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681民初11337号原告：周某1，男，198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2，女，199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厉爱平，浙江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某1与被告周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恒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16日、10月13日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被告周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厉爱平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原被告申请，给予和解期两个半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周某2返还原告彩礼现金128000元，五件金器（价值31455元）即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对、金吊坠一个；庭审中，因被告陈述五件金器已经卖掉，原告遂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按照五件金器价值返还人民币31455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9月份相识恋爱，××××年××月××日在诸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原告按照被告要求按农村习俗在订婚当天由媒人转交给被告现金128888元及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只、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对、金吊坠一个共计金器五件作为彩礼。后被告将其中的现金888元由媒人带回给原告。订婚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要求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但被告推三阻四至今未举行婚礼。婚后双方也未一起共同生活。被告在2017年4月份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7）浙0681民初64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某2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后被告于2018年1月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于2018年5月7日作出（2018）浙0681民初58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周某2与周某1离婚。原被告虽在××××年××月××日登记结婚，但双方从未有夫妻之间在感情上的相互交流，生活上的相互照顾，经济上的相互扶持，至今也从未一起共同生活过；且原告给付给被告的彩礼是原告向亲戚朋友借来，至今还没有还清债务，原告生活比较困难。周某2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五样金器有的，彩礼是120000元。这些财物是被告父母收到，再转交给了被告，按照农村风俗，上述财物属于被告。因被告工资比较低，原告也没有给被告经济来源，上述财物被告为了维持生活用掉了，金器已经卖掉了。原被告为了证明各自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如下：1.原告提供本院（2017）浙0681民初6437号民事判决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终21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8）浙0681民初5865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以证明周某1和周某2于2018年5月7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原告按农村习俗支付给被告彩礼128888元和五件金器，后返还礼金888元，原被告婚后没有共同生活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判决无异议，但原告主张双方没有共同生活不是事实，彩礼被告实际拿到120000元，并不是返还888元，而是返还8888元。2.原告提供上海老凤祥银楼（临平）店售货单3份，以证明五件金器购入价格为31455元。经质证，被告无异议。3.原告提供盖有诸暨市岭北镇金湾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1份，以证明原告家庭经济状况困难，2014年与被告订婚的钱都是借来的，尚未偿还，债台高筑。经质证，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收取彩礼前向原告核实过，彩礼是原告个人收入和家庭积蓄所支出，如果知道彩礼都要借，被告也不会和原告登记结婚。4.原告提供借款人为吴惠姣的借条复印件1份、账户名称为周锡荣的浙江农信综合柜面业务系统屏幕打印单2份、署名为周锡荣的证明1份，以证明订婚时原告母亲吴惠姣向周锡荣借款16万元用于支付彩礼等、该款至今未偿还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借条复印件有异议，原告没有提供原件，且与被告所了解的事实不符；其余证据也不能证实吴惠姣向周锡荣借款，不能证实周锡荣取款的事实，也不能证实款项交付给吴惠姣的事实，且据被告了解，周锡荣与吴惠姣存在同居关系；署名为周锡荣的证明，因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原被告的询问，故该证明的效力很低；综上所述，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5.