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6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66号。 负责人：魏昱，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扬剑，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建军，该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庆春东路2-6号金投金融大厦19-20层。 负责人：胡拥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进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4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北京银行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信保承担。上诉事由：一、本案基本事实：1、2012年9月，浙江俊霖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霖公司”，即借款人、投保人）拟以出口押汇作为借款担保措施向北京银行（即北京银行）借款，为落实该担保措施，俊霖公司向中信保就其出口业务投保了信用保险，并于2012年9月，北京银行、中信保、俊霖公司共同签署了《赔款转让协议》，就保险赔款转让授权等事宜达成协议。2、2012年12月，北京银行与借款人俊霖公司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出口押汇总合同》等，并先后发生8笔出口押汇借款。但借款至2013年5月陆续期满，俊霖公司未能实现出口收汇，也未能还款。且在2013年5月，俊霖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实际控制人）朱武军因涉嫌犯罪被绍兴公安机关羁押，俊霖公司也人去楼空。3、在俊霖公司无人负责且8笔押汇的出口业务均未收款情况下，北京银行为保障自身权益，即与中信保联系出口信用保险理赔事宜，经沟通，中信保接受了北京银行就该8笔出口业务（涉及3家外商，共8笔出口业务）陆续提交的索赔资料（包括《可能损失通知书》、《委托代理协议》、《出口贸易合同》等）。上述8笔出口业务保险理赔资料自2013年4月起陆续提交，其中涉案出口业务的保险报损材料系2013年5月提交，同时依保险理赔流程由北京银行与中信保签署了保险立案号为EC20132748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中信保就该出口业务向外商追偿等。4、中信保自2013年4月起接到北京银行就上述8笔出口业务的保险索赔资料后，即对该8笔出口业务陆续开展调查，并在2013年6月至10月期间，陆续回复了初步处理意见，其调查后均认为该8笔业务涉嫌虚假，在该些出口业务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证明之前，暂无法承担赔偿责任。后中信保也据此内部结案处理。5、2013年10月，在收到中信保对该8笔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存疑暂无法理赔的处理意见后，期间，绍兴公安机关也就俊霖公司及其控制人朱武军涉嫌该8笔出口押汇贷款诈骗事宜立案侦查。故北京银行惟有等待中信保及有关部门对俊霖公司的出口业务的最终调查结果。6、2015年10月，俊霖公司及朱武军贷款诈骗、诈骗的刑案判决生效，认定8笔出口业务中7笔虚假，但1笔（即本案争议之业务）系真实。北京银行遂于2016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俊霖公司、朱武军及中信保，经（2016）浙0104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借款合法有效，俊霖公司及朱武军应承担还款责任，但中信保的保险理赔关系与金融借款关系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该（2016）浙0104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北京银行未能获俊霖公司清偿，故北京银行又于2017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二、本案争议。1、中信保在以俊霖公司出口业务真实性存疑作出暂无法理赔意见后，经绍兴中院生效判决查明涉案俊霖公司其中1笔出口业务系真实的情况下，中信保是否应恢复理赔？2、在北京银行提起一审诉讼后，中信保在此前对理赔事宜作出初步处理意见情况下，又以北京银行该理赔的相关手续瑕疵（如索赔主体、索赔文件）等为由拒绝理赔是否合法？3、俊霖公司仍负有归还北京银行借款的义务是否涉及就同一债权重复主张，并影响本案索赔？三、北京银行的意见。（一）中信保已实质受理北京银行就涉案出口业务的保险理赔，事实认可了保险索赔权已转让给北京银行。中信保一审中否认索赔权有悖事实，也有违保险法的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1、当事人变更合同约定并也已实际履行。《赔款转让协议》中虽约定了索赔权转让方式下的若干文件要求，但基于本案俊霖公司人去楼空的实际情况，中信保已与北京银行达成合同变更，不仅接受了北京银行名义提交的《可能损失通知书》等保险报案材料，也予以了立案，还专门与北京银行签署了《赔款转让协议》中所要求的《委托代理协议》文件。2、中信保对该保险理赔予以立案→开展调查→暂无法理赔处理意见回复→→拒赔结案的事实，也表明中信保是认可北京银行名义的报损索赔，并无异议。换言之，若在2013年4月之时即明确坚持不接受北京银行名义的报损，则在关系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北京银行势必竭力取得俊霖公司盖章的相关材料，然中信保一边与北京银行签订索赔必要资料（即委托代理协议），一边也积极开展境外调查并回复处理意见的情况下，在若干年后又质疑北京银行的索赔资格，完全是有悖事实，有悖诚信。3、本案的报损理赔程序完全是根据中信保要求实施，也符合中信保的正常理赔业务流程。根据中信保官方网站（××）中公示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流程：企业投保—>签订保单—>申请/批复信用限额—>出运申报—>缴纳保费—>可能损失通知—>索赔—>定损核赔—>理赔/追偿。本案中，北京银行已填报了《可能损失通知》等报损索赔资料，中信保也接受并予以专门立案，形成专门案号，并实质开展境外调查，若不存在贸易虚假质疑，则案件就会进入“索赔”阶段后，才会按中信保要求填报索赔申请书，但本案在中信保回复因贸易真实性存疑暂无法理赔的处理意见后，业务流程在“可能损失通知”后即中止未能进入下一流程“索赔”。4、对本案的相关事实认定也应结合考虑本案俊霖公司发生的特殊变故等背景。在前述本案诉讼背景下，俊霖公司既然故意伪造虚假出口贸易骗取押汇贷款，且该出口信保的实际利益也已随出口押汇、索赔转让协议约定等不再归属俊霖公司的情况下，事后拖延或拒不配合出口信用保险理赔是情理之中，即便至今时，前往狱中征求俊霖公司朱武军意见仍有可能拒不配合。