丙、丁，甲方长子赵建明，乙方赵某1、丙赵某3、丁赵某2）现乙方、丁方自愿弃权，由甲、丙兄弟双方协议，公房由丙方赵某3出资购买，但今后拆迁，甲方自愿拿20平方（实用），丙方拿23.2平方（实用），老母亲跟丙方住，食宿也归丙方负担（不包括老人生病费用和平时零用支出，这些费用由姐妹四人另协商）甲方夫妇百年后房产归侄儿赵江南所有，口说无凭，立此为证。在协议落款处，署名均为打印文字。母亲龚银官的署名上按有指印，赵某4、赵某3、赵某1、赵某2的署名上均按有指印。原审诉讼中，赵某3、赵某4申请对该《协议书》中赵某1、赵某2署名上的指印是否为其本人所捺印进行鉴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致函原审法院：因赵某1字迹处指印纹线不清，不具备鉴定条件，故不予受理该鉴定。对于赵某2指印，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该指印是赵某2本人所捺。赵某3、赵某4支付鉴定费1800元。2006年，龚银官对该房屋进行房改购房，取得房屋产权。2013年，因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与龚银官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杭州市海潮新村1幢3单元107室房屋被拆除，安置龚银官两套房屋，即住杭州市房屋（建筑面积65.25平方米）和住杭州市房屋（建筑面积52.66平方米）。现该二套房屋产权均登记在龚银官名下。取得房屋后，赵某3一家和龚银官居住杭州市房屋，并于2015年将户籍迁入该房屋。赵某4居住在杭州市房屋，也于2015年将户籍迁入该房屋。2013年5月20日，赵某3与赵某2签订《补尝（偿）协议》一份，载明：母亲因房屋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归赵某3所有，赵某2放弃母亲房产，赵某3同意补尝（偿）赵某23万元整，将在2013年9月底付清。同日，赵某4与赵某1也签订《补尝（偿）协议》一份，载明：母亲因房屋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归赵某4所有，赵某1放弃母亲房产，赵某4同意补尝（偿）赵某13万元整。经两人协商等房屋分好以后赵某4每月付给赵某11000元整，直至3万元付清为止。赵某3已经将3万元款项支付给了赵某2。对于赵某4应支付给赵某1的款项，赵某4已经陆续支付了1万元，后双方发生争议，后续款项未支付。现当事人对遗产分割产生争议，赵某3、赵某4起诉请求判令：1、被继承人龚银官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赵某3继承；2、被继承人龚银官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赵某4继承。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两套房屋产权原登记在龚银官名下，属于龚银官遗产。现当事人争议的是，各方订立的《协议书》及《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当事人在2005年3月曾订立《协议书》一份，对海潮新村1-3-107房屋如何房改、拆迁后房屋分配、龚银官今后生活的照顾问题作出了约定。虽然赵某1署名上的指印因纹线不清、不具备鉴定条件，不能确定该《协议书》赵某1署名上的指印是否为赵某1本人所捺。但在2013年，赵文敏和赵某1又签订了《补偿协议》，明确了赵某1放弃房屋权利，该意思表示能够与《协议书》内容对应。且根据房屋占有使用现状，也能够与《协议书》、《补偿协议》内容对应。故应当认定赵某1对《协议书》内容是知晓的，根据《补偿协议》内容亦可以认定赵某1作出了放弃房屋权利的意思表示。对于各方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偿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然在2005年签订《协议书》时，海潮新村的房屋尚属于公房，但在龚银官房改购房取得房屋产权后，协议所涉房屋权利可以作为龚银官今后的遗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子女之间就今后遗产所签订的分割协议，虽然在签订协议时遗产继承尚未发生，但法定继承人对遗产继承存在期待利益，该种期待利益也属于财产性权利，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处分，在相应条件成就后也具有可履行性，该种处分行为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2013年，赵某3、赵某4又分别与赵某2、赵某1签订《补偿协议》，并实际履行。对房屋的占有使用，也按照协议内容在履行，龚银官生前亦未对遗产作出处分，龚银官去世后，其遗产无重大变化。现赵某3、赵某4要求按《协议书》、《补偿协议》的内容分割遗产，符合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赵某2、赵某1否认《协议书》、《补偿协议》的内容，要求按法定继承办理，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物权效力。如因物权登记需要其他相关当事人配合物权人办理物权登记相关手续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赵某3继承并取得所有权；二、确认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赵某4继承并取得所有权；三、赵某1、赵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配合赵某3、赵某4办理上述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2600元，鉴定费1800元，由赵某3、赵某4负担。 宣判后，赵某1、赵某2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所采信的赵某3、赵某4提供的2005年3月6日的协议书，因内容与形式不合法，是一份无效协议。1、这份协议书是打印件，协议书上载明的当事人有五人，即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母亲龚银官、上诉人赵某1、赵某2、被上诉人赵某3、赵某4。2018年7月18日，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只认定协议书上立证人赵某2字迹处的指印是赵某2本人所捺。其余四人的指印是否是龚银官、赵某1、赵某3、赵某4所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在不能证明龚银官、赵某1、赵某3、赵某4当时到场参加了签订协议，这份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2、2005年3月6日签订协议时，杭州市上城区海潮新村1-3-107室是龚银官承租的房管部门的公房。该房屋由谁承租，由谁参加房改买进，只有房屋产权人房管局才有权决定，其余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该房产。3、根据国家的房改政策，只有公房的承租人，经房产单位审查同意，才能依法参加房改，参加房改的主体是特定的。2005年3月6日的协议中，约定由非承租人赵某3购买龚银官承租的公房，因该约定的内容违法，是无效约定。4、2005年3月6日签订协议时，上城区海潮新村1-3-107室房屋，龚银官尚未参加房改取得房屋产权，这份协议约定，今后该房归赵某4的儿子赵江南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述四点理由可以说明，2005年3月6日的协议，因内容、形式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是一份无效协议，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二、2013年5月20日赵某4与赵某1、赵某3与赵某2签订的补偿协议，因没有经过房屋产权人龚银官的同意，该协议是无效的。