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初6号原告：林国忠，男，汉族，1961年4月22日出生，住福建省惠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何龙彦，被告：贵州省织金梓洪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织金县产业园区绮陌工业园标准厂房项目11号厂房。法定代表人：许东升，贵州省织金梓洪服装有限公司经理。第三人：许东升，男，198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源渊，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410372240。原告林国忠与被告贵州省织金梓洪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洪公司）、第三人许东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6）黔05民初120号民事判决，梓洪公司不服，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终215号民事裁定：撤销（2016）黔05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国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龙彦、被告梓洪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东升、第三人许东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源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国忠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原告系被告梓洪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梓洪公司50%的股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梓洪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2013年8月21日，第三人许东升与案外人庄某注册成立被告梓洪公司，公司登记形式为个人独资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第三人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庄某任公司监事。为了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吸收资金投入，第三人、庄某邀请原告向被告公司投资，原告于2013年11月29日通过第三人提供的其父许国忠的账户（账号：62×××50）汇入投资款6.50万元，另通过第三人提供的其父许国忠的另一账户（账号：62×××82）分两次共计转款6万元，除此之外，原告还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公司投资，现金付款金额为17.50万元，共计投资30万元。上述资金用于被告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原告进入公司后，主要负责员工招聘、培训以及对外开展业务。后原告、第三人与庄某因公司账目问题发生矛盾，为此三人于2014年3月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原告、第三人共同补偿庄某30万元，庄某自此退出公司。庄某退出被告公司后，虽公司登记形式未作变更，但公司股东实为原告与第三人，被告公司事实上已由个人独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由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由于二人未对各自持股比例进行约定，故应当视为原告与第三人平均持有被告公司的股权，即原告持股50%。被告梓洪公司答辩称：原告所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原告未向被告公司投入资金，未履行过出资人义务，亦未参与被告公司的生产经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发回重审后，被告梓洪公司补充答辩称：被告公司系依法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人公司），公司登记股东仅有第三人一人。原告虽与第三人签订过协议，但该协议对双方的合作方式及持股比例等事项未作约定。第三人许东升的陈述意见与被告梓洪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身份证。拟证明原告的身份状况。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无异议。第二组：2014年3月4日协议书。拟证明：1.原告与庄某、许东升三人共同投资经营梓洪公司；2.许东升、林国忠共同承担庄某退伙的补偿款；3.自2014年3月4日起，原告与许东升共同管理公司，公司性质转化为合伙，原告与被告各自持有合伙企业50%的股权。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书载明的应当退还庄某的款项全部由许东升支付，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第三组：福建农村信用社银行记账凭证。拟证明：2013年11月29日，原告按照许东升的指示向其父许国忠账户汇款65000元，作为原告向被告公司的投资款。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款项是原告汇给案外人许国忠的，原告与许国忠是朋友关系，且二人自1998年起就存在合作关系，互有资金往来，该笔汇款与本案无关，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第四组：福建农村信用社银行记账凭证。拟证明：2013年11月29日，原告按照许东升的指示向其父许国忠账户汇款65000元，作为原告向被告公司的投资款。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与第三组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五组：被告注册登记情况。拟证明：被告依法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印证了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许东升。第六组：存款明细表。拟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8日、2013年12月19日分两次共计转账60000元到许国忠账户，作为原告向被告公司的投资款。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收款人是许国忠，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七组：建设银行转账凭证1张，拟证明：庄某向被告公司的出资款是转入许国忠的账号，名为向许国忠汇款，实为向被告公司投资。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原告与许国忠存在经济往来。第八组：梓洪公司空白购销合同一份，拟证明：购销合同载明的被告公司账户即为许国忠收取原告投资款的账户。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三性均不予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九组：收条，拟证明：收条系许东升向案外人出具的，收条书写在空白购销合同文本上，文本记载的账户是许国忠的个人账户，与原告汇入投资款的账户一致。被告质证认为：收条未经许东升签字，不能确认是许东升书写；即便原告向该账户汇过款，只能说明原告与许国忠存在资金往来。第三人质证认为：认可收条是本人书写，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许国忠存在经济往来。第十组：申请证人庄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原告通过向许国忠转（汇）款的方式向被告公司投资。