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邱山大街**。 法定代表人：孙哲，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美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外环中路**内****> 法定代表人：高国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怡，浙江颐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芬，浙江颐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梦莎，女，198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怡，浙江颐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芬，浙江颐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康美森（杭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镇宏达路**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沈高峰。 原审被告：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天荷路**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钱益升。 原审被告：杭州良纺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陆家桥村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朱玉良。 原审被告：钱益升，男，196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张芳，女，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沈高峰,男,198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朱玉良，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上诉人嘉兴美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康公司）、上诉人王梦莎因与原审被告康美森（杭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森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田公司）、杭州良纺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纺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朱玉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0110民初85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7）浙0110民初857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2.改判为：美康公司在最高本金限额8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若仍认定案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无效，则改判为：美康公司在最高本金限额8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全额赔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美康公司承担。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公司章程》第13条判定沈高峰代为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是超越职权行为，系错误理解、适用《公司章程》。（一）一审法院错误选择、适用《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约定。对比《公司章程》第13条及第21条可见：（1）第13条“其他事项”未列明是何等事项，无法反推其包括公司对外担保决议；（2）第21条隶属【公司的对外投资和担保】，属于特别约定，应优先适用。（3）第21条第1款仅设为“由股东会决议”，未明确股东表决比例，系约定不明。因此，一审判决相关事实认定，系错误适用章程条款。（二）美康公司对外担保前，已召开股东会，沈高峰系授权签字，对其职权行为各股东从未提出异议。二、一审法院判定担保合同无效，无事实和证据支撑。相反，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已尽到善意相对方的形式审查义务。（一）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已举证证明其订立担保合同前向美康公司调取并审阅《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等贷前审查资料，故已尽到审慎的形式审查义务，系善意相对人。（二）事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要求美康公司补充完善担保签字，系贷后管理需要，是基于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并应对上级银行检查所需。但该风控措施不代表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明知《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更不能反推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在订立合同时即明知沈高峰越权。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印章签字真实，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据《公司法》第16条，美康公司的《公司章程》内部约定不得推翻对外担保效力。（一）案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所盖印公章属实，美康公司对此事实亦无异议。外观上已能证明相关真实意思表示。（二）美康公司股东间对公司对外担保时股东会决议表决比例约定不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无能力也无资格透过文意代为理解、定性。美康公司章程约定不明的过错，不能由善意相对方来承担。（三）美康公司自签订担保合同以来，从未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解释或提出异议。（四）《公司章程》系美康公司对内程序性规定，不能约束第三人，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便法定代表人行为越权，美康公司也仅能通过内部追责程序维护自己权利，而非主张担保行为无效。四、即使担保合同无效，系美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沈高峰的过错，应承担100%全额赔偿义务。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系权利受损的被害者。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存在较大过错。（一）即使案涉《担保合同》被认定为无效，过错也全由美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沈高峰造成。包括误导菲特公司会收购高国兴股权，沈高峰夸大其协调股东间协调能力等。（二）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依约履行放款等合同义务，并没有与美康公司或其他债务人恶意串通等行为，未加重美康公司担保责任，对案涉担保合同无效不承担过错。（三）一审判决错误理解《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中“过错”的原因力：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放贷、转贷行为系放任损失扩大”并非合同无效的合法原因，故无法作为参考因素判定错误责任。综上，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系履行形式审查义务的善意第三方，权利应予以保障，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案涉事实，错误判定责任。故请求改判。 美康公司上诉请求：改判美康公司对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债权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了案涉授信协议项下发放三笔贷款，案涉贷款为第三次发放贷款，但在美康公司已举证证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自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进一步查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发放第三笔贷款的合规性及合法性，属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否定《说明》效力的理由存在逻辑混乱情形。三、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1条确定美康公司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王梦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有关王梦莎的判决内容，改判驳回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王梦莎的诉讼请求。