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626刑初148号 公诉机关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检察院（原罗江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廖某，男，生于1967年12月6日，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湖北省罗田县人，户籍所在地德阳市旌阳区，现住德阳市旌阳区，案发前系四川恒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因涉嫌行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2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日被逮捕，2018年8月1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强，四川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詹炯，四川天润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公刑诉【2017】149号起诉书和罗检公刑追诉【2018】4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廖某犯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期间延期审理二次，非法证据排除一次。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严聪、胡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某及其辩护人刘强、詹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被告人廖某任四川恒锦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锦公司”）经理期间，在恒锦公司与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南站国库”）签订履行小麦合同过程中，多次违反国家规定，给予时任南站国库主任张某（另案处理）回扣，共计12万元。 另案被告人张某案发前系南站国库主任，被告人廖某案发前系恒锦公司经理。2012年，被告人廖某在与魏某筹建恒锦公司时，邀请另案被告人张某入股恒锦公司，另案被告人张某以黄勇的名义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入股，占恒锦公司股份的10%。2014年8月，为规避国有企业负责人禁止经营同类营业的规定，另案被告人张某将持有的恒锦公司股份转变为借款的形式，约定由被告人廖某每年向另案被告人张某支付10%的利息（截止案发前200万元借款仍未归还被告人张某），2014、2015年另案被告人张某获得利息40万元。 2013年10月22日，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共谋，以签订虚假玉米购销合同的方式挪用公款，先由南站国库与吉林省泽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泽成公司”）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南站国库以支付玉米款的名义将705万元转给吉林泽成公司；同日，吉林泽成公司与恒锦公司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并将上述705万元转入被告人廖某个人账户。2014年5月28日恒锦公司通过江油市青莲粮油收储站（以下简称“江油青莲收储站”）假借支付玉米贷款的名义将挪用资金归还南站。 2014年10月4日，另案被告人张某和被告人廖某共谋，由南站国库和恒锦公司签订虚假的玉米购销合同，将南站国库国有资金762万元以支付玉米贷款的方式挪给恒锦公司使用。2014年12月23日恒锦公司通过绵阳高新粮油购销公司（以下简称“绵阳高新公司”），假借支付玉米贷款的名义将挪用资金归还南站国库。 2015年1月4日，另案被告人张某和被告人廖某共谋，由南站国库和恒锦公司签订虚假的玉米购销合同，将南站国库国有资金744万元挪给恒锦公司使用。同年7月2日，恒锦公司通过绵阳高新公司，假借支付玉米货款的名义将挪用资金归还南站国库。 2015年3月，为解决恒锦公司资金困难的问题，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商议，决定将南站国库国有资金520万元挪用给恒锦公司使用。另案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虚假玉米购销合同的形式，将单位国有资金520万元挪用给恒锦公司用于生产经营，至今未归还。 2015年12月，为解决恒锦公司资金困难的问题，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商议，决定再次将南站国库国有资金800万元挪用给恒锦公司使用。另案被告人张某担心恒锦公司无力归还资金，要求一家国有公司作为担保，经过被告人廖某的协调，由南站国库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虚假玉米购销合同，之后再由绵阳高新公司与罗江粮油总公司签订虚假玉米购销合同，最终通过罗江粮油总公司与恒锦公司签订虚假玉米购销合同的方式，将南站国库国有资金800万元通过两家公司转入恒锦公司账户，恒锦公司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至今未归还。 另查明，被告人廖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行贿的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应的证据，认为应以行贿罪、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廖某的刑事责任，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廖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行贿罪不持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挪用公款罪有异议：1、恒锦公司成立时有三位股东，我占30%的股份，注册之前我借给黄勇200万元，2013时黄勇还了我100万元，之后没多久他就提出退股，但我已经做了一次股份转让，就拖延到2014年八至九月才办理，支付利息是魏某同意按一分利支付，跟公司业务没有关系，是股东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涉案520万元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3月，当月我正在拉小麦，一般情况下是一边拉货一边付款，到3月底的时候，张某说要清账查户，叫我付货款，当时就差520万元，张某就说签一个玉米购销协议平账，然后货款到了恒锦公司，当时主要是为了应付清账查户的检查；3、涉案800万元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底，也是为了应付检查，而签订玉米购销合同过账；4、实际上没有损害南站国库的实际利益，债权债务的金额也没有发生变更，这不是挪用公款的行为，最多是违反财务纪律；5、公诉机关追诉的705万、762万、744万的三笔购销业务，所涉及的合同都是真实完成的，不是虚假交易，不是挪用公款，我个人的卡是公司在使用。 辩护人刘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廖某犯行贿罪不持异议。