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辽行终12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庆海，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赵凯，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舒，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海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喜毓，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丽，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因与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补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行初3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记载：位于沈阳市××××沙岭村的240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13处房产（栋号××号）的权益归新元公司所有。2014年12月17日，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作出（2104）于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于洪区沙岭街道办事处、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洪分局拆除新元公司房屋（栋号××号）违法，并赔偿新元公司8-13号房屋损失3641.2万元。其所依据的数额是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的（2015）E26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上述判决的原告新元公司的诉讼请求的赔偿范围包括1-13号房屋、土地使用权、烟囱、电路、路面、围墙、树木及地下管网。后经法院释明，撤回了关于1-7号房屋和烟囱、电路、路面、围墙、树木及地下管网赔偿的诉讼请求，另行诉讼解决。本案的诉讼请求为对1-7号房屋的补偿。本案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是2009年2月-2009年11月之间，拆除面积为5012平方米，实际拆除行为是沈阳华夏建筑工程公司五公司、肖子元委托唐小健进行的。2012年6月18日和2012年7月9日，于洪区政府分别作出《关于沙岭街道征收工作的业务会议纪要》，会议确定对本案案涉地块进行征收，并于2012年7月10日发布《征收通告》。另查明，2012年7月，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姬秋梅和刘阳商谈案涉房屋的补偿问题，从《拆迁协商笔录》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曾就案涉房屋（1-7号楼）的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原告提出1-7号楼的补偿问题，被告拒绝予以补偿。2017年7月13日，本院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区询问了前于洪区沙岭街道办事处经济中心主任姬秋梅，据姬秋梅陈述，沙岭街道于2007年陆续开始征收工作，姬秋梅于2012年开始负责该地块的征收工作，其不清楚本案案涉房屋的拆除过程。再查明，在审理过程中，实地走访了于洪区沙岭街道办事处沙岭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洪区沙岭街道办事处、于洪区政府征收办、于洪区国土局等部门，上述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称该区域2006-2007年开始陆续征收，本案案涉地块相邻的区域在2009年之前已经由辽宁世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陆续建设成为商品房并予以销售。目前，本案案涉地块也由辽宁世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成为商品房。又查明，根据（2011）于民二初字第213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沈中民二终字第2579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看出，（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主文载明的58万元损失内容包括“锅炉房内的一切设施，三台锅炉，分别为两台4吨，一台2吨及地下设施”。根据（2012）沈中民二终字第2579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答辩中的记载，华夏公司对于唐小健的拆除行为影响其公司获得1-7栋房屋补偿的情形进行了表述，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华夏公司委托唐小健对1-7栋房屋进行拆除亦是为了获得案涉房屋的补偿。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征收补偿义务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结合《关于沙岭街道征收工作的业务会议纪要》内容可知，本案的补偿义务主体应为被告于洪区人民政府。关于案涉房屋应否给予补偿的问题，法院认为，一、从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上看，案涉房屋于2009年2月-2009年11月之间由案外人华夏公司委托唐小健拆除，在这一时间段，原告沈阳新元建设与华夏公司、肖子元正在进行民事诉讼，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尚处于民事争议中，但是就拆除问题，原告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对华夏公司发出过“律师函”，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原告对拆除行为提出了异议并持反对态度只是由于民事权利尚未确定而无法主张权利；二、从案涉房屋的拆除原因上看，根据（2012）沈中民二终字第2579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华夏公司和肖子元的答辩中记载，当时，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华夏公司之所以委托唐小健对房屋进行拆除，是因为华夏公司对案涉房屋拆除后可以主张补偿权利。现案涉房屋的全部权益已经判决归原告所有，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对案涉房屋进行补偿。另外，在案涉房屋拆除的过程中，其相邻地块已经进行了征收工作，由开发企业建成商品房并予以出售，在这种情形下，按照常理推断，案涉房屋当时的权利人除因征收原因，不可能自行拆除房屋而避免获得巨额补偿；三、从《拆迁协商笔录》和《关于沙岭街道征收工作的业务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该区域征收工作远远早于《征收通告》的发布时间，且原告和被告工作人员就案涉房屋的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被告拟按无证房予以补偿。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应当获得补偿的权利；四、原告从（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获得的是13栋房屋的全部权益，8-13栋房屋原告已经通过行政诉讼获得了赔偿，如1-7栋房屋仅因房屋拆除时间在发布《征收通告》前而不能获得补偿，必将造成原告无法实现第6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合法权益；五、案涉地块及相邻区域目前均已进行开发建设，被告于洪区政府实施了征收行为，享受了相关的土地收益，如仅因案涉房屋系自行拆除而排出补偿义务，也与现行的征收政策相悖；六、关于58万元房屋损失问题，从相关民事判决和华夏公司、肖子元、唐小健签订的协议看，该58万元只是案涉的7栋房屋的拆除费用，与房屋的征收补偿没有直接关系。综合以上因素，被告于洪区人民政府应该对案涉房屋目前的权利人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7栋房屋予以补偿。关于补偿数额的问题，法院认为，（2104）于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中，已经由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公司对8-13号房屋进行了评估，有产籍房屋的评估均价约为2,036元[（2,127+2,132+1,983+1,904）／4]。综合考虑案涉房屋的产权情况、建筑结构及位置等因素，法院酌定参照上述已经生效的判决标准予以补偿，故被告于洪区人民政府应给予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补偿款10,204,432元（2,036元/平方米×5,012平方米）。