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1民初12902号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一社苏元庄B1栋。法定代表人：华晓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寒，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晶鑫，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邓日科，男，1980年1月8日出生，壮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平果县，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邓日科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寒与被告邓日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为2014年5月28日成立的小微企业，用工对象主要为农闲进城务工人员，员工在农忙季节及春节期间会离职返乡务农。基于这种实际状况，原告并未建立规范的劳动用工制度。被告为画线工位上的熟手，原、被告之间存在多次用工情况：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以上各阶段被告均从事画线工作，均未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原、被告用工时间情况见附表）。被告每次入职后，原告按月向其发放计件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018年2月，原告给予被告带薪假期，时间超过国家法定年休假。2018年3月7日，被告在请假未经原告批准的情况下脱岗，自此未回公司上班，其在原告处的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3月6日。2018年5月3日，被告违背其自动离职的事实，谎称原告违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现原告不服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300号裁决书，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仅确认原、被告分别在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累计用工期间23个月）存在劳动关系；2、确认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5664元；3、确认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2017年年休假补偿金295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同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经审理查明：原告系于2014年5月28日经工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被告入职原告处工作，任职普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在职期间按照保底工资（按广州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工资的方式计算劳动报酬；被告于2018年3月份离职，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为6416元。原、被告均确认双方在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诉讼中，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一、入职时间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主张被告曾四次入职原告处，中途离职过三次，最后一次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6日。被告主张其于2012年4月9日入职，中途从未离职，一直在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3月8日。二、最后工作时间及离职原因。原告主张被告最后工作至2018年3月6日，次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其部门主管请假，在未经原告批准的情况下未再回来继续上班，被告属自动离职。被告主张2018年3月8日因原告无故将其辞退而离职。为证实其主张，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原告表示该证据是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上述四次劳动用工。2、被告与部门主管（汤立志）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表示该证据是被告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3、汤立志出具的书面证明（汤立志曾是原告开料部的主管）。证据2-3拟证明原告并未单方面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系自动离职。4、邹秦出具的书面证明（附转账记录）。拟证明被告2015年6月、7月在邹秦设立的广州市以佳皮具厂上班，并未在原告处上班。经质证，被告表示：证据1-2确实是我在劳动仲裁时提交过的证据。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汤立志的证明对我离职的内容表达模糊不清。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我当时确实在那个工厂打了一个月左右的工，也拿了工钱，原因是当时金融危机，原告停产了，给员工放了一个多月的假，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我就在外面接了私活干，后来原告通知我又开工了，我就又回去工作了，之后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为证实其主张，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离职前一年的工资条，拟证明被告的月平均工资为6416元/月。2、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2013年-2018年），拟证明被告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3、工作环境照片。4、被告与部门管理员汤立志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被辞职是原告公司老板的授意。5、记事本。被告表示该证据是原告每年年初开工，由部门管理者汤立志统计本部门报到上班人员的记事本。6、汤立志的书面证明（被告表示该证据是从原告的诉讼证据中复印过来的）。7、被告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丢失证明，拟证明被告2014年、2015年的工资为现金领取，没有银行账户流水。8、劳动仲裁申请书。经质证，原告表示：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银行账户流水显示的工资发放情况，统计出被告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被告主张2013年-2017年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是不成立的，我司是2014年5月才注册成立的，和我司有关的也是从2015年10月开始。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汤立志不能代表我司作出人事辞退的决定，且该证明只能表示老板有这种想法的一个推测，不能证明我司辞退了被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我司无法判断该证据的来源，这个记事本是做什么用的与我司无关，且我司是2014年5月才注册成立的，但记事本上却记载有2012年、2014年的内容，所以与我司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证明内容，反而证明了汤立志没有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说被告的银行卡丢失了，我司就给被告发现金，也不能证明双方有劳动关系，这是不成立的。对证据8的三性予以认可。另查，被告于2018年5月3日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被告与原告在2012年4月9日至2018年3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3986.8元；3、原告支付2013年4月10日至2018年3月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9926.33元。对此，仲裁委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穗云劳人仲案字[2018]1300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被告与原告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8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664元；三、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950元；四、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上述裁决结果，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则没有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书面证明、转账记录、工资条、记事本、换卡证明、劳动仲裁申请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由于原、被告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在2015年10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2017年2月至2018年3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有相应的银行账户流水佐证，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入职原告处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据此，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被告的工作年限及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等负有举证责任。现本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认定如下：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本案中，原告不认可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且认为被告中途曾经有三次离职。对此，原告提供了案外人邹秦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被告在2015年6月、7月并非为原告工作，被告的工资亦非原告发放，而被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在2015年6月、7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另有两次中途离职的事实，且原告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掌握并提供员工入职、离职材料及工资台账等能证明被告确切在职期限的证据材料，但原告未能提供，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因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注册成立，即在2014年5月28日前原告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因此，本院认定被告的第一次入职原告的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离职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第二次入职原告的时间为2015年8月1日，离职时间为2018年3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结合被告的陈述及其提交的工资条、工作照片、银行账户流水等证据，本院确认被告与原告分别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此外，被告关于确认其与原告在2012年4月9日至2014年5月27日期间及2018年3月9日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原告主张被告系自动离职，但未能提交辞职书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主张因原告无故将其辞退而离职，但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佐证。鉴于双方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但双方对于被告未再正常提供劳动的状态并没有异议，且双方已缺乏继续履行劳动关系的基础，故本院视为由原告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当根据被告第二次入职原告的工作年限（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8日），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金额计为19248元（6416元/月×3个月）。至于被告第一次入职原告期间（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补偿金），因被告于2018年5月3日才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主张2017年1月1日前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3月8日已经解除，故被告主张2018年3月9日及之后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其已统一在春节期间为员工安排带薪年休假，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无证据表明原告已将该安排明确告知被告，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在2017年度应当享受带薪年休假5天，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8日期间可享受带薪年休假不足一天，扣减原告已经支付给被告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收入，原告应当支付被告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950元（6416元/月÷21.75天×5天×20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邓日科与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2015年8月1日至2018年3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向被告邓日科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9248元；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向被告邓日科一次性支付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950元；四、驳回原告广州精华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书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林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