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犯挪用公款罪罪名不成立，（1）被告人廖某与张某没有合谋；（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挪用了公款520万元和800万元，但这两笔款项是南站国库小麦款的缺口，是一个平账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债权债务，从款项的性质来界定也是平账行为，而非挪用行为，同时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成员都认为玉米合同没有真正履行，这就是一个平账的行为；（3）公诉机关没有证据否定其追诉的三笔玉米买卖合同的合法性；（4）被告人廖某系初犯，请求综合考虑被告人廖某的量刑情节。 辩护人詹炯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廖某犯行贿罪不持异议。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犯挪用公款罪罪名不成立，（1）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廖某与张某有共同的犯意；（2）被告人廖某与张某无挪用公款的合谋。 经审理查明： 一、被告人廖某被控行贿罪查明的事实。 2015年初，恒锦公司需从南站国库购进小麦，其经理即被告人廖某与时任南站国库主任的另案被告人张某约定以每吨20元的好处费返点给另案被告人张某。2015年1月26日和2015年6月15日，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分别签订了3500吨和5150吨的小麦购销合同，之后，被告人廖某于2015年3月、6月、9月、12月分四次，每次3万元，在德阳市旌阳区附近共计给予另案被告人张某好处费12万元。 被告人廖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行贿的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举证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廖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从1990年参加工作至2013年3月，在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工作，先后任储运科副科长、科长，1998年任南站国库副主任，2013年3月我办理了停薪留职，加入四川恒锦粮油有限公司并任该公司经理。我和南站国库主任张某原来是同事，在我任南站国库副主任的时候，他是南站国库的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2015年，我找到张某说想从南站国库买小麦，并向他承诺按20元每吨的好处费来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之后于2015年3月、6月、10月和12月，在德阳市张某家附近，共计给了张某现金12万元，每次3万元。给张某钱是因为他是南站国库的主任，希望和张某搞好关系，得到张某对我和我们公司业务上的关照。 2、另案被告人张某的供述，证实我从2003年6月任德阳市站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廖某当时任南站国库副主任，我们当时是上下级关系，2013年4月，廖某辞去公职到恒锦公司任总经理，我们平时联系很多，关系也很好。2015年初，廖某找到我，说恒锦公司想从南站粮库购进小麦，还给我约定以每吨20元返点给我好处费，我当时答应了；后来在2015年1月26日和2015年6月15日，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分别签订了3500吨和5150吨的小麦购销合同，合计8650吨，按照我们的约定廖某应该给我173000元，但廖某只在2015年3月、6月、9月、12月，分四次，每次3万元，在我家黄金海岸附近，共计只给了我12万元，这些钱我平时自己用了。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全部予以采信。 二、被告人廖某被控挪用公款罪查明的事实。 1、2012年，被告人廖某与魏某筹建恒锦公司时，另案被告人张某以黄勇的名义出资200万元入股该公司，并占恒锦公司10%的股份。2013年底，另案被告人张某提出退股，因被告人廖某在此期间已转让了一次股份，遂定在2014年办理股份变更事宜，至2014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廖某将另案被告人张某退股的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但恒锦公司其他股东没有资金支付另案被告人张某的200万元股本，遂由被告人廖某向另案被告人张某出具借条将200万元股本转变为借款，并按年息10%向张某支付利息；2014年、2015年，另案被告人张某获得利息共计40万元。 2、经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决定，2013年10月22日，南站国库与吉林泽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南站国库以2350元/吨的价格购买吉林泽成公司黄玉米4000吨，随后，南站国库于2013年10月24日、2013年11月4日向吉林泽成公司分别支付玉米款500万元、205万元，共计705万元；2013年10月22日，吉林泽成公司与恒锦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吉林泽成公司以2340元/吨的价格购买恒锦公司黄玉米4000吨，之后，吉林泽成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2013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4日向恒锦公司分别支付玉米款300万元、200万元、205万元，共计705万元；2014年4月17日，恒锦公司与江油青莲收储站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由恒锦公司以2425元/吨的价格购买江油青莲收储站玉米3000吨，2014年5月28日，恒锦公司将727.5万元玉米款转给了江油青莲收储站；2014年4月14日，江油青莲收储站与南站国库签订购货合同，约定由江油青莲收储站以2410元/吨的价格购买南站国库玉米3000吨，2014年5月29日，江油青莲收储站将723万元玉米款转给了南站国库。至此，南站国库获利18万元，另案被告人张某未牟取个人利益。 3、经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决定，2014年10月8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南站国库以2600元/吨的价格购买恒锦公司黄玉米3000吨，随后，南站国库于2014年10月10日、2014年10月24日向恒锦公司分别支付玉米款500万元、280万元，共计780万元，2014年11月15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就该合同签订了黄玉米购销补充协议，将单价2600元/吨调整为单价2540元/吨，尔后，恒锦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4年12月23日，将18万元玉米款退还给了南站国库，南站国库实际向恒锦公司支付玉米款762万元；2014年12月23日，恒锦公司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黄玉米销售合同，约定由恒锦公司以2600元/吨的价格购买绵阳高新公司黄玉米3000吨，同日，恒锦公司分八笔将780万元玉米款转给绵阳高新公司；2014年12月22日，绵阳高新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绵阳高新公司以2590元/吨的价格购买南站国库黄玉米3000吨，之后，绵阳高新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2014年12月26日向南站国库分别支付玉米款500万元、277万元，共计777万元。