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21民初3931号 原告:张永祥，男，196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银，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传芬，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继申，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承国，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世权，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恩连，男，197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丰县。 第三人：陶余国，男，196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第三人：夏敏，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虎，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玮，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永祥与被告张继申、第三人张恩连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皖0121民初3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张永祥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7日作出（2017）皖01民终360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重审期间，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通知陶余国、夏敏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分别于2017年12月29日、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因当事人补充证据、司法鉴定及庭外和解等事由暂停审理期限10个月）。原告张永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银、朱传芬、被告张继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承国、范世权，第三人陶余国，第三人张恩连，第三人夏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道虎、葛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永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期间，被告张继申从陶余国处共借款170万元，口头约定随要随还，按照月利率5%计付利息。2012年10月25日，陶余国将九张共计170万元的借条交给第三人张恩连，由其代向张继申索要借款未果。2016年9月22日，陶余国将其对张继申享有的全部债权即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一并转让给原告张永祥，并委托原告就其债权转让一事通知被告张继申，原告履行了通知义务，并向张继申主张了债权，但至今张继申分文未付。原告为维护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张继申辩称，1.我并不欠原告借款，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我并不是原告的债务人。2.原告起诉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主要表现为：（1）我从陶余国处借款并不是170万元，经过核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我此前对陶余国的借贷应为1040000元，而不是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1700000元；（2）对该借款，我与第三人陶余国没有约定5分的利息；（3）我与陶余国之间的借贷已在此前通过转让对冲已不复存在，原告所称受让陶余国的债权，在内容和程序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4）原告代陶余国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综上，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恩连述称，1、我认可原告张永祥的诉讼请求及陈述的事实、理由；2.对被告张继申的答辩意见，我不发表辩论意见，我认为陶余国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或者被告与我无关，特别是债权转让给原告张永祥与我更没有关系；3.原一审中，第三人夏敏提交的书面情况说明中述称的内容不属实，我并没有参与协调第三人夏敏与陶余国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 第三人陶余国述称，1.被告张继申借我170万元属实。2.我没有把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夏敏，更没有转让给第三人张恩连，我曾委托第三人张恩连向被告张继申催要借款，在张恩连催要未果的情况下，我把170万元债权转让给原告张永祥。我愿意对自己的陈述意见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第三人夏敏述称，原告张永祥诉称不属实；我与第三人张恩连自2009年开始合伙放贷。2012年1月30日，第三人陶余国因欠合肥雅园装饰公司债务，由陶余国向我出具了1100000元借条后，我的合伙人张恩连通过其账户向陶余国指定的合肥雅园装饰公司偿还了1100000元，因此，陶余国向我和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事实清楚。在我和张恩连多次向陶余国讨要该借款时，陶余国因无力偿还，遂将被告张继申欠其借款的借条交于我和张恩连，用于抵充其欠我俩的借款。我和张恩连在2013年7月23日向被告张继申主张该款项时，经陶余国同意，张继申于当日通过其账户向我转账100000元，此后又分两次支付现金计120000元，夏敏同时将上述被告张继申出具给第三人陶余国的1700000元借条交给了被告张继申，被告张继申随后向我出具了880000元的借条，总共抵充的数额是1100000元的债务，故上述被告张继申欠第三人陶余国的相关借款早在2013年已经进行了对冲抵销，在张继申向我出具880000元借条后，该债权已经消失。因此，原告诉称第三人陶余国于2016年9月22日，再次将张继申欠其借款1700000元转让给本案的原告不符合客观事实，该债权在转让前已不存在。