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雄，男，198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玉，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海，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法定代表人：郑任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连旭，原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阳，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裕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北村头三幅堂**法定代表人：梁国玲，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毅，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雄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开高速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裕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航公司）船舶触碰桥梁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07）广海法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本案的审理有重大影响，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4年6月5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作出后，本案恢复审理。上诉人杨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光玉、李振海，被上诉人佛开高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连旭、刘海阳，原审被告裕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毅均参加了2017年4月21日的公开开庭审理；吕某某、郭某某、谭某某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于2017年4月21日到庭陈述意见。佛开高速公司于二审庭审结束后、二审判决作出前被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高速公司）吸收合并后注销，其实体权利义务由广东高速公司承继，佛开高速公司就本案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对广东高速公司有约束力。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佛开高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佛开高速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杨雄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国道G325九江大桥（以下简称九江大桥）系因自身安全隐患突然倒塌而砸沉杨雄所有的“南桂机035”轮，（2010）海刑初字第661号刑事判决、（2012）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该案一审判决、二审裁定以下合称涉案刑事裁决）所认定的事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一）杨雄提交的80份证据虽曾在刑事案件中提交，但被引用于涉案刑事裁决的仅有9份，其余71份并未经过审理，且当中的28份二审证据并未一一进行质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珠区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未依法审核和认定证据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未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前述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大小进行独立判断，违反关于应客观审核认定证据的要求；而对于未在刑事案件中出现的证据，一审判决孤立地对其进行审核，未与刑事案件的证据相结合，忽视两者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违反应全面、综合审查认定证据的要求。（二）杨雄提供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涉案刑事裁决关于“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的认定。具体表现在：“南桂机035”轮未发现触碰受损痕迹。接受调查及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表示当时未看到船撞桥，亦未感觉到有船撞桥产生的震动，涉案刑事裁决未依法查实证人在当时能见度情况条件下能否看到船撞桥、船首是否因触碰桥墩而严重受损、桥墩是否有明显损坏的痕迹，却违法采信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作为定罪依据，此存在错误。涉案刑事裁决所采信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沉船探摸报告》和《23号墩沉船探摸潜水报告》不能证明“南桂机035”轮触碰了九江大桥并致其倒塌，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亦未打捞船首以查明有无触碰痕迹，涉案刑事裁决关于“潜水专业队对沉船的探摸结果表明船首右侧触碰九江大桥23号桥墩”的认定错误，并无有效物证和书证能够证明九江大桥因“南桂机035”轮的触碰而倒塌。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东省安监局）、交通部交通安全委员会均无权调查涉案事故，其亦未对事故及所涉船员进行调查，未收集九江大桥相关资料以排查大桥因自身安全隐患倒塌的可能性，其出具的事故结论依据不充分，涉案刑事裁决采信其事故调查结论不当。事故前后的检测报告均未对南主桥进行检测，均未对九江大桥南主桥的墩台基础及地基冲刷进行检测及试验，不能反映南主桥的质量情况，涉案刑事裁决采信相关检测报告而认定九江大桥在事故发生时性能良好属于错误。佛开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才意识到河底采砂及冲刷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着手进行大面积抛石维护河底、横向连接九江大桥及正在扩建的九江大桥三桥的桥墩等一系列稳固加强补救措施，说明佛开高速公司知晓大桥桩基并未达到原设计的嵌岩要求，否则无需实施补救措施。九江大桥地质勘察时取得的岩芯采取率严重不符合《公路桥位勘测设计规程》的要求，所测得数据不能准确反映微风化花岗岩的标高，直接导致后续大桥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问题。涉案刑事裁决错误理解关于岩芯采取率的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导致其错误认定桥墩桩基入岩深度符合设计要求。九江大桥24号桥墩于事故时的附近水深较建桥时深了约21米，桩基埋深从原约22.80米变为1.80米，江门俊业水下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业公司）对24号桥墩的探摸报告等证据充分证明该桥墩的桩基并未嵌入新鲜基岩，其桩尖下方为淤泥和沙层，不能起到任何支撑作用，大桥安全性能受到严重影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24号桥墩系因水流冲击作用而倒塌，并带动相邻的23号、25号桥墩倒塌。涉案刑事裁决所认定的事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石桂德已为此提出申诉。二、佛开高速公司拒绝提供九江大桥相关资料，目的是为掩盖事实真相。九江大桥系因24号桥墩的地勘资料不合规范、桩基未按设计要求嵌入新鲜花岗岩2米等因素造成严重短桩而自行倒塌，佛开高速公司知悉相关情况，故其自身有过错。三、一审判决未准许杨雄关于打捞船首以勘验有无触碰痕迹、调取九江大桥相关资料、鉴定原24号桥墩桩基嵌岩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等申请，未依法保障杨雄的举证权利，存在程序违法。四、九江大桥于1988年6月21日建成通车，其建设资金来源包括交通部补助及银行贷款，根据佛开高速公司提供的广东省交通厅《关于同意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九江大桥给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批复》及广东省物价局粤价（1995）342号文件《关于调整九江大桥收费站部分收费标准的批复》，九江大桥属于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有偿集资建设的公路，为政府还贷公路，九江大桥在事故发生前已收回投资，且该桥的收费期限至2003年6月就应届满。一审判决未审查收费的合法性问题，而仅简单按照收费许可证所记载日期认定佛开高速公司有权收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杨雄已将“南桂机035”轮光船租赁给陈伟红，租期自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止。双方虽未办理登记，但不影响该轮当时由陈伟红实际经营管理、全部船员由陈伟红雇佣的事实。杨雄未参与该轮的经营管理，不具备侵权的主观过错、侵害行为、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故不应被认定为责任主体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六、“南桂机035”轮总吨为1599，核定航区为A级，由于珠江水系的A级航区包括部分沿海水域，而事故发生于江河通海水域，故该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海船。若认定九江大桥系因该轮触碰而倒塌，则本案诉请属于《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与船舶营运直接相关的财产损坏的赔偿请求，为限制性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杨雄的赔偿责任应以175266.50计算单位为限。佛开高速公司（广东高速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刑事裁决关于涉案事故为“船撞桥”而非“桥砸船”的事实认定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一审判决根据该生效刑事裁决来认定本案主要事实，对不予采信的证据逐一阐明理由，据此对杨雄的诉讼请求作驳回处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应驳回杨雄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杨雄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一）杨雄上诉理由第一项主要针对涉案生效刑事裁决关于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的问题，此属于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审查的范畴，而杨雄要求在民事审判程序中进行审查缺乏法律依据，尤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要求。