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211行初162号 原告潘敏，男，汉族，1980年11月2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刘永革，福建通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梧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0K19049184T。 诉讼代表人许标旗，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洋，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厦门盛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0658720290。 法定代表人冯志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民国、刘秋妹，上海协力（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敏不服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以下简称湖里公安分局）、第三人厦门盛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健公司）公章备案行政行为一案，原告于2018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于同日予以受理，分别于2018年8月23日和2018年8月31日向被告湖里公安分局及第三人盛健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潘敏委托代理人刘永革、被告湖里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张洋、第三人盛健公司委托代理人刘秋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敏诉称，其不服被告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申请序号为600689《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中对盛健公司公章遗失补刻的备案决定。其认为，被告作出的备案决定依据的事实错误并且存在程序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一、被告作出的印章备案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存在以下错误：1、上述《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中申请公章重新刻制及备案的理由为公章遗失，但所提交的材料却表明盛健公司的公章并未遗失，而是因公司股东之间纠纷，该公司公章为其所持有，该公司另一股东冯志勇因此已向有关法院提起证照返还之诉且已进入审理程序，盛健公司的公章并未遗失，故被告在以公章遗失为由对盛健公司公章遗失补刻的备案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二、被告对盛健公司公章遗失补刻予以备案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厦门市公安公众服务网公开的印章刻制备案行政许可信息，公章遗失补刻需在《厦门日报》上刊登印章作废声明，但此次印章刻制备案相关的声明却是在《海峡导报》上刊登，不符合厦门市公安局对印章遗失刻制备案的规定；另根据厦门市公安局公众服务网公开的印章刻制备案信息，申请印章遗失补刻，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并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但此次印章遗失补刻所提交的盛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上的法定代表人为饶大荣，但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却是冯志勇，故被告该印章备案行为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综上，被告对盛健公司印章遗失补刻的备案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错误并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该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权益，系以具体行政行为干涉民事纠纷，导致盛健公司的账户及U盾被错误变更。原告迫于无奈，只能依法提起诉讼，原告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申请序号为600689《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中对名为“厦门盛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公章备案许可；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申请报告；2.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里法院）传票（（2017）闽0206民初8556号）及民事起诉状，证据1-2拟共同证明被告的印章刻制备案行为依据的事实错误；3.印章刻制备案（厦门公安公众服务网网页截图），拟证明被告的印章遗失补刻备案行为违反程序；4.《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申请序号600689），拟证明被告的印章备案行为违反程序；5.盛健公司营业执照及冯志勇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印章备案行为违反程序；6.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信息截图（盛健公司），拟证明第三人盛健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才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被告对第三人办理公章备案登记时，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非冯志勇；7.（2018）闽02民终408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生效判决确认冯志勇抽逃出资，第三人的股东之间存在民事纠纷，第三人的公章并未遗失，冯志勇的公章遗失补刻申请不具有法定理由。 被告湖里公安分局辩称，一、其对申请序号为600689《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中盛健公司的公章刻制作出的备案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盛健公司向印章刻铸公司申请印章遗失重刻，并提供了报纸上刊登的印章作废声明、申请重新刻制的报告、《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人代表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印章刻制公司依据国[2017]7号《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向被告进行了备案。原告诉称盛健公司的公章并未遗失而是由于股东之间产生纠纷而申请重刻，与其备案行为无关。二、本案中其作出的备案行为程序合法。关于原告所称刊登作废声明的报纸问题。首先，相关的行政法规并未对印章遗失的公告刊登报纸的级别有强制性规定；其次，原告所称的厦门市公安公众服务网上载明的印章刻制备案信息，也并不具法律上的强制力。关于法定代表人身份的问题，经核实，本案盛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法定代表人为冯志勇，本案公章备案以冯志勇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其对盛健公司申请公章重刻予以行政登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准确，且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行政行为，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申请报告；2.《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申请序号600689）；3.盛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4.冯志勇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4拟共同证明盛健公司向印章刻铸公司申请印章遗失重刻，并提供相应材料；5.（2018）闽02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书；6.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2018）闽02民终1736号），证据5-6拟共同证明冯志勇系盛健公司的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人。 第三人盛健公司述称，一、原告潘敏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其申请刻制公章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犯任何人或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潘敏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公章刻制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故，潘敏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请求依法驳回其起诉。二、被告对其公章刻制作出的备案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其申请公章刻制的事由符合客观实际，被告作出公章备案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原告潘敏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将公章带离公司且拒不归还。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原告仅是公司监事，无权持有公司公章。公司原公章至今未在公司有权持有的主体即法定代表人手上，却在原告手上，形同遗失。为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公司申请刻制公章具有客观需求，同时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其申请公章符合法律规定。（1）经厦门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确认，其股东会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故冯志勇于2017年9月20日起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履行相关职务行为，自然也包括申请刻制公章等。（2）其申请印章刻制时，已依法提供了报纸上刊登的印章作废声明、申请重新刻制的报告、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所提供材料确实充分，被告以此作出公章备案行为符合程序和法律规定。三、原告主张撤销备案许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9月20日起，冯志勇是其股东会决议选任的法定代表人，当股东会决议选任的法定代表人与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应以股东会决议为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系公司内部人事关系的变化，应遵从公司内部意思自治的原则，即只要公司内部形成了有效的变更协议，就应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同时，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仅是对外公示作用，属于宣示性登记而非设权性登记，即使工商登记上的法定代表人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变更，也不影响公司内部变更新法定代表人的意志。其股东冯志勇的出资问题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限制冯志勇的股东权利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冯志勇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时间申请公章刻制是为了防止公司损失进一步扩大。