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民终135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宗芳，女，194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谷，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春涛，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有毅，男，1958年11月0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俞言，女，1971年11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强，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俞签，男，197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谷，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春涛，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宗芳因与被上诉人李有毅、刘俞言及原审第三人刘俞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初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宗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谷，被上诉人李有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陈冬，被上诉人刘俞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原审第三人刘俞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宗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第一项至第七项内容，改判驳回李有毅、刘俞言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有毅、刘俞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商铺为刘宗芳合法取得，而非基于《委托代理协议书》代持，李有毅、刘俞言之所以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2010年3月17日《补充协议》，将涉案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转让给刘宗芳，就是基于刘宗芳系实际购买人，所以才在涉案商铺具备办理产权登记条件后，作出还原行为。二、涉案商铺为李有毅、刘俞言出资购买的事实错误。以李有毅的名义向省直事管局交纳640万元，是刘宗芳协调张英筹集来的资金，以刘俞言的名义交纳的277.5万元是刘俞言作为刘宗芳家庭一份子，以家庭为单位筹集的资金。八家公司出资1192.3318万元，其中有刘宗芳和刘俞言共同经营的公司出资110万元，也有购买涉案商铺前从多家公司已交的购房投标资金中转化而来的出资。刘宗芳因年龄偏大的原因，以李有毅为具体受托人向招商银行通过抵押借款1500万元，其中以李有毅的资金账户转入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交纳涉案商铺二层购房款的757万元。三、《委托代理协议书》内容违法、与事实不符，客观上不具备履行可能性，实际上也没有履行。刘宗芳取得涉案商铺的产权并对其进行出租的行为与《委托代理协议书》没有任何关系，《委托代理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协议第一页没有签名和指纹，签订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物、背景等事实。一审法院在认定了2010年3月17日刘宗芳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了《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又认定了《委托协议》的真实性，两者相互冲突。四、李有毅、刘俞言不具备购买商铺的主体资格。涉案商铺所在区域禁止向境外人士出售、出租且六部委禁止境外人士在境内购买非自用、非自主的商品房。五、对于130万元的租金，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刘宗芳并未收取该部分资金。李有毅、刘俞言辩称，一、刘宗芳关于涉案商铺为其合法取得，而非基于《委托代理协议书》代持没有事实根据。刘宗芳在一审庭审中没有提交任何支付购房款的证据，且刘宗芳一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在一审中当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系李有毅、刘俞言购买并支付房款。李有毅、刘俞言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的《商业用房出售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以及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其出具的购房款《收据》、转款凭证、对外出租房屋的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等，均能证明李有毅、刘俞言购买了涉案商铺、履行了支付房款的义务，实际占有并使用该商铺并享有利益。二、涉案商铺系李有毅、刘俞言出资购买。刘宗芳称以李有毅的名义向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交纳的640万元是刘宗芳协调张英筹集来的资金，以刘俞言的名义交纳的277.5万元因刘俞言系刘宗芳家庭成员，故该部分资金是以刘宗芳家庭为单位筹集的资金的说法均没有证据。另外，刘宗芳所称八家公司出资情况，根据李有毅和刘俞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向八家公司借款的借款人为李有毅和刘俞言，偿还借款的也是李有毅和刘俞言，该部分款项属于李有毅和刘俞言支付的购房款。此外，向招商银行通过抵押借款1500万元的借款人是李有毅，其中的757万元以李有毅的资金账户转入省直事管局作为交纳涉案商铺二层购房款。刘宗芳称李有毅作为借款人系受其委托没有事实根据。刘宗芳关于其年龄大所以委托李有毅办理手续的说法不符合逻辑，该借款为抵押借款，以房产抵押为担保，并不受借款人年龄限制。根据刘宗芳的证人彭某证明，刘宗芳虽向李有毅、刘俞言提供过30多万借款，但李有毅、刘俞言均已偿还，不存在刘宗芳出资问题。刘宗芳关于其缴纳的160余万元的税费和杂项支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三、《委托代理协议书》内容不存在违法或与事实不符，客观上具备履行的可行性。