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4月20日作出的穗检控申刑申复通（2016）2号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对石桂德亲属所提申诉的明确答复是“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定罪和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同时说明申诉人关于九江大桥自行倒塌的主张理据不足、关于涉案刑事裁决中主要证据自相矛盾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只有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才有权对已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申诉。杨雄既非相关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又非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故无权提出申诉。杨雄引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意见》第十四条等的规定对已生效涉案刑事裁决的证据和事实问题进行大篇幅论述，显然是照搬照抄刑事案件中石桂德的申诉理由，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与民事二审程序混淆。（二）杨雄上诉理由第二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不符合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其推论结果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三）杨雄上诉理由第三项缺乏理据。已生效的（2012）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明确记载“由于事故发生地江水深、水流急，船首又被塌下来的箱梁压住，水下情况较为复杂，负责处理事故的单位在专业机构出具探摸报告后，决定采用切割方式打捞沉船，后将船首切断留在水底，其余部分打捞出水”，对沉船打捞方案的制定理由、实施情况予以充分阐明。杨雄所提的打捞船首、调取桥梁资料、鉴定九江大桥建造施工是否合规等请求均无必要，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述申请并不影响其正当诉讼权利的行使。（四）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佛开高速公司已就其对九江大桥进行收费的依据和权利合法取得予以充分说明并举证，“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并致使该桥部分倒塌的行为与佛开高速公司收费损失的发生具有直接和唯一的因果关系，且“南桂机035”轮明显不属于海船、无权限制赔偿责任，故杨雄应对涉案触碰事故所致通行收费损失予以全额赔偿。三、裕航公司的答辩事由理据不足，不能成立。裕航公司对“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佛开高速公司自身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涉案刑事裁决及相关刑事申诉案的审理结果均表明，九江大桥不存在质量问题。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需符合法定条件，而本案显然不属于适用该规则的情况，佛开高速公司不负有举证证明九江大桥不存在短桩情况的责任。裕航公司对其上述主张未能举证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裕航公司作为“南桂机035”轮的经营人，未尽安全管理责任并导致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故一审法院判决其与船舶所有人杨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裕航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根据交通部《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制度》的规定，佛开高速公司作为九江大桥的业主，对九江大桥有维护和保养义务，为此应定期对大桥进行专业检测，且检测应是全面、客观的，包括水上和水下双方面。涉案证据中并无九江大桥的水下检验数据，表明佛开高速公司并未认识到短桩对桥梁安全的严重影响，明显不利于桥梁安全的维护。二、佛开高速公司应做好九江大桥的维护保养工作，以确保大桥安全通畅。近年来西江流域的非法采砂现象屡禁不止，九江大桥主航道逐年下切，导致河道流速加快、桥墩桩基处的回淤严重，造成桥墩桩基不稳定、不牢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佛开高速公司明知上述情况，却未采取对大桥桥墩的桩基进行加固、对桥墩加设防撞栏等措施，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明显不足。三、根据《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水上施工作业者在施工期间应设置必要的安全作业区或警戒区，设置相应标志或警戒船。涉案事故发生时，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正在九江大桥与佛开高速公路桥之间的空隙进行扩桥施工，而根据肇事船舶“南桂机035”轮船长石桂德的陈述，其因将施工船的灯光误判为主航道的灯光才导致船舶偏离主航道，且事故水域未设置警戒区和警戒船，可见佛开高速公司及施工方的安全意识淡漠。综上，“南桂机035”轮违章操作、触碰九江大桥23号桥墩是造成大桥部分倒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佛开高速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尽安全保障义务、九江大桥不存在短桩等安全隐患，就应认定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裕航公司仅为挂靠单位，并非事故肇事船舶的实际受益方和实际控制者，其所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度的连带责任。佛开高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雄、裕航公司向佛开高速公司连带赔偿车辆通行费损失2558768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杨雄、裕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与事故责任有关的事实“南桂机035”轮是一艘钢质自卸砂船，登记为内河船舶，总长75.18米，船宽15.20米，型深4.50米，总吨1599，净吨895，主机种类为内燃机，航区为A级，船籍港为佛山，船舶所有人为杨雄，所有权取得日期为2005年8月2日，船舶经营人为裕航公司。2006年9月20日，杨雄与案外人陈伟红签订船舶租赁合同，约定杨雄将“南桂机035”轮租给陈伟红，租期自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租金每月100000元，船长或其他船员的雇佣、解雇由陈伟红负责，船舶维修也由陈伟红负责。至事故发生之时，双方未办理光船租赁登记手续。涉案事故发生后，“南桂机035”轮船长石桂德因涉嫌交通肇事罪，由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6月23日向海珠区法院提起公诉。海珠区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0）海刑初字第661号刑事判决，认定石桂德违反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判决石桂德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石桂德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9月13日，广州中院作出（2012）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裁定，该刑事裁定认定事实和责任如下：2007年6月15日凌晨4时许，船长石桂德驾驶“南桂机035”轮装载河沙，自佛山高明顺流开往佛山顺德。开航时江面有轻雾。凌晨5时许，当船右舷通过海寿新沙尾灯船时，江面有浓雾，能见度急剧下降，石桂德未按照规定加强瞭望、选择安全地点抛锚以及采取安全航速等措施，在无法确认船首前方所见白灯是否为主航道灯的情况下，仍然冒险航行。当该轮接近九江大桥时，船长石桂德因该轮与桥前约80米的一个航标发生擦碰而意识到“南桂机035”轮已经严重偏离主航道，但船长石桂德仍未采取停航等措施，反而试图将船头调至九江大桥桥墩间通行，轻信可以避免该轮与大桥桥墩触碰。5时10分许，“南桂机035”轮因偏离航道以及船长石桂德对航道灯判断严重失误，致使该轮船头与九江大桥23号桥墩发生触碰，导致九江大桥23号、24号、25号三个桥墩倒塌，并引发所承载桥面坍塌。本次事故是一起船撞桥梁的单方责任事故，“南桂机035”轮应负全部责任。该刑事裁定还认定：九江大桥23号、24号、25号桥墩的桩基均满足设计关于嵌岩深度不少于2米的要求；九江大桥自1988年建成通车以来，未有出现影响桥梁结构安全的重大隐患；九江大桥在事故发生前后，性能是良好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在力学性能上满足原设计要求；石桂德的辩护人提出九江大桥的倒塌是由于24号桥墩受水流冲击先倒塌，同时带动23号、25号桥墩倒塌，塌落的桥墩再砸中“南桂机035”轮船首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刑事裁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判定：石桂德违反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事故发生在九江大桥扩建工程施工期间，又是洪汛期，相关单位未严格按照桥梁工程施工要求在施工地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可酌情对石桂德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与佛开高速公司的收费权有关的事实九江大桥于1988年通车收费。佛开高速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广湛公路的九江大桥维护、管理和汽车拯救、维修（由属下分支机构经营）。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以下简称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维修和管理广湛公路的九江大桥、汽车拯救。1995年11月7日，广东省物价局作出《关于调整九江大桥收费站部分收费标准的批复》[粤价（1995）342号]，对广东高速公司调整九江大桥现行收费标准的申请批复如下：为增强我省九江大桥建设集资贷款投资后偿还能力，并考虑到大桥南北引道扩建及桥面、拉索维修需要投入较大资金，同意从1995年11月10日起对九江大桥收费站部分车次通行费标准作出调整；收费站收取的车辆通行费应专款专用，收费站除按规定提留设备、人工、管理和维护费用外，其余用于偿还九江大桥建设工程各方集资贷款本息；通知收费单位到佛山市物价局换领《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1995年11月15日，交通部作出《关于对广州至开平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批复》[交体法发（1995）1071号]，对广东省交通厅申请批准广州至开平（含九江大桥）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请示批复如下：对广东高速公司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以广州至开平高速公路及现九江大桥的收费作为收入来源问题，经研究，同意广州至开平95.70公里高速公路及现九江大桥收费年限为30年，起始时间从通车之日计算。收费期限届满后，该路收费经营权无偿归国家所有。1999年11月17日，广东省交通厅作出《关于同意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九江大桥给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批复》[粤交财函（1999）3096号]，同意广东高速公司转让九江大桥给佛开高速公司。