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刑初497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某军，男，196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广州市越秀区，住广州市白云区。2010年4月8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3年3月12日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4年3月16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7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代明辉，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袁启恩，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何某忻，男，197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广州市海珠区，住广州市海珠区。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被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马晓灵，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廖某红，女，198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中专，户籍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住广州市增城区。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被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1月2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辩护人张杰炜，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杨辉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曾某添，男，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专，户籍地广州市花都区，住广州市花都区。因本案于2017年1月3日被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李立银，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泰峰，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7]1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晓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某军及其辩护人代明辉，被告人何某忻及其辩护人马晓灵，被告人廖某红及其辩护人张杰炜、杨辉新，被告人曾某添及其辩护人李立银、张泰峰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初，被告人余某军联系被告人廖某红为其包税进口汽车配件，并提出少缴税款的要求。被告人廖某红联系到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经商议，被告人余某军以按照货物价值12%左右的包税费用委托被告人廖某红，被告人廖某红以按照货物价值10%左右的包税费用委托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由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以少报多进的方式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口岸将汽车配件报关进口。被告人何某忻负责根据货物清单确定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和应对海关查验等。被告人廖某红负责安排货物的运输等。被告人余某军、廖某红均明知上述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的应缴税额。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通过上述方式走私进口汽车配件共计133票，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3556737.45元。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主动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接受调查。2017年2月8日，被告人余某军被抓获归案。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宣读了户籍资料、前科材料、抓获经过、报关材料、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银行账户往来记录等书证、证人农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的供述与辩解、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款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余某军曾因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依法向本院提起公诉，请求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余某军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辩称其没有参加走私，其货物是廖某红正规报关进来的，其是无罪的。在本院庭审后，其主动认罪，并提交了认罪书。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代明辉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关于被告人余某军走私的主观故意，其庭审所作的供述、辩解可信；2.本案所涉及的货物清单属于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3.因实际货物清单不能作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哪些货物偷逃税款，故对偷逃税额计核证明的证明力度不应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即使可以认定余某军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也不能证明实际走私货物的种类及偷逃税款的数额，应对余某军作无罪处理。