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2民初3628号 原告：高德洪，男，195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 原告：陈绍兰，女，195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漆鹏，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方元川，男，1992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冕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琳琳，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华，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金牛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99号（环球广场）1栋4层6号。 法定代表人：杨智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6号高新国际广场C座北面1、9楼。 法定代表人：范丹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菊，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汀，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四川慧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果，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被告：付明义，男，197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被告：深圳市富顺鑫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龙辉花园031栋105A。 法定代表人：熊圣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 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宇，四川蜀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华彬，男，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成都四季通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东街176号。 法定代表人：汪广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莎，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兵，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办龙都南路537号9层1号。 负责人：赵耀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德洪、陈绍兰与被告方元川、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金牛分公司（以下简称千微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锦城公司）、滴滴（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李果、深圳市富顺鑫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货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深圳公司）、尹华彬、成都四季通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租车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前，原告申请追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龙泉驿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被告深圳货运公司申请追加实际车主付明义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滴滴（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并追加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因本案与（2018）川0112民初2909号、（2018）川0112民初3020号案系同一起交通事故，本院决定对该三案合并审理。原告高德洪、陈绍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漆鹏，被告方元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华、雷琳琳，被告千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被告平安锦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菊，被告滴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果，被告李果，被告深圳货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波，被告平安深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开宇，被告付明义，被告尹华彬，被告出租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兵、胡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075722.5元（庭审中原告请求变更赔偿标准为2017年的标准，各方当事人无异议）；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承担赔偿责任，并优先在交强险范围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判令被告尹华彬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事故一：2017年10月14日凌晨，邓某（醉酒状态）、吴某、高某（醉酒状态）、尹相州搭乘尹华彬驾驶的川Ａ×××××小型轿车（出租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01时01分许川Ａ×××××P号车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遇红灯信号停在路口外等待时高某西打开右后车门下车卧在车行道内吴某军紧跟着下车去扶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邓某里在尹华彬驾车遇绿灯后进入路口将车停于路边时，也下车去扶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2017年10月14日1时04分许，李果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粤Ｂ×××××3“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时，与停留在车行道内邓某里吴某军相撞，相撞过程中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邓某里吴某军挤撞滑移至路口中，邓某里吴某军当场死亡高某西受伤，车辆受损。2017年12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查明事发时李果驾车与行人在路口内还是路口外碰撞接触的及事故发生时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引起的作用及过错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事故二：2017年10月14日1时04分许，李果驾粤Ｂ×××××3“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时，邓某里吴某军高某西发生交通事故，高某西倒在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内受伤。