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6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杭州恢弘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信诚路******。 法定代表人：徐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长江农场长江大街******iv s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武婧，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令大、祝敏，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恢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恢弘公司）与上诉人上海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给予一个月的案外和解期，本院予以准许。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恢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恢弘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优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从双方沟通过程中所体现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本案的商业现实来看，本案合同的目的就是恢弘公司天猫店铺的“双11”促销。一审法院在解释合同目的时未能考虑双方的沟通往来过程及商业事实，仅认为“双11”促销活动是音乐盛典的“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方面，一审法院未全面考虑本案中与当事人意思表示解释相关的证据；另一方面，一审法院亦未结合本案的商业事实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仅试图以文本分析就简单地得出结论。具体而言：（一）从双方沟通过程所反映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双方显然不是将“双11”作为音乐盛典的“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来理解，而是将其视为合同目的，但一审法院却未对双方沟通过程中体现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以考虑。首先，从沟通过程看，优歌公司吴玲子在与恢弘公司陈晓薇就音乐盛典活动宣传工作沟通的过程中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理解：“我的理解是，你们徐总希望所有的宣传活动都能服务到你们“双11”的销售”。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出，本案的合同目的既不是音乐盛典本身，也不是在扩大品牌影响力的过程中“附带”提及“双11”，而是完全服务于“双11”销售。（二）从本案的商业现实看，“双11”不可能只是音乐盛典的“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而必须是其目的。《框架协议》所提及的“扩大品牌影响力”实际上与“促进恢弘公司天猫店铺‘双11’销量”是一致的。本案双方作为成熟的商事主体，其任何决策的出发点必然都是商业合理性。因此，如果一种合同解释显然不可能被合理的商事主体（恢弘公司）所接受，就意味着此种解释不可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关于“双11”只是音乐盛典附带内容和次要目的的解释显然不具备商业合理性。首先，一审法院无视音乐盛典存在的商业意义。如果不结合音乐盛典的商业性进行分析，不可能对“双11”是否构成合同目的作出正确判断。如果音乐盛典本身能够产生盈利，那么错过“双11”也无妨；但如果音乐盛典本身就是亏本生意，那么借音乐盛典推动“双11”销量对于恢弘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只有“双11”销量成功，音乐盛典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其次，单就“双11”对恢弘公司的影响而言，一审法院的分析也是错误的。对几乎任何淘宝店铺，错过“双11”销售旺季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店铺负面影响程度不同。一审法院没有针对恢弘公司的特有情况对这种负面影响的程度进行具体分析。1.音乐盛典本身无法带来足够的关注和参与，而必须借助恢弘公司天猫店铺的促销活动。本案音乐盛典作为恢弘公司主办的有八位明星参与的大杂烩式的演唱会，要获得良好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靠其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其他手段。原因在于，明星演唱会由于票价较高，购票的主力观众一般都是较为铁杆的粉丝，而大杂烩式的演唱会，由于每一位明星演唱的曲目都只有寥寥数首，因此很难吸引到任何一位明星的铁杆粉丝购票；更何况，如有任何铁杆粉丝碰巧不喜欢其他任何一位明星，他也不会购票。鉴于这些特点，大杂烩式演唱会本身不容易引发较高的关注和参与，必须要借助其他手段。因此，单论音乐盛典本身，其对恢弘公司实际并不具备太大的商业吸引力。恢弘公司只是为了借助音乐盛典而“扩大公司的品牌影响力”。而如果要通过音乐盛典来扩大影响力，则必须提高音乐盛典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恢弘公司作为天猫店铺，其促销活动几乎是其唯一能够提高音乐盛典关注和参与的手段。如恢弘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言，其原本计划通过捆绑销售（如购物赠等额门票）的方式，一方面提升其天猫店铺的销量，另一方面提高音乐盛典的关注度和参与度。2.“双11”是恢弘公司天猫店铺促销最重要的营销节点，一旦错过“双11”活动，就无法再有效提升音乐盛典的关注和参与，音乐盛典亦因此无法再有效扩大“暴走的萝莉”品牌影响力。“双11”是恢弘公司天猫店铺促销最重要的营销节点，一旦错过，几乎不可能再通过促销来有效提升音乐盛典关注度和参与度。恢弘公司的“暴走的萝莉”是一个专业运动女装品牌，与日常穿着的时尚服饰不同：一方面，消费者会购买的专业运动服装数量通常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鲜明的季节性，消费者对购买该类服装的时机本身并不敏感。这两种特性意味着，消费者对运动服装的购买意愿，很大程度上会在“双11”这个年度大促的场合集中释放，如果错过这个时机，无论之后再做怎样的促销活动，由于消费者已经在别处购买了运动服装，都很难再达到有效促使消费者购买的效果。综上，考虑到大杂烩式演唱会及专业运动服装的特性，《框架协议》提及的合同目的“扩大品牌影响力”实质上必须，也只有通过恢弘公司的“双11”促销活动才能实现，整个音乐盛典作为一个完整的交易安排才有其意义。换言之，如果不是“双11”的存在，恢弘公司根本不可能举办音乐盛典，因为在没有“双11”的情况下，音乐盛典根本无法达到扩大品牌影响力的目的，自身又无法盈利，完全没有商业合理性。因此，本案合同目的只能是为了“双11”促销，一审法院未能结合音乐盛典的特性与恢弘公司的业务性质正确认定本案合同目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由于“双11”促销是本案合同的目的，因此，恢弘公司有权在优歌公司迟延履行报批义务导致错过“双11”、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况下，依法行使其合同解除权，并不存在违约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恢弘公司应承担主要的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正如一审法院认定《时间安排表》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优歌公司在2017年9月18日-9月30日期间就应该完成音乐盛典的报批，10月1-7日音乐盛典的门票就应该在大麦网上线。然而，不管是对于音乐盛典的报批义务，还是门票的上线义务，优歌公司均发生根本违约：门票在“双11”当天才在大麦网上线，而截止恢弘公司向优歌公司发出《关于我司与贵司签署的〈合同书〉及〈关于“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的合作框架协议〉之解除通知》（以下简称《解除通知》），合法解除本案合同之时，优歌公司亦未能取得公安部门对音乐盛典的审批。尽管优歌公司在庭审中一再辩解审批和上线的迟延系由于恢弘公司未能签署必要的文件所致，但正如一审法院认定即使恢弘公司真的未能签署某些必要的文件，也是由于优歌公司自身的过失所致，因为“优歌公司作为专业的受托方应该及时告知所需的基础材料清单”。