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鲁1002行初55号 原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望岛村。 法定代表人吴瑛。 委托代理人王珍。 委托代理人张伟。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 负责人毕建立。 委托代理人国辉。 被告威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威海市新威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委托代理人黄子临。 原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原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以下简称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威直属地税税通（2018）2465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于2018年9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院立案后，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税务局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交诉讼对象职责调整情况说明函：“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局目前正处于机构改革期间，下属单位—原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局相关职责暂时没有明确，印鉴已全部封存停用”，故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裁定中止本案诉讼。后经本院查实原告起诉的原直属征收局因机构改革已被撤销，其涉案的权利义务由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承继，本院在庭审前将被告的名称变更为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区税务局）。本院受理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珍、张伟，被告区税务局负责人毕建立及其委托代理人国辉，被告威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黄子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直属征收局于2018年4月11日针对原告的退税申请作出威直属地税税通（2018）2465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内容如下： 事由：税务事项通知书（不予退税通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于2017年10月11日申请退还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营业税及附加20742713.94元，你单位提供了《退税申请》、《营业税退税计算表》及相关完税证明，经与你单位申报信息比对，数字不符，其中：计算表中列示2014年年末营业税及附加合计欠缴30538221.15元，经核对你单位申报的资产负债表“应交税金”同期余额为523436.49元，两者差异巨大；计算表中列示2016年底营业税及附加多缴20742713.94元，经核对你单位申报的资产负债表“应交税金”同期余额为594754.77元，两者差异巨大，据此无法证明多缴税款的事实。因此你单位据以申请退税所依据的数据无法证明其准确性。鉴于此，我局先后下达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威直属地税通（2017）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你单位提供相关资料，以查实多缴税款情况，但你单位至今不予提供，导致我局无法查实。按照《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退税申请相关资料不齐全、相关项目内容不准确的，不得开具退库凭证办理退库”，因此对你单位提出的退税申请，不能予以退税。 原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诉称，要求：1、撤销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威直属地税税通（2018）2465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威政复决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要求被告区税务局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做出向原告退还多缴营业税及附加20742713.94元及利息的决定(以20742713.94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因多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费，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直属征收局提交退税申请。然而原直属征收局未履行法定职责，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认为原直属征收局的不作为行为属于违法，责令履行法定职责。原直属征收局遂于2018年4月11日下达了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不予退税。原告不服，再次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直属征收局不予退税行政行为。 针对上述的内容，原告提出以下应予退税的理由： 一、原告存在多缴税款的事实。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当纳税人既有应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将应退税款和利息先抵扣欠缴税款；抵扣后有余额的，退还纳税人。” 据此，原告计算应退税如下： 1、2014年底共欠缴税款71952920.13元，其中：欠缴营业税及附加费30538121.16元。 2、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2015年-2016年实现营业税及附加费15426564.89元（营业税13651827.31元，附加费1774737.58元）。 3、2015年至2016年实际缴纳营业税款及附加费66707399.98元（营业税58112743.31元，附加费8594656.67元）。 4、2015年至2016年多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费20742713.94元（营业税18356384.04元，附加费2386329.90元）。 即：66707399.98-15426564.89-30538121.16=20742713.94元。 原告据此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直属征收局提交了营业税及附加费退税申请，并提交了税款完税凭证等资料。 二、原告向原直属征收局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有法律依据，且原直属征收局未按规定退还多缴税款的行为违法。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由上述法条可见，对于误缴、多缴税款，税务机关有退还的义务，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的，也可以申请退还，申请期限为三年以内。原告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直属征收局正式递交《退税申请书》，要求对2015年、2016年多缴税款予以退还，是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当得到支持。