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78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建萍，女，汉族，1964年1月27日生，住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皓瀚，贵州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贵州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环城东路264号。 法定代表人：夏建祥，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维成，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大伟，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萍因与被上诉人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77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识错误，上诉人原审第一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并非是单纯因上诉人年满退休年龄而解除，而是在被上诉人制做《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伪造上诉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印时，双方的劳动关系就已经形成被上诉人自我认识的解除局面，由于签字及手印并非上诉人的行为，且依据该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该协议书就是不成立或无效的协议书，因此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仅是被上诉人单方的意思，实际上双方仍然存在劳动关系，为此，伪造协议书的违法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解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该协议书上上诉人签字和手印进行鉴定，以确认被上诉人的伪造行为，另外，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26日才将该协议书交付给上诉人，此时，上诉人才得知这份虚假协议的存在,因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仲裁时效应当从2017年12月26日起计算一年内，因此上诉人的原审第一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二、原判认定本案第二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明显错误。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逐月缴纳，虽然,2009年1月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未给自己办理社保，但双方任然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在2009年1月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为上诉人缴纳社保及补交社保，即使是退休后，劳动者才得知用人单位未缴社保的，用人单位也应当补交或承担损失，因此，缴纳社保的义务是持续性的，当时人在任何一个时间发现，用人单位都应当补缴或赔偿，因而不应当计算时效。即使要计算时效，本案中也未过仲裁时效，被上诉人在2017年12月26日才将《贵阳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交付给上诉人，在此之前，上诉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被上诉人的职工，收到该协议书时，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才明白被上诉人不可能再为上诉人补缴保险，而且也无法补缴，此时才能计算时效，因此，上诉人的第二诉讼请求不但未过时效，而且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从未协议解除，上诉人也未单方解除。上诉人在1996年被单位通知去交纳了停薪留职费用后，就一直进入了停薪留职状态，但由于上诉人办理了停薪留职，而停薪留职的办理手续是在单位存档，单位并未将手续交付给上诉人，因而上诉人无法提交出依据证实办理过停薪留职，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是单位，本案中，从头到尾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以合法的形式解除了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中未中断终止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明显错误，二审应当纠正，且如今上诉人进入老龄阶段但无法得到收入保障，请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权利，特向法院提出诉讼，支持如前诉请。 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厂不存在违法解除与刘建萍的劳动关系的行为，上诉人在原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1989年刘建萍产假过后，就从未到本厂上班，而是到其他与本厂无关的单位上班，该事实刘建萍也是认可的。2000年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退二进三及职工安置方案》并于同年1月17日正式实施。本厂对刘建萍等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而自愿选择一次性分流安置，解除劳动关系的38名职工做了相应的安排。据此，本厂于2001年与刘建萍等38名职工签署了《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因此，本厂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关于刘建萍否认《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其亲笔签名的问题。刘建萍从1989年休完产假离开本厂到其他单位上班后，有时是自己向本厂主张权利，有时是委托他人代为行使权力。由于当时本厂管理不完善，现如今档案资料又毁损遗失，刘建萍的《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究竟是其亲笔签名还是委托他人签名，知情的人除了刘建萍本人和其丈夫外，恐怕只有当时的厂长曾发祥了，但刘建萍的丈夫和曾发祥都已经过世了。但事实是，2001年，本厂就已与刘建萍等选择一次性分流安置的38名职工签署了《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本厂并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另外，《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签订时也给了职工一份，刘建萍提供的复印件不一定时来自于本厂，不能就这份复印件证明本厂2017年12月26日才通知刘建萍解除劳动关系。本厂1995年就已停厂，2001年全面安置遣散了职工，之后没有再进行生产。刘建萍长达28年没有在本厂上班，且对本厂停产的事实一直都是明知的，其上诉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严重违背常理，因此不应当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刘建萍第二项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是正确的。第一，《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在2001年签订的，当时也给了刘建萍一份。无论该份《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复印件是由刘建萍原来保存的一份复印而来还是从本厂复印而来，均不能证明本厂是2017年12月26日才通知刘建萍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仅凭这一份《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复印件），也不能证明刘建萍是2017年12月26日才知道权益被侵害的。在一审庭审中，刘建萍自己承认2009年就知道本厂没有为其购买保险。如果本厂真的存在损害刘建萍权益的行为，那么刘建萍2009年就已经知道了权益被侵害。根据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刘建萍应当在2010年前申请仲裁，然而却始终没有。刘建萍2018年6月申请仲裁，明显已经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一年。