至此，南站国库获利15万元，另案被告人张某未牟取个人利益。 4、经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决定，2015年1月4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南站国库以2480元/吨的价格购买恒锦公司玉米4000吨，随后，南站国库于2015年1月4日、2015年1月22日向恒锦公司分别支付玉米款600万元、144万元，共计744万元；2015年6月28日，恒锦公司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粮油购销合同，约定由恒锦公司以2540元/吨的价格购买绵阳高新公司玉米3000吨，之后，恒锦公司于2015年7月2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17日、2015年7月24日向绵阳高新公司分别支付玉米款180万元、250万元、200万元、132万元，共计762万元；2015年6月23日，绵阳高新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绵阳高新公司以2530元/吨的价格购买南站国库玉米3000吨，之后，绵阳高新公司于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21日、2015年7月27日向南站国库分别支付玉米款180万元、200万元、250万元、129万元，共计759万元。至此，南站国库获利15万元，另案被告人张某未牟取个人利益。 5、2015年1月26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恒锦公司以2560元/吨的价格购买南站国库混合小麦3500吨，合同总金额为896万元。后至2015年3月底临近上级检查时，恒锦公司还差欠南站国库货款520万元；南站国库遂向恒锦公司多次催收小麦款，廖某均以贷款未批下来为由予以推脱。为应对上级检查，张某与廖某私下商议，由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玉米购销合同方式将520万元支付给恒锦公司，再由恒锦公司将该520万元用于支付差欠南站国库的小麦款；随后，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研究后决定与恒锦公司进行该笔玉米交易业务，2015年3月20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了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南站国库以2600元/吨的价格向恒锦公司购买黄玉米2000吨，2015年3月26日，南站国库将520万元支付给恒锦公司，恒锦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又将该款支付给南站国库用于归还之前差欠的520万元小麦款。2015年11月18日，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就《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了《购销合同变更协议》，约定：恒锦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南站国库支付违约金80000元，双方新签订玉米购销合同，数量3000吨，单价2050元每吨，金额615万元，已付货款5200000元作为预付款，该购销合同于2016年3月底前执行完成；2015年12月29日，恒锦公司向南站国库支付违约金8万元。期间，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之间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另案被告人张某未牟取个人利益。 6、2015年6月15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小麦购销合同，约定恒锦公司以2560元/吨的价格购买南站国库混合小麦5150吨，合同总金额为1318.4万元。后至2015年12月底临近上级年终工作考核时，恒锦公司还差欠南站国库小麦款1008.32656万元；南站国库遂向恒锦公司多次催收小麦款，廖某均以贷款未批下来为由予以推脱。为应对上级检查并规避风险，张某与廖某私下商议，由廖某协调一国有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玉米购销合同，将资金支付给该公司后，再由该公司支付给恒锦公司，恒锦公司收到款项后，再用该款项支付差欠南站国库的小麦款；随后，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后决定与恒锦公司进行该笔玉米交易业务。2015年12月10日，南站国库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了粮油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绵阳高新公司以2050元/吨的价格向南站国库购买玉米8000吨，总金额为1640万元，南站国库于2015年12月16日向绵阳高新公司支付800万元；2015年12月16日，绵阳高新公司与罗江县粮油总公司签订粮油购销合同，约定绵阳高新公司以2045元/吨的价格向罗江县粮油总公司购买玉米8000吨，绵阳高新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罗江县粮油总公司支付800万元；2015年12月16日，罗江县粮油总公司与恒锦公司签订粮油购销合同，约定罗江县粮油总公司以2035元/吨的价格向恒锦公司购买玉米8000吨，罗江县粮油总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向恒锦公司支付800万元；恒锦公司收到该款后，于2015年12月18日、2015年12月21日向南站国库分别支付450万元、350万元，共计800万元用于归还2015年6月差欠南站国库的小麦款；2015年12月28日，恒锦公司又向南站国库支付小麦款208.32656万元。期间，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之间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另案被告人张某未牟取个人利益。 综上，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南站国库采用与恒锦公司、绵阳高新公司签订玉米合同的方式转出资金后，该资金又通过恒锦公司流转回南站国库归还恒锦公司差欠的小麦款应对上级检查，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在此期间，未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廖某当庭的供述和辩解及公诉机关举证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廖某当庭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恒锦公司成立时有三位股东，我占30%的股份，注册之前我借给黄勇200万元，2013时黄勇还了我100万元，之后没多久他就提出退股，但我已经做了一次股份转让，就拖延到2014年八至九月才办理，支付利息是魏某同意按一分利支付，跟公司业务没有关系，是股东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给张某的40万元是我个人的，是现金。涉案520万元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3月，当月我正在拉小麦，一般情况下是一边拉货一边付款，到3月底的时候，张某说要清账查户，叫我付货款，当时就差520万元，张某就说签一个玉米购销协议平账，货款到了恒锦公司后，当日就将520万元转回了南站国库，当时主要是为了应付清账查户的检查。