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13995号 原告：郭兰，女，汉族，1974年1月22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曹玲玲，女，汉族，1977年2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告：罗小波，男，汉族，1980年9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润，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 原告郭兰与被告曹玲玲、罗小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罗良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被告罗小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润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曹玲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郭兰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入股款（投资款）188000元（其中本金150000元，利息38000元）。2、判令二被告以人民币150000元为基础，自2018年5月31日起按月息2%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现在暂计至2018年6月30日为3000元）。3、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告在先行调解阶段自愿撤回了对四川加利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在诉讼过程中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7日，原告与四川加利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加利利公司）、被告罗小波签订了《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投资入股尚未成立的“哈拿幼家”公司。该协议约定，签订入股意向协议书后3日内依据入股份额打款至加利利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小波的私人账号。后原告郭兰向该账户打款总计人民币200000元。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转款后，“哈拿幼家”公司却一直没有如约成立，在原告的多次催问下。被告才告知原告该公司已无法成立。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退还入股款。2017年12月28日，被告曹玲玲向原告出具了《退款承诺》，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郭兰与案外人李莉萍（另案起诉）退还入股款400000元，如未按时退还需支付40000元利息。但《退款承诺》签订后三被告却仅向原告退还了50000元。2018年5月3日，被告曹玲玲经原告的催促又向原告与案外人李莉萍（另案起诉）出具一张《补充退款协议》，被告曹玲玲再次承诺在2018年5月31日前就支付原告郭兰与案外人李莉萍入股款共计300000元，利息共计76000元。但时至今日，被告仍未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郭兰退还入股款。原告多次催促被告退还入股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资。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故诉至法院。另，被告罗小波作为当时加利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发起人和股东，结合本案中所有款项均转给罗小波私人账户来看，罗小波对公司经营状况是非常了解。当时签订合同时，罗小波在场，罗小波与曹玲玲共同经营管理加利利公司以及筹备“哈拿幼家”公司的成立事宜。 被告曹玲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的相关权利。 被告罗小波辩称，1、我只是四川加利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挂名的法定代表人，既未投资，也未参加经营管理，四川加利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私章均由曹玲玲等人凭工商登记文件取得并管理使用。案涉协议书的签署我未参与，也未授权他人参与，对协议书的签署相关情况我不知情，法人私章不是我本人加盖，所以该协议书对我无约束力。2、曹玲玲对原告利息相关承诺，不是我的意思表示，没有我的签名，对我无约束力。3、曹玲玲系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在设立加利利公司时，因为他们身份不方便，因此就用我的身份担任法定代表人及名义股东，原告转款到我名下的那个银行账户实际也作为公司对公账户使用，曹玲玲让我转款就转款。4、我之所以将法人私章交给曹玲玲等人管理使用是想着这么多人看好这个项目，也比较信任他们，但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仅在规定的用途内使用，比如报税、开支票等，是行使职权的标志。在代表我个人的民事行为中，法定代表人私章不具有识别主体身份的效力。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协议书上的法定代表人私章是我本人所加盖。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7日，原告郭兰与案外人四川加利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加利利公司）签订了《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简称《意向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发起人）为加利利公司、乙方（入股人）为原告郭兰、丙方（代持人）为被告罗小波；2、加利利公司拟在成都高新区开设“哈拿幼家”。哈拿幼家为加利利教育研发出品，专为城市化进程中3-6岁儿童所打造的成长型社区；3、入股资格要求5万元/份（限5份/人）；4、有参与入股意向的股东作为乙方，与发起人甲方及代持股人丙方签订“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在公司正式成立后，由“哈拿幼家”公司向入股股东签发持股证明书，并收回入股意向协议书；5、签订入股意向书后3日内依据入股份额打款至罗小波的银行账户，以实际到账金额计算入股份额；6、本意向书仅作为确定乙方入股股东意向之用，在“哈拿幼家”公司向乙方签发持股证书之前，乙方可无条件退出入股，丙方将所收款项如数退还；7、原告的入股意向份额为6份、对应出资金额为30万元。《意向协议书》在丙方处加盖有时任加利利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波的人名章。 上述《意向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4日共计向《意向协议书》约定的罗小波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转款附言记载“哈拿幼家3到6岁项目投资入股款”。 而后“哈拿幼家”公司并未正式成立。2017年12月28日，被告曹玲玲向原告及案外人李莉萍出具了《退款承诺》，主要承诺：加利利公司于2017年3月发起召集成立公司，由于当时公司尚未注册，无公司账户，按照加利利公司的意思和要求，郭兰和李莉萍的入股款40万元转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小波的银行账户。现因公司未成立，郭兰和李莉萍的入股款由加利利公司负责退还。本人作为加利利公司的法人曹玲玲，承诺在2017年12月31日前退还相应款项，如未按时支付，则承担入股款的利息40000元。