第二，即使刘建萍认为虽然1990年后再也没在本厂上班而依然与本厂一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本厂仅从退休相关规定方面，也可以说明刘建萍与本厂的劳动关系早已终止，其诉讼请求早已超过仲裁时效。1、根据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规定，刘建萍45周岁即2009年1月27日应当退休。退休后与本厂劳动合同终止，2018年6月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定时效。刘建萍1980年至1989年在本厂上班期间，是属于特殊工种--油漆工。油漆工属于特殊工种。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78)104号）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刘建萍应当在45周岁，也就是2009年1月27日就已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遐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其退休后与本厂的劳动关系就已终止。劳动关系终止，如果刘建萍认为自己权利到受到本厂侵犯，劳动关系终止时就应当知道了。刘建萍2018年6月申请仲裁，明显已经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一年。2、从一般女工人退休年龄规定看，刘建萍50周岁即2014年1月27日应当退休。退休后与本厂劳动合同终止，2018年6月申请仲裁已超过法定时效。三、关于刘建萍所称的“停薪留职”的问题，本厂并不清楚。即使刘建萍陈述是真实的，即本厂1996年为其办理过停薪留职手续，那么根据《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劳人计（1983)61号）的规定，停薪留职期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刘建萍应当知道其停薪留职期至1998年。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刘建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上诉人刘建萍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建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赔偿刘建萍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06188元；2、判令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依法为刘建萍补交1996年1月至2017年11月社会保险或者赔偿因未交社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26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建萍于1980年进入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工作。1989年5月，刘建萍开始休产假，后一直未到单位上班。1995年因贵阳市人民政府修建万东大桥，拆除被告的四个车间，刘建萍因此取得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分配的10000元。2000年1月17日，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通过《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退二进三及职工安置方案》，对本厂38名不愿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进行一次性分流解除劳动关系，按每年工龄1680元分三次支付补偿费。庭审中，刘建萍对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提交的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记名表决表及委托书、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投票表决结果及委托书、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通知书和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上“刘建萍”的签名和捺印均不认可，也不认可其收到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支付的补偿费。2017年12月26日，刘建萍为办理个人养老保险到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处调取档案，认为其权利被侵害，遂于2018年6月8日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日以刘建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作出筑人劳仲不字（2018）第1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建萍遂于2018年6月22日诉至本院，提出如前所请。另查，庭审中，刘建萍认可其在2009年1月已知道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劳动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是否违法解除与刘建萍劳动关系的问题。刘建萍从1989年5月产假过后一直未向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提供劳动，也未领取劳动报酬。庭审中，刘建萍称其从1996年起停薪留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即使刘建萍未与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其与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的劳动关系也于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故刘建萍认为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事实依据。关于刘建萍要求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补缴社会保险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关于刘建萍要求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赔偿因未交社会保险费造成的损失262000元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刘建萍在2009年1月其年满45周岁时已知道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刘建萍至2018年6月7日才提起仲裁，且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因其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和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仲裁时效中止，故刘建萍的请求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对其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建萍的诉讼请求。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刘建萍称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上诉人刘建萍于1964年1月27日出生，其于2018年6月7日提起仲裁，此时刘建萍已年满54岁，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关系于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终止，认为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上诉人刘建萍称其诉请并未超过仲裁时效的理由。上诉人刘建萍已在庭审中认可其在2009年1月已经知道贵阳市医用设备一厂未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即使此时刘建萍并未意识到其权利受到侵害，刘建萍也应在2014年1月27日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本院认为原审认为刘建萍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建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伟 审判员 邱兴权 审判员 贺 华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余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