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4民初529号 原告：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道明镇。 法定代表人：孙亚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奇卿，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尧，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鱼凫路125号。 负责人：刘金涛，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银立，男，194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韬，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辉公司）与被告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干休所）、第三人王银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11日、2018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亚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奇卿、姚尧，被告干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媛及第三人王银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亚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干休所向亚辉公司交付符合《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清退该宗土地上的建筑物，以供原告进行房地产开发之用；2.判令第三人王银立搬离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 事实和理由：2002年10月8日，四川省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与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后四川省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约定由乙方（即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下同）在崇阳镇西湖巷6号，按照崇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改造现有危旧房并进行房地产开发。甲方（即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下同）转让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面积为1311.52平方米的宗地给乙方，乙方支付土地转让费人民币壹佰万元，并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宅交甲方安排以安置该宗土地上的两住户。并约定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200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作出《关于崇州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的批复（〔2002〕联营字第267号），该批复同意崇州干休所将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的成蜀字第0349号坐落土地1311.52平方米（1.96亩），有偿转让给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付土地转让费100万元，并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并要求接此批复后，双方认真履行协议，及时办好相关手续。《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生效后，2001年11月5日，崇州第九建筑公司向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支付了西湖巷6号院土地转让费壹佰万元整并提供满足《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房屋两套。双方遂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西湖巷6号土地使用权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成都军分区变更为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崇国用（2013）第576号】；2017年5月2日，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整合该宗土地附近土地后，将宗地面积变更为2559.92平方米【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4262号】；2017年5月11日，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该宗土地使用权人变更至其合资子公司四川亚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223号】。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后，因干休所原土地上的公租房屋的承租用户王银立拒不搬离该宗土地，干休所无法向亚辉公司交付符合《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并清退该宗土地上的建筑物，以供亚辉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之用，致使亚辉公司不仅无法进一步开发该宗地及其周边地块，还造成亚辉公司仍需继续承担因无法开发该宗土地而产生的支付其他住户过渡期租房费违约责任等损失。亚辉公司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后，因原土地上不存在合法的建筑物，亚辉公司亦按合同约定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供第三人王银立居住所有。但王银立拒不搬离该宗土地，导致干休所无法向亚辉公司交付符合《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并清退该宗土地上的建筑物。因此，为彻底解决纷争，要求判令王银立搬离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 干休所辩称，我方不存在对西湖巷的搬迁安置义务，我方已向亚辉公司转让协议约定的适格的土地，未违反合同约定义务。转让的西湖巷6号土地上的房屋并非公租房，而是部队临时营房用地，产权属于部队。该房屋并非给予原部队人员王逢唐的安置用房，王逢唐于1983年7月死亡，当时子女均已经成年，居住的部队用房应予以退回，不应由其子女继续居住。王银立无任何合法依据擅自占用该房屋，其行为系非法占用案涉房屋，拒不搬离，导致亚辉公司无法继续开发。根据军用土转让协议书第3条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上述房屋进行搬迁安置工作，故清退工作应由亚辉公司与我方共同进行，并非我方单方义务，由此我方未违反合同约定义务，且案涉土地产权已经办理到原告名下，亚辉公司应该向王银立主张，而非干休所。 王银立述称，一、涉案房地产依法应转让给自己的母亲或自己及其兄弟姐妹。王银立的父亲王逢唐为军队离休干部。王银立于1961年从学校入伍、1983年以副团职转业。1964年，王逢唐离休后，其所在部队出资为王逢唐在现崇州市崇阳镇西湖巷6号修建住房一套，供王逢唐及其配偶白春田和子女居住使用。王逢唐离休时，其一家人并无其他房产，该住房就是王逢唐所在部队安置离休干部王逢唐一家的住房。在王逢唐所在部队移防、离开崇州后，王逢唐的人事关系和房产管理才移交当时的崇庆县人民武装部，后再由人民武装部转移至被告崇州干休所。关于房屋所有权和上地使用权的权属在合法转让前属于军队，我方予以认可。但王银立及其母亲白春田对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具有优先购买权，而干休所侵犯了我方的优先购买权。直到此次诉讼，我方才知道，干休所所谓的上级部门决定在法律上根本就是无效的。根据《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总后勤部[1999]后营字第530号）第七条第（一)项和第九条的规定，白春田作为军队管理并安置住房的己去世离休干部王逢唐的遗孀，是最有购房资格的。