（二）中信保对涉案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存疑的原有调查结论之证据不能对抗事后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应予理赔。1、证据规则明确了法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即可作为案件事实认定。2、中信保的原有调查结论本身就是委托与其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做出，且在其“调查陈述”中也陈述其调查因承运人“最终以不能泄露客户资料的理由予以了拒绝”，因此，该调查结论本身不具备足够证明力。3、从时间上看，中信保调查结论在前，法院在刑案中的调查在后，且法院系前往承运人单位调查并取得了该贸易业务的直接原始资料。因此，涉案出口业务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中信保并无拒绝理赔的合法理由。综上所述，中信保接受并认可北京银行名义报损索赔是既定事实，尽管经中信保初期调查以贸易真实性存疑而拒赔，但在有新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该贸易真实的情况下，中信保理应依法向北京银行理赔。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北京银行之上诉请求。 中信保辩称：一、本案保险索赔应由投保人俊霖公司直接向中信保索赔。北京银行未按《赔款转让协议》向中信保提供俊霖公司委托北京银行代理索赔或向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的相关材料，故北京银行无权向中信保提出索赔请求。本案进出口保险合同仅存在于俊霖公司与中信保之间，北京银行并非保险合同当事人，而仅是依据《赔款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在中信保同意理赔后收取本应由俊霖公司收取的赔付款项。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五.1条第（2）项，如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由北京银行索赔。北京银行应向中信保提交以下材料，自中信保收到通知材料并签字盖章确认之日起，索赔权转让对中信保发生效力：1、俊霖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的索赔权转让书面协议；2、俊霖公司签字盖章的《委托代理协议》、《CollectionTrustDeed》；3、俊霖公司签字盖章的《出口信用保险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和《ExportCreditInsurancePaymentReceiptandSubrogationForm》；4、索赔权转让通知书。而在本案中，北京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向中信保提出可能损失通知书，但并未向中信保提交任何俊霖公司已委托北京银行代理索赔或俊霖公司已向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的相关文件。本案亦非代位权诉讼，北京银行不能代位行使俊霖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的相关权利，因此北京银行无权向中信保提出索赔。二、中信保并未受理北京银行的索赔。可能损失通知与索赔申请系理赔两个不同阶段。中信保在北京银行提出可能损失通知后已明确要求北京银行提供俊霖公司委托授权的相应材料，但北京银行并未提供，故北京银行的索赔不能成立。根据俊霖公司投保适用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3.0修订版》（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九条、第十一条约定可见，可能损失通知和索赔申请系涉案保险理赔的两个不同阶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并不能替代后者。北京银行在2013年5月8日提交的《可能损失通知书》也载明“本通知书不作为《索赔申请书》使用；被保险人或其他索赔权人索赔时，请按保单规定办理”，可见北京银行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并不能启动索赔程序。中信保也在次日即2018年5月9日即向北京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北京银行提供俊霖公司全套盖章版正本委托材料，但北京银行一直未能提供，故北京银行并未获得俊霖公司的委托代理索赔授权或转让索赔权，北京银行的索赔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就俊霖公司本身的索赔权而言，销售合同签订于2012年11月30日，货物于2013年1月29日装箱并开具发票，提单于2013年1月31日开出，距今已有三年半之久，远远超出规定期限。而俊霖公司既未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也未提交《索赔申请书》及相关单证。《赔款转让协议》第五条明确，因俊霖公司怠于行使索赔权致使北京银行利益受到损害的，俊霖公司对此承担责任。本案由于俊霖公司未就案涉贸易提出索赔，因此北京银行的融资借款应由俊霖公司自行偿还北京银行，与中信保无涉。三、赔款转让协议并未授权北京银行可就中信保拒赔决定提出异议或主张，对拒赔提出异议乃至诉讼的权利专属于俊霖公司。北京银行起诉缺乏法律依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二.4.1条明确约定，中信保按照法律法规、保险单、本协议规定或基于其他任何原因作出拒绝赔款的决定的，由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偿还双方融资协议下的款项，直至北京银行完全受偿。《赔款转让协议》并无任何条款授权北京银行可就中信保的拒赔决定提出异议或主张，该权利应专属于被保险人即俊霖公司。北京银行已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俊霖公司，一审法院已作出（2016）浙0104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书，完全支持了北京银行对俊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银行的权利已然实现。