1999年12月27日，广东高速公司发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称广东高速公司199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1999年12月27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转让九江大桥收费经营权及大桥和相关附属设施全部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将本公司所属九江大桥分公司的大桥收费经营权及大桥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全部固定资产(不含其债权、债务和流动资产)转让给佛开高速公司,转让收费经营权及相关固定资产的转让交割日为1999年12月31日，转让价格为288000000元,转让价款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本公司，出售资产所得的款项用于本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所批准投资的高速公路项目。2002年3月25日，广东省物价局发出《关于规范非经营性路桥收费站收费许可证的通知》[粤价（2002）91号]，通知要求全省非经营性路桥收费站从2002年7月1日起启用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新版许可证的名称为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非经营性路桥收费站）。2002年4月25日，广东省物价局发出《关于改换样式的通知》[粤价（2002）136号]，通知从2002年6月1日起，全省将《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改换为《广东省收费许可证》，新版《广东省收费许可证》由省物价局统一印制，分级核发，非经营性路桥收费站收费许可证按粤价（2002）91号文执行。2005年12月31日，佛山市物价局向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颁发《广东省收费许可证》，准许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收取九江大桥的车辆通行费，有效期至2007年12月31日，批准机关及文号为广东省物价局（1995）342号。2007年7月16日，佛山市物价局继续向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颁发《广东省收费许可证》，准许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收取九江大桥的车辆通行费，有效期至2009年7月16日，批准机关及文号为广东省物价局（1995）342号。三、与损失数额有关的事实九江大桥于2009年6月9日恢复通车。佛开高速公司提交的6份完税凭证表明，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2007年3月的营业收入为4365271元，2007年4月的营业收入为3424803元，2007年5月的营业收入为5288076元。佛开高速公司据此计算出2007年3、4、5三个月平均每天收取的车辆通行费为142153.80元，主张180天的损失为25587684元。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九江大桥于2007年6月15日坍塌后180天的收入损失数额进行鉴定。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该报告认为：佛开高速公司在九江大桥坍塌后180天因大桥坍塌所致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数额为22661160.37元；因大桥坍塌减少成本支出347974.31元，其中公路养护费117866.03元、监控收费系统修理费57977.89元、水电费21650.39元、票证印刷费136620元、押运费13860元；因大桥坍塌减少税金支出2955685.10元，其中营业税1133058.02元、教育费附加33991.7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9314.06元、堤围防护费26060.33元、企业所得税1683260.95元；总损失金额为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数额减去减少的成本支出和减少的税金支出，即19357500.96元。本次鉴定费用为130000元，已由佛开高速公司向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船舶触碰桥梁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致其部分坍塌还是九江大桥因自身原因突然部分坍塌而砸沉“南桂机035”轮。就各方争议的这一焦点，广州中院所作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并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杨雄为推翻该刑事裁定所确认的事实，提交了沉船打捞出水后的照片等89份证据。杨雄提交的89份证据中，除了《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补充说明、西江干流水道甘竹水文站实测水位、关于24号桥墩原址重建的新闻报道、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函、刑事申诉状、广州中院受理审查通知书、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补充）、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三）等9份证据外，其他80份证据均在刑事案件中由公诉人出示或由石桂德及其辩护人提交并在法庭进行了质证和审理。《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补充说明是俊业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西江干流水道甘竹水文站实测水位是上述说明的附件，该份说明针对刑事裁定书不采信该公司于2012年11月编制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而作出回应和解释，杨雄提交上述2份证据拟证明《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的探摸结果客观、真实，刑事裁定不采信该报告的理由不成立。关于24号桥墩原址重建的新闻报道是对24号桥墩重建位置的新闻报道，杨雄提交该份证据拟证明九江大桥重建的24号桥墩是在原倒塌的24号桥墩处重建，以佐证《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补充说明的内容。俊业公司出具的说明是其单方意见，没有提供新事实和充分理由作为依据，用以佐证的关于24号桥墩原址重建的新闻报道仅是一篇新闻报道，不足以推翻涉案刑事裁决不采信《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的认定意见。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函是石桂德家属向广东省安监局等部门反映九江大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函件。杨雄提交该份证据拟证明：因水下勘测、探摸发现原24号桥墩的桩基嵌岩深度严重不符合设计要求、大桥桥墩桩基存在严重短桩的质量问题，大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能排除大桥因自身质量问题而倒塌的可能性，石桂德家属为此向广东省安监局等部门反映情况。该函件是石桂德家属的单方意见，其陈述所依据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勘测、探摸报告》不足以证明24号桥墩桩基存在严重问题。刑事申诉状是石桂德对刑事裁定书不服而提出的申诉材料，广州中院受理审查通知书表明该院收取了申诉材料，杨雄提交上述2份证据拟证明因刑事裁决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石桂德提出申诉，请求撤销涉案刑事裁决，改判其无罪，广州中院对此进行审查。刑事申诉状是石桂德对刑事裁定的单方申诉意见，广州中院的受理审查通知书仅表明该院对石桂德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法定再审条件进行审查，在作出再审改判之前，生效刑事裁定的法律效力不受影响。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补充）和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倒塌事故的专家意见（三）是桥梁工程高级工程师吕某某对本案涉及的桥梁工程专业问题出具的个人意见，杨雄提交该3份证据拟证明：1.九江大桥属于特大桥，是由力学上完全独立的五联桥梁结构组成，2003年、2005年以及事故后的检测报告均未见南主桥桥墩、桩基及地基冲刷的检测，不能证明南主桥23号、24号、25号桥墩处的三墩四跨性能良好、承载能力达到设计要求；2.23号桥墩钻孔资料显示最底层的岩芯采取率仅为10%-30%，说明该处岩层不可能为微风化花岗岩；3.24号桥墩桩基并未按设计要求嵌入新鲜基岩2米，桩尖处在泥沙层，九江大桥南主桥在事故发生前就处于危险状态。上述3份证据是吕某某对本案涉及的桥梁工程问题的个人意见，其出具意见所依据的材料均在刑事案件中审理过，涉案刑事裁决已经有分析和认定，且涉案刑事裁决是对全案证据综合分析后做出认定的，比吕某某仅根据部分证据材料而提出的分析意见更为准确。综上，上述9份未在刑事案件中审理过的证据均不能推翻涉案刑事裁决所认定的事实；其余80份证据，海珠区法院和广州中院在刑事案件中经过审理，在涉案刑事裁决中已有分析和认定，这些证据本身不能作为推翻涉案刑事裁决所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述89份证据之间亦未能形成支持杨雄主张的有效证据链。就杨雄在本案提出“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船首无触碰痕迹、调查报告不合法、24号桥墩存在‘短桩’”等主张，涉案刑事裁决均有分析并形成否定性结论。一审法院向广东省安监局调取的《九江大桥“6?15”船撞桥梁事故调查报告》是涉案刑事裁决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其结论与生效刑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一致，裕航公司对生效刑事裁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无异议，故涉案事故情况应以生效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为准，即是“船撞桥”，而非“桥砸船”。杨雄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生效刑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杨雄关于九江大桥因自身原因倒塌而砸沉“南桂机035”轮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涉案事故是一起船撞桥梁的单方责任事故。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佛开高速公司是否具有收费权。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是佛开高速公司的分公司，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的法律行为就是佛开高速公司的法律行为，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佛开高速公司承担。根据佛开高速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交通部批复同意广东高速公司收取九江大桥的车辆通行费，广东省交通厅批复同意广东高速公司向佛开高速公司转让九江大桥，以及佛山市物价局向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等事实，依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收费公路的经营管理者，经依法批准有权向通行收费公路的车辆收取车辆通行费”的规定，佛开高速公司是经依法批准有权向通行九江大桥的车辆收取车辆通行费的主体。根据交通部1999年作出交体法发（1995）1071号文批复同意九江大桥的收费年限为30年、佛山市物价局于2005年和2007年向佛开公司九江大桥分公司颁发广东省收费许可证等事实，佛开高速公司请求车辆通行费损失所涉2007年6月15日之后的180天属于其有权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期间。因此，佛开高速公司有权就其遭受的车辆通行费损失向裕航公司和杨雄提出索赔。