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1934号原告：朱灏峰，男，197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潘帅，男，197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骏，男，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斐，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晓惠，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上海市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安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荔香路10号309-310房。法定代表人：陈文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朝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UNIT6036/FYENSHENGCENTRE64HOIYUENRDKWUNTONGKLN,HONGKONG。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朝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李昌饶，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被告：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303号永通商邸（永通佳苑）A座6-8楼。法定代表人：罗裕樟。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锋，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昆虬，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远洋运输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中路267号东成国际大厦9楼。法定代表人：张显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雅，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南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深水码头集星集装箱公司办公大楼503室。法定代表人：朱灏峰。原告朱灏峰、潘帅、卢骏、吴斐、吕晓惠（以下简称五原告）与被告广东安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安通）、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国际）、李昌饶、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湖南远洋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远洋），第三人湖南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通）公司承包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子安，被告广东安通和安通国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刚、汪朝霞，被告中国外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锋、陈昆虬，被告湖南远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李昌饶及第三人湖南安通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五原告与广东安通、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李昌饶签署的《协议书》已于2011年5月3日解除（或认定解除的时间是起诉之日）；2.判决广东安通、安通国际、李昌饶、中国外运、湖南远洋配合五原告办理湖南安通的交接手续；3.广东安通、安通国际赔偿五原告损失490795.8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广东安通与中国外运、湖南远洋是湖南安通的股东。2010年4月27日，五原告和李昌饶六人（以下简称乙方六人）与安通国际签署《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经营合同），并同时与本案的广东安通、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书》约定在承包经营合同生效后，广东安通委派吴斐和卢骏担任湖南安通董事，推荐朱灏峰担任湖南安通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推荐潘帅为湖南安通监事，在广东安通按照与乙方六人的约定将湖南安通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六人指定的公司前不得更改朱灏峰、吴斐、卢骏的湖南安通董事职务。协议还约定根据承包经营合同有效期规定，从2010年6月1日起乙方六人对湖南安通接手进行全面经营管理并负责湖南安通的全部经营和办公费用，一旦在广东安通按约将50%的湖南安通股权转让给乙方六人指定的公司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清算注销，安通国际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协议签署后，广东安通与中国外运、湖南远洋通过相应程序将朱灏峰变更为湖南安通的董事长，吴斐、卢骏为公司董事，潘帅担任公司监事。2012年，乙方六人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乙方六人与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1年5月3日解除，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立即办理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交接手续，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赔偿乙方六人相应的损失30多万元等。最终该案法院判决乙方六人与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署的承包经营合同于2011年5月3日解除，乙方六人与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三十日内办理安通货运上海分公司的交接手续。在该案中，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提出要求一并解除《协议书》。五原告认为，《协议书》是为了在广东安通将50%湖南安通股份转让给乙方六人前的过渡时期，由乙方六人先行了解湖南安通实际运营情况以确定股权受让价格而签署，因此协议中约定本协议在50%股权转让后次日自动解除。