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06民初6826号 原告：沈银斌，男，199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娇，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迪迪购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799号2栋26层9号。 法定代表人：赵计超，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茂，四川天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梅，女，1990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杨媚，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吕晓健，男，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第三人：应倬，男，197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原告沈银斌诉被告成都迪迪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迪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曾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川0106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书，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川01民终41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川0106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照沈银斌的申请追加李梅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了吕晓健、应倬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夏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泰寿、人民陪审员程碧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银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黄娇，被告迪迪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茂，第三人李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杨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吕晓健、应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与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银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910214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原告向被告进行供货，用于被告的销售经营，总金额为2056329元。其中已付货款1146115元，剩余款项910214元，至今未予支付。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支付款项，但被告均置之不理。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诉至法院，望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迪迪购公司答辩称：李梅并非本公司员工，被告从未授权李梅代表公司对外签收货物，公司也从未向原告支付款项，因此从双方买卖合同履行主体及原告举证来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第三人李梅答辩称：答辩人是吕晓健、应倬雇佣的仓库管理员，自始至终都是按照吕晓健、应倬要求从事库管工作，负责货物签收及发货，李梅并非迪迪购公司员工，因此本案与李梅无关。 第三人吕晓健、应倬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沈银斌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供货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被告迪迪购公司围绕其诉讼主张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迪迪购公司花名册、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第三人李梅围绕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雇佣合同。第三人吕晓健、应倬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各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结合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赵计超、谢作迪与吕晓健、应倬相互认识，四人曾商量过合伙事宜。2016年11月3日迪迪购公司登记成立，核准日期为2017年2月17日，经营范围为销售生活日用品，家庭用品，厨房设备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计超，股东为赵计超、谢作迪。赵计超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谢作迪为公司监事。 沈银斌从事生活用品、厨房家庭用品等商品的批发经营。2016年9月21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沈银斌共计供应了2056329元货物，其提交的8张送货单显示：2016年12月17日、18日、25日、26日、29日及2017年1月5日、8日、15日共8份送货单的抬头客户为迪迪购，该8份送货单上均有李梅的签字，货物价值736362元。其余51份送货单的供货时间为2016年9月21日至2016年11月29日，送货单抬头客户均为吕晓健，送货单上有李梅、杨云秀、吕晓健、应倬的签字，价值1319967元。 供货后，沈银斌收到了部分货款。沈银斌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8月25日至2017年1月5日期间，其收到多个账户向其转款共计884115元，其中2017年1月3日，谢作迪通过银行账户62×××90向沈银斌转账22115元；2017年1月5日，谢作迪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向沈银斌转账25000元。沈银斌提交的支付宝截图载明：2016年11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谢作迪通过其支付宝账户向沈银斌转账20300元。上述金额共计904415元。庭审中，沈银斌陈述已收到1146115元货款，尚有910214元货款未收到，其所收到的款项中未有迪迪购公司账户对其支付的货款，向其转账的账户其基本都不认识，只认识谢作迪。上述所有的供货均发生于迪迪购公司成立前后，迪迪购公司于2017年2月正式成立后未再与其有生意往来亦未支付货款。沈银斌还称：一开始与其洽谈合作的是吕晓健，吕晓健负责市场营销，谈完后再去迪迪购公司的地址处和谢作迪、赵计超、吕晓健、应倬一起谈合作。 