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6行初68号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桃岭村大替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刘吉兴，组长。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桃岭村大替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韦仁松，组长。 上列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施善立，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玉萍，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江海，上思县法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班忠柏，市长。 委托代理人覃彩霞，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晓燕，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上团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春鹏，组长。 委托代理人吴颖，系上思县村民。 第三人刘如新，男，1952年11月18日出生，系上思县村民，住上思县。 第三人刘小英，女，1958年8月6日出生，系上思县村民，住上思县。 第三人刘宝仁，男，1985年9月12日出生，系上思县村民，住上思县。 原告上思县那琴乡桃岭村大替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替一组)、上思县那琴乡桃岭村大替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大替二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8]1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替一、二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施善立、梁玉萍，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江海、何其贤，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覃彩霞、黄晓燕，第三人上思县那琴乡那俩村上团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组）的诉讼代表人吴春鹏及委托代理人吴颖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如新、刘小英、刘宝仁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思县政府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上政裁[2018]1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顶登米筒山”权属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如下事实：一、上团组与大替一、二组争议的山场上团组称顶登米筒山，大替一、二组称顶登念那连，双方对争议山场称谓不同，但实同一座山场（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的四至范围为东从叫米筒（大替组称顶登念那连）沿山脊至米筒山脊（大替组称念那连），向南至米筒旱田（大替组称念那连水田）沿小路至渌米××（××替组称渌那连）××至叫米××（××替组称叫顶登），沿西北至顶登（大替组称顶登烽火台）至米筒山顶（大替组称顶登），沿山脊向东至叫米筒（大替组称顶登念那连）止。争议面积约50亩。二、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人民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等7口人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土名“念那连山”，四至东山，南梁善杞，西山，北山。面积1.5亩。林业“三定”时，1981年12月19日大替生产队（组）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那琴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的四至界线中分别记载与那俩村中团组、与排柳村小替组、与本村岽心组、上南组等村屯的山林有交界，没有山林与上团组交界；1984年10月26日大替一、二生产队又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大队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米他、米敏、那令、那最等”，面积200亩，四至界线“北：以大替去岽心之路直上到岽××××路为界，东：岽心去那琴旧路为界，南、西方：到本村田边为界”；记载地名“叫奇、岽伯、吞板”，面积300亩，四至界线“东：以山顶分水流为界，南：与白山相连直至那连丁等转向西到括美六谷、坡举、百定、百更、服派等山之山顶分水流为界，直到古泻以河流为界到那广。”；记载地名“至用、平敏、那文、那犯，四至界线“东：河边为界，南与小替山接界，西以小山坡的山头分水流为界，北到琴米房××山路为界”。三、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主张山林，将属于自已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顶登米筒”，四至界线“东，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1984年1月10日那俩大队上团生产队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吴壮业。（人口14，共2户）签订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载明的山名“米同”，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为东农路上边三丈、南农路上边三文、西何农田边上三文、北顶等山顶为界。四、2006年上团组曾向该村村委提出对争议山权属主张而与大替组发生纠纷，但当时没有提交书面材料正式申请，直到2013年8月份才向那琴乡政府提出书面申请，2014年5月5日，那琴乡人民政府以书面报告至本府要求及时作出处理决定。五、2009年10月16日，县林业局组织上团组实地绘制本组山林范围形成林权现场勘界图。可是，该勘界图没有周边村屯签字确认。六、现争议山内西南面生长的沙田桔果树是大替组村民刘宝仁于2013年3月份种植。 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人民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地名“念那连山”，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来看无法确认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大替生产队（一、二组）于1981年12月19日和1984年10月26日分别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名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确认争议山范围看没有涉及争议山。