上诉事实与理由：一、王梦莎与沈高峰在该笔贷款发放前已于2015年5月7日结束婚姻关系，且婚姻存续期间一直长期分居，王梦莎对沈高峰的经营活动一无所知，签订《授信协议》是沈高峰告诉王梦莎仅仅是履行配偶义务表明知晓而已，且王梦莎无法确定该《授信协议》是本人签署，即便是，《催收通知书》明确第二笔贷款因康美森公司未能履约而贷款提前到期，同期王梦莎已经与沈高峰离婚，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之后再发放贷款，王梦莎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王梦莎经济条件很差，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二、《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前到期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针对主债务人违约而采取的制裁措施，根据银行贷款规则，既然已经宣布提前到期，就不能再发放其他贷款，必须书面征求保证人的意见，否则保证人不承担责任。且《催收通知书》中宣布《授信协议》项下贷款提前到期，责令还款，表明该笔贷款已经成为到期债权，而该笔贷款在2015年5月7日得以清偿，故保证人的责任终止。三、案涉借款合同是新成立的主债务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未与王梦莎重新订立书面协议，也无其他合同约定，故王梦莎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上诉，美康公司及王梦莎辩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反复强调的是美康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的问题，美康公司的公司章程十三条里面已经约定得非常清楚，全部事项均必须通过公司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才生效。对于股东会决议，并不是美康公司实际召开过股东会后形成的，而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提供的格式文件，形成的地点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办公室。当时作为美康公司的表见代理方沈高峰根据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要求，在银行办公室里完成盖章和签字后，直接由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收下。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康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知晓此事。不仅是股东会决议，还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授信协议全部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同一个工作人员书写，并且都为事后填写。直到本案诉讼中，美康公司才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这一系列的内容。并且王梦莎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也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工作人员带了空白的合同，找到王梦莎家中要求王梦莎签字，理由是因为王梦莎是沈高峰的配偶，必须签署，当时王梦莎没办法拒绝，在不清楚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签署了相应的担保书，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本身存在恶意。 针对美康公司及王梦莎的上诉，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辩称：一、就美康公司、王梦莎提到的贷款提前到期，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针对授信协议项下的贷款宣布提前到期，而非授信协议提前到期，一审判决对此已经做出明确的一个甄别，也就是授信协议提前到期和项下贷款提前到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有关《说明》的效力问题，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认为一审判决对此已予以明确，《说明》当然不具有确认事实和豁免担保责任的效力。第一，该份《说明》中所陈述的还款情况、时间与事实不符，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授信协议项下第一笔贷款实际上是2014年11月17号归还，但在该份《说明》中却说是12月份，且其表述也不符合一般的银行工作人员表述方法。第二，以“市场一部印章”盖印来确认美康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金融机构操作习惯以及市场惯例。通常而言，银行如果要确认该等事实和豁免相应的担保责任，应当是要提交银行管委会审查之后由支行盖公章出具。第三，“市场一部印章”是部门内部使用的印章，不能对外代表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确认担保责任和豁免担保责任，不具有代表银行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和职权。第四，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该“市场一部印章”申请鉴定的结论只是说无法鉴定，并没有否认或者排除该文件存在套打伪造的可能性。结合前面所叙的异常情况，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有理由相信，该份《说明》是伪造的。退一万步，即使按照《说明》的文字所言，也无法得出美康公司从未提供担保这个结论。3.王梦莎在庭上已经再次确认担保合同上的签字由其本人形成。王梦莎的签字时间早于借款发生时间，所以不存在所谓放贷有瑕疵而后找王梦莎来补救的情况，王梦莎应当承担责任是基于其连带保证人的身份，而并非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所以。王梦莎与沈高峰何时离婚以及离婚是否在贷款前后均与本案无关。本案最高额担保所对应的授信协议期间为2014年5月8日至2015年5月7号，凡在该期间内发生的业务均在担保范围内，案涉借款发生于2015年5月7日，仍然在授信期间内，所以王梦莎的担保责任也应及于该笔贷款，至于王梦莎实际是否有能力偿还与其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是两回事。 针对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美康公司及王梦莎的上诉，沈高峰述称：一、关于美康公司的担保。沈高峰在跟高国兴合作之初已经明确约定不可以对第三方或者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任何担保。后来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因对康美森公司贷款800万事宜，要求美康公司作担保，当时沈高峰就明确说明因为有约定所以不能提供担保。但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表示可以通过出具承诺书的方式，由沈高峰签字盖章，只贷款半年，且在线下操作，不会被查到，沈高峰没有办法就根据银行工作人员的指示签字盖章，盖章时所有的文件材料全是空白。2014年11月还款之后，需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又涉及到要美康公司担保的事情，沈高峰表明无法让美康公司担保，除非银行自己找高国兴商量，然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就与高国兴协商，被拒绝，且高国兴说要起诉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于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就出具了催收函及《说明》。二、关于王梦莎的担保，王梦莎和沈高峰当时是配偶，银行贷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贷款方配偶必须要签字，所以才让王梦莎签字的，而且签字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是空白的，内容是银行事后自行填写。 康美森公司、东田公司、良纺公司、钱益升、张芳、朱玉良均未作陈述。 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康美森公司立即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返还贷款本金8000000元，支付利息26274.44元（以执行年利率6.955%按日计算至2015年11月6日），支付罚息1286675元，支付复息2817.22元（上述罚、复息暂计至2017年5月14日），并支付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本案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息（罚息依约以执行年利率10.4325%按日计付；复息依约以执行年利率6.955%按日计付）；二、康美森公司赔偿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律师费25000元；三、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王梦莎和朱玉良对康美森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诉请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美康公司、沈高峰、王梦莎在最高本金限额8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同康美森公司）及律师费2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田公司、钱益升、张芳在最高本金限额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按本金500万元折算）及律师费2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良纺公司、朱玉良在最高本金限额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按本金300万元折算）及律师费2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康美森公司、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王梦莎和朱玉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8日，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为甲方与乙方康美森公司签订《授信协议》一份（编号：2014年授字第023号），协议1.1条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800万元的循环授信额度。