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9010号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法定代表人：赵剑英，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金隅嘉华大厦C座710室。法定代表人：付国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瑞雪，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图书馆，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106号。法定代表人：任竞，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北京市融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千秋伟业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102号。法定代表人：刘立峰，总经理。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社科社）与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超星公司）、被告重庆图书馆、第三人北京千秋伟业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秋伟业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社科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录，被告超星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和彭瑞雪，被告重庆图书馆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巍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千秋伟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社科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停止侵权，删除重庆图书馆网（www.cqlib.cn）中的涉案图书；2.二被告连带赔偿社科社经济损失25200元及合理开支（公证费）42元。事实与理由：社科社经合法授权取得文字作品《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比较研究：1900-1949》（以下简称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性质为专有使用权，社科社在授权地域和授权期限内享有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2015年，社科社在重庆图书馆网站内的超星电子书数据库中发现涉案图书。经查明，系二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将涉案图书扫描制作电子版本后，上传至重庆图书馆网站，以供读者在线阅读，牟取高额回报。二被告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社科社对涉案图书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的法律责任。超星公司辩称：1.不认可社科社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超星公司传播涉案图书是基于与社科社签订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涉案图书包含在合同范围内，且该合同一直在实际履行中，超星公司无侵权的主观故意，因此超星公司依法取得了社科社的授权，未侵犯社科社的权利。3.超星公司取得了社科社授权的同时，也取得了涉案图书作者的授权，亦未侵犯社科社的权利。不同意社科社的全部诉讼请求。重庆图书馆辩称：1.不认可社科社享有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社科社提交的《图书出版合同》只能证明合同签约的甲方与出版物的作者姓名相同，合同中没有甲方的任何身份信息，合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出版的真实情况亦无法核实确认；2.重庆图书馆只是提供链接服务，通过链接点入后，是超星公司提供了在线阅读服务，重庆图书馆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删除了涉案图书；3.即使超星公司构成侵权，也应当由超星公司承担，与重庆图书馆无关。不同意社科社的全部诉讼请求。千秋伟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图书的著作权归属情况《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比较研究：1900-1949》一书是由社科社出版，署名“杜俊华著”，版次为2013年8月第1版，全书共计315千字。涉案图书内容部分页面中有脚注，书末附有主要参考文献。二被告表示，涉案图书部分页面中有脚注，书末亦附有参考文献，由此涉案图书的性质并非原创。2013年4月21日，杜俊华与社科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著作权人）杜俊华，乙方（出版者）社科社，作者署名杜俊华著，作品名称为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比较研究（1900-1949），甲方授予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出版发行涉案图书汉文文本、外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拾年。合同落款处有杜俊华的签字和社科社的公章。二被告对前述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原告未提交作者的身份信息，无法证明签字作者与涉案图书所载明的作者系同一人；合同中没有关于版税和稿酬的约定，未给社科社造成任何损失。二、关于二被告传播涉案图书的情况2015年10月9日，社科社申请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对浏览相关网页情况进行公证取证，公证记载情况如下：在浏览器中输入“www.cqlib.cn”，进入重庆图书馆网站，点击“数字资源”，在进入页面中点击“远程访问系统”，在网址为222.177.237.213的页面中输入用户名及密码后，进入相应页面，点击“超星电子书（包库）”，在进入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涉案图书名称得到搜索结果后，点击“网页阅读”，显示该书目录、版权页及图书内容，通过下拉框控制浏览涉案图书内容。社科社据此主张二被告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完整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社科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二被告表示前述公证书制作过程中未注册录像软件，由此获取的内容无合法依据，由此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表示公证过程中仅浏览的部分内容，并非涉案图书全文，不能证明是全文阅读。