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6051号原告：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秦玉昌，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鸿飞，男，汉族，1965年12月2日出生，该研究所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工业园区（板桥工业园区四支路）。法定代表人：伏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卫红，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诉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鸿飞、李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习卫红、胡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除原告下属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制品工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生物中心）与被告于2008年1月20日签订的《关于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的协议》。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中国农业科学院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生物中心系原告下属机构，由原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农牧业单克隆抗体工业性试验基地更名成立，专门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生物中心研制成功的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于2007年6月1日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为实现疫苗的产业化生产，项目负责人朱鸿飞与李阳春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将疫苗转让给李阳春新组建的公司。同年12月25日，李阳春作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在重庆注册成立被告公司，生物中心的代表唐杰为公司股东。2008年1月20日，生物中心与被告签订涉案疫苗的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协议，授权被告开发生产。2010年8月16日，被告取得农业部颁发的兽药生字（2010）230244020号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文件，检测期和有效期至2015年8月16日。被告在生物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参与下进行了疫苗的生产，在2012年对公司重整并变更工商登记，终止唐杰的股东身份。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和违反国家兽药管理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按规定生产涉案疫苗的菌种应由生物中心直接供应，被告不能自行进行扩繁和传代，但其自行扩繁生产至今，还擅自改变了疫苗的组分，将佐剂QuilA改为低价的皂苷，背离了订立合同的基本目的和技术许可使用的基本原则。涉案合同虽然名称为转让合同，但本质为技术服务和许可使用合同，生物中心是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合法持有人，向被告提供服务，被告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涉案技术的安全使用，影响疫苗安全，侵害了研发方的信誉和权益，违背了双方签约的合同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合同应予解除。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辩称:涉案合同的签约主体是生物中心，其上级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并非原告，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涉案合同为技术转让合同，生物中心将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给被告实施和使用，取得技术转让费118万元，被告取得证书的使用权，掌握疫苗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经营，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原告无权解除合同。被告使用的基础菌种系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供，并制备了二代菌种，正式生产前又提供了一代菌种，一共60支，保质期10年。作为佐剂的QuilA与皂苷的作用相同，且被告生产的兽药已通过检测并获得相关证书。因此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2008年1月20日，生物中心与被告签订的《关于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的协议》，约定生物中心将防治羊包虫病的涉案疫苗的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给被告进行开发生产，转让费为118万元，包括新药证书的转让费和技术培训费。