刘宗芳被登记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书》的代持行为。2010年3月1日李有毅、刘俞言与刘宗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明确约定刘宗芳代李有毅、刘俞言同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法律手续的变更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约定刘宗芳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取得的房屋的一切权益及派生的所有收益归李有毅和刘俞言所有，刘宗芳的所有义务仅限于根据合同履行的需要提供必要的身份证明并签署相关文件。2010年3月17日，李有毅、刘俞言与刘宗芳签订《补充协议》，系双方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书》的行为，为答辩人代持涉案房产办理相关手续。《委托代理协议书》是刘宗芳与李有毅、刘俞言自愿签订的，反映了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刘宗芳所称的“显失公平”情形，应视为有效的协议。四、刘宗芳关于一审认定李有毅、刘俞言具备购买涉案商铺的主体资格错误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目前郑州市内没有任何限制境外个人购买商业用房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五、一审法院认定刘宗芳返还租金130万元，系刘宗芳当庭自认，证据确实充分，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有毅、刘俞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李有毅、刘俞言与刘宗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有效；二、确认《委托代理协议书》项下房屋由李有毅、刘俞言出资购买；三、确认李有毅、刘俞言对《委托代理协议书》项下房屋享有收益权（包括判决生效以前的租金收入和判决生效以后的租金收入等收益);四、刘宗芳、刘俞签向李有毅、刘俞言返还收取的房屋租金人民币151.6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收取租金之日计算至足额返还原告之日）；五、确认刘宗芳将郑房权证字第1001078713号及郑房权证字第**房屋（变更后的房产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1501322069号及郑房权证字第**）赠与刘俞签的行为无效；六、刘宗芳将郑房权证字第1001078712、10××15、10××16、11××74号房屋所有权证书项下房屋（房屋价值为人民币27110068.38元），过户登记至刘俞言名下；七、刘宗芳和刘俞签将郑房权证字第1501322069号及郑房房权证字第**房所有权证书项下房屋（房屋价值为人民币2322249.89元），过户登记至刘俞言名下；八、刘宗芳无权以出卖、抵押等方式处置涉案房屋；九、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宗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7年1月12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同签订了《商业用房出售协议》，约定由李有毅、刘俞言共同购买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2号院1号楼一、二层房屋一套（以下简称涉案房产），建筑面积3521.12平方米，出售价为人民币7669元/㎡，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27003469.28元。合同签订后，李有毅、刘俞言陆续交纳房款共计19064315元，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李有毅、刘俞言出具《收据》一份，并于2007年9月6日向李有毅、刘俞言交付涉案房产。同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协议》。二、2009年9月2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经三路2号院1号楼一、二层商业门面房出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共同确认总房款应为29432318.27元，李有毅、刘俞言已付款19064315元，剩余10368003.27元未付。涉案房产办证分两次，李有毅、刘俞言先取得一层房产所有权证，取得后40日内，李有毅、刘俞言支付剩余房款，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再将二层房产过户至李有毅、刘俞言名下。2009年9月22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2》，由李有毅、刘俞言代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交纳税费200万元，共同确认剩余房款为8368003.27元。该协议签订后，李有毅、刘俞言代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交纳税费200万元，2009年10月23日，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李有毅、刘俞言出具了200万元的房款收据。三、2010年3月1日，李有毅、刘俞言作为委托人，刘宗芳作为受托人，双方共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1、李有毅、刘俞言将涉案房产买卖协议全部权利义务委托给刘宗芳，由刘宗芳代李有毅、刘俞言以其名义同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刘宗芳代李有毅、刘俞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仍由李有毅、刘俞言负责履行并承担。3、刘宗芳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取得的房屋的一切权益及派生的所有收益归李有毅、刘俞言所有。4、若日后法律政策发生变化，允许李有毅、刘俞言直接持有该物业，刘宗芳应按李有毅、刘俞言要求无条件将涉案房产转名给李有毅、刘俞言或李有毅、刘俞言指定的第三方。5、刘宗芳所有义务仅限于提供必要的身份证明、签署相关文件，李有毅、刘俞言对要求刘宗芳出具的文件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四、2010年3月17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补充协议》，李有毅、刘俞言将2007年1月12日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的涉案房产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刘宗芳。