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11行终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丽红，女，197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现住庆元县。 委托代理人许应贵，男，197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同上。系上诉人之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住所地：庆元县松源街道濛洲街9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250026581485。 法定代表人邹海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练彪，该局松源派出所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公安局。住所地：丽水市人民路50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2500002645574X。 法定代表人卫中强，局长。 上诉人叶丽红与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丽水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8）浙1102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阅卷并询问了上诉人叶丽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许应贵，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练彪。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期，原告就其简易房拆除补偿及手机被抢公安未予立案事项赴北京信访。2018年2月26日，原告赴国家信访局信访后，被庆元县濛洲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劝回，并于2018年2月27日14时30分被带至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下属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做思想劝导工作。2018年2月28日13时34分，庆元县信访局向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下属松源派出所报案，称叶丽红于2018年1月至今，多次在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缠访、闹访。同日14时18分，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下属松源派出所对原告进行书面传唤，传唤于2018年3月1日14时11分结束。2018年3月1日，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作出庆公（松）行罚决字[2018]100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决定给予叶丽红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不服，向被告丽水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2018年5月11日，被告丽水市公安局作出丽集复字[2018]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叶丽红就其简易房拆除补偿事项赴北京相关部门信访，共计十四次；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就其手机被抢公安未予立案事项赴北京相关部门信访，共计七次。其中，2017年10月10日系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期，2018年2月26日系全国两会召开前期。上述信访事项，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已告知原告不予受理。 再查明，2015年9月15日，庆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庆住建罚字[2015]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原告叶丽红于2015年9月23日前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未复议、未诉讼。2016年1月29日，原告与庆元县过境公路南线区块建设指挥部就原告简易房拆除补偿事宜签订《协议书》。2016年5月18日，庆元县相关执法部门协同叶丽红户拆除简易房。2016年5月30日，叶丽红户领取简易房拆除补偿款。2017年5月2日，原告就其简易房拆除补偿事宜向庆元县信访局进行信访。2017年6月7日，庆元县濛洲街道办事处作出庆濛信访答复字[2017]17号《处理意见》，就原告信访事项作出答复，叶丽红未提出复查申请。原告反映其手机于2017年10月12日被抢事宜，公安机关已口头告知不予立案。 原审认为，原告与相关部门已于2016年就其简易房拆除补偿达成合意，原告业已领取相应补偿款并配合相关部门拆除简易房，且庆元县濛洲街道办事处已就原告简易房拆除补偿信访事项作出答复。同时，原告反映的手机被抢一事，公安机关已经口头告知不予立案。而原告就上述信访事项在被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告知不予受理的前提下，仍以相同的事实理由在特殊敏感时期赴北京信访。且自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原告就上述信访事项赴北京相关部门信访总数共计二十次。同时，自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下属松源派出所于2018年2月28日14时18分书面传唤原告时起，至3月1日14时11分传唤结束时止，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下属松源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查证未超过二十四小时，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亦履行了告知程序。故，被告庆元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叶丽红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叶丽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至今未领取任何房屋补偿费用。手机被抢，公安机关不是口头告知不予立案，而是推诿立案。2017年9月8日至9月20日期间，上诉人所反映的信访事项，国家信访局一直在受理中。2018年2月27日14时30分，上诉人被强行带至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松源派出所所长李敏训诫了上诉人。期间该派出所干警吴冬与另一干警整晚要上诉人做笔录。这难道还不是口头传唤？2月28日14时18分庆元县公安局为了不超过法定期间，才向上诉人发出书面传唤证，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在对上诉人作出治安拘留前并未履行告知拟处罚事实和依据的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提交3月1日的告知笔录中，告知地点在松源派出所询问室，时间14时04分，然而庆元县公安局提交的视频显示告知地点在警车内，两者不一致。庆元县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注明3月1日16时40分向上诉人宣读，宣读地点在松源派出所，而此时上诉人在庆元县人民医院被强制体检中。被上诉人丽水市公安局偏听偏信，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未尽到依法审查的义务。二、原审法院未对案件审理公开直播。原审开庭时，主审法官告知全程录音录像，公开直播，当事人无须签字确认庭审笔录。可上诉人在“浙江法院直播网站”上没有查到有关该案件的直播信息。经与主审法官联系后，竟然回复录播设备出错，没有进行直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本案完全符合直播的情形。上诉人认为，原审主审法官完全在偏袒被上诉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并且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答辩称：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8年2月28日13时34分，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接庆元县信访局报警称：2018年1月至今，叶丽红多次在国家信访局、庆元县政府、庆元县信访局等部门缠访、闹访。2018年2月28日14时18分，松源派出所民警将叶丽红传唤至庆元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受询问。经调查，2015年9月15日庆元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对叶丽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其位于庆元县××街道元帅××附近简易房系违法建筑，并责令叶丽红因该违章简易房拆除补偿问题与庆元县过境公路南线区块建设指挥部达成补偿协议，后叶丽红收取补偿款并配合相关部门拆除简易房。2017年5月2日，叶丽红因该违章简易房补偿问题到政府部门信访，2017年6月7日，叶丽红的信访事项由庆元县濛洲街道回复办结。