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民终5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瑞芳，女，1966年8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钱，浙江德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银娥，女，194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洪，男，系被上诉人儿子。 上诉人单瑞芳因与被上诉人徐银娥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3民初8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瑞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徐银娥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徐银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徐银娥、单瑞芳共同出资的案涉房屋仅归徐银娥一人所有，明显不公。案涉房屋由徐银娥出资374336.4元，周大成单瑞芳夫妇出资264550.6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案涉房屋应为三人共有。《安置期房产权调换补充协议》上的被拆迁人也是周大成、徐银娥二人。虽然，产权证上登记的是徐银娥，但这是基于2009年9月19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周大成、单瑞芳之所以同意案涉房屋仅登记在徐银娥一人名下，是因为该协议书约定徐银娥去世后，该房屋归周大成所有。不动产物权的确认虽以登记为准，但事实物权与登记物权不一致的，不应受登记的影响。鉴于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权利人只是法律上的推定，并非绝对不可以推翻。二、单瑞芳主张的赠与合同完全符合各项客观事实。按照约定，徐银娥的日常生活、医疗费用、生养死葬等由周大成负责，案涉房屋归周大成所有。至售房款交付给周大成夫妇时，徐银娥已经在周大成夫妇家住了多年。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徐银娥与周大成之间成立的本质上是附期限赠与合同，只是由于事情的发展变化，提前履行完毕而已。一审以徐银娥在法庭上的表述推定徐银娥6年前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错误。一审以存在2009年的书面调解协议书为由，推导出“在重大利益问题上双方应当有书面形式”错误，中国父母在给子女钱的时候，大部分并不会签署书面的赠与合同，徐银娥也并未提供书面的保管合同。三、徐银娥主张的保管合同明显违背客观事实。购房者是将购房款直接打入徐银娥本人的银行账户。徐银娥没有必要再将钱转到他人的账户让其保管，这种说法有违常理。售房款转入单瑞芳账户后，并非单纯由单瑞芳保管，而是由周大成夫妇使用，周大成因为在安徽亳州、山东德州包工程以及治疗癌症花费了很多钱，徐银娥对此知情。若是保管，徐银娥不可能在五年多完全不管这笔资金是否安全。徐银娥有三子一女，没有理由选择儿媳妇保管售房款。徐银娥未能举证证明保管合同存在，徐银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本案系家庭内部的经济纠纷引起，直至现在双方仍生活在一起，一审未顾及维护家庭的伦理亲情，会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五、一审判决支持利息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若系保管，保管人不仅没收到保管费，反而要支付三万多给被保管人，有违常理。 徐银娥答辩称，单瑞芳取得的涉案房产转让款应返还给徐银娥，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1.单瑞芳所说的赡养并不存在。因为每年村里会给徐银娥3万元的生活费，不需要由单瑞芳赡养。2.关于生病、住院、开刀，并非事实，徐银娥从来没有住院、开刀过。3.东阳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明确规定涉案房产以徐银娥个人名义登记，该事实也经过国家机关认证，因此涉案房产归徐银娥个人的事实是真实的。4.单瑞芳主张的赠与是不存在的，与徐银娥个人的意思完全不一致。 徐银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单瑞芳返还房屋出售款170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80万元自2012年10月10日起算；90万元自2012年12月20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银娥与丈夫周正金（已故）育有三子一女，单瑞芳系徐银娥的长媳。因东阳市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为明晰拆迁房屋的利益，于2009年9月，经东阳市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徐银娥与三子一女达成调解协议书及更正和说明各一份，约定原坐落于砖木结构两间中的中央间分给徐银娥，由徐银娥置换后以徐银娥个人名字登记产权；徐银娥的日常生活、医疗费用、生养死葬等由长子周大成负责，在长子尽上述义务后，徐银娥百年后其所登记的房屋由周大成继承。上述协议还对协议当事人相互间的金钱找补进行了约定。之后，徐银娥得到安置，并于2012年8月14日获得颁证，徐银娥作为唯一的所有权人登记了涉案房产。2012年9月15日，由徐银娥与案外人王海强夫妇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所谓的“阳合同”），约定将涉案房产出售给王海强，当日，王海强支付现金10万元。同年10月9日，王海强缴纳了契税；10月10日向产权机关申请变更登记；10月12日完成变更登记。2012年10月5日，由单瑞芳代签徐银娥的姓名，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一个徐银娥的长城电子借记卡，该卡一直由单瑞芳保管。2012年10月10日，案外人王海强向上述卡内转入70万元人民币。同日，由徐银娥签名取款10万元交付给单瑞芳，由单瑞芳用于支付中介费及找补部分给王海强；由单瑞芳代签徐银娥的名字及单瑞芳本人的名字，将徐银娥卡内的60万元转入单瑞芳账户内。2012年10月14日，徐银娥与案外人王海强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所谓的“阴合同”），约定将涉案房产以成交价162.5万元转让给王海强，于2012年10月15日前支付62.5万元，其余90万元由王海强办理银行按揭。上述契约还载明东阳市金管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为中介人，双方各支付中介费用5000元。2012年12月19日，王海强汇入徐银娥帐户90万元。2012年12月20日，单瑞芳经手将上述90万元申请本票存入自己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登记在徐银娥名下的涉案房产出售扣除中介费后，得款162万元，并由单瑞芳占有的事实，可以确认。