1、大关南七苑9幢5单元602室、8幢30l室二套房屋的产权人是龚银官。赵某3、赵某4、赵某1、赵某2未经房产权人同意，擅自处分母亲龚银官的房产，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是一份无效协议。2、这份协议书并不是一份分家析产协议书。分家析产协议一般需具备以下要素。分割共有财产，要有共有人的合意，分割财产的名称及所有人的姓名，分家析产的理由、原因、目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约定。分家析产协议必须所有有权参加析产的当事人全部到场，在同一份协议书上签字。2013年5月20日赵某1与赵某4，赵某2与赵某3分别在二份协议书上签字。当时，讼争房屋的产权人龚银官尚健在，讼争的二套房屋并未依法确权给赵某3与赵某4。赵某3、赵某4根本就没有权利作主与赵某1、赵某2签订分家析产协议。再说，即便是赵某1对赵某4居住的这套房放弃权利，并不等于对赵某3居住的这套房放弃权利。赵某2对赵某3居住的房屋放弃权利，并不等于对赵某4居住的房屋放弃权利。因此，这并不是一份法律意义上的分家析产协议书。上述理由足以说明，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二份协议书，从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六页中认定“在被继承人生前，子女之间就今后遗产所签订的分割协议，虽然在签订协议时遗产继承尚未发生，但法定继承人对遗产继承存在期待利益，该种期待利益也属于财产性权利，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处分，在相应条件成就后，也具有可履行性，该种处分行为也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开始”。第四十九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法律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在继承开始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现赵某1、赵某2、赵某3、赵某4之间所签的协议都是在龚银官健在时所签。签约时，被继承人尚未死亡，继承尚没有开始。现没有一份合法有效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已明确表示放弃对诉争房屋的继承权，即便有这样的表示，也因为违反前述法律规定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放弃继承期待权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于继承期待权的能否放弃，现观点各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六条：“继承纠纷中，当事人以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期待权为由，请求确认继承权丧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高院的解答，明确了即使继承开始前有继承人己作出放弃继承期待权，在实际处理时，该继承人也并不丧失继承权。上述理由充分说明，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五页中认定：“对于赵某4应支付给赵某1的款项，赵某4已经陆续支付了一万元，后双方发生争议，后续款项未支付。”该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赵某1在2013年5月20日与赵某4签订协议后，赵某4支付了10000元后，就再也不支付了。当时，没有任何障碍影响赵某4支付余款。现没有证据证明赵某1拒绝接受余款，即使赵某1拒绝接受，赵某4也完全可以以转账汇款、邮寄、公证提存、亲友转交等方式支付给赵某1。一审法院对赵某4明显的违约行为，认定为双方发生争议，而导致后续款项未支付，是没有道理的。五、从2013年5月20日所签协议的内容来看，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放弃继承权或继承期待权。1、当时上诉人母亲龚银官位于上城区海潮新村1-3-107室的房屋即将列入拆迁。当时签订这份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拆迁后分到房屋确定暂由谁来居住使用。由房屋使用人赵某3、赵某4分别补偿赵某1、赵某2各30000元。2、协议中虽有赵某1、赵某2放弃母亲房产的内容，但并没有明确放弃的是房屋所有权还是继承权。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杭州市大关南七苑9幢5单元602室、大关苑8幢303室房屋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依法继承。 被上诉人赵某3、赵某4答辩称：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虽然赵某1的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但从补偿协议、案涉房屋占有使用情况来看，足以认定其合法效力。若上诉人对龚银官的指印有异议，可以提出鉴定申请，但是龚银官已经去世，比对材料难以寻找，且其的指印真实性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因为协议系上诉人拆迁房屋继承权的放弃。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且上诉人认可其在协议书上的签字的真实性，故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认可一审的判决。在一审判决之后，赵某4已经向赵某1支付现金2万元。 上诉人赵某1、赵某2在二审期间提供龚宝泉的证明1份，欲证明两上诉人对母亲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 被上诉人赵某3、赵某4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被上诉人的质询，且证明是上诉人单方向龚宝泉制作，其年纪比较大，不知道该证明的内容与事实是否一致，其也认可按补偿3万元计算，这和被上诉人实际履行一致，关于抚养问题，这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赵某3、赵某4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在一审判决之后，赵某4已经向赵某1支付现金2万元。 本院认为：杭州市海潮新村1幢3单元107室房屋房改购入前原系龚银官承租的公房。在案涉房屋房改前，龚银官、赵某4、赵某3、赵某1、赵某2在对房屋产权分配、产权登记等作了约定，并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虽然赵某1署名上的指印因纹线不清、不具备鉴定条件，不能确定该协议书赵某1署名上的指印是否为赵某1本人所捺，但结合2013年赵文敏和赵某1签订的补偿协议及房屋占有使用现状，能够认定赵某1对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晓并认同的。杭州市海潮新村1幢3单元107室房屋在2013年被拆除，安置龚银官两套房屋，赵某4、赵某3、赵某1、赵某2于2013年5月20日签订了补偿协议，对该两套房屋处置等作了约定，龚银官亦未对此作出其他处分。因此该补偿协议是对协议书的补充和完善，合法有效，且赵某4、赵某3已按约履行完毕，赵某1、赵某2亦应按约履行。赵某1、赵某2主张案涉协议书、补偿协议无效，应依据法定继承原则对该两套房屋进行分割，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上诉人赵某1、赵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李国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