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47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涛，男，197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匡宾雪，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平，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女，198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勇，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伟，浙江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涛因与被上诉人李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6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谭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亚为谭涛代持的系宁波市北仑恒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仑恒誉公司）的6%股权错误。其一，《股份挂靠协议》中载明代持所涉的公司系“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李亚即将新成立的公司，而非签订《股份挂靠协议》时已经存在的北仑恒誉公司。其二，北仑恒誉公司成立于2009年，且案外人李亚之夫王玉华（《股份挂靠协议》主体内容的执笔者）系北仑恒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该公司非常熟悉，如北仑恒誉公司与“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实际系同一家公司，王玉华在起草《股份挂靠协议》内容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笔误。其三，“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与北仑恒誉公司虽然字号相同，却因区划不同明显系两家公司。现实中，也存在多家字号相同但因行政区划不同而非同一主体的情况。其四，从谭涛的角度来说，其曾系北仑恒誉公司的股东，对北仑恒誉公司非常熟悉，如果《股份挂靠协议》载明的“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系北仑恒誉公司，谭涛是没有理由写错的。而且，谭涛在签订《股份挂靠协议》之前才刚刚出让其在北仑恒誉公司的股权，并获得了出让股权的收益，再次按照240000元的价格回购，且再次入股时从显名股东变成了隐名股东，显然不合理。其五，退一万步说，即便代持股的目标公司不能认定为宁波伊泽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泽公司），也不应直接认定为是北仑恒誉公司。本案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双方约定由李亚代持股权的目标公司“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事实上并未成立。一审法院未考虑该中可能性，直接认定代持的股权目标公司即是北仑恒誉公司是错误的。谭涛未就目标公司系“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的可能性提出过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李亚为谭涛代持的6%股权所指向的目标公司并非伊泽公司错误。其一，谭涛在一审中承认《股份挂靠协议》的备注部分系由其添加，且应该是出具《股份挂靠协议》的当天添加的。《股份挂靠协议》形成时，谭涛与王玉华关系较好，未特别关注《股份挂靠协议》的签订过程。虽然鉴定意见显示《股份挂靠协议》的备注与主体部分形成时间不一致，但谭涛并非有意欺骗。《股份挂靠协议》主体部分可能早已写好，由此造成谭涛在签订《股份挂靠协议》当日加上备注内容后，两者就有了时间上的先后。其二，虽然未在《股份挂靠协议》中明确约定，但伊泽公司系在签订了《股份挂靠协议》后新成立的公司，且该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是谭涛、李亚约定的《股份挂靠协议》所涉的项目。李亚提交的录音证据也可证明李亚为谭涛持有的股权指代的目标公司是在双方签订《股份挂靠协议》时尚未成立，且涉及机器人项目的公司，伊泽公司符合《股份挂靠协议》指向的目标公司。其三，关于股权比例。李亚原口头约定由谭涛持有8%股权，但因《股份挂靠协议》中仅载明6%股权，故谭涛在诉讼阶段仅主张6%股权。至于谭涛未在后续继续追加投资，系因李亚恶意向谭涛隐瞒增资机会，有意稀释谭涛的股权造成。 李亚辩称，一、谭涛系北仑恒誉公司原始股东，其在2011年转让北仑恒誉公司的股权后获得高额回报，随后又后悔退出该公司，但再次入股北仑恒誉公司需要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且谭涛当时还有其他对外债务，为避免被其他债权人知晓其持股情况，谭涛与李亚约定由李亚代持谭涛在北仑恒誉公司的股份，签订了涉案《股份挂靠协议》；二、《股份挂靠协议》中载明的“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实际就是北仑恒誉公司，双方在签订该《股份挂靠协议》时非常匆忙且随意，故存在上述笔误。三、《股份挂靠协议》第一条载明“甲方现有6%的股份”，所谓“现有”，明确指向是当时存在的公司，不可能是几年后成立的伊泽公司。四、谭涛在《股份挂靠协议》中随意添加内容，想获取不当的利益，其行为应构成虚假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谭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亚及王玉华共同支付谭涛股权转让款1412400元。