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505号迪尚商务大厦C座1层、8-9层。 负责人陈碎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雍卫民，浙江秉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提义，浙江秉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1（曾用名谢某2），男，200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谢飞，男，198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系谢某1父亲。 委托代理人黄赛仙，建德市红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友，男，196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弋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贤君，男，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代理人朱燕霞，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金桥村翠坑口。 法定代表人张寿禄，总经理。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某1、王福友、曾贤君、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骅鹏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建德市人民法院（2018）浙0182民初4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9月16日19时0分许，王福友驾驶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沿国道320线由东向西行驶,途经320线344KM+500M(洋溪客运中心)东侧路口右转弯时，与同方向直行由谢飞驾驶的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发生刮碰，造成两车损坏及无号牌“威震”牌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乘坐人谢某1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王福友未发觉事故发生，驾车驶离现场。该事故经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福友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右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谢飞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轻便摩托车违法载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谢某1乘坐轻便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因王福友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大于谢飞及谢某1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作用，故认定王福友负该事故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谢某1当即被送至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当日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滨江）住院治疗，于2017年9月26日出院，共住院10天，共花费住院费37288.51元；2017年9月26日，谢某1转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0月30日出院，共住院34天,共花费住院费35094.88元；于2017年10月30日至2018年1月5日入住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予改善脑代谢、改善脑循环等治疗（在建德一院住院期间住院费未结算）。2018年5月20日，经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鉴定人谢某1目前精神状态及智能损害程度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第5.9.1条款：‘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已构成九级伤残；本症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2018年6月21日，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谢某1于2017年9月16日因交通事故致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水肿，左手第二掌骨骨折等，伤后予相关对症治疗，综合评定其护理期限111天（住院期间需护理），营养期为90日。”谢某1因交通事故遭受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用：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住院费72383.39元（其中儿童医院住院费37288.51元、武警部队医院住院费35094.88元），以及门诊费8394.50元（其中建德一院急诊时门诊费5753.90元、儿童医院门诊费1645.60元以及谢某1购买药品费用995元）,合计80777.8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谢某1受伤后在杭州及新安江两地反复转院治疗的实际情况,谢某1主张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即：111天×50元/天=5550元；3.护理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护理期限为111日,护理人员为一人，护理费参照杭州及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并结合谢某1系未成年人一般应由监护人护理等酌情认定，即按每天150元标准计算,111天×150元/天=16650元；4.营养费,据司法鉴定意见,营养期为90日,营养费可按每天30元标准计算,予以核定,即：90×30元/天=2700元;5.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伤残等级，按照本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谢某1主张按照浙江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51261元/年,即:51261元/年×20年×20%=205044元，予以认定；6.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谢某1提供的交通费票据虽然部分连号,但是按照谢某1住所地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谢某1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乘坐交通工具必然产生的交通费用，并参照一般交通工具通常收费标准以及谢某1支付的从儿童医院转至武警部队医院的救护车费200元等情况，综合酌定为1500元；7.车辆损失,按照修车实际支出费用认定为2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314221.89元。另外，谢某1因交通事故致伤残,遭受了严重精神痛苦，该院酌情认定其精神抚慰金为10000元。谢某1治疗期间，曾贤君已为谢某1支付儿童医院和武警部队医院住院费合计72383.39元。原审庭审中，谢某1及曾贤君均表示对其向建德一院预缴的住院费放弃在本案中进行主张。另查明,案涉肇事车辆实际为曾贤君所有，该车辆挂靠于骅鹏公司名下进行营运。