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590号 原告王代文，男，汉族，1971年5月6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蒲小平，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娟，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住所地：习水县杉王街道红四路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143X。 法定代表人吴弟松，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罗太栩，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光业，该局法制大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廖富强，该局醒民派出所所长。 原告王代文不服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习公(醒民)行罚决〔2018〕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代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蒲小平、赵娟，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罗太栩、委托代理人刘光业、廖富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5月16日，习水县公安局作出习公(醒民)行罚决字〔2018〕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王代文曾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签订协议，受委托代办醒民镇电信业务，协议终止后双方因是否为劳动关系一事发生纠纷，经劳动仲裁、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均认定双方不属劳动关系，驳回王代文请求。王代文为实现个人目的，遂采取上访手段，无理纠缠。2018年4月17日至18日，王代文等20余人聚集到贵州省电信大厅静坐施压，要求解决问题，所提出请求未得到解决，随后王代文等人又到北京集团公司递交上访材料。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王代文处行政拘留五日。对此，王代文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王代文诉称，2010年4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以下简称“习水电信公司”)在习水县醒民镇组建电信支局，经醒民镇政府推荐并经习水电信公司同意，原告王代文开始担任醒民电信支局支局长，习水电信公司拿来一份提前起草好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格式文本，让原告签字。原告因为对法律学习不够，没有认真分析查阅、分析合同内容，就在合同上签了字，后来才发现，在该合同中，习水电信公司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把双方的劳动关系写成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在醒民电信支局工作到2014年3月，习水电信公司无正当理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双方产生劳动争议，原告向习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简称“习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从2010年4月起，与习水电信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要求裁决被告习水电信公司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要求补发工资，习水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习水电信公司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 2017年4月，原告拿到一份习水电信公司写给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电信公司”)的《关于习水醒民政府业务派单受理说明》(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4日)，该说明中称“上访人员王代文为当时公司聘请的社会能人，代管醒民支局业务”。原告认为，根据这新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与习水电信公司是劳动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为此，2018年4月17日至18日，原告王代文到贵州电信公司找领导反映，要求恢复工作，补发工资。4月18日下午，贵州电信公司答复原告，他们省公司解决不了，要求原告找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公司”)反映解决。 2018年4月19日，原告到北京去找到中国电信公司，提交了新证据，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不管是到贵州电信公司还是中国电信公司，原告都是心平气和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没有扰乱任何单位的正常办公秩序。 2018年5月15日，习水县公安局醒民派出所电话通知原告去醒民派出所。原告到了派出所后，派出所所长廖富强、副所长陈伟就将原告强行押坐在审讯椅上，给原告非法戴上脚镣手铐，对原告进行逼供。从5月15日下午约17:00时到5月16日上午约10:00时，派出所不给原告饭吃，也不让原告上厕所。5月16日上午，在没有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醒民派出所强行将原告押到习水县公安局非法羁押。2018年5月16日下行约18:00时，醒民派出所才向原告宣布习公(醒民)行罚决字〔2018〕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具有寻衅滋事行为为由，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五日。随后，陈伟将原告送到习水县拘留所执行拘留，5月21日,拘留期限届满，原告被释放回家。 原告认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原告基于新证据，向贵州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公司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原告行使《宪法》赋予的申诉控告权的正当行为。上访申诉过程中，原告没有寻衅滋事行为。退一万步说，就算原告在申诉上访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也应当由贵州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住所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不应当由习水县公安局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媚、賭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即行政案件的管辖，以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原则，以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例外，原告即便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由贵州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公司住所地的公安机关实施处罚，不应当由习水县公安局来实施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来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的习公(醒民)行罚决字〔2018〕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辩称，2018年5月15日，我局副局长罗太栩电话指令我局醒民派出所︰习水县醒民镇王代文无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上访，指令我局醒民派出所受案调查。