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107行初453号 原告李党生，男，1965年7月1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代理人王啸，广西冠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所在地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3号。 法定代表人蒋卫红，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江山，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国权，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炳光、苏嫦，南宁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原告李党生不服被告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交通行政处罚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7年5月31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桂01行初17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本院管辖。2017年11月23日，本院立案受理，并于法定期限内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党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啸，被告市交警支队的委托代理人江山、黄国权，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炳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办理相关延长审理期限手续，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交警支队于2016年12月14日对原告李党生作出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处罚人于2013年6月11日10时24分，在北大路实施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拖拉机上道路行驶的，未随车携带行驶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五条，决定给予：罚款6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2分。 原告李党生对上述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南府复议[2016]2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一、被告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依据《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执行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认定的事实。该《强制凭证》（即现场笔录）中当事交警为一人执法，无见证人见证并核对无误签字确认，因为无法质证、真实性无法保证，所以是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在之后的被告答辩状中，对原始凭证《强制凭证》进行涂改，出现多处自相矛盾的内容；为此已涉嫌作伪证，掩盖事实。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提起行政复议后，被告（交警支队）为证明其所作处罚决定的正确性，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笔迹鉴定，认定《强制凭证》上的“李党生”签名为原告所写。根据行政诉讼中证据收集程序，即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先调查、后裁决”的规则，违反法定程序，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二、而原告于2013年6月11日事发当天，正值端午节放假的第二天，正在回老家隆安看望老人途中；驾驶机动车（桂Ａ×××××）在那桐收费站出口处，并不在当事现场（有相关收费凭证及证人证言）。另注：金杯面包车为桂Ａ×××××，购于2013年5月9日，车主为原告。三、被告（交警支队）为进行笔迹鉴定，获得有关证据，于2016年12月22日电话约原告上午到被告（交警支队）办公室调查取证，现场有两名交警进行录音录像。被问及若干年前在车管所办理业务时的签名是否为原告所写，并询问是否有2013年6月11日相近时期的银行办理业务时的签名。原告的回答是：以前的签名时间比较久远，不能确定为本人所写；在银行办理业务的签名更是没有。四、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在原告与被告（交警支队）进行多次交涉过程中，被告要求原告对《强制凭证》上的签名作笔迹鉴定，根据结果综合考虑是否处罚。应被告要求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的鉴定结果为：《强制凭证》上的当事人签名并非原告所写，但是被告并不采纳司法鉴定结果，依然作出了处罚决定。五、被告（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对以上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熟视无睹，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背离依法公平公证原则。并以案件复杂为由，以至时间过去了五个多月也没作出裁决结果；原告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复议办公室提起复议后，才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裁决。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交警支队）在进行调查取证时，利用执法权威，要求原告作笔迹鉴定，却又不予以采纳；知法犯法，为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鉴定费、误工费、到期更换驾驶证及吊销驾驶执照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等的损失。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出本次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判决:1、请求撤销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的编号：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2、请求撤销南宁市政府作出的“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南府复议[2016]295号”行政复议决定；3、赔偿原告笔迹鉴定费1000元、误工费6000元、到期更换驾驶证及吊销驾驶执照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共计189600元（换证最后期限第二天即2016年3月1日到起诉当天共计632天计算），误工费计算方式为200元剩往返处理案件天数；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吊销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证据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记录处罚当事人的现场笔录；证据3-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证明原告驾驶资格及桂Ａ×××××车主；证据4-2016年12月22日三个与被告（交警支队）通话记录手机截屏，证明当天与被告（交警支队）赖铭海往来情况；证据5-2013年6月11日那垌收费站票据，证明原告事发当天不在现场证据；证据6-《市复议办受理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受理；证据7-《市复议办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延期；证据8-《市复议办中止复议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中止；证据9-《区复议办告知书》，证明再向区复议办提起复议（市复议办不作为）；证据10-市《复议办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裁决；证据11-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确认《强制措施凭证》上的签名非原告所写；证据12-交警一大队《法律文书遗失补办申请表》，证明2016年1月7日获得强制措施凭证的依据；证据13-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收费发票，证明赔偿依据/收费凭证；证据14-于2013年6月14日到交警一大队处理时获得的“强制凭证”，证明原始“强制凭证”无第二名交警签名；证据15-于2017年1月15日在复议办拍到的，由交警支队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的“强制凭证”，证明该“强制凭证”中的第二名交警签名为印章形式出现；证据16-光盘资料一张，证明从复议办拍到的资料，确定上述证据来源。 