2、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属于借贷纠纷，根据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借贷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实际履行借款行为作为借贷关系生效的条件，1700000元的借款应属于大额借款，在原告不能够证明该款项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其诉求偿还1700000元本金及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恳请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张永祥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第三人张恩连向第三人陶余国出具的收条1份，证明被告张继申（又名张军）从陶余国处借款1700000元本金，出具借据9张，该9张借据由陶余国于2012年10月25日交给了张恩连，委托其向被告张继申催要借款；证据二、徽商银行、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上银行个人转账电子回单及交易凭证计9张，证明第三人陶余国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通过银行或网银转账借给被告张继申借款1300000元，另借给被告现金400000元的事实；证据三、第三人陶余国于2016年9月22日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原告于2016年10月11日发给被告张继申的短信记录，证明第三人陶余国将对被告张继申享有的全部债权，即借款本金1700000元及利息全部转让给了原告张永祥，并委托原告通知被告，原告亦履行了通知义务；证据四、2012年8月31号记账凭证1张，证明第三人陶余国向被告张继申提供了借款1700000元，其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的事实。证据五、第三人陶余国于2011年10月26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1张及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7张，证明陶余国于2010年7月至2011年10月向原告借款1700000元，其中出具1100000元借条，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000000元，另有600000元借款系现金借款，并口头约定上述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后因第三人陶余国无力还款，将被告张继申拖欠其1700000元借款及利息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张继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收条不能作为原告与第三人陶余国之间的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应当由债务人本人向债权人出具，而该收条的出具人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被告对收条的内容从未认可过，另该收条上载明的9张借条合计170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原告提供收条的目的，是要达到对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主张，但对利息的约定没有任何依据。对证据二，从9张银行转账凭证来看，9张转账的总金额是130万元，不能证实被告向第三人陶余国借款1700000元的事实；9张转账单据中包含1张向案外人沈娟转账260000元的单据，该笔款项与被告无关，不应当记入被告向第三人陶余国借款的数额内，该9张银行转账凭证上，“张军”均非张军本人所写。庭审后，被告对该260000元的转账凭证予以确认，认可该260000元包含在其向第三人陶余国所借款项之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原告与陶余国的债权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认为从数额上说1700000元是9次借款，与转账凭证上的金额相差400000元，不能证明1700000元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债权明确，真实合法，转让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既没有第三人陶余国和被告张继申的协议来确认债权，也没有作为债务人的张继申所出具的债务文书；债权转让应当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债权人陶余国未向债务人履行通知义务不符合法律程序。被告认为原告诉称的债权转让不合法，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对该组证据中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0月11日之间手机短信联系的事实没有异议。对证据四，该记账凭证在形式上是一份复印件，是由第三人陶余国单方面所做的，没有经过被告张继申（张军）本人的确认，形式上不符合有效证据的要求。我方认可“张军”就是被告张继申；但该9次借款记录与第二组证据的9次银行转账不能一一对应，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对证据五中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借条所反映的内容与原告当庭的陈述及其提供的7张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均存在矛盾，除署名张永祥向陶余国转账的3张（载明金额300000元）外，另外4张不能证明张永祥向陶余国履行了出借义务。 第三人张恩连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收条的真实性我没有异议，是我本人出具的，也确实收到第三人陶余国给我9张借条。我拿这9张借条也确实向被告张继申要过钱，但没有要到钱。对证据二至证据五无异议，认为上述五组证据真实有效，予以认可。 第三人陶余国对原告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我认可原告提供的该五组证据。都是我亲手办理的，真实有效。 第三人夏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收条的三性均有异议，该收据从内容上无法反映借条真实存在，收条出具人既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并不能够达到原告证明17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并履行的事实，且该收据与本案债权转让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无法证实上述转账行为属于被告张继申向第三人陶余国的借款行为，而通过银行回单显示，实际发生的金额并不是1300000元，而只有1040000元，如果确认的金额为1040000元，与陶余国欠夏敏和张恩连1100000元借款本金相互抵充，相互印证，该债权已经冲抵消失，已不能作为本案债权转让的凭据。对证据三中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债权委托书三性均有异议，由于该债权转让之前，上述实际发生的借款已经交由夏敏并发生了冲抵，债权已经不存在，因此债权转让及通知本身不合法。对其中的手机短信记录并不能反映通知内容的真实，且从短信相互之间记录可以确认债务人张继申当时已经对债权合法存在提出异议。对证据四记账凭证三性均有异议，这是第三人陶余国的单方记录，记录的时间和发生的金额与第二组证据的电子回单内容不一致，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五中的借条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仅凭该借条出具的时间并不能够证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其应当提供当日或在2011年10月26日之后的转款记录，借条并不能够反映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其中署名汇款人为“张永祥”的3份汇款凭证载明日期为2011年1月25日、2011年9月16日、2011年9月17日，但该3张汇款凭证即使发生汇款事实，也与本案原告诉称的1700000元事实无关，另外4张汇款凭证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作为借款已履行的证据。 