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521民初9355号 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泉州市惠安县黄塘镇松溪村吴厝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056101097U。 法定代表人：庄旭东，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宇，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三明市梅列区碧桂园2号楼综合楼A栋202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36808903172。 法定代表人：林定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鸣，福建兴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惠恩，福建兴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住所地惠安县中山北街50号县政府大院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210038254389。 法定代表人：林庆福，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赠，福建求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标志，福建求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安县水利建设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安县螺城镇霞晖路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595997670N。 法定代表人：黄树仁，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农刚，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三明鑫龙公司)、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简称惠安水利局)、惠安县水利建设经营有限公司(简称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江宇，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鸣，被告福建省惠安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标志，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农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赔偿原告因农田被淹的经济损失1475600元（具体数额以评估为准）；二、判决被告惠安水利局、惠安水利经营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评估后，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减少为：判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赔偿原告因农田被淹的经济损失816494.24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9日，原告作为承包方，案外人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委会作为转包方，双方签订《农业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1份，约定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委会把承包地转包给原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承包面积94.95亩，承包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承包金为每亩每年1000元，合计94950元，每年管理费4500元。嗣后，原告购买西生菜种子后雇请员工在案涉土地上进行机耕、播种、施肥、铺地膜、喷洒农药、灌溉等相关作业。2015年9月至10月，原告按照种植计划进行了播种、定植。2016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原告所种植的西生菜正值采收期，丰收在望。被告惠安水利局是惠安县林辋溪团结水闸(简称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建设单位，其通过公开招标将团结水闸的重建工程交由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为重建团结水闸，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在溪水中做起围堰，造成溪水不能自然地向下游排放。当月28日大雨，水位上升1-2米，溪水顺着林辋溪两旁的灌溉水渠倒灌进入原告承租农田，原告种植的西生菜全部被水淹没。期间，原告等菜农曾强烈要求施工方破堰排水，但施工方却以开挖围堰会造成土方流失为由迟迟不采取措施，致原告种植的西生菜被淹长达24至36小时而全部死亡绝收。原告认为，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是临时围堰施工方，其在河水水位上涨开始倒灌时拒不采取破堰或其他措施排水，是造成原告承租农田被淹的直接责任方，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惠安水利局作为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对围堰可能导致的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工程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对案涉农田被淹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作为委托单位，应与被告惠安水利局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造成溪水倒灌进入其承租的地块，导致其种植的近95亩西生菜因被水淹而全部死亡绝收不符合事实。原告提供的被告惠安县水利局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不足以证明原告承包的农田遭受水淹系林辋溪溪水倒灌造成的。