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要求退还的，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还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其中，30天期限是法定期限，而且没有任何期限延长、中止中断的情形。并且没有给与税务机关“未在期限内查实的情况则可不予退税”的权利。然原直属征收局在2017年10月18日法定期内，不认真履行30日内退税职责，而是歪曲理解“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条款，肆意扩大并滥用30日“查实”权利。 （二）原直属征收局并非无法“查实”。 根据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原告下发的威地税稽检通—（2015）1702号《税务检查通知书》，稽查局于2015年4月28日调取了原告的2013—2014年的账簿，进行了检查。原直属征收局根据此稽查结果，向原告下发了威直地税通（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原告欠税71952920.13元。该欠缴税款的构成为营业税及附加费30538121.15元，土地增值税1516556.50元，所得税26288242.47元。 因此，在2015年年初，稽查局已经对原告的账簿进行了检查，并得出了相应的数据，原直属征收局依据该数据向原告下达了通知书。原直属征收局再次以无法查实为由，拒绝退税，实属不当。 三、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原直属征收局以核对“《退税申请》、《营业税退税计算表》与《资产负债表》欠缴营业税及附加两者差异巨大，据此无法证明多缴税款的事实”为由拒绝退税实属不作为。 原直属征收局以原告自行编制《资产负债表》“应交税金”同期余额，两者差异巨大为由，否定自身下达的威直地税通（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确定未缴纳税款，并以此采取“查实”方法重新确定欠税，即无法律规定，也无逻辑关系。同时，原直属征收局以“原告无法证明”为由不予退税，是将其法律义务强加给了原告。 （二）原直属征收局下达的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威直属地税通（2017）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调取原告2009年-2016年账簿的行为违法。 1、调取账簿等资料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2017年11月10日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下达调取2015-2016年账簿；2017年12月4日威直属地税通（2017）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下达调取2009-2016年账簿。 该两份通知书均为同一事项，但适用法律法规却不尽相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原直属征收局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七十八条规定调取账簿等资料法律适用错误。 2、调取账簿等资料的程序违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本细则的规定行使税务检查职权。税务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无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他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国税发〔2009〕157号《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十五条，调取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时，应当向被查对象出具《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并填写《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交其核对后签章确认。调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前会计年度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应当经所属税务局局长批准，并在3个月内完整退还；调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当年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应当经所属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并在30日内退还。国税发〔2005〕17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明确税务事项通知书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通知有关税务事项时使用。除法定的专用通知书外，税务机关在通知纳税人缴纳税款、滞纳金，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资料，办理有关涉税事项时均可使用此文书。 因此原直属征收局以《税务事项通知书》代替《税务检查通知书》、《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调取账簿等资料的程序违法。 3、超越职责，滥用权力。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第三批取消进户执法项目清单的公告》2014第31号，取消纳税人多缴税款退税（费）审批调查核实，因此原直属征收局必须按公告要求严格遵守，其以查实多缴税款为由下达（2017）3055、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调取账簿等资料，系超越职权擅自作出对原告减损权利、增加义务行为。退一步讲，既是国家税务总局没有取消纳税人多缴税款退税（费）审批调查核实，鉴于原告只要求退还2015年后多缴税款，原直属征收局却调取包括2014年以前已检查过等八年账簿资料，其检查时段以及重复检查行为明显不当。 况且，原告第一次提出退税申请的时间是2017年9月18日，而上述两份《税务事项通知书》下达的时间却是2017年11月10日及2017年12月24日。其早已超过《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的30天的期限，此情况系原直属征收局违法履行职责。 由此可见，对于“无法查证”的责任，完全是由于原直属征收局的不作为，而不是原告的责任。原告来承担“无法查证”的后果是不公平的。 （三）原直属征收局援引《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认定“原告资料不全，不得办理退库”，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1、根据该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税款退库是指税务机关对经财政部门授权办理的税收收入退库业务，依照法律法规，开具法定税收票证，通过国库向纳税人退还应退税款。”由此可以看出，该规程是对应退税款，即已审批同意退税，在办理税款退还手续中，就退库业务的基本方式、程序等提出规范性要求。因此，适用法律有误。 2、引用《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引用条款有误。 《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全面表述为：“县以上税务机关收入规划核算部门具体办理税款退库工作，根据退税申请相关资料和纳税人欠税情况，复核退税依据、原完税情况、退税金额、退税收款账户等退库凭证项目内容，复核无误的，正确适用预算科目、预算级次，开具税款退库凭证。退税申请相关资料不齐全、相关项目内容不准确的，不得开具退库凭证办理退库；应予抵扣欠税的，办理税款抵扣手续。