被告张继申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借条复印件1份，证明第三人陶余国于2012年1月30日向第三人夏敏借款1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该证据原件因陶余国的该笔借款与被告张继申欠陶余国的债务相互抵消已销毁，所提供的是第三人夏敏留存在手机内的照片复印件。证据二、第三人夏敏提供的书面情况说明、被告张继申出具的借条各1份，证明：（1）第三人陶余国向第三人夏敏、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后，因无力偿还借款本息，将其对被告张继申的债权转让给夏敏、张恩连，并将张继申出具给陶余国的借条原件交给了张恩连，张恩连又转交给了了夏敏；（2）张继申在偿还夏敏部分欠款后，尚欠880000元没有偿还，于2014年1月29日向夏敏出具借条1张，夏敏将张继申欠陶余国借条原件还给了张继申；（3）原告张永祥诉请的债权已不存在，系第三人陶余国重复债权转让行为。证据三、工商银行流水清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页，证明债权转让后，被告于2013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夏敏还款100000元；证据四、被告与第三人陶余国聘用的会计赵莉于2016年12月3日的电话通话录音资料1份，证明被告从未在转款凭证上签字，原告提供的转款凭证上的署名“张军”的签字是伪造的，原告提供的被告欠第三人陶余国借贷数额不实；证据五、案外人徐某某于2011年2月26日出具给第三人陶余国的借条1张，证明该借条上有张军（即被告张继申）作为担保人的签名，且该借条系被告向陶余国出具的9张借条中的1张，本案所涉及被告与陶余国之间的1700000元借款已不存在，被告向陶余国出具的9张借条原件因债权债务抵充，已由被告收回；证据六、徽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流水（活期款项交易清单）4页、农业银行流水（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信息清单）1页，证明被告向陶余国借款后偿还了其中部分款项，原债权并不是原告主张的1700000元（分别已通过银行转账于2011年6月17日还款100000元、7月12日还款70000元、8月23日还款150000元、7月26日还款100000元，合计420000元）。证据七、原一审法官对陶余国的问话笔录1份（2016年11月17日问话笔录的第1页第10到14行），证明陶余国用对被告张继申的债权抵消了对第三人张恩连、夏敏的债务。证据八、原一审法官于2016年12月7日对陶余国的问话笔录1份，证明陶余国承认夏敏持有的1100000元的借条是由本人所书写；陶余国认可其与夏敏及张恩连之间的借贷关系。证据九、本案原一审2016年12月16日庭审笔录中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陶余国同意用其对张继申享有的债权抵消所欠夏敏及张恩连债务的事实。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及来源的合法性，其手机存留的照片内容是由原件还是复印件拍照形成无法证明，故该证据三性均不能成立。对证据二中夏敏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表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情况说明中所提及陶余国向其借款1100000元不事实，陶余国从未向夏敏或夏敏与张恩连共同借款，说明中提及陶余国用张继申欠其170万元借款抵付110万元借款本息不属实，另从该说明中的部分内容反映，既使张恩连确实参与协调案涉债权转让给夏敏的事宜，也是2015年1月30日以后的事情，与其述称该债权已于2013年既已转让给夏敏的情况相互矛盾。此外，从该情况说明也能看出张继申欠陶余国1700000元属实，被告用于证明已对冲债权债务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其中2014年1月29日张军（被告张继申）出具的借条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在本案原一审中提交的该借条载明的借款大写是“捌拾捌元整”，而当庭出具的借条原件载明的数额是“捌拾捌万元整”，同一份借条，前后内容存在重大改动；如果880000元是实际借款数额则应当有转款凭证加以佐证；该借条的出具人是张军，出借人是夏敏，与本案原告主张的17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无关联性，故该借条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明细清单显示被告张继申于2013年7月23日向夏敏汇款100000元，但收款人是否是夏敏仅有张继申本人的备注，是否是本案的夏敏不能确认，而2013年7月23日第三人张恩连处于刑事羁押期间，根本不可能像第三人夏敏在情况说明中提到的，经张恩连协调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冲抵的情形，故该证据反映的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录音资料中的“赵莉”是否是陶余国聘用的会计无法证明，其身份无法核实；该通话内容较多，所记载的内容与通话人所说的是否一致无法确认，其所证明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上“张军”的签字系伪造，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上的“张军”系本案被告张继申的亲笔签字，故该录音的三性均不能成立。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借条中的“徐健”，不是涉案当事人，也未出庭作证，其身份无法核实，与本案1700000元的债权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反映涉案1700000元的债权已经受让所发生的交易，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七，即2016年11月17号本案原一审法官向陶余国做的问话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未在原一审庭审时出示，经当事人质证，故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但从内容来看，陶余国表示如果张恩连去向张继申要到钱就抵消张恩连的欠款，显然不是表示将其对张继申的借款债权转让给张恩连，而张恩连也并未从张继申处要到钱，涉案债权依然存在。对证据八问话笔录的三性有异议，原一审法官在证据七未向法庭出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的情况下，又去向陶余国进行问话，已经超越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属实，原审法官向陶余国出示的借条并不是原件，陶余国也仅陈述复印件的字像其笔迹，但被法官记录成“字是我写的”，显然扭曲了客观事实，且由于其在原一审期间未当庭出示并经质证，加之其取证程序不合法，依法不得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九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郭某与本案被告张继申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在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曾参加旁听，故对其在原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的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人张恩连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借条没有见过。对证据二，陶余国向我借款1100000元属实，但不是我与夏敏合伙的借款；我也没有参与协调夏敏、陶余国、张继申之间转让债权债务这件事，而且我于2013年3月17日至2013年12月26日因涉嫌刑事犯罪一直被羁押在肥东县看守所，不可能参与协调；认为其中880000元的借条可能是真的。