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7101行初3447号 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投资人：江志杰。 委托代理人：张艳军，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振镛，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兰花路。 法定代表人：刘锦东，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霄霄，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伍立新，男，汉族，1970年3月13日出生，住址湖南省祁阳县。 委托代理人：江德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以下简称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不服被告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8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伍立新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委托代理人张艳军律师、黄振镛律师，被告花都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马霄霄、刘成坚律师，第三人伍立新的委托代理人江德平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5月10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万玉滨于2017年9月17日7时8分左右，上班途中，在花都区新华街茶园路与龙珠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当场死亡。其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定为工伤。” 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诉称：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事实采信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从而导致工伤认定结论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工伤认定程序中，原告提交了相关证据及答辩意见证实，交通事故死者万玉滨，生前在原告的生产二部从事贴合岗位，拿计件工资，一直居住在原告厂内宿舍。事发当日为周日，万玉滨即使打算加班，也无须从远离厂区五、六公里外的新华街的茶园路与龙珠路交界处赶回原告厂区。二、2017年9月15日，原告的行政部门虽然张贴了《9月17日生产安排通知》，但该通知名为通知，从“希望广大员工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完成生产任务，为共创辉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的内容及措辞来看，结合原告生产部门员工均为计件计酬的情况，其实质为号召，并无任何强制性。以下证人证言可予以证实：（一）万玉滨生产二部的组长罗某证实：万玉滨在罗某组下四个班中的吴传良班从事贴合工作，拿计件工资，厂里虽偶有加班，一般会由行政部门通知，罗某再安排手下班长去安排人员加班。加班不强制，反正是多劳多得，不加班也不会扣工资或辞退处罚；（二）万玉滨的直接主管吴传良证实：万玉滨是贴合装边工，工资计件计算。万玉滨住宿舍，吴传良住外边。工厂基本不加班，要赶货时，行政人事部门会号召加班。班组人员里有愿意加班的，在微信群里告知班组长，由班组长安排。万玉滨出事前，吴传良没有通知其加班。因17日的加班通知出得太晚，万玉滨没有和吴传良说起17日要加班。吴传良17日亦未加班；（三）万玉滨的二嫂易建玲证实：易建玲在同厂检验岗位，万玉滨在贴合岗位。二人都住厂里宿舍。厂里一般不加班，赶货时人事部门才号召性加班。加班与否自愿决定。加班提前与班组长说，班组长好根据加班人数安排赶货任务。万玉滨老公在湖南老家，万玉滨出事之后她老公才来处理事故。易建玲不清楚万玉滨出事前夜在哪里。综合上述事实，万玉滨发生交通事故时，不是要回厂加班。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万玉滨发生事故当日必须回厂上班。三、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在事实审查方面，对万玉滨发生事故是否是上班途中，作出了一些调查，就推测其应该是回厂上班，从而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属于工伤的情形，作出了工伤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因此，被告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特起诉，请求：1.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承担。 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对工伤的事实认定清楚。万玉滨的家属伍立新于2018年3月13日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描述万玉滨于2017年9月17日上午7时8分左右，从住处骑电动车到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上班途中，沿花都区新华街茶园路西侧路面由北往南行驶至龙珠路交叉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万玉滨不承担事故责任。为证明工伤事实，伍立新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地址确认书、商事登记信息、身份证、结婚证、授权委托书、所函、律师证、《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行驶路线图、救护车受理单、现场死亡图片、死亡时身穿工衣图片、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生产安排通知图片、证据取得说明、彩信截图、通话录音文字和光盘、调查取证申请书等资料，被告于2018年3月19日依法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为查明工伤事实，被告于2018年3月20日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期限内提交意见和证据。原告于2018年3月23日提交答辩意见书、员工履历表、《劳动合同》、宿舍照片、工作岗位照片、外宿人员登记表、住宿人员用电登记表、考勤补贴扣款统计表、宿管人员证明及身份、住宿工友证明及身份证、工作主管证明及身份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员工花名册、考勤数据遗失的说明等材料，以证明万玉滨的死亡不属于工伤。被告于2018年3月27日、3月28日、4月10日、4月24日、4月26日、4月28日分别向原告的员工郭平英、吴传良、罗某、廖芬娇、王志平、邓永四、唐春英、刘家鑫、宋和龙、胡安红、易建玲以及第三人的代理律师江德平进行调查询问，并形成笔录。另外，被告到事故发生现场、工厂现场进行勘察，并拍照取证。结合以上情况和材料，被告查明，万玉滨为原告员工，岗位为普工，薪酬为计件工资，即多劳多得。2017年9月15日，原告在厂内公告栏处粘贴“9月17日生产安排通知”，内容为“9月17日（本周日）各生产部门正常上班，请各位员工相互知照”。2017年9月17日7时8分左右，万玉滨从住处骑电动车到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上班途中，沿花都区新华街茶园路西侧路面由北往南行驶至龙珠路交叉路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万玉滨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事故发生时，万玉滨身穿原告的厂服，而原告的关于规范厂服及工牌的通知中，要求员工进入厂区必须穿工服及佩戴工牌。被告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5月11日送达第三人，于5月14日送达原告。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作出的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伍立新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认为万玉滨生前一直住在厂区宿舍内，并无证据支持。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确定万玉滨是住在厂内。罗某陈述“我和万玉滨都住宿舍。具体不清楚，不上班时我是干涉不了的”。吴传良陈述“我在外面住，她住宿。她下班时间我也管不到”。从二人陈述来看，万玉滨可能在厂内有宿舍，但是否实际住在宿舍里他俩并不清楚。从万玉滨事故当天的着装和行驶路线来看，可以推测其是住在外面。万玉滨丈夫患有矽肺三级，在老家养病，长期分居，不排除在外同居的可能。二、对于9月7日生产安排通知内容来看，加班并非是号召性的。在原告对加班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情况下，可以确认17日加班的事实是存在的。至于说加班是强制性的还是所谓的号召性，对于认定是否在加班路上没有太大意义。三、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律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认为不属于工伤，但无论在工伤认定程序还是诉讼中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相反，现有证据已经能充分证明万玉滨是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上的上班途中发生的非其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伍立新系万玉滨的丈夫。