而王银立作为居住在售房区内的转业、复员人员和己故军队人员的子女，同样有权购买该处房屋。因此，在白春田及其子女向崇州干休所提出购房申请时，崇州干休所依法应予批准，并按照军队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为白春田及其子女办理转让。根据“房地随走”的房地产处置法定原则，白春田及其子女如取得西湖巷6房所有权即可同时取得西湖巷6号住房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二、亚辉公司与干休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从亚辉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的内容可以确认本案土地转让费支付时间为2001年11月5日。亚辉公司提交的崇州干休所于2002年11月5日出具的收据，只能证明崇州干休所收据开立时间，不能证明其收款时间及亚辉公司的付款时间。本案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是2002年10月8日签订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2000]军字第26号]）、《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军事法规、规章的规定，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是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的。而干休所与亚辉公司在合同签订前近一年、相关审批程序完全未启动的情况下即完成了土地转让费的支付与收取。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其主观违法的恶意是明显的，由此可得出合同双方恶意串通的结论。（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亚辉公司和干休所不顾涉案土地上有合法居住人且居住人对房屋和土地存在合法有效的购买权的事实与法律，转而以单独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规避《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剥夺合法居住人对房屋和土地的合法优先购买权，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亚辉公司与干休所的土地转让行为只有成都军区联勤部的批复，未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批准，这是本案转让行为的核心违法之处，违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偿转让军队房地产（含合建、换建、兑换，下同），由总后勤部审批。”《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出售军队现有住房，必须经军区级单位审查并报总后勤批准，由售房单位组织实施。”以及亚辉公司、干休所双方在《军有土地转让协议书》认作依据的《军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转让军用土地使用权，不论数量多少，一律报总后勤部审批。”从以上相关军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可以看出，军队房地产转让必须经总后勤部批准。根据《国防法》第二条的规定：“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案应适用《国防法》。本案军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未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批准，不得转让给亚辉公司用于非国防目的，军队房地产转让必须经总后勤部批准是效力强制性规定，所以本案的军用土地转让无效。（四）因未具备约定的生效条件而未生效。亚辉公司与干休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亚辉公司与干休所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未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而亚辉公司、干休所之间又把“批准”约定为合同的生效条件。双方不能就合同具备总后勤部批准这一生效条件举证，应由主张合同生效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依法驳回亚辉公司要求王银立的搬离的诉讼请求。从实体权利上，亚辉公司和干休所一致声称王银立的居住行为属侵权、违法占用，是不成立的。亚辉公司和干休所有意隐去了王逢唐逝世后其配偶白春田长期健在的事实。王银立于2000年为照顾母亲而入住该房屋，即符合我国尊老、敬老的传统孝道，也是年老体衰的白春田继续生活的客观需求。白春田老人去世后，王银立的居住行为也不存在侵权。干休所与亚辉公司的转让行为违法在先，违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亚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出示以下证据：1、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关于崇州市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2002）联营字第267号]，拟证明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崇阳镇危旧房改造，双方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协议，干休所将案涉土地出让给我方依据、手续合法；2、收据、情况说明，拟证明亚辉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3、关于同意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参加崇阳镇危旧城改造暨房地产开发的批复，拟证明案涉土地的转让系我方参与旧城改造获得的崇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对该地段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文件；4、企业变更核准通知书，拟证明亚辉公司的名称由四川省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变更而来；5、国有土地使用证【崇庆国用（1990）字第147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崇国用（2013）第576号】、不动产权证【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4262号】、不动产权证【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223号】，拟证明案涉土地的权利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成都军分区变更为四川省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后又变更为亚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川亚辉房地产公司的过程；5、《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函》、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受理凭证、房屋产权证，拟证明亚辉公司充分全面的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已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的住宅交干休所安排，也证明王银立占用案涉土地拒不搬迁的事实。 干休所对上述所有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并强调干休所与亚辉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是按照崇州市总体规划要求，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危房改造的。 