涉案800万元的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底，也是为了应付检查，而签订玉米购销合同是为了过账，收到款项后，分两次两笔转回了南站国库。上述行为实际上没有损害南站国库的实际利益，债权债务的金额也没有发生变更，也没有获取利益，这不是挪用公款的行为，最多是违反财务纪律。公诉机关追诉的705万、762万、744万的三笔购销业务，所涉及的合同都是真实完成的，不是虚假交易，不是挪用公款，我个人的卡是公司在使用。 2、另案被告人张某当庭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在恒锦公司入股的200万元，我在2013年时就提出了退股，但他们在2014年才办完退股手续，是实实在在的退出，不是转变为借款，手续办完后他们没有钱给我，这才商量按10%收取利息。公诉机关指控的我挪用了公款520万元，是销售给恒锦公司的小麦货款，合同是2015年1月签订的，金额是800万元左右，2015年3月底，临近检查时，恒锦公司还差南站国库520万元货款，为了应对检查，我和廖某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并经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由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了520万元的玉米购销合同，这笔钱很快就回笼到南站国库账上。公诉机关指控的我挪用了公款800万元，是2015年6月销售给恒锦公司小麦，临近当年12月底，货款回笼后还差欠南站国库900多万，为了应对市粮食局年底的考核检查，仍旧采取了上述办法来平账，恒锦公司就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了合同，南站国库预付了800万元的货款，该资金也从恒锦公司的账户以小麦货款回笼到了南站国库账上。实际上，恒锦公司还差南站国库520万元和800万元的货款。公诉机关追加的705万、762万、744万的三笔业务合同，具体的情况我记不清了，但只要涉及到大的决策，都是我们集团购销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的，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单位创收增效，开展的业务活动都是为单位牟利，与我个人没有关系。 3、证人雷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在1991年底调到德阳市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工作，现任该储备库业务科科长。南站国库每年的业务主要是3、4月份轮换和大春小春粮食收购。我们站里面储存有玉米，但都是国家委托我们保管的，玉米不涉及轮换，国家委托我们卖出去就行了；我们跟恒锦公司的玉米购销合同不涉及轮换计划，是我们单位用自有的资金自主经营玉米。2014年的一天，张某找到我和李某，说廖某现在自己创业很困难，现在单位上有自有资金，我们把自有资金拿出来和廖某做生意，帮助下他，我和李某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就同意了。然后张某就召开了购销领导小组会，在会上说要把自有资金拿出来和廖某做生意，大家没有反对就通过了。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一共直接签订了三次玉米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前，张某再把我和李某喊到他办公室通知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然后再开购销领导小组会通过。2015年3月，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了2000吨玉米购销合同，当时是在购销领导小组会上讨论后，大家都同意了的，金额是615万元，但这个合同后来进行了一个变更，恒锦公司还支付了8万元违约金，我们预付的520万元继续作为变更后的玉米购销合同的预付款，这个合同一直都没有履行。第四次我们是和绵阳高新公司签订的合同，当时是廖某先来找到张某，然后张某把我、李某、王某喊到小会议室，张某说南站国库和恒锦公司之间还有520万元的债务，这次不能直接与恒锦公司做这笔生意，记不清是张某还是廖某提出的要找一个信誉好的国有单位在中间当第三人与南站国库签合同；过了两天，张某把我们购销领导小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说廖某提供了绵阳高新公司当第三人，这是一个国企，我们还是可以和廖某做这笔生意，大家就同意了，之后我们和绵阳高新公司签订了合同，并支付了800万元的预付款。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在第三次签订的520万元玉米购销合同后两个月，我就开始催廖某履行合同，但他们一直以银行贷款没下来为由不履行合同；后来2015年12月第四次签订购销合同，南站国库就不和恒锦公司直接签订了，而是找了绵阳高新公司，这次的玉米直到现在也没有入库。截止目前，恒锦公司还差欠我们玉米款520万元、小麦款123万元，绵阳高新公司差欠我们玉米款800万元。2013年10月22日，南站国库与吉林泽成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在购销领导小组会上，张某提出，我们同意了的，然后按流程签订合同，最后由财务付款，这个合同之后是将这笔玉米卖给了江油青莲公司，没有真实库存进入南站账户，但南站国库赚了10多万元，这个合同也是廖某在其中穿针引线。2014年10月8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是南站国库从恒锦公司买粮，然后卖给绵阳高新公司，南站国库获利15万元，这个合同也没有进入单位的仓库。2015年1月4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也是廖某要我们与恒锦公司签订合同，并说可以卖给绵阳高新公司，我们就卖给绵阳高新公司，每吨有点利润。2015年1月26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小麦合同，是在当年3月16日开始履行的，这个合同没有严格按照先款后货的要求执行；2015年6月15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5150吨小麦合同，这个小麦是中储粮；所有的小麦交易都是真实的交易。 4、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我是绵阳市高新粮油购销公司经理。2015年12月，绵阳高新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的买卖玉米合同是廖某联系的，我把这个事情拿到公司行政办公会上讨论，大家觉得和国有企业合作还是可以的，也符合公司的业务规定，风险比较小，再加上之前也和南站国库合作过，所以大家都一致同意可以和南站国库以及罗江粮油总公司签订合同。南站国库将合同传真过来后，我们当时就签了合同并传真回去，过了几天，南站国库就把800万的预付款打到我们公司的农发行账户上了，然后我们才与罗江粮油总公司签订合同，并把800万打给了罗江粮油总公司。到了2016年3月至9月份，我们一直在催廖某发货或退款，但他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推诿，直到2016年10月，南站国库起诉我们了，我们找到罗江粮油总公司，罗江粮油总公司给我们看了一个转账单，是恒锦公司将800万元分几次转给了南站国库，我们就向绵阳市公安局报警了。