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782民初12200号原告：陈见效，男，197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玲云，浙江近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住所地：义乌市城中北路320号201室。经营者：胡建斌。被告：胡建斌，男，197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超、吴璜杰，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应伟刚，男，199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原告陈见效与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杨飞雄独任审判。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追加应伟刚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予以追加。于2018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见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玲云，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超、吴璜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应伟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案情复杂，于2018年10月15日将案件转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见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玲云，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璜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应伟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见效诉称，2016年4月5日，原告通过应伟刚将其所有的浙Ｇ×××××号车辆出租给被告，约定每月租金为45000元，由应伟刚与被告签订空白合同一份。当日原告通过应伟刚交付车辆至被告处，被告也通过应伟刚付给原告第一个月的租金。后被告称其于2016年5月将车辆转租给他人后车辆失踪，其已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现该案已审结。2017年4月1日，原告与办案警察去台州临海以支付24.5万元为对价取回车辆。被告自2016年5月起未付租金也没有赔付原告取车费用。诉请：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赔付原告车辆租金损失49.5万元（每月4.5万元计算至2017年4月1日止）。3、判令被告赔付原告取回车辆费用24.5万元。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辩称，本案第三人应伟刚与被告胡建斌系多年朋友关系。2016年4月6日，应伟刚找到被告，委托被告将其所有的浙Ｇ×××××车辆用于租赁，同日还与被告服务部订立《汽车租赁挂靠协议》，协议约定：6、被告只负责给应伟刚联系客户，签订租赁合同。车辆在租赁过程中如果遇到车辆毁灭，被盗或发生人身意外事故，由承租人或应伟刚承担，被告方不负任何责任及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8、其他补充：被告方明确告知应伟刚租车有风险，车辆在出租期间可能存在被抵押、典当和诈骗的风险，经应伟刚同意签字并确认，被告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否则被告方拒绝接收此车辆的挂靠出租。同时，被告胡建斌与第三人应伟刚还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应伟刚直接与承租方联系、向承租方收取车辆押金及租金。2016年4月6日，被告方作为甲方与案外人杜赟凡作为乙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四、2、乙方不得用租赁车辆从事违法活动（包括将车辆转租、出租、典当、抵押、转卖）等，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将车辆强制开回，并扣除所有押金及租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将浙Ｇ×××××牌小车出租给杜赟凡，出租期间自2016年4月6日开始，租金1500元一天，并收取了杜赟凡缴纳的车辆押金1万元及租金45000元。因被告与第三人应伟刚曾达成上述口头协议，故被告于合同签订后的第三日即2016年4月8日将45000元租金悉数汇至第三人应伟刚银行账户，并于2016年5月22日将1万元押金汇至应伟刚账户。结合侦查机关对应伟刚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本案所涉浙Ｇ×××××牌小车的实际所有人及实际出租人系本案第三人应伟刚，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也从未签订过任何租赁合同，且原告陈见效并非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故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之后，浙Ｇ×××××牌车辆被杜赟凡租赁后用于抵押，承租人杜赟凡因涉嫌以租车后抵押套现的方式实施诈骗被义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十个月，但相关刑事判决书所列犯罪事实中并未包含本案车辆，经查证，系因应伟刚表示同意杜赟凡将本案车辆用于抵押，故侦查机关并未追究杜赟凡关于本案车辆的刑事责任。