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顶登米筒”及四至界线“东西面以山顶水流为界”，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也没有包含争议山。争议山场西南面若干亩生长的沙田桔果树是大替组村民刘宝仁于2013年3月份种植。争议山场双方均没有提供政府已经确定归属的证据，双方主张争议山场全部权属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争议山场的确权，只能根据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进行各半处理。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决定如下：争议山场以“……”为界，界的东北面山场权属归上团组集体所有，界的西南面山场权属归大替一、二组集体所有。根据本处理决定所制作的权属界线附图与本处理决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大替一、二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8年4月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防政复决[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思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大替一、二组诉称，一、本案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关于争议范围的认定。第三人上团组提出的争议地是“顶登米筒山的东南面”，该地实际是本案行政处理决定确定给原告所有的那部份山地。处理决定中确权给上团组的那部份山地起初并不存在争议，并非上团组提出的争议范围，但被告上思县政府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时却将争议范围向该处延伸，任意扩大了争议范围。(二）原告对争议范围称为“顶登念那连”，在调处过程中向上思县政府提交了1953年3月20曰由其给本屯村民刘益隆等7口人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有“念那连山”。这说明争议地中有部份山地在土改时属原告屯所有。这一事实对争议地的确权有关，但被告上思县政府却没有调查核实该证所载明的“念那连山”所在位置，显然是没有将争议地的历史权属调查清楚。(三）被告上思县政府对争议范围内的历史经营状况调查不全面。争议范围内所有山地历来由原告方经营管理，上团组从来没有经营管理过该地。土改时争议址由本屯的刘益隆户等农户所有和经营，集体化后由原告集体经营，先后种植有茯苓、花生、木薯、甘蔗，“林业三定”后因该山场为集体公山暂放荒一段时间作集体牧场，2000年以后原告的村民再陆续开荒种植甘蔗和沙田桔。现在确权给原告所有的范围2015/2016年曾由刘如新户退耕还林，该户领取了政府发放的补助，在调处阶段原告曾将此事实向上思县政府的调处工作人员反映，并要求他们到林业部门调取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但没有得到满足。这方面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告经营争议地的事实，可作确权的参考依据，影响确权处理结果，但被告上思县政府却不予调查，也属认定事实不清之情形。二、被告上思县政府在本案中作出的处理决定滥用职权且明显不当。本案被告上思县政府处理的争议范围东南面、东北面、和西北均为原告经营范围，东南面的沟谷地水田为原告集体所有,只有西南面与上团组经营的山地隔一低谷相邻。更重要的是，争议范围内的山地有部份已证明在土改时曾确权给原告的村民，整个争议范围在争议前一直由原告村民经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争议地的权属应确定归原告集体所有，但被告上思县政府却无视以上事实与法律规定，将争议地一分为二把其中一部份划分给第三人上团组所有，即“争议山场以……为界，界的东北面山场权属归上团组集体所有，界的南面山场权属归大替一、二组集体所有”。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归上团组所有的山场已被原告经营和所有的山场全部包围，可谓被围水泄不通，今后上团经营时无法通行，争议山场此前一直为原告经营，自己走自己的山路是可以，但现在被告上思县政府却要给上团组“插花”到原告中间开始经营，可能还造成原告与上团的村民常为通行产生矛盾。综上，上思县政府在本案中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滥用职权且明显不当，防城港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不予纠正是错误的，恳请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款第（一）、（五）(六）项的规定，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撤销上思县政府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的上政裁[2018]1号处理决定和防城港市政府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二、判决被告上思县政府对“顶登米筒山”权属另行确权;三、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大替一、二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本案作出的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本案作出非法的复议决定。3、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上思县政府于1953年给原告村民刘益隆颁发土地房产证书确定“念那连山”为该户所有。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一、上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上思县政府受理原告大替一、二组与第三人上团组关于对本案争议地权属纠纷后，经组织双方实地踏查，收集证据材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从而作出本决定书，程序合法。二、上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l、大替一、二组与第三人上团组称顶登米筒山，大替一、二组称顶登念那连，双方对争议山场称谓不同，但实同一座山场（以下简称争议山），争议山的四至范围清楚，争议面积约50亩。2、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等7口人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土名“念那连山”，四至东山，南梁善杞，西山，北山。面积1.5亩。林业“三定”时，1981年12月19日大替生产队（组）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那琴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的四至界线中分别记载与那俩村中团组、与排柳村小替组、与本村岽心组、上南组等村屯的山林有交界，没有山林与现申请人上团组交界；1984年10月26日大替一、二生产队又将属于自已的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大队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米他、米敏、那令、那最等”，面积200亩，四至界线“北：以大替去岽心之路直上到岽心1日圩路为界，东：岽心去那琴1日路为界，南、西方：到本村田边为界”；记载地名“叫奇、岽伯、吞板”，面积300亩，四至界线“东：以山顶分水流为界，南：与白山相连直至那连丁等转向西到括美六谷、坡举、百定、百更、服派等山之山顶分水流为界，直到古泻以河流为界到那广”；记载地名“至用、平敏、那文、那犯”，四至界线“东：河边为界，南与小替山接界，西以小山坡的山头分水流为界，北到琴米房××山路为界”。