反之，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相关气象资料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证明等证据能够证实2016年1月28日、29日突发强台风和强降雨，螺阳地区24小时雨量达71毫米以上，属特大暴雨，原告诉状中也自认1月28日大雨，水位上升1-2米，可见自然灾害是造成案涉农田受淹的首要因素。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虽然担任林辋溪团结水闸的拆除重建工程，并因工程建设需要进行围堰，但在发生台风暴雨时，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破堰，造成林辋溪溪水不畅的原因不是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破堰不及时，而是林辋溪上游的洪水短时间聚集倾泄导致溪流蓄水量猛增，加上下游地势比上游高，造成溪水倒灌等现象。原告农田被淹纯属自然灾害引起，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不具有直接关系。2016年9月28日的“鲇鱼”强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造成农田被淹的情形也可以证实。即使系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造成案涉农田受淹6-8小时，水位超过水闸20公分，但根据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计算，团结水闸两孔的出水量按9.5小时计算，过水48000平方米，而这些水流入两岸千余亩的农田中，案涉农田所占比例非常小。二、原告请求赔偿其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案涉农田受淹造成经济损失1475600元，缺乏依据，原告提供的录像资料的可以证实案涉农田的西生菜并没有完全被淹死，部分成品可以抢收出售。原告以北京地区西生菜的价格计算损失缺乏依据。三、原告对案涉农田被淹存在过错。案涉农田地势比林辋溪低，却仅有简单的排水沟，没有应急排洪设施，因此在突遇强台风强降雨的情况下，无法及时排泄积水，且原告在明知有强台风强降雨的情况下，未事先做好应急措施，清理受堵的田沟，在农田被淹后也未及时组织排洪及抢收等防止损失扩大的补救措施，因此原告对农田被淹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大部分责任。 被告惠安水利局辩称，一、被告惠安水利局不是赔偿义务人，原告向被告惠安水利局求偿系主体错误。1、被告惠安水利局是工程项目代建人，不是案涉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项目业主。被告惠安水利局仅是代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行使业主权限，在法律关系上，被告惠安水利局是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案涉赔偿事宜系代理范围内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代理人依法不承担委托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2、被告惠安水利局已依法依约将工程项目委托监理。被告惠安水利局经过法定程序招投标，与中标的监理单位签订监理合同，依法将工程项目质量、进度、安全等各方面的监管职责转移给福建阳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阳胜工程管理公司)行使，即案涉工程监督管理责任已经依法由监理单位阳胜工程管理公司承担。3、被告惠安水利局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建筑法》第三十九条及工程相关法律规定，因工程施工不当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应按过错大小由工程项目各相关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建设单位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所主张的汛情，无论是其强度还是突发性，绝大部分因素应归属于天灾。即使没有案涉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的围堰行为，受灾也不可避免。在案涉汛情发生前一日即2016年1月27日，被告惠安水利局就根据天气预报，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汛工作，协调相关单位做好防洪准备，且针对案涉工程项目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即“立即启动防汛预案”、“必要时破除围堰进行排洪”。在汛情发生过程中，被告惠安水利局派员在现场监测，法定代表人亲自到现场指挥，责令监理单位履行监管职责，自始至终在协调施工单位实施破堰救灾工作。被告惠安水利局在汛情发生过程中不存在不作为或不当指令的情形。因此，无论是汛情发生前，还是汛情发生过程中，被告惠安水利局均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大部分责任。即使原告是农作物受损的赔偿权利人，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大部分责任。1、农田被水淹后，积水不能及时消退，与田沟堵塞不通、农户各自为战等有关，是平常农田管理不到位造成的。2、原告未能证实在汛情发生前、发生时或发生后，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或救灾减损措施，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与扩大，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大部分责任。三、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突降暴雨是农田淹水的关键原因，案涉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围堰施工在造成案涉农田减产中所占因素微不足道，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与围堰施工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案涉现场已不复存在，也无法复原，原告真实的种植面积、种类和数量均无法确认，仅依靠录像资料无法确认和估算。农作物成活率不确定，很大因素受自然天气影响，原告未能证明其播种作物的成活率和产量，且作物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大，原告未能证实其种植的农作物稳赚不赔。