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82民初7037号原告：南通荣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疏港路10号C区302办公室。法定代表人：王家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该公司会计。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彬，江苏冠文(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中发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88号5号楼6-3。法定代表人：杨祖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超，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琴，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通荣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公司)与被告重庆中发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依法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皋商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2016年10月20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苏06民终1538号二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2018年6月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苏民再460号再审民事裁定，撤销二审(2016)苏06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5)皋商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18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荣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何彬，被告中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席超、孙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荣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发公司向原告支付堆存费、装卸费2765643.57元，其中浙武168轮煤炭的堆存费416250元及装卸费217500元；国裕702轮煤炭的堆存费1404000元及装卸费727893.57元，并支付从2014年4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从事货物仓储、货运代理的公司，被告系煤炭贸易公司。2012年3月24日，双方签订《代理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在如皋港码头提供煤炭接卸、落驳、堆存及装货等服务工作。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2月21日，原告先后为被告“浙武168”轮、“国裕702”轮上共67000吨煤炭提供了装卸和堆存服务。2014年2月21日，双方就67000吨煤炭的服务费用结算形成对账单两份，被告确认结欠原告装卸费、堆存费共计2765643.57元。两费用经原告催要，被告至今未付。被告中发公司辩称：2014年2月21日形成的关于两货轮67000吨煤炭装卸费、堆存费的两份对账单，因原告荣海公司实际并未提供堆存服务，且未按照《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结算，系被告现场经办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名盖章，故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此后，经协商原告通过开具金额为938000元的9张装卸费的增值税发票，变更了对账单的内容，即仅收取装卸费，堆存费不再收取。发票开具后，被告现已经履行了该938000元，故原告主张的案涉装卸费、堆存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代理合同》约定，双方系代理合同关系，只有当如皋港码头向原告收取煤炭服务费用时，被告才向原告产生付款义务。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货权，被告系于2014年1月13日才取得，截止2014年2月21日形成对账单之日，煤炭在港口仅堆存了38天，并未产生堆存费。而如皋港从未收取过该煤炭的堆存费，原告也未向被告提供过煤炭的堆存代理服务。2、原告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向被告开具发票，而被告一直按照业务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付款，结清上一笔费用后再支付下一笔费用。自2012年双方费用结清之后，双方共发生8条货轮煤炭的代理服务，原告共开具了31张金额为3698270.18元的发票，被告共支付了3676249.18元的费用，其中的未付差额是神华523轮煤炭装卸费，双方已认可结清。