特别是考虑到优歌公司不仅并非如其所声称的那般曾多次催促恢弘公司签署相关文件，相反，从整体沟通过程来看优歌公司误导了恢弘公司，使恢弘公司认为无需额外的文件。综上，由于优歌公司自身的过失导致音乐盛典的相关工作不仅未能按照《时间安排表》计划的节点展开，更是最终完全错过了“双11”促销，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已经满足。在2017年12月8日，恢弘公司通过公证送达、专人送达及邮件送达等多种方式向优歌公司有效送达《解除通知》之后，本案合同即告合法解除。在此过程中，恢弘公司完全系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法定权利，不存在任何违约。一审法院错误地将“双11”认定为音乐盛典的“附带内容和次要目的”，进而错误地将恢弘公司的解除认定为“不愿意推进项目，且擅自提出解除合同……应承担主要的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由于恢弘公司的解除系合法解除，恢弘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且优歌公司依法应向恢弘公司返还恢弘公司支付的艺人款项及报批服务费。一审法院认定恢弘公司的解除不属于合法解除，并进而根据损失分摊原则酌定优歌公司无需返还艺人款项及报批服务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如上文所述，由于恢弘公司的解除系合法解除，故优歌公司应向恢弘公司返还恢弘公司就音乐盛典项目已支付的4817300元；且优歌公司在反诉中主张恢弘公司应向优歌公司支付其须向艺人经纪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164万元以及优歌公司的执行费691103元均无任何依据。四、即使恢弘公司的解除行为存在瑕疵，在优歌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约定将该等款项向艺人（或其经纪公司）支付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优歌公司无需向恢弘公司返还该等款项亦显失公平。一审法院在优歌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艺人（或其经纪公司）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径直认定优歌公司已作出此种支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即使恢弘公司的解除事由不成立，存在瑕疵解除的情形，优歌公司关于其在因恢弘公司违约而导致活动取消的情况下，有权不予退回恢弘公司已经支付的艺人价款的主张也不成立。因为这笔艺人费用并不是支付给优歌公司的，优歌公司只是作为中介代恢弘公司向艺人支付。优歌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提供其已将恢弘公司向其支付的4742300元艺人款项向艺人（或其经纪公司）支付的证据。且考虑到在项目取消之后优歌公司仅收到了两份追索函，恢弘公司有理由怀疑优歌公司并未将艺人款项向艺人实际支付。为此，恢弘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过《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取证。在缺乏该等证据的情况下，如认可优歌公司关于不予退回恢弘公司已支付的艺人款项的主张，就相当于优歌公司将本不属于自己的4742300元收入囊中，得到巨额的不正当利益，背离了公平原则。在优歌公司未提供其已将4742300元艺人款项向艺人（或其经纪公司）支付的证据之情况下，一审判决径直在损失分摊部分认定“优歌公司收到此项费用后，已经分别支付给相应的艺人公司，构成实际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针对恢弘公司的上诉，优歌公司答辩称，一、案涉合同目的与恢弘公司淘宝店销售无关，更非“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1.合同目的诞生于合同，首先要有合同，此后才有讨论合同目的的前提与空间。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框架合同》、报批的《合同书》以及八位艺人的演出合同（8份）。艺人的演出合同的目的是邀请安排艺人参加1月6日的演唱会，跟淘宝销售无关；双方签订的费用为15万元的报批《合同书》的目的是恢弘公司委托优歌公司对1月6日演唱会的文化及公安审批进行报批工作，亦与淘宝销售无关；最后剩下的便是《框架合同》，根据《框架合同》的“鉴于”部分，双方的合同目的是在广州举办一场演唱会，即便从恢弘公司的单方商业目的或动机来看，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推广品牌影响力，亦与淘宝销售无关。所以，恢弘公司无论主张的“双11”销售是其合同目的还是次要目的，均没有基础依据。2.单方商业动机不能作为合同目的。本案对合同目的的分析，本就不应考虑单方的各种商业动机或目的。任何一个商事主体，其所有的经营活动均是为了盈利，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某公司亏损了，便可反悔，随意解除合同。恢弘公司对于演唱会的各种商业分析，是一厢情愿的，其错误地将商业风险转嫁到合同目的之中，继而利用合同目的落空解除合同。如此逻辑，所有亏损的合同都将被解除，违背合同法确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合同目的与商业动机的区别在于：合同目的应是双方订立合同时，想要共同达到的目的，是共同的，并非单方的，而商业动机或目的是单方的。其次，合同目的是确定的，只要双方守约，排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均是能够实现的。而商业动机或目的是不确定的，因为其中夹杂着复杂的商业风险和许多不确定因素。抛开商业动机与合同目的不谈，根据优歌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从结果上来看，演唱会的微博阅读量达到3600多万，评论多达4万多人，而恢弘公司“双11”的销售量，1个小时便突破千万，整个“双11”当天恢弘公司销售增长两倍多。恢弘公司在众多电商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况且，如果真是为了“双11”销售，演唱会为何不在“双11”当天开办。要等到1月6日。所以无论是法律基础还是取得“双11”销售巨大成功的事实基础，恢弘公司有关合同目的的主张均站不住脚。恢弘公司不应肆意炮制借口，将其擅自解除合同的责任转嫁于优歌公司。二、优歌公司并未迟延履行报批义务。首先，审查优歌公司是否迟延履行，要看双方对于报批工作的约定。对于报批工作的约定，双方已经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了《合同书》。《合同书》中对于报批期限的约定是到2018年1月6日，并没有约定要求2017年11月11日前通过报批。且《合同书》第九条约定“之前双方之间有关本合同所载明事项的所有口头或书面协议自本合同生效时全部失效”，所以，《时间安排表》便不能作为报批的时间节点。况且《时间安排表》中对于报批事项的安排也仅仅是“开始”报批，并非“完成”报批。从文化部门或公安部门的规定来看，其报批只要在演唱会举办前20日递交即可。究其本质，恢弘公司在法庭中一再主张优歌公司迟延报批，但在实际双方人员沟通过程中，从未提及说报批应当于什么时间节点完成，否则会影响某某方面，对于报批只是一再询问报批进度。可见，恢弘公司自身对于报批的时间节点原本就没有要求，只要演唱会能如期举办即可。至于大麦网上线售票，优歌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因为双方就大麦网上线售票从未签订任何合同，恢弘公司也从未支付过任何费用。无合同即无义务。优歌公司业务人员此前发送的《时间安排表》在法律定性上就是一份要约邀请，不具任何约束力，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应当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三、对于恢弘公司擅自解除合同属违法解除的认定并无不当。结合前文所述，优歌公司并未违约，恢弘公司单方炮制合同目的，并以子虚乌有的合同目的落空要求解除合同，本就是违法解除，一审判决对该部分的认定正确。四、一审法院对艺人演出费用的认定正确。在案涉演唱会能够如期举办的情况下，恢弘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导致先前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均打水漂。恢弘公司违法解除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就是应当由其承担全部损失。就具体损失而言，已经支付给艺人的费用，正如一审法院查明的，确实已经支付给艺人，而该损失应当由恢弘公司承担。