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8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四通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颜三路****。 法定代表人：张毅焕，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江南，浙江**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州三中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临杭工业区iv> 法定代表人：高国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余玉洁，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标，男，汉族，1971年3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胜敏，浙江研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四通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州三中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中公司）、章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三中公司对四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债务由章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四通公司与三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1.四通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施工合同》一份、2017年8月23日领付款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四通公司与三中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四通公司的厂房及地坪工程由杭州帕玛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帕玛斯公司）施工，且案涉工程款已经与章标全部结清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于《施工合同》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是错误的，对于领付款凭证“尾款已经付清”不予认定也是错误的。章标以帕玛斯公司的名义与四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帕玛斯公司对四通公司的厂房及地坪工程进行承包施工。之后在2016年7月15日章标以帕玛斯公司的名义又与四通公司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工程地点即是德清雷甸白云南路2258号四通公司。此后四通公司与章标之间还有多份口头协议，调整了相关的工程量，且该工程采用的是包工包料的方式。工程款总共为235万元，截至2017年8月23日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每次领款均有章标的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在章标对领付款凭上的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对上面的部分内容不作认定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凭三中公司收到四通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支付的货款及将增值税发票入账的事实，认定四通公司与三中公司发生买卖关系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四通公司根据工合同的约定向章标预付工程款，由于合同采用的是包工包料的方式，所以章标拿到工程款后向谁去购买混凝土四通公司并不知情。从三中公司出具的收款情况来看，其所收到的款项均是从章标处收取，其中共25万元的转账支票也是四通公司交给章标的，并不是直接交给三中公司的。四通公司的付款均是付款给章标的，三中公司所收取的款项均是从章标处收取的，四通公司并没有与三中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章标再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向四通公司提供材料发票，所以三中公司开具的3张增值税发票均是章标去开取并交给四通公司的，而且票号为20174013，金额为134807.5元的发票四通公司由于存在异议并没有入账。本案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章标与三中公司。 二、一审法院对于货款总额及三中公司收到的货款金额的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仅凭三中公司提供的总结算单、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结算书等就认定三中公司供应给四通公司的货物总额为851572.5元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章标并非四通公司的员工，且四通公司从未授权章标向三中公司购买混凝土，未授权章标与三中公司进行对账确认，因此章标向三中公司购买混凝土，在结算单、送货单上的签字仅代表其个人行为，对四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四通公司与章标之间采用的是包工包料方式，在四通公司与章标已经结清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章标应自行解决与三中公司之间的货款纠纷。因此一审法院仅凭章标的签字就认定货款的总额显然是非常错误的。2.由于章标与四通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关系，且四通公司已向章标付清了全部的工程款，所以章标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审中的陈述显然是不利于四通公司的，应当不予采纳。3.从三中公司及章标提供的相关证据也可以看出，章标不仅在案涉工地施工，也同时在杭州舜达工地施工，而且据四通公司了解，章标承包的同时期开工的还有浩业不锈钢公司、风帆金属材料公司、博圣金属材料公司，四通公司认为章标从三中公司处购买的混凝土仅有部分是用于四通公司的工地。而且四通公司注意到，其中有个姓龚的既在三中公司供货的杭州舜达工地的发货单上签字，又在三中公司的发货单及2016年8月25日和9月25日的混凝土结算书上签字。四通公司对于章标和龚的签字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到底用于杭州舜达工地的混凝土有多少，用于案涉工地的混凝土有多少的情况下，仅凭章标和龚的签字就简单的认定案涉工地的货款总额，是不负责任也是极其错误的。一审中三中公司明确表明并未与四通公司就货款金额进行过确认，章标的签字仅是代表其个人的行为。4.一审法院对于三中公司收到的货款金额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有65万元货款系四通公司开具转帐支票至三中公司是错误的，四通公司交付给章标转帐支票的金额是25万元，章标再将这25万元交付给三中公司，至于章标已经付给三中公司多少金额的货款，四通公司并不清楚。四通公司认为已经与章标结清了工程款，与三中公司实际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章标，所以三中公司应向章标主张货款。另外一审法院对于章标提交的2017年9月13日曹国庆出具的5万元收条不予认定是错误的，曹国庆已经多次代表三中公司收取货款，所以该5万元也应认定为三中公司已经收到的货款。 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充分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四通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中公司辩称，第一，四通公司原审中提交的施工合同不能否认四通公司和三中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在买卖关系中三中公司向四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四通公司也依据结算书以及发票向三中公司支付货款，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无不当。