退税申请相关资料包括：签有退税核实部门意见的退税申请书、原完税凭证、出口退（免）税汇总申报表、减免税审批文书、纳税申报表、税务稽查结论、税务处理决定书、纳税评估文书、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的法院判决书、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记载应退税款内容的资料或电子信息。税收征管系统中可以查询到纳税申报表、税款缴库等电子信息的，可以不再通过书面资料复核。” 该条款，表述的是对应退税款即已经审批同意退税，但在具体办理退库工作时税务内部职责划分，明确了“复核”的部门以及“复核”相关资料，就此次营业税退税申请，尚未到“具体办理税款退库工作”，因此，引用条款有误。 同时，原直属征收局，多次引用该款中一句话，即“退税申请相关资料不齐全、相关项目内容不准确的，不得开具退库凭证办理退库”，作为“我局依法做出不予退税的决定”，将需“复核---。退税申请相关资料不齐全---”等，断章取义为“退税申请相关资料不齐全---”，系偷换概念，行政不作为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原告的退税申请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而二被告下达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营业税及附加退税申请》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退税明细表》复印件各1份，证明：1、原告于2017年9月18日提出退税申请，未超过3年额申请时限；2、退税金额为20742713.94元及计算明细。 2、2015年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证明原告2015年、2016年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情况。 3、完税证明18份，证明原告2015年、2016年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情况。 4、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因原直属征收局的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受理并责令原直属征收局限期做出行政行为。 5、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做出不予退税的决定。 6、威政复决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因不服原直属征收局的不予退税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做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 7、威地税稽检通一（2015）1702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及威直地税通（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1、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于2015年4月28日对原告2013年、2014年税务情况进行了检查；2、对于2014年末原告欠税数额已经查明，原直属征收局认定原告欠税71952920.13元，并非被告所称“无证据支持”；3、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行为，原告有权拒绝检查。 8、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在法定期限后才进行调查行为，且其行为并无法律依据。 9、原告随机抽取的2015年1月份的原告会计记账凭证，证明原告提交的《退税申请表》中第二至四栏的收款数额是真实有效的。 10、2018年二季度末威海市税务局纳税人欠缴税款情况公告（威海市税务局外网网站打印件），证明原告欠缴税款金额不包括在日常应缴税款的申报表中，原直属征收局是内部掌握的数据，自身可以核实欠税数额。 被告区税务局辩称，一、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了作出不予退税的法定职责。市政府于2018年3月26日针对原告就原直属征收局于2017年10月11日受理的（2017）25397号退税申请，作出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相关职责。原直属征收局据此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就原告提出的退税申请，不能予以退税，并于2018年4月12日送达原告。因此，原直属征收局就原告的退税申请已依法履行了不予退税的法定职责。 二、原直属征收局就原告的退税申请作出不予退税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区税务局作出退税及利息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1.查实多征税款是退税的前提。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要求退还的，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还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上述条款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多缴税款办理退税的，只有查实才能退税，在未能查实的情况下，不能退税。查实多征税款是退税的前提。 2、原告主张退还20742713.94元税款未有查实。 针对原告申请退税20742713.94元，首先，原直属征收局经核对，原告提供的《申请退税计算表》与其《日常纳税申报表》存在差异，无法确定准确的数额。其次，原告主张的2014年底欠缴营业税及附加费30538121.15元与其提供的《日常纳税申报表》无法对应，相关税款数额不能确定。再次，原告主张的2014年底欠缴营业税及附加费30538121.15元，在原告的征管系统中没有该部分的申报、缴纳记录，或者是没有计算应缴的滞纳金。在此情况下，原直属征收局为查实是否存有多征税款的事实，分别向原告送达了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和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但原告未按通知要求履行。原告主张退还税款未有查实。在未有查实的情况下，原直属征收局作出不予退税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区税务局作出退税及利息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三、原直属征收局适用法律准确。 1、原直属征收局有权要求原告提供相关账簿，以期查实多缴税款事实。 原告向原直属征收局申请退还多缴税款依据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章税款征收中的第五十一条，涉及的是税款征收事项。原直属征收局为查实多缴税款事实，有权向原告下发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和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原直属征收局引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是税务检查事项，两者适用范围不同。原告依据税务检查事项来抗辩税款征收事项，没有法律依据。 2、原直属征收局适用《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准确。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原告申请退税本身即涉及到退库手续办理的问题，原直属征收局依据《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办理原告的退税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区税务局认为：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适用法律准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区税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威直属地税税通（2017）25397《税务事项通知书》，证明原直属征收局于2017年10月11日受理原告的退税申请。 