被告提供原被告在杭州市余杭区郎豪假日酒店、绍兴市艾家商务宾馆、绍兴市家和商务宾馆的开房记录，以证明原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夫妻之实，且已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经审核，其中只有两次是原被告共同开房，其他都是原告或者被告一个人的开房记录，故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有长期的性生活，也不能证明原被告曾共同生活。6.庭审中，经被告询问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母亲吴惠姣所乘坐车辆浙Ｄ×××××号轿车的归属问题，原告当庭回答称，该车辆登记于吴惠姣名下，价格17万元左右。对此，被告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该节事实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4有矛盾，原告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困难。原告陈述称，该车辆是原告母亲，并不是原告的，与本案无关。本院依职权出示本院（2018）浙0681民初5865号案件庭审笔录，并询问原被告对该笔录中各自的陈述有无异议，原被告均回答称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定如下：证据1，系生效法律文书，故依法具有证明力。证据2，被告无异议，故依法可予认定。证据3、4，与证据6即原告陈述内容相矛盾，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可予认定。本院依职权出示的庭审笔录，因双方对各自陈述无异议，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原告起诉、被告答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焦点有以下两项：1.除五件金器外，被告实际拿到的彩礼金额为多少？原告主张彩礼为128888元，被告回礼888元，被告实际拿到的彩礼金额为128000元；被告主张回礼8888元，被告实际拿到的彩礼金额为120000元。本院认为，因被告对原告交付的彩礼金额128888元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回礼8888元，故实际被告拿到的彩礼为120000元，故可以认定原告交付的彩礼为128888元；至于被告主张回礼了8888元，因原告认可回礼为888元，对此，被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在本案中只能认定被告回礼为888元，则在本案中被告实际收到的彩礼金额应认定为128000元（五件金器除外）。2.原被告登记结婚后，双方有无共同生活？原告认为，登记结婚后双方未共同生活，也没有发生过夫妻关系，2016年2、3月份双方不是分居，是断了联系。被告则认为，结婚后原被告发生了夫妻关系，被告周末去绍兴看原告，原告周末也会去杭州看被告，两人都是住宾馆，有开房记录可以查，过年时被告到原告家也是和原告一起睡的。对此，被告提供了原被告在绍兴市艾家商务宾馆、绍兴市家和商务宾馆、杭州余杭临平街道郎豪假日酒店开房记录（原被告开房记录共21条），以证实被告上述主张。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根据上述证据，只能证实双方共同开房两次，并不能证实双方共同生活的事实。结合原被告各自陈述，本院认为，首先，因原告认可双方存在共同开房的事实，故可以认定原被告发生了夫妻关系；原告认可共同开房的次数为2次，即2014年7月4日郎豪假日酒店、2015年3月16日绍兴市家和商务宾馆。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开房记录显示的时间，经本院审核，原被告2014年11月12日均在绍兴市家和商务宾馆开房，且房间号均为8317，故该次开房是共同开房；周某12015年3月6日在绍兴市家和商务宾馆开房，3月7日10时55分退房，同日19时2分，周某2又在该宾馆开房，且所开房间房号均为8318，原被告此两次开房时间具有连续性，考虑到双方的关系，可以认定该次开房系原被告共同开房；故从开房时间来分析，可以认定原被告至少有4次共同开房。第三，从原被告的开房地点来分析，根据被告提供的开房记录显示，原被告在绍兴市次，其中周某1开房7次，周某2开房3次，如上分析，周某2的3次开房均是原被告共同开房，则需进一步分析周某1的其余4次开房是否为原被告共同开房；周某1的其余四次开房时间为××××年××月14日（周三）、2014年8月7日（周四）、2015年11月6日（周五）、2016年3月18日（周五），而结合被告陈述双方周末互相探望并开房的情节，该四次开房中有两次即2015年11月6日和2016年3月18日符合上述被告所述情况，原告虽予以否认，但有较大可能系原被告共同开房，其余两次不符被告所述情况，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为原被告共同开房。原被告在杭州余杭区次，其中周某17次，周某24次，如上分析，有1次为共同开房，则需进一步分析其余9次是否为共同开房；周某1的其余6次开房时间为××××年××月1日（周四，法定假日）、××××年××月23日（周五）、××××年××月30日（周五）、2014年9月7日（周日）、2014年10月6日（周一、法定假日）、2015年10月1日（周四、法定假日），符合被告所述开房情况，原告虽予以否认，但有较大可能系原被告共同开房；周某2其余3次开房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周五）、2015年6月19日（周五）、2015年9月3日（周四、抗战胜利日法定假日），符合被告所述开房情况，原告虽予以否认，但有较大可能系原被告共同开房。综合上述分析，则可以认定原被告共同开房的次数为4次，有较大可能是原被告共同开房的次数为11次。第四，根据上述开房次数，能否认定原被告已经共同生活？