2014年12月22日，绵阳高新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的粮油产品购销合同，是廖某介绍给我们的过单业务，当时就该笔业务协商好后是每吨给我们10元的利润，我与分管业务的副经理高万林、购销部的副经理王和平、财务部经理邹波讨论同意后接受了这个过单业务，也就是说这个业务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购销业务，只是我们不经手玉米的出库和入库，由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对接，他们之间是否履行合同就不清楚了，过单业务的定义就是买卖过程我们单位作为中间方，玉米买卖由销售方南站国库和买方恒锦公司直接接洽，我们不参与，只负责打款和付款，目标是提高单位购销量；2015年6月23日，我们公司与南站国库签订的粮油产品购销合同也是这样的过单业务。 5、证人廖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罗江粮油总公司经理。2015年12月，经廖某的协调联系，我们公司与绵阳高新公司签订了玉米购销合同，同年12月18日，绵阳高新公司将800万元预付款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然后我们又把这800万元打给廖某。 6、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财务科科长，我参加过跟恒锦公司业务有关的购销领导小组会，每次都是办公室主任苏某召集我们，张某主持会议，关于和恒锦公司做生意是谁提出的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对业务情况不清楚，看到领导都同意我就同意了。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主要是玉米和小麦。2015年6月，恒锦公司向我们购买了5000多吨小麦，差我们1300多万元货款；2015年底，我、李某、雷某在场的时候，张某叫廖某还之前欠的520万元玉米款和1300多万元的小麦款，但廖某提出要和我们再做一笔玉米生意，张某说恒锦公司欠款太多，不能直接和恒锦公司签合同，叫廖某再找一家国企签合同。过了几天我们就召开了购销领导小组会，我记不清楚是哪个介绍的，说是要和绵阳高新公司做玉米生意，我晓得其实是和廖某做生意，我见领导都同意了，我也就同意了。之后我们虽然向绵阳高新公司付了800万元的预付款，但我晓得这800万元其实是付给廖某的，过了几天，恒锦公司向我们分三次付了小麦款，分别是450万元、350万元和200多万元。2015年3月26日，南站国库付给恒锦公司520万元玉米款，当天恒锦公司转了400万元到南站国库，这是恒锦公司转给我们的小麦款，每年3月25日至3月底前，有全国粮库的清仓查库，要求我们必须有库存，没有库存就必须有钱在账上，小麦是国家轮换计划，廖某把库存的小麦拉走了，钱就必须要回到国库，不然过不了检查。520万元在没有收到货之前我们财会上都是摆在往来账上，清仓查库的时候不检查。 7、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我从2013年开始任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副主任，现任南站国库主任。我应该参加过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之间的玉米、小麦购销事宜有关的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也应该参加过南站国库与绵阳高新粮油购销公司购销业务有关的购销领导小组会。因我不分管业务，我不懂业务，既然领导已经决定了，我也不会投反对票。每年的3月份，南站国库要接受全国清仓查库检查；另有粮食局和农发行对我们不定期的检查。 8、另案被告人李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从2013年4月开始任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副主任。2015年3月份的一天，廖某来到南站粮库，张某把我和雷某通知到小会议室，我和雷某进去的时候，张某和廖某已经在里面了，当时张某向我和雷某说我们南站有一部分自有资金，现在打算与恒锦公司做生意，张某介绍完情况后，我和雷某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过了几天张某召开南站粮库领导小组会议讨论这个事情，南站粮库领导小组由张某、我、杨某、雷某、李某、苏某、王某七个人组成，购销领导小组主要是针对南站粮库经营采购和销售以及对农户粮食的销售和采购进行决策的机构。当时在会上张某将之前在小会议室内谈到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我也就按照之前在小会议室内谈的情况给大家做了说明，就说我们准备用自有资金和恒锦公司做一笔生意，然后说了具体的数量、金额，当时购销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开会之前和他的细节就已经商量好了，上购销小组会议也就等于是完善一下程序，其他几位成员未提出反对意见，所以通过购销领导小组过会，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在2015年底我们还和绵阳高新公司签订过一个8000吨的玉米购销合同，这笔生意主要是廖某想做，因为他先来找过张某，然后张某把我、雷某、王某叫到小会议室，廖某说现在玉米价格已经最低了，他想和南站国库再签一笔8000吨的玉米购销合同，南站做这笔生意是可以盈利的，当时张某说南站国库和恒锦公司还有520万元的合同债务，这笔生意不能由恒锦公司出面与南站国库交易，后来廖某提出先找一个信誉好的国有公司在中间与南站国库签订合同，张某同意了廖某的意见，廖某当时就与绵阳高新公司进行了联系。过了几天，张某把我们购销领导小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张某说廖某提供了绵阳高新公司当第三方，这是一个国企，我们还是可以做这笔生意，当时大家就都同意了，然后张某就安排雷某和绵阳高新公司商量合同的细节问题以及之后的合同签订，最后南站国库将800万元预付款一次性支付到绵阳高新公司。在2015年1月份，恒锦公司向南站国库购买过3500吨小麦；2015年6月，恒锦公司向南站国库购买过5150吨小麦，这两笔合同都是小麦轮换粮的合同。如果我们从Ａ买粮食，然后卖给Ｃ，就由Ａ直接交粮给Ｃ，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粮食从南站国库出入库；2014年10月8日，南站国库从恒锦公司购玉米，然后卖给绵阳高新公司，我们单位没有粮食入库。南站国库每月都有针对库存和账目的检查，粮食局、农发行都有检查，每个月都有。 9、证人苏某的证言，证实我从2013年5月开始任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办公室主任。2015年3月8日的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南站国库向恒锦公司购买2000吨玉米，单价2600元一吨的相关合同内容，这个合同大家都没有反对；2015年12月10日的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会议主要讨论南站粮库向绵阳高新公司购买8000吨玉米的事情，这个合同当时大家都没有反对。南站国库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讨论南站国库和其他单位之间粮食购销合同是否可以执行等问题。 10、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我从2014年4月开始任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储运科科长。2015年3月8日的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议记录上我的名字是我本人写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南站国库向恒锦公司购买2000吨玉米，单价2600元一吨的相关合同内容，这个合同当时大家都没有反对；2015年12月10日的粮食购销领导小组会议记录上我的名字是我本人写的，会议主要讨论南站粮库向绵阳高新粮油公司购买8000吨玉米的事情，这个合同当时大家都没有反对。