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5民初2321号 原告：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杭州市第二光荣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路451号。 法定代表人：但志婷，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侯二朋、吴许菲，实习律师。 被告：陈士英，女，汉族，1935年6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告：姚舜，男，汉族，1987年1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孙旭权、王**芳，浙江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为与被告陈士英、姚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侯二朋、被告姚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士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3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陈士英（乙方、休养员）、姚舜（丙方、委托人）签订了《入住协议书》，约定被告陈士英入住原告处，被告姚舜同意作为被告陈士英履行本协议项下付款义务的担保人和连带责任保证人。双方还约定了护理费、床位费的支付时间、标准，被告陈士英或姚舜不按约定时间缴纳费用，除应尽快补足所欠费用外，还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陈士英在原告处住养期间，时常欠费，2016年3月才将2015年9月的费用支付完毕，自2015年10月1日起的费用，被告陈士英一直拖欠至今。2016年5月1日，被告陈士英因病经120送医院治疗。2017年9月上旬原告向被告寄送了书面催费通知书。2017年9月14日，原告得知被告陈士英住养在杭州下城区慈惠老年护理院，并前往该护理院看望了被告陈士英。被告陈士英表示不会再回到原告处住养。期间，原告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与两被告及其亲属联系询问被告陈士英情况，并要求按照入住协议书约定支付费用。2017年10月，在得知被告陈士英已在其他养老机构住养后，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了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并腾退房间。被告陈士英在原告住养期间居住的8207房间一直储存其大量个人物品，直至2018年1月30日才腾退。被告陈士英的费用标准为床位费每月1600元、护理费每月620元。原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应按照《入住协议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陈士英自2016年5月1日到医院治疗后往其他养老机构住养，理应通知原告，并办理住养房间的腾退手续，但被告未尽义务。因此，两被告应按照《入住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床位费、护理费，并办理房间腾退手续。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入住协议书》；2.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护理费11036元及电话费25.5元；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0日止的床位费44800元；4.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4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姚舜辩称：一、案涉协议名为被告姚舜和被告陈士英与原告签署，但合同双方实为姚志群、被告陈士英与原告，相关法律责任应当由被告陈士英及姚志群自行承担。理由如下：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姚舜履行的是担保人和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义务，但事实却是被告姚舜对当时签名行为的法律性质发生了重大误解，其在事实上并不是担保人或连带责任保证人。当年在办理入住手续时，被告姚舜之所以会在该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主要原因为“姚志群当时没带身份证；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等姚志群回去拿了身份证后再来办理；姚志群承诺将在第二天及时做委托人变更手续”。因而，在三方合意之下，被告姚舜才会同意先用其身份证为被告陈士英办理入住并签名。再者，被告姚舜完全有理由相信姚志群当时所作出的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即承诺第二天将会更改姓名，把协议上的丙方更改成自己的名字。直至2017年9月，被告姚舜才从原告处获知当年姚志群在次日前去更改的是联系人联系方式，而非协议上的丙方，而姚志群多年来也一直未曾主动告知被告姚舜。而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地税机打发票上也显示付款名是被告陈士英和姚志群，笔记本（护理记录）每日工作总结纪要中显示一直以来原告都是和被告陈士英和姚志群联系，挂号信显示收件人是被告陈士英和姚志群。以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恰恰印证了被告姚舜的上述观点。被告姚舜因为对签名性质的误解，致使其表示的意思与内心真意不一致。原告故意歪曲事实，曲解原告行为的法律性质，直接影响到了被告姚舜所应承担的义务，令其遭受了巨大损失，因而这是一个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二、原告在事实上从未认定被告姚舜为担保人，被告姚舜非本案适格被告。1.原告在签署协议时，没有将协议副本给被告姚舜，而是将协议副本给了姚志群；2.多年来，原告都是与姚志群保持沟通和联系，欠费函件也是由原告发给姚志群签收的，被告姚舜从未介入其中；3.拖欠费用已有两年之久（从2015年10月开始），而原告却只是在2017年9月第一次联系被告姚舜，告知此事，要求承担费用。所以，被告姚舜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不符合起诉条件。三、关于涉案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原告未尽合理提请注意义务，不产生法律效力。在《入住协议》第四章第一条约定：丙方自愿为乙方承担付费和担保义务。该协议是原告预先拟定的并可重复使用的合同。因此上述合同条款应被视作格式条款，明确的是丙方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原告对此负有提示、说明的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然而，原告仅将责任条款印制在合同上，既没有明示被告姚舜在签名之后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在欠费之后第一时间通知被告姚舜。因此，该条款对被告姚舜不产生法律效力。四、原告违反约定，怠于履行其义务。《入住协议书》第二章第六条明确约定，如乙方患病需去医院治疗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原告诉称，2016年5月1日，被告陈士英因病经120送医治疗。在2017年9月14日，原告获知被告陈士英住养在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理院。这期间长达一年多时间，原告都不清楚被告陈士英的情况，完全未尽到其作为看护单位，对看护人所应尽的照顾、陪护并及时告知的义务。并且原告在2017年9月才第一次联系被告姚舜，完全违反了在协议中约定的应及时通知的义务，故应当追究其违约的法律责任。另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合同内容必须经过担保人同意，否则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五、退一步讲，即便协议有效，基于原告的过失造成的扩大损失，被告姚舜也不应承担责任。《入住协议书》第五章费用及支付办法的第五条“乙方因故暂时中断住养需保留床位者，中断时间在一周以内的，床位费、护理费全额收取；中断时间在一周及以上至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以内的，床位费照收，护理费不计；中断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及以上的，原则上不保留床位，确需保留者，床位费按100%收取，护理费按80%收取。”从该条款规定中，被告陈士英中断住养（生病住院）时间已经符合不保留床位的规定。