证人庄某的证言为：合伙协议是许东升写的，我当时有一笔钱给许国忠，证明我退股了，他们两个人继续做。签协议前和退股时，林国忠是被告公司股东。我占公司50%的股份，许东升还差欠我股权转让款。我在被告公司时，林国忠给我说他出过钱给被告公司，是否到位我不清楚。我们达成协议之前，林国忠和许东升就在做了。被告公司是我和许东升设立的，各占50%的股份。签协议时，林国忠给我说他出资了的，许东升也给我说了。许东升说每月给我付款，但他们没有履行。我和许东升合作期间，款项是打给许国忠，当时公司的账户是许国忠的账户。公司成立后，公司的资金是通过许国忠的账户进出。林国忠是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我们说好三人各出资30万元，但林国忠有没有出我不知道。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部分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重审期间，原告补充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2013年9月12日协议书：拟证明公司非独资企业，是对外独资对内合伙。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依据2014年3月4日协议书，2013年9月12日协议书已经废止，协议无效。第二组：定做校服合同书，拟证明：原告作为梓洪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合同书加盖的印章不是被告公司印章。第三组：银行流水清单，拟证明：原告是梓洪公司会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被告及第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反映第三人许东升在公司成立初期的日常开销情况，不能证明原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证据如下：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公司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没有盈利，被告公司财务人员不是许国忠。证人王某出庭证言为：我2014年到梓洪公司上班，是在公司搞修理，当时公司是亏损的，没有盈利。我很久之后才认识林国忠，不知道林国忠和公司以及许东升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工资是许东升支付和管理，现金方式支付。后来听说林国忠私刻公司公章和收取货款。原告质证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提交如下证据：书面证人证言、银行转款流水，拟证明庄某、林国忠与许国忠自1998年起有生意合作和资金往来，持续到被告公司成立。汇入到许国忠账号的款项性质不具有唯一性。原告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证言的合法性、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银行转款流水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一组，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第八组，各方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待证事项相关联，予以确认。第七组证据，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基本印证，予以确认。第九组证据，许东升认可系其所写，证据真实合法，与待证事项相关联，予以确认。第十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虽对真实性部分有异议，但该证据有协议书、银行打款凭证等印证，予以确认。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第一、三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加之被告与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第二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虽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无证据加以推翻，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证人王某的证言，原告无异议，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予以确认。对被告与第三人共同提交的证据：书面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银行转款流水显示，仅有2005年的两笔交易款项涉及林国忠，而本案涉案事实发生在2013年，故不予确认。对于各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本院结合全案相关证据及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综合本案现有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21日，被告梓洪公司登记成立，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暨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许东升。案外人庄某与其子庄志安曾向被告梓洪公司进行投资，其中，庄志安与许东升约定庄志安投资金额为26元，协议确认双方系合作投资关系；对于庄某的投资金额，各方未作约定。第三人许东升经营被告梓洪公司期间，公司财产与第三人许东升的个人财产混同，第三人许东升之父许国忠尾号88950的账户被作为被告梓洪公司对外收款的指定账户，许国忠尾号57882的账户亦由被告梓洪公司实际控制。2013年11月29日，原告向上述尾号88950的账户汇入6.50万元。2013年12月8日、2013年12月19日，原告分两次向上述尾号57882的账户转款共计6万元。上述款项用于被告梓洪公司的生产经营。2014年3月4日，原告林国忠、第三人许东升、案外人庄某签订《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许东升、庄某、林国忠三人合作投资织金县校服织金梓洪服装有限公司，现在庄某提出退出投资股份须将庄某投资款30万元正分为5期付清，由许东升、林国忠付款给庄某，期款分为3月15日先付10万元正，后4个月每月5万元正，到7月15日付清，庄某与庄志安不得与（以）其它任何理由来到织金县并不能联系织金县任何事情，如果有发现应赔偿许东升、林国忠的各方面经济损失500万元正，如果许东升、林国忠没按期付款得赔偿庄某500万元正。经过三方合谈意见统一，作出以上决定三方签名，以前与庄志安签订的协议一切无效。”协议签订后，原告林国忠未向庄某支付协议约定的应退还投资款，该款项实际由第三人许东升支付。另查明，2014年3月至2014年6月期间，原告林国忠参与被告梓洪公司经营管理，其后因与第三人许东升出现分歧而退出公司。再查明，原告未签署被告公司章程，被告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未向原告发放出资证明文件、未召开过股东会议。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本案事实，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林国忠是否系被告梓洪公司投资人；原告林国忠是否系被告梓洪公司股东，是否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关于林国忠是否系被告梓洪公司投资人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共计向被告公司投资30万元，其中现金支付17.50万元、转（汇）款12.50万元，经查，上述款项中有证据证实的金额为转（汇）款12.50万元。