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4民再17号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潞城市府东南路**。法定代表人吕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祁素琴，女，系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限公司职员。委托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王文运，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任旺萍，女，汉族，现住长治市。委托代理人陈锋，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唐风祎，男，汉族，住长治市，系任旺萍丈夫。委托代理人马艳平，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原审三人茹树斌，男，汉族，潞城市店上镇申庄村人。原审第三人杜志刚，男，汉族，潞城市人，现在太原第一监狱服刑。原审第三人杨勤宁，男，汉族，山西省潞城市人，现在山西省潞城监狱服刑。原审原告任旺萍诉原审被告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城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潞城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依据潞城农商行申请，依法追加茹树斌、杜志刚、杨勤宁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二○一三年九月五日，山西省潞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潞民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判后，潞城农商行提出上诉，本院于二○一四年三月七日作出（2014）长民终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判后，潞城农商行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于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以晋检民（行）监[2014]140XXXXXXXX号抗诉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七月七日作出（2015）晋民抗字第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燕、王佳出庭履行职责，申诉人潞城农商行委托代理人祁素琴、王文运，被申诉人任旺萍及委托代理人陈锋，原审第三人唐风祎及委托代理人马艳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茹树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因违法犯罪，目前在监狱服刑，本案审理期间，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在原审及再审中提供的证据，向原审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出示、质证，并对该二人依法进行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院作出的(2014)长民终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从表面看，任旺萍（唐风祎）将资金存入潞城农商行，潞城农商行出具存单，符合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特征。但是，不能仅凭存单就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存款人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当的储蓄存款意思。在此基础上将款项交付于银行，由银行向其出具存单，双方由此建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本案的证据证明，任旺萍（唐风祎）与潞城农商行之间虽然有储蓄存款的形式，但是储蓄存款并不是其真实思，而是将款项借给不特定（不违背唐风祎的真实意思或唐风祎持放任态度）或特定的用资人（本案为杜志刚、杨勤宁等），意欲套取金融机构信用，转嫁借款风险，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质上形成由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民间借贷，属违法借贷。唐风祎不仅应当知道而且明知其存款后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将该款交给第三人使用的事实，唐风祎从杜志刚处取得200万元款项后即把存单付给了杜志刚，潞城市公安局讯问笔录中唐风祎陈述：信用社的人要往外弄这笔钱，肯定是非法操作。按照我们的约定，我要求好处费必须是现金。是防止出事，通过查账查住。这样做肯定是违法操作，要不然肯定不会给我这么高的好处费。潞城市公安局《关于唐风祎涉嫌挪用资金案的调查报告》及潞公刑诉字(2010)14号《起诉意见书》中对唐风祎的违法行为均记录在案：唐风祎嫌借款不保险，就给杜志刚出主意，即唐风祎把钱存入银行，让杜志刚在银行找关系把钱挪出来使用。杨志刚就把此事告诉了杨勤宁，让唐风祎存上款后，从银行把钱挪出来，二人做个买卖。吃饭中，唐风祎又将把钱存入银行挪出来由杜志刚、杨勤宁使用的方法给杜志刚、杨勤宁二人具体讲了一遍。这样2007年至2009年期间，唐风祎先后以自己和其妻任旺萍、其子唐帅成等人的名字共计存款3700万元，由杜志刚、杨勤宁等人挪用此存款。其中有2400万元杜志刚已在一年到期时直接归还给唐风祎，并拿回存折销毁，唐风祎共得好处费约1014万元。唐风祎在潞城市看守所所作笔录中也载明：2006年我在平遥王家庄信用社存了有200多万，当时信用社的人也是把钱倒出去了，后来发生了事。2006年秋天，我通过杜志刚介绍在襄垣信用社存了100万。当时杜志刚的做法我觉得不合法，我只是想多挣点钱。从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唐风祎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仍相互串通且多次实施，获取远远高于银行储蓄利息的高额好处费，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意图明显。而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角度也可以证明，出资人任旺萍（唐风祎）、用资人（特定或不特定、本案为杜志刚、杨勤宁等）和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出资人的出资交付用资人使用意思表示一致，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基本特征。二、适用法律错误。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因规避国家有关贷款规模的限制，在国家监管的金融体系外进行资金循环，并意欲套取金融机构信用、转嫁风险，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损坏国家的金融秩序，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是违法借贷。