对证据三，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本人当时不在场，不了解情况。对证据四，不认识赵莉，不清楚情况。对证据五、六不予质证，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七、八，这两份对陶余国的问话笔录，在本案原一审及二审我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讲过。陶余国确实拿给我9张借条（计1700000元金额），让我向张继申要账，但并没有讲要来钱用来抵消陶余国欠我的1100000元债务。对证据九，我是通过被告张继申认识证人郭某的，我与郭某算不上朋友关系。 第三人陶余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我没有向夏敏借过钱，更不可能出具借条。对证据二，与我没有关系，我不予质证。对证据三、被告张继申向我借钱不止9次，工商银行流水只能反映其他经济往来。对证据四、被告所称电话录音中的“赵莉”不能确定是我原来开办公司的会计“赵莉’，其身份不明。对证据五，记不清该借条是否系交给张恩连要账的9张借条之一。对证据六，银行流水清单上的还款是被告张继申偿还我以前的其他借款，其中有部分支付给张继申的是现金；我与张继申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被告张继申借我1700000元后，只于2012年还我100000元借款利息。对证据七、八中，2016年12月7日原一审法官向我做的问话笔录，当时将夏敏提供的所谓我打给他的1100000元的借条复印件出示给我看，问字迹是否是我本人书写，我当时只说“字像是我写的”，结果被原一审法官记成了“字是我写的”，但我实际上从来没有向夏敏打过任何条据，我只借过张恩连钱，我以前不认识夏敏，不可能找他借钱。对证据九，证人郭某是我通过被告张继申（张军）认识的，他们有特殊关系，她的证言不应采纳。再次重申我对张继申享有的债权从来没有转让给夏敏。 第三人夏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至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内容、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其中对于第七、八组证据，即两份原一审问话笔录，认为在第三人陶余国被羁押期间，原、被告双方都无法取证的情况下，法官依职权依法核实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内容合法。另，证据九庭审笔录同时证实第三人张恩连与夏敏之间自2009年开始合伙放贷，并且对双方合伙期间分工及利润分成由第三人张恩连签字确认。因此，陶余国在夏敏与张恩连合伙放贷期间，向张恩连借款并且向夏敏出具借条完全符合事实。同时与陶余国每月按照月利率5%向夏敏账户支付55000元借款利息相互印证。 第三人张恩连为证明其陈述意见，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肥东县看守所肥东看释字【2013】354号释放证明书，2、长丰县司法局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证明其因涉嫌犯罪，于2013年4月19日至2013年12月26日一直被羁押于肥东县看守所，没有参与协调被告张继申、第三人陶余国、夏敏的债权债务冲抵事宜。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张恩连的释放证明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其于2013年3月17日被羁押，2013年12月26日被释放，在此期间，张恩连无人身自由，其代为向张继申主张本案170万元借款本息债权构成现实障碍。 被告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陶余国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第三人夏敏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陶余国为证明其陈述意见，向法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庐阳区人民法院（2015）庐刑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本人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3年12月13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期间被刑事拘留16日；因犯非法吸收公众财产罪于2014年3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刑事拘留，于2015年4月24日被庐阳区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并实际服刑三年零六个月，证明其在服刑期间对被告主张债权有请求权上的现实障碍证据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原二审庭审期间于2017年6月21日下午向本案原审当事人及代理人所做的谈话笔录一份，证明本案原二审期间，被告代理人仍然认可被告张继申欠陶余国170万元，并认可月息3分的事实，该笔录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对庐阳法院刑事判决书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该判决书可以证明陶余国于2014年3月至2017年9月期间没有人身自由，被司法羁押，该情形构成债权的请求权障碍。对证据二即二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列的清单中并无原告张永祥与被告陶余国存在借贷关系的相关内容，双方借贷事实可能没有发生，或者发生部分已经偿还完毕，证明本案所涉及的陶余国与张永祥的借贷并无事实依据。民事行为除非必须为本人实施外，通过其他方式仍然可以实现他的请求权，但当事人怠于行使请求权同样可以表现为放弃委托其他人代为主张，因此，陶余国被羁押并不构成其民事请求权的法律障碍。对证据二原二审庭审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代理人在该笔录中陈述借款1700000元及利息的部分，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二审法院庭审记录中的内容与本案原一审期间被告代理人的陈述内容，该记录中的被告代理人陈述与被告张继申本人关于事实部分的陈述，其中被告代理人的陈述与本案第三人陶余国提供的借贷转账凭证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均不一致，故该庭审记录中张永祥对陶余国享有170万元债权的陈述与本案客观事实相悖。 第三人张恩连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认为真实有效。 第三人夏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质证意见。 第三人夏敏为证明其陈述意见，向法院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证据一、本人与张恩连的短信记录、原一审庭审记录（2016年12月16日），证明目的：（1）证明第三人夏敏与张恩连自2009年开始合伙放贷的事实；（2）证明陶余国在2012年1月30日向夏敏与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的事实。证据二、借条（从第三人夏敏手机照片复制）、转款银行明细、证明、网银电子回单，证明：（1）证明陶余国在2012年1月30日给夏敏出具110万元借条，由夏敏合伙人张恩连通过其工商银行账户转入到陶余国指定收款人账户的事实。（2）证明上述借款用于偿还陶余国欠雅园公司欠款，同时证实11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履行。（3）该1100000元借条原件由陶余国收回，陶余国将张继申欠其借款的条据交给夏敏进行债权抵消的事实。