2017年10月14日01时08分许，方元川驾川Ａ×××××Q“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遇绿灯信号进入路口直行时碾压到因受伤倒在路口内高某西，并拖高某西驶出路口约200多米远后停车，高某西当场死亡。事发后方元川驾车逃离现场。后驾车返回了事故现场，向现场勘查民警投案。经调查，李果驾车高某西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在车后设置警告标志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2018年2月23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方元川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果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额高某西无责粤Ｂ×××××3车在被告平安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川Ａ×××××Q号车在被告平安锦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川Ａ×××××P号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被告李果辩称：事发时是1:03分，雨下得很大，被告李果系绿灯正常行驶，当时有一棵树有阴影，踩刹车不及，李果驾驶车辆上无警示标志。事发时系履行职务行为粤Ｂ×××××3车车主为被告付明义，赔偿责任应由车主付明义承担。 被告付明义辩称粤Ｂ×××××3车挂靠在被告深圳货运公司，事发时被告李果是在帮自己开车，事故发生后，通过李果给付了死邓某里家属40000元，给付了死吴某军家属30000元。 被告深圳货运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没有异议粤Ｂ×××××3车实际所有人为被告付明义，挂靠在深圳货运公司，该车在平安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发后，被告付明义委托李果邓某里家属支付了3万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的部分诉请过高，对王晓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认可3万元，对误工费不认可；交通费请法院酌定。对成都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2017第1911-1号事故认定书不认可，与2017车鉴4117号鉴定意见内容不符，被告李果驾驶的车高某西没有直接碰撞碾压的痕迹高某西死亡是因方元川驾驶川Ａ×××××Q号车高某西接触所致，该事故应由被告方元川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受害人违反了道交法第31条、第62条，道交法实施条例47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于受害人的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告尹华彬驾驶营运出租车违反了道路从业人员管理规定43条，未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采取紧急措施，突发情况处置不当，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被告李果驾驶机动车未尽到安全驾驶也有一定的责任；被告平安深圳公司抗粤Ｂ×××××3车检测不合格，商业险免赔粤Ｂ×××××3车于2016年11月通过年检，年检有效期是2017年11月，该年审由公安交管部门在行驶证加盖了年检合格证，不属于保险条款免赔情形，故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承担责任。 被告平安深圳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认可，本次事故未划分责任，但对双方违法行为进行了明确。被告李果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邓某里醉酒从出租车下车进入机动车道，该事故是由多方过错造成，应该根据多方过错划分责任，被告李果驾驶的车辆在平安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被告李果在事发时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违法上路，根据商业险条款在商业险范围应当免赔。原告各项诉请过高，待质证后发表意见。 被告尹华彬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认可，对交警队的事故证明和事故认定没有意见，尹华彬系被告出租车公司员工，事发时系履行职务行为。 被告出租车公司辩称：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出租车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尹华彬没有过错，被告尹华彬驾驶的车辆证照齐全，事发高某西在车辆等待红灯时自行下车，交通事故证明书和事故认定书中均没有记载驾驶员尹华彬存在过错行为，尹华彬已尽到安全告知义务，乘客自行中断运输合同关系，请法院驳回原告对出租车公司的诉请。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和事故认定没有异议川Ａ×××××P号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认定没有将被告尹华彬列为当事人，尹华彬没有侵权行为。原告诉称的救助行为也是客运服务合同关系范畴，不属于本案中的侵权关系，服务合同关系也不是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请求驳回对人寿保险公司的诉请。另原告诉请过高，在质证后发表意见。 被告方元川辩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实无异议，对责任有异议，被告方元川不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此前发生了第一次事故，被告李果在第一次事故中应及时高某西转移至安全位置，但任其躺卧在车行道内。被告李果驾驶的车辆高某西进行了撞击，且未在车后设置警示标志和示廓灯。被告方元川在该事故中未发高某西在马路中间，发生事故时车上还有一名高度醉酒的乘客，故将乘客送往目的地后再返回现场，不应认定被告方元川肇事逃逸。当时通过滴滴平台搭载乘客，系滴滴快车。方元川的车川Ａ×××××Q号车在平安锦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方元川注册了滴滴司机，事发时系收到滴滴平台的委派搭载乘客，赔偿责任应该由被告保险公司和滴滴公司承担高某西的死亡和方元川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责任认定书中载高某西当场死亡。 被告千微公司辩称：千微公司向被告平安锦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千微公司系登记车主与被告方元川是融资关系，并非车辆实际使用人，该车辆不受千微公司控制，车辆由方元川选定，选购后当场交付给方元川本人，车辆的使用控制人均为被告方元川，待方元川还款结束后再登记在方元川名下，被告千微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滴滴公司辩称：滴滴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认可被告方元川当时是从事滴滴业务，滴滴业务是新型合作关系，被告方元川是自愿注册、自由接单、自主接单、有权取消、不指定场所、不限定时间、滴滴公司不提供工具、每次合作均实时结算，被告滴滴公司不存在侵权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平安锦城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没有异议，对责任划分有异议。