其中2014年2月21日对账日前的费用，原告共开具了金额为1807728.09元的18张发票进行结算，被告已经支付完毕；结账日之后，仅发生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费用以及最后一批神华523轮煤炭的费用，而神华523轮煤炭费用原告确认已经结清，故案涉67000吨煤炭费用不可能未结清并支付完毕。3、根据货运行业的普遍做法，货物全部出港前必须结清在港的费用，否则不会办理出港手续。本案中，被告在如皋港的煤炭已经全部出港，可以证明被告结清了全部的港口费用，不存在任何欠款。综上，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庭审组织了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无异议：1、原告荣海公司系“江苏荣海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电力公司)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公司。如皋港系如皋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集团)建设和经营的公用码头，荣海电力公司曾与港务集团签订《港口作业合同》，约定：荣海电力公司在如皋港进行煤炭装卸作业，港务集团按约定合理安排码头泊位，并装卸搬运保管货物，荣海公司支付费用，装卸费：货轮-场地-船按13元/吨计算；堆存费：免堆期60天，第61天起按0.15元/吨/天计算。2012年3月24日，原告荣海公司与被告中发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约定主要内容有：中发公司需从如皋港中转煤炭，指定荣海公司进行煤炭存储业务的代理。中发公司应及时将船泊动态、货种、数量通知荣海公司，以便荣海公司做好接卸准备；货权为中发公司所有，荣海公司按中发公司指示及规定的业务流操作。荣海公司负责到港货物的接卸、落驳、堆存及装货，做好货物的装卸工作。关于费用、结算及期限，约定：吨数以中发公司轮船装货出荣海公司港口过磅数量为准；码头装卸费14元/吨；堆场费是免费存放40天，超过40天后第一个月按0.15元/吨/天、以后按0.2元/吨/天收取。2、合同签订后，原告荣海公司为被告中发公司在如皋港码头所购买的煤炭提供装卸、堆存代理服务，由被告支付装卸费、堆存费。2013年8月7日，原告荣海公司向被告中发公司出具了一份“结算单”，确认2012年度发生的相关服务费用已经结清。“结算单”载明的内容为：“贵公司与我公司在2012年8月7日已经结清2012年12月31日止的港口装卸费等款项(除堆存费以外)”。自2013年6月起，被告中发公司先后向案外人购买由鑫禾3、新翔成、浙武168、国裕702、国电23、东成盛、长昌3、神华523等8条货轮承运的煤炭并转售，仍由原告荣海公司在如皋港码头提供堆存、装卸代理服务。其中，鑫禾3、新翔成、国电23、东成盛、长昌3等5条货轮煤炭，在2013年6月8日至2013年11月6日期间已经分批从港口出运。2014年1月13日，被告中发公司与石首市楚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汉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约定中发公司向楚汉公司购买煤炭，交货数量以实际交接清单为准，交货地点在如皋港，交货前所发生的场地费等费用由楚汉公司承担，交货后发生的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同日，楚汉公司向如皋港出具一份“货权转移证明”，内容为：“国裕702”轮煤炭所有权属于楚汉公司，现同意将其中的52000吨煤炭的货权转让给中发公司。中发公司实际提货出运前的所有费用由中发公司负责向贵司支付，与楚汉公司无关。此后，该货轮上的煤炭分五批出运、转让：⑴2014年1月27日，被告中发公司向如皋港出具“出货通知”，要求：将其中的8000吨煤炭出运，请给予安排，联系人刘经理。⑵2014年2月21日，被告中发公司通知如皋港“货权转让”，内容为：将其中的35000吨煤炭货权转给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此前的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货权转移后的费用由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同日，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也通知如皋港，称：该35000吨煤炭转给武汉江海顺贸易有限公司，此前的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货权转移后的费用由武汉江海顺贸易有限公司承担。⑶2014年2月23日，被告中发公司通知如皋港，称：其中的6500吨将出运，请给予安排，联系人刘经理。⑷2014年3月28日，被告中发公司通知如皋港，称：其中的2000吨将出运，请给予安排，联系人杨经理。⑸2014年3月30日，被告中发公司通知如皋港“货权转让”，称：其中的500吨煤炭货权转给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此前的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货权转移后的费用由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同日，上海雨蓝商贸有限公司也通知如皋港，称：该500吨煤炭转给武汉江海顺贸易有限公司，此前的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货权转移后的费用由武汉江海顺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就“浙武168”轮的煤炭货权，原货权人楚汉公司与中发公司及张家口通和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共同向如皋港也出具一份“货权确认函”，内容为：就存放在你公司的“浙武168”轮的煤炭货权，三家公司同意“浙武168”轮煤炭共43308吨，其中的15000吨煤炭货权转让给楚汉公司，并由楚汉公司再转给中发公司，在港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剩余的28308吨煤炭货权转让给张家口通和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费用由该公司承担。