第2条：授信期间为12个月，从2014年5月8日起到2015年5月7日止。乙方应在该期间内向甲方提出额度使用申请，甲方不受理乙方超过授信期间到期日提出的额度使用申请，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3.3条：授信额度内每笔贷款或其他授信应根据乙方经营需要和甲方业务管理规定具体确定使用期间，各具体业务到期日可以晚于授信期间到期日。第9条第二款：在乙方不能按期归还本协议项下所欠甲方债务的情况下，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乙方全数承担。第10条：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视为已发生违约事件：10.1.4违反本协议第6.2.4条规定义务，未按本协议及/或各具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垫款和其他授信债务本息的。同日，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王梦莎、朱玉良分别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记载：经授信申请人康美森公司要求，同意出具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银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其中美康公司、沈高峰、王梦莎最高限额为800万元，东田公司、钱益升、张芳最高限额为500万元，良纺公司、朱玉良最高限额为300万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根据《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合同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有关费用、银行向授信申请人追讨债务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等。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年。其中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加盖有公章和其法定代表人钱益升、朱玉良、沈高峰的签字。2015年3月20日，美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高国兴。2015年5月7日，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甲方）与借款人康美森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编号：2015年贷字第037号），记载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甲方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甲方经审查同意发放贷款800万元，贷款期限为六个月，自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11月7日，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以定价日前1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础利率（LPR）为基准利率加165.5个基本点（BPs）；乙方未按期偿还贷款的，对其未偿还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改按在原利率基础上加收50%计息；贷款利息从贷款入乙方账户之日起按实际放款额和实际占用天数计算，每月计息一次，计息日为每月的20日，日利率的换算方式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国际惯例执行；乙方须于每一计息日当日付息，甲方可以从乙方存款账户中直接扣收，乙方未按时付息，甲方有权按同期贷款利率就未付利息加收复息；在乙方不能按期归还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和偿付应付费用情况下，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乙方全数负担。同日，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向康美森公司发放贷款800万元。庭审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确认康美森公司支付利息至2015年10月20日，之后的本金、利息均未支付，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故其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25000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确认其在审查美康公司担保人资质时要求其提供了公司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材料。其中美康公司提交的章程（2014年2月20日修订）记载，公司股东为菲特公司和高国兴，菲特公司持股比例60%，高国兴持股比例40%。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它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该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得参加此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美康公司出具给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案涉股东会决议记载：经我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决议如下：同意为康美森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最高本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鉴于本次担保涉及为本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保，股东_____回避了本次决议的表决。股东_____经我公司合法程序通知后，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属自行放弃权利，不影响本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决议下方加盖有美康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沈高峰签字，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下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签字或盖章处仅有菲特公司的印章。2014年5月14日，菲特公司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出具承诺函一份，记载：“我公司现为美康公司的股东，占比60%，由于目前我司正进行对另一自然人股东高国兴的股权收购，因此高国兴暂时不能对康美森公司在贵行编号为2014年授字第023号的授信履行担保签字。本公司承诺将于一个月之内完成股权收购，完成收购后，同意美康公司重新履行担保手续，承担康美森公司在贵行的担保义务，在收购期间，如出现风险，则由我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望贵行能批准我们的申请，谢谢合作！”2015年1月4日，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向康美森公司出具《催收通知书》一份，记载：“你公司与我行于2014年5月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4年授字第023号《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本金人民币800万元及相关利息将于2015年5月7日到期，你公司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美康公司的担保签字。现你公司未在承诺期内办妥，我行宣布《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前到期。请你公司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否则，我行将采取有关法律措施”。另，加盖有“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市场一部”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6日的《说明》记载：“康美森公司存在800万贷款，该笔贷款已经于2014年12月31日还入，转贷后美康公司未作担保，故现美康公司未对康美森公司担保！”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主张上述《说明》上面的印章系伪造，即使真实，文字存在套打可能，故申请鉴定，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确认加盖真实印章的材料作为比对检材。