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6刑终377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良云，男，1966年2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福建省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竹林，男，1963年2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坤田，福建朗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余立虹，福建朗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蔡金笔，男，1953年5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文盲，农民,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蔡春山，男，1976年3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初中文化，货车司机，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闽0623刑初20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卷宗，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2015年起，蔡六一、蔡代建（均另案处理）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单独或结伙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他人财产权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蔡春山伙同蔡六一等人形成的恶势力团伙及其成员，单独或结伙实施了通过“非访”强拿硬要财物、诬告陷害他人的犯罪行为。 （一）寻衅滋事 1.2016年10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幕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在蔡六一煽动下，以“其房屋不能办土地证为由”，通过预定机票假装到北京信访，以借此给漳浦县相关部门施加信访压力并趁机索要钱财。同月18日，被告人蔡春山通过事先掌握的身份证信息,在部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预定了其与蔡某7等7人同月21日由厦门高崎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即对被告人蔡春山开展稳控劝返工作。被告人蔡春山以“至少要补偿其信访费用20000元，不然就要上去北京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14000元。得款后，被告人蔡春山分给蔡六一2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蔡某3（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主任）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份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蔡春山订了他和蔡某7等7人到北京的机票，准备到北京去闹访。其知道后,就和吴某等人去蔡春山家中劝说蔡春山等人不要去，但蔡春山不听。后来其叫蔡六一帮忙叫蔡春山不要去上访。在协商过程中,蔡春山就说：“要叫我不上去你们要补我订机票的钱。”蔡六一对其说：“你要叫蔡春山不要去北京，你要拿些钱补贴他们。”之后蔡春山说：“每张机票至少补我2000元，7张机票要补给我2万元人民币。”经过双方协商，达成14000元的结果。蔡春山当场登陆手机支付宝将订好的去北京七张飞机票退掉。其身上只有4000元现金，就当场将身上的4000元现金给蔡春山。第二天，蔡春山到其家找其拿剩下的10000元，其将剩下的10000万元拿给蔡春山。 （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份，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楼脚村村主任蔡某3打电话向其报告，村民蔡春山订了他和蔡某7等7人到北京的机票，准备到北京去信访。得知这个信息后，其就马上带蔡某3等村干部到蔡春山家去做工作，叫他把机票退了，但是蔡春山不听，态度很坚硬，不肯妥协。其就交代蔡某3继续做工作，稳控好蔡春山等人。没过多久，蔡某3就向其报告说，蔡春山要求楼脚村补偿他购买机票的14000元，不然他们肯定要去北京。出于维稳需要，其就同意，并叫蔡某3把14000元给蔡春山，后来蔡某3就把钱给蔡春山，蔡春山才将机票退了，没有去北京信访。 （3）证人蔡某4的证言，证实蔡春山系其堂叔。其是在蔡春山退完机票后，才通过其父亲蔡某5将知道蔡春山给其订了一张2016年10月21日去北京的机票的事。蔡春山之所以知道其身份证信息，是因为2011年的时候其曾和蔡春山一起养鹅一年多，2016年的时候又决定要养鹅，蔡春山要去找人订鹅苗，其就把身份证放在他那边，所以蔡春山就有了其身份信息。蔡春山以订机票要去北京集体上访为由向村委会索要钱款后没有分钱给其。 （4）证人蔡某6的证言，证实其系蔡春山的邻居。2016年10月中旬的一天，其和蔡春山商量后，打算去北京上访，于是蔡春山就订了7张包括其在内的机票。后来村委会主任蔡某3给蔡春山打电话叫他不要去上访，且村里会出订机票的钱。蔡春山退票后还给其之前给他用于预订机票的500元和身份证。 （5）证人蔡某7的证言，证实其系蔡春山同村的村民。2016年10月中旬的一天，蔡春山打电话叫其一起去北京上访，其同意后他就订了包括其在内的机票。后来又跟其说不要去北京上访，把机票退了。蔡春山并没有向其提及钱的事情。 （6）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蔡春山是其儿子，他肯定有其身份信息。其不知道2016年10月份蔡春山用其身份证信息订了从厦门到北京的飞机票，蔡春山从来没有跟其讲过信访的事。 （7）证人蔡某8的证言，证实蔡春山是其丈夫，其不知道2016年10月份蔡春山用其身份证信息订了从厦门到北京的飞机票，其身份证都在家中，蔡春山自己可以拿到。 （8）证人蔡某5将的证言，证实其和蔡春山有亲戚关系，其事后才听说蔡春山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前订了7个人要去北京的机票，其中就有其儿子蔡某4。