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袁启恩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余某军作为货主，与廖某红只有合作关系，与其他人并无联系，其没有起到组织、策划、指挥的作用；2.具体低报、瞒报手法的犯意与实施，都是由何某忻决定的，何某忻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应为主犯；3.雇佣中港航班车、送货车辆以运输涉案货物是由廖某红负责。综上所述，被告人余某军在本案中依法不构成主犯。被告人何某忻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何某忻的辩护人马晓灵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何某忻具有自首情节，归案后积极协助缉私局整理相关证据材料，认罪态度极好，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2.何某忻与廖某红、曾某添三人地位及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3.何某忻是初犯，自愿认罪悔罪，且已主动向缉私局退赃人民币80万元，恳请法院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廖某红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廖某红的辩护人张杰炜、杨辉新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廖某红不是本案走私普通货物的货主和最大得利者，也不是犯意提出者，关键的通关环节也不是由其实施或决定，其只是参与中间的联络环节、赚取差价，应认定为其为从犯；2.其具有自首情节，主动提交涉案材料，对侦破案件起到关键作用，且其在侦查阶段积极退缴违法所得40万元；3.其仍处于哺乳期，且其丈夫刚做完心脏手术，家庭有一定的困难。综上，请求法院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被告人曾某添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基本无异议，辩称其只是传递资料，没有参与走私的实际操作。被告人曾某添的辩护人李立银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对被告人曾某添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没有异议，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偷逃税款13556737.45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廖某红提供的U盘无交易相对人即余某军确认，且内容并非廖某红与何某忻、曾某添之间的交易数据；侦查机关将资料交给何某忻整理不能排除有错误的可能性，应以现场查获的各被告人走私物品以及有书证单据能证实的走私物品作为核定被告人走私金额的依据；2.本案海关核定证明书依据不充分，且未扣除报关并支付税费的部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3.曾某添主动投案，属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且其主动退赃，具有悔罪表现；4.曾某添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被告人曾某添的辩护人张泰峰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曾某添并非犯意提出者，而是犯意的被动接受者，其仅参与前期的介绍及记账活动，未参与报关等实质性的走私行为，其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曾某添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是自首，且其是初犯、偶犯，在侦查阶段已主动退赃20万元，请求对其判处缓刑。经审理查明：2015年初，被告人余某军联系被告人廖某红为其包税进口汽车配件，并提出少缴税款的要求。被告人廖某红联系到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经商议，被告人余某军以货物价值12%左右的包税费用委托被告人廖某红，被告人廖某红以货物价值10%左右的包税费用委托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由被告人何某忻和被告人曾某添以少报多进的方式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口岸将汽车配件报关进口。被告人何某忻负责根据货物清单确定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和应对海关查验等。被告人廖某红负责安排货物的运输等。被告人余某军、廖某红均明知上述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的应缴税额。2015年2月至2016年11月，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通过上述方式走私进口汽车配件共计133票，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3556737.45元。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主动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投案自首，接受调查。2017年2月8日，被告人余某军被抓获归案。上述事实，有公诉人在本院庭审时出示、宣读，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物证第一组：综合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北京派出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常住个人信息表及前科材料，证实：被告人余某军的身份情况。余某军于2010年4月8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2013年3月12日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4年3月16日刑满释放。2.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南华西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个人信息表及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被告人何某忻的身份情况。3.韶关市公安局工业中路派出所、韶关市公安局武江分局芙蓉山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被告人廖某红的身份情况。4.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花城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及无犯罪记录，证实：被告人曾某添的身份情况。5.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在侦办一宗走私汽车配件案时，发现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有重大走私嫌疑。