2015年1月4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4000吨玉米合同，没有实际入库；2014年10月8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780万元玉米合同，没有实际入库。南站国库每年的3月，要迎接全国的清仓查库检查。 11、证人曾某的证言，证实我于2013年底在南站国库办理了内退后才到恒锦公司工作。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大家闲聊的时候得知魏总同意廖某炒期货，但要他不能以单位名义，只能以廖某个人名义去炒期货，作为公司的业务，单位是不能炒期货的，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形成记录，杨进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廖某说炒期货是单位授权同意了的，他在中国农行德阳分行开了户，里面的资金我都是按照财务制度来办的，每一笔交易都有支付清单，清单都是业务上开的；他这个账户上转款，大额的货款是杨进在签，我是按照领导签的清单转账支付；账户上资金的运作情况是银行卡在廖某处，我保管Ｕ盾，如果廖某在单位，就按单位流程办理，若他不在单位，需要转账的话，就请示领导同意后，我用Ｕ盾转款，当廖某不方便自己转款时，才会让我用Ｕ盾转款，我没有私自转过廖某的款；廖某账上的转款，都是按他说的款项性质，我们进行备注的。 1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德阳市粮食局副局长。每年的3月全国粮食清仓查库要做到“一符”、“三专”、“四落实”，“一符”就是账货相符，账目与实物数量一致，这条适用所有性质的粮食，“三专”、“四落实”不涉及案件中涉及的粮食，案件中涉及的粮食是储备粮中的轮换粮，玉米是商品粮。就账货相符的问题，国家每年都会出台文件，省市县结合相关情况进行检查，组织落实，2015年应该是在3月底，每年一次，12月没有大规模检查，只有常规检查，主要针对的是储粮安全。 13、证人向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德阳市粮食局纪委书记。粮食局对于南站国库的监管包括储备粮的安全和党的建设；每年的3月清仓查库是由刘某局长负责；我们对南站国库主要是监管粮食储备与账目是否相符；我们只是宏观监管，企业经营只要不违法，他们就享有自主权，对于南站国库自主经营的部分，只要不违法，我们一般不干涉。 14、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德阳市粮食局调控科科长。南站国库小麦是三至四年轮换一次，如果南站国库的小麦到了轮换的时间，他们就会向粮食局打报告，粮食局、财政厅、农发行就会向他们下达轮换计划，省级储备省上批，市级储备市上批，中央储备是由绵阳直属库直接下达。他们履行过程中，我们只要求他们年底必须完成，中间偶尔有检查的时候也会一并检查，我们主要监管粮食是不是轮换出去了，又是不是轮换回来了。我们市粮食局对南站国库只负责监管市级储备粮，这方面我们制定有储备粮管理办法，主要针对实物，基本不涉及资金。如果南站国库把粮卖了，但是由于对方违约，不支付粮款，南站国库通过正常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收回货款也是合理的，因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经营风险，但是他们的购销行为必须是依法依规进行，我们一般只在年底，就是12月中旬进行入库验收。轮换是有国家补贴的，我们只管企业是不是按照要求把粮食轮换了，至于盈利还是亏损我们不负责，是由企业自主经营的，只有企业亏损过大，才会向我们打报告，由我们向政府打报告申请补贴。当轮换执行计划下达后，这部分储备粮的性质就变成类似商品粮了，由企业自己去组织销售，并组织收购，商品粮和储备粮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品粮企业可以决定自主购销，储备粮企业只有管理权，没有经营权。储备粮轮换时的资金是由粮食局财务、农发行等多方监管。 15、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我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德阳支行的客户经理。我们主要对南站国库的信贷资金和库存进行监管，但并不是对所有资金进行监管，只针对我们银行贷款给他们的资金进行监管。南站国库在2015年1月26日向恒锦公司销售小麦及2016年3月14日向恒锦公司销售小麦，是粮食轮换，是四级储备轮换，这种轮换必须严格执行“钱货两清”即收一斤的粮付一斤粮的钱，不得违反规定赊销，形成超期结算，资金占用，他们签合同不经过我们，但是粮食出库必须经过我们，他们要向我们报告，如果没有向我们报告，他们私自动了库存，被我们发现就要对他们进行信贷制裁。我们清仓查库是每月一次，不定时的抽查，主要检查信贷资金形成的仓储，如果是商品销售不涉及信贷资金的问题，我们检查的时候也要看，但不会严格审查，他们报了那些仓储我们就看那些，没有报我们就不会去看，3月份全国有一次大规模的清仓查库。恒锦公司与南站国库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5150吨小麦购销合同涉及的是中央储备轮换，这个合同我们没有放贷款，是绵阳弄发行发放的贷款，绵阳这边只是委托我们监管出库情况。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签订的3500吨合同，恒锦公司在当月27日向南站国库支付了定金，如果在这期间恒锦公司不向南站国库支付货款，而是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即5月29日向南站支付货款，货物在3月、4月陆续出库，这种情况如果他们向我们汇报后经我们同意是可以的，如果他们不汇报，查到就是违规，我们就可以停贷并收回贷款，如发现企业违规将资金出借，我们也只能停贷。 16、证人廖某2的证言，证实我原是恒锦公司会计。恒锦公司会计账目没有列支业务回扣、手续费、返点费等费用。廖某经常让我把公司的钱转到他个人的账户上，我就按公司的财务审批程序将公司的钱转给他；廖某平时的油费、餐饮、业务招待费等都会拿到公司报销。恒锦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听公司的人说廖某在做期货生意。 17、证人贾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恒锦公司的出纳。2014年10月10日恒锦公司到账的500万，当天转到我62×××78账户上150万，2014年10月15日又转了350万，这个钱虽然是到我个人账户，但是还是公司的钱，是廖某在安排怎么支出，这个钱应该是我马上就从我的账户转出去了。我记忆中大部分都是支付给个人的，没有转入期货账户的，在给其他然转款时，很多时候有备注内容；廖某给我开出的单据都是恒锦公司的经营性活动，但是他具体干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18、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南站国库贷款支付申请单和转账凭证、江油青莲购销合同和转账凭证、调取证据通知书和吉林泽成公司购销合同与情况说明及转账凭证、民事答辩状和南站国库在民事诉讼中提交的证据目录、江油市青莲粮油购销合同和转账凭证与增值税发票及关于3000吨玉米交（提）货的说明、期货投资交易合作协议和交易记录及合作说明、恒锦公司财务状况和期货亏损情况、协议书和保证书，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通过南站国库、恒锦公司、吉林泽成公司、江油青莲收储站进行705万元玉米交易的事实。 19、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货款支付申请单和转账凭证、会议记录、绵阳高新购销业务情况、购销合同和转账凭证与增值税发票及清单，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通过南站国库、恒锦公司、绵阳高新公司进行744万元玉米交易的事实。 