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月2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6日的《说明》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处加盖的“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市场一部”印文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提供的检材上面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说明》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处加盖的“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市场一部”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先后顺序无法做出鉴定结论。案涉《授信协议》项下共发放过三笔贷款，第一笔发放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还贷时间为2014年11月17日；第二笔发放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还贷时间为2015年5月7日；第三笔即案涉贷款发放时间为2015年5月7日。 一审法院认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与康美森公司签订的《授信协议》、《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依约发放借款，康美森公司理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息，其未能按约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构成违约，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要求康美森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及复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11月7日，相应的罚息、复息起算时间应从次日2015年11月8日计算，故对罚息、复息该院予以调整。同时，《借款合同》约定康美森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和偿付应付费用情况下，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由康美森公司负担，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以此约定要求康美森公司承担律师代理费25000元，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美康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美康公司抗辩，涉案加盖美康公司公章及沈高峰签字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系美康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沈高峰超越权限订立，且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沈高峰超越权限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行为构成明知，故涉案担保行为无效，美康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判断美康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前提是明确（一）涉案加盖美康公司公章及沈高峰签字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否系沈高峰超越权限出具，（二）如果是，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此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于第（一）项沈高峰是否存在越权行为。美康公司主张，根据美康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者股东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担保，需要其他股东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康美森公司是菲特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故根据上述两个条款规定美康公司对外担保均需要高国兴表决通过，但涉案股东决议并未经过高国兴同意并签字，应属无效决议，沈高峰依据无效决议出具担保书属于越权行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抗辩：1、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自制的约定，并不必然对抗外部债权人；2、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里并没有明确“其他事项”具体指什么事项，属于约定不明，并不一定包含担保事项；3、章程第十三条属于概括性约定，第二十一条才是针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约定，该条前半部分明确约定决议机构是股东会，但未明确约定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具体表决权数，原告已经提供了符合该条规定的决议；该条后半部分是针对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规定，但本案不属于该情形，因为涉案借款人康美森公司既不属于股东也不属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必须要高国兴表决通过的情形。综上，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客观上虽然收到了章程，但对章程的理解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审查，也不能以单方审查意见来判断决议是有效还是无效。对此，该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美康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亦明确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其次，美康公司的章程第二十一条虽规定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需要除该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但本案被担保人康美森公司并非美康公司股东，美康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康美森公司系美康公司实际控制人，而美康公司抗辩该条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是指“股东关联企业”亦未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故章程第二十一条关于股东会决议通过比例的规定不适用本案情形。因此，美康公司为非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需要达到的股东通过比例应适用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即美康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该决议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涉案股东会决议仅有代表60%表决权的股东菲特公司的盖章确认，未达到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并未成立，沈高峰作为美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该决议不成立，却以美康公司名义出具涉案《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行为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关于第（二）项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是否构成明知或者应知。美康公司主张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构成明知的理由是：1.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审核了章程，根据章程要求沈高峰完善高国兴签字，并要求沈高峰代表的菲特公司对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承诺完善高国兴签字；2.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于2015年1月4日出具的催收通知书中也提及康美森公司没有在承诺期内办妥高国兴签字的事宜，从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3、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于2015年1月16日出具《说明》，自认美康公司并没有对康美森公司进行担保。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抗辩：1.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于涉案股东决议上面没有高国兴的签字这一客观事实是明知的，但对于决议没有高国兴签字就违反章程规定从而会导致担保无效并不构成明知。如前所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客观上虽然收到了章程，但对章程的理解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审查，之后要求菲特公司出具承诺函及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出具催收通知书只是基于风控和合规性的要求。2.盖有市场一部章的《说明》虽然经鉴定印章属实，但市场一部并不能代表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出意思表示。