为躲避侦查，余某军停用常用手机号码，停用其本人车辆，多次变更居所，侦查人员多次调查其本人及家人相关住所均未发现其行踪，多次通过其家属动员其到案配合调查未果。2016年12月，该局侦查员先后通知廖某红、曾某添接受调查，廖某红、曾某添前来该局并承认了通过瞒报走私汽车配件的事实，何某忻主动到该局投案自首，并详细供述通过瞒报走私汽车配件的事实。该局通过核查后于2016年12月28日对本案立案侦查，同日对余某军办理了网上追逃手续，后经群众举报，于2017年2月8日，在广州市新塘镇新沙大道30号锦绣天伦三街14号2704房将其抓获。在取保候审期间，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侦查人员梳理书证，主动核对报关数据，并对自己瞒报的汽车配件予以指认。6.搜查、扣押等书证（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机关缉侦扣字（2016）81号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及扣押清单，证实：2017年12月29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人员在广州市白云区体育馆对面乾通物业仓库A5-102仓库，扣押了余某军的汽车配件一批。（2）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机关缉侦扣字（2017）1001号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及扣押清单，证实：2017年1月13日，廖某红主动向侦查人员提供了1个白色U盘，海关人员依法予以扣押。（3）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搜查证、搜查笔录、机关缉侦扣字（2017）18号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实：2017年2月8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人员对广州市新塘镇新沙大道30号锦绣天伦三街14号2704房进行搜查，抓获了余某军，并扣押了其联想手提电脑一台。（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机关缉侦扣字（2017）114号、125号、127号、174号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实：何某忻分两次主动退赃人民币80万元，廖某红主动退赃人民币40万元，曾某添主动退赃人民币20万元，赃款暂扣于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5）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科于2017年7月17日出具的《关于余某军团伙走私汽车配件案在扣货物的说明》，证实：经侦查人员比对在扣汽车配件零件号和实际进口汽车配件零件号，扣押清单中汽车配件零件号与实际进口汽车配件零件号一致的为走私货物。7.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机关缉调证字（2017）1号、2号、18号缉私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相关电子证据来源。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分别向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调取了“WX_QPGS@SOHU.COM”邮箱内所有内容、注册资料及登录信息，向腾讯公司调取了“172×××＠ｑｑ.ｃｏｍ”邮箱内所有内容、注册资料及登录信息。8.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证实：本案相关银行账户往来记录的来源及合法性。第二组：证实本案瞒报情况的证据材料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提供的本案进口汽车配件的报关单、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报关材料，经被告人何某忻签认，证实：本案进口汽车配件的申报情况。上述报关材料是何某忻受廖某红委托报关进口汽车配件的报关材料，报关材料中的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材料均由何某忻制作。2.从被告人廖某红U盘中提取的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经被告人廖某红签认，证实：本案实际进口汽车配件的情况。（1）廖某红签认上述清单是余某军通过电子邮箱发给其的最终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在其U盘中保存，文件夹名称为进口汽车配件的日期。其按照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向余某军收取进口汽车配件货值12%的清关费用，其支付给曾某添、何某忻进口汽车配件货值10%的清关费用。具体实施申报的是何某忻，由何某忻决定清单中哪些向海关申报，哪些不向海关申报。（2）廖某红2017年1月10日从其U盘中提取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过程的电脑截屏（截图显示文件夹名称及文件名称为进口汽车配件的日期），证实：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的来源。（3）廖某红签认其邮箱（ｙｕｋ×××＠ｑｑ.ｃｏｍ）与余某军邮箱（wx_qpgs@sohu.com）2016年11月15日往来邮件的电脑截屏，证实：廖某红与余某军通过电子邮箱传递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4）曾某添对上述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作了签认，确认上述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是廖某红通过电子邮箱发给其的，由何某忻决定哪些向海关申报，哪些不向海关申报。其根据清单上的价格，制作收费单向廖某红收取进口汽车配件货值10%的清关费用。3.何某忻比对和签认的每票货物的报关单、提单等报关材料与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证实：本案实际进口但未向海关申报的汽车配件情况。由何某忻根据进口日期、申报内容等进行比对，并在报关单上注明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中哪些项目向海关申报，哪些项目不向海关申报。第三组：证实本案资金往来及货物运输等情况的证据材料1.廖某红名下卡号为62×××79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被告人廖某红作了签认。（1）廖某红确认是其收取余某军进口汽配清关费、支付余某军进口汽配押金、支付曾某添清关费、支付刘某1、黄某1运费的银行记录。其将每一票进口汽配的转账记录标示出来。（2）何某对廖某红62×××79银行账户与何某62×××72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证实：何某名下银行卡是余某军借其身份证开设的，一直是余某军在使用。