然而广东安通、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协议签署后，并未按照广东安通向乙方六人的承诺履行将50%湖南安通股份转让给乙方六人指定的公司的义务，广东安通和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严重违约导致五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根据丙方和乙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经营有效期的规定”，该承包经营合同已经法院生效裁判认定在2011年5月3日解除，因此与之关联的本案的《协议书》也已经在2011年5月3日解除。况且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2012年该案庭审中已明确向五原告发出了解除《协议书》的通知，通知当日协议就应当视为解除。现五原告请求贵院将协议书解除时间确认为2011年5月3日。五原告认为广东安通作为股东之一并不能代表湖南安通的其他股东，因此广东安通与乙方六人签署的《协议书》将湖南安通承包给乙方六人，该《协议书》若未经湖南安通的股东追认，则广东安通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法院有权在确认这一情况后依职权将《协议书》确认为无效合同。在解除承包经营合同案判决后，五原告多次要求广东安通、中国外运、湖南远洋办理去除乙方六人中朱灏峰、潘帅、吴斐、卢骏担任的湖南安通相关职务并办理湖南安通交接手续的要求，广东安通、中国外运、湖南远洋均未予回复配合。五原告为了维持湖南安通的基本运营，多方筹措资金用于支付湖南安通停摆期间的经营基本费用，损失达490795.8元，广东安通、安通国际、中国外运、湖南远洋应予以赔偿。综上，请求贵院对五原告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广东安通辩称：一、五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法院应当直接驳回起诉。五原告与李昌饶作为共同承包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承包，共同履行权利义务，并不存在由其中一个承包人单独或分别履行权利义务，也不属于按份享有承包权利，全体承包人之间具有不可分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本案中有共同的诉讼标的。李昌饶没有作为原告共同起诉，五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二、从请求权上看，五原告与李昌饶作为承包人没有作出共同的意思表示，其行为不产生请求权的效力，无权在本案中向广东安通主张权利。五原告自认，其与李昌饶之间无法共同履行义务，显然无法形成共同意思，五原告基于本案诉讼请求的请求权不成立。三、本案涉及的公司承包关系合法有效，包括五原告在内的承包人作为违约方没有合同解除权，五原告的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本案涉及承包关系及其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至今合法有效存续，且湖南安通至今一直在五原告的控制之下，期间的费用、经营责任和后果应当由五原告及李昌饶承担。广东安通已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也不存在向五原告赔偿损失的情形。综上所述，五原告的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直接驳回起诉或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安通国际辩称：安通国际与本案无关，另外原告在开庭时变更诉讼请求，其变更后的请求属于请求不明确，法院应该直接驳回，其他意见与广东安通答辩意见一致。请求法院驳回对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李昌饶未作答辩。被告中国外运辩称：一、案涉《协议书》并未解除。五原告和李昌饶六人与安通国际签署的《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与案涉《协议书》无关。五原告提交的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2）黄浦民二（商）初字第600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了五原告与安通国际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与五原告和广东安通订立的《协议书》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者有不同的法律关系，故五原告主张承包经营合同与协议书有关联，协议书已经于承包经营合同解除时一并解除，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首先，该《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签订《协议书》的各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书》。安通国际亦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广东安通推荐的吴斐、卢骏先生自2010年6月1日起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同意派选潘帅接任监事，朱灏峰也通过新任董事会决议被选为董事长，与案涉《协议书》约定一致。五原告及李昌饶也根据《协议书》约定已接手了湖南安通，进行了经营管理；第三，多年来，湖南安通的其他股东并未对协议提出异议。最后，广东安通负责湖南安通的经营管理已经公司股东的同意。三、五原告等人承包湖南安通而与广东安通的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与中国外运无关。五原告等人与广东安通签订了案涉《协议书》，由其所引起的债权债务纠纷只与广东安通有关，中国外运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与中国外运无直接关系。再者，湖南安通原本也是由广东安通负责经营管理，若五原告等人要解除协议书，也应当与广东安通协商处理，并依《协议书》的约定承担各自的责任，并非向无合同义务的中国外运问责。综上所述，五原告将中国外运列为被告不当，要求中国外运承担赔偿五原告损失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五原告对中国外运的诉讼请求。被告湖南远洋辩称：广东安通是湖南安通的大股东，并且掌握湖南安通经营管理的权力，而与广东安通签订协议的五原告及李昌饶在协议签订时是广东安通的员工，该协议属于广东安通将其控股的湖南安通内部承包给员工进行经营的协议，对于协议的签订细节及详细内容，湖南远洋并不知情。本案协议的当事人是广东安通、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五原告、李昌饶共同签订，协议的承包对象是湖南安通，湖南远洋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协议对象，该《协议书》与湖南远洋没有直接法律关系，湖南远洋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作为湖南安通股东，广东安通经营行为必须要维护湖南安通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广东安通的股权转让和经营权承包的相关事宜，必须保证不损害其他股东及湖南安通利益，这样才能得到其他股东的支持。湖南远洋作为湖南安通的股东，对于湖南安通发展有利的相关工作，凡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湖南远洋都会予以配合。但是在本案中，根据协议的约定，协议应当在广东安通将其股权转让给五原告指定的公司后方可解除，协议解除之后才应办理交接手续，因此目前办理交接的条件尚未成熟。五原告诉请的损失赔偿，依据协议约定，属于五原告应承担的成本，在协议尚未解除、交接手续尚未办理之前，不应由被告承担。