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皖0104行初201号 原告合肥大贺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庐阳区工业园天水路5号5#厂房。 法定代表人梅昌成，总经理。 被告合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住所地合肥市天鹅湖路558号合肥广电中心A区6层。 法定代表人郑家余，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柏俊生，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彭华，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辉，该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市场科科长。 原告合肥大贺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贺印刷公司）不服被告合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市文广出版局）于2018年4月23日对其作出的（合）文罚字【2017】第9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8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贺印刷公司法定代表人梅昌成，被告市文广出版局副局长柏俊生及委托代理人彭华、张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2018年4月23日，被告市文广出版局对原告大贺印刷公司作出（合）文罚字【2017】第9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印刷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违反了国务院《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停业整顿15天；2、罚款人民币86040元整。 原告大贺印刷公司诉称，一、被告市文广出版局认定主要证据不足。2017年11月20日15时至21时，被告指使5名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形下，用皖Ａ×××××私家轿车、皖Ａ×××××货车堵住其公司大门，对其正在印刷的《少年阳光说》半成品画册进行强行扣押，且报请公安机关将其员工郭本志押至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杏花派出所。其法定代表人赶至杏花派出所后，该所当场认定其画册内容不含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当场放了郭本志。被告《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其画册既未见版权，又认定为出版物，认定证据明显不足。二、被告适用法规错误。其印刷的画册内容证明，其没有违反被告适用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及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为此，2018年5月10日，其法定代表人携带画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求证，该总局张迁平当场认定，其画册内容符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项“介绍推广本单位基本情况的宣传资料，无需申领“准印证”的规定。三、被告工作违反法定程序。被告纠集五名不具备执法资格人员，其中二人烂醉且称“今夜货拉不走，被告就不会给钱”，此时被告单位的张辉、朱正胜不在现场。其报警后，派出所认定其印刷的画册内容不违规。2018年2月14日，付先玉支付其画册印刷费14340元。四、被告滥用职权。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此外，其法定代表人去北京求证和不知情的情形下，被告胁迫於国良伪造其停业整顿15天的证据，诱导付先玉缴纳罚款。当庭补充认为，被告本案调查人员张辉存在滥用职权、调查人员朱正胜有渎职行为。综上诉请：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对其处罚行为违法和撤销被告责令其停业整顿15天行政处罚决定；2、请求判决变更处罚86040元为对本案行政相对人付先玉个人的处罚，请求一并解决与其相关民事争议。 原告大贺印刷公司提供的证据，1、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电源公司）2017年11月10日与合肥锦华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印务公司）签订的产品采购合同、合同单号和2017年11月21日於国良的法律承担承诺书以及2018年2月14日的2017年年终分红方案；2、原告的打印图片四张；3、被告的行政处罚听证会意见书；4、被告的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书、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5、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车票、发票及照片打印件四张。 被告市文广出版局辩称，一、其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经过为：2017年11月20日下午，其执法人员日常检查中，依法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原告正在印刷《少年阳光说》出版物。该出版物载明出版单位为“阳光电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未见版权页或准印号。原告称该出版物是阳光电源公司编写的内部资料，但不能出示印刷委托书或准印号。原告现场出示了生产单，生产单显示该出版物印刷数量为3500册，印刷费用14340元。原告因涉嫌印刷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被告执法人员经批准依法对上述出版物予以扣押，并向原告出具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同时，其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摄像等取证工作。2017年11月21日，其将《少年阳光说》出版物报送安徽新闻出版广电局进行鉴定。安徽新闻出版广电局于2017年11月22日出具皖新广鉴定【2017】33号《出版物鉴定书》，鉴定结论：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三条等规定，《少年阳光说》属非法出版物。