一审中，谭涛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李亚支付谭涛股权转让款1800000元及利息（以18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涛与李亚原均系北仑恒誉公司股东，其中谭涛持股比例为21%；2011年1月13日，谭涛将其持有的该公司全部股份以63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应华辉。李亚与王玉华系夫妻。2011年3月18日，王玉华代李亚（乙方）与谭涛（甲方）签订《股份挂靠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现有6%的股份（股价240000元，贰拾肆万元整），挂靠在李亚名下。2.甲方和乙方按实际执有股份共同分享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利益、同时亦按相应的股份执有额承担公司经营的各项义务及风险。3.甲、乙双方均应共同遵守公司的股东章程；4.本协议未尽事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为准。5.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以上内容为王玉华手写。该《股份挂靠协议》落款前另有备注两行，内容为“备注：以上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宁波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如乙方注册新公司，甲方亻及享有乙方名下6%股权。”该部分内容系谭涛手写。经鉴定，备注部分内容与协议中除谭涛签名外的其他内容非同时形成，备注部分内容系谭涛后期添加形成。李亚预付鉴定费14800元。2011年1月13日，谭涛向王玉华汇款240000元。2013年5月，伊泽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1500000元，李亚和王玉华均非原始股东。2013年11月1日，李亚受让伊泽公司55%股份，成为伊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金额为825000元；2014年4月23日，伊泽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000000元，李亚增加出资至1650000元，仍占公司55%股权；2015年6月16日，伊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玉华；其后伊泽公司又两轮增资，李亚保持出资1650000元，持股份额逐步下降至38.236%。后李亚逐步转让股份，至2018年2月27日，李亚不再持有伊泽公司股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案外人陈群力。另认定，2015年7月13日，王玉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谭涛汇款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谭涛将240000元投资款挂靠到李亚名下，约定占6%股份，该6%股份是李亚为谭涛代持的北仑恒誉公司股份还是伊泽公司股份，进而李亚再将其持有的伊泽公司的股份转让后，是否应将其所获转让款的6%支付给谭涛。谭涛认为其与李亚约定的是其以240000元价格购买李亚后期将成立的经营机器人项目的公司6%的股份，该股份挂靠在李亚名下，现李亚实际成立伊泽公司，故谭涛持有伊泽公司6%股份。李亚认为谭涛出资240000元系购买北仑恒誉公司6%股份，该股份挂靠在李亚名下。该院认为，案件所涉240000元款项并非用于谭涛购买李亚名下伊泽公司股份。首先，谭涛提交的《股份挂靠协议》中王玉华手写部分并未涉及伊泽公司或李亚后期拟设立公司，该协议备注部分系谭涛后期添写形成，谭涛所依据的该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瑕疵，难以证明谭涛委托李亚代持的股份为将来设立公司的股份，反而只能证明李亚为谭涛代持的为当时存在的李亚为股东的北仑恒誉公司的股份。谭涛虽主张《股份挂靠协议》中虽未写明北仑恒誉公司，但从该协议第2条中的“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的表述分析，与北仑恒誉公司的企业名称的区别仅为企业名称中的行政区划名称不同，企业的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协议中的“自动化科”后显然漏写了“技”字）、企业组织形式均相同；谭涛在其添加的备注中，先将企业名称中的地域名称写为“宁波”，后又将该两字划去改为“浙江”，并将王玉华书写企业名称时漏写的“技”字补全；再结合谭涛在备注中表述的“以上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宁波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如乙方注册新公司”中的“包括但不限于”、“新公司”等内容，能够明确表明王玉华和谭涛所书写的企业名称的实际指向为北仑恒誉公司而非其它将来设立的企业。其次，从伊泽公司设立的时间及李亚的持股比例看，谭涛主张李亚为谭涛代持伊泽公司的股份也难以成立。伊泽公司在双方签订《股份挂靠协议》两年多后方设立，谭涛、李亚在签订《股份挂靠协议》时难以预知公司规模、注册资本等情况，李亚也并非该公司原始股东，故李亚也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其在此后受让的股权份额及股权价值，并以每股40000元价格将其持有的该公司6%的股份转让给谭涛；且李亚持有伊泽公司股份后，也曾成倍追加出资，后其持股比例随该公司注册资本的不断变化而变化，而谭涛除向李亚交付前述240000元款项后未再向李亚交付其它出资款，却主张始终持有该公司6%股份，显然亦不符客观事实。最后，谭涛主张其收到分红款100000元，但是并无证据证明王玉华汇付的该笔款项系分红款，且即便该笔款项系分红，其也不能证明系王玉华代李亚支付给其的是伊泽公司分红款。