对违法借贷中产生的损失，各方当事人均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民法的角度讲，本案应认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任旺萍（唐风祎）为获取高额好处费，将款项交与杜志刚、杨勤宁等，利用金融机构的管理漏洞，共同实施违法行为，是资金的直接持有者、处分者，主观和客观上均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判决书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的若干规定》，并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进行论述，却认定本案为一般存单纠纷，判决潞城农商行支付全部本金及利息，不仅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本意，而且纵容了唐风祎等人的违法行为，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申诉人潞城农商行申诉认为：第一、第三人唐风祎以任旺萍名义存款时，知悉存款会被挪用的事实，同时，唐风祎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转嫁风险给信用社并同意配合杜志刚、杨勤宁等人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本案不是一般存单纠纷案件，而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原审判决关于案件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第三、对于唐风祎存单损失的结果系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而造成，其应当依法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剩余部分损失，唐风祎应当向杜志刚、杨勤宁等人追偿；第四、唐风祎主张的以任旺萍名义存储的200万元存款已得到偿还，唐风祎不应当再向潞城农商行主张。因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被申诉人任旺萍与原审第三人唐风祎答辩理由一致，其辩称：第一、第三人唐风祎和原告任旺萍的利益实质上是同一的；第二、任旺萍提供的存折能够证明200万存款事实存在，符合一般存单纠纷的要件；第三、截止本次庭审农商行未向任旺萍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第四、农商行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五、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第六、综合全案情况判断，农商行应向原告支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8日唐风祎以其妻任旺萍的名义在潞城市石窟信用社办理存款200万元，潞城市石窟信用社向唐风祎出具户名为任旺萍的200万元的存单一支。该存单定期一年。存款后，杜志刚、杨勤宁和茹树斌即将该200万元存款挪用。杜志刚向唐风祎支付存款好处费72万元。2009年7月30日至8月7日，杜志刚、杨勤宁和杨静娴挪用裴少华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新区分理处的存款400万元，将其中的200万元以归还原告任旺萍在潞城市石窟信用社存款的名义直接给唐风祎。唐风祎将户名为任旺萍的200万元存折交付杜志刚。案发后，唐风祎将其所得好处费上缴公安机关。杜志刚、杨勤宁、茹树斌等人因实施包括本案事实在内的行为构成犯罪，我院于2010年12月16日作出(2010)潞刑初字第72号刑事判决，对包括本案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和茹树斌在内的共计6人分别以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罪名进行了判处，并判令依法收缴所挪用款项中各被告人未被收缴的部分5471.7597万元返还受害单位。因杨勤宁等人不服，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2011)长刑终字第65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我院于2011年5月30日作出(2011)潞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杨勤宁等人不服，再次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4日以（2011）长刑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对杜志刚、杨勤宁和茹树斌等人判处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判令依法收缴所挪用款项中各被告人未被收缴的部分5471.7597万元返还受害单位。2010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新区分理处以受害人身份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杜志刚、杨勤宁、杨静娴和唐风祎归还挪用的200万元。本院以(2010)潞民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杜志刚、杨勤宁、杨静娴和唐风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市高新区分理处资金200万元，上述四人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杜志刚、杨勤宁、杨静娴和唐风祎支付中国建设银行长治高新区分理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从2009年8月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上述四人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唐风祎不服该判决，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2)长民终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后本院依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新区分理处的申请，划拨了唐风祎在中国建设银行长治解放分理处的存款2073938元（其中利息23400元、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和执行费22678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将存单纠纷案件分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将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款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情形，认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根据该规定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案件有下列几种情形：一、出资人将款项或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合同的；二、出资人依照金融机构的制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其存单或进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合同的；三、出资人将资金交付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合同的；四、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自行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保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和杜绝因用资人在存款到期后不能偿还的情况下给出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适用该条款的前提应当是出资人和用款人及金融机构对出资人的存款要交给用款人使用的意思表示一致。