王银立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认可，其真实性无法判断；2、对第二组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予以认可，收据只能证明收据的开具时间是2002年11月5日，不能证明亚辉公司付款和干休所的收款时间；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认可，不能达到亚辉公司的证明目的，案涉土地属于军队，地方政府对军队房地产无权处置，即使规划成立，不代表转让合法；对第四组证据无意见；对第五组证据中的函件来往不清楚，对关联性无异议，但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对房屋信息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达到亚辉公司的证明目的，该房屋的产权人仍是亚辉公司。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 干休所出示以下证据：单位名称变更说明，拟证明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编入新成立的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属于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第二服务站。 亚辉公司和王银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王银立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出示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成都市公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拟证明王逢唐系老干部，白春田系王逢唐的遗孀，白春田在2000年左右最有资格购买案涉土地上的房屋；2、王银立的档案、转业军人证明书，拟证明王银立与在案涉房屋居住的王逢唐、白春田系父母子女关系，王银立具有军队转业干部身份，王银立有权购买案涉土地上房屋的权利。 亚辉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干休所质证意见为准，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充分证明王银立占用案涉土地的合法性；2、对第二组证据中王银立的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王银立与王逢唐、白春田是否是父母子女关系无法确认；对王银立的转业军人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干休所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王逢唐是离休干部，但王银立与案涉房屋无关系，王银立不能因此占用案涉房屋；2、对第二组证据中王银立的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也有异议，案涉房屋与王银立是没有关系的，且该档案上是注明有家庭住址的，说明王银立本人是有住房的，住在干休所是非法侵占。即使王银立为王逢唐子女也不能说明其是合法占用案涉房屋。对王银立的转业军人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有异议，其转业军人身份不是占用案涉房屋的合法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待本院认为部分加以评述。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1年4月28日，崇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参与崇阳镇危旧房改造暨房地产开发的批复》（崇府规[2001]10号），同意崇州第九建筑公司拆迁改造崇州市崇阳镇西湖巷省军区干休所崇州西湖巷干休点至西湖巷公厕段危旧房进行房地产开发，享受崇州市旧城改造优惠政策。2002年10月8日，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与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签订《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崇州第九建筑公司）在崇阳镇西湖巷6号，按照崇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改造现有危旧房并进行房地产开发。二、上述地段土地经甲（干休所）、乙双方现场丈量，按规划要求扣除阶沿一半面积后，实际土地面积为1311.52平方米，甲方转让该宗地给乙方，乙方支付甲方土地转让金人民币壹佰万元，乙方并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宅交甲方安排。三、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四、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转让费。七、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200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作出《关于崇州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的批复（〔2002〕联营字第267号），该批复表明为支持地方城市规划建设，改善干休所老干部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同意崇州干休所将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的成蜀字第0349号坐落土地1311.52平方米（1.96亩），有偿转让给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付给土地转让费100万元，并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2002年11月5日，干休所向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摘要：西湖巷6号院土地转让费，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2013年10月10日，亚辉公司向干休所发函：“我公司于2002年10月8日与贵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由我方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宅交甲方安排。我方多次提供房源皆因你所安置户不满意而未果。现我方再次提供上林西江楼盘54栋2单元**号（面积为123平方米）及54栋2单元**号（面积为123平方米）二套。”。 庭审中，亚辉公司表示提供位于崇州市崇阳街道桑林街41号1栋1单元6楼**号和**号（业务件号：2018120584F00137和2018120584F00139）面积均为134.79平方米的住宅交干休所安排。 另查明，1、2013年2月，亚辉公司取得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崇国用（2013）第576号】，2017年5月2日，亚辉公司整合该宗土地附近土地后，将宗地面积变更为2559.92平方米【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4262号】，2017年5月11日，亚辉公司将该宗土地使用权人变更至四川亚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川（2017）崇州市不动产权第0005223号】；2、王逢唐在部队离休后，由干休所安排，与配偶白春田在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内居住。1983年6月，王逢唐离世其配偶白春田仍在此居住，2009年9月24日，白春田去世，其子王银立一家在该房继续居住至今；3、2005年7月27日，四川省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4、四川省军区崇州干休所，编入新成立的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属于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第二服务站。 本院认为，亚辉公司与干休所于2002年10月8日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执行。