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辩称，一、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共惠安县第十二届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第5期和第14期的精神及代建协议内容，可知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与被告惠安水利局权限明确，被告惠安水利局为上述工程的实际建设单位，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不是建设单位，不参与项目管理，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二、被告惠安水利局作为建设单位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惠安水利局依法通过招投标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且依法将案涉工程委托有资质的监理单位实施监理，案涉农田被淹系自然灾害及农田自身的排涝设施布置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被告惠安水利局不应承担责任。三、原告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案涉农田被水淹与农田防洪排涝设施不完善、田沟阻塞有直接关系，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汛情发生前后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或救灾措施。四、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现场录像看，原告承包范围内部分西生菜未被淹，可以抢收，该部分不能计入原告的经济损失范围内，且有部分地块已经采收或并未种植，评估的前提应先确认实际种植面积。 经审理查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是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资质的企业法人。2014年3月5日，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与被告惠安水利局签订代建协议，约定被告惠安水利局代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行使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等项目的业主权限。2015年9月30日，被告惠安水利局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将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发包给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该工程于2015年10月8日开工，要求完工日期2016年2月7日，监理公司为阳胜工程管理公司。2016年1月28日至29日，林辋溪流域普降暴雨，林辋溪水位上涨，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的两岸部分蔬菜基地受淹。原告在林辋溪旁租赁土地种植西生菜，原告租种西生菜的农田也因此被淹。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中标公示、代建协议、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被告惠安水利局提交的施工合同、监理合同，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关于原告因种植西生菜被淹造成经济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以及损失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主张，原告承租94.9亩土地全部种植西生菜，原告种植的西生菜因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没有及时破堰导致全部被淹。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是团结水闸临时围堰施工方，其在水位上涨开始倒灌时拒不采取破堰或其他措施排水，是造成案涉农田被淹的直接责任方，应当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数额以评估数额816494.24元为准。被告惠安水利局、惠安水利经营公司未尽到监督义务，且作为案涉工程的所有者未尽到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故应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即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庄旭东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北京新发地西生菜市价各1份，以此证明1、原告承租94.95亩土地种植西生菜，承包金为每亩每年1000元，合计94950元，每年管理费4500元，共计99450元。承包期限自2013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2、原告为在该地块上种植西生菜，购买了种子并雇请员工进行了大量的机耕、播种、施肥、铺地膜、喷洒农药、灌溉等相关作业。3、原告种植的西生菜在销售地北京市场的价格。证据2即（2016）闽惠证民字第128号公证书（附光盘一张）、闽南网的报道《惠安：溪水倒灌千亩菜地被淹成“水田”》、惠安县水利局惠水答复[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以此证明1、2016年1月29日上午原告向惠安县公证处申请对原告所承包地的农作物种植现场进行拍摄，通过照片和所附光盘之播放视频可以看出因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而导致林辋溪溪水倒灌，造成原告所种植的西生菜绝收。2、被告惠安县水利局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对冬季施工会出现下雨的状况缺乏应对措施。3、被告惠安水利局自认团结水闸围堰施工单位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破堰迟延造成案涉农田淹水，原告对意见书中认为天灾和地形也是淹水原因有不同意见。证据3即惠安县林辋溪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中标公示、代建协议，以此证明被告惠安县水利局系团结水闸的建设单位，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系中标的施工单位；被告惠安县水利局与被告惠安县水利建设经营有限公司存在委托关系。