2017年11月25日，其予以立案查处。2017年11月21日，其对原告副总经理於国良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於国良称：《少年阳光说》是由阳光电源公司委托锦华印务公司印刷，锦华印务公司接单后又转给了其公司印刷。其公司已于2017年11月21日全部交货。2017年11月22日，其对阳光电源公司进行调查，该公司承认《少年阳光说》系该公司编印用于内部使用。2017年11月23日，其又对阳光电源公司委托人进行了调查询问，该委托人承认：1、该公司编写了《少年阳光说》出版物准备用于内部学习交流，并委托锦华印务公司印刷，其已于11月21日收到印刷完成的《少年阳光说》3500册；2、锦华印务公司业务员付先玉负责联系该业务，并称公司事先不了解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需要办“准印证”。同时，阳光电源公司提供了该公司与锦华印务公司的《产品采购合同》(合同编号：526171110001）等材料。2017年11月27日、30日，其对锦华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华进行了调查询问，陶华承认：锦华印务公司和阳光电源公司签订了印刷《少年阳光说》，但锦华印务公司未印刷，而是委托大贺印刷公司印刷，具体事宜由其公司业务员付先玉负责。2017年11月30日，其对锦华印务公司业务员付先玉进行了调查询问，付先玉承认：2017年11月10日签订合同后，其公司没有印刷，而是全部转委托给了大贺印刷公司印刷，并约定支付大贺印刷公司印刷费14340元。大贺印刷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向阳光电源公司交货，但印刷费未结算。2017年12月4日，其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梅昌成进行了调查询问，梅昌成称《少年阳光说》是由公司副总於国良负责印刷的，业务是付先玉委托的，印刷数量是3500册，印刷费尚未结算。2017年12月5日，梅昌成向其提供了承印《少年阳光说》的电子加工合同（合同单号：DH-038779)，合同约定其公司印刷《少年阳光说》3500册，印刷费14340元。2017年12月6日，付先玉向其提交了“情况说明”，说明梅昌成提供的电子加工合同（合同单号：DH-038779）内容属实，并说明了加工合同等材料中所称的《阳光电源20周年庆典故事集》、《阳光少年说》均为《少年阳光说》。2018年3月13日，其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合)文罚【2017】第9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相关权利义务。原告提出要求听证后，其于2018年4月11日组织召开案件听证会，听取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理由。后其结合本案调查证据及听证意见，认定原告印刷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依法予以处罚。2018年4月23日，其依法作出（合）文罚字【2017】第98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当日向原告予以送达。2018年5月8日，原告向其递交了书面停业整顿报告，表示接受处罚，主动进行了停业整顿，并缴纳了罚款。二、本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被告例行检查中，执法人员查处了正在印刷的《少年阳光说》出版物，该出版物未见版权页或准印号，原告也无法出示印刷委托书或者“准印证”。后经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鉴定，《少年阳光说》属非法出版物。因此，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应予以行政处罚。原告仅以《少年阳光说》内容没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为由，称被告处罚证据不足和适用法规错误，是曲解了非法出版物的定义。根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各种非法出版物，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非法进口的出版物；”，而本案中的《少年阳光说》就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出版物。《少年阳光说》内文章具有思想性，并不属于介绍推广本单位基本情况的宣传资料。2、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故其相关取证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被告称执法人员没有执法资格和喝酒等指责，其经调查并不存在。3、其依法举行了听证，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作出处罚决定后也依法予以送达，并告知了诉权。其处罚程序合法。综上，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市文广出版局提供的证据，证据一中的程序类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2、扣押审批表、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3、关于申请鉴定《少年阳光说》涉嫌非法出版物的报告、出版物鉴定书；4、立案审批表；5、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6、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集体讨论记录；7、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8、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9、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10、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书；11、原告2018年5月7日的情况说明和委托书；12、原告的缴款书复印件、停业整顿报告。证据一中的事实类证据：1、《少年阳光说》；2、皖新广鉴字【2017】33号出版物鉴定书；3、（合）文检（勘）字【2017】第2182号现场检查勘验笔录；4、原告2017年11月21日的加工生产单打印件；5、被告2017年11月23日对阳光电源公司胡丹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印刷委托书、产品采购合同；6、被告2017年11月27日、30日先后对锦华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华的调查询问笔录和对付先玉的调查询问笔录；7、被告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梅昌成的调查询问笔录；8、原告的加工合同；9、付先玉2017年12月6日的情况说明；10、锦华印务公司委托原告印刷阳光电源公司所有印刷品的委托书。