至于恢弘公司要求提供付款凭证，从举证角度并无必要，因为艺人演出合同约定艺人的费用不予退还。除已经支付的艺人费用，未支付的尾款已经有艺人公司陆续向优歌公司主张赔偿，该损失应由恢弘公司承担。报批服务费15万元，恢弘公司支付75000元，剩余75000元应当由恢弘公司支付给优歌公司。因为在报批事项中，优歌公司实际也已经支付近15万元。另外，优歌公司损失的艺人公司要求赔偿的164万元以及69万余元的执行费，也应由恢弘公司承担。 优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优歌公司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恢弘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部分重大事实。1.一审判决仅查明双方签订了《框架合同》及报批的《合同书》，却未查明恢弘公司未与优歌公司签订项目制作合同的责任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系事实认定不清。一审判决对整个演唱会举办流程的认识是片面的，存在遗漏演出合同和优歌公司要求恢弘公司签订项目合同的问题。遗漏的该两类合同也很重要，演出合同可解决优歌公司是否需要退还艺人费用的问题，待签订的项目合同既可以解决优歌公司在大麦网上线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亦可解决优歌公司可否要求恢弘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2.一审判决遗漏双方公司对于报批事项的沟通。双方之间不仅仅是葛云飞与周帆之间的部分微信沟通，还存在双方公司其他众多人员的沟通，沟通方式除了微信还有电话、邮件等方式。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仅仅记载了葛云飞与周帆之间的部分微信对话，该对话也仅仅是对报批事项的部分沟通。正因如此，一审判决才会错误地认为优歌公司仅仅反馈报批还在等待，但未言及恢弘公司应该提供哪些基础材料，并以此认定优歌公司未尽到专业团队职责的错误结论。事实上，场地租赁协议是恢弘公司明知必须提供的，无需优歌公司告知，且优歌公司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其他资料优歌公司在此前要求恢弘公司提供，履行了告知义务。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报批的截止日期。2017年12月17日才是报批的最后截止日期，并非是12月4日。11月30日的邮件仅仅是商业上的催告函，其中的事实不应列在判决书中作为审判的依据。三、一审判决存在其他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1.一审法院在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合同依据上，不应以《时间安排表》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审判依据。该《时间安排表》是双方在协商合作之前产生的，其产生的原因是恢弘公司作为从事服装销售领域的公司不清楚演唱会的举办流程，想要了解该流程，于是优歌公司的业务人员出于帮忙性质，帮恢弘公司厘清演唱会的整个流程，以便日后制作具体的工作日程方案。该表格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理由如下：（1）该表产生于优歌公司业务人员这**级，无法代表优歌公司。这是优歌公司业务人员为了之后可能建立的合作，是优歌公司站在顾问角度，帮助恢弘公司拟定的流程图。最终的具体合作需要双方公司有决定权的人员来确定。为什么说是站在顾问角度来帮助恢弘公司，这也是一审判决所忽略的细节，一审判决仅将《时间安排表》的时间节点摘录到了2018年1月6日，但这份《时间安排表》其实是一直进行到2018年1月27日，在1月8日至1月27日近20天的时间中，《时间安排表》中给出的初步安排是“微博线上线下媒体进一步发酵娱乐话题，深化品牌情感观点”。而这样的宣传工作，在演唱会举办完场后便与优歌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之所以要将其写在计划表中，就是因为该表是优歌公司帮助恢弘公司理解一场演唱会。（2）该表的产生并非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版本，而是优歌公司单方拟定的。优歌公司对于报批以及大麦网上线售票并没有做出过具体期限的表述，恢弘公司接收表格后，也没有要求优歌公司对报批以及大麦网上线售票的事宜做出过任何反馈与要求。（3）该表所体现的内容不属于合同法第十二条有关合同八大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种，并非是合同，且表中所列内容甚多，未言及哪些属于恢弘公司的义务，哪些属于优歌公司的义务。正因如此，《时间安排表》所涉及双方要签订的合同非常之多，真正作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也应当是双方具体签订的合同。像《时间安排表》这样的流程图无法等同于已经签订的合同。（4）《时间安排表》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所载明的内容就好比公司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对于公司未来盈利的预测，是优歌公司单方预测什么时间节点能做哪些事项，其在合同法中的概念应当属于合同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要约邀请。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的合同目的。大的方面来说，本案双方的合同目的是恢弘公司出钱，优歌公司出力，在1月6日举办演唱会。至于恢弘公司的商业目的是为了品牌推广还是淘宝店的销售，无从考证，也与本案无关，因为合同目的是双方的，并非是单方一厢情愿的商业目的。合同目的在双方都守约的情况下，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而商业目的因为伴随商业风险，很可能无法实现，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否则所有商业目的无法实现的合同都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来解除，而合同相对方也不应该为对方的商业目的买单。小的方面来说，即便单单分析恢弘公司的商业目的，其举办演唱会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就是推广品牌影响力。当然，如果运作得当，成本可控，能够赚些门票收入当然更好。这从合同书中报批人数保底25000人，争取32000人的约定中即可看出。至于恢弘公司主张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双11”销售，其实不值一辩，一审法院已经对此作出回应。但一审法院把“双11”促销活动作为该合同的次要目的错误，理由如下：（1）只有《时间安排表》上提到了“双11”，最核心的《框架协议》上只字未提“双11”，反而强调的是为了推广品牌影响力。（2）《时间安排表》上涉及“双11”的文字有：“‘双11’预售资格销售宣传预热：覆盖更多目标人群，引流预售”、“图文传播为‘双11’销售持续加温”、“‘双11’销售后，票房情况宣传，制造紧张感，为‘双12’第二波埋下伏笔”、“‘双11’至‘双12’期间，通过KOL及大号持续传播维持热度”、“配合‘双11’的销售之后、‘双12’之前，在广告宣传上，和二级市场进行操作”。通过以上文字分析，恢弘公司将“双11”的销售作为合同目的显然是本末倒置，其实恰恰是弄反了。仔细分析上述文字，其主要出现在《时间安排表》的宣传推广一栏中，宣传推广的是演唱会，让大家都知道恢弘公司要举办一场演唱会，从而扩大品牌影响力，当然，品牌影响力扩大了，客观上的确会影响销售，所以说两者在结果上具有关联性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结果上的关联性，而非目的上的关联性。之所以说是本末倒置，是因为从文字上看，双方的理念是借助“双11”和“双12”的这一事件节点，来扩大这场演唱会的影响力，即双方的真实意思并不是靠开演唱会来直接助力“双11”或“双12”淘宝店的销售（虽然客观结果上会），反而是借助于“双11”和“双12”这一网络购物的狂欢、万众瞩目的时点，来让网络购物人知悉恢弘公司要在2018年1月6日举办一场演唱会的事实。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文字出现在宣传推广一栏，为什么不止“双11”，还提到了“双12”，为什么出现了传播维持热度、制造紧张感等文字。可预见的是，现在是因为恢弘公司在12月7日要求解除合同，如果其在12月12日之后解除，其又会诉称是为了“双12”销售的合同目的，如果是1月1日之后解除，其又将诉称是为了元旦销售目的。3.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报批与售票及淘宝销售之间的关系。