证据4即2015年7月28日的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以此证明原告已将承租的94.95亩的土地租金94450元支付给出租人即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民委员会。证据5即2015年12月1日的蔬菜供应合同及北京康利安丰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此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北京康利安丰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蔬菜供应合同中约定自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3月31日原告需向该公司供应生菜1200吨，价格为5.8元/公斤。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中承包合同的签订情况不清楚，真实性无法确认。对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北京新发地西生菜市价确认。对证据2公证书及光盘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光盘上可以看出虽然案涉农田有受淹的现象，但有部分农田是空的，无法体现是西生菜被淹，还有部分生菜菜叶，可能原告已经抢收过。另有部分西生菜是完好的，完全可以抢收。且从公证照片看，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已经破堰，两侧都在排水，水量已经较小。闽南网的报道无法证明原告所称的溪水倒灌的事实，原告农田地势较低，容易积水，但原告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对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答复意见书是针对马招雨、陈水鹏的信访予以的答复，并不是给本案原告的，被告三明鑫龙公司不存在拖延破堰的情形，答复意见书可以看出突然降暴雨，林辋溪周边排洪能力较差，该答复意见书分析认为存在破堰时间拖延的情形是不符合实际的，对积泥堵塞及突降暴雨等原因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没有意见。证据3无异议，可以证实因为林辋溪长期排洪受限，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参与施工。证据4中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蔬菜供应合同，被告三明鑫龙公司不清楚，但菜价是随时变化的，用2017年的价格来计算损失是不客观的。对北京康利安丰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无异议。被告惠安水利局质证称：证据1中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被告惠安水利局不清楚，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原告承租的面积就是其种植面积，也无法证明案涉农田全部种植西生菜。对庄旭东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北京新发地西生菜市价表，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是北京的价格，也无法证明原告种植的生菜就是销售到北京。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是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导致倒灌被淹而绝收，也不能证明被告惠安水利局存在疏忽大意，被告惠安水利局已经采取应有措施，尽了应有职责，施工单位延迟破堰只是造成水淹的一小部分原因，原告断章取义。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中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蔬菜供应合同的真实性被告惠安水利局均不清楚，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北京康利安丰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质证称：质证意见同被告惠安水利局的质证意见一致，但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惠安水利局是案涉项目的建设单位，作为业主应承担建设项目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认为，一、导致案涉农田被淹的根本原因是极端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加上林辋溪河道泄洪能力有限，以及案涉农田的排涝设施布置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的施工和围堰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承担其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种植西生菜是分批次采收的，第一批30亩在本案暴雨发生时应该已经完成采收，损失不能按销售到北京的价格来认定。三、原告对其损失应承担责任。原告对农田的排水设施不到位，且被淹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5即雨情信息1份，以此证明2016年1月28日8时至2016年1月29日8时各地雨量，其中螺阳为71毫米，达到暴雨等级。证据6即团结水闸暴雨漫闸水流量测算数据表1份，以此证明团结水闸右岸引水闸的闸门漫水20㎜。证据7即光盘1份、现场照片5张，以此证明2016年9月28日台风“鲇鱼”带来暴雨导致案涉农田被淹的情景，该次台风来时，围堰已经拆除，水流畅通，但受灾情况更严重，农田受淹比2016年1月28日情景更严重。证据8即证明2份，以此证明原告所承包的农田地势较低，加上排水条件有限，历年来如遇台风暴雨，雨量超过50MM时均出现农田受淹的重大灾情。原告质证称：对证据5有异议，该雨情信息不是专业测算，且测算水量标准错误，涉及涵洞水量问题，被告三明鑫龙公司都没有进行测算。对证据6即水流量测算数据表有异议，不是专业测算，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测算水流量的标准错误，未测算涉及的涵洞水量。对证据7即光盘、现场照片的关联性有异议，两次水灾哪一次更严重没有标准。对证据8有异议，村委会不是气象部门，无法证明降雨量是否历年最大。