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鲁0612行初57号原告丁永涛，男，1977年7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烟台市牟平区。被告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汤泉路1号。法定代表人邹得民，镇长。委托代理人常宗信，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信访办主任。被告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公局，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正阳路309号。法定代表人陈传江，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磊，该局法制室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冯方，该局法制室民警。原告丁永涛诉被告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称龙泉镇政府）、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公局（以下称牟平公安分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永涛、被告龙泉镇政府副镇长王华伟及委托代理人常宗信、被告牟平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张磊、冯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永涛诉称，原告是做彩票和股票等投资工作的，因为有人非法定位骚扰故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因公安机关不受理或查不出来，所以原告到北京上访以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于2016年3月份到北京上访时，被被告龙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被告牟平公安分局龙泉派出所的几名警察以检查身体为由非法拘禁送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也称烟台市精神卫生中心）做了精神病方面鉴定，而且被医生鉴定为“妄想症”，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在做脑电图检查时有可能电线短路伤害了原告的大脑神经系统。从医院出来后，原告发现自己被脑控了，就是大脑想什么嘴里不说别人都知道，而且经常有人发射电波攻击其大脑和内脏器官，经常出现耳语、头痛、头晕、心慌、胸闷等各种不良反应，这种高科技犯罪，严重干扰了原告日常工作和生活。请求法院确认二被告将其带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做精神病鉴定的行为违法，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整。原告并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原告的陈述共二页。2、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的门诊病历复印件共三页。3、被告牟平公安分局作出的牟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下称001号通知书）。4、被告龙泉镇政府作出的《受理告知书》。5、原告与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星石泊村（以下称星石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星石泊村委会）一位姓常的村干部的电话录音文字材料。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二被告违法将原告带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精神病方面鉴定的行为对原告的身体造成伤害，原告向二被告提出赔偿请求后，两被告均不予受理。被告龙泉镇政府辩称，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被告系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监护程序、通过正规医院对原告进行的病情测查，不存在实施非法拘禁行为的事实。自2012年以来，原告以被人“非法定位跟踪骚扰”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多次进京到中南海、天安门等重要场所附近以及各级公安机关和信访部门上访，扰乱公共秩序，曾多次被北京警方或烟台市公安局驻京办训诫。2016年3月9日，原告又以同一理由到中南海上访期间被被告劝返。被告经与原告户籍地的星石泊村委会联系，并征得原告弟弟丁某的同意并监护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10日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对原告进行了全面的心理测试，经该院诊断原告患有“妄想性障碍”。2016年11月24日，为完全消除原告怀疑自己身体被人植入芯片的精神疑虑，被告再次与村委会及原告弟弟协商，共同带原告到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以下称烟台山医院）进行颅脑CT等全面检查，经诊断未发现原告脑部存在芯片或金属物。两次检查中，原告的弟弟丁某和两名村干部常某和丁秀山均全程参与监护陪同，并在门诊病历中签名佐证，不存在非法拘禁的问题。二、原告诉称的“被人定位、跟踪、骚扰、脑控”等病情病史在2012年以前就已病发，而非2016年经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诊断之后引起的症状。在2016年3月10日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的门诊病历中记载，原告陈述“于四年前不明原因出现怀疑被人跟踪、监视，被人在体内安放了芯片，具有GBS功能，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并且，在2016年3月11日牟平公安分局龙泉派出所（以下称龙泉派出所）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原告也是称四年前出现的这类情况。因此，原告所称的“被人定位、跟踪、脑控”等症状与2016年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测查无关。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龙泉镇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烟台市公安局对原告所作的训诫书。证明2016年3月9日原告到中南海附近非访被烟台市公安局依法训诫的事实。2、龙泉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训诫书。证明2016年3月11日龙泉派出所对原告进京非访依法作出训诫。3、2016年3月11日龙泉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4、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的门诊病历（同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和诊断证明书。5、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的眼动（EM）测定分析报告。6、烟台山医院的影像科CT诊断报告。7、2016年12月4日龙泉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在笔录中陈述，因怀疑脑子里被人安了芯片，于2012年12月开始到北京上访。8、领导包案接访、下访记录。9、原告向社会发出的两份求助信。上述3-9号证据证明，原告所称的“怀疑被人跟踪”、“身体里安装了芯片”、被定位监控等症状在2016年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检查之前就有，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对原告作出的“妄想性障碍”的诊断是具有权威性的结论，但原告表示自己没有病、不需住院治疗。10、星石泊村委会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被告在陪同原告去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和烟台山医院的两次检查中，不存在非法拘禁、强迫原告的违法行为。11、烟牟龙信不受[2018]7号不予受理告知书（以下称7号告知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5月7日书面告知原告对其提出的行政赔偿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并告知原告于法定期限内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被告牟平公安分局辩称，一、原告无诉讼行为能力，不是适格的当事人。经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诊断，原告为妄想性障碍，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进一步证明原告具有精神障碍，无诉讼行为能力。