因为市场一部印章只是对内使用，不对外使用，不可能对外作出权利义务的处分，担保责任的减免需要经过相关审批后由银行加盖公章后出具，且该《说明》上并没有任何银行人员签字，代表不了银行的意思。3.《说明》应该是由行外人打印后，通过里外串通加盖的印章。理由包括：《说明》上关于贷款本金还入的时间与实际还款时间不一致；银行关于关于还款的表述是“结清”而非“还入”；银行豁免担保出具的是正式协议而非《说明》；银行使用市场一部的印章需要领导审核登记，但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未在登记簿上查到相关记载。另外，美康公司取得该种形式的《说明》，一般情况下应该要求银行进一步完善公章和领导签字，但其并没有。该院认为，判断相对人是否明知或应知法人超越职权对外担保，应当从相对人在法人订立担保合同或者出具担保书前是否具有知晓其超越职权的可能性进行考量。本案中，首先，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在审查美康公司担保人资质时已经要求其提供了公司章程及涉案股东决议等材料，章程对于公司股东控股情况及股东决议议事规则均予以了明确规定，即菲特公司控股60%、高国兴控股40%，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保需其余股东过半数、其他事项需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但美康公司提供的涉案股东决议上面仅有股东菲特公司的盖章，缺乏高国兴的签字，且决议上面并未记载高国兴是因为需要回避而未表决还是因为缺席自动放弃或者其他原因。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通过形式审查即应当可以发现涉案股东决议并未达到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实际并未成立。其次，美康公司股东菲特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出具承诺函的行为表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实际上也已经发现涉案股东决议存在瑕疵。根据该承诺函记载，高国兴不能履行担保签字的原因系菲特公司正在对高国兴的股权进行收购，并承诺一个月之内完成股权收购后，同意美康公司“重新履行担保手续”，承担担保义务。可见，菲特公司在承诺函中也已经表明，涉案股东决议上缺少高国兴签字并非客观上不需要，而是由于股权收购的关系，并且完成收购后需要“重新”履行担保手续，即目前担保手续并不完善。并且，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在2015年1月4日出具的《催收通知书》中也是以“未完成美康公司担保签字”（而非仅仅“高国兴”签字）为由宣布债务提前到期，表明其知晓美康公司的担保存在问题。综上，一方面，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通过美康公司提交的材料通过形式审查即应当知道涉案股东决议并不成立；另一方面，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要求菲特公司出具承诺函及其自行出具《催收通知书》的行为亦表明其客观上也已经知晓涉案股东决议并不成立，涉案《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系美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高峰超越权限出具。鉴于美康公司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系沈高峰超越权限出具，且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此构成明知，故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美康公司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在审查担保人资质时审查把控不严，明知美康公司担保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向康美森公司发放贷款，并且在美康公司股东会决议尚未完善、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自己已经出具催收通知书通知债务提前到期、康美森公司已经偿还第二笔贷款的情况下，仍旧向康美森公司发放涉案第三笔贷款，放任损失扩大，存在较大过错；美康公司作为担保人向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提供实际并未成立的涉案股东决议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且在其选聘的法定代表人沈高峰超越权限对外实施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时，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亦存在过错；双方应当就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该院确定美康公司对康美森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另外，虽然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市场一部于2015年1月16日盖章出具的《说明》中曾作出“转贷后美康公司未作担保，故现美康公司未对康美森公司担保”的陈述，但是该《说明》上面并未加盖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公章，也没有相关负责人员签字，且《说明》上面关于还贷时间的描述与客观还款时间不符，也不符合一般银行解除担保关系的操作习惯，故美康公司依据该《说明》主张其完全不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关于王梦莎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王梦莎抗辩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于2015年1月4日出具的催收通知书上面记载涉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于2015年5月7日提前到期，经催收后，该笔借款已经于2015年5月7日结清，因此涉案《授信协议》项下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在2015年5月7日结束，之后发生的贷款与王梦莎无关。该院认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出具的催收通知书催收的系当时发放的贷款，并非本案讼争贷款，宣布提前到期的也是当时的欠款，而非《授信协议》本身，涉案讼争的贷款发放时间为2015年5月7日，仍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和王梦莎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王梦莎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在最高本金限额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及律师代理费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理，东田公司、良纺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朱玉良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也应在最高本金限额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及律师代理费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康美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借款本金8000000元；二、康美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借款利息26274.44元、罚息1284356.67元、复息2812.15元（罚息、复息暂计至2017年5月14日，此后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复息按“2015年贷字第037号”《借款合同》约定另计）；三、康美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00元；四、美康公司在最高本金限额8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沈高峰、王梦莎在最高本金限额8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和律师代理费25000元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东田公司、钱益升、张芳在最高本金限额5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和律师代理费25000元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良纺公司、朱玉良在最高本金限额3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和律师代理费25000元范围内，对康美森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驳回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185元，由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负担19元，康美森公司负担77166元，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王梦莎、朱玉良负连带责任。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康美森公司负担，东田公司、良纺公司、美康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王梦莎、朱玉良负连带责任。