五、2010年6月10日，刘宗芳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将金水区经三路2号院1号楼第1层房屋建筑面积1861.47平方米的房产出售给刘宗芳，刘宗芳于2009年7月15日前支付房款14275613.43元，房产于2009年7月27日前正式交付。2010年8月2日，郑州市房产管理局就金水区经三路2号院1号楼一层房产的总面积进行分割，刘宗芳共取得了五套房权证书，分别为：郑房权证字第1001078712、10××13、1001078714、10××15、10××16号。六、2010年8月19日，李有毅、刘宗芳作为借款人、以刘宗芳名下的产产权证号10××**产作为抵押，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贷款757万元，借款期限至2020年8月19日，并办理抵押登记。七、2010年8月30日、2010年9月9日，李有毅、刘俞言分别支付79.800327万元、757万元，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李有毅、刘俞言出具了收据。据此，李有毅、刘俞言已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剩余房款8368003.27元支付完毕。八、2011年2月18日，刘宗芳又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就金水区经三路2号院1号楼二层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房屋建筑面积为1976.36平方米。2011年2月24日，刘宗芳取得郑房房权房权证字第**有权证书。九、2015年12月16日，刘宗芳与第三人刘俞签签订《赠与合同》，将郑房权证字第10××13、10××14号房产赠与第三人刘俞签，并于2015年12月22日办理过户手续登记至第三人刘俞签名下，房房产证号分别为：郑房权证字第××、1××47号。一审法院另查明：2007年1月12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李有毅、刘俞言作为出租方，分别将涉案房产出租予郑州喜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郑州新东方培训学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收取租金至本案起诉时。刘宗芳开庭时陈述收取了郑州新东方培训学校租金1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委托代理协议书》效力问题。李有毅、刘俞言与刘宗芳于2010年3月1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刘宗芳辩称系胁迫签订，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不予采信。李有毅、刘俞言请求确认《委托代理协议书》为有效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二、关于涉案房产出资及收益权属的问题。根据李有毅、刘俞言提交的于2007年1月12日、9月2日、9月22日陆续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的《商业用房出售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2》及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李有毅、刘俞言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李有毅、刘俞言履行了支付房款的义务。在协议履行过程中，2010年3月1日李有毅、刘俞言与刘宗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明确约定了由刘宗芳代李有毅、刘俞言持有涉案房产，对涉案房产不享有任何实际权益，诉争房产的一切权益及派生的所有收益归李有毅、刘俞言所有，且李有毅、刘俞言仍继续履行付款的义务，义务仅限于提供身份证明等。由此可见，从涉案房产买卖整个过程，刘宗芳是认可前期房款由李有毅、刘俞言交纳，之后仍由李有毅、刘俞言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刘宗芳辩称购房款系全家协调、筹措而来的理由，未提供证据推翻其签字确认的《委托代理协议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李有毅、刘俞言请求确认涉案房产由其出资购买、对涉案房产享有收益权的理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刘宗芳退还租金问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约定，涉案房产由李有毅、刘俞言享有收益权，由此产生的租金应归李有毅、刘俞言所有。刘宗芳收取租金，没有法律依据，故应予以退还。关于退还租金的数额，李有毅、刘俞言请求退还151.6万元，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庭审中自认已收取130万元，故刘宗芳应退还李有毅、刘俞言租金130万元。四、关于刘宗芳与第三人刘俞签签订《赠与合同》效力问题及李有毅、刘俞言追回权问题。根据李有毅、刘俞言与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刘宗芳仅为涉案房产的代为持有人，其无权处分房产。刘宗芳将产权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10××13、10××14号房屋赠与第三人刘俞签，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在李有毅、刘俞言未追认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刘宗芳与第三人刘俞签签订的《赠与合同》应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李有毅、刘俞言作为权利人有权追回房产。因此，第三人刘俞签应协助李有毅、刘俞言将郑房房权证字第××、1××47号房产变更过户至李有毅、刘俞言名下。刘宗芳及第三人刘俞签辩称，作为诉争商铺的产权登记所有人，有权处分诉争商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产权登记是行政机关对不动产当时权属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其并不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房屋产权登记是一种行政审查，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确权，当事人是否享有对不动产的权利，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故李有毅、刘俞言请求依据《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约定，确认刘宗芳与第三人刘俞签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第三人刘俞签应协助刘俞言办理过户手续的理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关于其余四套房产过户问题。