而后曹玲玲向原告退还了5万元入股款并于2018年5月3日向原告出具《补充退款协议》，主要承诺：截止2018年5月3日，曹玲玲已经在2018年3月28日向郭兰和李莉萍共计支付了10万元的入股款，尚有30万元入股款、4万元利息未支付，承诺2018年5月31日前支付给郭兰、李莉萍入股款三十万元，利息共计76000元。若5月31日前未向郭兰、李莉萍支付本金和利息，则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 在《补充退款协议》出具后截至庭审结束之日，原告所投入的剩余15万元入股款仍未归还。 另查明，1、加利利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成立。在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12月27日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罗小波，在此之后变更为曹玲玲。在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6月6日期间，公司股东为胡伯昌、罗小波、曹玲玲，2017年6月6日后变更为曹玲玲、罗小波，2017年12月27日后，变更为曹玲玲、胡骏。 2、《意向协议书》中约定的罗小波个人银行账户在2017年3月至6月期间收入了大量款项，其中包括了原告支付的入股款。同时该账户通过ATM机、柜台、网上银行方式支出了大量款项，其中向被告曹玲玲于2017年3月29日转款956500元，于2017年6月25日转款45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被告提交的《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银行流水、《退款承诺》、《补充退款协议》、加利利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在卷佐证。对于被告提交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协议书》，系签约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的案外人王某的《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入股凭证》，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关于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因其与被告有一定利害关系，且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郭兰与加利利公司签订的《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系签约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签订后，郭兰实际支付20万元入股款，而后因拟设立公司未能设立，曹玲玲自愿承诺承担退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系曹玲玲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债务加入，故原告诉请曹玲玲退还剩余15万元入股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意向协议书》上的罗小波法定代表人名章系罗小波本人或者授权代理人予以加盖，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他人以罗小波名义在《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上加盖罗小波的法定代表人名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针对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在丙方处加盖有罗小波的法定代表人名章，具备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1、法定代表人名章系印有法定代表人名字和相应编码的印章，虽然该印章通常用于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但其隶属于法定代表人个人，具有个人印章特点，与公章、合同专用章等从外观能明显识别出仅能代表公司意志的印章存在明显区别。在一定情况下，法定代表人名章可以代表其私人对外作出意思表示。2、本案中，罗小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应谨慎保管能够表示其个人意志的名章，应当知晓将名章交由他人管理使用具有概括授权的法律效果，但仍将名章交由他人管理使用的行为，主观上放任他人用其人名章代为签订合同，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和后果。 二、原告作为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明显过失。1、原告不知晓罗小波名章的管理使用情况，加盖人既然能取得印章，依常理而言当然取得了印章所有人的同意和授权，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加盖人具有代理权限。2、从《意向协议书》的约定逻辑而言，罗小波作为个人系独立于加利利公司以及原告的第三方（丙方），其承担了独立的权利义务，即以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入股款和退还入股款的权利义务。原告作为交易相对人，认为收款方负责退款亦符合通常的商业逻辑。 三、其他考量因素。罗小波存在用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入股款并大量支出收取款项的行为。罗小波辩称其个人银行账户并非其本人在使用，相应资金的往来其并不知情，但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大量资金支出通过了“柜台”等需罗小波本人办理的支付渠道，因此在罗小波未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案涉罗小波银行账户的资金支出，均系罗小波本人操作或其授权操作。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哈拿幼家入股意向协议书》能够对被告罗小波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关于本案是否与李莉萍一案【（2018）川0191民初13992号】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李莉萍一案在《意向协议书》上未加盖罗小波的法定代表人名章，因此两案在事实上存在明显区别，故不属于同案情形，本院结合个案事实分别审查认定。 关于原告依据曹玲玲的承诺请求罗小波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请求，因该承诺并未取得罗小波的认可，不能对罗小波形成法律上的约束力，故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曹玲玲、罗小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郭兰退还150，000元入股（投资）款； 二、被告曹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郭兰支付利息38，000元及后续逾期利息（后续逾期利息，以未还入股（投资）款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自2018年5月31日起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郭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曹玲玲、罗小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60元、保全费1，520元，共计3580元，由被告曹玲玲、罗小波共同负担2，920元，由被告曹玲玲单独负担6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良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孟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