关于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的部分内容，原告声称2017年4月1日，原告与办案民警去台州临海以支付24.5万元的对价取回车辆，但据被告了解，以上情况并非事实，同时原告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的相关主张不应得到法庭支持。综上，被告虽在本案中仅作为涉案车辆的名义被挂靠人，但实际均系第三人应伟刚在安排车辆经营使用，被告方与应伟刚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事实委托关系。且应伟刚在将涉案车辆出租给杜赟凡使用的过程中，已明确表示过同意杜赟凡将车辆用于抵押，车辆损失的后果应由应伟刚自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告方并未向应伟刚收取分文委托费用，也尽到了被委托人的全部义务，在受托租赁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故原告要求被告赔付原告车辆租金损失及取回车辆费用的诉请，于法无据，请予以驳回。第三人应伟刚未应诉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金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打印件、查询单原件、购车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账户明细原件和婚姻信息原件各一份，证明被告妻子卢云霞支付了4.5万元租金及原告主张租金的依据。3、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杜赟凡2016年2月5日开始从被告处租车用于抵押的事实。2016年4月6日，被告将原告的车辆出租给杜赟凡。4、调取案卷申请书两份及刑事案卷调查笔录，证明原告将牌号为浙Ｇ×××××出租给被告的事实，以及租金的金额依据及车辆失踪的事实。5、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31日支付24.5万元取回被抵押车辆的事实。被告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据我们所知，应伟刚因为不能办理按揭贷款，所以将浙Ｇ×××××车辆做在其舅舅陈见效名下，车辆一直由应伟刚使用及控制，故应伟刚才是上述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于汽车租赁合同签订后第三日即2016年4月8日将4.5万元租金悉数汇至第三人应伟刚银行账户，恰恰能证明被告在本案中仅作为涉案车辆的名义被挂靠人，实际系第三人应伟刚在安排车辆出租的事实。证据3，该刑事判决书在罗列的犯罪事实中并未包含本案的车辆，也恰恰证明被告对于车辆出租后被抵押并不知情。证据4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存在异议，其中应伟刚和杜赟凡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询问过程中所做的部分陈述并非事实，应伟刚系车辆实际所有人，在应伟刚的笔录里是可以确认的，但应伟刚和杜赟凡在笔录里认为被告胡建斌对于抵押的情况是知情的，该陈述并非事实，杜赟凡为了减轻刑事责任，做了虚假陈述，而应伟刚系车辆的所有人，故希望胡建斌来承担车辆的损失。但是对于部分陈述，我们认为应当予以认可，其中应伟刚在陈述当中承认对杜赟凡租车后用于抵押是知情的，并做出了同意的表示，所以我们认为应伟刚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应对车辆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恰恰能证明本案第三人应伟刚将车辆挂靠在被告公司用于租赁的事实。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调解协议书上虽载明虞康康的委托代理人为徐友强，但没有相应的委托手续，并且涉案车辆是否曾经抵押给虞康康一事真实性不可知，被告对于车辆抵押一事并不知情。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汽车租赁挂靠协议一份，系应伟刚和被告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的挂靠协议，双方约定第六条和第八条已在答辩中陈述。2、汽车租赁合同原件一份，证明本案被告根据本案第三人应伟刚的委托将车辆租赁给杜赟凡的事实，本案被告在整个租赁过程中，未存在任何过错。且已经将全部租金及押金交付给应伟刚。3、支付宝转账记录一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5月22日将1万元押金汇至应伟刚支付宝账户的事实，以此证明事实租赁关系发生在应伟刚与杜赟凡之间，与本案被告无关联。4、申请调取应伟刚的询问笔录申请书及刑事案卷笔录。证明应伟刚系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使用人及控制人，其对杜赟凡租车后抵押的情况是知情的，而且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故全部损失应由其本人承担。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应伟刚本人签名是真实的，但第8条条款是后来添加的，我们询问应伟刚，应伟刚说当时签的是空白合同。名义上是挂靠协议实际上是租赁协议，因为涉案车辆不是营运车辆，不需要资质，无须挂靠，所以该份挂靠协议实际是租赁协议。该份协议并未将租金列入，明显是不合理的。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对车辆的安全是有责任的，第六条因为协议是甲方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应属无效，第8条同第6条质证意见一样。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该合同可以证明涉案车辆是由被告出租给杜赟凡使用的，租赁物的占有人是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在租赁期间产生的租金及造成的损失应由租赁物的占有人承担。