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一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康美森公司的《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以及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东田公司、良纺公司、钱益升、张芳、沈高峰、朱玉良之间的担保合同关系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正确，各方对此亦未提出上诉。根据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美康公司、王梦莎分别提起的上诉及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内容为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美康公司之间的担保争议、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王梦莎之间的担保争议。 关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美康公司之间的担保争议，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依据《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要求美康公司对康美森公司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该《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上有美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沈高峰签名并加盖公章，但经查明沈高峰的行为属越权担保，且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此明知，理由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美康公司的章程规定，美康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由股东会决议，美康公司由菲特公司和高国兴两个股东组成，本案中查明沈高峰以美康公司名义在《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另一股东高国兴并不知情，此项担保事宜没有通过股东会讨论，沈高峰的行为系越权担保。2.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公司提供担保负有谨慎的审查义务。虽然这种审查义务只是形式审查标准即可，但是形式审查不等同于只收取材料而不作任何审核。本案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既已要求提供美康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并确已收到该等材料，既然其主张对章程的理解及对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判断，正因为此，就应该对形式上的完备性进行审慎审查。股东会决议上只有一个股东菲特公司的盖章而没有另一个股东高国兴的签名或盖章，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说明，显然从形式上就不具备形成股东会决议的外观表现。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对此视而不见，未尽到善意的注意义务。3.事实上，通过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接受菲特公司、沈高峰出具的承诺函和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自己出具的《催收通知书》的内容表明，无论是在订立《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当时还是其后发放贷款过程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客观上知晓美康公司的担保存在问题，还以此作为其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理由。即便是按照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的说法是为了贷后风控管理和应对上级检查之需要，也充分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没有按规范要求操作。综合以上情况可见，本案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向美康公司主张担保责任所依据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系沈高峰越权出具，且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定担保行为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担保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的过错分担责任时，所考量的因素不仅包括造成担保无效的因素，还包括造成损失的因素。本案中，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不仅对担保无效存在如前所述之过错，且在明知美康公司的担保存在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对主债务的发放亦存在扩大损失的过错，而美康公司的股东菲特公司和原法定代表人沈高峰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以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美康公司有管理上的失职，也存在过错。故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美康公司均应就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虽然美康公司以一份盖有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市场一部”章的《说明》主张自己不承担责任，但是，首先，该份《说明》的来源不明，且使用的“市场一部”之章仅是银行的内部用章，不具有对外效力，美康公司也应当知道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对外作出有关权利义务处分的书面文件时当使用公章而非内部章；其次，即便根据《说明》的文字表述，美康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但基于前面所述，美康公司对担保无效存在过错，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美康公司主张自己免责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判定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美康公司各自承担的责任，未有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认为美康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或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和美康公司认为自己无需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 关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和王梦莎之间的担保争议，王梦莎确认案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故从合同形式要件看，签字真实有效。王梦莎辩称其当时不了解合同内容，签名非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其一王梦莎无证据证明其系受欺骗或受胁迫签署该合同，其二该合同虽为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但从标题和内容均可反映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王梦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鉴于王梦莎提供的是最高额保证担保，系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在本案中是对案涉《授信协议》项下2014年5月8日至2015年5月7日期间发生的债权余额提供担保，而在该授信期间内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先后向康美森公司发放过三笔贷款，虽然就其中第二笔贷款因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宣布提前到期并由康美森公司偿还本息，但案涉《授信协议》并未提前终止或者解除，且根据案涉《授信协议》中关于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的约定，随后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又于2015年5月7日向康美森公司发放了第三笔贷款即本案所涉贷款，仍在案涉《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和王梦莎的最高额保证期间内，并非如王梦所述系新成立的主债务合同，因此该笔贷款仍属于王梦莎的最高额担保范围，王梦莎认为其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美康公司、王梦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169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承担25723元，由嘉兴美康实业有限公司承担25723元，由王梦莎承担25723元。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对预交的二审诉讼费用结算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章保军 审判员 李洁瑜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冯旻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