其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去质问蔡某4，他说他也不知道蔡春山给他订机票的事。 （9）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到村里要出账的时候才知蔡春山以补偿退掉去北京上访的机票为由，向村里索要了14000元。 （10）同案人蔡六一的陈述，证实2016年4月份，其教唆蔡春山通过信访的方式去解决他房屋不能办证的情况。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其教蔡春山通过订几个信访户去北京的机票，以此给政府施加压力，并以退票为由向他们索要钱财。之后蔡春山就订了7张去北京的机票，通过其教给他的办法向楼脚村委会拿到了14000元，并分了2000元给其。 （11）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6年10月中旬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开幕期间，蔡六一来到其家，跟其说要去订机票到北京信访，说这时候维稳形势比较紧张，其如果这时候上去北京，村委会或者镇里面肯定会出钱请其回来。蔡六一还让其再叫五个人一起去，说这样就算是集体访了，去国家信访局信访的时候就不用排队。另一方面，多叫些人一起上去，也可以多赔些机票钱，多向政府要点钱也比较顺理成章。之后其就通过手机支付，订了7张2016年10月21从厦门高崎机场到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每张机票1460元人民币。绥安镇组委兼楼脚村书记吴某知道后劝其不要去上访，其没有答应。2016年10月20日楼脚村村主任蔡某3叫其去他家商量不要上访的事情，当时蔡六一也在。在蔡某3劝其不要去上访的过程中，蔡六一对蔡某3说要补偿钱给其才可以。其一开始要求20000元才答应退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蔡某3答应补给其14000元。接着其当场用手机支付宝申请退票。蔡某3看其退票后就先拿现金5000元给其，剩余的9000元蔡某3隔天转到其银行卡。拿到钱后，其分给蔡六一2000元。 （12）摘自福建省公安信息库的民航订票信息，证实蔡春山、黄良云、蔡某6、蔡某7、蔡某4、蔡某8、胡某七人预订2016年10月21日从厦门高崎机场出发至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的情况。 （13）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浦检诉刑诉[2018]310号起诉书，证实蔡六一、蔡代建等人因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等违法犯罪事实，被提起公诉的情况。 2.2017年9月份，在厦门市召开“金砖国家峰会”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故意藏匿起来，并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造成要去厦门“非访”的假象。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遂对蔡春山开展劝返工作，蔡春山以“政府要给其10000元补偿，不然就要去厦门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索要8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蔡某1（绥安镇楼脚村村委）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蔡春山以藏起来准备去厦门闹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8000元，组委吴某及村委会主任蔡某3就叫其和村委会出纳蔡某11、村支委蔡某10三人一起拿8000元到楼脚村治安主任蔡某9家给蔡春山。其三人到达蔡某9家后，蔡某11将8000元现金放在了蔡某9家的茶桌上。其打电话叫蔡春山来蔡某9家，蔡春山到了之后说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收钱，后来其和蔡某10、蔡某11就先走了。 （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正值厦门金砖会议的召开期间，其接到蔡某3的报告说，蔡春山人故意躲起来，并扬言要去厦门闹访。其就要求蔡某3等村干部必须找到蔡春山并做好维稳工作，没过多久蔡某3向其汇报说，蔡春山联系上了，蔡春山开口要给他8000元，说如果有拿到钱他就不去信访，如果没有拿到钱他就还要去厦门闹访，当时出于维稳工作考虑其只能答应蔡春山的条件。楼脚村通过蔡某3、蔡某11等人将8000元现金交给蔡春山，蔡春山就没有去厦门闹访。 （3）证人蔡某9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蔡春山故意藏了起来，让村的人找不到他。因为厦门金砖会议这个敏感时期，各级政府都要求对信访对象进行稳控，其得知蔡某12平时跟蔡春山关系很好，于是找到蔡某12，希望通过他找到蔡春山。后来蔡某12反馈说蔡春山要求村里补偿他10000元才同意不去信访。经过协商，最终定为8000元。9月3日傍晚，蔡春山和蔡某1、蔡某11、蔡某10四人来到其家，其中蔡某1他们三人一起拿了8000元过来，并由蔡某11把钱放在其家的茶桌上。因为蔡春山不同意签字捺印后再领钱，他们四人就先后离开了。9月4日早上，其叫蔡某12来把8000元转交给蔡春山。 （4）证人蔡某10、蔡某11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厦门金砖会议召开前夕，村里联系不上信访户蔡春山，大家就一直寻找蔡春山。后来其听说蔡春山向村委会索要8000元，村长和书记商量后同意这个要求。蔡某3就叫出纳蔡某11拿钱，蔡某11当时手头上只有5000元，蔡某3自己先拿了3000元给蔡某11凑了8000元要拿去给蔡春山。于是蔡某10、蔡某11、蔡某1三人一起来到蔡某9家要将钱给蔡春山。蔡春山到蔡某9家后，蔡某11就要将8000元现金给蔡春山，蔡春山说：“我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你这些钱的”，蔡某11听后就把钱顺手放在茶桌上，之后四个人就都离开了。 （5）证人蔡某12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正要召开厦门金砖会议前夕，蔡春山失联了，9月1日和2日，村里的干部要其帮忙寻找蔡春山。