然而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除能够证明第三人唐风祎取得超出正常部分利息外，在仅有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茹树斌的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不能证明第三人唐风祎和原告任旺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其存款后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要将该存款交给第三人杜志刚和杨勤宁使用的事实。被告提供的潞城市公安局《关于唐风祎涉嫌挪用资金案的调查报告》及对唐风祎2010年1月5日、1月6日、1月11日、1月25日、2月9日、3月9日的八次讯问笔录，也仅能证明第三人杜志刚要求第三人唐风祎给信用社完成存款任务，第三人唐风祎从中获取高额好处费的事实。认定第三人唐风祎和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茹树斌共同挪用存款的证据明显不足。被告以此作为证据要求认定第三人唐风祎和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共同挪用信用社资金而由第三人唐风祎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本案不应当认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而应当为一般存单纠纷。根据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刑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明第三人唐风祎以其妻任旺萍的名义在潞城市石窟信用社存款共计200万元，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虽然第三人杜志刚通过挪用其他金融机构储户存款的方式归还了第三人唐风祎以其妻名义的存款200万元。但在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新区分理处以受害人身份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唐风祎、任旺萍取得存款200万元的途径不合法，以(2010)潞民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杜志刚、杨勤宁、杨静娴和唐风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市高新区分理处资金200万元，上述四人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杜志刚、杨勤宁、杨静娴和唐风祎支付中国建设银行长治高新区分理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从2009年8月7日开始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上述四人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在第三人唐风祎提起上诉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长民终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高新区分理处申请强制执行，第三人唐风祎已按判决要求支付了全部款项，因此不能认为原告已取得该存款200万元。第三人唐风祎违法收取的高额利差并不能作为存款合同关系无效的依据，并且第三人唐风祎收取的高额利差已被公安机关收缴并退还被告，因此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存款本金并支付存款利息。关于存款利息，在约定期限内按约定利率计算。对于超过约定存款期限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周期定活两便存款利率计算。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潞城农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任旺萍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2008年5月8日至2009年5月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超过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实际还款日定活两便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潞城农商行负担。一审判决后，潞城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上诉人潞城农商行在上诉过程中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二审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存单纠纷案件分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处理存单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类型作出相应的处理。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存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款人使用和出资人通过金融机构将款交与用资人使用两种情形，无论哪种情形，均存在出资人、用款人和金融机构对出资人的出资交付用款人使用意思表示的一致。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唐风祎和被上诉人任旺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其存款后金融机构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要该存款交给原审第三人杜志刚和杨勤宁使用的事实，原审认定本案为一般存单纠纷，定性并无不当。