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黔04行初250号 原告罗杏，女，1980年9月28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代理人杨蕊鸣，贵州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柳浩瀚，贵州创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犀牛路3号。 法定代表人潘登岭，县长。 委托代理人唐浩，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郑斌，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和科技局。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犀牛路42号。 法定代表人冯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天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和科技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牟元洪，贵州骏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罗杏诉被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镇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宁县政府）、镇宁县教育和科技局（以下简称镇宁县教科局）教育行政补偿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并于同月20日作出（2017）黔04行初450号不予立案行政裁定。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黔行终1566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7）黔04行初450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予以立案。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杏及委托代理人杨蕊鸣、柳浩瀚，被告镇宁县政府委托代理人唐浩、郑斌，被告镇宁县教科局委托代理人王天祥、牟元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杏诉称：原告于1998年考入原贵州省安顺市镇宁民族师范学校（现安顺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入学时与原镇宁县教育局（现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了就业分配合同。原告毕业时，被告镇宁县教科局未按照合同约定给原告分配工作。2016年，原告得知有同学已经获得了补偿，并在向其了解的过程中得知安顺市人民政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遂多次要求被告补偿，被告均以原告遗失合同原件为由拒绝。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按照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对原告进行补偿。 原告罗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原告的毕业证、教师资格证、镇教科办信〔2017〕2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属于三校一部的毕业生；3.《息诉罢访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同班同学周倩已经得到补偿；4.罗国学、向鹏《合同书》（均为复印件），证明向鹏以及同班同学罗国学入学时签订了《合同书》以及合同书的内容是毕业后分配工作；5.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复印件），证明依照该文件解决的范围是（文件第2页第二段）具有相关依据能够证明是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等中专学校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并签订合同约定应安排就业而实际未安排就业的人；6.录音文件3份（复制件）、手机截屏照片１份（打印件），证明原告与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了《合同书》的事实；7.被告镇宁县教科局保管的原告档案袋照片（打印件），证明档案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封存，档案口是打开的，没有任何封存的痕迹，证实原告的档案是被打开的，可以合理推定被告将原告的《合同书》取出来了；8.中等专业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系“三校一部”的毕业生，在本人工作意愿一栏填写的是服从分配，服从安排，证实原告已经与被告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了就业分配合同书，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关系，符合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的规定。 被告镇宁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系安顺市人民政府为解决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中专毕业生信访问题下发的通知，其适用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具有所属地区办学机构颁发的学习经历印证材料、具有所属县（区）教育部门（招生办公室）定向（委培）合同（意见）或接收单位合同（意见）及具有所属县（区）行业主管部门签订的定向（委培）合同。因原告不能提供以上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系该文件的适用对象，故不具有起诉资格。二、被告未对原告进行补偿，并无不当。被告在执行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时是严格按照该文件要求的审核流程，本着尊重历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对符合文件的人员按照其选择的解决标准处理补偿问题，因原告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系定向或委培的学生，不符合文件对解决对象的要求，不应获得相关补偿。综上，原告诉称的事实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镇宁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镇宁县教科局当庭答辩称：同意镇宁县政府的答辩意见。原、被告之间并没有签订委托合同，原告信访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时，被告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查询原告委托合同，均未能查到。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原告未能提供与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其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依据，不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镇宁县教科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复印件），证明被告是严格按照该文件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三校一部”人员进行补偿，原告不属于该文件补偿对象；2.镇教科函〔2018〕15号答复（复印件），证明被告已经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规定，对原告请求作出答复，同时也证实原告在相关单位查询就业分配合同，均没有查询到；3.镇府专议〔2015〕217号会议纪要（复印件），证明镇宁县政府成立相应的处理小组负责“三校一部”等中专毕业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否对原告进行补偿决定权在镇宁县政府，镇宁县教科局只能根据原告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提交镇宁县政府决定，因此镇宁县教科局不是赔偿主体。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镇宁县教科局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1规定的解决范围是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等中专生，签订合同只是作为甄别要件，不是以签订合同与否来认定；合同关系不一定要有书面合同，且本案本身是有书面合同的；证据1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反而证实了原、被告之间有合同关系，是符合条件。证据3反映镇宁县政府对有合同的进行补偿，对合同不完整的，由提供材料的镇宁县教科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认定，并提供证明材料，但镇宁县教科局并没有向原告提供过证明材料；原告与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一式两份的合同，由镇宁县教科局保存一份，但现在镇宁县教科局不能证明合同在哪。 被告镇宁县政府对被告镇宁县教科局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并不是由镇宁县政府决定补偿对象，其是在执行上级的文件，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办理。 