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8102民再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李伟方，男，198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霞（与李伟方系母子关系），女，1964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孙振山，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琳，黑龙江博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韩杨双鹏，男，1965年4月15日出生，回族，农民，住黑龙江省。 再审申请人李伟方因与被申请人孙振山、被申请人韩杨双鹏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黑81民终300号民事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民申2798号民事裁定，指令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再审。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2018）黑81民再14号民事裁定，撤销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黑81民终30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作出的（2016）黑8102民初字116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伟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霞，被申请人孙振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琳，被申请人韩杨双鹏，鉴定人王贺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李万富、申宏波经本院通知，未说明理由未到庭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伟方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对喷药行为与作物受害是否有因果关系认定错误，一、二审法院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仅依据鉴定意见，但该鉴定意见存在违反鉴定程序和规则、违背客观事实的情况，不应该仅凭鉴定意见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法院认为李伟方与韩杨双鹏之间属承揽关系错误，对李伟方与韩杨双鹏之间的责任划分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要求驳回原审原告起诉。 孙振山辩称，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一、二审判决。 韩杨双鹏辩称，我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李伟方承揽了飞机喷药，当时有跟李伟方签字协议，所有造成结果由李伟方承担。 孙振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韩杨双鹏、李伟方赔偿损失131915.21元，另解药1458元，共计133373.21元，另起诉费、鉴定费、公证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孙振山于2016年在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承包种植张文仲家庭农场的土地250亩种植水稻，韩杨双鹏租种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的旱田地种植玉米，孙振山的水稻地南侧、东侧与韩杨双鹏的玉米地相邻。2016年6月23日至27日之间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进行田间除草作业，由于管理操作不当对孙振山所种植的水稻产生药害，导致绝产88亩，按鉴定结果406.7公斤/亩，计35789.6公斤，1.48元/斤，计105937.2元；减产面积81亩，计8776.35公斤，1.48元/斤，计25977.996元，合计131915.21元，另解药1458元，共计133373.21元。 本院原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孙振山种植位于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内的水稻，其地东侧、南侧与韩杨双鹏承包种植的玉米地相邻。同年6月20日，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为其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韩杨双鹏的长工赵宝林代其与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李伟方乙方：赵宝林乙方雇佣甲方用喷药无人机为其地喷施农药；喷施农药的药品由乙方自行提供（自己配方），甲方只负责喷药，喷施后药品所产生的药效及产生的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自己承担，与甲方无关。”同年6月22日至7月4日期间，此期间（6月23日-7月3日）洪河农场风速在2.3-5.6级之间，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韩杨双鹏对所喷施用药“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进行选配，李伟方用自己的无人机负责实际操作作业，李伟方具备无人机操作资格。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农药发生空中漂移，造成孙振山与韩杨双鹏相邻地中的水稻出现漂移药害。 2016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区公证处依孙振山的申请对受药害地块及地上农作物进行了证据保全，出具（2016）黑垦建证内民字第315号公证书，公证记录为：本次现场勘验采取录像、照相的方式提取了稻苗的现状，经测量，孙振山申请证据保全的药害面积88.5亩，稻苗叶桔黄，根部呈黑色，根系发黄，拔出稻苗后，稻苗的主颈与颈基部脱离、腐烂。孙振山为此支出公证费用1500元。 本案审理中，孙振山提出鉴定申请，本院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本院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了黑求农技［2016］农技鉴（意）字第43-2号农业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申请人种植的水稻田受漂移药害与被告喷洒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损失程度的百分比为：88亩为绝产；81亩水稻田为减产；减产损失量每亩为108.35公斤/亩；绝产损失量每亩406.7公斤/亩。3.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的面积为169亩。4.申请人种植的土地是否有药害残留和对下一年种植影响程度的百分比：由于被鉴定水稻田属于漂移药害，药害程度不均，药害残留量不等；所以无法完成对残留量的检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只能在下年播种前对受害水稻田提早泡田、洗田，或对不同药害程度的土样进行栽培试验。