此后，该货轮15000吨煤炭也分批转售出运。在两货轮的煤炭出运期间，原告荣海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向被告中发公司就“国裕702”轮52000吨煤炭、“浙武168”轮15000吨煤炭的堆存费和装卸费分别出具了对账单各一份。其中“浙武168货轮”对账单载明：货轮进场日期2013年7月19日，出货日期2014年2月21日，免堆期30天，堆存天数185天，堆存费按0.15元/吨/天计算为416250元；装卸费，按14.5元/吨计算为217500元，以上目前为止计633750元。“国裕702货轮”对账单载明：货轮进场日期2013年7月25日，出货日期2014年2月21日，免堆期30天，堆存天数180天，堆存费按0.15元/吨/天计算为1404000元；装卸费，按14.5元/吨计算为754000元。另备注：除去2014年1月29日“国裕702”提前出运的7911.04吨×0.15/吨/22天＝26106.43元堆存费，以上目前为止计2131893.57元。两份对账单，费用合计为2765643.57元，由被告中发公司的现场经办人员刘某,4、杨某,4签名，注明“情况属实”，并加盖中发公司的印章。另查：自2013年起，被告中发公司付款、原告荣海公司开具发票情况如下：1、被告中发公司于2013年2月5日向原告荣海公司支付装卸费50万元，于2013年8月7日向原告荣海公司支付489438.31元，于2013年8月20日向原告荣海公司支付1084384元，于2014年1月23日向原告荣海公司支付了费用133905.78元。以上四笔付款，金额合计为2207728.09元。2013年11月26日，原告荣海公司向被告中发公司共开具了“代理(装卸)”费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8张，合计金额1807728.09元。2、2014年1月16日，原告荣海公司以“南通华亨燃气有限公司”名义向被告中发公司开具了2张合计金额为109793.28元“装卸搬运服务”的发票，2014年1月23日被告中发公司向“南通华亨燃气有限公司”支付109793.28元。3、2014年3月29日，原告荣海公司曾以“南通华亨燃气有限公司”名义向被告中发公司开具了9张金额合计为938000元的“装卸搬运服务”的发票。此后该发票作废，原告荣海公司又于2014年5月8日以自己名义重新向被告中发公司共开具了“代理(装卸)”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合计金额938000元。2014年6月19日、2014年10月17日，被告中发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50000元、888000元，合计938000元。4、2014年12月18日、12月21日，原告荣海公司以荣海电力公司的名义向被告中发公司开具了“神华523”轮44042吨煤炭的装卸费和堆存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张，金额分别为638609元、204139.81元，其中装卸费638609元按14.5元/吨标准计算。中发公司在收发票后分别于2015年2月11日、2月12日向荣海电力公司付款616588元、204139.81元，其中装卸费616588元按14元/吨标准计算。2015年11月9日，荣海公司向本院起诉，要求中发公司按两张结账单支付案涉67000吨煤炭装卸费、堆存费计2765643.57元及利息，并申请财产保全，案号为(2015)皋商初字第1740号。中发公司答辩意见有：⑴如皋港码头属于港务集团，荣海公司与中发公司签订《代理合同》收取堆存费，系无权代理，故该合同无效；⑵中发公司取得“国裕702”轮52000吨煤炭货权时间是2014年1月13日，在此时间之前的煤炭堆存费，不应由中发公司承担；“浙武168”轮15000吨煤炭，中发公司认可在港一切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并且已支付了堆存费204139.81元和装卸费938000元。原一审庭审中，中发公司对荣海公司提交的由港务集团于2015年12月1日出具的关于中发公司“煤炭到港明细”、“进出货明细”清单内容，并不持异议。两份到港明细载明了2013年以来鑫禾3等8条货轮煤炭的报港吨位、过磅吨位以及进港日期、出货日期、出货吨位。8条货轮煤炭的过磅总吨位为348775.24吨，出货吨位总额为351081.42吨。其中鑫禾3等5条轮煤炭的过磅总吨位202551.8吨、案涉两货轮过磅总吨位102457.34吨、神华523轮过磅吨位43766.1吨，到港日期、过磅吨位分别如下：鑫禾3轮是2013年5月23日、42462.04吨，新翔成是2013年6月6日、34681.4吨，浙武168轮是2013年7月19日、43421.42吨(包含被告受让的15000吨)，国裕702轮是2013年7月25日、59035.92吨(包含被告受让的52000吨)，国电23轮是2013年7月31日、45712.7吨，东成盛轮是2013年8月25日、31532.72吨，长昌3轮是2013年8月31日、48162.94吨，神华523轮是2014年10月8日、43766.1吨。出货日期则是分批出货，但是鑫禾3等5条轮的出货吨位总额为205541.96吨，大于其过磅吨位总额202551.8吨；浙武168轮、国裕702轮出货吨位总额为101473.56吨，过磅吨位总额为102457.34吨。