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应按李有毅、刘俞言要求将涉案房产无条件转名给李有毅、刘俞言或李有毅、刘俞言指定的第三方，现李有毅、刘俞言有权请求将房产过户至刘俞言名下。刘宗芳辩称刘俞言不具备购买人身份，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河南省国家安全技术保卫条例》予以证明，上述法律并未明确禁止境外人士购买诉争房产，只是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部位周边完全控制区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出租、转化的监督管理，公安、房管等有关部门应当配合，且刘宗芳未提供安全机关对涉案房屋变更过户至刘俞言名下不予批准的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宗芳辩称刘俞言持有诉争房产违反郑州市限购政策，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根据建设部等六部委于2015年8月19日出台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关于规范调整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15]122号），已经取消了在境内工作、学习的境外个人不得购买非自用、非自住商品房的禁止性规定及工作、学习一年以上的时间限制，即本案中李有毅、刘俞言具备在郑州市持有诉争房产的资格。因此，一审法院对此答辩理由也不予采纳。刘俞言现在的身份是香港居民，具备在郑州市持有商业用房的资格，故李有毅、刘俞言要求刘宗芳协助将郑房权证字第10××15、10××16、1101016974、10××12号房产过户至刘俞言名下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郑房房房权证字第**已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刘宗芳应自李有毅偿还银行贷款、协助办理解除抵押后方可办理过户手续至刘俞言名下。六、关于李有毅、刘俞言请求确认刘宗芳无权处置涉案房产的问题。鉴于一审法院已确认李有毅、刘俞言为涉案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刘宗芳不享有合法处置权，此诉请无实质意义，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有毅、刘俞言与被刘宗芳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有效；二、确认《委托代理协议书》项下房屋由李有毅、刘俞言出资购买；三、李有毅、刘俞言对《委托代理协议书》项下房屋享有收益权；四、刘宗芳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李有毅、刘俞言房屋租金人民币130万元；五、确认刘宗芳与刘俞签就郑房权证字第10××13、10××14号房产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六、刘宗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李有毅、刘俞言将郑房权证字第10××15、10××16、11××74号房屋所有权证书项下的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至刘俞言名下，办理过户所需税费由李有毅、刘俞言承担；刘宗芳于郑房房权房权证字第**押贷款清偿完毕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办理该房屋的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于该房屋解除抵押后十日内协助刘俞言将该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至刘俞言名下，办理过户所需税费由李有毅、刘俞言承担；七、刘俞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李有毅、刘俞言将郑房房权证字第**、房权房权证房权证字第**证书项下房屋变更过户至刘俞言名下，办理过户所需税费由李有毅、刘俞言承担；八、驳回李有毅、刘俞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740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2406元，由李有毅、刘俞言负担2565元，刘宗芳负担209841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相同之外，另查明：1、2017年11月9日刘宗芳一方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称其对“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从未在协议上签字按指纹”，并称“7天内考虑是否鉴定”。2017年11月29日刘宗芳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不申请鉴定书》，称对于“协议上的刘宗芳字样及上面的指纹不申请鉴定”。2、2018年6月12日一审庭审笔录尾部写有“从新东方处收取一年130多万的租金（刘宗芳收取）”字样，该行字上部有刘宗芳签名。3、本院二审中，刘宗芳一方称李有毅、刘俞言作为港籍人士购买涉案房屋必须通过国家安全部门的前置审批程序，但未提交相关依据。4、2018年6月4日郑州市国家安全局发布《关于调整境外人员机构房产审查相关规定的函》，该函主要内容为“自2018年7月1日起，郑州市国家安全局暂停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涉及境外人员、机构房产转让、租赁业务的前置审查，不再出具相关书面审查意见……”。本院认为，因李有毅、刘俞言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系涉港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审理。因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的效力及后续履行，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物权纠纷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本案应为合同纠纷。