被告方元驾驶川Ａ×××××Q号车在平安锦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方元川有逃逸行为，事发时系开滴滴，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通知被保险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平安锦城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应当免赔。事发后，平安锦城公司垫付了死者方27212.5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事故一：2017年10月14日凌晨邓某里（醉酒状态）吴某军高某西（醉酒状态）、尹相州搭乘尹华彬驾驶川Ａ×××××P小型轿车（出租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01时01分许川Ａ×××××P号车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遇红灯信号停在路口外等待时高某西打开右后车门下车卧在车行道内吴某军紧跟着下车去扶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邓某里在尹华彬驾车遇绿灯后进入路口将车停于路边时，也下车去扶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2017年10月14日1时04分许，李果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粤Ｂ×××××3“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时，与停留在车行道内邓某里吴某军相撞，相撞过程中卧在车行道内高某西邓某里吴某军挤撞滑移至路口中，邓某里吴某军当场死亡高某西受伤，车辆受损。2017年12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查明事发时李果驾车与行人在路口内还是路口外碰撞接触的及事故发生时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引起的作用及过错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事故二：2017年10月14日1时04分许，李果驾粤Ｂ×××××3“东风”牌重型厢式货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处时，邓某里吴某军高某西发生交通事故，高某西倒在车城大道龙安路口内受伤。2017年10月14日01时08分许，方元川驾川Ａ×××××Q“东风雪铁龙”牌小型轿车沿车城大道主道从龙泉方向往华阳方向行驶至车城大道龙安路口，遇绿灯信号进入路口直行时碾压到因受伤倒在路口内高某西，并拖高某西驶出路口约200多米远后停车，高某西当场死亡。事发后方元川驾车逃离现场。后驾车返回了事故现场，向现场勘查民警投案。经调查，李果驾车高某西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在车后设置警告标志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2018年2月23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方元川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果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额高某西无责粤Ｂ×××××3在被告平安深圳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川Ａ×××××Q号车在被告平安锦城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川Ａ×××××P号车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付明义垫邓某里家属40000元，垫高某西家属30000元。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垫付高某西家属27212.5元。 另查高某西父亲为高德洪，母亲为陈绍兰。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被告身份信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保单、驾驶证、行驶证、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等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公某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因侵权公某民死亡的，应当依法进行赔偿。 本案争议焦点一：事故一及事故二中各方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 事故一中，交警队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本院认为，事故一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被告李果驾车邓某里吴某军发生碰撞是在路口内还是路口外，但能够确定碰撞发生在路口附近的车行道内邓某里吴某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车行道内停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的规定，邓某里吴某军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根据交警队事故现场的天网监控，虽不能确定被告李果驾驶车辆经过路口时交通信号灯是否为红灯，但能够确定被告李果驾驶车辆经过路口时信号灯为黄灯闪烁，且事发时系凌晨，大雨，视线较差，被告李果驾驶车辆在大雨天经过路口时本更应尽到观察及谨慎驾驶的义务，但未尽到相应的观察及谨慎驾驶、安全驾驶的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具有过错。综合考邓某里吴某军及被告李果在第一次事故中的过错大小，被告李果的过错明显大于死邓某里吴某军的过错，故本院认为，第一次事故中，由被告李果承担70%的责任邓某里吴某军承担30%的责任为宜。对事故一中被告尹华彬是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第一次事故中被告尹华彬驾川Ａ×××××P号车遇红灯信号灯正常停车等待，通过庭审中播放出租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可知被告尹华斌尽到了安全注意及提示义务，对第一次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故尹华彬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同理，被告出租车公司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对第二次事故的责任划分，本院认为，第二次事故中，被告方元川驾驶车辆碾压高某西后驾车逃离现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被告李果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交警队作出被告方元川承担主要责任，被告李果承担次要责任高某西无责的责任划分适当，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二：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是否免赔？ 被告平安深圳公司辩称被告李果驾驶的BS1023号车机件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符合商业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款“被保险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规定，在商业险范围应当免赔。