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6行终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仲华，男，1940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司法局。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高湖路63号。 法定代表人王学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光明、王山，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仲华因其他行政管理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行初23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仲华于一审时诉称，原告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山下湖法律服务所工作，1994年经绍兴市政法干校培训考试合格为法律工作者，下半年提升为副主任（届时为双重领导，正主任由镇司法办主任兼职）。1998年，基层科长突然通知原告“经整顿，山下湖所撤销，人员遣散……”，自此再不过问，并收去原告的执业执照，也没有相应的文件通知。1998年下半年，原告转入杭州市劲松法律服务所执业。2000年被告叫原告回原所，即山下湖法律服务所，并叫原告辞去杭州市劲松法律服务所。当时原告问被告领导“我的执业执照怎么办？”对方回答“我们有本事把你叫回，当然有本事把你执业执照办来”。但结果未办来，而杭州市劲松法律服务所已回不去。被告领导又称“有没有执照无所谓，反正公函开给你……”2000年原告再次进入山下湖法律服务所。2010年山下湖法律服务所主任钱志荣又突然通知原告“你又被司法局辞退了”，从此再不给原告开公函，原告只有离所。原告二次被辞退。2012年3月开始，原告多次向被告领导写信，请释明二次被辞退的原因。直到2018年1月10日被告出具《诸司信〔2018〕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原告才得悉二次被辞退的原因，但有悖事实。理由如下：1.原告第一次被辞退是根据市委（1998）33号文件，即“收入偏低、年龄偏大应辞退”，而原告每年收入达五万元以上，第一年奖200元现金，年龄只有58岁，故与事实不符；2.原告第二次被辞退因是山下湖法律服务所的聘用人员，是山下湖法律服务所辞退的，也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二次辞退原告法律服务所工作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恢复工作；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上诉人诸暨市司法局于一审时辩称：1.本案中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被告“二次辞退”。1998年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政府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经被告调查摸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队伍中年龄偏大、业务水平偏低、离退休人员兼职的人员作出离职决定，原告属于该批离职人员。此为第一次辞退。辞退后原告一直都未曾提出过异议。第一次辞退后被告与原告之间就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被辞退后就自行前往杭州劲松法律服务所办理执业手续，后原告自愿注销了在杭州劲松法律服务所的执业证。原告又自行到山下湖法律服务所从事辅助事务，但自始至终均未与山下湖法律服务所办理任何聘用手续，其也并未再申领过法律服务执业证。故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被告基层科领导叫原告回所”的情况。而原告本人在（2018）浙0681民初5580号案件（即原告起诉原山下湖法律服务所主任钱志荣及第三人诸暨市司法局劳动争议一案）也明确陈述到“第二次我与山下湖法律服务所是雇佣关系”，故即使存在第二次辞退，辞退原告的主体或作出该决定的显然也并非是被告。2.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所列明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据2000年3月司法部令第59号《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文件第二条之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依据本办法在乡镇和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而本案中的山下湖法律服务所早已依据2000年9月司法部司发通134号《关于印发的通知》之规定完成了脱钩改制，属于面向社会开展法律服务业务的市场中介组织，作为被告而言仅系依法依规负责指导管理监督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被告与本案中的山下湖法律服务所不存在隶属关系。故无论山下湖法律服务所基于何种原因将原告“二次辞退”均系山下湖法律服务所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均与被告无关，并非系被告所作出的其他行政行为。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3.本案原告起诉已超法定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第一次辞退发生在1998年，且原告当时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第二次辞退依原告所称为“2010年所主任钱志荣通知原告，司法局把你辞退了”。故，若法院认定原告所称的被告“二次辞退”事实成立且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其他行政行为的，那么即使从2010年开始起算，超过了5年的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不应受理。即使受理了，原告的起诉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法院也应予以驳回。综上，被告认为与原告不构成行政行为之法律关系，即使存在也已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及起诉期限，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王仲华诉称其二次被被告诸暨市司法局辞退，一次发生于1998年，一次发生于2010年，而其于2018年7月才提起诉讼确认该“二次辞退”行为违法，即使该“二次辞退”行为均存在，也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于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仲华的起诉。 上诉人王仲华上诉称：1.一审法院袒护被上诉人。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一审答辩状后，向一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提供2000年9月司法部司法通134号《关于印发的通知》，该通知属政府信息公开文件，但一审法官不予准许。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单位两名领导即郦建明、张云庆出庭质证，但无答复。上诉人刚要寄出《对被告的答辩状的反驳意见》时，一审法院未经开庭，裁定书即已作出。2.上诉人并未超过时效。上诉人第一次被辞退时间为1998年10月，后因上诉人回原单位工作，故不向法院起诉。第二次被辞退时间是2010年11月，当时所主任钱志荣以律师管理科科长严仲波通知的名义，通知上诉人“你被司法局辞退了……”，此后就不给开公函了。上诉人只有离所。2013年上诉人遇到严仲波后得知其并未讲过要辞退上诉人。为此，上诉人于2014年始举报钱志荣。故上诉人于2014年起诉钱志荣，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时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诸暨市司法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答辩状，二审庭询时答辩称，上诉人无论是一审起诉状还是二审上诉状，都自认于1998、2010年被诸暨市司法局两次辞退，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上诉人两次被辞退的时间开始起算。而上诉人直至2018年7月才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显然超过了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王仲华明确其二次被辞退时间分别是1998年10月和2010年11月。故上诉人于2018年7月16日向法院诉请确认其被辞退的行政行为违法，在未能举证证明有正当耽误起诉期限情由的前提下，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为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之规定。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一审法院虽未经开庭审理，但因在一审裁定作出前已经对上诉人进行了询问。故一审裁定的作出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