这份合同证明租赁关系发生在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和杜赟凡之间。对证据3是涉案车辆案发以后才打款，我们没有跟应伟刚联系，原告并不知情，即使打款事实，也是在涉案车辆案发以后的打款，并不能证明车辆出租与被告没有关系。至于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谁应以车管所登记为准，应伟刚的笔录并不能证明车辆归应伟刚所有，车辆所有人是应伟刚。笔录并不能证明涉案车辆抵押给杜赟凡应伟刚是知情的，理由是询问笔录第122页，公安民警问车辆在哪里，应伟刚的回答只能证明车辆通过被告公司出租的事实，整页应伟刚的答复都是被告教他怎么回复信息，证明应伟刚是不知情的。根据王智的询问笔录214页中间部分王智的回复，说明胡建斌对租车进行抵押这一事实是清楚的。本院认证意见：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租赁合同均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需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再作确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牌号为浙Ｇ×××××车辆的所有人。第三人应伟刚系原告的外甥。被告胡建斌是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的经营者。2016年4月7日，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作为甲方与第三人应伟刚作为乙方签订汽车租赁挂靠协议一份，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浙Ｇ×××××车辆挂靠在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进行租赁业务，协议约定车辆的产权为乙方，甲方不负担车辆故障、事故、部件损坏等一切费用。同时协议第6条约定：甲方只负责给乙方联系客户，签订租赁合同。车辆在租赁过程中如果遇到车辆毁灭，被盗或发生人身意外事故，由承租人或乙方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及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协议第8条、其他补充：甲方明确告知乙方租车有风险，车辆在出租期间可能存在被抵押、典当和诈骗的风险，经乙方同意签字并确认，甲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否则甲方拒绝接收此车辆的挂靠出租。上述协议为格式条款，协议第8条的其他补充的内容系手写。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在甲方一栏盖章，第三人应伟刚在乙方一栏签名捺指印。2016年4月6日，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甲方）与杜赟凡（乙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一份，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将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浙Ｇ×××××车辆出租给杜赟凡，合同约定：租赁时间从2016年4月6日起至2016年5月5日；每天租金1500元（或每月租金45000元），押金1万元；合同第四条2约定：乙方不得用租赁车辆从事违法活动（包括将车辆转租、出租、典当、抵押、转卖；不得将车辆交给未考取驾驶证及有效驾驶证人员驾驶）等，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将车辆强制开回，并扣除所有押金及租金。乙方还应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并提交有关部门处理。2016年4月8日，被告胡建斌通过其妻子卢云霞的账户汇给第三人应伟刚45000元。同年5月22日汇给应伟刚10000元。2016年5月26日，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在东阳市看守所对被告胡建斌作讯问笔录时，被告胡建斌回答：因为当时2016年4月6日，杜赟凡到我公司来租浙Ｇ×××××红色尼桑GTR车子，说车子租给他朋友客户开的。到了晚上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杜赟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想把今天租去的车子拿去押下，我一听就想让他开回来，当时杜赟凡说就几天，马上就可以赎回来的。我当时想前面几辆车租去租金都在付的，没有欠过的，我就和他说，你一定要把车子给我拿回来的，然后，杜赟凡告诉我，如果对方电话打来的话，就把他给我的虞康康的账号发给对方，我还是不放心，就和杜赟凡说，一定要把车子拿回来的，杜赟凡一再和我保证，一定把车子拿回来的。后面对方电话打给应伟刚，我就让应伟刚把虞康康的账号告诉对方了，说是租金的钱。我还和应伟刚通过电话的，告诉他租车的老客户因为周转需要暂时押下，车子一定拿回来的，应伟刚当时告诉我只要尽快拿回来，租金不欠就可以了。大概过了两三天左右时间，杜赟凡把租金打我卡上，我然后再给应伟刚转过去了。2016年11月14日，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在义乌市看守所对杜赟凡作第5次讯问笔录时，其中第3页第四行记录：过了一段时间，这辆车的车主电话打来，说这辆车怎么在台州了，还停着不开，是不是你们抵押掉了。我说那不能出事情的，这样一来，我们只能再去调车，把车子赎回来。我就又电话打给厉勇良，那时候厉勇良已经和王海洋合伙了。期间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澳门，我就叫陈南和厉勇良、王海洋联系，这期间陈南租了什么车我不知道。我在澳门的时候，知道了厉勇良去台州把车偷回来，我还和厉勇良吵架了，怕这样出事情。