2、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责令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相关职责。 3、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直属征收局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不予退税通知，并于2018年4月12日送达原告。 4、从征管系统调取的原告2015年和2016年的税收入库明细表打印件。 5、原告2016年2月29日和2016年3月15日的《税收缴款书》。 6、原告提交给原直属征收局的2015年度和2016年度《日常纳税申报表》。 7、原告《营业税退税申请》和原告自己制作的《2015年到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 8、原告提交给原直属征收局的2017年9月份的《日常纳税申报表》。 9、原告向原直属征收局提交的三份《营业税计算表》。 证据4-9证明：原告主张退还20742713.94元税款未有查实。 二、法律依据 1、《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七十八条，证明查实是退税的前提。 2、《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证明其涉及的是税务检查与税款征收分属不同范畴。 3、《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证明应当查实才能退库。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市政府依法受理原告对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7年10月11日，原告向原直属征收局书面申请退还营业税及附加费20742713.94元。同日，原直属征收局向原告下达了威直属地税税通〔2017〕2539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受理了原告的退税申请。2017年11月10日，原直属征收局作出了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调取原告2015年-2016年的账簿。原告拒绝提供相关账簿，并于2018年1月3日以原直属征收局为被申请人向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3月26日，市政府作出了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原直属征收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退税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相关职责。2018年4月11日，原直属征收局作出了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原直属征收局以原告的《退税申请》、《营业税退税计算表》和《资产负债表》欠缴营业税及附加两者差异巨大，且原告未提供账簿资料导致原直属征收局无法查实为由，作出了不能予以退税的决定。其中，《税务事项通知书》中载明的依据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和《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原告对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不予退税决定不服，于2018年5月25日向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撤销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不予退税决定，并责令其退还20742713.94元税款及利息。上述事实有原告和原直属征收局提交的证据予以证实。 二、市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理由正当。《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要求退还的，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还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对多征多缴的税款实行退税制度，纳税人在申请退税时，应向税务机关提交证明自己所缴税款超过应纳税额的证据，税务机关接到退税申请后应依法履行退税职责，但必须先查实后退还。本案中，虽然原告在向原直属征收局提交退税申请时提交了退税数额的计算依据和自己制作的申请退税明细表，但经原直属征收局核对后发现，原告提交的明细表与其日常纳税申报表存在较大差异，且原告自认的2014年底欠缴营业税及附加费30538121.15元亦无相应证据作支撑。针对诸多疑点，原直属征收局为了查实应予退税的具体数额向原告下达了调取帐簿资料的通知，但原告拒不配合。因此，在无法排除疑点、准确查实退税数额的情况下，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不予退税决定并无不当。故市政府作出维持原直属征收局作出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理由正当。 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市政府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通知原直属征收局提出书面答复。因案情复杂，市政府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经审理，市政府于2018年8月22日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了原告以及原直属征收局。因此，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理由正当、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 1、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营业税及附加退税申请后附的《退税明细表》和《2015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日向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 2、威政复受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材料清单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 3、威政复答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6月1日依法向原直属征收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4、原直属征收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原直属征收局于2018年6月10日向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材料。 5、威政复延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 6、结案审签表、威政复决字〔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依法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并送达给了双方当事人。 