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72民初700号原告（反诉被告）：胡学彬，男，汉族，1976年7月8日出生，住所地:河南省淮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李香，江苏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孙永玲，女，汉族，1976年6月1日出生，住所地：河南省淮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李香，江苏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舫韵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9号D1栋1170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6MA1MTBC97N。法定代表人：周永静。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固始县蓼城路5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68078854XQ。法定代表人，辛勤刚，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玉堂，男，汉族，1968年8月20日生，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冬，男，汉族，1996年2月16日出生，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胡学彬、原告（反诉被告）孙永玲因与被告南京舫韵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舫韵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兴公司）、被告胡玉堂、被告胡冬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受理。诉讼过程中，常兴公司于2018年7月1日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胡学彬、孙永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李香，常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胡玉堂、胡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到庭参加诉讼，舫韵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学彬、孙永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6902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5月2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延期费26663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胡学彬、孙永玲明确胡玉堂、胡冬是其承运货物的托运人，应承担托运人责任；常兴公司是胡玉堂、胡冬的挂靠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舫韵公司是货物所有权人，应承担补充支付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7日，原告通过常兴公司以及该公司代理胡玉堂、胡冬联系，承运舫韵公司3809.14吨石油焦从南京运输至重庆祥港码头，运费68元/吨，货到港后次日一次性付清尾款。2017年5月18日，原告抵达重庆祥港码头以后，直到同年5月27日卸完离港，被告对原告的后期尾款仍未完全付清。另外，在运输过程中，由于被告的原因造成货物装卸时间延期，使原告在港滞留期间超过约定时间，亦给原告造成一定损失。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舫韵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常兴公司辩称，胡学彬、孙永玲主张的运费数额与事实不符；其要求延期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胡玉堂、胡冬辩称，其系公司业务人员，不是适格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常兴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胡学彬、孙永玲赔偿延期交货造成的损失101350元；2.判令胡学彬、孙永玲赔偿额外交通费2091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3日，常兴公司与舫韵公司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将舫韵公司的石油焦从南京运至重庆祥港。同时与被反诉人双方通过电话约定于2017年4月27日到南京装载，运价是51元/吨；货物装完后预付约80%的运费，余款依码头过磅计重为准，次日付清。被反诉人承诺后，分别于2017年4月27日抵达南京装载，5月2日装载完毕，5月18日抵达重庆祥港码头，21日开始卸货，23日开始，被反诉人拒绝配合调度卸货，直到27日才卸完。