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7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月明，男，195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小红，女，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中晖，男，198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某，女，198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201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翁某，系孙某母亲。 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童韵，系浙江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超峰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10MB0X01679D。 法定代表人：沈昱，系主任。 委托代理人：严华，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7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管委会对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星火苑社区实施拆迁。2010年5月20日，翁月明作为乙方与管委会作为甲方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双方在协议书中对原告户的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余政办【2003】126号、余政发【2004】56号文件、余政办【2004】77号文件、区委办【2008】62号文件、余经管【2008】60号等文件精神，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房屋坐落星火苑社区9组张家埭29号，总建筑面积253.98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253.98平方米；二、乙方被拆迁房屋及地上附属物补偿费。1、合法建筑面积经评估，计147455元；2、房屋装修所涉补偿费152788元；3、有关附属物价值部分，计48015元。本条涉及费用合计348258元。三、拆迁过渡和搬家费乙方自行过渡，按常住在册合计3人计，甲方给予乙方每人每月200元的临时过渡费，对按期动迁的奖励乙方每人每月100元。过渡时间为乙方腾房并交付甲方之日起至甲方通知乙方交付房屋之日止的期间及此后4个月止。四、拆迁安置相关的奖励（略）。五、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1.甲方以统一建造的高层公寓安置乙方，安置地块四至范围：东至汀洲路，西至荷禹路，南至新月花园，北至北沙路。2.经初步审核乙方安置人口4人（附2：符合安置政策人员名单表），应安置建筑面积320平方米。经实际核算协商，乙方购置价格及面积如下：（1）甲方确定的优惠价为1200元／平方米，乙方按时签约并能按时腾空房屋的，甲方同意在上述优惠价的基础上下降200元／平方米，即以优惠价每平方米1000元购入建筑面积320平方米（其中包含按时签约增购40平方米、按时腾空房屋增购80平方米）计人民币320000元……；以上合计乙方安置的建筑面积320平方米，乙方需支付购房款320000元。六、相关费用的结算和支付。1、……2、甲方共应支付乙方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其他费用等共计人民币543276元。签订本协议时乙方支付甲方预付购房款320000元。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规定期限内，乙方腾空房屋交房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5日内，甲方即将以上款项，扣除乙方应支付的预付购房款后计人民币223276元一次性付清。七、其他事项。1、乙方应如实提供符合安置政策的安置人员名单，必要的应提供相关证明。在安置房交付前，除乙方符合政策增加的安置人口外，若乙方所提供的安置人员名单与实际应安置人员不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的相关条款。该协议附符合安置政策人员名单表为：翁月明（非农）、项小红（妻）（非农）、翁某（女儿）（非农独生子女）。翁月明户主作为该户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字、管委会在协议上盖章。2014年7月29日，管委会在城乡导报刊登关于星火苑社区4-9组回迁安置户符合安置资格的人员名单公告，公告载明：现将符合安置资格的拟安置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其中翁月明安置面积80平方米、项小红安置面积80平方米、翁某安置面积160平方米。2014年10月26日，涉案区块进行摇号分房。原审法院另查明，1、翁某与孙中晖于2013年1月25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2月9日生育儿子孙某；孙中晖于2013年3月14日将户籍迁入翁月明户内；2、庭审中，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与管委会均确认翁月明户协议内安置面积均已实际安置，资金也已结算。3、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于2017年5月31日书面向管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对翁月明户内（含孙中晖、孙某）按照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给予理应享受的安置分房并支付相应的补偿。现因孙中晖认为属新增人员未安置而产生争议，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管委会对孙中晖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安置房屋80平方米；二、案件诉讼费用由管委会承担。该案争议的焦点是管委会对原告孙中晖是否属新增人员给予安置房80平方米。 原审法院认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拆迁当事人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管委会作为拆迁人，翁月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户主，双方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院确认合法有效。该案中，原管委会双方确认翁月明户内人员翁月明、项小红、翁某已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获取实际安置房，且翁某已按独生子女政策享受安置房160平方米。至于该案争议的孙中晖能否安置，余杭区委办【2008】62号文件规定“人口界定为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常住人口计算。时间界定安置人口按签订协议时的人口计算，选房前发生人口自然变动（仅指出生、婚嫁），人口增加的应及时进行调整；”。根据政策规定，孙中晖因婚姻关系而将户籍迁入原告翁月明户内时，符合该区块的安置时间、安置新增人口的条件，但翁某不能享受独生子女政策待遇。翁月明户在安置分房时已按标准取得安置房320平方米（即每人80平方米），其在安置时间节点内的实际利益并未受到实际损失。因此，翁月明户（含孙中晖）主张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同时，管委会抗辩翁月明等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案涉区块于2014年10月安置分房，翁月明户于2017年5月向管委会提出申请主张权利。