原一审庭审中，中发公司因对浙武168轮、国裕702轮煤炭费用的两份对账单效力提出异议，申请了证人刘某,4、杨某,4出庭作证，两证人陈述：“浙武168”轮、“国裕702”轮的两份对账单，由其签名加盖公司印章；在签名盖章前看过，清楚其内容；因煤炭出运需要荣海公司出面调令，才签名加盖印章。2016年1月22日，本院作出(2015)皋商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中发公司给付荣海公司2765643.57元并承担利息。2016年10月20日，二审判决维持原一审判决。中发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2018年6月1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民再460号民事裁定，认为：1、“浙武168”轮、“国裕702”轮的堆存费、装卸费应以2014年2月21日的对账单为准；2、应明确双方是否对“神华523”轮的堆存费、装卸费达成了结算；3、除上述三船外，在荣海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堆存费、装卸费计算标准另有约定的情况下，仍应按《代理合同》约定标准计算。遂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案重审中，双方对下列证据、事实存在异议：1、案涉67000吨煤炭装卸费、堆存费的结算。原告认为，双方已于2014年2月21日进行结算，被告应按两份对账单载明的费用金额2765643.57元进行支付。被告则认为两份对账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后由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盖章，对其真实性不认可：⑴两份对账单是被告的码头提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盖章，不具约束力。其装卸费结算标准是14.5元/吨，与合同约定的14元/吨标准不符；堆存费是以货轮进港之日起计算，按约定应自2014年1月13日被告取得货权之日起计算，故案涉67000吨煤炭不存在堆存费，装卸费金额不正确。⑵2014年5月8日原告按14元/吨标准向被告开具了67000吨煤炭的装卸费发票，金额为938000元，并未开具堆存费发票，说明双方已经变更了两份对账单的内容，不再收取堆存费，即原告通过自己的行为纠正了对账单的内容；⑶对两份对账单上的装卸费938000元，被告于2014年6月19日及10月17日已经支付完成。该组金额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应认定双方对67000吨煤炭的结算已经达成新的一致意思表示，原告无权再主张案涉两费用。原告对此认为，案涉67000吨煤炭装卸费和堆存费，尚未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所支付的938000元是2014年2月21日结算日之前的另外5条货轮煤炭的装卸、堆存费。2、双方2013年至2015年往来费用。原告提交的自行制作的中发公司“2013年-2015年度费用明细”3份，以证明：所有8条货轮煤炭按14.5元/吨计算装卸费，堆存费按免堆期30天、超过一律按0.15元/吨/天计算，2013年度被告应付装卸费、堆存费合计为6040144.12元(包含了一笔“佳鑫1”货轮的堆存费陈欠款13011.34元)，付款三笔2073822.31元，欠款3966321.81元；2014年度付款四笔1181699.06元，欠款2784622.75元；2014年度新增“神华523”轮煤炭的装卸费、堆存费开票金额842748.81元，被告于2015年2月付款820727.81元。据此，截止2015年10月被告累计欠款金额大于本案原告主张的2765643.57元，原告的主张应得到支持。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双方实际结算的费用不吻合：⑴原告2013年8月7日出具的“结算单”确认，在2012年8月7日已经与被告结清2012年度的费用；因为被告与荣海电力公司存在煤炭买卖业务，货款开票金额为2962573.86元，但被告支付了3062573.86元，多支付的10万元日期为2012年9月14日，已经本案当事人协商，算作被告支付本案2013年度装卸费，故被告的付款总额应增加该10万元。⑵2013年11月26日，原告开具的18张金额为1807728.09元的发票，是对2013年度发生的总费用进行的结算，被告已支付，不再结欠2013年度的费用，付款包括：2012年9月14日10万元、2013年8月7日489438.31元、2013年8月20日1084384元、2014年1月23日133905.78元。⑶2014年度是发生了两笔费用，一笔是2014年1月16日产生的“鑫禾3”轮的装卸费用109793.28元，被告于2014年1月23日已经支付；另一笔即是案涉两货轮67000吨煤炭的费用，原告于2014年5月8日通过开具938000元的装卸费发票，变更了2014年2月21日两份对账单的内容，仅收取装卸费938000元，不再收取堆存费，开票后，被告也已经支付了938000元。⑷“神华523”轮，在2015年产生了装卸费、堆存费用，原告开具了发票，被告也按票支付了两项费用。原告对其中2012年9月14日被告向荣海电力公司付款的10万元的主张，认为是被告与荣海电力公司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与本案装卸费、堆存费无关，不应抵充。另确认“神华523”轮费用已经结清。3、被告是否应承担案涉67000吨煤炭的堆存费。⑴中发公司与楚汉公司、张家口通和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共同向如皋港出具的“浙武168”轮煤炭“货权确认函”，所载明的“15000吨煤炭的货权归被告所有，在港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认为仅指被告承担2014年1月13日起货权转让至被告名下之后的在港费用，不应包括货轮进港之后的所有费用；且该确认函是向如皋港出具的，荣海公司不能依据确认函向中发公司收取费用。