原审认定第三人唐风祎以其妻任旺萍的名义在潞城市石窟信用社存款共计200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原审第三人杜志刚通过挪用其他金融机构储户存款的方式归还了原审第三人唐风祎以其妻名义的存款200万元，后因案外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高新区分理处提起诉讼，该挪用款项被判令归还，原审第三人唐风祎的财产被依法执行，以上事实以及原审第三人唐风祎收取高额利差的行为并不能作上诉人潞城农商行和被上诉人任旺萍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无效的依据，原审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原审第三人杜志刚等人因其行为受到刑事追究，得到应有处罚。上诉人应对因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应当履行到期支付被上诉人任旺萍存款本金及利息的合同义务，上诉人逾期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本金及相应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潞城农商行所提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潞城农商行负担。本案再审中，申诉人潞城农商行除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外，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申请人的主体身份；2、潞城法院作出的（2011）潞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本院作出的（2011）长刑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证明唐风祎在杜志刚、杨勤宁等多起挪用资金件中均有出现并获取了巨额的好处费，唐风祎对挪用行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且对损失有重大过错，杜志刚、杨勤宁等人因挪用任旺萍200万元资金的行为被判处刑罚，申诉人不知情且应向被申诉人及第三人追偿，申诉人不应当承担损失；3、潞城市公安局《关于唐风祎涉嫌挪用资金案的调查报告》及潞城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证明潞城公安局在调查过程中建议审查起诉的意见书中均认为唐风祎系杜志刚、杨勤宁等人挪用资金案的共犯，唐风祎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虽然刑事判决没有追究唐风祎的刑事责任，但不代表其必然对其存单被挪用完全不知情，二者没有必然联系；4、潞城公安局对唐风祎的八次讯问笔录，证明唐风祎自身承认其知悉杜志刚等人对其存单的挪用行为，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转嫁风险给信用社同意配合杜志刚等人的违法行为；5、中国建设银行诉杜志刚、杨勤宁、唐风祎等人要求返还200万元的民事判决书，证明唐风祎以任旺萍的名义存储的200万元已经由杜志刚等人挪用建设银行的200万元向其归还，不应对资金的来源做区分。原审判决认定唐风祎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要求其返还挪用的200万元款项，不能等同于其与潞城农商行之间的存款关系恢复，其与潞城农商行之间的债务关系已经消灭；6、潞城法院扣划唐风祎200万元存款的民事裁定书，证明潞城法院冻结及扣划唐风祎的存单是其在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分行解放分理处的存款，不是本案涉案存单，不能认定在本案中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消灭。被申诉人任旺萍对申诉人潞城农商行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唐风祎对申诉人潞城农商行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说明其收到了高息，并不能证明双方有协商过程，其向信用社存款只是为了帮助完成存款任务，其不知道存款的用途，2010年1月6日在同一时刻，同一侦查员在不同地点制作有杨勤宁和唐风祎的两份笔录，因此，对该笔录真实性存有异议，此证据也不能证明唐风祎知道存款的用途，杜志刚、杨勤宁、茹树斌三人的讯问笔录之前内容中没有提及过唐风祎，不能说明是唐风祎是找其三人存款。被申诉人任旺萍及第三人唐风祎委托代理人除原一、二审证据外，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1、2010年1月25日潞城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以唐风祎、任旺萍的名义向账号×××汇款共100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唐风祎存到潞城农商行石窟信用社的款项，退还给信用社的1000万元已经被认定为唐风祎的个人财产，那么石窟信用社存款200万元也应当属于储户个人财产。2、杨勤宁侦查阶段2010年1月6日笔录，此笔录是2010年1月6日16时40分至18时50分，侦查员李时珍、王旺在潞城看守所对杨勤宁的讯问笔录，证明2010年1月6日14时31分至17时13分，侦查员李时珍、张跃斌在潞城市王曲电厂专家公寓对唐风祎讯问。在同一时段内，侦查员李时珍在不同地点对不同当事人讯问，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建议采纳。3、唐风祎解除取保候审手续，证明司法机关最后并没有认定唐风祎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三人唐风祎提交的新证据：1、2009年12月22日杨勤宁的讯问笔录，证明唐风祎对于信用社挪用资金是不知情的；2、杜志刚讯问笔录，证明唐风祎不知道200万元的来源，杜志刚欺骗了唐风祎；3、杜志刚、杨勤宁、茹树斌三人的讯问笔录，唐风祎认为这个笔录是虚假的，茹树斌其并不认识；4、2012年潞城法院执行收据。申请人潞城农商行质证意见为：1、2010年1月25日潞城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内容有异议，退还的230万元存单是按照赃款追缴的，剩余的存单也应当作为赃款退还潞城农商行；2、杨勤宁侦查阶段2010年1月6日笔录，不认可两份讯问笔录时间相差两小时，重合部分应该是笔误所致，其没有证据证明讯问笔录的虚假性；3、唐风祎解除取保候审手续，只能证明其解除了取保候审，不代表其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原审第三人杜志刚、杨勤宁未提交新证据，对本案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本案新的证据未答辩。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基本一致。综合本案一、二审审理情况及当事人诉求、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理由及申诉人请求，本案归纳以下争议焦点：1、本案系一般存款纠纷还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问题。2、申诉人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0万元存款及利息。