根据当时的法律，翁月明户主张权利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管委会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信。综上，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主张管委会给予孙中晖安置房屋80平方米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5月10日判决：驳回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负担。 宣判后，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孙中晖的实际利益受到明显的损失。根据余杭区委办［2008］62号文件规定“人口界定为在实施范围内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在册常住人口计算。时间界定安置人口按签订协议时的人口计算，选房前发生人口自然变动（仅指出生、婚嫁），人口增加的应及时进行调整。”根据政策规定，孙中晖因婚姻关系于2013年3月14曰将户籍迁入翁月明户内，2014年10月26日进行正式分房摇号，符合该区块的安置时间、安置新增人口的条件。因此未按照新增人员给予孙中晖以拆迂安置，显然使孙中晖的利益受到损失。一审法院及管委会认为：“翁琚瑜已经按独生子女政策享受安置房160平方米，孙中晖因婚姻关系将户籍迁入翁月明户内后翁琚瑜不能享受独生子女政策。故翁月明户（含孙中晖）的实际利益并未受到实际损失。”这是明显的对余杭区委××号文件内容的误读。余杭区委××号文件规定“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已婚夫妇未育子女的家庭按增加一人计算。”结合翁月明户的实际安置情况：1．在孙中晖未迁入前其家庭人口为3人，实际按4人安置（因其中一人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故安置面积实际计算方式应为：80平方米（翁月明）＋80平方米（项小红）＋160平方米（翁垢瑜因独生子女政策享受＋1），以上合计320平方米；2．在孙中晖迁入后其家庭人口为4人，实际应按5人安置（因已婚夫妇未育子女的家庭按增加一人计算），故安置面积实际计算方式为：80平方米（翁月明）＋80平方米（项小红）＋80平方米（翁琚瑜）＋80平方米（孙中晖）＋80平方米（孙中晖与翁琚瑜因已婚未育子女增加一人计算），以上合计400平方米。根据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孙中晖的实际利益是明显受到侵害的。余杭区委办［2008］62号文件明文规定“时间界定安置人口按签订协议时的入口计算，选房前发生入口自然变动（仅指出生、婚嫁），人口增加的应及时进行调整”，并未规定例外情况。管委会主张“并不是所有因婚嫁迁入拆迁区块的人口都属于符合安置资格的新增人口”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管委会作为政府部门也未拿出任何依据来证明其例外情况。二、本案不应适用诉讼时效。本案系孙中晖要求对其进行安置房屋面积的请求，其本质应是物权请求权。孙中晖因婚嫁原因将户口迁入翁月明户，根据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其已获得政策赋予的安置权益。首先，从安置权益的产生分析，其由公权力主导，不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引起房屋拆迁事实的首要法律因素就是行政征收决定，其法律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被征收入可就此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作为被征收人相对方也是行政部门。征收补偿方式、范围、实施等基本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属于自由协商内容。符合物权法定原则。特别是201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及《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了行政协议是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及之后的司法实践认为因拆迁协议纠纷引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更可以印证其物权法定的原则。其次，从安置权益的内容分析，要明确一点是基于对政府公权力的信赖，被拆迁人在将来必定能获得相应的安置房屋。那么从民法的意义上，拆迁安置权益与安置房屋所有权的主体是同一的，仅仅是安置房屋所有权在拆迁事实基础上存在形态变化，即安置房屋暂时地不以房屋实体存在，但最终被拆迁人将获得安置房屋。再次，从法律体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上述法条列于物权法第二篇所有权下第四章一般规定当中，因此，可以肯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具有物权性。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比较多元复杂，不管是房屋置换还是货币补偿，均会涉及到物权，而且还可能是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种权利均涉及。最后，房屋拆迁补偿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与一般的民事交易相比存在极大的差异。被拆迁人的安置权益不仅表现为财产权，更是一种生存权。应当将被拆迁人的安置权益作为一种物权性质的权利，而不是作为债权性质的权利看待。故孙中晖要求对其进行安置房屋面积补偿的请求，应认定为是物权请求权。三、即便本案适用诉讼时效也未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本案中孙中晖提交的《星火苑社区证明》可以认定孙中晖自2014年10月一直通过社区、街道反映要求对其进行安置分房的事实。首先，社区是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的职能是对所在辖区内的民生事项进行统筹管理，听从人民政府的安排，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关于这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中也予以明确。社区居民向社区反映情况后，社区有义务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星火苑社区作为余杭区的规范性社区其肯定已向负责拆迁安置的有关部门反映过孙中晖的安置问题。其次，根据余杭区内的工作职责安排，东湖街道接受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以做好辖区内的征地拆迁、安置回迁、城乡统筹管理和各项社会民生事业发展工作为重点。孙中晖向星火苑社区及其隶属的东湖街道反映要求安置，等同于向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安置。再次，孙中晖多次向社区、街道反映要求进行安置，即是其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而社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其具有调解职能，属于“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而根据余杭区的职能分工每个社区都有调解委员会，故星火苑社区的证明应适用于诉讼时效中断，且是一直在中断。综上，请求：一、依法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75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管委会对孙中晖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安置房屋80平方米；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管委会承担。 