被告镇宁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是符合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的补偿对象；对证据2中镇教科办信〔2017〕24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认为只能证实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符合补偿对象的要求；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对周倩进行补偿是因为其提供的相关材料符合文件要求；对证据4，因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补偿的范围是签订了合同的“三校一部”学生，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所以对原告不予补偿；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被告镇宁县教科局的质证意见为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与原告合同的关联性，且拍摄地点不明；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原告符合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规定。 被告镇宁县教科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5、7、8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镇宁县政府一致；对证据4认为是复印件，也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不符合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6中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取得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未经同意非法录音，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录音中工作人员的回答是按照法律处理，找不到原告合同，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6中手机截屏照片，认为原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能作为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镇宁县教科局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5，因与本案有关联，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向鹏的合同书，因没有原件予以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中罗国学的合同书，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录音3的通话是在原告代理人多次强调原告确实与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进行的，接听电话的人员是在原告代理人的询问引导下作出了相应的回答，录音内容也反映了接听电话的人员并不是镇宁县教科局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其回答并不能代表镇宁县教科局认可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且三段录音的内容中，镇宁县教科局的工作人员均未答复称原告与其签订有合同，而是在原告代理人称原告等人确实签了合同，只是原告持有的合同原件找不到了，要求镇宁县教科局查找的情况下，答复其未找到；故该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该照片的拍摄地点、时间等信息不明，且无法体现照片的内容是镇宁县教科局保管的原告档案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该登记表系原告及班级、学校填写，无与镇宁县教科局相关的内容，本人工作志愿栏及学校对其工作分配的意见栏均空白未填写，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镇宁县教科局签订了就业分配的合同，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01年，原告就读于安顺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2015年8月6日，安顺市人民政府作出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就做好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等中专生信访问题化解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相关部门。该文件规定的解决范围是：具有相关依据能够证明是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等中专学校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并且签订合同约定应安排就业而实际未安排就业的毕业生。并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才能作为解决对象：一是具有所属地区办学机构颁发的用于证明学习经历的书面凭证（毕业证）、学籍证明及相关印证材料；二是具有所属县（区）教育部门（招生办公室）定向（委培）合同（意见）或接收单位合同（意见）；三是具有所属县（区）行业主管部门签订的定向（委培）合同（意见）。2015年11月13日，镇宁县政府作出镇府专议〔2015〕217号会议纪要，会议议定：各相关部门按照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要求，在前期摸底工作的基础上，对持有合同的人员按照要求进行公示并做好记录，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报县政府办，由县政府办汇总后报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对于持有的合同不完整的，由提供材料的镇宁县教科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并提供认定证明材料；对不属于文件解决范围的，要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如有其他意见可引导其通过司法程序解决。2018年4月13日，镇宁县教科局作出镇教科函〔2018〕15号答复，对原告等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作出如下说明：一、原告等人的个人学籍档案于2002年由安顺市民族中等职业学校转交我局保存，现存放于我局档案室，经档案室工作人员多次查阅档案，均未查到就业分配合同。二、我局向镇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宁县档案局递送协助调查函，请以上两个单位协助调查原告等人的就业分配合同；镇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称其一直不存在保管、保存毕业生就业分配合同的相关工作，因此没有原告等人的就业分配合同；镇宁县档案局回复称其只保管、保存各单位文书档案，不保管毕业生就业分配合同等相关工作文件资料，通过调查1998年至今的文书档案，未查到原告等人相关的文书档案资料。三、经查询，原告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个人学籍档案存于我局，但档案中未存在就业分配合同，镇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宁县档案局也未存在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诉请被告按照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对其进行补偿，而该文件明确的解决范围是：具有相关依据能够证明是1999至2001届“三校一部”等中专学校定向培养、委托培养，并且签订合同约定应安排就业而实际未安排就业的毕业生；并明确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才能作为解决对象：一是具有所属地区办学机构颁发的用于证明学习经历的书面凭证（毕业证）、学籍证明及相关印证材料；二是具有所属县（区）教育部门（招生办公室）定向（委培）合同（意见）或接收单位合同（意见）；三是具有所属县（区）行业主管部门签订的定向（委培）合同（意见）。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所要求的相关合同，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镇宁县教科局曾签订相关定向培养合同或定向委培合同。被告镇宁县教科局经过查阅档案，并向镇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镇宁县档案局递送协助调查函，均没有查到原告的就业分配合同。故原告不能证明其属于安府办发电〔2015〕79号文件的解决范围，其起诉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关于起诉要有事实根据的法定起诉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罗杏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罗杏。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雯贞 人民陪审员  陈 兰 人民陪审员  赵奇斌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娄雅淅 书记员崔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