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6民初5282号 原告：高小玲，女，1976年1月5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乐，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崎。 法定代表人：张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福、汪建锴，该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蓝天大厦。 法定代表人：蔡剑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舸、施义林，该公司员工。 原告高小玲与被告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翔空港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小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乐，元翔空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福、汪建锴，国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舸、施义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小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元翔空港公司、国航公司共同在《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厦门商报》、《海峡导报》、《中国民航报》等媒体公开向高小玲进行赔礼道歉；2.元翔空港公司、国航公司共同赔偿高小玲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等各项费用共计35602.5元（机票1880元、精神损失30000元、医疗费及误工费5602.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四名同伴共计五人（颜阿琴、黄军红、周幸荣、蒋鹭雄、高小玲）因计划前往青岛旅游，购买了国航公司2018年6月8日CA1804航班，该航班经停北京飞往青岛。当日，原告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4候机楼顺利办理完安检登机手续后，约在22点机场通知开始登机，登机口为68号。原告五人依次排队准备登机。就在排队登机时，突然有几个身份不明的女性冲过来，首先把颜阿琴从队伍中强行拖走。双方产生肢体接触，但颜阿琴身体单薄、寡不敌众，被拖离登机队伍。蒋鹭雄发现后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并向周围人员呼救。当时现场有工作人员和机场安保人员，但以上人员全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眼看着颜阿琴被人拖离了68号登机口。与此同时排在队伍中的黄军红也突然遭到几个不明身份黑衣男子的拖拽，意图将黄军红也拖离登机队伍。黄军红开始大声向周围呼救，蒋鹭雄和周幸荣赶忙跑过去保护黄军红，不让黄军红被拖走。由于双方用力拉扯，黄军红突然晕厥在地。由于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冲突，排队登机人群自然散开，拖拽的黄军红几个男子见势不妙，也赶紧撒手跑开，机场其他乘客在黄军红周围围成一圈围观。这时登机口工作人员及机场安保人员仍然袖手旁观，没有作出任何维持秩序与救助行为。过了一会黄军红苏醒过来，在蒋鹭雄和周幸荣的搀扶下挣扎站起来。这时工作人员又让队伍重新排队登机，原告也继续排队。排在队伍前面的是北京四中一群中学生，看到刚才的情形后自愿让出队伍位置，让原告等人先行登机。正当原告等人已经排队到达登机口，周幸荣将登机牌交给国航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刚才那些不明身份人员又向登机柜台方向冲过来，用力再次拖拽黄军红，结果导致黄军红再次虚脱晕倒并且抽搐。那些人一看不妙都跑开。黄军红直接挺躺在68号登机口。同时蒋鹭雄用手机向110报警，周幸荣再次将登机牌交给国航公司工作人员办理登机。这时，工作人员作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不接原告的登机牌，把68号登机口玻璃门关闭后转身离开，并招呼后面排队的旅客到另外一个登机口办理登机。蒋鹭雄报警后在原地等待消息，黄军红此时仍然躺在地上。这时从背后又冲出4个黑衣男子，抓住蒋鹭雄四肢，四脚朝天抬出68号登机口，拖到大概60号登机口区域后将蒋鹭雄放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造成蒋鹭雄手脚不同程度的挫伤。与此同时周幸荣也是一样被人抬出来，扔在跟蒋鹭雄相同地方。之前首先被拖走的颜阿琴，快被拖出机场安检口时因摔倒坐在地上，最终没有被拉出候机厅，自行一瘸一拐地走回登机口，正好碰到被仍在60号登机口的蒋鹭雄和周幸荣。与此同时黄军红因为昏厥抽搐被送往医院。至此登机口已经完全关闭，该航班已经飞离厦门，原告就此耽误了整个行程。 原告认为自己购买了国航公司的机票，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国航公司有安全送达义务和及时送达义务，并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保障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翔空港公司作为高崎机场的管理方，应当在公共场所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众多不明身份人员对原告实施侵害行为，并且已经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造成现场严重混乱和人员受伤的情况下，现场工作人员及安保人员，不但袖手旁观没有制止侵害行为，也没有任何应急预案来保障原告人身安全，更没有及时控制违法犯罪分子，直接导致了事态失控恶化。另一方面在原告等人排在队伍最前方可以立即登记的情况下，国航公司的工作人员拒绝接受登机牌安排原告登机，并且关闭原登机口，招呼其他旅客更换登机口改乘摆渡车继续登机，明显是有意将原告置于更加危险的环境，进一步造成了原告等人继续被侵害的后果。鉴于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元翔空港公司辩称，1.没有证据证明高小玲等人事发当晚在机场安检后隔离区内候机时受到人身伤害。2.高小玲等人起诉声称机场隔离区内有不明身份人士对其施暴等情形不属实。经了解，事发当晚，厦门市公安局高崎国际机场分局（以下简称厦门机场公安分局）进入机场隔离区执行任务,并在事发现场维持秩序，相关介绍信等文件厦门机场公安分局已在高小玲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供。3.对于厦门机场公安分局执行任务的行为，元翔空港公司不仅不能制止，反而有法定义务予以提供协助。在现场有人躺在地上时，元翔空港公司急救中心也及时到现场，并进行初步诊断，该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未发现有外伤。因此，元翔空港公司在本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错。高小玲以元翔空港公司没有制止该等公务行为要求元翔空港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法律依据。4.高小玲要求赔偿机票、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高小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国航公司辩称，1.关于事发经过，同意元翔空港公司的意见。国航公司也是在配合执行公务。2.当时有人冲击登机口，而且黄军红倒在登机口，对其他登机旅客造成了影响，国航公司才会关闭原登机口，更换登机口。3.高小玲等五人还未刷登机牌，运输期间还未开始。即便是在机场的范围内有冲突事件发生，国航公司不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不需要承担安保义务。4.国航公司自愿承担机票款。其他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高小玲提供的门诊病历、检查报告以及医疗费票据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无法确认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6月8日，厦门市思明区政府信访局、湖里区政府江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持工作介绍信到厦门机场公安分局接洽工作，称届时其工作人员将在机场对高小玲等五人进行劝访。当晚22时许，厦门市思明区政府信访局、湖里区政府江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4候机楼68号登机口附近对高小玲等五人进行劝导，厦门机场公安分局派员在现场维持秩序。期间，双方发生争执，黄军红倒在68号登机口。元翔空港公司及时派医护人员到现场，初步诊断黄军红生命体征正常，未发现有外伤。国航公司基于安全和秩序的考虑，关闭68号登机口，更换其他登机口。高小玲等五人未能登机。高小玲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高小玲购买机票支出1880元。 本院认为，厦门市思明区政府信访局、湖里区政府江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4候机楼68号登机口附近对高小玲进行劝访系履职行为，厦门机场公安分局一直在现场维持秩序，高小玲在起诉状中亦认可有民警在现场。高小玲主张元翔空港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国航公司并非机场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并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国航公司自愿承担高小玲的机票损失，本院予以照准。高小玲诉求的其他损失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已经证明事发当天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高小玲申请调取事发当天68号登机口的监控视频，已无必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高小玲1880元。 二、驳回原告高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0元，由原告高小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艳斐 人民陪审员  倪五洲 人民陪审员  石延庆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达鸿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