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民终1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文棉，男，1947年5月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玉莲，女，1952年3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富聪，男，1976年10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富健，男，1978年7月7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基业鞋类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顺景工业园隆基工业村。法定代表人：周慧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章浩。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杰仁，广东泓业正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基业鞋类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业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中中法民四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基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章浩、黄杰仁参加了二审法庭调查；上诉人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基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基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审理期间基业公司多次变更诉讼请求，其最终确定的诉讼请求与其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并无关联。基业公司起诉时请求方文棉返还自其账户所取出款项，变更诉讼请求后又请求方文棉返还存入其账户的款项，二者是基于不同事实提出的主张，应认定基业公司放弃其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引用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对基业公司原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作为基业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后的答辩意见，显然有误。二、基业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证明，应予驳回。基业公司主张方文棉在建设银行账户存入款项的主要证据是法院调取的方文棉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32×××78账户的个人活期明细。从该明细来看，方文棉账户存入的款项由许丽斯、马纯英、霍少桃、潘车强等人的账户转入，并非源于基业公司，且无现金存入，故应认定方文棉在该账户内的款项与基业公司无关。三、因银行不允许基业公司从公司账户中直接提取现金，基业公司才要求方文棉开立私人账户用于接收公司开出的支票、提取现金后再去处理工厂日常现金支出事宜。黄晓的证言可证明银行规定每天取现不能超过50000元，进而印证基业公司系利用方文棉的个人账户为公司取现。四、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申请法院向基业公司调取2014年10月5日至2007年12月21日期间公司的现金日记账，用以证明公司每日的发生现金数额及真实用途，但基业公司拒绝提供。现金日记账作为公司财务资料的一部分，由基业公司控制，基业公司拒绝提交，应当认定方文棉等人所主张的事实成立。五、一审法院判令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对方文棉应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方文棉在取保候审期间并未受到传讯，其因病返回香港就医后未离开香港，此不属于取保候审期间逃逸的情形。方文棉是否构成刑事诉讼上的逃逸应由公安机关认定，不应由民事审判机关直接作出认定。现刑事案件已经撤案，无论方文棉是否存在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均不构成刑事诉讼上的逃逸。一审判决虽认定公安机关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撤销案件，但未认定方文棉不存在侵占基业公司财产的行为，这是法院对公安机关所作撤销案件决定书的错误理解。职务侵占犯罪案件中的“情节显著轻微”是指涉嫌职务侵占的财产数额达不到该罪的追诉标准，而根据刑事案件的追诉标准，侵占财产数额在5000元至10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由此可见，即使方文棉存在职务侵占行为，其数额亦在10000元以下。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出具担保函是在方文棉被公安机关羁押后，在不懂法律兼受程龙基胁迫之下签署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函仅针对方文棉所涉刑事案件程序，现相关刑事案件已经撤案，故该担保函随之失效。基业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期间，方文棉确认其于2004年至2007年间在中国建设银行32×××78号账户中存入的款项4428580元均来源于基业公司。二、（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00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方文棉以开立支票提取现金并转存至其个人账户的方式套取基业公司资金的行为构成侵权，基业公司主张方文棉返还款项的依据充分。三、（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00号生效判决已认定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建应就方文棉向基业公司返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作为同类情形，应作相同处理。基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方文棉返还侵占款项4428580元及利息（从2004年6月1日起计至起诉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诉讼费用由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方文棉系基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程龙基的妹夫，程玉莲是方文棉的妻子，方富聪、方富健是方文棉与程玉莲的儿子。方文棉自2001年8月起至2012年4月止任基业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财务、采购、仓库工作。2012年基业公司以方文棉涉嫌侵占公司财产为由向中山市公安局报案，中山市公安局以“职务侵占”为由立案侦查，对方文棉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取保候审采取人保的方式，由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于2010年4月10日共同出具一份担保函，承诺愿为方文棉的保释作担保，若方文棉逃逸，其愿意承担方文棉对基业公司和程龙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2012年12月24日，中山市公安局作出山公经撤字[2012]0000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撤销该案。2013年1月30日，基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方文棉返还2008年至2012年3月期间侵占基业公司的款项31672767元，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负担，该案案号为（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基业公司称在（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其才得知方文棉自入职基业公司时便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其于2014年1月6日将本案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根据一审法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调取的银行流水单反映，方文棉的32×××78号账户自2004年10月5日起至2007年12月21日止，共存入款项4428580元。基业公司以方文棉已在诉讼中确认上述账户中的款项均属基业公司所有为由，主张方文棉应予返还。庭审中，方文棉称由于建行板芙支行不允许基业公司直接提取现金，故基业公司要求方文棉开立私人账户用以接收基业公司的支票，并提取现金来处理基业公司的日常现金需求，因此方文棉在建设银行开设的32×××78号账户内的全部款项均来源于基业公司，同时该账户内全部款项的支出也是用于基业公司的日常需要，如部分取款凭条上手写注明了“搬运费”“备用金”“伙食”等。另外，方文棉认为，从银行调取的存款凭证看，其32×××78号账户中的款项部分是来自于案外人转账存入，并非来自基业公司，故基业公司仍需举证证明该账户的款项属基业公司所有。同时，方文棉主张基业公司应当提交其自2004年10月5日起至2007年12月21日止的现金日记账，用以证明现金提取的用途。对此，基业公司否认其曾委托方文棉代为支付相关款项的事实，不确认取款凭条上手写加注内容的关联性。基业公司还称，在方文棉负责基业公司财务工作期间，由方文棉记录日报表，故基业公司现在无法提供该期间的现金日记账。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案外人黄晓（公民身份证号；3604031960********）调查，黄晓陈述如下：一、黄晓自2001年起在基业公司工作，任职会计主管；二、方文棉直至离职前一直担任基业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基业公司的财务、采购等工作，且掌管基业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个人私章；三、方文棉在其任职期间会自行记录流水账，并由其保管。