被告惠安水利局质证称：对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证据5、6、7均无异议，原告主张围堰与案涉农田被淹之间有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对证据8有异议，村委会不是气象部门，无法证明降雨量是否历年最大。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质证称：对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惠安水利局坚持答辩意见，认为被告惠安水利局是代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行使业主权限，以建设单位名义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虽被告惠安水利局没有对外披露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是受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委托代建，但被告三明鑫龙公司与被告惠安水利局签订合同时知道委托代建事宜。2016年1月27日即汛情发生前一天，被告惠安水利局召开会议，部署防汛事宜，已经说过必要时可以破堰，汛情发生时，被告惠安水利局的领导有到现场，也有责令施工单位采取措施。原告确认2016年9月28日“鲇鱼”台风带来暴雨，水闸的水位比2016年1月28日的水位低，说明2016年9月28日林辋溪的排水是正常的，但案涉农田受淹程度比上次严重，说明水淹与围堰无关，是自然灾害造成，加上农田本身排水设施造成。案涉水淹事故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该比例应为70%。被告惠安水利局在事前、事中、事后均做到敦促、监督职责，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惠安水利局相应提供以下证据：证据9即会议纪要，以此证明被告惠安水利局在本次防汛救灾预案。证据10即关于林辋溪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涉及螺阳镇锦里村征地拆迁补偿款的请示，以此证明案涉林辋溪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征用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部分土地和地上物。证据11即林辋溪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2016年元月份工程进度款的资料，以此证明施工单位于2016年月份的请款内容包含了“导流明渠工程”的工程量。原告质证称：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惠安水利局没有及时做好防汛工作导致原告损失，应承担责任。对证据10、11无异议，该组证据能进一步证明由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未及时导流引渠导致原告的农田被淹。若按照原本土地的规划，应先设置导流引渠再去围堰。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质证称：对被告惠安水利局提供的证据9无异议。证据10文件提供不完整，该文件发文及领导签字时间都是5月21日，是在案涉台风发生之后，足以证明之前的导流引渠土地征迁工作没有做好，无法完成，责任在被告惠安县水利局。证据11，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有申请工程款拨付，但是只拨款三万多元，村委会的证明也证实当时土地没有征收成功。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质证称：对证据9、10、11均无异议。 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坚持答辩意见，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并不客观，原告确实有部分西生菜被淹，但原告是分批次采收，且其庭审中陈述每周采摘一次，受淹时有部分西生菜是可以采收的，原告应及时采收，部分完好的西生菜可以折价出售。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相应提供证据12即中共惠安县委第十二届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复印件2份(第5期)、(第14期)，以此证明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根据惠安县委专题会议精神将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业主权限交给被告惠安水利局行使。原告质证称：该两份会议纪要只有复印件，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对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也是以被告惠安水利局名义招投标。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质证称：对该两份会议纪要无异议，可以证明案涉项目是政府项目。被告惠安水利局质证称：对该两份会议纪要无异议，可以证明案涉项目周围的排水设施不完善，天灾是造成原告损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诉讼中，原告申请对其种植的94.95亩西生菜因被洪水淹没造成的损失数额进行评估；被告三明鑫龙公司申请对案涉农田在2016年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及强降雨对案涉农田被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福建省海丝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简称海丝公估公司)进行鉴定评估。海丝公估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农田种植物损失公估报告》，公估意见为：“原告种植的94.95亩西生菜因洪水淹没造成的损失金额合计人民币捌拾壹万陆仟肆佰玖拾肆圆贰角肆分(小写RMB816494.24元)”。