根据鉴定，孙振山的经济损失131915.21元及购买解药1458元，共计 133373.21元。孙振山为此支出鉴定费用10886元。2016年12月21日，孙振山因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内容存有瑕疵，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本院向该鉴定机构发函，该鉴定机构回复司法鉴定《补正书》（附农药药瓶照片附件）对该鉴定意见书中第四部分分析说明中漏写的药名补正为：所用药名为“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 另查明，在鉴定机构回复的《补正书》附件涉案农药的图片中显示，农药“2，4-D丁酯”，药瓶上名称为“2，4-滴丁酯”。该两个名称系同一种农药，仅名称叫法不同。 本院原审认为，综合各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的喷施农药行为是否给孙振山的农作物造成损害及此损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二、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关于焦点一、韩杨双鹏与李伟方的喷施农药行为是否给孙振山的农作物造成损害及此损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韩杨双鹏为其玉米地喷施农药过程中发生相邻孙振山土地中的水稻受药害，经鉴定机构鉴定，该药害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方喷施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导致以上农作物部分减产和绝产，孙振山种植的农作物损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因果关系明确，系喷施农药发生飘移药害所致，侵权行为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韩杨双鹏辩解称其与李伟方之间订立的是承揽合同自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我国合同法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综合本案案情，李伟方的无人机在从事喷施农药作业时，其为实际操作人，是以自己的操作技术对无人机作业享有实际控制权，符合承揽合同的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承揽的主要工作的法律构成要件，双方之间形成了承揽法律关系，李伟方应对自己交付的工作成果负责。本案中李伟方已具备无人机基本操作技能资格，应能预见到无人机操作不当及天气影响等因素产生的不利后果，此期间（6月23日-7月3日）洪河农场风速在2.3-5.6级之间，在操作飞行时应充分履行防范和注意义务，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给相邻区域内其他农作物造成损害，但其在喷施农药过程中已发生农药漂移导致损害结果实际发生，因其未履行充分的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是致孙振山农作物发生药害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韩杨双鹏作为农业承包经营者，应知晓农业技术、农药的使用方法和喷施农药所需的区域环境、天气等情况要求，且该喷施的农药烟嘧.莠去津的使用说明书中明确写明使用要求“禁止使用弥雾机喷药”却仍使用无人机喷施该药致农药发生漂移产生药害，亦存在过错，其应对孙振山的药害损害后果承担次要的民事责任。至于李伟方辩解称其与韩杨双鹏之间对因喷施农药导致损害后果的责任负担问题有约在先，发生药害己方不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该约定为双方的内部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的效力只局限于签订合同的双方，故不能因此免除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不发生对外效力，此辩解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孙振山自愿将赔偿先期投入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农作物产量损失，是其对民事权利的正当行使，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结合鉴定意见，孙振山水稻绝产88亩，减产81亩，绝产损失产量为406.7公斤/亩，减产损失产量为108.35公斤/亩。庭审中孙振山主张减产和绝产的水稻按1.45元/斤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韩杨双鹏与李伟方均表示认可该赔偿的计算价格，但不同意各自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鉴于韩杨双鹏应承担的次要的赔偿责任以及本院确定的李伟方的主要赔偿责任，且其对该赔偿价格认可，故赔偿数额计算为：绝产损失 103789.84元（88亩×406.7公斤/亩×1.45元/斤）；减产损失25451.42元（81亩×108.35公斤/亩×1.45元/斤）；合计129241.26元。综合本案，本院确定韩杨双鹏赔偿责任占30%即38772.38元；李伟方赔偿责任占70%即90468.88元。对孙振山购买解药的费用，因缺少证据支持其真实性，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韩杨双鹏赔偿原告孙振山水稻绝产、减产的经济损失38772.38元，被告李伟方赔偿原告孙振山水稻绝产、减产的经济损失90468.8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孙振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7元，减半收取后为1484元，由原告孙振山负担46元，由被告韩杨双鹏负担431元、李伟方负担1007元；公证费1500元、鉴定费10886元，计12386元，由被告韩杨双鹏负担3716元、李伟方负担8670元。 再审时，李伟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佳司协投复（2017）第2号司法鉴定人协会文件《关于投诉人李伟方的代理投诉人张桂霞对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提出相关质疑问题的答复》、2018年10月17日黑龙江省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委托告知书。孙振山向法庭提供的佳木斯市司法鉴定人协会于2017年12月6日做出的对佳司协投复（2017）第2号《关于投诉人李伟方的代理投诉人张桂霞对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提出相关质疑问题的答复》相关事项更正的说明、申请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涉及到本案王宝有、曲兆辉、郭仁旺、毛俊龙、孙振山的询问笔录。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佳木斯市司法鉴定人协会报送佳木斯市司法局司法鉴定管理科的文件。双方对真实性没有异议，韩杨双鹏拒绝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予以确认。鉴定人王某庭审中承认对受药害物体的样本未进行检测，对鉴定机构是否有检测农药的设备及相关实验室亦不清楚。