原告表示该合同的性质为生产许可，法律规定注册证书不能转让。2、农科院产业字[2002]6号《关于生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农牧业单克隆抗体工业性试验基地”更名及改变管理体制的决定》，内容为该基地自2002年1月1日起直属院科技产业发展局管理，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制品工程技术中心。3、2006年3月1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纪要》第五期，内容为生物中心涉及的兽医学科业务划转到原告，相应的疫苗兽药等科研与产业业务一并划转。4、2007年6月1日农业部颁布的（2007）新兽药证字19号《新兽药注册证书》，证实生物中心为涉案疫苗的研制单位。5、2007年12月1日生物中心朱鸿飞与李阳春签订的生物基因工程疫苗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为加快疫苗产业化，生物中心将已获得证书的涉案疫苗等产品系列转让给李阳春新组建的公司，李阳春或双方推荐的第三方投资3000万元并占股50%，其余股份由生物中心推荐的投资方持有。6、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实李阳春于2007年12月25日成立被告公司。7、被告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任职情况、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有关被告资金筹集和专利费支付及股份安排的总体协议，证实生物中心代表唐杰在被告公司占股50%。8、2012年3月22日重整申请书、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2012）荣法民破字第1-1和1-9号民事裁定书、第1-11号通知书、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被告股东出资信息，证实被告股东李三春申请被告进入破产程序，重整后将唐杰的股东份额调整为0。9、2007年6月1日农业部第865号公告及附件《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制造及检验试行规程》、《质量标准》、《疫苗说明书》、《内包装标签》，证实在行业规程中明确制造涉案疫苗的基础菌种及生产菌种由生物中心鉴定、保管和供应，疫苗说明书中明确每头份疫苗中含免疫佐剂1毫克QuilA。10、2012年4月9日重企资评报字（2012）第020号《重庆澳龙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其“存货-原材料清查评估明细表”中购买免疫佐剂的价格为每公斤2500元。11、北京德益维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第三方的QuilA报价单，每克价格为2200-2350元。上述两证据证实被告购买的免疫佐剂并非QuilA，违反了农业部规定的涉案疫苗的生产规程。12、卫疾控发[2010]100号关于印发《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0-2015年）》的通知，证实签订和履行涉案合同系落实卫生部等十四个部委制订的预防和控制包虫病流行的行动计划，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和公共利益。13、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于2017年6月1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证实被告生产的疫苗中没有QuilA成分，系用皂苷替代，证明被告生产的疫苗不符合农业部规定的质量标准。14、2016年修订的《兽药管理条例》，第52条和第72条规定禁止买卖、出租、出借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和兽药批准证明文件（含新兽药注册证书），证明按照行业条例规定，新兽药注册证书不能转让。针对上述证据，被告表示会议纪要早于涉案合同签订时间，仅提到行政管理关系，并不涉及主体身份确定，并未明确知识产权全部转给原告。农业部公告第2条规定新兽药注册单位如无生产能力，可转让一家其他企业生产，故转让合同有效。合作框架协议主体并非原告，被告的破产与重组手续均与本案无关。试行规程、疫苗说明等是被告在生产过程中接受政府部门监管的依据，非原告可以约束的事项，也与本案无关。被告不认可原告单方检测的方式和结果，表示皂苷与QuilA是同一物质，原告提供的价格仅是报价，无权威性。现被告是农业部兽药局唯一认可的涉案疫苗的生产单位，其使用皂苷作为佐剂制作的疫苗经过农业部检验合格。原告表示QuilA与皂苷功能和原料可能相近，但其纯度和成分不同，影响疫苗质量。被告提交了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证明其获得农业部颁发的GMP证书和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颁发的兽药生产许可证，具有合法的生产资质。其提交同原告证据1协议和证据4证书，以及（2015）230242040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证明原告将新兽药证书转让给被告进行生产，被告获得批准生产涉案疫苗。其提交付款凭证，证明已依约陆续向农科院全额支付技术转让费118万元。其提交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于2016年3月24日出具的检验报告，系根据农业部兽医局委托进行检测，检测结论为其生产的涉案疫苗符合规定，不存在违法生产涉案兽药产品的行为。