澳门回来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那时候好几辆车抵押在那里，租金、利息付的比较多了，我和陈南商量怎么办，陈南说只能继续调车，继续抵押借钱。我和厉勇良说车子要继续租给我们，我们现在钱也紧。厉勇良就找了一个“客户”，也就是租车行老板，叫胡建斌。陈南当时去KTV陪虞康康他们，而且因为是我联系厉勇良的，我就过去见胡建斌，胡建斌带了一个叫黄子恒的男的，开了一辆宾利、宝马740，我见面之前问了厉勇良，你和胡建斌那边说清楚车子拿去干什么用没，厉勇良说说过了。然后我就到他们的740上去，我就问“胡总，厉总和你说了吗”胡建斌说已经说过了，那时候因为厉勇良偷车的事情，我就长了个心眼，就和胡建斌写了个协议，租金不拖欠的情况下不能把车开回来。胡建斌说这份东西你不能拿走的，我们就把这些协议放在了厉勇良那里。胡建斌说什么时候给钱，我说晚上给你一部分，到时候再给你剩下的，开始的时候租金都是通过厉勇良给胡建斌的，因为他是介绍人帮我们的，我们不能坏了规矩。包括虞康康那边也是通过楼晓磊，那时候想的就是你能介绍这个路子，赚点钱也是应该的。2017年1月18日，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在义乌市看守所对杜赟凡做讯问笔录时，其中第3页第14行和第4页记录：问：那你是怎么找到胡建斌租车的？答：是通过厉勇良介绍的，一方面是因为他那里没有车子了，厉勇良不想把自己的车子再套进来了，厉勇良可以收介绍费挣钱。我们刚开始的租金和押金都是给厉勇良的，厉勇良再给胡建斌的。现金和转账厉勇良农商卡上面都有的。问：胡建斌是否知道你们租车去干吗的？答：知道我们租车去抵押的，我第一次和胡建斌见面是一天晚上，厉勇良给我打电话说胡建斌来了，我说叫胡建斌直接来，我和厉勇良说该说的都说了没，厉勇良说说了，我说说了就好了，车子你接过来，我钱跟厉勇良算，我就去东阳市南街口那里，厉勇良住的边上，我到了那里之后，胡建斌、厉勇良、黄子恒都已经在了，我到了之后就坐到对方740宝马上面了，我车子上面讲胡总，车子拿去抵押的，你情况已经清楚了。胡总说没事的，只要租金和押金不要断就好了。我和胡建斌签了协议说车子停在那里不能随便开车。之后当天晚上开走一辆宾利，之后陈南抵押给虞康康了，钱是现金10万元给我们的，卡上打了50万元打到蒋跃上，租车钱是给厉勇良，农商卡上打了钱，租金12万元，押金10万元。2017年3月31日，临海市古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浙Ｇ×××××车辆抵押给虞康康一事，做出临古（2017）0519号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由原告当场一次性付给虞康康车辆抵押款24.5万元，抵押款由虞康康的口头委托人徐友强代领，抵押车辆由徐友强当场归还原告。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原告提供的金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打印件，证明浙Ｇ×××××红色尼桑车登记的所有人为陈见效，故陈见效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原告的浙Ｇ×××××红色尼桑车，通过第三人应伟刚挂靠在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出租，作为被挂靠人对挂靠的车辆负有安全代管代租义务，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在将原告的车辆出租给案外人杜赟凡后，杜赟凡当晚明确告知被告胡建斌要把车子拿去抵押，被告胡建斌侥幸地认为杜赟凡会按时支付租金、交回车子，并告诉第三人应伟刚如果电话打来告诉对方虞康康的账号，使原告的车子得以顺利被抵押，导致最后无法正常取回车辆的结果，被告胡建斌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对原告车辆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提出在其与第三人应伟刚签订的挂靠协议第8条有明确约定，车辆被抵押的风险，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挂靠协议时间是2016年的4月7日，而案外人杜赟凡在汽车租赁合同签订的当晚也就是4月6日就告诉被告胡建斌要将车辆抵押，所以该挂靠协议第8条的约定并不能免除被告要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三人应伟刚在明知车辆要被抵押时，却不积极行使权利要回车辆，对车辆被抵押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第三人应伟刚与原告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故其损失由委托人即本案的原告承担。现原告的车辆已被原告追回，故挂靠协议已无履行必要。原告的损失为：1、租金。自2016年4月6日起到2017年3月30日止，计359天，359×1500﹦538500元，扣除已付45000元，租车押金10000元，实欠租金483500元；2、取回车辆费用24.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陈见效与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的《汽车租赁挂靠协议》；二、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赔偿原告陈见效车辆租金损失33.8450万元（70%），取回抵押车辆损失17.15万元（70%），共计50.995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陈见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原告陈见效负担3200元，被告义乌市鼎吉汽车租赁服务部、胡建斌负担7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飞雄人民陪审员  刘剑军人民陪审员  沈人人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