形成该鉴定结论的理由是：第一公证书内容里含有作物受损的田间表现面积；第二现场勘查被鉴定地作物植株表现符合受药害的典型特征；第三是行业内大多数专家的共同观点。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2016年孙振山种植位于洪河农场第四管理区内的水稻，其地东侧、南侧与韩杨双鹏承包种植的玉米地相邻，北侧与王宝有及史振江的水稻地相邻，西侧与张文仲的旱水稻相邻。同年6月20日，韩杨双鹏雇佣李伟方的无人机为其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韩杨双鹏的长工赵宝林代其与李伟方签订了喷药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李伟方乙方：赵宝林乙方雇佣甲方用喷药无人机为其地喷施农药；喷施农药的药品由乙方自行提供（自己配方），甲方只负责喷药，喷施后药品所产生的药效及产生的不良后果全部由乙方自己承担，与甲方无关。”。6月22日至7月4日喷洒农药。洪河农场当年6月23日至7月3日的天气情况是：6月23东南风4.4米/秒，降水量1.2毫米。24日东南风4.5米/秒，降水量0.1毫米。6月25日东北风3.8米/秒，6月26日东南风3.0米/秒，6月27日东南风2.3米/秒，6月28日西南风3.9米/秒，6月29日西南风3.7米/秒，6月30日西南风6.6米/秒（四级）,7月1日东南风5.6米/秒，7月2日西北风2.2米/秒，7月3日西南风4.9米/秒，降水量3.6毫米。李伟方用其无人机为韩杨双鹏种植的玉米地喷施农药，韩杨双鹏对所喷施用药“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进行选配，李伟方用自己的无人机负责实际操作作业，李伟方具备无人机操作资格。 2016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区公证处依孙振山的申请对受药害地块及地上农作物进行了证据保全，出具（2016）黑垦建证内民字第315号公证书，公证记录为：本次现场勘验采取录像、照相的方式提取了稻苗的现状，经测量，孙振山申请证据保全的药害面积88.5亩，稻苗叶桔黄，根部呈黑色，根系发黄，拔出稻苗后，稻苗的主颈与颈基部脱离、腐烂。孙振山为此支出公证费用1500元。依据孙振山的申请，本院通过农垦中级法院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了黑求农技［2016］农技鉴（意）字第43-2号农业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申请人种植的水稻田受漂移药害与被告喷洒农药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损失程度的百分比为：88亩为绝产；81亩水稻田为减产；减产损失量每亩为108.35公斤/亩；绝产损失量每亩406.7公斤/亩。3.申请人种植水稻受漂移药害的面积为169亩。4.申请人种植的土地是否有药害残留和对下一年种植影响程度的百分比：由于被鉴定水稻田属于漂移药害，药害程度不均，药害残留量不等；所以无法完成对残留量的检测；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只能在下年播种前对受害水稻田提早泡田、洗田，或对不同药害程度的土样进行栽培试验。根据鉴定，孙振山的经济损失131915.21元及购买解药1458元，共计133373.21元。孙振山为此支出鉴定费用10886元。2016年12月21日，经孙振山申请，鉴定机构将鉴定意见书中第四部分分析说明中漏写的药名补正为：所用药名为“2，4-D丁酯、烟嘧.莠去津（玉米苗后除草剂）”。农药“2，4-D丁酯”又称“2，4-滴丁酯”。 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时，再审申请人李伟方提交了佳木斯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出具的佳司协投复（2017）第2号司法鉴定人协会文件《关于投诉人李伟方的代理投诉人张桂霞对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提出相关质疑问题的答复》，该答复的主要结论为：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从专业技术角度看，显而易见没有科学的依据和准确的检测数据，其结论是不支持、不成立的。 在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再审本案时，被申请人乔俊义提交了佳木斯市司法鉴定人协会于2017年12月6日做出的对佳司协投复（2017）第2号《关于投诉人李伟方的代理投诉人张桂霞对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提出相关质疑问题的答复》相关事项更正的说明。该说明的主要内容为：你提出的鉴定意见无检测及科学依据问题，本协会通过调查核实，组织相关专家讨论，已形成调查意见，并报送司法行政机关。 本院再审时，依职权调取了佳木斯司法鉴定人协会报送佳木斯司法局的调查意见。该意见的主要内容为：鉴定机构受理时间为2016年8月3日，喷药时间为6月21日，发现药害时间为6月29日。喷药到受案间隔44天。一般植物体内达到千万分之二就可以表现症状，但只有达到千万分之八才能检测出来，鉴定机构没有进行相关检测，无从得知具体含量，即使检测也和表现型不同步。农药喷洒到植物体内24小时就检测困难，44天就更无法检测。没有科学的依据和准确的检测数据，其结论显然是不支持、不成立的。机构不具备鉴定能力和检测手段及方法。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农业技术鉴定意见书是否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及鉴定结论是否具有事实及科学依据。 首先，本案鉴定机构接受鉴定的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现场勘测及听证的时间为2016年8月3日，鉴定人王某、李、申取得鉴定机构执业资格的时间是2016年8月8日，现场勘测及听证时未取得该机构的执业资格，故该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在质询中，鉴定人王某对受药害物体的样本未进行设备或实验室检测，也未对受害作物土壤是否含有“2，4-D丁酯、烟嘧.莠去津”进行检测，只对受害作物的地理位置、状态做出了认定，依据公证书内容里含有作物受损的田间表现、现场勘查被鉴定地作物植株表现符合行业内大多数专家的共同观点推断出受害作物与喷洒农药有因果关系，意见书中亦未描述行业内大多数专家对作物受药害表现出的典型特征，故该鉴定缺乏事实及科学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审理中，李伟方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通过农垦中级法院以摇号的方式选定并委托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该机构因药害现场已不存在，无法完成鉴定，未予受理。而孙振山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受到的损失与李伟方、韩杨双鹏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故孙振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被申请人孙振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67元，由被申请人孙振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审判长  丁立昌 审判员  闫庆和 审判员  刘忠臣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董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