为此原告提交了（2014）一中民终字第3728号民事裁定书、（2013）海民初字第23814号民事判决书，主张上述判决中法院仅依据公证播放的剧集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关于超星公司的抗辩情况（一）关于超星公司与涉案图书作者之间的授权情况超星公司主张其取得了涉案图书作者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此提交了《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授权书》（以下简称《授权书》）。2003年4月21日，超星公司（乙方）与杜俊华（甲方）签订《授权书》，《授权书》约定：1.1甲方将个人作品（第四条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专有许可方式授权给超星公司；1.2乙方向甲方赠送十年期读书卡,甲方成为数字图书馆会员，十年期满后，乙方可应甲方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3.1本授权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4.其他（内容为空）。《授权书》有杜俊华签名。关于《授权书》的有效期和续期问题，超星公司表示《授权书》虽对此未明确约定，但约定了赠送读书卡的期限并可应作者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由此授权有效期应与赠送期限一致，没有相反意见均视为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超星公司还表示，《授权书》到期后杜俊华未提出异议。社科社对上述《授权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授权书》中签名是否为作者本人所签不确定，作者并未将涉案图书的相关著作权授予超星公司，超星公司不享有涉案图书的任何权利。（二）关于超星公司与社科社之间的合作情况超星公司主张，其与社科社签订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依据该协议可以证明双方约定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加工成数字图书馆，供读者浏览和下载，合同所涉及作品应当包含涉案图书；在双方十多年的合作中，王磊是社科社唯一授权代表，负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的洽商、签署、收取合作款项、更改收款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款改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收款）、合作款项票据的传递等，始终是超星公司工作人员白可静与王磊进行沟通，中途未曾更换过工作人员；超星公司与社科社除上述协议外，再无其他业务往来。故超星公司并未侵犯社科社的合法权益。为此超星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002年3月20日，社科社与超星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为促进优秀文化成果的交流与传播，对出版社旧版图书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推进数字出版事业的进程，规范数字图书的合法使用，保护相关著作者的合法权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合作事项。1.双方合作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作品加工成数字图书，建立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供读者开架浏览和下载使用，宣传推广销售数字图书及在版新书；2.原书及数字图书著作权及邻接权归原权利人所有，双方合作事先征得相关权利人授权许可；3.为充分保障著作者权益，双方确定对下载使用专卖店内数字图书采取“注册会员制”方式进行收费；双方共同发行销售会员读书卡可在有效期限内浏览和下载专卖店内数字图书；4.双方根据各自优势确定分工合作项目，并按相应比例对总收益进行分配、分工项目细则如下：（1）著作权30%：包括相关著作者作品使用报酬以及出版社的图书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邻接权；（2）数字化加工制作10%：按照数字图书使用销售及防盗版的要求，将纸本图书加工制作成数字图书；（3）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建设专卖店、包括网页设计制作维护、网站广告宣传；（4）软件技术10%：适宜于远程传输、浏览和销售数字图书的专用浏览器；（5）读书卡销售35%：开展代理销售、网上销售、并进行售后客户服务；（6）读书卡制作成本5%：会员读书卡的设计制作。5.双方确定总收益计算公式为：专卖店内数字图书被下载总页次数/超星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下载总页次数*当期全部会员费收入；6.双方确定对会员读书卡销售情况、专卖店内数字图书浏览和下载情况进行实时查询；7.双方确定收益计算及分配起始日期为每年12月1日；8.双方约定全部行为接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监督和指导。二、社科社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社科社承担下列工作：著作权费30%、数字化加工制作10%、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10%，社科社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社科社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就同一件作品在网上开展类似合作；3.社科社有权确定数字图书馆专卖店的书目；4.社科社视合作情况可书面提出中止数字图书专卖店合作。三、超星公司的权利义务。1.经过双方约定，超星公司承担下列工作：软件技术10%、读书卡销售35%、读书卡制作成本5%，超星公司应得收益为总收益的50%；2.超星公司可以同时与任意第三方建设数字图书专卖店，进行数字图书的制作与销售；3.超星公司视合作情况可书面提出中止数字图书专卖店合作。四、违约责任。1.任意一方违反协议义务使对方权利受到侵害的，应负赔偿责任；2.其他违约责任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五、生效及纠纷解决。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应首先提交有关版权仲裁机构裁决。合同后附《期刊数字专卖店合约备忘录》。2.2006年至2015年超星公司向社科社支付费用的票据，票据金额共计155000元，以及超星公司员工邮件打印件。票据记载事项具体如下：（1）现金支出凭证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细目和摘要为作品使用费、社科社，金额为8000元；北京千秋伟业社科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18日，商品名称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8000元；盖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公章的《出版社图书版权使用报酬表》复印件，载明时间为2006年1月20日，出版社名称为社科社，用途为作品使用费、应付金额8000元，实付金额8000元，并有“王磊”签字，该表格无原件。