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新民申16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米彦，女，回族，1982年10月24日出生，住哈密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住所地：哈密市广东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汪鹤桥，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米彦与被申请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新22民终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米彦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认定欠费数额（含终端损失）216240.78元的证据不充分。首先，欠费数额216240.78元是联通公司单方制作并计算得出的数据；其次，欠费数额216240.78元中未扣除2014年米彦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后，部分合约机用户主动缴纳欠款部分（累计3万元）；再次，欠费数额216240.78元是联通公司持续计算得出的，包含了本应依据合同采取停机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部分；最后，米彦交纳的1万元保证金应当予以冲抵欠款。（二）本案程序违法。1.二审未予追加合约机欠费客户，事实上剥夺米彦享有的追偿权。本案虽系米彦代办合约机而发生引发的纠纷，但是米彦并非直接欠费方（仅系担保方）。为了查清53户合约机用户实际欠费数额，应追加53户合约机用户参与诉讼，或者采取一合约机用户欠费一诉讼方式，否则就不能保证担保人米彦承担担保责任的追偿权落到实处。2.在2014年6月26日米彦协助联通公司以案外人王鹏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后，部分合约机用户与联通公司已经达成协议，主动缴纳3万余元，双方无任何纠纷，联通公司亦撤销了案件的事实，也说明本案纠纷已经在公安机关予以了处理，人民法院受理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据此，依据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重要原则，联通公司的诉求法院不应再处理。(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二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是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债权人向保证人提出过承担责任的主张。但本案中，涉案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合同期满后两年内，即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1.在合同约定的两年保证期间内，联通公司未向米彦主张过保证责任，而是直到2016年底、2017初联通公司才以诉讼方式向米彦主张权利。此时保证期间已经超过，米彦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2.即使将米彦协助联通公司在2014年6月26日以案外人王鹏涉嫌刑事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公安机关撤案的事实，作为联通公司向担保人米彦主张担保权利的依据。但联通公司2016年年底、2017年初才向法院起诉，也因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开始起算（2014年6月26日）而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而不应得到保护。综上，米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申请再审。 联通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米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应依法驳回。（一）联通公司要求米彦承担担保责任的欠费数额证据充分。首先，联通公司主张欠款数额216240.78元的证据（《米彦担保购机离网用户明细》），与米彦申请法院调取的其在2014年10月30日代表联通公司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提交的证据（《米彦担保购机离网用户明细》）是一致的；其次，联通公司主张欠款数额21240.78元是已经扣除部分合约机用户主动交纳欠款之后的剩余部分，不存在未予扣除的情形；最后，联通公司主张欠款数额21240.78元是计算至起诉前的一段时间，不存在扩大损失问题。（二）本案不存在违反程序的问题。本案中，米彦办理的53部合约机签约客户并非是真实的合约机客户，而是米彦代签或者授权他人代签所产生的，责任应由米彦直接承担，无须且无必要追加其他名义上的合约机客户。（三）本案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案涉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下半年联通公司发现米彦办理的合约机存在套机行为，经双方协商由米彦代表联通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向公安机关报案。2015年6月公安机关才对此案作出撤案处理，告知联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此时，本案的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直至本案起诉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联通公司诉请米彦承担担保责任范围数额确定为216240.78元是否充分的问题。虽然216240.78元是由联通公司单方制作并计算得出的，但是，其一，通过在米彦以联通公司名义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认可上述53部合约手机业务在其经办时并非是合约客户的真实签名，是其代签或者他人代签的事实可知，216240.78元的损失计算依据是由米彦不合规办理的53部合约手机业务而直接造成的。其二，损失的计算依据是由两部分，即53部合约手机的终端损失191843元及拖欠的话费损失24397.78元共同构成。米彦虽有异议，但其并没有提出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联通公司计算损失构成缺乏依据。其三，米彦主张本案在公安机关撤案之前，部分合约机客户主动交纳3万余元的款项未予扣除的事实，因其未提供足以采信的证据证实该主张，不能推翻联通公司主张的涉案欠款数额216240.78元是在扣除已追回损失后剩余部分的事实。故二审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确定米彦担保的欠款数额为216240.78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首先，在本案一审、二审以及此次再审审查期间，米彦并不否认自己属于连带责任保证人。基于连带保证人的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仅起诉保证人直接承担保证责任，并不需要追加债务人一并参加诉讼。故二审法院未予追加53户合约机用户参与诉讼并无不当。其次，本案属于同类性质的担保合同，且基于一个概括性担保条款而引发的纠纷，并案审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司法资源的节约。故二审未采取一人一案一诉的方式审理亦无不当。最后，本案虽经历米彦协助联通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案外人王鹏涉嫌犯罪，后公安机关在立案后追回部分款项后撤案，但是该撤案行为并属于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事不再理”情形。故人民法院予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无不当。 （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具体涉及本案是否已过保证责任期间或者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对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两年（即为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以及因米彦代理多部合约机业务存在套机业务，2014年6月联通公司与米彦协商，由米彦以联通公司名义向公安机关举报案外人王鹏涉嫌犯罪，公安机关于2014年10月30日立案后，并于2015年6月撤案并告知联通公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和2016年9月联通公司向法院起诉后又撤回，并于2017年1月再次起诉（即本案诉讼）的事实，均无异议。从上述无争议的事实可以看出，从2014年6月，联通公司发现米彦代理的业务存在套机行为，与其协商时，就已经向其主张担保责任，此时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亦开始计算。此时，联通公司向其主张担保责任的期限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两年担保期间（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本案担保合同诉讼时效因存在公安机关立案的这一特定情形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直至2015年6月撤案并告知其另行民事诉讼予以重新计算两年。故无论是2016年9月还是2017年1月联通公司向法院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一、二审法院以本案并不存在保证期间已过或者诉讼时效已过，不予支持米彦的反驳主张，并无不当。 综上，米彦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米彦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      斌 审判员 伊      利 审判员 古丽努尔·买买提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谢   乐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