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5民初9684号原告：深圳市奥美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与香梅路交汇处缇香名苑商铺1201A-B，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7653364G。法定代表人：黄晓秋，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成标，男，汉族，1950年10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战，北京市滕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中嘉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六道6号迈科龙大厦20层2001A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38922396。法定代表人：许洪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烨，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奥美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美隆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中嘉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嘉兴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奥美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战、黄成标，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奥美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本金30万元，并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5月1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6月7日止利息为9万元）；被告未在判决指定期内履行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支付债务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次诉讼的相关费用（含公告费75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11日原告奥美隆公司拟与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及两自然人蒲XX、李XX在贵州省××新区成立“贵州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悦成公司），各方签订合同编号为YC2012510的《设立责任有限公司出资合同书》（以下简称《出资合同书》），约定拟注册的贵州悦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30万元，占股20%，被告出资60万元，占股40%，等。合同签订同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黄晓秋受深圳中嘉兴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洁明指令，将自己名下款项30万元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汇入贵阳中嘉兴火炬创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账户，作为原告对拟成立公司的投资款。后原告与陈XX一直无法取得联系，“贵州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也因故没有设立。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晓秋认为自己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并无付款义务，于2013年5月15日向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以不当得利返还黄晓秋款项，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筑小法民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返还黄晓秋不当得利30万元，深圳中嘉兴公司及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不服判决，上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原判，认定“该笔款项应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投资款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其可另行解决”。黄晓秋不服二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黄晓秋再审请求。（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黔高民申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该笔款项应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投资款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其可另行解决”。黄晓秋认为其与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没有合同及法律上出资和代出资义务，又于2015年10月26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深圳中嘉兴公司返还黄晓秋不当得利30万元及利息。2016年3月29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南法蛇民初字第14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深圳中嘉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晓秋返还30万元，并支付利息。”深圳中嘉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晓秋转账30万元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本意实为代奥美隆公司依《出资合同书》约定支付贵州悦成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而奥美隆公司支付的该30万元注册资本金，被深圳中嘉兴公司指示支付给了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实质上是深圳中嘉兴公司挪用了该笔注册资金用于支付给了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黄晓秋的真实意思为代奥美隆公司履行《出资合同书》约定的出资义务……依据债的相对性原则，黄晓秋与奥美隆公司之间、奥美隆公司与深圳中嘉兴公司之间因该30万元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当事人可分别寻法律途径解决。”并判决“一、撤销（2015）深南法蛇民初字第14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黄晓秋的全部诉讼请求。”黄晓秋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7年4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申8031号民事裁定书，肯定了（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理由，裁定“驳回黄晓秋的再审申请”。据此，（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黔高民申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为：“该笔款项应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投资款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其可另行解决。”（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粤民申80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为：“黄晓秋转账30万元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本意实为代奥美隆公司依《出资合同书》约定支付贵州悦成公司注册资本金30万元。