3、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主张山林，将属于自已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顶登米筒”，四至界线“东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1984年1月10日那俩大队上团组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吴壮业（人口14，共2户）签订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载明的山名“米同”，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为东农路上边三丈、南农路上边三丈、西何农田边上三丈、北顶等山顶为界。4、2006年上团组曾向该村村委提出对争议山权属主张而与大替组发生纠纷，但当时没有提交书面材料正式申请，直到2013年8月份才向那琴乡政府提出书面申请，2014年5月5日，那琴乡政府以书面报告至本府要求及时作出处理决定。5、2009年10月16日，上思县林业局组织申请人上团组实地绘制本组山林范围形成林权现场勘界图，可是，该勘界图没有周边村屯签字确认。6、现争议山内西南面生长的沙田桔果树是大替组村民刘宝仁于2013年3月份种植。三、本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处理决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村民7口人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地名“念那连山”，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来看无法确认包含争议山。林业“三定”时，大替生产队（一、二组）于1981年12月19日和1984年10月26日分别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名及四至界线结合现场确认争议山范围看没有涉及争议山。1981年5月20日，第三人上团组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顶登米筒”及四至界线“东西面以山顶水流为界”，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实际看也没有包含争议山。争议山场西南面若干亩生长的沙田桔果树是大替组村民刘宝仁于2013年3月份种植。争议双方均没有提供政府已经确定归属的证据，双方主张争议山场全部权属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争议山场的确权，只能根据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进行处理。据此，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上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处理正确。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防城港市政府防政复决[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关于那琴乡那俩村上团组与大替一、二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证明2014年5月5日上思县那琴乡政府向县政府报告，请求对本案进行处理；2、调处申请书，证明上团组请求政府对本案争议山进行处理；3、送达回证、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证明大替一、二组签收调处申请书；4、上团组《山界林权审批表》，证明林业“三定”时，上团组填报山林。该审批表记载的山岭及四至不包含争议山；5、《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该证所记载的“念那连山”无法确认包含争议山；6、大替一、二组《山界林权证》，证明林业“三定”时，大替一、二组填报山林，该审批表记载的山林及四至不包含争议山；7、上团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证明林业“三定”时，上团组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吴状业，签订有合同书；8、2014年6月4日踏查笔录及附图，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指认有关山地名；9、2014年10月28日调解笔录，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10、2014年11月14日调查吴军的笔录及证明书，证明调查人曾出过证明证实丁墩山是大替组管辖权，办案人员进行核实，证明书上的签名是他本人；11、2014年11月14日调查梁天龙的笔录，证明调查人曾出过证明证实丁墩山是大替组管辖权，办案人员进行核实，证明书上的签名是他本人；12、2014年11月18日调查吴立英的笔录，证明办案人员对他出示证明书进行核实，证明书上签名是他本人，但不知道本案争议山的情况；13、2014年11月18日调查刘炳召的笔录，证明争议山一直是由大替组的人经营。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8]23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民政府依法有权受理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大替一、二组不服上思县政府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的上政裁[2018]1号，于2018年4月3日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上思县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上诉人不服上思县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大替一、二组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防城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8]23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关程序的规定。二、防政复决[2018]23号复议泱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查明：1、争议地的山场双方称谓不同，但实为同一座山场以及四至界线和面积的情况。2、案件处理过程。3、争议地沿革。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土名“念那连山”，四至东山，南梁善杞，西山，北山。面积1.5亩。