第二，就货款金额，鉴于章标是该工程的施工人，四通公司一方是依据章标签署的结算书、章标收到的发票向三中公司支付货款，上述行为表明章标是代表四通公司同三中公司进行结算的，原审法院依据章标所签字的结算书来认定供货金额是正确的。第三，关于已经支付货款的金额，一审中都有明确的支付凭证，曹国庆2017年9月13日出具的5万元收条是代表三中公司收取的杭州舜达工地的货款，该款项已经交给三中公司，同本案货款无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之处。 章标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和三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正确，结合本案三中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记录、施工方为四通公司的结算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和三中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1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讨论纪要的内容，口头买卖合同中，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对方有异议，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三中公司和四通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上诉人四通公司与三中公司、章标未签订书面的施工合同，章标是该工地的施工负责人。货款是通过章标转交给三中公司，部分货款则通过转账支付给三中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也通过章标转交给三中公司再去税务部门抵扣，因此，章标与四通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三、上诉人四通公司在二审当中提交的施工合同是虚假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四通公司与帕玛斯公司之间只签订过一份施工合同，该份合同也是由上诉人在一审时作为证据提交的。合同约定的施工地点是在拱墅区杭杠厂房内，而章标则认为该合同未履行。二审中上诉人又提供一份合同，施工地点变成了德清县雷甸镇，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二审的施工合同是虚假的。上诉人既否认其与三中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又认为一审法院对于货款总额及付款金额的认定是错误的，自相矛盾，违反逻辑。四、曹国庆出具的2017年9月13日5万元收条，三中公司认为使用于杭州舜达工地，否认是支付本案货款，章标会另行向三中公司主张权利。 三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章标、四通公司支付货款15157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725.26元（暂计算至起诉日止，此后仍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额实际付清之日止）；2.章标、四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诉讼中，三中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四通公司支付货款13757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9725.26元（暂计算至起诉日止，此后仍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额实际付清之日止）；2.章标对四通公司前述货款及利息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3.章标、四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通公司位于德清县××镇××路××号的厂房工程交由章标承包施工，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因此，关于工程承包方式，现章标陈述部分包清工、部分包工包料，而四通公司陈述是包工包料，且工程的承包款已结清。2016年8月25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章标以四通公司名义向三中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用于前述工程。2017年1月25日，三中公司与章标就采购商品混凝土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累计采购商品混凝土851572.5元，已支货款600000元。此后，三中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27日、4月1日又收取货款14000元、100000元，合计付款总金额714000元，剩余137572.5元一直未获支付。前述付款总金额714000元，其中650000元系由四通公司开具支票转帐至三中公司，其余64000元以现金形式支付，但三中公司经办人在出具该金额收条上也均写明“……收到四通……”；在前述货款陆续支付期间，三中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19日、12月2日、2017年10月25日向四通公司开具了100000元、300000元、134807.5元增值税发票，并经章标签收后交付给四通公司，四通公司收到后予以了入账。现三中公司起诉至该院，要求判如所请。本案经开庭审理，且经多次调解，双方仍不能达成调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章标与四通公司双方确认就位于德清县××镇××路××号的厂房工程施工系承包关系，而章标因该工程施工之需以四通公司名义向三中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作为三中公司依章标的要求而向该工程工地实际交付了所购商品混凝土，并且在商品混凝土交付之后陆续收到四通公司以支票转帐形式支付的货款和向四通公司开具了销售增值税发票，四通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也予以了入账，因此，三中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发生商品混凝土购买关系的是四通公司，依法应认定四通公司是商品混凝土货款支付义务人，四通公司辩称其与三中公司未发生购买关系，与事实不符，其抗辩意见不成立；同时四通公司就未支付的货款金额，应从三中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责任，具体以未付金额137572.5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而三中公司主张的起诉之前的逾期利息损失以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均因缺乏双方合意的事实依据而不予支持。至于三中公司要求章标对四通公司货款及利息损失负连带清偿责任，因章标与四通公司虽然系工程承包关系，但并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就承包工程对外产生的货款债务，承包人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因而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四通公司辩称与章标之间的工程承包款已结清，这是四通公司与章标之间内部承包事项，不影响四通公司对外履行前述货款支付义务，故在本案中对工程款是否已结清事项不予作认定。综上，三中公司的诉讼请求，其合理、合法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四通公司支付三中公司货款人民币137572.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四通公司支付三中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人民币1862元（以137572.5元按年利率4.35%自2018年2月2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5月25日为1862元，此后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仍按前述标准另行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三中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2元，由三中公司负担87元，四通公司负担1535元。 