（3）钟某1对廖某红62×××79银行账户与钟某162×××71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上述往来记录中，“对方户名”一栏均备注有“余生付运”、“往来”、“还款”、“押金”等内容。其中，从2014年7月10日至×××年8月4日，备注“押金”的有28次，数额多为20万元、10万元,证实：钟某1名下银行卡是余某军、龚某借其身份证开设的，一直是他们在使用。（4）麦某对廖某红62×××79银行账户与麦某62×××06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上述往来记录中，“对方户名”一栏备注了“押金”、“转支”等内容，证实：麦某名下银行卡自2010年开卡后，一直是黄某3的长荣行在使用。（5）黄某3对廖某红62×××79银行账户与麦某62×××06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上述往来记录中，“对方户名”一栏备注了“押金”、“转支”等内容，证实：麦某名下银行卡是黄某3在使用，收取余某军通过廖某红的银行卡转账过来的押金。2.廖某红的微信×××年6月、7月、11月部分转账记录，经被告人廖某红签认，证实：微信名为“军”的相关记录，是余某军给其转账进口汽车配件清关费的记录。3.曾某添名下卡号为62×××79建设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证实：曾某添收取廖某红清关费以及支付何某忻清关费、农某报关费的情况。（1）曾某添对其名下卡号为62×××79银行账户与廖某红名下账号为62×××79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时间从2014年10月11日至×××年12月8日），确认是其收取廖某红进口汽车配件清关费的转账记录。（2）何某忻对曾某添名下卡号为62×××79银行账户与白翠玲名下账号为62×××08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作了签认，确认是其使用其妻子白翠玲的银行卡收取曾某添转账来的帮廖某红进口汽车配件的清关费。（3）白翠玲（何某忻的妻子）2017年2月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白翠玲名下账号为62×××08的广州银行账户是其丈夫何某忻在使用。4.余某军名下卡号为62×××77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证实：余某军与廖某红的资金往来情况。5.麦某名下卡号为62×××06交通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证实：廖某红向该账户支付押金的情况，以及余某军与黄某3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年6月25日余某军向该账户汇入人民币5000元，×××年12月2日该账户分两次向余某军汇款人民币10万元。6.刘某1名下卡号为62×××96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证实：廖某红向刘某1支付运费的情况。7.林锡强名下卡号为62×××86银行账户的往来记录，显示2015年3月6日曾转账48133元给余某军。8.胡国儿（何某忻的朋友）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5年开始，何某忻要求其帮忙使用其名下账号为62×××56的中国银行账户接收并转账款项到龙兴公司的对公账号12×××02。9.曾某添制作并发给廖某红的部分对账单（对账单上有出卡口日期、提单号、报关单号、品名、货值、收款点数、应收金额等内容，其中收款点数为0.1）。（1）被告人廖某红作了签认，确认是曾某添制作并发给其的进口汽车配件的收费单。（2）被告人曾某添对对账单格式作了签认，确认是其制作并分别发给何某忻、廖某红的对账单（其中mopro件点数为0.1，牌子件点数为0.12）。10.证人黄某1提供的运输进口汽车配件装车清单及黄某1发给廖某红的装车图片。（1）黄某1对装车清单作了签认，确认是其负责帮廖某红运输进口汽车配件从香港到广州机场的装车情况，资料内容由廖某红提供。（2）被告人廖某红对装车图片作了签认，确认图片中的货物是其帮余某军进口的汽车配件。11.皇岗海关行政处罚材料及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科于2017年5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6年11月15日，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的粤Ｚ×××××港车承运的一批进口汽车配件从皇岗口岸进境，被皇岗海关查出重量申报不符，申报进口货物总重量1438KG，实际进口货物总重量3438KG。后何某忻持深圳市盛德辉贸易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前去处理相关事宜。2016年11月29日，皇岗海关对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作出警告及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日，深圳海关将本案线索通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二）鉴定意见1.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检验证书（编号474217032180），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根据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申请，对“机关缉扣字（2016）81号”货物随机抽取代表性样品进行检验，证实：扣押汽车配件的品名、品牌、型号/规格、产地、新旧程度、数量等。2.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穗关缉司鉴（电检）字【2017】4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由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从案件扣押廖某红的一个U盘内恢复并提取存储信息，形成检验结果光盘1张，证实：本案真实货物清单的来源及合法性。3.广州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穗关（机）字（2017）9号]，证实：本案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3556737.45元，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3556737.45元。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科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的《关于余某军团伙走私汽车配件案核税情况说明》，内容：该分局根据廖某红提供的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结合余某军、廖某红、何某忻、曾某添银行流水记录，证实廖某红提供的进口汽车配件清单为实际进口货物清单。