20、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货款支付申请单和转账凭证、会议记录、绵阳高新公司购销业务情况、购销合同和转账凭证与增值税发票及清单，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与被告人廖某通过南站国库、恒锦公司、绵阳高新公司进行762万元玉米交易的事实。 21、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货款支付申请和转账凭证、南站国库粮食移库单、南站国库预收账目、南站国库科目明细账，证实2015年1月26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小麦交易情况。 22、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转账凭证、出库凭证，证实2015年6月15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小麦交易情况。 23、南站国库购销业务情况、南站国库购销合同、结算清单、转账凭证、出库凭证，证实2016年3月14日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小麦交易情况。 24、德市粮发【2015】56号文件、德阳市2015年度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德市粮发【2015】11号文件和德阳市2015年市级储备粮油轮换计划表及德南国储库【2015】01号文件、粮油拟轮换申请表和粮油轮换验收申请表、德南国储库【2015】25号文件、对于恒锦公司和廖某情况反映、廖某账目明细及分析、协助查询存款和汇款通知书及恒锦公司账目明细、协助查询存款和汇款通知书及南站国库账目明细、协助查询存款和汇款通知书及绵阳高新公司账目明细，证实南站国库接受年度检查情况和南站国库粮食轮换情况及南站国库、恒锦公司、绵阳高新公司就涉案交易资金流转情况。 公诉机关出示的上述证据虽不能证明其欲证事项，但能与被告人廖某当庭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被告人廖某的当庭供述和辩解及公诉机关出示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经公诉机关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实2013年至2015年我在南站国库担任副主任职务，分管办公室和后勤工作，我也是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成员，该小组的职责是研究本单位业务经营情况；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多次签订的玉米购销合同，是先通过了解，由分管该项工作的人员在购销领导小组会上进行介绍，然后在讨论；当时会上没有讨论通过玉米购销的方式将资金给恒锦公司使用；单位的合同一般由业务科起草，分管副主任审核，法定代表人再审核，分管副主任签字；李某是审核合同的分管副主任，他分管仓储工作，并协助张某搞好业务；公诉机关之前对我进行了询问，询问笔录上所表达的内容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每次召开关于购销玉米合同的购销领导小组会议，会议笔录上的内容及笔录上我的发言是我真实意思表示，会议我都参加了并签了字；购销领导小组对合同的审查有分工，张某分管财会、业务工作，李某分管储运工作，我分管办公室和后勤给安全工作；我不清楚李某协助哪方面的工作。 经公诉机关申请，证人雷某出庭作证，证实2013年至2015年，我任南站国库业务科科长。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讨论过与恒锦公司签订玉米购销合同的事；张某没有告知过我们要通过合同的形式将南站国库的国有资金挪用给恒锦公司使用，我也不知情；合同一般由我们业务科起草，购销领导小组决定，李某审核，张某签署后我拿去盖章；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的玉米购销合同是李某签的字；李某的职责是分管仓储工作，并协助张某搞好业务工作。我不认识吉林泽成公司，是廖某牵线后才知晓的；江油青莲公司我也不清楚，但资金是回笼了的；绵阳高新公司是以前就认识的，是廖某牵的线。2014年10月南站国库向恒锦公司买了3000吨玉米，但没有实物入库，也没有在合同的其他环节看到过这3000吨玉米。与恒锦公司进行的小麦购销业务，小麦有实际入库。我在公诉机关接受的询问是我真实意思表示；南站国库每次购销领导小组的会议记录我都签了字的，会议记录上载明的我的发言是我自己陈述的内容。2017年2月21日的笔录中，我陈述的和恒锦的业务，都不是我和李某联系的，是张某和廖某联系的。购销领导小组对合同的价格、数量等条款进行评审，购销领导小组评审完所有条款，我进行完善后交给李某审核，他的审核与购销领导小组的审核是一致的，如果李某、张某不签字合同就不生效。 经公诉机关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实2013年至2015年，我任南站国库储运科科长，也是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成员。购销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对购销业务作出决策。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多次签订的小麦和玉米购销合同是经过购销领导小组讨论的，但购销领导小组没有讨论过将钱借给恒锦公司。单位的合同经购销领导小组讨论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后由业务科起草合同，主任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生效。南站国库和恒锦公司签订的小麦合同是真实的，也是真实入了库的。我之前在公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所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购销领导小组每次会议的记录上我都签了字，上面记录的关于我的发言是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合同是购销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经公诉机关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实2013年至2015年，我任南站国库财会科科长，也是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成员。购销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对购销业务讨论研究，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签订的玉米合同经过了购销领导小组讨论；张某没有在购销领导小组讨论中提出借钱给恒锦公司使用。单位的合同由业务科起草，李某和张某审核，李某签字，如果没有签字合同不生效。2015年3月26日，南站国库收到的恒锦公司支付的货款，是小麦款；2015年12月28日收到的800万元也是小麦款，这是恒锦公司按照合同应当支付给南站国库的货款。我在公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的内容是我真实意思表示；购销领导小组每次的会议记录我都签了字，上面记载的关于我的发言是我当时的发言。我主要审核合同的品种、数量、价格等。 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廖某及其辩护人詹炯对上述证人证言无异议；辩护人刘强认为上述证人有一定立场性，他们的发言都很隐晦。 