本院认为，该条款中检验不合格或未按规定检验，此处的“检验”保险公司并没有对其进行定义，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其进行定义。一种意见认为，应作为狭义解释，即为安全技术检验；一种意见认为应作广义解释，即车辆年审，包括“向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机动车检验标志申请表、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或者免税证明，核查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情况，取得检验标志，在行驶证副页上签注等”。本案中，被告李果驾驶粤Ｂ×××××3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经过年审合格，且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11月。换言之，对诉争条款存在两种解释，而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未就相关免责条款如何理解对被保险人进行针对性的说明，故应选择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因此对被告保险公司抗辩在商业险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三：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是否免赔？ 被告平安锦城公司主张第二次事故中被告方元川驾川Ａ×××××Q车发生事故后，存在逃逸行为，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载明事发后方元川驾驶车辆离开现场，逃逸属于法律的禁止性条款，保险公司只需要尽到提示义务，被告千微公司提交的保单中，首部及尾部特别提示部分投保人均应仔细阅读保险条款，故平安锦城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应当免赔。另被告方元川事发时系开滴滴，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规定，投保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未通知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应当免赔，故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应当免赔。被告方元川辩称，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予起诉决定书，可以确定本次事故中刑事案件中对逃逸并未确认，不存在逃逸；对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对保险公司提出的条款适用认可，但是对保险法解释第四条，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本案中车辆用途并未改变，车辆始终是在路上跑，事发时是跑的快车，平安锦城公司不应在商业险范围免赔。被告滴滴公司辩称：平安锦城公司抗辩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免赔，保险公司应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的条款应该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保险人提示的说明，并口头或书面向被保险人作出提示义务，使用性质拒赔该种约定属于保险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此种情况保险公司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对被告方元川不生效，另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不符合商业保险的根本宗旨，当前网约车已为国家认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生活来源；对于保险公司抗辩方元川逃逸应免赔，被告方元川提供了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不予起诉的决定书，认定方元川逃逸的行为是证据不足的，保险以方元川逃逸的理由拒赔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无相应依据，故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方元川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被告保险公司主张被告方元川存在逃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免赔，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对此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被告平安锦城公司主张被告方元川事发时系开滴滴快车，系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在商业险范围应当免赔。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方元川事发时系开滴滴快车，被告方元川、被告滴滴公司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合同有限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合同解除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本案中，被告方元川开滴滴快车，但未向被告平安锦城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且事发时系从事搭载其他乘客的营运行为，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在本案中虽然约定免责并未尽到提示告知义务，但根据法律规定免责的具体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应当免赔。故对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免赔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案争议焦点四：被告滴滴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本案中被告滴滴公司辩称被告方元川确系在滴滴公司注册跑滴滴快车，网约车司机和滴滴平台的关系是新型合作关系，网约车司机自愿注册，自主接单，滴滴平台不指定服务场所，不提供运输工具，在每一个订单独立存在，每次结算适时结算，滴滴公司对网约车司机通过网络平台发送乘客的信息，是面向平台所有的司机，而不是针对某个司机，每一个司机都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服务，合作司机驾驶的车辆自己提供，平台只提供支付手段，不存在劳动和服务关系，故被告滴滴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方元川辩称与滴滴公司系雇佣关系，事发时是为了完成滴滴公司的指派任务，起点和终点都是被告滴滴公司指定的，完成任务后再由被告滴滴公司支付费用；被告方元川的工作内容都是由被告滴滴公司决定，且劳务费用也是滴滴公司支付，滴滴公司派单就必须接，不接就有惩罚。顺风车业务是发给全部司机，而快车是滴滴公司指定的。即使是合作关系获利的双方也是滴滴公司和被告方元川。本院认为，被告方元川注册成为滴滴司机，在滴滴快车业务中，被告滴滴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将订单分配给指定的司机，合作司机接到订单后需按指示完成相应的任务，最后再由被告滴滴公司支付费用，若不接受相应派单则会受到滴滴公司的相应处罚，进而影响下一步接单的收入。在该模式下被告滴滴公司实际与合作司机之间形成了控制和指示的关系，在该类运输关系中，被告滴滴公司实质是以承运人的方式出现，故被告滴滴公司与被告方元川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方元川的责任由被告滴滴公司负担。 