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3民终1860号 上诉人：蒋某1，男，1937年6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文盲，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贻贵，男，195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系上诉人之侄子。 被上诉人：蒋某2，男，196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兴义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 蒋某1与蒋某2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于2017年6月22日向兴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兴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黔2301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驳回蒋某1的诉讼请求。蒋某1不服提起上诉，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黔23民终496号民事裁定，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兴义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兴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重新立案受理，并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黔2301民初4514号民事判决。蒋某1再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蒋某1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原判第三项为蒋洪金生前与蒋某1同户承包的集体土地全部由蒋某1管理使用；依法改判原判第四项为蒋某1的财产收益19288.25元，由蒋某1享有。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蒋某2提交的兴义市民政福利股作出的《五保供养协议书》合法有据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协议的签订，蒋某1与蒋洪金并不知情，系蒋某2私自绕开蒋某1、蒋洪金找福利院个别工作人员越权代替签订的，协议并未履行。从1993年起至2009年，蒋某1、蒋洪金系独自生活，蒋某2未举证证明其按供养协议支付了供养费，故无权享受蒋某1的财产。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个人财产，不能进行继承，且农村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在该户其他成员死亡的情况下，应由剩余的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故蒋洪金死亡后其承包土地应由蒋某1继续承包经营，2017年12月13日上级政府给蒋某1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合法有效。 蒋某2辩称，与一审答辩理由一致。 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解除蒋某1与蒋某2于1998年5月26日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2、由蒋某2退还占用蒋某1的一间房屋；3、由蒋某2返还蒋某1财产性收益人民币19288.23元；4、诉讼费用由蒋某2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系兴义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供养的五保生活户。1998年5月26日，在兴义市民政福利股作为监督人的见证下，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二人与蒋某2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书》，双方约定：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由蒋某2负责供养，履行供养和负责生养死葬的义务，蒋某1其兄蒋洪金所有财产及土地在供养期间及二位被扶养人死亡后由蒋某2继承并长期使用。该协议签订后，蒋某2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的供养义务。2009年11月8日，蒋某1之兄蒋洪金去世，蒋某2按农村风俗负责操办蒋洪金的丧事，将其安葬后，并继续按协议约定供养蒋某1。2012年，政府民政部门出资帮助蒋某1修建了约40平方米平房两间，当时民政部门及其所在村组考虑到为了更好照顾蒋某1的起居和生活方便，决定将蒋某2原有的牛圈拆除后在此地基上修建房屋给蒋某1居住，同时将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共同享有的老房屋出卖，得款后用于房屋修建和补偿蒋某2供养期间的部份经济支出。2014年12月底，蒋某1被其侄儿即案外人蒋贻贵接到兴义市区内过年后，至今未返回兴义市与蒋某2一同生活，也没有任何联系。2015年8月8日，蒋某1私自与其侄儿蒋贻贵签订新的《供养协议书》，约定由案外人蒋贻贵负责蒋某1的生养死葬，蒋某1去世后的所有财产及收益由蒋贻贵继承。同年10月29日，兴义市盘江村民委员会对该协议盖章确认。另查明，已生效的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767号民事判决书、黔西南州中级法院（2016）黔23民终1252号民事判决书一致确认了以下事实：（1）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的财产性收益分别为：土地出租租金3300元，农业税退库款1769.57元，蒋洪金名下淹没耕地后补助款11976.17元，处置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的房屋所得款15960元，收取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借款本息4000元，合计47005.74元。