（2）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6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7000元；银行存根一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08年10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08年10月9日，商品名称为资料费，金额为7000元；（3）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5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存根两张，载明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13日和2010年1月19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北京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5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4）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1月29日，收款单位为社科社（北京青年社科书店、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10000元；银行转账支票一张及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为2010年12月13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均为5000元，共计10000元；（5）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5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使用费，金额为12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1年12月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12000元；（6）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5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1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2年12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25000元；（7）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5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开具的发票两张，载明时间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和2014年1月1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10000元、15000元，共计25000元；（8）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4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28000元；北京银行客户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2月5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28000元；（9）支票领用登记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收款单位为千秋伟业公司，用途为作品使用费，金额为30000元；北京银行电子回单一张，载明时间为2015年12月8日，其余记载事项与支票领用登记单基本一致；千秋伟业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张，载明时间为2016年1月7日，商品名称为图书，金额为30000元。3.《证明》、王磊名片、社科社在关联案件中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王磊相关网络报道的网页打印件、王磊字迹对比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网网页打印件以及ICP查询网页打印件。超星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明》，其主张该《证明》由王磊出具，其中载明：对于超星公司与社科社在2002年3月20日签订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由于协议签订时间较早，当时社科社没有数字出版中心，故出版社指定其下属的读者批发服务部——中国社科青年书店代收合作协议的合作款项；在后续款项支付过程中，中国社科青年书店更名为千秋伟业社科书店，至今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又改名为千秋伟业公司；该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自签订之后一直履行至今，特此证明。落款处有“王磊”签字及单位、职务、身份证号，并附有“王磊”的名片，名片载明：王磊为社科社宣传策划室主任、发行部副主任。庭审中，王磊并未出庭发表意见。社科社出具的《关于王磊任职情况的说明》载明：王磊1992年8月任社科社发行部副主任，负责纸质图书的相关销售；2003年发行部设立宣传策划室，负责编制出版社新书书目和纸质图书宣传营销活动，王磊兼任室主任；2005年，发行部宣传策划室提升为营销策划部，王磊任主任；2013年10月王磊正式退休；营销策划部负责出版社图书信息调研反馈、市场营销策划及推广、媒体运营发布等工作，无纸质图书、电子书销售以及版权运营职责。超星公司为证明王磊身份，还提交了王磊相关网络报道以及社科社网的网页打印件，打印件显示在2005年到2016年的网络报道中，均有提到“社科社营销策划部王磊”，据此证明王磊是社科社员工。4.社科社网站打印件、电话录音、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千秋伟业公司的工商信息网页打印件以及工商查询档案。社科社网站打印件显示社科书店联系方式为85195949。2017年6月2日，超星公司员工拨打上述社科书店电话，该书店工作人员提到赵子和是社科社的老员工，专门销售社科社图书。千秋伟业社科书店以及千秋伟业公司工商信息打印件、工商档案均显示法人为赵子和。工商档案载明：2014年11月1日，千秋伟业社科书店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名称为千秋伟业公司，赵子和同意将千秋伟业公司30万元股权转让给刘立峰；2014年12月10日，赵子和与刘立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5.（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谈话笔录。