证据二、被告本案执法视频及视频文字资料；证据三、被告本案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执法人员身份情况说明；证据四、涉案书籍《少年阳光说》。法律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以及《行政处罚法》。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主要意见，认为《少年阳光说》是其公司印刷属实，但被告对该书定性为非法出版物不合适。认为《少年阳光说》的内容存在瑕疵，但被告对其罚款8万多元和停产15天的处罚，明显不当。具体为：原告对被告证据一程序类证据中的证据1被告现场勘验笔录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执法人员张辉、朱正胜查出《少年阳光说》内容存在瑕疵，应告知其修改。认为被告执法人员让其装订几本刊物带走属程序违法和违纪执法；证据2中的被告扣押审批表，仅认为被告执法人员应报请机关同意才能带走刊物，其执法人员没有听取其陈述申辩，也没有通知其到场，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阐述实质意见。对证据2中的被告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和证据4、7无异议；证据3中被告的关于申请鉴定《少年阳光说》涉嫌非法出版物的报告、出版物鉴定书认为安徽省出版局没有出具鉴定的资格，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另认为即使要办“准印证”也应由阳关电源公司办理；证据5（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仅认为恰恰证明被告程序违法，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等，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阐述意见；证据6中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集体讨论记录，辩称被告没有经过审批，就强行拉走涉案画册，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阐述意见；证据8（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认为被告听证证据是伪造和经过修改的不真实证据，被告作出处罚决定违法，并陈述听证时付先玉已支付其印刷费等，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阐述意见；证据9、10（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公开行政处罚告知书）被告送达回证是其签字盖章，但被告同时送达了公开处罚告知书，程序违法；证据11（情况说明、委托书）认为该证据是被告执法人员张辉、朱正胜胁迫、怂恿其出具的，文字内容也是后添加的，不具有真实性；证据12（缴款书、停业整顿报告）认为缴款是被告胁迫的，其个人没有同意，是於国良个人缴纳的。停业整顿报告也是被告执法人员张辉逼其签字的。原告对被告证据一事实类证据中的证据5（胡丹的调查笔录、印刷委托书、产品采购合同）认为印刷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6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产品采购合同认为涉案画册的“准印证”应由阳光电源办理。认为胡丹的调查笔录作假，调查笔录不具有真实性；证据6（陶华、付先玉的询问笔录）认为陶华指示付先玉捏造事实，认为被告执法人员张辉指示陶华、付先玉伪造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证据7（梅昌成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的异议未阐述实质意见；证据9（2017年12月6日付先玉的情况说明）认为是被告执法人员诱导付先玉捏造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证据10（锦华印务公司委托原告印刷阳光电源公司所有印刷品的委托书）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二（执法过程的视频、视频文字稿）认为该视频是经过修剪的，不是原始载体，也不是具有资格人员拍摄的，属于偷拍偷录；证据三（参与执法的执法人员执法证、执法人员身份情况说明）认为被告执法人员案发当时没有出示证件，且部分人员没有执法证，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证据四认为涉案《少年阳光说》书籍属被告当庭举证违法。对法律依据认为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其印刷的《少年阳光说》不是对外售卖的，也不是出版社出版的，尽管书的内容有瑕疵，但被告应告知其修正，而不是处罚。 被告对原告证据一中的采购合同、合同单号，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从锦华印务公司承印了涉案非法出版物。证据一中的法律责任承担书，认为该证据不改变原告违法性。证据一中的分红方案，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照片，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存在违法情形；对证据三行政处罚听证会意见书，认为该证据恰恰说明被告已充分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权利；证据四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的处罚程序合法；证据五认为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被告证据一中程序类证据9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作证据认定。证据一中事实类证据10系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8日的委托书，且经查该委托内容不能具体明确反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不作本案有效证据使用。被告其余证据均系本案行政处罚证据，能够反映被告本案行政处罚的整个查处过程，且经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相关证明效力均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中的2017年11月10日的产品采购合同及合同单的相关证明效力予以认定。