四、中信保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销售合同关系，而本案所涉贸易涉嫌虚假交易，中信保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条款》第一条以及《赔款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项的相关规定，中信保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相关贸易真实、合法、有效。中信保对于俊霖公司虚假、无效的贸易合同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具体到案涉交易，中信保已委托律师对交易所涉物流单证进行真实性调查，相关单据上显示的承运机构均否认物流单证的真实性，调查结果显示该单据项下的贸易涉嫌虚假，该调查结果已由上海市卢湾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中信保对此交易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至于北京银行起诉状中所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案涉交易出口业务的真实性。中信保认为，该刑事判决已确认了前述中信保调查结果公证书的证据效力（判决书第16页）。至于判决中所称“经进一步查证，…货物经宁波北仑海关真实出口，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融资合同附件与海关留存的相关单证均一致，根据船运公司记载该货物均已运抵目的港”，但判决书并未将海关单证、船运公司记载等纳入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清单，其认定事实的证据来源不明，判决本身存在瑕疵。此外，该判决只是从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基本原则出发，认定该刑事诉讼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交易属于虚假交易，而并未明确认定案涉交易真实、合法、有效。但民事诉讼采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的相关规定，北京银行未能提供案涉交易相对方或承运人就该交易真实、合法、有效出具的明确、充分的证据，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中信保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保立即赔付北京银行242119.395美元（按1:6.80折合人民币164641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信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3月6日，中信保与俊霖公司签订《综合保险投保单》一份，约定：保险人：中信保，被保险人：俊霖公司；保险范围：全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出口及部分的信用证出口业务；约定遵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等等。上述保单经多次续转，有效期至2013年7月31日止。2012年9月3日，北京银行、中信保及俊霖公司共同签署《赔款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俊霖公司）已向乙方（中信保）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且在保险单有效期内，对于甲方向买方的出口项下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甲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将按照保险单约定理赔后应付给甲方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丙方（北京银行）；在未转让索赔权的情况下，甲方因任何原因不向乙方索赔或甲方没有按照保险单约定向乙方索赔，甲方应向丙方偿还甲、丙双方融资协议项下的款项，直至丙方完全受偿；甲方应保证相关贸易的真实、合法、有效，乙方对于甲方虚假、无效的贸易合同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乙方将应付甲方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到丙方认可的账户；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甲方直接向乙方索赔，因甲方怠于行使索赔权致使丙方利益受到损害的，甲方对此承担责任；乙方也接受以下两种索赔方式：甲方委托丙方以甲方名义代理索赔；甲方向丙方转让索赔权，由丙方索赔；在甲方委托丙方以甲方名义代理索赔方式下，丙方除应按照保险单的约定向乙方提供索赔单证外，还须向乙方提交甲方授权丙方代理索赔的授权书或甲方与丙方签订的书面委托代理协议，同时提交甲方签字盖章后的《委托代理人协议》、《CollectionTrustDeed》、《出口信用保险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和《ExportCreditInsurancePaymentReceiptandSubrogationForm》；在甲方向丙方转让索赔权的方式下，甲方须与丙方另行签署书面转让协议并向丙方提供甲方签字盖章后的《委托代理人协议》、《CollectionTrustDeed》、《出口信用保险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和《ExportCreditInsurancePaymentReceiptandSubrogationForm》交丙方留存；丙方将上述文件（包括协议及盖章单证）的接收情况书面通知乙方并附上述文件复印件（见附件《索赔权转让通知书》），自乙方收到该通知并签字盖章确认之日起，索赔权转让对乙方发生效力；索赔权的转让，不免除甲乙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单下应履行的其他义务；等等。后三方又就上述协议，签订了两份《赔款转让补充协议》，增加了地区或买家事宜。2013年3月7日，中信保出具《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情况通知书》给北京银行，告知俊霖公司已就买方代码为HKG/525731的出口业务向中信保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其中包含案涉的发票号为13ZJJL010，申报金额为269021.55美元的出口业务）。保单号：SCH005041。俊霖公司开具的发票号为13ZJJL010发票，金额为269021.55美元，发票末尾处载明：THERECEIVABLESOFABOVE-MENTIONEDGOODSHAVEBEENASSIGNEDTOBANKOFBEIJINGHANGZHOUBRANCH。