同日，作出《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勘验和分析总结：“①水灾事故发生时，正在施工的林辋溪团结水闸未按要求建设引流所需的导流明渠，与涉案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②水灾事故发生时，对正在施工的林辋溪团结水闸截流的围堰未及时破堰排流，与涉案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③案涉农田因地势低洼，导致暴雨天气时雨水屯积，与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④涉案农田的引排水垄沟未清理，导致引排水的杂物滞留，直接影响水流的正常引排，与涉案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和建议：“（一）勘验和分析总结的4个客观因素均可影响2016年0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及强降雨致涉案农田被淹的事实。（二）因客观条件所限，不具备对勘验和分析总结的4个客观因素进行精确定量”。原告质证称：一、《农田种植物损失公估报告》第10页将3000千克乘以80%后的2400千克作为亩产量存在错误，亩产量应该是3000千克，3000千克本来就是原告可获得收成的成品，无需再乘以80%。第17页扣除空置农田或采收后的农田面积存在错误，并不存在空置农田或采收后农田这一情况。因为公证的录像及图片是暴雨过后的十二小时候制作，原本生长的农作物早已随着水流被冲向其他地方。第17页认为可持续生长或采收的农田减产50%存在错误，应当是减产100%，原告所生产的农作物系销售给采购商提供给麦当劳、肯德基餐厅，一旦农作物受淹必然导致菜心灌进污泥，菜心腐烂无法食用，原告也必将无法销售，而且从报告的第8页的1.2.2也可以看出，采购商品质量要求为原料无污物、无异物、如污泥，无腐烂等等。第20页认为主要原因为暴雨及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围堰截流所致，原告认为主要因为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围堰截流和未及时破堰所致。退一步讲，即使与暴雨有关，那么按照报告结果，暴雨也仅减产10%，剩余90%应该由三被告来承担最终责任。二、《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第16页再次明确了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围堰截流和未及时破堰与农田被淹存在因果关系。因该鉴定并非合理必要，故该鉴定费应由申请人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承担。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质证称：一、《农田种植物损失公估报告》并未扣除原告在灾后组织抢收的部分西生菜，不合理，因为根据原告向公估公司提供的现场照片，受淹的农田里有大部分的西生菜被抢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未收，而且还有部分农田空置，没有种植西生菜。这点从公估报告的附图照片的备注中可以得到证实，但该公估报告却仅按15%扣除采收后的农田和空置农田，比例明显偏低，公估报告估算的经济损失为816494.24元过高。二、对《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质证意见：1、意见书虽然分析出有4个客观因素均可影响2016年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和强降雨致案涉农田被淹的事实，但该分析仍不够具体、不够精细，将可能导致法院根据该意见对各方的民事责任进行平均分摊。从公估报告的勘察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评估机构分别于2018年6月22日13时15分左右和2018年8月29日13时40分左右，对案涉农田因暴雨被淹的情况进行实地勘察查实，而这两天都下暴雨，其中2018年6月22日9时至2018年6月23日9时（螺阳）累计暴雨量为57毫米，低于2016年1月28日的71毫米。根据对同一水闸的水位观察，2018年8月29日的雨量与2018年6月22日的雨量基本相当。加上根据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实因案涉农田地势低于林辋溪，因此历年来如遇台风暴雨，雨量超过50毫米时均出现农田被淹造成农作物受损的重大灾情，何况案涉农田经过2016年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强暴雨后，已经进行过整改，可是仍然受淹，故鉴定单位分析认定惠安县林辋溪水闸施工时，即使未采取围堰截流施工，2016年1月28日的暴雨仍然会造成案涉农田被淹。据此，2016年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和强暴雨是造成案涉农田被淹的根本原因，与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围堰无关。但公估报告却根据惠安县水利局的文件惠水答复[2016]1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单方草率的认为“因施工单位未及时采取破堰疏流，导致农田受淹延长的事实”，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存在自相矛盾，故该意见书不应采纳。2、公估报告勘验和分析总结：（1）水灾事故发生时，正在施工的林辋溪团结水闸未按要求建设引流所需的导流明渠，与案涉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据此，虽然设计图纸上有导流明渠项目，但被告惠安县水利局并没有将该项目发包给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而且根据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证据，也能够证明直至林辋溪团结水闸施工时，导流明渠的土地仍未被征用，未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出相应的赔偿，作为业主和发包方的被告惠安县水利局应承担没有施工导流明渠所造成洪水未能及时排泄倒灌周边农田的一切法律责任。3、案涉农田地势低洼，引排水垄沟未进行清理，致使引排水时的杂物滞留，直接妨碍水流的正常排泄，导致暴雨天气雨水囤积，农田被淹，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总之，案涉农田被淹根本原因是自然灾害即2016年1月28日、29日的强台风和强暴雨，在本案的责任分担上至少自然灾害应占60%的比例。其次案涉农田地势太低，引排水设施差，加上原告管理不到位，特别是在预报强台风和强暴雨的情况下，其未能采取有效的防灾排涝措施，也是导致案涉农田被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故原告至少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而被告惠安县水利局未能按设计要求施工导流明渠也是造成案涉农田被淹的一个重要因素，应与原告承担同等的民事责任。被告三明鑫龙公司虽然是围堰施工单位，但在本案中责任非常小，应予免责或者在5%以下承担民事责任。