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2民初10855号 原告：湖北协利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胡营街道。 法定代表人：谢家树。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程东海，浙江谷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胜利，男，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胜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北协利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杨胜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双方争议较大，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东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胜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7月6日签订的纺织设备购销合同；二、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纺织设备货款人民币60万元；三、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7月6日与被告签订纺织设备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上海二纺生产的EJM138细纱机1008锭22台，每台单价23万元，合计设备货款506万元，交货地点为浙江绍兴飞日棉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日公司）车间内。合同约定原告先支付设备货款60万元，随后每提走一车设备，付一车设备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7月9日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转账支付设备货款60万元，但被告迟迟不能向原告交付纺织设备，导致原告停工，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已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于2018年9月18日向被告送达通知要求与被告解除购销合同，并向原告返还纺织设备货款60万元，但被告至今不予答复。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合同义务，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合同应予解除，被告应当将其收取的设备货款返还给原告，故成讼。 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7月6日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原告在支付60万元订金后，迟迟不按约定履行提货义务。2018年9月16日，原告方代表徐周星和吴生生来到工厂与被告当面协谈，声称因当地政府原因，之前订的机器不要了。2018年9月18日，被告又收到原告通知，说是环境情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通知解除。被告认为一个项目的启动需要周密的调研和论证，具备各项审批手续后才能付诸实施，原告的托辞难以令人信服。即使确有其事，原告也应当为自己的盲目草率负全部责任。被告于2018年9月19日发通知给原告，认为购销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双方都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自从原告主动找到被告表示要购买纺织设备开始，被告便凭借自己多年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多方打听物色。为能够使原告顺利完成机器采购，被告与卖家陈恩国签署了旧纺纱设备转让协议并交付了定金50万元。期间被告多次从郑州来到绍兴，2018年9月中旬，被告开车数千公里到工厂蹲点，随时等待原告提货，但直到九月底也未见原告来提过一车机器。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及相关约定。 3、网上银行转帐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设备货款60万元的事实 4、与被告解除合同的通知以及邮件回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解除合同的事实。 5、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主体资格情况。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5均认可，恰恰可以证明原告进行虚假诉讼，原、被告在飞日公司内签订了合同，之后原告迟迟没有到车间提货。对于证据4中的通知，在前两日原告方的代表已经到公司来当面协商，说当时的政府环保没有通过，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所以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不是被告责任。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旧纺纱设备转让协议一份，证明被告为原告所要购买的纺织设备与卖家签订了协议。合同金额为4862000元，被告预期利润为198000元，履行期限至2018年9月30日。 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为了原告能顺利提走机器，被告及时向卖家支付了定金50万。 3、谈话录音及笔录一份，证明2018年9月16日上午，原告方代表与被告在工厂面谈，表达原告迟迟不履行合同的原因是政府环保没通过，由此证明是原告违反合同约定，并且致使被告错过卖机器的最佳时机，造成被告巨额损失。 4、通知一份，证明9月19日被告发给原告通知一份，被告希望原告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5、为补强证据3，被告补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并将其刻录成光盘一份。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这两份证据均和原告没有关系。对证据3三性均提出异议，首先录音当中的人员徐周星和吴生生，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代表原告作出某种承诺或者某种表态。从这个录音的内容看，也不能说明被告方的答辩意见。所以说这个录音笔录不仅与原告无关，也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证据4通知，我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是2018年7月9日即支付了设备款，直到原告向被告发了通知后两个多月也没有提到设备，这个通知是被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发了这个通知，如果没有原告的通知，被告是不会下达这个通知的，所以这个通知不具备客观性。第二次庭审中，原告补充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我们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这份协议是否与本案有关，以及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请求法庭核实。对证据3录音说明一下，录音中的吴生生与本案没有关系，我们不清楚是何许人；对叫徐周星的，我们不知道录音中是不是徐周星的声音，不能判断。其次徐周星仅仅是原告方的普通工作人员，既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公司的任何授权和许可来让其与被告协商，所以不管是真实性，还是关联性均持异议。最后录音资料中也不能体现被告的辩称意见。对证据5，徐周星是公司普通工作人员，其工作是将样品向被告送达，与本案争议没有关系。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质证认为，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质证认为，证据1系原件，且从内容分析，其载明的设备型号、数量、设备所在地点与购销合同均能一一对应，故本院对其三性均予以认定。证据2能够与证据1印证，本院对其三性予以认定。根据证据3本无法确认谈话录音各方的身份，但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徐周星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而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徐周星仅仅只是原告的普通员工，而本案中原告所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所载明的代收人也为徐周星，原告的矛盾陈述使本院产生合理怀疑录音中的一方即为被告所主张的徐周星，故本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因无法确认微信聊天双方的身份信息，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6日，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上海二纺生产的EJM138细纱机1008锭22台，单价23万元/台，交货期未约定，取货地点为飞日公司车间内，运输方式及到达费用未约定，由原告负责设备长途运输包装，结算方式为先付订金60万元，随后每走一车设备，付一车设备款。2018年7月9日，原告通过谢家树账户向被告转账60万元。同日，被告与案外人陈恩国签订旧纺纱设备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陈恩国将位于飞日公司内设备一批转让给被告，名称为细纱机，型号为138，数量为22台，单价221000元，预付定金50万元。2018年7月11日，被告向陈恩国转账50万元。2018年9月1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通知一份，载明“因环境情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公司特通知您解除本合同……并向本公司返还所预付的设备款60万元”。2018年9月19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通知一份，表示系原告支付设备款60万元后迟迟不履行提货义务，希望原告继续履行合同。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其依据在于被告未能按约交付货物，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此本院评议如下：一、购销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交货期限，如原告认为被告未能及时交货，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交货期限进行了重新协商或者合同内容发生了变更。二、按照一般情况，在原告已经按约支付订金的情形下，应当由被告举证证明其已经具备交货条件，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1、2，可认定被告在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后即与案外人签订了转让协议，且从协议内容分析，原、被告约定的设备即存放于飞日公司内，与购销合同载明的取货地点一致，故可认定被告已经有履行交付货物的能力，在此情形下，则应当由原告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未能按约交货的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告向被告寄出的通知中，原告陈述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原因是环境情势发生重大变化，而非被告未能及时交货，与原告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另按照常理，如果系被告迟延交货，原告作为买方应当及时催促被告履行交付义务而非主动要求解除合同。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不足，对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订金60万元的诉请亦因此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协利纺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震峰 人民陪审员  鲁云根 人民陪审员  孙云琴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海峰 书记员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