裕航公司和杨雄提出的佛开高速公司无权收取九江大桥车辆通行费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是各方责任的问题。杨雄作为船舶所有人，在“南桂机035”轮船舶证书上进行了登记，该登记具有公示性和公信力。虽然杨雄辩称其已于2006年9月20日将该轮光船租赁给案外人陈伟红，但双方未办理光船租赁登记，不能对抗作为被侵权人的佛开高速公司。涉案事故是因石桂德违反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并致该桥部分坍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杨雄应对其所有的“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所致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杨雄提出的其已将“南桂机035”轮光船租赁给陈伟红、其未参与船舶的经营管理，不具备主观过错等侵权行为要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裕航公司作为船舶经营人，亦在“南桂机035”轮船舶证书上进行了登记，该登记同样具有公示性和公信力。根据交通部《关于整顿和规范个体运输船舶经营管理的通知》[交水发（2001）360号]第二条第四项关于“个体运输船舶所有人与具有经营资质的船舶运输经营人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签定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由接受委托的船舶运输经营人负责个体船舶的经营和管理，并承担所接受委托船舶的安全责任。船舶运输经营人和船舶所有人签订的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应当载明接受委托的船舶运输经营人负责委托船舶的经营和安全管理，并承担船舶安全管理责任”的规定，裕航公司承担“南桂机035”轮的安全管理责任，其未尽安全管理义务而导致涉案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裕航公司应对涉案事故给佛开高速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裕航公司关于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使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亦应在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裕航公司认为应将实施九江大桥扩建工程的相关单位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因佛开高速公司未将实施九江大桥扩建工程的相关单位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且实施九江大桥扩建工程的相关单位不属于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裕航公司的此项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裕航公司还认为佛开高速公司未尽对桥梁的安全管理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因生效刑事裁定已认定九江大桥自1988年建成通车以来并未出现影响桥梁结构安全的重大隐患，其在事故发生前后性能良好、工作状态正常，故裕航公司的此项抗辩同样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是杨雄是否可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杨雄认为，“南桂机035”轮为从事国内港口之间运输的船舶，即使其需要承担涉案事故的责任，亦可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南桂机035”轮登记为内河船舶，事故航次为佛山的高明至顺德之间内河运输，故该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所规定的海船，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因此，杨雄关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之五是佛开高速公司的索赔数额是否合理。就佛开高速公司的损失数额问题，一审法院委托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司法会计鉴定报告，采用九江大桥部分坍塌后180天内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的数额减去少支出成本和税金的数额的方法，得出总损失金额为19357500.96元的结论。上述审计方法合理，得出的审计结果客观。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客观、不合理的情况下，据此可认定佛开高速公司所遭受的车辆通行费损失为19357500.96元。佛开高速公司主张其在事故之前的2007年3月、4月、5月期间，平均每天收到的车辆通行费为142153.80元，180天的损失共计25587684元，由于上述主张仅为车辆通行费收入的减少，而未扣除所减少的成本和税金支出，计算方法不合理，故不予支持。因此，裕航公司、杨雄应连带赔偿佛开高速公司车辆通行费损失19357500.96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裕航公司、杨雄连带赔偿佛开高速公司车辆通行费收入损失19357500.96元；二、驳回佛开高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9738元，由佛开高速公司负担41328元，由杨雄、裕航公司共同负担128410元；鉴定费用130000元，由佛开高速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杨雄先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G325九江大桥2007年6月15日倒塌事故”保险公估报告》（摘页，复印件）；2.《九江大桥重建设计和施工》（复印件）；3.重建24号桥墩与原24号桥墩位置示意图；4.《国道G325九江大桥原24号墩桩基水下地质勘察工程施工方案》；5.《船撞桥？桥压船？船在水下真相浮沉》（报纸刊登文章）；6.（2014）粤高法刑申字第94号受理通知书；7.《九江大桥仍有重大疑点》；8.《“九江大桥船撞塌桥”案7年未了，当事人称桥塌压船》及其网络评论（网络资料打印件）；9.工作会议纪要（复印件）；10.《关于印送国道325九江大桥船撞桥事故沉船打捞沟通会纪要的函》（复印件）；11.沉船打捞施工组织设计；12.九江大桥沉船打捞总概算；13.律师函及传真报告；14.《关于国道325九江大桥修复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复印件）；15.专家补充意见（吕某某出具）；16.《国道G325九江大桥原24号桥墩勘探报告及分析》及附件；17.九江大桥24号桥墩侧面图（新老桩基对照）；18.刑事申诉状（复印件）；19.预约接访单；20.《关于请求尽快立案审查的函》；21.（2013）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11号刑事开庭笔录（复印件）；22.《关于国道325九江大桥设计情况的说明》；23.《关于国道325九江大桥工程质量情况的说明》（复印件）；24.询问笔录（复印件）；25.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荐专家出庭协助的函》（复印件）；26.广东海事局《关于广东6.15船碰九江大桥桥梁事故调查情况的复函》（复印件）；27.监督申请书；28.申请民事监督诉讼材料收取清单；29.穗检控申控民受（2015）133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30.《关于再次请求尽快立案审查的函》；31.《公路桥位勘测设计规程》（摘录，复印件）；32.钻孔位置表；33.九江大桥桥墩位置平面图、钻孔位置及孔口标高图；34.《广东省九江大桥设计简介》；35.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表（石桂德于2017年2月4日申请）；36.《广东省交通质监站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复函》；37.行政复议申请书（石桂德于2017年4月3日申请）；38.粤府行复（2017）363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9.政务信息公开申请表（杨雄于2017年4月13日申请）；40.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件回执；41.《G325九江大桥原24号桥墩短桩事实的图例分析》；42.《关于2014年10月12日国道G325九江大桥24号桥墩钻孔标高测量过程的说明》；4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广东省交通厅）；44.行政复议申请书（杨雄于2017年6月29日申请）；45.粤府行复（2017）363号行政复议受理决定书；46.行政起诉书；47.（2017）粤7101行初219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48.《关于国道G325九江大桥原24号桥墩钻探资料的专家意见》及附件；49.辩护意见；50.补充申诉证据材料清单（五）；51.粤交行复（2017）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52.（2018）粤0606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5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石桂德于2017年7月18日申请）；54.《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55.《国道325九江大桥技术评估专家组意见》；56.《广湛公路九江大桥竣工图23#-25#墩构造图》（复印件）；57.委托书（杨雄、石桂德向陈楚亮、邱永、陈志翔出具，复印件）；58.照片（事故发生时）；59.照片（2017年11月）；60.《“广湛公路九江大桥竣工图23#-25#墩构造图”承台尺寸与现场28#-35#墩承台实测尺寸差异对比》（复印件）；61.“广湛公路九江大桥竣工图23#-25#墩构造图”承台尺寸与现场28#-35#墩承台实测尺寸差异对照三维模型（复印件）；62.委托书（杨雄、石桂德向佛山市顺德区可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出具，复印件）；63.视频及图片；64.《广东九江大桥被举报“空心桥墩”设计材料成机密？》（报纸刊登文章，复印件）；65.《船舶操纵与碰撞》（摘录）。此外，为查明上述二审证据中涉及的行政纠纷的情况，本院要求杨雄提供相应处理结果，杨雄为此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66.（2017）粤7101行初2196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71行终255号行政判决书；67.（2017）粤7101行初2730号行政判决书、（2018）粤71行终254号行政判决书；68.（2018）粤0606行初55号行政判决书、预交上诉费通知书、（2018）粤06行终646号行政判决；69.（2018）粤7101行初3192号行政裁定书、行政上诉状。上述证据1、2、3、4、5、7、8、14、15、16、17、21、22、23、24、31、32、33、34、41、42、48、55、56、57、58、59、60、61、62、63、64、65用以证明因设计、施工瑕疵及水文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九江大桥自身的安全隐患，并由此导致坍塌；证据9、10、11、12、13、25、26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后，就事故调查、“南桂机035”轮打捞事宜处置不当，由此影响事故原因的查明；证据6、18、19、20、30、49、50用以证明就石桂德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的情况；证据27、28、29用以证明涉案事故相关民事另案申请抗诉的情况；证据35、36、37、38、39、40、43、44、45、46、47、51、52、53、54、66、67、68、69用以证明杨雄、石桂德就九江大桥的相关资料申请信息公开及相应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佛开高速公司对上述证据1、2、3、4、7、8、14、15、17、27、28、29、30、31、32、33、34、4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5载体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杨雄的主张；认为证据9-13均已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对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8-26、35-4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此外，佛开高速公司收到杨雄提交的其余证据后，均未提供质证意见。