按照供养协议书约定，蒋洪金应享有的财产份额23293.97元归蒋某2所有，余下19288.23元归蒋某1所有；（2）民政部门为了更好地照顾蒋某1的生活起居，决定拆除蒋某2的猪圈并在此地基上修建房屋供蒋某1居住，给蒋某2造成了相应的损失，蒋某2已供养蒋洪金15年，供养蒋某1之兄蒋洪金11年，蒋某1与其兄二者的财产性收益远远不能支付二者必要的生活开支；（3）蒋某1及蒋洪金与蒋某2于1998年5月26日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仍然有效，处于履行状态，蒋某1与案外人蒋贻贵2015年8月8日签订的《供养协议书》属于后协议，在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前一份协议且判断后一份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后协议并不必然否定前协议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涉及的《五保供养协议》实际性质为法律意义上的遗赠抚养关系。遗赠抚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订立的，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将自己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于其死后转移给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扶养协议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从遗赠扶养协议的立法目的来看，并非强调协议的契约性、公平性，而是为了保障被扶养人能够获得最后的天伦之乐。因此，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和被扶养人对遗赠扶养协议均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之规定，就解除遗赠扶养协议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蒋某1不愿再由蒋某2供养，并与案外人蒋贻贵另行签订《供养协议书》，且在本案中提出解除其与蒋某2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足以认定蒋某1无正当理由行使任意解除权，蒋某1应当偿还蒋某2已支付的供养费用。 关于房屋的认定问题，争议的两间房屋虽系政府根据五保户供养政策出资为蒋某1修建，但因房屋修建在蒋某2之宅基地上，且蒋某2已实际供养蒋某115年，从五保户供养及社会效果的角度出发，该两间房屋中蒋某1管理使用的一间可由蒋某1继续使用至其百年归天，此后由蒋某2收回，另一间由蒋某2使用。 关于山林、土地的认定问题，在庭审中，双方均一致确认，蒋某1、蒋洪金在土地下户时对山林土地的分配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划分的，始终没有细分过，从公平的角度考量，二人各占一半比较适当。鉴于蒋某2已扶养蒋洪金至丧葬事宜结束，应视为蒋洪金对蒋某2的遗赠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蒋洪金管理使用的山林土地份额应当按照约定归蒋某2管理使用。 对于蒋某1享有的财产性收益处理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蒋某2已供养蒋某115年，供养蒋洪金11年，蒋某1与蒋洪金二者的财产性收益远远不能支付其必要的生活开支，在蒋某1无正当理由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情况下，对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蒋某1享有的19288.23元，可综合用于折抵蒋某2扶养蒋某115年的费用。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蒋某1、蒋洪金与蒋某21998年5月26日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二、政府出资修建于蒋某2宅基地上的房屋两间，之前蒋某2使用的一间归蒋某2管理使用，另一间由蒋某1管理使用至其百年归天，之后由蒋某2收回管理使用；三、原蒋洪金、蒋某1名下的山林土地二人各享有一半，蒋洪金名下的山林土地归蒋某2管理耕种使用，另一半归蒋某1管理耕种使用；四、已生效判决明确的蒋某1享有的财产性收益19288.23元，用于折抵蒋某2供养蒋某1十五年的费用归蒋某2所有，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五、驳回蒋某1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2元，由蒋某1承担。 二审中，蒋贻贵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一是蒋某1存折复印件，证明：蒋某1的生活是由国家低保金保障，由蒋某2领取之后转交蒋某1用于生活开支，蒋某2未履行扶养义务；二是丧葬支出手写清单复印件，证明：蒋某2提供的8025元安葬蒋洪金的费用是伪造的，蒋某2没有履行安葬蒋洪金的义务；三是疾病诊断证明、残疾评定表、残疾人证复印件，证明蒋某1属于残疾人，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四是照片5张，证明：蒋某1在拖拉村和兴义居住的对比，每月400元的低保金，蒋某1还吃不饱穿不暖。 蒋某2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蒋某1的低保金是根据年限上涨的，2009年170元、2010年230元、2014年上半年320元、2014年下半年360元，其供养蒋某1期间低保金是其领取之后转交给蒋某1用于生活开支，但除此之外其也支付有费用供养蒋某1，因为低保金根本无法支撑蒋某1的生活。对第二组证据，2016年蒋某1起诉蒋某2侵权案件中即已作为证据提交，已经法院认可不存在伪造。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蒋某1确实是残疾人。对第四组证据，照片是真实的，但不能证明蒋某2未供养蒋某1。 