而奥美隆公司支付的该30万元注册资本金，被深圳中嘉兴公司指示支付给了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实质上是深圳中嘉兴公司挪用了该笔注册资金用于支付给了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但是，深圳中嘉兴公司挪用（占有）奥美隆公司资金用于其他投资并无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被告对原告已构成不当得利之债，依法应予返还原告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诉。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答辩称，一、原、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本案所涉的30万元并非是原告的款项，而是黄晓秋的个人资产,实际上是黄晓秋用于投资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新悦成公司）的投资款。另外，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晓秋支付的30万元是直接汇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是黄晓秋用于投资贵州新悦成公司的投资款，本案被告并未获利，更不存在挪用款项用于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出资的事实。因此，本案原告不是适格的原告，被告亦非适格的被告，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黄晓秋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30万元有相应的依据，并非不当得利纠纷，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1.黄晓秋于2012年5月11日汇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款是黄晓秋对贵州新悦成公司的投资款，已经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到贵州新悦成公司。2.（2016）粤民申803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黄晓秋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30万元并非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依据，其主张该30万元属于深圳中嘉兴公司的不当得利，理由不成立。3.因黄晓秋汇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30万元，是基于《出资合同书》对贵州悦成公司的投资，故黄晓秋的汇款行为有所依据，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因此，本案均非不当得利，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三、答辩人并无挪用涉案款项30万元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作为投资款的行为，原告起诉主张的事实和（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2015）黔高民申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黄晓秋汇款的30万元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依据的是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单方提交的该司台账和记账凭证。在该台账中，记载于2012年5月11日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收到了客户转账的30万元开户资金；该款是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收到深圳中嘉兴公司投资款30万元，但该台账和记账凭证未经有关审计和备案，且黄晓秋并不认可。而在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提交给工商局的合伙企业年检书（2012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实收资本为0，由此可知深圳中嘉兴公司并未出资。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款项是答辩人挪用于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不当。事实上，从被告出具的《证明》也可得知，涉案款项也不是原告实际支付的。因此，并不存在被告挪用原告的30万元用于出资事实。四、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晓秋汇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涉案款项30万元，并非是原告对拟成立公司的投资款，而是黄晓秋个人对贵州新悦成公司的投资款。2012年5月11日，原告、被告、蒲XX、李XX签署《出资合同书》，约定共同投资设立贵州悦成公司；其中原告出资30万元，占20%股份。同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晓秋将30万元汇入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用途备注是“投资款（黄晓秋）”。2012年9月21日，贵州臻信融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黔臻信内验（2012）第ZXI400号《验资报告》，载明黄晓秋于2012年9月20日缴存贵州新悦成公司（筹）在贵阳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晒田坝分社开立的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2023×××92账号内，完成了对贵州新悦成公司的出资。2012年9月21日，贵州新悦成公司成立。2012年12月17日，贵州新悦成公司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并作出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出席会议的是该公司的全体股东陈XX、黄晓秋、蒲XX、李XX（委托蒲XX）。第二次董事会决议载明：会议一致认为，现在成立的贵州新悦成公司的股权构成是依据各方2012年5月11日签署的《出资合同书》形成的。因此各股东承认以下调整：l.深圳中嘉兴公司所持有的40%股份变更为陈洁明先生个人持有。2.奥美隆公司所持有的20%股份变更为黄晓秋先生个人持有。3.股东蒲XX先生20%，李XX先生20%……据此，经贵州新悦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告原持有的20%股份变更为黄晓秋个人持有。而黄晓秋原于2012年5月11日汇付的30万元投资款，是黄晓秋用于成立贵州新悦成公司的个人投资款。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涉案款项30万元，实为黄晓秋用于成立贵州新悦成公司的个人投资款。被告并无挪用涉案款项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作为投资款的行为，且该款项与原告并无关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向其返还涉案款项30万元，无合法合理依据。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恳请法庭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奥美隆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晓秋，成立日期2011年6月27日。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洪宾，成立日期2006年10月19日。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系有限合伙企业，成立日期2012年3月23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为陈XX。贵州新悦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其法定代表人为陈洁明，成立日期2012年9月21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注册资本为150万元，股东为蒲XX（出资30万元，占20%股权）、李XX（出资30万元，占20%股权）、黄晓秋（出资30万元，占20%股权）、陈XX（出资60万元，占40%股权）。2012年5月11日，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作为甲方，蒲XX、李XX作为乙方，原告奥美隆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出资合同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一家责任有限公司，名称拟定为“贵州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初次注册的资本金拟定为150万元。