其提交疫苗菌种来源及交接记录，证实菌种的提供、保管均由丁敏签字负责，丁敏为原告派到被告辅导生产的人员，扩培鉴定也由丁敏负责组织，证明被告生产涉案疫苗的菌种有合法来源并合法使用。其提交关于QuilA佐剂情况说明及专业文献参考，内容为QuilA是多种皂苷的混合物，是皂苷的学术词，证明被告生产的免疫佐剂符合规定。针对上述证据，原告表示被告虽取得生产许可证，但不符合农业部确认的生产程序和原料并不能保证其能够生产出合格疫苗。涉案合同是针对疫苗生产的许可合同，证书不能转让。被告提交的检验报告是抽检，不包括针对QuilA的检查，无法证明被告的生产符合规定。交接记录只是被告内部的交接记录，并非生物中心与被告的交接记录。关于QuilA和皂苷，从价格就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巨大区别。被告表示生产涉案疫苗1头份即需要1毫克佐剂，按原告所述价格已超过2元，而疫苗本身价格较低，故原告所述必须使用QuilA进行生产不符合实际情况。关于菌种，原告陈述基础菌种一直保存在生物中心，带给被告使用是二级菌种，被告不能再自行培养菌种，否则造成功能差异，而生物中心已经交付的菌种不足以使被告可以生产至今。被告表示其现在使的仍是原告提供的菌种，可以保存十年，一直繁殖直至四代。其接收记录显示原告委派技术人员丁敏带到被告处的菌种包含一代菌种，可以繁殖。其解释称基础菌种以代命名，生产菌种以级命名，基础菌代和一级菌种可以进行繁殖，二级菌种只能使用，不能繁殖。原告表示菌种只能由农科院鉴定、保管及供应，即便是扩代繁殖也应由农科院进行，不能由被告自行扩代。原告表示丁敏原是朱鸿飞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被告公司进行质检，不是生物中心的代表，现为被告人员。菌种一般由质检部负责，带去的菌种也是由生物中心人员负责放入摇瓶进行扩容。朱鸿飞曾在第三期阶段在被告公司住了三个多月进行技术支持，2011年6月之后未再去。被告认可原告辅导其生产三批次疫苗，2010年其获得生产文号，可以生产销售疫苗，2015年又更换了新的生产文号。关于兽药注册证书是否可以转让，涉案合同的性质及是否可以解除一节，原告表示兽药注册证书不能转让，故涉案合同是许可使用性质。被告持续生产涉案疫苗，合同仍在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履行完毕不影响原告在被告生产不符合管理规定，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提出解除合同。被告表示相关规定允许他人将证书、疫苗等一并转让，后期由受让人自行申请生产。兽药生产的监管应由行政机构进行，涉案疫苗生产已经过国家有权机关检测认可，菌种的交接记录符合规定的生产记录，通过农业部定期检查。故涉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无合同解除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提交了农科院将被告交付的转让费划归原告的批复，证实生物中心的业务及该合同的履行与原告直接相关。其还提交涉案疫苗申报材料节选、QuilA的购买凭证、免疫刺激复合物的纯化与测定及相关科技文章，证明QuilA是涉案疫苗的佐剂，皂苷是皂角干，二者存在较大差距。被告表示农科院内部分配转让费的材料并不能证实原告的适格地位。其认可新兽药证书申报时的材料是双方转让技术的基础，前期进行试验也是由原告辅导其进行，其一直使用原告的技术和方法。佐剂的作用是提高药品稳定性，原告研制时使用QuilA，系从皂素中提取，批量生产时可以使用作用相同的皂苷，生产时使用皂苷不影响疫苗的质量，不能以此认定疫苗不合格。原告表示疫苗的成分包括保护性抗原和佐剂，佐剂的使用对疫苗有重要作用。根据农业部发布的制造规程和标准，涉案疫苗的佐剂是QuilA。因QuilA是对皂苷中最有效的物质提取后形成的物质，故二者有相似的作用，但实际使用存在差异，使用皂苷的疫苗八个月后疫苗可能失效，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被告补充提交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作出的2015年全检和2017年单项两份检验报告，证明涉案疫苗制品的生产及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生产情况。原告认为两份报告并没有针对佐剂进行检验，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研究和生产都应按照制造检验规程及说明书进行操作，因此必须使用QuilA，不能随意使用替代品。其表示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生产兽药所需的原料和辅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所生产兽药的质量要求；第四十五条规定兽药应当符合兽药国家标准，国家兽药典委员会拟定的、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其他兽药质量标准为兽药国家标准；第四十七条规定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为假兽药。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在农业部兽医局药政处向调研员谷红进行涉案技术问题调查，其对兽药生产流程表述为企业需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产品需取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新兽药需先完成注册程序，取得注册证书；研发单位可自己生产，没有条件可以由其他厂家生产；证书不能买卖，故只将生产权交给厂家，一般情况下一个证书可以授权多家，并有期限限制。其表示涉案合同的名称是转让合同，且没有有效期的限制，与一般合同有较大差异。