本院认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蒋某2未履行供养义务；对第二组证据，生效判决已对其真实性及蒋某2为安葬蒋洪金支付8025元费用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蒋某2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安葬费用系伪造，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蒋某1系听力残疾，不能证明其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蒋某2未履行供养义务。 本院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1、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蒋某1享有的财产性收益19288.23元系蒋某2领取；2、原蒋洪金、蒋某1作为家庭承包人口共同承包的土地，于2017年12月13日全部登记在了蒋某1名下。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登记在蒋某1名下原属于蒋洪金份额的承包地应由蒋某2还是蒋某1享有；蒋某1享有的财产性收益19288.23元，应归蒋某1还是蒋某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案中，蒋某1、蒋洪金与蒋某2于1998年5月26日，在兴义市民政福利股监督下签订《五保供养协议书》，且该协议合法有效的事实已经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767号、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3民终1252号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足以认定。现蒋某1提出该协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故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 关于登记在蒋某1名下原属于蒋洪金份额的承包地应由蒋某2还是蒋某1享有的问题。首先，在遗赠扶养关系中，扶养人负有对遗赠人扶养的义务，享有在遗赠人死亡后取得遗赠财产的权利。遗赠人向扶养人赠与财产实际是对扶养人行为的回报，遗赠扶养协议所涉财产不属遗赠人遗产，而是用于履行遗赠扶养协议义务的财产；其次，1998年5月26日的《五保供养协议书》是蒋洪金、蒋某1共同与蒋某2签订，蒋某1在签订协议时对于蒋洪金处分其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行为是知情并予以认可的，加之蒋某2与蒋洪金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协议签订后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未对蒋洪金的处分行为提出异议，故该协议并未损害蒋某1的利益，也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蒋某2已按照《五保供养协议书》履行了对蒋洪金的扶养义务，故登记在蒋某1名下原属于蒋洪金份额的承包土地应由蒋某2继续承包。鉴于蒋洪金、蒋某1在承包土地时未对各自的份额进行明确约定，故应当按照各自占有50%的份额进行认定较为适宜，一审判决原蒋洪金、蒋某1名下的山林土地二人各享有一半，蒋洪金名下的山林土地归蒋某2管理耕种使用，另一半归蒋某1管理耕种使用并无不当。 关于蒋某1享有的财产性收益19288.23元，应归蒋某1还是蒋某2的问题。蒋某1及其兄蒋洪金与蒋某2于1998年5月26日，在兴义市民政福利股监督下签订《五保供养协议书》后，蒋某2实际扶养蒋洪金11年，实际扶养蒋某115年，此节事实亦经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767号、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3民终1252号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虽然蒋某1提出蒋某2签订协议后未履行扶养义务，但因签订协议后的15年间，蒋某1并未对蒋某2未履行扶养义务提出异议，且协议约定的法定监督人兴义市人民政府亦未因蒋某2未履行扶养义务对其进行过处罚，故应当认定蒋某2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扶养义务。同时，从本案查明的情况来看，本案协议解除的根本原因在于蒋某1不愿再由蒋某2供养，故可认定系蒋某1无正当理由行使任意解除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扶养人或集体组织与公民订有遗赠扶养协议，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供养费用。”之规定，蒋某1所享有的财产性收益19288.23元综合用于折抵蒋某2扶养蒋某115年的扶养费用较为适宜。鉴于蒋某1的19288.23元系由蒋某2领取，故一审判决蒋某1再行支付19288.23元给蒋某2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另，蒋洪金、蒋某1与蒋某2签订《五保供养协议书》后，蒋某2已按协议履行了对蒋洪金的供养义务直至其死亡，故协议中涉及蒋洪金的部分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现蒋某1起诉解除《五保供养协议书》，只能就协议中涉及蒋某1的部分进行解除，一审未加区分进行全部解除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8）黔2301民初451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三项； 二、撤销（2018）黔2301民初451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四项； 三、解除蒋洪金、蒋某1与蒋某21998年5月26日签订的《五保供养协议书》中涉及蒋某1的部分； 四、驳回蒋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564元，由蒋某1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婷婷 审判员  张国斌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曹荣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