9月2日晚上，蔡春山给其打电话要借钱，其就顺便跟他说村委在找他的情况，他说“村委会要叫我回来可以，但要给我10000元，我才肯出来”。其就将他的要求向村里转达了，村里只同意给8000元，其将这个情况跟蔡春山说了之后，他也同意。9月4日早上，蔡某9打电话给其，叫其去他家拿8000元，其拿到之后就把钱给了蔡春山。 （6）证人蔡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厦门金砖会议期间，蔡春山躲起来又扬言要去厦门闹访，楼脚村就派村干部蔡某9去做蔡春山的维稳工作。后蔡某9向其反馈,蔡春山索要8000元，如果有拿到钱他就不去上访，如果没拿到钱他就要去厦门闹访。后来其村迫于信访压力同意从村财出账，支付8000元给蔡春山，当时村里面没那么多钱，其还先出了3000元，凑齐8000元通过村干部蔡某11、蔡某1、蔡某10三人把8000元拿到蔡某9家，通过蔡某9将8000元拿给蔡春山，在厦门金砖会议期间蔡春山才没去厦门闹访。 （7）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7年9月份厦门金砖会议期间，其之所以向村里索要8000元，是因为2017年2月份在两会前，其跑去北京上访，在信访局门口直接被人遣送回来，导致其放在旅社的行李和其中的6000元现金都没能拿回来。其返回村里后，向村里讨要这6000元，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给其解决，于是其就自己坐火车外出到浙江准备上北京。村里知道其外出后，同意补偿其8000元，让其回去，但是其回来后，这笔钱还是没有解决。在9月份厦门金砖会议期间，其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假装要去厦门信访，通过这样向村委会、镇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其索要8000元的目的。于是其就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造成失联的假象，迫使村里同意补偿其8000元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9月4日村里通过蔡某12给其8000元。 （8）蔡某11提供借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2017年9月份，蔡某1、蔡某10、蔡某9向楼脚村委会预借维稳费用8000元。 3.2017年10月上旬，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分别共谋后，由蔡春山指使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造成要去北京“非访”的假象。其中黄良云藏匿到北京西站附近的出租屋，蔡竹林、蔡金笔藏匿到浙江省嘉兴市蔡淑花（系蔡竹林妹妹）家中。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遂对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开展劝返工作，并请求蔡春山帮忙劝返。蔡春山以“帮忙劝回信访人员需要支付好处费及给信访人员补偿费”为由向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45000元，蔡春山自己留下27000元，分给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各6000元。案发后，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均退赃6000元。一审审理期间，蔡春山通过其家属退赃10000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蔡川宝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20日左右，村主任蔡某3告知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趁“十九大”期间跑去北京闹访，让其帮忙找他们回来。于是其就和蔡某3找到蔡春山帮忙让他们三人回来，次日蔡春山告诉其说黄良云回来的条件是15000元，另外两人每人12000元，加上给蔡春山6000元的好处费，总共是45000元，并要求把钱先放在蔡某1那里。后蔡某3经过汇报镇政府领导，同意蔡春山的要求，并叫蔡春山到蔡某3家拿钱，但蔡春山说他们人还没回来不拿钱，随后39000元由蔡某1保管。当天蔡春山说黄良云当天就可以回来，蔡竹林、蔡金笔要次日才回来。其并不知道蔡某1如何分配那些钱，只知道当时说的是39000元要给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6000元是给蔡春山的辛苦费。 （2）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中旬“十九大”期间，村里的稳控对象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购买动车票躲起来，村主任蔡某3就找到蔡春山帮忙找他们三人，蔡春山说如果找到他们需要给他们补一些费用，除了给他们三人39000元，还要给蔡春山6000元当辛苦费找他们回来。后蔡某3将钱取出来后放在其这里，等蔡春山将他们三人找回来再分给他们。后黄良云说当天晚上就要从厦门回来，蔡金笔、蔡竹林也要回来，蔡春山就说将钱先拿给他的大舅子蔡某13，其便于当天将钱拿给蔡某13，当天晚上，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都回来。其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分的，只知道6000元是给蔡春山当费用，其他39000元如何分配不清楚。后蔡春山拿了一些烟和茶叶要给其，其没有收。后来蔡竹林因“十九大”期间以要到北京闹访为由向村委会索要钱财，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经其劝说，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3）证人蔡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6日或17日的下午，蔡六一骑摩托车到其家，对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现在藏起来，叫其不要管他们，他们是要敲诈钱而已，并说这是蔡春山跟他说的。一两天后，村委蔡某1也向其反映说蔡春山告诉他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等人已经藏起来，准备去北京闹访。