2013年5月8日，北京银行因约定付款日已到期，买方MIRAGEAPPARELLTD拖欠货款为由，向中信保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和《案情说明》。《可能损失通知书》中注明：本通知书不作为《索赔申请书》使用，索赔时请按保单规定办理。2013年5月16日，北京银行、中信保签订《委托代理人协议》一份，约定：委托人：北京银行；受托人：中信保；委托人同意将应收账款委托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向有付款责任的买方、担保方或开证行追偿；等等。委托事项中包含案涉的出口贸易。2013年5月，中信保曾向北京银行发传真，要求北京银行补充俊霖公司全套盖章版本委托材料，包括：中文委托代理协议两份，英文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及委托事项明细表一份。2013年10月25日，中信保发函给北京银行，对于买方代码为HKG/525731的买方出口，认为该单据项下的贸易涉嫌虚假，暂无法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5月27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绍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其中审理查明：2012年12月3日，被告人朱武军以被告单位俊霖公司名义，利用公司向中信保投保的一份短期出口信用保单作担保，与北京银行订立出口押汇合同。2013年1月至3月，被告人朱武军虚构公司出口贸易的事实，并提供虚假出口贸易合同、发票、装箱单等证明材料，以公司名义先后向北京银行7次骗取出口押汇融资贷款人民币6383990.42元，到期后无法偿还。8笔业务中由俊霖公司出口到MIRAGEAPPARELLTD的价值269021.55美元的货物系真实发生，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融资人民币1251151.97元。该判决已生效。2015年12月2日，北京银行向中信保邮寄报告一份，要求中信保明确最终理赔意见。现无证据证明中信保收到该份报告。2016年3月30日，北京银行为其与俊霖公司、朱武军、中信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俊霖公司立即归还北京银行出口押汇借款本金、利息、逾期罚息、律师费；要求朱武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中信保承担赔偿责任；等等。2017年4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浙0104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认为北京银行与俊霖公司出口至香港MIRAGEAPPARELLTD的业务（出口金额269021.55美元，相应押汇借款1251151.97元），经刑事审查，认定为真实发生，故该笔借贷业务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关于北京银行要求中信保赔付损失的主张，因该项主张基于的法律关系为保险理赔关系，而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判决：一、俊霖公司归还北京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1251151.97元，并支付利息人民币53939.94元、逾期利息人民币261866.11元（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此后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俊霖公司支付北京银行律师费损失人民币50000元；三、朱武军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北京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另查明，北京银行向法院提交《委托代理协议》一份，载明：委托人：俊霖公司，受委托人：中信保；根据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保险合同（保单号：SCH005041）的相关规定，委托人同意将保单项下的欠款及利息，委托受托人或受托人转委托的第三方，以委托人的名义向债务人MIRAGEAPPARELLTD追偿；等等。该份协议仅有俊霖公司盖章，无中信保公司盖章或签字。现无证据证明俊霖公司或北京银行曾向中信保提交《委托代理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银行与中信保、案外人俊霖公司签订的赔款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北京银行已就案涉出口业务（发票号为13ZJJL010，申报金额为269021.55美元）所涉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基于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向俊霖公司、朱武军进行主张，一审法院业已作出（2016）浙0104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判令俊霖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朱武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北京银行因案涉出口押汇借款产生的损失已得到清偿，对于其因同一债权再次向中信保主张赔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即使北京银行能够因俊霖公司、朱武军无清偿能力，执行不能而主张中信保赔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赔款转让协议约定，对于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俊霖公司不可撤销地授权中信保将应付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北京银行；但协议也约定，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由俊霖公司直接向中信保索赔；除俊霖公司直接索赔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两种索赔方式：1、俊霖公司委托北京银行以俊霖公司名义代理索赔，北京银行还须提交俊霖公司授权北京银行代理索赔的授权书或俊霖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的书面委托代理协议；2、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由北京银行索赔，俊霖公司须与北京银行另行签署书面转让协议；上述两种方式均需提供俊霖公司签字盖章后的《委托代理人协议》（中英文版本）、《出口信用保险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中英文版本）。