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报批与售票混为一谈，报批是报批，上线售票是上线售票，需与不同的公司进行合作，报批是寻找报批公司，售票是找大麦网，彼此是独立的。而无论是报批还是售票，看似都是合同的履行义务，但报批的履行义务来源于双方签订的报批《合同书》，存在权利义务基础，各方应当严格遵守。在报批《合同书》中，双方明确约定合同的履行期限是到2018年1月6日，并没有约定在2017年11月11日之前要通过报批手续。至于售票的履行义务，双方之间找不到任何的权利义务基础，因为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合同，恢弘公司也未曾支付过任何上线售票的报酬。其二，报批与售票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演唱会的报批与售票和房地产销售中取得预售许可证与销售较为类似。在起诉前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所签订的预售合同有效。同样的，在演唱会领域，其实只要在演唱会举办前取得报批，演唱会便能正常举办，售票行为可以在报批行为之前，不存在未报批就不能售票的逻辑，事实上，恢弘公司早在10月份便已经在其官方微博、淘宝中进行演唱会门票的销售。其三，报批、售票与恢弘公司淘宝店的销售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众所周知，销量的增减涉及因素非常之多，营销手段是其中影响因素之一。从公证书看，无论报批是否通过、无论是否在大麦网上销售，恢弘公司淘宝店所做的营销手段并不因此产生任何变化。该有的明星VCR，该有的明星转发，该有的微博话题量讨论，该有的淘宝店演唱会资格券抽奖等全都有了。一审判决对优歌公司的次要责任的分析中，其核心逻辑是优歌公司在报批过程中存在过失或过错，没有及时告知恢弘公司需要提供哪些基础材料，因此影响了演唱会的售票，继而影响了淘宝店的销售。但只要厘清报批、售票、淘宝店销售这三层关系之后，便可知这三者毫无必然性上的关联。4.一审法院认定各自责任各自解决错误。优歌公司在本案中无过错，无违约行为，故本诉和反诉部分损失均应由恢弘公司承担。即使认定优歌公司有过错，也应当先行确定双方损失，而后再判定双方责任。损失应是客观发生的，如果认定了各自责任，其责任承担也应该与过错相一致。退一步讲，一审法院认为恢弘公司承担主要责任，优歌公司承担次要责任，那么也要先确定双方的总损失，然后再进行分配，而不是各自驳回。艺人所在公司提出的其他违约损失应当由恢弘公司承担，至少应判决如后续发生该违约损失，可向恢弘公司主张。在责任分担问题上，抛开之前的复杂说理，单从结果上看，所有争议都围绕着报批环节。而在报批环节，优歌公司收了对方75000元的款项，却承担了数百万元的损失，且后续艺人公司极可能向优歌公司主张高额的违约责任，优歌公司也损失了苦心经营所建立的商业信誉，这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损失可预见原则不符。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针对优歌公司的上诉，恢弘公司答辩称，一、“双11”销售是双方合作的主要目的，恢弘公司对此在一审中也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优歌公司否认“双11”，主要是基于“双11”没有体现在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中，然而《时间安排表》的形成时间是2017年8月30日，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5日，没有《时间安排表》作为基础，双方是不可能签订协议的。而从合同履行过程看，双方都有提交微信往来记录用以证明合同履行情况，这与成熟商业主体之间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往来记录合同履行过程有明显区别，说明双方公司在这一业态的合同履行过程不甚规范。优歌公司反复利用“双11”没有记载在合同中这一事实否认“双11”是双方真实合同目的，有违诚信。二、优歌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恢弘公司合法解除合同。优歌公司是办理演唱会等大型综合晚会的专业机构,但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其在演唱会所需审批文件、审批流程时间等多方面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演唱会的票务销售严重滞后。优歌公司称其从未说过要在什么时间上线演唱会票务销售，但在恢弘公司一审证据中，恢弘公司销售人员明确向优歌公司葛云飞表明最晚10月25日前也要上线演唱会票务销售，只不过由于优歌公司的反复拖延，才导致项目最终没有举办。由于优歌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恢弘公司票务上线远远晚于预期，进而导致恢弘公司“双11”销量严重下滑，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故而解除合同。优歌公司所称恢弘公司的销售成倍增长不知依据何在，据恢弘公司统计，恢弘公司“双11”的销售比2016年要下降近100万元之多，而整个淘宝“双11”销售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近一倍之多，在此情况下，恢弘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落空。三、关于损失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使恢弘公司存在瑕疵，那么双方之间合同解除，应负返还义务。恢弘公司已支付给优歌公司的款项，优歌公司应该予以返还，尤其是已支付给艺人的474万余元。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优歌公司已将474万余元全部支付给了相关经纪公司，然而上述支付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一审法院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恢弘公司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调查申请，要求调查的内容是优歌公司是否已向经纪公司支付了474万余元费用，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表态，却在一审判决中直接表述该款已支付，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优歌公司已将该款支付给经纪公司。关于索赔，恢弘公司解除函发出的时间是2017年12月，优歌公司也即刻向艺人公司发出了终止合作的通知。若艺人公司向优歌公司主张赔偿，现在应该已经有案子诉讼至法院，涉及优歌公司对艺人公司进行赔偿也应该有相应的财务凭证，但恢弘公司一没看到赔偿案件，二没看到优歌公司向艺人公司进行赔偿的相关证明。在优歌公司没有损失的情况下，优歌公司应当把没有支付给经纪公司的474万余元返还给恢弘公司。 恢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优歌公司返还恢弘公司4817300元；2.优歌公司向恢弘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从2017年12月18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上浮50%标准计算）。 优歌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恢弘公司向优歌公司赔偿损失（因恢弘公司违约导致优歌公司须向艺人经纪公司承担违约责任）1640000元；2.恢弘公司支付优歌公司执行费用691103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恢弘公司系天猫运动女装著名品牌“暴走的萝莉”店铺的所有者与实际经营者。其拟举办一场由众多明星参与的“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遂与优歌公司进行接洽合作。 一、有关合同签署的事实。 2017年8月30日，优歌公司通过邮件向恢弘公司发送了《暴走的萝莉音乐盛典-工作推进时间安排表》。该安排表记载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27日的工作计划，包括时间节点、商务部分、制作部分、宣传推广、票务操作、工作确认方式、工作地点等事项，其中涉及的内容：2017年9月5日签订《框架协议》，包括暴走的萝莉提供淘宝上“双11”销售策略；2017年9月18日至9月30日开始文化、公安、消防等行政审批；2017年10月1日至10月7日启动项目宣传、大麦、永乐官网预售；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配合“双11”的销售之后“双12”之前，在广告宣传上和二级市场进行操作；2018年1月6日晚上进行演出。 