之后其将该情况向绥安镇组委兼楼脚村村书记吴某汇报，吴某安排人去找蔡春山帮忙将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个人找出来，阻止他们进京闹访。10月22日，蔡春山到其家找其说：“黄良云要求15000元、蔡金笔要求12000元、蔡竹林要求12000元。”其将该情况汇报给绥安镇书记和镇长后，他们表示同意，并叫其自己先准备45000元给他们。由于其身上只有26000元现金，其和蔡川宝到银行取出19000元回家后就马上联系蔡春山来其家。蔡春山表示不经手这些钱，要求将45000元都放在蔡某1那里，黄良云等人回来其再去找蔡某1拿钱。其就打电话给蔡某1，并将45000元现金给蔡某1。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三人都回来后，蔡某1就将45000元都给了蔡春山他们四人，他们四人都没有签字。 （4）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6日或17日，其接到楼脚村村主任蔡某3汇报称，蔡六一向其透露楼脚村的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藏起来了，目的是要向政府要钱；另外楼脚村的蔡春山也向村委蔡某1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都藏起来了，准备去北京闹访。其得知消息后，让蔡某3设法将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找到并劝回。10月22日，蔡某3打电话对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通过蔡春山向政府要求39000元，另外还要给蔡春山6000元的辛苦费。因为当时其还在北京回漳浦的途中，其叫蔡某3向绥安镇党委书记及镇长汇报该情况，书记和镇长都表示同意。后来蔡某3自己垫付45000元，由村委蔡某1转交给蔡春山、黄良云等人，他们因此没去北京闹访。 （5）证人柯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8日左右的一天，黄良云打电话给其，叫其帮他买两张不用身份证登记或用别人身份证登记的手机号码卡。10月12日左右，其到绥安镇青年路一家手机店，用其身份证实名登记购买了两张移动手机号码卡，并送到黄良云家中，其并没有从中获利。 （6）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3日晚上，黄良云一个人到潭阳村其家，说准备到北京上访，当晚就住在其家里。其不知道黄良云去上访是否有带手机，他也没说具体的上访办法。 （7）证人蔡某13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22日13时许，其妹夫蔡春山打电话给其，说楼脚村村委蔡某1要拿个东西给他，叫其帮忙拿一下，其表示同意。一会儿蔡某1骑一辆踏板摩托车过来找其，将一个装有东西的绿色购物袋拿给其后离开。接着其将购物袋拿回家，一会儿蔡春山来到其家里，直接将那个购物袋拿走了。购物袋当时是捆绑封着的，里面装有东西，其没有打开看，蔡春山也没有告诉其。蔡春山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其才知道当时袋子里面装的是现金。 （8）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中旬的时候，其公公蔡金笔说他准备外出一趟，叫其将其中一个手机号码卡给他使用，于是其就将那张手机卡拿给他，并将手机卡安装在蔡金笔的手机上。 （9）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上旬，其先后叫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在“十九大”期间躲起来，造成进京上访的假象，并趁机向楼脚村村委会索要45000元。其中分给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各6000元，其本人得款27000元，其中6000元是其辛苦费。 （10）被告人黄良云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上旬，其去蔡春山家泡茶的时候，他教唆其在“十九大”期间去北京上访。其同意后还向他学习进京上访的办法。后来其通过柯某买了两张电话卡，一张给蔡春山，一张其自己用。到达北京西站后，其住到了附近的出租屋，但一直没有去信访，期间其一直有和蔡春山保持联系。蔡春山说村里叫其回去的时候，其要求村里给其15000元，他们表示同意。于是其就回漳浦，蔡春山只给其6000元。 （11）被告人蔡金笔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初的一天，蔡竹林打电话给其，叫其一起商量关于信访蔡英武建房占用土地的事。蔡竹林跟其说全国“十九大”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北京市的安保肯定很严，到北京市也进不去，不如到时找个地方藏起来，假装要到北京去上访，这样村、镇就会紧张，到时其好向村、镇索要一笔钱来花，另外政府迫于信访压力肯定会给其解决其上访的事。其觉得蔡竹林说的有道理，就答应了。接着其回家找其儿媳妇陈某，向她拿了一张电话卡。其和蔡竹林后来就躲到了浙江嘉兴蔡竹林妹妹蔡淑花家中，还去附近的一家宾馆，蔡竹林用宾馆大厅柜台的电话座机打给绥安镇领导，跟他们说准备去北京上访的事情，他们在电话里劝说其回去，还答应报销路费，但是其不同意。到了10月21日，蔡竹林和蔡春山联系，说只要其回去，村里答应补偿其和蔡竹林每人至少5000元的费用，其和蔡竹林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就答应了。回来后蔡春山给了其和蔡竹林每人各6000元。 （12）被告人蔡竹林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初的一天，蔡春山打电话给其，叫其去他家商量“十九大”期间去北京信访的事情。商量时，蔡春山说全国“十九大”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届时北京的安保肯定很严，其到北京市也进不去，不如到时找个地方藏起来假装去北京上访，再由蔡春山放出其去北京信访的消息，这样村、镇就会紧张，到时就好向村、镇索要一笔钱来花。蔡春山还教其不能用自己的电话卡。其回去后就叫蔡金笔和其一起，蔡金笔也同意了。其后来躲到浙江嘉兴其妹妹蔡淑花家中，期间其去附近一家宾馆用大厅柜台的电话座机打给绥安镇领导，跟他们说准备去北京上访的事情，他们在电话里劝说其回去，还答应报销路费，但是其不同意。10月21日，其和蔡春山联系，蔡春山说只要其回去，村里答应补偿其和蔡金笔每人至少5000元的费用，其和蔡金笔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就答应了。