其中，甲方现金出资60万元占40%股份；乙方现金出资60万元人民币，占40%股份；丙方现金出资30万元，占20%股份。甲、乙、丙以各自出资额为限对贵州悦成公司承担责任；全体股东同意指定蒲XX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申请人应保证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有效性和合法性，并承担责任。公司设立成功后，同意将为设立本公司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列入本公司的开办费用，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因各种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体现股东原本意愿时，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所耗费费用按各发起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摊。落款甲方处加盖有深圳中嘉兴公司的公章并有深圳中嘉兴公司委托代表人陈XX的签字，乙方处有蒲XX、李XX的签字，丙方处加盖有奥美隆公司的公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黄晓秋的签字予以确认。同一日，黄晓秋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转款30万元，收款回单摘要为“投资款（黄晓秋）”。被告提交了《贵阳中嘉兴火炬创业投资中心台账》、《记账凭证》，显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于2012年5月11日收到深圳中嘉兴公司投资款30万元。被告提交了《合伙企业年检报告书》，显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2012年度全年销售（营业）总额和全年纳税总额均为0元。被告以此证明前述2012年5月11日转款并未实际作为被告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被告提交了《出资合同书》、《代理公司注册委托合同》(以下称注册委托合同)、《贵州建志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致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的函》、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共同证明以下内容：2012年8月13日，贵州悦成公司作为委托人，贵州建志企业事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志公司）作为受托人，共同签署了《注册委托合同》，贵州悦成公司委托贵州建志公司代为办理公司注册申请等事宜，公司名称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定为准。贵州悦成公司最终注册名称为“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洁明，注册资本150万元，实收资本150万元，成立日期2012年9月21日。2012年12月17日，贵州新悦成公司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参会股东有陈XX、蒲XX、黄晓秋，股东李XX委托蒲XX代为表决。《第二次董事会决议》显示：会议一致认为，现在的贵州新悦成公司的股权构成，是依据各方2012年5月11日签署的《出资合同书》形成的。因此各股东承认以下调整：1.深圳中嘉兴公司所持有的40%股份变更为陈XX先生持有；2.奥美隆公司所持有的20%股份变更为黄晓秋先生持有；3.股东蒲XX先生20%，李XX先生20%，蒲跃泉、李云峰不承担贵州新悦成公司第一次的融资资金责任。落款股东签名处有陈XX、黄晓秋、蒲XX签字，同时有蒲XX代李XX签字。原告认为，原告的本意是成立贵州悦成公司，而不是贵州新悦成公司，原《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股东构成为原告、被告及蒲XX、李XX，但陈XX在成立贵州新悦成公司过程中自行将股东组成变更为陈XX个人、黄晓秋个人及蒲XX、李XX，属于重大变更，并未经过原告或黄晓秋同意。原告当时基于急需设立公司用于宿迁项目经营，迫于形势只能由黄晓秋在《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上签字以便于推进项目，并且仅于10日后黄晓秋就表示退出该公司，即是对贵州新悦成公司设立的不赞同。2012年12月28日，陈XX、蒲XX、黄XX、李XX（由蒲XX代签）召开贵州新悦成公司股东会议，《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显示：会议达成以下条款：“1.会议一致同意陈XX先生提出的不参与贵州新悦成公司和宿迁市宿城区政府签约的工业、商业用地项目的投资，不承担该项目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办理完宿迁项目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移交手续。2.会议一致同意黄晓秋先生提出的退出贵州新悦成公司股份，不承担该公司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办理完该公司股份转让的相关文件手续。黄晓秋先生退出公司股份后，陈XX先生同意与蒲XX先生和李XX先生重新谈投资汽车变速器项目合作开发宜；至此，以上各股东之间的协议、承诺自动废止”。该决议落款处有陈XX、蒲XX、黄晓秋签字，李XX签名由蒲XX代签。原告提交了2015年9月8日原告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奥美隆公司与深圳中嘉兴公司及两个自然人签订《出资合同书》后，原告奥美隆公司代理人黄晓秋受深圳中嘉兴公司代理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负责人陈XX欺骗，于2012年5月11日，将为奥美隆公司代支付新设贵州悦成公司投资款30万元，通过银行汇入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账户。该30万元是黄晓秋个人资产。后拟设立的“贵州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因故未注册成立。原告提交了2017年6月5日黄晓秋出具的《关于“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从调取贵州新悦成公司的工商资料中股东信息显示：“陈XX占40%,黄晓秋占20%，蒲XX占20%，李XX占20%”。黄晓秋本人对贵州新悦成公司注册资料，经核实对比笔迹，注册资料中的所有签字均不是黄晓秋本人签字，同时本人也未授权委托任何人办理注册贵州新悦成公司的事项，是他人所为。贵州新悦成公司所谓的股权与黄晓秋没有任何关系，黄晓秋毫不知情。原告补充提交了贵州新悦成公司注册的所有资料数份，包括《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出资信息、董事、监事、经理信息》、《法人代表信息》、《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贵州新悦成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经理任职书》、《法人代表人任职书》、《贵州新悦成公司章程》、《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银行询证函》等共24页。其中《验资报告》显示黄晓秋已向贵州新悦成公司实缴出资30万元。原告对其中黄晓秋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黄晓秋根本没有签字、也根本没有同意成立贵州新悦成公司、更没有实际向该公司出资30万元的真实意愿。经本庭询问黄晓秋本人，黄晓秋承认《出资合同书》是其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了与合同各方一起设立贵州悦成公司而签订的，由陈XX筹备办理贵州悦成公司的设立。《出资合同书》约定原告须为共同设立贵州悦成公司出资30万元，因此在签订合同当天，黄晓秋代原告出资该30万元，转账至陈XX指定的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账户，作为原告为设立贵州悦成公司的出资。黄晓秋另陈述，其并无意与其他人共同设立贵州新悦成公司，也没有实际为该公司设立出资30万元，因此要求退出该公司。经本庭询问陈XX本人，陈XX称是由其进行设立贵州悦成公司的筹备工作，其交给了贵州建志公司具体操作办理。因工商局反馈贵州悦成公司有重名，因此将名称改为“贵州新悦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各股东对此系知情。贵州新悦成公司的四名股东的投资款都是由贵州建志公司垫付，现金打入贵州新悦成公司账户，在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后，资金用于公司运营，贵州建志公司并无回收垫付资本金。