沈银斌提交了其与赵计超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1、2017年4月28日，沈银斌向赵计超发送抬头客户为迪迪购的8张送货单，并告知货款金额为736362元。赵计超问：“你最清楚你应该找谁，找得到我吗”沈银斌回答:“36362元的垫付运费找你对不？”；赵计超回答：“明天我让李梅算一下，退货呢，怎么办”“该多少我明天让李梅算清楚”；沈银斌回答：“你要这样算清楚的话，这几张单子里有退货的你自己减掉，退货等我上成都就去拿”“一早上你早核对好了，我要的也只是要问这36362元的货款找你对不”。2、2017年4月29日，赵计超回答：“退货的单子你也看到了，阿佐联系退回来了，你还要和我谈什么呢，谈你和他们之间的事？你不是更应该找阿佐和小建谈？”“这个退货阿佐应该早就和你说过”“退货有4万多呢”，“他们有心做起来要还你这钱的，现在你这样弄，是我没信心弄了，不想天天扯你们之间的事”。沈银斌回答：“昨天当着厂家的面你说后面的货算你的，今天你也核对，有36362元的货款你没给我吧，这帐你今天认不认？”“我可以退货，现在就是要说清楚这退货算谁的帐！”“你认后面的帐又还欠我36362元，又说跟你没关系，这到哪都说不过去吧！”“谢谢你到现在还愿意承认欠我36362元的货款！”庭审中，迪迪购公司认可上述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是认为不能达到沈银斌的证明目的，该微信记录系沈银斌与赵计超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且赵计超明确告知是吕晓健、应倬欠沈银斌货款。关于赵计超“明天我让李梅算一下，退货呢，怎么办”“该多少我明天让李梅算清楚”的表述，迪迪购公司作出如下说明：迪迪购公司不否认吕晓健、应倬与赵计超认识，双方系朋友关系。李梅系受吕晓健、应倬的雇佣，赵计超与李梅认识，所以赵计超让李梅去核对货物，也让吕晓健、应倬支付货款。对上述微信记录，李梅称赵计超确实有些货放在他们库房，赵计超只是让李梅帮忙清点。沈银斌陈述，上述36362元是运费，是货款的组成部分，因尚未对账结算最终金额，运费系先行垫付，所以就找赵计超要运费。自己曾经找过赵计超、谢作迪、应倬、吕晓健，但是他们都避而不谈。 沈银斌提交了李梅于2017年1月12日发布的微信截图，显示：“在我微信里得客户朋友。麻烦你们看到同意一下我。我得新号昵称为迪迪购李梅。那个新号是我们公司的专用号，以后有什么需求和意见都可以在里面提出来。谢谢各位这一年的支持和理解。”迪迪购公司称上述微信系李梅的个人行为，公司未授权她发朋友圈宣传公司业务。李梅则称该微信是按照应倬要求发的，李梅不清楚迪迪购公司与应倬、吕晓健之间的关系，其不是迪迪购公司员工，还曾用其他公司的名义发朋友圈。应倬、吕晓健认为以公司名义开展义务更方便。沈银斌还提交了其与赵计超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李梅系迪迪购公司员工。迪迪购公司、李梅对此不予认可。 关于送货单上的签字，李梅陈述确系其签字，但称其受吕晓健、应倬的指派，李梅与赵计超无任何关系，不是迪迪购公司员工，其工资由应倬、吕晓健现金发放，按照应倬、吕晓健的要求签收了赵计超的一部分货物。为证明该主张，李梅提交了《雇佣合同》一份，载明：甲方应倬、吕晓健(雇主)与乙方李梅（雇员），甲方因工作业务需要，雇佣乙方按甲方要求从事货物验收工作，现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签订本合同如下，以供双方守信执行。一、雇佣期限自2016年5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日止，期限届满本合同自行终止，如同意续期另行续签合同。二、乙方每月的工资为2500元，乙方如认真完成甲方交代及指派的工作和任务，不存在工作失误和其他损害甲方权益的前提下，由甲方在每月底现金如数支付给乙方。三、乙方经甲方授权和指派从事货物采购所需的签收事宜……甲方处有应倬和吕晓健的签字及捺印，乙方处有李梅的签字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日。沈银斌对上述《雇佣合同》不予认可。 2018年7月24日，本院对李梅、吕晓健、应倬的询问笔录中，吕晓健、应倬向本院陈述：李梅受其雇佣，如果自己在场送货单就由自己签字，自己与沈银斌系买卖合同关系，从沈银斌处购货，然后由李梅收货，案涉债务与李梅无关。所属的库房是一个中转库房，自己与迪迪购公司无任何经济往来。案涉货款金额属实，应由自己向沈银斌支付。自己曾向沈银斌出具过欠条，也约定过还款事宜，但不清楚沈银斌为何隐瞒签订欠条的事情而起诉迪迪购公司。对此，沈银斌陈述：吕晓健、应倬确实曾和自己说过出具欠条，但是自己不同意，没有收欠条，因为自己不同意欠条中的金额和还款方式。吕晓健、应倬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案涉货款应由迪迪购公司支付，坚持向迪迪购公司追索货款。迪迪购公司陈述：应倬、吕晓健与迪迪购没有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应倬、吕晓健与谢作迪、赵计超商量过合伙的事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货款的承担义务主体。沈银斌坚持主张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迪迪购公司，要求迪迪购公司向其支付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沈银斌应当就其与迪迪购公司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沈银斌与迪迪购公司未签订买卖合同，其提交的59份送货单中，有51份送货单的抬头客户均为吕晓健，且该系列送货单上有吕晓健、应倬、李梅的签名，只有8份送货单（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15日）的抬头客户为迪迪购公司，该8份送货单上只有李梅的签名。沈银斌供货周期为2016年9月21日至2017年1月15日，迪迪购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成立后，沈银斌于2016年11月8日至2016年11月29日期间仍向吕晓健供应了16批货物。上述59份送货单中均无迪迪购公司的印章或者赵计超、谢作迪、公司员工的签名。沈银斌无证据证明吕晓健、应倬、李梅等人签收的51张送货单上的货物即为迪迪购公司的货物。其次，虽然沈银斌主张8份抬头客户为迪迪购公司的送货单上签名的李梅系迪迪购公司员工，但李梅亦提交了其与应倬、吕晓健签订的《雇佣合同》，其提交的微信记录、李梅微信截图、通话录音不能达到证明李梅系迪迪购公司员工的目的。而沈银斌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中，仅有6万余元系迪迪购公司股东谢作迪对其的转款，无迪迪购公司账户或者法定代表人账户对其转款，沈银斌无证据证明谢作迪对其的6万余元转款系代表迪迪购公司对其支付货款，亦无证据证明其收到的其他一百多万元款项系迪迪购公司向其支付的货款。第三，沈银斌与赵计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沈银斌于2017年4月28日将8份抬头客户为迪迪购公司的送货单发送给赵计超，该8份送货单涉及的货款金额共计736362元，但沈银斌主要围绕36362元的款项向赵计超追索与常理不符，而赵计超虽然对36362元的款项未明确否认，但是双方均未对迪迪购公司是否应承担该款项作出确认。双方的交谈中还提及到吕晓健、应倬，但沈银斌无证据证明吕晓健、应倬、赵计超、谢作迪与其达成了案涉货款由迪迪购公司承担的合意。综上，本院认为沈银斌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其所提的迪迪购公司向其支付910214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沈银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916元，由沈银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 艳 人民陪审员  王泰寿 人民陪审员  程 碧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敬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