回来后蔡春山给了其和蔡金笔每人各6000元。 （13）扣押材料和发还清单，证实漳浦县公安局决定扣押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各6000元，后将18000元返还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 （14）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信访材料，证实他们的信访诉求及解决情况。 （15）辨认笔录，证实案发现场的情况。 原判认定各被告人寻衅滋事的事实还有以下证据： （1）各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出生时间、家庭住址等身份基本情况。 （2）漳浦县公安局关于各被告人到案经过说明，证实蔡春山、黄良云被抓获归案，蔡竹林、蔡金笔自动投案的事实。 （3）查询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说明，证实经查询，均未查询到各被告人有违法犯罪经历。 （二）诬告陷害 2017年10月份，被告人蔡春山指使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以要到北京“非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施加压力并索要45000元，后于同年10月30日被漳浦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1月2日被抓获。蔡春山怀疑是被同村村民蔡某1、蔡川宝设局陷害，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捏造蔡某1、蔡川宝伙同参与该案的谋划及分赃的犯罪事实，导致蔡某1、蔡川宝均被漳浦县公安局刑事传唤24小时。一审审理期间，蔡春山通过其家属取得被害人蔡某1、蔡川宝的谅解。 被告人蔡春山于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诬陷被害人蔡某1和蔡川宝，公安机关于同月3日对蔡某1和蔡川宝进行传唤并进行讯问，掌握了蔡春山诬告陷害的事实。同月7日，蔡春山在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后，才在第五次接受讯问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害人蔡川宝、蔡某1的陈述，证实二被害人均陈述其没有参与本案寻衅滋事犯罪事实。 （2）传唤证，证实蔡川宝、蔡某1均于2017年11月3日19时至11月4日19时被漳浦县公安局传唤，传唤时长24小时，传唤地点为漳浦县公安局绥安派出所执法办案中心。 （3）漳浦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在蔡春山诬告陷害案中，蔡春山及蔡川宝、蔡某1供述的先后顺序及公安机关掌握线索的情况。 （4）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了被告人蔡春山如实供述了其在寻衅滋事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调查期间，因怀疑蔡某1、蔡川宝设局陷害，便诬告蔡某1、蔡川宝有参与本条事实的共谋并分的赃款。 （5）谅解书，证实在一审审理期间，蔡春山通过其家属取得蔡某1、蔡川宝的谅解。 原判认为，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属恶势力团伙犯罪，部分犯罪事实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四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蔡春山的行为还构成诬告陷害罪，应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蔡春山、黄良云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蔡竹林、蔡金笔系自首，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能退出赃款，蔡春山能退出部分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在诬告陷害罪中，蔡春山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判决：一、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被告人黄良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三、被告人蔡竹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被告人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继续追缴被告人蔡春山违法所得人民币37000元。 上诉人黄良云的上诉理由：其不是主犯，且积极退赃，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请求对其依法改判。 上诉人蔡竹林的上诉理由：原判认定其与蔡春山等人共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蔡春山与村委会的交涉因其不知情而与其无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蔡竹林的辩护人提出：1.原判定案所依据的关于其事先商量以藏匿方式向村镇获取财物的笔录不真实；2.蔡竹林要去北京信访并非受到蔡春山指使，更没有与蔡春山合谋；3.蔡竹林并未与蔡春山商量如何向村镇要钱，而是事后得知蔡春山利用蔡竹林去信访的机会向村镇拿钱；4.蔡竹林收到6000元是事后行为，并不是强拿硬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蔡金笔的上诉理由：1.本案系因其土地被他人违建而信访；2.其领取的6000元系村里的补助费用，其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3.其具有自首情节。综上，请求改判其无罪或缓刑。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上诉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各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黄良云上诉提出其不是主犯的理由。