2017年12月15日，舫韵公司直接扣除反诉人运费82350元冲抵损失，代码头方扣除19000元冲抵19辆汽车的停运损失，共计101350元。此外，为解决卸货纠纷发生机票款2091元。胡学彬、孙永玲对常兴公司的反诉辩称，反诉人主张的101350元延期交货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人主张的额外交通费用2091元与本案并无关联。请求驳回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胡学彬、孙永玲提交的运输协议与银行流水相互印证，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2.常兴公司提交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告知函》《扣款申明》运费明细、重庆祥港码头《证明》均为原件，对其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3.常兴公司提交的机票订单信息属于电子信息，不可能有纸质原件，结合胡玉堂于2017年5月25日到重庆的事实，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6日，胡学彬通过微信与胡冬联系水路货物运输事宜。根据胡冬的指示，胡学彬于4月27日起将“豫信货10889”开到南京××、××、××等地码头装货，5月3日在南京海事局大厂海事处报出港。5月18日，该船抵达重庆祥港码头。2017年5月25日，孙永玲与胡玉堂通过电话联系卸货事宜。孙永玲陈述：船停泊在枞阳锚地，从昨天到现在，调度没有安排卸货，刚才接电话上档，18台车；（装卸货）今天已经14天了，要求按照装三卸四的规矩支付延期费。胡玉堂陈述：其就在枞阳锚地，要求现在开下去卸货；对延期费的请求未表态。2018年3月23日，重庆祥港码头出具《证明》（下称“《证明一》”）：兹有“豫信货10889”船于2017年5月24日—5月28日在我码头共卸载石油焦3809.14吨。在明细表中，卸货时间有2017年5月24日卸27车、26日卸36车、27日卸22车、28日卸31车，净重3809.14吨，共计116车。胡玉堂分别于2017年5月2日、5月4日、5月12日通过其银行卡向孙永玲支付运费共计19万元。涉案运输的押船人员张某（男，汉族，1966年1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瑶沟乡瑶沟村桂湾五区409号，公民身份号码）于2018年7月10日来到本院作证，陈述：“豫信货10889”5月18日下午到重庆祥港码头，我听到胡学彬打电话问调度室如何安排，调度室说让开到锚地等候通知，到5月21日晚上通知上档，晚上12点左右正式卸货，一直卸货到天亮，随后码头打电话通知让档，把船开到锚地，到5月22日晚上调度室通知准备上档，一直卸货到天亮，随后码头又打电话通知让档，把船开到锚地，两天共计卸货1000吨左右。5月23日晚上调度室又通知上档，调度室给胡学彬打电话，但胡学彬不接电话，调度室跟收货单位打电话询问情况，货主打电话问我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胡学彬不上档。5月24日，胡玉堂也打电话给胡学彬，胡学彬仍不接电话，5月25日胡玉堂上船了，5月26日凌晨开始卸货，5月27日卸货完成。我于5月27日下船。胡玉堂是5月25日下午6点左右到船上，说好晚上上档，26日凌晨卸货。胡学彬、孙永玲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明南京到重庆同类货物的运价。第一份是其与邳州市北方航运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签订的运输合同，货物品种煤，常熟锚地到重庆涪陵，运费70元/吨；第二份是其与南京宁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12日签订的运输合同，货物品种煤，南京新生圩到重庆长寿港，运价78元/吨；第三份是其与南京宁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运输合同，货物名称石油焦，南京扬子到重庆东港，运价70元/吨。胡学彬、孙永玲同时提交了银行水单，证明其收到了上述合同项下的运费。常兴公司向本院提交水路货物运输合同5份，以证明涉案运输的运费。其中编号为20170423的合同约定：托运方舫韵公司、承运方常兴公司；签订时间2017年4月23日，货物名称石油焦，约3800吨，起运港南京，到达港重庆，船名“豫信货10889”；运费结算标准以重庆祥港码头实际过磅为准，运价60元每吨含11%运输发票。托运方加盖了舫韵公司合同专用章，承运方加盖了常兴公司合同专用章，并在委托代理人一栏有胡玉堂的签名。其余四份合同，货物均为石油焦，从南京到重庆的运价分别有49元/吨、50元/吨、58元/吨、59元/吨。常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中舫韵公司落款于2017年6月9日的《告知函》载明：我公司与常兴公司的胡玉堂，由于其公司派船“豫信货10889”发重庆祥港码头，5月25日船方不配合码头调度卸货，造成我公司的供货影响，厂方为了不影响生产，从别处购买的石油焦价格高出市场价，所产生的差价等费用，由我公司协调后，由常兴公司胡玉堂承担部分款项从运费中扣除。2017年12月15日，舫韵公司出具《扣款申明》，内容为：常兴公司、胡玉堂调派“豫信货10889”到祥港码头卸石油焦，5月25日经协调并确认“豫信货10889”上档卸货，此船不配合重庆祥港码头安排拒不卸货，等待急装石油焦的货车共有19辆，每辆车赔偿1000元，共计19000元，此款项从常兴公司船运费中扣除。同日，舫韵公司出具另一份《扣款申明》，内容为：……2017年5月25日船方未听从祥港码头调度安排卸货，造成我公司供货紧张。