我局醒民派出所于当日受案调查，原告王代文于同日到案，经依法调查查明︰2010年，原告王代文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签订协议，受委托代办习水县醒民镇电信业务。2014年3月，原告王代文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协议终止，双方协议终止后，原告王代文与习水电信分公司就是否为劳动关系一事发生纠纷，经劳动仲裁、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均认定不属劳动关系，驳回王代文请求。原告王代文为实现让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为其解决养老保险的目的，采用上访手段，无理纠缠，前后多次到贵州省电信公司上访。2018年4月17至18日，王代文等20余人聚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大厅静坐施压，要求解决问题，所提出的请求未得到解决，随后原告等人又到北京集团公司递交上访材料。 原告在起诉状中辩称的理由不成立︰一是按照公安部、省市公安机关关于规范设置使用办案区的要求，办案区必须设置违法犯罪嫌疑人专用座椅，原告被传唤到我局醒民派出所后，我局醒民派出所依法将其带至执法办案区询问室，且原告当时为违法嫌疑人，我局醒民派出所是让其坐在违法嫌疑人专用座椅上接受询问，故原告辩称逼供不成立；二是原告被传唤至我局醒民派出所后，我局醒民派出所保障了原告的必要饮食，还给原告饮水，带原告上厕所，且我局醒民派出所在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也有是否保障其饮食、休息时间的提问，原告的回答也是保障了的，故原告辩称我局醒民派出所不让其吃饭、上厕所不成立；三是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17时10分被传唤至我局醒民派出所，2018年5月16日上午，我局醒民派出所将原告带至习水县公安局，因原告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我局醒民派出所依法对原告的传唤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原告在被传唤期间，我局醒民派出所将其带至习水县公安局进行拘留处罚的审批，属合法行为，故原告辩称的非法羁押不成立；四是2018年5月16日16时38分，我局醒民派出所就向原告宣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故原告辩称的2018年5月16日18时向其宣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成立；五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属上访案件，我国现在的上访案件都是将违法行为人接回居住地后，交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故原告辩称的不应当由习水县公安局管辖不成立。 综上所述，我局醒民派出所受理本案后，依法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在全面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给予原告拘留五日的处罚，本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其证明目的。 第一组： 王代文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第二组： 习水县公安局习公（醒民）行罚决字〔2018〕5-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习水县拘留所习拘解字〔2018〕1108号《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和处罚决定书已经执行。 第三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习水醒民营业部《营业执照》、照片4张，证明原告与习水电信公司具有劳动关系。 第四组： 习水电信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出具的《关于习水醒民政府业务派单受理说明》，证明原告到贵州省电信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提交材料、反映诉求，具有正当事由，并非无事生非、无理取闹、起哄闹事。因此，原告没有寻衅滋事行为。 第五组： 视频两段，证明原告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反映问题期间，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民警出了警，但并未对原告进行处罚。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组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经过仲裁、一审、二审都确认原告与习水电信公司无劳动关系，故原告一直纠缠就应当认定为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对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下列证据，并说明证明目的： 第一组︰ 受案登记表、传唤证、传唤审批、延长传唤审批、询问通知书、接受证据清单、告知笔录、处罚审批表、传唤家属通知、拘留家属通知、送达回执，证明办案程序合法。 第二组︰ 处罚决定书及回执，证明被告被处五日拘留且被执行的事实。 第三组︰ 对原告王代文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无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北京集团公司无理上访纠缠的事实。 第四组︰ 对敖鹏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北京集团公司无理上访纠缠的事实。 第五组︰ 接受的视频监控，证明原告到贵州省电信公司无理缠访的事实。 第六组︰ 习水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与中国电信控股有限公司习水分公司不属劳动关系，其上访诉求不合理。 第七组︰ 身份证明，证明原告及相关证人身份的真实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受案登记表合法性有异议，案件来源不清，启动调查不合法，报案人不详，不清楚是贵州省电信公司报案还是习水县电信公司报案，如果是习水县电信公司报案，那该公司总经理敖鹏2018年的5月16日凌晨才接受调查，而受案登记表5月15日习水县公安局罗太栩指令习水县公安局进行调查，存在矛盾情况，且没有云岩区公安分局移送习水公安局移送手续，所以没有依据，故我方认为该案件来源不清。对传唤证合法性有异议，上面的时间是2018年5月16日10时20分，而处罚时间是当天16时38分，中间有6个多小时时间是属于非法拘押时间。对延长传唤审批，对原告王代文询问时间是2018年5月15日21时08分，之后就没有任何询问了，而延长询问是当天23时，故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询问早就已经结束了，故延长询问不合法。对其中告知笔录客观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笔录未记载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原告当时辩解是自己没有寻衅滋事询问，不应当拘留，但是没有被记录在该告知笔录中，因此原告拒绝签字确认。对接受证据清单合法性有异议，证据来源不合法，该视频制作收集主体是贵州省电信公司，但卷内没有公安机关向该公司调取证据的文书，故调取证据的程序不合法。 