2017年5月23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组织的询问谈话中，合议庭问被上诉人即社科社“对千秋伟业原名中国社科青年书店认可吗”，社科社回答“认可，王磊是我方员工，王磊是退休返聘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合议庭再问道“王磊可以出庭吗”，社科社回答“需要后期联系王磊”。超星公司据此主张王磊目前仍在社科社上班，社科社完全有能力查实案件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却回避躲闪，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证明王磊证言的真实性。6.（2008）一中民终字第230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涉及到作者与超星公司签订的《个人作品收藏授权书》中关于授权作品范围解释的问题，该案中的授权书内容与本案《授权书》内容不一致，判决书认定授权作品应当包括授权书签订之后至少十年内创作完成的作品。超星公司据此认为，本案《授权书》授权作品范围应包括合同签订之日后发表的作品，即包括涉案图书。7.超星读书卡及其封面、超星阅览器安装光盘以及(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超星读书卡封面载明“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打开光盘内文件显示修改日期为2000年，并含有阅览器SSReader的安装说明书。(2009)一中民终字第7878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载明“确认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与超星公司曾于2000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订过‘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的合作协议书之事实”。超星公司据此主张其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制作读书卡的义务，并且在读书卡、光盘、《协议》中均标识了“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8.超星公司与重庆图书馆签订的《重庆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共建协议书》。2011年12月，超星公司与重庆图书馆签订《重庆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共建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合作在重庆图书馆以本地镜像方式建设一个拥有海量图书数据、局限于重庆图书馆内部局域网IP范围内和重庆图书馆重庆内的正式读者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认证使用的数字图书馆”。超星公司据此主张其通过图书馆的渠道资源快速、高效的向广大读者提供数字图书的浏览和下载使用，且本案中与重庆图书馆的合作即基于本协议。9.SSReader的用途与使用技巧。据此证明超星公司在2000年就已经拥有较为成熟完善的数字图书加工技术和数字平台建设技术，有充足的履行《协议》的履约能力。10.超星公司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和平出版社、气象出版社签署的《数字图书专卖店建设协议》以及相关付款凭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具的《关于和超星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上述协议与本案《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关于和超星公司进行图书数字化合作的情况说明》载明：最初履行合同时，双方是按照合同预想的合作经营模式，将图书进行数字加工后，直接对读者进行会员读书卡销售，然而此种模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低，市场开拓非常缓慢，……，为更好的利用各方资源，减少成本，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在搭建数字图书平台时根据实际情况，超星不再为我社单独建立数字图书专卖店，而由超星建立统一的数字图书馆，将各出版社图书统一分类，快速拓宽销售渠道，……，虽然后期合作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并不影响双方利用我社图书资源超星的平台资源进行图书数字化销售的合作目的，鉴于早期各数据库平台均无数字图书销售的实践经验这一事实，此种合作模式也是行业惯例等。超星公司据此主张其为积极促成合作共赢的目的，由直接向读者出售读书卡调整为通过图书馆机构向读者提供数字图书，这是超星公司与出版社合作的交易惯例和出版社图书数字化的行业惯例。社科社对上述证据（除无原件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协议》仅是就建设社科社数字图书专卖店达成的合作意向，依据该协议，社科社承担著作权费、数字化加工制作、服务器、网站平台建设维护等工作，即便建立了“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的所有者也应为社科社，而“超星图书馆”平台是由超星公司所建立，“超星图书馆”平台所收录的图书均为超星公司自行进行数字化加工制作，“超星图书馆”平台的所有者为超星公司；《协议》约定，社科社有确定“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平台书目的权利，而“超星图书馆”平台的书目均由超星公司所确定，并非社科社所确定，因协议的意向性，社科社未向超星公司提供任何书目，因此，合同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根据《协议》约定的总收益的计算方式，也可以明确出版社数字图书专卖店与超星数字图书馆系两个独立且权属不同的平台；《协议》是双方于2002年3月20日签订的，涉案图书系2002年3月20日以后出版发行，不应包含在《协议》作品范围内。对于与《协议》履行相关的证据，社科社主张其从未收到过超星公司支付的任何所谓的作品使用费，且向超星公司开具发票的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发票内容一栏明确载明商品名称为图书，而超星公司所谓的作品使用费均系其自行填写，款项的性质应当依据合法发票载明的内容进行认定。关于王磊，社科社从未授权王磊作为代表就版权事宜同超星公司进行业务接洽，也未收到过相关的任何版权费用，与王磊相关的证据均不认可。为说明王磊的身份，社科社提交了其在（2017）京73民终876-884号案中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中载明：王磊自1979年2月起在社科社工作，先后担任发行部副主任、营销策划部主任等职务，工作职责为纸板图书营销宣传、营销活动策划等；该人于2013年10月退休，退休后至2016年12月被社科社返聘，返聘期间，主要协助营销策划部负责人组织纸板图书营销宣传、营销活动策划及社科书店经营等工作。另，本院曾于2017年12月13日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北里16号楼201摊位（原102摊位）的千秋伟业公司营业地，对千秋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立峰进行了询问谈话。