根据本案再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争议事实逐一评析如下：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系一般存款纠纷还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所谓一般存单纠纷案件，是指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所谓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是指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借贷纠纷案件。两种案件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只有两方当事人，即存单等凭证的持有人和金融机构；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有三方当事人，即出资人、金融机构和用资人。第二，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不存在利差；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第三，一般存单纠纷中除存单等凭证持有人和金融机构外不存在资金流动；而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存在资金通过或不通过金融机构从出资人处流向用资人处的流动。本案中，出资人任旺萍与石窟分社签订存款合同，该款被存入石窟分社后，原审第三人杜志刚向唐风祎（任旺萍丈夫）支付了约定的高额利息72万元，对该款项进行了实际使用，本案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构成要件，故本案应认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申诉人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0万元存款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了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1）出资人将款项或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资金自行转给用资人的，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对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2）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指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3）出资人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再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4）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自行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根据该规定，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谁占有资金，谁应当首先被推定是资金的“指定”者，如出资人将资金已经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成为资金的占有者，资金从金融机构转到用资人手中，除非有出资人指定金融机构转款的证据，否则金融机构应当被认为是资金的处分者。本案中，任旺萍将资金存入潞城农商行石窟分社后，石窟分社为任旺萍开具了存款凭证，石窟分社已成为该笔存款的实际占有者。石窟分社如何使用该笔资金，该笔资金交由谁使用，没有证据表明系受任旺萍或本案第三人唐风祎的指定或控制。因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四种处理方式中的第一种情形，故，金融机构应当返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此外，针对申诉人潞城农商行提出，该200万元存款已得到偿还，第三人唐风祎不应当再向潞城农商行主张偿还的诉请。经审理查明，本院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2012)长民终字第00877号民事判决，对该200万元款项已作出认定，即此款归还于中国建设银行长治市高新区分理处，潞城市人民法院依照本院判决，已从第三人唐风祎名下将该款项执结完毕。因此，被申诉人任旺萍或第三人唐风祎并未实际获得该200万元款项。据此，不能认定该笔存款已得到偿还。综上，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部分抗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情形。本案中，唐风祎以其妻子任旺萍名义，在申诉人潞城农商行石窟分社存款200万元，并获得实际用资人杜志刚给付的高额利息72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款，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冲抵本金。因本案所涉及被申诉人任旺萍存于申诉人潞城农商行石窟分社存款200万元并未兑付，但鉴于公安机关已将唐风祎非法获取的高额利息返还于申诉人潞城农商行，故该高额利差不宜再冲抵本金。申诉人潞城农商行作为专业性金融机构，对储户存储资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因该行缺乏对下属石窟分社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该社管理混乱，造成部分储户存储资金被挪用的严重后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从本案的基本事实，及现有证据分析，被申诉人任旺萍将钱存入石窟分社后，已脱离对该笔资金的控制，资金的实际支配、使用已由个人转移至潞城农商行石窟分社。此外，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被申诉人任旺萍或第三人唐风祎有指定石窟分社将存款交于其所指定的第三人使用行为。因此，申诉人潞城农商行应当支付被申诉人任旺萍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申诉人潞城农商行支付本金及利息后，可以向实际用资人进行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潞城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5日作出的（2012）潞民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及本院于2014年3月7日作出的（2014）长民终字第00059号民事判决。二、申诉人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申请人任旺萍存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日）。如不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45600元，由山西潞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子仪审判员 张志红审判员 王赛赛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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