经判决认定《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后，为防止公司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第三人在确认判决生效后的第一时间便同时向相关部门申请了公章刻制和工商变更登记。因办事部门要求，公司工商登记的变更应持公章前往办理，又因公司原公章被原告非法持有且拒不归还。故，迫于现实的紧迫性，其才优先向被告申请了公章刻制。综上，潘敏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请求驳回其起诉；退一步讲，倘若法院最终认定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第三人申请公章刻制亦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就第三人作出的公章备案许可行为是合法准确的，原告主张撤销公章备案许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也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报警回执，拟证明2017年9月4日，因公章和法人章被股东带走，冯志勇向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报警；2.临时股东会决议；3.（2017）闽0206民初9768号民事判决书、（2018）闽02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书；4.法律文书生效证明（（2018）闽02民终1736号），证据2-4拟共同证明2017年9月20日起，冯志勇为第三人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经质证，原告潘敏对被告湖里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1、4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案涉申请不符合印章补刻规定：申请报告中明确公司公章系在他人手中而非下落不明，且冯志勇作为公司股东，在未获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以个人名义办理公章补刻；对证据2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申请表中申请理由与申请报告中的理由不一致，且其上注明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未变更，对外没有公示效力；对证据3、5、6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饶大荣而非冯志勇，法院判决仅确认临时股东会决议有效，在盛健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前，冯志勇不能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潘敏对第三人盛健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4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湖里公安分局对原告潘敏提供的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申请报告不是必备程序，其仅作备案登记，而非备案许可；对证据6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相关法律文书已确认冯志勇是第三人的法定表人，是否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都不影响其履行相关职责；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盛健公司对原告潘敏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公章既不在公司，也不在公司授权人手中，即为遗失状态，冯志勇作为公司法人可以申请补刻公章。被告湖里公安分局、第三人盛健公司对于对方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原告、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各相对方对其真实性或者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前述证据材料的来源、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于全部证据材料载体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2日，第三人盛健公司向被告湖里公安分局提交《申请报告》、申请序号为600689的《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含刊登于海峡导报的遗失声明）、盛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冯志勇身份证复印件、厦门中院（2018）闽02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书》及其生效证明书，向被告湖里公安分局申请公章刻制备案。被告湖里公安分局于2018年6月12日对第三人盛健公司补刻公章予以备案，并在《厦门市公章刻制申请表》（申请序号600689）上签盖“遗失补刻”以及“2018年6月12日已刻印”。 另查明，冯志勇和潘敏均系第三人盛健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公司51%、49%的股权。2017年9月20日，盛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冯志勇作出一份《临时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免去饶大荣总经理职务及公司法人资格，聘任冯志勇为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人。潘敏于同日到会并在该《临时股东会决议》上签署“不同意本决议”的意见。关于潘敏与冯志勇、袁红丽、盛健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湖里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206民初9768号民事判决书，厦门中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闽02民终1736号民事判决书并于2018年5月31日发生法律效力。该一审、二审民事判决均认可案涉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并确认潘敏要求撤销案涉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的理由不能成立。2017年9月4日，冯志勇报警称公章和法人公章被股东潘敏带走，经民警调解后，原告潘敏拒绝归还。至本案开庭审理时，盛健公司原公章仍在原告潘敏处。 再查明，第三人盛健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并未规定公司公章应由原告潘敏持有。原告和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说明第三人盛健公司对公章的保管人做过特别的规定或约定。 以上事实有业经质证的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制作的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潘敏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被告作出的案涉公章补刻备案行政行为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潘敏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原告潘敏认为，其作为第三人的监事及股东，对第三人公司负有相关的管理义务和权利。第三人案涉刻制公章行为不仅对第三人公司本身造成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原告在该公司的相关权益。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潘敏与被告的案涉公章刻制备案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潘敏在本案中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被告湖里公安分局认为，潘敏与本案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不清，其不具有原告资格。 第三人盛健公司认为，潘敏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盛健公司申请刻制公章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犯任何人或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潘敏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公章刻制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潘敏在本案中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本院认为，首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前述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的“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或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其次，被告湖里公安分局对第三人盛健公司补刻公章的案涉备案行政行为，管理对象为公司，规范的是公司行为，并未直接影响公司的内部运营。即被告案涉备案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盛健公司，并未对潘敏等股东设定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也未对潘敏等个人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作为盛健公司股东、监事的潘敏个人，与案涉补刻公章备案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再次，根据在案证据，原告潘敏并非第三人盛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盛健公司的章程中并未规定潘敏有权持有或控制公章，且潘敏在本案中也未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有权根据相关规定或约定可以合法持有或控制公司公章，故原告潘敏在本案中未经盛健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冯志勇授权或同意，占有、控制盛健公司的原公章且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报警协调处理后仍不向盛健公司返还原公章，缺乏正当理由。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被告作出的案涉公章补刻备案行政行为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问题，因潘敏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在本案中已无分析、认定之必要。 综上，潘敏与被告湖里公安分局作出的案涉补刻公章备案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潘敏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关于潘敏在本案中提及的盛健公司及冯志勇在补刻公章后可能使用新公章损害公司或其合法权益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及内部股东权益范畴，应属于民事争议，潘敏若认为其相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以依法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主张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潘敏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耀霜 人民陪审员  陈素治 人民陪审员  辛 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李夏菲 代书 记员  孙晓梅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