2017年9月5日，恢弘公司（甲方）与优歌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关于“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的合作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将整个活动交由乙方全程策划、制作和执行；根据双方初定的框架方案，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落实参与艺人邀约，并给出整体的制作方案和预算，经双方确认执行方案后乙方予以执行落实。该框架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场地由甲方负责落实并承担场地租赁费用（由甲方直接和场地方签订合同），乙方负责与艺人方的对接并出具整体活动策划方案、落地执行方案、宣传推广方案等，将艺人秀费和整体制作成本预算提交给甲方，经甲方确认后，乙方按照整体方案予以执行并落实。制作成本预算(包括舞美设备、落地报批、活动执行、宣传推广等)经双方确认后，另行签订制作阶段的具体合同，对费用、支付等具体事项予以细化约定。 2017年9月22日，恢弘公司（甲方）与优歌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同书》。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履行期限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1月6日。该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为该活动的主办方及出资方，负责该活动场地的租赁，并承担相关费用；甲方支付给乙方审批服务费15万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及当地法律法规，负责办理该活动审批工作，包括公安部门、消防部门、文化部门、交警部门、城管部门、质检部门，并协助甲方落实各部门对该活动的相关要求。在甲方提供该活动各审批环节中所需的基础材料后，乙方负责准备其他报批所需材料。该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在合同签署后一日内向乙方支付服务费75000元，甲方在乙方取得举办活动所需的全部批文后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服务费75000元。 二、有关费用支付的事实。 2017年9月8日至11月2日期间，恢弘公司预付给优歌公司有关张杰、汪涵、吴昕、田馥甄、毛衍七（VAVA）、肖佳（JONY-J）、华晨宇、潘玮柏等八位艺人演出费用共计4742300元。2017年9月26日，恢弘公司支付给优歌公司审批服务费用75000元。 三、有关双方之间进行手续报批、票务销售、项目制作、文件签署等交涉的事实。 恢弘公司（周帆）与优歌公司（葛云飞）之间就报批进展以及网上预售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2017年10月9日，周帆问：“葛导，咱们现在报批进度这么样了”“葛导，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大麦网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售票”。葛云飞回复：“大麦网售票需要等到批文下来”、“文化批下来之后就是公安报批，递进去之后跟公安打个招呼就能预售了，不一定非要等到公安报批下来，这个我了解过”。2017年10月16日，周帆问：“报批的事最重要，您这边要尽快”。葛云飞回复：“明白，我也非常急”、“我也想明白了、咱花这么大代价做活动，公关这方面无论如何都得给我磕下来”。2017年10月30日，周帆问：“葛导，咱们报批的事情咋样了”。葛云飞回复：“还在进行中，我们这个项目在公安那边属于第一例内场无观众的演出，所以很多方案他们自己也在研究”、“等明天材料交进去我们就能开始运作了，到时候我再给你答复”。2017年11月2日，周帆问：“葛导，咱报批的事情？”。葛云飞回复：“报批现在还在沟通协商中，我也是很头痛这个事儿，本来一切都还算顺利推进，这个事情真的也是快烦死我了，公安最麻烦”。 优歌公司向恢弘公司发送邮件情况：2017年10月24日邮件记载：“附件中《付款通知函》已明确，票款将直接打至贵司账户；附件《声明》则需贵公司盖章，明确贵司为活动实际主办方，供公安报批使用”。2017年10月26日邮件记载：“为保障项目工作顺利进行，需贵方尽快确定艺人VCR台词以及项目制作费用。费用确定后，我们将签订项目制作合同，然后推进各类视频制作、拍摄，推进选秀活动落地等各项工作。此外，贵方还有三份文件正在盖章流程中：《关于税费协议》《实际主办方声明》《场地租用合同》”。2017年11月11日邮件记载：“贵方还有6份文件未完成盖章，具体如下：《关于税费协议》《实际主办方声明》《演唱会票务授权协议》《场地租用合同》《场地租用合同补充合同》《委托合同》”。2017年11月30日邮件记载：“报批事宜之前已经多次催促贵司签订关于办理安保公司、质监公司、质监局、应急护救、公安执勤等各项事务的合同并落实费用，但贵公司迟迟没有办理，导致报批严重拖延。现我公司刚收到报批相关方的催促函，2017年12月4日是公安报批的最后申请截止时间。若贵司在之前还不落实上述事宜的合同签订、提交报批资料和支付费用的话，将导致错过最后报批截止时间，这势必会导致或动脉干无法举行，这个严重后果请贵司务必正视。现再次将合同发给你们，请尽快落实，若贵司不及时落实的话，引起一切后果由贵司承担”。 四、有关解除合同的事实。 优歌公司向恢弘公司发送2017年11月29日《要求尽快落实项目中相关协议的签订和付款》律师函，敦促恢弘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积极推进项目，同时向恢弘公司表示若对推进项目有困难，希望坦诚相待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8日，恢弘公司向优歌公司发送《关于我司与贵司签署的〈合同书〉及〈关于“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的合作框架协议〉之解除通知》。该通知书记载：通知优歌公司解除《框架协议》及《合同书》，即刻生效；立即停止履行《框架协议》及《合同书》；于收到《解除通知》5个工作日内，返还恢弘公司基于该等协议向优歌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恢弘公司向优歌公司支付的艺人相关费用4742300元及报批服务费75000元。 2017年12月11日，优歌公司对《解除通知》向恢弘公司提出异议：一、恢弘公司拟举办的“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与“双11”促销没有任何关联性；二、活动报批工作停滞不前系恢弘公司不配合导致，优歌公司没有任何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明，艺人公司向优歌公司提出索赔请求16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鉴于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同意解除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案件的争议焦点是由谁承担违约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损失。 一、关于违约责任问题。首先，要确定哪些文件可作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依据。恢弘公司与优歌公司洽谈拟举办“暴走的萝莉巨星音乐品牌盛典”，根据双方的合作进度，分批次签约各类合同，其中涉及的《时间安排表》、《框架协议》、《合同书》等均可作为权利义务的依据。 双方拟举办的音乐会的目的，双方存在争议。恢弘公司主张认为是“双11促销活动”；优歌公司主张认为是“为了推广品牌影响力”。根据演出时间点的安排和《框架协议》的内容看，均没有专门特指“双11”促销活动，故至少不能将“双11促销活动”作为这次音乐会的主要内容或根本目的。但根据《时间安排表》提及的“淘宝上双11销售策略”、“配合双十一的销售”等内容，说明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关联性。也就是“双十一促销活动”可作为这次音乐会的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 其次，要区分因何未能举办音乐会。根据《合同书》约定，“恢弘公司为该活动的主办方及出资方，负责该活动场地的租赁”、“优歌公司根据恢弘公司需求及当地法律法规，负责办理该活动审批工作，包括公安部门、消防部门、文化部门、交警部门、城管部门、质检部门，并协助恢弘公司落实各部门对该活动的相关要求。在恢弘公司提供该活动各审批环节中所需的基础材料后，优歌公司负责准备其他报批所需材料”。由此可见，恢弘公司应该提供申报的基础材料，特别是场地租赁协议，而优歌公司作为专业的受托方应该及时告知所需的基础材料清单。