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8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凌平，男，196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彬明，傅冠华，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西章，男，195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林洋、陆惠娟，杭州市锦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泉皖浙农贸综合大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四化路南解放路东西两侧。 法定代表人：于世方。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峰，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凌平因与被上诉人柳西章、临泉皖浙农贸综合大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浙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8）浙0185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凌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凌平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柳西章、皖浙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案件基本事实，导致完全错误的判决结果。一审判决认定张凌平与柳西章之间系代持股份关系是罔顾案件最基本的事实。理由如下：（1）张凌平与柳西章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涉案临安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贸城公司）49%股权以735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柳西章，并于次日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柳西章同日成为农贸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后，柳西章实际掌控涉案农贸城的公章与经营管理权，并一直对外开展农贸城商户招租等实际经营活动。如果双方之间是代持关系，柳西章为何能代表农贸城公司对外开展实际经营活动。（2）张凌平没有委托柳西章代持股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张凌平与柳西章之间非亲非故，无任何关系，张凌平委托一个外省且非亲非故的陌生人代股高达735万元的股份，这显然与最基本的常理不符。（3）一审中张凌平当庭发问柳西章如果认为双方之间是代持关系，是否愿将股份返还，但柳西章表示不愿返还代持股份；一审法院在庭后主持关于股份返还事宜的调解，但柳西章拒绝到场，并编织张凌平造成其损失的荒谬理由，更进一步证明代持的虚假性。（4）涉案股权转让完整的流程可以证实股权转让的真实性。2016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关于“临安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声明暨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约定委托股权评估，根据评估报告确定最终的股权收购价格，并另行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转让协议》；2016年12月16日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并提交双方，次日皖浙公司即任命柳西章担任农贸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年12月20日张凌平与柳西章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同年12月21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上述转让流程，可以充分证明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张凌平的一审诉讼请求。综上，张凌平与皖浙公司、柳西章之间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合效有效，根本不存在代持股份关系；一审判决罔顾案件最基本事实，导致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张凌平的一审诉讼请求。 柳西章答辩称：一、张凌平与柳西章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上并不存在。虽然双方在2016年12月2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事实上并没有履行，柳西章是受张凌平的委托代为持有相应的股权，因为双方之间就代持的权益没有解决，且张凌平也没有提出要求解除代持的请求，故现在还由柳西章继续持有。二、柳西章既无能力也无需要持有该股权，张凌平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变更进行过协商，双方也没有对该股权价款的支付进行约定，在涉及重大价值的股权变更过程中不可能仅凭一份协议就草率了事，这显然不符常理。同时在办理股权变更时，双方所涉的标的物是属于一个负资产的情况下，既然是在负资产的情况下，柳西章怎么可能会出资735万元收购49%的股权。即使是真的收购行为，也不需要支付价款，由此可见，双方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并不具备真实意思表示，因当时的注册资金为1500万元，双方纯粹是为了办理变更手续而使用。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张凌平提起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皖浙公司答辩称：皖浙公司对发生在2016年12月20日张凌平、潘华娣与柳西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2018年12月21日农贸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柳西章的事实不知情、不清楚，也没有指派柳西章从事上述行为。上述行为系柳西章个人行为，与皖浙公司无关。皖浙公司对经营中涉及重大关键投资和决定时必定依照法律和公司规程按程序形成书面的文件、委托书。本案股权交易额总计为765万（即张凌平735万、潘华娣30万），金额巨大，如果皖浙公司指派柳西章收购张凌平、潘华娣的股权，必定会将委托书交付柳西章明确相关权限、委托期限。而本案这一关键的委托书及相关文件没有，就足以证明柳西章与张凌平、潘华娣的股权交易及担任法定代表人系柳西章的个人行为，与皖浙公司无关。潘华娣基于2016年11月15日的《承诺函》主张皖浙公司收购了其股权，显然是对《承诺函》的误解。根据《承诺函》鉴于部分第一条及第二条的约定，若皖浙公司收购股权肯定会以审计报告确定股权收购价格并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公证。根据2016年12月16日浙江中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2016年10月31日农贸城公司的净资产为负资产。而潘华娣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经过公证，且是以一比一的股权资本收购，显然违背《承诺函》的约定。皖浙公司绝对不会收购农贸城公司的股权，因为农贸城公司对皖浙公司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签订《承诺函》的目的在于对农贸城公司的资产予以调查，摸清农贸城公司的债务和资产，为股权收购作准备。《承诺函》不是《股权转让协议》，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期热身工作。在《承诺函》中没有明确收购谁的股权，且协议主体是皖浙公司与农贸城公司。从签订主体也能看出，这不是《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11月17日的《任命书》是对《承诺函》第二条的履约行为，目的在于开展尽责调查。《任命书》出具日期在评估报告之前，不是如上诉状所说的在2016年12月17日。