北京银行应将上述文件接收情况书面通知中信保并附上述文件复印件，自中信保收到该通知并签字盖章确认之日起，索赔权转让对中信保发生效力。而本案中，北京银行提供的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均不符合协议约定的材料要求，北京银行提供的发票也仅能证明应收账款买断，不能证明索赔权转让。因现无证据证明北京银行已提交协议约定的材料和完成协议约定的索赔流程，故对于北京银行基于保险理赔关系主张赔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618元，减半收取人民币9809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北京银行、中信保及俊霖公司共同签署的《赔款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协议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北京银行确认系以协议约定的第二种索赔方式，即由俊霖公司向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的方式向中信保索赔，根据协议约定，在甲方（俊霖公司）向丙方（北京银行）转让索赔权的方式下，俊霖公司须与北京银行另行签署书面转让协议并向北京银行提供俊霖公司签字盖章后的《委托代理协议》、《CollectionTrustDeed》、《出口信用保险赔款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和《ExportCreditInsurancePaymentReceiptandSubrogationForm》交北京银行留存；北京银行将上述文件（包括协议及盖章单证）的接收情况书面通知中信保并附上述文件复印件，自中信保收到该通知并签字盖章确认之日起，索赔权转让对中信保发生效力。但北京银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符合协议约定要求的所有文件并已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索赔流程。北京银行上诉认为中信保已实质受理北京银行就涉案出口业务的保险理赔，事实认可了保险索赔权已转让给北京银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赔款转让协议》的基础是俊霖公司与中信保之间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只有在俊霖公司向买方的出口项下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的情况下，俊霖公司才授权中信保将按照保险单约定理赔后应付给俊霖公司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北京银行，根据俊霖公司签署的保险单明细表及中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约定，中信保对案涉非信用证项下出口的直接损失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主要包括买方破产、无力偿付债务和拖欠，买方拒绝接受货物，政治风险，亦即只有在上述三种情形之下，被保险人俊霖公司才有权向中信保索赔，而只有俊霖公司取得保险索赔权，才有索赔权转让于北京银行的现实基础；其次，北京银行向中信保提交的《可能损失通知书》注明：本通知书不作为《索赔申请书》使用，北京银行亦确认根据中信保官方网站公示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业务流程，本案保险业务仅进行到“可能损失通知”这一流程，尚未进入“索赔”流程，根据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条款第十一条约定，被保险人应在提交《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四个月内向保险人提交《索赔申请书》，以及《索赔单证明细表》列明的相关文件和单证，之后理赔流程才得以进入索赔阶段，中信保亦在收到前述《可能损失通知书》后即向北京银行发传真，要求北京银行补充俊霖公司全套盖章版本委托材料，但北京银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予提供。因此，在本案理赔流程未进入索赔阶段的情况下，北京银行仅因中信保已受理北京银行就涉案出口业务的保险理赔，便认为中信保已事实认可了保险索赔权已转让给北京银行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北京银行提出的中信保初期调查后以贸易真实性存疑而拒赔，但在有新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该贸易真实的情况下，中信保理应依法向北京银行理赔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二条第6项的约定，相关贸易真实、合法、有效是中信保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并非唯一及全部条件，亦即并非只要贸易真实、合法、有效，中信保就必须承担保险责任。如前所述，根据协议约定，只有在俊霖公司向买方的出口项下发生买方破产、无力偿付债务和拖欠等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风险的情况下，俊霖公司才授权中信保将应付给俊霖公司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北京银行，北京银行若按照索赔权转让的方式向中信保索赔的，还必须提供协议约定的所有文件材料。因此，在北京银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提供符合协议约定要求的所有文件并已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索赔流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北京银行基于保险理赔关系主张赔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北京银行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18元，由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 正 茂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骆 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