2014年1月13日楚汉公司出具的“国裕702”轮煤炭“货权转移证明”中载明的“52000吨货权转移给中发公司，在中发公司实际提货出运前的所有费用均由中发公司向如皋港商务部支付”，被告认为是楚汉公司单方面向如皋港出具的，对中发公司没有效力。原告对此认为，案涉67000吨煤炭的堆存费已于2014年2月21日结算，应以两份对账单为准。⑵原告提交了港务集团于2013年2月28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6月9日、2014年7月24日向荣海电力公司开具的堆存费增值税发票6张，计3528923.48元，以证明：原告荣海公司的关联公司荣海电力公司向港务集团直接支付了“浙武168”轮、“国裕702”轮煤炭的堆存费。还提交了港务集团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说明附有自2013年5月2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鑫禾3等8条货轮的进港日期和煤炭吨位，并说明：中发公司是通过荣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荣海电力公司与其发生业务往来，有关装卸费、堆存费是荣海公司、荣海电力公司与其进行结算，其不与中发公司结算；鑫禾3、新翔成、浙武168、国裕702、国电23、东成盛、长昌3、神华523等8条货轮煤炭的费用，荣海公司已经结清。被告质证认为，8条货轮进港时煤炭所有权人尚不是被告，只有购买后才取得货权，同时认为，根据其与煤炭出卖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8条货轮煤炭在港所有费用均应由供方承担，因此在2014年2月21日结算之前被告向原告所支付的费用，实际是为供方垫付的费用。为此被告补充提交了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买卖合同及再次转让的买卖合同、相应的销售发票，以证明：⑴中发公司向案外人购买在如皋港5条货轮上的煤炭197192.2吨，均约定煤炭的装卸费、堆存费等一切在港费用均由供方承担，中发公司不承担在港费用。⑵中发公司将所购买的煤炭再予以销售出港，共198072.4吨，中发公司取得煤炭所有权后即立即装船出港或者直接交付，在如皋港并不产生堆存费用。原告质证认为，被告基于买卖合同和案外人的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告中发公司与原告荣海公司所签订的《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是原告为被告负责到港煤炭的装卸、储存，被告则以其出运货物过磅数量按约定的标准向原告结算支付装卸费、堆存费。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1、双方于2014年2月21日形成的两份“浙武168”、“国裕702”货轮67000吨煤炭装卸费、堆存费的对账单效力能否认定？2、双方有无变更两份对账单内容，且被告有无结清案涉费用？一、2014年2月21日两份对账单系双方对《代理合同》协商一致予以变更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按此对账结果向原告支付装卸费、堆存费。1、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堆存费，不应以港务集团向原告收取堆存费为前提。如皋港码头经营权在港务集团，在港产生的堆存费本应由港务集团收取，但从港务集团与原告的投资人荣海电力公司签订的《港口作业合同》、港务集团向荣海电力公司开具的堆存费发票以及于2017年7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看出，原告与荣海电力公司在案涉煤炭装卸、堆存业务上存在混同情形，原告所承接被告的煤炭装卸、堆存业务，仍需向港务集团支付相关费用。被告虽曾向港务集团发出过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货权转移通知、出货通知等，但港务集团与其并未建立装卸、堆存的服务合同关系，事实上被告也未以此向港务集团支付过费用。因此，被告就案涉煤炭只要是依约定所产生的在港堆存费，就应向原告进行结算支付；作为港口方的港务集团，对于在港煤炭的费用则是按《港口作业合同》约定与荣海电力公司或原告另行结算，前者的结算并不以后者结算为前提，两者的费用标准及结算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从港务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发票，能够证明荣海电力公司也已经向港务集团支付了案涉煤炭的堆存费。2、被告应按约定承担就案涉67000吨煤炭产生的堆存费。⑴按《代理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进行煤炭存储业务的代理，煤炭货权应为被告所有。从原货权人楚汉公司单方面向港务集团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以及被告与楚汉公司等共同向港务集团出具的“货权确认函”可以看出，被告取得国裕702、浙武168两货轮上共67000吨煤炭货权的时间是在2014年1月13日，但该煤炭货权已经从楚汉公司转为被告所有，而堆存费对港务集团而言并不因货权人变更而分开结算，故堆存费产生日期并不是被告取得货权之日，而应是煤炭进港之日，即67000吨煤炭的堆存费自煤炭进港之日起就已经产生。