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在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做“脑电图”检查时，电线短路伤害了其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自己被“脑控”，经常有人发射电波攻击其大脑及内脏器官，根据现有科学实验以及事实经验，以上内容无法实现，被告也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牟平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2016年3月11日龙泉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同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交的3号证据）。2、烟台市公安局对原告所作的训诫书（同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交的1号证据）。3、龙泉派出所对原告所作的训诫书（同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交的2号证据）。4、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的门诊病历和诊断证明书（同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交的4号证据）。5、被告龙泉镇政府于2017年8月31日向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督查室提交的《关于丁永涛反映人身损害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以下称《情况报告》）。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号证据仅是原告个人主张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原告对自己的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对2-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5号证据不予认可。对被告龙泉镇政府提交的11份证据，原告对其中记载的内容提出异议认为，自己被定位骚扰是在2016年3月去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做精神病鉴定以前就有的，而脑控是在做精神病鉴定以后才出现的状况，对其他的证据没有异议。对被告牟平公安分局提交的5份证据，原告对其中5号证据《调查报告》中记载的其“在牟平一中读书期间就患有精神抑郁症”内容有异议，对其他的证据没有异议。庭审中，被告龙泉镇政府并申请常某和丁某二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常某，系星石泊村两委成员，而证人丁某系原告的同胞弟弟。该二人均证实，与被告一起陪同原告分别于2016年3月和2016年11月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和烟台山医院对原告进行身体测查，在这两次检查的过程中，二被告均无违法行为，也没有对原告进行加害行为和强迫行为。证人常某还证明，原告平时经常离家出走，偶尔回村，其“行为异于常人，平时在脚底下安两个铁板，脖子上插一个电线，说是为了防辐射，并且怀疑被人植入芯片到北京上访”，与家人关系紧张，被告龙泉镇政府曾在检查结束后交给其500元钱，让其与家人处理关系。原告对证人常某陈述的关于500元钱的来由表示异议，对两证人的其他陈述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4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对其所述内容可综合到原告陈述内容中；对原告提交4号证据，原告主张系与村干部的电话录音文字材料，但原告并未提交录音载体加以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系两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制作的程序性行政文书和调查材料，内容和格式客观、合法，相互印证了案件的来源，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对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对其中部分内容提出的异议和原告对证人常某关于500元钱的来由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应结合原告信访经历和本案具体案情综合评判。经审理查明，原告丁永涛户籍所在地为星石泊村。原告自述，自2014年以来不间断到省和国家级的信访机关反映问题。2016年3月9日，原告以怀疑被人在身体里安装了芯片、身体被人定位监控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附近上访，被烟台市公安局予以训诫。被告龙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经对原告进行劝返工作后，将其带回其户籍地星石泊村。2016年3月10日，经与星石泊村委会联系，征得原告同胞弟弟丁某同意后，被告龙泉镇政府和牟平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会同星石泊村委会的两名村干部常某、丁秀山和原告同胞弟弟丁某一起，陪同原告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身体测查，该院门诊病历中记载：“于四年前不明原因出现怀疑被人跟踪他、监视他，为此多次到市、省、中央相关部门上访，并印制求助信，称被人在体内安放了芯片，具有GPS功能，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取出……”经检查初步诊断原告为妄想性障碍。后因原告仍反映其大脑被植入了芯片，为打消其精神顾虑，2016年11月24日，前述人员又陪同原告到烟台山医院做颅脑CT扫描，烟台山医院的检查报告意见为未见明显异常。2018年4月9日，原告向两被告分别提出赔偿申请。被告牟平公安分局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001号通知书，认为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决定不予受理。被告龙泉镇政府于2018年5月7日作出7号告知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并告知原告于法定期限内通过法定途径解决。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规定，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给自己造成损失已向二被告提出赔偿请求，在接到二被告的不予受理告知后，根据法律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本来是做彩票和股票等投资工作的，可能每天的收入能挣个十万二十万的，但是由于二被告对其进行精神障碍鉴定过程中，导致其身体受到损害使其经济收入还不及普通打工者赚钱多，要求二被告赔偿其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失共计人民币15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只有违法的行政行为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前提要有证据证明二被告将其带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身体测查存在违法行为或者加害行为、其损害是由二被告的该违法行为或者加害行为造成的。本案根据现有证据，被告因原告丁永涛经常上访反映的问题比较特殊、怪异，结合原告亲属及村民反映的其行为怪异等情况，在原告又去北京市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经劝返将其带回户籍地，为查清原告的身体状况，与原告户籍地的星石泊村委会人员及其同胞弟弟丁某一起，陪同原告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原告也自述曾因为这个原因多次到省市和国家的有关部门信访。本次到烟台市心理康复医院进行测查，得到其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原告家属的同意和陪同，其本人在事前也是同意的。星石泊村委会的书面证明和常某以及原告弟弟丁永涛两位证人的当庭陈述，证明二被告在带原告去医院检查的过程中并未对原告有违法行为和强制行为，也无其他不当行为。据此，可以认定二被告将原告送到医院进行身体测查是出于保护原告人身健康权的考虑，并且有其家人陪伴和户籍地村委会人员的陪同，本质上属于对原告的救助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对二被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且二被告的行为并不违法，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二被告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以及其人身权益因二被告的行为受到侵害，其要求二被告赔偿150万人民币的请求也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被告牟平公安分局辩称的原告具有精神障碍、无诉讼行为能力、不具有适格原告主体资格，因原告是否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司法确认，本院不宜认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丁永涛的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燕审 判 员  姜振明人民陪审员  王忠诚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刘雪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