被告惠安水利局质证称：对《农田种植物损失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第20页关于暴雨本身造成农作物的减产计算参数10%，该参数太低，应以90%计算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其他内容由法院依法认定。对《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意见书第15页记载“围堰的上游段设置简易的导流涵管用于引流”，印证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已经施工导流明渠，属于专业施工的问题，不是被告惠安水利局职责范围。第16页记载“水灾事故发生时，正在施工的林辋溪团结水闸未按要求建设导流所需的导流明渠，与案涉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关系”，被告惠安水利局有异议，专业施工问题不是被告惠安水利局职责范围。若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及时破堰，农田被淹就与有无建设导流明渠无关。该报告认定未建设导流明渠影响了案涉农田被淹的观点不能成立。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质证称：质证意见与被告惠安水利局相同。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合同、庄旭东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与证据4中的2015年7月28日的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相结合，能够证明原告承包惠安县螺阳镇锦里村委会的土地，用于承包经营种植农作物，承包面积94.95亩，承包期间为2013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承包金每年1000元/亩，原告在案涉承包土地上种植西生菜并投入相关费用。证据1中的北京新发地西生菜市价、证据5即2015年12月1日的蔬菜供应合同及北京康利安丰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因西生菜的价格受供需、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改变，且诉讼中，本院已经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原告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故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公证书、新闻报道、信访答复、证据8即村委会证明结合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证据5即雨情信息、证据6即水流量测算数据表、证据7即光盘及照片、被告惠安水利局提供的证据9即会议纪要，能够证明2016年1月28日至29日，林辋溪流域遭遇暴雨天气，原告承租的案涉农田被淹，但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提供的证据5、6、7不能反映2016年9月28日案涉农田被水淹的时间长短等，不能据此推断围堰拆除后，2016年9月28日案涉农田水淹情景比2016年1月28日更严重。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提供的证据12即会议纪要虽无原件，但原告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并无异议，且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中标公示、代建协议内容印证，能够证明被告惠安水利局受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委托，将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经公开招标发包给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监理单位为阳胜工程管理公司。被告惠安水利局提供的证据10、11，真实性予以确认。《农田种植物损失公估报告》、《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系海丝公估公司依本院委托作出，原、被告虽分别对部分内容提出异议，但均未提出重新评估申请，上述公估报告、意见书依法予以采信作为定案根据。综合上述证据可认定，2016年1月27日，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监理单位即阳胜工程管理公司召开施工现场项目部监理工地会议，对施工现场情况提出要求及建议：“1)根据惠安气象局暴雨警报，预计今明两天我县有大到暴雨，要求项目部做好防汛排洪措施：a要求立即启动防汛预案，安排人员进行值班；b及时疏导导流水渠，并进行加固，防止暴雨洪水随时可能造成内涝危害、造成财产损失；c值班人员若发现主溪流水位持续上升，应及时上报相关单位，必要时破除围堰进行排洪，防止造成更大危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派员参加会议。原告仅对被告惠安水利局作出的信访答复中认为天灾和地形也是淹水原因有不同意见，对答复意见陈述的事情发展经过并无异议，答复意见陈述：“……在1月28日-29日暴雨发生过程中，我局派驻现场人员和监理人员在岗在位，并不断督促施工班组要在28日17时前开始破堰。施工班组于18时才配备到位一台轮式挖掘机，但受臂长限制，破堰排水效果不佳。当晚19时多，我局主要领导亲自到现场指挥，督促并协助施工单位再落实大型挖掘机，因临时组织加上挖掘机运输车故障问题，直至当晚22时挖掘机才到位并组织破堰，加大了河道泄洪能力，当晚23时起林辋溪水位明显下降。但由于下半夜持续强降雨和林辋溪上游洪水洪峰集聚，致林辋溪水位在下半夜又有所上涨，最高水位超过团结水闸上游右岸引水闸闸门顶约20公分。29日上午，我局又紧急调用长壁挖掘机加大破堰断面，加上降雨减弱，林辋溪河道水位开始全面下降，12时左右两岸农田积水基本排干，受淹时间约6-8小时……”。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水利局的答复意见发生降雨我们没有意见……”。案涉农田被淹的事实客观存在，《农田种植物被淹的关联因素技术分析意见书》的分析意见认为，案涉林辋溪团结水闸未按要求建设导流明渠，对截流的围堰未及时破堰排流等均与案涉农田被淹存在关联因素。被告三明鑫龙公司作为施工单位，1月27日派员参加监理单位召开的会议，收到大到暴雨预警，却未按照被告惠安水利局的要求做好防汛排洪措施，28日汛情发生后，被告惠安水利局要求在17时前开始破堰，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却拖延至18时才开始破堰排水，且配备机械性能受限，导致破堰排水效果不佳，直至29日上午，被告惠安水利局紧急调用长壁挖掘机加大破堰断面，12时左右两岸农田积水才基本排干，案涉农田受淹时间约6-8小时。