第三人湖南安通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0年4月27日，五原告及李昌饶（乙方）与广东安通（甲方）、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在乙方与丙方签订关于乙方承包经营丙方上海分公司的合同生效之后，甲方应立即免除湖南安通吴志仁先生和李卫先生的董事职务，委派吴斐和卢骏接任董事，履行董事职责。同时甲方应向湖南安通的其他股东推荐选举朱灏峰先生担任湖南安通的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推荐选举潘帅为湖南安通监事。第二条约定：在甲方依照与乙方的约定将湖南安通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的公司（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前，甲方不得更改朱灏峰、吴斐、卢骏在湖南安通担任的董事职位。如甲方未履行前述各项义务，则视同丙方违反乙方与丙方签订的承包丙方上海分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丙方应当承担承包经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违约责任，乙方可依承包经营合同第十九条约定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并按该条款的约定要求丙方赔偿损失。第三条约定：乙方根据丙方和乙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经营有效期的规定，从二零壹零年六月一日起对湖南安通接手进行全面经营管理，并且由乙方负责湖南安通的盈亏及全部经营和办公费用，承担湖南安通已有的对外合约的违约责任，包括与广州昌景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与中国外运、湖南省外运醴陵公司签订的《出口烟花操作及仓储报关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如果乙方对于湖南安通的原有对外协议更改、解除、违约等，由乙方按照相应合同规定承担全部责任。第五条约定：在乙方经营管理期间，乙方必须依法纳税、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合法经营，承担乙方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否则视为乙方违反乙方与丙方签订的承包丙方上海分公司的承包经营合同，乙方应当承担上述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第六条约定：一旦在甲方依照与乙方的约定将湖南安通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的公司（完成股东名册变更），本协议即在50%股权转让后次日自动解除。第七条约定：以上决议需要甲方和丙方董事会批准，并形成董事决议，正本董事决议必须给乙方留底。同日，广东安通（发包方）与五原告及李昌饶（承包方）签订了一份《〈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鉴于承包方系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员工且为上海分公司的经营长期作出较大贡献，本合同项目承包的主要内容业经发包方董事会决议通过。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经营的期限为五年，即从二零壹零年六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2010年5月31日，湖南安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广东安通推荐的吴斐、卢骏先生自2010年6月1日起为公司董事会成员，选派潘帅为湖南安通监事。2010年6月1日，湖南安通的全体董事作出《董事会决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1、选举朱灏峰先生为董事长，任期3年，根据公司章程即为法定代表人；2、聘任朱灏峰先生为总经理，任期3年。全体董事朱灏峰、范勇、赵琼、张显耀、吴斐、卢骏均在决议上签名确认。2017年2月23日，中国外运向广东安通、湖南远洋、朱灏峰、潘帅、吴斐、卢骏发出了一份《关于律师函的回函》，回复内容如下：“1、我司同意为朱灏峰、潘帅、吴斐、卢骏职务办理工商登记变更。2、我司曾多次向广东安通及湖南远洋致函表示，一是我司无意购买广东安通及湖南远洋所持有的股权；二是我司愿意转让我司所持有的20%股权，希望其余两股东能受让该部分股权，若其余两股东均愿意受让该部分股权，请协商受让比例。若其余两股东不愿意受让该部分股权，我司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主体；三是我司不承担大股东广东安通派出的经营班子对湖南安通经营期间的债务和亏损。”2017年12月26日，湖南安通的股东广东安通、中国外运、湖南远洋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湖南安通解散、并成立清算组，依法办理注销手续；二、三方委派人员组成清算组，清算组由股东或股东代表组成，成员为广东安通委派代表肖显华先生、湖南远洋委派代表周德先生、中国外运委派代表陆志明先生。清算组组长（负责人）由肖显华先生担任。三、全权委托黄玉萍办理工商注销/清算组备案登记手续。四、湖南远洋和中国外运提交的书面函件，原则上同意对湖南安通进行解散清算，认为需完成审计工作，并表明不承担湖南安通的亏损责任。2018年3月21日，湖南安通的三股东向湖南安通的全部董事会成员及监事潘帅发出了一份《关于配合湖南安通物流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工作的通知》，要求上述人员于2018年3月30日前将有关湖南安通的所有财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原始凭证、证照、印章等）交予清算组，并组织办理移交工作（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深水码头集星集装箱公司办公大楼503室移交），以便清算工作顺利进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显示朱灏峰已收到上述邮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2）黄浦民二（商）初字第600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该案中曾反诉要求五原告及李昌饶参与办理湖南安通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及移交手续，五原告及李昌饶承担经营管理湖南安通期间的全部费用、债务、亏损和损失。法院认为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反诉所涉的《协议书》与该案所涉的承包经营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者有不同的法律关系，该院不对《协议书》作出处理，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可以另行就《协议书》的问题提起诉讼。五原告提供了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及客户借记回单等共33份，显示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湖南安通共转款33万元。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安通国际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6年10月25日办理了注销手续。