⑴原被告登记结婚后，在法律上已经形成了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涉及本案的关键是判断原被告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夫妻共同生活有没有形成，原被告均是诸暨市岭北镇人，虽然原告外出务工，在绍兴城区工作生活，被告在杭州市余杭区生活，但根据岭北镇本地风俗习惯，比较注重举办有地方特色的婚礼，注重的是原被告两个人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开始共同生活；⑵在本案中，原被告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后至2017年周某2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尚未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也未生育子女，而按照农村风俗原告交付彩礼，此后按照农村风俗举行婚礼本为应有之义，但此后原被告并未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此节情况为本案特殊之处，原被告周末共同开房的情节，也应结合该节情况予以综合评判；⑶原被告周末共同开房，能确定共同开房的4次，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4日、2014年11月12日、2015年3月6日-7日、2015年3月16日，较大可能共同开房的11次，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14日、××××年××月1日、××××年××月23日、××××年××月30日、2014年9月7日、2014年10月6日、2015年6月19日、2015年9月3日、2015年10月1日、2015年11月6日、2016年3月18日，即使算上其余两次开房时间即××××年××月14日和2014年8月7日，除了××××年××月、原被告共同开房的频率并不高，加之原被告当时所在城市相距并不遥远，故并不符合婚后夫妻共同生活的正常情形；⑷上述原被告共同开房能否视为把原被告共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为认定原被告已经实质上共同生活的依据，关键是看原被告有没有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开始共同生活，而从上述分析可知，原被告并没有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开始共同生活，这一点，从周某2第一次起诉离婚的诉状上所述“因双方婚前了解不深，感情基础较薄，结婚较为草率，男方又不尽家庭义务，双方形同陌路，已无感情可言”可以部分印证；⑸本院（2017）浙0681民初6437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定事实一节有“2016年2、3月份，原被告夫妻因故分居至今”，需要明确的是，认定该节事实系基于庭审中周某1的自认，而在该案中周某1不同意离婚；周某2第二次起诉离婚后，在该案庭审中，周某1否认了上述自认，并主张原被告登记结婚后双方未共同生活，故应按原被告实际真实情况来作出认定。综上所述，原被告虽有周末共同开房之举，但尚不足以认定原被告已经实质意义上真正共同生活了。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3年9月份相识恋爱，××××年××月××日在诸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按农村习俗，周某1交付彩礼128888元和五件金器，五件金器价值31455元。原被告未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登记结婚后，原被告存在周末共同至宾馆开房的情形，但开房次数并不频繁。双方未生育子女、无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4月，周某2起诉要求离婚。经审理，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判决驳回周某2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周某1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认为周某2如能返还彩礼和金器，则同意离婚。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一审判决后，原被告至今无共同生活。2018年1月，周某2再次提交起诉状，要求离婚。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5月7日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2018年6月，周某1提交起诉状，要求周某2返还彩礼。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在本案起诉前原被告的婚姻关系已经本院判决解除，故在本案中判断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应否返还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内容，应查明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为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周某1虽主张存在该情形，但因被告否认，周某1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周某1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一种情形是原被告婚后是否共同生活，据上分析，原被告虽有周末共同开房之举，但尚不足以认定原被告已经实质意义上真正共同生活，故该种情形符合法律规定彩礼应予返还的情形，但考虑到本案实际，应酌情予以返还。周某1向周某2赠送的五件金器，已经实际交付，故不再应予返还。周某1诉请周某2返还彩礼，本院酌情予以支持其中的60000元。周某2辩称婚后已经共同生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周某2应返还周某1彩礼6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驳回周某1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6元，减半收取293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恒丰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郦柯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