可见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在事先有预警且被告惠安水利局派驻现场、监理人员提前召开防抗暴雨部署会议并不断督促的情况下，仍麻痹大意，应急机械和人员未能及时到位，防汛排洪措施不力，拖延了破堰时间，对案涉农田被淹过错明显，根据本案事发时降雨天气情况和团结水闸重建施工单位即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未建设导流明渠及未及时破堰的过错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应负50%的赔偿责任。被告惠安水利局作为发包单位，将团结水闸拆除重建工程发包给有施工资质的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承建，虽然被告惠安水利局在选任施工单位上无过错，但被告惠安水利局作为业主，在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过程中未有效履行对项目工程的管理、监督义务，亦有一定的过错，被告惠安水利局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将案涉项目工程委托被告惠安水利局代建，并由被告惠安水利局代行业主权限，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暴雨天气及案涉农田地势较低、引排水垄沟未清理等也是造成农田被淹的部分客观原因，原告应自行承担其损失的40%。根据公估报告认定原告种植的94.95亩西生菜因洪水淹没造成的产量损失及因产量减少造成的损失金额合计816494.24元，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8247.12元（816494.24元×50%）；被告惠安水利局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1649.42元（816494.24元×10%），其他损失326597.7元由原告自行承担。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原告租种西生菜的农田在2016年1月28日至29日间被淹客观属实，经评估，原告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816494.24元。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遇暴雨，在事先有预警且业主派驻现场、监理人员提前召开防抗暴雨部署会议并不断督促的情况下，仍麻痹大意，应急机械和人员未能及时到位，防汛排洪措施不力，拖延了破堰排洪时间，对案涉农田被淹过错明显，应负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损失408247.12元。被告惠安水利局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有施工资质的被告三明鑫龙公司，在被告三明鑫龙公司施工过程中，被告惠安水利局未尽到管理、监督和风险防范义务，应负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损失81649.42元，被告惠安水利局主张已经将监管职责转移给阳胜工程管理公司行使，案涉工程监督管理责任已经依法由监理单位阳胜工程管理公司承担，但原告在本案中未对监理公司提出赔偿主张，被告惠安水利局也未申请追加阳胜工程管理公司参加诉讼，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被告惠安水利局与阳胜工程管理公司的责任分担问题，可由双方另行处理。原告要求被告惠安水利经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暴雨天气及案涉农田地势较低、排水设施布置不合理也是造成农田被淹的客观原因，另外40%的损失即326597.7元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诉讼请求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的部分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408247.12元。 二、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81649.42元。 三、驳回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965元，由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负担4786元（多预交的13294元予以退回），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983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负担1196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技术分析公估费30000元，由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负担12000元（鉴于该费用已由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垫付，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支付原告赔偿款时予以抵扣），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负担3000元（鉴于该费用已由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垫付，被告福建省惠安水利局应于支付赔偿款时一并支付给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损失公估费77624.65元，由原告惠安盛丰农业有限公司负担31050元，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8812元（鉴于该费用已由原告垫付，被告三明鑫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支付赔偿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负担7762.65元（鉴于该费用已由原告垫付，被告福建省惠安县水利局应于支付赔偿款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秀军 代理审判员  陈细鹏 人民陪审员  庄炳忠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吴燕芬 书 记 员  郑榕玲 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