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11民初321号 原告：嘉兴市超丰纺织品后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经济开发区荣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571728062U。 法定代表人：蒋金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琦，浙江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起帆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兴路**瑞安广场**-F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MA28A12K1H。 法定代表人：唐昌胜，总经理。 被告：唐昌胜，男，198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大竹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秋杰，浙江隆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恒，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平湖市義恩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洁城路**（平湖市海豚洁具有限公司内**）码：91330482MA29FYEA4B。 法定代表人：黄恒，执行董事。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琴，女，1992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大悟县。 原告嘉兴市超丰纺织品后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丰公司）与被告嘉兴起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帆公司）、唐昌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依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冻结了被告起帆公司的银行账户。本案于2018年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俞琦，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秋杰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2月7日，起帆公司、唐昌胜以与超丰公司、冯金泉签订的涉案《代付结算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审理需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8年9月11日，本案恢复审理。2018年9月21日，原告以黄恒、平湖市義恩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義恩公司）、刘琴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其为共同被告，本院于2018年9月25日依法通知黄恒、義恩公司、刘琴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因案件复杂，本案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江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辰丽、人民陪审员郑水苗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强，被告起帆贸易、唐昌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秋杰，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超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五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利息9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5日，原被告多方达成《代付结算协议》，确认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结欠原告货款129594.7元，其中被告唐昌胜在2017年6月期间代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向原告支付了44426元，余款85168.7元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亦愿意全部代为支付。现该款项迟迟未付，遂诉讼。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答辩称：代付协议属实，但因签订时存在重大误解，被告黄恒、刘琴是否结欠原告货款，金额是多少，我方均不知情；本案是债权债务的转让行为，因我方结欠被告黄恒、刘琴货款，故代被告黄恒、刘琴向原告支付款项；因被告黄恒、刘琴原告诉称的的交易事实及金额均不予认可，故请求法庭审查交易事实的真实性，若债务真实存在，则我方愿意代付上述欠款。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答辩称：我方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我方未曾拖欠货款。 原告超丰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对账单》原件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11月3日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的员工戴春霞与原告对账确认尚结欠原告款项129594.7元。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质证意见：我方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质证意见：戴春霞已于2017年8月31日离职，无法确定证据的真实性，且即便签字真实，因戴春霞已离职也无法代替公司进行对账确认。 证据二，《代付结算协议》原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确认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结欠原告的货款85168.7元由其代付，戴春霞作为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的员工就结欠货款事实予以证实，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同意代付的行为应认定为债务加入。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黄恒、刘琴曾口头要求我方进行代付，在签订代付协议时也是原告方多人围着唐昌胜书写，唐昌胜并未审核过协议内容，另对已付款金额44426元不认可，应为71824元。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质证意见：我方未在协议上签字，无法核实该协议的真实性，戴春霞已在2017年8月31日离职，无法代表公司进行对账确认。 证据三，《超丰纺织整理厂发货单》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发货，金额计129594.7元的事实。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质证意见：我方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收货单位嘉兴起帆箱包有限公司是未经注册的企业，在发货单上载明的发货时间内，该企业是由被告黄恒、刘琴经营。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人均非公司员工，我方对发货人、收货人均不认识。戴春霞系公司采购人员，不能作为仓管员在发货单上签字，且戴春霞已于2017年8月31日离职，无法代表公司进行对账确认。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向本院提供了《收条》原件一份、《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打印件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开发区支行转款明细原件两份，用以证明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已代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刘琴向原告支付款项71824元的事实。 原告质证意见：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可印证代付协议的真实性，对两份农业银行的转款明细有异议，并非是向原告支付的货款，而是被告唐昌胜与冯金泉之间的交易往来。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与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之间的往来与我方无关。