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5民初11510号 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龙坞镇葛衙庄181-2养生堂2期。 法定代表人：钟睒睒，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男，1970年5月2日出生，汉族，工作单位及职务系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员工，住武汉市江岸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唯，女，1995年6月7日出生，工作单位及职务系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员工，住杭州市下城区。特别授权。 被告：余亮，女，197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工作单位及职务不详，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生堂公司）与被告余亮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于2018年11月8日由审判员罗维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养生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张方唯，被告余亮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养生堂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养生堂公司无需向余亮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5728.28元；2.判令养生堂公司无需向余亮支付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16.07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余亮承担。事实和理由：养生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7日，余亮于2011年6月1日与养生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开始担任养生堂公司川渝大区财务经理，后担任川渝大区主办会计，双方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余亮须严格遵守养生堂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且余亮签阅并明确知晓养生堂公司《2012管理手册》的内容，管理手册中对员工假期管理、终端费用管理及员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应受到的处罚均作了明确约定。余亮作为一名具备会计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财务人员，在养生堂公司财务岗位上工作多年，对相关财务制度也明确知晓。大区财务部在支付终端费用时须严格核对金额、付费内容、收款单位等相应内容，且在支付完成相关费用后须在当月全额上报总部实施情况。余亮与养生堂公司原大区出纳吕煜（已离职）未严格按照财务付款相关流程，于2015年1月16日将本应支付给经销商四川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公司）的合作费用25660元错付给宜宾天森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森公司）。在该笔错付款项既未及时追回，又未向总部上报的情况下，2015年2月9日，余亮和吕煜又擅自挪用其他款项另行向福星公司付款25660元。原本养生堂公司须于2015年2月16日一次性支付四川立盛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立盛公司）32870元制作费，由于银行转账失败并退款后，余亮为掩盖之前错打款项给天森公司的事实，违规擅自将该笔费用拆分成两笔支付，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支付制作费7210元，2015年7月8日支付剩余的25660元。前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养生堂公司的相关财务制度。余亮在发生前述错误后，一而再的弄虚作假虚假入账，其在2015年1月16日错付的行为本应在当月财务报表中体现，但被其虚假入账在2015年6月的财务凭证中。作为财务人员，余亮背离基本的职业操守与准则，在款项支付过程中未按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及流程要求执行，且不及时向公司上报，在财务凭证制作中诿过掩饰，其主观故意极其明显。截至养生堂公司于2016年3月审计检查发现上述事项时，前述错付款项事件已经历时一年有余，余亮从末向养生堂公司主动报告错付款及挪用其它款项的事宜。余亮系会计专业毕业，持有助理会计师从业资格证，具有专业的会计专业知识；同时，余亮在养生堂公司川渝大区担任财务管理岗位工作多年，熟知养生堂公司用款审批流程及相关管理制度，具有较强会计业务能力。依照余亮所知晓养生堂公司《管理手册》终端费用管理制度第四十二条之明确规定，按照申批流程签字核准的终端费用报销单才是作为财务支付终端费的凭据，无审核批准的凭据大区财务不予支付和核销。余亮的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养生堂公司的规章制度，后期弄虚作假更是背离基本的职业操守与准则。故养生堂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对余亮下达了书面处分决定，给予余亮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并要求两名责任人共同赔偿错打款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该处分决定通过EMS快递方式送达余亮。综合上述事实经过，养生堂公司认为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余亮因严重违反养生堂公司的规章制度，因此养生堂公司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2款之规定于2016年5月13日解除与其劳动合同，养生堂公司依法无需支付余亮劳动合同解除赔偿金。养生堂公司和余亮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且程序和内容均不违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其对双方合法有效，《劳动合同书》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第四条明确约定余亮应严格遵守执行养生堂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本案中，余亮与原出纳吕煜作为公司财务人员，背离基本的职业操守与准则，在款项支付过程中未按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及流程要求执行，工作当中本已出错的情形下却不及时向公司报告，反而利用其职务便利，挪用其他款项，并在财务凭证制作过程中主观故意弄虚作假，诿过掩饰，其失职行为严重违反养生堂公司规章制度。