裕航公司对杨雄所提交证据1-42、48-6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确认；此外，裕航公司收到杨雄提交的其余证据后，均未提供质证意见。二审审理期间，佛开高速公司（广东高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副本）；2.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复函》；3.《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4.《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5.《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6.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7.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佛开高速公司被广东高速公司吸收合并后，其权利义务由广东高速公司承继。杨雄收到上述证据后，未提交质证意见。裕航公司收到上述证据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其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至于广东高速公司是否能承接佛开高速公司的权利义务及取得本案诉讼主体的地位，由法院依法决定，裕航公司予以尊重并接受。本院经审查认为：杨雄二审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仅为复印件，对方当事人对其未予认可，亦未能与本案其他确认证明力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相印证，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2、34为登载于期刊上的文章复印件，不足以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5、64为登载于报纸中的报道，证据7、8为网络评论内容打印件，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当中所载内容真实、客观，不足以有效证明涉案事故相关情况，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31、65仅为专业技术资料，均不能证明本案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56、57、60、61、62均为复印件，本案亦无其他有效证据能够与之相印证，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3为杨雄的委托代理人制作的函件，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相关单位对函件内容予以认可，故不能证明杨雄的主张。证据3、17为吕某某（作为杨雄一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个人绘制的图纸，证据15为吕某某个人出具的书面意见，证据33为谢家荣、吕某某绘制的图纸，证据41、42、48为郭某某、吕某某、谭某某制作的图纸、书面说明、意见等，其虽有原件、真实性可确定，但能否证明杨雄的主张，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16、58、59、63为杨雄单方委托所进行的勘查、拍照、分析等，其虽有原件、真实性可确定，但能否证明杨雄的主张，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证据9、10、11、12、14为与涉案事故处理有关的会议文件等，其能否证明杨雄的主张，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8、20、21、22、23、24、25、26、27、30、32、35、37、39、44、46、49、50、53、55为涉案事故相关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文书、案卷资料等，其能否证明杨雄的主张，需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19、28、29、36、38、40、43、45、47、51、52、54、66、67、68、69为涉案事故相关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均有原件，其真实性能够认定，故对其证明力均予以确认。佛开高速公司（广东高速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为当事人主体相关情况，均有原件且与本案事实相关，故对其证明力均予确认。根据佛开高速公司的申请及杨雄二审提交的证据6即（2014）粤高法刑申字第94号受理通知书，本院调取了相应的（2014）粤高法刑申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佛开高速公司对其无异议；杨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九江大桥因“南桂机035”轮触碰而坍塌；裕航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通知未能就涉案事故情况及原因作出全面、客观的认定。本院认为：该驳回申诉通知书有原件，为审判机关对事故所涉刑事案件的申诉审查结果，与本案事实直接相关，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根据佛开高速公司的申请，本院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调取了穗检控申刑申复通（2016）2号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及刑事申诉状、广州中院的（2013）穗中法刑申字第9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等材料。佛开高速公司对其无异议；杨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九江大桥因“南桂机035”轮触碰而坍塌；裕航公司收到上述证据后，未提交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复查通知有原件，为检察机关对事故所涉刑事案件的申诉复查结果，与本案事实直接相关，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根据上述确认证明力的证据，并综合庭审、质证等情况，二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石桂德不服涉案刑事裁决，向广州中院提出申诉，请求改判其无罪，理由有九江大桥于事故发生前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该桥倒塌并非船舶触碰所致，原审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有新证据证明原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法院对其多次申请打捞船首、申请调取资料及勘测、探摸均未予同意等。广州中院经审查，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3）穗中法刑申字第91号驳回申诉通知，该通知认为：经查，证人黄玉有、黎艺砖、林世新、陈永明、石海强、罗桂事发时均在船上，其证言均证实其在船上目睹了船撞桥墩的经过；陆芳林、罗智超、黎辉强等三名在船船员的证言证明其听到石桂德当时关于“船撞桥”的喊叫；简周、梁天才、吴丰等三名事故现场附近施工人员的证言证明其当时目睹船撞桥墩的经过并听见有人在船上叫喊；石桂德本人在广东海事局的五次供述及在侦查阶段的八次供述均稳定地供认了船舶触碰桥墩的过程、细节、原因。相关证言、供述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原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石桂德关于应按其庭审陈述来认定事实的观点不能成立。参与事故调查的各部门均为国家机关，有权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进行调查，其调查程序合法、调查结论客观真实，原审采信《广东“6.15”船碰九江大桥桥梁事故调查报告》《九江大桥“6.15”船撞桥梁事故调查报告》正确。石桂德关于无物证、书证证明其驾船触碰大桥并致其倒塌的主张不能成立。事故发生前后所进行的多次检测报告表明，九江大桥于事故发生前均定期进行检测和维护，其性能良好、能够正常运行；该桥自1988年建成通车以来未出现影响桥梁结构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事故发生于凌晨5时许，通过桥面的车辆较少，并未达到大桥的极限汽车承重荷载，故石桂德关于大桥自身存在安全隐患，因24号桥墩受水流冲击先倒塌、同时带动23号、25号桥墩倒塌，塌落的桥体砸中船首的主张不能成立。进行作业的潜水专业队具有探摸沉船的资质和技术，探摸程序合法，《国道G325九江大桥沉船探摸报告》等的内容客观、真实，均能证明船头损坏严重、船舶右舷钢板变形的事实。由于事故水域情况复杂，事故处理单位在探摸报告作出后决定采取切割方式打捞，将切断后的船首留在水底、其余部分打捞出水，该方案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相对合理的选择，原审法院未接受石桂德重新打捞船首的申请并无不当。涉案刑事裁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和量刑适当，不符合再审的条件。遂对石桂德的申诉予以驳回。石桂德之妻喻瑞群不服涉案刑事裁决及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刑申字第9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石桂德无罪，其主要理由大部分与石桂德向广州中院申诉时所提理由相同。本院受理后，经阅卷审查并听取专家证人意见，于2014年9月15日作出（2014）粤高法刑申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该通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石桂德犯交通肇事罪的证据中，勘查资料等所反映的情况与案发现场多名证人的证言、石桂德本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印证，能够证明石桂德在驾驶“南桂机035”轮时，因偏离航道及对航道灯判断严重失误，该轮船头在偏离航道后与九江大桥23号桥墩发生触碰，致使大桥的23号、24号、25号桥墩倒塌并引发所承载桥面坍塌。交通部交通安全委员会、广东省安监局分别组织多个专业部门、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对事故展开调查，对可能的原因予以逐项排除，通过全面专业的调查分析后出具两份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情况予以确认并向社会媒体如实公开，该调查程序公开、透明，结论亦经两次法庭审理的质证，足以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本院对其责任的认定及划分予以认可。两级法院鉴于案件的重大影响，充分听取了辩护人提出的大桥可能由于短桩等自身原因而坍塌的意见，一审法院为此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包括向交通部多个部门发函调取证据、了解情况，相关专业职能部门出具的意见与在案大量证据相一致，而事故发生前后所进行的技术检测试验表明大桥工作状态正常，若桥梁存在短桩等问题则在检修时易被发现，据此可有效排除九江大桥因自身安全隐患而坍塌的可能。