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1025民初1253号原告（反诉被告）：林口县俊达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三道通镇二村。法定代表人焦成文，男，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绍伟，男，黑龙江国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女，197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林口县。被告（反诉原告）：刘向义，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林口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男，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所地黑龙江省林口县。原告（反诉被告）林口县俊达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俊达合作社）与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俊达合作社的经营者焦成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绍伟、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及其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俊达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要求张金英、刘向义立即给付货款140000元；２.要求张金英、刘向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于2017年11月27日与原告签订《黑木耳三级菌包购销合同》，约定购买原告160000袋三级菌包，每袋单价1.6元，合同总金额256000元，被告预付100000元，余款于2018年6－7月卖木耳后付清。双方实际履行150000袋，二被告尚欠货款140000元，现二被告既不卖木耳也不同意支付剩余货款，已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告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张金英、刘向义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俊达合作社补足反诉人黑木耳实际损失45744元[（15000斤一13240.6斤）×26元＝45744元]，违约金13723元（45744元×30%＝13723元）；未履行菌包1万袋违约金4800元（16000元×39%）；以上合计64267元。2.反诉费用由俊达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27日，张金英、刘向义与俊达合作社签订了《黑木耳三级菌包购销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张金英、刘向义购买俊达合作社菌包16万袋，每袋单价为1.60元。因双方在黑木耳种植方面已经合作一年，张金英、刘向义曾亏损18万余元，为此俊达合作社在该合同中保证其提供的菌包每袋产一两菜，张金英、刘向义向俊达合作社给付定金10万元，并且约定余款在卖木耳时结算。2018年4月16日俊达合作社向张金英、刘向义提供菌包15万袋后没有其他菌包可提供。在木耳种植期间，双方多次通过口头和电话对约定的产量进行沟通，均同意在出售木耳时检斤结算。俊达合作社并未按照合同履行，将张金英、刘向义起诉并申请法院保全了张金英、刘向义种植的黑木耳。2018年9月29日，经法院派人对黑木耳检斤，结果毛重13410.6斤（其中包括散卖784斤，袋皮140斤，去年剩的120斤）。实际净重13240.60斤，与俊达合作社保证的数量差1759.4斤。张金英、刘向义认为：俊达合作社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应对张金英、刘向义承担补足义务和违约责任，张金英、刘向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向本院提出反诉。俊达合作社对张金英、刘向义的反诉辩称，一、张金英、刘向义提起反诉，要求俊达合作社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实际的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虽然合同中约定购买菌包数量为160000袋，但由于张金英、刘向义的资金及经营能力所限，提出只购买150000袋，双方均表示一致，说明双方对原购销合同进行了变更。合同中第二条明确约定，如因天气影响或认为管理不当，减产与甲方无关，根据张金英、刘向义在反诉状中所答辩的事实，俊达合作社所销售给被告的菌包实际每袋的产量均应在1两以上，张金英、刘向义自认经法院专人现场测重达13000余斤，并且，自认在法院现场量重前，已出卖了部分木耳的事实，具体实际出卖木耳多少，不应以张金英、刘向义所主张的斤数作为依据。但可以证明一个事实是，张金英、刘向义已经出售了部分木耳，按照其二人的说法与实际的产量仅差1000余斤。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俊达合作社所销售的菌包是符合双方质量约定的。俊达合作社在该购销合同中不存在违约，因此，更谈不上赔偿损失及承担违约责任。二、张金英、刘向义在反诉状中既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又要求支持违约金，且要求支付违约金存在重复计算，缺乏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中双方约定违约金的，按照约定处理，而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更没有约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及方法，而张金英、刘向义直接按照其主张金额的30%计算违约金，显然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而在合同履行中，违约只能按照一种方式计算，而张金英、刘向义既主张其所辩解的俊达合作社少支付10000袋菌包，计算一次违约金，又以其所主张的未达到实际约定产量，再一次计算违约金，显然该种计算方式是与法律相悖的。综上，俊达合作社在购销合同的履行中，既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违法行为，张金英、刘向义要求俊达合作社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张金英、刘向义的反诉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均向本院提供的《黑木耳三级菌包购销合同》。本院认为，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合同合法有效。从合同中可以看出，双方签订了16万袋木耳菌包的购销合同，俊达合作社保证每袋成品菌包能出一两菜，每袋菌包单价1.60元，张金英、刘向义先付定金10万元，余款于2018年6－7月份卖木耳时结算。对于俊达合作社提供的证人段某证实双方自愿变更合同标的为15万袋菌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为段某证实，只是在酒桌上听说双方赊购15万袋菌包，并不能证明双方自愿变更合同标的为15万袋菌包，只能证明双方实际履行了15万袋菌包。且此证据为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俊达合作社提供的证人杨某、吕某证明每个成品菌包出菜在一两以上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因为二个证人与张金英、刘向义不是在同一县市，双方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温度、湿度均不一样，对菌包的出菜度有明显的影响，不具备可比性。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张金英、刘向义提供的其散卖给农户木耳数量明细表，总重量为784斤，该份明细表有购买人的姓名及数量，也有购买人亲自确认的签名，意在证明俊达合作社提供的菌包产量未达到一两菜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因为此证据是张金英、刘向义单方记载，只能证明其向所记载的散户卖出了784斤的木耳，不能证明其没向其他散户销售木耳。对于张金英、刘向义提供的证人宋某证明张金英、刘向义购买菌包后，严格按照黑木耳种植的流程进行操作，同时证明如果造成损失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木耳重量，是由于俊达合作社在粉碎锯末时给张金英、刘向义造成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证据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并且俊达合作社粉锯末是否会给张金英、刘向义造成损失，张金英、刘向义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故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俊达合作社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立即给付货款140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为双方实际履行了15万袋木耳菌包，单价1.60元，合计240000元，扣除先付的100000元，剩余140000元，张金英、刘向义应予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反诉要求原告（反诉被告）俊达合作社未履行菌包1万袋违约金48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为俊达合作社未按合同约定的16万袋菌包履行合同，少给付了1万袋菌包，给张金英、刘向义造成了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应为10000袋×0.1斤（每袋出一两菜）×26元（现在木耳市价）＝26000元，减去10000袋×1.60元（每袋菌包单价）＝16000元。计10000元。可见张金英、刘向义反诉请求4800元少于实际损失，根据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自主决定权，本院对此项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张金英、刘向义反诉要求补足黑木耳实际损失45744元、违约金13723元的请求，因其未举出每袋菌包出菜未达到1两菜的有效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俊达合作社要求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立即给付货款140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反诉要求原告（反诉被告）俊达合作社未履行菌包1万袋违约金48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林口县俊达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货款1400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林口县俊达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违约金4800元；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张金英、刘向义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550元、保全费1220元由被告张金英、刘向义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03.5元由反诉被告林口县俊达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书记员 张凤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