2017年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6日、10月19日、10月22日、10月30日，恢弘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优歌公司报批进展以及大麦网上线预售情况，而优歌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此回复意见为尚在等待文化、公安的审批，却没有言及恢弘公司应该提供哪些基础材料，直到后期2017年11月30日才明确提出此项问题。对恢弘公司而言，错过了双十一的销售旺季，的确产生负面影响。此后，恢弘公司与优歌公司虽有交涉如何推进项目，但考虑优歌公司所报的项目预算，表现的不甚积极。综上，恢弘公司不愿意继续推进项目，且擅自提出解除合同，其根本原因是促销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举办费用超出预算成本。当然，其中也存在优歌公司没有尽到专业团队的职责，未能让项目按照《时间安排表》所约定的时间如期推进。从其原因分析，恢弘公司应承担主要的违约责任，优歌公司承担次要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损失分摊问题。根据上述确定的违约责任大小，酌情确定双方所承担的相应损失。1.恢弘公司支出的艺人演出费用4742300元。优歌公司收到此项费用后，已经分别支付给相应的艺人公司，构成实际损失。该损失应该由恢弘公司自行承担。如艺人所在公司提出的其他违约损失，应由优歌公司自行处理和自行承担。2.报批服务费15万元。恢弘公司已经支付给优歌公司的75000元，作为优歌公司的实际支出，优歌公司无需再退还给恢弘公司。尚未支付的75000元，鉴于项目已经停办，恢弘公司也无需继续支付给优歌公司。3.双方当事人的其他实际损失或与其损失，由当事人各自处理和各自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恢弘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优歌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5496元，减半收取22748元，由恢弘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450元，减半收取12725元，由优歌公司承担。 恢弘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公证书》一份[（2018）浙杭之证字第9417号]，用以证明恢弘公司“暴走萝莉”网店2017年销量相比于2016年减少了6万余元，而根据公开渠道查询，2017年淘宝网的总销售额相对2016年同期上涨39.4%，与“暴走萝莉”网店两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优歌公司主张“恢弘公司暴走萝莉网店2017年‘双11’销售额较之2016年有所增长”的观点不能成立；由于优歌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恢弘公司“暴走萝莉”网店“双11”销售两年期间不增反降，恢弘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落空，恢弘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优歌公司应将恢弘公司已支付的款项返还给恢弘公司。 优歌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公证书一份[（2018）浙杭钱证内字第10903号]，用以证明在2017年“双11”到来之前，恢弘公司在10月份便开始利用演唱会的话题进行各项宣传，包含明星的VCR推广、明星转发微博等，相关微博话题引发3600多万的阅读及4万多的评论量；“双11”销售季到来前，恢弘公司早就在淘宝网上进行演唱会门票的资格及正式票务的销售，大麦网是否上线卖票以及何时上线对恢弘公司在淘宝网上售卖演唱会门票并无影响；2017年“双11”恢弘公司的销售业绩翻一番，“双11”一小时销售破千万，销售非常成功。 2.演出服务协议一份； 3.优歌公司向东方风尚公司的付款凭证两份； 证据2、3共同用以证明优歌公司及委托的案外人为演唱会的公安报批事项准备了报批资料及开展了各项工作，案外人的报批费用已由优歌公司支付了146200元。 4.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案涉演唱会的公安报批在2017年11月11日前已经通过，演唱会门票可在大麦网进行正常网上销售；演唱会公安报批时间的增加是因为恢弘公司明知设置内场席位的方案无法通过却仍想要争取，若恢弘公司及早变更方案，公安审批便能较早通过；在“双11”前，报批所需材料已全部递交给公安部门，恢弘公司同意变更方案后，3日内便通过了公安审批。 5.报批材料一组，用以证明优歌公司已经开展公安报批工作并递交相应报批资料；大部分资料原件已经递交给公安部门，优歌公司没有留存。 6.文化报批材料一组，用以证明在报批事项中，优歌公司已经完成了文化报批工作。 7.恢弘公司周帆与优歌公司葛云飞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场馆租赁合同是恢弘公司自行与场馆签订，与优歌公司无关，优歌公司没有义务提醒恢弘公司，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优歌公司已经为恢弘公司设计了大量演唱会舞美图，但恢弘公司尚未支付任何执行费用；2017年11月3日的聊天记录证明恢弘公司对于“双11”演唱会门票销售不好的情形是有预估的；11月10日的聊天记录证明恢弘公司员工对于出票日期并没有急迫，相反其对12月中旬出票也能接受。 8.恢弘公司周晓莉与优歌公司葛云飞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恢弘公司将演唱会粉丝海选的方案制作部分委托给优歌公司，优歌公司完成相关制作方案，但恢弘公司尚未支付任何执行费。 9.恢弘公司周帆与优歌公司林佳楠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恢弘公司在签订一系列合同时均出现长时间拖延，优歌公司员工反复催促恢弘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相应艺人费用；恢弘公司自身并未按照计划表进行，应该在最初完成的签约，9月底都没有完成，计划表不应成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对于报批所需的资料，优歌公司早在10月份便开始提醒恢弘公司签订，并非是一审判决认定的11月30日才要求提供报批资料；在“双11”门票销售之前，恢弘公司在各项协议盖章中便存在各种拖延，10月24日所发邮件提醒盖章，在20多天之后的11月13日仍未完成盖章；恢弘公司的拖延并非是出现在“双11”门票销售不理想之后，而是从始至终均严重拖延；恢弘公司整个领导层对时间一直拖延；11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优歌公司一直与恢弘公司沟通签订落地项目合同的事宜，恢弘公司负责人也同意签订并付款，但最终恢弘公司拒绝签订，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同时也说明，本应在9月签订的项目落地合同，恢弘公司一直拖到11月才同意签订并付款，但此后又反悔，相应的时间节点也未按照计划表进行。 10.“暴走的萝莉XUGLIVE”微信群聊天记录，用以证明8月28日，在讨论明星阵容时，考虑的因素只有价格与卖票，和淘宝店销售没有任何关联；报批过程中存在一些报批部门的政策阻碍，不可放置内场的方案无法得到通过的消息早在10月12日便告知了恢弘公司，但恢弘公司一直没有变更场地座位方案；10月20日恢弘公司本就没有将大麦网售票作为其唯一途径，故大麦网的上线时间对恢弘公司影响不大，除了大麦网，还有豆瓣、淘票票等众多平台；10月26日微信，优歌公司为恢弘公司设计了大量的海报、舞美图，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11.恢弘公司陈佳音与优歌公司葛云飞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恢弘公司员工对于报批出现的状况是了解并接受的，同时还提出调整演唱会时间的想法。 上述证据7——11共同证明一审判决对于报批事项交涉的事实认定是片面的，双方对报批事项的沟通人员众多、沟通方式众多，不能以双方人员的部分沟通替代整个事项的沟通，一审判决将部分沟通用了近15行摘录了片面内容，所得出的结论是片面、不完整的。 12.文化部及广东政府的相关规定，用以证明根据公安部门的规定，案涉演唱会的相关报批资料在演唱会开始前20日递交申请即可，即2017年12月17日才是递交报批资料的最后时间。 13.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用以证明优歌公司向湖南卷柏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支付了艺人张杰、华晨宇的赔偿金123万元。 14.优歌公司支出及损失清单； 15.支付凭证； 证据14、15共同用以证明优歌公司为本次演唱会项目支付了各项艺人的费用、税费、报批费，并开展了各项制作、地推策划、微博宣传、VCR制、地推策划筹、rundown等各项工作，损失高达6078028元，远高于恢弘公司的损失。 