刘立峰述称，2015年2月6日，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名称变更为千秋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子和变更为其本人，股东也进行了变更，通俗来说就是本人盘下这个书店进行经营，对于盘店未签订合同，仅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前千秋伟业社科书店只卖社科社的书，变更后千秋伟业公司只卖教辅类的书；对于超星公司提交的2006年至2015年付款票据，其中2015年4月29日和2016年1月7日的发票确实是千秋伟业公司出具的，因为超星公司从本店购买图书，所以才出具相应发票，相关费用也未付给其他人，直接入千秋伟业公司账户；对于其他付款票据，均不了解具体情况；现在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没有任何关系。社科社对上述调查内容不持异议。超星公司对其形式真实性认可，但认为部分内容陈述有错误，刘立峰提到超星公司向其购买纸质图书，据核实超星公司未向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购买过任何纸质图书，且2016年1月7日出具的发票金额为3万元，按照图书市场的批发业务，任何图书公司在销售图书中均会有详细的出库单，且金额十分明确，不可能是一个整数，刘立峰应有能力提供出库单，其表述是虚假的；刘立峰说没有与赵子和签过任何交接协议和超星公司向其购买纸质书的表述，是在刻意的对事实进行错误陈述；刘立峰提到赵子和在2015年之前只卖社科社出版的图书，而王磊又是发行部的副主任，电话录音也确认了赵子和是社科社的员工，基于此，超星公司认为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存在利害关系，王磊出具的证言真实可信；调查内容无法否认2006年至2015年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存在合作关系。四、关于重庆图书馆的抗辩情况重庆图书馆主张其与超星公司合作之初即要求超星公司对其提供的数据库内容提供版权承诺，重庆图书馆不应承担责任，为此重庆图书馆提交了超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承诺书》载明：超星公司以链接的方式向重庆图书馆提供服务的超星电子书内容经过相关权利人的授权，重庆图书馆只负责本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与网络环境及反馈使用者提出的相关信息，并不具体参与“超星电子书”的运营；超星公司负责组织“超星电子书”的相关数据及书目信息的上传、修改、维护，并保证“超星电子书”的正常运行；如因“超星电子书”的推广使用引起任何著作权、人身权等侵权纠纷，超星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使诉讼得到圆满解决，承担全部相关责任，并承担与诉讼案件有关系的一切可能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重庆图书馆还提交了题为《高校图书馆利用商业数据库有关著作权等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新闻报道网页打印件，认为根据该报道，高校图书馆利用商业数据库仅限于通知并协助数据图书库提供商删除涉案作品的义务，并不承担赔偿责任。五、其他情况社科社为证明其为诉讼支出的费用，提交了金额为5000元的公证费发票，并表示本案根据涉案图书数量主张42元。以上事实，有社科社提交的图书、《图书出版合同》、公证书、公证费发票，超星公司提交的《协议》、电子回单、支票领用登记单、现金支出凭证、电话录音、电子邮件、发票、《授权书》、证明、名片、网页打印件、工商查询档案、判决书、笔录，重庆图书馆提交的承诺书、网页打印件以及本院质证笔录、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图书的著作权归属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作品著作权的证据。涉案图书系合法出版物，封皮署名“杜俊华著”。本案中，关于涉案图书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双方存在不同意见，社科社主张社科社依据《图书出版合同》取得了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超星公司则认为超星公司依据涉案图书作者向超星公司出具的《授权书》而享有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由此，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第一，涉案图书出版日期晚于《授权书》出具日期，《授权书》中授权范围是否包含《授权书》签订日期之后授权作者发表的作品；第二，如果包含，社科社是否享有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授权书》所授权的作品范围是否包含涉案图书的问题。从《授权书》中约定的内容来看，约定的作品范围为“个人作品”同时约定了“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除外”，但并未对《授权书》签订时间以后授权作者发表的作品进行明确约定，《授权书》中关于特别声明不授权的作品条款中标注为空，且《授权书》中关于有效期及续约问题均未作出约定，仅约定超星公司向作者赠送十年期读书卡及期满后可应作者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根据以上约定，考虑到《授权书》采用的是一揽子取得作者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之使用授权的方式，以及前述授权对价和对非授权作品做出的要求，本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授权书》所授权的范围无法包含《授权书》签订之后所出版的涉案图书。超星公司关于其已经取得涉案图书授权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关于社科社是否享有涉案图书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涉案图书作者将合同有效期内的涉案图书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社科社，该合同尚处于有效期内，由此社科社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犯涉案图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二被告不认可社科社享有涉案图书的相关权利，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本院对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二、关于二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社科社主张二被告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社科社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超星公司辩称其传播涉案图书是基于与社科社签订的《协议》，涉案图书包含在《协议》范围内，且该合同一直在实际履行中，超星公司无侵权的主观故意，因此超星公司取得了社科社的授权，未侵犯社科社的相关权利。