王福友系曾贤君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谢某1遭受人身损害。曾贤君通过骅鹏公司为浙Ａ×××××号事故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为该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0000元。 谢某1原审诉讼请求：判令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支付谢某1赔偿款246871.40元,不足部分由王福友、曾贤君、骅鹏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谢某1将诉讼请求中赔偿款金额246871.40元变更为241406.06元(医疗费:7399.50元；住院伙食补贴：121天×50元/天=6050元；护理费：111天×180元/天=19980元；残疾赔偿金：51261×20年×20%=20504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车辆损失费：2000元；营养费：90天×30元/天=2700元；交通费：1500元,以上合计为254673.50元，要求各原审被告承担90%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用具和残疾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案涉事故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王福友负事故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依法应当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骅鹏公司为案涉机动车在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该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谢某1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原审法院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裁判理由：一、关于王福友驾车驶离现场，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是否可以免除商业保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的问题。王福友在公安机关及一审庭审中均陈述，称其当时不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虽然认定“王福友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但该表述并未将王福友的行为定为逃逸。根据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该条款设置本意，目的是要求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以防止损失的扩大，进而缩小保险公司的赔付范围；反之，若发生逃逸行为或者其他放任损失扩大的擅自离开行为，则保险公司免除赔偿责任。可见，驾驶人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防止损失扩大的前提是驾驶人主观上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并在事故发生后在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主动行为。若驾驶人主观上根本不知晓发生了交通事故，则客观上不可能“采取措施”，其在不知晓事故发生的情况下“离开”，也并非是在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主动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若对驾驶人是否主观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前提不予区分，即判令保险公司免责，既违反了保险制度的初衷，也有失于基本的公平。因此，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所提出的其免除商业保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的相关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谢某1的诉讼主张成立。王福友、曾贤君所提出的相关抗辩意见，予以采纳。二、关于雇主责任及车辆挂靠关系的责任承担问题。王福友系曾贤君雇佣的驾驶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损害赔偿责任应由曾贤君承担。曾贤君将涉案车辆挂靠于骅鹏公司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系车辆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骅鹏公司应当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而非共同赔偿责任。三、关于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提出的谢某1治伤所花费的非医保费用应予剔除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医疗机构给谢某1所用的非医保项目支出，根据谢某1的损伤程度及治疗情况，应认定为谢某1因交通事故遭受损害所造成的合理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所提的应扣除非医保费用的相关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四、关于本案损害赔偿过错责任比例如何进行分担问题。谢某1因交通事故受害所造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及车辆损失等各项损失，原审法院认定为314221.89元;该院酌情判令赔偿义务人另赔偿谢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324221.89元。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谢某1非医保医疗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及车辆损失,合计122000元；其余损失202221.89元，按照谢飞及谢某1和王福友在交通事故中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综观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审法院认定谢飞和谢某1各负15%、5%的过错责任；因谢某1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谢飞作为谢某1的父亲，驾驶轻便摩托车违法载人时，对谢某1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故谢某1的过错责任应当由谢飞承担替代责任。王福友应负的80%的过错责任，依法由曾贤君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赔偿谢某1各项损失计161777.51元（202221.89元×80%=161777.51元）；因骅鹏公司为案涉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处投保商业三者责任险，故该损失应当由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因曾贤君在事故发生后已垫付72383.39元，该款项应予以扣减，故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尚应再支付89394.12元。至于曾贤君垫付的该款项，可由曾贤君通过骅鹏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与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另行结算。各原审被告所提的相关抗辩意见，合理部分予以采纳。