何某忻通过对报关单与实际进口货物清单比对，指认出实际进口清单中哪些货物已经向海关申报，哪些货物未向海关申报，并在对应证据作出签认。该分局综合以上情况，对实际进口清单中未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进行归类统计，经海关关税部门审核后，计核本案偷逃税额。证实：本案计核偷逃应缴税额的方法和依据。（三）证人证言1.证人农某的证言：广州龙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位于广州白云机场，负责进出口报关业务，平时由我负责管理。我公司从2014年开始进口汽车配件。“大志”负责和我联系报关进口汽车配件，报关用的单证都是“大志”提供的。“大志”又称“大只佬”，他以前在白云机场海关监管区报关楼工作。“大志”负责搞好报关手写单、装箱单、发票给我公司后录入发送给海关报关，收发货人单位名称都是他提供的。缴税的费用由“大志”转入龙兴公司，龙兴公司再向海关缴税。另外的代理报关费用每票500元是由我个人收取。这些汽车配件是从香港过来的，都是些减震器、保险杠等。2.证人刘某1的证言：2015年底，廖某红找到我说有汽车配件让我从机场监管区仓库运货到广州交给货主余某军。一般廖某红打电话给我预约车辆，指定我去龙兴报关行找“肥达”拿货物提单，然后我或者刘某2、王某均拿提单去办理出入用的IC卡，再去仓库提货装车，直接运给余某军。运费是每辆车820元每次，每次都是转账给我。如货物需要查验，廖某红打电话和我预约两辆车，会讲明需要查验的货，车辆需要在监管区内停留一晚，交代我货物要按照何某忻的要求不同货物装不同的车，我按照要求去拿单证办理车辆进出IC卡后，在卡口等或者仓库等何某忻，何某忻指挥我们把汽车配件分别装在两辆车内，何某忻到车上重新整理货物，拆开货物改变件数，撕下原有标签贴上带来的新标签，车就在路边停一晚。第二天，整理过货物的车开到海关查验中心接受检查，检查完后放行两辆车一起运给余某军，如果查验单货不符就两辆车一起卸货到海迅仓，过几天放行再运给余某军。查货两辆车的车费是每次人民币3000元，廖某红每次转账到我账户。每次货物都是余某军来接货，卸货的仓库是余某军带我们去的。证人刘某1分别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证人刘某1于2017年2月9日对余某军的仓库及仓库内汽车配件的照片作了签认，确认照片中的仓库是余某军的仓库，仓库内的汽车配件是其车队运输到余某军仓库的。证人刘某1于2017年2月15日对粤Ｋ×××××、粤Ａ×××××、粤Ａ×××××、粤Ａ×××××等四辆车的行驶证复印件作了签认，确认其使用过该四辆车帮廖某红送货。3.证人刘某2的证言：我在广州新白云机场从事运输服务，我的车牌号是粤Ａ×××××。廖某红找我帮她运货，从2015年年中持续近一年，约每周一次，每次都是廖某红打电话给刘某1约车，刘某1通知我找“大只佬”提货，然后把货运到余先生指定的地方。廖某红只请一辆车运货的情况是直接找“大只佬”取单从仓库提货，不需要查验直接运给余先生，而请两辆车是海关需要检查的情况，两台车一起去仓库提一票货，一部分货装在我的车上，一部分货装进王某均的车。“大只佬”交代我的车中途停在路边，他会上车整理一下货，重新分拆包装贴标签，然后我们开去海关检查。检查完后我和王某均的车一同把货运给余先生。钱由廖某红付给刘某1。证人刘某2分别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证人刘某2于2017年2月9日对余某军的仓库及仓库内汽车配件的照片作了签认，确认照片中的仓库是余某军的仓库，仓库内的汽车配件是其车队运输到余某军仓库的。4.证人王某均的证言：2015年底，刘某1请我做货车司机，我按他安排帮“大只佬”拉货。“大只佬”的货放在机场保税区万国仓库。如果他的货物需海关查验，他就和我及另一名货车司机刘某2驾驶两辆货车（粤Ａ×××××、粤Ａ×××××）一起到万国仓库提货。货物装车时，“大只佬”会先分拣货物，说要查验的装一辆车，余下的装另一辆车，按照他的要求将货物装车后，他就把货物标签粘在需查验的货物上，然后我或刘某2就驾驶装着提供给海关查验货物的货车，开到海关查验中心给海关查验，而另一辆车装着不提供给海关查验的货物就停在海关监管区内，货物查验完毕放行后，我们就开两辆车把货物送到指定地点。送货前，老板刘某1会叫我先联系余先生，看货是送到哪。货物都是汽车配件。每次收货都是余先生。证人王某均辨认出被告人何某忻是“大只佬”。证人王某均于2017年2月9日对余某军的仓库及仓库内汽车配件的照片作了签认，确认照片中的仓库是余某军的仓库，仓库内的汽车配件是其车队运输到余某军仓库的。5.证人黄某1的证言：从2015年2月至×××年案发，廖某红一共委托我运输汽车配件170多票，其中使用“粤Ｚ×××××港”这辆两地车运输约96票。廖某红跟我谈好是包车价，每辆车每次运30个方以内人民币3400元，30个方以上3800元。费用都是廖某红汇到我银行卡上（工行6222003602103253864）。×××年11月，曾经有一次被深圳海关查到重量与申报不符，司机黄某2打电话给我说海关要求查验，廖某红给了我资料，我传真给司机，廖某红和何某忻到皇岗口岸办理后续处理工作。6.证人黄某2的证言：我于2003年开始在香港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工作至今，是货运司机。2015年11月，公司安排我固定驾驶车牌号码为“粤Ｚ×××××港”的货车。该车配备两名司机，分别是我和陈某1，我是香港司机，陈某1是内地司机。我有从香港新蒲岗双喜街立盟仓库运输过进口汽车配件到广州白云机场监管仓。立盟仓库会给我“司机纸”（即内地香港陆路进出境清单），注明货物的总件数及重量等情况，以办理海关手续，出了皇岗口岸后，我就与陈某1交接，将车及单证交给陈某1，由他跟进处理。×××年11月15日，我驾驶“粤Ｚ×××××港”货车装着一批汽车配件，在皇岗口岸时被海关人员查货，发现申报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符，要求我提供详细的装箱单，我将情况报告公司，次日公司就派员处理此事，发现少报4票货物的重量。7.证人陈某1的证言：我在深圳市威盛运输公司做货运司机。“粤Ｚ×××××港”货车的固定司机有两名，分别是我和黄某2。我是内地司机，黄某2是香港司机。先是由黄某2驾驶“粤Ｚ×××××港”在香港装货，出了深圳皇岗口岸后，再由我接车，驾驶“粤Ｚ×××××港”将货物送往广州白云机场监管区内“万国仓库”卸货。我与黄某2一是交接车辆及货物，二是交接相关货物的单证。单证有“司机纸”（内注明“跨境汽车配件一批”）、装货清单（详细列明货物的件数、重量及品名等）等。交接后我就驾驶“粤Ｚ×××××港”将货物拉到广州白云机场监管区，与报关员交接，我将相关单证交给他们，待他们办好车辆出入卡后，我再将车开到万国仓库卸货。我拉到万国仓库的货物全部都是汽车配件。8.证人吴某的证言：我是深圳万国集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黄某1是我公司的客户，×××年3月31日至11月10日，黄某1委托我司代理监管仓库临时仓储业务共65车次，货物均是进口汽配。货物运输是黄某1自己操作的，运输车辆也是他安排的。入仓时我司员工会根据载货清单、提单号、件数等，核对车上的实载货物件数、货物标签等，确认无误后再放到指定的位置存放，最后通知黄某1前来取走随车资料由他自己报关。如果是海关放行的货物，我司收取仓储费用后，安排人员核对货物再装车；如果是需经海关查验的货物，我司亦会安排人员装车，据仓库负责人陈某4讲，有时会有两辆车来提货，对方说由于是不同客户的货物，需分开装，我司收取仓储费用后，再让对方提货。深圳万国集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7年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该公司的营业执照、仓库管理规章制度，证明内容与吴某的证言基本一致。