被告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关于原告所述受案登记表的问题，是在5月14日电话报告副局长罗太栩该案件，罗太栩才指令公安局进行受理，故并没有矛盾情况。关于管辖权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是由违法行为人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这是不存在管辖权异议的。关于传唤证的问题，上面载明的是原告离开派出所的时间这段时间还是等待调查的时间，所以也不存在问题，关于延长传唤时间的问题，从公安机关传唤嫌疑人开始，24小时之内都是传唤时间。关于接受证据清单问题，当事人向我方提交的证据，并不需要法律文书，可以用接受证据清单进行调取。关于告知笔录的问题，我方已经告知了原告相关权利，这在我方提供的视频上也是可以进行佐证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认为其中违法行为地是在贵阳市云岩区境内，没有在习水县境内，故习水县公安局不具有管辖权，且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在省电信公司是等待电信公司答复，并不是被告在决定书上所述的“静坐施压”，原告并没有寻衅滋事的行为。且处罚的程序违法，行政处罚审批表载明原告有陈述和申辩意见，但是公安机关没有对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复核，故程序违法。 被告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认为，我局具有管辖权，关于处罚决定的问题，在辩论阶段再进行陈述，关于处罚审批的问题，有视频予以佐证，故我方作出处罚的程序是合法的。 原告对第三组证据合法性有异议，该笔录是在公安机关违法对原告使用脚链手铐的情况询问的，且该笔录也不能证明原告有寻衅滋事的行为。 原告对第四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询问时间是在2018年5月16日凌晨1时30分到2时43分，该笔录证明习水电信公司报案时间是在2018年5月16日，故习水县公安局在5月15日启动调查没有合法来源。习水电信公司本来就是原告的状告对象，故敖鹏在询问时具有明显的夸大现象，敖鹏在笔录中陈述找习水县公安局罗太栩报案，这说明本案不是按正常程序启动。 被告对原告质证意见认为，原告所述报案人电话向习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罗太栩报案的情况也符合规定，并没有规定必须拨打办公电话进行报警。 原告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原告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因为原告一直对这些判决不服，电信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告王代文与习水电信公司具有劳动关系。 原告对第七组证据没有异议。 经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至第七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且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2010年，原告王代文与习水电信分公司签订协议，受委托代办习水县醒民镇电信业务。2014年3月，原告王代文与习水电信分公司协议终止。双方协议终止后，原告王代文与习水电信分公司双方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先后经习水县劳动争议仲裁委仲裁，2015年2月4日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习民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同年7月9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2016年6月3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民申427号民事裁定，均驳回王代文的请求。此后，原告王代文为了要求习水电信分公司解决其养老保险或者给予一定补偿，采用上访方式，多次到贵州省电信公司上访。2018年4月17至18日，在遵义市各县区王代文等类似情况的二十余人，通过“遵义农村维护维权群”微信群联系，期间在4月17日中午至下午下班和18日早上至下午下班时间，聚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大厅以静坐方式，要求解决其上访诉求。因其所提出的请求未得到解决，4月19日原告王代文与蔡小林、黄俊桥又到北京中国电信公司递交上访材料。 2018年5月15日，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罗太栩得知原告王代文上访一事，电话指令醒民派出所受案调查。醒民派出所于当日受案，原告王代文于当日被传唤到案，被告习水县公安局随即依法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在全面收集证据、查清事实的基础上，5月16日，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依法向原告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以王代文的行为构成其他寻衅滋事，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当日执行拘留，于5月21日解除拘留。 另查明，2017年10月，原告王代文因扰乱单位秩序被习水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原告王代文居住地是在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辖区范围内，故被告享有该治安行政案件的管辖权，原告诉称不应当由习水县公安局管辖，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原告王代文因其与习水电信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产生法律纠纷，先后经习水县劳动仲裁委仲裁、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原告王代文的请求均被驳回，原告应当遵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即使有“新证据”，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依法向司法机关递交有关材料，原告却通过微信群“遵义农村维护维权群”联系，与在遵义市各县区类似情况的二十余人，聚集到贵州省电信公司大厅以静坐方式，要求解决其上访诉求，且其人数众多，时间较长，从上访视频资料看，王代文又具有“遵义农村维护维权群的代表”性质，其前后上访多次。同时因其所提出的请求未得到解决后，其又与他人到北京中国电信公司递交上访材料。其行为虽以柔和方式上访，但有必须达到目的的意图，其行为构成其他寻衅滋事，被告对原告的行为定性正确。被告受理王代文涉嫌违法案件后，依法传唤王代文到案，并随即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且处罚前被告履行了行政处罚告知，通知其家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被告根据其行为的前因、经过、情节及后果和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王代文作出治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公安局对原告王代文作出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辩称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代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王代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钱朝友 人民陪审员  陈文华 人民陪审员  付华俊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黄开群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