证据三、夏敏银行卡、利息转账银行流水、合伙期间部分统计表,证明:(1)证明尾号为629工行卡属于夏敏所有的事实。(2)证明陶余国在2012年1月30号向其和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每月按月利率5%通过自己号码尾数为884的银行卡向本人号码尾数为629银行卡号支付利息的事实。(3)证明目的与短信记录一致，也印证在夏敏与张恩连合伙放贷期间，陶余国向夏敏借款1100000元的事实。证据四、借条、银行明细,证明:(1)张继申支付部分借款220000元后，收回其出具给陶余国借条原件，并出具880000元借条的事实。（2）陶余国将对张继申享有的债权已经转让给夏敏，用于抵消其欠夏敏1100000元及利息。（3）陶余国对张继申享有的债权在2014年1月29日已经消失，转让给原告张永祥的债权已不存在，其转让行为无效。另补充说明：证据一中的短信记录原件保存在夏敏手机中，尾号为…629的工行银行卡原件现有夏敏本人持有，其余证据原件均在原一审卷宗内。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中的短信记录，只是夏敏单方意思表示，系其单方向他人发送，内容的真实性并未得到本案第三人陶余国和张恩连的认可，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其中的原一审庭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三人夏敏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独立请求权；关于张恩连在庭审笔录中说到与夏敏合伙期限的时间记载也不完整，庭审中张恩连说从2009年合伙，但不是全部的借款事务都是合伙性质，原一审笔录仅记录为“2009年到现在”。故该庭审笔录只能供参考，不能做定案依据。对证据二中的借条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质证意见。对其中的银行转款明细等证据，并不能反映转款人与收款人是谁，且不能证明是陶余国向夏敏的借款，夏敏的证明目的是不成立的。证据三、四与涉案债权没有关联性。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三人夏敏提交的四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其中证据三中的合伙期间部分统计表在2016年12月16号原一审开庭时，我方也向法庭提供。原一审庭审记录显示，通过第三人的质证意见确认了该合伙期间部分统计表的真实性，该证据和证据四证明陶余国向夏敏包括张恩连借款的事实，也进一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债权已不复存在的事实。 第三人张恩连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中的短信记录，其内容不能证明我与夏敏合伙放贷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陶余国在2012年1月30号向我和夏敏共同借款1100000元的事实。对证据二，表示没有见过手机照片复印件，认可2012年1月30号转账1100000元给雅园公司，是按照陶余国的指定由其本人办理的。因本人与夏敏同室工作，夏敏对此事后知晓。对证据二的第（3）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三，认为陶余国每个月向夏敏号码尾数为“…629”工行银行卡账户转55000元利息款属实，是按照私人放贷的行规，为规避高息放贷行为受到处罚，才让陶余国转到夏敏账户上的。我和夏敏有合伙关系，但陶余国借我的1100000元是属于我个人的，与夏敏无关。对证据四，对880000元的借条和银行明细清单因不在场而不知情。 第三人陶余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夏敏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我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我确实借给张继申本金1700000元，其中大部分是转账支出，其余系现金支出，月利率5%，但已记不清具体转账及现金的具体数额。 本院当庭出示以下两份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材料：1、依法委托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1月21日出具的皖龙图司鉴2018文书鉴字第5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2、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在中国工商银行长丰县支行所调取的原告张永祥在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之间的银行流水明细及账户信息。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持有异议，该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检材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我方认为不影响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因该份借条的笔迹是陶余国书写，司法鉴定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证明目的也不能成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通过工商银行长丰支行向陶余国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七笔借款计100万元，两人之间还存在通过其他银行交易的情况，该证据不能真实反映陶余国与张永祥之间的借贷关系，无法与借条证明的借贷关系形成对应，故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能成立。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不持异议，该鉴定意见并没有证实申请鉴定的债权文书所形成时间是真实的，鉴定结论并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因此该借条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证据二银行流水，其所反映的时间段与原告所主张的向债务人陶余国出借款项的时间大体相当，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3张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单据时间均被涵盖在上述银行流水的时间范围内，但银行流水的客观情况排除了原告此前所主张的其通过该工商银行向陶余国履行出借义务的相关事实，将银行流水这部分事实予以查明，与本案有直接关联。 第三人张恩连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陶余国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 第三人夏敏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同被告代理人的质证意见，认为该借条的笔迹形成时间可以间接证实原告与陶余国之间转让债权所依据的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合法；对证据二，可以确认原告只有工资收入，该证据反映其不具有出借大额借款的能力。 