林业“三定’’时，大替一、二生产队填报《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米他、米敏、那令、那最等’’，面积200亩，四至界线“北：以大替去岽心之路到岽××××路为界，东：岽心去那琴旧路为界，南、西方：到本村田边为界”；记载地名“叫奇、岽伯、吞板”，面积300亩，四至界线“东：以山顶分水流为界，南：与白山相连直至”。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主张山林，将属于自己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顶登米筒”，四至界线“东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1984年1月10日那俩大队上团生产队落实责任山给社员吴壮业（人口14，共2户）签订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载明的山名“米同”，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为东农路上边三文、南农路上边三丈、西何农田边上三丈、北顶等山顶为界。防城港市政府认为，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地名“念那连山”，结合现场踏查确认争议山范围，其涉及争议山，但不完全包含。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得到当时大队和公社审批同意，该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上政裁[2018]1号处理决定，证明当事人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提出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4、行政复议庭审笔录，证明防城港政府依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未果；5、行政复议决定书（防政复决[2018]23号）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上团组述称，同意被告上思县政府和防城港市政府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上团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团组均没有异议。原告大替一、二组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证据1至3、9至1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提供的证据4上团组《山界林权审批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表记载的上团组的“米筒山”不涉及到争议范围，“米筒山”应该在别处；提供的证据5原告方持有的1953年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所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证所涉及的“念那连山”应包含在现在的争议范围，被告市政府复议的时候也认定包含在争议范围内，证明上思县政府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提供的证据6原告持有的林业“三定”时期的《山界林权审批表》，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所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该审批表记载的山林四至界限包含了争议山，上思县政府在复议过程中的也承认涉及到了争议山；对提供的证据7上团组《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所涉及的山林不在本案的争议范围内；对提供证据8《踏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强调的是上团组在这份笔录和附图里面，把不是“米筒山”的山地指认为“米筒山”。 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但原告不认可证据5既防政复决[2018]23号复议决定书的处理结果和部分认定事实。 对原告大替一、二组提供的证据，与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相同，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各自证明目的不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大替一、二组提供的证据，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3、9至13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据相同或对方当事人对真实性等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上思县政府提供的证据4、5、6、7、8，原告大替一、二组等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这些证据是否包含在现争议山林范围，是否具有关联性，各方当事人意见不一，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予以参考，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力大小，结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判断。 经审理查明，上团组与大替一、二组争议的山场上团组称顶登米筒山，大替一、二组称顶登念那连，双方对争议山场称谓不同，但实同一座山场，争议山的四至范围为东从叫米筒（大替组称顶登念那连）沿山脊至米筒山脊（大替组称念那连），向南至米筒旱田（大替组称念那连水田）沿小路至渌米××（××替组称渌那连）××至叫米××（××替组称叫顶登），沿西北至顶登（大替组称顶登烽火台）至米筒山顶（大替组称顶登），沿山脊向东至叫米筒（大替组称顶登念那连）止。争议面积约50亩。1953年3月20日，上思县人民政府给大替屯刘益隆等7口人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记载土名“念那连山”，四至东山，南梁善杞，西山，北山。面积1.5亩。林业“三定”时，1981年12月19日大替生产队（组）将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那琴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的四至界线中分别记载与那俩村中团组、与排柳村小替组、与本村岽心组、上南组等村屯的山林有交界；1984年10月26日大替一、二生产队又将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大队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地名“米他、米敏、那令、那最等”，面积200亩，四至界线“北：以大替去岽心之路直上到岽××××路为界，东：岽心去那琴旧路为界，南、西方：到本村田边为界”；记载地名“叫奇、岽伯、吞板”，面积300亩，四至界线“东：以山顶分水流为界，南：与白山相连直至那连丁等转向西到括美六谷、坡举、百定、百更、服派等山之山顶分水流为界，直到古泻以河流为界到那广。”；记载地名“至用、平敏、那文、那犯，四至界线“东：河边为界，南与小替山接界，西以小山坡的山头分水流为界，北到琴米房××山路为界”。