以上证据证明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区税务局提交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应当附原告的《退税申请》，而原告退税申请的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而非10月11日，因此计算30日退税的时间应当从2017年9月18日起算，由此可以证实原直属征收局下达的3055、30057《税务事项通知书》超过法定期限，属于违法。 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显示复议决定下达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也可证实3055、30057《税务事项通知书》针对的是该日期之前的原直属征收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应将其作为原直属征收局在接到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作出不予退税决定的依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其内容违法，原直属征收局未进行任何调查，即作出不予退税的决定，属于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4无异议，该明细表税务系统打印的实际缴税金额与原告实际缴纳的金额一致，可证明2015年至2016年我公司实际缴税款15426564.89元。 对证据5-9没有异议，证明原告实际缴纳的税款和多缴纳税款的数额。证据7原告《退税申请》后附的《退税明细表》中第2至4列，数据是2015年至2016年收款金额的明细汇总的数额。 对证据9的三个明细表中的相关数据予以解释：以原告《退税申请》后附的明细表为准，后附的明细表与证据9中的《2015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基本一致，证据9中的数据合计数额20742613.94元，原告退税后附的数额为20742713.94元；期初欠缴营业税数应是26104513.96元，而证据9明细表中显示的是26104613.96元属笔误，导致退税数额明细表与申请金额相差100元，以退税申请的金额为准，后期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2014年前欠营业税金26104613.96元。证据9当中的《2015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也是原告提交给原直属征收局的表格，只是营业税改增殖税的过程中的计算的草稿，不是原告退税时正式提交的表格。 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区税务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原告提出原直属征收局应当是在2017年9月18日受理了原告的退税申请，但根据复议机关在复议阶段查明的事实，2017年9月18日原告是向原威海市地方税务局提出的退税申请，原直属征收局是于2017年10月11日受理了原告的退税申请，并于当日送达给了原告通知书，送达回证上注明了“换抬头后”，并且有原告的代理人的签名，该事实在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查明。 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没有异议，其中对于表格中数额差异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区税务局提供的证据9的质证意见。对证据4《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答复的理由不予认可，对《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及适用法律不予认可。行政复议决定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于复议阶段就向被告市政府提供了原直属征收局下发的欠税通知即（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而被告市政府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称原告自认的2014年底欠缴营业税及附加税30538121.15元亦无相应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并违反了行政诉讼举证倒置原则。被告市政府在（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称“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威海市地方税务局于2017年9月18日接到申请人的退税申请，而被申请人至迟应当于2017年10月11日接到了退税申请人的退税申请，因此应将2017年10月11日作为被申请人办理退税手续法定期限的起算日期”，更是对“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税申请之日起”法条法律的错误理解。原告本案中提供的收款收据在复议阶段已提交给被告市政府，但当时提交的是复印件，被告市政府未对此进行核实。原直属征收局引用《税款退库规则》拒绝退税适用法律错误，其错误内容的观点详见诉状。 被告区税务局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据1中原告的《退税申请》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申请退税的数额不予认可。 被告区税务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实际上原告是2017年10月11日提交的《退税申请》，其退税明细表中记载要求退税的数额为20742713.94元。证据2《2015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记载的多缴税款是20742613.94元，与申请退税的税额不符。对证据3完税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证实的只是2016年缴纳税款的情况，不能证实其已经缴纳2014年之前所欠缴税款的情况。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原直属征收局已作出了不予退税的通知。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直属征收局是在没有查实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予退税通知。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市政府依法作出维持原直属征收局不予退税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2015）1702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只对原告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之间涉税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按该通知来看原告欠缴的税款是71952920.13元，这与原告申请在此之前欠缴税款30538121.15元也不符。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两份《税务事项通知书》在（2018）第1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经就相关行政行为进行了处理，与本案无关。证据9作为原告账目的记载，对其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因为纳税是依法申报，做账是原告自己做账，但该账目不能证实原告申请的数额是明确具体的。证据10系打印件，其真实性暂不认可，但即使真实，其记载原告的欠税余额为12126556.50元，这与原告申请多缴税款要进行退税也不符，由此也证实原告是否存在多缴税款的事实，尚没有查实。 被告市政府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区税务局的意见。