对恢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优歌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得出恢弘公司想要证明其“双11”销量降低的事实；恢弘公司2016年“双11”的主要销售平台为淘宝平台，而2017年主要销售平台为淘宝平台和京东平台；无论淘宝还是京东，销量多少都与本案审理无关，本案双方之间的合同是围绕举办演唱会而产生，跟服装销售没有任何关联。 对优歌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恢弘公司认为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恢弘公司在开票前进行资格券销售，正是由于优歌公司的报批延迟，导致恢弘公司无法按计划通过通常的票务途径销售演唱会门票，只能自行销售资格券；恢弘公司从未自行销售过任何演唱会门票，资格券也非门票，而是某种形式的可购买门票的承诺，其传递给人的信息为：演唱会的举办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由于优歌公司的原因，恢弘公司最后也无法将所销售的资格券兑现，影响了恢弘公司的声誉；对该证据第54至75页关于恢弘公司销售金额的新闻报道真实性无法核实，目的性不认可；优歌公司仅以网上一篇文章拟证明恢弘公司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不能成立；多个网页显示的文章完全一致，该文章来源并不可靠；第55、62页均可见其来源为“汉网（武汉）”、“楚北网”等不知名网站，无法证明恢弘公司的真实销售业绩；而事实上，该年度恢弘公司的淘宝销量相比2016年淘宝销量不增反降，远远低于2017年度“双11”淘宝网整体销售增长1.5倍的增长速度。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审批《合同书》，完成演唱会报批系优歌公司的合同义务，若优歌公司为审批拟向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需要提前告知恢弘公司费用及用途，经过恢弘公司确认，但优歌公司的该笔支出并未告知恢弘公司，未经恢弘公司认可，恢弘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故恢弘公司不应负担该笔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即使案外人陈述为事实，优歌公司并未证明其在何时完成票务工作，在11月11日完成票务上线已经远远晚于双方之间时间表的约定。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争议的是优歌公司迟延履行报批手续，导致双方合同目的落空，而非优歌公司是否准备了报批材料。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演出需要公安机关、消防机关等与文化部门共同批准，仅得到文化部门批准不足以举办该演出。对证据7认为没有公证书证明相关聊天记录，优歌公司亦未当庭出示手机，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即使该等聊天记录真实，对其关联性亦不认可；第144页，优歌公司拟证明恢弘公司对“双11”销量不尽人意早有预料不能成立，因为该假设是优歌公司提出的，恢弘公司给出的回应仅为“给不出”此种计划，证明恢弘公司对各方充分履行义务情况下销售状况的预估，活动应当达到促进销量的目的；第145页，优歌公司拟证明恢弘公司能接受出票日期预估拖延至12月中旬不能成立，当时双方谈论的是纸质票的交付日期，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本次活动经政府批准后可以开始网上售票的日期不同。对证据8认为没有公证书证明相关聊天记录，优歌公司亦未当庭出示手机，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关联性亦不认可。对证据9，优歌公司当庭出示了手机，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按照《时间安排表》，优歌公司在2017年9月18日-9月30日期间就应该完成音乐盛典的报批，10月1-7日音乐盛典的门票就应该在大麦网上线；优歌公司在10月底向恢弘公司索要所谓审批文件之前早已开始运作相关审批工作，且至10月底之前从未提及需要签署相应文件；优歌公司在已经出现严重拖延之后开始“制作证据”，突然索要所谓文件，意欲推卸责任。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恢弘公司就本次演唱会有且仅有大麦网唯一售票途径，而优歌公司却严重迟延履约，导致大麦网致“双11”当天才能够上线卖票。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关联性亦不认可；优歌公司拟证明恢弘公司认可延期，但该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延期是恢弘公司所提出，且聊天以“再商议”结尾，不能证明恢弘公司已经认可延期；相反，优歌公司的葛云飞提到“调换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只需要去协调艺人的档期，但要看我们推迟多久推迟到什么时候，并且贵公司是否考虑过整个销售节奏，如果符合销售规律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对服装行业的销售规律也不是很懂”，表明优歌公司了解整个演唱会是需要配合销售的。对证据12认为不属于证据，不予质证。对证据13认为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清单系优歌公司单方面制作，属于优歌公司的观点，并不属于客观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对证据15中凭证号为××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汪涵”字样，即使该笔款项确为汪涵演出事宜，恢弘公司仅就此凭证认可优歌公司实际就汪涵演出事宜支付60万元，但不认可优歌公司向恢弘公司主张返还该款；对凭证号为××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吴昕”字样，恢弘公司就吴昕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金额是234300元，并非225000元，即使该225000元确系优歌公司就吴昕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的款项，优歌公司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9300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凭证号为××、100899684144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并未显示“田馥甄”字样，收款账户亦不是田馥甄艺人合同约定的上海普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且恢弘公司就田馥甄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金额是1257000元，并非600000元，即使该凭证中600000元确系优歌公司就田馥甄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款项，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657000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流水号为3107236000ＮＱＰＪＮＳＢＨＲ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张杰”字样，且恢弘公司就张杰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是金额是850000元，并非800000元，即使该凭证中800000元确系优歌公司就张杰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款项，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50000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流水号为3107236000Ｎ4ＰＺＪＷＦＭＵ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华晨宇”字样，且恢弘公司就华晨宇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金额是778500元，并非725000元，即使该凭证中725000元确系优歌公司就华晨宇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款项，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