1981年5月20日，上团组将山林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该审批表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审批同意，该审批表记载的地名“顶登米筒”，四至界线“东，南面以山顶水流为界”。1984年1月10日那俩大队上团生产队落实责任山给本组社员吴壮业，签订有《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该合同表载明的山名“米同”，面积30亩，四至界线为东农路上边三丈、南农路上边三文、西何农田边上三文、北顶等山顶为界。经现场勘查和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指认，现争议山场内生长的甘蔗、沙田桔果树是大替组村民种植和经营管理。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依据不足。理由如下：一、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1、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均以争议双方持有的书证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定案依据或参考依据，但对证据是否涉及案涉争议地范围即是否具有关联性等证明效力认定不一致，尚且无法确定。被告上思县政府认为，结合实地踏查，大替一、二组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林业“三定”时前后分别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所记载的山名及四至界线没有涉及争议山范围，上团组于林业“三定”时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及四至界线也没有包含争议山，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则认为，结合实地踏查，大替一、二组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地名“念那连山”涉及争议山范围，上团组于林业“三定”时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记载地名“顶登米筒”及四至界线涉及争议山范围，因大替一、二组和上团组对对方当事人持有的书证记载是否涉及争议山范围予以否认，且被告上思县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系基于相同的书证和现场踏查笔录进行判断，结论相互矛盾，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足以确认，说明两被告对上述证据是否涉及案涉争议土地范围即是否具有关联性等证明效力认定不一致，无法确定，需要进一步查实。2、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争议山的实际经营管理历史和现状没有查清并确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和广西司法实践，对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如果解放后有权属书证等权属定论的，以该定论为确权依据；没有权属定论的，按照“谁使用、所有权归谁”的原则处理。本案符合后者的处理原则，故应对案涉争议山实际经营管理历史和现状进行查实并确认。根据上思县政府在调处过程调查上团组知情人吴军、梁天龙和相邻村屯知情人刘炳召的证人证言以及现场踏查、双方当事人指认笔录，争议山系大替一、二组村民种植农作物，至今仍经营管理。而被诉行政行为均没有认定。而上团组有无在争议山种植等实际经营管理，以及双方当事人何时发生纠纷，现无确实的证据予以证实，也需要进一步查实。二、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实体处理依据不足。1、除大替一、二组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定案依据或参考依据之外，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争议双方持有的其他书证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定案依据或参考依据，于法无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八）项规定，“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大替一、二组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符合上述规定情形，而大替一、二组和上团组于林业“三定”期间填报的《山界林权审批表》，既未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审核并颁发，未完成审批和颁证程序，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能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定案依据或参考依据，仅可作为经营管理方面的参考。上团生产队于1984年1月10日与本队社员吴壮业签订的《责任山承包责任制合同表》，系上团组与村民之间的内部承包资料，也不能作为本案土地权属纠纷处理的定案依据或参考依据，但可作为经营管理方面的参考。而作为经营管理方面的证据，如上所析，还应与其他证据综合判断。2、被告上思县政府、防城港市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为依据，分别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但事实、证据支撑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被诉行政行为对案涉争议地实体处理结果为：争议山场以“……”为界，界的东北面山场权属归上团组集体所有，界的西南面山场权属归大替一、二组集体所有。经审查，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行政调处和复议阶段，均不愿意调解让步，而根据现有证据，争议山场实际经营者为大替一、二组村民，现在争议山种植有甘蔗和柑果树，如将该争议山场东北面山场权属处理归上团组集体所有，不仅证据、依据不足，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纠纷，显然不利于生产生活、不利于经营管理、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综上，被告上思县政府对案涉争议土地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大替一、二组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8]1号《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顶登米筒山”权属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行政处理决定； 2、撤销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 3、责令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郭传亿 人民陪审员  张家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莫骐祯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6）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