原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反而放任房间空置将近两年。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被告陈士英在2016年5月1日离开原告住处，已经搬离腾退8207房间，原告也有钥匙，已经实际支配该房间。完全可以防止之后损失的产生。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姚舜支付护理费11036元及电话费25.5元、自2015年10月1日至实际腾房之日止的床位费、违约金4400元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判。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入住协议书一份、地税机打发票两份、笔记本（护理记录）两页、每日工作总结纪要四页、短信记录、挂号信（复印件）两份、照片（打印件）一张、EMS快递、律师函、授权委托书、公函，休养员特殊情况联系单（复印件）一份，电话录音文字资料（附光盘），用于证明其主张的事实。 被告陈士英、姚舜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 经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除笔记本（护理记录）外，其他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予以确认；笔记本（护理记录）系原告的单方记载，应结合其他材料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2011年3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陈士英（乙方、休养员）、姚舜（丙方、委托人）签订了《入住协议书》，约定：被告陈士英入住原告处，入住房间为8925房，护理级别暂定三级；丙方作为委托人同意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付款义务的担保人和连带责任保证人，担保和保证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终止或解除之日止；乙方根据自身条件及身体健康状况需要，有权提出改善生活、饮食、护理的要求，对超出原标准的服务应承担相应费用；丙方自愿为乙方承担付费和担保义务；乙方首月住入的床位费、服务（护理）费和特别护理休养员的伙食费按实际入院天数结算，以后按月结算。乙方或丙方必须在每月25日前向甲方预交下月乙方的各项费用；如乙方患病需去医院治疗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因故暂时中断住养需保留床位者，中断时间在一周以内的，床位费、护理费全额收取；中断时间在一周及以上至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以内的，床位费照收，护理费不计；中断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及以上的，原则上不保留床位，确需保留者，床位费按100%收取，护理费按80%收取；甲方没有按约定提供服务，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乙方或丙方不按约定时间缴纳费用，除应尽快补足所拖欠的费用外，还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其违约金为拖欠费用的10%；等等。上述入住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陈士英入住原告处，原告也提供了护理服务。2012年初，被告陈士英从8925房间搬到8207房间，床位费从600元/月提高至1600元/月，护理费仍为620元/月。在被告陈士英入住原告期间，原告主要跟其儿子姚志群、姚志刚联系，未与被告姚舜联系，被告陈士英的费用也由姚志群或姚志刚支付，已交付至2015年9月30日，之后的费用未再支付。 2016年5月1日，被告陈士英因病经120送医院治疗，负责接应的亲属为儿子姚志刚。之后，被告陈士英未再回到原告处，其原来居住的房间也一直未腾退。2017年9月上旬原告向被告陈士英和姚志群寄送了书面催费通知书，但该邮件被退回。2017年9月14日，原告得知被告陈士英住养在杭州市下城区慈惠老年护理院，并前往该护理院看望了被告陈士英。2017年10月12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姚舜和姚志群、姚志明发送律师函，通知案涉《入住协议书》自2017年9月15日解除，要求各被通知人来腾退房间并结清相关费用等等。后该两份邮件均被退回。后经原告多次电话联系，2018年1月30日，姚志刚到原告处办理了被告陈士英住养房间的腾退手续。 另查明，姚志刚、姚志群、姚志明系被告陈士英的儿子。《入住协议书》上载明被告姚舜为被告陈士英孙子，被告姚舜对此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入住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入住协议书》上载明了被告姚舜为委托人，协议中对委托人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被告姚舜辩称其对签名行为的法律性质产生了重大误解、故该行为可以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被告姚舜称姚志群欺骗了他一事，系其与姚志群之间的关系，对其应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承担合同义务并不产生影响。原告为被告陈士英提供了住房房间和护理等服务，被告陈士英理应按约支付相应费用。被告陈士英拖欠不付的行为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解除案涉《入住协议书》，且对于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期间的床位费和护理费，被告陈士英应当予以支付。对于2016年5月1日之后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的床位费和护理费，虽然床位空置确系两被告及其家属未来办理腾退手续，但根据协议书第五章第五条有关“乙方因故暂时中断住养需保留床位者，中断时间在一周以内的，床位费、护理费全额收取；中断时间在一周及以上至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以内的，床位费照收，护理费不计；中断二个月（生病住院者三个月）及以上的，原则上不保留床位，确需保留者，床位费按100%收取，护理费按80%收取”的约定，在被告陈士英外出住院超过三个月后，原告可以不再保留床位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任由床位空置。故对于后续床位空置产生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均有责任。对于护理费，在被告陈士英住院三个月期间，按约不计；三个月以后，因被告陈士英已长期不在原告处住养，原告仍主张收取亦不合理，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的床位费仍由被告陈士英承担；对于2016年8月1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的床位费由原告和被告陈士英各半承担。经核算，被告陈士英应支付原告床位费30400元、护理费4340元，合计3474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电话费，因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请，因空置床位费的产生原告亦有一定责任，故本院调整为按照3000元支付。被告姚舜作为被告陈士英的委托人、担保人和连带责任保证人，对被告陈士英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和被告陈士英、姚舜于2011年3月29日签订的《入住协议书》。 二、被告陈士英支付原告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床位费30400元、护理费4340元、违约金3000元，合计377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告姚舜对被告陈士英的上述第二项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24元，由原告负担212元，由被告陈士英、姚舜共同负担412元。 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412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4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碧莲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樊笑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