因购货单位急需，迫使我公司从他处购买石油焦610吨，高出市场价135元每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2350元。此款项从常兴公司船运费中扣除。2017年12月20日，重庆祥港码头出具《证明》（下称《证明二》），内容是：重庆祥港码头：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胡玉堂调派：“豫信货10889”，到祥港码头卸石油焦，5月25日我公司经协商并确认“豫信货10889”上档卸货，此船不配合我们安排拒不卸货，在我港务公司等待急装石油焦的货车共19辆。胡玉堂向本院提交机票订票信息两份，一份是2017年5月25日1055-1310南京-重庆机票，一份是2017年5月26日重庆-南京机票，两份订单总额2091元。河南省信阳市地方海事局颁发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显示，“豫信货10889”所有人为孙永玲，取得所有权日期2010年11月1日。另查明：胡学彬与孙永玲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之争，本案的争议问题有：涉案法律关系的认定、运费及延期费的认定、反诉请求是否成立。胡学彬、孙永玲在本案中起诉了四个被告。在庭审中，其明确将胡玉堂、胡冬作为其承运货物的托运人，而常兴公司、胡玉堂、胡冬均予以否认，并称胡玉堂、胡冬系常兴公司业务员，常兴公司是涉案运输的合同相对人。对此，本院认为，第一，胡玉堂、胡冬在与胡学彬、孙永玲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涉案运输以及协调卸货事宜时，均未告知其是常兴公司的业务员或代理人；第二，涉案已付运费是胡玉堂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向孙永玲支付的；第三，常兴公司未举证证明胡玉堂、胡冬与常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认定系其员工；第四，涉案运输未签订书面合同；第五，常兴公司提交的其与舫韵公司签订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中，在其单位盖章下方委托代理人一栏有胡玉堂的签名。因此，本院认为胡玉堂、胡冬是常兴公司的代理人。但对于胡学彬、孙永玲而言，其在运输涉案货物过程中，无法得知胡玉堂、胡冬与常兴公司的真实关系。虽然胡玉堂、胡冬在事后声明其代表常兴公司，并且得到常兴公司的承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胡学彬、孙永玲可选择常兴公司或胡玉堂、胡冬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本案审理过程中，胡学彬、孙永玲选择胡玉堂、胡冬作为涉案运输的合同相对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常兴公司作为委托人，亦可以行使胡玉堂、胡冬对胡学彬、孙永玲的权利。据此，本院认定胡玉堂、胡冬与胡学彬、孙永玲之间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成立，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诉辩双方未对涉案运费书面约定，诉讼中，胡学彬、孙永玲举出了三组合同证据，这些合同的运费均高于70元/吨，该证据不为对方认可。胡学彬、孙永玲诉称的运费68元/吨无证据证明，亦未提供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对涉案运价作出的相关鉴定。本院认为，运费是运输合同的重要条款，承托双方应当以书面形式确定。未以书面形式确定而事后又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承担因未签订书面合同而造成的后果。水运运价受市场行情、承运人规模与信誉、船舶吨位、船况等影响较深，在没有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本院无从认定。原告主张涉案运费68元/吨，但未举证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常兴公司仅认可运费为51元/吨，本院以51元/吨认定，涉案运输货物的重量为3809.14吨，运费总计194266.1元，胡玉堂、胡冬已支付19万元，尚需支付4266.1元。对于胡学彬、孙永玲请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其并未与托运人就运价及运费支付时间达成协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保护。对于胡学彬、孙永玲诉请支付延期费的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之诉，行为的违约性或违法性是合同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延期费不是法律概念，支付延期费并非托运人或收货人的法定义务。而涉案运输未签订书面合同，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虽然孙永玲提出支付延期费并按照装三卸四的规矩执行，但胡玉堂并未承诺，对延期费的标准亦未达成协议。因此，胡学彬、孙永玲关于延期费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保护。