9.证人陈某2的证言：广州市白云大道乾通物业管理公司A5-102仓库的租客是何某，我公司有与其签订合同，是×××年1月租给他的，每月租金10760元，租了差不多1年。何某租我公司仓库用于存放汽车配件，他有个合伙人是余先生。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余先生也在场，承租期间他也来过仓库几次。证人陈某2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0.证人何某的证言：我在2013年左右跟着余某军干活，2016年年初开始在广州广园路白云体育馆对面的仓库帮余某军干活，负责进货卸货，出仓时也帮忙拣货、发货。仓库记录是余某军负责的。货物进仓大多数时候余某军都在场，他不在时余某军的员工清点完后就会把货物的清单拿走。仓库的货都是一些汽车配件。有货到的时候，只有余某军通知我去卸货，货车司机不会跟我联系。龚某负责档口的财务。以我名字开设的银行卡62×××72一直是余某军在使用，是余某军借我的身份证开设的。广园路白云体育馆对面的仓库是余某军要我去租的，租约是我签的，仓租是余某军付的。证人何某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1.证人钟某1的证言：我在2010年左右到广州市越秀区衡星汽配商行工作，该商行的老板是余某军。龚某是老板娘，在档口负责发工资和做财务方面的事。以我名义开户的卡号62×××71银行卡是龚某借我身份证开的，一直都是龚某、余某军在用。证人钟某1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2.证人麦某的证言：卡号62×××06的银行卡是我于2010年在交通银行淘金支行办理的，我当时在广园东路的长荣行汽配店工作，老板黄某3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要求我办一张卡给公司用，我当时就办理了这张银行卡。这张银行卡是公司在用，没有我个人的资金进出。我不认识余某军和廖某红。13.证人黄某3的证言：我开设了广州市越秀区长荣行汽车配件经营部，经营奔驰、宝马配件的销售业务。我和余某军有生意上的往来。我有将需要进口的货交给余某军从香港进口到内地，我付给他18%货值的费用。我会收取余某军转账过来的押金，一般是货值的一半。供应商将货交给余某军指定的仓库后，我收到押金大约一个星期后，余某军就会将货送到石井的货运场，我的员工和余某军当面点齐货后，就会把货放到仓库。我使用我同学麦某的银行卡来收取余某军转账过来的押金。余某军是通过廖某红的银行账号将押金转过来的。在收到货后，我就会再次通过麦某的银行卡将押金和16%-18%货值的费用转回给余某军。香港供应商会传真要上的货的清单给我，同时也会直接给一份清单给余某军，清单的内容有箱号、零件号、车型、零件名称、单价、总价等内容。我要的货都是汽车配件。从2015年10月至×××年11月，我大概和余某军做了二十票左右。一票约10万元，总共约200万元货值。证人黄某3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4.证人朱某的证言：从2015年底到×××年，我根据老板黄某3安排，多次和同事钟某2到广州白云区石井塘阁村附近的路边，向余某军接收汽车配件。证人朱某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5.证人钟某2的证言：2015年到×××年间，我根据老板黄某3安排，和同事朱某区到广州白云区石井塘阁路边，向余某军接收汽车配件，共有五六次。证人钟某2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6.证人高某的证言：2015年年头的时候，我妻子廖某红要我陪她去和余某军吃饭，当时在场的还有余某军和他的妻子龚某。廖某红和余某军谈了代理进口汽车配件代理费的事情，我听他们谈到代理费的点数是进口货值的12%，余某军进口的汽车配件要按我妻子的要求来打包。我妻子告诉我每次帮余某军进口汽车配件都要转账给余某军押金，押金金额基本都在10万元以上。证人高某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17.证人陈某3的证言：余某军不是捷凯公司的客户，我不清楚公司老板廖某红为何被海关调查。（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余某军在侦查期间的供述和辩解：我委托廖某红进口汽车配件，她收进口汽配货值的28%-29%之间的报关费用。我向香港的贸易商订货，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将汽车配件的明细清单发给我，我就会将这些清单通过邮箱发给廖某红。我在2015年年底开始将汽车配件交给廖某红报关，做了几十票。我找廖某红报关的货都是我自己的。我委托廖某红报关进口汽车配件不需要廖某红付给我押金。我不认识广州市越秀区长荣行的汽配老板黄某3，我没有帮他进口过汽车配件。我不清楚廖某红报关进口汽车配件是采用瞒报的手法。后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余某军书写认罪书表示认罪。2.被告人何某忻的供述和辩解：2015年开始，我和廖某红、曾某添在进口汽车零配件通关环节中，以包税形式瞒报、低报货物数量及金额。廖某红有一客户经营进口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该客户想以减少交纳进口环节税形式，要求廖某红帮忙进口货物。廖某红委托曾某添报关，曾某添对报关流程不熟悉就找到我帮忙。经磋商后，我与曾某添最后接受按廖某红提供的最终装车的载货清单内总货值的10%收取清关费用。廖某红收到货主的货物清单（简称归类清单）后通过电邮发送给曾某添，曾某添再转发给我。我收到后统计出该清单中将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货物并标注出来，通过曾某添发回给廖某红。廖某红收到后按清单中的标注安排货主在香港仓库分别打包装箱，向海关申报的和不向海关申报的分别打包。货主重新打包好货物后，将打包好的清单（简称在港货物清单）发送给廖某红，廖某红再通过曾某添转发给我。我收到清单后进行统计，按归类清单中标注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货物再进行筛选计算，从而计算出遇到查验时将已打包好向海关申报的箱数可拆分的件数。廖某红后来觉得曾某添作为中间人传递清单麻烦，改为与我直接沟通以上两个步骤。廖某红组织好货物后制作具体装车清单（简称装车清单），分别发给我和曾某添。廖某红安排中港货车将货物运送到广州机场，并安排中港运输公司向海关录入相对应的提单数据，然后告知我和曾某添提单号。我收到装车清单后，结合提单数据制作向海关申报用的报关单证，包括发票、装箱单、合同、报关委托书，由我自己去到龙兴公司打单，上传报关资料及发送报关单，并垫付向海关申报货物报关的进口环节税费。通关过程中如果是直接放行，我会通知廖某红安排提货车辆，曾某添安排龙兴公司的农某帮忙打印进入海关监管区的入场纸，然后提货司机提货出海关监管区。如果申报后海关要求查验货物，我会通知廖某红和曾某添两人安排两部车提货。一部车装向海关申报的货物，一部车装未向海关申报的货物。我在装有向海关申报货物的车上分拆货物，以便可以对应提单数据的件数，并重新粘贴运输标签，标上箱号，交龙兴公司的农某帮忙查货。海关查验放行后，我通知廖某红和曾某添两人安排司机将两部车一齐驶出海关监管区。货物离开监管区后，由曾某添制作收费对账单与廖某红核对收取费用。曾某添在收到货值的10%的既定收费后，扣除税金及报关环节产生的杂费，得到该票货物的实际净利润，我和曾某添各占50%，分得100多万元。曾某添收到费用后，将我所得的净利润及我垫付的税金转账到我指定的账户。从2015年至今，我们三人大概向海关申报了100多票进口汽车零配件。