对此，被告与第三人虽以其属于原告与许国忠之间的债务往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抗辩，但该抗辩主张无有效证据证实，且与相关证据佐证的案件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出的现金投资17.50万元的事实主张，因被告、第三人不予认可且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综合原告的付款行为以及2014年3月4日《协议书》记载的原告、第三人与庄某合作投资被告公司的相关内容，应当确认其三人在第三人经营被告公司期间，达成了合作投资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实际投资金额为12.50万元。关于原告是否系被告公司股东，是否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的问题。综合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意见可知，原告主张其系被告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的主要理由是：被告公司成立后，原告接受第三人与庄某的邀约向公司投资，被告公司股份应当由三人平均持有；因庄某退出公司，加之原告与第三人未就各自持股比例进行约定，故应视为原告与第三人平均持有被告公司的股权。对此本院认为：其一，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被告公司系第三人登记注册的一人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一人公司系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唯一性是一人公司的根本特征。为限制一人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针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设计，意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基于此，在被告公司未变更登记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之前，若依原告诉请确认其为被告公司股东，与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相关规定相悖，客观上则导致企业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丧失，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不利于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其二，股东资格与股权确认争议属于公司内部纠纷，行为人签署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中记载为股东，公司向行为人发放出资证明文件，依此表明双方达成了建立股东与公司关系的真实合意，故公司章程与出资证明文件应当作为公司内部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股东名册是否记载为股东以及行为人是否实际出资、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可以作为股东资格与股权确认的辅助要件。本案中，原告未签署公司章程，被告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未向原告发放出资证明文件，加之无任何证据表明原告与被告公司或者第三人就股东出资、股东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以此观之，原告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取得被告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其三，原告向被告公司投资属实，但注册资本认缴制决定了投资是取得股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同时，投资权益仅仅是股权项下的权能之一，二者不能等同。实际投资人可以享有投资收益权而不享有其他权利，而其是否全面享有股权项下全部权能，取决于其是否取得股东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原告系以向私人账户转、汇款的形式向被告公司投入资金，虽资金实际用于被告公司生产经营，但原告未依法履行股东出资验资程序，该资金注入行为仅能反映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资金的使用达成一定合意，不能以此证明原告的投资目的在于获取股东资格及相应股权而非仅享受投资收益。同时，从原告在本案中的相关陈述看，其一方面主张系被告公司股东，一方面陈述认为被告公司名为一人公司，实为合伙企业，庄某退出公司后的合伙人为原告与第三人，二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由此可见，原告对其与被告公司、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存在含糊不清的认知。其四，2014年3月4日《协议书》确认原告、第三人与庄某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协议就庄某投资款的返还事宜所作约定，性质上属于各方就庄某退出投资产生的债权债务的清理结算，依协议应当返还的投资款实际由第三人支付，且基于三方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返还投资款的行为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回购或者股权受让行为，故即便投资款系原告返还，亦不能产生股权受让效果。其五，原告曾于2014年期间短暂参与管理被告公司，但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和股东义务的履行，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非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另一方面，股东权利属于综合性权利，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双重性质，其中利润分配和参与公司决策表决系股东的核心权利。在案证据显示，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由第三人实际控制，公司经营期间未向原告分配红利，按照原告所作陈述，其未能分取红利以及未能有效行使股东决策权是引发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故即便从股东权利的行使和股东义务的履行层面考量，原告的股东资格亦不能得以认定。其六，第三人之父许国忠的个人账户用于被告公司资金的对外收支，以及第三人向庄某退还投资款等事实，表明被告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结合案涉各方对股东出资金额、权利义务等未作约定，在此情形下，仅依据原告对被告公司有投资行为即认定原告享有股东资格及持股50%，对第三人显失公平。综上所述，原告、第三人与庄某之间系合作投资关系，原告虽事实上向被告公司投入资金，但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就资金的使用达成了一定合意，不能证明原告的投资目的系获取股东资格和持有股权份额。又鉴于就双方法律关系的定性问题，经向原告释明后，其坚持以其系被告公司股东、在被告公司持有50%的股权为由，请求判决确认其股东资格及其持股比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就合作投资关系项下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依据2014年3月4日《协议书》以及原告向被告公司实际投资的事实，原告可另寻救济途径。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国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林国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孝春审判员  王 云审判员  罗 珣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何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