⑵被告取得“国裕702”轮煤炭货权的当日，由楚汉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清楚的表明了“国裕702”轮52000吨煤炭在出运前的所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而“浙武168”轮的15000吨煤炭，则是楚汉公司与被告及其煤炭受让人共同出具的“货权确认函”，也表明了“浙武168”轮煤炭共43308吨，其中的15000吨煤炭货权转让给被告，在港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按此证明和确认函，67000吨煤炭自货轮进港之日起产生的堆存费和装卸费即应由被告承担，并未限定仅被告取得67000吨煤炭货权之日后所应产生的堆存费用。虽然其中的“国裕702”轮的“货权转移证明”系楚汉公司单方面向港务集团出具，但该证明系被告取得煤炭货权的同日出具，被告在此后的因转售煤炭向港务集团出具的两份“货权转让”通知中也承诺了其再次转让之前的在港费用由其承担，并未对其承担进港日至其受让货权之前的在港费用提出异议，故被告对该证明中由其承担实际提货出运前所有费用的声明，实际是明知的。本案重审中，被告对67000吨煤炭的堆存费全部予以否认，认为其取得货权之后煤炭在港仅堆存38天，按约定并未产生堆存费，但其辩称的该观点与以上本院认定事实不符，也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在原一审庭审中，被告答辩时曾主张就其中“浙武168”轮的15000吨煤炭是认可承担在港出运前的一切费用，并且还称已经支付了堆存费204139.81元(该堆存费应为神华523轮煤炭的堆存费)。该答辩观点与本次庭审辩称观点明显相悖，虽然是不同的诉讼代理人作出的陈述，但均系基于被告的特别授权，可见被告存在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情形。3、被告在2014年2月21日两份对账单上签名、盖章，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承担堆存费的确认，同时也是对《代理合同》中装卸费计算标准、堆存费免堆期协商一致予以变更的结果。⑴2014年2月21日的两张对账单，符合并印证了上述“货权转移证明”、“货权确认函”中关于由被告承担煤炭实际提货出运前所有费用的声明和承诺。其中备注的“国裕702”轮中实际有7911.04吨煤炭在结算日前即出运，相应的扣减了堆存费，与被告2014年1月27日向港务集团出具的8000吨煤炭“出货通知”也相印证。⑵对账单有被告现场经办人签名并注明“情况属实”，同时加盖了被告的公司印章，其真实性应得到确认。被告否认其效力，本院不予采信。一是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对账单时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二是在原一审庭审中，被告现场两经办人也出庭作证，陈述确认在签名并加盖被告的公司印章前，查看了结算单，清楚其内容。⑶《代理合同》约定装卸费按14元/吨收取，堆存费免堆期为40天，超过40天后第一个月0.15元/吨/天，以后按0.2元/吨/天。两份对账单对此进行了变更，虽然装卸费按14.5元/吨收取，堆存费的免堆期缩短为30天，但由于该煤炭的堆存期限较长，免堆期之后的收费标准全部按0.15元/吨/天收取，不再按0.2元/吨/天收费，相比较并没有损害被告的利益，其结算效力应得到确认。因此，本院对两份对账单关于案涉67000吨煤炭装卸费、堆存费计2765643.57元的结算应予以认可。至于被告辩称的其与煤炭供方约定的在港费用负担方式，不能对抗其与原告之间关于费用负担结算的约定，其可依据煤炭销售合同约定另行主张权利，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二、被告中发公司有无结清案涉67000吨煤炭的装卸费和堆存费2765643.57元？对此，被告辩称经双方协商，原告已经开具了金额为938000元的装卸费发票变更了对账单的内容，其也于2014年6月19日、2014年10月17日分别付款50000元、888000元，合计938000元，进行了支付，结清了债务。原告则主张，双方并未变更案涉费用金额，该938000元系被告支付的2014年2月14日对账之前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费用。因此，本院需审查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装卸费、堆存费总额，以及被告就此费用的付款总额，若付款不足仍存在欠款，则被告的主张难以成立，除非被告能举出证据证明其支付的938000元经当事人协商确定指向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费用。1、如前所述，案涉67000吨煤炭的装卸费、堆存费已经对账确认为2765643.57元，并非938000元。被告辩称，在2014年2月21日对账之后，原告于2014年5月8日通过开具金额为938000元的9份“代理(装卸)”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变更了对账单的结算内容，不再收取堆存费，仅收取938000元的装卸费。对此观点本院认为，当事人只有协商一致才可变更合同内容，并且权利的放弃需通过明示的方式作出。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费用在2014年2月21日通过书面的对账单进行了结算为2765643.57元，如需再次变更理应得到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从金额上看，67000吨煤炭按《代理合同》约定的14元/吨装卸费标准计算，装卸费为938000元，与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金额938000元完全一致。据此，被告所辩称观点理论上可能存在，但由于原告并不认可，而被告仅凭9份增值税发票938000元的记载金额，难以证明双方就装卸费已经协商一致，仍按14元/吨标准予以计算收取，并且原告放弃了两对账单中所结算的堆存费。因此，被告对双方协商一致变更对账单的主张缺少证据锁链。