一审法院在审理（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案时，依职权向中山市公安局调查方文棉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的相关情况，经办该案的民警杨威向一审法院陈述如下：一、中山市公安局于2012年4月9日对方文棉采取强制措施，由于方文棉患有严重疾病，故于2012年4月28日同意其取保候审，保证人是方文棉的妻子；二、中山市公安局在对方文棉采取取保候审后，扣留了方文棉的通行证、身份证，直至撤销案件后才将上述证件退回其妻。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方文棉自2012年5月11日出境前往香港后，至今未回过内地。在该案中，方文棉向一审法院陈述如下：一、中山市公安局在对方文棉采取强制措施时扣留了其回乡证及身份证，直至撤销案件后才将上述证件退回；二、中山市公安局在对方文棉采取取保候审时，并未要求其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到，亦未禁止其离境；三、方文棉挂失被公安机关扣留的证件并取得一次性证件后，于2012年5月11日出境前往香港，至今没有再入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涉港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基业公司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方文棉是否存在侵占基业公司4428580元的行为以及所侵占财产的数额；三、若方文棉侵占基业公司的财产，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是否应对方文棉侵占基业公司的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由于基业公司是在（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案的审理过程中才知晓方文棉自入职基业公司开始便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即基业公司到此时才知晓其权利被侵害，故基业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的此项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二。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以中山市公安局已经撤销方文棉职务侵占一案为由，主张方文棉不存在侵占基业公司财产的行为，但这仅能显示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依法撤销案件，并不影响基业公司循民事途径行使追究方文棉侵权责任的权利；况且公安机关是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撤销案件，并未认定方文棉不存在侵占基业公司财产的行为。因此，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的此项抗辩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基业公司主张方文棉在建行板芙支行开设的32×××78号账户于2004年至2007年期间所存入款项4428580元均为该公司的财产，诉讼中方文棉亦确认上述账户的全部款项均来源于基业公司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故对该事实应予确认。虽然方文棉主张其是受基业公司的委托，利用其个人账户收取基业公司的款项并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奖金、备用金、货款等，但基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方文棉应就其有权收取基业公司的款项、基业公司款项被收取后的具体用途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方文棉并未对其主张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若基业公司需要支取现金支付工资奖金、备用金、货款，可直接从基业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直接提取现金，无需先将款项转入方文棉的个人账户后再提取并交付公司使用，故方文棉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由于方文棉未能对上述款项为何存入其银行账户及该款项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故可认定方文棉于2004年至2007年期间，利用职权将基业公司的4428580元款项存入其银行账户，该款项应认定为方文棉侵占基业公司的款项，故方文棉应当向基业公司返还上述款项4428580元。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之三。基业公司曾以方文棉职务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案件立案侦查，并对方文棉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根据一审法院于另案向中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所作调查笔录及方文棉的陈述，可认定在2012年4月12日起至12月24日止的取保候审期间，方文棉的通行证、身份证已被中山市公安局扣留，直至案件撤销后才予以返还，故方文棉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中山市公安局的批准，不得出境。然而方文棉却在取保候审后不到一个月便出境前往香港、至今未回内地，其行为已构成在取保候审期间逃逸。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所出具担保函的内容表明，三人承诺若方文棉逃逸，其则为方文棉对基业公司与程龙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方文棉在取保候审期间逃逸，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故基业公司关于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方文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基业公司返还4428580元以及利息（计算方法：以尚欠金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4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应向基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方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方文棉追偿。如果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098元，由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共同负担。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基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组证据：（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判文书生效证明，用以证明方文棉侵占基业公司财产的事实已被另案生效裁判所确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为法院文书，其内容与涉案纠纷相关，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能确定，故本院对基业公司上述二审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该组确认证明力的证据，补充查明如下事实：基业公司因与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起（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案诉讼，请求判令方文棉返还其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侵占款项31672767元，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方文棉从基业公司开出现金支票提取现金1338138.49元后，将其转存至方文棉的账户，方文棉虽主张其系受基业公司及程龙基的委托，利用其个人账号收取基业公司的款项并提取现金用于支付工资奖金、备用金、货款，但基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方文棉不能举证证明其有权收取基业公司的款项并在收取基业公司款项后的具体用途，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方文棉未能对上述款项为何存入其银行账户及款项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故认定上述款项为方文棉侵占基业公司的款项。经方文棉签名确认并加盖“现金付讫”章的支付证明单显示基业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东莞市中元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元公司）支付货款12295374元，基业公司主张该结算单虚假、其从未以现金方式与中元公司结算货款，经调查中元公司从未以现金方式收取过上述支出证明单所载的货款，方文棉亦在诉讼中确认中元公司的货款于香港支付、双方并未以现金方式结算——方文棉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应款项的去向，故认定方文棉通过虚构付款凭证的方式侵占基业公司财产12295374元。