关于原告所述被告使用菌种不规范的问题，其表示菌种在代次内即可以使用，原告之前曾到该单位举报被告此节，经派员核查被告使用的菌种根据记载在有效期限内，由农科院提供，保质期10年，质量合格，在1-4代内都可以用。关于佐剂，其表示佐剂可能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但对QuilA和皂苷的问题不清楚，但被告生产的疫苗经检查合格。其对通过检验疫苗成品确认疫苗成分是否符合最初文号中的成分表示无法从产品倒推成分，该部门检查企业的生产条件、生产记录和实际菌种，并进行动物检验，符合标准就确认合格。原告表示上述调查可以证实其与被告的关系应为授权使用，佐剂会影响兽药的免疫效果。被告则表示调查结果证明转让并不违法，其生产的产品合格，使用的菌种和佐剂均符合标准，其对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并终止，原告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原告表示合同并未终止，被告仍需从生物中心取得菌种，每五年更换新的生产证书，要从研制单位重新获得许可，进行备案。以上事实，还有本院的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1、原告是否为本案的适格主体涉案合同为生物中心与被告签订。生物中心系2002年由国家农牧业单克隆抗体工业性试验基地变更为现名称，直属农科院科技产业发展局管理；200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决定将生物中心涉及的兽医学科业务划归原告管理，相应的疫苗兽药等科研与产业业务一并划转，故生物中心及与本案事实相关的兽医学科业务均归属原告。2007年涉案疫苗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将生物中心列明为研制单位。2008年生物中心与被告签订涉案合同，被告交付给农科院的费用也由农科院转给原告。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认定生物中心为原告下属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故针对涉案合同的诉讼，原告系适格的法律主体。2、涉案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涉案合同约定生物中心将涉案疫苗的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给被告进行开发生产，故被告表示合同为转让性质。原告表示注册证书不能转让，该合同的性质为许可被告生产并提供技术服务。从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向农业部兽药主管部门调查疫苗注册和生产的流程看，涉案合同虽然名为转让合同，但新兽药注册证书为兽药批准证明文件，法律规定禁止买卖，被告只是通过双方合同取得生产涉案疫苗的权利，双方并未将其变更为该注册证书的权利人，其通过合同取得的权利本质上为技术许可，该权利并未转让，生物中心仍是该新兽药注册证书的权利人。3、原告申请解除涉案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出解除合同的依据在于其认为生物中心无权转让其获得的针对涉案疫苗的新兽药注册证书，被告在疫苗生产中未按规定使用菌种和佐剂，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本案已确认双方合同的性质实为技术许可，故不存在无权转让的情形。关于合同履行，被告交付了全部约定费用，在生物中心的指导下生产出合格疫苗，取得生产许可证并批量生产销售。关于菌种，本院经原告申请向农业部兽医局药政处负责人员进行调查，证实该管理机构曾根据原告举报，对被告使用的菌种记录进行了检查，并对被告的生产条件、生产记录和产品进行了检测和动物检验，认为被告的疫苗产品合格，故菌种应属合格。关于佐剂，原告提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销售价格证据证实被告购买的佐剂并非QuilA，被告认可其在生产中未使用QuilA作为佐剂，同时表示其使用的皂苷可以达到相同作用，其生产过程和产品已经国家有权机关检测认可。对此本院认为，疫苗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和公共利益，研究和生产应严格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按照制造检验规程及说明书进行操作，以保证疫苗的免疫效果。涉案疫苗在农业部公告的质量标准和说明书中均注明成分中的免疫佐剂为QuilA。虽然皂苷具有类似的作用，但此类替代行为一旦被允许，疫苗的质量很难保证。虽然被告生产的疫苗经检测合格，但被告在生产过程中不按规程进行操作，对疫苗的组成部分使用价格低的替代品，其行为违反了行业规定，依照条例规定可认定为生产了假兽药。被告从原告处获得许可和技术支持进行生产，双方签约的目的系被告按规程生产合格疫苗向社会提供，其违反行业规定的生产行为应属违约，使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后，解除原告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下属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制品工程技术中心与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二ＯＯ八年一月二十日签订的《关于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转让的协议》。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连勇审 判 员  王宏丞人民陪审员  袁 卫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游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