53500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流水号为3107236000ＮＬＰＩＸＤＰＣＢ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ＶＡＶＡ,ＪＯＮＹＪ”字样，且恢弘公司就ＶＡＶＡ,ＪＯＮＹＪ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金额是422500元，并非385000元，即使该凭证中422500元确系优歌公司就ＶＡＶＡ,ＪＯＮＹＪ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款项，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37500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交易参考号码为353ＣＢ170002613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该凭证未显示“潘玮柏”字样，且恢弘公司就潘玮柏演出事宜向优歌公司支付的金额是600000元，并非424925元，即使该凭证中424925元确系优歌公司就潘玮柏演出事宜支付，恢弘公司对优歌公司返还该款的主张亦不认可，即使优歌公司无需返还已向艺人支付款项，亦应将两笔款项的差额175075元（即未向艺人支付的费用）返还给恢弘公司；对流水号为3107236000ＮＡＰ3ＫＯＤＮＴ、3107236000Ｎ4ＰＹ7ＲＭＹＵ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关于报批事宜，恢弘公司已向优歌公司支付75000元，双方合同解除后，优歌公司应向恢弘公司返还该款，事实上，由于优歌公司在报批事项上的严重逾期违约行为，导致整个演唱会未能如期销票，最终双方合同解除，故即使优歌公司向深圳东方风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了146200元，其一方面应返还恢弘公司75000元，另一方面也无权就其余的71200元向恢弘公司主张权利（优歌公司也未就该71200元提出反请求）；对流水号为3107236000Ｎ6ＰＦ66ＮＹＡ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首先，该笔款项的支付可能系基于优歌公司与湖南卷柏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双方私下达成的协议，一来优歌公司并未提交和解协议，二来该赔偿金额未经恢弘公司认可，三来该等赔偿未经任何司法机关认可其合理性；其次，该笔款项支付的时间是2018年3月5日，即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前一个月左右，且支付金额也与优歌公司主张的反诉金额164万元不符，恢弘公司有理由怀疑优歌公司刻意与其多年合作的湖南卷柏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达成付款合意，拟将该笔款项转嫁给恢弘公司；对交易流水号为3130720...和3130520…的支付凭证之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付款人为金日爱，收款人为葛云飞、区翔，该三人均非本案当事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恢弘公司提交的证据之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优歌公司提交的证据1、2、3、5、6、9、12、1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属于证人证言，在相关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7、8、10、11，优歌公司未提供相关原始载体，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13与优歌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15中流水号为3107236000N6PF66NYA的支付凭证及优歌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就反诉提交的证据1、2能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14，恢弘公司发表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除认定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优歌公司在收到恢弘公司陆续支付的相关艺人部分演出费用4742300元后，陆续向相关艺人公司支付计3759925元。针对相关艺人公司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优歌公司于2018年3月5日向艺人公司支付1230000元赔偿款。又查明：为举办案涉音乐会，优歌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与深圳东方风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演出服务协议书》，委托该公司协助优歌公司办理案涉演出的报批工作及代收代付项目落地费用。后，优歌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12日、11月3日向该公司支付报批费等费用50000元、96200元。 本院认为，一、根据案涉拟举办的音乐会的演出时间（2018年1月6日）和双方就合作举办该音乐会所签《框架协议》首页就签约原因所作“为推广品牌影响力……”的表述，结合《框架协议》虽未提及“双11”促销，但优歌公司向恢弘公司发送的该音乐会工作推进时间安排表提及“淘宝上双11销售策略”、“配合双11的销售”，且在双方其他形式的沟通中，恢弘公司亦多次提及“双11销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11”促销不是该次音乐会的主要内容或根本目的，但两者存在关联，“双11”促销是该系音乐会的附带内容或次要目的并无不当。二、恢弘公司以优歌公司迟延履行报批义务导致其错过“双11”促销，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通知优歌公司解除《框架协议》及《合同书》。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双11”促销并非案涉合同的根本目的，且优歌公司发送的工作推进时间安排表及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合同书》均未明确优歌公司须完成报批手续的期限，故恢弘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对《框架协议》、《合同书》行使法定解除权不能成立。恢弘公司在《框架协议》及《合同书》均明确约定音乐会场地由其负责落实，直接与场地方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迟迟未完成场地租赁事宜，影响优歌公司相关报批手续的办理。优歌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娱乐演出活动的公司，未及时、详尽地向恢弘公司告知办理相关报批手续所需提交的基础材料，使相关工作未能按工作推进时间安排表如期推进，未尽到专业团队的职责。一审法院综合分析认为恢弘公司在双十一之后不积极配合项目推进并擅自提出解除合同，应承担主要违约责任，优歌公司应承担次要违约责任有事实依据。三、恢弘公司就案涉合同共计向优歌公司支付款项4817300元，优歌公司能提供有效支付凭证的支出费用共计5136125元（向艺人公司支付费用3759925元、赔偿款1230000元，支付报批费等费用146200元）。虽然优歌公司承办恢弘公司相关事务三月余，但根据上述对合同未能继续履行之责任分析，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恢弘公司要求优歌公司退还4817300元款项的请求，亦不予支持优歌公司要求恢弘公司支付赔偿款1640000元、执行费691103元的请求，符合双方的责任分担。恢弘公司、优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21元，由杭州恢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5496元（已预交58221元），由上海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12725元（已预交58221元）。杭州恢弘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优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纤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