认定本案事实的综合证据有： 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证实被告人廖某涉嫌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由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绵竹市人民检察院管辖，并于2017年2月17日对本案立案侦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原罗江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2、归案情况说明、拘留文书一套、逮捕文书一套，证实被告人廖某因涉嫌行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2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日被逮捕。 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廖某的基本情况，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4、另案被告人张某的任职文件、扣押文书一套，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收受被告人廖某的12万元贿赂被依法扣押。 5、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和四川恒锦粮油有限公司工商资料，证实四川德阳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和四川恒锦粮油有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公司的设立、组织架构、经营范围等情况 6、南站国库会议记录、南站国库会计账册和记账凭证资料各一套、粮油产品购销合同资料一套、恒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详单、南站国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账户详单、绵阳高新公司农业发展银行账户详单、罗江粮油总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详单、涉案公司民事诉讼资料一套，证实南站国库与恒锦公司、绵阳高新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系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证实南站国库资金往来和库存往来情况，涉案的520万元和800万元转出后，在同一时期内又转账回到南站国库平恒锦公司差欠的小麦款。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全部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廖某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回扣1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廖某与时任南站国库主任的张某约定以每吨20元的好处费返点给张某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尚未制定，但被告人廖某的行贿行为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故对被告人廖某的行贿行为应当依照新修订的法律予以定罪量刑。被告人廖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行贿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犯挪用公款罪，本院评析如下： 1、从主观上看，从现有证据及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的当庭供述看，没有证据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知道被告人廖某资金困难，并需挪用南站国库资金填补被告人廖某的资金缺口，也没有证据证实另案被告人张某具有向被告人廖某提供资金帮助的意思表示，因此另案被告人张某主观上不具有挪用公款的犯罪故意。同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共谋挪用公款，只有该二被告人在侦查过程中的有罪供述予以佐证，但二被告人的供述中无共谋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相关细节支撑，且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在庭审中对此有罪供述当庭否认，证据前后矛盾，因此，故本院对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共谋挪用公款的指控不予认定。 2、从客观方面看，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机关指控的705万元的交易中，南站国库回笼资金723万元，获取收益18万元；762万元的交易中，南站国库回笼资金777万元，获取收益15万元；744万元的交易中，南站国库回笼资金759万元，获取收益15万元。上述三笔玉米交易，南站国库均获得了收益，另案被告人张某并未牟取个人私利。 3、从现有证据及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的当庭供述中看，被告人廖某与南站国库的购销行为系南站国库购销领导小组会议集体决定，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决定系被告人廖某指使，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人廖某参与策划购销领导小组会议议题、内容、执行方式等。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的规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与另案被告人张某共谋挪用公款的证据不足，也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廖某指使或参与策划了共谋挪用公款。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廖某犯挪用公款罪不成立。 被告人廖某提出“利息是股东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520万元和800万元的合同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平账行为，没有损害南站国库的实际利益，债权债务的金额也没有发生变更；公诉机关追诉的705万、762万、744万的三笔购销业务，所涉及的合同都是真实完成的，不是虚假交易”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刘强提出“被告人廖某与张某没有合谋；公诉机关指控的520万元和800万元，是一个平账行为，而非挪用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公诉机关没有证据否定其追诉的三笔玉米买卖合同的合法性；被告人廖某系初犯”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詹炯提出“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廖某与张某有共同的犯意”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廖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吴治全 审 判 员  王 皓 人民陪审员  李自果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文婉瞩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