因此，《任命书》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柳西章与张凌平、潘华娣的股权交易及担任法定代表人系柳西章的个人行为，与皖浙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潘华娣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张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柳西章、皖浙公司共同支付张凌平股权转让款735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张凌平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15日为394181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柳西章、皖浙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农贸城公司与皖浙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了《承诺函》一份，其中载明双方就农贸城公司51%的股权的转让事宜进行了磋商，并对股权转让中有关工作沟通事项进行约定，其结果和双方最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具有约束力。《承诺函》中还约定以下内容：一、皖浙公司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农贸城公司51%的股权、权益及其实质性资产和资料，《承诺函》签订后3个月内，双方共同委托评估公司、会计事务所进行股权评估和财务审计，并出具双方均认可的评估报告和财务审计文件，双方据此确定最终的股权收购价格，并另行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转让协议》，且进行法律公证。二、双方同意在《承诺书》签订之后一周内先行启动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登记及法人变更手续，双方全力配合，有关正式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 2016年11月17日，皖浙公司出具《任命书》，载明“任命柳西章为临安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树民为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监事，任命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即开始执行”。 2016年12月16日，浙江中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该份报告书中载明截止2016年10月31日，农贸城公司未经审计的清查调整后财务报表显示，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86949836.96元、116910794.31元和-29960957.35元。 2016年12月20日，张凌平与柳西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张凌平将农贸城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柳西章，股权转让价款为735万元，转让基准日为2016年12月20日。 2016年12月21日，张凌平名下农贸城公司49%的股权转让至柳西章名下。农贸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由张凌平变更为柳西章。 一审法院认为：《承诺函》第二条中约定《承诺函》签订之后一周内先行启动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登记及法人变更手续，双方全力配合，有关正式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故上述《承诺函》的性质并非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双方之间在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对准备收购前的相关前置事项所作的约定，因皖浙公司最终并未与农贸城公司或包括张凌平在内的股东签订经过公证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并未对股权转让价格、付款时间等关键事项作出过约定，同时张凌平也没有证据证明皖浙公司授权柳西章与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皖浙公司在本案中表示其已拒绝收购农贸城公司的股权，故张凌平与皖浙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张凌平要求皖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柳西章虽与张凌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从以下几点也可以反映双方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图并非柳西章愿以735万元的价格向张凌平购买农贸城公司的49%股权；首先，柳西章系皖浙公司的员工，皖浙公司在2016年11月17日出具的《任命书》中将柳西章任命为农贸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诺函》第二条中明确约定《承诺函》签订之后一周内先行启动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登记及法人变更手续，而柳西章在2016年12月21日成为皖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从张凌平处受让49%的农贸城公司股权的事实可以与上述事实相吻合；其次，农贸城公司的股东权益经评估为负值，而柳西章与张凌平签订的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价款仅简单按照农贸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乘以受让股权的比例确定，且对如此大额的转让价款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也未约定受让后相关事宜的处置条款等，显然与常理不符；另外，从柳西章个人的职业、收入等情况出发，其个人花费巨额资金收购农贸城股权的动机也有所不足。一审法院综合考量上述因素认为相比张凌平诉称的柳西章、皖浙公司向其购买股权的情况，柳西章代持张凌平在农贸城公司49%的股权更符合实际情况。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凌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00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1009元，由张凌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16年12月20日，案外人潘华娣与柳西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潘华娣将农贸城公司2%的额股权转让给柳西章，股权转让价款为30万元，转让基准日为2016年12月20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柳西章与张凌平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对于柳西章与张凌平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妥。理由如下：首先，张凌平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依据是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原件存于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系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必需的材料。其次，根据现有证据，柳西章分别与张凌平、案外人潘华娣于同一日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柳西章通过该次交易受让的股权达到了农贸城公司股权的51%，但交易中除留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材料以外，并无双方就股权转让进行接洽、磋商、调查的材料，双方甚至不持有协议原件。第三，农贸城公司的股权权益经评估为负值，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却为735万元，恰好为农贸城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与转让股权的比例的乘积。鉴于柳西章一直在农贸城公司任职的事实，其以此价格收购股权，显然有违常理。此外，结合柳西章的从业经历、经济情况，其个人出资收购农贸城公司股权的动机也有所不足。因此，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张凌平要求柳西章支付73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张凌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9元，由张凌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之薏 审判员  夏文杰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