黄晓秋转账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30万元就是为了筹备贵州悦成公司，只是因该名称有重名，所以才变更为贵州新悦成公司，该30万元用于支付贵州新悦成公司注册过程中代理公司费用、员工工资、企业运营费用，包括黄晓秋及其他股东前往宿迁的会议等全部费用。在本案诉讼之前，有如下相关诉讼：2013年5月15日，黄晓秋向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贵阳火炬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阳火炬公司）、贵阳及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及时公司）、深圳中嘉兴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该院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筑小法民初字第9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作为有限合伙企业，其合伙人分别为深圳中嘉兴公司、贵阳火炬公司、贵阳及时公司，也即上述三位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负有出资义务，因此黄晓秋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不负有法律上的出资义务，并判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返还黄晓秋不当得利30万元，深圳中嘉兴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案其他被告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连带责任。之后，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不服上述判决，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该笔款项应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投资款。因深圳中嘉兴公司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负有出资义务，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收取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出资款不构成不当得利。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投资款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其可另行解决。”并判决撤销原判，驳回黄晓秋的诉讼请求。黄晓秋不服二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二审法院依据深圳中嘉兴公司、贵阳火炬公司、贵阳及时公司签订的《有限合伙协议》、收款回单认定黄晓秋汇款的30万元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并无不当”，故驳回了黄晓秋的再审请求。2015年11月5日，黄晓秋向本院起诉深圳中嘉兴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5）深南法蛇民初字第145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深圳中嘉兴公司虽辩称案涉30万元系黄晓秋对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投资款，或者奥美隆公司对贵州悦成公司的投资款，亦或是黄晓秋对贵州新悦成公司的投资款，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无法采信。黄晓秋向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支付了30万元投资款，而深圳中嘉兴公司并未举证证明黄晓秋对其存在其他约定或者法定的代付款义务，黄晓秋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被告返还该款予以支持。该院判决深圳中嘉兴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晓秋返还30万元，并支付利息。深圳中嘉兴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粤03民终1221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并认为：黄晓秋转账30万元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本意实为代奥美隆公司依《出资合同书》的约定支付贵州悦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30万元。而奥美隆公司支付的该30万元注册资本金，被深圳中嘉兴公司指示支付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实质上是深圳中嘉兴公司挪用了该笔注册资本金用于支付给了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作为深圳中嘉兴公司的投资款。该笔款项对于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而言，正如（2013）筑民终字第22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应视为黄晓秋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但就黄晓秋与深圳中嘉兴公司而言，黄晓秋并无意代深圳中嘉兴公司支付其作为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合伙人应当支付的投资款，深圳中嘉兴公司亦无理由要求黄晓秋代其支付该投资款。黄晓秋的真实意思为代奥美隆公司履行《出资合同书》约定的出资义务。故黄晓秋支付涉案30万元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并非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依据，其主张该30万元属于深圳中嘉兴公司的不当得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并判决撤销（2015）深南法蛇民初字第14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黄晓秋的全部诉讼请求。黄晓秋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016）粤民申803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黄晓秋转账30万元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真实意思为代奥美隆公司履行《出资合同书》约定的出资义务，黄晓秋作为奥美隆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支付涉案30万元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并非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依据，其主张该30万元属于深圳中嘉兴公司的不当得利，理由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并裁定驳回黄晓秋的再审申请。原告认为，前述判决认为黄晓秋转账30万元至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的本意实为代奥美隆公司依《出资合同书》的约定支付贵州悦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30万元，但是，深圳中嘉兴公司挪用原告该笔投资款用于其他投资并无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因此本案以奥美隆公司作为原告，起诉被告不当得利纠纷。另，原告为本案诉讼花费公告费750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关于本案所涉原告的30万元投资款，该款系由黄晓秋代原告于2012年5月11日受被告深圳中嘉兴公司指示转给贵阳中嘉兴投资中心，原告的真实意思是履行《出资合同书》约定的原告出资义务，并非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依据。现原告以被告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3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奥美隆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150元，公告费750元，均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褚 觅人民陪审员 王 欣人民陪审员 区显霞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梁淑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