被告市交警支队辩称，一、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3年6月11日10点24分许，原告驶桂Ａ×××××号两轮摩托车在北大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北大新阳路口时，被执勤民警检查。经查，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且桂Ａ×××××号两轮摩托车注册登记时间为2000年3月15日，而两轮摩托车的使用年限为10年，该车距离注册登记已超过13年。因此，执勤民警依法当场制作编号为45010030541312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以下简称《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到原告，原告在《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字。（见证据1）。二、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一）原告驶桂Ａ×××××号两轮摩托车在北大路由北往南行驶至北大新阳路口时，因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分别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见证据2）。（二）被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见证据3），对原告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罚款50元、罚款50元、罚款500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上述处罚合并执行罚款6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三、被告对原告的处罚程序合法。（一）被告的执法主体合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赋予了被告执法及处罚的权力，因此，被告的执法主体合法。（二）根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适用一般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按照下列程序实施（见证据4）……”。2016年12月5日，原告到被告所属一大队就其上述违法行为接受民警处理，民警依照上述法定程序，调查了案件事实，制作了询问笔录，进行了处罚前告知，于2016年12月14日依法制作了编号为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处罚决定书（见证据5），并送达到原告。四、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以科桂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来否定其驾驶报废车辆之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在处罚前，被告通过对强制措施凭证上的签字与原告提供的鉴定样本进行比对，二者差异明显，且该样本为案发后产生，而原告在其案发前，向车管部门申领、考试驾驶证的相关材料上所做签名，却与强制措施凭证上的签名外观一致（见证据6）。因此，被告在处罚时对原告所提证据不予采信是符合证据采信原则的。此后为化解原告不断的投诉及复议矛盾，被告再委托正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笔迹鉴定，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与事实不符（见证据7）。五、原告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事实证明，被告的执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所谓的“损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律要求。综上所述，被告认为，被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条文正确。因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维护我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 被告市交警支队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1-桂Ａ×××××二轮摩托车注册信息，450100305413124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原告驾驶达到报废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并被扣留车辆的事实；证据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证明原告的行为违法；证据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广西道路交通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广西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五条，证明被告作出的处罚有法律依据；证据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证明被告处罚所依据的法律程序；证据5-询问笔录、告知笔录、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据法律规定完成了处罚程序；证据6-原告案发前签名材料与原告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鉴定意见与事实不符；证据7-1620070302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的鉴定意见与事实不符。 被告市政府辩称，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复议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合法有据。原告不服市交警支队作出的450107－2200148686号《处罚决定书》，被告依法受理后，认为首先，2013年6月14日，原告知道自己有违章记录，遂向市交警支队提出异议表示《强制措施凭证》上的“李党生”签名并非其本人，后于2016年11月15日提交第079号鉴定意见证明其主张。市交警支队通过比对2007年、2010年原告办理驾照业务在相关申请表、机动车考试成绩表上签字，认为与《强制措施凭证》的签名外观一致，而与原告提供给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的样本上的签名外观上极不一致，且原告提供的样本产生于案发后，对原告提交的笔迹鉴定意见不予采纳。2016年12月5日，市交警支队告知原告，其存在未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情形，该违法情形有其陈述和申辩等证据予以证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条第二款的规定，拟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对上述事项明确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也不要求举行听证，并在《告知笔录》上予以签字确认。此致综上，原告对拟处罚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没有异议，市交警支队据此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其次，原告对上述决定书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对决定书认定的事实重新提出异议。由于原告重新以第079号鉴定意见来证明“《强制措施凭证》上的‘李党生’签名并非其本人”的复议主张，市交警支队遂于2016年12月22日到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做了第80号鉴定意见。鉴定结果认定《强制措施凭证》上是原告本人签名，进一步佐证其出具的《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原告提出市交警支队的第80号鉴定意见所用检材的签名并非自已所签，因此不认可该鉴定结论；但在之后的询问调查中又表示“申请人签字栏中‘李党生’签名不能确定为本人所写”，由于其表述前后不一致，被告不予支持其复议主张。最后，原告提出市交警支队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未履行法定程序，与事实不符，被告不予支持。原告在复议阶段提交的材料表示自己并未在驾驶证业务相关表格上签字，这与其在询问调查中的表述前后不一致，被告对其相关论述不予采信。原告仅以其提供的鉴定意见来主张《强制措施凭证》上的“李党生”签名并非其本人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被告不予支持。