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及依法调取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认定：对证据一收条，证据二徽商银行、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上银行个人转账回单及交易凭证计九张（合计金额130万元），证据三债权转让通知书、授权委托书、手机短信记录，证据五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证据四记账凭证，因系第三人陶余国单方记录，未经被告张继申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五中第三人陶余国于2011年10月26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金额110万元），对其系陶余国本人书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因原告在原一审庭审时诉称系陶余国于2013年、2014年出具，本院通过司法鉴定亦不能确定其形成时间，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其中的7张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2.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认定：对证据一借条复印件（金额110万元），因系手机照片复制而成，模糊不清，被告不能提供该借条的原件，第三人陶余国在原一审及重审期间对该借条是否由其本人书写的事实，陈述前后矛盾，本案中本院暂不予认定；对证据二中第三人夏敏的书面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内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其中被告张继申于2014年1月29日向夏敏出具的借条（金额880000元），因该借条在原一审阶段中记载的内容“捌拾捌元整”与重审期间所记载的内容“捌拾捌万元整”有明显改动，存在重大瑕疵，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四电话通话录音资料，因证人“赵莉”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身份，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五案外人徐某某出具的借条一张，因内容显示被告张继申（张军）仅系该笔债务的担保人，该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六徽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活期款项交易清单、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信息清单（合计金额42万元）的真实性，已经第三人陶余国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对证据七、八原一审法官对第三人陶余国的问话笔录两份，因该证据在原一审阶段没有当庭出示，程序上存在瑕疵，不宜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证据九证人郭某在原一审第二次庭审笔录的证言，经审查，郭某本人参与了原一审第一次庭审活动的旁听，其证言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3.对当第三人张恩连提供证据的认定：对其提交的证据一肥东县看守所释放证明书、证据二长丰县司法局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4.对第三人陶余国提供证据的认定：对证据一庐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据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的二审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 5.对第三人夏敏提供证据的认定：对证据一中的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一审庭审笔录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中的借条（手机照片复制件），本院经审查，已暂不予认定；对其中的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全椒路支行银行转账明细、合肥市雅园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书面证明、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三夏敏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联卡、银行转账明细表、夏敏与张恩连合伙期间拆借明细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四中张继申（张军）出具的借条（金额880000元），因内容存在重大瑕疵，本院不予认定，对中国工商银行长丰双凤支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陈述意见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告张继申（又名张军）因经济周转需要，多次向第三人陶余国借款。陶余国于2011年5月份，先后通过徽商银行合肥濉溪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合肥白马支行等银行机构向张继申转账九笔，合计130万元，其中分别于2011年5月13日转账92500元，2011年5月14日转账260000元（转入案外人沈娟账户）、200000元，2011年5月16日转账150000元、190000元、15000元、350000元，2011年5月30日转账39300元、3200元，借贷双方对上述借款口头约定为按照月利率5%付息，未约定还款期限。嗣后，张继申通过徽商银行合肥庐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共向陶余国转账420000元，其中分别于2011年6月17日转账100000元，2011年7月12日转账70000元，2011年7月26日转账100000元，2011年8月3日转账150000元。对张继申转入陶余国账户的该420000元，陶余国述称双方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该420000元系张继申偿还其以前的借款。因第三人张恩连与陶余国、张继申均系亲戚朋友关系，2012年10月25日，陶余国将张继申出具的九张借据（内容记载合计本金170万元）交给第三人张恩连，委托其向张继申代为催要借款。张恩连多次向张继申催要，但张继申一直没有还款。2013年4月19日张恩连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于肥东县看守所，于2013年12月26日被释放。张恩连被释放后，发现由其保存的上述9张借条去向不明，就没有再向张继申催要借款。 本案第三人张恩连和第三人夏敏系亲戚关系，二人于2009年始合伙从事职业放贷事宜。第三人陶余国为偿还所欠合肥市雅园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于2012年1月30日通过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双方口头约定按照月利率5%计付利息。张恩连当天按照陶余国的要求，直接将1100000元借款直接汇入合肥市雅园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账户。此后，陶余国按照约定按月将利息直接汇入夏敏的工商银行账户（银行卡号为62×××29）。现有证据显示，陶余国共支付六个月利息即330000元。张恩连被释放后不久，夏敏邀请张恩连、张继申、陶余国夫妇聚会，聚会过程中曾发生争执，但是否因三方之间债权转让事宜所引发，在场人员表述不一，第三人陶余国则坚持当时并没有提及上述事宜。 本案原告张永祥与第三人陶余国亦系朋友关系，有经济往来，陶余国多次向张永祥借款。张永祥于2010年、2011年陆续通过中国工商银行长丰支行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陶余国借款100万元，其中分别于2010年7月7日转账200000元，2010年10月6日转账200000元，2010年10月25日转账200000元，2011年2月14日转账100000元，2011年9月16日转账60000元，2011年9月17日转账100000元，2011年10月25日转账140000元。