经查，黄良云与蔡春山共谋配合以到北京上访为要挟，给维稳人员造成劝访压力并因此索取财物6000元，其行为在整个索取财物、扰乱社会秩序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黄良云上诉提出其积极退赃，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的理由。经查，上述理由原判已予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关于上诉人蔡竹林的辩护人提出原判定案所依据的蔡竹林关于其事先与蔡春山商量以藏匿方式索取财物的供述不真实的意见。经查，蔡竹林的上述供述经其确认后在笔录上签名捺印且其并未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关于蔡竹林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与蔡春山等人共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蔡笔林并未强拿硬要的意见。经查，蔡竹林受蔡春山指使且与蔡春山共谋的事实，有蔡竹林、蔡春山的供述证实，且该事实还得到证明蔡竹林分得6000元事实的其他被告人供述、蔡某3、蔡川宝等证人证言的佐证，足以认定。故该诉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蔡金笔上诉提出其系因其土地被他人违法占地建房而信访以及其领取的6000元系村里的补助费用，其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理由。经查，虽然蔡金笔有实际的信访诉求，但其在国家举办重大会议敏感时期，到非信访场所，以声称要信访为要挟，向负责劝访人员索要钱财，其行为已不是正常信访，而是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蔡金笔上诉提出其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原判已认定蔡金笔具有自首情节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关于蔡金笔上诉提出要求改判缓刑的意见。经查，蔡金笔不符合缓刑条件。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蔡春山分别或伙同上诉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在重大会议期间，以进行非正常上访为要挟，向维稳人员索要钱财，其中蔡春山单独强拿硬要公私财物22000元，并伙同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强拿硬要公私财物45000元，情节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部分犯罪事实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四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蔡春山与另案处理的蔡六一、蔡代建等人经常由蔡六一纠集在一起，在信访领域多次实施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团伙。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三人与蔡春山只共同实施一起寻衅滋事犯罪，且没有证据表明其三人与蔡六一、蔡代建经常纠集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故不应认定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属于恶势力犯罪团伙的成员，原判认定不当，予以纠正。蔡春山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应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在诬告陷害罪中，蔡春山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案发后，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能退出赃款，蔡春山能退出部分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蔡春山、黄良云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蔡竹林、蔡金笔犯罪以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原判虽认定蔡竹林、蔡金笔具有自首情节，但在量刑上体现幅度不够，综合本案的起因、情节、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蔡竹林、蔡金笔可进一步从轻处罚。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不当，对蔡竹林、蔡金笔的自首情节在量刑上体现幅度不够，二审予以纠正及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3刑初207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五项，即对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的定罪量刑及对涉案财物的处理部分。 二、撤销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2018）闽0623刑初207号刑事判决的第三、四项，即对被告人蔡竹林、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的量刑部分。 三、被告人蔡竹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9年6月28日止。) 三、被告人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9年7月2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钰 审 判 员  亓柯加 审 判 员  陈雅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朱建炉 书 记 员  曾 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