本院二审期间，四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施工合同，欲证明四通公司的厂房及地坪等工程由帕玛斯公司承包施工，四通公司与三中公司没有业务往来，不存在买卖关系。证据2，领款明细，欲证明四通公司的工程款已经全部结清。证据3，增值税专用发票，欲证明三中公司开具的票号为20174013金额为134807.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四通公司存在异议，并没有进行抵扣入账。 对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三中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有异议，虽然三中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但是四通公司在原审中已经多次明确向法庭陈述其和帕玛斯公司或者章标之间只有一份合同，现在又多出一份，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其次，这个合同的发包方浙江四通公司同本案的四通公司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不是一个主体。另外，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并不影响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证据2，该证据是章标签字的领款明细，对于他们之间的款项是否结清，三中公司不清楚。证据3，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三中公司的增值税发票通过章标已经转交给四通公司，且四通公司也接收了发票，至于是否已经抵扣，不影响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 章标质证认为：证据1，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原审中，四通公司明确表示只签订过一份施工合同，因此，该证据和其陈述是矛盾的；第二，施工合同上没有盖章，根据协议约定，双方盖章后生效；第三，原审中第一份合同也没有履行，双方没有以帕玛斯公司的名义履行合同。另外提请法庭注意，章标认为该合同是虚假的，因为该合同中的发包方浙江四通公司是2017年4月成立的，而该合同是2016年签订的，当时公司都没有成立，怎么可能给章标一份合同。证据2，章标收到了钱，但章标8月10日10万元的签字不是他本人所签，8月11日，9月19日数下来第二个签字都不是章标所签。如果是现金支票，是在存根上签字的，如果是承兑汇票，会在复印件上签字。证据3，对增值税发票没有异议，章标转交四通公司后，是否抵扣是四通公司的事情，不能证明四通公司的待证事实。 章标提交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欲证明浙江四通公司是2017年5月成立的，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伪造。 对章标提交的证据，四通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四通公司陈述过，实际上合同的相对方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是帕玛斯公司和四通公司在履行。三中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三中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对四通公司和章标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章标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四通公司的表见代理，四通公司是否与玛斯公司订立施工合同、是否付清应支付给章标的工程款、是否认证抵扣了金额为134807.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该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其中650000元系由四通公司开具支票转帐至三中公司，其余64000元以现金形式支付”应为“其中250000元由章标以四通公司开具的转帐支票支付，其余464000元由章标以现金或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四通公司将厂房和地坪工程交由章标承包施工，双方成立合同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该合同关系仅约束四通公司和章标双方。在四通公司未授权章标以四通公司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情况下，章标以四通公司的名义向三中公司购买混凝土并与其结算，构成无权代理。根据法律规定，在四通公司拒绝追认的情形下，除非章标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否则民事责任应由章标本人自行承担。一审判决虽然没有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但一审法院认为“三中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发生商品混凝土购买关系的是四通公司，依法应认定四通公司是商品混凝土货款支付义务人”，表明其判决四通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即为表见代理制度。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之一为：存在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表或假象，相对人依据或信赖这些外表或假象与无权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章标并未持有诸如授权委托书、合同、印章或其他表明其有权代理四通公司的证明文件，亦缺乏其他具有代理权客观表象的形式要素。三中公司收到的714000元货款中，只有250000元系章标以四通公司开具的转帐支票支付，其余464000元由章标以现金或承兑汇票形式支付，而转账支票收款人可以补记，背书之后可以流转；章标是四通公司工程的承包人，需要向四通公司开具发票，故四通公司接受章标交付的发票而不问销售单位亦属合理。上述收款情况和四通公司接受发票的事实均不足以构成章标被四通公司授予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另外，根据三中公司自己的举证，其明知同时期章标为不同公司的工地采购混凝土，此种情况下，若章标称其代表公司采购，三中公司理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章标的代理权限进行核实。三中公司疏于核实章标的代理权，主观上亦存在过失。据此，本案不存在三中公司相信章标有权代理四通公司的理由，章标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原审判决认为“三中公司有理由相信与其发生商品混凝土购买关系的是四通公司，依法应认定四通公司是商品混凝土货款支付义务人”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四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2018）浙0110民初2204号民事判决； 二、章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湖州三中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137572.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1862元（以剩余货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4.35%自2018年2月2日暂计至2018年5月25日，此后以该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湖州三中混凝土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22元，由湖州三中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87元，章标负担1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8元，由章标负担。杭州四通不锈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