原告提出市交警支队不采纳其提交的鉴定结果，要求市交警支队赔偿由行政处罚决定造成损失的请求，由于市交警支队并无违法行为，该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予以支持。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另外，由于本案案情复杂，涉及案件事实年代久远，有关情况有待进一步与相关单位协调认定，为确保案件公平公正的审理，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做出中止审理决定，并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被告作出南府复议[2016]2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及其他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市交警支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证据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证据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市交警支队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出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市交警支队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该目录项下的具体证据由市交警支队另行提交）；证据5-复议期间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证明原告对有关签名的说法前后不一致；证据6-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对有关签名的说法前后不一致；证据7-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据8-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本院委托广西众邦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号）中李党生签名是否由其本人签署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桂众邦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46号），鉴定意见为：委托单位送检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中2013年6月11日当事人签名“李党生”的签名与送检的比对样本上“李党生”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的字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对原告及两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依据，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书》（桂众邦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46号）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1日，被告市交警支队民警在南宁市××乡××区××路向××号摩托车驾员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号），认定桂Ａ×××××号摩托车的驾驶员存在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该强制措施凭证当事人签名栏签名为“李党生”。2016年1月7日，原告到交警部门办理业务时被告知有上述违章记录未处理。2016年12月5日，被告市交警支队向原告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等事项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同时告知其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6年12月14日，被告市交警支队向原告作出本案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内容如前所述。原告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南府复议[2016]2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内容如前所述。原告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6年10月9日，原告委托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做笔迹鉴定，检材为涉案《强制措施凭证》的“李党生”签名，样本为2014年3月26日的《中国联通南宁分公司综合业务受理单》的李党生签名、2014年3月26日的《中国联通业务优惠方案补充协议》的李党生签名、2016年10月9日的李党生身份证复印件的签名、2016年10月9日《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的李党生签名。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意见为：送检材料上“李党生”的签名笔迹不是出自李党生的笔迹。 2016年12月22日，被告市交警支队委托广西正廉司法鉴定中心做笔迹鉴定，检材为涉案《强制措施凭证》的“李党生”签名，样本为李党生2007年、2010年在车管所办理驾驶证业务时，签名为李党生的7份样本，以及李党生本人于2016年12月5日在交警队签写的告知笔录。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意见为：《强制措施凭证》下方当事人签名处“李党生”签名字迹是李党书写形成。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涉案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号）上“李党生”签名是否确系原告本人所签。原告本人及被告市交警支队均各自委托鉴定机构作出了结果相反的鉴定结论。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另行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强制措施凭证》中的“李党生”签名再次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的比对样本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均无异议。因此对于广西众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桂众邦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46号）作出的鉴定结论，本院予以认可。据此，被告市交警支队以《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编号4501003054131243号）为主要证据，对原告处以本案被诉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关于被告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市交警支队作出的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但市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未能发现上述问题并予以纠正，因此该行政复议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 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其自行委托进行笔迹鉴定的鉴定费1000元、误工费6000元、到期更换驾驶证及吊销驾驶执照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189600元的诉请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自行委托鉴定产生的鉴定费，并非其维权的必要性开支。原告驾驶证被吊销，与其是否误工、是否有额外经常性费用开支亦并无关联性，因此对于原告的赔偿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12月14日对原告李党生作出的公交决字[2016]第450107-220014868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的南府复议[2016]2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驳回原告李党生的赔偿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子祥 人民陪审员  莫志平 人民陪审员  李桂珍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范佳凝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