由于事故发生已有多年，事故现场已被清理、大桥已经修复，原有现场遭严重破坏，申诉时的证据只能反映目前客观状态，无法还原事故发生时的情况，申诉人否认船撞桥这一事实的依据不足。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此基础上综合各项量刑情节，对石桂德所判处的刑罚适当。遂对喻瑞群的该申诉予以驳回。石桂德之妻喻瑞群不服涉案刑事裁决，以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九江大桥系因自身安全隐患而倒塌等为由，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复查，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穗检控申刑申复通（2016）2号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该通知认为：石桂德因违反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8人死亡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恶劣，涉案刑事裁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在充分考虑案件的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等各量刑情节的情况下，对石桂德判处的刑罚恰当。关于申诉所提原案缺乏证据证明“南桂机035”轮触碰了九江大桥，九江大桥系因自身安全隐患倒塌而压沉“南桂机035”轮，该申诉理由在一审、二审中已经法庭充分论证且在裁判中有详尽解答，广州中院、广东高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亦对此作出明确答复。事故发生后，广东省政府组织了由广东省安监局、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建设厅、省交通厅、省总工会、省检察院、广东海事局等单位组成的调查组，依法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包括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事故调查报告内容客观真实、结论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应予采信。交通部及联合调查组所作的事故调查报告为本次事故责任认定的合法依据。喻瑞群申诉时提供的各种材料无法证实九江大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自行倒塌。二审法院据以作出裁定的证据均在一审、二审公开开庭时出示、双方质证并经合议庭审议，两审的审判程序合法、证据采信有据。喻瑞群的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该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故不予抗诉。2017年2月4日,石桂德以涉及刑事责任需查明九江大桥是否存在短桩等质量问题，而事故调查部门均未披露该桥相关资料为由，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广东交通质监站）申请提供九江大桥1988年建成通车南主桥原23、24、25、26号桥墩的相关资料、文件和塌桥后在原址重建的24、26、27号桥墩下部结构相关资料、文件。广东交通质监站于2月16日作出粤交监督函（2017）2号复函，称石桂德所申请公开信息由九江大桥南主桥的设计、施工单位制作，由工程建设管养单位归档保存，依法不属于该站公开，建议向工程建设管养单位申请。石桂德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6月9日作出粤交行复（2017）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广东交通质监站的复函予以维持。石桂德不服上述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复函和复议决定。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认为，广东交通质监站并非九江大桥新建及重建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图纸等资料的保存机关，其指引石桂德向管理养护单位申请公开并无不当；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复议的程序和结果均无不当。遂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2196号行政判决，驳回石桂德的诉讼请求。石桂德不服，提出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粤71行终25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4月13日，杨雄以自身生活需要为由，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申请公开九江大桥南主桥原23、24、25、26、27号桥墩的有关资料、文件和塌桥后在原址重建的24、26、27号桥墩下部结构相关资料、文件。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5月3日作出答复，认为杨雄申请公开的信息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予公开。杨雄不服，向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广东省人民政府于7月20日作出粤府行复（2017）3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上述答复予以维持。杨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答复和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重新作出答复并公开上述资料信息。该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提供了交通运输部于2017年2月28日下发的机密文件，作为不予公开的依据。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九江大桥作为广东省325国道干线上的特大公路桥梁，是连接公路、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公开大桥的桥墩设计图纸资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答复、广东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遂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粤7101行初2730号行政判决，驳回杨雄的诉讼请求。杨雄不服，提起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8）粤71行终25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7月18日,石桂德以自身生活需要为由，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公开九江大桥南主桥原23、24、25、26、27号桥墩的桩基基础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检查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7月24日作出粤建公开（2017）41号答复，称石桂德所申请公开的信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作，依法不属于该厅公开，建议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2017年10月24日，石桂德以自身生活需要为由，向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公开九江大桥南主桥原23、24、25、26、27号桥墩的桩基基础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监理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盖梁钢筋构造图、承台钢筋构造图、桩基钢筋构造图，以及南主桥塌桥后在原址重建24、26、27号桥墩的桩基基础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监理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于11月9日作出佛交公开函（2017）7号答复，认为相关信息如果公开，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答复不予公开。石桂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答复，重新作出答复并公开上述信息资料。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于案件审理过程中答辩称，九江渡口为战备渡口，九江大桥为渡口改桥工程和特大型桥梁，属于关系国防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建设工程，若公开该桥梁的设计图纸等技术性资料，势必对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带来难以估计的重大影响。该局提交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粤交密（2017）22号文件作为不公开的依据。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九江大桥作为广东省325国道干线上的特大公路桥梁，是连接公路、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公开大桥相关资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佛山市交通运输局作为佛山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权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涉及公共安全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该局所作答复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遂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粤0606行初55号行政判决，驳回石桂德的诉讼请求。石桂德不服，提出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8）粤06行终64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6月1日，石桂德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作为建设和组织交工验收主管部门，负有对九江大桥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其行政不作为直接影响石桂德的权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石桂德投诉的九江大桥南主桥26-35号桥墩承台空心、偷工减料、竣工图造假等质量问题不予处理违法，并责令其对上述质量问题投诉进行调查处理。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经审理认为：石桂德所反映事项涉及九江大桥事故，该次事故的刑事、民事责任已由相关案件作出裁判，石桂德再次针对裁判所涉桥梁设计、施工及事故调查等事项进行的投诉实质是针对经司法程序处理事项所进行的信访行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已对其作出信访事项不予受理的告知，石桂德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粤7101行初3192号行政裁定，对石桂德的起诉不予立案。广东高速公司为佛开高速公司的唯一股东。2017年3月17日，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复函，同意由广东高速公司对佛开高速公司进行吸收合并，重组后广东高速公司为存续公司，佛开高速公司注销。