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8民终3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初秀玲，女，1973年3月7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学民，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达，河北久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永发，男，195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上诉人初秀玲因与被上诉人孙学民及原审被告孙永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8民初4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初秀玲，被上诉人孙学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光达及原审被告孙永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初秀玲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8民初434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孙学民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判决我方给付土豆款8892.00元严重错误。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9月8日孙永发在围场县新地乡营房村收购土豆，孙永发收购被上诉人孙学民四亩地的土豆，每斤土豆0.45元，由孙永发的女婿过的泵记得账，合计19760斤，后通过上诉人初秀玲通知来上诉人家找孙永发支钱，由孙永发直接支付给孙学民8850.00元，对于这一事实有公安机关卷宗材料徐延洪、杨伟杰、孙永发的证言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孙学民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仅凭被上诉人孙学民自己的记账凭证认定我方给付土豆款完全错误。被上诉人自己的记账凭证只能证实买卖关系存在的事实，并不能证实欠款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应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孙学民诉至法院要求上诉人及孙永发给付土豆款，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没有给付土豆款的事实依据，如不能提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却将举证责任倒置，将该举证责任强加于我方完全错误。第二、因我方与孙永发之间系代收土豆的关系，我方只是为货主收购土豆装满车后，每斤收取0.02元的报酬，但我方没有义务发放土豆款，发放土豆款全部由货主直接给付卖方，对于这一事实孙永发在原审庭审中全部予以认可，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认定孙永发将货款全部支付给初秀玲严重错误。第三、根据收购土豆的交易习惯,对于收购每家多少斤土豆，由货主一方记账,装车完毕当时付款，如时间来不及，都在一两天付清。对这一交易习惯，原一审法院克勒沟法庭有相应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本案中2017年9月8日收取土豆，2017年9月25日才报警，长达17天，如没有给付土豆款，其一定早就找货主要钱，而不可能长达17天才报警，明显与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 孙学民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孙学民作为卖方，只要证明土豆已经交付给了初秀玲，即合同已经成立，卖方已经履行交付义务即可；初秀玲作为买方，主张买卖合同因付款而履行完毕，所以，其对已经付款的事实负举证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承担不利后果。二、在二审以及发还重审的庭审过程中，初秀玲都表示，孙永发与孙学民不认识，货是初秀玲收的，如果承担责任，应找初秀玲，与孙永发无关。初秀玲和孙永发都主张土豆款是由孙永发汇给初秀玲的丈夫徐延洪，再由徐延洪支付给销售方。所以，初秀玲和孙学民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初秀玲应承担付款责任。三、初秀玲说销货方自己记账，没有欠条；购货方也是自己记账，付了款也不让收款人签字。初秀玲的陈述是实际情况，围场农村每年秋天都发生大量的土豆交易，不可能这样操作，否则会导致严重的混乱。四、初秀玲近亲属的证人证言以及孙永发的陈述由于存在利害关系而效力较低，且前后多有矛盾之处。1、徐延洪（初秀玲的丈夫）的证言里说，9月8日晚上给孙学民付款时在现场的人有徐延洪、初秀玲、杨伟杰一家三口人，还有孙学全。孙永发的证言里说，9月8日晚上给孙学民付款时在现场的人有孙永发、孙永发的姑爷、孙学全、叫欣欣的男孩（杨伟杰）、马树珍（徐延洪的房东），两人都说给孙学民付款时孙学全在现场。孙学全是徐延洪亲姑父，但孙学全在派出所说，他没有看到过孙学民去支土豆钱。孙永发在一审庭审时说徐延洪也在付款的现场，和其在派出所的陈述又不一致。初秀玲在一审庭审时说，收货后的第2天，也就是9月9日付的款，付款时都是徐延洪在场，徐延洪去取的钱。但购货人孙永发说是收货的当天，也就是9月8日付的款，应付8892元，抹了42块钱的零斗，是孙永发拿出来50元钱付给了孙学民。可见徐延洪、初秀玲和孙永发的陈述不可信。2、派出所询问马树珍的问题是：“你看见孙学民去徐延洪家了吗？”马树珍回答：“看见了，他去了我就走了”，问：“他去干吗你知道吗？”答：“不知道”。问题中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不足采信。3、购货人孙永发在派出所说，他姑父朱窜喜给孙学民过的秤。9月8日晚上他的代收人初秀玲给孙学民打电话，让孙学民去拿钱。实际上，查看孙学民9月8日的通话记录，孙学民和初秀玲（电话是150××××2026）最晚的一个电话是9月8日13点11分，是孙学民打给初秀玲的。孙学民在9月8日最晚的一个电话是14点53分打给其他人的。9月8日晚上，孙学民和初秀玲根本没通电话。综上所述，初秀玲收货后没有付款，应承担付款的义务。 孙永发述称，其去上诉人家进货，开支的时候都是需要经过上诉人夫妻二人。上诉人的丈夫给了被上诉人土豆款8892.00元。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的土豆款。 孙学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给付土豆款合计人民币8892.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此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8日被告孙永发在围场县新地乡营房村收购土豆，被告孙永发与原告孙学民达成口头协议，被告孙永发收购原告孙学民四亩地的土豆，每斤土豆0.45元，但原告孙学民在那天却多出产了三亩地的土豆，被告孙永发说没有计划那么多，车拉不完没有同意一并收购，由被告孙永发的女婿过的地泵记得账，合计19760斤，当时没有给付原告土豆货款，后通过代办被告初秀玲告知原告晚上来她家支钱，合计土豆款8892.00元，在2017年9月25日原告称被告没有给原告开支土豆钱为由，双方发生打架后报警，2017年11月2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货款。另查明，被告孙永发委托被告初秀玲收购土豆，并将货款全部支付给初秀玲，初秀玲每斤收取劳务费0.0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土豆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交付货物的数量、单价双方均无争议，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原告主张被告收购原告土豆合计19760斤，每斤0.45元，合计货款为8892.00元的事实存在，被告理应及时给付原告货款，因被告初秀玲不能提供证明已经支付给原告相应货款的相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责任。另因被告孙永发系委托被告初秀玲收购土豆，并将货款全部支付给初秀玲，初秀玲从中收取劳务费，故被告孙永发在本案中不承担给付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初秀玲给付货款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初秀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学民土豆款人民币8892.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事实和采信证据与一审查明事实和采信证据一致，相关证据在案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通过现有证据材料、庭审情况及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冀0828民初5250号案庭审情况可证实上诉人初秀玲、原审被告孙永发与被上诉人孙学民之间存在土豆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被上诉人孙学民已将土豆交付给上诉人初秀玲及交付数量、单价双方均无异议，在被上诉人孙学民主张上诉人初秀玲、原审被告孙永发欠付土豆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初秀玲、原审被告孙永发作为买卖合同中应履行付款义务的一方理应承担已付款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初秀玲、原审被告孙永发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付土豆款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对原审被告孙永发委托上诉人初秀玲收购土豆及原审被告孙永发已将土豆款给付上诉人初秀玲的事实，上诉人初秀玲均无异议，并且表示“没给的我全权负责”，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初秀玲承担土豆款的给付责任并无不当。在土豆款未给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孙学民可随时向上诉人初秀玲主张权利，其在第“17天”讨要欠款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初秀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初秀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音 审判员 李红梅 审判员 孙琳丽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