综上所述，谢某1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他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骅鹏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缺席作出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谢某1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122000元（包括精神抚慰金10000元及非医保药费）。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支付谢某1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89394.12元。三、驳回谢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60元（谢某1预缴817元），由谢某1负担306元；由曾贤君负担2154元，建德骅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连带负担。当事人在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到原审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手续，逾期不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的，依法强制执行。 宣判后，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事故发生后王福友驾车驶离事故现场”，但原审却认为“该表述并未将王福友的行为明显定为逃逸”，明显错误，应予纠正。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经调查证实的情况”部分明确:王福友有……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违法行为。因此，王福友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违法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上诉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责任免除明确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诉人免除商业保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且投保人已在投保人声明中明确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但原审却认为“若对驾驶人是否主观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前提不予区分，即判令保险公司免责，既违反了保险制度的初衷，也有失于基本的公平”，该判决理由完全背离了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和保险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明确规定，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其次，原审认定王福友不知晓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符合常理，也缺乏事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部分明确认定:王福友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右转弯时未让直行车辆先行。故事故发生时，王福友有15年驾龄的专业货车司机，在右转时其已经明知有直行车辆通过，右转通过人行横道的过程中对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应当有预判，并加强对右侧路面的注意和观察，且事故发生时天气晴朗，国道320线属国道一级，路面开阔，两车刮碰时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在国道320线北侧形成一轮胎压印，全长290CM”、“侧翻后在地面形成一到底划痕，全长555CM”、“电驱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南侧散落有车辆碎片，面积25CM×20CM”，碰撞位置又在货车右侧第二排轮防撞栏处，距离货车驾驶室较近，王福友对于两车刮碰时产生的巨大声响和车辆异常震动不可能毫无觉察，因此王福友称其当时不知发生了交通事故，与常理不符，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导致事故的过错”一栏，明确王福友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存在主观过错。故原审仅凭王福友在事故发生后的口述即认定其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系不知情，与案件事实不符，应依法予以纠正。二、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谢某1主张的医药费认定有误，应根据相关规定扣除非医保用药费用。上诉人对于案涉医疗费仅承担《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范围内的费用，对超出部分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对被上诉人谢某1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四、原审遗漏诉讼主体，且对于事故责任划分有误。根据事故认定书认定，王福友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谢飞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但原审未说明理由又随意重新认定了责任份额，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无端加重了王福友的赔偿责任。故原审对于事故责任的比例划分有误，应当予以纠正。五、建德市洋溪街道朱池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合法，应予纠正。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谢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1.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记载的王福友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事故现场，但是从王福友在公安机关及一审法庭上的陈述，其当时是不知道发生了事故的，该行为也没有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逃逸。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所针对的情形是救治伤者、保护现场，防止损失扩大。本案的事故，从勘查情况及车辆的损伤痕迹来分析，当时两辆车子只是货车的右侧第二排的车轮与电驱动车尾部书报架发生了刮擦，其当时也没有产生过很大的声响。王福友人坐在左侧的驾驶室位置上，王福友当时不知道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王福友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和一审庭审上的陈述也都是一致的，他的行为也没有扩大损失。本案情形不属于保险公司商业险免责条款的免责情形。2.谢某1非医保用药都是医疗机构根据谢某1的伤情所用，是合理的损失。一审法院该项判决正确。谢某1在2015年户籍登记的时候，系非农业家庭，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户口是2018年9月28日签发的，是换了证以后的，谢某1一直都是非农业户口，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是正确的。3.谢飞系被上诉人谢某1的父亲。上诉人认为遗漏了诉讼主体，其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在责任比例分配上也是正确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曾贤君辩称：一、王福友驶离现场，上诉人应当在商业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驾驶员王福友于事故发生时，客观上并不知晓事故的发生。