后叶丽红于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在早已达成拆违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以及在已收到明确回复的情况下，叶丽红先后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采用重复信访的方式缠访总计二十次，其中13次为房屋拆迁问题上访，7次为叶丽红来所报案称其手机被抢，其主要诉求仍为房屋拆迁问题。并且叶丽红手机被抢的事情经过调查，并非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范围，已多次口头告知其不予立案，叶丽红仍7次向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重复反映。叶丽红到国家信访局等二十次的重复信访过程中，国家信访局等部门的办理方式均为不予受理。叶丽红所提出的“2017年9月8日-9月20日国家信访局对其信访诉求一直受理中”，事实为叶丽红于2017年9月8日至9月20日在北京，以原“违章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到国家信访局重复登记八次，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复登记两次，处理结果均为“不予受理”。2018年2月26日叶丽红再次前往国家信访局重复信访，后被庆元县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劝回庆元。叶丽红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已构成寻衅滋事，应予以行政处罚。至于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叶丽红因在国家信访局重复缠访后，被庆元县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劝回庆元，2018年2月27日下午2时30分，濛洲街道工作人员带着叶丽红来到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在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中，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庆元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谈心谈话，并对叶丽红进行了思想劝导工作。松源派出所一楼会议室与接待大厅相连，日常也作为调解场所，属开放场所，除所务会议及调解使用期间，不限制群众进出，在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谈话及思想劝导期间，松源派出所民警并未对叶丽红进行传唤，未限制叶丽红人身自由，无任何查证、训诫行为，无居间调解行为，更无制作笔录行为，该过程系街道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非我局办案过程，不应认定为我局的传唤行为。直至2018年2月28日13时许，濛洲街道工作人员与信访局工作人员对叶丽红进行思想劝导失败，庆元县信访局向松源派出所报案，称叶丽红多次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庆元县政府、庆元县信访局等部门缠访、闹访。松源派出所民警于2018年2月28日13时34分对庆元县信访局报案内容进行受案调查，并于2018年2月28日14时18分，松源派出所民警对叶丽红开具传唤证传唤至庆元县办案中心进行询问，于2018年2月28日的笔录中告知叶丽红，“因案件复杂，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其传唤时间延长至24小时”。传唤于2018年3月1日14时11分结束，传唤时间并未超出24小时，因此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松源派出所民警在对叶丽红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已经向叶丽红宣读以及出示相关文书，已经履行告知程序，系原告叶丽红不愿意配合案件办理，在民警对其进行宣读和出示之际，并不听取，且拒绝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捺印。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民警已经告知叶丽红若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的，可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丽水市公安局或者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庆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松源派出所民警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交被处罚人页”交付给叶丽红，叶丽红也拒绝接收。因此，庆元县公安局松源派出所在对叶丽红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前、程序中、程序后均履行了告知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我局受理庆元县公安局的报案后，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及时收集了违法行为人叶丽红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制作接收证据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收集户籍证明、信访回复件等证据材料。各种证据查证属实，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叶丽红于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期间先后五次到北京国家信访局等部门，采用重复信访的方式缠访总计次数达到20次。我局依法保障叶丽红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法定权利，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对违法行为人叶丽红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综上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叶丽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丽水市公安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叶丽红不服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对其重复进京信访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及丽水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而引起的诉讼。信访固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仍应当遵守法定程序，信访人应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信访条例》第二条、第二十条对此有明文规定。本案中，叶丽红因房屋拆除补偿等问题到北京上访，在国家信访局已明确告知对其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的情况下，仍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住建部等部门反复登记上访。尤其在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亦即在十九大以及全国两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期，实施上述行为，重复信访达二十次，显然已经超出依法、理性信访的范畴，扰乱了信访工作秩序，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认定其行为属于寻衅滋事并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明显不当。庆元县公安局在作出案涉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告知陈述、申辩权利及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等程序，程序并无不当。虽然叶丽红主张庆元县公安局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但根据庆元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传唤时间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叶丽红对此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故对其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叶丽红在上诉理由中提出的未公开直播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必须庭审直播，只要公开审理即可，故是否直播庭审，均不违反法定程序，亦未对叶丽红的权益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庆元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上诉人丽水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叶丽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叶丽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建民 审 判 员 梅剑文 审 判 员 黄 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代书记员 叶 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