被告人何某忻辨认出被告人廖某红、曾某添。3.被告人廖某红的供述和辩解：我从2010年开始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做汽车配件代理报关业务，2013年年底余某军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代理进口汽车配件，2015年年初，余某军说要少交税进口汽配，我就去找了曾某添提出货主要求少交税，能不能找人做。曾某添过了一段时间就回复我说可以做，最后曾某添谈好以货值10%的包税价格进口汽车配件，我考虑到运输的成本，就报了12%给货主余某军。余某军通过邮箱将要进口的汽车配件预归类清单发给我，我通过邮箱发给曾某添，曾某添会将向海关申报的用黄色标记出来，其他的都不向海关申报，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是何某忻负责标记这些汽车配件清单，标记好这些清单通过曾某添的邮箱发给我，并要求我要货主余某军按照清单，将要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包装在一起，包装好后我会通过邮箱将标好箱号的进口汽配清单发给曾某添，然后由我安排黄某1的中港车将货物运输到白云机场海关监管区仓库，装车后我将实际装车的汽配清单发到曾某添邮箱。我按照清单的价格收费。做了几个月后我通过邮箱直接发给何某忻上述资料。汽车配件到白云机场海关监管区后，我就将提单号告诉曾某添和何某忻，由他们去办理报关手续，他们清关后会告诉我要我提货，我就请国内货车司机刘某1去联系龙兴报关行的“肥达”，安排办卡提货，并把余某军的手机号码发给刘某1，要他按余某军的要求将清关后的汽车配件送到仓库。如果海关要查验货物，我就要司机刘某1联系何某忻，而且要安排两台车去提货查验，一台车装的是给海关查的，一台车是不给海关查的。查验完成后也是请刘某1将放行的汽车配件送到余某军那里。我按包车费用给黄某1，约3000-4000元人民币一车，这部分钱是余某军付给我的，我报给他是2元一公斤。刘某1我是按820元每车的费用给他，正常海关放行提货送货是这个价钱，海关查验时每台车要付3000元给刘某1，因为请的两台车要在海关监管区内过一晚。2015年2月开始我通过曾某添、何某忻帮余某军以瞒报的方式，代理进口汽车配件共约100多票。余某军对我们瞒报是知情的。曾某添和我对数，他会根据实际进口汽车配件清单制作一个收费单。在一开始和余某军做进口汽车配件的时候，他就向我收取对保费。我帮余某军进口汽车配件是个人行为。被告人廖某红辨认出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曾某添。4.被告人曾某添的供述和辩解：2014年初，廖某红说她有个客户需要做汽车零配件进口业务，问我做不做包税进口，后廖某红通过电子邮箱发给我一批汽车配件资料，我转发给何某忻，何某忻看过后说可以做一票试试。我们和廖某红商定含税和其他报关费用收取总货值的10%。每次报关费用都是何某忻先行垫付，通关后我根据廖某红给我的货物清单计算货物总价制作收费账单来收取费用，我计算好后发给廖某红和何某忻，廖某红汇款到我的建行账户，我把实际产生的费用支付给何某忻，最终利润我和何某忻对半分。货物从美国到达香港，货主把货物清单发送给廖某红，廖某红发送给我，我发送给何某忻，何某忻把实际的货物清单重新分类，分成进口中需要报关的部分和进口中不报关的部分，将重新分类后的清单发送给我，我再发送给廖某红，廖某红安排货物在香港依据分类后的清单重新打包，报关和不报关的部分分别打包。全部货物都装进中港两地车运到白云机场入仓，报关的部分会在报关资料中申报，不报关的部分同报关那部分货物一同进口但不申报。报关和通关的部分全部都是何某忻负责，何某忻向海关提供报关资料，货物不需要查验就通知我，我再通知廖某红把货提走，如果需要查验，何某忻就告知我需要两辆车，我就通知廖某红安排两辆车配合何某忻提货，报关的部分装一辆车，另一辆车装不报关部分，何某忻会把报关部分重新拆分件数和报关件数一致，然后贴上事先准备好的标签，报关的部分接受检查，另一辆车不检查，海关检查后两辆车一起出海关监管区，廖某红安排运给货主。每次确认好最终货物清单后廖某红会发一份给我和何某忻，过程中有时待归类货物清单和货物归类单是廖某红和何某忻直接联系，只有刚开始几票汽配是由我在廖某红和何某忻之间传递资料。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进口汽配是走私的，我们大概从2015年2月开始走私汽配。被告人曾某添辨认出被告人廖某红、何某忻。关于各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提出余某军无走私的主观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①被告人余某军曾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刑罚，该案判决书显示其同样是委托他人以包税进口的方式走私汽车配件，根据《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可以认定其明知是走私行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②被告人廖某红的供述、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余某军以货值12%的包税费用委托廖某红进口汽车配件，该包税费用明显低于正常进口货物的应缴税额；证人黄某3证实其以货值的16%-18%委托余某军进口。被告人余某军提出以货值28%-29%的费用委托廖某红包税进口的辩解不符合常情常理，也与本案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内容不吻合。被告人余某军的供述证实其对正常进口所需缴纳的税额大约是货值的27%有明确认识，进一步印证其对走私的主观明知。③被告人廖某红明确指认余某军向其提出要少缴税款，被告人何某忻、曾某添的供述也反映廖某红的客户想少缴税款进口汽车配件。被告人廖某红、何某忻均供述在犯罪过程中，他们要求货主余某军按照归类后的货物清单将要向海关申报和不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分别包装，可以证实余某军明知部分货物是不向海关申报的。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余某军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余某军的辩护人提出余某军无走私的主观故意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提出涉案货物清单属于孤证、本案未查明偷逃税额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曾某添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偷逃税额事实不清、海关核定证明书依据不充分、未扣除报关并支付税费部分等辩护意见，经查：①被告人廖某红供认实际货物清单在U盘中的文件名为进口汽车配件时间左右的日期，有虚假报关单证及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等书证材料予以佐证，可证实廖某红提供的实际货物清单是本案真实进口汽车配件的货物清单。被告人廖某红根据该清单计算包税费用，该做法一直得到余某军的认可，可印证余某军提供给廖某红的实际货物清单的真实性。本案实际货物清单由海关部门依照严格的电子证据提取程序进行提取，并得到被告人廖某红、何某忻、曾某添的确认，本院予以采信。②虚假的报关单、合同、发票等单证是从海关部门调取，经过虚假单证制作者被告人何某忻的确认，可证实是本案用于申报的单证。