综上，该院认为，案件系因股权代持而引发的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纠纷，属一般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故该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谭涛、李亚约定由李亚为谭涛代持公司股份，双方经平等磋商后签订的《股份挂靠协议》（除备注部分外）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依法应确认有效，双方均应依协议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谭涛主张李亚为其代持伊泽公司6%的股份，在李亚将该股份转让后应将所得转让款支付给谭涛，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谭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故其要求李亚支付其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谭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10500元，鉴定费14800元，合计25300元，由谭涛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股份挂靠协议》项下代持股股份指向的目标公司是否系伊泽公司。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谭涛主张涉案《股份挂靠协议》项下代持股份指向的目标公司系伊泽公司，其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一，从涉案《股份挂靠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指向的目标公司为“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与伊泽公司在字号上存在显著差异。谭涛认为“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系李亚即将新成立的、主营业务与机器人相关公司的暂定名，故虽然存在字号上的显著不同，该“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仍可指向伊泽公司。但《股份挂靠协议》的主文中并无关于暂定名或即将新成立公司的相关表述，且伊泽公司并非李亚创设，本院对伊泽公司与“浙江恒誉自动化科有限公司”对应性难以认定。《股份挂靠协议》备注部分确有关于若李亚注册新公司，谭涛享有相应6%股权的内容，但在一审中，经鉴定，该备注内容与主文部分不是同一时间书写，且李亚对“备注”内容不认可，故“备注”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共同真实意思表示，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股份挂靠协议》第一条有“甲方现有6%股权”的描述，从文义理解，该股权指向的目标公司应系双方签订《股份挂靠协议》时已经存在的公司，而伊泽公司届时尚未成立。结合上文分析，本院认为，从《股份挂靠协议》内容的角度无法充分佐证谭涛的主张。第二，从签订《股份挂靠协议》背景原因来看，谭涛主张因签订协议时，伊泽公司尚未成立，故约定由李亚代持。李亚辩称，因谭涛以高价转让原持有的北仑恒誉公司股权之后，仍想再次入股，但因无法得到全体其他股东的同意，且为避免其他债权人知晓其财务情况，故约定由李亚代持。谭涛的解释虽然言之成理，但双方当事人陈述不一致，且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结合伊泽公司成立后，谭涛所称的代持原因已经消失，但谭涛却并未要求明确其股权持有情况的事实，本院认为，从签订《股份挂靠协议》的背景原因角度亦无法证明谭涛的主张。第三，关于王玉华向谭涛汇付100000元，谭涛主张系王玉华代李亚向其支付伊泽公司的分红款，李亚主张该款系谭涛向其借款。本院认为，该款虽在李亚入股伊泽公司之后由王玉华汇付给谭涛，但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款项系分红款，故从该角度亦难支持谭涛的主张。第四，从李亚对伊泽公司的投资款来源角度看，自李亚入股伊泽公司后，谭涛从未以任何形式向伊泽公司进行出资。而《股份挂靠协议》项下的240000元出资系谭涛直接汇付至王玉华账户，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该款最终流向伊泽公司。综合上文分析，谭涛主张其持有6%伊泽公司股权缺乏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未支持谭涛提出的、要求李亚向其支付伊泽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谭涛提出的即便涉案股权指向的目标公司并非伊泽公司，一审法院也不应认定为系北仑恒誉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中，谭涛并未提出涉案《股份挂靠协议》指向的目标公司存在实际未成立的主张。李亚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中也有王玉华陈述的其曾计划北仑恒誉公司“上机器人项目”，“浙江恒誉”实质就是北仑恒誉公司的表述。且《股份挂靠协议》中并未载明关于新成立一家与机器人相关公司的内容，故一审法院所作的分析也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谭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上诉人谭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满尝 审判员  王文海 审判员  毛 姣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施晓 书记员汤李燕