4月28日，广东高速公司作出关于吸收合并佛开高速公司的股东决定。同日，双方签署吸收合并协议，约定：广东高速公司吸收合并佛开高速公司，佛开高速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等并入广东高速公司；广东高速公司作为合并方存续，佛开高速公司作为被合并方，其全部资产、负债和权益由广东高速公司接收，佛开高速公司解散并注销；吸收合并完成后，拂开高速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由广东高速公司承继。2018年8月17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佛开高速公司准予注销登记。二审审理过程中，杨雄先后提出以下申请：一、请求法院委托专门机构打捞“南桂机035”轮的船首，并勘验该轮船首部位有无触碰九江大桥的痕迹。二、请求法院到佛开高速公司、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调取九江大桥建桥时南主桥原23、24、25、26、27号桥墩的桩基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及检查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以及南主桥塌桥后在原址重建的24、26、27号桥墩的桩基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检查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等。三、如法院不同意采信杨雄提供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原24号桥墩勘探报告及分析》，则请求法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重新勘测九江大桥原24号桥墩处各岩石层的标高数据，并鉴定原24号桥墩各桩基的实际入岩深度是否符合嵌岩桩入岩深度不小于2米的设计要求。四、请求法院到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调取九江大桥建桥时南主桥23、24、25、26、27号桥墩的地质钻探资料、桩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监理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承台钢筋布置图，以及南主桥塌桥后在原址重建的24、26、27号桥墩的桩基设计图和竣工图、地、地质钻探资料位超前钻资料、桩基施工原始记录和监理记录、桩基抽芯检测资料等。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杨雄的以上调查、勘验、鉴定申请，应根据上述规定予以审查和处理。一、就沉没后的“南桂机035”轮的状况，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国道G325九江大桥修复工程总承包项目部委托潜水专业队采用接触式探摸方式对沉船在水下的状况进行数次探摸，受委托的富阳星辉潜水作业队具有探摸沉船的资质、技术且探摸程序合法，据此作出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沉船探摸报告》《23号墩沉船探摸潜水报告》已为涉案刑事裁决所采信，两份报告的内容均能证明“南桂机035”轮船头损坏严重、右舷钢板变形等情况。沉船能否打捞及具体打捞方案受附近区域的水文、通航、建筑物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仅凭主观意愿就能实施，对“南桂机035”轮进行切割后将其部分船体打捞出水的方案为事故处理单位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经多次会议讨论后所作选择。杨雄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探摸机构存在违规作业、探摸报告内容虚假的情形，亦未充分阐明在现阶段再次实施打捞、勘验的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故杨雄上述第一项关于打捞“南桂机035”轮船首并勘验该部位有无触碰大桥痕迹的申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二、九江大桥为特大型桥梁，属于关系国防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建设工程，一旦公开相关技术资料，将危害城市乃至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故其相关技术资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有关行政决定、行政复议及行政判决均作此认定。本案为公开审理的民事案件，证据应出示、交换并质证，杨雄上述第二项、第四项关于向本案当事人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调取九江大桥技术资料作为其诉讼证据的申请如获准许，将使依法不能公开的资料在事实上被公开，此于法不符，本院不予准许。三、鉴于包括勘探、设计、施工在内的九江大桥相关技术资料均属于不能公开的信息，故需以相关技术资料作为基础的诉讼中鉴定在客观上难以开展，且关于九江大桥的设计、施工及事故发生时的性能、状态等均已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杨雄上述第三项申请中关于对原24号桥墩各桩基的实际嵌岩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的鉴定缺乏可行性、必要性，本院亦不予准许。本院认为，佛开高速公司以“南桂机035”轮触碰九江大桥并致使桥梁部分坍塌而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杨雄、裕航公司提出索赔，故本案为船舶触碰桥梁损害赔偿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于佛开高速公司为事故发生时九江大桥的经营管理人、杨雄为“南桂机035”轮的所有人、裕航公司为“南桂机035”轮的登记经营人等均无异议，根据一审判决和二审上诉、答辩、举证及庭审情况，本案二审争议问题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九江大桥的部分坍塌是否完全因船舶触碰所致，佛开高速公司是否有权索赔车辆通行费损失，当事人各方是否需对涉案事故承担相应责任，船方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一、九江大桥的部分坍塌是否完全因船舶触碰所致关于“南桂机035”轮是否因操作不当而触碰九江大桥。涉案事故造成重大人身及财产损害，既是一起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又是一起重大的水上交通事故，涉及船舶驾驶、内河航运、桥梁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诸方面问题。广东省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广东省安监局、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海事局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以上单位均为具有相应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其中广东省安监局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机构，广东海事局为水上交通事故的法定调查处理机构，故联合调查组有权就涉案事故开展调查。交通部作为当时主管全国交通运输工作的国家机关，由其所属的交通安全委员会对国内重大交通事故进行调查合法、正当。事故调查过程中，上述单位除依职权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外，还组织专家就所涉各项专业技术问题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由广东省安监局代表联合调查组所作《九江大桥“6.15”船撞桥梁事故调查报告》、交通部交通安全委员会所作《广东“6.15”船碰九江大桥桥梁事故调查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分析严谨细致，论断具有科学性、权威性，能够作为认定涉案事故情况及责任的依据。石桂德作为肇事船舶“南桂机035”轮的船长，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两级法院经审理后分别作出有罪的一审判决和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石桂德及其亲属不服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先后向广州中院、本院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均被驳回。涉案刑事裁决、驳回申诉通知书、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均为生效法律文书且与涉案事故直接相关，故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两份调查报告均明确，事故原因在于石桂德驾驶“南桂机035”轮在能见度不良的水域航行时未保持正规瞭望、误判航标，未采取安全航速或停航择地抛锚等正确措施，却盲目冒险向大桥方向全速航行，在发现紧迫危险后采取应急措施不当，最终导致该轮直接触碰九江大桥桥墩。在相关行政调查、刑事侦查过程中，包括石桂德在内的“南桂机035”轮在船船员、事故现场附近施工人员分别接受了广东海事局、广东海事公安局的调查，其中石桂德本人在广东海事局、广东海事公安局的多次供述均确认了船舶触碰桥墩的过程及原因，其余在船船员、事故现场附近施工人员等十余人分别作证证明其目睹船舶触碰桥墩的情况。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国道G325九江大桥修复工程总承包项目部委托具备专业资质和技术的潜水队对“南桂机035”轮在水下的状况进行多次探摸，据此作出的《国道G325九江大桥沉船探摸报告》《23号墩沉船探摸潜水报告》均证明该轮船头、右舷有严重损坏。以上证据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存在船舶触碰桥墩的客观事实。对“南桂机035”轮不能实施整体打捞的主要原因在于事故水域情况复杂、打捞危险性大，且上述探摸报告等证据的证明力能够确认，已经客观反映了沉船当时的状况，杨雄亦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探摸报告所反映的船首、右舷受损痕迹与涉案事故无关，故继续打捞船首部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不足，一审法院对杨雄关于打捞船首以勘验有无触碰痕迹的申请不予准许不构成审理程序不当。船体上的痕迹并非查明事故情况的唯一证据，杨雄关于不打捞“南桂机035”轮船首以勘验痕迹就无法查明触碰发生与否的观点不能成立。石桂德等人就涉案刑事裁决提出申诉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没有证据证明“南桂机035”轮触碰了九江大桥并致其部分坍塌，广州中院、本院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对该理由所涉问题逐一核实，于相关通知中予以详细阐明。与涉案事故有关的刑事审判程序对船舶触碰桥梁的事实均作出明确认定，杨雄在本案民事诉讼中虽对此否认但未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关于九江大桥的部分坍塌是否与其自身状况有关。广东交通集团检测中心曾于涉案事故发生前的2003年、2005年对九江大桥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广东交通质监站及广东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于事故发生后对九江大桥作了检测试验，相关报告表明，九江大桥在事故发生前后性能良好、能满足原设计要求，工作状态正常；在本案及其他与涉案事故相关的案件中，并无证据显示自1988年建成通车至涉案事故发生前，九江大桥曾被发现存在影响桥梁结构安全的重大隐患。如前所述，广东省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交通部交通安全委员会有职权、有能力对涉案事故进行调查，其于事故调查过程中调取了相关技术资料、组织专家就专业技术问题进行论证，具备对桥梁状况、事故原因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和条件，《九江大桥“6.15”船撞桥梁事故调查报告》《广东“6.15”船碰九江大桥桥梁事故调查报告》中均未认定九江大桥的部分坍塌与其自身状况有关。