养生堂公司基于《2012管理手册》以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相关约定，合理合法解除与余亮的劳动关系，属于养生堂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依法实施用工自主权，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2款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情形，因此养生堂公司无需向余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第二、裁决书判定养生堂公司支付余亮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16.07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养生堂公司《2012管理手册》对员工病假期间工资计算有明确规定，余亮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5月20日期间请病假休息，养生堂公司根据薪酬制度核算其2016年4月份应发工资为3323.54元和5月应发工资为1050.08元。另，余亮背离基本的职业操守与准则，在款项支付过程中未按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及流程要求执行，且不及时向公司上报，在财务凭证制作中诿过掩饰，是欺骗行为，属于《2012管理手册》员工惩奖条例中的“不可容忍行为”，根据9.1.3条“不可容忍的行为处以2000以上的罚款，并全部或部分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之内部规定，养生堂公司有权从余亮尚未发放的工资奖金中扣除罚款和赔偿的经济损失，有合同约定作为依据，且在《关于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中明确告知余亮。故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判定养生堂公司支付余亮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516.07元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为维护养生堂公司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余亮辩称，不认可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认为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符合事实，有相关依据。请求驳回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余亮于1996年6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专科，并于1998年5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助理会计师资格证。 养生堂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7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 2011年5月10日，养生堂公司与余亮签订《劳动合同书》，主要约定：1.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2011年6月1日起。2.余亮按养生堂公司工作需要，在养生堂公司财务部门担任财务经理岗位，养生堂公司以岗位说明书为依据对余亮进行考核。合同中约定的岗位说明书即《大区财务经理职位说明书》，该书约定了余亮在任职期间须按养生堂公司的制度审批报销单据、审核系统内财务凭证等职责，该书经余亮签字确认。 2015年1月16日，一笔经养生堂公司员工申请支付的25660元费用经审批，应支付给福星公司；但当天，该款项被支付给了天森公司。2015年2月9日，养生堂公司重新将应付给福星公司的25660元向其完成了支付。 对于前述款项支付失误，养生堂公司认为存在余亮未严格遵守公司财务规章进行审核的责任，并在其后未上报养生堂公司，而是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遂向公司工会申请解除与余亮的劳动关系。2016年5月10日，养生堂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对于的复函》，表示同意养生堂公司解除与余亮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给与相应处罚。2016年5月13日，养生堂公司做出《关于对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决定解除与余亮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要求余亮承担损失金额中的12830元，并给予余亮2000元经济处罚。 前述复函与处罚决定均经余亮签收，余亮不认可养生堂公司定义其工作失职，2016年10月16日，余亮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养生堂公司为被申请人，余亮主张养生堂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2276元、休病假期间工资22350元。2017年12月11日，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24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养生堂公司向余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5728.28元、2016年4月1至5月13日期间工资4516.07元，驳回余亮其余仲裁请求。之后，养生堂公司不服裁决，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1.养生堂公司制定《2012管理手册》作为员工管理制度，该手册对本案争议的员工病假期间工资计算、奖惩条例、费用支付制度等作了约定，余亮在其签阅记录上签字认可知晓该手册约定内容。 2.2016年9月21日，养生堂公司起诉余亮的劳动争议案件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该案中，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赔偿前述处罚决定中的12830元损失，并支付罚金20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现行法律对劳动者因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无明确规定，只有在劳动者过错行为严重，且给用人单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情形下，劳动者才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该案中养生堂公司主张的余亮违反财务制度即使成立，也仅仅是违反规章制度，不能排除该笔款项本应支付给天森公司的可能性；养生堂公司作为该笔款项的权利人，有能力举证证明该笔款项不应当支付而被误支付，却并未举证证明；养生堂公司亦可采取相应法律救济手段追回该笔款项，在其未能采取救济手段追回款项的情况下，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客观上造成养生堂公司严重程度的损失。因此，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06民初84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养生堂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民终82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余亮在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的12个月里，月平均应发工资为7306.67元，月平均实发工资为6583.97元；月工资中包括其司龄工资450元。 