方文棉应向基业公司返还款项13633512.49元，对于超过上述金额的主张，基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二、公安机关对方文棉涉嫌职务侵占予以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则方文棉于取保候审期间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出境，而方文棉于取保候审后不到一个月便出境前往香港、此后未再返回内地，该行为构成取保候审期间逃逸。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所出具担保函约定的担保责任条件已经成就，故基业公司关于由上述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遂作出（2013）中中法民四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令：方文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基业公司返还款项13633512.49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应向基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方文棉追偿；驳回基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审判决作出后，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本院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查明：方文棉的账户分别于2009年、2010年分四笔共计向程龙基的账户汇款554662元，程龙基认可上述款项系用于偿还基业公司所欠其借款。二审经审理认为，方文棉向程龙基账户所汇款项554662元的用途在于代基业公司偿还借款，故基业公司无权要求方文棉返还该笔款项。其余事实和争议问题维持一审的认定。本院遂作出（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00号民事判决，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方文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基业公司返还款项13078850.49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应向基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方文棉追偿；驳回基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二审判决于2016年10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基业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各种鞋类制品及其半成品，从事各类鞋材的进出口业务等。本院认为，基业公司以方文棉侵占其财产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当事人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均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故本案为涉港侵权责任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管辖本案和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均无异议，一审处理亦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及法庭调查情况，结合二审补充查明的事实，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方文棉是否应向基业公司返还款项，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是否需对方文棉应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方文棉是否应向基业公司返还款项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单显示，2004年10月5日至2007年12月21日期间，方文棉在建行板芙支行开设的32×××78号账户中先后存入款项共计4428580元。基业公司主张上述账户中的款项属其所有，方文棉于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应基业公司的要求开设上述账户用于接收基业公司的资金和提取现金支付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费用、往来款项，并确认上述账户内的全部款项均来源于基业公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体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存入方文棉上述账户的款项4428580元属于基业公司所有并无不当。按照方文棉的陈述，上述账户实际用于基业公司的日常经营，则基业公司作为生产经营企业，通过该账户与其他企业、个人进行资金往来符合常理；相应地，仅凭存入上述账户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基业公司以外的其他个人，不足以否定该部分资金属于基业公司。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方文棉所称的基业公司现金日记账客观存在，方文棉要求法院责令基业公司提交该账册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方文棉长期担任基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并负责公司的财务、采购工作，且按基业公司会计主管黄晓于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所述情况，方文棉自行记录流水账并自行保管，故方文棉应对基业公司的财务状况了解，具备提供相应证据的条件。方文棉主张银行不允许基业公司直接提取现金，其按基业公司指示开设个人银行账户来存放基业公司款项并提取现金用于支付经营相关的工资奖金、货款等，但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方文棉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述主张求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方文棉将基业公司所属款项4428580元存放于其个人账户内，但不能就该款项的使用情况及去向作出明确说明和合理解释，不足以证明其将该笔款项用于基业公司的经营。方文棉无正当理由占有基业公司的资金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基业公司要求方文棉返还本金及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本案为民事纠纷，方文棉仅以相关刑事案件已被公安机关撤销为由，主张其不存在职务侵占行为，即使存在侵占，亦可推断金额在10000元以下，其主张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且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是否需对方文棉应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共同签署的担保函载明，三人自愿对方文棉的保释提供担保，承担因方文棉逃逸所致基业公司和程龙基一切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通过该函，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共同对方文棉逃逸所致损失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明确，基业公司对此予以接受，应认定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等关于保证合同的规定，故双方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为保证人，基业公司、程龙基为债权人，方文棉为债务人。程玉莲等关于担保函系因方文棉被刑事羁押、其受基业公司胁迫而签署，并非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双方对保证方式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方文棉于取保候审期间未经公安机关许可，通过挂失被扣留证件、取得一次性证件的方式，擅自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且其后未再返回内地，客观上导致基业公司追索被侵占资金财产难以实现的结果，此符合对“逃逸”的通常理解。本案作为民事纠纷，与方文棉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为不同性质的案件，程玉莲等以刑事案件已经撤销、方文棉的行为不构成刑事诉讼上的逃逸为由，主张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未成就，此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方文棉存在逃逸行为，担保函中约定的由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三人需对方文棉所应向基业公司返还的4428580元款项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方文棉追偿。综上所述，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98元，由方文棉、程玉莲、方富聪、方富健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莫 菲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贺伟书记员赖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七条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第十五条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的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内容的，可以补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