就石桂德等人所提出的九江大桥地质勘察时取得的岩芯采取率是否符合设计规程要求、是否由此影响后续的设计和施工，原23、24、25号桥墩的桩基设计和施工是否满足嵌岩深度的要求等问题，与涉案事故相关刑事审判的不同程序均对此进行详细审查和充分回应，在综合各方面证据、事实的基础上，明确排除了九江大桥存在设计、施工所致安全隐患。俊业公司受杨雄等人单方委托而进行的探摸在事故发生的较长时间之后，原24号桥墩所在水域受河道清理、修复工程施工等的影响，状况已发生改变，重建后的24号桥墩在设计和具体位置等方面均与原状况不同，且俊业公司探摸的位置距原24号桥墩位置较远，故其探摸所形成的报告不足以证明九江大桥在事故发生前存在导致安全隐患的短桩问题。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调查取证、鉴定等事项均应依法进行，九江大桥是关系国防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建设工程，有关行政决定、行政复议及行政判决均认定其技术资料属于不可公开的信息类型，故一审法院对杨雄关于调取九江大桥相关技术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原24号桥墩桩基嵌岩深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鉴定等申请不予准许合理有据，不构成对杨雄行使举证权利的妨碍。杨雄虽主张九江大桥因设计、施工缺陷而造成自身安全隐患，由此导致部分坍塌，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杨雄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分析，九江大桥在涉案事故中发生部分坍塌完全因“南桂机035”轮触碰所致，一审判决的认定理据充分，并无不当。二、佛开高速公司是否有权索赔车辆通行费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修订）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等的规定，国家允许依法设立收费公路；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等级和规模的公路可依法收取车辆通行费，其中包括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集资建成的公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成的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费偿还贷款?集资款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确定?一审查明的事实显示，九江大桥建设资金的来源包括集资、贷款，交通部于1995年作出《关于对广州至开平高速公路收费期限的批复》[交体法发（1995）1071号]，准许了广东省交通厅关于广州至开平（含九江大桥）高速公路自1988年通车时起30年内对通行车辆收费的申请，自此至涉案事故发生之后的2009年7月，物价部门持续颁发了准许该项收费的许可证。由此表明，九江大桥作为高速公路的区段，属于允许收费的类型，其收费权及收费年限经国家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确定，佛开高速公司于许可证规定期限内对通行九江大桥的车辆收取通行费合法有据。自涉案事故发生至其后的6个月仍属于九江大桥允许收费的期间，涉案事故导致车辆通行中断，佛开高速公司因无法收费所致收入损失客观存在，故有权提出索赔。本案并无关于九江大桥贷款、集资款偿还情况及相关收费许可证存在违法情形的证据和事实，杨雄仅以九江大桥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就已还清贷款、其收费期限已经届满为由主张佛开高速公司无权索赔车辆通行费损失，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当事人各方是否需对涉案事故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九江大桥的部分坍塌完全因“南桂机035”轮的触碰所致，该桥不存在设计、施工所致安全隐患，于事故发生前性能良好、状态正常，故杨雄关于九江大桥因自身原因而坍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裕航公司认为九江大桥主航道因非法采砂导致水流加快、桥墩桩基处的回淤严重并造成桥墩桩基不稳定，佛开高速公司知悉该情况存在，但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关于佛开高速公司未采取对桥墩桩基进行加固、在桥墩加设防撞栏等措施，履行桥梁安全保障义务不足的主张缺乏客观事实基础，亦不能成立。涉案事故发生时，九江大桥正在进行扩建施工，当中参与单位众多，涉案刑事裁决虽以相关单位未严格按要求在施工地点采取必要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为由酌情对石桂德从轻处罚，然而此为按照刑事审判规则作出的认定，间接责任亦不同于直接责任，且涉案刑事裁决中并无关于佛开高速公司的行为与涉案事故之间关系的内容，故此不足以在本案民事诉讼中认定佛开高速公司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导致损失扩大。因此，杨雄、裕航公司关于佛开高速公司应对涉案事故所致损失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雄以其于涉案事故发生前已将“南桂机035”轮光船租赁给案外人陈伟红为由，主张其本人未参与该轮的经营管理、不具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其并非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相应证据主要为船舶租赁合同。本案并无“南桂机035”轮光船租赁登记的证据，该船舶租赁合同仅能表明杨雄与陈伟红之间曾就“南桂机035”轮的租赁事宜达成协议，但无法证明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财产由其所有人掌控符合常理，杨雄作为“南桂机035”轮的所有人，在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轮于事故发生时由他人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判决关于杨雄为涉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船舶营运涉及重大公共安全问题，个体运输船舶的所有人和船舶运输经营人对此均负有责任。根据交通部《关于整顿和规范个体运输船舶经营管理的通知》[交水发（2001）360号]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接受委托的船舶运输经营人应承担所接受委托船舶的安全管理责任。裕航公司是“南桂机035”轮的登记经营人和挂靠单位，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裕航公司确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切实履行了对“南桂机035”轮的安全管理责任，故可认定其违反了法定义务。一审判决关于裕航公司存在过错、是涉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应与船舶所有人杨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处理并无不当。裕航公司关于其并非实际受益方和控制者、仅应承担有限度的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船方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根据该法第三条“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第二百零四条“船舶所有人、救助人，对本法第二百零七条所列海事赔偿请求，可以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等的规定，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船舶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所规定的船舶。关于海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指适合航行于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船舶。“南桂机035”轮登记为内河船舶，虽被允许于A级航区内航行，但事故航次为佛山市内高明区至顺德区的内河航线，事故发生水域处于内河，杨雄仅以珠江水系的A级航区包括部分沿海水域为由，就主张该轮为海船，其理据不足。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南桂机035”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所规定的船舶，故杨雄关于船方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南桂机035”轮因操作不当而触碰九江大桥桥墩并致使桥梁部分坍塌，涉案事故是一起船舶触碰桥梁的单方责任事故，该轮的所有人杨雄、登记经营人裕航公司对此均有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佛开高速公司作为该桥当时的经营管理人，有权就事故所致损失提出索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船舶触碰造成设施损害的赔偿包括设施的全损或者部分损坏修复费用、设施修复前不能正常使用所产生的合理的收益损失；第十二条规定，设施损害赔偿的计算，以实际停止使用期间扣除常规检修的期间为限，设施使用的收益损失以实际减少的净收益，即按停止使用前三个月的平均净盈利计。涉案事故于2007年6月15日发生，九江大桥于2009年6月9日恢复通车，该桥因事故而停止通行车辆的时间长达2年。九江大桥于事故发生前后均属于收费通行的公路桥梁，佛开高速公司在本案中提出6个月车辆通行费损失的赔偿请求合法有据。广东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后，按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数额减去少支出的成本及税金数额的方法，计算出6个月车辆通行费的损失为19357500.96元，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客观合理，应予采信。本案二审过程中，佛开高速公司在被广东高速公司吸收合并后注销，依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的规定，本案所涉车辆通行费损失19357500.96元的债权现由广东高速公司享有，杨雄、裕航公司应向广东高速公司连带赔偿上述损失。因此，杨雄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7945元，由上诉人杨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辜恩臻审判员  莫 菲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潘万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前款所称船舶，包括船舶属具。第二百零四条船舶所有人、救助人，对本法第二百零七条所列海事赔偿请求，可以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前款所称的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承租人和船舶经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五、船舶触碰造成设施损害的赔偿包括：设施的全损或者部分损坏修复费用；设施修复前不能正常使用所产生的合理的收益损失。十二、设施损害赔偿的计算：期限：以实际停止使用期间扣除常规检修的期间为限；设施部分损坏或者全损，分别以合理的修复费用或者重新建造的费用，扣除已使用年限的折旧费计算；设施使用的收益损失，以实际减少的净收益，即按停止使用前三个月的平均净盈利计算；部分使用并有收益的，应当扣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规定的海船指适合航行于海上或者通海水域的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