广东安通和安通国际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股东相互投资的关联关系。朱灏峰确认是其在维持湖南安通的企业基本程序，但是没有对外经营，维持企业的基本费用是湖南安通向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借款。朱灏峰是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49%的股份。五原告确认按湖南安通的股东会决议办理了湖南安通的交接手续，就是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交接了财务账簿。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各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协议书》是否已解除或应当解除以及损失赔偿问题。关于《协议书》是否已解除或应当解除问题。五原告及李昌饶与广东安通、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0月25日注销，但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基本是规范五原告和李昌饶与广东安通的权利义务，且广东安通已按《协议书》的约定将湖南安通交由五原告及李昌饶经营管理并办理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协议书》对五原告及李昌饶和广东安通仍然有效。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该协议在广东安通将湖南安通50%的股权转让给五原告及李昌饶指定的公司后次日自动解除，但该协议没有约定转让股权的时间，目前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并未完成，因此，《协议书》尚未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湖南安通的股东广东安通、中国外运、湖南远洋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了解散湖南安通的股东会决议，并于2018年3月21日发函通知了湖南安通的全部董事会成员及监事潘帅关于解散湖南安通的事宜。上述事实说明，广东安通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将湖南安通50%的股权转让给五原告及李昌饶指定的公司的主要义务，并且湖南安通的股东已决议解散湖南安通，《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因此，五原告请求解除《协议书》，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解除的时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原告主张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2）黄浦民二（商）初字第600号案中曾提出要求一并解除《协议书》，但没有证据显示五原告及李昌饶同意解除合同，且《协议书》各方也没有就《协议书》解除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或实际已解除了《协议书》，协议各方也没有实际办理有关湖南安通的交接手续。因此，原告请求确认解除的时间为2011年5月3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协议书》解除的时间应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五原告以起诉的方式请求解除协议书，故《协议书》的解除时间应为本院送达起诉状副本给广东安通的时间，即2018年4月16日。关于五原告请求办理湖南安通的交接手续问题。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来看，其所谓的交接手续就是要求解除朱灏峰、吴斐、卢骏的董事职务，解除潘帅的监事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在五原告及李昌饶经营管理期间，湖南安通是由五原告及李昌饶负责盈亏及全部经营和办公费用。因此，在湖南安通办理交接之前，五原告及李昌饶应当配合湖南安通的三股东对湖南安通进行清算，并承担湖南安通交接之前的全部债务和经营管理费用。由于对湖南安通清算是五原告及李昌饶办理湖南安通交接手续的必要程序，因此，湖南安通清算的必要费用也应由五原告及李昌饶承担。由于湖南安通的股东已决定解散、注销湖南安通，且五原告也于2018年12月4日书面答复本院表示，无论本院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若本院判决解散湖南安通，五原告同意在合理、合法前提下，配合几被告对湖南安通的清算解散工作。综上，本院认为，为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湖南安通清算后，无需再办理解除五原告的相关职务，直接由五原告及李昌饶配合湖南安通的三股东办理注销手续即可，同时，湖南安通的三股东即广东安通、中国外运、湖南远洋应及时启动湖南安通的清算、解散和注销程序。关于损失赔偿问题。前述，本院已确认湖南安通办理交接手续之前的全部债务和经营管理费用均由五原告及李昌饶承担。五原告为证明其损失而提供了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向湖南安通转账的银行转账记录，总金额为33万元。广东安通、中国外运及湖南远洋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即使上述费用属实，也应当属于五原告自行承担的经营费用。本院认为，五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均是其在经营管理湖南安通期间与上海安彤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发生的经济往来，无论属于债务还是经营管理费用，均应由五原告及李昌饶承担，五原告以上述费用属于其损失并要求广东安通、安通国际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朱灏峰、潘帅、卢骏、吴斐、吕晓惠和被告李昌饶与被告广东安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及广东安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于2018年4月16日解除；二、被告广东安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中国外运湖南有限公司、湖南远洋运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启动办理第三人湖南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的清算、解散和注销程序，原告朱灏峰、潘帅、卢骏、吴斐、吕晓惠和被告李昌饶应依法予以配合；三、驳回原告朱灏峰、潘帅、卢骏、吴斐、吕晓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61.9元，由原告朱灏峰、潘帅、卢骏、吴斐、吕晓惠负担。（五原告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桂江人民陪审员  王丽云人民陪审员  丁树祥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谢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