利息应从辽天衡评（2015）E26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的价值时点2015年9月24日的次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给付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补偿款人民币10,204,432元的义务；二、被告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补偿款的利息（自2015年9月25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三、驳回原告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上诉人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上诉称：一审法院关于涉案沙岭街道沈阳南山老年公寓地上物于2006、2007年陆续开始征收的认定，缺乏法定依据。关于涉案地块征收补偿时间和征收程序的启动应以2012年下发的《征收通告》为准。二、于洪区人民政府并非涉案地块征收补偿义务主体，从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于洪国用（2002）字第000025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来看，涉案地块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土地，并非集体土地，故一审法院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认定于洪区人民政府是补偿义务主体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判决于洪区人民政府向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1-7号楼征收补偿款10，204，432元，没有依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涉案房屋是由案外人沈阳华夏建筑工程公司五公司、肖子元委托唐小健于2009年拆除的，并非是于洪区人民政府及于洪区人民政府各征收部门拆除的，而且拆除时间点也发生在涉案《征收通告》下发前，一审法院判决于洪区人民政府支付征收补偿款没有依据。四、一审法院援引（2014）于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书》中8-13号房屋的评估价值作为本案补偿依据错误。综上，请求依法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行初364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案涉地块已于2006年左右开始征收。被答辩人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于2006、2007年左右即开始陆续开展征收工作，期间也多次找答辩人公司当时的负责人蔡子忠商谈过拆迁事宜。当时，案涉房屋产权尚处于民事争议中，但就房屋拆除问题，答辩人为避免造成损失，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发过律师函。前沙岭街道办事处经济中心主任姬秋梅也陈述，沙岭街道于2007年陆续开始征收工作。而且当年沈阳城乡结合部，包括沙岭地区都是边拆边建，后补动迁手续。沈阳华夏建筑工程公司五分司与动迁办串通，在房屋权属没确认的情况下，拆除房屋，以获得补偿。在案涉房屋拆除过程中，本案的相邻地块在2009年之前已由辽宁世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成为名为假日小城的商品房小区并已出售，本案案涉地块同样由辽宁世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即假日小城二期。按常理推断，案涉房屋的产权人除因征收原因，不可能自行拆除房屋而避免获得巨额补偿。二、被答辩人应为本案补偿义务主体。案涉地块征收工作由被答辩人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补偿义务主体应为被答辩人。三、（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确认位于沈阳市××××沙岭村的240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13处房产（栋号1-13）的权益归我公司所有。上述判决主文也明确载明58万元的损失包括：锅炉房内的一切设施，三台锅炉，分别为两台4吨，一台2吨及地下设施。故58万元是案涉7栋房屋的拆除费用，与征收补偿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法院不判决政府对本案诉争房产进行补偿，势必导致（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内容无法实现。四、案涉房屋价值远高于法院判决认定的价值，但由于答辩人无力承担评估费用，故同意法院判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结合《关于沙岭街道征收工作的业务会议纪要》内容可知，本案的补偿义务主体应为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从案涉房屋的拆除时间上看，案涉房屋于2009年2月-2009年11月之间由案外人华夏公司委托唐小健拆除，在这一时间段，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夏公司、肖子元正在进行民事诉讼，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尚处于民事争议中，但是就拆除问题，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对华夏公司发出过“律师函”，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拆除行为提出了异议并持反对态度只是由于民事权利尚未确定而无法主张权利；从案涉房屋的拆除原因看，根据（2012）沈中民二终字第2579号民事裁定书被上诉人华夏公司和肖子元的答辩中记载，当时，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华夏公司之所以委托唐小健对房屋进行拆除，是因为华夏公司对案涉房屋拆除后可以主张补偿权利。现案涉房屋的全部权益已经判决归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对案涉房屋进行补偿。另外，在案涉房屋拆除的过程中，其相邻地块已经进行了征收工作，由开发企业建成商品房并予以出售，在这种情形下，按照常理推断，案涉房屋当时的权利人除因征收原因，不可能自行拆除房屋而避免获得巨额补偿；从《拆迁协商笔录》和《关于沙岭街道征收工作的业务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该区域征收工作远远早于《征收通告》的发布时间，且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就案涉房屋的补偿问题进行过协商，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拟按无证房予以补偿。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当获得补偿的权利；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中获得的是13栋房屋的全部权益，8-13栋房屋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通过行政诉讼获得了赔偿，如1-7栋房屋仅因房屋拆除时间在发布《征收通告》前而不能获得补偿，必将造成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法实现（2014）沈中审民再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合法权益；案涉地块及相邻区域目前均已进行开发建设，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征收行为，享受了相关的土地收益，如仅因案涉房屋系自行拆除而排出补偿义务，也与现行的征收政策相悖；关于58万元房屋损失问题，从相关民事判决和华夏公司、肖子元、唐小健签订的协议看，该58万元只是案涉的7栋房屋的拆除费用，与房屋的征收补偿没有直接关系。综合以上因素，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应该对案涉房屋目前的权利人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7栋房屋予以补偿。关于补偿数额的问题，因（2104）于行初字第78号行政判决中，已经由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公司对8-13号房屋进行了评估，有产籍房屋的评估均价约为2,036元。综合考虑案涉房屋的产权情况、建筑结构及位置等因素，原审法院酌定参照上述已经生效的判决标准判决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给付沈阳新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补偿款10,204,432元并自辽天衡评（2015）E26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的价值时点2015年9月24日的次日起计付利息，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桂莲审判员  李永财审判员  张宇庭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吴丹华书记员刘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