2、被告在支付938000元时，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费用尚未结清。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938000元支付所指向的债务系特指案涉67000吨煤炭的装卸费。在原一审庭审中，被告对港务集团出具的中发公司2013年5月2日至2014年10月8日“煤炭到港明细”、2013年6月8日至2015年1月24日“进出货明细”不持异议，说明进出货的煤炭被告已取得货权，本院予以认定。两明细表中详列了8条货轮煤炭的进港日期、过磅吨位、煤炭的分批出货日期、出货吨位。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过磅吨位是202551.8吨，是指进港时的过磅吨位，但按《代理合同》约定的过磅吨位应以出货时的过磅吨位计算，即以205541.96吨计算费用。据此，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产生的装卸费按照《代理合同》约定的14元/吨标准计算为：205541.96吨×14元/吨＝2877587.44元；产生的堆存费，以5货轮煤炭进港日期、分批出货吨位、出货日期作为计算依据，按《代理合同》约定免堆期40天的计算方式，经核算鑫禾3为85624.11元、新翔成为12879.63元、国电23为0元、东成盛为2406.03元、长昌3为12391.1元，合计113300.87元应得到确认。综上，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装卸费、堆存费，按《代理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总额为2990888.31元。被告在支付938000元之前的付款共5笔，包括：2013年2月5日付款500000元、2013年8月7日付款489438.31元、2013年8月20日付款1084384元、2014年1月23日付款133905.78元，2014年1月23日付款109793.28元，合计为2317521.37元，与已发生的5条货轮煤炭费用2990888.31元相差673366.94元，说明被告支付938000元时，尚有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673366.94元的费用未付。从债务发生的先后顺序看，其支付的938000元应优先支付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费用，不能认定为系支付的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费用。因此，被告支付的938000元在先行偿还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费用673366.94元后的余款264633.06元，再偿还案涉67000吨煤炭的费用，故本案被告尚应给付原告装卸费、堆存费2765643.57元－264633.06元＝2501010.51元。需要说明的是：⑴被告辩称其于2012年9月14日向原告关联公司荣海电力公司多付的10万元货款，应冲抵2013年度的煤炭费用，但原告庭审中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的该理由难以成立：一是在原一审诉讼中，被告并未提出该抗辩主张；二是该10万元款项性质是货款，由于合同关系当事人不同，若用以冲抵装卸费，需当事人协商一致，但至本案重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也未能提交当事人之间就该10万元货款作为支付2013年装卸费达成一致意见的证据；三是其向荣海电力公司多付的10万元货款应在2012年就知道已经多付，但在2013年8月7日由原告出具的2012年度的“结算单”时，对此并未确认；仅确认2012年度的装卸费已经结清：“于2012年8月7日已经结清2012年12月30日前的费用”。其中关于何时结清2012年度的费用，根据日常经验判断，不能理解为在2012年8月7日就已经结清了至2012年12月30日前的费用，此处应属于2013年8月7日的笔误。所以，就该10万元，被告只能向其煤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荣海电力公司寻求解决，本案中不宜处理。⑵原告就2013年至2015年双方发生的费用总额自行制作的中发公司“2013年-2015度明细”3份表，被告在一、二审以及本案重审中一直未认可。三份表中除鑫禾3等8条货轮费用明细外，还记载了一笔货轮“佳鑫1”的剩余煤炭堆存费，欠款金额为13011.34元，其主张的2013年度费用总额6040144.12元中也包括了该费用。但该“佳鑫1”货轮煤炭进港日期、出货日期、出货过磅吨位，原告未有任何证据提交，本院对其费用无法审查，故本案中不予涉及，仅对8条货轮煤炭的费用进行审查。原告若认为被告尚有其他费用未付，可凭据另行主张权利。从表格所记载费用来看，装卸费、堆存费总额为6920130.96元，包括案涉67000吨煤炭的装卸费均是按14.5元/吨计算的，堆存费则是按免堆期30天，超期一律按0.15元/吨/天计算的，其计算标准并不符合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的约定。而从现有证据看，双方仅就案涉“国裕702”、“浙武168”轮67000吨煤炭的费用于2014年2月14日达成了新的结算，对于其余包括鑫禾3、神华523在内的6条货轮煤炭的费用，均未达成书面的结算，至本案重审中，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按新标准进行结算的；即便最后一批神华523轮煤炭，仅有堆存费204139.81元是按免堆期30天的标准计算的，而装卸费638609元，原告开票金额是按14.5元/吨计算的，但被告实际付款616588元仍是按14元/吨进行支付的。