借贷双方对上述借款口头约定按照月利率3%计付利息，未约定还款期限。陶余国曾向张永祥出具一张借款金额为110万元的借条一张，落款日期为“2011.10.26.”但经本院委托安徽龙图司法鉴定中心对该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无法确定检材“借条”的形成时间。对该借条的出具时间，原告在原一审庭审时陈述“大概是13年、14年打的，在陶余国坐牢之前。”该借条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定。2014年3月24日，陶余国涉嫌非法吸收公共财产罪被刑事拘留，后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庐刑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2017年9月刑满释放。陶余国在服刑期间，通过妻子阮慧英向原告张永祥转交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和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于2016年9月22日将其对被告张继申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的九笔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所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张永祥，并授权张永祥有权通过任何合理方式（包括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登报公告等）代为通知张继申，并对张永祥因办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予以认可。张永祥接到该两份材料后，于2016年10月11日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了张继申本人，并要求张继申还款。 以上陶余国与张继申之间，张永祥与陶余国之间，张恩连、夏敏与陶余国之间民间借贷中的借款均约定了月利率3%或以上的高额利息，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一直没有经过结算，无法核实目前实际所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 同时查明，2013年7月23日，张继申曾向夏敏的上述工商银行账户（银行卡号为62×××29）转款100000元。 另经审理，原告张永祥诉称第三人陶余国向其借款合计1700000元，其中有600000元系现金交易，但其只提供银行转账凭证金额1000000元予以印证，而陶余国述称被告张继申向其借款九笔，计1700000元，却只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金额1300000元予以印证，对其余400000元借款，也陈述为现金交易，但该二人对属于现金交易的借款的交易时间、地点、每一笔交易金额都表述不清，既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对第三人陶余国与被告张继申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如何认定？2.第三人陶余国、被告张继申与第三人夏敏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是否确实存在？3.第三人陶余国、原告张永祥与被告张继申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陶余国转让给张永祥的债权应否受到法律保护？原告张永祥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不仅要审查判断当事人提供的各证据之间的联系，还要审查判断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本案中，第三人陶余国述称被告张继申向其陆续借款1700000元，双方约定月息5%，其本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被告1300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400000元，张继申出具了九张借据。陶余国后委托第三人张恩连拿该九张借据向张继申催要借款，但张继申一直没有还款。张恩连对此予以认可，但述称因自己涉嫌刑事犯罪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该9张借条遗失；被告张继申只对收到陶余国银行转款13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证实自己已偿还部分借款本息420000元，第三人陶余国则认为该420000元系借贷双方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该款项系其偿还以前的其他借款，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本院认为，张继申向陶余国借款1300000元，并约定了月利率5%高额借款利息的事实存在。但陶余国对另行支付张继申借款现金400000元、其与张继申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等陈述意见均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对上述现金400000元的交付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实都表述不清的情况下，对该现金借款400000元和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形，本院不予认定。陶余国与张继申就双方借款、还款实际履行情况一直没有经过最终结算，本院无法核实。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确认陶余国为偿还其他债务，通过张恩连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双方口头约定月息5%），后陶余国陆续以向第三人夏敏银行账户转账方式偿还部分借款的案件事实。现第三人夏敏主张因陶余国拖欠其和张恩连合伙放贷期间的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经张恩连主持协调，陶余国已将对张继申的上述债权全部转让归自己和张恩连所享有，但其陈述的案件事实与提供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1）其述称，在张恩连被刑事羁押前（2013年4月19日前），已由张恩连协调，进行了上述债权转让，张继申已于2013年7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支付部分借款100000元，后又收到张继申支付现金120000元，同时将张继申向陶余国出具的，后又被张恩连拿来催要借款的9张借条归还张继申本人，由张继申另行出具了一张880000元的借条。但该借条因在原一审及重审期间作为其提供的重要证据却在主要内容上有明显改动，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中大额民间借贷行为的交易习惯，有悖常理。（2）其又述称，在张恩连被释放后不久，有其和陶余国夫妇、张继申、张恩连共同聚会（为张恩连被释放后“接风”）的情况下，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再次进行了协商、确认。但经本院查明，当天上述人员聚会时，却发生了争执，是否因该债权转让事宜所引发，在场人员表述不一。按照正常逻辑，若因该债权转让行为产生了争执，债权转让能否成立、能否实际履行就更加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原债权人、受让人及债务人之间应当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等符合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方式对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固定，但现无任何直接证据佐证该债权转让行为的实际发生。