补充：退税作为依申请而为的行为，纳税人应当承担提交准确的证据，以便税务机关查实的义务，在原告提交的退税申请以及相关表格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税务机关要求原告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并无不当。另外，原告提交的完税凭证和记帐等证据在退税阶段并没有向税务部门提交，该证据不能作为税务部门查实并退税的依据，因此，税务机关在无法查实应当退税的准确数额的情况下，作出的不予退税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对被告区税务局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了受理原告退税申请的通知书。证据2（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现已生效，本院予以采信，能证明原告不服原直属征收局不予退还多征的营业税和附加费的行政行为，被告市政府审查后认定原直属征收局至迟于2017年10月11日接到原告的退税申请，且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任何终结性答复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责令原直属征收局依法履行相关职责。证据3系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该通知书，告知原告不能予以退税。证据4、5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原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8、9能证明原告在日常缴税时提交给原直属征收局的《日常纳税申报表》等申报表。证据7能证明原告申请退还多缴的营业税及附加费，且原告在申请退税时向被告提供了其自制的《2015年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 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能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25日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提供了《退税申请》及后附明细表。证据2、3、5，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向被告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6能证明被告市政府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依法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证明原告申请退还多缴的营业税及附加费，并后附其自制的《退税明细表》。证据2-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系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对原告的退税申请决定不予退税。证据6系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能证明被告市政府作出维持原直属征收局的不予退税的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证据7能证明威海市地方税务稽查局于2015年4月28日对原告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2015年10月15日原直属征收局下发通知书告知原告欠缴税款71952920.13元。证据8能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分别于2017年11月10日和12月4日下发通知书，要求原告提供2015年-2016年度账簿和2009-2016年相关账簿资料。证据9系原告自制的2015年1月的账目和收款收据，其真实性本院不能确认。证据10系打印件，其真实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向威海市地方税务局和原直属征收局提交《营业税及附加退税申请》均载明：原告要求税务机关退还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多缴的营业税及附加费共20742713.94元，落款时间均为2017年9月18日。2017年9月26日，威海市地方税务局下达了威直属地税通（2017）2510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原告不予受理其退税申请，并送达给原告。2017年10月11日，原直属征收局向原告下达了威直属地税税通（2017）2539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受理了原告的退税申请。2017年11月10日，原直属征收局作出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调取原告2015-2016年的账簿，原告不予配合。2017年12月4日，原直属征收局作出威直属地税通（2017）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调取原告2009年-2016年的账簿和按查账征收方式计算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及汇算清缴报告，原告亦不予配合。原告于2018年1月3日向被告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3月26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原直属征收局至迟于2017年10月11日接到了原告的退税申请，故应当将该日作为办理退税手续法定期限的起算时间；认定原直属征收局未在法定30日期限内给予原告关于退税办理情况的终结性答复，故确认其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退税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依法履行相关职责。原告与原直属征收局均未对该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4月11日，原直属征收局作出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不能予以退税。原告对此不服，于2018年5月25日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市政府经审查，依法予以受理，于2018年6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通知原直属征收局提出书面答复。因案情复杂，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2018年8月22日，被告市政府依法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行政行为，并送达给了原告以及原直属征收局。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的审理重点和争议焦点问题是：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是否合法；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一）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合法。 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行政行为是原直属征收局针对原告的退税申请，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作出的税务审核行政行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原直属征收局作为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的直属征收局依法具有在其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内，对原告申请退税事项作出税务审核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原告对此无异议。