亚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并提供两套建筑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住房，但干休所未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土地，对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交付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王银立认为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未经过总后勤部批准而未生效或者无效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案涉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即告成立。案涉协议的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该条并未约定需要总后勤部的批准后才生效。而干休所出具有200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关于崇州市城市改造占用崇州干休所部分土地事》的批复，同意崇州干休所将位于崇阳镇西湖巷6号的成蜀字第0349号坐落土地1311.52平方米（1.96亩），有偿转让给崇州第九建筑公司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崇州第九建筑公司付给土地转让费100万元，并提供两套共240平方米住房（每套住房120平方米）。因此，干休所按照协议要求得到了其上级主管部门（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勤部）的批准，该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 王银立所援引的《军队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于部队内部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确定合同效力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范畴，而且上述文件目的是军队对军队土地转让的一种监管，即为管理性强制规定，并非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种债权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即效力性强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经过总后勤部批准仅是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故，案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并不因未经过总后勤部批准而无效。 王银立主张因民事起诉状上载明转款时间为2001年11月5日亚辉公司向干休所转款100万元，干休所向亚辉公司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时间是2002年11月5日，说明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王银立主张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应由王银立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仅从上述转款时间和开具收条的时间不一致无法得出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亚辉公司出具的崇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崇州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参与崇阳镇危旧房改造暨房地产开发的批复》（崇府规【2001】10号）可知，亚辉公司购买案涉土地系危旧房改造，并非王银立所主张的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 王银立主张干休所侵犯了本人及其母亲对案涉土地上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即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导致合同无效。本院认为，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赋予特定对象的先于其他权利人主张自己财产权利的权利。王银立并不是案涉土地上房屋的共有人或承租人，因此，王银立并不享有案涉土地上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但即使存在优先购买权，也只是干休所是否存在违约或是否应对王银立进行损害赔偿的问题。干休所将案涉土地出让给亚辉公司的行为并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也不可能导致亚辉公司与干休所之间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无效。 关于干休所是否应对案涉土地上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的问题。本院认为，干休所应完成案涉土地上的旧房搬迁安置工作。理由如下：亚辉公司与干休所签订的军用土地转让协议第三条虽明确约定合同生效后，双方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上述地段的旧房进行搬迁安置工作。但亚辉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后积极完成了支付土地转让费的义务，并向干休所交付了两套满足协议约定的住房。因此，亚辉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支付土地转让款义务并为干休所进行搬迁安置工作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的住房。而干休所作为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居住在该土地上的人员是干休所安排其在此居住的服务或管理的对象的近亲属。因此，干休所对该土地上居住的人员有管理责任，对该住户应如何搬迁，如何安置，干休所才最为清楚，该义务并不是亚辉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而应由干休所完成。对亚辉公司主张要求干休所清退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的请求，因亚辉公司在庭审中表示是要求干休所保证案涉土地上没有人员居住而不是要求干休所将该土地上的房屋拆除。因此，该请求即是要求干休所履行搬迁安置工作。因此，对干休所辩称搬迁安置工作应由亚辉公司与干休所共同完成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亚辉公司主张要求王银立搬离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中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完成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旧房搬迁安置工作并交付上述土地是基于双方签订有军用土地转让协议，该纠纷系合同纠纷，而亚辉公司要求王银立搬离是基于王银立自2000年起一直居住在案涉土地上属于侵权纠纷。以上两个不同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无法在同一个诉讼中解决，因此，对亚辉公司主张要求王银立搬离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对亚辉公司要求干休所交付崇阳镇西湖巷6号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亚辉公司要求王银立搬离上述土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位于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湖巷6号土地上房屋的搬迁安置后向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交付； 二、驳回四川省亚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本院减半收取100元，由四川省军区成都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健 审 判 员  周亚军 人民陪审员  戢 琼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龚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