根据当事人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述房款系徐银娥赠与单瑞芳，还是徐银娥委托单瑞芳保管？对此，该院分析如下：一、赠与合同与保管合同均为非要式合同，从本案合同的外在表现分析难以区别。但从徐银娥、单瑞芳及徐银娥子女于2009年9月就拆迁利益所作的调解协议书来看，各方在镇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形成调解协议书，事后又形成更正及说明，说明在重大利益问题双方应当有书面形式。现单瑞芳主张系赠与性质，因其未提供足够的依据，故其主张并不当然成立。二、从徐银娥、单瑞芳的社会活动能力、文化程度差距分析，在单瑞芳主张受赠时，徐银娥为年近七旬老人，仅上学两天；而单瑞芳年仅46岁，其社会活动能力及举证能力显然超过徐银娥，故应由单瑞芳就其主张的赠与性质进行举证。因单瑞芳未能举证，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三、庭审中，徐银娥明确表示“我不可能将这么多钱送给你”“我没有那么好”“我没有看到过一分钱”等用语分析，其也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四、单瑞芳实际操作出售登记为徐银娥的房屋，致徐银娥现名下无居住房屋；且实际占有出售房屋的房款。单瑞芳的上述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也严重侵害了作为老年人的徐银娥的利益。故本案中徐银娥与单瑞芳并未形成赠与与受赠的关系。徐银娥主张的双方系保管合同的主张，予以采信。现徐银娥要求单瑞芳返还涉案房屋的实际出售款162万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超过上述部分，不予支持。单瑞芳主张系受赠于徐银娥购房款的辩称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单瑞芳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徐银娥涉案房屋出售款162万元，并支付利息（算至2018年7月3日止的利息为32292.75元，此后利息以162万元为基数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徐银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68元，减半收取98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834元，由单瑞芳负担。 二审期间，单瑞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东阳市红椿巷区域旧城改造用地审批表》一份；2.《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一份。拟共同证明单瑞芳曾为案涉房屋出资的事实。徐银娥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定，也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定，也与本案的保管合同无关，即使真实，也仅能证明徐银娥是案涉房屋的完全的唯一的产权人。本院认证认为，结合在卷其他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在下文说理部分予以综合阐述。 徐银娥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徐银娥用于置换案涉安置房的被拆迁房屋建筑占地面积为36.8平方米。产权调换事宜由周大成、单瑞芳夫妇代为办理。案涉安置房含建筑面积119.09平方米，阁楼面积108.05平方米，购置时该房屋的总价格为633887元（550107/116.9*119.09+680*108.05）。该房屋在置换中享有的实际补偿金额共计472243元。徐银娥就案涉房屋除补偿金额外未再支出其他费用。差价部分由单瑞芳夫妇补足。此外，徐银娥于2009年开始与周大成、单瑞芳夫妇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2009年9月19日，徐银娥与其三子一女在东阳市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就拆迁利益形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坐落于砖木结构两间中的中央间（建筑占地面积36.80平方米）分给徐银娥，由其置换后以徐银娥个人的名字登记产权房；协议生效后，徐银娥的日常生活、医疗费用、生养死葬等都由周大成负责承担，在周大成尽了义务后，徐银娥去世后该房屋由周大成继承。该协议条款实质系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所附条件是周大成要履行对徐银娥的日常生活照料、医疗费用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案涉房屋于2012年转让，该赠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周大成于2018年病逝，而作为其权利义务承继人的单瑞芳与徐银娥关系交恶，徐银娥不愿意由单瑞芳继续赡养，因此该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即该赠与合同所附条件已经不可能成就。由于本案中的赠与并非无偿赠与，而是以周大成夫妇履行相应赡养扶助义务为对价，为双务合同，事实上周大成、单瑞芳夫妇自2009年开始与徐银娥共同居住生活近十年，一直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照料徐银娥的日常生活，且赠与合同所附条件的不成就系周大成意外去世所致，故本院对返还的金额酌情予以确定。另外，根据单瑞芳提交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购置案涉房屋时在抵扣完补偿金额后仍需支付部分差价，而根据徐银娥的庭审陈述，其就案涉房屋除补偿金额外并未再支付其他费用，具体的产权调换事宜均由周大成、单瑞芳夫妇代为办理。因此，本院对单瑞芳所提就案涉房屋有共同出资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以上因素，本院酌情确定返还金额为81万元。 综上所述，单瑞芳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3民初8292号民事判决； 二、单瑞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徐银娥81万元； 三、驳回徐银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6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668元，由徐银娥负担12334元，由单瑞芳负担123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668元，由徐银娥负担9834元，由单瑞芳负担98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叶金龙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