一审中曾贤君申请调取的交警部门的案卷材料，可以很清楚反映，事故当时王福友并不知道事故的发生。从电动车驾驶人谢飞的陈述中，其表述当时王福友的行驶状态为“与其驾驶的电动车基本并排”。因为当时车辆一直在慢车道行驶，慢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中间还有绿化带，绿化带种植树木高大，王福友坐在左侧的驾驶室，从后视镜中根本无法看到与其基本平行的电动车。当其右转时，与电动车发生刮擦，而当时车辆的窗户也是关着的，再加上工程车的噪音本来就响，同时事发路段车辆也多，发生轻微的刮碰，王福友没有发现也是符合常理的。再者，作为有15年经验的驾驶员，对于发生事故后应当采取的措施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赔偿非常清楚，无需逃离现场，并且案涉车辆又有足够的保险限额。所以，本案王福友驶离现场完全是客观上的不知晓，不存在主观恶意，况且交警部门也并未对王福友定性为逃逸，而仅仅是驶离。2.上诉人要求商业险免责，曾贤君认为无依据，应当区分主客观因素，并且免责条款上诉人未履行明确说明及告知义务。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保险条款并未经过投保人盖章，再者该条款为新的保险条款，商业险于2017年改革，适用新条款，而上诉人所援引的拒赔条款与旧的条款有明显的不同，但上诉人却仅仅提供了一张投保人声明来证明其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这完全不符合保险法解释二关于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告知义务的规定。在这份投保人声明中仅仅是提示投保人自行去看条款，并未就全部免责条款和说明内容单独印刷，也并未就免责部分或者新旧条款之间有变化的内容在投保人声明中单独罗列，也未就新旧之间有变化的内容，在保险条款中作出不同的显眼、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识，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又如何能理解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及变化如此之大的新保险条款的意思。同时，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间点来看，根据最高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即应当于合同订立时或者合同订立前履行，而非合同订立后。而本案案涉车辆投保的时间及保险合同成立时间是在2017年8月2日，而从上诉人提供的投保人声明证据中显示的是2017年9月7日，很明显上诉人即使履行说明义务也是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二、对于本案的事故责任比例，曾贤君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不正确。根据事故认定书，王福友在事故中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谢飞负次要责任，谢某1对自身伤害负次要责任。根据该责任划分，谢飞与王福友驾驶的均为机动车，根据司法实践谢飞应当承担30%以上的责任。而谢某1因未带安全头盔加重了自身的伤害，因此至少应当承担10%的责任。而一审法院却认为该责任应当由谢飞承担，曾贤君认为即使该责任由谢飞承担，那么相应的谢飞在本案中应当承担40%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对责任比例进行改判。三、关于非医保费用的认定，曾贤君认为一审认定正确，应当由上诉人进行赔偿。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对谢某1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在商业险中赔偿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对责任比例，请求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王福友、骅鹏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书面答辩。 被上诉人谢某1向本院提供户口本复印件，欲证明谢某1一审中提交的户口本是2018年的，期间是换过证的，2015年的户口本上即是非农业户口了。 被上诉人曾贤君提供事故现场照片1张，欲证明事故现场是机动车道三车道，事故发生当时，案涉车辆行驶于慢车道，而中间的绿化带中的绿化是影响驾驶人视线的。 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被上诉人王福友、骅鹏公司均未提供新证据。 上述证据经质证，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对谢某1提供的证据，提出因未提交证据原件，不予认可。对曾贤君提供的证据三性有异议，如果涉及事故，则应由交警大队拍摄的照片来印证，对曾贤君自行拍摄的照片不予认可。曾贤君对谢某1的证据未持异议，谢某1对曾贤君的证据亦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被上诉人谢某1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该项证据，其在原审中已提交，不属于二审证据。对被上诉人曾贤君提供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福友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情形是本案主要讼争所在。保险条款关于“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其目的是要求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救治伤者，保护事故现场，以防止损失的扩大。如不区分驾驶人是否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存在驶离现场行为而一概予以商业险免责，则与保险制度的初衷不符，且有失公允。而区分驾驶人是否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驶离，应根据主客观因素加以认定。根据本案事发当时两车的行驶状况，车辆刮擦的部位、程度等，本案难以认定王福友系明知事故发生而驾车驶离现场。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主张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应否扣除非医保费用的争议。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原审中即已主张对非医保费用予以扣除，但其未说明谢某1的医疗费中所包含的非医保费用的数额，未提交该部分费用的清单，至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于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谢某1的残疾赔偿金适用标准。原审中，谢某1提交的户口本记载其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在原审中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故谢某1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提出的原审遗漏诉讼主体，责任比例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谢飞确为案涉交通事故的当事人之一，公安交警部门也认定其应负事故责任，但因谢飞系谢某1的父亲，本案中又以谢某1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为提起诉讼，此情形下，不应再将谢飞追加为一审被告参加诉讼，且对于谢飞的过错责任，原审法院已作认定，确定的责任比例亦属合理，故中华联合保险杭州公司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5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