社科社对《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协议》不应包含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社科社从未收到过超星公司支付的任何费用，向超星公司开具发票的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且因未实际履行合同当然终止。对于超星公司的该项辩称，本院认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是确认《协议》所针对的作品是否包含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合同解释应当符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同时也应符合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协议》首段载明“是对旧版图书的二次开发利用”，第一条中载明“双方合作将社科社已出版图书作品加工成数字图书、宣传推广销售数字图书及在版新书”，根据文意解释原则对上述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协议所针对作品应为在合同签订日以前已经出版的图书。第二，若合同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其行为表明《协议》的作品范围应当包含在合同签订日期后出版的图书，亦可以做出该种解释。本案中，首先，根据《协议》约定，超星公司应当承担软件技术、读书卡销售、读书卡制作成本的义务，超星公司虽提交了载有超星图书馆安装软件的光盘和读书卡证明其完成了软件技术、读书卡制作相关的合同义务，但上述证据是在《协议》签订前就已经制作完成，无法证明是为履行《协议》所做，且与读书卡销售相关的证据其并未提交；超星公司主张其是通过销售超星电子图书库的方式进行销售，但该项主张未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其提交的与其他出版社以销售超星电子图书库进行合作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履行本案《协议》的销售情况亦如此；其次，超星公司主张其一直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但在其提交的证据中，因王磊本人未出庭，故王磊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超星公司主张十余年间其一直与王磊沟通付款事宜，但除了付款票据外，其未提交任何双方进行沟通的证据，无法说明、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每年支付款项的计算依据及确定方式，故超星公司提交的与付款相关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的155000元是因《协议》所支付；且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现有证据无法说明千秋伟业公司与社科社之间有何关联，故不足以证明社科社收到了上述款项，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超星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超星公司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以及社科社收到了相应款项，亦无法通过合同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对《协议》所包含的图书范围进行解释。第三，当双方当事人对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在缺乏证据证明双方通过实际行为对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有所确认时，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解释合同条款，因此如果将《协议》包括的作品范围扩大至签订合同日期后出版的图书，将不利于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使双方对合同的预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为《协议》包含的作品应为合同签订日之前已经由社科社出版的图书，涉案图书是在合同签订后出版，不包含在合同范围内，故超星公司无权在网络中传播涉案图书。基于上述分析，超星公司的该项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社科社提交的公证书及超星公司与重庆图书馆签订的《数字图书馆共建协议书》，可以确认二被告具有共同提供涉案图书的主观意思联络，客观上也实施了提供涉案图书在线阅读服务的行为，即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向网络用户提供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侵犯了社科社对涉案图书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重庆图书馆辩称其仅提供链接服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也未体现与链接服务相关的内容，故重庆图书馆的该项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社科社要求二被告停止提供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鉴于社科社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超星公司的违法所得，综合考虑涉案图书的作品类型、创作形式、社科社并未举证证明其具有较高知名度以及商业使用获利情况等情节，本院认为按照80元/千字的赔偿标准，已能弥补社科社就本案侵权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社科社主张合理开支42元，提交了相应证据，且数额合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第三人千秋伟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做出缺席裁判。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图书馆立即停止本案所涉侵权行为；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图书馆连带赔偿原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损失25200元及合理开支42元。如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图书馆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图书馆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郭振华审判员  刘君婕审判员  刘佳欣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哲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