关于本案准据法适用问题。一审法院对准据法的适用未予以说明虽有不当，但因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签订在内地，涉案房产也位于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对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真实性，刘宗芳在一审中虽表示异议，称其从未在协议上签字，但随后又对协议上签名的真实性表示不申请鉴定。且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签订时，李有毅、刘俞言作为港籍人士，按照当时的政策虽不具备持有涉案房产的资格，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颁布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妥。刘宗芳上诉虽称涉案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不真实，但并未提交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李有毅、刘俞言将涉案房产买卖协议全部权利义务委托给刘宗芳”，该内容与2010年3月17日李有毅、刘俞言与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前后呼应，且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虽基于《补充协议》与刘宗芳在2010年6月10日签订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在这之后的2010年8月30日、9月9日，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就购房款仍向李有毅、刘俞言出具了相关收据，这说明《补充协议》应是各方为履行涉案《委托代理协议》而签订，两者内容并无冲突，刘宗芳称一审法院同时认定《委托代理协议》《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属认定错误并会产生冲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有毅、刘俞言是否具有购房资格问题。本案中，李有毅、刘俞言作为港籍人士，在2010年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签订时，虽不具备持有涉案房产的资格，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在2015年对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中也约定“若日后法律政策发生变化，允许李有毅、刘俞言直接持有该物业，刘宗芳应按李有毅、刘俞言要求无条件将涉案房产转名给李有毅、刘俞言或李有毅、刘俞言指定的第三方”，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建住房【2015】122号）第三条已明确规定“……在境内工作、学习的境外个人可以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主商品房。对于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城市，境外个人购房应当符合当地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刘宗芳仍以李有毅、刘俞言不具备购房资格为由拒不履行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约定义务，有违诚信原则，对其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港籍人士购买涉案房屋是否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前置审批的问题。刘宗芳虽在上诉中主张港籍人士购买涉案房屋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前置审批，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同时，郑州市国家安全局发布的《关于调整境外人员机构房产审查相关规定的函》也明确说明“自2018年7月1日起，郑州市国家安全局暂停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涉及境外人员、机构房产转让、租赁业务的前置审查”，故对刘宗芳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房屋相关收益应由谁享有的问题。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涉案房屋的出卖方，在2007年与李有毅、刘俞言签订了《商业用房出售协议》，2009年交付了房屋，并陆续向李有毅、刘俞言就涉案购房款出具了收据。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虽又与刘宗芳在2010年6月10日、2011年2月18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协议》，但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刘宗芳所有义务仅限于提供必要的身份证明、签署相关文件”，“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最终取得的房屋的一切权益及派生的所有收益归李有毅、刘俞言所有”，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房屋系李有毅、刘俞言出资购买，相关收益应归李有毅、刘俞言所有并无不当。刘宗芳称部分购房款存在其协调筹集等情形，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存在该情形，也不足以改变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书》对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故对刘宗芳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宗芳是否收取了租金130万元的问题。根据2018年6月12日一审庭审笔录显示，刘宗芳认可已经收取租金130万元，其在上诉状中该事实又予以否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宗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7406元，由刘宗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胜军审判员  谷彩霞审判员  关晓海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