胡学彬、孙永玲诉请的常兴公司系胡玉堂、胡冬的挂靠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胡学彬、孙永玲另诉请舫韵公司承担补充责任，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常兴公司的反诉请求涉及两方面：胡学彬、孙永玲是否有延期交货行为；损失如何认定。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胡学彬、孙永玲具有延期交货行为。理由是：首先，胡学彬、孙永玲并未与托运人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亦未与港口经营人签订港口作业合同，各方当事人对卸货时间没有具体约定，常兴公司所诉胡学彬、孙永玲延期交货没有合同基础和法律依据。其次，胡学彬、孙永玲已于2017年5月18日运抵重庆祥港码头。安排安全码头、提供安全泊位是货方义务，而根据证人张某的陈述，直到5月21日晚上承运人才接通知上档，晚上12点左右正式卸货，之间已满3天。而本次卸货仅持续到天亮，随后码头打电话通知让档，把船开到锚地。到5月22日晚上调度室通知准备上档，一直卸货到天亮，随后码头又打电话通知让档，把船开到锚地，两天共计卸货1000吨左右。在本来滞延3天安排卸货的情况下，又连续两天只能晚上卸货、白天抛锚的事实明显不属正常作业。在此情况下，孙永玲与胡玉堂就解决卸货作业事宜进行沟通协商当属情理之中，即使有暂停作业的行为，也并不违反双方约定或行业习惯。其三，认定胡学彬、孙永玲拖延卸货的证据并不充分。常兴公司所举证明拖延卸货的直接证据有两份，一份是证人张某的证词，一份是《证明二》。证人证词与重庆祥港码头出具的《证明一》《证明二》均有矛盾，例如证词陈述“5月23日晚上调度室又通知上档，调度室给胡学彬打电话，但胡学彬不接电话，调度室跟收货单位打电话询问情况，货主打电话问我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胡学彬不上档。5月24日，胡玉堂也打电话给胡学彬，胡学彬仍不接电话……5月26日凌晨开始卸货”从证词看，5月23日前卸货两次，直到5月26日，之间未曾卸货。但《证明一》证明“豫信货10889”船于2017年5月24日—5月28日在我码头共卸载石油焦3809.14吨。”在该证明的明细表中，卸货时间有2017年5月24日卸27车。根据《证明二》，在5月25日才确认“豫信货10889”上档卸货，与证人所述5月23日晚通知上档在时间上相矛盾。如果张某的证词属实，则重庆祥港码头的《证明一》《证明二》有假；如果重庆祥港码头的证明属实，则证人张某的证词有不实之处。最后，《证明二》本身存在瑕疵，不足以认定。从形式看，该证明的抬头和署名均为重庆祥港码头，也就是说，该证明的出具对象仅针对重庆祥港码头自己，并不涉及任何第三方；从内容看，该证明未指明通知卸货时间、通知方式，亦未说明“豫信货10889”不配合安排的具体时间、持续时间，本院无从认定相关事实。基于以上理由，对于常兴公司所诉胡学彬、孙永玲延期交货的事实及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常兴公司所诉的损失，本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首先，舫韵公司的证据前后矛盾：《告知函》说是“……造成我公司的供货影响，厂方为了不影响生产，从别处购买的石油焦价格高出市场价”，而《扣款声明》变成“迫使我公司从他处购买石油焦610吨”，到底是“厂方”还是“我公司”从别处购买，说法不一。其次，高于市场价格购买的事实应当举出购买合同、购买时间、价款支付证明、市场价格证明。最后，所称“因购货单位急需”与事实不符。一方面，“豫信货10889”已于2017年5月18日抵达重庆祥港码头，在等待3天后才开始卸货，且只能晚上卸货，白天锚泊，到5月25日在长达一星期的时间内仅卸货1000吨（证人张某的证词）。如果购货单位急需，卸货不可能如此缓慢。另一方面，根据《证明一》，“豫信货10889”已于2017年5月24日卸货27车，26日凌晨即恢复卸货。在前几天有货不卸的情况下，中间仅相隔一天不卸货即影响厂家生产且必须高价从别处购买替代品，实在有悖常理。舫韵公司提到的赔偿19辆车的损失亦无其他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常兴公司所诉订票款的损失，本院认为，提供安全泊位是货方义务，在不正常卸货作业情况下，胡玉堂到现场解决纠纷是其履行运输合同和港口作业合同应尽责任，该费用不应由承运人承担。综上，胡学彬、孙永玲所诉给付运费的请求部分成立，给付延期费的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常兴公司的反诉请求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胡玉堂、胡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胡学彬、孙永玲运费4266.1元。二、驳回胡学彬、孙永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192元，由胡学彬、孙永玲负担2094元，胡玉堂、胡冬负担98元。胡玉堂、胡冬负担的诉讼费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胡学彬、孙永玲支付，胡学彬、孙永玲预交的诉讼费用本院不再退还。反诉案件受理费2368.82元，减半收取1184元。由固始县常兴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潘晓帆审判员  任妮娜审判员  李 岩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汪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