故对原告的损失，应先由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在交强险伤残限额内承担，超出部分与（2018）川0112民初2909号、（2018）川0112民初3020号案的损失先分被告平安深圳公司的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由被告方元川负担30%，由被告李果承担70%。被告方元川承担的部分由滴滴公司承担。被告李果承担的部分，先分担平安深圳公司的商业险，仍不足部分，因被告李果事发时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对被告李果的责任由实际车主付明义承担。另因李果驾驶的车辆挂靠在深圳货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付明义承担的责任，被告深圳货运公司负连带赔付责任。对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在商业险免赔的部分由被告滴滴公司承担。 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赔偿损失，本院评判如下： 1、丧葬费：29335.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死亡赔偿金：本案中，死高某西系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本院支高某西的死亡赔偿金也按城镇居民标准每年30727元计算，计算20年，即614540元； 3、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高某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及给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本院酌情支持30000元； 4、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原告主张5000元过高，本院考虑其办理丧葬事宜期间交通费的实际，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 5、近亲属住宿费：3000元，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6、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高德洪、陈绍兰虽均已达退休年龄，但均系退休工人，本院在庭审中要求原告限期提供高德洪、陈绍兰没有生活来源的证据，原告未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上述损失共计674875.5元，因涉及交强险及商业性的分摊，（2018）川0112民初3628、3020、2909号三案具体赔偿计算见附表。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高德洪、陈绍兰169180.07元； 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赔偿原告高德洪、陈绍兰82787.5元； 三、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20内赔偿原告高德洪、陈绍兰374335.10元； 四、被告付明义于本判决生效后20内赔偿原告高德洪、陈绍兰21360.33元，被告深圳市富顺鑫货运有限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高德洪、陈绍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25元，由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907.5元，被告李果承担817.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20日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徐琳 附表： 3628号案（原告高德洪、陈绍兰）、2909号案（原告王新艳、王艺茜、邓逊、邓世轩、王晓云）、3020号案（原告朱春平、吴华伟）计算方法如下： 一、各案总损失 3628号案：（29335.5元+614540元+30000元+1000元）=674875.5元； 2909号案：（29335.5元+614540元+30000元+1000元+3000元+142941.5元）=820817元； 3020号案：（29335.5元+614540元+30000元+1000元+3000元）=677875.5元。 二、分平安深圳公司交强险伤残限额110000元 3628号案中，先由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在交强险伤残限额110000元范围承担责任，余564875.5元，与2909号、3020号二案按比例分担平安深圳公司交强险伤残限额，分得30111.07元（564875.5元÷(564875.5元+820817元+677875.5元)×110000），同理2909号案分得43754.26元，3020号案分得36134.67元。 三、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分平安深圳公司商业险限额100万元 3628号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为534764.43元（674875.5元-110000元-30111.07元），应由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承担30%即160429.33元； 2909号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为777062.74元（820817元-43754.26元），应由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承担70%即543943.92元； 3020号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为641740.83（677875.5元-36134.67元），应由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承担70%即449218.58元。 超出交强险部分按责任比例计算应由平安深圳公司在商业险范围承担的总金额为1153591.83元（160429.33元+543943.92元+449218.58元），超出了其在商业险的限额100万元，故应按各自商业险占比进行分担，各案分得商业险限额分别为： 3628号案：100万元×（160429.33元÷1153591.83元）=139069元； 同理2909号案分得471522元，3020号案分得389409元。 四、各案中被告应赔偿的金额 3628号案：被告平安锦城公司应赔偿原告110000元，与其垫付的丧葬费27212.5元相互品迭后，还应赔偿原告82787.5元； 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应赔偿原告169180.07元（30111.07元+139069元）； 被告滴滴公司应赔偿原告374335.10元（534764.43元×70%） 被告付明义应赔偿原告21360.33元（160429.33元-139069元），被告深圳货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909号案：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应赔偿原告515276.26元（43754.26元+471522元）； 被告付明义应赔偿原告72421.92元（543943.92元-471522元），与其垫付的40000元相互品迭后，还应赔偿原告32421.92元，被告深圳货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020号案：被告平安深圳公司应赔偿原告425543.67元（36134.67元+389409元）； 被告付明义应赔偿原告59809.58元（449218.58元-389409元元），与其垫付的30000元相互品迭后，还应赔偿原告29809.58元，被告深圳货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