现原直属征收局因机构改革已被撤销，其相应的涉案权利义务由被告区税务局承继，被告区税务局作为本案履行退税法定职责的主体资格适格。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根据此规定，纳税人发现缴纳的税款超过应缴税额，才可要求税务机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因此，纳税人申请退税时，应向税务机关提交证明自己所缴税款超过应纳税额的事实证据。经查，原告在申请退税时，向税务机关提供了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多缴营业税及附加费20742713.94元的《营业税及附加退税申请》、自行制作的《退税明细表》及《2015年至2016年收款、营业税及附加费缴纳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及相关完税证明，但经原直属征收局核对原告日常缴税时给原直属征收局提供的2015年度和2016年度《日常纳税申报表》中的信息和数据，与原告提交的《明细表》存在巨大差异，其中：1、《明细表》中列示2014年年末营业税及附加合计欠缴30538221.15元，而2015年度《日常纳税申报表》中原告申报的2015年初应交税费余额即2014年底欠缴税款数为523436.49元，两者数据相差巨大；2、《明细表》中列示2016年底营业税及附加多缴20742613.94元，而2016年度《日常纳税申报表》中原告申报的2016年底应交税费余额即2016年底欠缴税款数为594754.77元（该数据与原告2017年9月《日常纳税申报表》中应交税费的年初余额594754.77元相符），《明细表》显示至2016底多缴了税，《日常纳税申报表》显示2016底欠缴了税，两者存在差异和疑点。因此，原告申请退税时提供的证据体现的数据与其日常纳税时提供给原直属征收局的申报表中显示的数据，明显不相符，且存有诸多疑点，未能证明自己申请退还的税款属多缴。原直属征收局为了查实应予退税的具体数额向原告下达了调取账簿资料的通知，因原告不予配合，原直属征收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终结性答复，在被市政府确认违法后，又根据原告退税时提供的证据以及在因原告不予配合导致无法排除疑点、准确查实退税数额的情况下，原直属征收局作出了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决定不予退税，并无不当。另外，威直属地税通（2017）3055号及（2017）3005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在本案中只是作为证据使用，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审查。 在行政复议和本案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威地税稽检通（2015）1702号《税务检查通知书》和威直地税通（2015）1033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用以证明原直属征收局对其申请退税的数额并非无法查实。该些证据材料在原告申请退税时，未向原直属征收局提交，致使原直属征收局未在审核程序中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认定，且上述证据材料仅能说明对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原告涉税情况，税务稽查局进行了检查，并未对原告2013年1月1日之前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亦未对2013年1月1日之前的营业税及附加费欠缴数进行确认，而原告主张扣减的是截止2014年年末营业税及附加费欠缴数，该数应当含括2013年1月1日之前的欠缴数，故上述证据材料不能直接证明原告主张的原直属征收局应当依据上述税务检查结果知晓2014年年末营业税及附加欠缴数为30538221.15元，亦不能证明原告自行申请退还的税款属多缴，故原告在行政复议和本案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本案判令被告区税务局履行退税法定职责的事实根据。 《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税款退库是指税务机关对经财政部门授权办理的税收收入退库业务，依照法律法规，开具法定税收票证，通过国库向纳税人退还应退税款。第二十四条规定，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要求退还的，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退税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库手续。第二十六条规定，县以上税务机关收入规划核算部门具体办理税款退库工作，根据退税申请相关资料和纳税人欠税情况，复核退税依据、原完税情况、退税金额、退税收款账户等退库凭证项目内容，复核无误的，正确适用预算科目、预算级次，开具税款退库凭证。退税相关资料不齐全、相关项目内容不准确的，不得开具退库凭证办理退库……。根据上述规定，明确了税务机关办理税款缴库退库的职责和程序，包括及时查实并于30日内办理退库手续、复核退税依据和退税金额等。本案中，基于退库手续作为整个退税过程中必不可少环节的前提，且原直属征收局已经受理原告退税申请而该退税申请实质上也进入了退库复核环节的事实，原直属征收局适用《税款缴库退库工作规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作出不予退税的决定，并无不当。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发现多缴税款，要求退还的，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还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本案中，原直属征收局在被告市政府2018年3月26日作出威政复决字（2017）第2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原直属征收局未超过法定办结期限，该行政行为的程序符合退税规范要求。 （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申请，并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法律规定的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需延长期限的案件需告知当事人，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依法送达当事人。本案中，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5月25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于2018年6月1日予以受理。同日，被告市政府向原直属征收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该局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后被告市政府在收到被告原直属征收局的书面答复及提交的证据材料后，认为案情复杂，于7月24日作出了延期审理决定。8月22日被告市政府根据审查查明的事实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双方当事人依法送达，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综上，原直属征收局作出的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市政府作出维持该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威海仙姑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汾 人民陪审员  周玉明 人民陪审员  王立民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