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向本院提供了《辞职申请表》原件一份，用以证明戴春霞系公司采购人员，但已于2017年8月31日离职。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刚好印证了戴春霞的身份是采购人员。我方最后一笔货物送达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该时间戴春霞并未离职，可以就发货单进行签字确认，发货单内容与对账单内容完全对应。 本院依职权对冯金泉（冯金泉，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镇××村冯家浜28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311××××）进行询问，冯金泉提供《代付协议》原件一份，《超丰纺织整理厂发货单》二份，《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转账凭证》一份，并陈述：其系原告公司员工，为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姐夫，涉案交易由其经手。交易中，其完全听从唐昌胜的指示，将货物送至義恩公司，未曾与黄恒、刘琴直接取得联系，款项也是由唐昌胜支付。最后一笔交易结束后近一个月，其前往義恩公司找到戴春霞，要求戴春霞就送货单进行确认。两份代付协议均是由唐昌胜拟稿，后通知其与戴春霞签字确认的。已付款项44426元确是其通知唐昌胜转入嘉兴市秀洲区宏顺织造厂，实际金额为44425.9元。另唐昌胜于2017年4月15日、2017年8月26日分别向其账户转入的款项5398元、22000元，是用于支付涉及平湖市三合箱包厂的货款，与本案无关联。 原告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因我方交易不规范，所以将所有主体一并起诉，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以法院查明为准，对交易金额和送货事实我方确认无误。 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质证意见：我方与原告、冯金泉未曾有过生意往来，原告所供应的是里布，而我方经营的是成品。我方从未参与过本案交易，也不存在中介行为，冯金泉陈述我方为本案交易的买方，但未提供相应合同及送货单单据，对此我方不予认可。戴春霞并非我方员工，冯金泉自行联系戴春霞后前往我方公司，将已由律师起草好的代付协议让我方签字盖章。因黄恒、刘琴曾口头要求我方代付货款，且已支付过4万多元，故之后我方见到戴春霞和冯金泉后，便未曾仔细审查交易事实的真实性，便在代付协议上签字确认。嘉兴起帆箱包有限公司并未注册，原由唐昌胜与胡海波共同经营，后协议约定转让给黄恒、刘琴，涉案发货单上载明的日期是在黄恒、刘琴经营期间，与唐昌胜无关。 被告黄恒、義恩公司质证意见：我方并不认识冯金泉，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收到过涉案货物，戴春霞的签字行为与我方无关。戴春霞与唐昌胜间据传存在亲属关系。 被告刘琴未作答辩，未提交证据，也未提出质证意见，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及质证的权利。本院认证认为，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形式完备，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本院依职权对冯金泉制作的调查笔录，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事实认定及论理部分综合评判。 综上，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2017年3月25日至2017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黄恒、刘琴经营的“嘉兴起帆箱包”（未注册）供应布匹，共计129594.7元。被告起帆公司代被告黄恒、刘琴向原告支付了44426元。2017年12月15日，被告唐昌胜、原告员工冯金泉及被告黄恒、刘琴的员工戴春霞签订《代付结算协议》一份，约定黄恒、刘琴结欠原告的货款129594.7元，扣除唐昌胜、起帆公司已代为支付的44426元，现唐昌胜、起帆公司仍同意代为支付剩余货款85168.7元；戴春霞作为黄恒、刘琴公司员工，对上述情况予以证实。后被告黄恒、刘琴、唐昌胜、起帆公司均未向原告支付相应款项，遂诉讼。 另查明，黄恒、刘琴以唐昌胜结欠货款为由，起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受理，2018年12月13日本院作出（2017）浙0411民初4157号（以下简称415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确认唐昌胜结欠黄恒、刘琴货款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如何确定；二是五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 争议焦点一。对于涉案交易的买方，原被告间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戴春霞原系被告黄恒、刘琴员工，其作为采购人员在工作期间在原告提供的发货单上签字，应视为确认收货的行为。《代付结算协议》上明确载明了涉案货款系被告黄恒、刘琴结欠，原告员工冯金泉在其上签字应视为对该交易事实的确认。虽之后冯金泉又称被告唐昌胜系涉案交易的买方，但其前后陈述相悖且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唐昌胜间存在交易事实，故对冯金泉的上述陈述本院不予采信。《代付结算协议》上虽注明義恩公司，但涉案交易开始于2017年3月25日，早于義恩公司的成立时间即2017年6月8日，故義恩公司并非为本案的交易主体。综上，可认定被告黄恒、刘琴为涉案交易的买方。 争议焦点二。原告与被告黄恒、刘琴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原告已按约供货，则被告黄恒、刘琴应及时支付结欠的货款。415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黄恒、刘琴于2017年12月5日当庭否认存在涉案交易，并称未曾要求被告唐昌胜代为向原告支付货款，在此情形下，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依然于2017年12月15日与原告达成《代付结算协议》，表明愿意就被告黄恒、刘琴结欠的剩余货款承担还款责任，则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误解，应认定为债务承担。因原告作为债权人在《代付结算协议》并未明示免除被告黄恒、刘琴的债务人义务，则该种债务承担不属于免责式债务承担，而应认定为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作为加入人应与债务人黄恒、刘琴共同向原告承担本案债务。关于被告唐昌胜是否以起帆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代付结算协议》签字从而免除其个人的债务承担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当庭自认存在公司法人人格混同，且4157号案件确认系被告唐昌胜个人结欠了被告黄恒、刘琴货款，故被告唐昌胜在《代付结算协议》上签字，应认定为其个人与起帆公司一并的债务加入行为。被告唐昌胜、起帆公司辩称其实际已向原告代付货款71824元，对此本院认为，其中金额分别为5398元、22000元的两笔转账系唐昌胜支付给冯金泉个人，冯金泉对此已提供反证否认上述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上述两笔转入冯金泉个人账户的款项与本案货款相关联，相应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起帆公司、唐昌胜已代付金额仍以收条载明的44426元为准。各方就剩余货款85168.7元的给付未明确约定的付款期限，被告可随时履行，原告在给予被告一定的准备时间后可随时请求履行，本院综合考虑双方交易及协议约定代付的情形，酌定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即自2018年1月12日起，以结欠货款85168.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刘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恒、刘琴、嘉兴起帆贸易有限公司、唐昌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市超丰纺织品后整理有限公司货款8516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货款85168.7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嘉兴市超丰纺织品后整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176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合计3196元，由被告黄恒、刘琴、嘉兴起帆贸易有限公司、唐昌胜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江平 审 判 员  徐辰丽 人民陪审员  郑水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晓红 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 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