（3）夏敏本人提供的书面情况说明中又述称“陶余国于2012年1月30日向我借款110万元（我与张恩连共同出资），约定月息3%，后陶余国拖欠借款本金。利息三年之久，经张恩连协调，陶余国用张继申欠其170万借款抵付陶欠我与张恩连借款本息。…”该段表述又将债权转让发生的事实明确定格在2015年1月30日以后。自行否认了第（2）项中的内容。（4）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本案中第三人夏敏和张恩连均对二人合伙放贷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夏敏关于案涉债权转让的陈述意见和提供的相关证据，本案第三人陶余国、张恩连均矢口否认，且夏敏、张恩连对合伙放贷期间陶余国所欠借款110万元系合伙期间共同债权，还是张恩连个人债权存在巨大争议。夏敏在个人合伙期间的个人行为能否代表合伙组织事务，是否侵害其他合伙人的合法权益？针对以上问题，本院认为，第三人夏敏对其系案涉债权受让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其本人陈述意见和提供的证据之间的矛盾现无法合理排除，故对其在本案中的陈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3.因陶余国拖欠原告张永祥借款本息，其在服刑期间向张永祥转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22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及授权委托书，将对被告张继申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委托原告张永祥通知被告张继申，张永祥于2016年10月11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了被告张继申。张继申亦认可收到短信通知，故第三人陶余国向原告张永祥转让案涉债权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已经成就。但被告张继申认为案涉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提出了抗辩。原告张永祥和第三人陶余国均以陶余国因刑事案件在监狱服刑构成了行使民事实体权利请求权的障碍为由予以反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当事人服刑不是“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不影响诉讼时效的计算，第三人陶余国在服刑期间，人身自由权利被剥夺，但其民事诉讼权利并未剥夺，仍然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仍然可以通过委托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方式依法行使起诉、上诉、请求赔偿等民事权利，不存在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或请求权障碍，其服刑期间委托妻子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张永祥的行为，也充分体现陶余国完全可以正常行使民事权利，但陶余国并没有行使上述权利，应当视为其能够行使请求权而怠于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张继申拖欠陶余国借款本息，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其已于2012年10月25日将9张借条交给张恩连，委托其向被告催要借款，张恩连述称其被刑事拘留前（即2013年4月19日前）曾多次向张继申催要该借款，但张继申一直没有还款，对此，张继申予以认可。张恩连述称在2013年12月26日被刑事羁押释放后发现该9张借条丢失，就没有再向张继申催要过借款，故陶余国对张继申享有的案涉债权，应推定为诉讼时效从2013年4月19日前即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年，至2015年4月19日前届满，第三人陶余国亦无充足证据证明在此期间一直向张继申主张债权权利或给予张继申还款宽延时间。陶余国在服刑期间于2016年9月22日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张永祥后，被告张继申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不但没有做出同意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反而对此提出抗辩，故该转让的债权显然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在转让给原告张永祥前即已不受法律保护，第三人陶余国已失去了对该债权的胜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债权转让行为亦可具有无因性，第三人陶余国因拖欠原告借款，无论借款本息是否经过结算，其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张永祥，以抵充债务，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该债权转让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同样对原告张永祥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张继申对原告张永祥诉请的案涉债权提出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其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亦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张永祥作为案涉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其向被告张继申主张民事权利，应当对受让的债权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张继申在原一审及重审期间抗辩原告受让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此，原告张永祥和第三人陶余国均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该案涉债权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等法定事由，应当继续受到法律保护，则在本案中已失去了就上述案涉债权的胜诉权，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永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100元及诉讼保全费4000元，合计24100元，由原告张永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斌武 人民陪审员  杨维连 人民陪审员  董守红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蕾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该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第七条第一款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按照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第三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