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4民初278号原告：王志忠，男，1953年12月25日出生，回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添丁，台湾地区居民，男，1955年9月20日出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锐经，北京市正平（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志忠与被告余添丁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原告王志忠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余添丁应诉，故本案应由法院主管。关于管辖权问题，本案被告是台湾地区居民，虽然双方没有约定管辖法院，但合同履行地在北京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第一条（二）项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院依法组成由法官高晶担任审判长，法官崔智瑜、冀东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后合议庭成员崔智瑜、冀东变更为法官温志军和人民陪审员王润华，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志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被告余添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锐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王志忠与余添丁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2.余添丁向王志忠返还股权转让款840932元并支付至实际返还时止的利息。庭审中，王志忠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余添丁向王志忠返还股权转让款840932元并赔偿违约金（违约金以840932元为基数，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全部转让款返还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余添丁将其持有的北京晨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95%的股权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志忠，并约定双方协议签订后2月内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余添丁未在约定时间内配合王志忠办理股权转让的登记手续，且余添丁一直在台湾不归，损害了王志忠的合法权益，王志忠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2018年6月前，余添丁在未告知王志忠的情形下，在工商部门办理了挂失手续，重新领取了营业执照及相关的公司印章，也构成违约行为，应当向王志忠承担违约责任。余添丁辩称，不同意王志忠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签订合同当日余添丁已将涉案公司的全部经营权交付给王志忠，并且将所有的公司印章、财务印鉴、法人的个人印鉴交付给王志忠，已经完全保障了王志忠作为股权受让方的全部股东权益，王志忠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及合同约定的理由，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事由。二、王志忠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属于其单方说法。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履行了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王志忠已经完全接手了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中包括目标公司的应收账款、生产成品及其设备等，且已经稳定的运营公司，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就目前而言，双方的合同履行不存在任何障碍，在王志忠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余添丁随时可以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根本不存在王志忠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王志忠所主张的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协议书》中就违约金没有任何约定，同时王志忠也没有提供任何其存在损失的证据，因此其主张的违约金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余添丁认为，解除合同对余添丁显然不公平，请求法院驳回王志忠的诉讼请求，维护余添丁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证据2银行交易明细及汇款凭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协议书》，证据3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被告提交的证据1《协议书》，因对方对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2.被告提交的证据2刘江等三人出具的王志忠等接管目标公司库存统计情况证明及附表，因出具证明的人员身份无法核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3.被告提交的证据3通知、货款统计表、返还货款凭证，证据4应收账款明细及银行存款明细，证据5（2017）京0116民初6016号判决书，证据6电费收据及房东出具的凭证，因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12日，转让方余添丁与受让方王志忠签订《协议书》，约定王志忠团队出资350万元购买余添丁持有的目标公司95％的股权，该笔款项分三年还清，具体情况见公司章程。此协议签订之日即为双方交接时间，余添丁应交付公司公章及所有相关财务印鉴（包括个人印章），并于两个月内完成股权转让手续。王志忠已付款项作为余添丁的股权转让费用扣除，具体如下：1.工厂房租25万元；2.原材料10万元；3.柴油10万元；4.监控器0.8万元；5.现金0.8万元；6.工人工资374932元，以上合计840932元。余添丁和王志忠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前后，双方确认王志忠陆续以银行转账和现金的形式共付给余添丁股权转让款840932元，余添丁亦按照约定将营业执照、目标公司的公章、印鉴以及《协议书》中的相关材料、设备等交给了王志忠。从2016年12月开始，王志忠即开始在目标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王志忠称，从2017年10月左右因厂房被相关部门查封后，即不再经营。余添丁至今未配合王志忠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仍登记为余添丁，股东仍登记为余添丁一人。另查明，2007年9月10日，经批准余添丁出资20万美元在北京设立目标公司，该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余添丁。2018年6月12日，余添丁从工商部门重新领取了目标公司的营业执照。本院认为，被告是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民事纠纷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本案当事人对此未作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并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涉案《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合同解除。王志忠主张因余添丁未在约定的期限内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王志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即享有法定解除权，现王志忠行使该解除权，合同应予解除。余添丁认可上述违约事实，但认为其已经在签订合同当日将目标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权交给王志忠，并且将所有的公司印章、财务印鉴、法人个人的印鉴等交付给王志忠，已经完全保障了王志忠作为股权受让方的全部股东权益，王志忠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合同不应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王志忠已经取得了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且已经实际经营了近一年时间，其主要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尚未办理的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可以通过另行要求对方按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而实现，且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王志忠不能继续经营目标公司是因余添丁的上述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王志忠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否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王志忠在合同解除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返还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40932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违约赔偿。在本案合同不应解除，且王志忠未举证证明其因余添丁的违约行为以及重新领取营业执照等行为而遭受了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王志忠就此提出的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王志忠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志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9元，保全费4725元，均由原告王志忠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志忠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余添丁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晶审 判 员  温志军人民陪审员  王润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石雨冰书 记 员  郝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