针对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的上诉，管委会答辩称：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虽然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明，但管委会在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已经否定了该份证明的证明内容，具体的原因情况说明当中写的非常清楚，因此，本案应该予以维持。 二审中，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向本院提交：证据1、中共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文件（2015）30号，拟证明星火苑社区具有调解职能并设有调解委员会，2017年5月31日星火苑社区出具的翁月明户自2014年10月起一直通过社区街道反映要求对孙中晖进行安置分房证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终端的有关规定，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2、浙江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截图两张；证据3、杭州余杭政府门户网站截屏（东湖街道正式分设办公）；证据4、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文件（区委56号）；证据5、中共杭州余杭区委文件（区委107号），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余杭区东湖街道归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东湖街道负责余杭经济开发区内的拆迁安置事宜，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部关于拆迁安置职能已转移到东湖街道。星火苑社区2016年后已归属东湖街道管理，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明确表示星火苑社区内的相关超前安置事宜可向东湖街道反映。星火苑社区的证明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证据6、录音一；证据7录音二；证据8、杭州余杭政府门户网站截屏；证据9、电信语音详单，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057189027007系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对外办公电话，通过电话问询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明确表示2015年底之后星火苑社区内的相关拆迁安置事宜可向东湖街道反映。星火苑社区的证明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证据10、在东湖街道征迁安置科录像，拟证明翁月明户多次向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及东湖街道反映拆迁安置问题，并承认在册户口人员均应算做安置人口，多次反映情况可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11、信访件提问及回复的网页截图公证书，证据12、余杭区住房保障办公室的电话回复录音及对应文字稿，证据13、电信语音详单截图及余杭区住房保障办公室联系电话截图公证书，证据11-13拟共同证明按照区委2008年62号文件及翁月明户当时情况，孙中晖应该享受分房安置，结合其与翁某已婚未育人口加一，应该按照四加一面积安置。 管委会向本院提交：证据1、情况说明。拟证明拆迁工作开展以来，翁月明户并没有在所在社区以及街道反映过拆迁诉求。 针对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提交的证据，管委会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在保留上述意见前提下，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原审被告是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而不是东湖街道，东湖街道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7存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对证据10，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属于未经当事人许可录制而成，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取得的，应当予以排除；对证据11真实没有异议，该证据中第二条为“拆迁时户内在册人口均为居民户口的根据属地镇街政策安置”恰好证明管委会有权根据自己的政策予以安置；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中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每个街道的拆迁安置政策不完全一致，当与余杭区文件发生冲突时应当以镇街政策为准；对证据13三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管委会对证据1-5、证据9以及证据11-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7、8、10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管委会提交的证据，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已经超过二审举证期限，在保留此意见的前提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一审提交的证明所载内容存在矛盾，亦无证据证明《证明》所载内容系虚假，故本院对证据11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翁月明户与管委会签订的《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应为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现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认为孙中晖符合余杭区委办【2008】62号文件规定的新增人口，要求增加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而管委会则以翁月明、项小红、翁某在拆迁时已为非农户口等原因主张孙中晖不属于新增人口，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民事合同纠纷，审理的是因合同履行而发生的争议，但孙中晖在签订案涉拆迁合同时并非合同确定的安置人员，现孙中晖系依据政策文件要求安置份额，而双方对于政策文件的理解争议较大，且根据非合同内容的政策文件审查安置资格并非民事合同案件审理的范围，故本院对于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依据合同要求给予孙中晖安置房80平方米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翁月明、项小红、孙中晖、翁某、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张一文 审 判 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丁 晔 书 记 员  刘婧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