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92民初1923号 原告：江波，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205412308D。 法定代表人：赵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凯远，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平，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江波与被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波，被告长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凯远、刘海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4958.98元（即154958.98元-已付500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补发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的待岗期间生活费（参照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1380元/月）共计20700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其未对原告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办理失业登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7720元；4.判决被告出具鲜章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离职证明。事实和理由：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绵劳人仲案[2018]1076号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其裁决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失公平和公正。原告于1991年7月考入长虹技校，1993年7月进入被告处工作,2001年6月被调入销售部（现为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从事驻外营销工作。因照顾家庭需要，原告于2017年2月14日向被告所属的多媒体长春销售分公司打报告请求调回绵阳总部工作，申请待岗。原告于2017年3月30日办理工作交接，并于4月1日回到绵阳，等待被告安排岗位。此后，原告又多次以电话、邮件形式与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人事工作人员沟通岗位安排事宜，但得到的答案均是等待、推诿等。原告于2018年1月2日到长虹商贸办公室，要求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总经理腾光胜安排工作岗位，其要求打报告给多媒体管理中心。原告遂再次打报告给被告，但仍无结果。期间，原告不时接到解除劳动合同、返回原岗位通知的威胁，最终原告面临返回原岗位或接受50000元补偿金解除劳动合同的选择。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采用胁迫手段和乘人之危逼迫原告所签署的离职协议，应认定无效。且被告违反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安排原告培训与调整工作岗位，其应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原告请求按照上年度在岗期间月平均工资6198.36元、25年工龄补偿25个月核算经济补偿金，金额共计为154958.98元。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 被告长虹公司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签订《协议书》，通过协商方式解除、终止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且该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各项经济补偿50000元，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被告以及长春销售分公司基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支付原告的所有补偿和费用，原告在协议签订后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被告以及长春销售分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被告亦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履行了支付补偿金的义务。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协议时被告对其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故原告所提第1、2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原告所提第3项诉讼请求与劳动仲裁时所提的仲裁请求不一致，故其应当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后再行起诉。三、被告已向原告出具离职证明，故原告所提第4项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3年7月，原告江波进入被告长虹公司处工作。2001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原告江波在被告长虹公司所设立的多媒体产业公司处从事驻外营销工作。2017年2月14日，原告江波以多媒体驻长春销售分公司长春经营部苏宁系统客户经理的名义提交《报告》，称其因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孩子尚幼，特申请回总部待岗。该报告经多媒体长春销售分公司人事经理及总经理签字认可。2017年3月30日，原告江波向多媒体长春销售分公司办理了资产及财务工作交接。之后原告江波即未再上班，并由多媒体长春销售分公司为其支付基本工资至2018年6月。2018年1月3日，原告江波再次提交《报告》，其内容与前述《报告》内容一致。2018年6月21日，多媒体长春销售分公司向原告江波发出《返岗通知书》，要求其于2018年6月25日前返回该公司继续从事客户经理工作，逾期未到岗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员工违纪处理管理办法》进行处理。2018年6月22日，原告江波与被告长虹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双方协商一致于2018年6月30日解除、终止双方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长虹公司于2018年7月15日前向江波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各项经济补偿合计50000元，该笔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长虹公司、长春销售分公司基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支付江波的所有补偿和费用；江波承诺协议签订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长虹公司、长春销售分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双方意思表示真实，长虹公司盖章并经江波签字后生效。被告长虹公司在该协议上所加盖印章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专用章（长虹多媒体公司）”。2018年6月22日至6月29日期间，原告江波向多媒体产业公司办理了离职人员工作移交手续。该协议签订后，被告长虹公司已向原告江波支付了上述款项。2018年6月29日、7月2日，被告长虹公司先后向原告江波出具了《劳动合同解除/终止通知书》，其中落款时间为6月29日的通知书（所加盖印章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产业公司”）载明内容为：由于个人意愿，江波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予以解除/终止，请于2018年7月10日前将工作交接及离职手续办理完毕；落款时间为7月2日的通知书（所加盖印章分别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产业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载明内容为：由于协商解除，江波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7月1日予以解除，请于2018年7月10日前将工作交接及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庭审中，被告长虹公司对印章加盖情况陈述如下：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系长虹公司的内设机构，其离职人员到社保机构办理相关社保手续时需由长虹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离职证明并加盖人力资源部印章（该印章系在社保机构的备案印章），而长虹公司人力资源部需由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在离职证明上先行加盖印章进行确认后才会在该离职证明上加盖人力资源部印章。 2018年7月23日，原告江波向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被告长虹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协议无效、由被告长虹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待岗工资6900元、由被告长虹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104958.98元以及由被告长虹公司为其办理失业金领取等事项。该委经审理后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绵劳人仲案[2018]107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江波的仲裁请求。原告江波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江波所提要求被告长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04958.98元以及待岗期间生活费207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双方于2018年6月22日经协商共同签订了涉案《协议书》，明确约定由长虹公司向江波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各项经济补偿50000元，且该笔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长虹公司及其长春销售分公司基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支付给江波的所有补偿和费用，江波亦承诺协议签订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长虹公司及其长春销售分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经审查，该《协议书》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在《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条“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的规定，本院确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江波虽主张长虹公司发出的《返岗通知书》带有胁迫内容以及在协商签订该《协议书》时对其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提该项主张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所规定的情形。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江波所提该项事实主张不予采信。况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原告江波仍可以在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内通过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但截止到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其并未通过前述救济途径行使权利。其次，长虹公司按前述协议已向江波支付了50000元，且其所属的长春销售分公司也向江波支付了其在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待岗的基本工资（因江波在该期间处于待岗状态而并未提供具体的劳动，其要求按照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待岗生活费缺乏事实依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长虹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约定的款项支付义务，其与江波之间因劳动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亦全部终结。据此，江波所提前述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江波所提要求被告长虹公司赔偿其因无法享受失业保险之损失2772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江波虽系以长虹公司未对其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办理失业登记而导致其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为由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但经审查，江波是与长虹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形，故其本身就不具备《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其次，江波所提该项请求并未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如其坚持该项主张可以先行提起劳动仲裁。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江波所提要求被告长虹公司出具鲜章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之离职证明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离职证明系证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不存在用工纠纷以及办理转移人事关系、社会保险等事项的主要依据；而长虹公司事实上已经向江波出具了离职证明，且对于离职证明上印章的加盖情况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江波在与长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长虹公司所加盖印章亦为多媒体产业公司的劳动合同专用章，且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加盖前述印章的离职证明对其在转移人事关系、社会保险等事项上造成障碍。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江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美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