被告人何某忻是本案虚假报关单证的制作者，由其确定哪些货物申报、哪些货物不申报，其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律，故由何某忻来比对真假单证并非没有依据。实际货物清单上有日期、货物品名、数量、价格等，且有申报与不申报的标记，均可与虚假单证上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可印证何某忻比对结果的真实性。③综合本案情况及真假单证比对结果，海关关税部门对实际货物清单中未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进行归类统计，以此计核本案偷逃应缴税额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只计核未向海关申报的部分，该部分货物进口完全没有缴税，不存在辩护人所提的扣除已报关并支付税费部分的问题。综上，被告人余某军、曾某添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均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提出余某军在本案中不是主犯，被告人何某忻的辩护人提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被告人廖某红、曾某添的辩护人分别提出廖某红、曾某添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结合三名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及装车清单、对账单等书证材料，证实在本案共同走私犯罪中，被告人余某军作为国内货主，主动向廖某红提出包税进口，其提供进口货物清单并根据何某忻标注后的清单对货物重新包装并支付部分运输费用；被告人何某忻负责根据货物清单确定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和将需要海关查验的货物重新拆件、换贴标签应对海关查验并向海关报关；被告人廖某红负责在余某军和何某忻之间传递货物清单并安排货物运输，收取包税费用的差额部分费用；被告人曾某添参与前期的传递货物清单，负责计算费用，制作对账单向廖某红收费，与何某忻平分赃款。综上，本案四名被告人各自在共同走私犯罪中实施了约定的行为，共同参与偷逃应缴税额，并非只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本院不予区分主从犯。被告人余某军的辩护人提出余某军在本案中不是主犯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何某忻的辩护人提出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廖某红、曾某添的辩护人分别提出廖某红、曾某添是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的辩护人分别提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具有自首、退赃情节，请求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缴赃款，均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到案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办案件，对本案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认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二人确有悔罪表现，本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被告人廖某红是走私犯罪的中间人，其只是收取代理费用，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不是最大获益者；被告人曾某添虽与何某忻平分赃款，但其仅负责对账及前期的传递货物清单，未参与走私过程的核心环节，故本院在对各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区分。根据本案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以及犯罪性质、情节等，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廖某红适用缓刑，对被告人何某忻、曾某添不适用缓刑。被告人何某忻、曾某添的辩护人分别请求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辩护人分别提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具有自首、退赃情节的辩护意见属实，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余某军、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款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余某军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余某军表示自愿认罪，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办本案，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分别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确有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对被告人何某忻、廖某红、曾某添均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廖某红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某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2月8日起至2029年2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二、被告人何某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2023年3月16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三、被告人曾某添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四、被告人廖某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五、扣押的汽车配件一批，依法予以变卖，所得价款列入本判决第一项的罚金执行。六、被告人何某忻退缴的人民币八十万元、被告人廖某红退缴的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曾某添退缴的人民币二十万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 徐 兵审判员 蔡丽君审判员 曹治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林 洁黄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