4.2016年4月13日，余亮向养生堂公司申请病假45天，因请病假原因，养生堂公司确认2016年4月余亮的应发工资为3323.54元，2016年5月余亮的应发工资为1050.08元；该款项实际并未发放。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余亮的毕业证、助理会计师资格证、养生堂公司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书》及《大区财务经理职位说明书》、终端费支付申请单、招商银行支付回单及其对应财富凭证（33368号和33068号两份）、《关于对川渝大区余亮等人的处罚决定》、《对于的复函》、成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2472号《仲裁裁决书》、《2012管理手册》、（2016）浙0106民初8449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8222号《民事判决书》、工资明细表、请假申请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审理中，（一）养生堂公司提交了立盛公司的制作费凭证记录，拟证明养生堂公司须于2015年2月16日一次性支付立盛公司32870元制作费，该笔制作费经银行转款失败被退回；之后，余亮为掩盖前述将福星公司的应付款误支付给天森公司的事实，违规擅自将应一次性支付给立盛公司的款项拆分为7210元和25660元，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和2015年7月8日支付。余亮认为向立盛公司支付的款项与其无关，无法发表质证意见，养生堂公司应追究吕煜的工作失职。（二）余亮提交了养生堂公司与天森公司的对账单和天森公司发出的《关于25660元不当得利返还的回复函》，拟证明天森公司回复养生堂公司表示，天森公司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养生堂公司尚欠天森公司货款29577.65元，因此拒绝退还案涉的25660元。养生堂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养生堂公司曾就因余亮的工作失误导致的错付款项，尝试努力向天森公司追讨；至于天森公司与养生堂公司之间的款项争议，与本案涉及的余亮工作失误及失误后诿过掩饰的严重违规行为无关。（三）余亮提交了社保代缴证明和社保明细，拟证明余亮自1999年8月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最初没有购买社保，2001年2月起由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为其购买社保；至于为什么购买社保的主体并非本案的养生堂公司，系因养生堂公司内部管理，余亮只能接受安排与其关联公司签订合同和由其购买社保；余亮的工作年限应自1999年8月起算，且从工资构成来看，2015年4月显示的司龄工资为450元，而每年司龄工资30元逐年增加，以15年为限，因此，到2015年计算为15年，说明余亮至少工作满15年。养生堂公司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应按照社保明细体现的2001年2月起算余亮的工作年限，从2001年至2015年也是15年的工龄。 本院认为，双方第一项争议焦点在于，余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获得违法解除合同的双倍赔偿金。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未尽职审批后又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严重违反《2012管理手册》等规章制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双倍向劳动者赔偿的情形。余亮不认可养生堂公司主张余亮工作失职，认为工作失职的责任人系吕煜，因此养生堂公司系违法解除与余亮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就该项争议焦点，养生堂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养生堂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余亮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故养生堂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应当向余亮支付双倍赔偿金。 至于赔偿金的计算年限应自1999年8月起算或2001年2月起算。余亮提交了社保明细，证明其最晚于2001年2月已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而余亮陈述其实际于1999年8月进入养生堂公司工作，而养生堂公司认为余亮2001年2月进入公司。如果按照其陈述的到2015年4月就按照15年工龄发放司龄工资，但实际至2015年4月的工龄应当为14年，因此养生堂公司所主张的从2001年2月入职与证据不符。而司龄工资是从第二年开始增加的，因此余亮至少是在1999年入职，才会在2000年开始计算司龄工资，并至2015年累计15年工龄，因此，本院对余亮所陈述的1999年的下半年入职时间予以采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之规定，养生堂公司未举证证明余亮的陈述不属实，对其抗辩应从2001年2月起算余亮工作年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庭审中，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余亮的工资发放金额无争议，结合已确认养生堂公司应当向余亮双倍赔偿经济补偿，且余亮工作年限应当从1999年8月起算，因此，本院认可仲裁裁决养生堂公司向余亮支付赔偿金255728.28元，对养生堂公司主张无需支付该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养生堂公司主张无需向余亮支付4516.07工资的诉讼请求。首先，前述已确认养生堂公司无证据证明余亮未尽职审批后又采取诿过掩饰的方式处理，因此无权根据《2012管理手册》等规定扣除应支付余亮的工资。第二，养生堂公司不认可4516.07元的工资金额，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养生堂公司提交证据载明的4373.62元（3323.54元+1050.08元），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养生堂公司应向余亮支付的工资应为4373.62元。 综上，对养生堂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余亮支付赔偿金255728.28元； 二、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余亮支付2016年4月1日至5月13日期间的工资4373.62元。 如果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浙江养生堂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 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赵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