因此，本院在审查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费用时，是以港务集团出具的中发公司煤炭进出货明细确定的各货轮煤炭进港日期、出货吨位、出货日期，并按《代理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计算的。3、被告辩称，双方业务往来中发票是结算依据及凭证，被告已经按发票付款，结清了债务，并认为按行业惯例，货物全部出港前必须结清在港的费用，否则不会办理出港手续。本院认为，其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双方存在按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的约定以及存在其所称的行业惯例，并且双方一直按此惯例执行。但是，双方的《代理合同》中并无凭增值税发票作为结算的依据的约定，而对于行业惯例，被告也未有证据证明，并且其所称观点与事实不符：一是，被告支付938000元之前，尚存在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欠款费用，其并无证据证实原告已经放弃了被告未付的这部分装卸费、堆存费；二是被告也并非是按发票、按顺序进行付款。如在2013年2月5日按被告所述2012年度费用已经结清，尚未产生费用，其却支付了2013年度第一笔付款50万元，该款并无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而原告于2013年11月26日开具的18份金额为1807728.09元的增值税发票，被告所述针对该票所作的支付，既有开票之前的三笔付款也有开票之后的一笔付款，其中2012年9月14日付款10万元系其支付给荣海电力公司的货款，故将这四笔付款归结为1807728.09元发票的付款，缺少证据佐证，因此看不出来被告是按发票进行支付；三是被告称原告于2013年11月26日开具了18份金额为1807728.09元发票，结算的是2013年度的总费用，然而2014年1月23日所开具2份金额为109793.28元发票，其又自述是结算的“鑫禾3”轮的剩余装卸费用，但“鑫禾3”轮煤炭从港务集团出具的出货明细可以看出在2013年11月6日前已经全部出运，具备了结算条件，可见2013年11月26日原告开具发票时并未结清2013年度费用。综上，被告支付938000元时，尚有“鑫禾3”等5条货轮煤炭的费用673366.94元未付，难以认定系全部支付的案涉“国裕702”、“浙武168”轮67000吨煤炭的费用，且其辩称67000吨煤炭的费用2765643.57元，双方协商通过开具938000元装卸费发票予以变更，从而仅收取装卸费938000元，不再收取堆存费，也缺少证据支撑。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被告支付原告装卸费、堆存费2501010.51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根据省高院民事裁定，案涉67000吨煤炭堆存费、装卸费应以2014年2月21日的对账单为准，对于其余货轮煤炭，应明确“神华523”轮的堆存费、装卸费是否达成了结算，同时其他煤炭费用在荣海公司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堆存费、装卸费计算标准另有约定的情况下，仍应按《代理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在本案重审中，原告已经明确“神华523”轮的堆存费、装卸费已经结清，同时也并未主张该货轮煤炭的费用，故案件重点审查上述三货轮外的煤炭费用按何标准结算，有无结清，从而确认被告所支付的938000元对应的债务。从案件审理看，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938000元对应的债务系结算67000吨煤炭之前的费用，而67000吨煤炭结算之前2013年-2015年度实际发生的费用其开票金额小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长时间不及时与被告进行结算情形，还存在以其他公司名义开具发票的情形；其自行制作的费用明细又未按《代理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也不能提供除8条货轮外的“佳鑫1”轮煤炭费用的依据，所以本案纠纷固然系被告不诚信行为导致，却因原告不规范经营、结账手续不齐备，对诉讼的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重庆中发煤炭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南通荣海物流有限公司装卸费、堆存费2501010.51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2501010.5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上述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还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6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6165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三份，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1165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审 判 长  肖剑飞人民陪审员  王晓云人民陪审员  汪 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唐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