万玉滨是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员工，岗位贴合工，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2017年9月17日7时8分，万玉滨驾驶无号牌轻便摩托车沿花都区新华街茶园路西侧路面由北往南行驶至龙珠路交叉路口时，被案外人江志郭驾驶的粤Ａ×××××号重型货车碰撞导致当场死亡。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出具的穗公交花认字［2017］第440121201700184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江志郭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万玉滨不承担事故责任。 2018年3月13日，伍立新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申请认定万玉滨死亡为工伤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行驶路线图、救护车受理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材料予以证实。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同年3月19日受理伍立新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出具《受理回执》，并于次日向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于2018年3月27日前提供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3月23日，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向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及员工履历表、劳动合同、宿舍照片、外宿人员登记表、住宿人员用电登记表、考勤补贴扣款统计表、宿管人员、住宿工友及工作主管的证言等证明材料，主张事发当日是周日，属于万玉滨的休息日。万玉滨入职后住厂内宿舍，事故发生地点距离工作地点五六公里外，且事发时间离正常上班时间8时还很早，故万玉滨并非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2018年3月27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对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生产二部的贴合工郭平英、生产二部的贴合班长吴传良、生产二部副主管罗某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郭平英在调查中陈述不记得2017年9月15日工厂是否有发通知要求各生产部门在2017年9月17日加班，其和万玉滨所在的贴合部2017年9月17日不用加班；吴传良在调查中陈述万玉滨住厂内宿舍，万玉滨的上班时间为8时至12时、13时30分至18时、晚上加班时间18时30分至20时30分，周六一般情况下都要加班，周日规定休息，周日因特殊情况需要加班的，厂里会由人事行政部门出通知，不记得2017年9月15日工厂是否有发通知要求各生产部门在2017年9月17日加班。2018年3月28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对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人事主管廖芬娇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廖芬娇在调查中陈述一般情况下，周六日不需要上班，特殊情况下，各班组会根据生产情况进行加班，各班组班长会口头通知加班，如果全厂要加班，人事行政部门会在去饭堂的公告栏上粘贴公告。不记得2017年9月15日工厂是否有发通知要求各生产部门在2017年9月17日加班，加班的通知公告没有存留底。同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还对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员工王志平、邓永四、唐春英、刘家鑫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上述四人在调查中均陈述不记得2017年9月17日是否加班。2018年4月10日及4月24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分别对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员工宋和龙、行政部经理胡安红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宋和龙在调查中陈述万玉滨所在的生产二部贴合班在2017年9月16日加班到晚上8时30分，2017年9月17日，因为是星期天，所以万玉滨应该不用加班，但是具体不是很记得了；胡安红在调查中陈述万玉滨所在部门的考勤打卡记录丢失，所以没有办法证明万玉滨在2017年9月17日需要加班。只是正常情况下，周日是不需要加班的。2018年4月26日，被告花都区人社局向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员工易建玲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易建玲在调查中陈述2017年9月17日要赶货，厂里发公告通知各生产部门要加班。 综合上述调查情况，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该决定书于同年5月14日送达原告，原告收到该决定书后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庭审中，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代理人陈述2017年9月17日的加班通知是公司发出的，但是加班并不是强制性的。 以上事实，有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提交的第三人身份材料及结婚证复印件、《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行驶路线图、救护车受理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受理回执》《举证通知书》、答辩意见书及《员工履历表》等证明材料、《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及《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被告、第三人亦当庭陈述在案。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本案中，万玉滨与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明确，被告花都区人社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救护车受理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万玉滨于2017年9月17日7时许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依据充分。 本案争议焦点是万玉滨是否在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根据前述规定，“在上下班途中”是指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对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可以参照是否以上下班为目的、上下班路途的方向、距离的远近及时间因素等综合判断。本案中，伍立新主张第三人万玉滨是在上班途中，并提交了工厂安排加班通知、行驶路线图及事故发生时万玉滨身穿工作服的相片予以证明。事发当日，虽然是休息日，但是工厂发出了加班通知，结合万玉滨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被告花都区人社局认定万玉滨是在骑车至工厂的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无不妥。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为万玉滨安排了职工宿舍，但是并不能以此来认定职工宿舍至工厂的路线是万玉滨上下班的唯一合理路线。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对第三人伍立新提交的工厂安排加班通知予以认可，但认为该通知只是一种号召性通知，并非强制要求。但是，加班的强制性或自愿性并不是判断职工是否加班的因素，原告德胜扬声器配件厂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告花都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花都区人社局经调查后作出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穗花人社工伤认〔2018〕00294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德胜扬声器配件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德胜扬声器配件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冯金爱 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廖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