原告证据1中的“法律承诺书”、“分红方案”和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不符合证据形式，均不作本案有效证据采用；原告证据3、4同被告证据，认定同上。 经审理查明，原告大贺印刷公司系依法于2016年3月30日取得印刷经营许可的企业，其经营范围为出版物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被告市文广出版局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版行政管理部门。 2017年11月20日，被告市文广出版局在执法巡查中，发现原告大贺印刷公司正在印刷的《少年阳光说》没有履行委印验证涉嫌违法，当场予以扣押，并调取了原告加工生产单（付先玉）打印件、印刷合同（付先玉）打印件。次日，被告对原告副总经理於国良进行调查询问，於国良对其没有验证印刷委托或“准印证”予以认可。23日，被告又从阳光电源公司调取该公司与锦华印务公司（付先玉）签订的《少年阳光说》的印制合同，并对该公司委托人员（该公司人力资源中心企业文化经理胡海）进行调查询问，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该笔录反映的主要内容为：1、2017年11月10日，其公司委托锦华印务公司印制《少年阳光说》3500册，并于同年11月21日收到；2、其公司印制《少年阳光说》不是出版发行，事先不知道也没有办理“准印证”。被告立案后，于2017年11月27日、30日，先后对锦华印务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华和业务员付先玉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陶华笔录反映的主要内容为：其公司业务员付先玉于2017年11月10日与阳光电源公司签订《少年阳光说》3500册的印制合同，后付先玉以公司名义将该业务转给大贺印刷公司印制。付先玉笔录反映的主要内容为：1、2017年11月10日，其作为锦华印务公司业务员代表公司和阳光电源公司签订了《少年阳光说》3500册的印制合同。后公司不愿意就委托了大贺印刷公司印制，具体事务由其负责；2、其承印该业务，没有也不知道要验证相关材料。大贺印刷公司也没有要求验证相关验证材料。2017年12月4日，被告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梅昌成先后二次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1、2017年11月20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其公司检查时，其不在现场，其公司副总於国良在现场；2、付先玉是於国良的妻子，也是其公司的客户；3、《少年阳光说》印制前是否验证印刷委托书或”准印证”，由於国良负责验证；4、被告检查前，其对《少年阳光说》印制相关事宜不知道。 综上反映的主要事项为：1、锦华印务公司（付先玉）于2017年11月10日接受阳光电源公司委托印制《少年阳光说》3500本，单价15元/本。当日，锦华印务公司（付先玉）将该业务以总金额14340元转交大贺印刷公司承印，并于11月21日交付。2、阳光电源公司《少年阳光说》印制未办理“准印证”。 2018年3月12日，被告市文广出版局作出（合）文罚告字【2017】第9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予以送达。告知原告本案行为违反了《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拟依据《印刷业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原告处罚停业整顿15天和罚款人民币8604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被告经原告申请于2018年4月11日举行听证后，于2018年4月23日对原告作出（合）文罚字【2017】第98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责令停业整顿15天和罚款人民币86040元整，并当日向原告予以送达。 另查，2017年11月22日，经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鉴定，确认原告承印的《少年阳光说》属非法出版物。 再查，原告承印的《少年阳光说》封面显著位置印有“少年阳光说”和“阳光电源20周年员工故事集”。另外，扉页有“供内部传阅”、尾页有“内部发行”的标注。 本院认为，一、原告系依法取得印刷经营许可的企业，其所从事经营许可范围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务院发布的《印刷业管理条例》之规定。二、根据2015年4月1日施行的现行有效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原告承印的《少年阳光说》应属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但因阳光电源公司未报批取得“准印证”违反该《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故原告承印的《少年阳光说》应定性为内部资料性非法出版物。三、本案中，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明知阳光电源公司为非出版单位，承印阳光电源公司《少年阳光说》没有验证准印证，其行为已违反《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四、被告本案查处中，对原告的现场检查、立案调查和处罚决定前的告知、听证及处罚等，均合法有据。原告诉称被告查处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职权及渎职等，经查均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五、对于原告对被告对其罚款8万多元和停产15天处罚的异议。经查明锦华印务公司（付先玉）将该业务转交原告公司承印所约定的金额14340元，应为除掉纸张等成本的印刷费，被告以此确定为原告非法经营额所作出的本案处罚，符合皖新广法【2017】24号《安徽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2017年修订）第四部分第25条规定的处罚标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合肥大贺印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合肥大贺印刷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松明 人民陪审员  汤炳华 人民陪审员  韦章树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储铃芳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